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鑫汉邦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1号［二戈寨社区］。法定代表人：周旭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蓉，贵州思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仟，贵州思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治玺，男，1976年10月1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瑛，女，1971年8月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施秉县，系吴治玺之妻。上诉人贵阳鑫汉邦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汉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治玺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0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汉邦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0634号民事判决书，将案件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错误认定为雇佣关系。2018年5月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口头组装7台电脑、1台音响的协议，合同价款共计人民币24,600元，显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卖电脑并安装，由上诉人支付货款，该法律关系双方均无异议，而安装电脑这一行为属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的售后服务；2、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其对自己的安全负有最大的注意义务，由其自身不慎导致的自损结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使上诉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吴治玺辩称，1．我与上诉人仅是口头达成买卖合同，约定买卖并组装电脑，根据一般交易习惯，电脑的组装并不当然涉及到为顾客进行电话线架设，我并无为上诉人架设电话线的义务，我帮忙架设电话线的行为并非合同义务，而是帮工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并未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动要求被上诉人帮忙架设电话线，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吴治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194,462.73元；2、依法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6日上午，原告吴治玺在为被告鑫汉邦公司拉网线时受伤，后吴治玺被送往贵阳市第六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左胫骨骨折、左腓骨骨折等，共计住院16天。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并对后续费用、三期进行评估，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1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吴治玺因高坠致左下肢损伤遗留左踝关节活动功能部分受限评定为十级伤残；（二）吴治玺因高坠致左下肢损伤，其误工期限评定为150-180日，护理期评定为60-90日，营养期限评定为60-90日；（三）吴治玺因骨折固定取除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约玖仟至壹万圆整（9000-10,000元）”。故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提出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在本案中，法院通过现场勘验得知原告吴治玺受伤地点（天窗口）距离安装电脑的位置有5米的距离，同时吴治玺为什么出现在受伤地点的原因是吴治玺上楼拉网线时所受到的伤。因此对被告贵阳鑫汉邦物资有限公司的辩称即“原告是在安装电脑的过程中自己操作不当受伤”因与事实不相符，故法院对原告这一辩称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关于电脑的组装并未涉及到关于网线的连接与安装。如若原被告双方对关于网线的连接与安装有进行约定，也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根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鑫汉邦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被告鑫汉邦公司对原告吴治玺此次受伤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同时原告吴治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日常生活以及工作过程中应具有防患意识与安全保障意识。因此，在其从事具有一定危险系数的活动时一定要做好安全保障，故原告吴治玺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原告吴治玺就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30%的责任，被告鑫汉邦公司就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70%的责任。因此为析清案情对原告吴治玺诉讼请求的各项费用综合认定如下：一、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人民币28,654.5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但根据原告吴治玺提供的贵阳市第六医院的5张医疗费发票来看，原告吴治玺在贵阳市第六医院进行治疗期间所花费的金额为27,779.49元，同时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贵阳市第六医院发票（发票代码：152011606104，发票号码：02335944）来看，原告吴治玺所缴纳的医疗费27,223.14元中有21,406.96元为统筹基金，账户支付金额为430.16元，因此原告仅缴纳的医疗费为5,386.02元。故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医疗费为人民币5,386.02元，对于超出的医疗费用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对原告主张的伤残赔偿金人民币63,18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以及根据贵州省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2017年的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80元，结合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所评定的原告吴治玺的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残以及原告受伤时间是2018年5月25日，因此原告的残疾赔偿金额为：29,080元/年×20年×10%=58,160元，对于超出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人民币18,309.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结合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所评定的原告吴治玺的误工期限为150-180日，因被告鑫汉邦公司对原告吴治玺所主张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予以认可，且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原告吴治玺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为：37,127元/年，至于误工期限因为鉴定机构所评定的是区间值即150-180日，因此误工期限应取中间值更为合理即误工期限为165天。故误工费为：37,127元/年÷365天×165天=16,783.44元，对于超出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四、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人民币22,453.89元（91,063元/年÷365天×90天=22,453.8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以及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所评定的原告吴治玺的护理期限为60-90日。但单凭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结婚证并不能证明原告妻子是从事信息传输行业，同时原告吴治玺也并未提供其妻（何国瑛）的收入证明，因此护理费的标准只能按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标准进行计算。根据《2018年贵州省统计年鉴》所显示的2017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8,568元/年。因鉴定机构所评定的护理期限是区间值即60-90日，因此护理期限应取中间值更为合理即护理期限为75天。故护理费为：38,568元/年÷365天×75天=7,924.93元，对于超出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五、对原告主张的鉴定费用人民币1,900元。因原告提供了相应的鉴定报告以及相应的发票且上述鉴定费用是用于原告此次受伤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故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六、对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人民币1,700元。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以及《贵州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省内出差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100元”并根据原告所提供的住院病历来看原告的住院天数为16天，因此住院伙食费为人民币16天×100元/天=1,600元，对于超出部分的住院伙食费，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七、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人民币9,000元（100元/天×90天=9,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以及根据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所评定的原告吴治玺的营养期限为60-90日。被告鑫汉邦公司辩称营养费的标准应当按照30元/天进行计算，法院综合贵阳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现实生活水平关于营养费的标准应以50元/天比较合理，因鉴定机构所评定的营养期限是区间值即60-90日，因此营养期限应取中间值更为合理即护理期限为75天。因此营养费为：50元/天×75天=3,750元，对于超出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八、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人民币1,000元。原告虽未提供正式发票，但是原告受伤后其出行就医势必会产生相应的交通费用，因此法院依法酌情考虑交通费人民币300元。九、对原告主张的后期治疗费人民币10,000元。根据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所评定的原告吴治玺的后续费用为9,000元-10,000元，但是因鉴定机构所评定的后续费用是区间值，因此后续费用应取中间值更为合理即后续费用为9,500元。十、对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下列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因法院已经对其残疾赔偿金予以支持，故对于原告这一主张，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十一、对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人民币33,260.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原告提供的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镇蒿芝塘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吴治玺与杨英（1941年5月5日生）系母子关系是被赡养人，但根据原告吴治玺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认定原告吴治玺是杨英的唯一赡养人，也不能排除存在法定情形规定的其他赡养人。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对被抚养人杨英的生活费进行计算的情形下。对原告吴治玺所主张的被扶养人杨英的生活费，法院实难支持。对原告吴治玺主张被告抚养人吴倚妮生活费，根据原告提供的户口簿、结婚证、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镇蒿芝塘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来看，原告吴治玺与吴倚妮系父女关系，吴倚妮出生日期为2008年4月2日，原告吴治玺受伤的时间是2018年5月25日，因此根据2018年贵州省统计年鉴所显示的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0,348元/年，故被扶养人吴倚妮的生活费为：20,348元/年×8（18岁-10岁）×10%÷2=8,139.2元，对于超过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医疗费为5,386.02元、残疾赔偿金为58,160元、误工费为16,783.44元、护理费为7,924.93元、鉴定费为1,900元、住院伙食费为1,600元、营养费为3,750元、交通费为300元、后期治疗费为9,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8,139.2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13,443.59元。因原告吴治玺对此次纠纷承担30%的责任，故被告鑫汉邦公司对此次纠纷承担70%的责任即113,443.59元×70%=79,410.51元。另查，被告鑫汉邦公司于2018年8月26日给原告吴治玺先行垫付医疗费5,735.44元，上述事实有被告鑫汉邦公司提交的医疗费发票3张、收款收据2张在卷佐证，因此法院被告鑫汉邦公司应承担的相应费用应当扣除上述费用即79410.51-5,735.44元=73,675.07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判令被告贵阳鑫汉邦物资有限公司在本案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吴治玺人民币七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元零七分；二、驳回原告吴治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95元，由被告贵阳鑫汉邦物资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794元，原告吴治玺承担人民币1,3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吴治玺与鑫汉邦公司均陈述，吴治玺与鑫汉邦公司就电脑买卖合同达成后，已完成了相应的电脑安装服务，事发当天系吴治玺完成安装电脑之后十多天，双方均认可事发时吴治玺准备爬向高处将电话线甩下对打印机进行相关连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鑫汉邦公司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鑫汉邦公司主张吴治玺系在提供电脑安装售后服务过程中受伤，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从一、二审查明事实来看，事故发生时，吴治玺并非在为鑫汉邦公司进行电脑安装，而是应鑫汉邦公司的要求对打印机的传真进行连接，本案中，鑫汉邦公司与吴治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鑫汉邦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吴治玺就电脑安装之外的安装服务进行了约定，事发时，吴治玺正准备从高处将电话线甩下，而电脑与打印机的连接通常为网线，并非电话线，故吴治玺陈述其当时应鑫汉邦公司的要求就打印机的传真与电话进行连接更为符合常理，根据一般交易习惯，电脑安装并不当然包括进行打印机的传真与电话的连接，故鑫汉邦主张打吴治玺的行为属于售后服务无充分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原判认定鑫汉邦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并认定吴治玺承担此次事故30%的责任已经考虑到其相应的过错程度。综上，鑫汉邦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各项损失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鑫汉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2元，由上诉人贵阳鑫汉邦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珑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杨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