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7行终3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雄金，男，196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晓宁，浙江浩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366号。 法定代表人鲍建平，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刘旭伟，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楼惠英，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施平平，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雄潮，男，196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姜文革，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雄金与原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根据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义乌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义委发〔2019〕6号），原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19年1月18日被撤销，其职能由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受。）、第三人陈雄潮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的（2018）浙0782行初95号行政裁定。陈雄金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审理后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浙07行终154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义乌市人民法院据此另行立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9）浙0782行初279号行政裁定。陈雄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调阅一审卷宗、询问当事人等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雄金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晓宁，被上诉人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行政负责人刘旭伟及委托代理人楼惠英、施平平，原审第三人陈雄潮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文革，均于2020年6月11日到庭参加庭审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原告陈雄金、第三人陈雄潮均系陈樟华、季银翠的儿子。涉案房屋位于义乌市××城镇西门街××号。1992年4月12日，陈樟华以第三人陈雄潮名义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并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权属证明书、宗地草图、地籍调查表等材料。同年5月，原告对涉案房屋邻近的位于稠城街道西门××××号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土地登记。原义乌市国土资源局经地籍调查，权属审核，于2000年9月21日在义乌日报刊登土地登记公告。2000年9月28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陈雄潮颁发了义国用（2000）1-10239号土地使用权证，权利人陈雄潮，权属性质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占地面积75.7平方米。另查，2000年2月22日，陈樟华、季银翠及原告陈雄金、第三人陈雄潮在金樟池、徐晓林见证下，签订房屋分拍契约（协议），对案涉房屋进行析产。该分家契约载明：一、正屋靠南面楼上楼下壹间，房屋产权归长子陈雄金管业。二、正屋大门楼上楼下壹间，房屋产权归次子陈雄潮管业。三、正屋后面一间朝北（门朝西门街）楼上楼下壹间，父母在世时居住过老，父母百年后房屋产权再由次子陈雄潮管业。……。六、以上房屋父母健在时归父母所有，百年后由长子陈雄金、次子陈雄潮各自管业。2002年10月，陈樟华去世。2018年12月7日，原告陈雄金以陈雄潮、季银翠为被告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析产诉讼，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8）浙0782民初24088号民事判决：确认陈樟华、季银翠、陈雄金、陈雄潮于2000年2月22日形成的《房屋分拍契约（协议）》合法有效；驳回陈雄金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5月4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义政征字（2018）第00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胜利（一）区块实施旧城区改建，涉案房屋被政府列入拆迁安置之内。第三人陈雄潮与义乌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就涉案房屋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应当在法定的起诉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就本案而言，涉案房屋申请土地登记时，原告所有的位于稠城街道西门××××号的房屋同时申请土地登记，该房屋与涉案房屋距离较近，且涉案房屋土地登记于2000年9月21日经义乌日报刊登公告。对此，可推定原告对涉案房屋土地登记应当知道。原告直到2018年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雄金的起诉。 上诉人陈雄金上诉称：原审法院行政裁定存在重大的程序违法，在事实认定上也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应予撤销。具体理由：一、原审裁定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也造成了当事人极大的讼累。本案系已经二审指令继续审理的案件，等于已经确认了该案件的起诉是符合起诉条件的，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对案件的实体结果进行判决，而不能再次裁定驳回起诉。二、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土地登记时间超过一年，也与客观事实存在严重不符。该推定既无事实依据，也违反了行政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首先，上诉人所有西门××××号房屋与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为两项完全独立的事件，不能混为一谈。上诉人于1995年获得该房屋的土地证，而涉案房屋的土地证在2000年9月才取得，上述房屋并无任何物理上的相邻、链接关系，距离的远近与是否知晓房屋办理土地证没有任何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11月原义乌市土管局向上诉人父亲陈樟华而非原审第三人陈雄潮发送了土地使用权申报通知单，陈雄潮声称1992年陈樟华以陈雄潮的名义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缺乏证据支持，仅仅是陈雄潮个人行为。上诉人与陈樟华、原审第三人陈雄潮等人在亲友见证下于2000年2月时签署了房屋分拍协议，彼时陈樟华仍在世且意识清晰，若真如陈雄潮所言“陈樟华以陈雄潮个人的名义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陈樟华作为陈雄金的父亲签署该协议的意义何在，由此可见陈樟华对陈雄潮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的行为也是全然不知情的。签署分拍协议后据此按照民间传统习俗，上诉人一直认为自己对协议上所提及的房屋拥有所有权，直至2018年房屋征迁公告贴出之时上诉人方知涉案房屋被原审第三人陈雄潮办理了土地证，在此之前原审第三人陈雄潮刻意隐瞒了这一情况，属于有预谋、恶意地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怎么会让上诉人知情？其次，涉案房屋尽管在2000年9月21日经义乌日报刊登公告，但并未向上诉人进行书面告知，上诉人对此毫不知情，原审法院仅凭一份报纸刊登的公告就推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登记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三，被上诉人作为土地登记机关应当在其职责和能力范围内，对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而本案被上诉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涉案房产登记错误，应予撤销。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再183号行政判决之理由，原义乌市土管局在1988年就通知过上诉人父亲陈樟华办理土地证，在2000年却未经核实申请材料真实性，且没有通知陈樟华的情况下，作出了颁发涉案房屋土地证的行政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庭询中补充意见：1、在本案土地作初始登记时上诉人已是涉案房产的共有人，所以在初始登记时就应将上诉人登记在内，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答辩可以凭借分家约进行转移登记，但从时间上是混乱的，从本质上说属于初始登记错误，并非转移登记的问题。2、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十四条规定,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一宗土地的，应当分别填写土地登记审批表；第十八条规定，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一宗土地的，应当分别填写土地证书。从以上规定内容可看出，应该给同宗土地的各使用者均颁发相关的土地登记证书。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答辩说，虽然给原审第三人颁发了土地证书，但实际上是4个人共有的，没有侵犯上诉人的权利。这与事实以及《土地登记规则》的法律规定也是不相符合的。3、根据被上诉人陈述，2000年9月28号土地登记证书是基于1992年的申请所作出的核准，而且根据证据显示，1999年时还给陈樟华发出过不予登记的通知。作为上诉人，怎么可能知道在8年之后的某天，将土地登记给了原审第三人，所以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应当知道土地证书颁发时间来作为时效计算并裁定驳回起诉，是不符合逻辑和客观事实的。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一、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审裁定正确。上诉人认为其对涉案房屋土地登记不知情，且认为公告没有送达给上诉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1992年开始，土地登记在我市全面展开，该登记涉及的权益与每个村民息息相关，上诉人村的每个村民均纷纷参与土地登记。上诉人也不例外，其于1992年5月申请对西门××××号房屋（涉案房屋旁）的土地申请登记。故在当时，上诉人是知道土地登记正在进行的。那么上诉人为什么没有参与涉案房屋的登记呢？很显然，其当时对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行为是知道且是没有异议的。原审推理有理有据。其次，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于2000年9月在义乌商报进行过公告，公告期间上诉人并未提起异议。该公告是异议公告，是通知对登记行为有异议的相关权利人来提出异议，无需特定送达给上诉人，故上诉人一再强调其没有收到书面告知的抗辩也是不成立的。二、涉案发证行为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我局对涉案房屋的登记资料未尽到审查义务的说法不成立。首先，涉案房屋系初始登记，我局根据初始登记的规定，对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并经异议公告，认为涉案房屋的初始登记申请材料来源合法，材料齐备，符合登记、发证条件。其次，涉案房屋在异议公告期间，上诉人并没有向我局提出异议。由此可知，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登记行为在当时并没有异议。再次，我局审查时，发现涉案房屋权属经原义乌市稠城镇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胜利经济服务社、原义乌市稠城镇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原义乌市稠城镇人民政府证明，权属来源清楚。第四、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其他来源等相关的证据材料来抗辩本案的初始登记。上诉人持有的分家约，是不能对抗涉案初始登记的，应按照转移登记的相关规定办理。针对上诉人二审庭询补充意见补充答辩意见：上诉人认为初始登记没有将上诉人登记在内，这个说法是不客观的。在土地登记申请书家庭人口一栏载明是四个人，已经明确表明该登记是代表登记，权利归4人所有。上诉人认为分家约应当是初始登记的来源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从未向我局提供过该《房屋分拍契约》，可以说我局对该《房屋分拍契约》存在与否都不知情，我局的审查义务也仅限于对原审第三人申请以及权属进行审查，另外，《房屋分拨契约》是对原有房子进行分家析产，原来房子的归属当然是本案的初始登记，所以即使《房屋分拍契约》合法有效，应当办理的还是转移登记。综上，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陈雄潮述称意见：一、原审第三人认为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原审裁定并未违反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因为针对原（2018）浙0782行初95号的裁定主要是对诉讼主体的驳回，而（2019）浙0782行初279号是对起诉权的驳回，起诉权是实体权利，故原审法院（2019）浙0782行初279号裁定并未违反相关的司法解释。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并未否定上诉人申报的西门××××号房屋与涉案房屋土地为两宗地，只是认定两宗地相隔比较近，且是同期申报，并经登报公告。种种行为表明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登记申报是应当知道的，所以原审法院对事实的推断符合客观实际。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已尽到合法审查义务，涉案房屋土地是初始登记而不是转移登记，故上诉人一再以房屋分拍协议来认定被上诉人未审查协议来认定是不正确的。针对上诉人二审庭询补充意见补充如下意见：1、本案被上诉人对材料审查是初始登记的审查，作为上诉人提交的协议是转移登记的协议，不能混为一谈，以此对抗初始登记是错误的。2、案涉被诉登记是代表登记制度，是以户为单位办理土地登记，所以，该初始登记没有违反相关规定。3、上诉人说被上诉人在1999年发出过不予登记通知书，这只是要求原审第三人材料补正的一个过程，不影响申报，所以说上诉人在1992年对具体申报事情是知道的。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一审在卷证据，并结合各方当事人一、二审陈述，能够证实上诉人陈雄金系案涉房产的共有人。其次，案涉房屋土地系陈樟华于1992年4月12日以原审第三人陈雄潮名义申请设定登记，直至2000年9月28日经过补正才取得义国用（2000）1-10239号土地使用权证；本案登记设定系原审第三人陈雄潮作为家庭户的权利人代表申请办理的初始登记，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该权证颁发之前及之后的法定期限内已经对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异议公告中的初始登记相关内容知情且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故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推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再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结合本案案情，在上诉人主张直至涉案房屋被政府列入拆迁才知情案涉土地登记内容、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此前已知情的情况下，依法应作出对上诉人有利的理解，即本案起诉期限依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即一般行政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五年、不动产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二十年。据此，上诉人提起本案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提出的本案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82行初279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义乌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旭良 审 判 员 单晓剑 审 判 员 钟雪丹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刘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