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锦华，广东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添。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兴，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8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申请仲裁时间：张伟添于2019年4月4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二、仲裁请求：1.华滢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2.华滢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三、仲裁结果：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9日作出了穗天劳人仲案〔2019〕2460号仲裁裁决，裁决：1.华滢公司支付张伟添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2.华滢公司支付张伟添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华滢公司不服上述裁决，提起本案诉讼。四、华滢公司的诉讼请求：1.华滢公司无须向张伟添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2.华滢公司无须向张伟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张伟添负担。五、入职情况、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张伟添于2000年8月17日入职，华滢公司与张伟添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六、工资支付情况：张伟添月工资为15000元，在每月月底以现金形式领取上个月工资。七、最后工作日及离职时间：张伟添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3月25日，离职时间为2019年4月1日。八、关于业务提成问题：张伟添主张华滢公司应向张伟添支付提成款907961元，提交如下证据：1.华滢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出具的《对账明细表》（显示：累计应付未付张伟添的项目提成款合计907961元，华滢公司同意安排在2019年3月31日前分期支付完毕，落款处有华滢公司盖章）；2.《证明》（显示：张伟添每月基本工资为15000元等内容）；3.《二〇一八年11月份华滢工资表》（显示落款为2018年12月29日，有张伟添及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的签名）。经质证，华滢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对账明细表》虽加盖其公章，但不是由华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华滢公司其他有权确定工资的人员加盖的，而是张伟添在接触公章期间私自加盖的，且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关于如何发放相应的提成或奖励款项的书面协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明并不是华滢公司出具的，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是张伟添自行制作；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为此，华滢公司提交张伟添名片（显示职位为副总经理）、《供应商供货质量保证协议》《寄售协议》《换货协议》《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截图，拟证明张伟添作为华滢公司的委托授权人参与商事合同的签订，使用公章是张伟添的日常职责，且《对账明细表》出具当天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可能在《对账明细表》上盖章，并申请对《对账明细表》《证明》的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法院根据华滢公司上述申请，依法摇珠选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中广测中心”）对《对账明细表》《证明》的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中广测中心于2020年1月1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证明》与《对账明细表》上的“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时盖印形成；无法判断《证明》与《对账明细表》上的“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具体盖印形成时间。原审法院认定及理由：华滢公司主张张伟添私自加盖公章，伪造《对账明细表》，其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公章由张伟添保管并未经授权在《对账明细表》私自加盖公章，中广测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亦未能判断《对账明细表》所加盖公章的形成时间，未能证明华滢公司的主张，华滢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张伟添主张华滢公司未发提成款的情形予以采信，故华滢公司应向张伟添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九、关于经济补偿金：张伟添主张离职原因主要是提成款一直未发放，故向华滢公司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且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为15000元，并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鉴于华滢公司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业务提成），本人现正式提出与华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华滢公司确认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为15000元，但认为没有拖欠张伟添劳动报酬，至于项目分成问题是因双方存在争议，从《对账明细表》中可见截止支付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而张伟添在2019年4月1日就马上解除了劳动关系，此情形不属于恶意拖欠劳动报酬。原审法院认定及理由：根据上述查明情况，华滢公司同意安排在2019年3月31日前分期支付完毕项目提成款，原审法院已依法认定华滢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张伟添《对账明细表》所载业务提成款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为张伟添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华滢公司应向张伟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15000元×19个月）。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原告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被告张伟添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原告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被告张伟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判后，华滢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华滢公司无须向张伟添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3.改判华滢公司无须向张伟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4.判令张伟添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上诉理由：一、《司法鉴定意见书》足以证明张伟添所主张华滢公司于2019年1月2日盖印出具《对账明细表》并非事实，原审法院依据该《对照明细表》裁判，缺乏事实依据，应予纠正。《对账明细表》的文字打印记载出具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但华滢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当日不在广州市无法盖章。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张伟添称该《对账明细表》为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9年1月2日盖印后当日交给他的，但张伟添的该陈述明显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相符，张伟添无法合理解释《对账明细表》的具体盖章时间，《对账明细表》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裁判依据。二、华滢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已充分举证张伟添可以接触、使用公司公章，《对账明细表》未经华滢公司正式授权而出具。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将全部举证责任片面强加于华滢公司，缺乏法律依据。张伟添作为业务提成款的主张方，负有举证证明华滢公司欠付其业务提成款的责任，而张伟添在原审中能够提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对账明细表》，该《对账明细表》属于孤证，法庭应当依法从严审核该证据的证明力。华滢公司已提供了一系列华滢公司对外业务合同作为否定《对账明细表》的证据材料，这些业务合同均盖有华滢公司的公章，并且在盖章委托代表人处明确载明了张伟添亲笔签署的名字，张伟添在原审庭审中均已确认前述证据。穗天劳人仲案字【2019】2460号《裁决书》反映张伟添已确认证据中的部分协议文件是由张伟添负责加盖公章。因此，张伟添存在长期接触、持有及使用公司公章的客观事实情况。包括《对账明细表》在内任何一份盖印公司公章的文件，如果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或者其他辅助证据，不能够确认究竟是作为公司第二负责人张伟添的个人意思表示还是华滢公司的意思表示。作为孤证的《对账明细表》在证据效力上层级较低，在张伟添无法进行辅助举证的情况下，《对账明细表》不应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证据。张伟添未能举证其已获得华滢公司合法授权而出具《对账明细单》，更无其他材料证明华滢公司应支付业务提成款。据此，应判令由张伟添承担相应举证不利的结果，不支持张伟添的支付要求。三、综合全案证据可知：由于张伟添实际作为华滢公司的第二负责人，本身有权长期接触使用保有公章，故针对华滢公司与该特殊高管之间本身权益约定的文件，必须经过法定代表人的明确同意，单凭公司印章是无法反映究竟属于华滢公司的真实意思还是张伟添的个人意思表示。首先，华滢公司在原审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公司法定代表人通知张伟添让其负责准备公司的公章并带去指定地方办事。其次，穗天劳人仲案字【2019】2460号《裁决书》查明华滢公司的员工证人在劳动仲裁庭中均一致指认需要加盖公章时，需向张伟添拿。再次，对于张伟添能够接触使用华滢公司公章的事实，张伟添在仲裁、一审阶段都没有异议。四、华滢公司不存在欠付张伟添业务提成款，更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张伟添入职华滢公司后，公司未与张伟添有过针对所涉及项目提成发放的书面约定，双方所确立的事实劳动合同里亦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约定。在实际工资发放中，张伟添的劳动工资每月约为15000元，并且发放工资数额均由张伟添制表而经法定代表人明确同意确认。针对某些项目完成后视情况公司对张伟添支付的项目业务分成款，每一笔均是由法定代表人与张伟添亲自协商一致，并且由法定代表人明确同意支付的，未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并且得到法定代表人确认同意的项目业务分成款，华滢公司没有任何需支付的合同依据或事实依据。张伟添主张的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未经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华滢公司与张伟添之间对此亦无任何约定，华滢公司不应支付该业务提成款项。另外，华滢公司与张伟添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在于张伟添擅自离职，华滢公司对此无过错，不存在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条件。五、原审法院对《补充证据材料三》既不裁定不作为证据使用，又不组织安排质证，明显违反诉讼程序规定，应予纠正。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涉嫌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华滢公司的上诉请求。张伟添答辩称：华滢公司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华滢公司的上诉请求。在劳动仲裁和一审过程当中，证据非常清晰，并且华滢公司在劳动仲裁和庭审期间也一直承认涉案的项目是有提成给张伟添的，只是华滢公司一直认为计算的依据是纯利润，而我方则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华滢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华滢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开立单位银行账户申请书》、2.《电话银行（对公）开户申请书》、3.《开放式投资基金账户开户申请接受凭证》、4.《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5.《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6.《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及银证转账业务申请表》、7.《开户申请表》、8.《风险提示书》及《客户须知》、9.《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10.《资金开户凭证》，证据1-10证明张伟添作为公司的委托授权人参与金融账户材料的签订及开户，可以长期接触、保管、使用公章，使用公章为张伟添的日常职责。11.《相关方告知函》，结合该函件及中广测（2020）文鉴字第0004号《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分析意见可以明确反映《对账明细表》上华滢公司印章并不是张伟添宣称的“2019年1月2日”盖的。张伟添质证称：1.证据1-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张伟添曾经参与该项工作，不能证明张伟添保管该公章，并且与《对账明细表》没有必然的联系。2.证据11是华滢公司在相关方告知函的复印件上加盖华滢公司公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华滢公司确认《对账明细表》中的三个项目由张伟添参与招商，该三个项目由华滢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完成。本院认为：华滢公司与张伟添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业务提成款问题。1.双方对《对账明细表》上的“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形成时间存在争议，经鉴定，中广测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证明》与《对账明细表》上的“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时盖印形成；无法判断《证明》与《对账明细表》上的“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具体盖印形成时间。可见，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未能判断《对账明细表》所加盖公章的形成时间，因此，华滢公司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分析意见，已足以证明张伟添所主张《对账明细表》加盖公章的时间并非事实真相，依据不足。2.张伟添主张华滢公司应向其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为此提供了《对账明细表》予以证明。华滢公司认为张伟添在工作中可以长期接触、保管、使用公章，使用公章为张伟添的日常职责，且《对账明细表》上未有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签名确认，李炽贤在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外出旅游，不可能在广州盖章出具《对账明细表》，故主张该《对账明细表》是张伟添未经华滢公司正式授权而出具，对《对账明细表》不予确认。为此，华滢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供应商供货质量保证协议》《寄售协议》《换货协议》《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截图等证据，在二审中提供了《开立单位银行账户申请书》《电话银行（对公）开户申请书》《开放式投资基金账户开户申请接受凭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及银证转账业务申请表》《开户申请表》《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资金开户凭证》《相关方告知函》《风险提示书》及《客户须知》等证据。本院分析认为：《供应商供货质量保证协议》《寄售协议》《换货协议》《购销合同》《开立单位银行账户申请书》《开放式投资基金账户开户申请接受凭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及银证转账业务申请表》《开户申请表》《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资金开户凭证》《风险提示书》及《客户须知》虽载有张伟添签名并加盖了华滢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反映张伟添在工作中有接触和使用公章的情况，但仅凭此不足以证明公章必然是张伟添保管，也无法判断《对账明细表》上公章必然是未经授权而为之；《微信聊天记录》虽反映张伟添负责准备公司的公章并带去指定地方办事，但不足以证明华滢公司的公章日常由张伟添直接保管。朋友圈截图虽反映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2018年12月29日在外地，但经仲裁庭查明的证据显示，华滢公司确认真实性的《工资表》明确载明2018年12月29日的工资审批处有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签字，由此表明，《对账明细表》中的落款日期（2018年12月29日）不必然等同于出具日期，故仅凭《对账明细表》的落款日期与李炽贤在外地的日期相同，不足以判定《对账明细表》必然不是华滢公司出具或是未经华滢公司授权而出具；华滢公司在一审中已将《相关方告知函》作为司法鉴定材料提交，其主张结合《相关方告知函》及鉴定机构的鉴定分析意见可反映《对账明细表》上的公章并非2019年1月2日盖印，但如前所述，据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未能判断《对账明细表》所加盖公章的形成时间，因此，华滢公司提供的《相关方告知函》不足以证明其主张。3.华滢公司在仲裁中虽提供了《证明》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为华滢公司员工，与华滢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该《证明》所载证言及证人出庭的陈述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华滢公司在上诉状中确认其针对某些项目完成后视情况对张伟添支付“项目业务分成款”，分成款由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与张伟添协商并经李炽贤明确同意后才支付。结合华滢公司曾向张伟添支付项目业务分成款的情况，可知华滢公司对张伟添参与的项目是有发放奖励的惯例。本案中，《对账明细表》加盖了华滢公司公章，且明确载明未付提成款的项目、金额及付款时间，华滢公司既确认《对账明细表》中的三个项目存在，也确认该三个项目由张伟添参与招商、该三个项目由华滢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完成，但华滢公司仅以其未与张伟添就《对账明细表》中涉及项目的提成比例发放作明确书面约定，且《对账明细表》的项目业务提成款也未经华滢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炽贤确认为由，不确认该项目业务提成款，依据不足。综上，张伟添就涉案项目提成款已提交了《对账明细表》予以证明，在华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对账明细表》的真实性，也不足以否定《对账明细表》的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华滢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采纳张伟添的主张，认定华滢公司应向张伟添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业务提成款90796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滢公司主张无需支付该提成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张伟添以华滢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业务提成）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而华滢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张伟添《对账明细表》所载业务提成款的情形，张伟添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华滢公司应向张伟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5000元（15000元×19个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滢公司主张无需支付该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华滢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三》材料在一审司法鉴定过程中已作为司法鉴定材料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华滢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补充证据材料三》材料作为证据，一审法院未对上述材料是否作为案件证据采纳予以明确，程序上有瑕疵，但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华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