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惠领,男,195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国际饭店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敏,北京市家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婕，女，1993年5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家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琦，男，198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亚工(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宁,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迪，女，198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宁,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惠领因与被上诉人孙琦、吴迪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4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惠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敏、丁婕，被上诉人孙琦、吴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惠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4693号民事判决书。2.撤销吴惠领2018年5月5日签字的《声明》。3.孙琦、吴迪返还吴惠领房款505万元。4.孙琦、吴迪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声明》系赠与合同，并适用赠与合同相关法律规定错误。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需要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才可成立。吴迪、孙琦一直认为《声明》不是赠与合同，且《声明》仅为吴惠领个人签署，无吴迪、孙琦签字，无吴迪、孙琦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故合同不成立。《声明》只有吴惠领单方签字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赠与合同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吴惠领在签署《声明》前，已经将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X区X号楼X号（以下简称X号房屋）出售所得全部付款给孙琦、吴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孙琦、吴迪因家庭困难需要吴惠领卖房救急，孙琦、吴迪明确表示会偿还，吴惠领做为父亲同意出卖自己唯一房产，并委托孙琦代为办理房屋出售事宜。但吴惠领仅收到一笔164万元房款，且被孙琦转走，再未收到其他任何款项。吴惠领对于卖房款没有支配、控制权，孙琦、吴迪控制房款并不是基于赠与而是委托关系，非一审认定的赠与给付。三、吴迪身为吴惠领的女儿，应当对患病的吴惠领给予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吴惠领现61周岁，已经退休，不具有劳动能力，除工资外无其他收入，身患多种疾病。吴迪所获545万元是吴惠领出售自己唯一住房所得，系其全部财产。出于对吴迪的疼爱和信任，在孙琦、吴迪的哄骗下，吴惠领签署了《声明》，但忽略了自己在海南文昌用60多万元购置一套房产的债务。吴惠领购置此套房产的初衷是其身体多病，需要静心适宜的居住环境。涉案房屋的卖房款为545万元，虽吴惠领委托孙琦收款，但认为孙琦最终会返还给自己，自己完全有能力购买海南房产，于是在未拿到房款之前借钱购房。由于自己的粗心健忘，加上在女儿吴迪的哄骗下，吴惠领在其提前拟定、打印的《声明》上签字，导致吴惠领陷入了依靠信用卡生活、四处拆借的境地。此后，孙琦、吴迪对吴惠领不闻不问，周末及节假日也不看望吴惠领，不履行扶养义务。吴惠领四处拆借需要吴迪协助还款时，因电话沟通无果，吴惠领到孙琦、吴迪新家上门求助，被拒之门外，无奈留宿其家门口。除此之外，孙琦、吴迪还多次电话报警不让吴惠领进自己的家门。在吴惠领陷于极其窘迫的状态时，孙琦、吴迪不愿意想办法妥善解决，亦不履行扶养义务，如果赠与成立亦应予撤销，故一审判决事实依据不足，应予发回重审或改判。孙琦、吴迪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惠领的诉讼请求。第一，吴惠领以赠与合同纠纷起诉，一审法院在赠与合同法律关系中审理本案并无不妥，而吴惠领主张侵权和越权代理等行为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第二，《声明》不具有可撤销性。吴惠领对孙琦、吴迪的赠与行为于2017年完成，现在已经超出了撤销赠与的除斥期间。吴迪、孙琦接受赠与后，相应款项已经购买房屋用于基本生活；冗余80万元，其中40万元给予吴惠领，另外40万元给予吴惠领配偶，而吴惠领的配偶也用此40万元为吴惠领偿还了信用卡贷款。所以，赠与行为对应的款项，吴惠领已经占用了一部分，而吴迪、孙琦为基本生活需要使用了其余部分。第三，本案中不存在侵害赠与人的事实，吴惠领主张的事实系其与配偶离婚导致的家庭矛盾。因与其配偶的矛盾，吴惠领恶意制造冲突，数次到吴迪、孙琦家中闹事，通过短信、微信攻击威胁吴迪、孙琦，吴迪、孙琦为躲避吴惠领而采取外出租房、不回复短信等举动自保，不敢交流，避免冲突，也不希望本案激化吴惠领与其配偶沈夜玲之间的矛盾，不存在其主张的不尽赡养义务的事实。第四，《合同法》第192条规定的“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其立法保护的是赠与人的基本生活权益。本案中吴惠领的收入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吴惠领居住在大兴，吴迪、孙琦去探望，沈夜玲提出离婚后，双方有些难以沟通，吴惠领多次去吴迪、孙琦家闹事，吴惠领与吴迪、孙琦的交流并非为了得到陪伴和慰藉，是其故意威胁和恐吓。吴惠领的退休金足够负担正常的生活，吴迪、孙琦赠与吴惠领40万元也是在履行赡养义务。第五，吴惠领主张的个人债务，是其因婚外情及购买海南房产生的个人债务，吴惠领不能以此为理由撤销赠与而将还款责任转嫁给吴迪、孙琦。吴惠领的疾病与赠与没有因果关系，并非撤销的法定理由。吴惠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吴惠领2018年5月5日签字的《声明》；2.要求孙琦、吴迪返还涉诉房屋款50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X号房屋原登记在吴惠领名下。2017年2月7日，吴惠领和沈夜玲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委托孙琦代为出售X号房屋。此后，孙琦代吴惠领以545万元的价格将X号房屋出售给案外人。2018年5月5日，吴惠领签署了主要内容为：“本人吴惠领，身份证号×××，自愿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X区X号楼X号，房产证号：京房权证丰私成字第XXXX号的房产于2017年2月14日房屋出售所得全部款项（扣除相应支出后）给予女儿吴迪，身份证号：×××及女婿孙琦，身份证号：×××。儿女为感谢父母恩情，女儿吴迪及女婿孙琦自愿支付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给吴惠领。本人不再享有上述房屋出售后的房款及有关利益，并无其他异议。特此声明！”的《声明》1份，吴惠领在声明人处签名并书写了日期。此外，在该《声明》的下半部分有手写添加部分，手写部分内容为：“如遇孙琦和吴迪离婚，本人给予女儿吴迪的售房款与孙琦无关，归女儿吴迪单独所有。”此外，孙琦书写了“孙琦认可此项”的内容，并签字确认。吴惠领在手写添加内容的下部书写了签名和日期。庭审中，经询，吴惠领与孙琦、吴迪均确认孙琦、吴迪已经将《声明》中的40万元给付吴惠领。另，吴惠领就其要求撤销赠与的依据表述为，孙琦、吴迪趁吴惠领经济困难，告诉吴惠领必须在《声明》上签字才能给吴惠领25万元，吴惠领为了偿还信用卡借款不得不在孙琦、吴迪拿来的《声明》上签字；《声明》的内容没有与吴惠领协商过；《声明》导致吴惠领生活困难，侵犯了吴惠领财产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吴惠领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吴惠领主张其因孙琦、吴迪乘人之危，在吴惠领经济困难、需要资金救急、逼不得已的情况下签署的《声明》，其内容不是吴惠领真实意思表示，《声明》的内容没有与吴惠领协商过，这个声明导致吴惠领生活困难，侵犯了吴惠领财产权。吴惠领未就其在签署《声明》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提供充分的证据，故法院对吴惠领所称签署《声明》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予采信。吴惠领与孙琦、吴迪所签订的《声明》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履行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吴惠领在《声明》签署前，已经将X号房屋出售所得的全部付款给付孙琦、吴迪，孙琦、吴迪亦依据《声明》的约定，向吴惠领给付了40万元（2017年9月5日给付15万元，2018年5月5日给付2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符合上述条件，赠与人才享有撤销权。本案中，吴惠领并未就其享有撤销权提供充分的证据，且未就其要求撤销赠与的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法院对吴惠领关于其享有撤销权的主张不予采信。因吴惠领要求撤销其2018年5月5日签字的《声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法院对吴惠领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吴惠领要求孙琦、吴迪返还涉诉房屋款505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吴惠领要求撤销《声明》的诉讼请求法院未予支持，故其该请求依据不足，故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惠领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吴惠领提交如下证据，用于证明吴迪不履行赡养义务。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页；证据2.短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页；证据3.吴惠领拍摄的2019年1月30日吴惠领称其在孙琦、吴迪家门口过夜的视频等，该三份证据用于证明吴惠领与吴迪自从赠与房产之后之间没有沟通的状态。证据4.诊断报告两份，用于证明吴惠领腰椎间盘突出。证据5.尾号7509工资卡清单，用于证明吴惠领工资收入每月6665元。证据6.尾号6955信用卡2020年1、2月的账单，证明吴惠领累计透支将近8万元。证据7.民事起诉状，证明吴迪的母亲起诉离婚，如果被判决离婚，吴惠领在北京面临居无定所的情形。孙琦、吴迪认为，以上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1、2、3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吴惠领夫妻家庭矛盾，在2019年2月前后吴惠领频繁去孙琦、吴迪家中引发争议，为避免冲突孙琦、吴迪以及母亲沈夜玲已经搬离原来房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吴惠领带着被子在楼道里，而当时吴惠领居住在大兴，孙琦、吴迪居住在顺义，如果是正常的探望，其不可能带着被褥跨越北京城区，吴惠领带被褥行为表明其恶意预谋的摆拍，而且吴惠领也提前了解到当时吴迪等在天津，客观上无法回京打开房屋而拍摄的视频。对于证据4、5、6、7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此均非赠与撤销的法定理由。孙琦、吴迪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本案事实、当事人陈述，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以及视频等证据的内容，可知吴惠领及其爱人、吴迪之间存在一定的家庭争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孙琦、吴迪恶意拒不赡养。庭审中，吴惠领表示其居住在大兴旧宫，月收入6000余元，月最低消费1600元左右；2019年之后发现腰椎间盘突出，其他疾病多数在2017年左右之前就有。2018年5月吴惠领签署《声明》时即负债，此后仍有负债。吴惠领在一审中主张吴迪、孙琦售房后侵占售房款，在吴惠领急需用钱时，又以必须签署《声明》为条件向吴惠领转款25万元，应认定为乘人之危，二审中吴惠领表示不再主张该项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声明》是否成立赠与；二、如果赠与成立，则本案赠与是否符合法定撤销条件，应否予以撤销。关于焦点一，吴惠领上诉主张涉案《声明》仅系要约，孙琦、吴迪没有明示接受赠与，售房款亦没有给付，故赠与行为不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2017年2月7日吴惠领及其配偶沈夜玲共同至公证处公证委托孙琦代为出售X号房屋，部分售房款亦进入吴惠领名下银行账户。随后吴迪、孙琦将售房款陆续转出使用。2017年9月5日吴迪、孙琦给付吴惠领15万元。事隔近一年后，吴惠领于2018年5月5日签署《声明》，明确表示房屋出售所得扣除支出外全部给予吴迪、孙琦，吴惠领不再享有上述房屋出售后的房款及有关利益。当日，吴迪、孙琦亦将《声明》所载感谢父母的款项40万之余款付清。因此，《声明》并非要约，孙琦、吴迪亦非没有表示接受赠与，而应系吴惠领与吴迪、孙琦之间就吴惠领赠与涉案售房款的合意以及对吴迪、孙琦已占用售房款所有权转移的确认。吴惠领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前述分析，在吴迪、孙琦已经实际占用涉案售房款的情况下，吴惠领签署《声明》明确将该售房款赠与吴迪、孙琦，自愿放弃对该售房款的相关权益，将吴迪、孙琦已实际占用的该部分售房款所有权转移给吴迪、孙琦，吴迪、孙琦亦将感激吴惠领的40万款项付清，双方依约履行后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该赠与合同。现吴惠领上诉请求撤销赠与，应当就此举证证明其主张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撤销，但吴惠领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符合上述规定且应予撤销赠与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吴惠领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吴惠领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吴惠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150元，由吴惠领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荆审 判 员  闫 慧审 判 员  王东军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肖萌萌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