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23民初1380号 原告：胡双喜，男，196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国雄，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瑞泽，男，198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赛、陈涛，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智慧，女，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慧斐，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双喜为与被告徐瑞泽、胡智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5月22日、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第一次开庭中，胡双喜和卞国雄，徐瑞泽和陈赛、陈涛，胡智慧当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中，胡双喜和卞国雄，徐瑞泽和陈赛、陈涛，胡智慧和娄慧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双喜诉称，二被告曾系夫妻。2018年4月底5月初期间，二被告因购车，向原告借款50万元，原告与二被告约定，贷款直接支付购车款，余款现金给付。约定后，原告于2018年4月29日、5月2日先后分五次向二被告指定账户支付了434843.83元购车款和保险款及车辆后备箱安装收纳箱款，后又支付车辆购置税款35155.83元，合计支付了46999.66元。二被告同意按47万元计，另3万元，原告则直接用现金支付。为此。胡智慧于2018年5月3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说明其中47万元用于购车，通过银行转让支付，3万元通过现金支付。借款后，二被告一直未能还款，并于2019年9月6日将所购车辆转让他人，并在离婚诉讼中，将转让款分割也未归还原告。故原告要求法院判令：1.二被告共同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后在庭审中变更为491058元）并按年利率6%给付上述借款自本案立案时起到款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徐瑞泽辩称，胡双喜为二被告购买车辆的出资是对二被告的赠与，故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借贷行为。胡智慧系胡双喜的女儿，其所出具的借条是虚假的，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和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移送公安追究原告虚假诉讼的责任。 胡智慧对胡双喜的主张没有异议。 胡双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胡智慧出具的借条，内容是“今借到胡双喜（身份证号：3305231963××××××××）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人民币肆拾柒万整用于购买汽车，通过银行转账付讫。人民币叁万元整通过现金交付。借款人胡智慧3305231987022300352018年5月3日。” 证据2.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内容显示二被告于2018年5月2日登记结婚； 证据3.（2019）浙0523民初505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中确认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有，a案涉车辆购车款及其他税费合计为461058元；b胡智慧承认在与徐瑞泽结婚时收到彩礼27万元；c徐瑞泽、胡智慧分得涉案车辆出售后所得款各16万元。 证据4.汇款单及银行业务凭证，内容显示胡双喜通过银行支付购车款及支付购车税费的明细情况； 证据5.车辆报价单、车辆识别代号、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等，内容显示案涉车辆初次登记时间是2018年5月15日，所有人是徐瑞泽，转出登记是2019年9月6日； 胡双喜还申请证人童某、胡某出庭作证。 证据6.证人童某的证言称，之前胡双喜曾对我说，女儿要结婚了，夫妻俩要买辆车。2018年5月3日，胡双喜到我的汽车修理厂来对我说，车子已经买来了，叫我去看看。我就跟着胡双喜来到了他家，看到一部ＧＬＣ200奔驰ＳＵＶ。我问胡双喜车子的价格，胡双喜说提车价是47万元，是女儿女婿向其借的。这时，胡双喜的女儿胡智慧过来问胡双喜借条怎么写，胡双喜说，提车价47万元，就写47万元。我说，提车价47万元，弄弄好50万元还不够。胡智慧就叫胡双喜再借3万元，写50万元的借条好了。这样，我看到胡智慧写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给胡双喜。当时，除了我与胡双喜和他老婆及胡智慧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证据7.证人胡某的证言称，我是胡双喜的姑姑。2018年4月中旬，胡双喜同我讲，女儿胡智慧要结婚了，想向我借款买车。我说，他们要借多少？胡双喜说，他们俩车子已经看好，要借50万元。我说，这么大的钱，要借的话，一定要出借条的。到6月中旬，胡双喜到我家，我问他这个情况，胡双喜讲，钱是5月3日借的，借了50万元，借条是胡智慧出的。 徐瑞泽对胡双喜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 1.对证据1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认为胡智慧与胡双喜是父女，且借条出具之日前一日即2018年5月2日，两被告已经结婚，即使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应当由徐瑞泽出具借条，而由女儿胡智慧出具借条不符合人之常情。同时，从原告的其他证据看，购车款在5月2日即已经付讫，借条产生于事后，也与民间借贷发生的一般常理不符。故该借条是虚假的。 2.对原告证据2.3.4.5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些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目的。 3.对原告证据6、7，徐瑞泽认为，首先，证人所陈述的事发生在几年前，而人的记忆力是衰退的，但两证人却能清晰地陈述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经过；其次，在一个外人面前出具借条，也与我国农村亲友间交往的常例不符；第三，胡某与胡双喜之间存在姑侄关系。故对该两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异议。 胡智慧对原告的证据没有异议。 徐瑞泽为证明自己主张，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 证据8，证人张某的证言称，我与两被告母亲均认识，经我牵线后，两被告确立恋爱关系，后来在谈婚论嫁时，徐瑞泽方叫我担任介绍人。两被告订婚时，我因有事没有参加。后来，我听徐瑞泽母亲说，女方要彩礼30万元，其中现金28万元，金银器2万元。我问，怎么要这么多彩礼？徐瑞泽母亲说，女方会陪嫁过来一辆新车的。结婚那天，我去参加两被告婚礼，在胡智慧家中看到一辆新车，听旁边不知名的人说，这就是女方陪嫁的车子。 胡双喜质证认为，证人应当陈述亲身感知的事实，但证人张某所陈述的均是道听途说的内容，且证人张某是徐瑞泽的介绍人，与徐瑞泽有利害关系，故该证人之证言不足采信。 胡智慧质证认为，证人张某所陈述的事实均是听人说的，系传来证据，且证人说彩礼30万元，其中现金28万元，金银器2万元也与胡智慧方只收到彩礼27万元的事实不符，故该证据不足采信。 胡智慧未作举证。 另，胡双喜于庭审中承认，其所主张两被告用于购后备箱安装收纳箱的借款实际并未支付。 本院对原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 本院认为，因各当事人对原告证据2.3.4.5的三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因原告证据1系胡智慧个人向胡双喜出具的借条，而胡智慧与胡双喜系父女关系，且胡双喜也承认，其所主张两被告用于购后备箱安装收纳箱的借款实际并未支付，故该证据不仅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借条内容也不尽属实，故其不宜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信。原告证据7，因证人胡某与胡双喜之间存在姑侄关系，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其所说的关于出具了借条的内容也系听胡双喜所说，系传来证据，也不足为据。原告证据6，虽然被告徐瑞泽的质证意见缺乏事实支持，不能成立，但该证人童某的证言称，其在看到胡智慧出具借条时，除了胡智慧、胡双喜夫妻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也即除了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外，没有其他人能够证实其证言的真实性，故该证据属孤证。至于徐瑞泽的证据8，因证人张某系徐瑞泽的介绍人，与徐瑞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其所陈述的事实一部分是听徐瑞泽母亲所说，一部分是听不知其名的别人所说，故也是除了本案利害关系人外，没有其他人能够证实其证言的真实性，也属孤证。 由此，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仅能够证明其为两被告购车支付了钱款，但不足于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同样，徐瑞泽的证据也不足于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赠与关系。 基于上述认证，本院认定的本案事实是： 徐瑞泽与胡智慧于2018年5月2日登记结婚。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胡双喜通过银行汇款等方式共支付车款、税费等461058元，为两被告购置了奔驰越野车一辆，该车于2018年5月15日登记在徐瑞泽名下。此后，徐瑞泽将该车出售他人。2019年12月，两被告离婚时，胡智慧、徐瑞泽各分得该车辆出售价款16万元。胡智慧还承认，两被告结婚时，收到徐瑞泽方彩礼27万元。 另，胡双喜还主张，其除了上述通过银行汇款等方式支付461058元外，还通过现金方式向胡智慧支付3万元，胡智慧予以认可，徐瑞泽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故胡智慧的自认不发生效力，胡双喜应当就自己的该项主张举证，但胡双喜、胡智慧并未就此举证，故本院对胡双喜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 本案的焦点在于，当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均不足于证明自己的主张时，即胡双喜的证据不足于证明自己的出资属于两被告向其的借款时，徐瑞泽的证据也不足于证明该出资属于胡双喜对两被告的赠与时，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在父母子女如此亲密的关系中，如果双方均无证据能够证明是借贷关系还是赠与关系时，应当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父母有关借贷的举证不充分，则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行为。因为在出资行为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将出资为借贷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父母一方比将出资为赠与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子女一方更符合上述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其理由是，首先，赠与的单务行为属性决定了子女只需被动消极接受赠与财产，无需作出其他积极行为。而借贷的双务行为属性，决定了借贷人要承担返还标的物的积极行为义务。因此，相对于证明借贷关系，赠与关系更难以被证明。其次，比较赠与关系，借贷关系更通常会立字为据，以借款人出具借条形式作为出借人请求返还的依据。且特别是在向多人出借钱款时，更通常的做法也是让各借款人在借条借据上签名。而赠与关系中，赠与人是通过赠与方式放弃了赠与物的所有权，一般不存在事后受赠物的返还问题，故赠与人没有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证明赠与关系的存在。因此，主张借贷关系的父母应比主张赠与关系的子女更容易取得证据并保留证据。而本案中，胡双喜在两被告已经结婚的情形下，仅让其女儿胡智慧出具借条，而并没有让徐瑞泽签名，且在庭审中，胡双喜也未能举证其有向两被告催讨的事实，均有违常情。再次，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从现实国情来看，父母基于对子女的亲情，于子女新婚之际，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些财物，作为彩礼或嫁妆，对于绝大多数父母而言，此种出资的目的是出于对子女新婚的祝福，希望子女生活得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父母出资借贷给子女购买财物的概率远低于父母将出资赠与给子女购买财物的概率。进而，由主张借贷关系这一低概率事件存在的父母来承担证明责任也与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保持一致。本案中，在两被告结婚时徐瑞泽方已经向胡智慧赠与彩礼27万元的前提下，胡双喜作为胡智慧的父亲相应地也赠与部分资金，为两被告购置车辆，更加符合日常的人情往来。故此，本院认定，胡双喜的出资行为是向两被告的赠与。 至于徐瑞泽关于胡双喜、胡智慧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的主张。本院认为，因胡双喜在本案中，确已进行了出资，胡双喜与胡智慧主张该出资是借贷，甚至为此出具借条，徐瑞泽主张系赠与，都是基于双方对出资行为所体现的法律行为性质的不同认识，系争议发生后，不同当事人所持的不同主张，这属民事诉讼中的正常情形。胡双喜、胡智慧并无故意用虚构的事实来达到侵害他人的目的。同时，徐瑞泽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胡双喜、胡智慧有串通作虚假陈述的事实，故徐瑞泽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胡双喜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400元，由胡双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一农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胡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