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8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运深，男，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继亮，章丘翔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延义，男，194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洪波，男，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徐运深因与被上诉人牟延义、牟洪波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4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运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字4169号民事判决，支持徐运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牟延义、牟洪波承担。事实和理由：徐运深父亲徐昌河于1982年取得了政府颁发的章林权字第15号林权证，该林权证中记载有宅基0.281亩。该处宅基地在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登记在徐王氏、小梳子(徐传芬)、小妮子(徐昌英)名下。徐传芬结婚后户口已经迁出本村，丧失了宅基地的使用权。徐昌英与牟延义结婚后，在本村获得了另一处宅基地使用权。徐王氏去世后，也不再享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1951年的老文书载明的房屋已经不存在，1977年徐运深父亲徐昌河将上述宅基翻建，在牟延义、牟洪波2014年盖房之前徐运深一直使用，牟延义、牟洪波明知该宅基地归徐运深父亲徐昌河占有使用，并且于2014年7月24日牟延义为徐运深出具保证书一份。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81年3月8日中发(1981)12号)》文件，当时颁发林权证的目的是保护林业，但林权证颁发的前提是享有土地使用权，按当时的社会现状，村委认可、周围群众也认可，并且徐王氏1969年正月十一去世时是徐运深之父摔瓦并有徐运深之祖父办理的丧葬事宜，同年大约5月份徐昌英出嫁，是由徐运深之祖父办理的出嫁事宜，上述情况白塔村上岁数老人都清楚，实际就是徐运深之父出继。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自1969年正月十一至2014年一直保存在徐运深家中这一点由2014年7月24日牟延义为徐运深出具保证书完全可以证明。徐运深提供的证据：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份、分单1份、1982年林权证3份、证明4份、墓碑照片1张、牟延义书具保证书1份，分家协议是在大队革委会主持下签署的，由当时的大队、小队领导及大队德高望重的人员组成。分家协议上的徐运杰是当时革委会主任、翟诚仲是文书、翟善清是当时村里比较有威望的、赵延年是一队会计、谢元平是一队队长。徐运深提供的上述证据与客观事实足以证实徐运深主张。牟延义、牟洪波辩称，所述林权证上的宅基地系徐王氏(牟延义之岳母、牟洪波之外婆)、小梳子(本名徐传芬，牟洪波之姨)、小妮子(本名徐晶英，系牟延义之妻、牟洪波之母)三人的合法财产，有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证。徐运深之父徐昌河持有的章林权字第15号林权证，是在未取得产权人徐昌英的同意下私自办理的，是无效的，且林权证与土地证是不同的。根据国务院1981年《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林权证是承认林木所有权的凭证，不是林地的所有权的凭证，不具有土地确权依据。牟延义、牟洪波提供如下证据：赠予证明1份、村委会证明1份、拆迁补偿协议书1份、林权证1份、一审法院(2018)鲁0181行初157号裁定书1份，2013年9月19日，经章丘枣园法律服务所见证，徐传芬同意将涉案宅基地的所有权赠与徐昌英。徐运深认为，牟延义、牟洪波提供的证据当中章丘枣园法律服务所见证、林权证1份、赠予证明1份、村委会证明1份、徐运深写给牟延义、牟洪波的保证书均系伪造，并且牟洪波系非农业户口，供电公司职工，在济南有住房，也不符合享受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利益的资格。请法院查明事实，并根据查明的情况予以制裁。综上，根据徐运深与牟延义、牟洪波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徐运深的证据真实性明显大于牟延义、牟洪波提供的证据，徐运深的诉讼请求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及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裁决。牟延义、牟洪波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运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徐运深没有上诉书所说的林权证上的宅基地使用权。该处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产是徐王氏(牟延义岳母，牟洪波外婆)，小梳子(徐传芬，牟洪波姨母)，小妮子(牟延义之妻、牟洪波母亲)三人合法拥有。有51年老文书为证。根据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8)鲁0181行初l5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行终383号之二行政裁定书维持一审裁定，依法驳回徐运深上诉的裁定结果，徐运深认可本案涉及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系牟延义所建，牟洪波(牟延义代笔)与枣园街道办事处所签署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对徐运深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取得房产的所有权才能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即所谓地随房走，宅基地不能单独转让、出租和抵押，也不能继承。且现已随着白塔村的拆迁，国家早已收回土地。牟洪波依法继承其母亲徐昌英(小妮子)的房产，依法拥有其房产的宅基地使用权。徐运深上诉书所讲的林权证记载宅基地，是归属于牟延义、牟洪波所继承房产的宅基地，徐运深没有房产的所有权，哪来的宅基地使用权？二、徐运深的父亲徐昌河持有的章林权字第l5号林权证，是在其借住在徐昌英房产期间，在1982年未取得产权人徐昌英的同意下私自办理的，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产权人的同意签字的变更手续，都不能改变这块地的权属和性质，都是徒劳和无效的。(有62年原章丘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徐昌英的林权证为证)。徐运深之父徐昌河持有的非法林权证中有“宅基地”三字，只是指此地的性质是宅基地，徐运深之父没有土地使用证，且从章丘区房管局和土地局查询，也没有徐运深之父持有这处房产的档案。且林权证与土地证是有区别的。徐运深的林权证是1982年办理，根据国务院1981年《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承认林木的所有权的法律凭证，不是林地的所有权的凭证。而林地证是1989年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1989】14号文，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森林法》的有关规定颁发的。1982年的林权证当时与林地证尚未合一，不具备土地确权依据，也就没有土地，即宅基地使用权。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办公室在《关于林地发证问题问题的复函》的文件规定，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和《森林法》确定土地权属后核发的土地证书是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法律凭证。而林业部门根据《森林法》颁发的林权证是地上林木所有权的法律凭证。其与林地证各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二者不能互相代替。因此，l951年老文书是该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的所有权的唯一法律依据。章丘区人民政府的拆迁政策也明确了老文书具有的土地确权依据，并已对牟延义、牟洪波落实了拆迁安排。徐运深在上诉书中采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极力将林权证说成林地证，是为了取得非法利益，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徐运深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支持徐运深拥有对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三、至于徐运深上诉书所说拥有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三人(徐王氏，小梳子，小妮子)丧失使用权，纯属徐运深的主观臆断。四、上诉书所讲徐运深之父出继，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2018)鲁0181行初157号案中，一审、二审法院行政庭支持了牟延义、牟洪波主张：徐运深与涉案宅基地无关，牟延义、牟洪波与枣园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牟洪波之母徐昌英与牟洪波外婆徐王氏相依为命，徐王氏一直由其女儿徐昌英赡养，直至送终。徐运深之父没有与徐王氏共同生活，更未曾尽过赡养义务。更何况未曾与生父母(即徐运深祖父祖母)脱离关系，何谈“过继”之说。那是徐运深鉴于“娘家人”的身份主动帮忙的。徐运深之祖父是徐王氏的小叔子，出于亲情帮忙出殡是情理之中。难道徐运深之父帮忙出殡摔瓦事宜，就认为是过继，未免太过牵强且与法律法规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若干问题的意见》44条规定：处分了不属于个人的财产，法律不予保护。分家协议也不能把别人的房产给分了，不管搞分家协议，还是搞出殡演绎“继子”角色，都是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的。五、徐运深持有的非法林权证属于宅基地上林木的证件，无非就是房前屋后种的几棵树。徐运深之父借住在牟洪波母亲徐昌英的房屋期间种的树木，也在房屋所有人徐昌英2014年翻建房屋前，早已由徐运深移除卖掉，其持有的林权证也已一并失效，应该依法上缴注销。再说牟延义、牟洪波之母徐昌英所持有的林木产权证所载明的树木，在徐运深之父借住期间，也被其私自处理并卖掉了，我们将保留对徐运深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六、关于上诉书中提及牟延义在2014年7月24号为徐运深书出具保证书一份之事，是牟延义在盖房前为了让徐运深尽快移除树木，担心徐运深日后无理取闹，不得已写的。合同法第l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基于徐运深如此态度，牟延义早已宣布撤销赠与。且此处房产是牟延义、牟洪波之母徐昌英所有，牟延义无权私自将部分拆迁款赠与别人，这是违法的。另外赠与书有“牟延义在徐王氏、小梳子、小妮子地基上盖房一处”这句话，既然徐运深提及赠与书，就等于承认了涉案宅基地与徐运深无关。七、徐运深上诉状所述的牟延义、牟洪波提供的一宗证据系伪造，按照“谁主张，谁举证”法律原则，那请徐运深举证，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上诉书所述牟延义、牟洪波没有资格享受拆迁资格，这与本案无关。行政裁定已起法律效力，牟洪波依法有权享受拆迁利益，与徐运深无关。八、由于徐运深的侵权行为，因牟延义年事已高，致使其每日失眠多梦，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不得已靠长期吃药维持。牟洪波为了照顾老父亲牟延义，正常生活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对牟延义、牟洪波造成的经济及精神损失，我们将保留对徐运深提起诉讼的权利。徐运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维护并确认徐运深对于章丘区政府在1982年1月7日颁发的章林权字15号林权证中宅基地的使用权；2.判令牟延义、牟洪波没有上述林地的使用权；3.牟延义、牟洪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1951年，章丘县人民政府为徐王氏（牟延义之岳母、牟洪波之外婆）、小梳子（本名徐传芬，牟洪波之姨）、小妮子（本名徐昌英，系牟延义之妻、牟洪波之母）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其三人在白塔村村东首路南有草房8间计2分8厘7毫（涉案宅基地）。1969年，徐王氏去世。2013年9月19日，经章丘枣园法律服务所见证，徐传芬同意将涉案宅基地的所有权赠予徐昌英。2018年4月30日，牟延义、牟洪波与枣园街道办事处就涉案宅基地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2、1982年1月7日，章丘县人民政府为徐昌河（徐运深之父）颁发章林权字第15号林权证1份，其中载明：街南宅基0.281亩（涉案宅基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徐运深主张其祖父、父亲与徐王氏口头协商，在徐王氏去世后涉案宅基地归徐运深之祖父所有，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徐运深仅凭1982年颁发的林权证，要求确认其对涉案宅基地拥有使用权，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徐运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徐运深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徐运深提交l982年章丘县人民政府发放林权证北塔大队林权证存根第149号，户主是牟延义，该林权证载明的宅基为北街路南，面积是0.257。拟证明牟延义、牟洪波在1982年已颁发了林权证，没有本案争议的宅基的登记情况。相反本案争议宅基的登记是在徐运深之父徐昌河名下。另外，林权证的颁发是政府依法颁发，不是徐运深私自伪造的。经质证，牟延义、牟洪波认为这是牟延义的，不是涉案徐昌英的。牟延义、牟洪波没有说对方是私自伪造的，而是对方办理林权证的过程是违法的，没有经过原产权人徐昌英的同意，也没有变更手续。牟延义、牟洪波提交徐运深和牟延义、牟洪波之间(2019)鲁01行终383号之二行政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徐运深在此次上诉中包括上诉理由、上诉的证据在行政庭已经给予驳回。此房产涉及的宅基地与徐运深无关。经质证，徐运深称该行政裁定书收到，但没有带过来。徐运深认为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不一样；对裁定书本身无异议，但是裁定书赋予了徐运深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该宅基物权纠纷的权利。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涉案诉争宅基地上房屋及附属物是牟延义、牟洪波于2014年所建，现已被拆除，宅基地被收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徐运深主张其对涉案诉争宅基地享有使用权是否成立。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诉争的宅基地上房屋是牟延义、牟洪波于2014年所建，现已由济南市章丘区枣园街道办事处根据章丘区城市规划，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在旧村改造中拆除，该宅基地由章丘区枣园街道办事处收回统一规划利用，徐运深主张其对该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已无实际意义；且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其使用权是为保障农民“居者有其房”而设立的，具有人身属性和社会保障职能，不属于被继承人遗留的合法财产不能被继承。因此，徐运深以其父徐昌河生前持有的1982年林权证载明该诉争宅基地归徐昌河使用为由，主张其对涉案诉争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的观点，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说理欠妥，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徐运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运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琴审 判 员 刘  彦  亭审 判 员 明     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辉书记员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