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珍，女，192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文元，男，196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系王文珍之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锦春，女，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系王文珍之女。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秀珍，女，195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红，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文珍因与被上诉人林秀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葛洲坝人民法院（2019）鄂0592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文珍上诉请求：1、撤销（2019）鄂0592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不服金额25117.12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撤销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给林秀珍的临时号牌（宜昌A53470-0)及电动自行车登记证明（编号420500000110174)，并判令林秀珍办理两轮轻便摩托车号牌。4、责令林秀珍提供曾经办理两轮轻便摩托车车牌并且不能登记挂牌和无法购买到交强险的证据，以证明林秀珍己经履行了两轮轻便摩托车的法定上牌义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鉴定结论，林秀珍的车辆属于机动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应负有购买交强险的义务，林秀珍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向王文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了林秀珍所驾车辆为机动车，又否认了其必须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事实认定带有偏向性。（1）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林秀珍“夜行时未开启灯光照明”的事实未予以表述。（2）—审法院在判决中将依法定性的“电动轻便摩托车”故意错称为“电动自行车”，且没有明确指出电动轻便摩托车尚“不能登记挂牌”的法律法规依据。（3）一审法院没有提供林秀珍曾经去过交警部门办理登记挂牌的证据和曾经要求购买交强险而“无法购买到交强险”的证据。（4）林秀珍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只让其承担70%的民事责任，处理明显不当。（5）一审法院认为“康复理疗并非必然发生，故对后续治疗费不予支持”，判法不当，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6）精神抚慰金数额支持过少。事故不仅影响了王文珍的身体也影响了她的心理状况，使其由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变得丧失自理能力，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支持5000元。三、林秀珍在事故发生后拒绝道歉，拒绝缴纳医疗费，导致王文珍最长被停止治疗三天，请求法院依法增加其责任承担。林秀珍答辩称：王文珍的第一、二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项不是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林秀珍取得了电动自行车的登记号牌、行驶证，王文珍要求在本案中撤销这一号牌，不是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四项是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依据民诉法的举证原则，证明责任应当由证明积极责任的一方承担，所以本案应当由王文珍提交能登记上牌和购买交强险的证据。关于王文珍陈述的医药费问题，林秀珍按照一审法官的要求积极垫付了70%，在事故发生后积极送医、请护工、探望，不存在不积极的问题。在事故发生后林秀珍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想要与王文珍解决纠纷，之后双方还去交警部门制作了调解书，当时林秀珍再次要求王文珍家属提交所有的医疗费票据，但王文珍家属拒绝提交，最后导致双方未按照调解协议书履行。综上林秀珍同意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王文珍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林秀珍赔偿王文珍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68723.74元（残疾赔偿金36177.75元、医疗费1034.65元、后续治疗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6411.34元、交通费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2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林秀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1日20时45分许，林秀珍驾驶无号牌“澳柯玛”牌两轮电动自行车沿清波路由东向西往葛洲坝集团机关大院方向行驶，当行驶至清波小区门前路段时，与由北向南横过道路的行人王文珍发生碰撞，造成王文珍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委托宜昌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涉案车辆的车辆属性和事故前安全技术状况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车是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事故前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合格。2019年3月7日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林秀珍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王文珍承担本次事故次要责任。王文珍受伤后即被送往葛洲坝集团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4天后于2019年3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左胫骨平台骨折、陈旧性胸腰椎骨折、胸10椎体压缩性骨折、脑梗塞、肺部感染、左膝外侧副韧带损伤、左膝半月板损伤、重度骨质酥松症、高血压、冠心病？”。出院生活医嘱：“注意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左下肢石膏外固定。如患肢麻木，疼痛，立即就诊。两周后复诊。治疗期间需陪护一人”。截止法庭辩论终结前，林秀珍已垫付住院费14778.04元、门诊费703.70元、护理费2600元。同时查明，《宜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于2019年5月1日起施行。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6月30日向林秀珍颁发了临时号牌（宜昌A53470-0）及电动自行车登记证明（编号420500000110174），有效期届满时间为2022年4月30日。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人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林秀珍承担主要责任，王文珍承担次要责任。林秀珍对责任认定有异议，认为其在《宜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2019年5月1日施行后，已经取得了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和登记证明且事故路段并非视线不良，不存在违法驾驶行为，王文珍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其责任比例不应超过50%。林秀珍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其提交的视频反而能够证明事故发生时视线不良的事实，同时林秀珍事后取得的系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行驶证，与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其系机动车并不矛盾，故对林秀珍认为自己的驾驶行为是合法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参照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确定林秀珍在本次事故中承担70%的民事责任，王文珍承担30%的民事责任。对王文珍要求林秀珍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的主张，林秀珍驾驶的确为机动车，但在事故发生时，行政管理部门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非按机动车的管理方式进行，超标电动自行车尚不能登记挂牌，更无法购买到交强险，故对王文珍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王文珍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据住院收费票据、出院记录、病人费用小项统计，一审法院认定住院期间医疗费总计14778.04元；根据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门诊费票据4张，一审法院确认门诊医疗费为1153.68元；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王文珍为购买“骨康胶囊”、“藿香祛痛擦剂”支付245元，与伤情、复诊时间基本相适应，一审法院对该费用予以确认，故医疗费损失共计16176.72元。王文珍提交的2019年3月19日的门诊收费票据仅显示为“西药费”，无病历佐证不能确认为本次交通事故所支出；2019年4月22日的门诊收费票据的就诊科室与交通事故无关联，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林秀珍辩称王文珍本应于2019年3月3日出院未出院，后续产生的住院费属于王文珍故意扩大损失，但林秀珍提交的住院费用清单不能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该辩解意见亦不予采信。2.后续治疗费，鉴定意见认为王文珍现左膝关节功能受限，后期可行康复理疗。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考虑王文珍的年龄、健康状况、恢复情况，认为康复理疗非必然发生，故对后续治疗费不予支持，可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3.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确定为1200元（50元/天×住院24天）。4.营养费，出院医嘱明确载明“加强营养”，一审法院结合王文珍的伤情、年龄、恢复情况对营养时间90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予以采信，按照3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2700元。5.护理费，参照出院医嘱，结合王文珍的伤情、年龄、恢复情况，一审法院对护理时限150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予以采信。王文珍住院期间，林秀珍为其雇请护工护理20天（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3月4日）支付护理费2600元的事实，有收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剩余护理期限的护理费，一审法院参照赔偿标准中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均工资收入38897元的标准计算为13853.73元（38897元/年÷365天×130天）。护理费损失共计16453.73元。6.残疾赔偿金，林秀珍辩称因王文珍存在重度骨质酥松的特殊体质，应减轻该项赔偿责任。王文珍对特殊体质的存在并无过错，也非减免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林秀珍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因王文珍在定残之日已超过75周岁，伤残程度为九级、十级，参照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残疾赔偿金计算为36177.75元（34455元/年×21%×5年）。7.交通费，交通费损失200元，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8.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王文珍九级、十级伤残，身体和精神均遭受痛苦且其年事已高，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000元。9.鉴定费，鉴定费2200元，有鉴定费发票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林秀珍申请重新鉴定产生的鉴定费及检查费，因重新鉴定的鉴定意见与王文珍提交的鉴定意见一致，故相关费用应由林秀珍自行承担。上述1-9项损失共计77108.20元，由林秀珍按70%的责任比例赔偿王文珍53975.74元；扣除林秀珍已垫付的18081.74元，林秀珍还应赔偿王文珍3589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林秀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文珍各项损失共计35894元；二、驳回王文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7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43.50元，由王文珍负担103.05元，林秀珍负担240.45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林秀珍所驾驶的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是否应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予以赔偿。2、后续治疗费是否应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2000元是否适当。一、林秀珍所驾驶的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是否应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予以赔偿问题。首先，关于林秀珍所驾驶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的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规定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17761-1999）第3条“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电动自行车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第5.1.3条“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的规定，本案林秀珍驾驶车辆不具备脚踏行驶能力，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中第5.1.3条的规定，故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认定为非机动车。《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第3.6.2条对轻便摩托车规定：“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且：——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综合不大于4kW”；第3.6.2.1条对两轮轻便摩托车规定为：“装有一个从动轮和一个驱动轮的轻便摩托车”。本案中林秀珍驾驶的“澳柯玛”牌两轮电动车具有两个车轮，由动力装置驱动，未设计人力骑行功能，最高车速在40km/h以内，符合两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应属于机动车。其次，关于林秀珍驾驶的车辆是否应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予以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目前我国电动车管理的现状和实际情况，涉案电动车虽属于机动车，但并无任何保险公司接受对此类车辆的交强险投保，实践中保险企业不为该类所谓机动车办理交强险。即使是在2019年5月1日《宜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生效，对电动车的管理进行规范之后，该条例的第二十条也仅规定“倡导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为已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安装防盗电子芯片、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和车辆盗抢险等险种；倡导生产企业、销售商为所售电动自行车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辆盗抢险。”因此，没有投保交强险并非本案被上诉人林秀珍主观意愿及怠于投保的行为所致，该种状况不具有可责难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适用的前提是机动车投保交强险这一法定义务系投保义务人可控之事项，即投保人通过自力行为即可顺利履行该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现当事人林秀珍因政策和管理条件的原因无法为其所购买的电动车投保，系外因所致，具有不可归责于其主观及客观行为上的原因，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不适用本案肇事车辆。上诉人认为本案肇事车辆应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予以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后续治疗费是否应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2000元是否适当的问题。关于后续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该规定明确了后续治疗费的救济途径，即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对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也未强制性规定必须与已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后续治疗费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王文珍认为待实际发生后主张增加了当事人诉累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认定问题。本次事故中，林秀珍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文珍负事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综合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酌情决定的，除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明显不当之外，应予以维持。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多种因素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此项判决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王文珍认为精神抚慰金支持数额过低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文珍请求责令林秀珍提供曾经办理两轮轻便摩托车车牌并且不能登记挂牌和无法购买到交强险的证据，以证明林秀珍己经履行了两轮轻便摩托车的法定上牌义务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且林秀珍所驾车辆不能登记挂牌和无法购买到交强险的事实已在本院认为第一部分“林秀珍所驾驶车辆是否应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作了明确的阐释，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文珍请求本院撤销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给林秀珍的临时号牌（宜昌A53470-0)及电动自行车登记证明（编号420500000110174)，并判令林秀珍办理两轮轻便摩托车号牌的主张，因不属于本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文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王文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鸣审判员 王明兵审判员 关俊峰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叶方莲书记员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