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民终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红亚，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民，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璟，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龙，男，196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永汉，男，196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雅，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优群，女，197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红亚、周志龙因与被上诉人江永汉、董优群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红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民、王璟（第二次庭审参加），上诉人周志龙，被上诉人江永汉（第一次庭审参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雅，被上诉人董优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江红亚、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申请庭外和解，扣除审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红亚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认定“在程序上江红亚有权以其系舟山亨泰建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却回避江红亚是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这一客观事实，无视周志龙仅是代江红亚持股的名义股东且江永汉、董优群对此完全知晓以及股权转让前应取得实际投资人同意这一客观事实，径行判决驳回江红亚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2、另案有关被上诉人间的生效判决不应当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该判决是周志龙与董优群、励海能间就《合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违约强制割股”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和合同履行之诉，这些协议是周志龙作为名义股东，未经江红亚等实际出资人同意，与董优群、江永汉等人签署的，这些判决不涉及江红亚等实际出资人。本案是周志龙、江永汉与董优群等恶意串通处置江红亚出资的侵权纠纷，审理的是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受让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以及是否实际损害实际出资人权益的法律事实，另案生效判决未涉及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当时也未参与该诉讼，故生效判决对本案不具有既判力，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应适用于本案。3、一审法院对董优群、江永汉等与周志龙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的相关证据未做审查、未予认定。4、一审法院未对亨泰公司2016年3月的资产情况，包括矿产资源和固定资产价值高达数亿元的事实进行查明认定，也未对被上诉人间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予以查明，对被上诉人共同隐瞒上诉人擅自处分案涉股权的事实未做认定，反而径直认定被上诉人间不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行为，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周志龙辩称，同意江红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应该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江永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用正确，江红亚陈述的事实没有相应证据可以证明。江红亚提供的汇款凭证仅可证明其是向周志龙投资，并不是向亨泰公司投资；其要求认定江永汉与周志龙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同样没有事实根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董优群是通过法院判决取得周志龙的股权，与江永汉无关。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江红亚上诉，维持原判。 周志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江红亚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永汉、董优群负担。事实和理由：董优群清楚我名下有小股东。江红亚等小股东确实不知道我与董优群及亨泰公司签订的协议，我对不起他们。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针对周志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江永汉辩称，周志龙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周志龙在签定协议的过程中，并没有告知存在江红亚等小股东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江红亚、周志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董优群辩称，1.江红亚一审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转股前周志龙方已充分、明确披露了其名下隐含小股东、且受让方对此已知情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江红亚具有亨泰公司股东的权利。周志龙的自认并不能证明其有过披露行为及披露的内容，且周志龙与江红亚是利益共同体。在此前多起诉讼中，周志龙始终以在册适格股东身份参与诉讼，从未向法庭披露其名下隐含多少个小股东。2.如果周志龙与江红亚等人曾约定股权转让前需向江红亚等人告知、征得江红亚等人同意，而事实上周志龙却隐瞒事实未向江红亚等人告知，也只是江红亚与周志龙间的纠纷，董优群并没有向江红亚等人告知得义务，更不存在与周志龙共同向江红亚隐瞒的事实。3.董优群在受让股权前已向工商管理部门作了查询，证实周志龙、王德渺等人是公司合法股东，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出让方利益的情况。且已按照规定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该善意受让的股权应受法律保护。同时，转让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或过错。4.一审实体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但对江红亚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和追加董优群为被告的程序问题，一审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针对周志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江红亚述称，同意周志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江红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就周志龙所有的亨泰公司15.2%股权的转让行为无效；案件诉讼费由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亨泰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5日，主要是为开发开采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佛渡燕子洞矿山。经多次股权变更后，至2013年11月6日，亨泰公司登记股东为周志龙、李永波、王德渺和周志峙，登记股权比例为15%、20%、20%、45%，但四股东实际约定股权比例为15.2%、20.3%、17.5%、47%。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江红亚出资以及股权登记情况的事实。 江红亚认为其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周志龙认可江红亚的意见。江永汉、董优群不认可江红亚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江红亚于2013年7月至9月期间向周志龙交付合计70万元，周志龙于2013年10月31日向其交付一份盖有亨泰公司印章的《入股凭证》，载明：“投资人江红亚在周志龙股份名下投入人民币柒拾万元，该凭证只作分红凭证，经收人周志龙。”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江红亚未作为公司股东出现在工商登记信息之中。 二、关于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就案涉股权的转让是否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2016年2月28日，亨泰公司原股东周志峙、李永波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以亨泰公司股权总价2500万元为基础，周志峙、李永波将持有的亨泰公司47%和20.3%股权转让给周志龙、王德渺，协议签订后受让方需支付20%预付款，应付全部转让款按受让人的股权比例（周志龙15.2%、王德渺17.5%）支付，剩余款项于2016年3月15日前支付，若逾期不能付清，预付款押没。上述协议签订后，周志龙、王德渺支付了20%预付款。2016年3月15日，江永汉、励海能、周志龙和王德渺共同签署《合营协议书》一份。《合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前期投资总额为肆仟万元（不包括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江永汉出资6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16%股权，励海能出资20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51%股权，王德渺、周志龙出资1320万元，持有公司33%股权”。第七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应付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及其他续生产及村委等各项款项（包括本金及利息）由各方按出资比例承担。且各方特别承诺，2016年4月15日前若不能归还垫资方付的该款项本息，则自愿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垫资方，转让价格按2500万元乘以持股比例计算。任何未付方，同意按月利息6分计算付给垫资方，期限为一个月，即2016年4月15日止，未付方要将相对应的股权割让给垫资方”；第十一条约定“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出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该轮股权变更后，王德渺实际持股（隐名持股）17.5%，周志龙实际持股（隐名持股）15.5%（江红亚诉称该持股比例为15.2%）。 2017年1月20日，董优群、励海能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周志龙、第三人江永汉、王德渺、亨泰公司，请求：周志龙将其实际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以3875000元对价转让归董优群所有，实际支付对价以抵扣周志龙应付董优群、励海能款项后为准，周志龙向董优群、励海能支付以728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2%计付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股权转让确认日止的违约利息；周志龙偿还董优群、励海能于2017年1月15日前为其代偿的债务款2703078.28元及自起诉日起按月利2%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2017年12月8日，该院作出（2017）浙09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判决董优群、励海能向周志龙支付股权转让款4451821元（该金额计算方法为周志龙实际持有的15.5%股权之转让款计3875000元+周志龙按46.48%享有的亨泰公司债权计1766240元-周志龙按46.48%应负担的亨泰公司债务计1189419元=4451821元），确认周志龙实际持有的第三人亨泰公司15.5%股权自上述款项付清之日归董优群所有。因董优群、励海能和周志龙均不服该判决，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舟山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8日，舟山中院作出（2018）浙09民终94号民事判决，判决董优群、励海能向周志龙支付股权转让款4301821元，确认周志龙实际持有的舟山亨泰建材工程有限公司15.5%股权自上述款项付清之日归董优群所有。该判决书认定：“董优群、励海能自入股后，自2016年3月16日至同年5月6日期间，以借款形式为亨泰公司垫付采矿权拍卖款2300万元、政策处理费6967700元、矿业权交易服务费322920元”；“一审诉讼时，亨泰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股东变更为励海能和董优群，分别持有股权35%和65%。，第三人江永汉将其所持的亨泰公司31%股权（含代持周志龙的股权）转让给董优群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董优群在工商备案登记中所持有亨泰公司股权含代持周志龙15.5%的股权”；“对于董优群、励海能要求周志龙出让股权的条件是否成就一节，不论是《合营协议书》载明的前期投资总额为4000万元，还是《补充协议书》载明的公司急需4700万元，均是指2016年3月15日董优群、励海能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因经营需要需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垫资给公司的款项。《补充协议书》中更明确约定集资不到位的股东由他方垫付的本金及利息需在4月15日前付清，若确实无力付清的，则自愿将其所持股权以2500万元乘以所持股权比例的价格转让给励海能或其他有能力出资的第三方收购他的股权。若周志龙在4月10日前尚未找到有能力出资的第三方，则励海能或江永汉可自行寻找合作伙伴收购周志龙的股权。现周志龙并未在约定期限内出资到位，也未在4月10日前引入有出资能力的第三方，董优群、励海能依照约定要求周志龙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符合双方协议内容，应予以支持”。 2017年3月10日，周志龙起诉董优群、王德渺、江永汉，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营协议书》第一、七、十一、十二条的约定。2017年6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903民初9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周志龙的诉讼请求。周志龙不服该判决，向舟山中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30日，舟山中院作出（2018）浙09民终3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该案系公司股东间内部纠纷，无需依据工商登记材料认定股东间真实股份情况，励海能等人与周志峙、李永波直接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仅是为了适应工商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公司股权转让登记的形式需要，王德渺和周志龙为股权出让方。关于《合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该判决认定：“周志龙、王德渺与励海能、江永汉签订的《合营协议书》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应属有效。诉讼中，周志龙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励海能、王德渺、江永汉签订《合营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存在励海能、江永汉利用其没有经验致使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且周志龙作为亨泰公司原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负债等真实情况相对于励海能、江永汉等新进的股东更为熟悉，从规避商业风险角度出发，其认为其在签约时存在重大误解，也显然有悖常理。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周志龙要求撤销《合营协议书》部分条款的诉请，应为正确”。 根据已有生效判决，各方签订《合营协议书》后，周志龙实际持有15.5%股权，该股权为江永汉代持，在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在（2017）浙0903民初396号案件审理期间即2017年8月23日，江永汉将其所持的亨泰公司31%股权（含代持周志龙的股权）转让给董优群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亨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励海能和董优群，分别持有股权35%和65%。据此，周志龙股权由江永汉代持变更为董优群代持。且根据（2018）浙09民终362号生效判决认定，周志龙、董优群、励海能、江永汉、王德渺股东间纠纷无需依据工商登记材料认定股东间真实股份情况。据此，应以周志龙实际持有亨泰公司股权情况来确定周志龙是否为亨泰公司股东，在其股权未实际发生转让前，无论该股权由谁代持，均不影响周志龙实际持有亨泰公司股权的事实，故江红亚认为周志龙将其股权转让给江永汉，缺乏事实依据。后经由（2018）浙09民终94号终审生效判决认定，因周志龙未在约定期限内出资到位，也未在2016年4月10日前引入有出资能力的第三方，董优群、励海能依照约定要求周志龙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符合双方协议内容，周志龙实际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自董优群、励海能付清股权转让款4301821元之日归董优群所有。 综上，案涉股权转让至董优群名下，系周志龙作为显名股东与江永汉、董优群及其他案外人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营协议书》等民事行为并经法院相关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并最终通过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取得。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股权的转让系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等人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结果，故对江红亚有关该节事实的主张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1、江红亚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及追加董优群为被告程序是否合法；2、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之间就周志龙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一、关于江红亚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江永汉认为，江红亚并非周志龙名下小股东，更非亨泰公司股东，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是周志龙及江永汉，故江红亚无权对合同任何一方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其起诉主体不适格。董优群也认为，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江红亚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或第三人，其直接把董优群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确认之诉，明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江红亚通过其提供的出资证明、亨泰公司盖章确认的《入股凭证》以及周志龙的自认，证明其通过周志龙对亨泰公司进行投资，故在程序上江红亚有权以其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由提起诉讼，江红亚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关于追加董优群为被告是否程序合法问题。根据江红亚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董优群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江红亚申请追加董优群为被告，程序合法。 二、关于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之间就周志龙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致转让行为无效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董优群受让周志龙上述15.5%亨泰公司股权系通过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及其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后取得，江红亚认为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通过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价格转让股权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其要求确认上述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江红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江红亚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江红亚提交了亨泰公司资产汇总表、土地使用证、滩涂围垦许可证、海域使用权证、港口经营许可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舟山市港务局文件、舟山市普陀区发展计划局文件等证据材料，拟证明亨泰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海岸线、海域使用权、码头等资产在2016年3月15日董优群等新股东入股前就已实际存在，价值4000余万元；而江永汉、周志龙、董优群等人在2016年3月15日约定以25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的基价，说明股权转让的价格明显不合理，存在低价转让的事实。 周志龙质证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江永汉质证后认为，该证据早就存在，江红亚在一审时未提交，现在才提交，不能作为新证据。且材料均为复印件，来源不明，请求法庭查证证据来源。即使当时亨泰公司拥有这些资产，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约定大于法定，股东之间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可以不等同于资产价值，只要大家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江红亚以此证明江永汉、周志龙、董优群恶意串通，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董优群质证后认为，在舟山中院审理（2018）浙09民终94号案件时，周志龙即已提交上述部分证据材料，舟山中院对周志龙提交的这些证据在证明效力上予以否定，同时该案的判决书中对相关的事实也作了评判。公司股权的价值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应该综合考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公司实际经营状态，而不是纯粹依据资产价值判断转让的股价的高低。上述证据均不应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中土地使用证、滩涂围垦许可证、海域使用权证、港口经营许可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政府部门的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庭审陈述、举证质证意见及一审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后予以认定。 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存在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合谋，恶意串通损害江红亚的合法利益以及江永汉、董优群是否恶意低价受让周志龙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的情形，从而导致转让行为无效。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6年2月28日，亨泰公司原股东周志峙、李永波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亨泰公司股权总价以2500万元为基础，周志峙、李永波将持有的亨泰公司47%和20.3%股权转让给周志龙、王德渺。周志龙、王德渺也按此价格向周志峙、李永波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16年3月15日，江永汉、励海能和周志龙、王德渺签署《合营协议书》约定“前期投资总额为肆仟万元（不包括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江永汉出资6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16%股权，励海能出资20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51%股权，王德渺、周志龙出资1320万元，持有公司33%股权”。该份《合营协议书》并未改变周志龙持有的亨泰公司股权份额。虽在2016年3月15日后，王德渺、周志龙未在工商机关登记为股东，但无论是当时各方当事人签署的相关协议，还是2017年8月23日，江永汉将其所持的亨泰公司股权转让给董优群时，与董优群约定其代持的周志龙的股权交由董优群代持，均明确周志龙仍为亨泰公司的实际股东。该事实也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因此，直至2018年4月28日本院作出的（2018）浙09民终94号民事判决生效前，周志龙实际持有的亨泰公司的股权未发生任何变化，故也就谈不上所谓其名下投资人利益受到损失的问题。 《合营协议书》是励海能、江永汉、周志龙、王德渺就2016年3月15日后亨泰公司合营各方权利、义务包括公司经营中所需投入的资金如何筹措的约定。周志龙、王德渺作为亨泰公司原股东，对合营前的亨泰公司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等真实情况应十分了解，从规避商业风险角度出发，其与新进股东励海能、江永汉在《合营协议书》中约定“……公司应支付的各项款项（包括本金及利息）由各方按出资比例承担。若2016年4月15日前不能归还垫资方付的该款项本息，则自愿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垫资方，转让价格按2500万元乘以持股比例计算”，应是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投资人、经营者规避商业风险的理性选择。故周志龙对协议中约定的若不能归还（其他股东的）垫付款而可能导致的将以股权割让（以股抵债）清偿垫付款的后果应十分明了。该约定系基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的约定，并非江永汉、励海能、董优群与周志龙恶意串通损害江红亚利益的行为。在《合营协议书》签订后、亨泰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周志龙因不能支付垫付款而致诉讼，法院依据协议各方“若不能归还垫资方付的该款项本息，则自愿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垫资方，转让价格按2500万元乘以持股比例计算”之约定，判决周志龙转让股权抵偿垫付款，周志龙因此转让股权，并非是江永汉、董优群、周志龙串通的结果。江红亚认为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通过恶意串通，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江红亚主张，其入股时，亨泰公司全部投资为5415万元，其与其他实际出资人通过周志龙实际出资825万元，占股15.2%。现被上诉人确定的股权转让基价为2500万元，明显属于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损害其利益。从江红亚二审提交的土地使用证、采矿权出让合同等证书、文件记载内容看，亨泰公司该部分资产在2016年2月28日之前即已取得。但2016年2月28日亨泰公司原股东周志峙、李永波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基价即为2500万元，周志龙、王德渺也以此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说明亨泰公司原股东均认可亨泰公司真实的股权价值即为2500万元。公司股权转让时的价格并不仅以公司当时拥有的资产来计算或衡量，还需考虑经营状况、市场前景、公司的净资产额等多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对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产生影响。故江红亚二审提交的土地使用证等证据虽可证明亨泰公司拥有的资产价值，但在公司股东对股权价值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江红亚认为涉案股权的价格等同于公司资产价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证据对江红亚主张的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 周志龙在诉讼中陈述，在亨泰公司的财务室电脑中保存有其名下小股东的名单。但在2016年3月15日各方签订《合营协议书》时，周志龙却未从电脑中打印一份小股东名单交给励海能、江永汉。在本案之前的历次诉讼中，包括周志龙提起的确认《合营协议书》部分条款无效的诉讼，周志龙均未向法庭提交小股东名册。即使在2017年9月30日，发生与周志龙有涉的小股东及其亲属在一审法院扰乱法院秩序情况后，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理委员会领导召开协调会议时，周志龙及小股东也未提交小股东名单，致使会后未形成会议纪要。故从本案诉讼前周志龙及所谓其名下的实际投资人种种表现看，其对公开所谓小股东的名单讳莫如深，与其一直主张的所谓维权行为相矛盾。诉讼中，周志龙提交的手书的《周志龙名下小股东投资股权款》、《舟山亨泰工程有限公司隐名小股东一览表》所载投资总额均为825万元，但其中（小股东）姓名、金额存在差异。庭审中，周志龙确认《周志龙名下小股东投资股权款》所载的小股东为其名下实际的投资人，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周志龙始终未向法庭明确陈述究竟在何时、何地向励海能、江永汉或董优群移交了小股东名册。故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2016年3月15日签订《合营协议书》及股东变更登记时，周志龙已将小股东名单告知江永汉、励海能或董优群；更不能证明江永汉、励海能、董优群知道周志龙签订《合营协议书》、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系未获江红亚等人授权同意的无权处分行为。何况，2016年4月1日，王德渺、周志龙出具《承诺》，载明：除周志峙、李永波欠款外，其他所有原股东的股权金（证明均已收回或销毁）股权转让款已全部结清，且公司没有对外债务、没有对外担保，如有未收回或情况不符，由原股东承担责任。表明周志龙已对其名下的小股东进行了处置，股权金（证明均已收回或销毁）股权转让款已全部结清；即使存在小股东股权金未结清情况，也由周志龙（负责）承担责任。江永汉、董优群因此辩称不知道周志龙在签订《合营协议书》时其名下还隐含着小股东（未处理完毕），符合情理，应为可信。江红亚、周志龙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若江红亚认为周志龙的行为损害其实际投资人的利益，可另行向周志龙主张。 综上所述，江红亚、周志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江红亚、周志龙各负担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邦良 审 判 员 许旭涛 审 判 员 熊俊杰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龚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