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922行初113号 原告何志祥，男，196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化县。 委托代理人何育民，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化县。系原告何志祥之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安化县东坪镇沿江路。 法定代表人肖新华，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肖立新，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闵更新，男，该局动物卫生监督股股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朱九艳，湖南义剑（安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何志祥诉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管理行政补偿一案，于2020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志祥的委托代理人何育民，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的出庭负责人肖立新、委托代理人闵更新、朱九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4月18日，原告何志祥养殖场的生猪136头因疑似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被全部扑杀，进行深埋无害化处理，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向原告发放了35,800元补助资金。 原告何志祥诉称，1、请求全额给付因疑似非洲猪瘟强制扑杀生猪补偿款壹拾陆万叁仟贰佰元整。（小写163,2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16日，原告发现自己养殖场生猪异常，于是把情况向长塘畜牧站报告。4月17日，安化县畜牧局、长塘畜牧站相关工作人员到原告的养殖场现场查看并取走样本，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刘放祥、安化县畜牧局领导、长塘镇畜牧站站长和长塘镇人民政府李行、龙泽军、丫山村委支部书记何业苏等到养殖场现场清点生猪数量（共136头），查封猪场，所有存栏生猪不得交易，必须全部深埋无害化处理，各部门领导均口头承诺：所有生猪，不分大小，全部按每头1,200元补偿，并承诺补偿款最多三个月补偿到位。4月18日早上，送达“长塘镇生猪扑杀数量确认书”，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刘放祥、长塘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龙泽军、李行带队，组织长塘派出所、丫山村委、长塘畜牧站、挖机队等几十人对原告养殖场所有生猪136头进行深埋无害化处理。此后每个月原告都去长塘畜牧站、长塘镇政府讨要扑杀生猪补偿款，均被告知款项未到位。2019年12月中旬，长塘畜牧站姚站长通知原告去领取补偿款，给原告看了2019年8月28日签发的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文件，（2019）6号，《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关于调整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标准的通知》，补偿款共计只有叁万多元。综上所述，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湘财农指［2018］199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的通知（第三批）》、农业农村部2019年3月19日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8268号建议的答复，被告没有按照上级文件精神给予补偿，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何志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长塘（乡）镇生猪扑杀数量确认书。欲证明养殖户对象为原告何志祥，扑杀原因是疑似非洲猪瘟，扑杀时间是2019年4月18日，扑杀数量是136头。 2、长塘镇丫山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何业苏的证明一份，欲证明无害化处置过程和数量，各职能部门口头承诺补偿标准为1,200元/头，补偿款到位时间为三个月内。 3、湖南省财政厅湘财农指［2018］199号关于下达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的通知（第三批），欲证明2018年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偿标准为1,200元/头。 4、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标准为1,200元/头（来源：网页），欲证明补偿标准为1,200元/头。 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辩称，一、他局根据上级各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和补助标准向原告支付扑杀生猪补助款，是正确的。2018年8月，我国多地相继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全国防控形势严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各级政府、部门相继作出应急行政决策。其中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9月13日印发《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8］98号），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并确定此次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照1,200元/头掌握，同时授权各地可根据生猪大小、品种等因素细化补助标准。益阳市重大动物疫病防制指挥部于2019年7月9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非洲猪瘟防控措施的通知》（益防指发［2019］6号），规定各级政府都要对被扑杀生猪进行适当补偿，补偿标准可控制在100-800元之间。2019年8月28日，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根据益阳市重大动物疫病防制指挥部益防指发［2019］6号文件精神，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印发《关于调整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标准的通知》（安动防指［2019］6号），根据生猪大小、品种等因素对安化县2019年度非洲猪瘟强制性扑杀的补助标准进行了细化，即规定能繁母猪（种猪）补贴500元/头；50公斤（含）以上育肥猪补贴300元/头；50公斤以下仔猪补贴100元/头。因此，他局根据包括原告在内的各方共同确认的扑杀生猪数量和品种，按照安化县人民政府确定的2019年度补贴标准，向原告共计付补偿款35,800元，依据充分，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二、原告要求按照1,200元/头进行补偿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9年4月18日，原告养殖场的生猪因疑似非洲猪瘟疫情扑杀后，原告于2019年11月1日向他局出具领取补助资金35,800元的领条并提供了其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2019年12月3日，他局通过财政直接支付将该款项转账至原告指定的银行卡上，原告已经实际领取了规定的生猪扑杀补助款。至此，他局认为双方就扑杀生猪的行政补偿事项已经达成一致并已经履行完毕。现原告在实际收到补偿款之后又提起诉讼，要求给付因疑似非洲猪瘟强制扑杀生猪补偿款163,200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2019年4月17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养猪场出现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及其生猪的存栏、死亡等情况。 2、安动防指令［2019］第23号扑杀令、生猪扑杀数量确认书以及无害化处理现场照片，欲证明因疑似非洲猪瘟疫情扑杀原告存栏生猪136头并作无害化处理的事实。 3、原告出具的补助资金领条及支付凭证，欲证明原告已经领取生猪扑杀补助资金的事实。 4、财农［2019］98号《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欲证明国家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授权各地可根据生猪大小、品种等因素细化补助标准的规定。 5、益防指发［2019］6号《关于进一步强化非洲猪瘟防控措施的通知》，欲证明益阳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下文规定补偿标准可控制在100-800元之间。 6、安动防指［2019］6号《关于调整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标准的通知》，欲证明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对2019年度非洲猪瘟强制性扑杀补助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村长无权口头表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供全面，没有提供附件（被告向贵院提供附件），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仅是一个对人大代表的答复，没有实际的法律意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没有异议，对证据3证明原告领取35,800元没有异议，对证据4-6均有异议，这些文件均发布在本案行政行为之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证据2，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合法性与关联性在判决时一并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何志祥系安化县从事生猪养殖的村民。2019年4月16日，原告发现自己养殖场的生猪出现异常，向长塘镇畜牧站报告了情况。2019年4月17日，安化县畜牧局，长塘畜牧站相关工作人员到原告的养殖场现场查看并取走样本。被告亦到养殖场现场清点生猪数量，将猪场查封，要求所有存栏生猪不得交易，必须全部深埋作无害化处理。2019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生猪扑杀数量确认书，经原告签字确认，其养殖场的生猪数量为136头。同日，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下发安动防指令［2019］第23号扑杀令，经畜牧部门技术确认，原告何志祥养殖场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决定对该养殖场所有生猪136头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后被告按照安动防指［2019］6号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文件，以能繁母猪（种猪）补贴500元／头；50公斤（含）以上育肥猪补助300元／头；50公斤以下仔猪补贴100元／头的补贴标准，给原告何志祥养殖场的17头种猪、77头肥猪、42头仔猪共136头生猪补贴35800元。原告何志祥于2019年11月1日向被告出具领取补助资金35800元的领条。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通过财政直接支付将该补贴款发放至原告何志祥安化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卡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具有对本案涉案事务进行管理的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向原告何志祥发放35,800元补助款是否合法？原、被告双方对于原告被扑杀的生猪数量均不持异议，其分歧点在于补偿的标准。根据益阳市重大动物疫病防制指挥部于2019年7月9日下发的益防指发［2019］6号文件、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于2019年8月28日发布的安动防指［2019］6号文件，安化县因非洲猪瘟而扑杀生猪的补偿标准为：能繁母猪（种猪）补贴500元/头；50公斤（含）以上育肥猪补助300元/头；50公斤以下仔猪补贴100元/头。而原告提出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9月13日联合下发的文件中，对于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1,200元/头执行。但该文件是对2018年度生猪扑杀的补偿标准的规定，且该文件也给予了地方对于补助标准可以进行细化的权利。原告称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口头承诺以1,200元/头的标准给予其补偿，既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可依据的法律和文件，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出上述益阳市和安化县的两个文件均是在其养殖场的生猪被扑杀之后发布，该补偿标准只能适用于文件发布之后扑杀生猪的补偿，原告的生猪被扑杀仍应适用2018年度的补助标准。动物疫情出现后，经过有关部门的防治工作，待疫情渐趋稳定，再综合考虑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养殖户经济的影响，在更加合理有效保障养殖户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本年度因疫情强制扑杀的补助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安化县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于2019年8月28日发布的安动防指［2019］6号文件就是对安化县2019年度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标准的明确，原告何志祥养殖场的生猪被扑杀发生在2019年4月18日，自然适用该文件的规定。故原告提出对其生猪扑杀应适用2018年度的补助标准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被告安化县农业农村局根据益阳市、安化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确定原告何志祥因非洲猪瘟被扑杀的136头生猪的补助款为35,800元，后通过财政将该笔补助款发放至原告银行账户上。原告签字同意扑杀生猪，向被告出具领条，且已实际领取了补助款，由此可以认定，双方签订并已经履行完毕相关的行政协议，原告在协议实际履行完毕后反悔，要求按1,200元/头的标准对其进行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志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志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殷载媛 审 判 员  杨 勇 人民陪审员  张志军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杨怀远 书记员欧阳小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