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3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东，男，生于1960年9月6日，汉族，退休干部，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全胜，男，生于1968年3月5日，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平，四川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西洪，犍为县石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乐山凯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柏杨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欧亚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祥华，男，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宁永愚，男，生于1958年1月25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被告：林红，女，生于1968年1月3日，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地四川省犍为县，现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被告：施敏,男，生于1988年11月2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界，男，住四川省犍为县，由犍为县玉津镇西街社区居委会推荐代理。 原审被告：吕雯雯，女，生于1986年8月28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被告：许金蓉，女，生于1967年5月4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秦川，男，生于1972年3月11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小平，男，生于1970年11月19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界，男，住四川省犍为县，由犍为县玉津镇西街社区居委会推荐代理。 上诉人陈东因与被上诉人张全胜、原审被告乐山凯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吕雯雯、陈秦川、许金蓉、王小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9）川1123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9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被上诉人张全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平、张西洪，原审被告凯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祥华，原审被告施敏和王小平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界，原审被告许金蓉和陈秦川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宁永愚、林红、吕雯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上诉人陈东上诉请求：一、本案起诉属重复起诉，应依法裁定驳回；一审不驳回起诉并作出实体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9月14日，张全胜先后以陈东、许金蓉、陈秦川、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四川新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亿公司）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就案涉犍国用2003字第—5130号土地提起合伙协议纠纷案的起诉、上诉和申请再审。犍为县人民法院、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就前述案件作出（2015）犍为民初字第1493号民事判决、（2016）川11民终697号民事裁定、（2017）川1123民初246号民事判决、（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2018）川民申3042号民事裁定。（二）前述案件中，张全胜的诉讼请求为判令确认其与陈秦川所签转让协议解除（或者失效），判令前述当事人退还其198万元的投资款及利息。（三）张全胜在前述案件中的主要诉讼理由为两点。1.根据2014年12月25日“近水鱼台会议决议”中的“私下转让股份无效”，转让协议已解除或失效。2.2014年12月25日“近水鱼台会议”后，陈东以地块合伙人（投资人）身份享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四）本案所有证据在前述案件中均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认证。（五）前述生效判决对案涉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主要认定如下：2013年12月3日，陈秦川与张全胜达成《转让协议》，张全胜支付98万元转让款；2014年3月31日宁永愚在金荷山庄合伙人会议上宣布转让事宜，各股东未表异议；2014年4月30日，张全胜将100万元投资款投入合伙组织用以合作项目的运转，宁永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收取张全胜转款后转入凯利公司并出具收条，载明收款性质为股金；凯利公司作为合伙人收到张全胜股金后未表示反对，并在2014年11月25日向合伙股东出具《承诺书》，承诺交清土地款及滞纳金，并承担由此给各股东造成的经济损失，《承诺书》上签名有林红、宁永愚、施强（施敏）、施聪（施永之子）；双方对《转让协议》全面履行，陈秦川取得转让对价98万元，张全胜获得合伙组织合伙人身份，陈秦川与张全胜的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张全胜作为合伙人之一，要退出合伙组织，只能通过再次转让合伙份额或者退伙来完成，合伙组织不能依据该决议消灭张全胜已经取得的合伙人身份；张全胜的合伙人身份并不因2014年12月15日股东会决议的作出而消灭，张全胜怠于参与合伙事务，行使合伙权力，并不影响其合伙人身份的存在；在《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张全胜已是合伙人的前提下，陈东、许金蓉转入55万元款项、签署《土地结算确认书》、《借款协议》、《借条》、《投资人结算确认书》均以自己名义进行，以上参与合伙事务的行为，均不能直接发送取代张全胜合伙人地位的效力。（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1.本案后诉当事人与前诉（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等案当事人相同。2.本案后诉与前诉诉讼标的相同，案由相同，均为合伙协议纠纷；均为2014年12月25日“近水鱼台会议”后，张全胜是否仍是案涉犍国用2003字第—5130号土地的合伙人，陈东是否取代其合伙人身份。3.前诉案件中，张全胜依据“近水鱼台会议决议”中“私下转让股份无效”主张《转让协议》已解除，请求退还转让款和投资款及利息；后诉中，其仍然依据“近水鱼台会议决议”中“私下转让股份无效”主张退伙，请求退还转让款和投资款及利息。即后诉与前诉请求的实质均为依据前述两个理由，否定其在案涉土地中的合伙人身份、地位、合伙份额，并要求退还其转让款和投资款共198万元及利息，后诉与前诉期间并未发生其他新的事实，系典型的以后诉请求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一审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错误理解，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和裁判结果混乱、程序严重违法。（一）2012年11月25日，凯利公司、宁永愚、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六方就犍国用2003字第—5130号土地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签订后，陈秦川的交款为2012年7月24日20万元、8月6日15万元、11月20日20万元、11月29日5万元，共计60万元，交款收据均加盖凯利公司财务专用章。（二）2013年12月3日，陈秦川与张全胜通过代理人达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后，前述《联合开发协议》及60万元交款单原件已交付张全胜。（三）张全胜成为了案涉土地10%份额的合伙人。陈秦川的60万元交款基于合伙份额转让而成为张全胜对合伙组织的交款，98万元转让款与60万元交款的差额38万元系陈秦川转让合伙份额的收益，张全胜向合伙组织交纳100万元股金系履行合伙人出资义务。（四）陈秦川在案涉土地中原有且仅有10%的份额，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陈秦川在案涉土地中不再有任何份额，当然也不再是合伙人；陈东在案涉土地中从来没有份额，当然也不可能是合伙人，仅系受陈秦川委托转让合伙份额的代理人。（五）张全胜要退出合伙组织只能通过再次转让合伙份额或者退伙来完成，按照《联合开发协议》第七条第2款项办理，但张全胜主张的退伙未经此程序。（六）一审判决陈东退还98万元转让款，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王小平、陈东退还投资款100万元，显然既认为是转让合伙份额又认为是退伙，法律关系明显混乱；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认定张全胜退伙、陈东接手其退出的10%的合伙份额毫无依据，违反法定程序否定生效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既然认定张全胜退伙、陈东接手其退出的10%的合伙份额，张全胜是将该10%的合伙份额退给合伙组织，由陈东从合伙组织取得该10%的合伙份额？还是张全胜直接将该10%的合伙份额转让给陈东？一审对此没有任何说明。（二）（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认定合伙组织对《转让协议》的否定不具有溯及力，合伙组织不能依据该决议消灭张全胜已经取得的合伙人身份。但一审以施永的证言，宁永愚、施敏答辩状的陈述，以及施敏在庭审中的陈述，林红的陈述，推定近水鱼台会议上全体股东一致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的事实成立。张全胜在案涉土地的所有事宜中从未出现过且均由施永所为，所谓施永证言完全系张全胜的陈述；施敏之父施强系施永之胞弟，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所谓陈述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张全胜（施永）、宁永愚、施敏、林红等组成的合伙组织确因案涉土地发生了极大亏损，在本案之外，陈东作为一方当事人，与宁永愚、林红、凯利公司、施敏等就案涉土地在一审法院和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系列诉讼，存在明显利害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本案的处理中，应立足客观证据而不应不加分辨地采信明显虚假陈述与证言并进行推定。（三）（2017）川1123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和（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6年4月16日和20日，林红、刘晓梅、王小平、宁永愚、施永、陈东形成“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的投资人会议决议”及“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授权委托书”并签字。2016年4月25日，王小平、张全胜、陈东、林红、程秉月、新亿公司形成“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施永在该协议中以张全胜名义签字，协议就如何退还合伙人投资及案涉地块向新亿公司、程秉月、林红、陈东所负借款本息进行了约定。一审判决却认定“此后张全胜未再参与5130号地块的任何事宜”，属认定事实不清。（四）特别需要说明的是：2016年4月25日“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系案涉地块形成的最后文件，在该文件中再次确认了张全胜的合伙人身份，陈东仅是案涉地块的50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人。正是基于陈东系案涉地块50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人，为了保护该债权，才转入55万元、签署《土地款结算确认书》、《借款协议》、《借条》、《投资人结算确认单》。（2017）川1123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和（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中均显示对这些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认证。张全胜在案涉土地过户、凑集资金过程中怠于参与，在案涉土地过户后积极参与并签订协议推动项目开发的事实，即：陈东转款55万元、签署《土地款结算确认书》、《借款协议》、《借条》、《投资人结算确认单》时，张全胜仍是合伙人而陈东不是合伙人，张全胜以2014年12月25日“近水鱼台会议决议”和陈东其后参与合伙事务的行为主张退伙不成立。（五）陈东交款55万元，并在《土地款结算确认书》、《借款协议》、《借条》、《投资人结算确认单》签字的行为和后果，已经一审、二审、再审审理并由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本案一审基于同样的证据却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四、一审判决书本身足以证明一审判决罔顾事实，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判决称“本案原被告双方对各自递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从判决书质证部分载明的内容上看，其他当事人或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未表态，或认为其无证明力，或与己无关。（二）施永作证称“2014年12月25日近水鱼台会议上全体合伙人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组织，并宣布由合伙组织退100万元本息，陈东退98万元本息，当时合伙人承诺按两分利息退还投资款，陈东说按一分的利息就同意写条子，施永当时没有同意。近水鱼台会议后，张全胜就没有参加过合伙组织的任何事。”在宁永愚、林红、陈东等不认可该“证言”情况下，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直接采信，将没有认证的证据和事实作为法律事实并裁判案件。（三）一审对（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张全胜2016年4月16日、20日、25日签署“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的投资人会议决议”、“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授权委托书”、“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的事实于不顾，依据施永“证言”和宁永愚、施敏的答辩材料作出“此后张全胜未再参与地块的任何合伙事宜”的认定，纯属罔顾事实。 被上诉人张全胜辩称，1.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张全胜前诉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的理由是张全胜的诉讼主张不明确所致，本案的诉讼请求与前诉的诉讼请求完全不同，此前的诉讼请求基础是与陈秦川签订的《转让协议》效力问题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次诉讼请求的基础是与合伙人之间产生的退伙纠纷。2.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全体股东形成“私下转让股份无效”的决议，明确否认张全胜合伙人身份，全体合伙人不认可和接纳张全胜继续成为合伙人，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组织，不再参与合伙事务，张全胜的委托代理人施永代表张全胜对该决议表示认可接受，张全胜即从2014年12月15日退出了合伙组织，该决议产生张全胜退伙的法律效力。此后张全胜即未参加合伙事务，合伙人以及合伙项目挂靠的新亿公司均不认为张全胜还是合伙人。原张全胜的10%份额是由合伙组织收回后，经合伙组织与陈东协商后由陈东继续接受，不是通过张全胜转回给了陈秦川或者由陈秦川进行了回购。因此应由接手了张全胜10%份额的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退赔投资款198万元本息的责任。 原审被告宁永愚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2013年12月陈秦川将其名下10%份额转让给张全胜。2014年3月31日金荷山庄合伙人会议因合伙人未全部到齐，我只是在会议上向到会合伙人通报了陈秦川委托陈东转让份额给张全胜的事，并没有进行正式表决。此后张全胜向合伙组织交了100万元。2014年12月多数股东对他们私下转让份额表示不满，大家不愿意张全胜成为股东，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召开全体股东会，我通知了陈秦川的代理人陈东和张全胜的代理人施永，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并承诺合伙组织退还张全胜100万元本息，陈东收取的98万元本息由陈东退还。张全胜亦同意。陈东答应张全胜的10%的份额由他接手，同意198万元本息由他负责退还张全胜。陈东实际就是10%股份的股东，我们股东也是一直将陈东作为股东对待。对于利息计算大家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合伙组织与陈东协商一致，已将张全胜交的100万元归入到陈东出资名下。2015年3月合伙项目需追加投资，10%股份应交的投资款为215元，合伙组织之前只收到陈秦川名下10%份额的出资60万元，陈东答应退还张全胜98万元转让款后，该60万元就认可划到陈东出资名下，陈东要求将张全胜交的100万元划为他的出资，并承诺合伙组织退张全胜的100万元本息以后由他负责退还，故陈东于2015年3月补交了55万元，合伙组织对陈东10%股份出资额就确认为215万元。2015年8月，合伙组织为确保项目安全和顺利开发，决定将挂靠凯利公司名下的土地转为挂靠到新亿公司开发，实际投资人2015年8月10日与新亿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协议对土地实际投资人的身份及份额作了明确记载，其中陈东占10%的股份。故此应由陈东退还张全胜198万元本息。 原审被告施敏和王小平的当庭述称与宁永愚的述称一致。 原审被告凯利公司述称，陈东系为保证其借款资金的安全，接管了10%的股份，合伙组织也认同了其股东身份，从诉讼中没有陈秦川授权陈东处理事务来看，陈东就是股东。 原审被告许金蓉、陈秦川述称，同意上诉人陈东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一审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陈秦川原来的10%份额已经委托陈东以98万元转让给张全胜，许金蓉与本案是没有关系的。一审判决认为张全胜2014年12月25日之后没有参与合伙项目是不符合事实的，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表明，该时间之后施永还代表张全胜还签署了相应法律文件。请求驳回张全胜的起诉。 原审被告林红、吕雯雯未提交书面意见。 张全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吕雯雯、陈秦川、陈东、许金蓉共同退还198万元（合伙份额转让款98万元及投资款100万元），并按照每月2%利率计算支付从2014年12月15日起至付清为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3日，凯利公司与许金蓉、李晓玲、程宏艳签订《资产转让协议》，许金蓉、李晓玲、程宏艳将其【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使用权(该地块属工业用地)及其土地上所有固定资产以8,000,000元转让给凯利公司。2013年10月26日，该土地被犍为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以12,170,100元价格收储。 2012年11月20日，王小平与施敏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王小平委托施敏代为办理犍为县玉津镇联合村5组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号：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投资开发的相关事宜。2015年10月26日，王小平与施敏解除委托投资协议。 2012年11月25日，凯利公司（甲方）与宁永愚（乙方）、陈秦川（丙方）、吕雯雯（丁方）、林红（戊方）、施敏（己方）签订《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一、项目概况。六方约定的项目是原属四川犍为艳佳建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6214平方米的一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号：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计价款8300000元。二、合伙方式。甲方以该公司及资金入股，乙、丙、丁、戊、己方以资金入股。三、合伙期限。合伙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房地产开发建筑面积销售结算完毕止。四、出资方式、期限。本项目开发建设资金为20000000元，甲方出资6000000元，占本项目股份30%；乙方出资6000000元，占本项目股份30%；丙方出资1000000元，占10%股份；丁方出资2000000元，占10%股份；戊方出资2000000元，占10%股份，己方出资2000000元，占10%股份；若项目的运营需要后续的资金支持，按照六方入股比例集资。五、合伙事务管理。宁永愚担任合伙项目事务的执行人，全权负责项目的整体开发；合伙人对合伙项目重大事项的决议，实行合伙人共同协商决定的方式；若共同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按照股份份额50%以上比例作出最终决议。七、入伙、退伙和股本的转让。入伙：签订本协议后，此次合伙即时生效；退伙：退伙需提前三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否则任何人不得在本项目完全结束前退伙；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在合作项目结束后进行结算，无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现金形式进行结算；股本转让，合伙人转让自己的股本，必须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第3点的方式作决议；若同意其转让，转让时按照甲方、乙方、丙方、戊方、己方、其他受让人的顺序进行；其他受让人受让的，按入伙对待，享有原合伙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若不同意其转让的，按退伙处理。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并约定协议自六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凯利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司法人印章、宁永愚、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在协议上签字并捺印。 2013年1月20日，陈秦川向陈东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陈东参与【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的经营、转让事宜；若有相关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均由陈东全权负责。 2013年12月1日，张全胜委托施永购买陈秦川转让的开发【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10%的股份，张全胜向施永出具了委托书。2013年12月3日，陈东与施永签订转让协议，陈秦川将其名下开发【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10%的股份以980,000元转让给施永，陈东与施永在转让协议上签了名。2013年12月20日，陈东向施永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施永土地款980,000元。 2014年3月31日，该地块合伙人在犍为县金荷山庄召开会议，会上该合伙事务执行人宁永愚宣布陈秦川的股份已转让给了张全胜，待工程项目确认后再确认陈秦川转让给张全胜的股份一事，同时通知各合伙人追加投资。2014年4月30日张全胜将1,000,000元投资款转入宁永愚账户，宁永愚收到后将该款转入了凯利公司账户。宁永愚向张全胜出具股金《收款收据》一张。 2014年4月3日，凯利公司向陈东借款500万元，签订《借款协议》。 2014年4月21日宁永愚向吕雯雯指定的其大伯吕建国的账户转账70万元，当日吕雯雯出具《退股收款收条》，载明“经申请同意，收到宁永愚退回吕雯雯入股本金共计700,000元”。2014年4月24日宁永愚在该收条上注明：经股东会全体同意退股。 2014年12月15日，《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土地的全体合伙人在犍为县近水鱼台召开股东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一、公布帐目，股东无异议；二、私下转让无效；三、施敏、吕雯雯、林红三股东自愿提出退股，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上三位股东自愿退出，凯利公司退还退股股东本息，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所有支出本息计入资金项目成本；四、如以上约定不能按期履行，刘晓梅用股份作为抵押、宁永愚用股份作为担保退还施敏、吕雯雯、林红三位股东的本息。施敏、吕雯雯、林红、陈东、宁永愚在该会议记录上签了名。施永出庭作证称其作为张全胜的代理人参加了此次股东会，因全体股东一致反对张全胜与陈秦川之间的股权转让，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组织，并承诺由合伙组织退还其补缴的100万元本息，由陈东退还股权购买款98万元本息。宁永愚、施敏在（2018）川民申3042号案件答辩时称，在近水鱼台会议上，执行董事宁永愚宣布前期张全胜代缴了100万元土地款本息由股东会退给张全胜，陈东私下收的98万元转让款由陈东退还本金及利息，陈东与张全胜代理人施永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且会上未表示反对，陈东还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表示认可，此后张全胜及其代理人均未参加过股东事务，而陈东一直在代表陈秦川履行股东义务，陈东于2015年补交了土地款55万元，参与了对外借款250万元和350万元的事实，并且按10%的比例承担了林红借款350万元的利息，以股东身份参与土地过户到新亿公司等事务，陈东（陈秦川）应当承担10%的股份责任；2015年4月，全体合伙人在清算内部实际出资时，陈秦川名下按照10%的股份比例应交215万元，而其名下实际出资只有60万元，后经陈东同意，将张全胜代缴的100万元归入陈秦川名下，后来许金蓉又代缴了55万元，陈秦川名下的实际出资达到215万元，在结算确认表上，陈东对缴款金额进行了签字确认，且陈东答应股东会差张全胜100万元本金及利息由陈东承担归还。2015年10月25日投资人会议上投资结算确认单中陈秦川名下确认实际出资215万元，与林红、施敏10%股份出资一样；2015年8月10日“土地转让协议”上再次明确陈秦川拥有10%的股份，陈东在协议上代表陈秦川签了字。故宁永愚、施敏认为张全胜代缴的100万元本息应由陈东（陈秦川）承担归还责任，而不应由全体股东共同承担。施敏在该案中的陈述，近水鱼台会议后，张全胜就再未参与合伙事务，谁接手了张全胜的股份就应该由谁承担返还责任。 2015年2月27日，而、宁永愚、吕雯雯、施敏、陈秦川（受托人陈东）与林红签订《委托借款协议》，协议中约定“该地块股东于2015年2月27日在铭洁仕茶楼召开股东会，关于筹集600万元资金一事，经概算：陈东补缴55万元……”宁永愚、施敏、林红、刘晓梅在该份协议上签字捺印，并加盖凯利公司公章。2015年5月《关于新亿公司与凯利公司的借款和“犍为县玉津镇ＹＪＺ13-04号地块（宗地编号511102-2014-Ｂ-0006）”政府返还土地款结算确认表》上地块投资人筹资款项中许金蓉出资金额为55万元，陈东以地块实际投资人身份在确认表上签字。2015年8月10日，凯利公司与新亿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载明“该宗地块的实际投资人的权利随该宗地块登记权利人的变更而变更到新亿公司，经各方初步确认，各实际投资人投资份额如下：凯利公司、宁永愚投资份额30%；吕雯雯、林红、施敏、陈秦川（委托代理人陈东）投资份额10%……”陈东在各实际投资人签字处签名；同日，在出借方新亿公司与借款方凯利公司、吕雯雯、宁永愚、林红、施敏、陈秦川的委托代理人陈东（凯利公司、吕雯雯、宁永愚、林红、施敏、陈秦川简称乙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载明“经乙方初步确认，乙方各实际投资人及投资份额如下：凯利公司、宁永愚投资份额30%；吕雯雯、林红、施敏、陈秦川（委托代理人陈东）投资份额10%……”陈东在各实际投资人签字处签名，并且陈东在向出具给新亿公司的收条上签名。2017年6月19日，新亿公司向该院提起诉讼（2017）川1123民初1164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陈东、王小平对2015年8月10日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该院经审理后，判决“由一审被告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陈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连带偿还一审原告新亿公司借款本金2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8月11日起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10月25日，凯利公司欧亚东、林红、宁永愚、施敏、陈秦川（施永、陈东）在东岛茶楼召开投资人会议，并形成决议，陈东在决议上签名为陈东代施永，罗杜林在决议上备注“说明：陈东与施永的诉讼在进行中，由陈东暂代”；同时，各合伙人对土地开支情况作了结算，形成《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土地投资结算确认单》，该确认单列明的投资人姓名陈秦川，占10%，实际出资215万，应出资253万，应补交38万。陈东在确认单上签名为陈东代施永，罗杜林在决议上备注“说明：陈东与施永的诉讼在进行中，由陈东暂代”，施永并未参加此次会议。 另查明，张全胜于2015年10月1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2015）犍为民初字第1493号，请求陈东、陈秦川、许金蓉共同返还合伙份额转让款98万元及追加投资款100万元并支付资金损失，凯利公司应当对100万元投资款及资金损失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一审宣判后，陈秦川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至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1民终697号，二审认为张全胜的诉讼请求基于其主张与陈东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行为无效，原审判决经审理后认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但由于合伙人会议形成的“私下转让无效”等决议，陈东作为陈秦川的受托人在股东会议上签字，且陈东在2015年3月2日补交了55万元投资款，陈东的行为说明，陈东作为陈秦川的委托人，已将转让给张全胜涉案合伙份额予以收回，双方的《转让协议》已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二审认为，张全胜对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与原审法院关于转让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不一致，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行使释明权，在未行使释明权的基础上径直认定双方《转让协议》有效，但双方该协议已解除的判处结果属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故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该院于2017年1月22日对重审案件立案（2017）川1123民初246号，并依法追加宁永愚、林红、施敏、新亿公司为该案共同一审被告，重审中，张全胜在经法院释明后，主张与陈东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及行为效力待定，后该协议又予以解除或失效，故一审被告取得股份转让款及投资款应当予以退还，并承担相应的资金利息。该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全胜与陈秦川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张全胜在该院行使释明权后，提出的关于确认《转让协议》已解除或失效的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系其对协议的效力未明确确认，也未变更诉讼请求，而是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在增加诉讼请求中，又主张协议已经解除或失效，属于诉讼主张不明确；且张全胜已经以股东身份缴纳了100万元的投资款，即便经双方协商陈秦川愿意重新收回已转让的股份，也属于另一股份转让合同关系，而不属于该《转让协议》的解除（或失效），因此张全胜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重审判决驳回张全胜的全部诉讼请求。张全胜对重审判决不服，上诉至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1民终1657号，二审经审理查明后，维持原判。张全胜不服二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川民申3042号，再审审查认为张全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故依法驳回张全胜的再审申请。 再查明，张全胜称张全胜在过去的诉讼中主张与陈秦川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或已经解除，系合伙协议纠纷中的股权转让纠纷；但本次诉讼中张全胜主张的基础是其在一审被告的强行要求下于2014年12月15日退伙，退伙后相关义务人一直未退还投资款，该案系合伙纠纷中的退伙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1.张全胜主张退伙的事实是否成立；2.张全胜主张退伙时的合伙组织成员，陈东是否重新接手了张全胜10%的股份；3.张全胜是否系重复诉讼，如不构成重复诉讼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应由谁承担返还责任。 一、张全胜主张退伙的事实是否成立。 张全胜委托施永与陈秦川的委托代理人陈东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陈秦川已将10%的股份转让给张全胜，张全胜即取得合伙人身份，成为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地块的合伙人之一。2014年12月15日，该地块实际投资人在近水鱼台召开股东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刘晓梅（凯利公司代表人，欧亚东之妻）、宁永愚、林红、施敏、陈东、施永、吕建和（吕雯雯的父亲，在施永离开后才到场）。会上，宁永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宣布陈秦川与张全胜之间的合伙股份转让无效，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组织，并且答应由合伙组织退还张全胜2014年4月30日缴纳的100万元，由陈东退还股权转让款98万元，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张全胜的事情讨论完之后，施永即离开了会议现场，其余股东继续讨论其他事宜。此后张全胜未再参与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地块的任何合伙事宜，相反，在对内合伙份额的确认或者对外签订合同时，均列明陈秦川的合伙人身份及股份数额，陈东以地块实际投资人身份在各类合同上签字，陈东辩称，参加各种会议、签署各类合同，是为了监督保护自己的债权，因为陈东借了500万元给凯利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如果陈东仅是作为凯利公司的债权人，其无权以地块实际投资人身份参加股东会、参与合伙事务对外签订合同。在（2015）犍为民初字第1493号案件中，魏娟、黄春梅在法院当事人接待室于2016年1月6日有一份对陈秦川的询问笔录（该份证据张全胜未提交），陈秦川陈述当时因为市场不景气、有风险，陈秦川和陈东都认为该把股份转让出去，所以陈秦川就委托陈东把股份卖了，股份是陈秦川个人所有的，卖给了施永，卖了之后陈秦川就在未管过合伙的事情了。从这份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陈秦川委托陈东处理了只有转让股份一个事项，之后再未参与合伙事务，也对陈东再无其他委托事宜。结合施永的证言，宁永愚、施敏在答辩状上的陈述，以及施敏在该案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庭审时林红也表示不认可张全胜的合伙人身份，可以推定近水鱼台会议上全体股东一致要求张全胜退出合伙的事实是成立的，且此次会议之后，张全胜也再未参与过合伙组织的其他事务。故一审原告张全胜主张自2014年12月15日退伙的事实，该院予以采信。 二、张全胜退伙时的合伙人有哪些人，陈东是否重新接手了张全胜10%的股份。 2012年11月25日，凯利公司、宁永愚、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签订《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协议载明六方约定合伙项目是原属四川省犍为艳佳建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6214平方米的一宗地，证号是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合伙方式是凯利公司以公司及资金入股，宁永愚、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以资金入股；凯利公司出资600万元、占股30%，宁永愚出资600万元，占股30%，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各出资200万元，占股10%；宁永愚担任合伙项目事务执行人。由此可见，该项目的原始合伙人为凯利公司、宁永愚、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因吕雯雯不愿意在继续参与合伙事务，2014年4月21日，宁永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将吕雯雯的投资款70万元予以退还，吕雯雯向宁永愚出具《退股收款收条》，且在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会议上，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吕雯雯退股，故吕雯雯主张不再是合伙人，已经退伙的事实该院予以采信。王小平与施敏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于2015年10月26日签订《解除委托协议》，这两份协议反映出在犍国用（2003）字第（一）-××号土地投资项目中，施敏名下的10%股份实际权利人是王小平，施敏只是王小平的代持人，故涉及该项目的一切合伙事务应由王小平承担相应的权利及义务。许金蓉从始至终均不是涉案项目合伙人。 陈东辩称其不是以股东身份而是以凯利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且不认可答应过退款或者重新接受股份。根据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股东会会议、2015年5月的返还土地款结算确认表、2015年8月10日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借款协议、收条，2015年10月25日的投资人会议决议和投资结算确认单，陈东均以股东身份在上述合同中签字，上述证据证明陈东在履行股东义务而非债权人义务，因陈秦川在转让股份之后对陈东再无其他委托，故该陈东的上述行为应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故可认定陈东重新接手了张全胜名下的10%股份。 三、张全胜是否系重复诉讼，如不构成重复诉讼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应由谁承担返还责任。 张全胜提起的（2015）犍为民初字第1493号和（2017）川1123民初246号以及相关二审和再审案件，其诉讼请求均建立在其主张入伙协议无效或已撤销的基础上而主张返还相关入股资金。而该案系张全胜主张自己退伙，依照双方约定由合伙组织退还198万元及利息，两者请求权基础并非一致，故并非重复诉讼。根据张全胜提交的证据，证明在近水鱼台会议上，张全胜与合伙组织达成口头约定，由合伙组织退还其100万元股金，由陈东退还98万元转让款，该口头约定有施永的证言，宁永愚、施敏的答辩状予以佐证，口头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故张全胜主张返还股金及转让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张全胜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利息的计算达成了一致意见，故该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宁永愚、施敏主张应由陈东承担100万元的返还责任，该院认为陈东在近水鱼台会议后是否认可合伙组织的安排同意返还该笔款项，是陈东与合伙组织之间的内部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对于二位一审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该院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一、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王小平、陈东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张全胜投资入股本金100万元；二、陈东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张全胜转让款98万元；三、驳回张全胜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22,620元，由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王小平、陈东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合伙会议后张全胜是否退伙，陈东是否承继了张全胜的份额成为合伙人。2.合伙人是否决议由合伙人共同退还张全胜100万元，陈东退还张全胜98万元。陈东二审提交了如下新证据：①2015年10月26日凯利公司（甲方）和新亿公司（乙方）的《补充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已签订《转让协议》，甲方投资人最终确认了各投资人实际出资和应补交出资金额，并形成《投资人会议决议》，…乙方同意甲方向程秉月所借300万元本息、向陈东所借500万元本息随该宗地块转入乙方，并以该宗地块作为800万元本息的担保…。程秉月、陈东作为甲方债权人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②犍为县人民法院（2016）川1123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陈东以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将新亿公司诉至该院，该院判决新亿公司偿还陈东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③宁永愚、林红2016年8月16日出具的《关于陈东、许金蓉55万元资金的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3月20日地块投资人筹资1,120万元转入新亿公司用于支付第二期土地出让金，其中向新亿公司借款605万元，林红借款350万元，陈东借款55万元，项目投资人林红、施敏出资110万元；以上出资均为项目借款与投资无关。④2016年4月20日《投资人会议纪要》，载明参会投资人已签字确认《犍为县玉津镇YJZ12—X地块（原宏久驾校地块）授权委托书》及《犍为县玉津镇YJZ12—X地块的投资人会议决议》，宁永愚、王小平、林红、施永、陈东作为地块投资人在落款处签字。⑤2016年4月20日《犍为县玉津镇YJZ12—X地块（原宏久驾校）授权委托书》，载明：地块投资人一致同意并授权新亿公司对地块项目进行开发和管理。林红、宁永愚、王小平、刘晓梅、施永、陈东等在“全体投资人”处签名。⑥2016年4月25日《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X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载明协议方为林红、王小平、张全胜、陈东、程秉月、新亿公司，经投资人授权同意委托以新亿公司名义完成项目开发，林红、王小平、陈东、施永、钟怀强五人组成项目领导小组等内容。⑦2018年10月22日《投资人会议决议》，载明投资人委托乐山市方略会计师事务所对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出资资本进行审计及债务核算等，凯利公司欧亚东、王小平、宁永愚、林红、张全胜签名（张全胜签名由施永代签）。⑧陈东和施永2020年2月24日通话录音和文字整理资料，主要内容为陈东陈述之后参与项目都是为了自己的500万元，施永答复陈东是为了保护500万元的安全。陈东提交以上新证据拟证明自己在2014年12月15日股东会议后，参与合伙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500万元借款债权的安全，并非项目合伙人，2015年3月筹集的55万元也是对项目的借款而不是出资款，张全胜仍在参与合伙事务。张全胜对证据①、②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③的三性不予认可，应以该当事人庭审陈述为准；对证据④、⑤、⑥认为张全胜退伙后施永的签字是其个人行为，目的是为了早日实现张全胜退伙后的债权；对证据⑦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张全胜退伙后就不是合伙人了，与施永亦不再存在委托关系；对证据⑧不清楚是否是真实的对话录音，张全胜退伙后与施永没有委托关系，因此该证据也不具有关联性。施敏、王小平、凯利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张全胜一致；许金蓉、陈秦川对陈东提交的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从形式上看系产生于2014年12月15日合伙人会议之后，证据④、⑤、⑥在本院（2017）川11民终1657号民事判决中已确认，证据①、⑦与其相互印证，证据②系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故前述证据均具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③系当事人宁永愚、林红的陈述，其他当事人对其由宁、林二人出具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应以当事人的庭审中的陈述为准，故本院认为能够认定为宁、林二人的陈述，但是否具有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⑧系通话录音，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是否具有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 根据以上证据，本院另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4月16日和20日，林红、刘晓梅、王小平、宁永愚、施永、陈东形成《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原宏久驾校）投资人会议决议》、《授权委托书》、《投资人会议纪要》。2016年4月25日林红、王小平、张全胜、陈东、程秉月、新亿公司形成《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X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施永以张全胜名义签字，协议就如何退还合伙人投资款及案涉地块向新亿公司、程秉月、陈东所负借款本息进行了约定。2018年10月22日，凯利公司、王小平、宁永愚、林红、张全胜（原股东陈东）形成《投资人会议决议》，决定委托四川方略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地块出资资本进行审计及债务核算等工作。施永同样以张全胜名义签名。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事实之一，即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合伙会议后张全胜是否退伙，陈东是否承继了张全胜的份额成为合伙人。从2015年2月27日《委托借款协议》以及同年5月的《关于新亿公司与凯利公司的借款和政府返还土地款结算确认表》上看，反映合伙人各方决定将该地块转入新亿公司并拟向该公司借款800万元，各股东筹集600万元，用于缴纳第二期土地款，最终确认陈东（许金蓉）筹资55万元，施敏（施强）40万元，林红70万元，并对外借款350万元，向新亿公司借款605万元；2015年8月10日《土地转让协议》《借款协议》中均确认了各实际投资人的投资份额（100%），实际投资人为凯利公司（30%）、宁永愚（30%）、吕雯雯（10%）、林红（10%）、施敏（10%）、陈秦川（委托代理人陈东）投资（10%）；2015年10月25日《投资人会议决议》及《土地投资结算确认单》上载明的实际出资人及出资份额与之前一致，其中陈秦川10%份额实际出资215万元，陈东认可由三笔资金组成：陈秦川在转让份额前出资60万元，张全胜2014年4月30日所交100万元、陈东以其妻许金蓉名义于2015年3月2日所筹集的55万元。以上合伙人会议文件均确认了陈秦川（陈东）的实际投资人身份，以及截至2015年10月25日各投资人的实际出资额，并未确认张全胜的实际投资人身份。因此上诉人陈东二审所提交的宁永愚、林红的《关于陈东、许金蓉55万元资金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上述证据证明2014年12月15日合伙人会议后，陈东在事实上接收了张全胜名下的10%的合伙份额（因陈秦川不认可转让合伙份额后与陈东还存在委托关系），此间张全胜（施永）未再参与合伙事务。因张全胜已于2015年10月14日将陈秦川、陈东、许金蓉、凯利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故在2015年10月25日《投资人会议决议》及《土地投资结算确认单》上有“陈东代施永”字样，2016年4月投资人（合伙人）所形成的有关文件中，又出现了陈东和施永并列作为投资人签字的情形，乃至于2018年10月22日《投资人会议决议》中，张全胜又以投资人身份出现，并载明到会人员张全胜（原股东陈东），并由施永代张全胜签名。上述2016年4月至2018年10月22日的有关合伙人形成的文件，反映出张全胜（施永）又在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事务，与2015年10月之前相关合伙人文件所反映的具体合伙人不完全一致。本院认为，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合伙人会议后直至2015年10月25日之前合伙人的有关文件，均明确了陈秦川（陈东）的合伙人身份和10%的出资额，而之后合伙人形成的文件，是在张全胜已提起诉讼后所形成，表明陈秦川（陈东）一方和张全胜（施永）一方对究竟谁是合伙人陷入了认识上的模糊，故产生了“陈东代施永”以及双方均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双方均为合伙人的不符合常理现象，故本院认为2015年10月份之后施永以自己名义（或者张全胜名义）在有关合伙人文件上签名的行为，但又未重新确认张全胜（施永）的合伙份额和出资金额，不能证明张全胜（施永）是实际的出资人。 关于争议事实之二，即合伙人是否在2014年12月15日会议上同意由合伙人共同退还张全胜100万元，陈东退还张全胜98万元。宁永愚、施敏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3042号案件中答辩称，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合伙人全体会议上宣布前期张全胜代缴的100万元土地款本息由股东会退给张全胜，陈东私下收的98万元转让款由陈东退还本息。在本案二审中宁永愚、施敏所提交的答辩状亦与前述答辩内容相同。本院认为，全体合伙人（含陈秦川份额代理人陈东）均参加了该次会议。宁永愚、施敏所认可的该部分内容属于“合伙人份额转让无效”决议内容的后果，虽未记载于《股东会议记录》中，但有部分合伙人认可和合伙会议参加人施永的陈述，结合2015年8月10日《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对陈秦川（陈东）的实际投资人身份的确认、10月25日《土地投资结算确认单》中陈秦川（陈东）实际出资215万元（其中含张全胜出资的100万元）占10%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认为在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会议上宁永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宣布“私下转让股份无效”暨合伙组织负责退还张全胜100万元投资款本息、陈秦川（陈东）退还收取张全胜的98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款这一事实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 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首先，前诉一审（2017）川1123民初246号和前诉二审（2017）川11民终1657号，原告（原审原告）为张全胜，被告（原审被告）为陈秦川、陈东、许金蓉、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新亿公司（前诉二审中张全胜申请撤回对新亿公司的起诉，本院裁定准许），本案（即后诉）原告（原审原告）为张全胜，被告（原审被告）为陈秦川、陈东、许金蓉、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吕雯雯、王小平（施敏是王小平的合伙事务的委托代理人，吕雯雯为合伙人之一），虽后诉的被告（原审被告）形式上增加了吕雯雯承担连带责任，且后诉根据施敏的请求追加王小平为被告参加诉讼，但鉴于增加吕雯雯和王小平承担连带责任具有可分性，故应认定本案与前诉当事人实质上相同。其次，关于前诉与本案诉讼标的是否相同，诉讼标的是当事人争议并提请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实体权利义务。张全胜在前诉中争议并诉讼的是与陈秦川（陈东）之间2013年12月3日所签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的效力及是否已经解除或失效，争议的法律关系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而本案张全胜争议并诉讼的是2014年12月15日合伙会议后是否已退伙，争议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故前诉与本案诉讼标的并不相同。第三，关于前诉与本案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或者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张全胜在前诉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解除或者失效，并请求判令凯利公司等被告退还其198万元（合伙份额转让款98万元及投资款100万元），本案仅提出第二项诉讼请求，故前诉与本案诉讼请求并不完全相同，本案请求亦不会产生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后果。综上所述，张全胜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重复诉讼的构成要件，不构成重复诉讼。 二、陈东应否返还张全胜合伙份额转让款98万元，并对张全胜在合伙期间交纳的100万元投资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本院认为，陈东事实上接收了张全胜名下的10%的合伙份额，应向张全胜支付相应的对价。张全胜原受让股份时支付陈东转让款98万元、投资款100万元，本应由陈东支付张全胜。因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合伙人会议上宁永愚代表合伙人同意由合伙人共同偿还收取的张全胜投资的100万元，陈东自行偿还“私下”收取的张全胜的98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款，该承诺对其他合伙人具有约束力，故本案一审判决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王小平、陈东等合伙人共同偿还100万元投资款并无不当。况且本案一审判决后，除陈东之外的其他合伙人均未上诉，视为其他合伙人同意与陈东共同偿还该笔100万元。陈东收取了张全胜10%的合伙份额，并将张全胜交纳的100万元出资款纳入到自己名下的出资，其主张驳回张全胜的一审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20元，由陈东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金伟 审 判 员 李 艳 审 判 员 杨梅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唐燕群 书 记 员 刘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