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4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多光，男，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兰萍，女，196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联球移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85、187、189号103房A。法定代表人：姚王娣。原审第三人：甘婉凤，女，199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乃明，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多光、赵兰萍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联球移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球公司）、原审第三人甘婉凤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9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多光、赵兰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萍、钱杰，被上诉人联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王娣，原审第三人甘婉凤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乃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多光、赵兰萍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以及对案件受理费负担的判决；2.改判联球公司向潘多光、赵兰萍赔偿经济损失共计30321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联球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潘多光、赵兰萍与联球公司服务合同关系成立的时间有误，不能仅以支付服务费的时间作为成立起始时间。2019年1月份，服务合同关系已成立并生效。首先，联球公司员工即甘婉凤在2019年1月接洽潘多光、赵兰萍时就对合同的服务内容及服务金额、支付方式等具体的合同要求明确清楚。合同生效后，潘多光、赵兰萍按照甘婉凤指导一步步准备签证资料并来返于广州和兰州之间。潘多光、赵兰萍根据甘婉凤的要求于2019年4月2日支付服务费。双方的合同是2019年1月成立并生效，虽然合同并未约定服务费的具体支付时间，但双方于2019年1月约定了具体的服务费，在此期间甘婉凤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服务费的支付在合同约定不明时可以另行约定，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具体。（二）一审法院既已认定联球公司存在过错且违约直接导致潘多光、赵兰萍未能获签，仅支持联球公司退还代办签证费用的，却未能合理认定联球公司违约所造成潘多光、赵兰萍的损失。联球公司应承担其违约导致潘多光、赵兰萍签证失败而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首先，一审法院已对联球公司在与潘多光、赵兰萍建立服务合同关系期间存在过错且违约进行认定。其次，正因联球公司的违约，导致潘多光、赵兰萍签证失败，无法获得应有的服务，使得潘多光、赵兰萍多次为办理签证往返广州与兰州成了徒劳，为前往加拿大不得不将购买的机票也必须退掉，更重要的是潘多光、赵兰萍无法参加儿子人生中唯一一次的高中毕业典礼，这些都是潘多光、赵兰萍实实在在遭受到的实际损失。最后，潘多光、赵兰萍之所以申请加拿大签证是为了2019年6月份参加潘多光、赵兰萍儿子在加拿大的高中毕业典礼，且非在联球公司住所地即广州工作生活，已提前半年与联球公司达成签证服务合同关系。联球公司是在充分了解潘多光、赵兰萍的情况及资料，并确认潘多光、赵兰萍签证成功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才一步步为潘多光、赵兰萍提供签证服务，即联球公司是可充分预见如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包括往返广州与兰州的差旅费、住宿费和出国机票费等。（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各项费用均为联球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潘多光、赵兰萍有权要求联球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1月至4月初，潘多光、赵兰萍三次往返兰州与广州均为在联球公司提供的签证资料收集指导服务下，收集并移交待签证申请资料，期间产生相应的差旅费和住宿费，业已徒劳，直接损失。2019年4月11日至14日，潘多光、赵兰萍往返兰州与广州是因签证申请需要，须亲临广州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办理签证手续及录入指纹，该事宜是签证申请人必须亲临办理的流程，显然，联球公司违约导致潘多光、赵兰萍签证申请未果，也必然导致本次行程的所有成本均成为损失。2019年6月10日至17日，因联球公司违约，故意隐瞒于2019年5月通知补充文件的信息，导致潘多光、赵兰萍按早已计划好的从兰州到广州再到香港然后飞加拿大的行程化为乌有，且不得不再次返回兰州且退回飞加拿大的国际机票。期间产生的差旅费和住宿费也均为潘多光、赵兰萍的损失。既然已提前安排签证事宜，在国际机票紧俏且是为参加儿子在加拿大的高中毕业典礼重要事宜的情况下，飞往加拿大的机票是必须提前预定好的。现联球公司违约，潘多光、赵兰萍不得不将机票退回，已尽可能减少实际损失，这更是潘多光、赵兰萍的损失。2019年6月27日至9月期间，联球公司清楚其已合同违约，虽为潘多光、赵兰萍办理二次签证的补救措施，但因确定已错过潘多光、赵兰萍出国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的情况，仅仅如此补救显然徒劳无果。潘多光、赵兰萍不得不向联球公司承担其实际遭受的损失，但联球公司却推诿至一审起诉时仍未承担一分钱潘多光、赵兰萍的损失。这期间为二次签证及协商赔偿沟通往返兰州与广州的差旅费及住宿费等均已成为潘多光、赵兰萍的损失。以上，潘多光、赵兰萍为签证申请已承担的成本在联球公司违约后均成为其实际损失，联球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联球公司辩称，不同意潘多光、赵兰萍的上诉请求。甘婉凤陈述称，不同意潘多光、赵兰萍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服务合同在2019年1月份已经成立不是事实，甘婉凤也提交证据证实其三月份才委托其女儿潘妍，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交易的事实。根据潘多光、赵兰萍一审提交的证据第3页，其提交与甘婉凤的微信聊天记录“你好我是上次见过的潘多光……”这条短信是在2019年3月14日表明询问甘婉凤能否办理，是不符合事实。咨询后甘婉凤表示可以，潘多光、赵兰萍才陆续将证件寄到其女儿处，其没有到现场进行交易，而是与甘婉凤在场外进行交易。最后关于服务费也是通过潘多光、赵兰萍的女儿转给甘婉凤的。故服务合同不是在2019年1月份成立，且不在联球公司现场签订任何的协议，交付所有费用也没有，而是与甘婉凤达成的交易，故潘多光、赵兰萍主张1月份成立合同是不属实的。2.一审认定潘多光、赵兰萍与联球公司达成了成立合同的关系，认定合同关系的主体错误。一审认定联球公司没有及时反馈要求补充文件的信息给潘多光、赵兰萍是认定错误，一审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该事实。一审判决引用的是拒签记载，看出联球公司没有将该信息反馈给潘多光、赵兰萍。3.一审判决认定联球公司有过错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甘婉凤多次跟进签证的审理情况，甘婉凤对该问题提交了证据，故在合同中提供的服务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4.一审法院不了解签证服务的特点，将国内中介服务套用到签证、代办的合同中。因为签证是国家的主权是否审批是国家审批的，受委托人只能提交整套材料及跟进进程，甘婉凤只能在网上跟进，在申请中没有收到过拒签信中所说的要求5月15日补充文件。故一审判决根据拒签信推断事实，认定联球公司有过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潘多光、赵兰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联球公司赔偿因工作失职带来的经济损失共计30321元；2.联球公司退赔收取的代办签证费用3700元；3.联球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4.案件的律师费10000元由联球公司承担；5.案件的诉讼费用由联球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1月，潘多光、赵兰萍为办理加拿大签证前往联球公司，由联球公司的员工甘婉凤向其提供加拿大签证相关事宜的咨询；后，潘多光通过微信与甘婉凤联系继续了解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有关事宜；2019年3月24日由潘多光的女儿将有关资料递交给甘婉凤；2019年4月2日潘多光、赵兰萍向甘婉凤支付签证的相关费用合计3700元；鉴于甘婉凤的通知，潘多光、赵兰萍于2019年4月12日前往广州录入签证所需的指纹；后，潘多光通过微信多次向甘婉凤了解签证进度；2019年6月18日，加拿大大使馆拒绝了潘多光、赵兰萍的签证申请，理由是“根据IRPA（ImmigrationandRefugeeProtectionACT）第16条中的第（1）条例，2019年5月15日您和随行的家庭成员没有遵守我们的要求去补充文件。在缺少这些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同意您符合法规上的相关要求”。《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IRPA）的第16（1）条规定“提出申请的人必须如实回答为考试目的向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且必须出示签证以及该官员合理要求的所有相关证据和文件。”后，潘多光多次与甘婉凤、联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王娣沟通未果，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甘婉凤确认收到潘多光、赵兰萍的签证及相关费用3700元，并向法庭提交2019年4月2日由广州智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签公司）开具的“潘多光、赵兰萍加拿大探亲签证，金额2560元”的收款收据，甘婉凤并未将该收据交付给潘多光、赵兰萍。2019年4月3日，甘婉凤微信通知潘多光、赵兰萍于2019年4月12日10：00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89号城建大厦3楼351室办理签证指纹录入。2019年5月16日甘婉凤从联球公司离职。后潘多光、赵兰萍通过联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王娣第二次申请加拿大签证，并成功获签。潘多光提交与联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王娣的微信沟通记录截图：7月23日早上10点11分，潘多光：“姚经理，你好，潘诚的加拿大皇家山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到，你们是否还需要？回复我一下，谢谢。”姚王娣：“不用咯！签证很早之前就递交了，现在等通知”。甘婉凤提交与潘多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6月7日上午11：27，甘婉凤：“潘先生，这不是我们耽误了您的行程，是使唤（使馆）那边没有回复，之前我也建议过您等结果出来之后再订机票。”潘多光：“没关系，邀请函是十五号，你们说是二十二个工作日，至今无果，和我订机票没有关系……”另，潘多光、赵兰萍为证明其经济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以及发票等证据：一、潘多光机票费用：2019年1月3日兰州至广州1440元，2019年1月12日广州至兰州1190元，2019年2月3日兰州到广州1260元，2019年2月10日昆明到兰州1220元，2019年2月21日兰州到广州1260元，2019年2月24日广州到兰州770元，2019年4月11日兰州到广州620元，2019年4月14日广州到兰州820元，2019年6月10日兰州到广州850元，2019年6月17日南宁到兰州1020元，2019年6月27日兰州到珠海660元，2019年6月29日广州到兰州1049元，2019年9月5日兰州到珠海600元，日期为2019年9月18日的机票款发票947元，2019年12月11日兰州到广州400元，2019年12月15日广州到兰州520元，2019年12月19日广州到兰州925元，2019年12月19日兰州到广州548元；二、赵兰萍机票费用：2019年1月3日兰州到广州1440元，2019年2月24日广州到兰州770元，2019年4月11日兰州到广州620元，2019年4月25日厦门到兰州1220元，2019年6月10日兰州到广州850元，2019年6月17日南宁到兰州1020元，2019年8月11日兰州到珠海1290元，2019年8月20日广州到兰州1040元；三、住宿费用：2019年1月9日到12日1500元，2019年2月21日到23日1125元，2019年4月11日到13日1125元，2019年6月10日到15日1875元，2019年12月13日750元；四、潘多光、赵兰萍于2019年6月11日在去哪儿网申请加拿大机票退票的截图，以证明出国机票费用损失2740元（机票单价3039元×2-退票返还3338元）。2019年9月9日，潘多光、赵兰萍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费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潘多光在联球公司的经营场所向甘婉凤咨询加拿大签证事宜，甘婉凤以联球公司的职员的身份向潘多光提供加拿大签证的相关咨询，且收取潘多光、赵兰萍的签证及相关费用3700元，在此期间甘婉凤并未向潘多光、赵兰萍披露提供签证服务的是智签公司，潘多光、赵兰萍有合理理由相信提供签证服务的为联球公司，因此联球公司与潘多光、赵兰萍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联球公司以其未收到潘多光、赵兰萍所支付的款项，不知道该签证业务，且双方未签订过服务合同为由，辩称其非合同相对方，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潘多光、赵兰萍主张联球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0321元的问题。由于潘多光、赵兰萍一方于2019年4月2日向甘婉凤支付签证的相关费用3700元，因此双方服务合同关系于2019年4月2日成立，现潘多光、赵兰萍主张联球公司赔偿其于2019年4月2日前往返广州与兰州之间以及昆明到兰州的机票费用以及该期间的住宿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录入指纹是办理加拿大签证的必要环节，故潘多光、赵兰萍主张其于2019年4月11日、4月14日、4月25日处理事务为“办理签证及录入指纹”的往返兰州和广州间、厦门到兰州的机票及期间的住宿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拒签信是2019年6月18日发出，故潘多光、赵兰萍主张的2019年6月10日、6月17日兰州来往广州以及南宁到广州处理事务为“计划领取签证并出国、签证被拒出国计划取消”的机票费用以及住宿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潘多光、赵兰萍的第二次申请签证可通过快递的形式递交资料，故潘多光、赵兰萍主张潘多光于2019年6月27日、6月29日兰州到珠海、广州到兰州处理事务为“二次办理签证并重新递交材料”的费用，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从潘多光、赵兰萍提交的与联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王娣的微信沟通记录截图可知，7月23日前潘多光、赵兰萍的第二次签证的资料已经递交，故潘多光、赵兰萍主张其于2019年8月11日、8月20日兰州来往广州处理事务为“二次办理签证并重新递交材料”的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次办理签证成功后，由于可通过邮寄的方式取得护照，故潘多光、赵兰萍主张的2019年9月5日、9月9日来往广州处理事务为“二次办理签证成功取签证并与联球公司沟通赔偿”的机票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任何签证申请均有拒签风险，但潘多光、赵兰萍在未获得签证前基于其确信必然能成功获签而订购出国机票，且甘婉凤此前已告知潘多光须等签证结果出来后再订机票，故由此造成的出国机票费用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潘多光主张2019年12月11日、12月15日、12月19日、12月20日兰州往返广州的参加庭审的机票、住宿费用，该费用并非联球公司于订立合同时可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因违反合同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潘多光、赵兰萍主张联球公司退赔签证费用3700元的问题。加拿大大使馆于2019年6月18日发出的拒签信中载明“2019年5月15日您和随行的家庭成员没有遵守我们的要求去补充文件”，作为提供服务的联球公司有义务将大使馆要求补充文件的信息反馈给潘多光、赵兰萍，但联球公司未能及时反馈，其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潘多光、赵兰萍第一次申请签证时未能获签，故联球公司应退还潘多光、赵兰萍签证的相关费用合计3700元。关于潘多光、赵兰萍主张联球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的问题，由于潘多光、赵兰萍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潘多光、赵兰萍主张联球公司承担律师费10000元的问题，由于双方并未约定违约损失，且该笔费用并非解决本案纠纷的必要费用，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甘婉凤因职务行为给联球公司造成的损失，其并非本案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调处，联球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判决：一、联球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多光、赵兰萍返还代办签证费用3700元；二、驳回潘多光、赵兰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联球公司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联球公司负担77元，潘多光、赵兰萍负担948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合同成立时间的有关事实。根据潘多光、赵兰萍提交的甘婉凤与潘多光的微信对话记录显示内容，部分摘抄如下：2019年3月（具体日期因潘多光未提交该部分聊天截图所显示的具体日期），潘多光发送信息：“你好，我是上次见过面的潘多光，孩子六月份在加拿大毕业典礼。校方邀请我们夫妇参加，想通过你们办签证手续，行否？方便时回个电话。”甘婉凤：好的，我大概七点左右回您电话可以吗？3月14日，甘婉凤向潘多光报价：“100加币+85加币+签证中心服务费+700服务费=1850元/人”。3月15日，潘多光回复甘婉凤“可以”。此后，双方开始履行代办签证服务合同事宜。（二）联球公司代办签证事项中的有关事实。1.关于代办流程的问题。联球公司陈述，加拿大大使馆签证处没有设置面签环节，只能通过向签证服务中心在线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加拿大大使馆签证处评估申请后，如果认为需要补充资料，则会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2.关于提交申请时填写的电子邮箱是客户本人的还是代办人的邮箱问题。联球公司称，通常代办人填写的多为客户本人邮箱，方便大使馆与申请人进行联系。假如客户不懂英文的话，则由客户收到邮箱后转发给代办人，然后由公司专员为其补充填写相关的信息。再通过申请人的邮箱发送给签证处。但潘多光、赵兰萍则对此表示异议，称甘婉凤在代办过程中填写的邮箱并非潘多光、赵兰萍本人邮箱，而是代办人的邮箱Ｖｉｓ×××＠163.ｃｏｍ。证据就是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联球公司为其两人填写的申请表格，在该表格第二页右下角显示邮箱为Ｖｉｓ×××＠163.ｃｏｍ。联球公司质证意见：其否认公司为潘多光、赵兰萍提供过代办服务，故上述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而甘婉凤对此也不予确认，也未提出相反的证据。甘婉凤在一审时提交了两组证据：其中一份证据为智签公司开具的收据，载明客户为潘多光、赵兰萍，费用共计2560元。另一份为2019年5月31日发送的电子邮件拟证明甘婉凤向加拿大签证中心发函查询进程。该邮件显示发件人“中国智签〈Ｖｉｓ×××＠163.ｃｏｍ〉”,收件人为“ganzu-immigration〈ganzu-immigration@intenational.lgc.ca〉”。邮件内容主要为“我们已经提交申请……，从申请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时间了，我们的申请还总显示处理当中……”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回复邮件，称“你的申请仍在进行中。在签证批准下来前，你不应该采取任何步骤，例如购买机票”。三、潘多光、赵兰萍主张机票费用损失明细1.潘多光            时间              去程              时间              回程              其主张发生机票费用的事由                  1.3              兰州-广州              1.12              广州-兰州              到联球公司咨询办证事宜                  2.3              兰州-广州              2.10              昆明-兰州                                2.21              兰州-广州              2.24              广州-兰州                                4.11              兰州-广州              4.14              广州-兰州              签证所需录入指纹事宜                  6.10              兰州-广州              6.17              南宁-兰州              计划领取签证并出国                  6.27              兰州-珠海              6.29              广州-兰州              二次办理签证重新递交材料                  9.5              兰州-珠海              9.18              发票上未备注行程              取签证资料及沟通赔偿事宜                  12.11              兰州-广州              12.15              广州-兰州              参加庭审                  12.19              兰州-广州              12.19              广州-兰州              参加庭审      2.赵兰萍            时间              去程              时间              回城程              其主张发生机票费用的事由                  1.3              兰州-广州              2.24              广州-兰州                                4.11              兰州-广州              4.25              厦门-兰州              签证所需录入指纹事宜                  6.10              兰州-广州              6.17              南宁-兰州                                8.11              兰州-珠海              8.20              广州-兰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是：1.合同主体及合同成立时间；2.潘多光、赵兰萍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联球公司是否存在过错；3.联球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潘多光、赵兰萍的机票费、住宿费等损失。首先，关于合同主体及成立时间。针对合同主体问题，因甘婉凤并非上诉人，其对一审认定联球公司与潘多光、赵兰萍成立合同关系提出的异议，并不属于上诉范围。加之，一审判决认定的合同主体的另一方联球公司对此也无异议，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合同关系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合同成立时间问题，潘多光、赵兰萍上诉认为合同成立时间为2019年1月，但从其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证据来看，2019年1月双方还只是接洽、磋商阶段，就委托联球公司事项并未达成一致。从2019年3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见，双方当天就委托代办签证的主要内容达成合意，故合同成立时间应认定为2019年3月15日为宜。一审法院以潘多光、赵兰萍向甘婉凤支付签证费用的时间为据认定合同成立时间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潘多光、赵兰萍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联球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第一，从拒签信的内容可见，加拿大大使馆在拒签信中明确说明，是2019年5月15日潘多光、赵兰萍没有补充文件。而根据联球公司所陈述如果加拿大大使馆在审核材料后认为需要补充文件的话，都是通过电子邮箱进行通知，而且结合甘婉凤一审中陈述其也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加拿大签证中心查询签证进程的说法，足以推定加拿大大使馆曾经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过“该两人尚需要补充文件”。第二，至于加拿大大使馆是向联球公司代办人还是向潘多光、赵兰萍本人发送的电子邮件问题，从潘多光、赵兰萍提供的证据即申请表所显示填写的邮箱为Ｖｉｓ×××＠163.ｃｏｍ来看，尽管该申请表仅为打印件，联球公司和甘婉凤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但是联球公司、以及甚至代办人甘婉凤都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而且甘婉凤在一审中提交的电子邮件也显示其就是通过Ｖｉｓ×××＠163.ｃｏｍ向签证中心查询签证进程，故对于潘多光、赵兰萍主张该申请表格中所填写的电子邮箱为代办人的邮箱而非潘多光、赵兰萍本人邮箱，本院予以采信。由此可见，因联球公司未能及时告知潘多光、赵兰萍补充资料，导致加拿大大使馆拒签，其存在重大过错和违约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最后，关于联球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潘多光、赵兰萍的机票费、住宿费等损失。从其主张的飞机票费用和提供的证据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时段：1.2019年3月合同成立之前；2.2019年4月11日-14日往返广州办理签证所需录入指纹；3.2019年6月至9月办理二次签证而提交资料；4.2019年12月11日-15日以及12月19日往返广州参加本案诉讼的两次庭审。第一，双方合同成立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且双方是通过微信沟通方式磋商委托办证服务事宜以及订立合同，并非专门为办理该事项而乘坐飞机往返兰州与广州两地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故对其主张2019年1月至2月兰州往返广州的机票费用和住宿费用作为联球公司应赔偿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其办理签证需要录入指纹，尽管本次未能成功签证，但是其事后二次成功办理签证，故该次录入指纹是成功签证必须支出的费用，故并非其遭受的损失，因此对该费用作为联球公司应赔偿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第三，2019年6月至9月的费用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也并非必须支出的费用，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第四，潘多光为参加两次庭审而支出交通费、住宿费用。因潘多光、赵兰萍与联球公司、甘婉凤多次协商未果而通过提起诉讼解决纠纷，且两人经常居住地在甘肃省，只能通过往返兰州与广州亲自参加诉讼或者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方式进行，在没有合同约定违约方承担律师费损失的情况下，其亲自参加诉讼而产生往返兰州与广州的交通费用、合理的住宿费用，应当计入其损失的范畴。综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定在潘多光、赵兰萍所主张的该部分费用范围内由联球公司赔偿3000元。另外，至于因拒签造成的退票费用损失，由于是否能成功获得加拿大大使馆签证许可属于申请人应自行承担的风险，且甘婉凤已提醒潘多光、赵兰萍须等成功签证后再订机票，故其在未有确定结果之前先行购买机票，由此造成的退票费用损失理应自行负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潘多光、赵兰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90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90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广州联球移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潘多光、赵兰萍赔偿损失3000元；四、驳回潘多光、赵兰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1025元，由潘多光、赵兰萍共同负担885元，联球公司负担1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8元，由潘多光、赵兰萍共同负担503元，联球公司负担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