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颖，女，197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军，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宣德，男，194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敏，女，197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琳，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余颖因与被上诉人周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颖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周敏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款项是周敏主动将资金通过余颖的银行账户投入到“过桥贷”业务中，由此延续到2017年9月案外人龙芳因“过桥贷”业务涉嫌诈骗而案发，始知大家均被龙芳所谓的“过桥贷”业务所骗，致使双方当事人的资金均遭受损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要求周敏将原民间借贷之诉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是对释明权的滥用。且一审法院对不当得利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也是错误的。周敏辩称，1、我方有权根据本案所涉基本事实提起不当得利之诉。2、余颖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余颖主张其取得款项具有合法根据，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余颖取得的60万元款项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颖向周敏偿还不当得利款500,000元；2、余颖向周敏支付自2019年4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9月8日为12,5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余颖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周敏与余颖系同学关系。周敏于2017年7月12日向案外人陶治转账100,000元；于2017年7月15日向案外人陶治转账500,000元，合计600,000元。2017年8月14日，周敏（甲方）与陶治（乙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约定，因甲方向余颖出借60万元本金事宜，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向余颖履行60万元本金的出借义务；甲方于2017年7月12日、2017年7月15日共出借给乙方的60万元本金，在乙方履行本协议第一项义务后，甲乙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同日，陶治向余颖转账600,000元。此后，余颖于2017年8月23日向周敏转账6,000元；于2017年9月2日向周敏转账106,000元；于2017年9月14日向周敏转账5,000元；上述款项合计117,000元。2、审理中，余颖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流水清单及明细表1组、证人吴某及邹红英的证人证言各1份、手机信息截图1组，拟证明周敏、余颖此前有长期的经济来往关系，涉案款项系双方合作从事过桥贷款业务，双方均系龙芳诈骗案件的受害人，且双方曾均在一个龙芳诈骗案受害人的QQ群中。周敏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并未加入余颖所述的过桥贷款业务，余颖没有充分证明双方同属于过桥贷受害人，且受害人需要依据公安机关或法院认定，周敏从未接受过相关调查，也没有报过案。因证人吴某及邹红英仅陈述两位证人与余颖及包括周敏一起参与过合作从事过桥贷款业务，但并未对周敏如何参与过桥贷款业务进行具体说明；手机信息截图载明：“2017年9月14日。周敏：我还有10万，要不要？余颖：明天存款金额已安排完了。….”，以及余颖、周敏、证人吴某及邹红英均加入报团取暖—龙芳受骗人群，但仅凭上述内容亦不足以证明周敏直接参与合作从事过桥贷款业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据周敏的申请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武检公刑诉[2018]193号），该起诉书认定，2014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龙芳在向他人借款后投资私募基金，结果造成巨额亏损。为了弥补亏空，从2015年开始，被告人龙芳以做“银行过桥资金”、“财政过桥资金”、“缴纳工程质保金”等名义，采取以高息为诱饵的方式骗取张洁玲、邹红英、余颖……等20人以及雷兆平、张芳、谭世慈…….等10人大量资金。其中所查明的被害人并无周敏。因此，一审法院对余颖主张周敏系龙芳诈骗案受害人的事实不予认定。审理中，周敏向一审法院提出余颖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周敏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余颖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周敏变更诉讼请求为余颖返还不当得利款500,000元及支付利息。一审另查明：2015年4月23日至2017年7月15日期间，周敏与余颖之间还发生多笔的交易往来，周敏向余颖转账合计2,920,000元，余颖向周敏转账合计3,128,7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8月14日，周敏委托案外人陶治向余颖转账600,000元，周敏起诉时主张其与余颖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余颖对此予以否认。因周敏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余颖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周敏变更诉讼请求为余颖返还不当得利款。一审审理中，余颖辩称其与周敏之间系合作投资过桥贷业务的关系，周敏向其转账支付的600,000元系合作投资过桥贷业务款，但周敏对此也予以否认。因余颖提交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敏直接参与合作从事过桥贷款业务的事实，且一审法院依据周敏的申请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龙芳诈骗案被害人名单中并无周敏，故一审法院对余颖提出周敏向其转账支付的600,000元系合作投资过桥贷业务款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关于周敏主张的不当得利款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余颖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其占有涉案款项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故其应将相应款项予以退还。因余颖已于2017年8月23日、2017年9月2日、2017年9月14日向周敏转账合计117,000元，故余颖还应向周敏返还剩余不当得利483,000元。关于周敏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定余颖应支付自2019年4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48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余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敏返还不当得利483,000元；二、余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敏支付自2019年4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48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周敏的其他诉讼请求。余颖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周敏负担案件受理费1,900元，余颖负担8,8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费3,970元由周敏负担950元，余颖负担3,020元。因上述费用已由周敏预交，故余颖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将上述费用一并支付给周敏。本院二审期间，余颖提交了三份新证据：证据一、余颖与周敏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二、“抱团取暖”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据三、从2015年4月23日到2017年9月14日余颖与周敏的银行流水往来汇总表。上述证据拟证明案涉资金是周敏参与过桥贷业务产生的，周敏对过桥贷业务是知情的，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也不是不当得利关系。周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我方对群聊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是该群不是周敏主动加入的，是余颖拉周敏进入群聊的。另外，该聊天记录是2018年9月6日，故其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三资金往来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据形式有异议，资金往来明细上都有标注，且有统计的行为，这个统计与本案无关。周敏将相关款项转入余颖的账户，至于余颖将款项用于什么地方，与周敏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周敏对余颖提交的三组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三组证据之间，周敏与余颖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群聊记录及资金往来明细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予以采信。周敏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根据余颖与周敏的微信聊天记录，周敏于2017年9月14日询问余颖：“我还有10万，要不要？……我把基金买了”余颖回答，“明天存款金额已安排完了……我怕跟你安排进去了，你到时候又急着付房款怎么办呢？……那安排周一存款吧”；周敏于2017年9月19日对余颖说：“明天报警吧，怕邹老师把财产转移了，到时候一点办法没有了，报警先冻结财产”；2019年9月20日，周敏对余颖说：“我现在能体会那些遇到股票跌了要自杀的人的心理了……是啊，都大意了”；2017年9月24日，余颖对周敏说：“我们的资金都是汇款给邹，邹再汇款给龙”；2017年9月25日，周敏对余颖说：“现在他说什么我都不敢说话了，毕竟是我搞成这样……他也责怪我说你不是说过这个事情的后果吗，怎么还要做……”；2017年9月29日，周敏对余颖说：“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我也准备是10月份就不搞了。……只能怪那个龙芳。”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颖与周敏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周敏主张余颖构成不当得利，余颖应返还所收取的属于周敏的50万元款项，则周敏应举证证明余颖取得案涉款项系没有合法根据。根据二审中余颖提交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周敏清楚地知晓其向余颖支付的款项系存放在他人处，而非借给余颖作为一般借款使用。周敏在对话中明显表现出对案涉资金投放的周期性、分期性、高回报性、风险性的明确了解；亦表现出对主动给付自己的闲置资金用于该项高回报性活动的积极性；甚至在资金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周敏并不是向余颖主张还款，而是提出报警，希望案外人的财产被冻结。双方当事人的对话内容能够与余颖、一审中证人吴某及邹红英所述的周敏系用自有资金通过余颖参与“过桥放贷”业务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周敏将案涉款项支付给余颖系委托余颖对外放贷赚取利息差，余颖收受案涉款项有合法的依据，并非无正当理由的占有。一审认定余颖构成不当得利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余颖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及诉讼财产保全费3,970元，由周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周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斌审判员  潘捷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朱越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