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国际科技健康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桑田路716号。 法定代表人：宋慧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芳，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贝建辉，男，196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浩忠，浙江易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诸颖，浙江易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安国，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恬，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伟州，男，196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丹东，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稼秾，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国际科技健康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6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健康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健康城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为基调，是完全错误的。我国公司法是1993年颁布施行的，涉案的宁波大榭开发区建远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时间是2001年，是公司法实施以后的事情，不存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情况。其次，1999年修正的公司法第192条指向的清算主体明显是不确定并缺乏可操作性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9日开始实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其中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随后在2013年修正的公司法第183条明确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一审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断章取义，明显是错误的；二、一审怠于查明基本事实。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事实清楚，作为涉案公司的股东，三人均认为公司尚未进行清算。在审理过程中，均推诿对涉案公司的情况不清楚，包括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均不知道。其次，王安国作为建远公司从1995年设立到2000年3月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之一，明确称其系被冒名登记的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利润分配、对公司全然不知，可见，三股东对于建远公司出资存在明显虚假。 贝建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即采取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解释所称公司法为2005年10月27日修订、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因此，健康城公司所称的公司法系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存在明显错误。其次，建远公司被吊销并注销发生在2001年，系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实施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确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应适用引起本案诉讼事件发生时的公司法，即1999年修正的公司法的规定，并无不当；二、贝建辉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健康城公司要求贝建辉在注册资金未到位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建远公司已实缴注册资本600万元，不存在注册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不存在股东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其次，建远公司被吊销后，未进行清算，贝建辉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我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版）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组织清算组的主体系主管机关，股东没有组织清算组的法定义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本案中，健康城公司被吊销并注销后，一直没有主管机关组织清算，也没有证据证明贝建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更无证据证明因贝建辉的原因导致建远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导致无法清算的情况。且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01）甬东经初字第157号、159号（以下简称157、159号）案件于2001年4月判决，执行至今未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贝建辉是否进行清算与健康城公司债权无法得到清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安国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是为正确适用2005年公司法而制定，正确的理解应当是，若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2005年公司法实施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具体到本案当时的法律为1999年公司法；二、根据1999年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可以得出，建远公司清算义务人应为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而不是公司股东。既然不是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适用前提就不成立；三、根据2019年11月出台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明确要求法院在认定股东承担侵权责任时应严格把握是否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及怠于履行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导致无法清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标准，王安国系被冒名登记为最小股东，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控制公司财产、掌握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即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也应认定王安国未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无需对建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胡伟州辩称，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建远公司被吊销并注销发生在2001年，所以应适用1999年公司法。验资报告也证明建远公司已实缴注册资本600万元。建远公司清算应由有关主管机关组成，清算义务人不是公司股东。健康城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股东懈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无需对建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健康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在建远公司注册资金未到位范围内连带承担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157、15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还款义务；二、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连带赔偿健康城公司因承担担保义务造成的直接损失99143.3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3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建远公司及本案健康城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18日作出157、159号民事判决，判决建远公司归还农业银行借款合计1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健康城公司对建远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后，农业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因无可供执行财产而终结执行并向债权人发放了债权凭证。2016年4月，农业银行将157、15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转让给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公司）。2018年，该院根据东方资产公司申请，恢复了157、159号案件的执行，并向健康城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后两案移交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19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健康城公司送达了（2019）浙02执298号执行通知书，告知健康城公司157号案件经东方资产公司申请，依法予以立案执行，并责令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执行过程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扣划了健康城公司99143.36元的银行存款，并于同日开具了浙江省法院执行、调解款票据，注明案号为（2019）浙02执298号，款项内容为执行款，金额为99143.36元。另认定，建远公司于1995年5月30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日用百货、机电设备（除轿车）、灯具、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法定代表人为王安国，股东为王安国、贝建辉、胡伟州，王安国出资9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贝建辉出资34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8%，胡伟州出资15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6%。1995年5月30日，宁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载明经检查验证后确认，建远公司截至1995年5月30日，共收到投资者缴付投入资本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万元），王安国货币出资96万元，贝建辉货币出资348万元，胡伟州货币出资156万元。2000年3月1日，建远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安国变更为贝建辉，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01年9月29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编号为甬工商处字〔2001〕第8-9-81号处罚决定书，因为建远公司不按规定参加年检，决定吊销其营业执照。2001年10月31日，建远公司被注销，注销原因为被吊销。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院审理查明，建远公司成立之初，经宁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显示，各股东已全额履行出资义务，并经验资确认，现健康城公司未有相反证据，亦未提交对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对其主张的该事实，该院不予确认。另，健康城公司并非157、15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权利人，无权要求王安国、贝建辉、胡伟州履行付款义务，故对健康城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1999年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根据上述规定，可见公司法修改前后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因被行政处罚而解散的，清算组组织主体及组成人员均有不同，股东义务亦有区别。建远公司被吊销并注销发生在2001年，应适用1999年公司法的规定。现健康城公司根据2008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认为，贝建辉、胡伟州、王安国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建远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要求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该院认为，根据该司法解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并且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无法清算有因果关系。建远公司被吊销并注销后，一直未有有关机关组织清算，亦无证据证明建远公司各股东拒绝有关主管机关组成清算组、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更无证据证明建远公司的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已灭失，不具备清算条件，故对健康城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因健康城公司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的其他抗辩意见不再一一回应。依照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健康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健康城公司负担。 二审中，王安国、贝建辉、胡伟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健康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书两份，拟证明健康城公司在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157、159号两案中，健康城公司对于其应承担担保责任并不知情，检察机关已向一审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二审对本案中止审理。经质证，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检察建议仅是建议，并不能体现健康城公司所述，健康城公司要求中止审理没有依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即便健康城公司所称事实以后查证属实，其不承担以上两案担保责任，那么，健康城公司就不存在向建远公司及股东赔偿或追偿问题，故该证据并不影响本案实际处理结果，由此健康城公司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理由不能成立，难以采纳。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之一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经查明，建远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及公司注销均发生在2001年，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本案应适用1999年公司法。健康城公司上诉就法律适用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关于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之二即股东贝建辉、王安国、胡伟州是否存在虚假出资问题。对于各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当时宁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各股东已全额履行出资义务，并经验资确认。故健康城公司对此虽提出了种种质疑，但尚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验资报告内容系虚假的事实，健康城公司上诉称股东虚假出资，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建远公司注销后，未有有关机关组织清算，健康城公司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建远公司各股东拒绝有关主管机关组成清算组、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建远公司的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已灭失，不具备清算条件。故健康城公司上诉，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健康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上诉人宁波国际科技健康城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徐梦梦 审判员  梅亚琴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