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7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虞金鑫，男，196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虞惠珍，女，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虞晓峰，男，198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露萍，女，198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民，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兰英，女，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婷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凯，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因与被上诉人周兰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根据周兰英提供的诱导性微信聊天记录认定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是共同经营，从而认定虞晓峰、吕露萍要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是错误的。承担付款义务依法应当按照合同的相对性确定。本案中，与周兰英交易的对象是虞金鑫和虞惠珍夫妻。从周兰英提供的虞惠珍与其的QQ聊天记录和其与吕露萍的微信聊天内容如“虞金鑫前账”字样及虞金鑫提供的虞金鑫与周兰英的聊天证据中可以清楚知道，周兰英的交易对象是虞金鑫、虞惠珍夫妻。虞晓峰与父母户口已分开，虞晓峰自大学毕业后就做翻译工作至今，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虞晓峰和吕露萍是在外贸公司认识的，后相恋结婚。周兰英提供的微信聊天期间正是吕露萍怀孕、生小孩期间。虞晓峰夫妻均有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与虞金鑫夫妻共同经营。虞晓峰夫妻都在国内，不可能去伊朗清关，虞晓峰夫妻仅是按照父母的指示代父母履行支付款项义务。即使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共同经营，从周兰英提供的2018年6月5日现金日记账中虞金鑫签字的证据，周兰英自身也认可欠钱的是虞金鑫而非其他人。二、一审认定应支付2589724元货款及逾期利息损失，是错误的。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主要是代理销售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虞金鑫、虞惠珍与周兰英系亲戚关系，从2015年起，虞金鑫夫妻就帮周兰英处理库存货。若不是代理销售关系，虞金鑫在收到货物时不可能会向周兰英抱怨货物发这么多。如果是买卖合同，货物由买受人自己订购，发多少货物买受人是很清楚的，不可能会抱怨货物发这么多。事实上，所有的货物发送都是周兰英自行安排的，若由虞晓峰夫妻收货，不可能没有本人签字的签收单。从一审举证来看，双方主要也是代理销售合同关系。周兰英提供的其与虞惠珍的QQ聊天证据中，2018年8月18日下午1：17“最近那边没有货卖的话，抓紧帮我那些货卖一下，谢谢”及2019年4月18日，下午2：19“您把库存盘一下，我们过来对一下，再把账结一下”。以及周兰英要求虞金鑫夫妻支付货款的时候发给虞惠珍催收款项的信息中，“已卖货”、“没有卖完的库存货”。上述字样充分说明双方主要是代理销售合同关系。销售金额应按照虞金鑫夫妻提供的金额为准，且还要扣除必要的清关费、仓储费和人工费。虞金鑫夫妻在伊朗的处理行为都是按照周兰英的指示完成的，相互间结算的金额应按照虞金鑫夫妻提供的销售金额结算，而不能按周兰英提供的金额结算。在周兰英与虞惠珍的聊天中，周兰英提到“那些本来已经是正常价格的三分之一价格处理给你，后面还有实在不好卖那些是要便宜卖，但要告诉我，否则不好结账的”。这充分说明后面是按照实际销售价格结算的，而不是按照周兰英原来记载的价格结算的。而且，虞惠珍处理货物是基于周兰英的授权结合当地行情进行销售的，从2018年9月21日下午1：35的QQ聊天记录“好，你想办法处理掉，你知道行情该怎么卖”等信息中体现。2018年6月5日的现金日记账中所谓的欠款，并不是事实。如果双方存在结算，2018年6月5日以后周兰英根本就不需要再在聊天中进行对账结算、催收相关款项。事实上，周兰英于2019年4月24日、4月26日多次提到截至2019年4月26日已卖完应付款多少。现金日记账中不存在“截至2017年11月30日，已核对总欠款2982862元”的字样。发错的959及8929型号的库存货款57600元，货物出口到国外，清关费、仓储费、人工费没有计算。周兰英二审辩称，一、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是家庭共同经营，他们分工合作共享经营成果。第一批发货时间是2015年5月份，由虞金鑫与虞晓峰到周兰英厂里看货，谈价格、数量，而且前面的一些或全部货物都是库存。虞金鑫与虞惠珍一直在伊朗经营，虞晓峰与吕露萍在国内经营。与周兰英的生意往来中，国内的事宜基本上都是儿子、儿媳处理。吕露萍向周兰英订货，每次订货都确认。本案大多数的货款也是由虞晓峰、吕露萍支付的。在向虞金鑫、虞惠珍催讨之前，更多是与虞晓峰、吕露萍沟通合作。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实际上并没有分家，共同居住的房子位于义乌市，是他们共同审批所得，是用经营收入共建的。根据聊天记录可以知道，虞金鑫、虞惠珍将伊朗经营所得汇给虞晓峰。二、本案账目清楚，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实际共欠周兰英的货款是2982862元。截至2017年11月28日最后一次发货，以及2018年2月27日最后一次付款，共欠周兰英2982862元。2018年6月5日，虞金鑫与周兰英当面对账，并对周兰英提供的现金日记账中所记载的货物数量、单价、总金额进行确认。在生意往来的整个过程中，因周兰英本身的记账习惯，每次发一批货，就会累计之前的货款，将最新的账单发给虞金鑫一方，每收到一笔货款也会结算剩余的货款再发给虞金鑫一方，几乎每一笔都是这样操作的。在整个过程中，货物、货款都非常清楚，虞金鑫一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疑义。因为拖欠货款时间太久，虞金鑫一方一直都说是伊朗的局势导致钱汇不过来，以该理由拖欠货款。三、双方的对账应当以2018年6月5日签订的书面欠条为准，虞金鑫出具欠条后的ＱＱ聊天记录是作为对结算欠条的一种催讨。周兰英每次催讨的时候，对方拖延支付，理由是货还有一部分没有卖掉。周兰英的意思是卖掉的钱先付，因为钱非常紧张才想要去了解哪些货已经卖掉了。并不是变成了委托销售，或者免除没卖掉的货款，虞金鑫一方到底有没有卖掉货物，周兰英完全不清楚。虽然一审做出了对周兰英不利的减免，本着息讼宁人的态度，周兰英愿意接受。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兰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共同支付货款2982862元并自2018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虞金鑫与虞惠珍系夫妻关系，虞晓峰与吕露萍系夫妻关系。虞晓峰系虞金鑫、虞惠珍的儿子。双方曾有生意往来，虞金鑫一方向周兰英购买货物，货物由虞金鑫或虞晓峰接收后，办理货运发往伊朗。双方交易期间，周兰英与虞金鑫一方通过QQ或微信进行业务联系，并通过QQ与虞惠珍进行对账。2017年9月12日，周兰英与虞金鑫的QQ聊天记录中，虞金鑫向周兰英抱怨货发得太多，货物规格太小，周兰英认可959、8929型号货物发错，对于该些货物，周兰英称让虞金鑫一方用劲点卖掉。2018年6月5日，虞金鑫在周兰英的现金日记账中确认前账为3177862元，双方认可“虞金鑫”签字前的“截止2017年11月30日止，账目已核对无误，总欠货款2982862元”为周兰英所写，并非由虞金鑫所写，虞金鑫称该内容为事后添加，周兰英方称该内容出具后由虞金鑫签字确认，虞金鑫曾于2019年8月9日申请对“截止2017年11月30日止，账目已核对无误，总欠货款2982862元”与“虞金鑫”签名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后于2019年9月12日申请撤回上述鉴定申请。2019年4月，周兰英通过QQ与虞惠珍进行对账，经过双方对账后，周兰英于2019年4月24日向虞惠珍发送“总货款2982862元-600328（2015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181236元（2017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245298元（2015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90240元（2017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1865760元”对账内容，于2019年4月26日询问虞惠珍“我发你的账对好了吗”，虞惠珍称“好了”，周兰英询问“我发的那个账对了吗”，虞惠珍称“对的”。后周兰英向虞惠珍发送“截至2019年4月26日客户虞金鑫已卖完货的应付款：1865760元（客户已核对且确认已减差价）”，“虞金鑫客户现在应付货款1865760元，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并让虞金鑫一方保存该账目。上述款项，虞金鑫一方至今未付。另，根据周兰英与虞惠珍2019年4月24日的QQ聊天记录，可见型号959的库存货物有6件，价值17280元，型号8929的库存货物有21件，价值40320元，共计576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的应付货款为多少？2.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是否是适格的被告？对于第一个问题，通过周兰英与虞惠珍2019年4月26日的QQ对账内容，可以确认截至2019年4月26日，虞金鑫一方尚欠的货款为“客户已核对且确认已减差价”的1865760元及“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根据双方的合意，虞金鑫一方应及时支付1865760元，至于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虞金鑫一方是否应该支付？“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包括了2015年的库存600328元及2017年的库存181236元，周兰英主张支付，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虞金鑫一方辩称双方间是代理销售行为，但双方的库存货物往来并不当然等同于代理销售，虞金鑫一方应对其辩称予以举证证明。对于2015年的库存部分，除聊天记录外，虞金鑫一方未提供其他证据，而聊天记录中关于库存的对账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是代理销售行为，对于2017年的库存部分，虞金鑫一方辩称周兰英多发、发错的部分应该是代理销售，并提供了证据三作为证据，该证据显示虞金鑫向周兰英抱怨周兰英发货太多，周兰英认可其中959和8929货物系错发，但仅凭该证据虞金鑫一方无法证明周兰英多发了多少货物，型号为多少，库存中是否还存在该批货物，且发货行为发生在2017年，货物由虞金鑫一方自行发往伊朗，虞金鑫在伊朗收到货后虽曾向周兰英抱怨，但在周兰英解释并让其进行销售后，虞金鑫一方并未与周兰英就该些货物如何销售或者处置进行特殊的约定，而是直接对货物进行了销售，应视为对货物的接收，但对于发错的959及8929库存货款57600元，考虑到周兰英确实错发，在虞金鑫一方未销售完成前周兰英主张支付货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故虽在周兰英与虞惠珍的聊天记录中，周兰英方有同意扣减部分差价，让虞金鑫一方盘点库存的行为，但该行为发生在双方交易完成后周兰英向虞金鑫一方催讨货款时，周兰英解释为多年催讨债权无果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同意对虞金鑫一方便宜处理部分相应扣除差价，该解释符合常理，予以采信。现因虞金鑫一方未及时支付应先支付的1865760元，周兰英诉至法院，以诉讼的方式主张债权，考虑到对于差价的扣除须经过周兰英的同意，而周兰英以实际行为表明对于剩余未处理的货款不再同意扣除差价，故债权金额已明确，虞金鑫一方应予以支付。虞金鑫一方尚欠周兰英货款共计2589724元（1865760元+781564元-57600元），虞金鑫一方应及时支付，未及时支付的，尚应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损失可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周兰英与虞金鑫、虞惠珍的聊天记录来看，可以确定虞金鑫、虞惠珍系合同相对方，主体适格。虞晓峰系虞金鑫、虞惠珍的儿子，参与货物的查收，办理清关手续，支付货款等，吕露萍与虞晓峰系夫妻关系，通过其微信向周兰英订货，支付货款等，且虞金鑫一方已支付的1875000元货款中绝大多数是虞晓峰与吕露萍支付的，故应认定虞晓峰、吕露萍与虞金鑫、虞惠珍共同经营，虞晓峰、吕露萍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综上，周兰英之诉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兰英货款2589724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自2019年6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周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702元，由周兰英负担3702元，由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负担28000元。二审中，周兰英向本院提交周兰英和虞晓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证明虞晓峰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说明虞晓峰帮其父亲付款的事实，并不能认定虞晓峰就是合同相对人。本院认证认为，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对真实性无异议，结合一审证据，可以证明虞晓峰系与虞金鑫、虞惠珍共同经营，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虞晓峰、吕露萍应否与虞金鑫、虞惠珍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虞晓峰系虞金鑫、虞惠珍的儿子，参与货物的查收、支付货款等，吕露萍与虞晓峰系夫妻关系，通过微信向周兰英订货、支付货款等，且涉案已付货款中多数是虞晓峰、吕露萍支付的，足以认定虞晓峰、吕露萍与虞金鑫、虞惠珍系共同经营，虞晓峰、吕露萍应与虞金鑫、虞惠珍共同承担付款义务。二、关于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共应支付货款的数额问题。从双方一审提交的QQ聊天内容看，虞金鑫一方在处理货物时需要征询周兰英同意，说明双方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至少在处理滞销商品时双方一致确认不按周兰英的报价结算，而是按经周兰英认可的实际售价结算，这一点从双方结算时减去已卖货的差价也可以看出。周兰英于2019年4月24日通过QQ向虞惠珍发送“总货款-库存-差价＝您的应付款”、“总货款2982862元-600328（2015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181236元（2017年发的客户那里没有卖完的库存）-245298元（2015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90240元（2017年发去已卖货的差价）＝1865760元”等对账内容。之后，2019年4月26日周兰英在QQ上询问“我发的那个账对了吗”，虞惠珍回复“对的”。周兰英随后发了“截止2019年4月26日客户虞金鑫已卖完货的应付款：1865760元（客户已核对确认且已减差价）”、“虞金鑫客户现在应付货款1865760元，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经双方对账，可以确认虞金鑫一方应付款为1865760元。对于周兰英提到的“未结账的货款781564元”的货物基本是2015年、2017年的库存，降价处理的可能性很大，在未实际销售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结算价格，且周兰英在QQ聊天记录中也认可应付款应减去库存，故对于周兰英要求支付库存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1031号民事判决；二、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兰英货款186576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自2019年6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周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702元，由周兰英负担10110元，由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负担215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702元，由周兰英负担10110元，由虞金鑫、虞惠珍、虞晓峰、吕露萍负担215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玲玲审 判 员 钱 萍审 判 员 叶金龙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代书记员 曹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