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2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旺兴，女，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巧芳，女，194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嘉文，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舒婷，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良，男，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学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朝晖，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国立电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沙村下黄坊汪波五街一巷7-8号。法定代表人：黄国柱。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雪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国立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立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旺兴、陈巧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嘉文、黄舒婷，上诉人李国良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朝晖，被上诉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国柱、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雪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旺兴、陈巧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国立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2.国立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转账发生于2001年，国立公司于2008年1月股权变更登记为黄国柱和陈惠芬，并已委托相关机构对国立公司的账册、资产等进行审计，国立公司早已于2008年即知悉本案主张之事实，国立公司于2019年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国立公司已经丧失了胜诉权。（二）、李旺兴与黄国柱之间因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正在进行国立公司和广州市番禺区国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业公司”）两间公司股权分配诉讼，两家公司股权争议尚未解决，在黄国柱利用恶意夺得的国立公司和国业两间公司的控制权前提下，国立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以黄国柱个人意思表示为真实。按照公司法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番禺法院审理的所有涉及国立、国业公司与李旺兴之间的诉讼，其实质均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的延续，客观上均归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范围。黄国柱利用其恶意取得的国立公司和国业公司控制权制造的多起民事案件，不能视为国立和国业两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代表黄国柱本人意思表示。国立和国业公司股权分割诉讼尚在进行当中[两案的案号：（2018）粤0113民初3761号、（2017）粤0113民初8296号]，在股权分割审理结果出来之前，国立和国业两间公司对李旺兴的所有诉讼都应当等待股权归属确定之后再进行裁判。即番禺法院所有以国立、国业公司对李旺兴等提出的诉讼均应中止审理而不是草率判决，否则将导致案中案和一团乱麻的法律关系，无端导致诉累。（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国立公司向广州市番禺长江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支付960万元侵害了国立公司的财产权是认定事实错误。国立公司提起本案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首先应当证明国立公司的财产受到损害，国立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财产受到减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首先，国立公司仅依据两笔转账流水以证明其财产受到损害，该转账流水仅能证明在转账的时间点，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转账这一事实，该证据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不能证明其财产减损这一结果。证明财产减损不能仅从转账的时间点确定，而应当从公司的整体收支状况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根据李旺兴、陈巧芳与国立公司提供的证据可得，长江公司自1996年设立登记以来一直与国立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往来，长江公司在2001年至2003年期间均有向国立公司汇款，汇款金额总计超过1800万元。国立公司不能仅凭国立公司转账给长江公司的流水即认定该笔转账即造成了国立公司财产减损。国立公司要求李旺兴、陈巧芳李旺兴赔偿损失应当承担完全、充分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应当依法认定李旺兴、陈巧芳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同时，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实质上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也应当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李旺兴、陈巧芳的行为进行分析。一审法院既没有对于李旺兴、陈巧芳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主体进行确定，也没有对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李旺兴、陈巧芳的行为进行分析，而是简单、笼统的判令李旺兴、陈巧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系严重的查明事实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李旺兴、陈巧芳不符合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主体要件，李旺兴、陈巧芳不适用《公司法》对于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要求李旺兴、陈巧芳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李旺兴、陈巧芳也不构成对国立公司的侵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违法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故一审法院若要认定李旺兴、陈巧芳构成侵权并判令李旺兴、陈巧芳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证实上述人同时具备侵权构成要件。第一，李旺兴、陈巧芳主观上不存在任何侵权的故意或过失。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是李旺兴、陈巧芳李旺兴因为离婚纠纷转移国立公司的财产，没有任何依据，仅凭国立公司单方的陈述，而未从事实方面去认定、论证。一审法院完全遗漏了长江公司在李旺兴与黄国柱离婚后仍向国立公司转账的事实，长江公司在之后仍向国立公司转账，即与法院认定的主观意图相矛盾，一审法院的判决系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第二，李旺兴、陈巧芳也不存在加害行为，李旺兴和陈巧芳均非案涉转账款项的转账或收款主体，国立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被李旺兴和陈巧芳控制和占有，国立公司要求李旺兴和陈巧芳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本案中也不存在损害事实。本案中国立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财产受到损害，且李旺兴、陈巧芳已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财产权益未受损害。一审法院仅凭借两笔流水即认定构成对国立公司的损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仅在主观上相信国立公司的单方陈述，而否定国立公司与长江公司的资金往来，认为长江公司取得案涉款项没有法定的事由和依据，该判决结果明显与事实相违背。（五）、一审判决遗漏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存在处货款之外的其他资金往来的事实，在判决中将“还款”也直接认定为“货款”，是严重的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款项是基于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的资金往来而产生，其他银行流水记录也证明长江公司和国立公司一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其中包括“还款”和“货款”，证明除了国立公司主张的长江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货款的关系外，国立公司与长江公司在案涉款项发生之前和之后均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案涉两笔款项的转账分别发生于2001年10月16日和2001年10月17日，但在之前和之后长江公司均有汇款给国立公司的记录，在本案证据《专项审计报告》中也有相关证明。综合所有的转账记录以及可以得出，长江公司没有损害国立公司权益的意图，双方存在正常的资金往来关系，国立公司的财产也没有减损。而一审法院均不对这些汇款的事实予以确认，而直接认为从国立公司转出的960万造成国立公司的损失，系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公平正义原则。（六）、黄国柱与李旺兴因离婚后财产分割案件正在进行审理，对于国立公司的股权尚未分割完毕，国立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以黄国柱的意思表示为准，国立公司的最终权属人也还没有确定，故我方认为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应当待另案股权分割完成后，再恢复审理。（七）、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我方代理人二审阅卷期间发现，国立公司一审提交的名称为证据材料（三）、（四）的证据，一审法院没有向我方送达，也没有组织质证。而该部分证据作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直接使用，剥夺了我方的质证和就此展开辩论的权利。基于此，我方要求本案发回重审。在国立公司汇款给长江公司前后，长江公司均有汇款给国立公司的转账记录，且数额巨大，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了该重要事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针对李旺兴、陈巧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国良答辩称，同意李旺兴、陈巧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其他坚持我方上诉意见。李国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李国良无需向国立公司赔偿960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国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国立公司的账户于2001年10月16日、10月17日合共转账930万涉案款项至长江公司的账户后，在2001年10月18日之后，长江公司的账户也转账了488万元至国立公司及其分公司账户的客观事实，该488万元的转账，足以说明李旺兴、陈巧芳及李国良均不存在转移国立公司公司财产的恶意，但一审法院直接回避了该问题未作出分析认定，进而导致错误认定本案的事实。根据国立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13《致同专字（2013）第440FC0158号专项审计报告及银行款项明细》显示，国立公司分别于2001年10月16日、10月17日合共转账930万至长江公司的账户，但根据长江公司在2001年8月至11月期间多次转账汇款给国立公司、番禺市国立电业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国立电业有限公司大石分公司、广州市番禺国立电业有限公司声远分公司、广州市番禺国立电业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转账记录显示，在2001年8月至11月期间，长江公司合共转账了1879万元给国立公司及其分公司，而该1879万元中有488万元是在国立公司转账960万元给长江公司之后（也即2001年10月18日之后）发生的，详细情况如下：（1）长江公司在2001年10月18日之后转账至国立公司的部分款项：2001年10月18日转账40万元、2001年10月19日转账合共50万元、2001年10月22日转账38万元、2001年10月26日转账50万元、2001年10月31日转账50万元，小计228万元；（2）长江公司在2001年10月18日之后转账至广州市番禺国立电业有限公司大石分公司的部分款项：2001年10月24日转账50万元、2001年10月25日转账60万元，小计110万元；（3）长江公司在2001年10月18日之后转账至广州市番禺国立电业有限公司声远分公司的部分款项：2001年10月22日转账20万元、2001年10月23日转账40万元、2001年10月30日合共转账20万元、2001年10月31日转账20万元、2001年11月6日转账10万元、2001年11月7日合共转账20万元、2001年11月9日转账10万元、2001年11月15日转账10万元，小计150万元。根据正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和常理去判断，如果李旺兴、陈巧芳及李国良要恶意转移国立公司的公司资产，长江公司不可能在收到国立公司于2001年10月16日、10月17日转账的960万元后还在其后的一个月内继续转账合共488万元至国立公司的账户，该做法明显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李国良及李旺兴、陈巧芳由始至终根本并不存在转移国立公司公司资产的主观恶意，也并未损害国立公司的利益，但一审法院却未对该至关重要的事实进行分析认定，仅仅从国立公司的账户于2001年10月16日、10月17日转账涉案960万元的两笔转账记录而片面认定李旺兴、陈巧芳及李国良损害国立公司的利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国立公司由始至终并未对案涉960万元款项的合法来源及财产性质作出充分有效的举证，而仅仅是凭借2001年10月16日、10月17日转账960万元涉案款项的两笔转账记录主张权利，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涉案款项的合法来源和性质问题，但一审法院却不要求国立公司进行举证，也未要求国立公司对该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反而将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李旺兴、陈巧芳及李国良，不符合诉讼程序。（三）、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情形下，要求陈巧芳及李国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请求权基础和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巧芳及李国良均未实施任何损害国立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国立公司由始至终也未举证证明陈巧芳及李国良实施了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行为。（四）、国立公司的诉求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而且从未发生过中止、中断的事由。根据国立公司提供的证据8（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558号《民事判决书》显示，该案中，国立公司主张广州市信力晖房产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力晖公司”）、李旺兴、李泳珍、李科女、陈巧芳赔偿其已支付的购买广州市金属结构总厂位于番禺市××××号的土地使用权的购地款15678080元，庭审中，信力晖公司、李旺兴、李泳珍、李科女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认为国立公司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根据该案判决书第22页番禺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08年11月16日，广州市公安局根据黄国柱的举报，对李旺兴、李卓楠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案号为（2012）穗公番立字（2008）第10498号]，其中黄国柱对李旺兴、陈巧芳等人通过信力晖公司与金属厂进行涉讼土地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犯罪的问题进行举报，以确保国立公司的权益。案件涉及金属厂与信力晖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定性的问题。2009年3月27日，国立公司因涉讼土地权益的问题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2009）番法民三初字第805号诉讼案件。其后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对上述刑事案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案号；穗荔检刑不诉（2013）13号]，之后国立公司与黄国柱、陈惠芬等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该检察院在2015年3月18日作出穗检刑申复决[2015]3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决定维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书，进而认定该案的诉讼时效从2015年3月18日开始计算，并因此认定国立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该案的二审判决（2018）粤01民终5881号《民事判决书》也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鉴于该案是由于国立公司主张赔偿购地款而引起的，而根据国立公司提供的证据6“粤诚审字（2008）225号《国立公司经济案件专项审计报告》”第5页第7点显示：“批发部（HK）银行存款---广州市番禺长江电业有限公司招行番禺支行201960×××01的明细账反映2001年10月22日购地支12321920.00元。”而国立公司在起诉状第4页第6行陈述：“并且长江公司的招行账户60×××15中的12321920元（包含了国立公司过户到长江公司的960万）……”可见，本案中国立公司主张的960万元正是在1558号案衍生出来的，既然1558号案及5881号案均认定该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3月18日开始计算，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那么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应当从2015年3月18日开始计算。此外，在2001年离婚诉讼的事后，黄国柱已经申请查封了长江公司和国立公司的财务账册，其应当对涉案款项转出的情况了解。黄国柱此时虽未登记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也不影响其权利的行使。因此，应当推定2001年10月29日，黄国柱提起离婚诉讼并请求采取保全措施后，其主张侵权赔偿的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计算。无论上述哪种起算时间点，国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均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五）、一审法院判令李国良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没有依据，且一审法院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详细论述，而仅仅是一笔带过。李旺兴是长江公司财务负责人，其使用长江公司账户接收国立公司转款，是履行职务行为，而非李国良出借该账户给李旺兴、国立公司使用。国立公司是黄国柱与李旺兴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旺兴、黄国柱对国立公司财产均有支配权益，且该支配权也不因股东登记的变更而发生变化。从而也证明，即使案涉资金的流转不存在相应的对价，也只能认定是李旺兴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方式，不可能造成国立公司权益的损害。（六）、一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错误。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存在长期的频繁的资金往来，上述资金流转不能以一方的言辞证据作为判断依据。一审法院对长江公司给国立公司的转账，听信国立公司一方陈述，确定为货款或者还款，没有要求其提交证据。但是，对于国立公司转账给长江公司的款项，就要求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提交基础单据，显然属于分配举证责任的不适当。在此李国良一方声明，将保留对于国立公司追索全部流动资金的权利。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双方存在长期的频繁资金往来，不能够单独以其中的两笔汇款，就认定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实施了侵害行为，法理依据不足，举证责任也分配错误。针对李国良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旺兴、陈巧芳共同答辩称，同意李国良的上诉意见，其他坚持我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针对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国立公司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黄国柱持有国立公司90%股权，其母亲持有10%的股权，两人持股比例完全控制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国立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另案财产分割案件中，李旺兴已经变更诉讼请求为评估国立公司资产，因此，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二）、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三）、（四）是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主要是为了解决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该两套证据的内容，其实完全可以和我方之前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映证，并非孤证。我方也同意该两份证据仅作为参考材料，而不作为证据。（三）、关于李国良的责任问题。因为李国良认为长江公司是独立的，长江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李旺兴、黄国柱可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也不是国立公司体系的，且财务专用章在李旺兴处，足以认定是李国良出借账户的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转账的涉案两笔款项，非货款也不是正常的资金往来，属于被转移的财产，以达到侵占的目的。因此，李国良个人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国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旺兴赔偿国立公司损失共计21649832.1元（本金损失960万元，资金占用费计付标准为：730万元为基数从2001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同期逾期贷款利息9162893.15元；230万元为基数从2001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同期逾期贷款利息2886938.94元，均暂计至2018年10月17日）；2、判决李国良、陈巧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保全费、评估费用由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共同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国立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5月28日，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原法定代表人为黄国柱，股东有黄国柱、陈惠芬二人。2001年2月7日，该公司向番禺工商分局申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将股东黄国柱、陈惠芬变更为黄国柱、李旺兴、李卓楠；将法定代表人由黄国柱变更为李旺兴。2001年2月14日，番禺工商分局核准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01年8月14日，该公司又向番禺工商分局申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将股东由黄国柱、李旺兴、李卓楠变更为陈巧芳、李卓楠；将法定代表人由李旺兴变更为陈巧芳。2001年8月17日，番禺工商分局核准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后经查明，前述变更登记中提交的《股东转让合同书》、《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是伪造的，材料中黄国柱和陈惠芬的签名均是他人假冒所签，涉及“黄国柱”的签名均是李旺兴所签，且未获得黄国柱的授权或者追认，黄国柱、陈惠芬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前述两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07年11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2006）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分别判令撤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于2001年2月14日、2001年8月17日核准的关于国立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黄国柱恢复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陈惠芬恢复国立公司股东身份。现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国柱，股东有黄国柱、陈惠芬二人。长江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5年，李国良是其法定代表人，其与李旺兴系兄妹关系，该司设立时的股东有李国良、李倩姬。后该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申请注销，并于2007年12月18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李旺兴与黄国柱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2年结婚。陈惠芬与黄国柱是母子关系，李旺兴与陈巧芳是母女关系。2001年10月29日黄国柱向法院起诉与李旺兴离婚【案号：（2001）穗中法民初字第129号】。2004年10月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粤高法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二人的婚姻关系。国立公司及国业公司实际是黄国柱及李旺兴经营。在此次离婚诉讼中，黄国柱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黄国柱认为因长江公司主要为国立公司销售电器，属国立公司的关联企业，长江公司的账户包括其法定人代表人李国良还有其他员工的账户实际给国立公司使用，长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是李旺兴，故黄国柱申请保全的范围包括长江公司的账册和账户，法院依申请保全了长江公司的账户及查封了长江公司的账册，后长江公司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解封账户和返还账册，法院解除了对长江公司账户的查封，并于2002年3月5日返还了长江公司、国立公司的账册。相关账册实际由李旺兴掌握。黄国柱、陈惠芬、国立公司认为前述2001年至2007年期间，李旺兴利用虚假签名变更其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国立公司、国业公司的便利，侵占国立公司和国业公司的财产，2007年，黄国柱恢复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陈惠芬恢复国立公司股东身份后遂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举报李旺兴、陈巧芳、李卓楠涉嫌职务侵占罪。2015年3月18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刑申复决【2015】3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认为在黄国柱和李旺兴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惠芬是否对国立公司、国业公司出资并享有收益这一事实无法确证，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原则，维持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穗荔检刑不诉【2013】13号《不起诉决定书》，未对李旺兴提起公诉。在前述侦查阶段，广州市公安局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对国立公司、国业公司的账户资料进行专项审计。该所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致同专字（2013）第440FC0158号《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长江公司工行尾号2113账户银行对账单及部分银行单据，审核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及分公司的往来款项如下，即2001年8月至10月期间长江公司工行尾号2113账户划款国立公司工行1895账户款项共28笔，金额合计1021万元，支票和送款单同时或者二者之一多注明用途为“货款”。长江公司工行尾号2113账户2001年8月至10月期间划款番禺市国立电业有限公司（即国立公司前身）款项3笔，合计307万元，支票用途注明为还款，但这三笔款项分别发生于2010年10月8日、10月10日及10月12日。长江公司尾号工行2113账户2001年8月至10月期间还款国立公司大石分公司款项3笔，金额合计260万元，其中1笔支票用途注明为货款，另两笔注明为还款。长江公司尾号工行2113账户2001年8月至11月期间划款国立公司声远分公司款项14笔，金额合计211万元，支票或送款单同时或两者之一多注明用途为货款。长江公司尾号工行2113账户2001年8月至10月期间划款国立公司第一分公司款项一笔，金额为80万元，支票用途注明为货款。后国立公司提起（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588号诉讼，在该案诉讼中，国立公司委托代理律师于2015年11月底向法院申请调取当时黄国柱与李旺兴的离婚诉讼卷宗时，发现法院查封的长江公司的账册中有2001年10月16日，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招商银行账号为60×××01的账户转账支付730万元，2001年10月17日，国立公司又向长江公司的同一账户转账支付230万元的两条记录。2015年12月28日国立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查询其户口号为60×××01的账户的银行流水，2015年12月29日招商银行出具的银行流水证实了前述事实。国立公司认为前述2001年国立公司转账支付给长江公司的960万元，并非基于真实的交易或者借款等原因产生，长江公司作为国立公司的销售商，从国立公司拿货销售，正常的情况都是长江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货款，国立公司两日内两笔向长江公司转账96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时值李旺兴、黄国柱二人离婚纠纷中，是李旺兴为了多取得财产，利用其作为国立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以及实际掌握长江公司财务印章及为长江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便利，转移处分国立公司的财产，侵害了国立公司的利益，遂提起本案诉讼。李国良、陈巧芳分别作为当时长江公司、国立公司的股东暨法定代表人，与李旺兴恶意串通，存在过错，要求此二人一并承担赔偿责任。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坚持抗辩前述960万元是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之间的正常交易往来，但由于距今已近20年，无法查证当时款项的具体性质，但绝非侵害国立公司利益而为，且在前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2013年5月15日作出的致同专字（2013）第440FC0158号《专项审计报告》中列明的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及其分公司的款项往来，显示在2001年10月18日及之后长江公司继续向国立公司及其分公司支付款项，这部分款项总计488万元，如果长江公司意欲侵占国立公司的财产，完全没必要再向国立公司及其分公司转回这些款项。国立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审计报告中的这些款项，更进一步印证了国立公司的主张，这488万元款项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长江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的货款，都是长江公司支付给国立公司或者国立公司的分公司，而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960万元是反常的。且对于前述488万元款项，在（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588号诉讼中，李旺兴、李国良等人已经作为证据提交，并辩称款项性质是广州市信力晖房产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长江公司代为向国立公司归还购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北路36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地款，而在本案中，又辩称该款项性质是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之间的正常交易往来款，本身就是不诚信的表现。另查明，就本案纠纷，国立公司曾于2018年11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相应资料申请网上立案，被退件，后国立公司又补充提交了资料重新申请，一审法院最终于2019年1月11日受理了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国立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01年10月16日、17日其招商银行账号为60×××01的账户向长江公司招商银行账号为60×××01的账户分两笔共计转账支付960万元，当时李旺兴为国立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于李旺兴与黄国柱之间的离婚纠纷，国立公司认为前述款项是李旺兴与长江公司串通转移国立公司的财产以达到多获得财产的目的，损害了国立公司的利益。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对此不予确认，辩称前述960万元是长江公司与国立公司之间的正常交易往来，理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仅是言辞抗辩，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且从国立公司与长江公司历史款项往来来看，都是长江公司以其尾号2113的工行账户向国立公司或其分公司支付，且大部分支票、送款单等都注明货款用途是“货款”，符合国立公司主张的长江公司是其经销商向其拿货并支付货款的一般商业交易模式，前述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招商银行尾号0001账户支付的96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且数额巨大，长江公司不能具体说明此款项的用途及发生原因，仅以正常款项往来作为抗辩，没有说服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的抗辩没有事实基础和证据佐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事由的情况下，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支付960万元，侵害了国立公司的财产权，国立公司要求赔偿此960万元及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国立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但考虑国立公司的确有资金被占用的损失，一审法院酌定如下，即2001年10月16日，利息730万元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2001年10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利息以9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以96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国立公司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前述证据及公安机关的笔录显示，当时，李旺兴实际控制国立公司且同时是长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李旺兴对国立公司的前述财产损失负有直接责任，国立公司要求李旺兴对前述96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巧芳作为当时国立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此亦存在过错，国立公司要求陈巧芳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长江公司已经注销，李国良作为长江公司的股东暨法定代表人，对此亦存在过错，国立公司要求李国良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案涉960万元款项从国立公司转出虽然发生在2001年10月16日、10月17日，但是，直至2007年11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2006）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于2001年2月14日、2001年8月17日核准的关于国立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黄国柱才恢复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陈惠芬才恢复国立公司股东身份。之后，国立公司对李旺兴、陈巧芳等涉嫌存在犯罪行为的问题进行举报，但是从公安机关调查的情况以及当时广州市公安局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对国立公司、国业公司的账户资料进行专项审计作出的致同专字（2013）第440FC0158号《专项审计报告》来看，并不涉及涉案国立公司招商银行60×××01账户及长江公司招商银行账号60×××01账户的情况。直至2015年11月底国立公司委托代理律师提起（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588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调取当时黄国柱与李旺兴的离婚诉讼卷宗时，发现法院查封的长江公司的账册中有国立公司转账给长江公司960万元的记录，国立公司遂向招商银行调取相关银行流水，招商银行2015年12月29日出具了银行流水。也即是说，直至2015年12月29日，国立公司才确认并掌握前述960万元被侵害的事实。国立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相应资料申请网上立案，没有超出诉讼时效规定，虽被退件，但是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效果，后国立公司又补充提交了资料重新申请立案，一审法院最终于2019年1月11日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认为国立公司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国立公司赔偿960万元及利息（2001年10月16日，利息730万元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2001年10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利息以9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以96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国立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049元，由李旺兴、李国良、陈巧芳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一审开庭结束后，国立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名称为证据材料清单（三）的资料，包含：1.（2018）粤0113民初8939号民事判决书，2.（2019）粤01民终1351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9年10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名称为证据材料清单（四）的资料，包含：1.（2001）番法民初字第3982-1、3982-2号民事裁定书、黄国柱提供给法院的银行账号及实际查封的部分账号记录，2.关于黄国柱诉李旺兴离婚纠纷一案证据复制情况的谈话笔录及李旺兴、国立公司财务陈翠玲刑事侦查笔录。一审法院将上述材料附卷，但未再组织质证和开庭。在一审判决中，也未将上述材料作为证据列明。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2013年5月15日接受广州市公安局委托所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3）第440FC0158号】中，第4页记载：2002年5月8日，国立公司进行2001年度工商年检，提交了广州业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国立电业有限公司2001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国立公司200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2927441.72元，其中，货币资金1064916.29元、应收账款485元。审计报告显示的强调事项其中有：国立公司未按会计制度要求设账核算，审计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只有2001年12月31日数据，未有2001年12月31日期初数据。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关于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所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国立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名称为（三）、（四）的资料，系在一审开庭之后提交，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送达并举行质证并无不当，且国立公司也明确表示同意上述资料仅作为案件审理的参考材料，而不作为证据。此外，从一审判决内容来看，一审法院并未将证据名称为（三）、（四）的资料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双方纠纷自2001年已经产生，并陆续发生多起诉讼，相关事实已在另案民事或者刑事案件中均有涉及。一审法院综合各方自纠纷发生以来的相关情况，作出对一审事实认定的确认，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对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为由，主张将本案发回重审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黄国柱是否有权代表国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经查，黄国柱系国立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黄国柱与其母亲共持有国立公司100%股权，本院有理由相信本案诉讼的提起系国立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关于本案须中止审理，待另案作出国立公司股权分配的确定后再恢复诉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在实体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二：其一，涉案960万元的转账行为，是否侵害了国立公司利益？如果侵害，侵权责任人如何认定？其二，国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保护期间？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国立公司先后两次共划款960万元至长江公司账户，系客观事实。该960万元系国立公司依法设立的银行账户中的货币财产，本院有理由相信系国立公司所有。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要求调查该资金来源合法性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认为国立公司与长江公司存在长期业务交往，款项往来显属正常，并据此认为单凭两次银行转账记录，不足以证实国立公司权益受到损害。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的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放在本案以及双方特殊关系项下，本院认为，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有必要对上述款项支出的合理性作出补强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理由如下：第一，涉案转账发生于李旺兴、陈巧芳通过伪造黄国柱、陈惠芬签名行为，而成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李旺兴、陈巧芳对国立公司的控制来自于非法手段，其通过该行为欲达到之后续目的，存在合理怀疑。第二，涉案转账发生时间，正值黄国柱、李旺兴夫妻感情严重破裂而致提起离婚诉讼前夕，双方矛盾尖锐、不可调和。国立公司对外转账行为直接造成其公司净资产减少，进而直接影响在离婚诉讼时黄国柱一方可获得分配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而鉴于李旺兴与长江公司存在的特殊关系，该转账行为并不会对李旺兴利益造成直接损害。第三，国立公司虽与长江公司存在长期交易，但主要是长江公司作为销售商，从国立公司拿货后向国立公司支付款项。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除涉案两笔金额巨大的国立公司对长江公司转账外，在该时期并无国立公司再向长江公司转账支付大额款项的行为，有违双方交易的一般模式和习惯。第四，国立公司2001年度审计报告，记载国立公司应收账款485元，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据此认为涉案960万元，已经在国立公司与长江公司的交易过程中，通过正常的交易已经被“抹平”。但是，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2013年5月15日所作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已特别强调“国立公司未按会计制度要求设账核算，审计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只有2001年12月31日数据，未有2001年12月31日期初数据”。此外，该审计报告是在李旺兴、陈巧芳控制国立公司期间作出，该审计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存疑，不足以证实国立公司向长江公司转账具有合法基础。第五，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以长江公司在2001年10月18日后，仍有向国立公司付款488万元的行为，认为其如果存在恶意转移国立公司财产，不可能再向国立公司付款。但如前所述，基于国立公司与长江公司的交易模式，长江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款项，具有真实的交易基础。且对于该488万元的款项性质，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在另案有不同陈述。因此，长江公司在2001年10月18日之后，向国立公司转账的行为，不能作为否定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具有侵权故意的直接证据。综上，本院认为，基于上述情况，国立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以证实其向长江公司转账涉案960万元，具有合法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而不能单以双方存在资金往来显属正常为由，规避其应当承担的举证义务。在国立公司未能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960万元转账行为的发生，直接损害了国立公司合法权益，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应当承担涉案赔偿责任的侵权主体。本院认为，第一，李旺兴作为国立公司2001年经营期间的实际控制人，也是长江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巧芳作为国立公司2001年经营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直接参与了涉案款项转出行为的实施过程，存在侵害国立公司权益的故意，应当作为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李国良系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且其与李旺兴存在亲属关系。即使李国良对于长江公司的管理可能未做到事无巨细，但是对于涉案大金额款项流入，其不可能不知情。此外，长江公司系涉案款项的直接收款人，而长江公司在2007年完成注销登记，李国良同时也为长江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李国良有能力解释该款项的来源基础和最终流向，但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在长江公司注销后，李国良亦为长江公司资产的继受人，是实际受益者。一审法院判决李国良对涉案债务一并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在二审的陈述意见来看，其对于国立公司主张损害赔偿应当适用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并无确定意见，但是坚持认为，无论以其主张的哪一时间点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均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国立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第一，黄国柱在2001年离婚诉讼案件中，虽然申请查封了国立公司、长江公司的财务账册，但是，该财务账册在查封后，并非由黄国柱保管。此外，账册解封后的接手人，也是李旺兴，而非黄国柱。退一步讲，即使黄国柱当时有在查封法院的准许下，查阅过上述财务账册，但基于双方账目的复杂性，且正是因为国立公司资产状况的混乱和不明确，导致双方迟迟没有就国立公司的财产进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工作。以此能够进一步证明，黄国柱在当时，对于涉案转账行为系侵权事实的存在，不具备知晓或应当知晓的客观基础。此外，国立公司直至2007年才进行股东的回转变更登记，在此之前，国立公司由陈巧芳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不可能代表国立公司提起本案性质的诉讼。因此，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以2001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于法无据。第二，2007年，黄国柱在恢复其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后，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李旺兴、陈巧芳涉嫌职务侵占的相关情况。在该刑事案件报案和侦办过程中，相关审计和侦查方向，并不直接涉及涉案款项。此外，从黄国柱报案的迅速性来看，其对于国立公司和自身权益的维护是及时和十分关注的。如果在当时，黄国柱、国立公司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转账行为实际侵害了国立公司利益，其在刑事报案时，未将上述情况一并作为举报材料提交，显然不符合一般常理。因此，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主张从2007年恢复变更登记，或者从2013年刑事不起诉决定书作出之日，或者从2015年3月18日《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作出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均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从现有证据来看，国立公司最早是在2015年11月底，在另案诉讼过程中申请调取黄国柱、李旺兴离婚诉讼卷宗时，才明确知晓长江公司账册中有显示收取涉案款项的记录，并在2015年12月28日查询国立公司账户后，方确认国立公司财产被侵害的事实。国立公司在2018年11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立案材料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在2019年1月11日正式立案受理本案诉讼时，国立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超过。综上所述，李旺兴、陈巧芳、李国良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98元，由上诉人李旺兴、陈巧芳共同负担150049元，由上诉人李国良负担1500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