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军，男，197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芬，江苏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鹏，江苏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绪忠，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四龙，江苏承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765259241A，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王子楼西108号9幢3单元106室。法定代表人：戴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复甦，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荟雯，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宿迁市广发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91686570525G，住所地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疏港大道1号交易大楼A215室。法定代表人：王光辉。上诉人罗军、胡绪忠因与被上诉人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简称超众公司）及原审被告宿迁市广发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广发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超众公司对罗军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超众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无证据证明罗军为超众公司配送价值29940元的货物并已收取相应的货款，一审判决罗军支付代收货款错误。二、即使需要向超众公司承担给付责任，也不应当由罗军承担，应由胡绪忠承担。根据现有证据，胡绪忠是所谓“广发物流公司”的控制人暨实际获益人，涉及货物配送及货款的代收人均为胡绪忠。进入胡绪忠账户上的货款，也由胡绪忠所支配与控制。相反，罗军未支配也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罗军实际是胡绪忠的“打工者”。三、胡绪忠从未实际退出，且收益始终归其所有。胡绪忠虽于2017年1月在罗军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形下，私下与其妻子签订了所谓的《合伙人退股协议》，但实际上从未退出“广发物流公司”，所有进入胡绪忠账户的款项，仍全部由胡绪忠控制并持有。二审庭审中，罗军明确，关于其与胡绪忠之间的合伙关系，以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为准。超众公司辩称，1.罗军系“广发物流公司”的出资设立者、实际运营方，并且参与分红、获得利益，与胡绪忠系合伙关系，应当对债务承担给付责任。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18年3月19日、4月12日、5月9日公安机关对罗军的讯问笔录，罗军陈述：“我是‘广发物流公司’的股东之一，当时我和胡绪忠商量着每人出资35万元，从2014年接手，当时我们俩每人每月分红2万元”，所以罗军应当对款项承担给付责任。2.关于超众公司主张的29940元货款，一共分三部分，分别是：（1）关于19445元货款，有GF广发快递有限公司货运凭证（简称广发货运凭证）为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营模式是，上游商户委托“广发物流公司”发快递，“广发物流公司”出具广发货运凭证，此后由“广发物流公司”用广发快递收单凭证替换之前上游商户自留的广发货运凭证，现超众公司持有69张货运凭证，共计19445元，“广发物流公司”尚未支付代收的货款。（2）关于4025元货款，有广发快递收单凭证为证。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广发物流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出具的广发快递收单凭证项下对应的14张广发货运凭证已被“广发物流公司”收回，该部分对应的销售单共计17张，即自2018年1月17日至1月21日，共计4025元。虽然只有超众公司自行制作的销售单，但根据广发快递收单凭证上记载的日期“1月23日”，结合该部分销售单形成的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至1月21日，从时间、数量上均可以证明该部分4025元款项“广发物流公司”尚未支付。（3）关于6470元货款，双方之间的合作一直稳定连续，并且“广发物流公司”负有协助超众公司代收货款的义务，超众公司也一直未与其他物流公司合作。该部分广发货运凭证已经收回，对应的单据形成时间为2018年1月22日至1月31日，而2018年2月1日之后的广发货运凭证未收回，所以该部分销售单项下共计6470元罗军尚未支付。胡绪忠辩称，1.2017年1月26日，胡绪忠已经退伙，其在退伙前只负责上游商户的货物配送和支付代收货款工作，罗军负责物流车辆的调度，代收下游商户货款和物流费用等工作，并将代收货款支付至胡绪忠名下南京农行卡上，该卡办理了网银，由南京物流点的会计陈震负责保管和支付给上游商户。如果罗军不将代收货款转到该银行卡上，就无法支付给下游商户。胡绪忠退伙时，整个合伙体的经营是正常的，不存在拖欠上游商户货款。罗军称是胡绪忠的打工者，以及胡绪忠是“广发物流公司”的控制人和实际获益人等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也与罗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一致。2.2017年1月26日，胡绪忠与罗军夫妇签订的《合伙人退股协议》，是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签署的，且双方在签字前已经沟通过几次，见证方是合伙体的会计陈震，罗军陈述其不在场、不知情并不属实，也与罗军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一致。3.经了解，胡绪忠退伙后，整个物流专线运营一直都很正常，在后期由于罗军将上游商户的货款挪作他用，用于购买房屋、车辆，以及其他高消费造成了很大的亏空，导致罗军偿还不了上游商户货款。胡绪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胡绪忠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超众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部分事实。1.《合伙人退股协议》形成的过程和时间没有查实。一审中，胡绪忠提交了《合伙人退股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实际签订时间是2017年1月26日，落款时间是罗军书写，属于笔误。一审判决引用罗军在公安机关的部分供述，但罗军关于协议形成时间出现过不同的供述。罗军在2018年3月19日讯问笔录中称“应该是2016年的年底签订的”，2018年4月12日讯问笔录中称“后来到了2016年1月26日，胡绪忠一个人到宿迁的办公点，把事先打印好的一份《合伙人退股协议》拿出来让我和我老婆签字”。该协议虽然落款时间是2016年1月26日，但胡绪忠无论是在公安机关还是在本案中均陈述签订于2017年1月26日，而罗军在2018年3月19日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也可以印证，不能简单以罗军与胡绪忠关于《合伙人退股协议》形成的陈述不一致而否定协议的真实性。除了协议中署名的证明人陈震外，公安机关还向其他证人询问了《合伙人退股协议》的问题，亦可印证协议的形成时间和真实情况。2.关于合伙期间清算的问题。在《合伙人退股协议》中，胡绪忠与罗军已经就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所有的债权债务由罗军承担。3.关于超众公司的货款形成时间。本案货款形成于2017年底，是在胡绪忠退伙之后很长时间形成，并非是在胡绪忠与罗军合伙期间产生，故胡绪忠不应该承担清偿责任。4.关于银行账户的问题。自罗军与胡绪忠合伙以来，支付超众公司等上游商户的货款用的是胡绪忠的银行账户。在胡绪忠退伙后，罗军与胡绪忠商议，继续使用该银行账户。主要原因是，上游商户有上千家，如果重新启用新的银行账户，要重新录入上千家的商户银行信息。同时，银行卡办理了网银，并非胡绪忠持有，自与罗军合伙开始一直由负责银行转款的员工持有。超众公司辩称，1.胡绪忠自始至终从未退出“广发物流公司”的合伙经营，应当与罗军连带承担付款责任。超众公司对胡绪忠出示的《合伙人退股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质疑其签订的目的。第一，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但胡绪忠称实际是2017年1月26日，而在罗军2018年4月12日讯问笔录第四页记载“2015年到年底对账的时候，欠上游商户的代收款达到220万，后来到了2016年1月26日，胡绪忠就提出来我们签一个退股协议”。第二，根据《合伙人退股协议》记载，陈震在文件上署名，应当是在场的，但罗军在2018年4月12日讯问笔录及5月9日询问笔录中均陈述“陈震不在现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陈震的签名”。第三，根据胡绪忠陈述，《合伙人退股协议》即为债权债务的分割，但根据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情况，以及“广发物流公司”的经营情况，结合罗军于2018年4月12日、5月9日两次讯问均称“胡绪忠说让其退股，如果真的公司经营不下去了，罗军就躲起来，胡绪忠好在外面处理公司变卖资产筹钱还款的事宜，当时谈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在车上谈的，没有其他人在场，所以退伙协议实质上虚假无效”，是胡绪忠、罗军为了躲避债务的非法目的而签订的。即便认定《合伙人退股协议》真实存在，一审认定签订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正确，胡绪忠仍然参与经营，并继续注资分红，从未退出经营。2.实质上两人合伙经营体的账目并未进行清算，胡绪忠的财产与“广发物流公司”的财产混同，其陈述在签订《合伙人退股协议》时，账目已经清楚，但不论是2016年1月26日还是2017年1月26日，根据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自2014年“广发物流公司”的经营就出现了欠付货款的情况，后来欠款越来越多，并不存在结清或经营良好的情况。因此，即使两人之间有《合伙人退股协议》，仅能认定系两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对外不产生效力。超众公司等上游商户一直通过胡绪忠的银行卡取得代收货款，胡绪忠即使移交银行卡密码，其依然可以持有并实际控制“广发物流公司”，所以胡绪忠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罗军辩称，1.胡绪忠从未实际退出“广发物流公司”，双方于2016年1月26日签署了所谓的《合伙人退股协议》，但实际上这是一份虚假协议。“广发物流公司”由胡绪忠掌控，所有的代收款项均进入胡绪忠的个人账户。2.按照胡绪忠的观点，其不仅已经退出《合伙人退股协议》，而且双方还进行了清算，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3.关于账户使用问题，胡绪忠陈述其退股后经双方协商由罗军继续使用胡绪忠的银行卡不属实。实际上，胡绪忠一直是“广发物流公司”的掌控者，所有货款都进入了胡绪忠的账户，其将大量的款项占为己有，导致对外欠款200多万元，致使公司无法经营，才形成了《合伙人退股协议》，要求罗军对外承担责任。综上，胡绪忠应当对案涉货款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广发公司未应诉，亦未陈述意见。超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发公司、罗军、胡绪忠向超众公司支付货款29940元及利息（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广发公司、罗军、胡绪忠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军、胡绪忠自2014年起以“广发物流公司”的名义合伙进行货物运输，未注册登记。其二人在南京仙林汽配城与超众公司等商户建立合作关系，为超众公司等上游商户发送货物、代收货款，超众公司等上游商户支付运费。2018年开始，超众公司等上游商户未能收到代收货款，遂报案到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该分局以涉嫌诈骗犯罪对罗军、胡绪忠进行了调查。在一审法院调取的2018年3月19日公安机关对罗军的讯问笔录中，罗军陈述：“我是‘广发物流公司’的股东之一，‘广发物流公司’还有另外一个股东胡绪忠”“2014年的时候，我和胡绪忠是朋友关系……我的一个朋友朱广山的‘广发物流公司’不想干了，想转出去，我和胡绪忠就商量着接手，当时我和胡绪忠商量着每人出资35万元，当时和朱广山也签订了转让协议……我们两个2014年4月15日开始经营‘广发物流公司’，没有办公地址，都是租赁工厂的院子，这个院子是用来放货物的，没有实际办公地点，地址在宿迁市那边，具体多少号我不知道，‘广发物流公司’有两个收货点和十个放货点，收货点有南京的高力汽配城和仙林汽配城”。关于罗军与胡绪忠的职责分工，罗军陈述：“我是宿迁的总管，负责在宿迁管理十个放货点，胡绪忠是南京的总管，负责仙林汽配城和高力汽配城管理工作，他从2014年至2016年年底全盘负责仙林汽配城，后来他在安徽泗县有工程，从2017年年初，胡绪忠就把仙林汽配城交给我管理了”。胡绪忠向公安机关提供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其称实际是2017年1月26日）与罗军签订的《合伙人退股协议》，协议约定胡绪忠退出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南京广发物流专线，自签字之日起，该物流的所有账务以及所有债务均与胡绪忠无关，该物流实际经营的盈亏和今后的盈亏均与胡绪忠无关。对于该份协议，罗军在2018年3月19日讯问笔录中称：“日期应该是2016年的年底签订的”“胡绪忠从2017年春节过后，他不参与经营，也不参与分红了，但是我们两个之间之前的账一直没有算清”。罗军在2018年4月12日讯问笔录中称：“（2015年）到年底对账的时候，欠上游商户代收款达到220万元了，让胡绪忠把银行流水调出来查，但是胡绪忠一直拖着没查，之后胡绪忠就提出来我们签一个退股协议，让胡绪忠退股，如果真的公司经营不下去了，我就躲起来，胡绪忠好在外面处理公司变卖资产筹钱还款的事宜，当时谈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在车上谈的，没有其他人在场，后来到了2016年1月26日，胡绪忠一个人到宿迁的办公点，把事先打印好的一份《合伙人退股协议》拿出来让我和我老婆签字，他自己也签了字按了手印，协议签完后就给胡绪忠拿走了……胡绪忠在签署该协议之后，还继续在‘广发物流公司’的南京办公点管理了一年，一直到2017年2月左右”。超众公司是罗军、胡绪忠经营的合伙体的客户之一，双方合作期间，均是通过胡绪忠的银行卡向超众公司汇款，超众公司收到的最后一笔货款是2018年2月5日，目前尚有29940元的货款未收回。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广发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与超众公司等上游商户建立货运代收款关系的是罗军、胡绪忠合伙成立的“广发物流公司”，“广发物流公司”和广发公司的组成人员不同、地址不同，且超众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与罗军、胡绪忠之间的货运代收款业务系由广发公司授权开展，故广发公司不承担责任。二、关于胡绪忠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胡绪忠虽举证其与罗军签订的《合伙人退股协议》，但其二人对于《合伙人退股协议》的形成陈述并不一致，且合伙体的账目并未进行清算，故该协议仅能认定是其二人之间的内部协议，对外不发生效力。超众公司等商户一直通过胡绪忠的银行卡取得代收货款，胡绪忠称已将银行卡的密码交给了罗军，但其仍持有银行卡，说明其并未丧失对合伙体的控制权，其仍应承担付款义务。现尚欠超众公司货款29940元，罗军、胡绪忠作为合伙人应当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对于超众公司主张的利息，其要求自2018年4月1日起算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支持自其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罗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罗军、胡绪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代收货款29940元及利息（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1元，减半收取276元，由罗军、胡绪忠负担。二审中，罗军、广发公司未提交证据，胡绪忠提交2017年2月3日罗军向胡绪忠借款40万元的借条一张、胡绪忠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9年8月4日罗军向胡绪忠借款的欠条一张、工商银行自助柜员机照片两张，拟共同证明罗军确认胡绪忠在2017年1月26日已经退股，故双方在此后有借款及就借款进行结算。罗军质证称，借条和欠条需要向罗军本人进行核实后，才能对其真实性发表意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胡绪忠于2017年1月26日退出了“广发物流公司”。超众公司质证称，胡绪忠出示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无论真实与否，都是胡绪忠、罗军两人之间的关系，无法证明胡绪忠退伙时间。本院认证意见：胡绪忠提交的证据主要反映其与罗军之间的款项往来，无法证明其实际退伙的时间，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超众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1月17日至1月21日广发快递收单凭证及相应销售单，总计金额4025元，拟证明“广发物流公司”尚欠超众公司4025元未支付。2.2018年1月22日至1月31日的销售单，总计6470元，拟证明“广发物流公司”尚欠超众公司6470元。加上超众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三个部分的价款共计29940元，即超众公司的诉请金额。3.申请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两个U盘，拟佐证其主张的前述货款金额。罗军质证称，1.广发快递收单凭证和销售单，无罗军的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本案没有关联。2.对电子账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电子账册仅反映应为委托方即超众公司收取的款项，但不表明“广发物流公司”已经收到了全部款项。电子账册中货款显示为空白的部分，系因上游商户未委托“广发物流公司”代为收取。对于未登记的快递单，可能是因“广发物流公司”业务人员漏记。电子账册中显示为“原返”的意思是，货物无人接收，原路返回。胡绪忠质证称，1.同意罗军的质证意见。2.胡绪忠与罗军合伙期间用的收单凭证与超众公司提交的名称不一致，原来是“广发公司收单凭证”，超众公司提交的应该是胡绪忠退伙以后罗军使用的新的快递单名称。3.超众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所涉货款形成时间全部为2018年1月，此时胡绪忠退伙已一年，与胡绪忠没有关系。部分销售单标注“赊销”，表明超众公司与下游商户达成了赊欠货款合意，不应由“广发物流公司”代收货款。4.对于电子账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胡绪忠于2017年1月26日已经退伙，对之后的经营情况不清楚，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1.电子账册系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罗军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超众公司提交的销售单虽为其单方制作，但与电子账册记载内容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3.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关涉本案争议焦点，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分析认定。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胡绪忠对罗军于2018年3月19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予认可之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罗军在2018年3月19日讯问笔录中称：“收货点是收上游商户的汽车配件，收取运费，将货物运送到下面的放货点，再通知或者送到下游商户的客户手上，同时代收货款”“‘广发物流公司’一直经营到2018年3月4日”“2014年我们接手‘广发物流公司’后，……当时我们两个人每人每月分红2万元；2014年年底，我们两个对账，……说南京这边有60万元欠上游商户的账没有结算。后来胡绪忠到南京来收货运单，发现有80多万元的单子没有收，就是欠上游商户80多万元。2015年年底对账时，发现南京这边有210多万元欠上游商户的钱没有支付；2016年年初我亲自到南京对账，收了220多万元的货运单，就是欠上游商户220万元。……2016年5月1日开始公司转不动了，我和胡绪忠都不分红了。……一直到2016年年底，我们又对账发现账目欠上游商户240万元。……2016年年底，胡绪忠就不管‘广发物流公司’的事了，后面就我一人经营了。到2017年年底，还是差上游商户240万元左右。……2018年3月4日，我就把手机关机，再也不管了”“南京这边每个星期收三次单子（货运凭证），再给上游商户打一张收单凭证，把几次的单子凭证合到一起，然后会计再转账给上游商户”。罗军在2018年4月12日讯问笔录中称：“陈会计走了之后，他把U盾和密码给了曹雪”“如果能出去，我想去找胡绪忠，应该能算清楚，如果实在算不清，那我跟胡绪忠一人一半平摊这些债务”。胡绪忠在2018年3月23日讯问笔录中称：“因账目不清，从开始干每年都理不清。每年宿迁卡上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一直都是拿后面的代收款还前面上游商户的代收款”。会计曹雪在2018年3月22日询问笔录中称：“我负责公司的账单，主要做宿迁这边发货点收取的代收款的账，各个发货点把钱和账目一起带到宿迁市发货总点，款给陈翠红，账目给我。我做账后，会给陈翠红看，告诉谁家的代收款没给。我还负责退货，……从2017年10月份，南京那边的陈会计被撵走了，南京那边的打款我也负责了，就是把钱打给各个上游商户……‘广发物流公司’有电子账本，后来都被我拷贝到两个U盘里了。一个黑色的U盘，是当时南京的陈会计不干的时候给我的，当时他给我说，U盘内有南京那边的打款资料，后来这个U盘还一直在用，一直用来打款给上游商户；还有一个金属的U盘，这个U盘里有各个发货点的对货账单等东西。……两个U盘在2018年3月4日罗军回到宿迁找我，我给了陈翠红，当是还要走了一个打款的银行U盾，具体现在在哪我不知道。……从2018年2月7日，就不给上游商户打款了。……上游商户把单子交给李培，李培再把单子让货车带到宿迁总点交给陈翠红，陈翠红把欠每家商户的总额算好之后，再把单子和总额给我，我按照单子和总额直接转给上游商户”。超众公司二审陈述：1.其可以直接凭借快递凭证领取货款，“广发物流公司”与宿迁的客户实际结算情况并不影响“广发物流公司”向其支付货款。2.其自行制作的销售单是电子系统直接打印出来的，其上标注的“赊销”和“货运托收”都是系统自动跳出来的，都是由“广发物流公司”代收。胡绪忠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书面回复材料一份，主要内容如下：1.其退伙前，“广发物流公司”与超众公司存在业务往来。2.“广发物流公司”的运作程序如下：首先，上游商户将货物包装好后送至南京高力和仙林汽配城的物流点，“广发物流公司”开具四联单（超众公司提供的“GF广发快递有限公司货运凭证”），一联由南京物流点留存，第二联交给上游商户，三、四联随车。凭证上在“代收货款”一栏就已经注明代收货款的金额和本次运费的金额。凭证上的接货方签名都是南京物流点的工作人员根据上游商户提供的姓氏注明。“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销售单”是超众公司自己存放在包装箱内，“广发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运费都是由接收方支付。上游商户一般在七八天内和“广发物流公司”对账，“广发物流公司”将上游商户留存的“货运凭证”收回，向其重新出具“广发快递收单凭证”。其退伙前的收单凭证上会非常明确的记载代收货款金额。宿迁物流点的会计陈翠红（罗军妻子）和南京点的会计陈震会就代收货款进行对账，然后由宿迁物流点将代收货款进行对账，后由宿迁物流点将代收货款转至胡绪忠南京农业银行卡上，再由南京物流点会计陈震支付到每个商户账户。3.只要货运凭证在上游商户手里，就表明没有结算货款。4.上游商户留存的单据一般都没有“广发物流公司”人员签字。二审中，罗军妻子陈翠红到庭陈述：1.认可胡绪忠出具的情况说明。2.有部分取消代收款的情况，即上游商户与下游商户私下沟通好，不用代收货款，且会在相应的快递单联上注明“取消代收”，对于没有注明的部分，确由“广发物流公司”代收。3.U盘已经交给公安机关，内容没有删减。超众公司提交的广发货运凭证上注明了每批货物的货款数额及运费，在付款方式下的“提付”一栏划“√”“托运约定”载明“代收货款，超过两月不领，此单作废”。对于“提付”项下划“√”，罗军、胡绪忠解释称，下游商户在提货时应将货款及运费一并支付。罗军另称，不代表下游商户实际已经支付，下游商户不可能下欠200万元的货款未付。超众公司解释称，由下游商户付运费，至于支付货款是当场给付还是有所延迟，不影响上游商户与“广发物流公司”的结算。针对标注“代收货款，超过两月不领，此单作废”，罗军、胡绪忠解释称，是指如上游商户超过两个月不来领款，则不再支付。超众公司解释称，因是银行打款，不存在领款的情况，该标注应理解为如超过两个月不交单据，则不得再交单据。本院依超众公司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电子账册载明：1.2018年1月17日至1月21日账簿记载的货款金额明细比超众公司自制的底单少185元，超众公司二审明确撤回该部分诉请。2.2018年1月22日至1月31日账簿记载的货款金额明细部分，有部分仅有销售单，电子账册无对应的记载，超众公司二审明确撤回该部分共计650元货款的诉请。3.2018年2月1日至2月10日账簿记载的货款金额明细比超众公司自制的底单少345元，三张金额分别为170元、55元、120元的快递单未入账。4.2018年2月23日至3月4日账簿记载的货款金额明细比超众公司自制的底单少1205元，其中2018年3月3日、4日共计七张快递单未入账。5.2018年2月28日50元一栏标注“原返”。上述事实，有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快递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电子账册等在卷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超众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如何认定；2.罗军、胡绪忠应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超众公司与罗军、胡绪忠经营的合伙体“广发物流公司”之间自2014年起存在合作关系，超众公司将汽车配件交由“广发物流公司”运输，双方之间构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同时，超众公司委托“广发物流公司”代为向下游商户收取货款，之后再转付给超众公司，双方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本案争议的是货款，故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超众公司与“广发物流公司”之间形成事实的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超众公司本案中主张罗军、胡绪忠经营的合伙体尚欠其代收货款，应由超众公司对此承担举证义务。超众公司本案中主张了三部分货款，合计29940元。首先，对于2018年2月1日至3月4日19445元货款，超众公司提交了69张广发快递货运凭证。根据双方所陈述的交易流程，可以证明超众公司已将该部分货物交予“广发物流公司”运输，且货运凭证上“提货”项下划“√”，即“广发物流公司”在向下游商户交付货物时负有收款的义务，即使“广发物流公司”尚有未收回的款项，超众公司亦可凭借货运凭证向“广发物流公司”索要货款。罗军、胡绪忠均确认“只要货运凭证在上游商户手里，就表明没有结算货款”，说明该部分货款“广发物流公司”尚未支付。二审中，对于“广发物流公司”电子账册中未记载的共计十张快递单，罗军称“可能是因‘广发物流公司’业务人员漏记”。因此，漏记的部分亦应予确认，故对该部分19445元货款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8年2月28日货款50元，电子账册里虽标注“原返”字样，但并无证据证明“广发物流公司”已将相应的货物返还给超众公司，故该部分费用不应扣减。其次，对于2018年1月17日至1月21日4025元货款，因超众公司提交了“广发快递收单凭证”及销售单，结合电子账册记载情况及双方交易模式，可以认定该部分货物对应的快递单据已经被“广发物流公司”收回，扣除超众公司撤回的185元货款，对该部分剩余的3840元（4025元-185元）货款本院予以确认。再次，对于2018年1月22日至1月31日6470元货款，该部分虽然超众公司未能提交“广发快递收单凭证”及快递单据为证，但有电子账册佐证，结合双方交易模式，亦可认定该部分货物对应的快递单据已经被“广发物流公司”收回，扣除超众公司撤回的650元货款，对该部分剩余的5820元（6470元-650元）货款本院予以确认。最后，胡绪忠称有部分超众公司自制的销售单标注“赊销”，表明超众公司与下游商户之间达成赊欠货款的合意。对此，本院认为，部分销售单虽标注“赊销”，但“广发物流公司”出具的“广发快递收单凭证”项下亦有标注“赊销”的销售单，故胡绪忠仅凭前述标注内容否认其代收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确认“广发物流公司”尚欠超众公司代收货款共计29105元（19445元+3840元+5820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广发物流公司”的经营者罗军、胡绪忠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多次确认两人系合伙关系，现罗军称其仅系胡绪忠的“打工者”，不应承担责任，既与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相悖，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院已经确认“广发物流公司”欠超众公司代收货款29105元未付，故“广发物流公司”的合伙人罗军、胡绪忠均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胡绪忠是否担责的问题，胡绪忠抗辩称其已经于2017年退出与罗军的合伙体，其后产生的债务其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其一，胡绪忠退伙时未告知上游商户，即使胡绪忠与罗军签有退伙协议，亦仅对二人产生合同效力，不能对抗上游商户。其二，胡绪忠所谓退伙后，“广发物流公司”仍在使用胡绪忠的个人银行账户给上游商户支付款项，故超众公司等有理由相信胡绪忠仍然为合伙人之一。因此，胡绪忠主张其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军、胡绪忠应连带支付超众公司货款29105元。关于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调整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故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予以调整。因二审期间出现新的证据，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二、罗军、胡绪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货款29105元及利息（自2019年8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驳回南京超众汽配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1元，减半收取276元，由罗军、胡绪忠负担268元，超众公司负担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1元，由罗军、胡绪忠负担535元，超众公司负担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毓敏审 判 员 徐岩岩审 判 员 陈宏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彭晓莉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