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0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凤桐，男，汉族，1947年4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大义（夏凤桐之子），汉族，1973年7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众星，北京市重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凤利，女，汉族，1960年10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众星，北京市重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禄，男，汉族，1958年12月2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青海，男，汉族，1976年4月19日出生。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杰，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凤桐、夏凤利因与被上诉人李永禄、李青海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5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凤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大义、王众星，上诉人夏凤利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众星，被上诉人李永禄、李青海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凤桐、夏凤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夏凤敏与李永禄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永禄、李青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农村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是李永禄、李青海真实意思表示，属认定事实不清。夏凤桐起诉之后，李永禄和李青海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时间（2019年5月8日）提前至立案时间2019年5月24日之前，双方存在恶意串通。首先，2019年7、8月拆迁公司在和夏凤桐、夏凤利及李永禄协商涉诉宅院拆迁款利益的分配时，李永禄从未和拆迁公司谈及涉诉宅院已出售的事实。相反，李永禄还多次找中间人和夏凤桐、夏凤利商谈拆迁利益分配问题。其次，拆迁公司去涉诉宅院做的入户调查表、房屋及土地面积确认表、房屋拆除确认书及视频录像全是李永禄签字的。在上述材料中，也没有李青海的委托书。故，李永禄和李青海之间的买卖行为是不存在的，二人合谋侵犯夏凤桐、夏凤利的利益。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不知晓涉诉房屋已出卖的事实，在拆迁的全村的房屋大图上，还明确写明夏凤敏和李永禄之间是买卖关系。李永禄作为非二郎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知道2003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为了更多的获取拆迁利益，与李青海恶意串通，签订虚假合同损害夏凤桐、夏凤利的利益，二人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二、本案系针对夏凤敏与李永禄二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提起的诉讼，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一审追加李青海参与诉讼存在问题，夏凤桐、夏凤利在一审开庭时才知道追加被告，且在追加之后未明示给予夏凤桐、夏凤利答辩期。为了印证李永禄、李青海二人恶意串通，一审中夏凤桐、夏凤利已向法官申请调取证据，但法官表示其自行调取，但至今这些关键证据未被调取。李永禄、李青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夏凤桐、夏凤利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青海与李永禄达成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意见，该买卖合同有效，不能依据前一份合同否认后一份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被告，程序上不存在问题。夏凤桐、夏凤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夏凤敏与李永禄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之《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李永禄、李青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2月24日，夏凤敏与李永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内容为：“二郎庙村夏凤敏现有瓦房肆间，座落在×××36号院内。宅基地东至胡同，西至张玉，南至李春才，北至水井。经中证人调解，夏凤敏愿以壹万元价款将此房卖与李永录。房款笔下交清。交款后此房所属权归李永录所有，其他事情笔下交清。卖方：夏凤敏，买方：李永录，中证人：张新、马福祥，见证单位：二郎庙村委会。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落款处另有“顺义区杨镇二郎庙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一枚。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上述合同之真实性以及合同中的“李永录”即被告李永禄。庭审中，夏凤桐就其陈述之夏凤敏亲属及去世情况提交二郎庙村村民委员会、杨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李青海、李永禄认可上述证明之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李青海就其主张提交编号为顺义杨镇-二郎庙村集建（证）字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3年12月24日夏凤敏与李永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2019年5月8日李青海与李永禄签订的《农村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李永禄、李亚飞、李晓军，乙方：李青海，甲方将坐落于顺义杨镇二郎庙村的宅基地及地上物转让给乙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234号，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10万元整，乙方向甲方预付定金壹拾万元整，剩余款在甲方搬出后乙方已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尾款壹佰万元整…”）、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8日、2019年8月20日收条两张、银行转账记录、李青海户口本、结婚证，用于证明李永禄又把涉诉宅院出售与李青海，李青海户籍住址为顺义区杨镇二郎庙村前街28号，户别为农业家庭户。李永禄称李亚飞和李晓军是自己的儿子。夏凤桐认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买卖合同书》、李青海户口本之真实性，不认可李永禄和李青海签订的《农村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和收条，称涉诉宅院房屋在拆迁办勘验以及签订拆迁协议时，都是李永禄在场并和李永禄签的，2019年7月李永禄都没有提过将房屋卖给李青海，李永禄还找中间人跟夏凤桐商议拆迁款分配事宜，李永禄和李青海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属于欺诈行为，而且李青海、李永禄聘请同一个律师，有合谋嫌疑。案件审理过程中，李青海向一审法院陈述：“2019年5月8日李永禄将涉诉宅院出卖给我，在涉诉宅院内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双方商量的价格是110万，有10万元的定金，尾款100万元等李永禄找到住所之后才给，也就是2019年8月20日。2019年7月26日拆迁办入户调查的时候，涉诉宅院还是李永禄在居住，没有腾退给我，而且我与夏凤桐家有矛盾，故委托李永禄去处理相关事宜，在实际入户调查时，我在旁观，但未发表任何意见，我不想让夏凤桐知道我是实际购房人，我不同意夏凤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青海是否具备购置涉诉宅院的主体资格及李永禄与李青海签订之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存在法定的无效原因。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本案中，李青海户籍系涉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有权购买涉诉集体土地上的宅院及房屋，李永禄与李青海就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二郎庙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义杨镇-二郎庙村集建（证）字第234号宅院内房屋签订之《农村宅基地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房屋买卖的部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宅基地转让部分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李永禄虽非二郎庙村村民，但其购买涉诉宅院房屋后又将涉诉宅院房屋出售与二郎庙村村民，涉诉宅院所占宅基地并未非法流转，不违反土地管理立法宗旨，且涉诉宅院房屋出售多年，夏凤桐等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永禄、李青海系欺诈或恶意串通，故一审法院认为夏凤桐等现主张李永禄与夏凤敏签订之《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实难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夏凤桐、夏凤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夏凤桐、夏凤利提交如下证据：1.诉争房屋拆迁区域图，证明拆迁部门登记的房屋权利人为夏凤敏及李永禄，直至拆迁结束，李青海都没有向拆迁部门主张其作为房屋买受人的权益。2.2019年8月22日夏大义、夏大杰与拆迁办负责人的录音，证明直至录音当天，入户登记、测量、预签约、房屋拆除全部结束后，拆迁单位都是与李永禄签署相应手续，从未涉及李青海，争议仅限于上诉人与李永禄之间，且没有李青海委托李永禄的情况，李永禄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直至房屋拆除；诉争房屋仅土地部分补偿款327万元（不含另行安置的房屋）。3.2019年7月26日录像，证明当天拆迁部门除上诉人与李永禄争议外，无其他再次买卖的文书或其他权利人。4.拆迁公司通讯录照片，证明证据2中的于凤驰是负责诉争房屋拆迁的康宜拆迁公司驻现场项目经理，证据3中的张满是康宜拆迁公司综合组组长。5.顺义新闻录像，证明诉争房屋所在区域拆迁已于2019年2月公布，李永禄明知拆迁在即，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房产，是恶意串通、虚假交易。李永禄、李青海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非新证据，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录音录像中的相对方无法核实，其个人意见不能以偏概全，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双方均认可证据2及证据3已在一审庭审中提交并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夏凤桐、夏凤利提交的证据2及证据3已在一审庭审中提交并质证，其余三份证据形成时间亦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无正当理由，且无法证明李永禄、李青海恶意串通、虚假交易，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另，夏凤桐申请本院调取李永禄与顺义区杨镇棚改项目拆迁指挥部签署的关于杨镇-二郎庙村集建（证）字234号宅院的回迁安置档案（包括但不限于：1.入户调查表；2.房屋及土地面积确认书；3.房屋拆除确认书；4.全程录像），以证明拆迁入户调查及签订拆迁协议时，李永禄是涉诉院落的购买人和各项手续签字者，及涉案宅院《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实际持有人，后续与李青海签署的买卖协议系突击伪造，2019年5月8日两人并未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经询，李永禄认可拆迁入户调查及拆迁协议中的签字均为其所签，但主张系代李青海签名。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永禄对其在入户调查相关文件及拆迁协议上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可，故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无调取必要，且无法证明李永禄与李青海是否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但不禁止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之所以对于农村房屋买卖加以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房地一体主义下因为农村房屋买卖而导致土地流失到集体经济组织之外，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本案中，夏凤敏与李永禄于2003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并已实际履行，李永禄在涉诉院落内居住多年。2019年李永禄将诉争房屋及院落卖于李青海，故本案系农村房屋的连环买卖纠纷，此类案件应从整体上予以考虑和认定。本案中，虽然李永禄作为买受人并非涉案院落及房屋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购买涉案院落房屋后又将涉诉院落房屋转让给具有涉案院落及房屋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李青海，故本案诉争房屋连环买卖最终仍属于二郎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实现了内部流转，并未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流失或集体经济组织权益受损，未违反我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上诉人要求确认夏凤敏与李永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上诉人主张的李永禄与李青海恶意串通、虚假交易，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实是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夏凤桐、夏凤敏上诉主张李永禄与李青海之间系虚假交易，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未就其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就上诉人主张的追加被告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李青海为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未对一审法院追加李青海为本案被告提出异议，故上诉人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夏凤桐、夏凤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夏凤桐、夏凤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楚 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何昕燏书记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