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2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剑，住湖北省保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波，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磊，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王剑、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称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2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驳回王剑要求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发所扣工资的诉讼请求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王剑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之间的《劳动合同》并没载明工资构成，且2015年以前的劳动合同连基本工资都未作约定，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2012年起至2018年9月期间将养老保险（单位）、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保、失业、公积金等列为应发工资，这是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自认的事实，王剑以工资表上的应发金额作为应得工资并无不妥。故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所扣的养老保险高于王剑个人应负担部分，存在克扣工资问题；结合《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王剑每月应负担的养老保险为161.44元；2012年7月至2012年8月，王剑每月应负担的养老保险为180.64元；但《工资表》载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该期间扣发的养老保险高达524.68元，存在克扣工资问题。故原审法院认定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该期间未多扣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扣发工资数额应以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扣发工资中的“个人保险”或“应缴保险”、“应缴公积金”减去王剑每月个人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公积金应负部分得出；原审法院以扣发工资中的“个人保险”或“应缴保险”扣除养老保险（单位）应缴部分后所得作为扣发工资数额是事实认定不清。3.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虽然王剑未对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克扣工资问题及时提出异议，但这不表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因此不存在克扣工资的事实；原审法院以王剑未在该期间对工资提出异议从而认定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不存在克扣工资的事实是事实认定不清。二、因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扣发王剑工资的行为发生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王剑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可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一年的时间，即从2019年7月31日起算至2020年7月30日，故王剑要求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扣发工资的请求并无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以王剑要求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发扣发工资的诉讼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是法律适用错误。综上，王剑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04民初4203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向王剑补发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73496.653元，补发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拖欠的2015年1月份工资3329.06元；2.判令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承担。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针对王剑的上诉答辩称，一、工资表中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并非王剑的工资范畴，而是属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与王剑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费用，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并未扣发王剑的工资，王剑请求补发自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无理无据。(一）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财务将“单位应承担”的养老保险部分计算在王剑的“应发工资”之列，并在“扣发工资”之列再予以扣减，实际上并未对王剑的实发工资造成任何影响。依据如下：根据2008年-2011年劳动合同第五条之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的规定：普工工资（包含购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工资数额按实际出勤天数计算，效益工资遂单位效益情况发放。”故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已经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承担的保险部分写进王剑的“应发工资”中。虽然，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费用并非王剑的工资范畴，只因由于年代久远，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财务制度并非十分健全，但并未对王剑的工资造成任何影响。根据劳动合同约定，该期间王剑的“应发工资”总数达到工资表上列明的数额，是因为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将“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数额计算进去的结果。(二）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同样由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财务自始制作表格存在的工作习惯问题，致使工作表格并非十分完善，即误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承担的社保部分列入“应发工资”行列。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根据王剑社会参保证明可知，该期间其缴纳社会保险基数为2018元，养老个人缴费161.44元。根据工资表，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将“养老保险（单位）363.24元”写进“应发工资”行列，并于“扣发工资”之“养老保险”524.68元行列予以扣减，即524.68元-363.24元=161.44元，恰好是养老个人缴费数额。由此可见，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并不存在多扣王剑工资的情形，只是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财务将本不应该出现在工资表之上的“养老保险（单位）”体现在工资表“应发工资”之列。2012年7月至2012年8月期间，根据王剑社会参保证明可知，该期间其缴纳社会保险基数为2258元，养老个人缴费180.64元。根据工资表，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将“养老保险（单位）363.24元”写进“应发工资”行列，并于“扣发工资”之“养老保险”524.68元行列中予以扣减，即524.68元-363.24元=161.44元(161.44元低于180.64元)。即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不但不存在克扣王剑工资情形，反而帮王剑多承担了个人应承担保险数额。同时，该期间缴费基数较前一期间上调，个人实际缴纳数额上调，单位缴纳数额定大于524.68元，但财务未及时更新。若工资表严格按照单位实际缴纳的保险数额计算，差额将更加低于180.64元，即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帮王剑承担了更多本应由王剑负担的保险费数额。(三)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情形如上述相同或类似。其中，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以王剑工资表上“扣发工资”栏中扣除的社保缴费金额，减去“应发工资”栏中注明的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负担的金额，正好等于王剑个人应负担的金额。而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以王剑工资表上“扣发工资”栏中扣除的社保缴费金额，减去“应发工资”栏中注明的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负担的金额，是小于王剑个人应负担的金额的，证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不仅不存在克扣王剑工资的情形，反而帮王剑多承担了本该由其个人应承担的部分社会保险费用。（四）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不存在克扣工资情形。二、对于王剑提出补发其2015年1月份的工资及要求补发2015年以前的工资早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王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若2015年1月工资未发放，其当年当月就完全知道，而王剑并未向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或有关部门提出。显然，王剑时隔5年提出补发2015年1月份的工资早巳超过诉讼时效。其次，王剑每月领取工资时都需在工资表上签字确认，完全知道每月领取的工资对应其工作时间。即使后续由银行代发，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每月有发放工资单，王剑应清楚了解自身工资发放情况并知晓自身权利是否收到侵犯，王剑长达数年未向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或有关部门就工资提出任何异议，现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据事实和法律，驳回王剑所有的诉讼请求。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具体意见与答辩意见第一点的内容一致。二、原审法院以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收到仲裁结果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视为接受仲裁裁决结果为由，认定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接受裁决结果，属法律依据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仲裁裁决作出后，王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本案仲裁裁决已不发生法律效力，更不存在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认可、接受仲裁裁决结果之说。首先，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自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因为军改政策的变化，未与王剑签订劳动合同。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于该期间每月按期向王剑支付工资，故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同意按照仲裁裁决的一倍工资差额支付王剑。但是2019年2月至7月王剑的实发工资分别为：1961.41元，1961.41元，1961.41元，1883.41元，2111.41元，1806.41元，该六个月工资平均数为1947.58元，2019年2月至7月期间一倍工资差额为11685.48元（1947.58元×6个月-11685.48元）。故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数据计算错误，而一审法院更是在未查清事实的前提下，无任何法律依据，让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被动接受仲裁结果。其次，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已向王剑支付32184元，其中已经包含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一倍工资差额11685.48元。故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无需再次重复向王剑支付该款项，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未生效的仲裁裁决，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默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接受仲裁裁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法律依据错误。综上，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04民初4203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改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无需向王剑支付任何款项；2.判令王剑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王剑针对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上诉答辩称，一、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没有对仲裁裁决起诉，视为认可仲裁裁决，且一审判决也确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没有上诉视为认可仲裁裁决，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现在提出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关于克扣工资的事项在一审判决书中已经进行了确认，具体以王剑上诉状的诉求为准。原审法院查明，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五项、第十一项，其他事项无争议。一、入职时间：2008年1月1日入职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警备区永福路干休所（2018年5月军改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已签订，双方自2008年3月1日开始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合同约定的劳动者工作岗位：保安。四、办理社会保险的情况：已参保。五、欠发工资数额：1.关于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多扣工资问题。王剑主张《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王剑未参加社会保险，但《工资表》却列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每月扣养老保险、工伤保险453.46元/448.38元，合计少发工资5421.2元（453.46元×8个月+448.38元×4个月）。2009年8月后,王剑参加了社会保险，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仍存在多扣工资问题。根据2009年8月至2018年9月《工资表》上各月“应发工资”减去《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的社保、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以及房租、水电和伙食费后，所计得的当月实发工资高于《工资表》上载明的“实发工资”，因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向王剑补发2009年8月至2018年9月多扣的工资68075.453元（73496.653元-5421.2元）。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认为，第一，王剑要求补发多扣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第二，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单位财务基于工作将“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纳入《工资表》中的“应发工资”，再将该项予以扣减，实际并未对王剑的实发工资造成影响，不存在多扣工资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对王剑提交的《工资表》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工资表》显示：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的《工资表》“应发工资”栏中包括岗位津贴、伙食费、过节费、季度奖、年终奖，“扣发工资”栏包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伙食费、水电费。自2012年1月起，《工资表》的“应发工资”栏中加入了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保、失业保险、公积金，“扣发工资”栏不变。结合《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可知，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期间没有为王剑参加社会保险，却借缴纳社保之名克扣工资，显然不当。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所扣养老保险高于王剑个人应负担部分，并在工资中扣除了无需王剑缴费的工伤保险，属于克扣工资。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未多扣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但在工资中扣除了无需王剑缴费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用，存在克扣。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以应发工资中“个人保险”或“应缴保险”扣除养老保险（单位）应缴部分后所得之数，高于王剑个人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应负担部分，说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存在多扣缴工资的情形。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不存在克扣工资问题。由于2015年之前王剑每月领取现金工资需要在《工资表》上签名，此后工资由银行代发，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每月有编制工资单，故王剑应当了解自身工资发放情况并知晓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现无证据显示其在职期间对上述克扣工资问题提出异议。王剑在时隔数年后主张补发以上被扣工资，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抗辩其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对王剑要求补发工资的请求予以驳回。2.关于2015年1月欠发工资问题。王剑以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未提供2015年1月《工资表》为由主张当月工资没有发放并要求补发，该请求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六、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和原因：2019年7月31日，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以“政策变化及机构改革”为由与王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于2019年9月4日向王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2184元。七、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8月15日。八、仲裁请求：1.确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与王剑双方在2001年1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5633.44元；3.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退回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克扣的应由单位支付的部分社保费用75591.64元；4.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9952.84元；5.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发2015年1月工资3568.06元；6.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回2018年6月至2019年7月少发工资13785.9元。九、仲裁结果：1.确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与王剑双方在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王剑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894元；3.驳回王剑的其他仲裁请求。十、诉讼请求：1.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缴王剑从2001年1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产生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确认王剑、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事实劳动关系；2.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向王剑支付违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赔偿金85633.44元；3.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退回从2008年1月至2019年7月克扣的应由单位按比例缴纳的部分社保费用75591.64元；4.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9552.84元；5.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发2015年1月份少发工资3568.06元；6.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发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减少发放工资13785.9元。原审诉讼中，王剑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当庭撤回前述第1.2.4项诉讼请求；2.合并第3.5.6项诉讼请求为：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向王剑补发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扣发工资73496.653元及2015年1月拖欠工资（具体金额根据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提供的《工资条》载明的金额计算）。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王剑当庭撤回第1.2.4项诉讼请求，属为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视为其接受第1.2项仲裁裁决结果。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收到仲裁裁决结果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因此，原审法院确认双方在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按照仲裁裁决金额向王剑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894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王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在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王剑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894元；三、驳回王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仲裁裁决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支付王剑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894元的仲裁裁决结果，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视为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接受仲裁裁决结果，并无不当。因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本院二审期间，就原审法院判决其向王剑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894元的结果提出的异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再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于2019年7月31日解除与王剑劳动合同，王剑于2019年8月15日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补发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73496.653元，以及拖欠的2015年1月份工资的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王剑是否在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被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克扣工资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根据王剑提供的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非现役公勤人员工资发放表》显示，2009年7月之前，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没有为王剑购买社会保险，却在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以及2009年4月至2009年7月期间，分别在王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养老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的费用共计453.46元、448.38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向王剑退还在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期间被扣除的社保费用5421.2元（453.46元×8个月+448.38元×4个月）。自2009年8月起，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始为王剑购买社会保险。根据王剑提供的《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以及上述工资发放表显示，2009年8月至2010年3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以及工伤保险费用共计448.38元。但王剑在上述期间个人每月应缴的养老保险费用仅为135.36元。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认为，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在王剑的工资中已包括购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的费用，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是将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用先划入了王剑的岗位津贴，再在扣发部分与王剑个人应负担的部分一并予以扣除，由此才会出现扣发王剑的社保费用多于王剑个人应承担部分的情况。但上述劳动合同的约定不符合《社会保险法》中有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保险费，以及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职工不缴纳保险费的规定。而且，对比王剑在2009年8月购买社保前后的工资项目和金额，王剑的岗位津贴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其已经先行将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用划入了王剑岗位津贴，否则王剑该期间“应发工资”的总数不会达到工资表上列明的数额的理由，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据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向王剑退还在2009年8月至2010年3月期间被扣除的社保费用2504.16元[（448.38元-135.36元）]×8个月。2010年4月，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共计475.46元；2010年5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共计455.15元；2011年1月至2011年2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共计460.23元；2011年3月，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养老补差费用共计525.75元；2011年4月至2011年6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共计494.49元；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费用共计546.49元。但王剑个人每月应缴的养老保险费用在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期间为135.36元，在2011年2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为145.44元，在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间为161.44元。据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向王剑退还在2010年4月至2011年12月期间被扣除的社保费用7275.84元[（475.46元-135.36元）+（455.15元-135.36元）×8个月+（460.23元-135.36元）+（460.23元-145.44元）+（525.75元-145.44元）+（494.49元-145.44元）×3个月+（546.49元-161.44元）×6个月]。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的工资发放表“应发工资”栏中加入了“养老保险（单位）”一项，“扣发工资”栏则仍然包含了“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三项。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认为，从2012年1月起，上述工资表在“应发工资”栏单列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承担的养老保险费，而其应承担部分加上王剑个人应承担的部分就是“扣发工资”中的养老保险部分。至于应由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负责购买的生育保险及工伤保险费用已经列入了王剑的岗位津贴里面。但如上所述，对比王剑在此前后的工资项目和金额，王剑的岗位津贴并没有变化。因此，对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其已经将应由其承担购买生育保险及工伤保险的费用列在王剑的岗位津贴的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对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王剑每月被扣除的生育保险、工伤保险费用共计21.81元，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当予以返还。而对于养老保险的费用，在工资表中“应发工资”栏已经明确注明是“养老保险（单位）”，而扣发的“养老保险”在金额上亦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和王剑分别应当负担的社保费用的总和相一致，故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其已经先将其应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用列入王剑的“应发工资”，再在“扣发工资”栏中与王剑应负担的部分一并扣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据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向王剑退还在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被扣除的社保费用174.48元（21.81元×8个月）。自2012年9月起，王剑的“应发工资”栏中除原来已加入的“养老保险（单位）”一项外，陆续增加了“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保”、“公积金”、“失业”等项目，“扣发工资”栏则将原来的“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三项改为“个人保险”一项，后又变更为“应缴保险”、“应缴公积金”。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在2012年9月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将员工的工资表再次完善，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负担的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项目的社保费用均单列在“应发工资”栏，再在“扣发工资”栏中将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负担的社保费用加上王剑个人应负担的部分一并予以扣除。经核算，自2012年9月起，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王剑“应发工资”栏所列的各项社保项目中的金额，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负担的社保费用金额相当，且在王剑“扣发工资”栏中所扣除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没有超出“应发工资”栏中所列社保、公积金费用与王剑应负担的社保、公积金费用相加的总和。因此，本院对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上述抗辩意见予以采信，王剑主张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2012年9月后仍然存在多扣发其工资的理由，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向王剑支付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5375.68元（5421.2元+2504.16元+7275.84元+174.48元），对王剑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剑主张的2015年1月工资的问题。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由于王剑没有提交2015年1月至2015年3月的银行流水明细，故无法与王剑核对2015年1月工资发放的情况。但根据与王剑提出同样诉讼请求的王新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2015年2月3日向王新发放的1871.36元就是1月的工资、在2015年3月3日发放的1871.36元+620元是2月份工资，在2015年3月31日发放的2282.36元+620元是3月份的工资，而王新工资发放的情况可以印证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已经向王剑发放了2015年1月的工资。根据王剑在本院二审庭询后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5年2月3日王剑的账户转入“工资”1662.41元，2015年3月3日转入“工资”1662.41元，2015年3月31日转入“工资”1596.41元。据此，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其已向王剑支付了2015年1月工资的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至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主张，如果王剑要求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退回被扣除的社保费用，则王剑亦应当将其多领取的工资和补偿款退回给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再由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重新为王剑缴纳社保费的问题，属于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该请求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故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王剑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理由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部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203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2035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剑支付2008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5375.68元；四、驳回王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