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68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红，女，1970年5月12日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弟，吉林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安市裕丰种植家庭农场。住所地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月亮泡镇殿元村跟宝殿屯。 法定代表人：李雅繁，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好成，系农场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长春，吉林任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朝洋，男，1966年10月18日生，汉族，现住大安市。 原审第三人：姚金光，男，1989年12月22日生，汉族，现住大安市。 原审第三人：江忠臣，男，1976年10月2日生，汉族，现住大安市。 上诉人刘红因与被上诉人大安市裕丰种植家庭农场（以下简称裕丰农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弟，被上诉人裕丰农场的法定代表人李雅繁、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好成、任长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朝洋，原审第三人江忠臣、姚金光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应诉。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刘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案涉65垧水田，其中62垧是张朝洋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从大安市月亮泡镇殿元村（以下简称殿元村）承包的，3垧是张朝洋自己开垦的。故张朝洋对案涉水田具有对外转包权。就案涉水田的承包关系，以及承包权的最初归属只有作为当事人的张朝洋和李雅繁最清楚，上诉人刘红并不清楚。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三份证据，2018年7月18日李雅繁和张朝洋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6月22日张朝洋出具的承诺书一份，2016年2月6日裕丰农场和张朝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案涉62垧水田的最初土地承包权归属为张朝洋，且2016年2月6日大安市裕丰种植家庭农场和张朝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目的只是为了贷款，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该三份证据应当认定上诉人认可该三份证据的内容，自认案涉62垧水田最初的土地承包权属于张朝洋。至于刘红在另案中作为证据出示的“2016年2月6日裕丰农场和张朝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2019年5月7张朝洋在另案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是张朝洋提供的，上诉人刘红虽然在另案中提供，因为刘红并非当事人，刘红对上诉两份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并不知情。一审法院以证据相互矛盾均不予采信，从而不采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自己提供对其不利的证据是明显错误的。基于以上事实，本案明显属于虚假诉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裕丰农场辩称：1.答辩人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6年2月2日答辩人与大安市月亮泡镇殿元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该合同合法有效，答辩人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被答辩人与张朝洋、被答辩人与姚金光、江忠臣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2016年2月6日答辩人与张朝洋签订一份协议，将案涉土地收回，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收回，2019年12月1日答辩人与张朝洋协议解除2016年2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2019年11月张朝洋与被答辩人因民间借贷纠纷发生诉讼，在执行阶段张朝洋以案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偿给被答辩人，但张朝洋与被答辩人为了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弄虚作假，被答辩人为了自己有个抓手，要求张朝洋与其签订一份虚假的承包合同将合同的日期签到2016年2月6日，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同时张朝洋与刘红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未经答辩人同意属于无效合同。应当认定被答辩人没有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答辩人与姚金光、江忠臣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当然无效。3.退一步讲，如果说张朝洋与刘红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也因答辩人和张朝洋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解除，丧失履行合同的基础，也应予解除。鉴于以上，被答辩人与张朝洋签订的合同无效，被答辩人与姚金光、江忠臣签订的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和姚金光、江忠臣应当将案涉的土地返还给答辩人。被答辩人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 裕丰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2016年2月6日裕丰农场与张朝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依法确认张朝洋和刘红、刘红和姚金光、江忠臣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返还殿元村大泡底65公顷稻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判决刘红、姚金光、江忠臣将殿元村根宝店大泡底东南扶贫育苗大棚彩钢房返还给申请人。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6日，裕丰农场与张朝洋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裕丰农场将承包殿元村所有的位于月亮泡镇殿元村大泡底65公顷稻田承包给张朝洋，承包费为520万元，一次性交齐。承包期限为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协议生效后，张朝洋未按约定给付承包费。经裕丰农场多次索要，张朝洋避而不见。由于张朝洋的违约，致使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裕丰农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2月2日，甲方殿元村与乙方裕丰农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该合同书约定承包地位于殿元村大泡底稻田地，面积约112公顷（其中有未开发的约21.5公顷，具体方位：西根宝（自然殿元村泡底）；承包期限共计20年整（自2016年1月1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为人民币6415000.00元，一次性交齐；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裕丰农场享有转包权。本合同转包后，甲方与乙方之间按原承包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乙方或第三方按转包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以及变更、解除、违约责任等内容；该合同上有村民代表签字，鉴证单位大安市月亮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三农代理服务中心盖章；同日收取了裕丰农场交纳的承包费6415000.00元；2.2016年2月6日，甲方裕丰农场与乙方张朝洋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为：YF20180622）一份。该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并报月亮泡人民政府批准，将位于殿元村大泡底稻田面积月65公顷转包给乙方；承包期限共计20年整，自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为人民币5200000.00元，一次性交齐；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3.2018年6月22日，张朝洋出具了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乙方张朝洋向甲方承诺，合同编号YFP20180622号土地承包合同书只作为单方贷款使用，不作其他用途，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法律不予认可，特此承诺；4.2018年7月18日，甲方张朝洋与乙方李雅繁（裕丰农场法定代表人）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6年1月26日在殿员村共同购买112垧稻田土地，其中张朝洋拥有土地62垧，李雅繁拥有土地50垧，另李雅繁在叉古敖拥有64垧稻田，合计176垧稻田。双方以裕丰农场在农行贷款780万元，用于基本农田基本建设，其中张朝洋使用贷款252万元。2017年张朝洋还款45万元，2018年贷款未还，已由乙方替甲方偿还，如2019年张朝洋在农行贷款仍不还，同时张朝洋拥有的67垧稻田价值320万元（包含后开发水稻稻田，位于月亮泡根宝殿元村）土地承包权2018年末至2035年归李雅繁所有；5.2019年12月1日，甲方裕丰农场与乙方张朝洋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乙方为了向银行贷款，2016年2月6日甲、乙双方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殿元村大泡底稻田面积约65公顷转包给乙方，承包费520万元，一次性交齐；承包期限2016年2月6日；合同生效后，乙方既没有向银行贷款也没有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的情况下，未经甲方的同意，将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给他人，致使甲、乙双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经过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甲、乙双方解除2016年2月6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现该土地乙方于2018年5月13日承包给秦某，2019年乙方与刘红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日期为2016年2月6日）。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与秦某协商将土地返还甲方。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保证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也不得行使撤销权。6.2019年4月8日，刘红以张朝洋、秦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7.2016年2月6日，甲方裕丰农场与乙方张朝洋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该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并报月亮泡人民政府批准，将位于殿元村大泡底稻田面积月65公顷转包给乙方；承包期限共计20年整，自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为人民币5200000.00元，一次性交齐；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殿元村、大安市月亮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在该合同书结尾处盖章；8.2019年5月7日，张朝洋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我叫张朝洋，身份证号码为×××,2016年2月6日将从大安市裕丰种植家庭农场包来的65垧水田转包给刘红，承包期为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费600万元已全部交给我。2018年5月13日，刘红与秦某签订转包合同，把65坤水田又包给秦某，刘红不懂管理，让我替她管理水田，联系对外转包事宜，所以在合同中，把我列为了甲方，实际我和稻田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列为承包合同甲方。”9.2019年6月10日，大安法院工作人员对张朝洋进行了调查，张朝洋在笔录中承认他将65公顷土地转包给刘红，承包款已付，情况说明是他本人出具的；10.2019年5月14日，在刘红起诉张朝洋、秦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中，刘红曾举证2016年2月2日裕丰农场与殿元村之间的合同，用以证明殿元村将112拘土地承包给裕丰农场，亦举证2016年2月6日裕丰农场与张朝洋之间的合同，用以证明裕丰农场将65垧承包地转包给张朝洋；11.2018年12月份，张朝洋与秦某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李雅繁在该合同结尾处签名；12.2016年2月6日，甲方张朝洋与乙方刘红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了甲方将殿元村大泡底稻田（具体位置：东至乡间公路、西至排水渠、南至排水渠、北至排水渠，总面积约65公顷）转包给乙方；承包期共计19年零9个月，自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人民币6000000.00元，一次性交齐；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转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违约责任等内容。同日，张朝洋出具了收据一枚，标明收到稻田地租款（2016年2月6日-2035年11月1日)；13.本案争议的土地现在由姚金光、江忠臣承包经营；14.裕丰农场主张的彩钢房不在其与张朝洋签订的承包合同范围内，在张朝洋与刘红签订的合同中亦没有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张朝洋、姚金光、江忠臣既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答辩，应视为其放弃了相关抗辩的权利。通过对上述证据所反映出来事实的综合分析，能够认定裕丰农场与刘红或其双方自行提交的部分证据间相互矛盾，在双方未举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相互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中内容相互矛盾的证据不予采信。因其待证事实存疑，故相互矛盾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中的具体情况是，裕丰农场的诉讼请求之一为解除其与张朝洋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而其提供的与张朝洋之间签订的合同书有两份，一份合同书有编号，另一份合同书无编号。通过裕丰农场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述合同已经被裕丰农场与张朝洋协商解除。如果此两份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协商解除后，张朝洋便不再享有对案涉土地的处分权。而刘红称张朝洋享有处分权的依据为2018年7月18日张朝洋与李雅繁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的内容与其双方间形成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解除合同协议书及张朝洋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相互矛盾。故此协议书与土地承包合同书、解除合同协议书、情况说明等证据的待证事实存疑，上述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在张朝洋拒不到庭应诉并说明案件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其占有案涉土地并予以转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2月2日，月亮泡镇殿元村村民委员会与裕丰农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该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及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裕丰农场依据此合同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张朝洋、刘红、姚金光、江忠臣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张朝洋对案涉土地享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张朝洋将案涉土地转包给刘红，刘红将案涉土地又转包给姚金光、江忠臣的行为是无权处分，在裕丰农场不予追认且张朝洋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处分权的情况下，案涉土地上述的转包行为是无效的。刘红、姚金光、江忠臣应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裕丰农场。由此给各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均应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一并处理。关于裕丰农场主张的解除合同的问题，因其提交的部分证据间相互矛盾，未被本庭采信，故在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张朝洋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此项诉讼请求本庭不予审理。关于裕丰农场主张的返还彩钢房的问题，因该彩钢房并非案涉合同所涉及的纠纷，本案不予一并审理。如证据充分，裕丰农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1.张朝洋与刘红于2016年2月6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及刘红与姚金光、江忠臣签订的水稻田转包合同书无效；2.刘红、姚金光、江忠臣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殿元村大泡底65公顷稻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大安市裕丰种植家庭农场；3.驳回裕丰农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张朝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刘红出示了下列证据： 1、2018年5月13日张朝洋、刘红与秦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2018年刘红就将案涉土地转包给了秦某。经质证，裕丰农场有异议，主张合同上刘红签字是补签的，签字时间无法确认，刘红不能以此为依据主张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如果是张朝洋和刘红共同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在2018年12月11日张朝洋也不可能自己单独与秦某签订五年的转包合同，以此说明刘红对案涉土地，没有真正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裕丰农场出示了下列证据： 1、裕丰农场出示第一组证据： （1）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647号判决书一份，证明2015年6月24日张朝洋向刘红借款850万元，并为刘红出具借据一枚。张朝洋陆续向刘红还款350万元，尚欠刘红500万元。2019年4月2日对上述欠款提起诉讼，并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在张朝洋欠刘红近500万元及利息的情况下，刘红又交付给张朝洋600万元的承包费，不符合客观实际； （2）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86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刘红起诉秦某土地转包经营权纠纷，要求秦某给付2018年承包费40万元及利息，虽然刘红胜诉，但是不能以此认定刘红具有案涉土地经营权，并且该判决被提起再审； （3）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申2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刘红与秦某之间土地转包经营权纠纷，已被大安市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再审案件因需要以另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中止了审理。 经质证，刘红主张案涉600万元承包款是张朝洋欠付本案上诉人借款，在张朝洋出具600万元土地承包款收据时，张朝洋实际欠付上诉人借款1000多万元，其中600万元借款抵顶土地承包费。剩余借款及本金，刘红于2019年，起诉张朝洋形成判决。并且2018年的5月13日，刘红作为甲方，与案外人秦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且约定秦某将土地承包费40万元交给刘红，能够证明在2018年5月13日之前，刘红已通过张朝洋取得案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裕丰农场出示第二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取得了土地经营权证明和农村土地经营权他项权证，并已经抵押给银行作为贷款担保。 （1）《农户贷款借款合同》，证明裕丰农场和张朝洋以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雅繁，担保人梁好成）的名义在农行大安支行贷款780万元，用于承包的农田土地整理； （2）大安市农村经济管理总站核发的大农地他字（2016）第00025号《农村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证明李雅繁将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共计173公顷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给了农行大安支行，抵押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 （3）李雅繁2019年向农行还款电子凭证五份； （4）2016年4月22日大安市月亮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月亮泡西根宝店殿元泡底稻田地、岔古敖小榆树泡子、小腰泡子稻田地每公顷承包价7000元； （5）梁好成与孙兰英、王丹丹，裕丰农场与月亮泡镇殿元村，梁好成与月亮泡镇岔古熬村签订的三份《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土地流转的来源； （6）2016年4月22日大安市月亮泡镇农村经济管理站出具的《土地经营权证明》，证明殿元村转包给李雅繁的112公顷稻田已经确认李雅繁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7）殿元村转包的112公顷稻田地和岔古熬村转包的61公顷稻田地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评估报告》两份； （8）2020年7月8日农行大安支行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李雅繁2016年5月11日向农行借款780万元，现借款本金余额3326868.01元，借款用农村土地经营权做抵押地块为两块，一是月亮泡镇岔古熬村61公顷，二是月亮泡镇殿元村112公顷。 刘红质证有异议，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土地经营权证书，即便其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应当是裕丰农场与张朝洋共同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不过是登记在裕丰农场名下而已。不能据此认定，案涉的土地应该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裕丰农场与张朝洋于2016年2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并非家庭农场与张朝洋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贷款。 3、裕丰农场出示录音证据一份：2020年7月8日下午15时45分，主叫号159XXXXXXXX梁好成呼叫被叫号139XXXXXXXX张朝洋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是2016年2月6日，这份承包合同形成的时间是2019年。第二证明张朝洋与刘红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土地承包关系。当时签订此份合同，的目的刘红为了取得，一个保障，才形成的。这份合同。刘红质证有异议，主张：1、证据不符合证据要求；2、张朝洋出示的证据相互矛盾，该份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印证了刘红与张朝洋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于2019年，并且张朝洋为刘红出具600万元收据，是因为张朝洋欠刘红的借款，以借款抵顶土地承包款的事实。 对于刘红出示的2018年5月13日张朝洋、刘红与秦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因在此时间刘红与张朝洋并没有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刘红在张朝洋与秦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名，因没有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裕丰农场出示的第一组证据，属于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属于贷款提交的合同、土地经营权确认证明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刘红虽有异议，但并未出示反驳的证据，因此，本院予以采信；第3份录音证据，因张朝洋属于本案当事人，不属于证据，应作为其陈述。 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和庭审确认的无争议事实及自认，二审认定事实如下： 裕丰农场、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均为投资人为李雅繁的个人独资企业，李雅繁与梁好成为夫妻关系。2016年2月2日，裕丰农场和张朝洋共同以裕丰农场的名义（乙方）与殿元村（甲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殿元村将大泡底稻田地112公顷（其中有未开发的约21.5公顷）发包给乙方，承包期限共计20年整（自2016年1月1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为人民币6415000.00元，一次性交齐。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裕丰农场享有转包权。该合同上有村民代表签字，鉴证单位大安市月亮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三农代理服务中心盖章；同日甲方收取了乙方交纳的承包费641.5万元，并将合同约定的土地交由乙方经营管理。该份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112垧土地，张朝洋拥有土地62垧，裕丰农场拥有土地50垧。 为给承包的土地搞基本农田建设、平整土地，2016年5月11日裕丰农场和张朝洋以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市支行贷款780万元，内部约定张朝洋使用贷款252万元。贷款时，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李雅繁享有的月亮泡镇岔古熬村61公顷和月亮泡镇殿元村112公顷稻田地（包括案涉的65公顷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抵押登记。张朝洋在2017年还款45万元后，2018年的贷款没有偿还，由裕丰农场代其偿还。为此，裕丰农场法定代表人李雅繁与张朝洋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抵偿贷款协议书，约定：双方于2016年1月26日在殿员村共同承包112垧稻田土地，其中张朝洋拥有土地62垧，李雅繁拥有土地50垧，另李雅繁在叉古敖还承包64垧稻田，合计176垧稻田。双方共同以176公顷（实际抵押面积173公顷）稻田地的土地经营权作抵押向农行贷款780万元，用于基本农田基本建设，其中张朝洋使用贷款252万元。2017年张朝洋还款45万元，2018年贷款未还，已由裕丰农场替其偿还。如2019年张朝洋在农行贷款仍不还，张朝洋拥有的67垧稻田（价值320万元，包含后开发水稻稻田，位于月亮泡根宝殿元村）土地承包权2018年末至2035年归李雅繁所有。 2016年2月6日，张朝洋为了贷款需要，与裕丰农场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书（合同编号为：YF20180622）一份。约定裕丰农场同意并报月亮泡人民政府批准，将位于殿元村大泡底稻田面积约65公顷转包给张朝洋，承包期限共计20年整，自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为人民币520万元，一次性交齐。对于YFP20180622号土地转包合同书的真实用途，张朝洋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了承诺书一份，载明：张朝洋向裕丰农场承诺，合同编号YFP20180622号土地转包合同书只作为单方贷款使用，不作其他用途，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法律不予认可，特此承诺。但在没有以张朝洋名义贷款的情况下，张朝洋却于2018年5月13日与秦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涉案土地65垧转包给秦某，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承包费40万元秋后一次性付清。2018年12月11日，张朝洋再次与秦某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李雅繁在该合同上签名。约定：张朝洋将65垧稻田承包给秦某5年，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止，每年承包费45.5万元。当日，张朝洋收取了秦某2018年2019年土地承包费60.2万元，秦某在2018年、2019年经营了该土地。2019年1月30日，因张朝洋欠刘红借款未还，刘红（乙方）与张朝洋（甲方）签订了案涉65垧土地转包合同，并将合同签订日期写成2016年2月6日，约定了甲方将殿元村大泡底65公顷稻田转包给乙方；承包期共计19年零9个月，自2016年2月6日至2035年11月1日止；承包价格人民币600万元，一次性交齐。同日，张朝洋给刘红出具了日期写为2016年2月6日的收据一枚，标明收到稻田地租款（2016年2月6日-2035年11月1日)。现本案争议的土地，由刘红在2020年初转包给姚金光、江忠臣实际经营。 在张朝洋不偿还以裕丰农场名义贷款，并已将65垧水田转包给秦某5年后，又将该土地抵账给刘红的情况下，甲方裕丰农场于2019年12月1日，与乙方张朝洋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乙方为了向银行贷款，2016年2月6日甲、乙双方签订一份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殿元村大泡底稻田面积约65公顷转包给乙方，承包费520万元，一次性交齐；承包期限2016年2月6日；合同生效后，乙方既没有向银行贷款也没有向甲方交纳承包费的情况下，未经甲方的同意，将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给他人，致使甲、乙双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经过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甲、乙双方解除2016年2月6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现该土地乙方于2018年5月13日承包给秦某，2019年乙方与刘红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日期为2016年2月6日）。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与秦某协商将土地返还甲方。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保证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也不得行使撤销权。 另查明，裕丰农场主张的彩钢房不在其与张朝洋签订的承包合同范围内，在张朝洋与刘红签订的合同中亦没有约定。原审时，裕丰农场和刘红都彩钢房为裕丰农场所建，均无异议。 再查明，2019年4月2日，刘红向大安市人民法院起诉张朝洋，称张朝洋2015年6月24日向其借款850万元，陆续还款350万元后，余欠500万元及利息一直没有偿还。大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吉0882民初647号民事判决：张朝洋偿还刘红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给付之日止）。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殿元村与裕丰农场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殿元村村民委员会民主议定对外发包，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尽管从裕丰农场法定代表人李雅繁与张朝洋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协议书中的约定，可以反映出裕丰农场在殿员村承包的112垧稻田地，其中有张朝洋62垧、李雅繁50垧。但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约定只是其二人内部约定，对外张朝洋不具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公示的效力。其隐名承包人的权利，只能通过显名承包人行使。并且大安市农村经济管理总站已经为包括该112垧稻田地在内的173垧稻田地核发的大农地他字（2016）第00025号《农村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证明该112垧稻田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裕丰农场所有。虽然2016年2月6日裕丰农场与张朝洋签订了编号为YF20180622土地转包合同书，但结合2016年5月11日裕丰农场和张朝洋以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市支行贷款780万元，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农行，办理了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以及张朝洋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的承诺书、2018年7月18日裕丰农场法定代表人李雅繁与张朝洋签订的抵偿贷款协议书和2019年12月1日裕丰农场与张朝洋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可以认定裕丰农场与张朝洋并未形成真实的土地转包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且在2016年5月10日以后，裕丰农场（李雅繁）将案涉65垧稻田地在农行办理了抵押登记，对此张朝洋是知情并认可的。因此，张朝洋并没有依据编号YF20180622土地转包合同书，实际取得65垧稻田地的承包经营权。由于2019年12月1日裕丰农场与张朝洋签订了解除编号YF20180622土地转包合同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编号YF20180622土地转包合同书已于2019年12月1日解除。 关于刘红主张的张朝洋已经将案涉土地转包其经营，其具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由于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相关管理部门确权给裕丰农场，裕丰农场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他项权利证》，并在农行办理了抵押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的规定，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依法登记方面，张朝洋均不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案涉土地已经抵押，在未征得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张朝洋也无权擅自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张朝洋在明知案涉土地经营权已经抵押贷款，债务尚未还清，自己为此出具过承诺书，并与裕丰农场法定代表人李雅繁签订过抵偿贷款协议书的情况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刘红恶意串通，将2019年1月30日形成的转包合同日期虚构成2016年2月6日签订，目的是逃避承担贷款还款义务，将已经抵押贷款的土地经营权再次抵债转让给刘红，损害农行和裕丰农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张朝洋与刘红签订的日期为2016年2月6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刘红与姚金光、江忠臣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裕丰农场要求刘红、姚金光、江忠臣返还殿元村大泡底65公顷稻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刘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刘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赵 亮 审判员  刘 昕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