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3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利，男，1975年3月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春，吉林崇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大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中华西路。法定代表人：宋海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吉林言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俊飞，男，1979年9月22日生，满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裴付余，男，1973年1月30日生，满族，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上诉人郑国利因与被上诉人伊通满族自治县大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公司”）、周俊飞、裴付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323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国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春，被上诉人大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被上诉人裴付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俊飞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国利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323民初5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一被上诉人将八旗茗苑二期24号楼南侧西起14号车库交付给上诉人；并赔偿上诉人不能如期使用车库损失4000元。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此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此案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一、一审法院用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通过第一被上诉人售楼处工作人员李丹在售楼处购买已用于顶帐的干净房源的涉案车库，由被上诉人处工作人员李丹代为书写的售楼合同，现上诉人交付了购房款却得不到车库，同时也无法再提起返还购楼款的诉请，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一事不再理。二、被上诉人大洋公司为了购买钢材先将车库出售给被上诉人裴付余作为融资购买钢材的运作模式，再由裴付余向大洋公司出具欠据，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涉案标的物已出售给裴付余，裴付余再出具欠据是为了相互用钢材抵顶债务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这种以物抵债不是当即履行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因素的错误认定。应当是裴付余与大洋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作为标的物的车库已经经过大洋公司的售楼员李丹出售给上诉人并经过大洋公司更名，上诉人是基于信赖利益和合同法的诚信原则才购买的车库。在预售票据上已明确标明是抵帐出售的车库。裴付余出具欠据是对开具顶帐车库所欠款项，表明的是车库给你开具后你尚欠大洋公司的售楼款，双方之间再对运送钢材进行结算。上诉人认为如果不是售楼处证明裴付余和周俊飞所出售的车库是干净的，大洋公司还应上诉人要求特意在更名处盖上印章，上诉人是不会购买的。现在裴付余与大洋公司之间应当是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当将涉案车库出售给上诉人达一年半之久后就要表明车库出售是有问题的，那岂不是将买卖交易的秩序破坏，让买受人对交易存在不安全感。一审法院认定周俊飞与裴付余是名为买卖实为代借贷，但上诉人毫不知情，而且上诉人已完全尽到了注意义务，将二出售人叫到了一起，且在庭审中周俊飞与裴付余均承认车库出售给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论述上诉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是错误的，大洋公司已将车库抵帐顶出去了，还能强加要求由大洋公司出售给周俊飞的合同。请二审法院保护正常的社会交易。大洋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本案中周俊飞与裴付余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借贷纠纷，房屋所做的变更名称是担保关系，大洋公司与裴付余是附条件的买卖合同关系，周俊飞与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大洋公司与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将大洋公司与周俊飞提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成立，要求给付车库没有法律依据。裴付余辩称：车库是我卖给上诉人的，我和大洋公司有经济来往，我承认我欠大洋公司的钱，我不知道与我所卖的车库有什么关系，车库都是给我了。周俊飞未到庭，提交书面答辩状，主要意见是：1.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是上诉人与大洋公司之间的事，与周俊飞没有关系。2.一二审诉讼费用应由上诉人或大洋公司承担，与周俊飞无关。郑国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大洋公司交付八旗茗苑二期24号楼南侧西起14号车库给原告；并赔偿原告不能如期使用车库损失4000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裴付余负责给被告大洋公司送钢材，伊通镇八旗茗苑二期24号楼南侧西起14号车库是抵给裴付余钢材款。没等送钢材时就给裴付余顶8个车库，裴付余给大洋公司出具了8个车库价格的欠据。因为裴付余想借款拿2张车库票子（包括八旗茗苑二期24号楼南侧西起14号车库，商品房预售收据）让周俊飞帮助借钱，然后将车库票子改为周俊飞名，借了20万元，后来裴付余通过大洋公司职员李丹卖给原告了，合同是以周俊飞的名义出卖的。2018年11月12日，被告周俊飞和被告裴付余经八旗茗苑二期售楼处员工联系原告，将八旗茗苑二期24号楼南侧西起14号车库，面积为26.10平方米以12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案涉车库始终没有交付过任何一方，现在裴付余仍然拖欠大洋公司的用车库抵顶多余的钢材款，已抵顶的钢材款没有给大洋公司开发票。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大洋公司是否应将案涉车库交付给二原告；是否应赔偿原告不能如期使用车库所造成的损失及数额的问题，原告认为，大洋公司所说将车库更名过户存在重大误解要解除车库的买卖协议应当在一年之内主张撤销，否则该车库预售协议是有效的，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被告大洋公司当庭陈述是裴付余向其出具了购买车库的欠据，那么裴付余与大洋公司之间是债权关系，应通过另案诉讼，不能对抗原告物权期待权，大洋公司应当履行合同的交付义务，做到诚实。原告是基于信赖利益在大洋地产售楼处通过其售楼员购买的涉案车库，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和支持。大洋公司认为，根据原告提供证据，原告是与周俊飞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在周俊飞手买的。所以大洋公司对原告不具有交付义务。通过庭审周俊飞承认与裴付余间是借贷关系，按最高院2020年81号通知，第一次裴付余与周俊飞的过户实际是借贷抵押关系，第一次的买卖就不成立。裴付余与周俊飞的借款时间不知道，如不在提供钢材之后，就存在欺诈行为，请求法院移交公安机关。周俊飞认为与自己无关。裴付余认为，当时大洋公司给我开8个车库时，车库也没有盖。我也不知道我存在欺诈行为。原审法院认为，裴付余与大洋公司之间是买卖钢材关系，用车库抵顶货款，是以物抵债，这种以物抵债不是当即履行的，而是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抵顶车库的同时，裴付余给大洋公司出具了抵顶车库的总价款欠条，也就是总价款和货款一致时，车库才抵顶成功，所以车库的转移占有和所有，应当以结算货款完毕为条件的，所以导致只有预售车库票据，一直没有交付车库，说明双方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裴付余不享有案涉车库的物权即所有权。裴付余与周俊飞是一种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以借贷关系处理。车库是具有担保性质的，还不是一种担保，所以周俊飞与裴付余之间是借贷关系，周俊飞在不享有物权的情况下将案涉车库卖给原告，同时原告也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没有大洋公司与周俊飞的买卖合同，只有预售票据，车库也没有交付给周俊飞，说明周俊飞属于无权处分，裴付余的顶账行为也没有清算完毕，并没有实际取得车库，原告对案涉车库不享有物权，无权主张大洋公司交付案涉车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原告的主张明显证据不足。遂判决：驳回原告郑国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郑国利与大洋房地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洋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将案涉车库交付给上诉人；大洋房地产公司是否应赔偿上诉人不能如期使用车库所造成的损失。关于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郑国利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其与大洋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请求大洋房地产公司向其交付车库及赔偿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首先，一审认定大洋房地产公司与裴付余之间系买卖钢材关系，用车库抵顶货款，是以物抵债，此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现裴付余与大洋房地产公司之间未结算完毕，案涉车库一直未交付，所有权亦未发生转移。其次，郑国利系与周俊飞签订的买卖协议，并由周俊飞出具收据，但裴付余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自认车库系由其出卖，车库款由其收取，因周俊飞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未到庭参加诉讼，且郑国利未如实陈述车库出卖人即合同相对人，故本院对案涉车库的出卖人不予确认。但能够确认的是郑国利与大洋房地产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买卖协议，且郑国利在本院审理时承认购买车库款交给裴付余了，大洋房地产公司虽在《商品房预售收据》上盖章，但该盖章仅起到证明作用，故郑国利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其与大洋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车库的法律关系。裴付余与周俊飞均未取得案涉车库的所有权，二人无论是谁将车库出卖给郑国利均属于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郑国利可要求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即案涉车库的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郑国利认为其无法再提起返还购楼款的诉请，系对法律的曲解，其可另行主张权利。但郑国利请求车库所有权人大洋房地产公司交付车库和赔偿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国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0元，由郑国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贵林审判员 魏玉国审判员 孙 鹏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 蕾书记员 袁洪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