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伟峰，男，196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圣杰，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沈华，男，196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平，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富强，男，197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羽嘉，北京盈科（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亿宏绢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河山镇五泾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195915189。法定代表人：沈根荣，董事长。上诉人谢伟峰与上诉人朱沈华、吴富强、被上诉人桐乡市亿宏绢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宏绢纺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691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伟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谢伟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谢伟峰承担50%的过错责任，明显偏重。谢伟峰是提供劳务一方，工作范畴仅是凭借焊接资质和能力提供相关劳务。一审庭审中谢伟峰也明确其在进行焊接工作时是系安全带的，因部分工作完成后需解开安全带才能往下走，以及现场部分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才导致谢伟峰摔伤。谢伟峰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论吴富强、朱沈华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雇主、发包人或承包人，二者才是安全保障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提供方。事实上也是如此，谢伟峰仅需提供焊接工具、安全带等工具，其余脚手架等设备都是吴富强现场提供。相应的防护网等同样应由吴富强安排提供。一审将上述安全保障和安全生产条件的创造和提供义务强加于谢伟峰，显然是对提供劳务者的苛求。亿宏绢纺公司和吴富强一审中仅提出谢伟峰受伤的主要责任在自己的答辩意见，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只有雇员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才能减轻甚至免除雇主的责任。一审判决先由雇员承担直接、主要责任，再依据雇主过错来减轻雇员的责任，与法律规定不符。二、一审判决朱沈华承担30%、吴富强承担20%的责任，明显偏轻，二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认定朱沈华与吴富强在护栏安装项目中为承揽关系较为牵强。第一，一审仅凭吴富强多支付朱沈华4500元就推断该款为其他零星工程款项，包括安装护栏的报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二，具体施工要求由吴富强现场确定，但项目内容是吴富强和朱沈华直接联系确定，两项认定自相矛盾，不能以此断定吴富强和朱沈华是承揽关系。第三，吴富强和朱沈华关于护栏安装没有书面合同，护栏安装仅是一个两三天就能完成的零星工作，仅需雇佣一个焊工和一个帮手就能完成。故从吴富强的本意而言，肯定没有将该工程发包出去的主观想法。退一步讲，即使二人之间存在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亿宏绢纺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中，吴富强明确表示其使用亿宏绢纺公司的排污许可证，所有对外财务往来均通过亿宏绢纺公司的财务账册，包括税款缴纳。吴富强自己没有相关营业执照，故双方之间绝非简单的厂房租赁关系。亿宏绢纺公司对吴富强具有选择权，并负有监管义务。基于这种监督选任关系及上述事实，亿宏绢纺公司完全可以实现对吴富强的管理、利益上的支配，从而享有营运利益。针对谢伟峰的上诉，朱沈华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谢伟峰承担50%的责任正确。谢伟峰作为长期从事电焊的人员应该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其提供劳务中不慎跌落，自己应当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第二，谢伟峰主张朱沈华与吴富强、亿宏绢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朱沈华承包的钢构搭建工程及零散工作已经结束，劳务费已经付清。谢伟峰做的工作是朱沈华承包范围以外的增加工作。吴富强关于加装护栏的工作本来是朱沈华做，但朱沈华没有时间，吴富强就让朱沈华找个人做，朱沈华找了谢伟峰。当时跟谢伟峰说清楚了，这个是另外加的，工钱按市场价格计算，酬劳由谢伟峰与吴富强单独结算，与朱沈华没有关系。朱沈华只是帮忙叫人去干活，与谢伟峰不存在雇佣关系。朱沈华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吴富强辩称，一审判决谢伟峰承担主要责任正确。谢伟峰与吴富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吴富强在事故中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朱沈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朱沈华对谢伟峰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吴富强赔偿谢伟峰损失。事实和理由：朱沈华从吴富强处承包钢构搭建工程的工程款已经结清。后吴富强临时增加了护栏安装的项目，由于找不到人做，于是找朱沈华帮忙找人做。朱沈华出于帮忙性质，只是打了个电话给谢伟峰，让其去做护栏安装工作，工钱按照市场价每工300元由谢伟峰与吴富强结算。谢伟峰的工钱至今未与吴富强结算，这与吴富强最后支付朱沈华的9500元尾款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一审认定朱沈华与谢伟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针对朱沈华的上诉，谢伟峰辩称，朱沈华与吴富强之前签订的协议涉及的钢构搭建工程已经完工。后来新增加的工程中，一审认定朱沈华与吴富强之间是承揽关系，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朱沈华同样是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责任。关键要看二者关系的认定。吴富强辩称，吴富强与谢伟峰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吴富强是将工程发包给朱沈华。吴富强自始至终不认识谢伟峰，甚至连电话号码都不知道，谢伟峰也没有向吴富强主张任何权利。请求驳回朱沈华的上诉请求。吴富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吴富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吴富强作为承揽人没有选任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吴富强与朱沈华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与谢伟峰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朱沈华叫谢伟峰从事护栏焊接，工资也是朱沈华开给谢伟峰。吴富强自始至终不认识谢伟峰。2.谢伟峰具有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操作证，对焊接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吴富强仅是一名普通老百姓，事发时不在场，更没有通知谢伟峰来做护栏焊接。一审认为吴富强存在选任过错没有法律依据。3.谢伟峰从事的工作是吴富强发包给朱沈华的钢构搭建工程的一部分。朱沈华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2018年2月14日涉案工程还没有结束。根据吴富强与朱沈华的聊天记录，2018年2月20日朱沈华承包的工程还没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最后一笔工程款在工程完工后才能支付。吴富强支付朱沈华最后一笔工程款的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是谢伟峰受伤后才支付的。合同约定朱沈华进场后发生事故及人员伤亡的一切责任由朱沈华承担。故赔偿责任主体是朱沈华而非吴富强。另外，谢伟峰的伤残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谢伟峰受伤时间在2018年3月，其没有提供受伤前一年居住于城镇或收入来源于城镇的证据。针对吴富强的上诉，谢伟峰辩称，第一，吴富强与朱沈华签订的钢构搭建协议项下的工程已经完工，谢伟峰受伤时从事的工作不属于该协议的承包范围，属于新增的工程。针对这部分工程，两方是什么关系，谢伟峰不清楚。第二，假设吴富强与朱沈华之间是承揽关系，但朱沈华并不具备钢结构承包资质以及安全生产条件，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吴富强称谢伟峰自述当天仅有安全带就够了，不需要提供护网等措施，与事实不符。谢伟峰所述的是自带安全带，往下走的时候需要解开安全带，并没有不需要安全护网这样的表述。谢伟峰仅是提供劳务一方，提供安全设施应当由雇主或发包人提供，这是其应当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把这个义务苛求给提供劳务一方。第四，关于伤残赔偿金的标准是按照城镇还是农村，这个问题在一审中吴富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提出使用2018年还是2019年的统计数据。一审中谢伟峰除了提供租赁合同外，还提供特种作业的操作证，结合谢伟峰受伤时的收入，不应适用农村标准的。朱沈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安装护栏属于新增加的项目正确。事实上，谢伟峰到现场要做什么，都是根据吴富强的要求来做的，朱沈华是不在现场的。吴富强属于接受劳动一方，对于谢伟峰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亿宏绢纺公司二审中未发表答辩意见。谢伟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朱沈华、吴富强、亿宏绢纺公司向谢伟峰连带赔偿各项损失222809.72元，包括医疗费42161.72元（含救护车费用2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0元、误工费2160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8640元、伤残赔偿金120364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鉴定费用2600元、交通及住宿费1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75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9日，亿宏绢纺公司将其厂区内238平方米房屋、1500平方米的土地租给吴富强使用，双方约定：“吴富强可在指定厂区内建筑房屋，租赁期限为十年，年租金为90万元，第三年起租金逐年上涨5%……。同年8月6日，吴富强将钢棚搭建工程发包给朱沈华施工，双方签订了钢构搭建工程协议书，双方约定：工期45天。由吴富强方保证原材料供应，朱沈华方负责安装及配制。朱沈华方进场后，在操作过程中发生事故及人员伤亡后果，一切责任全由朱沈华方承担……”。朱沈华提供了工程造价表，工程总参考价为143266元。2018年1月底，上述工程基本完工；同年2月14日，经吴富强的财务倪水凤与朱沈华对账，确认：朱沈华承包的钢架结构工程总款为17万元，已付165000元，还欠5000元。经朱沈华催讨，2018年3月23日、26日，吴富强通过倪水凤账户向朱沈华分别支付工程款3000元、6500元（转账至朱沈华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3月20日左右，吴富强因17号车间二楼需安装护栏，联系朱沈华施工。朱沈华没空，遂联系谢伟峰去安装，讲好给谢伟峰的工钱每天300元、给小工的工钱每天200元。同年3月23日，谢伟峰联系吴富强后，自带焊接设备去17号车间安装护栏，工作场所没有安装防坠落护网。次日上午8时49分左右，谢伟峰在焊接安装护栏时，不慎从6米高的架子上摔下，被紧急送往桐乡一院救治。当日，谢伟峰又被转送至富阳骨伤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朱沈华垫付救护车费用1200元、押金500元）。谢伟峰于2018年4月6日出院，共住院13天，支出医疗费39661.72元。2019年5月14日，经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嘉兴（新联）所鉴定，鉴定意见为：谢伟峰因外伤致左髂骨、左髋臼粉碎骨折，行内固定术治疗，遗留骨盆畸形愈合的后遗症，评定为人体损伤十级伤残；谢伟峰伤残程度系本次外伤完全作用；谢伟峰伤后的误工期建议为五个月（包括住院时间），护理期建议为二个月（包括住院时间），营养期建议为二个月。谢伟峰支出鉴定费2600元。另查明，1.谢伟峰有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发的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证号为Ｔ3304251965××××××××；2.谢伟峰有父亲谢炳法（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41××××××××）、母亲李幼香（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39××××××××）需要赡养。谢炳法、李幼香夫妇育有二子：谢伟峰、谢理峰（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68××××××××）。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谢伟峰安装护栏摔落时，谢伟峰与朱沈华、吴富强、亿宏绢纺公司之间、朱沈华、吴富强、亿宏绢纺公司之间分别为何种法律关系；2.对谢伟峰受伤造成的损失，朱沈华、吴富强、亿宏绢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谢伟峰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责任如何划分；3.赔偿标准应按2018年还是201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以及赔偿数额问题。针对争议焦点1，吴富强向亿宏绢纺公司租赁厂房，有租赁合同、租金支付记录、钢构搭建协议书等予以证实，证据确实充分，谢伟峰质疑该租赁关系真实性的观点，不予采信。亿宏绢纺公司与本案发生牵连的唯一因素，是谢伟峰摔伤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在亿宏绢纺公司厂区内。因为事故发生区域属于吴富强向亿宏绢纺公司租赁的厂区，承揽工程的朱沈华、提供劳务的谢伟峰均明知工程发包方和最终接受劳务方为吴富强而非亿宏绢纺公司，故亿宏绢纺公司与谢伟峰、朱沈华不存在工程承揽或劳务提供等法律关系。关于朱沈华、谢伟峰提供的劳务是否包括在朱沈华向吴富强承包的钢构搭建工程之中，吴富强与朱沈华观点迥异。从时间上看，钢构搭建工程应该在2018年2月14日前已基本完成，否则工程总价17万元是结算不出来的。朱沈华出具的《证明》页面上边的内容双方认可系倪水凤所写，该证明又由吴富强保管，故朱沈华称“‘余下工程做完结清’几个字其签字时没有，是事后添加的”之说法，现已无法查考。但“余下工程做完结清”是朱沈华签字时就有还是事后添加的，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因为这几个字无论是朱沈华签字时就有还是事后添加的，“余下工程”均应理解为钢构搭建工程的查缺补漏扫尾工作（如吴富强与朱沈华在微信聊天里谈到的屋漏修补），而非谢伟峰安装护栏这样的工程。吴富强以该《证明》证明谢伟峰摔伤时钢构搭建工程尚未完工的主张不符合逻辑，不予采信。结合朱沈华出具的《证明》和朱沈华提供的考勤清单等证据，可以认定该安装护栏工程是钢构搭建工程之外吴富强新增加的项目，不包括在朱沈华向吴富强承包的钢构搭建工程之中。2018年2月14日，吴富强、朱沈华结账时朱沈华确认吴富强尚欠其5000元；同年3月23、26日，吴富强又分别支付朱沈华二笔款项，合计9500元。综合吴富强、朱沈华的陈述和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吴富强支付朱沈华剩余工程款5000元后又多支付的4500元，该款项与钢构搭建工程无关，可以推断为其他零星工程款项，包括谢伟峰安装护栏的报酬。因为钢构搭建工程总价款17万元，这是吴富强自己提供的证据所确认的；如果吴富强提出“4500元也是钢构搭建工程款”的说法成立，那么钢构搭建工程总价款应为174500元，这显然与吴富强自己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故对吴富强的此观点不予采信。根据前述分析，事故发生地在吴富强的17号车间，安装护栏项目不包括在钢构搭建工程内，具体施工要求须由吴富强现场确定，项目内容由吴富强与朱沈华直接联系确定，故吴富强与朱沈华是工程承揽关系。谢伟峰受朱沈华的指派向吴富强提供劳务，谢伟峰及其小工的劳动报酬均由朱沈华确定，故谢伟峰与朱沈华之间是劳务提供者与接受者关系。针对争议焦点2，亿宏绢纺公司与谢伟峰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对谢伟峰之损失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谢伟峰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自认有高空作业经验，作为施工方，其对安全生产负有更多的注意和保障义务。谢伟峰在未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情况下，冒险高空作业，疏于履行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的、主要的责任，据此可依法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亿宏绢纺公司、吴富强提出“谢伟峰从事雇佣活动受伤，主要责任在谢伟峰自己”的答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予以采信。吴富强作为定作人，明知谢伟峰高空作业时没有安装防坠落护网等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不具备高空作业安全生产条件，在承揽人的选任上存在一定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朱沈华作为接受劳务方，未对谢伟峰安装护栏工作场所采取必要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尽到安全生产的提醒、监督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责任。朱沈华提出“其与谢伟峰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没有拿一分钱，不承担一切责任”的答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信。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由朱沈华、吴富强分别承担30%、20%的赔偿责任，由谢伟峰自负50%的损失。针对争议焦点3，在浙江省统计局已公布2019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赔偿标准可按201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故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可分别按照上一年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谢伟峰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有误，予以纠正。谢伟峰将救护车费用2500元列入医疗费不妥，该款应列入交通费项目。谢伟峰未提供交通费和住宿费发票，其提供的救护车费用收据不具有证明力，综合案情，酌定其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请求不予支持。谢伟峰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均计算有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谢伟峰受伤造成的损失共计197502.72元，包括：医疗费39661.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0元（30元／天×13天）、误工费21600元（144元／天×30天/月×5个月）、营养费1800元（30元／天×30天/月×2个月）、护理费8640元（144元／天×30天/月×2个月）、残疾赔偿金99798元（49899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50000×10%）、鉴定费2600元、交通费2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013元（32026元／年×5年×2×10%÷2）。上述损失，应由朱沈华、吴富强分别赔偿谢伟峰59251元（197502.72元×30%）、39501元（197502.72元×20%）。扣除已支付的1700元，朱沈华还应赔偿谢伟峰损失57551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并参照浙江省统计局《2019年度浙江省人民生活等相关统计数据公报》之统计数据，判决：一、朱沈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谢伟峰57551元；二、吴富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谢伟峰3950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谢伟峰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42元，由谢伟峰负担2620元，朱沈华负担1199元，吴富强负担823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谢伟峰自负50%的责任是否偏重；二、接受劳务一方是朱沈华还是吴富强，二人是否应承担责任；三、朱沈华、吴富强、亿宏绢纺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四、谢伟峰的伤残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接受劳务一方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本案中，谢伟峰不具有高处安装作业操作证，其自己搭设活动架在高达6米处作业，解开安全带期间从高处坠落受伤，其冒险高空作业存在明显过错。一审酌定谢伟峰自负50%的责任，并无不当。谢伟峰上诉主张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忽略了提供劳务一方应当承担的安全注意义务，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朱沈华、吴富强上诉中均否认自己是接受谢伟峰劳务的一方，谢伟峰答辩称不清楚双方之间的关系。安装护栏确是吴富强在其与朱沈华就钢构搭建工程结算对账后提出。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20日吴富强为零星工程仍在联系朱沈华。该日吴富强提出车间二楼需安装护栏并联系朱沈华施工。后朱沈华联系谢伟峰去做，并确定了谢伟峰及小工的工资标准。朱沈华在一审庭审时自称“吴富强叫我这样做，我就跟谢伟峰说”。根据以上事实，谢伟峰是朱沈华联系，工资标准也是朱沈华确定，一审认定吴富强与朱沈华之间是承揽关系，谢伟峰与朱沈华存在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朱沈华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疏于管理，未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存在过错。吴富强作为定作方，明知朱沈华不具备相应资质，且要求护栏安装在平台外侧导致需高处搭架作业，存在选任和指示上的过失，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酌定朱沈华、吴富强对谢伟峰的损失分别承担30%、20%的责任，与双方的过错相当，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亿宏绢纺公司与吴富强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本案所涉钢架搭建及护栏安装均是吴富强找人施工。亿宏绢纺公司与谢伟峰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谢伟峰上诉以亿宏绢纺公司对吴富强负有监督管理义务和营运利益为由，主张亿宏绢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朱沈华、吴富强并未实施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谢伟峰主张二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四，谢伟峰在一审中提供了租赁房屋个体经营的书面证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证明，以及特种作业操作证，且其在朱沈华承包吴富强的钢构搭建工程施工中提供劳务，上述证据和事实可以证明谢伟峰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吴富强上诉主张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谢伟峰、朱沈华、吴富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由谢伟峰负担2269元，朱沈华负担1239元，吴富强负担7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胡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