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10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姚建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纪富，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建锋，男，1960年3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文，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尹，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省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下称恒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建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2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纪富、陈晶，被上诉人姚建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佳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基公司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2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案由应为股东出资、盈余分配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投资入股的50万元与其妻的银行贷款没有关系。2、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遗漏上诉人提交的关键性证据，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 姚建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案由并不是股东出资、盈余分配纠纷，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形成出资入股的关系，实际上双方形成的是上诉人公司以投资名义向被上诉人进行集资借款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作为借款人理应向被上诉人履行偿还借款以及清偿利息的相关义务，其一再主张所借的涉案款项为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姚建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恒基公司偿还借款629330元及50万元的利息；2、该案诉讼费由恒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基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经核准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登记的实收资本为19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占股分别为：许某，出资100万元，占股50%；俞某，出资40万元，占股20%；杨某，出资20万元，占股10%；姚某1，出资40万元，占股20%，实缴30万元。2012年12月12日，恒基公司企业变更登记实收资本为20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占股分别为：许某，出资110万元，占股55%；俞某，出资40万元，占股20%；杨某，出资20万元，占股10%；姚某1，出资30万元，占股15%。2013年5月14日，恒基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原由俞某持有的20%股权，变更至姚某2名下。2016年10月24日，恒基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由许某变更为姚某3。 2012年11月30日，姚建锋通过其妻宋某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的账户（账号为：10×××43）取款499900元，并将该款转存至姚某2的账户（账号为：10×××64），恒基公司认可姚建锋交付给姚某2的50万元已由姚某2转交至公司账户。2013年11月25日，宋某结清在浙江诸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50万元。2012年12月4日，恒基公司向姚建锋出具《收据》（编号为：6×××××5）一份，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姚建锋，收款方式为银行转账，收款金额为50万元，收款事由为公司借入款。2014年1月1日，恒基公司再次向姚建锋出具《收据》（编号为：6×××××3）一份，载明：收款金额为129330元，收款事由为公司借入款。上述两份收据均加盖恒基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姚某1的个人印章。现姚建锋以此主张上述两笔款项为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129330元，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恒基公司对姚建锋主张的上述借款及利息均不予认可，辩称其中50万元为股权投资款，129330元为以投资款缴入的时间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分红款（尚未实际支付），并提交了其公司向其他股东姚某2、许某、姚某1、杨某出具的连号收款收据存根，以证明上述收款收据与其向姚建锋出具的收款收据所载内容一致，均系恒基公司向股东出具的增资扩股款及分红款的收据。并主张姚建锋交付恒基公司的50万元投资款的股份刚开始由股东俞某代持，后转至股东姚某2名下，但姚建锋与姚某2、俞某未签订代持股相关协议，姚建锋、恒基公司均认可姚建锋本人未参与过公司经营、管理及股东会表决。恒基公司在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实收股本为3000万元，另杨某以劳务出资作价100万。以公司总股本3100万元（含）计算，其中许某出投资借入款1705万元，占股55%；姚某1出投资借入款465万元，占股15%；姚某2出投资借入款620万元，占股20%；杨某出投资借入款210万元，占股10%，与恒基公司提交的3000万元投资借入款股东组成清单一致。另，后期恒基公司分别向许某借款650万元、向许某2借款400万元，且分别于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向许某出具了金额均为195万元、收款事由为借款后期利息的收据2份，该笔款项亦未实际支付。 另查明，恒基公司就陈述的公司投入款3000万元及后期借款1050万元，除在工商登记注册的200万元，其余3850万元均以公司借入款的名义向各投资人出具了同种类的收款收据（包含姚建锋主张的50万元）。并以股东实际缴款起始时间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止，以实际缴款数额为基数，按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分红利息，并向投资人出具了同样为公司借入款的收款收据（包含姚建锋主张的129330元），但该分红款均未实际支付。恒基公司陈述公司自2012年12月注册至2014年1月期间未进行盈利分配。 再查明，姚建锋认可交付给恒基公司的50万元系以其妻宋某名义从银行贷款所来，且恒基公司股东许某为该贷款提供担保，该陈述事实与证人许某出庭所作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另姚建锋庭审陈述，最初交付给恒基公司的50万元未明确约定为借款，亦未明确约定利息，系许某、杨某、俞某、姚某1在一起说大家一起凑钱办厂，并由许某出面帮他从银行贷了50万元交给恒基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款项为借款还是投资款；二、姚建锋主张恒基公司偿还的利息应否支持；三、姚建锋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姚建锋主张向恒基公司借款50万元，有经恒基公司认可的转款凭证以及恒基公司向其出具的载明收款事由为公司借入款的《收款收据》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恒基公司辩称其向姚建锋出具的收据实际上是收取姚建锋交纳的投资款，但仅提交载明其向公司股东出具的同种类收款收据、公司内部制作的借入款清单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证言予以证实。该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姚建锋系恒基公司股东的事实，理由如下：其一，恒基公司主张姚建锋与公司股东俞某、姚某2存在隐名持股关系，但未提交书面证据佐证其主张，且姚建锋对隐名持股关系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该案中，恒基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将姚建锋列入其股东名册，且恒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亦显示姚建锋并非该公司股东。退一步讲，即使如恒基公司所述，姚建锋交给恒基公司的50万元最初由股东俞某代持，后转由姚某2代持，但根据恒基公司注册登记的信息显示，俞某和姚某2先后出资登记均为40万元，不能包含姚建锋所交纳的50万元，该陈述与事实和常理不符。其二，关于恒基公司辩称其向姚建锋出具的收款金额为129330元、编号为6×××××3的收据系以50万元投资款为基数，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的分红款，但依恒基公司所述，上述期间，恒基公司并无盈利。可见如恒基公司所述，恒基公司以公司借入款的名义向姚建锋出具的按固定比例计算分红款的收据，该款虽未实际支付，但为一种承诺和确认的意思表示，该分红款非按照公司实际盈余参与利润分配所得，亦未承担公司的经营亏损风险，且该行为未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因此，姚建锋、恒基公司之间并不实际具备出资入股的核心要素，而更符合公司以投资名义进行集资借款的权利义务性质。其三，从实际履行看，恒基公司收到姚建锋该笔款项后，未将姚建锋列入其股东名册，姚建锋作为“隐名股东”从未参加公司股东会表决等其他事项，亦未参与过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未实际行使和履行作为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关于恒基公司提交的其后期制作的《江西省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3000万投资借入款股东组成清单及后期1050万借入款清单》虽记载了出资人姓名及出资金额，但未提交各出资人实际缴纳出资的依据，且该清单未经姚建锋签字认可，且与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信息不一致，因此，该清单不具备股东名册的性质。其四，姚建锋于2012年11月30日向姚某2转存499900元，恒基公司2012年12月12日在工商登记实收资本变更为200万元；2013年5月14日，恒基公司在工商部门就投资人（股权）予以变更登记，但总资本额仍为200万元；至2016年10月19日，恒基公司章程登记注册资本仍为200万元。另，恒基公司提交南昌市行政审批局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及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显示注册及实收资本均为200万元，恒基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实收资本3000万元是否经验资并实际转入公司账户，亦未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该院认为，基于现有证据，在无其他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应依据恒基公司向姚建锋出具的《收据》内容所确定的法律关系基础要素来认定该案纠纷性质，故姚建锋支付恒基公司的50万元虽名为合伙投资但实际为借款，该案姚建锋与恒基公司构成借款法律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姚建锋主张恒基公司偿还129330元及50万元利息应否支持。该案中，姚建锋交付给恒基公司的实际款项为50万元，该事实经姚建锋、恒基公司双方共同确认，该院予以认可。关于2014年1月1日恒基公司开具给姚建锋的金额为129330元的《收据》，该款姚建锋、恒基公司均认可为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款。该案中，姚建锋以其妻宋某名义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贷款499900元，并将该款转付至姚某2账户，姚某2再将该款转入公司账户，且恒基公司股东许某为姚建锋的该笔贷款提供了担保，恒基公司其他股东对姚建锋贷款后转交给恒基公司的行为均知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姚建锋以其从金融机构信贷的资金，并按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利息，该利息计算标准明显高于金融机构贷款利息，符合法律禁止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规定的情形。另，恒基公司作为借款人，其公司持股比例最高的控股股东许某为姚建锋该笔贷款提供担保，足以认定满足了该条规定的“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故该院确认姚建锋、恒基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故恒基公司应当返还姚建锋借款本金为50万元。关于姚建锋主张的129330元及后期利息部分，因姚建锋就案涉借款向浙江诸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并应支付贷款利息，该费用为姚建锋实际产生的损失，应由恒基公司支付，对姚建锋主张超出的部分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该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上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该案中，姚建锋、恒基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姚建锋才享有财产返还的请求权，故姚建锋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对恒基公司关于该案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西省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姚建锋借款本金50万元；二、江西省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姚建锋利息损失款（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浙江诸暨农村合作银行2012年11月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向银行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姚建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93元，由姚建锋负担2074元，江西省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8019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恒基公司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实收资本明细账》电子账原件6张，欲证明上诉人收取姚建锋、杨某、姚某2、许某、俞某、姚某1的投资款均是作为实收资本收取的，即上诉人是将上述款项作为股东出资款而非借款，故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股东出资、盈余分配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姚建锋对上诉人恒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系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未加盖相应的公章，并且上诉人若要证明上诉人公司各股东所缴纳的出资应当提供相应交款凭证，银行流水等凭证，予以证实。且根据上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俞某和姚某2出资登记出资40万元，不可能是上诉人该份证据中所显示的金额，因此该份证据明显是上诉人为了应付诉讼而制造的虚假证据。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6年2月3日，恒基公司针对公司成立后各股东增资及名下实际出资人情况，形成《公司3000万投资借入款股东组成清单及后期1050万借入款清单》，该清单载明姚某2名下的投资借入款为620万元，占公司20%股权，该投资款实际出资人为俞某和姚建锋，其中姚建锋出资50万元（见恒基公司提交的票号为6×××××5的收据存根联：入账日期为2012年12月4日、交款单位为姚建锋、收款事由为公司借入款、人民币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5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二、涉案129330元是借款利息还是恒基公司的预期分红；三、姚建锋诉请恒基公司偿还借款629330元及以50万元计息应否支持。 一、关于涉案5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 经查，恒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29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初始股东为许某（持股50%）、俞某（持股20%）、姚某1（持股20%）、杨某（持股10%）。2012年12月12日，姚某1将5%股权转让给许某，变更后许某持股55%，姚某1持股15%，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变。2013年5月14日，俞某将20%股权全部转让给姚某2后，公司股东占比分别为姚某2持股20%，许某持股55%，姚某1持股15%，杨某持股10%。恒基公司自成立后，因公司急需资金建厂房、买设备，各股东便不断以公司借入款名义向公司增资扩股，2016年2月3日，恒基公司形成《公司3000万投资借入款股东组成清单及后期1050万借入款清单》，明确了各股东向恒基公司的增资及借款情况，该清单载明姚某2名下出资款620万元，占公司20%股份，但620万元出资款实际出资人则为俞某和姚建锋，其中姚建锋于2012年12月4日向公司实际出资50万元（见恒基公司票号为6×××××5的收据存根联）。而姚建锋主张恒基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向其借款50万元的唯一证据即收据存根付款单位联，恰恰与上述借入款清单中载明并由恒基公司提交法院的收据存根联内容完全一致，因恒基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公司在收到股东增资款后均以“公司借入款”事由向实际出资人出具收据存根付款单位联，同时收据存根联则由公司留存作账。另外，姚建锋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2011年许某说大家（许某、杨某、俞某、姚某1）一起凑钱办厂，要我也一起凑钱进来，但我当时没钱，所以由许某出面帮我从银行贷50万元一起算到这个办厂的里面……大家都是朋友，我没有钱投资，所以许某给我做担保，当时没有说是入股款还是借款”，再结合恒基公司股东许某、姚某1、姚某2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3关于姚建锋系通过姚某2向公司出资50万元先挂在俞某名下后转至姚某2名下的证人证言，本院认定姚建锋通过姚某2转给恒基公司的50万元为姚建锋向恒基公司的投资款，故姚建锋仅凭恒基公司出具的收据主张该款项为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涉案129330元款项性质的问题 经查，恒基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姚建锋于2012年12月4日通过姚某2转给恒基公司的50万元系姚建锋向恒基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借款，而证人许某、姚某1、姚某3、姚某2均出庭证实涉案129330元系因公司股东向公司出资时间早晚不一，为公平起见，公司决定向所有投资人按出资时间早晚以月利率2%计算分红，统一由姚某1以“公司借入款”为收款事由，向所有投资人出具收据存根付款单位联。由此，本院认为，涉案129330元为恒基公司向投资人承诺的预期分红，姚建锋主张该款项为利息，亦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恒基公司是否应偿还姚建锋借款629330元及以50万元计息的问题 经查，姚建锋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恒基公司偿还借款629330元及以50万元计息，而经本院查实，涉案629330元并非借款，仅系姚建锋向恒基公司支付的投资款及预期红利，据此，姚建锋与恒基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姚建锋要求恒基公司偿还借款629330元及以50万元计息的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姚建锋与恒基公司基于投资关系，恒基公司是否应偿还姚建锋629330元的问题，则属于另案纠纷，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姚建锋可另行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2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姚建锋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93元，共计20186元，由姚建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莉 审判员 陈大奎 审判员 龚 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陈 琦 书记员 刘一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