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2民初18296号 原告：义乌星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城北路877号宇业大厦1906室。 法定代表人：许星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祝小林，男，198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现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原告义乌星博科技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祝小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季文超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11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星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星星到庭参加了庭审，被告祝小林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后因本案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3月2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星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星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被告祝小林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乌星博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57120元及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9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018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即《星博科技-2018会员宝Q4政策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以代理商的形式向原告采购5000台会员宝产品用于自行在市场上推广销售，每台产品的采购单价为人民币120元，2019年9月30日前结清货款。此外，双方还约定：被告每推广一台产品并经新客户当月成功使用激活的，则原告须向被告支付每台200元（含税点6%）的激活返现奖励，而且双方在结算货款时，返现可优先抵扣货款。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交付了5000台会员宝产品。后经过协商，被告向原告退回了其中的2000台。现如今，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货款结算日期早已届满，但被告对原告交付的3000台会员宝合计360000元货款分文未付。另外，被告自行推广销售的会员宝产品，仅有24台符合了双方约定的成功激活标准。按照协议约定可抵扣货款4512元（即24×200=4800元，减去6%税点后为4512元）。原告已预先支付被告返现奖励1632元，则实际可抵扣的货款金额为2880元。因此，被告至今尚拖欠原告货款人民币35712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拖。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祝小林答辩称：一、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会员宝系违法产品，双方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 首先，原告在与被告商谈销售会员宝产品时隐瞒会员宝产品涉嫌违法。双方分别于2018年7月11日、10月26日签订两份会员宝产品（POS机）推广协议。POS机类业务属银行收单业务，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被告在向客户推广产品后，根据客户的反映，客户在使用会员宝产品时持卡人每次刷卡跳出的“商户名称”并非是客户本身，而是与客户毫无关联的第三方商业机构。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收单机构应当对特约商户实行实名制管理，严格审核特约商户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等申请材料。特约商户为自然人的，收单机构应当审核其有效身份证件。特约商户使用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作为收单银行结算账户的，收单机构还应当审核其合法拥有该账户的证明文件。”经过了解会员宝产品系一家名称为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即收单机构。《办法》第七条规定：“收单机构拓展特约商户，应当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确保所拓展的特约商户是依法设立、从事合法经营活动的商户，并承担特约商户收单业务管理责任。”《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单机构应当建立特约商户信息管理系统，记录特约商户名称和经营地址、特约商户身份资料信息、特约商户类别、结算手续费标准、收单银行结算账户信息、开通的交易类型和开通时间、受理终端（网络支付接口）类型和安装地址等信息，并及时进行更新。其中网络支付接口的安装地址为特约商户的办公地址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网络地址。持卡人在商户处使用原告提供的会员宝产品进行刷卡，所显示的“客户名称”却非商户，这显然违法了相应的规定，并且该情况足以被怀疑为信用卡套现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早在2010年7月26日就表示，信用卡套现是违法行为。贷记卡（信用卡）套现会给国家带来金融秩序中的不稳定。客户通过POS机刷卡消费进行不真实交易，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法律规定，背离了人民银行对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不良贷款的形式也将破坏社会的诚信环境，妨碍信用卡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会员宝产品显示的不真实交易，还违反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第（二）、（七）项的规定。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此前也曾因违法相应的规定被中国人民银行处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外推广的会员宝产品涉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实属无效。原告在与被告协商推广会员宝产品时隐瞒了这一事实，原告存在严重的过错行为。 其次，被告在各商户反映交易商户名称“异常”即并非对应实际商户后，进一步了解发现，持卡人刷单所显示的商户的营业地址基本都是收单机构即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北京市。然而，原告与被告两次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产品特点“自动审核，自动落地本地带积分商户”是指持卡人刷卡所显示的“客户名称”的经营地址应为实际商户的所在地（被告推广会员宝商户所在地为衢州）。根据《办法》第十六条：“收单机构应当对实体特约商户收单业务进行本地化经营和管理，通过在特约商户及其分支机构所在省（区、市）域内的收单机构或者分支机构提供收单服务，不得跨省（区、市）域开展收单业务。对于连锁式经营或集团化管理的特约商户，收单机构或经其授权的特约商户所在地的分支机构可与特与商户签订总对总银行卡受理协议，并按照前款规定落实本地化服务和管理责任。”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供的产品并不具有协议中约定的产品特点。原告要求被告推广该产品涉嫌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且原告属过错方。由于事后了解到推广的会员宝产品涉嫌严重违法，被告认为如果继续推广产品将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于是立即停止了对外推广。 二、被告在未了解产品涉嫌严重违法之前，且对外推广会员宝产品期间，原告未按协议约定返现也未支付相应的分润，并随意调整商户费率。因此，即使签订的协议部分条款有效，原告也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该行为导致被告无法正常的对外推广产品。原被告在2018年10月26日签订第二份协议，按照协议约定“返现优先抵扣货款；返现活动时间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但原告却仅在2019年5月31日支付了一笔货款返现，甚至早在2019年4月份即停发了被告的分润。原告随意调高商户费率直接导致原激活商户减少甚至不使用推广的产品，间接导致交易额明显减少，大大增加被告向外推广的难度。 三、人民法院可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会员宝产品涉嫌违法，不应投入市场进行流通交易，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原告基于向被告提供违法产品而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请依法无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且被告将保留追究原告因提供违法产品及相应过错行为对被告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18会员宝Q4政策协议一份，证明2018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即《星博科技-2018会员宝Q4政策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以代理商的形式向原告采购5000台会员宝产品用于自行在市场上推广销售，每台产品采购单价为120元，2019年9月30日前结清货款。此外，双方还约定被告每推广销售一台产品并经新客户当月成功使用激活的，则原告必须向被告支付每台200元（含税点6%）的激活返现奖励，而且双方在结算货款时，可优先抵扣货款。 证据2、快递详情单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以顺风快递方式向被告交付5000台会员宝产品。 证据3、2019年10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4页，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讨其拖欠的357120元货款，被告以其没有支付能力为由拖延拒付。 证据4、2019年8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6页，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讨3000台会员宝产品的货款即360000元，被告以没有赚到钱为由拖延拒付。 证据5、2018年7月11日签订的《2018会员宝Q4政策协议》照片三份； 证据6、2018年7月11日至2019年5月29日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4页。 证据5、6共同证明原、被告双方曾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2018会员宝Q4政策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1000台与本案相同的会员宝产品用于自行在市场上推广销售，每台产品采购单价为人民币100元，该笔交易已经顺利履行完毕。因此本案买卖合同并非是原、被告之间的第一次交易，被告对其向原告采购会员产品系充分及全面的了解的。 被告祝小林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无异议，是我自己签的，对原告证明目的也无异议。 对证据2无异议。 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我说没能力付款只是跟原告沟通后随口敷衍原告的。我是想不做了，想把机器还给原告，但是原告不同意，后来就一直拖着。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证据5无异议，是我自己签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笔交易并未履行完毕，原告付给被告的分润只付到2019年3月份。 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交易并未履行完毕。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辩解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支付业务许可证一份、pos圈查询信息一份、会员宝微信公众号信息截图一份，证明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并自主开发会员宝收款器（pos机）。 证据2、签购单5份、商户信息一份（5页）、区位代码表一份（5页）、pos机商户编号解释一份，证明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会员宝（pos机）刷单后显示的商户信息与实际交易的商户信息不符；根据商户编码显示所有的商户的住所地均为北京（编号为10…），但实际显示的商户名称却模仿当地商户名称，即该平台存在制作虚假交易信息，让持卡人误认为交易正常，恶意逃避中国人民银行对其进行监管和信用卡发卡行对信用卡的风险管控。 证据3、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一份（4页）、北京和融通支付违法遭罚资讯一份，证明被告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曾因违法营业遭受处罚的事实。（违法行为与本案类似） 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3页），证明原告基于A平台给被告的结算补贴为0.465加0.5。 证据5、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商网页平台信息一份（12页）、微信账单9页、账号历史交易汇总48页，证明原告违反合同约定随意调整被告的结算价及商户的费率及原告在2018年4月停发被告分润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与本案也没有关联。 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对证据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证据5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星博科技-2018会员宝Q4政策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以代理商的形式向原告采购5000台会员宝产品用于自行在市场上推广销售，每台产品的采购单价为人民币120元，2019年9月30日前结清货款。双方还约定：被告每推广一台产品并经新客户当月成功使用激活的，则原告须向被告支付每台200元（含税点6%）的激活返现奖励，而且双方在结算货款时，返现可优先抵扣货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5000台会员宝产品。后经过协商，被告向原告退回了其中的2000台。至起诉日，被告未支付3000台会员宝的货款合计360000元。被告自行推广销售的会员宝产品，有24台符合了双方约定的成功激活标准。按照协议约定可抵扣货款4512元（即24×200=4800元，减去6%税点后为4512元）。原告已预先支付被告返现奖励1632元，则实际可抵扣的货款金额为2880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357120元未付。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被告主张涉案产品系违法产品的答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协议约定被告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货款，被告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祝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义乌星博科技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357120元及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57120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56元，由被告祝小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文超 人民陪审员  楼忠民 人民陪审员  楼益涧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骆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