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8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政，男，195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明，江苏禾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贤宝，江苏禾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泛高锦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河滨路1号。法定代表人：刘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春，江苏冠文（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静，女，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春，江苏冠文（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政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泛高锦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高公司）、原审被告刘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4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孙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朱雪芹，被上诉人泛高公司暨原审被告刘静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春、张海荣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孙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明，原审被告刘静及其与被上诉人泛高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春、张海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孙政一审关于51万元、20万元和40万元三笔借款，合计借款本金为111万元的诉讼请求，并判令泛高公司从2019年4月8日之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计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泛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孙政与泛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静系朋友关系，孙政一度在泛高公司帮助工作，双方系通过孙科认识。孙政与泛高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双方的口头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且孙政已向泛高公司履行了51万元、20万元和40万元三笔借款合计111万元的出借义务。1.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案中，孙政和代表泛高公司的刘静之间达成口头借款协议，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不能仅因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就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孙政已向泛高公司履行了111万元的出借义务，故其诉请泛高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11万元，并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中，孙政举证《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证明：首先，泛高公司存在欠缺资金，需要向外借款的情形；其次，案外人孙科在承诺书中签字，表明在孙政与泛高公司的多次借款中，不仅有孙科的直接联系，且孙政与泛高公司法人刘静达成了借款合意。孙政向泛高公司给付的51万元本票、P0S机上支付的20万元、刘静代领的40万元，均是在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情形下，孙政支付给泛高公司的出借款。二、孙科不存在拖欠泛高公司货款，孙政亦未有在泛高公司消费的事实。孙政支付给泛高公司的111万元，均是孙政向泛高公司履行的出借款。泛高公司抗辩其中91万元系孙政替孙科支付的货款，20万元系孙政在泛高公司的消费款，应负举证义务。泛高公司在一审中未能举证，且其该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1.针对泛高公司关于51万元本票、刘静代收的40万元，系孙科委托其父亲孙政向泛高公司支付的货款的抗辩意见，孙政一审己举证经纬公司向泛高公司的大量付款凭证，证明不管是经纬公司还是孙科，均不存在拖欠泛高公司货款，更不存在孙科委托孙政向泛高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述证据未予理睬。孙科系经纬公司的员工，其与泛高公司所有的购货行为均是职务行为，故不存在需要由孙科本人向泛高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因此，泛高公司的以上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应予以采信。2.针对泛高公司抗辩称孙政通过泛高公司P0S机上刷卡支付的20万元系孙政的消费支付的问题。依照最高院的证据规则，泛高公司对其上述抗辩理由需要举证证明。但是，一审法院在泛高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孙政存在20万元消费，亦未对该消费事实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的情况下，判决驳回孙政对该笔借款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针对泛高公司庭审举证的孙科与其签订的购销合同，孙政同时提出了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签订的部分购销合同以及经纬公司向泛高公司支付货款的相应凭证。从双方证据的对比来看，两者不仅时间相同，而且付款以及标的物（空调型号及数量）均相同，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案外人孙科陈述，孙科本人是经纬公司员工。之所以同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产生两份不同的合同，是因为孙科在代表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长期的业务往来中，根据行业惯例会有相应的回扣，所以会采取一明一暗的方式签订两份合同，合同除金额上有差异外（经纬公司的合同价格略高），其他基本相同，差价部分就是泛高公司支付给孙科的回扣。另，泛高公司举证的合同中，孙科的签字大多在委托代理人栏，签在买方栏的寥寥无几，一审判决未对该事实予以查清。三、孙政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孙政与泛高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并驳回孙政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政对案涉111万元的借款均提交了相应付款凭证，泛高公司亦认可收到。现泛高公司抗辩其中91万元系孙政代孙科向泛高公司支付的货款，20万元系孙政在泛高公司的个人消费款，其依法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关于20万元是个人消费款，泛高公司未能予以举证证明；关于91万元是代孙科付的货款，泛高公司仅是提供了其与经纬公司的部分购销合同，并没有提供合同履行的事实。实际上，所谓的孙科与泛高公司签订的合同根本没有履行，泛高公司从来没有根据合同交付货物。对此，孙政一审中也充分举证证明，上述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是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与孙政无任何关联性，案外人孙科作为经纬公司的员工，其代表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进行交易，属于职务行为，其个人无任何需要向泛高公司支付货款。经纬公司根本不存在拖欠泛高公司货款，且孙科与孙政的财务也是完全独立的，不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综上，足以证明孙政与泛高公司之间存在口头借贷合同关系，依照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泛高公司对其抗辩的合同关系和相关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故孙政的诉请应当依法支持。另外，一审的第二次开庭中，孙政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没有征得孙政的同意，临时在庭审中把案由改成不当得利，但是孙政在二审中坚持不变更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仍然是返还借款本金，仍按借款的法律关系主张。泛高公司、刘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政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具体的事实和理由如下：1.孙政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一审诉讼，但在一审的庭审辩论阶段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不再主张借款。在一审的第二次庭审笔录有清晰的记载。孙政在陈述上诉事实时提出是孙政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当庭变更的案由，没有经过孙政的同意，与事实不符。因为第二次庭审时孙政参加了庭审，所以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作出裁判，现在孙政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出提起上诉，于法无据。2.一审中在泛高公司和刘静举证证明案涉款项是货款而不是借款的情况下，孙政并没有根据民间借贷的规则，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所以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3.无论本案案涉款项的性质如何，从案涉款项发生的时间、金额以及孙政的借款习惯（孙政当时从第三人处借款，其采用的是签订借款合同加公证的形式）分析，孙政在泛高公司未归还一分钱的情况下，继续多次借款给泛高公司，而且还不签订借据，明显违背常理。同时，案涉三笔款项，分别发生在2010年和2013年，时隔多年孙政均未主张归还，也不符常理。所以无论是从借款角度，还是从不当得利来看，均已超过诉讼时效。4.孙政的上诉请求与一审的诉讼请求在本金、金额和利率上差距非常大，存在恶意诉讼或者虚假诉讼的嫌疑。一审中关于51万元这一笔款项，是否存在每月5000元利息的问题，孙政与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完全不同（2015年5月15日庭审笔录第六页至第七页中有记录），是虚假陈述的行为。5.孙政与刘静不是朋友关系。孙政向泛高公司提供劳务以及案涉款项的发生，均是通过孙科与刘静之间发生，孙政和泛高公司、刘静之间没有任何的借款合意。6.孙政一审中诉请利息是自2017年7月14日之日起，按照月息1.5%计算，而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利息的计算方式，包括本金的计算方式，都发生了变更，去掉了最后一笔款项78万元。如果真的存在借贷关系的话，孙政不可能把最后一笔款项78万元刨除在上诉请求之中，且其上诉请求与一审诉请不一致，已经超越了一审诉请范围。7.本案所涉款项均是孙政通过孙科向泛高公司支付。孙政在上诉中认为经纬公司和泛高公司存在业务关系，对此泛高公司亦认可，但是一审庭审中，孙政亦明确说明孙科也从事相关的工程服务工作。一审中，泛高公司针对孙政提供的证据一一作了回应，包括泛高公司提交的向孙科的退款凭证，上面备注的是货款而不是所谓的回扣，且孙政所称回扣为10%，泛高公司不认可。刘静在一审中亦陈述，孙科2017年左右在泛高公司做空调销售经理，再以经纬公司代理人的方式和泛高公司开展相关业务。事实上，存在孙科自己的业务和经纬公司的业务。综合泛高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查明借款的经过和来源，双方之间并不是借款关系，案涉款项实际是孙政依照孙科的指示，向泛高公司支付的相应的货款。孙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泛高公司向孙政偿还借款本金189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7年7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2.判令刘静对泛高公司上述借款中的40万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泛高公司、刘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22日，孙政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中西路支行申请收款人为泛高公司的银行本票一张，金额为51万元。孙政陈述该本票经由其子孙科交给泛高公司，系借给泛高公司的借款，泛高公司认可收到此款，但认为此款系孙科交给公司的货款。自2011年3月10日起至2013年4月23日止，泛高公司每月向孙政支付5000元，起初按孙政要求打入其妻子姚杏芳账户，后又根据孙政要求将此款每月分两笔各2500元，分别打入姚杏芳及其姐姐姚杏春账户。2013年3月11日，孙政通过刷卡方式分两笔向泛高公司各支付10万元，合计20万元。同年3月21日，孙政通过其尾号为“7351”的银行卡，向刘静尾号为“8777”的银行卡里汇款40万元。庭审中，泛高公司、刘静认可收到此款。2017年1月4日，泛高公司、刘静及孙科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因公司业务需要，现将孙政的房产质押至投资公司，期限为半年，特此承诺在半年内将此房产解押。2017年1月6日，孙政及其妻子姚杏芳因急需资金，在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公证处，分别与案外人武琴、刘书凤签订借款金额为30万元、50万元的《借款合同》各一份，孙政及其妻子姚杏芳同意将登记在孙政名下坐落于南京市鼓楼区晚市1号巷6号6幢406室房屋抵押给出借人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同年1月9日，该公证处分别出具了（2017）宁南证民内字第973、974号公证书。2017年1月13日，孙政通过其尾号为“7351”的银行卡，分两笔向孙科尾号为“1585”的银行卡里汇款40万元、38万元，合计78万元。一审中，孙政陈述上述出借款项，均系按其子孙科转达泛高公司借款意向，并按孙科要求进行汇款。在法庭辩论阶段，孙政鉴于泛高公司、刘静否认有向其借款意思表示后，变更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泛高公司、刘静获得孙政的上述款项系不当得利，要求泛高公司、刘静返还。本案争议焦点为：1.关于孙政支出的上述款项是否系泛高公司向孙政的借款；2.泛高公司、刘静取得案涉款项是否系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法成立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一、孙政证明其与泛高公司、刘静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根据孙政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孙政向泛高公司支付的款项，均系其子孙科转达泛高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且款项支出亦按照孙科的要求进行，孙政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泛高公司、刘静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孙政之子孙科与泛高公司及案外人经纬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频繁，双方在庭审中均提交了多份（并非全部）由孙科与泛高公司、孙科代表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以及泛高公司与经纬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及合同款项往来。且泛高公司、刘静认为孙政根据孙科要求汇给泛高公司的51万元系孙科支付的货款，孙政刷卡支付给泛高公司的20万元系孙政消费支出，孙政支付给刘静的40万元亦系孙科支付的货款，孙政支付给孙科的78万元与泛高公司、刘静无关联，泛高公司、刘静提供了由孙科签订的部分购销合同予以佐证。关于孙政认为其中51万元借款后，泛高公司按月息1%计算利息，每月向孙政支付利息5000元的问题，泛高公司、刘静认为，2011年至2013年，经孙科介绍，孙政通过邮件形式为泛高公司审核工程造价、决算、图纸预审等工作，此款系向孙政支付的劳务报酬。孙政庭审中亦认可存在上述事实，但其自己认为此款就是51万元借款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孙政陈述以51万元为基数，每月按月息1%计算应为5100元，与泛高公司支付的5000元不一致，且在泛高公司、刘静未归还51万元款项情况下，泛高公司在孙政不再为其从事上述工作后即停发此款，孙政之后又多次向泛高公司、刘静打入款项而未向其主张此利息，亦与孙政诉称意见不一致。综上，孙政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泛高公司、刘静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双方间仅系款项往来，且孙政所支付的涉案款项均系其根据其子孙科要求进行，故其要求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泛高公司、刘静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泛高公司、刘静关于双方无借贷合意的辩称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二、孙政与泛高公司、刘静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根据孙政陈述及上述查明事实，孙政支出的每笔款项均系根据其子孙科要求进行，且根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孙科与泛高公司之间存在多份购销合同，孙科与两被告间存在经济往来，故泛高公司、刘静取得孙政根据孙科要求而支出的相应款项，并非没有合法根据。至于孙科与泛高公司、刘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孙政与孙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孙政要求泛高公司、刘静按不当得利承担返还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泛高公司、刘静关于其取得孙政案涉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的辩称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政提交案外人孙科社保缴费清单复印件4页，以证明孙科实际上是经纬公司的员工，其与泛高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是职务行为，孙科本人不需要向泛高公司支付货款。经质证，泛高公司、刘静认可在案涉款项发生期间，孙科是经纬公司的员工，但孙科在2016年-2017年期间在泛高公司工作。针对孙政审理中提出的经纬公司的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工程付款审批单、支票申请单、购销合同等反驳证据及相关主张，泛高公司补充提供其公司的财务账册凭证，以证明泛高公司收取经纬公司2010年2月28日85219元、3月31日68794元、4月19日10万元、5月7日4万元、5月12日136757、6月30日56250元、30210元、13410元、7月31日26630元、7月31日涉案款项51万元、2013年3月31日涉案款项20万元的账面记录情况，其中：1.涉案款项51万元和20万元均明确记载为孙科货款；2.不认可孙政提交2010年5月11日支票申请单记载金额所主张的事实，按照经纬公司的付款金额和节点，2010年4月1日、4日、17日的合同无法与该支票申请单相对应；3.不认可孙政关于2010年5月29日合同与2010年5月31日的付款申请单存在对应关系的主张。付款申请单项目名称“兴业银行北京东路支行改造”与合同交货地点“金鼎湾鼎新路88号”并非同一地点，无对应性。A18B02型号和A12B02型号产品的合同价与工程付款审批单的单价不同，无法对应型号。合同签订时间应推定为2010年6月1日，但审批时间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增值税发票记载的型号与孙科签订合同的型号无法匹配。从账目反映，泛高公司入账的为20100529号合同，孙政认为20100618号合同与付款单及泛高公司收款存在关联，亦明显不对应；4.2012年3月31日记账凭证第42号、第43号是泛高公司给孙科退货款的记录，反映了退货款的原因及退款情况。编号为PF-20120088-03的购销合同中，买方系经纬公司，委托人系孙科，但最终款项系退给孙科个人，说明孙科个人业务与经纬公司业务存在混同，无法区分。对此，孙政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都不予认可。上述证据是泛高公司与案外人经纬公司之间发生的账目，真实性无法认可；记载凭证上是电子记载，不排除存在修改的可能性，所以对合法性也不予认可。相反，对于金额为85219元的记账凭证，也就是合同编号0201的购销合同，反映出泛高公司与经纬公司的交易中存在阴阳合同的情况，合同的差额由泛高公司打给孙科。2010年5月31日记账凭证中的136757元、2010年5月11日银行进账单，已由2010年5月11日的领用支票审批单中的金额足额支付；该记账凭证中多了4万元手续费，所以也不存在孙科拖欠货款的问题。2010年6月30日30210元的银行进账单，也证明泛高公司与孙科存在阴阳合同，该30210元也与2010年6月25日发票金额30210元对应，表明相应的货款是由经纬公司已经实际支付，不存在孙科拖欠货款的情形。2010年7月31日51万元的记账凭证，印证了孙政借款给泛高公司51万元，但是对于摘要栏以及会计科目栏为“收孙科货款、其他应付款/孙政”，该记账的内容是其自行录入，不排除人为的改动，也不能够证明是孙政代付货款。泛高公司应当进一步提供当年的税务申报表、审计报告等，佐证该51万元进账记载情况的真实性，应当明确是哪一笔货款或者哪几笔货款的组成，包括当时的合同以及交付情况。2012年3月31日20万元的记账凭证，同时还有4万元的手续费，证明当时孙政刷卡以及借款20万元的事实。上述证据，基本上是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与孙政没有关联性，同时经纬公司付款给泛高公司表明经纬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不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形，结合存在阴阳合同的事实，孙科本人不存在与泛高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事实。经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活期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个人业务凭证企业信息查询截图、承诺书、借款合同、公证书、购销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代持股协议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政交付给泛高公司的111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或者借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构成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即请求人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除非请求人确实存在逻辑上和现实上不能证明的情形，否则请求人应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对无法律上原因的不当得利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基于孙政在一审法庭辩论阶段，变更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泛高公司、刘静获得孙政的上述款项系不当得利，要求泛高公司、刘静返还的事实，故本案应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之诉，应当由孙政就其先后向泛高公司支付51万元、20万元和40万元三笔款项，而泛高公司收取该三笔款项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审理中，孙政仅是陈述其向泛高公司支付该三笔款项，均系按其子孙科要求进行汇款，未能就其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而泛高公司抗辩称该三笔款项是孙科向其支付的货款，并提供孙科与泛高公司之间发生的多份购销合同和相应记账凭证，证明孙科与其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泛高公司取得孙政根据孙科要求而支付的款项，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对此，孙政虽提供经纬公司相关的付款凭证和购销合同加以反驳，主张经纬公司已付清货款，孙科个人不存在欠付泛高公司货款。经庭审质证，在双方提供的证据中，虽然个别购销合同存在时间、标的物种类、数量、付款都相同的情况，但并非全部合同均如孙政所主张的是一一对应的阴阳合同关系，且双方提供的只是部分购销合同，难于反映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交易的全貌；同时，孙政所提供的反驳证据均是经纬公司与泛高公司之间的交易记录，证明目的是否认孙科与泛高公司存在经济往来，两者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如孙科对其与泛高公司的经济往来有异议，则亦应由孙科提出主张，但现并无孙科对此否认的相关证据。综上，孙政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孙科个人与泛高公司存在经济往来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政交付给泛高公司的三笔款项合计111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孙政上诉主张其交付给泛高公司的111万元系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该三笔款项的性质，孙政一审原以借款为由提起诉讼，但在一审辩论阶段明确变更为不当得利，现在一审判决未支持其诉请的情况下，上诉又主张为借款否认是不当得利，违反民事诉讼的禁反言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孙政上诉称是委托诉讼代理人没有征得孙政同意，临时在庭审中改变案由，孙政在二审中坚持不变更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经查，孙政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具有代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等特别授权，其在一审辩论阶段所作出的变更应视为当事人的变更，且代理人在作出变更时，孙政亦参加庭审，其并未当场作出否认表示，因此，孙政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该三笔款项给付的原因，孙政庭审中陈述均系按其子孙科转达泛高公司借款意向，并按孙科要求进行汇款，由此可见，孙政与泛高公司之间就该三笔款项并无借贷合意，孙政是根据孙科指示向泛高公司支付该三笔款项。据此事实，孙政基于其子孙科的指示付款，故双方之间就该指示行为形成相应法律关系，孙政因支付该三笔款项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孙科承担，孙政理应向孙科主张相应权利。至于孙科与泛高公司之间是否就该三笔款项存在纠纷，也应当由孙科与泛高公司进行货款结算后，另行主张相关权利。综上，孙政主张其交付给泛高公司的111万元系借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90元，由上诉人孙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栗娟审判员  朱莺审判员  沈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