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6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良，男，汉族，1988年1月16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亮，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淑玉，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立芳，女，汉族，1988年10月29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亓爱民，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爱静，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学良因与被上诉人尹立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学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学良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尹立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有意规避对法律关系的定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从该条可以看出，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时，法院应当将案件的法律关系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查明。但是从一审判决中可以看出，虽然法院将该案件的焦点问题总结为“双方之间10万元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但是对于该焦点问题一审法院未通过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来分析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却通过罗列事实的方式避之不谈，从而对该案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只字未提。二、涉案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贷关系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关系。借贷关系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实现了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并且利息明确固定。投资是指为获取预期不确定的收益或社会效益而将一定财资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法律关系中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入股”和“入伙”。投资关系就是各个投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主要的特点就是投资主体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在本案中双方约定王学良享有固定的回报与收益，通过一审中尹立芳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尹立芳每日向王学良支付固定的回报与收益。王学良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涉案款项支付给尹立芳之前，尹立芳一直承诺，涉案10万元金额的风险问题全部由尹立芳来承担，即若失利由尹立芳来补齐，该事实也在王学良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中予以证实。对于本案来说，尹立芳主张系投资，那也就意味着其应该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证据，但是一审开庭时，尹立芳提供的证据仅限于“投资”字眼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每日固定收益的流水。而王学良的三份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保本固息的约定，也即王学良与尹立芳并不符合投资关系中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特点。另外通过一审中证人证言也可以看出，王学良与尹立芳之间并未存在共同经营的问题，仅仅是王学良将涉案款项交付给尹立芳后，全部由尹立芳把持操控，对款项的具体操作使用，王学良均不知情，因此王学良与尹立芳也不符合投资关系中的共同经营特点。综上可以看出，本案中涉案10万元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投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款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虽然在该解答中并未明确自然人之间的关于联营或者合伙投资的有效性，但是在本案中，双方均系自然人，在双方约定不属于投资的情况下，目前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最适合于本案，也就是案件应该将涉案的10万元作为借款本金计算，对于支付的两笔固定收益应作为利息。三、从事实看，尹立芳应将涉案款项返还给王学良。一审中王学良提交的三份证据尹立芳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通过该组证据可以看出，在初期尹立芳承诺涉案款项用途是合理合法的不会涉及赌博的问题，同样亦承诺涉案款项的风险全部由尹立芳来承担，并且在王学良提交的证据三电话录音证据中，在出现风险后，尹立芳一直承诺将涉案的10万元归还给王学良。而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将王学良提交的证据避之不提，转而仅凭王学良与尹立芳聊天记录中“投资”两字眼来认定双方之间系投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退一步讲，即使不能认定王学良与尹立芳之间系借贷关系，王学良将资金交由尹立芳，由尹立芳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管理并按期支付给王学良一定比例收益，王学良与尹立芳之间此种资产管理的活动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并且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尹立芳承诺承担一切风险并每日支付固定收益，此种约定属于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类型的保底条款，王学良与尹立芳关于保底条款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尹立芳应当按照约定向王学良返还案涉1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故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尹立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学良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王学良的上诉请求。王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尹立芳返还王学良借款100000元；2.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王学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由尹立芳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就案涉10万元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学良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交银行转账回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拟证明尹立芳于2020年3月4日向王学良借款10万元，王学良及其妻子赵伟多次向尹立芳催要借款，尹立芳同意出具借条，并称会尽快还款。尹立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称案涉款项系王学良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并提交了尹立芳与王学良及其妻子赵伟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户对账单、转账记录、证人宋梅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拟证明涉案10万元款项系投资款，王学良与尹立芳、宋梅共同投资在澳门赌博，且尹立芳将王学良前期5万元投资款的利润已按1500元/天的标准按天支付给王学良。经审查可以认定，2019年12月份，王学良曾支付尹立芳5万元用于尹立芳在澳门赌场“洗码”，双方约定收益率为3%/日，按日支付收益，之后，尹立芳自2019年12月30日起每日支付王学良或其妻赵伟收益1500元至2020年1月22日。2020年3月4日，王学良支付尹立芳案涉10万元款项用于“洗码”，双方约定收益率提高至3.3%/日，之后，尹立芳仅于2020年3月6日支付王学良妻子赵伟两笔款项1500元、3300元后，未再支付其他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结合双方之间约定的资金收益率、证人宋梅的证人证言、王学良曾于2020年1月份前往澳门实地考察等情形，及尹立芳与王学良、赵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立方，我和那个朋友联系了一下，投资没有变化，开工之前10万到位”、“刚投资就说亏完了，谁也接受不了啊”、“年前的投资还没回本呢”，一审法院认为，尹立芳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故王学良主张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学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尹立芳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学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均由王学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学良主张的涉案10万元款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要有借贷的合意，实质要件是要有交付的事实。本案中，王学良虽提交了向尹立芳支付10万元的转账客户回单证明涉案款项的交付，但并未提交借条、借据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同时根据双方之间约定的资金收益率、证人宋梅的证人证言、王学良曾于2020年1月份前往澳门实地考察等情形，结合尹立芳与王学良、赵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朋友之间相处不就应该这样吗，有财一起发，有难一起当”、“立方，我和那个朋友联系了一下，投资没有变化，开工之前10万到位”、“刚投资就说亏完了，谁也接受不了啊”、“年前的投资还没回本呢”，故尹立芳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一审法院认为王学良主张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学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学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闫振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王金鹏书 记 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