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0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德红，女，1957年6月4日出生，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军，男，1960年1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邹德红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9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德红，被上诉人张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德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邹德红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建军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审理事实不清。2014年1月6日，邹德红以本人名义向王某1借款172万元，并承诺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向王某1支付利息。邹德红从王某1处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张建军。张建军为了以邹德红的名义借到该笔钱而向吴某支付了56760元的费用，张建军收到该笔借款中的1663240元。张建军自2014年1月6日起，向王某1支付利息至2015年3月6日。（2019）京0113民初4586号判决书（以下简称4586号判决书）中王某1陈述的利息支付事实非常清楚。现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张建军与邹德红另有关于张建军让邹德红帮助从王某1处借款172万元的协议书，同时张建军同意使用该借款后偿还邹德红172万元，并按邹德红从王某1处借款的利息约定标准向邹德红支付利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张建军与邹德红的借款纠纷有明确的借款数额和利息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借款金额为1663240元、借款利息约定不明确错误。张建军辩称,不同意邹德红的上诉意见，不同意一审判决。认可借钱了，但具体数额记不清了。邹德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建军向邹德红偿还172万元及利息（利息标准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数据为准）；2.诉讼费由张建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6日，邹德红作为借款人、王某1作为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邹德红向王某1借款172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借款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等条款。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同意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对该合同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公证处对借款人是否履行还款义务的核实方式电话核实，即预留核实借款人的电话号码为135XXXXXXXX。同日，双方持前述《借款合同》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债权文书手续，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为（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00663号。2015年12月3日，王某1以邹德红未能偿还借款本金172万元，利息支付至2015年3月6日为由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于2016年1月20日出具编号为（2016）京中信执字00108号的执行证书。王某1持前述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月30日，邹德红以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为案由将王某1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458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4年1月7日11时47分56秒，王某1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绿港支行从其名下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向邹德红名下账号为×××转账汇款172万元。审理中，邹德红明确否认账号为×××系其开立的银行账户，否认前述银行账户的开立、转账、销户为其本人办理，并据此否认实际收到王某1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前述借款172万元。此外，邹德红否认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在出具编号为（2016）京中信执字00108号的执行证书之前向其进行电话核实。一审法院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调取了公证员王某12向邹德红电话核实还本付息情况的录像。在公证员王某12与邹德红电话联系视频中，邹德红对借款本金数额并未提出异议，并称能够尽快偿还，此外，邹德红还辩解称利息不是自己还的，是别人还的。一审法院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绿港支行调取了相关银行柜台交易凭证，包括如下材料：（1）客户签字一栏有“邹德红”签名，日期为2014年1月7日，记载收款人为张建军、收款账号为×××、转账金额为1663240元的《北京市公安局防范电信诈骗安全提示单》。（2）邹德红身份证正反面电子影像打印件；（3）客户签名一栏有“邹德红”签名，转账时间为2014年1月7日11时55分17秒、转账金额为1663240元、收款人为张建军、收款账号为×××、转出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4）客户签名一栏有“邹德红”签名，转账时间为2014年1月7日11时50分16秒、收款人为吴某、收款账号为×××、转出账号为×××转账金额为56760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5）客户签名一栏有“王某1”签名，转账时间为2014年1月7日11时47分56秒，收款人为邹德红、收款账号为×××、转出账号为×××、转账金额为172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邹德红对前述银行柜台交易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并确认前述银行柜台交易凭证中的“邹德红”签名是邹德红本人所签，但辩称邹德红在签字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内容。在2019年3月28日的庭审中，邹德红明确表示对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绿港支行发生的172万元转账交易及其后续向吴某、张建军的转账交易一概不知情。此外，邹德红明确表示其与吴某、张建军均不相识。在2019年6月11日的庭审中，一审法院当庭出示了一审法院从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绿港支行调取了前述录像及银行交易凭证。邹德红改称其与张建军相识，并陈述称其与张建军大概在2000年左右认识的，张建军在位于顺义区×村经营饭店，饭店名称为“箭河饭店”，邹德红的女儿叫鞠某，从2000年左右在“箭河饭店”上班，做服务员。大概在2015年左右鞠某就不在“箭河饭店”上班了。”在该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为：“法庭不应当成为诉讼技巧的竞技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现已查明，《借款合同》、公证书、银行交易凭证、公证处电话核实录像等证据材料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邹德红作为借款人、王某1作为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双方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的公证债权文书手续，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1月7日，王某1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绿港支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172万元实际支付至邹德红名下的银行账户，前述款项到账后，邹德红当即将1663240元转账至张建军的银行账户，并将56760元转账至吴某的银行账户。前述转账过程，由邹德红本人亲自操作办理。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之前，已经向邹德红进行电话核实，邹德红对借款本金并无异议，仅以利息有别人负责偿还为由表示对利息支付情况不知晓，并表示能够尽快偿还解决。应当指出，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既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也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在本院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调取公证处电话核实录像、银行柜台交易凭证之前，邹德红就其与张建军之间的关系、2014年1月7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顺义绿港支行分别向张建军、吴某转账汇款是否知晓等基本事实，均作出与客观事实明显背离的陈述，装糊涂、编故事，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予以强烈谴责！”，并判决“驳回原告邹德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庭审中，邹德红称虽然涉诉借款是以其名义借款，但是实际用款人是张建军，在收到涉诉172万元后，转给张建军1663240元，剩余款项转给了一个小贷公司的介绍人。一审庭审中，邹德红称涉诉借款合同的利息都是张建军偿还的，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是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并称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但是判决书中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张建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同时，一审法院认为追偿权纠纷包含两种情况即担保责任追偿权和合伙债务追偿权，经一审法院释明，邹德红亦同意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邹德红虽主张张建军系实际用款人，并称张建军利用其的善良和同情心向他人借款。但一审法院认为，邹德红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其需要对其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负责。同时，邹德红作为涉诉《借款合同》借款人的地位已经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邹德红与张建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依据法律规定及双方之间的约定解决。邹德红实际交付张建军借款本金为1663240元，虽然邹德红主张双方之间约定的借款利率参照涉诉《借款合同》的约定，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对借款利率约定不明。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建军偿还邹德红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四十元，并支付利息（以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四十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为标准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邹德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邹德红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6日，保证人为北京市兴源箭河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函一份，共1页;2.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6日，保证人为北京市兴源箭河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合同一份，共4页。上述证据共同证明邹德红与张建军的借款本金是172万元，并明确约定了利息。张建军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建军表示无法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邹德红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应予确认，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时邹德红虽以追偿权案由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其诉讼理由，显然不属于追偿权的法律关系。二审期间经本院进一步询问，邹德红表示其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邹德红向王某1借款，但实际上借款是给了张建军使用，因此要求张建军向邹德红还款，再由邹德红向王某1还款。根据邹德红的上述陈述及在案证据，邹德红存在将款项出借给张建军的意思表示，且其已将款项向张建军实际交付，现要求张建军还款。张建军在一审时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二审期间经庭审询问，张建军认可其借款，且收到转账款项，但具体是谁的账户转账、金额是多少记不清了，故邹德红与张建军之间应成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一审时经一审法院释明，邹德红亦同意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故本案案由应调整为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邹德红现主张张建军应向其偿还172万元及利息，邹德红应就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邹德红向张建军转账支付1663240元，向案外人吴某转账支付56760元，邹德红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吴某转账支付的56760元系受张建军指示，故应认定邹德红实际向张建军已交付的借款本金为166324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邹德红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建军之间的借款存在约定利息，结合现尚无证据证明邹德红与张建军之间就还款期限明确约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邹德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44元，由邹德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张 慧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徐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