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9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朝木，男，195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良，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上诉人张朝木因与被上诉人王文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4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朝木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4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文良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文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2016年2月9日张朝木在朱菊珍起草的《借条》上签字且未付清30000元款项错误。（一）张朝木在八九年前向王文良妻子朱菊珍借款30000元，当时未出具欠条，后在朱菊珍起草的《借条》上签字是实，但时间不可能是2016年2月9日（正月初二）。按照农村风俗，一般情况下正月上八即正月初八前不讨债、不还钱，张朝木不可能在正月初二出具《借条》。（二）如张朝木真的欠王文良2016年2月9日出具的《借条》涉及的30000元，而张朝木与朱菊珍系夫妻关系，王文良为什么不在朱菊珍起诉要求偿付4800元利息时一并起诉？（2017）浙1024民初695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朱菊珍明确回答“欠我的没有了，欠别个（家）人的我不晓得”。根据仙居县方言习惯，在当时庭审的特定语言环境下，“别个（家）人”肯定指自己家里人。第一，审判人员的问题是张朝木还有无欠朱菊珍资金，朱菊珍的回答肯定包括自己及家里人特别是王文良，因为欠王文良的钱就是欠朱菊珍的钱；第二，2016年2月9日出具的《借条》除“张朝木”三字系张朝木书写外其他内容全是朱菊珍书写，朱菊珍怎能不知道？显然，朱菊珍的上述回答本意是张朝木未欠她家钱。（三）（2017）浙1024民初695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朱菊珍代理人应贤申述称：“借款的三万元本金已经还清，本金在追回4800元利息时一并归还《借条》原件凭据。”当时朱菊珍未否认这一说法，应视为默认。该借条就是2016年2月9日出具的《借条》，而非2017年1月24日出具的《借条》。2017年1月24日出具的《借条》中的30000元本金按月利率1%计算到2017年5月20日利息只有1000余元，不可能是4800元。30000元本金按月利率1%计算从2016年2月9日到2017年5月20日的利息与4800元接近。一审偏听偏信王文良的一面之词，以至作出错误认定。二、一审论理错误且偏向王文良。（一）关于张朝木既在2016年2月9日的《借条》又在2016年2月12日的《欠条》签字的问题。2016年工资系张朝木儿媳妇张兰华支付，2017年3、4月份张朝木已与朱菊珍结清工资，2016年2月12日的《欠条》是伪造的，张朝木因多年前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为此在朱菊珍提供的条子上签字，目的是证明张朝木已付清借款。条子是朱菊珍书写，张朝木不识字，以为是结清欠款的结算证明，不知道是2016年2月12日的《欠条》内容，受骗写下名字。（二）张兰华出具《借条》时张朝木不在场。张兰华问张朝木妻子顾月琴是否欠朱菊珍30000元，顾月琴说有，在此情况下朱菊珍骗走张兰华出具的《借条》。前两次诉讼中，张朝木均要求朱菊珍归还《借条》原件。（三）2017年5月20日张朝木儿子张武出具《欠条》时双方已全部结清，朱菊珍承诺双方除此4800元外无其他经济纠纷。（四）王文良与朱菊珍系夫妻关系，双方是经济共同体。前两次诉讼中，王文良均参与旁听，对朱菊珍陈述的“欠我的没有了，欠别个（家）人的我不晓得”、对朱菊珍代理人应贤申陈述的“借款的三万元本金已经还清，本金在追回4800元利息时一并归还《借条》原件凭据”都是清楚的，但未提出异议。三、2019年4月11日王文良起诉，2019年9月4日一审法院立案，期间长达近五个月，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论理不当，程序违法，导致判决错误，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王文良辩称，王文良提供的本案《借条》原件一份、中国银行户头取款历史交易明细单一份、2017年1月24日张兰华代写的《借条》复印件一份、2017年5月20日张武代写的《欠条》一份、2016年2月12日张朝木出具的《欠条》复印件一份等证据足以本案30000元债务的真实性。因三笔款项金额均为30000元，导致张朝木有机可趁，颠倒黑白。本案《借条》不可能在正月初二出具，系2016年2月7日（农历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具即王文良取款90000元时出具。农村人一般都记农历时间，基本不记阳历时间。朱菊珍书写《借条》时未看日历，将时间写成2019年2月9日，后来知道了也未改正。朱菊珍在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工作多年，八九年前张朝木因买材料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但一直未书写欠条。2016年农历过年时，朱菊珍向张朝木要钱，张朝木说还不起本金、先发工资。朱菊珍怕没钱，故要求张朝木出具条子，张朝木让张兰华代写2017年1月24日的《借条》。张朝木未支付2016年的借款利息，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2017年5月20日张朝木归还朱菊珍本金30000元，时间为一年多四个月，按一分利计算刚好4800元。如不是事实，张武怎会出具《借条》？关于30000元工资，朱菊珍持有2016年2月12日张朝木出具的《欠条》一份，还有过年算账时的录音资料为证，一审法院（2017）浙1024民初4923号民事判决予以支持，张朝森以30000元工资与30000元借款系同一笔为由上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被判决驳回上诉。张朝木因朱菊珍不愿继续到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工作，想尽办法赖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8）浙10民终286号民事案件时，张朝木让儿子、儿媳妇重新注册厂名，法人代表为其儿子、儿媳妇。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法人代表是顾月琴，顾月琴是残疾人，长年有病，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关于王文良借给张朝木的30000元，当时是农历大年三十，张朝木跟王文良说账结不来、不够发工资，拟向王文良借款50000元、月利率1分，同时付掉朱菊珍的工资。王文良因此借给张朝木30000元，张朝木说钱不够，未支付朱菊珍的工资，朱菊珍为此与王文良吵架，要求王文良把剩下的钱全部存入朱菊珍的银行卡，不同意再出借给张朝木。王文良说，王文良出借的钱由王文良负责催讨，朱菊珍出具的钱由朱菊珍负责催讨，不用朱菊珍管。因此，（2017）浙1024民初695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朱菊珍答称：除了工资，欠我本人的没有，欠别人的我不晓得。王文良一直向张朝木催讨案涉30000元借款，可张朝木以种种理由推脱，现其称三笔30000元款项系同一笔，如是同一笔，则其归还朱菊珍30000元借款时可以要回所有条子后再向王文良出具《借条》。综上，张朝木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文良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朝木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11400元（利息算至2019年4月9日，以后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至借款归还之日止，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朝木的妻子顾月琴名下有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原告王文良的妻子朱菊珍曾长期在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工作。在八九年前（原告和被告在2019年陈述时称七八年前借款），被告张朝木向朱菊珍借款现金30000元，一直没有出具《借条》，但口头约定每元月息一分。2016年2月9日（农历2016年正月2日）被告张朝木在朱菊珍起草的《借条》上签字（即本案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王文良人民币叁万元正（30000）利息按一分计算”。2016年2月12日被告张朝木在朱菊珍起草的《欠条》上签字，《欠条》内容为：“欠菊珍工资叁万元（30000）正月底付清”。经朱菊珍向被告张朝木催讨要求归还借款，被告张朝木的儿媳妇张兰华于2017年1月24日代被告写给朱菊珍《借条》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向朱菊珍借到人民币30000万（叁万元整）利息按一分计算”。2017年5月20日被告张朝木归还给朱菊珍借款本金30000元，朱菊珍将张兰华于2017年1月24日代写的30000元《借条》原件归还给了张朝木的妻子，当日被告张朝木的儿子张武代被告写给朱菊珍利息4800元的《欠条》一张。2017年7月，朱菊珍持被告张朝木于2016年2月12日的工资30000元《欠条》向该院起诉，要求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和被告张朝木支付劳动报酬30000元，被告张朝木答辩没有欠朱菊珍工资30000元、只在七八年前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并写给了《借条》、借款30000元在2017年5月20日已归还，并要求朱菊珍归还《借条》原件。该院对该劳动报酬纠纷案经审理后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浙1024民初49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支付给朱菊珍工资30000元及相应利息。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不服判决，上诉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8）浙10民终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尚未执行完毕。2017年12月21日朱菊珍以张武代写的4800元利息《欠条》为据，向该院起诉要求张武和被告张朝木支付利息4800元（后朱菊珍撤回对张武起诉）。在该案审理中，被告张朝木抗辩陈述利息4800元即是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本金归还前16个月尚欠的利息，并一再要求朱菊珍归还《借条》原件。在上述二件案件开庭时，王文良参加旁听，朱菊珍也没有明确陈述被告张朝木向王文良借款30000元未还。该院对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审理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1024民初6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朝木支付给朱菊珍欠款4800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被告张朝木已履行完毕。原告王文良持落款时间2016年2月9日的《借条》于2019年4月11日向该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是确认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最主要证据，原告王文良持有被告张朝木签名的《借条》向被告张朝木主张权利，被告张朝木承认签过名字属实，但不承认向原告王文良借过款，只承认向王文良妻子朱菊珍借款30000元并已还清。该院对当事人的诉辩具体分析如下：一、如果事实真如被告张朝木所辩只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既没有欠朱菊珍工资30000元，也没有向原告王文良借款30000元，那么被告既然已经在2016年2月9日借款30000元的《借条》上签字了，就不应该再在相差仅二天的2016年2月12日欠工资30000元的《欠条》上再签字，但被告张朝木却既在朱菊珍起草的向王文良借款30000元的《借条》上签字后，又在朱菊珍起草的欠朱菊珍工资30000元的《欠条》上签字，可见被告答辩不符合常理。二、如果事实真如被告张朝木答辩仅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那么被告已经在朱菊珍起草的落款时间2016年2月9日借款30000元《借条》（即本案借条）上签字了，那么被告张朝木的儿媳妇张兰华不应当代张朝木再出具30000元的《借条》给朱菊珍，或者即使张兰华于2017年1月24日代被告张朝木出具给朱菊珍借款30000元《借条》后，被告张朝木应当采取措施向朱菊珍或向原告王文良追回其中的一份《借条》，但缺乏证据证明被告在2017年5月20日还款30000元之前曾采取措施追索其中一份《借条》，被告的做法不符合常理。三、张兰华是被告的儿媳妇，而且据被告讲，张兰华曾帮被告夫妻管理过仙居县朝林工艺品加工厂，在被告本人不在场情况下或在没有与被告张朝木本人沟通同意情况下，张兰华即代写《借条》给朱菊珍，不符合情理。被告辩称是朱菊珍骗取张兰华代写《借条》，该院不予采信。四、如果真如被告张朝木答辩被告只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没有向原告王文良借过款，那么在2017年5月20日被告归还朱菊珍借款30000元时，被告张朝木有机会要求朱菊珍夫妻归还被告本人出具的或者张兰华出具的所有的《欠条》和《借条》，或要求朱菊珍和王文良作出书面承诺被告及张兰华所写的所有《欠条》和《借条》全部作废，在朱菊珍和王文良没有作出书面承诺或归还全部债权凭证情况下，被告为了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应当暂时拒绝归还借款30000元。但被告张朝木却没有这样维护自已的权益，在朱菊珍仅归还张兰华代写的《借条》后，被告即归还给朱菊珍借款本金30000元，并由儿子张武代写4800元的利息《欠条》给朱菊珍。被告张朝木当时的行为不符合只有一笔借款的惯常做法。五、如果真没有向王文良借款，那么在张武代写4800元的《欠条》时，被告方本可以在利息《欠条》中注明张朝木以前出具的全部《借条》或《欠条》作废，但被告方没有注明。六、在朱菊珍诉被告张朝木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庭审过程中，被告张朝木曾要求朱菊珍归还《借条》原件属实，在审判人员讯问朱菊珍被告还有无欠朱菊珍资金？朱菊珍既有回答“欠我没有了，欠别个（家）人还有”，也有回答“欠我的没有了，欠别个（家）人的我不晓得”，被告张朝木理解“别家人”是其他家庭或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人，朱菊珍与王文良是夫妻，是一家人，认为朱菊珍讲不晓得别家人有没有是在讲谎话。该院认为，按仙居县的方言习惯，“别个人”或“别家人”既指别的家庭的人，也指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在审判员没有明确讯问被告有无向王文良借款未还的情况下，朱菊珍当时的回答属于既不承认被告向王文良借款也没有否认被告向王文良借款。综上，该院认为被告张朝木于2017年5月20日归还朱菊珍借款30000元是属于归还向朱菊珍的借款，与本案被告向王文良借款没有关联。原告王文良与被告张朝木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应当按《借条》约定归还借款30000元及其利息。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限被告张朝木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归还给原告王文良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2月9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5元，由被告张朝木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30000元借款是否真实。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王文良持有张朝木签名的本案《借条》向张朝木主张30000元借款。张朝木辩称，本案《借条》的签名属实，但此前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且已还清，按照农村风俗，张朝木不可能在正月初二出具《借条》，本案《借条》涉及的30000元借款与前述30000元借款、欠朱菊珍的30000元工资均系同一笔款项，即否认本案《借条》涉及的30000元借款的真实性。王文良述称，本案《借条》上的2016年2月9日实为2016年2月7日，即出具时间为2016年2月7日（农历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院认为，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载明2016年2月7日王文良取款90000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载明2016年2月8日王文良存款30000元、2016年2月8日王文良存款28000元，上述取款、存款的时间与本案《借条》载明的时间接近，且金额基本上能够对应，因此，王文良关于本案《借条》的出具时间存在笔误的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2016年2月12日张朝木向朱菊珍出具《借条》一份，张兰华于2017年1月24日代张朝木向朱菊珍出具《借条》一份，张武经张朝木同意于2017年5月20日向朱菊珍出具《欠条》一份，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张朝木此时曾向朱菊珍或王文良追索此前的任何一份《借条》。张朝木述称，2017年1月24日张兰华在张朝木未在场且未与张朝木沟通的情况下代张朝木向朱菊珍出具《借条》一份。但是，这一主张不符合情理且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如案件三笔金额均为30000元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即张朝木仅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未欠朱菊珍工资30000元，未向王文良借款30000元，张朝木已在本案《借条》上签字，不会在短短几天后的2016年2月12日的《欠条》上再次签字。如上述三笔款项系同一笔款项，2017年5月20日张朝木向朱菊珍归还借款30000元、张武代张朝木出具《欠条》时应会要求朱菊珍、王文良归还前面多余条子或要求对此前的全部条子作出处理，否则其应会暂时拒绝归还借款30000元。（2017）浙1024民初695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审判人员向朱菊珍询问张朝木还有无欠朱菊珍资金，朱菊珍既有回答“欠我没有了，欠别个（家）人还有”，也有回答“欠我的没有了，欠别个（家）人的我不晓得”。张朝木认为，“别家人”是其他家庭或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人，朱菊珍与王文良是夫妻，是一家人，认为朱菊珍讲不晓得别家人有没有是在讲谎话。本院认为，根据仙居县方言，“别个人”或“别家人”既指别的家庭的人，也指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在审判人员没有明确向朱菊珍询问张朝木有无向王文良借款未还的情况下，朱菊珍当时的回答属于既未承认也未否认张朝木向王文良借款。张朝木认为，（2017）浙1024民初695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朱菊珍代理人应贤申述称30000元借款本金已还清、本金在追回4800元利息时一并归还《借条》原件，朱菊珍未否认这一说法，应视为默认，该借条就是本案《借条》，而非2017年1月24日出具的《借条》，30000元本金按月利率1%计算到2017年5月20日利息只有1000余元，从2016年2月9日到2017年5月20日的利息与4800元接近。王文良辩称，张朝木向朱菊珍借款30000元后一直按时支付利息，于2016年年初开始起未再支付利息，经双方结算至2017年5月20日拖欠的利息为4800元。本院认为，张朝木曾分别向朱菊珍和王文良各出具《借条》一份，王文良2017年5月20日的《欠条》中的4800元利息作了合理解释，且张朝木并无证据证明朱菊珍收到张朝木归还的30000元借款时还给张朝木的《借条》就是本案《借条》，故对张朝木的这一说法依法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在立案程序方面虽有不当之处，但对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不构成影响。 综上所述，张朝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5元，由上诉人张朝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王晓婷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