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勇涛，男，汉族，1974年2月6日出生，住临颍县。委托代理人孙光辉，男，汉族，1973年12月4日出生，住临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恒，男，汉族，1969年12月13日出生，住临颍县。委托代理人王志，临颍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有恒，男，汉族，1980年10月1日出生，住临颍县。上诉人石勇涛因与被上诉人韦有恒、张军恒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颍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112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豫11民终1110民事裁定书，发回临颍县人民法院重审。临颍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豫1122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石勇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勇涛委托代理人孙光辉、被上诉人张军恒委托代理人王志、被上诉人韦有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勇涛上诉请求：1、撤销临颍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122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不服标的34229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2017年6月9日、2018年2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认定为有效合同，但却把该土地的发包方（孙朱村委会）视同为这两份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完全错误的。1、2017年6月9日，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注明发包方系二被上诉人，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也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并没有孙朱村委会的签字盖章，二被上诉人也未得到孙朱村委会的授权，孙朱村委会就不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孙朱村委会不能成为该合同的权利义务方。2、原审判决既然已认定2017年6月9日、2018年2月12日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为有效合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即为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双方，但原判决却将该合同权利义务方完全抛开，而将孙朱村委会和王玉兵、时银涛之间如何沟通进行赘述，并将他们双方作为该合同的权利义务方处理，毫无法律依据。二、孙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所做的笔录不真实，偏袒对方。1、2019年1月6日，孙朱村委会给张军恒出具的证明显示，孙朱村委会将后五年土地承包权转让给了王玉兵、韦有恒，但在2019年7月4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在调查孙朱村委会书记任水龙的笔录中又显示，该土地实际是租给了王玉兵、时银涛二人。同为孙朱村委会所出具的证明和笔录，却前后不一、自相矛盾。2、恳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张军恒系孙朱村村民，且张军恒的妻子是孙朱村妇联、村委成员。这也就不难看出，村委会证明及被调查人笔录所反映情况不是真实的。三、上诉人在本案中主体适格。1、上诉人主体适格。双方于2017年6月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后来补充协议书，有二被上诉人的签名，符合合同生效要件，合同应认定为真实有效。2、庭审时，韦有恒对这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张军恒虽不认可，但却对两份合同上面本人的签名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3、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款20多万元及协议的16万元协调款，因上诉人在郑州做生意，与韦有恒提前沟通后，委托好友时银涛、王玉兵将款项交付给韦有恒，韦有恒庭审时也认可此事，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也予以证实，这都证明上诉人是土地的承包人，主体适格。4、本案发生前，上诉人曾就该土地上的鱼塘养殖与他人发生合同纠纷《（2018）豫1122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仍然是石勇涛，经临颍县人民法院审理已判决，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这也足以证明，石勇涛主体是适格的。四、上诉人的损失是因二被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不应将过错转嫁给案外人王玉兵。1、石勇涛在与二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二被上诉人没有告知石勇涛土地不得转租的事情，导致后来孙朱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别人，这也是造成石勇涛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土地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原因，二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由此给石勇涛造成的各项损失。2、石勇涛与二被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让二被上诉人出面协调承包费等相关事宜，并支付了16万元的协调款，实际双方也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二被上诉人与村委会的协调结果，也直接决定了石勇涛还能不能承包的问题，而不是案外人王玉兵的一两句话。3、二被上诉人未将转包协议向孙朱村委会备案，也就是说孙朱村委会并不清楚二被上诉人将土地实际转包给了谁，这也说明，孙朱村委会在笔录中称从未见过石勇涛也是合情合理的。石勇涛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的相对方是二被上诉人，而不是孙朱村委会。五、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请求赔偿损失289145.5元，明显不公。一审庭审时，法庭并未明确向上诉人询问是否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只是在最后陈述阶段，法庭让上诉人说出具体的要求，因该案被发回重审，在第一次一审时，上诉人已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并按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缴纳了诉讼费，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289145.5元明显不公。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韦有恒、张军恒答辩称：一、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张军恒从未见过石勇涛，也没有收到上诉人的任何费用。二、上诉人所诉的各项损失与张军恒没有关系。三、张军恒将从孙朱村委会承包的土地转租给了韦有恒、王玉兵、时银涛，从没有将该土地转租给石勇涛。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石勇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89145.5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30日，张军恒、韦有恒与临颍县繁城回族镇孙朱村村委会（以下简称孙朱村委会）经协商，双方达成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孙朱村委会为（甲方）、被告韦有恒、张军恒为（乙方），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东北坡土地253亩发包给乙方，合同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期限为10.5年，承包费前5.5年（2013年3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每年700元/每亩，乙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不得拖延，后5年承包费每年800元/每亩，于2018年9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不得拖延。另外，合同第八条双方约定：不经甲方同意，乙方不能把承包的耕地转包给他人或第三方（除特殊情况外），合同期满后如不续承包，乙方应按合同前的承包耕地现状归还甲方。2017年6月9日，被告将所承包土地中的164亩转包给原告，双方约定自2017年6月5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期限为6.5年，承包费每年1000元/每亩，付款方式为2017年6月5日付24万元（2017年6月5日-2018年9月30日）；2018年9月付49.2万元（2018年9月30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9月付32.8万元（2021年9月30日-2023年9月3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支付给被告承包费24.6万元，2018年2月12日原、被告另经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给付被告协调费16万元（收款人为被告韦有恒），由被告与孙朱村委会协调2018年9月30日后的土地承包事项，内容包括将土地租赁费调至每年700元/每亩，每三年付一次土地租赁费；若被告未协调成功，原告有权将已付被告的16万元，作为自2018年9月30日后的土地承包款，按每年700元/每亩的价格折抵，直到折抵完为止。另查明，一、2018年10月份孙朱村委会以被告（含原告）未在约定期限内给付承包费为由，将该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二、2018年12月13日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在承包地种植的树木、大蒜、藕及附属物品的经济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该所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评估意见书确认原告的上述损失为449320元，鉴定费9000元。另查明，在和孙朱村委会协商承包土地的过程中，原告石勇涛承认其没有与孙朱村委会有关人员见过面，只是让朋友王玉冰和时银涛督促二被告和村委会协商承包土地的事情，被告张军恒也对原告石勇涛的主体资格不认可。另外，在本次庭审中，原告称转给被告韦有恒的16万元协调费是其转给王玉冰后，由王玉冰转给了韦有恒，但原告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将转账凭证提交法庭。再查明，2019年7月4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在调查孙朱村委会书记任水龙的笔录中显示，被告张军恒、韦有恒二人承包的土地到期后，其二人协调让王玉冰租这块地，实际上是租给王玉冰和时银涛二人，二人是合伙关系，后来因为一次交几年的承包费没有达成协议，王玉冰一直不签协议，不给孙朱村委会交承包费，责任在王玉冰。任水龙称没见过石勇涛，也不认识石勇涛。另外，原告在原审起诉时，请求的标的为449145.5元，在原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到502292元。但在本次审理过程中，被告韦有恒称已归还原告协调费8万元，原告对此认可，原告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表示要求被告归还协调费8万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89145.5元。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6月9日、2018年2月12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涉及的土地，发包方为孙朱村委会，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引起本案纠纷系被告张军恒与孙朱村委会协调后，孙朱村委会与王玉冰、时银涛之间因如何交纳承包费未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孙朱村委会将发包的土地收回，造成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但原告因此产生损失的责任不在本案二被告，其损失不是本案被告的行为所造成，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责任，所以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归还8万元协调费的请求，因此款由被告韦有恒收取，所以此款亦应该由韦有恒归还。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决定，判决：一、被告韦有恒应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石勇涛协调费8万元。二、驳回原告石勇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本案临颍县人民法院2019年4月4日作出（2018）豫112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一、解除石勇涛2017年6月9日、2018年2月12日与张军恒、韦有恒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二、韦有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石勇涛协调款16万元。三、张军恒、韦有恒互负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石勇涛损失342292元。张军恒、韦有恒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豫11民终11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临颍县人民法院（2018）豫1122民初3737号民事裁定；二、发回临颍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认为，双方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均未提起上诉，本院对该项判决内容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三项：一、关于石勇涛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张军恒称石勇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案涉土地实际承包人为王玉兵和时银涛，而土地承包协议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上显示，双方当事人分别为石勇涛和张军恒、韦有恒，石勇涛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2017年6月9日，石勇涛与张军恒、韦有恒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对承包土地的价款、期限及付款方式等进行明确约定，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8年2月12日，石勇涛对租赁土地费用的支付方式提出变更请求，张军恒、韦有恒让石勇涛给付16万元协调费，二人向孙朱村委会协商每亩土地的价格并变更支付方式。该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该补充协议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补充协议签订后，石勇涛依约支付16万元的协调费给韦有恒和张军恒后，石勇涛基于信赖在土地上进行投资，而韦有恒和张军恒不仅没有依补充合同的约定完成向孙朱村委会协调土地承包费的义务，孙朱村委会反而把土地另行承包给他人，造成本案上诉人石勇涛不能继续使用土地，造成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因此，本案韦有恒和张军恒因孙朱村委会把土地另行承包给他人，不能依约提供给石勇涛土地使用权，违反了与石勇涛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石勇涛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石勇涛在与韦有恒、张军恒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时，应尽到审慎审查对方有无土地转包权的义务，在未审查对方有无土地转包权的情况下与对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负次要责任。韦有恒、张军恒没有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对石勇涛不能继续使用土地造成损失，应负主要责任。双方在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对违约金及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没有约定，一审法院委托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对石勇涛承包土地损失进行了评估，评估意见书确认各项损失为449320元，鉴定费9000元。参照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的评估结果，张军恒、韦有恒应赔偿石勇涛损失[数额为（449320+9000）×60%]274992元。综合以上理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临颍县人民法院（2019）豫1122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张军恒、韦有恒互负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石勇涛损失274992元；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23元，由石勇涛承担3529元，张军恒、韦有恒承担5294元；二审诉讼费6434元，由上诉人石勇涛承担2574元，被上诉人韦有恒、张军恒承担38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三超审判员  刘光耀审判员  李 冲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吕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