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4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春英，女，196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可，山东睿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24层。法定代表人：高成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男，198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住西安市碑林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道远，女，198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灞桥区，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法定代表人：李晓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晋，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雨桥，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春英因与被上诉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3民初7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春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可与李敏，被上诉人长安信托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被上诉人光大银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晋与刘雨桥在线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春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杜春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长安信托、光大银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混淆了案件基本事实，逻辑混乱，适用法律错误，刻意免除长安信托、光大银行的责任，一审判决理由不能成立，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承诺函》均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而且不论山西楼俊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的《承诺函》是否具备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都不能否定信托文件中关于信托计划成立条件的约定。（二）一审判决中认定杜春英在签订信托合同时知道《承诺函》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系认定事实错误，混淆了长安信托、光大银行与杜春英的责任和义务。（三）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信托产品设计、信托计划成立条件的先天缺陷，长安信托将明知不能实现的条件作为成立条件，又在后面不明显处对风险进行说明，属于利用格式条款合同进行的欺诈行为。（四）长安信托公告称信托计划成立条件全部具备，杜春英不知其欺骗行为未提出异议并不代表杜春英认可长安信托的行为。二、一审判决对光大银行的认定明显避重就轻，完全没有考虑到光大银行在本案中的特殊作用，存在明显的漏判、错判。在长达几十页的判决中，涉及光大银行一方只有一句话即“因光大银行并非杜春英与长安信托信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杜春英在本案中基于合同之债权请求权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此判决是明显对光大银行的开脱，没有针对杜春英和长安信托提交的众多涉及光大银行的证据进行说明、认定，直接避而不谈，对光大银行在整个信托业务中的作用也绝口不提，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错误的将营业信托纠纷狭隘化，将营业信托业务简单视同为信托合同，据此免除了光大银行的责任是不正确的。（二）本案与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案件明显不同，光大银行对所有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均起到了主导作用，足以也应当对信托业务的后果承担责任。（三）一审判决对本次起诉的系列案件完全生搬硬套，判决书内容完全一致，没有考虑到每个个案中存在的差异性，统一免除光大银行的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仅就信托合同进行审理，但忽视了整个营业信托业务的其他环节中光大银行的责任，因而导致对整个信托业务的事实认定出现了重大遗漏。（五）作为营业信托计划的重要环节和当事人，光大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保管职责时，严重不尽职，使未成立的信托计划得以实行，而且是脱离了监管的实行，以致杜春英的损失不能得到救济。上述事实在一审庭审时均已举证并质证，但在一审判决书中却避而不谈，没有作出任何认定。三、本案为金融领域的重大热点案件，且案情清楚，法律关系清晰，一审判决罔顾基本的公平、正义，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更罔顾党和人民的利益，恳请二审法院考虑审判的社会效果和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保护杜春英的合法权益。补充上诉意见：一、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案件与本案基本案情及被告基本一致。根据该案民事判决书的裁判观点，本案应当综合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并非同时为商事主体的特点、结合《信托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实际情况，探求当事人的本意。该判决明确认为，判断涉案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1、结合商事信托特点和商事主体的特点，该判决明确认为，华电公司系专业投资机构，与本案的自然人投资者在决策、判断能力上有明显不同，应当相区分。2、结合签订信托合同时是否尽到必要审查义务。该判决认为华电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应当审查《承诺函》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情况，但自然人投资者显然不具备该能力，长安信托对此应承担相应责任。3、应当考虑未满足成立条件对投资者风险判断的影响。自然人投资者显然不具备专业的分析能力，如果得知信托成立条件的部分条款不能实现，必然会重新判断是否购买本信托产品。在本案中，杜春英为自然人，属于金融消费者，并非专业投资机构，缺乏通过长安信托设置的含义不明的合同条款和信托文件充分了解投资风险的能力，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也极低，应当受到特别的保护。长安信托未在合理范围内向本案投资者就信托计划相关股权和采矿权担保的情况作出特别的提示和说明，在本案投资者不具备审查并知晓案涉《承诺函》无法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之能力的情况下，违反信托合同关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成立条件的直接约定，径自宣布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成立并使用信托资金，给投资者带来不可承受的经济损失，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案件的案情基本一致，但主体性质截然相反，按照法治统一原则，应当作出相反的判决结果，认定案涉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未能成立。二、由于长安信托未向本案投资者作出必要说明且《信托合同》约定之成立条件并未成就的情况下，径自宣布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成立，本案投资者无法对《承诺函》未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及时知晓并作出合理判断。三、本案杜春英收取所谓的“信托收益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信托收益，而是长安信托为了继续欺骗投资人，用自己的信托报酬支付的，并不能视为以实际履行行为认可案涉的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成立。四、一审判决认定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成立时办不了采矿权抵押手续错误，按照杜春英证据八，2013年1月25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文件，只需要办理长期采矿权证就可以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手续，没有规定其他条件，按照杜春英提交的一审证据3第22页，楼俊集团下属三矿已经办理长期采矿权证，符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证明第二期和第三期信托计划成立时已经能够办理采矿权证的条件，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由此其判决结果也严重错误。杜春英被长安信托欺骗，一审判决认定第二、三期办不了采矿权，在补充证据的131、132页明确了恢复办理。按照杜春英提交的证据3第22页，长安信托提交的报告明确了三个矿的采矿权，杜春英证据27明确确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因此，证明本案第二、三期已经可以办理采矿权，一审判决错误。长安信托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杜春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杜春英对《信托合同》第十七条第（一）款所约定的“信托计划成立条件”理解错误。该条约定的本意是：获取了未来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的承诺即满足了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在信托计划成立之后，再对该承诺事项即采矿权抵押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该条款中所有对《承诺函》事项的约定，均应当做同样的理解。该款约定所确定的信托计划成立条件是指楼俊集团及三煤矿出具承诺，承诺的内容是：未来具备条件之后，为采矿权办理抵押登记。也就是说，采矿权抵押登记当下还不具备办理条件，这是双方都知道的。所谓“承诺”一词，本来就指向的是未来需要完成的事项，而不可能指代当下。所谓的“强制执行公证”，是指所承诺的具体事项即“采矿权抵押登记”在未来完成之后，为该抵押权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而不是说对《承诺函》本身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实际上，单方的《承诺函》是根本不能够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对此双方均是明知的。对于信托计划而言，只要获取了承诺，即满足了成立条件。抵押登记以及针对抵押登记的强制执行公证手续，均是信托计划成立之后的事项。杜春英将该条款刻意的曲解为需要对《承诺函》本身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这是错误的。二、《信托合同》中有专门针对“公证措施”的进一步解释，亦清楚的表明，第十七条第（一）项中有关《承诺函》本身不需要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信托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12条“公证措施”中，对所需办理的公证手续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受托人与股权收益权转让方、回购方、保证人及出质人应在公证处对《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及本信托计划涉及的其他合同及签署文件进行公证”，此处所述针对全部文件的公证并未强调必须全部都是“强制执行公证”，因为，并不是所有经过签署的文书都符合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更不是所有文件都必须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信托计划才能成立。该条文后续内容：“公证书赋予相关合同强制执行的效力”，《承诺函》系单方作出的，显然不属于合同。这进一步表明，需要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仅仅是“合同”，而不包括“承诺书”。三、无论是《承诺函》还是采矿权抵押登记，都属于在当下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事项，且各方对此明确知晓，不存在任何隐瞒。1、《承诺函》本身就属于法律规定不可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文件，并非长安信托“未办理”，这是本质的差别。而“法律规定”本身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但是，《承诺函》的内容是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手续，不属于“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范围，显然不能够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法律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任何人不能以“对法律不了解”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更加不存在“隐瞒法律”的可能，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公开的事实。据此，杜春英对于《承诺函》本身根本不可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是明知的。其在诉状中将《信托合同》第十七条第（一）项理解为“《承诺函》本身要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信托计划方可成立”是一种刻意的曲解，不符合缔约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2、长安信托在合同当中已明确告知“采矿权抵押登记暂不能实现”，且存在抵押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风险。《信托合同》第十五条“风险揭示”第（一）款第9项明确约定：由于煤矿技改尚未完成，因此《承诺函》中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时不能实现，未来还存在一定的抵押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操作风险。由此可见，对于抵押登记未来能否办理的问题，不存在任何的隐瞒。如前所述，“强制执行公证”是针对抵押权的，只有在抵押权登记手续未来成功办理之后，才能再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这些，都显然是属于信托计划成立之后在信托计划的执行阶段需要完成的事项。在信托计划的成立阶段，只要获取了未来办理的“承诺”，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就已经满足。 四、杜春英将《信托合同》第十七条第（一）项理解为必须对《承诺函》本身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会使双方的缔约目的均不能实现，这不可能是双方缔约时的原意。双方签署《信托合同》，就杜春英而言，是希望借助信托投资而实现投资收益；就长安信托而言，是希望借信托计划的执行获取报酬。这是双方在《信托合同》中最基本、最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无非是为双方实现这一基本目的服务，不可能出现反过来与该合同目的本身相冲突的条款。本案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要想实现该合同目的，都必须基于信托计划成立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在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中，不可能含有必然导致信托计划不成立的事项。但是，如前所述，《承诺函》本身是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且双方对此均是明知的。如果将第十七条第（一）项强行理解为“《承诺函》本身必须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信托计划方可成立”，则意味着双方设定了一个使信托计划根本无法成立的前置条件。那双方缔结《信托合同》的意义何在？因此，这种理解方式不可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就不可能是合同条款的原意。对于合同的理解不能脱离文义，但是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其逻辑性、合理性以及与合同目的关联性。如果对于合同条文竟然解释出了必然导致双方合同目的皆不能实现的条款，那么只能说这种解释本身是错误和扭曲的。五、《信托合同》第十七条明确约定第一期到第i期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均相同。在第一期信托计划成立时并没有对采矿权抵押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第一期信托计划也宣告成立了，所以，在信托计划中是否对采矿权抵押进行“强制执行公证”并不影响信托计划的成立。对于这一事实杜春英是明知的。《信托合同》第十七条“信托成立、变更和终止”第（一）项第2款明确约定了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均获满足之日受托人才能宣布信托计划成立。在杜春英签署的《信托合同》及《信托合同》之后所附的《知情函》中，已经被明确告知：杜春英参与的是信托计划的第第二、三期，在此之前，信托计划第一、二期已依法宣告成立。这就说明早在杜春英签署本案《信托合同》之前，信托计划第一成立时所办理的所有手续已经满足了信托计划成立的全部条件，而在第一期信托计划成立时采矿权抵押也尚未登记（合同条款中同样有明确的“抵押权尚未办理登记”的约定，且第二、三期期《信托合同》此处条款约定完全相同），更加没有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信托计划依旧成立了，杜春英对上述事实均是明知的。由此可以推知，无论是采矿权抵押进行抵押登记，还是对抵押权本身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均不是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而是信托计划成立之后需要办理的事项。对于这些约定，杜春英是在明知且认可的情况下方才签署《信托合同》的。如今杜春英在几年之后又否认知晓上述条款，甚至否认上述理解方式，突然提出“信托计划未成立”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六、本案所涉“信托计划”的延期兑付是基于煤炭价格下跌的市场原因、企业重整导致的，属于典型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应当由作为投资人的杜春英自负。长安信托不应当承担基于此产生的任何责任。杜春英所诉请的“信托计划不成立”，不过是在市场风险出现之后，为了实现其转嫁风险、收回投资的目的，而对《信托合同》所做的一种刻意的曲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综上，杜春英所投资的信托计划已经依法成立，杜春英的起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光大银行辩称：一、光大银行依据与长安信托签订的《资金代收代付协议》约定，履行的是信托资金代理收付业务。杜春英与长安信托之间关于履行信托合同所产生的纠纷，与光大银行无关。二、杜春英一审的诉讼请求，是信托计划不成立依据信托合同约定返还信托投资本息，此系营业信托纠纷合同之诉。三、杜春英一审当庭回答是基于合同之债权请求权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依照信托法和信托合同约定，光大银行不是信托当事人，不是信托合同的主体，依据合同法第8条之规定，本案原审判决正确。四、杜春英根据信托合同约定要求长安信托返还投资本息，而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是所谓的违规侵权之诉，依据合同法第122条规定，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五、本案信托计划项目是由长安信托负责项目选择、开发、设计、尽职调查、报银监局审批、信托计划运营、管理等均是长安信托负责，与光大银行无关。六、本案的《投资人声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等诸多文件均向杜春英作出了充分的投资信托计划的风险揭示内容。特别是《认购风险申明书》内容，完全来源于2009年银监会《信托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的具体的风险揭示内容，属于法定告知说明义务；且该办法第11条还规定：“委托人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即表明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所有的信托计划文件，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七、杜春英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均已承认、自认与长安信托签订了《信托合同》等文件，且提交了手里自2013年起就一直持有的《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和《信托合同》等原件供质证核对，且信托资金认购款亦是从杜春英名下银行卡划款给信托公司的。现在提出信托合同等文件不是本人签字想否认信托合同关系、不知悉信托风险等主张，不能成立。八、退一步说，无论杜春英是先签订信托合同后支付认购资金，还是先支付认购资金后签订信托合同，均不影响杜春英对信托计划风险的认知，也不影响杜春英后续的决策，即决策是否继续签订、继续履行信托合同的意思表示。九、杜春英代理律师，参与了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其针对光大银行提交的大部分证据均是复印复制件，或是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杜春英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十、长安信托发出《划款指令》，光大银行按照《划款指令》内容划拨信托资金，符合《保管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且杜春英提交《保管协议》作为其证据，应视为杜春英已认同《保管协议》载明的内容：光大银行对执行长安信托指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信托计划项目及内容违反规定所造成的后果由长安信托负责承担，与光大银行无关。十一、光大银行不对信托计划项目进行监管，仅对信托资金代理收付业务。而本案《监管合同》中，光大银行仅是对楼俊集团等公司“煤炭销售收入的10%资金”的资金监管账户进行监管。但自始至终《监管合同》的监管账户未归集过资金，光大银行对从未划入过资金的账户不可能进行账户监管，光大银行没有任何过错。十二、信托合同第十五条第（一）9款特别明确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承诺函》中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不能实现”，不具备办理抵押及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且未来也存在办理不成的风险。十三、在信托计划履行的4、5年期间，长安信托发布15份《季度管理报告》、14份《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信息，并告知担保措施采取和实施情况，杜春英一直未提异议，且收取信托利益。杜春英已认可信托计划成立、信托合同已生效并履行的事实。双方合同主体也已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履行合同和变更了合同的相应条款内容。十四、信托是一项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信托法第8条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十五、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信托意图和信托目的，以及信托计划已实际履行了4、5年的事实，依据合同法第125条规定，根据信托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信托计划已成立，适用法律正确。十六、《信托合同》第七条约定，信托计划有未收款项或未变现信托财产的，信托计划延期。长安信托2015年第2号、第3号《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已发布了延期公告。目前本案信托计划处于延期中，信托合同处于履行中，信托财产处于变现中，长安信托已为杜春英申报债权已得到山西吕梁中院的确认。十七、即使有长安信托未尽信托合同履行义务，隐瞒信托条件不成就而宣布信托计划成立的情形，杜春英也应向长安信托主张损失。十八、退一步说，光大银行没有实施杜春英所谓的侵权行为，杜春英也没有证据证明光大银行存在所谓的侵权行为。十九、即使杜春英存在信托计划投资损失，与光大银行的资金代收代付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杜春英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高净值群体，光大银行不承担杜春英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二十、长安信托已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告知说明义务，该信息披露和告知说明义务不影响信托计划的成立。二十一、杜春英提及的（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相反，2020年1月20日收到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797号、805号二审判决，以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申734号再审裁定，才是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同一批案件。二十二、退一步说，杜春英提及的长安信托未尽职履责、未审慎审查等，与本案争议的信托计划是否成立不属同一法律问题。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杜春英对光大银行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安信托向杜春英支付如下款项：（1）长安信托向杜春英支付2015年3月20日应分配的投资本金570万元及投资收益541500元，并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长安信托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赔偿杜春英损失（暂计至2016年7月26日的对应损失为414323.31元，自2016年7月27日至长安信托实际付款日的损失另行计算）；（2）长安信托向杜春英支付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长安信托实际付款之日止以57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投资收益（自2015年3月21日起暂计至2016年7月26日的投资收益为714602.46元，自2016年7月27日至长安信托实际付款日的损失另行计算）；2、长安信托向杜春英赔偿律师费、交通费、通讯费等损失5万元；3、长安信托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杜春英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内容为：根据长安信托出具的《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第八条第（一）款第5项的说明以及杜春英与长安信托签订的《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约定，只有在山西楼俊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已经给长安信托出具了《承诺函》并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信托计划才可以成立。信托计划不符合成立条件的，信托计划不成立，长安信托应当在推介期结束后15个工作日返还申请人缴付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杜春英起诉后，根据长安信托2017年3月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过程中提交的有关证据，其并未办理上述《承诺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因此，本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并未满足，信托计划不成立。长安信托依法应当按照约定返还申请的款项及相应的利息，并应当赔偿申请人的损失。故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长安信托向杜春英支付如下款项：（1）长安信托向杜春英返还应于2013年3月28日返还给杜春英的本金570万元以及自2013年3月4日起至2013年3月28日止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1311.78元。（2）长安信托向杜春英支付自2013年3月29日起至其长安信托实际付款之日止以570万元为基数按照9.5%/年的比例或者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损失（自2013年3月29日起暂计至2017年3月22日的损失为1615598.63元（已扣除长安信托已付款），自2017年3月23日至实际付款日的损失另行计算）。2、长安信托向杜春英赔偿律师费、交通费、通讯费等损失5万元；3、长安信托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另，杜春英称本案信托计划的合同是由光大银行利用其所掌握的客户资源和信息通过光大银行理财业务员，在光大银行的经营场所向申请人推销的金融产品。在该产品销售过程中，光大银行业务员通过光大银行印制的产品资料和口头表述强调该产品的收益保证和资金安全，骗取了杜春英的信任与之签约。签约前，光大银行业务员利用申请人缺乏金融知识，而不披露风险和尽调情况，隐瞒了合同中有强制执行效力保证性承诺并未实际履行的事实。并在推销过程中诱导杜春英投资。鉴于光大银行行为超越了代理身份，且存在约定收益外的潜在利益，要求追加光大银行为本案共同被告。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9日，长安信托（受让方）与楼俊集团的自然人股东郭某某（转让方及回购方）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长安信托拟设立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以该信托计划项下资金受让郭某某所持有的楼俊集团30%股权的收益权。转让总价款暂定为信托计划总募集资金(不超过120000万元)的30%/65%，约为55385万元，实际转让价款以信托计划实际募集的资金数额为准。若信托计划不成立,则合同自动解除，合同各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协议第4.1条约定：长安信托在满足如下条件时，方才向郭某某支付转让价款：1、信托计划已经成立，且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4亿元；2、本合同已经有效签署并已经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手续；3、楼俊集团及下属三家煤矿已向长安信托出具了长安信托认可的《承诺函》；4、长安信托与郭某某、泰某某投资的《股权质押合同》均已经有效签署并已根据《股权质押合同》的规定办理完毕质押登记和强制执行公证手续；5、长安信托与山西汇丰兴业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及邢利斌、李某某夫妇的《保证合同》均已有效签署，并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手续；6、泰某某投资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当其另外持有的楼俊集团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质押给长安信托；7、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某投资）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长安信托（受让方）与楼俊集团法人股东山西泰某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方，以下简称联盛能源）、联盛能源（回购方）签订了同类型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长安信托以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约64615万元受让泰某某投资持有的楼俊集团35%股权的收益权，回购义务方为联盛能源。其余主要内容与前述长安信托同郭某某签署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相同。同日，郭某某（出质人）、泰某某投资（出质人）分别与长安信托（质权人）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前述《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中楼俊集团65%的股权出质给长安信托，后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山西汇丰兴业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邢利斌和李某某夫妇，分别与长安信托签署《保证合同》，就前述两份《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为债务人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10月8日，上述合同当事人向西安市公证处申请赋予前述《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两份）、《股权质押合同》（两份）、《保证合同》（四份）强制执行效力。西安市公证处出具了(2012)西证经字第9694号《公证书》,赋予上述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同日,楼俊集团向长安信托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同意将下属三矿采矿权抵押给长安信托；泰某某投资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其持有的楼俊集团35%已出质股权解除质押后，质押给长安信托；联盛能源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履行回购义务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其名下采矿权达到抵押条件时立即抵押给长安信托，为长安信托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其名下采矿权达到抵押条件时立即抵押给长安信托，为长安信托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其名下采矿权达到抵押条件时立即抵押给长安信托，为长安信托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2012年10月12日，西安市公证处公证证明上述共计6份《承诺函》上的相应印鉴属实，并分别出具了6份《公证书》。2012年11月9日,长安信托与光大银行太原分行签署了《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议》,委托光大银行太原分行作为信托计划的账户保管人,保管信托资金。同日,长安信托与楼俊集团、光大银行太原分行南内环街支行、郭某某、联盛能源签署了《监管合同》,约定在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南内环街支行开设以“楼俊集团”为户名的资金监管账户,委托银行监督楼俊集团按照约定使用资金,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资金支付申请银行应当拒付。此后，杜春英和长安信托签署了系列文件，包括《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其中，《信托计划说明书》作出重要提示：1、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信托单位前应当认真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其他信托文件；2、投资者符合信托文件规定的认购资格时，方可以认购信托单位；投资者认购信托单位，即视为已同意承受信托文件规定的各项风险；3、受托人管理的其他信托计划的业绩并不构成本信托的业绩表现保证；信托计划的既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业绩；4、受托人将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但并不保证投资于信托计划无风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信托计划说明书》显示信托计划名称为：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为长安信托，保管人为光大银行太原分行，推介机构为长安信托，信托期限从第一期信托成立至第N期信托期满24个月之日止，信托计划每期期限均为24个月，第一期成立之日即为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根据信托文件约定本信托计划可以提前终止或延期。信托资金运用为受让泰某某投资、郭某某持有的楼俊集团65%股权的股权收益权，信托单位面值为1元，发行规模为信托单位募集资金不超过120000万元，分期发行募集。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投资者数量为认购资金不满300万元的个人投资者不超过50人，机构投资者和单笔认购资金300万元以上的个人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预期年收益率9.5%。该《信托计划说明书》共十五条，其中第五条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三）信托计划规模中载明，本信托计划的总规模预计不超过12亿元,分期发行募集,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计划实际情况,调整信托发行计划,并调整信托计划成立规模。全体委托人一致同意,受托人按照本规定调整信托计划发行计划及每期信托成立规模不需要召开受益人大会。投资者认购起点为100万元,每份信托单位为1元。本次发行的为信托计划第二期。信托计划第一期募集资金20000万元,已经成立；（四）信托计划期限中载明，1、信托计划期限从第一期信托成立至第N期信托期满24个月之日止,信托计划每期期限均为【24】个月,第一期成立之日即为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根据信托文件约定本信托计划可以提前终止或延期；2、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时,信托财产有任何应收未收款项或有任何信托财产未能变现的,信托计划延期至受托人收到全部应收未收款项或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止。第八条（一）信托单位的发行第5项信托计划的成立中规定：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信托计划成立:（1）第一期信托发行资金达到最低募集资金额；(2)受托人已与股权收益权转让方分别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并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3)《股权质押合同》已有效签署,并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和强制执行公证手续；(4)《保证合同》已有效签署,并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手续；(5)楼俊集团及其下属三家煤矿已经就采矿权抵押出具了受托人认可的《承诺函》并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6)泰某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其持有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质押给受托人,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7)联盛能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8)本信托计划的推介期限届满。第6项第ｉ期信托成立条件：(1)本条约定信托计划成立条件得到持续、完全满足；(2)第i期信托募集资金达到最低募集金额。信托计划成立日由受托人确定并在受托人网站上公布。信托计划不符合成立条件的,受托人将于推介期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返还委托人已缴付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由此产生的相关债务和费用，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承担；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前述款项及利息之后，受托人就本合同所列事项免除一切相关责任。第十五条备查文件列明:1、《信托合同》2、《保管协议》;3、《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4、《股权质押合同》;5、《保证合同》; 6、《法律意见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主要内容为：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贵司加入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您/贵司签署《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风险申明书》(以下简称“《认购风险申明书》”)前,请仔细阅读《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及《认购风险申明书》(以下统称“信托文件”)的具体内容。长安信托作为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特别提示:一、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二、投资者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三、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因违背信托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四、投资者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即表明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所有的信托文件,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本人/我司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所有信托文件，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因此自愿认购信托单位570万份。《信托合同》主要内容为：一、前言；信托合同是规定信托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基本法律文件,其他与本信托相关的涉及信托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任何文件或表述，均以《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自签署《信托合同》,交付认购资金，于信托成立之日起即成为本信托的受益人。二、定义和解释；三、信托目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认购信托单位并交付认购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将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泰某某投资及自然人郭某某合法持有的楼俊集团合计65%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以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形成的收入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四、受托人、保管人的名称及住所；五、信托资金的币种和金额；六、信托计划规模：本信托计划的总规模预计不超过12亿元,分期发行募集,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计划实际情况,调整信托发行计划,并调整信托计划成立规模。全体委托人一致同意,受托人按照本规定调整信托计划发行计划及每期信托成立规模不需要召开受益人大会。投资者认购起点为100万元,每份信托单位为1元。本次发行的为信托计划第二期。信托计划第一期募集资金20000万元，已经成立；七、信托计划期限，信托计划期限从第一期信托成立至第N期信托期满24个月之日止，信托计划每期期限均为24个月，第一期成立之日即为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根据信托文件约定本信托计划可以提前终止或延期；八、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一)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信托计划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受让股权收益权转让方持有的楼俊集团6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的收益权。1、受托人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规定,以信托资金【受让股权收益权转让方】持有的【楼俊集团】65%股权的收益权。2、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标的股权收益权的转让价格不超过120000万元。3、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由股权收益权回购方到期溢价回购受托人持有的标的股权的股权收益权。4、信托计划期限内,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拆放、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及受托人发行的其他信托产品。 (二)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1、受托人将发行每期信托募集的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标的股权的股权收益权,受托人与郭某某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郭某某将其持有的楼俊集团30%股权的收益权转让给受托人,在回购期限内郭某某溢价回购其所转让的股权收益权;受托人与泰某某投资、联盛能源投资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泰某某投资将其持有的楼俊集团35%的股权收益权转让给受托人,并由联盛能源投资在回购期限内溢价回购泰某某投资所转让的股权收益权,股权收益权转让方收到受托人支付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的同时,需将收到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以股东借款的形式交付楼俊集团,楼俊集团将借款用于缴付资源价款、矿井技改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2、担保措施。(1)受托人与郭某某、泰某某投资分别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郭某某持有的楼俊集团30%的股权质押给受托人,将泰某某投资持有的楼俊集团35%的股权质押给受托人,为郭某某、联盛能源投资的股权收益权回购义务提供质押担保。(2)泰某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其持有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的10-15个工作日内,质押给受托人。(3)联盛能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4)受托人与汇丰兴业、离柳焦煤和中阳钢铁及邢利斌、李某某夫妇分别签署《保证合同》,为股权收益权回购方的股权收益权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5)楼俊集团向受托人出具以下内容的承诺：(a)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4#-10#矿区的采矿权(采矿权证号码:C14XXXXXXXXXXXXXXXXXXXX)和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4#一9#矿区的采矿权(采矿权号码:C1400002009111220042943)目前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权、优先权及其他第三人权利。(b)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4#一9#矿区的采矿权(采矿权证号码:C14XXXXXXXXXXXXXXXXXXXX)除已口头承诺抵押给吕梁市离市区XX社外,该采矿权未再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抵押权、优先权及其他第三人权利。(c)楼俊集团控股的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权在达到抵押条件后1个月内抵押给受托人。(d)将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4#一9#矿区的采矿权(采矿权证号码C14XXXXXXXXXXXXXXXXXXXX)为受托人设定第一顺位的抵押权。(e)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4#一10#矿区的采矿权(采矿权证号码:C14XXXXXXXXXXXXXXXXXXXX)和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4#一9#矿区的采矿权(采矿权号码:C1400002009111220042943)抵押给受托人,为受托人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除此之外不在该采矿权上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权、优先权及其他第三人权利。6、信托期限内,受托人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规定向回购方收取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7、受托人、楼俊集团与监管银行签订《监管合同》(编号:信集楼俊监管1225467)。楼俊集团在受托人指定的监管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监管银行对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确保信托资金按照约定用途使用。8、楼俊集团及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于每月初10个工作日前向受托人汇报上月企业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技改进程、技改资金使用情况、煤矿证件办理进程、财务报表及生产经营数据)。9、楼俊集团及下属煤矿企业对外融资、重大投资等影响信托权益事项需提前告知受托人,并征得受托人同意。10、信托计划成立后满6个月后,楼俊集团将其及其下属“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3家煤业公司每月煤炭销售金额10%的资金划入资金监管专户,每期信托计划届满时作为回购款的一部分划入信托专户。11、保证金归集。本信托计划每一期期限届满前3个月,联盛能源、郭某某及其关联方根据以下要求向一般户(该账户由楼俊集团开立,在银行印鉴加盖信托经理私章一枚)归集保证金,该账户的保证金优先用于支付标的股权收益权回购款：1）每一期期限届满前3个月之日归集保证金总额应达到本期信托资金规模(指本金)的20%；2)每一期期限届满前2个月之日归集保证金总额应达到本期信托资金规模(指本金)的30%；3)每一期期限届满前1个月之日归集保证金总额应达到本期信托资金规模(指本金)的50%。12、公证措施。受托人与股权收益权转让方、回购方、保证人及出质人应在公证处对《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及本信托计划涉及的其他合同及签署文件进行公证,公证书赋予相关合同强制执行的效力。股权收益权转让方、回购方、出质人及保证人发生合同规定的违约事件的,受托人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3、信托计划期限内,回购方未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规定支付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的,则受托人有权采取如下一项或数项措施：(1)要求回购方支付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并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2)依据《股权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处置质押物；（3)依据《保证合同》的约定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4)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5)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向第三方转让标的股权收益权。 (三)信托财产管理内容的变更；九、信托的管理;十、信托的核算;十一、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十二、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十三、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十四、受益人大会;十五、风险揭示。(一)风险揭示：1、政策风险。煤炭行业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影响较大,且相关政策根据某些突发事件会做出较大和较严格的调整,对煤炭生产企业的经营影响较大。信托期限内如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生产能力要求,提高安全生产要求,税费政策改革等,可能会对相关主体的资金投入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信托利益。2、市场风险。煤炭行业作为大宗商品行业,其价格波动较为频繁和剧烈,煤炭生产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股权收益权回购义务人可能因此对其回购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信托利益的实现。3、安全生产风险。煤炭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为煤矿安全生产风险。由于本信托计划的回购方及最终用款单位从事地下煤炭开采作业,直接受到瓦斯爆炸、煤尘爆炸、煤与瓦斯突出、透水事故、矿井失火、炸药爆炸顶板塌方等七大类灾害的威胁,存在安全生产风险。一旦发生事故,相关主体将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并有可能面临刑事、行政处罚,包括但不限于停产整顿、罚款等,进而可能对信托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4、经营风险。股权收益权回购方的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将直接影响本信托计划受益人的收益。回购方主要从事煤炭业务,受宏观经济状况、产业政策及政府管制影响较大,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若因回购方的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影响信托资金的按时收回。5、利率风险。信托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利率管理机构调整基准利率的,可能造成受益人的实际收益水平相对下降。6、信用风险。因股权收益权回购方不能或者不愿按约定及时足额履行其回购股权收益权义务的,将对信托财产收益产生较大影响。7、管理风险。在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可能发生信托资金运用部门、信托资金托管部门因所获取的信息不全或存在误差,对经济形势等判断有误,影响信托财产的收益。8、技改完成风险。技改进度可能因资金不到位或验收不合格等原因造成拖延,从而无法领取相关证照,进而影响股权收益权回购方等的未来生产和销售,进而可能影响信托利益的实现。9、采矿权抵押及实现风险。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满足采矿权抵押条件后,将采矿权抵押给受托人。由于楼俊集团所属煤矿技改尚未完成,根据山西省政府的相关规定,《承诺函》中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不能实现；同时楼俊集团在与吕梁市离市区XX社的10亿元长期贷款业务中,已口头承诺将泰业煤矿的采矿权作抵押,因此存在一定抵押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操作风险。若采矿权抵押办理完成,在股权收益权回购方未及时足额履行股权收益权回购义务时,受托人可能根据相关约定依法行使抵押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矿权抵押变现需要一定的资质与条件,届时采矿权存在无法及时变现或者不能变现的风险。10、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直接或间接因受托人所不能控制的情况、环境导致受托人延迟或未能履行信托合同规定的义务,或因前述情况、环境直接或间接导致信托财产损失的风险。该等情况、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限制、电子或机械设备或通讯线路失灵、电话或其它接收系统出现问题、盗窃、战争、罢工、社会骚乱、恐怖活动、自然灾害等。(二)风险承担：1、受托人依据本合同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2、受托人因违背本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3、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财产的最低收益；十六、新受托人的选任;十七、信托成立、变更和终止。(一)信托成立:1、本期信托计划的推介期自【】年【】月【】日至【】年【】月【】日。2、信托计划在如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由受托人宣布成立:(1)第一期信托发行资金达到最低募集资金额;(2)受托人已与股权收益权转让方分别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并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3)《股权质押合同》已有效签署,并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和强制执行公证手续;(4)《保证合同》已有效签署,并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手续;(5)楼俊集团及其下属三家煤矿已经就采矿权抵押出具了受托人认可的《承诺函》并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6)泰某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其持有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质押给受托人,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7)联盛能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8)本信托计划的推介期限届满。(二)信托变更。（三)信托终止;十八、信托的清算;十九、违约责任;二十、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二十ー、其他事项。(一)合同组成,信托计划说明书与认购风险申明书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和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规定的,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认购风险申明书为准，如果本合同与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认购风险申明书所规定的内容冲突,优先适用本合同；二十二、填写事项等内容。2013年2月，长安信托（甲方）与光大银行（乙方）签订《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代收代付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本信托计划发行期间代理甲方向信托计划委托人收取委托资金。甲方委托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分配清单负责本信托计划项下委托人的信托收益、信托资产现金分配的划转。按照甲方提供的信托文件的内容，向甲方推荐合格投资者。2013年3月4日，杜春英通过光大银行向长安信托银行账号汇款570万元。此后，长安信托也向杜春英支付了部分信托收益分配款。另，2012年11月16日，长安信托在其网站公告称第一期信托计划宣告成立。2013年2月8日，长安信托在其网站公告称第二期信托计划宣告成立。2013年3月8日，长安信托在其网站公告称第三期信托计划于2013年3月7日宣告成立。长安信托在信托计划开始运行之后,按照合同约定陆续以公告方式披露信托计划的执行情况。其中，在2013年1月25日信托计划宣告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2012年第4季度公告》称:尊敬的委托人、受益人:信托计划已于2012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现已运行2个月,现将本季度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及收益情况报告如下：一、信托项目基本信息。二、信托资金的保管。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收益及收益分配情况。1、信托资金使用情况。受托人于信托成立日将信托资金全部用于受让泰某某投资持有的楼俊集团35%股权收益权及自然人郭某某持有的楼俊集团30%股权收益权。信托资金用途为补充楼俊集团下属煤矿技改资金、缴纳资源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在担保措施中,除郭某某持有的35%、泰某某投资持有的35%已质押之外,泰某某投资承诺,其另外持有的35%楼俊集团已出质股权将在解除质押后立即质押给长安信托;楼俊集团下属三煤矿(泰某某投资、担炭沟煤业、赵家庄煤业)承诺在满足采矿权抵押条件后,将采矿权抵押给长安信托等信托执行情况内容。此后,长安信托按季度发布信息披露公告。庭审中，杜春英称光大银行作为承销人作出了足以误导出资人购买的虚假宣传、规避风险行为，作为监管人、审批人因其未履行监管审批义务，应对出资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权依据为合同之债债权请求权。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杜春英与长安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杜春英与长安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等一系列信托文件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双方对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信托计划”已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各方诉争的《信托合同》第十七条（一）第2项中的第（5）、（6）、（7）中的《承诺函》本身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上述《承诺函》并非以给付货币、物品或有价证券为内容。另，《承诺函》是一种诺成行为，本身没有相应对价，不符合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他的对价在于承诺的内容，只有承诺的内容在具备条件时才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因此本案《承诺函》本身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第二、双方在签约时，对《承诺函》不能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是知晓的。首先，《信托合同》第十五条（一）风险揭示9、采矿权抵押及实现风险。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满足采矿权抵押条件后，将采矿权抵押给受托人。由于楼俊集团所属煤矿技改尚未完成，根据山西省政府的相关规定，《承诺函》中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不能实现；同时楼俊集团在与吕梁市离市区XX社的10亿元长期贷款业务中已口头承诺将泰业煤矿的采矿权作抵押，因此存在一定抵押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操作风险。前述风险揭示条款表明，杜春英对签约时采矿权抵押《承诺函》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是知晓的。另，《信托合同》第八条（二）第2项担保措施（5）（c）的表述为三家公司名下的采矿权在达到抵押条件后1个月内抵押给受托人，亦表明杜春英对签约时采矿权抵押《承诺函》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是知晓的；其次，《信托合同》第十七条（一）第2项中的第（6）约定，泰某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其持有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质押给受托人，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该条内容明确说明杜春英知晓签约时该股权已经质押他人，只有后期解除质押后才能质押给长安信托。后述“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显然是和前面的条件是矛盾的，已经质押他人，则无法办理完毕。因此，对该《承诺函》当时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是无法实现的；再次，《信托合同》第十七条（一）第2项中的第（7）约定的“联盛能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且《承诺函》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该《承诺函》承诺的回购义务，是一种双方交易行为，而不是一种单方付款行为，承诺的内容当中也没有具体的财产数额，执行机关无法对其不回购的行为强制执行要求其回购，只有承诺了一定对价才能够强制执行，因此，该《承诺函》亦不符合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因此，尽管(5)、(6)、(7)有“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的表述，但杜春英在签约时明知不能办理，特别是在长安信托设立该信托计划时，向股权出让人支付资金约定的(5)、(6)、(7)条件明确约定的是只出具《承诺函》，而没有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要求，而对其他能够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条件的均约定的是并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手续。纵观整个信托文件的内容，签订《信托合同》当下办理完毕(5)、(6)、(7)的强制执行公证手续的表述,在缔约时双方应该知道是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第三、2012年11月16日、2013年2月8日、2013年3月8日，长安信托分别在其网站公告称第一、二、三期信托计划宣告成立。长安信托在其网站公告信托计划成立的方式符合合同约定。长安信托公告信托计划成立后，杜春英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第四、本案信托计划成立后, 长安信托也向杜春英支付了部分信托收益分配款，并按合同约定定期披露信托计划执行情况。杜春英对收到的款项没有异议，也从未提出信托计划不成立的意见，双方以实际行为履行了《信托合同》。因此，在上述《承诺函》本身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且杜春英签约时知晓《承诺函》不能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的情形下，长安信托公告信托计划成立后，杜春英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正常领取了长安信托支付的信托收益分配款，说明信托计划已经成立，《信托合同》得以履行。故杜春英现主张信托计划不成立，既与事实不符，亦有悖于诚信。综上，本案信托计划已经成立。杜春英基于信托计划不成立要求长安信托、光大银行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因光大银行并非杜春英与长安信托信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杜春英在本案中基于合同之债债权请求权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春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3743元，由杜春英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杜春英提交以下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民终78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华电公司为专业投资机构，杜春英则不同，杜春英为自然人，属于金融消费者，并非专业投资机构，缺乏通过长安信托设置的含义不明的合同条款和信托文件充分了解投资风险的能力，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也极低，应当受到特别的保护。2、与华电公司不同，长安信托从未将第二期信托计划和第三期信托计划不具备成立条件的事实告知杜春英，一直在欺骗和隐瞒杜春英。3、与华电公司案件中的信托计划说明书不同，本案中长安信托提供给杜春英的信托计划说明书备查文件中并无《承诺函》，证明长安信托在本案中故意欺负、欺骗和隐瞒杜春英这样的金融消费者，根本就是在故意不让杜春英了解真实情况。长安信托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华电公司起诉的案件与本案诉讼没有关联性，华电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该判决认为与本案的当事人不同，缺乏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证据。对第一项证明目的不认可，信托合同第二条对于投资者的条件进行了约定，在认购风险申明书第一条特别提示明确，信托计划具有一定风险，适合风险评估能力较强的投资者，这些文件都是杜春英签署过的，因此，本案投资者无论是自然人或是机构在签署时都已经确认了其是可以识别判断信托风险的。该判决中只是提及了华电公司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和识别能力，并未提及自然人不具有投资能力。对第二、三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信托计划成立不存在长安信托隐瞒的情况，依据信托合同第17条的规定，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是本案争议的，只要对方看到信托计划的全文就已经满足了已知的条件。光大银行质证意见为：杜春英提交的该判决不属于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审查的内容与本案也无关。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明内容就无从谈起，请法庭不采纳该证据。恰恰相反，与本案有关联的生效判决很多，其中有一位当事人已经申请再审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判决书光大银行是在2020年1月份收到的，结果是与本案有关联性的。杜春英的第二、三项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核心思想是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收取了信托收益等等，认定信托计划的成立，也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长安信托、光大银行未提交新证据。对于杜春英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判决书与本案当事人不同，从该判决书中无法得出杜春英作为自然人投资人缺乏通过对信托合同条款和信托文件充分了解投资风险的能力的事实，亦无法说明长安信托存在故意欺负、欺骗和隐瞒的事实。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华电公司与长安信托订立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经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780号终审判决认定信托计划已经成立。案涉信托计划分三期发行募集，且分期成立。二审庭审中，长安信托表示案涉信托计划虽然期满但是处于延期的状态。《信托计划说明书》第十二条（三）信息披露形式约定：受托人在有关信息披露事项的报告、报表或通知制作完毕后，可以以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报告受益人：1、在受托人网站上公告；2、电子邮件；3、电话；4、信函；5、受益人以书面形式要求的其他信息披露方式。《信托合同》第二十一条其他事项（五）约定：信托合同生效，信托合同经受托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委托人签署后，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生效。杜春英在一审时提交的晋国土资发[2013]237号《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采矿权抵押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采矿权抵押备案申报资料：（三）抵押合同原件、（四）贷款合同原件、（五）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及相关凭证。杜春英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长安国际·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项目简介》四、风控措施表述为：1、楼俊集团的股东郭某某以其持有的30%楼俊集团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泰某某投资以其持有的35%楼俊集团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时由泰某某投资承诺当其持有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解除质押后立即质押给我公司；2、楼俊集团及下属三矿（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向长安信托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满足采矿权抵押条件后，将采矿权抵押给长安信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依据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是否成立，案涉第二期、第三期信托计划是否独立成立；二、光大银行是否应对本案承担责任。一、关于争议焦点“依据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是否成立”的问题。杜春英认为，因《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计划成立条件中“《承诺函》需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的条件未成就，案涉信托计划未成立，信托合同不生效。对此，本院认为，案涉《信托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及《认购风险申明书》等信托文件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综合考虑营业信托投资人的特点、结合《信托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实际情况，探求当事人的本意，应当认定本案《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已经成立。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当结合营业信托即商事信托的特点及合格投资人的条件进行判断。本案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属营业信托。营业信托是以法人（机构）为受托人，个人或者法人以财产增值为目的，委托营业性信托机构进行财产经营而设立的信托。信托公司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规定，以取得信托报酬为目的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受托人身份处理信托事务。信托公司接受信托之行为具有营业性，以营业为目的，属于商事信托。商事信托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商事行为，遵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并应遵循商事行为的原则及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第六条规定：“前条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可见，我国对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设立具有明确的要求，其中首先要求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并对合格投资者设定了条件，要求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案涉《信托合同》中对于合格投资者的条件进行了约定，符合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另，案涉信托计划投资者认购起点为100万元，投资人杜春英能够选择营业信托这样的大额、高风险投资，说明其具有识别、判断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故应遵循商事行为的原则、判断标准对本案予以认定。第二、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当考虑《承诺函》未能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实际情况以及未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是否影响承诺函中承诺事项的实现。本案第（5）、（6）、（7）成立条件中的《承诺函》本身无法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事实上，公证部门亦未对承诺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而仅出具了印鉴真实的公证书。《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案涉（5）、（6）、（7）《承诺函》承诺的是将来当满足某种条件时通过承诺人的行为达到某种状态，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当条件无法满足或者承诺人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时，无法实现预期的结果。故承诺函并无明确具体的可供执行的给付内容，不符合办理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且并无证据显示长安信托在办理公证时就案涉承诺函存在故意不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情形。承诺函最终未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长安信托主观上无恶意。退一步讲，即使公证机关就案涉（5）（6）（7）承诺函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该承诺函的内容也存在给付内容不明确的问题。同时，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备案需以达到抵押条件为前提，以及另外35%已出质股权质押登记需以解除质押为前提。强制执行程序亦受制于上述前提条件的满足。可见，未办理完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并不影响承诺函中承诺事项的实现。第三、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当对合同条文本意进行分析，并结合合同全文系统完整的解释。杜春英认为落实楼俊集团100%股权质押与三个煤矿采矿权抵押措施是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对此，本院认为，从信托合同第十七条信托计划成立条件的文义理解，第（5）、（6）、（7）项成立条件中约定的是出具承诺函，并就承诺函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手续。该合同条文的表述并非办理完毕采矿权抵押登记及另外35%股权质押登记。反而在合同风险揭示中明确写明了“抵押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操作风险”，在信托计划成立条件中写明了“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质押给受托人”，从上述合同条文的字面意思理解能够看出采矿权抵押登记以及另外35%股权质押登记尚不具备办理条件。若信托计划的成立以办理完毕采矿权抵押登记及另外35%股权质押登记为前提，则合同内容相互矛盾，就是因为成立条件中约定的是出具承诺函，而承诺函的落实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合同的风险揭示部分才就承诺函的承诺事项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向投资者进行揭示。因此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并非杜春英所主张的需落实楼俊集团100%股权质押及三个煤矿采矿权抵押措施。第四、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当考虑投资人对于承诺函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是否具有判断能力，投资者有无尽到审查义务。首先，双方在签约时，《信托合同》第十五条（一）风险揭示9、采矿权抵押及实现风险中对于承诺函中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不能实现及已口头承诺将泰业煤矿的采矿权抵押给案外人，因此存在一定抵押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操作风险等情况已告知投资人。其次，结合承诺函的内容看，第（6）承诺函内容为泰某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其持有的楼俊集团另外35%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押后质押给受托人……该条内容明确说明该股权已经质押他人，只有后期解除质押后才能质押给长安信托。再次，第（7）承诺函内容联盛能源投资向受托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郭某某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代为履行回购义务……。上述内容明确表明承诺人所承诺的事项是一种行为，目前不具有履行性。特别是属于备查文件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中关于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及方式中约定的(3)、(6)、(7)条件仅约定的是出具承诺函，而没有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要求，而对其他能够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条件均约定的是办理完毕强制执行公证手续。上述合同内容文义表述清晰，对合同的理解不存在分歧，投资人在签订《信托合同》时对承诺函里的内容尚未实现、以后能否实现应具有相应的甄别判断能力，有能力对此承诺函提出疑问并向长安信托进行核实。第五、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考虑未满足的成立条件是否影响投资者对于投资风险的判断。依据《信托合同》关于风险揭示的内容，杜春英在签订合同时，已知晓楼俊集团及其下属三家煤矿出具的《承诺函》所承诺的采矿权抵押暂不能实现或者存在不能及时办理、办理不成的操作风险。依据《信托合同》关于信托计划成立条件中泰某某公司出具承诺函的内容，该公司质押给长安信托的另外35%股权当时已质押给他人，尚不具备办理质押的条件。甚至杜春英自己提交的案涉信托项目简介中的风控措施里亦有上述内容。据此，杜春英在签订《信托合同》时已知晓本次信托投资担保措施中的采矿权抵押和股权质押在当时是不具备办理条件的，但仍与长安信托签订信托合同等一系列信托文件。说明承诺函能否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并非影响杜春英判断案涉信托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第六、判断案涉信托计划是否成立，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通过履行行为表现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双方签订《信托合同》等一系列文件，杜春英已将信托资金缴付长安信托，长安信托亦向杜春英分配了信托收益款。长安信托对每一期信托计划成立进行了公告，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在其公司网站对信托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信息披露。杜春英从未就信托计划成立问题向长安信托提出过异议。直至案涉信托计划到期，信托收益款无法兑付后，杜春英才提起诉讼。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能够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均认为信托计划已经成立。综合考虑以上情况，结合商事信托的高风险、高收益商事行为本质，以及维护交易安全之商事法律基本原则，本院认定，本案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已经成立。关于案涉第二期、第三期信托计划是否独立成立的问题，二审庭审中，长安信托、杜春英均认可案涉信托计划独立成立，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故案涉信托计划分三期发行募集，且分期成立。第二期、第三期信托合同中关于信托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内容均在合同第十七条约定，且内容一致。前述关于信托计划已经成立的论述是建立在本案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基础上，故案涉信托计划分期成立的事实不影响对本案双方订立的《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是否成立之争议焦点的认定。本案系就《承诺函》未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是否导致信托计划不成立这一问题产生的争议，杜春英主张长安信托承担责任的基础亦建立于此，因本院已认定信托计划成立，故杜春英在本案中要求长安信托承担责任缺乏请求权成立的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争议焦点“光大银行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杜春英主张案涉信托计划不成立，光大银行应对长安信托因信托计划不成立所承担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前述本院关于信托计划已成立的认定，杜春英要求光大银行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且，案涉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是杜春英与长安信托之间签订的信托合同中进行的约定，光大银行并非信托合同主体，也未与杜春英就信托计划的成立条件进行过约定。故杜春英主张光大银行对长安信托因信托计划不成立所承担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杜春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43元，由杜春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吉 利审 判 员  任   蕾审 判 员  姬   钊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 媛 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