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9民终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兴业社区026街坊（五一七区）。法定代表人：李学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广军，北京惠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孝良，男，195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讷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龙，男，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讷河市，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七台河市新兴区昊鑫玉米专业合作社。地所地：七台河市新兴区长兴乡长发村。主要负责人：代瑞成，职务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永新，黑龙江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勤，男，196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上诉人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孝良公司）与被上诉人七台河市新兴区昊鑫玉米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昊鑫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新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902民初715号民事判决，孝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8）黑09民终234号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新兴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昊鑫合作社申请追加马孝良为被告，根据孝良公司申请追加张勤为第三人，并作出（2018）黑09民初592号民事判决，孝良公司及马孝良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孝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广军，上诉人马孝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龙，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代瑞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永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孝良公司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全部玉米款。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被上诉人昊鑫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昊鑫专业合作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1月17日订立的《讷河孝良经贸有限公司玉米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应得到法律的保护。1.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订立的合同，双方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订立的，对约定的条款应切实履行，虽然经过双方同意，在履行了2705.68吨时终止履行，但不影响合同结算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98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玉米采购合同》第五条规定：货物装车后，以铁路货运单据数量传至买方后和汽运卸车后，买方需支付每批次货款的90%，剩余10%货款作为质量、数量、增值税发票保证金，满足要求后支付余款，出售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孝良公司按照此条款的约定实际履行，自2017年1月18日至2月15日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代瑞成的指示以转账方式打款2600000.00元，其中在1月24日按代瑞成的要求和指令打给张勤100000.00元，2月15日打给张勤300000.00元。2.自2017年1月17日至2月15日,实际履行合同玉米的标的为2075.68吨，价款为2864438.40元，按合同约定的先支付货款的90%，应支付货款为2577995.60元，转账支付2600000.00元，已达到了约定的条件。3.2017年2月28日，代瑞成来讷河结算，住在了“铭家宾馆”，经过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同意了原合同终止履行，通过算账尚欠被上诉人货款264438.40元，由于被上诉人交货时的玉米有超过合同约定的超水和霉变超标的情况，被上诉人同意扣除4438.40元，剩下260000.00元要求以现金支付（原告声称去虎林市签订种植水稻订单需要现金）。28日下午，上诉人将2600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至此钱货两清，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的结算条款为上诉人开具了26张增值税发货票，合计价款2864438.40元。4.合同订立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终止时间为2月12日，在合同订立之前，自2017年1月12日被上诉人同张勤之间就已交易了544.98吨，每吨1380.00元，合计752072.40元。2017年1月17日张勤同被上诉人协商，终止了合作关系，让被上诉人同上诉人订立合同并继续履行。上诉人自1月17日至2月15日又接受了被上诉人交付玉米1530.78吨，价款2112476.00元。当时张勤、及被上诉人一致同意将来货款由代瑞成负责结算，按其指定账户付款，所以才发生了以后上诉人按代瑞成的指令二次打款给张勤400000.00元。二、被上诉人为孝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证明上诉人全部给付购玉米款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直接证据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明不需要任何中间的环节，也无需借助其他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就可以直接的证明案件的事实。发票是付款凭证，能够证明交易双方存在的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收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同时记载了双方交易的名称、交易金额、种类，因此发票属于直接证据。《发票管理办法》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收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七条规定：“专用发票一式四联，第二联为发票联，购货方作为付款的记账凭证，第三联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2月28日通过结算货款两清，被上诉人为孝良公司按合同的约定出具了286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均给了孝良公司，直接证明了孝良公司已付清了全部玉米款的事实。三、2017年1月24日、2月25日孝良公司按照代瑞成的指令分别转给张勤100000.00元、300000.00元的行为是支付玉米款的行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发票应经税务机关认证相符，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应作为购买方的记账凭证，不得返还销售方”。1.销货人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法定义务，是其必须履行买卖合同的从给付义务，是购货人能否抵扣税款的关键所在，与交易行为密切相关，没有交易就不允许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就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如果在合同中有约定，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情形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即成为已经支付货款的有效凭证。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先付款后开票的条件，而在实际履行中也是按照合同条款去实际履行的。所以孝良公司已全部支付货款的事实清楚。2.按合同五条约定：“玉米汽运至买方后，需支付货款90%，剩余10%作为质量、数量、增值税发票保证金的约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开具的发票足以证明：A、按被上诉人的要求玉米总价款2864438.40元，90%为2577995.00元，上诉人转给原告人货款合计2600000.00元（其中：打给张勤400000.00元），如果被上诉人否认400000.00元是支付的玉米款，那么220万元根本不是货款的90%，被上诉人在少收400000.00元货款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为上诉人出具90%的发票呢，而不是75%或是60%、80%、100%呢？况且被上诉人在当庭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具的90%发票”，被上诉清楚的回答是在收到90%货款后出具的90%发票。所以说上诉人打给张勤的400000.00元必须是支付昊鑫公司的玉米款。否则达不到90%货款的要求。发票分两次开出说明双方都是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来履行责任的。B、按约定的剩余的10%为268000.00元，被上诉人开出的发票是分二期开具的，第一次开具23张，价款是258万余元，正好是总价款的90%；第二次开具3张，为26万余元，正好是剩余的10%。被上诉人在中院法庭上称这两个数字就是巧合。哪能有如此的巧合，又哪能如此的精确的符合合同约定巧合的数额。3.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打给张勤的40万元不是玉米款无证据支持。通过庭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基于玉米采购合同而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此合同订立后同张勤无任何关系，如果马孝良同张勤之间产生借贷关系，最起码张勤应为马孝良打借据或者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沟通后才能发生，到目前为止，张勤并没有提供出上述证据，马孝良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打给张勤40万元呢？而且昊鑫公司的租赁的场地就是张勤所拥有（中院开庭时有记录以证实），代瑞成刻意不让张勤出庭作证实属心虚。《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该规定体现在债权债务的诉讼纠纷中，债务人方用发货票来证明已将货款付清时卖方即开票方必须拿出相反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先开发票后付款这一事实。就本案所争议的事实而言，双方当事人对于货款的结算已明确约定了先交款后开票，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是严格按照此条款履行的，被上诉人主张开票后在付款的理由缺少证据支持。四、孝良公司以现金方式，给付原告人260000.00元玉米款是不争的事实。如前所述，如果孝良公司不按照合同的结算条款给付被上诉人所欠的10%的玉米款260000.00元，被上诉人不可能为孝良公司出具286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二、双方订立的合同履行的标的是一万吨玉米，正是由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因为玉米价格上涨，被上诉人单方终止了合同，导致双方对已履行部分进行了结算。如果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是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也不可能结算的如此痛快，给付的也不可能如此及时，正是由于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进行了结算，才没有发生履行合同的争议。五、原审法院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完税凭证，不能作为结算凭证认定事实错误。《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七条规定：“专用发票一式四联，第二联为发票联，购货方作为付款的记账凭证，第三联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作为起码的生活常识，买东西付款索要发货票是基本的习惯，买方不付款，卖方不出具发票，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也不例外，哪个不交诉讼费，法院积极为当事人出具发票。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孝良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给付玉米款的全部业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昊鑫玉米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马孝良上诉请求，1.上诉人马孝良不应对公司基于买卖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孝良公司已经支付了全部玉米款数。3.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的诉讼请求。4.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昊鑫专业合作社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此案的发生是基于孝良公司与昊鑫专业合作社的玉米购销合同，而孝良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公司以所得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2018年1月孝良公司已在讷河市工商局变更注册登记，将公司全部转让给李学奎，股权转让书已明确规定所产生的债务债权由公司全部承担。根据法律规定，李学奎及公司是承担责任的主体，马孝良作为自然人在工商局注册变更登记之日起就不在承担任何责任。二、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订立的《讷河孝良经贸有限公司玉米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应得到法律的保护。1.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订立的合同，双方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订立的，对约定的条款应切实履行，虽然经过双方同意，在履行了2705.68吨时终止履行，但不影响合同结算条款的效力。《合同法》合同法第98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玉米采购合同》第五条规定：货物装车后，以铁路货运单据数量传至买方后和汽运卸车后，买方需支付每批次货款的90%，剩余10%货款作为质量、数量、增值税发票保证金，满足要求后支付余款，出售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孝良公司按照此条款的约定实际履行，自2017年1月18日至2月15日按（法定代表人）代瑞成的指示以转帐方式打款2600000.00元，其中在1月24日按代瑞成的要求和指令打给张勤100000.00元，2月15日打给张勤300000.00元。2.自2017年1月17日至2月15日,实际履行合同玉米的标的为2075.68吨，价款为2864438.40元，按合同约定的先支付货款的90%，应支付货款为2577995.60元，转账支付2600000.00元，已达到了约定的条件。3.2017年2月28日，代瑞成来讷河结算，住在了“铭家宾馆”，经过双方协商，同意了原合同终止履行，通过算帐尚欠七台河公司货款264438.40元，由于七台河公司交货时的玉米有超过合同约定的超水和霉变超标的情况，七台河公司同意扣除4438.40元，剩下260000.00元要求以现金支付（原告声称去虎林市签订种植水稻订单需要现金）。28日下午，上诉人将2600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至此钱货两清，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的结算条款为上诉人开具了26张增值税发货票，合计价款2864438.40元。4.合同订立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终止时间为2月12日，在合同订立之前，自2017年1月12日被上诉人同张勤之间就已交易了544.98吨，每吨1380.00元，合计752072.40元。2017年1月17日张勤同被上诉人协商，终止了合作关系，让被上诉人同上诉人订立合同并继续履行。上诉人自1月17日至2月15日又接受了被上诉人交付玉米1530.78吨，价款2112476.00元。当时张勤、及被上诉人一致同意将来货款由代瑞成负责结算，按其指定账户付款，所以才发生了以后上诉人按代瑞成的指令二次打款给张勤400000.00元。三、被上诉人为孝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证明上诉人全部给付购玉米款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直接证据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明不需要任何中间的环节，也无需借助其他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就可以直接的证明案件的事实。发票是付款凭证，能够证明交易双方存在的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收服务，以及从事其它经营活动，同时记载了双方交易的名称、交易金额、种类，因此发票属于直接证据。我国《发票管理办法》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收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七条规定：“专用发票一式四联，第二联为发票联，购货方作为付款的记账凭证，第三联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2月28日通过结算货款两清，被上诉人为孝良公司按合同的约定出具了286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均给了孝良公司，直接证明了孝良公司已付清了全部玉米款的事实。四、2017年1月24日、2月25日孝良公司按照代瑞成的指令分别转给张勤100000.00元、300000.00元的行为是支付玉米款的行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发票应经税务机关认证相符，认证相符的专用发票应作为购买方的记帐凭证，不得返还销售方”。1.销货人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法定义务，是其必须履行买卖合同的从给付义务，是购货人能否抵扣税款的关键所在，与交易行为密切相关，没有交易就不允许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就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如果在合同中有约定，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情形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即成为已经支付货款的有效凭证。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先付款后开票的条件，而在实际履行中也是按照合同条款去实际履行的。所以孝良公司已全部支付货款的事实清楚。2.按合同五条约定：“玉米汽运至买方后，需支付货款90%，剩余10%作为质量、数量、增值税发票保证金的约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开具的发票足以证明：A、按被上诉人的要求玉米总价款2864438.40元，90%为2577995.00元，上诉人转给原告人货款合计2600000.00元（其中：打给张勤400000.00元），如果被上诉人否认400000.00元是支付的玉米款，那么2200000.00元根本不是货款的90%，被上诉人在少收400000.00元货款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为上诉人出具90%的发票呢，而不是75%或是60%、80%、100%呢？况且被上诉人在当庭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具的90%发票”，被上诉清楚的回答是在收到90%货款后出具的90%发票。所以说上诉人打给张勤的400000.00元必须是支付昊鑫公司的玉米款。否则达不到90%货款的要求。发票分两次开出说明双方都是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来履行责任的。B、按五格约定的剩余的10%为268000.00元，被上诉人开出的发票是分二期开具的，第一次开具23张，价款是258万余元，正好是总价款的90%；第二次开具3张，为26万余元，正好是剩余的10%。被上诉人在中院法庭上称这二个数字就是巧合。哪能有如此的巧合，又哪能如此的精确的符合合同约定巧合的数额。3.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打给张勤的400000.00元不是玉米款无证据支持。通过庭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基于玉米采购合同而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此合同订立后同张勤无任何关系，如果马孝良同张勤之间产生借贷关系，最起码张勤应为马孝良打借据或者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沟通后才能发生，到目前为止，张勤并没有提供出上述证据，马孝良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打给张勤400000.00元呢？而且昊鑫公司的租赁的场地就是张勤所拥有（中院开庭时有记录以证实），代瑞成刻意不让张勤出庭作证实属心虚。《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该规定体现在债权债务的诉讼纠纷中，债务人方用发货票来证明已将货款付清时卖方即开票方必须拿出相反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先开发票后付款这一事实。就本案所争议的事实而言，双方当事人对于货款的结算已明确约定了先交款后开票，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是严格按照此条款履行的，被上诉人主张开票后在付款的理由缺少证据支持。四、孝良公司以现金方式，给付原告人260000.00元玉米款是不争的事实，如前所述，如果孝良公司不按照合同的结算条款给付被上诉人所欠的10%的玉米款260000.00元，被上诉人不可能为孝良公司出具286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二、双方订立的合同履行的标的是一万吨玉米，正是由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因为玉米价格上涨，被上诉人单方终止了合同，导致双方对已履行部分进行了结算。如果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是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也不可能结算的如此痛快，给付的也不可能如此及时，正是由于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进行了结算，才没有发生履行合同的争议。五、原审法院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完税凭证，不能作为结算凭证认定事实错误。《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七条规定：“专用发票一式四联，第二联为发票联，购货方作为付款的记账凭证，第三联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作为起码的生活常识，买东西付款索要发货票是基本的习惯，买方不付款，卖方不出具发票，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也不例外，哪个不交诉讼费，法院积极为当事人出具发票。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孝良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给付玉米款的全部业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昊鑫玉米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辩称,被答辩人孝良公司及马孝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1.本案被答辩人孝良公司向答辩人吴鑫合作社采购玉米2075.68吨，价款总计2864438.40元，到目前为止，孝良公司向答辩人支付玉米款2200000.00元，尚欠66,438.40元未付，这是客观事实。2.被答辩人孝良公司及马孝良所称按答辩人指令支付给第三人张勤400000.00元没有根据，与事实不符。是否向张勤支付了400000.00元与答辩人没有关系；所称在2017年2月28日于宾馆给付答辩人法人代表代瑞成260000.00元现金实无此事，被答辩人的上述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3.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孝良公司提供了专用增值税发票，说明答辩人履行了合同义务和法纳税义务，但专用增值税发票是完税凭证，并不是答辩人与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双方的结算凭证，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提供了专用增值税发票就意味着付清了全部玉米款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对于付款时间、数额等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有义务向法庭提供证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事实是被答辩人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尚欠答辩人玉米款664438.40元至今未付，被答辩人对此欠款并未举出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已还给了答辩人。4.本案被答辩人马孝良个人应对被答辩人孝良公司拖欠的玉米款664438.40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采购玉米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发生在孝良公司股份转让之前。转让前的孝良公司系马孝良个人独资企业，向答辩人支付的2200000.00元均是马孝良个人支付，不是以公司名义支付，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3条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有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故本案马孝良个人应对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1月30日，马孝良将孝良公司100%股份以1000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李学奎，但对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处理问题并无约定，马孝良及孝良公司也未提供出证据证明对孝良公司在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如何承担，在马孝良与孝良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混同，不能分清、确定的情况下，被答辩人马孝良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不存在虚开专用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因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真实的玉米采购合同关系，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是双方履行采购玉米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属于虚开。第三人张勤本人没有权利经营粮食业务，因其没有在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据答辩人了解所知，第三人张勤与孝良公司可能是合伙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答辩人从未指令被答辩人将任何款项支付给第三人张勤，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孝良公司拖欠答辩人玉米款664438.40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原审判令孝良公司给付玉米款664438.40元并由马孝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当，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孝良公司及马孝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彰显司法公正！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向原审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货款664438.40元及逾期给付货款的损失80000.00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17日，原告昊鑫合作社与被告孝良公司签订了玉米采购合同，合同中约定被告孝良公司向原告采购玉米10000吨，单价每吨1380.00元，合同约定收货后被告孝良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的90%，余款10%作为质量、数量、增值税发票保证金，满足要求后，被告支付余款。被告孝良公司实际向原告采购玉米2075.68吨，价款总计2864438.40元，双方对质量、数量、金额均无异议。被告于2017年1月18日向原告支付200000.00元、2017年1月24日向原告支付500000.00元、2017年1月26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代瑞成支付100000.00元、2017年1月26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代瑞成支付100000.00元、2017年2月10日向原告支付300000.00元、2017年2月15日向原告支付1000000.00元，二被告共支付原告货款2200000.00元。截止2017年3月9日原告将被告孝良公司采购玉米的增值税发票全部开具完毕，并交付给被告孝良公司。2018年1月30日，被告马孝良将被告孝良公司100%股份以10000000.00元转让给李学奎，并办理变更登记。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孝良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孝良公司向原告实际采购玉米2075.68吨，价款总计2864438.40元，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孝良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200000.00元的事实，且有证据证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孝良公司称其向第三人张勤支付400000.00元及向原告支付2200000.00元，达到付款90%，按合同约定“买方需支付每批次货款的90%，剩余10%货款作为质量、数量增值税发票保证金，满足要求后支付余款，由卖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完税凭证，被告孝良公司支付给第三人张勤400000.00元，没有证据证实此款是原告指令支付的，对被告孝良公司支付第三人张勤的400000.00元是原告指令支付的主张，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孝良公司称，2017年2月28日下午在宾馆只有马孝良与代瑞成二人在场时，马孝良付给代瑞成260000.00元现金，2017年3月1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代瑞成来讷河向被告马孝良索要2017年2月28日为马孝良出具的收到260000.00元的收据，原告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代瑞成出具260000.00元的收据还给代瑞成。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完税凭证，不能作为结算凭证，被告孝良公司称给付代瑞成260000.00元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重审中，原告要求追加马孝良为被告，承担给付责任，原告与被告孝良公司签订本案玉米采购合同时，被告孝良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马孝良，庭审中，马孝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之外。2018年1月30日，马孝良将孝良公司100%股份以10000000.00元转让给李学奎，被告孝良公司及马孝良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孝良公司在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如何承担，马孝良亦未提交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没有混同的证据，对原告要求追加马孝良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马孝良应当对任职期间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讷河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七台河市新兴区昊鑫玉米专业合作社给付664438.40元货款；二、被告马孝良对前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受理费10743.00元，由被告讷河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案公告费820.00元由被告讷河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马孝良及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孝良公司提供该公司与昊鑫合作社、张勤于2019年9月24日达成的调解协议书。证明：付给张勤的400000.00元是昊鑫合作社让支付的，双方也承认这个事实。这400000.00元玉米款由昊鑫合作社向张勤所要，孝良公司只向昊鑫合作社支付264438.40元。协议没有履行是因为协议书有瑕疵，协议当中七台河市人民法院概念模糊，不明确。到人民法院通过法院调解处理，避免以后发生新的争议。经质证，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对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一份无效协议，昊鑫合作社没有加盖公章，只是理事长代瑞成个人签名，对实体权益的处分，代瑞成损害了昊鑫合作社的利益。该协议约定由张勤代替孝良公司向昊鑫合作社支付400000.00元玉米款，足以说明上诉人还欠昊鑫合作社400000.00元玉米款，同时所主张的在宾馆曾经支付给昊鑫合作社现金260000.00元也是不成立的，通过协议可以证实，上诉人欠昊鑫合作社，玉米款664438.40元。张勤代替孝良公司向昊鑫合作社支付400000.00元，不意味着孝良公司已将400000.00元支付给了张勤，谁代替上诉人给付昊鑫合作社400000.00元，我们都没有意见。孝良公司将玉米款支付给了张勤，张勤和孝良公司本是合伙人，债权债务怎么处理与昊鑫合作社没有关系。该协议约定的事项不可能实现，该协议是2019年9月24日签订，约定收到款后向七台河市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诉讼。一审判决书是2019年7月11日作出的，在该协议签订之前，一审判决书已经作出，没有完成上诉程序，也不存在撤销二审诉讼。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没有期限，到目前为止各方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协议对昊鑫合作社不具有约束力，昊鑫合作社明确表示不按此协议履行，因为对方不履行该协议，而且马孝良和孝良公司提起了上诉。请法院不予采信该协议。上诉人马孝良对该协议无意见。本院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孝良公司与被上诉人昊鑫合作社签订的《玉米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当事人对于采购玉米2075.68吨，总价款2864438.40元，以及孝良公司向昊鑫合作社支付货款22000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完税凭证，不能作为结算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结合付款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才能证明支付货款的数额。孝良公司主张向昊鑫合作社理事长代瑞成支付现金260000.00元，因代瑞成不予认可，孝良公司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存在该事实，故对孝良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孝良公司主张支付给第三人张勤400000.00元就是支付给昊鑫合作社的玉米款，因昊鑫合作社对此不予认可，孝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此款是受昊鑫合作社指令支付的，故对孝良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宣判后，孝良公司、昊鑫合作社、张勤达成一份《调解协议书》，因该协议未明确案涉款项的给付期限，没有实际履行。协议中也未体现孝良公司支付给张勤400000.00元是经昊鑫合作社同意。而且，协议签订后孝良公司及马孝良又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理由又与调解协议相矛盾。故对《调解协议书》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孝良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与昊鑫合作社签订《玉米采购合同》股东为马孝良，由于马孝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马孝良应当就公司股份转让前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马孝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第三人张勤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对本案进行裁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孝良公司及马孝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68.00元，由上诉人讷河市孝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马孝良各负担1073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青涛审判员  刘 俐审判员  王桂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孙新欣书记员关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