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9民终17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候彦光，男，196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合福，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翔宇，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光利，男，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承林，泰安岱岳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候彦光因与被上诉人侯光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8)鲁0911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候彦光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侯光利的起诉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侯光利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事实是，候彦光与侯光利均系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上巷村(以下简称上港村)第四生产组成员。由于候彦光的家庭口粮田在修公路时全部被占用，经候彦光多次找其上港村委要求补地。恰巧，侯光利于2002年将案涉“三亩地”的部土地上交回上港村第四生产组不再承包，由原来的享有承包权变为享受第四组每人每年160元的无口粮田。上港村村委遂于2002年将侯光利交回的名为“三亩地”南段部分补给候彦光作口粮田，候彦光种植至今已经十几年。侯光利既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候彦光之间有转包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在2002年之后向上港村村委交纳过土地承包费。只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其手中后，也就是知道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后才向候彦光主张的权利。假设侯光利将土地转包给了候彦光，候彦光一直未向侯光利支付租金，其其一直未向候彦光主张权利，而是在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后才开始主张其所谓的权利。原审中，候彦光提交了上港村村委会证明数份、原四组组长徐学平等人的证明、《承包费征收表》等证据，足可证实案涉土地的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候彦光。关于证书错误登记问题，已经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农办政改[2019]5号文件》的要求，进入政府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纠错程序。以上候彦光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侯光利的主张。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港村村委与候彦光的承包关系是根据农村惯例口头约定，现一直在实际履行。侯光利与上港村对“三亩地”的土地承包关系自侯光利将土地交回之日起便已终止。自上港村将“三亩地”南段分配给候彦光，候彦光交纳承包费开始，候彦光与上港村就“三亩地”的土地承包关系成立并生效。本案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订立书面的承包合同以及后来的承包经营权证未登记在候彦光名下，候彦光均没过错，由候彦光承担不利的后果，有失公平。本案的案由虽定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但本案双方并不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本案案由实际为物权保护纠纷，候彦光有证据证明是土地的现承包人，有权对案涉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原审法院依据错误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三、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本案侯光利应当举证证明其承包关系中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事际情况、转包事实的存在及候彦光对土地的占有属于侵占，对于这些待证事实侯光利均未举证证明，侯光利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为维护候彦光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候彦光的上诉请求。 侯光利辩称，一、候彦光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谓的事实依据是法律认可的法律事实，而本案中从法律行为上看被上诉人侯光利至今持有土地经营权证。土地经营权证是唯一合法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证书，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侯光利享有对该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益。二、候彦光主张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是却有承包合同，也没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其对该土地的占有使用是侵权行为。侯光利是以侵权为由立案，法院是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只是认定了该土地应当由侯光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判令候彦光返还土地这一请求，而对侯光利的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支持，实属漏判。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维持原判。 侯光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候彦光返还侵占侯光利承包经营的土地1.3446亩，并赔偿损失6454.8元；2、由候彦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光利与候彦光均系下港镇上港村村民。1995年9月1日，侯光利与上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由侯光利承包地名为“三亩地”的土地共计1.849亩，承包期20年，自1996年至2015年。1999年，侯光利与上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新一轮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侯光利为承包方（乙方），上港村为发包方（甲方），具体协议如下：一、甲方将一块土地共计2.23亩承包经营权给乙方；二、承包时间：30年，自1999年1月1日始至2028年12月31日止；……合同地块信息：地块名称三亩地，2.23亩，东至魏键，西至路，南至菅玉连，北至菅玉法。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4年10月4日，岱岳区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方代表候光利，地块名称三亩地，实测面积2.23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四至：东至魏键，西至路，南至菅玉连，北至菅玉法，经查明，该经营权证上的候光利与前述合同书上的侯光利均系原告。本案审理过程中，侯光利称当时因家中劳动力少，对所承包的土地顾不上耕种，遂于2002年委托当时的组长徐学平把其所承包的2.23亩土地中的1.3446亩土地转包给候彦光耕种，但是候彦光至今未支付租金，土地也不予返还，侯光利据此主张候彦光返还土地并赔偿2004年到2018年的承包费共计6454.8元。被告则称原告原在“三亩地”的口粮田已于2002年交回上港村第四组，上港村第四组将涉案土地重新发包给被告作为口粮田种植；被告自2002年起开始交纳涉案土地承包费，同时原告不再交纳土地承包费；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2013年进行土地确权登记时，上港村未经实际调查登记错误所致，现错误登记已作为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范畴进入上报纠错程序，综上被告是涉案土地的现承包人。另查明，2019年4月2日，岱岳区农村经济管理局发出《关于注销下港镇上港村村民候光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一则，又与同年4月16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规定，原告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系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地块包含其中，并由政府颁发的确权证书予以确认。被告辩称其是涉案土地的现承包人，原告土地经营权证书系确权登记错误，现已进入纠错程序，但被告至今并未提供书面土地承包合同，也未办理土地确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在证明力上不足以对抗政府颁发的确权证书，对于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可在提供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按照每亩每年租金300元的标准赔偿2004年到2018年的承包费，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候彦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侯光利承包的“三亩地”南段土地1.3446亩；二、驳回侯光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候彦光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候彦光提交：证据一、上港镇下港村村民委员会2019年1月18日证明、2019年4月25日申请书；证据二、第一选区会计魏安岭、原四组组长徐学平和现任四组组长候志光出具的证言；证据三、上港村村委会记账凭证三份，证实上诉人向上港村村委会缴纳土地承包款，被上诉人享受退出土地领取补偿款每人160元的事实；证据四、照片一宗，共9张；证据五、视频资料；证据六、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证据七、农村土地经营权登记簿一份。以上证据共同证明，涉案土地系错误的登记在侯光利的名下，现正在纠错过程中。候彦光现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且已经和上港村村委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侯光利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候彦光是涉案土地的权利人，更不能否认侯光利是真正权利人的事实。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以上证据显示，下港村村委又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了候彦光。二审过程中，侯光利认可，其与候彦光之间并无承包合同关系，其在2002年时暂时不想种地了，便将涉案土地暂时交回小组。到了2018年以后，发现有人侵占其承包土地，便起诉了候彦光和另一在我的地里盖房子的人。侯光利认可，其在2002年之后未向村里交土地承包费用，现涉案土地承包费用一直是候彦光交纳。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的当事人之中并无村集体经济组织，故本案并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另外，根据双方对本案的陈述可知，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承包合同关系，侯光利在起诉及一审中存在虚假陈述的现象，其在二审主张候彦光系无权占有涉案土地，应予以返还，故本案的案由应为返还原物纠纷更为合适。经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实际存在权属争议。一方面，侯光利一方持有涉案土地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张其对涉案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而候彦光则主张，其自2002年就在涉案土地上耕种，并实际向该村交纳着承包费用履行着与村集体的承包合同，且现在也持有补签的关于涉案土地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主张其对涉案土地也拥有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实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作为承包方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仅是在形式上对该以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证书的方式进行的确认，在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经营权证书的效力并非不能否认。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的村集体一方面与原告方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另一方面又实际收取被告方的土地承包经营费用，并与被告补签了关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故，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存在两个承包人的情况下，应属于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权属争议。且原告一方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被列为“回头看”纠错名单中，更加说明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尚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并非属于无权占有导致的侵权纠纷，而应属于对土地使用权的争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侯光利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退还侯光利；上诉人候彦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苏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