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民特206号申请人：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发展区江达路特8号。法定代表人：陈年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健，湖北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桐，湖北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武汉市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47号。法定代表人：张建明，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瑾，湖北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与被申请人武汉市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江汉文化旅游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福达公司请求：一、本案仲裁的程序违反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仲裁规则规定的程序。武汉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仲裁委）就（2015）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案，于2016年1月15日开庭审理后，福达公司以案件需要补充调查、补充提交证据和需另案先行提起行政诉讼等事由，申请中止仲裁审理。武汉仲裁委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中止仲裁审理的书面决定。在中止审理期间，福达公司一方补充了大量证据，并另行提起了行政诉讼。2019年10月25日，福达公司收到仲裁庭恢复仲裁程序决定书，当即于2019年10月30日递交了《重新开庭申请书》和《仲裁补充代理意见》，2019年10月31日又补充递交了二组重要证据。在得到仲裁庭秘书不准备再次开庭的回答后，为了避免仲裁庭在不重新组织质证和开庭审理的情形下做出不利于己方的裁决，福达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向仲裁庭递交《撤回仲裁申请书》。然而，仲裁庭在恢复审理后，在没有重新通知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组织质证，也未重新开庭审理，更未回复是否准予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下，于2019年11月22日向福达公司一方直接送达了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第四十五条规定：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武汉仲裁委作出上述裁决的仲裁程序中，在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时，特别是在当事人已经提交新的证据的情形下，应当组织交换证据，重新开庭进行质证。同时，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违反仲裁规则。2018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质证（一）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由当事人质证。第三十八条规定：证据补充（一）审理终结前，经当事人请求或者仲裁庭认为当事人有必要补充证据材料的，仲裁庭可以要求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交。逾期不提交的，仲裁庭可以根据已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裁决。（二）当事人依据前款规定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应当依照本规则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五条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从以上规则可以看出，武汉仲裁委仲裁庭恢复审理后，在接收福达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时，并未告知该项证据是否属于逾期举证，因此，福达公司有理由相信该项证据已经被仲裁庭接收，所以应当开庭质证，或通知双方书面质证。因此，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不仅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也与仲裁规则不符。二、本案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应当予以撤销。福达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收到仲裁庭恢复审理的决定后，于2019年10月31日又补充递交了二组证据。一组证据是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行初28号行政裁定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605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31号行政裁定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行再6号行政裁定书、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行初28-2号行政裁定书，这一组证据均是仲裁庭决定中止审理以后法院新作出的，只能在恢复仲裁审理后提交。第二组证据是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组证据也是福达公司与江汉文化旅游局在法院诉讼过程中取得的新证据，证明江汉文化旅游局在私自办理涉案房屋登记证时，提交了伪造法定代表人陈年生签名的《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董事会决议》，证明房屋登记程序违法。武汉仲裁委对于申请人在提交新证据并且是本案核心关键证据后没有交换证据，没有组织质证，也未要求提供书面质证意见，更未组织重新开庭，直接影响案件公正裁决。三、仲裁庭裁决合同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福达公司与江汉文化旅游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国有划拨用地及地上附着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理由如下：第一、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前必须报经批准。《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活动，适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使用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第二、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房产时，同样需要报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中保留的国有划拨土地不能由改制后的企业再行以划拨土地方式转让。福达公司2001年经企业改制取得该宗土地时，办理的武国用（2001）第78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主文正页加印如下文字：“本宗土地属改制企业用地，保留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批准，不得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武汉电炉厂是国有企业，当时经营情况不佳，企业亏损。为了便于安置300多名企业职工，江汉区政府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2000年制定的武政办【2000】102号《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以及国家土地局1992年《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制定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特许福达公司保持划拨用地性质受让了该宗土地，并减免了大量费用。因此该宗土地是福达公司在特殊情况下取得的企业改制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有着浓厚的历史背景，不能作为普通的民事流转标的物进行转让、出租和抵押。第四，福达公司与江汉文化旅游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直至仲裁庭作出裁决之日，都没有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仲裁庭认为该宗土地有武汉市国土规划部门同意建造游泳池的一份有关规划的会议纪要，即可视同有权批准的行政部门作出的同意划拨土地转让的批文。这种观点是仲裁庭犯了一个普通的常识性错误。规划部门和规划方面的文件只管规划，代替不了同意土地转让的批准文件。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作出类似决定时，有一套完整、严谨的决策程序，批准文件也是格式化的规范文本。被申请人江汉文化旅游局称，一、仲裁程序上。1.2016年1月15日，双方关于罗家嘴1号土地及地上房屋买卖纠纷仲裁案在武汉仲裁委已经完成开庭，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证据已经充分提交、观点也充分表达，当时合议庭进行了合议，福达公司庭后也提交了代理词。庭审结束后的次日福达公司以不知地上房屋已经过户，另行向江汉法院提起撤销房屋办证的行政诉讼为由，申请中止仲裁程序。2019年7月29日，福达公司以江汉法院（2016）鄂0103行初28-2号《行政裁定书》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八条的规定即民事纠纷应当先于行政诉讼审理，书面申请恢复审理，武汉仲裁委恢复审理合法合情合理。在武汉仲裁委于2016年1月15日已经完成全部庭审工作后，福达公司认为恢复审理必须或应当再开庭欠缺法律依据，是其错误的主观认知。2.福达公司主张2016年1月15日庭审结束后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其取得多份新证据，其实也就是二组证据：其一、关于罗家嘴1号土地地上房屋过户是否应当撤销的行政诉讼裁判文书。行政诉讼案件裁判文书对本案民事纠纷而言不属于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民事纠纷应当先于行政诉讼审理，福达公司提供行政判决书作为民事纠纷的证据属于本末倒置；其二、房屋过户交易过程中涉及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年生签名真伪的司法鉴定报告。在行政诉讼中，福达公司一直强调或主张的是房屋过户交易过程中其法定代表人陈年生的签名不真实。陈年生签名的真伪完全可以在仲裁案中解决。因为，无论福达公司如何强调其不知地上房屋已经于2003年过户，但至迟在其收到我方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时应知地上房屋已经于2003年过户。如果福达公司认为其不知晓过户行为，因其是交易主体之一，可以自行前往房产局查询，如果认为陈年生签名系伪造，应该于仲裁开庭前或至迟于开庭时指出并向武汉仲裁委申请司法鉴定，而不是另行提起行政诉讼阻碍仲裁案正常进展。故福达公司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取得的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司法鉴定报告对仲裁案而言亦不是新证据。武汉仲裁委的《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四）逾期提供的证据不纳入开庭审理的范围，且江汉文化旅游局申请的福达公司公章鉴定，鉴定报告显示房屋交易过程中加盖的福达公司公章系真实公章，福达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系伪造不足以推翻其作为交易主体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武汉仲裁委裁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属于仲裁庭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请求依法裁定驳回福达公司要求撤销武汉仲裁委（2015）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裁决的申请。经审理查明：武汉仲裁委根据仲裁申请人福达公司与被申请人江汉文化旅游局于2002年5月29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于2015年11月20日受理福达公司与江汉文化旅游局合同一案。2016年1月15日，武汉仲裁委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当事人双方均到庭陈述了主张及答辩意见，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进行了辩论，并作了最后陈述。2016年2月1日，福达公司提交《中止仲裁申请书》，以福达公司已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武汉市房屋保障和管理局违法为江汉文化旅游局办理的武房权证字第××号房产证为由，申请中止本案仲裁程序。武汉仲裁委于2016年3月16日决定中止本案仲裁程序。2019年7月29日，福达公司提交《恢复仲裁审理申请书》，仲裁庭决定从2019年10月24日起恢复本案的仲裁程序。2019年10月30日，福达公司递交《重新开庭申请书》和《仲裁补充代理意见》，仲裁庭通知不准备重新开庭。2019年11月5日，武汉仲裁委作出（2015）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裁决书。福达公司申请仲裁称：2000年11月28日,经过江汉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同意，福达公司兼并了武汉电炉厂，取得了位于江汉区姑嫂树村罗家嘴1号的原武汉电炉厂的土地和厂房等，并办理了武国用（2001）字第784号土地使用权证和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产证。2002年5月29日，福达公司和江汉文化旅游局经协商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福达公司将位于江汉区姑嫂树村罗家嘴1号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人民币450万元（以下金额均为人民币）转让给江汉文化旅游局。合同签订后福达公司如约将上述两证及厂房等交付给江汉文化旅游局，江汉文化旅游局支付了450万元。迄今江汉文化旅游局将该处房产用于出租等经营活动。该转让的土地属于改制企业用地，属划拨用地，依法依律该宗土地不得转让、出租和抵押。因此至今江汉文化旅游局仍无法办理土地的过户手续，福达公司亦多次提出解除合同没有效果。故向仲裁委申请，请求：（一）确认双方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二）返还福达公司武国用（2001）字第784号土地使用权证和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产证以及依此所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三）本案仲裁费等由江汉文化旅游局承担。江汉文化旅游局提起仲裁反请求:（一）福达公司与江汉文化旅游局之间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二）福达公司配合江汉文化旅游局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即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三）本案仲裁费用由福达公司承担。武汉仲裁委经审理后裁决：（一）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02年5月29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二）福达公司于本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0日内配合江汉文化旅游局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姑嫂树村罗家嘴1号的国有土地（面积6,099.72平方米）使用权变更登记至江汉文化旅游局名下；（三）驳回福达公司的仲裁请求；（四）本案本请求仲裁费用58,750元和反请求仲裁费用58,750元，由福达公司承担，由于本案本请求和反请求仲裁费用已分别由福达公司和江汉文化旅游局预交，因此福达公司应当于本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0日内将其应承担的反请求仲裁费用58,750元支付给江汉文化旅游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福达公司认为仲裁审理程序违法，主要认为在仲裁庭决定对案件恢复审理后，福达公司又提交了《重新开庭申请书》及《补充代理意见》，同时提交了两组新的证据。仲裁庭没有重新组织开庭，亦未对新的证据组织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关于开庭审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武汉仲裁委在依法受理该仲裁后，于2016年5月15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达公司和江汉文化旅游局的代理人均到庭，双方各自提交了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发表了辩论意见，并作了最后陈述，完成了整个庭审过程，查清了案件基本事实。仲裁法和武汉仲裁规则中均没有案件恢复审理后必须重新开庭的规定。关于仲裁庭恢复审理后，福达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问题。仲裁庭恢复审理后，福达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其一为该争议土地上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福达公司提起的行政诉讼相关裁判文书。其二为该争议土地上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行政诉讼过程中，对相关资料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该两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仲裁庭没有组织质证，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仲裁庭恢复审理后，福达公司提交的《撤回仲裁申请书》的问题，《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四条规定：撤回仲裁申请和撤销案件（一）当事人可以向本会提出撤回全部仲裁请求或者全部仲裁反请求。申请人撤回全部仲裁请求的，不影响仲裁庭就被申请人的反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决。被申请人撤回全部仲裁反请求的，不影响仲裁庭就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决。（二）在仲裁庭组成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撤销案件的决定由本会作出；在仲裁庭组成后，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撤销案件的决定由仲裁庭作出。撤回仲裁申请应当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提出。本案仲裁裁决作出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送达双方时间分别为11月21日和22日，《撤回仲裁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18日，没有注明送到仲裁委的时间。此时仲裁庭已经作出裁决，且本案反请求也是涉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合同效力的问题，仲裁庭对福达公司的《撤回仲裁申请》没有处理，不违反法定程序。福达公司认为仲裁庭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不属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审查的范围，超出了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应当撤销仲裁裁决的范围。对此，本案不予审查。综上，申请人福达公司申请撤销武汉仲裁委（2015）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裁决书的请求，于法无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要求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2015）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裁决书的申请。本案受理费400元，由申请人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马海波审判员  陶 歆审判员  陈 祥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张利钦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