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8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国华，男，196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若华，男，195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成挚，男，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颖，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海燕，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尤加忠，男，197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建云，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瓯海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镇河池村四社（永泰雅居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0122000119614。责任人：薛宗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宗鉴，男，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陈鸯，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梦云，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瓯海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将军桥兴海路5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145320910B。法定代表人：诸云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策，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为与被上诉人温州市瓯海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温州市瓯海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瓯海房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10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瓯海房开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2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涉案200万元款项系借款，并非质量保证金。1.200万元款项初始为质量保证金。2005年3月1日的领款凭证明确载明：“收工程质量保证金贰佰万，月息1%。”可见在2005年3月1日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将涉案款项支付给薛宗鉴时，该笔款项很明确是质量保证金，故不可能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由借款转为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可能性。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之所以提前支付质量保证金，是因为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当时购买涉案工程土地资金不足，林成挚与薛宗鉴系亲戚关系，基于对薛宗鉴的信任提前支付了质量保证金。2.200万元质量保证金转为借款。2005年3月1日的领款凭证载：“2010年3月18日，转为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从2012年2月17日起月息1.5%算。”可见，涉案200万元款项系在2010年3月18日转为对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个人的借款。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工程于2008年12月3日竣工验收，按照双方约定以及行业习惯，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应于竣工验收后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但其因资金问题向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借款，故双方于2010年3月18日约定将200万元的质量保证金转为借款。3.200万元款项转为借款后薛宗鉴多次确认借款及欠款事实。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于2012年6月29日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四川省成都市华阳花苑（以下简称华阳花苑）工程欠承包方借款贰张单共计叁佰万元人民币（其中壹张壹佰万元、壹张贰佰万元正）。根据借款欠单算至2012年6月29日止利息共计贰佰肆拾柒万元正。”2015年2月9日，薛宗鉴在上述承诺书上签字并确认：“账目未清，所有借款、收条、工程款具有法律效力。”另，薛宗鉴于2016年2月2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5月11日偿还上述借款的本金或利息，薛宗鉴一审提交的领款凭证均载明系用于偿还借款。因此，薛宗鉴对涉案20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并无异议，且通过书面承诺、实际还款等方式多次确认了款项为借款的事实。综上，双方对涉案200万元属于借款这一事实是达成合意的，且该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并无任何证据证明200万元款项属于质量保证金，亦无充分证据能够推翻款项属于借款这一事实，其对2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显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薛宗鉴已将华阳花苑五套房屋抵扣涉案200万元款项，系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华阳花苑五套房产系抵工程款而非涉案借款。1.《瓯海房产华阳花苑销售明细表》明确载明，薛宗鉴系以五套房产抵工程款，该明细表并未出现以房产抵借款或质量保证金等相关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该五套房产系抵涉案200万元款项，无相关证据证明。2.以房产抵工程款是具备合理性的。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涉案工程竣工备案资料完毕后留3%作为保修金，余款一周内一次性支付给承包人。”即竣工备案后，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应当支付97%的工程款（工程总造价42758293元97%=41475544.21元），而当时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尚未完全支付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故以五套房产抵尚欠的工程款是具备合理性的。3.法院对五套房产价值认定错误，且以五套房产抵200万元借款及利息是不合常理的。其一，不动产发票显示该五套房产合计售价为198万元，单价在2600元-2900元每平方米之间。根据《瓯海房产华阳花苑销售明细表》显示，该公司销售的同面积的临近楼层的房产单价亦存在2608元、2618元每平方米等情况，故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是以正常的市场价值抵工程款，原审法院在未对房产进行评估且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认定该五套房产由每平方米3500元优惠到2868元，系认定事实错误。其二，以房抵工程款的时间是2009年12月，而当时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按月息1%计算，尚欠利息将近120万元，本息合计将近320万元，远远超出五套房产的价值，故被上诉人仅以价值198万元的房产抵三百多万元的借款是极不合理的。4.《成都华阳花苑工程款收支确认单》系双方对工程款所作的初步核算，其并未载明以房产抵借款的相关内容，故该收支单与涉案200万元借款并无关联性，而双方未在收支单中对质量保证金及五套房产予以确认是存在合理理由的：其一，双方之所以未在收支单中注明质量保证金，是因为该收支单是针对工程款结算，而质量保证金并不属于工程款，质量保证金与工程款本就是两个概念，且本案的质量保证金早在2010年就已经转为借款，双方没有必要在工程款收支单中对已经转为借款的质量保证金予以确认。其二，双方之所以未在收支单中注明五套房产，是因为五套房产并非以现金形式回收，其抵价金额并不明确，核算当时双方亦提到了房产抵工程款这一事宜，但由于金额还需进一步确认，故未在该次核算中直接扣减。其三，根据行业惯例，承包双方会对工程款进行多次核算、对收支金额进行反复调整、并在最后一次结算时注明是“最终结算”。上述收支确认单只是工程款的初步核算，并非最终结算，初步核算的收支单中存在遗漏或错误的款项是正常的，双方可以在后续的结算过程中予以调整，故初步核算的收支单中未包括五套房产是符合常理的，也是符合行业惯例的。因此，原审法院不能仅仅以收支单中未注明五套房产抵工程款这一事实就推定五套房产已经抵涉案200万元借款。5.房产抵工程款之后，借款收条仍由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持有，薛宗鉴仍出具承诺书对借款未全部清偿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可见房产并未抵偿借款。其一，薛宗鉴出具的两份借款凭证原件至今仍由出借方持有，可见涉案借款并未全部清偿，否则借款凭证原件应交还薛宗鉴，薛宗鉴主张涉案借款已由五套房产全部抵偿，但却从未要求出借方返还原件，是不合常理的。其二，2012年6月29日，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出具书面承诺书，确认涉案200万元借款尚未清偿，虽然该份承诺书中所载的尚欠金额存在错误，但双方之所以对借款进行结算，其基础是借款的存在，如果薛宗鉴已经以五套房产抵偿了200万元借款，则不可能再对借款进行结算。可见，双方对借款性质及借款未获清偿是没有异议的。至于承诺书中的借款金额是可以通过银行转账记录、收据、领款凭证予以佐证的，对其中错误的金额可以进行修正，并不能仅以承诺书的少部分错误推翻整份承诺书的真实性，不能推翻200万元款项为借款这一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定五套房产已经抵偿了涉案200万元借款。三、一审法院对涉案200万元借款的尚欠金额认定错误，且未对涉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以及被上诉人提出的多支付了156万元这一情况进行审查认定。1.根据领款凭证、承诺书等证据材料显示，涉案200万元借款尚未全部清偿，薛宗鉴仅于2016年2月2日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于2017年1月23日偿还借款利息50万元，于2017年5月11日偿还借款利息1万元，故截止至2020年3月13日，该笔借款尚欠本金140万元及相应利息。2.根据2007年2月2日领款凭证显示，薛宗鉴向本案四出借人借款100万元，月息1%。该笔借款本金已于2007年12月13日清偿。但截止至2007年12月13日，该笔借款实际产生利息104666.67元，薛宗鉴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清偿该笔借款利息，原审法院亦未对该笔借款利息的清偿情况进行审查。事实上，薛宗鉴至今尚未清偿该笔利息。3.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在原审中提出多支付了156万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其主张的156万元中有111万元四出借人已经在主张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即2016年2月2日的60万元，2017年1月23日的50万元，2017年5月11日的1万元），剩余45万元实际是用于偿还工程款的，四出借人已出具领款凭据交薛宗鉴持有，但薛宗鉴故意隐瞒该事实，并拒绝向法院提供领据原件。原审过程中，薛宗鉴曾向法院出示过一张40万元的领款凭据，明确载明该40万元款项系用于支付华阳工地工程款，并非其主张的偿还借款。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案涉2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正确。1.案涉200万元最初性质为借款。薛宗鉴因建设华阳花苑项目的资金需求，向四出借人借款200万元。2.华阳花苑项目于2006年6月开工建设，案涉200万元款项在开工之后转化为工程质量保证金。由此在2005年3月1日领款凭证上（实际出具时间是2006年6月初）注明“收工程质量保证金”，并将2005年3月1日开始至2006年5月31日止的借款利息进行注明。3.薛宗鉴在2012年2月、6月及2015年的签字，均是在未经核算、查账的情况下，基于对林成挚的信任，在错误认知下签署的。同时错误签署的还有另外的100万元。至于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错误偿还的款项，其在一审时提出反诉主张。二、一审法院认定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在2007年就已经以五套房产抵偿案涉200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虽然没有书面的抵债协议作为直接证据，但是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说明以房抵债属实。三、四出借人主张五套房产抵其他工程款，该主张不成立。1.四出借人至今无法说清该五套房抵的是哪一笔工程款，也无法说明在何时发生抵扣，以及如何抵扣的。四出借人不仅至今无法提供证据支持其说法，并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多次相互矛盾的说法。2.《成都华阳花苑收支确认单》是双方对整个工程款的结算，并有双方财务人员在场，该确认单详细对总造价、已收工程款、应付工程款进行核算。小到电费都进入核算，对于未确定的金额如交房支付违约金、公司管理费都详细予以注明。该确认单结算全面而具体，不可能遗漏200多万元的抵扣金额。3.即使如四出借人所述双方有提到房屋抵工程款，但金额未确认，那根据确认单中的“未确定金额”的处理，也应当在确认单中注明。4.五套房产在2007年抵案涉200万元之后，《收款收据》仍由四出借人持有的原因，其一由于房屋的施工、结顶、签署协议、出具发票、交付、办理房产证等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二鉴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信任程度；其三案涉另外100万元的债权凭证原件也是还款之后仍由四出借人持有。因此，案涉《收款收据》原件仍由四出借人持有实属正常。正如薛宗鉴所记载的“所有凭证具有法律效力，据实结算”。四、根据薛宗鉴提供的证据恰恰能证明以案涉五套房产抵偿工程保证金200万元，即使从价款上核算，也是符合当时的交易价值的。五套房产抵债时间是2007年6月13日，根据《华阳花苑订房号及价格表》可知华阳花苑2007年市场价格为每平米3500元左右，虽然双方约定转为质量保证金后是不计算利息的，但当时抵债时按照四出借人的要求一并予以计算了，债务本息为2518667元，五套房屋价格为2518670元，价格上也体现公平。五、一审法院对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支持，但认为可以在工程款结算中另行处理。其中40万元是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错误向四出借人支付的还款，该款的性质四出借人出具的说明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不予认可。瓯海房开答辩称：本案工程项目位于成都，总公司对于成都项目情况不知情，总公司在案发后才得知。本案一审审理后，瓯海房开才了解案情。同意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和薛宗鉴的上述答辩意见。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立即共同偿付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暂算至2019年7月1日利息637万元，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2.若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所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债务的，则由瓯海房开承担；3.案件的诉讼费用由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瓯海房开共同承担。后，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立即共同偿付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借款140万元及利息（利息暂算至2019年7月1日利息637万元，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反诉请求：1.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共同返还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156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案件诉讼费由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宗鉴因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建设华阳花苑项目的资金需要，分别于2005年2月24日和2005年3月1日向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借款（工程质量保证金）40万元和160万元，共计200万元。周国华通过银行转账给薛宗鉴40万元，周若华通过银行转账给薛宗鉴160万元。2005年3月1日，薛宗鉴出具领款凭证载明：华阳花苑项目部收工程质量保证金贰佰万，月息1%，（注：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计利息273元未支付），领款人薛宗鉴。后，薛宗鉴备注：从2012年2月17日起月息1.5%。《华阳花苑预订房号及价格表》约定五套房屋（华阳花苑1号楼1栋1101室、1201室、1404室，2号楼1栋201室）抵债因为因借款原因（200万元），房价由每平米的3500元左右优惠到每平米2868元。在2010年3月18日，在办理房产登记之前，林成挚要求薛宗鉴签字以便办理房产登记手续，薛宗鉴在《领款凭证》上书写了“转为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2010年3月18日”，在2010年9月16日，房开公司出具发票。《华阳花苑销售明细表》显示：该五套房屋是抵工程款（200万元即工程质量保证金）。在《成都华阳花苑工程款收支确认单》中，支付的工程款中并没有包括抵债的五套房屋，而工程质量保证金200万元，也是没有进入此次工程款结算。2007年2月2日，薛宗鉴向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借款100万元，用于支付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的工程款，薛宗鉴出具领款凭证，载明：成都分公司华阳花苑项目部借款壹佰万元整，月息1%。后，薛宗鉴备注：从2012年2月17日起月息1.5%，打三建分公司的户头。2007年12月12日，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通过交通银行向周若华转账100万元，用于偿还2007年2月2日薛宗鉴借款的100万元。2012年6月29日，薛宗鉴向四出借人出具承诺书并加盖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公章，载明：华阳花苑工程欠承包方借款贰张单共计叁佰万元人民币（其中壹张壹佰万元、壹张贰佰万元正），根据借款欠单算至2012年6月29日利息共计贰佰肆拾柒万元正。从2012年6月30日起欠款加利息共计伍佰肆拾柒万元正，月息算1.5%，（利息三个月一次性付，若未付清利息转本金）。2005年3月1日借款单贰佰万元算息时间如有记错，今后按实调整。工程结算书未结算清工程款具有法律效力。以上款项于2013年4月16日前付清。2015年2月9日，薛宗鉴在上述承诺书上备注：账目未清，所有借款收条、工程款都有法律效力。2006年3月20日，温州市瓯海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瓯海三建公司）以邀请招标的方式，中标取得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建设华阳花苑工程项目的土建、配套安装、室外管网装的承包施工工程。2006年4月27日，瓯海三建公司与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就上述工程项目的土建、水电总承包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6年9月15日，瓯海三建公司将上述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给周若华、周国华，工程于2006年6月10日开工，于2007年12月10日竣工。2008年12月3日上述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备案。2018年2月11日，周若华与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的薛宗鉴及双方的财务人员高树敏、陈其爱就华阳花苑工程款收支进行确认，但并未提及200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与涉案的五套房产。2016年8月26日，薛宗鉴通过银行向陈其爱转账40万元；2017年5月11日，薛宗鉴通过银行向周若华转账1万元。2016年2月2日，周若华出具领款凭证，载明：薛宗鉴转陈其爱工行温州分行五马支行账户（62×××12）陆拾万元正借款本金；2017年1月23日，周若华出具领据，载明：收到薛宗鉴还借款（成都华阳工地）伍拾万元整，出纳陈其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持有两张《领款凭证》的原件，但薛宗鉴不仅仅错误确认了涉案的200万债务，而且薛宗鉴还错误确认了100万的债务。根据双方均提供的2005年3月1日的《领款凭证》，明显该200万的性质由原来的借款在2006年6月开工后转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在2010年3月18日，在办理房产登记之前，林成挚要求薛宗鉴签字以便办理房产登记手续，薛宗鉴在《领款凭证》上书写了“转为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2010年3月18日”。《华阳花苑销售明细表》显示：该五套房屋是抵工程款（200万元就是工程质量保证金）。在《成都华阳花苑工程款收支确认单》中，支付的工程款中并没有包括抵债的五套房屋，而工程质量保证金200万元，也是没有进入此次工程款结算。故可认定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在2007年就已经以该五套房屋折抵该200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根据银行进账单及领款单，薛宗鉴在2007年12月已偿还了借款100万元。综上，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要求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立即共同归还借款140万元和支付利息（利息暂算至2019年7月1日利息637万元，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及若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所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债务的，则由瓯海房开承担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的其他辩解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要求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共同返还156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诉讼请求，由于双方的部分工程款尚未结算，故可另行处理。遂判决：一、驳回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5195元（已减半），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0195元，由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840元，由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向本院提交《领据》一份，拟证明薛宗鉴主张的2016年8月26日支付的40万元系用于支付工程款而非借款的事实。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薛宗鉴质证认为因薛宗鉴错误认识而误还了该40万元借款，四出借人应予返还。瓯海房开质证认为对此不清楚。本院认为，双方对款项支付金额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反诉要求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返还包括该40万元在内的共计156万元本息，在双方后续工程款结算中另行处理，与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的主张一致，薛宗鉴、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瓯海房开对此未提起上诉，故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除“2005年3月1日，薛宗鉴出具领款凭证载明中备注：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计利息273元未支付”、“2005年3月1日，薛宗鉴出具领款凭证载明：华阳花苑项目部收工程质量保证金贰佰万，月息1%，（注：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计利息273元未支付），领款人薛宗鉴”两个事实不予确认外，对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查明，认定：1.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计利息27万元未支付。后，薛宗鉴备注：从2012年2月17日起月息1.5%。2.薛宗鉴出具领款凭证，载明：华阳花苑项目部收工程质量保证金贰佰万，月息1%，（注：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计利息273元未支付），领款人薛宗鉴。该领款凭证领款日期栏记载2005年3月1日。本院认为，双方对于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名下案涉五套房产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无异议，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该五套房产是用于抵偿薛宗鉴、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欠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讼争200万元及利息，还是抵偿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拖欠工程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经审理，本院认为薛宗鉴、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所辩称的案涉五套房产用以抵偿薛宗鉴、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欠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讼争200万元及利息更具盖然性优势，予以采信。理由如下：1.四出借人以薛宗鉴出具的领款凭证和承诺书为据提起本案诉讼。薛宗鉴、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辩称以五套房产抵偿讼争债务，虽然该辩称与以房抵债事实发生后，案涉领款凭证仍由四出借人持有，且后续薛宗鉴仍多次承诺领款凭证所载借款继续计算利息之事实相冲突，但结合薛宗鉴在偿还另100万元借款本金后，也错误地承诺该100万元继续计算利息，且将已偿还的100万元与案涉200万元一并结算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本院认为薛宗鉴关于在庞杂的工程项目中，其对单笔款项结算存在记忆错误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四出借人单凭仍持有薛宗鉴案涉200万元领款领证及承诺书，不足以证明案涉200万元债权未予以抵偿。2.四出借人主张薛宗鉴于2005年3月1日出具案涉领款凭证，薛宗鉴辩称其于2006年6月份出具案涉领款凭证将此前向四出借人所借200万元款项转为瓯海三建公司工程质量保证金。本院认为，虽然案涉200万元款项交付时间发生在2005年2月24日、2005年3月1日，但领款凭证上记载的领款原因是“收工程质量保证金”，而四出借人挂靠的瓯海三建公司于2006年3月20日中标取得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建设华阳花苑工程项目的土建、配套安装、室外管网装的承包施工工程，四出具人主张在工程中标前一年提交交付工程质量保证金不能使人产生内心确信，亦与日常经验法则相悖。结合上述工程于2006年6月10日开工，以及领款原因栏备注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计利息27万元未支付，本院认为薛宗鉴辩称该领款凭证于2006年6月份出具与事实更为相符，予以采信。3.案涉领款凭证右上角记载“转为周若华、周国华、林成挚、尤加忠2010年3月18日”，四出借人主张工程竣工验收后，由质量保证金转为四出借人的借款。经一审查明，案涉工程于2007年12月10日竣工，与该备注时间相距甚远。薛宗鉴辩称该备注是为了便于抵债之房产过户至四出借人名下，结合四出借人于2009年12月16日与瓯海房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0年9月开具购房发票。本院认为相较而言薛宗鉴的解释更合乎情理，予以采信。4.四出借人以《华阳花苑销售明细表》上类别项记载“抵工程款”为由，主张案涉五套房屋抵偿工程款，但双方于2018年2月11日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时，并未将抵债的五套房屋计入工程款内，也未将工程质量保证金200万元计入工程款结算，有违常理。薛宗鉴辩称工程质量保证金包括在工程款范围内，合乎情理，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瓯海房开成都分公司已以案涉五套房屋折抵讼争200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78元，由上诉人周国华、周若华、林成挚、尤加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良岳审 判 员 胡淑丽审 判 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郑琳代书记员 蔡卓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