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8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志波，男，1980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天津市宝坻区，现住天津市宝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东赐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路129号科技2号标准厂房B223，实际经营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西中环东、杨北公路北侧禄鑫搅拌站院内。法定代表人：吴风冬，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忠，天津津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曹辛庄西侧。法定代表人：杨士松，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鹏，天津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志波因与被上诉人天津东赐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赐达公司）、原审被告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泉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4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志波上诉请求：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497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东赐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东赐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按照东赐达公司自己单方统计的数字认定租赁费金额明显错误。东赐达公司仅提供了自己单方打印的表格，该表格没有经高志波认可。二、为防止租赁物出现混乱，高志波与东赐达公司签订的脚手架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收货人，即现场租赁物必须经过指定收货人于建波、刘强的签收才能得到确认和认可。如果真的存在“耿现克”签字的相关单据，东赐达公司应该及时与高志波指定的签收人进行签收补正，但东赐达公司从未提出过该相关单据。三、一审法院认定退还物品的价值明显与实际不符。东赐达公司仅提供与其有关联业务关系的个体工商户出具的说明，明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四、双方合同针对政府行为造成停工问题已作了约定，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一半的租赁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将租赁费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违反法律规定。涉诉建设工程在2018年底已经停止施工，高志波已开始陆续返还，因此租赁费应截止到最后一次退还租赁物的时间2018年12月1日。六、高志波以自己的名义与东赐达公司签订合同，一审判决原审被告盛泉公司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东赐达公司辩称，一、在一审诉讼中，高志波对租金的计算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询问高志波是否进行审计，高志波当庭表示不予申请；其在上诉中并没有指出哪一笔计算是错误的，故该理由不成立。二、关于耿现克签署的送货单，一审法院审理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耿现克本人出具了说明书，一审法院亦调取了工资表，足以认定耿现克系高志波雇佣的人员。三、关于高志波要求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停工期间不能计收租金的问题，高志波没有向东赐达公司出示过相关文件，双方也未签署顺延工期或者停收租赁费的协议。四、高志波主张租赁费的计算期间应截止2018年的12月份，但本案查明的事实是还有部分租赁物至今仍在高志波手中，根据合同的约定，高志波退清租赁物之后才不收租金。基于以上理由，东赐达公司主张租赁费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有合同约定。请求驳回高志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盛泉公司陈述，同意高志波的上诉请求，认为涉案纠纷是高志波与东赐达公司产生纠纷，与盛泉公司无关，盛泉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东赐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东赐达公司、盛泉公司签订的《脚手架租赁合同》；2、判令盛泉公司、高志波连带给付东赐达公司租赁费2381876.53元、修理费22887.6元，返还价值1013551元的租赁物或支付折价赔偿金1013551元，支付违约金600000元，合计4018315.2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盛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日，高志波以盛泉公司的名义与东赐达公司签订《脚手架租赁合同》，并在乙方落款处加盖了“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金鹏30万吨铝材项目”章。合同约定，盛泉公司向东赐达公司租赁钢管、扣件、碗扣、油托、木跳板等材料，用于其承建的天津金鹏铝材制造有限公司30万吨铝材工程-氧化车间2#项目工程。其中，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自2016年10月30日至2017年10月1日，超期部分计费”。合同第三条（租赁价款支付）约定：“本合同已综合考虑在租赁期限内全部周转物资的使用租期，租赁物资不按数量多少、天数计算，不因物资先后进出场数量及日期情况而调整实际租赁发生的费用，合同总价款为柒拾万元至捌拾万元整（小写：800000元整），此价格为不含税价格。乙方（盛泉公司）按当月实际产生的工程量支付租赁费，当架体搭设至一层支模具备打砼的条件时付款20万元，至二层具备打砼的时候付款20万元，至三层具备打砼的时候付款20万元，外架搭设完成付款20万元，分四次付清架体租赁费。由于政府行为或不可抗的因素导致的停工可顺延工期，但是需在第一时间出具相关文件，双方签字为准。其他原因导致的停工由乙方负责。超出合同期限按3元每吨每天计费，以退货过磅重量为准，或以退货数量为准。按钢管每天每米0.007元，扣件每天每套0.004元，油托每天每根0.03元，碗扣件每天每米0.012元，木跳板0.1元每块。如乙方未按时支付工程款，甲方（东赐达公司）有权拒绝施工，并按月加收未付款额3%的违约金”。合同第四条约定：“租赁期间，承租方对租赁物资要妥善保管，并承担维修保养的费用。不得故意损坏、转租或挪到其他工地施工使用，如有他用按市场价格赔偿”。另合同还约定，乙方委托的物资使用人为于建波，刘强。2016年10月29日至2018年6月19日期间，东赐达公司陆续向盛泉公司提供了钢管、扣件、碗扣、轮扣、油托、木跳板等租赁物。盛泉公司于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12月1日期间陆续退还部分租赁物，至今尚欠部分租赁物未退还。包括：钢管26771.2米、扣件17020个、3米木跳板61块、4米木跳板3153块、大油托644根、碗扣横杆12061.8米、碗扣立杆10278.3米、快拆立杆947.05米、轮扣横杆1392.3米、轮扣立杆1102.2米。截至2019年3月31日，累计产生租赁费3021528.47元，其中2016年10月29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产生租赁费926676.15元；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产生租赁费1003605.71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产生租赁费1091246.61元。另产生扣件保养费及零配件丢失赔偿费（即修理费）22887.6元，未退还租赁物按市场平均价格计算（钢管12元/米，扣件5元/个，碗扣、轮扣、快拆横杆及立杆15元/延米，大油托18元/根，4米木跳板70元/块，3米木跳板60元/块），折价赔偿金总额为1029041.15元。租赁期间，高志波累计向东赐达公司支付租赁费515000元，余款至今未支付。经催要未果，东赐达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东赐达公司自愿放弃了要求盛泉公司、高志波支付违约金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1、盛泉公司应否承担合同责任；2、东赐达公司提供的租赁物是否已全部退清，折价赔偿金按何标准计算；3、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2016年10月30日至2017年10月1日）的租赁费是按70万元，还是80万元计收；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政府责令停工期间应否计收租赁费；4、租赁费应计收至何时截止，盛泉公司与高志波应否承担给付租赁费及修理费的责任。一、关于盛泉公司应否承担合同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东赐达公司提供的《脚手架租赁合同》显示承租方（乙方）为盛泉公司，租赁物使用的工程为天津金鹏铝材制造有限公司30万吨铝材工程-氧化车间2#项目，虽盛泉公司对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对合同中加盖的“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金鹏30万吨铝材项目”章的效力予以否定，但根据东赐达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及法院调取的天津金鹏铝材制造公司与盛泉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人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材料，可证实盛泉公司承揽了涉案工程，并授权高志波为该公司的代理人，有权代表盛泉公司签署相关文件。涉案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项目章曾在施工过程中多次使用，签约人高志波为涉案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曾代表盛泉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及向发包单位请款，因工程建设所需租赁建筑器材属于其职权范围，东赐达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高志波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而涉案项目章是否经盛泉公司授权刻制并不影响合同成立，代理人以被代理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故高志波以盛泉公司名义所签租赁合同的效力应及于盛泉公司，盛泉公司应承担合同责任。其次，根据盛泉公司提供的《双方工程约定》及盛泉公司及高志波的自认，可证实高志波与盛泉公司存在挂靠关系，高志波借用盛泉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资质承揽涉案工程，高志波系实际施工人，盛泉公司系被挂靠单位，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二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高志波亦表示同意承担合同义务，故盛泉公司与高志波应共同向东赐达公司承担返还租赁物、支付租赁费的合同责任。二、关于东赐达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东赐达公司与盛泉公司所签《脚手架租赁合同》虽约定了具体的租赁期限，但同时又约定超期继续计费，故该租赁合同应为不定期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虽对租赁物是否退清及租赁费计收期间存在一定争议，但对解除合同并无分歧，故对东赐达公司该项主张予以支持。三、关于东赐达公司提供的租赁物是否已全部退清，折价赔偿金按何标准计算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未进行总结算的情况下，核实租赁物是否已退清的主要依据为送货单和退货单。庭审中，对于东赐达公司提供的送货单、退货单，高志波除对2016年10月29日、10月30日、10月31、11月1日、11月2日、11月3日六张送货单不予认可外，对其他送货单及退货单均没有异议。如前所述，根据耿现克出具的《说明》、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言及法院调取的代发工资明细表，可证实上述六张送货单的签收人耿现克系高志波所属雇佣人员，其签收的租赁物资用于涉案工程，该六张送货单可作为东赐达公司提供租赁物的依据。虽高志波主张耿现克不是合同约定的租赁物资管理人，但在耿现克签收上述送货单时，东赐达公司与盛泉公司尚未签订《脚手架租赁合同》，且耿现克在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已离开工地，故盛泉公司、高志波的抗辩意见不成立。通过对比送货单及退货单，可证实盛泉公司尚有部分租赁物未退还，包括：钢管26771.2米、扣件17020个、3米木跳板61块、4米木跳板3153块、大油托644根、碗扣横杆12061.8米、碗扣立杆10278.3米、快拆立杆947.05米、轮扣横杆1392.3米、轮扣立杆1102.2米。现涉案工程已完工，租赁物已不再使用，且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故盛泉公司、高志波应承担返还租赁物的责任，逾期不能返还，应折价赔偿。对于租赁物折价赔偿金按何标准计算问题，东赐达公司、盛泉公司所签《脚手架租赁合同》对租赁物赔偿标准未进行约定，仅约定挪作他用按市场价格赔偿。对于租赁物的市场价格，双方陈述不一，但东赐达公司主张的市场价格有相关租赁合同及同行业单位出具的《说明》材料予以证实，其说服力明显优于被告，故将根据上述证据材料及东赐达公司主张的市场价格酌情予以确定。即租赁物折价赔偿金标准为：钢管12元/米，扣件5元/个，碗扣、轮扣、快拆横杆及立杆15元/延米，大油托18元/根，4米木跳板70元/块，3米木跳板60元/块。鉴于东赐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赔偿金总额低于依上述标准计算所得数额，故折价赔偿金数额以东赐达公司主张的1013551元为准。另，盛泉公司与高志波如认为上述折价赔偿金标准过高，可购买同类产品返还实物。四、关于租期内租赁费计收标准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政府责令停工期间应否计收租赁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东赐达公司与盛泉公司所签《脚手架租赁合同》约定租期内的租赁费为包干价70万元至80万元，双方当事人对该期间租赁费是按70万元，还是80万元计收存在分歧。根据东赐达公司提供的租赁物情况，参照合同约定的超期计收租金标准，该期间产生租赁费数额为926676.15元，超过了80万元，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确定该期间租赁费按80万元计收。对于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政府责令停工期间应否计收租赁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东赐达公司、盛泉公司所签《脚手架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由于政府行为或不可抗的因素导致的停工可顺延工期，但是需在第一时间出具相关文件，双方签字为准”。本案中，根据高志波提供的天津市蓟州区建设管理委员会蓟建委发[2017]41号文件，可证实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政府责令停止建筑工地混凝土施工作业，但盛泉公司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向东赐达公司出具过停止施工的相关文件，双方亦未签署相关顺延工期或停收租赁费的协议，且合同约定的“顺延工期”与停收租赁费存在理解差异，在此期间亦发生提取和退还租赁物的情形，说明盛泉公司仍有施工行为，故法院对盛泉公司、高志波主张该期间不应计收租赁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但考虑停工非盛泉公司主观因素造成，盛泉公司需继续使用租赁物不能及时退还等客观情况，依据公平原则，此期间的租赁费由双方共担较为适宜。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产生租赁费数额为1003605.71元，酌情确定盛泉公司、高志波应承担的租赁费数额为1003605.71×50%＝501802.85元。五、关于租赁费计收期限及盛泉公司、高志波应否承担给付租赁费及修理费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盛泉公司仍继续使用租赁物，故东赐达公司有权依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收逾期租赁费用。盛泉公司主张租赁物已退清，租赁费已付清，没有事实依据，盛泉公司应承担继续支付租赁费的责任。现东赐达公司主张计收租赁费期间至2019年3月31日，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综合考虑冬歇期和春节假期等因素，参考行业惯例，酌情扣减两个月的租赁费。另，东赐达公司提交的退货单上已标明退还租赁物中存在丢失零配件及需要保养的情况，根据合同约定，租赁期间被告负有维修保养租赁物的义务，维修保养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现东赐达公司要求盛泉公司、高志波承担修理费用22887.6元，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且东赐达公司主张的修理费数额较为合理，对东赐达公司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确定盛泉公司、高志波应支付的租赁费数额为：80万元（2016年10月29日至2017年9月30日租期内的租赁费）＋501802.85元（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租赁费）＋1091246.61元（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租赁费）-54347.17元（2019年1、2月租赁费）-515000元（被告已付款）=1823702.29元。另，东赐达公司在庭审中自愿放弃了要求盛泉公司、高志波支付违约金60万元的诉讼主张，依法予以照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天津东赐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脚手架租赁合同》；二、被告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志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给付原告天津东赐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租赁费1823702.29元、修理费22887.6元，合计1846589.89元；三、被告天津盛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志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返还租赁物钢管26771.2米、扣件17020个、3米木跳板61块、4米木跳板3153块、大油托644根、碗扣横杆12061.8米、碗扣立杆10278.3米、快拆立杆947.05米、轮扣横杆1392.3米、轮扣立杆1102.2米；逾期不能返还，则按钢管12元/米，扣件5元/个，碗扣、轮扣、快拆横杆及立杆15元/延米，大油托18元/根，4米木跳板70元/块，3米木跳板60元/块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折价赔偿金（赔偿金总额为1013551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4147元，原告负担5576元，二被告负担2857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或交付至本院）。”二审中，高志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发包人为天津金鹏铝材制造有限公司，承包人为盛泉公司，发包人处高志波签字，承包人处汪义云签字。以此证明工程存在着转包行为，耿现克确实并非高志波雇佣的人员，也不是盛泉公司所雇佣的人员，而是汪义云雇佣的人员。证据二、《脚手架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汪义云与东赐达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2017年5月2日之前所产生的所有业务均属汪义云行为，与高志波无关。证据三、停工报告复印件一份，复工申请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确实没有施工。证据四、《费用总计》一份，证实东赐达公司对于2019年1月至3月份的租赁费已经明确认可不再计算。证据五、于建波出具的证言一份，证明按照政府通知，停工时通知了东赐达公司，东赐达公司也同意免收租金。东赐达公司认为高志波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一与其无关，证据二、三没有原件，不予认可，证据四是双方对账时在高志波能够付款的前提下东赐达公司可以让免2019年1月至3月份的租赁费，并非不予计算，证据五因证人没有出庭，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认可。盛泉公司对高志波提供的证据均予认可。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租赁费的数额如何计算；二、未退还物品的价值如何确定。本案涉及的《脚手架租赁合同》是高志波代表盛泉公司与东赐达公司签订的，盛泉公司认可本案所涉工程是高志波挂靠盛泉公司进行的施工，故高志波以盛泉公司名义签订租赁合同，其行为后果应由盛泉公司承担。就此问题，一审法院判决盛泉公司承担合同义务，盛泉公司并未提出上诉。高志波作为工程挂靠人，其同意在本案中与盛泉公司共同承担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一并处理并无不当。而二审审理中，高志波主张其个人将部分工程又转包给案外人，此情节与本案租赁合同的履行无关，高志波可另行解决。因此其提供的证据一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租赁费数额的问题，1.高志波主张其工程于2018年年底竣工，租赁合同应于2018年年底解除，但其并未向东赐达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一审法院以东赐达公司起诉主张解除租赁合同的时间为节点，认定合同解除时间并无不当。2.关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政府责令停止建筑工地混凝土施工作业期间的租赁费问题，《脚手架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由于政府行为或不可抗的因素导致的停工可顺延工期，但是需在第一时间出具相关文件，双方签字为准”，高志波并未能提供按照合同约定双方签字确认的文件，其提供的证据二、三均为复印件，也无东赐达公司的认可，故其提出的该期间不应计算租赁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上诉提出的证据五，因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证，该证据不予认定。就此问题一审法院已经综合考虑客观情况，依据公平原则，认定此期间租赁费双方共同分担，并无不当。3.高志波提供的证据四《费用总计》，并非结算书，也不能体现出东赐达公司不再主张2019年1月至3月租赁费，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考虑冬歇和春节假期等因素，核减了2019年1月、2月的租赁费，已经充分保护了租赁方的合法权益。4.关于耿现克签收的六张送货单，一审法院结合耿现克出具的说明、李某的证人证言及工资明细表，认定耿现克系盛泉公司雇佣人员，其签收的货物已实际用于涉案工程，该部分租赁物的租赁费应由盛泉公司承担是正确的。5.关于租赁费的统计计算问题，虽然东赐达公司提供的是其单方制作的统计表格，但高志波并没有提出具体计算的错误之处。综合上述意见，一审法院对于租赁费用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未退还物品的价值如何认定的问题，东赐达公司、盛泉公司所签《脚手架租赁合同》对租赁物赔偿标准未进行约定，一审法院依据东赐达公司提供的同行业单位出具的《说明》酌情予以确定并无不当。且盛泉公司与高志波如认为上述折价赔偿金标准过高，确可购买同类产品返还实物。综上所述，高志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47元，由上诉人高志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振英审判员  陈 晨审判员  毕云生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朱茜茜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