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庆锋，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昌市永泰轮胎经营部，注册号420503600048223（1-1），经营场所伍临路33号C10栋000110号（鑫鼎汽配城）。经营者：陈定堂，男，197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伟，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庆锋因与被上诉人宜昌市永泰轮胎经营部（以下简称永泰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2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庆锋上诉请求：撤销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2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永泰经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明显依据不足。一是检材中“刘”字中的“文”字体结构明显与样本中不一致。检材中“刂”的点是从上向下运笔，而样本中“刂”是从左到右运笔。检材中“文”和“刂”中的点连在一起明显是一笔写成，而样本中的“文”和“刂”中的点都是分两笔写，没有连在一起。检材中“刂”的竖勾中收笔是带勾的，而样本中“刂”的竖勾都是写成竖不带勾的。可以充分反映检材和样本书写习惯不一致。检材中的“庆”中“大”和五处样本中没有一处在字体结构上是相似的，鉴定意见没有对字体结构做合理分析。检材中“锋”字的“钅”字体结构与样本中的不一致，特别明显差异是“锋”中的“夆”是分两笔书写，在字体结构上大相径庭。鉴定意见对上述明显可见的不同特征视而不见，没有进行任何科学分析，纯属主观臆断，明显依据不足。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准许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的申请，但是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反而采信[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的经营者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欠据除了姓名是上诉人书写外，内容和日期都是他书写的，明显不合常理，也不符合上诉人的书写习惯。只要有基本证据意识和财务知识的人都知道，欠据签名就要连着写明日期，更何况本案欠据是格式文本，最下面日期的专栏，上诉人不可能签名后空着不写。该欠据载明金额二十多万元，数额巨大，要真是上诉人所写，绝不会冒风险留下这么大的漏洞，只写名字让别人写上日期。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因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还应当适用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永泰经营部辩称，1．《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依据充分，鉴定结论正确，应予采纳。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明确表示对鉴定程序、鉴定人员资格无异议，对鉴定方法、鉴定结论有异议。《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检材即2011年《住房按揭借款合同》、2012年《个人借款合同》上均有上诉人的真实签名，检材真实有效且为双方认可，依据十分充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好热鉴定人员已被上诉人认可，其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2．（2018）鄂0506民初583号生效裁判文书已经认定，王士春于2009年初至2016年1月31日之间，在上诉人的轮胎经营部从事收货、发货等工作。被上诉人提交的该经营部2014、2015年收账款清单中客户签字确认栏处有王士春的签名和时间，王士春的行为属职务行为。上述两份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将货物交付给了上诉人，履行了供货义务。3．被上诉人2014、2015年收账款清单中金额数字和2014年10月29日欠据（上诉人认可签字）、2015年11月16日欠据（上诉人否认签字）上的金额能够一一对应，足以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4．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相反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拖延审理时间。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2019年11月28日才做出一审判决，仅一审就拖了一年多，原因就是上诉人故意拖延，请求二审速裁速判。永泰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刘庆锋支付货款216140元；2．由刘庆锋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64800元（按照逾期还款总额216140元的日万分之三216140×0.0003=64.8元/天，乘以逾期天数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27日总计1000天）；3．案件诉讼费由刘庆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永泰经营部从事轮胎销售代理，与刘庆锋有业务往来。2014年10月29日刘庆锋向永泰经营部出具《欠据》一张，载明欠到永泰经营部货款144375元。庭审中永泰经营部提交四张《永泰轮胎经营部2015年应收帐款》，载明客户均为刘庆锋、袁永红，截至2015年9月12日的欠款金额为216140元，王士春均作为代理人签字确认。庭审中永泰经营部提交《欠据》一份，载明“今欠到永泰经营部货款计216140元，本人承诺：1、该欠款保证于2015年12月30日前无条件还清，如不能按期还清欠款，除还清欠款外，债务人还应按逾期未还欠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三向债权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债务人签字（身份证号码）：刘庆锋…立欠据日期2015年11月16日”，永泰经营部经营者陈定堂自认除刘庆锋签字外的欠款金额、还款日期、立欠据日期均系其填写，刘庆锋否认其签名，并申请笔迹鉴定。二、2019年10月2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现有样本条件下，倾向认定标称立欠据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的《欠据》原件上债务人签字（身份证号码）处的‘刘庆锋’署名字迹与供检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刘庆锋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1.检材中的“刘”中的“文”字体结构明显和样本中不一致，检材中立刀旁的点是从上向下运笔，而样本中的立刀旁是从左到右运笔，检材中的“文”和立刀旁中的点连在一起，明显是一笔写成，而样本中的“文”和立刀旁中的点都是分两笔写，没有连在一起的，检材中立刀旁中的竖勾中的收笔是带勾的，而样本中立刀旁中的竖勾都是写成竖不带勾，上述字体差异非常明显，可以充分反映检材和样本书写习惯的不一致，而该司法鉴定意见故意忽视这些明显差异，不作出合理分析；2.检材中“庆”字中的“大”和五处样本中没有一处在字体结构上是相似的，该司法鉴定意见视而不见，对字体结构没有任何合理分析，就作出点画的形态和方向细节特征一致的认定；3.检材中的“锋”字中的“钅”字体结构和样本中的不一致，特别明显的差异是，检材中的“锋”字中的“夆”明显是一笔书写，而样本中的“锋”字中的“夆”是分成两笔书写，在字体结构上大相径庭，该司法鉴定意见中自己也认为两者存在绕笔形态的差异，但没有任何证据，又认为该不同特征量少质低。所以该鉴定意见书没有科学依据。4.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的《借据》上的签名和日期都不是刘庆锋本人书写。根据永泰经营部所述，签名是刘庆锋写的，日期是永泰经营部自己写的，这不符合常理。且按照以往的交易习惯，刘庆锋都会亲自书写签名和日期。三、王士春作为原告起诉刘庆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0506民初58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审理查明，2009年初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被告刘庆锋雇请原告王士春在其经营的轮胎经营部从事收货、发货等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均认可的2014年10月29日刘庆锋向永泰经营部出具的《欠据》，可以认定永泰经营部与刘庆锋存在轮胎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11月16日的《欠据》上有刘庆锋的签名，刘庆锋虽予以否认并申请笔迹鉴定，但根据2019年10月2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2015年11月16日的《欠据》上的刘庆锋系其本人书写。刘庆锋对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方法、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对鉴定程序和鉴定人员资格无异议，其异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庆锋无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亦不予准许。根据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8）0506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王士春系刘庆锋的雇佣人员，王士春在永泰经营部提交四张《永泰轮胎经营部2015年应收帐款》中作为代理人签字，与2015年11月16日刘庆锋签字确认的《欠据》相印证，可以认定刘庆欠付永泰轮胎经营部货款216140元。根据2015年11月16日《欠据》中刘庆锋承诺的内容，即“该欠款保证于2015年12月30日前无条件还清，如不能按期还清欠款，除还清欠款外，债务人还应按逾期未还欠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三向债权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永泰经营部主张刘庆锋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27日的逾期还款违约金64800元（216140×0.0003×1000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刘庆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宜昌市永泰轮胎经营部支付货款216140元；二、刘庆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宜昌市永泰轮胎经营部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64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7元（已减半收取），永泰经营部已预交，鉴定费2100元，共计4857元，由刘庆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庆锋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永泰轮胎经营部2014年应收账款》明细表4张、《永泰轮胎经营部2015年应收账款》明细表4张，证明双方于2014年按约定每季度都对账付款，但是2015年整年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本人对账，并且向上诉人本人发货，所以上诉人不存在欠货款。被上诉人永泰经营部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被上诉人永泰经营部对上诉人刘庆锋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上述明细表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致，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当提供已经付清2014年应收账款的付款凭证，同样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也向被上诉人供货的事实，且客户名字都是刘庆锋，根据（2018）0506民初583号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王士春是上诉人的收货员、发货员。本院认证认为，刘庆锋在二审提交的《永泰轮胎经营部2015年应收账款》明细表4张，永泰经营部已经在一审提交过且一审予以认定，该证据不属新证据，本院不再赘述。针对刘庆锋在二审提交的《永泰轮胎经营部2014年应收账款》4张，本院认为，永泰经营部在一审已经提交的《永泰轮胎经营部2014年应收账款》10张，载明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7日期间双方的交易明细，客户为刘庆锋、袁永红，其中王士春分别于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2月15日2015年1月13日在明细表中的客户核对确认处签字，刘庆锋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均不予认可。比较刘庆锋随后在二审提交的《永泰轮胎经营部2014年应收账款》4张，虽然客户只有刘庆锋，但是明细表中不管是从交易时间、交易数额以及欠付款的实际金额来看，均与永泰经营部在一审已经提交的《永泰轮胎经营部2014年应收账款》10张载明内容一致，刘庆锋对《永泰轮胎经营部2014年应收账款》4张予以认可，则恰好印证了自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7日刘庆锋与永泰经营部发生业务往来时，王士春作为刘庆锋的员工与永泰经营部确认收发货对账的事实，本院认为，结合刘庆锋二审自认王士春于2009年至2015年底工作的时间，足以认定刘庆锋与永泰经营部实际发生业务往来至2015年年底的事实。本院对刘庆锋二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是[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二是刘庆锋是否欠付永泰经营部货款的问题。一、关于[2019]鉴字第37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一审鉴定过程中选取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依法具有鉴定资质，且双方在鉴定过程中对检材进行了充分质证和确认，本院认为，一审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确实充分，依法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刘庆锋虽然在一审中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本案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重新鉴定的情形，故一审不予准许刘庆锋重新鉴定并无不当。二审中，刘庆锋向本院提交重新鉴定的书面申请，但亦未提交证据，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上诉人刘庆锋并非专业人士，仅凭肉眼观察检材与欠条上字迹的不同，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其上诉主张欠条并非其本人出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关于刘庆锋是否尚欠永泰经营部货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刘庆锋与永泰经营部长期存在轮胎买卖合同关系，永泰经营部先发货，刘庆锋后付款。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自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期间，双方进行过对账，且王士春作为刘庆锋经营部的雇员在2014年应收账款处签名确认的欠款数额，与刘庆锋二审提交的2014年应收账款明细单中载明数额一致，应当视为刘庆锋对该时间段尚欠永泰经营部的货款数额是认可的。结合（2018）0506民初583号民事生效判决中认定的王士春系刘庆锋经营部雇员的事实，本院认为，永泰经营部提交了2014年、2015年永泰经营部应收账款明细单，2张欠条出具的时间、载明金额均与前述应收账款明细能够相互印证，永泰经营部已经尽到了充分的举证责任，则一审根据欠条载明金额判决刘庆锋支付尚欠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刘庆锋上诉主张否认双方2015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欠付货款，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难于采信。综上所述，刘庆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14元，由上诉人刘庆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陶霄溶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金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