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锦辉，男，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大力，上海澜亭（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苹，上海澜亭（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玮红，男，汉族，1969年1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磐安县。 上诉人周锦辉因与被上诉人陈玮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锦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三项;2、依法改判驳回陈玮红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解除周锦辉与陈玮红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4、依法改判陈玮红返还周锦辉预付款218.40万元并向周锦辉支付利息（自原审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玮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于“作废”条款的认定完全错误。原审判决第13页第5至8行“周锦辉回答：就是陈玮红说的意思。土地名字是陈智银的。我们当时不知道还有洪黎俊的股份，但是我们去签的时候是跟土地证上所有人陈智银签的。我们就是怕到时候土地转让来有问题，所以才加了这一条”原审法院仅根据周锦辉的该回答就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为周锦辉不能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显然与常理相悖，与事实不符。本案的焦点之一是如何正确理解《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如果陈玮红的义务仅是促成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一份《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按照常理该“第四条”应表述成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后周锦辉的预付款不予退还；如果陈玮红的义务仅是促成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一份《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按常理，协议应约定立即支付全部转让款。但事实上，陈玮红在本案起诉前近8年时间内都没有催讨过转让款。而且，周锦辉的回答中并没有说只要求陈玮红促成开发合同即可。因此，当时当事人在作出本案第四条约定的时候显然不是只考虑合作开发合同签订与否的问题。二、原审法院对于“土地问题”的认定完全错误。原审判决第16页第7至13行“该条约定应理解为因涉案土地使用权本身的权利问题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土地使用权本身权属清晰合法，并不存在因该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合法性问题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情形”，上述认定完全错误。理由如下：陈玮红、周锦辉、胡红英于2012年7月24日签订了《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既然陈玮红本人在该份补充协议上签字，就表明认可协议内容，受协议条款的约束。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案涉国有出让土地合作开发建设过程中因为土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不能办理土地开发建设手续、存在纠纷等)导致本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则本补充协议的内容及2011年9月15日的借条全部作废，陈玮红应向周锦辉、胡红英全额返还其已收取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上述条款所讲的“土地问题”显然不只是原审法院所认定的权属是否清晰的问题。2011年7月13日，周锦辉与陈玮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根据陈玮红、陈智银的承诺，2011年9月10日，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了《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其中第六条第一款明确约定：“甲方负责好合作开发项目用地规划、工程前期报批及有关建设项目的所有审批、验收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申领到合作开发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因此，前述补充协议第四条所述的“土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不能办理土地开发建设手续”显然是要求取得“五证”才符合约定的要求。本案一直到2014年9月26日才办理出土地使用权证，并没有证据证明前述“五证”都办理齐全，在“五证”不齐的情况下，项目不可能正常开发。同时，《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第八条第五款亦早有明确约定：“在本合作项目土地原有规划中临南江水库有3米宽道路的前提下，将南江水库部分填埋使临江道路拓宽为6米宽，并在宽6米道路之外再向南江水库库面延伸建造约150米乘4米等于600平方米的亲水楼台。若不能兑现上述承诺，甲方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该楼盘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该条约定的临江道路以及亲水台，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具体的土地问题，该楼盘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开发目的显然不能实现。对于第八条第五款的约定陈玮红是承诺要做到的。因此，开发合同中才做了明确约定。显然陈智银、陈玮红始终未履行该条款的内容，也是最终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重要原因。另外，该幅地块内的电线杆、坟墓均未进行拆除或迁移，该幅土地显然不具备基本的开发条件，但原审法院并未查明该重要事实。此外，《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第七条第五款明确约定：“乙方（周锦辉)有权以东阳市诚动我心木业厂的名义向银行申请土地抵押贷款”但根据（2018）浙07民终5981号判决书第12页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涉案土地已由陈智银为其与他人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陈智银明确该笔债务其无力归还，故在银行主张实现担保物权时，涉案土地将会被法院依法处置，涉案土地开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涉案的土地被陈智银、陈玮红擅自处分，致使开发目的无法实现。土地对外进行抵押的情况，陈玮红、陈智银从未告知过周锦辉，更没有经过周锦辉的同意，陈玮红、陈智银存在隐瞒。上述事实已经符合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因土地问题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情形。同时，《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关于房产联合开发合同作废的原因就是上述事实情况，对于第四条的正确理解以及真实意思应当是联合开发合同的土地开发建设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股份转让协议》应予解除，陈玮红应返还全部已收款项，剩余款项也无需支付。除周锦辉已经支付的款项以及利息损失陈玮红应予支付外，（2018）浙0783民初6142号、（2018）浙07民终5981号判决书确定的转让款2147840元，周锦辉有权要求陈玮红返还；损失167832元，周锦辉有权要求陈玮红赔偿。三、原审法院认定周锦辉仍应向陈玮红支付剩余款项完全错误。陈玮红、周锦辉、胡红英于2012年7月24日签订的《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土地出让款600万元的支付时间，即涉案的土地完成开发销售，且在收到销售回款后再向陈玮红支付土地出让款。显然涉案土地开发目的无法实现，且非周锦辉的原因所致。因此，付款条件无法成就，周锦辉无需支付转让款。而原判认定不免除周锦辉的付款义务，不但毫无逻辑，亦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在付款条件无法成就的情况下，将付款义务强加给周锦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涉案整幅土地出让价格仅有610万元，周锦辉投入了大量前期款项以及时间精力，涉案土地不但没有开发，反而面临被拍卖，陈玮红未保障周锦辉的权益，也未依照相关协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周锦辉未获得任何实质性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周锦辉向陈玮红支付500余万元巨额款项，显然有失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周锦辉的上诉请求。庭审补充意见：2012年2月10日，周锦辉支付给陈玮红利息72000元，一审中遗漏了该笔费用。 陈玮红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陈玮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锦辉立即支付股份转让款525万元及利息（起诉日前利息52.8万元，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清日止）；2、本案所需的所有诉讼费用由周锦辉承担。庭审中，陈玮红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起诉日前利息为60万元。 周锦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判令陈玮红返还周锦辉预付款218.4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26日，案外人陈智银与东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东国土让同字（2010）第3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陈智银通过国有土地出让方式受让位于浙江省东阳市7040平方米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610万元，规划用途为居住。该土地使用权系陈玮红与案外人陈智银、洪黎俊共同出资并以陈智银的名义受让，其中陈玮红的份额占比为40%。 2011年7月13日，陈玮红与周锦辉在案外人陈智银、洪黎俊的见证并同意下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陈玮红将位于东阳市，土地面积为7040平方米，规划用途居住，本宗土地的详情见东国土让同字（2010）第32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的土地（以陈智银名义做的土地证）转让40%的股份给周锦辉；二、周锦辉支付股份转让款880万元，即大写捌佰捌拾万（土地作价2200万元）给陈玮红；三、股份共有人陈智银、洪黎俊同意并见证本协议执行；四、如周锦辉与陈智银、洪黎俊的房产联合开发合同作废，则本合同也作废，陈玮红退还周锦辉的预付款。 2011年9月10日，周锦辉（乙方）与陈智银（甲方）就涉案土地联合投资开发房地产事宜签订了《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一份。同日，周锦辉（甲方）与案外人胡红英（乙方）在陈玮红及陈智银的见证下签订《房产开发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甲、乙双方在“陈智银与周锦辉关于联合开发东阳市联合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基础上签订此协议。在周锦辉占40%的股份中，由胡红英占有16%的份额。故胡红英在“陈周”协议中享有总额的16%的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二、甲乙双方按所约定的份额，按比例出资总额的16%享有16%利益分配的权利，并承担承建房产16%风险义务。三、合作中未尽之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四、附：陈智银与周锦辉双方签订的《房产联合开发合同》一份和周锦辉与陈玮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作为本合同依据。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及见证人陈玮红、陈智银各执一份为凭。 2011年9月15日，周锦辉与案外人胡红英共同以借款人身份向陈玮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陈玮红用于开发徐宅后阳项目资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正（￥6000000.00元），月利为2分利，计每月利息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正（￥120000.00）。依据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陈智银、周锦辉）的条款，周锦辉承担人民币叁佰陆拾万本金及利息，胡红英承担人民币贰佰肆拾万（￥2400000.00元）的本金及利息。利息每二月支付给陈玮红一次。 2012年7月24日，陈玮红、周锦辉及胡红英签订《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周锦辉、胡红英需支付陈玮红借款600万元从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止的利息，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之前周锦辉、胡红英已向陈玮红支付了7个月的利息，对于剩余5个月的利息，三方约定在签订本补充协议的次日周锦辉、胡红英支付陈玮红12万元，另外4个月的利息共计48万元于2012年8月底前付清，对于2012年11月1日之后的借款利息，周锦辉、胡红英不需支付；对于借条中土地转让款600万元的支付时间，周锦辉、胡红英在周锦辉等人将坐落于东阳市的国有出让土地完成开发销售且在收到销售回款后再向陈玮红支付该笔土地出让款600万元，但是所收到的销售回款应在扣除全额工程建设成本、缴纳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的基础上再按600万元占本合作开发总土地成本2250万元的比例支付，即按（销售回款-工程建设成本-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600万元÷2250万元）的计算公式进行支付，对于销售回款的支付顺序可参见2011年9月10日陈智银与周锦辉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第五条的内容；如今后在东阳市（土地面积为7040平方米）的国有出让土地合作开发建设过程中因为土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不能办理土地开发建设手续、存在纠纷等）导致本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则本补充协议的内容及2011年9月15日的借条全部作废，陈玮红应向周锦辉、胡红英全额返还其已收取的借款本金和利息。 土地转让款的支付情况为：前期周锦辉支付168万元，胡红英支付112万元，合计280万元；周锦辉已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以36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7个月利息共计50.4万元；胡红英已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期间以2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3个月利息共计14.4万元，2012年2月支付了本金75.2万元，后又以164.8万元（240万元-75.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截至2012年5月31日的4个月利息共计13.184万元。综上，周锦辉、胡红英已向陈玮红支付了转让款本金355.2万元及截至2012年5月31日的利息77.984万元，其中周锦辉共支付218.40万元，胡红英共支付214.7840万元，尚欠转让款本金524.80万元及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期间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52.48万元未付。 2014年9月26日，陈智银为涉案土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使用权人为陈智银，权证号码为东阳市国用（2014）第015-08626号，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040平方米。2015年12月17日，陈智银以涉案土地使用权为金华市五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950万元提供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7年3月21日，胡红英以陈玮红、陈智银、周锦辉为被告诉至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该院受理案号为（2017）浙0783民初4463号。在该案庭审中，审判员发问“陈玮红跟周锦辉签订的转让协议中第四条是什么意思？”时，陈玮红回答：“我把40%股份转让给周锦辉跟原告。考虑到整块土地不是我的名字，所以他们如果要把土地转让去开发，就需要跟陈智银签订一个联合开发协议。如果跟陈智银的联合开发协议最终不能签订，他们光光拿到40%的土地他们也不愿意要的。所以就签订了如果他们与陈智银的房产联合开发协议不能成功签订的话，我们之间的股份转让也就无效了”。周锦辉回答：“就是陈玮红说的意思。土地名字是陈智银的。我们当时不知道还有洪黎俊的股份，但是我们去签的时候是跟土地证上所有权人陈智银签的。我们就是怕到时候土地转让来有问题，所以才加了这一条”。2017年12月1日，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民事判决。胡红英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浙07民终38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案号为（2018）浙0783民初6142号。2018年10月11日，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783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陈玮红、周锦辉不服判决，上诉于本院，受理案号为（2018）浙07民终5981号。2019年2月14日，本院作出（2018）浙07民终598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中，对陈玮红提出的陈智银与周锦辉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周锦辉与胡红英签订的《房产开发协议书》和陈玮红与周锦辉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关联性问题，该案认为，虽然该《股份转让协议》中有“如周锦辉与陈智银、洪黎俊的房产联合开发合同作废，则本合同也作废，陈玮红退还周锦辉的预付款”的约定，但不能根据原审认定的《房产开发协议书》的解除和《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得出《股份转让协议》必然应予解除的结论，应综合考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述“作废”条款的背景、本义、原审认定《房产开发协议书》的解除和《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等案件的客观情况，做出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法律规定的认定。对周锦辉提出的应对胡红英承担返还转让款2147840元的责任主体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胡红英的该款项直接支付给陈玮红，但与胡红英签订《房产开发协议书》的是周锦辉，周锦辉是胡红英的合同相对人，陈玮红主张的该款项支付给陈玮红系避免多次汇款的指示交付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原审法院认定由周锦辉对胡红英承担此款项的返还责任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涉案土地使用权是以陈智银的名义签约受让，但陈智银等明确陈玮红享有涉案土地使用权40%的份额，陈玮红与周锦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享有的份额转让给周锦辉，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进行合作开发。综合以上事实，陈玮红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40%份额的享有人，通过与周锦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其份额，转让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第三人利益，应认定有效。双方以协议的方式对份额进行转让，由此引发的纠纷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立案时确定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不当，予以纠正。 关于周锦辉是否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解除协议的问题。双方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如周锦辉与陈智银、洪黎俊的房产联合开发合同作废，则本合同也作废，陈玮红退还周锦辉的预付款”。“作废”并不是一个合同法上的概念，对于该条约定的理解，根据双方在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案件庭审中的陈述，认定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为周锦辉不能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若该条件成就，则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失效，陈玮红应向周锦辉退还预付款。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方于2011年7月13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周锦辉与案外人陈智银已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故周锦辉以协议所附解除条件成就为由主张解除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周锦辉是否有权依据双方于2012年7月24日签订的《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第4条约定要求陈玮红返还已收取款项本息的问题。对于该条约定的“土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不能办理土地开发建设手续、存在纠纷等）导致本项目不能开发建设”应如何理解，基于双务合同的对价有偿性，作为出让方的陈玮红，对其所转让的标的物负有瑕疵担保责任，从该条款文义及列举项目所反映的内容，该条约定应理解为因涉案土地使用权本身的权利问题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而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陈智银于2014年9月26日为涉案土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040平方米，可以认定该土地使用权本身权属清晰合法，并不存在因该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合法性问题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情形，周锦辉以该条约定要求陈玮红返还已收取款项本息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陈玮红要求周锦辉支付剩余款项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虽然双方于2012年7月24日签订的《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周锦辉在涉案土地完成开发销售且收到销售回款后再向陈玮红支付余款，但生效判决已认定涉案土地开发目的无法实现，故该付款条件已无法成就，在此情况下，并不免除周锦辉对陈玮红的债务，周锦辉仍应履行向陈玮红支付余款的债务，陈玮红依法有权要求周锦辉支付余款。鉴于并非由于周锦辉原因导致涉案土地开发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公平原则及双方签订的《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第1条的约定，对陈玮红主张的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不予支持。 关于付款主体问题。生效判决已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周锦辉与胡红英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陈玮红与胡红英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胡红英直接支付款项给陈玮红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汇款周转，是根据周锦辉的要求支付给陈玮红，是代周锦辉支付的转让款，故剩余款项全部应由周锦辉向陈玮红支付。 综上，双方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陈玮红要求周锦辉支付剩余款项本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对合理金额予以支持；周锦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由陈玮红返还相应款项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由周锦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玮红股份转让款5248000元及利息524800元，合计5772800元；二、驳回陈玮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周锦辉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6123元，由陈玮红负担18元，由周锦辉负担2610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136元，由周锦辉负担。 二审中，周锦辉提供以下证据：一、（2018）浙0783民初6142号庭审笔录复印件，笔录第17页中周锦辉陈述“我认为不仅仅是促成合同，是要整体完成掉”，证明周锦辉对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的本意已作出解释，由于（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民事判决被撤销，不能仅凭该案庭审笔录就认定陈玮红的义务仅是促成房地产开发合同。二、涉案土地现场照片打印件，证明案涉土地至今仍存在纠纷。三、陈玮红提交的证据清单以及案涉土地出让平面布置图复印件，证明案涉土地上亲水台、道路拓宽至6米的设计未通过批准。四、银行流水复印件，证明周锦辉于2012年2月10日向陈玮红支付利息72000元。五、项目会议复印件，证明陈玮红参与后续项目开发过程。会议记录中明确了几个时间节点和工作安排，包括房产公司注册时间，抵押贷款要在2011年10月30日前完成，因会议记录载明的事项事后都未完成，所以后来才签订了补充协议。陈玮红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周锦辉的陈述系其单方陈述，不足以推翻原判的事实认定，而（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是周锦辉在第一次开庭的陈述，是周锦辉对本案合同作废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二不清楚，陈玮红从来没有去过现场，即使真实，也与陈玮红无关，系周锦辉与其合伙开发人之间的事情。对证据三，恰恰证明了没有这个设计，该设计图不是陈玮红作出的，而是东阳市规划局批准的，没有规划拓宽至6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认可是支付的利息，可能一审已经算过，陈玮红要具体核算。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落款时间是2011年9月15日，当时有这样的规划，是周锦辉单方面的会议记录，当时董事长都没有参加。后续开发陈玮红没有参与，根据会议记录，周锦辉向陈玮红借款600万元，证明陈玮红不是合同的相对人，陈玮红与周锦辉只是借款关系。这是当时周锦辉写上去的，陈玮红什么身份都没有，当时只是说要开发，要陈玮红帮忙协助跑手续。本院认为，对证据一，系周锦辉在（2018）浙0783民初6142号案件中的单方陈述，并未得到陈玮红的认可；而此前双方在（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案件中就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的本义，表达了相互一致的意思，应以意思表示一致的内容为准，故对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二系照片，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存在涉案土地存在纠纷以及因土地纠纷导致土地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事实。对证据三，陈玮红在另案中提交该证据是为证明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后对涉案土地进行重新设计规划，故不能证明陈玮红对重新设计规划未获批准负有责任。对证据四，陈玮红认可其真实性，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能够证明周锦辉于2012年2月10日向陈玮红支付利息72000元。结合双方在一审中对利息支付的举证和自认情况，应认定周锦辉已向陈玮红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以36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8个月利息共计57.6万元。对证据五，该项目会议内容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无董事长陈智银参与，故不能证明项目后续的开发建设系陈玮红职责，且项目会议内容明确由陈智银负责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故也不能作为《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中约定由陈玮红负责的土地问题的依据。 二审中，陈玮红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陈玮红于2012年1月2日向周锦辉出具收条，确认已收到股份转让款168万元以及利息二个月计14.4万元。2012年2月10日、2012年3月2日、2012年4月3日、2012年5月4日、2012年6月4日、2012年7月25日分别向陈玮红支付利息各7.2万元，故周锦辉已向陈玮红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以36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8个月利息共计57.6万元。周锦辉、胡红英已向陈玮红支付了转让款本金355.2万元及利息85.184万元，其中周锦辉共支付225.6万元，胡红英共支付214.784万元，尚欠转让款本金524.8万元及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期间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45.28万元未付。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周锦辉是否有权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并要求陈玮红返还已收款本息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如周锦辉与陈智银、洪黎俊的房产联合开发合同作废，则本合同也作废，陈玮红退还周锦辉的预付款”。关于该条约定合同“作废”的本义，综合案涉土地使用权存在隐名持股的情况、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的背景、双方在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3民初4463号案件庭审中陈述一致的内容等，应理解为，若周锦辉不能与陈智银成功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时，则陈玮红和周锦辉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失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份转让协议》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为周锦辉不能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并无不当。事实上，周锦辉在与陈玮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已于2011年9月10日成功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故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尚不成就。同时，双方在《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第4条约定：“土地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不能办理土地开发建设手续、存在纠纷等）导致本项目不能开发建设，则本补充协议的内容及2011年9月15日的借条全部作废”。对于该条理解，一审法院从条款文义、所列项目内容，结合陈玮红对标的物所负的瑕疵担保责任，认定该条款理解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本身的权利问题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符合前述《股份转让协议》中对陈玮红所设的合同义务。陈智银已于2014年9月26日就案涉土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产权清晰，土地的性质、用途及面积均符合《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并不存在因该土地使用权本身的权利瑕疵导致项目不能开发建设的情形。而周锦辉提及的申领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拓宽道路、增设亲水楼台、土地抵押贷款等义务，系其与陈智银在《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约定的内容，陈玮红并非该合同当事人，周锦辉要求陈玮红承担该合同义务，于法无据。至于周锦辉提出电线杆、坟墓均未进行拆除或迁移，导致土地不具备基本开发条件的意见，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另案判决认定周锦辉与陈智银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但根据该案查明及论述，《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原因不在陈玮红，故不能据此当然认定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应予解除。综上，周锦辉未能证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亦未能证明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其提出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并要求由陈玮红返还已收款本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剩余款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问题。案涉《关于周锦辉、胡红英与陈玮红2011年9月15日借条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周锦辉在涉案土地完成开发销售且收到销售回款后再向陈玮红支付余款。另案判决认定案涉土地开发目的无法实现，故上述付款条件无法成就。但根据前述分析，案涉土地开发目的无法实现的原因和过错不在陈玮红，故上述付款条件未能成就也非陈玮红之过。陈玮红已将其对案涉土地使用权享有的40%份额转让给周锦辉，周锦辉亦根据受让的份额与陈智银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且土地使用权产权并无瑕疵，故陈玮红已履行合同义务，即便上述付款条件无法成就，也不能免除周锦辉对陈玮红的债务，陈玮红有权要求周锦辉支付余款。关于周锦辉应付的余款本息数额。根据双方举证及自认，周锦辉尚欠股份转让款本金5248000元的事实清楚，利息则据实计算，尚欠452800元。 综上所述，周锦辉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应予支持；无理部分，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反诉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二、撤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及本诉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三、由周锦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玮红股份转让款5248000元及利息452800元，合计5700800元； 四、驳回陈玮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6123元，由陈玮红负担666元，由周锦辉负担254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241元，由陈玮红负担346元，由周锦辉负担378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彦 审 判 员 杜月婷 审 判 员 周楚臣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代书记员 钟李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