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2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良福，男，195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汉平，男，195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炳炎，男，195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少平，男，195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硚口区，现租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枝，女，196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梅，女，197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久久，男，194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华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白鹤泉东路153号。法定代表人：赵新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在刚，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华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被上诉人华夏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在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良福等七位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6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华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范良福等七位上诉人与其达成的股权投资协议；2、判令华夏公司赔偿范良福等七位上诉人的律师费49000元及往返法院的交通费20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4年达成的股权投资协议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七位上诉人的股权投资份额和股金的支付，以及因被上诉人的主观原因协议未被履行等事实，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7222号民事判决书和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中都得到核实和确认，上诉人依法诉请判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案涉“股权投资协议”事实请楚，法理依椐充分。二、原审判决认为，“继续履行股权投资协议”的程序性工作属公司自治的范畴，司法不能介入，所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观点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协议合法有效、一方主观违约、守约方依法提出，是协议继续履行的三个前置条件,原审认为“股东会要形成增资扩股决议”，只是要增加公司资本的一项程序性规定，它提供了让投资者获取股权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2、案涉股权投资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之情形。3、公司自治是公司运作的基本原则，但也有法律边界，当公司自治触碰到法律边界，违法侵犯了投资者的权益，违背了契约的诚实守信原则时，在被侵权者的诉求下，司法介入就成为必然。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49000元律师费数额，是上诉人合法寻求司法救助所消耗合理费用的一部分，属损失赔偿范围。且交通费也是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违约而产生的损失，原审以上诉人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驳回，违背经验法则。华夏公司辩称：七位上诉人要求确认持股比例、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入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登记，构成重复起诉。因范良福等七人所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业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鄂01民终7222号民事判决作出评定后，该七人在无新事实发生的情况下，再次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实质是否定前案的判决结果。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股权投资协议”，其主张确认持股比例、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入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登记，无事实依据。从本案《股份认购单》记载的内容看，只有股数、单价和金额，并无股权字样，更没有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具体权利义务之内容。且从华夏公司出具2014年《股份认购单》的历史背景看，华夏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虽登记股东只有三人，但实际上代表90多名内部股东，不可能在有限公司法律框架内再向178名武汉制瓶厂职工进行增资扩股。三、《股份认购单》是华夏公司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78名武汉制瓶厂职工共同执行该厂改制方案的结果，在改制方案之外，双方再无其他协议。根据改制方案，武汉制瓶厂资产整体或部分出售给华夏公司和华夏公司接受该厂职工以经济补偿金入股是一个整体，二者互为条件。因此，收购武汉制瓶厂资产是华夏公司进行股份改造向该厂所有者和职工发行股份的前提条件。因执行改制方案所形成的《股份认购单》是华夏公司同武汉制瓶厂职工预约，而华夏公司自2014年以后，因改制受阻，资产迟迟不能落实，对此，华夏公司没有责任。四、本案纠纷是武汉制瓶厂改制遗留问题。华夏公司前期解决了武汉制瓶厂职工就业问题，但后期没能收购该厂资产。因武汉制瓶厂改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华夏公司能否收购资产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决策。且武汉制瓶厂改制方案被政府主管部门终止实施后，华夏公司也已从该厂搬出，故而，发行股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前提条件已消亡。据此，在股份认购合意是附条件之下，基于收购武汉制瓶厂资产被政府终止，华夏公司改造股份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华夏公司不存在违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华夏公司继续履行与范良福等七人在2004年达成的股权投资协议，完成以下确认范良福等七名股东资格的程序性事项：1、按华夏公司总资本的0.43%的比例确认范良福等七人（总股金113208元）的股权份额（其中范良福17172元、占0.06489%股权，吴汉平15900元、占0.06008%股权，刘炳炎19080元、占0.07210%股权，林少平15900元、占0.06008%股权，王金枝17172元、占0.06489%股权，陈金梅5088元、占0.01923%股权，陈久久22896元、占0.08652%股权）；2、向范良福等七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范良福等七名当事人记载入公司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二、判令华夏公司赔偿范良福等七人因与华夏公司股权诉讼官司聘请律师费49000元及范良福等七人的交通费1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华夏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原系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武汉制瓶厂职工。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武汉制瓶厂为落实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武政办[2003]66号）等文件，制定了《武汉制瓶厂分离、改制和职工分流安置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武汉制瓶厂对全厂职工进行分流、安置，其中该厂与包括本案范良福等七人在内的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并按636元/年的标准给予经济补偿金，其中范良福的补偿金为17172元、吴汉平的补偿金为15900元、刘炳炎的补偿金为19080元、林少平的补偿金为15900元、王金枝的补偿金为17172元、陈金梅的补偿金为5088元、陈久久的补偿金为22896元。2004年上半年，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从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武汉制瓶厂分流至华夏公司，按照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武汉制瓶厂与华夏公司有关职工分流的约定，范良福等七人将改制补偿金以1元/股的单价认购华夏公司的股份，其中：范良福为17172股、吴汉平为15900股、刘炳炎为19080股、林少平为15900股、王金枝为17172股、陈金梅为5088股、陈久久为22896股。华夏公司分别向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出具了《股份认购单》，该《股份认购单》按表格化可填写方式印制，其主要包括“武汉华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单（改制补偿金）2004年月日编号：姓名工作部门身份证号股数单价（元/股）认购人（股东）签名人民币（大写）：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经办人：”等内容。2016年4月2日，华夏公司董事会召开董事会会议，会上对2004年“工龄股”问题通过以下决议：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公司提出两个解决途径，一是退还“工龄股”给予现金补偿，二是依照增资扩股方式确认为华夏公司内部股权并明确持股比例。公司允许投资人在这两种途径上自主选择一种，但投资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投资人提交申请书的最后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2016年5月，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七人收到华夏公司的上述董事会决议。范良福表示自己曾向华夏公司表态要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股东名册上；陈久久表示自己向华夏公司表态反对“代持”，要将股份保留；吴汉平、王金枝、刘炳炎、陈金梅、林少平未向华夏公司表态；华夏公司表示不清楚范良福、陈久久表过态。双方各执一词。一审另查明，华夏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8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60万元，2002年6月注册资本为780万元，2003年8月注册资本为1280万元，2003年10月注册资本为1780万元，2003年11月注册资本变更为2635万元，截至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华夏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635万元。一审还查明，2017年11月1日，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七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范良福等七人的合法股东权利（具体包括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范良福等七人的名字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7）鄂0114民初220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范良福等七人的诉讼请求。范良福等七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鄂01民终722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再查明，2018年6月20日，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七人与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张志军律师担任七人的委托代理人，代理七人与武汉华夏玻璃有限公司二审诉讼，约定律师费为49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范良福等七人要求华夏公司继续履行“2004年达成的股权投资协议”，但是，履行该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华夏公司针对改制方案已经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增资扩股决议，而股东会是否做出决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现华夏公司股东会未作出增资扩股决议，范良福等七人仍不具备成为华夏公司股东的全部实质和程序要件，“2004年达成的股权投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故对范良福等七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范良福等七人主张的律师费49000元和交通费1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范良福等七人主张的律师费并无当事人的约定或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交通费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范良福等七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华夏公司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及构成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应否支持的问题。经审查，本案企业改制中的双方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范良福等七人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范良福等七人的诉讼请求与前诉并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故对华夏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64元，由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当事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司股东未必是实际出资人，实际投资人也未必是公司股东，在确立公司股东身份是以公司依照法定程序或公司章程规定承认投资者身份为基础之前提下，单凭直接或者间接缴纳出资的事实，尚不足以使出资者成为合格的公司股东。因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外部增资、吸收新股东的，必须先经公司股东会作出增资决议，且公司就该决议的作出，需按其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规则进行提案审议，并按公司股东表决权的配置比例及审议流程，经股东会决议批准通过后方可执行。据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条“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之规定，就涉及公司内部程序的审查，司法应当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而不能以国家公权力来约束公司的民事自治行为。鉴于华夏公司股东会至今未能作出增资扩股决议及其于二审中表示该公司已不可能进行增资扩股之情形，实质表明华夏公司并不接纳范良福等七人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后，范良福等七人可就其投入的资金要求华夏公司予以返还并主张损失的赔偿，而不能径行要求司法主动干预华夏公司民事行为的自主决策权，从而悖于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范良福等七人未能提交律师费的支付凭证及交通费的票据单证，在当事双方未约定该部分费用的承担方式之情形下，基于审查该部分费用需以实际发生为前提，且以合理、必须为要件，并以该部分费用与案件的关联程度及违约方的责任大小为判断标准，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法则而妄自揣测。故而，在范良福等七人未能完善其举证义务之下，其理当就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范良福等七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4元，由范良福、吴汉平、刘炳炎、林少平、王金枝、陈金梅、陈久久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褚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