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4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鄞州异型标准件厂。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明伦村。 投资人：芦信康，男，196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该厂总经理，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鑫，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兴海，男，196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君，宁波市鄞州区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异型标准件厂（以下简称异型标准件厂）因与被上诉人谭兴海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4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独任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异型标准件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谭兴海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谭兴海签字辞职是不争的、客观的事实。谭兴海口头辞职在先，后亲笔在书面辞职申请上签名，并且社保据此中断，时间上并无矛盾冲突。一审法院刻意忽略书面证据，而采用自由心证，以主观推断认定谭兴海未辞职，于法无据。谭兴海亲笔签署辞职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异型标准件厂在此处盖章，系同意辞职，双方关于劳动关系终止已协商一致，该份辞职书理应被法院采信。二、社保中断时间不等于离职时间，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审法院认为异型标准件厂所述与参保情况存在矛盾，是错误的判断。谭兴海在2015年4月初便不再上班，私自找工作，经异型标准件厂再三确认，谭兴海才同意于次日（4月10日）来办理辞职手续，异型标准件厂于是才在当日（4月9日）最终决定中断其社保，这非常符合逻辑和常理。一审法院将社保时间等同为辞职时间，不妥，谭兴海自口头辞职至重新入职，十多天是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三、无论双方是否重新签订劳动合同，都无法推翻谭兴海已书面签署辞职书、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4月10日终止的客观事实。异型标准件厂与谭兴海曾两次建立劳动关系，后一次劳动关系是否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都不影响前一次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的事实认定。前后两次劳动关系是独立的，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和关联性。异型标准件厂刚经历企业转型，很多人事和财务资料因保管不善而寻找不到，但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未签订过第二次劳动合同，至少不能因此直接推定前一次劳动关系没有终止。四、谭兴海陈述因异型标准件厂的辞退，导致其年纪大了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但是根据谭兴海提交的社保参保证明，其离职后立即就职于宁波市鄞州安迅电梯配件厂，说明谭兴海还是有工作有收入的，并没有因异型标准件厂而陷入生活困难。此外，谭兴海还陈述，异型标准件厂在同一时间对包括其在内的多名员工进行相同操作，即通过先中断社保，后重新参保的方式，解除与一大批员工的劳动关系，再重新建立劳动关系。但异型标准件厂向社保中心调取了2015年3月、4月、5月连续三个月公司全体员工社保参保记录，显示除谭兴海一人存在社保中断后重新参保的情况，其他所有员工在此期间均无社保变化，可见谭兴海陈述多处虚假，其诉请不应当被支持。本案系谭兴海自己提出辞职，然后又回到原用人单位继续工作，并不符合工作年限可以连续计算的情形，因此在计算赔偿金时工作年限应自2015年开始计算。 谭兴海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谭兴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异型标准件厂支付谭兴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400元；2.异型标准件厂支付谭兴海2019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6586元；3.异型标准件厂补缴谭兴海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2019年6月的基本社会保险。一审法院审理中，谭兴海撤回要求异型标准件厂补缴2019年6月基本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兴海自2005年6月到异型标准件厂就职，任仪表操作工，双方自2008年起签订了若干份劳动合同。谭兴海工资实行计件工资，每月工资于次月底至第三个月初通过银行代发。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实发工资合计42364.09元，其中2019年3月实发3898.70元、4月实发1230.70元、5月实发254.40元。异型标准件厂为谭兴海缴纳了2009年11月至2019年6月的社会保险，其中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个人缴费344.30元/月，2019年5月、6月个人缴费371.60元/月。2015年4月9日谭兴海社会保险中断缴费，当月13日再次参保。谭兴海正常工作至2019年5月20日，此后异型标准件厂生产任务减少谭兴海未提供正常劳动，但仍上班考勤至同年6月13日，6月考勤卡显示有10次上班考勤记录，无下班考勤记录。2019年5月29日，谭兴海与异型标准件厂法定代表人通话，问异型标准件厂是否开除了谭兴海，异型标准件厂法定代表人称“你上什么班”、“我们不上班了”。同年6月13日，异型标准件厂作出《通知》一份，载明因谭兴海在2019年6月1日-14日上班打卡而下班未打卡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对谭兴海作旷工处理，并要求谭兴海到异型标准件厂接受处理，如果无故不到，自即日起异型标准件厂有权开除谭兴海并公告。同年6月15日，异型标准件厂作出内部《公告》，载明：在2019年5-6月期间异型标准件厂生产任务不足，谭兴海未经异型标准件厂同意，每天上班打空卡，早上打卡后就回去干私活，经异型标准件厂多次劝告屡教不改，已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规定，同时已将上述情况微信告知谭兴海。谭兴海在收到后没有回复异型标准件厂，还到异型标准件厂与领导发生争执。异型标准件厂依据以上情况对谭兴海作旷工处理，开除谭兴海并解除劳动合同，同时中断缴纳谭兴海的社会保险。 谭兴海于2019年7月24日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异型标准件厂支付谭兴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400元、2019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6586元，并补缴谭兴海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2019年6月的基本社会保险。该委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19）1159-1号及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19）1159-2号仲裁裁决，裁决宁波市鄞州异型标准件厂支付谭兴海2019年4月至同年6月工资差额6717.40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9606.30元，驳回谭兴海的其他仲裁申请。谭兴海对此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4月10日，谭兴海在一份《辞职》申请上签名，该申请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不想做了，特向公司辞职，望请批准。”异型标准件厂在该份申请上加盖公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异型标准件厂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本案中，异型标准件厂解除与谭兴海劳动关系的依据为谭兴海“每天上班打空卡，早上打卡后就回去干私活，屡教不改”，按照公司劳动纪律制度规定，作为旷工处理，在异型标准件厂通知其后其未回复还到公司与领导发生争执，故认定谭兴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管理，因此解除与谭兴海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异型标准件厂未提供证据证明谭兴海存在干私活且屡教不改及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等事实。而关于谭兴海在2019年6月1日至14日生产任务减少，谭兴海无法提供正常劳动，异型标准件厂据此认定谭兴海旷工不合理，且异型标准件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劳动纪律管理规定》告知谭兴海，谭兴海对认定旷工及旷工的后果并不知情。因此，异型标准件厂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公告》中所述理由为其单方认定，与事实不符，异型标准件厂据此解除与谭兴海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另外，异型标准件厂单方解除与谭兴海的劳动合同也未按规定通知工会。综上，异型标准件厂单方解除与谭兴海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符合法定程序，构成违法解除，应该向谭兴海支付赔偿金。对于赔偿金，谭兴海认为其自2005年6月至2019年6月在异型标准件厂工作14年，异型标准件厂应赔偿14个月工资之2倍120400元。异型标准件厂认为谭兴海在2015年4月10日主动辞职，社会保险在2015年4月9日至12日中断，工作年限应该自双方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之后即2015年4月起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异型标准件厂提供的辞职申请上虽有谭兴海签名，谭兴海的社会保险也在2015年4月9日至12日中断，但辞职申请上谭兴海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而谭兴海社会保险中断时间为2015年4月9日，显然不合理。其次，异型标准件厂在庭审中陈述谭兴海辞职后在外找工作十多天但未找到工作又要求到异型标准件厂入职，而谭兴海的社会保险仅中断四天后于2015年4月13日重新参保，异型标准件厂的陈述与参保情况存在矛盾。最后，异型标准件厂称其与谭兴海在2015年4月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为，异型标准件厂关于谭兴海在2015年4月10日辞职的辩称缺乏依据，不予采信。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19）1159-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谭兴海在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400.70元/月，该认定并无不当，经计算，异型标准件厂应该向谭兴海支付赔偿金123219.60元（4400.70元/月×14月×2），谭兴海主张的120400元低于该金额，系谭兴海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对谭兴海主张的工资差额6586元，异型标准件厂认为双方约定的是计件工资，据实发放，不存在差额部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约定工资形式为计件，但异型标准件厂支付给谭兴海4月、5月工资明显偏低，且低于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谭兴海要求异型标准件厂支付差额部分于法有据，异型标准件厂应该支付。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19）1159-1号仲裁裁决书关于谭兴海2019年4月、5月、6月的工资差额为6717.40元的认定并无不当，谭兴海主张的差额低于该金额，予以支持。对谭兴海要求异型标准件厂补缴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基本社会保险的主张，因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不予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限宁波市鄞州异型标准件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谭兴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400元；二、限宁波市鄞州异型标准件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谭兴海2019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6586元；三、驳回谭兴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予收取。 二审中，异型标准件厂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4、5、6月异型标准件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异型标准件厂在此期间仅有谭兴海一人社保发生异动，异型标准件厂从未强迫员工离职，谭兴海2015年4月10日自愿主动离职，并签署辞职申请。因此谭兴海系辞职后重新入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合并计算工作年限的情形，对谭兴海的工作年限应自2015年重新计算。谭兴海对此质证认为，其从未辞职，也不知道社保中断的情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谭兴海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宁波康阳机械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网上查询截图，拟证明异型标准件厂的法定代表人芦信康在2015年3月26日又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该新公司早在2014年下半年已经运作，为规避法律已经辞退过一些员工。谭兴海从未提出过辞职。对此异型标准件厂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因异型标准件厂、谭兴海所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讼争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故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异型标准件厂上诉称谭兴海于2015年4月10日向其书面辞职，并称谭兴海在此之前已离开单位十几天，后谭兴海因找不到工作又重新回到其单位工作。但依据谭兴海的参保记录，谭兴海的社会保险中断时间为2015年4月9日至12日，结合谭兴海2015年4月、5月工资数额，异型标准件厂的陈述并不能形成合理解释，且异型标准件厂对其所述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于异型标准件厂关于谭兴海于2015年4月10日离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异型标准件厂在解除与谭兴海劳动合同的《公告》中所述理由为其单方所述，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定程序，属于违法解除，其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异型标准件厂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周 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代书记员  贺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