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8民终13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晓萍，女，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安徽省岳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平，男，196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岳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松苗，安徽丁松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锡武，男，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岳西县。 上诉人程晓萍因与被上诉人余永平、原审第三人余锡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828民初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程晓萍，被上诉人余永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松苗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余锡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晓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余永平立刻支付保证金2万元给程晓萍；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份余永平向程晓萍借款5万元，到了2012年1月份，余永平没钱还给程晓萍，想以货抵款，程晓萍不同意。后余锡武于2012年2月9日清点货物后，出具了5万元的欠条。程晓萍未参与清点货物，但也没有追究。余永平的妻子储晓霞于2012年5月份遇到程晓萍，希望程晓萍承担文王贡酒厂家保证金单子，程晓萍虽对此有怀疑，基于对余永平的信任，于2012年8月10日带2万元钱至余永平家中，余永平收到钱后，向程晓萍拿出保证金单子一份，出具证明一份，文王酒厂厂家合同一本，收款收条一份。2019年11月份，程晓萍才通过余锡武从法院调来的资料中知道余永平在以货抵款货款里已经加上了厂家保证金贰万元。程晓萍于2020年1月份起诉余永平，一是雪花啤酒瓶的退款，一是保证金中的贰万元，保证金中的贰万元系程晓萍写错了。 余永平辩称，1.程晓萍所称的其于2012年8月10日重复支付2万元保证金，不是事实。程晓萍经营升启商贸经营部，与余锡武是夫妻关系，程晓萍同意余锡武以货抵款，程晓萍知晓其中包括2万元保证金，且结算单在程晓萍手中，程晓萍称不知该事实，不符合常理。余永平于结算当日就把保证金传真件交给程晓萍，程晓萍也称需要余永平证明方可拿到保证金。2.涉案保证金在（2014）岳民一初字第00323号案中已经调解结案，也视为程晓萍放弃返还保证金。3.程晓萍主张其于2012年8月10日支付给余永平2万元保证金，及时属实，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程晓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永平立刻支付程晓萍个人已付的保证金2万元；2.余永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晓萍与余锡武系夫妻关系，程晓萍系岳西县升启商贸经营部（以下简称升启经营部）登记和实际经营者，余永平系岳西县永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2月9日，余锡武经程晓萍同意并授权代表升启经营部与余永平就转让永平公司货物等相关事宜进行结算。经结算，升启经营部欠永平公司货款等5万元，由余锡武向余永平出具欠条一份，该5万元中已实际包含余永平缴纳给文王公司的保证金2万元，即在本次结算中，余永平已将保证金2万元转让给了升启经营部。2014年，双方就5万元支付问题发生纠纷，余永平遂持余锡武出具的欠条诉至法院，余锡武提交顶货清单，证明顶货时已含2万元保证金的事实，并提出其多支付2万元，要求予以扣除，但后经法院调解，双方仍就5万元达成协议，调解笔录上载明余锡武当庭支付余永平5万元。本案庭审中程晓萍称该5万元是当时由其向余永平代理人丁松苗支付，余锡武也认可其家里钱都是程晓萍掌管的事实。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法院认定如下：（一）就诉争的2万元，程晓萍是否构成重复给付。诉讼中，程晓萍提交了余永平出具的收条及永平公司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其在2012年8月10日又实际向余永平支付保证金2万元，该2万元与前述结算中包含的2万元构成重复给付。余永平对收条和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在出具收条时并未实际收到程晓萍2万元，其是考虑前期结算时已包含保证金2万元，后程晓萍到文王公司退还保证金需要其出具的收条，其才出具的。同时余永平还提出，当时就转让永平公司货物等进行结算是程晓萍同意并授权余锡武参与，余锡武的行为就代表程晓萍，结算清单上的款项也是程晓萍支付，程晓萍当时理应知晓其中含2万元保证金的事实，不可能再重复给付。经审查，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程小平厂方保证金贰万元整（￥20000.00元）收款人余永平2012.8.10”；证明的内容为：“我方收文王贡酒厂家传真保证金单子，现把保证金单子转交给升启商贸保证金贰万元整特此证明余永平2012.8.10”，并在余永平姓名上加盖有永平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为，余锡武作为程晓萍丈夫，经程晓萍授权，代表升启经营部与余永平进行顶货结算，结算完成后，通常其应该而且应会将其结算经过告知程晓萍，同时程晓萍作为升启经营部登记和实际经营者，又掌管着家中金钱，其支出应付款项之前必然也会问明有关情况，故按常理分析，程晓萍对顶货结算时含2万元保证金的事实理应知晓。但此情形下，却并不能完全排除程晓萍有因记忆失误或混乱账目等原因导致重复给付的可能，又加之本案中程晓萍除持有永平公司证明外，还持有余永平出具的收条，收条和证明上，除载明有保证金金额外，还特地注明收到保证金时间是“今”，转让保证金单子时间是“现”，从证据角度分析，据此法院可以认定余永平在2012年8月10日当天实际收到程晓萍2万元的事实。虽余永平所述出具收条原因有一定可能，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法院难以认定。退一步讲，若余永平所述理由成立，其当时完全可以只出具一份证明，并在证明上载明其前期收到保证金2万元的事实即可，完全没必要就此另行出具收条，即使出具收条，注明的收到时间也不应是“今”，而应是实际收到时间。综上，法院对余永平所述出具收条理由的抗辩不予采纳，对程晓萍主张多给付余永平保证金2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即使该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也系余永平自身行为不慎所致，后果只能由其自行承担。（二）程晓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多给付2万元的时间及其起诉前有无就诉争2万元向余永平主张过权利。诉状中，程晓萍陈述其多次找余永平退还多收的保证金，但庭审中其又陈述诉状系书写错误，其是2019年11月份到法院调取相关档案时才发现此事，且并未要求余永平返还过。余永平称程晓萍早已知情，且在2013年、2014年就提出过多付2万元，原因有二：1.顶货结算后，余永平就将结算清单等相关材料交给程晓萍夫妇，2014年余永平起诉余锡武时，程晓萍提交清单作为证据，证明其多付保证金2万元，同时本案庭审中余锡武也认可其家里钱都是程晓萍管，事实上所有支付确实都由程晓萍经手，若有多付，程晓萍应早已知情；2.余永平在2014年起诉之前，2013年腊月前后，要求程晓萍支付5万元时，其夫妇就提出多收2万元，要求扣除，由此双方产生纠纷，当时还邀请家族亲属进行调解，就此余永平申请法院向亲属余某、余夕祥进行了核实，有核实笔录予以佐证。经审查，2014年案件中，结算清单确由余锡武作为证据提交，说明至迟在此案开庭前余永平已将结算清单交由余锡武持有，同时在当年庭审中，余锡武还提出多付2万元。按程晓萍夫妇的陈述，后来2万元是经程晓萍支付，但前期结算又是余锡武参与，此情形下，若非两人核对，作为其中一方，应均不能知晓多付的事实，既然余锡武在当年庭审中已提出，说明余锡武当年已知晓，由此程晓萍也应知晓。况且那时结算清单已由其二人持有，核对之后账目也应自然明晰。经前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程晓萍至迟在2014年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多付2万元的事实。同时依程晓萍本人陈述，其在此期间并未要求余永平返还过，即其在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后并未就此向余永平主张过该权利。另关于余永平提出法院向证人余某、余夕祥核实的情况，程晓萍也提交有其与该两位证人的对话录音。两位证人在法院询问下，是认可其二人曾有参与调解之事，但在与程晓萍对话录音中却又并未提及。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既然前述已对余永平主张程晓萍2014年就已知晓多付2万元的事实作出认定，证人证言和对话录音对此认定又均不构成影响，此情形下，考虑两位证人与双方当事人同是家族亲属关系，让其二人出庭对质着实令其为难，为不影响家庭关系、激化家族矛盾，一审法院决定不通知其二人出庭，对其证人证言及对话录音亦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系因程晓萍要求余永平返还其多收的2万元保证金而起，由此引发双方的权利义务争议，符合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构成，故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经审理，法院已认定余永平多收程晓萍2万元，余永平对该2万元的取得又没有合法依据，故依法应予返还。但程晓萍作为权利受损害方，依法应在法定时间内提出保护其权利的请求，否则在余永平提出时效抗辩的情形下，其将失去胜诉的权利。前述法院已认定程晓萍至迟在2014年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多付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程晓萍应该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现到2020年程晓萍才就此提起诉讼，又认可其在此期间未向余永平主张过权利（即不存在时效中断事由），明显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余永平的时效抗辩理由成立，故法院依法对程晓萍要求余永平返还2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关于余永平提出程晓萍此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张，法院认为两案当事人并不相同，程晓萍在2014年案件中亦并未就此提出请求，不符合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故对余永平的该主张不予采纳。案经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程晓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程晓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晓萍提交一份储春潮老婆王转香的通话录音，以证明2019年正月二十左右经储春潮提醒后，程晓萍才知道这2万元没有返还。余永平质证认为，该录音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储春潮老婆的通话录音是传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余锡武未予质证。本院认定如下：结合程晓萍提交的录音文字整理材料来看，程晓萍述称其曾于2019年正月二十遇到储春潮，两人聊天时储春潮提出到法院调取余永平起诉资料，王转香对此的回答是“储春潮突发高血压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后几小时就走了”，其后，程晓萍再次述称要不是储春潮让她调资料都不知道余永平会作出这种事，王转香的回答是“储春潮帮余永平开店的钱不知道有没有归还”。王转香对程晓萍述称的事实未予承认，因此，不能达到程晓萍的举证目的。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原判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程晓萍的诉讼请求，处理是否正确。 围绕二审争议焦点，程晓萍上诉虽称其直到2019年11月由余锡武调取（2014）岳民一初字第00323号案件材料后才知道重复支付保证金，但从该案的庭审笔录来看，余锡武在该案中已将结算清单作为证据提交，说明至迟在此案开庭前余永平已将结算清单交由余锡武持有，同时余锡武在庭审中就提出2万元押金重复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程晓萍至迟在2014年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多付诉争的2万元的事实，事实依据充分。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程晓萍直到2020年才就此提起诉讼，又认可其在此期间未向余永平主张过权利，明显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原判对余永平提出的时效抗辩予以采纳，进而对程晓萍要求余永平返还2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程晓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程晓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大庆 审 判 员 殷 平 审 判 员 潘 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吴海燕 代书记员 王丹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