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6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梅，女，1969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拥军，江苏凤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颜洪彬，男，1972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堃，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兴梅与颜洪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2民初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兴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拥军，上诉人颜洪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兴梅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支持上诉人李兴梅一审诉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颜洪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欠款金额计算错误。1、一审中，李兴梅起诉颜洪彬货款数额为71100元，此数额是被上诉人没有给付的货款，并不包含己经给付的8000元，故一审法院在计算欠款金额时，扣除己付8000元，显然计算错误。2、关于一审法院对部分货款不予支持的问题。李兴梅所请求的货款数额，均有颜洪彬工作人员签字的单据予以证明，是实际发生的欠款，颜洪彬应当支付。颜洪彬辩称，1、一审法院扣除8000元的裁判不属于计算错误。首先，李兴梅主张的71100元的货款数额是根据两张欠款单，即2017年8月5日出具的24100元和2018年3月18日出具的47000元相加所得。但是在一审中，李兴梅始终对24100元欠款单的真实性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所以一审法院才对上述欠款单的真实性未予认定。其次，在一审法院2019年7月18日的询问笔录中，李兴梅亲自承认在他们提供的单据中，扣除颜洪彬支付的8000元，才是起诉的金额，也就是未支付的金额。而根据一审法院对李兴梅提供的单据核算得知，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供货金额仅为36922元。所以，一审法院在认定这部分供货数额的基础上扣除8000元并无任何不当。2、一审法院部分供货数额不予认定的裁判并无不当。李兴梅在上诉状中称，其所主张的货款数额，均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的单据予以证明。但事实是，李兴梅申请到庭的两位证人，仅能证实单据上部分人员的签字。在颜洪彬对单据上部分签字人员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能确认身份的工作人员，由他们签字的单据核算出货款数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货款数额的认定上并无任何不当，应依法驳回李兴梅的上诉。颜洪彬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为：福林渔港酒店已被注销，颜洪彬作为福林渔港酒店的经营者，对于经营期间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对此，颜洪彬认为法院在并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就认定颜洪彬为福林渔港酒店的经营者是错误的。首先，福林渔港酒店在2017年之前都是颜洪彬在经营管理，但是从2017年1月开始以后便由案外人朱明（真实姓名为朱祥权）实际接手负责。朱明接手后，不仅将酒店重新装修，店面门头换成“祥和宴”，更在卫生许可证上的福林渔港酒店后面私自加上“祥和宴”三个字，用以表明福林渔港酒店已经更换老板的事实。被上诉人供货的期间为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这期间也是朱明在实际经营酒店的期间。现被上诉人在能找到实际经营者朱明的情况下，却仍以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由起诉颜洪彬要求其承担货款责任，因此颜洪彬有理由认为本案是被上诉人和案外人朱明之间串通，把本应由朱明承担的责任，恶意转嫁到颜洪彬身上。其次，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两张欠款单作为主张货款的依据。其中金额为47000元的欠款单上落款为“祥和宴”，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证明该张单子的签字主体的真实性，所以原审法院也没有据此认定。但是对于金额为24100元的欠款单，在最初李兴梅提供的时候，落款仅显示为“福林渔港（祥和宴）”，同样看不出签字主体的身份。只是因上诉人在庭审陈述的一句“酒店我是交给另外的工作人员负责的，叫朱明”，被上诉人才又找到朱明，让他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情况属实的说明。上诉人认为，其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认。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没有申请朱明出庭，以此来证明其为上诉人口中的“工作人员朱明”。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也没有调查核实签字主体身份，就以这张24100的欠款单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认为，查明福林渔港酒店的实际经营者是谁对本案至关重要。二、一审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对逾期利息损失的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是赊销纠纷，买卖双方的合意是先送货，后付款。这也是饭店供货行业的惯例。要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存在买方出具欠条的情形了。欠款单上的日期仅表明双方对所发生的货款金额的确认，并不能等同于还款日期。原审法院以“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为由，从被上诉人供货完毕之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损失，明显是对欠款单性质的错误认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欠款单上无记载还款日期的情况下，应以被上诉人主张货款之日，即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损失。三、一审民事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本案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上诉人，实际经营者是朱明（朱祥权）。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追加朱明为共同被告的申请，但被原审法院以追加的人员不是本案的必要诉讼当事人，经询问李兴梅不同意追加被告为由驳回了申请。上诉人认为，在福林渔港酒店存在着登记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实际经营者朱明与本案有重要利害关系。即使原审法院不同意追加朱明为共同被告，但为了查明案情的需要，也应该主动追加朱明为第三人。为查明案件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书面申请调取祥和宴2017年1月以后的POS机流水，法庭也未予调取。“谁实际经营，谁收取营业收入”是饭店的惯例。只要查明2017年1月以后，饭店的日常营业款是由谁收取的，本案就真相大白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且违反法定程序遗漏当事人，从而导致错误判决。现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李兴梅辩称，首先颜洪彬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承担支付责任。根据工商登记福林渔港酒店是个体经营，颜洪彬是业主，而且福林渔港在诉讼前已经注销，因此上诉人李兴梅起诉颜洪彬并无不当。在一审庭审中，颜洪彬当庭明确自认朱明是其聘用的人员，也就是酒店的经理，因此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朱明应当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并无不当。二、关于欠款金额，在一审中颜洪彬明确做了虚假陈述。其对于所欠的购鸡款是全部否认，但是其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酒店用的鸡的来源。在一审中，颜洪彬聘用的朱明经理出具的证明而且有证人出庭证明了欠款单上的签字人员均是福林渔港的工作人员。颜洪彬对该证人的身份没有异议，因此足以证明欠款的事实和金额属实。颜洪彬自认朱明是其工作人员，事后又否认，否认是颜洪彬的代理律师参与庭审之后发生的情况。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材料，因此其否认不能成立，也不能引起法庭追加朱明为第三人或者被告的足够条件。其主张的POS机流水也不是认定朱明诉讼主体资格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颜洪彬承担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兴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颜洪彬支付李兴梅货款71100元及损失（自2018年3月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2、判令颜洪彬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兴梅向颜洪彬经营的酒店供应光鸡，2017年8月5日，颜洪彬工作人员出具了对账单一份，对账单显示：今欠鸡款（5-7）月份，总计24100元，福林渔港（祥和宴）。2019年2月20日，朱明（朱祥权）在该单据的复印件上注明：以上欠款单上祥和宴福林渔港酒店欠李兴梅送鸡款24100元属实。庭审时，颜洪彬工作人员张某,4、朱鹏到庭陈述其作为签字人在李兴梅供应光鸡的单据上予以签字，二人分别陈述，同时期工作的人员还有薛亮、李登、岳海洋、张洋、王路、周金童、刘圣杰、付友、杜路军、徐涛、赵磊、周权、张洪兴、杨欢。另查明，颜洪彬系福林渔港酒店经营者，福林渔港酒店现已注销。颜洪彬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酒店交给工作人员朱明（朱祥权）负责，2017年至2018年期间，颜洪彬经营两家酒店，一个在祥和，一个在灯塔，其自行购买酒店需要的光鸡。在经营期间，福林渔港酒店先后更名为祥和宴、张家味等名称。李兴梅在庭审中自认，颜洪彬已给付货款8000元。李兴梅供货至2018年2月。一审法院认为，李兴梅、颜洪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一、关于颜洪彬主体问题。福林渔港酒店已被注销，颜洪彬作为福林渔港酒店的经营者，对于经营期间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颜洪彬在第一次庭审中抗辩朱明（朱祥权）为其委托经营人，第二次庭审抗辩朱明（朱祥权）借用其资质经营，但该主张与其庭审中的陈述先后矛盾，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抗辩，不予采信。二、关于欠款金额问题。李兴梅向法庭提交了2017年8月5日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经过颜洪彬委托经营人朱明（朱祥权）的确认，对该对账单上的欠款金额24100元，予以认定。同时，由于李兴梅提供证人张某,4、朱鹏等证人出庭作证，辨认同期其他工作人员，根据工作人员签字的单据核算，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供货金额为36922元，以上两项合计61022元，庭审时，李兴梅自认颜洪彬已给付货款8000元，扣除已付款项，颜洪彬尚欠53022元，对此部分金额，予以支持，多余部分，不予支持。三、关于逾期利息损失问题。李兴梅供货后，颜洪彬应承担付款责任，颜洪彬未能及时付款，应承担继续给付及赔偿损失等责任，李兴梅主张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颜洪彬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2018年2月，李兴梅供货完毕，李兴梅主张从供货完毕后，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颜洪彬一次性给付李兴梅货款53022元及利息损失（以53022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审中，李兴梅向本院提交其2018年2月份部分微信账单记录，以证明酒店丁经理在2018年2月8日、2月12日通过微信分别转账给李兴梅3000元、5000元，共计8000元。后在2018年3月18日丁经理给其出具欠付47000元货款的凭据。颜洪彬质证认为，一审中李兴梅明确表示只要支付货款就自动销毁清单，故一审法院根据清单认定的数额扣除已付货款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颜洪彬应否承担偿付货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结合李兴梅提交的销货清单、送货单、欠款单、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能够认定福林渔港酒店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向李兴梅购买光鸡，李兴梅与福林渔港酒店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福林渔港酒店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颜洪彬，虽颜洪彬主张本案实际经营者是朱明（朱祥权），但结合其一审庭审中陈述“酒店我是交给另外的工作人员负责的，叫朱明”，其主张与其庭审陈述不符，且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个体工商户的债权人依据商事外观主义与个体工商户发生交易，对个体工商户的公示登记事项具有信任利益，即便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亦有权要求登记经营者承担责任。现酒店已被注销，颜洪彬作为酒店登记经营者，应当对欠付的货款承担偿还责任。二、关于货款欠付数额的认定及逾期给付利息损失的认定问题。上诉人李兴梅主张其所请求的货款数额均有颜洪彬酒店工作人员签字的单据予以证明，但颜洪彬对单据上部分签字人员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据李兴梅提供的酒店员工出庭作证辨认同时期其他工作人员，继而根据酒店员工签字确认从2017年11月份至2018年2月份期间的供货金额为36922元，具有事实依据。李兴梅一审庭审中自认“我们提供的单据中，被告支付了8000元，剩下的是我们起诉的金额”，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欠款金额为53022元（24100元+36922元—8000元），并无不当。对于逾期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并未书面约定货款支付时间，李兴梅供货至2018年2月，一审法院自2018年3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李兴梅、颜洪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0元，由上诉人李兴梅、颜洪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东海审判员  陈小兵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