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9行终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高王寺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高王寺社区。 法定代表人杨彬，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淑芹，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晓月，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住所地：泰安市东岳大街武装部民兵训练综合楼9-12层。 法定代表人吴广庆，局长。 委托代理人安晶，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超，该局交易所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泰安市东岳大街169号。 法定代表人王爱新，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申，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吕娟娟，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泰安市东岳大街382号。 法定代表人陈锦勇，局长。 出庭负责人齐华东，该局四级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王滨，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准，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中全，男，汉族，1962年2月4日出生，住址：岱岳区。 委托代理人解东志，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裴传武，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高王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王寺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区房管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自规局），原审第三人杨中全不动产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911行初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杨中全于1999年左右位于粥店办事处××村的北侧土地建造房屋两套，两层约计160平方米。1999年，第三人杨中全向泰山区房管局提交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经调查、审核，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为该房产颁发私字（99）第A434号房产证。载明：所有权人杨中全；所有权性质私有；房屋坐落粥店办事处××村；产权来源及取得日期自建；建成时间1997；建筑结构混合；层数1-2层；建筑面积119.08平方米。 2010年9月13日，泰安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泰国土资字【2010】300号文件，核定高王寺社区旧村改造面积(包括涉案房屋项下土地在内)266.18亩，涉案房屋项下土地由农用地变更为集体建设用地。原告高王寺社区居委会因认为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反原《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原名称为岱岳区粥店街道高王寺村，1998年变更为岱岳区粥店街道高王寺社区居民委员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原告是否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关于本案原告是否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本案涉案房产位于原告处，故原告与被诉房产行政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可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故被告辩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依据涉案房产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房屋平面示意图，由该申请审批表中调查人调查意见中的1999年8月24日的日期以及房产所有权证存根上的私字（99）第A434号，可以证明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房产证的时间为1999年，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委员会意见中××泰安市××粥店办事处××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原告认为其当时使用的公章印文名称均为“泰安市泰山区粥店街道办事处高王寺村村民委员会”，房产档案《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审批表》中，“居（村）委会意见”一栏中加盖的印章印文为“泰安市泰山区粥店办事处××村村民委员会”，与高王寺村委会公章明显不同，缺少“街道”两字，该印章系伪造，并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鉴定过程中，因无法取得原始公章印模作为鉴材，遂终止鉴定。虽原告提交同时期加盖“街道”二字的该村公章的其他证据，但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且第一被告落实自1997年开始至2001年期间，高王寺村民和村委共有44套房产档案存放在第一被告处，在此期间所加盖公章的式样至少有四种，第三人提交的1999年泰安市泰山区粥店办事处××村民委员会使用的信纸上及邻村公章上也没有“街道”二字，无法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村委会意见一栏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原告并不知情，原告起诉并未超出起诉期限。本院认为，第三人杨中全于1999年办理涉案房产证时，高王寺社区在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居(村)委会意见一栏注明同意并盖章确认，故应视为其对第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具体登记权利内容明知和认可，距其2019年5月提起诉讼已近20年，其起诉已明显超过上述法定期限。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高王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起诉。 高王寺居委会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判断上诉人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为判断基础和期限起算时间点，本案被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颁发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时间不能确定，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居（村）委会意见”一栏中“标注同意并盖章”作为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认定错误；3、一审推定上诉人“标注同意并盖章”的时间是1999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然错误；4、原审法院认定“标注同意并盖章”是上诉人签字，盖章，事实不清。二、原审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显失公正，行政机关负有证实“标注同意并盖章”是上诉人印章的义务，上诉人在原审提供了证据证明上诉人从未使用过涉案申请、审批表中的印章及名称。三、原审法院对“公章”是否为真实的证明标准错误，显失公正。原审法院以公安机关没有备案涉案公章，无法进行鉴定为由，推定涉案公章是上诉人公章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区房管局答辩称，一、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将区房管局列为被告，所列诉讼主体错误。由泰山房私字（1999）第A434号房产档案中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记载的“区审批意见一栏加盖的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房屋确权发证专用章”的内容可以证实，涉案泰山房私字（1999）第A434号房屋所有权证是由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审批和确权，颁发给杨中全的，区房管局只是2002年以前的泰山区范围内部分房屋登记档案的管理机关，不具有颁发泰山区范围内房屋产权证的职能。二、区政府依据当时的政策法律规定，为杨中全颁发的泰山房私字（1999）第A434号房屋所有权证。泰山房私字（1999）第A434号房产档案材料可以证实，区政府向杨中全颁发房权证的事实依据是泰山集建（1997）字第1101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诉人、泰安市泰山区粥店办事处当时在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所记载的“同意”为杨中全涉案房屋确权发证的意见，因此，区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法律规定，为杨中全颁发泰山房私字（1999）第A434号房屋所有权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三、本案起诉时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据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2条规定“房屋登记是房产登记部门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行为。”房屋登记是房地产管理部门根据房屋权利人的申请，依法定程序对其申请的房屋产权进行审查、核实登记的行政确认行为。因此，1999年8月区政府依法对杨中全的涉案房屋进行确权登记,并记载于房屋登记簿时，该具体行政行为即已完成。在杨中全申请办理房屋登记过程中，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申请审批表中明确同意为杨中全的涉案房屋进行登记并加盖了公章，对杨中全涉案房屋的登记事项和确权内容是明知和认可的。因此，上诉人于2019年5月向法院提出行政撤销之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起诉时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四、上诉人称涉案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村委印章系伪造，没有事实依据。1、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作为公章鉴定的对比检材，从一审庭审调查可知上诉人1997年至2001年期间，所使用公章式样至少有四枚，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当时存在多枚公章并用的情形。2、杨中全在一审中提交了1999年泰安市泰山区粥店办事处××村民委员会使用的信纸及邻村开具的收据等资料，该资料中上诉人所加盖的公章上也没有“街道”二字，由此进一步证明涉案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加盖的印章是合法有效的。3、上诉人在行政上诉状中也称“本案涉及公章没有公安备案，应当以实际使用为证明标准。”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加盖的公章，已经粥店办事处和泰山区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为杨中全颁发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涉案房屋申请审批表中所盖公章正是上诉人所实际使用公章。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区政府答辩意见同区房管局第二、三、四项答辩意见。 自规局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第三人1999年办理涉案房产证时，高王寺社区在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居委会意见一栏注明同意并盖章确认，应视为其对原审第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具体登记权利内容是明知和认可的。原审第三人所建房屋在1997年已经建成，并一直使用、居住至今，上诉人对此不可能不知情。故本案并不适用于上诉人所称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2、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涉案公章存在造假，结合原审法院查明的自1997年开始至2001年期间所加盖公章的样式至少有四种，上诉人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应当妥善进行公章管理，并承担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杨中全答辩称，一、本案起诉时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据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房屋登记是房产登记部门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的行为。”房屋登记是房地产管理部门根据房屋权利人的申请，依法定程序对其申请的房屋产权进行审查、核实登记的行政确认行为。因此，1999年8月区政府依法对原审第三人涉案房屋进行确权登记,并记载于房屋登记簿时，该具体行政行为即已完成。在原审第三人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过程中，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申请、审批表中明确表示“同意”为原审第三人的房屋进行确权登记并加盖了公章，由此证实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房屋确权登记是明知和认可的。因此，上诉人于2019年5月才向法院提出行政撤销之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起诉时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上诉人称涉案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村委印章是伪造的，无事实根据。1、上诉人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作为公章鉴定的对比检材，从一审庭审调查可知上诉人1997年至2001年期间，所使用公章式样至少有四种，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当时存在多枚公章并用的情形。2、原审第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1999年泰安市泰山区粥店办事处××村民委员会使用的信纸及邻村开具的收据等资料，该资料中所加盖的公章上也没有“街道”二字，由此进一步证明原审第三人的涉案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加盖的印章是合法有效的。3、上诉人在行政上诉状中也称“本案涉及公章没有公安备案，应当以实际使用为证明标准。”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涉案房屋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加盖的公章，已经粥店办事处和泰山区人民政府的认可，并为原审第三人颁发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涉案房屋申请审批表中所盖公章正是上诉人所实际使用公章。三、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虽然称涉案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但是其并未提供公安机关的备案公章作为对比检材，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高王寺居委会是在原高王寺村民委员会基础上设立而来。原审第三人申请办理了泰山集建（1997）字第1101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涉案房屋建设于1997年，其于1999年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登记。依据区房管局提交的“涉案房产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房屋平面示意图”，该申请审批表中调查人调查意见中的1999年8月24日的日期以及房产所有权证存根上的私字（99）第A434号，可以证明区政府为第三人颁发房产证的时间为1999年。上诉人在《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居（村）委员会意见中加盖“泰安市泰山区粥店办事处××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行为，能够证实上诉人参与了区政府作出被诉房屋登记行为的过程，必然会对房屋登记行为的结果产生一定的关注，结合区房管局二审庭审中陈述的1999年办理房产登记手续的相关流程，根据区政府向原审第三人颁发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的时间是在1999年8月，并且区房管局也在1999年的房屋所有权记登簿中记载有涉案房屋的登记等情况，综合分析上述材料，能够推定上诉人于当时（1999年）就已经知道了涉案房屋办理登记行为的结果，并且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公定力、确定力，上诉人在该行政行为作出近20年时，于2019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上述法定期限，上诉人称其当时并不知道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显然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中“标注同意并盖章”的居（村）委会名称及公章并非上诉人的名称及公章的问题，因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人民法院不再进行实体审查。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1997年至2001年存放于区房管局处的房产档案至少存在四种公章样式，结合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上诉人1999年使用的信纸等证据，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原审法院终止对“标注同意并盖章”的公章进行鉴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材料上其“标注同意并盖章”的居（村）委会名称及公章系伪造，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云翼 审判员  王西珍 审判员  李 腾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