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娜，住河南省西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相国，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石滩镇国成金属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刘姚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炯永，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丽，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创鹄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胡光虎。上诉人武娜因与被上诉人增城市石滩镇国成金属制品厂（以下称国成制品厂），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创鹄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创鹄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武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武娜于2014年5月1日入职国成制品厂，负责仓管、外发员及跟踪样板工作，没有办理入职手续，没有领取工作证，双方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武娜在职期间由胡光虎进行工作管理，武娜的工资为固定工资3000元/月加餐补费240元/月，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3240元。工资由国成制品厂的财务萧某以现金形式发放，需要武娜在《工资袋》上签名确认后由国成制品厂收回，现武娜可提供部分《工资袋》的复印件。武娜上班需要打卡考勤，每月由萧某统计出勤情况，工作期间以国成制品厂的名义开展工作。因国成制品厂中途停缴社保，且长期拖欠工资，武娜于2017年4月30日口头向国成制品厂提出辞职，当天离开国成制品厂处，后于2018年l0月19日再以书面方式补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给国成制品厂。武娜在职期间的工资未结清，国成制品厂尚拖欠武娜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工资11760元。二、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武娜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2015年5月至2017年2月，武娜社保的缴费单位为国成制品厂。综上，武娜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755号民事判决；2.确认武娜与国成制品厂自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3.国成制品厂立即向武娜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工资11760元；4.国成制品厂立即向武娜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580元(3240元×4.5个月)；5.判令国成制品厂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增城市石滩镇国成金属制品厂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一、2014年4月26日，武娜的丈夫赵晓阳与胡光虎就合伙投资签订《合同书》，赵晓阳为五个股东中的其中一人，占股20％，属于创鹄公司的投资人。上述事实，已经在(2018)粤0118民初4701号民事判决中查明，并认定赵晓阳与胡光虎存在合伙协议关系，与国成制品厂无关。二、根据国成制品厂一审提供的两份《租赁合同书》可以认定，创鹄公司与国成制品厂存在租赁关系，胡光虎与创鹄公司在租赁期间可以使用国成制品厂牌照经营。三、赵晓阳、武娜自认与创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2014年5月1日，赵晓阳、武娜向仲裁委起诉创鹄公司，自认其入职的是创鹄公司，国成制品厂仅是房东，在创鹄公司成立之前，仅是借用国成制品厂的牌照经营；(2)赵晓阳、武娜自认其财务经理是萧某，事实上，萧某是创鹄公司的财务。(3)国成制品厂作为房东，在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创鹄公司遗留工资的问题时，垫付了大量的工人工资，包括萧某的工资。创鹄公司的员工也出具了相关文件，确认与创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四、赵晓阳与武娜是夫妻关系，事实上共同经营创鹄公司。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国成制品厂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武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武娜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创鹄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针对武娜的上诉提出意见。国成制品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国成制品厂与武娜在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国成制品厂无需支付武娜未结清工资11760元；3.判令武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国成制品厂成立于1992年6月27日，类型为集体所有制，住所地为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南坣村金鸡口，法定代表人刘姚海，经营期限长期，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创鹄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2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地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通园中路东五巷2号104，法定代表人胡光虎，股东胡光虎,主体状态已开业，经营范围批发业。2012年2月8日，国成制品厂（甲方）与胡光虎（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租赁甲方厂房车间1300平方米，租期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租金13000元／月。其中，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营业执照在乙方承包期间由乙方使用，其产生税收费用、执照工商管理费、年审等等由乙方负责办理和出资；第十一条（乙方责任）第1点约定：乙方应该守法经营，自负盈亏，利用甲方的工商营业执照、公章与客户发生业务关系，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2014年4月26日，胡光虎（甲方）与赵晓阳（乙方）签订《合同书》一份，合同主要约定：周某、胡某1、胡某2、赵晓阳四人自愿加盟国成线路板厂的运营投资，公司的运营风险和利润将按投资比例进行承担和分红；具体投资股东和分配比例如下：周某投入10万占4%，胡某1投入10万占4%，胡某2投入10万占4%，赵晓阳投入50万占20%，胡光虎投入270万占68%；合作合同期为三年（2014年5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日止），每两年进行一次分红，如继续合作合同再续签，投入资金需在2014年5月1日前到位，合同自2014年5月1日资金到位生效；合作期间如中途撤股，将减少分红的50%;经营分配将按净利润进行分配，有关租金（厂房、设备、利息）共同承担；合同期间公司一切运作由总经理胡光虎全权负责。《合同书》，首部记载的签约双方为胡光虎（甲方）与赵晓阳（乙方），在底部落款处记载的签约双方为“投资人赵晓阳”与“总经理胡光虎”，底部的胡光虎签名处加盖有国成制品厂印章。2017年3月24日，国成制品厂（出租方／甲方）与创鹄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1100平方米的车间出租给乙方作为经营生产线路板之用，经营所需的一切资质、设备、材料、劳动力由乙方解决，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租金每月每平方米26.27元。乙方责任约定：乙方须守法经营，自负盈亏，禁止利用甲方名义（包括但不限于工商营业执照、公章）与客户发生业务关系，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武娜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2015年5月至2017年2月，缴费单位是国成制品厂，现在单位是创鹄公司，缴费月数0。创鹄公司因经营不善，拖欠员工工资，萧某等21名员工联名签署《创鹄公司设备、材料处理同意书》，载明：我们是创鹄公司员工，因公司法人、经营者胡光虎和周长舒于2018年6月1日起无法联系，拖欠工资约30万元导致工人生活困难，一致同意变卖公司的设备及物资以支付工资。2018年6月15日，萧某等21名工人在《创鹄公司工人变卖设备、材料工资发放签收表》按各自拖欠工资的lO%比例签收了变卖设备所得款和在《创鹄公司工人生活费房东国成制品厂垫付发放签收表》中按创鹄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的50%比例签收了垫付款，员工领款后，于当日分别向国成制品厂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因创鹄公司经营不善，老板胡光虎与周长舒逃匿至今未回处理欠薪事项，工人在向劳动部门反映，经劳动部门协调后，房东国成制品厂同意垫支生活费，工人自收到垫支款后，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追讨国成制品厂的经济及法律责任。2018年6月5日，武娜以创鹄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称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武娜称其于2014年5月1日入职创鹄公司任职仓管，每月平均工资3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武娜已于2017年5月1日离职。创鹄公司成立前借用国成制品厂的牌照进行经营。请求创鹄公司支付武娜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工资11760元。2018年9月19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8]76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武娜的所有仲裁请求。2018年10月19日，武娜向国成制品厂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为：本人于2014年5月1日入职贵厂，自入职以来一直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拖欠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工资，经多次催讨仍拒不支付。现通知解除本人与贵厂的劳动关系，结算工资及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日，武娜以国成制品厂为被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确认武娜与国成制品厂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国成制品厂支付武娜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工资11760元；三、国成制品厂支付武娜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580元（3240元×4.5个月）。2019年1月31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8]15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武娜与国成制品厂于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国成制品厂一次性支付武娜未结清工资11760元；三、驳回武娜的其他仲裁请求。国成制品厂不服仲裁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武娜表示服从仲裁裁决，没有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另查明，赵晓阳与胡光虎于2014年4月26日签订的《合同书》盖有国成制品厂印章，赵晓阳主张与国成制品厂存在合伙协议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成制品厂返还尚欠投资款26700元及利息。2019年6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粤0118民初47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赵晓阳实际是与胡光虎等5人共同投资经营国成线路板厂，其投资的对象并非指向国成制品厂。判决驳回赵晓阳的诉讼请求。赵晓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2019年10月9日，本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62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赵晓阳是与胡光虎等人进行合伙经营，合同不涉及国成制品厂的权利义务，合同内容不能证明赵晓阳与国成制品厂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从赵晓阳、武娜向创鹄公司提起的劳动仲裁可知，赵晓阳、武娜对于创鹄公司借用国成制品厂的牌照进行经营是明知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庭询中，武娜陈述：赵晓阳与胡光虎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国成线路板厂是没有工商登记的，是对国成制品厂的叫法，经营地点就是国成制品厂的厂房、车间。对仲裁裁决，武娜表示服从，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国成制品厂陈述赵晓阳与武娜是夫妻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适用劳动法律、法规。武娜因与国成制品厂劳动争议纠纷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武娜服从仲裁裁决，没有向原审法院起诉。因此，原审法院仅对国成制品厂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根据国成制品厂与武娜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是国成制品厂与武娜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2月8日，国成制品厂与胡光虎签订《租赁合同书》，胡光虎承租国成制品厂厂房、车间，租期从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租赁期间，国成制品厂的营业执照、公章由胡光虎使用。胡光虎租赁期间，赵晓阳与胡光虎等人进行合伙经营，合伙企业名称国成线路板厂没有工商登记，根据武娜陈述，合伙体实际就是仍然借用国成制品厂名义进行经营，经营地点也是胡光虎承租的国成制品厂厂房。胡光虎租赁期满后，又由创鹄公司与国成制品厂签订租赁合同，创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是胡光虎。而且，从武娜向创鹄公司提起的劳动仲裁可知，武娜对借用国成制品厂的牌照进行经营是明知的。依上述事实，武娜不受国成制品厂管理和支配，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武娜提供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不足于证明武娜与国成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国成制品厂主张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与武娜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国成制品厂与武娜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国成制品厂请求无须支付武娜工资11760元，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第三人创鹄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增城市石滩镇国成金属制品厂与武娜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增城市石滩镇国成金属制品厂无须支付武娜工资1176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娜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武娜与国成制品厂之间在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19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胡光虎、创鹄公司先后与国成制品厂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国成制品厂在租赁期间一直将其营业执照和公章出借给胡光虎及创鹄公司使用。根据武娜在原审法院庭审时的陈述，武娜确认赵晓阳加盟入股的国成线路板厂实际上就是国成制品厂，经营地点就是国成制品厂的厂房、车间。结合赵晓阳先后以合伙关系起诉国成制品厂以及与武娜同时以劳动关系起诉创鹄公司的行为，和萧某等21名创鹄公司员工签署的《创鹄公司设备、材料处理同意书》、《承诺书》可见，武娜应当清楚胡光虎和创鹄公司一直是在借用国成制品厂的营业执照和公章进行经营活动的。并且，在工作上对武娜进行管理和发放工资的均并非是国成制品厂。因此，即使武娜提供了《缴费历史明细表》，证明国成制品厂曾经为其购买社保，但亦不能证明武娜与国成制品厂之间就必然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武娜与国成制品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武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武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