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7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育林，男，1955年2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女，1964年4月3日出生，住而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北京信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伟发商贸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劲松212楼南侧平房。法定代表人：刘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北京信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振强，男，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振义，男，1964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戴立宏，男，1972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兴化市。上诉人李育林因与被上诉人刘伟、被上诉人北京伟发商贸公司（以下简称伟发公司）、被上诉人孙振强、被上诉人郭振义、原审第三人戴立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2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育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确认刘伟与孙振强、郭振义非法转让李育林汽车修理厂（房屋十八间）的《转让合同》无效；2.判决刘伟、伟发公司、孙振强、郭振义共同连带支付李育林的损失38万元。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刘伟及伟发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地址都是虚假不存在的。李育林曾向两次一审的法官多次提出，请求查明并在判决中认定，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仍将错误地址写在判决上，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对刘伟、伟发公司的真实地址当庭查明并写在判决上，有利于判决执行。二、在原一审诉讼中，孙振强作为石各庄村干部，藐视法律、藐视法庭，始终未到庭。本案在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孙振强、郭振义亦未到庭。刘伟也不到庭，只是让其律师出庭。对此，一审法院并未采取拘传措施强制其到庭，在事实严重不清的情况下进行判决，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根本原因是他们相互勾结，背后有保护伞。三、刘伟与孙振强、郭振义恶意串通，私下偷偷签订《转让合同》，通过非法转让李育林的汽车修理厂非法获利，现在其非法获利目的均已实现。李育林出资修建的汽车修理厂（房屋十八间）属李育林所有，已被一审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认，也应由李育林进行处置。伟发公司与石各庄经济社签订的租赁合同是15年，1999年5月1日-2014年4月30日。李育林与伟发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是10年，2003年7月1日-2013年7月1日。伟发公司于2004年10月即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在李育林与伟发公司的合同尚在履行期内，刘伟经与孙振强、郭振义恶意串通，2012年9月3日刘伟以个人名义与孙振强、郭振义私下签订了非法《转让合同》，将李育林的汽车修理厂连同与伟发公司同样具有租赁关系的案外人义生园食品公司金毅建设的房屋以105万元非法转让给孙振强、郭振义。根据转让合同，刘伟作为出卖方，共获得105万元，根据李育林与案外人金毅所占房屋面积的比例，李育林汽车修理厂的房屋价钱约为38万元，孙振强、郭振义作为购买方，且为村干部，其目的是等待拆迁时利用此房套取巨额国家拆迁补偿款，未拆迁前以出租营利作为过渡。李育林的汽车修理厂所在地段已于两年前被拆迁，刘伟于2012年9月拿到钱并于2013年4月30日与石各庄经济社解除了租赁合同，后才出现了以郭振义名义与石各庄经济社于2013年5月签订的租赁合同。2013年7月1日中午，在李育林与伟发公司的租赁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孙振强纠集一伙人以打砸抢夺取李育林汽车修理厂的情况，以上情况法院只要调查拆迁款的去向就能查明。四、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的《转让合同》是2014年4月29日李育林依据法院的另案生效判决带人去拆房，与孙振强发生纠纷，李育林向平房派出所报案。在平房派出所大厅，警官说房子对方买了，李育林一方不能拆。李育林问有没有证据，警官指令另一位警官将刘伟与孙振强、郭振义的《转让合同》复印给李育林，警官还说此事属于经济纠纷，如有争议应去法院起诉。此事发生于当天上午十点半至十一点之前，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调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李育林认为一审法院不能仅凭平房派出所所称找不到卷宗材料的答复就不了了之，因为平房派出所的答复系出于包庇，如果真的提供不了，派出所应做出合理解释，并出具书面盖章材料。五、一审判决认定“李育林提交的《转让合同》系复印件，经多次核实……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李育林承担。”李育林认为该认定不合逻辑。首先，李育林已就《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向法院进行充分举证，该复印件是在平房派出所由警官复印给李育林的，法院应依职权通知王凯、李海红警官到庭作证，且有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其次，李育林只有该合同复印件，原件必然在平房派出所处，或其将原件复印后退还给刘伟，李育林不能获得转让合同原件的原因在于派出所和刘伟一方。第三，一审判决称其多次核实《转让合同》的情况但未能确认其真实性，但一审法院并未将相关核实情况告知当事人，亦未接受李育林质证，根据民诉法，请二审法院向李育林公布多次核实的证据并接受李育林质证。第四，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刘伟等人恶意串通取得非法利益，石各庄村委会、石各庄经济社曾向法院出具证明称石各庄经济社未与其他人签订过租赁合同，但现在又出现郭振义于2013年5月1日签订的五年租赁合同。唯一的解释就是刘伟于2012年9月3日私下将李育林及案外人的房屋非法转让后拿钱走人，并将其与石各庄经济社的合同提前一年于2013年4月30日解除，于是出现出同一块土地石各庄经济社与郭振义于2013年5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并开始交纳租金的情况。否则，石各庄经济社就一块土地不可能同时出租给伟发公司和郭振义。五、郭振义称其花费17万元将李育林的汽车修理厂进行加建添附才出租给戴立宏的，对此李育林不认可。郭振义、孙振强与戴立宏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7月1日，起租日期也是这一天，但当天该汽车修理厂在被孙振强等人打砸抢之前还在李育林手中，郭振义不可能进行加建添附，其所谓17万元票据与汽车修理厂无关，戴立宏是基于与郭振义的利害关系才与顺着他说的，其陈述不应采信。第六，《转让合同》原件应要求平房派出所向法院提供，如果其提供不出证明其理亏，且将李育林手中该合同的复印件与刘伟、郭振义在其他文件及笔录中的签字进行比对，就可以看出该合同是他们二人签订的。六、李育林要求刘伟等人共同连带支付李育林38万元损失的计算依据。根据刘伟提供的2009年测绘图，整院房屋建设面积为2324.18平方米，减去石各庄村委会原有房屋面积1137.34平方米，李育林及案外人的建房面积总共为1186.84平方米，其中李育林所建汽车修理厂的18间房屋面积为437.44平方米，根据《转让合同》的内容，总卖价105万，计算可得每方米单价为884.7平方米，故李育林的损失为38.700316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刘伟及伟发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李育林的上诉请求。孙振强、郭振义均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戴立宏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李育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刘伟与孙振强、郭振义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2、要求刘伟、伟发公司、孙振强、郭振义连带赔偿李育林房屋补偿款387003.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伟系伟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4月30日出租方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石各庄经济合作社）与承租方伟发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伟发公司租赁房屋位于出租方北侧100米，西侧朝东的院落供承租方经营，该院南北75.9米，东西63.5米，现有房屋1137.34平方米，院门5米。租期为1999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限十五年。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期满后，承租方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建筑设施，承租方可拆除恢复地原貌，亦可与出租方商议折价留给出租方，承租方如续租，承租方所建设施仍归承租方所有及使用。2003年7月9日伟发公司（甲方）与李育林（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在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北侧，乙方承包甲方的院内南院院墙至北20.5米，西院墙至东45.8米，此区域发包给乙方经营汽车修理。承包期限：自200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期限拾年整。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在承租地如需建设，可提出书面申请，由甲方协助联系当地政府，批准后方可施工。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承包期间建设的房屋归乙方使用；本协议期满后，乙方不可拆除承包期间甲方建设的房屋，可撤走乙方自有物资及设施。2013年，李育林将刘伟、伟发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以刘伟、伟发公司在租赁期限内将涉诉土地和房屋卖与他人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伟发公司退还保证金、租金，赔偿违约金以及建房损失。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李育林申请，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以下简称平房派出所）调取李育林与孙振强、郭振义因涉案房屋发生纠纷的案件笔录，派出所答复称只有李育林的询问笔录和当时的执法录像；向石各庄经济合作社调取孙振强、郭振义的租赁合同，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称其与伟发公司的合同尚在履行期内，未就租赁场地与他人签署合同。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21日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183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育林主张伟发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将租赁场地及房屋转让案外人一节，缺乏事实依据；租赁场地上建设的房屋系李育林出资所建，应当允许李育林拆除，李育林要求对建筑物予以赔偿，缺乏合同依据，据此驳回李育林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伟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伟发公司就法院认定诉争房屋由李育林所建的事实提出再审申请，经本院审理，裁定驳回了伟发公司的再审申请。一审庭审中，李育林提交《转让合同》复印件一份，甲方为刘伟，乙方为孙振强、郭振义，双方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租赁场地内的自建房屋转让乙方，价款为105万元，付款时间为2012年9月3日，甲方应在2013年7月31日将房屋的个人物品清空将房屋交付乙方；乙方保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改变甲方与北京义生园食品有限公司、李育林、颜延新签订的协议，并保证承诺按协议内容顺利完成。该协议手添内容两处，一处为“甲方与李育林签订的合同到期后，不能拆除地上房屋，并归乙方”。一处为：“甲方在签订此合同前收取的金额，李育林（字迹无法看清）归甲方退还”。李育林称2014年4月其持生效判决前往涉案院落欲拆除房屋与他人发生纠纷，报警后从平房派出所民警处取得该协议。刘伟、伟发公司不认可协议真实性，称从未签过该协议。郭振义表示不清楚该协议的真实性，时间太长了，但其之后与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了涉案土地。郭振义提交2013年5月1日其作为承租方与出租方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石各庄村集体资产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租赁物占用土地4921.74平方米，四至范围东至同亚利企业西墙，西至孙振刚企业东墙，南至孙振刚企业北墙，北至天丰彩钢南墙，涉及集体房屋建筑面积1137.34平方米，租赁期限五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租金总额1225031元，第一年221700元，第二年232785元，第三年244424元，第四年256645元，第五年269477元。合同第二条第3项约定租赁期满，如双方没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则乙方添附于租赁物四至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装修及设备、设施按如下约定处置：无法拆移，或者拆移将严重损坏其使用价值的添附物，无偿归甲方所有；可以在不严重损坏其使用价值的前提下拆移的添附物，如空调机、生产经营设备、办公用品、悬挂的装饰等，由乙方自行处置。郭振义于2013年10月17日向石各庄经济合作社交纳租金221700元，2014年6月9日交纳租金100000元，2014年7月14日交纳租金132785元。郭振义称刘伟、伟发公司表示其与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的合同是正常履行、到期终止的，并没有提前解除。李育林称郭振义的租期是自2013年5月1日开始的，但伟发公司的租赁期限于2014年4月30日截止，中间存在日期的重叠。原审中，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调取了李红景、郭振义的询问笔录。李红景询问笔录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12月25日，李红景称自己是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社长，石各庄经济合作社曾于1999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将某块土地租赁给伟发公司，就这块土地未与其他人签订过租赁合同，但在2012年见过刘伟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委托郭振义全权处理伟发公司与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的土地租赁合同事宜。郭振义询问笔录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12月26日。民警询问伟发公司租赁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的土地与郭振义有何关系。郭振义称2012年9月3日，伟发公司的刘伟和郭振义、孙振强签订了相关租赁合同，该块土地自2012年9月3日就属于郭振义、孙振强了。民警询问为何郭振义、孙振强在2013年7月1日与李育林发生纠纷。郭振义称李育林与刘伟签订过租赁合同，有效期自200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之前发现李育林将土地转租他人，加上2013年7月1日合同到期，郭振义、孙振强就去收回土地，便产生了纠纷。民警询问能否提供相关合同。郭振义称可以。关于询问笔录中提到的相关合同是否为李育林提交的《转让合同》，郭振义称已经记不清楚了。一审法院前往平房派出所调取2013年7月1日郭振义询问笔录对应的卷宗以核实《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平房派出所答复称未找到相关卷宗，无法提供。一审另查明，2013年7月1日，郭振义与戴立宏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房屋位于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北，面积约1000平方米，租赁期限5年，自2013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租赁用途汽车修理，年租金13万元，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年租金13.5万元。郭振义称出租给戴立宏的房屋场地位于全部租赁场地的南侧，其在出租之前对场地内房屋进行了加建改造，支出建材费用176752.13元、工费46132.6元。为此，郭振义提交部分建材购买票据。李育林对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表示加建改造与其无关。戴立宏对照刘伟与李育林在另案中共同确认的房屋场地图，表示房屋现状已经发生变化。此外，李育林、刘伟、伟发公司均确认涉案房屋已经因拆迁项目被拆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伟、伟发公司与孙振强、郭振义之间是否就涉案房屋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李育林作为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应承担举证义务。首先，李育林提交的《转让合同》为复印件，经多次核实，无法确认《转让合同》系李育林从平房派出所处获取，一审法院对《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其次，郭振义、伟发公司就涉案院落均与石各庄经济合作社签订过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有部分重合并不必然意味着伟发公司将院落内房屋出售给郭振义。因此，刘伟、伟发公司与郭振义、孙振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事实真伪不明，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李育林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育林未有充分证据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育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中，李育林向本院申请调取平房派出所2014年4月29日上午10点-11点半期间的大厅柜台监控录像，用以证明其提交本案转让合同复印件来源情况。经本院电话联系平房派出所工作人员，其称监控录像已过保存期限，且经多次系统升级改造，该时段监控录像已不存在，相关卷宗亦不存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李育林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刘伟与孙振强、郭振义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本案中李育林提交的《转让合同》为复印件，结合本案一审期间调查核实及二审期间电话联系情况，该《转让合同》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在刘伟、伟发公司对该《转让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形下，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刘伟、伟发公司与孙振强、郭振义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故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转让合同》所涉法律关系成立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于李育林要求确认涉案《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在此情形下，李育林在本案中基于涉案房屋买卖行为所主张的补偿款请求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李育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育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石 煜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常 欣法官助理  贾宇飞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