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0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项舒琪，女，199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业威，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怡顺，男，196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国之慧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三村钟屏叉道侧五羊茶叶城E305。法定代表人：余国慧。原审被告：余国慧，男，197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广州市高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工业区西线路27号2栋103。法定代表人：项仲谦，职务总经理。上诉人项舒琪与被上诉人阳怡顺、被上诉人广州国之慧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之慧公司）、原审被告余国慧、广州市高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丰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9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项舒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并改判驳回阳怡顺对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阳怡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严重不符，导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国之慧公司承接了我方所承租商铺的装修工程，我方与国之慧公司形成装修合同关系。国之慧公司将工程中的木工部分分包给白光中，国之慧公司与白光中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白光中雇佣阳怡顺工作导致发生本案事故，阳怡顺与我方之间未形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关系。二、本案中，我方审查了国之慧公司的经营范围，已尽到审慎义务，无任何过错。三、一审法院认定阳怡顺受伤产生的损失数额没有证据支持，应予更正。关于误工费部分，阳怡顺仅是普通务工人员，没有能够进行建筑装饰及建筑业相关资质，一审法院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国有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鉴定意见评定误工期为90-240日，一审法院参照最高240日计算误工期明显过高。关于伤残赔偿金部分，阳怡顺为农村户籍，虽其提交了在广州的居住证明，但居住证明时间在起诉前数月已经失效，不能证明其在起诉前连续在广州市居住一年以上，故不能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关于护理费部分，鉴定意见评定护理期为60-90日，一审法院参照最高90日计算明显过高。四、我方与阳怡顺之间未形成直接的劳务关系，双方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阳怡顺负伤的结果是由其自身重大失误造成，其应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认定我方与余国慧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应予撤销。被上诉人阳怡顺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国之慧公司、原审被告余国慧、原审被告高丰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答辩。阳怡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项舒琪、余国慧、高丰公司、国之慧公司共同赔偿阳怡顺前期医疗费7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后续治疗费20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误工费11680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239500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项舒琪、余国慧、高丰公司、国之慧公司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阳怡顺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项舒琪、余国慧、高丰公司、国之慧公司共同赔偿阳怡顺前期医疗费7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误工费76800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费13500元、营养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75368.6元、鉴定费3372元，共计277740.6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高丰公司在一审中辩称，本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与本案无实质性关联，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项舒琪在一审中辩称，1.本人与阳怡顺并不相识，未曾与其产生过任何法律关系，并非本案适格被告。2.阳怡顺与余国慧已私下签订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其已自行处分诉讼权利，其不应超过《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的约定主张其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溦溦金属装饰材料店（以下简称溦溦材料店）于2018年9月7日成立，系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项舒琪，经营场所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雄峰城A区二期南三街6号一层、8号一层、10号一层。2017年10月5日，阳怡顺在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雄峰城A区二期南三街6号、8号、10号商铺进行装修时，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因此受伤。阳怡顺于当日到广州市番禺区石楼人民医院就诊，西医诊断为：1.右胫骨下端骨折；2.左跟骨骨折，气滞血瘀。2017年10月6日，阳怡顺入住广州市正骨医院进行治疗，于2017年10月19日出院，共住院13天，入院诊断为：左侧跟骨粉碎性骨折，右侧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气滞血瘀。出院诊断为：左侧跟骨粉碎性骨折，左侧腓骨外踝撕脱性骨折，右侧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侧腓骨外踝撕脱性骨折，气滞血瘀。2017年10月20日，阳怡顺入住湖南省邵阳市仁康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治疗，于2017年11月3日出院，共住院14天，入院诊断、出院诊断均为：1.左足跟骨骨折；2.左侧外踝下缘撕脱性骨折；3.右侧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4.右足外踝撕脱性骨折。出院医嘱中注明：注意休息及营养，全休12个月。阳怡顺共花费医疗费53851.16元。另，阳怡顺提供陪护专用收据复印件一份，显示2017年10月6日至10月19日阳怡顺支付陪护费用1040元（13天×80元）。根据阳怡顺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双方协商选定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阳怡顺受伤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阳怡顺伤残等级评定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十级伤残。2.阳怡顺后续行左跟骨及右胫骨内固定取出术预计需1.5万元（仅供参考）。3.阳怡顺误工期评定为90-240日，护理期评定为60-90日，营养期评定为60-90日。阳怡顺为此支出鉴定费3372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对如下问题存在争议：1.阳怡顺与项舒琪、高丰公司、余国慧、国之慧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阳怡顺表示其与余国慧为雇佣关系，涉诉装修工程是由高丰公司和项舒琪发包给余国慧个人，再由余国慧雇佣其本人提供劳务；其在脚手架上工作时因脚手架损坏而摔伤，该脚手架由高丰公司提供，且项仲谦作为高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支付涉诉工程款；白光中与其是工友关系。为此，阳怡顺提供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原件、工程预算表复印件、证明打印件证实其主张。其中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载明：阳怡顺与余国慧就阳怡顺在番禺区钟村街雄峰城装饰材料城南三街6、8、10号铺进行木工施工时不慎摔伤的事故达成协议，余国慧一次性赔付阳怡顺医疗费用78000元，含前期医疗费，2017年10月19日支付2万元，剩下2万元一个月内付清（2017年1月20日），阳怡顺在医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事故与费用再与余国慧无关，以后阳怡顺与业主方所产生的法律纠纷与经济纠纷也与余国慧无关。该协议书空白处另载明“业主是高丰公司项仲谦”字样，阳怡顺明确表示该字样并非由其本人及余国慧书写，且余国慧至今未按赔偿协议向其支付任何款项。高丰公司、项舒琪对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原件及证明打印件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表示项舒琪通过口头与余国慧沟通，将涉诉工程发包给国之慧公司，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装修合同，工程款其根据余国慧的指示直接支付给余国慧个人，国之慧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案外人白光中，后白光中聘请阳怡顺施工，白光中是阳怡顺的实际雇主；项舒琪是溦溦材料店的经营者，该店经营地址即是涉诉工程地址，项舒琪承租了雄峰商城A区二期6街107、108、126、127、128号商铺，其中126、127、128-1号三间商铺对应涉诉商铺，涉诉商铺实际由项舒琪承租使用，因项舒琪已经与雄峰城终止了租赁关系，原租赁合同已经被收回；项仲谦是项舒琪的父亲，故有时项舒琪会委托项仲谦代为向余国慧支付涉诉工程款；高丰公司没有向阳怡顺提供脚手架，涉诉工程属于包工包料。为此，项舒琪与高丰公司提供国之慧公司工程预算表原件（抬头为国之慧公司，空白处手写钟村雄峰城南三街6、8、10号和南四街5-7号装修款确认111337元，并有项舒琪、余国慧签名），收据原件5张（收款人签名均为余国慧；其中2017年10月20日的收据上有白光中签名确认已收齐涉诉商铺装修木工所有费用21800元），租赁合同终止协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终止协议原件，物业管理合同、保密协议、补充协议原件，管理费、水费、电费、缴费收据证实其主张。阳怡顺对国之慧公司工程预算表以外的证据材料均不予确认，表示收据不能证明款项由项舒琪支付；其余证据材料形成于其受伤之后，与其无关。2.责任承担问题。阳怡顺主张余国慧、国之慧公司、项舒琪、高丰公司应连带承担全部过程责任；其本人已从事木工十几年，没有木工证。高丰公司、项舒琪主张涉诉工程只是简单的室内修缮，不需要特别的工程资质，国之慧公司开业多年，经营范围包括室内装修设计等，故项舒琪认为国之慧公司具有装修资质，其作为发包方已经尽到了审慎选择承包方的义务，项舒琪与高丰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国之慧公司将工程转包时没有对承包方的资质进行审查，应承担选任过错；白光中作为阳怡顺的直接雇主应承担无过错责任；阳怡顺缺乏资质，未做好安全措施，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为此，高丰公司、项舒琪提供国之慧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国之慧公司经营范围为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室内装饰、装修等）证实其主张。3.涉案损失问题。阳怡顺主张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应按鉴定意见的最高标准计算，其报酬为320元一天，因是临时木工，故无法提供受伤前的工资情况；阳怡顺提供租房合同复印件（显示阳怡顺承租广州市天河区的房屋，租赁期限为2016年5月2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广东省居住证原件（有效期限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11月24日）及广州市来穗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查询打印件主张其在城镇居住，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项舒琪、高丰公司主张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应按鉴定意见的最低标准计算，阳怡顺主张的报酬标准没有依据，不予认可；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对医疗费、鉴定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的计算标准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健康权、身体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为解决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需要对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阳怡顺受伤是否存在过错、具体过错程度如何进行分析。本案中，根据项舒琪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涉诉工程预算表的抬头虽然为国之慧公司，但预算表落款处仅有余国慧的签名，并无公司公章，且相应工程款由余国慧个人收取，并未汇入公司账户，项舒琪主张口头将涉诉工程发包给国之慧公司并受余国慧的指示支付工程款，但除其陈述外，并无证据证实，且涉案事故发生后，余国慧也是以个人名义与阳怡顺协商赔偿事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项舒琪作为涉诉商铺的实际承租人与使用人，是将涉诉装修工程发包给余国慧个人，余国慧再以个人名义雇佣阳怡顺从事涉诉工程，余国慧与阳怡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项舒琪、高丰公司主张白光中是阳怡顺的直接雇主，但并无证据证实，且阳怡顺对此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阳怡顺主张高丰公司亦是涉诉工程的发包方，虽然高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项仲谦曾参与涉诉工程款的支付，但项舒琪对此已作出了合理说明，并就其是涉诉商铺的实际承租人及使用人进行了举证，现并无其他证据足以证实阳怡顺的主张，项舒琪、高丰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对阳怡顺的该主张亦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阳怡顺受伤所引发的损害责任，应根据其与余国慧各自的过错程度加以确定。一方面，登脚手架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并无证据证实余国慧具备从事装修施工的相应资质，且已为阳怡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和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余国慧对阳怡顺的受伤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实际作业人，阳怡顺应对其自身安全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尤其是站立在脚手架上工作时，除了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个人的安全意识及安全防范措施对于防止事故发生、保障自身安全也非常重要。从事故情况来看，阳怡顺之所以不慎跌伤，与其自身安全意识不强、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也有一定关联。鉴于阳怡顺本人也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装饰装修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其中一种,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调整。根据该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规定，以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承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装饰装修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取得相应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装修人委托企业承接其装饰装修工程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装饰装修企业”的规定，余国慧并不具备从事装饰装修施工的相应资质，不能承揽涉诉工程，亦不能保障施工作业的过程符合相关安全规范。项舒琪将涉诉工程发包给余国慧，项舒琪已违反了上述规定，存在一定过错。本案中，阳怡顺受伤而产生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53851.16元。该损失由病历资料、费用清单及收费票据证实，且项舒琪对费用金额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阳怡顺主张医疗费78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阳怡顺共住院27天，按照100元/天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700元。3.误工费41147元。阳怡顺住院27天，医嘱全休12个月，结合鉴定意见评定阳怡顺误工期为90-240日，现阳怡顺主张按240天计算误工期，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均未能就阳怡顺的工资标准进行举证，因此，一审法院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国有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2577元/年的标准计算，经计算误工费为41147元（62577元/年÷365天×240天）。4.护理费7200元。根据阳怡顺提供的陪护专用收据显示，其已支付的部分护理费为80元/天，结合鉴定意见评定护理期为60-90日，一审法院认定护理费为7200元（80元/天×90天）。5.交通费800元、营养费1000元。阳怡顺因治疗等确需支出一定的交通费、营养费，但其主张的金额较高，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800元、营养费1000元。6.残疾赔偿金75368.6元。阳怡顺已就其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进行了举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一般地区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为84132元（42066元/年×20年×10%）。阳怡顺主张残疾赔偿金75368.6元，是其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鉴定费3372元。该费用有鉴定费发票证实，亦属于涉案损失。8.后续治疗费15000元。鉴定意见认定阳怡顺后续治疗费需15000元，项舒琪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项目合计共200438.76元。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和当事人的具体过错，项舒琪应承担20%的过错责任，即40087.75元；余国慧应承担50%的过错责任，即100219.38元；阳怡顺本人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阳怡顺所受损害已构成伤残，确实给阳怡顺造成了身体及精神上的痛苦，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及具体的伤残等级，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7000元，其中由项舒琪承担2000元，余国慧承担5000元。综上，项舒琪应向阳怡顺支付42087.75元，余国慧应向阳怡顺支付105219.3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项舒琪应与余国慧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所支付的数额超出自己应赔偿的数额，有权向另一方连带责任人追偿。至于阳怡顺与余国慧达成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因该协议由阳怡顺与余国慧私下达成，协议内容并未经过项舒琪的确认，且协议内容有损项舒琪及阳怡顺的合法权益，故本案赔偿事宜的认定不宜以该协议为依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余国慧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阳怡顺支付赔偿金105219.38元；二、项舒琪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阳怡顺支付赔偿金42087.75元；三、余国慧与项舒琪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义务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如所支付的数额超出自己应赔偿的数额，有权向另一方连带责任人追偿；四、驳回阳怡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66元，由阳怡顺负担2567元，余国慧负担2071元，项舒琪负担82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各方法律关系、责任承担的认定问题。首先，结合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涉案工程预算表的抬头写明为国之慧公司，而余国慧的身份为国之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有权代表公司，其在上述预算表落款处签名，且收取相应工程款，虽存在系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但认定其系履行职务行为更具有高度盖然性，亦符合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同理，余国慧以个人名义与阳怡顺协商赔偿事宜，亦可进行同样的理解。故，一审法院认定项舒琪系与余国慧个人存在涉案工程的承发包关系，明显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应认定项舒琪与国之慧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工程的承发包法律关系。而审查国之慧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进行装修、装饰工程等，故项舒琪的上述发包行为并不存在选任过失，应认定其就承包人的选任方面已尽审慎义务。而本案又无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项舒琪存在指示方面的过错或其他过错，故阳怡顺要求项舒琪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如上述，涉案工程并非余国慧个人承包，其并不是涉案各方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故阳怡顺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亦理据不足。但因余国慧对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相应判决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再次，结合涉案各方的诉讼主张和上述认定，本案国之慧公司与阳怡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为国之慧公司将涉案工程或其中的部分工程（木工部分）又分包给了案外人白光中，由白光中雇请了阳怡顺。其二为国之慧公司直接雇请了阳怡顺，案外人白光中与阳怡顺系工友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下，国之慧公司应承担雇主责任，应就阳怡顺因涉案事故所致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第一种情况下，白光中应承担雇主责任，而国之慧公司将涉案工程或部分工程发包给不具资质的自然人白光中，亦应承担非法分包人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国之慧公司应与白光中对阳怡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阳怡顺在一审中要求国之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未要求白光中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此系阳怡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应予以准许。故国之慧公司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此，据上述，不论是上述何种情况，国之慧公司均需承担赔偿责任，且并无差异。只不过不同情况下，国之慧公司是否对白光中具有追偿权存在不同，但此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作认定，各方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又因各方对一审认定的阳怡顺自负30%的赔偿责任均无异议，故国之慧公司应对阳怡顺因涉案事故所致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最后，一审法院未认定高丰公司承担责任，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损失的认定问题。项舒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误工费、伤残赔偿金和护理费部分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而其他各方均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数额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国之慧公司应对阳怡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7307.13元（200438.76元×70%+7000元），余国慧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国之慧公司、原审被告余国慧、原审被告高丰公司经本院通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本院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9139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国之慧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阳怡顺赔偿各项损失147307.13元；三、余国慧对广州国之慧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阳怡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466元，由阳怡顺负担2567元，由广州国之慧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余国慧负担28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7元，由广州国之慧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余国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 营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姚 菲陈晓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