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3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李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军，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李立凯。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凯，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贵周，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凯立盛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军、被上诉人凯立盛律所的负责人李立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凯立盛律所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凯立盛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律师工作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时，律师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调整。因本案委托事项发生变化，律师费也应相应减少。凯立盛律所代理的案件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和证明责任要求医疗机构必须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案中医院应向法院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以完成举证证明责任。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与医院同意以898418.73元作为诉讼标的额，实际上包括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取证、完成被代理人举证证明责任的重要工作内容。由于该案原告向法院申请医疗损害鉴定，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的相关诉讼行为均晚于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与医院的委托时间，故律师的工作内容也实际减少了。《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3款实际上是对委托方的合理权益保障，基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律师费也应予以减少。第二，律师费收费标准以标的额为基础计算，诉讼标的额发生变化后律师费在无特别约定时应比照约定标准予以减少。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律师费按照附件所列的收费标准进行计算。按照附件《律师费用计算明细》，律师费收费标准是以标的额为基础，分段计算不同比例，最后计算总额。当案件的标的额发生重大变化时，委托代理合同的基础也相应发生变化。三方在委托时确认的是律师费计算标准，且在委托过程中，凯立盛律所也未明确提示或特别约定律师费不因标的额变化而变化，基于良好合作及真诚服务考虑，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的权益明显受损。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凯立盛律所辩称：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涉及的凯立盛律所工作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是指变更委托代理律师，所代理案件的诉讼请求中未确定的赔偿数额如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金额标准的变化。其次，凯立盛律所的代理行为符合代理目的，在其他类似案件中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也都全额支付了律师费。最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是体现律师专业水准的关键代理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凯立盛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凯立盛律所律师代理费179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3日，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永航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永航所指派李立凯律师作为（2016）粤0111联调2379号王某霞、冯某芳、王某雅诉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赔偿纠纷案（以下简称2379号联调案）的诉讼代理人，一审律师费按收费标准计算为35950元，由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分二次支付，合同签订后支付17975元，一审诉讼终结后另支付17975元。合同第五条第3款订明：永航所工作内容发生下列重大变化时，律师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调整，预付律师费的，根据调整后的金额多退少补，包括委托事项变更或提前终止、争议当事方自行和解或撤诉、其他特殊情况。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已依约支付17975元。2018年3月16日，因李立凯律师设立凯立盛律所并转所至该所执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永航所、凯立盛律所签订《三方合同说明备案协议书》，订明解除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永航所的委托合同，永航所变更为凯立盛律所，相关权利义务由凯立盛律所承担，并由李立凯律师经办。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据此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李立凯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继续参加诉讼。王某霞、冯某芳、王某雅在2379号联调案中诉请标的金额为928207.73元，经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诉请标的金额减少至368492.77元。该案后正式立案，案号为（2018）粤0111民初3808号（以下简称3808号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凯立盛律所、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之间委托合同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凯立盛律所已依约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3808号案诉讼已经终结，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依约应向凯立盛律所支付余下律师费。案件标的金额变更并不属于合同订明的委托事项变更情形，双方亦未约定案件标的金额变更时律师费作相应调整，故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主张重新计算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其抗辩不能成立。凯立盛律所诉请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予以支付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4月29日判决：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凯立盛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79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负担（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该费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是否应向凯立盛律所支付剩余律师费问题。经查明，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与凯立盛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根据该合同约定，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应向凯立盛律所支付的律师费为35950元，已支付了17975元。虽然该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律师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调整，包括“其他特殊情况”，但该合同并未明确“其他特殊情况”的具体内容，也无证据显示双方曾据此重新协商调整了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应支付的律师费数额。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主张因凯立盛律所代理的民事案件原告降低了诉讼请求数额，据此应调低律师费，但一方面，该案原告是在获得相关鉴定结果后才降低其诉讼请求的，此前凯立盛律所已开展了相应代理工作；另一方面，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也未与凯立盛律所明确约定在凯立盛律所从事案件代理过程中，案件诉讼标的额调整的，律师费也相应予以调整。故一审判决认定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主张重新认定律师费无合同依据，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现凯立盛律所代理的相关民事案件已终结，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剩余律师费的条件已成就，一审判决认定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应向凯立盛律所支付剩余律师费1797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阳光财保广东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晓妍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