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反诉被告）：任光勇，男，1984年12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川，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反诉原告）：黄毅，男，1985年3月17日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辉，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任光勇因与被上诉人黄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马关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5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6月23日组织上诉人任光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川、李国华、被上诉人黄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辉到庭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光勇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任光勇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黄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遗漏认定事实。其在没有查清任光勇在办理采伐树木许可证过程当中所作的准备工作，所支出的损失为必然产生的费用实属错误。在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了任光勇为采伐树木做了相应的准备，由文山创达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申请的林木采伐区进行林木采伐作业设计。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询问过任光勇规划设计需要的设计费用及办理砍伐许可证需要的手续，其直接片面认定案件事实。而办理相关的砍伐许可证需要相关第三方机构进行设计了才能进行砍伐，其中包含造林费用及设计费用。由于本案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任光勇一直是积极的配合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已经支付相关办理证件的款项，其中包含造林费用及设计费用共计49566元，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办证需要何种手续的情况下就草率结案，故一审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存在瑕疵，导致认定评判错误。在一审中，任光勇已经向法院提交相关餐饮及住宿的票据，相关的餐饮及住宿应当属于必要的合理开支，而且在合同中也已经明确，由黄毅补偿相关的招待费用50000元给任光勇。但是一审法院却忽略任光勇在一审当中提交的相关票据和收据，直接认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实属认定错误，故一审法院对证据并没有认定全面。三、一审法院在认定任光勇与黄毅在履约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违约系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作出认定，任光勇已履行了相关的义务，并不违约。在一审过程中，任光勇所提交的2019年7月15日的视频录音已经明确的事实是黄毅直接明确告知了任光勇，树不要了，而且该视频录音是在大家商谈的过程中所录制，任光勇也多次向黄毅进行过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任光勇与黄毅签订合同仅仅约束的是合同的相对方，与黄毅在庭审当中所说的与韦某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黄毅与第三方韦某如何商谈，如何接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而恰好是黄毅已经用实际行动明确告知任光勇其已经不要任光勇所供应的树，而且据任光勇了解，黄毅在合同没有解除的基础上已经找到了其他卖家，黄毅的行为实则是对诚信经营的违背。且在整个案件过程当中，由于黄毅与第三人谭恩红系同学关系，当谭恩红知道任光勇与黄毅签订合同的价格后，黄毅就与第三人找各种理由予以拒绝要树，致使合同履行不能。2019年6月20日，在第一批砍伐证办理下来后，任光勇就积极组织人去砍树，但是黄毅却临时改变了合同的标的物，将合同中约定的长7米（直径）9厘米的桉树料子，叫任光勇更改为长6米（直径）13厘米的料子。任光勇迫于无奈，只好按照黄毅的要求进行了更改。待任光勇将7米（直径）9厘米的桉树，更改为6米（直径）13厘米的料子的时候，黄毅却电话告知任光勇不要了。而且在黄毅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也很明确这个事实，黄毅也承认过这个事实。黄毅改变合同的标的实质已经是另外的一个法律行为，也是导致合同履约不能最重要的事项，一审判决由任光勇偿还定金，其直接是忽略了《桉树采购合同》本身的实际意义。在一审过程中，黄毅承认在2019年6月23日的时候，任光勇还在组织人员进行砍树，由于黄毅的临时变更标的，且在微信的聊天记录当中也明确将变更后的桉树拉到通海，据此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在签订合同之前，直至到砍伐证办理下来后，黄毅都没有和韦某签订过任何合同，黄毅所列举的与韦某签订的合同实质是后面补签的合同，任光勇也没承诺过任何时间供应木料给黄毅，恰巧是黄毅改变合同标的后，自己不拉走桉树，事情的本身就是黄毅拒拉桉树所造成。而一审法院还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细节，未如实说明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实际原因，故一审法院判决实属错误。黄毅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定任光勇未如期交付桉树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无不当。（一）任光勇未能按双方约定交付桉树，一再迟延履行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黄毅与第三方签订了《桉树供应合同》，与第三方约定的交付桉树的期限为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7月10日。黄毅之所以要与任光勇签订桉树采购合同，目的就是为了履行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在与任光勇签订书面合同之前，黄毅就将上述情况明确告知过任光勇，并且将第三方的供货合同通过微信发给任光勇看过。在此基础上，双方进行协商洽谈并达成口头约定：由任光勇向其供应所需桉树。2019年5月17日，任光勇明确向黄毅承诺15天之内可以拉树，最迟6月1日供应第一批树。此后，双方于同年5月21日签订了《桉树采购合同》。可见，虽然《桉树采购合同》没有载明交付时间，但通过双方洽谈记录可以确定两点：1.双方约定最迟2019年6月1日开始交付，每日不低于400棵；2.最迟应于2017年7月10日前完成全部桉树的交付。合同签订后，黄毅按照约定向任光勇支付了200,000元定金，任光勇却没有按照之前的承诺和约定向黄毅供应桉树。此后，黄毅多次催促任光勇交付，任光勇也一直作出马上就能交付的承诺，并多次谎称已经在砍树，作出的承诺不是一次两次。但是，任光勇的保证无一兑现。2019年6月24日，任光勇通知黄毅安排货车去现场运输已经砍伐好的桉树，运输数量400棵。6月25日，当司机赶到现场时，却发现没有可供运输的木材，直到6月27日下午任光勇才砍了几十棵桉树出来，无法向黄毅供应相应数量的桉树。任光勇在上诉状中提出，黄毅向其采购的桉树规格为长7米、直径9厘米,而黄毅在砍伐过程临时提出采购长6米、直径13厘米的桉树，任光勇按照黄毅的要求更改，且导致合同标的实质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也是致使合同履约不能是重要事项。任光勇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在黄毅提供的6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任光勇承诺可以按原价提供6米的桉树400棵，黄毅才找了驾驶员前去拉运桉树。双方就小批量货物的临时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且任光勇明确表示可以履行，这个本身就是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更不存在因黄毅临时变更导致其履约不能的抗辩事由。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任光勇多次就其延迟交付桉树对黄毅表示歉意，并希望黄毅给予谅解，而且一再作出马上就能交付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客观事实，在任光勇未能按约定交付后，黄毅一直承诺立即补救、立即发货，但一直未能履行交付义务。黄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任光勇不能按双方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二）任光勇的违约行为致使黄毅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黄毅依法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如前所述，黄毅与任光勇签订采购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履行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在2019年7月10日之前向第三方交付桉树5-12万棵。但任光勇未能按双方的约定向黄毅供应桉树，一再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直至2019年6月结束，其还没有办理林木采伐及运输许可证件，更未向黄毅供应过桉树。此时黄毅与第三方的桉树供应合同履行期限剩下不到10天，故黄毅与任光勇签订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任光勇在一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即关于丘北县平寨乡、温浏乡2019年第一批人工商品林采伐作业设计说明书）也证明任光勇申请的伐区活立木株数量仅为33919棵，即便7月继续采伐，任光勇也无法向黄毅交付合同约定的12万棵桉树。任光勇违约致黄毅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其于2019年7月15日答复任光勇不再接受交付系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不构成违约。二、任光勇主张合同履行中所支出的费用不应得到支持。任光勇所主张办证过程中支出共计49,566元，但在一审中并未提供发票等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这一事实未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另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是任光勇违约所致，即便任光勇真的支出了费用，这些损失也是其自身违约行为所致，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从化解纠纷的角度出发，酌情从定金中扣除了20,000元补偿给任光勇，这本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为了避免诉累，黄毅也没有提出上诉。任光勇要求黄毅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任光勇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义务，经黄毅催告仍一再迟延履行合同，最终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黄毅依法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任光勇向黄毅退还所收款项，双倍返还定金。任光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任光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任光勇与黄毅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的《木材采购协议》；2.判令黄毅向任光勇交付的定金200,000元不予退还；3.判令由黄毅支付任光勇因办理林木砍伐手续支出的相关招待费用18,540元。黄毅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解除黄毅与任光勇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的《桉树采购合同》；2.判令任光勇向黄毅双倍返还定金400,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5月21日，任光勇与黄毅签订木材采购协议，约定任光勇向黄毅供应规格确定的桉树共计12万棵，次日，黄毅通过黄兴伦的银行账户按照协议约定向任光勇转款200,000元，并注明“黄毅向任光勇购买桉树定金20万”。后任光勇为采伐树木做相应准备，文山创达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其申请的林木采伐区进行林木采伐作业设计，原丘北县林业局根据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提报的伐区调查设计向涉及采伐区的林木所有权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任光勇认为黄毅与实际收购桉树的厂家没有对接清楚收购事项，致使其砍伐的桉树无法交付，而黄毅认为任光勇并没有按照约定向其供应桉树，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现任光勇要求判决解除其与黄毅签订的《木材采购协议》，黄毅向其交付的定金200,000元不予退还，由黄毅支付其因办理林木砍伐手续支出的相关招待费用18,540元；黄毅认为任光勇逾期交付构成违约，反诉要求解除《木材采购协议》并要求任光勇双倍返还其定金4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任光勇与黄毅签订木材采购协议，约定了相应权利义务，但未约定履行期限。任光勇在合同签订后为履行合同做了相应准备，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所做工作已将其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并支出相应招待费用。黄毅则认为任光勇没有按照约定向其供应桉树，其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主张。庭审中任光勇与黄毅均认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要求解除《木材采购协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在《木材采购协议》中未对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按照协议条款和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也不能确定双方履行期限，对于任光勇与黄毅是否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根据各自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不能据此予以认定。考虑到任光勇在合同签订后已做相应准备，必然产生相关费用，故对于黄毅已支付任光勇的定金200,000元，一审法院酌定任光勇退还180,000元为宜。据此，判决：一、解除任光勇与黄毅签订的《木材采购协议》；二、任光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黄毅定金180,000元。三、驳回任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黄毅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578元，由任光勇负担。反诉费3,650元，黄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任光勇提交如下证据：光碟录音两份。证明：杨光跃、唐恩江、谢绍奇经过协商将任光勇撇开，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经质证，黄毅认为这几份录音来源不明，是否真实，难以确定；从录音的内容看不出与本案有关，更不能证明任光勇的证明观点。本院认为，任光勇所提交的上述录音，主张是从案外人处获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本案，任光勇仅提交录音内容，未能提供存储该录音的原始载体，无法核实录音的真实性，因此，本院不予采信。黄毅提交如下证据：证人韦某和郭某的证言。1.韦某出庭证实：2019年4月22日，韦某跟黄毅签署的桉树供货合同，要求黄毅2019年6月1日前供货第一车，但直到2019年6月1日后一直没有供货。黄毅没有供货的原因是因砍树的纠纷，所以没有供货。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约定的2019年7月1日后黄毅仍没有提供过桉树给韦某，韦某口头上要求黄毅赔偿韦某跟通海施工方的损失。韦某也没有要求黄毅将规格为7米的料更改为6米的规格。黄毅以此证言证明：黄毅于2019年4月22日与韦某签订桉树采购合同，约定黄毅向韦某供应桉树5-12万棵，2019年6月1日开始供货，2019年7月1日供货结束。经质证，任光勇对证人证言三性不认可，黄毅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系黄毅与韦某协商后将规格为7米改成6米的料拉到通海，任光勇与韦某进行过电话确定，韦某还需要供货，不是今天韦某所说的不要货了。2.郭某出庭证实：郭某跟黄毅是朋友，2019年6月，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郭某跟黄毅去了至少6、7次砍伐现场，一直没有拉到树。郭某曾找王德俊到丘北平寨拉树，去到现场，有二三十棵已经砍倒的桉树，但公路上一棵也没有。货车等了一两天后开走了。最后一次大约是货车开走后两天，具体时间也记不清楚，郭某和黄毅整个砍伐区都看了，其他地方郭某也去过，但不知道地名，还是没有看到砍伐好的桉树。黄毅以此证实：（1）郭某于2019年6月初多次与黄毅到任光勇的林场去看过，也让驾驶员去拉桉树，但现场一直都没有砍伐好的桉树；（2）2019年6月下旬，郭某找了一辆车，驾驶员叫王德俊，到丘北平寨去拉树，但车辆等了两天，也没有货物装车，车辆就开走了。此后，郭某与黄毅两次到达现场查看，现场仍然没有砍伐好的桉树。经质证，任光勇对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如黄毅所说，其多次到林木现场看过，任光勇认可，但其仅在砍伐的部分工作区看过，没有全部看过；王德俊的车是拉过桉树的，但因黄毅与任光勇发生矛盾后，树就没有拉走。郭某说多次到任光勇的砍伐现场看过，本案因任光勇需要办理相关许可证，从作业到办理采伐证，办理到的采伐证最早的时间是2019年6月21日，但证人说到6月没看到砍伐的桉树，因为当时还没有办理到相关证件。本院认为，韦某证实的其与黄毅签订合同，由黄毅于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7月10日向韦某提供5-12万棵桉树的事实，一审黄毅提供了其与韦某签订的《桉树采购合同》，二审中申请韦某作为证人出庭进一步证实了黄毅与韦某签订合同后，并未向韦某提供桉树的事实。郭某的证言证实了其和黄毅多次到任光勇的砍伐区去拉货，因没有树木而导致没有拉成。两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黄毅没有从任光勇处拉到树木，导致其没有树木提供给韦某。而且与任光勇认可的没有砍伐到树木是因为没有办理到采伐证的事实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审理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任光勇无异议，但是认为一审遗漏认定黄毅改变标的物交付的规格，把7米的料改成了6米的料。黄毅提出如下异议：1.对一审认定“后任光勇为采伐树木做相应准备，文山创达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其申请的林木采伐区进行林木采伐作业设计，原丘北县林业局根据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提报的伐区调查设计向涉及采伐区的林木所有权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事实有异议，不认可该事实，理由是任光勇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他为采伐树木做了准备，一审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采伐许可证是根据文山创达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其申请的林木采伐区进行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来颁发的。2.一审遗漏认定如下事实：（1）双方通过微信约定最迟于2019年6月1日交付第一批桉树，每日交付量不得低于1000棵的事实；（2）在与任光勇签订合同之前，黄毅与韦某签订了桉树采购合同，合同约定：黄毅应于2019年7月1日前向韦某供应桉树12万棵，且应于2019年6月1日前开始供货，为了履行该合同，黄毅才与任光勇签订桉树采购合同，并在合同签订前告知了任光勇上述情况。关于任光勇提出的异议，即为一审是否遗漏认定黄毅改变标的物交付的规格，把7米的料要求改成6米规格的事实。二审审理中，黄毅认可是2019年6月24日之前，黄毅与任光勇微信协商，要任光勇再向黄毅提供一车即400棵规格为6米长的材料。并非是不要7米长的料，7米长的材料也同样需要。根据黄毅提供的任光勇与其的微信聊天记录，黄毅向任光勇提出6米的料能下的也下一些，是任光勇答应黄毅，可以下6米的料，但最多只能下400棵，价格不能减少。黄毅承诺亏本也拉一点。从上述两人的协商过程可以确认黄毅确实要求任光勇拉6米长的材料400棵，任光勇也承诺可以拉400棵桉树给黄毅。但是双方并没有变更原来的材料规格，故任光勇关于黄毅变更了标的物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黄毅提出的异议1，即任光勇是否为采伐树木做了相应准备的问题，根据黄毅提交的与任光勇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丘北县平寨乡、温浏乡2019年第一批人工商品林采伐作业设计说明书》，能够相互印证任光勇为砍伐林木委托文山创达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其申请的林木采伐区进行林木采伐作业设计的事实存在，而且任光勇提供的采伐证也足以说明任光勇为砍伐桉树做了前期准备工作的事实。故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毅的此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异议2，即一审是否遗漏认定双方通过微信约定最迟于2019年6月1日交付第一批桉树，每日交付量不得低于1000棵的事实。同样根据黄毅与任光勇在2019年5月份的微信聊天内容，记载了双方协商签订合同的过程以及黄毅要求任光勇于2019年6月1日前交付第一批树木的事实，因此，黄毅的此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异议3，即黄毅在与任光勇签订合同之前，黄毅与韦某是否签订了桉树采购合同以及不能向韦某提供桉树的事实。一审中黄毅提供了其与韦某签订的《桉树采购合同》，二审中进一步申请证人韦某出庭证实了黄毅不能向韦某提供桉树的事实，故一审遗漏认定该事实，本院予以补充认定，黄毅的此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外，二审补充认定如下事实：1.2019年6月，经黄毅与任光勇协商，黄毅要求任光勇提供规格为6米长的桉树材料，任光勇答应可以提供400棵，但是价格不变。黄毅承诺即便亏本也要先拉部分出去。但是任光勇未能提供。2.黄毅在与任光勇签订《木材采购合同》之前与韦某签订了《桉树采购合同》，黄毅向任光勇购买桉树系出售给韦某，由于任光勇不能向黄毅提供桉树，导致黄毅不能向韦某提供桉树。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双方在履行《桉树采购合同》的过程中究竟何方违约；任光勇对黄毅交付的200,000元定金应否返还，黄毅应否向任光勇支付办证招待费18,540元。任光勇认为，任光勇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不存在违约，且黄毅于2019年7月15日向任光勇直接告知不再向任光勇购买桉树，是黄毅违约。黄毅交给任光勇的200,000元定金不应返还，黄毅还应当向任光勇支付招待费18,540元。黄毅认为，任光勇不能按双方约定期限交付桉树，是任光勇构成违约，黄毅有权解除合同。一审仅判决任光勇向黄毅返还180,000元定金，为避免诉累，黄毅未提起上诉。任光勇的所有损失应当由任光勇自行承担，黄毅不应向任光勇支付18,540元的招待费。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木材采购协议》约定：任光勇向黄毅供应的材料为桉树，材料规格为长7米、直径9厘米和长4米、直径9厘米的两种规格。同时还对桉树质量，价款、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在任光勇的义务中还约定必须保证进度每天最少供应1000棵以上（包括1000棵），雨天除外。在甲方（黄毅）的权利和义务中约定：由于材料（桉树）的特殊性，黄毅必须在砍伐证失效之前全部运走材料（桉树）。但是双方没有约定任光勇从什么时间开始向黄毅提供桉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黄毅提供的任光勇与黄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黄毅与任光勇经协商后双方将提供桉树的时间确定为2019年6月1日提供第一批桉树。但是根据任光勇提供的几份砍伐证，最早的一份砍伐证砍伐开始的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即任光勇能够对桉树进行砍伐的最早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之后，说明任光勇未按双方之后补充约定的于2019年6月1日向黄毅提供第一批桉树，任光勇已经违约。再根据黄毅一审、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均证实黄毅安排人员到林区拉树，没有拉到桉树，从而能够证明任光勇不但未向黄毅提供第一批桉树，之后也未能向黄毅提供桉树，说明任光勇一直在迟延提供桉树，形成根本违约，并导致黄毅无法向韦某按时提供桉树，其与任光勇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黄毅有权解除合同。任光勇关于黄毅与他人串通，拒绝向任光勇购买桉树的主张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黄毅与他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定金应否返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双方签订的《木材订购合同》中付款方式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由甲方（黄毅）支付乙方（任光勇）购买材料（桉树）订金200,000元，订金待材料最后几车扣回。如甲方违约，订金不给退还甲方。如乙方违约给予甲方订金双倍退回甲方。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虽然适用的是“订金”，但该“订金”确定：买方黄毅违约，不得收回订金；卖方任光勇违约向黄毅退还双倍订金，双方关于“订金”的约定符合定金特性的定金罚则，应当认定为定金。一审按照“定金”处理符合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收取定金的任光勇由于违约未向黄毅按时、按量提供桉树，是任光勇违约，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任光勇应当向黄毅返还定金。一审酌情由任光勇向黄毅返还定金180,000元，黄毅未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本院予以维持。任光勇关于其没有违约，不应当向黄毅返还定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毅应否向任光勇支付招待费18,540元的问题，双方签订的《木材采购协议》第二项第六条虽然约定：在办理证件过程中黄毅补助任光勇办证招待费50,000元。合同第三项第四条同时约定了黄毅支付50,000元招待费的条件为：第一车开始支付（每棵支付10元）直至付完为止。因本案的实际是任光勇未向黄毅提供桉树，因此，双方约定的黄毅应当向任光勇支付招待费的条件未成就，黄毅不应当向任光勇支付招待费。任光勇关于要求黄毅向其支付18,540元招待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光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78元，由任光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陆启慧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刘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