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乔中华，男，197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加良，上海段和段（济南。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从才，男，197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岩,安徽重信众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川,安徽重信众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乔中华与被上诉人吕从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8)皖1621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3月17日和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上诉人乔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加良，被上诉人吕从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岩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上诉人乔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加良，被上诉人吕从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乔中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吕从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吕从才与乔中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吕从才提供的2015年12月27日借条载明:今借到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伍佰万元整,吕从才出款,借款人: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乔中华。借条中明确出借人为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而非吕从才;吕从才让徐红玲、张银连代为向乔中华的银行账户转款亦未告知转账目的。因此,吕从才是否出款系其与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凭借借条中载明的“吕从才出款”以及吕从才委托他人向乔中华转款的事实认定吕从才系出借人。另外,虽然吕从才提交的公安机关对乔中华的讯问笔录和吕从才、乔中华、李红灵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案庭审笔录显示,乔中华承认向吕从才借过钱,但即使据此认定乔中华与吕从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无法将其特定化为案涉借条所指向的借贷关系。所以,吕从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吕从才与乔中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2015年12月27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向甲方提供人民币500万元。《合作协议》签署页乙方处加盖有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章,吕从才作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字。2015年12月27日借条载明的出借人明为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实为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公司,借款人为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乔中华作为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签字仅是代表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不能由乔中华承担。另外,《合作协议》与借条的签署日期均为2015年12月27日,且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人民币500万元与《合作协议》第四条涉及款项数额一致,由此可知借条系根据《合作协议》出具,本案实际为合作协议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系实践合同,吕从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50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给乔中华。根据吕从才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交易回单可知,案涉三笔转款数额共计691万元,并非吕从才主张的500万元,且此691万元均是吕从才委托他人代为转账。吕从才提供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12月27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但实际情况为吕从才于2015年9月17日、2015年12月3日、2015年12月31日分别委托他人代为转账,其中2015年12月31日发生的300万元转款晚于借条签署日期,这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根本无法将此笔款项认定为案涉借款。另外,2015年12月3日张银连转款的100万元在款项用途中明确备注为货款并非借款。吕从才主张2015年9月17日李辉之妻徐红玲转至乔中华账户的291万元中仅有100万元为借款,其余191万元系“货柜钱及协调关系的费用”。但吕从才让徐红玲代为转款并未告知其转账目的。事实上,吕从才与乔中华的公司之间曾存在大量的假发交易,吕从才提供的该份转款凭证载明的数额远超其主张的借款数额,其主张的借款与货款根本无法区分。故吕从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人民币500万元的交付义务。三、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调查取证。原审法院调取的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查询档案载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该份档案的日期为2018年3月20日,而本案的立案时间是2018年3月5日,原审法院签发举证通知书的时间为立案后不久、法院尚未送达举证通知书前,原审法院即调取了该份档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1.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查询档案的调取并不符合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另外,吕从才于本案一审中提供了案外人徐红玲与张银连将案涉500万元款项分三次转账至乔中华账户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交易回单及徐红玲与张银连的调查笔录,以证明500万元款项系借款且已实际交付。对于徐红玲和张银连的调查笔录,一方面,其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不能依申请调取,也不能依职权调取;另一方面,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只有当证人具有正当理由不出庭,此份证据才能在本案中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却根据吕从才的申请,制作了徐红玲和张银连的调查笔录,并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法院未及时调查并制止违法公民代理行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与修改之前比,该条采取的是限制公民代理的态度,超出上述范围的委托代理即为违法公民代理。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在吕从才只提供了其与安徽瀛和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未提交社保缴纳记录的相关证明和工资报酬发放领取的证明的情况下,乔中华的代理人当庭提出吕从才代理人李传华的代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但原审法院未及时调查并制止本案可能存在的违法公民代理行为,与距第一次庭审近一年的2019年7月17日再次开庭审理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原审法院严重超审限办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为6个月,即使经两次批准延长,审限也不应超过15个月。本案的立案时间是2018年3月5日，开庭审理时间分别是2018年7月18日、2019年7月17日,乔中华收到原审判决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4日。即使不将管辖权异议审理期间计算在内,本案从立案至结案亦已历时18个月,原审法院明显属超期办案。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的立案时间、审理期限,扣除、延长、重新计算审限,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况及事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及时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公开。原审法院从未通知过乔中华及乔中华代理人延期开庭的情况及事由。综上,乔中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吕从才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一、乔中华足额收到了吕从才的500万元，并且在本案立案之前一直认同向吕从才借款500万元。乔中华系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累犯，其与吕从才没有毛发的买卖往来，也没有和吕从才的合作往来，乔中华的陈述是虚假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乔中华收到吕从才的500万元，不仅有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自认，还有借条和转款凭证佐证，其家属李红灵在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也是自认收到500万元。受吕从才指示代为转账的徐红玲、张银连和乔中华之间没有买卖往来，徐红玲、张银连更没有向乔中华主张过借款，徐红玲、张银连代为转账的借款，吕从才都已归还。事实上，本案是先有借款的合意，乔中华多次在电话沟通，提出借款，基于对乔中华的信任，吕从才在没有出具借条时就先分期转款给乔中华，在借条出具的12月27日，是双方对过去借款的200万的确认和之后300万元的合意，因吕从才没有现款，所以他请和他有贸易往来的张银连委托转账，这也是符合双方的交易惯例。本案中，吕从才的证据链条完整，确实充分，没有任何合理怀疑之处，乔中华理应归还欠款。二、本案500万元借款与合作协议无关。1.乔中华主张其代表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签字行为系履行《合作协议》的职务行为，但其无法对下列内容作出解释：乔中华向吕从才出具的是“借条”，而非“收条”，作为正常理性人对二者之间的区别都会了然于胸，何况具有丰富经商经验的乔中华；根据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的习惯，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会加盖公司公章。但借条上并未加盖公司公章，何其反常，对于500万元，均系吕从才通过指示他人直接转入乔中华的个人账户，乔中华接受款项后并没有将涉案财产转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2.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是2015年11月22日股东决定以1元钱的价格转让给乔中华的，办理手续是12月9日，而在此前，吕从才已经实际借给乔中华200万元，分别是2015年9月7日通过徐红玲转账的100万元借款（共转账291万元，含归还乔中华的借款50万元和给乔中华的费用及因二人骗取出口退税时，乔中华说，青岛出事了，他出资百十万元摆平了，这个款要吕从才承担）和2015年12月3日通过张银连转账的100万元，吕从才彼时并不知道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更不知道乔中华以1元的价格购买了注册资本两千万的该公司，因为乔中华是做毛发生意的。12月27日，双方见面并对过去借款结算时，乔中华再次提出借款300万元，吕从才同意了，于是乔中华出具借条。彼时，吕从才是相信乔中华的，但现在才明白，乔中华是设计了圈套等待吕从才上当，才有了今天这一幕。如果乔中华主张的“职务行为”成立，可以看到以下惊人一幕：2015年9月7日，吕从才指示徐红玲向乔中华个人账户打款100万元借款。2015年11月22日，乔中华以1元人民币购买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异常，注册资本2000万元）60%的股份并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3日，吕从才指示张银连向乔中华个人账户打款100万元借款。2015年12月27日，乔中华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吕从才出具借条。2015年12月31日，吕从才依据借条指示张银连向乔中华个人账户打款300万元。从上述情况几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乔中华“购买”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这样一个空壳公司目的在于，通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打借条的方式逃避债务并骗取其对吕从才的财产。3.《合作协议》只是个意向，并没有履行。乔中华主张吕从才系安徽创酷无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乔中华并未就该条规定的内容进行任何的举证，无法证明吕从才系安徽创酷无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吕从才非实际控制人，便无任何代替安徽创酷无线科技有限公司履行500万元投资款的理由。所谓《合作协议》就是价值1元钱的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给在涡阳县工业园投资1亿元建成的标准化手机生产厂房的创酷公司提供信息，然后分成。这本质上是属于经纪或介绍，该类合同都是事成之后才付介绍费或信息费，先付款与常识不符，违背一般认知。创酷公司的法人吕飞调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后不同意此意向书，故没有实际履行。1元钱的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义务，也没有获取任何权利，协议没有履行。2015年11月22日，乔中华与林新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元人民币购买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份。2015年12月9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林新育变更登记为乔中华。2015年9月17日及2015年12月3日，吕从才通过指示徐红玲、张银连通过转账的方式将借款中的200万元交付给乔中华。由此可知，在签订所谓《合作协议》以前，吕从才已经向乔中华支付借款200万元，乔中华主张涉案的500万元为投资款显然系虚假陈述、混淆视听。三、一审程序合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具体到本案，涡阳县人民法院，依据吕从才的申请向张银连和徐红玲调查取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单位和个人单方提出的证明文书，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有效力的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举轻以明重，人民法院调查固定的证据更应当能够作为证据使用。张银连和徐红玲是否出庭并不能否定证据的效力。乔中华提出的证据调取违法的上诉理由显然毫无根据。本案于2018年3月5日立案，立案之后即进入诉讼阶段，人民法院就进入诉讼阶段的案件即可“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取证。是否签发举证通知书与人民法院依职权（依申请）调取证据并无关联。依照乔中华的意见，人民法院立案后，签发举证通知书之前，各方当事人不可向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人民法院也不能依职权调取证据，这何其荒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由国家部门保存且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证据在性质上属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具体到本案，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存放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吕从才显然无法直接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阅复制该份档案。人民法院调取此档案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本案一审历经管辖权异议、审查并驳回等多个程序，充分保障了乔中华的辩论、举证等诉讼权利，乔中华的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吕从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乔中华返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同时判令若乔中华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2.判令乔中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7日吕从才委托其朋友徐红玲向乔中华转款，徐红玲用其丈夫李辉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向乔中华转款291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借款），2015年12月3日吕从才委托其朋友张银连从中国农业银行向乔中华转款100万元，2015年12月27日，乔中华向吕从才借款5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2015年12月31日委托其朋友张银连从中国农业银行向乔中华转款300万元，此款经吕从才多次催要未果，引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乔中华向吕从才借款500万元，有银行转款记录、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对乔中华的讯问笔录（吕从才、乔中华、李红灵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侦查卷一第155--156页）以及吕从才、乔中华、李红灵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案庭审笔录首页及第10页材料相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院予以认定；乔中华称吕从才未履行该500万元出借义务的辩解，该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该借款500万元，有银行转款记录、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对乔中华的讯问笔录（吕从才、乔中华、李红灵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侦查卷一第155--156页）以及吕从才、乔中华、李红灵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案庭审笔录首页及第10页材料相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乔中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向吕从才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且自2015年12月27日乔中华出具借条之日至吕从才提起诉讼之日（2018年3月5日）长达两年之久既没有报案，也没有向该院举证证明其向吕从才要求取回该借条，或向吕从才主张履行该500万元出借义务的证据；乔中华又辩称该500万元，是投资款，不是借款，却不能对其向吕从才出具借条而不是收条，这一违反常理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该院亦不能采信；综上，对吕从才主张乔中华归还5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吕从才要求乔中华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院支持按照年利率6%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乔中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吕从才借款50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3月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吕从才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乔中华负担。 二审中，吕从才向本院提交企业信息查询公示系统载明的深圳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至今公司经营异常，证明该公司不是正常的公司，合作协议并没有履行。乔中华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第三页关于经营异常的原因显示该公司经营异常并不是从2015年开始的，2016年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原因是未提供2015年年度报告，后该公司予以补报，于2016年10月17日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2015年、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乔中华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证据1，26页乔中华农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1.明细清单第8页显示，2015年12月3日张银连支付给乔中华100万元的附言为“货款”，不是“借款”。这和涡阳县法院前往农行涡阳县支行调取的乔中华农行卡2015年12月3日之明细清单显示的附言一致。明细清单第8页能够直接证明此笔100万元不是吕从才所主张的借款。2.明细清单第10页显示，2015年12月31日张银连支付给乔中华300万元，同日乔中华分两次共支付120万元给汇想联通公司原唯一股东林新育的近亲属林楚珊。明细清单第11页显示，2016年1月6日乔中华支付50万元给汇想联通公司原唯一股东林新育的近亲属林新润。明细清单第10页和第11页能够证明乔中华将张银连支付的300万元用于公司事务、汇想联通公司是实际用款人，能够证明案涉借条所指向的借款人不是乔中华。3.明细清单第5页显示，2015年11月2日乔中华向汇想联通公司原唯一股东林新育的近亲属林新润分两次共支付150万元，两次汇款的附言分别为“收购资金1”和“收购资金2”；2015年11月4日乔中华向汇想联通公司原唯一股东林新育的近亲属林楚珊支付100万元，汇款附言为“汇想联通借用”。明细清单第6页显示，2015年11月10日乔中华向汇想联通公司原唯一股东林新育的近亲属林楚珊支付15万元，汇款附言为“汇想联通投资”。明细清单第5页和第6页能够证明乔中华在2015年11月23日与林新育签订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已支付数额很大的股权转让款，公司档案材料关于股权转让款为1元的信息与事实和常理均不相符，乔中华在一审中提交的合作协议具有事实基础，吕从才所主张的500万元是《合作协议》所指向的投资款。4.吕从才在二审答辩状第二页最后一段中称“而在此前，答辩人已经实际借给乔中华200万元，分别是2015年9月7日通过徐红玲转账的100万元借款（共转账291万元……）”，但本案截至今日开庭，吕从才未提供其通过徐红玲于2015年9月7日向乔中华支付100万元的任何证据。明细清单第2页显示，2015年9月17日乔中华一次性收到291万元，不存在吕从才所称的“共转账291万元”的事实，这证明吕从才关于案涉500万元具体构成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具有可信性。证据2，2015年10月20日乔中华和林新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1.2015年10月20日乔中华和林新育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乔中华以650万元的价格受让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2.吕从才支付给乔中华的款项性质是投资款，乔中华将该笔投资款用于购买林新育持有的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吕从才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1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借款给乔中华，乔中华怎么花钱与出借人无关，本案中乔中华自相矛盾，上诉称没收到500万元，现在又称500万元是投资款，属虚假陈述，乔中华的工商登记档案明确载明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首次认缴款是零元，出资期限到2024年11月1日前缴付到位2000万元，乔中华与林新育的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表明价格是一元钱，这和乔中华与林新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是相互印证的，该证据能证明乔中华实际收到了吕从才的500万元借款。对上述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如工商登记档案、借条借款可以得出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无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将在下文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阐释。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乔中华与吕从才有借贷合意，且款项已经交付。理由是：乔中华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伍佰万元整,吕从才出款,借款人: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乔中华。虽然借条上载明的案涉借款出借人是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但也同时载明出款人是吕从才。公安机关对乔中华的讯问笔录和吕从才、李红灵、乔中华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的庭审笔录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实际出借人是吕从才且款项已交付。案涉100万元款项汇款附言虽为“货款”，但乔中华在出具借条的情况下未能举证证明是何货款。另外，截止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借条上的安徽创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因案涉借款起诉乔中华。案涉借款乔中华在借款人处签字，案涉款项亦汇入乔中华个人账户，故吕从才起诉乔中华还款有事实依据。 二、乔中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为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公司或吕从才的投资款。理由是：《合作协议》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案涉借条上未加盖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印章，乔中华无证据证明款项汇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吕从才是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明该公司与深圳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任何资金往来，案涉《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合作协议》载明的双方是安徽创酷无线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但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加盖印章，仅有乔中华个人签字，案涉款项若是投资款，应汇入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账户，而非乔中华个人账户。另外，《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27日，而乔中华收到的部分案涉款项的汇款时间分别有2015年9月17日和2015年12月3日，乔中华上诉称案涉款项为基于《合作协议》的投资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中，乔中华二审提供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一审法院调取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交易见证书载明的内容明显矛盾，且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方均为林新育，而乔中华所辩称的投资款均汇入林新润、林楚珊账户，其二审提供的银行流水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即便该款是股权转让款，亦仅是乔中华个人用于购买股权的对价，不能证明系投资款。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即便如乔中华辩称的其收到案涉款项后，将款项用于购买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亦不影响吕从才向其个人主张还款责任。故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乔中华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一审程序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乔中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乔中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胜 审判员 马 超 审判员 周甜甜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孙晓燕 书记员刘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