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德州市德城区青年路948号。负责人：孙传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栋，山东中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升，男，197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呈亮，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德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国升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402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德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栋，被上诉人宋国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呈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德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402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主张构成保险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本案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人民法院裁判本案首先需要确定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和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是否构成保险责任。一审中原告仅提供了《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但是该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向上诉人进行了报案，上诉人根据报案安排了员工进行了现场查勘，但是保险人并无权对事故的原因和性质进行认定，并且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负有向保险人提供确认事故性质、原因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被上诉人的该项证据无法证明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事故的性质，无法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的事故形成原因及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均未查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2、《道路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由此可以认定，作为机动车投保的保险标的必须按照法律强制性规定登记并取得法定登记证明，否则不能上路行驶，仅能称之为商品或者物品，而不属于合法的保险标的，也就不符合保险法的合法性原则。为与保险法合法性原则相对应，在被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中约定：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免除第八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被保险车辆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3、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押、暂扣、吊销、注销期间；4、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者未按规定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据此，被上诉人也应该提供齐全、审验有效的机动车证件和驾驶员的驾驶证件，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有效的证据，上诉人也就无法审核保险责任。相应的证据应该由被上诉人举证，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视为举证不能，应该认定本案属于保险责任免赔。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和第四十八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向保险人提出索赔权的人应当是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声明书》和声明人刘志勇签字的照片并无法证明刘志勇在事故发生时对涉案的车辆具有保险利益，其转让保险标的、保险权利和义务的行为缺乏基础的法律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事故发生时，刘志勇对涉案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进而才有证明本案原告是否可以承继刘志勇的权利的资格。但是一审法院对此并未进行查明，按照被上诉人主张，涉案保险标的是2017年刘志勇通过拍卖购买所得，车辆出厂时间是2009年，至今未取得合法登记，被上诉人不提交证明就无法确定车辆的合法性质和来源。另，被上诉人主张受刘志勇的转让取得车辆和保险索赔权，仅提供声明书和照片，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该证据无法证明刘志勇在事故发生时对涉案车辆具有保险利益，更无法达到证明本案原告具有保险利益的目的。刘志勇的声明也未签署日期，证据形式也不合法。另外，该证据应当属于刘志勇的证人证言，刘志勇应该作为证人出庭，否则该证据不应被认定。且证据不足，对此应该提供车辆转让合同和支付转让对价的付款凭证。根据上诉人一审中的观点、无法确定车辆的拍卖购买价款及转让价款，也可以间接证明被上诉人利用报废或者非法机动车骗取保险的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并未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认定案件证据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报告的维修费确认被上诉人的损失金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报告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评估意见并未记载评估的损失是因报案所述事故造成的，评估意见不具备关联性。根据一审中证据，涉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3月15日，而评估报告的基准日期为2017年10月20日，被上诉人主张的车辆受损时间与评估时间间隔较长，无法证明评估报告确定的车辆损失是因为2017年3月15日的事故造成的。另外，根据该评估报告第五页中第十二条价格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是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必须客观真实，但是原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其鉴定所依据的资料，即评估报告第三页第七条第二款中的委托方委托评估书、该车的机动车临时行驶证复印件、委托方出具的维修报价清单、宋国升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评估报告作出的基础依据，被上诉人并未提交法庭质证，评估结论不应被采信。另外，根据该评估报告第五页中第十三条声明中的第四款该评估报告的使用期限和使用范围均有明确约定，因此该评估报告在一审庭审时已经不在有效期限范围内，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本案所涉保险属于不定值保险，应当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不定值保险中超额保险的法律规定，按照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作为赔偿计算标准。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根据一审中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仅载明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发动机涉水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能为180万元，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双方的保险合同，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价值，也无证据证明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了保险价值，因此本案明显适用第二款的情形，即该保险属干不定值保险范围。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本次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也应当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作为赔偿计算标准。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车辆实际价值的鉴定报告，证明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为33.2万元，因此，即使本案认定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上诉人的赔偿也应当以33.2万元作为赔偿计算标准。3、财产保险以填补实际损失为基本原则，目的是弥补被保险人由于保险事故所遭受损失或者应赔偿第三人损失而失去的现有经济利益，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赔偿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根据一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诉人如果将涉案车辆修复可能要花费129万元，而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仅为33.2万元，本案被保险车辆修复费用为129万元，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33.2万元，因此原审法院按车辆修复费用129万元赔偿即按高于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赔偿违反了财产保险填补实际损失的基本原则。四、一审审理过程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上诉人的辩论权利。本案双方争议较大，基本事实不清，但是一审庭审中没有给上诉人发表辩论的时间，违反法定程序，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综上，一审法院裁判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宋国升辩称，一、上诉人保险公司没有举证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保险公司承担核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法定义务。本案事故是一起简单的车辆涉水事故，在突降大雨的天气中此类事故非常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根据《保险法》第21条的规定立即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派员查勘现场，索赔时被上诉人也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力所能及的提供了驾驶证等资料，以协助保险人核定保险责任。上诉人对《保险法》第22条的理解存在错误，法律规定被保险人提供资料、证明的范围，限于被保险人其所能提供的。该义务的设定是以被保险人，在占有保险事故发生方面的信息具有优势为前提，如果相关证明、资料被保险人没有掌握，则不需要提供。而对于本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举证义务，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上诉人的观点明显错误，《保险法》第23条规定：“保险人在收到索赔申请后应当及时作出保险核定”，很明显核定一起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义务是保险人负担。纵观《保险法》涉及保险理赔过程的第21条至25条，在整个保险理赔过程中，被保险人的义务仅限于：事故后及时通知、提供所能提供的证明、资料。而核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以及核算赔偿金额均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在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问题上，《保险法》作出了较为特殊的规定，类似与民诉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由保险人负责保险责任核定。如保险人经过审核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应根据《保险法》第24条的规定，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但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举证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也从来没有发出过《拒赔通知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2、上诉人关于本案车辆不是合法保险标的意见，依法不能成立。首先，车辆是有临时号牌的，在事故现场上诉人就对临时号牌和驾驶证等进行了拍照取证；其次，如果不是合法的保险标的，那么为什么上诉人还收费承保？普通人可能对车辆是否属于合法保险标的不清楚，但上诉人作为专业财产保险公司，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因此，即便车辆不是合法保险标的，但上诉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还予以承保，根据“弃权和禁反言”的保险原则，保险人不能据此拒赔。另外，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驾驶证等资料的问题。首先，在事故现场保险公司查勘员已经拍照取证；其次，在诉前保险责任核定过程中，上诉人从来没有根据《保险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通知补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在一审中也没有提出保险赔偿还缺少驾驶证，反而在二审中提出补充资料，非常明显是为拖延理赔找借口。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保险免责的问题，因保险人没有提供保险条款来证明本案事故符合免责情形，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免责条款依法不生效。二、原告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案涉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刘志勇，这说明上诉人在承保时在审核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认定了刘志勇具有合法的被保险人身份，根据《保险法》第12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因此刘志勇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后刘志勇将被保险车辆转让给被上诉人，根据《保险法》第49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被上诉人承继了刘志勇的保险金请求权。在诉前索赔过程中，保险公司从来没有告知应补充提供有关刘志勇的何种资料才能理赔，也没有向被上诉人发出《拒赔通知书》，另外保险法以及保险合同也没有规定，必须提供《转让合同》和转让价款的付款凭证才能理赔，实质上是在为拖延理赔找借口。尤其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反复强调被上诉人是在实施保险诈骗犯罪，进行侮辱性人身攻击，被上诉人对此非常气愤将另案提起侵权诉讼。三、本案应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照维修费标准赔偿损失。1、被上诉人委托鉴定距离保险人有记录的最后一次查勘现场仅30天，不存在中间发生二次事故的可能。本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8月17日，根据《保险公司报案记录》记载，保险公司有记载的最后一次查勘时间，是2017年9月20日，被上诉人在苦等两个月没有定损结果后，被迫于2017年10月20日委托评估，与保险公司查勘定损中间仅仅间隔30天。因此上诉人所称：事故时间与评估时间间隔较长，车辆损失可能系二次事故造成的意见不能成立。另外关于评估报告有效期的问题。评估报告确实记载了有效期一年，这样规定的原因是物价水平处于波动作态，时间跨度大维修费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才规定了一年的有效期，该评估报告是按照2017年10月20日的物价水平计算的维修费，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有及时进行赔付的义务，理应按照事故发生年度的维修费标准进行赔付，因此该评估报告完全可以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另外，上诉人无论在诉前理赔阶段，还是法院诉讼中均没有申请重新鉴定，应视为放弃相关权利。2、案涉保险是“定值保险”还是“不定值保险”，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维修费”还是赔偿“实际价值”的问题，是本案争议的最核心问题。投保时按较高的金额标准收取保费，但理赔时按较低的金额标准进行赔付，这就是曾经饱受保险消费者诟病的“高保低赔”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2012年3月15日，发布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示范条款》在对原有商业车险条款，进行全面梳理的同时，也认真筛查了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权益、表述不清和容易产生歧义之处，尤其是对消费者广泛关注的"高保低赔"、"无责不赔"、“代位追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合理修订。在示范条款施行前与后，保险公司使用的保险条款内容大不相同，其中关系到本案如何计算损失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首先，关于车损险属于“定值保险”还是“不定值保险”的问题，新、旧保险条款存在截然不同的约定。旧版《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保险合同”。而示范条款将该内容删除；旧版条款第三十六条约定了保险术语“不定值保险”的含义，而示范条款删除了保险术语“不定值保险”的含义；新条款第十二条规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即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是等值关系，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约定了保险价值的数额，完全符合定值保险的定义。其次，关于赔偿计算方式，新、旧保险条款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约定。旧版《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规定：“发生部分损失的，按核定的修理费用计算，但不得超过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就是根据该条规定；而示范条款第十九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按照实际修复费用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赔偿修理费就是根据该条约定。2015年6月1日，山东省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开始适用“示范条款”，而本案保险合同于2017年4月签订，毫无疑问适用“示范条款”。虽然上诉人在一审中否认示范条款的真实性，但经调查核实其适用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与《示范条款》内容一致。即便在使用旧版保险条款，存在“高保低赔”争议之时，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裁判意见，就德州地区法院系统而言，根据我们掌握的大量案例是判决保险公司败诉的。3、上诉人虽然以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进行抗辩，但是故意隐瞒了该原则的两个例外情况。的确，财产保险以补偿损失为原则，但该原则存在两个例外，即“定值保险”和“重置价值”保险。根据保险原理，这两个险种允许保险赔偿金高于实际价值。上诉人作为专业财产保险公司，在明知存在上述例外情况下，仍然故意混淆“定值保险”的概念和保险原理，意图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属于不诚信经营的行为。四、一审中上诉人发表了辩论意见，不存在剥夺其辩论权的情况。综上，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宋国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129万元、车损鉴定费1万元，共计13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5日，案外人刘志勇从陕西省拍卖中心通过拍卖的方式，购买了车辆识别代码为：WP1AC29P08LA53055的涉案车辆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后刘志勇作为被保险人，为案涉车辆在被告处投保“机动车损失险”、“发动机涉水险”，约定保险价值均为180万元，并按该金额缴纳了保险费，同时投保附加险“不计免赔率险”，上述险种的保险期限均为2017年4月12日0时至2018年4月11日24时。2017年6月9日，案外人刘志勇将案涉车辆转让给原告宋国升。2017年8月17日19时30分，原告宋国升驾驶案涉车辆行至德州市开发区小辛新居东南处时，车辆发生涉水熄火。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7年8月17日19时43分向被告进行报案，被告也于当日19时47分指派查勘员付侦超查勘现场，2017年8月18日，被告指派定损员付侦超为本案车辆进行定损。之后被告没有向原告通知本次事故的保险责任核定结果，也没有通知原告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也没有向被告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通知书。后原告委托德州市价格事务所对案涉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于2017年10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德价所评估字（2017）第232号的《山东省价格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涉案车辆评估损失价值为129万元。以上事实，有《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声明书》、《价格评估报告》等证据以及开庭笔录等附卷证明属实。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应依法确认涉案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发动机涉水险、附加险不计免赔率险，保险金额180万元，保险期限均为2017年4月12日0时至2018年4月11日24时。关于原告是否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被保险人刘志勇在事故前已经将车辆转让给原告，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对被告提出的原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以原告经济困难债务缠身、利用二手名牌车故意制造事故进行保险索赔等理由，认为本案原告涉嫌进行保险诈骗犯罪的抗辩理由，因是否涉嫌犯罪不是被告进行推测而能定论的，如被告掌握原告进行保险诈骗犯罪的证据，应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而事故发生至今已经两年多时间，被告庭审中仍没有提供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证据，因此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被保险车辆的损失，是按照实际价值计算还是按照评估的维修费计算的问题，被告虽然不认可原告单方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但是并没有举证证实单方委托的评估，存在程序违法、结论缺乏依据等瑕疵，也没有书面申请进行重新评估，因此应确认原告提供评估报告的法律效力。对于本案应适用实际价值，还是适用维修费进行裁判的争议，就是保险纠纷案件司法实践中“高保低赔”的争议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应适用评估的维修费来确认原告的损失金额，理由如下：一、被告所称的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并刻意隐瞒车辆实际价值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采用的是“询问告知”模式，投保人如实告知内容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被告并没有举证其曾就该问题向投保人进行过询问。另外，即便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车辆的实际价值，被告也应依法自知道之日起30日内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但被告没有举证其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因此本案中被告的解除权已经消灭不能再以此为由提出抗辩；二、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作为大型、专业财产保险公司，常年从事机动车保险的承保和理赔工作，对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把握和评定方法明显强于原告，对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事项，保险人应在承保时进行详细而严格的询问和调查，然而被告在承保时对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不严格审查、把关，按照高额的保险金额收取保险费，在理赔时却提出以较低的实际价值作为赔偿标准，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12年3月15日，正式发布《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在对原有商业车险条款进行全面梳理的同时，也认真筛查了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权益、表述不清和容易产生歧义之处，尤其是对消费者广泛关注的"高保低赔"、"无责不赔"、代位追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合理修订，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约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示范条款对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作出了同一性的约定，因此本案保险合同中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金额等同于保险金额180万元，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虽然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但被告在完全有能力提供，而拒不提供案涉保险合同所适用的保险条款，来证明案涉保险合同中对车辆实际价值的确定方式，有着不同于示范保险条款的约定，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车辆损失评估费，属于被保险人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但原告没有提供评估费的证据，因此对该项费用本案中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主张。对于被告提出原告改变车辆用途，进行网约出租车营运活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没有依法履行通知义务进而拒绝赔偿的意见，因被告没有提供事故发生时，原告从事营运活动的相关证据，对该抗辩意见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赔偿原告宋国升保险理赔款129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依法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同时提交《立案告知书》和报案材料，证明上诉人已经向德州市公安局报案，因被上诉人宋国升涉嫌保险诈骗，德州市公安局已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再行审理。本院经向德州市公安局核实，德州市公安局未出具有关该《立案告知书》侦查进展情况的书面说明，且《立案告知书》仅记载：“3.06保险诈骗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调查，特此告知。”该《立案告知书》未明确记载立案侦查针对本案当事人宋国升，故此德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不能作为本案中止审理的情形，本院对上诉人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采纳。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人保德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宋国升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人保德州分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宋国升赔偿保险金。保险事故发生后，宋国升委托德州市价格事务所对案涉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于2017年10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德价所评估字（2017）第232号的《山东省价格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涉案车辆评估损失价值为129万元。本案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180万元，宋国升已支付了与该保险金额相对应的保费。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德州分公司应按照涉案车辆所受损失予以理赔，人保德州分公司以涉案车辆实际价值为33.2万元作为不予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也未能提交宋国升涉嫌保险诈骗的确凿证据。综上，原审判决人保德州分公司向宋国升赔付129万元保险金并无不当，人保德州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振平审判员  赵立英审判员  马丽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洋书记员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