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20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广深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12号十大家工业园东区7栋。法定代表人：陈卓，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盛，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康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17号一层。法定代表人：方玉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铜瞬，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湖北广深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康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1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169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康祝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康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广深公司对康祝公司提交的没有本公司仓库印章和收货人签字的入库验收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提出了异议，并不是仅针对验收入库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的采购退货单1张、验收入库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的入库验收单和采购退货单各1份的真实性有异议。2、一审法院采信验收入库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的入库验收单及采购退货单，不符合双方2010年度《商品供需合同》的约定。3、因广深公司在2016年7月19日没有与康祝公司进行过对账，一审法院采信该份《对账函》错误。4、2016年7月19日《对账函》系本案的关键证据，涉及本案诉讼时效和货款金额的认定，虽然广深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于2018年因遗失而进行过更换，但在该《对账函》上没有我方财务人员的签字，且广深公司已就该函中的印章提出司法鉴定之情形下，一审法院未接受广深公司的鉴定申请错误。5、一审法院以2016年7月19日《对账函》认定广深公司欠款金额错误。如上所述，广深公司就康祝公司提交的没有本公司印章的退货单和入库单及《对账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后，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没有依据。6、由于康祝公司未出示2012年10月、12月广深公司开具发票金额为4196.15元、6599.47元的入库单原件，故而，不能仅以该发票金额认定货款金额。7、一审法院认定广深公司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6年8月15日的欠款金额97071.33元未付与《对账函》中的欠款金额99244.21元及康祝公司的诉请金额99999.82元均不一致。8、广深公司从未参与一审法院组织的诉前调解，并不存在因调解未成，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的事实。二、康祝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康祝公司辩称：1、广深公司就一审法院采信入库验收单有异议，但本案所有入库验收单原件均在一审法院的组织下，经康祝公司对每一份入库验收单进行了质证且予以了确认，其并未提出异议。虽然该组证据中的2016年8月15日的入库验收单和采购退货单中未存有康祝公司印章，但当时的情况是康祝公司将对账函交给广深公司后，经核实发现双方存有差距2万余元系广深公司计算错误，康祝公司要求其修正，广深公司却以该票据仅作内部调账使用且有仓库管理人员签名为由未能更正。据此，一审法院采信对账函正确。2、广深公司因更换了其印章，故而无法就其前期所使用的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3、因双方系在对账过程中发现广深公司计算金额有误，在康祝公司要求其更换对账函时，广深公司要求就货款总额打折而不予重新开具对账函。4、关于2012年10月、12月发票的原件，也已在一审中进行过核对，且该部分货品的入库单也提交给了广深公司，其现在再让康祝公司提交有悖常理。5、一审法院曾组织过双方调解，但因广深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致使调解未果。综上，请求驳回广深公司的上诉请求。康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深公司偿还欠款99999.82元，并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债务利息22567.95元（按年利率4.62%计算，前一年的利息计入下一年的欠款基数一并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广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祝公司提交了《对账函》、广深公司出具的验收入库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的采购退货单1张、验收入库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的入库验收单和采购退货单各1份、康祝公司出具的发票2张、康祝公司出具的销售出库单和退库单1组、广深公司出具的入库验收单1组，证明广深公司欠康祝公司的货款金额及康祝公司曾向广深公司催款的事实。广深公司对《对账函》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不能确定《对账函》上该公司的签章是否真实，要求进行鉴定，对验收入库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的采购退货单1张、验收入库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的入库验收单和采购退货单各1份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该单据无广深公司的公章，对该公司出具的其他入库验收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表示要核对公司账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康祝公司出具的1组出库单、1组入库单进行了核对，除价值206.64元的货物的出库单无入库单相对应外，其他的出库单和入库单的数据相吻合，广深公司出具的验收入库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的采购退货单1张、验收入库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的入库验收单及采购退货单虽无该公司盖章，但该单据的样式与上述入库单的样式相同，且打印有广深公司工作人员的名字及签名的复写痕迹，故对该单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康祝公司提交了发票2张的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单据载明的数额进行计算，与《对账函》上的数额基本相符，故对《对账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康祝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该公司提交的证据应予以采纳。广深公司提出对《对账函》上的公章进行鉴定，因即使无《对账函》，康祝公司的其他证据也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且广深公司也明确表示公司公章及财务章在2018年因遗失而更换，故，对广深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接受。北京康达五洲医疗器械中心于2015年11月6日更名为康祝公司。康祝公司与广深公司自2010年起建立业务往来关系，康祝公司向广深公司提供医疗器械，广深公司向康祝公司支付货款。双方的结算方式为实销实结，即康祝公司向广深公司提供货物供其销售，康祝公司定期与广深公司对账，广深公司就已销售的货物向康祝公司支付货款。双方交易操作流程为，康祝公司向广深公司送货出具出库单，广深公司收货后向康祝公司出具入库验收单，广深公司退货向康祝公司出具采购退货单，康祝公司收到退货后出具退库单，广深公司支付货款时收回入库验收单。2016年5月31日，康祝公司向广深公司出具《对账函》，主要写明截止2016年5月31日，广深公司欠款99244.21元，2016年7月19日，广深公司工作人员在对账函上写明应付72379.64元，并签盖财务专用章。因广深公司在2014年10月16日的退货单中对产品康祝护肘的单价记载有误，将单价记载为23491元，2016年8月15日，广深公司向康祝公司出具入库验收单，写明康祝护肘，单价23491元，同日出具采购退货单，写明康祝护肘，单价35.28元，综合广深公司的上述数据，应付金额应为95835.36元(72379.64元+23491元-35.28元)。康祝公司曾于2012年10月、12月分别向广深公司出具金额为4196.15元、6599.47元的发票，康祝公司表示广深公司仅支付部分款项，尚余2721.85元未支付。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康祝公司持有的广深公司向康祝公司出具的入库验收单及采购退货单进行核对，自2010年10月15日至2016年8月15日，广深公司尚欠货款97071.33元未付。2019年8月12日，康祝公司递交起诉状，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对此纠纷进行了诉前调解，因调解未成，一审法院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康祝公司向广深公司提供货物，广深公司向康祝公司支付货款，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康祝公司提供的广深公司的入库验收单及采购退货单记载，2010年10月15日至2016年8月15日，广深公司尚欠康祝公司货款97071.33元未付。康祝公司于2012年10月、12月分别向广深公司出具金额为4196.15元、6599.47元的发票，康祝公司表示广深公司仅支付部分款项，尚余2721.85元未支付，广深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此款已付，故该公司应将此款一并支付给康祝公司。广深公司应支付给康祝公司的货款为99793.18元（97071.33元+2721.85元）。广深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向康祝公司出具对账意见，之后于2016年8月15日对计算错误的账目进行了调整，且双方未明确约定货款支付时间，广深公司也从未表示不支付尚欠货款，故康祝公司现提起诉讼要求广深公司支付尚欠货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广深公司提出的康祝公司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康祝公司从未明确要求广深公司在某一确定时间内支付货款，康祝公司要求广深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债务利息22567.95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康祝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广深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康祝公司货款99793.18元；二、驳回康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51元，减半收取1375.50元，由康祝公司负担228元，广深公司负担1147.50元。二审期间，当事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针对广深公司的上诉主张及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本院补充查明的事实如下：1、一审中，康祝公司提交了其与广深公司间2013年《商品供需合同》，广深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广深公司向康祝公司购买拨罐器、护膝等医疗用品，并以实际验收合格的数量入库和结算，负责例行验收抽样或抽检数量，结算方式为实报实销等。该合同中还就广深公司所需产品的单价分别以列表方式予以载明。二审中，广深公司、康祝公司均承认当事双方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2010年度《商品供需合同》。2、一审法院对康祝公司就其整个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入库验收单等货物单证原件均进行过证据交换及质证，并组织当事双方进行了对账。康祝公司、广深公司就对账形成的《广深公司欠康祝公司货款—未结款明细》予以签字确认。其中，广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该明细末页写明“本人签字不代表公司认可上述金额，具体金额以公司书面财务的金额为准。”但广深公司至今未予提交其公司财务所核查欠款金额的书面说明，也未有证据显示其向一审法院说明过未提交书面反馈意见的原因。3、因广深公司对案涉《对账函》中其公司财务印章的真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并表明该公司原财务印章因遗失而要求以公司现在使用的财务印章作为鉴定比对样本后，一审法院向其释明要求该公司提供其同期使用的财务印章作为鉴定样本，并告知就鉴定样本的确定需经双方质证后方可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广深公司表示听清后，一审法院就释明内容以撰写2019年12月3日《询问笔录》的方式予以载明。广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认可。然广深公司至今也未能提交其在形成案涉《对账函》期间可作为鉴定样本的留存有公司原财务印章的文件或资料。4、一审法院2019年12月3日《询问笔录》同时载明的内容还包括，关于康祝公司提交的票据原件，广深公司对凡存有其公司印章票据原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对2012年10月、12月发票金额分别为4196.15元、6599.47元的真实性，以及《对账函》中因单价误计形成的差额和经法院组织双方对账中所确定的差额206.64元要求核实。一审法院遂要求其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材料，就核实的情况予以反馈。但广深公司至今未就核实的情况提交书面材料。5、二审中，经本院核查康祝公司所提交的入库验收单等货物单证原件，均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且广深公司就其开具的2012年10月、12月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两张发票上所列金额的货款其已向康祝公司予以了支付。在本院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后，广深公司仍未就该部分证据予以提交。6、广深公司及康祝公司于二审中均表明，自2010年建立业务关系后，虽然双方合同约定的货款结算方式为实报实销，但实际系以滚动结算的方式进行货款的支付。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深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原审采信证据不当，以致事实认定错误；二是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据此，本院具体评析如下：1、关于证据采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康祝公司就欠款的形成已举示《商品供需合同》《对账函》及货物单证、税务发票等证据予以印证，广深公司对该部分存有其公司印章的货物单证，以及供货合同和税务发票的真实性均予以了认可，并因其以不作为的方式实质放弃案涉《对账函》中公司印章的司法鉴定申请，故，在无直接证据否定该份《对账函》的真实性，理当就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之下，原审对案涉《对账函》及广深公司已确认货物单证的采信，并无不当。虽然广深公司质疑2014年10月16日和2016年8月15日的货物单证，但结合该部分单证的形式要件及双方所确认2013年《商品供需合同》的货物单价和案涉《对账函》所载明的内容，康祝公司所示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仅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真实性三要素的法律特征，而且具有针对性、逻辑性和能动性，相互间已形成一条证据链，足以印证本案每一衔接情节，从而使该部分证据在证据证明力标准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并远远大于广深公司仅就该部分事实所单方陈述的证明力标准。因而，原审以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通过逻辑运用关系，就当事双方证据证明力标准的判断正确。据此，原审采信2014年10月16日和2016年8月15日货物单证，亦无不妥。同理，虽然广深公司于二审中表示就2012年10月、12月增值税发票所列金额的货款已全部支付完毕，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其应当就该事实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广深公司未能完善其举证义务之下，原审基于有利债务承担原则，采信康祝公司自认该两张税务发票项下广深公司的已付货款金额，也无不当。据此，鉴于广深公司明知原审组织当事双方的对账结果，却始终无理由地就该结果不作答复之行为，实质系对该对账结果以默示方式予以了确认，在广深公司于二审期间亦无实质证据反驳该次对账结果后，原审依据案件客观证据所呈现的法律事实，并结合两张税务发票项下的货款欠付金额，就广深公司所应承付债务的认定正确。广深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以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当事双方虽在《商品供需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实销实结，但其间在实际履行合同中就该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即采取以滚动结算货款的方式进行。故，在康祝公司不清楚广深公司何时会支付货款而实际表明双方就合同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作为债权人的康祝公司可随时向债务人广深公司行使权利主张。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应为康祝公司提出诉讼主张之日。现该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提起诉讼，主张广深公司清偿债务的时间，显然未超过其时效利益的保护期间。故，广深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广深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1元，由湖北广深医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褚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