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辖终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子秦，女，197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世明，男，198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程子秦因与被上诉人姜世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569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程子秦上诉称，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认为上诉人的住所地为北京市海淀区，本案应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2020年6月9日，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了驳回管辖异议民事裁定书，但一审法院没有安排或通知上诉人就管辖权异议的主张提交证据，更没有向上诉人送交或出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对确定管辖权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组织当事人谈话或听证，即作出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完全剥夺了上诉人的重要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确定管辖权的证据，只有让当事人充分发表辩论意见，才能明辨证据真伪，才能得到程序的公正，所以对确定管辖权的证据进行质证非常必要。但一审法院在作出裁定前，没有对确定管辖权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组织当事人谈话或听证，没有向上诉人告知被诉人提交证据的任何情况，更没有向上诉人送交或出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是否提出了管辖证据，提出了什么管辖证据，均不得而知，更没有机会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发表意见。同时，一审法院没有安排或通知上诉人就管辖权异议的主张提交证据，使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的重要诉讼权利无法行使，严重影响案件的正常裁决，因此，一审法院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在驳回管辖异议裁定书说明，原告提供了北京市居住证和暂住人口受理记录打印表等证据，但原告的此证据一审法院没有让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知晓并进行质证。对居住证和打印表上记载的原告居住起始时间，上诉人不得而知、无从知道。因此，上诉人认为此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在起诉前已连续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七条42号9号楼601号居住12个月以上，不能判定该居住地为原告经常居住地。另外，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并非朋友关系，两者实际关系为遭受非法集资诈骗的共同受害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的75000元借款，实际为其本人自愿投资高额返利平台的款项。上述事实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没有安排或通知上诉人就管辖权异议的主张提交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双方争议标的并非给付货币。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管辖权，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综上，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事实清楚明确，法律作依据充分，异议依法成立。相反，一审法院没有安排或通知上诉人就管辖权异议的主张提交证据，更没有向上诉人送交或出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对确定管辖权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组织当事人谈话或听证，即作出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完全剥夺了上诉人法定的诉讼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发回重审，将本案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姜世明对于程子秦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姜世明依据《借条》、微信转账账单详情、《北京市居住证》、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四派出所出具《暂住人口受理记录打印表》等证据，以程子秦未依约还款为理由，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程子秦偿还姜世明借款本金75000元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合同约定履行地点仅指合同中载明“合同履行地点”的情形，合同中对交货地、付款地等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不作为确定合同履行地点的依据，故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对合同履行地进行约定。姜世明主张程子秦的合同履行义务为偿还借款，姜世明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程子秦偿还借款等。据此，根据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以认定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姜世明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鉴于姜世明所在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姜世明选择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关于程子秦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没有安排或通知其就管辖权异议的主张提交证据，没有向其送交或出示姜世明提交的证据，没有对确定管辖权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组织当事人谈话或听证，即作出驳回管辖异议的裁定，剥夺了程子秦法定诉讼权一节。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是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置程序，只要当事人的主张及提交的初始证据在形式上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即可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认定。本案中，根据姜世明提交的《借条》，在形式上认定姜世明是前述法律规定中的“接收货币一方”后，即可进而确定姜世明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再根据姜世明提交的内容为“姓名：姜世明；现居住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七条42号9号楼601号”的《北京市居住证》、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四派出所出具《暂住人口受理记录打印表》，就可认定姜世明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该事实客观存在，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未剥夺程子秦的法定诉讼权力。况且，如程子秦对该事实有异议，应提交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在程子秦已经知晓一审裁定内容，不服并提出上诉后，却仍未能将证明其管辖权异议主张的证据随上诉状一并提交法院。另外，管辖权的审查是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置程序，在确定管辖权后案件才能进入实体审理，这就要求管辖权的审查在短时间内完成。而程子秦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交的《延期审理申请书》中自述其“确诊为乳腺癌晚期，目前身体和精神状况恶化，无法接受贵院调查询问，且目前正处于新冠病毒转播期，不适宜外出”。并且，在一审法院多次告知程子秦一方尽快提交合法的书面委托诉讼代理人手续，否则将对本案管辖权异议进行单方谈话的情况下，程子秦一方拒不提交相关手续，致使一审法院无法组织双方当事人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的，就本案管辖权异议进行的谈话。直至本案上诉，程子秦一方仍未提交合法的书面委托诉讼代理人手续。由此可见，即使一审法院没有对确定本案管辖权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就管辖权异议进行谈话，其责任不在一审法院，亦没有剥夺程子秦的法定诉讼权力。关于程子秦上诉主张姜世明提交的《北京市居住证》、《暂住人口受理记录打印表》无法证明姜世明在起诉前已连续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七条42号9号楼601号居住12个月以上，不能判定该居住地为姜世明经常居住地一节。首先，程子秦并未提交姜世明的“所在地”不在北京市东城区的证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从上述法律规定的文字内容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中的“所在地”并非“经常居住地”。故此，对“所在地”的认定不能等同于对“经常居住地”的认定，即对“所在地”的认定不受“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限制。关于程子秦上诉主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主张一节。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应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结合原告提供的初始证据认定案件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并据以确定案件管辖。故此，根据姜世明的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并结合姜世明提交的证据，应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据此确定本案的管辖权。另外，如前所述，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是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前置程序。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不属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审查和认定。综上，程子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玉贤审 判 员 耿燕军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赵 楚书 记 员 岳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