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维林，男，194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彪，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娥，女，194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桂红，女，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玲玲，女，198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王淑娥、左桂红、郑玲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林，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长女）：郑玉华，女，196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汪清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次女）：郑玉娟，女，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三女）：郑玉慧，女，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次子）：郑兆杰，男，197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穆棱市。郑玉华、郑玉娟、郑玉慧、郑兆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玲玲，女，198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穆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立君，男，195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兴东，辽宁合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景春，男，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翠华，女，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高景春、林翠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军，辽宁世阳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某2、王淑娥、左桂红、郑玲玲诉高景春、崔立君、曲维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曲维林、高景春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3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做出（2017）辽01民终1334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做出（2018）辽0102民初6248号民事判决。曲维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王淑娥、左桂红、郑玲玲告知本院郑某2已于2017年7月18日死亡，后郑某2的继承人郑玉华、郑玉娟、郑玉慧、郑兆杰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维林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我方没有用行为还债的事实。高景春没有将工程发包给曲维林的证据。事发当天派出所笔录中，高景春和崔立君亦没有任何关于存在用装修行为还债的说法。上诉人原一审中所说修房子的工程款抵债，就是代付工程款，不是代干工程。二、我不负责找人，崔立君没说从曲维林处挣工钱，郑某1我不认识，另两个雇工也不是我雇佣的。三、我不是雇主，我是工程中间介绍人，我不可能承包高景春的工程。四、一审不应当认定我是雇主。我没有同房主协商装修方案和干活顺序、指挥管理、安全福利等，只是介绍、传话、代为付款。五、不应该认定我是包工头，一审不实事求是。六、如果我是雇主包高景春的工程，行为动机目的何在。王淑娥、左桂红、郑玲玲、郑玉华、郑玉娟、郑玉慧、郑兆杰（以下简称“郑某1近亲属”）辩称，1.我方认为一审认定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郑某1与曲维林、高景春、崔立君之间存在的是雇佣关系，因此，曲维林、高景春、崔立君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应当判令死者承担30%的责任。2.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本身存在矛盾性，一审法院既适用了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也适用了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规定，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规定，死者就不应当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改判。高景春、林翠华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已经查清事实，证据确凿，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崔立君辩称，1.一审查明的事实客观真实，崔立君并非雇主。2.无证据表明崔立君对死者的死亡具有过错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某1近亲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对方连带赔偿我方死亡赔偿金746,840元（按2019年的赔偿标准计算，其他赔偿计算标准不变），被扶养人生活费28,046.20元、丧葬费31,27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奔丧人员误工费、交通费10,000元；2.对方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中旬，高景春因为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珲春路龙井楼顶做防水及建彩钢房一事，与曲维林协商，以工程款25,000元的价格抵顶曲维林欠其借款，并由曲维林负责找人施工。曲维林找到崔立君，崔立君联系的郑某1，崔立君及郑某1二人在施工过程中又一同前往零工市场找了两个人（王耿柱、马秀全）一起干活。2016年7月6日17时左右，郑某1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珲春路龙井楼顶干活时坠楼身亡。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西塔派出所于事故发生当日即2016年7月6日23时10分至23时40分对案外人王耿柱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我今天早上5时30分左右在沈阳市工市场等活，碰到郑某1和崔立君来找人干活，他俩找的我和马秀全，郑某1跟我和马秀全说就负责运沙子和水泥，按照市场价给我俩钱（就是一天150元钱），然后我和马秀全就跟郑某1和崔立君一起到沈阳市和平区珲春路龙井巷10号去干活，大概是6时30分我们到了和平区珲春路龙井巷10号干活，郑某1安排马秀全在楼下用推车运沙子和水泥绑在连接吊机的绳子上运上来之后我在楼顶上用推车将运上来的沙子和水泥从楼顶上西头运到南边。干到今天下午大约17时左右就发生了郑某1坠楼的事。当时我在楼顶上发现郑某1不见了我感觉应该是从楼上掉下去了，我就从楼顶上下来，到楼下之后我看到郑某1在地面上趴着不动了，吊机和两袋沙子在郑某1的边上。……几年前给郑某1干过几回活，最近就给郑某1干过这一次活……”。事发当日，在派出所，崔立君的陈述内容如下：2016年6月末，曲维林跟我说，他有个朋友高景春家房顶楼漏水，要求施工，问我能去不，我就去现场珲春路龙井看了情况，我说我自己干不了，曲维林让我再找个人，我就找到了郑某1，他去了现场看了之后，我和郑某1还有曲维林在曲维林家签的协议，因为我不识字，协议是曲维林念的，我大致记得协议内容我就知道两点，一个是工钱25,000元由曲维林替房主高景春拿，另外一点是安全问题跟曲维林无关。签完协议之后，协议给了郑某1，我跟郑某1说这个活给他挑头干，郑某1说每天给我工钱300元，我就同意了。随后我和郑某1就于2016年7月1日开始干活了，头几天就是我和郑某1两个人干，今天开始一早在工市场，我和郑某1一起去的，又雇了两个人上料。今天早上是6点多在珲春路龙井高景春家开始干活的，结果下午就出了郑某1坠楼的事。曲维林的陈述内容如下：我和高景春是朋友，我欠高景春钱，大约2016年6月中旬，高景春跟我说我家房子漏水，你帮我找几个工人修一下，修房子的工程款抵债，我就答应他了。之后我找到另一个朋友崔立君，我告诉崔立君，让崔立君看看房子，由我来结算工程款。之后，崔立君和高景春达成协议，工程款确定为25,000元，他们怎么修的我不清楚……。我与崔立君有协议，在我家签署的协议，当时有我、崔立君和郑某1三人，签署的日期大概是6月24日至26日之间。协议的内容是，高景春家六楼房顶漏雨维修由崔立君负责，工程款25,000元，经高景春验收合格后，由曲维林代付25,000元，工程期间出现安全问题与我无关。协议是我亲笔写的，协议就一份，只有我在上面签了字，签完字之后，我把这份协议给了崔立君。高景春的陈述内容如下：我家总漏水，正好我朋友曲维林的厂子正在搞基建有工人在干活。因为曲维林之前欠我钱，我合计要钱费劲，我就跟曲维林说我家房子漏水，让他帮我找人做一下防水。曲维林说行，我当时就怕高空作业出事，我就跟曲维林说你找人到时候跟人家说好，把协议也签明白，到时候出事咱们兜不起责任。曲维林当时跟我说：“我找人干活，出什么事跟你也没关系。”然后曲维林就找的崔立君，崔立君找的郑某1，崔立君和郑某1过来给我家做的防水。给我做防水之前曲维林告诉我做防水是25,000元，我说行，我俩定的是这25,000元就在之前曲维林欠我的钱里面扣。……。做防水的材料都是崔立君和郑某1带来的，我什么都不用管。……。因为是我朋友曲维林欠我钱，他帮我找的人干活，所以是他跟崔立君签的协议。另查明，左桂红、郑玲玲、郑某2、王淑娥分别是死者郑某1的配偶，女儿，父母。又查明，黑龙江省穆棱市下城子镇义和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郑某2与王淑娥二人夫妻关系，其二人育有二子三女，长子郑某1（已死亡）、次子郑兆杰、长女郑玉华、次女郑玉娟、三女郑玉慧。郑某1与左桂红夫妻育有一女郑玲玲。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死者郑某1及左桂红、郑玲玲、郑某2、王淑娥均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郑某1与高景春、崔立君、曲维林、林翠华之间建立的是何种法律关系，高景春、崔立君、曲维林、林翠华在本案中应否对郑某1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及责任承担问题。结合本案高景春、崔立君、曲维林、林翠华庭审陈述及公安部门对高景春、曲维林、崔立君，案外人王耿柱的询问可以认定，高景春与曲维林之间因欠款，经协商，高景春同意曲维林以完成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珲春路龙井楼顶防水及建彩钢房工作成果作价25,000元的形式向其抵偿欠款，且是曲维林就前述工作成果的完成与崔立君签订的以由其支付25,000元劳务费为内容的协议，故可认定与崔立君及死者郑某1建立雇佣关系的相对人是曲维林，而非高景春、林翠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死者郑某1本人在楼顶用简易吊机向上运送沙子等建材，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自行跌落致死，其本人应负有一定责任，曲维林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在郑某1施工过程中，未尽到雇主责任，对郑某1的死亡应在其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以死者郑某1自行承担30%，曲维林承担60%的民事责任为宜。另作为接受工作成果的受益人高景春、林翠华，因对曲维林的选任具有过失，根据过错情况，一审法院酌定高景春、林翠华承担10%的民事责任。崔立君作为受雇人之一，在无证据证明其对郑某1的死亡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其对郑某1的死亡不负民事责任。关于郑某1近亲属的具体损失情况如下：1、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郑某1近亲属诉求的郑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本案一审首次立案2017年辽宁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即657,520元（32,876×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死者郑某1的被扶养人系其父亲郑某2及母亲王淑娥，该二人在郑某1死亡时分别年满78、73周岁，郑某1的父母除郑某1外，还有四名子女。另外，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郑某1近亲属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3,887.20元（9,953元/年×5年÷5人+9,953元/年×7年÷5人）。2、丧葬费。郑某1近亲属主张的丧葬费应以2017年的标准计付，应为28,574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郑某1因本次事故死亡，给其家属造成了一定精神损害，为补偿及抚慰受害人精神上造成的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当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应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一审法院认为郑某1近亲属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一审法院酌定为30,000元。4、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郑某1近亲属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办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证明，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办理丧事时间为7天、人员为2人，一审法院根据上一年度辽宁省城镇居民服务业年均收入对误工人员的收入予以核算，故一审法院确定办理死者郑某1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为1,505.90元（39,261元/年÷365天/年×7天×2人）。5、办理丧事人员交通费。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由于郑某1近亲属未能提供交通费票据，但考虑到郑某1近亲属为办理死者郑某1的丧葬事宜确需支出一定的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1,500元，对于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总计742,987.10元，由高景春、林翠华及曲维林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景春、林翠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左桂红、郑玲玲、郑某2、王淑娥死亡赔偿金65,752元（657,520元×10%）、扶养人生活费2,388.72元（23,887.20元×10%）、丧葬费2,857.40元（28,574元×10%）、精神抚慰金10,000元、误工费150.59元（1,505.90元×10%）、交通费150元（1,500元×10%），总计81,298.71元;二、曲维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左桂红、郑玲玲、郑某2、王淑娥死亡赔偿金394,512元（657,520元×60%）、扶养人生活费14,332.32元（23,887.20元×60%）、丧葬费17,144.40元（28,574元×60%）、精神抚慰金20,000元、误工费903.54元（1,505.90元×60%）、交通费900元（1,500元×60%），总计447,792.26元;三、驳回左桂红、郑玲玲、郑某2、王淑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郑某1近亲属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30元，左桂红、郑玲玲、郑某2、王淑娥承担1,209元，高景春、林翠华承担403元，曲维林承担2,418元。二审中，曲维林提交收条13页，证明曲维林还给高景春的款项包含曲维林欠高景春的25,000元。高景春、林翠华质证意见为：13张中有两张是重复的,有异议，这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是双方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郑某1近亲属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没有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在本案中上诉人与高景春仅存在代为付款的关系，并不存在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是雇主或者接受劳务的一方，不是涉案房产的所有人，一审法院却将其认定为雇主，认定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与日常生活判断相违背。崔立君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曲维林是否为郑某1的雇主。高景春与曲维林之间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二人商定由曲维林找人为高景春修房子，以工程款抵债。曲维林主张其仅为介绍人，崔立君和高景春达成协议，约定工程款为25,000元，工程结束后由曲维林代高景春付25,000元工程款。但是，如果曲维林仅是代付款的关系，其需代付的工程款是25,000元，抵顶的债务也是25,000元，则其直接向高景春还款即可，没有必要以工程抵债，该说法逻辑上存在矛盾。且崔立君原是给曲维林打零工的工人，崔立君既无技术也无设备，无能力完成修房的工作。曲维林通过崔立君联系到郑某1，曲维林自述三人达成协议，且其还在施工过程中提供了23袋沙子和1车水泥。综合本案事实，郑某1接受曲维林的指示从事劳务活动，并从曲维林处领取报酬，郑某1与曲维林之间构成劳务关系。高景春、林翠华只接受工作成果，不参与人员选任，也不决定报酬分配。故一审认定曲维林为郑某1的雇主正确，判令各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无不当。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4,030元，由曲维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悦审判员 邹明宇审判员 刘小丹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任玲书记员王星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