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50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仝泽立，男，196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昌运，男，196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继民，睢宁群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仝泽立因与被上诉人胡昌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仝泽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被上诉人胡昌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继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仝泽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只在保证期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和申请执行后，被上诉人即取得和债务人相同的法律身份和责任，成为连带债务人，不再属于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3条适应期间为保证期间内，本案属于执行阶段，故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23条错误。2.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0条款，该条款明确了执行和解协议的可逆转性。上诉人申请执行后，一审法院对借款人王丙亚的个人独资有限公司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公司）正在进行评估拍卖，为了参与对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应执行法官要求，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3月25日和2016年3月8日两次与王丙亚达成和解协议，其中2015年3月25日协议达成后，执行法官提出该协议并无亚泰公司盖章确认且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不能生效。后2016年3月8日，上诉人、王丙亚、亚泰公司再次达成和解协议，并告知执行法官。在上述两份和解协议均未实际履行情况下，上诉人提出申请，在执行法官主持下，2017年5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该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且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据此收取被上诉人的还款不构成不当得利。3.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王丙亚达成和解协议致使变更债务人的事实认定错误，且与判决依据相矛盾。一审法院认定，亚泰公司系王丙亚个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王丙亚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即代表公司，故王丙亚与上诉人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有效。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公司与王丙亚二者法律人格上的同一性，那上诉人与王丙亚约定由亚泰公司偿还借款的协议内容就不应认定王丙亚转移债务给他人。在上述协议并没有履行情况下，2016年3月8日上诉人与王丙亚再次达成和解协议，明确亚泰公司仅对王丙亚的债务提供担保。上诉人认为，在上述两份协议书中，亚泰公司的加入应属于在执行过程中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的担保，而不应认为变更债务人或被执行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胡昌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胡昌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仝泽立返还不当得利1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9日，案外人王丙亚因经营需要向仝泽立借款60万元，由胡昌运、案外人朱朝端、仝永平担保。借款到期后，王丙亚未能按时偿还，仝泽立向一审法院对王丙亚、朱朝端、胡昌运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5日作出（2013）睢民初字第030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丙亚偿还仝泽立借款本金525219.51元及利息，朱朝端、胡昌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丙亚仍未履行上述判决，2014年2月28日，仝泽立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2015年3月25日，仝泽立作为甲方与王丙亚作为乙方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一、（2013）睢民初字第03042号判决书判决王丙亚给付欠款（见判决书）；二、所有欠款由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承担偿还；三、甲方自愿放弃对乙方执行请求。合同落款处甲方由仝泽立签名，乙方由王丙亚签名。2016年3月8日，仝泽立与、王丙亚、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又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被执行人王丙亚保证在2016年3月9日前将所有欠款还清，案外人江苏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自愿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仝泽立、王丙亚分别在协议落款处签字确认，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盖章确认。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23日，系案外人王丙亚个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另查明，胡昌运与仝泽立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一、申请执行人仝泽立同意被执行人胡昌运给付壹拾叁万元（130000）后，放弃对胡昌运的执行；二、上述款项制定还款计划：1、被执行人胡昌运于2017年10月1日前还款伍万元（50000）；2、被执行人胡昌运于2018年10月1日前还款伍万元（50000）；3、被执行人胡昌运于2019年10月1日前还款叁万元（30000）。协议签订后，胡昌运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2018年4月3日向仝泽立还款50000元、80000元。胡昌运认为王丙亚将其债务转让给第三人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后，其不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由于王丙亚并未告知其这一事实，导致其继续履行保证责任向仝泽立还款130000元，仝泽立应返还该笔不当得利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在胡昌运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仝泽立与案外人王丙亚达成和解协议，许可王丙亚将欠付其的债务转让给由王丙亚一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但未告知胡昌运，更未取得胡昌运的书面同意，按照上述规定，胡昌运不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仝泽立虽有权处分自己的债权，许可债务人王丙亚将债务转让给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但其许可债务转让的行为，客观上影响到胡昌运作为担保人的权利，即胡昌运担保对象的改变及担保追偿权的实现，为保护担保人的合法权益，对有担保的债务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三条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没有征得担保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担保人对转让出去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由于仝泽立不能证明其转让债务的行为征得了胡昌运书面同意，其转让债务后仍要求胡昌运承担保证责任，有悖法律规定，其收取胡昌运因保证而产生的债务，因收取时胡昌运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应当予以返还。故胡昌运要求仝泽立返还13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仝泽立辩称的其与王丙亚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未经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盖章追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徐州亚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系王丙亚个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王丙亚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上述和解协议的行为即为其代表公司对该债务转让行为的认可和接受，亦有理由让包括胡昌运在内的第三人相信该债务已经转让给公司，故其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仝泽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昌运返还人民币13万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2014）睢执字第1046-2号执行裁定书，以证明（2013）睢民初字第3042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证明2015年3月25日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且该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不予认可，并未履行，双方已将其作废。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与王丙亚2015年3月25日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上诉人与王丙亚于2016年3月8日重新达成一个协议，但2015年的协议书是亚泰公司作为债务受让人，上诉人认可。2016年3月8日达成的协议书，亚泰公司作为担保人，两个和解协议中亚泰公司的地位不相同。生效的和解协议受法律保护，不能因当事人个人说无效就无效。鉴于被上诉人对证据一、二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对象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仝泽立应否返还涉案13万元问题。一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2013）睢民初字第304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胡昌运作为连带保证人对王丙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连带保证责任人与主债务人两者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在民事执行中，两者亦处于同一执行顺位。现债权人仝泽立虽然在执行过程中与主债务人先后签订了两次和解协议，但在债权并未实现的情况下，上述协议并不影响债权人对连带保证责任人胡昌运主张权利。故，胡昌运与仝泽立达成和解协议并给付仝泽立13万元，系履行生效判决所认定的连带清偿责任。仝泽立取得上述13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仝泽立构成不当得利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仝泽立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胡昌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50元，由胡昌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胡昌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逾期未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陈 禹审 判 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冷潇潇书 记 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