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671号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方晓玲，女，199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委托代理人：廖敬东，广东清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柴国生，男，195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钟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符安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方晓玲因与被申请人柴国生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9）穗仲案字第3261号裁决，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方晓玲向本院提出申请：依法撤销广州仲裁委（2019）穗仲案字第3261号裁决。事实和理由：一、仲裁裁决的有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一）仲裁庭审查《远期交割协议》之外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合同构成“超裁”。本案是单纯的关于股权的《远期交割协议》，合同双方是方晓玲、柴国生。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只在方晓玲和柴国生之间产生约束力，在没有任何书面约定的情况下，与合同外的任何主体不发生合同关系。仲裁庭对案外的合同无权进行审查，否则即构成“超裁”。而仲裁庭对柴国生的说法偏听偏信，在没有任何合同支持的情况下强行审查案外的合同与本案合同是否是“一揽子协议”（裁决书最终未认定“一揽子协议”），并于2020年2月13日专门向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发《咨询函》：作为证券交易金融监管机构，对类似于本案当中大股东签订数份《远期交割协议》，通过分步逐次进行协议转让其股权的交易方式有无逃避监管，违反《证券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上述交易方式效力的倾向性意见。而广东证监局答复：方晓玲与柴国生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所涉交易方式的效力问题不属于我局监管职责范围，《咨询函》中提及的相关主体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等问题，我局将在日常监管中予以关注。仲裁庭的上述做法严重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超越合同内容和仲裁请求进行裁判，即在方晓玲与案外的主体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认为方晓玲与柴国生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属于案外主体与柴国生签订的多份股份转让合同的一部分，即分步逐次进行协议转让的其中一步，并向广东证监局征求合同的效力的意见。仲裁庭的做法，不仅构成“超裁”，而且本末倒置。广东证监局只是行政执法部门，没有司法审判权或裁判权，合同的效力问题只能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判断，而判断本案合同是否有效正是仲裁庭的权力和职责所在。仲裁庭向广东证监局征求本案合同效力意见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二）方晓玲在仲裁案中主张违约金，但并没有提出请求要求解除合同。仲裁庭认定方晓玲主张的是解约后的违约责任，该认定属于“超裁”。由于涉案合同为远期交割合同，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并没有到来，不存在所谓“股权交易因未履行而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已实际解除”的问题，合同的解除只是柴国生单方提出，而方晓玲并没有同意且在柴国生提出解除合同之后即委托律师向柴国生发出律师函，明确要求柴国生继续履行合同。涉案合同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来，该合同是仍然可以继续履行的。因此，仲裁庭在方晓玲没有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仲裁申请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仲裁委对该内容无权仲裁，属“超裁”。二、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如前所述，仲裁庭把本应由自己裁决的事项向无权判断的行政机关征求意见，该做法违反法定程序。三、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枉法裁决。（一）方晓玲提出的关于柴国生同时支付30%的违约金及100%的预期利益损失赔偿的仲裁请求合理合法。《远期交割协议》第7.2条约定既有违约金内容又有赔偿金内容，方晓玲认为违约比例和赔偿比例不仅不高，而且二者应该同时适用。1.关于违约与赔偿比例问题，由于远期交割协议的履行时间未到，柴国生就提前违约，故本案赔偿金实际上是对预期利益的赔偿。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具有特殊性，因此，双方在签订上述条款时约定如柴国生违约给方晓玲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要进行赔偿，但不管涨跌幅有多大，双方约定只在交易额的1倍范围之内进行赔偿，即违约方按不能交易或不交易的标的股份对应市场价格计算交易总金额100%向守约方赔偿，这种约定是符合股市涨跌规律的，是双方对预期利益损失的理性控制，也是对违约方必要的制裁。本案关于赔偿金的约定是对预期利益的约定，并且将预期利益约定为不交易或不能交易金额的100%即1倍范围之内，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本案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是不交易或不能交易金额的30%，即为预期利益或实际损失的30%，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因此，本案《远期交割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与赔偿金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违约及赔偿比例也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之内，依法应该予以认定。2.关于违约金与赔偿金是否可以同时适用的问题，同前述，说明本案违约金与赔偿金是可以同时适用的。另外，根据《最高院关于违约金的7个典型裁判规则》（2015）第三个规则，即再审程序中恶意违约者约定违约金比例一般不予调整，且违约金与赔偿金可同时使用，故本案的违约金与赔偿金可同时使用。该规则使用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45号雷彦杰与鞠自全、鞠炳辉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本案案情与上述案件基本一致，即都是股份出让人在签订合同后反悔，单方解除股份买卖合同。具体到本案，首先是柴国生恶意违约并单方解除合同。其次，本案合同既约定30%的违约金条款，又约定100%的预期利益损失条款，根据上述规则和案例，本案的违约金与预期利益的赔偿金应同时适用。（二）本案仲裁员关于违约金与赔偿金的问题存在枉法裁判：1.关于违约金。（1）违约金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身就不应该调整。本案仲裁庭将合同约定的30%违约金调整为3%，属于彻底调整或颠覆性调整，不属于适当调整的范围，该做法严重违背法律基本准则，属于枉法裁决。（2）违约金计算基数，仲裁庭既认定本案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条款为无效条款，但却以该价格为基础计算出来的交易对价59695524元作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前后自相矛盾。方晓玲在提出仲裁申请时以2018年8月16日的市场价4.11元的90%为基数计算出来的合同总价为78862051.17元，故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应为78862051.17元，违约金应该为78862051.17的30%即23658615.35元。显然仲裁庭故意在为柴国生制造较低的违约金基数和极低的违约金比例。2.关于赔偿金。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赔偿金即预期利益损失：按不能交易或不交易标的股份对应市场价格计算交易总金额的100%计算。按该标准，在方晓玲提出赔偿之日即本案立案之日2019年3月15日，标的股份收盘价为4.85元，合计为103401175.5元。仲裁庭既确认上述赔偿金为合同约定的预期利益，但认为无法确定预期利益是否能够实现而不予支持，该认定与预期利益的本质相违背，也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本意相违背。预期利益并非现实利益，只是当事人对利益的一种期待，不能以预期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来否定本案合同当事人对预期利益的设定。况且本案中双方已经事先约定了预期利益的额度，该约定是确定的，即只要柴国生违约，方晓玲的损失金额即为不能交易金额的100%，这就是实际损失，仲裁裁决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仲裁庭违背合同法基本原则，在明确柴国生违约的情况之下，不仅不大力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对违约方柴国生不进行有效的制裁，反而对合同约定的保障守约的违约金大肆削减，对预期利益的赔偿金以莫须有的理由不予支持，使方晓玲总共1.2亿元的仲裁请求只被支持170多万元，几乎仅仅是仲裁请求的1%，该仲裁裁决的实质是无端损害守约方的利益而对违约方的利益大加庇护。仲裁员在行使仲裁职责时严重违背现有法律、法规的准则和精神，属于严重的枉法裁判。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涉案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柴国生答辩称：一、涉案仲裁裁决事项属于仲裁协议范围，且不存在仲裁委无权仲裁的情形。（一）涉案仲裁裁决未对仲裁案件以外的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处分，不存在超裁或者无权仲裁的情形。仲裁庭为案件事实，就涉案协议签订背景向仲裁案件双方进行调查询问，并就涉案交易的效力问题向广东证监局发函进行征询并无不妥。仲裁书亦明确审查的争议焦点为《远期交割协议》《补充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效力问题及方晓玲主张的违约金、赔偿款问题，仲裁审理始终是围绕双方的请求和答辩进行，且全部裁决内容均是针对方晓玲的仲裁请求而作出的裁决结果，并未对仲裁案件以外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裁决。（二）涉案仲裁裁决对于违约情形的认定亦未超出仲裁案件审查范围，不存在超裁情形。方晓玲在仲裁申请书中明确主张柴国生违反协议约定擅自单方解除双方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并主张依据上述协议第7.2条之约定向柴国生主张解约后的违约金及赔偿款。该7.2条是关于违约终止协议后的违约责任条款，且方晓玲在仲裁庭审中明确同意解除合同，故仲裁庭根据方晓玲在《仲裁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及其主张所依据协议第7.2条，分析认定方晓玲主张的是解约后的违约责任具有充分依据。二、仲裁庭出于审查涉案协议效力的需要向有关专业部门发函征询，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本案的股权转让涉及到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问题，其受到的监管及规制并不同于一般的股权转让，故仲裁庭出于审查涉案协议效力的需要向证监部门发函征询并无任何不妥，更不存在方晓玲主张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三、涉案仲裁裁决在方晓玲没有任何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支持其部分违约金的仲裁请求，已是在仲裁庭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方晓玲作出的有利裁决，根本不存在枉法裁决的情形。在方晓玲提起本案仲裁时，涉案协议尚未届履行期，其并未实际支出任何款项且其在仲裁庭审中明确不存在任何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方晓玲主张高达1亿多元的违约金及赔偿款，不仅仅是过高，简直是天价。综上，方晓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仲裁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请。审查中，方晓玲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柴国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仲裁申请书》；2.《远期交割协议》；3.《仲裁开庭笔录》；拟共同证明其答辩意见。方晓玲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柴国生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方晓玲没有同意。方晓玲在《仲裁申请书》中也没有提出解除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方晓玲没有提出解除合同，只是要求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逾期利益的损失，同时柴国生在仲裁中也没有提出反请求要求解除合同，故仲裁认定涉案合同已解除毫无依据，超出仲裁范围；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在仲裁庭审中表示同意解除合同是附条件的，需要按照仲裁申请的金额进行赔偿。截止目前确实没有看得见的损失，但不能证明没有损失，因为合同没有履行，损失是指合同履行之后的预期利益的损失。因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查明：方晓玲作为仲裁申请人，以柴国生为仲裁被申请人，依据双方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提起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仲裁申请，广州仲裁委于2019年3月15日受理，案号为（2019）穗仲案字第3261号。方晓玲的仲裁请求为：（一）裁决柴国生向方晓玲支付违约金23658615.351元（具体计算方式：本案协议签订日为2018年8月16日，前一日标的股份二级市场交易收盘价为4.11元，该收盘价的90%即为3.699元，标的股份交易总价为3.699×21319830=78862051.17元，故违约金为78862051.17×30%=23658615.351元）；赔偿款74832603.3元（具体计算方式：暂按2019年3月1日标的股份二级市场交易收盘价3.51元计算，柴国生不转让标的股份总额为3.51×21319830=74832603.3元，故赔偿款为74832603.3×100%=74832603.3元，该赔偿最终计算金额以正式立案之日的价格为准）；（二）裁决柴国生支付方晓玲因本案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其中财产保全费为5000元、律师费为18万元，差旅费未实际发生。经方晓玲选定仲裁员官选芸，柴国生选定仲裁员葛洪义，双方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王小莉。首席仲裁员王小莉和仲裁员官选芸、葛洪义于2019年4月16日组成本案仲裁庭。仲裁庭委托经办秘书于2019年5月2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质证，双方的仲裁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庭前质证。仲裁庭于2019年5月25日依法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方晓玲的委托代理人和柴国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仲裁。后因原首席仲裁员王小莉退出本案仲裁庭，双方未就新的首席仲裁员的选定达成一致意见。经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徐跃为首席仲裁员，于2019年8月2日和仲裁员官选芸、葛洪义重新组成本案仲裁庭。仲裁庭于2019年10月10日依法第二次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方晓玲的委托代理人和柴国生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仲裁。方晓玲在2019年5月25日仲裁开庭过程中明确陈述“被申请人单方解除与申请人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违反《远期交割协议》第7.2条的约定，应按照该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被申请人违反协议约定擅自单方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属重大违约和根本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请仲裁庭依法裁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申请人在收到解除函件的时候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同意解除协议的内容，我方当庭同意解除，但需赔偿违约金、赔偿款。”等内容。方晓玲在2019年10月10日仲裁庭第二次开庭中陈述“根据远期交割协议，不存在我方立即付款的义务。……（在履行远期交割协议方面）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1000万元的借款，体现了我方的诚意。”等内容。仲裁中，2020年2月13日，仲裁庭向广东证监局发送《咨询函》，就“对大股东签订数份《远期交割协议》，通过分步逐次进行协议转让其股权的交易方式有无逃避监管，违反《证券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上述交易方式效力的倾向性意见”的问题进行咨询。2020年2月21日，广东证监局复函，“涉案股权转让纠纷所涉及交易方式的效力问题不属于我局监管职责范围，《咨询函》中提及的相关主体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等问题，我局将在日常监管中予以关注”。2020年4月30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19）穗仲案字第3261号裁决认定：方晓玲与柴国生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补充协议》与《表决权委托协议》系当事人对涉案标的股权交易的整体意思表示，上述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同时，协议约定的股权交易因未履行而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已实际解除，方晓玲据此主张的是解约后的违约责任；仲裁庭基于专业、审慎之必要，就案涉交易可能涉及的违法严重性是否达到否定当事人交易之程度向专门行政主管部门函询，其复函并未针对性地就此作出否定性评价；综合考量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交易可能造成的社会公共效果、专业主管机构的意见等因素，仲裁庭认为，案涉协议整体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对股权交易整体意思表示中关于价格条款的约定，有通谋之主观故意，且交易价格违反《证券法》及交易所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协议中涉及交易价格的条款无效。仲裁庭根据当前证据无法认定柴国生与方晓玲及其他案外三主体签订的协议属于“一揽子交易”，柴国生与方晓玲应严格按照涉案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不受其他案外主体履行行为的影响。根据《远期交割协议》第4.6条，仲裁庭认为柴国生属于本案的违约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交易价格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合同义务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双方目前均未实际履行合同，方晓玲暂未发生实际损失，而且也由于股票价格变化等原因，目前也无法确定方晓玲将来是否必定产生损失。仲裁庭酌定以双方确定的交易对价59695524元的3%作为违约金。方晓玲主张依据涉案《远期交割协议》第7.2条主张柴国生支付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在仲裁庭已支持方晓玲部分违约金请求的情况下对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方晓玲实际支出的5000元财产保全费为办理案件的合理支出，仲裁庭予以支持。方晓玲实际支出律师费14万元、预付仲裁费583631元，按照方晓玲仲裁请求所获支付的比例，由柴国生补偿律师费2800元，仲裁费583631元由方晓玲承担571958元、柴国生承担11673元。据此裁决：（一）柴国生向方晓玲支付违约金1790865.72元；（二）柴国生向方晓玲补偿财产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2800元；（三）对方晓玲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四）本案仲裁费583631元，由方晓玲承担571958元，由柴国生承担11673元。方晓玲向本院明确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是：一是仲裁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无权仲裁，具体指：1.仲裁庭将柴国生与方晓玲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和柴国生与案外人的其他股权转让协议纳入“一揽子交易”一并审查；2.对涉案《远期交割协议》的效力向广东证监局发函征询意见；3.方晓玲并未申请解除合同，仲裁庭却认定方晓玲主张的是解约后的违约责任。二是仲裁程序违法，具体是指仲裁庭向广东证监局发函征询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属于司法权，不应向行政机关发函征询意见。其确认行政机关没有对涉案合同效力作出决定，仲裁庭已认定涉案合同有效。三是仲裁员枉法裁决，具体是指仲裁裁决对违约金和赔偿金认定的比例和金额，有严重枉法的倾向，并主张以仲裁裁决作为仲裁员枉法裁决的证据。其确认没有生效的刑事判决或纪律处分决定确认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仲裁事项是否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问题。首先，关于对柴国生与案外主体签订合同一并审查的问题，经查，方晓玲在本案中提出仲裁申请认为，柴国生单方解除双方签订的《远期交割协议》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要求柴国生支付违约金、赔偿款、因本案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仲裁庭也是对上述违约金、赔偿金、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作出裁决，并未超出仲裁申请的范围。至于柴国生向仲裁庭提交其与案外主体签订的与本案同类型的合同作为仲裁证据，并据此就方晓玲的仲裁请求提出抗辩。仲裁庭依法组织双方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并对是否采信作出认定，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且仲裁庭并未就上述证据涉及的案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相应的裁决，方晓玲以此主张“超裁”不成立。其次，关于仲裁庭向广东证监局发函的问题，正如仲裁裁决所述，仲裁庭基于专业、审慎之必要发函征询意见，并无不妥。该行为并不涉及仲裁委就本案所作出的裁决内容。最后，关于仲裁庭认定涉案合同已解除的问题，经查，方晓玲在《仲裁申请书》和仲裁庭审中均称，柴国生单方解除涉案合同构成违约，应向其承担违约责任。且在2019年5月25日仲裁庭审中，方晓玲明确表示“当庭同意解除合同，但需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故仲裁庭在争议焦点的分析中认定“协议约定的股权交易因未履行而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已实际解除，申请人据此主张的是解约后的违约责任”有据，该事实判断不等同于仲裁庭裁决双方解除合同，而是对双方之间为事实解除合同状态的事实认定。综上，方晓玲以仲裁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或仲裁委无权受理的情形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仲裁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中，仲裁庭向广东证监局发函征询涉案的有关交易方式有无违反监管和法律规定以及上述交易方式效力的倾向性意见，属于仲裁庭就案件实体审理的职权范畴，不构成程序违法。广东证监局并未对涉案交易方式及合同效力作出决定，仲裁庭亦没有将对合同效力作出认定的职责让渡给广东证监局，且方晓玲没有举证证明仲裁庭的上述发函征询意见的行为影响了案件的正确裁决，方晓玲据此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仲裁庭是否枉法裁决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的规定，本案中，方晓玲明确其主张仲裁庭枉法裁决的行为是指仲裁庭对违约金的比例、基数计算和赔偿金的认定，严重违背法律准则和精神，构成枉法裁决。方晓玲的该项主张属于仲裁庭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范畴，不符合上述规定。方晓玲没有提交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证实仲裁庭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故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方晓玲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不构成仲裁庭枉法裁决、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方晓玲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方晓玲的申请。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方晓玲负担。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伍静怡李蕴妍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