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7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女，195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鞍山市铁东区。委托代理人：李金宝，河北首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男，195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鞍山市铁东区。委托代理人：里民，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1因与被上诉人何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302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某1及委托代理人李金宝，被上诉人何某2及委托代理人里民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某1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302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本案按法定继承办理；判令被上诉人何某2向上诉人何某1支付遗产房1/2价款17万元，及2017年5月开始的房款利息及被上诉人自作主张占用该遗产房屋应付给上诉人的相应补偿3万元，共计20万元。二、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采信，存在明显错误：本案证据公证文书，不具有遗嘱效力、对本案没有证明力，当然不可能是本案的"有效公证文书"；而本案相反证据具有足够推翻本案证据的证明力。1、被上诉人证据不具有遗嘱合法性，没有证明力，原审法院认定错误。本案原告诉求是要按遗嘱继承遗产房屋，本应该提交合法有效的遗嘱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原告并未举出有效证据，证明被继承人何广富生前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原告提交的证据是(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不是经过公证的遗嘱，只是经过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只是文书类公证，并非法律行为类的遗嘱公证。原审法院无视两种公证的证明对象、所依据的公证规则及审查严格程度完全不同，两者无法随意取代的事实，文书类公证只是认证类公证，只需形式性审查，无需实质性审查，无法满足证明遗嘱行为成立的法律要件，不具备遗嘱证据的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而原审法院仅凭主观想象，就毫无根据的认定该文书公证具有遗嘱效力，直接违反了《继承法》第17条对于遗嘱合法形式的明文规定。2、上诉人的相反证据完全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足以证明原告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及关联性，却没有被原审法院认定其为足以推翻本案证据公证文书的证明力。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鞍山公证处与被上诉人的“谈话笔录”，该笔录直接告知被上诉人，（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不是遗嘱公证，没有遗嘱效力。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证据自相矛盾地一面表示予以采信，一面又说，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公证证明的事实”，原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该公证不是遗嘱公证，只是文书公证，对本案也就不是合法证据，当然不具有遗嘱证明力，原审法院否认上诉人“谈话笔录”证据的证明力，于法无据。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谈话笔录”应该被认定为足以推翻不具有遗嘱证明力的原告证据（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的相反证据。二、原审法院在明知本案证据不合法的情况下，却说“可以按照合法看待”，明显是违法认定证据，是为被上诉人找寻规避法律规定的借口，是知法犯法的重大错误。原审判决说：“原告证据《财产处分决定书》虽然不符合遗嘱格式，但仍应按照遗嘱看待”，这是直接违反继承法，这叫枉法裁判！这是知法犯法！每个不具有法定遗嘱形式的遗嘱“持有者，都会在法庭上自辩，认为自己的证据虽然不符合遗嘱规定，但仍应按照遗嘱看待”，法庭的任务应该是依法审理判断该证据，是否可以满足法律对遗嘱的相关规定，而非设法为该当事人找寻规避法律规定的借口。原审判决所说“虽然不符合遗嘱格式”，不只是格式这么简单，是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法律要件。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才能保证遗嘱人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思，否则遗嘱人的法律行为就不能合法成立，就不能得到合法有效的遗嘱。本案上诉人的证据《财产处分决定书》，就是不符合《继承法》对遗嘱法律要件的规定,没有满足法律规定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的遗嘱见证人在场见证、代某、签名等明文规定，而无法证明被继承人何广富表示了自己的真实意思，即不能证明何广富设立遗嘱的要式法律行为成立，故《财产处分决定书》不能被认定为本案合法有效的遗嘱证据，故原审判决“仍可以按照合法看待”的证据认定是知法犯法的重大错误。三、原审判决在违法认定证据基础上，采取模糊概念、规避法律规定的手法，得出当然错误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在认定证据上存在明显违法及重大错误，据此认定“本案中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生效的公证文书”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其中所说“是生效的公证文书”，规避了《继承法》规定中，只有公证遗嘱是与遗嘱继承唯一相关的公证文书。原审判决己经认定，本案证据公证书，不是遗嘱公证书，只是文书公证书。而本案证据必须是遗嘱，如果是经公证的，就必须是生效的公证遗嘱文书，而非生效的其他公证文书。原审判决中故意规避公证遗嘱，只模糊地说“生效公证文书”，显然不具有合法性，违反《民事诉讼法》对事实认定的相关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何某2答辩称：同意原审法院判决。何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56-25号房屋由何某2继承；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何某2、何某1均系被继承人何广富的子女，易正礼系何广富的再婚配偶。易正礼于2012年8月25日去世，何广富于2017年3月18日去世。2005年3月28日何广富、易正礼制作《财产处分决定书》一份，该《财产处分决定书》记载“立据人：何广富立据人：易正礼，为避免将来产生家庭矛盾，妥善处理立据人所有的财产，经二位立据人自愿订立如下财产处分决定：一、二立据人将何广富所有的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35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鞍房权证铁东字第××号、丘地号：1--24)46.5平方米私有房屋，更名给长女何某1(曾用名：何丽钢)所有；二、二立据人给付何某1(曾用名：何丽钢)人民币：三万六千元用于办理社保及医保所需费用；三、二立据人将何广富所有的位于鞍山市铁东区(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鞍房权证铁东字第××号、丘地号：1--16)66.22平方米私有房屋，在二立据人去世后留给长子何某2(身份证号：2103025××××××××)所有；四、二立据人去世后，长女何某1(曾用名：何丽钢)对于二立据人所遗留的财产无继承权，长女何某1(曾用名：何丽钢)不得对二立据人所遗留的财产主张任何权利。五、本决定书第三项、第四项作为二立据人所立遗嘱。”除何广富、易正礼在《财产处分决定书》上签字并按手印外，何某2、何某1均在该《财产处分决定书》上书写“同意”并签名按手印。同日，该《财产处分决定书》经（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在鞍山市公证处进行公证。《公证书》记载“兹证明何广富与易正礼于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财产处分决定书》上签名、捺手印。”该公证书加盖公证员和公证处的名章及签章。2007年，《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三项记载的坐落于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建筑面积66.22平方米，产籍号：1-16-21-1032的房屋动迁，后该房屋回迁。回签后的房屋坐落于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建筑面积78.3平方米，产籍号为1-16-62-1131，房屋仍在何广富名下，何某2在该房屋中居住，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2012年12月7日，鞍山市公证处工作人员对何某2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记载何某2清楚财产处分决定书不等于遗嘱，与遗嘱效力不同，也清楚该决定书第三条所记载的房屋需以法院判决为准。2017年7月6日，何某2、何某1因继承纠纷诉至该院，何某1提出反诉并交纳反诉费5800元。庭审中何某1明确表示不提起反诉，对原来反诉部分涉及的财产通过另行起诉解决。另查，庭审中，何某2、何某1均认可何广富遗产中有夏普575型号双卡录音机一台，何某1提出该录音机归其所有，何某2表示同意。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何广富、易正礼作为财产处分的权利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何广富、易正礼2005年3月28日作出的并经鞍山市公证处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否具有遗嘱的效力。经查，《财产处分决定书》对何广富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处分，第一项表述为将何广富名下的一处房产更名给何某1，第二项表述为何广富、易正礼交给何某1人民币36000元，第三项的表述为在何广富、易正礼去世后，本案诉争房屋归何某2所有，同时第四项记载何广富、易正礼去世后，何某1对二人遗留财产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第五项表述为第三项、第四项作为何广富、易正礼的遗嘱。可见，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第二项相当于赠与，在何广富、易正礼在世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何某1，第三、第四项实际在交代后事，此两项实际为附期限的契约，所附期限为何广富、易正礼的死亡期限，也就是说何广富、易正礼死亡后，该两项条款生效。正是基于何广富、易正礼死亡后，《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三项、第四项才发生效力，所以才有了第五项，“本决定书第三项、第四项作为二立据人所立遗嘱”的规定。综上可见，在何广富、易正礼健在的情况下，所生前及死亡后的财产情况进行了完整的交代，并在处分决定书上签字按手印，该决定书应认定是何广富、易正礼真实的意思表示。何某1辩称《财产处分决定书》不是何广富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故应认定《财产处分决定书》的真实性。关于《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三项、第四项的记载是否具备法定的遗嘱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遗嘱的形式，其中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2000年7月1日，《遗嘱公证细则》开始实施，该细则规范了遗嘱公证的程序，并对遗嘱公证的办理事宜作出了详细的法律规定。何广富、易正礼2005年3月28日作出了《财产处分决定书》，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尚未实施，何广富、易正礼办理公证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根据条例对公证的定义，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该条例第四条规定公证处的业务如下：（一）证明合同（契约）、委托、遗嘱；（二）证明继承权；（三）证明财产赠与、分割……等十四项业务。据此可见，何广富、易正礼所办理的公证内容涵盖了上述公证处业务的三项，不能单纯的作为单一的公证判断。如前所述，何广富、易正礼的公证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选择用公证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和赠与行为，上述行为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庭审中，何某1提出何广富、易正礼办理的并非遗嘱公证，且二人所立的“遗嘱”也不符合法定的遗嘱要件，公证处对该“遗嘱”的公证也与《遗嘱公证细则》不符，如前所述，何广富、易正礼办理的不是遗嘱公证，而是包含有部分遗嘱要素的一份复合型财产处分决定，还包含有附期限生效的部分，该处分决定应视为对继承权的处理（《财产处分决定书》第四项内容），而并非简单的针对遗产分配的遗嘱。虽然2012年12月7日，鞍山市公证处对何某2询问笔录记载何某2清楚财产处分决定书不等于遗嘱，与遗嘱效力不同，也清楚该决定书第三条所记载的房屋需以法院判决为准，但不能据此否认该公证书的效力。同时，何某1认可《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一、二项对自己有利部分的效力，但否认其他部分的效力，其本人也在《财产处分决定书》上签字按手印，应视为其对决定书效力的认可。综上，何广富、易正礼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不是公证遗嘱，无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遗嘱公证细则》关于公证遗嘱的格式限定，但《财产处分决定书》作为一份经公证的文书，是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决定书包含了何广富、易正礼处分财产、赠与财产、处理继承权的多种意思表示，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其虽然不符合遗嘱的格式，但仍应按照遗嘱看待，故本案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生效的公证文书，何某1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文书证明的事实，故《财产处分决定书》具有法律效力，应按照其记载的内容履行。对何某1主张按法定继承分配何广富遗产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三项、第四项明确记载，对于何广富的遗产应按《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三项、第四项予以办理，即回迁后的诉争房屋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建筑面积78.3平方米，产籍号:1-16-62-1131应归何某2所有。何广富的遗产夏普575型号双卡录音机一台，何某2、何某1在庭审过程中对该遗产已经达成协议，应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确定该遗产的归属，故该遗产归何某1所有。关于何某1提出反诉，要求继承何广富银行存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何某1当庭表示不再提出反诉，要求将该诉求通过另行诉讼解决，故在本案中对该请求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鞍山市铁东区，建筑面积78.3平方米，产籍号为1-16-62-1131房屋一处归何某2所有；二、何广富的遗产夏普575型号双卡录音机归何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何某2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因何某1提起反诉后又撤回反诉，收取1450元，由何某1负担（此费用何某1已交纳，应退还4350元给何某1）。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本案中，何广富、易正礼作为处分财产的权利人，有权以何种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何广富、易正礼为避免将来产生家庭矛盾，妥善处理立据人所有的财产，制作《财产处分决定书》，该《财产处分决定书》有何某1和何某2签名同意，说明立据人何广富、易正礼作出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经过何某1和何某2同意的，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合法有效，何广富、易正礼生前为了进一步确定该《财产处分决定书》的有效性及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到公证机关对《财产处分决定书》进行公证，不论是文书类公证，还是遗嘱公证，也无论何某2是否清楚何种公证形式，均不影响何广富、易正礼作出的《财产处分决定书》的真实意思的表达和《财产处分决定书》的效力，现何某2依据经过公证《财产处分决定书》主张权利，要求继承鞍山市铁东区号房屋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何某1提出本案原告诉求是要按遗嘱继承遗产房屋，本应该提交合法有效的遗嘱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原告并未举出有效证据，证明被继承人何广富生前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原告提交的证据是(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不是经过公证的遗嘱，只是经过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只是文书类公证，并非法律行为类的遗嘱公证，原审法院无视两种公证的证明对象、所依据的公证规则及审查严格程度完全不同，两者无法随意取代的事实，文书类公证只是认证类公证，只需形式性审查，无需实质性审查，无法满足证明遗嘱行为成立的法律要件，不具备遗嘱证据的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直接违反了《继承法》第17条对于遗嘱合法形式的明文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何某2作为原审原告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了(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公证内容是立据人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在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中明确“为避免将来产生家庭矛盾，妥善处理立据人所有的财产”，并且该《财产处分决定书》有何某1和何某2签名同意，应认定立据人何广富、易正礼作出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经过何某1和何某2同意的，现何广富、易正礼已经去世，何某2有权按照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实现自己的权利，何广富、易正礼生前到公证机关对《财产处分决定书》进行公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确定该《财产处分决定书》的有效性及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并且在《财产处分决定书》中第五项中明确表述为第三项、第四项作为何广富、易正礼的遗嘱。所以何某2在何广富、易正礼去世后主张权利符合遗嘱继承的法律规定，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包含了何广富、易正礼赠与给何某1的房产及钱款也包含其死亡后的房产如何处理的多种意思表示，是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公证机关公证的内容是《财产处分决定书》，对《财产处分决定书》内涉及遗嘱内容一并进行了公证，是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何某1提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鞍山公证处与被上诉人的“谈话笔录”，该笔录直接告知被上诉人，（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不是遗嘱公证，没有遗嘱效力，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证据自相矛盾地一面表示予以采信，一面又说，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公证证明的事实”，原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该公证不是遗嘱公证，只是文书公证，对本案也就不是合法证据，当然不具有遗嘱证明力，原审法院否认上诉人“谈话笔录”证据的证明力，于法无据，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谈话笔录”应该被认定为足以推翻不具有遗嘱证明力的原告证据（2005)鞍证内字第347号公证书的相反证据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财产处分决定书》有何某1和何某2签名同意，应认定立据人何广富、易正礼作出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经过何某1和何某2同意的，何广富、易正礼生前到公证机关对《财产处分决定书》进行公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确定该《财产处分决定书》的有效性及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并且在《财产处分决定书》中第五项中明确表述为第三项、第四项作为何广富、易正礼的遗嘱，虽然上诉人提供了公证机关出具的对何某2公证谈话笔录记载“？财产处分决定书的效力与遗嘱的效力不同你是清楚？也不等于遗嘱是否:清楚。清楚。？本财产处分决定书第三条所指房屋，需经法院裁定你是否清楚？：清楚。”该“谈话笔录”没有何某2对《财产处分决定书》予以否认的记载，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包含了何广富、易正礼赠与给何某1的房产及钱款也包含其死亡后的房产如何处理的多种意思表示，是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公证机关公证的内容是《财产处分决定书》，因遗嘱内容包含在《财产处分决定书》之内，所以对《财产处分决定书》进行公证也就是对该决定书内涉及遗嘱内容一并进行公证，是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论何种公证形式，均不能否定《财产处分决定书》的内容合法有效性，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何某1提出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才能保证遗嘱人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思，否则遗嘱人的法律行为就不能合法成立，就不能得到合法有效的遗嘱，本案上诉人的证据《财产处分决定书》，就是不符合《继承法》对遗嘱法律要件的规定,没有满足法律规定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的遗嘱见证人在场见证、代某、签名等明文规定，而无法证明被继承人何广富表示了自己的真实意思，即不能证明何广富设立遗嘱的要式法律行为成立，故《财产处分决定书》不能被认定为本案合法有效的遗嘱证据，原审判决“仍可以按照合法看待”的证据认定是重大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经过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中明确“为避免将来产生家庭矛盾，妥善处理立据人所有的财产”，并且在《财产处分决定书》有何某1和何某2签名同意，应认定立据人何广富、易正礼作出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经过何某1和何某2同意的,并且何广富、易正礼为了进一步防止发生纠纷到公证机关对《财产处分决定书》进行公证，进一步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该决定书的有效性，由于该《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经过财产处分权利人及财产接受人何某1和何某2签字同意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真实有效的，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何某1提出原审判决在认定证据上存在明显违法及重大错误，据此认定“本案中公证的《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生效的公证文书”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其中所说“是生效的公证文书”，规避了《继承法》规定中，只有公证遗嘱是与遗嘱继承唯一相关的公证文书，原审判决己经认定，本案证据公证书，不是遗嘱公证书，只是文书公证书，而本案证据必须是遗嘱，如果是经公证的，就必须是生效的公证遗嘱文书，而非生效的其他公证文书，原审判决中故意规避公证遗嘱，只模糊地说“生效公证文书”，显然不具有合法性，违反《民事诉讼法》对事实认定的相关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财产处分决定书》是经过财产处分权利人及财产接受人何某1和何某2签字同意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财产处分决定书》经过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后，何广富、易正礼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到公证机关对《财产处分决定书》进行公证，进一步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该决定书的有效性，由于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包含了何广富、易正礼赠与给何某1的房产及钱款也包含其死亡后的房产如何处理的多种意思表示，是何广富、易正礼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公证机关公证的内容是《财产处分决定书》，但是该《财产处分决定书》内容涉及遗嘱内容，该公证方式是经过何广富、易正礼认可，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何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岩审判员 王宇明审判员 程义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佳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