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林，男，195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仁忠，男，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701号403（B）室。法定代表人：夏小平。上诉人李建林因与被上诉人李仁忠及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3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建林上诉请求：改判涉案《担保书》不属连带责任担保。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时，李建林申请追加上海银来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和上海沙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湖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未予采纳。李仁忠投资的是沙湖公司银来演唱会六期的项目，《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中的转让方沙湖公司没有履行正常还款和回购义务，应追加为本案被告。二、李仁忠擅自改动李建林拟定的《担保书》，并威逼李建林在新的《担保书》上签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担保书》无效，李建林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三、本案为一般保证，非连带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现上海银来公司并没有倒闭，至今也没有受到法院的审判或者仲裁，其多个项目都在正常运作。因此，依法李建林不必承担连带责任。四、李建林担保属附条件的担保。（一）《担保书》前提是“在这一年内（即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3月22日止），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才由李建林负责偿还，由于上海银来公司旗下的所有项目都在正常运作，并没有倒闭，董事长、大股东也没有卷款潜逃。可见这应是一份有条件的《担保书》，附条件是李仁忠、李建林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李仁忠借双方多年的交情，以及追加投资为名，引诱李建林在《担保书》上签名。（三）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第1.2条、第2条、8.2条、第10条等的约定可知，上海银来公司系李仁忠的受托管理人，而不是其投资债权的债务人。涉案《担保书》由李仁忠最终定稿，该《担保书》明确约定担保指向的对象是上海银来公司，而不是理财产品的实际债务人即沙湖公司。因此，本案担保是有条件的担保，而不是无条件的连带责任担保。五、李仁忠投资标的性质决定了李建林不可能作无条件的连带担保。（一）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确认书》等可知，李仁忠投资标的是银来演唱会六期项目，是由沙湖公司发行的“资产收益权”的理财产品，即李仁忠拥有的是沙湖公司的债权，而李建林仅系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且与沙湖公司无关联。（二）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第8.1条和特别约定条款可知，李仁忠完全知悉其投资的理财产品的风险，并自愿承担该风险。（三）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第4.1条关于“不得在资产收益权上设立任何他项权利”的约定可知，李建林不能也不可能直接为李仁忠投资的理财产品的收益权和债权提供任何担保。而且现担保的对象上海银来公司至今仍在履行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整个上海银来公司项目仍在正常运作，如安徽神山小镇、银康健康城都在销售和建设中，广州珠吉医护养医院正常营业中，镇海寺莲花位项目正在认捐中等等，上海银来公司根本没有倒闭，董事长和总裁也没有卷款跑路。李仁忠辩称：一、关于李建林上诉要求追加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沙湖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李仁忠一审时仅以担保关系起诉李建林承担担保责任，将上海银来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并未到庭。李仁忠与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沙湖公司并无直接关系，有关系的话，也是上海银来公司内部运作而产生的关系。李仁忠签订涉案《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时，只知道所有投资均由上海银来公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单独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未追加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沙湖公司并无不妥。二、李建林上诉称李仁忠擅自更改《担保书》的内容，威逼李建林在《担保书》上签字，不属实。《担保书》是李建林拟定的，李仁忠只是做了小的修改，李建林是自愿签署《担保书》的，不存在威逼的事实。三、涉案《担保书》约定的是连带保证，并非一般保证。虽然《担保书》约定“在这一年内（即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3月22日止）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才由李建林负责偿还，但《担保书》也约定“到期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我（李建林）如期偿还。”，也就是说，李建林承担担保责任的实质性条件是上海银来公司“到期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而非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倒闭”。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倒闭”只是不能如期偿还的可能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李建林必须担责。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精神，“无法如期返还”中的“无法”和“如期”结合，不能将其理解为确实无力偿还债务的客观能力的约定，仅是表示到期不能偿还即产生保证责任。故《担保书》约定的是连带保证。四、虽然上海银来公司未进入正式的破产程序，但从李仁忠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上海银来公司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五、即使认定本案为一般保证，上海银来公司作为第三人缺席一审审理，证明其已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本案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李建林无权行使先诉抗辩权。六、关于李建林认为主合同债务人是沙湖公司，上海银来公司仅提供管理服务的问题。涉案《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上海银来公司的到期还款责任。上海银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李仁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建林向李仁忠偿还本金100000元并支付12000元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李建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仁忠与上海银来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签订《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一份（合同编号：YSY2018021159），合同约定：李仁忠（甲方，委托方）委托上海银来公司（乙方，受托方）为李仁忠提供资产收益权转让、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等相关服务，并促成资产收益权转让；甲方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资产收益权进行受让，具体资产收益权转让的基本要素信息，如基本信息、资产收益权之转让方等相关具体信息将在《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中列示；资产收益权之预期收益为按如下公式计算的金额：支付的投资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资产收益权转让起算日（含）至资产收益权清算日（不含）实际天数÷365；甲方确认同意投资本金及相应收益均不计息；乙方在到期后最近的清算日，将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一起汇转至甲方资金回收账户；甲方资金收付账户为：户名李仁忠；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蛇口支行；账户尾号0904。同日，李仁忠与上海银来公司、沙湖公司签订《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及《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基于李仁忠之前签订的《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合同编号：YSY2018021159），李仁忠同意受让资产名称为“易收益-银来演唱会六期”的资产收益权，初始受让金额为100000元，初始受让日期为2018年3月23日，到期受让日期为2019年3月22日，转让期限为12个月，到期资产总额为112000元；转让方为沙湖公司，受让人为李仁忠。《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约定：双方约定合同项下的转让期限为产品收益权转让日至回购日，2018年3月23日为转让日，2019年3月22日为回购日，回购金额共计人民币112000元；等等。2018年3月23日，李仁忠向上海银来公司支付了100000元用于购买上述资产收益权，沙湖公司作为转让方，上海银来公司作为服务方一并向李仁忠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该款。同日，李建林向李仁忠出具《担保书》，载明：“我自愿担保和推荐李仁忠投资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理财的人民币10万元（壹拾万元整）的理财产品，在这一年内（即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3月22日止），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我（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李建林在担保人栏签名，见证人栏署名“李庚阳”。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林向李仁忠出具的《担保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根据担保书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担保关系成立，即由李建林为李仁忠投资上海银来公司进行理财的100000元本金及利息提供担保。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建林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担保书》中约定“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我（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对于该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上海银来公司“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是李建林须承担担保责任的实质性条件，而目前上海银来公司下落不明，并拖欠李仁忠投资款及利息至今，故李建林应承担担保责任。因李建林在《担保书》中并无约定保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李建林应在本案对上海银来公司应返还给李仁忠的投资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李建林承担责任的金额。《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约定回购金额共计人民币112000元，该金额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到期资产总额112000元相吻合，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上海银来公司理应于回购日届满后立即向李仁忠返还100000元投资款本金及12000元利息。李建林在《担保书》中承诺若上海银来公司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故李建林在本案应承担向李仁忠返还100000元投资款本金及12000元利息的民事责任。上海银来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李建林应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李仁忠返还投资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120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80元，由李建林负担（受理费李仁忠已经预付，一审法院不再退回，由李建林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迳付给李仁忠）。本院二审期间，李建林提交如下证据：1.安徽神山小镇、银康健康城、广州珠吉医护养医院、上海崇明岛镇海寺图片，拟证明上海银来公司没有倒闭，没有跑路。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担保书》不是李建林自愿签订的，是被引诱签订的。3.《担保书》，拟证明双方之间商量好的担保书，不是当时签的担保书，李仁忠擅自更改了双方签字的担保书，李仁忠是被逼签的。4.银来视角工作简报及近期银来工作小组汇报银来部分项目运作情况，拟证明上海银来公司还存在，现在还正常运作。5.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仁忠自愿承担风险，看中了收益，而增加投入。李仁忠对李建林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图片连日期都没有，即使是真的也是以前的宣传图片。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可以佐证证据3只是一个拟定担保，李建林把拟定的担保说是确定的担保，这是不对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该《担保书》双方并未签字，只是一个拟定的担保。证据4都没有日期，应该也是原来的。对证据5真实性确认，当时是因为李建林对项目的宣传，例如李建林的老板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以及李建林的主管卖掉一套房2000000元来投资项目，所以李仁忠才说了微信记录中的话。李仁忠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建林自愿再次为李仁忠担保，《担保书》不是被逼所写。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建林知道自己被公司所害，也知道担保承担的责任。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担保书》是李建林自愿写的。4.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建林欺骗李仁忠，引诱李仁忠买李建林推销的理财产品。5.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建林的主管证明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已倒闭，所有客户已经报案。6.网上公告，拟证明上海银来公司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移交检察机关起诉，上海银来公司正式进入破产程序。李建林对李仁忠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微信上的这句话，李建林肯定是有讲过，但是讲的内容是不是关系到这个案件不太清楚。李建林当初在电话和广州见面时有跟李仁忠聊到其他产品（如车智慧等产品），应该是其他项目担保，或上海银来公司旗下的其他产品，这只是两个债权人之间（并非业务员与客户）的交流，李建林早已在2018年8月31日被上海银来公司辞退，并非指沙湖公司理财产品的担保，更不是指李仁忠再投上海银来公司理财产品。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担保书》确实是李仁忠逼李建林签的，而且二人是40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也是受害者。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投资本身就有风险，李仁忠自愿承担购买上海银来公司理财产品的所有风险（李仁忠在三个协议上的签名己证实）。李仁忠擅自变更和欺诈手段得到的《担保书》无效。对证据4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是正常的产品的宣传。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李建林的总监邹祖怡告诉其从来没有回答过李仁忠任何事情。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只是新闻报道，不是公安机关的通告。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及李建林是否应当就上海银来公司未能向李仁忠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即是否应当追加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沙湖公司为本案当事人问题。案涉《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签约方为李仁忠及上海银来公司，而银来公司广州分公司、沙湖公司均非该合同主体，亦非担保人，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并非本案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关于案涉《担保书》效力问题。李建林出具《担保书》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无证据显示其出具《担保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担保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李建林担保行为合法有效。案涉《担保书》并无涂改痕迹，且即使案涉《担保书》与微信聊天记录里《担保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也仅能证明双方在此之后通过协商在正式出具《担保书》时对内容作了变更，并不能以此否定李建林最终签名的《担保书》的效力。关于案涉保证性质问题。案涉《担保书》约定，如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者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息时由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之规定，李建林提供的保证为一般保证；虽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但本案送达情况显示，上海银来公司已迁移新址且长期未办理地址变更登记，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之规定，李建林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不能以李仁忠未对上海银来公司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并就上海银来公司财产强制执行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至于《担保书》中约定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者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息是否为李建林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问题。第一，从送达情况来看上海银来公司已经不在原地址经营，且长期未办理变更登记；第二，未有证据显示上海银来公司已经向李仁忠支付全部本息，债权未能全部得到实现，因此，李建林亦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李建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80元，由上诉人李建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冯佩烨黄小曼李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