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清，男，生于1978年2月17日，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娟，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建文，男，生于1969年3月17日，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张立清因与被上诉人骆建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2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立清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2456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自2017年开始向被上诉人供货，双方通过微信方式沟通供货、支付货款相关事宜，直到2018年年底，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订购货物的货款共计262334元。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1月18日分别向上诉人支付了30000元、30000元、20000元人民币，直到上诉人提起诉讼之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货款182334元。2、上诉在二审中发现新证据能够证实昵称为“成都阿建”是被上诉人本人。 被上诉人骆建文未答辩。 张立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骆建文向张立清支付货款182334元及逾期利息暂计8685元（自2019年1月18日起以18233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5月22日，后续利息继续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骆建文承担。 在一审中，张立清为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1.双方身份信息。拟证明诉讼主体资格；2.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对账单、银行转款记录，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骆建文尚欠张立清货款182334元；3.销售清单、物流清单，拟证明张立清将货物通过物流邮寄给骆建文，骆建文指定代收人熊小芳进行了收取。 骆建文未作答辩，也未提交证据。 针对张立清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针对证据1.对双方主体资格的证实，予以采信；针对证据2.一审法院认为张立清提供的微信截屏及聊天记录属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电子证据，对其证明力应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因绑定骆建文（微信名昵称：成都阿建）的电话号码的手机停机，张立清未提供绑定微信的电话号码的手机系骆建文实名登记并绑定该微信号，且骆建文未到庭进行质证，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存疑，故不足以证实张立清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针对证据3.销售清单、物流清单。对销售清单，系由张立清公司单方提供，名称“成都阿建”无骆建文签名，且无价格金额。故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对物流清单，虽系标明收货人系熊小芳，但张立清未提供证据证实系骆建文授权予以收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张立清主张向骆建文供应货物，双方进行了结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张立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张立清向骆建文运送过货物及骆建文所欠张立清的货款及金额。故张立清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其请求骆建文支付拖欠的货款182334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立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20元，由原告张立清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张立清提交了证据2份。第一份为：上诉人张立清申请律师调查令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的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一份，载明：“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自注册之日止至查询之日的实名认证信息如下：微信号：×××，姓名：骆建文，身份证号：5111211969××××××××”，拟证实张立清与骆建文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骆建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二）项规定，该证据来源于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真实合法，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第二份为：张立清向浙江省温州市华东公证处申请对张立清与“成都阿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证据保全，该公证处于2020年6月29日出具的（2020）浙温华证内字第11464号公证书，拟证实张立清与“成都阿建”通过微信聊天进行服装买卖，并进行了结算。被上诉人骆建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自注册之日止至查询之日的实名认证信息为姓名：骆建文，身份证号：5111211969××××××××”，与微信昵称“成都阿建”（微信号×××）与张立清在2018年6月12日下午2:18分微信聊天中出示的身份证一致。张立清从事服装批发生意，骆建文从事服装零售生意，从2017年开始，骆建文与张立清通过微信方式进行羽绒服等冬季服装买卖，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的交易方式为：张立清将服装样式通过拍照上传微信聊天和邮寄样品的方式发送给骆建文，并在微信中用表格形式标注了样衣的品名、款号、颜色、单价、数量、尺码，骆建文将所需服装款号、颜色、尺码、数量以及收货人、收货地址、收货联系电话通过微信发送给张立清，张立清按照骆建文的要求通过快递物流的方式寄出货物，并在微信聊天中向骆建文提供物流快递单号。货物发出后，张立清制作包含发货日期、服装品名、款号、颜色、尺码、数量、单价的客户对账结算单通过微信发送给骆建文。 在2018年9月9日、2018年9月13日、2018年10月14日、2018年10月17日骆建文与张立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骆建文向张立清提供收货地址、收货人、联系方式。 在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8日、2018年9月24日、2018年9月27日骆建文与张立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立清通过微信将样衣的品名、款号、颜色（可选择颜色）、单价、尺码、数量发给骆建文，骆建文未对单价、数量等提出异议，并在收到样衣后，于2018年9月13日、2018年9月25日、2018年9月27日、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1月25日、2018年12月8日手写订单拍照上传微信聊天向张立清下单。 在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17日、2018年9月22日、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1月28日、2018年12月2日、2018年12月8日、2018年12月15日、2018年12月19日骆建文与张立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立清通过拍照或截屏的方式向骆建文提供了快递单或快递物流信息。该快递单号上载明的收货人、收货地址、联系方式与骆建文提供的信息一致。 在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29日、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12日、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1月28日、2018年12月8日、2019年1月13日、2019年1月25日骆建文与张立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立清通过微信向骆建文发送了已发货物以及付款情况的结算清单，骆建文均未表示异议。其中在2019年1月25日，张立清最后一次发送给骆建文的结算清单上载明：销售服装和样衣共计892件，金额共计262334元，骆建文已支付8万元，尚欠货款182334元。 2018年11月22日骆建文分3笔向张立清指定的收款人戴家琴（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07）转款3万元；2019年1月2日骆建文向张立清指定的收款人戴家琴（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07）转款3万元；2019年1月18日骆建文（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56）向张立清指定的收款人戴家琴（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07）转款2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立清与骆建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若买卖关系成立，骆建文尚欠张立清货款是多少。 关于焦点一。本案二审已查明，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自注册之日止至查询之日的实名认证信息为姓名：骆建文，身份证号：5111211969××××××××”，与微信昵称“成都阿建”（微信号×××）在与张立清在2018年6月12日下午2:18分微信聊天中出示的身份证一致，能够证实微信昵称“成都阿建”系骆建文。在二人的微信聊天中，张立清将服装样式通过拍照片上传微信聊天和邮寄样品的方式发送给“成都阿建”（骆建文），骆建文将所需服装款号、品名、颜色、尺码、数量以及收货人、收货地址、收货联系电话通过微信发送给张立清，张立清按照骆建文的要求通过快递物流的方式寄出货物。因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张立清与骆建文虽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但通过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快递清单、对账单、转账凭证等证据，能够确定二人服装买卖的品类、数量、单价等事实，可以证实张立清与骆建文建立起了买卖合同关系。 焦点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在2018年9月至12月共向被上诉人骆建文销售服装874件，发送样品18件，金额共计262334元，骆建文已支付8万元，尚欠货款182334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在张立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立清向骆建文发送样品清单以及发货、付款的对账清单时，骆建文均未对货物的的单价和数量以及结算金额提出异议，且张立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快递清单、转账凭证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实骆建文尚欠张立清货款182334元。同时，骆建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诉讼权利的放弃。 此外，关于张立清要求自2019年1月18日起以18233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张立清与骆建文并未约定付款日期，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依法不予支持。 案涉交易系张立清与未曾谋面的骆建文，完全通过微信进行，交易时间跨度长、金额较大，但张立清在交易过程中一直未采用适当方式核实对方身份，也没有注意完整保留发货单等凭据，不仅为自己诉讼维权带来了不便，也增加了讼累。互联网为当事人从事民商事活动带了便利的同时，也带了风险，希望张立清在未来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更加审慎仔细，同时也希望骆建文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讲商业信誉，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贸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立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二审出现新证据，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1民初2456号民事判决； 二、骆建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张立清货款182334元； 三、驳回张立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120元，由骆建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元，由骆建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东 审 判 员  罗卫平 审 判 员  李建伟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  罗佳琪 书 记 员  喻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