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01行赔终3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林涵昌，男，1930年5月26日出生，住台湾地区台北市中山区八德路二段266巷2弄3号，台湾地区 委托代理人林顺昌，男，193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系上诉人胞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原福州市市容管理局、福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办公区8号楼14层。 法定代表人林坦，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彩虹，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章盛，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涵昌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4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28日，被告向原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出具榕综执委（2006）14号《委托书》，并于2007年1月由原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原告就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9月23日，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鼓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对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保福村41号房屋属于林涵昌所有的部分进行拆迁的行政行为违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榕行再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该判决2016年2月19日生效。2017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被告于2018年2月9日作出榕城综执局赔决[2018]第00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被告以原告已经超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定时效为由，对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并告知原告可在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不服，于2018年4月25日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一审法院另查明，经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丈量平面图及航拍图进行核实，保福村41号、44号林涵昌、林顺昌等人的房屋总面积为457.02平方米，其中保福村41号有三本产权证，两本为1951年核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分别为属林家骥、张妹官、林水照、林涵昌、张水清共有的平房，计占地0.105亩，折算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现场实地丈量的建筑面积为63.67平方米；属林依水所有的平房，计占地0.07亩，折算建筑面积为46.47平方米，现场实地丈量的建筑面积为64.19平方米；另一本1993年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林顺昌，屋式为土木结构平房四间，建筑面积54.1平方米。44号未查到产权登记档案，据拆迁人现场勘查，属林家所有的祖屋建筑面积为36.3平方米，根据96年航拍图，其余房屋除39.31平方米砖混房屋系1996年前建的，余下均为1996年后建盖的。故此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认定产权面积为218.26平方米（63.67平方米+64.19平方米+54.1平方米+36.3平方米），无产权面积为238.76平方米（457.02平方米-218.26平方米）。2013年11月8日，林顺昌、林顺昌妻子潘玉英（乙方）分别与拆迁人（甲方）运盛（福建）地产有限公司、拆迁实施单位（丙方）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了三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与潘玉英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保福村41号被拆迁面积32.75平方米，安置一套45平方米单元房;与林顺昌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两份，一份确定保福村41号被拆迁面积65.51平方米，安置45平方米单元房两套，另一份是确定保福村41号被拆迁面积120平方米，货币补偿每平方米7500元，旧房补偿费为900000元人民币（7500元/平方米×120平方米），这三份协议的被拆迁面积合计218.26平方米（即保福村41号、44号认定的产权面积）。余下的238.76平方米为无产权面积，又分为1996年之前建造的39.31平方米，补偿106235.27元（39.31平方米×2350元/平方米×1.15倍）[每平方米补偿2350元高于实施细则规定的货币补偿单价，增加5%是依据《福建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1996年之后建造的199.45平方米，依据实施细则，补偿102318元{199.45平方米×50%×[1550元/平方米-（700元/平方米-440元/平方米×80%×50%）]}；加上围墙内空地按砖混结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440元/平方米）的百分之三十即132元/平方米补偿（依据《福建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以上无产权面积货币补偿总金额共计223701元，该金额已体现在林顺昌签订的被拆迁面积为120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附的《拆迁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其中一项“无产权航拍面积附属物、庭院空地补偿”223701元部分。此外，2012年9月11日，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人民政府《关于林涵昌、林顺昌信访事项专题协调会议纪要》中载明，各方（原告方参会人员为林顺昌之子林维峰）在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保福村41号、61号被拆迁房屋内物品由拆迁人给予一次性8万元的经济补偿。2013年10月14日林顺昌（乙方）分别与拆迁人（甲方）运盛（福建）地产有限公司、拆迁实施单位（丙方）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就保福村61号被拆迁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拆迁人已按照该会议纪要的要求将该笔8万元的经济补偿计入拆迁补偿款（所附的《拆迁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中记载的“财产损失80000元”）。此外，原告林涵昌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7年5月9日《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余祖居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保福村41号，有关吾祖屋拆迁之补偿及迁居安置等事宜，均委托吾胞弟林顺昌代为协商处理…代为接受财物”；2008年原告出具的《恳求市长做主的控诉书》中记载“…吾众人已回海外，今特别全权委托吾胞弟林顺昌办理，善后补偿安置事宜”。同时，原告在落款日期2009年9月12日的《控告书》中原告林涵昌确认保福村41号面积为465.42㎡;原告在落款日期为2011年3月3日在《呈请保护侨胞台胞合法权益的报告》中确认保福村41号祖屋面积为455.42㎡。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且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违法，原告对涉案的保福村41号内的部分房屋享有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原告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向其申请国家赔偿时间已超过法定时效的问题，因被告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07年1月，当年原告即提起行政诉讼，故应适用2010年修正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被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违法，判决生效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因此原告于2017年11月17日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并未超过申请国家赔偿的时效。原告在收到被告的不予赔偿决定后，在决定所告知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亦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林涵昌所确认的保福村41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与作为原福州市房屋产权产籍和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福州市产管理局所核定的面积基本相符，且林涵昌也已授权委托其胞弟林顺昌处理房屋安置补偿事宜，并结合林顺昌及潘玉英所签署的多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具体内容，可以确认涉案的保福村41号房屋已经补偿到位，系由原告所委托的林顺昌和林顺昌配偶潘玉英签署了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原告在获得房屋安置补偿的同时又再行主张被拆除的房屋损失297328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同时，关于原告主张屋内财产损失100万元（全兰木艺术雕刻古董、双层床、蹬、四方棹、四角油灯、四张背靠椅、一合方型油灯、狮子头文明杖、古茶具），原告仅提交了自己书写的屋内损失财物清单，而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2012年9月11日，《关于林涵昌、林顺昌信访事项专题协调会议纪要》载明，保福村41号、61号被拆迁房屋内物品，经各方协商，已由拆迁人给予原告方一次性8万元的经济补偿，该经济补偿亦已到位，原告关于屋内财产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此外，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50万元的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以公民的人身权益受到侵犯为前提条件，本案原告系因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侵害其财产权而提起的赔偿之诉，故原告提出的赔偿其精神损失50万元，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上述赔偿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此外，关于已由被告支出的案涉被拆迁房屋评估费3万元的问题，因被告迟至2019年7月31日才向法院补充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补偿到位导致评估费的发生，故应由被告自行承担该笔费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涵昌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林涵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和判决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名下所有的保福村41房屋被拆迁的安置补偿已被林顺昌和潘玉英代为领取，显然违背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法院的民事判决已确认保福村41房屋除祖宅外还有林顺昌的私产，林顺昌和配偶潘玉英所签署的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因林顺昌名下房产被违法拆迁后所领取的拆迁安置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给予上诉人一次性8万元的经济补偿，上诉人主张拆除房屋的损失属于重复赔偿，于法无据。该认定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关于8万元经济补偿问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民终385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该经济补偿是对林顺昌房屋被拆迁的财产损失赔偿，与上诉人房屋被违法拆除时房屋内的财产损失完全没有关联。况且上诉人祖房中存放着大量祖上留下的贵重物品，价值连城，因被上诉人的违法拆迁行为没有做好证据保全，导致贵重物品全部丢失。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违法拆除房屋导致屋内财产损失100万元合理合法。综上，上诉人认为其房屋与林顺昌的房屋是相互独立存在，不管是赔偿还是安置补偿时在法律上都应当独立进行，上诉人并未委托林顺昌处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安置房及补偿款的领取也都是林顺昌和潘玉英以个人的名义签订并领取。被上诉人的违法拆迁行为在2015年11月23日才经法院最终确认为违法行为，上诉人才有权利主张赔偿，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行政赔偿请求。 被上诉人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辩称，一、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一）保福村41号所有房屋已全部得到安置补偿，上诉人应向其委托代理人林顺昌主张已补偿到位的权益。虽然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没有体现上诉人名字，但上诉人已经将保福村41号祖房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全权委托给了胞弟林顺昌，林顺昌就保福村41号祖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所有行为即包含了上诉人林涵昌的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就由上诉人林涵昌承担。（二）上诉人诉请赔偿屋内财产损失约100万元无事实依据。2012年8月23日，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鼓楼区洪山镇人民政府就保福村41号、61号拆迁补偿问题召开专题会议，双方在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被拆迁房屋内物品由拆迁人给予一次性8万元经济补偿。拆迁人已于2014年8月26日付清经济补偿款，该问题已得到解决。（三）拆迁行为并未侵犯上诉人的人身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只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拆除房屋行为并未侵犯上诉人人身权，其主张赔偿精神损失5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均经一审开庭质证，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生效的（2015）榕行再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上诉人对福州市鼓楼区房屋属于林涵昌所有的部分进行拆迁的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林涵昌有权就被上诉人涉案违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请求赔偿。根据在案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林涵昌已授权委托其胞弟林顺昌处理房屋安置补偿事宜，林顺昌及其配偶潘玉英已就涉案的保福村41号房屋与拆迁人签订多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按照协议全部得到了安置补偿，涉案房屋已经补偿到位。故一审对上诉人在获得房屋安置补偿的同时又再行主张被拆除房屋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屋内财产损失100万元，仅有其单方书写的损失清单，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在2012年8月23日，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鼓楼区洪山镇人民政府就保福村41号、61号拆迁补偿问题召开专题会议，拆迁双方当事人已在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由拆迁人给予上诉人方一次性8万元的经济补偿，该经济补偿亦已到位，一审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依法不属于本案的赔偿范围，一审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红波 审判员  曾 莹 审判员  蔡陈飞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陈俊杰 书记员曾媛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