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茹树安，男，汉族，1972年7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会能，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穗龙建筑装修工程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169号之二。法定代表人：李永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院昌，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茹树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穗龙建筑装修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穗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5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茹树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穗龙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茹树安支付工程款垫付款5831956元及利息（自2019年6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周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倍标准计算）；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反诉费全部由穗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茹树安与穗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实属合作分成关系，并非挂靠关系或委托代理关系。穗龙公司在多年后（挂牌出售）清盘结业，法定代表人李永江己退休离职不能完成“手尾”解决遗留多年未清理的该项目债权债务，其中包含大量投入结算工程成本及投资投入，而选择茹树安签定协议书，双方系合作投资投入分成分配利益分享方式，穗龙公司没资金投入，又因该债权债务由“茹文早施工队”为穗龙公司（穗龙公司和李永江个人职工内部挂靠总承包关系再分包茹文早施工队）、投资方西湖公司垫付了该工程费用和税费形成的债权，穗龙公司与西湖公司原有“三方”合同约定穗龙公司引资投资“挂靠”华粤公司广房公司开发建设并实行总承包该项目其应承担引入投资方西湖公司案涉的一切税费义务，因此茹树安“对追索收回该款项”享有大部分利益。该《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仅是由李永江个人与茹文早双方之间私下订立的分包合同，茹文早并非与穗龙公司形成“债权债务”转移让与具有“挂靠”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仍然是委托合同性质；且该合同中李永江向茹文早收受了40万元中介服务费是没有交税属偷税漏税，其直接在穗龙公司账中划扣，茹文早与穗龙公司也没有一份真实的挂靠收入支出财务账册，均由李永江个人代茹文早背书出账；证明李永江与穗龙公司实质是其企业内部职工“挂靠”总承包关系（建筑部），穗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黄炳材，李永江与茹文早是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关系。穗龙公司实行企业内部承包制度，李永江与茹文早的该合同仅是其中一份内部“分包”承包合同而已；除此之外，李永江另外将该工程项目及拆迁工程以“茹文早施工队名义”层层委托代理对外分包；李永江以委托合同分包工程赚取差额共计：184.18万元（34.6万元+79.58万元+30万元+40万元=184.18万元）偷税漏税；另分包给特一房地产公司黄特夫纠纷一案判穗龙公司赔偿150万元；土建工程分包给“曾顺群曾焕桂施工队”，由“茹文早施工队”结算造价1200万，李永江黄佛宋结算造价1500万，多付差额300万损失推由“茹文早施工队”分包承担，该结算产生纠纷导致“城建档案”资料被烧毁影响该项目无法办理房产证合法手续引致诸多纠纷，均由穗龙公司现今的法定代表人李永江以该“委托代理合同”分包挂靠承包方式操控完成，赚取穗龙公司“国企资质”税管利益差额归李永江个人所有，层层再分包刻吃回扣，造成的损失却推给“茹文早施工队”分包承担，偷税漏税毁账逃避税务稽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李永江将上述层层分包造成违法建设的经济法律责任偷税漏税后果以“债权债务”转移分包给茹树安承包承担欺诈茹树安，以“茹文早病危”为由不出具委托授权手续追索该案涉的“代垫工程款税费”胁迫接受其提出的原由10％提高至15％收费方出具委托手续办案，该《补充协议书》李永江使用欺诈胁迫手段转嫁给茹树安承担承受而签订的，非茹树安真实意思表示。该《补充协议书》中李永江代表的穗龙公司属国企，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转移给“个人”挂靠承包承担是违法的，国有资产转移转让是另有法律规定的；李永江非法侵吞穗龙公司全民所有制国企的合法管理费税费利益据为己有；造成诸多劳资纠纷法律案影响社会秩序；侵害分包承包人茹文早施工队的合法权益利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该《补充协议书》其实是授权委托合同性质，茹树安仍然是为委托权利人穗龙公司的利益服务的委托，茹树安根本没有享有真实的挂靠承包人权利，穗龙公司却是无本生利享有分成15％纯利益。该《补充协议书》是违法的无效约定，对茹树安没有法律约束效力。该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和税费（穗龙公司与西湖公司原有“三方合同”约定其应承担投资方西湖公司一切税费义务）均由“茹文早施工队”垫付，茹树安“对追索收回该款项”享有大部分利益，因此，《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利益均衡，选择合作分成方式达到双方目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了合作合同关系，并非挂靠关系或委托代理关系，相应的收回款项的税费，也并非像挂靠关系一样由挂靠方承担，而是由合作合同条款约定的。（二）由于穗龙公司在涉案项目的承包、财务等方面管理混乱，导致本次收回的工程款的税费缴纳发生重大争议，严重影响茹树安合法权益。穗龙公司没有与茹树安以及“茹文早施工队”签订挂靠合同，《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仅是由穗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江个人与茹文早订立的分包合同，穗龙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黄炳材，李永江与穗龙公司实质是企业内部职工挂靠总承包关系（建筑部）。此外，李永江还将该工程项目及拆迁工程以“茹文早施工队名义”层层分包，赚取差价，为防税务据实征收查账计缴税项稽查，故意毁账偷税漏税。由此造成名义上的施工方即穗龙公司在项目管理上的混乱，在财务和报税方面的混乱，直接影响到该项目工程款追索以及税费缴纳等方面的争议，原本历史遗留的拖欠长达二十多年的工程款，穗龙公司却按照近几年才颁行的企业增值税纳税，损害了茹树安利益。（三）涉案工程款不应按增值税计征，应按营业税计征，穗龙公司按增值税计付税费是错误的，应自行承担。1.涉案工程款是收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建设工程尾款以及垫付款，应当按照此前的营业税等计征。2.退一步说，涉案工程款是“广州市豪贤路芳草阁商住楼”建设工程的增减工程差价款、电梯安装工程等的垫付款，其中茹树安均须支付全部的建设和装修材料款、电梯等设备设施款、几百名工人的工资，以及茹树安因追索工程欠款支付了审计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在上述费用均未扣除的情况下计算增值费用，也是不符合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的，是违法的计征。3.穗龙公司不听从茹树安及专业人士的计税意见和建议，不顾自身和茹树安的利益，按照增值税计税征缴，虽给国家多作了贡献，但其企图将高达六十万元税费转嫁茹树安身上，严重损害了茹树安的合法权益，应自行承担。（四）双方协议约定以任何方式追回的工程款的一切税费均由穗龙公司承担，包含在其可分享的15％工程款之内，即茹树安分享的85％是不包含税费的净收入。双方于2013年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穗龙公司可以享有15％，是包含了其可以收取的管理费和工程款的税费在内的，一审判决理解为“管理费的税费”，有失偏颇。首先，从此前无论以茹文早的名义，还是本案茹树安作为代理人的名义，与穗龙公司签订的多份类似合作协议等相关条款可以看出，穗龙公司此前收取的管理费一直为工程款的10％，且工程款的全部税费均包含在10％之内，即有关工程款的全部税费是由穗龙公司缴纳的，无须由挂靠方另行缴纳，另行结算的。而本次建设工程款属于尾款，签订《协议书》时己距离工程竣工长达二十多年，时过境迁，证据薄弱，追收难度极大，茹树安为追讨欠款光进行前期工程评估、审计等花费就达几十万元，而不论后期的聘请律师进行诉讼、执行等各项开支费用，在此情况下，为保障双方权益，双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并且在分成比例上，将此前一直以来穗龙公司收取的含税管理费的10％比例提高到了15％。因此，茹树安分享的85％的款项，并不存在仍需扣除相应税费的问题，整个工程款的税费均应由作为名义施工方的穗龙公司承担，茹树安可得款项85％工程款属于净收入。其次，从协议条款内容“……15％（管理费税费）”，从文义上应当理解为包含了两项费用，即管理费和税费，对外而言，穗龙公司是名义上的施工方，建设工程的一切税费均由其申报和缴纳，而个人挂靠方是不可能申报和缴纳的俗称“税管走账”服务义务。此外，如果仅包含了管理费这一部分的税费，则接下来茹树安一方应享有的85％，同样也应特别注明包含税费，显然，未有任何特别注明则应理解为穗龙公司分享的15％，己包含了追回工程款的全部税费。综上所述，本案争议焦点是穗龙公司两次收的工程款合计7272322.97元（472322.97元+6800000元），是否应按增值税计征计付税费，并相应扣减茹树安增值税等税费合计580072.05元（43820.74元+536251.31元）。补充：1.2013年12月16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是解决税费由谁承担的主要依据，该《协议书》的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与本协议第三条三方的分成是相互印证的;2.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分配比例中穗龙公司的15%是特别标注包括税费和管理费，整个税费都应由穗龙公司承担，茹树安的85%是没有特别标注的不用承担税费;3.本案涉及收的款项是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问题，应该按照以前的规定来计算，但由于穗龙公司的管理混乱，账目不清，所以按照现在的增值税计算;4.即使按照增值税计算也应该抵扣之后按照剩下的3%部分计算，而不是9%来计算。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裁判不当，为维护茹树安合法权益，敬请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穗龙公司辩称，我方认为茹树安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双方之间茹树安是挂靠穗龙公司承包涉案工程的，茹树安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穗龙公司与法定代表人李永江产生过内部承包关系，同时李永江与茹树安之间也没有直接合同法律关系、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关系，涉案工程实际上是茹树安挂靠穗龙公司的资质承包，并由茹树安亲自负责工程的施工和结算，茹树安与穗龙公司只是基于内部承包合同及协议书来结算管理费和税费。茹树安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案相应工程款、管理费税费已经通过内部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协议书作出明确约定，茹树安承担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费用，协议还约定如穗龙公司违约，穗龙公司交纳的一切费用由穗龙公司承担，茹树安在收取工程款后不愿意交纳税费才引发本案诉讼。针对茹树安的补充意见，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明确双方的实质关系，整个工程由茹树安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茹树安向穗龙公司交纳管理费。茹树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穗龙公司按《协议书》约定的比例立即将收到的5831956元（6800000元*85%+51956元）工程款，以及以5831956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2.穗龙公司返还茹树安因诉讼追索上述工程款支付的受理费47022、公告费500元；3.本案受理费及保全费由穗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993年12月30日，华粤公司（甲方）与穗龙公司（乙方）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了甲方将本市豪贤路芳草街住宅大楼工程交由乙方承建，对有关问题，签订如下条款：工程名称：豪贤路芳草街住宅大楼；工程地点：广州市豪贤路芳草街34-46号等内容。该合同由双方盖章确认，茹文早在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1994年1月26日，市穗龙建筑装修工程公司建筑部（甲方、发包方）与茹文早施工队（乙方、承包方）签订《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西湖公司永贤路芳草街住宅大楼工地；承包经营范围：1、承建土建、装修工程施工任务；2、本工程拆迁搬迁及住户安置、回迁等施工项目；承包期限：叁年，从1994年1月1日起至1995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额：乙方按工程总额的百分比向甲方缴交承包费，其中土建（含维修）工程按工程总额的10%，拆迁、搬迁工程及搬迁费用约1000万按工程总额的3%，并按入款工程进度缴交。另用括号补充说明：土建工程上交管理费已包括建筑营业税，拆迁、拆迁工程、拆迁费用，未包括建筑营业税及本工程开发费用；乙方责任：乙方要承担下列经济责任：1、承包费：联系和承接工程义务所需的旅差、业务费；2、工程所需的人工、材料、工具、管理等一切费用；3、凡属工程需要施工单位缴交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乙方有下列责任：……2、要遵守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规定、法令和法律，要依时纳税，要依约缴交承包费、房租，要遵守行政纪律，财务制度，违约责任自负。1996年5月30日，华粤公司（甲方）、西湖公司（乙方）与穗龙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于1993年12月22日与广房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简称合同一），并于1993年12月29日与西湖公司签订按乙方所得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650元计算投资款项的合作开发合同（简称合同二），且于1993年12月30日与穗龙公司签订了该项目的工程承发包合同（简称合同三），为能进一步理顺好各方的关系和分清责任，以进一步加快该项目的建设需要，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在原合同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书，条款如下：合同一、二、三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有关条款与本协议书不一致时，以本协议为准；丙方继续按合同三规定的承包方式、承包内容和单价，对合作项目实行总承包（包括拆迁补偿、回迁安置、三通一平、土建、机电施工工作及费用，并负责支付土地有偿使用出让金、开发综合管理费、一切税费及办理房屋产权有关费用）。该协议由茹文早作为穗龙公司方经办人签字确认。2009年10月9日，茹树安与茹文早签署在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形成《授权书》，载明茹文早作为委托人委托茹树安作为受委托人全权负责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芳草街商住楼项目的所有对内对外事务；授权范围：一、茹树安执行该项目的三方合同和补充协议行使项目负责人的权利；二、茹树安负责同西湖公司、广房公司、穗龙公司之间的项目结算；三、茹树安负责该项目拆回迁结数、结案和收取增大面积购房款；四、负责解决该项目余下的后续问题；五、负责管理该项目剩下没有售出的房屋的所有事务；授权期限：从委托书签订之日起至该项目所有的事务完成止。2011年6月7日，李永江与茹树安签署《补充协议书》，其中载明甲方为穗龙公司，乙方为茹文早、茹树安，甲、乙双方于1994年1月26日签订《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承包豪贤路芳草街住宅楼拆迁、工程建设项目，整个工程由乙方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乙方按照约定的比例向甲方缴纳项目管理费等。该工程名称为：豪贤路芳草街住宅楼“芳草阁”；于1998年年底交付拆迁户以及西湖公司等业主使用。时至今日，该项目仍有部分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乙方处理和解决（乙方以甲方名义）。上述承包合同签订后至今，双方均依约定履行了义务。现甲乙双方就有关遗留问题，经友好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一、乙方为本工程建设项目的承包人，对本项目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行享有由该项目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等），自行承担本项目的一切义务（债务），本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包括且不限于实物、房产、货币收入形式的收益等均实际属乙方所有；本项目的一切债权债务等，概与甲方无关。二、甲方仍应积极配合或协助乙方处理本项目遗留问题，包括提供或办理有关的资料和授权委托手续、向西湖公司追索投资款或工程款，催收、结算放款和增大面积差价款等，以及处理与广州房地产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款项清算等事务；如上述事务（纠纷）涉及到诉讼、仲裁、申请执行等，甲方应向乙方出具起诉或应诉、授权书等手续。有关诉讼、仲裁等需要支付的一切费用，以及诉讼、仲裁结果，无论胜诉或败诉，概由乙方享有或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三、乙方同意甲方在办理本合同第二条事务时，按照实际回笼到账资金总额的15%，向甲方支付经营管理费。该费用在乙方收到相关款项后三日内付清或经款项转至甲方银行账上；四、原乙方茹文早先生特别授权给其儿子茹树安先生，全权参与处理、承担“芳草阁”项目的债权债务，与本工程项目有关的一切遗留事务。该补充协议书由李永江、茹树安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字确认。2013年12月26日，穗龙公司（甲方）与茹树安（乙方）签订《协议书》，其中载明：广州市豪贤路芳草阁商住楼是以广州房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广州市房地产实业开发总公司）名义开发，由甲方实际承包、开发建设的工程项目。项目开发期间，引进了西湖公司作为合作方投资建设，甲方与该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等文件该项目于1998年底竣工并安置回迁，但该司至今未与甲方结算并付清建筑工程款。该司早已歇业，双方纠纷已长达十五年之久，项目相关证据资料并不齐全，工程款的追索难度极大，且需先期投入大额资金费用，特别是甲方与该司的工程结算及款项追索等事务一直以来都是实际由茹树安本人负责经办，基于以上原因，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明确双方的权责，以资共同遵守。1、甲方全权委托乙方通过调解等非诉讼方式、或诉讼等方式，以甲方的名义向西湖公司追索本项目工程款的结算、支付、收款等全部事务；乙方负责垫付办理本委托事务的全部费用，包括法院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调查费、律师费、住宿差旅费、审计评估费、政府收费等与本项工作有关的一切费用；乙方通过诉讼、非诉讼等任何方式追索收回的工程款项，按下列比例分配：即甲方公司占15%（含管理费税费）、乙方占85%；收回的工程款项进入甲方账户之日叁天内应无条件支付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账户，逾期则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计付利息；乙方有权以机房的名义聘请律师、工程结算人员等参与委托事务，甲方应协助配合，并出具相关委托手续，甲方有义务提供收款的证实税务发票，协助乙方收取工程款；甲方委托乙方的上述事务，属于不可撤销委托，否则，不论甲方基于任何原因单方撤销本委托授权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乙方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审计评估费、政府行政部门收取的税费，以及为此所花费的人工工资、差旅住宿等全部费用；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西湖公司的工程款项付清之日止。2016年3月2日，一审法院就穗龙公司诉西湖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98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西湖公司一次性向穗龙公司支付工程款4343595.03元及利息（自1999年1月1日起止工程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穗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022元，公告费500元，由西湖公司负担。”同年6月30日，一审法院受理了穗龙公司对西湖公司就（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98号一案的执行申请，案号为（2016）粤0104执5260号，穗龙公司收到第一笔执行款472322.97元。2017年1月23日，茹树安、穗龙公司双方就第一笔执行款472322.97元进行了结算，茹树安作为工程结算收款人在《芳草街工程项目执行结算款》上签字确认一审法院（2016）粤0104执5260号案件项下的工程款收入：芳草街工程项目执行结算款金额为472322.97元，公司预留工程增值税：1.472322.97元*11%为51956元;2.公司管理费：472322.97元*10%为47232元;3.材料发票报账：472322.97元*5%为23616元;4.工程款余额：472322.97元-（2+3+4）为349519元。同日，穗龙公司出具《预留税款说明》，载明:今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退回（2016）粤0104执5260号案件执行款472322.97元，公司现预留11%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51956元，待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执5260号案件全部执行完结后，公司如不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西湖公司报账），公司将此税款全额退回工程责任人茹树安。2019年5月24日，穗龙公司与西湖公司就（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98号一案的执行达成执行和解，西湖公司在2019年5月31日向穗龙公司给付680万元，同时支付该案评估费、执行费，穗龙公司在收到680万元款项后该案全部执行完毕，且双方就中山四路芳草街住宅楼工程项目产生的工程款及投资款视为全部结清完毕，穗龙公司收齐款项后同意（2016）粤0104执5260号号及恢复执行的（2018）粤0104执恢76号案件全部了结并作结案处理。2019年6月5日，一审法院向穗龙公司、西湖公司出具（2018）粤0104执恢76号结案通知书，载明：本院受理的穗龙公司申请执行西湖公司（2018）粤0104执恢76号[原执行案号：（2016）粤0104执5260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案件经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同意本案执行完毕，本院现已作结案处理。2019年9月23日，穗龙公司向西湖公司开具了74张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建筑服务、工程服务，税率为9%，备注均显示为：根据（2018）粤0104执恢76号工程执行款，其中编号为35648822-35648826的5张发票总金额合计为472322.97元，销项不含税金额为433323.83元，税额合计为38999.14元；编号为35648827-35648840、35644103-35654157的69张发票总金额合计为6800000元，销项不含税金额为6238532.24元，税额合计为561467.76元。另查明，茹树安提交的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盖章确认的两份《城建税、教育费附件、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表》均显示纳税人为穗龙公司，其中税款所属日期为自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申报表载明：增值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的计税依据增值税为38950.26元，税率（征收率）为0.02，本期应纳税（费）额为779.0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增值税为38950.26元，税率（征收率）为0.07，本期应纳税（费）额为2726.52元；增值税教育费附加的计税依据增值税为38950.26元，税率（征收率）为0.03，本期应纳税（费）额为1168.51元，本期应补税额总额为4674.04元。建筑安装工程印花税计税金额或件数为472322.97元，适用税率为0.0003，本期应纳税额为141.70元。税款所属日期为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申报表载明：增值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的计税依据增值税为475153.06元，税率（征收率）为0.02，本期应纳税（费）额为9503.0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增值税为475153.06元，税率（征收率）为0.07，本期应纳税（费）额为33260.71元；增值税教育费附加的计税依据增值税为475153.06元，税率（征收率）为0.03，本期应纳税（费）额为14254.59元，本期应补税额总额为57018.36元。建筑安装工程印花税计税金额或件数为68155213元，适用税率为0.0003，本期应纳税额为2044.56元。穗龙公司为证实其已实际缴纳了涉案的第一笔工程款472322.97元及第二笔工程款6800000元的税费，提交了六张征收机关名称为国家税务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其中显示：2019年5月7日，穗龙公司缴纳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印花税16.70元，2019年6月14日，穗龙公司缴纳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印花税125元，两笔印花税合计为141.70元；2019年6月14日，穗龙公司缴纳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增值税38950.2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726.52元、教育费附加1168.51元、地方教育附加税779.01元，缴纳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增值税475153.0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33260.71元、教育费附加14254.59元、地方教育附加税9503.06元、印花税2044元。此外，穗龙公司提交的两张认证结果通知书载明，穗龙公司于2019年4月报送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专用发票抵扣联共1份，税额为1646.01元，于2019年5月报送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专用发票抵扣联共13份，税额为92915.33元。穗龙公司表示，税务申报是按月申报的，而非按照单笔收入进行申报，所以在申报涉案两笔工程款项时不可避免要将当月相应的其他经营收入一并申报，但合并申报的营收数据在申报表上仍然是分拆计算并且可以识别的。为证实该主张，穗龙公司提交了加盖有国家税务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税费业务专用章的2019年4月和2019年5月的纳税申报表，其中，纳税所属日期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纳税申报表征税项目中9%税率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一栏中载明开具其他发票的销售额为17745.90元、销项（应纳）税额为1597.13元，为开具发票的销售额为433323.83元，销项（应纳）税额为38999.14元，合计销售额为451069.73元，销项（应纳）税额为40596.27元；纳税所属日期为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纳税申报表征税项目中9%税率的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一栏中载明开具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为1834.86元，销项（应纳）税额为165.14元，开具其他发票的销售额,74615.07元、销项（应纳）税额为6715.36元，未开具发票的销售额为6238532.11元，销项（应纳）税额为561467.89元，合计销售额为6314982.04元，销项（应纳）税额为568348.39元，税额递减情况表显示本期应抵缴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及技术维护费税额为280元。穗龙公司另表示，第一笔工程款472322.97元是在2019年4月申报的，按照税率9%计算，应缴纳增值税金额为38999.14元，穗龙公司已全部实际缴纳，穗龙公司最后申报的4月份的增值税总额之所以为38950.26元，是因为其在4月份除涉案第一笔工程款外，还有其他收入17745.90元（不含税销售额），产生增值税1597.13元，抵扣税费1646.01元，故实际缴纳的税额为38950.26元（38999.14元+1597.13元-1646.01元）；第二笔工程款6800000元是在2019年5月申报的，按照税率9%计算，应缴纳增值税金额为561467.89元，穗龙公司已全部实际缴纳，穗龙公司最后申报的5月份的增值税总额之所以为475153.06元，是因为其在5月份除涉案第二笔工程款外，还有其他收入1834.86元、74615.07元（不含税销售额），产生增值税165.14元、6715.36元，抵扣税费92915.33元、280元，故实际缴纳的税额为475153.06元（561467.89元+165.14元+6715.36元-92915.33元-280元）。诉讼中，茹树安、穗龙公司共同确认，茹文早系茹树安的父亲，《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补充协议书》系穗龙公司与茹文早签订的，之后茹文早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茹树安全权负责涉案项目的所有对内对外事务，茹树安与穗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涉案项目工程的利益分配进行结算。茹树安明确表示其依据该《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协议书上文字表述为委托合同关系，但其与穗龙公司之间实际上存在挂靠合同关系，《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系茹文早与穗龙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补充协议书》与《协议书》是双方基于挂靠关系进行了补充约定，《协议书》是对《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变更，工程款已进入穗龙公司账户，故穗龙公司应承担纳税义务。穗龙公司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表示《协议书》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只是双方履行挂靠合同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是对《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的变更，但是对《补充协议书》的再次补充，明确了结算原则及条件，穗龙公司只是协议茹树安开具发票，从而收取管理费，《协议书》项下的一切权利义务由茹树安承担，故工程款的税费应按照《协议书》约定按比例分担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关于税费的缴纳问题，穗龙公司表示，穗龙公司实际纳税的结果不等于单笔涉案工程款的税费负担，根据计税规则和相关税率，涉案工程款应缴纳的税费仍然可以拆分识别并准确核算出来，穗龙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因其自身其他收入税费抵扣导致金额低于发票项下的增值税，进而导致以增值税为基数计算的地方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相应减少，但导致税费减少的抵扣项目属于穗龙公司的其他利益，与涉案工程无关，穗龙公司实际已按照法定税率缴纳了第一笔工程款472322.97元的增值税38999.14元、印花税141.70元及其他税费4679.90元（包括地方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总金额为增值税的12%），合计金额为43820.75元，穗龙公司同意在茹树安预留用于缴纳税费的51956元中扣减其实际应负担的43820.75元后将余款退还给茹树安；穗龙公司缴纳了第二笔工程款6800000元的增值税561467.89元、印花税2040元及其他税费67376.13元（包括地方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总金额为增值税的12%），合计金额为630884.08元。按照茹树安对该笔6800000元工程款的分配比例85%计算，茹树安应负担的税费为536251.46元。茹树安则主张其没有向穗龙公司缴纳税费的义务，穗龙公司的税费税率没有依据，增值税的计算方法是销项不含税金额扣减进项金额，产生增值后，再按税率9%，得出增值税金额，穗龙公司仅凭销项不含税金额不考虑进项税额，直接计算出增值税税额，明显增加了双方不必要的负担，且穗龙公司作为建筑工程公司为降低成本扩大利润，不可能按9%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一般最多按税率3%计算，且穗龙公司主张茹树安承担税费，系行政税收法律关系，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茹树安是否需要向穗龙公司缴纳税费，缴纳的税率标准，应由税务机关处理，不应由法院在本案中解决。此外，茹树安表示其支付了（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98号案中发生的诉讼费47022元及公告费500元，是以穗龙公司名义缴纳的，且茹树安已申请办理退费，该费用会退回到穗龙公司的账户上，要求穗龙公司予以返还，穗龙公司则表示目前仍未收到该退费。以上事实，有茹树安提交的《协议书》、（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98号民事判决书、《预留税款说明》、听证笔录、（2018）粤0104执恢76号结案通知书，穗龙公司提交的《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补充协议》、《授权书》、《补充协议书》、《协议书》、《预留税款说明》、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城建税、教育费附件、地方教育附加税（费）申报表》、认证结果通知书、纳税申报表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茹树安与穗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结合茹树安、穗龙公司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穗龙公司是否已就涉案项目工程款缴纳了相关税费；2、涉案项目工程款已缴纳税费金额如何认定；3、涉案工程款税费如何分配。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笔工程款为472322.97元，双方确认除预留税费51956元外，其他均已结算完毕。根据穗龙公司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及发票，可以证明穗龙公司已就该笔工程款实际向西湖公司开具了5张发票，票面总金额为472322.97元，税率为9%，税额合计为38999.14元，且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载明穗龙公司已向国家税务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缴纳了增值税38950.26元、印花税141.70元及城市维护建设税2726.52元、教育费附加1168.51元、地方教育附加税779.01元。且根据穗龙公司的陈述，实际缴纳的增值税38950.26元之所以低于发票金额38999.14元，是因为2019年4月当月纳税申报时有其他收入及税费抵扣。从穗龙公司提交的税务部门盖章的纳税申报表及认证结果通知书来看，穗龙公司2019年4月有其他收入17745.90元（不含税销售额）产生的增值税1597.13元，抵扣税费1646.01元，故穗龙公司表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38950.26元（38999.14元+1597.13元-1646.01元）。结合纳税申报表、认证结果通知书、发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与穗龙公司陈述一致，故一审法院对穗龙公司的该意见予以采信，认定穗龙公司已实际缴纳了2019年4月收入的增值税、印花税及其他税费，其中包含第一笔工程款472322.97元的税费。第二笔工程款为6800000元。根据穗龙公司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及发票，可以证明穗龙公司已就该笔工程款实际向西湖公司开具了69张发票，票面总金额为6800000元，税率为9%，税额合计为561467.76元，且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载明穗龙公司已向国家税务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缴纳了增值税475153.06元、印花税2044元及城市维护建设税33260.71元、教育费附加14254.59元、地方教育附加税9503.06元。且根据穗龙公司的陈述，实际缴纳的增值税475153.06元之所以低于发票金额561467.76元，是因为2019年5月当月纳税申报时有其他收入及税费抵扣。从穗龙公司提交的税务部门盖章的纳税申报表及认证结果通知书来看，穗龙公司2019年5月有其他收入1834.86元、74615.07元（两项均不含税销售额）产生的增值税165.14元、6715.36元，抵扣税费92915.33元、280元，故穗龙公司表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475153.06元（561467.76元+165.14元+6715.36元-92915.33元-280元=475152.93元，因四舍五入，小数点有误差）。结合纳税申报表、认证结果通知书、发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与穗龙公司陈述一致，故一审法院对穗龙公司的该意见予以采信，认定穗龙公司已实际缴纳了2019年5月收入的增值税、印花税及其他税费,其中包含第二笔工程款6800000元的税费。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穗龙公司在2019年4月、5月分别就第一笔、第二笔工程款进行纳税申报时与其他与本案无关的收入同时进行了申报，加之穗龙公司有其他税费抵扣金额，导致穗龙公司实际缴纳的税费是综合申报的结果，但发票明确载明增值税的税率为9%，国家税务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在穗龙公司提交的申报表上盖章确认了穗龙公司具体的申报事项，确认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的计税依据为增值税，税率分别为0.07、0.03、0.02，2019年4月份印花税的计税金额为472322.97元，2019年5月份印花税的计税金额为6815213元，适用税率均为0.0003。据此，穗龙公司在纳税时产生的其他收入的税费、其他抵扣税费均是穗龙公司的其他合法利益，与涉案工程款的税费无关，仍应根据税务部门确定的税率征收标准计算涉案工程款的税费。因此，第一笔工程款472322.97元的增值税为38999.14元（9%税率），印花税141.70元（472322.97*0.003），其他税费4679.90元（38999.14元*0.12），税费合计为43820.74元；第二笔工程款6800000元的增值税为561467.76元（9%税率），印花税2040元（6800000*0.0003），其他税费67376.13元（561467.76元*0.12），税费合计为630883.89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对于《协议书》的法律性质。首先，从形式上看，其中使用了“委托”“委托事务”等字眼，但从内容上看，其中约定的内容为茹树安以穗龙公司的名义聘请律师，向西湖公司追索涉案项目的工程款，茹树安对追索收回的款项享有大部分利益，并非作为受托人为了穗龙公司的利益；其次，《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中明确约定，茹文早按工程总额的百分比向穗龙公司缴交承包费，茹文早承担凡属工程需要施工单位缴交的各种税收和费用；《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乙方为本工程建设项目的承包人，对本项目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行享有由该项目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等），自行承担本项目的一切义务（债务），本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包括且不限于实物、房产、货币收入形式的收益等均实际属乙方所有；本项目的一切债权债务等，概与甲方无关。二、甲方仍应积极配合或协助乙方处理本项目遗留问题，包括提供或办理有关的资料和授权委托手续、向西湖公司追索投资款或工程款，催收、结算放款和增大面积差价款等，以及处理与广州房地产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款项清算等事务；如上述事务（纠纷）涉及到诉讼、仲裁、申请执行等，甲方应向乙方出具起诉或应诉、授权书等手续。有关诉讼、仲裁等需要支付的一切费用，以及诉讼、仲裁结果，无论胜诉或败诉，概由乙方享有或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据此，茹树安与穗龙公司之间实际上存在挂靠合同关系，承包涉案项目的权益实际上由挂靠人即茹树安享有，义务实际上也是由挂靠人承担，而被挂靠人即穗龙公司取得的收益只是管理费。根据《协议书》约定内容，因涉案项目工程款的追讨，需要以穗龙公司的名义进行且由穗龙公司收取款项，故基于双方的挂靠关系，穗龙公司“委托”茹树安向西湖公司进行追讨，但该《协议书》对追讨的款项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约定，但并未变更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依法纳税是公民和单位的法定义务，涉案工程款由穗龙公司实际收取，只能由穗龙公司依法申报纳税。根据该协议书，追索收回的工程款项，按照穗龙公司15%（含管理费税费）、茹树安85%的比例分配，该约定中的工程款项，应指向实际收回的执行款总额，茹树安分配的85%应包含工程款的税费，穗龙公司分配的15%应包含管理费税费，现穗龙公司作为名义纳税人已实际缴纳了涉案工程款项下的全部税费。对于税费具体金额如何分配的认定，对于第一笔工程款472322.97元，双方已进行了结算，且同意预留了51956元作为发票税金，穗龙公司出具《预留税款说明》，承诺如不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穗龙公司将全额退回给茹树安，现穗龙公司已向西湖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472322.97元的发票，且实际缴纳了相应的税费43820.74元，故穗龙公司应将剩余款项8135.26元退还给茹树安。对于第二笔工程款6800000元的税费，穗龙公司已向西湖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6800000元的发票，且实际缴纳了相应的税费630883.89元，故穗龙公司主张茹树安承担85%的税费即536251.31元并主张从穗龙公司应向茹树安返还的工程款中对两笔工程款的税费进行抵扣，符合双方的约定，且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穗龙公司就第二笔工程款实际应向茹树安支付的款项总金额为5243748.69元（6800000元*85%-536251.31元），两笔工程款款项总金额为5251883.95元。关于利息，虽穗龙公司抗辩称因茹树安提出本案诉讼涉及的不合理要求导致双方未能进行结算，后因茹树安于2019年7月1日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穗龙公司的账户导致穗龙公司未能及时向茹树安支付款项，穗龙公司并不构成违约，但协议书约定穗龙公司应于收到工程款之日三天内向茹树安支付工程款，穗龙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收到第二笔工程款，未按期支付，构成违约，茹树安于2019年6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依法申请财产保全。据此，茹树安主张穗龙公司从2019年6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给付利息，符合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基数应为5251883.95元。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茹树安主张穗龙公司承担因诉讼追索涉案工程款支付的受理费和公告费。虽然《协议书》载明茹树安“垫付”委托事务的全部费用，但如前所述，该协议书并非委托合同，茹树安、穗龙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茹树安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享有涉案项目的收益，承担涉案项目的债务，且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茹树安应承担诉讼的全部费用，现茹树安主张该费用已退回到穗龙公司账户，在穗龙公司不确认的情况下，茹树安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茹树安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1月19日判决：一、穗龙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茹树安支付工程款5251883.95元及利息（以5251883.95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两倍的标准计算）；二、驳回茹树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穗龙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29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为57956元，由穗龙公司负担51769.59元，由茹树安负担6186.41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841.04元，由茹树安负担4774.18元，由穗龙公司负担66.86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茹树安提交了如下证据：1.《合作开发建设豪贤路芳草街商住楼合同书》；2.《统建中山四路芳草街住宅楼合同书》；3.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4.广州市豪贤路芳草街商住楼《变更增加工程造价结算书》2；5.广州国资委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文件穗国发运营【2019】39号。穗龙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我方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证据1、2进一步证实都是茹树安挂靠穗龙公司；2.对外签订的承包施工合同约定税费由承包人承担的约定属于穗龙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茹树安与穗龙公司之间关于管理费结算的法律关系，不能支持茹树安的主张；证据3是茹树安挂靠期间茹树安以穗龙公司名义签的，相关的法律后果应由茹树安自己承担，税费交纳的问题应由税务机关决定，与穗龙供公司无关；证据4结算书是由茹树安自己制作实施的，只能证明双方的挂靠事实，与穗龙公司无关。证据5是本案一审判决后我方提交给茹树安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茹树安是否应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税费；二、案涉工程款税费金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根据茹树安与穗龙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虽然是穗龙公司委托茹树安以其名义向西湖公司追讨案涉工程款，但根据之前签订的《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建筑装修）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的内容来看，茹树安与穗龙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合同关系，案涉项目的权益实际由茹树安享有，穗龙公司只是收取管理费。茹树安认为《补充协议书》是李永江使用欺诈手段让其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举证证实，也未对该《补充协议书》提出异议。故双方之间的关系为挂靠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茹树安其举证并不足以证实双方是合作合同关系，另茹树安所称李永江存在偷税漏税等情况也与本案无关。其次，由于双方实际为挂靠合同关系，结合《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茹树安占85%、穗龙公司15%的比例其实应为执行款总额的分配，双方应该就各自所得款项各自承担税费，故茹树安所占85%的比例应包含工程款的税费，穗龙公司所占15%的比例应包含管理费税费，而不是工程款所有税费均由穗龙公司负担。再次，在执行到第一笔工程款时，穗龙公司出具了《预留税款证明》，该证明中记载公司预留增值税税款，茹树安在《芳草街工程项目执行结算款》上也签字确认公司按工程款11%的比例预留工程增值税，说明茹树安已认可了其应承担工程款税费，茹树安在二审中认为当时是被欺骗而签字的但并未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茹树安应支付其所应分配的工程款部分的税费。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穗龙公司提交的发票可以证实其已向西湖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穗龙公司已就案涉工程款交纳了全部税费。而根据国家税务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在穗龙公司提交的申报表上盖章确认的具体申报事项，可以确认穗龙公司缴纳税费时的相应税率，且穗龙公司因为在纳税时产生的其他收入的税费、抵扣税费均为穗龙公司的合法权益，与案涉工程款无关。茹树安认为应抵扣进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一审法院根据穗龙公司收到工程款的实际金额，结合穗龙公司应缴纳的增值税、印花税和其他税费的税率计算出穗龙公司因案涉工程款缴纳的税费，进而根据双方约定的比例认定茹树安应负担的税费金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茹树安认为应按照3%的税费利率进行计算但并未提交任何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茹树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26.87元，由茹树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