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7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贾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099660630Y。 法定代表人：张孝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光玉，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奎元，男，1963年9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上诉人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奎元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中泉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桓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321民初453号判决，依法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刘洋系被告山东中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授权人员”，另一方面又称“……致使原告刘奎元作为从事普通劳务的善意第三人有理由认为刘洋有代理权，刘洋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这两个认定即相互矛盾，也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涉案工程桩基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判定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并非涉案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1、上诉人未授权刘洋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涉案工程系刘洋借用上诉人资质与发包方签订。上诉人并非涉案工程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刘洋为作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负责工程施工，款项结算等全部事宜。刘洋借用上诉人资质仅限于取得工程施工，上诉人从未授权刘洋就涉案工程与第三方签订分包合同。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均使用经备案的公司公章，从未使用“工程专用章”。《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加盖的“工程专用章”系由刘洋私刻并使用，该合同的签订并未取得公司授权，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而且相关结算、付款、追偿均由被上诉人与刘洋进行，合同的履行中只有刘洋，没有上诉人参与，上诉人不是涉案工程分包合同的相对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洋应认定为系被告山东中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相应授权人员而对外签订合同……”无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刘洋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刘洋并非上诉人职工且未取得授权，无权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即便上诉人存在管理上的疏忽、过失，但也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被上诉人合理注意的义务。从施工合同存在明显的发包方名称错误来看，被上诉人不具有信赖刘洋表见代理的理由，不具有善意、无过失的理由。作为长期从事建筑工程的从业人员，应当了解该领域仍普遍存在的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等现象，更应当对交易的主体进行全面的审查，方可签订合同。因此，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管理过失为由，即认定“刘洋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未追加刘洋为本案被告，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本案争议焦点除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外，还应查清刘洋在本案中的地位及法律责任。从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可的事实来看，刘洋主导了涉案工程分包合同从签订到履行的全部过程。无论从“工程专用章”的是否为真、上诉人与刘洋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具备，到最终本案法律责任的承担，只有刘洋参加本案诉讼方能查清。一审中，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刘洋为被告，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申请人认为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作为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刘洋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二审法院应依法发回重审，以查清案件事实。 刘奎元未答辩。 刘奎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工资款129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涉案劳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刘奎元主张：刘奎元系从事桩基工程施工工作，后刘洋通过当地熟人找到刘奎元，两人见面商谈了施工事宜，并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了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刘奎元便自带三台桩基、两台吊机，另外组织了16名工人进行了工程施工。工程于2018年9月份施工完毕。刘奎元与刘洋进行了工程量的结算，并出具工程结算单，结算的总工程款为429000元。后，刘洋通过现金及微信转账方式支付120000元。2018年底，刘奎元制作工人工资代发表，刘洋签字确认后并加盖“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专用章”的章印，由工程的建设单位山东圣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代为发放180000元。截至目前，山东中泉公司尚欠劳务工资款129000元未付。为此，刘奎元提交：1、2018年5月11日的“桩基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发包方为山东中泉公司，承包方为刘奎元。工程名称为圣景水榭花都9#楼桩基础，施工内容为水榭花都9#住宅楼桩基施工图纸的混凝土灌注桩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机械、吊车（挖掘机由甲方提供）、含设备进出场、成孔安装钢筋笼、灌注砼、水电费甲方提供。桩基施工45日历天。施工单价为结算单价按图纸尺寸每米为一个计价单位，相应的浇筑桩径600mm的扩底75元/米，相应的浇筑桩径600mm车库桩75元/米，工程量以图纸标注尺寸加1m桩长计算，空孔超出三米超出部分按半价计算。付款方式为工程完成50%时付合同总价款的30%；工程完工付至合同总价款的70%；待桩基础验收合格后付至结算造价的100%，进场每台设备支付5000元进场费，并从承包方工程款中扣除。在该合同发包方处加盖有“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专用章”的章印，在委托代理人处有“刘洋”的签字。刘奎元在合同承包方处签字确认。2、2018年7月19日的“工程结算单”一份。载明：工程名称水榭花都9#楼桩基础，工程地点：牡丹区八一路西安路交口，施工单位刘奎元，工程量5720米，总计金额429000元，已支付120000元，剩余工程款309000元。山东中泉公司。刘洋在该工程结算单中签字确认。3、2018年9月21日的“水榭花都7、8、9号楼及车库桩基工程工人工资代发表”一份。内容载明有包括刘奎元在内的共计16名工人姓名、身份证号以及相应的工资数额，金额共计180000元。在注明当中，载明有：山东中泉公司委托山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代发工人工资，后附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号。钻机工人剩余共12万元。刘洋在该代发表中签字，并加盖有“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专用章”的章印。对此，山东中泉公司质证认为，1、对涉案桩基施工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并非山东中泉公司备案刻制和使用。山东中泉公司并未授权刘洋对外签订合同。即使刘洋签字真实，也仅证明系刘洋与刘奎元之间签订的合同，与山东中泉公司无关。2、对工程结算单真实性有异议，并未加盖山东中泉公司章印予以确认。结合刘奎元陈述的已支付款项系由刘洋支付的事实，该结算单仅对刘洋具有约束力。3、对工人工资代发表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其中加盖的章印并非山东中泉公司备案使用。该证据对山东中泉公司并不具有拘束力。庭审中，山东中泉公司认可涉案工程系由其单位承接，并交由刘洋实际施工，但公司并不参与工程的实际管理。后经了解，刘奎元也确系参与了工程施工。工程结算也是刘洋直接与发包方山东圣景置业公司进行结算，山东中泉公司并不参与。据了解，刘洋与发包方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但山东中泉公司与刘洋之间的工程款是否结清，不清楚。本案在诉讼过程中，2020年3月24日，山东中泉公司曾向本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刘洋为本案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中原告刘奎元及被告山东中泉公司的陈述，可以认定的事实为：被告山东中泉公司从发包方山东圣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包括涉案水榭花都9#住宅楼工程在内的部分建筑工程，在其承接工程后，又将涉案工程交由刘洋具体施工。而刘洋又以被告山东中泉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刘奎元签订了涉案桩基工程，且原告刘奎元亦组织机械和人员实际施工了涉案工程。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劳务合同）相对方的认定。涉案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系刘洋以被告山东中泉公司作为发包方的名义与原告刘奎元签订，而非刘洋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同时，在涉案该合同中也加盖有“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专用章”的章印，被告山东中泉公司虽对该章印不予认可，称并非其公司备案刻制和使用。但被告山东中泉公司应对此负有举证证明义务。否则，对涉案该章印亦不能当然予以否定。且经过庭审查明，涉案原告刘奎元所施工的工程，确系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所承接，被告山东中泉公司亦认可系由刘洋具体施工。在此情况下，刘洋应认定为系被告山东中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相应授权人员而对外签订合同，具体从事工程施工。加之，即使涉案桩基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的章印却系非被告山东中泉公司备案刻制和使用，刘洋亦非被告山东中泉公司委托代理人或相应授权人员，基于上述工程承接和施工的事实认定，被告山东中泉公司在承接工程后，对工程施工疏于管理和监督，存在过失。致使原告刘奎元作为从事普通劳务的善意第三人有理由认为刘洋有相应代理权，刘洋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承担。故，原告刘奎元与被告山东中泉公司之间的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劳务合同）成立。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系被告山东中泉公司将其承接的建筑工程中的单项混凝土灌注桩工程交由原告刘奎元组织劳务施工，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刘奎元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劳务施工。经结算，劳务施工工程款共计429000元，刘洋在相应工程结算单中签字予以确认。不论是基于刘洋上述委托代理人或相应授权人员的认定，还是基于其表见代理的认定，刘洋签字确认的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承担。庭审中，原告刘奎元自认刘洋已支付120000元，且通过涉案工程发包方山东圣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代为支付180000元，支付劳务工程款共计300000元。对此，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未提出明确反驳，对此予以认定。故，对被告山东中泉公司尚欠原告刘奎元129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涉案桩基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载明有工程款的拨付期限。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构成违约。故，原告刘奎元诉求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支付劳务工程款129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经上述分析认定，刘洋系作为被告山东中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相应授权人员，或表见代理的代理人，其行为后果均由被告山东中泉公司承担。故，对被告山东中泉公司追加刘洋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不再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欠原告刘奎元劳务工程款129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0元，由被告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不是涉案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刘洋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对此，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桩基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发包人为上诉人山东中泉公司且加盖上诉人山东中泉公司印章，上诉人虽主张合同中加盖的工程专用章为刘洋私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应认定为上诉人山东中泉公司。且刘洋在涉案桩基工程施工委托代理人处签名，上诉人亦认可涉案工程由刘洋实际施工，故，不论基于刘洋是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身份或者刘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刘洋出具结算单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应支付本案欠付的工程款129000元。此外，上诉人还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刘洋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但本案中刘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山东中泉公司承担，故一审未追加刘洋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80元，由上诉人山东中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鹏 审判员 胡晓梅 审判员 刘 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