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7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兴，男，197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秀梅，山东泰山蓝天（泰安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华龙农庄面粉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通安大道7#。 法定代表人：高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子征，男，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周兴与被上诉人济宁华龙农庄面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鲁0911民初54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判决驳回华龙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华龙公司应当向王昊、陈雷而不是向周兴主张权利。华龙公司与周兴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关系，也没有直接向周兴付过款，华龙公司向周兴主张不当得利的前提不存在。华龙公司起诉周兴诉讼主体错误。在华龙公司财务记载中，周兴并不是粮食出售方，向其出售粮食的人是王昊、陈雷。王昊、陈雷的身份是华龙公司的“散户供应商”，华龙公司向王昊、陈雷而不是周兴“支付小麦款”。所以，假设真的存在小麦入库数量不够的问题，在华龙公司财务记录中记载的也是其向王昊、陈雷多付了款，王昊、陈雷没有将足够的小麦入库于华龙公司。华龙公司自己承认财务管理混乱，并且除了本案，华龙公司还存在其他粮食没有入库的问题，并已经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华龙公司首先应该做的进行自查、自纠，清查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问题，向王昊、陈雷追缴未入库的小麦，而不是向周兴主张不当得利。2.周兴提交的“原粮运做一览表”和“过磅单”不能作为认定周兴未交付足够数重小麦的依据。首先，“原粮运做一览表”和“过磅单”都是由王昊、陈雷和华龙公司填写制作，反映的是他们之间的结算情况，而且上面也并不显示的周兴的名字。华龙公司或王昊、陈雷完全可能隐或将“原粮运做一览表”和“过磅单”重新组合并提交法庭。其次，华龙公司财务管理混乱，王昊、陈雷在将小麦装车后，是在6月4日当天、还是在6月5日、6月6日送到华龙公司处入库，还是被二人将全部或部分小麦出售给第三人中饱私囊，都有可能。“原粮运做一览表”和“过单”，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交易情况。其三，华龙公司提交6月5日“原粮运做一览表”记载的两车6月6目“过磅单”的两车明显不是同一批小麦。2018年6月5日“原粮运做一览表”中的要求是，“乙方受甲方委托需在6月5日前将小麦由泰安大汶口运往华龙农庄面粉有限公司”。之所以这样填写，是因为在填写该表格时，小麦已经装车完毕并已经过磅完毕，大汶口距离华龙公司处仅1小时路程，有足够把握在6月5日前运到华龙公司仓库。按华龙公司自己的说法，小麦在装车运输后会有损耗，因此2018年6月3号装车的两车小麦，在当天卸车时两车分别损耗40和30公斤。但是6月5日装车的两车小麦，在6月6日卸车时，损耗不仅没有增加，其中一车小麦反而增加了20公斤。更为矛盾的是，在华龙公司提交的承运人唐春阳的书面“证明”中，6月6日两车小麦的装车时间并不是6月5日，而是6月4日。由于上述矛盾，让人有理由怀疑，华龙公司提交的2018年6月6日两张过磅单是华龙公司（或王昊、唐春阳）任意挑选出两张过磅单以对应2018年6月5日的一览表，不能真实反映王昊、陈雷从周兴处运走小麦的入库情况。3.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主张陈雷2018年6月4日还从被告处拉走了两车小麦，被告应对其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周兴是个体工商户，与王昊、陈雷之间实行的是即时清结的交易方式。对此华龙公司也承认，一审法院也作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当庭认定。所谓即时清结，也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会签订书面合同，也不会留存交货清单等证据。购粮交易发生在2018年6月4日，陈雷在2019年下半年才向周兴提出多付了款，周兴已经不可能提交出任何能直接证明交货的证据。《民事证据规定》（2008年）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2019年新修订的民事证据规定中已经删除该条规定）。上述规定对交货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适用于双方有书面合同，交货时有交货凭据的交易方式，本案的交易方式中没有书面合同，也从来没有过交货凭据，属于即时结清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方式下，收款的事实本身也就意味着交货完成，上述举证分配原则不适用于本案。原审法院要求周兴在事发一年多以后提交直接证据证明交货，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周兴并没有取得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只认定陈雷2018年6月3日、6月5日各从周兴处采购小麦两车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陈雷于2018年6月3日、6月4日、6月5日各采购了两车小麦，共计是六车。由于周兴与华龙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而且周兴与王昊、陈雷之间也是采用的即时清结的交易方式，周兴不可能举出证明已经全部交货的直接的确切证据。但是华龙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周兴并没有不当得利。1.华龙公司在其提交唐春阳“证明”中承认，唐春阳曾经于2018年6月4日从周兴拉走两车小麦。根据《民事证据规定》（2008）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2.华龙公司提交的陈雷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8年6月4日陈雷向唐春阳支付5,811.46元，王昊向唐春阳支付2,165.12元，运费合计7,976.58元。按华龙公司提交的“一览表”上记载的38元/吨计算，唐春阳共运送小麦209.91吨（7976.58÷38），按每车可运输31吨计算，对应的车次为6.77车（209.91÷31），按这种方式计算，华龙公司超额拉走了小麦，这与华龙公司声称的只拉走了4车小麦不符。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以华龙公司单方提交的证据作为华龙公司未交货及交货数量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维护周兴的合法权益。 华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兴返还华龙公司资金136,438.4元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自立案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周兴实际还款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陈雷、王昊均系华龙公司的工作人员，两人的工作内容均为原粮采购。周兴系个体工商户“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兴意顺饲料原料购销处”的经营者。2018年6月3日，陈雷从周兴处采购两车小麦。一车小麦在华龙公司提交的原粮运做一览表（手写编号为201806031022）中显示，经办人（甲方）：王昊（陈雷自采），装车地址：泰安大汶口周兴，车属单位（乙方）：唐阳，车牌号：鲁Ｈ×××××，实发数量（T）：30.26，注：乙方受甲方委托需在6月3日前将小麦由泰安大汶口运往华龙公司，装车价格2,240元/吨，运价38元/吨，到厂价格2,278元/吨。另一车小麦在华龙公司提交的原粮运做一览表（手写编号为201806031050）中显示，经办人（甲方）：王昊（陈雷自采），装车地址：泰安大汶口周兴，车属单位（乙方）：唐阳，车牌号：鲁Ｈ×××××，注：乙方受甲方委托需在6月3日前将小麦由泰安大汶口运往华龙公司，装车价格2,240元/吨，运价38元/吨，到厂价格2,278元/吨。该一览表中未填写始发数量，在该一览表与运输人的驾驶证、行驶证共同形成的照片上方，手写“鲁Ｈ×××××毛：46020皮：15370净：30.650×2240=68,656元”华龙公司称该车小麦为30.650吨。2018年6月5日，陈雷从周兴处采购小麦两车。一车小麦在华龙公司提交的原粮运做一览表（手写编号为201806050540）中显示，经办人（甲方）：陈雷，装车地址：泰安大汶口，车属单位（乙方）：唐阳，车牌号：鲁Ｈ×××××，实发数量（T）：30.79，注：乙方受甲方委托需在6月5日前将小麦由泰安大汶口运往华龙公司，装车价格2,250元/吨，运价38元/吨，到厂价格2,288元/吨。另一车小麦在华龙公司提交的华龙公司原粮运做一览表（手写编号为201806050530）中显示，经办人（甲方）：王昊（陈雷自采），装车地址：泰安大汶口，车属单位（乙方）：唐阳，车牌号：鲁Ｈ×××××，实发数量（T）：30.76，注：乙方受甲方委托需在6月5日前将小麦由泰安大汶口运往华龙公司，装车价格2,250元/吨，运价38元/吨，到厂价格2,288元/吨。上述四份一览表中均注明：乙方运输过程中需保证货物安全，因各种原因出现实收数与实发数的亏损，甲方以小麦等价值从运费扣除。据华龙公司陈述，6月3日从周兴处购买的小麦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当天支付小麦款，但陈雷已通知华龙公司付款，财务也已形成陈雷名下的付款通知，6月4日陈雷催促财务付款时，财务又根据一览表上记载的“王昊（陈雷自采）”形成了王昊名下的付款通知，因此导致6月3日的小麦款重复支付，6月4日华龙公司、周兴之间并没有小麦交易。对于华龙公司的说明周兴不认可，周兴称陈雷于6月4日还从周兴处购买小麦两车，但未能说明具体数量和金额。2018年6月4日，王昊向周兴转款136,438.4元，该款项系华龙公司向其转款后，王昊再向周兴支付。2018年6月4日，陈雷向周兴转款136,438.4元，该款同样系华龙公司向其转款后，陈雷再向周兴支付。2018年6月5日，陈雷收到华龙公司向其转款的138,487.5元后，再向周兴转款138,487.5元。陈雷从周兴处购买的小麦均由唐春阳的车队运输。2018年6月4日，王昊向唐春阳转款2,155.12元。2018年6月8日，王昊向唐春阳转款2,316.78元。2018年6月4日，陈雷向唐春阳转款5,811.46元。华龙公司称王昊向唐春阳转款的两笔款项系涉案小麦的运费，陈雷向唐春阳的转账系其他业务的运费。以上事实有原、周兴的陈述、劳动合同、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粮运做一览表、过磅单、营业执照、转账截图、电话录音、网页截图等证据在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周兴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涉案款项系周兴收取，华龙公司向周兴主张返还款项，周兴作为本案周兴并无不当。其次，华龙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华龙公司。本案所涉款项系王昊、陈雷向周兴的转款，而王昊、陈雷均系华龙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内容是从事原粮采购，因此王昊、陈雷从周兴处购买小麦、支付小麦款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两人的行为后果应当归属于华龙公司，而且从两人的银行卡交易记录看，支付给周兴的款项均来源于华龙公司，因此华龙公司作为华龙公司向周兴主张不当得利，符合法律规定。最后，华龙公司是否完成对周兴不当得利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从华龙公司提供的其财务报销的原始凭证（一览表、过磅单等）显示，华龙公司于2018年6月3日、2018年6月5日从周兴处购买共计四车小麦，总价款为274,925.9元，而华龙公司通过陈雷的账户向周兴转款274,925.9元，通过王昊的账户向周兴转款136,438.4元。一审法院认为华龙公司已完成周兴对王昊的转款136,438.4元构成不当得利这一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周兴主张陈雷2018年6月4日还从周兴处拉走了两车小麦，周兴应对其上述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周兴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且其陈述亦无法形成合理怀疑：一、周兴无法说清6月4日交易小麦的具体数量和金额；二、据周兴的陈述，6月4日陈雷没去周兴处，只去了两辆车，而运输车辆不属于华龙公司，陈雷未到场无法形成一览表进而向公司财务要求付款，其陈述明显不符合交易常理；三、周兴并不认识王昊，其未能对王昊的转款136,438.4元进行其他合理说明。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周兴未能举证证明其占有款项的合法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华龙公司向周兴主张不当得利136,438.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兴无合法依据占有王昊向其转款的136,438.4元，还应返还相应的占用该笔款项产生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支持华龙公司要求周兴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周兴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华龙农庄面粉有限公司款项136,438.4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36,438.4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0元减半收取1,515元，由周兴负担。 二审中，周兴提交如下证据： 1.2018年6月4日及6月5日的手机银行转账记录一份，王昊、陈雷向周兴转账的具体金额和时间，共计四笔。 2.周兴与陈雷小麦交易的详细过程书面陈述。 上述证据综合证实2018年6月4日周兴收到王昊账户转款136,438.40元，发生时间是在14:59分，当日收到陈雷账户转款136,428.40元，是在16:09分，两笔转账之间相差10元钱，并且相差1个多小时，时间差是因为周兴在给陈雷装6月4日第二车货之前要求陈雷先把6月3日小麦款打过来，收到6月3日的小麦款之后，才为陈雷装了第二车货物，才发生16:09分向周兴支付6月4日小麦款的转账。根据华龙公司一审提交的陈雷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陈雷在向周兴转账之后，接着向唐春阳转账5,811.46元，在这之后又转给了周兴10元钱，对于周兴又收到这10元钱，其本人也是不明原因的，因为所转的第一笔钱就是6月4日足额的小麦款，经过对陈雷和王昊账户交易明细仔细审查后发现一个规律，也就知道为什么陈雷又向周兴多转10元钱的原因，从陈雷和王昊账户明细中可以看出，华龙公司在每次向他们两个账户中转钱时，他们的账户余额是0，即华龙公司在向陈雷、王昊账户中转入的每一笔钱，在陈雷、王昊向多人付款后其账户余额必须要归零才行，这不是巧合，华龙公司向陈雷6月4日付小麦款348,476.17元，在陈雷分别向王连勇、杨雪华、周兴、宋修杰、唐春阳转账后还有10元的余额，所以又向周兴转账10元钱，目的是让其账户余额归零，这个钱不向周兴付的话也会向其他人付出去，接着6月5日华龙公司分两次给陈雷付小麦款992,205.96元，在陈雷向李勇、孙建华等12人付款后余额再次归零，最为明显的是王昊的交易账户，在2018年6月4日，华龙公司向王昊付小麦款293,669.70元后王昊分别向谢广霞、周兴、尹宁格转账付款后还余4元，王昊为了使余额清零，竟以手续费的名义向武宪秋转账4元，而且武宪秋的名字只在其提交的交易清单中出现了一次，是什么样的交易会产生一个四元的手续费，而且收费人是个人，除此之外，王昊交易清单中，还有几次余额为0的情况，均是发生在华龙公司向其付下次小麦款之前，这足以说明华龙公司向陈雷、王昊付的每一笔钱是在明确用途的前提下，而不是随意转进去的，款项的用途是陈雷、王昊在华龙公司向其付款前从财务上审批下来的，是有财务报单的，付款的财务报单华龙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也陈述了该事实的存在，对周兴所主张的上诉理由，由于华龙公司提交的陈雷、王昊交易明细时间较短，可责令华龙公司提供陈雷、王昊2018年整个6月份的交易明细以认定周兴陈述的上述事实，从上述规律中能够得出为什么陈雷在付清6月4日购货款的情况下又向周兴付了一个10元，并且这中间还隔了宋修杰和唐春阳两次付款，目的就是余额清零，由于他多付10元钱，又恰巧与6月3日的购货款数额一致，华龙公司就利用了这个数字上的一致性，认为周兴多收了一笔钱，这是错误的，这也是周兴提交手机银行交易记录的目的，两笔钱不但是不同账户上转出的，而且转出的时间跨度较大，首次转款的数额也存在差异，另外，从交易明细中也可以看出华龙公司付给陈雷和王昊的每一笔钱都有明确的对应用途，付给唐春阳的5,811.46元恰好发生在6月4日，且是在6月3日华龙公司未向周兴小麦款结账的期间，从付款上来说唐春阳应该也未收到6月3日的小麦运输款，所以不排除6月4日唐春阳收到的5,800余元与6月3日、6月4日的运输有关。 经质证，华龙公司对手机转账的记载金额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周兴本人的陈述及其代理人的论述有异议，其表述的交易过程不真实，与周兴本人在一审中多次表述的“不知几车”“采购方为华龙”“陈雷为华龙员工”“不认识王昊”等内容自相矛盾，而且周兴代理人的论述与周兴本人的书面陈述自相矛盾，周兴本人说6月4日未见到陈雷，也未联系过，但周兴代理人陈述6月4日周兴本人催要过6月3日的小麦款是矛盾的，且整体论述均以“应该”、“可能”等猜测性用语表述，可以推定为经过一审开庭审理后，得知争议车辆共6车后为了逃避责任而针对本案专门制作的。针对账号交易解释一下，第一，为了防止华龙公司业务员在小麦采购旺季手持几百上千万的资金存在风险，财务要求业务员将其本人的银行卡放置于公司，业务员在一线采购完小麦后向公司财务下发付款通知，公司财务使用业务员的银行卡向供应商付款，账号归零恰恰证明业务员将应付的小麦款已经支付，本案产生争议的核心是6月3日的两车分别从王昊、陈雷的名义下下发了付款通知，财务在核查运作一览表时将一览表上的采购人员王昊（陈雷自采），分别下发了付款，造成多付款。关于小麦交易过程周兴回避了主要事实，所有的四车小麦均是在周兴家中进行称重，华龙公司一审提交的两份照片证据中，显示的玻璃茶几是周兴家中的家具，周兴掌握着所有交付小麦的证据，但是拒不提交，显然是想逃避责任，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周兴上诉状所述的2019年的证据规则，只是表述上删除了原证据规则第5条的内容，但该内容完全转嫁为新证据规则的原则，详见最高院新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因此，周兴掌握着全部证据但拒不提交，应当承担不利责任。关于车辆运输费用，本案四车的运输费为2笔，系2008年6月4日王昊转唐春阳2,155.12元，2018年6月8日王昊转唐春阳2,316.78元，这与华龙公司一审提交的运价相匹配，周兴所述的其他转给唐春阳的费用系华龙公司与唐春阳运输车队之间的其他多次商业合作，与本案无关联。 经审核，本院对周兴提交的转账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交易书面陈述，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定。 华龙公司提交原始记账凭证两组，分别为编号为5×××5、5×××7的银行付款凭证及资金内容的相应附件。对于上述证据说明如下： 关于编号为0640007号的一组证据：周兴为华龙公司业务员陈雷开发的供应小麦客户，2018年6月3日，从周兴启运2车小麦时，形成了陈雷名下0640007号付款通知，应支付周兴136,438.4元小麦款的部分，业务员陈雷通过向公司借款形式，并于2018年6月4日经公司领导审批后完成了向周兴付款。该0640007号陈雷名下付款通知，同时还包含了陈雷的其他采购业务，有应付宋修杰75,156.71元小麦款；应付王连勇、杨雪华的小麦款132,069.6元，以及应付唐春阳运输的从**峰、宋修杰处拉运小麦的运输款5,811.46元，这也解释了周兴对运输款所疑惑的事项。几项共计349,476.17元，公司领导审批后先由公司向业务员陈雷付款，再由陈雷向小麦供应商、运输人付款，这也是在某一时间段内完成全部支付后，业务员银行卡内资金会归零的原因。 关于编号为0640005号的一组证据：由于2018年6月3日没有完成向周兴的付款，6月4日再次催促付款时，财务人员根据《原粮运做一览表》上记载在前的业务员王昊的名义，再次形成了0640005号付款通知，及再次形成了应支付周兴136,438.4元小麦款的部分。该0640005号付款通知，同时包含了谢广霞、尹宁格、武宪秋等人的小麦款，共计293,669.7元，也于2018年6月4日，公司先向业务员付款，再由业务员向小麦供应商支付。 综上可知，2018年6月3日从周兴处采购的2车小麦，于6月4日分别以华龙公司业务员陈雷、王昊的名义支付了两个136,438.4元。而且华龙公司从成立7年以来，每年采购小麦量十分巨大，也从未见过2辆大货车散装小麦价值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即从事实逻辑和财务凭证、转账记录、原粮运做一览表等全部证据的证明情况可知，周兴确实占有了华龙公司136,438.4元的不当得利。另外，周兴占有华龙公司136,438.4元不当得利的时间已经较长，但不能因为占有时间长，而意图非法据为己有。周兴应当返还。 经质证，周兴对华龙公司提交的财务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解释的内容有异议，通过财务凭证可以看出05号付款凭证借款单的形成时间也就是借款申请的时间是2018年6月4日，在这份借款单上每个签字人的落款时间也是6月4日，华龙公司在一审及上次二审开庭时均提到业务员在一线采购完后向公司财务下发付款通知，采购人员向财务下发的第一手付款通知内容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对于本案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华龙公司回避了一线采购人员即时向财务人员所下发的付款通知，也就是所借款项的具体指向并没有在财务凭证上体现出来，但是从借款单上可以看出王昊名下借款单针对的是2018年6月4日的采购事项，因为其借款时间就是形成于2018年6月4日。07号凭证下借款单借款申请时间形成于2018年6月3日，只是财务科长和总经理签字时间是6月4日，这也就恰恰说明了6月3日陈雷所采购的周兴的小麦是在6月4日才付出的，这与周兴的陈述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所运小麦价钱完全一致的问题，如果是相同车辆运输并且单价一致的话，是完全可能出现重量一致的情况的，在代理人所代理的另案中（2020）鲁09民终1400号案件，车辆运输的是生活垃圾，每一次运输都有过磅单，相同的车辆就出现了大量毛重减去车皮后净重完全一致的情况，华龙公司不能用这种重量和金钱数额上的巧合来推断交易是同一个，华龙公司也认可陈雷于上诉人之间的采购是即时结清，这种交易方式在合同成立的同时就付清了货款，交易一旦结束，双方就立即知道了交易结果。另外华龙公司所提交的采购凭证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财务体系，华龙公司系向陈雷和王昊出借款项的方式对外付款的，在财务上应当会形成一项应收账款或应收借款，最后所借款项华龙公司是以何种方式平账的，华龙公司应当提供相关财务凭证，华龙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每一笔交易都应当附有对应的发票予以平账。 经审核，本院对华龙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本证和反证的举证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分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使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反证则只需要使本证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高度可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举证责任人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之后，所举证据的证明效果必须至少达到足以令法官信服的高度概率。本案中，华龙公司对于双方不当得利关系的成立应承担本证的证明标准，华龙公司在周兴处所采购的小麦，均由华龙公司支付相应运费，华龙公司对于周兴主张的不应排除陈雷于2018年6月4日向唐春阳支付的5,811.46元与本案2018年6月3日、6月4日小麦运输款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了合理说明，其二审提交的付款凭证（凭证号：5320180640007）附件中的运输明细亦佐证了上述款项确与本案无关，即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华龙公司共计向唐春阳支付了四车采购周兴小麦的运输款项。结合一审分析，华龙公司已就其通过王昊向周兴转款136,438.4元构成不当得利的待证事实完成了本证的证明标准。在此基础上，周兴应对上述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而言，周兴主要主张华龙公司共计向其采购小麦六车而非华龙公司主张的四车，其对此应承担本证的证明标准。对此一审已进行了相应说理，至本案作出判决前，周兴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其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周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30元，由周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朱 峰 审判员 邢友峰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崔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