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59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新城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振平，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成富，男，195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新城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珣、佟振平，系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雷，男，197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吉，系辽宁冠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戴旭，男，196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上诉人王军、曲成富因与被上诉人王雷、原审被告戴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3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刘小丹、任江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军、曲成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王军、曲成富的一审诉请或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判令由被上诉人王雷承担本案全部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雷不承担还款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判断证据错误。一、本案中的借款协议、收条、还款计划均系被上诉人王雷亲自填写，其在借款时已经明确自己是借款人的地位，而且他还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上述行为明显不是经手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说明其在借款时已经明确自己是借款人的地位。在借款到期不能还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王雷还于2017年8月11日、2017年9月30日二次为王军、曲成富出具还款计划，王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其对借款事实不予认可，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借款、收款、还款。二、被上诉人王雷使用了案涉的借款，且存在偿还借款行为，这些事实亦能证明王军、曲成富与被上诉人王雷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被上诉人王雷应承担还款责任。三、一审法院基于自由裁量权，否定被上诉人王雷与王军、曲成富间存在借贷关系，这与事实不符。1.被上诉人王雷提供的音视频资料不能证明其受雇于曲成富，其更未提供关于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协议、支付劳务费等方面的相应证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关于一审认定的曲成富没有债权人姿态一说，系曲成富在将戴旭、王雷诉至法院后，王雷恼羞成怒，为避免发生冲突，曲成富针对王雷的言行只好选择迴避的态度。被上诉人王雷答辩：一、本案曲成富系职业放贷人，曲成富原系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与戴旭共同向外放高利贷，并收取高额利息。因放出的高利贷不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就通过制作虚假的借款凭证，通过虚假诉讼来收回放贷的本金和利息，被上诉人王雷就是这一虚假诉讼的受害人。二、王雷系受雇于戴旭，为戴旭打工，收入微薄。王雷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被所称的钱款，王雷系受戴旭的指派在借据上签字，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资金往来，借条等都是受戴旭的指派后补的，王雷根本没有有接触过钱款。曲成富对王雷身份是知情的，从王雷的工作内容上看，王雷实际是受雇于曲成富和戴旭二人，曲成富不但无权起诉王雷，还应当向王雷支付劳务费。三、王雷与曲成富此前并不认识，双方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王雷本人也没有过大额的经济支出用款。王雷根本就没有向曲成富借钱，从双方的陌生关系来看曲成富也不可能借钱给王雷。四、借据上列明的数额不实，曲成富以放高利贷牟取高额利息，放贷都以月利6分为利率，并且先行扣下一定时间段的利息，曲成富有多笔资金与戴旭一起放出，曲成富与戴旭之间钱款往来，都是在曲成富扣取利息，再按照虚假的借款本金数额确立借据，实际根本就没有什么现金往来。曲成富明明知道钱款的去向和用途，却在得知无法按期收回本息的情况下，欺骗王雷签署借款凭证，再通过虚假诉讼达到非法的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曲成富并不具备债权人资格，根本无权起诉王雷，其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和支持。被上诉人戴旭答辩：我向王军、曲成富借钱是通过中间人汪某借的款，王军、曲成富通过协商后以5分利息帮我借的钱，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由王雷代我签的字，我回来之后又在借款条上后补我的签字。钱是我向曲成富借的，与王雷无关。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2、二被告按年利率24%给付原告2017年5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止的欠款利息8.8万元，上述本金及利息共计28.8万元，并按年利率24%计算给付2019年3月16日至欠款本金还完之日止的欠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1月15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协议约定二被告向二原告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15日起至2017年6月15日止并约定了相应的利息。事后二被告给付利息至2017年4月15日后即停止偿还原告本金及利息。该借款本金到期后，原、被告分别于2017年8月11日、2017年9月30日两次协商将还款期限延长，最后延长至2017年11月1日，但上述期限到期后二被告仍未偿还原告本金及利息，故原告诉至来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5日，被告戴旭、王雷向原告曲成富、王军出具借款协议书一份，载明被告戴旭、王雷从原告曲成富、王军处借款20万元，借期2017年1月15日至2017年6月15，被告戴旭保证自借款之日起，每月给付利息、手续费、保险费合计1.2万元。同日，被告王雷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原告曲成富、王军借款20万元。2017年8月11日，被告王雷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截至2017年6月15日共欠原告曲成富、王军借款20万元，被告王雷承诺于2017年9月30日前给付借款人20万元，并自愿每月按3分计算利息。2017年9月30日，被告王雷在上述还款计划的复印件上重新承诺借款20万元继续延期到2017年11月1日付清，截至2017年10月15日未给付利息6个月合计3.6万元拟于2017年11月1日付清。2017年11月13日，被告王雷在上述同一份还款计划的复印件上承诺借款20万元及利息8个月延期至2017年12月31日还清。2018年1月3日，被告戴旭在上述同一份还款计划的复印件上书写“本复印件与原始无误，我借款20万元，拟定2018年5月30日还清”。原告曲成富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其中2016年12月14日，原告曲成富转款5.6万元至被告王雷账户，被告王雷提现后交给被告戴旭。2017年1月1日，原告曲成富从建设银行取款2万元、中国银行取款8000元、盛京银行取款2万元。2017年1月7日，原告曲成富从建设银行取款8万元。剩余1.6万元现金，系由原告王军提供。被告王雷提供了视频及音频资料，以证明其并非实际借款人。根据视频资料显示的内容，原告曲成富在告知被告王雷在向外放贷及催收时应该如何操作，被告王雷听从原告曲成富的指示。在被告王雷表示想要向原告曲成富借款时，原告曲成富表示被告王雷与其说不上话，借钱要找被告戴旭和证人汪某。根据音频资料显示的内容，被告王雷在得知已被原告曲成富诉讼后，追问原告曲成富实际借款人是否为被告王雷，原告曲成富在电话中始终未正面回应，答非所问。在录音中，原告曲成富表示未收回的款项有86万元，这86万元是二被告放贷出去的，款项的来源并非都是原告曲成富，还有其他出借人，但借款未按期回款，出借人开始提起诉讼。经本院询问，被告戴旭认可收到原告曲成富借款5.6万元，该款项由被告王雷提现后交付被告戴旭，剩余14.4万元系被告王雷与原告曲成富对被告戴旭与原告曲成富之间一段时间里借款本金及利息归账后的金额，对于以上款项，被告戴旭未曾还款。对于原告曲成富提出与被告戴旭之间的款项往来总计有86万元，被告戴旭不否认欠原告曲成富款项，但双方至今未结算，对86万元的数额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曲成富自认收到2017年2月、3月利息1.2万元，现原告主张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均为每月2%，利息自2017年5月起算。根据被告戴旭及证人汪某的陈述，被告王雷的工作是为被告戴旭向外放贷，被告戴旭的资金系从原告曲成富处取得。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曲成富、王军是否具备债权人资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曲成富、王军持有被告戴旭、王雷出具的借款协议书、收条及还款计划，以上证据足以认定原告曲成富、王军的债权人资格，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戴旭、王雷虽抗辩与原告王军不相识，但该口头抗辩无法对抗上述书证的证明力，故本院对被告戴旭、王雷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曲成富、王军与被告王雷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被告王雷针对原告曲成富、王军的诉讼请求，对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故本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被告王雷抗辩称其与原告曲成富并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其提供了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根据视频资料所显示的内容，被告王雷在听从原告曲成富在放贷过程中的一些指示，并有要聘用被告王雷的表示，在被告王雷表示想要向原告曲成富借款时，原告曲成富表示被告王雷与其说不上话，借钱要找被告戴旭和证人汪某。根据音频资料所显示的内容，被告王雷在追问原告曲成富实际借款人是不是被告王雷，原告曲成富一直不予正面回答，没有借款人应有的态度。由以上，虽然被告王雷向原告曲成富出具了借款协议书、收条及还款计划，但通过审查被告王雷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王雷只是按原告曲成富的指示向外放贷，负责放贷的具体操作，原告曲成富的资金指向的是被告戴旭或证人汪某，而非被告王雷。同时，原告曲成富除书证外，缺少作为债权人的姿态，对与被告王雷之间借款发生的原因、款项交接等细节问题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而在被告王雷再三追问下，原告曲成富亦对借款事实不予正面回答，令本院产生合理怀疑，结合被告戴旭自认借款是其向原告曲成富借的，被告王雷一直为被告戴旭向外放贷的事实，以上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出被告王雷与原告曲成富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王雷的抗辩主张予以支持，被告王雷并非本案借款人，故本院对原告曲成富、王军主张被告王雷返还欠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曲成富、王军主张的借款，被告戴旭对此事实及数额均无异议，且原告曲成富、王军与被告戴旭之前签订有借款协议书及还款计划，故原告曲成富、王军与被告戴旭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戴旭未按时、足额还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故本院对原告曲成富、王军主张被告戴旭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利息的问题。被告戴旭否认曾向原告曲成富、王军还款，原告曲成富、王军则陈述收到利息1.2万元，此系原告曲成富、王军对其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利息的起算时间依照原告曲成富、王军的主张予以确认。另，原告曲成富、王军现主张借期内及逾期利息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利息标准亦依照原告曲成富、王军的主张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戴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返还原告曲成富、原告王军借款本金20万元；二、被告戴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曲成富、原告王军借款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按月息2%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20元，保全费1960元，由被告戴旭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王军、曲成富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不动产电子登记查询证明。证明：沈阳市浑南区王家湾211-21号1-23-1房屋所有权人为张晓蕾、王雷。登记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同时显示无抵押登记、有司法查封。证明目的：证明被上诉人王雷使用了案涉借款，王雷于一审中说该房屋偿还银行贷款系其其他收入，但并未能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使用案涉借款理应偿还；被上诉人王雷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买房子以及还贷所用的资金与曲成富无关，王雷也从来没有跟曲成富借钱。原审被告戴旭质证意见：这个事我不知情。第二组证据：录音资料，证明：2018年4月30日王雷在打给曲成富的电话中，曾九次承认对曲成富存在80余万元的欠款。被上诉人王雷质证意见：该录音资料是我与曲成富之间的对话录音，但是曲成富断章取义的提供，只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王雷明确说了这笔钱只是代表戴旭作出的解答和回答，并不代表王雷向曲成富借款。原审被告戴旭质证意见：我第一次听到此录音，不清楚怎么回事。第三组证据：曲成富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2017年4月5日、4月15日王雷分两次向曲成富支付案涉借款利息共计8000元。这8000元就是一审判决认定支付的102万元利息中的其中一部分，说明王雷与本案曲成富之间具有借贷的法律关系，结合《借款协议书》、《收条》、《还款计划》、《银行流水》、录音资料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王雷理应承担偿还案涉借款。被上诉人王雷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是戴旭让王雷替他偿还曲成富的利息，另，该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标准，也能怎么王雷实际上是替戴旭和曲成富向外放贷和收取利息，在此过程中王雷本人并没有获利。原审被告戴旭质证意见：具体经过记不清楚了，是我让王雷把利息还给曲成富，我的账目都是由王雷管理。被上诉人王雷向本院提供录音录像资料一份，证明：曲成富告诉王雷没有资格向曲成富借钱，如果借钱由汪某或戴旭跟他说。上诉人王军、曲成富质证意见：该录音录像资料不是新证据。原审被告戴旭质证意见：同意王雷的意见。本院质证意见：因王雷和戴旭对王军、曲成富提供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决定是否认定。对被上诉人王雷提供的证据，因王军、曲成富以不是新证据拒绝质证，且该证据与王雷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一致，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需结合其他证据决定是否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王军、曲成富的上诉请求、理由和被上诉人王雷及原审被告戴旭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王雷是否是共同借款人，应否与原审被告戴旭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本案王军、曲成富主张与王雷、戴旭间存在借款关系，要求王雷与戴旭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王雷签字的《借款协议书》、《收条》、《还款计划》和《银行流水》、录音资料，又向二审法院提供了与王雷的通话录音和曲成富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而王雷和戴旭并不否认这些证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王军、曲成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根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王雷和戴旭在自己与王军、曲成富之间设定了债务，王军、曲成富是债权人、王雷和戴旭是债务人。王雷和戴旭向王军、曲成富借款20万元后，王雷还以自己的银行账户向曲成富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二次偿还利息，共计8000元。虽然，在一、二审法院审理中，王雷提供了二份录音录像资料，证明在2017年3月14日曲成富曾说王雷没有资格向其借钱，但是曲成富亦提供了与王雷的电话录音，证明王雷在与曲成富通话中多次承认与戴旭共计欠曲成富80万元债务，而且王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但给曲成富出具了《借款协议书》、《收条》，在借款到期未能偿还的情况下，又给曲成富出具了《还款计划》，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的规定，王雷应当按照《借款协议书》、《还款计划》上的约定，与戴旭共同承担向王军、曲成富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这也是对王军、曲成富提出的上诉理由的支持。关于王军、曲成富在二审中提出的其二人是同一方当事人，二人作用为共同上诉人，二审法院不应收取双份二审案件受理费的问题，本院经查，王军、曲成富在一审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向一审法院交纳了一份案件受理费；一审宣判后，二人做为共同上诉人提起上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院二审亦应收取一份案件受理费，但本院确实向二人收取了两份二审案件受理费，故本院应退还二人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军、曲成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390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二、变更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390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被上诉人王雷、原审被告戴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返还上诉人曲成富、王军借款本金20万元；三、变更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390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被上诉人王雷、原审被告戴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上诉人曲成富、王军借款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按月息2%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保全费1960元，由被上诉人王雷、原审被告戴旭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由被上诉人王雷负担；本院多收取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退还上诉人曲成富、王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刘小丹审判员 任 江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韩雪书记员王天秀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