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4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曰云，女，196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勇，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睿，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涛，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燕，女，198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济阳区济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徐万平，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阳区济阳街道窑头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德洲，主任。原审第三人：李增秋，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刘曰云、李涛因与被上诉人张燕、济南市济阳区济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济阳街道办）、济阳区济阳街道窑头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窑头居委会）及原审第三人李增秋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2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曰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125民初2858号判决书第二项，改判支持刘曰云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涛、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回避将涉案经四路门头房认定为刘曰云、李增秋二人夫妻共同财产于理于法不当，存在偏袒李涛的倾向，原审判决第二项裁判不公：涉案154.8米门头房，筹建于1998年，1999年五一前完工，位于纬一路、经四路路口北侧附近(以下简称经四路门头房)，该房产自始属于刘曰云、李增秋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其中无李涛任何共有份额。该房产建造时，全部出资来源于刘曰云夫妻二人劳动积累，与李涛无关。李涛是1982年6月30日生人，98年建房时尚未成年，其无任何能力出资，故该房屋建造出资和产权均与其无关。该经四路门头房，对应着合同编号：YT-S-004/A-xx《集体商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其项下1781333元补偿款项。该1781333元补偿款项，明显系四路门头房产置换所得，同理应当返还给刘曰云。原审判决第二项是在忽略上述关键事实的前提下作出的，系避重就轻的不公裁判。原审判决第二项与其第一项判决内容，实际是自相矛盾的，请法院彻底纠正原判决第二项，维持原判决第一项的合理性。二、原审法院认定李涛提供的《分家协议》真实有效是违背常识与法律的，该认定违背物权法，不符合司法程序和逻辑规律，刘曰云认为原审无权这样偏袒李涛；该《分家协议》对刘曰云自始无效，YT-S-004/A-xx《集体商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1781333元补偿款项依法应当返还给刘曰云，本是情理中事，原审判决第二项脱离了常识与实际，明显错误：因讼争起诉后，刘曰云实际于一审庭审、李涛举证环节中才首次看到该《分家协议》，此前刘曰云对李涛所谓的分家事宜及协议均毫不知情；整个一审刘曰云从来都不认可该协议，故该协议不可能对刘曰云有效。该协议书因主体不适格而无效，因其内容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之共同处分权的具体规定而无效，因该无权处分而无效。该协议仅仅是李涛方一厢情愿而炮制的产物，实际根本不能履行或遵守，原审强行认定该《分家协议》有效，违背事实，也违背法理，不过是偏袒李涛所致；该协议还故意倒签时间，其性质属于变造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自始不具有合法性；原审认定李涛提供的《分家协议》真实有效既缺乏合法证据支持，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持。《分家协议》可以没有经过夫妻共有财产所有者---刘曰云同意就有效了，刘曰云不确定原审法院认定“刘曰云已经以默示的方式对《分家协议书》约定的条款予以追认，故《分家协议书》有效”，到底依据的具体是哪条法律规定及哪份证据。对此，请求法院予以查明。刘曰云认为，原审理应直接认定《分家协议书》无效并不予采信才是正确的，这才是司法公正应有之义。三、原审法院拒不依据《婚姻法》《物权法》相关规定认定涉案经四路门头房为刘曰云李增秋夫妻共同财产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拒不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认定《分家协议书》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无视李增秋与李涛之间父子关系、拆迁利益共同体等直接利害关系，拒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同时，《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所谓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简单地说，就是夫妻之间对婚后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项，包括管理、转让、赠予、销毁等。这里所谓的平等处理权，就是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夫妻双方应相互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每人各占50%的处理决定权，当然夫妻生活期间因日常生活需要处理细小开支消费事项的除外。本案中，第三人李增秋无权违反上述等法律规定个人做主擅自处理刘曰云的夫妻共有财产。四、原审违背证据规则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均属于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存在偏袒李涛倾向，致使原审判决第二项错误：本案中，刘曰云与李涛系继母子关系，李增秋与李涛系亲父子关系，亲疏远近利害关系显而易见。李增秋与李涛的答辩仅仅属于陈述，而非证明或者证据，原审是不应轻信的。本案既不能排除李增秋李涛系亲父子俩故意串通损害刘曰云合法利益的，也不排除李增秋为亲情所绑架、放任损害刘曰云合法权益的事情继续发生。原审中，刘曰云依法书面申请李增秋出庭核对关键事实，但李增秋拒不到庭向法院真实陈述自己的想法与既往客观事实。在此前提下，原审应当让李涛与李增秋承担不利后果，但原审判决第二项却适得其反，原审对刘曰云不公，且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五、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对涉案拆迁款被李涛占有及未能及时返还，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理应承担共同返还款项之法律责任，原审偏袒该两方有损司法公义：在拆迁安置中，因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故意或者放任李涛冒名签协议领款，才是酿成本案诉讼及今后所有家庭纠纷的根源。济阳街道办作为政府机构，不但不依法行政，反倒为掩饰自己在拆迁安置中的工作失误一味附和李涛夫妻的错误意见，失去了政府机关应有的客观、公正、独立的立场；窑头居委会在原审中经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澄清事实，反倒在背后为李涛提供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虚假产权证明，更是丧失原则。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在协议签订与款项领取上，拒不依法履行主体资格审查义务，拒不审查拆迁房产权原始属性，反倒帮助李涛实施对刘曰云的侵权行为，故该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对涉案拆迁款被李涛占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过错，原审自始不应予以纵容。原审擅自认定二者“发放拆迁安置补偿款是按照户主李增秋授权而支付的款项”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且于法无据；原审认定该两单位“本身并不存在过错”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与证据不符，与庭审笔录不符；原审法院不应纵容该政府机关和居委会在拆迁安置利益中欺负刘曰云。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无原则地支持李涛夫妻侵占继母的合法财产，是无原则的，更是违法的。如果不是他们错误地帮助与支持，就不会有本案的诉讼，也不会有其家庭矛盾，这个家庭还应该是好好的，其行政及民事违法行为是上诉人家庭矛盾及秩序混乱的根源，请法院予以明察。为此，刘曰云申请调阅一审庭审录像视频及其卷宗予以审查。原审对该二法人的违法行为不予认定和制裁，此种纵容实际将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更会浪费巨大的司法资源，也给刘曰云的维权之路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六、原审判决第二项非法剥夺刘曰云的夫妻共有财产及其应得份额，违背《婚姻法》《物权法》、公序良俗及司法正义要求，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撤销：刘曰云本是厚道的农村妇女，农民身份，没有任何退休金或其他社会养老等金钱保障。刘曰云1991年与李增秋结婚登记，当时李增秋已经是三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李涛的亲生母亲，嫌弃李增秋家庭贫困而离家出走，在李涛4岁时离婚。因家庭贫困李增秋很难再成家，找的第二个妻子是个乳腺癌，婚后不久便去世。当时整个窑头村赶上李增秋穷的几乎没有。刘曰云嫁给李增秋后，仅靠卖烧饼含辛茹苦地积累了点钱，终于98年翻盖了那个有证的房子。于1998年筹建、1999年建成经四路门头房，辛辛苦苦经营与李增秋的婚姻近十年，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大，继子李涛夫妻也通过拆迁安置取得120平米的安置房。何曾想李涛夫妻会伙同他爸爸、他大爷私下里将继母刘曰云应得的1781333元补偿款项侵吞掉。刘曰云认为，人民法院永远不应当允许李涛夫妇通过亲生父亲李增秋、亲大爷或者其他案外人，强行将已婚29年继母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应得份额无偿地侵吞掉，这应该是法治社会的底线，也应该是常理和常识。综上，原审判决第二项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错误，程序违法，该判决第二项应当撤销，刘曰云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均应支持，刘曰云5岁左耳失聪，目前为了此事右耳也几近失聪，因生气高血压住院，两眼也哭的不行了，特此提出上诉，请予以公判。李涛辩称，一、“99年建造的门头房”属于李涛通过分家析产所得的个人财产，而非刘曰云和第三人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对该“门头房”的认定完全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刘曰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明显不成立，要求分割该“门头房”的补偿款，违背基本事实和基本道义。关于该门头房，一审中已提交分家协议证实，证人李增春亦已出庭证实。李涛自2004年通过分家取得该门头房并居住至今已经15年，15年期间包括刘曰云在内的家庭成员之间并无争议，刘曰云主张不知道该分家协议，违背基本道义，与其年龄和身份严重不符。该门头房早已属于李涛的个人财产，对于该个人财产的拆迁补偿款，刘曰云无权要求分割。二、一审判决实际上已经相当照顾刘曰云，李涛夫妻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才未提起上诉，希望刘曰云作为长辈能够本着家庭和睦重于钱财的原则，实事求是的主张权利。1．一审判决将“二层楼房”认定为刘曰云与第三人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并在第三人李增秋未请求返还的情况下判决李涛返还全部拆迁补偿款，与案件事实、证据以及法定程序不符，实际上是对刘曰云的照顾。对于该“二层楼房”，一审中已提交《李光金老年养老问题》协议证实，各方当事人亦无争议，是第三人李增秋负责李光金生养丧葬事宜分得的李光金生前房屋2间。《李光金老年养老问题》协议的法律性质属于“遗赠抚养协议”，且明确约定该2间房屋是赠与第三人李增秋个人，根据《婚姻法》第18条第l款属于第三人李增秋的个人财产，且一直是登记在第三人李增秋个人名下。拆迁安置之前，第三人李增秋通过授权李涛直接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方式赠与给了李涛，李涛也已实际领取了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赠与财产已实际交付完毕。补偿款是按照房屋建筑本身价值进行的补偿，并非针对家庭人口进行补偿，补偿款中并无刘曰云的份额，其无权分割。2．一审中街道办提交的补偿协议等证据已经证实，刘曰云和第三人李增秋已通过拆迁安置单独取得了80㎡安置房以及113827元补偿款，对于该ll3827元补偿款，刘曰云一审当庭质证时认可其实际取款占有了6万多元，一审判决又将“二层楼房”认定为他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并判决李涛返还全部补偿款，已经足以保障刘曰云的合法权益。3．一审判决突破了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撤销之诉的程序障碍，支持了刘曰云的部分一审诉讼请求，实际上也是对刘曰云的照顾。第一，本案刘曰云属于婚内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不应予以支持，应当依法驳回起诉。第二，本案刘曰云是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权利义务相对方只应是夫妻双方，无权基于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向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即李涛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本案李涛是基于直接与拆迁人签订的两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取得的补偿款，该两份《补偿安置协议》在未被撤销之前具有合法效力，李涛是合法取得的补偿款，李涛依据该两份《补偿安置协议》取得的补偿款不属于刘曰云和第三人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曰云无权直接向婚姻关系之外的李涛主张分割该补偿款，如果刘曰云认为侵犯了其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合法程序应该是提起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李涛与拆迁人签订的两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依法实际上也应驳回刘曰云诉讼请求。第三，为规避程序障碍，一审中刘曰云又变更按照侵权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但本案并无侵权事实，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明显与案件事实不符(实际上是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其基于侵权事实提出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诉讼请求依法也应予以驳回。综上，刘曰云的上诉请求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及李增秋未作答辩。李涛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12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刘曰云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曰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曰云的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明显不符，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在刘曰云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刘曰云的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明显不符，其以侵权为由主张诉讼权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判决驳回。1．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非刘曰云诉讼请求主张的侵权事实，依法应予驳回。本案刘曰云最后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侵权并请求返还个人应得补偿款(见附卷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按照其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是侵权之诉，法律关系属于侵权法律关系，但庭审中刘曰云陈述的事实都是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第9页上数第l0-11行也明确认定：“刘曰云主张应返还个人应得拆迁安置补偿款，实际上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依据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本案事实明显不是侵权事实，明显不是侵权法律关系，而是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刘曰云的诉讼请求明显与案件事实不符，其以侵权为由主张诉讼权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合法程序应当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判决直接判决返还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与案件事实不符，依法应予纠正。本案刘曰云主张的诉讼权利基础是夫妻共同财产个人份额，但李涛是直接与拆迁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取得的补偿款，刘曰云无权基于夫妻共同财产个人份额权利直接向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分割，即不能向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刘曰云认为第三人侵犯了其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合法程序应当是向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本案李涛正是基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取得的补偿款，补偿安置协议书在未被撤销之前具有合法效力，李涛属于合法取得补偿款，依据该补偿安置协议取得的补偿款不属于刘曰云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无权直接向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分割该补偿款。二、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予纠正。不诉不理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原告起诉法院不得启动审判程序；二是法院审判范围应当与原告起诉范围相一致，法院不得对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本案，一审判决书第9页上数第l0-14行明确认定：“刘曰云主张应返还个人应得拆迁安置补偿款，实际上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因其与李增秋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要求返还个人份额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李涛、张燕应当将l988年建设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961331元返还给刘曰云、李增秋。”按照上述判决书表述，一审法院是在认定刘曰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形成了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主动判决李涛向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和刘曰云返还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严重违背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纠正。本案，原审第三人李增秋从未提出返还请求，相反，作为案涉1998年所建房屋的产权登记权利人，其在书面答辩状以及庭审中一再阐明已经将该房屋无偿赠与给了亲儿即李涛，所以才授权李涛直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直接领取补偿款，原审第三人李增秋从未要求李涛返还。因此，即使一审判决认定该房屋属于刘曰云和原审第三人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刘曰云请求返还个人份额不符法律规定以及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并未要求返还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应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主动判令李涛向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和刘曰云返还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程序严重违法，是在刘曰云的诉讼请求不符法律规定以及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并未要求返还的情况下主动判决，严重违背不诉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依法应予撤销。三、一审判决将案涉1998年所建房屋认定为刘曰云和原审第三人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事实不符，依法应予纠正。该房屋系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基于“遗赠抚养协议”取得的个人专属房产，且已经在拆迁安置前通过授权李涛直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方式赠与李涛，并已实际交付完毕(已领取补偿款)，刘曰云要求分割该房屋补偿款无依据。对于该房屋，庭审中已提交《李光金老年养老问题》协议证实，各方当事人亦无争议，是原审第三人李增秋负责李光金生养丧葬事宜分得的李光金生前房屋2间。原审第三人李增秋等人签订的《李光金老年养老问题》协议的法律性质属于“遗赠抚养协议”，且明确约定该2间房屋是赠与原审第三人李增秋个人，根据《婚姻法》第18条第l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的规定，该2间房屋属于原审第三人李增秋个人财产，且一直是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李增秋个人名下，而非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拆迁安置之前，原审第三人李增秋通过授权李涛直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方式赠与李涛，李涛已领取了该房屋的补偿款，赠与已实际交付完毕，刘曰云要求分割该房屋补偿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无论是基于实体事实，还是合法、正当的诉讼程序，依法都应驳回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在已经认定刘曰云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符法律规定以及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并未请求返还的情况下，不是依法驳回诉讼请求，而是主动追诉判决李涛向原审第三人李增秋和刘曰云返还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严重错误，严重程序违法，依法请求予以纠正。刘曰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涛、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共同返还刘曰云个人应得拆迁安置补偿款项135万元及利息（相关利息以13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李涛实际收款之日计算至实际返还刘曰云之日止）；2.判令李涛、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共同赔偿刘曰云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各项损失100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均由李涛、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承担。审理过程中刘曰云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李涛夫妇占有拆迁安置补偿款项2742664元的行为对刘曰云构成侵权；2.依法判令李涛、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共同向刘曰云返还刘曰云个人应得拆迁安置补偿款项1371332元及其利息（相关利息以前述137133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李涛实际收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刘曰云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用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均有李涛、张燕、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5月28日，在窑头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的见证下李增秋与李增春、高成芳一起签订了《李光金老年赡养问题的协议》，约定：李光金住在李增秋家的两间西屋养老。李光金的吃、穿等生活、医疗费用由李增秋、李增春、高成芳共同分担。李增秋分得李光金名下的宅基两间，坐落为纬一路北侧、窑头村南面、李增春的西侧。李光金系李增秋的伯父，李增春系李增秋的大哥，高成芳系李光金的外孙女。1998年10月，李增秋将该宅基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登记证号为：济阳集用（1998）字第100xxx号）。同时拆除两间旧房建造了新的门头房，并于1998年11月6日，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书(证号为济阳房（私）字第044000xxx号)，登记房屋所有权人李增秋，房屋状况为两层、四间,用途为商业。2003年3月4日换证领取新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证号为01-000xxx）,登记房屋所有权人李增秋。1999年，刘曰云与李增秋在窑头村集体土地上建设沿街门头房一套，坐落为纬一路与经四路路口北侧，建筑主体面积为154.8平米，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李增秋与李涛系父子关系，刘曰云与李涛系继母子关系。刘曰云与李增秋于1991年4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活在窑头村xx号。李涛与张燕于2004年10月8日登记结婚。2010年4月6日，李涛、张燕及女儿李响的户口从窑头村xx号迁至济阳经四路xx号。2018年5月20日，按照《济阳街道办事处棚改旧改、项目占地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甲方济阳街道村庄改造建设指挥部及济阳街道窑头居民委员会与乙方李涛签订《集体商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乙方所有的位于窑头居集体土地上的沿街商业房屋（即1999年建房）建筑主体面积154.8平方米，甲方对乙方沿街商业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各项补偿补助、奖励总金额为1781333元。合同编号：YT-S-004/A-xx。2018年6月21日，济阳街道村庄改造建设指挥部及济阳街道窑头居民委员会与李涛签订《集体商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窑头居集体土地上的沿街商业房屋（即1998年建房）建筑主体面积72.76平米，沿街商业房屋准建筑主体面积14.34平米，甲方对乙方沿街商业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各项补偿补助、奖励总金额为961331元。合同编号：YT-S-xxx/L-xxx。基于上述两份集体商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两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2742664元转入李涛账户。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1998年建房系李增秋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李增秋系履行遗赠抚养协议规定的对李光金的赡养义务，受遗赠取得了原属于李光金房屋的所有权以及相应宅基的使用权。且李增秋与刘曰云于1998年对房屋进行了翻建。此时，原始房屋所有权因拆除而灭失，新建的房屋因合法的翻建而取得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1998年建房时，刘曰云与李增秋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建造的房屋依法属于刘曰云与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共同共有。李增秋授权李涛作为产权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的行为超出夫妻日常生活需要，系无权处分的赠与。权利人刘曰云事前不知情，且事后未予追认，该赠与行为无效。李涛领取1998年所建房屋（房产证号为01-000xxx）的拆迁安置补偿款961331元，发生在其与张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涛、张燕应当共同返还给刘曰云和李增秋。2.关于李涛提供的《分家协议书》真实性和效力认定的问题。分家析产行为是家庭共有财产的分配，是一种家庭财产的代际传承。通常分家协议是在子女成年并结婚后，在家族人员见证下，所有共有人共同参与，由他人代书所订立，但实践中由于传统观念及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可能会排除女性共有人权利，分家的风俗习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存在现实约束作用，不能当然作无效处理。本案中，刘曰云未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字，对其真实性和效力认定，应当结合风俗习惯和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刘曰云提供与李增秋谈话的录音录像与李增秋提交书面答辩在证明《分家协议书》真实性问题上意见相反。因李增秋对分家协议的陈述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但李增秋未出庭质证，录音录像的内容并非完整语句陈述，亦无相关证据佐证录音内容系对分家协议的表述。故李增秋的书面答辩意见更接近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证明效力更高。结合《分家协议书》内容合理性、使用纸张的新旧程度、签字笔迹、族中人李增春出庭作证以及2004年李涛婚后与张燕长期居住使用该房屋等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分家协议书》具有真实性。刘曰云虽未参与该房产的分配，没有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字，不能直接认定《分家协议书》无效。李涛及张燕婚后一直居住生活在该房屋，已经存在事实上的分家行为。多年以来，刘曰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房屋已经由李涛、张燕两人实际居住，且2010年4月6日，李涛、张燕及女儿李响的户口从窑头村xx号迁至济阳经四路xx号（即分家协议中的房屋）。刘曰云没有明确的反对分家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主张权利。刘曰云主张系将房屋出租给儿子李涛使用并每年支付租金的说法不符合常理，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曰云已经以默示的方式对《分家协议书》约定的条款予以追认，故《分家协议书》有效，刘曰云无权要求李涛、张燕返还该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李增秋在处分夫妻共同财产1998年建房产拆迁取得补偿款让李涛领取时没有与刘曰云及时沟通、协商，对刘曰云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害。一审法院认定，1998年建设房屋（房产证号为01-000xxx）因拆迁获取的补偿等收益仍属于刘曰云及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涛及张燕系无权占有，应当返还。1999年建的门头房已经由李涛取得所有权，不再是刘曰云及李增秋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再返还。刘曰云主张应返还个人应得拆迁安置补偿款，实际上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因其与李增秋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要求返还个人份额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李涛、张燕应当将1998年建设房屋（房产证号为01-000xxx）的拆迁安置补偿款961331元返还给刘曰云、李增秋。关于刘曰云、李增秋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在李涛、张燕对上述款项占有期间，刘曰云、李增秋利息损失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在发放拆迁安置补偿款时是按照户主李增秋的授权而支付的款项，其本身并不存在过错。故，刘曰云主张济阳街道办、窑头居委会与李涛、张燕共同返还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四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涛、张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曰云、李增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961331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961331元为本金基数，自2018年7月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刘曰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142元，由刘曰云负担5125元，由李涛、张燕负担12017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涛、张燕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涛收到法院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不予缴纳，本案按上诉人李涛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基于此，对一审判决判令李涛、张燕返还刘曰云、李增秋1998年建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961331元及相应利息的判项，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分家协议书》的真实性和效力认定问题。本案中，刘曰云虽然未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字，但该协议并不因此当然无效，应当结合农村风俗习惯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予以判断。首先，按照农村风俗习惯，涉案《分家协议书》内容具有一定合理性，结合协议书使用纸张的新旧程度、签字笔迹、族人参与及李涛婚后与张燕长期居住使用涉案1999年所建门头房等情形，涉案《分家协议书》具有真实性。其次，刘曰云提供与李增秋谈话的录音录像与李增秋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证明《分家协议书》真实性问题上虽然意见相反，但上述录音录像内容并非完整语句陈述，刘曰云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录音内容系对分家协议的表述，而本案李增秋书面答辩意见及关于视频的声明中均明确分家协议是按照农村习俗、族人见证下的家庭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可信度。第三，李涛及张燕婚后即居住生活在涉案1999年所建门头房中，李涛、张燕及女儿李响的户口也从窑头村xx号迁至济阳经四路xx号（即涉案1999年所建门头）。该事实亦能进一步印证涉案《分家协议书》的真实性。刘曰云主张系将涉案1999年所建门头房出租给李涛使用，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分家协议书》真实有效并无不当。因此，刘曰云无权要求李涛、张燕返还涉案1999年所建门头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综上所述，刘曰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07元，由上诉人刘曰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松成审判员  陈 勇审判员  赵玉兰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侯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