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苏01行终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莲，性别××年××月××日生，××族。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上诉人刘玉莲的委托代理人姜京京（系上诉人刘玉莲之女），××年××月××日生，××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171号。法定代表人叶斌，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吴大政，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佳文，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住所地南京市水西门大街58号。法定代表人刘聪，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委托代理人马春宁，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宇，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正，性别××年××月××日生，××族。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被上诉人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以下简称省资源厅）、原审第三人张正不动产行政登记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苏8602行初154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案曾暂停相应审限，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坐落于南京市江××开发区湖滨路××室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产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姜发强、登记共有权人为刘玉莲（所占份额50%）。2016年6月5日，案外人姜发强委托刘玉莲代其处理出售两人共同共有涉案房屋的相关事宜，并出具了经认证的相关委托手续。2016年7月25日，刘玉莲代理姜发强与张正签订了《南京市××区房地产买卖契约》。2016年7月27日，刘玉莲与张正一起到南京市××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2016年8月9日，市规划资源局（原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转移登记，并于2016年8月26日向张正发放了涉案房屋的房屋产权证。2018年8月6日，刘玉莲和案外人姜发强共同向省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省资源厅于2018年8月13日通知申请人补正相关复议申请材料，于2018年8月22日受理复议申请，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2018〕苏国资行复第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市规划资源局对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行政行为，并向刘玉莲及市规划资源局邮寄送达。2018年10月31日，落款为刘玉莲的起诉材料提交至原审法院，诉状请求撤销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行为。2019年4月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苏8602行初1898《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1898号《行政裁定书》），认定经核实提起该案并非刘玉莲的真实意思表示，裁定终结该案诉讼。2019年9月26日，刘玉莲、姜京京共同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撤销涉案107室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现产权人名下的产权登记行为，恢复至由刘玉莲及案外人姜发强各占50%的产权登记状态；2、撤销省资源厅的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再查明，因南京市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将原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职责与其他相应政府部门的职责整合后组建市规划资源局，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不再保留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故本案被告为市规划资源局。以上事实有《房地产买卖契约》、《房产交易、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房屋共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授权委托手续及身份证件、行政复议申请书、91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9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1898号《行政裁定书》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涉案房屋在涉案转移登记办理之前，房屋产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刘玉莲与案外人姜发强，其中刘玉莲登记占有50%的产权份额。房屋产权以法定登记为准，姜京京并非涉案房屋登记的产权人。姜京京称涉案房屋存在遗产问题，尚未分割，但涉案房屋系登记由刘玉莲及案外人姜发强共同共有，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时产权所有人也系刘玉莲、姜发强，不存在遗产分割问题。故姜京京对涉案房屋不存在占有、使用、处分的法定权利，涉案房屋的出售及后续的转移登记行为，与姜京京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姜京京对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行为依法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刘玉莲作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同时并代理案外人姜发强于2016年7月25日与第三人张正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递交涉案《房产交易、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申请转移登记涉案房屋。市规划资源局于2016年8月进行了转移登记、颁发了涉案房屋新的产权证。刘玉莲若对该转移登记行为不服，应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但刘玉莲却迟至2018年8月才向省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31日，落款为刘玉莲的起诉材料第一次提交至原审法院。在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8日裁定终止该案诉讼后，刘玉莲又于2019年9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姜京京在原审法院谈话中称，转移登记发生后即多次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反映，并随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信访等，到了2018年8月才开始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原审法院认为，刘玉莲、姜京京的上述主张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正当理由，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刘玉莲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需要说明的是，在刘玉莲起诉期限已经超过的情况下，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虽然告知了刘玉莲有权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从维护起诉期限制度从而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稳定性出发，不应认为因超过起诉期限而已经丧失的诉权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重新取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刘玉莲、姜京京的起诉。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上诉称：原审法院指责刘玉莲、姜京京将已经丧失诉讼权通过行政复议重新获得并作出裁定驳回起诉，有失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四十八条之规定，本案是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应适用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刘玉莲因身体原因，没有能力分辨重大财产贷款或买卖，案外人姜发强一直在国外，姜发强和上诉人刘玉莲的财产被侵吞后无力要回，故向南京市及江苏省执行房屋买卖登记部门申请紧急情况下保护刘玉莲及案外人姜发强财产的请求之诉，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在本次诉讼之前，刘玉莲提起的行政诉讼被终结并非刘玉莲原因。原审法院裁定姜京京没有涉案房屋的遗产继承权，驳回姜京京在此案中的起诉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上诉人刘玉莲身体状况糟糕，不能保护自己、家庭、子女的财产，在涉案房屋的财产受到侵犯时，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没有告知刘玉莲等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而一直以合同纠纷误导。上诉人刘玉莲及子女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市规划资源局、省资源厅书面投诉，一直未得到书面答复。上诉人刘玉莲根本不知道涉案房屋的财产被转让的相关事实，后来涉案房屋的财产一直在进行房屋确权诉讼，不动产登记中心知晓房屋的产权争议，阻止了涉案房屋赠与登记，但办理了转移产权的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没有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未开庭审理而直接采纳答辩意见而作出的裁判，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市规划资源局辩称，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诉求撤销登记行为，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期限，即上诉人刘玉莲及张正于2016年7月27日共同到场向江宁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案涉107室房屋的转移登记，2016年8月26日，登记中心向张正发放了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发生于2016年，上诉人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涉案登记行为并没有侵犯上诉人姜京京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姜京京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姜京京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省资源厅辩称，原审法院所作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刘玉莲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上诉人姜京京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张正述称，两上诉人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于张正名下后，2016年12月，刘玉莲委托姜京京以张正为被告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其诉讼请求之一为：请求法院将涉案房屋产权归还原位，即刘玉莲、姜发强各占该房产产权的50%。后因刘玉莲提出撤诉申请，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2016）苏0106民初12194号民事裁定。还查明，涉案房屋是2004年3月登记于姜发强与刘玉莲名下。二审中，张正陈述，其是刘玉莲的外孙，姜荣是其外公，也是刘玉莲的丈夫，姜荣于2018年5月去世。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刘玉莲作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同时并代理案外人姜发强于2016年7月25日与张正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契约》，并与张正申请转移登记涉案房屋。市规划资源局于2016年8月进行了转移登记、颁发了涉案房屋新的产权证。刘玉莲对该转移登记行为应当明知，其若对该转移登记行为不服，应当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但刘玉莲却迟至2018年8月才向省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至2019年9月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均已超出法定期限。省资源厅在刘玉莲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出法定期限的情况下，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不当。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后，刘玉莲委托姜京京以重大误解导致涉案房屋过户至张正名下为由，于2016年12月以张正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诉讼。故上诉人姜京京作为该案中刘玉莲的委托代理人最迟于2016年12月即已经知道原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对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但其于2019年9月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最长2年的起诉期限。姜京京在原审法院谈话中称，转移登记发生后其即多次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反映，并随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信访等，但此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因此，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不需要开庭审理，迳行裁定驳回刘玉莲、姜京京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程序上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起诉期限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之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内容时适用的最长起诉期限。本案中，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发生后，已经知道该行政行为，故不适用该规定。上诉人认为其起诉期限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意见，系对法律的误读，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对刘玉莲原就涉案房屋享有的50%份额是否为刘玉莲与丈夫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有财产，以及如果是夫妻共有财产，在刘玉莲丈夫去世之后，姜京京作为女儿对父亲就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是否享有继承权未予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定姜京京对涉案房屋不存在占有、使用、处分的法定权利，涉案房屋的出售及后续的转移登记行为，与姜京京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姜京京对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行为依法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刘玉莲、姜京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燕审 判 员 黄飞审 判 员 周磊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代 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