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戎绍书，男，1937年4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男，1987年8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与戎绍书系祖孙关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帮明，男，1955年1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书碧，女，1950年8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少军，男，1970年12月27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贵，贵州雄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戎绍书因与被上诉人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5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戎绍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戎绍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首先，在违反法定程序方面，一审判决基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但该处理意见并非行政行为，且与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证》相悖，一审判决直接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作为依据，程序违法；其次，在认定事实不清方面，如前述，戎绍书持有的《自留山证》载明户主为戎绍书，并无蔡帮明等户共有字样，客观上不可能由三户人家共有，《自留山管理登记表》中戎绍书户的第二幅山林地名为“童家后头”，与蔡帮明等二户《自留山管理登记表》登记的“青杠林”，并非相同地点，不能混为一谈；再次，适用法律错误方面，民事诉讼不能调整确认《处理意见》或撤销《自留山证》的问题，一审判决直接采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辩称，案涉林地为村民组共同所有林地，涉及村民组19户人家124人，一共颁发5个自留山证书，该历史事实至今存在。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戎绍书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戎绍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瓮安县童家后头被征收林地（2788.35㎡）的补偿款117724.14元归戎绍书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书碧与刘少军系母子关系。戎绍书与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系原瓮安县高枧公社养马大队河对门生产队村民，位于当地的童家后头有山林一幅，系该生产队全体村民19户124人共同所有。1982年12月3日，当地在办理自留山证时，将童家后头的山林一幅分为了多个部分并办理了多个自留山证，其中戎绍书户（9人）、蔡帮明户（4人）、孙书碧户（4人）共有一部分并办理了一个自留山证，登记在戎绍书名下，《瓮安县社员自留山管理证登记表》显示其四至界限为“东至路、南至戎绍明山、西至王姓山、北至田”。2018年，国家因修建瓮安县至开阳县工程需要，征收了涉案林地，戎绍书与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因此发生争议。2018年7月12日，瓮安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在此实地测量了被征收林地中树木的种类和蓄积后制作《瓮安至项目建设林地林木征收补偿表》，显示补偿金额为25469.48元。2018年7月13日，瓮安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制作了《瓮安至征收土地勘测（ＧＰＳ）登记表》，载明被征收林地面积为2531.73平方米。2018年10月31日，瓮安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再次实地测量了被征收林地中树木的种类、蓄积和面积后制作《瓮安至项目建设林地林木征收补偿表》和《瓮安至征收土地勘测（ＧＰＳ）登记表》，并特别注明“有争议”字样，显示补偿金额为2804.4元，面积为168.16平方米和88.46平方米。上述表格中，林木补偿金额共计28273.88元，被征收林地面积2788.35平方米，单价为32.08元／㎡，被征收林地补偿金额为89450.26元，以上补偿金额合计117724.14元，戎绍书、蔡帮明、刘少军以及镇代表、村组负责人、施工单位代表以及测量人员均在登记表上签字确认。2019年4月25日，瓮安县中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针对戎绍书、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之间的纠纷进行了调解，制作了《关于高枧村河对门村民组戎绍书与蔡帮明、孙书碧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并送达了双方当事人。该意见书载明：高速公路征收戎绍书户林地四至边界清楚无疑，调查显示蔡帮明、孙书碧、戎绍书在分山时共同办理的一个证，三户共17人分配，如若除去戎绍书的，蔡帮明、孙书碧在童家后面就没山林了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林地的使用权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戎绍书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蔡帮明户和孙书碧户在小地名为童家后头分得有林地，且该村民组（指原瓮安县高枧公社河对门生产队）全体成员都有；其次，戎绍书并未举证证明蔡帮明户、孙书碧户办理有位于童家后头的林地自留山证书；第三，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得出的结论与证人帅某、杨某证言、案外人王荣明、任远碧、蔡帮仙三户的征地登记表以及高枧村委会证明均指向该村民组系多户合办一个自留山证的事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以及当地的历史因素，综合认定戎绍书户、蔡帮明户、孙书碧户在小地名为童家后头的林地均载于戎绍书户的自留山证书之中，即编号为ＮＯ0047603号《瓮安县自留山证存根》载明的童家后头的林地的使用权归戎绍书户和蔡帮明户、孙书碧户共同所有。关于涉案林地的征收补偿款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十六条第二项“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规定，戎绍书与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双方作为林地的使用权人，在林地被征收后均有获得补偿的权利。结合戎绍书与蔡帮明、孙书碧、刘少军双方在分配林地时的人口数量，一审法院认为，应由戎绍书户占补偿金额的9／17即62324.54元,蔡帮明户占补偿金额的4／17即27699.8元，孙书碧户占补偿金额的4／17即27699.8元，故对戎绍书诉请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瓮安县童家后头林地的征收补偿款中的六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元五角四分（62324.54元）归戎绍书所有；二、驳回戎绍书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27元，由戎绍书自行负担648元，蔡帮明、孙书碧负担679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戎绍书的上诉主张，其二审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争议的“童家后头”自留山属于其独有还是三户共有上。解决该问题，本院从三个方面分析之，首先，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对于争议的“童家后头”的山林一幅，原为双方当事人所在生产队全体村民19户124人共有，1982年当地办理自留山证，将该幅山林划分为多个部分并办理相应的《自留山证》，明确戎绍书户、蔡帮明户、孙书碧户共有一部分，只办理一个《自留山证》，登记在戎绍书名下，因此戎绍书持有的《自留山证》虽登记在其名下，但其持有的性质应为部分代持，内载的争议山林实为三户共有，因此应尊重历史事实和村民的共同意志对所涉补偿款进行分配。对于戎绍书主张的蔡帮明等二户《自留山管理登记表》登记的“青杠林”，一审判决并未认定该“青杠林”即“童家后头”，其上诉主张仅为个人猜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并非对共争议的山林进行处理，其意义在于记载了该争议林地为三人共有的历史事实，结合相关村民出庭作证及其他“童家后头”共有户对补偿款的共同分配等证实的事实，该书面意见与其他证据形成了认定相应事实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争议山林为三户共有。且如若依戎绍书所主张，争议的林地全部为其独有，则蔡帮明、孙书碧等二户则在全体共有的“童家后头”无自留山林，也与“童家后头”原属全体村民共有的事实不符；再次，事实上，在有关部分进行征收补偿登记时，亦表明了该争议山林存在共有争议，并特别予以注明，三户代表及镇、村、组负责人均在登记表上签名，说明了三方均知晓存争议，因此，应当根据1982年的分山历史作出相应权利为共有的认定。综上可知，争议的“童家后头”自留山应属三户共有。一审判决根据现有证据，作出相应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戎绍书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4元，由戎绍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国红 审 判 员 倪 安 审 判 员 熊元伦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裘文昕 书 记 员 齐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