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16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旭峰，男，1986年11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林玉，江苏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兵，江苏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永成，男，1978年4月17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盐城市盐都区潘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臻，男，1987年10月19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江苏理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情杰，江苏理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旭峰因与被上诉人周永成、刘亚臻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3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旭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陈旭峰支付周永成钢板租金48875元、运费1200元并赔偿钢板损失90000元，合计140075元”的判决，改判为驳回周永成对陈旭峰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刘亚臻与陈旭峰系雇佣关系，陈旭峰因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雇主刘亚臻承担。1、刘亚臻曾在盐都区人民法院起诉陈旭峰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苏09民初3032号（以下简称“保管合同案”）。该案第一次开庭时，刘亚臻自认“陈旭峰为刘亚臻提供劳务，属于个人雇佣关系。”（见第一次开庭笔录第3页倒数第10行），同时刘亚臻承认“刘亚臻基于雇佣关系向陈旭峰主张权利，刘亚臻将案涉的钢板业务交给陈旭峰，陈旭峰负责钢板的出租、记账。”（第二次开庭笔录的第5页倒数第3行）。在该保管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刘亚臻也明确了“从2013年开始陈旭峰就跟着刘亚臻做事，刘亚臻对陈旭峰十分信任，就将保管钢板及接受刘亚臻的指令根据承租人的要求将钢板发往不同的工地任务交给陈旭峰，陈旭峰的劳务费用由刘亚臻不定期给付，一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第一次开庭笔录第3页倒数第6行），刘亚臻提到了其与陈旭峰交流模式为“先是承租人跟刘亚臻联系，确定号数量、租金、使用的时间后，刘亚臻跟陈旭峰联系，陈旭峰负责把钢板运输到承租人的工地。如租期届满，陈旭峰要将记载了租金等的账目交给我，由陈旭峰去收回钢板，租金由刘亚臻收。”(第一次开庭笔录第5页第8行)因此，刘亚臻已经自认了陈旭峰与其雇佣关系，陈旭峰听从刘亚臻的指示将钢板运送到相应的工地的事实。故本案中陈旭峰的行为系受雇主刘亚臻指派行使，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其雇主承担。2、“保管合同案”中，刘亚臻还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第一位证人薛某证实：“刘亚臻的钢板都由陈旭峰统一调度，刘亚臻接到人家要钢板的电话就通知陈旭峰，让陈旭峰安排随车吊把钢板送到需要的工地上，陈旭峰的职责是送钢板到工地并由工地负责人打个收条，工地钢板使用结束就打电话给陈旭峰让他把钢板都拖走”，“在2012年时陈旭峰就已经跟着刘亚臻做事了，到了2017年年底，钢板没有了就发生盾”，“出租钢板的经办人是陈旭峰”(第一次开庭笔录中第8页)。第二位证人王某证实：“我租刘亚臻钢板时，打电话与刘亚臻联系，刘亚臻安排陈旭峰与我对接，陈峰用随车吊把钢板送到我的工地上，我打个单子给陈旭峰。等钢板板使用结束，我通知刘亚臻，刘亚臻让陈旭峰跟我算账。陈旭峰安排车子将钢板拖走，租金跟刘亚臻结算。我和陈旭峰算好账，刘亚臻认我们算好的账结算金额。2017年6、7月份也租过的，还是跟陈旭峰联系的，目前我和刘亚臻的钢板账目已经结清。”（第一次开庭笔录第10页）。第三位证人李某证实“在2017年9月8日时，陈旭峰以刘亚臻的名义跟我借了50张钢板，我的钢板也是跟其他人租的，陈旭峰因为钢板不够用，就向我租了50张，后来我就租给他们了。我在做工程前跟刘亚臻不熟悉。我租了50张钢板给他们，陈旭峰还了20张，剩余的30张直至去年年底也还没有还，后来我就找刘亚臻要钢板，刘亚臻说陈旭峰有忧郁症，钢板的账结不清，我又打电话给刘亚臻，刘亚臻陆续给了11张给我，还差欠我19张钢板。但是租钢板是陈旭峰跟我联系的，他是以刘亚臻的名义跟我租的，当时我也问他刘亚臻是否清楚这个事，他说刘亚臻清楚呢。后来我跟刘亚臻要钢板时，刘亚臻也没有否认。”（第一次开庭笔录第11页）。通过这三位的证人证言证明以下几点事实：(1)从2013年起至2018年年初，陈旭峰一直是受刘亚臻的雇佣从事钢板调配工作。本案与周永成发生的租赁事宜是在陈旭峰受刘亚臻雇佣期间所发生。（2）刘亚臻对外不仅出租钢板给他人（如证人1、2）而且也经常向他人承租钢板留作己用或转租他人（如证人3）。本案中向周永成四次承租钢板，其中2017年10月28日承租的系留作已用外，其他三次均为转租他人。（3）刘亚臻的经营模式是其与他人电话联系后，由陈旭峰直接对外交接并办理相关手续，但最终相关权利（如租金受益等）或义务（如租赁物灭失等）均由刘亚臻承担。本案中，陈旭峰已经举证是受到刘亚臻电话指令后才与周永成联系并出具相关租赁手续，因此手续虽是以陈旭峰名义签署，但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刘亚臻承担。3、刘亚臻系从事土石方工程及钢板出租业务，陈旭峰又长期受雇于刘亚臻，故而陈旭峰将自有的25张钢板放在刘亚臻处一并使用。但这并不影响刘亚臻与陈旭峰雇佣关系的存在，刘亚臻对雇佣的事实并不否认。一审法院以此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以复杂案件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规避刘亚臻的雇主责任，显属错误。二、案涉周永成的钢板租赁，陈旭峰系职务行为，相关责任应当由刘亚臻承担。1、本案周永成出租钢板时已经知道陈旭峰与刘亚臻的关系。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周永成陈述“我和被告在2013年左右就开始有往来了，陈旭峰是和刘亚臻一起做土方工程的，陈旭峰和刘亚臻是合伙关系。我和被告是同行,2017年之前刘亚臻与陈旭峰合伙坑我……”(一审第一次开庭笔第4页倒数第5行起)因此周永成与刘亚臻、陈旭峰都非常熟悉，也明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本案所涉租赁关系发生前与刘亚臻、陈旭峰也发生过交易，一审庭审中刘亚臻称其与周永成不熟悉，显然是欲盖弥彰。2、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10月28日租赁合同，租赁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钢板张数为32张。该份合同就是对应的2018年3月12日的对账单中第二笔，是用于蓝海路与神州路工地。一审庭审中，刘臻已经认可蓝海路与神州路工地是刘亚臻自己工地，其所租的钢板由其自己使用的事实。故再次可以证实本案中陈旭峰的行为完全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雇主刘亚臻承担。况且陈旭峰已经提供了2017年10月28日的电话清单，其是收到刘亚臻电话后才与周永成联系的，该证据可以进步印证上述事实。3、一审判决中认定的2017年11月25日租赁合同租赁时间为2017年11月25日起，租赁钢板19张。该份合同就是对应的2018年3月12日的对账单中第四笔，是向周永成承租后转租给金融城工地,2018年2月5日出场钢板1块，下欠18块，一审判决对此查明，一审审理过程中，陈旭峰主张案涉18块遗失的钢板系用于刘亚臻联系的金融城工地，且该18块钢板已被刘亚臻收回，租金亦由刘亚臻收取。嗣后，法院依法向金融城工地的李会计作调查，李会计陈述金融城工地所需钢板系其与刘亚臻联系，由陈旭峰运送，钢板已由刘亚臻收回、租金亦由刘亚臻收取。刘亚臻认为金融城工地钢板系与其联系并要求陈旭峰运送、租金亦由其收取的情况属实，由此可见，陈旭峰受刘亚臻指示向周永成租借钢板再送到刘亚臻指定第三方工地（金融城工地）事实清楚。陈旭峰作为雇员行使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理应由刘亚臻承担。另外，一审判决已查明损失的钢板18块，次承租人金融城工地施工方嗣后已归还给承租人刘亚臻，并给付了相应的租金，却判令上诉人陈旭峰承担该18块钢板损失9万元，显然于情不符，与法相悖，显属错误。三、被上诉人周永成主张的数额无事实依据。1、钢板每张5000元无事实根据。在“保管合同案中”刘亚臻曾认为市场价每张钢板3500元(见第二次庭审记录第5页第三行)本案中周永成认为每张8000元上诉人认为，钢板价格应根据其规格、磨损程度进行司法鉴定评估后方能确定。2、至于周永成认为应当依据租赁合同载明每张赔偿8000元的问题上诉人认为，(1)合同是周永成租赁时出具的格式合同，应当按照有利于对方解释的原则。(2)该合同载明“如有损失和丢失，乙方必须按原价赔偿甲方，每块价格为捌仟元整"，根据该合同，周永成应当提供原价为8000元的相关证据，否则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赔偿。(3)周永成主动将价格下浮为5000元，由此可见其自己都认为该8000元格远远高于市场价。一审法院以5000元作为定案依据，同样无事实相根据。更为重要的是，这18块钢板并未损失，已由金融城工地李会计归还给刘亚臻，何以谈及灭失赔偿。3、如前所述,2017年10月28日签订租赁合同不能约束其他三次租赁情况。故该合同中约定的5元每块每天租金价格，仅仅适用于该次32块钢板租赁。事实上，正常情况下一块钢板一天租金仅在3元左右，当时刘亚臻着急使用钢板，才答应每天5元的价格。也正是因为该价格高于市场价，周永成才要求签订书面协议。而其他因均是正常市场价，故未签订书面协议。周永成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案涉钢板租赁是基于上诉人与刘亚臻间雇佣关系的依据不足。在2018年4月9日上诉人在公安部门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租赁的钢板有本人的也有刘亚臻的，另外还有部分是向其他人借的。本案中的钢板是上诉人自己本人向周永成租赁的。至于上诉人与刘亚臻之间的其他案件，与本案无关。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周永成主张的金额系依据双方签订协议及由陈旭峰最终结算进行确认，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亚臻辩称：一、案涉三份租赁合同是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周永成签订并履行。周永成在一审中多次陈述均认为是和上诉人发生的钢板租赁。只认可上诉人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同时，周永成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及至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周永成均认为上诉人与刘亚臻之间是合伙关系。二、上诉人与刘亚臻存在合伙关系，也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在公安询问中已认可亏空的钢板包含了刘亚臻的也包含了其个人的，也包含了对外租借的钢板。刘亚臻交给上诉人保管的钢板多达几百张，足够刘亚臻使用，刘亚臻未指派上诉人租赁涉案钢板。该租赁是上诉人个人行为。在一审中上诉人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租赁行为是受刘亚臻指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钢板租赁利益获得者是刘亚臻。三、雇主通常情况下仅对雇员在雇佣期间导致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本案是合同关系，认定雇员的职务行为既要满足雇员实施的行为确实是受雇于雇主的事实，也需要满足交易相对人明确知悉受雇的事实。本案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本案租赁行为的法律责任，与刘亚臻无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周永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旭峰立即支付周永成钢板租金48875元（计算至2019年1月12日）及钢板丢失赔偿款18张*8000元/张=144000元，运费4车*300=1200元，合计194075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旭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8日，陈旭峰向周永成租赁钢板，双方签订了两份钢板租赁合同，其中一份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一、租用钢板时间：2017年10月29日起，超时按实计算。二、租用钢板数量30张。三、租用钢板价格：具体价格为每天每张按5元计算。六、陈旭峰收到周永成钢板租用期间，下雨下雪不报停，按进场时间计算天数，由陈旭峰管理使用，如有损坏和丢失，陈旭峰必须按原价赔偿给周永成，每块价格为8000元。在同日另一份合同中约定:一、租用钢板时间从2017年10月28曰起租用到2017年11月9日止，超时按实计算。二、租用钢板数量32张。三、具体价格为每天每张按5元计算。六、陈旭峰收到周永成钢板租用期间。下雨下雪不报停，按进场时间计算天数，由陈旭峰管理使用，如有损坏和丢失，陈旭峰必须按原价赔偿给周永成，每块价格为8000元。周永成与陈旭峰分别在合同中签名。2017年11月25曰，陈旭峰再次向周永成租赁钢板，并签订了钢板租赁合同，主要约定：一、租用钢板时间从2017年11月25曰起，超时按实计算。二、租用钢板数量为19张。三、租用钢板价格为每张每天5元。六、陈旭峰收到周永成钢板租用期间，下雨下雪不报停，按进场时间计算天数，由陈旭峰管理使用，如有损坏和丢失，陈旭峰必须按原价赔偿给周永成，每块价格为8000元。周永成与陈旭峰分别在合同中签名。上述三份合同签订后，周永成按约向陈旭峰交付了租赁钢板。2018年3月12日，周永成与陈旭峰结账，陈旭峰在结账清单中注明：“下欠拾捌块钢板（18块）租金张数4375张（肆仟卷佰柒拾伍张）运费4车次（肆车）陈旭峰2018.3.12”。嗣后，陈旭峰未能向周永成返还租赁的钢板以及支付租金、运费，双方协商未果，周永成遂诉至法院。一审庭审中，周永成陈述2017年陈旭峰向其租赁钢板时，刘亚臻并未与其联系，且合同系与陈旭峰所签，其与陈旭峰在2018年3月12日已进行了结账，陈旭峰认可差欠其4375张钢板租金以及下欠18块钢板和运费的事实，其只要求陈旭峰承担责任。一审庭审中，刘亚臻陈述其与陈旭峰系同学关系，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陈旭峰跟随其从事钢板调度及土石方工作，每年支付七八万元工资，陈旭峰亦有25张钢板和其自有钢板一起对外出租，每年支付陈旭峰每张钢板租金1000元，双方约等于合作关系。但陈旭峰主张其受雇于刘亚臻，钢板调度均受刘亚臻指派，本案的租赁行为系受刘亚臻指示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由刘亚臻承担责任。一审审理过程中，陈旭峰主张案涉18块遗失的钢板系用于刘亚臻联系的金融城工地，且该18块钢板已被刘亚臻收回，租金亦由刘亚臻收取。嗣后，法院依法向金融城工地的李会计作调查，李会计陈述金融城工地所需钢板系其与刘亚臻联系，由陈旭峰运送，钢板已由刘亚臻收回、租金亦由刘亚臻收取。刘亚臻认为金融城工地钢板系与其联系并要求陈旭峰运送、租金亦由其收取的情况属实，但其主张当时自有钢板200多张足够使用，让陈旭峰运送的是自有钢板，并未授权或指示陈旭峰向周永成租借钢板，本案的租赁完全系陈旭峰个人行为。另查明：2018年3月4日，刘亚臻因发现其自有钢板缺少200多张，向陈旭峰索要钢板进而发生纠纷，刘亚臻遂向盐都区公安局盐渎派出所报警。2018年4月9日，陈旭峰在公安部门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2015年以后其主要负责土方生意，没有时间管理钢板，亏空的钢板具体数量说不清，包括其本人的及刘亚臻的，也包括向别人借的，其无法提供详细的钢板出租账目，其个人也差外面很多钢板。2018年6月14日，刘亚臻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旭峰赔偿因保管不善而造成其遗失的224张钢板并赔偿租金损失，后刘亚臻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周永成与陈旭峰之间签订的三份租赁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陈旭峰向周永成租赁钢板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陈旭峰是否为本案的责任主体，对此，法院作如下分析：一审庭审中，陈旭峰主张其受雇于刘亚臻，案涉的18块钢板亦用于刘亚臻联系的金融城工地，租金亦由刘亚臻结算收取，租赁行为发生在雇佣期间，应当视为职务行为，应由刘亚臻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法院认为，首先，案涉三份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周永成与陈旭峰。合同签订后周永成已向陈旭峰交付案涉租赁的钢板，其已履行了己方的合同义务。周永成陈述刘亚臻并未与其联系案涉钢板租赁事宜，其只认可陈旭峰作为合同相对方；其次，因陈旭峰自有25张钢板与刘亚臻的钢板一起对外出租，故在陈旭峰与刘亚臻之间，既存在雇佣关系，亦存在合作关系。陈旭峰在公安部门的调查笔录中亦自认亏空的钢板中包含了其个人及陈旭峰和对外租借的钢板；另外，从钢板的流向和租金的收取看，该钢板为种类物而非特定物，陈旭峰运作的钢板包括刘亚臻的钢板，也有其自己的钢板，还有对外租用的钢板，故不能仅以某一部分钢板及租金判断案涉合同的违约主体。至于陈旭峰主张与刘亚臻系雇佣关系应由刘亚臻承担本案违约责任，因陈旭峰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周永成的合同行为系在雇佣关系之内，且其与刘亚臻之间存在其他钢板往来，故法院对陈旭峰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周永成主张陈旭峰支付租金、赔偿损失和支付运费的请求，法院认为，陈旭峰已与周永成结账，认可差欠钢板18张及具体租赁钢板的数量和运费，且其与周永成之间已约定钢板的租金标准，同时认可运费的标准，虽然陈旭峰辩称遗失的18张钢板规格不清，价格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遗失，则按每张8000元赔偿，现周永成主张按每张5000元赔偿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应予准许，故法院对陈旭峰的该辩称理由，依法不予采信，对周永成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法院对周永成要求陈旭峰支付租金、赔偿损失和支付运费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陈旭峰支付周永成钢板租金48875元、运费12OO元并赔偿钢板损失90000元，合计140075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周永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82元，由周永成负担1082元，陈旭峰负担3100元。二审中，上诉人陈旭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陈某诉陈旭峰的诉状，证明由于本案一审判决以后，其他的出租人都以此判决来向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作为雇员明显超出了其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该诉状中，陈某陈述，刘亚臻和上诉人是雇佣关系。刘亚臻与陈某交流的时候明确说明以后需要钢板的时候直接和上诉人联系。陈某主张的租金是3元每天并不是5元。钢板正常是0.8每吨，每块钢板不足3000元。一审判决在没有特别约定情况下租金按5元计算，钢板按照5000元计算不公平，陈旭峰、刘亚臻和案外人的交易模式都是上诉人经手对账，最终责任主体由刘亚臻承担。证据二、上诉人陈旭峰2020年病历证明，陈旭峰现在患有抑郁症，需要休息，精神要放松。周永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民事诉状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诉状中诉称的规格系1.5m*6m*12mm，我方主张的钢板规格是1.5m*7m*12mm。还有规格是1.8m*7m*12mm。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刘亚臻质证认为，对该诉状内容不予认可，是上诉人与陈某之间的交易，刘亚臻完全不知情。对证据二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诊断上抑郁并不像其他骨科等疾病能够以医疗设备予以确定。该疾病主要是以其自己的陈述由医生诊断。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应当为自己个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院经审核认为，陈某的诉状系陈某与刘亚臻、陈旭峰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诊断书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三份钢板租赁合同均注明钢板规格为1.8m*7m*12mm，1.5m*7m*12mm。2018年3月12日结账清单上注明，7.12进场22块（尚庄工地），7.23出场22块，11天*22块=242；10.28进场32块，11.9出场32块（蓝海路和神州路）12天*32块=384；10.29进场30块，2.5出场30块（王军工地）99*30块=2970；11.25进场19块，2.5出场1块（金融城）41*19块=779，合计4375块。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一、案涉租赁合同相对方是刘亚臻还是陈旭峰；二、案涉租赁费用如何计算；三、18张钢板价格如何确定。本院认为：一、案涉三份租赁合同上载明甲方周永成、乙方陈旭峰，上诉人陈旭峰认可乙方处陈旭峰以及时间落款下方陈旭峰均是其本人所签。同时，被上诉人周永成陈述，钢板是陈旭峰租赁，租的时候明确说只认陈旭峰，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合同，才将钢板租给陈旭峰的，陈旭峰当时说是自己用的钢板。上诉人陈旭峰认为其是受刘亚臻雇佣及指派向被上诉人周永成租赁钢板，刘亚臻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要求陈旭峰向周永成租赁钢板，上诉人陈旭峰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代表刘亚臻签订案涉租赁合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时明确告知周永成其系代表刘亚臻签订合同，且陈旭峰在公安部门的调查笔录中自认亏空的钢板包括自己的和刘亚臻的，自己也差外面很多钢板，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陈旭峰并无明显不当。二、上诉人陈旭峰认为租金应当按照3元计算，提供了陈某的诉状，被上诉人周永成认为陈某的钢板规格与其不一致，陈旭峰向其租赁的是大钢板，租金就是5元。由于案涉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金为每天每张伍元，注明了钢板规格，上诉人陈旭峰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租赁的钢板规格与合同不一致，故上诉人陈旭峰要求按照3元计算租金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结算单上虽然有一笔不在案涉三份合同之内，但是上诉人陈旭峰在结算时是一并结算，并未做区分，说明租赁钢板规格型号是一致的，一审法院按照同一标准计算租金并无明显不当。三、上诉人陈旭峰尚欠18张钢板未归还周永成是事实，案涉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如有损坏和丢失，乙方必须按原价赔偿给甲方，每块价格为8000元，周永成主张每块钢板为5000元并不违反合同约定，陈旭峰认为钢板价格过高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陈旭峰上诉称差欠的18张钢板用于金融城工地，已经归还给刘亚臻，刘亚臻称金融城工地的钢板并非周永成的，故该18张钢板是否归还刘亚臻系陈旭峰与刘亚臻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理涉。综上，上诉人陈旭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2元，由上诉人陈旭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