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9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红侨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大道677号101。法定代表人：郑志威，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顺龙，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歌，男，196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贺州市八步区。上诉人广州市红侨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称红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黎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黎歌于2017年6月1日入职红侨公司。当日，红侨公司（甲方）与黎歌（乙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工作内容为保卫，工作地点为甲方承包的第三方业务所在地，第十二条第3款约定：乙方确认已知悉并同意甲方制作的《员工手册》，并对其制定等无异议并承诺遵守之。合同签订后，黎歌被红侨公司派往其他公司担任保安，黎歌在该公司的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4月30日。黎歌陈述红侨公司于2019年3月份派郭经理与其协商不要上班了，称公司效益不好，并提出按2100元每月的标准补偿两个月，黎歌不同意，提出除了上述补偿外，2019年5月份不上班公司仍需按照4200元发工资，公司同意了其提出的方案，于是之后其便没再去上班。红侨公司对黎歌的陈述不予确认，表示没有与黎歌协商过，也没有同意不上班仍发放4200元的工资。红侨公司主张其于2019年5月5日-6日左右打电话给黎歌，问为什么不去上班，并告知黎歌应该去上班，但是黎歌接到电话后也未去上班。黎歌确认接到红侨公司的电话，当时其回复红侨公司称双方已经谈好了不用上班了，为什么还要回去上班，所以其接到电话后也未回去上班。黎歌还表示红侨公司打电话的时间是2019年5月10日左右。2019年5月13日，红侨公司向黎歌发出《关于黎歌旷工自离的告知函》，该函载明：接广州远太鑫三利集装箱工程有限公司关于你无故旷工的退回函。因你在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2日未办理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无故旷工五天以上，现退回我司。我司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派遣企业退回函，对你作出旷工自离的决定。黎歌确认收到该份函件。双方确认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红侨公司主张其作出旷工自离的决定符合公司规章制度，其提交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作为证据，其中第十七条载明“自动离职：1.凡一个月内无故连续旷工3天（含）以上或月累计旷工5天（含）以上者，作自动离职处理，不予结算任何工资、福利。”第二十一条载明：“惩罚：1.警告，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予以警告：（3）有旷工行为的”。黎歌对红侨公司提交的《人事管理制度》不予认可，称其从未收到过该制度，也不知道有这个制度。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红侨公司向黎歌发放工资及为其缴纳社保至2019年4月。红侨公司提交《黎歌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份工资》及《网上银行代发工资清单》拟证明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黎歌的应发工资情况。《黎歌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份工资》载明上述期间黎歌的税前工资分别为3386.38元、3475元、3475元、3125元、4516.38元、3993.98元、3125元、3125元、3125元、4869元、3990元、3480元。黎歌对红侨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双方发生争议，黎歌于2019年10月10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红侨公司支付黎歌经济补偿金8400元；二、红侨公司支付黎歌失业金损失1890元；三、红侨公司支付黎歌误工费1470元；四、红侨公司支付黎歌交通费300元。2020年1月9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215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红侨公司一次性支付黎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00元；二、驳回黎歌其他仲裁请求。红侨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调取了仲裁庭审笔录，红侨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协商结果是给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200元，上班上到5月份才发工资”。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关于黎歌旷工自离的告知函》《人事管理制度》《黎歌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份工资》《网上银行代发工资清单》、穗埔劳人仲案[2019]2158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红侨公司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红侨公司无需向黎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8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黎歌承担。原审法院认为：红侨公司主张黎歌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2日无故旷工，其依据《人事管理制度》第十七条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但根据红侨公司在仲裁庭审中关于“协商结果是给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200元，上班上到5月份才发工资”的陈述，可知双方曾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进行过协商，红侨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称双方没有进行过协商的陈述与其在仲裁时的陈述相矛盾，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在存在协商且均无法举证具体协商方案的情况下，黎歌在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2日期间未上班不能认定为无故旷工，且红侨公司也无证据证实其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人事管理制度》已送达给黎歌。因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劳动者的离职原因，可视为红侨公司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红侨公司应向黎歌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根据红侨公司提交《黎歌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份工资》，黎歌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640.5元，因此，红侨公司应向黎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为7281元（3640.5×2年）。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红侨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黎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81元;二、驳回广州市红侨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红侨劳务有限公司承担。判后，上诉人红侨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红侨公司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2.红侨公司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因黎歌存在旷工这一违纪行为，红侨公司合法对其作出违纪辞退，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黎歌于2017年6月1日入职红侨公司，当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担任保卫工作，其旷工自离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为3640元。3.红侨公司没有与黎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答应黎歌5月份不用上班就支付5月份工资、购买5月份社保。黎歌所说的红侨公司同意其2019年5月、6月不用上班就发放工资之事是无中生有。红侨公司在客户告知黎歌没有来上班的情况下，公司客服5月5日、6日还一直打电话催告黎歌返回公司上班，如黎歌不返回岗位上班会作自离处理。黎歌一直置之不理，直至5月12日黎歌仍未返岗位上班，原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旷工有催告返岗的义务，红侨公司没有履行这一行为即处理员工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用人单位并没有催告旷工员工返岗这一法定义务，其次红侨公司也多次催告黎歌返岗未果，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原审法院的认定都是不能成立的。4.根据上述情况，红侨公司依据人事管理制度第十七条第1款的规定，给予黎歌旷工自离的处理，本条规定实质就是对于员工旷工违纪行为的处理。因此，基于黎歌旷工行为，红侨公司依据管理制度、《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须支付经济补偿。据此，红侨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红侨公司无需向黎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8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黎歌承担。被上诉人黎歌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红侨公司的上诉请求。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根据红侨公司、黎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红侨公司主张黎歌的案涉行为属于旷工，双方没有就双方解除劳动合同进行过协商，其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黎歌对此不予认可。根据黎歌的陈述及红侨公司在仲裁庭审中关于“协商结果是给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200元，上班上到5月份才发工资”的陈述可知，双方就劳动合同的解除曾有协商，红侨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故本院对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不予采信，黎歌在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2日期间未上班不能认定为无故旷工。因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黎歌的离职原因，原审法院认定可视为红侨公司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红侨公司应向黎歌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7281元（3640.5×2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红侨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红侨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