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7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女，196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2，女，195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3，女，195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沛敏，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健翔，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4，男，1952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玉兰（系徐某4妻子），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系徐某4儿子），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5，男，195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玲（系徐某5妻子），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校（系徐某5儿子），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徐某1、徐某2、徐某3因与被上诉人徐某4、徐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6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某1、徐某2、徐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沛敏、被上诉人徐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徐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玲、徐志校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某1、徐某2、徐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对绍兴市山隐新村北区房屋均等继承，徐某1、徐某2、徐某3应得房屋折价款各为210378元。事实与理由：一、两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对父母生前尽主要扶养义务的事实。1.分书协议的实质是上诉人父母将其所有的房屋无偿赠与给两被上诉人，而规定由两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扶养义务，这是目的赠与行为。况且该分书欠缺其他家庭成员的签字确认，其效力亦成问题。即使该分书有效，两被上诉人尽扶养义务并非无偿，而是有对价的，是因为其分得了相应的父母财物为前提。在本次案涉房屋的分割中，将其再次列为考量因素，等于再次重复评价，不符合基本法理。2.分书协议只是一份协议，其签订并不代表当然履行。而事实上，上诉人父母平时就医所花费的医药费均是其自身的社保、积蓄所得中开支。两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为父母支出过医药费，根本不存在尽主要扶养义务的事实。3.三上诉人姐妹对父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三上诉人姐妹在父母生前每天都基本轮流探视，经常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衣食必需品，为其劳作家务。母亲生前最后几年，三上诉人更是出资为其雇请保姆。因此，是三上诉人而不是两被上诉人对父母生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二、一审判决背离了继承法的规定，适用法律不当。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因此一审判决仅依据一份效力存疑的分书，而无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据所谓农村风俗习惯，就认定两被上诉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且将继承份额增加到为三上诉人的两倍多，根本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采信证据的要求。现行民诉法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依农村风俗习惯采信证据。在无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置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作出如此悬殊的继承份额认定，显系错误。 徐某4、徐某5共同答辩称，一、两被上诉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分书协议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房屋的归属、债务承担、老人赡养等问题作出约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要件和农村风俗习惯，合法有效。分书协议中约定由儿子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并由父辈及村里的长辈共同见证，证明两被上诉人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分书协议中的赠与行为是父母作为财产所有权人对其财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理的权利，财产所有人有权行使处分权，不需要第三人同意。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分书协议中所涉及的房产不属于遗产，与本案无关。且父母在临死前，把房产证原件留给两个儿子，明确表示要把房子留给两个儿子。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的目的不影响赡养义务的履行。三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赡养是分得父母财物为前提，承认了两被上诉人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而分得财物的目的不影响两被上诉人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的事实。2006年村子拆迁之前，两被上诉人和父母住前后院，以共同居住生活的方式尽赡养义务。2006年拆迁之后，两被上诉人和父母住在一个小区，距离最近，一直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父母年纪大、毛病多，且一生无工资收入来源，经常就医，都是儿子儿媳、孙子女陪同，吃穿用度都是儿媳购置。赡养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赡养，还包括精神上的赡养。两位儿子几户每晚去探望父母，最能给予父母精神慰藉，也是他们感情上的寄托，而且孙子女均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和赡养，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二、三上诉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社会保险属于国家的公益性的社会保障，医疗费用报销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两被上诉人的赡养支出。国家行为不影响两被上诉人的赡养行为的履行，父母的积蓄一部分是养老保险和国家的补助，一部分是两被上诉人支付的赡养费用，孙子女逢年过节给付的现金。父母平时的医疗生活费用由社保、父母自身积蓄、两被上诉人赡养三部分共同构成，证明了三上诉人没有支付生活、医疗费用，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由于大家白天都要上班，商议后由五人共同出资为母亲雇佣保姆，白天由保姆照料，晚上仍旧由住的最近的两被上诉人及其家属照料。三上诉人以住得太远，家里开店，有孙子孙女要照顾为借口，一直拒绝承担晚上的照料。三、三上诉人称农村风俗习惯不能作为判决依据，理由不能成立。公序良俗作为连结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一般道德与民法的纽带，是法律的重要补充，两被上诉人与三上诉人及其父母都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能苛求他们的法律素养，农村的养老离不开农村的风俗习惯，正是由于儿子养老这个风俗习惯，1985年12月30日两被上诉人与父母签署了分书协议，书面明确由儿子赡养。谁主张，谁举证，三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风俗习惯、公序良俗。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某1、徐某2、徐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对徐德生、徐阿条名下的遗产绍兴市越城区山隐新村北区13幢201室住房一套（建筑面积87平方米，车棚11.33平方米）进行继承析产。 一审法院认定：徐德生、徐阿条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两子三女，即徐某4、徐某5、徐某3、徐某2、徐某1。徐德生于2014年8月2日去世，徐阿条于2018年11月15日去世。徐德生名下于2008年11月17日登记有位于绍兴市山隐新村北区房屋（建筑面积87平方米，车棚11.33平方米）一间。上述房屋系徐德生与徐阿条拆迁安置所得，目前系空关状态。又查明，徐德生曾与徐某4、徐某5签订《分书协议》一份，对于老房屋分配及使用、维修等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第五项约定：赡养关系。每年按村规定负担，只多不能少，对于今俩位老人以后医药费用有其子俩人各负担壹半。另查明，应原告申请，该院依法委托绍兴天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及车棚价值进行鉴定，后该公司出具报告书一份，结论为：涉案房屋（含固定装修）市场价值为1017900元，车棚价值33990元，合计1051890元。现三原告认为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故诉至该院要求进行继承分割，而两被告则表示法院判决可以明确份额，但房屋不宜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位于绍兴市山隐新村北区房屋（建筑面积87平方米，车棚11.33平方米）一间系徐德生与徐阿条生前拆迁安置所得，本案未有相关证据证明被拆迁老房徐德生夫妇曾口头明确权利归属，根据相关拆迁安置材料及目前房屋登记在徐德生名下的情况，该房屋应认定为系徐德生与徐阿条夫妻共同财产。因徐德生已于2014年8月2日去世，徐阿条于2018年11月15日去世，则涉案房屋应作为徐德生及徐阿条的遗产进行处理。徐德生与徐阿条生前未留有相关遗嘱，故根据继承法规定，应由两人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原、被告五个子女进行法定继承。根据分书协议约定，徐德生与徐阿条两人的医疗费由两被告负担，考虑到农村风俗习惯，该院认定两被告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故对于涉案房屋应予适当多分。综上，该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涉案房屋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分别继承享有14%份额，由徐某4、徐某5分别继承享有29%份额。因原、被告系按份共有继承份额，且原、被告均已各自独立成家，故现三原告要求分割涉案房屋，符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及各自份额，该院确定涉案房屋及车棚归被告徐某4、徐某5按份共有，两人分别享有50%份额，因涉案房屋价值总计为1051890元，则徐某4、徐某5应分别支付给徐某1、徐某2、徐某3相应的房屋折价款147264.6元（1051890元×14%）。被告方要求该院处理被继承人迁坟、扫墓事宜，并要求分割曾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划给徐某29.97个平方米的权益，因上述请求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故该院不予处理，被告方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绍兴市山隐新村北区房屋（建筑面积87平方米，车棚11.33平方米）归徐某4、徐某5按份共有，分别享有50%份额；二、徐某4、徐某5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支付给徐某1、徐某2、徐某3房屋折价款147264.6元。如果未按该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分别负担1652元，由徐某4、徐某5分别负担3422元，被告负担的部分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付清。鉴定费3500元，由徐某1、徐某2、徐某3以及徐某4、徐某5分别负担700元，上述款项由三原告预缴，徐某4、徐某5负担的部分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三原告。 二审中，徐某1、徐某2、徐某3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徐德生住院病历资料11页，其中9页病历中病人家属签字栏、联系人都是徐某3签字或留名，有2页是徐德生自己的签字或留名，但联系电话也是留徐某3的，以证明三上诉人对徐德生就医尽了主要义务；证据2.徐某1记录的徐阿条丧葬白事账单一组，以证明即使是办理丧葬费也是由三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平摊的，从账单上看三上诉人还每人多拿出了2000元；证据3.母亲徐阿条的保姆傅条英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以证明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其受三上诉人的雇佣为徐阿条做保姆，三上诉人共支出保姆费56000元，证明三上诉人对母亲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证据4.北海街道蒋家溇村经济合作社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2007年5月徐德生、徐阿条夫妇有144000元的土地补偿款收入，具有自负医疗费用的能力。经质证，两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签字不能证明三上诉人支付了医药费和尽到赡养义务；对于证据2，三上诉人各拿出2000元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两被上诉人各出了5000元；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今日未到庭，雇佣保姆事实无异议，但保姆是五人共同雇佣的，两被上诉人也支出了保姆费；对证据4无异议，但是达不到三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徐某4、徐某5向本院提交了证据5.讼争房屋的房产证一份以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徐德生把房子给了儿子；证据6.医疗费凭证，以证明医疗费是由两被上诉人支付的；证据7.徐某4记录的医疗费记录，以证明医疗费都是两被上诉人出的。经质证，三上诉人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上述凭证原本就存放在父母房屋内，是父母死亡后两被上诉人拿走的，所有费用都是父母自己的收入去支出而不是两被上诉人支付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记录不真实，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可以反映徐某3参与了徐德生2014年住院就医，但不足以证明三上诉人负担了医疗费且承担了主要的赡养费用；证据2系徐阿条丧葬白事账单，不能反映双方对徐阿条生前的赡养，也不足以证明两被上诉人未支出丧葬费用；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傅条英未出庭，不能证明徐阿条生前雇佣保姆的费用由三上诉人全部承担；证据4、5与双方有无尽到赡养义务无关；证据6收费票据本身不足以证明两被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医疗费；证据7系单方记载，三上诉人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双方各自的举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讼争安置房屋应否在五位继承人中平均分配份额，两被上诉人有无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根据庭审陈述，双方均未否认对方尽了赡养义务，现三上诉人主张己方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徐德生、徐阿条生前居住的房屋与两被上诉人房屋距离较近，与三上诉人房屋距离较远，显然两被上诉人照顾父母具备更多的便利和可能，且徐阿条最后也是雇佣保姆照顾，三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雇佣保姆的费用全部由其承担，很难说三上诉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徐德生、徐阿条生前以积蓄或社保报销方式负担医疗费用，并不影响对双方赡养义务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一审法院综合案件实际，考虑农村的风俗习惯，认定两被上诉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并无不当，两被上诉人可以多分遗产，一审酌定由三上诉人分别继承享有14%的份额尚属合理，本院不予调整。 综上，徐某1、徐某2、徐某3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56元，由徐某1、徐某2、徐某3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