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15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官纯，男，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钦臣，内蒙古智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内蒙古智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瑷琪，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梓萍，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榕，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樊茵，女，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上官纯因与被上诉人李梓萍、包瑷琪、原审被告樊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7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或新的事实理由，经征询当事人意见，本案依法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官纯上诉请求：1.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102民初716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包瑷琪、李梓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包瑷琪、李梓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派出所未作出处理结果以及未申请撤销为由,并依据未经质证的录音材料来认定上官纯未被胁迫属于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中“结合原审一审时包瑷琪、李梓萍举证《录音》,也未明确表现出上官纯出具借条时有正在遭遇胁迫的可能性”,一审法院结合的《录音》,包瑷琪、李梓萍在原审一审及重审一审程序中均未在举证环节中提供,法院结合该份证据认定事实属于程序错误。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包瑷琪未实际履行出借款项义务。包瑷琪以案外人马某与案外人安力博发集团和北京中金博投资管理中心的资金往来证明其与上官纯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缺乏合理性,不符合常理。首先,由包瑷琪控制的内蒙古怡禾房地产公司与以上两家公司存在其他大量资金往来,包瑷琪在一审中也未能对大量资金往来做出合理解释与说明。其次,马某是包瑷琪的会计,与包瑷琪关系紧密,其所作出的证言证明能力极低,不能排除是马某或者内蒙古怡禾房地产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之间其他的经济往来的可能性,其不能证明本案中包瑷琪履行了对上官纯的出借款义务。再次,因上官纯从事的是保理工作,其工作性质就是需要为保理业务的双方提供一些各自的基本信息,其与包瑷琪夫妇曾经相识,而包瑷琪控制的怡禾房地产与案外人中金博等投资公司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如果上官纯曾经向包瑷琪发送过一个该企业账户就推定上官纯是在向包瑷琪借款的话,将严重侵犯上官纯的合法权益。另外,一审法院认为上官纯仅举证银行账户流水,未能举证打款依据诸如公司间合同、协议等,不能证明是包瑷琪与案外人公司之间其他的经济往来,上官纯要强调的是上官纯仅是从事保理工作的中间人,不可能取得包瑷琪控制的怡禾公司与案外人公司之间的合同或协议,而包瑷琪在一审中举证的怡禾公司的证明,欲证明怡禾公司与安力博发集团和北京中金博投资管理中心有其他资金往来,那么包瑷琪更应该也更有能力提供该类证据,一审法院却责难上官纯,实属不妥。包瑷琪和李梓萍辩称，一、在本案的第一次一审中，上官纯在没有阅卷的情况下举出了北京金博投资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在第一次的二审中当庭出示宣读了其与包瑷琪的短信记录，且在此次上诉状中陈述自己从事保理工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上官纯将安利博发及金中博的帐户信息提供给包瑷琪；2.上官纯与安利博发及金中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3.商业保理是一整套基于保理商和供应商之间所签订的保理合同的金融方案，公司要取得保理业务需要按规定取得保理执照，从事工作的保理经纪人也应有相应的资质，且保理业务要由保理经纪人经受办理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合同与手续。如果上官纯作为保理经纪人促成了包瑷琪与金中博公司的保理业务，是一定有一系列金融服务方案，委托书及合同的。二、根据包瑷琪所举的2015年双方经过对帐，上官纯欠包瑷琪550万元同时即出具欠条也出具了承诺，结合所举录音、通话记录、短信记录证明均可证明上官纯与包瑷琪2013年发生借款的事实，上官纯称《借条》为受胁迫所写，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且根据上官纯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显示，上官纯人身自由且有通讯工具（公安机关的笔录可以说明上述问题），所以上官纯完全是真实自愿出具的欠条与承诺，如果他是受胁迫，为什么在长达4年的时间不主张权利，不申请撤销《借据》及《承诺书》，导致除斥期间已过。樊茵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包瑷琪、李梓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官纯、樊茵共同偿还欠款本金550万元，并按照月息2%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债务的利息，从2015年12月5日暂计算至2018年4月15日为3160666元，合计8660666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上官纯、樊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6月8日，上官纯向包瑷琪、李梓萍提供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帐户，包瑷琪当日通过中信银行帐户向上官纯提供的安力博发帐户转帐50万元。包瑷琪委托其公司财务人员马某分别于2013年6月19日、2013年7月26日向上述安力博发银行帐户转帐400万元、700万元；2.2015年12月5日，上官纯向包瑷琪、李梓萍出具《借条》，载明：“本人上官纯于2013年7月16日向包瑷琪和李梓萍（夫妻）借到现金款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5500000）。计息2分。”上官纯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身份证号×××，住址牡丹园10-502。2015年12月6日，上官纯向包瑷琪和李梓萍出具《承诺》，载明：“本人向包瑷琪和李梓萍所借款项于2015年12月31日前承诺全部还清。”上官纯在承诺人处签字捺印；3.2015年12月6日零时许，上官纯向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派出所报案称李梓萍胁迫其书写《借条》《承诺》，该案公安机关未予处理。原审一审时，上官纯提出《借条》《承诺》系其受到李梓萍胁迫后出具，原审一审合议庭审判长马莉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发函，调取上官纯报案材料、询问笔录及案件处理结果，因公安机关对上官纯报案未予处理且未对李梓萍是否存在胁迫行为进行认定，故原审一审对《借条》《承诺》证明力予以认可。本次庭审中，上官纯辩称因当时并未造成实际财产损失，所以公安机关未作处理，但不影响该借条和保证书的效力瑕疵性，且本次庭审中包瑷琪、李梓萍出具的借条及承诺书与原审一审不一致，并非当时所写，签名非本人，故不认可该借条和承诺的真实性，但未在法庭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笔迹鉴定申请。包瑷琪、李梓萍以上官纯无有力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且上官纯从出具《借条》至今从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变更，现已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包瑷琪、李梓萍所举《借条》合法有效，对上官纯进行抗辩。原审一审时，上官纯举证《劳动合同书》《证明（员工）》《证明（资金往来）》《名称变更通知书》，拟证明北京中金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金博）名称变更为北京光大国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大国建），上官纯非该公司员工，该公司与内蒙古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怡禾房地产）之间的资金往来，与上官纯无关。本次庭审中，上官纯新增举证《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北京光大国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企业基本信息》《内蒙古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北京中金博投资管理中心银行转帐记录二份》《转帐流程图一份》，拟证明安力博发与中金博为母子公司，安力博发是实际控制人。包瑷琪系怡禾房地产法定代表人，怡禾房地产与安力博发、中金博存在大量资金往来，马某受包瑷琪指派向安力博发银行帐户汇款的行为不能证明与上官纯有关，不能证明其转帐行为为履行出借义务。包瑷琪辩称中金博为上官纯所在公司客户，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出具的证明无客观性，应出庭接受询问及质证，此外，根据财务制度，公司发生经济往来应通过合同或协议确认，中金博应提供其与包瑷琪之间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包瑷琪、李梓萍与上官纯、樊茵之间是否因受胁迫阻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包瑷琪是否因公司资金往来而未实际向上官纯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第一，关于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官纯仅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询问笔录抗辩其出具《借条》《承诺》是受胁迫的结果，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对此未予处理且对李梓萍是否存在胁迫行为未予认定，结合原审一审时包瑷琪举证《录音》，也未明确表现出上官纯出具借条时有正在遭遇胁迫的可能性。本案中上官纯应当对其授胁迫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客观上考虑受胁迫情况下取证存在困难，上官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存在不能及时录音录像固定证据的可能，但同时考虑到，除了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外，上官纯还可以在出具《借条》一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进行撤销，加之李梓萍询问笔录内容有上官纯所述出具借条的现场情形看，上官纯有条件可以拒绝，并非必须出具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条》《承诺》，故对上官纯主张的受胁迫不予认定，应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关于包瑷琪是否已经实际交付借款，本次庭审中，上官纯主张包瑷琪的打款行为系公司间资金往来，但仅举证中金博银行帐户流水，未能举证打款依据诸如公司间合同、协议等，也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实际为中金博公司所用，综合原审一、二审及本次庭审查明的情况，现包瑷琪已经按照上官纯的短信指示将款项转入安力博发帐户，应认定包瑷琪已经实际向上官纯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此外，包瑷琪主张上官纯、樊茵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上述借款数额巨大，超出家庭生活正常开支范围，包瑷琪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樊茵对借款知情并追认，故对包瑷琪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包瑷琪、李梓萍同上官纯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包瑷琪已经完成出借义务，上官纯应按照约定偿还借款。上官纯于2015年12月6日对借款数额出具《借条》予以确认，同时作还款承诺，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应按照承诺偿还包瑷琪、李梓萍借款550万元并支付利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上官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包瑷琪、李梓萍偿还借款本金55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5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12月6日至实际约付之日止；二、驳回包瑷琪、李梓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426元，由上官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包瑷琪、李梓萍提供录音证据一份，拟证明上官纯所称受胁迫出具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条以及承诺书与事实不符。上官纯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没有原始载体，录音体现出借款项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上官纯反复强调不愿意写借条，对方有要挟的语气，给上官纯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借条的出具并非上官纯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包瑷琪、李梓萍提供的录音与案涉借条、承诺书相结合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与案件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官纯主张涉案550万元是包瑷琪控制的内蒙古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中金博投资管理中心的资金往来，不属于其个人借款，但其未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其该主张。包瑷琪、李梓萍持上官纯出具的《借条》、《承诺书》主张偿还借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官纯称出具《借条》《承诺书》是受胁迫所致，根据原审调取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对此未予处理，受胁迫说法不能成立。另外，上官纯在出具《借条》《承诺书》之后也未行使撤销权，故其主张受到胁迫出具凭证，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关于案涉款项实际支付至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中金博投资管理中心，包瑷琪、李梓萍向一审法院提供短信证明账户信息由上官纯提供，结合上官纯出具的《借条》《承诺书》能够认定款项以指示交付的方式已实际履行交付义务。包瑷琪、李梓萍已履行出借行为，上官纯有义务依据约定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官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426元，由上官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丰愷审判员 洪齐艳审判员 张雪杨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刘俊红书记员 薛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