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02民终121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慧，女，1979年12月4日出生，住包头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勇，男，1982年8月24日出生，住包头市。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祁丽，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边军，男，1971年3月21日出生，住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亮，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付英，女，1953年12月18日出生，住包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华，男，1952年12月25日出生，住包头市。   上诉人李慧、李勇因与被上诉人边军、杨付英、李忠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3民初7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慧、李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3民初70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边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一）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因此，包括户主在内的家庭成员不能非法侵害其他家庭成员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视为意思表示。行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据此，边军与杨付英签订的所谓《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的民事行为与李慧无关，更不存在离李慧与边军之间交易习惯的问题，在杨付英没有代理权、李慧不知情而相对人边军从未催告李慧予以追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李忠华、李慧、李勇即使未在《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上签字，也应视为被告李忠华和两位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杨付英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默认并同意是错误的。（二）本案中拖延表态的前提是当事人依法提出书面申请。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边军与杨付英之间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书面报请发包方昆区前口子村委会同意，发包方也不知道。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没有依职权行使审批，这严重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相关规定。边军提供的说明中明确“由杨付英、李忠华自己决定”，并未涉及李慧、李勇。边军庭审中陈述“被告悄悄去村委会签领本次补偿款”也说明村委会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不知情，更未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是一种审批权，是法律赋予发包方的一种职权和职责，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能擅自放弃。前口子村委会向法院出具的证明恰恰说明村委会是擅自放弃职权，而不是“拖延表态”，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应予否定。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理解和采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明”中，发包方前口子村委会说明“2019年征收李忠华家其他的土地，也是李忠华代表全家办理的手续，土地补偿款全部打到了李忠华个人办理的银行卡上”，以此想说明李忠华有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的代理权，这是错误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经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同时也是家庭成员认可的一种收益受领方式。但本案涉及的处分和减损家庭成员权益的行为时普通民事行为，法院不能任意扩大解释，据此认为承包方户主可以享有无限制的代理权。况且李忠华并未参与签字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和内容明确，不存在涉及发包方村委会职权的确权纠纷问题，本案是承包方与受让方之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产生的合同履行纠纷，故案由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边军辩称，答辩人与被上诉人李忠华、杨付英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依法成立、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合法有效。户主四家庭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代表家庭成员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户主就是承包人，有权代表家庭对外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涉案协议已经履行了12年，合同法立法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的稳定，上诉人现在主张权利与立法精神相悖。上诉人称自己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不知情有悖于常理，上诉人与其父母均居住在包头市，不存在与其父母彻底决裂、音讯全无的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涉案标的物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安分共有关系。土地为可分物，分割并不会导致价值的减损。前口子村每个村民分配了1.1亩土地，杨付英、李忠华共分得2.2亩土地，涉案流转土地为1.7亩，并未超出二人所得分配土地的范围。即便杨付英、李忠华流转土地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也并不意味着上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上诉人在适用和理解法律方面存在错误认识。上诉人认为土地流转协议需经发包方同意，村委会的同意属于一种审批权，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土地流转需经村委会同意，但无法定理由或拖延表态的除外，拖延表态是对村委会权利作出的限制，并非违法行为。本案的审理应当依照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不得作为依据。上诉人援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上诉人援引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土地承包法办法》属于地方性法规，是在协议签订之后颁布实施的，同样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付英辩称，在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书》时，我女儿李慧已经出嫁，儿子李勇和丈夫李忠华在外面打工，他们对此事均不知情。涉及到五个人的承包土地，只有我一个人签字，我自己转让的部分我认可，但是我代表不了其他四个人，土地还是他们的。   李忠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边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书》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两位第三人是二被告的子女，李占生是被告李忠华的父亲，已去世多年，李忠华是户主。原告与二被告均系前口子村村民，两位第三人的户籍也在前口子村。原告边军又名边永军。2007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杨付英签订了《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杨付英将1.7亩土地终身转让给原告，价格为每亩120000元，共计204000元，土地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并使用，被告杨付英应当随时配合原告完成各项手续，如果有福利等所有一切都归原告所有，此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该协议书上有原告和被告杨付英的签字，杨付英的名字下方写有被告李忠华的名字。2007年4月25日，被告杨付英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边永军人民币204000元整。收条上杨付英名字的下方写有被告李忠华的名字。二被告称《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和收条上李忠华的名字均不是其本人所签，被告杨付英手里的那份协议上就没有被告李忠华的签字，而且当时原告只给了75000元，剩余的钱是因为之前被告向原告的母亲借款了，抵顶了一部分款项，但是并没有借12万多元。原告称当时是被告杨付英到原告家签署的协议书，后来原告又追到被告家，让被告李忠华本人在协议上签了字。第三人李慧于2004年登记结婚。第三人李勇称其于2008年结婚。双方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后，本案所涉的1.7亩土地一直由原告使用。2019年8月该土地被征收。2019年11月12日前口子村村委会出具的说明载明：前口子村村民私自流转土地的情况较多，都是村民自己做主，村委会不干涉，2007年杨付英、李忠华将自家的1.7亩土地转让给了本村村民边军，村委会同样不干涉，由杨付英、李忠华自己决定。2019年12月13日，前口子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村民李占生、李忠华、杨付英、李慧、李勇在1995年第二轮承包土地时，每人分得0.34亩土地，合计1.7亩土地。本案审理过程中，我院向前口子村村委会核实相关情况，前口子村村委会于2019年12月20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边军与村民李忠华的土地交易事宜属个人行为，前口子村委会不予干涉。2019年12月31日，前口子村村委会又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李忠华在前口子村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李忠华为户主，2019年征收李忠华家其他的土地也是李忠华代表全家办理的手续，土地补偿款全部打到李忠华个人办理的银行卡上。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二被告和两位第三人作为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户，承包了1.7亩土地。2007年4月10日，被告杨付英与原告签订了《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收取了原告支付的转让款，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原告从2007年4月开始使用土地，至2019年8月土地被征收时已过去12年之久。即使未在《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上签字，也应视为被告李忠华和两位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杨付英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默认并同意。被告李忠华和两位第三人的相关抗辩意见，有悖常理，不予支持。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杨付英签订的《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已经履行多年，发包方并未提出反对意见。本案诉讼期间，前口子村村民委员会明确表示对双方的土地转让事宜不予干涉，可视为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拖延表态。故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判决：确认原告边军与被告杨付英于2007年4月1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21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李忠华、杨付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慧、李勇提交了加盖有包头市昆都仑区昆北街道前口子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涉案土地转让事由仅是由杨付英与边军进行协商，李慧、李勇对土地转让一事不知情。边军质证称，根据证据规则，该证据出具的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只写了杨付英，但是依然证明的是涉案纠纷这个事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付英质证称，这个证明就是说经过村委会调解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定，该份证明仅能证实涉案纠纷曾经前口子综治办进行过调解，但不足以证明李慧、李勇对于转让土地一事是否知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7年4月10日，甲方杨付英与乙方边军签订了《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协议对转让土地亩数、价款及所有权归属等进行了约定。边军提交的协议书上有边军和杨付英的签字，杨付英的名字下方写有被告李忠华的名字。2007年4月25日，杨付英向边军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边永军人民币204000元整。收条上杨付英名字的下方写有被告李忠华的名字。杨付英、李慧、李勇均表示不是李忠华本人书写，但在一、二审过程中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李忠华签名系伪造。故可以认定李忠华对于杨付英与边军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并收取转让款一事知情且认可。关于李慧、李勇是否知情的问题，李忠华、杨付英作为家庭长辈及户主，将涉案的1.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收取了相应的转让价款，边军也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土地长达十几年。在此期间，李慧、李勇从未提出过异议，边军有理由相信杨付英、李忠华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具有家事代理权的行为。同时，土地是农村居民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对于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此重大的事项，杨付英称从未告知过其子女李勇、李慧，李慧、李勇自称直到涉案土地被征收才知晓转让事宜，其陈述不符合常情常理。另根据一审法院与前口子村村委会核实相关情况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表明前口子村委会对于涉案土地交易事宜不予干预。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边军与杨付英签订的《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有效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一审中边军所提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书》有效，本案案由应当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不当，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慧、李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上诉人李慧、李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雪冰   审判员 贺 静   审判员 李雅滨     二○二○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韩梦婷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