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1296号原告: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道办事处银潭路22号（12）。诉讼代表人：熊春来，监事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卉清（特别授权代理），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震，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胜（特别授权代理），湖北泰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瑞法公司）与被告熊震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8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思瑞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卉清，被告熊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胜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因疫情防控，本案暂停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思瑞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熊震向我公司返还其抽逃的资本金1260000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8月3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21300元，此后顺延计算）;2.判令被告熊震向我公司返还其侵占的公司资金540000元并承担利息（自2015年8月3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37700元,此后顺延计算），以上一、二项诉讼标的合计2259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熊震负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9月25日，刘嘉和被告熊震注册成立思瑞法公司，被告熊震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股70%，刘嘉占股30%。此后，公司股权进行多次变更。2019年11月22日，刘嘉向我公司提出申请，认为2015年8月31曰，被告熊震利用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将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金1260000抽逃，同时将刘嘉投入的资本金540000予以侵吞，以上款项合计1800000元一并转入了被告熊震的个人账户，请求我公司对被告熊震抽逃资本金及职务侵占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我公司经核查相关会计凭证和银行凭证后认为：被告熊震恶意抽逃出资1260000元，应将其抽逃的出资返还给公司，此外，对被告熊震侵占的刘嘉投入公司的资本金540000元，被告熊震亦应向公司返还。为此，特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支持。被告熊震辩称，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2014年8月，我、刘嘉及其丈夫何傲杰（瑞士籍）、孙博林（法国籍）合意成立思瑞法公司，我和刘嘉是显名股东，分别持股70%、30%，我代孙博林持股30%，刘嘉代何傲杰持股30%。公司自成立之日至2015年12月31日，都是我给公司垫付款，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我个人转入思瑞法公司现金6笔共计1183000元，思瑞法公司2014年审计报告也印证，截止2014年12月31日思瑞法公司应偿还我借款1298000元。思瑞法公司2015年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31日，在思瑞法公司向我偿还借款了1800000元后，思瑞法公司还欠我358704元（中途有新的借款发生）。思瑞法公司提供的2015年1月31日记账凭证（记字第16号），也证明“其他应付款-熊震”记载公司应付熊震开办费、装修费计509918元。而现在公司所有财务账簿及记账凭证均在原告公司处，其中还有“其他应付款-熊震”的记账凭证原告没有拿出来，属隐匿证据，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名义股东刘嘉和隐名股东何傲杰没有投入分文。另外我自2014年7月1日开始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还向孙博林支付工资及其他费用共计506402元。综上，思瑞法公司成立前及开办初期均是我个人投入的资金和实物，其金额远远超过1800000元。我没有在2015年8月31日抽逃出资，第一，根据2017年12月12日思瑞法公司章程，我认缴出资6100000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38.89%，出资方式货币，于2016年8月13日已缴足注册资本金5956700元，于2017年5月8日缴足注册资本金200000元，于2017年10月23日转让股本800000，于2017年12月1日缴足注册资本金300000元，于2017年12月11日缴足注册资本金443300元；这份章程包括原告监事会主席熊春来在内的所有股东均签名、盖章确认，且时间、金额明确具体。说明我的资本金已全额缴足，原告不能断章取义仅以一份转账凭证认定为抽逃资本金和侵占公司财产。第二，从我招行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可知，熊震于2015年8月31日向思瑞法公司账户打入1260000元及同一时间以刘嘉名义向原告账户打入540000元，合计1800000元，均是我向案外人李春玲借的过桥资金，目的是为思瑞法公司融资需要而补做的投资款财务凭证。该款即刻全部偿还给了李春玲，从借到还约46分钟。该1800000元打入公司变成股东投资款后，即刻以“退款股东开办费借款，其他应付款-熊震”、“退款股东开办费借款，其他应付款-刘佳”名义偿还给熊震【见2015年9月30日记账凭证（记字第2号）】，作为对熊震开办费、装修费等借款的还款，而刘嘉实际没有分文借款或垫支给公司，故不存在熊震抽逃或侵占的行为。第三，思瑞法公司与武汉实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的《融资顾问协议》，也证明我于2015年8月31日向案外人李春玲借过桥资金，目的是为公司融资而将以前的垫支或借支给思瑞法公司的各种款项转化为投资款，而这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或财务制度。第四，2015年8月31日思瑞法公司在将1800000元转给熊震时，银行转账摘要明确为：“还款”，说明这笔钱是还款性质，是还熊震以前垫支或借支给思瑞法公司的各种款项，不属于熊震抽逃或侵占注册资本金的行为。第五，股东刘嘉在起诉思瑞法公司、熊震等人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2018）鄂0112民初2533号及武汉中级法院（2019）鄂01民终3489号民事判决书），刘嘉起诉状事实与理由明确：“思瑞法公司于2014年8月成立，被告熊震出资60万，占出资比例70%【其中含代持孙博林30%股权、因提供办公场所又多要10%股权】，刘嘉出资60万占出资比例30%【代持何傲杰30%股权】。2015年7月7日刘嘉为了思瑞法公司融资需要而将部分股权以零对价分别转让给谢礼光、赵海波、熊震等人”。这证明刘嘉在公司设立时没有注册资本到位，否则不会以零对价转让股份，如果刘嘉真有540000元投资款到位，其为何在该案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这笔钱？而且2015年7月刘嘉刚刚零对价转让股权，在股权已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却又于8月将540000元投资款到位，明显不合逻辑。这还证明实际三名股东约定被告熊震出资60万，占出资比例70%，这笔款熊震在思瑞法公司成立时已超额到位。综上，思瑞法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思瑞法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思瑞法公司举证的《记账凭证》（2015-8-31），拟证明思瑞法公司将熊震、刘嘉转入的共计1800000元一次性转入熊震个人银行账户并在公司进行财务处理，熊震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上述款项系为帮思瑞法公司融资找案外人借款，转出系向案外人偿还借款，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至于熊震的辩称能否成立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2.关于熊震举证的《企业登记核准通知书》《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未到，不存在提前投资到位又抽逃和侵占的情况，思瑞法公司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3.关于熊震举证的《招商银行对账单》（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熊震拟证明思瑞法公司前期开办费用共计1183000元均系熊震垫付，思瑞法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该证据内容同熊震抗辩事由有关，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4.关于熊震举证的《融资顾问协议》，熊震拟证明2015年8月31日转入、转出的1800000元是为了帮思瑞法公司融资向李春玲借的过桥资金，思瑞法公司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因协议内容无法证明熊震所述内容，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5.关于熊震举证的《劳动合同书》《外国专家证》《护照》《费用支出清单》，熊震拟证明其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代思瑞法公司向案外人孙博林支付工资及其他费用共计506402元，思瑞法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清单为熊震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6.关于熊震举证的向思瑞法公司投入资金和实物清单，拟证明其于2014年8月至10月期间向思瑞法公司投入资金和实物共计1710000元，思瑞法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该证据由熊震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7.关于熊震举证的（2018）鄂0112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01民终3489号民事判决书，熊震拟证明刘嘉在2015年7月零转让部分股权，无理由于2015年8月将540000元出资款提前缴足，思瑞法公司对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该证据内容同熊震抗辩事由有关，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8.关于熊震举证的《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12月12日），熊震拟证明公司章程已确认熊震的6100000元出资款全部缴足，思瑞法公司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9.关于熊震举证的思瑞法公司2014年、2015年审计报告，熊震拟证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思瑞法公司差欠熊震1298000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思瑞法公司差欠熊震358704元。思瑞法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熊震提供了上述审计报告的原件，原件加盖有公章，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予以另行评判。此外，熊震在庭前向本院申请调取思瑞法公司与案外人李春玲的银行流水，拟证明为帮助思瑞法公司融资，熊震向李春玲借款1800000元，由李春玲于2015年8月31日分别向熊震、刘嘉转款1260000元、540000元，熊震、刘嘉将前述款项分别汇入思瑞法公司账户后，思瑞法公司又将1800000元返还给熊震，熊震收到1800000元后立即偿还给李春玲，案涉1800000元是熊震、刘嘉人为做的虚假投资记录，所有款项来源于熊震向外借款，刘嘉并未真正出资。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熊震、刘嘉分别将1260000元、540000元转入思瑞法公司，思瑞法公司随即将1800000元转入熊震银行账户的事实无异议，熊震提供的银行流水能证明1800000元最终去向，而刘嘉转款540000元的资金来源与思瑞法公司的诉请能否成立无直接关联，故未依熊震申请调取相关证据。经审理查明，思瑞法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其中熊震认缴7000000元，刘嘉认缴3000000元，均承诺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2015年7月14日，思瑞法公司自然人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构成情况为：熊震出资7900000元，刘嘉出资1400000元，谢礼光出资400000元，赵海波出资300000元，均承诺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2015年8月31日，熊震、刘嘉分别于16时15分、16时16分向思瑞法公司在招行武汉金银湖支行账号为12×××01的账户汇入1260000元、540000元，银行流水交易摘要均载明为“投资款”。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2015年8月31日）注明为“股东投入资本金”，其中“实收资本-熊震”为1260000元，“实收资本-刘佳（嘉）”为540000元。当日16时18分，思瑞法公司从前述账户向熊震在招行积玉桥支行的账户转账1800000元，交易摘要为“还款”。2015年9月30日，思瑞法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载明，上述1800000元转账的科目分别为“其他应付款-熊震”1200000元、“其他应付款-刘佳（嘉）”600000元，摘要均注明为“退款股东开办费借款”。2017年12月12日，思瑞法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第八条载明股东熊震认缴出资6100000元，占注册资本比例38.89%，于2016年8月13日已缴足5956700元，于2017年5月8日缴足200000元，于2017年10月23日转让股本800000，于2017年12月1日缴足300000元，于2017年12月11日缴足443300元。全体股东在章程签名（盖章）页签名、盖章。另查明，湖北天勤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思瑞法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后分别作出鄂天勤审字（2017）G-272号、鄂天勤审字（2017）G-273号《审计报告》，两份报告的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分别载明该公司2014年度“其他应付款”达1298000元、“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达1298000元；2015年度“其他应付款年初数”为1298000元、期末数为358704元，“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为18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熊震、刘嘉于2015年8月31日向思瑞法公司转入的共计1800000元是否属于股东出资款；思瑞法公司随后向熊震个人账户转款1800000元是否构成熊震抽逃出资、侵占公司资产。关于案涉1800000元是否属于熊震、刘嘉的股东出资款的问题。熊震、刘嘉均系思瑞法公司股东，熊震、刘嘉于2015年8月31日分别向思瑞法公司的银行账户汇入1260000元、540000元，汇款回单上注明用途为“投资款”，思瑞法公司记账凭证载明前述款项为“股东投入资本金”，熊震举证的思瑞法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也载明2015年公司实收资本期末余额为1800000元，与案涉款项金额和出资时间相同，因此，案涉1800000元应认定为熊震、刘嘉的出资款。熊震辩称根据思瑞法公司章程规定，熊震应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7000000元出资，因此不存在于2015年8月31日提前出资到位又抽逃的情况，另外，刘嘉于2015年7月转让了部分思瑞法公司的股份，没有理由于2015年8月31日提前缴纳出资款。对此，本院认为，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出应于2016年9月23日前缴足出资额，熊震、刘嘉于2015年8月31日缴纳出资款，系熊震、刘嘉自身放弃期限利益，不影响出资款性质的认定，况且刘嘉虽于2015年7月转让了部分股权，但仍然是思瑞法公司的股东，向公司缴纳出资款是其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故对熊震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思瑞法公司向熊震汇款1800000元是否构成熊震抽逃出资、侵占公司资产的问题。本院认为，熊震的上述行为是否损害了思瑞法公司的权益是判定其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及侵占公司资产的关键，对此应结合本案证据判断熊震转出1800000元的行为是否基于真实、正当的交易关系以及熊震能否证明其已缴足出资两方面来审查认定。首先，关于转出的案涉1800000元是否基于真实、正当交易关系的问题。思瑞法公司主张，熊震利用职务之便将其1260000元出资款转出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将股东刘嘉的540000元出资款转出的行为构成侵占公司资产，均应返还。对此，熊震辩称，前述1800000元均由熊震向他人借款筹集，分别以熊震及刘嘉名义转入思瑞法公司是为了帮思瑞法公司融资而补做的财务凭证，因思瑞法公司尚欠熊震垫付的开办费用，该笔费用远超1800000元，因此1800000元全部转入熊震个人银行账户。为证明思瑞法公司尚欠熊震垫付的开办费用，熊震提供了思瑞法公司及其个人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显示熊震向思瑞法公司汇入多笔款项，交易类型注明为“收款”，同时思瑞法公司也向熊震个人账户转入多笔资金，交易类型多备注为“备用金”，鉴于双方之间交易往来频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熊震的主张。庭审中，熊震提供了思瑞法公司2014年、2015年审计报告，拟证明其对思瑞法公司享有债权。对此，本院认为，审计报告虽显示思瑞法公司有应付款，但未直接表明应付款为思瑞法公司欠熊震的借款，亦无法证明熊震对思瑞法公司有1800000元的债权。故熊震作为思瑞法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理应就公司资本金转入其个人账户是基于合法、正当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但综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思瑞法公司1800000元资本金在缴纳2分钟后随即被熊震转出，并非基于真实、正当的交易关系。其次，关于熊震是否已足额缴纳出资的问题。熊震提供了思瑞法公司于2017年12月修订的公司章程，认为章程第八条证明全体股东确认熊震已履行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熊震未提供将全部出资款存入验资账户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并不足以证明熊震已履行全部出资义务。综上，熊震在缺乏真实、正当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非经法定程序将其本人及其他股东出资转出，此后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经营过程中，将转出的注册资本予以补足，其行为损害了思瑞法公司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思瑞法公司有权要求熊震返还1800000元出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补足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熊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武汉思瑞法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返还出资款1800000元及利息（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72元由被告熊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 敏人民陪审员  廖丽芳人民陪审员  曾 静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章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