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3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向阳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王经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郭东泽。 一审第三人：仁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173号10层1001室。 法定代表人：林晓楚，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安康因与被申请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公司）及一审被告郭东泽、一审第三人仁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建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最高法民终1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安康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保证合同》由安康与安通公司签署，系安通公司独立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并非郭东泽越权代表。（一）安通公司在《保证合同》上加盖真实印章，对于相对人安康而言具有信赖利益，应当认定提供担保是安通公司的意志。而且，安通公司规定了严格的印鉴管理制度，如果安通公司本身对于向安康提供担保事宜不知情、不同意，根本不可能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二）安通公司经过严格的用印审批程序，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本身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郭东泽的签字只是保证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之一，而非唯一要件。因此，本案不存在郭东泽越权代表的情形。二、案涉《保证合同》签署时，相关法律法规既未规定债权人负有对公司内部决议的严格审查义务，也未规定以此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当下新的司法政策变化不应溯及既往。公司内部决议和公司对外行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法律行为，不应混为一谈。三、安康作为案涉《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在合同签署时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且在合同履行中持续关注安通公司对于合同效力的确认，不存在任何过错，系善意相对人。（一）安通公司在《保证合同》中已经签章确认其对外担保，内部决策已取得相应授权。（二）《保证合同》签署后，安通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后续所有公开公示的材料中均对《保证合同》予以认可，自认签署案涉《保证合同》并未违规担保，是对担保效力的持续确认，自认的行为结果应被采信。安通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后，不仅在主债权履行期限的12个月内没有作出过任何关于《保证合同》系违规担保的公告，事实上直至本案一审开庭前，安通公司都始终没有否认过合同效力。（三）安康系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其注意义务显然不能与金融机构在金融借贷交易中应当履行的担保审查义务相提并论，而且其已经穷尽了其能够审查的所有手段和内容，对安通公司在合同签署前后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了审查确认，属善意相对人。四、安通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作出的信息披露与其之前的信息披露内容完全相反，违反法律禁反言的原则，其毫无理由的反言不应被采信，更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同时，安通公司内控制度存在重大问题，已被监管机关多次惩戒和处罚，其严重违规行为，足以说明其存在脱保的恶意。（一）本案中，安康正是基于安通公司《内控制度评价报告》等公开披露的内容，才确信案涉《保证合同》不属于违规担保。（二）安通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问题，其对外公告完全是任意的、有选择的公告，其在本案审理期间作出的信息披露，与其之前公示的信息完全相反，是恶意反言，毫无诚信，相对人据此无法形成合理预期。（三）安通公司对于《保证合同》未进行单独公告是其单方违反上市公司监管规定的行为，应由证监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债权人不应为安通公司的违规行为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五、安通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是获益担保、商事担保，不是无偿担保、民事担保。安通公司系案涉交易的主导方和受益方，其恶意脱保的目的不应获得支持。案涉信托贷款整个交易由安通公司主导、策划、撮合，案涉有效担保是交易推进的重要条件。仁建公司借款用于北大荒玉米项目，由安通公司提供物流服务。上述交易将增加安通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且已经在安通公司审计报告中得以印证，安通公司在2017年度即案涉《保证合同》签署年度以市场价格为仁建公司提供物流服务，对应的营业收入金额，由上一会计年度的70余万，大幅跃升至2400余万，增长近35倍。安通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供的担保，是基于精密的商业计划与仁建公司之间所做的利益交换，安通公司通过担保获得的收益直接而明显。穿透本质来看，与其说安通公司是为郭东泽的支付义务提供担保，更不如说是安通公司以担保作为手段进行的经营行为。安通公司作为整体交易架构的核心，在其商业获益目的已经有效实现后，反而试图以担保的表象否定合同效力进而恶意脱保，违背诚实信用、公平正义原则，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安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安通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安康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是案涉《保证合同》系为股东郭东泽提供担保，未经安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时任法定代表人郭东泽的越权代表行为，并非安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安康未对案涉《保证合同》是否经安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并非善意相对人，案涉《保证合同》无效。三是安康主张安通公司存在过错与认定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不存在关联性。 郭东泽、仁建公司均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审查认为，安康再审申请的核心争议是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及安通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安通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问题。首先，郭东泽构成越权代表。案涉《保证合同》属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的关联担保，系时任安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郭东泽以安通公司名义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安通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郭东泽不能单独决定该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上述法律条款系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由于现无证据证明郭东泽代表安通公司对外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经过了股东大会决议，故郭东泽系超越其权限订立合同。其次，本案系上市公司关联担保。安通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兼具资合性和公众性，涉及众多中小股东利益及证券市场维护等公共利益的保护。在上市公司对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提供关联担保的纠纷中，相较于中小股东的信息不对称，相对人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第三，安康不属善意相对人。安通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安康作为相对人可以通过很低的交易成本了解到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对外担保以及公司股东大会重大决议事项。本案中，安通公司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系由时任法定代表人郭东泽作出，但该对外担保行为并非由法定代表人单独所能决定，现安康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对郭东泽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已经安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其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第四，安通公司存有过错。案涉《保证合同》虽系时任法定代表人郭东泽以安通公司名义签订，但该合同加盖了安通公司公章。而且，华普天健会计事务经审查安通公司所出具的《2017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载明，没有发现存在上市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出具担保的事实，安通公司2017年《内控制度评价报告》亦未发现内控重大缺陷，故安通公司内部管理存有不规范之处。据此，原审判决结合当事人过错和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评判认定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安通公司应对郭东泽不能清偿在案涉《差补和受让协议》项下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安康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安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安康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虞政平 审判员  王云飞 审判员  张能宝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雷辉 书记员舒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