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6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岳鹏，男，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双，女，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艳萍、王一夫，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士国，男，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冬梅，女，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莹、季晓菲，系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崔健，男，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原审第三人：林大壮，男，回族，住辽宁省辽中县。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经营者：林大壮，男，回族，辽宁省辽中县。上诉人吴岳鹏、张双因与被上诉人许士国、王冬梅、原审第三人崔健、林大壮、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4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吴岳鹏、张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士国、王冬梅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上诉人的49万元损失为合法利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原审认定，上诉人的49万元损失并非上诉人应得的合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故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是完全按照银行的要求办理的贷款，不存在过错或违法行为。如果贷款程序存在问题，这也是银行的过错，而不是上诉人的过错，不能因银行的过错剥夺上诉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二、许士国、王冬梅已经自认获得不当得利。庭审中，许士国、王冬梅自认其与购房者约定的房屋价款是110万元(上诉人依据合同主张是100万元)，并承认其实际获得了从张双账户转来的149万元。许士国、王冬梅获得张双转来的149万元后，即使按其认知应获得的是110万，其仍应明确认识到自己多得了39万元。此时，至少应与张双问明情况后再对款项进行处置。欠款应当原路返还。高达数十万元的款项，许士国、王冬梅未经上诉人同意或授权，直接划转到第三人账户，不合常理。许士国夫妇与崔健之间的转款行为不能成为其占有上诉人资金的合法理由。三、许士国、王冬梅没有提供任何合法占有上诉人49万元资金的证据。上诉人提供了有许士国、王冬梅亲笔签署的100万元购房合同，以及上诉人转款149万元给许士国、王冬梅的凭证，其应当举证证明占有上诉人多付49万元系合法的证据，否则应当返还。许士国、王冬梅称签100万元购房合同是为了规避契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提供其与上诉人签订的价款为149万元的购房合同，证明该主张。许士国、王冬梅提供的其与第三人崔健的合同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其合法占有上诉人49万元资金的依据。即使证据是真实的，许士国、王冬梅也应先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然后再向崔健追偿。四、许士国、王冬梅与第三人崔健的陈述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存在相互勾结虚假陈述的嫌疑。许士国、王冬梅与崔健陈述事情经过是，许士国、王冬梅与崔健书面约定以110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卖给崔健。崔健指令许士国、王冬梅与上诉人签订1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告知许士国、王冬梅自己需要多贷款39万元，需先打到许士国账户，再由许士国、王冬梅返还给崔健。上述陈述完全不合常理。即使陈述属实，也应由许士国夫妇向上诉人返还49万元不当得利，然后许士国夫妇或崔健再另案向相关责任人追偿损失。许士国、王冬梅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6、11、12条相关规定，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切实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利。事实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成立的四项基本要件，即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无法律上原因、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四项要件，本案中均不成立。1、被上诉人并未在交易中额外获利。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崔健通过第三人林大壮和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为人民币110万。本案中，被上诉人实得房款正是110万元，不存在获利情形。2、上诉人无权主张所谓“损失”。上诉人所谓的“损失”是银行贷款超过购房款的部分。其所述和录音证据体现，贷款用途、收入证明均存在骗取贷款的嫌疑，其获取贷款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所谓的“损失”不成立，其主张不当得利主体不适格。3、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谓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银行贷款超过购房款的部分按照《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已经由第三人崔健获得，上诉人却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显系虚假诉讼。4、被上诉人通过房屋中介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出售房屋收取约定房款，并如约办理了过户手续，不存在“无法律依据占有不当利益”的情形。然而恰恰是本案的上诉人，以购买房屋为想套取银行贷款做生意，且隐瞒与其他人交易的真相，恶意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存在恶意虚假诉讼之嫌。结合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的自认及播放的录音证据可见，上诉人与案外人郑某某进行房产交易的真实目的，是因为其不具备取得银行贷款的资格，故其委托郑某某协助套取银行贷款，变现用于经营。上诉人与案外人郑某某的该笔交易完成后，发现自己信用卡被案外人郑某某使用，因无法找到案外人郑某某，该笔信用卡款项无法追回，故通过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从被上诉人处获得利益，存在恶意虚假诉讼之嫌。第三人崔健二审参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是上诉人通过网络查询找到我，要149万元购买房子的。我方从中挣得39万元也是合理的。第三人林大壮、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均未提交二审参诉意见。吴岳鹏、张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因房屋买卖纠纷产生的不当利益49万元整；2、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和二被告均系夫妻关系。2018年4月14日，原告夫妇与被告夫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41-2号住房一套，建筑面积217.04平方米，总房款100万元。2018年5月2日，因银行工作失误，导致原告向被告转款149万元，多支付了49万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49万元，被告却称双方约定的购房款就是149万，拒绝返还。被告收取原告多支付的49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利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许士国、王冬梅一审辩称：一、原告并非不当得利中的受损失人，主体不适格。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取得不当利益之人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主张银行因工作失误，导致多支付了49万元，而基于贷款合同，银行才应是本案的受损失人，原告作为贷款合同的贷款人，在银行工作失误的情况下并未遭到实际损失，故原告主体不适格。二、被告基于《不动产买卖合同》《贷款合同》获得149万，并依合同约定将多余款项返给第三人崔健，并未取得不当利益。被告取得款项是基于其与崔健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和原告与贷款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根据银行贷款到账金额，可以推断银行留存的价款为149万元。崔健与被告双方约定，被告承诺，银行多余款项返给乙方(崔健)，在房屋贷款下发的第一时间，被告即接到被告崔健催款通知，也按照合同约定在第一时间到放款银行把多余款项39万元及己支付的定金3万元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崔健，崔健亦当面签具收条。被告取得149万、返还42万均有法律依据。三、被告是与崔健签署涉案房屋的买卖协议，原告只是接受履行义务的主体，协议内容应当以和崔健合同内容为准。2018年3月5日，崔健通过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从被告处购买了案涉房屋，三方共同签署了标的为110万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房产过户前的看房、谈判、协议签订都是在被告与崔健之间完成，后崔健提出欲将房产过户到一大学生名下，以便贷款，被告表示同意。在办理房产手续和签署贷款手续过程中，原告从来没有与被告商谈合同价格，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纵观整个过程，各方均是按照与崔健签署合同履行，原告与被告没有联络，更谈不上意思表示一致。原告于2018年12月5日在与被告的通话中表示了双方不是直接的买卖关系。原告2019年2月13日与被告的通话中也表示了崔健是买房人。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断，原告只是接受履行义务的主体，没有重新确定合同内容的形成权，故买卖协议内容应当以被告与崔健签署的合同为准。四、原告事后承认办理房屋买卖目的是为了获得贷款，因崔健骗取原告信用卡提起诉讼。在原告与被告2019年2月13日通话中，原告明确表示，“现在房子是没事了，他(崔健)骗我信用卡的钱”“我就得从房子这个拽出来头才能找着他(崔健)”，可见原告的诉讼目的仅是为了找到崔健，与被告无关。综上，被告未取得任何不当利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第三人崔健辩称：涉案房屋是我向二原告以140万元出售的，但是他们说的什么信用卡或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与张双没见过面，没说过话，至始至终到现在没说过一句话。第三人林大壮和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共同辩称：涉案房屋是崔健进店之后以110万元成交的。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证据交换和质对，结合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5日，被告许士国(甲方)与第三人崔健(乙方)通过第三人林大壮和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金林居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许士国向第三人崔健出售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41-2号(2-6/7-2)，建筑面积217.04平方米房屋。房屋价格为1,100,000元、定金为30,000元。该合同第九条“其他约定”中载明“。甲方净得价为(1,100,000)大写壹佰壹拾万元整。乙方商业贷款自行办理，甲方积极配合，具体到款日以银行放款为准。甲方承诺多余房款返给乙方”。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崔健向被告许士国给付了30,000元定金。第三人崔健随即将案涉房屋的出售信息发布到微信朋友圈等社交、房屋买卖互联网平台，意欲出售案涉房屋。2018年3月，二原告通过中间人郑某某联系，欲以商业贷款形式购买案涉房屋。2018年4月14日，二原告与二被告在之前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的情况下，分别根据郑某某和第三人崔健指示，在沈阳市和平区房产局签订案涉房屋《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二原告(乙方)购买二被告(甲方)的案涉房屋，房屋价款为1,000,000元。该合同为制式合同，其中除填写了房屋坐落、建筑面积、用途、不动产权证号、档案卷号及房屋价款外，其他条款均为空白。同时，二被告和二原告办理了案涉房屋的更名过户手续。2018年4月18日，案涉房屋登记至二原告名下。另查，2018年4月24日，二原告与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向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1,490,000元用于购买案涉房屋，贷款期限为360个月，借款期限自2018年4月24日起至2048年4月24日止。该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中载明抵押物为案涉房屋，抵押人为原告张双，抵押物价值为1,870,000元。2018年5月2日，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向二原告发放了上述贷款1,490,000元，并直接将该笔房款转账给被告许士国。当日，被告许士国按照其与第三人崔健所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将超出合同约定的390,000元房款及其之前交纳的定金30,000元一并转账给第三人崔健，第三人崔健亦向其出具了收条。庭审中，二被告提供了2018年12月5日和2019年2月13日与原告张双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在通话中，原告张双承认其与二被告办理案涉房屋更名过户手续前并未接触过，购买案涉房屋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办理贷款做买卖，在通话之前也没有到案涉房产看过，其办理贷款的过程均是中间人协助办理的。同时，二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案外人郑某某当时向其介绍房屋的价格是1,000,000元。贷款银行是郑某某介绍的，办理贷款时没有向银行提供过收入证明。二原告在办理贷款的当时，平均月收入为7,000-8,000元。原告在签订贷款协议的时候，贷款金额是1,000,000元，其怀疑银行将写有金额那页替换了。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根据二原告所提交的贷款/担保合同、当庭陈述及二被告所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认定原告办理贷款的目的并非系全部用于购买案涉房屋，其主要目的是将购房贷款用于经商。同时，通过其在办理贷款过程中从未向银行提供过收入证明、案涉房屋贷款当时评估价值明显过高、二原告实际月收入根本不符合其所贷款项的月偿还标准等情况，可以认定二原告并非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上述贷款。再结合二原告所称的其所要贷款的实际数额为1,000,000元，并非1,490,000元的情况，可以认定二原告所主张的490,000元并非二原告所应获得的合法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若二原告因贷款过程中受他人欺诈而遭受损失，其可向相关人员或单位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岳鹏、原告张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原告吴岳鹏、原告张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及确认的事实再予采信、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岳鹏、张双在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办“个人购置住房贷款”149万。2018年5月2日，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向上诉人张双账户注入了149万贷款，并于同日将该款项足额转至被上诉人许士国的账户内，被上诉人许士国在当日15时38分向原审第三人崔健转付了42万元。前述事实证明被上诉人许士国无意占有其超收的款项，并据其与原审第三人崔健的事前约定，留取110万房屋价款后，将溢款42万（含另已收取崔健的3万元定金）转付给了第三人崔健，未获取其与第三人崔健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预设之外的收益，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侵权事实，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吴岳鹏、张双请求被上诉人许士国、王冬梅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存在事实、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现有证据条件下，上诉人吴岳鹏、张双不同意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了上诉，因欠缺事实、法律依据，故其变更一审裁判意见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上诉人吴岳鹏、张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刚审判员 邹明宇审判员 王 勇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孙代宇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