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庆余，男，193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玲，北京恒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泽东，男，196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民，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秋影，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庆余因与被上诉人张泽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7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庆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吴庆余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泽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没有实体证据的前提下，仅凭推理认定张泽东为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以下简称养猪场）职工，进而获得该企业股权的认定，严重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一、养猪场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企业，该类型企业的股权转让、法人变更应符合《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及企业章程规定，根据规定只有原始股东之间或本企业职工才能受让股份，获得股东身份，而张泽东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具备成为股东的资格。吴庆余为荆家务村村民，其于1988年自筹资金，在本村建设猪场，并于1999年10月设立养猪场，工商登记其占有50%股份，系原始股东，企业性质为股份制（合作）。根据《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参照股权变更时仍然有效的《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第六条规定及养猪场章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份转让必须在股东之间转让，且职工个人股只能在本企业职工之间转让，企业成立之时，设有社会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股的，转让时必须经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半数以上股东和职工同意，职工可优先购买社会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股，购买后转为职工个人股。本案中张泽东不是原始股东，更不是本单位职工（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一般为本村村民，张泽东为外地居民），同时养猪场成立之初也没有设立社会个人股，因此无论股权转让双方是否自愿、交易是否真实，张泽东均无权获得养猪场股东身份，转让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应属无效。根据上述规定说明集体企业性质的设立就是为了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防止其他社会个人侵占或吞噬集体企业财产，只有在成立之初设立了社会法人股或社会个人股的才允许集体外成员加入，其加入股份的总和不得超过49%，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占有51%以上股份。同时，社会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股只能内部股东间转让，且职工优先购买，不允许后续新加入或转让给其他社会个人或社会企业。因此只有张泽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可能成为养猪场职工，才可能成为养猪场股东。以上条件张泽东均不符合，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二、一审法院在张泽东没有提交任何职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吴庆余高龄、2010年委托张泽东经营并变更法人就推定股权转让有效，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一审张泽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查明事实，吴庆余爱人因身体原因在2010年将养猪场委托给张泽东暂时经营，而并非转让或出售给张泽东。之所以委托经营就是吴庆余没有转让的意愿且张泽东不是养猪场职工，也不可能具备成为企业所有人的条件。因此委托经营行为不能作为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有效的原因或法律关系的形成前提。正是因为吴庆余将养猪场委托给张泽东经营，张泽东才获取了养猪场的全部证照和印章，导致吴庆余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张泽东将吴庆余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擅自变更为自己，这也正是张泽东攫取、侵占吴庆余企业和企业财产的开始。同时根据目前工商调取的全部企业档案发现，没有任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也就意味着，张泽东严重违反企业章程第二十二条第2款、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未经股东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更换执行董事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该法定代表人变更行为仍然无效。既然法定代表人身份获取来源都不合法，就不能作为一审法院认定其成为法定代表人就是职工的推理结论。之所以吴庆余没有针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一事提起诉讼，是由于股东身份已经被窃取，不具备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身份，因此该案是解决企业被侵占的关键症结。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吴庆余与张泽东均明确认可张泽东不是养猪场职工，而是养猪场的饲料供货商，根据禁止反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张泽东代理人明确否认了张泽东职工身份，一审法院无权使用逻辑推理推翻不利于张泽东的自认，因此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律适用，应当予以纠正。三、张泽东提交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没有形成基础，虽鉴定为吴庆余本人字迹，但缺乏反映吴庆余真实意愿的内容，能够推定并非吴庆余真实意思表达，且该协议真实与否均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约束，因此该补充协议无效。根据落款为2013年3月16日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内容约定，其基础合同为场地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是这两份协议的“有益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基本法理，主合同无效后，从合同当然无效，从合同是以其主合同的存在而存在前提的合同。在本案中张泽东至始至终没有提交两份主合同，而且一审庭审中多次明确表示，双方没有签订过场地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只有《授权委托书》，那就意味着《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存在的基础是虚构的，根本没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基础，显然该协议不具备客观真实的基本条件，就此完全能够说明签署《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之时双方均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无效。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全文存在诸多违背常理之处，由此可以判断协议内容不真实：（一）该协议第一条，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张泽东已经给付了场地转让款和股份转让费，吴庆余也从未收到过任何转让款，更不清楚转让款的数额，张泽东也从未明确过转让款数额。因此《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场地转让一事子虚乌有。（二）张泽东在第二条中确认了养猪场成立及运营都是吴庆余全额出资，另外两名股东侯文义与李元义只是挂名没有出资的前提下，李元义能够获得170000元的款项，而全额投资的吴庆余却向张泽东无偿附赠了猪场全部股份，不符合人之常情。（三）第三条显示，吴庆余不仅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还要对侯文义、李元义主张权益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完全不具备正常交易基本的公平。根据本案笔迹鉴定结论显示，2013年7月3日签署的《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中“吴庆余”的笔迹无法判断即不能认定为本人所签，同时吴庆余子女与李元义、侯文义核实，二人签名也不是本人所写，对变更股东一事毫不知情。因此该股权转让行为没有真实有效的存在基础。同时无论《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是否真实，均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章程规定以及没有获得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半数以上通过而没有生效。而且只要作为占股50%的股东即吴庆余的签名不能认定为本人所写，那么就没有构成二分之一通过，该转让程序不合法，对养猪场及全体股东仍不生效。四、直到现在张泽东没有在养猪场内办理过劳动合同、社保交费凭证，不能以此认定职工身份。同时关于附赠股份的前提也是缺乏依据的，与张泽东陈述养猪场欠饲料款的陈述矛盾，张泽东缺乏诚实信用，或者是明显的反言。张泽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吴庆余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时，张泽东为养猪场的职工并非推理，而是充足证据证明。2010年8月16日吴庆余就将养猪场的独立经营权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全部转给张泽东，即张泽东从此时已实际全面接管养猪场的经营管理，2010年12月份变更为养猪场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张泽东无论是经吴庆余授权还是经工商登记变更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已当属于养猪场职工。张泽东成为养猪场的职工后，2013年3月6日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并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该股权转让程序合法，也完全符合养猪场的章程所规定的股份取得、转让的条件和程序。二、吴庆余上诉理由主张爱人因身体原因将养猪场委托给张泽东暂时经营，而并非转让或出售给张泽东，完全是其自身杜撰出的理由，与一审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查明事实完全相悖。《授权委托书》委托期限为2010年8月16日至2035年8月16日，按照委托期限届满算吴庆余2035年已102岁，难道吴庆余打算年满102岁后再继续经营。何况双方之间于2013年3月6日、2013年7月17日又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退一步将，即便根据《授权委托书》的授权期限算，吴庆余也严重违反约定，应于2035年授权期满如张泽东不予返还其独立经营权时才能主张权利，而不是现在。三、关于吴庆余所述“吴庆余与张泽东均明确确认可张泽东不是养猪场职工，而是原养猪场的饲料供货商，根据禁止反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上诉理由完全是断章取义且选择性适用。任何自然人所取得的各种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均是通过依法、依规才能取得，张泽东经过吴庆余的授权且法定代表人变更自然取得了养猪场职工身份，后又经股权转让程序合法取得养猪场股东的身份。吴庆余关于禁止反言的论述不应选择适用。2019年10月8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签名及手印进行辨认。吴庆余已当场承认《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是其本人签字，但在其家属干扰下又否认了签字的事实。如果按照禁止反言严格界定，一审法院完全不必组织双方进行笔迹鉴定即可进行判决，但一审法院考虑到吴庆余年龄大，吴庆余家属要求强烈还是给了吴庆余鉴定机会，一审法院已充分保障了吴庆余的诉权。四、一审阶段，吴庆余主张张泽东伪造其签名签署《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已鉴定出2010年8月16日吴庆余签名的《授权委托书》、2013年3月16日吴庆余签名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2013年7月17日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为吴庆余本人签字，2013年3月16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指印也由其本人所按，吴庆余应承担其虚假陈述的不利后果。五、2010年8月16日吴庆余授权给张泽东独立经营管理，吴庆余无论是经营管理权还是股东权均完全退出养猪场，现已过近十年时间为何突然起诉张泽东，无外乎养猪场面临拆迁，巨大的拆迁利益无论是对吴庆余还是其子女均诱惑十足，故吴庆余为了达到目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虚假陈述、颠倒黑白的滥用诉权，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六、养猪场从2010年12月就变更到张泽东名下，张泽东是养猪场的法定代表人，享有独立的经营权，养猪场由张泽东实际经营管理，所以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有没有保险是劳动法调整的，和本案无关。吴庆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吴庆余、张泽东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吴庆余、张泽东于2013年3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张泽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养猪场成立于1999年10月28日，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原注册资本为3.5万元，投资人为吴庆余（投资额1.75万元）、侯文义（投资额0.875万元）、李元义（投资额0.875万元），吴庆余为法定代表人。2010年12月，养猪场法定代表人由吴庆余变更为张泽东。2013年7月25日，投资人变更为张泽东、侯文义、李元义。2013年8月22日，养猪场注册资本变更为150万元，投资人为张泽东、侯文义、李元义。2019年7月2日，投资人变更为张泽东、张磊。吴庆余提交养猪场工商登记材料中备案的《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主张上述两份材料中“吴庆余”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写，吴庆余没有将股权转让给张泽东的意思表示。《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时间显示为2013年7月3日，地点企业办公室，主持人张泽东，内容为：“会议应到股东及职工代表5方，实到股东及职工代表5方，代表了公司股额的100%。会议就相关事宜进行研究并形成如下决议：同意吴庆余将其持有的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的1.75万元股份转让给张泽东。”股东及职工代表签字处显示有“吴庆余”、“李元义”、“侯文义”、“李春兰”、“赵广涛”字样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显示为2013年7月17日，内容为：“转让方吴庆余，受让方张泽东。经双方友好协商，转让方吴庆余同意将持有北京荆家务养猪场的1.75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的50%）转让给受让方张泽东；受让方同意接受。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签字处有“吴庆余”字样签字，受让方签字处有“张泽东”字样签字。张泽东则主张吴庆余自2010年8月16日开始已经将养猪场的独立经营管理权全部转让给了张泽东，之后的土地租金亦由张泽东实际交纳，只是在2013年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为证明上述主张，张泽东提交《授权委托书》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各一份。《授权委托书》的形成时间显示为2010年8月16日，载明：“委托人吴庆余，受托人张泽东。我自愿将我承包的荆家务村的厂房厂地，授权给张泽东独立经营猪场，承包租金由张泽东向荆家务村村委会按时交纳，我不干涉张泽东在经营养猪场期间的合法经营活动，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张泽东自己负责，与我无关。委托期限自2010年8月16日至2035年8月16日”。委托人签字处有“吴庆余”字样签字及手印，受托人签字处有“张泽东”字样签字及手印。《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显示为2013年3月16日，载明：“甲方吴庆余，乙方张泽东。甲方与乙方之前曾签署场地转让协议，同时附赠该场地内的荆家务村养猪场的全部股份，现就对之前的协议进一步补充，具体内容如下：1.荆家务村养猪场的股份转让时场地转让的组成部分，已经给付的场地转让款项包括股份转让的全部内容。2.荆家务村养猪场成立时和后期的运营都是由甲方全额支付的，其他两名股东根本没有出资，都是挂名股东，其他两名股东侯文义和李元义对养猪场的一切权利义务都不主张。另外李元义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挂名股东，甲方已经在转让之前给李元义支付了相应的对价17万元，其股份自然由甲方收回。侯文义从来没有参与过养猪场的筹办和实际经营，也没有投过任何资金，其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自然归甲方。3.甲方是将养猪场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乙方，协议签署后，该养猪场的一切权益都由乙方享有，一切义务也都是由乙方承担。如果该养猪场遇到拆迁，所获得的一切补偿都由乙方享有，甲方不但不享有该养猪场的一切收益，而且还要对三人（侯文义、李元义）对该养猪场的主张权益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乙方不承担对第三人的赔偿义务。4.该协议是之前签署的场地转让和股份转让协议有益的补充，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甲方签字处有“吴庆余”字样签字及手印，乙方签字处有“张泽东”字样签字及手印。吴庆余对上述《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上“吴庆余”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对《授权委托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签字及手印的真实性亦不认可。经吴庆余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四份材料上吴庆余签字及手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20年1月7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出具京民司鉴[2020]函字第4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由于2010年8月16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吴庆余”签名处指印纹线不清晰、稳定的细节特征较少，不能满足检验条件，故终止对该检材指印的鉴定工作。同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京民司鉴[2020]痕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京民司鉴[2020]文鉴字第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京民司鉴[2020]文鉴字第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授权委托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上“吴庆余”签名与样本上吴庆余签名是同一人书写；无法判断《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上“吴庆余”签名与样本上吴庆余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的笔记。京民司鉴[2020]痕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指印与样本右手食指指印是同一人捺印。一审法院另查，2019年10月8日，一审法院要求吴庆余本人对《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签名及手印进行辨认。吴庆余称《北京市荆家务养猪场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签字不是其本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上“吴庆余”的签字是其本人的；随后，吴庆余又称上述材料上“吴庆余”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字。一审法院再查，吴庆余提交养猪场1999年10月25日与2010年12月22日的章程各一份，证明张泽东变更为养猪场股东违反了章程规定及法定程序。其中2010年12月22日的章程载明：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注册资金3.5万元；吴庆余出资数额1.75万元，侯文义出资数额0.875万元，李元义出资数额0.875万元，企业的职工个人股的出资额3.5万元，占总股本的100%；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职工个人股只得在企业职工之间转让，但遇股东调出、辞退、辞职、除名、退休、身故等情况可由企业暂用企业公积金收购这些股份，然后再由企业向新加入的职工或其他老职工转让所收购的股份。一审庭审中，吴庆余主张其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将养猪场股权转让给张泽东并非吴庆余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养猪场系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根据《北京市城镇企业实现股份合作制办法》的规定，职工个人股只得在本企业职工之间转让，而张泽东并非养猪场职工，且吴庆余将股份转让给张泽东并未获得股东或职工代表大会半数以上通过，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庆余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的签字及手印并非其本人所书写及捺印，股权转让并非吴庆余的真实意思表示，吴庆余需对其上述主张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然经审理查明，《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的签字经鉴定倾向认为系吴庆余所书写，《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的手印经鉴定确认系由吴庆余本人所捺印。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已明确注明吴庆余将养猪场的股份转让给张泽东。故吴庆余主张股权转让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另，吴庆余在养猪场注册成立时已66岁，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已近80岁，而张泽东于2010年开始即实际全面接管养猪场的经营管理，并于2010年12月变更为养猪场法定代表人，故吴庆余以张泽东并非养猪场职工，涉案股权转让因违反《北京市城镇企业实现股份合作制办法》的规定及章程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吴庆余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庆余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吴庆余与张泽东2010年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泽东从2010年开始即实际全面接管养猪场的经营管理，并于2010年12月变更为养猪场法定代表人，吴庆余认可没有相应的规定不允许外地人成为养猪场的职工，故吴庆余以张泽东并非养猪场职工，涉案股权转让因违反《北京市城镇企业实现股份合作制办法》的规定及章程而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的签字经鉴定倾向认为系吴庆余所书写，《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吴庆余的手印经鉴定确认系由吴庆余本人所捺印。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已明确注明吴庆余将养猪场的股份转让给张泽东，吴庆余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吴庆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吴庆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伟审判员 王国才审判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燕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