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民终15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平，男，1963年10月23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亚军，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县支行，住所地如东县。 负责人：邱晓勇，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燚，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如东支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9)苏0623民初3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董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农行如东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其一审提供的两名农行如东支行职工及大量客户证人证言证明其一直在单位正常履职及发生相关业务；其辞职申请确实系受引诱、胁迫情况下提交，且双方离职程序并未走完，农行如东支行的员工、客、食堂工作人员均不知晓其“离职”；一审中农行如东支行主张要求其辞职的原因是其涉及民间借贷，但并未提交涉及民间借贷就必须开除的依据，且提交辞职申请的时间在其涉及民间借贷案件时间之前，明显矛盾；由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在，2017年1-3月工资也未足额发放，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即便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已不存在，录音及仲裁中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一直在按上级领导指示，通过银行内部的申诉流程维权，故也不存在时效问题；农行如东支行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且出庭证人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证据效力；即便其2017年3月10日提交的申请，法院认为意思表示真实并产生了中断双方劳动关系的效果，但由于其2017年-2019年间仍继续履行农行如东支行经营范围的相关业务，农行如东支行也接受了其工作内容，双方之间也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农行如东支行也应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的相应责任。 农行如东支行辩称：董平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人证言、客户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能证明其2017年3月后仍在农行如东支行工作的事实。董平辞职后单位即停发了工资，如其仍接受工作安排从事工作，其却不向单位主张工资，与常理明显不符；辞职是否存在胁迫、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董平提交的两份录音整理不能反映录音全貌，相反证明董平系主动辞职，也证明其辞职后并未上班，农行如东支行对其并无胁迫、引诱情形，辞职是董平真实意思表示；董平辞职发生在2017年3月，其2019年5月才提起仲裁，显然超过一年时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农行如东支行自2017年3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农行如东支行支付其自2017年4月至判决之日起的工资、2017年1月至判决之日起的考核工资共计364130元及福利待遇4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平于1998年7月1日与农行如东支行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持续至2017年3月份时，农行如东支行发现董平涉入民间借贷，认为董平违反了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在此情况下董平向农行如东支行提交了《关于辞去农行工作的报告》，内容为：“县支行：本人因个人原因现申请辞去农行工作，离开农行”。该辞职报告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系农行如东支行在为董平办理离职手续过程中填写。 董平在制式《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员工辞职申请书》的申请人处签字，该申请书先后经所在部门负责人顾小燕、农行如东支行综合管理部、农行如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人力资源部和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行长同意。 2017年3月10日，农行如东支行向各营业网点印发了农银东任[2017]1号文件《关于董平免职的通知》,文件内容为:经支行党委研究决定，免去董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兵房支行副行长职务。 2017年3月28日，农行如东支行对董平进行了员工行为排查谈话记录，询问董平与客户是否有资金往来、有没有向客户借款的行为。董平在谈话中陈述其向朋友出借资金约430万元，其中自有资金约50万元，其余是向亲友借款。 农行如东支行于2017年4月份停发董平工资，2017年5月份停止为董平缴纳社会保险费。 董平主张其递交辞职报告是假意辞职，对农行如东支行终止劳动关系不服，于2019年5月20日提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与农行如东支行存在劳动关系和支付工资报酬。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5日作出仲裁裁决：对申请人董平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董平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2013年修订）第二十七节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有关责任人员开除处分：（一）挪用公款或挪用、借用客户资金的；（二）……（十五）组织民间借贷或充当资金中介，造成不良后果的…… 一审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董平、农行如东支行之间自2017年3月起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董平主张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董平的请求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董平与农行如东支行于1998年7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劳动关系持续至2017年3月份时，农行如东支行发现董平涉入民间借贷，董平在农行如东支行找其谈话核实时对此确认。农行如东支行认为董平违反了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但未就此作出相关离职的实质性处理决定，过程中董平向农行如东支行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此后，双方就递交辞职报告后是否仍存在劳动关系产生争议。董平在本案中主张，其递交辞职报告后仍为农行如东支行工作，当初递交辞职报告是为避免民间借贷的不良影响，农行如东支行时任行长等人要求其假意辞职，表示待民间借贷事情处理完毕后再恢复工作。农行如东支行否认董平该主张，认为董平递交辞职报告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农行如东支行已审批结束，双方已于2017年3月份终止劳动关系。对此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董平涉民间借贷，农行如东支行认为其违反了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董平因此产生一定压力，在此情势下向农行如东支行提交了辞职报告。虽然董平事后主张其并非真实自愿辞职，但书面辞职报告的证明力优于当事人陈述，且结合双方当庭陈述并比较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确认农行如东支行对董平辞职存在欺诈或胁迫情形，董平并非因陷于意志不自由而向农行如东支行书写辞职报告，亦不能确认董平提交辞职报告后仍为农行如东支行工作，因此，农行如东支行的抗辩主张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董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交辞职报告前曾任农行如东支行兵房支行副行长，具有一般法律常识，虽然可能因一时考虑欠周而提交辞职报告，但其理应对其提交辞职报告的法律后果有所预见，并因此承担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因此，其关于假意辞职的主张证据不充分，不予采信。综合辞职报告、辞职申请审批表，以及工资和社保的停发时间等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已于2017年3月底终止劳动关系，董平主张此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农行如东支行给付工资和福利待遇，不予支持。如东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董平于2019年5月20日提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董平未提交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充分证据，农行如东支行关于董平提起仲裁超过时效的抗辩，一审予以采纳。 虽然农行如东支行的抗辩主张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但是农行如东支行对董平离职过程的处理有失妥当。在职场中，对于违反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员工，单位为规避法律风险，规劝员工主动辞职是惯常考虑和做法，同时劳动者为自己体面离职，在用人单位的规劝下也较容易接受“被辞职”。从董平自身实际情况看，综合双方当庭陈述和比较分析全案证据，一审法院不能排除董平书写辞职报告时具有一定“被辞职”成分。董平虽因一时考虑欠周应自行承担提交辞职报告的法律后果，但其因涉入民间借贷而违反农行如东支行内部规章制度，情节是否严重、是否应使之“净身出户”值得商榷，从本案的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看已无探究必要。一审诉讼过程中，董平称自己已临近退休年龄，请求法院通过调解恢复双方劳动关系，未提职务和工资待遇要求，仅希望将社会保险缴费延续至退休。对此，一审法院进行了多次协调，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董平在农行如东支行工作近20年，属农行系统“老员工”，工作一度受到农行认可并被提拔为兵房支行副行长，虽因民间借贷违反了农行如东支行内部规章制度，但其不具有主观恶意，从本案的证据看未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行如东支行是大型国有企业，综合实力雄厚，对董平的离职过程和事后产生争议的协商处理有失妥当。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董平的诉讼请求。但综合考虑董平在农行如东支行的工作年限、已临近退休年龄、提交辞职报告的前因后果等实际情形，一审法院建议判后农行如东支行考虑为董平安排适当岗位，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缴费标准恢复双方劳动关系；若确实不能恢复劳动关系，可考虑参照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标准给予董平适当补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董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董平负担。 二审中，董平申请黄斌、瞿建华、季汉忠、郁仲英等四人出庭作证，并提交郁仲英的书面情况说明，以进一步查明案情。称：黄斌、瞿建华、季汉忠三人系农行如东支行客户，郁仲英在农行如东支行烧饭。农行如东支行认为，董平当庭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能达到董平的证明目的；郁仲英非其员工，情况说明中郁仲英自称农行如东支行员工与事实不符。董平离职后农行如东支行未支付董平用餐费，食堂也不限制家属、客户及其他办事人员来行内就餐。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经同意董平申请的两名农行如东支行员工及一名农行如东支行客户出庭作证，二审中董平再次申请身份为客户及食堂职工（郁仲英身份农行如东支行并不认可）的证人出庭、作内容类似的证人证言，并非必要，本院不予准许。郁仲英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且即便真实，内容亦不能证明董平2017年3月后仍为农行员工身份。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董平与农行如东支行的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董平诉请2017年4月至判决之日期间的工资、2017年1月至判决之日期间的考核工资及福利待遇能否得到支持？ 辞职权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解除权为形成权，劳动者预告解除的通知书到达用人单位时，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劳动者应提供劳务至预告期满的义务系其单方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作为权利享有者，可以放弃该权利提前终止双方劳动关系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董平2017年3月向农行如东支行提交《关于辞去农行工作的报告》，内容为“因个人原因现申请辞去农行工作，离开农行”。同日，董平填写制式《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员工辞职申请书》，该表“提前解除原因”栏载明：“因本人原因，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本人声明如下：…本人将按规定及时办理工作交接，依法履行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义务。对于本人工作期间或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引起的相关纠纷，本人将依法协助配合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董平在申请人处签字并签署日期等。申请书先后经过所在部门负责人顾小燕、综合管理部、农行如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人力资源部和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行长同意，最后审批人签署同意的时间为2017年3月30日。报告及申请书中，董平辞职意思表示具体明确。2017年4月份农行如东支行停发了董平工资，2017年5月份停止为董平缴纳社会保险费。 董平仲裁中称，辞职报告及辞职申请书的真实落款日期均非2017年3月10日，应分别为2017年3月27及3月31日，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便属实，由于董平认可辞职报告系其本人所书，申请书系其本人所填、名字系其本人所签，故并不必然影响本案中董平辞职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事实判断。本院认为，农行如东支行发现董平涉入民间借贷，2017年3月28日由纪委书记张海涛对董平进行员工行为排查谈话，董平在谈话中确认其向朋友出借资金约430万元，其中自有资金约50万元，其余是向亲友借款的事实。该行为违反了银行的相关规章制度。由于事情的结果往往具有滞后性，董平民间借贷的违规行为已然发生于前，其行为的不良后果早已显现，纪委谈话是对其问题进一步核查处理，董平认为保全人及时撤诉其行为即未造成影响的观点不能成立。董平在发生违规且相关部门着手调查处理的特定情境下，向农行如东支行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填写辞职申请书，即便有“被迫”之感，亦系其本人“迫于无赖”下的权衡与自主选择，不应理解为用人单位逼迫其辞职之意。董平的举证亦不能确认农行如东支行对其辞职存在欺诈，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已于2017年3月底终止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董平递交辞职报告后是否仍为农行如东支行工作，根据董平提供的证人证言、录音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项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董平关于2017年3月以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农行如东支行应给付其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主张，亦无不当。关于2017年1月至3月的考核工资及福利待遇，因双方已于2017年3月底终止劳动关系，董平于2019年5月20日才提起劳动仲裁，主张上述权利，又无时效中断或中止的充分证据，明显已经超过时效，且农行如东支行提起时效抗辩，故法院不再理涉。 综上所述，董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董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泊霖 审判员  郭相领 审判员  王吉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周筱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