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5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1，女，197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某，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2，男，197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钟某1因与被上诉人钟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10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钟某2向钟某1支付离婚补偿款1638000元；2.一、审受理费由钟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1.《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是离婚补偿款，双方约定参照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来支付离婚补偿，并不是要求钟某2直接支付其所领取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参照”一词已经表明款项的性质，是基于解除婚姻关系的补偿而不是基于房屋征收的补偿。钟某2支付离婚补偿款不必以房屋征收补偿款是否实际领取为条件，只是双方约定给付时间是以确定房屋征收补偿之日起三十日为条件。至于离婚补偿款的来源如何，与钟某1没有关系。由于钟某2是代理其母亲以房屋回迁的方式获得房屋征收补偿，钟某2既不是征收补偿的对象，也没有取得相对应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因此不存在与钟某1共同处分补偿款的情况。即使钟某2用其代为领取的征收补偿款用来支付离婚补偿，也是钟某2与其母亲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不影响钟某1向钟某2主张权利。《离婚协议书》是在律师见证下签订的，有理由认为双方对协议内容是清楚明白，能够辨别离婚补偿款与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区别，一审混淆了两种款项的法律性质，属于对事实认定错误。2.《离婚协议书》第五条虽然提及涉案房屋是由双方出资修建，但没有约定该房屋的归属，也没有将该房屋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更没有约定分割该房屋，不能因为离婚补偿金额是参照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的50%就判定双方将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一审中，钟某2否认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亦否认双方共同出资，一审却做出“双方认为涉案房屋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共识基础上，对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认定。3.结合本案事实可以看出，共同出资修建房屋，是双方约定离婚补偿款时的一个考虑因素。正是因为钟某1有出资才会有以房屋征收补偿款为参考依据，确定支付离婚补偿款的时间和金额的约定。然而有无共同出资建房、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不是双方达成离婚补偿条款的必要条件。即使钟某1婚后没有出资、婚后双方没有取得共同财产或离婚时没有共同财产可分割，均不构成否定离婚补偿条款的法定理由。4.对于双方婚后共同出资建房的事实，钟某2已在《离婚协议书》中予以确认，《离婚协议书》是一份充分证据，尤其是双方依据该份《离婚协议书》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钟某2却对此予以否认，其行为已违反了禁反言的法律原则。涉案房屋属于农村宅基地房，因为宅基地登记在父亲名下，所以报建的时候须以父亲名义来申请。虽然钟某2提供的报建表显示报建时间是××××年，在双方登记结婚之前，但实际修建时间、出资修建情况在报建表上并无体现，不能仅以报建时间来推定房屋在双方结婚之前就已经建成或推定双方对房屋修建没有出资。我国的农村宅基地房有其特殊性，房屋登记的权属人与出资修建人或实际权属人不一致，子女出资为父母名下的宅基地建房或翻修旧房的情况是常态。双方于××××年登记结婚，2012年离婚．婚姻关系长达13年之久，钟某1修建房屋时也没有想到会有离婚的一天，所以更不可能保留房屋修葺的证据。一审以钟某1没有提交证据为由否认双方共同出资的事实缺乏事实依据。5.《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应当遵守离婚协议约定，任何一方不得反悔。离婚协议的约定是夫妻双方对婚姻期间的身份、财产以及情感等各方面关系的清理，也是双方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承诺。离婚补偿款是离婚协议书中常见的内容，双方将婚姻关系中诸多复杂问题通过以金钱给付的方式予以解决，与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是两种概念。离婚补偿条款的达成、补偿金支付标准，是否应给予补偿以及双方做出的让步，上述均只有协议双方知情。本案中双方共同生育子女，共同出资修建房屋，并在共同出资修建的房屋生活居住长达13年，在照顾家庭以及养育子女方面均付出较大的时间以及精力，钟某1在双方婚姻期间不管是经济还是感情上均付出较大，因此双方离婚时钟某2出于此考虑标准，愿意给予钟某1金钱补偿，双方从而达成《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该条款是双方在离婚时所达成的合意，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既并无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也没有处置他人财产的行为，更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约定且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一审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及当事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约定，不能轻易否定其法律效力。6.《离婚协议书》第五条是附期限的债权条款，支付期限已到，钟某2应当向钟某1支付离婚补偿款。离婚时，虽然男方愿意给予离婚补偿，但由于钟某2不具有给付离婚补偿款的能力，所以将付款时间推后至该房屋征收补偿确定之时，所附时间条件是明确的，也是将来会发生的。而补偿金额因考虑钟某1对房屋修建的出资，所以约定参照房屋征收补偿款的标准来支付。一审中，钟某1出示了涉案房屋征地补偿已经确定的多份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已经具备履行条件，该条款所附时间已经成就，钟某2拒绝履行该条款的约定没有法律依据。钟某2辩称：1.《离婚协议书》全文未提“离婚补偿款”。从《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的逻辑关系上看，先提到涉案房屋是双方共同出资修建，故而后面才有该房屋拆迁补偿一事，所以第五条约定的就是房屋补偿款，否则逻辑上就说不通。双方确定了房屋补偿款的标准，就是参照房屋征地补偿金的50％。此处“参照”确定的是金额标准，不能做其他解释。2.钟某1对《离婚协议书》中的“房屋补偿款”认知无误解。从整个诉讼过程可以看出钟某1认识到此条约定是房屋补偿款，所以其在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才是“房屋补偿款”，因为当时双方约定的就是房屋补偿款，没有任何误解，一审对于《离婚协议书》法律关系的认定完全符合事实，有理有据。3.涉案补偿款是针对宅基地面积四倍计算补偿款而非对上盖建筑物的补偿，故钟某1无任何权益。涉案宅基地用地面积是63平方米，修建的面积是252平方米。该252平方米不是已建房屋面积，而是用地面积63平方米乘以4所得。根据萝岗街萝峰村委颁布的《萝峰社区旧村拆迁改造补偿方案》第八条第（三）项规定：“宅基地块原旧房屋已拆未建、拆后只重建好地基的，屋主可免费拥有四层有效建基面积的指标面积。”该方案的补偿标准就是按四层补偿，即按宅基地面积乘以四予以补偿。所以涉案补偿款是针对宅基地的补偿而非上盖建筑的补偿，换句话说，即双方是否出资盖房与补偿款多少没有一点关系。即使该宅基地完全未建，是块裸地皮，宅基地户主也会收到按宅基地面积四倍的补偿款，即按252平方米补偿。4.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双方是否出资建房，而是该离婚协议第五条的法律定性及涉案房屋补偿款的性质。钟某1主张其出资建房，但无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说，即使钟某1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出资，双方婚姻持续期间钟某1一直居住和实际使用房屋，其投资已经得到补偿。再退一步说，如果钟某1能证明其出资建房，至多只能对宅基地上盖建筑的增值部分享有部分权利，而不是对宅基地自身的价值享有权利。现萝峰社区的补偿是针对宅基地的四倍为计算补偿标准，补偿款并没有因为有地上建筑而有溢价和增值。所以双方是否出资与现在宅基地补偿款没有任何关系，钟某1现主张分配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5.双方对涉案房屋无处分权，《离婚协议书》不构成钟某1出资证据。该宅基地原属于钟某2父亲钟某3，后由其母张某2所有，与钟某2无关。钟某1与钟某2对该宅基地的补偿款均属于无权处分，二人之间的任何约定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归属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涉案房屋不应成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标的。涉案宅基地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双方，基于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款更不属于双方婚内财产，该财产权益不应当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标的。离婚后，钟某2放弃其对该补偿款的十四分之一的继承权，属于其对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钟某1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钟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钟某2向钟某1支付离婚补偿款1638000元；2.钟某2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钟某1与钟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2年2月13日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并于2012年2月14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签署的以钟某2为甲方，钟某1为乙方的《离婚协议书》第五条载明：“甲乙双方现住所位于萝岗区××（××）号，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号为萝字第0008607号，用地面积63平方米，建筑面积189平方米，系甲乙双方婚后共同出资修建，并登记于甲方父亲钟某3名下。乙方同意于办理完毕离婚登记手续之日起7天内迁出该住所。甲方同意于确定上述房产征地补偿金额之日起30天内将参照该征收补偿款金额（或补偿金额与回迁房价值之和）的50%支付给乙方。”广州市黄埔区某街某巷X号的宅基地证为萝字第No.0XXXXX7，原地址某村某社，使用权人为钟某3，用地面积63平方米，建筑面积189平方米，钟某3于××××年12月29日以钟某3名义逐级申请报建上述房屋。钟某3于2009年5月9日在新西兰死亡。钟某3与张某2生育了包括钟某2在内6个子女，分别是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2、钟某7、钟某8。2019年7月，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2、钟某7、钟某8均签署《确认书》，放弃对上述涉案房屋的继承及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切权益，由张某2继承并享有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切权益。2019年7月25日，张某2委托钟某2作为代理人办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同日，钟某2作为乙方与广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萝改【2019】0XX5号《广州市黄埔区萝峰社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为广州市黄埔区某街某街某巷X号权属人，产权证号为萝字第No.00XXXX7，证载面积为用地面积63平方米，建筑面积189平方米，原址房屋层数为5层，房屋总建筑面积472.385平方米。甲乙双方确认并签订了《补偿安置计算确认表》，乙方选择第1种住宅回迁安置的安置补偿方式，乙方回迁房屋总建筑面积461.275平方米，扣除乙方选择以18平方米回迁安置建筑面积置换3个停车位的面积，乙方实际回迁安置面积443.275平方米。如选择弃产货币补偿的安置补偿方式，按照13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弃产补偿款。另甲方支付乙方超建面积补偿款16665元、附属物补偿款15476元，搬迁补助费补偿款按4723.84元/栋、搬迁奖励金按20000元/栋、签约奖励金按50000元/栋、临迁费按17528.45元/月的标准支付。钟某2签署《发放补偿账户确认表》，确认张某2委托钟某2以钟某2的广州农商银行62×××67的账户用于收取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上述《广州市黄埔区萝峰社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只有钟某2在乙方代理人处签名按指印。钟某1主张涉案房屋由双方婚后共同出资修建，因宅基地登记在钟某3的名下，因此二人修建时系以钟某3的名义报建，二人共同出资修建的面积是252平方米，本案诉请第一项的1638000元，系根据双方当时共同出资修建房屋的面积252平方米，参照钟某2签署的安置补偿协议中13000元/平方米的弃产货币补偿标准确定征收补偿款金额，再根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由钟某2按照上述征收补偿款金额的50%即1638000元支付给钟某1。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离婚协议书》第五条中约定的钟某2同意支付给钟某1参照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50%的款项的性质。对此，钟某1主张系钟某2承诺支付的离婚补偿款，钟某2主张系双方将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系钟某3，钟某1未能举证证明该房屋系双方共同出资修建，双方无权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协议书》中予以分割。根据《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双方约定钟某2支付钟某1参照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50%的款项，系基于双方自认双方婚后共同出资修建了涉案房屋的事实基础上，即基于双方认为该房屋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共识基础上，将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钟某2承诺支付钟某1参照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50%，否则没有上述共识，钟某2承诺按照上述标准支付钟某1离婚补偿款不合常理亦无事实基础，故双方在《离婚协议书》第五条中约定的内容应认定为双方将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非钟某2承诺支付钟某1离婚补偿款。钟某1庭审中虽坚持主张涉案房屋系由其与钟某2婚后共同出资修建，并以父亲钟某3的名义报建，但钟某1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与钟某2婚后共同出资修建涉案房屋的情况，本案仅有钟某2提交的钟某3于××××年报建涉案房屋的报建表证实涉案房屋的修建情况，钟某1对此无异议，而双方于××××年才登记结婚，钟某1亦未能提交其婚后与钟某2共同对涉案房屋拆除重建的报建及出资等证据，故不能认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修建了涉案房屋。另，根据本案证据，钟某2父亲虽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去世，但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对钟某3遗产进行分割，双方离婚后，钟某2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涉案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的规定，钟某2作为钟某3的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是其法定权利，钟某1无权干预，故双方亦未通过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或者份额，故涉案房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无权在《离婚协议书》中对他人财产进行处分，故双方无权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约定如何分割，对钟某1依据《离婚协议书》主张钟某2支付其1638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20年2月19日判决驳回钟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中，钟某2提交如下证据：广州市黄埔区萝峰社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空地）、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广州开发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证明》、房产平面附图、宅基地现场照片（空地）以及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拟证明涉案房屋拆迁是按照地基面积乘以4的面积进行补偿，与上盖建筑物没有关联性。钟某1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钟某2所提交的是某村XXX房屋的拆迁补偿材料，并非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情况，萝峰社区旧村改造拆迁补偿是对房屋而非宅基地的补偿，是按照建筑物四层的实际面积进行补偿，只是当宅基地上没有建筑物时就按照四层指标面积计算。涉案房屋的回迁面积是按照四层以内建筑面积的总和来计算，钟某1与钟某2共同建房至少189平方米。二审中，钟某2称其父亲钟某3自××××年起在新西兰生活。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广州市白云区规划分局镇私房报建表》载明，萝峰村塘二经济合作社于××××年12月3日批准钟某3作为申请人的建房申请，萝峰村民委员会于××××年12月11日审核同意报建，并且在镇政府审批意见经办人审核意见一栏中载明“实地观察，屋村内空闲地面积63平方米”，审批意见一栏加盖有同意报建的公章，时间为××××年12月29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补偿款支付问题。首先，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涉案房屋是双方婚后共同出资修建，但是登记在钟某2父亲钟某3的名下。双方签订上述离婚协议后办理了离婚登记，说明该离婚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钟某2现又否认该约定没有合理解释。其次，虽然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使用人为钟某3，宅基地面积为63平方米，层数为三层，建筑面积为189平方米，但该宅基地使用证的发证时间为××××年12月30日，而《广州市白云区规划分局镇私房报建表》却载明当地镇政府在××××年12月29日经“实地观察，屋村内空闲地面积63平方米”，说明此时涉案宅基地上尚未建造有房屋，况且涉案房屋报建时钟某3已迁居新西兰，因此，在钟某2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情况下，仅凭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来主张该房屋系在××××年12月30日前即已建造完成，明显依据不足。最后，《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并非是分割涉案房屋，而是参照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来确定相应的补偿款数额。因此，钟某1在二审时主张按照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的面积核算补偿款合理，参照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13000元/平方米，故钟某2应当按照约定向钟某1支付1228500元（13000元×189平方米÷2）。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10252号民事判决；二、钟某2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向钟某1支付补偿款1228500元；三、驳回钟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9542元，由钟某2负担14656.5元，钟某1负担4885.5元；二审受理费19542元，由钟某2负担14656.5元，钟某1负担488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