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5民初8408号原告：徐立长，男，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消防局退休干部，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海永，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媛，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徐红，女，198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航空总医院医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满成，北京市中盾（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海琴，女，195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天津纺织机械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臻，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金正公寓3号（中山路与金纬路交口）。负责人：于涌，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博，男，该单位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博，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立长诉被告徐红、刘海琴及第三人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区住建委）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2020年6月23日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立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海永、陈媛，被告徐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满成，被告刘海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臻，第三人河北区住建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博、李天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立长向本院提出原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徐立长与被告徐红之父徐立柱于2004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依法确认原告徐立长享有天津市河北区房屋征收补偿权益；3.依法判令被告积极配合原告办理征收手续，实现原告对上述涉案房屋享有的全部权利；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中，原告徐立长依法变更了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徐立长与被告徐红之父徐立柱于2004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之父徐立柱系兄弟关系，二人的父亲徐英魁于1992年8月去世，母亲巩秀兰于2004年9月去世。原告与徐立柱于2004年10月26日就父母生前所有的两套房屋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房屋归徐立柱，原告配合将承租人由母亲巩秀兰变更为被告徐红；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房屋归原告，待具备产权变更条件时，徐立柱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同时如房屋被拆迁的，相应拆迁权益由原告享有。2019年9月底，天津市河北区泰州路片区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原告积极配合第三人工作，上交权属证明及该份《协议书》。2019年9月21日，原告签署了由第三人作出的《提前封房确认单》。2019年10月5日被告徐红向第三人以房屋继承人身份主张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致使原告的权益无法实现。故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徐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1.2004年10月26日徐立柱、徐立长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徐立柱与徐立长签订的《协议书》，他们之间设立、变更、终止了什么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呢？根据继承法第三条规定，河北区103号301号房屋和河北区建昌道思××号房屋均不是徐英魁、巩秀兰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不能在《协议书》中设立继承，设立继承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该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其一，河北区103号301号房屋是公产房，原告无权设立公有财产的继承。徐红是该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共同居住人根据合同法第234条的规定可以继续租赁该房屋。巩秀兰死亡后，徐红承租该房屋并不是所谓承租权或者使用权的继承，而是法律规定使然，且法律上考虑的是“共同居住人”的权益，而不是继承人的利益。其二，思××号房屋产权人是徐立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原告以《协议书》为由主张建昌道思××号房屋归其所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三，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原告与徐立柱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原告徐立长至今未办理过河北区建昌道思××号徐立柱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法庭应当认定《协议书》未生效，以上房屋产权人是徐立柱。2.本案案由应当是所有权确认纠纷。只有在当事人单就合同效力提出确认请求时才能将相关纠纷确定为本案由。如果当事人在提出确认效力请求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合同相关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就应依据相关合同类型确定案由，而不是采用本案由。我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思××号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由被告徐红继承。3.被告徐红应当继承建昌道思××号房屋全部征收补偿权益。被告刘海琴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思××号房屋系徐立柱与刘海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是夫妻共同财产，徐立柱在世期间从未提及其与原告存在协议分房一事。换言之，虽然刘海琴与徐立柱于2009年离婚，但对于涉案房屋并没有进行财产分割，刘海琴对涉案房屋依然具有相应权利，对于徐立柱去世后，涉案房屋拆迁的相关权益也应由二被告之间协商，与原告无关。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存在，徐立柱亦无权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且原告亦不属于善意，该《协议书》应认定无效。另涉案房屋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原告在具有更适宜居住的楼房的条件下，去选择居住在没有暖气、没有独立卫生间的破旧平房中，是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故此也可证明原告在诉状中自述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协议书》是在2004年签订的，按照日常生活逻辑，15年间原告均没有向徐立柱主张相关过户事宜，而在徐立柱去世后拿着所谓的《协议书》向其前妻和女儿来主张亦是不符合日常逻辑的。综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在原告不是善意的情况下，徐立柱没有权利单方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其签订的协议亦属无效。第三人河北区住建委述称，听从法院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与案外人徐立柱系兄弟关系，二人之父徐英魁、之母巩秀兰共生育子女两人即该二人。徐英魁于1992年8月1日死亡，巩秀兰于2004年9月16日死亡。徐立柱与被告刘海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2年9月1日登记结婚，2009年3月16日协议离婚，被告徐红系该二人之女。徐立柱于2017年4月11日死亡。2.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房屋系巩秀兰承租的公产房屋。坐落于天津市房屋原系徐英魁单位天津市，于上世纪80年代分配给徐英魁。1992年6月30日，天津市电器开关公司向徐英魁下发《通知》一份，内容为：“根据东丽区大毕庄乡规划土地管理站通知要求，我单位宿舍所在地二道桥思源南里，将移交河北区房地产管理部门，现办理申请登记，确认发证手续。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此次确权发证时，将土地使用证及房产所有证，一并落在个人名下，产权属私有产，本公司今后将不再负责房屋修缮等事宜。考虑职工家庭实际困难，公司将房产所有权无偿转让个人，个人只交纳土地使用费，按照天津市土地管理办法规定：占地面积土地使用费为20元／平方米。请您持户口册、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本、换房协议书、所欠房租及土地使用费于7月2日至7月22日来公司行政科办理交款登记手续。无论何种原因不来办理者，我公司将视为自动弃权，今后房地产管理部门将其房屋视为违章建筑对待，一切后果自负。”1992年7月20日徐英魁交纳了补证费700元。1992年8月1日徐英魁死亡。1992年8月18日，该房屋下发《天津市东丽区农村房屋准建证》，该证载建房户名：徐立柱，施工地点思源里，民房砖木2间，占地总面积26.24㎡，审核意见处载补办。1993年6月，该房屋下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载徐立柱。3.2004年10月26日，原告与徐立柱签订书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现父母大人均已过世，有儿子徐立柱（兄）徐立长（弟）二人，遗有天津市河北区301偏单（公产房）写在母亲名下，另有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附近思××号平房一套现暂写在徐立柱的名下，为私产房。兄弟二人协商结果如下：将楼房两居室偏单过户在徐立柱之女徐红名下，归其使用。思××号暂记在兄的名下，其产权转给徐立长（随时办理），徐立柱及家属积极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并主动提供相应证件，一旦拆迁，安置处置权在弟徐立长，安置费全部归徐立长。另外，徐立柱及家属积极提供帮助，并提供相应证件。立此为据，备查！”4.2004年10月8日，徐红向天津市河北区房屋的经营管理单位提交《申请书》、《私人合同书》（落款有徐立柱、徐立长、徐红三人签字）等材料，申请将承租人巩秀兰变更为徐红。《天津市公有住房使用权过户申请书》过户原因载死亡过户。其中《私人合同书》内容为：“协议人长子徐立柱。次子徐立长。长孙女徐红。就河北区京津公路民安街卫生局楼103楼301-303室，居住权问题达成协议：三方一致达成协议，无纠纷，无异议，将原承租人巩秀兰姓名更改为徐红，承租人，民安街卫生局楼103楼301-303室。特此证明。现居住地点徐立柱，河西区景兴西里67门。次子徐立长，住天津市南开区，长孙徐红，河北区卫生局楼103楼，301-303室。”《申请书》内容为：“长孙徐红和奶奶巩秀兰长期居住河北区卫生局楼103号楼301-303室。因奶奶巩秀兰病故，特将原承租人巩秀兰户主更改为徐红，家庭成员无纠纷，无异议，如有纠纷后果自负，特此向河北区房产公司京津公路房管站提出申请。”后，上述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徐红。5.庭审中，原告自述，在其母巩秀兰去世后，其与徐立柱针对天津市河北区301偏单（公产房）和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附近思××号平房的处置进行了口头约定，内容与2004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一致。根据该口头协议内容，原告配合徐红办理了天津市河北区301偏单（公产房）房屋的承租权变更手续。后，原告拟书面《协议书》两份（内容一致），双方签字盖章。6.天津市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1992年6月30日天津市电器开关公司下发的《通知》原件、徐英魁1992年7月20日交纳补证费的天津市财政局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证原件以及该房屋的天津市土地使用费专用收据若干张原件均在原告徐立长处保管。原告庭审中表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在下发后即由其保管，该房屋后来交纳的土地使用费亦系其交纳。刘海琴表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之前一直在徐立柱处，徐立柱何时交至原告徐立长其不清楚，该房屋后来交纳的土地使用费系徐立柱交纳。2019年，该房屋因棚户区改造被征收，原告将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2004年其与徐立柱签订的《协议书》中的一份等材料交至第三人处。7.案件审理中，徐红申请对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中徐立柱签名是否为徐立柱本人签字及原告提交河北区住建委的《协议书》中徐立柱签字处是否为徐立柱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针对徐红申请，本院委托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5月13日，该鉴定所出具津天宏[2020]文书鉴字第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份检材“徐立柱”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8.刘海琴与徐立柱于2009年3月6日协议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关于住房处理处约定为“坐落在河西区由徐立柱承租。刘海琴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并保证为此不再提出异议。”庭审中，刘海琴表述天津市房屋系徐英魁和巩秀兰赠予给徐立柱的，系其与徐立柱的夫妻共同财产。之所以在双方离婚时未对该房屋进行分割，是因为该房屋没有房屋所有权证，民政局不接受没有产权证的房屋分割。9.关于天津市房屋的居住情况，原告表述“分房后，最早由徐英魁和巩秀兰两人居住，1985年，他们暂时就搬到了广东路居住，但是因为这个房子离徐英魁单位比较近，所以徐英魁偶尔也会在思××号房屋住，直到1988年，徐立长结婚，房子就一直由徐立长使用。2002年到2003年左右，我们为了孩子上学搬到了景兴西里，这个房子就空着了。”刘海琴表述“我们从1987年就搬走了（天津市房屋），我们搬走后他（徐立长）进来的，应该就是1988年至1990年之间。在1990年之后，徐立长和其爱人、孩子搬到了河西区利民道景兴西里67-213居住，为了孩子上学方便。90年搬走后，房子就空着了。”本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的其与徐立柱于2004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经笔迹鉴定落款处徐立柱签字系徐立柱本人所签。从该《协议书》内容来看，首先，该协议书对于巩秀兰承租的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301偏单（公产房）承租人的变更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该房屋过户至徐红名下，归其使用。因该房屋系公产房屋，承租人享有的是使用权，该协议书并没有对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处理，仅约定了由徐红使用，故而该项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次，徐立柱本人在该《协议书》中认可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附近思××号平房系父母的遗产，虽该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其名下，但是其对该房屋是代为持有状态。现徐立柱作为证载权利人认可对房屋是代持状态，而刘海琴在此情况下抗辩该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所以登记在徐立柱名下，系基于徐英魁和巩秀兰的赠予，刘海琴应负举证责任，现刘海琴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且徐立柱和刘海琴于2009年协议离婚，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书》上并未对该房屋进行分割，刘海琴表示是因为民政局不接受没有产权证的房屋的分割，但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定徐立柱系代持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附近思××号平房状态，该房屋系徐英魁和巩秀兰的遗产，徐立柱作为继承人放弃该房屋的继承权符合法律规定，并未侵犯刘海琴权益。综上，原告与徐立柱于2004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本院认定该《协议书》有效。关于徐红××号房屋徐立柱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由其继承一节，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其若认为存在权利，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徐立长与徐立柱于2004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红、刘海琴各负担40元，鉴定费11000元由徐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 薇审 判 员  苗 佳人民陪审员  刘慧丽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江宇轩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二十三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中无人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通知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