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76民终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凤兰，女，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翔伟，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涛，男，199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兰（与张涛为母子关系），住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长文，男，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露水河林业局退休工人，住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国，吉林郑立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姜财，男，1966年6月8日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第三人：抚松县宝起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河北街五委。 法定代表人：张立起（已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国，吉林郑立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凤兰、张涛因与被上诉人夏长文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抚松林区基层法院（2019）吉7604民初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王凤兰、被上诉人夏长文、第三人姜财、第三人抚松县宝起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起公司）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张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王凤兰、被上诉人夏长文、第三人姜财、第三人宝起公司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张涛、第三人姜财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凤兰、张涛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吉林省抚松林区基层法院（2019）吉7604民初17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撤销《王凤兰、张涛有偿退出宝起合伙公司及处理张立起债权债务协议》(以下简称《退伙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夏长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夏长文转帐给张立起200万元”。无相关证据佐证，无法证明夏长文参与了牡丹江参地的合伙。1、张立起承包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岭一村村集体林林地1作业区13、19小班的参地，为张立起自主经营，与宝起公司无关。2、张立起未收到夏长文对牡丹江参地的任何出资款。3、夏长文在一审中也未出示过证据证明其向张立起缴纳过出资款。因此，夏长文不是牡丹江参地的合伙人，也无股份。二、一审法院认定“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签订的《退伙协议》，将王凤兰、张涛继承的宝起公司股权、个人合伙的参地、林班、天麻等资产份额、宝起公司所有的债务、张立起个人债务均转让给夏长文”，缺少事实依据，与事实不符。1、王凤兰、张涛本意是将宝起公司的股权份额转让给夏长文，而不是将继承的张立起的个人财产转让给夏长文。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凤兰、张涛将继承张立起个人投资也全部转让给夏长文与事实不符，属于重大误解应为可撤销情形。2、《退伙协议》转让的为张立起遗产中继承的宝起公司股权遗产，未将王凤兰个人所拥有的部分转让。因此，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张立起生前的所有投资及财产属夫妻共同财产，张立起所拥有的宝起公司股权、个人名义对外投资的财产及收益应为王凤兰个人所有，与夏长文无关。三、夏长文未按《退伙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夏长文未按合同约定承担宝起公司及张立起生前的全部债务，导致债务人起诉王凤兰。故王凤兰、张涛请求解除《退伙协议》。 夏长文答辩称，王凤兰、张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姜财述称，解除协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张立起是投资人，夏长文的投资都是作假，所有投资钱都有条，他可以当庭举证。其诉讼主张以一审为准。 宝起公司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凤兰、张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于2018年11月3日签订的《退伙协议》存在欺诈行为，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夏长文承担。 姜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王凤兰与夏长文签订的《退伙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前后，夏长文开始与张立起共同合伙做生意。2015年4月24日，张立起承包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岭一村村集体林林地1作业区13、19小班的参地，邓传宝提供林地，张立起利用林地资源自主经营。2015年4月26日，夏长文给张立起转帐200万元，用于投资参地及其他项目。因参地投资费用较大，张立起又找齐汉波、唐乃卿入伙。约定了除邓传宝以参地1000丈入伙外，张立起、齐汉波、唐乃卿、夏长文四人均摊，利润均分，即各占25%的参地原始份额。期间夏长文因个人原因，委托张立起代替其签订了《合作种植人参协议书》等有关参地合伙协议的文件。2016年7月1日张立起、齐汉波、唐乃卿、邓传宝签订了参地总投资及股份出资证明，除邓传宝以1000丈参地入股外，四人均出资518,135元，但无夏长文的签字。张立起将原件交给夏长文时，为避免日后冲突，张立起在出资证明中写明其实际出资金额有夏长文的一半，夏长文在参地实际出资518,135元。2017年10月13日张立起突发脑出血病故，其妻王凤兰与其子张涛作为合法继承人继承其遗产。因王凤兰、张涛无力经营，2018年11月3日，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签订了《退伙协议》，将王凤兰、张涛继承的宝起公司股权、个人合伙的参地、林班、天麻等资产份额、宝起公司所有的债务、张立起个人债务等均转让给夏长文，夏长文一次性给付王凤兰、张涛120万元。2018年11月6日，夏长文将120万元转入张涛帐户，《退伙协议》双方履行完毕。2019年10月24日，邓传宝、唐乃卿、齐汉波、夏长文签订协议，合伙种参结束。2016年1月15日，张立起邀请姜财入股参地，姜财投资10万元，唐乃卿将其份额中500丈参地转让给姜财。2015年7月23日，张立起与夏长文成立抚松县宝起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人，法定代表人为张立起，另查明，在签订《退伙协议》期间，王凤兰、张涛聘请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松为其全程提供法律帮助。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签订《退伙协议》时，王凤兰、张涛聘请了专业律师全程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对《退伙协议》中王凤兰、张涛转让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已实际履行完毕。现王凤兰、张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退伙协议》中参地股份转让时夏长文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请求撤销其与夏长文签订的《退伙协议》。在庭审中，王凤兰、张涛只针对参地合伙转让条款中存在欺诈进行举证，未对《退伙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内容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提出异议。经庭审调查，王凤兰、张涛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其主张与查清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认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欺诈、胁迫等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由于王凤兰、张涛提交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夏长文在签订《退伙协议》时对其有欺诈行为，对王凤兰、张涛的主张不予支持。夏长文主张姜财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姜财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姜财主张王凤兰、张涛签订的《退伙协议》中参地股份的转让，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且王凤兰、张涛转让参地股份未经过其同意，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签订《退伙协议》后，王凤兰、张涛转让参地的股份并不包括姜财的份额。因此《退伙协议》未侵害姜财合法权益，姜财仍然是参地的合伙人。《合作种植人参协议书》属个人合伙，王凤兰、张涛转让参地股份给合伙人之一夏长文，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姜财主张无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王凤兰、张涛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姜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00元，由王凤兰、张涛负担；鉴定费9,800.00元，由王凤兰、张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王凤兰向法庭提交两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为银行交易流水单一份，交易流水单记载张立起于2015年2月10日转帐给刘本会200万元，证明2015年4月26日，夏长文以帐户名为刘本会的帐号转入张立起帐号200万元为还款，并非为夏长文入伙的出资款。夏长文质证认为，王凤兰应交出全部账目流水交易，仅凭此单不能证明是刘本会借款，因公司经营及合伙经营有大量的经济往来，该账目属于公司合伙经营的流水账。本院经审查认为，王凤兰仅提供银行交易流水单，而未对支付相关款项的具体事由、前因后果作出合理解释，也并未对夏长文、刘本会未出具借条的合理原因提供证据加以说明，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此笔200万元款项性质，本院无法支持王凤兰的主张。第二份证据为一份合同转让协议复印件，拟证明《退伙协议》约定的债务由夏长文偿还部分中，欠张文有的149万元王凤兰已于2018年4月3日偿还完毕。夏长文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是复印件，且欠张文有的149万元已经结清，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材料为复印件，王凤兰未提供原件，且未提供其他材料可以印证该证据想要加以证明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案焦点问题为：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签订的《退伙协议》是否符合可撤销合同的情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对于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签订的《退伙协议》是否符合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王凤兰、张涛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夏长文转帐给张立起200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无证据能够证明夏长文参与了牡丹江参地的合伙的主张。在一审期间，夏长文提交一份《参地总投资及股份出资证明》，该证据所载协议内容为：“牡丹江铁岭河参地共计10262丈、张立起投资1,036,270元（其中有夏长文50%股份）、唐乃卿、齐汉波各投资518,135元、邓传宝用1000丈参地投资计223,770元”，用以证明张立起的参地投资股份中有夏长文50%的股份。经吉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为“其中有夏长文50%股份”是张立起书写。对鉴定结果王凤兰、张涛、姜财、宝起公司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明系原始证据，记载了各股东之间所占股份与实际出资数额，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虽没有夏长文的签字，但张立起亲自手写“其中有夏长文50%股份”可以证明夏长文为参地合伙人。王凤兰、张涛虽对该份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拿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王凤兰、张涛提出的无证据证明夏长文参与牡丹江参地合伙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王凤兰、张涛提出其签订《退伙协议》时根据合同内容理解为合同所约定标的全应是宝起公司的投资，其本意是将继承宝起公司的股权份额转让给夏长文，而非将二人继承张立起的个人财产及王凤兰个人所拥有的部分转让给夏长文，该协议不是王凤兰、张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重大误解应为可撤销情形的问题。本案中，依据《退伙协议》载明的内容可知当事人清楚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约定标的及所承担的风险，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完整且真实，《退伙协议》签订过程中王凤兰、张涛方聘请律师全程协助，且王凤兰、张涛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讼争协议的事实，故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另，关于王凤兰、张涛所称夏长文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本违约”系合同履行之范畴，与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并无直接关联。本案二审期间的审理范围，应围绕王凤兰、张涛的上诉请求，同时应限定于王凤兰、张涛一审诉请的请求权基础范围，王凤兰、张涛二审提及的违约问题已经超出了其一审请求权基础范围，故本院在二审中不宜理涉。王凤兰、张涛可以就夏长文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另行主张权利。据此，王凤兰、张涛主张请求撤销《退伙协议》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合同，而非确认合同效力。只有在当事人单就合同效力提出确认请求时，才能将相关纠纷确定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审法院确认案由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关于王凤兰、张涛认为一审法院未审理其请求解除协议的问题。本案中，王凤兰、张涛于2019年11月20日提交的由撤销《退伙协议》变更为解除《退伙协议》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中，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128条规定判决解除该协议。《合同法》第54条内容为可撤销合同相关规定，第128条内容为合同争议解决相关规定。上述两款法律规定均不涉及合同解除。2019年12月3日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王凤兰、张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志晓对法庭归纳的“王凤兰、张涛与夏长文签订《退伙协议》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及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争议焦点无异议，且王凤兰、张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志晓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及辩论发言明确提出夏长文存在欺诈行为，要求撤销《退伙协议》。另外，2020年4月23日在一审第五次庭审中，审判员再次要求王凤兰明确诉讼请求时，王凤兰方明确表示请求撤销《退伙协议》。据此，王凤兰、张涛虽曾提出过《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但王凤兰、张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撤销协议，且夏长文、姜财、宝起公司均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围绕撤销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凤兰、张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王凤兰、张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艳红 审 判 员 邢兆巍 审 判 员 邵 汀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权华 书 记 员 滕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