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淑珍，女，汉族，1949年2月10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朝新，男，满族，1969年1月7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淑洁。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淑洁，女，满族，1970年10月13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亲，系辽宁甘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海林，男，汉族，1970年1月19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李淑珍、朱朝新、朱淑洁因与被上诉人孙海林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5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淑珍、朱朝新、朱淑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的损害与朱乾丰的针灸行为无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患有糖尿病多年，其损害与患有糖尿病有直接关系。在朱乾丰处治疗后，被上诉人还到其他私人诊所治疗过，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经过朱乾丰治疗后出现损害后果。被上诉人的损害与其患有糖尿病及未及时治疗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期间是否存在其他伤害有待证据佐证；2、朱乾丰的行为是善意健康管理行为，不是行医，更不是非法行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多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3、一审判决朱乾丰承担全部损害责任错误。案涉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且该鉴定意见仅确定有因果关系，但未确定直接因果关系。孙海林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孙海林向一审法院诉称：原告于2016年5月因腿痛，在其母亲的陪同下到朱乾丰家中开办的诊所处治疗，其看后说能治好需扎针治疗，收了原告400元10次的费用。三天后，原告腿部出现肿胀就找到诊所，朱乾丰称扎几天就好了，又给原告扎了一次，原告到家后疼痛难忍到南关岭医院医治无效，又到中心医院直接急诊室抢救，在中心医院住院55天，先后手术4次。大连市友谊医院住院32天。2016年10月8日，朱乾丰被大连市甘井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罚款5,000元并没收非法所得，作出甘卫医罚字（2016）第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多次与朱乾丰协商赔偿事宜被拒，于2016年10月25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申请因果关系鉴定，2018年8月31日由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文书》。鉴定意见：朱乾丰的针灸行为与被鉴定人孙海林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此案件因被告于2018年11月17日死亡需变更被告另诉而撤诉。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5,052.25元、用血互助金3,200元、人白蛋白费用11,700元、护理费8,250元、误工费12,047.49元、营养费5,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0元、鉴定费1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司法鉴定费3,240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于2016年5月因腿痛，在其母亲的陪同下到朱乾丰开办的诊所进行针灸治疗，之后原告腿部出现肿胀，于2016年5月18日到大连甘井子区王新禹诊所进行治疗，后于2016年5月22日到大连市中心医院门诊治疗并住院治疗至2016年7月16日，出院诊断为右小肢坏死性筋膜炎、2型糖尿病、感染性休克、失血性休克。原告在大连市中心医院门诊花费1,010.01元，住院治疗期间共计花费医疗费94,038.67元，其中个人自负25,052.25元，花费用血互助金3,200元，在医院外购买人血白蛋白花费11,700元。2016年10月8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朱乾丰作出行政处罚，内容为“朱乾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予以你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并没收非法所得捌拾元整”。2018年8月31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朱乾丰的针灸行为与被鉴定人孙海林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0,000元。此次庭审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残等级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经大连顺德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的损伤构不成伤残等级；合理休治时间为伤后90天（含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时间）；伤后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可予以营养补偿；伤后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可设1人护理；伤后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的相关医疗费用（含院外购买白蛋白费用）可认合理；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先后2次住院系治疗本身疾病糖尿病的费用，为不合理；无需后续治疗及费用。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240元（其中伤残等级鉴定收费1,000元、后续治疗及二次手续鉴定收费720元）。被告李淑珍与朱乾丰系夫妻关系，被告朱朝新为朱乾丰的儿子，被告朱淑洁为朱乾丰的女儿。朱乾丰于2018年11月17日去世，其继承人为本案三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因腿痛，在其母亲的陪同下到朱乾丰开办的诊所进行针灸治疗，之后原告腿部出现肿胀，致右小肢坏死性筋膜炎。经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朱乾丰的针灸行为与被鉴定人孙海林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朱乾丰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朱乾丰于2018年11月17日去世，三被告作为朱乾丰的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一、医疗费（包含用血互助金及医院外购买人血白蛋白费用）39,952.25元。原告在大连市中心医院门诊检查治疗花费医疗费1,010.01元，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中个人负担部分为24,042.24元，用血互助金为3,200元，在院外购买人血白蛋白花费11,700元，上述费用合计39,952.25元。二、住院伙食补助费5,500元（55天×100元/天）。原告住院55天，按照每天100元标准计算。三、护理费6,600元（55天×120元/天）。经鉴定，原告住院期间可设1人护理。原告主张王洪波对其进行护理，提供了王洪波的单位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街道鑫业食品经销部的证明，证明王洪波自5月22日至7月底请假照顾原告，月工资为4,500元。原告仅提供了该份证明，未能提供王洪波与单位的劳动合同及社保缴费情况，仅根据该份证明，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王洪波的收入情况。故对护理费标准，一审法院酌定为120元/天。四、误工费10,738元（43,550元/年÷365天×90天）。经鉴定，原告的合理休治时间为伤后90天，原告未能提供其收入情况的证据，一审法院参照大连市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五、营养费5,500元（55天×100元/天）。经鉴定，原告伤后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可予以营养补偿，参照每天100元标准计算。六、鉴定费11,520元。原告共计申请了两项司法鉴定，鉴定费分别为1万元、3,240元。第二次司法鉴定中关于伤残等级及后续治疗的鉴定费合计1,720元，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损失合计79,810.2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淑珍、朱朝新、朱淑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继承朱乾丰的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孙海林各项损失合计79,810.2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孙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73元，由三被告负担908元，三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的损害与朱乾丰的针灸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朱乾丰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引起坏死性筋膜炎的原因较多，主要为各种创伤，如刺伤、挫伤、擦伤、不清洁注射等导致局部感染……综合考虑被鉴定人孙海林的糖尿病史、针灸史及疾病的部位、发展情况，考虑被鉴定人孙海林右下肢坏死性筋膜炎符合针灸致右下肢创伤后出现局部感染所致，即针灸行为与被鉴定人孙海林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及鉴定意见“朱乾丰的针灸行为与被鉴定人孙海林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虽有糖尿病史，但该疾病并不必然会导致其右下肢发生感染，被上诉人右下肢发生感染系因朱乾丰的针灸行为所致，故应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害与朱乾丰的针灸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朱乾丰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还在其他私人诊所进行过治疗，可能存在其他伤害，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主张不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朱乾丰的行为是善意健康管理行为，不是行医，更不是非法行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多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的主张，因大连市甘井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对朱乾丰的诊疗行为性质作出认定，认为“朱乾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并对朱乾丰作出行政处罚，故上诉人该主张不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8元（上诉人李淑珍、朱朝新、朱淑洁已预交），由上诉人李淑珍、朱朝新、朱淑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 颖审判员  张萍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