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1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嘉祥县嘉祥街道办事处菜园村南（S338线北）。法定代表人：杜昌来，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郗金庆，山东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栗雨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申宇翔，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冬云，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凯，系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三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公司）买卖合同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9）湘0211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昌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郗金庆、被上诉人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冬云、汤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只需向被上诉人支付733万元(一审多判决591.2159万元)，并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应付款数额错误。本案中，上诉人认可拖欠被上诉人部分车款，但事出有因，其中很大部分是因被上诉人的违约造成的。首先，被告逾期近两个月交付车辆，导致原告构成当年无法办理营运证，致使2017年原告的车辆运营不能获得国家运营补贴，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其次，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在2016年及时将申请地补手续交给上诉人，造成2017年以后上诉人申请地补的条件变化，要求必须车辆运营3万元公里才可以申请。此项违约给上诉人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包括车辆保修，人工、电费等。为此双方也多次治谈车辆事宜，这也是造成上诉人的应付车款延迟的重要原因。本案即使排除以上两种原因，截止到2019年下半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应付款也只有733万元，其中分期购年款213万元，2019年领取的地补款520万元。但是一审判决数额却高达1324.2159余万，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对双方《客车买卖合同》第二条3款的理解和适用是严重错误和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的。1、《客车买卖合同》第二条3款中规定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地补中请手续属于先履行合同义务。截止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被上诉人尚末向上诉人提供任何车辆申请地补的手续，在一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提供了26辆车的申请手续，在2019年7月上诉人获得了26辆车的地补款。对于其余车的地补因被上诉人未适当履行提供申请手续，至今上诉人没有得到地补，也不知道以后还是否可以得到。因此于情于理，上诉人都有权拒绝被上诉人的该部分要求。2、一审判决对《客车买卖合同》第二条3款的理解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是严重错误的。从双方签订《客车买卖合同》第二条3款时的情况和政策看，当时在山东省实行的是地补预拨制，购车人申请补贴没有车辆运营里程3万元公里限制。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来讲，当时是不可能预料到直到现在也无法获得国补，无法向上诉人提供地补申请手续的。对此一审认为被上诉人不能及时向上诉人提供申请手续不是其主观过错，以此认为被上诉人未适当履行协助义务可以免责。但是如果一审公正地对待双方就应当同样知道:2016年签订合同时，上诉人也不可能预料到被上诉人这么长时间不能提供地补申请手续的，更预料不到补贴政策会变化的那么快，还增加了运营里程3万元公里的限制。可以说签订该合同时上诉人正常的认识就是2016年上诉人就可以获得地补，最迟也不可能超过2017年上半年，基于对当时这种政策的认识，上诉人才接受了《客车买卖合同》第二条3款的约定。但是随着时间和政策的变化，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意识到，地补何时能够获得，能否获得都成为了未知数，不但对被上诉人是意识不到的，对上诉人也是意识不到的。按照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免责理由，上诉人不能及时支付该部分费用也应当同样免责才对。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适用双重标准明显是违背司法公正原则的。3、国家补贴的目的不是对被上诉人这种国企的扶持，而是对新能源汽车购买人的扶持，先让上诉人这样的购买人垫付购买款就是违背国家补贴政策的，一审判决上诉人垫付巨额购车补贴并支付利息，是既无同情心又违反国家政策的。三、一审认为上诉人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拒不履行协助义务且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否则上诉人可以另行解决，是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的。本案中一审查明的事实是截止判决时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提供50辆车的地补申请手续，但只提供了26辆车，上诉人也获得了26辆车的地补。对于这一事实的理解，一般正常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被上诉人当时不是提供26辆车车的申请手续，而是提供了50辆车的申请手续，现在上诉人就得到了50辆车的地补，双方也就不存在目前的争议。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巨额利息是严重错误的。1、本案被上诉人逾期交车是逾期付款的重要原因，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被上诉人不能及时提供地补手续无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其行为都是导致目前上诉人不能获得地补，不能支付相应款项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一部分付款延迟的主要责任还是被上诉人，一审却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利息责任，违背公平原则。总之，一审判决不公，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关于是否逾期交车问题：2016年7月合同虽约定是在9月交车，但因上诉人在履行2016年3月份的合同时，到2016年9月就欠付被上诉人货款至少170余万元，在上诉人拖欠货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后再交车，这是上诉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合法行为，而非违约行为。上诉人是在2016年11月才支付17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在11月29日交车于法有据，被上诉人不应承担逾期责任。关于逾期支付的问题：按照2016年7月《购车合同》的约定，被告应给付的车款的金额及时间构成为：2016年12月2日支付46.4万元（购车款，提车后2日内支付）+2016年12月10日前支付166.6万元（购车款，在提车后10内支付），因此至少在提车后10天之内上诉人负有给付货款213万元的义务，迄今为止，上诉人仅支付25万元定金，余下货款分文未付，即便是在已收到520万元地补款后也仍没有支付。上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支付，却倒打一耙指责都是被上诉人逾期交车造成的，巨婴心里十分严重。关于1000万元车补的给付：2016年7月7日《购车合同》第二条第3款“若截止2017年7月7日，1000万元补贴无法到达甲方账户，则甲方自筹资金1000万元，并在2017年7月7日后的2个工作日支付乙方”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执行。1、1000万元是车款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是车款，只是因为上诉人有预期的1000万地补款收入，才在合同中就该部分款项作出了一个特别的付款期限约定。这个约定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如果2017年7月7日前收到了地补款，就应当在收到后3日内支付；第二个意思是如果在2017年7月7日仍没有收到地补款，上诉人就应当自筹资金2日内支付。虽地补的取得要求被上诉人先获得国补，但由于国补的获得难以准确预估时间，所以，双方没有约定给付1000万元的前提是被上诉人交付了申请地补贴资料（国补资料）后再支付，也没有约定只有获得地补款后再支付，而是约定了一个最后的给付时间，这一约定非常明确，就是即便上诉人没有获得地补，到期也要支付，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履行。因此，被上诉人没有交付国补资料不构成上诉人拒付1000万元车款的抗辩理由。诚然，地补的获得需要以取得国补为条件，但取得国补并非获得地补的唯一条件，在2016年7月7日签订合同时，根据与取得地补有关的文件之一鲁财建（2015)32号“第六条申报时间：2016年12月31日购置的节能与新能源城市公交车适用于本办法。每年1月31日前上报上年车辆购置税，8月31日前上报上年购车补贴清算报告，购车时间以购车发票日期为准，车辆挂牌运营时间以车辆行驶证时间为准”。的规定，上诉人只能在2016年上报上年的购车补贴，这一点双方均是明知的，因此，不可能有要求被上诉人在2016年交付国补资料的约定，因为，即使被上诉人在2016年交付国补资料，上诉人也无法获得2016年所购车辆的地补；至于何时可以申请，需要根据政策的规定。2016年所购车辆地补的申请和发放，是根据山东省财政厅、交运局《关于报送2016年节能与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示范推广补贴申请材料的通知》进行申请和发放，而该文件是2018年4月16日才做出，这也意味着在2018年4月16日之前上诉人申请2016年所购车辆的地方补贴还没有政策依据。以上，无论被上诉人是否在2016年交付了国补资料，上诉人也无法在2018年4月16日前获得地补。因此，3月份的合同中不可能有在2016年交付国补资料的约定，没有交付国补资料只是上诉人耍赖的借口。按照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只有交付国补资料的义务，但没有限期交付的义务，更没有要在2016年交付的义务，更没有自己制作一套资料交付的义务，因为该义务的履行是以被上诉人从政府取得了国补为前提，并不是被上诉人自己制作一份资料就可以交付的。因此，被上诉人因没有获得国补而没有交付国补资料依合同约定无需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并非对被上诉人免责，而是本来就没有合同责任。根据财政部2018年11月19日财建（2018）580号文件《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该文件针对2016-2017年度补贴发放作出规定，因此，在2018年11月19日之前被上诉人尚没有取得国补的政策依据，该政策出台后，被上诉人才获得第一批的部分国补，并迅速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此后也获得了相应地补。现被上诉人将已收到的国补资料都及时交付了上诉人（共交付了26+19台车），因此，被上诉人没有怠于履行合同义务。3、根据财建（2016）958号文件，自2017年1月1日起政府要求申报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运行3万公里以上，该政策变化既是对取得地补提出的新要求，也对取得国补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是上诉人免责的理由，且被上诉人同样也受到政策的影响，政策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上诉人称没有获得地补款而支付车款就属于垫付，与交易性质和政策相悖。首先，双方是买卖关系，纯属商业行为，权利义务受合同的约束，被上诉人收取1000万元是基于合同约定，上诉人取得地补款是基于政策，因此两公司得到1000万元的来源是不同的，上诉人支付这1000万元是履行合同义务，不能因为有预期的1000万元的补贴，履行合同约定的1000万元的支付义务就是垫付；其次，根据财建(2016)958号文件，国家补贴政策是为促进新能源车的健康发展而制定，被上诉人也有获得国家补贴的政策优惠，补贴因生产和购买而享有，各自申请的渠道和程序不同，不能因为享有补贴就不承担合同义务。四、关于逾期付款损失，在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逾期给付货款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2019年8月20日后按新的规定执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中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给付2016年7月7日《购车合同》货款本金1213万元及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的逾期付款损失112.76万元，以及从2018年10月31日开始，以1213万元为基数，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2、被告济宁三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明确：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照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损失；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完成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7月7日，原告中车电动公司（乙方）与被告济宁三力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购车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向乙方采购50辆型号为TEG6106BEV02的电动汽车，其中20辆单价为25.18万元，另30辆单价为24.48万元，总价1238万元（备注：以上价格不包含国家新能源公交车辆购置补贴，但包含山东省财政补贴）；交货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交货方式为乙方送车，交货地点为济宁市嘉祥县甲方指定地点；客车配置要求及车辆验收标准以《技术协议》为准；2、在合同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25万元定金，定金支付后合同即生效；乙方将车辆交付后两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到除去国家补贴（按50万元/辆计算）、山东省财政补贴款（按人民币20万元/辆计算）后余款的30%（46.4万元）作为提车款；3、除去国家补贴、山东省财政补贴款后余款的70%（166.6万元）在提车后十个工作日一次性付清；4、国家新能源公交车购车财政补贴资金由乙方申请，归乙方所有；山东省新能源公交车购车财政补贴资金由甲方申请，乙方协助提供相关手续资料，山东省财政补贴资金到达甲方账户后，甲方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若截止2017年7月7日，山东省财政补贴（共计1000万元）无法到达甲方账户，则由甲方自筹资金（共计1000万元），并在2017年7月7日后的两个工作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乙方；5、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随车交付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保修手册》和《技术协议》系本合同组成部分，乙方对产品的售后服务和产品质量按照《产品保修手册》和《技术协议》的相关内容执行；6、乙方保证车辆按时交付，甲方保证车辆在2016年10月1日前上好牌照。上述《购车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1月29日向被告济宁三力公司交付50辆型号为TEG6106BEV02的电动汽车及相关手续，被告济宁三力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在《客车发送单》上签字，确认签收。被告在向原告支付购车定金25万元后，未再支付其余车款，尚欠购车款1213万元未支付（1238万元-25万元）。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5年4月10日，山东省财政厅颁布鲁材建[2015]32号文件即《关于印发的通知》，该办法规定：纯电动城市公交车8-10米的按15万元/辆给予补贴；申请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须提供以下资料：…（六）获得国家补贴证明材料（包括车辆生产企业提供获得国家补贴文件的复印件）；该办法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6年12月29日，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颁布财建[2016]958号《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该文件规定：调整完善推广应用补贴政策：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3万元公里。2018年4月16日，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报送2016年节能与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示范推广补贴申请材料的通知》，该文件规定：申报企业需提供车辆生产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补助清算文件的复印件、车辆运营证明（包括正常运营的时间、班次、2017年总运营里程）等材料。2018年2月12日，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颁布财建[2018]18号《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该文件规定新能源汽车申请财产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调整为2万公里。因上述中央财政补贴和山东省地方财政补贴政策的变化，要求案涉新能源汽车必须达到相应的运营里程才具备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申请条件，原告作为车辆生产企业至今一直未能获得中央财政补贴，因缺少车辆生产企业已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相关材料，被告济宁三力公司至今也未能获得山东省地方财政补贴。再查明：2019年4月16日，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9）鲁0829民初2022号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诉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0年3月26日，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现分析如下：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7日所签订的《购车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济宁三力公司辩称上述合同的第二条第三款中“若截止2017年7月7日，山东省财政补贴（共计1000万元）无法到达甲方账户，则由甲方自筹资金（共计1000万元），并在2017年7月7日后的两个工作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乙方”的约定系由原告采取欺诈手段单方添加，属于无效约定。该院认为，《购车合同》上无添加修改痕迹，签章处加盖了原、被告双方的公章并有被告济宁三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昌来的签字，被告济宁三力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身义务。案涉50辆客车于2016年11月29日由被告济宁三力公司实际签收，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济宁三力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济宁三力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向原告给付购车款。被告济宁三力公司辩称原告未履行协助提供相关手续资料的先合同义务致使其未能申请并获得山东省地方财政补贴1000万元，原告无权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该院认为，首先，案涉《购车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已对该1000万元的付款条件已进行了明确约定，即被告济宁三力公司若在2017年7月7日未能获得山东省财政补贴1000万元，也应当自筹资金1000万元向原告支付购车款。其次，在案涉《购车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的原因，原、被告双方各自均尚未获得相应财政补贴，包括原告所申请的国家财政补贴。故原告自身也可能面临巨大损失，其存在客观原因无法向被告济宁三力公司提供相关手续资料，并非主观上故意拒不履行协助义务；再次，若被告济宁三力公司有证据证实，在符合申请获得山东省财政补贴相关政策的情形下，因原告拒不履行协助提供国家财政补贴相关手续资料的合同义务导致其遭受损失，被告济宁三力公司完全可以依法向原告另行主张权利。故被告济宁三力公司以原告未协助履行提供相关手续资料为由拒绝支付购车款的答辩意见，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被告济宁三力公司辩称因原告延迟两个月交付车辆，被告无法在2016年度将车辆投入运营，导致其无法按2016年度的政策申请山东省财政补贴。该院认为，本案涉案车辆虽延迟两个月交付，但该车辆在2016年度已上牌投入使用，根据被告提交的山东省新能源车补贴政策文件，被告以原告延迟两个月交付车辆构成补贴无法申请的根本原因，缺乏充分依据，如被告有证据证实原告延迟交货的行为构成了违约并导致其遭受了损失，被告亦可根据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向原告另行主张违约责任。被告济宁三力公司辩称涉案车辆存在电池、后桥等多项重大质量问题。该院认为，被告在车辆交付过程中未提出异议，车辆如果在使用过程产生了质量问题，可依据合同的保修条款要求原告履行保修义务或赔偿损失。被告济宁三力公司未及时向原告给付购车款，尚欠购车款1213万元未付，系民事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济宁三力公司立即支付购车款1213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明确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济宁三力公司向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经该院核算，被告济宁三力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逾期付款损失为1112159元（按实际欠付金额及逾期天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年利率6.525%暂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从2018年10月31日开始至2019年8月19日之间的利息，以121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付款损失以欠付购车款1213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告所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超出上述范围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12,13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112,159元（暂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之间的利息，以121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付款损失以欠付购车款12,13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1,3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6,346元，由原告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4元，由被告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6,222元。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中车公司提供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实际只有19台车没有收到国补手续，上诉人济宁三力公司质证称对交付国补手续认可，但对交付的时间有异议。本院认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的违约责任如何确定？2、上诉人济宁三力公司应支付的货款是多少？上诉人济宁三力公司（甲方）与被上诉人中车公司（乙方）于2016年7月7日签订的《（2016）年客车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后，上诉人未将剩余车款给付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拖欠被上诉人部分车款是实，但是被上诉人违约造成的。分析如下：一、关于被上诉人是否逾期交车的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逾期交车导致2016年无法办理营运证，致使2017年不能获得国补，是逾期付款的重要原因。经一审查明，被上诉人虽延期两个月交车，违反了合同约定，但在2016年及时办理了营运证并投入使用；且不能获得国补系政策因素亦非延期交车所致。而上诉人仅支付25万元定金，余下货款均未按约支付，已逾期付款近四年，构成根本违约。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没有在2016年及时将申请地补手续交给上诉人，造成2017年以后上诉人申请地补的条件变化，要求必须车辆运营3万公里才可以申请，是否认定被上诉人违约？首先，在2016年7月7日签订合同时，根据取得地补有关的文件之一鲁财建（2015)32号第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只能在2016年上报上年即2015年的购车补贴，因此，不可能有要求被上诉人在2016年交付国补资料的约定；而根据财建（2016）958号文件，自2017年1月1日起政府要求申报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运行3万公里以上，该政策变化既是对取得地补提出的新要求，也对取得国补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其次，2016年所购车辆地补的申请和发放，是根据山东省财政厅、交运局《关于报送2016年节能与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示范推广补贴申请材料的通知》进行申请和发放，而该文件是2018年4月16日才做出，故此在2018年4月16日之前上诉人申请2016年所购车辆的地方补贴还没有政策依据。再者，根据财政部2018年11月19日财建（2018）580号文件《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该文件是针对2016-2017年度的补贴发放作出规定，因此，在2016年签订合同后到2018年11月19日该文件出台之前被上诉人尚没有申请国补的政策依据，该政策出台后，被上诉人及时将包括本合同在内共计100台车辆上报资料申请国补，才获得第一批的部分国补并将资料迅速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此后也获得了相应地补。现被上诉人将已收到的国补资料都及时交付了上诉人（共交付了26+19台车），因此，被上诉人没有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虽存在政策补贴的预期，但均不能预见国补、地补何时兑现，故明确约定了“若截止2017年7月7日，山东省财政补贴（共计1000万元）无法到达甲方账户，则由甲方自筹资金并在2017年7月7日后的两个工作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乙方。”即上诉人在2017年7月7日未能获得山东省财政补贴1000万元，上诉人就应当自筹资金1000万元向被上诉人支付购车款。从该约定理解支付货款并非被上诉人交付国补资料为前提，也不以上诉人获得地补为前提，而是在约定的2017年7月7日未能获得地补上诉人则自筹资金支付购车款。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协助履行相关手续资料、没有获得补贴款为由拒绝支付购车款，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无事实依据，不能以此认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上诉人拖欠购车款构成违约，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济宁三力公司应支付的货款是多少？上诉人所称只应付733万元是领到的26辆车520万元地补款及分期应付款项213万元的数据（实际上截止现在上诉人已获得45辆车的地补资料）。经一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尚欠购车款12,130,000元,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依据合同在约定的期间内上诉人未能获得地补则应自筹资金支付购车款，故不应以未获得地补款为由扣除地补款来计算应付款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应付款项12,130,000元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济宁三力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85元，由上诉人济宁三力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焦平审 判 员 段郴雯审 判 员 王 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慧娟书 记 员 王菁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