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6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渝，男，196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惠，女，193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金海，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妹（系沈某渝之姐、朱某惠之女），女，196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某岗市，现住黑龙江省某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杰，女，196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龙江省某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敏，女，196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龙江省某岗市'style='cousor:pointer'>黑龙江省某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娟，女，196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龙江省某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波，女，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平，女，196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龙江省某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生，男，197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杰(系司某敏胞妹、司某娟、司某平、司某波、司某生胞姐)，女，196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龙江省某岗市。上诉人朱某惠、沈某渝与被上诉人司某敏、司某杰、司某娟、司某平、司某波、司某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5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惠、沈某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朱某惠退休后，与其老伴投奔儿子沈某渝到济南养老。为改善居住条件，朱某惠拿出老伴生前留下全部存款，由朱某惠出全资于2011年8月购买了本案诉争房产。因购房时济南限购，购房合同上便填写了沈某渝、朱某惠的名字，该房屋实际所有人为朱某惠，形式上为朱某惠和沈某渝共同共有。双方约定“房产为朱某惠个人所有，事后再做变更”。2017年朱某惠与沈某渝履行约定，依法变更了房产份额(朱某惠90%、沈某渝10%)。司某君生前对涉案房产的购买、份额变更过程是知情的、同意的。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诉争房产中沈某渝所有的份额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是朱某惠单独赠与给沈某渝个人的。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是错误的，应适用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以权属登记为准。3.沈某渝处分其所有的房产份额的行为不需要经过司某君的同意。该房产为朱某惠全额出资购买，朱某惠将10%的份额仅赠与沈某渝个人，与司某君无关，无需司某君同意。司某敏、司某杰、司某娟、司某平、司某波、司某生辩称，1.上诉人所称涉案房屋系朱某惠一人全款购买不是事实。第一，该房屋购房款是109万元，朱某惠名下银行卡转款合计107万元，不排除另外2万元系沈某渝缴纳的可能性。退一步讲，鉴于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在沈某渝、朱某惠名下，即使购房款全部为朱某惠个人出资，也不影响沈某渝对该房屋的共有权。第二，上诉人朱某惠对购房款来源的说法前后矛盾，且均没有证据证实。第x，据悉，沈某渝将做生意的收入全部以其母亲朱某惠的名义存储，用款时再从朱某惠的账户内支出，因此涉案购房款并不是朱某惠个人的存款，而是沈某渝借用朱某惠的名义将其夫妻共同存款存于朱某惠名下。2.上诉人朱某惠虽称有“房产属朱某惠独有，事后再做变更”的约定，但未提交证据证明。3.上诉人所称“房产变更份额过程司某君是知情的、同意的”说法，既不是事实，更没有证据证实。涉案房屋买卖签订合同的时间与不动产权利登记的时间均在沈某渝与司某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司某君对该房屋依法亦享有不动产物权权利。4.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均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清楚，实体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司某敏、司某杰、司某娟、司某平、司某波、司某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沈某渝擅自处分济南市槐荫区13-1-1904房屋所有权给被告朱某惠的行为无效；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如下：一、司某君（1969年3月18日出生）与沈某渝于1995年3月8日登记结婚。朱某惠与沈某渝系母子关系。二、六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交加盖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人力资源处印章的《干部履历表》，载明司某君于1992年4月在黑龙江省某岗市参加工作，1998年经济南xx厂聘为工程技术类助理工程师，家庭主要成员为配偶沈某渝，父亲司某启，母亲杜某某，婆婆朱某惠，姐姐司某萍（1966年4月7日出生），弟弟司某生（1974年1月22日出生）。杜某某（出生日期为1938年3月4日）于2003年3月21日死亡，户口于2006年7月31日被某岗市公安局派出所注销。x、2011年8月10日，两被告作为买受人，与作为出卖人的xxx地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两被告购买的商品房为出卖人某的（暂定名）xx二期工程预售商品房，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济某预许xx号；商品房为13号楼1-1904（以下简称1904号房屋），某筑面积123.63平方米；按某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8816.63元，金额109000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合同还对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双方在该合同后另签订有附件，包括房屋平面图、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某筑面积构成说明等。2014年7月10日，两被告作为买受人，与作为出卖人的xx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销售（字）2014xxx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1904号房屋，某筑面积共123.63平方米；按某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8816.63元，金额1090000元。合同对其他内容还进行了约定。双方还签订补充协议等。该合同签订前的2014年5月16日，xx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两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署《结算移交协议书》，载明“乙方购买的槐荫区287号xx13号楼1-1904室，某筑面积123.62平方米，价款为1089912元。房款已全部付清。本协议签署时甲方已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产权归乙方所有”。1904号房屋于2016年10月26日进行了不动产权权属登记，登记为两被告共有，不动产权证号为济南2016xxx。四、两被告作为申请人，出具《份额变更申请》（申请载明日期为2017年4月23日），内容为：经朱某惠和沈某渝协商，将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济南2016xxx，坐落为槐荫区287号xx13号楼1-1904，现产权人申请约定房屋份额。申请变更后的份额为：朱某惠占90%，沈某渝占10%。特此申请，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申请人全部承担。2018年3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出具《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载明业主姓名为两被告，住宅某筑面积142.150m2，住宅地址槐荫区xx4地块D-2号楼108；缴存模式：房屋面积，足额交存；交存金额17508元。2018年4月25日，1904号房屋进行份额变更登记，两被告对该房屋为按份额共有，朱某惠占90%，沈某渝占10%。2018年6月4日，济南市地税局出具《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纳税人为朱某惠，税种为“契税”，实缴金额73069.35元。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如下：一、六原告主张司某起为其父亲，其与司某君为姐妹、姐弟关系，提交：1.署名为熊某、高某某等五人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今有某岗市工xxxxx社区居民司某起同志有如下子女：某女：司某敏xx196009270224，次女：司某杰；x女：司某娟，四女：司某平，五女：司某君xx196903180446，六女：司某波，儿子：司某生。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该证明无出具日期。2.加盖“x站镇宏林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出具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司某起同志，杜某某于2003年3月21日病故。司某起和杜某某育有如下子女：某女：司某敏xx196009270224，次女：司某杰；x女：司某娟，四女：司某平，五女：司某君xx196903180446，六女：司某波，儿子：司某生。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两被告对六原告提交以上证据不予认可，其主张以上《证明》显示，司某敏和司某杰出生日期仅相差15天，司某波和司某君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其从来也不知道有同胞姐妹，要不就是身份证是假的，不认可这些身份。二、六原告主张司某君与司某起死亡，提交：1.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者姓名为司某君，年龄50，证件号码xx196903180446，常住地址“83-2-13”，死亡日期2019年3月1日，死亡地点“83-2-13”，死亡原因“肝癌”，家属姓名陈某忠，家属住址或单位“83-2-13”。2.2019年9月3日，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者姓名为司某起，年龄83，证件号码xx193606020418，死亡日期2019年9月3日，死亡地点“83-2-13”，死亡原因“心衰”，家属姓名司某波。3.秦皇岛市区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载明逝者姓名分别为司某君和司某起，逝世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1日和9月3日，火化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3日和9月5日。4.2019年9月5日，秦皇岛市区殡仪馆出具火化费、殡仪厅使用费，购骨灰盒及劳务费、普通车等x张票据，载明付款人为“海港区南大寺接黑龙江省某岗市工xxxxx社区”，金额分别为610元、860元和290元。x张票据备注中均记载“司某起，男，83岁”。六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说明除司某敏外均居住于秦皇岛市，以上证明中的地址“83-2-13”为司某波的住址，陈某忠为司某波之夫。两被告对六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均持有异议，其主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没有派出所的出警，没有公章，其认为以上证明无效。其并称曾去社区了解过，没有见到死者尸体。其还认为家属签名处并不是家属签名，是司某君所谓的妹夫。其还主张司某君、司某起的户口并没有注销。x、六原告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司某君患病住院，并主张曾将司某君生病事宜通知过沈某渝，其就此主张提交：1.秦皇岛市第x医院住院病历，载明司某君2019年1月30日至2月1日入住该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肝炎肝硬化活动怀失代偿期乙型、肝占位性病变？等。2.x○二医院住院病历，载明司某君2019年2月2日至2月16日入住该院，出院诊断为原发性肝癌、肿瘤破裂出血等。3.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发送司某君住院治疗照片及向沈某渝告知住院的信息。沈某渝在本案诉讼中说明其对司某君是否患肝癌不清楚，其并说明2019年1月26号春节前几天，司某君去秦皇岛看望家人，司某君的姐妹和父亲住在秦皇岛。其在本案诉讼中否认收到过司某君住院及死亡的信息。朱某惠确认收到司某君发送的照片，其称以为是司某君睡觉的照片，因为司某君某期脾胃不好。四、六原告主张沈某渝开办学校、公司，每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应当拥有巨额资产。其提交查询信息，载明沈某渝开办公司，其并提交网络查询信息，记载沈某渝的个人简介及开会、授课信息。两被告对六原告的以上主张不予认可，其认为网络信息不可信，也没有一分钱到达沈某渝的账户。其还主张以上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五、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主张购买1904号房屋的款项由朱某惠个人出资，提交朱某惠个人银行账户明细及POS机刷卡存根。1.2011年8月10日11：20：17（POS机存根显示时间），朱某惠所有中国某银行账户尾号为2019、卡号尾号2709通过刷POS机方式向xxx地集团山东置业支付100000元。该次交易POS机持卡人存根的签名为朱某惠。2.2011年8月17日12：04：46（POS机存根显示时间），朱某惠所有中国某银行账户尾号为8800、卡号尾号7440通过刷POS机方式向xxx地集团山东置业支付660000元。该次交易POS机持卡人存根的签名为朱某惠。3.2011年8月17日12：05：33（POS机存根显示时间），朱某惠所有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为9490、卡号尾号为4371通过POS机方式向xxx地集团山东置业支付310000元。该次交易POS机持卡人存根的签名为朱某惠。4.2011年9月17日，朱某惠所有中国某银行账户尾号为2019的账户另向xxx地集团山东置业支付83843元。朱某惠在本案中说明1904号房屋系其于2011年购买，当时因为济南“限购”，其是外地户口，其儿子（即沈某渝）是济南户口，就把他拽进来就可以购房了。2011年签订合同，2014年签的网签备案的合同。其并主张合同中沈某渝的名字系其代签。沈某渝主张购买1904号房屋的合同中其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其还主张2014年房屋装修的时候其才知道。六原告对两被告提供支付购房款的单据及账户记录无异议，但对两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POS机刷卡存根中朱某惠的签名为沈某渝所写。其主张朱某惠作为一名退休教师，在2011年已经是73岁高龄了，在没有特殊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其名下有上百万元的存款显然不能合理认为是朱某惠的个人财产。其在与司某君生前的谈话及曾经与朱某惠的谈话中得知，沈某渝为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将做生意赚的钱全部都是以母亲朱某惠的名义存储，在每次用款时再从朱某惠的账户内支出。用朱某惠的话就是，沈某渝每次用多少钱都是从母亲朱某惠这里拿。这就说明了这些转款并不是朱某惠个人的存款，而且沈某渝借用朱某惠的名义，把他与司某君的个人存款存在了朱某惠的名下而已。仅凭银行流水和转账，不能排除是沈某渝利用朱某惠的名义存款的情况下支付的购房款。其还主张如果是朱某惠购买的房屋，就没有必要在2018年4月25进行所有权份额的变更。其还认为两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款项之和只是购买房屋的部分购房款，并不是购房款的全部，就是说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全部购房款都是从朱某惠名下支出。假这些购房款是朱某惠的个人财产，这种付款行为也不能改变购房合同和房屋原始登记的物权。其还主张通过走访调查，得知沈某渝尚有市中区财富自由港的多套房产，且登记在朱某惠名下，沈某渝作为社会地位和声望都很高的专家级成功人士，名下有10余家关联企业，1993年辞职经商，打拼多年却无收入，购置每一套房产均需年余八旬的母亲出资，这显然不合常理。沈某渝与司某君婚后一直与朱某惠共同生活，还有沈某渝的父亲，据司某君生前所称，沈某渝的经营收入全部交由母亲朱某惠保管，可见，无论是在公司经营方面，还是家庭收支方面，沈某渝与司某君的婚内共同财产均与朱某惠家庭收入存在混同。六、沈某渝作为原告，以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被告向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司某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无效、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9月3日出具的司某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无效。事实和理由为：其系司某君丈夫、司某起女婿。被告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于2019年3月1日出具了司某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于2019年9月3日出具了司某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其认为公民死亡是极其重要的法律事实，死亡的认定应当由国家专门的机关和单位根据公民确实死亡的事实和证据来认定和出具，被告不具备出具死亡证明的资格，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空出具死亡证明推断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其作为司某君的丈夫、司某起的女婿，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对沈某渝的起诉审查后认为沈某渝起诉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该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冀0302民初11416号民事裁定，对沈某渝的起诉不予受理。六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说明其是在本案诉讼中开庭审理时才知道沈某渝起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事，其认为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是合法有效的。沈某渝不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302民初11416号民事裁定书，向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冀03民终4222号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302民初1141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向本院提出申请，认为上述立案与本案存在联系，请求中止审理。七、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向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秦皇岛市区殡仪馆就司某君、司某起死亡的事实进行调查。该中心及该殡仪馆确认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及单据属实。六原告对以上内容无异议。两被告对法院调查的以上内容持有异议，其主张这些材料中没有体现出司某君在“炼金堂”死亡的事实。其还主张司某杰称司某君死在“炼金堂”，社区也没有说见到尸体，其也没有见到两个死者的火化录像，其不认可两人死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审理，结合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及各自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确认主要在于以下x点：1.司某君、司某起是否死亡；2.六原告是否与司某君、司某起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原告）资格；3.两被告将本案所涉1-1904房屋变更份额登记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司某君的财产权、损害了原告的继承权。对以上焦点，分析、确认如下：1.关于司某君、司某起是否死亡。六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2019年3月1日和9月3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并提供了秦皇岛市区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及相应单据。为查明事实，法院也至以上服务中心及殡仪馆进行了调查，司某君及司某起死亡的事实可以确认。沈某渝主张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司某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无效，其以该服务中心为被告向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冀0302民初11416号民事裁定，对沈某渝的起诉不予受理。后沈某渝就此载定提出上诉，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3民终4222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302民初11416号民事裁定书，并指令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上述立案与本案存在联系，请求中止审理。对该申请，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本案审理，可以确认司某君、司某起死亡的事实。沈某渝与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的诉讼并不影响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即本案并不需要等待沈某渝与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对两被告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2.关于六原告是否与司某君、司某起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原告）资格。一审法院认为，司某君的个人《干部履历表》中记载了其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其父亲司某起（履历表中记载姓名为“司某启”）、母亲杜某某、姐姐“司某萍”、弟弟司某生。沈某渝在本案诉讼中也确认了司某君与司某起及杜某某的身份关系。该《干部履历表》为司某君原在工作单位填写，内容相对客观。由该《干部履历表》可以确认司某君的父母司某起、杜某某外，另有姐姐“司某萍”、弟弟司某生。需要指出，《干部履历表》中记载司某君社会关系中的姐姐“司某萍”与本案中的原告司某平姓名、出生日期并不完全一致，但从基本信息可以确认为同一人。除以上司某平、司某生外，本案的其他四位原告司某敏、司某杰、司某娟、司某波与司某君的关系在《干部履历表》中没有体现。六原告为证明与司某君、司某起的身份关系，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熊某、高某某等五人出具的《证明》及加盖“x站镇宏林村村民委员会”印章于2019年9月30日出具的《证明》，但一是以上出具证明的人员包括熊某、高某某及“x站镇宏林村村民委员会”的人员均未出庭，不能确认以上人员或村民委员会的真实身份，也无法体现以上《证明》所载内容的真实来源。二是从身份信息来看，显示司某杰敏与司某杰两人同年（1960年）出生，司某波与司某君同年同月同日（1969年3月18日）出生，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对此亦提出了异议。以上人员信息存在矛盾之处。鉴于司某敏、司某杰、司某娟、司某波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能确认与司某君存在关联，一审法院确认司某敏、司某杰、司某娟、司某波在本案中不具备诉讼主体（原告）资格。司某君于2019年3月1日死亡后，其父亲司某起亦于同年9月3日死亡。司某平与司某生基于与司某君、司某起存在的身份关系享有法定继承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3.关于两被告将本案所涉1904房屋变更份额登记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司某君的财产权、损害了原告的继承权。通过审理，可以确认1904号房屋为两被告作为买受人与xxx地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xx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合同编号：销售（字）2014xxx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1904号房屋并于2016年10月26日进行了不动产权权属登记，不动产权证号为济南2016xxx，登记为两被告共有。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就购买该房屋的出资、合同签订等进行了陈述和举证，包括购房款由朱某惠个人出资、合同沈某渝并未签字等意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基于该规定，1904号房屋于2016年10月26日进行不动产权权属登记，登记为两被告共同共有。沈某渝依法对该房屋享有不动产权利。即使购买1904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非沈某渝本人签名、即使购买该房屋的款项为朱某惠个人出资，也并不能影响和排除沈某渝对1904号房屋享有的权利。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x）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x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1904号房屋买卖签订合同的时间与不动产权利登记的时间均在沈某渝与司某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司某君对该房屋依法亦享有权利。两被告无证据证明已取得司某君同意的情形下，将1904号房屋原为共同共有变更为按份共有，沈某渝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利变更为仅占份额10%，两被告的行为客观上侵犯了司某君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综上，依法判决：沈某渝处分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287号xx13号楼1-1904号房屋不动产权给朱某惠（即将该房屋原由沈某渝与朱某惠共同共有变更登记为朱某惠占90%、沈某渝占10%）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沈某渝、朱某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朱某惠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朱某惠本人干部退休证；2.购买涉案1-1904号房屋的相关银行流水x张和POS机的小票x张；3.济南xx公司营业执照、济南xxx营业执照，用以证明朱某惠完全有经济能力和条件全额支付上述房屋的购房款，且该涉案房屋系朱某惠个人全额出资购买，与沈某渝无关。经质证，六被上诉人对该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内容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关于上诉人朱某惠所提交上述证据的效力及证明力问题，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评述。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案经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某惠、沈某渝于2018年4月25日对涉案1904房屋进行变更份额登记行为的效力问题。关于焦点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朱某惠主张其之所以在购房合同中添加了沈某渝的名字，是因为其不具备在济南购房的资格，想借用沈某渝的购房资格，其和沈某渝约定“房产归朱某惠所有，事后再作变更”，但朱某惠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涉案诉争房屋合同总价款为109万元，朱某惠所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和POS机的付款小票相互印证，证明了从朱某惠名下的银行账户内分x次转账给涉案房屋出卖方，支付购房款共计107万元；朱某惠主张另外的2万元购房款系开发商给付的1万元抵2万元的购房优惠券抵顶，但其所举证据不能确实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朱某惠提交的其本人的退休证、济南xx公司营业执照、济南xxx营业执照等证据，证明了朱某惠退休后提任了相关公司的法人，但不足以证明该公司的运营和盈利的情况，也不能证明其所交购房款来源于其所经营公司的收入。退一步讲，即便涉案购房款系朱某惠一人全额出资，因该房屋的购买发生在沈某渝、司某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房屋权属于2016年10月26日登记在朱某惠、沈某渝两人名下，所以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x）》第七条第一款“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x）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之规定；另外，朱某惠亦未举证证明其“明确表示出资所购房屋只赠与沈某渝一个人，司某君不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据此亦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x)项“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之规定。依据物权合法登记的公示效力，认定涉案房屋于2016年10月26日权属登记后，该房屋的所有权对外公示为朱某惠、沈某渝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x）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x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的规定，涉案房屋于2016年10月26日权属登记后，司某君基于与沈某渝的夫妻关系，同样享有涉案房屋的共同共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中，朱某惠、沈某渝在无证据证明已取得司某君同意的情形下，将涉案房屋原为共同共有变更为按份共有，沈某渝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利变更为仅占份额10%，朱某惠、沈某渝的上述行为损害了司某君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综上所述，朱某惠、沈某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某惠、沈某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高翠荣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王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