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8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晓明，男，1983年12月23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镇振兴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虎彪，男，199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9号楼6层616室。法定代表人：陈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男，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宗高旺，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富晓明因与被上诉人郭虎彪、原审被告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原审第三人宗高旺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4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晓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虎彪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郭虎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郭虎彪在庭审中出示的不是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有意保留对富晓明不利的信息，歪曲事实。二审中，富晓明向法庭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1．郭虎彪根本无法确定该笔款项是否应向富晓明主张权利；2．富晓明一直积极帮助郭虎彪协调处理该笔款项，并未逃避该笔款项是在富晓明在职期间经手的业务这一事实；3．郭虎彪多次提出让富晓明先垫付这笔款项，郭虎彪知道这笔款项付款主体实际上为四达公司。二、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是何关系的问题，富晓明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明显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四达公司就确认劳动关系与富晓明之间曾经达成和解协议。三、一审过程遗漏了重要人物即杨军，四达公司认可郭虎彪与杨军一直存在业务关系，且富晓明之所以会在郭虎彪预订机票也是杨军指定，杨军一直管理四达公司的账务。四达公司与乌日娜之间签订了合作协议，之后因乌日娜常年在日本居住，故推荐杨军给四达公司，四达公司委任杨军为常务副总经理并主持日常工作，之后包括富晓明在内的数名员工应聘至四达公司工作，富晓明被任命为业务主管，负责公司的业务工作，包括签证、机票等业务，在此期间杨军指定四达公司为唯一机票合作公司，富晓明在杨军直接推荐下与郭虎彪认识并进行业务往来，杨军应当出庭作证，但其一直逃避出庭，郭虎彪在一审中提交的杨军手写的情况说明也不具有真实性。四、富晓明作为四达公司员工，主要负责与客户和服务提供方进行沟通协调，所有收支款项都要经过杨军批准，在与郭虎彪合作期间，富晓明一直代表四达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付款主体均为杨军或四达公司，富晓明只负责执行，没有收支决定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郭虎彪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富晓明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郭虎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完整的，富晓明是为自己朋友订购机票，与给公司订票是分开的，郭虎彪一直在催款，但富晓明一直推脱是为公司订票，应当由公司支付。四达公司也认为涉案机票不是以公司名义订购，公司对此不知情。四达公司述称，富晓明是承包部门的雇佣员工，并非四达公司员工，富晓明提交的与郭虎彪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其是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通过杨军的订票款项已经结清，富晓明应就其个人行为自行承担责任。宗高旺述称，没有其他意见。郭虎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富晓明、四达公司给付机票款6114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8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虎彪与富晓明之间曾就机票订购事宜有过微信沟通，郭虎彪系宗高旺雇员，该案审理中，郭虎彪提交了其与富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2月1日上午11:20，郭虎彪向富晓明发送了标题为“2018年1月份订票明细表”，富晓明回复“好，给杨总发的话我出的那几张不用发。”后，郭虎彪追问“你1月份出的是单独汇吗？”富晓明回复“是的，一月这六张都是我单独给你，除了那个团的是公司的。”根据郭虎彪打印的上述“2018年1月份订票明细表”，可见应由富晓明结算的六张机票分别由姓名为WangHongqi、ZhangHongjing、XuQiangjun、MaLei、HuangYuchao、MaGuobao，机票款总额52880元。经询，富晓明表示上述六人的信息其均不知晓，也不记得上述六人是谁，之所以由富晓明安排订票是因为该六人与四达公司有业务往来，认为上述六人的机票款应由四达公司支付，款项也非富晓明收取。此外，2018年3月8日富晓明向郭虎彪发送微信，内容为“乘机人1、LiYu2、ZhuYan，航班信息1、CAXXX4月25号北京—大阪08401240，2、CAXXX5月1号大阪—北京13501625，直飞往返每人4130含税。这俩可以出了。”郭虎彪回复“好的”。富晓明回复“下周我回京，安排机票的结算。出好了给我个Word版行程单”。郭虎彪回复“好的，并传输《电子客票行程单．doc》”富晓明回复“收到”。2018年6月16日，富晓明向郭虎彪发送微信“总数是多少啊？六万几，我查不到记录了。”郭虎彪回复“61140元，富哥，今天机票款能汇吗？”富晓明回复“就这两天把这事定了，你跟领导说吧”针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富晓明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之所以表示付款是因为这些客户与四达公司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些客户所订机票的价格对于四达公司而言没有利润，所以，无法通过公司账户入账出账，富晓明认为自己仅系负责沟通协调，款项应由四达公司支付。四达公司与富晓明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四达公司也不认可富晓明作为公司员工的身份。郭虎彪、宗高旺均认可二人存在雇佣关系，认可宗高旺已将涉案的八张机票款项债权让与郭虎彪，并提供二人的债权转让协议佐证。富晓明对二人的身份关系存疑，对二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存疑。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该案中，郭虎彪与富晓明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郭虎彪与富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二人存在机票订购的业务联系，可以认定二人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此外，富晓明与郭虎彪的聊天记录中已将富晓明预定的机票信息明确展示，现宗高旺、郭虎彪均认可涉案八张机票的权利让与郭虎彪继受，故此，郭虎彪向富晓明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准予。针对四达公司应否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上看，难以认定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难以认定机票系四达公司预定，所以，郭虎彪向四达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富晓明虽对郭虎彪的主张提出异议，但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利息，未见双方就此予以约定，所以，郭虎彪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富晓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郭虎彪机票款六万一千一百四十元；二、驳回郭虎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富晓明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与郭虎彪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郭虎彪让富晓明垫付机票款，郭虎彪其实清楚钱不在富晓明处，款项应由四达公司支付。证据2：工资单、公司内部照片、名片、劳动仲裁受理通知书、中航协岗位资格证书、银行流水单、考勤记录、黄河证词、房屋租赁合同、劳资纠纷和解协议书一组，欲证明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郭虎彪质证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中提及了富晓明表示先垫付一部分款项，郭虎彪才一直进行催款。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无论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微信聊天记录中都已经明确是富晓明的个人行为，在富晓明离职之后还订了两张机票。四达公司质证称，确实与富晓明之间签订过和解协议，约定2018年2月28日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富晓明也认可2018年2月28日后离开公司，故其权利义务终止后都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银行流水单是断章取义，当时是财务人员弄错了，其提交的考勤记录也是虚假的。宗高旺质证称，对于上述证据没有其他意见。郭虎彪、四达公司、宗高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富晓明曾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后四达公司作为甲方、富晓明作为乙方，于2018年10月23日达成和解并签署《劳资纠纷和解协议书》，载明“……1、双方确立劳动合同的终止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自2018年2月28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2、乙方确认2018年2月28日已从四达国际旅行社离职。自甲方同意在乙方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后，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2000元（大写：壹万贰仟元整）。……4、乙方在收款之日起1日内即2018年10月24日前撤销在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的对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劳动仲裁，并确认双方达成和解，再无任何劳资纠纷。……6、乙方离职后本人所承担的债务与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落款处载有四达公司公章及富晓明签字。据此，朝阳仲裁委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7652号决定书，决定准予富晓明的撤回申请。富晓明于同日收到四达公司支付12000元，并出具《收款证明》予以确认。后，富晓明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确认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400元；3．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9月29日期间最低生活补助31400元；4．支付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29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4000元。朝阳仲裁委于2020年3月12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2911号裁决书，载明“……《劳资纠纷和解协议书》明确约定四达旅行社已结清与富晓明之间全部应付款项，富晓明不得再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和劳动合同的解除为由，以任何途径和方式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该协议已经富晓明本人签字确认，富晓明于本案中的相关请求与上述协议约定不符，本委对其请求均不予支持”，裁决驳回富晓明的仲裁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系涉案服务合同的主体系富晓明还是四达公司。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富晓明上诉主张涉案机票款项应由四达公司支付，富晓明并非涉案服务合同主体，其系四达公司员工，系代四达公司向郭虎彪订购涉案机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郭虎彪主张付款的涉案机票系在2018年1月至3月期间发生，富晓明称上述机票均系其代四达公司订购，但根据富晓明与郭虎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就订购机票事宜进行沟通往来过程中，其中2018年1月2日郭虎彪发送12月份订票明细，富晓明回复“好的这三个人的，单独拿出来算这是给朋友代订的，我这也没加利润，我单独给您结算。其他的都是走公司账”。2018年1月17日郭虎彪询问“下面这个是咱们12月份的订票明细看什么时候能结一下”，富晓明回复“好的我尽快安排我自己出的肯定结给您，公司那边的我去协调尽快，杨总去台湾了。”郭虎彪回复“嗯好的还有你之前出的包头往返札幌的3位没有在这里面你当时说单独付”。富晓明回复“明白记得是个一万多的”。2018年2月7日富晓明发消息称“你把我单独定的那几个给我发一下”并询问“我个人出的以外的行程单能给我寄出来吗？”由此可以认定，富晓明在与郭虎彪就订购机票事宜沟通往来中存在个人自行订购的情形，富晓明未能就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进行合理解释或提交证据证明其订购涉案机票的行为均系公司行为；其次，根据富晓明提交的《劳资纠纷和解协议书》，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就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解除劳动关系事宜曾达成和解协议，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劳动合同终止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即富晓明在与四达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后仍然向郭虎彪订购机票。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机票系富晓明代四达公司订购，本院对富晓明的上诉主张难以采信。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四达公司系涉案服务合同主体，认定富晓明应支付涉案机票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富晓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富晓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李 坤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 闫韦韦法官助理 高恒阳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