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5刑终179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玮青，男，197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因本案于2019年9月19日被抓获，同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春颖，广西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玮青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20年5月9日作出（2020）桂0502刑初6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玮青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全部卷宗材料，依法讯问了上诉人黄玮青，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资本运作”是一个非法传销组织，在北海市进行所谓的“人际网络”的传销，其要求参加者以缴纳6.98万元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三级以上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 2009年1月，被告人黄玮青在吴某（已判刑）的发展下出资69800元加入以广东籍人员为主要成员的“资本运作广东体系”，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加入其伞下并管理伞下团队的申购款，通过发展下线收取加盟费（申购费），从中非法骗取财物，至案发时，“资本运作内广东体系”已发展成为下线达30人以上、有三个层级以上且有多个分支的传销组织。被告人黄玮青加入传销组织后，直接或间接发展沈某、林某1、麦其旺、林某2（均已判刑）及周某、黄某、黎某等多人（均另案处理）加入传销组织，黄玮青已晋升为“资本运作广东体系”传销组织的三级以上的“老总”级别。其发展的下线人数已达120人以上。 被告人黄玮青开办个人名下的银行卡交给传销组织，用于传销体系的资金运作及所谓“老总工资”的发放等。 2019年9月19日，被网上追逃的被告人黄玮青在其住处即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东平横岗南路一巷3号之一12E房被公安人员抓获。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材料，抓获经过，临时羁押审批表、羁押证明，资金流向图，本案被告人、证人自画的体系图，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被告人黄玮青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玮青组织、领导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已达120人以上且层级达三级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黄玮青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至于被告人黄玮青提出其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请求从轻处罚的辩解有理，予以采纳。因为被告人黄玮青是同案人沈某的上线，且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黄玮青退出传销组织，故被告人黄玮青的量刑应在同案人沈某的量刑之上，公诉机关建议判处被告人黄玮青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至六年的量刑意见不当，不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黄玮青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黄玮青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四十八万元。 上诉人黄玮青提出：1.其当时加入传销组织时误以为是合法组织，2011年初其伞下人数三、四十人左右，同年四月其向上线吴某及下线沈某表明脱离该传销组织，其脱离传销组织后，沈某继续从事的传销活动与其无关，故原判按其下线沈某的量刑对其量刑八年三个月的证据不足，应按其上线吴某的量刑作为其量刑依据；2.其名下银行卡2013年4月前一直由吴某持有并拒绝向其交还，故2013年4月前产生的银行流水与其无关，是吴某所为；3.以上事实其上线及直接下线均有人可以作证，故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法院调查查明，对其宽大处理。 辩护人提出：1.证人卓某的证言及同案人梁成柱、邱启涛的供述关于同案人吴某等人被抓获后其他人投靠黄玮青团队的内容是从周永诚处听说，这是周永诚的行为，与黄玮青无关，根据上述三人的证言、供述，吴某等人被抓获后，黄玮青不再在体系内出现过，原判根据该三人的证据认定吴某等人被抓获后其他人投靠黄玮青的团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黄玮青的银行流水进账截止时间是在2013年5月4日，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银行流水，在2013年以后黄玮青的银行卡不再出现涉传销款项，且黄玮青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家卫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成立，再结合黄玮青的供述及庭审辩解，印证其确有退出传销组织的行为；3.因黄玮青与上线吴某都有退出传销组织的行为，故应以吴某的量刑标准来确定黄玮青的量刑；4.黄玮青系属于受害者的初犯，初时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后认识到违法性能主动退出传销组织，也没有对参与传销人员的其他恶劣行为，黄玮青还有参与护贫及慈善工作行为。综上，原判对黄玮青量刑过重，请求本院作出相应裁决。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及辩护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所采信的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印证，能客观证明本案的犯罪事实，且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黄玮青的上诉意见和辩护意见，经查，梁某证人证言指证黄玮青在2013年参加传销体系晋升老总宴会活动，同案人夏某供认其于2012年经黄玮青和杨某介绍加入传销组织及该传销组织的核心人物是黄玮青和杨某，同案人吴某（黄玮青的直接上线）在2013年9月17日的讯问笔录供认当时主要是黄玮青、沈某管理传销体系，同案人沈某（黄玮青的直接下线）供认其于2012年6月份后管理林某2等线下传销人员及黄玮青管理其他线下传销人员，同案人邓某供认其于2012年10月份加入传销组织及黄玮青等人是管理其的上线老总，黄玮青的银行账户在2012年至2013年有涉传销款项发生，上述证据是直接证据且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黄玮青在2012年至2013年仍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黄玮青关于其于2011年4月份脱离传销组织及辩护人关于黄玮青存在退出传销组织行为的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黄玮青在2013年仍继续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其的银行账户在2012年至2013年也存在收取传销申购款和获取传销老总级别分红款的事实，故黄玮青关于其名下银行账户在2013年4月份之前由吴某使用而发生的涉传销款项与其没有关联性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涉案传销体系图、银行流水、各证人证言、各同案人供述及黄玮青的直接下线沈某量刑有期徒刑八年的生效判决等证据亦足以证实黄玮青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传销人员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人以上及传销层级三级以上的犯罪事实，故原判根据黄玮青在传销组织中发展的人数、所处地位、层级及所起作用对其作出的量刑适当，本院予以确认；黄玮青对自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犯罪产生错误认识，误认其该行为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即为法律认识错误，而对于法律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对其定罪量刑；黄玮青是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不是受害者。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玮青组织、领导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人以上且层级达三级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黄玮青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及认罪态度较好的初犯，可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根据黄玮青在传销组织中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对其所作的判罚并无不当，黄玮青及辩护人关于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廖辉凯 审 判 员 张均佑 审 判 员 彭 湘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张 骥 书 记 员 叶舒雯 附：本刑事裁定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