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案被告）：陈阳，女，1962年9月8日出生，汉族，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退休干部，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陈阳之姐），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雪梅，天津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并案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水上东路宁汇大厦B座写字楼三层301、302、303、305及四层整层。主要负责人：赵荣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蒙蒙，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冀，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阳因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民初14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于雪梅，被上诉人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蒙蒙、郭子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阳上诉请求：1.撤销（2018）津0104民初1405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拖欠的工资113803.81元及25%的经济补偿28450.95元；被上诉人支付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拖欠的工资162717.29元及25%的经济补偿40679.32元；被上诉人支付管理费17200元；确认上诉人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职级待遇。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计算被上诉人拖欠工资数额的方法错误。纳税时未计入收入额的其他银行卡中所谓工资、现金形式发放款项和父母津贴被错误地从收入额中减掉。非被上诉人账户划入上诉人银行卡的款项，被认定为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而予以减除。被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2016年为上诉人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上诉人多缴纳个人所得税，被上诉人未给上诉人办理退回多缴纳税款的手续，相反还主张由上诉人全额负担涉诉年份的个人所得税。一审判决将涉诉年份个人所得税全额从收入中减除明显错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工资条选择性认可、选择性忽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工资条中包含父母津贴等分项，被上诉人将父母津贴等计入收入额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实际是该款项划入上诉人父亲名下账户而不是直接划入上诉人名下账户。上诉人工资条中记载的2008年至2009年上诉人仅基本工资就一万余元，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足额发放。一审法院选择性忽视了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工资中无依据扣发应收保费的事实。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认为除其工资卡中发放的金额外，其他形式的工资、福利发放均不应被扣除。但员工的所有收入，包括工资、福利、奖金、绩效、补贴等均应作为收入额进行报税，被上诉人也是如此处理的。虽然发放形式有现金发放、分卡发放，发放到上诉人父母银行卡等形式，但上述多种形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合并报税。而上诉人一审中提交并经法院确认的工资条显示的收入额与一审查明的报税额相差无几，说明了上诉人的所有收入被上诉人均全部予以报税，否则造成实际收入远远低于报税额，会给员工以此追偿工资差额的机会，有违常理。陈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工资128047.3元及25%经济补偿金32011.83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拖欠工资188137.76元及25%经济补偿金47034.44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管理费17200元；4.确认原告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职级待遇。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的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管理费200678.14元。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不支付陈阳2006年至2017年工资差额40434.89元。一审法院查明：原告自述于2005年12月入职被告处，担任销售管理岗；于2017年10月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诉讼过程中，双方均确认2006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4956.02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060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7377.24元，被告通过现金形式于2006年6月向原告发放30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6年全年收入额83536.95元。2007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85192.42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060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12928.69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7年全年收入额111992.63元。2008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36092.8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07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2993.56元，被告通过现金形式于2008年1月向原告发放80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8年全年收入额71165元。2009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64168.68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7513.7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8140.3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9年全年收入额102403.73元。2010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60791.09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3552.8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7104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5290.98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0年全年收入额81186.35元。2011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8067.5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2470.4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704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5505.71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1年全年收入额72352.04元。2012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3620.38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2847.92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8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4849.49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2年全年收入额89431.92元。2013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31320.23元、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5186.92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77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232.31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3年全年收入额53992.15元。2014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308.89元、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7129.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537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4年全年收入额30282.69元。2016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9666.24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8812.15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7746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341.65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6年全年收入额38966.04元。2017年1月至9月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0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4276.24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6849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7年1月至9月收入额23160.8元。庭审中，原告主张2015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其发放工资共计2397.68元、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8816.5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618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1559.78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5年全年收入额76135.61元。被告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总额、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5年全年收入额认可，但主张2015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22337.68元，2015年6月原告通过现金形式向被告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24540.12元，被告将上述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计入当月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原告收入额。被告同时主张2012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名下另一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45）中支付工资19936.85元。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查询原告名下2006年1月至今的所有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工行天津谦德庄支行于2018年12月21日回函并提供2018年12月19日打印的原告名下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1月1日起的银行账户流水。上述流水显示2012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另一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45）中支付19936.85元，备注信息为工资；2015年被告通过其名下账户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账户向原告支付22337.68元，备注信息为工资或奖金。另查，被告主张2006年第一季度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6913.31元并提供2006年第一季度奖金发放同制表复印件；主张2006年5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300元并提供星光乍现及千万保单激励人员明细单复印件；2008年2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4000元并提供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2008年4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800元并提供的2008年五一过节费发放表（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金蝉”）；2009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1200元并提供2009年元旦春节过节费发放标准（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钱娜”）；2009年6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400元并提供2009年度五一过节费（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陈晶”）；2009年9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1600元并提供2009年度国庆中秋过节费发放表（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陈晶代”）；2010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1800元并提供2009年度年终奖励（创业奖）发放表；2010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900元并提供2009年度年终奖发放表；2010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250元并提供天津市分公司机构福利费申请表复印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2006年第一季度奖金发放同制表复印件、星光乍现及千万保单激励人员明细单复印件、天津市分公司机构福利费申请表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否认收到上述表格记载款项；对被告提供的2008年五一过节费发放表、2009年元旦春节过节费发放标准、2009年度国庆中秋过节费发放表、2009年度五一过节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并非本人签字亦未收到表格中记载的款项；对被告提供的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2009年度年终奖励（创业奖）发放表、2009年度年终奖发放表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曾认可收到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中记载的4000元，但随后的询问过程中原告否认收到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中记载的4000元并申请对上述三份表格中“陈阳”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后原告申请撤回对2009年度年终奖发放表中“陈阳”是否为本人签字的笔迹鉴定申请，同时申请对被告提供的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2009年度年终奖励（创业奖）发放表中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诉讼过程中，依据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8月27日原告向一审法院邮寄《关于延期鉴定笔迹及形成时间的申请》，以被告未提供完整工资台账无法确认关联性为由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此后庭审中，一审法院多次询问原告是否继续申请司法鉴定，原告均坚持不申请。庭审中，被告主张2010年10月至2017年7月期间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之父名下银行账户发放父母津贴200元，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之父名下银行账户发放父母津贴500元，被告同时主张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向税务机关为原告申报的收入额。原告确认其父每月收到被告发放的父母津贴，但不认可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向税务机关为原告申报的收入额中。同时原告提交的2006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工资条中显示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每月工资构成中包含父母津贴，总额为9900元；工资条中亦显示2015年6月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数额明显高于之前及之后月份，2016年9月原告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数额与之前及之后月份基本一致。另，原告于庭审中陈述月工资构成以其提交的工资条记载为准。再查，原告主张根据保险行业惯例，客户缴纳保费有相应折扣，出保单后需全额缴纳保单标注的保费，由保险员垫付其中差额，出保单次月由保险公司返还保险员，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原告代被告为客户垫付的保费差额被告未能全额返还原告。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被告南开公司财务部给原告打印的管理费对账单复印件及对应的银行流水、百世快递邮寄凭证照片打印件1页、与陈园的短信截图打印件1页、与被告公司相关人员录音及文字资料等证据。其中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中标注“车险手续费及贴票两栏画勾处已核对。李金17.8.11”。被告否认存在该制度，同时对原告提供的管理费对账单复印件中李金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陈园发送的表格及李金当时核对的表格与原告提供的管理费对账单复印件存在诸多差异。又查，原告因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拖欠工资113803.81元及25%经济补偿28450.95元、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拖欠工资162717.29元及25%经济补偿40679.32元、管理费17200元、确认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级职级待遇问题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263号《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06年至2017年工资差额40434.89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原、被告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原告主张的工资差额问题。分析如下：第一，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的工资数额结合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与其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原告收入额存在差额，被告应予以补齐，被告虽主张其已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等形式按照为原告申报的纳税收入足额发放原告工资，但诉讼过程中经双方核对的已发放工资、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确存在差额，故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被告应予补发。第二，原告主张2014年1月1日起被告承诺按照每月66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被告亦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三，被告主张2012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名下62×××4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发放工资共计19936.85元，该款项亦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认可上述账号为本人账号，同时主张上述账号发放的并非工资而是被告返还原告的手续费、管理费，但原告未能就其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且上述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备注信息均显示为工资，故对被告的主张，予以采信。第四，被告主张2015年6月曾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原告向被告缴纳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共计24540.12元，该款项亦计算入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主张该部分费用系原告自行垫付，被告应予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缴纳的该部分费用系其按照法律规定应担负的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其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同时，被告的主张与原告提供的工资条中反映的事实基本一致，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第五，被告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于2006年第一季度向原告发放6913.31元、于2006年5月向原告发放300元，于2010年1月向原告发放25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原件证明其主张，且原告否认收到上述款项，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六，被告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于2008年4月向原告发放800元，于2009年1月向原告发放1200元，于2009年6月向原告发放400元，于2009年9月向原告发放1600元，但其提供的领取记录签字处并非原告本人签字，原告亦否认收到上述款项，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七，被告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于2008年2月向原告发放4000元，于2010年1月份别向原告发放1800元和900元并提供现金领取记录对此予以佐证，原告虽否认签字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第八，被告主张自2010年10月起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之父支付父母津贴，该款项亦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确认原告之父收到父母津贴，但不认可该款项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工资条中显示自2014年1月起工资构成中包含父母津贴，而原告亦于庭审中陈述工资构成以其提交的工资条为准，故对被告主张的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予以支持，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1月前向原告之父发放的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结合双方诉讼过程中确认的已发工资数额、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数额、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数额、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数额及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被告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应支付原告陈阳2006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39521.73元。至于原告主张的25%经济补偿金问题，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管理费问题。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虽有被告处员工签字，但该签字内容仅表示“车险手续费及贴票两栏画勾处已核对”，至于是否应当发放原告管理费及发放数额并无表述，被告亦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确认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级职级待遇问题。因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涉及。由于原、被告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一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故应当一并做出裁决。｛(2018)津0104民初14059、14440号案件一并做出裁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支付原告陈阳2006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39521.73元；二、驳回原告陈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二审中，陈阳提交录音光盘、快递单据、退休证及荣誉证书、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工资待遇请求成立。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依陈阳申请，调取了陈阳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并由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200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的鉴定问题。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明确承认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3月7日一审庭审中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2006年签订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庭审中已确认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且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鉴定，不予准许。关于应税项目问题。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支付应税款项的形式包括现金支付、汇拨支付、转账支付和以有价证券、实物以及其他形式支付。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完税证明与法院调取的个人纳税信息一致，上诉人认可工资条记载的工资项目构成。被上诉人主张其作为扣缴义务人，已将上诉人全部收入报税，并提交了上诉人的个人收入纳税表。上诉人主张现金发放的款项、父母津贴及其他银行卡发放的款项未计入应税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向税务机关申报的上诉人收入额与上诉人的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及银行转账形式发放的工资不符，并据此主张工资差额。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核了对已发放工资、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由被上诉人补齐上诉人的工资差额部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2014年1月1日起被上诉人承诺按照每月6600元标准支付工资，被上诉人予以否认，上诉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补缴社保费用及公积金并缴纳个税，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返还，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经济补偿金，但未能证明其就该项主张经过了劳动行政部门处理的前置程序，故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管理费及退休待遇问题。上诉人依据对账单主张管理费，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述证据，且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应否发放管理费及发放数额，上诉人关于管理费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退休时的职级待遇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陈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宝莉审判员  邵 丹审判员  刘洪雨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钧然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