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5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眉山市彭山区新鸿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公义镇公义场社区一组。 法定代表人：宋开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刚彬，男，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肖邦德，男，197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上诉人眉山市彭山区新鸿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泰公司）、肖邦德因与被上诉人杨刚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3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邦德在收到预交上诉费的通知到期后仍不予缴纳,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2020)川14民终5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上诉人肖邦德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上诉人新鸿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刚彬、原审被告肖邦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鸿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2日签订了《公司厂房经营权抵押还款协议》（以下简称《还款协议》）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上诉人的股东肖邦德，已经代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被上诉人归还欠款10余万元。其后，因肖邦德与案外人宋某、张文平等人于2017年9月10日成立个人合伙组织，共同开办沙发厂，同时租用上诉人的厂房。该个人合伙最初150股，其中肖邦德投资30万元，占25股。肖邦德将其25股（代表投资额30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进入该合伙组织，未再进行资金投入，该股份用于抵偿上诉人对被上诉人30万元的借款。至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因此，被上诉人再要求上诉人及肖邦德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是一种恶意诉讼的行为。（二）一审法院存在程序瑕疵，主要有：1.被上诉人一审中自认11.3万元的借款是最大的一笔，且包含在协议中的40万元内。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该笔款项已经归还，且当庭出示了相关转账凭证。庭后，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补充证据，却在第二次开庭时并未给上诉人补充证据的机会，而是直接依据被上诉人的证据予以判决。2.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突击提交《借条补充协议》，不符合举证规则，未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未给予上诉人合理答辩期以及充分时间准备抗辩证据，显失公允。 杨刚彬辩称，1.双方于2017年12月2日经结算后形成的《还款协议》证明了上诉人尚欠40万元且未按期偿还，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准确。2.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补充协议》，仅是为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有经济往来。3.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是新鸿泰公司，肖邦德在《还款协议》抵押人栏签名，是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肖邦德是新鸿泰公司唯一股东，依法应当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肖邦德是否以自然人身份与他人合伙办沙发厂、是否将其在合伙组织持有的股份进行转让，与案涉借款没有关联，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所谓“以股抵债”，纯属虚构，且“以股抵债”如此重要的事实，一审中从未提及，却在二审中以此抗辩，可见上诉人实在是理屈词穷，意图混淆视听，其目的就是逃避债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肖邦德述称，1.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2.杨刚彬起诉要求偿还借款40万元是诬告，杨刚彬提交的《还款协议》是见证人所持有的那一份，不是杨刚彬本人的那份合同。 杨刚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鸿泰公司、肖邦德支付所欠借款40万元，并从2018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为止；2.案件诉讼费由新鸿泰公司、肖邦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肖邦德与新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开贤系夫妻关系，肖邦德与杨刚彬是朋友关系。新鸿泰公司股东肖邦德，出资比例100%，认缴出资额50万元。2017年12月2日，杨刚彬作为出借方与承借方新鸿泰公司签订《还款协议》，载明：“出借方：（以下简称甲方）杨刚彬，承借方：（以下简称乙方）（鑫鸿泰家具有限公司），宋开贤公司印章（印章为：眉山市彭山区新鸿泰家具有限公司）。现乙方欠甲方余款未付清，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和风险，约束双方共同遵守诚信，现甲、乙双方一起协商同意，并签订以下还款协议。一、还款金额及期限：乙方欠甲方现金：（大写人民币：肆拾万元，小写人民币：400000.00元），还款期限（2018年4月14日以前）。乙方应一次性将欠款归还甲方。二、其它事项：为了该协议更充分的具有法律效力，乙方自愿把厂房抵押给甲方，厂房地址为：彭山区，建筑面积约3500.00㎡。甲乙双方还款协议，如乙方在还款到期内，没有归还甲方肆拾万元整，乙方自愿将坐落在彭山区的厂房交由甲方使用4年。乙方不得有异议。乙方不按期还款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还款期间内乙方不得在未经甲方同意的前提下，将厂房转租、买卖。此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一份，双方字生效，具有绝对法律效力。抵押权人：杨刚彬，身份证号：5111261974××××××××，电话：137××××0016。抵押人：肖帮（邦）德，身份证号：5105231973××××××××，电话：139××××5216。法定代表人：宋开贤，身份证号：5105241974××××××××，电话：136××××2372。抵押物业地址：彭山区。邮码：。见证人：宋某，身份证号：511128196××××××××，电话：138××××8698。2017年12月2日”。杨刚彬提供了肖邦德、宋开贤向杨刚彬出具的《借条补充协议》复印件，补充协议载明：“肖帮（邦）德、宋开贤，于2017年10月23号借到杨刚彬人民币壹拾壹万叁仟元（小写113000.00元），至今未归还，今双方达成一至协议还款方式：从2018年4月23日起每月归还贰万元人民币（小写：20000.00元），如逾期未归还，则用家具来抵扣。抵扣价格为家具的正常报批价的20%（百分之二十）一次性抵扣完（壹拾壹万叁仟元）。借款人：肖邦德、宋开贤身份证号：5105231973××××××××、510524197403090981”，肖邦德辩解此11.3万元与40万没有关系，并提供银行流水证实已结清。事后，新鸿泰公司未将厂房交杨刚彬使用。还款期限到后，杨刚彬催新鸿泰公司还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新鸿泰公司是否有40万的借款未归还杨刚彬；2.肖邦德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本案新鸿泰公司与杨刚彬签订的是还款协议，还款协议不同于借款协议、借条，该还款协议载明了新鸿泰公司欠杨刚彬余款未付清，欠款金额为40万元，载明了还款期限及还款保证等。可视为杨刚彬与新鸿泰公司通过结算后形成的，是双方对之前所有借款还款的结算行为，不是双方对将来出借行为的约定。另外，杨刚彬提供的《借条补充协议》复印件已载明肖邦德、宋开贤于2017年10月23日借到杨刚彬人民币113000元，说明了杨刚彬与新鸿泰公司、肖邦德之间有经济往来，有借款关系，再从肖邦德提供的一份银行流水表明了肖邦德或新鸿泰公司与杨刚彬有经济往来，在2017年12月2日结算后形成了案涉《还款协议》。综上，杨刚彬与新鸿泰公司有经济往来，有借款关系，双方2017年12月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是一种结算行为，是双方真实意识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新鸿泰公司未按协议约定还款，引起诉争，责任在新鸿泰公司，现杨刚彬要求新鸿泰公司归还借款40万元，并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肖邦德在《还款协议》上的抵押人栏签名，且肖邦德系新鸿泰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100%，认缴出资额50万元，肖邦德未举证证明新鸿泰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按《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杨刚彬要求肖邦德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新鸿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刚彬借款4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肖邦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650元杨刚彬已预交，由新鸿泰公司负担，在归还杨刚彬上述借款时一并支付。 二审中，新鸿泰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八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银行转账凭证9页，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后，上诉人已经归还了被上诉人部分借款，金额为93267元（后变更为69767元）。 第二组证据：《入股协议》2份，拟证明：肖邦德已经以其在沙发厂的股份折抵了对被上诉人的欠款，双方欠款两清。 第三组证据：《新鸿泰厂房租赁合同》《同意书》，拟证明：该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作为了肖邦德开设沙发厂的部分投资款。 第四组证据：银行转账凭证1页，拟证明：肖邦德对沙发厂的出资已经全部到位。 第五组证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股东承诺书，拟证明：上诉人从肖邦德处获得沙发厂股权后，实际参与沙发厂经营，进而证明肖邦德的股权已经用于折抵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借款。 第六组证据：《借条》1份、厂房经营权抵押还款协议2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已将借条原件归还了上诉人，能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直接债权债务已经清结；两份厂房经营权抵押还款协议原件，一份是案外人宋某持有，被上诉人同时持有两份协议原件，更能说明本案系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将宋某、被上诉人等作为被告起诉到法院后所进行的恶意的报复性诉讼。 第七组证据：《案件审理通知书》，拟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因火灾侵权案将被上诉人等告上法庭，本案的起诉时间紧接着火灾案件，说明上述报复性诉讼成立。 第八组证据：录音光盘1份，拟证明：1.肖邦德将股份转让给了杨刚彬；2.双方达成了以股抵债的协议。 同时，新鸿泰家公司向本院申请了证人秦某出庭作证，证人秦某述称，新鸿泰家具沙发厂是2017年下半年成立。我在园区管理消防安全，与所有单位沟通和接待。2018年过年之后去检查的时候，沙发厂的人给我介绍杨刚彬是厂里的管理者之一，我问肖邦德，肖邦德解释是他差杨刚彬的钱，把肖邦德的股份转让给了杨刚彬，杨刚彬就参与进来管理，但没有看到、也没有参与该股份转让，也未对此事进一步核实。不清楚转了多少股份，只是听肖邦德说的，大概是三四十万。 对新鸿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杨刚彬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是二审之前存在的证据。其中，第一组证据中银行转账凭证有关2017年11月28日支付7500元,2017年11月1日支付了16000元和6000元的三笔款项形成于2017年12月2日签订《还款协议》之前，与案涉借款的偿还无关，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的两份《入股协议》形成于2017年9月10日，而2017年12月2日形成的《还款协议》是对之前总的结算。肖邦德是否将股权作为抵偿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第三、四组证据，都是肖邦德与其自办家具厂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五、六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六组证据的《借条》，能够证明本案三方当事人有经济往来，2017年12月2日是对总的经济往来的结算。第七组证据的《案件受理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录音证据不是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且整理的录音材料曲解了杨刚彬说话的意思，杨刚彬在录音中陈述股权转让不成立，由于前股东约定了股权5年不能转让，其与肖邦德没有就40万的债权转为股权经营沙发厂。对秦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言均是证人与肖邦德之间的陈述，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且证人现在是否仍然在园区上班应当提供工作证。肖邦德对新鸿泰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二审中，杨刚彬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股权转让书》1份，拟证明：该股权转让书形成于《入股协议》签订后火灾发生前，肖邦德没有在该《股权转让书》上签名，故肖邦德的股权并没有转让。 对杨刚彬提交的上述证据，新鸿泰公司、肖邦德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肖邦德已经将股份转让，在公司没有股份了，只有百分之五的干股，所以不需要肖邦德签名，因此，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杨刚彬的证明目。同时认为该证据刚好印证新鸿泰公司提交录音证据所证明的肖邦德把股份转给杨刚彬，不需要肖邦德签名的事实。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由于新鸿泰公司提交的《新鸿泰厂房租赁合同》《同意书》、银行转账凭证（柏林郡房租）、《火灾事故认定书》《股东承诺书》《案件审理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银行转账凭证（9页），由于新鸿泰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已通过银行转账归还欠款10余万元，在提交证据时主张已归还93267元，后又变更为归还69767元，上诉人对其通过银行转账归还的借款金额不确定，有违常情；且未对上述已归还借款的款项进行偿还借款的备注，也未在已还款近10万元的情况下与出借人进行结算，显悖情理，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由于新鸿泰公司提交的2份《入股协议》均是2017年9月10日，在《还款协议》签订之前，且其中有杨刚彬签名的《入股协议》并没有肖邦德转让股份给杨刚彬的约定，也没有杨刚彬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用新鸿泰公司尚欠借款40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折抵的约定，故不能证明肖邦德转让股份给杨刚彬，更不能证明杨刚彬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是以新鸿泰公司尚欠杨刚彬40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折抵、杨刚彬不再支付对价的事实，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新鸿泰公司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秦某证人证言有关肖邦德转股给杨刚彬的陈述，均是从肖邦德处听说，并没亲历案涉股份转让一事，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杨刚彬提交的《股权转让书》，由于该协议书涉及案外人宋某、张文平等人的签名，杨刚彬也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二审中无法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同时查明以下事实：1.新鸿泰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2.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了原告杨刚彬与被告新鸿泰公司、肖邦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年9月11日，一审法院向新鸿泰公司、肖邦德送达了《应诉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你方（新鸿泰公司、肖邦德）在收到本通知书后，可以与对方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后，向本院申请认可，你方与当事人未能协商一致，或者未申请本院认可，或本院不予认可的，你方应当于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在第一次开庭前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以及最后陈述等，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的主张提交了证据，并相互发表质证意见。 3.针对杨刚彬一审的起诉，新鸿泰公司、肖邦德辩称：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协议是在急于求钱的情况下与杨刚彬签订的由杨刚彬事先写好的还款协议，之后杨刚彬并未出借40万元。抵押的厂房也未交付杨刚彬使用。杨刚彬仅凭该《还款协议》不能证明新鸿泰公司欠40万元借款的事实，请驳回的诉讼请求。 4.一审中，新鸿泰公司、肖邦德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延期举证的书面申请。 5.原审正卷第41页《民事审判笔录》载明：“……审：被告1（新鸿泰公司）为什么协议上要写厂房交给原告（杨刚彬）使用？”被代：应原告要求作为还款保证。审:没有借款为什么要交原告使用？被代：没有交。审:为什么没有交？被代：没有收到借款。审：双方当事人对事实部分有无补充？原代：有。基于2被告向法庭为借款事实做虚假陈述，我方补充提供证据1份。证据名称：借条补充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一、新鸿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刚彬借款4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肖邦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新鸿泰公司有关撤销原判第一、二项判决的上诉请求，由于第二项判决为“肖邦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仅是对肖邦德课以法律责任，并未对新鸿泰公司课以法律责任，故新鸿泰公司对该第二项判决并无上诉权。同时，肖邦德由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预交诉讼费，已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故肖邦德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的权利依法已归于消灭。因此，本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实质上仅为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应当围绕新鸿泰公司是否应当归还杨刚彬借款40万元及其利息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对杨刚彬所主张的案涉借款40万元的债务，新鸿泰公司是否已通过银行转账以及肖邦德以股抵债的形式清偿完毕。（二）一审法院是否存在未给予新鸿泰公司补充证据机会以及违法允许杨刚彬突击提交证据的程序瑕疵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焦点。 新鸿泰公司上诉称，案涉借款40万元，其法定代表人宋开贤以及公司唯一股东肖邦德已经代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刚彬归还欠款10余万元以及肖德邦将其投资额30万元的股权转让杨刚彬用于抵偿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30万元借款。据此，案涉借款40万元债务已清偿完毕。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是否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刚彬归还10余万元。为此，新鸿泰公司提交了9页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新鸿泰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述称，其偿还欠款10余万元是在2017年12月2日签订《还款协议》后，但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中有2017年11月28日支付7500元、2017年11月1日支付16000元和6000元的三笔款项，均是发生在在2017年12月2日签订《还款协议》之前，该证据与其上诉主张自相矛盾。其次，新鸿泰公司在上诉状称，其已通过银行转账归还部分借款10余万元，在二审中提交证据时却主张已归还93267元，后又变更为归还69767元。新鸿泰公司对其偿还借款的具体金额的陈述，前后不一，反复变更，其偿还借款的具体金额不确定、不清楚，显悖常理。再次，正如上诉人上诉所称，其先后6次向杨刚彬银行转款用于偿还案涉借款，均未对已偿还的款项进行“偿还借款”等字样的备注，于常理不符。最后，作为一个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营利性公司法人，其在已经偿还杨刚彬10余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却未与杨刚彬进行对帐并重新结算，于情不合，于理不符。综上，新鸿泰公司关于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刚彬归还欠款10余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第二，关于肖德邦是否将其股权转让杨刚彬用于抵偿案涉借款中的30万元。对此，新鸿泰公司提交了有杨刚彬签名的《入股协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入股协议》落款时间是2017年9月10日，新鸿泰公司虽主张该份《入股协议》签订于2018年4月，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对上述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该《入股协议》签订于2017年9月10日，而案涉《还款协议》签订于2017年12月2日，故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应以后者即《还款协议》的约定予以确认。其次，转让股权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本案肖邦德与杨刚彬并没有任何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再次，案涉有杨刚彬签名的《入股协议》并没有肖邦德转让股份给杨刚彬的约定，也没有杨刚彬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用新鸿泰公司尚欠借款40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折抵的约定，故该《入股协议》不能证明肖邦德转让股份给杨刚彬，更不能证明杨刚彬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是以新鸿泰公司尚欠杨刚彬40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折抵、杨刚彬不再支付对价的事实。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关于“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的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后，依法应当由公司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本案中，新鸿泰公司的股东也未将其股东肖邦德变更登记为杨刚彬，其股东登记至今仍为肖邦德，该情况也再次印证了肖邦德的股权并未转让给杨刚彬的事实。综上，新鸿泰公司关于其股东肖德邦将其股权转让杨刚彬用于抵偿案涉借款中的30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另外，在一审中，针对杨刚彬的起诉，新鸿泰公司仅是以杨刚彬并未出借案涉借款抗辩，根据新鸿泰公司的上诉主张，其偿还部分借款和以股抵债清偿债务的行为在杨刚彬一审起诉前已经客观存在。如果上述清偿债务的行为属实，那么作为债务人新鸿泰公司，债务清偿完毕是其重要的抗辩事由，但新鸿泰公司在杨刚彬起诉主张偿还案涉借款时，对该重要抗辩事由只字未提，明显有悖常理。 因此，一审法院以新鸿泰公司未偿还案涉借款为由判决新鸿泰公司偿还案涉借款40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瑕疵的问题，主要有：1.未给予新鸿泰公司补充证据机会；2.违法允许杨刚彬突击提交证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是否存在未给予新鸿泰公司补充证据的机会的问题。一审中，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协商举证期限也未就协商的举证期限向一审法院申请认可，根据一审法院向新鸿泰公司送达的《应诉举证通知书》可知，一审法院指定新鸿泰公司的举证期限为第一次开庭前。该案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新鸿泰公司参与庭审并提交了证据，同时对其他当事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以及最后陈述，新鸿泰公司也未申请延期举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在2020年9月29日的法庭审理结束后未给予新鸿泰公司补充证据的机会而径行宣判，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另外，新鸿泰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由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或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均未被采信。因此，即使一审法院给予了新鸿泰公司补充证据的机会，其提交的证据也不会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影响。 其次，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违法允许杨刚彬突击提交证据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情况，一审庭审中，杨刚彬提交的《借条补充协议》，其证明目的是为了证实新鸿泰公司、杨刚彬在庭审中因借款事实做虚假陈述，故该证据不是证明案件基本法律关系以及杨刚彬的诉讼主张成立，而是杨刚彬针对新鸿泰公司、杨刚彬在庭审中的抗辩意见所提交的辅助证据，以此来印证新鸿泰公司、杨刚彬所作的部分抗辩意见系虚假陈述。因此，杨刚彬一审庭审中提交《借条补充协议》的行为，并不存在突击提交证据的违法情形，并无不当。 因此，一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瑕疵的问题。 综上，上诉人新鸿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眉山市彭山区新鸿泰家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光祥 审判员  王 敏 审判员  覃 棱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喻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