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再19号 抗诉机关：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丽苹，女，1977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康琦勇，男，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以上两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琅，福建格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水仙大街亨立大厦三层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611952748Q。 法定代表人：苏建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斌，福建必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蔡丽苹、康琦勇因与被申诉人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亨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闽06民终791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闽民申2233号民事裁定，驳回蔡丽苹、康琦勇的再审申请。申诉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2月4日以闽检民（行）监（2019）35000000255号民事抗诉书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闽民抗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的指令,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刘福成、检察官助理施玉玲出庭履职。申诉人蔡丽苹、康琦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琅，被申诉人亨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误。理由如下：一、二审认定亨立公司和蔡丽苹、康琦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亨立公司主张其借款给蔡丽苹、康琦勇的事实，仅提供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月7日亨立公司转账850万元到蔡丽苹建行账户的备注为“砂石款”的转账凭证，以及蔡丽苹在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5日分三次转账给亨立公司250万元、2011年6月2日康琦勇分二次转账给亨立公司100万元的转账凭证，其他没有买卖协议、借款协议、欠条等任何的证据证明。如此巨额的“借款”，亨立公司与蔡丽苹、康琦勇之间既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从2011年6月至2017年10月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亨立公司向蔡丽苹、康琦勇主张过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首先，苏建辉主张康琦勇以装修茶楼为由向亨立公司借款，因银行监管原因才以支付砂石款的名义向蔡丽苹转款。经核实，该说法不具有客观性。公司自有资金转到个人账户，金融机构不会监管，在转款的时间节点，已经从市公安局辞职的康琦勇都在澳门，苏建辉基本上也在香港、澳门，在澳门谈论装修茶楼并马上转款，不符合常理。康琦勇装修茶楼不需如此大额资金。其次，蔡丽苹在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月7日收到亨立公司的850万元转账后，于当日将收到的款项共计790万元分别转至王丽晶、陈幼梅、阮淑珍、林开华、王燕婷建行账户，该款又于当日或次日从上述五人账户转至他人账户。再次，检察机关调取的转款期间康琦勇、苏建辉、于某和洪某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亨立公司转款给蔡丽苹期间上述四人均有去过澳门，苏建辉在港澳逗留长达七天。于某、洪某在一审庭审中证实，2011年1月4日和康琦勇去澳门，苏建辉也有过去，在澳门赌场有见过面，康琦勇有拿钱或筹码给苏建辉。苏建辉在一审中出具《关于就本案部分内容的书面答复》中称，其在2011年年初，与一个朋友去香港考察、旅游，途经澳门，在澳门住了一晚，康琦勇接待他们吃了一餐饭。二、二审判决蔡丽苹、康琦勇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亨立公司为支持其与蔡丽苹、康琦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根据上述规定，视为亨立公司已就其主张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蔡丽苹、康琦勇一方，而蔡丽苹、康琦勇抗辩其与亨立公司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讼争“借款”系代为转付的赌资，并提供蔡丽苹的银行账户明细及证人于某、洪某的证言予以证实。根据上述规定，亨立公司应当就讼争的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蔡丽苹、康琦勇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亨立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当对其予以确认。此时，对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已转移到亨立公司，在亨立公司无法进一步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形下，应由亨立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判决将举证责任转至蔡丽苹、康琦勇，并判决该二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蔡丽苹、康琦勇诉称，请求撤销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6民终791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地将被申请人亨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建辉借用申诉人账户非法挪用公司资金用于境外赌博的事实认定为民间借贷。1、基本事实：2010年12月，被申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苏建辉为了挪用其公司的巨额资金到澳门赌博，为规避其公司的财务监管，与申诉人康琦勇商议，借用申诉人康琦勇、蔡丽苹夫妻的账户，以砂石款的名义汇款给两申诉人，再指定两申诉人汇款给地下钱庄，由申诉人康琦勇在澳门赌场提款折换成筹码交给苏建辉参赌。为此，苏建辉承诺给申诉人手续费。双方商议后，苏建辉指令其公司财务于2010年12月20日、2010年12月21日、2010年12月24日、2011年1月4日、2011年1月5日、2011年1月6日、2011年1月7日先后九次通过银行转账给申诉人蔡丽苹计850万元。申诉人除了留下手续费60万元外，余款790万元均按苏建辉指定立即汇往地下钱庄的账户并在苏建辉赴澳参赌时提款折换成筹码如数交给苏建辉，苏建辉在澳门赌场输掉440多万元，另350万元系苏建辉因故未赴澳参赌，申诉人蔡丽苹也分别于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5日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还给被申诉人计250万元，余款申诉人康琦勇于2011年6月2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给被申诉人计100万元。2、双方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既无民间借贷的合意，也没有书面借款协议或借据,更没有约定利息和实际支付利息；被申诉人于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月7日间九次汇款850万元的用途均系“砂石款”，这已经充分证明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双方客观上并没有砂石交易，九次汇款850万元的用途均系“砂石款”恰恰证明了苏建辉以合法用途掩盖挪用其公司的巨额资金到澳门赌博的非法用途的事实；有新证据证明苏建辉在汇款期间在澳门赌场参赌，申请人康琦勇在赌场交付其筹码；若为民间借贷，被申诉人因何近七年不主张债权，而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后才起诉？二、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凭证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申诉人作为被告，已经向法院提供了被申诉人于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月7日间九次汇款850万元的用途均系“砂石款”而非借款的收款账户银行流水单。完成了否定是民间借贷用途的举证义务。双方当事人虽均否认有砂石交易关系，但银行转账用途为“砂石款”已直接而明确地证明了双方并非民间借贷，至于双方之间是被申诉人坚持主张的民间借贷，还是申诉人主张的代转赌博筹码款，依以上最高院规定第十七条，被申诉人依法“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所述，本案应当公正地分配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就借贷关系成立进一步举证证明的责任，在被申诉人仅凭汇款凭证主张借贷关系且与其他证据相左，有悖常理和正常思维逻辑下，应当依法改判驳回其一审诉讼请求。 被申诉人亨立公司辩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抗诉及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抗诉书认为“二审认定亨立公司和蔡丽苹、康琦勇直接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提交了2010年12月20日起至2011年1月7日止先后九次转账850万元到蔡丽苹账户的转账凭证，以及申诉人分五次转账归还350万元给答辩人的转账凭证为据，已完成初步的举证义务。只有当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才须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答辩人是由三兄弟为主要股东而组成的家族公司，而申诉人康琦勇原在漳州市公安局任职。答辩人自公司迁入漳州市区以后受康琦勇关照颇多，有欠其不少人情。因此，当申诉人提出借款且公司有资金时就马上答应，因面子问题，且本借款是通过转账形成出借（已自然留有证据），再加上互相信任，因此就没有要求申诉人签订书面协议或出具借据；因本笔借款系友情支持，故未约定利息；申诉人的借款用途主要用于营业场所投资建设和归还到期外债的过渡周转，如外债的过渡周转顺利可以及时归还一部分，但营业场所投资建设回报期比较长也难估计，所以双方也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答辩人近年因被不法分子假冒公章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资金比较紧张，方于2016年底开始向申诉人催讨上述债务，并于2017年10月9日向芗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诉人。二、抗诉书认为“本案有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在原审就申诉人的借款理由的陈述是“因经营需要（茶楼、会所装修及归还到期外债的过渡周转）”，而非单纯的“装修茶楼”，还有“会所装修”及“归还到期外债的过渡周转”。关于“转账中备注砂石款用途”的问题，抗诉书提到“经调查核实”，但未提供任何调查材料，且其说法不具客观性，不具说服力。公司向个人转账，不仅要写明用途，且该用途要以公司业务相关联（如建筑公司一般是材料采购、投标保证金的退还等），而亨立公司并无资金拆借资质，当然不能以“借款”作为公司的业务进行转账支付，因此以“砂石款”备注并无不当。更重要的是：一审时，双方已经确认了：双方不存在“砂石交易关系”，申诉人亦承认双方除了“代转赌博筹码款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则答辩人无须再承担转账为何以“砂石款”名义转出的举证证明责任。所以，以“砂石款”备注用途，与本案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并无关联。关于“亨立公司转账给康琦勇不久甚至同日，蔡丽苹有转账给亨立公司款项”的事实，答辩人在原审早就已经陈述了：申诉人借款时说明的借款理由是茶楼、会所装修及归还到期外债的过渡周转需要，而非单纯的“装修茶楼”，所以答辩人就按申诉人的要求分次支付借款，而在借款期间申诉人因贷款、借款的过渡周转成功后，为体现诚意，也依约分三次归还了250万元，这并不违反常理。王丽晶、阮淑珍等建行账户，是否为地下钱庄的账户，既无王丽晶、阮淑珍等人的证词证明，亦无银行、银行监管部门或司法文书的认定，纯为主观的猜测臆断。苏建辉实际只在澳门住了一晚上，顶多于2011年1月4日、1月5日有在澳门，而康琦勇于转账期间先后共12天在澳门逗留。退一步说，假使蔡丽苹转账给王丽晶、阮淑珍等人的资金是用以“购买筹码在澳门赌博”，那也只可能是康琦勇用以“在澳门赌博”，而非苏建辉委托康琦勇代为转付赌资用以“在澳门赌博”，说明申诉人以经营需要为名借款，而将大部分或全部借款实际用以澳门赌博。三、抗诉书认为“二审判决康琦勇、蔡丽苹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只有当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才须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申诉人在原审中虽提出该转账并非民间借贷，而提出“讼争借款系代为转付的赌资”的抗辩主张，其提供的证据既与事实不合，自身陈述前后矛盾，证据之间也相互矛盾，多处出现不符合常理且无合理解释的矛盾，导致其证据不能成立，更不能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答辩人当然不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 亨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丽苹、康琦勇立即归还亨立公司借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丽苹、康琦勇于2000年8月14日登记结婚。亨立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20日、2010年12月21日、2010年12月24日、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4日、2011年1月5日、2011年1月6日、2011年1月7日先后九次通过银行转账给蔡丽苹共计850万元。蔡丽苹分别于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5日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亨立公司共计250万元。康琦勇于2011年6月2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亨立公司共计100万元。蔡丽苹于2010年12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王丽晶190万元，于2011年1月4日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阮淑珍计200万元，于2011年1月6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陈幼梅计90万元，于2011年1月6日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林开华计110万元，于2011年1月7日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王燕婷计200万元。庭审中，蔡丽苹、康琦勇主张上述790万元系按照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所授意指定的账户和澳门赌场所指定的账户汇入的款项。蔡丽苹、康琦勇还申请证人于某、洪某出庭作证，证人于某陈述，2011年1月4日，其与康琦勇去澳门，苏建辉也有过去，在赌场有见过面，康琦勇有拿钱给苏建辉。证人洪某陈述，2011年1月4日，其与康琦勇到澳门去，隔一两天左右，苏建辉也过来，好像苏建辉有打个款给康琦勇要换一些筹码，其有看到康琦勇在赌场拿了筹码给苏建辉。亨立公司认为，二位证人的陈述与本案借款无关，其庭后提供了苏建辉的书面答复，书面答复载明：“我曾于2011年初，与一个朋友去香港考查、旅游，途经澳门，在澳门住了一晚上。在澳门期间，康琦勇有接待我们吃了一餐饭，但没有拿赌资或筹码给我，另，我从未委托康琦勇帮我转账给澳门赌场账户，也无转账给澳门赌场账户的需要和意愿。……”庭审中，亨立公司与蔡丽苹确认双方之间没有买卖砂石。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据亨立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7）闽0602民初836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蔡丽苹名下部分房产。一审法院判决：蔡丽苹、康琦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福建亨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7年10月9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蔡丽苹、被告康琦勇共同负担。 蔡丽苹、康琦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亨立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亨立公司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亨立公司并未于2010年12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蔡丽苹款项。一审判决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其它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相同。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亨立公司主张蔡丽苹、康琦勇向其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提供了亨立公司先后九次通过银行转账给蔡丽苹共计850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后蔡丽苹分别于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5日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亨立公司共计250万元，康琦勇于2011年6月2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亨立公司共计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虽然亨立公司转账给蔡丽苹850万元体现在蔡丽苹、康琦勇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漳州延北支行个人活期交易明细表》中收款人为蔡丽苹的扩充备注一栏有注明“砂石款”字样，但蔡丽苹、康琦勇与亨立公司双方之间确认没有买卖砂石的业务。亨立公司主张其作为出借人，蔡丽苹、康琦勇为共同借款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蔡丽苹、康琦勇上诉主张亨立公司借用蔡丽苹银行账户，所转入蔡丽苹银行账户的850万元中790万元系按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的授意，转账至苏建辉指定的案外人王丽晶、阮淑珍、陈幼梅、林开华、王燕婷的账户和澳门赌场指定的账户，后由苏建辉个人用于赌博；转回亨立公司账户的350万元系苏建辉因故未往澳门赌博，蔡丽苹、康琦勇将款自觉转回，不是归还借款，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对于蔡丽苹、康琦勇的上述主张，蔡丽苹、康琦勇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蔡丽苹转账给案外人王丽晶、阮淑珍、陈幼梅、林开华、王燕婷共计790万元款项系按按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的授意进行操作，无法证明案外人王丽晶等五人账户系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指定转账的账户和澳门赌场的账户；对于蔡丽苹、康琦勇主张转回亨立公司的350万元系苏建辉未到澳门赌博才将款项转回，却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对于转回亨立公司350万元中的100万元，康琦勇在二审庭审中陈述该款项系亨立公司向其借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当时有写借条，该100万元借款亨立公司已经返还，借条已被公司收回；康琦勇的该陈述显然又与其二审的上诉主张相矛盾。综上，蔡丽苹、康琦勇上诉提出亨立公司所转账款项属“代转付的赌博款而非借款”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要求亨立公司进一步举证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依据；至于企业借给个人款项是否须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并形成书面决议并无法律强制性规定；另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及财务人是否涉嫌侵占或挪用公司资金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评判。亨立公司主张其与蔡丽苹、康琦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成立。在双方的民间借贷往来中，亨立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出借给蔡丽苹的款项共计850万元，且该借款发生在蔡丽苹、康琦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借款后蔡丽苹、康琦勇通过转账仅偿还350万元，现亨立公司起诉要求蔡丽苹、康琦勇共同偿还尚欠的500万元借款及利息，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一审判决蔡丽苹、康琦勇从起诉之日至还清款项之日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双方当事人对二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再审予以确认。再审中，申诉人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一是吴栋承的证人证言。欲证明康琦勇与苏建辉原不认识，因为苏建辉要到澳门赌博才认识。二是网络下载的被执行人名单。欲证明被申诉人在本案提起诉讼前，已处于被执行状态。 被申诉人质证认为，对于吴栋承的证言，因证人没有出庭，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举证期限已过，又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认定；对被执行人名单，形式上真实性没意见，但关联性有意见，亨立公司在之前的经营状况是正常的，2016年后才开始不能正常经营，就开始向申诉人讨钱。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申诉人没有申请通知吴栋承出庭作证，而是提交署名吴栋承的证人证言，因真实性对方不予认可，对此证据不予认定。对被申诉人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并无直接关联，故不予认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蔡丽苹、康琦勇与亨立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应当归还亨立公司欠款500万元及利息？ 本院认为，亨立公司主张蔡丽萍、康琦勇向其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提交了亨立公司自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月7日先后九次通过银行转账给蔡丽苹共计850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蔡丽苹分别于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5日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亨立公司共计250万元，康琦勇于2011年6月2日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亨立公司共计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蔡丽苹、康琦勇对收到亨立公司支付的850万元也无异议。亨立公司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蔡丽苹、康琦勇对此抗辩不是借贷，而是“代为转付赌资”。蔡丽苹、康琦勇对其主张提供了转给王丽晶、阮淑珍等五个案外人790万元的转账流水记录及证人于某、洪某的证言，但蔡丽苹、康琦勇所举的这二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表现在：⑴、蔡丽苹、康琦勇收到亨立公司的款项后转给王丽晶、阮淑珍等五个案外人，没有证据证明是苏建辉的授意，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五个案外人账户是澳门赌场指定的账户。⑵、两个证人证言内容不一致。证人于某证实“2011年1月4日我和康琦勇去澳门，当初苏建辉也有过去，我们赌场有见过面，钱康琦勇有拿给苏建辉”；证人洪某证实“2011年1月4日我和康琦勇到澳门去，隔一两天左右，苏建辉也过来，好象苏建辉有打个款给康琦勇要换一些筹码，我有看到康琦勇在赌场拿了筹码给他”。一个讲拿钱给苏建辉，一个讲拿筹码。⑶、根据检察机关调查证实，苏建辉在2011年1月4日从拱北出境澳门，同月6日从深圳机场入境，之前及以后均没有再前往澳门，那2011年1月4日前亨立公司汇给申诉人250万元及1月6日后汇给申诉人200万元，因苏建辉均不在澳门，主张这些汇款是苏建辉要赌博，情理说不通。⑷、从账目上看，申诉人的主张也自相矛盾。从总账看，亨立公司共汇给其850万元，蔡丽萍、康琦勇已汇还350万元（只剩500万元），但蔡丽萍、康琦勇却主张汇给王丽晶、阮淑珍等五个所谓澳门赌场指定账户790万元，那需自已垫资290万元。从分段看，在苏建辉2011年1月4日去澳门前，亨立公司汇给蔡丽萍、康琦勇250万元，蔡丽萍、康琦勇汇还亨立公司150万元，但蔡丽萍、康琦勇又汇给所谓澳门赌场指定账户王丽晶190万元，需垫资90万元。此外，在蔡丽萍、康琦勇申请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期间，检察机关依法调查收集的苏建辉、康琦勇等人的出入境记录及蔡丽苹将790万元分别转账给王丽晶、阮淑珍等5人银行账户流水，仍不能证实蔡丽萍、康琦勇的抗辩主张。综上，康琦勇与蔡丽萍主张上述款项系法定代表人苏建辉为逃避该公司财务监管，借用蔡丽萍的账户先以砂石款的名义将案涉款项汇给蔡丽萍，再指定两人汇款给地下钱庄，再由康琦勇在赌场提现后折换成筹码交给苏建辉参赌。但康琦勇与蔡丽萍原审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漳州延北支行个人活期交易明细表，只能证明蔡丽萍将79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王丽晶、阮淑珍、陈幼梅、林开华、王燕婷，无法证明上述账户系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指定转账的账户或澳门赌场指定转账的账户；康琦勇与蔡丽萍原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于某、洪某所做的证言，仅能证明康琦勇有在赌场拿钱或筹码给苏建辉，同样无法证明案外人王丽晶等五人账户系苏建辉指定转账的账户和澳门赌场指定转账的账户。且亨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建辉是否参与赌博系其个人行为，蔡丽萍、康琦勇并无证据证明苏建辉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亨立公司借用蔡丽萍账户转账。虽然亨立公司转账给蔡丽萍850万元在备注一栏有注明“砂石款”字样，但双方均确认没有买卖砂石的业务。蔡丽萍、康琦勇主张案涉九笔款项中均备注有“砂石款”，即可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判决蔡丽萍、康琦勇应当偿还案涉借款的剩余款项并无不当。 综上，申诉人蔡丽萍、康琦勇的再审请求，依据不充分，应予驳回，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闽06民终79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洪福 审判员  王泰峰 审判员  徐鸿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洪小凡 书记员姜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