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7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系上诉人王某1哥哥），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4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钦，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于越中路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600002582606M。 负责人：蒋某，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3、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9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3、王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王某3、王某1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王某2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涉讼房屋（已拆迁）性质认定为朱杏花个人财产错误。1.涉讼房屋源于1964年由朱杏花、王张宝共同出资345元向傅某1购买所得，虽《分拆承买契约》的共同承买人员无王阿传，但当时朱杏花丈夫王阿传尚在世，因此朱杏花所拥有的涉诉房屋相应份额应由朱杏花、王阿传共有。故该房产应当属王阿传、朱杏花、王张宝原始取得。当时王张宝已是20岁的成年人，从事赚钱生计事务，并将赚得的钱物交与母亲朱杏花。当时王某2才15岁，未成年。1964年4月30日的《分拆承买契约》中明确载明承买人为朱杏花、王张宝，虽然该契约中有“分拆于朱杏花……”等字样，这是行文为省略需要所书或以朱杏花为代表或书写有误漏写王张宝。但最终落款承买人为朱杏花、王张宝。由此涉讼房屋应认定系王阿传、朱杏花、王张宝共同购买所得。一审对契约未认定王阿传、朱杏花、王张宝共同购买，笼统地认定从案外人傅某1处购买是不当的。2.1992年4月1日，绍兴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核发给朱杏花涉讼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在朱杏花申办该权证的资料《绍兴县地籍界址调查表》栏目“有何种权源资料”栏中载明“买契土地房产证摘抄村证明”。《绍兴县土地登记申请书》“地上物权属”栏目“本人”，“家庭人口”栏目三人改为一人。王张宝1968年8月离开富陵去浙江省长广煤矿工作，至1999年3月退休，期间一直在长广煤矿工作。1988年，王张宝的身份证登记落户已在长兴县。被上诉人王某2已从朱杏花户分户迁出，2003年后又迁入至富陵。该朱杏花申办土地权证资料客观反映了当时只能登记朱杏花的家庭人口为一人。朱杏花申领土地使用权证是一种既为本人申领和代王张宝申领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对此不能片面理解为只有朱杏花一人申领土地使用权证，也不能以此来否定王张宝共同出资购买房屋的事实，无证据证明王张宝放弃过涉诉房屋的权利。《物权法司法解释》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3.朱杏花、王张宝家为非农户，朱杏花也为非农户口。涉诉房屋是通过购买原始取得，不是以朱杏花户家庭人口为依据取得宅基地建房。这本质上不同于以家庭人口为依据取得宅基地建房。一审依据土地使用者登记为朱杏花，家庭人口1人认定涉诉房屋为朱杏花个人财产是不当的。上述阐述可见，涉讼房屋是王阿传、朱杏花、王张宝共同购买的房屋。朱杏花申领的土地使用权证即为本人登记，也是为王张宝代登记。因此，涉讼的房屋依法应当确认为系朱杏花、王张宝的共有房产。该房屋因拆迁所得的款项应归朱杏花、王张宝共同所有。二、一审认定，朱杏花所立代书遗嘱符合法定要件，并依据所谓“遗嘱”作出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不当。1.一审认为朱杏花所立“遗嘱”符合法定要件，仅仅是形式要件，从实质要件而论，朱杏花当时已经是90岁的老年人，公安户籍登记2007年死亡原因注明“老年痴呆症去世”，且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朱杏花当时有行为能力立遗嘱。该所谓的“房屋立嘱”的真实性值得怀疑。2.假如该“房屋立嘱”是真实的，朱杏花也不能在遗嘱中将与王张宝共有部分房屋一并处置给王某2所有。朱杏花只能遗嘱处理属于自己部分的房产。朱杏花遗嘱处理王张宝部分房产依法无效。3.在一审庭审中，仅有见证人俞某一人出庭出证，另一见证人王某3未出庭。而俞某在庭上陈述其是受被上诉人女儿王志英的要求去越城区城南的长城公寓王志英家中作代书遗嘱见证的，俞某并不认识立嘱人朱杏花本人，其只是根据王志英的要求代为书写了该份“房屋立嘱”，在书写好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捺印，然后又代立嘱人朱杏花签上名字后就离开了，至于另外还有没有其他见证人等签字捺印就不知道。朱杏花本人不会写字，在这种情况下，按手印便是朱杏花本人对遗嘱内容的确认。但代书人俞某、证明人王某3都未见朱杏花在遗嘱上按手印确认遗嘱内容。而一审既未对是否存在另一个见证人王某3其人进行审查，也没有对王某3有否在现场见证并签字捺印进行审查。因此，一审在未对“房屋立嘱”的相应有效要件进行实质审查，未查清代书遗嘱见证现场相关程序情形的前提下径行作出判决，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三、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一审认定“房屋立嘱”有效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相关规定。在一审判决后，上诉人联系到了另一见证人王某3并进行了通话录音。王某3陈述是因朱杏花本人要求其在一份纸上签字的，其也没看内容。同时，清楚说明当时还有其丈夫共三人在场并没有其他旁人了。那么，即使在该份遗嘱上两见证人都签字了，但并非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7条的规定，同时在现场见证代书遗嘱的订立，而是在不同的地点场合，不同的时间分别各自在“房屋立嘱”上签字。因此，该份代书遗嘱完全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相关规定，根本不具有有效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遗嘱继承部分“35.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方提交的遗嘱是继承法出台后订立的遗嘱。不符合继承法有关代书遗嘱二人在场见证的形式要件。这份遗嘱属无效遗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根本未对立嘱人朱杏花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代书遗嘱见证的程序规则和有效性进行实质审查，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严重不清，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严格审查本案，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 王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诉争房屋系朱杏花个人财产。房屋买卖发生时，王张宝系无业在家，1968年被上诉人参军后，王张宝被安排了工作，相关时间节点的事实在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临时工登记表内简历部分，清楚载明王张宝15岁至25岁在家无业，社会青年。一审中提交的调解书、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清楚地载明房屋买卖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诉争房屋系朱杏花个人财产，不存在代王张宝登记这一节事实。二、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应属合法有效。1.朱杏花具备行为能力。上诉人主张朱杏花患有老年痴呆，但其仅仅凭借一份公安户籍登记信息，并没有诊断记录或医院病历等。首先，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户籍登记信息，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提供与其记载不一致的户口登记表，户口登记表才是被上诉人直接向村委工作人员报告后登记的，上面并无老年痴呆症的标注。再者，立遗嘱的时间是在2006年2月，朱杏花死亡是在2007年4月，这两者本身也存在时间先后。一审中，遗嘱的代笔人俞某在一审中陈述，朱杏花神志清楚，具备行为能力。2.遗嘱确实存在瑕疵，遗嘱上朱杏花的名字是由代笔人俞某所书写的，这是因为朱杏花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能由代笔人代为书写。但为了表明遗嘱系其本人意思表示，其在遗嘱上按了手印。遗嘱有代笔人、见证人，代笔人、见证人的签字和手印都是真实的。代笔人和见证人均认可系受朱杏花的要求在这份遗嘱上签字。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另一份2003年由朱杏花出具的遗嘱，两份遗嘱中对于继承内容的变动体现了老人的心路历程和晚年生活。百善孝为先，两上诉人的父亲即被上诉人的哥哥去世后，老人一直由被上诉人王某2一家照顾，2003年更是直接接到被上诉人居住的漓渚一同生活。从一审庭审时的上诉人方陈述可知，上诉人方连朱杏花的死亡时间都不清楚，爷爷王阿传的名字也记错了，甚至在上诉状上没写对老人的去世年份，把2007年写成了2017年。2006年的遗嘱，并不是单纯的分配房产，从内容上看，更接近于一份遗赠扶养协议。被上诉人王某2有义务承担朱杏花的生活费及医疗费，并承担丧葬和祭祀事宜，在朱杏花去世后再将房屋给王某2。被上诉人王某2履行了为其母亲养老送终的全部义务，承担了老人晚年的生活和身故后的一应事宜，并非单纯的从老人处获得了遗产。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全部诉请均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辩称，案涉房屋确权和安置是基于一审提交的朱杏花名下相关土地登记和房屋登记信息，原审第三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立嘱》只进行了书面审查，相应拆迁合同已经签订，拆迁款已全额发放，要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判决。 王某3、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二原告享受拆迁权益各占1／4，两原告各计257877元（以实际为准）；2.判令被告王某2直接向二原告支付上述拆迁款（庭审中变更）；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朱杏花与王阿传（音）育有二子，即二原告父亲王张宝、被告王某2。王阿传（音）于60年代去世，王张宝于2000年1月14日去世，朱杏花于2007年4月1日去世。朱杏花于1992年4月1日申领登记了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位于，地号为286，土地使用证号为7243，建筑占地42.44平方米，家庭人口1人。2006年2月1日，朱杏花立下房屋立嘱一份，内容为：房屋立嘱人朱杏花，系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富陵村居民。在富陵袜溇底有房屋壹楼壹底外加灶间。我生有儿子，长子王张宝次子王某2，长子王张宝于1999年12月病故。我今年九十岁了，年老体弱，有长期有病，是从长子王张宝病故后，所有的一切的生活费全部由次子王某2承担，由于我生活不便，2003年开始就住在次子家中，从此我的日常生活和护理全部由次子王某2及其媳妇照顾，就现在我的身体状况，特立嘱如下：一、本人由次子王某2抚养直至去世，在期间的生活费和生病期间的医疗费均由王某2负责，二、本人去世后的丧葬费用和祭祀费用也由王某2承担，三、本人去世后，我富陵袜溇底壹楼壹底外加灶间的产权全部归王某2所有。该房屋立嘱落款处由代笔人俞某签字、证明人王某3签字捺印、立嘱人朱杏花在其名字处捺印。现上述土地上的房屋已被拆迁，被告王某2就上述房屋拆迁与第三人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并已领取了拆迁补偿款1031508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被拆迁的房屋性质。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原该房屋系从案外人傅阿耘处购买，后朱杏花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者登记为朱杏花，登记时记载家庭人口1人，应为朱杏花个人财产。关于2006年2月1日的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遗嘱形式要件的目的是确保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真实，被继承人朱杏花在遗嘱上只捺印而无签名，在形式要件上有所欠缺，但根据代笔人俞某的陈述，可以确定遗嘱系立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有另一名见证人在场，该代书遗嘱符合法定要件，同时亦无证据证明朱杏花此前患有老年痴呆症，对该代书遗嘱的效力该院予以确认。综上，案涉房屋的拆迁权益应当归被告王某2所有，原告认为案涉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遗嘱系无效遗嘱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3、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42元，由原告王某3、王某1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王某3、王某1向本院提交：1.傅某2自述材料及身份证复印件共一张，证明王张宝和朱杏花共同购买了房屋且当时王张宝有经济能力。2.浙江省省属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审批核定表三张，证明王张宝1968年到1999年一直生活在浙江长兴，这套房子自王张宝去煤矿工作和王某2去当兵后就登记为一人。3.临时工登记表一张，补充说明里第一点可证明爷爷王阿传还在世，案涉房子是王张宝和朱杏花原始取得的，当时朱杏花的份额是属于朱杏花和王阿传共有。4.录音光盘一张及文字整理材两张，证明王某3和俞某没有共同在场见证遗嘱的签订，也都没有亲眼看到朱杏花捺遗嘱上的手印。 被上诉人王某2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确认出具人傅某2的身份，其签字和1964年分拆契约上的签名有区别，对内容也有异议，实际房屋权属来源是1963年的调解书，是向王亭姑购买的，因此傅某2对房屋取得的描述有错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于权属的认定以土地登记表的记载及一审认定为准。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王张宝个人简历中描述购买房屋时为在家无业。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份遗嘱就是朱杏花要求俞某按照其要求写的，按照王某3的陈述，这份遗嘱也体现了朱杏花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质证称，对证据1的相关事实不清楚，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证据2、3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原审第三人只是书面审查，是否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由法院核实。 被上诉人王某2向本院提交：5.附注原件一份，来源于二审受理后被上诉人在家里翻找朱杏花遗物发现，出具的日期1963年10月12日即调解书日期，约定内容是朱杏花将当时由其居住的王亭姑卖给傅某1的房屋交付给傅某1的约定，即在房屋买卖时就约定了房屋腾空时间，证明该房屋是1963年10月12日由朱杏花通过法庭调解买入。 上诉人王某3、王某1质证称，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原件；房屋登记是依据1964年4月30日签订的分拆承买契约，而1963年10月12日的调解书涉及的是王亭姑卖给傅某1的三间房子，调解书的实质是三方重新确定王亭姑卖给傅某1，傅某1再分一间给朱杏花的情况。如果王某2认为王张宝没有权利，但作为买卖契约的重要人王亭姑也没有出现在调解书里，朱杏花去是代表了朱杏花和王张宝的，当时调解不像现在是都要到场的。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质证称，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对因为朱杏花如何取得房屋并不知情，要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上诉人王某3、王某1向本院申请证人傅某1、傅某2出庭作证，傅某1、傅某2系案涉《分拆承买契约》的房屋出卖人、中证人。证人傅某1陈述案涉房屋是57年前其卖给王张宝和朱杏花的，王张宝当时做小生意，购房款是王张宝和朱杏花拿出来的，朱杏花当时年纪大了，当家的是王张宝，都是王张宝弄的。证人傅某2陈述王张宝小学毕业就晚上做爆米花和白天卖蒲瓜，朱杏花曾告诉其购房款大部分是王张宝出的，小部分是朱杏花攒的，房屋购买时，朱杏花的丈夫王阿传在杭州年糕店做临时工。 上诉人王某3、王某1质证称，对傅某1、傅某2的证人证言没有意见，案涉房屋是朱杏花和王张宝共同购买，王张宝毕业后到煤矿之前做小生意维持生计。 被上诉人王某2质证称，对傅某1的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一审中对分拆承买契约进行了认可和认定，分拆承买契约中两点和证人证言陈述不一致，分拆承买契约中已经载明房屋购买价款345元是朱杏花交给王亭姑收契，房屋买卖时间不是分拆承买契约的1964年4月，而证人陈述下半年即1963年10月份，由此可知对于款项及权属来源进行了明确约定的是1963年的调解书。对傅某2证人证言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傅某2陈述由法院和大队组织的调解，也就是说调解书是朱杏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基础，分拆承买契约是在互相有纠纷提出要出屋以后双方对各自向王亭姑购置的房屋权属进行明确的事实；包括对于款项交付等均在该契约中进行明确描述，傅某2对于款项的交付记不清了，但对款项来源却记得很清楚，不符合常理，仅此陈述不能证明款项来源。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傅某2自述材料属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该自述材料的证明力不作认定。被上诉人王某2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3、4的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因上诉人王某3、王某1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明调解书签订当天，亦约定了朱杏花户的出屋（搬迁腾空）时间。证人傅某1、傅某2的证人证言陈述购房款系朱杏花和王张宝给付，认为案涉房屋系卖给朱杏花和王张宝，属于傅某1、傅某2的主观判断，与1963年的调解书等书面证据存在矛盾之处，且未给予合理说明；傅某1、傅某2另陈述王张宝做小生意有出资，与证据3中王张宝个人简历中记载其“15-25岁在家无业”相矛盾，被上诉人王某2亦不认可王张宝当时已工作、有收入，故本院对傅某1、傅某2证人证言有关上述情况的陈述不予采信。上诉人王某3、王某1另申请向王某3、俞某调查代书遗嘱过程，王某3拒绝回复法庭提问，俞某已在一审中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原审第三人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另查明，案涉房屋系从案外人傅某1处购买；王阿传曾在杭州饮食店工作，1965年末退职回家。 本院围绕王某3、王某1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一、关于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问题。案涉房屋虽于1992年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并登记在朱杏花一人名下，但在对物权权属有争议的当事人之间，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权利只是法律上的“推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事实物权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该不动产权属登记有瑕疵，可以推翻上述法律推定。根据一审中的各方提交的1963年的调解书与1964年的分拆承买契约，案涉房屋系朱杏花从案外人傅某1处购买。王某3、王某1主张王张宝系承买人之一，本院审查认为，1963年调解书载明案涉房屋由朱杏花买入、落款当事人仅朱杏花一人，当日朱杏花与傅某1另签订有附注，约定出屋日期及部分财产归属问题；1964年分拆承买契约的行文亦载明案涉房屋由傅某1分拆与朱杏花承买；且案涉房屋购买时，王张宝年仅19、20岁，亦未分家立户，考虑当时农村社会的习俗，应认定案涉房屋系朱杏花购买。王阿传去世时间虽无法确定，但根据王某3、王某1提交的《临时工登记表》记载、各方当事人陈述及证人傅某2的证人证言，王阿传于1965年退职，故案涉房屋购买时，王阿传在世，朱杏花购入的案涉房屋应为朱杏花与王阿传的夫妻共同财产。二、关于朱杏花遗嘱的效力问题。王某3、王某1主张朱杏花2006年代书遗嘱的两名见证人未同时在场见证朱杏花立遗嘱的过程，代书遗嘱无效。本院认为，王某3、王某1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代书人俞某在一审中陈述“当时老太太神志很清”，其根据朱杏花的意思代书了遗嘱，朱杏花按了手印后俞某才走；且根据王某3、王某1提交的见证人王某3与王某3的录音，王某3陈述朱杏花明确向其表示因大儿子方不给她饭吃、不去看她，朱杏花要将房子留给二儿子，要求王某3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盖印。根据代书人俞某的证人证言与见证人王某3的录音，朱杏花遗嘱中要将其房屋留给王某2系朱杏花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朱杏花的遗嘱予以确认，朱杏花享有的房屋份额由王某2继承。三、关于拆迁款的分割问题。案涉房屋系朱杏花、王阿传共有，王阿传先于朱杏花死亡，因无证据证实王阿传生前留有遗嘱，且双方当事人陈述王阿传父母先于王阿传去世，故王阿传在房屋中享有份额，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朱杏花、王张宝、王某2继承。综上，王某3、王某1可继承王张宝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六分之一份额，折算成拆迁款即171918元。 综上所述，王某3、王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917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某2分别向上诉人王某3、王某1各支付拆迁款85959元； 三、驳回上诉人王某3、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084元，依法减半收取7042元，由上诉人王某3、王某1负担5868元，被上诉人王某2负担1174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536元，由上诉人王某3、王某1各负担4486元，被上诉人王某2负担2564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韦玮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娄皓宁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