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63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住所地义乌市城西工业区求真路城西冷库边。 负责人：何旗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佳莹，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义乌市义东路61号。 负责人：孙劲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献华，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雪梦，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义乌市城西街道伏龙山北路116号镇政府旁边。 负责人：陈惠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桦，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新天地厂）因与被上诉人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华隆公司管理人）及原审第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西街道办事处）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6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天地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改判确认华隆公司管理人与新天地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3条所涉款项4778819元及相应补偿762168.3164元，共计5540987.3164元归新天地厂所有；3.改判驳回华隆公司管理人的其他诉讼请求；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隆公司管理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新天地厂与浙**隆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合法有效，一审认定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自2008年2月2日起就存在事实租赁关系（口头约定），并在2008年3月4日对租赁的主要条款进行了书面确定（收条），房屋租赁合同生效。1.何姣英、何江丰、何旗峰的调查笔录及倒签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起始日期为2008年2月2日的原因。华隆公司于2008年初拟向银行贷款用于经营，遂委托浙江国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华隆公司所有的房地产（房产部分仅涉及10层的综合楼）进行抵押参考评估。此时，新天地厂已计划在华隆公司的土地上进行厂房新建、改造及设备安装等工作，原材料及产品已堆放至华隆公司仓库。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商定不能将新天地厂计划新建或改造的厂房纳入评估范围，并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约定由新天地厂承租华隆公司位于毛山背的厂房、土地，租赁期限为2008年2月2日至2028年2月1日，每年租金30万元，租金保持不变，于2014年8月底付清20年租金600万元。2008年3月4日，华隆公司出具收条对上述口头约定进行了书面确认。故2008年2月2日开始建立租赁关系是真实的，并非当事人的恶意串通或胡编乱造。2.何姣英、何江丰、何旗峰的调查笔录均明确租金为600万元，与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条相符。因时间间隔久远且经历厂房征迁、搬迁，新天地厂在一审期间并未找到收条，但对租金款项和期限的约定是明确的，即每年租金30万元、租期20年，总额600万元，与收条内容一致，进一步说明双方对租赁期限、租金总额及支付方式已于2008年形成合意。3.房屋租赁合同在2013年11月20日倒签，系因何江丰与何姣英是姐弟关系，一年30万元租金即使不按时支付，也未催讨。2013年，何江丰决定将新天地厂转让给何旗峰，何旗峰系何江丰的小舅子，与何姣英并非亲密亲属关系，何姣英遂要求付清租金。何旗峰支付租金后，为保障自身权益，要求在变更时与华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面确认租赁关系，故才有了2013年11月20日倒签的事实。4.一审对租用土地协议书、收款收据、收条、城西街道办事处情况说明、于宅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均予确认，结合上文内容、证人证言等，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新天地厂自2008年承租华隆公司厂房进行生产经营的事实。综上，房屋租赁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二、一审以合同日期倒签为由，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并判决合同无效，属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其一，倒签的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一审以倒签合同无效为由推论租赁关系不存在，违背逻辑。其二，合同是2013年倒签，此时华隆公司未出现经营恶化的现象，距离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华隆公司破产清算案，亦相隔三四年之久，并未损害华隆公司债权人利益。此外，2013年何旗峰履行了租金支付义务，是增加华隆公司资产的行为，对公司债权人有利。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华隆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仅能证明倒签合同，以及何旗峰、何江丰、何姣英的陈述存在差异，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新天地厂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租金交付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租赁关系的真实性，不能仅以亲戚关系和相关人员因时间久远导致陈述不清而轻易否认该事实。另，证人在一审中能从容、详细地回忆起十年前的细节，一审却以与常理不符为由，否认证言的证明效力，逻辑前后矛盾。此外，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一审未当庭向新天地厂释明。如二审确认合同无效，新天地厂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要求新天地厂返还财产。三、一审未查明华隆公司管理人主张的征迁补偿款的计算依据，属事实认定不清。华隆公司管理人诉讼请求三中的相关补偿计算有误。根据收购方案，一次性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等相关补偿应以被收购房屋评估总价值为基数计算。根据义乌市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2017）义众正评字第0400007-3号评估报告，争议部分的被收购房屋评估总价值4591375.4元（已扣除搬迁费187443.6元），华隆公司管理人以4778819元（含搬迁费）为基数计算相关补偿，没有事实依据。另，一审未查明华隆公司管理人所提诉讼请求四中的征收款及相关补偿款的计算依据，未核实请求权基础、款项组成及各项补偿金额对应的具体内容。四、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认定综合楼之外的其余建筑均为新天地厂建造，应改判诉讼请求三中的征迁补偿款（对应协议书第三条的款项）归新天地厂所有。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第一条、第四条，可以明确租赁物现状仅有综合楼一幢；如遇拆迁，乙方建筑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归乙方所有。新天地厂在一审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建造事实，诉讼请求三中的征迁补偿款应归新天地厂所有。一审法院未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厂房配电工程设计施工图作出认定，遗漏关键证据，以致错误认定新天地厂是2013年11月20日后才在华隆公司厂房内开展经营。五、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华隆公司管理人也无权撤销协议书，无权要求新天地厂返还征迁补偿款（对应协议书第二条的部分款项）。其一，即便认定不存在租赁关系，华隆公司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也已超过一年，撤销权消灭。在新天地厂诉华隆公司取回权纠纷一案【（2018）浙0782民初1398号】2018年3月21日的庭审中，华隆公司管理人明确主张房屋租赁合同系倒签，合同无效，应认定华隆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3月21日知道或应当知道重大误解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其于2019年3月25日起诉，已超过一年，撤销权消灭。其二，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补偿款7923571.05元，是新天地厂租赁于宅村及村民土地（非华隆公司土地红线内）建造建筑物的补偿，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的标的。即便认定合同无效，也不应判令新天地厂返还该些建筑物的补偿款。其三，2017年9月30日，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管理人分别与城西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收购协议。新天地厂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城西街道办事处根据调查所做的对属于新天地厂拆迁补偿款的分配约定。城西街道办事处未对收购协议提出异议，在协议未被撤销的情形下，华隆公司管理人无权要求新天地厂返还款项。综上，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房屋租赁合同与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新天地厂的建造事实证据充分。 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新天地厂主张其与华隆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租赁关系的理由不成立。首先，2008年2月2日时间点存疑。即便如新天地厂所述其在一审期间未找到收条，既然收条遗失了，在距离2008年2月2日5年半之久的2013年11月20日倒签租赁合同时，怎能对具体日期即2月2日的起算时间，记得如此清楚。新天地厂在一审多次开庭中对支付600万元租金的陈述前后矛盾，称记不清楚。新天地厂对该大额支付记不清楚，却对建立租赁关系的起始时间记得如此清楚，不符合常理。对此，新天地厂可主张收条是在2013年11月20日合同倒签后遗失。假设租赁合同是在新天地厂经营者变更为何旗峰时倒签，根据工商登记，新天地厂的经营场所是案涉厂区，备案的房产证是案涉厂区房产证，但备案的租赁合同并非该倒签的合同。既然双方已签订了租赁合同，却不用该合同进行登记备案，不符合常理。另外，收条记载租金在2014年底前付清，补签的租赁合同约定在2014年8月底前付清。新天地厂称补签合同是为保障自身权益，则为何要将付清租金的时间提前。此外，根据何旗峰在此前案件庭审中的陈述，其在2013年3月26日、4月1日、6月8日先后转账100万元、75万元、300万元，截至2013年11月20日，新天地厂已支付了租金475万元。倒签的租赁合同中却未体现租金支付内容，仍写成租金600万元，这不利于保障何旗峰的权益，也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一审中何旗峰称其是新天地厂的经营者、实际控制人，何江丰只是在该厂帮忙、打工。则为何不按实际日期签订合同，却要倒签时间。根据华隆公司、新天地厂的会计徐跃芳的调查笔录，新天地厂的实际经营者一直是何江丰，新天地厂是华隆公司的关联企业。基于上述诸多的不合常理之处，落款于2008年3月4日的收条，真实性存疑。另，新天地厂主张的倒签租赁合同的原因不成立。事实上，该租赁合同的补签时间无法明确。基于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的关联关系，租赁合同是双方恶意串通形成，属无效合同。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二、根据何姣英在2017年4月25日接受管理人调查时的笔录，华隆公司在2012年12月即因两链危机出现了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资不抵债的情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破产原因。从债权申报情况来看，自2012年底开始，华隆公司、何姣英的金融借款全面逾期，无法偿还，并在2013年、2014年进行了大量民间借款，在2014年3月还涉及杭州合港集资诈骗案件。在这些金融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何江丰、何小群等人的身影。事实上，何姣英、何江丰、何小群等作为亲密亲属，经济活动高度混同。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仅是其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外壳。这些行为极大地侵害了华隆公司的债权人权益。根据破产法规定，管理人有权追回相关财产，有权向新天地厂主张协议书第二条部分款项。三、在2018年3月21日庭审中，华隆公司管理人是合理怀疑租赁合同倒签，并不明确该事实。前案2018年5月31日庭审后，一审法院向金华市印章治安管理系统查询案涉印章情况，证实租赁合同是倒签的。管理人从一审法院取得该证据后，即于2019年3月25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管理人有权撤销协议书。四、关于争议部分的计算问题。争议部分作为案涉厂区的一部分，应归华隆公司所有。新天地厂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从华隆公司厂区搬走不属于其的财物，我方保留向新天地厂主张返回物品的权利。新天地厂无权向我方主张搬迁费用。五、新天地厂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华隆厂区除综合楼以外的其他建筑物是其建造。根据历年航拍图显示，案涉厂区自2007年至2017年，主体建筑物构成基本没有变化，仅有部分建筑物存在整修、改造、添附情况，而新天地厂因其生产经营需要对厂房进行整修、改造、添附亦属正常。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整修、改造、添附使得厂房增值部分，应归产权人华隆公司所有。六、收购协议是在协议书基础上签订，这从协议书的见证方是城西街道办事处、两份收购协议的范围系以协议书为基础可以看出。城西街道办事处与新天地厂签订的收购协议是基于协议书，现协议书应被撤销部分内容，收购协议对应内容也应一并撤销。另，一审已确认房屋租赁合同是恶意串通签订，一审仅对375万元所谓租金支付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新天地厂实际控制人何江丰与何姣英的亲密关系，该375万元是租金还是走账款，无法确认。如二审确认该款是租金，新天地厂可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原审第三人城西街道办事处述称，北外附属学校工程征迁涉及本案厂房区域，双方对部分建筑物的权属有争议。为加快房屋收购的进程，2017年9月30日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管理人签订了协议书，明确没有争议的部分，由我方先行支付，有争议的部分，待双方协商一致或法院生效判决后再支付。在此基础上，城西街道办事处与双方签订了收购协议，并支付了相应款项。待款项归属及处置方式明确后，我方即会支付相应款项。 华隆公司管理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签订的落款于2008年2月2日《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撤销华隆公司管理人与新天地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三条；3.确认华隆公司管理人与新天地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所涉款项4778819元及相关补偿793283.95元共计5572102.75元归华隆公司所有。4.判令新天地厂返还华隆公司管理人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二条所涉款项中的建筑物征收款3113415.97元以及相关补偿款1315312.79元共计4428728.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隆公司因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经债权人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裁定受理华隆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义乌分所作为华隆公司的管理人。管理人接管华隆公司后接到城西街道办事处通知，华隆公司位于城西街道毛店山背厂区因北外义乌项目被纳入征收范围。管理人进场后发现华隆公司位于城西街道毛店山背厂区一直由新天地厂占有使用，即发函要求新天地厂腾空。新天地厂主张与华隆公司存在租赁关系，提供一份2008年2月2日由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同时主张华隆公司厂区多处建筑由其建造，进而主张本次征收补偿款。管理人对该情况展开调查，何姣英、何江丰、何旗峰三人均陈述该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于落款日签订，双方存在真实租赁关系。管理人就该情况向一审法院汇报后，该院也就此事对何姣英、何江丰、何旗峰等人做了调查笔录，何江丰在调查笔录中多次陈述该房屋租赁合同形成于2008年2月2日，没有补签的情况，新天地厂的负责人何旗峰也在调查笔录中明确该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事后补签的情况。何姣英也称存在租赁关系，房屋租赁合同是在2008年签订的。基于以上调查结论，管理人就本次征收事宜与新天地厂达成初步协议，双方于2017年9月30日在第三人城西街道办事处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约定“1、归属华隆公司房屋总价值补偿款及搬迁费为25423086.88元（详见评估报告）。此款项由城西街道办事处划入华隆公司管理人指定账户。2、归属新天地厂房屋总价值补偿款及搬迁费为7923571.05元（详见评估报告）。此款项由城西街道办事处划入新天地厂指定账户。3、甲、乙双方存在争议的房屋总价值补偿款及搬迁费为4778819元（详见评估报告）。此款项由义乌市人民法院冻结，暂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甲、乙可凭双方达成一致的书面意见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支取。4、相关补偿、补助、奖励等费用暂按上述1、2、3房屋总价值补偿款的比例处理：属于对应上述第1、2部分的先分配给甲方、乙方；属于对应上述第3部分的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其最终的分配参照上述第3部分实际支取的房屋总价值补偿比例进行分配。甲、乙双方如有异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新天地厂于2018年1月15日、2018年5月4日就征收款事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该院到有关部门调取了华隆公司历年的工商登记资料，公章使用情况资料以及涉案厂区历年航拍图，发现房屋租赁合同中华隆公司的公章系2012年10月31日经义乌市公安局审批后制作。另外，新天地厂还曾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一份情况说明（由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于2010年10月12日联合出具），载明涉案厂区除综合楼之外的其他建筑、附属设施以及绿化等都是新天地厂建造的。此情况说明上华隆公司的公章也系2012年10月31日经义乌市公安局审批后制作。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有三。争议焦点一：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现有华隆公司工商登记备案信息、华隆公司2010年的诉讼材料、金华市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打印件均能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并非签订于2008年2月2日，而新天地厂的负责人何旗峰、利害关系人何江丰、华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姣英在一审法院的一再询问下均陈述合同签订于2008年2月2日，且何旗峰明确表述不存在倒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该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基于新天地厂存在隐瞒情况，致使华隆公司管理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协议书，华隆公司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可行使撤销权。故华隆公司管理人有权请求撤销协议书第2、3条。争议焦点二：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是否存在租赁关系？新天地厂在2013年11月20日在华隆公司厂房内开展经营是事实，但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应由相关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凭证来证明，现新天地厂仅提供了无效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2013年支付的375万元租金支付凭证，该租金支付的时间在其所谓的实际承租后五年之久，且支付金额一次性达75万元、300万元之多，经手人又为何江丰的妻子何小群，与日常租赁的交易习惯严重不符，新天地厂对于存在事实租赁关系的举证不充分，加之何江丰与华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姣英为亲姐弟的亲密关系，对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不予认定。争议焦点三：除综合楼以外的其他建筑物征收补偿款及相关补偿款的归属。根据历年航拍图显示，涉案厂区从2007年至2017年主体建筑构成基本没有变化，仅有部分建筑物存在整修、改造、添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新天地厂因其生产经营需要对厂房进行整修、改造、添附，其整修、改造、添附使得厂房增值的部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归属产权人即华隆公司。综上，华隆公司管理人诉请合法合理，予以支持。新天地厂就其抗辩，未提供充分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08年2月2日）无效。二、撤销华隆公司管理人与新天地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2条“归属新天地厂房屋总价值补偿款及搬迁费为7923571.05元（详见评估报告）。此款项由城西街道办事处划入新天地厂指定账户。”以及第3条“甲、乙双方存在争议的房屋总价值补偿款及搬迁费为4778819元（详见评估报告）。此款项由义乌市人民法院冻结，暂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甲、乙可凭双方达成一致的书面意见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支取。”三、确认华隆公司管理人与新天地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3条所涉及款项4778819元及相关补偿793283.95元共计5572102.75元归华隆公司所有。四、新天地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华隆公司管理人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2条所涉款项中的建筑物征收款3113415.97元以及相关补偿款1315312.79元，共计4428728.76元。案件受理费40902元（已减半），由新天地厂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新天地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收条二份，证明华隆公司于2008年3月4日收到新天地厂租金11万元；何江丰支付租金中的2万元与2008年3月4日收条对应的事实。 2.供电方案通知书、担保书、新装（增容）现场查勘单、客户受电装置图纸审阅意见单、新装（增容/增装）受电工程竣工报验单、客户受电装置图纸送审单、非居民用电生活用电客户登记表各一份，证明自2008年起，新天地厂承租华隆公司厂房的事实；通知书的客户用电申请概况和查勘单的行业类别均写明系日用塑料制造，结合华隆公司的经营范围，足以证明在申请时，新天地厂已承租华隆公司厂区进行生产经营的事实；担保书中，华隆公司再次对新天地厂的承租事实予以确认，结合收条内容，足以认定华隆公司与新天地厂已就房屋租赁、租金及租期等进行了约定，事实租赁关系已经成立的事实，并能与2013年倒签的房屋租赁合同相印证；上述证据结合新天地厂在一审中提交的该厂营业执照，足以证明自2008年，新天地厂持续租赁华隆公司厂房进行生产经营的事实。 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凭证二份、何姣英转账给华隆公司的租金打款记账凭证五份，证明2013年3月26日何旗峰支付房屋租金200万元，结合一审提交的375万元及二审收条的11万元，共支付租金586万元，外加支付少量现金，已按约支付了600万元租金；何姣英账户与华隆公司账户混同使用，且汇款时间、总量能与何旗峰的汇款相对应，证明何旗峰汇付何姣英的款项是支付租金。 4.租金收款收据一份，证明于2012年12月11日收到新天地厂缴纳的2011—2012年的厂房租金2200元；结合新天地厂在一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与一审证人证言、其他收款收据相佐证，证明自2008年起，新天地厂陆续在的土地上建造或改造厂房用于生产经营，租金已支付至上述厂房被征迁时止的事实。 5.结算单一份，证明与毛协江的证言相佐证，结合其他证据，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6.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明2013年11月20日，新天地厂已转让给何旗峰。 7.收购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协议是城西街道办事处与新天地厂签订，城西街道办事处未主张撤销的事实。 8.何姣英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新天地厂承租房屋后进行的翻新和重建，经过华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可。 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质证认为，证据1，对2008年3月4日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经办人签名，华隆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姣英与何江丰系姐弟关系，何江丰可随意控制华隆公司的公章，不排除伪造的可能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张高良的收条，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只能证明新天地厂在城西街道毛店山背经营的事实。证据3，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如此大额的汇款，未备注汇款用途，汇款后，何旗峰亦未要求华隆公司或何姣英出具收据；两笔汇款的经办人是何江丰的妻子何小群，表明何旗峰的账户是何江丰控制，而何姣英与何江丰是姐弟。在2013年华隆公司已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如该二笔汇款是支付租金，汇款时不可能不备注用途，也不可能不要求华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华隆公司的内部记账凭证应依法移交给破产管理人，而新天地厂却掌握华隆公司该等核心资料，证明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高度混同；何姣英是华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财务高度混同，何姣英汇给华隆公司的款项，用途均备注“货款”，2013年华隆公司已发生了破产原因，债权人共800多人，在如此复杂的债权债务面前，该款如是租金，何姣英不可能不注明。证据4，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缴款人是何江丰，并非新天地厂，即使该证据属实，也只能证明何江丰向交付租金的事实。证据5，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系案外人毛协江单方制作，未经过华隆公司的确认，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2013年华隆公司已发生破产原因，何江丰作为华隆公司的担保人同时陷入了债务危机，该转让是为了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的行为。证据7，对真实性无异议，签订收购协议的基础是双方之前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对权属划分有误，华隆公司管理人因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收购协议处分了华隆公司的财产，在协议书被撤销的前提下，收购协议相关内容应一并撤销。证据8，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存疑，何姣英在一审法院及华隆公司管理人处做了多次笔录，前后反复，且与何江丰、何旗峰等人的陈述存在矛盾，结合何姣英、何江丰的姐弟关系，对何姣英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存在高度怀疑，无法确认内容的真实性。原审第三人城西街道办事处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证据6均不知情，无法确认证据的三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收购协议是依据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管理人之间的协议，并结合评估结果签订；证据8，对何姣英在情况说明中所述情况不清楚，无法确认内容的真实性。 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何姣英调查笔录、信达资产公司债权申报资料（原债权人工行）、信达资产公司债权申报资料（原债权人农行）、桂林债权申报资料、施祖义债权申报资料、施文颖债权申报资料、许红债权申报资料、（2017）浙0782破4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01刑初字54号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华隆公司自2012年开始陷入经营困难，发生破产原因的事实；华隆公司2013年开始金融债权全面逾期，并进行大量民间借贷的事实；何姣英、何江丰、何小群等人作为亲密家属关系的经济活动高度混同，以及其名下公司的经济活动也高度混同的事实。 2.新天地厂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一份，证明新天地厂于2013年11月20日成立登记时提交的租赁合同并非是所谓补签的落款于2008年2月2日合同的事实；落款于2008年2月2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并非2013年11月20日补签的事实。 3.代理词一份，证明华隆公司管理人在2018年3月21日庭审中主张房屋租赁合同倒签，系基于合理怀疑，并非有确凿证据，相关证据是一审法院在2018年5月31日开庭后向相关部门调取。 4.何江丰尾号6111账户流水信息、何旗峰尾号1911账户流水信息各一份，证明何旗峰于2013年3月26日支付给何姣英的所谓“租金”系从华隆公司流出，经何江丰账户走账后到达何旗峰账户的事实。 5.何旗峰尾号1911账户流水信息、龚红兴尾号8417账户流水信息各一份，证明何旗峰于2013年4月1日支付给何姣英所谓的75万元租金系何小群支付，且华隆公司通过龚红兴账户将上述“租金”流回何小群账户的事实。 6.何江丰尾号6111账户流水信息、龚红兴尾号8417账户流水信息、何旗峰尾号1911账户流水信息各一份，证明何旗峰于2013年6月8日转给何姣英的300万元，系华隆公司流出，通过何江丰、龚红兴、何旗峰账户走账的事实。 7.龚红兴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龚红兴尾号8417账户在2012年—2014年间系由何小群等人实际控制的事实。 证据4至证据7共同证明何旗峰支付给何姣英的575万元，出处均系华隆公司的事实。 8.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原义乌市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评估背景、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论出具的原则。建筑物附表是当时的评估人员绘制，标明具体建筑物的坐落及三份评估报告的总范围。 对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新天地厂质证认为，证据1，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法判断，是何姣英在管理人处做的调查；对其他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民事裁定书，法院认定破产的标准是信达资产公司经法院判决的债权到期未执行，即使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华隆公司存在未及时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也不必然得出该公司资不抵债，作为原债权人的银行均未申请强制执行。何江丰与何姣英存在担保等经济活动，但是根据转让协议，自2013年11月20日起，新天地厂的经营者已变更为何旗峰。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租房协议下方括号内载有“仅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证使用”的内容，从条款的简单性、租金的不合理性，可以看出这是为了方便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证而临时提交，也正因此，新天地厂未向法院提交。其他材料恰证明何旗峰从此时开始成为新天地厂的经营者。证据3，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并不要求特定的证据或时间。华隆公司管理人已主张房屋租赁合同倒签，应认定达到了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标准。证据4至证据7，上诉人新天地厂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如核实无误，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庭审中，华隆公司管理人未要求庭后补充提交新证据，该些证据系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不宜作为证据被采纳。转账记录形成于2013年，并非难以取得或庭后新形成的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不应作为证据被采纳。若法院认为该些证据可以被采纳，就关联性和合法性，质证如下：证据4，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何江丰一直与华隆公司存在担保、借款等款项往来，2013年3月20日有两笔与华隆公司的款项往来；何江丰系华隆公司的债权人，且债权已被确认。何江丰与华隆公司存在款项往来不能说明“租金”走账的事实。何江丰一直在何旗峰的厂里做事，二人的款项往来注明是“进聚丙烯原料”，是正常款项往来，且在公司账册上予以体现，并非所谓的“走账”。证据5，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何小群与何旗峰是姐弟关系，且何小群是新天地厂的财务，何小群与何旗峰之间的款项往来，与何旗峰向华隆公司支付租金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华隆公司管理人所谓的“75万系何小群支付”有误。龚红兴的妻子何英群从事销售日用品的工作，何小群作为亲姐妹帮其做账，才掌握龚红兴的银行卡及密码。龚红兴账户内的款项，何小群作为流动资金支取，是何小群与何英群之间款项授权分配的自愿行为，与本案无关。证据6，质证意见同证据4、5，何江丰、龚红兴与华隆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何旗峰支付租金的行为，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何江丰、何旗峰没有指示交付或者其他关于租金支付的约定，故本案租金支付，与其他主体间的款项往来没有关联性。证据7，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华隆公司管理人的证明目的。龚红兴在笔录中称何旗峰“现在有一个工厂...那个厂应该是何旗峰的...”；“卡是在财务何小群那里的”、“我搞运输的，卡放何小群那里请她帮我做下账的”，可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综上，2013年时，新天地厂及华隆公司均运行良好，没有其他业务往来，何旗峰依据合同支付租金。至于租金的来源、华隆公司与案外人的款项往来，与房屋租赁关系中的租金支付无关。退一步讲，租金的支付、华隆公司收款后将资金转给他人，他人转给何旗峰等，均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致，是正常的资金往来行为，并无不当。证据8，对情况说明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三份评估报告的制作情况与情况说明记载的一致；生产车间内循环水池位置不在建筑2内，循环池是在地下；对附图中记载的建筑物具体位置无异议。原审第三人城西街道办事处质证认为，对证据1—3不知情，未参与。对证据4—7，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对该些证据不知情，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8，有关评估鉴定的内容，以评估报告为准。对华隆公司和新天地厂的内部情况，如内部管理及其他关系，不清楚。 原审第三人城西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案所涉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的有争议部分征收补偿款（含相应的奖励、一次性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5530197.3164元。已支付新天地厂总费用为8533948.66元。待定未支付费用具体为：1.房屋及附属设施等：4526375.4元；2.搬迁费：252443.6元；3.相应奖励及一次性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4526375.4元*0.166=751378.3164元。总计：5530197.3164元。对上述情况说明，上诉人新天地厂、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均予认可。 二审期间，本院向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调取清单五页、树木勘查记录表二页、照片打印件五张。针对该些材料，上诉人新天地厂认为，对清单、树木勘察记录表、照片打印件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清单内容，根据管理人向评估人员的了解，三份评估报告的内容均在该清单上，清单系新天地厂提供。据评估人员称，三份评估报告最终是城西街道确认后才出具，评估时是何江丰、城西街道工作人员陪同评估人员到现场，主要由何江丰介绍相关建筑及附属设施，并大致告知归属。针对树木勘察记录表，据评估人员称当时在现场清点过。对照片打印件及建筑物区分以及总厂区范围，无异议。原审第三人城西街道办事处认为，有关评估鉴定的内容，以评估报告为准。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上诉人新天地厂提交的证据，证据1，落款日期为2008年3月4日的收条，虽载有收到11万元租金，以及年租金、租期等内容，但这与新天地厂在其与华隆公司取回权纠纷一案2018年5月31日庭审中陈述的以现金方式向何姣英支付租金，大家互相信任，未出具收据，以及新天地厂在2018年9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的“当时并未签署书面的租赁合同，是口头约定了相关事宜，包括租赁范围、租期、租金等”的内容相矛盾，且在此前双方就案涉征迁款项发生的多次诉讼中，新天地厂均未提及该收条的存在，这亦不符合常理。综合考虑华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新天地厂负责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新天地厂及相关人员在此前诉讼中的行为表现等因素，在现无其他足以佐证的证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对该收条所提异议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3、6、7，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是义乌市经济合作社统一收款收据原件，本院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是案外人毛协江制作的单据，经计算，金额合计24.82万元，一审在卷有毛协江制作的另一份单据金额合计23.2万元，二份单据共计48万余元，与毛协江在一审作证时述称的粉刷款差不多20来万元，存在较大差距。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被上诉人华隆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确认。关于城西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的案涉有争议部分的征收补偿款5530197.3164元（含相应的奖励、一次性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具体为：1.房屋及附属设施等：4526375.4元；2.搬迁费：252443.6元；3.相应奖励及一次性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4526375.4元＊0.166＝751378.3164元。总计：5530197.3164元。城西街道办事处已支付给新天地厂的总费用是8533948.66元。再查明，2009年7月14日航拍图中的建筑是案涉华隆公司厂区内原有建筑。2010年2月份，新天地厂占有使用案涉华隆公司厂区。案涉评估报告中建筑1至建筑7的具体位置，即本院向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调取的照片打印件中标识的位置。其中建筑1、2系跨红线建筑，建筑3及其边上的外钢棚、建筑4在红线之外。建筑2的钢棚、建筑3及其边上的外钢棚是新天地厂占有使用华隆公司厂区期间新增。该外钢棚即（2017）义众正评字第0400007-3号评估报告所附勘估表第52项外钢棚。（2017）义众正评字第0400007-2号评估报告勘估表中“绿化树木”栏第44、45、48、53-59项树木种植在土地上（即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调取的照片打印件中标识的“菜园”区域）。何姣英在2017年4月25日接受华隆公司管理人调查时称华隆公司在2012年12月份因担保链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再查明，何小群是何江丰的妻子，龚红兴的妻子何英群与何小群、何旗峰是姐弟关系，何姣英与何江丰是姐弟关系。1.2013年3月26日，何旗峰农行账户（尾号1911）向何姣英农行账户汇款两笔，金额均为100万元，银行卡取款凭条“客户签名”栏载明的经办人是“何小群”。同日，何姣英账户向华隆公司账户汇款150万元、20万元，银行交易回单的“交易用途”栏均备注为“货款”。另，2013年3月20日，华隆公司向何江丰账户（尾号6111）汇款6万元、200万元，均备注“货款”。同年3月26日，何江丰账户（尾号6111）向何旗峰农行账户（尾号1911）转款200万元，备注“进聚炳稀原料”。2.2013年4月1日，何旗峰农行账户（尾号1911）向何姣英农行账户汇款75万元，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写有“租金”字样，“客户签名”栏载明的经办人是“何小群”。同日，何姣英农行账户向华隆公司账户汇款290万元、15万元，银行回单用途栏均备注为“货款”。2013年4月1日，何小群账户（尾号7670）向何旗峰农行账户（尾号1911）转款75万元。4月2日，华隆公司向龚红兴账户（尾号8417）汇款95万元。同日，龚红兴账户（尾号8417）向何小群账户（尾号7670）汇款13万元、21万元，摘要均备注“销货款”。4月7日，龚红兴账户（尾号8417）向何小群账户（尾号7670）汇款60万元，摘要备注“销货款”。3.2013年6月8日，何旗峰农行账户（尾号1911）向何姣英农行账户汇款300万元。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写有“租金”字样，“客户签名”栏载明的经办人系“何小群”。6月9日，何姣英农行账户向华隆公司账户汇款15万元，入账通知书附言栏备注为“货款”。另，2013年6月5日，华隆公司向何江丰账户汇款300万元，备注“货款”。6月7日，何江丰账户向何旗峰账户（尾号6874）汇款300万元，备注“进聚炳稀原料”。6月8日，因账号有误，该款被退汇。同日，何江丰账户又向何旗峰账户（尾号6874）汇款300万元，备注“进聚炳稀原料”。何旗峰账户（尾号6874）于同日向龚红兴账户汇入300万元，摘要备注“销货款”。后龚红兴账户向何旗峰农行账户（尾号1911）汇款300万元，摘要备注“货款”。针对前述款项往来，被上诉人新天地厂的负责人何旗峰在接受本院二审询问时称：其与何江丰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是何江丰销售新天地厂货物的货款，其中2013年3月26日何江丰汇付的200万元是其销售货物后积累的货款；6月8日汇付的300万元，其中约200万元是其向何江丰借的钱，其余是何江丰积累的货款，该二笔款项均用于向何姣英支付房租。何小群在2013年4月1日汇付的75万元是何江丰销售的货款；何小群有帮其做新天地厂的账。其与龚红兴没有经济往来，2013年6月8日转账给龚红兴的300万元，有可能是为了做银行流水而进行的走账；其不清楚与龚红兴账户之间的款项往来，账户是何小群管理，何小群知道银行卡密码，有可能是何小群操作转款。另，龚红兴在2020年2月25日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对稠州商业银行尾号8417账户在2013年4月2日与华隆公司95万元款项往来、在2013年6月8日与何旗峰300万元款项往来，均不知情，并非其操作转账；该银行卡放在何小群处，何小群知道密码；其及妻子何英群与何姣英、何江丰、何旗峰没有经济往来；其从事个体运输，业务主要通过现金结算，没有单笔上百万或几百万的货款往来。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落款时间2008年2月2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房屋租赁合同系倒签形成的事实清楚。新天地厂虽主张合同是在2013年11月20日即何江丰将新天厂转让给何旗峰时签订，但在新天地厂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也有一份华隆公司与何旗峰签订的租房协议，约定了租期1年、租金2万元等内容，如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是在新天地厂发生转让时签订，双方在可直接以该合同登记备案的情况下，却选择以一份不真实的租房协议备案，不符合常理。故，新天地厂主张的合同倒签时间存疑。另，落款时间2008年2月2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物现状是仅有综合楼一幢，新天地厂在上诉状中亦主张综合楼外的其余建筑均是其建造，但这与新天地厂负责人何旗峰在接受本院二审调查时陈述的2009年7月14日航拍图中的建筑均是案涉华隆公司厂区内的原有建筑，包括综合楼及边上的黑色二层建筑，综合楼前面的红瓦等建筑的内容相悖。因此，结合房屋租赁合同是倒签形成且倒签的时间存疑，以及合同内容与事实不符等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案涉落款时间为2008年2月2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再者，依据2017年4月25日何姣英接受华隆公司管理人调查时陈述的华隆公司在2012年12月份因担保链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的情况，该房屋租赁合同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可能性。综上，一审认定本案落款时间为2008年2月2日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无不当。至于新天地厂在二审庭审中提出的在房屋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要求华隆公司管理人返还财产的主张，因其未对返还财产的范围提出明确意见，同时新天地厂如对华隆公司享有债权，可以通过向华隆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等方式另行解决，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因华隆公司管理人对新天地厂占有使用华隆公司厂区的事实无异议，依据新天地厂提供的供电方案通知书、电费付款凭证等证据，结合何姣英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的陈述及其在二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认定2010年2月份新天地厂合法占有使用华隆公司厂区的事实。关于新天地厂占有使用华隆公司厂区期间建造、添附的建筑物问题。本案中，征收涉及的主建筑物是综合楼以及建筑1至建筑7。二审中，依据新天地厂负责人何旗峰在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的华隆公司厂区内原有建筑情况，并结合本院查明的相关建筑物的具体位置，可以认定综合楼以及案涉评估报告中的建筑1、建筑5、建筑6、建筑7系华隆公司厂区内原有建筑的事实。另，新天地厂与华隆公司管理人在二审中确认建筑3及其边上的外钢棚是新天地厂占有使用华隆公司厂区期间由新天地厂新建的事实。关于建筑2，双方对钢棚部分是新天地厂新建的事实无异议，对钢棚以外的其他部分，新天地厂虽主张也是由其建造，称建筑2原是人字结构，被征收时的建筑是其拆除原建筑后重建，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对新天地厂所提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针对新天地厂新建部分，华隆公司管理人虽认为建造资金有可能是华隆公司提供，但并无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建筑4，双方对该建筑位于华隆公司土地使用权红线图之外的事实无异议。依据一审在卷航拍图，自2010年3月18日航拍图开始，建筑4所在位置均呈现有较明显的蓝色区块，而2009年7月14日航拍图中未显示该情况，结合二审中新天地厂负责人何旗峰对该建筑建造情况作出了说明，而华隆公司管理人并无证据证明该建筑系华隆公司建造的情况，本院认为，新天地厂主张建筑4系其建造，较可信，故对新天地厂提出的相应征收补偿款归其所有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据建筑3及其边上的外钢棚、建筑4均位于华隆公司土地证记载的范围之外，且是新天地厂建造的情形，本院认定建筑3、建筑4的房屋补偿款，建筑3边上外钢棚的附属物补偿款，以及相应的房屋综合补偿款、补助与奖励归新天地厂所有。经核算，该部分归新天地厂所有的征收补偿款是414761.67元，包括：建筑3、建筑4的房屋补偿款344624元及房屋综合补偿款、补助与奖励57207.58元，建筑3边上外钢棚的附属物补偿款11089.27元及相应补偿、补助与奖励1840.82元。其中，对房屋综合补偿款、奖励及补助的计算，经各方当事人确认，系以房屋总价值为基数进行计算。建筑2的钢棚系新天地厂拆旧改建，结合何姣英在情况说明中表示新天地厂的改建行为是经过其与华隆公司同意的情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按照公平原则，本院酌定建筑2钢结构厂房的房屋补偿款由新天地厂、华隆公司管理人各半所有，即双方各分得473076元。另，建筑1、建筑2的砖混结构、建筑5、建筑6、建筑7的征收补偿款，包括相应房屋综合补偿款、补助与奖励归华隆公司管理人所有。关于双方讼争的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因现无充足证据证实系新天地厂占有使用华隆公司厂区期间添附，故新天地厂就该部分补偿款所提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讼争的绿化树木搬迁费的归属问题。根据本院向浙江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的调查，本案涉及搬迁的绿化树木主要分布在华隆公司厂区内、厂区西门口以及“菜园”区域。其中，经双方确认“菜园”位置系的土地，该区域的绿化树木是本案（2017）义众正评字第0400007—2号评估报告勘估表“绿化树木（搬迁费）”下的第44、45、48、53—59项，搬迁费合计202291.2元。对此，新天地厂主张的土地是其租用，并提供了何江丰与两委农户签订的租用土地协议书、收款收据等证据予以佐证。华隆公司管理人虽对新天地厂主张的租赁事实有异议，认为实际承租人有可能是华隆公司，何江丰只是经办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其该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结合“菜园”土地的租赁情况，新天地厂主张该区域内树木系其种植的事实可信，对其要求该部分绿化树木搬迁费归其所有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华隆公司厂区内及厂区西门口的绿化树木。结合2009年7月14日的航拍图，该些区域在航拍图中亦显示有绿植，新天地厂主张该些区域树木的搬迁费亦应归其所有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关于双方讼争的征收补偿款，其中案涉协议书第2条的款项已由新天地厂领取，依据上述本院对讼争征收补偿款的分析意见，并结合华隆公司管理人要求新天地厂返还征收补偿款的范围，经核算，新天地厂应向华隆公司管理人返还征收补偿款2638594.82元，其余征收补偿款5895353.84元归新天地厂所有。其中，就返还款项数额，具体计算如下：华隆公司管理人主张返还的建筑物等不动产补偿款3113415.97及相关补偿款602377.63元，其中扣减应归新天地厂所有的建筑3、建筑4的房屋补偿款344624元及房屋综合补偿款、补助与奖励57207.58元，建筑2钢结构厂房的房屋补偿款的50%即473076元，以及“菜园”区域绿植搬迁费202291.2元。由此，对华隆公司管理人要求撤销本案协议书第2条，并要求新天地厂返还部分征迁补偿款的诉请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案涉协议书第3条的款项现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除建筑3边上外钢棚的征收补偿款归新天地厂所有外，其余款项归华隆公司管理人所有。为便于处理，该外钢棚的征收补偿款12930.09元从前述新天地厂应向华隆公司管理人返还的征收补偿款中扣减。据此，经核算，新天地厂应向华隆公司管理人返还征收补偿款2625664.73元。现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的征收补偿款5530197.3164元（含相应的奖励、一次性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归华隆公司管理人所有。针对华隆公司管理人诉请撤销案涉协议书第3条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协议书第3条“款项暂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甲、乙可凭双方达成一致的书面意见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支取”的内容来看，系对款项保管以及款项权属确认后的处理约定，并未对讼争双方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故对华隆公司管理人要求撤销该条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新天地厂主张华隆公司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已超过一年，撤销权已消灭的问题。本院认为，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是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时。依据华隆公司管理人的诉请，其主张撤销的事由综合了何姣英、何江丰、何旗峰等人隐瞒房屋租赁合同倒签情形、对租金支付的矛盾陈述，以及新天地厂述称的建筑物情况与厂区历年航拍图显示不符等方面。其中，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的倒签情形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此前双方就征收补偿款发生的诉讼中，在向有关部门调取华隆公司历年工商登记资料、公章使用情况等相关材料之后确认。且依据一审在卷材料，调取时间是在2018年7月份之后。由此，综合案件审理情况，华隆公司管理人在2019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除斥期间。新天地厂关于撤销权已消灭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新天地厂提出收购协议是其与城西街道办事处签订，华隆公司管理人无权要求其返还征收补偿款的意见。本院认为，二审中，城西街道办事处确认其与新天地厂签订收购协议是基于华隆公司管理人与新天地厂签订的协议书，结合本院前述对征收补偿款归属以及协议书部分条款撤销的分析意见，华隆公司管理人有权要求新天地厂返还相应征收补偿款。新天地厂据此所提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新天地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62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62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三、撤销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2条； 四、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征收补偿款2625664.73元； 五、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第3条所涉的现由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保管的征收补偿款5530197.3164元归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所有； 六、驳回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902元，由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7546元，由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负担333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4元，由浙**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15091元，由义乌市新天地塑料制品厂负担667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翼挺 审 判 员 金佳卉 审 判 员 高丽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代书记员 施秀慧 代书记员 孙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