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6民终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润恒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高新街道办事处南范村黛溪五路北首。法定代表人：锁福刚，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枝，山西允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明集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赵友谊，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杰，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穆卫斌，男，1968年8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大同市煤运公司干部，现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非，山西金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升，男，197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现住山西省朔州市。原审被告：白金龙，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大同市西供电段职工，现住山西省朔州市。上诉人山东润恒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恒公司）、上诉人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刚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穆卫斌及原审被告周升、白金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602民初2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润恒公司向二审法院变更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穆卫斌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三、请求追加林富、韩波华为本案第三人。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适格原告应为案外人穆军,而非穆卫斌;且穆军向周升所支付的180万购煤款中,有100万元为案外人林富出资。原审法院对以上事实不予认可,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2018年5月23日,案外人穆军(甲方),案外人韩吉云、林富(乙方),案外人韩波华(丙方)三方签订《前期合作意向书》。本合作意向书签约三方就销售煤炭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具体分工。2018年5月23日、5月24日,林富(通过其妻子李国霞账户)分两笔向韩波华转账100万元;同一时间,韩波华向穆军转账100万元。该款项为《前期合作意向书》中约定的林富出资款,用于煤炭合同洽谈、签订、运输及质量把关等工作。结合上述事实,煤炭销售相关协议的签署人为穆军,相关款项也是通过穆军账户转入转出,故本案适格的原告应为穆军,而非穆卫斌;即使法院将穆军的出资混淆认定为穆卫斌的出资,其出资中也应有100万元为林富出资,原审法院对以上事实不予认可,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二、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穆卫斌为本案适格原告,穆卫斌，白金龙、周升、润恒公司之间应为商业合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各方为委托、转委托的法律关系,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仅依据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的微信聊天记录(白金龙向穆卫斌发送了润恒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照片),穆军的转账记录,白金龙、周升的当庭陈述;以及《煤炭采购协议》中润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为白金龙,便认定上述各方为委托、转委托法律关系,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依据《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相关规定:委托关系的建立,应基于双方达成一致的委托意思表示,且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同时,转委托关系的建立,应基于受托人经委托人同意进行转委托,且转委托的第三人同意接受转委托,并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上述原审法院的认定依据,仅能证明穆卫斌支付了部分煤炭款,无法证实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达成了一致的委托意思表示,更无法证明白金龙转委托润恒公司、润恒公司同意接受转委托的意思表示。在本案煤炭贸易中,润恒公司以自身名义签订《煤炭采购协议》,并完成煤炭款结算、开票工作,收取白金龙5元/吨管理费。以上事实均足以证明上述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商业合作。故穆卫斌，白金龙、周升以及润恒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转委托的意思表示和指示行为,各方行为均为履行商业合作分工的外在表现。原审法院认定上述各方为委托、转委托的法律关系，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三、本案《煤炭采购协议》中签约一方为润恒公司,同时根据润恒公司与金刚新公司后续签订的《付款协议》相关内容,足以证明润恒公司为本案煤炭采购的供方。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在本案煤炭采购贸易中,穆卫斌与润恒公司为商业合作关系,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润恒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亦无义务向穆卫斌支付煤款及违约金。原判法律适用错误。四、被上诉人穆卫斌未就其出资煤款180万元和运费671640元的主张提供符合三性原则的证据,原审判决违背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原审判决中认定“原告山东润恒能源贸易有限公司、金刚新材料有限公司未提供煤炭结算款低于穆卫斌的出资煤款180万元、运费671640元的相关证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穆卫斌应先就其出资煤款180万元、运费671640元提供具有三性的证据。而本案中,穆卫斌提供的相关证据完全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尚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分配至上诉人,明显违背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综上所述,本案适格原告应为案外人穆军,而非穆卫斌;且穆军向周升所支付的180万购煤款中,有100万元为案外人林富出资。退一步讲,即便穆卫斌为适格原告,其与润恒公司之间也应为商业合作关系,润恒公司与金刚新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润恒公司无义务向穆卫斌支付煤款与违约金,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认定穆卫斌与润恒公司为委托、转委托法律关系,且判决润恒公司与金刚新公司向穆卫斌连带支付煤款与违约金,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穆卫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无任何依据。1.上诉人润恒公司在其上诉理由中提到的林富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其与穆军之间怎么回事,建议私下协商解决。2.《合同法》调整的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通俗点说就是商业活动关系,也就是说《合同法》分则部分所规定的的各种关系,均可简单概括为商业合作关系。上诉人润恒公司以委托、转委托关系与商业合作关系不同为其理由之一提起上诉,是典型的玩弄“白马非马”的文字逻辑游戏,与查明案件相关事实及法律适用无任何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是基于被上诉人穆卫斌提交的与白金龙、周升有关的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及二人的认可,从而确定的;而上诉人润恒公司与白金龙的转委托关系,是基于白金龙、周升对相关事实的阐述及被上诉人未对其二人所述表示异议,从而得以确定。这是一审法院认定委托、转委托成立的基本逻辑,而不是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所称的“仅依据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的微信聊天记录...”。4.上诉人润恒公司在其上诉理由二第四段中表述,“...山东润恒以自身名义签订《煤炭采购协议》,并完成煤炭款结算、开票工作,收取白金龙5元/吨管理费...”,是对一审白金龙、周升对其与被上诉人及上诉人润恒公司之间关系的认可,基于这样的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白金龙与上诉人润恒公司之间转委托事实成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任何不当。二、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案件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依《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认定被上诉人与白金龙、周升的委托关系成立;依《合同法》第四百条与第四百零一条认定一审被告白金龙、周升对上诉人润恒公司的转委托成立，并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其相关义务,因而不承担责任。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下，被上诉人穆卫斌得以依《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享有了白金龙对上诉人润恒公司要求支付其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财产之相关权力。也正是因为上诉逻辑关系，被上诉人穆卫斌享有了介入权，得以越过合同相对性,可以直接向上诉人润恒公司主张相应权利,因而一审法院基于上述基本事实及逻辑关系所作出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无误。三、一审法院依《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判令二上诉人所承担之连带责任系不真正连带之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无误,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润恒公司享有支付处理委托事务取得欠款之请求权,对上诉人金刚新公司享有基于买卖合同关系的支付货款请求权,符合不真正连带之债对数个债务人分别享有独立请求权之构成要件。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润恒公司之请求权是基于转委托合同关系,对上诉人金刚新公司之请求权是基于代位权,符合不真正连带之债各债务的债因处于不同层次之构成要件。3.二上诉人在一审中,严重背离诚实信用原则,未能承担其各应承担多少债务份额之举证责任。在一审中,上诉人润恒公司出示（编号为JGMT20181102)《付款协议》显示,上诉人金刚新公司尚欠润恒公司货款390余万。而在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沟通中，该公司表示实际还欠被上诉人130余万元，被上诉人将该事实如实告知了一审法院。而在上诉人金刚新公司的上诉状中,其所欠金额又成了109余万。在二上诉人这样的扯皮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其各应承担的份额,但能知道的是,二上诉人对其内部债务各应承担多少肯定能确定清楚，且其承担比例的轻重之分肯定也能确定，因而终局责任人也能确定，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要有终局责任人的构成要件。综合以上三点，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无误,一审判决体现的是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债权人之合法权益，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之法律精神。四、被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除完税证明及发票指向二上诉人外，其余电子数据等均指向的是一审被告白金龙、周升,且得到二人承认。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系的确定,系白金龙、周升证明，且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异议，从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无误。我方不同意追加林富、韩波华为第三人。金刚新公司答辩称，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润恒公司为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纠纷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与润恒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且已经支付完毕大部分货款，对于剩余货款，我方同意向润恒公司支付。周升述称，我只是白金龙的司机，白金龙有病，我负责给记流水账，和白金龙只负责供煤，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来开庭我也不清楚。金刚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对我方的起诉，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我公司与被上诉人穆卫斌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我公司对穆卫斌承担还款义务完全错误。首先，被上诉人穆卫斌具有合作关系的是白金龙和周升,穆卫斌的180万元的购煤款也是支付给了周升,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在合作中出现矛盾也应当在他们之间解决，而不应该牵扯其他当事人。其次,与上诉人签订《煤炭采购协议》的是润恒公司,与被上诉人穆卫斌并无关系。如果上诉人还欠润恒公司货款,也应当由润恒公司向上诉人主张，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第三,即便是穆卫斌以润恒公司名义与上诉人开展煤炭购销业务的事实成立,穆卫斌也只是润恒公司的代理人,根据民法总则中关于代理的规定,与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的还是润恒公司。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穆卫斌的上述代理关系，一方面又认定与上诉人发生实际业务关系的是穆卫斌个人,显然是互相矛盾,不知所云。第四,一审法院认定润恒公司系穆卫斌的代理人明显颠倒黑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面已经阐述,如果穆卫斌以润恒公司名义开展业务,也只能是穆卫斌是润恒公司的代理人,一审法院为了达到让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目的，竟然硬说润恒公司系穆卫斌的代理人,分明是歪曲事实,完全不能得到认定。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本案中穆卫斌与白金龙、周升、润恒公司属于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纠纷自然应当由其内部解决。而我方与润恒公司属于买卖合同关系，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方。上述两种关系是完全不同法律关系，上诉人始终不明白一审法院是基于是什么法律规定,让上诉人与润恒公司(也就是买卖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三、上诉人已支付润恒公司大部分煤款,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所主张的上诉人未结算货款无事实依据。截止目前,上诉人已支付煤款人民币7100000元,未支付货款金额只有人民币1094203.82元。而且未付剩余货款事出有因,2019年4月润恒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被邹平市开发区税务局约谈，上诉人作为《煤炭采购协议》买方,也因此被税务部门通知配合举证调查,为维护自身利益，上诉人才至今未付剩余货款。在上诉人现在只有1094203.82元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471640元货款和利息显然有失公平。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穆卫斌之间无任何煤炭业务往来，无任何应交付账款,一审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纳入起诉状第三人无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穆卫斌答辩同答辩润恒公司意见。润恒公司答辩称：1.同意金刚新公司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第三点理由不认可，金刚新公司代理人承认愿意完成付款义务，因此不再追诉，补充一点：委托和转委托以及合作关系法律后果的不同，如果认定本案当事人是委托和转委托关系，那么最终法律关系承担者是穆卫斌与金刚新公司，与润恒公司没有关系。如果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合作关系，本案就会产生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基于内部结算问题，一个是关于润恒公司代表穆卫斌、周升以及林富与金刚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把两个不同案由放在一起来诉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一审是否违反诉讼程序不发表答辩意见。周升述称：金刚新公司的煤炭是我们亲自给他们拉去的，该事情其实与我和白金龙没有关系。穆卫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润恒公司、周升、白金龙共同偿还穆卫斌购煤货款1800000元及运费671640元。2.判令润恒公司、周升、白金龙共同向穆卫斌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44100元（以本金2471640元，2018年7月1日算至2019年9月21日，年利率4.75%，共计448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穆卫斌因没有进煤渠道找到白金龙，白金龙在知道煤炭需方为金刚新公司、由金刚新公司进行煤炭结算后，同意为穆卫斌寻找符合质量要求的煤炭。2018年5月23日开始，穆卫斌按照白金龙提供的账户，陆续将180万元购煤款转账支付至周升账户。白金龙与周升接受穆卫斌委托，在收到购煤款后，到陕西为穆卫斌进行煤炭采购。期间，白金龙将润恒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开户许可证拍照并通过微信方式告知穆卫斌，将以润恒公司的名义与金刚新公司进行煤炭交易活动：润恒公司为煤炭供方，金刚新公司为煤炭需方。润恒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金刚新进行结算，润恒公司向白金龙收取5元/吨管理费。2018年6月8日，白金龙以润恒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与第三人金刚新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协议》，约定煤炭购买数量为10000吨，单价为860元，金额为8600000元；约定验收地点为甲方金刚新公司工厂，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厂区，乙方润恒公司负责运输；付款方式为货到检验合格后，乙方润恒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自货到超出5000吨部分开始结算，结算方式为电汇或承兑汇票；并对双方其他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穆卫斌通过其儿子穆军账户累计支付运费671640元。后穆卫斌向白金龙、周升屡次询问煤炭货款结算事宜，但白金龙、周升称其二人不负责结算；穆卫斌向润恒公司及金刚新公司询问结算事宜，润恒公司称已向金刚新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但金刚新公司未予结算；金刚新公司则称其已经结算部分煤款，系润恒公司未能提供增值税发票，所以金刚新公司还有部分款项未能结算。穆卫斌称对其出资2471640元（1800000元+671640元）购买了多少吨煤、最终结算价格是多少不知情，且无证据可以证明，故请求白金龙、周升、润恒公司返还其购煤本金247164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441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穆卫斌与金刚新公司虽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证据及金刚新公司向穆卫斌提供《煤炭采购协议》、《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煤炭试用协议》的行为及润恒公司向穆卫斌提供《税收完税证明》、《证明》的行为，可以证实金刚新公司知道并认可穆卫斌以润恒公司的名义与其签订了煤炭采购协议，并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金刚新公司与穆卫斌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现金刚新公司称与穆卫斌之间无任何煤炭业务往来，无任何应付账款，有悖诚信原则。穆卫斌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请求买受人金刚新公司支付价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白金龙接受穆卫斌的委托，在收到穆卫斌支付的购煤货款及运费后，经穆卫斌同意委托润恒公司与金刚新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协议。润恒公司接受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代表穆卫斌作为供方与金刚新公司签订了煤炭采购协议。但润恒公司未能完善履行委托事务，在煤炭采购协议履行后期，经穆卫斌屡次询问，未予告知穆卫斌已结、未结煤炭货款的相关情况及最终结算情况，未将其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已经取得的煤炭结算款转交给委托人穆卫斌。白金龙、周升已经完成委托事务，穆卫斌要求白金龙、周升承担债务，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润恒公司、金刚新公司未提供煤炭结算款低于穆卫斌的出资煤款180万元、运费671640元的相关证据，穆卫斌请求以出资本金2471640元（1800000元＋671640元）支付煤炭结算款，并以此为基数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穆卫斌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没有确凿依据。在案证据显示，润恒公司向金刚新公司开具发票的最后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则金刚新公司应在此时间之后及时进行结算付款。以2018年11月1日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山东润恒能源贸易有限公司、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穆卫斌连带支付煤款247164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47164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日计算至本判决实际执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穆卫斌对白金龙、周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26元，由山东润恒能源贸易有限公司、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连带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润恒公司、被上诉人穆卫斌是否为本案适格当事人及被上诉人穆卫斌、原审被告白金龙、周升及上诉人润恒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委托关系；2.原判由上诉人金刚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适当；3.原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4.上诉人润恒公司申请追加第三人是否予以支持。焦点一，在案证据证实，原审被告白金龙接受被上诉人穆卫斌的委托，被上诉人穆卫斌通过其子穆军账户，按照原审被告白金龙的指示先后支付购煤款等费用2471640元，后经被上诉人穆卫斌同意原审被告白金龙委托上诉人润恒公司与上诉人金刚新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协议，故原判认定上诉人润恒公司、被上诉人穆卫斌为适格当事人及被上诉人穆卫斌、原审被告白金龙、周升、上诉人润恒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并无不当。焦点二，上诉人润恒公司在煤炭采购协议履行期间未完全告知被上诉人穆卫斌煤炭贷款结算情况，未将已取得的煤炭结算款转交被上诉人穆卫斌，而上诉人金刚新公司亦未及时结算煤炭款项，故原判由上诉人润恒公司，上诉人金刚新公司连带支付被上诉人穆卫斌煤款并无不当。焦点三，被上诉人穆卫斌就付款具体数额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润恒公司认为记录中没有载明是运费，无法证明支付是运费，原审判决表述上诉人润恒公司，上诉人金刚新公司未提供煤炭结算款低于被上诉人穆卫斌出资煤款180万元、运费671640元的相关证据并无不妥，亦不存在程序不合法之情形。焦点四，案外人林富是否出资以及案外人穆军、韩吉云、林富、韩波华所签订的《前期合作意向书》与本案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追加案外人林富、韩波华为本案第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润恒公司、上诉人金刚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46.0元，由上诉人山东润恒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6573元，上诉人金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65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福审判员 殷 莉审判员 边艳桃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李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