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吉0402行初9号原告关键，男，汉族，1963年10月18日生，住辽源市。被告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法定代表人付洪涛，局长。诉讼代理人王德利，职务：该局政委。诉讼代理人赵洪伟，该局法制员。第三人高大伟，男，汉族，1977年9月1日出生，住辽源市.原告关键不服被告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作出的南公（社）行罚决字（2019）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关键及被告诉讼代理人王德利、赵洪伟第三人高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于2019年10月6日作出南公（社）行罚决字（2019）371号行政处罚决定，其主要内容为：2019年8月1日12时许，在老客运站斜对面的马路上，高大伟因为关键一直跟着其妻子张海艳要钱（双方有债务关系），便要拽着关键去一旁谈谈，未果后，高大伟先是踢了关键屁股两脚，之后又用拳头怼了关键胸口处几拳。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高大伟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关键诉称，高大伟和张海艳拖欠原告借款不还，2019年8月1日原告找他们要钱，他们恼羞成怒，二人结伙对原告实施殴打，造成原告身体多处受伤。被告当天认定高大伟没有对原告实施殴打，仅对张海艳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被告以后才另行对本案中殴打原告者之一高大伟作出南公（社）行罚决字[2019]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高大伟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第三人高大伟与张海艳结伙殴打原告，但被告作出的南公（社）行罚决字[2019]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仅认定第三人高大伟一人殴打原告，显然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导致对第三人的处罚过轻。故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一、撤销被告对第三人作出的南公（社）行罚决字（2019）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处罚过轻，重新依据第三人高大伟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后果作出处罚。二、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原告当庭提供证据：传唤证（关键）一份、门诊诊断书一份、伤情照片六张，证明被告提供给法庭的卷宗不是原始卷宗，有篡改替换的情况；证明传唤程序违法；证明我被打的事实，伤情的严重，同时也证明被告不文明执法野蛮执法，原告受伤这样还一直不允许原告进行及时必要的处置，导致伤口感染。被告质证：对诊断没有异议，但是这组证据没有概览和细目，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三人高大伟：同意南康分局的意见。被告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辩称，2019年8月1日，在辽源市老客运站斜对面的马路上，高大伟因为关键一直跟着其妻子张海艳要钱（双方有债务关系），便要拽着关键去一旁谈谈，未果后，高大伟先是踢了关键屁股两脚，之后又用拳头怼了关键胸口处几拳。随后，三人行至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后侧小区内，张海艳与关键因债务纠纷发生争执，后二人互相殴打。高大伟、张海艳没有事先通谋，不具有共同故意，未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实施殴打行为，不构成结伙殴打他人。综上所述，高大伟、张海艳、关键三人的行为均构成殴打他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于2019年8月1日和10月6日分别对关键、张海艳、高大伟依法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办理案件过程中，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告知等相关程序，做到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讼理由缺乏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高大伟述称：原告所述的事实与理由是不成立的，不是真实的，不存在结伙殴打和恼羞成怒殴打。被告南康分局的行政处罚是正确的，合理合法的。被告当庭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呈请传唤报告书、传唤证、对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及执行回执，证明被告依法对三名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做到了办案程序合法。原告质证：不能证明程序合法，程序不合法，原始卷宗有几处改动，原始卷宗资料也有被替换，原始卷宗的材料有被拿出去的；办案人有改动，原办案人为刘禹辰、张明，现在提供的卷宗已经改成刘禹辰、沈琦，结案日期也改动过，现在卷宗上的结案日期超过法定期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规定的办案期限是不能超过30天。如果案件特别是重大复杂的，可以申请上级机关延长30天，第一他也没申请，第二即使申请也是过期，被告之所以超期结案是因为被告当日故意不处罚高大伟，袒护包庇高大伟，不秉公执法，违法办案造成的，有辽源市公安局文件（2019）119号文件佐证及原告投诉到市公安局纪委之后，被告被迫处罚高大伟的事实为证。试想被告19年9月份送到市公安局的卷宗怎么可能没结案，那时送到公安局的卷宗如果没结案不等于被告当时就承认了应该处罚高大伟而未处罚高大伟，事实是当时被告并不承认处罚高大伟，所以被告当时送给市公安局的卷宗是已经结案的卷宗，现在卷宗上的结案时间是因为被告被迫处罚高大伟之后，而更改的结案时间。受案程序不合法，明明是原告报的案，但在原始的受案回执上被告写的报案人却是张海艳，被告为了造成张海艳是受害人进而报案的假象，与张海艳合谋编造出张海艳是报案人的受案回执，张海艳也欣然在受案回执报案人处签了名字，被告现在提供给法庭的受案回执是后制作的，原始的受案回执已被替换掉，被告在受案回执书上写着该人（指原告关键）拒绝签字，我既然来报案了，怎么会拒绝在受案回执上签字，我到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在立案回执上签字，法院怎么可能立案。即使假设该人拒绝签字是真的，那没有人在受案回执上签字也受案，受案程序也违法。传唤程序违法，为了配合张海艳是报案人这一假象，办案人对已经处于被告处的原告也制作了传唤证，并让原告签字，原告当时问我是报案人而且我现在就在这，怎么还传唤我，办案人说那也得传唤你，请问被告到底是传唤了原告还是没传唤原告，是否传唤能这么随意吗？给原告制作的传唤证已被被告从提供给法庭的卷宗中拿出，刚才被告代理人在提到传唤证时特意提到不要写一份就是因为现在原告手中也有一份原始传唤证，被告提供给法庭卷宗时，也许是忘记了原告手中也有一份原始传唤证，被告2020年4月18日还说没有给原告制作传唤证，除了提供给法庭的卷宗外没有其他任何原始办案资料；询问调查程序违法，在取笔录的过程中，取笔录的人说在监控视频中看到张海艳踢了原告后原告也踢了张海艳，而且反复多次强调说他在监控视频中看到原告踢了张海艳，还说人家都承认踢你了，你有啥不敢承认的，原告差点被欺骗上当（4月13日庭审在看案发现场视频的过程中，被告的代理人也说监控视频能看到原告踢了张海艳一脚），取笔录的过程就一个警察，这也是程序违法，中间有办案人进来恐吓辱骂原告后又离开，有取笔录的录音录像为证，取笔录的录音录像光盘被告已经送达市公安局。告知程序违法，8月1日办案人拒绝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给原告，原告问是不是因为原告拒绝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所以就不给原告处罚决定书，办案人说你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也不给你，原告多次催要后直到2019年12月12日，被告才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给原告。此时行政复议时效已过。执政完毕。第三人高大伟：对证据没有异议，公安机关程序合法，认可处罚决定。第二组证据，张海艳询问笔录一份、关键询问笔录一份、高大伟询问笔录三份、视频光盘，证实违法事实。原告质证：张海艳笔录有异议，张海艳在笔录中有虚假陈述，张海艳说高大伟没殴打原告，是撒谎，高大伟打我时张海艳一直在场，并没有进行任何阻止殴打行为，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充分证实高大伟殴打原告，事后被告对高大伟的处罚也充分证实高大伟对原告实施多次殴打，张海艳在说谎；高大伟笔录有异议，高大伟说踢我是跟我闹着玩，这明显就是狡辩，有事实为证；张海艳伤情照片看不出有什么伤情，假设有伤，也是事后伤，张海艳是在案发后5个小时左右才被传唤到南康公安分局。对视频光盘载体载明的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光盘记载的内容非常清晰，高大伟殴打原告的动作、打击部位、次数等均清晰可见，高大伟8月1日的第二份笔录也承认殴打原告，但被告当日故意偏袒高大伟说高大伟不够处罚；之后对高大伟的处罚决定书也避重就轻，将原告从背后击倒及在倒地过程中手臂被划伤，有照片为证，并未予以记载；张海艳殴打原告的行为，被告的记载描述非常笼统，明显是避重就轻，原告被殴打的伤情也不做清晰重点的描述记载，时至今日，被告的人一直也未指出原告是在什么情况下、用身体什么部位、用什么方式动作击打对方什么部位、击打多少次或多长时间等，只是笼统的说张海艳与原告互相殴打，明显是偏袒张海艳。第三人高大伟：没有意见。第三组证据，辽源市公安局关于给予刘禹辰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证实办案民警刘禹辰在办理“张海艳与关键互相殴打案”过程中存在执法过错，并且使用不规范语言，漏处违法行为人高大伟，构成违纪、不履行法定义务的问题，决定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原告质证：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文件认定办案人员在办理该案中存在执法过错，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及办案过程中使用不规范语言，不规范语言就是恐吓辱骂等，这足以证明被告办案程序违法。但此文件不足以证明8月1日当天办案人说高大伟不够处罚是所谓的漏处，明显是故意漏处。第三人高大伟：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1日，在辽源市老客运站斜对面的马路上，高大伟因为关键一直跟着其妻子张海艳要钱（双方有债务关系），便要拽着关键去一旁谈谈，未果后，高大伟先是踢了关键屁股两脚，之后又用拳头怼了关键胸口处几拳。随后，三人行至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后侧小区内，张海艳与关键发生争执，后二人互相殴打，张海艳、关键均受伤。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于2019年8月1日和10月6日分别对关键、张海艳、高大伟依法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原告认为，张海艳、高大伟为结伙殴打原告关键，根据情节等客观情况对高大伟处罚过轻。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对高大伟作出的南公（社）行罚决字（2019）3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另查明，关键诉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不服对其行政处罚）一案，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行初1号判决书中本院认为：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关键、张海艳、高大伟分别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称被告篡改卷宗材料，因原告没有提供确凿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称没有动手殴打他人的辩解与现场监控录像反映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判决驳回原告关键的诉讼请求。后关键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04行终25号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南康分局分别对关键、张海艳、高大伟依法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终审判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终审判决一旦做出，就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对被告关键处罚行为的结果及程序等情况是否正确问题已经另案一审、终审予以裁决完毕。故根据原告诉求及依据事实理由本案审理主要问题为。被告对高大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正确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对高大伟处罚过轻请求撤销被告作出处罚决定及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的主要理由为“原告认为高大伟及张海艳为结伙殴打他人”，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高大伟及张海艳在案涉客观事实情况中是否构成结伙殴打原告关键，根据庭审查明客观事实情况，在辽源市老客运站斜对面的马路上高大伟与关键发生冲突，对关键殴打时张海艳并未参与共同殴打关键。在关键与高大伟冲突结束后，双方行至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后侧小区内，张海艳与关键发生争执，后二人互相殴打，此时高大伟并未参与共同殴打关键。故高大伟、张海艳并未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对关键实施殴打行为。案涉两段单独殴打、互相厮打行为并不具备一定的持续连接性、殴打共同参与性。故并不构成结伙殴打行为。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根据张海艳、高大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现场的监控录像等证据，足以证实高大伟、张海艳分别与关键发生纠纷，进而发生殴打事实的存在，此行为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辽源市公安局南康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张海艳、高大伟分别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关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宁人民陪审员  郑晓南人民陪审员  丰 丽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胡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