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海，男，196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民，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璟，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德渺，男，196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优群，女，197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国海、王德渺因与被上诉人董优群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民、王璟（第二次庭审参加），上诉人王德渺，被上诉人董优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李国海、王德渺、董优群申请庭外调解，扣除审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王德渺、董优群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认定“在程序上李国海有权以其系舟山亨泰建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却回避李国海是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这一客观事实，无视董优群在案涉股权转让前已经知晓李国海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及董优群与王德渺恶意串通侵吞李国海出资的事实，认定董优群基于“对工商登记信息的信任……”不存在与王德渺恶意串通，判决驳回李国海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2、一审法院对李国海提交的证据未做全面、正确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董优群在受让案涉股权前完全知晓李国海等人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囿于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3、另案生效判决是周志龙与董优群、励海能间就《合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违约强制割股”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和合同履行之诉，该案以《合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签约主体是否存在违约作为审理基础，与李国海、王德渺无关，更不涉及李国海的诉讼请求。本案是李国海因王德渺、董优群恶意串通处置其出资引起的侵权纠纷，案件审理需以查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受让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以及是否实际损害实际出资人权益的法律事实为前提，李国海未参加另案的审理却需要承担另案生效判决的诉讼结果，违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故另案生效判决对本案不具有既判力，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应适用于本案。4、一审法院对董优群与王德渺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的相关证据未做审查、未予认定。5、一审法院未对亨泰公司2016年3月的资产情况，包括矿产资源和固定资产价值高达数亿元的事实进行查明认定，进而未对被上诉人间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予以查明，也未对被上诉人共同隐瞒上诉人擅自处分案涉股权的事实予以认定，反而径直认定被上诉人间不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行为，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王德渺辩称，同意李国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李国海的诉请。 王德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国海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优群负担。事实和理由：董优群清楚本人名下有小股东。包括李国海在内的（所有）小股东确实不知道本人与董优群及亨泰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本人深感愧疚。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针对李国海、王德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董优群辩称，1.李国海一审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转股前王德渺已充分、明确披露了转让方名下隐含小股东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实际投资人具有公司股东的权利，更不能证明董优群知情的事实。王德渺的自认并不能证明其有过披露行为及披露的内容，且王德渺与李国海是利益共同体。在此前多起诉讼中，王德渺始终以在册适格股东身份参与诉讼，从未向法庭披露其名下隐含多少个小股东。2原判对于李国海主张的董优群受让股权时与王德渺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不予认定，是正确的，李国海的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李国海与王德渺间有关于王德渺出让股权时需向李国海告知、征求其同意的约定，但王德渺却隐瞒未予告知，也是李国海与王德渺间的纠纷；且该约定并未对外披露，对亨泰公司其他股东或受让股权的第三人没有约束力。3.即使王德渺系无处分权的名义股东，董优群在受让股权前已向工商管理部门作了查询，证实王德渺等人是公司合法股东，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无论是办理股权登记的工商管理部门登记资料，还是亨泰公司的文件，均未显示王德渺仅是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是李国海等人。被上诉人基于对公司管理部门公司登记信息的合理信赖与王德渺进行交易，已尽合理注意义务。股权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出让方利益的情况；且该转让的股权已按照规定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该善意受让的股权应受法律保护。同时，股权转让行为已为生效判决确认为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或过错。4.一审实体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但对李国海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和追加董优群为被告的程序问题，一审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针对王德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国海述称，王德渺的陈述客观真实，其上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李国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董优群和王德渺就王德渺持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本案诉讼费由王德渺、董优群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亨泰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5日。经多次股权变更后，至2013年11月6日，亨泰公司登记股东为周志龙、李永波、王德渺和周志峙，登记股权比例为15%、20%、20%、45%，但四股东实际约定股权比例为15.2%、20.3%、17.5%、47%。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李国海出资以及股权登记情况的事实。 李国海认为其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王德渺认可李国海的意见。董优群对李国海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郑优娟与李国海系夫妻关系，王德渺与沃妙亚系夫妻关系。郑优娟于2013年10月22日转账至王德渺配偶沃妙亚银行账户10万元，李国海于2013年10月23日存款35万元至沃妙亚账户，王德渺于2013年10月15日向其交付盖有亨泰公司章的《入股证明》，该证明载明：“股民李国海，在王德渺股份内参股伍拾万元整，另外技术股叁拾万元整，情况属实，以此为凭，公章左侧有王德渺和周志峙名字。”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国海未作为亨泰公司股东出现在工商登记信息之中。 二、关于董优群和王德渺就王德渺所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存在双方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 李国海认为董优群和王德渺就王德渺所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行为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王德渺认可李国海的意见。董优群认为其和王德渺就王德渺所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2016年2月28日，周志峙、李永波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以亨泰公司股权总价2500万元为基础，周志峙、李永波将持有的亨泰公司47%和20.3%股权转让给周志龙、王德渺，协议签订后受让方需支付20%预付款，应付全部转让款按受让人的股权比例（周志龙15.2%、王德渺17.5%）支付，剩余款项于2016年3月15日前支付，若逾期不能付清，预付款押没。上述协议签订后，周志龙、王德渺支付了20%预付款。2016年3月15日，江永汉、励海能、周志龙和王德渺共同签署《合营协议书》，《合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前期投资总额为肆仟万元（不包括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江永汉出资6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16%股权，励海能出资20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51%股权，王德渺、周志龙出资132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33%股权”。第七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应付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及其他续生产及村委等各项款项（包括本金及利息）由各方按出资比例承担。且各方特别承诺，2016年4月15日前若不能归还垫资方付的该款项本息，则自愿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垫资方，转让价格按2500万元乘以持股比例计算。任何未付方，同意按月利息6分计算付给垫资方，期限为一个月，即2016年4月15日止，未付方要将相对应的股权割让给垫资方”。第十一条约定“转让前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出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该轮股权变更后，王德渺实际持股（隐名持股）17.5%，周志龙实际持股（隐名持股）15.5%。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 2016年4月30日，王德渺作为乙方与董优群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及亨泰公司原股东、新股东各方于2016年3月1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合营协议书》等文件，甲、乙双方口头约定，乙方的股权由甲方代持，乙方对公司经营管理权亦交由甲方行使，故工商登记资料中不再出现乙方的名字。现甲、乙双方商定，乙方自愿将其持有的17.5%股权实际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为425.25万元，自此，在工商登记资料中列明的甲方名下的公司股权全部为甲方实际拥有。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充分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一、乙方按上述价格将股权实际转让给甲方后，不再持有亨泰公司任何股权，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与义务。二、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关于公司股权转让前公司债务的承担条款，对乙方仍然有效，即2016年3月15日前公司的债务仍由乙方按50%的比例承担，与甲方无涉。三、截止本协议签署日，各项借款、滞纳金、未付员工工资及利息等共250万元，利息按月利率0.8%计算，以后若有分红，乙方同意甲方直接从分红款中扣回上述欠款及利息，若以后公司未能分红，就不再扣回上述欠款。四、应乙方要求，甲方同意乙方将前述股权转让款425.25万元以投资方式投入公司，今后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按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分红（若有），但甲方不承诺保底分红，乙方亦不承担经营风险。乙方承诺不再向公司及甲方提出其他任何要求。五、乙方在承担了本协议第三条的款项后，并不免除其今后可能承担的公司2016年3月15日前产生的债务，若有该等事项发生，由双方平均承担责任及风险，同时公司2016年3月15日前产生的债权若有收回，乙方亦不再享有。”2016年5月14日，董优群作为甲方、王德渺作为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其中载明“1.2016年2月28日，乙方与其他亨泰公司股东周志龙、李永波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由乙方和周志龙共同持有，转让后的亨泰公司债权和债务均由乙方和周志龙共同承担。因此乙方应承担约640万元债务，同时，乙方亦可享受债权284万元。2.2016年4月30日，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主协议’），乙方按主协议约定可得股权转让款425.25万元。在此基础上，现甲乙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乙方确认其债权、债务抵消后，实际股权款亏损约100万元。二、甲方考虑乙方的实际情况，同意按主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425.25万元支付给乙方。乙方2016年4月12日委托甲方支付给李永波的100万元借款，按借款合同继续履行，于2016年10月底利随本清。三、乙方放弃对包括284万元在内的任何股东债权的主张权利，其他所有权利同时转让给甲方。四、乙方在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合营协议书》中，与周志龙合称为丙方，在公司占有33%的股份。五、除本协议外约定的上述债务，今后如发现亨泰公司存在另外的2016年3月15日之前的债务，仍需按主协议第二条约定执行。” 2017年3月10日，周志龙以重大误解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董优群、王德渺、江永汉，要求撤销《合营协议书》第一、七、十一、十二条的约定。2017年6月5日，该院判决驳回周志龙的诉讼请求。周志龙不服一审判决，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舟山中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30日，舟山中院作出（2018）浙09民终3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周志龙、王德渺与励海能、江永汉签订的《合营协议书》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周志龙、王德渺与励海能、江永汉签订的《合营协议书》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应属有效。诉讼中，周志龙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励海能、王德渺、江永汉签订《合营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存在励海能、江永汉利用其没有经验致使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且周志龙作为亨泰公司原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负债等真实情况相对于励海能、江永汉等新进的股东更为熟悉，从规避商业风险角度出发，其认为其在签约时存在重大误解，也显然有悖常理。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周志龙要求撤销《合营协议书》部分条款的诉请，应为正确。 另，舟山中院在（2018）浙09民终461号董优群、励海能诉王德渺股权转让纠纷案判决中，将2016年4月30日和2016年5月14日董优群和王德渺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事实予以确认。 从法院之前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涉案各方提供的现有证据看，2016年3月15日王德渺、周志龙、励海能、江永汉签订的《合营协议书》至后续签订的系列协议书，以及2016年4月30日和5月14日董优群和王德渺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都是王德渺作为亨泰公司原工商登记中的显名股东，与董优群等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董优群与王德渺在上述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以损害隐名投资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弄虚作假的共同故意。上述协议签订过程中，因工商登记均未显示李国海系亨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在一系列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王德渺曾向董优群、励海能披露过其名下投资人名单及出资份额等事实，董优群基于对工商登记信息的信任，与作为亨泰公司原显名股东王德渺等人协商并签订《合营协议书》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认为存在恶意。2017年6月王德渺和董优群通话录音内容，也仅反映在上述协议已经签订完成后，董优群知道了部分隐名小股东，为了缓和矛盾而与王德渺协商处理方案，并没有反映在上述一系列协议签订时董优群已知晓隐名小股东情况并故意与王德渺串通损害隐名小股东利益的事实。综上，对于李国海主张董优群受让股权时与王德渺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不予认定。 三、关于董优群与王德渺就王德渺所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是否以合理价格转让的事实。 李国海认为董优群与王德渺就王德渺所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王德渺认可李国海的意见。董优群认为其与王德渺就王德渺所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转让价格合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王德渺与董优群就案涉17.5%的股权转让系在2016年3月15日《合营协议书》约定的公司股权价值2500万元为计算基数后，经双方协商，最终在2016年4月30日和5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确定转让价格为425.25万元，该转让价格与李永波、周志峙出让股权时确定的股权价值亦基本相近。而确定亨泰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基数2500万元的《合营协议书》经舟山中院（2018）浙09民终362号案件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补充协议》和《协议书》系董优群和王德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应为合法有效，且该两份协议亦为舟山中院（2018）浙09民终461号案件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根据2016年2月28日王德渺、周志龙与周志峙、李永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德渺和周志龙如无法及时向周志峙和李永波付清剩余转让款，则将承担被押没336万元的违约责任。公司股权作为综合性的权利状态，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不能仅依据股东出资额、审计报告评估结论或者公司的净资产额等因素来确定股权价格，公司资产、经营状况、市场前景等都会对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产生影响。综合考虑董优群与王德渺就案涉17.5%股权签订一系列协议时公司处于无运营资金而未生产、采矿许可证及采矿权面临注销以及原股东面临承担前一手股权转让违约责任风险等实际情况，董优群与王德渺关于17.5%股权转让对价的约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故对李国海主张的王德渺与董优群就案涉17.5%的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的事实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案件争议焦点为：一、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及李国海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王德渺与董优群就王德渺持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别阐述如下： 一、关于是否构成重复诉讼。董优群认为，本案存在一案多诉，相关事实已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李国海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诉讼，且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李国海诉请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但该行为主体系王德渺和董优群，李国海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李国海直接把董优群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确认之诉，明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诉讼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之前已经审理的涉亨泰公司及股东董优群、王德渺、周志龙相关的系列诉讼案件，当事人为亨泰公司、董优群、王德渺、周志龙，无本案原告李国海，故本案与其他关联案件的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亦不同，并不构成重复诉讼。关于李国海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争议，李国海通过其提供的出资证明以及王德渺的自认，证明其通过王德渺对亨泰公司进行投资，故在程序上李国海有权以其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为由提起诉讼，李国海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二、关于王德渺与董优群就王德渺持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致转让行为无效。王德渺与董优群通过一系列协议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了股权转让行为。根据转让前股权登记信息显示，李国海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前依法登记的股东，董优群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赖与依法登记的股东王德渺发生的股权交易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李国海现主张该转让行为无效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董优群受让股权时不存在与王德渺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可以认定无效的情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董优群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赖与依法登记的显名股东王德渺发生股权交易行为，主观上应为善意；从案涉股权转让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看，也不能认定王德渺与董优群就案涉17.5%的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王德渺当时持有的17.5%股权已为董优群代持，故在王德渺转让股权后无须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王德渺与董优群在2016年4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资料中列明的董优群名下的公司股权全部为董优群实际拥有，即王德渺当时持有的17.5%股权现已经登记在董优群名下。综上，李国海关于要求确认董优群受让王德渺上述17.5%亨泰公司股权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国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国海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国海提交了亨泰公司资产汇总表、土地使用证、滩涂围垦许可证、海域使用权证、港口经营许可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舟山市港务局文件、舟山市普陀区发展计划局文件等证据材料，拟证明亨泰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海岸线、海域使用权、码头等资产在2016年3月15日董优群等新股东入股前就已实际存在，价值4000余万元；而王德渺与董优群约定以25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的基价，说明股权转让的价格明显不合理，存在低价转让的事实。 王德渺质证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董优群质证后认为，在舟山中院审理（2018）浙09民终94号案件时，周志龙即已提交上述部分证据材料，舟山中院对周志龙提交的这些证据在证明效力上予以否定，同时该案的判决书中对相关的事实也作了评判。公司股权的价值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应该综合考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公司实际经营状态，而不是纯粹依据资产价值判断转让股价的高低。上述证据均不应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中土地使用证、滩涂围垦许可证、海域使用权证、港口经营许可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政府部门的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庭审陈述、举证质证意见及一审提交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后予以认定。 王德渺、董优群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是否存在王德渺、董优群合谋，恶意串通损害李国海的合法利益以及董优群是否恶意低价受让王德渺持有的亨泰公司17.5%股权的情形，从而导致转让行为无效。 王德渺在诉讼中陈述，在亨泰公司的财务室电脑中保存有其名下小股东的名单。但在2016年3月15日各方签订《合营协议书》时，王德渺却未从电脑中打印一份小股东名单交给励海能、江永汉或董优群。在本案之前的历次诉讼中，包括王康海于2017年12月15日起诉王德渺、董优群、亨泰公司，要求王德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纠纷案[一审法院（2017）浙0903民初4269号、本院（2018）浙09民终399号]中，王康海诉称其为王德渺名下实际投资人，王德渺虽辩称认可王康海为其名下小股东，但未向法庭说明其他小股东姓名。2017年10月26日，在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理委员会领导为妥善处置亨泰公司股东间的矛盾而专门召开协调会议时，也因周志龙、王德渺及其名下小股东未提交小股东名单，致使会后未能形成会议纪要。故从本案诉讼前王德渺及所谓其名下的实际投资人种种表现看，其对公开所谓小股东的名单讳莫如深，与其一直主张的所谓维权行为相矛盾。 本案诉讼中，王德渺提交的《王德渺亨泰公司945万股权款小股东名单》（手书稿）、《股东会议签到表》（打印件）所载明的投资总额均为945万元，但其中（小股东）姓名、各自的（具体）金额存在差异。庭审中王德渺确认《王德渺亨泰公司945万股权款小股东名单》（手书稿）所载的小股东为其名下实际的投资人，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王德渺始终未向法庭明确陈述究竟其在何时、何地向董优群移交了小股东名册。故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2016年3月15日签订《合营协议书》及股东变更登记时，王德渺已将小股东名单告知江永汉、励海能或董优群；也不能认定2016年4月30日、5月14日王德渺与董优群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时已将小股东具体姓名告知了董优群。何况，2016年4月1日，王德渺、周志龙出具的《承诺》载明：除周志峙、李永波欠款外，其他所有原股东的股权金（证明均已收回或销毁）股权转让款已全部结清，且公司没有对外债务、没有对外担保，如有未收回或情况不符，由原股东承担责任。表明王德渺已对其名下的小股东进行了处置，股权金（证明均已收回或销毁）股权转让款已全部结清；即使存在小股东股权金未结清情况，也由王德渺（负责）承担责任。董优群因此辩称与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不知道王德渺名下还隐含着小股东（未处理完毕事宜），符合情理，应为可信。李国海、王德渺上诉称董优群在受让案涉股权前完全知晓小股东情况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期间，李国海提交证人刘某、杨某、周某等人证言，拟证明2016年3月15日签订《合营协议书》后的晚宴上，董优群已经知道存在小股东的事实。但这些证人证言均未提及李国海等实际投资人当时并未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江永汉、励海能；相反，证言提及的是参加晚宴的周某等人向董优群表达“感谢大老板的加入”之意。在此情况下，励海能、江永汉或董优群显然不可能知道王德渺、周志龙是未经实际投资人同意私自与励海能、江永汉签订《合营协议书》。故，依据现有证据，李国海尚不能证明江永汉、励海能、董优群知道周志龙、王德渺签订《合营协议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及董优群知道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都是未获得李国海等人同意的无权处分行为。董优群在不能明了王德渺名下（存在）小股东及具体状况，且不知道王德渺未获授权私自行为的情况下，其根据工商管理部门公司登记信息而与亨泰公司股东王德渺发生股权交易，应为善意，其交易行为应受法律保护。王德渺、李国海关于董优群系恶意受让股权的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若李国海认为王德渺的行为损害其实际投资人的利益，可另行向王德渺主张。 一审期间，王德渺提交2017年6月其与董优群通话录音摘抄一份，拟证明其与董优群恶意串通损害小股东利益的事实。从录音内容看，应是2017年6月份期间，有小股东与亨泰公司及其股东董优群发生包括诉讼在内的激烈矛盾，董优群与王德渺协商，许诺王德渺200万元的好处费（争高头）要求王德渺把事情去处理好。该录音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小股东与董优群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王德渺、董优群协商由王德渺出面去处理小股东的纠纷。录音中，王德渺未告知董优群小股东具体姓名，未提及系列协议签订时董优群已知晓存在小股东，更未提及签订协议时王德渺已经告诉董优群其是瞒着小股东私自与董优群签订的协议，也未提及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董优群就已经答应另外给予王德渺（转让协议约定以外的）其他好处费。故该录音不能证明董优群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故意与王德渺恶意串通损害实际投资人利益的事实。李国海、王德渺主张董优群与王德渺恶意串通损害李国海等投资人的利益，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江永汉、励海能和周志龙、王德渺签署的《合营协议书》约定“前期投资总额为肆仟万元（不包括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江永汉出资6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16%股权，励海能出资20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51%股权，王德渺、周志龙出资1320万元，持有公司33%股权”。该《合营协议书》对王德渺在亨泰公司持有的股权份额并未作任何改变。虽在2016年3月15日后，王德渺、周志龙未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为股东，但各方当事人均明确王德渺仍为亨泰公司实际股东，所持17.5%股份由董优群代持。而2016年4月30日，王德渺与董优群签订《协议书》，约定王德渺将其持有的17.5%股权以425.25万元价格转让给董优群。即转让的基价为2430万元。现李国海据此主张该转让行为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损害其利益。从李国海二审提交的土地使用证、采矿权出让合同等证书、文件记载内容看，亨泰公司该部分资产在2016年2月28日之前即已取得。但2016年2月28日，亨泰公司原股东周志峙、李永波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却约定，亨泰公司股权总价以2500万元为基础，周志峙、李永波将持有的亨泰公司47%和20.3%股权转让给周志龙、王德渺。周志龙、王德渺也按此价格向周志峙、李永波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说明亨泰公司原股东均认可亨泰公司真实的股权价值即为2500万元。公司股权转让时的价格并不仅仅以公司当时拥有的资产来计算或衡量，还需考虑经营状况、市场前景、公司的净资产额等多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对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产生影响。故李国海二审提交的土地使用证等证据虽可证明亨泰公司拥有的资产价值，但在转让方、受让方均为公司股东、且对股权价值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李国海认为涉案股权的价格等同于公司资产价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证据对李国海主张的王德渺、董优群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 作为亨泰公司老股东，王德渺对合营前的亨泰公司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等真实情况应十分了解，其在合营后的2016年4月30日、5月14日与董优群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将其持有的亨泰公司17.5%的股权以425.25万元价格转让给董优群。应是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投资人、经营者，在综合考虑了亨泰公司当时资产实际状况、经营态势、市场前景等因素后，作出的规避商业风险的理性选择；约定的股权转让基价2430万元与此前王德渺、周志龙和周志峙、李永波约定的亨泰公司股权转让基价2500万元差距不大，该转让价格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且所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还约定对于2016年3月15日前应由王德渺承担的亨泰公司的债务，由董优群承担50%。表明董优群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成本大于425.25万元。故原判对李国海主张的王德渺与董优群就案涉17.5%的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的事实不予认定，应为正确。 综上所述，李国海、王德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国海、王德渺各负担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邦良 审 判 员 许旭涛 审 判 员 熊俊杰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龚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