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3民初956号原告：曾梦，女，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黄哲，男，199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三海，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２号双玺中心Ｂ栋17层8-14号房及20-23层8-14号房。负责人：张小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54号宏城金都1-3层。负责人：邓红。原告曾梦、黄哲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梦、黄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三海、魏炯哲，平安财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曾梦、黄哲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平安财险公司向第三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支付保险金6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5日，黄江平、二原告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平安银行给黄江平和曾梦提供650000元的借款授信额度，额度期限自2018年10月25日至2028年10月25日止，共计120个月，年利率为6.86%。原告黄哲以其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村红旗公寓4栋1单元2层202室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贷款合同签订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为保障上述贷款的清偿，于2018年11月7日，作为中介方要求黄江平在被告平安财险公司购买险种名称为平安分期还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及平安抵押房屋财产保险各一份。上述两份保险的保额均为650000元，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还要求黄江平将平安银行作为该两份保险的第一受益人，之后黄江平全额支付了两份保险的保险费。2018年12月9日16时，黄江平因为意外在武汉市硚口区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长天路与丰盛路路口中辅路上的车牌号为鄂Ａ×××××的自有车辆中死亡，经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法医现场勘察及调查走访，排除他杀可能。2018年12月11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卫生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该证明书载明的黄江平直接死亡原因为“封闭于低氧环境（自家车内）”，该证明书的死亡调查记录中载明：“现有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长丰派出所证明，患者黄江平在自家车内封闭低氧状态下于2018年12月9日意外死亡”。2018年12月27日，原告曾梦向被告平安财险公司报案，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以未提供黄江平的具体死亡原因拒赔。后第三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作为第一受益人非但不起诉被告平安财险公司，而将原告曾梦、黄哲诉至法院。为此，原告曾梦、黄哲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平安财险公司辩称，本案诉争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已明确约定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人身保险合同在有明确受益人的情况下，二原告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受益人，二原告要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被保险人黄江平系自杀，这一情形属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的法定免责情形，保险合同对自杀免责亦有明确约定，保险人不应支付保险金。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曾梦与黄江平系夫妻关系，原告黄哲系原告曾梦与黄江平之子。黄江平之母宋国华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未参加本次诉讼。2018年10月25日，原告曾梦、黄哲及黄江平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一份，约定平安银行给黄江平和曾梦提供650000元的借款授信额度，原告黄哲以其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村红旗公寓4栋1单元2层202室房产作为上述债务的抵押。2018年11月7日，黄江平在被告平安财险公司投保平安抵押房屋财产保险及平安分期还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两份保单均特别约定“本保险第一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申请贷款的平安银行，投保人/被保险人不可撤销地授权保险人向第一受益人支付保险赔偿金。无其它特别约定”。投保确认书由黄江平本人签名，该确认书的投保人声明中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本确认书所列的投保险种条款并就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以及本投保单中第一受益人权利、付费（如保费等）约定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人接受上述内容，自愿投保本保险”。另平安分期还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第五条对保险责任的定义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的、伤残的……”。第二十六条对“意外伤害”的定义为“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2018年12月9日，黄江平被发现在武汉市硚口区南泥湾大道汇丰企业总部长天路与丰盛路口的鄂Ａ×××××轿车中死亡。2018年12月11日，武汉市长丰街长丰派出所出具火化证明，该证明载明“经现场勘察、法医检验及调查走访，排除了案件的可能性”。同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卫生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该证明书记载的直接死亡原因为“封闭于低氧环境（自家车内）”。2019年8月，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案原告曾梦、黄哲偿还案涉贷款本金及利息。另在审理期间，本院向相关公安机关和医疗机构调取了有关证据材料，查明如下事实：1、法医勘察照片显示黄江平倒卧在鄂Ａ×××××轿车内，其右手边见一绿色瓶子，瓶身“敌敌畏”三字清晰可见；2、报警人周立的询问笔录中报警内容为“我今天来报案是发现我的一个朋友疑似服药自杀死亡了”，对现场的描述为“黄江平在驾驶座上面往后侧躺着，嘴角有白沫，右手边车子手刹的位置有一个绿色的瓶子，像是一种农药瓶子”；3、2018年12月11日，武汉市长丰街长丰派出所告知二原告，经公安机关对现场的勘察、尸表检验及调查走访，初步认定黄江平系非正常死亡，没有犯罪事实发生。二原告放弃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4、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卫生院表示该院医生并未到过现场，该单位依据公安机关和社区出具的死亡证明材料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因为公安机关的证明中只有黄江平死于车内的描述，故只能推断为死亡原因为封闭于低氧环境（自家车内），该单位还表示其出具的证明书只是便于家属办理火化及下户口手续，并不能对死者的死亡原因作准确结论。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交的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保险单、火化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被告提交的保险条款、投保单及本院依法调取的法医勘察照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以上证据均经庭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为原告曾梦、黄哲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首先，案涉保险的第一受益人虽然约定为第三人平安银行，但根据案涉保险的性质，第三人平安银行仅对未清偿的债务本息享有第一顺位受益权，原告曾梦、黄哲作为黄江平的法定继承人对保险金享有当然的继承权。其次，第三人平安银行未向平安财险公司主张权利，而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原告曾梦、黄哲履行债务，原告曾梦、黄哲便与案涉保险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原告曾梦、黄哲要求被告平安财险公司向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并未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曾梦、黄哲系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黄江平死亡原因是否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所致。首先，黄江平与平安财险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平安财险提供的投保确认书证明平安财险公司已就保险条款和免责事项作出了提示和说明，故保险条款约定的事项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而保险条款中对“意外伤害”作出了明确定义。其次，由于原告曾梦、黄哲放弃尸检，黄江平的准确死亡原因现无法查清。虽然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卫生院出具的医学证明书推断死亡原因为“封闭于低氧环境（自家车内）”，但经调查，该医院的医生并未到过现场，出具证明书的原因也主要为办理尸体火化和下户口手续，故对该医院认定的死亡原因本院不予采信。而通过已经查证的事实，即公安机关排除他杀的认定、法医现场勘察照片中的农药瓶、报警人关于黄江平死亡现场的描述，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得出黄江平的死亡原因与保险条款中关于意外伤害的定义明显不符，即不能同时满足“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的构成要件。综上，本院认定黄江平的死亡不属于保险条款定义的意外伤害所致。故对原告曾梦、黄哲要求平安财险公司向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梦、黄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原告曾梦、黄哲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林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袁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