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5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阿一海鲜酒家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西店1079号B1层至2层。法定代表人：马东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来明，北京明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顺峰，男，196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县。上诉人北京阿一海鲜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顺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93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阿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来明，被上诉人杨顺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阿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顺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阿一公司已经全部付清杨顺峰装修窗帘款。阿一公司的窗帘款项共215000元，分两笔支付，分别于2013年12月5日通过支票方式支付65000元窗帘款，2014年6月6日支付窗帘款150000元。杨顺峰认可收到最后一笔款项，但不认可收到第一笔窗帘款65000元。这个观点与商业常识不符，正常的交易惯例是双方商定好全部价款和支付方式后，供货商在收到第一笔款项后才开始工作，现杨顺峰认可全部窗帘款项为215000元，又认可收到最后一笔款项是150000元，却否认收到首付款，明显缺乏诚信。二、杨顺峰提供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并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全部内容为杨顺峰代理人书写，梁某只在承诺函上签字。根据该《承诺函》中文字表述“因梁某个人原因该款项未能转付，现梁某个人承诺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后梁某依据该份《承诺函》通过个人支付给杨顺峰25000元。可见杨顺峰与梁某均认可欠款的主体是梁某个人，所以一审法院认为《承诺函》中签名是梁某的职务行为，判决由阿一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杨顺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阿一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梁某是员工，他个人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阿一公司。杨顺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阿一公司支付合同余款40078元；2.判令阿一公司支付违约金19523.4元；3.判令阿一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9日的《承诺函》，载明：今有杨顺峰承揽的阿一公司阿一会馆的窗帘装饰工程，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并交付使用，阿一公司未有异议，该公司尚欠杨顺峰工程余款65078元，现予以确认。鉴于阿一会馆总经理李某的个人原因，该款项迟迟未能转付，现李某代表公司并个人承诺：所欠杨顺峰的工程款65078元，于2017年12月30日支付，否则承担欠款金额30%的违约金，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和杨顺峰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和律师费。其上有“李某”字样，并写有45252319741230XXXX，杨顺峰称此为梁某书写的身份证号。经查，45252319741230XXXX是梁某的身份证号。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5日的转账支票存根载明：金额为65000元，收款人处有“杨顺峰”字样，附件信息为窗帘制作。杨顺峰不认可该签字系其本人所签，阿一海鲜公司称“杨顺峰”字样是杨顺峰的亲属代为签字，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签字人员身份及与杨顺峰的关系。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6日的转账支票存根载明：金额为150000元，收款人处有手写的签字，附件信息为窗帘制作。杨顺峰认可收款人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一审庭审中，梁某出庭作证，陈述称：2011年7月至2018年5月，梁某任阿一公司的总经理；梁某向杨顺峰借钱，杨顺峰就将金额为60000元的支票给了梁某，梁某不清楚杨顺峰是如何领取支票的，也没有向杨顺峰出具借条；《承诺函》上内容虽非梁某所写，但“李”字样是梁某写的，梁某签字理由是其个人对杨顺峰有欠款；《承诺函》出具后，梁某向杨顺峰还款28000元。一审庭审中，杨顺峰称2018年1月中旬，梁某代表阿一公司向杨顺峰支付25000元。一审庭审中，阿一公司认可杨顺峰为其安装窗帘；认可梁某曾是阿一公司的经理，但已于2018年5月离职；阿一公司主张其已分两笔共向杨顺峰支付215000元，已履行完全部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杨顺峰为阿一公司安装窗帘，阿一公司向其支付款项，双方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中，梁某称出具《承诺函》系因其个人对杨顺峰有欠款，但并无证据予以举证证明，且其此项陈述与承诺函之内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阿一公司认可梁某曾是其公司职工，于2018年5月离职，故梁某于2017年10月9日向杨顺峰出具《承诺函》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内容约束阿一公司。2017年10月9日，阿一公司确认所欠杨顺峰的工程款为65078元，杨顺峰认可2018年1月中旬，梁某代阿一公司支付25000元，故杨顺峰主张阿一公司支付尚欠款项40078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阿一公司主张其已于2013年12月5日以支票形式向杨顺峰支付65000元，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支票系由杨顺峰领取或对应款项确已支付给杨顺峰，故一审法院对此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违约金，《承诺函》中明确尚欠款项应于2017年12月30日支付，否则承担欠款金额30%的违约金，现阿一公司并未按时支付，杨顺峰有权要求阿一公司支付违约金，杨顺峰主张的违约金的计算基数有误，一审法院调整计算基数为40078元，杨顺峰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杨顺峰主张律师费，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已实际支付及具体金额，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判决如下：一、阿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杨顺峰支付合同余款40078元；二、阿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杨顺峰支付违约金12023.4元；三、驳回杨顺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阿一公司是否已足额向杨顺峰支付涉案窗帘款。首先，除双方确认的已付150000元窗帘款外，阿一公司主张已另行向杨顺峰支付了65000元窗帘款。根据在案证据，阿一公司开具的65000元转账支票存根中虽有“杨顺峰”字样的签字，但杨顺峰不认可系其本人所签并主张并未收到该款项，且阿一公司认可系由他人代签，但并未举证证明该代签人员与杨顺峰的关系。另，根据涉案《承诺函》，即便阿一公司主张的该项事实成立，则在阿一公司在先已付款的情况下，时任阿一公司经理的梁某仍出具《承诺函》并确认尚欠杨顺峰65078元窗帘款，明显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故阿一公司主张已支付65000元窗帘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承诺函》的内容，可以显示系由梁某代表阿一公司对欠付窗帘款数额进行确认，并约定了相应的支付日期及违约责任。因阿一公司认可梁某于2018年5月前任阿一公司经理，故梁某出具《承诺函》系职务行为，对阿一公司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阿一公司主张其将65000元支票交给杨顺峰，而后杨顺峰将该支票交给梁某，杨顺峰与梁某之间系个人债务，但未充分举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支付情况及《承诺函》的内容所确认的欠付窗帘款及相应违约金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阿一公司主张其不应支付杨顺峰剩余窗帘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阿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元，由北京阿一海鲜酒家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温 迪法官助理  李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