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62号4号楼。法定代表人：李奇英，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政，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德，男，196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方城县，现住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仲美，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文德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691民初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存在错误。1、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审法院未对涉案合同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涉案合同中所盖公章系伪造，要求对涉案合同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以印章真伪对民事纠纷审理无影响为由不予准许，存在错误。通过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公安机关的相关涉案询问笔录，涉案车位转让合同系第三人严某提供并与被上诉人签署的，签订合同是犯罪的手段，其目的并非为了上诉人的利益，也非为上诉人履行该合同，而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因此，该车位转让合同实际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单位公章被第三人私刻使用并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情形，符合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也是本案的受害者，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情况未进行审理查明，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判决对本案的重要事实，即对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履行合同并支付对价，以及是否真正受骗并发生损失的情况没有进行审查。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合同，其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也没有提供银行取款记录，仅依靠其口述的以现金方式支付车位款6.8万元，一审法院就对该事实进行了认定，明显存在错误。同时根据涉案合同，车位价款为8万元，被上诉人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却判决被上诉人对涉案车位享有所有权，更存在严重错误。3、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签订人员的认定存在错误，被上诉人欲购买的是案外人严某车位而非上诉人车位。根据被上诉人妻子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以及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自认“出售抵账车位的姓严的人员”，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明知其购买的是姓严人员的顶账车位而非上诉人的正常车位，其购买顶账车位应当与顶账人签订购买协议而不应是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合同有效，存在主体认定错误，上诉人未给案外人任何授权签订车位转让协议，也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任何车位转让协议。涉案合同签订的主体应当为案外人严某与被上诉人。4、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经上诉人委托的销售中介公司人员居间推荐，在上诉人售楼处与案外人签订的涉案车位转让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存在严重错误。首先，销售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并非上诉人员工，其只负责推销上诉人的房屋和车位，介绍业主与上诉人工作人员签订协议并向上诉人缴纳购置款项，无权与业主签订相关协议，其只负责居间作用，协调业主与上诉人办理相关手续。其次，销售中介公司人员的推荐只代表该员工的个人行为，不代表上诉人的公司行为，若因上诉人公司负责合同签订和盖章的工作人员认可，导致涉案合同的签订则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否则不应由上诉人担责。第三，上诉人无法保证杜绝案外人在上诉人售楼处签订合同的事件发生，若任何案外人均持虚假合同在上诉人售楼处询问中介销售人员后再签订房屋或车位买卖协议，均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则必然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5、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存在错误。本案的焦点应当为案外人严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买卖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认为本案对案外人严某伪造上诉人公章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表见代理，其属于诈骗行为。首先，案外人严某并非上诉人公司人员，也并未取得合法授权，被上诉人想要购买的是严某的顶账车位，其明知低价购买顶账车位存在一定风险，却不加审查，使案外人以上诉人名义与其签订涉案合同，却未与案外人签订顶账车位转让协议，未尽到严格审慎义务，存有过错。其次，被上诉人在已经购买过上诉人房屋且熟悉上诉人购买流程、合同签订流程以及付款流程的前提下，明知销售人员没有权利与业主签订协议，应当由上诉人工作人员与其签订协议，并将款项交付到上诉人财务处，其未通过正常办理流程和财务流程办理相关手续，更通过现金交易方式将款项直接交付给未查明身份的案外人，其未尽到严格审慎义务，具有严重过错。第三，被上诉人私下交易并犯有严重过错，不能因被上诉人过错所造成的损失全部归责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严某交易过程中，中介销售人员并非全程参与，不能因在上诉人售楼处签订涉案协议就免除被上诉人应尽到的全部注意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足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构成表见代理，却未对被上诉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依据严加审核，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13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合同相对人主张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理由相信案外人严某有代理权而与其签订盖有假冒上诉人印章的合同，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具有严重过错，且被上诉人应依法对涉案合同印章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应当由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协议时明确知道案外人无代理权或者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串通伪造涉案合同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该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涉案合同涉嫌伪造上诉人印章的行为，已经涉及刑事犯罪，且该刑事犯罪的事实对本案的判决结果存在直接影响，一审法院未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的相关规定，且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已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知晓此事却并未移交公安部门，也未中止审理，已违反法定程序，且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被上诉人杨文德辩称，一、本案仅构成民法上的表见代理，暂不涉及到刑事犯罪。1.首先，被上诉人杨文德不是直接与案外人严某进行的交易，而是在上诉人的售楼处，经上诉人委托销售中介公司杨艺潇事前审核过没问题后推荐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基于相信杨艺潇有代理权后，才以上诉人名义签订的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其次，被上诉人是善意的且没有过错。作为上诉人委托销售中介公司杨艺潇对严某持有抵顶车位合同看过都认为没问题（详见证据2019年3月1日杨艺潇的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2行），被上诉人作为外行人，不可能发现问题。因此本案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主观和形式要件。2.2019年3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上诉人多次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调查以后均未受理，行为只有其危害性上升到一定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本案不涉嫌犯罪，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需要中止审理的情形。3.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该规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构成犯罪，但本案不构成犯罪，不能适用本条规定。二、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上诉人所称伪造公章所签订的合同，只要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人也要承担民事上的法律责任。1.“他人伪造公司印章进行加盖的行为，符合下面规范之一也要构成表见代理，即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伪造其印章从事民事行为而不予制止，或者虽予以制止却未以合理方式进行公告或者通知，致使相对人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本案中就存在这种情况，即案外人严某持有抵顶车位合同是经上诉人委托销售中介公司杨艺潇看过都认为没问题后才推荐给被上诉人的。2.私刻公章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事实上，伪造印章构成犯罪，但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仅以印章的真伪作为上诉人责任的判断依据是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是因为上诉人委托销售中介公司杨艺潇对案外人严某持有抵顶车位合同审核认为没问题后推荐给被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责任。3.私刻公章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仍可构成表见代理。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湖南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宏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8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杨文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北方?月光兰庭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二、确认原告对月光兰庭地下A3-19车位拥有合法使用权，被告停止对原告车位使用权的妨碍，并办理相应的使用手续给原告；三、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2700元（自2018年9月29日至停车位正常使用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28日，每月车位租赁费为300元，共计9个月）。四、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5月26日在被告的售楼处与被告工作人员杨艺潇签订了北方月光兰庭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并自2015年5月26日至2018年9月27日一直管理使用A3-19号停车位。向法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北方·月光兰庭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编号385-748），证明2015年5月26日在被告的售楼处原告与被告的工作人员杨艺潇就购买地下停车位A3-19车位使用权签订了北方月光兰庭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上的印章与我公司的印章明显不一致，系伪造，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合同并非杨艺潇与原告签署的，杨艺潇亦未在合同上签字，且杨艺潇并非我公司的工作人员。经法院审查，该转让合同的甲方名称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乙方为原告杨文德，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开发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月光兰庭地下A3-19号车位使用权，使用权年限自车位交付之日起至2076年4月24日。总价款80000元，一次性付款，乙方于2015年5月26日前向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应遵守物业管理公约及车位管理制度，且交纳相应管理费用。该转让合同加盖了“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章”，并由原告签字捺印，标注合同编号为：2009-046-578。原告称当时是杨艺潇给原告书写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公章谁盖的不清楚。原告当日以现金方式将车位款68000元现金交付给了杨艺潇，当时现场三个人，其不清楚是给了谁。被告主张该合同是否在售楼处签订被告并不知情，关于原告所述的与杨艺潇之间购买车位的过程，经向杨艺潇落实，杨艺潇称其并未参与，并未接触现金，系原告个人与第三方私下进行的交易，车位买卖情况被告系在公司盘点产生纠纷时方才得知。证据二、烟台市河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地下车位服务服务费收款收据，证明2015年5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完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并缴纳了转让费，被告的工作人员杨艺潇带领原告到物业办理手续，停车位当天交付，自2015年5月26日至2018年9月27日原告购买的A3-19车位一直能够正常使用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更加证明了原告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自2015年5月26日至2018年9月27日占用了被告的车位的事实，并且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系由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带领原告去办理的相关手续。证据三、山东河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自2015年5月至2018年9月27日原告购买的月光兰庭地下A3-19停车位一直正常使用，自2018年9月28日被告决定禁止原告使用，与河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关，倘若将来法院判决，河滨物业公司愿意配合法院判决。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经审查，该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5月26日，杨文德带着北方·月光兰庭A3-19地下停车位的使用权转让合同原件到我公司即山东河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停车手续，我公司根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为其办理手续，杨文德缴纳了地下车位服务费后，我公司为他开通地下停车位入口，使用A3-19地下停车位。杨文德自2015年5月26日至2019年9月26日期间一直使用A3-19号地下停车位。2019年9月27日，我公司收到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通知，内容：A3-19地下停车位未出售，要求我公司配合协作禁止杨文德对北方·月光兰庭A3-19地下停车位使用。因为我服务处的进入停车场系统与北方房地产系统联机，不能擅自开通。禁止杨文德使用地下停车位系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决定，与我公司无关，倘若该地下停车位法院将来判决，我公司将配合执行法院的判决。”证据四、烟台开发区公安局福莱派出所的询问笔录3份，一份是2019年3月4日被告工作人员梁洪洁的询问笔录（详见第4页），证明2015年的时候，其被告公司的销售前台顾问的工作人员为张芳、杨艺潇、张力维。第二份是2019年3月1日杨艺潇的询问笔录（详见第2、3页），证明2015年3月、4月的时候，有个姓严的拿着抵账的协议来到售楼处，因为被告让她代卖北方月光兰庭小区的抵账房子和车位，于是她就将地下车位推荐给原告，原告购买了A3-19车位以7万元整成交。第三份是张力维的询问笔录（详见第4页）证明被告有抵账房和抵账车位可以让销售前台代为出卖，A3-19车位卖了之后于2015年的时候已经在销售台账上记录了，并且按照千分之1.5提取了佣金。该证据系原告申请法院向烟台开发区公安分局调取的。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张力维、张芳、杨艺潇等三人系销售中介公司前台顾问，并非我公司代理人员。对于杨艺潇的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杨艺潇在笔录中称其是将案涉车位推荐给原告，并非其与原告办理了手续，并且杨艺潇作为销售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权利与原告签署合同。对张芳及张力维的询问笔录，我方认为该二人笔录与本案无关，系案外人吴国希报案警方调查的笔录，并非本案涉案人员。经法院落实，被告认可梁洪洁是被告公司工作人员，称张芳、杨艺潇、张力维系中介销售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与中介销售代理公司之间有协议，由中介公司代售被告的房屋及车位。根据梁洪洁在烟台开发区公安局福莱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显示“2018年10月我们开发商和物业核查出来两户业主吴国希、杨文德没有买我们的车位，但是交了车位管理费，我们就通知这两户业主问这是什么情况，这两户业主说他们在售楼处前台的3个顾问处买的车位，我说没有这件事，买车位必须通过我们公司内部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让业主拿着合同找我，他们找到我后我看了一下发现他们提供的合同的印章、合同的编号、收据的印章、收据的编号都不对，我们看完后怀疑是业主自己造的假，后来业主说自己在售楼处前台交过钱。再后来由于杨文德通过电视台爆料说他们是交钱买车位，这时我们就找了前台的3个顾问核对这件事，前台顾问说这两个业主确实交过钱，她们把钱交给了一个姓严的施工方，具体哪一家的他们不清楚，这个收据和合同都是这个姓严的提供的，但我们不认识这个严姓男子，这件事也没有经过我们开发商。我们公司抵顶车位的流程是施工方从我们开发商处顶一个80000元的标准车位，一般不定号，我们两家再签订个协议，后施工方卖出的话再跟业主签个协议，这时业主再选号选车位，然后施工方领着业主到我们售楼处，我们了解情况后再签合同开收据。前台顾问一般是一个月报一次销售台账，我们查了合同的时间并核对台账，公司账上显示两个车位一直没卖，也没收到钱，所以一直不知道，在2018年10月我们和物业核查才知道这件事，吴国希的车位卖了80000元，杨文德好像是68000元。”杨艺潇的询问笔录显示“在我受天地人公司雇佣帮他们出售月光兰庭小区的房子时，大约是2015年3、4月份左右，当时一名姓严的男子拿着一份顶账协议来售楼处，这份协议是他们和北方房地产签的，协议里约定凭这份协议可以顶小区的三个停车位，我记得协议落款处有个章，具体章是什么样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北方房地产也让我们代卖北方月光兰庭小区的顶账房子和车位，我当时看了这份协议之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名姓严的男子就说如果有客户要购买车位的话，让我们帮他推荐他手里的顶账车位。之后有个姓杨的男性客户要买车位，我就跟他说顶账的车位比其他车位便宜，姓杨的客户就买了一个，以70000元价格成交。昨天在售楼处那名购买停车位的男性顾客姓吴，跟我要了姓严的联系方式：137××××0526（该号码打不通，提示为空号）。梁经理跟我们说确定我们和吴姓男子成交的购买车位合同上使用的公章，是假冒北方房地产的公章，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假公章，盖章是北方房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经手，我们不经手盖章这个工作。吴姓男子说他要报警处理，当时我们三名置业顾问，梁经理和贺艳芳（北方房地产公司管合同的女同志），吴姓男子，杨姓男子的老婆一起到了福莱派出所报案”。张力维的询问笔录显示“2015年4月左右，我同事张芳、杨艺潇中的一个（具体是谁记不清了）告诉我一个严姓男子委托我们卖顶账车位，然后吴国希到我们月光兰庭的销售处问有没有车位可以买，他是船员着急买车位，我就把这个顶账车位推荐给他了。没过几天，吴国希、还有严姓的男子一块在销售处把这个车位交易了，交易金额80000元，吴国希以现金方式给了严姓男子，严姓男子把购买车位的合同和收据给了吴国希，当时我、张芳、杨艺潇都在。开发商之前说过有顶账房、顶账车位可以卖。我们在销售台账上有记录”。证据五、山东齐鲁电视台关于此案的报道的视频，证明原告在被告的售楼处购买的A3-19车位即使公章是假的，也构成民法上的表见代理，被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即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并排除妨碍，让原告可以正常使用车位。被告质证称，一、该报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经过公证后，由公证机关对该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予以确认后方能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该报道也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构成表见代理。二、该报道系原告单方接受采访对事情发生经过进行述说，经我方落实涉案车位中介销售人员杨艺潇，杨艺潇称其并未参与该车位的销售过程，系原告与案外人严姓男子协商购买，该报道中原告所称的内容与事实真相不符。三、视频中相关人员所称本案应当属于表见代理，只是表达的个人观点，表见代理是否构成，应结合本案事实及证据情况来进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四、该报道中原告自认其购买的是顶账车位，不知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关人员是谁，可以证明原告自身存在过错，原告明知是购买顶账车位，相较购买正常车位具有更高风险，却仍然与不认识的合同相对方签订协议并且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在其已经购买过被告公司房屋，熟悉被告公司合同签订和财务付款流程的前提下如此进行交易，未尽到严格注意义务，具有严重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案外人与原告签订《北方?月光兰庭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编号385-748）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主要从两个方面判断:1、是否具有代理的表象。从本案现有证据看,原告经被告委托的销售中介公司人员居间推荐下，在被告售楼处与案外人签订了案涉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上加盖了被告的印章,综合以上可认定案外人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具有代理被告公司的表象。即使案涉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印章经鉴定与被告公司使用和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原告在被告售楼处签订案涉合同时仅能对被告公司的印章作形式审查，不可能辨别出合同上加盖的该公司印章是否真实。案涉合同上被告公司印章的真伪对本案审理的民事纠纷没有影响。所以被告申请对案涉合同上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不予准许。2、原告是否为善意相对人。原告在案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中并无过错,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知道持有案涉合同的案外人无代理权,或者与案外人串通伪造被告公司的印章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在售楼处前台交纳了车位款项，被告委托的销售中介公司人员在销售台账上作了记录，并提取销售佣金。此后原告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交纳车位使用费并占用、使用车位多年，据此可以认定本案中原告在签订合同购买车位的过程中没有过错，是善意相对人。在被告售楼处，经被告委托的销售中介公司人员居间推荐，案外人以加盖有被告公司印章的合同与原告签订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原告有理由相信持有案涉合同的案外人具有被告公司的授权,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公司应承担合同约定的出卖人的义务。案涉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在此情况下,法院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北方?月光兰庭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对月光兰庭地下A3-19车位拥有合法使用权，被告停止对原告正常使用该车位设置妨碍。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700元，因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与持有案涉合同的案外人之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可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3日判决：一、确认原告杨文德与被告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北方?月光兰庭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二、原告杨文德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月光兰庭小区地下A3-19车位拥有合法使用权，被告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停止对原告正常使用车位设置妨碍。三、驳回原告杨文德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0元减半收取750元，由被告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梁洪洁所称，张芳、杨艺潇、张力维系中介销售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中介销售代理公司之间有协议，中介公司代售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房屋及车位。故应认定杨艺潇有销售房屋及车位的代理权。即使按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主张，杨艺潇等系无权代理，但本案车位转让合同的签订地点在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售楼处，合同中的内容及编号并无异常，且合同中加盖了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印章，被上诉人杨文德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无过错，杨艺潇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定情形，应予认定。至于合同中所盖公章是假章是否必然引起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本院认为，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的人有无代理权，如能认定有代理权，即使盖的是假章，仍应视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故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涉案车位转让合同中所盖公章系案外人私刻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上诉人烟台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