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0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某，男，1974年8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泽宇，北京元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某，男，1977年10月26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杨某，男，1966年7月2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李某，男，1978年4月15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曹某，男，1975年7月3日出生。上诉人牛某因与被上诉人申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李某、曹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6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申某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申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股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履行无障碍系事实认定不清。杨某在庭前谈话中表示对《股权转让协议》不知情，并没有同意转让一事，一审笔录记载有误。杨某出具的《证言》中称转让事宜未开过股东会议，并不知情，且表明如若知晓当时的转让，肯定不同意。在其如此坚定不同意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作出“杨某虽表示当时不知情，但现在无异议”的错误认定。李某虽被告知牛某与申某股权转让一事，但未表示同意转让，而是称其持股份份额最少，一个人无法决定，大家同意就同意，杨某在《证言》中曾表示不同意，杨某为大家中的一员，故不能推定李某同意转让。李某在第一次谈话未曾说过同意转让，然笔录却无中生有将“同意”写入，并非李某真实意思。《合伙经营协议书》明确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应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牛某是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的“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申某向牛某转让出资份额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协议无效系自始无效，然一审法院竟认定该无效协议履行无障碍系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申某按原比例25%出资是因牛某资金紧张为其垫付系事实认定不清。2017年3月23日，在微信聊天群里发要求合伙人第二次注资的表格是曹某而非牛某，表格载明申某占比25%，2017年3月31日，申某按照该比例注资。另外，2018年5月开股东会时，杨某表示要收购申某25%股份，申某并未说明已转让股份，而是当场表示不同意，以上均说明《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牛某与申某仍按原比例注资构成了对转让协议根本性变更。然一审法院却仅凭申某口述及虚构曹某的陈述来否认客观事实，错误认定申某按原比例注资是因牛某资金紧张为其垫资。三、申某要求支付转让款的行为既不符合常理，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申某与牛某口头将该协议解除，直至2018年10月29日，因合伙项目亏损，申某不愿承担风险，利用仅口头解除协议的漏洞，发短信要求牛某支付转让款，而此前从未主张过，更无证据证明有过催款行为。若如其声称的未解除过协议，从2015到2018年长达三年之久，申某未曾催要转让款，其行为不合常理。正因协议已解除，申某在第二次注资时仍按照原比例履行，在案件起诉中也仅主张转让款而非一并要求退还垫资款。故申某的行为既不符合常理，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规定，依法作出驳回申某一审诉讼请求。申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牛某的上诉请求。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1.《股权转让协议》订立时，曹某是知悉且同意的，李某电话沟通后同意，杨某虽不知悉，但在一审时无论是庭审口头或通过书面陈述的形式均没有作出反对转让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就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追认，因此牛某应向申某履行支付股权受让款的义务。2.申某按原有的出资比例分担财务费用不必然表明申某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当时是曹某造表，各合伙人缴费，由于并非是依据出资比例分红，且考虑到合伙经营的亏损，以及牛某的现金状况，处于维护合伙经营的大局出发，申某按照原比例承担该项费用并不能说明其要终止《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第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第三，牛某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采取了双重标准，在同意受让股权时合伙经营处于盈利状态，而出现亏损之后对股权受让只字不提，杨某提出收购申某25%股权一节没有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一致意见，不能据此曲解事实。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曹某述称，对于牛某的上诉曹某不发表意见，与曹某无关。李某述称，对于牛某的上诉李某不发表意见，与李某无关。杨某未发表陈述意见。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牛某给付申某股权转让款20万元；2.牛某赔偿申某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业间拆借机构确定的同期市场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牛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鑫和永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和公司）系2014年7月1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某，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为张伟、牛某、张灿新。2015年4月28日，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大出版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鑫和公司、保证人牛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设立二级机构——北京交通大学基础教育分社（以下简称交大教育分社）。交大教育分社为甲方下属部门，由甲乙双方出资共同经营。甲乙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甲方占51%股权，乙方占49%股权。分社启动资金为306万，甲方出资156万元，乙方出资150万元，乙方出资于本协议签订后6个工作日全额打入甲方账户。启动资金不足以支付分社生产运营支出时，超出部分由甲方临时垫付，垫付部分由分社按1%月利息支付甲方利息，季度回款后及时偿还甲方垫付资金。2015年5月12日，鑫和公司作为甲方（法人牛某）与乙方杨某、丙方申某、丁方曹某、戊方李某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各方友好协商，就乙、丙、丁、戊（以下简称四方）参与甲方与交大出版公司共同成立的交大教育分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四方入股甲方，以甲方独立模式入资交大出版公司成立交大教育分社，甲方与四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甲方为交大出版公司合作方，出资60万元；乙方为甲方独立股东之一，出资40万元；丙方为甲方独立股东之一，出资30万元；丁方为甲方独立股东之一，出资10万元；戊方为甲方独立股东之一，出资10万元。总出资额为150万元，以现金形式共同汇入各方指定的曹某账户。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合伙期限为5年，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止。甲方股权占比37%，乙方股权占比15%，丙方股权占比25%，丁方股权占比12%，戊方股权占比11%。新合伙人入伙，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承认并签署本合伙协议。允许合伙人转让其在合伙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同等条件下，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如向合伙人以外第三人转让，第三人应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一审庭审中，申某、牛某均主张该协议的实际含义是签订协议的五方是交大教育分社49%比例的合伙人，鑫和公司作为代表是显名的合伙人。2015年5月13日申某向曹某付款20万元。2015年5月14日，申某向曹某付款10万元。2015年5月15日，曹某向交大出版公司打款150万元。2015年8月25日，申某作为转让方与收购方牛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股东协议里申某持有25%股权，牛某用20万元收购申某持有的25%中的15%。申某剩余股权为10%。20万元分两次付清，第一笔10万元在2015年10月底之前付清，第二笔10万元在2016年2月底付清。曹某作为证明人在协议落款处签字。庭审中，申某与牛某均主张“股东协议”是指《合伙经营协议书》，股权就是指合伙出资份额。2018年10月12日，交大出版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鑫和公司、保证人牛某签署《交大出版公司、鑫和公司关于终止“基础教育分社”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于2015年4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交大教育分社，现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提前终止合作；双方共同核算并确认交大教育分社的财务结算余额为-7967189.27元（未扣除双方2015年5月投入306万元）；在途款（实洋）5609919.83元；未支付印装费（返修书）178000元、未计入成本审读质检费142815.2元；经过都得力实物盘点和基础分社的市场分析，可销售有效库存数量为963694册，码洋23945841.2元，实洋3839631.53元，预计可销售实洋1997753.8元。双方对交大教育分社有关资产、债权和债务一致同意按如下方法测算：在途款（实洋）按50%估算，预计可回款2804959.92元；可销售实洋按1997753.8元计算；截止到2018年10月12日，交大教育分社最后结算余额=-7967189.27-320815.2+2804959.92+1997753.8=-3485290.75元，扣除双方2015年5月投入306万元，结算余额为-425290.75元。本协议生效后交大教育分社的全部资产、债权和债务（包括在途款、库存、人员、产品等）以及分社的全部经营管理权均归属甲方，乙方不再继续参与交大教育分社的任何经营活动，乙方亦不再对“交大教育分社”合作期间以及以后所产生的任何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考虑到牛某在交大教育分社成立初期自带产品的成本投入和合作期间共同开发产品的适当补偿因素，出版社不再要求牛某支付结算余额-425290.75元亏损部分。保证人为乙方履行协议的担保方，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免除保证人在甲乙双方在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一切保证责任。甲乙双方在落款处盖章；曹某、李某在交大教育分社职工代表处签字；牛某在保证人处签字。申某表示其与杨某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是因为对协议内容有异议。2018年10月29日，申某向牛某发短信要求牛某尽快履行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提供了收款账户。同日，申某也向牛某微信发送了上述内容。为证明牛某与申某已取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牛某提交了申某、牛某、曹某、李某、杨某的微信群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3月23日，牛某在群里发送一张表格，并声称“望大家配合曹总履行股东义务”。表格载明总应缴额为111720元，牛某占比37%、申某占比25%（对应认缴金额27930元）、杨某占比15%、曹某占比12%、李某占比11%，应于2017年3月30日前汇至曹某账户。2017年3月31日，申某按照表格要求向曹某打款。曹某表示其之所以按照25%的比例付款是因为知道牛某资金困难，不能证明双方已取消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一审庭审中，经法庭释明，申某表示案件案由以法院认定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鑫和公司、杨某、申某、曹某、李某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虽然约定五方的出资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转让、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但鑫和公司系法人主体，而非自然人，故《合伙经营协议书》系当事人权利义务类似合伙协议的无名合同，案件系基于《合伙经营协议书》产生的出资份额转让纠纷，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合伙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出资，第三人应按入伙对待；新合伙人入伙，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牛某与申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牛某虽不是《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当事人之一，但其是当事人鑫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亲自代表鑫和公司签署《合伙经营协议书》，亦是五方合作的主要经营者。对于《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内容和经营情况、其他当事人的身份，牛某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是知情的。曹某明确表示对《合伙经营协议》知情且无异议；杨某虽表示当时不知情，但现在无异议；李某表示《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后曾电话告知，他本人持股比例最少，别人同意他就同意。故《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并无障碍，申某要求牛某依约向其支付转让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其他当事人系于案件审理过程中全部到庭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发表明确意见，故案件庭审前，《股权转让协议》能否实际履行始终未明确，故申某要求牛某赔偿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牛某虽抗辩称已与申某取消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交的关于2017年申某补充出资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已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申某对此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第三人杨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作出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牛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申某转让款20万元；二、驳回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牛某提交以下证据：牛某与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曹某未曾表达过申某按原比例注资是因牛某资金紧张而为其垫资。经质证，申某对于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曹某对于该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李某表示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据目的予以确认。经查阅一审笔录并与当事人核对，一审查明事实中记载“曹某表示其之所以按照25%的比例付款是因为知道牛某资金困难，不能证明双方已取消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中的“曹某”处系笔误，应为申某。另查明，一审查明事实中记载“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3月23日，牛某在群里发送一张表格”中的“牛某”应为曹某。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申某能否主张牛某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对此，本院评述如下。首先，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申某与牛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转让申某在其合伙中的合伙份额，该份协议本身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基于合伙的人合性特征，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但该规定系对转让协议能否实际履行、转让行为是否有效的评价，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的效力认定，故本院对牛某关于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其次，关于申某能否主张牛某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牛某主张其无须支付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的主要依据有二，第一，该转让事宜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第二，牛某与申某已经达成一致口头协议解除合同。关于理由一，申某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牛某一事，根据《合伙经营协议书》的约定，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曹某表示知情无异议，杨某表示当时不知情亦不同意，现在的话同意或者不发表意见，李某表示其他人同意他就同意，故申某现在主张牛某履行协议，不存在其他合伙人不同意的情形，该协议在履行上不存在障碍。故对牛某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理由二，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系牛某起草书写，双方意思表示明确一致，协议下方有二人签名且有见证人曹某签字。牛某上诉提出2017年3月23日曹某按照转让之前的财产份额比例制作表格要求各合伙人履行出资义务时申某按原比例份额履行，杨某提出合伙份额转让时申某并未告知他人其已转让部分份额，申某在合伙项目因亏损终止后才要求牛某支付转让款，证明双方已口头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牛某上诉提出的上述情形，可以看出在协议签订后，因彼时合伙项目运行态势良好、当事人存在一定的观望状态，但并不当然推断出牛某与申某已经达成一致口头协议。牛某作为需要履行付款义务的合同主体，并未积极推进合同继续履行或者解除事宜，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二人之间达成了明确一致的解除合意，故本院对其相应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牛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牛某负担（已交纳2418.28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贾云航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