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民终25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望龙村第八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望龙村第八农村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王守琴，系该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从聪，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宇杰，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王建波，男，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上诉人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望龙村第八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望龙村八社）因与被上诉人王建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王建波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8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望龙村八社的负责人王守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从聪，被上诉人王建波户的诉讼代表人王建波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望龙村八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在一审查明，被上诉人已经获得了69745元的土地补偿款，其主张的另一份土地补偿款不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只发包给被上诉人一份承包地，另一份承包地在傅显芳转为公办教师时已经退还给集体经营组织。该份承包地在退还之后，集体经济组织又将该份土地承包给案外人王某1的妻子曾令平。2．原审法院判决书中认为合同书是由村政府整理，由国家档案馆保管，合同书对上诉人有约束力，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举示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该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在1997年9月30日签订存档的，实际上傅显芳的土地也是在1997年9月份之后才退出，因此土地承包合同书登记存在错误，该土地承包合同书既没有发包方即本案上诉人盖章，也没有承包人王建波的签名确认，因此该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应当是不成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的，该份存在江北区档案馆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缺乏最基本的签名，仅仅是记载，所以不能以该份合同书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 王建波户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王建波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望龙村八社向王建波农户支付征地补偿款69745元；望龙村八社支付王建波农户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差旅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市江北区鱼嘴乡沙凼村二社（以下简称沙凼村二社）现已并入望龙村八社。王建波1994年4月1日因与王凤结婚将户籍迁入了沙凼村二社。王凤的母亲傅显芳原为民办教师。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王凤与傅显芳在沙凼村二社承包了两份土地。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前傅显芳转为公办教师。在重庆市江北区档案馆保存的档号为81-1997-Ｃ-0182合同编号为10签订时间记载为1997年9月3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没有王建波或王凤的签名，也没有沙凼村二社的盖章或者负责人签字。该承包合同载明发包方为沙凼村二社代表人付云华，承包方代表人为王建波；承包户人口为2人，承包份数为2份；承包田0.6亩、土0.6亩；承包期限从1997年9月30日至2027年9月30日。王建波取得了其为户主的《重庆市农村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记载承包户主为王建波，人口2人，劳力1人，承包水田面积0.6亩、旱地面积0.5亩、其他面积0.1亩，承包期限为1997年9月至2027年9月。2004年王建波农户的0.92亩土地退耕还林，王建波取得了《林权证》。该证记载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和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王建波；四至界限为东路，南电杆，西王某1屋后，北赵启珍土。1998年至2004年期间，王建波农户均按土地面积交纳了农业税。2006年至2010年期间，王建波农户取得了相关的农业补贴，该款存入王建波的银行账户。 2017年望龙村八社的土地被国家征收，获得了征地补偿款。望龙村八社于2019年4月8日通过了《望龙村八社征地补偿费处置分配方案》，确定了本次实际可分配资产为11497899.7元，资产分配以户为单位，用存单的形式分配到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本社现有42户农户承包了耕地，征地后根据耕种据实清理承包地总份数104份，另1998年征地农转非一人/份（该份与本案无关）作为个案处理；分三轮进行分配：（一）保证农户承包耕地的受益。每份承包地的收益为67300元，即：104份×67300元=6999200元，分配总额为6999200元。实际分配总额减去农户承包耕地收益，其中剩余4498768元作为社集体资产进行分配。（二）扣回渝长高速路土地补偿费分配。渝长高速路征地补偿费9000元/亩和青苗费1100元/亩已经发放到占地户，经过户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渝长高速路占地户的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费扣回集体，才能参加本次集体资产分配，现按10100元/亩补偿费计算，高速路征地25.183亩，即10100元×25.183亩=254348.3元，将扣回高速路土地补偿254348.3元，作为此次土地补偿费按104份土地分配，即254348.3元÷104份=2445元/份。（三）集体资产分配。望龙村八社被国家征收公告之日止，将199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3日公告在籍农业人口147人按社龄年限（当年有一天作为1年）进行分配（包括：死亡、迁出人员）。预留备用金328853.7元。该分配方案作出后，望龙村八社认为王建波农户只承包了一份土地，认为集体资产分配的第一轮和第二轮，王建波农户仅能获得一份补偿款69745元（67300元＋2445元），并以王凤的名义制作了存单进行了发放。王建波农户认为其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承包了两份地，一份是王凤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承包的土地，另一份是傅显芳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承包的土地，王建波农户还应取得一份土地的补偿款69745元。 望龙村八社举示望龙村八社8份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望龙村八社1998年至2004年农税任务表、《望龙村八社申报土地承包份数的签名表》、《会议记录》、1985年望龙村八社的土地登记簿和申请证人王某1、鲁某、傅某、陶某1、孙某、王某2和陶某2出庭作证，以证明望龙村八社承包合同上记载的土地份数是错误的，与承包人实际承包的土地份数不一致；原傅显芳承包的土地退出后由王某1农户承包，王建波农户仅承包了一份地即王凤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的土地；该社根据社员自行申报并召开社员会议，确认王建波农户只承包了一份土地。 8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系重庆市江北区档案馆保存档号为81-1997-Ｃ-0182的王成宽和张治华等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前述合同书中亦未有发包人和承包人签名或盖章。望龙村八社1998年至2004年农税任务表中显示望龙村八社的农业税是按土地面积计税。《望龙村八社申报土地承包份数的签名表》系望龙村八社承包户申报土地份数确认，但无王建波农户的申报土地承包份数的签名表。《会议记录》有两次，一次为2018年10月20日，会议主要内容为对王建波农户的土地份数存在争议；另一次于2019年5月25日由望龙村八社的社长王守琴主持，有望龙村八社户代表（全社42户）和望龙村监察员参加，其会内容主要记载为望龙村八社从2017年11月11日清理集体土地承包份数至今，望龙村八社的承包合同与实际有所出入，所以该社由村民户代表自己申报土地份数，全村户代表签字确认，在清理王建波的土地份数上没有户代表认同王建波农户有两份土地，也就没在其报的份数上签字，该会议记录上有7户代表（含王建波）签字，王守琴建议走司法程序。证人王某1陈述1997年春节当时的社长付云华书傅显芳和陶某2有退出的土地问王某1是否愿意进地当时的地，王某1同意后是由社长付云华、傅显奎、傅显奎的妻子王少群共同去指的地，具体位置在狐狸湾大路边一块，大路上面有半截；王某1接过来地后，有些地被乡村公路占了；另外还有一块田、一块土在浪坝湾。证人鲁某陈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其用浪坝湾的两块长田、三块小地与傅显芳的一整块堰水田进行了互换。傅某陈述他1982年是沙凼村二社的社长，鲁某和傅显芳的地是对调了的，傅显芳的土后来退给了王某1。陶某1陈述其王守琴的配偶，王某1接的土是傅显芳种过的，但是不清楚王某1的土地是否是傅显芳退出了的，只是在1988年看到傅显芳在那里种过地。孙某陈述看到傅显芳在河沟边的土种过地，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王某2陈述傅显芳的土地是和陶某2一起退的，退地的事是口头说的，开了会但是没有会议记录。陶某2陈述，他和傅显芳是一起转的公办教师，1997年王某1开始想要他的好地，他没同意，只同意退他门前的鸡窝地；陶某2碰见傅显芳问她是否退地，傅显芳的原话为是喊她退地，但是她家都有个要进地的；后来傅显芳有没有退地陶某2不是很清楚。 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实地进行指认，望龙村八社认可王建波农户指认其在第二轮承包时承包的土的位置；王某1指认了其在第二轮承包时新进的田，王建波农户表示认可；王建波农户另行指认了两块与王某1农户承包田相邻的田，王某1否认这两块田与其承包的田重合；王建波农户指认的两块田即为证人鲁某陈述换给傅显芳的田。 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本案中，望龙村八社的土地被国家征收，王建波农户在望龙村八社承包了土地，有权获得相应补偿。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按照分配方案王建波农户应当获得几份地的补偿费。王建波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载明了承包土地为2份。望龙村八社举示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望龙村八社1998年至2004年农税任务表、《望龙村八社申报土地承包份数的签名表》、《会议记录》、1985年望龙村八社的土地登记簿和申请证人王某1、鲁某、傅某、陶某1、孙某、王某2和陶某2出庭作证。下面对望龙村八社举示的证据予以评述。第一，望龙村八社辩称原傅显芳承包的土地退出后由王某1农户承包，从证人证言来看，陶某2和陶某1均陈述不清楚傅显芳是否退地，王某1陈述其进的土地是由付云华、傅显奎、傅显奎的妻子王少群指认，傅某陈述不清楚王某1的土地是否是傅显芳退出了的，只是在1988年看到傅显芳在那里种过地，众多证人关于傅显芳退地的陈述并不一致，证人证言的效力不能达到望龙村八社的证明目的，故无法认定王某1在第二轮承包时承包了傅显芳原承包地。第二，1998年至2004年农税任务表记载望龙村八社农户交纳农税是以土地面积确定的，1985年望龙村八社的土地登记簿是望龙村八社自行制作，且为第一轮承包期间制作，故前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达到望龙村八社的证明目的，对前述证据也无法采信。第三，虽然包括王建波农户在内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未有发包人和承包人签名或盖章，但是前述合同书均是由村、政府逐级整理，由国家档案管理部门保管，并由江北区人民政府向相应农户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这些土地承包合同书对望龙村八社均有约束力，并确认了王建波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望龙村八社通过村民自行申报确定土地份数的作法不能否定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效力，故对望龙村八社申报土地承包份数的签名表和会议记录不予采信。经双方当事人现场指认，王某1在第二轮承包期间新进的土地与王建波农户承包的土地并不重合，且王建波农户指认的两块田的位置与证人鲁某关于换田的陈述吻合，故对望龙村八社认为王建波农户起诉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争议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现望龙村八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建波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记载的2份土地为错误记载，王建波农户根据分配方案应获得两份地的补偿费，望龙村八社现仅支付了一份补偿费，故对王建波农户要求望龙村八社支付补偿款6974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望龙村八社支付王建波农户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差旅费用的诉讼请求，王建波农户并未明确具体数额，且该请求并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望龙村第二农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王建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支付土地补偿款69745元；二、驳回原告王建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均未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王建波农户要求望龙村八社支付补偿款69745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理由如下：1.重庆市国家档案馆江北区档案馆保存的王建波户《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土地为2份。虽然《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未有发包人和承包人签名或盖章，但合同中加盖有村委会的印章，且是前述合同书均是由村、政府逐级整理，由国家档案管理部门保管，并由江北区人民政府向相应农户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书确认了王建波农户的2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2.望龙村八社认为王建波岳母傅显芳的土地已退还集体经济组织并重新分包，但其在一审中所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此一审判决对望龙村八社举示的证据已详细评述，本院不再赘述。即，望龙村八社未举示相应的证据证明争议的王建波户有一份土地已收回并经过合法程序重新分包。 综上所述，望龙村八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3.62元，由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望龙村第二农村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静 审 判 员  陈 娟 审 判 员  陈义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彭松涛 书 记 员  唐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