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3民初12461号 原告：俞伟峰，男，198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叶红,绍兴市柯桥区齐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浙江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经济开发区柯北大道11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686659837P。 法定代表人：葛海泉，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伟峰与被告浙江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强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因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浙江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本案相关诉讼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裁定中止审理，后于2020年3月23日恢复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伟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叶红，被告高强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伟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资60,000元（2018年8月-2019年7月）；2.判令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85,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业务费1,006,403.85元（2013年-2017年）。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2年4月进入被告处工作至2019年8月，2019年8月13日，被告无故辞退原告，并断交原告社保，且未支付原告2013年至2017年剩余的业务费，原告根据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 被告高强度公司辩称，1.俞伟峰与高强度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俞伟峰与高轻度公司是单纯的合同关系，俞伟峰销售高强度公司的货物，然后按照销售额扣除运费和代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后给予结算，其不接受高强度公司的管理，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必备要素。原告以此主张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2.高强度公司不欠俞伟峰业务费。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俞伟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为高强度公司提供的业务量以及提成比例，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对资金应扣利息，高强度公司在核算中并未扣除该部分费用，且俞伟峰对于这笔将近20万费用，从2013年至2019年长达6年的时间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明显违背常理。也从侧面说明了高强度公司对于提成的核算方法及应发数额俞伟峰是不持有任何异议的。另外，从2017年1月6日俞伟峰出具的借条上也可以看出，高强度公司已经结清了俞伟峰2013年至2016年的全部业务费。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俞伟峰系高强度公司业务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高强度公司为俞伟峰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9年7月，2019年8月13日，高强度公司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及失业登记证明书》，证明双方因其他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终止。担任业务员期间，俞伟峰的工资纯按照业务量结算，俞伟峰平时向高强度公司借款，高强度公司在支付俞伟峰业务提成时扣回。俞伟峰2012年前的业务提成已结清。2017年之后，俞伟峰未再有业务量产生。后双方就业务提成结算产生争议，俞伟峰于2019年11月4日就本案争议向绍兴市柯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俞伟峰遂诉至法院成讼。 本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保护。劳动者敬业，用人单位守诚，双方互相尊重，平等合作，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本案原、被告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可由原告提供的养老保险参保证明、银行交易流水及被告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及失业登记证明书》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双方之间仅系单纯的合作关系，但未能就该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现围绕原告请求，本院逐一分述如下： 关于原告主张2013年至2017年期间业务提成的诉请。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为证明被告尚欠2013年至2017年期间的业务提成金额，提供了清单及视频资料予以佐证，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原告曾因对清单中的相关项目持有异议到被告处要求出示原始文件及借据予以核对，而被告财务人员也就上述清单的数据来源及计算方式向原告作出解释说明，故虽然清单上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但该清单应可认定系被告出具给原告，现原告认可该清单中的业务费及应扣保险费，故本院确认2013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的业务提成金额为977,846.65元，应扣保险金额为14,547.1元。对于清单中质保金利息、资金应扣利息、运费，因双方当事人均既未提供证据证明业务提成的结算存在上述加、扣款项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项目的计算依据，故对原告关于业务提成应当加上质保金利息的主张及被告关于业务提成应当扣除运费的辩称，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告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通过原告出具借据后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予以支付，双方对于业务提成应扣除借款均无异议，但对于清单的借据部分金额存有争议，因被告未能提供2013年至2018年期间所有借据，而原告认可其所有借款被告均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故根据原、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本院确认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共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791,440.84元，其中2014年至2016年期间共有18笔款项共计342,494.7元，因被告在款项用途中明确备注为差旅费报销等字样，故对其关于上述款项应计入业务提成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剔除报销款后，其余款项共计448,946.14元应作为已付业务提成予以扣除。故被告高强度公司尚应支付俞伟峰2013年至2017年期间的业务提成514,353.41元（977,846.65元-14,547.1元-448,946.14元）。另，被告辩称原告主张上述期间的业务提成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即其业务提成，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终止，可由《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及失业登记证明书》及原告养老保险参保证明予以证实，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未超过仲裁时效，故对被告的上述辩称，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主张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的诉请，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原告在高强度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其收入纯粹根据其业务量进行结算，原告亦自认2018年8月以后不再有业务，且亦无在此期间仍在为被告提供实际劳动的证据，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诉请，原告主张系被被告无故辞退，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而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事先向用人单位提出。本案中，原告未有证据证明其在申请劳动仲裁前或起诉前曾通知被告以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事后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浙江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尚应支付被告俞伟峰业务提成514,353.41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被告俞伟峰的其他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俞伟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丽燕 人民陪审员  朱刚强 人民陪审员  葛紧跟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曹颖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