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泰康人寿大厦8层、9层。法定代表人：陈东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冬鲁，女，196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宇，山东天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楠，女，199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宇，山东天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德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天衢中路1369号金融大厦。负责人：赵爱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松，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忠，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156号国际财富中心6层、20层、21层。负责人：夏胜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松，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忠，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莉，男，196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上诉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冬鲁、张楠、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德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德州泰康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泰康公司）、原审第三人张莉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402民初2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返还60万元的保险费；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泰康集团公司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也并非上诉人的下属分公司，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60万元的保险费，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属错误。案涉保险合同是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与被上诉人蒋冬鲁订立的，上诉人泰康集团公司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的上级母公司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并非其上级母公司。一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订)》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泰康集团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更应当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通过该规定可知，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不仅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也可以作为能够自行承担民事责任的被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银条法(1995)37号】，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因在母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而与他人发生纠纷的，应当以分支机构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母公司为诉讼主体，在本案中，除非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责任，否则不宜直接判令其母公司直接承担责任。本案的标的额只有60万元，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具有充足的资产偿还该笔债务，而且分支公司承担责任也是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这与前述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并不矛盾，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是一种舍近求远的行为，对构建良好的金融保险秩序有害无益。二、被上诉人张楠对被上诉人蒋冬鲁为其投保的行为是明知的，在案涉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其一直未曾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张楠事后反悔的行为只能导致合同解除的后果，而不应造成合同的无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蒋冬鲁、一审第三人张莉与被上诉人张楠为父母子女关系，张楠为家庭的重要成员，每年20万元的保费支出亦属于大额的家庭支出，其对此完全不知情于情于理不符。而且，张楠的父亲张莉既是泰康人寿德州中心支公司的营销员，也是案涉保险业务的代理人，张莉不仅可以从本单业务中获得佣金和返利，更可以借此助推其它业务返佣比例的提升，这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被上诉人张楠不会阻拦其父亲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的行为。此外，被上诉人张楠曾在《泰康人寿保险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确认函自选计划申请书》、《专用回访函(自选型)》上签字确认，虽然签字时其身处英国，但是上述文件是通过顺丰速运邮寄到张楠在英国地址的，上述文件的签字应当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以护照上的出入境时间即否认签字的真实性，依据不足。上述事实和大量的间接证据，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张楠对被上诉人蒋冬鲁为其投保的行为是明知的，在案涉保险合同存续的4年时间里，其一直未曾提出异议。鉴于蒋冬鲁、张莉与张楠之间的至亲关系，加之他们三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而张莉却故意缺席本案的审判，在审查张楠是否同意蒋冬鲁为其投保的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坚持和贯彻高度盖然性和不利推定的原则，不宜对上诉人苛以严格的举证责任，否则无异于支持和鼓励不诚信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被保险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和投保人撤销其依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作出的同意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保险合同解除”，被上诉人张楠通过诉讼方式反悔的行为，只能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而不应回溯至保险合同的无效。三、身故保险金只是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之一，被上诉人蒋冬鲁亦连续多年领取了同为保险责任之一的生存保险金，在蒋冬鲁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包括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无关的保险条款在内的整个保险合同无效，且要求返还全部的保险费用，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案涉保险合同既包括“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身故保险金条款，也包括了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无关的生存保险金、养老保险金、祝寿保险金、长寿保险金等保险条款，这些条款为并行存在的保险责任。即便身故保险金条款无效，其它保险条款也应当有效，一审法院判令整个保险合同无效，无疑是扩大了损失的后果。另外，即便整个保险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自案涉保险合同成立至今，被上诉人蒋冬鲁已经连续多年领取了同为保险责任之一的生存保险金，张莉亦从该笔业务中领取了佣金和返利，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泰康人寿德州中心支公司为开展本业务也产生了其它的开支，一审法院在已经认定“蒋冬鲁在未取得被保险人张楠的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情况下为其投保，对导致案涉保险合同无效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在未扣除上述损失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返还全部的保险费，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有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良好的金融保险秩序，特上诉至贵院，望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蒋冬鲁、张楠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作为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被答辩人泰康保险集团是案涉人寿保险合同的相对方，在合同签订时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是泰康保险集团的下属分公司，保险费转入的是被答辩人的银行账户内，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合同各方应当返还各自不当得利，泰康保险集团应当向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首先，涉案合同成立的时间是2016年1月1日，根据二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2016年8月25日被答辩人公司进行了企业名称变更，公司名称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5日原审被告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也进行了企业名称变更，企业名称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变更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涉案合同成立的时间是2016年1月1日，根据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在合同订立时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是泰康保险集团在山东省的分公司。《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分公司是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本身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泰康保险集团与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的关系是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而不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将两者错误混为一谈，进而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判令被答辩人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其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都是对诉讼主体程序性权利的规定，即只解决哪些主体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民事诉讼，而诉讼责任涉及到实体诉讼权利的处分和责任的承担，由实体法进行规定。分公司虽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是只说明其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然而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其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其占有的财产均归属于总公司，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分公司债务最终由总公司承担。在民事诉讼中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就等同于具备独立的诉讼责任能力，更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分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被答辩人错误的将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责任能力混为一谈，其理由不能成立。再次，本案中的三笔保险费都是被答辩人公司从蒋冬鲁的账户上划走的，第一笔保险费在合同成立前就被被答辩人划走，2017年和2018年的《续期保费银行转账对账单》都是被答辩人出具的，且加盖了被答辩人公司的续期保费专用章。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被答辩人作为收款方应当向蒋冬鲁返还不当得利。二、本案中的人寿保险并非蒋冬鲁所投保，张楠对投保一事并不知情，2018年9月张楠发现该保险单后，就一直与泰康保险公司沟通解决相关争议，并非被答辩人在上诉状所述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张楠对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保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张楠自2011年7月考入大学，2015年8月毕业后去英国留学，研究生毕业后去外地工作，至今8年多时间和家庭一直处于聚少离多的状态，再者，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父母对于家庭中的支出处分自己财产，是无需和子女商议的，被答辩人以此来推断张楠对投保知悉有悖常理，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常理。蒋冬鲁也一直在外地工作，在合同订立时，对合同的订立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保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三、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为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合同中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字样均非本人所签，该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涉案保险的受益人分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和红利领取人，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也是以被保险人是否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前提条件。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鉴定意见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的签字均非二答辩人本人所签，合同签订时张楠已经成年，张楠本人对涉案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事后张楠也没有就涉案合同进行追认或者表达同意的意思表示。据此，该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合同无效是因为泰康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义务所导致，在合同确认无效后，被答辩人作为收款方应当向蒋冬鲁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及利息。四、涉案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且该合同完全限制了被保险人以及保险受益人的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保险法司法解释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涉案合同所约定的各项内容在客观事实上无法履行，保险受益人对保险利益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保险人借此完全免除了自己的责任。涉案保险合同文本中也未就该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更没有经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签字确认。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保险格式条款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未对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不生效，因此涉案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五、涉案保险合同应当认定为整体无效，蒋冬鲁从未领取过生存保险金，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人寿保险具有保障性、储蓄型以及分红和投资性，是保险公司积聚巨额保险资金的有效途径。本案所系争的“泰康鑫享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是典型的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从表面上看，系争保险合同中各保险责任以及红利领取互不相关，合同具有综合性特征，细究之下则不然。首先，该合同项下保险费金额与交费期间、保险期间、各类保险责任以及保单红利均以被保险人张楠的寿命状况为确定依据，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被保险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到各保险责任的承担，各保险责任之间不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关系，该保险合同不可分；其次，身故保险金作为投保人获得保障的主要途径，若其被确认无效而合同其他部分有效，遇到合同生效后短时期内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受益人无法获赔身故保险金，而被保险人所领取的生存类保险金及投保人所领取的分红总额与所支付的保险费相比难以实现平衡更谈不上获得收益，这显然与投保人的投保初衷相违背；最后，人寿保险的保险费是根据保险精算标准综合计算得出，在各保险责任欠缺实质性的独立要件的情况下，在确认身故保险金约定无效而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之后，难以对因合同部分无效而导致的相关后果做出妥善处理。综合以上因素，系争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并不具备可予确认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条件，应当认定合同整体无效。六、泰康保险集团作为一家国内知名的保险公司，其有着广泛的受众性，在同类合同签订过程中泰康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涉案保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首先，涉案《保险合同》是2016年1月1日在泰康人寿德州支公司处签订的，且此业务是泰康人寿德州支公司工作人员一手经办的。代理人的单位地址为德州市德城区解放南路173号（泰康人寿德州支公司的公司地址），然而合同、保险单以及收据上盖的均是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的公司打印印章，保险单盖章处的署名以及保险费收据的抬头为泰康保险集团，投保单上的单位署名和盖章并不一致。在此前提下，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对涉案合同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签章确认，在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人均未确认的前提下，涉案保险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涉案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合同成立日为2016年1月1日，然而第一笔20万元的保险费早在合同签订前的2015年12月3日就已经被泰康保险集团划入自己账户内，后两笔共计40万元保险费也相继被泰康保险集团划入自己账户内。根据《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第三被告公司存在先划款后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且保险费划入的是泰康保险集团账户内，泰康公司的这种行为明显与《保险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不符。试问被答辩人在合同成立前划扣20万元的款项，这笔费用的性质是什么呢？在款项划扣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这段时间内，如果被保险人出了保险事故，保险人是不是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呢？泰康保险集团作为一家享有高度知名度的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其面对的客户有数以千万计，如果被告公司在此类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均如法炮制，先收取保费，后订立合同，使得投保人不得不与之签订合同，这种行为不仅会损害同类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被答辩人应当向蒋冬鲁返还不当得利。七、涉案合同为事实上无法履行的合同，保险利益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涉案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涉案合同的生存类保险金的受益人为投保人蒋冬鲁，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第三人张莉。合同中养老保险金的给付条件为张楠年满60周岁，祝寿保险金的给付条件为张楠年满80周岁，长寿保险金的给付条件为张楠年满81周岁。张楠的父母比原告年长20多岁，从理论上讲，在张楠年满60周岁的时候，其父母已经年满80周岁，在张楠年满80周岁的时候，其父母已经年满100周岁。但是根据2018年的全国平均寿命统计数据标明，2018年山东省内的平均寿命为76.46岁，据此统计数据，涉案合同所约定的给付条件在事实上是无法达成的。合同的订立应当基于订立合同时的客观条件、常理来对合同的具体条款进行约定。涉案合同为事实上无法履行的合同，保险受益人对保险利益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涉案保险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判令驳回被答辩人对二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补充答辩意见为：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第3.3款约定，生存保险金默认转入约定的万能型保险项下的保单账户，如将生存保险金变更为现金领取，投保人须向保险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投保人从未向保险公司提出过申请领取保险金，生存保险金现在仍然在保险公司的账户上，所以上诉人称蒋冬鲁领取生存保险金和红利都不属实。同时，在上诉期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并没有要求发回重审，其在庭审过程中增加上诉请求，已经超过了上诉期限，不应予以采信，也不应予以审查。对于泰康保险的申请书及回访函，在二被上诉人一审过程中明确不认可，且证据形式不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前提下，上诉人并没有要求进行鉴定，其在二审中要求进行鉴定，不应予以支持。对于其与张莉之间的佣金和公司的争议，这是公司与其员工的争议，其应当另行提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不应由被上诉人返还，也不是诉争保险合同所争议的范围，其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德州中心支公司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做出裁判。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做出裁判。蒋冬鲁、张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蒋冬鲁返还保险费60万元及利息(以20万为基数，自2015年12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20万为基数，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20万为基数，自2018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上三笔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冬鲁与张莉系夫妻，张楠系二人之女。2016年1月1日，张莉作为德州泰康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办理了一份保险，保单号为53968422，保险合同载明：投保人为蒋冬鲁，被保险人为张楠，主险险种为泰康鑫享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附加险为泰康附加黑钻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保险合同成立、生效日均为2016年1月1日，每期保险费20万元，保险金额252600元，交费期间10年，交费日期为每年1月1日，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99周岁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张莉，红利领取人为蒋冬鲁。该保险合同的保险系电子投保，签名系在电子终端设备上签名，在投保单投保人签名处有“蒋冬鲁”字样，在被保险人签名处有“张楠”字样。该保险合同加盖的是山东泰康公司的保险合同专用章。该保险合同《为泰康鑫享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中约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一、生存保险金：（1）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犹豫期结束的次日生存，我们按保险金额的10%向生存类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保险金；（2）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不含该日）前，被保险人在每一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生存，我们按保险金额的10%向生存类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保险金。二、养老保险金：自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含该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80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含该日）止，被保险人在每一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生存，我们按保险金额的10%向生存类保险金受益人给付养老保险金。三、祝寿保险金：被保险人在年满80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生存，我们按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保险费总额向生存类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祝寿保险金。四、长寿保险金：自被保险人年满81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含该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99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含该日）止，被保险人在每一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生存，我们按保险金额的10%向生存类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长寿保险金。五、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六、投保人意外身故豁免保险费：。七、投保人意外高残豁免保险费：。”2016年1月11日，泰康人寿客服人员对蒋冬鲁就53968422号保单进行了电话回访，回访中客服人员提问“近期通过业务员张莉买了一份鑫享人生年金保险对吗？”、“所有投保文件上都是您和被保人张楠女士亲笔签名的，对吧？”、“请问您对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内容都阅读并理解了吧？”，蒋冬鲁对上述问题均作了肯定性回答。蒋冬鲁于2015年12月3日交纳了首期保费200010元，保险公司出具的收据上加盖的是山东泰康公司的保险合同专用章。蒋冬鲁于2017年1月1日、2018年2月26日续交了第二期、第三期保费各20万元，续期保费银行转账对账单上加盖的是泰康集团公司的续期保费专用章。本案审理过程中，蒋冬鲁、张楠称投保单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签字均非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本人书写。为此，山东泰康公司申请对上述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倾向认为53968422号保单中投保人签名处“蒋冬鲁”签名字迹、被保险人处“张楠”签名字迹与提供的蒋冬鲁、张楠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对于该鉴定意见，原、被告均无异议。被告提交了一份填写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的《泰康人寿保险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确认函自选计划申请书》、一份填写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的《专用回访函（自选型）》，在申请书及回访函的首页右上角均标明关联保险合同号码为53968422，申请书及回访函中均有投保人蒋冬鲁、被保险人张楠的手写签名字样。被告称该申请书系签订涉案保险合同后才有资格选取入住的养老社区计划，每一份社区申请书均关联一份保险合同，以此证明张楠知晓并同意案涉保险合同。原告对该申请书及回访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9月19日期间张楠在英国不在中国境内，并提交了张楠的护照。该护照中显示张楠在上述期间确实在英国不在中国。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保险合同、交费凭证、银行交易流水、护照，被告提交的回访录音、申请书、回访函，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诉争保险合同涉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责任，被告应对诉争保险合同已经过被保险人张楠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的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证明案涉保单中被保险人处“张楠”的电子签名字迹是本人书写。另外，被告提交的泰康人寿保险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确认函自选计划申请书、泰康人寿保险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确认函专用回访函，虽有“张楠”书写签字字样，但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提交的护照证实签字时间张楠并不在国内，该证据不能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张楠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亦不能认定张楠认可保险金额。现张楠起诉明确反对该份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应认定该保险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保险公司应当返还原告蒋冬鲁已交纳的保险费。虽然鉴定意见中不能证明投保单上投保人处的电子签名系原告蒋冬鲁本人所签，但在泰康人寿客服人员对蒋冬鲁的电话回访中蒋冬鲁确认“通过业务员张莉买了一份鑫享人生年金保险”，并且保险费系自蒋冬鲁的账户中扣划交纳的，能够确认蒋冬鲁对案涉保险合同知情、认可，且系实际投保人的事实。蒋冬鲁在未取得被保险人张楠的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情况下为其投保，对导致案涉保险合同无效具有过错。被告在签订涉及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时，未尽到审查义务，亦存在过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若有损失可另案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本案中，虽然原告是通过德州泰康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但案涉保险合同上加盖的是山东泰康公司的公章，山东泰康公司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山东泰康公司为泰康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最终应由泰康集团公司承担。故本案应由泰康集团公司向原告蒋冬鲁返还60万元保险费。第三人张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视为放弃诉讼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一、蒋冬鲁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签订的保单号为53968422的《保险合同》无效；二、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蒋冬鲁保险费60万元；三、驳回蒋冬鲁、张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900元，由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分公司变更登记工作的通知（办字【2016】287号），用于证明原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由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设立“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由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原来的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项下的资产和负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原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分公司的设立者，即使分公司的法律责任由总公司来承担，也应当是由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证据二，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相关的工商变更均已做了登记。证据三，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企业年报，证明其隶属的公司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第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上诉人证明的内容不认可，涉案合同成立的时间是2016年1月1日，根据二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2016年8月25日上诉人公司进行了企业名称变更，公司名称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5日原审被告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也进行了企业名称变更，企业名称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变更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涉案合同成立的时间是2016年1月1日，根据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在合同订立时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是泰康保险集团在山东省的分公司。在付款方面，三笔保险费都转入上诉人公司指定的账户，2017年保费和2018年保费上诉人公司都出具了加盖其续期保费专用章的银行转账对账单，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合同各方应当返还各自的不当得利，上诉人作为保费的收取方，其应当向蒋冬鲁返还保费。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其不承担责任的事实成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的保单中投保人签名处“蒋冬鲁”签名及被保险人处“张楠”签名均不是二人所签，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认定涉案保险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张楠对蒋冬鲁、张莉投保的事情是明知的，张楠当时虽然在英国留学，但德州中心支公司将相关确认函和回访函通过顺丰快递邮寄到英国，让张楠签字了。因被上诉人张楠不认可确认函和回访函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上诉人既未能提供向当时在英国的张楠邮寄过确认函和回访函的证据，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张楠对蒋冬鲁、张莉投保的事情是明知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保费返还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蒋冬鲁于2015年12月3日交纳了首期保费200010元，保险公司于2016年1月1日出具的收据上加盖的是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的保险合同专用章，蒋冬鲁于2017年1月1日、2018年2月26日续交了第二期、第三期保费各20万元，续期保费银行转账对账单上加盖的是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续期保费专用章。从对账单上加盖的印章可以证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了涉案保费，因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后的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应由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接，既然上诉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了涉案保费，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退还保费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振平审判员  魏 涛审判员  马丽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杨科书记员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