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2民初2795号原告：王承群，男，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洪湖市人，户籍住址武汉市东西湖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武汉市武昌区正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茅庙集街43号（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059178225R。负责人：王东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霞，北京市狄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北京市狄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承群与被告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承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霞、刘佳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承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负责人王东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承群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1、支付劳务费121,050元；2、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29日，我与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约定我带机械设备为该公司驾驶、操作，并按照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的指示提供劳务。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每日据实为我开具工时凭证，我依据工时凭证、发票等材料结算劳务费。后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员工蔡昭军为我开具了工时凭证。2016年3月，蔡昭军以结算工程款为由，收走工时凭证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应支付我六笔劳务费，分别为31,360元、46,200元、19,160元、38,600元、21,000元、6,160元、8,570元，以上共计171,050元。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分别于2016年10月、2017年1月25日向我支付劳务费30,000元和20,000元，尚欠劳务费121,050元未予支付。2018年2月12日，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蔡昭军、黄志斌在工时凭证上签字认可。现我索要剩余劳务费无果，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辩称，原告王承群提交的证据与我公司无关。原告王承群应提供我公司加盖公章的欠款凭证。请求驳回原告王承群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涉案工程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农业嘉年华工程。其建设单位为武汉嘉年华农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武汉农投设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投公司）等多家企业。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自农投公司处承接部分涉案工程。2015年12月29日，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甲方）与王承群（乙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乙方承接甲方施工的嘉年华工程项目的场运工作，自带工程机械并由乙方人员驾驶、操作；双方约定推土机按照200元/小时，200型挖机按照260元/小时，150型挖机按照220元/小时，70型挖机按照150元/小时，60型挖机按照140元/小时结算，甲方每天据实出具工时凭证，乙方结算时依据工时凭证作为附件，并依据劳务发票结算劳务费等。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在该合同甲方处加盖公章，王承群在乙方处签名。庭审时，王承群提交了农投公司的通讯录，其中载明“蔡昭军”系其成本采购部成员。王承群同时提交了落款处为蔡昭军的《收条》五份。其中，2016年3月24日的《收条》为三份，分别载明“收何师傅挖机工时单36张，工时时间31,360元”，“收王杰推土机工时单15张，工时时间19,160元”，“收王杰150型挖机单据26张，工时时间38,600元；王杰18型挖机工时时间17.5天，金额21,000元，以上共计59,600元”。2016年3月29日的《收条》为二份，分别载明“收王杰60型挖机工时单53张，挖机工作时间46,200元”，“收王杰150型挖机工时单6张，挖机工时时间6,160元，其中王登峰付款金额5,880元，嘉年华项目部付款金额280元”。王承群于庭后提交了（2009）东民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其中载明“原告王承群”又名“王杰”。另，王承群主张《收条》中的“何师傅”系“何远湘”。王承群陈述何远湘是其邀请至涉案项目帮忙的，自带挖机，蔡昭军已向何远湘出具《收条》，但未实际付款，何远湘将《收条》交给王承群，王承群拟代为索要，再将款项支付给何远湘。何远湘认可王承群的该陈述。另查明，王承群于庭审时陈述，其自2015年10月起为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劳务，2015年的劳务费为64,000元，已结清。2016年起，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开始拖欠其劳务费。另据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交的付款回单及银行交易明细载明，该公司于2016年1月7日向王承群支付款项4,000元，于2016年1月18日向王承群支付款项61,526元，于2016年10月14日向王承群支付款项60,000元，于2017年1月25日向王承群支付款项3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向王承群支付款项20,000元，以上共计175,526元。王承群认可其中的60,000元、30,000元、20,000元均为《收条》中载明的拖欠的劳务费。现王承群诉至本院，要求如诉称，以上事实有《劳务合同》、《收条》、农投公司通讯录、付款回单及银行交易明细、《建设工程造价编审确认表》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承群拟证明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拖欠其劳务费121,050元，则应就已为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劳务、劳务费的具体金额以及拖欠劳务费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纵观王承群提交的证据，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王承群提交的《收条》仅有蔡昭军的签名，并无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的签章。但王承群同时提交了农投公司的通讯录，其中载明蔡昭军系农投公司成本采购部成员。此证据与王承群主张的蔡昭军为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相互矛盾。即王承群无法证明蔡昭军系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更无法证明蔡昭军出具《收条》的行为系代替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王承群仅以五份《收条》起诉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证据不足。第二，2016年3月24日的一份《收条》载明“收何师傅挖机工时单36张，工时时间31,360元”。王承群主张提交此《收条》系为何远湘代为主张权利。但“何师傅”是否为“何远湘”无法核实，且代为主张权利存在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故该份《收条》亦应予以排除。第三，2016年3月29日的一份《收条》载明“收王杰150型挖机工时单6张，挖机工时时间6,160元，其中王登峰付款金额5,880元，嘉年华项目部付款金额280元”。王承群主张王登峰系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浩之兄长，该《收条》中的5,880元并非涉案项目的劳务费，属于王登峰私人雇佣的项目经费。对于王登峰的身份，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予以否认。王承群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四，王承群认可2015年的劳务费64,000元已结清，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拖欠其2016年的劳务费。但自2016年起，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共计向王承群支付款项175,526元。即便按照王承群提交的收条（自2016年3月后）统计，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亦向王承群支付款项110,000元。王承群认可该款项均为《收条》中载明的拖欠的劳务费。现王承群主张鑫大禹水利公司武汉分公司仍拖欠其劳务费121,050元，却无法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及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基于王承群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证明力较低，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故对王承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承群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2元（原告王承群已预缴），由原告王承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婧玉人民陪审员  陈启芳人民陪审员  付元姣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 记 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