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5楼1至2层5-15。法定代表人：吴立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荣，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峥，女，197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鹏，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峥典当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7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荣、被上诉人杨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中合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562000元。（一）一审判决认定“在栗亚娟诉其（中合公司）和韩森确认合同无效案件中……关于韩森向中合公司转账的562000元是何性质，并未予以确认”是错误的。韩森2016年7月14日向中合公司支付的562000元是返还自己和中合公司之间相关款项，这一基本事实，在栗亚娟诉中合公司、韩森确认合同无效一案（2017）京0101民初11894号判决书中进行了明确认定，该判决认定：“中合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在未到涉诉房屋处进行实地查看的情况下即与韩森签订上述抵押合同；且中合公司在向韩森给付第三笔借款60万元的当日，韩森向被告公司汇款返回562000元，对该笔款项，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无关，此情况与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相矛盾。故综合考虑合同的签订时间，履行情况，钱款交易明细等内容，本院认定被告中合公司与被告韩森之间就涉诉房屋签订的抵押合同存在串通共谋的情形，该情形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现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该案二审的（2018）京02民终4808号判决书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抵押合同》签订时间、履行情况、钱款交易明细等内容，进而认定中合公司与韩森之间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抵押合同》存在串通共谋情形且损害了栗亚娟的合法利益，判决涉案《抵押合同》解除，处理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述判决文书的表述充分证明：第一，另案生效裁判文书直接、明确地确认了“562000元”是韩森收到第三笔借款60万的当日返还给中合公司的款项（以下简称返款）。第二，文书中虽然没有“该款不是韩森替杨峥还款”的表述，但判决认定“对该笔款项，被告（中合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无关”（二审在中合公司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仍然维持该认定），从而可以得出：法院在认定562000元是韩森返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在现有证据体系下，562000元与其他案件没有关系，并据此作出该案判决。所以，根据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这笔款只能有一个定性，是韩森个人返款就一定不是韩森替杨峥还款。第三，钱款交易明细是另案据以认定韩森与中合公司属恶意串通的重要依据，而钱款交易中最受质疑的就是60万转出当日562000元转入这一笔。所以562000元是返款的事实是另案法院经过审理重点查明的基本事实。（二）562000元是韩森个人返款还是替杨峥还款也是本案需要认定的基本事实。根据证据规则，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审理另案的法院经过重点查明，经过严格的质证和审查，确认了562000元是返款的事实，除杨峥提供了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外，人民法院应对562000元是韩森个人返款的基本事实直接加以确认。而本案中，杨峥提供的证据远不足以达到推翻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事实的程度。首先，本案的举证顺序为：①中合公司举证证明借款事实（典当合同、付款凭证等）；②杨峥举证证明还款事实包括562000元（代付款承诺书、减息申请等）；③中合公司提供562000元与杨峥无关的反驳证据（生效判决确认，免证）；④杨峥举证推翻生效判决。其次，杨峥在第②步中提交了另案中中合公司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代付款承诺书、减息申请、董事会决议、还款明细等），用以证明韩森替杨峥还款562000元，但上述证据已经被③步中生效判决文书确认的事实所否定，因此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中合公司在另案中关于562000元是韩森替杨峥还款的陈述和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受到栗亚娟严重质疑，另案生效判决因此否定了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同样的证据针对同一个待证事实，其实质证明力在另案中未得到认定，本案中也不应予以认定。另案中的证据更不能作为推翻另案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只有另案证据之外的证据才能作为“推翻”另案生效判决的证据。但杨峥提供的另案之外的证据只有房产管理局备案的抵押合同解除协议等，根本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三）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向中合公司付的562000元，根据生效文书的认定，消减了韩森个人名下借款，而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同时又消减了杨峥名下借款，这就导致中合公司放出去两笔562000元款项，最终只允许收回一笔。这样的认定和处理丧失了实体上的公正，严重侵犯中合公司的合法债权，同时也放任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中合公司损失的562000元则让杨峥占了便宜。韩森为骗取300万借款，向中合公司故意隐瞒其已将房屋出售及其已无还款能力的事实，并在获取款项后逃匿，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而从韩森收到中合公司300万借款最后一笔当天，杨峥归还了中合公司300万的事实来看，二人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主观故意，而且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及财产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人民法院更不应对562000元的性质做出双重认定。综上，本案应以生效判决确认的基本事实为依据认定杨峥未偿还借款中的562000元，避免作出与生效判决相矛盾的判决，以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律的稳定性。二、关于300万。一审判决将中合公司在另案二审中对“300万还的是本金”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直接免除了杨峥在本案中应当履行的举证责任，属于错误适用“自认”规则。根据证据规则，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当事人在另案中的自认属于诉讼外的自认，仅属于一种证据材料，不产生诉讼中自认的效力，且该陈述并未得到生效判决文书的确认，因此并不能免除另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杨峥于2016年7月14日向中合公司支付了300万元，但不足以偿还两笔债务的所有本息。双方之间当时没有关于清偿抵充顺序的约定，因此杨峥也未能就300万元还的是本金提供有效证据。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该300万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抵偿。法律规定，有数笔相同种类的债务的，应当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债务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先抵充利息后抵充主债务（本金）。中合公司诉讼请求的金额也是据此得出，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认定。三、关于解除抵押。解除抵押不能作为主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判断依据。抵押合同解除不能当然推定主合同已经全部履行。解押仅是中合公司对抵押权的放弃，并不是对债权的处分，并非当然对债务清偿的认可。中合公司已经就解除抵押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是因为杨峥与韩森提出想从其他金融机构抵押借款以清偿其二人名下在我公司的所有借款本息，所以在杨峥偿还了大部分债务的情况下为其先办理了抵押解除。杨峥在一审提供的证据2.房产证充分印证中合公司上述主张。一审判决从办理了解押来倒推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杨峥辩称，不同意中合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中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峥偿还借款本金904300元及自2016年7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综合服务费，按每月2.1%计算；2.杨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0日，中合公司与杨峥签订《房产抵押典当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房抵字第01号，以下简称《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约定杨峥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玉廊西园4号楼5层2单元504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中合公司，中合公司以当票方式向杨峥发放200万元的借款，典当综合费用为每月2.1%，杨峥按月足额支付给中合公司，合同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11月20日止，合同约定期限与当票不一致的，以当票为准。担保范围为杨峥所欠典当本金、利息、综合服务费及违约金、实现抵押权所支付的相关费用。在杨峥清偿完本合同项下其所欠中合公司之债后，若杨峥同时已全部履行本合同各项义务，中合公司应解除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权，并将有关该抵押房产所有权证明文件归还杨峥。2014年5月21日，中合公司向杨峥出具当票，载明典当金额200万元，典当期限自2014年5月21日起至2014年6月21日止，并于当日向杨峥账户内汇入200万元。之后杨峥进行了七次续当，最后一次续当期限自2014年12月22日至2015年1月21日，续当期间月费率均为2.1%。2014年11月27日，杨峥就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玉廊西园4号楼5层2单元504房产与中合公司再次签订《房产抵押典当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房抵字第03号，以下简称《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约定将该房产抵押给中合公司取得借款100万元，合同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5月26日止，合同约定期限与当票不一致的，以当票为准。有关典当综合费用、房产担保范围、及中合公司在杨峥履行合同项下义务，即为其解除抵押权并将房产所有权证明归还杨峥的约定均与《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约定相同。2014年11月27日，中合公司出具当票，载明典当金额100万元，典当期限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2014年12月27日止，中合公司于当日向杨峥账户汇入100万元。之后杨峥续当一次，续当期限自2014年12月28日至2015年1月27日。就本案所涉房产证附记部分记载：该房屋于2014年5月22日已抵押给中合公司，抵押借款金额为200万元；于2014年12月1日已抵押给中合公司，抵押借款金额为100万元。一审庭审过程中，中合公司与杨峥均确认就涉案房产，双方于2016年7月14日、2016年7月18日解除抵押登记。中合公司提出解抵押并非杨峥已还清欠款，而是为便于杨峥用房产再次融资后清偿对中合公司的欠款。杨峥分别于2016年7月14日向中合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100万元；于2016年7月18日转账支付278000元。案外人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向中合公司转账汇款56200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中合公司就上述两份典当合同，提出杨峥还款情况如下：1.针对《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每月综合服务费42000元，杨峥分别于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23日、2014年8月25日、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1月17日、2015年1月15日共计支付7笔综合服务费，合计294000元；杨峥欠付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7月14日的综合服务费789600元，杨峥于2016年7月14日转账支付的300万元，应先偿还综合服务费，之后偿还借款本金，故此时杨峥就《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项下欠款全部结清，余款210400元用于偿还《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2.《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每月综合服务费21000元，杨峥于2015年1月15日支付21000元，杨峥欠付2014年12月27日至2016年7月18日的综合服务费392700元，其于2016年7月18日转账支付278000元，加上《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项下的余款210400元，均先用于偿还综合服务费，故此时杨峥就《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项下2014年12月27日至2016年7月18日的综合服务费全部还清，余款95700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故中合公司认为杨峥尚欠本金90.43万元及2016年7月19日起的综合服务费未付。关于还款情况，杨峥提出：1.《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每月按照2.1%计算综合服务费为42000元，其于2014年6月26日至2015年1月15日共计支付7笔综合服务费294000元；后与中合公司协商将2014年12月21日之后的综合服务费调整为每月1.5%即3万元，2016年7月14日韩森代杨峥支付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7月13日的综合服务费562000元，杨峥于同日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至此杨峥认为其已付清《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及综合服务费；2.《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每月按照2.1%计算综合服务费为21000元，杨峥向中合公司支付了第一笔综合服务费21000元；后与中合公司协商将2014年12月27日之后的综合服务费调整为每月1.5%即15000元，杨峥于2016年7月14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于2016年7月18日支付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7月13日的综合服务费562000元，至此杨峥认为其已付清《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及综合服务费。2017年6月21日，案外人栗亚娟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将中合公司及韩森诉至我院，要求确认中合公司与韩森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我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1189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中合公司与韩森签订的《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该判决书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韩森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5年8月，被告韩森将其所有的涉诉房屋出售给原告栗亚娟，双方签订有《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栗亚娟向韩森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韩森将涉诉房屋交付栗亚娟居住使用。涉诉房屋交付后，栗亚娟居住使用至今。2016年6月，韩森与被告中合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涉诉房屋抵押给中合公司，并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应当指出，以房屋为标的物的不动产抵押，相关主体应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中合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在未到涉诉房屋处进行实地查看的情况下即与韩森签订上述抵押合同；且中合公司在向韩森给付第三笔借款60万元的当日，韩森向被告公司汇款返回562000元，对该笔款项，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无关，此情况与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相矛盾。故综合考虑合同的签订时间，履行情况，钱款交易明细等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中合公司与被告韩森之间就涉诉房屋签订的抵押合同存在串通共谋的情形，该情形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现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房屋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理由正当，一审法院应予支持。中合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京02民终4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在该案二审过程中，中合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当票、杨峥和韩森共同签字确认的《房地产抵押典当承诺书》、杨峥和韩森的结婚证、200万元借款放款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中合公司与韩森及其前妻杨峥在2014年5月20日存在借款业务，中合公司给韩森及杨峥夫妻借款200万元；2.杨峥还款明细及凭证若干份和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代付款承诺书》1份，用以证明2014年5月21日至2014年12月21日付款7次，按每月2.1%的标准支付利息，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支付给中合公司的562000元是偿还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7月13日按每月1.5%计算所得的利息；3.中合公司的《临时董事会决议》和杨峥签字确认的《减免利息申请》各1份，用以证明中合公司为杨峥减免部分利息，利息标准由2.1%降至1.5%；4.中合公司与杨峥于2014年11月27日签订的《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当票、杨峥和韩森共同签字确认的《房地产抵押典当承诺书》、100万元借款放款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中合公司与韩森及其前妻杨峥在2014年11月27日存在借款业务，中合公司给韩森及杨峥夫妻借款100万元；5.杨峥还款明细及凭证若干份，用以证明杨峥陆续向中合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关于上述证据，在该案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认定如下：“本案中中合公司上诉称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支付给中合公司的562000元系代杨峥偿还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7月13日按每月1.5%计算200万元当金所得的利息，中合公司与韩森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抵押合同》并非虚假交易，并在二审中提交《临时董事会决议》、《减免利息申请》、《代付款承诺书》予以证明，但栗亚娟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韩森亦未到庭，同时中合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相关上诉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抵押合同》签订时间、履行情况、钱款交易明细等内容，进而认定中合公司与韩森之间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抵押合同》存在串通共谋情形且损害了栗亚娟的合法利益，判决涉案《抵押合同》解除，处理正确，一审法院应予维持”。关于上述中合公司作为证据出示的杨峥《还款明细》，载明：1.《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项下，2014年6月26日至2015年1月15日综合费率按每月2.1%计算，杨峥付息7次，合计294000元；2016年7月14日付息562000元，付款人韩森，综合费率按每月1.5%计算，计息期限包括：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共计18个月，息费54万元），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7月13日（共计22天，息费2.2万元）；2016年7月14日，杨峥本人偿还本金200万元整；2.《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项下,2015年1月15日杨峥付息21000元，综合费率按每月2.1%计算，计息期限2014年11月27日至2014年12月26日；2016年7月18日付息278000元，综合费率按每月1.5%计算，计息期限包括：2014年12月27日至2016年6月26日（共计18个月，息费27万元），2016年6月27日至2016年7月13日（共计16天，息费0.8万元）；2016年7月14日杨峥本人偿还本金100万元。另，中合公司在二审开庭中确认杨峥于2016年7月14日向中合公司转账支付的300万元还的是借款本金。本案中，关于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转账的562000元，中合公司认为还的是韩森本人所付债务，而不是代杨峥进行还款。一审法院认为，中合公司与杨峥签订的《2014年第01号典当合同》、《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遵守。中合公司主张杨峥就《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项下尚欠借款本金904300元及综合服务费未还。但在（2018）京02民终4808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中合公司确认杨峥于2016年7月14日支付的300万元系还的借款本金，其向二审法院作为证据提交的《还款明细》对此进行了确认，《还款明细》亦确认对于杨峥后期还款，综合费率由2.1%降到1.5%，杨峥已付清两份合同项下的综合费用，其中有综合费用562000元系杨峥代付。中合公司所确认的上述情况与杨峥在本案中所述还款情况一致，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中合公司在杨峥进行还款后即为其名下房屋解除抵押，亦与上述情况相互印证。对于中合公司提出解抵押的目的是为便于杨峥用房产融资并清偿对中合公司所付债务，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中合公司在栗亚娟诉其及韩森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中，生效判决是综合考虑合同的签订时间，履行情况，钱款交易明细等内容，确认中合公司与韩森所签《抵押合同》无效，关于韩森向中合公司转账的562000元是何性质，并未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峥已清偿就本案所涉两份典当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综合服务费，故一审法院对中合公司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904300元及综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中合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合公司上诉主张杨峥就《2014年第03号典当合同》项下尚有借款本金和综合服务费未向其清偿，而杨峥答辩称已于2016年7月14日清偿了全部款项，其中部分款项系案外人韩森代其清偿。虽中合公司对杨峥的答辩意见不予认可，但根据中合公司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4808号上诉案件中的上诉意见，中合公司自认韩森支付给中合公司562000元系依据双方之间的约定，用于代杨峥支付中合公司的借款息费。且中合公司在上述案件中向法院提交《临时董事会决议》、《减免利息申请》和《代付款承诺书》作为二审证据材料，用以证明中合公司为杨峥减免部分利息，利息标准由2.1%降至1.5%，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支付给中合公司的562000元是偿还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13日止按每月1.5%计算所得的利息。虽然中合公司提交的上述材料在上述案件中并未被法院采信，但未加以采信的原因系另案当事人栗亚娟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韩森未到庭和中合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行为时，应对自己以言词做出的各种表示负责，不得随意做出否定在先的言论或行为。当事人禁止前后矛盾的诉讼行为，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所有诉讼行为必须前后一致，除法定情形外，不应允许其做出前后矛盾的诉讼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合公司曾在诉讼中认可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支付给中合公司的562000元是代杨峥偿还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13日止按每月1.5%计算所得的利息，并提交《临时董事会决议》、《减免利息申请》和《代付款承诺书》对自己的陈述予以佐证。中合公司在本案的上诉主张与其在另案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在无有效证据推翻其前述主张的情况下，中合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中合公司的陈述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中合公司和杨峥均明确表示对《临时董事会决议》、《减免利息申请》和《代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认可，中合公司又未提交相反证据能够推翻其先前的陈述。故在本案中，本院对韩森于2016年7月14日支付给中合公司的562000元是代杨峥偿还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13日止按每月1.5%计算所得的当金服务费的事实予以确认。中合公司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22元，由北京中合典当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才审 判 员 周晓莉审 判 员 闫 飞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贾相力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