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9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景有，男，196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官，庄河市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辉，男，198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林，男，198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长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男，198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于景有、上诉人刘辉、李林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海事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20）辽7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景有上诉请求：1、在原审法院判决刘辉、李林给付劳务费的基础上，再判决刘辉、李林给付劳务费11025元，合计54200元（于景有二审庭审中变更为52200元，不再坚持上诉状中的数额）；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辉、李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于景有与刘辉、李林于2019年8月19日共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劳动合同书》经于景有与刘辉、李林，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画押，已产生法律效力，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中明确约定于景有的劳动期限，为上船作业时开始至渔船停止作业时止。保底工资为57000元至61000元。合同期满时一次性结清劳动报酬。于景有与刘辉、李林自签订劳动合同的次日，便来到刘辉、李林所有的渔船上从事备海劳动，9月1日该渔船正式下海捕捞作业，刘辉、李林对于景有享有领导权、使用权、支配权，有权决定停止渔船作业的权力。2019年12月12日，刘辉、李林决定该渔船停止作业。依据该合同约定，于景有的劳动期限应当截止停船之日届满，即享受最低保障工资57000至61000的标准。原审法院确定捕鱼期为四个月，停船后不再劳动，就应当按月按天计算劳动报酬。故原审法院按天计算劳动报酬的判法，没有事实根据，合同依据，法律依据。刘辉、李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景有对刘辉、李林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于景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辉、李林系合伙关系，2019年8月19日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雇佣于景有在辽大甘渔15311从事劳务。劳务期间，于景有预支了4812元的劳务费。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工资待遇是从上船作业开始至停止作业止，保底工资57000元至61000元，也就是从2019年9月1日禁渔期解除至2020年1月份。按照惯例，近海捕鱼上船至停船均是这个时间。由于今年渔业资源稀少，实际工作时间从9月1日至11月24日，并且在这期间放了10天假，实际在船上的工作时间是2.5个月，由于于景有不能胜任合同中约定的职务，这一年的工资是45000元，按此计算，于景有总计应得劳务费28125元，扣除已预支的4812元和因于景有在船上不服从管理，酗酒罚款的1000元，现欠22313元。本次雇佣期间，除于景有外，还雇佣其他的人，均是按此方式计算的劳务费并且已全部结算完毕。原审法院认定于景有工作3个月零11天，没有依据。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20日放假期间，不应当计算劳动报酬。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审理，而于景有现无任何证据证明刘辉、李林拖欠其劳动报酬。于景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刘辉、李林共同给付劳务报酬54200元。事实与理由如下：刘辉与李林合伙租用他人渔船从事海上捕捞生产，刘辉、李林雇佣于景有在“辽大甘渔15311”船任船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时间自2019年8月上船始至冬季停船时止，劳务报酬为57000元至61000元。于景有自合同签订之日2019年8月19日上船，于停船日2019年12月12日下船。于景有预支劳务报酬4800元，刘辉、李林尚欠54200元。于景有多次索要拖欠的劳务报酬未果，请求法院依法维护于景有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19日，于景有受刘辉、李林雇佣在“辽大甘渔15311”渔船任船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上船作业至停止作业止”；最低工资57000元，如果渔船经营效益好工资61000元。于景有于2019年9月1日上船，2019年12月12日下船。刘辉、李林安排船员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20日放假。于景有预支劳务报酬4800元。原审法院认为，于景有受雇于刘辉、李林在船工作，双方形成的船员劳务合同依法成立，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信守合同约定。刘辉、李林作为雇主支付劳务报酬的对价系船员提供劳务，即于景有自受雇提供劳务至下船不再提供劳务的期间均应获得劳务报酬，且双方均认可签订合同时并不确定涉案渔船何时停止捕捞作业，以大连地区渔船的秋季捕捞季为期限确定了劳务报酬，故双方约定的捕捞季劳务报酬并非雇佣期间的劳务报酬总额而是计算劳务报酬的标准。原审法院对于景有以刘辉、李林有权决定涉案渔船何时结束捕捞作业以及于景有已按刘辉、李林的安排工作至停船为由，要求以全部捕捞季劳务报酬作为其应得劳务报酬的主张不予支持。刘辉、李林有权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安排船员放假，但放假期间双方仍保持着雇佣关系，刘辉、李林仍需向于景有支付劳务报酬，原审法院对刘辉、李林提出的放假10天不应支付劳务报酬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均未举证证明渔船的经营效益，故原审法院参照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大连市2019年人力资源市场部分职业（工种）工资指导价位中渔船船员年工资平均数96018元，酌定于景有捕捞季劳务报酬为57000元。刘辉、李林未证明于景有不胜任船员工作，亦未证明双方变更了劳务报酬的约定，原审法院对其以45000元作为于景有捕捞季劳务报酬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的秋季捕捞季为4个月（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符合大连地区渔业捕捞船舶的作业习惯，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于景有每月劳动报酬为14250元。于景有主张其于2019年8月19日开始为刘辉、李林提供劳务，其作为船员劳务合同下提供劳务的合同方应当承担证明其何时开始提供劳务的举证责任，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原审法院以刘辉、李林自认于景有于2019年9月1日上船作为雇佣期间的起始日。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各自主张的下船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刘辉、李林作为涉案渔船的经营人，相对于船员更有能力证明渔船何时停止作业以及船员因停止作业而下船的时间，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时本院采信于景有自认的于2019年12月12日下船。于景有自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共计工作3个月零11天，按每月14250元计算，应得劳务报酬为47975元(14250×3+14250÷30×11)。刘辉、李林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于景有不服从管理、酗酒需扣减工资的约定，原审法院对刘辉、李林以罚款形式扣减于景有应得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扣除于景有已领取劳务报酬4800元，刘辉、李林仍需向于景有给付劳务报酬43175元。刘辉、李林系合伙关系共同雇佣于景有，原审法院对于景有要求刘辉、李林连带给付劳动报酬4317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辉、李林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于景有劳务报酬43175元；二、驳回于景有的其他诉讼请求。刘辉、李林如果未按本判决第一项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7.5元（于景有已预交)，由于景有负担117.5元，由刘辉、李林负担46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案涉合同的雇佣时间问题。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本合同以新劳动法作为法律依据，合同有效期为上船作业至停止作业止。于景有主张其于2019年8月20日便来到刘辉、李林所有的渔船上从事备海劳动，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另，于景有于二审庭审中自认其于2019年9月1日上船作业，故一审法院判定于景有于2019年9月1日上船作业作为雇佣期间的起始日并无不妥。雇主刘辉、李林主张该渔船停止作业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4日，且此期间放假10天，实际在船工作时间为2.5个月，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于景有于二审庭审中自认刘辉一审中提交的预支1000元工资表系本人签字，但对于该工资表上部刘辉所写的“2019年11月10日-11月20日放假期间”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刘辉、李林提出放假10天不应支付劳务报酬的主张不予支持。另，刘辉、李林主张该渔船于2019年11月24日停船作业，但二审中亦未提供下船时间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关于该渔船何时停止作业以及船员因停止作业而下船的时间，雇主刘辉、李林更具有举证上的明显优势，原审法院从公平原则出发，平衡双方举证能力，认定由雇主刘辉、李林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故原审法院采信于景有自认于2019年12月12日下船，据此将案涉合同的雇佣时间认定为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案涉合同劳务报酬的计算问题。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工资待遇（保底工资57000-61000元整，合同期满一次性付清）。结合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当事人均不确定涉案渔船何时停止捕捞作业，以大连地区渔船的秋季捕捞季4个月为期限确定劳务报酬，而于景有实际上船作业3个月零11天（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原审法院认定《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工资待遇是计算劳务报酬的标准，酌定于景有捕捞季劳务报酬标准为57000元，并按每月14250元，计算刘辉、李林需向于景有给付劳务报酬43175元为（14250×3+14250÷30×11-4800)符合公平原则，并无不当。而刘辉、李林二审中亦未举证证明未证明于景有不胜任船员工作，故刘辉、李林主张的“劳务报酬标准为45000元，现欠于景有劳务报酬22313元”上诉理由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对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结合双方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诉、答辩状及二审刘辉、李林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刘辉、李林对拖欠于景有工资的事实已构成自认，于景有无需举证，故刘辉、李林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于景有的上诉请求，刘辉、李林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1元，由上诉人于景有负担1152元，上诉人刘辉、李林负担87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伟审判员 张岩松审判员 刘善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鹤书记员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