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辽02执异7号申请人（被执行人）：李成勋，男，1963年6月28日生，朝鲜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法定代表人：张佑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阳，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荟，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本院在执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李成勋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成勋申请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的(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李成勋称，请求不予执行(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仲裁裁决，申请执行回转并由被申请人承担相关诉讼费用。理由如下，（一）(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执行该裁决背离社会公共利益。以下关键事实仲裁员没有认定：“李成勋的维持担保比例跌于100％”，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李成勋的维持担保比例高于100％”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事实证据。被申请人隐瞒了“《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即欺骗仲裁庭“风险揭示”的主体是《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而非《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这一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事实。(一)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揭示了风险”依据为《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系认定事实依据错误；是否充分揭示风险应以《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进行确认。《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教育确认书》(证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前要求证券公司揭示风险是以《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进行风险提示。)2016年3月23日和2016年8月23日《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该《揭示书》没有揭示强制平仓导致负债的风险，证明被申请人未充分揭示风险，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和部门规章)。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之间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不包括《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两者是相对独立互不包含的法律文书；证券协会发布的《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该文件以列举的形式明确要求证券公司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过程中，应对投资者充分揭示业务风险，确保投资者对业务风险的知情权与了解权。《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中只有申请人签字，并无被申请人盖章。在2016年3月23日《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中21条被申请人只强调揭示了由于交易规则与技术原因限制，强制平仓时投资者将承担强制平仓金额(或数量)大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负债的风险，并没有揭示由于交易规则与技术原因限制，强制平仓时投资者将承担强制平仓金额(或数量)小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负债的风险。即本案出现的被申请人卖出申请人的所有股票进行强制平仓后不足以偿还融资负债的这一“风险”内容。剥夺了申请人认识了解规避“风险”的知情权和了解权。新证据2016年8月23日《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同样没有揭示。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既然没有在两次《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揭示该“风险”，让投资者申请人承担本案出现的因被申请人恶意强平造成本金归零并导致负债，该损失要由投资者申请人承担，显然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与我类似遭遇的股民朋友，仅被申请人委托国浩律所仲裁的就有十三人，且之前不予执行案第一次庭审时，对方代理人欺骗法官，回答与本人纠纷属于仅有的个案，不构成损害社会群体公共利益。《融资融卷交易风险揭示书》并非针对申请人，而是广大不同阶层的投资者社会公共利益群体。人民法院应认定执行该仲裁裁决将背离社会公共利益。(二)仲裁庭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涉及金融证券领域融资融券业务纠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应适用特别法《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及部门规章，仲裁员只用普通法《合同法》且曲解法律，从根本上避开了特殊法对在高风险行业处于弱势地位普通投资者的特别保护，涉嫌徇私枉法仲裁。中信证券捏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中信证券应承担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不利法律后果。另，因此截至2018年2月6日李成勋信用账户80×××76上面应该剩余30029．66元，但是本人在2018年2月6日信用账户上显示的收市融资负债余额是2800．86元，收市担保资产、收市转融通成本、资产修正金额等都是零，明显与事实不符。本人信用账户上应该尚余30029．66元，但是中信证券随意捏造证据、篡改数据，虚构本人信用账户负债本金高达133657．18元，以及佣金、利息等重复计算，虚假诉讼，导致本人账户被查封，被限制高消费，长期处于诉讼地位，影响本人在正常生活。被申请人中信证券称，不同意申请人李成勋的请求。理由如下，第一，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需要具有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款所明确规定的法定事由，而申请人李成勋所提出的请求事实及证据均不符合该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应当予以驳回。第二，李成勋在提及本案之前已经就案涉裁决提出过两次不予执行的申请，均被驳回，其若想再次提出，需有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本案中，李成勋所提出的新的证据不构成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新证据。一方面，新证据是指在之前的程序中因不能发现，不能取得等情形未能向法院提出的证据，但李成勋所陈述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均在之前的程序中多次陈述并提交，也已经被驳回。因此，他提交的证据并不构成新证据。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除非能够证明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仲裁员在该案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但李成勋所提出的证据均不满足上述要求。第三，针对本案裁决书的执行，从2019年3月至今，李成勋已反复多次提出执行异议程序，包括一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三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四次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令等。李成勋所提出的前述任何一次异议程序均已被驳回，足以证明其提出的申请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查明，中信证券与李成勋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仲裁裁决：(一)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融资本金l33657.18元；(二)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截至2018年5月25日的利息69713.42元，及以133657.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5％计算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目止的利息；(三)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截至2018年5月25日的违约金543.62元，及以203370.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计算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四)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因本案所支出的财产保全费1575元；(五)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因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六)本案仲裁费l4986.56元，全部由李成勋承担，李成勋直接向中信证券支付中信证券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4986.56元。该裁决书载明：“关于李成勋主张的任意强制平仓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中信证券强制平仓行为不合理，侵犯李成勋合法权益等答辩意见，仲裁庭认为，中信证券进行了风险提示，该强制平仓的条款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且本案合同明确载明‘乙方在强制平仓时有权自由选择处置的品种、数量及平仓顺序。同时乙方有权选择乙方认为合适的价格、数量进行申报’因此，中信证券的平仓行为，尤其中信证券在2018年2月6日以6.14元／每股的价格申报，最终以6.2元／每股的价格将李成勋所持股票全部平仓的行为，具有合同依据，对于李成勋的上述答辩理由，仲裁庭不予采纳。”另查，申请人李成勋已经就(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其理由包括仲裁裁决所涉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任意平仓的条款应为无效，中信证券未向其提示风险等。2019年3月27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4民特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的申请。再查，李成勋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辽02执异281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该裁定书中本院认为处载明：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应依法进行。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请人李成勋已经以本案仲裁裁决所涉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任意平仓的条款应为无效、中信证券未向其提示风险为由申请撤销本案仲裁裁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请已经予以驳回，现其又以该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依据上述规定，本院对其申请不予支持。其次，申请人李成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认为本案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不予执行的理由。本院认为，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之间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包括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系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法律关系并不涉及他人权利及义务，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因该法律关系产生的相应权利义务仅对其双方具有效力，与社会公共利益并无关系，执行该裁决并不产生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申请人李成勋据此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又查，李成勋以该仲裁案件存在新证据足以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为由，再次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辽02执异747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该裁定载明“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申请人李成勋向本院提供了四份证据作为新证据，李成勋签字确认的《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及《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教育确认表》、中信证券在（2019）辽02执异281号案件中的《代理意见》、中信证券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拟共同证明(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应不予执行。”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李成勋提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李成勋信用账户银行流水、中信证券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应依法进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同一仲裁裁决的多个不予执行事由应当一并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但有新证据证明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李成勋曾向本院提出过不予执行(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仲裁裁决的申请，且业经生效法律文书（2019）辽02执异281号、（2019）辽02执异747号执行裁定书予以驳回。故针对李成勋再次向本院提出的“执行该裁决背离社会公共利益、未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应适用特别法审理本案、被申请人进行虚假诉讼”，故而应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的理由，本院不予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其中第（四）项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第（六）项规定“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李成勋提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信用账户银行流水、法律服务协议，拟作为新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本案中，李成勋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并非属于被仲裁裁决采信且系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同时，上述证据亦无法证明“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故申请人李成勋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申请人关于执行回转，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相关诉讼费用的主张，非本案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吕 颖审判员 金秀丽审判员 唐利群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杨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