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9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朝东，男，1971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帅帅，安徽中山法律援助维权中心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达夫，安徽中山法律援助维权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车辆段，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合东车辆段060综合楼。 负责人：徐飒，段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凤，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朝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车辆段(以下简称合肥车辆段)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10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朝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合肥车辆段立即支付张朝东2014年1月至2019年6月未足额发放的工资374114.63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书面记录了原告工资的应发项目，实发数额……承担了用人单位应尽的举证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然而本案中，合肥车辆段并未能就减少劳动报酬的合法以及合理性进行举证说明。2013年1月10日，合肥车辆段在未与张朝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免去张朝东乘务检车职务，调整为库检检车员，并单方下发了“合辆人工发（2013）9号”车辆段命令。根据该命令能够看出，库检检车员的工资档别为12档，乘务检车员的工资档别为16档。而综观原审诉讼过程中，合肥车辆段并未能就对张朝东擅自调整岗位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提供任何证据。因而，能够认定合肥车辆段上述对张朝东单方决定降职降薪违法，且并未尽到合理的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关于“原告在双方劳动合同未对原告工资进行约定的情况下，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原告劳动报酬”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存在错误。关于张朝东工资标准问题，双方并非未进行约定。合肥车辆段系根据张朝东工作岗位，确定工资档别，然后再按照该档别标准向张朝东发放工资。而张朝东在原审中，已经提供了其工作岗位以及其工作岗位对应的工资档别等证据，证明了其工作岗位应得工资数额。尽管该举证责任应由合肥车辆段承担，但张朝东也已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完全能够证明合肥车辆段违法克扣了张朝东工资，未足额及时发放的事实。三、原审判决关于“被告对原告进行调岗是根据原告身体疾病做出的合理调整……所以工资不同属于合理范畴”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存在错误。首先，合肥车辆段对张朝东进行调岗是在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的决定，属于单方违法变更张朝东劳动工作岗位。其次，根据张朝东的工作证能够反映张朝东岗位职务为车辆乘务员，以及合肥车辆段在劳动仲裁阶段出具的《张朝东基本信息及工作简历》也认可张朝东的岗位为合肥运用车间上部一班客车检车员。上述材料能够反映合肥车辆段于2013年1月10日以及2016年5月24日出具的合肥车辆段命令明显存在矛盾之处。而且，根据工作证反映，张朝东与其同事黄金华、韩三保、徐国胜四人工作岗位均为车辆乘务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实行同工同酬的制度。即使不要求工资数额发放相同，那么应当按照相同的工资档级发放工资。然而，合肥车辆段却将张朝东单方认定为库检检车员，按照12档发放工资，将同岗位的黄金华、韩三保、徐国胜等人按照16档的发放工资。所以，合肥车辆段对张朝东调整工作岗位明显系违法降职降薪，并非合理调整。原审判决就前述问题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劳动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张朝东存在非因工负伤的情形，但是合肥车辆段调整工作岗位依法仍应当与张朝东协商一致。张朝东病情并不影响其在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合肥车辆段在原审过程中也未能举证证明张朝东非因工负伤后不能胜任原工作或者不能从事原工作，并不能证明其对张朝东调岗属于合理调整。即使合肥车辆段是基于张朝东病情考虑为张朝东调整工作岗位，也应当符合“调岗基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或因劳动者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等因素导致；调岗前后工资待遇应当持平；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等条件。而本案中，合肥车辆段在对张朝东擅自调岗后，降低了张朝东的工资水平，明显存在一定的惩罚性质。 合肥车辆段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合肥车辆段已足额向张朝东支付了2013年1月—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不存在欠付工资、减少劳动报酬的事实。其一，张朝东以2013年工资卡内收入总额150264.37元为基数，主张未足额发放工资，没有事实依据。2012年11月，张朝东因胃窦部低分化腺癌在安徽省立医院进行治疗，并在2013年2、3月请了全病假。张朝东因治病产生了诸多医疗费用，并将相关医疗费票据交给合肥车辆段，由合肥车辆段办理医疗保险报销手续。后合肥车辆段将相应的报销款合计84446.82元分次转账给张朝东。同时，根据合肥车辆段帮扶救助工作政策，合肥车辆段在2013年间给予张朝东工会大病救助10085元，随工资一并发放给；除此之外，2013年间，合肥车辆段还向张朝东发放了医疗补助合计3382元，住房补贴9657元，高温津贴合计900元，工会退费1000元。扣除上述款项后，张朝东2013年应得的实际工资与奖金收入仅为40793.55元。现张朝东以2013年度总收入150264.37元为标准，主张未足额发放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合肥车辆段没有随意降低张朝东工资待遇，亦不存在欠付工资款的事实。合肥车辆段与张朝东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明确约定乙方工资按照甲方工资分配相关办法确定。2012年1月5日，合肥车辆段以《上海铁路局合肥车辆段命令》（合辆人工发【2013】9号），免去张朝东乘务检车员职务，调整为库检检车员职务，岗位工资为12档2724元，该决定于2013年1月1日生效。2016年5月24日，合肥车辆段以《上海铁路局合肥车辆段命令》（合辆人工发【2016】49号），将张朝东调至合肥运用车间工作，岗位工资标准仍为12档，岗位工资标准为4159元。而根据合肥车辆段的岗位工资标准演变及虽然工资银行流水单可以得知，2013年张朝东的上岗工资为3114/月，2014年上岗工资为3504/月，2015年上岗工资为3894/月，2016年上岗工资为4159/月，2017年上岗工资为4424/月，2018年上岗工资为4424/月，2019上岗工资为4604/月。也就是说，在2013年到2019年之间，张朝东的工资水平稳步上涨，不存在欠付工资、减少报酬的事实。针对上述事实，合肥车辆段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奖金、工资表，清楚的记录了张朝东的工资构成情况和发放情况，且从2016年起，张朝东亦可通过劳资号查询本人的工资明细，多年来张朝东从未向合肥车辆段提出有工资发放错误的情况。综上，合肥车辆段对其工资发放情况已经进了充分的举证义务。二、张朝东多次诉讼称合肥车辆段未能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但对此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合肥车辆段对张朝东因岗位调整而发放对应档位工资一事，并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节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不存在过错。（一）合肥车辆段执行的薪酬管理制度是岗位工种与工资档位直接挂钩，且该制度系经职代会讨论并通过，合法有效，对合肥车辆段全体员工具有拘束力。（二）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合肥车辆段可以对张朝东岗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且自2013年调整张朝东工作岗位起，张朝东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岗位调整。另外，张朝东在2012年之前从事乘务员工作，需要跟车作业，工作时间持续时间较长，比之其现从事的工作岗位，要辛苦许多。张朝东在2012年因重病身体欠佳，根本无法再继续从事原岗位，故多次向原车间主任申请调整岗位。合肥车辆段正是因为考虑到其身体状况，加之工作需要，才对其进行岗位变动，也体现出合肥车辆段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再者，张朝东的岗位变动，必然导致档位工资的调整，不存在合肥车辆段人为降薪的情况，亦不存在与其他职工同工不同酬的情形。张朝东认为其工资待遇没有孙玮、严宏利等人多，存在同岗不同薪的情况，无事实依据。孙玮、严宏利等人从事的是检车员（客车乘务），执行的是13档的岗位工资，与张朝东并非同一岗位，档位工资与张朝东本就不同，因而不存在张朝东所述同工不同薪的事实。 张朝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合肥车辆段支付其2014年1月至2019年6月未足额发放的工资374114.6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朝东于企业改制后进入合肥车辆段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2011年7月31日，双方签订《技师、高级技师聘任合同》，合肥车辆段聘用张朝东为安庆运用车间客车检车员技师，聘期三年，自2011年7月31日至2014年7月30日。2014年8月27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合肥车辆段为合同甲方，张朝东为合同乙方，该合同为无固定期间劳动合同，起始时间为2014年8月1日，双方于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乙方工资按甲方工资分配相关办法确定。2012年1月5日，合肥车辆段作出合辆人工发（2013）9号《上海铁路局合肥车辆段命令》，免去张朝东乘务检车员职务，调整为库检检车员职务，岗位工资为12档2724元，该决定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2016年5月24日，合肥车辆段作出合辆人工发（2016）49号《上海铁路局合肥车辆段命令》，将张朝东调至合肥运用车间工作，于附件中明确合肥车辆段工资为12档，岗位工资标准为4159元。2013年1月15日至2013年12月27日期间合肥车辆段向张朝东发放了2013年度的工资及医保报销费用，发放情况：2013年1月15日发放工资2387.61元、2013年1月29日发放工资745.03元、2013年2月8日发放工资2207.61元、2013年2月27日发放工资400元、2013年3月15日发放工资及医保报销费用合计38889.1元（其中工资2607.61元、医保报销费用36281.49元）、2013年4月15日发放工资及医保报销费用8280.04元（其中工资2207.81元、医保报销费用6072.23元）、2013年5月15日发放工资及医保报销费用14873.24元（其中工资3101.96元、医保报销费用11771.28元）、2013年5月30日发放工资504.6元、2013年6月15日发放工资3269.91元、2013年6月30日发放工资780.44元、2013年7月15日发放工资2866.19元、2013年7月31日发放工资及医保报销费用11771.28元（其中工资866.47元、医保报销费用10904.81元）、2013年8月2日发放工资300元、2013年8月15日发放及医保报销费用（其中工资2654.08元、医保报销费用1931.1元）、2013年8月20日发放工资600元、2013年8月29日发放工资747.97元、2013年9月14日发放工资3614.08元、2013年10月1日发放工资1193.63元、2013年10月15日发放工资2714.08元、2013年10月30日发放工资1472.01元、2013年11月14日发放“工会大病救助款”10085元、2013年11月15日发放工资及医保报销费用19899.99元（其中工资2414.08元、医保报销费用17485.91元）、2013年11月15日发放医疗补助2186元、2013年11月30日发放700元、2013年12月14日发放4338.48元（其中1000元为工会退费）、2013年12月25日发放医疗补助746元、2013年12月26日发放住房补贴9657元、2013年12月27日发放小额医疗补助450元，综上，2013年合肥车辆段共计向张朝东发放150264.37元。2014年后年度实发工资均少于2013年年度，为此，张朝东于2019年向安徽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合肥车辆段支付张朝东2014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未足额发放的工资374114.63元。2019年8月30日安徽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2019）皖劳仲案字第281号仲裁裁决书，张朝东不服仲裁，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另查明，张朝东在2012年11月检查出胃窦部低分化腺癌，并因此请假在安徽省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此之前，张朝东的年工资大约在6-7万元左右，在张朝东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在张朝东休病假的2013年3月份，合肥车辆段向其发放的金额为38889.1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合肥车辆段是否拖欠张朝东工资。本案中,张朝东在申请劳动仲裁时以2013年银行流水中发生的150264.37元作为依据,认为合肥车辆段存在单方降低工资标准行为,并以此主张工资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合肥车辆段作为用人单位书面记录了张朝东工资的应发项目,实发数额,支付周期,依法扣除项目及数额,张朝东的姓名等内容,张朝东实际取得的工资与合肥车辆段的工资支付记录一致,承担了用人单位应尽的举证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张朝东在仲裁请求中主张的150264.37元,实际包含了张朝东医疗报销费用87829.02元,其剩余数额为62434.98元,与张朝东在庭审中所称的2012年实发工资数额相当,与张朝东在仲裁请求中主张的工资数额不符。张朝东在双方劳动合同未对张朝东工资进行约定的情况下,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合肥车辆段违反国家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张朝东劳动报酬。因此,张朝东以150264.37元作为其2013年度的工资标准,主张2014年至2019年6月期间未足额发放的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诉讼中，张朝东又以合肥车辆段存在擅自调岗降低工资档位为由主张补发工资，该院认为，合肥车辆段对张朝东进行调岗是根据张朝东的身体疾病做出的合理调整，岗位不同，工资档位亦不同，张朝东原来是在客车乘务员岗位，该岗位劳动量高于库内检车员，所以工资不同属于合理范畴，故该院对于张朝东此主张亦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朝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合肥车辆段向本院提供证据：证人证言，证明合肥车辆段在2013年调整张朝东工作岗位时，系因张朝东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不能胜任乘务员工作，且调整岗位一事已告知张朝东本人，张朝东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张朝东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与事实不符。证人证言能够反映合肥车辆段在对张朝东进行调岗的时候，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对张朝东进行考核等相关调岗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 对一审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朝东主张合肥车辆段未足额发放工资374114.63元，是以其2013年的工资收入作为计算依据。而其2013年的工资收入中包含了医疗报销费用，故张朝东以该年度工资收入作为计算标准，依据不足。另张朝东主张合肥车辆段单方调岗致其工资降低，调岗不具合理性，但合肥车辆段对张朝东调岗之后，张朝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单位调岗提出过异议，且在调整后的岗位上工作至今。现其又主张合肥车辆段调岗不合理，要求合肥车辆段补发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朝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朝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二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瑾 书记员姚静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