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7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1MA48XGN287，住所地宜都市红花套镇二号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赵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林楚，男，系该公司清算组成员，住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伍家岗区鸿发药材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0503MA4ACAAW1C（1-1），住所地伍家岗旭光村五组59号。经营者：商连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连亚，男，197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浩，宜昌市伍家岗区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依安县中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30223414061970F，住所地黑龙江省依安县泰安大街128号。法定代表人：傅彦春，院长。原审第三人：姜朝玲，女，196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上诉人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医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宜昌市伍家岗区鸿发药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依安县中医院以及原审第三人姜朝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3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有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3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姜朝玲无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债权无偿转让的《三方协议》。一是无论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都没有授权姜朝玲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对外代表公司签订法律文件和对外作出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姜朝玲是上诉人的总经理，但是根据公司法第十九条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经理职权的规定，经理职权仅限于实施公司正常经营管理工作，没有授予姜朝玲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法律文件的职权。2.《三方协议》的上诉人公章印模模糊不清，无法判断为上诉人有效公章，则该协议不生效。协议上没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公章模糊不清，因此不能认定上诉人就债权转让行为作出了真实意思表示。3.《三方协议》中的债权无偿转让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实际是姜朝玲以公司资产清偿其个人债务的行为，属于法律禁止的严重的高管侵占公司资产行为，严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23条关于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的规定，明确公司对外担保未依据章程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的无效。本案所涉债权无偿转让类似于债的加入，该转让是无偿的，被上诉人没有支付任何对价，该债权转让对上诉人来说实际上是债的加入，即上诉人作为主债务人就姜朝玲向被上诉人所负个人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债权无偿转让对上诉人来说，会直接减损上诉人的资产，比对外担保严重的多，对外担保尚须严格决策程序，依照公司章程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则债权转让也应当履行比对外担保更为严格的决策程序。4.姜朝玲的代理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是姜朝玲支付给上诉人的110万元根本不是用于上诉人公司经营，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借入款项。上诉人的财务凭证证明姜朝玲于2017年4-7月间，从上诉人处以借款形式挪用资金达450万元以上；姜朝玲将11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实际为偿还姜朝玲原从上诉人处所借的挪用款，不是用于上诉人公司经营。二是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的行为不具有善意。本案所涉债权无偿转让是严重侵害上诉人公司利益的非法行为，受让人无理由认为上诉人作出了债权无偿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商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重要基础是等价有偿，本案所涉债权受让人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转让对价，不具有表见代理法律制度所应保护的法益；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无理由可以相信其借给姜朝玲的款项实际为上诉人公司所借债务。资金往来性质的可能性很多，同样一笔银行转账，性质可能是借入款、借出款、还款、支付货款、支付服务对价、捐赠、支付注册资本、代第三方支付等，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不能仅凭姜朝玲转账给上诉人的银行流水认为其所借给姜朝玲的款项实际用于上诉人公司经营。三是依安县中医院对债权无偿转让的无权代理行为不具有善意。依安县中医院作为国家公立事业单位，具有明显高于一般人的理性和风险意识，有较为严格的合同签署审核制度和财务付款审批制度，即使对普通合同签订也应当仔细严格审核，何况对于非常特殊事项的合同签订，应当慎之又慎，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诉人就债权无偿转让作出了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三方协议》所约定的债权无偿转让依法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适用证据恰当，责任确定合理，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予以维持。1.姜朝玲有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的《三方协议》，因为姜朝玲是上诉人的总经理，根据上诉人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可知，姜朝玲有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定的权利。姜朝玲依职权签订《三方协议》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决策和实施的行为，属于企业经营管理范畴，合法有效。2.《三方协议》中上诉人的公章虽然不是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但是上诉人平时对外业务往来中适用的公章，代表上诉人在对外业务中签订过合同，且已付诸履行。3.至于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公司记账凭证和借支单等，是姜朝玲个人与上诉人公司之间的事情，与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无关。被上诉人依安县中医院、原审第三人姜朝玲未提供答辩意见。海王医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姜朝玲与依安县中医院、鸿发药材经营部于2018年7月27日签署的《三方协议》中的债权转让事项对海王医药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2.判令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共同将鸿发药材经营部根据《三方协议》从依安县中医院收取的989243元款项及利息（自收到款项之日起计算，年化利率24%）立即支付至海王医药公司对公账户；3.判令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在合理期限内未向海王医药公司支付的989243元及其利息，由依安县中医院向海王医药公司承担支付义务；4.诉讼费、保全费等由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依安县中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依安县中医院与海王医药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自2017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13日，依安县中医院有989243元医药货款需支付给海王医药公司。2018年7月27日，鸿发药材经营部（甲方）作为新债权人与债务人依安县中医院（乙方）及原债权人海王医药公司（丙方）签订《三方协议》，载明：“一、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拖欠丙方共计人民币989243元整。二、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丙方将针对乙方的债权转让给甲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付款给甲方，向甲方支付共计989243元人民币。三、丙方承诺并保证，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四、本协议生效后，丙方不得再向乙方主张债权。”该合同落款处有商连亚的签字并加盖有鸿发药材经营部的印章，有依安县中医院法定代表人傅彦春的签字并加盖有依安县中医院的公章。在海王医药公司签章处有时任海王医药公司总经理的姜朝玲签字并加盖有“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合同签订之后，依安县中医院将该989243元欠款支付给鸿发药材经营部。另认定，2017年3月22日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姜庭炜。登记股东为宜昌伟凯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设经理，并行使下列职权：（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决定；（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2017年4月12日，海王医药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决定》一份，载明：“1、同意修改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章程；2、同意增加深圳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新股东；3、同意姜庭炜辞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选举任以俊、赵勇、姜庭炜为公司董事，任期三年；4、解聘陈雪飞的监事职务，选举严华利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日，该公司召开董事会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决议载明：“1、选举任以俊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2、聘任姜朝玲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公司董事任以俊、赵勇、姜庭炜均参会并签字。新修改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设经理，并行使下列职权：（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决定；（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同时认定，2017年12月25日，鸿发药材经营部向姜朝玲支付600000元，姜朝玲随后将其中500000元支付给海王医药公司。2018年1月5日，鸿发药材经营部向姜朝玲支付700000元，姜朝玲将其中600000元支付给海王医药公司，2018年3月4日，姜朝玲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商连亚现金人民币2752146元。”庭审中，海王医药公司提供印章一份，主张《三方协议》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商连亚对此予以认可，但其主张《三方协议》印章曾用于海王医药公司其他经营行为，并提交《宜昌市夷陵区各医疗单位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药品、卫生材料及集中采购项目招标文件》以及《招投标资格审查表》一份，主张上述文件上加盖的公章系与加盖于《三方协议》的公章是同一枚，但海王医药公司仅认可招标文件上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符，不能确认其与《三方协议》上的印章系同一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因《三方协议》的效力及履行引起的纠纷，应当定性为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是姜朝玲在签订《三方协议》时有无代理权？二是姜朝玲作为海王医药公司总经理加盖非备案公章缔结《三方协议》的行为是否对海王医药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一、对于争议焦点一。姜朝玲在签订《三方协议》时应具有代理权，理由如下：2017年4月12日，海王医药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由姜朝玲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任期三年。姜朝玲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三方协议》，因此，签订上述合同时，姜朝玲仍为海王医药公司的总经理。依据海王医药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可知，姜朝玲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决定的权利。海王医药公司与依安县中医院、鸿发药材经营部签订的《三方协议》系将海王医药公司对依安县中医院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鸿发药材经营部，此种对海王医药公司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债权的处分属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决策和实施的行为，应属于经营管理行为。商连亚虽然并未提供公司对姜朝玲对外签订《三方协议》的授权委托书，但姜朝玲作为海王医药公司的总经理，其有权从事经营管理行为，故其签订《三方协议》时应视为得到了海王医药公司的授权。二、对于争议焦点二。姜朝玲作为海王医药公司总经理加盖非备案公章缔结《三方协议》的行为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首先，姜朝玲在《三方协议》上所加盖的虽然并非海王医药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印章，但依据商连亚提供的《宜昌市夷陵区各医疗单位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药品、卫生材料及集中采购项目招标文件》以及《招投标资格审查表》可以确定，海王医药公司在对外从事经营行为时，并非以备案印章作为唯一印章，而是有其他印章同时使用，因此，海王医药公司的备案印章并不具有唯一性，海王医药公司仅以《三方协议》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备案印章为由，主张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前已叙及，姜朝玲作为海王医药公司的总经理，其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经过了《公司章程》的授权，其在《三方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虽然不是备案印章，但其在《三方协议》上签字盖章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仍然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三、即使姜朝玲未得到海王医药公司授权，其代表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亦为有效合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仅明确公司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并未对其他行为作出规定，姜朝玲代表公司作出转让公司债权的行为并未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禁止，应为有效行为。其次，姜朝玲在未得到公司授权的前提下，其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对外签订合同并加盖有“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已使得姜朝玲具有了行使代理权的外观，因此，商连亚有理由相信姜朝玲具有代理权，即使姜朝玲实际并未获得授权，其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第三，商连亚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姜朝玲出具的《借条》及转账凭证，证明姜朝玲与鸿发药材经营部之间曾有借贷关系，姜朝玲从鸿发药材经营部获得1300000元之后又将其中1100000元支付给海王医药公司。因此，从现有证据上看，不能证明姜朝玲与鸿发药材经营部之间系恶意串通。如海王医药公司认为姜朝玲与鸿发药材经营部系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海王医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海王医药公司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46元（已减半收取），由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公司财务账照片打印件15张（2017年4月至5月），证明姜朝玲从上诉人处借款450万元；证据二、上诉人公司财务账照片打印件5张（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证明姜朝玲向上诉人上诉转款110万元，会计记账为还款，则被上诉人在一审主张姜朝玲支付上诉人的款项实际是偿还所欠借款。经组织双方举证质证，被上诉人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使真实也是姜朝玲与上诉人之间发生的财务往来，与被上诉人和本案都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即使真实也是姜朝玲与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上诉人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所涉《三方协议》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姜朝玲是否具有签订《三方协议》的代理权以及该协议是否对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首先，关于原审第三人姜朝玲是否享有代理权的问题，一审法院结合相关事实，说理充分，认定姜朝玲在签订案涉《三方协议》时具有代理权于法有据，本院不再赘述理由。海王医药公司上诉主张姜朝玲无权代表公司签订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其次，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是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海王医药公司虽然曾于2019年8月15日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对公章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于同年10月25日组织双方补充举证质证时，海王公司对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提交的招投标文件、资格审查表等证据中涉及海王医药公司在对外经营过程中存在使用多枚公司印章的情形不持异议，故海王医药公司并未坚持申请司法鉴定，亦未就案涉协议上公章的真实性问题补强加以反驳的充分证据，或者就公司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形作出合理解释。故，结合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与海王医药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海王医药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总经理的职务权限约定，本院有理由相信各方在签订案涉协议时，鸿发药材公司、商连亚对姜朝玲作为海王医药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做到了审慎的注意义务，进行了必要的形式性审查，足以认定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是善意相对人。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主张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与姜朝玲恶意串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案涉《三方协议》并非债权的无偿转让协议，属合法有效。本案中，姜朝玲向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多次借款，其中130万元借款于出借当天由海王医药公司实际占用并使用，没有证据证明姜朝玲与鸿发药材经营部、商连亚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海王医药公司利益的情形。则海王医药公司自愿将其对依安县中医院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鸿发药材、商连亚，即使认定为债务的加入，结合鸿发药材公司、商连亚长期以来与海王医药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及使用借款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也符合公司为开展经营活动对外作出共同债务人的意思表示无须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的例外情形的相关规定。海王医药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亦没有关于公司经营过程中对外签订涉及债权转让等合同应当经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的相关约定。综上，案涉《三方协议》不违反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效力性规范的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应属合法有效，对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海王医药公司上诉关于《三方协议》系债权无偿转让协议、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于采信。至于上诉人海王医药公司主张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姜朝玲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抑或姜朝玲作为公司高管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等行为，都是海王医药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得对外对抗善意第三人，海王医药公司可通过刑事报案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袁卫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92元，由上诉人宜昌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袁红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