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8行初56号 原告：朱某，女，198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原告：方某，女，200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系原告方某母亲。 以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叶青松、徐莘，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5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8002502506U。 法定代表人：来惟贫，主任。 出庭负责人：王利平，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嘉伟、来益芳，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渭法，男，195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第三人：虞小仙，女，195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第三人：朱锦校，男，198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原告朱某、方某与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浦沿街道办事处）、第三人朱渭法、虞小仙、朱锦校其他行政管理行政合同及附带规范性文件审查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叶青松、徐莘，被告浦沿街道办事处的出庭负责人王利平及委托代理人孙嘉伟、来益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渭法、虞小仙、朱锦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3月2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滨江区浦沿街道杨家墩社区西新区59号户主朱渭法目前该房屋常住户籍人口为5人，分别为户主朱渭法、妻虞小仙、子朱锦校、女朱某、外孙女方某。该房屋建立于1998年，由朱渭法、虞小仙、虞阿寿、徐茶花、朱某、朱锦校等六人批地建房。虞阿寿、徐茶花在世时表示身后其房屋产权部分归朱某所有，两位老人过世之后全家对此均予以认可。1996年，原告朱某就读于杭州护士学校，户口随迁入学校；2000年，自主就业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人事关系为人事代理、集体户口；2003年，朱某与方志明登记结婚，方志明就职于杭州师范大学，为单位集体户口；2006年，朱某户口回迁入杨家墩家中；2007年12月，方某出生，落户于杨家墩家中；2008年11月，朱某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离职后，在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合同制）。2013年，朱某通过了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事业招考工作至今。原告朱某与丈夫方志明在工作期间均未享受过福利分房，朱某也未领取过任何的住房补贴。2017年底，原告所属的区块开始拆迁动员。动迁过程中，两原告均未被列入拆迁安置人口，原告朱某多次向被告提出异议，要求对朱某及方某予以安置，双方多次沟通未果。 2019年3月26日，浦沿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甲方）与第三人朱渭法（乙方）签署了《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其中协议第六条乙方安置人口为3人，未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原告获知后当即对朱渭法对两原告的处置表示不认可，其行为仅代表安置的3人。2019年3月27日，朱某向被告发出声明（ＥＭＳ邮寄），对未对两原告进行安置的协议不予认可，被告不予理睬。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是无效的，应对两原告进行安置补偿。理由如下：（一）两原告符合安置补偿条件。1.原告朱某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且系户内安置人口。2.朱某与丈夫方志明工作期间均未享受过福利分房，朱某也未领取过任何住房补贴。3.原告方某出生即落户在案涉房屋内。（二）两原告从未接受不予对其安置协议的意思表示，相反多次提出不接受不予安置的协议。（三）行政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其绝不接受对其不予安置的协议，并有书面声明。同时补偿安置协议通过压低房屋补偿价格，变为房屋奖励的方式给第三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第三人与被告签订了严重损害原告利益的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将两原告排除在安置人口之外。另外在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过程中，被告告知原告是属于居嫁居人员，不予安置的情形。然而原告了解到，被告在后续拆迁安置工作中对部分居嫁居人员进行了安置补偿。综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应对两原告进行安置补偿。同时原告提出规范性文件审查，要求确认滨江区办〔2003〕76号《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第六条第四项违法。理由为：与上位法规定冲突，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作出减损其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规定等。 原告举证如下： 证据1、居民户口簿，证明原告系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 证据2、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原告朱某系批地建房对象； 证据3、关于家庭自建房分配的约定，证明原告朱某享有房屋所有权； 证据4、杭州市区住房保障（房改）审批（备案）情况查询记录，证明原告朱某及配偶未享受住房补贴和福利分房； 证据5、证明2份，证明原告朱某的配偶方志明未享受单位福利分房； 证据6、《农村住房情况证明》，证明原告朱某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时在册，故再次被拒绝发放住房补贴； 证据7、《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被告未将原告作为安置人口等事实； 证据8、朱某的声明及ＥＭＳ邮寄面单，证明原告书面向被告表示过对安置补偿协议不予认可的事实。 被告辩称，原告诉请确认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缺少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首先，答辩人与协议签字方朱渭法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朱渭法是在与答辩人进行多次协商情形下，是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署了案涉的协议，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同时，在案涉协议上签字人系原告父亲，其也不可能与答辩人存在恶意串通。其次，原告也未能举证说明答辩人与朱渭法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另，对于原告要求安置补偿的诉请，答辩人也认为缺少法律依据，不符合安置条件。依据原告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在2003年登记结婚，拆迁时间发生于2017年年底，即原告结婚在前，拆迁发生在后。依据《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及《关于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的解释说明》的规定，原告属于居嫁居人员，拆迁时已结婚人员，户口未迁，女方及子女都不作安置。故答辩人未给原告进行安置合理合法。综上所述，原告提起的诉请缺少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举证如下：《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关于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的解释说明》，证明两原告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事实。 第三人朱渭法、虞小仙、朱锦校均未作陈述。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原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效力将结合全案综合认定。另，对于原告申请调查案外五人的身份情况及安置补偿情况，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范围，本院不予准许。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的条款提出合法性审查，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及证明力等将在说理部分再予阐述。 经审理查明：1998年5月，第三人朱渭（伟）法以户主名义申请在滨江××村批地建房并获批准。《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在册人口有六人：朱渭法本人、其父虞阿寿、其母徐茶花、其妻虞小仙、其女朱某、其子朱锦校。当时六人的户口性质均填报为农。后朱渭法户获批准翻建120平方米。 1996年，原告朱某就读于杭州护士学校，户口随迁入学校；2000年，就业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户口迁入医院集体户；2003年，朱某与方志明登记结婚；2006年，朱某户口回迁入杨家墩朱渭法户；2007年12月，朱某与方志明的婚生女儿方某出生，户口也申报在杨家墩朱渭法户；2008年11月，朱某在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合同制）；2013年，朱某通过了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事业招考，成为该服务中心事业编在编人员，并在该服务中心工作至今。2013年9月至今，方志明在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工作。2017年12月26日，方志明先后工作的两家单位及朱某工作的浦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出具两人在各自单位“工作期间未享受过福利分房”的证明。根据2017年12月28日的《杭州市区住房保障（房改）审批（备案）情况查询记录》，未查询到朱某与方志明有房改购房审批情况、住房补贴审批情况、住房保障审批情况。 2019年3月26日，朱渭法户（乙方）与被告浦沿街道办事处下设的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甲方）签订《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结合杨家墩社区实际，拟定的《关于杨家墩社区三期整村拆迁相关事宜》经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参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区、街有关文件政策规定，就房屋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协议第六条约定：“根据滨江区农转居住宅安置政策规定，经双方协商，用农转居安置房对乙方进行安置，乙方可安置人口数合计为3人……（最终以建管中心审批为准）”。第三人朱渭法在协议尾部乙方处签名。当天，朱渭法还与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签订了《房屋拆迁提前腾房协议书》与有关连片拆迁奖励资金分配的协议书。次日，原告朱某即书写《声明》一份，表明对《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未将其与方某列为安置人口的不予认可，并通过ＥＭＳ向被告寄送该《声明》。 另，对原告提出的规范性文件审查，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在收到本院转办的材料后，于2020年6月28日向本院出具《关于的合法性审查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1.文件以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制定主体适格；2.制定程序合法；3.该第六条的出台一是根据国家规定，居民的住房保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二是结合现行农村对外嫁女户口迁移中普遍、惯例做法和村规民约来解释，故文件制定内容符合相关政策及滨江区拆迁安置的实际情况。原告对此持异议，仍认为该第六条第四项与上位法精神冲突；与法律精神相悖、不合法，普遍惯例现象不能成为合法依据；对居嫁居人员区别对待及存在男女歧视和区别对待等。被告对该意见书无异议。 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虽然是由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与朱渭法户签订，但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只是被告浦沿街道办事处的下设机构，而非独立的行政主体，故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已通知其退出本案诉讼。本案适格被告应为浦沿街道办事处。 对于原告主张的安置补偿之诉讼请求，关键在两原告是否符合安置条件。本院认为，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工作系为加快滨江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居住进小区，改善生活环境之目的。而我国目前对因征地而农转居人员并未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故对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人员的安置，也是对该部分人员其自身家庭生产和生活的一种基本保障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性质。因此，对购房对象的确定也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户籍并不是确定购房安置对象的唯一标准或条件。《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区办〔2003〕76号）第六条第四项“居嫁居人员：女方可到男方落户，若女方户口未迁，则不作安置”的规定，系根据区里拆迁户安置回迁工作具体实践而制定的意见，未超越权限，也不存在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形，具有合法性，因此可作为确定两原告可否给予安置的依据。原告关于该款规定违反上位法而无效等主张不成立。本案原告朱某系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其丈夫亦系单位工作人员，其应按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身份享受相应的住房保障及福利待遇。综上，本院对两原告进行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安置协议无效之请求，第三人朱渭法系原告朱某父亲，亦系户主，其代表家庭成员与被告签订的《滨江区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被告也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综上，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某、方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某、方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各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季隽虹 人民陪审员  郑国强 人民陪审员  沈善城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