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23号216室。法定代表人：王朝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雪，女，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玲，女，199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顺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玲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3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朝顺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返还社保补助9000元；3．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赔偿因未及时对账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0元；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李玲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社会保险由乙方自己解决的约定系无效约定，则李玲理应返还公司已支付的社保补助费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朝顺通公司已支付了该费用，而李玲却未如实陈述，并对自己收到的社保补助矢口否认。李玲怠于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没有对其负责的南京福佑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货运进行统计、说明，造成上诉人异常扣款3844元，数十万货款没有及时结算，因此，李玲应承担因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李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朝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朝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李玲返还社保补贴9000元；2．依法判令李玲赔偿因未及时对账给朝顺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0元；3．诉讼费用由李玲承担。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玲于2017年6月15日入职朝顺通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1月1日双方签订承诺书及协议书，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因李玲在大学期间已缴社会保险，自愿要求朝顺通公司不再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同意接受公司每月给予的社保补贴1500元，作出承诺后，李玲不得在事后以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为由要求公司承担经济补偿金。协议书约定“李玲自愿不要求朝顺通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由李玲自行解决，朝顺通公司将承担给李玲的社会保险费1500元以现金方式每月支付给李玲。朝顺通公司承诺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发放实际工资6500元到李玲银行卡内”。双方于2019年2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满后月工资标准为6500元。朝顺通公司主张李玲的工资6500元中包含每月1500元的社保补贴，但因李玲要求缴纳社会保险，因此要求返还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的社保补贴，但朝顺通公司自认尚未为李玲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工资发放情况，双方均认可2019年1月31日发放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5000元，2019年3月18日发放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部分工资3250元，2019年3月19日发放2019年1月的剩余工资750元及2018年年终奖2000元，2019年4月19日发放2019年2月工资6500元，2019年5月13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19日分别发放2019年3月、2019年4月、2019年5月工资6500元，2019年8月15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月22日分别发放2019年6月、2019年7月、2019年8月工资5500元。李玲称其自2019年1月起月工资实为6500元，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及协议书签署时间实为2019年3月19日，当时公司扣发其2000元年终奖及750元工资，在其签署承诺书及协议书后，公司通过微信将上述2750元发放给了李玲。为证明其主张，李玲提交了银行流水、微信截图等证据。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3月18日收入3250元的摘要为“报销”，2019年4月19日收入65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5月13日分两笔收入6500元，其中1500元的摘要为“保险费”，50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6月11日收入6500元的摘要为“借款”，2019年7月19日收入的6500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8月15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保险补贴2000元借款3500元”，2019年9月16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工资2400元保险补助奖金3100元”，2019年10月22日收入的5500元摘要为“保险补助2000借款3500元”。朝顺通公司主张根据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9月16日、10月22日发放的款项均备注有社保补贴，只发放5500元的原因是李玲要求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所以公司就先暂扣了1000元的社保补贴，5500元中实际仍含有500元的社保补贴。对于每月发放款项摘要均不同的情况，朝顺通公司称因为是出纳实际操作，不知道为何每月摘要不同。对于2019年8月15日、9月16日及10月22日发放的款项摘要显示社保补贴数额均不相同的情形，朝顺通公司主张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备注，社保补贴实际数额为500元，其他5000元为工资。对于如果李玲月工资为5000元，为什么每个月发放款项中标注的工资数额不一致的问题，朝顺通公司称不清楚为什么银行流水中作出不同备注。朝顺通公司称李玲负责对账开票，其公司与福佑公司的承运合同履行期间，因李玲未对货物延时达到进行说明，未及时对账开票造成了异常扣款以及因此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的损失共计20000元。为证明上述主张，朝顺通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作明细，为李玲自行书写；2．结算专员岗位职责，系其公司规章制度；3．工作说明，系其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清山书写；4．历史账单手机截图，证实异常扣款情况。李玲认可工作明细系其本人书写，但工作明细中写明了其负责与顺丰各区对账结算，并非南京福佑公司；不认可结算专员岗位职责的真实性，主张没有朝顺通公司的盖章确认，其本人没有见过；不认可工作说明的真实性，杨清山为朝顺通公司员工，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李玲不负责福佑公司的业务对账及开票，李玲仅负责在中间进行沟通；不认可历史账单的真实性，主张若对异常扣款进行了说明则不会产生扣款，因此无法确定实际扣款金额。李玲主张其不负责福佑公司业务的对账开票，仅负责联系和传达开票事宜，实际是由朝顺通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宋双阳负责对账，宋双阳离职后，由接替宋双阳的赵晨辉负责对账，由郑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罗恩负责调度和扣款，由郑州分公司的张攀负责发车调度以及迟延的举证，由罗恩和张攀负责在福佑公司的APP进行操作。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李玲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证明朝顺通公司的郑州分公司一直存续开业；2．与宋双阳、赵晨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不负责对账，损失与其无关；3．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照片，证实其并非开票人；4．2019年9月23日与宋双阳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实宋双阳负责福佑公司业务的对账，罗恩负责调度和扣款、张攀负责发车调度以及延迟的举证；5．2019年10月11日与朝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朝基及财务总监罗红雪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其不负责福佑公司业务的对账，且其在工作中不存在过失。朝顺通公司认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公司对于岗位职责有明确约定，微信聊天记录是李玲与宋双阳、赵晨辉私自对工作内容进行的约定，与公司无关；认可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照片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出票前的核对及对接工作由李玲负责，李玲并未及时核对并与福佑公司进行沟通，导致公司被异常扣款；认可李玲与宋双阳的录音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是公司被异常扣款后的聊天记录；认可李玲与王朝基及罗红雪的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是公司被异常扣款之后的聊天记录。对于主张的20000元损失，朝顺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就本案纠纷，朝顺通公司曾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李玲：1．返还社保补贴9000元；2．赔偿因未及时对账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0元。顺义仲裁委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642号裁决书：驳回朝顺通公司全部仲裁请求。朝顺通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该院。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于朝顺通公司主张的返还社保补贴问题，虽然李玲2019年的银行流水中部分月份收入的款项摘要显示有“社保补助”或者“社保补贴”，但是综合李玲整体的银行流水来看，备注的补助或者补贴数额并不相同,与朝顺通公司主张的实际发放数额也不一致；另外，朝顺通公司对于李玲的工资备注也比较混乱，有“报销”、“借款”等等，数额也并不一致。而对于上述问题，朝顺通公司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仅凭银行流水，并不能认定朝顺通公司确实为李玲发放了社保补贴。另外，根据朝顺通公司与李玲就不缴纳社会保险事宜签署的协议书，明确对于“社会保险费”与“工资”的支付方式作出了区分，即“社会保险费”通过现金支付，“工资”通过银行打卡支付，故协议中约定的“工资”中不应包含“社会保险费”。综上，该院认为李玲所称月工资6500元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该院予以采信。对于朝顺通公司要求李玲返还社保补贴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朝顺通公司虽主张其公司负责对账开票的只有李玲一人，因李玲对账开票延迟给其公司造成损失20000元，但朝顺通公司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李玲负责福佑公司业务中的对账工作；且根据李玲提交的与宋双阳、赵晨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与法定代表人王朝基、财务总监罗红雪的录音，王朝基与罗红雪均有关于让郑州分公司的人负责福佑公司业务开票跟踪的表述，福佑公司的业务并非由李玲跟踪对账。此外，朝顺通公司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对于朝顺通公司要求李玲支付损失20000元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朝顺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工资表、支出凭单，证明被上诉人李玲工资里包含社保补贴，被上诉人李玲知晓此情况；2．社保个人权益记录、支出凭单、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公司其他员工同李玲一样，工资里包含社保补贴，在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之后，社保补贴会扣除；3．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公司通知员工缴纳社保，李玲个人要求不缴纳，拒不提供照片，因此公司在6月至8月工资中每月暂扣一千元社保补贴；4．社保稽核通知书，证明李玲已要求公司补缴社保，理应返还公司给予的社保补贴。被上诉人李玲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中的5月工资表和对应5月的支出凭单真实性认可，是其签字，但对内容不认可。对于其他的工资表和支出凭证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员工是公司的经理，与公司有利害关系；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朝顺通公司没有征得李玲的同意从李玲卡中扣除1千元缴纳社保，但是公司实际未为李玲缴纳社保；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玲没有收到公司的社保补贴，公司也没有给李玲缴纳社保。被上诉人李玲向本院提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3925号生效判决书，证明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李玲的工资标准是6500元，朝顺通公司亦没有提起上诉，故朝顺通公司认可李玲的工资标准是6500元。朝顺通公司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双方当事人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玲是否应返还朝顺通公司社保补助费用；2．李玲是否应赔偿朝顺通公司损失。关于李玲是否应返还朝顺通公司社保补助费用一节，朝顺通公司主张已向李玲支付了社保补助费用，李玲应予以返还，但根据目前现有证据，暂无法充分证明朝顺通公司已向李玲支付了社保补助费用，李玲对此亦不予认可，且双方协议书亦明确约定社会保险费以现金方式每月支付给李玲，每月工资则发放到李玲银行卡内，现朝顺通公司主张每月打到李玲银行卡中的工资包含每月1500元的社保补贴，亦与上述双方协议的约定并不相符，故一审法院驳回朝顺通公司的此项主张并无不当。朝顺通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玲是否应赔偿朝顺通公司损失一节，朝顺通公司主张李玲怠于工作职责，给其造成损失，应予以赔偿，但朝顺通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玲存在工作失职的情形以及已给朝顺通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故上诉人朝顺通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朝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郭 莹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