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婷，女，197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峰，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增，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强，男，194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宝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福贵，女，195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宝山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初，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璇，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婷因与被上诉人王强、沈福贵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23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支持王婷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强、沈福贵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王婷在起诉状中写明2016年3月出售自己独有物权的房产所得房款后，由于担心自身婚姻状况出现变化，出于财产安全考虑，将170万元转入王强的账户保管。原审法院错误理解为王婷系因担心夫妻感情生变而将房产出售后所得款项交予父母保管，原审法院出现逻辑性错误。二、涉案房产登记于王婷个人名下，为王婷个人财产。王强、沈福贵声称涉案房产归他们所有，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婷向原审法院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涉案房产贷款合同资料，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王婷个人名下，且王婷个人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王婷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能够证明王婷个人一直在还房屋贷款，并已全部还清。王强、沈福贵声称涉案房产系其和证人王某出资首付款，之后的银行贷款也是王某予以偿还，但王强、沈福贵并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首付款和贷款系其和证人王某所出，且王强、沈福贵对王婷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说明认可涉案房屋登记在王婷个人名下，系王婷个人所有。而原审法院仅通过银行流水转账时间及转账备注，且对于“转账备注”王婷也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仍然推定涉案房屋为王强、沈福贵及证人王某所有，王婷对此不予认可。三、王强、沈福贵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证人王某与本案有严重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并未对证据及证人进行排除。王强、沈福贵提交的电话录音系沈福贵与其亲姐妹沈福珍电话形成，且在王婷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案外人沈福珍并未到庭说明情况。证人王某系王强、沈福贵女儿，且与王强、沈福贵共同生活，且与本案存在严重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对此，原审法院并未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王婷对此不予认可。四、王强、沈福贵提供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王婷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未予认定。王强、沈福贵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税收缴纳书、发票、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显示沈福贵与证人王某购买了位于惠阳区××村高屋牧云溪谷二期2栋的房产。王婷对此一无所知，且与本案不具有相关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王强、沈福贵并无证据证明王婷对此事知晓。王强、沈福贵提交招商银行的银行流水拟证明2008年3月至2011年7月期间证人王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婷、葛亮（王婷配偶）支付涉案房屋贷款。首先涉案房屋贷款办理期间是2003年6月14日至2013年6月13日，其次王强、沈福贵及证人王某明知涉案房屋系贷款，为何转账时间、转账金额随意，为何不直接转入办理贷款的银行账户。原审法院只是询问王婷为何以现金存入，在王婷提供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并未对王强、沈福贵及证人王某进行询问。王强、沈福贵提交证人王某与王婷、王婷配偶、王婷女儿直接的经济往来，用以证明王强、沈福贵及证人王某对王婷家庭的生活给予经济支持。王婷认为与本案无关，退一步讲，就算这些证据能体现出证人王某与王婷家庭的经济往来，王婷也从王强、沈福贵提供的证人王某招商银行的流水中看出，王婷于2009年11月6日，向王某转账15万元；2010年4月5日，向王某转账7010元；2011年1月27日，向王某转账20万元；2012年3月16日，向王某转账49400元等等。王婷提交的葛亮银行流水中显示，2010年8月30日，向王某转账15万元；2010年9月2日，向王某转账9万元；2010年9月26日，向王某转账10万元等等。这些证据也均能体现王婷及家庭对王某的支持和帮助。综上所述，王婷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充分证明涉案房产为王婷个人所有，在将涉案房产出售后，交由王强、沈福贵代为保管。现王婷及其家庭需要资金，王强、沈福贵应当将代为保管的财产予以返还。被上诉人王强、沈福贵对此答辩称，一、首先，王强、沈福贵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明这个款项是赠与关系，对此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二、王婷和王强与沈福贵之间，根本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王婷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或有这种合意。合同法第365条明确规定了，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并且规定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人，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涉案170万元达成保管合意，更没有保管凭证，也不存在交易习惯可以排除保管凭证的出具。2、现有的证据恰恰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在王婷分两次向王强转账，一笔是120万元一笔是50万元款项时，备注均是房款，该备注本身说明王婷具有厘清该款项的法律性质的意识，如果王婷认为该款是保管款，不可能备注房款，应当备注保管款，这种备注本身说明，该款项并不是王婷交付王强和沈福贵的保管款，本应当就是其父母王强和沈福贵应当获得的房款。三、王婷主张的保管关系，依据付款的方式及理由，均不符合生活常理，王婷主张一审判决混淆了其在民事起诉状中所陈述的王婷因担心自身婚姻状况出现变化，出于财产安全的考虑，交于其父母保管，而法院的判决陈述，是说担心夫妻感情生变，而将房产出售，这种细微的措辞变化并不改变她的真实含义，无论是自身婚姻状况出现变化，还是夫妻感情生变，指向都是王婷担心婚姻状况、夫妻感情破裂，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交于父母保管。然而，王婷这种做法明显违反生活常理，根据庭审及一审的陈述，该房产是王婷在结婚之前、和结婚相隔有多年之前购买的房产，属于其主张是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感情破裂、生变改变归属。因此如果从财产、保值增值安全的考虑，正确的做法是继续持有该房产，才能实现财产安全最有效的措施，而且王强、沈福贵还有大女儿王某，所以王婷主张涉案款项是保管款项，没有法律依据，也与事实、生活、常理相悖。四、涉案的房产和款项，王婷不是真实的所有权人，只是一种挂名，涉案上海房产的首付和贷款都是王强、沈福贵和大女儿王某支付的。五、从付款的方式、转账的方式可以说明，王强、沈福贵的主张合情合理。王婷是2016年3月6日出售涉案房产，转让价是265万元，2016年2月27日王婷收到第一笔出售款20万元，第三天（2月29日）就转给了王某；收到了第二笔款项60万元，2016年3月6日就将其中的45万元转给了王某；5月6日收到了53万元，次日就转给了王强；6月22日收到了130万元就将120万元转给王强，所有的转账记录均备注房款，如果真如王婷所主张，这些款项是保管费，为何要在收款当日或者次日、隔日就将款项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转给王强和王某。这说明王婷并不是这些款项的真实所有者，涉案上海房产的款项的真正权利人是王强、王某、沈福贵。随后，王某和王强、沈福贵就利用这些钱，在惠州购买了一套房产。上诉人王婷一审起诉请求：一、王强返还王婷170万元，沈福贵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王强、沈福贵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婷系王强、沈福贵的亲生女儿，王强、沈福贵系王婷的父母，案外人王某系王婷的姐姐。王婷于2016年3月6日与案外人黄强、林郦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将位于上海市××车站新村××室的房产转让给案外人黄强、林郦，房产转让价格为265万元。王婷提交的尾号为8102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6年2月27日王婷收到黄强转来20万元，于2016年2月29日向王某转款20万元；2016年3月6日收到黄强转来60万元房价款，于当日向王某转款45万元，该两次转账均备注了“房款”。2016年5月6日，王婷收到黄强的购房款53万元，于2016年5月7日向王强名下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交易摘要为“房款”；2016年6月22日，该账户收到王婷交通银行上海彭浦新村支行账户转来130万元，王婷于同日向王强名下银行账户转账120万元，交易摘要为“房款”。王强、沈福贵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税收缴款书、发票、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显示沈福贵与王某购买了惠州汇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惠阳区××村高屋牧云溪谷二期2栋房产，该房产总价为1235470元，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该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向沈福贵和王某出具了价值1234570元的发票。王某建设银行尾号5697账户收到王强于2016年6月1日共计8笔（每笔49999元）的转款，合计399992元；于2016年6月2日收到王强共计2笔转款，合计10万元。王某建设银行尾号5697账户于2016年6月2日向惠州汇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585470元。王强于2016年7月6日向王某建设银行尾号5697账户转账共计4笔转款，合计199990元；王强于2016年7月7日向王某建设银行尾号5697账户共计4笔转款，合计199993元；王某建设银行尾号5697账户于2016年7月7日向惠州汇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35万元。王强、沈福贵还提交了装修施工合同及相关单据，证明对惠阳区××村高屋牧云溪谷二期2栋房产进行装修。王婷对此均不予认可。王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拟证明涉案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的抵押贷款是王婷个人办理，且王婷有能力偿还贷款以及王婷自2003年7月至2013年6月期间每月均偿还房屋贷款，并已全部还清。王强、沈福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涉案的上海房产系其和王某出资首付款，之后的银行贷款也是王某予以偿还，因当时王婷未婚且为上海户口，为方便办理各类手续才将房产登记在王婷名下。王强、沈福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王某的证人证言及电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文稿，王某亦出庭作证，其在庭审中称，涉案上海房产是家里唯一的房产，当时王某在深圳工作，父母在上海租房，生活比较困难，后来王某提议买房，并托亲友帮忙看房。当时决定购买房产后，王某手上有4万元存款，所以拿了4万元出来给父母，父母找沈福贵的妹妹借款5万元，找王婷借了1万元，当时房产的首付款是10万元。即使房产当时是以王婷的名义购买，父母也不能贷款，当时各方当事人之间关系很融洽，也没有想那么多，就用王婷的名义购买。所以房产实际是父母和王某的。出售上海房产之前，有次去惠州玩的时候父母认为惠州那边房子不错，想要在那边买房。因此双方商量着出售上海的房产再去惠州买房。之后王婷在短期内就将上海的房产出售了，并将170万元转至父亲账户，当时王婷还是很孝顺的。他们有向王某账户上转款是因为买车，无论是购车还是购房，王婷、葛亮都有全程参与，他们均知情。惠州房产是1235470元一次性付款购买的。王某买新车之后父亲做主将王某的旧车送给葛亮（王婷配偶）了。2017年王婷以孩子念初中为由向王某借款15万元，王某想问清楚借款的具体事由并要求王婷出具借条才肯借款，王婷不肯，母亲不忍心就自己拿钱给了王婷，自此双方关系闹僵了。之后王婷又打电话给王某问王某借20万元，王某还是拒绝了，就有了这次诉讼。王婷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王强、沈福贵提交王某招商银行尾号1559、8577账户与王婷及其丈夫葛亮银行交易流水、招商银行信用卡账单查询记录，拟证明2008年3月至2011年7月期间王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婷、葛亮支付涉案房屋贷款；王某以及王强、沈福贵一致以来对王婷、葛亮的家庭生活给予经济支持帮助。王强、沈福贵向一审法院提交车辆过户登记证明，证明王某将原登记在王某名下的宝来车过户至王婷配偶葛亮名下。王强、沈福贵提交王某与王婷女儿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日常照片，拟证明王强、沈福贵及王某对王婷女儿长期以来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王某当庭出示手机，王婷对此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王婷以保管合同为由起诉要求王强、沈福贵返还涉案170万元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王婷仅有向沈福贵转账170万元的记录，且转账记录上仅仅备注“房款”，并无显示保管意思表示的任何字眼，王婷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与王强、沈福贵之间达成保管的合意，对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涉案房产位于上海，王婷庭审中称其因担心夫妻感情生变而将房产出售后所得款项交予父母保管。一审法院认为，从法律上讲涉案房产属于王婷婚前个人财产，从王婷称其系因担心夫妻感情生变而出售该房产的角度分析，个人名下的婚前房产相较于现金更有利于保护王婷自身的利益，而王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其婚前个人房产出售，所得款项容易与夫妻财产混同，故王婷出售房产的行为与保管理由及生活常理明显不符。且根据王强、沈福贵提交的证据分析，王强收到涉案款项后，即转至其大女儿王某的账户，王某再支付至惠州汇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时间上比较吻合，即王强、沈福贵提交的证据能证实其将款项用于购买惠州房产养老，并非王婷所诉称的交给王某用于股票交易。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婷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50元，由王婷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婷与王强、沈福贵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关系。王婷于2016年5月7日和2016年6月22日分别将50万元和120万元转入父亲王强账户内，并备注“房款”，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系父母与子女关系，若王婷系将款项交由父母保管，则无需备注为“房款”。仅以上述事实无法证明王婷存在将款项交由父母保管的事实。王强、沈福贵主张涉案房产的实际产权人系其二人以及案外人王某，王婷将上述170万元转给王强系将原应属于王强、沈福贵的房款支付给二人以用于购买养老房产。本院认为，从王婷与其姐姐王某的银行流水可见，双方多有经济往来，王某曾向王婷转账备注为“还房贷”、“西站房款”。王强收到王婷的款项后即转入王某账户，王某再支付给案外人惠州汇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然该司于2016年8月24日方出具购房发票，但亦与王强、沈福贵的主张相吻合。综上，本院认为，王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而王强、沈福贵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已经足以反驳王婷的主张，结合双方系父母子女关系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审驳回王婷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王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上诉人王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最  久审判员 张  士  光审判员 罗    巧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周铃燕(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