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5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彭东亮，男，197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珠，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锟诚，男，1985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冯德，男，195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东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鸿，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反诉被告）：彭念龙，男，196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公益路37号。负责人：刘顺杰，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英，该单位职员、公职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广源路8号。负责人：徐容雅，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亨，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彭东亮、陈锟诚、陈冯德因与被上诉人彭念龙，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花都农业局）、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赤坭镇政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东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五、六项；2.驳回陈锟诚一审全部反诉请求；3.本案保全费由陈锟诚、陈冯德承担；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锟诚、陈冯德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确认涉案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且不确认陈锟诚、陈冯德持有的租赁合同附表内容（猪只数量及价值）合法有效真实，却作出与前述认定事实相矛盾的判项，实属错误，应予纠正。一、陈锟诚、陈冯德依据其自行填写的虚假合同附表内容（猪只数量及价值）反诉请求彭东亮支付高额猪只赔偿款，没有任何事实及合同依据。（一）彭东亮没有支付猪只赔偿款的合同义务。虽双方租赁合同约定彭东亮承租陈锟诚、陈冯德的场地用作猪只养殖，获得收益。但合同并未对猪只赔偿款进行一致约定。合同第四条“乙方责任”第1点的猪只价值数额以及两个附件内容均是空白。租赁合同根本未约定彭东亮需要支付猪只价款。另外，涉案场地租金比周围养殖场甚至行业租金标准要畸高，也应视为猪只价值已经包括在租金里了。因彭东亮和彭念龙均不同意支付猪只赔偿款或返还猪只，所以双方最终未作约定。陈锟诚、陈冯德自认其自行填写涉案合同第四条“乙方责任”第1点中的猪只总价款为285万元及合同附件内容，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二）保险单内容缺失，根本无法充分证明该保险单及保险合同内容是针对涉案租赁合同项下的猪只，亦无法证明陈锟诚、陈冯德诉求的猪只数量及价值。（三）陈锟诚、陈冯德因与彭念龙的纠纷已于2014年6日从彭东亮处拿走了由彭东亮和彭念龙养殖的部分猪只，并未对彭东亮进行赔偿和补偿，其也没有依据诉请彭东亮支付猪只赔偿款。二、涉案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彭东亮同日离开租赁场地，猪场由陈锟诚、陈冯德实际收回及控制使用（清场、消毒等），并已将租赁场地另行出租给其他案外人养殖鸡只。彭东亮无需支付场地收回后的租金。三、彭东亮事实上已向陈锟诚、陈冯德支付了2018年12月租金共39000元。2018年12月11日上午，彭东亮的猪场管理人卢某通过网银转账17000元，当天晚上微信转账支付6000元；2019年1月1日，陈锟诚直接代收彭东亮卖猪款24100元，并按彭东亮的要求扣除2018年12月租金16000元，才将余款8100元退回给卢某。陈锟诚、陈冯德否认该16000元为租金，与事实不符。针对彭东亮的上诉请求，陈锟诚、陈冯德二审答辩称：一、由于陈锟诚向彭东亮出租的猪只属于出租范围，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彭东亮应当对此作出赔偿。猪只价值是3088750元，保险单上的价值只是部分猪只的价款。彭念龙退出合同，但陈锟诚与彭念龙并未就猪只返还达成一致意见，彭东亮租赁的猪只一直由其占有、使用并收益。二、涉案租赁场地是在2019年5月31日才由陈锟诚收回，此前一直由彭东亮占有，且因彭东亮没有付清工资，由彭东亮的工人实际控制猪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事实认定不清。三、彭东亮在2018年12月没有支付任何租金。微信转账的部分款项是饲料款及其他往来款，并非租金。综上，彭东亮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上诉人陈锟诚、陈冯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六项、第八判项；2.确认彭东亮、彭念龙与陈锟诚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3.彭东亮、彭念龙向陈锟诚、陈冯德赔偿出租猪只损失3088750元；4.彭东亮、彭念龙向陈锟诚支付拖欠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的租金共378000元（每月63000元，共6个月）；5.彭东亮、彭念龙向陈锟诚支付电费29117元；6.陈锟诚无需退还150万元押金，作为彭东亮、彭念龙的违约金；7.彭东亮、彭念龙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涉案合同由陈锟诚与彭东亮、彭念龙签订，一审法院认定陈冯德是合同出租方，彭念龙已退出租赁合同事实错误。（一）租赁猪场登记的主体是陈锟诚，陈冯德是陈锟诚的代理人，并非合同主体。彭东亮持有的合同虽有陈冯德的签名，且该签名是陈冯德作为陈锟诚代理人身份签署，陈冯德并非出租主体。（二）本案除彭念龙自述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彭念龙与彭东亮是合伙关系，以及彭念龙于2014年7月1日退出租赁合同的事实。二、彭东亮、彭念龙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陈锟诚、陈冯德有权不退还150万元，而将其用作违约金。（一）彭东亮、彭念龙管理不善导致疫情，且引发陈锟诚、陈冯德的猪只一并被扑杀，导致陈锟诚、陈冯德经济损失严重。依照租赁合同第三条“乙方责任”第6款“租赁期间因乙方不善，出现大面积疫情，造成猪场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的约定，应由彭东亮承担相应责任。（二）彭东亮、彭念龙自2018年12月1日起欠付租金违反租赁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三）彭东亮、彭念龙违反合同第四条“乙方责任”第1款“租赁期间所存栏生猪总价值不能低于285万元”的约定，已构成违约。（四）彭东亮在前述事件发生后，一直未与陈锟诚协商处理，于2019年6月下旬单方向陈锟诚、陈冯德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至今未办理相关手续，亦构成违约。赤坭镇政府一审庭审时也表示目前政府鼓励养猪，涉案场地可以复养，不存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客观情况。陈锟诚、陈冯德要求不退还150万元，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三、合同解除之日应为2019年5月31日，且彭东亮、彭念龙应支付租金至2019年5月31日，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在2019年1月11日解除，事实不当。2019年1月11日只是政府扑杀猪只结束之日，但彭东亮一直未交还场地。一审法院对此亦予确认，但一审判决将合同解除与场地交还割裂不当。彭东亮至2019年5月31日才还清其欠付的工人工资，陈锟诚收回猪场并于2019年6月1日开始将猪场部分场地出租给案外人养鸡。而彭东亮于2019年6月下旬向陈锟诚发出解除合同解除，也证实了前述事实。四、彭东亮及彭念龙应向陈锟诚赔偿出租猪只损失3088750元。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陈锟诚在合同签订时向彭东亮、彭念龙提供出租猪只，但未认定陈锟诚提供合同文本上载明的猪只数量及价款金额，仅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作为处理依据，且按七折计算赔偿金额不当。陈锟诚提供合同附件1载明了陈锟诚向彭东亮、彭念龙提供出租的各种猪只及数量、价值，一审法院以保险单上“能繁母猪”的数量作为定案依据，存在错误。另外，彭念龙主张其退出经营且向陈锟诚交还三成猪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陈锟诚仅收回部分场地，租金按原合同七折计算是经合同双方协商后的结果，并非可以作为出租猪只按七折计算的依据。五、一审法院依据2016年的电费标准认定，2019年欠交电费8454.23元，亦明显错误。陈锟诚在一审中提交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实际缴纳电费共29117元，即使按租金七折比例确定电费承担，彭东亮、彭念龙亦应承担20381.9元。六、一审法院认定彭东亮、彭念龙已交23000元是2018年12月租金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陈锟诚、陈冯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陈锟诚、陈冯德的上诉请求，彭东亮二审答辩称：一、2013年2月6日，四方签署《猪场租赁合同》时，对所谓猪只赔偿款问题并未能达成一致的约定，彭东亮和彭念龙均不同意另需支付猪只赔偿款或返还猪只，故各方签署涉案租赁合同时，涉案合同第四条“乙方责任”第1点的猪只价值数额以及两个附件的内容均是空置无内容的。2014年6月，彭念龙因与陈琨诚、陈冯德发生矛盾而退出租赁合同关系并离开涉案猪场，由陈琨诚、陈冯德事实收回了涉案30％租赁场地，并接收了彭东亮和彭念龙养殖的30％猪只，并由陈琨诚、陈冯德在该30％场地内养猪，但陈琨诚、陈冯德未对此做任何赔偿或补偿。自2014年7月1日起，陈琨诚、陈冯德减收彭东亮30％的租金至今。2018年12月下旬，陈琨诚、陈冯德养殖的猪只出现疫情但其拒绝上报疫情，随后传染了彭东亮的猪只，故彭东亮无奈先后两次自行向赤坭镇兽医站上报猪只疫情。最后，政府采取行政扑杀。彭东亮于2019年1月11日扑杀当天撤场并把场地事实交付给陈琨诚、陈冯德控制。随后彭东亮多次沟通要求退还合同押金1500000元，但陈琨诚、陈冯德均以种种理由推脱。二、陈琨诚、陈冯德在一审庭审中已承认陈冯德以出租人身份在涉案租赁合同上签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陈冯德以其名义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收取租金、开专户缴纳水电费等合同行为，也即通过事实行为享有、履行了出租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因此，涉案租赁合同出租方为陈锟诚、陈冯德，两者理应共同承担合同责任。三、彭东亮在涉案租赁合同项下不存在任何故意违约行为，陈琨诚、陈冯德诉请没收彭东亮150万元巨额押金，且诉请彭东亮交纳2018年12月租金及电费，没有任何合同和事实依据。四、涉案租赁合同因不可抗力已于2019年1月11日依据涉案租赁合同第六条第1款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终止。彭东亮一审中已提供报警回执证据证明2019年1月11日涉案猪场被政府行政扑杀清场后，陈琨诚、陈冯德现场驱赶彭东亮离开涉案猪场，彭东亮因此报警要求警察处理，但未果，彭东亮当下随即离开猪场没有再回去过，已将场地交回给陈琨诚、陈冯德实际控制及占用。上述事实还有彭东亮的证人卢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陈琨诚、陈冯德辩称猪场还有彭东亮的员工留在原地直至2019年5月31日才离开，缺乏依据。五、陈琨诚、陈冯德依据其自行填写的虚假租赁合同附表内容(猪只数量及价值)反诉诉求彭东亮支付高额猪只赔偿款，没有任何事实及合同依据。陈琨诚、陈冯德确认其一审提交的《全国能繁母猪保险单》因存在保险单登记的猪只数量及事实猪只不符、保险单承保猪只数量是按保险公司建议虚假上浮10%、保险单承保猪只价值与事实不符等虚假问题，故该保险单也不能作为认为猪只数量及价值的证据。综上，彭东亮答辩请求驳回陈琨诚、陈冯德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彭念龙二审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对彭东亮的上诉主张也没有意见，不同意陈锟诚、陈冯德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虽然彭念龙是承租人，但当时陈锟诚、陈冯德没有与彭念龙办理场地交接，陈锟诚、陈冯德已经实际收回场地并在涉案场地饲养猪只。原审第三人花都农业局二审提交书面意见称：一、陈锟诚猪场占地面积70亩，栏舍面积7000平方米，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场主为陈锟诚）且不属于禁养区。非洲猪瘟期间，花都农业局对辖区内所有养殖场实行封闭管理，采取隔离防护措施等。对陈锟诚猪场经营的内部情况不知情。二、2019年1月4日，彭东亮到赤坭兽医站报称猪场在2018年12月20日有4头母猪和少量保育栏小猪疑似发生流感，21日死亡一头母猪。1月11日，为防止大量猪只死亡诱发疫情，并帮助猪场减少损失，双方协商进行全面扑杀处理，扑杀前对猪只进行清点，陈锟诚、彭东亮对现场活猪数目均无异议。三、陈锟诚猪场猪只补偿款的拨付情况。经清点和折算按有关补偿标准计算共需要补偿1842000元，连同其他防控非洲猪瘟经费共320万元，由花都农业局于2019年7月2日拨付至赤坭镇政府账户。原审第三人赤坭镇政府二审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具体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赤坭镇政府、花都农业局没有参与彭东亮、陈锟诚之间租赁合同的事宜，不是合同当事人，对彭东亮、陈锟诚的实际履行租赁合同情况并不清楚，对两者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二、彭东亮在上诉时，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要求赤坭镇政府暂停发放猪只补贴款。赤坭镇政府将根据本案生效判决以及法院要求履行支付猪只补贴款的义务。彭东亮于2019年7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陈锟诚向彭东亮退还合同押金1500000元及利息；2.陈锟诚返还猪只的行政扑杀经济补偿款（约1890000元）全部返还给彭东亮；3.由陈锟诚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彭东亮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1.陈锟诚、陈冯德向彭东亮退还合同押金1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返还付清之日止）；2.陈锟诚、陈冯德向彭东亮返还猪只扑杀经济补偿款约1890000元；3.确认彭东亮与陈锟诚签订的《涉案猪场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4.由陈锟诚、陈冯德承担本案诉讼费。陈锟诚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彭东亮、彭念龙向陈锟诚赔偿出租猪只损失3088750元；2.彭东亮、彭念龙向陈锟诚支付拖欠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的租金共378000元（每月63000元，共6个月）；3.彭东亮、彭念龙向陈锟诚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电费29117元；4.彭东亮、彭念龙承担本案受理费用。一审诉讼中，陈锟诚增加一项反诉请求：5.陈锟诚无需退还150万元押金，作为彭东亮、彭念龙支付给陈锟诚的违约金。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2月6日，彭东亮、彭念龙作为承租方、乙方，与陈锟诚、陈冯德作为租赁方、甲方签订《花都东升陈锟诚猪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广州花都区赤坭镇东升村的陈锟诚猪场（含各阶段猪和现有养殖所需的设备、土地、建筑物）租赁给乙方养殖使用。一、租赁范围：健康猪只（经产母猪、后备母猪、种用公猪、产床小猪、保育小猪及其他的中大猪），生产设备（定位栏、产床、粉碎机、搅拌机、抽水机、电路设备等），建筑物。以上物品数量、价值及相关事宜以甲乙双方确认清单为准（见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表、附件2不动产盘点清单表）。二、租赁时间：2013年3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三、租赁费用：1.乙方须在每月8日前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9万元，合计年租金为108万元。2.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押金150万元作为风险保证。乙方须在签订该租赁合同前支付首期押金100万元，剩余50万元押金乙方须在2013年3月至2013年12月共10个月每月按5万元支付给甲方。3.租赁期满后甲方一次性向乙方退还押金150万元，不计利息。四、相关责任：乙方责任：3.租赁期间猪场所用水、电、工人工资、设备维修、饲料和兽药货款等一切日常生产费用由乙方承担，一切债务与甲方无关。5.租赁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猪场及相关设备转让、出租及抵押他人。6.租赁期间因乙方管理不善，出现大面积疫情，造成猪场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共同责任：3.租赁期间甲方负责购买生猪保险费及防疫费，死亡生猪在10头内所得赔偿款项归乙方所有，其余所得赔偿款项归甲方所有。五、违约条款：1.租赁期间乙方超期未向甲方支付租金的，甲方有权收回所租赁猪场。乙方赔偿甲方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2.租赁期间甲乙双方因单方违约的，违约方应向对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并赔偿人民币150万元。六、不可抗拒因素：1.租赁期间如遇不可抗拒自然灾害，自行终止合同。甲方退还乙方押金150万元。七、其他：1.租赁期间一切政策性经济补贴款项归甲方所有。九、本合同包括合同主件、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附件2不动产盘点清单、双方身份证复印件，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彭东亮向陈锟诚支付了押金150万元，陈锟诚于2013年3月1日将涉案场地交付给彭东亮、彭念龙使用。2018年12月1日之前涉案租赁物的租金已经付清。因涉案猪场出现大量猪只死亡，2019年1月11日赤坭镇政府对涉案猪场猪只采取行政扑杀，经花都农业局核算，彭东亮的猪只折算90公斤847头，每只补偿1200元，合计1016400元，陈锟诚的猪只是688头，每只补偿1200元，合计825600元，各方一致确认上述猪只数量及补偿金额。2019年7月2日，花都农业局将涉案猪场及赤坭镇其他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经费共320万元拨付赤坭镇政府处，因彭东亮、陈锟诚对补偿款的发放存在争议，经调解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形成本案诉讼。一审诉讼中，彭东亮、彭念龙分别持有的租赁合同与陈锟诚持有的租赁合同有如下不同：彭东亮持有的合同甲方有陈冯德签名，陈锟诚持有的合同没有，彭东亮、彭念龙持有的2份《猪场租赁合同》第四条相关责任乙方责任第一款，显示“租赁期间猪场所存栏生猪总价值不能低于元（该价值的计算价格按照《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中的相对应价格计算），如未能达到该数值的，按乙方违约处理”，附件1、2中表格内容为空白。陈锟诚持有的《猪场租赁合同》则显示“租赁期间猪场所存栏生猪总价值不能低于285万元（该价值的计算价格按照《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中的相对应价格计算），如未能达到该数值的，按乙方违约处理”，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中的表格载明“猪的数量合计3119头，金额3088750元，盘点人甲方：陈冯德”，盘点人乙方处为空白，附件2《不动产盘点清单》中的表格记载了不动产的数量、价格、金额并“盘点人甲方：陈冯德”，盘点人乙方处为空白。彭东亮、彭念龙认为，其在与陈锟诚签订《猪场租赁合同》时，双方就交付的猪只数量及不动产数量、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述条款、表格未填写具体数额，为空白，陈锟诚持有的《猪场租赁合同》第四条乙方责任第一款及附件1、2的内容为其自行填写，彭东亮、彭念龙对此不予确认。陈锟诚、陈冯德陈述，签订合同后，陈冯德与彭东亮、彭念龙于2013年3月1日就猪只及不动产进行清点后，在其持有的《猪场租赁合同》附件1、2中进行填写，随后双方签名确认，因当时时间太晚，彭东亮称要回去再行核对后自行填写，彭东亮、彭念龙也后来告知其已经自行填写了附件1、2，其要求以其持有的《猪场租赁合同》内容为准。一审诉讼中，各方关于租赁合同的主体、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交付时猪只的数量、彭念龙有无退出租赁、2018年12月份之后租金、水电费的交纳、场地交接等问题各执一词。关于合同的相对人，彭东亮认为出租方是陈锟诚及陈冯德，因彭东亮持有的《猪场租赁合同》尾部甲方落款处为“陈锟诚、陈冯德”。陈锟诚、陈冯德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合同甲方仅为陈锟诚，陈冯德与陈锟诚共同管理涉案猪场，陈冯德作为陈锟诚的父亲及代理人参与了涉案合同的签订及物品清点，其当时认为自己也属于出租方，故在彭东亮持有的合同上签名，当时发现签名错误之后，就没有再在其他合同上签名了；且只有陈锟诚持有猪只养殖的牌照，陈冯德不具有作为出租方的法律地位，陈冯德不是本案的主体。关于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彭东亮与陈锟诚均认可自己持有的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于交付的猪只的数量，彭东亮、彭念龙认为，陈锟诚交付时只有一两百只猪；陈锟诚主张按照其持有的《猪场租赁合同》及附件1、2的内容确定其交付了3119只猪给彭东亮、彭念龙，总价值3088750元，并提交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出具的《全国能繁母猪保险保险单》予以证明，该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名称：陈锟诚，保险标的项目：能繁母猪1000头”。彭东亮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保险单内容无法确认是对涉案猪场猪只办理的保险，且保险单所载明的猪只数量与其记忆中陈锟诚交付的猪只数量及陈锟诚自己填写的猪只数量均不同。关于彭念龙有无退出租赁。彭东亮陈述，彭念龙于2014年6月退出猪场经营，其返还部分承租租赁物给陈锟诚，租金经双方口头约定自2014年7月1日起调整为每月63000元，陈锟诚拿走了部分猪只，但未予补偿。彭念龙陈述其于2014年当面告知陈锟诚、陈冯德要退出经营，当时还差点打架了，后来陈锟诚拿走属于彭念龙的一部分猪只，但并未给予补偿，彭念龙退出经营后没有签订书面材料，因押金是彭东亮支付的，所以如果要返还和赔偿猪只款项，都应当赔偿给彭东亮。陈锟诚确认彭东亮、彭念龙退出了三成的租赁场地，其后由陈锟诚在三成租赁场地内养猪，陈锟诚与彭东亮口头约定2014年7月1日起调整租金为每月63000元，但彭念龙从未签订任何书面的退出经营的资料，也未表达要退出经营，彭念龙为合同主体之一，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2018年12月1日之后租金的支付情况。彭东亮陈述，每次都是其足额支付当月租金后，陈锟诚才开具租金收据，其认为其已支付2018年12月的租金39000元，具体支付情况如下：1.2018年12月11日上午，彭东亮猪场管理人员卢某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向陈冯德支付租金17000元；2.2018年12月11日晚上，卢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陈锟诚支付租金6000元；3.2018年1月1日，陈锟诚代收了彭东亮的卖猪款24100元，扣除租金16000元，才将剩余卖猪款8100元通过微信退回给卢某。为此，彭东亮提交网银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并申请卢某出庭作证。陈锟诚、陈冯德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经常委托卢某代为购买猪饲料及向陈锟诚的工人发工资，彭东亮提交的转账记录中的款项已收到，但不能证明是其支付2018年12月的租金，17000元及6000元是彭东亮、彭念龙支付2018年11月及之前的租金，8100元是陈锟诚委托卢某代为购买麸皮的款项。陈锟诚提交的其于2018年11月20日《收据》显示“今收到彭东亮交来18年11月猪场租金63000元，经手人陈冯德。”陈锟诚提交其与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有多次几千元钱的经济往来。关于电费的支付情况。彭东亮陈述水电费每两月一交，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的电费没有结算也没有交，对陈锟诚、陈冯德提交的电费金额29117元不予确认，因猪场的分电表显示的电费还包括陈锟诚、陈冯德自营的鱼塘的一部分用电。陈锟诚陈述，电费为每两月计收一次，每月经双方共同确认彭东亮、彭念龙使用的水电费，双方尚未就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的电费进行确认。陈锟诚、陈冯德提交电表图片及电费交款凭证、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及彭东亮部分电费交付记录拟证明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的电费为29117元，其中彭东亮部分电费交付记录显示，2016年4-5月份电费为8910元，2016年8-9月份电费为17103元。关于场地交接情况。彭东亮称其于2019年1月11日猪只被扑杀时，被陈锟诚、陈冯德驱赶离开涉案猪场，双方发生争执，其离开涉案猪场时已按原状交还给陈锟诚、陈冯德，猪场内可能存有其物品，但其离场后在猪场消毒的工人并非彭东亮工人，并提交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9年6月5日出具的《报警回执》予以证明，因陈锟诚、陈冯德一直未向其返还押金150万元，彭东亮于2019年6月25日向陈锟诚邮寄《合同解除暨退还合同押金通知书》，载明“我方现特通知阁下，根据租赁合同第六条第1款之约定，《猪场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请阁下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五天内向我方退还全额合同押金共150万元。如阁下逾期未能退还全额合同押金，我方将保留通过司法途径追究阁下的付款义务以及逾期付款造成我方损失等的权利”，并于2019年6月26日通过短信方式发送给陈锟诚。陈锟诚认为其从未驱赶彭东亮离开涉案猪场，《报警回执》不能反映彭东亮离开租赁场并将场地交回其的情况；彭东亮从未与其办理涉案场地的交接手续，至2019年5月底彭东亮、彭念龙才结清彭东亮拖欠的工人工资，工人才退场，因工人留守场地导致其无法使用场地，故其主张彭东亮、彭念龙支付租金至2019年5月31日。彭东亮表示，2019年1月11日退场后留在场地消毒的工人并非其工人，是花都农业局要求陈锟诚、陈冯德指派人员进行消毒，这些工人何时离场与其无关。赤坭镇政府表示，工人消毒行为由政府部门委派，工资结算的过程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将工人费用支付给陈锟诚、陈冯德，再由陈锟诚、陈冯德发放给工人。关于涉案猪场猪只扑杀的情况，花都农业局陈述，当时非洲猪瘟防控比较严峻，涉案猪场有大量猪只死亡，没有确认是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当时怀疑是猪流感，为了减少损失，根据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以及陈锟诚的要求，我方对猪只进行了扑杀。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彭东亮与陈锟诚持有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不一致，彭东亮持有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处有陈冯德的签名，据陈锟诚、陈冯德的陈述，陈冯德签订合同时自己也认为是租赁合同的主体，且从双方的履行过程可看出，陈冯德在合同履行中有收取租金、代为管理等行为，故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彭东亮、彭念龙以及陈冯德、陈锟诚。各方当事人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有效，各方均应恪守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彭念龙于2014年7月1日不再使用涉案租赁物，陈锟诚接收了三成租赁场地并在租赁场地内饲养猪只，此后几年内均由彭东亮个人使用涉案租赁物，由此可知陈锟诚以实际行为同意了合同主体由彭东亮、彭念龙变更为彭东亮。故陈锟诚对彭念龙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彭东亮认为因猪只全部被扑杀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丧失了继续履行的基础，应当终止，陈锟诚、陈冯德对此不予认可但赤坭镇政府的答辩意见中显示，赤坭镇政府于2019年2月1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陈锟诚于调解时表示：“即使彭东亮养殖猪只的补贴款属于其所有，但因猪只被扑杀，合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当终止，而合同终止后彭东亮负有向陈锟诚返还租赁猪只的折算现金价值的义务，所以由陈锟诚领取猪只补贴款合法合理”，可知陈锟诚亦认为因猪只被全部扑杀合同应当终止，彭东亮与陈锟诚关于合同解除的认知达成一致，故彭东亮请求确认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因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解除，陈锟诚认为彭东亮管理不善引发疫情存在违约行为，但猪只作为活牲畜，猪只死亡的原因有多种，并无证据显示猪只死亡是由于彭东亮管理不善导致，故陈锟诚认为应当没收押金，依据不足，彭东亮请求陈锟诚、陈冯德返还押金150万元及支付利息，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理，陈锟诚要求没收押金15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各方诉讼中一致确认彭东亮养殖的猪只折算后补偿价款为1016400元、陈锟诚养殖的猪只折算后补偿价款为825600元，猪只作为活牲畜具有生命周期，无证据显示陈锟诚交付场地时的猪只存活至2019年1月11日，故猪只补偿款项应当发放给扑杀时的实际养殖者，即发放给彭东亮1016400元，发放给陈锟诚825600元。关于彭东亮请求陈锟诚、陈冯德向其返还猪只扑杀补偿款，该补偿款目前尚未发放，并非由陈锟诚、陈冯德持有，故对彭东亮的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双方约定合同终止时应当归还动产猪只，猪只是活牲畜，故归还的形式应当反映为猪只作为财产的价值，即交付使用时的猪只折算的价值。双方关于交付使用时有无清点、猪只价值如何意见不一，陈锟诚认为依照其所持有的合同及附件中载明的情况，显示交付租赁物使用时的猪只价值3088750元，彭东亮对此不予确认，彭东亮持有的合同版本中并未载明相关内容，陈锟诚认为是因为清点猪只当天因太晚而没有在彭东亮持有的合同上写明，但猪只的价值作为租赁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多年的合同履行过程中，陈锟诚随时可以要求彭东亮对清点的内容进行确认，陈锟诚的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认知，故一审法院对陈锟诚认为交付使用时的猪只价值为3088750元不予采信。陈锟诚提交了保险单，显示2013年3月13日陈锟诚在赤坭镇东升村的母猪总保险金额为98万元，彭东亮虽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不能显示保险的猪只对象是本案的猪只，但并无证据显示陈锟诚在赤坭镇东升村还有其他猪场，故一审法院对陈锟诚提交的保险单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交付使用时的猪只价值为98万元，其中三成的租赁物已经交还给陈锟诚由陈锟诚自己养殖使用并可以获得政府扑杀的猪只相应的补偿款，故一审法院酌定彭东亮向陈锟诚返还猪只款项为686000元（98万元×0.7）。陈锟诚请求彭东亮赔偿686000元的部分，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锟诚诉讼请求中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彭东亮应当支付其使用租赁物期间的租金，关于2018年12月份的交租情况，陈锟诚认为转账支付的23000元是2018年11月份欠付的租金，陈锟诚于2018年11月20日已向彭东亮出具2018年11月份的租金收据，故一审法院对陈锟诚的上述陈述不予采纳，关于彭东亮认为陈锟诚扣除卢某的16000元也是租金，依照彭东亮的陈述，卖猪所得的款项共计为24100元，在彭东亮欠付40000元租金的情况下，若陈锟诚需要扣除租金，也应当全部扣除，而不应只扣除16000元，将剩余的款项予以返还，结合陈锟诚的举证可看出，陈锟诚与卢某之间经常有每笔金额为几千元钱的经济往来，故该陈锟诚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彭东亮应当支付的租金（占有使用费）的截止时间，如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猪场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彭东亮认为已经交接了场地，陈锟诚不予认可，且彭东亮亦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彭东亮认为已经于2019年1月11日完成了场地交接不予确认，陈锟诚认为彭东亮的工人于2019年5月31日才离场，陈锟诚对此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陈锟诚的陈述不予采信。陈锟诚对猪只扑杀清楚知悉且亦认为猪只扑杀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赤坭镇政府于2019年2月1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未果，在此情况下，陈锟诚应当及时自行收回租赁物防止损失扩大，故一审法院酌定猪只被扑杀后的一个月期间为陈锟诚收回场地的合理期间，陈锟诚请求彭东亮支付2019年2月11日之前的租金（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后陈锟诚未及时收回场地造成的扩大损失由其自行承担。经核算，2019年2月11日之前的租金（占有使用费）为126100元【63000元×2个月+63000元÷30天×11天-12月份已付租金23000元】。关于电费，彭东亮确认电费未付但不确认电费金额，陈锟诚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彭东亮使用的电费金额，结合2016年4、5月份以及8、9月份的电费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彭东亮应当支付的2018年12月份以及2019年1月份的电费为8454.23元【（8910+17103）元÷4个月×1.3个月】。综上，彭东亮抗辩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锟诚反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彭东亮与被告陈锟诚、陈冯德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二、被告陈锟诚、陈冯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东亮返还押金150万元；三、被告陈锟诚、陈冯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东亮支付押金150万元的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2日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利息标准：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2019年8月20日后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四、原告彭东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陈锟诚、陈冯德支付租金（占有使用费）126100元；五、原告彭东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陈锟诚、陈冯德支付电费8454.23元；六、原告彭东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陈锟诚、陈冯德赔偿猪只款项686000元；七、驳回原告彭东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被告陈锟诚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3920元，由原告彭东亮负担18911元，由被告陈冯德、陈锟诚负担1500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3383.50元，由原告彭东亮负担3841元，由被告陈锟诚负担19542.50元。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二审期间，一、陈锟诚、陈冯德向法院提交：1.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锟诚种苗养殖场营业执照，经营者为陈锟诚，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拟证明涉案租赁场地具有合法养殖证照，出租人为陈锟诚，租赁标的包括猪场营业执照，彭东亮可以在场地直接进行猪只养殖营业活动，据此双方才约定月租金为90000元。2.陈锟诚与案外人2019年6月1日签订的《土地及建筑物租用合同书》，拟证明陈锟诚将涉案土地及建筑物出租给案外人作为鸡场，不涉及种猪和设施设备，也没有使用陈锟诚的营业执照，每月租金18000元，陈锟诚与案外人约定拟于2019年5月1日交接场地，但由于彭东亮的工人占用涉案建筑物及土地，导致陈锟诚与案外人变更合同起租时间为2019年6月1日，所以陈锟诚一审诉请彭东亮应计付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租金。彭东亮质证称：1.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营业执照只显示注册时间是2017年10月13日，涉案租赁合同起始时间为2013年，两者不对应；且营业执照不能否定陈冯德并非租赁合同的主体之一。2.对陈锟诚与案外人之间租赁合同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合同第2点乙方责任第8小项约定“债务责任：2019年4月30日前经营养猪场所产生的债务由出租方负责，之后经营养鸡场产生的债务由承租方负责”，恰恰证明涉案场地至少在2019年4月30日前就已经重新出租的事实；与彭东亮一审陈述涉案场地于2019年1月11日已由陈锟诚、陈冯德实际控制的主张相符，按照常理推断，场地只有回归到出租方控制，并经过一段时间招租才能找到新的承租方。彭念龙质证称：1.营业执照是2017年的，彭念龙当时已经离开涉案场地没有继续经营；2.对租赁合同不清楚。本院对于陈锟诚、陈冯德提交的前述证据审查认为，该证据均产生于一审诉讼之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证据1经营执照虽显示陈锟诚是涉案猪场的经营者，但并不能推翻陈冯德是涉案场地出租人之一的事实；证据2亦不能充分证明彭东亮于2019年5月31日才交回涉案场地，故对于陈锟诚、陈冯德主张的前述两份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纳。二、花都农业局庭前向法院提交：1.2018年12月1日防控非洲猪瘟告知书、2.清点活猪数目时的登记表及折算情况、3.转账凭证、4.补偿金额计算方法。彭东亮与陈锟诚、陈冯德均确认花都农业局一审中已经提交前述证据并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双方二审质证意见与一审质证意见一致。彭念龙质证称：花都农业局提交的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花都农业局前述证据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提交，且经法院组织质证，二审不再作审查。三、针对双方持有部分合同内容不一致以及猪只数额认定的事实，本院另查明：（一）陈锟诚持有的合同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内容如下：            名称              数量（头）              平均重量（斤）              价格（元/斤）              金额（元）              备注                  后备母猪              21头      114头              100-150 斤      150斤以上              1000元/头      2000元/头              21000元      228000元                                怀孕母猪              783头              330斤              2500元/头              1957500元                                哺乳母猪                                          2500元/头                                              种用公猪              红毛12头      白毛7头              380斤      400斤              红3500元/头      白2000元/头              42000元      14000元                                产床小猪              898头                            250元/头              224500元                                保育小猪              880头                            450元/头              396000元                                小猪      补欠头数              229头      125头                            500元/头      450元/头              114500元      56250元                                中猪肉猪              50头                            700元/头              35000元                                大猪                                                                                        良种母猪                                                                                        合计              3119头                                          3088750元                                盘点人甲方：                         盘点人乙方：      经甲乙双方盘点确认以上猪只数量及价格。2013年3月1日甲方向乙方提供以上盘点清单中的猪只，价值……元。合同终止，乙方须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元，作为归还以上清单财产。甲方：乙方：身份证号：身份证号：前述表格中“名称”列除增加手写“补欠头数”“肉猪”外，其他各项内容均为打印；“价格”列除“补欠头数”对应的价格“450元/头”、“肉猪”对应的价格“700元/头”为手写外，其他各项为打印；“数量”“平均重量”“金额”列各项内容均为手写。“盘点人甲方”处由陈冯德签名；“盘点人乙方”处无人签名；附件下方甲方处由陈锟诚签名并书写身份证号；乙方处由彭东亮、彭念龙分别签名，并书写两人身份证号。彭东亮持有的合同附件1上除了表格中打印内容，其余各项均无内容，但附件下方甲方处由陈锟诚签名并书写身份证号；乙方处由彭东亮、彭念龙分别签名，并书写两人身份证号。陈锟诚、陈冯德持有合同附件1中为何填写“补欠头数125头，金额56250元”，陈冯德解释称：2013年2月6日双方签订合同时有到现场进行提前盘点，当时猪场仍在经营，小猪也有售卖，所以3月1日盘点时，小猪就少了125头，每头450元，价值56250元，陈锟诚、陈冯德以饲料费等抵扣方式补了56250元给彭东亮、彭念龙；仓库饲料、药品等也按照现场数量进行清点交接，抵扣后，彭东亮、彭念龙以现金方式支付了1849元。陈锟诚、陈冯德为证明其前述主张，提交了由陈冯德手写本为证，本子清楚记录了养猪场每栏中猪只数量、药房盘点、饲料仓库盘点，并进行汇总，猪只汇总内容与附件1一致，合计3088750元，并注明“欠125头×450元/头=56250元”；汇总：药房款10179元、疫苗消毒药9170元、仓库饲料38750元，合计58099元－欠小猪56250元=1849元。彭东亮质证称：对两个本子记录内容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彭东亮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数字，也不清楚数字对应的内容分别是什么，也没有记录时间，这些应该是对方自行撰写的；陈锟诚、陈冯德此前承认其出租场地给彭东亮之前也是自营猪场的，本子里记录的内容很可能是其自行经营时记录的猪只养殖的情况，与本案无关；陈锟诚、陈冯德将场地出租给彭东亮、彭念龙时，在另外场地也有自营猪场，这两个本子对应的内容也有可能是其另行经营的猪场；该本子记录内容中写的“盘点”两字与下面内容的字迹不同，彭东亮有理由认为这是陈锟诚、陈冯德为了将本子上记录的内容引用到本案诉讼中而制作的该份证据。彭念龙质证称：两个本子都没有见过，如果是双方盘点的内容，应当复印或文印一式三份。（二）双方租赁合同第9条明确约定附件1、附件2作为合同内容，也约定合同终止应当返还清单上的财产，双方为何在附件1、2没有填写完备的情况下，在附件上签名？对此，彭东亮回复称：1.租赁合同及附件是出租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不是双方谈妥后拟写的；2.涉案场地租金远高于同类同片区的租金标准，已经涵盖了猪只的价值，双方对于解除合同后猪只返还或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基于解除合同后返还猪只或赔偿显失公平，双方没有填充附表内容，也没有填写所存栏生猪不能低于多少只。陈锟诚、陈冯德回复称：1.双方2013年2月6日签订租赁合同，当时已经确定了猪只的单价，约好2016年3月1日现场盘点及确认，2月6日签合同时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附件2（不动产盘点清单）已印出来附在合同后面，并印上3月1日；附件中盘点清单签名是3月1日签的，清单上印有日期标注，所以签名时没有另行书写日期；因为猪只会有死亡等情形，签订合同时与清点时数量会有差异，3月1日双方现场清点后，陈冯德在陈锟诚持有的合同上盘点清单“盘点人甲方处”签名，确认相应数量和金额，陈锟诚在附件上最下面的甲方处签名，而彭东亮、彭念龙在乙方处签名予以确认，四个人都已经签过名，确认了附件的完整性，所以盘点人乙方处没有签名；2.彭东亮、彭念龙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即便其当时在空白清单上签名，其应当对清单上的内容承担不利后果及相应责任；彭东亮一审时明确承认场地交付时是有猪只的，但无法举证猪只数量，由于彭东亮、彭念龙在附件上签名，可视为其认可合同附件止显示的财产价值，（三）陈锟诚持有的租赁合同第4条乙方责任第1款“租赁期间猪场所存栏生猪总价值不能低于285万元（该价值的计算价格按照《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中的相对应价格计算），如未能达到该数值的，按乙方违约处理”的“285万元”是如何确认的，由谁填写？陈锟诚、陈冯德回复称：附件1动产盘点清单中载明猪只价值308万余元，因猪只养殖过程会有死亡、出售等现象，故按照下浮大约10%取整数确定该价值，该条款是为了维持生猪数量，避免承租人将所有生猪卖掉，侵害出租人的合法权益。（四）对于彭东亮、彭念龙何时在附件1、附件2上签名，当时合同附件是否为空白？租赁期满后猪只是否需要交回给对方的问题？彭东亮回复称：附件上的签名是在2013年2月6日签订租赁合同的同一天签的，陈锟诚、陈冯德提供的合同都是格式合同，彭东亮就在空白的附件上签名了；因为租金标准非常高，所以不需要返还或赔偿猪只价值。陈锟诚、陈冯德回复称：2013年3月1日对猪只清点是由陈冯德做盘点记录，盘点时陈冯德拿着向法庭出示的小本子作记录，对方也有清点记录的本子，由陈冯德把数字汇总好填写在陈锟诚持有的合同附件上，对方核对后在合同附件1、附件2上签名确认；彭东亮、彭念龙一直没有汇总好自己记录的数据，当时时间很晚了，彭东亮、彭念龙提议他们自行计算后，如果与陈冯德统计的数据一致就自行填写在他们持有的合同附件上，如果数字有误的话再提出异议；后续陈锟诚、陈冯德有询问过合同附件填写的情况，彭东亮、彭念龙表示数字一致并已经填写完毕，陈锟诚、陈冯德基于信任就没有再询问相关的情况。至于保险单猪只数量和价值的问题，该保险单已经注明是“能繁母猪保险”，保险标的项目为“能繁母猪1000头，保险金额980000元”，未包括场地的公猪、小猪、中猪的数量和价值，一审法院以保险单上猪只数量和价值作为赔偿猪只款项的依据是错误的。本院对双方二审所作陈述及证据审查认为，双方租赁合同及附件均约定租赁合同期满，猪只需要作价赔偿给出租人，且猪只数量巨大，价值不菲，租金标准亦非常高，双方不对猪只进行盘点即进行场地移交不符合常理；彭东亮、彭念龙自述其在空白附件上签名，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陈锟诚、陈冯德提供的合同附件中虽为其自己填写，但与其二审提交的记录本内容吻合，且陈锟诚、陈冯德提交的记录本亦清楚记载了清点的猪只数量、药房盘点、饲料仓库盘点以及所欠猪只头数；附件中记录的后备母猪21头、114头、怀孕母猪783头，合计918头，按陈冯德所述据此上浮约10%而填写了保险单猪只数量，确实与保险单载明“能繁母猪1000头”基本吻合。虽两者价值不同，但母猪单价是打印在合同附件上的，彭东亮如有异议，在签约时亦应提出。综上，本院采信陈锟诚、陈冯德持有的合同附件1作为定案依据。另外，附件2《不动产盘点清单》清楚载明了不动产名称、数量、价格、金额等内容，因陈锟诚、陈冯德确认该附件2的全部资产已经全部收回，故本案不再对该内容进行审查。四、彭东亮二审陈述称：政府部门一审表示补偿款尚未发放，故不再坚持要求陈锟诚、陈冯德返还猪只扑杀经济补偿款1890000元的这项诉请。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租赁合同承责主体认定的问题；二、涉案租赁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三、押金150万元应否退还的问题；四、关于租金（占有使用费）计付的问题；五、关于欠付电费的问题；六、关于猪只赔偿款的问题。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一、涉案租赁合同承责主体认定的问题。陈锟诚、陈冯德上诉主张陈冯德并非租赁合同出租人，不应承担责任；而彭念龙是涉案租赁合同承租人之一，应对租赁合同承担责任。因彭东亮与陈锟诚持有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签订不一致，彭东亮持有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处有陈冯德的签名，合同亦约定“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陈锟诚、陈冯德一审陈述，陈冯德签订合同时自己也认为是租赁合同主体，且合同履行中，陈冯德一直有收取租金、代为管理等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合同主体是彭东亮、彭念龙及陈锟诚、陈冯德，理据充分。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彭念龙于2014年7月1日不再使用涉案租赁物，陈锟诚接收了三成租赁场地并在租赁场地内饲养猪只，此后几年内均由彭东亮个人使用涉案租赁物，由此可知陈锟诚、陈冯德以实际行为同意了合同主体由彭东亮、彭念龙变更为彭东亮，彭念龙实际退还租赁场地。故陈锟诚、陈冯德上诉主张彭念龙应对涉案租赁合同继续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涉案租赁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彭东亮认为因猪只全部被扑杀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丧失了继续履行的基础，应当终止，陈锟诚、陈冯德对此不予认可。赤坭镇政府一审答辩意见中显示，赤坭镇政府于2019年2月1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陈锟诚于调解时表示：“即使彭东亮养殖猪只的补贴款属于其所有，但因猪只被扑杀，合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当终止，而合同终止后彭东亮负有向陈锟诚返还租赁猪只的折算现金价值的义务，所以由陈锟诚领取猪只补贴款合法合理”，可知陈锟诚亦认为因猪只被全部扑杀合同应当终止，彭东亮与陈锟诚关于合同解除的认知达成一致，故彭东亮请求确认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理据充分。陈锟诚、陈冯德上诉主张因彭东亮的工人在2019年5月31日工资结清后才离开涉案猪场，涉案租赁合同应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三、押金150万元应否退还的问题。陈锟诚上诉主张因彭东亮对猪场管理不善造成疫情并存在欠租的违约行为，应赔偿150万元，故押金150万不应退还。涉案租赁合同因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解除，陈锟诚认为彭东亮管理不善引发疫情存在违约行为，但猪只作为活牲畜，猪只死亡的原因有多种，并无充分证据显示涉案猪只死亡是由于彭东亮管理不善导致，故陈锟诚、陈冯德认为不应当退还押金，而作为彭东亮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依据不足。至于欠租的问题，因彭东亮自双方租赁合同签订后一直依约付租，后因疫情影响欠付少数租金，并未构成根本违约，陈锟诚、陈冯德以此为由不返还押金150万元，显失公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锟诚、陈冯德应向彭东亮返还押金150万元、计付利息，公平合理，可予维持。四、关于租金（占有使用费）计付的问题。（一）彭东亮主张其已向陈锟诚、陈冯德支付2018年12月租金39000元，包括2018年12月11日卢某网银转账17000元、微信转账6000元以及陈锟诚于2019年1月1日从代收彭东亮卖猪款24100元中扣除的16000元。陈锟诚认为卢某转账支付17000元、6000元是2018年11月份欠付的租金，但陈锟诚于2018年11月20日已向彭东亮出具2018年11月份的租金收据，该付款行为发生在收据之后，故陈锟诚的该主张与事实不符。至于彭东亮认为陈锟诚扣除16000元卖猪款也是租金的问题，依照彭东亮的陈述，卖猪所得的款项共计为24100元，在彭东亮尚欠2018年12月租金40000元的情况下，若陈锟诚需要扣除租金，也应当全部扣除，而不应只扣除16000元，将剩余的款项予以返还。结合陈锟诚的举证可以看出，陈锟诚与卢某之间经常有每笔金额为几千元钱的经济往来，彭东亮主张陈锟诚扣款16000元为租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彭东亮仅支付2018年12月租金23000元，理据充分。（二）关于彭东亮应当支付的租金（占有使用费）的截止时点的认定。因如前文所述，涉案《猪场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1日解除。彭东亮主张已于2019年1月11日完成了场地交接，陈锟诚不予认可，且彭东亮亦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确认。陈锟诚主张彭东亮的工人于2019年5月31日才离场，陈锟诚对此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亦不予采信。陈锟诚对猪只扑杀清楚知悉且亦认为猪只扑杀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赤坭镇政府于2019年2月1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未果。在此情况下，陈锟诚应当及时自行收回租赁物防止损失扩大，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猪只被扑杀后的一个月期间为陈锟诚收回场地的合理期间，陈锟诚请求彭东亮支付2019年2月11日之前的租金（占有使用费）予以支持，此后陈锟诚未及时收回场地造成的扩大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并无不妥。故一审法院核算，彭东亮应支付2019年2月11日之前的租金（占有使用费）为126100元【63000元×2个月+63000元÷30天×11天-12月份已付租金23000元】,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五、关于欠付电费的问题。因彭东亮确认2018年12月起的电费未付但不确认电费金额，陈锟诚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彭东亮使用的电费金额，双方对此均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现有证据，并参照彭东亮2016年4、5月份以及8、9月份实际支付电费的情况，酌情认定彭东亮应当支付2018年12月、2019年1月的电费为8454.23元【（8910+17103）元÷4个月×1.3个月】，公平合理。双方对此提起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六、关于猪只赔偿款的问题。（一）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双方合同亦约定合同终止时应当归还猪只，猪只是活牲畜，故归还的形式应当反映为猪只作为财产的价值。彭东亮主张租金已经包括猪只折价款，无需再支付猪只赔偿款，与约定不符。（二）猪只折价款认定依据的问题。陈锟诚依照其所持有的租赁合同及附件1，主张出租交付租赁物时猪只价值3088750元，应否支持。首先，该附件1已由彭东亮、彭念龙签名，彭东亮持有的合同附件中未载明该相关内容，但并不能否认陈锟诚持有合同附件内容的真实性。即使按彭东亮、彭念龙自述两人在空白合同附件中签名，但两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理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次，双方明知猪只价值作为租赁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已明确约定在租赁合同限期届满后需要折价赔偿，彭东亮称对猪只盘点内容不确认，亦未提供其自己盘点猪只的记录，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三，陈锟诚、陈冯德二审提交盘点记录本详细载明了盘点数据，内容上不存在伪造，该记录本与附件内容吻合。并且，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由甲方（陈锟诚、陈冯德）负责购买保险”，故陈锟诚提供其2013年3月12日购买的保险单，亦真实可信。保险单载明“能繁母猪”1000只，附件中记录后备母猪21头、114头、怀孕母猪783头，合计918头，按陈冯德所述上浮约10%后计算数量，与保险单载明“能繁母猪1000头”猪只数量亦相吻合。虽租赁合同附件1中与保险单猪只价值不同，但母猪单价是打印在合同附件上的，彭东亮对此亦未提出过异议。该保险单仅载明“能繁母猪”，不包括全部猪种的猪只，一审法院仅参照该保险单作为依据认定陈锟诚、陈冯德交付使用时的猪只价值为98万元，依据不足。因此，陈锟诚、陈冯德主张交付使用时的猪只价值为3088750元，理据充分，应予采信。（三）猪只赔偿款的认定。如前文所述，涉案租赁合同租赁物包括场地、设备以及猪只。出租人出租物业获取租金需相应承担物业自然损耗的代价，对此双方均有预期，猪只租赁亦是如此。陈锟诚、陈冯德确认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猪场所存栏生猪总价值除接近10%的损耗外，不能低于285万元，故法院参照该标准作为猪只正常损耗后的赔偿依据。因双方确认涉案租赁场地三成的租赁物已经交还给陈锟诚、陈冯德，由陈锟诚、陈冯德自己养殖使用并可以获得政府扑杀的猪只相应的补偿款。陈锟诚、陈冯德上诉主张未收回30%的猪只，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综合全案事实，酌情认定彭东亮应向陈锟诚、陈冯德赔偿猪只款项1995000元（285万元×70%），对于超出部分的赔偿款，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各方确认涉案场地猪只扑杀经济补偿款尚未发放，并非由陈锟诚、陈冯德持有，彭东亮二审不再坚持该项诉请，故对于彭东亮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作调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但对返还猪只价值金额认定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因本案双方均有过错，故对案件受理费负担，本院不再变更。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76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七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的认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761号民事判决第八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761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彭东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锟诚、陈冯德赔偿猪只款项1995000元；四、驳回陈锟诚的其他反诉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72007元，由上诉人彭东亮负担12006元，上诉人陈锟诚、陈冯德负担600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纪惠敏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