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6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西昌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西昌市文汇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焦新庆，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宗全，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焦新庆，男，汉族，1963年10月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丰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红琼，女，汉族，生于1968年1月，四川省西昌市人，丰源公司员工，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莉，女，生于1973年7月，四川省西昌市人，丰源公司员工，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汤平，女，生于1969年2月，四川省西昌市人，丰源公司员工，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付向东，男，生于1973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人，丰源公司员工，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海亮，男，生于1974年2月，四川省西昌市人，丰源公司员工，住四川省西昌市。 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杰，男，四川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权限为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纲，男，汉族，1973年12月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居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星宇，男，汉族，1971年5月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西昌市土木建司法定表人，住四川省西昌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男，四川能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审第三人：张文，女，生于1967年7月，四川省西昌市人，居民，住四川省西昌市胜利南路西昌市。 上诉人西昌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焦新庆、李红琼、马莉、汤平、付向东、何海亮因与被上诉人**纲、刘星宇，原审第三人张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4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焦新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宗全，上诉人焦新庆、李红琼、汤平、付向东及焦新庆、李红琼、马莉、汤平、付向东、何海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杰，被上诉人刘星宇、**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张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丰源公司、焦新庆、李红琼、马莉、汤平、付向东、何海亮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没有相应证据。一审所采信的两份核心证据:《委托投资协议》、《股东会会议记录》依法均为无效证据，没有证明力。委托投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在丰源公司的出资委托第三人焦新庆管理，并由焦新庆代为行使其股东权利。但此后，双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了焦新庆。委托代持股权在前，转让股权在后，后一个股权转让的民事行为，取代了前一个股权委托的民事行为。这一事实，我方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充分阐明，被上诉人没有表示异议。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协议签订后，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按照丰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委托投资协议》的要求形式上在工商部门变更了股权登记”。诉状所称股东会决议正是股东会议上表决同意二被上诉人将在丰源公司分别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焦新庆。被上诉人也确认了委托股权在前，转让股权在后这一事实。委托代持股权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消灭，被上诉人的股权也随之归于消灭。一审判决采信这一份证据，用以支持被上诉人要求确认股权的诉求错误。股东会会议记录，不符合《证据规定》的法定条件，依法不能采信。被上诉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未能提交其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我方当庭反驳认为此复印件不真实、不合法，不予质证。一审予以采信这份不符合《证据规定》，据此作为认定事实和判决的依据错误。第三人张文的答辩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判决引用张文的答辩“无意见。今年股东开会讨论转让股份的问题，当时让举手表决，我说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喻总提出原来开会的股权代持的问题股东都签字确认了的。”该答辩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张文说的是2019年的事，但本案审理的是2013年的事，两者显然风马牛不相及;张文说的“喻总提出……”，她这是听别人说的。录音证据不应确认，一审引用被上诉人提交的一份录音，该份录音被上诉人不能说明来源，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事实也无关联性，因此不能采信。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大多是丰源公司历年的工商变更登记档案，以证明被上诉人曾经是公司的股东、董事、以及管理人员等等。这些证据均无关联性，不具证明力，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2013年4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和本诉第三人焦新庆签订委托投资协议”，该份协议没有写时间，只有空着的年月日，一审判决凭什么认定是在2013年4月17日签订。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隐名股东不符合本案事实，也不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的事实是，在2013年3月18日以前，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股东。上诉人对此无任何异议，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焦新庆在2013年3月18日签订《股东转让协议》之后，被上诉人就不再是股东了，不存在任何隐名股东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原告通过《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显名转为隐名”的认定纯属主观臆断。如前所述，此份证据系复印件;该复印件也无任何关于股东资格“显名”或“隐名”的内容。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一直担任被告(反诉原告)公司董事，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董事、经营管理人员，与公司股东是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属性，完全不同的民事权利、义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公司法解释(三)是针对公司的隐名股东作出的规定，而本案被上诉人不属于隐名股东，不适用该司法解释。四、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对这一重大争议，仅只认定不予支持，没有任何关于证据、事实、理由的阐述和法律的引用，简单的判决驳回，在事实和法律上均不能成立。我方提交的反诉证据，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等来源清楚，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程序皆符合法律规定，协议也已生效。未支付对价，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第三人焦新庆没有支付股权对价，因此不能取得相应股权，此认定有违事实及法律。支付对价与否，不是合同是否有效之条件。认定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为标准。此外，没有支付股权价款，是因为被上诉人刘星宇在西昌市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应支付焦新庆12665430.OO元价款，因此，双方存在互负债务，并未进行结算。对此，上诉人已向一审法庭提交相应证据，并陈述了事实和理由。 被上诉人刘星宇、**纲共同辩称，被答辩人上诉的理由其核心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讼争的法律关系为股权代持关系错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焦新庆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答辩人的股权已经转让。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一、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系被答辩人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焦新庆之间成立股权代持关系，该代持关系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一审第三人张文之间达成的约定，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答辩人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答辩人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几组证据证实:答辩人**纲、刘星宇分别于2002年、2003年就成为了丰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共计42.08%，答辩人已经实际履行了自己的出资义务；答辩人一直以丰源公司董事的身份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被答辩人和张文知道答辩人为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知晓答辩人实际出资的事实，并对答辩人从始至终以董事身份参与公司管理，行使股东权利从未提出异议。1、涉案《委托投资协议》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委托代持关系，涉案《股东会会议记录》具有股东大会决议的性质。《委托投资协议》系股权委托代持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会会议记录》证明采取股权代持方式让答辩人成为“隐名股东”是被答辩人丰源公司的法人意志，得到了丰源公司全体股东的认可同意。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答辩人和张文应当按照协议和会议记录的内容支持和配合答辩人作为实际出资人提出的显名主张。2、涉案《委托投资协议》效力一直持续存在，并未被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取代。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形成时间为2013年3月18日，而《股东会会议记录》形成于之后的2013年4月17日，《股东会会议记录》足以证实答辩人和焦新庆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答辩人变为隐名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同理，《股东会会议记录》中议决的“**纲、焦新庆所持有的土木公司的股份委托给刘星宇管理”，也是通过**纲、焦新庆分别与刘星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股权代持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非是真实的股权转让。正因为如此，才能理解答辩人在委托焦新庆代持股权后一直是丰源公司董事，仍然参与丰源公司的管理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被答辩人丰源公司2020年2月10日致西昌市工商业联合会的《西昌丰源实业有限公司在新冠状病毒疫情下经营情况受影响及相关建议的报告》中土木建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焦新庆，而非刘星宇。3、答辩人提交的《股东会会议记录》符合民诉法有关举证的规定。《股东会会议记录》系公司为了全体股东权益形成的文件，当属公司保存。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手机照片影印件，属于照片或者复印件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提交书证原件困难的情形包括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五条也规定了控制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的情形，以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法律后果。4、一审第三人张文的陈述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证据，且其陈述内容与前述《股东会会议记录》相互印证，应当予以采信。被答辩人关于张文一审时的答辩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5、原判对答辩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认为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是无可指责的。更何况，没有该录音证据，本案事实也足以认定。6、被答辩人关于《委托投资协议》形成时间空白，一审认定答辩人为“隐名股东”不符合事实，以及认定答辩人一直担任丰源公司董事作为判定股东身份不当等观点，均不影响本案客观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判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援引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条文，是对涉案事实正确认定基础上的准确适用。此外，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该《纪要》第28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本案证据，答辩人在一定时间段内将股权委托丰源公司股东焦新庆代持，不仅是委托代持股权双方的意思表示，也是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意志，作为被答辩人的丰源公司和公司股东，还有一审第三人张文，理应支持答辩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诉求。三、一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丰源公司的反诉请求是正确的。被答辩人丰源公司的反诉请求的依据背离了本案的事实真相，违反了公司及其股东应当遵守的诚实信用，属于损害答辩人权益的行为，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被上诉人刘星宇、**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原告**纲、刘星宇为被告公司股东，其中**纲持有被告公司股权为20.11205%、刘星宇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为20.11205%，并判决依据《委托投资协议》由第三人焦新庆代为持有的原告二人股权由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办理变更登记为原告，包括办理公司变更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及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二、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均由被告承担。 上诉人丰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决确认本诉第三人焦新庆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诉讼费用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反诉原告）丰源公司原为西昌市城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2月13日更名为丰源公司。原告(反诉被告)**纲、刘星宇、本诉第三人焦新庆、张文、马莉、李红琼、汤平、何海亮、付向东均为丰源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丰源公司所有股东均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2013年4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和本诉第三人焦新庆签订《委托投资协议》，案涉内容约定：“一、…现根据公司发展经营需要，甲方（**纲、刘星宇）将实际享有的出资额人民币4054777.00元，在总股份中的占有比例为40.2241%部分委托给乙方（焦新庆），以乙方自然人的身份代表甲方在丰源公司中的股东身份。二、甲方委托乙方在丰源公司的投资和按比例所享有的出资权益及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该投资的全部出资和所有权利及相关证书、文件亦属甲方所有。三、甲方需要撤销对乙方的委托，收回委托乙方在丰源公司的投资及相关权益时，乙方不能拒绝并积极配合甲方办理相关手续。四、甲方有权单方决定，撤销对乙方的委托，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拖延。五、如甲方今后撤销对乙方的委托时，以甲方委托乙方对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将该出资转让给甲方或甲方书面指定的受让主体，并按公司法和丰源公司的章程规定形成《股份转让协议》予以转让。六、乙方仅属甲方发展经营需要之委托投资人，对上列投资不享有任何权力、权益。”。2013年4月17日丰源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会议摘要“…对丰源、土木公司的股东进行调整，**纲、刘星宇所持有的股份（丰源）委托给焦新庆，**纲、焦新庆所持有的土木公司的股份委托给刘星宇管理…”。全体股东通过并签名予以确认。2013年4月23日，西昌市工商局收到被告（反诉原告）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西昌丰源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等材料后作出股权变更登记，即原告（反诉被告）**纲、刘星宇持有的股份变更在本诉第三人焦新庆名下。查明，原告（反诉被告）**纲、刘星宇一直担任被告（反诉原告）公司的董事。2019年4月原告（反诉被告）**纲、刘星宇要求本诉第三人焦新庆退还代持股份未果，引发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投资协议》、2013年4月17日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系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及本诉第三人就隐名代持股达成的约定，原告（反诉被告）与本诉第三人焦新庆之间成立代持被告（反诉原告）公司股权的委托法律关系。从工商档案信息显示，原告（反诉被告）刘星宇、**纲成为被告（反诉原告）公司登记股东时，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是被告（反诉原告）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无论工商登记变更前或变更后一直担任被告（反诉原告）公司董事，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反诉被告）通过《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显名转为隐名，亦说明其他股东对原告（反诉被告）股东身份始终予以认可。同时《委托投资协议》、《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关于股权代持约定的目的是为公司发展设定的利益安排，没有对原告（反诉被告）显名为股东的条件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隐名股东显名前置条件，是针对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是为了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保障公司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2019）254号的通知》第二十八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驶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反诉被告）基于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身份，被告（反诉原告）、本诉第三人已经确认，其有权要求被告（反诉原告）为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针对被告（反诉原告）提起的反诉，本案无证据证明本诉第三人焦新庆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比例支付了股权对价。本案事实表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完善工商变更登记，实现股权代持而形成，本诉第三人焦新庆不能当然取得原告（反诉被告）相应的股权，故被告（反诉原告）丰源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没有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纲、刘星宇为被告丰源公司股东，其中原告**纲持有被告丰源公司股权为20.11205%、原告刘星宇持有被告丰源公司股权为20.11205%，由本诉第三人焦新庆退还代持原告**纲、刘星宇的股权各20.11205%；二、被告丰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为原告**纲、刘星宇办理相应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本诉第三人焦新庆、张文、李红琼、马莉、汤平、付向东、何海亮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三、驳回反诉原告丰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00元，合计5820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丰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针对上诉人焦新庆、李红琼、马莉、汤平、付向东、何海亮提供的股东对股东大会的意见。拟证明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的反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应是对我方一审提供的股东决议的质证意见，不构成单独的证据。对股东会决议除非是对方能证明签字是伪造的。构成虚假陈述的法庭查明后应进行处罚。上诉人丰源公司质证认为对股东会决议一审时我方表明是复印件不予质证，但一审采信了该份证据。2、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5月15日丰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公司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股份。被上诉人刘星宇和**纲质证认为一审已经提交，决议是严重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不具合法性，违反了委托投资协议、2013年4月17日股东会记录，违反诚实信用原则。3、上诉人丰源公司申请的证人喻某出庭证明，我是丰源公司的会计，2013年4月17日我没参加过股东会，也没有签过字，股东之间的事我不清楚。 针对被上诉人刘星宇和**纲提供的丰源公司给西昌市工商联的报告、西昌市土木公司和西昌市润源小额贷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股权转让关系是虚假的，股权代持才是真实的。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与上诉人间是互相代持的关系。被上诉人丰源公司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丰源公司关于疫情的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焦新庆、李红琼、马莉、汤平、付向东、何海亮质证认为对材料本身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代持关系和股权转让的真假，与本案无关。 针对上述双方当事人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和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材料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丰源公司原为西昌市城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形成，2006年2月13日更名为丰源公司，原股东有焦新庆、刘星宇、**纲、孙勇、张文、付向东、何海亮、何海云、缪慧萍、李红琼、马莉、朱文莉、**、张洁萍、汤平。2013年3月18日，焦新庆分别与刘星宇、**纲、**、张洁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星宇将其所有的丰源公司21%的股权、**纲将其所有的丰源公司21.08%、张洁萍将其所有的丰源公司1.37%的股权、**将其所有的2.51%的股权转让给焦新庆。2013年3月20日，丰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载明：同意刘星宇、**纲、**、张洁萍将其所有的丰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焦新庆，转让后焦新庆占公司股份的85.97%。并通过新的公司章程。2013年4月20日工商机关依据上述材料，对丰源公司的工商登记进行变更，将**纲、刘星宇、**、张洁萍持有丰源公司的股份变更在焦新庆名下。2016年6月16日，焦新庆分别与孙勇、缪慧萍、何海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焦新庆受让孙勇、缪慧萍、何海云所有的丰源公司股份，焦新庆持有公司93.04%的股份，丰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焦新庆、张文、付向东、何海亮、李红琼、马莉、汤平、朱文莉。2018年7月17日，朱文莉将其持有的丰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焦新庆，丰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焦新庆、张文、付向东、何海亮、李红琼、马莉、汤平。 被上诉人刘星宇、**纲与上诉人焦新庆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主要载明：“一、…现根据公司发展经营需要，甲方（**纲、刘星宇）将实际享有的出资额人民币4054777.00元，在总股份中的占有比例为40.2241%部分委托给乙方（焦新庆），以乙方自然人的身份代表甲方在丰源公司中的股东身份。二、甲方委托乙方在丰源公司的投资和按比例所享有的出资权益及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该投资的全部出资和所有权利及相关证书、文件亦属甲方所有。三、甲方需要撤销对乙方的委托，收回委托乙方在丰源公司的投资及相关权益时，乙方不能拒绝并积极配合甲方办理相关手续。四、甲方有权单方决定，撤销对乙方的委托，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拖延。五、如甲方今后撤销对乙方的委托时，以甲方委托乙方对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将该出资转让给甲方或甲方书面指定的受让主体，并按公司法和丰源公司的章程规定形成《股份转让协议》予以转让。六、乙方仅属甲方发展经营需要之委托投资人，对上列投资不享有任何权力、权益。”该份委托投资协议没有签订时间，对协议签订时间，焦新庆当庭陈述为2012年，**纲陈述为2013年4月17日之后，2013年4月23日前。 审理中，被上诉人刘星宇和**纲提供了一份2013年4月17日丰源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手机照片的复印件，主要载明：“主持人**纲。…第二、需要对丰源、土木公司的股东进行调整，**纲、刘星宇所持有的股份（丰源）委托给焦新庆，**纲、焦新庆所持有的土木公司的股份委托给刘星宇管理…。”该记录有丰源公司股东在下面签名，列席人员喻珂到庭作证否认参加过该会议，会议记录上也没有其签名。 2019年4月30日，丰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司有六名股东不同意焦新庆将丰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刘星宇、**纲。 并查明，被上诉人**纲、刘星宇2019年之前一直担任丰源公司的董事。2019年4月因被上诉人刘星宇、**纲要求丰源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提起诉讼，双方发生争议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上诉人丰源公司上诉主张刘星宇、**纲已将股份转让给焦新庆，并办理了工商登记，焦新庆未代持被上诉人股份，刘星宇和**纲不是丰源公司的股东，请求驳回其本诉请求。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原告刘星宇和**纲2013年前系丰源公司股东，2013年4月23日工商机关依据丰源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将刘星宇和**纲持有的丰源公司的股份变更到焦新庆名下。现被上诉人刘星宇、**纲起诉其作为丰源公司隐名股东，请求丰源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本案系刘星宇、**纲主张以隐名股东的身份要求丰源公司确认其股东份身份的的纠纷。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星宇、**纲提供了2013年4月17日的丰源公司的股东会记录，但该记录系复印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而记录上各参会人又予以否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规定，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其次被上诉人刘星宇和**纲提供了焦新庆与其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证明代持事实，但该协议上无签订时间，又与丰源公司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相矛盾。因本案系股东要求丰源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案件，并非焦新庆与刘星宇、**纲之间的股权确认纠纷，现因代持股东焦新庆否认代持事实，刘星宇、**纲、焦新庆三人对案涉股权权属存在争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审理中丰源公司提供了2019年丰源公司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有六名股东不同意被上诉人登记为丰源公司股东，一审判决丰源公司为**纲、刘星宇办理相应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丰源公司总共七名股东，就有六名股东提起上诉不同意被上诉人登记为丰源公司股东。本案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2019）254号的通知》第二十八条来认定被上诉人系内部不隐名的股东，即隐名股东一直在公司内部行使股东权利。但该条规定为“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在本案中针对被上诉人是否在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二人在丰源公司担任董事的证据，并未提供其实际作为丰源公司股东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其他任何证据，即参加股东会、参与公司决策、分红等依据。并且庭审中丰源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否认二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着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二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丰源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一审法院参照适用最高院254号会议纪要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因丰源公司半数以上股东不同意被上诉人刘星宇、**纲登记为丰源公司的股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对原审原告刘星宇和**纲请求判令丰源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针对丰源公司上诉主张确认焦新庆与被上诉人刘星宇、**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丰源公司上诉请求确认焦新庆与刘星宇、**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因本案审理的是股东确认股东资格纠纷，原审第三人焦新庆与被上诉人刘星宇和**纲之间的股权确认纠纷依法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丰源公司反诉请求确认焦新庆与刘星宇、**纲的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依法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因此对上诉人丰源公司上诉请求确认焦新庆与刘星宇、**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46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纲、刘星宇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西昌丰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由被上诉人刘星宇、**纲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00元由上诉人西昌丰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200.00元由上诉人西昌丰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9，100.00元，由被上诉人刘星宇、**纲负担29，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涛 审判员 郑 坚 审判员 刘 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殷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