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02民初4325号 原告：周小成，男，196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泗县。 原告：周露唯，女，198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泗县。 原告：王姣娣，女，192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泗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其飞，浙江亿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长海医院，住所地上海市长海路168号、虹口区东江湾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钟海忠，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束学安，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舟山医院，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定沈路739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强，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波，男，系该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海斌，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与被告上海长海医院（以下简称长海医院）、舟山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预立案。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因疫情的影响，于2020年2月7日中止诉讼，2020年6月2日恢复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露唯和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其飞、长海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舟山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波、韩海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867421.80元；长海医院承担其中95%赔偿份额，舟山医院承担5%赔偿份额；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后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一、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080359.60元；二、鉴定费3500元和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2日，原告家属王水珠因“右耳听力下降4年，头晕1月”被长海医院门诊拟“右侧听神经瘤”收入院。入院后完善术前检查，于2016年12月19日予全麻下行解剖面神经＋迷路径路右侧听神经瘤切除术＋腹部取脂填塞术。主任医师郑宏良当天上午门诊，没有参与手术，上午手术由低年资医生主刀。直到午后郑宏良才进入手术室。手术时间为9点40分至21点15分，长达近12个小时，术后带管入ＩＣＵ病房。2016年12月20日上午患者意识清楚转回病房，搬动床位过程中头部受到碰撞，立即出现头痛，接着呼唤无反应。医生到场后表示患者嗜睡没事，未做任何处理。不久患者出现躁动，血压升高，昏迷，但是没有医生立即过来处理。直到下午三点才安排急诊头颅ＣＴ，结果提示小脑广泛出血，遂紧急行右侧侧脑室引流＋后颅窝去骨瓣减压术，术后入ＩＣＵ监护。之后患者又并发肺部感染、脑积水、颅内感染。经多次抢救，患者脑部损伤逐渐加重。2017年3月17日，患者出院回当地医院继续康复治疗，但已落下了严重脑部损伤、无生理知觉、瘫痪在床等严重后遗症。2017年4月26日，患者入住舟山医院，7月3日行脑室腹腔分流术，7月27日出院。患者因持续卧床并发肺部感染，于2018年3月15日因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原告认为，首先，长海医院存在以下过错导致了最终结果的发生：一、第一次手术不当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但是长海医院医生没有依法记载。患者的听神经瘤体积不大，通常手术时间数小时即可，但是患者的手术时间却长达12小时，所以手术过程中肯定发生了难以处理的大并发症，但是手术记录上却没有相应记载。该事件发生与主任医师郑宏良未参与手术直接相关，直接手术的刘菲、张钧都是低年资医师，没有资质做此类手术。二、脑外科医生脱岗，第二次脑疝手术延误抢救时间数小时。1.患者于2016年12月20日中午出现昏迷时病房没有医生，将近下午3时后才有医生过来处理。2.下午4时决定急诊手术后，根据麻醉记录单记载，16点20分麻醉师已对患者进行麻醉，16点40分对患者进行置管，但直至18点50分医生才开始手术。很明显脑外科医生没有在岗，导致手术延误。对于脑疝抢救手术而言，延误时间超过2小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三、未及时发现并处理12月29日晚发生的Ｉ型呼吸衰竭，进一步加重患者脑损害。根据病程记录，当天白天医生没有书写病程记录，没有认真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对于××病人基础的肺部听诊都没有，等到呼吸衰竭后才予以重视。12月29日晚21：30左右患者的氧饱和度只有86%-90%，至少超过半小时后长海医院才开始抢救，抢救期间氧饱和度最低只有74%，这么长时间的缺氧足可以造成严重的脑损伤。四、滥用腰大池穿刺引流术以及操作不当，引发颅内感染。为防止颅内感染，腰大池穿刺引流术一般应用3-7天，最多不超过14天。如果之后还需引流脑脊液应当使用脑室分流术或者其他。长海医院在第一次腰大池穿刺引流术19天后再次施行该引流术，违反诊疗常规，加重颅内感染风险。2017年3月10日更换穿刺点再行腰大池穿刺置管术，次日诊断为颅内感染。应当与当日的穿刺操作不规范引发感染密切相关。其次，舟山医院存在以下过错加重了最终损害结果的发生：患者王水珠入住舟山医院时昏迷，有严重脑积水伴颅内感染。但舟山医院没有及时处理脑积水，导致感染加重，脑损害加重，与患者最后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上，原告目前的严重损害后果完全由两被告的医疗过错导致，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长海医院辩称，长海医院对患者王水珠的手术符合规范。后王水珠出现并发症，长海医院也采取了相应的医疗措施。对三原告提出的损失金额，不完全认可。现基于相关司法鉴定认定长海医院应承担轻微责任，因此长海医院同意对三原告的合理损失在10%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舟山医院辩称，舟山医院对患者王水珠采取了对症治疗。经治疗后，患者王水珠颅内感染大幅度改善。因此舟山医院对患者王水珠的诊治没有责任。 三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嵊泗县五龙乡边礁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于2018年3月29日出具的和嵊泗县五龙乡边礁社区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4月2日出具的，并均有嵊泗县公安局五龙派出所盖章的证明二张，拟证明三原告系王水珠的法定继承人； 证据二、长海医院的出院小结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王水珠在该院的住院经过； 证据三、长海医院2016年12月19日手术记录和麻醉记录复印件各一份、长海医院在网上关于郑宏良医师门诊公示打印件一张、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郑宏良医师2016年12月19日出诊明细一张，拟证明王水珠在该院手术近十二小时，从而说明手术中间发生严重并发症，但手术记录中没有如实记载。同时郑宏良医师没有参加2016年12月19日上午的手术，其余手术人员资质不够的事实； 证据四、长海医院2016年12月20日手术记录复印件一份和CT报告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长海医院手术医生未全面记录王水珠手术中特别是脑出血的情况； 证据五、长海医院2016年12月20日麻醉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王水珠的手术被长海医院脑外科医生延误二小时的事实； 证据六、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及上海市医学会的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海市医学会认定长海医院存在部分过错，但该鉴定未对手术医生的资质进行鉴定； 证据七、《临床诊疗指南-急诊医学分册》复印件四张，拟证明长海医院对王水珠的脑疝手术存在延误且未做鉴定； 证据八、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出院记录复印件一份、舟山医院出院小结复印件二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三医院出院记录复印件一份、嵊泗县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复印件六份等，拟证明王水珠后期康复治疗过程； 证据九、王水珠的医疗费票据十张、自购药品票据八张、救护车等票据五张、住宿费票据十七张、鉴定费票据一张，拟证明王水珠及原告方的相关支出费用； 证据十、嵊泗县公安局五龙派出所2020年6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张，拟证明王水珠的死亡时间； 证据十一、嵊泗县五龙乡边礁社区村民委员会和嵊泗县公安局五龙派出所盖章的证明一张，拟证明王水珠应承担的扶养情况。 长海医院针对其抗辩，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复印件二份，拟证明王水珠在长海医院的案涉病历和其他鉴定材料已经三原告确认； 证据二、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和上海市医学会的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三原告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该法院审理期间形成的鉴定意见可作为定案的依据； 证据三、民事撤诉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和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0民初837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三原告在该法院起诉后撤诉的情况； 证据四、王水珠在长海医院诊治的病历一套，拟证明长海医院对王水珠的诊治过程。 舟山医院针对其抗辩，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王水珠在舟山医院诊治的病历二套，拟证明舟山医院对王水珠的诊治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三原告提供的证据。长海医院质证后认为：证据三中长海医院在网上关于郑宏良医师门诊公示打印件一张的来源不清，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医疗费票据中存在重复报销的情况；自购药品票据有具体药品名称部分的无异议，只写明药品没有具体名称的票据，不能确认该药品与王水珠病情存在关联；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医疗损害责任的认定应以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为依据。舟山医院质证后认为：三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中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郑宏良医师2016年12月19日出诊明细及长海医院在网上关于郑宏良医师门诊公示与舟山医院没有关联。医疗费票据中存在重复报销的情况；自购药品发票有具体药品名称部分的无异议，只写明药品没有具体名称的发票，不能确认该药品与王水珠病情存在关联。二、长海医院提供的证据。三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四王水珠在长海医院诊治的病历一套不是电子病历，即不是原始病历，该病历内容存在矛盾。2019年12月19日上午郑宏良医师实际是在门诊接诊，并没有参加手术。该病历不能作为鉴定的依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依据现病历作为鉴定依据持有异议，且鉴定部门没有对手术医生的资质进行鉴定。舟山医院质证后认为：长海医院提供的王水珠在该院诊治的病历与舟山医院的诊治行为没有关联。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舟山医院没有关联。三、舟山医院提供的证据。三原告及长海医院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 本院经认证认定如下：三原告提供的网上关于郑宏良医师门诊公示打印件，无法辨别证据的具体来源，真实性尚不能认定。对长海医院提供的王水珠在该院诊治的病历一套的真实性问题。本院受理本案后，三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王水珠在长海医院诊治的电子病历。长海医院回函本院：该院尚没有符合《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中要求的电子病历；王水珠的原始病历为纸质病历，即医生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打印病历并签名后形成的病历。因此现提供的打印病历为合法病历。本院经审查，三原告没有向长海医院要求封存过案涉病历。三原告在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案涉诉讼时，长海医院在该法院提供的王水珠诊治病历一套与现提供的病历相一致，对此三原告也予以确认。在三原告向该法院提起司法鉴定申请后，该法院用于鉴定的病历就是长海医院提供的本案病历，对此三原告也同意以该病历为鉴定材料。虽然当时三原告提出病历记载存在矛盾等问题，也向鉴定部门予以阐述，但鉴定部门经审查后仍以该病历作为鉴定依据。因此，对该病历记载的郑宏良医师是否参与2019年12月19日上午的手术，本院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评判。对该病历记载的其他过程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其他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中予以评判。 经审理查明：患者王水珠因“右耳听力下降4年，头晕1月”经长海医院门诊拟“右侧听神经瘤”于2016年12月12日入院。经该院术前检查，于2016年12月19日予全麻下行解剖面神经＋迷路径路右侧听神经瘤切除术＋腹部取脂填塞术，术后入ICU监护。次日王水珠意识清楚返病房，但下午王水珠出现嗜睡、噪动、血压升高，呼之不应。急诊头颅CT小脑广泛出血。遂行右侧侧脑室引流＋后颅窝去骨瓣减压术。术后入ICU监护并予以预防感染、静脉营养、气管切开气道等治疗，6日后王水珠神志清醒病情稳定，于2016年12月26日转入耳鼻喉科普通病房。2016年12月30日凌晨，王水珠因严重肺部感染，出现I型呼吸衰竭，体温39℃，血氧下降至74%，经抗感染、呼吸机支持等治疗，于次日转入ICU。2017年1月9日病情稳定，转入耳鼻喉科病房。2017年1月21日，王水珠因呼吸循环不稳定再次入ICU，2月3日病情稳定后转入耳鼻喉科治疗。2017年2月15日，王水珠出现嗜睡，复查CT提示迟发性脑积水，经脱水治疗2天后无明显好转，于2017年2月19日行腰大池穿刺置管术，持续脑脊液引流减轻颅内压力，症状好转。2017年3月10日，更换穿刺点行腰大池穿刺置管术，次日脑脊液常规生化及体征提示颅内感染，予以了相应治疗。2017年3月17日，王水珠家属要求回当地医院治疗而自动出院。病理结果：（右侧桥小脑角）听神经瘤（神经鞘瘤），结果已告知患者。出院情况：一般情况尚可，生命体征平稳，肺部感染及颅内感染未愈，带腰大池引流管。出院去向：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3月31日，王水珠在嵊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均为：右侧听神经瘤术后（持续植物状态）颅内感染、肺部感染、脑积水。出院疗效为好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2017年3月31日至2017年4月25日，王水珠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均为：脑积水、颅内感染、听神经瘤术后、双肺××。出院情况为病情平稳。 2017年4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王水珠在舟山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均为：听神经瘤术后、脑积水、颅内感染、××。出院疗效为好转。 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7月27日，王水珠继续在舟山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均为：右侧听神经瘤术后、脑积水、肺部感染、气管切开。出院疗效为好转。 2017年7月27日至2017年8月26日，王水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三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脑积水、肺部感染、听神经瘤术后。出院诊断为：脑积水、肺部感染、听神经瘤术后、电解质紊乱、气管软骨软化症、气管造口状态。出院情况：意识清楚，生命征平稳。家属要求转院，准予出院。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 2017年8月29日至2017年9月6日，王水珠在长海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均为：气管切开术后、听神经瘤术后。2017年9月5日更换9㎜金属软管。出院情况为一般情况尚可，病情平稳。 2017年9月6日至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15日至2017年11月16日，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2月5日，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3月6日，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3月15日，王水珠均在嵊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治病情均为听神经瘤术后、气管切开术后、肺部感染等。2018年3月15日，王水珠因病情恶化，经患者及家属商议后决定放弃治疗。治疗评价为未愈。同日，王水珠死亡。 2017年6月，三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案涉诉讼。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就长海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委托上海市医学会进行了鉴定。2018年4月9日，上海市医学会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1.因右耳听力下降4年，头晕1月就诊医方，外院检查头颅MRT示右侧听神经增粗，右侧桥小脑角区异常结节影，右侧听神经瘤可能。医方诊断‘听神经瘤’正确，行‘迷路径路右侧听神经瘤切除术’有手术指征。术后病理报告也证实为听神经瘤。2.明确患者颅内出血后，急诊行右侧脑室解压＋后颅窝去骨瓣解压术，手术有指征，手术方案选择恰当。此后针对患者肺部感染、颅内感染等情况进行了相应治疗，医方处理符合诊疗常规。3.医方的过错：①患者术后出现颅内出血、感染等情况属手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但医方对患者术后观察欠严密，对患者早期出现的意识障碍、血压升高等情况判断欠准确，延误了颅内出血的发现及处理，虽经后续抢救，当时挽救了生命，但仍不能完全排除与患者后续反复肺部感染最终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②医方术前告知欠充分，未告知放射治疗（如伽马刀）等替代方案。病史记录欠规范（如手术记录与麻醉记录时间不相符等）。”鉴定意见：“1.本例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2.长海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听神经瘤术后观察欠严密，术前告知欠充分的医疗过错，不排除与患者王水珠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3.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等级为一级甲等。4.本例医疗损害医方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2018年7月6日，上海市医学会就患者王水珠与长海医院医疗损害鉴定事宜，函告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1.手术医生资质问题，不属于医学会鉴定范畴。2.根据送鉴资料，患者进入手术室时间、手术记录、术后解压效果，第二次手术抢救是成功的。3.手术不能以手术时间长短来衡量手术结果，具体因术中情况、复杂程度各有不同。4.根据术后CT报告提示为小脑广泛出血。5.颅内出血进展迅速，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方术后观察欠严密，鉴定意见中已写明，详见沪医损鉴（2018）036号分析说明第3点。6.影响颅内出血并发症抢救成功的因素很多，不能用死亡率来决定该病人的救治结果。”2018年8月20日，三原告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纠纷为由，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表示不缴纳诉讼费。同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裁定该案按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 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预立案后。三原告于2018年11月21日提出申请，要求对长海医院、舟山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7月19日，三原告放弃对长海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对舟山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本院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9月3日，该中心以对本案无相关鉴定专家为由予以退回。后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三原告撤回了该鉴定的申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5日停止鉴定并予以退回。 另查明，王水珠于1962年11月25日出生，无固定工作。原告周小成系王水珠丈夫，双方婚生一女即原告周露唯。原告王姣娣系王水珠的母亲，王水珠父亲王阿根已于1996年3月去世。王阿根与原告王姣娣生育子女为包括王水珠等共6人。此外，三原告向本院起诉时所列被告为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浙江省舟山医院。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被告的名称分别为长海医院、舟山医院。 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诉辩意见，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概括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上海市医学会出具的案涉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及函件是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的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是三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案涉诉讼期间，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后所形成的鉴定意见。本院审理期间，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对上海市医学会的鉴定资质、鉴定人员资质、鉴定程序，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且经审查，虽然三原告对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即王水珠在长海医院就诊的病历提出异议，但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供鉴定时，三原告已同意将该病历作为鉴定材料。三原告也在鉴定期间向上海市医学会提出了相关问题，上海市医学会进行了书面的答复。因此上海市医学会出具的案涉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三原告在本院审理期间虽提出对长海医院的医疗过错进行重新鉴定，但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经本院释明后，三原告放弃了重新鉴定的要求。因此，本院认定上海市医学会出具的案涉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及函件具有法律效力，应作为定案依据。 二、关于2016年12月19日长海医院在对王水珠手术过程中，郑宏良医师是否参加了上午的手术及该手术在上午是否系该院低年资医师主刀，长海医院就此存在过错的问题。 三原告认为，郑宏良医师作为该手术的主治医师，2016年12月19日上午在门诊接诊，直到下午才进入手术室，上午手术是低资质医师主刀。为此三原告提供了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郑宏良医师2016年12月19日出诊明细一张予以佐证。对此，郑宏良医师在庭审后向本院提供了相关的说明，确认2016年12月19日上午在门诊坐诊，但在十一点左右已结束门诊。同时认为，王水珠的手术是特大手术，需要团队协作完成。前期准备工作由副手完成符合程序，且该手术的副手也是副主任医师和高年资的医师，完成的也是前期的一个多小时的事实。后续达十个小时的手术主要步骤均是其本人完成。本院认为，2016年12月19日上午郑宏良医师在门诊坐诊应予确定。但从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郑宏良医师2016年12月19日出诊明细显示，其门诊接诊结束时间应在上午10时56分40秒前。而长海医院2016年12月19日的手术记录显示，手术时间为9：40-21：45，2016年12月19日的麻醉记录显示，时间为8：15-21：10。因此，三原告以郑宏良医师参加过该日上午的门诊即推断郑宏良医师未参加该日上午对王水珠的手术依据不足。三原告提出该日上午的手术完全由该医院其他医师主刀，且主刀医师是低年资的主张，依据不足。三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日对王水珠进行主要步骤的手术非郑宏良医师完成的事实存在。三原告以此认为长海医院存在过错依据不足。 三、关于长海医院是否存在手术过程中王水珠出现了严重并发症而未记载，在诊治过程中未查清王水珠脑出血并进行有效止血及对王水珠延误二小时手术等情况，长海医院由此存在过错的问题。 三原告针对上述主张提供了相关手术记录、麻醉记录、CT报告单等证据。本院认为，医疗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以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为依据，而不能以一般的社会经验作为判断的依据。三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已在上海市医学会鉴定过程中予以提供。对三原告提出的本节主张，应以案涉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及函件的内容来确定。 四、本案所涉的损失问题。 三原告提出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60182元/年×20年＝1203640元；2.丧葬费，71523元÷2＝35761.50元；3.家属护理费，71523元/年÷365天×450天×2人＝176358元；4.交通费，10元/天×450天＝4500元；5.住宿费，150元/天×289天＝43350元＋570元（医院躺椅费）＝43920元；6.王水珠误工费，71523元/年÷365天×450天＝88179元；7.医疗费，913959.30元；8.住院伙食补助费，40元/天×450天＝18000元；9.营养费，40元/天×450天＝18000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37508元/年×5年÷6人＝31256.70元。以上合计2533574.50元，要求两被告赔偿80%计2026859.60元。此外，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3500元，合计要求赔偿损失2080359.60元。 本院对案涉的各类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49899元/年×20年＝997980元，32026元/年×5年÷6人＝26688.33元，以上合计1024668.33元。2.丧葬费，72078元/年÷2＝36039元。3.家属护理费，三原告没有提供护理证明。但考虑到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王水珠基本在住院治疗。结合王水珠的病情，家属护理应属必要，但人员以1人计算。三原告提出护理费计算时间为450天属于合理时间。本院认定家属护理费为190元/天×450天×1人＝85500元。4.交通费，应以三原告提供的相关票据（含救护车费）为计算依据。基于三原告没有提供其余交通费的相关依据，本院据此确定交通费为12477元。5.住宿费，三原告提供了相应票据合计570元。基于三原告没有提供其余住宿费的相关依据，本院认定住宿费为570元。6.王水珠的误工费，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王水珠基本在住院治疗。三原告提出其误工费计算时间为450天属于合理时间。基于王水珠无固定收入且无法证明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以及所从事行业的，可以参照“2019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王水珠的误工费为72078元/年÷365天×450天＝88863.29元。7.医疗费，三原告提供了医疗费票据及自购药品票据，其中住院、门诊医疗费为880777.26元，自购药费22888元（自购药费票据上名称为药品的计18636元），合计903665.26元。两被告提出，三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中，部分费用已作相应报销，对此不能重复计算损失。本院认为，王水珠发生的医疗费用，已在其享受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中核销部分医疗费用，系其与有关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关系，两被告提出从损害赔偿费用总额中扣除有关核销部分医疗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对两被告提出的自购药费中名称为药品的计18636元费用与王水珠的关联性的异议，本院经审查，自购药费中名称为药品的计18636元费用，均发生在王水珠入住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均在上海国大长信药房所购，购买方均为王水珠。本院根据上述情节及王水珠的病情，并考虑到患者在住院期间根据医生的处方自购药品的情况客观存在的因素，认定该部分的费用与王水珠存在关联。本院确定王水珠发生的医疗费用计903665.26元。8.住院伙食补助费，三原告提出按40元/天×450天＝18000元，本院予以确认。9.营养费，本院根据王水珠住院时间和病情，酌定15000元。以上各类损失合计2184782.88元。 另，三原告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出案涉诉讼时，交纳了鉴定费3500元。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王水珠因听神经瘤在长海医院手术并治疗后出院，又在其他医院继续治疗，最终死亡。根据上海市医学会作出的“长海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听神经瘤术后观察欠严密，术前告知欠充分的医疗过错，不排除与患者王水珠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等级为一级甲等。本例医疗损害医方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的鉴定意见。长海医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原告作为王水珠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对长海医院应赔偿的具体份额，本院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及上海市医学会对长海医院的过错分析认为“①患者术后出现颅内出血、感染等情况属手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但医方对患者术后观察欠严密，对患者早期出现的意识障碍、血压升高等情况判断欠准确，延误了颅内出血的发现及处理，虽经后续抢救，当时挽救了生命，但仍不能完全排除与患者后续反复肺部感染最终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②医方术前告知欠充分，未告知放射治疗（如伽马刀）等替代方案。病史记录欠规范（如手术记录与麻醉记录时间不相符等）。”的内容，酌定长海医院应向三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家属护理费、住宿费、交通费、王水珠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合计2184782.88元的30%计655434.86元。王水珠死亡对三原告的精神损害客观存在，根据长海医院的过错程度，酌定长海医院应赔偿三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对鉴定费3500元，系三原告为了查明长海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而支出。现因长海医院存在相应的过错责任，该鉴定费应由长海医院支付给三原告。至于三原告要求舟山医院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三原告已撤回了对舟山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鉴定申请，三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舟山医院对王水珠的诊疗措施存在过错。对此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长海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等损失共计655434.86元； 二、被告上海长海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三、驳回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442元，减半收取11721元，由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共同负担6469元，被告上海长海医院负担5252元。 鉴定费3500元，由被告上海长海医院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周小成、周露唯、王姣娣）。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陆明龙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代书记员 易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