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26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桂菊，女，197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英魁，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松，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杰，男，195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阳，辽宁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燕，辽宁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淑静，女，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燕，辽宁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钢，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上诉人梁桂菊、李文杰因与被上诉人李淑静、王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皇民一初字第01551号民事判决，李文杰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辽01民终1164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皇民一初字第0155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辽0105民初563号民事判决,梁桂菊不服此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期间，梁桂菊变更第三人王钢为本案被告，本院作出（2017）辽01民终1346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辽0105民初563号民事判决，将此案发回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重审。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辽0105民初5470号民事判决，李文杰、梁桂菊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桂菊上诉请求：判令对方三人对返还梁桂菊69万购房款承担共同连带责任；由对方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合同法》及《民法总则》规定，如果在第三人是善意且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为有权代理，实际为无权代理的情况下，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代理行为有效，代理人的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法律后果。本案中，2011年10月11日，王钢以李文杰的公证委托书为依据，代表李文杰与梁桂菊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梁桂菊购买李文杰所有的房产，房屋转让款69万。梁桂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办理的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梁桂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之一的李淑静腾房，2015年1月1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1957号民事判决，驳回梁桂菊的腾房诉讼请求。梁桂菊为善意且无过错的第三人，基于对公证书的信任，与王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房款。法律并未要求第三人对代理人的代理依据进行实质审查。本案梁桂菊已经对于公证书进行了形式审查，从外观上看该公证书合法有效，梁桂菊已经尽到审慎义务，梁桂菊并无任何过错。王钢与李文杰之间构成表见代理，王钢的行为应由李文杰承担法律后果。本案合同签订于李文杰与李淑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由二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由王钢与李文杰各自向上诉人返还345,000元购房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文杰针对梁桂菊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我方的上诉意见。李淑静针对梁桂菊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意李文杰的意见。同时，案涉房产为李文杰的个人财产，即使存在房屋出售行为也系李文杰个人行为，即使存在债务关系，我方并非该笔债务的债务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李文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梁桂菊对李文杰提起的诉讼请求；由对方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各方当事人所述的房屋总价款相互矛盾，所述的合同签订时间相互矛盾，所述的房款支付时间相互矛盾，关于看房过程相互矛盾。梁桂菊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缺乏合同的基本内容，梁桂菊未约定房屋交付的具体时间、付款方式及产权如何变更等必要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且合同落款处无作为房主的李文杰的签字确认的前提下，签订买卖合同，并支付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梁桂菊借全款购房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梁桂菊在未看房的前提下，交付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购房款，不符合交易规则。梁桂菊未提交将购房款支付给王钢的转账凭证。梁桂菊称将购房款交由案外人倪健峰、史岳珍进行支付，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案系梁桂菊与王钢恶意串通，损害李文杰合法权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梁桂菊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在认定王钢为不当得利人的前提下，认定李文杰对梁桂菊承担相应的返还义务，于法无据。王钢并无涉案房屋的处分权，梁桂菊也无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购房款，即使梁桂菊与王钢之间有经济往来，王钢收取了梁桂菊的购房款，因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王钢收取款项的行为系不当得利，梁桂菊应当向王钢主张权利，李文杰并未收受梁桂菊给付的任何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承担任何给付责任。李文杰在沈阳第二监狱服刑，王钢与辽宁省公证处公证员齐某通过非法程序会见李文杰，利用其文化程度低，不识字的弱点，骗李文杰在委托王钢卖房的公证文书、手续以及一些空白纸上签字按手印，导致李文杰签署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文书，一审法院认定李文杰知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李文杰对王钢及公证员让其签订的文书内容不知情，更不存在对王钢处置其房屋的法律后果是知晓的情况，李文杰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认定李文杰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梁桂菊针对李文杰的上诉请求辩称，李文杰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文杰与王钢签订的委托合同、公证书始终在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梁桂菊没有任何过错，依据委托合同和公证书，要求李文杰及王钢共同返款，合理合法。梁桂菊与王钢没有任何串通的恶意行为，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交付全款、办完房证都是依据事实和公证书进行的，一审判决认为还款责任各承担50%没有法律依据。李淑静针对李文杰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意李文杰的上诉请求。王钢未提交答辩意见。梁桂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对方共同返还购房款69万元，判令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淑静、李文杰原系夫妻关系，于1990年3月5日登记离婚。离婚时居住的无产权证临时房屋，归李文杰使用。2001年11月23日，李文杰与沈阳机车车辆厂签订一份《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由李文杰以252,747元价格购买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房屋(建筑面积122.10平方米,以下简称”诉争房屋”)，李文杰支付全部购房款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2006年5月30日，李淑静、李文杰复婚，复婚后诉争房屋由李文杰、李淑静及子女李琨共同居住。2008年李文杰因犯罪入刑。在李文杰服刑期间，诉争房屋仍由李淑静及其女儿李琨共同居住。2011年5月24日,辽宁省公证处出具（2011）辽证民字第8394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李文杰于2011年5月24日，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并按手印。委托书注明：“我，委托人李文杰拥有私有房产一处：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建筑面积122.10平方米，因我在监狱服刑，特委托王钢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办理如下事宜：1.到房产部门补办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契证》《土地使用证》并在相关笔录上签字等相关事宜；2.当上述房产符合交易条件后，受托人可以代为办理该房产的产权交易、更名过户手续、代收房款、房屋预告登记、代办资金监管、代收资金监管房款、查档、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等与出售上述房产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代为回答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询问、代为填写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并签字等相关手续。代理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自2011年5月24日起至委托事宜办理完成之日止。”2011年10月11日，王钢持经公证的委托书以李文杰名义与梁桂菊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梁桂菊以69万元价格购买本案诉争房屋（合同注明购房款为60万元）。同日，王钢与梁桂菊向房产登记管理部门递交了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2011年11月30日，梁桂菊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王钢为梁桂菊出具了内容为：“收到购房现金陆拾玖万元整”的收条一份。王钢与梁桂菊未至诉争房屋实际看房，合同亦未约定房屋交付事宜。2013年5月3日，梁桂菊因李淑静、李琨在诉争房屋实际居住并拒绝腾房，故以李淑静为被告、李琨、李文杰、王钢为第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腾退诉争房屋。在该案庭审中，王钢陈述称，2001年至2004年间李文杰因做生意多次向其借钱未还。2011年，李文杰因刑事犯罪而入狱服刑，其去监狱探视时问李文杰如何偿还欠款时，李文杰表示愿意将诉争房屋卖掉，用卖房款还款。于是其联系辽宁省公证处，公证处派人到监狱进行询问，经李文杰本人同意办了委托其卖房的委托书。同时，王钢还提交欠条复印件一张，内容载明:“2003年10月3日向王钢借款（现金）人民币贰佰陆拾万元整，定于2004年1月5日前还清，借款人李文杰，身份证号：210105560429193”。2014年7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皇民二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驳回梁桂菊的诉讼请求。梁桂菊不服，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195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梁桂菊上诉，维持原判。故本案,梁桂菊以李文杰、李淑静、王钢为为被告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对方返还购房款69万元及利息。原审理中，一审法院在公证机构调取了公证档案卷宗及相关公证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与相关公证人员对公证过程核实，查明，公证人员系依据王钢的要求，收取了王钢提交的李文杰身份信息、离婚证明、房产档案及公证费用，并在未见到李文杰本人的情形下，由公证人员先行制作了委托书、公证书、填写了公证申请表、公证谈话笔录、公证文书送达回执，之后前往李文杰所羁押的监狱，经李文杰对上述相关材料进行签字确认后，由王钢到公证处领取了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审理可以确认本案的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表明，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是王钢持有李文杰出具的出售涉案房屋的委托所引起。依王钢在相关腾房案件中的陈述，出卖房屋的原因是李文杰为偿还其欠款，为了偿还债务将诉争房屋卖掉，以用房款还其债务。虽梁桂菊通过王钢出让李文杰所有房屋的行为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但有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对其要求腾退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并未予以支持，由此引发本案要求返还购房款的诉讼。因王钢以李文杰偿还其欠款为由，实际占有了梁桂菊所支付的购房款，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应为：1、李文杰出具的委托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2、关于公证委托书应否采信问题；3、梁桂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问题。第一、关于李文杰出具的委托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因本案所涉委托书载明的内容为转让李文杰所有的房产，故对李文杰与王钢签订的委托书的性质，应结合王钢在相关腾房案件中的陈述加以确认。从原一审一审法院对李文杰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李文杰虽对王钢欲出卖案涉房产有过拒绝的意思表示，但其最终还是在授权王钢出售涉案房屋的委托书上签字确认，以此可以证明其虽不同意房屋的出售，但对王钢代其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是明知的事实，其对王钢授权处置房屋可能造成不特定房屋买受人损失后果的行为存在放任的态度。且王钢自认李文杰之所以变卖房产，是因为偿还其借款，即以物抵债，可见，该委托书的本质为代物清偿。至于该委托书的效力，因代物清偿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必须有原债的关系存在；其二，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代物清偿的合意；其三，他种给付必须与原定给付不同；其四，须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替原给付。而以上成立要件是基于代物清偿的要物性，需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李文杰与王钢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一审法院另案审理的腾房案件中，因王钢无正当理由不提交欠条原件，一审法院对欠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未确认王钢与李文杰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现在本案审理中，虽梁桂菊虽提交了欠条原件及李文杰出具的还款计划，欲证明上述当事人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李文杰否认自己出具欠条和还款计划，而王钢未到庭参加诉讼，鉴于该欠条原件未经王钢向法庭举证，本案仍不能确认李文杰与王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另外，王钢在梁桂菊诉请腾房案件的审理中，亦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李文杰委托其出让房屋是为偿还其欠款，不能证明双方间存有代物清偿的合意，据此，该委托书不具有以物抵债的效力。第二、关于公证委托书应否采信问题。因本案所涉委托书内容为：“李文杰委托王钢转让其房产并代收卖房款。”虽公证机构出具了“李文杰在委托书上签名并按手印”的公证书，但一审法院在另案审理梁桂菊诉请李淑静腾房的案件中，已作出相关生效判决，认为公证委托书存有瑕疵不予采信，且二审法院对该案审理后亦认为公证委托书存有瑕疵，结合一审法院对公证书形成过程进行核实后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公证人员在从事公证工作中，应当严格按照《公证程序规则》和《办理房屋委托书公证的指导意见》履行公证职责，而公证人员在出具公证委托书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不符合上述相关规定之处：第一、公证处在王钢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情形下，明知王钢非属李文杰办理公证申请事宜的代理人，无权行使李文杰的权力，却依王钢的要求，收取王钢提交的李文杰的身份信息、单身证明、房产档案复印件，及其缴纳的公证费用，为李文杰办理公证手续，违反受理公证申请的相关规定；第二、公证人员在未与李文杰进行谈话的情形下，先行制作公证谈话笔录、代替李文杰填写公证申请表，其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第三、缺乏对李文杰出卖房屋原因的审查，未能体现出李文杰对出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履行告知李文杰房屋转让后所取得的房款由王钢代收存在风险的义务;第四、对于李淑静与李文杰已于2006年复婚事实未予核实，仅依据李文杰单身证明办理公证，缺乏李淑静对李文杰卖房行为予以确认的意思表示，审查过程显系草率；第五、先行让李文杰在送达回执上签字,未向李文杰实际送达公证书，公证程序并未全部履行；第六、公证人员在李文杰被羁押的情形下1天内完成公证活动，程序过于简化；第七、缺乏李文杰对公证人员先行制作的公证谈话笔录、代替李文杰填写公证申请表、委托书所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的相关记录。据此，鉴于公证机构在李文杰并未委托王钢办理委托书公证申请的情形下，出具了委托书，其公证内容无依据，一审法院对委托书不予采信。关于王钢收取梁桂菊购房款的定性问题。虽然王钢持公证机构出具的委托书向梁桂菊转让李文杰所有的房产，并收取购房款，但是，对其主张的李文杰具有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未能提供证据支持，现相关生效判决既未确认梁桂菊与李文杰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行为，也未确认梁桂菊为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人，且一审法院亦对公证机构出具的委托书不予采信，故王钢取得梁桂菊的购房款，没有合法根据。关于梁桂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问题。因相关生效判决对梁桂菊与李文杰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真实性以及梁桂菊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性均未予确认，且在审理中梁桂菊承认李文杰、李淑静并未收取其所支付的款项，现一审法院认定王钢为收取梁桂菊支付款项的不当得利人，故梁桂菊应当向王钢主张权利；而李文杰对王钢处置其房屋的法律后果是知晓的，亦做出过拒绝的意思表示与行为。在王钢后来再次提出处置其房屋请求时，其即应知晓其欲对房屋进行处置的目的。但李文杰仍在授权王钢处置其房屋的授权书上签字，对可能造成不确定的他人财产损失后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过错。李文杰的签字授权的行为和王钢实施房屋买卖的具体行为共同造成梁桂菊支付房屋购买价款的财产损失后果的发生。王钢与李文杰对梁桂菊财产损失的发生均有同等过错，故王钢与李文杰应对梁桂菊的财产损失后果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淑静虽与李文杰系夫妻关系，但根据二人1990年3月5日的离婚协议及2001月23日的《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可以证明涉案房产为李文杰个人财产，房屋出售也非李淑静的行为，因此，李淑静非该笔债务的义务人，故不应承担返还义务。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文杰、王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各自向梁桂菊返还购房款345,000元；二、驳回梁桂菊、李文杰、李淑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李文杰、王钢承担，公告费1,680元（梁桂菊已垫付1380元，应需要垫付300元），由王钢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二审中，梁桂菊主张其为善意第三人，王钢与李文杰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对于通常自然人而言，购买用于居住的房屋系生活中较大经济事项，对所欲购买的房屋会进行查看。本案案涉房屋一直由李淑静及其女儿在此居住，梁桂菊作为购房人未进入该房屋查看，其对房屋购买未尽到通常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而仅以王钢持有的公证书等手续即认为王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为善意第三人的理由不充分。李文杰主张梁桂菊与王钢存在恶意串通，但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文杰主张梁桂菊未实际支付购房款，梁桂菊提供银行支取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房款的支付情况，李文杰对此不予认可应当提供反证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符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李文杰对王钢处置其房屋的法律后果是知晓的，亦做出过拒绝的意思表示与行为。在王钢后来再次提出处置其房屋请求时，其即应知晓其欲对房屋进行处置的目的。但李文杰仍在授权王钢处置其房屋的授权书上签字，对可能造成不确定的他人财产损失后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过错。李文杰的签字授权的行为和王钢实施房屋买卖的具体行为共同造成梁桂菊支付房屋购买价款的财产损失后果的发生。王钢与李文杰对梁桂菊财产损失的发生均有过错，王钢与李文杰应对梁桂菊的财产损失后果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过错情况，认定由王钢与李文杰各自向梁桂菊返还50%购房款，并无不妥。李文杰与王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由当事人另行主张。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700元，由李文杰、梁桂菊各负担5,3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丹审判员  郭 净审判员  邹明宇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任玲书记员薛萍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