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1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甄勇，男，197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魏，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荣，男，195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通，浙江兴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维生，男，196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原审第三人：东阳市白云街道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后上田村。负责人：陈敏芝。上诉人甄勇、陈晓荣因与被上诉人虞维生、原审第三人东阳市白云街道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3民初10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甄勇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依法改判支持甄勇原审第二至五项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晓荣、虞维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陈晓荣、虞维生之间的委托权限认定错误。陈晓荣、虞维生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但委托权限不明确。一审法院仅依据陈晓荣出具给虞维生的委托书认定委托事项为“日常管理”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虞维生将案涉房屋出租给甄勇时，陈晓荣知情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另需说明的是甄勇所承租的房屋是地下室，地上的大部分房屋也是由虞维生对外招租并签订租赁合同，陈晓荣对此知情，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以上事实足以说明陈晓荣默认了虞维生的行为。甄勇认为，委托书载明的“日常管理”仅能说明陈晓荣、虞维生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不能明确具体的委托权限，属于授权不明。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故陈晓荣、虞维生均应当向甄勇承担责任，虞维生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法院对合同定金的金额认定错误。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总额为35万元，订立合同时约定的定金为7万元。《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本案中，合同约定的定金7万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定金比例，陈晓荣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适用定金罚则。一审法院按照一年租金作为基数计算定金金额为1.4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对甄勇因履行本合同造成的损失认定不客观。（一）甄勇产生的损失完全是因为陈晓荣、虞维生的违约行为导致。甄勇承租房屋后，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以陈晓荣未交房租为由要求收回房屋，并多次通知甄勇限期腾房，因甄勇已经将大量货物储存在案涉的租赁房屋内，短时间内无法腾退房屋，被迫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做出书面承诺：“因甄勇在东阳市白云街道后上田经济合作社3号综合楼，因原承租人陈晓荣中途违约终止合同的情况下，搬货来不及，场地未找到，故要求后上田经济合作社给予腾空搬迁时间，承诺于2019年8月20日前腾空搬迁，并补交一个月租金2万元，若逾期不腾空，在3号楼内的所有物品归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所有处理。”承诺做出后，甄勇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支付了2万元，后续搬迁另花费3万余元。（二）甄勇因履行本合同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诉讼请求的金额，案涉租赁场地，不是想象中的地下室小储物间，而是面积900多平方米的大仓库。甄勇所经营的义乌市合胜电器有限公司是金华市域范围内最大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是西冷冷柜、香雪海冷柜冰箱、康佳冰箱洗衣机、奥克斯冰箱洗衣机冷柜、雪津冷柜冷链、冷山冷链、冰源冷链等大型产业项目，是金华地区总代理。同时还经营万家乐消毒柜、粤皇消毒柜、康炜消毒柜。家用冰箱常年正常库存300台以上，洗衣机200台以上，消毒柜200台以上，冷柜300台以上，还有其他展示柜、厨房用冰箱冷柜、冷链用商超设备等。（三）甄勇与虞维生签订租赁合同后，库存在案涉租赁场所的各类电器达数百台以上。当初甄勇签订为期5年的租赁合同时，就考虑到长远发展的需求，甄勇是民营企业家，是为当地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深入基层调查案涉租赁场所的现状及造成的损失，陈晓荣、虞维生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甄勇被迫搬迁，而这次搬迁不是普普通通的搬家，对甄勇的经营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不可估量，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也是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按照高度盖然性理论，因陈晓荣、虞维生的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致使甄勇实际遭受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远远超出了诉请的金额。三、甄勇实现债权的律师费应当依法支持。一审法院依据甄勇与陈晓荣、虞维生在租赁合同中未作约定为由，对甄勇请求的实现债权的律师费不予支持，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因陈晓荣、虞维生存在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甄勇为此委托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本案收取的10000元律师服务费，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超出《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支持。针对甄勇的上诉请求，陈晓荣答辩称，一、甄勇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正确，因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甄勇与陈晓荣之间的委托权限认定错误，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也属错误，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委托关系应该以被委托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而本案中虞维生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甄勇签订的租房合同，不符合委托关系的法律规定。陈晓荣虽然曾经出具过委托书给虞维生，但是出具该委托书的时间是2019年8月1日，陈晓荣于第二天将该委托书拍照后通过微信方式发给虞维生，到目前为止虞维生手中并没有该委托书原件，一审法院存档的委托书原件系陈晓荣提交，如果是委托关系，该委托书原件应该保留在虞维生处。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是租赁关系，虞维生也向陈晓荣出具过支付租金的计划书，但是虞维生至今没有支付过租金，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是由于陈晓荣与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之间因房屋租赁产生纠纷，在纠纷没有解决之前，陈晓荣不敢与虞维生签订租房协议，而且虞维生也没有将租金交付给陈晓荣，所以双方是事实上的租赁关系，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根本不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对合同定金的金额认定正确，应该按照1.4万元进行认定。本案甄勇与虞维生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甄勇在2019年4月时已经将货物堆放在涉案房屋，虽然合同约定交付时间是2019年7月30日之前，实际上交付时间提前，定金应该抵作租金，所以本案不存在对定金进行认定的问题，因为定金的法律意义就在于确保合同的履行，而本案的合同实际已经履行，所以定金也就没有意义。三、一审法院对本案造成损失的认定不客观，不是认定的数额太少，而实际上一审法院对合同造成的损失的认定缺乏充分的依据，只是在甄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凭主观进行认定，对该认定确实不客观，即使存在损失也应该向虞维生主张，因为甄勇与陈晓荣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错误，确实应该撤销。四、关于律师费问题，一审法院驳回甄勇的该项诉讼请求合法合情合理，因为在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所以甄勇要求支付律师费的主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针对甄勇的上诉请求，虞维生、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上诉人陈晓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公正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甄勇与陈晓荣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依据不足。（一）陈晓荣与甄勇并没有签订过书面房屋租赁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陈晓荣与甄勇之间并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的租赁合问。（二）甄勇与虞维生签订了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此虞维生与甄勇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事实清楚。（三）甄勇与陈晓荣并不认识，双方也没有对房屋租赁事宜进行过任何接洽，陈晓荣更没有收到过甄勇的房屋租金，虞维生也没有将甄勇的租金转交给陈晓荣，甄勇何时进入陈晓荣承租的房屋以及甄勇租赁该房屋作何用途，陈晓荣一概不知，因此陈晓荣与甄勇之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虞维生与陈晓荣系委托关系与事实不符。（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而本案中虞维生并没有以陈晓荣的名义与甄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而是以虞维生自己的名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因此虞维生与甄勇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对陈晓荣不发生法律效力。（二）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系租赁关系，虞维生与甄勇之间系转租关系，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三）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系租赁关系事实清楚。陈晓荣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自相矛盾，陈晓荣与房屋出租人之间发生了纠纷，租期无法确定，因此陈晓荣没有与虞维生签订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是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应视为不定期租赁。陈晓荣和虞维生对租金的交付也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但到目前为止，陈晓荣并未收到虞维生交付的租金，因此陈晓荣与虞维生之间是租赁关系，并非委托关系。三、一审法院判令陈晓荣返还甄勇5.6万元、双倍返还定金2.8万元、并赔偿损失1.6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陈晓荣没有收取过甄勇租金，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收过甄勇的租金。（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结合本案虞维生与甄勇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虞维生已将房屋交付给甄勇使用，合同已经履行，定金应该转换为租金，因此不存在返还定金的事实。即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只是承担支付违约金或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不存在返还定金的问题。（三）甄勇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适用定金罚则后仍不能弥补甄勇的损失显然依据不足。（四）原审判决认定甄勇经济损失4.4万元不合理，甄勇与虞维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每年租金仅7万元，甄勇使用了房屋一个多月，却判令赔偿其损失4.4万元，同时返还5.6万元共计10万元显然不合理，也缺乏相应依据。四、陈晓荣从未委托过虞维生转租涉案房屋，陈晓荣租赁本案的房屋后，就转租给虞维生，双方谈好时间是2019年3月份，虞维生也向陈晓荣提供了合同文本，而且虞维生也亲笔出具了支付房屋租金的清单计划表，系分期支付。后来由于陈晓荣与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之间发生了纠纷，所以才没有与虞维生签订租赁合同，陈晓荣给虞维生出具的委托书是在2019年8月1日，8月2日陈晓荣用微信发给虞维生，有微信的转发记录，该记录的时间是自然生成，无法造假，从微信发给虞维生的时间可以看出委托书的出具日期应该是2019年8月1日。要写成2019年3月1日的原因是由于陈晓荣与虞维生在2019年3月份双方就已经谈妥房屋租赁事宜，而虞维生是房屋所在地隔壁村的村民，虞维生与房屋所在村关系比较好，为了协调方便，所以陈晓荣才委托虞维生进行日常管理，但日常管理并不包括房屋租赁。五、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没有对双方的举证、质证以及法院认证意见体现出来。六、本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仍适用定金罚则没有法律依据。针对陈晓荣的上诉请求，甄勇答辩称，一、甄勇与陈晓荣之间有无书面合同问题，虞维生受陈晓荣的委托，而且其和甄勇签订过书面租赁合同，该合同应该约束陈晓荣。二、关于虞维生与陈晓荣之间的委托关系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对此做出具体认定，委托书是证明委托关系的直接证据。为了证实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证人与陈晓荣本人的通话录音对委托书中涉及陈晓荣与虞维生委托关系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当时证人对委托书的内容是读给陈晓荣听，陈晓荣对这个事实认可，委托书形成时间不是2019年8月1日，而是委托书的落款日期，即2019年3月1日。事实上是在2019年3月之前陈晓荣就已经委托虞维生在现场管理，虞维生也拿到钥匙，证人与虞维生之间的电话录音是2019年9月11日，虞维生也表明是陈晓荣委托其代为管理，录音和委托书原件可以充分证实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而不是转租关系。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虞维生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了合同，并不代表陈晓荣就没有责任，其是合同主体。签订合同之前，甄勇也向后上田村村委会了解过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是陈晓荣，虞维生和甄勇签合同的时候也声称，受陈晓荣委托代为管理租赁房屋。一审立案之前，甄勇又进一步找一审证人再三核实其租的是房屋的2到5层，此楼层和甄勇属同样情况。三、关于一屋二租的问题，虞维生与甄勇签订的租赁合同直接约束的是陈晓荣，不存在一屋二租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虞维生与陈晓荣之间的委托关系正确。四、陈晓荣已经委托虞维生管理案涉的房屋，没有必要再去认识每一个承租人，其除了不认识本案的甄勇以外，一审证人作为次承租人，其也不认识。五、关于房屋的交付，陈晓荣既然已经委托虞维生处理，没有必要再亲自办理房屋的交付手续，而且房屋的钥匙都是由虞维生交给甄勇。至于房租各个次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支付给了虞维生，虞维生收到房租之后有没有转交给陈晓荣，这是陈晓荣和虞维生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也不影响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的认定。六、关于陈晓荣提到的《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问题，它规定的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应当担责，但并没有否认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是明显曲解法律规定。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虞维生以自己的名义与甄勇签了租赁合同，陈晓荣当然受租赁合同的约束。六、关于表见代理的问题。甄勇承租房屋之前已经向后上田村村委会负责人了解过，这个房屋已经出租给了陈晓荣，虞维生是受陈晓荣的委托负责管理案涉房屋。案涉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陈晓荣和虞维生之间的委托关系。七、关于房屋的交付问题。房屋没有达到交付标准不能正常使用，2019年6月10日签订合同的时候，案涉房屋周边通道没有达到通行条件，地下室的防雨设施、通风设施以及货梯安防设施均没有配备。证人对房屋当时的现状也做了具体的描述，当时房屋现状根本达不到交付条件，没办法正常使用，没有电梯，甄勇租的地下室连防雨棚都没有，根本没有达到交付条件。八、关于合同有没有正式履行的问题。陈晓荣已经违约，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起始期限是2019年7月30日，而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6月10日，签订合同时租赁期限尚未开始计算，甄勇交付定金的时间是2019年6月15日，7万块钱已经足额支付完毕。甄勇6月中下旬为了履约也做了充分准备，并将部分货物存放在租赁场所。6月底，甄勇发现租赁房屋墙上张贴了催款通知书，是后上田村经济合作社告知陈晓荣逾期交付租金已经构成违约。虞维生多次表态，其有能力搞定村委会平息此事情，如果搞不定就赔偿甄勇17万元，也属陈晓荣违约。陈晓荣于2019年的6月20日已经违约了，其违约行为直接导致甄勇的租赁合同不能实现。甄勇和虞维生签订的合同可以证实计租的起始期限是2019年7月30日，再结合租赁房屋的实际现状，其没有达到交付条件，合同没有履行，就遭到催收催腾退房屋，足以说明因为陈晓荣的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该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向甄勇双倍返还定金。九、关于订金的金额，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是5年租金，总额是35万，订立合同时约定的定金是7万元，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本案主合同约定的定金金额是7万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定金比例。针对陈晓荣的上诉请求，虞维生、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原审原告甄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甄勇、陈晓荣和虞维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由陈晓荣、虞维生向甄勇双倍返还定金14万元；三、由陈晓荣、虞维生赔偿甄勇损失5万元；四、甄勇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万元由陈晓荣、虞维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4年9月6日，陈晓荣承租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所有的坐落于转角后上田小区叁号综合楼。陈晓荣向虞维生出具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日的委托书一份，注明“因陈晓荣本人工作繁忙，特委托虞维生同志负责管理东阳市白云街道蓝天社区后上田小区3号综合楼的日常工作”。2019年3月2日，甄勇与虞维生就东阳市白云街道后上田小区3号综合楼地下室租赁情况进行协商并达成租赁合议。3月2日至6月15日期间，甄勇分多次向虞维生支付7万元。4月份，甄勇陆续将货物搬入涉案房屋。6月10日，甄勇与虞维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从2019年7月30日至2024年7月30日止，租金每年一付，前三年每年租金为7万元，三年后涨幅不超过ＣＰＡ指数，虞维生承诺在2019年7月30日正式交付使用，因此首付定金7万元，如虞维生违约双倍赔偿14万元，甄勇违约定金没收，如该合同正式交付，定金转为租金。后因陈晓荣未支付租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于2019年6月23日将催款通知书张贴于涉案房产，催款通知书中注明陈晓荣逾期未交付租金已构成违约，如租赁到期日仍未交付租金的，将停电停水封门。当日甄勇员工将催款通知书一事告知甄勇。7月20日后，后上田经济合作社多次以租赁到期为由，要求甄勇腾空房产。8月4日，甄勇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做出承诺，承诺“于8月20日前腾空搬迁，并补交一个月租金2万元”，同日，甄勇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支付租金2万元。随后甄勇腾空了租赁房产。甄勇多次要求虞维生双倍返还定金及赔偿损失，虞维生虽承诺支付但一直未付，故甄勇诉至原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因陈晓荣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导致本案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甄勇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与甄勇存在租赁关系的是陈晓荣还是虞维生？甄勇认为，虽然与甄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是虞维生，但甄勇在订立合同前就已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了解过涉案房产系其出租给陈晓荣，其不反对甄勇承租涉案房产，且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所在村的村民也向甄勇反映，虞维生系陈晓荣的助手，故甄勇认为虞维生系受陈晓荣委托对涉案房产进行日常管理，其有权代理陈晓荣对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故本案实际出租人应是陈晓荣。但因双方对委托事项约定不明，故虞维生也应承担责任。陈晓荣辩称其未委托虞维生出租涉案房产，陈晓荣、虞维生在2019年3月份已就涉案房产的租赁达成合议，而委托书是在2019年8月1日才出具，故与甄勇发生租赁关系的系虞维生。原审法院认为，陈晓荣虽辩称其将涉案房产转租给了虞维生，但在庭审中又自认，因与后上田经济合作社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存在纠纷，故不愿与虞维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其辩解自相矛盾。故对陈晓荣的辩称不予采纳。另，陈晓荣向虞维生出具的委托书中已明确委托事项为日常管理，故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系甄勇与陈晓荣。二、本案是否适用定金罚则？甄勇认为，双方就定金罚则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陈晓荣、虞维生未能将租赁物正式交付使用，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理应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因租期约定为5年，每年租金7万元，故约定7万元的定金未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陈晓荣辩称，甄勇在4月份已实际使用租赁房屋，应认定已经交付使用，故不应适用定金罚则，且双方约定的7万元定金等于一年的租金，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双方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在租赁期内可以正常使用房屋，而本案中，因后上田经济合作社解除租赁合同，陈晓荣在7月20日起已无法完成交付租赁房屋的义务，故应当适用定金罚则。另，双方就5年的租金总额约定不明，且约定的租金为一年一付，双方对定金的约定不应超过一年租金的20%，故定金应调整为1.4万元。三、关于损失的问题。甄勇认为，其向第三人支付的2万元及因搬迁产生的3万元费用都因陈晓荣、虞维生违约而产生，理应由其承担。陈晓荣辩称，2万元系甄勇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租赁涉案房屋而花费的租金，不应认定违约损失。至于搬迁费用，甄勇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花费3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甄勇承诺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支付的一个月2万元的租金明显高于市场价，且甄勇在知道陈晓荣逾期交付租金，后上田经济合作社多次催促腾空的情况下，仍占有使用涉案房产，存在过错，故对该部分损失应承担部分责任，故原审法院酌定该部分损失为1万元。关于搬迁费用，甄勇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其他租赁地点的搬迁记录，且对搬迁时间甄勇前后陈述不一，故酌定搬迁损失为2万元。综上，原审法院酌定甄勇损失金额共计3万元。本案中，适用定金罚则后仍不能弥补甄勇方的损失，故对超出部分的损失予以支持。四、关于律师费用。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并未作约定，且甄勇仅提供了增值税发票，未提交代理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律师费用不予支持。综上，甄勇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甄勇与陈晓荣于2019年6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20日解除。二、陈晓荣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甄勇5.6万元，双倍返还定金2.8万元并赔偿损失1.6万元，合计10万元。三、驳回甄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已减半收取），由甄勇负担1000元，由陈晓荣负担115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陈晓荣、虞维生之间的关系问题。综合陈晓荣向虞维生出具委托书、案涉录音的相关内容、证人苏某的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本案的客观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为陈晓荣、虞维生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并无不当。甄勇庭审中陈述其与虞维生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时知道案涉房屋的出租方系陈晓荣，故该《房屋租赁合同》直接约束甄勇和陈晓荣，原审法院判决由陈晓荣向甄勇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定金的问题。本案甄勇与虞维生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后，甄勇按照约定交付了7万元定金，虞维生亦向甄勇交付了案涉房屋由其使用，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如该合同正式交付，定金转为租金”，案涉定金已抵作了租金，该定金的性质已由担保债权发生了转化，定金条款不再适用；如陈晓荣（虞维生）之后违约，甄勇可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要求陈晓荣（虞维生）承担其他责任。三、关于本案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陈晓荣（虞维生）不能保证甄勇按照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使用案涉房屋，违约事实明确，应向甄勇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本案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时间并不长，甄勇在后上田经济合作社多次催促腾空的情况下仍占有使用涉案房产存在过错，综合考量双方合同履行的情况，本院酌定由陈晓荣赔偿甄勇3万元损失。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形下，甄勇要求陈晓荣、虞维生承担1万元律师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认定。陈晓荣与虞维生的内部法律关系双方可以另行解决。从实体判决结果来看，原审判决的实体结果与本院认定的结果存在一致性，故对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再予以细化更改。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实体结果尚属公平。上诉人甄勇、陈晓荣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甄勇负担2000元，由陈晓荣负担2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彦审 判 员 杜月婷审 判 员 周楚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