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6行终2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睿智，男，197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光州西街1350号。 法定代表人吕俊峰，局长。 出庭负责人曲芳丽，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曲颂军、王建智，山东君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象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天王庙村（城港路与永和路交叉口路东100米）。 法定代表人都涤非，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咸会涛、王丰，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丰，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睿智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原审第三人山东象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象阳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行初5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山东象阳公司设立于2017年1月11日，系法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杭州象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象阳公司）。山东象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吴晨波，同年4月10日变更为原告梁睿智，兼任执行董事。2018年2月6日，山东象阳公司的“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王亚楠向原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一份、加盖第三人公章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一份、山东象阳公司股东决定一份、山东象阳公司经理聘任、解聘书一份、董事监事经理信息及法定代表人信息、第三人营业执照副本等，申请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都涤非。原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审查第三人公司章程和以上材料，认为第三人提供的变更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于同年2月7日将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都涤非，同时进行了备案。 同年11月23日，因机构改革，原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司（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等职责由被告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使。 2019年5月16日，原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称其于2018年2月7日在网上查询时发现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都涤非，第三人提交的申请变更材料中原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系他人伪造，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予追认；王亚楠是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其作为第三人变更登记的委托代理人在事前事后均未联系过原告；对申请变更材料中山东象阳公司和杭州象阳公司的公章无法确定真伪，两公章不在原告处保管。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2月7日作出被诉行政变更登记行为。按照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而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将该规定修订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前述新旧司法解释对于同一起诉期限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原告自2018年2月7日知道涉案行政行为并于2019年7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本案中，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并直接从原告知道涉案变更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其起诉期限在2019年2月7日即已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部分规定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对于发生在新法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故本案应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施行后从施行日起重新计算1年起诉期限，即原告的起诉期限自2018年2月8日起1年内，至2019年2月8日。故原告于2019年7月22日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告的起诉依法不应立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梁睿智的起诉。 上诉人梁睿智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8年2月6日之前，原审第三人山东象阳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象阳公司，并且山东象阳公司与杭州象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上诉人梁睿智先生。2018年2月6日，被上诉人山东象阳公司伪造梁睿智签名、冒用梁睿智身份、盗用杭州象阳公司及山东象阳公司公章，欺骗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山东象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进行了违法变更。通过山东象阳公司的工商档案可以清晰的看出如下基本事实：系杭州象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梁睿智先生自2017年4月2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依然担任山东象阳公司的唯一母公司即杭州象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期也被伪造及骗取)。2019年5月16日，原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诉人进行询问时，明确告知原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其签字系被冒签、第三人的公章和营业执照系被盗取取得。然而，原莱州市市场监管局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一直未予调查处理。故引起本案行政诉讼。而原审裁定故意回避重要事实，曲解法律。原审裁定载明的本案争议焦点与庭审时法官总结的争议焦点有较大出入。庭审时，法官总结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2018年2月6日工商登记变更时第三人提供的文件中上诉人“梁睿智”的签字是否是其本人所签?二是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然而，原审裁定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避而不谈，完全是回避了本案的审理重点。因为只要“梁睿智”的签名是被冒签，就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严肃问题。原审法院对此完全回避，完全是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行政行为发生日为2018年2月7日、上诉人梁睿智知道变更的时间是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分旧版和新版，2018年2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起诉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而2000年3月1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起诉时间为两年。可是，即使按照原审法院自己选择适用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部分规定“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也不应该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综上，原审裁定对上诉人签字被伪造的重要事实故意回避，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偏袒了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请。 被上诉人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2018年2月6日，原审第三人就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由梁睿智变更为都涤非的变更及备案登记，向本机关提供了如下材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3)股东决定；（4)经理聘任、解聘书；（5)董事、监事、经理信息；（6)法定代表人信息：（7)营业执照。本机关审查上述材料后，认为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规定的相关材料要求及法定形式，依法进行了变更登记。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变更材料上“梁睿智”签字系被冒签的处置，属于民事争议范畴，并非行政诉讼审查范围，应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且已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2018年9月10日，上诉人因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登记材料上“梁睿智”签字被冒签所涉股权变更争议、将第三人及其母公司-杭州象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北京汇通恒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后认定：相关《股东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判断，不仅涉及签字的真伪，还涉及行为人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系民事争议范畴，并非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法院在该案中向上诉人释明后上诉人拒绝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梁睿智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重要事实故意回避的主张，原审法院的确针对本案争议总结了上诉状中所称的两个焦点问题，并且也全面进行了审理。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完全正确，上诉人的该主张没有依据。四、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上诉人于2018年2月7日知道涉案行政行为，并于2019年7月22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因本案涉及对新旧司法解释衔接期间起诉期限的计算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部分所规定的“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原则，本案应当优先适用旧司法解释2年时间计算起诉期限，但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剩余起诉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即不得超过2019年2月8日。所以上诉人在2019年7月22日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该结论业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山东象阳公司述称，本案起诉期限的确定，应当充分考虑起诉期限的立法本意。我国《行政诉讼法》设立起诉期限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公民在合法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及时维护自身的权益，以此通过司法途径规范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消除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一直或较长时间处于可受追诉的不确定状态，以保障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活动的开展，维持正常的行政管理程序。所以，在确定本案起诉期限截止日时，既要考虑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又要实现促使行政相对人尽快行使诉权的立法本意。原审裁定从新司法解释施行之日，开始计算起诉期限，已经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诉权，也兼顾了促使行政相对人尽快行使诉权的立法本意。参照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该《规定》”)针对再审申请期限由2年变为6个月，如何处理新旧法衔接问题，该《规定》第六条明确载明：“当事人对2013年1月1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裁定或者调解书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审查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但该期间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届满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而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于2018年2月6日，被答辩人于同年2月7日得知该行政行为，若适用已被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年期限的规定，起诉期限应于2020年2月6日届满，但2018年2月8日开始实施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是1年，从施行之日开始计算，剩余的起诉期限应当截止至2019年2月7日。而上诉人却于2019年7月22日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显然已过。综上，原审裁定应当得到维持。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本院审理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同意原审裁定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上诉人自认是在2018年2月7日知悉被上诉人作出工商登记变更事项，于2019年7月22日向原审提起诉讼，已超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上诉人对此主张理由因与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立案告知书”和“受案回执”、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撤销山东象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钱塘新区分局“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以及有关关联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上述证据证实了有关公司涉及刑事立案和工商变更登记被撤销情况，但并未证实原审第三人山东象阳公司在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过程中，因伪造签字，当地公安机关已就山东象阳公司被职务侵占予以立案受理的情形，上诉人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或撤销被上诉人的工商变更登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七十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加松 审判员  杨金勇 审判员  纪晓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付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