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谈建强，男，197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江苏常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于家村袁家村民小组。负责人：颜国忠，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谈建强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于家村袁家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袁家村民小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民初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谈建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予以审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不得提起诉讼，因此其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1.被上诉人行使诉讼权利应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属于村民小组，当村民小组作为原告行使诉讼权利时，应当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否则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答复》，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应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以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由村民小组长为主要负责人提起，但村民小组长以村民小组名义行使诉讼权利，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根据需要可以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结合本案，袁家村民小组起诉要求谈建强支付拖欠的承包金，属于“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应当履行村民会议的民主议定程序。2.袁家村民小组事实上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谈建强与袁家村民小组组长石国良存在私人纠纷，石国良用职务之便对谈建强提起诉讼，是“公报私仇”，就本案的起诉根本未履行村民小组民主议定程序，故袁家村民小组在一审中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本案中袁家村民小组必须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否则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未审查袁家村民小组的主体资格，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本案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审中，谈建强补充上诉理由：1.鱼塘承包合同系双方的意思表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鱼塘承包合同中商定鱼塘平塘还田后承包人所交的承包费予以返还抵平塘费用，不能理解为承包人可以免交全部承包费，否则将严重损害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与事实不符。因鱼塘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谈建强根据合同约定平塘复耕，支付了与后续承包金对等的成本，故无需再支付承包金。2.袁家村民小组于2020年1月3日起诉，诉请的2014年1月-2017年1月2日的租金已过诉讼时效。袁家村民小组辩称，1.2013年，谈建强系袁家村民小组组长，组织了涉案鱼塘投标活动，相关鱼塘承包合同都是由谈建强参与起草的，告袁家村民书第五条规定“新塘中标者可以平塘还田，所有的费用村小组不承担，一切由其本人承担。”后谈建强承包了案涉的17.2亩鱼塘。2.截至二审询问之日，谈建强已有六年未缴纳承包款，诉讼是大多数小组成员的意思表示，故袁家村民小组本是本案适格原告。3.涉案鱼塘承包合同系谈建强利用村民小组长职务便利加盖村民小组印章，村委也未授权其在鱼塘承包合同上盖章，谈建强侵犯集体经济组织利益是事实。袁家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谈建强立即向袁家村民小组支付鱼塘承包金94600元(17.2亩×1100元/亩×5年)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原常州市武进区邹区镇于家村民委员会元家村民小组（因2015年常州市内区划调整，该村民小组名称变更为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于家村袁家村民小组）与谈建强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商定袁家村民小组将位于村小组面积17.2亩的鱼塘发包给谈建强，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承包金为每亩每年1100元，承包人当年交清两年承包金（其中一年抵最后一年承包金）。该《鱼塘承包合同》同时约定，鱼塘可以平塘还田，还田后所交承包金可以返还承包人，抵平塘费用，所有补贴归承包人所有。2014年1月6日，谈建强缴纳了两年的鱼塘承包金37840元，2015年至2019年五年的承包金至今未缴纳。一审庭审中，谈建强自称其于2013年当选袁家村民小组队长，当选队长之后才承包的鱼塘，当了一年队长就辞职了。另，平塘复耕花费了五六万元，包括挖掘机、人工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以非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本案中，《鱼塘承包合同》中商定鱼塘平塘还田后承包人所交的承包费予以返还抵平塘费用，不能理解为承包人可以免交全部承包费，否则将严重损害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因此，谈建强有义务按照承包合同商定的内容向袁家村民小组支付承包费。同时，考虑到该鱼塘承包合同已经签订并生效，为了维护承包合同的严肃性，谈建强已缴纳的承包费37840元应予返还，前两年承包费视为缴纳，该37840元直接冲抵后续年度承包费。综上，谈建强还需向袁家村民小组支付承包费5676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条、第四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谈建强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于家村袁家村民小组2015-2019年度（五年）承包费5676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货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于家村袁家村民小组其他诉讼请求。如谈建强未按一审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49元（袁家村民小组已预交），该款由谈建强负担509.4元，由袁家村民小组负担339.6元，谈建强负担部分由其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交付袁家村民小组。二审中，袁家村民小组认为鱼塘承包合同第八条关于平塘还田后返还承包金的条款应当无效。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谈建强提交《社员同意书》复印件一份，证明鱼塘承包合同中关于平塘复耕系经全组60户同意，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袁家村民小组认可平塘复耕的事实，但《社员同意书》仅能证明村民小组成员同意平塘复耕，不能证明平塘还田后还要返还谈建强已经缴纳的承包金。本院认为，《社员同意书》仅记载了村民小组成员同意平塘复耕，但并未确定平塘费用由谁负的担问题。二审中，袁家村民小组提交以下证据：一、案外人陶勇与袁家村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原件一份。袁家村民小组主张，该合同中没有关于平塘后返还承包金的约定，袁家村民小组所有承包鱼塘的成员均持有陶勇与袁家村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格式的合同，而非谈建强手中持有的约定平塘后承包费返还抵平塘费用的鱼塘承包合同。二、谈建强与袁家村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手机照片打印件一份。袁家村民小组主张，与谈建强一审提交的《鱼塘承包合同》不同，该《鱼塘承包合同》载明颜国忠在合同上署名日期为2020年1月6日。在一审中，谈建强陈述《鱼塘承包合同》系其与队委商量后形成的，但当时颜国忠并非队委，该手机照片打印件系谈建强找颜国忠签字后颜国忠拍照留下的。三、《告袁家村民书》原件一份。《告袁家村民书》第五条规定“新塘中标者可以平塘还田，所有的费用村小组不承担，一切由其本人承担。”以上三份证据共同证明平塘复耕费用应由谈建强自己承担，与村民小组无关。谈建强认可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无法证明袁家村民小组的证明目的，谈建强与袁家村民小组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系另行协商签订，重新确定平塘费用的负担。经查阅一审卷宗、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询问双方当事人，本院补充确认以下事实：一、在2013年谈建强担任袁家村民小组组长期间，袁家村民小组成员在记载日期为2013年11月27日的《社员同意书》中签字确认同意鱼塘复耕。当年12月，袁家村民小组出具《告袁家村民书》一份，记载：“现我组的所有承包的新老鱼塘都要到期，经队委与部分村民商量定出以下几点定向意见…….五、新塘中标者可以平塘还田，所有的费用村小组不承担，一切由其本人承担。六、凡中标者交款方式：老塘一次交清，新塘当年交清两年的承包金，其中一年抵算最后一年的承包金……”在未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情况下，谈建强与袁家村民小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其中第八条约定“鱼塘可以平塘还田，还田后所交承包金可以返还乙方，抵平塘费用，所有补贴归乙方所有，到期后田亩归村小组所有……”其后，谈建强不再担任袁家村民小组组长。二、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谈建强的妻子高小燕出具承诺一份，主要内容记载：“我叫高小燕是于家村委袁家村人，我家在2014年承包了队里的17.2亩鱼塘，当时我已交了二年承包款，现我在2020年1月23日前再交六年计113520元……”一审中，谈建强认为承诺的内容是邹区司法所调解员谢建伟写的，其妻子高小燕签字按印，当时谢建伟承诺陶勇的钱由谢建伟收，并撤掉石国良的队长职务，如果这两个条件可以满足，就叫妻子高小燕签字按印，但是谢建伟承诺的事情一件都没做到，所以不认可该承诺，石国良作为队长，做事不公平，有的人家二十年的租金不收，专门针对我。三、二审审理期间，袁家村民小组组长由石国良变更为颜国忠。四、谈建强承包的17.2亩鱼塘系《告袁家村民书》中记载的原张志文承包的鱼塘，系新塘。五、一审中，袁家村民小组起诉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算利息，经释明后，袁家村民小组确认系笔误，变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六、本案一审判决书于2020年3月4日送达袁家村民小组。本院认为：一、关于袁家村民小组的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谈建强于2013年担任袁家村民小组组长期间出具的《告袁家家村民书》与其和袁家村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关于涉案鱼塘平塘还田费用的负担相互矛盾。因签订合同时，谈建强仍系袁家村民小组组长，其不能证明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时已经村民小组民主议定程序同意或经村委同意，结合同一时期袁家村民小组与其他农户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并未有平塘还田费用由村民小组负担的约定，故对于合同中关于平塘还田后平塘费用的负担应作对谈建强不利的认定，谈建强应当向袁家村民小组交纳鱼塘承包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明确村民小组长以村民小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该复函的目的在于防止村民小组长利用职权通过诉讼程序侵犯村民利益。本案中，谈建强拒不交纳到期承包金已经侵犯了袁家村民小组的权益，故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据此，袁家村民小组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侵犯村民小组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予以维护。对于谈建强关于袁家村民小组不具有原告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中，谈建强未提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且未明确否认袁家村民小组每年都向其催要承包金的主张，故对于谈建强关于2014年1月-2017年1月2日的承包金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理涉。本案中，袁家村民小组认为涉案鱼塘承包合同第八条关于平塘还田后返还承包金的条款应当无效，不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但在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其并未向法院提出上诉，应视为袁家村民小组对其上诉权利的放弃，相应后果应由袁家村民小组承担。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且取消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在此情况下，今后利息要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货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56760元承包费的利息不当，应予以纠正。本院确认：谈建强除仍应当按照一审判决向袁家村民小组支付承包费56760元外，还应以56760元为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付标准，向袁家村民小组支付自2020年1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谈建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认定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民初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民初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谈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于家村袁家村民小组2015-2019年度（五年）承包费56760元及利息（以56760元为基数，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付标准，支付自2020年1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谈建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9元（袁家村民小组已预交），由谈建强负担509.4元，袁家村民小组负担33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9元，由谈建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希夷审 判 员 王 莹审 判 员 刘岳庆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骆云辉书 记 员 张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