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终5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磊，男，198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莎，天津知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成林，男，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平昌县。上诉人姚磊因与被上诉人冯成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7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姚磊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冯成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1、虽然借款发生在2013年7月12日，但是姚磊每年都在向冯成林催要款项，冯成林一直以北京天好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好伟业公司）经营为由，请求看在其情分上暂缓还款。从姚磊一审提供的2017年10月10日的录音可知，姚磊一直在向冯成林追讨借款，因冯成林希望不执行其房产，并表示尽力还款，姚磊才迟迟未走法律程序。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一直处于重新计算的状态，并未届满。2、姚磊作为抵押权人持有有效的他项权证，抵押登记自2013年7月17日至今一直持续有效，双方当事人从未办理撤销抵押的相关事宜。二、在姚磊一审提供的2017年10月10日的录音中，冯成林明确作出了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足以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断条件。因此，应当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三、双方未达成任何新的协议或是承诺要约。本案双方一直在为冯成林如何履行债务、如何还款、如何增加担保进行协商。这期间的所有行为应当视为姚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追讨债务的行为，冯成林于2017年8月26日修改协议的行为应当视为其为努力履行债务而增加担保，而非新的要约，也未达成协议，且未签字。在冯成林亲笔修改的《还款协议》中的第四条，冯成林划掉原“如房屋不能过户，甲方（冯成林）、丙方仍承担还款责任，各方应就还款方式友好协商”，亲笔修改为：“如该房产被拍卖，乙方未得到案款本息的分配，甲方和丙方以货币的方式履行债务的支付”，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还款意愿。同时，在2017年9月3日的微信中，冯成林称“两份还款协议相对完善很好。就这样吧。”此系冯成林作为债务人对《还款协议》中其本身责任义务的肯定与承诺。债务人为还款增加担保人或担保物，作为债权人当然欣然接受，而作为保证人未签字盖章，并不能影响债务人的还款意愿与承诺。如因此被判定为新的要约从而不再计算诉讼时效，有失公允。而且，即使视作新的要约，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只能视作还款的磋商过程。此后，在2017年10月10日录音证据中，冯成林明确提出“要承担责任，要还债”，且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进一步说明了冯成林当时的还款意愿以及同意履行义务的态度。该行为足以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目的。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诉讼时效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规定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认定“同意履行债务”提出了更高的成立标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冲突，于法无据。本案中，冯成林已经明确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冯成林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不应予以支持。五、本案一审中，姚磊起初以借款公证书中的借款人冯成林、傅敏为共同被告，后因无法联系到傅敏，为避免公告送达耽误案件的审理进程，且涉案抵押房产登记在冯成林个人名下，经一审法院释明，姚磊撤回了对傅敏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冯成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姚磊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主债权发生的时间为：第一笔60万是2013年7月12日，第二笔60万是2013年7月22日。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分别是2013年9月10日和2013年9月22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分别是2015年9月9日和2015年9月21日，姚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前述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冯成林主张过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出借资金并非来源于姚磊本人，姚磊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姚磊在一审中提供录音和微信截图，据此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中断。上述证据并非姚磊本人录制，而是其代理律师在冯成林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诱导和欺骗的方式私自录制，内容既不真实、也不合法，不能直接、完整地还原案件真实事实。三、在本案借贷关系中，姚磊扣押冯成林银行网银、房产证、身份证等原件，2013年7月初，在案外人业务员董树生（真名董葆生）和贷款介绍人张树梅的安排下，以公司的名义出钱帮冯成林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过桥”，后提高额度重新办理贷款为幌子，实际借贷是自然人对自然人，这些人欺骗冯成林和其前妻于同年7月12日与姚磊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在北京方正公证处办理了借款公证，当天还骗取了冯成林支付的3万元贷款过桥服务费，2013年7月17日又欺骗冯成林前往通州区房产交易中心，将冯成林名下两处房产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姚磊虽然分先后两次将出借款项转入冯成林名下银行账户，但其利用扣押冯成林网银的便利，当即将刚到账的出借资金先后分数次擅自转出。冯成林名下银行账户中，除冯成林通过柜台取现3万元，支付给姚磊作为贷款过桥服务费以外，其余的借款117万元至今流向不明。姚磊故意制造冯成林名下银行流水的痕迹，伪造双方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关系成立，之后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债权，最后以法院胜诉的判决执行冯成林名下房产，从而获取巨额违法收益。姚磊背后存在三家P2P职业放贷平台，其公司组织机构严密、分工明确。基于上述借贷流程，姚磊及其代理律师彭莎及若干案外人涉嫌知识型“套路贷”虚假诉讼。姚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成林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3年9月24日起至上述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2．判令姚磊对冯成林提供的两处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冯成林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借款合同签署与履行情况2013年7月12日，冯成林与案外人傅敏作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姚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冯成林与傅敏向姚磊借款120万元，借款期限为60个日历日，借款起始日以姚磊出款日转账凭证为准。借款期内利息为月利息1．7%，如发生逾期，冯成林与傅敏每日需支付未还借款本金的千分之三作为滞纳金。2013年7月12日，姚磊名下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范金燕转来60万元款项后当日转至冯成林名下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天通苑支行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7月22日，姚磊名下银行账户再次向冯成林名下前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出60万元。2013年7月17日，冯成林为其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大街19号6号楼2层122号房产设立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姚磊，债权数额为60万元，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次日，冯成林为其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大街19号1号楼1层商13房产设立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姚磊，债权数额为60万元，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二、姚磊、彭莎与冯成林协商还款的经过2017年8月3日，彭莎与冯成林互成微信好友。8月12日，冯成林向彭莎发送微信称“彭律：关于我与姚的借款合同，最好是申请执行齐耀军，在适当时找与姚，齐达成债权债务转出受让协议最好，对我申请执行除增加双方的成本外，还有些不利因素和风险，其中真实情况可能涉嫌……我有一些证据。所以建议对我申请执行烦请慎重考虑，不申请同样完成我债务的落实。我想就其与你单聊，看你那天方便？冯律”。彭莎则回复称“好，冯律，我在河北出差，周一回去了回您”。2017年8月14日，彭莎通过微信向冯成林发送PDF文档“还款协议（齐耀军、冯成林）．pdf”。冯成林回复称，“本息应有计算公式并说明计算标准，其标准应在合法合理的范畴”；彭莎回称“在借款事实那一项，我还没给老板看，这是大概的”。2017年8月24日，彭莎再次通过微信向冯成林发送PDF文档“还款协议（齐耀军、冯成林）．pdf”与“债权转让协议书（齐、冯）．pdf”，冯成林表示“我明天细看！”，彭莎回复称“冯律您看看可不可以，债权转让协议呢，是签完到时候如果可以直接让法院把案款达到范金燕那边，趁着张配合，一起签了。”2017年8月26日，冯成林向彭莎发送照片与微信称“我的修改烦请你别介意，仅供对此的建议和参考！”彭莎回复称“好，您发给我”。2017年8月30日，冯成林向彭莎发送微信称“哦！另外，张树梅拖而不解决，建议先把齐耀军申请执行，他在履行时一并把我的债务加进去合并履行。此想法给你燕姐说说，我已经把此想法给你胖哥说了。”彭莎回复称“好的，签完这个咱们一起商量着怎……”2017年8月31日，彭莎向冯成林发送PDF文档“还款协议（齐耀军、冯成林）NEW．pdf”，并称“按照您的改的，您看看”。冯成林回复称“还得作出必要的补充。下午回办公室做好后给你发过来。”2017年9月3日，冯成林向彭莎发送微信称“小孩：后起之秀，两份还款协议相对完善很好。就这样吧。那天方面和你燕姐一块聚聚？聊聊？冯”，彭莎则回复称“好啊”等，后续冯成林继续发送微信称“下周听我信吧！你那边让小胖先联系张树梅。我这边积极配合并促成”，彭莎回复称“好的”。2017年9月8日，冯成林向彭莎发送微信称“把你确定齐耀军那份还款协议用微信发过来，我送给张树梅，你发她的没收到。”2017年10月10日，彭莎提交的录音摘要中显示：冯成林曾说“但是呢，我已经签字了，我推不翻了，我知道我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既然我签字了，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否认这个债权”；“就是齐耀军那个180万加上我那个120万元那个，一共本金是300万，原来上次确定的数是480万，假如说人家再退一步，在480万的基础上，再免四个月”；“但是呢，最终，这个债肯定是要还的，这个钱。我的态度，我一直肯定是，我肯定是要承担，但具体怎么样承担，我现在能力，实事求是，民生银行我现在还担着利息呢，我只要稍微缓过来的话，我个人，可以还一部分，但是你们申请强制执行是你们的权利”。彭莎与冯成林双方微信往来的还款协议文本包括以下内容：借款人为冯成林与傅敏，出借人为姚磊，连带担保人为天好伟业公司，张树梅与齐耀军。2013年7月12日，冯成林、傅敏向姚磊借款12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7月12日起60个日历日。还款事实为截止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冯成林、傅敏一直未能归还姚磊借款本息。姚磊放弃逾期滞纳金，天好伟业公司、张树梅与齐耀军就冯成林、傅敏应还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截至2017年8月12日，冯成林、傅敏应还本息共计2199600元。还款方式为以齐耀军名下“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位于朝阳区农光里214号楼7层701号建筑面积63．59平方米的房产，以单价8万元（单价经齐耀军确认）作价抵债给姚磊，剩余房屋价值作为另一债务的担保（齐耀军，本款使用人）。该房屋过户到姚磊指定人名下后，各方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后文打印的“如房屋不能过户，冯成林、傅敏、天好伟业公司、张树梅与齐耀军仍承担还款责任，各方应就还款方式友好协商”一句被删除，改为手写文字“如该房产被先期债权拍卖，姚磊未得到案款本息的分配，冯成林、傅敏、天好伟业公司、张树梅与齐耀军以货币的方式履行债务的支付”。该协议各方没有签字。姚磊未提交其曾向冯成林、傅敏主张过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其他证据材料，姚磊于2019年1月1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本案诉状。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查明事实，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应确定为：一、姚磊对冯成林的债权请求权所对应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冯成林是否作出了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一、案涉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本案中冯成林、傅敏与姚磊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实际放款后60个日历日。冯成林名下前述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分别于2013年7月12日与7月22日收到60万元款项，因此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应分别确定为2013年9月10日与2013年9月22日，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分别为2015年9月9日与2015年9月21日。因姚磊并未提交其于前述届满之日前向冯成林、傅敏主张债权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主债务对应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冯成林有权提出不履行抗辩。二、冯成林是否曾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冯成林于其答辩意见中提出了不履行抗辩，而姚磊主张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莎与冯成林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的微信往来与对话记录表明冯成林承诺还款，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因此姚磊起诉仍在诉讼时效期间之内。对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应以诉讼时效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作为判断依据。该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冯成林提出不履行抗辩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冯成林是否向姚磊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首先注意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中断诉讼时效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不同的是，诉讼时效规定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认定“同意履行义务”提出了更高的成立标准，即义务人应当以意思表示的方式“同意履行义务”。换言之，诉讼时效规定实质上要求双方当事人就原债权债务关系再次订立合同，而非单纯的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而对于义务人是否作出这种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应当参照要约与承诺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具体而言，案涉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虽然届满，但主债权本身并未消灭，只要义务人冯成林再次作出相当于承诺的“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冯成林即应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并且应当继续履行主债务。但是，此处的承诺应当与相当于要约的原债权债务关系一致，不能出现实质性变更，否则便相当于发出了新的要约，进而需要原债权人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分析，一审法院应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姚磊与冯成林二人的全部协商过程进行综合、全面的审查。对冯成林与姚磊本案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莎于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所进行的多次微信交流以及现场对话记录进行整体审查后，一审法院认为冯成林始终坚持要将案外人齐耀军、张树梅与天好伟业公司作为担保人一并纳入原债权债务关系当中，并将担保人提供乃至先履行担保义务作为此后自己承担还款义务的必要前提。特别是案涉补充协议中对还款方式做出的特别约定，即冯成林要求以齐耀军名下房产折价抵债，或者在该处房产经拍卖所得价款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才承担还款责任。该特别约定属于对履行方式的变更，应当认定为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实质性变更，据此补充协议构成了新的要约。但直至本案庭审之时，案外人齐耀军、张树梅与天好伟业公司并未作出前述承诺，补充协议未被实际签署或履行，原债权债务亦没有发生变更。因此一审法院不能推定冯成林在其坚持主张的履行前提并未成就的情况下已经同意受补充协议约束，并据此作出了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此外，就意思表示相对方的立场而言，一审法院仍需审查姚磊是否能够合理信赖冯成林已经作出了满足上述要求的意思表示。在协商过程中，姚磊的代理人彭莎与冯成林围绕该补充协议进行了反复的协商与修改，该过程足以充分表明冯成林本人是否作出了愿意受其约束的意思表示，应当以补充协议是否签署为准，而非协商或对话中的阶段性表述。姚磊主张在2017年10月10日的商谈现场，冯成林曾表示愿意承担案涉债务，但结合前文论述以及张树梅同在该现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不宜将冯成林该种口头表述认定为意思表示，而应将其认定为冯成林为促成补充协议的达成而做出的协商话语。综上所述，在冯成林、姚磊、张树梅等人最终并未签署该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冯成林并未作出对原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实质性变更的，同意履行案涉借款合同项下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据此，冯成林在本案中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提出的不履行抗辩成立，姚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姚磊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冯成林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阜外大街派出所于2020年6月9日出具的《受案回执》及其本人提供的《报案材料》，证明冯成林已经针对本案借款，就范金燕、董葆生、姚磊及张树梅等人涉嫌套路贷诈骗一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后经本院调查核实，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已于2020年7月2日作出京公西刑立字[2020]5254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冯成林被诈骗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冯成林针对姚磊在本案中起诉要求其偿还120万元借款这一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范金燕、董葆生、姚磊及张树梅等人涉嫌诈骗，目前公安机关已对该案予以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鉴于冯成林已就本案借款事实向公安机关举报姚磊涉嫌诈骗，且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侦查，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姚磊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76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姚磊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4元退还姚磊，姚磊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4元亦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