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9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星亮，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维花，女，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明，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萱，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月亮，男，195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华，上海建纬（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峰，上海建纬（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星亮、闫维花因与被上诉人周月亮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8）新0109民初4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星亮、闫维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明，被上诉人周月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华、胥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星亮、闫维花上诉请求：1.撤销判决第一项即周星亮、闫维花向周月亮支付欠款400万元；2.撤销判决第二项即周星亮、闫维花支付欠款35万元；3.驳回周月亮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撤销.（一）原审认定：证人王忠、李进的证言内容是关于合伙出资、盈余分配比例，被告给付原告800万元，占胜金乡煤矿出让价款的比例与二矿以2600万元出让后出具给原告的欠条中400万元占比例大致相当，原告证人证明力较之二被告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更接近建矿初期的客观真实情况，且为肯定证据，被告的不同意给付行为不能当然否定原告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一审法院针对上述事实的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在吐鲁番地区所承包的煤矿的主体是上诉人作为承包人签订的相应合同。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且在4个人合伙的情形下，应形成书面的合伙协议，而不是口头协议。证人王忠和李进的证言都不能清楚的证明上述事实。其一，从上诉人自1993年年初担任吐鲁番市煤炭经销公司从事管理工作时间来看，证人所证明的从事管理工作的开始时间为1991年，与上诉人实际从事管理的时间为1993年开始相互矛盾。其二，周星亮1993年与吐鲁番市煤炭经销公司之间的关系为聘用的管理人员，而非承包关系；其三，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无须带资投入，仅为从事管理工作，而非承包关系，其四，证人证言均为“听说”，因此，原审法院的认定只是推定而不是采信的肯定证据。其次，上诉人所承包的煤矿上交的承包费以及后期购买煤矿的费用均为上诉人个人支付，被上诉人没有支付一分钱，在承包煤矿的财务账上根本就没有被上诉人以及其他合伙人交纳2万元的入伙资金。从后期胜金煤矿支付的购买价款也是上诉人单独交纳支付的，不存在其他合伙人出资购买的情形。在胜金煤矿转让时，上诉人基于原煤矿管理层所做出的贡献，上诉人给予数额不等的奖励，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收到的800万元视为煤矿转让之后的利润分配款，并且与后期二矿转让后的比例做相应的比较，认定为出让价比例相当，完全是一种自我推断，完全没有从案件的客观事实出发以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判断认定。再次，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直属亲戚，对于煤矿的承包经营和购入需要大量的资金，若存在合伙关系，兄弟们之间会清晰的证明合伙关系的存在，上诉人的大哥也同样在煤矿工作，都清楚的证明800万元是胜金煤矿转让给付的情分钱。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利润分配角度而言，胜金煤矿的转让是对前期生产经营的结算。当胜金煤矿转让后被上诉人获得所谓的利润分配款项后，表明他们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终结，合伙事务已结算完毕，而星亮二矿属上诉人自行投入建设的煤矿，根本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且将二矿转让后的800万元以及400万元作为比例比较，属错误认定，应予以撤销。（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下述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以被告周星亮名义承包经营的吐鲁番市大河沿煤矿”错误。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自认其自1993年起在被吐鲁番煤炭经销公司聘任为管理经理，并无承包该矿的事实存在，该事实对上诉人来说系消极事实，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应由被上诉人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及举证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证明上诉人承包大河沿煤矿的事实存在，其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亦分别对煤矿的经营管理时间分别做了相互矛盾的陈述，一审认定采用两份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认定此事实，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两矿合并设立了吐鲁番市规划九万吨·煤矿六号井”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吐鲁番地区行政公署吐地行函［2004］51号《关于承诺关闭吐鲁番市胜金乡煤矿和二堡乡煤矿的函》，用以证明“星亮一矿”的设立过程。依据该份证据，星亮一矿系上诉人2004年6月购买的二堡乡煤矿及2004年9月购买的胜金乡煤矿合并改扩建而来，该矿与西戈壁煤矿、前述大河沿煤矿均无任何合并或承继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星亮一矿”，即规划九万吨煤矿六号井系西戈壁煤矿与胜金乡煤矿合并设立，严重背离事实。事实上“星亮一矿”不存在，也没有“星亮一矿”这一煤矿。3．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工作时间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先是认定被上诉人自1991年起在上诉人处工作，后又陈述被上诉人自1995年起在上诉人处工作，前后矛盾。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其认定证人证言的内容前后矛盾。①与王忠证人证言矛盾。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的初始，系上诉人在1991年出资了2万元，后在该出资基础上，煤矿资产累计积累至今。但该院用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人证言王忠所陈述的“星亮二矿”的设立过程却显示，该矿系用房屋贷款出资的，并非煤矿资产的累计而成。这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两种合伙设立方式。②与李进证人证言笔录矛盾。一审法院查明西戈壁煤矿的承包终止期系2002年7月10日，胜金乡煤矿承包的起始时间系2001年8月15日，胜金乡煤矿的购买时间系2004年9月17日。基于此，后矿的承包时间早于西戈壁煤矿一年，购买时间晚于西戈壁煤矿两年多，这与李进在另案中陈述的胜金乡煤矿系西戈壁煤矿赚的钱购买的事实明显不符。5．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800万元系“被上诉人实际参与了煤矿出售后款项的分配”错误。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转款凭单显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备注中无任何一笔存在类似“分红”等证明该款项系用于分配的支出，反而显示的是“还款”“还借款”，该还款系上诉人基于亲情关系，以不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为前提而支出的款项，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款项用途错误。（三）一审法院否定周永亮的证人证言，采纳王忠的证言与李进在另案的证人证言笔录错误。1．周永亮证人证言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周永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同胞哥哥，证言在法律上无倾向性；其与二人之间的作证距离相等，不存在与某一方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同时，其全程直接参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调解，其陈述最能反映二人调解时的客观事实情况。基于此，证人周永亮的证人证言的作证价值明显高于其他证人证言，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王忠证人证言大多系猜测及听说的事实，且存在前后矛盾，亦与上诉人存在过节，其证人证言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①王忠证人证言中提到：其1995年承包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的大河沿煤矿，且被上诉人在该矿管井下工作。该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1995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西戈壁煤矿（皮牙孜拉矿）工作相互矛盾。②假设王忠陈述的其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真实存在，则在其明确陈述“我没有见过他们之间的协议”的前提下，仅以承包合同中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名字臆测二人存在合伙关系，明显依据不足。③王忠已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不清楚胜金乡煤矿的购买及出让金额，亦未见到任何书面协议，却能推断出二人的合伙份额及利益分配方案，即被上诉人在胜金乡煤矿出售后“应该分80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④“星亮二矿”系上诉人在2005年购买的七泉湖镇美其特阿勒迪居委会第一煤矿（十号井）改建而成。王忠在庭审中明确陈述了该矿“投入大概200万左右，都掏的钱，用房子抵押贷款，他们还的，井卖了还，贷款合同我不知道，一起搞管理的好几个人，我没有看见，听说的”，“胜金乡煤矿卖了以后．．．．．．剩下的钱建井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拿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依据上述陈述，王忠并不清楚“星亮二矿”的设立过程，亦对“星亮一矿”与“星亮二矿”之间是否存在承继关系一无所知，但却仅凭听说的上述事实，臆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均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事实依据。⑤王忠证人证言显示其听说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掏的钱，用房子抵押贷款，他们还的，井卖了还”亦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原告主张其合伙出资2万元，后在该出资基础上，煤矿资产累计积累，至最终以2600万元的价值转让”相互矛盾。⑥王忠曾在证人证言中陈述，上诉人承诺给其买车买房，但最后什么都没有。首先，该事实本身不存在。其二，假设该事实存在，则王忠对于十几年前的一个承诺耿耿于怀，会直接影响到该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证明力明显低于一般证人证言。3．李进在另案中的证人证言笔录作为本案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既不符合法定程序，内容亦违反证据规定。①证人必须本人出庭作证，并签署《证人保证书》，因此取得的证人证言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李进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亦未签署《证人保证书》，其在另案中的证人证言笔录在本案中依法不可作为证人证言使用。②李进在证人证言中明确陈述其“书面协议没有见过”“每人给了两万块钱，没见到钱交给谁了”，则此为其客观陈述亲身感知的事实，本身并无违规之处。但基于此，李进臆断出2万元系合伙出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一）上诉人在吐鲁番经营煤矿以来，被上诉人一直受聘于上诉人，双方无任何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人与其有入股合伙的相应证据。被上诉人采取闹事阻挠新股东的生产经营，目的是使上诉人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处于违约状态，让上诉人处在将要受到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巨额赔偿的情况下，为了免除巨额赔偿的风险，无奈向其出具400万元的欠条。此情形属于胁迫和乘人之危，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利用合同履行的状态，故意造成上诉人违约的因素，迫使上诉人书写欠条以达到个人闹事的目的。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来看，若上诉人不书写欠条，被上诉人还会继续闹事，其后果为股权转让合同被解除追责，在巨大风险面前，上诉人被迫书写欠条以达到合同履行风险的消灭。（二）2016年10月10日，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凯莱能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100%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为2600万元。协议签订后，股权受让人向上诉人支付合同定金500万元。2016年12月11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所在的煤矿无理闹事，阻止股权受让人的工作人员的正常施工。此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行为尚未完成，被上诉人一直闹事到2016年12月17日，期间股权受让人向吐鲁番七泉湖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所长出警，并对被上诉人劝阻，但被上诉人不听劝阻，继续阻挠股权受让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016年12月15日，山东凯莱能源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发出告知函，告知上诉人立即前来将被上诉人周月亮带走，保证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否则将依据股权转让协议，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上诉人双倍返还所500万元定金，并承担项目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上诉人接到告知函后，于2016年12月17日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二哥求救。上诉人书写400万欠条后，用手机微信拍给被上诉人，欠条留存于二哥处，之后被上诉人才离开了闹事的煤矿返回乌市，在其二哥的面前书写由本人签字的不再闹事的承诺书一份。上述事实由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派出所证明、山东凯莱公司告知函、欠条、承诺书、证人证言加以佐证。依据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首先，上诉人所转让的公司股权属上诉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兄弟关系，虽然有亲属关系，但是就股权转让事项，若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再者，公安派出所以及股权受让人均证明被上诉人自2016年12月11日至2016年12月17日，在转让煤矿所在地阻挠生产经营，由此而造成上诉人承担定金双倍返还以及损失500万元，合计1500万元的赔偿风险，由此而引发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解除的风险。另，上诉人所书写的欠条是在其二哥家写好后，拍照微信发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看到欠条后停止闹事，此情形造成上诉人无法交易面临巨额赔偿的风险。因此上诉人处于合同违约的危难困境，不得已而做出的对自己不利的意思表示，即书写400万元的欠条。上述事实的发生无须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就可以实现和达到。（三）上诉人承包经营煤矿的基本情况如下：（1）1993年年初，吐鲁番市煤炭公司从吐鲁番市大河沿镇后山矿区经销公司处承包了亚尔乡煤矿，并聘请上诉人周星亮管理生产，周星亮之后又邀请了刘福军、周月亮、闫维新等人参与管理，由吐鲁番市煤炭公司向管理人员支付相应的工资。此矿为柴油机发电，发电功率10千瓦，5000吨/年产。后因井下出水导致无法正常生产，于1994年年底关停。（2）1995年吐鲁番市煤炭公司将皮牙孜西拉煤矿（又称西戈壁煤矿）承包给周星亮，合同签订主体为周星亮，承包期为1995年7月10日--2002年7月10日，此矿规模为年产3万吨/年。（3）2001年吐鲁番市胜金乡人民政府将其所有的胜金煤矿以承包方式承包给周星亮，合同签订主体为周星亮，承包期为2001年8月15日--2010年8月15日，此矿为3万吨/年煤矿。之后因政府出台关停合并小型煤矿、组建9万吨煤矿，胜金乡人民政府与吐鲁番市二堡乡政府将两个煤矿的财产转让给周星亮，周星亮独立出资购买上述两矿后，合并设立9万吨的新建矿井，其中胜金煤矿转让价65万元，二堡乡煤矿转让价70万元，两矿合计135万元。上述两个3万吨煤矿改造升级为年产9万吨矿井，周星亮总计投入5200万元（有资产评估书为证）。2009年新矿井建成、试运转后以5000万元转让给山东枣矿有限公司。（4）2005年1月吐鲁番七泉湖镇第二居委会将第一煤矿（3万吨/年矿井）以270万元的价值转让给周星亮，周星亮独立支付了相应对价。根据吐鲁番地区行政公署吐地行函（2004）6号《关于承诺关闭吐鲁番市七泉湖镇第二居委会第一煤矿和第二煤矿的函》，周星亮购买此矿时此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购买的目的将3万吨矿井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升级改造为9万吨矿井，原有的3万吨手续注销，新建的9万吨矿井设定为星亮二矿。2011年5月设立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为周星亮、闫维花，其中周星亮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闫维花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周星亮从购入居委会第一煤矿到升级为9万吨矿井，前后投入约4000万元，评估值为6200万元。第一煤矿关闭后新建的9万吨矿井，设定为二矿，设立时间为2011年7月，分公司名称为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二矿。此矿在2014年发生较大安全事故，死亡4人、伤2人，经新疆煤矿安全监察局调查，处理结果为关闭9万吨矿井，保留9万吨矿井的各项证照，后2017年9月周星亮、闫维花将其股份转让给山东凯莱公司。以上承包合同及注册档案均证明，上诉人周星亮自1995年3月在吐鲁番市从事煤矿承包经营以来，所有的合同签订主体均为周星亮本人，而非被上诉人。从皮牙孜西拉煤矿承包合同中反映，上诉人承包煤矿后所完成的后续工程造价为79万元，因此，被上诉人所陈述的合伙从皮牙孜西拉煤矿开始的事实，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三、承包合同、资产转让合同证明上诉人周星亮为合同履行主体，被上诉人无任何投资行为煤矿的承包建设以及煤矿的改扩建均需大量资金投入。被上诉人被聘为工作人员后，从工资表中反映，煤矿按期向其发放工资。从工商登记的手续以及承包合同资产转让合同均反映，上诉人为独立的合同履行主体，从前期的煤矿承包到后期的资产转让，新井的建设，各主体均没有关联性属独立的民事主体，从承包合同、资产转让合同、新井的建设到星亮公司的设立，均证明上诉人为独立的民事行为。若皮牙孜西拉煤矿为合伙关系，该主体已消亡，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兄弟二人为合伙关系。可见民事法律行为的建立与确定，必须由相关证据证明客观事实的存在才能成立，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无证据证明的，其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向法院起诉的无合伙关系是从居委会第一煤矿所引起，从第一煤矿的资产转让合同价款的支付、二矿新井的建设、星亮公司的设立，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投资行为。案件本身被上诉人也非合伙人身份，若属合伙人身份，重大的投资被上诉人也必须有出资行为，才能证明兄弟二人有合伙关系。合伙关系的确立条件，第一为口头双方认可的合伙关系；第二有书面的合伙协议；第三必须有合伙资金的投入；第四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的承担履行事实等。四、被上诉人的诉请应予以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形成的债务，是因被上诉人声称煤矿的生产及经营、转让均有合伙关系的情形下产生，为此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诉讼，确认双方无合伙关系。该案米东区人民法院判决无合伙关系，而中院认为属消极诉讼，无合伙关系属案件的抗辩理由，无须单独诉讼。因此本案需要确定是否具有合伙关系，以此来确定债的由来。无合伙关系就无合伙之债，被上诉人所起诉的债的由来也属合伙之债。被上诉人所声称的合伙关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错误。依据《民通意见》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合伙协议，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认定合伙关系须同时构成：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本案中，关于是否具备其他合伙条件，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合伙条件”；关于是否存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人证言，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申请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一名与被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一审法院未作认定；王忠系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李进系未出庭作证且未签署《证人保证书》的证人。从前所述，本案并不符合适用《民通意见》第五十条规定来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支持被上诉人一审诉请错误。（二）一审法院未能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依据证据（含优势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已经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证人证言的作证距离均相当的前提下（即证明力不存在《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的情形），却颠倒顺序，以该院已经认定的事实为基础，再行确认“原告证人的证明力较之二被告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更接近建矿初期的客观真实情况”。该行为系一审法院对优势证据规则的曲解适用，且不符合法律逻辑，应当依法纠正。（三）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错误。上述规定经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全文总计八十三条，并不存在一审法院所提到的第一百零五条。   周月亮辩称，自1991年承包大河沿后山煤矿至周星亮向周月亮出具欠条止，双方之间一直系合伙关系.双方具备合伙关系，且周月亮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在先后购买经营不同煤矿期间一直延续，故而胜金乡煤矿转让后800万元的分配系合伙伙伴分的款项。周星亮在转让胜金乡煤矿后给周月亮、刘福军的分配及星亮公司二矿转让后出具400万元欠条的行为，更符合合伙关系下的利润分配逻辑。综合判断双方的证人证言及陈述，周月亮一方的证人证言应当更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周星亮、闫维花合伙期间利用其掌握财产主动权的便利条件，违背曾经的口头协议约定，否认兄弟之间的合伙关系，通过寻找证人作伪证等方式企图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周月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周星亮、闫维花支付到期欠款400万元；2．要求周星亮、闫维花按月4.875‰支付2017年2月12日至2018年10月12日共计20个月的第一期到期欠款利息19.5万元、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共计16个月第二期到期欠款利息15.6万元；3．要求周星亮、闫维花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因诉讼产生的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星亮、闫维花系夫妻关系，周月亮与周星亮系兄弟关系。自1991年起周月亮就在以周星亮名义承包经营的吐鲁番市大河沿煤矿工作。1995年7月12日，周星亮以个人名义承包吐鲁番市煤炭经销公司吐鲁番市七泉湖西戈壁煤矿（皮牙孜拉矿），承包期限为7年自1995年7月10日至2002年7月10日止，承包费为84万元。2001年8月15日，周星亮以个人名义承包吐鲁番市七泉湖镇胜金乡煤矿，承包期限为9年自2001年8月15日起至2010年8月15日止，周星亮向吐鲁番市胜金乡人民政府上缴利润160万元。2004年6月6日，上述两矿合并设立了吐鲁番市规划九万吨煤矿六号井，业主为周星亮。2004年9月17日，吐鲁番市胜金乡人民政府将吐鲁番市胜金乡煤矿的全部产权转让给了周星亮。2005年1月28日，吐鲁番市七泉湖镇美其特阿勒迪居委会（第二居委会）第一煤矿转让给周星亮，周星亮自2005年至2011年向七泉湖镇七泉湖村支付转让费276.8万元。2007年2月10日，吐鲁番市七泉湖镇（第二居委会）第一煤矿变更为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二矿，法定代表人登记为周星亮。2009年9月3日，吐鲁番市胜金乡煤矿的股权以5000万转让给了山东枣矿集团龙口市草泊煤矿。自周星亮签订皮牙孜拉煤矿承包经营合同起，周月亮一直在煤矿工作，期间一同在煤矿工作的还有管理机电的刘福俊、负责销售的翟建平、总工程师王建平等，至吐鲁番市胜金乡煤矿股权转让后，周星亮于2009年9月23日、10月30日、11月17日和2011年6月10日、2012年9月5日、9月11日、10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方式向周月亮共计给付800万元。2011年5月4日，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成立，周星亮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显示周星亮、闫维花系该公司的全体出资股东。2016年10月10日，周星亮（甲方）与山东凯莱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含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名下全资煤矿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二矿的所有权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款为2600万元。后周月亮得知周星亮、闫维花转让煤矿后，以其为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二矿的合伙人为由阻止周星亮、闫维花与山东凯莱能源物流有限公司的转让协议正常履行。2016年12月17日，经周月亮与周星亮的二哥周永亮调解，周星亮、闫维花向周月亮出具欠条一份“今欠到周月亮现金肆佰万元整（400万元）。付款方式为：第一笔款200万元正（贰佰万元正）待收到买方支付的款项后约2017年2月12日支付；第2笔款200万（贰佰万元正）约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如果星亮矿业有限公司及二矿不能与买方交易此欠条作废。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清”。2017年2月28日，周星亮、闫维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上述金额400万元欠条。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7）新0109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周星亮、闫维花的诉讼请求。周星亮、闫维花不服该判决上诉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新01民终29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周月亮主张其合伙出资2万元，后在该出资基础上，煤矿资产累计积累，至最终以2600万元的价值转让；周星亮、闫维花不予认可并主张该欠条系受胁迫出具。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合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周月亮就其主张其合伙出资2万元无书面出资证明，但其一直在煤矿工作；周月亮主张存在合伙盈余分配证据系证人证言。关于周月亮提供的证言，首先，翟建平与周月亮系连襟，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王忠与周月亮、周星亮、闫维花不存在利害关系，作证距离相当，其陈述在周星亮签订煤矿承包经营合同初期即承包井下采煤，当时曾与包括周月亮、周星亮及闫维新、刘福军四合伙人签订采煤承包合同，现不能提供当时的承包合同，原因是时隔太久未予保存；证人李进身份系煤矿工长，与周月亮、周星亮、闫维花均无利害关系，作证距离相当，其证明当时亲眼所见四合伙人每人出资2万元；周星亮、闫维花提供的证言中，周永亮、周明亮与周月亮、周星亮、闫维花作证距离相当，均证明周月亮一直在煤矿工作，但从未听说其与周星亮是合伙关系，已给付之800万元仅系“情分钱”，原自愿给付的仅为300万元，800万元是经其两人从中协调基于兄弟关系增加的而非合伙分利；杨小虎和程吉福到煤矿工作时间在王忠、李进之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是周月亮自周星亮开始承包煤矿起即一直在煤矿工作，周星亮、闫维花在事实上两次对外转让煤矿经营权时均对周月亮作出了给付承诺，虽周星亮、闫维花主张系“情分钱”及受胁迫出具，但从证据形式看，证人王忠、李进的证言内容是关于合伙出资、盈余分配比例，周星亮、闫维花给付周月亮800万元占胜金乡煤矿出让价款的比例与二矿以2600万元出让后出具给周月亮的欠条中400万元占比大致相当，周月亮证人的证明力较之周星亮、闫维花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更接近建矿初期的客观真实情况，且为肯定证据，周星亮、闫维花的不同意给付行为不能当然否定周月亮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周星亮、闫维花提供的煤矿财务账目虽不能显示周月亮合伙关系，但作为煤矿生产负责人，煤矿账目中无任何签字确认等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周星亮、闫维花自己也主张财务账目不健全，同时其否认其矿上有会计，而财务凭证中却显示有会计“闫学军”，周星亮、闫维花陈述与其自己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之处。周月亮主张欠条400万元为最终合伙清算款项，目前双方证据均不能直接反映煤矿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善，双方均不申请审计，周星亮、闫维花出具的欠条可确认为双方最终清算意思表示，据此在周星亮、闫维花不能举证证明煤矿出让后给付800万元即清算完毕并认可两款性质相同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涉案400万元为周月亮最终应得合伙利润分配款。至此，周月亮、周星亮、闫维花合伙关系终结。综上，通过对周月亮、周星亮、闫维花证据的证明力的比较，周月亮就其主张的合伙关系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周月亮一直与周星亮共同在矿上劳动，在煤矿领取工资是维持其日常生活之客观需要，与周月亮同时作为合伙人身份并不矛盾，二者不具有排他性，周星亮两次将煤矿出售后均给付周月亮较大数额款项，因此周月亮就其主张除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外，周月亮并实际参与了煤矿出售后款项的分配。一审法院认定周月亮主张的合伙关系成立，其合伙清算款项分配请求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月亮、周星亮、闫维花约定付款方式合法，周月亮主张的欠款利息符合约定，依法应予支持。周月亮支出的邮寄送达费60元未实际花费，要求周星亮、闫维花承担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周星亮、闫维花向周月亮支付欠款40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周星亮、闫维花向周月亮支付欠款利息35万元［200万元×月4.875‰×36个月］，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周月亮要求周星亮、闫维花承担邮寄送达费60元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周星亮、闫维花提请证人刘福军、闫维花出庭作证。本院准许刘福军出庭作证。刘福军陈述周月亮、周星亮之间并无合伙关系。周月亮提交两份与刘福军谈话的录音证据，以证明周月亮、周星亮之间合伙关系的存在。经质证，双方互不认可对方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周星亮及证人刘福军均不否认录音证据的真实及合法性。刘福军在录音中表示自己不会为周星亮做伪证，周月亮和周星亮之间存在“君子协议”“半个股份”等内容。录音证据显示的刘福军陈述内容明显与其庭审陈述矛盾。刘福军庭审中表示录音当时有情绪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周星亮、闫维花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录音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也是本案所涉及的主要争议事实，系周星亮向周月亮所出具的《欠条》，是否系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对原合伙财产进行的利益分配协议。   首先，从《欠条》记载所反映的内容看，明确了《欠条》中约定的所欠款项存在支付条件，即星亮矿业有限公司及二矿需与买方是否完成煤矿交易为条件，否则《欠条》作废并不发生《欠条》中约定的款项支付后果。因此，欠条内容可反映出，若周月亮针对周星亮将出卖的煤矿不存在直接关联或者并不享有相应的权益，双方无需在《欠条》中将是否完成出卖煤矿交易，作为能否向周月亮支付400万元欠款的约定条件。因此，周星亮向被周月亮出具的《欠条》，从文义上更能说明，事实上系对即将出让的煤矿所进行利益分配达成的协议。约定内容上并不符合周星亮所陈述的出具《欠条》行为，系因双方处于亲属情份而自己进行的单方赠与行为。考察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的认定，《欠条》不仅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书面证据，同时，也是人民法院认定并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和对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行处分的重要事实根据。   其次，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存在《欠条》约定的利益分配，除《欠条》外，还需要结合录音证据及双方提请的多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综合认定。本案中，在存在案涉《欠条》的基础上，一审庭审中，周月亮提供了更具证据优势的证人证言。同时，二审中周月亮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二审中出庭作证的刘福军曾经和周月亮等人表示，自己不会为周星亮做伪证，周月亮和周星亮之间存在“君子协议”“半个股份”等表示。该表示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本院认为，在周星亮提请刘福军出庭的情况下，其证明目的在于否认周月亮和周星亮之间的合伙关系存在。一方面，刘福军的陈述与先前的录音证据相反；另一方面，周星亮与刘福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若其证明目的可以达成，周星亮将不以存在合伙财产分配的性质承担支付本案《欠条》中的款项。故综合全案证据，周月亮的证据具备证据优势，且其陈述和所提交的证人证言、录音证据、书面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及利益分配约定事实的认定，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周星亮、闫维花认为，涉及本案转让的煤矿与周月亮之间不存在直接合伙关系，不应向周月亮支付《欠条》中所约定的钱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周星亮、闫维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600元，由周星亮、闫维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联   审  判  员   张睿   审  判  员   王宏   二 〇 二 〇 年 七 月 三 日   书  记  员   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