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1，女，193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连，广东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1，女，197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2，男，1985年6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3，男，195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4，女，194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5，男，197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叶某1因与被上诉人戴某1、戴某2、戴某3、戴某4、戴某5赡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0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判决戴某1每月向叶某1支付2000元赡养费，转账到农商银行的账户01×××27，户名叶某1，戴某2每月向叶某1支付1000元赡养费，转账到农商银行的账户02×××92，户名叶某1；戴某3、戴某5各人每月向叶某1支付1000元赡养费。3.判决戴某1支付赡养费6万元（2015年10月到2018年10月）；戴某2支付赡养费4万元（2015年10月到2018年10月）。4.一、二审诉讼费以及一审律师费用由戴某1、戴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叶某1在2013年取得的遗产62000元，距离本案起诉已有五六年时间，叶某1作为广州生活的居民每年最低消费性支出需二万多元，而叶某1现在每年的股份分红才5000元，社保账户每月只有1000元，无法维持其生活的。叶某1年事已高，没有人过问和照料，只得到戴某5照顾以及在经济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抚慰。且叶某1从2018年11月已到养老院生活，从2019年5月起每月至少需支出3000多元，叶某1每年村社股份分红5000和社保每月1000的收入远远不足支出。2.一审法院到叶某1户籍所在地了解的情况是错误的，村委不可能清楚叶某1的生活情况，也不可能知道叶某1生活上的实际支出。一审法院应当到养老院了解情况才有可能了解叶某1的真实生活情况。3.一审法院认为叶某1无法流利、顺畅、充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并不等于叶某1没有要子女、儿孙赡养的愿望。无论从生活支出而言还是从客观的实际收入和困难情况而言，都有必要有叶某1的子女和儿孙的照顾和经济上的帮助。4.叶某1今年85岁高龄，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平日靠戴某5等人接济生活，饮食起居也需要人员护理照顾。戴某1答辩称：1.不同意叶某1的上诉请求，戴某1不是主要的赡养负责人，而且戴某1曾询问过奶奶叶某1，其表示根本不知道要起诉戴某1。2.叶某1的户口和责任田是跟随戴某3，现在戴某5掌握了叶某1的银行账户和财务，起诉本案是戴某5所为，不是叶某1的本意。3.叶某1在村社有股份和分红，在2019年1月份有分红3万元，2020年1月21日有分红1万7千元，最近也会有分红到账每个人5万元，而且在村里还有终身股份，叶某1至少还可以取得10年的分红，而且高增地铁的拆迁补偿都是属于这个村的。其不存在经济上的困难。3.戴某1只是叶某1的孙女，其虽在黄埔区当老师但是经济能力并不强，其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母亲和弟弟都需要照顾，小孩也因为早产留下了后遗症，时间和经济上都忙不过来，无法照顾叶某1。戴某2答辩称：叶某1起诉要求赡养费并不是其本意，是戴某5的意思。叶某1也并不需要做孙子的赡养，近几年的分红比以前多很多，最近几年的分红都有3万元，最近一个星期也会有5万元的分红到账。叶某1的分红是直接打到戴某3的银行卡上，每个月社保也是有1000元的，叶某1在经济上并不需要我们赡养。戴某5答辩称：1.叶某1一直强调其需要人赡养，叶某1在养老院的费用及日常生活用品费用都不低，一旦住院费用将更高。而且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自理能力越来越差，上交给养老院的费用会越来越多。生产队是在本案起诉后才因为征地和实行股份制分红突然变多，以后的分红也具有不确定性。且叶某1早年的收入来源仅是社保费用1000元和生产队的分红每月400元，而其每月支出不少于3300元，经过这么多年生活，叶某1的存款已所剩无几，其自身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2.戴某5自2013年5月后保管叶某1的银行账户，里面没有钱。当时的邻居和生产队的村民也知道叶某1有上门向戴某3讨要父亲的死亡赔偿款。戴某5赡养奶奶是出于责任，其帮忙保管叶某1的存折和身份证是因为叶某1经常丢失东西。3.戴某1陈述其困难，但其每月收入有2.5万元，其给母亲1500元，接济戴某2，却不愿意赡养80多岁的奶奶。且不管其有无分得财产，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经法院合法传唤戴某3、戴某4未到庭进行答辩，庭后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判决。叶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自起诉之日起戴某3按照每月支付2000元赡养费，转账到叶某1银行的账号上；自起诉之日起戴某5按照每月支付2000元赡养费，转账到叶某1银行的账号上；自起诉之日起戴某1按照每月支付2000元赡养费，转账到叶某1银行的账号上；自起诉之日起戴某2按照每月支付1000元赡养费，转账到叶某1银行的账号上。以上四人转账到叶某1不同的账户上，以示区分。2.戴某1支付赡养费6万元（2015年10月至2018年10月）；戴某2支付赡养费4万元（2015年10月至2018年10月）。3.戴某1不得教唆戴某2等人打骂叶某1。4.戴某2不得打骂叶某1。5.本案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由戴某1和戴某2承担。同时叶某1放弃对戴某4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出具一份《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2018）穗公云（人和）第000311791号]，内容显示广州市白云区高增14队，户主：戴某6，妻：陈某1，妾：叶某1，女：戴某4，子：戴某7，子：戴某3。基于此，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戴某4、戴某3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叶某1称戴某4非自己亲生，故放弃对其主张权利。叶某1称，戴某6的死亡时间尚未查到，但是确已死亡。2011年4月8日，戴某7死亡。2011年5月3日，戴某7因死亡注销户口。2013年1月31日，一审法院出具（2011）穗云法花民一初字第924号民事调解书，广州市白云区中医医院在调解协议达成生效之日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35万元。其中，66000元汇入戴某5指定账户，62000元汇入叶某1指定账户，59000元汇入颜结枝（注：系戴某7的妻子）指定账户，163000元汇入戴某1、戴某2指定账户。2017年3月1日，戴某3出境前往厄瓜多尔。诉讼中，关于叶某1的生活情况，戴某5陈述，自从戴某3出国后，基本上都是自己在赡养和照顾奶奶即叶某1，2018年11月自己送她去养老院。自2013年起保管叶某1的存折，叶某1有村社的股份分红，每年约4000元，社保账户每月领取1000元生活费。叶某1称戴某1、戴某2打骂叶某1，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经向叶某1户籍所在地人和镇高增村委会了解，叶某1的儿子戴某3确实出过国，但是2019年3月左右已经回到村里面。在国外有一年多时间。应该都有赡养老人的。戴某3他本人也称其此前是一直赡养其母亲即叶某1，自从戴某5掌管了叶某1分得6万多元的遗产的款项后，就一直由戴某5主要在料理。叶某1是有社保的，每月领取1000元左右社保费用，村里股份分红，每年约4、5000左右。村子里一个老人不看病的话，这些光是生活费肯定是够用的。另外，戴某5、戴某1、戴某2家庭矛盾持续多年，经常会到村里调停处理。戴某2的经济条件较差，近30岁了，尚未成家，也没有正当职业和固定收入。另查，针对叶某1的起诉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1.叶某1不会写字，戴某5确认起诉书上的“叶某1”的签名是其代叶某1所签；在委托叶某1的诉讼代理人时，由戴某5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叶某1”名字。2.庭审中一再询问本次诉讼是否为叶某1本人的意思，由于叶某1年岁已高，无法流利、顺畅、充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且有较重的口音，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也不能充分准确地翻译其真实意思，叶某1代理人、戴某1、戴某2、戴某5各自对叶某1本人的陈述翻译为普通话的意思均不一致。以上事实，有身份信息资料、《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2011）穗云法花民一初字第924号民事调解书、户口注销证明、当事人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为证。一审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义务，子女应当关心、照顾老年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奉、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当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由于叶某1已经在2013年继承了一笔62000元的赔偿款，且每年都有股份分红4000多元、每月领取社保费用1000元，因此其收入情况足以支付其当前的生活费用支出等，并不属于生活困难的父母。如确有发生困难而其他负有义务的子女、孙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叶某1可再进行主张。但从本案的起诉行为来看，结合戴某5与戴某1、戴某2的家庭矛盾、以及戴某5掌管叶某1的存折账户、代为起草起诉书、代为签署授权委托书，以及叶某1本人庭审中所陈述的情况来看，对于本次诉讼是否为叶某1本人真实的意思持合理怀疑态度。至于叶某1主张戴某1教唆戴某2打骂叶某1，戴某2打骂叶某1，未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要求判令戴某1不再教唆戴某2打骂叶某1以及戴某2不打骂叶某1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戴某4、戴某3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作放弃其诉讼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叶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叶某1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戴某2提交分红情况，拟证明其与母亲作为高增村的社员2019年有超过7万元的分红，2020年上半年有12.4万元分红；戴某1提交其身体状况和婚姻状况及家庭财产情况和判决书，拟证明其身体差负担重，无力承担赡养义务。叶某1质证称：1.戴某2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领取的分红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戴某1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本人的情况，与叶某1无关。对离婚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病历并不能证明什么。戴某5质证称：1.对戴某2举证的分红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戴某5没有去打印。2.对戴某1的婚姻状况没有意见，对其身体情况不清楚，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戴某1质证称：对戴某2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金额报少了。戴某2质证称：对戴某1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二审庭审中，本院要求戴某5庭后提交由其保管的叶某1分红发放的银行账户流水。戴某5庭后提交说明，称打印银行流水需叶某1本人办理，不能代办。因新冠××疫情影响，无法将叶某1带出养老院，所以没有打出流水，只能提交银行存折复。叶某1质证称：对存折真实性及关联性确认。戴某2质证称：对存折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2018年10月31日取出款项，当时叶某1还没有被送到老人院，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病，不清楚该笔款项的流向。戴某2庭后提交新的颜结枝的银行流水及存折复印件，拟证明叶某1也有收到分红，只是各人金额不同。戴某5质证称：对证据显示的9万元不清楚，戴某5没有打印叶某1的流水。对戴某2提交存折和流水是确认的，但最近有这些钱是因为有征地。叶某1庭后提交18张养老院的收据，拟证明其在2018年的费用每个月是2500元，到2019年的时候每月3000元，还有饼干和药膏的支出。戴某5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确认。戴某2质证称：对真实性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的赡养义务人范围及叶某1赡养费用负担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叶某1赡养义务人范围的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第二十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本案当中，叶某1与戴某6的婚姻关系缔结于旧社会，系妾。戴某4是戴某6与妻陈某1所生育的女儿，因叶某1无举证证明其与正妻陈某1一房家族成员之间有共同生活且其明确表示愿意放弃要求戴某4履行赡养义务，故一审不认定戴某4是本案赡养义务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叶某1与戴某6共生育两子，分别是戴某7与戴某3，因戴某7于2011年4月死亡，村委会反映戴某3一直有赡养叶某1；戴某7的儿子戴某5管理叶某1的经济收入后主要由戴某5料理叶某1日常事务。按照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上述法律的规定，一审认定戴某3是叶某1的赡养义务人正确。因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戴某3丧失赡养能力，一审认定戴某7的三名子女即戴某1、戴某5、戴某2为本案共同赡养义务人与前述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戴某5自愿承担叶某1日常生活事务管理的行为，属于敬老爱老的善良风俗，是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本院予以肯定；因戴某1、戴某2并非本案法定义务人，亦明确表示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本院不认定两人为叶某1当前的赡养义务人。二、关于叶某1赡养费用负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老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叶某1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其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对自己进行赡养。但赡养问题应当考虑赡养义务人的实际供养能力和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本案当中，查明叶某1已经于2018年11月在养老院生活，截止2019年5月之前每月养老支出为2500元，2019年5月开始每月养老支出3000元，其他生活开支及医疗费用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有大项的支出。叶某1于2013年通过继承戴某7遗产取得62000元，每月社保收入大约有1000-1100元，2018年之前每年有村社分红约4000-5000元，2019年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高增村给属下社员的分红约有3.5万元以上，2020年上半年社员分红约为6万元左右。综上，叶某1本人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其收入亦足以覆盖支出部分，与一审法院2019年7月24日前往高增村委会调查的情况相符，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生活困难的情形；叶某1的儿子戴某3亦一直有尽赡养义务，如今后发生重大疾病需要支出的实际费用应当由赡养人承担，可以通过另诉解决。故一审驳回叶某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赡养老人不单止需要经济上对老人实行供养，作为老人儿孙辈，在老人自己有经济保障的前提下，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比经济帮扶更加有意义，希望本案的当事人可以在生活和精神上对老人多尽义务，给老人一个幸福的晚年。至于叶某1是否有真实意愿起诉的问题，一审的起诉状并无叶某1本人签名，且一审调查时叶某1本人亦不能充分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一审对叶某1提起诉讼的本意持怀疑态度。虽然叶某1在二审上诉状当中签名，但二审诉讼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老人不能离开养老院与外界接触，包括本案的诉讼代理行为是否有充分与叶某1本人沟通交流，本院亦有充分理由持怀疑态度。戴某1、戴某5、戴某2兄弟之间因家庭矛盾较深，但不应以此作为滥诉的理由，本院在此予以批评指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叶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叶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吴卉子何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