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6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建辉，男，1966年7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远，男，住北京市通州区，单位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君，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萍，女，1975年4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裴，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建辉因与被上诉人张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2470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吉建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君，被上诉人张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建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或依法改判支持吉建辉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前诉生效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张萍与吉建辉装修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区法院）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民事判决，且已生效，但明显系冤假错案。第一项判决内容是基于东城区法院将吉建辉应收回的2612650元认定成了总成本，进而计算出3867803元利润，并判决张萍和吉建辉应各分得利润1933901元。但事实上合作项目的实际成本为7636568元，前诉判决导致吉建辉额外负担了5023918元的成本且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润，而张萍却获得净利1933901元。因此，前诉未审的5023918元成本，应由张萍承担。二、东城区法院及二中院的判决明显是冤假错案。再审被驳回后，吉建辉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三、本案并非构成重复诉讼。本案虽然当事人相同，但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在目前仍未撤销前诉错误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吉建辉不得不暂时认可，而寻求其他途径救济提起本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应予受理，吉建辉有新的证据，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张萍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吉建辉的上诉请求。本案是重复起诉，前案诉讼已经基层、中层、高院作出生效判决，最后判决吉建辉给付张萍钱款，双方之间合同关系已经解决。吉建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萍偿还吉建辉垫付款5044702元；2.判令张萍支付吉建辉利息损失（以504470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萍系北京泰合雅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雅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萍与吉建辉合作，以泰合雅正公司名义挂靠在天津万通达装饰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万通达公司）名下，承接由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武清分公司开发建设的尚清湾项目工程。张萍与吉建辉开始合作时，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口头约定由吉建辉出资，张萍负责现场管理，利润二人均分。2012年12月13日，吉建辉与张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尚清湾精装工程的合作事宜约定如下：1、①双方就天津武清开发区住总尚清湾花园3#-14#首层大堂室内精装修工程（合同金额1453920元）（以下简称①号合同）；②尚清湾花园3#-4#室外门头、2#幼儿园物业用房室内精装修及16#-29#室外门头、首层大堂精装工程（合同金额4233193元）（以下简称②号合同）进行合作；2、吉建辉负责投资2223650元保证项目正常运作，张萍负责该项目的直接管理，与吉建辉的合同签约及履行、保证施工工期及工程质量、工程付款及结算、后期质保维修，并负责与开发建设方面进行全面沟通协调工作；3、因合作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工程款、税费、各项管理费、办公经费、交通费、公关费等应计入合作期间的成本，以上所发生的费用仅限于上述①、②合同范围。合作截止日期应以②个施工合同约定的完工日期或实际完工日期为准，即2012年8月1日为合作的截止日期；4、该合作项目所创造的利润待项目竣工，并由尚清湾建设单位验收合格、结算后，扣除上述所有相关费用，所得净利（4106990元+1255308元=5362298元，此利润数据只作为参考，应以实际与建设单位结算收回为准，张萍与开发建设单位办理结算时，在不损害双方合作利益的基础上可做适当的结算让步，但需征得吉建辉认可），扣除吉建辉垫付投入的2223650元，剩余款项按照双方约定各占50%的比例分配，其中合同中5%的质量保证金归张萍所有，不参与利润分配；前期开发建设单位扣除的履约保证金为吉建辉与张萍共同所有，双方各占50%为70000元；5、尚清湾样板间材料款及样板间纠纷产生的诉讼费用共计156204元计为张萍向吉建辉的借款，不计入此项合作所发生的费用内；6、合同投资成本为2558078元，合同②、③投资成本为5268490元，合同②、③共计投资成本为7826568元；7、合同①、②收回工程款4304328.74元，合同③收回工程款748907.43元（以上款项均已扣除天津万通达装饰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万通达公司）管理费），其他合同收回工程款240679元，共计收回工程款5293915元；8、支付售楼样板间材料款82275元，支付律师诉讼费2万元，支付康兴国委托费14万元（另其他合同收回工程款240679元，已支付材料商及施工费共计117408元，以上支出与收回费用相抵为11.9万元）计为张萍向吉建辉的借款，不计入此项合作所发生的费用内；9、吉建辉最终工程投资成本为2223650，计算公式如下：总投入资金-总收回工程款-张萍借款=吉建辉总投资金额：7636568元-5293915元-119000元=2223650元；10、吉建辉应收回款项为2612650元，计算公式如下：张萍个人借款200000元，张萍工程借款119000元，吉建辉工程投资本金2223650元，合同履约金70000元整（注：甲方在2012年1月18日已支付，70000元应扣除，甲方在2012年1月18日已支付，此内容为张萍手写），以上合计2223650元+119000元+200000元+70000元=2612650元；11、解除合作协议后吉建辉投资等各项款项未收回前，张萍不得改变原吉建辉在万通达公司的借款账号，工程结款继续沿用吉建辉卡号，吉建辉收回投资款及借款后，剩余利润部分，吉建辉与张萍按各占50%提取，吉建辉在收到款项后四个小时内将张萍的50%转到张萍的农行卡上，直到吉建辉收回全部款项为止，张萍可变更吉建辉在万通达公司的结款账号，如张萍擅自变更吉建辉在万通达的卡号，视同张萍违约，按所结款的1%向吉建辉支付违约金……14、双方就尚清湾精装工程的合作，自工程结束并收回所有利润，该合作自动解除；15、未尽事宜：①、因账目及支付上有差距，待吉建辉与银行之间核对清楚后另行商议；②、张萍独自履行的三号合同与吉建辉无关，但确实占用了双方合作资金近200万元，具体处理方式在不影响张萍正常运作工程的情况下双方另行协商。在第15条下方，张萍手写到：“此条张萍不予确认，以上所占用资金为①号合同内2558078元整，张萍”。2015年2月3日，张萍与吉建辉、姜某签订《尚清湾①、②合同的实际工程尾款及最终结算金额分配协议》（以下简称《分配协议》），约定：由吉建辉和张萍合作的尚清湾①号、②号合同的实际工程尾款及最终结算金额分配，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下：1、合作双方一致同意，合作项目内尾款结算事宜均委托姜某处理，并支付劳务费，劳务费的计算为结算款项的10%。委托事项包括：与工程发包方的接洽及办理各种相关工程结算事宜，与挂靠单位万通达公司相关工作的对接等相关事宜；2、每笔到达万通达公司账户款项，扣除万通达公司管理费6%及姜某的劳务费10%，剩余金额由万通达公司分别汇入吉建辉账户50%，张萍账户50%，姜某的10%劳务费可由吉建辉代收；3、每笔款项到达万通达公司账户后，经双方核对无误后，按照之前双方对万通达公司作出的书面承诺，以书面形式确认签字的文件，各持一份分别发送到万通达公司，经万通达公司对双方核实后，分别汇入各方账户。2017年，张萍向东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即（2017）京0101民初4386号案件，张萍为原告，吉建辉为被告，姜某为第三人，案由为合同纠纷。张萍提起该案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张萍与吉建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就双方合伙的①号合同、②号合同的进行约定，张萍认为《合作协议》为双方的结算依据，要求吉建辉支付张萍应分得的利润1933901元并返还误汇给吉建辉的80万元。吉建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曾辩称，尚清湾工程整体亏损，不存在张萍所称的利润；张萍所称误汇的80万元是①号合同、②号合同的工程款。东城区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4386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张萍与吉建辉就尚清湾项目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与姜某签订的《分配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在《合作协议》第4条中，双方约定利润以实际与开发建设方即万通达公司结算收回为准；《分配协议》约定每笔到达万通达账户款项，扣除万通达公司管理费及劳务费后，张萍与吉建辉各分得50%……本院认为万通达公司转给王某的1018176元实际均已转入吉建辉账户内。上述三笔款项合计6480453元（1018176元+5050764元+411513元=6480453元），扣除《合作协议》中确定吉建辉应收回的2612650元所得3867803元即为双方的利润，张萍主张分得此利润的50%即1933901元，符合《合作协议》及《分配协议》的约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张萍于2013年4月26日汇入吉建辉账户的80万元，吉建辉确认是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的工程款，但《合作协议》对此并未进行约定，吉建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权收取该80万元，故本院对于张萍主张吉建辉予以返还，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以予以支持。”吉建辉不服4386号判决，上诉于二中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吉建辉称，1.一审法院判决吉建辉支付利润错误。成本与投资不同，《合作协议》约定成本为7636568元，根据签订于《合作协议》之后的《情况说明》，双方合作工程的实际成本为920余万元，已严重亏损，不能分配利润。2.一审法院判决返还80万元错误，根据《情况说明》附件2记载，该笔款项系投资本金，并非误汇。且吉建辉就项目成本已达920余万元，该项目实际亏损的陈述，提交了新的证据。该案审理过程中，张萍向二审法院提交质证说明，表示“有关80万元我方误汇事宜：因在与吉建辉签订合作协议期间，也正是甲方要求我方进行③、④号合同样板工程进场期间，我方误以为占用了②号合同的资金，因此误汇此笔工程款。待以上所有工程竣工后，经我方查账核实，自2012年9月之后吉建辉再也没有给我方支付过任何款项，因此不存在占用②号合同资金事宜。”2018年5月31日，二中院作出2445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经本院询问，吉建辉确认，①号、②号施工合同的全部收入均系万通达公司扣除管理费后，直接或通过王某、姜某支付给其，并无直接支付给张萍的情况……根据双方质证意见，补充认定的事实包括：1.吉建辉、张萍于2012年12月签订《合作协议》时，①号、②号合同的施工部分已完成，尚待与甲方结算；2.2014年7月的《情况说明》及附件，确系泰合雅正公司出具，其中工程成本高于《合作协议》所列成本。3.《分配协议》的作用，系委托姜某向甲方结算尾款、回款扣除相关费用后五五分成。”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内容为：“本案中，张萍以《合作协议》、《分配协议》为依据请求分配利润、返还80万元。吉建辉以《情况说明》及附件、《尚清湾合同款支付概况一览表》作为依据，认为工程成本已超过收入不应再分配利润、80万元系其投资本金不应返还。据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归纳为：1.应如何确定双方分配利润的依据；2.吉建辉应否向张萍返还80万元。关于利润分配依据的确定，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应以《合作协议》、《分配协议》为准……关于80万元是否应予返还……对此，本院认为，经向双方当面核实，张萍坚持其错误理解的理由，而吉建辉并无证据证实存在万通达公司将①号、②号施工合同工程款另行支付给张萍的情况，因此可以确认80万元与两个合同的工程款无关。根据万通达公司的《来款情况》，可以证实工程款全部直接或通过他人支付给吉建辉，吉建辉对此亦确认。根据《合作协议》第15条第2项中‘三号合同占用合作资金200万元’，以及张萍在此后手写‘乙方不确认’的记载，本院认为张萍所提错误理解的理由更为可信，故吉建辉应将该笔款项返还张萍……综上所述，吉建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建辉对该判决结果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京民申360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关于利润分配依据的确定问题，两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吉建辉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认定，本院不予采纳。吉建辉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裁定如下：驳回吉建辉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认可双方合作的范围系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③号合同系由张萍独立完成，与吉建辉无关。且双方均认可，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之时，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施工部分均已履行完毕。吉建辉称，2012年12月13日签订《合作协议》时，双方系就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进行账目清算，但当时核算时没有财务人员介入，只是吉建辉与张萍二人核算，账目未详细计算。并称，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履行过程中，吉建辉为合作项目共计支出了7657352.2元，扣除《合作协议》中已经确定的吉建辉应收回的2612650元后，剩余款项均系吉建辉为张萍垫付的资金，故要求张萍将剩余的5044702元垫资款予以返还。吉建辉称，其主张的5044702元垫资款中，包含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垫资款3544200元，③号合同垫资款1500140元，并认为就③号合同其与张萍不存在合同关系，③号合同的垫资款项应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张萍不认可吉建辉为③号合同垫资，并且认为已在4386号案件中处理完毕，吉建辉在本案中提交的所谓向③号合同垫资的证据，在前诉4386号案件中均已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符合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吉建辉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为，吉建辉认为其就合作项目共计支出了7657352.2元，扣除《合作协议》中已经确定的吉建辉应收回的2612650元后，剩余款项均系吉建辉为张萍垫付的资金，故要求张萍将剩余的5044702元垫资款予以返还。关于吉建辉主张其替张萍垫付资金一说能否成立。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吉建辉与张萍系合作关系，合作的方式是吉建辉出资，张萍负责现场管理，双方既为合作建设工程，则不存在吉建辉为张萍垫付款项一说；且吉建辉亦认可，甲方的工程回款全部支付给吉建辉，吉建辉亦称其前期实际垫付的资金为2223650元，那么此后发生的工程投入可能本就来源于工程回款，且该工程投入及工程回款均应属于二人合作期间的共同投资和共同收入，未经清算账目之前，均不能当然认定为系某一方的负债或某一方的财产。2012年12月13日的《合作协议》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系双方合作期间分配利润的依据，吉建辉与张萍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两审法院判决，判决的结果是吉建辉应向张萍支付利润。吉建辉主张其为张萍垫付资金，其提交的证据均为前诉案件中已经提交有关项目成本支出的证据，投入到项目施工中的成本如何认定为是替张萍垫资，吉建辉未能合理解释。吉建辉现提交项目成本的实际支出，要求张萍向其支付成本款项，吉建辉的主要诉求和证据依然是基于双方共同合作的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的成本、利润核算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达到推翻前诉判决的目的，构成重复诉讼。关于吉建辉在本诉中称，其为③号合同垫资的主张，吉建辉提交的证据在前诉案件中曾提交，但其在前诉案件中并未提出系替③号合同垫资的主张，而是作为①号合同及②号合同成本的证据，且双方均认可③号合同张萍未与吉建辉合作，双方就3号合同不存在合同关系，吉建辉亦表示就③号合同的垫资应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驳回吉建辉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前诉中，张萍作为原告曾因合同纠纷起诉吉建辉，要求基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与吉建辉之间进行结算，处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张萍起诉请求为吉建辉向张萍返还应分得利润及误汇款。该案诉讼中，吉建辉辩称，涉案项目亏损，不存在利润，吉建辉一直向项目垫付资金，未结清款项及账目混乱的责任由张萍承担。在该案中，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合作协议》系双方合作期间利润分配事宜的依据，并判决吉建辉向张萍支付利润。本案中，吉建辉作为原告以合同纠纷起诉张萍，要求基于《合作协议》，由张萍偿还吉建辉垫付款及相应利息损失，结合其二审中的陈述，其本次诉讼实质要求系对与张萍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统一的结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均为吉建辉、张萍，二人虽然在前后诉讼中诉讼地位完全相反，但仍应属当事人相同。前诉与后诉均系依据《合作协议》对双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诉讼标的相同。本案中，吉建辉的诉讼请求虽与前诉中张萍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但本案中吉建辉主张其为张萍垫付资金，该主张系其对于前诉对项目施工中成本认定结论的否定，且其在本案的相关陈述中亦明确表示前诉裁判错误，本案诉讼应予纠正，故其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是要通过本案诉讼否定前诉裁判的结果，因此吉建辉提起本案构成重复诉讼。本院对吉建辉有关本案并非构成重复起诉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吉建辉另主张发生了新的事实，法院应当受理其再次起诉。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吉建辉有关其所谓新事实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情形，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吉建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张 慧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徐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