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1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旺，男，汉族，1966年8月1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于，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九如，男，汉族，1955年10月23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莲，女，汉族，1958年4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阮盈超，男，汉族，1960年10月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展，温州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春旺因与被上诉人李九如、李春莲、阮盈超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9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李春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以及李春旺为本案支出的相关费用均由李九如、李春莲、阮盈超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之间就两套房屋买卖存在三份合同，三份合同之间价格完全不同，故其存在恶意房屋买卖的事实。其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存在银行抵押贷款，贷款金额为120万元，若李九如、李春莲系以《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57万元价格出售涉案房屋，则连银行抵押都无法消除，不符合常理，更说明李九如、李春莲为了逃避法院执行，与阮盈超恶意转移房屋，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涉案房屋于2019年4月19日解除抵押登记，李九如、李春莲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协助过户，直到2019年4月23日才出具收条，上述事实亦证明交易的虚假。最后，2019年4月23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未约定具体的购房金额，没有区分两套房屋的楼层、面积、各自价款，亦未履行合同约定的10万元定金，不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管理规定。《存量房买卖合同》经过备案，纳税金额亦以该合同价款为准，税务局出具的发票、税票、缴费纳税凭证，均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证明买卖的真实价格。二、一审认定证据错误，进而导致判决错误。首先，阮盈超的证人陈某1与滕某就购房款的构成、押金及佣金的陈述相互矛盾，与阮盈超本人的陈述也相互矛盾，但一审却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作为本案关键的谢承聪不愿意出庭接受质证，一审以单方的电话备忘作为本案证据，明显不当。196.5万元的购房款包含租金、押金、佣金不符合房屋买卖交易习惯及规定，明显是拼凑而成。综上，李春旺认为阮盈超没有证据证明支付了196.5万元购房款，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非真实存在，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阮盈超无证据证明支付了196.5万元的购房款，其两位证人证言的陈述相互矛盾，本案存在无偿或低价转让的事实，涉案房屋买卖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也是李九如、李春旺与阮盈超之间无偿或恶意转移房屋而制作的。即使法院认定《存量方买卖合同》真实存在，亦构成了低价转让。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26万元和31万元，远低于市场价。涉案306室房屋面积为61.67平方米，市场价为1233400元，涉案206室房屋面积52.34平方米，市场价为1046800元。阮盈超在明知李九如、李春莲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售涉案房屋的情形下仍予以购买，可推定存在恶意，应当予以撤销。而且因为李九如、李春莲涉嫌刑事犯罪，故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应当为无效。综上，请求支持李春旺的上诉请求。阮盈超辩称：一、阮盈超与李九如、李春莲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低价或者无偿转让可能。一审根据阮盈超对交易过程的陈述，结合其提供的交易事实和房款金额的证据，通过调查取证后，认定本案虽存在三份合同，但双方履行的是交易价格为196.5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本案实际交易情况，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成立。现李春旺一直纠结于不动产中心《存量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金额问题，完全忽视双方的真实意思与资金交易过程。李春旺混淆了房屋交易备案合同的效力，房屋交易合同备案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求，并不能据此审查和反映双方交易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交易价格为26万+31万=57万元，但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税务部门会对交易房产重新进行市场估价，阮盈超系按照税务部门的评估价缴纳的税费。二、阮盈超以市场正常交易价格购买涉案房产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阮盈超因回国需要居所而委托中介购房，涉案房屋买卖也是按照温州购房的正常流程，房产存在抵押，办理第三方监管，垫资解封后付款130万元。因李九如、李春莲要求现金付款，故在中介的见证了预约去银行柜台现场支付61.28万元（原审调取了银行监控）。由于房屋带租出售，故减去已收取的租金和押金10618元，代李九如支付的中介费12000元，合计支付1964968元。李春旺以存在三份不同价格的房屋买卖合同来推定存在恶意买卖，不合逻辑并缺乏证据。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备案所用，《房屋买卖合同》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合同，并不存在矛盾。李春旺有关李九如与阮盈超恶意串通的主张，无任何依据。三、李春旺以证人细节回忆偏差来推翻证人证言于法无据，其主张无任何证据支撑。两位证人分别为买方和卖方各自委托的中介，通过促成本案交易完成居间服务，对大部分的交易过程陈述相一致，仅在个别细节上存在记忆偏差，已经能够说明整个交易过程。中介佣金支付已经查明，李九如的中介佣金由阮盈超代为支付，两位证人的陈述并不冲突，也不存在一审法院引导证人的情况。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九如、李春莲未发表答辩意见。李春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李九如与阮盈超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关于温州市鹿城区10幢206室房屋【权证号：浙（2019）温州市不动产权第0043310号】的《存量房买卖合同》；2.撤销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关于温州市鹿城区14幢306室房屋【权证号：浙（2019）温州市不动产权第0043293】的《存量房买卖合同》；3.撤销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于2019年4月13日签订的关于上述两处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4.李九如、李春莲及阮盈超到温州市不动产中心办理上述两处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将房屋返还登记于李九如、李春莲名下；5.本案诉讼费80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4万元、交通费及住宿费7530元由李九如、李春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春旺与李九如、李春莲及案外华瑞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8年9月19日，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华瑞公司及李九如、李春莲承诺分期偿还李春旺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同年9月21日，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兵9001民特85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上述协议内容。因华瑞公司及李九如、李春莲未按裁定书履行还款义务，李春旺于2019年1月16日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1月20日，李九如根据法院要求申报名下财产，其申报的财产包括涉案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14幢306室的两处房屋及其他车辆、股权、设备等。2019年4月，阮盈超欲在温州市鹿城区附近购置房屋，并委托从事房屋中介的朋友陈某1寻找房源。陈某1通过行业消息，从另一房屋中介滕某（经营温州市鹿城区广化进杰房屋介绍所）处了解到（登记于李九如名下）、14幢306室（登记于李九如、李春莲名下）两处房屋出售。经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买卖意向，总价为196.5万元。因房屋尚有租赁存在，租赁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且承租人已向李九如、李春莲支付押金2000元及6个月的租金（月租金2042元）。故双方协商，押金2000元及剩余4个月租金8168元合计10168元在总房款中扣除。此外，双方还协商，李九如、李春莲应支付的中介费12000元由阮盈超垫付，并在总房款中扣除。同年4月13日，李九如、李春莲作为甲方，阮盈超作为乙方，温州市鹿城区广化进杰房屋介绍所作为丙方，共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名下翠微新村10幢206室、14幢306室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分别为52.34㎡、61.67㎡，总售价196.5万元；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向甲方支付购房定金10万元，2019年4月23日前双方各自准备好相关过户证件手续，在交易同时，按约定一次性付清总房款；乙方暂扣3万元在中介处；甲方收到房款第二天开始，租金给乙方；甲方负责还清房屋银行贷款，费用甲方负责；定金10万元由中介方保管，如发生法院冻结不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政府政策问题不可以产权过户，双方各无赔偿，定金10万元如数退还给乙方；该房屋双方已签订合同，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市场价格高低该房不能再发生买卖。《房屋买卖合同》落款处，李九如和李春莲、阮盈超、陈某1和滕某分别作为甲、乙、丙三方签字，并加盖有温州市鹿城区广化进杰房屋介绍所印章。《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同意，阮盈超支付房款押金3万元放于中介滕某处，无需支付10万元定金。因涉案两处房屋作为抵押物为李春莲向交通银行温州车站大道支行的12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为解除抵押登记手续，李九如、李春莲于同年4月18日在房屋中介的介绍下，找到社会垫资人员谢承聪为其偿还未还的贷款本息，并与其约定到银行办理资金监管业务。同日，李九如、李春莲作为甲方，阮盈超作为乙方，华夏银行黎明支行作为丙方，签订《二手房产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卖方指定收款人收款）》，协议主要约定：甲方以非本人户名在丙方开立账户（户名谢承聪），乙方以本人户名在丙方开立资金监管账户；乙方将130万元交易资金存入监管账户；丙方凭甲方和乙方共同签字的《委托付款授权书》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交易过户证明文件解除对乙方监管账户的冻结，将监管账户内的款项划到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在丙方开立的前述账户。同日，谢承聪代李春莲向银行偿还未还的贷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5278元，合计1205278元。同年4月19日，李九如、李春莲与交通银行温州车站大道支行在温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了涉案两处房屋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并将该两处房屋变更登记至阮盈超名下。在办理过户手续的同时，买卖双方在温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签订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备案，《存量房买卖合同》载明两处房屋的售价分别为26万元和31万元。同时，阮盈超就购买的两处房屋向税务部门缴纳了税费，税务部门开具的发票载明两处房屋的合同金额分别为26万元和31万元，核定计税价格分别为458977.74元和386816.68元。过户当日，华夏银行温州黎明支行将阮盈超设立的监管账户中的130万元转账汇至谢承聪账户。因李九如、李春莲提出剩余房款现金交付，阮盈超遂到中国银行预约取款，并于同年4月23日从中国银行取现62万元，扣除租赁押金及租金10168元、李九如应支付的中介费12000元、预存中介处的3万元押金后，将余款61.28万元（196.5万元-130万元-10168元-12000元-3万元）支付给李九如、李春莲。此后，房屋腾空，中介滕某将李春旺预存的购房押金3万元支付给李九如、李春莲。李九如、李春莲收到款项后，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总房款196.5万元。中介陈某1、滕某作为见证方在收到上签字。同年4月28日，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在发现涉案房屋被转移后，向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发函，认为李九如、李春莲申报财产后擅自转让财产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案件材料交公安处理。李九如、李春莲及阮盈超在温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除载明房屋平方米数及总价款售价外，房屋抵押及租赁、税费承担、定金交付、付款方式、佣金支付等内容均未填写。涉案翠微新村在2019年4月期间的市场价不超过17000元/㎡。案外人谢承聪出于个人原因不愿到庭陈述事实，仅愿意通过电话方式陈述，其称：谢承聪是从事为他人银行贷款垫资行业的，李九如通过房屋中介找到谢承聪，要求谢承聪为其垫付银行贷款。谢承聪先通过中介确认了房屋买卖的事情是真实的，接着与李九如等人到华夏银行做资金监管业务，然后谢承聪帮李九如偿还银行贷款1205278元、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最后监管资金130万元打入谢承聪账户，谢承聪收到监管资金后，扣除报酬，将剩余款项现金还给李九如。除了该次垫资外，谢承聪与李九如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在此之前也不认识。一审法院认为，李九如、李春莲在对李春旺负有债务且由法院进行强制执行阶段，将名下涉案两处房屋出售给阮盈超，涉嫌构成犯罪，但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是否应撤销，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权人撤销权的相关规定判断认定，该条文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各方争议的是：李九如、李春莲是否无偿或低价转让涉案翠微新村10幢206室、14幢306室房屋，其转让行为是否应予以撤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李九如、李春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阮盈超的过程中，双方既在房屋中介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总房款196.5万元，也于房屋过户时在房管部门签订备案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总房款57万元。认定转让行为是否应撤销的关键在于，应以哪份合同约定的价款作为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格，从而进一步判断转让是否属于无偿或低价。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从阮盈超实际支付房款的情况看。阮盈超在与李九如、李春莲达成买卖意向后，先在华夏银行办理二手房买卖的资金监管业务冻结了130万元资金，接着在房屋过户后将130万元监管资金支付给李九如、李春莲指定的他人账户，并在扣除房屋租金及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后，在中国银行取现将61.28万元现金支付给李九如、李春莲。之后房屋腾空，中介将阮盈超预存的押金3万元支付给李九如、李春莲作为房屋尾款。至此，阮盈超合计支付了房款196.4968万元，金额不仅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总价相吻合，整个支付过程也均在银行、中介等第三方机构及个人的参与及见证下进行，符合二手房买卖的交易模式及习惯，可以反映双方真实地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第二，从双方达成交易的途径看。阮盈超长年在国外生活，为购置国内房屋，委托从事中介的朋友介绍房源，朋友根据行业消息，从另一中介处得知李九如、李春莲有房屋出售。此后，双方商谈买卖。由此可知，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在购房前是不认识的，双方是通过多个中介的撮合才达成交易，交易过程有证人陈某1、滕某的证言相印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双方在中介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可以真实反映涉案房屋的价款。第三，从房屋的抵押情况看。涉案房屋在交通银行设立抵押，担保的贷款金额为120万元。如果李九如、李春莲以《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57万元价格出售两套房屋，不仅无法从中套现获取资金，而且连基本的银行抵都无法注销，这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第四，从两份合同的内容分析看。《房屋买卖合同》使用的是房屋中介所提供的模板，对房屋买卖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约定，同时也载明了买卖双方的特别约定。而《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内容除平方米数及总房价外，其余信息基本未填写。可以看出，《存量房买卖合同》系买卖双方为过户在房管部门签订的备案合同，属格式合同，其形式真实性毋庸置疑，但与之相比，《房屋买卖合同》更能反映真实的交易过程。综上，在无证据证明阮盈超在交易中存在主观恶意的情况下，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196.5万元作为涉案房屋的转让价格更符合情理及实际情况。根据本地区的房价情况及一审法院在诉讼中的市场调查可知，涉案房屋2019年4月期间的价格不高于17000元／㎡，即总价约为190万元左右。李九如、李春莲以196.5万元的价格出售房屋，且阮盈超已经按约支付了房款，并不属于低价转让。既然不属于低价转让，则更不属于“无偿”。李春旺以无偿或低价为由，主张撤销李九如、李春莲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不予支持。李九如、李春莲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属自愿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12月30日判决驳回李春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080元，由李春旺负担。二审期间，李九如、李春莲、阮盈超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李春旺提供了以下证据：1.立案告知书，证明李九如、李春莲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2.浙江省增值税发票两份、税收缴款书三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李九如、李春莲和阮盈超低价转让涉案房屋的事实。阮盈超对李春旺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李九如、李春莲涉嫌犯罪，与涉案房屋买卖是否撤销无关；对证据2无异议，但该组证据系阮盈超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税单上的计税价格是386816.68元，而《存量房买卖合同》上的价格是260000元，恰好说明李春旺主张税务部门依据《存量房买卖合同》计税是不正确的。李九如、李春莲未发表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春旺提供的证据1虽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但不能作为判定涉案房屋交易行为应否撤销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在一审中已由阮盈超提供，无需再行提供。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认定，一审于2019年12月20日对李春旺代理人李小于律师制作的谈话笔录中载明向其出示了“5.涉案房款的来源及去向情况”、“6.对谢承聪的调查情况”，并要求其发表意见，李小于律师陈述“对法院的调查内容已清楚……谢承聪也没有到庭陈述事实”，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本案二审期间，李春旺申请对涉案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李春旺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要求撤销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故本案一审、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阮盈超与李九如、李春莲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构成无偿转让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且阮盈超明知损害李春旺合法债权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阮盈超通过中介机构购买原属李九如、李春莲所有的房屋、并以通过银行办理资金监管业务的方式支付了价款、现涉案房屋所有权已于2019年4月19日登记至阮盈超名下等事实清楚。李春旺在本案一、二审中均主张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无偿或低价转让涉案房屋，但是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构成要件。首先，不论阮盈超支付的价款数额是其自己陈述的196余万元，还是上诉人李春旺所主张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价格，阮盈超均非无偿获得涉案房屋，因此足以认定阮盈超支付相应价款的行为客观存在。其次，现实生活中当事人针对房屋买卖所签合同的实际价款与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时在房管部门所签备案合同的价款不一致属常见现象。该内容的不一致，并不能否定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阮盈超现所举《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协议》、银行汇款、取款凭证和监管凭证、收条、商品住房发票、税收缴款书等证据，均属书证，对自己关于本案房屋买卖实际价款是196余万的主张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现李春旺并无足够证据推翻阮盈超所举证据。即使按照李春旺的主张，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分别为1233400元和1046800元，涉案196余万元的交易价格亦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有关“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认定标准。同时，涉案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来源于温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其内容仅对标的物及价款进行了约定，结合涉案房屋抵押贷款金额为120万元，而上述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57万元的事实，一审认定上述合同系用于过户登记而签订，双方履行的是《房屋买卖合同》，符合实际。李春旺主张本案备案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记载的交易价格可以说明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屋，显然不能成立。至于纳税标准和纳税数额问题，应由相应职能部门依法处理，并非本案撤销权民事纠纷的审理范围。再次，在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阮盈超购买途径和付款方式的情形下，李春旺仍以《房屋买卖合同》与《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内容不一致、部分款项支付不合理等为由，主张李九如、李春莲与阮盈超恶意串通，依据不足。因此，李春旺在本案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理应承当不利的法律后果。李春旺关于一审未出示与谢承聪的电话备忘的主张，与一审2019年12月20日谈话笔录中载明的内容相悖，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证人陈某2、滕某就涉案房屋交易过程的陈述虽在细节上有差异，但主要内容一致，并没有无法解释的矛盾之处，且与谢承聪的电话备忘内容、《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协议》、抵押合同、《二手房产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卖方指定收款人收款）》、中国银行无折现金取款等书面证据相互印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一审对上述两位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内容完整，并对涉案房屋存在的抵押贷款、带租出售等特殊情况进行了约定，一审根据《二手房产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卖方指定收款人收款）》、《委托付款授权书》、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凭证、中国银行无折现金取款以及《房款收条》等证据认定阮盈超支付了购房款1964968元，正确。李春旺申请对涉案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实无必要，应不予准许。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即使李九如、李春莲经审理被确认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亦不必然归于无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李春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春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启东审 判 员 杨宗波审 判 员 刘宏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周婷婷代书记员 缪伊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