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广亮，男，198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代理人：孔凡勇，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岑嘉培，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海达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阳县。法定代表人：李雪然，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琰，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文堂，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大华仁盛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刘序仁。上诉人高广亮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海达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达通公司）、第三人广州大华仁盛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仁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8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广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嘉培、被上诉人海达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广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广亮的全部诉讼请求；2．海达通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高广亮已提供了足以证实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债权成立的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经已查明，大华仁盛公司与海达通公司之间确认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根据高广亮提供的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可进一步证实，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大华仁盛公司与海达通公司发生了高达三百万元的交易往来，海达通公司亦于2013年12月通过对账对尚拖欠大华仁盛公司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庭审中，海达通公司亦对与大华仁盛公司存在交易往来的事实予以确认，只是抗辩认为“时间久远，相关业务信息需要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进行必要的核对方能确定”。对此，高广亮认为，高广亮已经完成了成立涉案债权的举证责任，现海达通公司对高广亮主张的尚欠货款提出抗辩，应由海达通公司出示相应的付款凭证以证实其主张，然而，海达通公司自始至终对涉案交易的发生、对账、清偿等事实情况予以回避，以时间久远、人员离职为由作为遮掩，企图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而一审法院亦未对此予以查明，致使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因此，为查清本案事实，请求法院依法责令海达通公司提供与大华仁盛公司交易期间的所有付款凭证，否则，应由海达通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债权是否成立应以交易及收付款事实作为计算依据，且海达通公司员工对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海达通公司为本案货款的债务人，应向高广亮承担清偿责任。高广亮提供的《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12月客户对账单》（2013年）足以证实截至2013年12月25日，海达通公司尚拖欠大华仁盛公司货款992380.15元的事实。首先，海达通公司对上述对账单中“核对人签名”处签名人员樊真真是海达通公司员工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根据海达通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樊真真亦是海达通公司授权的收货人员。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八）条关于买卖合同的送货单、对账单等交易凭证中仅有员工签名而无企业盖章，能否认定企业为合同当事人的意见：“应由收货企业举证证明签名人不是其员工，或者由法院主动调取员工社保资料等，查证签名人是否企业员工。如果没有相关社保、工资发放等资料，或相关资料不能反映签名人是企业员工，但有其他证据证明企业授权签名人收货的，或者可构成表见代理的，亦应认定企业为债务人”，上述两点足以证实海达通公司为上述对账单中的债务人。其次，即使海达通公司抗辩樊真真无权进行对账，对双方对账的欠款金额不予确认，但该抗辩亦不能成为海达通公司未拖欠大华仁盛公司货款的理由，樊真真作为被授权员工，其签名行为最少可证实海达通公司已收取大华仁盛公司货款的事实。退一步来说，对账只是便于企业之间结算的其中一种方式，货款是否结清仍应以实际的货物交易及收付款情况作为事实依据，因此，就算本案被视为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未就交易情况进行对账，在高广亮已对双方交易金额进行举证的情况下，海达通公司亦应提供具体的付款情况作为已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依据。综上，大华仁盛公司向高广亮转让海达通公司尚拖欠的货款债权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为维护高广亮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支持高广亮的全部上诉请求。海达通公司辩称，本案是基于债权转让高广亮向海达通公司主张债权，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高广亮应当就债权尚在诉讼时效内及债权的具体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基于海达通公司和大华仁盛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及樊真真并非海达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对账人员，该人员早已在海达通公司处离职的事实，暂且不论其在相关材料中签字是否真实，其也无法代表公司进行对账。综上，请求驳回高广亮的全部上诉请求。大华仁盛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高广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海达通公司向高广亮支付货款792308.29元及利息（利息以792308.29元为本金，按月息1%自2015年4月26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海达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7日，大华仁盛公司（乙方）与海达通公司（甲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Y-XS-201301001），约定本合同产品的名称为乙方生产的高频焊铝管；甲方在查验无误后由甲方授权的收货人签署相关单证的回单，并交给乙方送货人员或者货物运输者，双方以此确认货物的交割；自货物交割给甲方起，甲方承担应付乙方货款的义务，乙方根据质量条款，承担质量保证责任。甲方授权收货人的姓名和签名样式参考合同附件2；甲方每月5日至15日前至少支付甲方截止上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应付乙方货款账面余额的60%，如双方不再发生交易或者合同到期，甲方累计所欠货款须在最后一笔交易日或合同到期日在3个月内付清；双方应在每月5日前完成上月末货款的对账，并盖章确认；甲方财务联系人韩宪春，乙方财务联系人梁贤；甲方若未按合同约定如期付款，则另须支付给乙方自货物交割日起所欠货款金额的罚息（利息以月息1%计算）；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为1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合同到期时甲乙双方未来得及续签下一年度合同，继续有效，续签后则按新合同执行；合同附件清单：2、甲方授权收货人的姓名和签名样式。该《购销合同》上加盖海达通公司和大华仁盛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名处均有签名。海达通公司曾向大华仁盛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为保障贵我双方公司利益，兹授权我公司员工任猛或者员工樊真真为我公司采购订单的签字代理人，与贵公司发生的采购业由以上代理人签名视为有效订单；或加盖我公司的合同章视为有效订单，授权有效期从双方确认日起至另行变更日止，传真件有效”。该《授权委托书》载明了员工任猛、樊真真的签名字样，并加盖海达通公司印章。因上述《购销合同》及《授权委托书》高广亮均未能提供原件，故海达通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海达通公司未申请公章司法鉴定。围绕自身主张，高广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12月客户对账单》（2013年）复印件一份。该对账单载明，截至2013年12月份，海达通公司尚欠大华仁盛公司货款992380.15元。在“核对人签名”处有樊真真的签名，“客户核对情况”处有手写内容“正确”。海达通公司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大华仁盛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向海达通公司出具的《催款函》复印件一份。该《催款函》内容为：“截止到2014年8月31日止，贵司累计拖欠我公司货款本金共计：809218.59元（大写：捌拾万玖仟贰佰壹拾捌元伍角玖分）。其中未包含延期支付滞纳金及货款资金占用相关费用。1.贵司自2013年底至今，一直长期超期欠款达数十万元以上，给我公司资金周转造成了巨大压力，我公司一直在积极催收，且多次安排我司人员上门催收，但贵司仍未能够按照约定承诺支付。2.我司与贵司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但由于贵司未按合同履行长期拖欠货款，且多次无故不接听电话，无法取得联系和正常洽谈，由此我司判断贵司有故意拖欠货款的意图，极大影响了双方的合作及信誉。请贵司在收到此函后，在3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并在2014年9月至11月30日前将欠款本金予以还清”。该《催款函》加盖大华仁盛公司公章。海达通公司不予认可该《催款函》的真实性。3、《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12月客户对账单》（2014年）复印件一份、《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2015年1-2月客户对账单》复印件一份。其中《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2015年1-2月客户对账单》上载明海达通公司尚欠高广亮货款792308.28元。高广亮表示，其诉请金额即为2015年1-2月份对账单上载明的金额。该两份对账单上仅加盖大华仁盛公司计划财务部印章。海达通公司对该两份对账单真实性亦不予认可。4、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大华仁盛公司向海达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记录一份、2015年2月10日与2015年2月12日大华仁盛公司向海达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各一份。海达通公司对于高广亮未能提供原件的两份增值税发票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另查，2016年3月16日，高广亮（受让方、乙方）与大华仁盛公司（转让方、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对海达通公司拥有的合法到期债权792308.29元，甲方将该到期债权及债权利息一并转让给乙方；债权转让后，由乙方行使对海达通公司的合同债权，乙方可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向第三方行使债权，追讨债务；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承诺及时就本债权转让事宜向该转让债权的债务人即大华仁盛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承诺所拥有的对甲方的到期债务归于消灭，本协议项下的该转让债权不能实现的，甲方不承担对乙方的清偿责任等。同日，高广亮与大华仁盛公司共同向海达通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记载：“关于贵公司拖欠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的货款792308.29元，现大华管业公司与高广亮已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山东海达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拖欠大华管业公司的货款792308.29元的债权，转让给高广亮行使。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由高广亮直接向贵公司行使上述债权，望贵公司收到本通知后直接向高广亮履行还款义务，否则高广亮将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其合法权益”。高广亮称，2016年4月22日，高广亮将《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了海达通公司的员工樊真真，但由于无法联系收件人，邮件被退回。高广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EMS快递底单一份，该快递底单上显示，寄件人为高广亮，寄件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收件人为樊真真，单位名称为山东海达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济北经济开发区泰兴东街2号，邮寄内容为债权转让协议及通知书，该快递底单上加盖EMS邮戳，“备注”处有手写内容“返单”。同时，高广亮向一审法院提供该快递返单的签收底单。海达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缴费单位减员表》一份。该减员表载明海达通公司员工樊真真于2015年11月份辞职。海达通公司表示，首先，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的债权不成立。其次，原债权人大华仁盛公司未就债权转让行为对海达通公司进行有效通知，海达通公司员工樊真真已于2015年11月离职，海达通公司不可能收到高广亮邮寄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故即使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的债权成立，因债权转让行为未对海达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故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对账单、《催款函》、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快递单、《缴费单位减员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的债权是否成立？根据大华仁盛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大华仁盛公司与海达通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海达通公司虽然否认涉案《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但《购销合同》附件中海达通公司的授权收货人确为海达通公司员工樊真真，且海达通公司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与大华仁盛公司之间存在除《购销合同》外的交易，同时海达通公司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购销合同》上海达通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且并未申请公章鉴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购销合同》为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所签，双方均应受该《购销合同》的约束。但高广亮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的债权成立。首先，高广亮提供的《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12月客户对账单》（2014年）及《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2015年1-2月客户对账单》仅加盖大华仁盛公司财务计划章，既没有加盖海达通公司的公章，也没有海达通公司任何员工的签名，无法证实该两份对账单得到了海达通公司的确认，在高广亮无法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高广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份对账单无法证实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享有债权。其次，关于《大华仁盛公司铝合金管业有限公司12月客户对账单》（2013年），即使该对账单上“核对人签名”处签名人员为海达通公司员工樊真真，亦不能认定为海达通公司对该对账单的认可。首先，该对账形式不符合《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对账形式，且樊真真仅为海达通公司授权的收货人员，对账行为涉及实体权利义务的确认和处置，在没有证据证明樊真真有代表海达通公司进行对账的情况下，樊真真在对账单上的签名不能视为海达通公司对该对账行为的认可。综上，大华仁盛公司与海达通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海达通公司尚欠大华仁盛公司货款，即大华仁盛公司对海达通公司的涉案债权不成立。故由于大华仁盛公司向高广亮转让的债权不存在，则高广亮向海达通公司主张792308.29元货款及利息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大华仁盛公司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发表陈述意见，视为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1日判决：驳回高广亮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96元，由高广亮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高广亮提交了如下证据：1．大华仁盛公司发货单9张、销售出库单14张，单据中载有品名、订单号、材质、净重等内容；20张单据中“收货单位经手人”栏由“王燕燕”签名，其中2张单据中“收货单位经手人”栏由“王燕燕”签名、加盖“海达通公司采购专用章”，并有手写加注“包装有所损坏，损失暂时无法计算”；3张单据“收货单位经手人”栏有另三人签名；拟证明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存在买卖合同交易，海达通公司已经签收了由大华仁盛公司发送的货物，在海达通公司无法举证已经支付对应货款的情况下，高广亮已经提供了其他充分证据证实海达通公司尚欠大华仁盛公司货款。2．大华仁盛公司客户对账单复印件2份，大华仁盛公司1-2月客户对账单、7月客户对账单、8月客户对账单、10-11月客户对账单、12月客户对账单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在2012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间存在多笔买卖合同交易，经高广亮制作的对账单及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调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综合核算，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共发生交易金额为5238921.26元。海达通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方面：（1）在相关发货单中收货单位一栏的签字人员为王燕燕，而根据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的购销合同，双方已经明确指定了收发货的签字代理人为任猛和樊真真，对签字单上签字人员的身份及签字是否真实，海达通公司不予认可；王燕燕的签字在各份发货单中的笔迹明显不一，怀疑不是同一人签署；在发货单及出库单中签字的并非为公司指定收发货代理人。（2）对于其中个别发货单中加盖有海达通公司采购专用章，对于该印章真实性代理人庭后核实。（3）该组证据不能与高广亮主张的对账单中的相关金额相互吻合，高广亮应当举证证明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间的欠款金额而非仅仅举证证明大华仁盛公司向海达通公司履行过相应发货义务。2．证据2,首先，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从证据形式上看，该组证据中均有“核对人签名”“客户核对情况”“客户单位签章”等落款位置，但均为空白，无任何相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签章确认，证据形式存在重大瑕疵；再次，从证据内容上看，其显示“若往来余额一致，请确认签名，在单位签章处盖章回传”，除了个别两份复印件上加盖有不知真伪的海达通公司采购章之外，其他均无任何海达通公司的签章确认，退一步讲，采购章显然也不应当用于财务对账，该证据显然系虚假的；最后，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之间的往来交易金额，亦无法实现高广亮所称的证明目的。大华仁盛公司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购销合同》约定：结算价格=铝锭基准价+加工费；本价格为送达甲方工厂的交货价，含17%增值税；铝锭基准价为：接单日上月上海现货月平均铝价；加工费价格：规格型号：R16*2、R18*2、R22*2、R26*2、R32*2，交货状态：复层、定尺短管：加工费24.5元，交货状态：单层、定尺短管：加工费13；规格型号：R16*1.5、R14.55*1.45、R26*1.5、R13.4*2、R14.55*2，交货状态：复层、定尺短管：加工费26元，交货状态：单层、定尺短管：加工费15元。高广亮在本案一、二审中提交的各份对账单中，部分记载有单价栏，单价金额统一规格为“C50*8、08*0、450*786”的货物单价为50元外，其余单价由27元至40元左右不等。二审中，高广亮向本院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并附2张汇总表格，其中陈述：根据大华仁盛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以及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调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制作《广州大华与山东海达通交易情况汇总表一（按照对账单统计）》《广州大华与山东海达通交易情况汇总表二（除账单外，按开票统计）》综合核算，海达通公司与大华仁盛公司在2012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间共发生交易金额为5238921.26元；其中，高广亮二审补充提交的发货单、销售出库单中有9份单据可以与大华仁盛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以及发票开票情况一一对应，金额为1166929.33元，剩余部分单据因大华仁盛公司提供的订购单、对账单不齐全暂无法一一核实对应性，但该剩余部分单据的发生时间为2013年2月至2014年7月期间，根据开票情况可知大华仁盛公司在该期间也多次向海达通公司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见该部分交易也是真实发生的。海达通公司对此认为：首先，2张汇总表格系对方单方制作，无任何法律效力和证明效力；其次，2张汇总表最多亦只能证明大华公司与海达通公司之间存在历史交易往来，但是无法证明其所谓的受让债权的真实性和债权金额；再次，结合庭审中的相关证据，亦完全可以证明所谓的“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债权转让”并未真实发生过。综上，作为受让债权一方的高广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债权尚在诉讼时效内以及受让债权的具体金额，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高广亮一审提交的樊真真、任猛《委托授权书》是《购销合同》第十一条中所涉的授权收货人还是订购单确认人，高广亮陈述应该是海达通公司授权收货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海达通公司有无欠付大华仁盛公司货款，如有则欠付金额如何认定。对此，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高广亮在一审中提交了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出具的《大华仁盛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一份，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使已经由海达通公司全额抵扣税款，亦不足以证明大华仁盛公司在该期间内交付货物的总金额，而尚需其他证据证实货物交付的事实。第二，高广亮在一、二审中提交了部分大华仁盛公司客户对账单。其中部分对账单没有海达通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由“樊真真”签名的2013年12月对账单、加盖“海达通公司采购专用章”的2012年10月、12月对账单则均为复印件。同时，《购销合同》第4.2条关于对账的约定中载明的海达通公司财务联系人为韩宪春，《授权委托书》载明樊真真为“采购订单的签字代理人”，高广亮二审中陈述《委托授权书》是合同附件2授权收货人的姓名和签名样式，可见双方已就樊真真权限进行约定，而并无证据足以证实其具有对账权限；至于该枚“采购专用章”，印文明确记载为“采购专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可代表海达通公司作确认对账单之用途。第三，高广亮二审中补充提交了大华仁盛公司发货单、销售出库单共23张。对此，首先，上述单据中仅有两张单据加盖海达通公司采购专用章，其余收货单位经手人签名处的“王燕燕”等人并非《授权委托书》中明确约定的任猛或樊真真，部分“王燕燕”签收的单据中有手写加注身份证号码，但均不相同，故不足以证实发货单据中全部货物已由海达通公司收取。其次，上述发货单据内容中没有关于货物价值的记载，《购销合同》中仅约定了价格计算方式而无具体单价，且约定计价方法中铝锭价格存在市场波动，关于货物价值的记载仅见于客户对账单。退一步说，根据高广亮二审提交的计算表格，可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金额对应的发货单据9份金额合计为1166929.33元。另，发货单据中加盖海达通公司采购专用章的2份，所涉管型为R16、R22、R28，净重分别为3816千克、3824千克。即使上述货物均认定为海达通公司已签收，相应货款概算金额仅为140万余元，而相应对账单中自认的已收货款金额则为151万元。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海达通公司尚欠货款，高广亮上诉请求海达通公司向其支付货款792308.29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广亮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96元，由高广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凡审判员  莫芳审判员  邓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