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辽06行终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立明，男，1964年12月23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凤城市。 委托代理人：孙志刚，男，1984年5月9日出生，满族，系凤城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科员，住凤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城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凤城市。 负责人：王江，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双羽，系辽宁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关莉，女，系该局工作人员，住凤城市。 原审第三人：许传福，男，1949年1月21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凤城市。 委托代理人：刘敏，系辽宁科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立明因与被上诉人凤城市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许传福林权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行初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立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志刚、被上诉人凤城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双羽、关莉，原审第三人许传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本案诉争的林地林木为原告父亲赵彦德于1984年因承包荒山造林后取得，当时的石城乡荣家村第五生产队与赵彦德约定山权归集体，林权共有。林木收益按一九分成。 2001年12月14日，赵彦德与第三人许传福签订“证实”一份，约定“兹有赵彦德西岭落叶松股份（20亩）的一半（10亩）卖给许传福所有，作价4500元，一切林权和经营管理以及收益支出随其他股份同等相待。（另起一行，即本案争议地块）再有自留前山原赵彦德落叶松林上至岗梁、下至地边、东至岗梁、西至栗园边，卖给许传福，作价3500元，一切林权经营管理属许传福所有，任何他人无权干涉，砍伐后地皮仍归赵彦德所有。到主伐期栽树苗木由赵彦德负责。两块林合价8000元。即日起付款生效”赵彦德、许传福分别签字，许庆德以证实人身份签字。同年12月16日，石城镇荣家村在该证实上签“情况属实”并盖章。“证实”签订后，赵彦德将其申报的森林经营作业设计相关手续及承包造林合同书原件交与许传福。 2004年荣家村实施林改，为村民统一办理林权证。在上报的林权登记台账显示荣家村五组以许传福作为权利人上报本案争议林地，该登记表上同时注明了原告赵立明另有的林权。2006年1月，凤城市人民政府为许传福颁发了凤林证字（2004）第xxx号林权证，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石城镇荣家村五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许传福；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许传福；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许传福；座落：石城镇荣家村五组；小地名：前山；林班：2；小班：11-4；面积：4.2亩；主要树种：落叶松；林种：用材林；林地使用期：40年；终止日期：2023/08/01四至：东：岗南：岗西：五组地边北：岗；注记：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分成比例：荣家村五组集体1份，许传福个人9份。 2007年12月30日，许传福（乙方）与石城镇荣家村五组（甲方）签订了“买地皮合同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定，前山落叶松林地皮承包15年，年限到2023年为止。经群众同意，每亩每年向小组交2.00元，计15年*（2.00元*4亩）=120.00元。15年内林权木材全属乙方所有，没有分成。2004年起地皮归赵有新（注：赵有新为赵彦德儿子，赵立明弟弟）所有。如赵有新不卖，本合同作废，另作年限合同”。 同时查明，赵彦德于2002年9月因病去世。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林地原为原告父亲赵彦德承包荒山造林后取得。从赵彦德与许传福签订的“证实”看，赵彦德于2001年12月14日将讼争林地在主伐期前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该事实已经荣家村五组盖章认可。关于转让林地原告是否知情一节，原审法院认为，“证实”签订后第三人对该林地实施了透光抚育，原告为荣家村五组村民，居住在争议林地附近，对此其否认不知于情理相悖。其次，2004年林改时，原告本人承包的山林也参与林改并于第三人取得林权证的同时亦获得了林权证，在荣家村五组的林权登记台账上，原告与第三人相连登记，且第三人为荣家村三组村民，按常理其如未取得争议林地的经营权，荣家村五组的林权登记台账不应有其名字。对此原告不应不知情。再次，按第三人提供的“买地皮合同书”记载，第三人已于2007年12月30日与荣家村五组签订协议，变更了当初五组与赵彦德一九分成的约定，将后续承包15年一次性买断，原告对此虽予否认，但未提供反驳证据。由此可以认定，原告于荣家村林改后统一颁发林权证的2006年即应当知道第三人取得了本案争议的林权。 综上所述，原告作为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其自2006年起即应知道第三人取得了讼争林地的林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赵立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赵立明。 上诉人赵立明上诉称，一、原审人民法院没有查清被上诉人作为林权登记部门，未按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在林地林木所在地进行公告的事实，因该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其做出的行政登记应当予以撤销。二、因林权登记部门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登记，导致上诉人无法得知林权登记的具体内容，故原审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是错误的，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行初43号行政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凤城市自然资源局辩称，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许传福述称，首先林权登记公示的立法目的是通过公示的方式，让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知悉林权归属的情況，以便于利害关系人更好的维护其合法权益。本案上诉人与第三人同村组而居，涉案林木与上诉人所有林木相邻，上诉人家庭住址离争议林地百米之遥，可以说是鸡犬相闻。答辩人管理经营争议林地，不可能是黑天去作业，上诉人称不知晓林权归属，对其陈述的真实性有待证实;自2001年至今，荣家村五组多次召开村组会议，2004年进行林改，答辩人2006年取得林权证，2007年变更村组与村民的协议，为此召开多次会议因上诉人也有林木，故答辩人与上诉人均一同参加会议，上诉人说不知情，有悖常理。在荣家村五组的林权登记台帐公示表上，上诉人与答辩人的排序相邻，此公示表就是林权公示的最好表现形式，故上诉人称未进行公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说一下法律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短期起诉期限，即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二款是长期的起诉期限，是没有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下才适用最长二十年的起诉期限。这两款规定并非并列关系，而应该是递进的关系。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可以印证以上观点，对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一）项规定：“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诉争的林地林木为上诉人父亲赵彦德于1984年因承包荒山造林后取得，当时的石城乡荣家村第五生产队与赵彦德约定山权归集体，林权共有。2001年12月14日，赵彦德与原审第三人许传福签订“证实”一份，约定将赵彦德落叶松股份的一半（十亩）转让给许传福，林权和经营管理以及收益支出随其他股份同等相待。同时约定将涉案的一切林权经营管理转让给原审第三人许传福。本院认为，赵彦德与原审第三人许传福所签订的“证实”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赵彦德生前已经对涉案林地进行了处分，原审第三人许传福依据该“证实”已经取得了涉案林地林木的林权证。上诉人虽对其父亲与原审第三人许传福签订的“证实”持有异议，但在原审法院向其释明后，仍坚持本诉。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与本案争议的林地林木有利害关系，故本案上诉人并非适格的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本案上诉人的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原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理由不准确，应予纠正。但驳回起诉的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晓欣 审判员  吕伯昌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