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炳吉，男，193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灯塔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巧传，女，195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灯塔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友权，男，197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灯塔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友国，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灯塔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友安，男，197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灯塔市。诉讼代表人：黄友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负责人：黄朋怀，党支部书记。上诉人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因与被上诉人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民委员会（简称“西马峰村委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法院（2019）辽1081民初3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的诉讼代表人黄友权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西马峰村委会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案由错误，本案案由不是“不当得利纠纷”，而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从事实认定上看，应适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2009年12月11日，沈阳矿业责任有限公司西马煤矿（以下简称“西马煤矿”）作为甲方与乙方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马峰村委会”）签署《房屋赔偿协议书》，约定“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赔偿资金179,264.81元。由乙方对西马峰村九十六户进行具体赔偿事项。”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了24,477.71元赔偿款，而实际应赔偿为37,477.71元，少发放了13,000.00元。被上诉人始终未向上诉人公开当时西马煤矿提供的辽宁矿山开采损害鉴定技术中心和辽宁正一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受损房屋作出的鉴定报告和评估报告，系被上诉人蓄意隐瞒实际的应赔偿额，进而侵占上诉人的应得款项。被上诉人作出的以上诉人应得财产权益为侵害对象的侵权行为，系一种违法行为，与不当得利的无违法性有着根本区别，故从事实认定上看，本案原审适用不当得利纠纷错误。（二）从法律适用上看，应适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财产侵权包括侵占财产和损毁财产两种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上诉人应得赔偿款属侵占财产的财产侵权行为，并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和财产侵权的区别可以从基础的构成要件方面来看，不当得利任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须有财产损益的变动。即一方所受财产上的利益，必定是他方财产上所发生的损害，二者间有因果关系存在；二是财产损益的变动必须是由于无法律上原因而导致的。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二是行为人客观上给他人造成了损害；三是行为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比较上述构成要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成立，须以行为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及客观（义务之违反）为构成要素；而不当得利因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故其请求权之成立仅以损益变动无法律上之原因为要素，得利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具体到本案中，西马煤矿给付的赔偿款总额与实际发放总额的差距明显，故被上诉人侵权行为的过错性显而易见，另有中共灯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时任村委会支部书记黄朋华和会计黄福彤的检查处理结果佐证，可以进一步验证被上诉人的过错侵权行为，故应按照财产侵权而适用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九十四条规定：“拾得物灭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系典型的不当得利行为，但“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便由法律规定引申为侵权之诉，比照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为，要比法条规定的情况更加严重、恶劣，故更不应认定为不当得利。原审法院以此错误案由作出的判决亦难说正确，且有协助地方政府定息止争之嫌，丧失了法院作为公平公正审判机关的应有权威。二、被上诉人应按财产损害赔偿的全部赔偿原则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包括可得的财产之法定或天然孳息的丧失、可得利润的丧失、可得工资奖金的丧失等。如第一部分所述理由，确认本案应适用财产侵权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作为案由，财产损害赔偿的原则系全部赔偿原则，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故原审中上诉人诉请的利息部分虽属间接损失，也理应支持。三、即便适用不当得利纠纷，也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给付利息的责任。（一）法律条文支撑。《民通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按此法律条款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的受益人理应返还本案的差额赔偿款及由此产生的十多年的利息。（二）法理基础支撑。原审法院忽视了关于不当得利受益人返还义务范围的重要基础理论，即未区分善意受益人与恶意受益人的不同返还范围。在此简要区分：一是受益人为善意的。即受益人于取得利益时不知道自己取得利益无合法的根据。在此情况下，若受损人的损失大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受益人返还的利益仅以现存利益为限。利益已不存在时，受益人不负返还义务。受益人受有的利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返还的利益范围以受损人受到的损失为准。二是受益人为恶意的。即受益人知情，受益人于受有利益时知道其取得利益是没有合法根据的。于此情形下，受益人应当返还其所取得的全部利益，即使其利益不存在，也应负责返还。若受益人所得到的利益少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除返还其所取得的全部实际利益外，还须就其损失与得利的差额另行赔偿。从本案事实来看，在时任村委会书记黄朋华、时任会计赵吉才等人的蓄意密谋下，被上诉人侵占包括上诉人在内的30户村民的赔偿款迖195,353.56元，黄朋华、黄福彤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意志代表对于截留赔偿款而受有利益的事实不仅明知故犯，而且涉嫌侵占、挪用等违法行为，系恶意受益人。对于受益人为恶意的情况下，除返还所取得的全部实际利益外，还须赔偿上诉人的应得利益，即本案中的利息部分。相关判例支撑（三）关于不当得利受益人返还利息的相关判例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仅举一例相关性比较强的判例，即由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作出的（2018）辽10民终571号民事判决，判决中支持了一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利息的判决内容。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当得利返还孳息的认定几乎很难找出反例，上诉人的原审诉请参照众多不当得利案件受损人的应得利益而提出，并无任何不妥之请。至于原审法院本院认为中“司法实践中村委会的债务往往是通过村集体财产来偿还，本案若支持利息请求，由村委会承担利息将侵害村集体财产”的内容，上诉人认为此陈述有失偏颇是所谓的“侵害村集体财产”并不存在任何的侵权人或侵害人，作为居中裁判的司法机关，上诉人并不认为法院会自认为侵权人或侵害人；二是村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本没有先后、高低的优先级区分，上诉人不能在法律层面主张个人财产权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到村集体财产的损失，如此苛责，未免对上诉人应承担的权利义务乃至责任要求过高；三是被上诉人对于自身成员代表的过错行为依然保有追究责任和要求赔偿的权利，至于被上诉人是否行使其权利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行使，系被上诉人个人意志，与上诉人无关，不应将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而遭受到的损失牵连给上诉人。西马峰村委会未参加庭审，庭前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村民房屋受损索赔不是村委会工作职责，村委会向侵权单位索赔属于无因管理行为，受益人有义务支付管理人必要的管理费用，答辩人收取部分费用作为管理费，符合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村委会的工作职责限于本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不包括村民权益受损索赔事项。上诉人房屋受到第三方西马煤矿损害，其有权直接向侵权单位索赔，其也有权提起诉讼，要求侵权单位赔偿。其怠于行使权利，答辩人作为基层组织，虽然对上诉人既没有法律上的索赔义务，也没有合同约定的索赔义务，但基于维护村民利益角度，积极与侵权单位协调，促成侵权单位作出赔偿，答辩人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该条法律明确，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支付的必要费用。答辩人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为上诉人积极主张索赔，促成侵权单位给付赔偿款，答辩人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成本，上诉人支付必要费用，上诉人当时未提异议，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系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上诉人称本案案由应当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房屋损坏系沈阳矿业责任有限公司西马煤矿造成，与答辩人无关。其财产损害系由侵权单位造成，其与侵权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答辩人为上诉人积极主张赔偿，赔偿义务主体是西马煤矿，上诉人只能向西马煤矿索赔，不能向答辩人索赔。答辩人对上诉人的房屋损失赔偿问题，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答辩人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和约定义务，为上诉人索赔，符合无因管理法律特征，双方在房屋索赔问题上的关系为无因管理，答辩人将依据赔偿协议获得的赔偿款进行分配，也属于无因管理中收取管理费问题，双方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上诉人提出该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有权自行向侵权单位主张权利，有权自行查阅相关档案，也有权提起诉讼，赔偿金额问题无法隐瞒，答辩人也无需隐瞒，上诉人称答辩人以隐瞒赔偿款金额为手段，侵占其应得款项，不符合事实。上诉人与侵权单位西马煤矿之间是财产损害赔偿关系，上诉人依法有权直接与西马煤矿进行协商，也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积极要求赔偿。西马煤矿赔偿给上诉人的赔偿金额，是公开的，答辩人无权也无法隐瞒，上诉人对赔偿金额不同意，有权直接起诉，也可以向西马煤矿的上级积极主张权利，其怠于行使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自行承担。四、答辩人依据与侵权单位签订的赔偿协议获得赔偿款，该赔偿款不仅指上诉人一人的赔偿，上诉人及其他村民应得赔偿款由答辩人依据损失情况进行分配，上诉人称答辩人侵占其赔偿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怠于索赔后，答辩人积极为村民维权，促成侵权单位与答辩人之间达成《房屋赔偿协议》，根据该赔偿协议，获得赔偿款的主体为答辩人，不是上诉人，协议明确答辩人对房屋受损村民具体落实赔偿事宜，上诉人称答辩人侵占其应得赔偿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与西马煤矿达成《房屋赔偿协议》，根据该协议，西马煤矿赔偿答辩人共计179,264.81元，该协议中未将上诉人列为赔偿主体，答辩人取得赔偿款是协议行为，获得该项赔偿款，答辩人付出了巨大努力，支出了必要的成本，该成本应当由获益人承担。该协议未被有权机关撤销、确认无效，答辩人取得赔偿款，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称答辩人侵占其权益，依据不足。五、中共灯塔市纪委对时任村干部进行处分，只是基于时任村干部违反相关纪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答辩人是否侵权的依据。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当根据事实及法律规定，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确认，纪律检查机关不属于司法机关，而是属于中共党内纪律组织，其对党员、干部进行处分，是因为党员干部违反党内纪律，但其不属于司法机关，对财产权益的处分和判断则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上诉人以中共灯塔市纪委对时任村干部进行处分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六、不论不当得利，还是无因管理，上诉人都无权要求支付利息。上诉人要求给付利息，依据不足。前述答辩理由已经充分说明，答辩人为上诉人等房屋受损村民维权，与侵权单位签订赔偿协议，属于无因管理，支出了必要费用，上诉人在分配赔偿款时保留必要费用，用于村务支出，符合法律规定。即使应当返还，上诉人直至2019年才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按一审判决观点，答辩人未将获得的全部赔偿款进行分配，属于不当得利，也不应当给付利息。《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只应当返还不当利益，不存在返回其他利益，该不当利益只包括原物及原物孳息，本案答辩人留存的赔偿款已用于村务支出，没有产生孳息，上诉人要求给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即使给付利息，上诉人要求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也没有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收取贷款利息只有银行才可以有权获取贷款利息，其他主体将钱存入银行后，只能获得存款利息，上诉人要求按贷款利率给付利息，没有依据。综上，上诉人要求给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其他村民均未要求给付利息，如果上诉人不合理的要求得到满足，将造成其他村民不满，都将要求给付利息，而答辩人作为村一级组织，根本没有能力支付，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截留原告的房屋赔偿款13,000元及利息（从2009年12月至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法院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在2010年时，将西马煤矿赔偿该村村民的房屋赔偿款共计195,326.99元截留并用于村务支出。2018年8月10日，经灯塔市纪委常委会议、监委委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村原党支部书记黄朋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成西马峰镇党委、政府协助该村将截留村民的房屋赔偿款全部返还村民。本案受损房屋登记所有人为黄炳吉，共有人有妻子常巧传、长子黄友权、次子黄友国、三子黄友安。原告黄炳吉房屋鉴定赔偿额和应赔偿额为37,477.71元，实际领取额为24,477.71元，被告截留1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条规定，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西马峰村委会截留黄炳吉房屋应得的房屋赔偿款13,000元，构成不当得利，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作为受损房屋的共有人，有权利要求西马峰村委会返还不当利益，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要求西马峰村委会给付13,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为近亲属关系，没有提出分配具体份额的请求，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可自行分配。关于西马峰村委会是否应当给付利息，分析如下：一、现行法律中对不当得利的规定是概括性的，有前述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以及民通意见的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被截留的赔偿款已被用于西马峰村委会村务支出，上述款项没有为西马峰村委会产生利息，也就是没有基于法律关系产生法定孳息。二、虽然本案被告为村委会，但经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截留各村民赔偿款的责任人为时任被告村委会的负责人，司法实践中村委会的债务往往是通过村集体财产来偿还，本案若支持利息请求，由村委会承担利息将侵害村集体财产。基于以上分析，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关于利息的请求不宜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13,000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元（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预交176元），减半收取176元，由灯塔市西马峰镇西马峰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西马峰村委会截留上诉人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房屋应得的赔偿款13,000元，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截留的上诉人赔偿款已被用于村务支出，且经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截留各村民赔偿款的责任人虽为村委会的负责人，司法实践中村委会的债务往往是通过村集体财产来偿还，本案若支持利息请求，将侵害村集体财产。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给付利息的请求不宜支持，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及被上诉人称其行为为无因管理，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3元，由上诉人黄炳吉、常巧传、黄友权、黄友国、黄友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胡 玲审判员 徐莲凤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高石书记员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