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加刚，男，196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蛟，男，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首燕，女，197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襄阳市樊城区。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胜，湖北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兴，男，196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程加刚因与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原审第三人刘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加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共同赔偿上诉人程加刚损失180069.3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程加刚与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之间为承揽关系错误。1、上诉人程加刚受被上诉人龚首燕的指示运送货物，运送货物的时间和地点均由龚首燕指定，并且上诉人程加刚受伤事实发生在货物送到后又临时受被上诉人龚首燕的指示带货返回前。由此可见，上诉人程加刚对其工作安排并不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而是受被上诉人龚首燕的管理支配。2、上诉人程加刚虽以自备三轮车运送货物，但根据劳务内容可见，其明显是提供侧重于出卖劳动力的行为，且所提供的劳务技术含量极低，而所获取微薄的报酬也仅是根据劳动量计付的对价，这与以自身技术提供物化劳动成果的承揽关系特征不符。鉴此，虽然上诉人程加刚自带三轮车，此前报酬按趟计算，但是上诉人程加刚是按被上诉人龚首燕要求的时间、地点送货及带货，并主要以出卖劳动力获取报酬，没有以自身技术完成并交付物化的劳动成果，故双方之间既不是承揽关系，也不是运输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二）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应当共同作为赔偿义务人，对上诉人程加刚为其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上诉人程加刚的受害事实发生在货物送到后又临时受被上诉人龚首燕指示带货返回前，此时双方劳务关系尚存续，并且上诉人程加刚的受害地点及行为仍表现为正在从事被上诉人龚首燕授权或指示的经营活动或劳务范围内，被上诉人龚首燕作为直接雇请上诉人程加刚的雇主，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此同时，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玉琢礼品商行”，且上诉人程加刚运送货物系该商行经营活动体现，故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应当共同作为赔偿义务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本案即便是按照承揽关系进行处理，被上诉人龚首燕在选任上诉人程加刚运送货物时，未审查上诉人程加刚是否具有货运资质、驾驶资格，更未尽安全注意的提示义务，可见被上诉人龚首燕的选任并非毫无过错。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程加刚与被上诉人龚首燕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蔡蛟、龚首燕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首先，对上诉人程加刚称“上诉人程加刚与被上诉人龚首燕之间是雇佣关系，不是承揽关系和运输关系”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认为该理由与事实不相符。在2018年10月30日上午，被上诉人龚首燕让上诉人程加刚将一批货物由九隆广场运送至位于襄阳樊城区侨丰国际商品博览城的兴旺家电厨具批发部，对于上诉人程加刚的运输方式、运输时间、路线，均由上诉人程加刚自行决定，被上诉人龚首燕只要结果，就是将货物安全送到目的地，上诉人程加刚实际上也将货物安全送到了目的地，被上诉人龚首燕与上诉人程加刚之间并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平等性。从上诉人程加刚受伤的经过看，其受伤的事实与运输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程加刚承接运货业务，从原审第三人的店面上货，然后运货，不需要跑到原审第三人的阁楼上（非营业场所），原审第三人的阁楼是库房重地，外人是禁止入内，原审第三人也没有要求上诉人程加刚到阁楼帮忙搬货，据原审第三人陈述，上诉人程加刚所要运输的货物，就在一楼店面，不需要到二楼库房，上诉人程加刚受伤时的行为，已超出了承运货物的行为范围。其次，针对上诉人程加刚所称的未尽安全注意的提示义务和选任过错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认为该理由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程加刚是常年从事货运业务的专业人员，以从事运货为业，以收取运费为生活来源，被上诉人龚首燕选择其进行送货，并不存在定作、指示、选任的过失，也不存在未尽安全注意的提示义务。综上，上诉人程加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刘兴未答辩。程加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蔡蛟、龚首燕赔偿程加刚损失180069.34元（含医疗费30791.5元、后续治疗费8000元、误工费42530.81元、护理费12788.05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6000元、残疾赔偿金6891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999.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2200元）;二、诉讼费用由蔡蛟、龚首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加刚系以自备三轮车从事运送货物的从业者。蔡蛟系在襄阳市××九隆广场从事小家电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其与龚首燕系夫妻关系。2018年10月30日上午，龚首燕让程加刚将一批货物由九隆广场运送至位于襄阳樊城区侨丰国际商品博览城的兴旺家电厨具批发部。在程家刚将货物送到后，龚首燕电话联系程加刚，让其从兴旺家电厨具批发部带三件货物回九隆广场，兴旺家电厨具批发部工作人员遂向程加刚开具单据，载明货物规格、品名、数量、金额。随后，程加刚从兴旺家电厨具批发部二楼天井摔下一楼受伤，被送至襄阳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其送医时支出出诊费40元、车费60元、治疗费60元和卫生材料费10元。程加刚就医住院以“程家刚”登记，经诊断为右股骨转子下粉碎性骨折，当日支出门诊医疗费用892.9元。2018年11月2日，程加刚接受右股骨转子下骨折切开复位髓内钉内固定术。11月6日，程加刚出院，共住院17天，住院期间支出医疗费29436.75元，出院时医嘱加强患肢无负重功能锻炼、三月内禁止患肢下地负重、增加营养饮食、休息至骨折愈合、休息期间留陪一人、一月后复查等。后程加刚分别于2018年12月17日、2019年1月18日和2月2日到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复查。2019年5月17日，程加刚到襄阳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支出CT费57元和放射费248元。次日，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病情证明，证明“程家刚”系姓名错误，应为“程加刚”。另查明，2019年5月17日，程加刚委托襄阳汇驰司法鉴定中心就其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后续医疗费用进行鉴定。2019年5月29日，襄阳汇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鄂襄阳汇驰鉴[2019]临鉴字第6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程加刚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自受伤之日起误工期为210日，护理期为120日，营养期为120日，后续医疗费用约需8000元。程加刚支出鉴定费2200元。诉讼中，程加刚陈述其以往也给龚首燕送过货，本案所涉送货的报酬平时为一趟50元，但此次未与龚首燕商量价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程加刚与龚首燕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对于程加刚的受伤，龚首燕、蔡蛟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程加刚与龚首燕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的问题，雇佣关系一般是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双方关系具有不平等性，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雇主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之外，承揽人应当以自身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承揽关系中的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本案中，龚首燕因需要送货而找到程加刚，程加刚以其自备三轮车提供送货服务，程加刚除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外，并无其他的工作支配和控制，而且根据程加刚的陈述，其报酬按送货趟次计算，即以送货至目的地这一工作成果为依据获得报酬。故程加刚与龚首燕之间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关于龚首燕、蔡蛟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程加刚系以自备三轮车从事运送货物的个体从业者，龚首燕选择其进行送货，不存在定作、指示、选任的过失，故龚首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蔡蛟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程加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0元，减半收取计700元，由程加刚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程加刚与龚首燕、蔡蛟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个人之间提供劳务关系；二是责任主体的确定及责任承担。关于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涉及两个时间段，一是程加刚退货阶段，二是拟返回带货阶段。在前一阶段，程加刚受龚首燕指派，在规定的时间完成退货任务，获取相应的报酬，完全是一种提供劳动力的工作内容，不具有技术含量，双方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故属于个人之间提供劳务关系，程加刚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成立，原审判决将送货至目的地视为一种工作成果并认定双方系承揽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对于第二阶段，关键在于程加刚带货行为与被上诉人是否有关，或者说是否系为被上诉人带货，如果有关就是提供劳务活动的延续。就现有证据来看，虽然被上诉人不认可程加刚系为其带货，但一、二审审理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而程加刚的主张除其本人陈述外，还有庭审中第三人刘兴的明确指认即程加刚系为被上诉人带货。作为货主的陈述具有较大的可信度。故综合审核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定程加刚受伤时处于为被上诉人的带货阶段，其行为与接受劳务一方的被上诉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时间节点上看属于持续从事提供劳务活动过程中。上诉人此项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责任主体认定。本案龚首燕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虽然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系龚首燕，组成形式系个人经营，但由于个体工商户本身没有独立的财产，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可见，个体工商户的对外债务承担以其经营方式确定。本案事实表明，龚首燕、蔡蛟夫妻系共同经营门店，双方财产未独立区分，故应当依法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故程加刚要求判令龚首燕和蔡蛟夫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责任承担问题。程加刚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30791.50元，有医疗票据在卷证实；2、后续治疗费8000元，有司法鉴定意见在卷证实；3、误工费12361.79元（38897÷365×116，住院17天，遵医嘱出院记录和病情证明休息时间共计99天，合计116天。赔偿标准按2019年度居民服务业）；4、护理费12361.79元（参照医嘱休息时间，按照2019年度居民服务业标准）；5、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17×50）；6、残疾赔偿金68910元（34455×20×10%）；7、被扶养人生活费3999.33元（23996×5÷6×2×10%）；8、交通费酌定500元；9、营养费6000元（根据伤残情况参考鉴定意见）；10、鉴定费2200元；11、精神抚慰金2000元（参考后果及过错程度）。以上1-10项合计145974.41元。对于上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划分责任。上诉人程加刚未经货主同意，在不熟悉房间布局情况下私自上楼导致自身伤害，对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龚首燕、蔡蛟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次要责任。程加刚私自上楼受伤，不构成对第三人一方的义务帮工，第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确定龚首燕、蔡蛟承担上述损失的30%即189766.73，另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共计191766.73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至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二、龚首燕、蔡蛟于本判决送达之日10日内共同赔偿程加刚各项损失191766.73元；三、驳回程加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合计2100元，由程加刚负担1470元，龚首燕、蔡蛟共同负担6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勇审判员 柳 莉审判员 江 涛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张欢欢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鄂06民终221号本院于2020年7月6日对上诉人程加刚与被上诉人蔡蛟、龚首燕、原审第三人刘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的（2020）鄂06民终221号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笔误，应予补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2020）鄂06民终221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第9行“30%即189766.73元”补正为“30%即43792.32元”；第9页第10行“共计191766.73元”补正为“共计45792.32元”；第9页第11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补正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第9页第21行“各项损失191766.73元”补正为“各项损失45792.32元”。审判长曹勇审判员柳莉审判员江涛二O二O年七月九日书记员张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