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8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四喜，男，196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南京港务集团公司员工，户籍地南京市栖霞区，现住南京市鼓楼区。法定代理人：孙某（系余四喜之母），女，193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南京港务集团公司第二分公司退休职工，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三喜（系余四喜之兄），男，195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南京港务集团公司第二分公司退休职工，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现住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200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南京志远初级中学学生，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现住南京市秦淮区。法定代理人：王某（系王某1之父），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南京港务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员工，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现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余四喜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5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四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其认为双方没有对南京市鼓楼区金陵新三村6幢三单元101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做过其占10%、被上诉人占90%份额的约定，其母亲不可能将案涉房屋约定给余四喜10%，给王某190%，其母亲认为应该是一家一半，双方约定的份额实际是被上诉人弄虚做假取得；2、2018年王某又单独和余四喜签订买卖合同，把案涉房屋份额全部转移到王某1名下，反映出王某在整个房产赠与的过程中是有问题的。王某1辩称，1、孙某在2012年的精神状态和现在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2012年关于案涉房屋份额约定是有效的，是孙某真实意思表示。做出份额约定当天是王某、孙某、王某前妻、余四喜一起去的房产局，当时工作人员宣读过份额约定书的内容后他们才按的手印；2、孙某代表余四喜提出本案诉讼是因为有人从中挑唆。余四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余四喜、王某1就南京市鼓楼区金陵新三村6幢三单元101室房屋签订的《份额约定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与其第一任丈夫婚后育有余三喜、余四喜等子女。余四喜的父亲于1960年左右去世，数年后，孙某与王琳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王某系王某1的父亲。王琳于1982年去世。余四喜自幼智力低下，思维表达不清晰，与人沟通有障碍，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照顾，系四级智力残疾；于2019年经鉴定机构鉴定为精神发育迟滞（轻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法院于2019年11月宣告余四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案涉房屋系孙某于2001年通过房改购房所得，登记在孙某一人名下。2012年8月22日孙某将案涉房屋赠与王某1和余四喜，双方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孙某将其所有的案涉房屋无偿赠与王某1、余四喜，双方自合同签订当日到房地产登记机关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该合同落款处赠与人由孙某按印，受赠人处由王某1和王某签名。同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份额约定书》，约定余四喜和王某1共同受赠案涉房屋，王某1占90%，余四喜占10%。该约定书落款处有王某1和王某的签名，另有一手印。关于该手印由谁所按，孙某表示时间较久记不清楚了，但孙某当时要求余四喜和王某1各占一半份额；王某先是称时间较久记不清楚了，不确定是否是孙某或余四喜所按，有可能二人都未按印，后又表示孙某或者余四喜至少有一人按印，否则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不会按照1:9的份额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在签订《赠与合同》与《份额约定书》的同时，双方又填写了一份南京市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记载房屋坐落即为案涉房屋，转让方为孙某，受让方为王某1和余四喜，占有份额分别为王某190/100、余四喜10/100，转让方、受让方须在登记机构工作人员面前签字确认下列内容：本人提交的登记资料和申请书填写的内容真实、合法，共有人清楚，签字盖章属实，否则概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上述事项受理人员已当面询问等等。该申请书落款处转让方一栏按有手印，受让方有王某1、王某签字并按有手印。余四喜和孙某称不能确定上述申请书上的手印是其二人的按印。王某称上述申请书上王某1和王某的签名是王某所书，两个手印是孙某和余四喜的按印，不动产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宣读申请书上的内容后由双方在工作人员面前签字或按印。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为：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本案中，孙某将案涉房屋赠与余四喜与王某1，其二人在受赠后对双方各自占有的份额进行了约定；余四喜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于份额的约定需经其法定代理人孙某的同意或追认，《份额约定书》上无孙某的签名，孙某对于份额约定书上有无其按印未明确回复，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对此问题的回复前后不一致，无法确认《份额约定书》关于份额的约定系经孙某同意；但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亦有关于双方份额约定的记载，该申请书落款明确分为转让方和受让方两栏，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转让方处的按印系转让方孙某的按印，故余四喜的法定代理人孙某是知晓当时双方约定的份额系王某1占90%、余四喜占10%，现孙某和余四喜以余四喜实施的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份额约定行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为由要求确认份额约定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余四喜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中，关于2012年8月22日形成的案涉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中转让方一栏的手印，孙某陈述并非其所按，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且经本院释明该举证责任应由余四喜承担后，其明确不要求申请鉴定。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9）苏0113民特57号民事判决书、《赠与合同》、《份额约定书》、死亡证明、家庭户籍档案资料、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签订的《份额约定书》是否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余四喜系精神残疾，2012年8月22日，余四喜母亲孙某将其所有的案涉房屋赠与给余四喜和王某1。余四喜和王某1于2012年8月22签订《份额约定书》，《份额约定书》虽无孙某签名、捺印，但当日关于该房屋签订的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亦有关于双方份额约定的记载，该申请书明确载明王某1占有90％份额，余四喜占有10％份额，内容与《份额约定书》一致。该申请书落款处分为转让方和受让方两栏，转让方栏按有手印，孙某虽否认该手印系其所按，但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且明确不要求申请鉴定，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要求撤销2012年8月22日的《份额约定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余四喜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余四喜负担，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