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海旺，男，1964年5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彤，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鹏，男，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付（系张大鹏姐夫），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宝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江，男，193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宝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桂荣，女，194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宝坻区。上诉人杜海旺因与被上诉人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5民初9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海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彤，被上诉人张大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付、被上诉人张国江、被上诉人袁桂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海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撤销杜海旺与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于2019年1月21日签订的《还款保证书》；3.两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大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是保证合同纠纷,诉请主张为撤销杜海旺与张大鹏等人签订的《还款保证书》,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庭审归纳了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还款保证书》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解决该焦点问题,必须确认张大鹏等人是否存在胁迫行为。一审判决对这一关键的基本事实却采用含糊不清的模糊表述,来回避对基本事实的肯定性确认。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表述“张大鹏等人确实对杜海旺进行过纠缠,因此本院无法排除有胁迫行为的事实。”杜海旺认为对案件基本事实的清楚认定,是正确清楚审理案件事实,公正判决的前提条件。其实对于张大鹏等人是否存在胁迫行为的事实,从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从整个过程来看”的表述,再运用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非常容易得出肯定性判断,张大鹏等人为追讨投资款或寻求保证对杜海旺有胁迫行为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为张大鹏等人的行为不足以使杜海旺陷于恐惧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杜海旺认为一审法院对是否存在胁迫行为这一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对其基于该行为而做出的与陷于恐惧两者之间关系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张大鹏等人的行为“并未使用暴力,亦未限制人身自由,不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杜海旺认为暴力分为“硬暴力”“软暴力”“肢体暴力”“语言暴力”，张大鹏等人毫无疑问地使用了“语言暴力”这种“软暴力”的行为。杜海旺身为一名××人被十来名所谓“债权人”围攻,一宿谈话不让睡觉,次日上午杜海旺准备上班,车上还坐着两名“债权人”,还有众多“债权人”尾随。杜海旺只得去派出所报警寻求保护,并为此一天没有上班，明显具有违法性。这一切足以使其陷入恐惧。其次,关于一审判决中所说“恶果控制力”,判决中表述为“张大鹏等人以‘让杜海旺丢工作’‘让吴树新进监狱’等恶果对杜海旺进行威胁,张大鹏等人对该恶果不具控制力。”杜海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一个大恶果,就是去杜海旺单位闹事,使杜海旺名声扫地,臭名远扬。对于这一恶果张大鹏等十人是有控制力的。如果杜海旺1月21日不去派出所报警,返回家中后不给张大鹏等十人签订《还款保证书》,他们肯定会让这一恶果继续实现。对于杜海旺这一恐惧心理,杜海旺在一审起诉状、法庭辩论意见中多次强调,可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事实和本院认为中却只字不提,有意地回避了，这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不公正。第三，关于杜海旺心理认知问题。杜海旺真实的恐惧是害怕张大鹏等十人,跟随其去单位,使其名声扫地,臭名远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1月20日,已经在杜海旺单位待了一天了），这才是杜海旺的内心恐惧所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张大鹏的行为不足以使杜海旺陷于恐惧,是与事实不符的。三、关于陷于恐惧与做出意思表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判断的结果是即使杜海旺陷于恐惧也与张大鹏等人的行为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显然又是错误的。首先,什么是意思表示,杜海旺理解应是签订《还款保证书》的行为,也就是杜海旺的恐惧与其向张大鹏等十人分别保证还款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很显然两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另案起诉的其他债权人（如韩卫兵等）开庭时曾向法庭陈述“杜海旺就怕张大鹏等人去单位。”杜海旺怕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真实的恐惧心理,即怕名声扫地,臭名远扬。从一审判决的“从整个过程来看”,如果杜海旺在1月21日不屈从于张大鹏等十人,那么杜海旺恐惧的事情会继续发生。杜海旺基于恐惧,非自愿书写《还款保证书》,恐惧与保证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一审法院回避了杜海旺真实的恐惧心理,而主观臆断杜海旺恐惧内容,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果。综上所述,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自愿向与己无关的人出具高达数百万元的《还款保证书》,一个身患××的人面对众人长期胁迫下,违背意愿而就范也合情合理。一审法院回避了杜海旺内心真实的恐惧心理,而选择在庭后,单独找杜海旺了解情况,采用封闭式问题提问的方式,得到有倾向性的回答,从而主观臆断杜海旺签订《还款保证书》时的心理认知,这显然会违背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用开放式问题的提问方式,杜海旺肯定能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张大鹏辩称，不同意杜海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国江、袁桂荣共同辩称，不同意杜海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国江、袁桂荣未去过杜海旺家，未胁迫过杜海旺，也未以让吴树新进监狱威胁过杜海旺，杜海旺基于自愿出具保证书。杜海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杜海旺与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于2019年1月21日签订的《还款保证书》；2.诉讼费由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海旺系天津市宝坻区畜牧水产局干部，其妻子吴树新在宝坻区经营中联硅谷公司理财业务，名称为中硅融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宝坻分公司，该公司登记负责人为胡海燕。张国江、袁桂荣系夫妻关系，张大鹏系二人之子。中联硅谷公司推出名为“养生养老产业项目”，承诺产品回报率年利率18%，按月返息。张大鹏等多人购买了理财产品，张大鹏购买了300000元，张国江购买了100000元，袁桂荣购买了140000元，中联硅谷公司为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分别出具了相关面额的收据。2018年4月中联硅谷公司资金链断裂，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未能再获返息。此后，张大鹏等人多次到畜牧水产局和杜海旺家中解决还款问题。2019年1月20日，多名投资受损人在杜海旺家中滞留一夜，次日早上杜海旺驾车拉载部分投资人到钰华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民警告知双方另行协商解决。返回杜海旺家中之后，杜海旺为张大鹏等人出具了书面的还款保证书，主要内容：如果五年之内中联硅谷公司未能偿还给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所投入的资金，则杜海旺偿还本金（李华已还的从中扣除）。同时，杜海旺书写了承诺书，由投资人签名捺印。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要求张大鹏等人就保证书内容保密，否则杜海旺签订的保证书作废。当日，杜海旺建微信群，成员为杜海旺和出具还款保证书的债权人。群聊中杜海旺曾要求张大鹏撤回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理由为报案的与不报案的将来偿还投资款的标准不一样，并称这种说法来自北京的一个微信群，杜海旺也是群聊成员。另查，2019年8月，吴树新、胡海燕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执行逮捕，公安机关未对杜海旺采取措施。庭后一审法院就案件相关事实，向杜海旺本人进行了核实，杜海旺陈述，出具《还款保证书》的目的是“想过安稳日子，不想让他们再找我闹”，劝说张大鹏撤案是依据其在“北京群”里得到的说法，“将来还款标准不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杜海旺为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出具《还款保证书》时是否因受胁迫而造成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考察该问题应当厘清张大鹏等人是否存在胁迫行为、该行为与杜海旺陷于恐惧的因果关系及恐惧与杜海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关于张大鹏等人是否存在胁迫行为的问题。依据双方陈述及杜海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能够确认涉案债权人多次到杜海旺工作单位、家中找其解决投资款返还的问题，并基于上述问题亦曾在杜海旺家中滞留。2019年1月21日杜海旺驾车至公安机关寻求帮助，公安机关未作处理后，杜海旺书写了《还款保证书》。从整个过程来看，张大鹏等人确实对杜海旺进行过纠缠，因此一审法院无法排除张大鹏等人为了追讨投资款或寻求保证以语言和行为等对杜海旺有胁迫行为的事实。二、关于张大鹏等人的行为与杜海旺陷于恐惧的因果关系问题。首先，关于胁迫行为程度的问题。张大鹏等人虽然多次至杜海旺单位及家中寻求投资款还款途径及方式，但其并未使用暴力，亦未限制杜海旺人身自由，不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其次，关于恶果控制力的问题。即使张大鹏等人以“让杜海旺丢工作”“让吴树新进监狱”等恶果对杜海旺进行威胁，张大鹏等人对该种恶果也不具有控制力。第三，关于杜海旺心理认知的问题。杜海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中的领导干部（科长）应具备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知识，依据杜海旺所述出具《还款保证书》的目的就是“想过安稳日子”，为了过安稳日子而向与己无关的人出具高达数百万元的保证书，于理不符。综上，张大鹏等人的行为不足以使杜海旺陷于恐惧。三、关于陷于恐惧与作出的意思表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依据杜海旺要求被告签名确认的《承诺书》、其建立的微信群里的聊天内容等可知，其出具《还款保证书》后要求张大鹏等人承诺对保证书涉及的内容进行保密，并要求对已经报案的案件进行撤案，实质是为了防止中联硅谷公司涉嫌犯罪事态扩大，从而避免对其本人及和彼时未到案的吴树新造成更坏的后果。故即使杜海旺陷于恐惧也与被告的行为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张大鹏等人的行为不足以构成法律规定的胁迫，杜海旺以此主张撤销《还款保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杜海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杜海旺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杜海旺提交：1.理财合同四份，证明其与妻子吴树新购买了同款理财产品，投资金额合计750000元，其与吴树新没有骗钱的主观意图，杜海旺也是投资参与人，同样有损失；2.谢春梅一审庭审时自述，杜海旺出具《还款保证书》是基于对谢春梅的愧疚，担心吴树新被抓，证明有受胁迫的情况。张大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杜海旺是实际受益人，因张大鹏等人购买理财产品拿到很多佣金和提成，其应该弥补张大鹏等人的损失。张国江、袁桂荣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第一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第二份证据不能证明杜海旺受胁迫的情况，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确认。另，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向钰华派出所了解2019年1月21日杜海旺报警的情况，处理该案的民警张海青就此作出说明。主要内容：杜海旺当日到钰华派出所反映张大鹏等人前一晚在其家里不走，找其妻子吴树新要账，其来咨询一下这个事怎么办，当时民警认为该案属于经济纠纷，告知杜海旺及同来的几个人去法院起诉解决；当时杜海旺没有反映有胁迫的情况，之前没有报警，双方心平气和，情绪不激烈；派出所认为属于经济纠纷，够不上立案标准，所以没有立案。杜海旺质证认为，可以证明杜海旺是在向公安部门寻求帮助，只是寻求帮助未果，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张大鹏、张国江、袁桂荣质证意见，对该调查笔录没有异议。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杜海旺是否因受张大鹏等人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出具《还款保证书》。从本案来看，张大鹏等人从吴树新处购买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理财产品，在得知投资款出现问题面临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多次找吴树新或杜海旺解决投资事宜，该种反应并不违反常理。对于张大鹏等人多次去杜海旺单位和家中，2019年1月20日晚滞留家中一宿等行为是否达到法律规定“胁迫”的程度。首先，从出具《还款保证书》之前报警的情况来看，杜海旺在2019年1月21日去钰华派出所时，未说明正在遭受非法胁迫，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认为属于经济纠纷，告知双方去法院解决，因此不能认定张大鹏等人对杜海旺实施了非法行为。其次，从《还款保证书》《承诺书》的内容来看，保证书除明确由杜海旺承担还款责任外，亦明确了还款的条件是五年之内中联硅谷公司未能偿还本金，并注明“李华还款的从中扣除”；承诺书主要约束张大鹏等人要履行保密义务，如泄密保证书失效。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杜海旺及张大鹏等人当时对保证书及承诺书的内容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对双方均设定了义务，且保证书、承诺书均由杜海旺书写，杜海旺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再次，从出具《还款保证书》之后的表现来看，杜海旺在出具《还款保证书》之后未及时报警，而是建立微信群，在群聊中要求成员之一张大鹏撤回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理由为报案的与不报案的将来偿还投资款的标准不一样，并称这种说法来自北京的一个微信群，杜海旺也是群聊成员。最后，从因果关系来看，杜海旺主张张大鹏等人以“让杜海旺名声扫地、臭名远扬”进行威胁，足以使其产生恐惧心理，而违背真实意愿签署保证书，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及认定的事实无法得出以上结论。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张大鹏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胁迫，不足以使杜海旺表意不真实。故，杜海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海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杜海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赵永华审判员 刘 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苏盈盈书记员郝旭尧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