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20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杨子冶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大塘2号。法定代表人：杨楚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欢，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宾，上海市海华永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武汉钢铁集团轧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厂前环厂西路。法定代表人：刘永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光，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杨子冶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杨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钢铁集团轧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轧辊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湖南杨子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鄂0107民初6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庭审后单方所作的关于上诉人反诉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诉权，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本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本诉诉讼时效至2015年初已经届满，黄进群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2018年4月1日函件出具时本诉已结超过诉讼时效，函件内容是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原审诉讼材料能够有效送达。三、上诉人的反诉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其反诉超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最后一次发货时间为2012年7月12日，2014年5月30日被上诉人任意三栏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此后至被上诉人2016年9月起诉，上诉人一直主张以物抵债，2018年4月1日向被上诉人发函主张权利，故反诉未过时效。此外被上诉人在起诉书及一审庭审的陈述构成自愿履行，不应再以时效抗辩。四、一审判决未予认定被上诉人差欠上诉人货款3,444,417.4元，显属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6704876.6元，双方对已开票的3260459.2元无异议，但对于未开票的24支轧辊和遗漏的一只冷型应当按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计价3,444,417.4元。五、一审判决认定本诉中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货款1,978,619.85元，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支持，应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供货5998177.5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6704876.6元，经被上诉人主张自愿抵扣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706699.1元。被上诉人武钢轧辊公司辩称：一、关于本案本诉反诉的诉讼时效。1、我方本诉未过诉讼时效。2012年8月，湖南杨子公司已经停产，我方一直与湖南杨子公司经办人联系催款，此后我方分别在2016年、2017年提起诉讼，一审已经查明该事实。此外，2018年4月1日，湖南杨子公司向我方发函确认了欠付的货款。2、反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后我方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时效抗辩符合法律规定，湖南杨子公司的反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货款金额。案涉货物为特殊类产品，不能仅按重量计价，根据合同及交易习惯，发货时提交质保书并经验收方能确定质量及价款。我方是为减少湖南杨子公司的损失才拖回24支轧辊，湖南杨子公司提交的磅单与发货单与本案所涉24支轧辊不能一一对应。另外，我方《情况说明》对轧辊的处理方式予以详细说明，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符合实际情况，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武钢轧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南杨子公司支付货款1,978,619.85元；2.判令湖南杨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人湖南杨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武钢轧辊公司支付湖南杨子公司货款3,444,417.40元；2.判令武钢轧辊公司承担反诉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湖南杨子公司与武钢轧辊公司互为定作方、承揽方，相互加工定做各种轧辊。2010年10月至2012年5月期间，双方签订多份《冶金轧辊加工定做合同》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送货方式均为供方负责运输到需方仓库，运费由供方承担。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发货前货物过磅，后由供方出具《发货通知单》。2010年10月27日至2012年6月27日，武钢轧辊公司陆续向湖南杨子公司发出各类辊27支，产品价值金额总计7,378,297.50元，武钢轧辊公司就上述货物向湖南杨子公司开具了7,378,297.5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0年至2012年，湖南杨子公司陆续向武钢轧辊公司发出各类辊，其中2010年12月6日至2011年10月26日期间，湖南杨子公司发出各类辊18支及1支冷型，产品价值3,260,459.20元，湖南杨子公司就上述货物向武钢轧辊公司开具了3,260,459.20元的增值税发票，另2011年11月9日至2012年6月5日，湖南杨子公司发出各类辊15支，2012年7月12日，武钢轧辊公司以自提方式提回各类辊9支及冷型1支，未过磅称重。对于上述24支辊及冷型，湖南杨子公司均未向武钢轧辊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对于未开具增值税发票部分的货物，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湖南杨子公司认为上述发货系向武钢轧辊公司履行供货义务，货物总价值为3,444,417.40元。其中2012年5月16日发货4支辊，系履行编号为2012-2-8合同的供货义务；2012年6月5日发货共8支辊，系履行编号为2011-12-31合同的供货义务；2012年7月12日发货7支辊及1支冷型，系分别履行编号为2012-2-8、2012-4-12、12-15-2合同的供货义务，上述辊的价格均按合同约定价格计算。2011年11月9日发货1支辊及2012年5月23日发货1支辊均无书面合同，参照编号为2011-2-28号合同中类似型号计价，2012年7月12日发货2支辊亦无书面合同，参照编号为2010-1-18号合同中类似型号计价。武钢轧辊公司认为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部分并非湖南杨子公司履行供货义务，而是由于湖南杨子公司面临停产，未支付武钢轧辊公司货款，武钢轧辊公司拖回24支轧辊用以抵债，该部分款项由武钢轧辊公司自行作价，在诉讼请求中予以调整。其自认24支轧辊中正常销售12支，按合同价格作价冲减湖南杨子公司货款356,281.75元；销售4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购货方退货，按废辊处理，增加公司原料库存，冲减湖南杨子公司货款88,839.96元；8支无对应合同无法销售，按废辊处理，增加公司原料库存，冲减湖南杨子公司货款313,976.74元；加上杨子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退货4支，按销售价格冲减湖南杨子公司1,380,120元，以上合计扣减2,139,218.45元，湖南杨子公司应支付货款1,978,619.85元。此外，湖南杨子公司与武钢轧辊公司就本诉与反诉的诉讼时效存在争议，各方均认为对方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应解决双方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1、关于本诉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查明：武钢轧辊公司与湖南杨子公司签订的《冶金轧辊加工定做合同》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有三种情形：1、货到湖南杨子公司现场后一个月货款全额付清；2、交货时付货物总价的95%剩余5%作为质保金；3、交货开具增值税发票挂账后付款。合同签订后，武钢轧辊公司的交货数量与合同约定并不完全一致，武钢轧辊公司最后一次交货和最后一次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均为2012年6月27日。在武钢轧辊公司与湖南杨子公司往来的多份《冶金轧辊加工定作（做）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黄进群均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且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黄进群亦是经手人。2016年6月15日，黄进群应武钢轧辊公司催款要求，出具《情况说明书》1份，内容为“本人黄进群，系湖南杨子冶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杨子公司）业务员，也是武汉钢铁集团轧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轧辊公司）与杨子公司业务往来的合同签订人、具体事务负责人。时至今日湖南杨子公司尚欠武钢轧辊公司货款4,117,838.30元。期间武钢轧辊公司一直通过本人向湖南杨子公司催收欠款，湖南杨子公司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拖欠的货款一直未予支付”。2018年8月17日，湖南杨子公司委托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黄进群调查相关情况，形成《调查笔录》，黄进群在笔录中称2016年6月15日《情况说明》系武钢轧辊公司的业务员向其邮寄，其签完字后回寄给武钢轧辊公司业务员，2013年2月，湖南杨子公司由于经营问题统一解除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黄进群于2015年起诉湖南杨子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劳动关系解除后其就没有湖南杨子公司发生任何往来。武钢轧辊公司向其问过湖南杨子公司的情况，其向武钢轧辊公司说了没有在湖南杨子公司做事的情况，武钢轧辊公司没有一直通过其找湖南杨子公司催讨货款。黄进群原系湖南杨子冶金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湖南杨子冶金实业有限公司系湖南杨子公司的股东之一。2012年底，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及湖南杨子公司全面停产、全员下岗。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决定从2013年2月1日起解除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2015年7月，黄进群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后将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诉至法院，一审判决后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其中劳动关系解除的问题，黄进群认为其与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延续，双方并未就劳动关系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湘01民终4280号民事判决，认可黄进群与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2016年9月5日，武钢轧辊公司以湖南杨子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12月2日武钢轧辊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07民初1737号之一民事裁定，准予其撤回起诉，后2017年2月27日武钢轧辊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4月1日，湖南杨子公司向武钢轧辊公司发出函件，函件载明的内容为：“我公司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帮扶下，各种矛盾问题已进入有效化解阶段，开始逐步恢复生产经营，已和多家客户进行联系恢复合作关系！我公司希望继续与贵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互惠互利！经清理我公司发往贵公司货物货款金额6704876.60元（详见附件，已开票：3260459.20元；未开票3444417.40元）；贵公司发往我公司货物：7378297.50元（详见附件）；因贵公司轧辊上机后初期都发生了破坏性事故，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无法实现销售和货款回笼。1、……2、……3、……。我公司多次要求贵公司办理退货结算手续，因各种原因贵公司一直未处理。我公司希望贵公司本着公平公正，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对之前的往来进行清理结算，也便于以后我们更好地合作，共同发展！望贵公司支持办理。”此外，在发回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查阅了（2016）鄂0107民初1737号案件和（2017）鄂0107民初528号案件的送达情况。在（2016）鄂0107民初1737号案卷中记载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10月14日先后两次向湖南杨子公司邮寄应诉材料，邮寄结果均为“拒收”，后武钢轧辊公司提供了“湖南杨子公司联系人罗某某”电话，一审法院与罗某某取得联系，该人称其系湖南杨子公司工商注册地街道办主任，并非公司员工，其按当地的政策代为处理湖南杨子公司的事务，但湖南杨子公司现已不在经营，公司已无人员办公，只剩下机械设备，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吉松现已无法联系。后一审法院将上述情况形成《情况说明》记录在卷。（2017）鄂0107民初528号案卷记载，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向湖南杨子公司邮寄应诉材料，该邮件被退回，退回原因为“号码错误，上门都在找此人”，后该案采取公告方式送达，湖南杨子公司公告送达时将“杨子公司”误写为“扬子公司”，该案因送达程序违法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武钢轧辊公司认为，2012年8月湖南杨子公司在全面停产后，武钢轧辊在无人签收债权文书的情形下，一直通过黄进群向湖南杨子公司催收欠款，而黄进群系湖南杨子公司业务员，也系武钢轧辊公司与湖南杨子公司往来业务的经办人和负责人，黄进群的说明足以证实武钢轧辊公司一直向湖南杨子公司主张债权。即使黄进群已与湖南杨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但湖南杨子公司并未向武钢轧辊公司披露上述事实，也未告知武钢轧辊公司解除黄进群的代理权，且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生效判决也是在2016年12月28日作出，在武钢轧辊公司第一次起诉后，故武钢轧辊公司完全有理相信黄进群在此期间依然享有代理权，黄进群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武钢轧辊公司通过黄进群主张债权以及武钢轧辊公司的两次起诉行为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此外，2018年4月1日湖南杨子公司向武钢轧辊公司的函件中湖南杨子公司对武钢轧辊公司发货金额予以认可，并提出清算、继续合作，故本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湖南杨子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交易的最迟付款期限应在2012年底2013年初，2015年初本诉的诉讼时效就已届满，武钢轧辊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此期间向杨子公司主张过债权。黄进群与湖南杨子公司的劳动关系在2013年2月已解除，湖南杨子公司并未授权或委托其继续处理相关后续的事宜，其无权继续代表杨子公司，对此事实武钢轧辊公司是知情的，黄进群的说明无法达到中断本案诉讼时效的目的，且黄进群出具说明时，湖南杨子公司与黄进群的劳动争议纠纷在二审审理期间，其与湖南杨子公司关系恶化，与湖南杨子公司具有利害关系，黄进群做出不利于湖南杨子公司的情况说明不应得到采信。2018年4月1日湖南杨子公司出具的函并非在本诉供货合同的时效期限内发生的，此时本诉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且整个函件没有作出任何同意支付货款继续履行的承诺，而是向武钢轧辊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其办理退货结算，故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为，湖南杨子公司与武钢轧辊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了付款时间，湖南杨子公司应按约定时间向武钢轧辊公司支付相应的款项，对于本诉的诉讼时效，第一，黄进群先后在不同的诉讼期间，对武钢轧辊公司是否一直通过其向湖南杨子公司催要货款作出相反的陈述，但先后两次的陈述均未否认武钢轧辊公司曾经找过其本人，不否认2016年6月15日《情况说明》系其签字。结合湖南杨子公司2012年底全面停产、全员下岗至其自称2018年恢复生产的实际情况、在一审法院两次诉讼过程一审法院多次邮寄应诉材料均无法联系到湖南杨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亦无人应诉，武钢轧辊公司基于黄进群系湖南杨子公司合同签订时的委托代理人和合同履行中的经手人身份，联系催要货款具有合理性。第二，黄进群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均代表湖南杨子公司，故武钢轧辊公司有理由相信黄进群的行为系代理湖南杨子公司的行为。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与湖南杨子公司系两个不同的公司，虽然湖南杨子公司抗辩称黄进群于2013年2月起已与湖南杨子公司解除合同，有生效裁判文书可以证明，但该判决解决的是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与黄进群的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湖南杨子公司对外与武钢轧辊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黄进群此前代表湖南杨子公司，若事后湖南杨子公司不再委托黄进群则应就解除黄进群委托代理的相关情况以合法的方式告知武钢轧辊公司，否则其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且黄进群与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审理过程，双方就是否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亦存在争议，直至2016年12月28日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才明确双方劳动关系自2013年2月1日起解除的事实，而武钢轧辊公司在该生效判决作出前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湖南杨子冶金实业公司与黄建群于2013年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认定不能对抗武钢轧辊公司向湖南杨子公司的催款行为，故本诉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第三，湖南杨子公司于2018年4月1日向武钢轧辊公司出具函件，该函件载明了湖南杨子公司认可的双方的发货金额，且希望武钢轧辊公司对之前的往来进行清理结算，而对之前的往来进行清理结算本就包含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意思表示，即便不考虑本诉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诉讼时效也因函件的出具重新计算，故武钢轧辊公司的本诉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关于反诉的诉讼时效武钢轧辊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湖南杨子公司的反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湖南杨子公司认为武钢轧辊公司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对此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该规定将诉讼时效的抗辩提出的时间界定在“一审期间”，一审期间并非以庭审作为标准，若当事人在庭审后意识到自己时效抗辩的权利并提出抗辩，只要判决仍未作出，案件仍在一审期间，仍应对一方当事人诉讼时效的抗辩进行审查。故本案中武钢轧辊公司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判决作出前提出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告知湖南杨子公司后应依法进行审查认定。一审法院查明，湖南杨子公司作为需方与武钢轧辊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存在以下几种：1、20%预付款，轧辊发货到使用方后，上机使用3个月，无质量异议支付70%，质保金10%一年使用方无质量异议付清；2、货到用户验收合格无质量异议后5个月付款90%，余款做质保按技术协议一年付清；3、结算方式及期限按《战略合作协议》相关条款执行；4、货到验收合格付款，按图纸并依磅单结算，留10%质保金半年后结清。现双方均未提交《战略合作协议》，湖南杨子公司最后一次发货（武钢轧辊公司自提）时间为2012年7月12日。一审法院认为，湖南杨子公司与武钢轧辊公司签订合同，武钢轧辊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货款。湖南杨子公司在2012年底已全面停产，现无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武钢轧辊公司催要过货款，直至2018年4月1日湖南杨子公司才在函件中提出武钢轧辊公司供货存在质量问题并要求结算，其反诉要求武钢轧辊公司支付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武钢轧辊公司的本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湖南杨子公司应付货款根据相关事实予以认定，湖南杨子公司的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现依据武钢轧辊公司提供的合同、《发货通知单》以及增值税发票、湖南杨子公司2018年4月1日发送的函件，能够证明武钢轧辊公司向湖南杨子公司发货7,378,297.50元，湖南杨子公司应当向武钢轧辊公司支付货款。武钢轧辊公司自愿以湖南杨子公司供货3,260,459.20元冲抵部分货款，本院予以照准，故湖南杨子公司还应支付武钢轧辊公司4,117,838.30元。武钢轧辊公司将其从湖南杨子公司的24支轧辊分类测算相应款项以及扣减退货后以1,978,619.85元向湖南杨子公司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即便本案武钢轧辊公司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武钢轧辊公司在调整诉请时已经扣除了湖南杨子公司抗辩的4支轧辊退货的价款，对于其余轧辊的质量问题湖南杨子公司未在约定或法定的质保期内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不予以采信；另外对于后续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24支辊，部分供货型号无对应的书面合同及约定单价标准，部分货物系自提未称重，未开质保书，不符合双方合同履行的交易习惯。故湖南杨子公司不能证明后续发货均系履行合同义务，其主张按3,444,417.4元计价亦缺乏事实依据，湖南杨子公司因自身原因未及时主张权利导致其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湖南杨子公司的抗辩意见及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杨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武钢轧辊公司支付货款1,978,619.85元。二、驳回湖南杨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22,607元，由湖南杨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7,178元，由湖南杨子公司负担。本案一审公告费由武钢轧辊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武钢轧辊公司最后一次交货和最后一次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均为2012年6月27日，其后黄进群在2016年6月15日向武钢轧辊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对湖南杨子公司欠付武钢轧辊公司的货款进行了确认，该确认行为导致诉讼时效在2016年6月15日中断。黄进群虽然并非湖南杨子公司的员工，但在湖南杨子公司与武钢轧辊公司业务往来中，作为湖南杨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且是合同履行的经手人，武钢轧辊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其出具《情况说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法律后果应当由湖南杨子公司承担。此外，湖南杨子公司2018年4月1日向武钢轧辊公司发出函件，载明武钢轧辊公司向其发货物价值7378297.50元，该行为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武钢轧辊公司本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武钢轧辊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湖南杨子公司的反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未违反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反诉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有据。此外，湖南杨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武钢轧辊公司催要过货款，湖南杨子公司最后一次发货时间为2012年7月12日，其于2018年4月1日向武钢轧辊公司发出函件要求结算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据此对湖南杨子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合同双方存在争议的轧辊及冷型的货款，湖南杨子公司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并不符合双方此前合同履行交易习惯。就该部分货款，武钢轧辊公司经分类测算扣减后以1,978,619.85元从湖南杨子公司欠付该公司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系其诉讼权利的依法行使，一审法院对其自认行为予以照准并无不当。综上，湖南杨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85元，由上诉人湖南杨子冶金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焰审判员  张鹏审判员  裴露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游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