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同煤大厦）。法定代表人：张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博超，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宝，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钢德远矿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A座32层3207号。法定代表人：刘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革英，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煤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钢德远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德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4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煤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钢德远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中钢德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法律关系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认定错误。任何融资性贸易关系都具有买卖合同的外观特征，不能仅以合同权利及其履行行为的表面状态进行认定，而应从两者不同之处进行甄别，本案的实质是通过一系列表面的买卖合同构建了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本没有真实货物存在，各方前述的合同存在诸多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事实，足以证明涉案合同的真实目的并非买卖，而是企业间进行的借贷；2.本案各方面的事实情况符合融资性贸易的认定要素。各方形成了封闭的循环贸易圈且各方对这一交易结构的融资目的是明知的；3.大同煤矿公司申请追加贸易链条各方，未获一审准许，致使相关法律关系未获进一步确认，致使法庭对融资性贸易关系缺乏内心确信；4.一审法院的裁判认定及裁判结果，不符合客观事实及当前的裁判导向，将导致出现多重复杂的追索关系，不利于定纷止争，还将引发一系列国有企业维护资金稳定与安全的严重危机。中钢德远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中钢德远公司和大同煤矿公司签署的《销售合同》（15ZGDY-NMX0624-MR014-CN）合法有效。大同煤矿公司称本案的买卖合同并非真实交易，而是一种融资性交易，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更无证据支持。中钢德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同煤矿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货款16364478.41元；2.大同煤矿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自2015年7月6日起直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7月3日期间为1192970.48元，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7月4日起继续按上述标准计算违约金直至货款清偿之日止）；3.大同煤矿公司承担中钢德远公司支付的律师费90000元；4.大同煤矿公司承担该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3日，大同煤矿公司（买方）与中钢德远公司（卖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15ZGDY-NMX0624-MR014-CN），主要内容为：商品为主焦煤，其中约定了全水份、灰份、挥发份、硫、G和Y，数量为22000吨，包装为散装，价格为一票含税出库承兑价743元每吨（全额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1634.6万元。交货地点为卖方指定地点（山西省），交货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前，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为买方自提。验收标准及方法为货物品质以出库检验结果为准，如有异议，应在检验结果出具之日起3日内书面提出，由双方共同取样并送至第三方检验机构复检，最终检验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货物数量以出库过磅数为结算依据。买方收货后，双方结算。结算数量以买方提货出库数量为准，品质以买方提货出库检验结果为准，买方确认结算单后卖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买方于2015年7月5日前支付全部货款，付款方式为银行承兑。违约责任约定若买方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将全部货款支付给卖方，则本合同终止，卖方有权自行处理货物；若买方对卖方造成损失的，卖方有权向买方要求支付逾期违约金（每日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加收），如果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由此给卖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货物处理差价、资金占用利息、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额外费用），则买方还应当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条款。2015年4月7日，大同煤矿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出具收货函件，载明“我司已收到贵司合同项下（15ZGDY-NMX2441-MR014-CN）的主焦煤22848.87吨。经双方共同采样，双方已认可该批货物的质量指标。平均化验质量指标如下：全水分：12.616%，灰分：10.40%，挥发分：25.31%，硫：1.292%，G值80，Y值：16mm”。大同煤矿公司盖章确认的销售结算单记载了案涉合同物品名称、货物的检验日期、到货数量、水分、灰份等指标、扣水后数量、成品单价、结算数量、结算金额、开票数量、开票金额，开票金额和结算金额均为16364478.41元。中钢德远公司提交其于2017年6月与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诉讼）》，显示中钢德远公司因与大同煤矿公司案涉合同纠纷，聘请该所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该所委派李靖、李革英律师担任诉讼中中钢德远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案件一审、二审、执行阶段事务，自该合同订立之日起三日内，中钢德远公司向该所支付代理费90000元，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条件下的代理费和其他办案工作费用。2017年7月3日，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向中钢德远公司开具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税劳务为律师代理费，价税合计90000元。2017年9月4日，中钢德远公司向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转账付款90000元，备注为律师费。2016年10月12日，中钢德远公司向大同煤矿公司通过EMS邮寄材料，邮单备注材料为“中钢德远矿产品有限公司寄往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催款函”，该邮件于2016年10月13日被大同煤矿公司人员签收。中钢德远公司称该邮件内为《催款函》，并提交该《催款函》，主要内容为：2013年以来，大同煤矿公司与中钢德远公司开展了煤焦业务，截至2016年10月12日，在上述业务中大同煤矿公司尚欠中钢德远公司款项32928800.81元，其中包括财务账面余额16564322.40元，已到货结算未开票金额16364478.41元。根据双方所签销售合同的约定，大同煤矿公司应当在2015年7月5日前支付上述款项，但中钢德远公司仍未收到。请大同煤矿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前向中钢德远公司全额支付上述款项。大同煤矿公司称其虽然收到了邮件，但是由于时间久远，邮件中是什么材料现在已经无法核实，不清楚是不是该《催款函》。经本院询问，大同煤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收到的该邮件中的材料的具体内容。中钢德远公司提交其与上海通宝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通宝公司）之间签订时间为2015年4月3日的《采购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6日的收货函、采购结算单、开票时间为2015年5月17日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货物现场照片若干，主张其出售给大同煤矿公司的案涉合同的主焦煤系其从上海通宝公司采购，该货物存放场地位于陕西省介休市张兰镇张兰村介休市申源实业有限公司厂区内。该《采购合同》显示的商品名称、品质规格、数量、包装、交货地点、交货时间、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验收标准及方法与案涉《销售合同》一致，价格约定为720元每吨，合同总额为1584万元，付款方式系买方收货后根据检验结果即出库过磅数量出具结算单，卖方确认后据此结算单开具增值税发票，买方收票后支付全部货款，系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付款。中钢德远公司提交收据一张，显示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收款单位有上海通宝公司财务专用章，金额为14700000元。2017年5月26日，中钢德远公司向上海通宝公司转账付款1919147.3元。中钢德远公司称该款项包括其向上海通宝公司采购主焦煤的货款以及其与上海通宝公司其他合同货款，三笔均为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一笔通过转账支付。中钢德远公司提交介休申源公司（买方）与天津鼎石公司（卖方）签订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的《精煤购销合同》及相应的收货证明、销售结算单的复印件，主张天津鼎石公司通过上述合同向介休申源公司出售了30000吨主焦煤，交易地址就在山西省介休市张兰镇张兰村介休申源公司住所地，称货物流向中钢德远公司、大同煤矿公司、华泰昇公司、天津鼎石公司之后，天津鼎石公司又将货物出售给介休申源公司。中钢德远公司提交介休申源公司（卖方）与介休市晋燃选煤有限公司（买方）之间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13日的《煤炭购销合同》及相应结算单、收款收据、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及申源实业公司过磅单若干，主张介休申源公司通过上述合同向介休市晋燃选煤有限公司出售了46000吨主焦煤，介休市晋燃选煤有限公司将主焦煤自行提货运走。大同煤矿公司提交其与华泰昇公司之间签订时间为2015年4月7日的《采购合同》及相应的收货证明、采购结算单，上述《采购合同》与案涉《销售合同》约定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交货地点、交货时间、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验收标准及方法一致，但货物单价为745元每吨，上述收货证明显示的主焦煤吨数以及取样化验质量指标与大同煤矿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出具的案涉合同的收货函相关表述完全一致。大同煤矿公司称中钢德远公司、大同煤矿公司与华泰昇公司、天津鼎石公司两两之间几乎同时签订3份主焦煤买卖合同，其目的在于建立天津鼎石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进行资金输送的通道，而非货物的真实流转，各方之间的验收和结算行为，是为天津鼎石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实施资金输送提供财务凭证，而非真实的验收、结算结果，因为案涉货物为煤炭，且数量巨大，如果进行了真实的取样和验收，不可能数据完全一致，连正常的误差都没有。中钢德远公司称对上述合同及相关收货证明、结算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据材料均为大同煤矿公司与案外人形成，与中钢德远公司无关，这些证据证明大同煤矿公司已经收货并将货物进行了出售，证明了交易的真实性。大同煤矿公司提交《林权抵押合同》一份，显示甲方（抵押权人）为中钢德远公司，乙方（抵押人）为介休申源公司，主要内容为：甲方与天津滨海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及大同煤矿公司签订了以下八份《销售合同》，案涉《销售合同》亦在其列，乙方对该合同内容完全知悉并同意，为保障上述合同顺利履行，乙方愿意将其拥有的林权抵押给甲方，作为债务人履行上述《销售合同》义务的担保，抵押物名称为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坐落于沁县册村镇杨家铺，面积2088.84亩，担保的主债权为上述八份《销售合同》项下债权金额181543745.46元，抵押担保期限为10年。大同煤矿公司还提交介休申源公司和天津鼎石公司的工商登记企业信息材料及两张商业承兑汇票，主张案涉《销售合同》签订时，李金涛系介休申源公司和天津鼎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是天津鼎石公司的股东，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27日和12月3日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上背书签章中，除介休申源公司和天津鼎石公司的财务章之外，均有李金涛的人名章，因此介休申源公司和天津鼎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金涛，案涉融资性贸易的真正债务人系天津鼎石公司，而中钢德远公司对此明知，否则不会让天津鼎石公司的关联企业介休申源公司为案涉《销售合同》提供担保。中钢德远公司对该《林权抵押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大同煤矿公司所称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大同煤矿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显示内容为“2014年12月和2015年4月，中钢德远矿产品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及天津市滨海新区鼎石贸易有限公司四家企业共同开展了两单主焦煤贸易业务。在上述贸易中，中钢德远、同煤外经贸、我公司和天津鼎石一次作为卖方两两签订了主焦煤《销售合同》（天津鼎石除外，其仅为最终买方）。因上述贸易业务是为了实现天津鼎石对中钢德远在其他业务的汇款，故实际不发生货物的流转，仅由买方向卖方出具验收文件作为结算和付款的依据。2016年1月，中钢德远为了保障结算款能由天津鼎石、我公司、同煤外经贸依次返还，还要求天津鼎石提供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天津鼎石协调其关联企业介休市申源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李金涛）与中钢德远签订了《林权抵押合同》（见附件），以林权作为抵押物向中钢德远提供了担保。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说明！”该《情况说明》落款显示有“山西华泰昇能源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中钢德远公司称，该《情况说明》系案外人所作，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按照大同煤矿公司所称以主焦煤买卖进行融资的贸易有三笔，但案外人称有两笔是融资性贸易，系矛盾。一审另查，上海通宝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5月2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韩卫华，现李金涛系该公司大股东，认缴出资额408万元，出资比例51%；2014年5月29日之前，李金涛持有天津鼎石公司98.6%的股权；2014年5月29日至2016年11月7日，李金涛持有天津鼎石公司100%的股权。天津鼎石公司系成立于2009年2月2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立金，股东为赵立金（认缴出资额1900万元，出资比例95%）、李金涛（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5%）。介休申源公司系成立于2004年7月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续彪飞，其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材料显示：李金涛原为该公司股东（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80%）、执行董事，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1日，李金涛与续彪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名下持有的全部介休申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续彪飞；当日，介休申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一致同意李金涛将其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续彪飞，李金涛不再为介休申源公司股东，并同意李金涛辞去介休申源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选举续彪飞为该公司执行董事；当日，介休申源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修改股东为续彪飞（出资额400万元）和李文彬（出资额100万元），且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同煤矿公司提交银行承兑汇票三张，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27日，大同煤矿公司主张上述票据的付款顺序依次均为天津鼎石公司、华泰昇公司、大同煤矿公司和中钢德远公司，其本质系天津鼎石公司利用该通道，实施向中钢德远公司返还资金的行为。经查，在已经生效本院的（2017）京0108民初3466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6116号民事判决书中，上述票据涉及的三笔款项共计1497万元被认定为中钢德远公司与大同煤矿公司其他《销售合同》（合同编号：14ZGZS-NMX2436-MR014-CN）中大同煤矿公司支付的部分货款。一审庭审中，经该院询问，中钢德远公司称因大同煤矿公司拖欠中钢德远公司大量货物，故中钢德远公司并未向大同煤矿公司开具案涉合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在相关询证函就没有将案涉款项纳入，但是在其向大同煤矿公司发的《催款函》中一直在催要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一、从《销售合同》的内容上看，约定了该案双方关于买卖货物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买卖合同。二、大同煤矿公司抗辩称上述合同并非真实货物交易，而是融资性贸易，中钢德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大同煤矿公司应当举证证明融资性贸易的相关事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关不利法律后果。三、关于大同煤矿公司所列举的系列性贸易是否属于融资性贸易，除非诉讼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系以融资为目的签订买卖合同，或有确切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均明知融资系合同目的，否则在认定系列合同的性质时，应相互独立认定，不宜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以利于维护交易关系的稳定及各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预期。四、关于系列合同是否能够认定为融资性贸易，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一方面是该系列合同是否构成封闭的交易回路（即系列合同的参与方两两之间的合同首尾相连构成闭环）或准封闭的交易环路（系列合同的参与方两两之间的合同首尾虽然不构成闭环，但至少有两方存在相同的实际控制人，将该两方视为一方时亦构成封闭交易环路），系列合同约定的资金流动方向与约定的货物移转方向相反，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是各方均认可或有确切证据证明各方均明知系以融资为目的而签订系列买卖合同，即参与各方明知哪方是资金出借人，哪方是资金实际使用人，哪方是资金通道。五、该案中，从大同煤矿公司的主张及双方提交的合同形式上看，上海通宝公司与中钢德远公司、中钢德远公司与大同煤矿公司、大同煤矿公司与华泰昇公司，华泰昇公司与天津鼎石公司，天津鼎石公司与介休申源公司的系列合同，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的交易回路，介休申源公司或者天津鼎石公司与上海通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的合同，该院无法判定。六、大同煤矿公司主张介休申源公司、天津鼎石公司及上海通宝公司均系由李金涛实际控制，根据其提交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上述公司的信息以及介休申源公司工商备案的材料显示：李金涛一直持有上海通宝公司51%的股份；李金涛在2014年5月29日至2016年11月7日前持有天津鼎石公司100%的股份，在2014年5月29日前持有天津鼎石公司98.6%的股份；从介休申源公司工商备案的材料来看，2014年12月1日之后，李金涛即不是介休申源公司的股东，亦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因此在涉案系列合同签订时，李金涛为上海通宝公司、天津鼎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并非介休申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在介休申源公司与天津鼎石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时，李金涛已经不再是介休申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故该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李金涛同时为上海通宝公司、天津鼎石公司、介休申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使涉案系列合同签订时，李金涛系上海通宝公司和天津鼎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系列交易合同并未构成封闭的环路。大同煤矿公司主张的资金是否在介休申源公司与上海通宝公司之间实际流动，该院无法判断。七、中钢德远公司不认可其系以融资为目的签订涉案《销售合同》，大同煤矿公司并未提交确切证据证明中钢德远公司对以融资为目的签订上述合同是明知的。在庭审过程中，大同煤矿公司的相关合同经办人员并未到庭说明系列合同签订的背景、沟通过程、参与人员、利益分配、交易风险分配等情形，该院尚不能对中钢德远公司是以融资为目的而签订上述合同形成相当程度的内心确信；仅凭系列合同内容及相关单据，尚不能令该院对案涉《销售合同》是买卖合同关系的内心确信产生动摇。八、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该院（2017）京0108民初34663号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611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确认，中钢德远公司与大同煤矿公司亦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了一份关于主焦煤的《销售合同》，总金额为1512万元，大同煤矿公司已经在2015年4月17日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付款1497万元，余款未付。在该案中，大同煤矿公司亦提出相关交易系融资性贸易而非买卖合同关系，最后上述生效判决确认双方构成主焦煤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当依约履行义务并行使权利。由此可见，该案中双方当事人除案涉合同之外，亦签署过同类的《销售合同》，并已经实际履行，大同煤矿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因此从交易习惯的角度考虑，案涉《销售合同》符合双方交易模式，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该院难以确认案涉《销售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该院认为案涉《销售合同》的性质应为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受其约束。大同煤矿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上海通宝公司、华泰昇公司、天津鼎石公司与介休申源公司为该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故该院基于合同相对性仅将中钢德远公司及大同煤矿公司列为当事人，并不影响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判决。大同煤矿公司已经于2015年4月7日收到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并认可该批货物的质量指标。现大同煤矿公司未依约按期在2015年7月5日之前付款，构成违约，应立即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全部货款16364478.41元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大同煤矿公司应以未付货款16364478.41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6日起至货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违约金。关于中钢德远公司主张的律师费问题，该院认为，该费用系中钢德远公司为该案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属于因大同煤矿公司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案涉《销售合同》中关于律师费的负担进行了约定，故大同煤矿公司应当负担该律师费损失90000元。关于中钢德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案涉《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大同煤矿公司应当在2015年7月5日前支付全部货款。中钢德远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向大同煤矿公司通过EMS发出《催款函》，大同煤矿公司已经签收邮件，虽然大同煤矿公司不认可收到的是否系《催款函》，但在大同煤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收到的邮件内容系其他材料的情况下，该院认为大同煤矿公司已收到了中钢德远公司的《催款函》，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故至该案起诉时，中钢德远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该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大同煤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货款16364478.41元；二、大同煤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6364478.41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6日起至货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三、大同煤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中钢德远公司支付律师费损失90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中钢德远公司与大同煤矿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从案涉的《销售合同》内容上看，约定了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买卖合同，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大同煤矿公司向中钢德远公司出具的中钢德远公司销售结算单亦就案涉合同结算金额进行了确认，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形成了证据印证。大同煤矿公司上诉所称该《销售合同》并非真实交易，而是融资性贸易，中钢德远公司不予认可，大同煤矿公司对其所称双方之间实为融资性贸易并未提供足以令本院信服的证据，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认为，认定系列买卖合同构成融资性贸易，需主张方举证融资贸易链条中的各方主体及各方均认可以融资为目的而签订的一系列与《销售合同》相关的合同真实存在，且形成封闭或准封闭的交易环路，而本案中的系列交易并未构成封闭或准封闭的交易环路，一审法院已在判决中已经充分说理，本院在此不再赘述。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中钢德远公司与大同煤矿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大同煤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684元，由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卫红审 判 员 刘 慧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德 智书 记 员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