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7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瑞，男，200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法定代理人：刘某（系彭瑞之母，身份情况同前）。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全生，男，195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留枝，女，1949年12月15曰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上列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东，安徽文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辉波，男，该医院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因与被上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2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等人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的理由为：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9日受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后直到2019年11月15日才开庭审理，明显超过了法定的审理期限，虽然期间原审法院曾先后委托过四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也超过了规定的鉴定期限和审理期限，责任在原审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审理此案属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经阐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和观点，一审开庭时也出示了相关证据及证明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问题：1、肾移植手术前的检查及准备工作具体有哪些事项？2、急行肾移植手术的条件或者前提是什么？3、自患者入院检查到实施手术最少要相隔多长时间？4、医院为什么在2017年1月24日08时12分对患者彭爱军分别提取的标本组织、冲洗液三份报告于2017年1月27日10时58分和2017年1月27日11时鉴定出××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的结果未出来之前就径行手术？5、医院是否明确告知了患者及其家属可以采取继续透析等保守治疗方案而供患者及其家属决定选择是否接受肾移植手术？6、医院在实施肾移植手术之前是否明确告知了患者及其家属拟接受的肾源及肾源供体的详细情况？该肾源现在何处？7、本次肾移植手术失败的原因是肾源出现了问题还是医院没有对患者完全排除禁忌症状？8、本次肾移植手术在摘取肾源及移植手术是否是在无菌病房内进行？9、医院在本次移植手术后为什么将患者彭爱军安排在普通病房而不是安排在重症监护室或者无菌病房内？10、医院在对患者彭爱军手术前已发现其左下肢有直径3厘米陈旧性皮损，且反复发作，但为什么不予以处理？11、本次移植手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及高钾血症间断血透治疗10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12、导致本次肾移植手术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引发的感染所造成还是有其他原因？13、在患者家属发现患者有黑便、贫血、顽固性打嗝、肺部感染、患者极端乏力、不能进食、无法移动、出现休克等危险迹象时医院是怎么对待处理的？患者家属求助电话1月30日4次、2月1日一次、2月3日1次电话配肾王教授1306182132、床位刘斌教授130××××7208、曾教授139××××0469，但均无人接听是否属实？即使在患者死亡的当天晚上患者家属19时01分打电话给刘斌教授130××××7208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未参与抢救是否属实?14、医院在术后因为适逢春节假期而疏忽大意没有安排专家仔细观察病情变化，在发现患者感染后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抗感染治疗方案，更没有请专家会诊或考虑转院治疗，是否属实？15、本次移植手术前医院是否进行了血型、淋巴细胞毒实验、交叉配型、组织配型、人类白细胞抗原A（HLA）系统和群体反应抗体（PRA）检测等移植手术前的所有配型？其中包括一些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具有明显过错但不属于专业性的问题，可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的和一些基本事实还没有查明的情况下就径行以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有过错而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明显具有地方保护主义，从而草率结案，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被上诉人至今都没有告知上诉人涉案的肾源情况，也从来没有与患方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并告知手术风险评估，侵犯了患方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患者彭爱军并非必须马上实施手术的病人，如果患方懂得了手术和不手术的风险后果，是不可能同意手术的，当然只会选择不做肾移植手术的保守治疗方案，这就完全可以避免导致患者彭爱军死亡的严重后果！被上诉人在患者彭爱军生前因手术失败就已主动向上诉人退还了购买移植肾的肾源款25万元，这也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已自认其有重大过错，可一审法院对此事却只字不提。被上诉人的手术科室入院记录第5页记录显示患者彭爱军在2017年1月23日之前仅透析近1个月左右，被上诉人在为患者彭爱军手术前已发现其左下肢有直径3厘米陈旧性皮损，反复发作，但也未作处理。在签肾移植手术知情同意书时，被上诉人也没有告知患者及家属肾源的详细情况，也没有告知是否考虑继续透析等保守治疗方案，而是采用格式性条款让患者违背真实意愿签名同意手术，以达到其保肾源而获取巨额利益的目的，同时剥夺了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据同济医院微生物报告单（编号为B170125120两份、编号为B170125107一份）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24日08时12分对患者彭爱军分别提取的标本组织、冲洗液三份报告直到2017年1月27日10时58分和2017年1月27日11时才鉴定出××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结果，可被上诉人在鉴定结果未出来之前为保肾源而不顾患者的生命安全就径行手术，严重违反了医疗常规，没有排除致命的禁忌症状，直接导致患者彭爱军手术感染死亡的恶果，该行为甚至涉嫌故意犯罪！2017年1月24日患者彭爱军接受肾移植术后，被上诉人也没有及时对患者彭爱军采取重症隔离措施，而是将其安排在普通病房，这已违反了《肾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相关规定，也毫无疑问加大了患者彭爱军被感染及引发其他病变的风险，被上诉人对患者彭爱军极不负责任！患者彭爱军术后关键的医疗、护理期间适逢春节长假，被上诉人也没有充分权衡医生休假与患者生命两者间的重要性，被上诉人并没有安排临床主治医生对患者彭爱军术后的病情予以密切关注，以致未能及时掌握患者彭爱军是否会出现何种病情并加重等情况，更不能及时对患者彭爱军采取相应的有效诊救措施。即使在患者家属发现患者彭爱军出现了黑便、严重打嗝、休克等一系列生命危险迹象时，患者家属于2017年1月30日多次电话求助临床主治医生刘斌教授和曾凡军教授，均无一人接听。2月1日、2月3日又多次电话求助配肾教授王大卫，亦无人接听。2017年2月3日，护理记录显示，患者彭爱军骶尾部有4X2CM皮肤破溃，虽有护理简单消炎措施，但与患者病重护理不符，可见护理也不负责，临床观察数据也有不实之处。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一系列严重过错，直接导致患者彭爱军于2月4日因移植肾动脉出血又急诊行移植肾切除手术，由于被上诉人的疏忽大意等一系列过错行为，一次次错失救治患者彭爱军生命的宝贵时机！在2017年2月11日患者彭爱军再次出现生命垂危症状时，临床主治医生刘斌教授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虽经患者家属电话求救，其居然都未参与对患者彭爱军生命最后的任何抢救活动，直到患者彭爱军被宣布临床死亡后45分钟左右才到住院部，这简直不可理喻！之前，被上诉人也从没有向患者家属下达过病危通知书，可见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何等的不负责任？这不是过错又是什么呢？！这些简单的道理难道也是专业性的问题吗？！这只不过是原审法院的办案法官在想方设法找各种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请求而已！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同时认为因为没有相应的鉴定结论就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诉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证据就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具有多处明显的过错！患者及上诉人难道有过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本起医疗责任事故的全部责任！即使有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也只是证据的一种，是否采信也要结合全案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相反没有鉴定结论，作为一名老法官也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不能回答上诉人的疑问，尤其是不能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的前提下也完全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具有过错，而不应简单地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求，这也有失作为一名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和素质水准，如此怎么能让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感受到正义？！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以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上诉人提起上诉，恳请贵院纠正原审错误的判决，并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被上诉人同济医院答辩则要求维持原判。2017年6月，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同济医院赔偿医疗费266,893,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营养费1,900元、护理费4,692,24元、死亡赔偿金689,100元、精神抚慰金143,976元、交通住宿费10,000元、丧葬费37,18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1,988元，共计1,227,638.7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同济医院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刘刘某患者彭爱军之妻，彭瑞系彭爱军之子，彭全生系彭爱军之父，朱留枝系彭爱军之母。2016年12月5日，患者彭爱军因尿毒症入住同济医院处器官移植病房，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无移植禁忌，行器官分配系统登记。患者由于动静脉造瘘术后半月余，瘘还未形成，遂于该院透析室行右侧颈静脉临时插管透析治疗，后病情稳定，经于2016年12月12曰出院。2017年1月23日，患者彭爱军再次入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治疗，入院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于1月24日全麻下行同种肾移植术，术中出血少，未输血。治疗上给予常规MP十舒莱、抗感染、护胃、补液等治疗。后因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及高钾血症间断血透治疗。1月28日引流液微生物培养提示多重耐药的肺××雷伯菌及阴沟肠杆菌，改用美平十替加环素治疗。2月4曰因移植肾动脉出血急诊行移植肾切除术，后继续治疗。2月11日，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申请，一审法院先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所涉医疗事件进行鉴定，均被退回。一审法院认为：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因病到同济医院处就诊，相关医生予以处理，双方医患关系成立。现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认为同济医院相关行为存在过错，但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所受损害与该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因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高科技性，所以医疗行为的正确与否,以及与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所受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需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及技术人员进行评判。本案中，我院先后四次委托鉴定机构就本案所涉医疗事件进行过错鉴定，均被退回，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此，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所述同济医院医疗行为有过错及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不能确认，其要求同济医院予以赔偿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其自行承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等人向本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二审法院委托安徽铜都司法鉴定所对本案讼争的相关事项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彭爱军的死亡原因与同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处理本案中同济医院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前提。对此，一审法院曾先后四次委托鉴定机构就本案所涉医疗事件进行鉴定，均被退回。尽管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等人二审诉讼中申请重新鉴定，但是，同济医院明确表示不同意重新鉴定，加之，即使一、二审法院再次委托鉴定，因彭爱军未经尸检以及其它检材不足等因素，其鉴定结果也无法确定，故一审法院以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等人举证不能为由，判决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因此，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刘刘某彭瑞、彭全生、朱留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阳审判员 杨 玲审判员 王丹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龚燕书记员龚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