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民终1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古国高，男，196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硕，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韬，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尚芳，女，19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怡安龙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航天路中段6号。 法定代表人：邓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古国高因与被上诉人梁尚芳、宜宾怡安龙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润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9）川1××02民撤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古国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硕、被上诉人梁尚芳、被上诉人龙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古国高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9）川1××02民撤6号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古国高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梁尚芳、龙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认定古国高与龙润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借款法律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超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2.一审法院对龙润公司与案外人宜宾寅吾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寅吾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得出开发项目“由龙润公司单独开发建设，享有一切收益”结论，超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3.原拆迁合同遗漏了古国高和寅吾公司参与诉讼；4.征收安置补偿关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在民事程序中进行审查认定，亦构成程序违法。二、关于实体认定问题。1.根据《征收条例》的规定，龙润公司是案涉项目的建设单位，其以拆迁人身份从事拆迁补偿活动，为条例所禁止；2.虽然梁尚芳的在2013年的协议中对房屋进行了特定，但是在201××年的协议中，对房屋进行了改动，房屋特定时间晚于古国高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三、关于法律适用问题。1.古国高的物权进行了预告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2.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同在法律上、事实上不能履行，也不适用强制履行。拆迁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继续履行，已丧失提出继续履行合约的权利。 梁尚芳答辩称，1.旧房不拆迁就无法修建新房，所以拆迁户有优先权；2.梁尚芳应当得到两套房屋的拆迁赔偿，2013年的协议是两套房屋，一套是现房，所以写了门牌号，另外一套是修建中的房屋，所以201××年的补充协议才明确了门牌号，确定门牌号与拆迁户无关，是龙润公司的事；3.古国高与龙润公司是借贷关系还是购房关系，与拆迁户无任何关系，古国高提供的收款收据中只有龙润公司签字盖章，也没有寅吾公司签字盖章，如果古国高认为遗漏了寅吾公司，我们也可以认为古国高的手续不齐全；4.我方认为拆除了我们的房屋就应当补偿我们房屋。 龙润公司答辩称，1.程序是否合法由法院审理；2.是否遗漏主体的问题，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有补充协议，协议中明确了寅吾公司没有参与开发建设，所有收益都是龙润公司享有；3.拆迁的合法性问题，寅吾公司没有参与开发和建设，拆迁都是龙润公司进行，寅吾公司没有参与；4.在拆迁的时候，没有具体门牌号，需要拆迁完毕根据拆迁户数和面积进行划分，才确认门牌号；××.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为了担保。古国高与龙润公司之间是融资关系，从一审提交的利息支付证据中也可以证明。 古国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梁尚芳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层12号住宅享有优先权”的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尚芳、龙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4日，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签订《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联合竞投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竞买位于宜宾市南岸东区，面积340××4平方米的土地，取得开发权后，龙润公司全权负责该地块项目定位、方案定位、开发建设、营销策划，该地块取得的全部收益，归龙润公司所有。2010年12月3日，宜宾市国土资源局和龙润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上述地块出让给龙润公司。2010年12月，为加快实施城市改造，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宜府通［2010］7号《关于实施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范围内城市改造有关事项的通告》，载明:该地块由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竞得，并负责实施改造工作；改造内容为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后，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2013年3月××日，梁尚芳（乙方／被拆迁人）与龙润公司（甲方／拆迁人）及宜宾正誉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丙方／受托拆迁人，以下简称正誉公司）签订了《宜宾市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书），协议约定梁尚芳同意龙润公司拆迁其位于宜宾市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叙府路东段2栋××层附8号房屋，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431××9号，建筑面积131.××4㎡；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拆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协议第六条约定，龙润公司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叙府路东段龙润国际小区4幢2单元××层，用途为住宅，安置房屋面积最终以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为准，据实结算，多退少补。此外双方还就各项安置费用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年10月21日，梁尚芳（乙方／被拆迁人）再次与龙润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了《宜宾市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龙润公司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于叙府路东段龙润国际4号楼××层12号，建筑面积约为122.41㎡，实际建筑面积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记载面积为准。 2014年12月8日，古国高与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签订《商品房回购合同》，约定：龙润公司将龙润国际项目商品房出售给古国高，建筑面积2009.79平方米，19套，实际销售总价9000000元；古国高无条件同意龙润公司于201××年7月10日前以价格××0000000元回购上述所有房屋。古国高于2014年12月的9日和10日分两次向龙润公司转账支付3000000元、6000000元，共计9000000元。龙润公司于转日当日向古国高出具载明金额为3000000元、6000000元，款项事由为购房款的《收款收据》，并在公司内部记账凭证中注明2014年12月10日收到古国高回购融资款项9000000元。龙润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19日向其出具《收款收据》两张（均为复印件），该收款收据载明金额分别为40000000元、10000000元，款项事由载明为房款。201××年3月17日，古国高（买受人）与龙润公司及案外人寅吾公司（出卖人）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龙润国际小区4幢2层1号商业用房，预测建筑面积共997.49㎡，总价款××48162元，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同日，该份合同在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宜宾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证明》【宜房（201××）合备字第11××号】，载明买受人为古国高，房屋坐落为翠屏区航天路中段8号龙润国际小区4幢××层12号，建筑面积122.41㎡，总价××48162元，用途为商业用房。201××年3月18日，古国高在载明“本人承诺以案涉龙润国际小区的房屋自愿做商品房预告登记，如以后撤销商品房预告登记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自己承担。”的《承诺书》上签名捺印。次日，古国高就前述房屋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宜宾市房预翠屏区字第××号）。根据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层12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22.41㎡）“拆迁户姓名”一栏载明为梁尚芳。 2016年7月12日，梁尚芳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将龙润公司诉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要求：龙润公司向梁尚芳交付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层12号住宅、办理房权证、国土证并过户到梁尚芳名下、支付停产停业费等；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2016）川1××02民初40××4号民事判决，认为梁尚芳应取得的安置房属于龙润国际小区二期工程，尚未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不具备交付房屋、过户、备案等条件，遂判决龙润公司支付梁尚芳停产停业费，并驳回梁尚芳的其他诉讼请求。2016年10月27日，梁尚芳再次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将龙润公司诉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梁尚芳对位于龙润国际4号楼××层12号住宅享有优先权。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判决梁尚芳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层12号商业用房享有优先权。判决之后梁尚芳和龙润公司均未上诉。 2016年12月29日，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古国高发出宜房发（2016）180号《关于依法撤销龙润国际项目2套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的通知》，告知古国高根据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川1××02民初62××6号等两份民事判决，房管局经研究决定将依法撤销龙润国际2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其中包括本案该套房屋。该通知中对应本案所涉房屋的被拆迁人载明为梁尚芳。古国高认为确认梁尚芳对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权，损害了古国高的权益，故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判决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判决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判决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判决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即是否遗漏寅吾公司及古国高作为诉讼主体，梁尚芳两次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起诉龙润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龙润公司是否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是否特定、具体；2.关于古国高向龙润公司转款行为性质的法律分析。 1.（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是否存在错误 第一，是否遗漏寅吾公司及古国高作为诉讼主体。案涉龙润国际小区由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共同开发，两公司签订《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联合竞投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由龙润公司全权负责案涉小区开发建设、营销策划，全部收益也归龙润公司所有。古国高虽与两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合同款项是支付给龙润公司，收据也由龙润公司出具。另寅吾公司对梁尚芳与龙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并开发修建案涉小区等一系列行为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寅吾公司默认龙润公司的一切开发行为。在（2016）川1××02民初62××6号案件中梁尚芳系基于与龙润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而主张优先权，古国高并非该合同当事人，故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6）川1××02民初62××6号案件时未追加寅吾公司和古国高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基于此，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也未准许古国高提出追加寅吾公司为被告的申请。 第二，梁尚芳两次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起诉龙润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梁尚芳在第一次诉讼时系要求龙润公司交付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证过户，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定梁尚芳应取得的安置房属于龙润国际小区二期工程，尚未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不具备交付房屋、过户、备案等条件，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梁尚芳遂根据安置房不具备交付及本证情况，第二次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有优先权。梁尚芳两次起诉的基础事实相同，但诉请的内容和法律依据不同，故不构成重复起诉。古国高提出梁尚芳重复起诉的理由不成立。 第三，龙润公司是否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及第五条“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规定，龙润公司系根据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宜府通[2010]7号通告内容负责实施改造，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后，有权按规划要求进行建设。故龙润公司是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其与梁尚芳签订《拆迁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古国高以龙润公司不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拆迁协议书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四，《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是否特定、具体。梁尚芳和龙润公司在《拆迁协议书》约定了龙润公司提供给梁尚芳的安置房位于叙府路龙润国际小区4幢2单元××层，用途为住宅。在《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于叙府路东段龙润国际4号楼××层12号，建筑面积约为122.41㎡。一审法院认定梁尚芳和龙润公司的《拆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关于安置房的约定符合安置房位置和用途特定的规定，古国高提出的《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不具有特定性，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梁尚芳不应对案涉房屋的优先权的理由不成立。 故，一审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规定，判决梁尚芳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并无错误，古国高提出的撤销理由不成立。 2.关于古国高向龙润公司转款行为性质的法律分析 古国高主张其转账给龙润公司的款项系购房款，其与龙润公司之间仅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龙润公司和梁尚芳认为古国高的转账系借款，即借贷关系。结合本案古国高向龙润国际转账支付款项日期、《收款收据》载明内容、龙润公司与古国高签订的《商品房回购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承诺书》等内容，说明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并非系单纯的买卖房屋，古国高当时向龙润公司支付款项也并非基于直接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即使古国高支付的款项系购房款，龙润公司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规定，梁尚芳作为被拆迁人仍享有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权益，古国高可主张龙润公司违约等要求龙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等。且本案中，梁尚芳和龙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时间均早于古国高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古国高办理商品房预告登记时间，古国高也并未举证证明梁尚芳和龙润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古国高的民事权益的行为。 综上，古国高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存在内容错误，对其主张撤销该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驳回古国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古国高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判决第10页记载“龙润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19日向其出具《收款收据》两张（均为复印件），该收款收据载明金额分别为40000000元、10000000元，款项事由载明为房款。”系笔误，应为龙润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9日、2014年12月10日向其出具《收款收据》两张（均为复印件），该收款收据载明金额分别为3000000元、6000000元，款项事由载明为房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一审审理了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及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的关系是否超过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二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是否遗漏了诉讼主体古国高、寅吾公司；三是龙润公司与梁尚芳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是否违反《征收条例》；四是案涉拆迁安置房位置、用途是否特定；五是梁尚芳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优先权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是否正确。 针对争议焦点一即一审审理了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及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的关系是否超过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本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虽主要审理法院已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错误，是否因该错误损害了第三人权利的问题。但在本案中梁尚芳等原审被告以古国高与开发商之间是借款关系而非买卖关系为由抗辩古国高不享有房屋买受人的权利，进而认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并无错误。故一审法院依法对该事实进行认定不仅为了查清事实，也在回应当事人的抗辩是否成立，故一审法院审理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并未超过本案的审理范围，古国高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古国高一直在陈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寅吾公司，故一审法院通过认定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认定是否有必要追加寅吾公司参加诉讼，以回应古国高的起诉理由，并未超过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古国高称一审审理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的关系超过了本案的审理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古国高向龙润公司转账共计9000000元整，而正常的房屋交易金额一般不会是整数，古国高的转款金额异于正常的房屋交易金额。龙润公司提交了记账凭证,记账凭证虽是龙润公司单独制作，但是依法、按实记账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一审中龙润公司提交了完整的原始记账凭证，且记账凭证上收入与支出金额与转账金额相一致，故本院对一审采信记账凭证予以确认。龙润公司的账务凭证上记录古国高的转款系“借款”，结合前述古国高支付款项的异常，一审法院认为“古国高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并非系单纯的买卖房屋，古国高当时向龙润公司支付款项也并非基于直接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二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是否遗漏了诉讼主体古国高、寅吾公司的问题。对该份判决是否遗漏古国高参加诉讼的问题评析如下：本院认为，古国高认为其是案涉房屋的预告登记人,并认为梁尚芳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优先权，系认为其自身对案涉房屋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可以是自愿加入到梁尚芳提起的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案件，也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而不是由法院依职权通知，古国高不是必须参加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案件审理的当事人，在该案中未通知古国高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故古国高称该案遗漏其作为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份判决是否遗漏了寅吾公司的问题评析如下：本院认为，第一，梁尚芳是基于其与龙润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主张优先权，寅吾公司并非该份合同的主体；第二，从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签订的《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联合竞投补充协议书》的内部约定来看，合同中约定由龙润公司全权负责案涉小区开发建设、营销策划，全部收益也归龙润公司所有；第三，从龙润公司、寅吾公司在经营中具体操作来看，古国高虽与两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合同款项是支付给龙润公司，收据也由龙润公司出具。另寅吾公司对龙润公司与梁尚芳签订拆迁协议书并开发修建案涉小区等一系列行为均未提出异议，从两公司的经营的方式来看，可以认为寅吾公司认可龙润公司的一切开发行为。故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案件中未追加寅吾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古国高上诉称该案遗漏了其与寅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三即龙润公司与梁尚芳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是否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公布时间是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龙润公司在该条例公布前就已取得案涉房屋拆迁许可，虽实施行为在该条例之后，但根据该条例的规定龙润公司可以继续成为拆迁主体，只是不能成为强制拆迁的主体。一审法院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认定龙润公司是拆迁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但不影响对该争议焦点的认定，因此，龙润公司与梁尚芳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符合法律规定，古国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梁尚芳是根据与龙润公司两方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提起的诉讼，应适用民事程序及民事法律审理，故古国高称梁尚芳提起的诉讼应适用行政诉讼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四即案涉拆迁安置房屋位置、用途特定的时间先后顺序的问题。安置梁尚芳的房屋约定了用途为“住房”，应认定为用途特定，双方对此无争议。但双方对案涉房屋位置是否特定有争议。本院认为，宜宾市房地产测绘队于2014年9月1××日才出具《宜宾市房屋面积预测绘报告》，在该报告上才显示了房屋的编号，龙润公司与梁尚芳签订房屋的时间是2013年3月××日，系在该测绘报告之前，故没有写明门牌号符合当时的拆迁实际。对于梁尚芳的拆迁协议上有门牌号的问题，龙润公司解释为梁尚芳安置的房屋中其中一套系龙润公司已修建完成的房屋而非未修建的房屋，对于已修建的房屋有门牌号，但未修建的房屋无门牌号。从梁尚芳与龙润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上看梁尚芳安置的房屋一个名为“安置房”小区，一个是“龙润国际”小区，“安置房”小区有具体的门牌号，但“安置房”小区同时也写明了“现房”，而“龙润国际”小区因是未修建的房屋，同样未标明具体的门牌号。结合梁尚芳的协议书，本院有理由相信龙润公司的陈述为真。对于恒昌塑料厂的拆迁协议上有门牌号的问题，龙润公司解释为恒昌塑料厂最后拆迁，因恒昌塑料厂硬性要求写上门牌号故写上了门牌号。本院认为恒昌塑料厂与龙润公司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4日，随着拆迁工作的推进，龙润公司有条件编写门牌号的情况下与恒昌塑料厂的协议上写上安置房屋的门牌号也符合拆迁工作的实际情况。 本院认为门牌号固然是确定安置房屋位置的最佳方式，但并非唯一的识别方式。若从现有的约定可以对应以后安置房屋的位置则也应当视为约定的房屋位置特定。本案中约定了安置梁尚芳的房屋名称为“龙润国际”，位置为4幢××层东侧，并约定了面积，从龙润国际同一楼幢同一层房屋的面积来看，并无房屋面积完全相同的情况，故双方系用楼幢加楼层再加面积的方式最终定位具体的安置房屋。从实际效果看，据龙润公司陈述，仅存在少数的安置重复的情况。龙润公司出具的商业楼安排明细及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函件附表《龙润国际拆迁户安置房源明细表》，均准确记载了梁尚芳被安置房屋的面积和门牌，上述两份证据虽系后来制作，但均是根据前期龙润公司与梁尚芳等拆迁户签订的协议整理的结果，并非龙润公司与拆迁户重新协商的结果，故古国高称安置梁尚芳的房屋位置特定时间晚于古国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五即梁尚芳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优先权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是否正确。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规定，此为法律赋予了被拆迁人的法定优先权。前文已分析，本院有理由怀疑古国高与龙润公司之间是一种借款关系，而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一种担保，在权利的顺位上，古国高对案涉房屋的权利劣后于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即使古国高果真如其所言系真实的购房者，在权利顺位上，被拆迁人享有法定优先权也优于其经过预告登记的债权请求权。故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6号案件判决梁尚芳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并无不当。物权的预告登记确实使该登记债权人的债权具有一定的物权对抗效力，但其效力并非最高，古国高系在201××年才为案涉房屋办理了预告登记，系在被拆迁人与龙润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比较了梁尚芳与古国高权利的优劣，而未适用物权法关于预告登记的规定并无不当，故古国高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古国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但不影响案件裁判的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古国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美宏 审判员  彭晓烽 审判员  龙 雨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牟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