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军，男，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琪，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东，男，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莹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军因与被上诉人李东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6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东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东承担。事实和理由：李东一审提交的证据《收条》中“已支付两笔，分别为壹拾肆万元、玖拾捌点伍万元，尚欠壹佰壹拾贰万伍仟元整，年底付清。”（以下简称手写字迹）系何人手写、以及手写字迹是否在于军签字之前，属于本案关键事实。李东依据手写字迹主张权利，应就该手写字迹承担举证责任。既然一审法院认定非于军手写，那么李东还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手写字迹系何人所写、并证明在于军签字之前手写字迹已经存在。本案李东未尽相关举证责任并存在明显虚假陈述，依法不应认定该手写字迹。一审法院未予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却推定手写字迹对于军具有法律约束力，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一、从举证责任看，李东对手写字迹系何人所写进行虚假陈述且含糊其辞、更未举证证明于军签字之前手写字迹已经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手写字迹无事实法律依据。（一）李东对手写字迹进行虚假陈述。2019年3月19日的一审证据交换时，鉴于于军不认可手写字迹，一审法官要求李东明确收条中手写字迹的书写人，李东明确手写字迹“为于军手写”。2019年8月28日的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再次询问相关事实时，李东又改口称：“当时于军是和江河集团总裁许兴利一起来的，为了让我放心，可以给我再写承诺，我也记不清是于军本人还是许兴利写了已支付两笔等内容，但这些内容肯定不是我本人书写。”（二）手写字迹系何人所写并未查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偿款均只涉及李东、于军双方权利义务，并不涉及案外人。自然人之间作为债权凭证的“欠条”，通常应由债务人亲自手写并签字确认，或者债权人写好后交债务人阅读无误后签字确认。但本案李东一审已明确手写字迹非自己手写，一审法院又认定非于军手写，说明手写字迹乃案外人所写，这明显违背常理。于军认为，手写字迹是李东主张债权的唯一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李东应当明确系谁手写，并进一步举证证明先有他人的手写字迹后有于军签字。一审法院认定手写字迹对于军具有法律约束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从司法判例看，各自持有的《收条》证据内容不一致，依法不应认定他人添加的手写字迹。一审法院以手写字迹在上、签名在下为由，推定手写字迹对于军有法律约束力属于主观推断，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中双方都提供了《收条》原件，但李东《收条》与于军《收条》内容不一致，于军留存的《收条》上并没有手写字迹记载，而且手写字迹并非于军所写。在此情形下，依法不应认定手写字迹。具体司法判例说明如下：案例1（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18号二审判决（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中就1999年11月5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发出的《债权数额核对单》进行质证。信达西安办事处提供一份载有‘以上附件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因果联系，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具有同样法律效力。’手写内容的证据复印件；华山公司提供一份载有同样内容打印文字的证据原件；建行曲江支行提供一份没有上述内容的证据原件。鉴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不一致，本院对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否载有上述内容不予认定。”案例2（参考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商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郑甲应就添加‘股份转让溢价款’内容欠款支付协议系王甲真实意思表示，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即郑甲对其主张事实负有的举证责任。现郑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郑甲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甲提出的欠款支付协议添加‘股份转让溢价款’的内容未经其同意，郑甲主张尚欠5000万元股权转让溢价款依据不足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案例3（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该单据上关于‘挪用、实欠’等手写文字标注均由排山华北公司的员工另行书写，排山华北公司无法证实该内容系经由君民兴业公司的认可后再行添加的，一审庭上，君民兴业公司明确表示不予认可，故该院对排山华北公司使用该表格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此外，一审法院以于军签字“恰好”在手写字迹下方为由推定先有内容后有签字确认毫无依据。于军作为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因平时审批文件习惯签字在页面靠下的位置，李东根据于军签字的位置“设计”添加文字在恰当位置，形成“先有手写字迹后有签字确认”的假象。就本案收据而言，由于纸张绝大部分地方均为空白，即便于军签字更靠上方，李东仍有足够书写空间在其上方“设计”添加文字在恰当位置，并不需要多高的设计水平和难度。故以“手写字迹在上签名在下”为由推定为先有内容后有签字，属于主观推断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三、从证据相互印证看，李东根据手写字迹主张的转让价款2250000元、已付补偿款985000元、以及欠付补偿款1125000元等金额，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故李东持有的《收条》手写字迹系孤证，且载明的已付补偿款与实际情况不符。（一）《收条》手写字迹系孤证，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欠款金额。双方同时签署的《出资额转让协议》及《收条》，均只记载股权转让款为140000元，并无其他补充协议约定股权总价款。至于补偿款未签订协议，是为了李东股权转让避税考虑，属于双方口头约定且已实际履行。于军已实际支付945000元补偿款（而非李东主张及手写字迹记载的985000元），既然李东主张还应支付补偿款就应承担举证责任，可除了本案争议的手写字迹“孤证”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还应支付补偿款。（二）《收条》手写字迹与实际付款金额相互矛盾。李东持有的《收条》手写字迹全文为：“已支付两笔，分别为壹拾肆万元、玖拾捌点伍万元，尚欠壹佰壹拾贰万伍仟元整，年底付清。”根据李东证据，于军实际支付的补偿款为银行转账945000元，而非手写字迹记载的“玖拾捌点伍万元”，不存在李东主张还有现金支付40000元。李东主张除两笔银行转账款外，主张第三笔40000元现金支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说明转账同时为何还要支付40000元现金，明显不符合常理。2015年5月27日《收条》手写字迹载明的已付补偿款985000元与2015年5月28日实际已付补偿款945000元事实不符，李东自认现金支付行为是为了自圆其说。四、从诉讼时效看，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股权工商变更次日即2015年6月10日起算，李东2018年12月14日提交起诉状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据手写字迹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双方于2015年5月27日签订《出资额转让协议》，2015年5月28日，于军将出资额转让款及补偿款支付给李东，2015年6月9日，双方办理了出资额转让变更手续，此后，李东再未向于军主张过任何权利。那么本案诉讼时效应该自2015年6月10日起算至2017年6月9日。李东于2018年12月14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两年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据虚假的《收条》手写字迹，认定诉讼时效自2016年1月1日起算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一并予以纠正。李东辩称，第一，一审判决内容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确。第二，对于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予认可。李东认可一审法院对于《收条》的性质以及判断的认定。李东提供的《收条》和视听资料可以形成完成的逻辑，说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及补偿的事实，而且在双方的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确实有补偿的合意，以及于军拖欠补偿款的事实。第三，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李东在一审中完成了举证责任，于军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在一审中于军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第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李东同意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和事实的认定。李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于军向李东支付剩余补偿款东1125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125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7日，李东（转让方）与于军（受让方）签订《出资额转让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新疆江河汇众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江河汇众合伙）的合伙人同意李东通过将其在江河汇众合伙的出资额14000元，出资比例为0.4575%的出资额自愿全部转让给于军，转让价格为140000元，自2015年5月27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承担江河汇众合伙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受让方承担江河汇众合伙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李东向一审法院出示了一张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的《收条》，写明：“本人曾为江河汇众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于2015年5月27日与自然人于军签署《出资额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江河汇众合伙14000元出资额转让给自然人于军，转让后本人不再持有江河汇众合伙的出资，现确认本人已经收到上述部分出资额转让款140000元。”李东在《收条》上签字确认。李东出示的《收条》底部有如下手写字迹：“已支付两笔，分别为壹拾肆万元、玖拾捌点伍万元，尚欠壹佰壹拾贰万伍仟元整，年内付清。”上述手写字迹下方有于军本人的亲笔签名。李东在2019年3月19日的证据交换过程中称上述手写字迹为于军书写，但在2019年8月28日的一审庭审过程中改变陈述称：记不清是于军本人还是许兴利（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书写了上述手写字迹。于军否认上述手写字迹系其本人书写，关于于军在李东持有的《收条》下方签名的原因，于军在2019年3月19日的证据交换过程中陈述：因《收条》为一式两份，李东向于军交付《收条》后要求于军在李东本人持有的《收条》上签名确认收到，因此于军在《收条》上签字。于军在2019年8月28日的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本来只打了一份《收条》，由于军持有，但是李东又另行书写了一份《收条》，让于军签字以确认收到《收条》，所以于军就签了字。关于于军为何只书写签名而未书写关于确认收到《收条》的相关内容，于军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于军当时认为签上名字就可以证明是收到《收条》。关于于军在《收条》上签名时为何选择在底部中央靠右的位置，于军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这就是于军的个人书写习惯。关于为何没有书写确认的时间，于军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因为于军签字的时间与《收条》中李东签字尾部的时间一致，所以没有另行书写。2015年6月9日，李东持有的江河汇众合伙出资比例为0.4575%的出资额14000元变更至于军名下。2015年5月28日，于军向李东分两笔转账140000元和94500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李东称140000元对应《收条》中的转让款，945000元对应其持有的《收条》手写字迹中的第一笔补偿款。于东认可140000元为转让款，945000元为补偿款，但认为945000元系双方口头协商确认的出资额转让款之外的全部补偿款。李东自认在上述款项之外于军另行向其支付现金40000元。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于军于2019年3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李东提交的《收条》下方手写字迹“已支付两笔……年内付清。”字迹是否是于军本人书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2019年3月19日，于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李东提交的2019年3月5日的录音及2019年3月12日的录音的完整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信诺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信诺鉴定所）进行上述鉴定。2019年5月27日，信诺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出具《司法鉴定业务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李东提交的手机中的录音文件没有记录录音开始录制时间、结束时间、录制设备的型号及录音时的系统版本号，无法满足鉴定所需必要条件为由，进行退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李东与于军签订的《出资额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义务。李东已将其持有的江河汇众合伙出资比例为0.4575%的出资额14000元变更至于军名下，于军虽然按照《出资额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李东支付了140000元转让款，但双方当事人对于出资额转让款之外的补偿款金额存在争议。于军认为双方当事人口头协商确认的补偿款金额为945000元，且于军已支付完毕。李东则认为补偿款金额共计2110000元，于军已支付985000元，尚欠1125000元补偿款未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东持有的《收条》尾部手写字迹载明了于军尚欠李东补偿款1125000元，鉴于李东在一审庭前证据交换时称上述手写字迹为于军书写，但在2019年8月28日的一审庭审过程中改变陈述称记不清是于军本人还是许兴利（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书写了上述手写字迹，其陈述本身即存有疑点，而于军对上述字迹系其本人书写亦予以否认，故结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手写字迹系于军本人书写。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于军在李东持有的《收条》下方签名的行为能否据具有确认手写字迹内容的效力。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从《收条》的性质来说，收条即接收方向给予方出具的用以证明收讫情况的凭据，其性质为权利发生转移时的书面凭证。通常情况下由接收方书写并签名盖章后交付给予方留存。于军称其在李东持有的《收条》下方签名的原因系用以确认收到《收条》，但其签名后将《收条》交付李东留存且未在《收条》中对其签名行为对应的意思表示进行描述、亦未书写确认时间的行为缺乏逻辑自洽。其次，从履行情况来看，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于军在《收条》载明的140000元之外另行向李东支付了945000元补偿款，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在转让款之外另行支付补偿款达成过合意，而双方就140000元出资款尚且出具《收条》予以确认，且如于军所述，李东甚至要求其在《收条》上再次签名确认收到《收条》，证明双方对于涉案相应款项往来均秉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但对于945000元补偿款的支付，于军却称仅为双方口头协商一致，且140000元的转让款和945000元的补偿款系同日支付，于军的解释明显有悖常理。再次，从举证责任来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于军就其在《收条》下方签名的行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所述签名对应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其相应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前所述，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李东持有的《收条》中的全部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于军应当按照《收条》中载明的内容向李东支付剩余补偿款1125000元，结合《收条》载明内容及当事人陈述，于军应于2015年年底之前向李东支付上述补偿款，现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故一审法院对李东要求于军支付剩余补偿款112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于军未按约支付补偿款，已构成违约，故李东有权要求于军支付利息损失。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据此，一审法院对李东要求于军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112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12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系基于于军未按约履行义务而产生，故李东至晚应当于履行期限届满之时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依据《收条》载明内容，于军应于2015年年底之前向李东支付上述补偿款，故李东向于军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的二年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至2018年1月1日届满。而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东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并未届满，其享有的时效利益事实上并未享受完毕，故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故于军的诉讼时效抗辩，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于军对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其对《收条》下方手写字迹的司法鉴定申请持有异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认手写字迹并非于军本人书写，亦未解决双方当事人对于军在《收条》下方的签字是否具有确认手写字迹内容的效力这一争议焦点，且结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李东持有的《收条》下方手写字迹系于军本人书写，结合本案查明情况，李东在本案中亦未坚持主张上述手写字迹系于军本人书写，故于军的前述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东支付补偿款1125000元；二、于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李东利息损失（以112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12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于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李东陈述40000元现金是于军让其在2015年5月27日到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领取的。于军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本院向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核实是否存在李东从财务领取40000元现金的事实。本院向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书面《调查函》，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回复：1.李东在2015年5月27日未曾在公司领取过任何现金。2.江河汇众合伙是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小股东，是由公司部分员工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平台参与公司分红，享受企业发展红利，其财产份额只有在公司员工内部转让，不具备外部市场流通能力，对李东转让的江河汇众合伙出资的财产价值无法做出合理估值。3.提交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5月30日财务记账明细1份。李东认可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回复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认为不能仅以记账内容来确认真实的客观事实。本院对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回复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东要求于军支付所欠补偿款1125000元及利息，依据是自己持有的《收条》上手写字迹，于军明确表示《收条》中手写字迹不是其书写，没有同李东就2110000元补偿款达成过一致，双方口头达成的是945000元补偿款，已经支付完毕。虽然于军所述签名习惯的解释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但根据举证规则，李东应对双方曾就补偿2110000元达成一致意见承担举证责任。现李东陈述前后矛盾，无法明确《收条》中手写字迹是谁书写，也无法证明手写字迹是在于军签名前已经存在，且李东所述领取40000元现金的事实与调查结果并不相符，故，李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补偿2110000元达成一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于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69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368元，由李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925元，由李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伟审判员 胡 君审判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燕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