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73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中古城兴隆寺，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十组。负责人：孙铁，系该寺住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蕊，系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敬辉，女，197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咏，系辽宁盛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法定代表人：白玉宏，系该村书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负责人：白玉宏，系该村书记上诉人辽中古城兴隆寺与被上诉人马敬辉、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经济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5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沈阳市辽宁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5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马敬辉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马敬辉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没有区分释中圆财团和释通水财团，仅以相同住所、相同名称即认定二者是同一法律主体错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反复强调涉案建筑施工合同是释中圆财团与马敬辉签订的，释中圆财团将债务转移给释满安后于2014年5月失踪，涉案围墙早在2016年8月1日被宣告为烂尾工程，责令马敬辉拆除，结果马敬辉未予拆除，遗留至今。关于此节，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问过原告方证人王某：“兴隆寺：你知道释中圆是什么时间离开兴隆寺的吗？王某：应该是在2013年底或2014年年初离开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兴隆寺：你从2014年至2016年还去过兴隆寺吗？王某：去过，但是没见过新的住持。”（见一审庭审笔录第11-12页）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释中圆财团自2014年初就已经人去楼空，2014年至2016年间无人管理。而释通水财团是2016年10月30日才与村里签订的土地使用合同（即《关于划拨土地重建兴隆寺的协议书》）并从村里花16万买了两处地上物房产老村部和村小学（见2016年10月30日《协议书》），上面白玉宏与罗忱两位村负责人签名，《关于划拨土地重建兴隆寺的协议书》第二条第六款明确说明：“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甲方围绕兴隆寺恢复重建项目所产生的的一切债务纠纷，与乙方概不相关。乙方不承担以上所有债务纠纷”。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庭审时得到白玉宏书记的认可，可以推断出释通水财团对于释中圆财团与马敬辉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无所知。对比2013年7月10日释中圆财团的《兴隆古寺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书》和释通水财团的《关于划拨土地重建兴隆寺的协议书》中关于寺内规划投入建设的寺庙殿堂，二者的规划完全不同：释中圆财团计划修建的藏经楼、三霄殿、极乐殿、伽蓝殿、财神殿、莲花池等在释通水财团的规划书中完全没有，而释通水财团计划修建的观音殿、六合殿释中圆财团也完全没有。据此可以看出两个财团是不一样的意思表示机关，各自依照自己财团的意思表示修建寺庙，这也是释通水财团无法利用释中圆财团遗留下来的围墙建筑的主要原因。至于为什么两个财团都用相同地址和寺庙名称，这是历史古兴隆寺遗留下来的，也是寺院复建工作的基本要求，否则不会通过宗教委员会的审批。王某只知道释中圆离开，现任住持是谁不知道。（见上述王某证词）。而白玉宏书记和释通水签订《关于划拨土地重建兴隆寺的协议书》，当然知道释中圆财团因欠款失踪致工程烂尾，而现在兴隆寺是释通水财团重新取得土地、地上物，重新主持复建工作的，二者并非同一主体，并非同一个兴隆寺。而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区分，对兴隆寺中两个财团分别修建的建筑物混为一谈，只因同称兴隆寺，就判定兴隆寺承担付款义务，这无疑是让释通水财团无故承担释中圆财团的合同责任，这于法理不通。一审判决表述“经走访了解……被告古城子村的主任王某及现任负责人白玉宏表述古城子村只有一个兴隆寺、处所是同一处”（见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8行），一审法院的上述做法是在转移重点，本案重点并非排查当地是否有两个兴隆寺，是否有两处兴隆寺处所，而是参与重修兴隆寺的两个财团所要修建的是两个不同的兴隆寺，释中圆财团想要修建兴隆寺A，因此与被上诉人马敬辉签订了施工合同，兴隆寺A有围墙涉案工程；释通水财团想要修建兴隆寺B，兴隆寺B却不包含涉案工程，也并未与马敬辉签订任何协议，在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后重修了不包括涉案工程在内的其他建筑。之所以寺名相同，地点相同，是应政府要求不得以而为之，在相同的寺庙名称，相同的地点之下，却混有两个不同财团分别修建的寺庙建筑。一审法院判决中强调合同的相对性，却将两个财团的修建行为、修建的建筑混同，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错判。（二）、被上诉人马敬辉一审所举证据《关于恢复重建兴隆寺“烂尾工程”清场通知》中明确载明“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村民委员会负责兴隆寺重建工作，2011年5月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村民委员会将工程对外发包”，以上可以看出，释中圆财团是在村委会承接了寺庙重修的工作，然后再把涉案工程分包给了被上诉人马敬辉，之后2016年，由于释中圆财团重修工作的失败，村委会又将寺庙收回，这才有释通水财团重新接手重修寺庙的工作。所以村委会才是工程的总包，在释中圆财团不予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该去找总包，一审法院判决释通水财团重修的兴隆寺承担付款责任又是什么道理？（三）、辽中古城兴隆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能成为付款义务主体，本案一审判决无法执行。有关于寺庙建筑的所有权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本案兴隆寺所有寺庙建筑都没有房产证，不仅兴隆寺如此，其他很多著名寺庙均如此。包括释通水、释中圆在内的所有僧人都是借此地寺庙修行，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兴隆寺的所有僧人对该寺庙都不拥有所有权，如果僧人离开寺庙到他地云游或到其他寺庙修行，即便整个兴隆寺都是某位僧人筹款修建的，该僧人离开时也不能带走一砖一瓦，因为重修寺庙的钱款为善款，重修寺庙的行为也是公德、善举，同理，兴隆寺内的建筑也不归登记在册的“兴隆寺”所有，兴隆寺的登记只是证明寺庙名称，重修时间等信息，这跟公司登记制度是两回事，某某寺庙并不拥有寺庙内财物的所有权，寺庙的僧人最多也就是财务的管理义务，寺庙安全的保障义务等，这跟公司员工同样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一审判决生效后无法执行，难道拍卖寺庙内的的各大殿吗？难道执行借寺庙修行的僧人吗？一审法院作出了一份无法执行的判决，不是错判又是什么？（四）、2013年9月7日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签章真实性问题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行）。案涉工程合同结尾处有“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的签章，庭审时上诉人对该签章的是否真实存在异议。若签章真实，该份合同约束的双方主体为兴隆寺与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针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致电网上注明的联系人林筱淞（139××××1365），该过程上诉人未参与，也未形成书面或电子数据证据供上诉人质证。而依据判决书内容，该公司仅说明未承建诉争工程，其他的未予以说明。而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马敬辉称该签章是释中圆提供的，上诉人对此严重怀疑其真实性：释中圆是合同的甲方，怎么会提供印章盖在乙方的签名处？其目的为何？上述这些疑问，只有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亲自到庭才能说明，为了查明案情，请求贵院依职权要求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到庭说明问题，查清楚合同签章是否是该公司印章？是否存在释中圆或马敬辉伪造他公司印章合同诈骗问题。若该签章真实，应问清该签章是交付给释中圆还是马敬辉使用，其交付签章的真实目的为何。（五）、由于本案重要当事人释中圆无法找到，而释中圆是能够证明释中圆财团与释通水财团有无财产继承关系及释中圆财团是否清偿了马敬辉债务及清偿了多少的关键证人。既然关键证人原告无法举证，一审法院应以原告举证不能为由判决被上诉人马敬辉败诉，而不是判决上诉人败诉。一审法院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同时也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义务，最终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六）、关于上诉人与村委会、合作社签订的《协议书》，上诉人的目的是以此证明上诉人在签署协议书时，对马敬辉和释中圆财团签署的合同不知情。这两份《协议书》的内容也恰恰证明了村委会、合作社对释中圆财团、释通水财团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主体是明知的，否则怎么会让释通水财团出资购买已经属于释中圆财团的价值16万元的地上物，又在《关于划拨土地重建兴隆寺的协议书》第二条第六款上保证赠与释通水使用权的土地无权利瑕疵？5、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一审主张诉讼时效利益，应由被上诉人马敬辉举证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否则应判决驳回马敬辉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了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是诉讼时效利益的申请方，自然无可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综上所述，本案判决漏洞诸多，禁不起推敲，请求贵院依法查清案情，适用法律，给予上诉人公正判决为盼。被上诉人马敬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上诉人认为本案法律主体错误。提出两个财团的概念，即释中圆财团和释通水财团，认为释通水财团对释中圆财团与答辩人之间的施工合同关系不知情，也不应当承担责任。并提出古城子村委会与释通水之间的协议书，以协议约定释通水不承担之前的债务的约定请求免除责任，而恰恰是该约定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双方均不承担责任，那么答辩人的损失该由谁承担，该约定明显无效。且辽中古城兴隆市系法人机构，其权利义务不因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而免除，由其承担权利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是与以释中圆为代表的辽中古城兴隆寺签订的施工协议，相关的钱款也应有兴隆市支付，村委会不是合同相对方，答辩人施工的内容无论接续的承继者是否予以利用，均不能排除其对责任的承担。3.上诉人认为其不是适格被告，不能成为付款义务主体，判决无法执行。答辩人不予认同，作为一个组织，其参与民事活动自然就能够成为民事主体，承担因民事活动产生的权利，义务，至于是否能否执行，不是现阶段研究的问题。4.上诉人系挂靠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进行施工，三份施工合同，有两份没有加盖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该单位是释中圆提供的，现该单位通过网上查询的地址无法联络该单位，后在网上联络到该单位工作人员，其证实涉案工程其单位并未施工，而且我们不难想象倘若确由其单位施工，该单位会迟迟不主张权利吗，而且关于答辩人带人在现场施工的情况，村委会，村民都清楚，答辩人系实际施工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若上诉人对此有异议应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答辩人非实际施工人亦或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由其施工的说明，否则上诉人的理由难以成立。5.本案释中圆是否能找到不是焦点，释中圆与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也非个人行为，是代表兴隆寺的职务行为，其结果并非个人承担，而是由兴隆寺承担的。6.关于诉讼时效，在一审中已经论述，不再答辩。村委会、合作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兴隆寺给付工程款1712977元、鉴定评估费3万元及本案诉讼费，被告村委会、合作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告兴隆寺在2012年5月30日成立，发证机关“辽中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名称为“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负责人释中圆，“即是李伟”，固定处所的地址辽中县满都户镇古城子村；在2018年1月18日，被告兴隆寺变更为“辽中古城兴隆寺”，负责人孙铁“即是释通水”，固定处所的地址辽中县满都户镇古城子村，发证机关是“沈阳市辽中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前身发证机关是“辽中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均下发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在2013年9月7日，为恢复重建兴隆寺，被告兴隆寺作为甲方与承包方（乙方）原告马敬辉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在此承包合同书甲方处盖有“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的公章，负责人释中圆签字；此承包合同中的乙方处有马敬辉的签字及加盖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的章；该合同约定由乙方修建兴隆寺围墙，总长620延长米，包材料、机械、现场围墙场地的平整、现有围墙的拆除、人工费、材料费用等一切事物，一口清的方式约定合同总价款为300万元。在2013年10月6日，原告与被告兴隆寺（原名称为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原负责人释中圆签订了《工程建筑承包合同》，双方均在此承包合同书甲乙方处签上自己的名字；约定由原告负责修建兴隆寺的门市房和山门大约150延长米的工程，包材料、机械、场地的平整和一切技术人员，以一口清的方式约定合同总价款为110万元。两份合同签订后，原告对围墙工程进行了部分施工、对门市房基础及其他拆除也进行了部分施工，原告自认释中圆已付工程款12万元，原告对已完工程砌筑的围墙、门市房基础工程、拆除工程申请鉴定司法鉴定工程价款，本院依法委托辽宁正大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鉴定，辽正大鉴字（2020）2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工程价款1712977元，鉴定费用3万元；原告对此鉴定意见没有异议，被告兴隆寺对此鉴定意见有异议，建答辩意见，并提出复议申请，鉴定机构作出复议申请的回复；且鉴定部门派其工作人员到庭进行对其出具意见进行解释说明。另查，被告兴隆寺在2012年5月30日成立，在未办理《规划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况下进行施工，中途停工后原告又与释满安签订《协议书》，约定诉争工程围墙620延长米，原告有继续施工的权利，释满安接替当时的兴隆寺住持，并对原告已施工的工程认可。再查，经走访了解，恢复重建兴隆寺是当时村、镇都知道的情况；且当时被告古城子村的主任王某及现任负责人白玉宏表述古城子村只有一个兴隆寺，处所是同一处，兴隆寺围墙是原告马敬辉建设的，证人王某证明兴隆寺围墙是原告建设的，但围墙没有抹灰、上面没有按琉璃瓦，拆除的工程实际也是原告马敬辉干的；被告古城子村认可三面墙及门市基础存在，至于谁建的不清楚。再查，2013年9月7日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最后页乙方处有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的章，经本院上网查找，有此公司，通过网上注明的联系人与林筱淞（139××××1365）联系，说明该公司未承建诉争工程，权利义务与其无关。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工程建筑承包合同》、《协议书》、《公证书》、《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复议申请回复》及庭审笔录，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9月7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价款300万元，落款甲方处有被告兴隆寺前身“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加盖的公章及负责人释中圆的签字，落款乙方处有原告的签名，通过查明落款乙方处有“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的盖章，与该公司无关，及“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在2012年5月30日已成立，说明此承包合同是被告兴隆寺与原告当时施工诉争合同内工程的真实意识表示，应按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及原告已实际施工的经合法程序鉴定的结果计算，即原告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此承包合同中的围墙部分经合法程序鉴定工程价款为1116227.54元，虽被告兴隆寺对此价款有异议，但该鉴定部门已当庭解释说明，本院对此价款予以确认，且该诉争工程围墙现在仍然存在，由被告兴隆寺管理使用中，故被告兴隆寺承担给付此诉争工程围墙价款1116227.54元的责任，被告村委会、合作社在本案中无过错，也不是该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故无承担给付围墙价款的义务。关于2013年10月6日原告与释中圆签订的《工程建筑承包合同》及2014年5月20日原告与释满安签订的《协议书》，因释中圆无法找到、释满安已故，无法查证合同的真实意识表示，且通过现场查看门市房的基础工程地表无法看到，被告兴隆寺也没有利用，且该兴隆寺的重建未办理《规划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待原告收集到新证据后，另行对兴隆古寺门市房基础工程、拆除工程的价款主张权利。原告陈述被告兴隆寺的原负责人释中圆已付工程价款12万元，应在围墙价款1116227.54元中予以扣除，综上，被告兴隆寺给付原告施工的围墙价款996227.54元；鉴定评估费用3万元，由被告兴隆寺承担195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10500元。关于被告兴隆寺与被告村委会、合作社签订的协议书系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关于被告兴隆寺辩称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一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辽中古城兴隆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马敬辉施工的围墙工程价款996227.54元；二、被告辽中古城兴隆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马敬辉鉴定费用19500元；三、被告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村民委员会、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古城子村经济合作社在本案中不承担给付责任。如被告辽中古城兴隆寺不按规定履行上述款项之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案件受理费20822元，由被告辽中古城兴隆寺承担11660.32元，并随上款一并给付原告，由原告自行承担9161.68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辽中区宗教事务局出具的证明，证明释中水财团于2016年10月30日才来到兴隆寺进行重修，与释中圆财团没有承继关系。各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3年9月7日，释中圆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敬辉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后经鉴定机构鉴定工程造价为1116227.54元，上诉人应当对被上诉人马敬辉完成的工程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节，上诉人系经核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对外以“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名义与被上诉人马敬辉签订承包合同，作为合同相对人，其应当是本案适格被告。关于上诉人主张释中圆财团与释通水财团不具有财产债务承继关系一节，经查，上诉人名称由“辽中县古城子兴隆寺”变更为“辽中古城兴隆寺”，发证机关由“辽中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变更为“沈阳市辽中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均系行政区划调整所致，实质内容均未发生变化，上诉人负责人发生变化，不影响上诉人的法律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关于上诉人主张村委会的责任一节，村委会并非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其是否知情不同财团的事实与上诉人给付工程款无关。关于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一节，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举证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822元，由上诉人辽中古城兴隆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倩审判员  王纪审判员  陈铮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杨俊驰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