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刑终1023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某，男，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连县，文化程度高中，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因本案于2019年5月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6月12日被逮捕，2020年4月4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刘某，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某，女，198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湖南省宜章县，文化程度初中，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宜章县。因本案于2019年5月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6月12日被逮捕，2020年4月4日被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欧某，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某、杨某犯非法拘禁罪一案，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20）粤0113刑初5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某、杨某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审查全案案卷和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书面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9年5月3日9时许，阿某1、阿某2（同音，另处理）以帮被害人卢某（17周岁，越某，已被遣返回国）找工作为由，将被害人卢某带至被告人陈某位于广州市番禺区XXXX号的某养生馆内，要求被害人卢某按摩、卖淫；期间，被告人陈某与其员工即被告人杨某将被害人卢某安排在该养生馆的四楼居住，共同以平时看管被害人、出门时将一楼大门上锁的方式共同限制被害人卢某的人身自由；直至2019年5月5日3时许，被害人卢某将该养生馆内的布条编成绳索捆绑在二楼栏杆上，顺着绳索爬到一楼围墙、再跳到地上逃跑，后向群众求救并报警。原判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如下证据：1.抓获经过，证实2019年5月5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陈某、杨某传唤至派出所。2.扣押清单，证实从被告人陈某、杨某处各扣押手机一台。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实翻译人员石某金的身份、番禺区合适成年人项目社工杨某成的身份。4.调取的广州市番禺区某美容店营业执照、某养生馆花名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实被告人陈某于2015年10月开始租住番禺区XXXX号，其是该养生馆经营者。5.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壁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经番禺分局出入境反馈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出生日期为2002年4月29日，现因非法入境已被相关部门遣返出境。案发期间，辖区内派出所口头通知辖区内沐足桑拿经营场所停业整改。6.被害人卢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9年5月2日中午，一名越南女性朋友“阿某1”说带我来中国找工作，我就跟着她过了中越边境，到中国边境和另一名越南女人“阿某2”汇合，一起坐大巴到广州，然后于5月3日上午来到我现在住的沐足店。“阿某1”让我留下来和“阿某2”一起做按摩和接客卖淫，如果我不服从的话，就将我卖给中国男人当老婆。我不愿意卖淫，想回越南，“阿某1”就说我一定要留下来接客卖淫和做按摩来偿还车费。“阿某2”也说她的手机上装了跟踪软件，如果我逃跑的话，她就把我抓回来。后来我就被安排到三楼的房间住下。这个房间是没有上锁的，我可以自由出入，但是一楼的大门被锁上，出不去。我就在三楼的房间里睡了一天，后来看到“阿某2”和一男一女从外面回来，我猜这个女人是老板娘，这个男人是老板。养生馆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直都看管我，“阿某2”也不让我出一楼的大门，且养生馆的门肯定是关着锁着的，“阿某2”自己可以一个人自由出入。养生馆的门有反锁，从里面出去就不用钥匙可以直接开门，但他们出去之后就会用钥匙把门锁上，然后进来就用钥匙打开。我没有钥匙。养生馆大院围墙铁门和一楼大门都是可以反锁的。我在养生馆前后呆了三天，中间有出去过一次，大概是到达的那天晚上，我和老板、老板娘还有“阿某2”“阿某2”的老公五人一起去到一个棋牌室，他们四人一起打麻将，我坐在老板娘旁边玩手机，我可以在房间走来走去。我没有尝试逃跑，因为“阿某2”跟我说过如果到处乱跑的话会被公安抓起来，至于为什么，她没有告诉我。老板和老板娘都住在养生馆里，晚上他们不会走，除了他们两个就没有其他人了。我试过开一楼的大门，根本打不开，我根本出不了大院，所以大院围墙的大铁门我从未尝试开过。直到5月5日的凌晨三、四点钟，我就从三楼和二楼的大厅里拿了一些布条和床垫套，绑成长条状，用布条绑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我顺着布条的另一端，爬到一楼的围墙上，再跳到地面，从而逃了出来。跑出来后，试图找路人求助，但是语言不通，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位阿婆，她带我到家里，我在她家里睡了一天，后来我在她家附近看到警务人员，就去找他们求助。经辨认照片，被害人卢某指认出被告人陈某就是养生馆的老板，他在养生馆反锁大门看管其，限制其自由；指认出被告人杨某就是养生馆的老板娘，她负责锁大门，限制其自由；监控截图中穿黄色衣服的女子就是“阿某2”。7.证人李某1（滴滴司机）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4日1时许，有三乘客坐滴滴快车回某村委会，当时是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男子坐车头，年龄大概是50多岁，身材中等，两女子坐在后排。当时后排女子有晕车情况，那男子说了一句开得这么稳还晕车。8.证人祝某的证言证实：我在番禺区某村西边路经营某旅店。2019年5月5日凌晨四点，忽然听到有人敲旅店大门，我开门发现是一小女孩，她好像不太懂中文，我们无法沟通，后来她指一下我前台的电脑，意思是想通过打字和我说话，但电脑打字我也不明白她的意思，后来她就自己走了。经辨认照片，证人祝某指认出被害人卢某就是2019年5月5日凌晨向其求助的人。9.证人方某（治安队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5日晚7时半，我吃完晚饭回到治安队，当时一名越南女子坐在治安队门口，我就问她有什么事，她不太懂中文，她的意思好像是向我们求助。她是被人骗到这里的，还问我有没有工作可以介绍给她做。她跟我说刚刚逃跑出来，然后我就帮她报警，等警察来了之后她就带我们去西边路的某养生馆说自己是被人骗到这里来的，里面的人要她帮客人推背，而且里面有四个人经常打麻将，还要她斟茶送水，我问她有没有被人侵害身体，她说没有，但平时都有人看管她，她是等这些人睡了才从阳台逃跑的。她身上没有证件，她告诉我她是十七岁，她身高不到一米六，上身穿了红色风衣。经辨认照片，证人方某指认出被害人卢某就是2019年5月5日晚在大洲治安队向其求助的人。10.证人陈某（被告人陈某的儿子）的证言证实：苏某大概是2018年下半年在我父亲开的养生馆做了不到半个月的技师。今年5月份初听说她回来养生馆拿她留在养生馆的东西。11.证人黄某1（石壁派出所辅警）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5日晚上8点多，当时收到对讲机的指令，称有人在大洲治安队求助，我去到大洲村治安队后，经了解，发现向我们求助的是一名越南籍女子，她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也不太懂讲中文，后来我们通过手机软件和她进行简单聊天，她的意思好像是被骗到这里的，并把我们带到大洲村西边街的某养生馆，然后我们把情况反映给派出所，等派出所值班警察前来处理。我当时见到这名越南女子时，她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经辨认照片，证人黄某1指认出被害人卢某就是求助的越南女子。12.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图，证实案发现场的位置及状况。13.电子物证检查笔录，证实经对被告人陈某、杨某的手机信息、通话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恢复、提取，并刻录成光盘。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3日9时45分，被告人陈某发微信给“老周”称“帮我办好哦小妹都到店里了哦”。②2019年5月4日15时许，被告人杨某发微信给苏某“去开下大门”“那里有两个人要进来”；2019年5月5日21时许，被告人杨某发微信给陈某“我见她可怜才叫她到那里住两天的”“到外面碰到的”。14.现场照片已当庭向被告人陈某、杨某出示。15.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晚3时44分至4时许，一短发女子从布条上跳下来，走向对面，有人开门后，女子进入，不久女子离开出门，一男子关门。16.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及辩解：2019年5月3日八点多，一名自称“小芳”的广西女子带了两名女子到我店里，其中一名是越南籍的女子，另一个是广西女子（会说普通话）。我不知道这名越南籍女子的身份资料，她不会讲汉语，只会说简单的“你好”“谢谢”。我在养生馆接完“小芳”带来的两名女子后就叫她们休息，下午17时许，我和她们一起在档口吃饭，“小芳”的老公也来了，我才知道“小芳”带来的两名女子都没有身份证，“小芳”带来的那名会说普通话的女子提出要去朋友处玩，然后她就出去了，说等可以上班才过来（因派出所告知我的店暂时不可以营业），我和“小芳”谈该两名女子的身份证问题，越南籍女子坐在旁边不出声，然后我和“小芳”两公婆还有杨某、越南籍女子一起打车去番禺大石玩，玩至5月4日凌晨1点多，我和杨某还有越南籍女子就回到养生馆里，越南籍女子就到四楼房间休息，杨某住在一楼，我就回我的出租屋了。至5月4日中午，“小芳”拿了几件衣服过来给这名越南籍女子，然后我就一直出去没有回来，至5月5日中午我才知道那名越南籍女子从二楼阳台处爬下来并跑了。5月5日晚上派出所就通知我过来。这名越南藉女子是“小芳”介绍来我这里工作的，我说她这种情况不能在我这里工作，但“小芳”说她们从广西过来，而且最近广州在下大雨，想在我的养生馆借住几天再把人带走。该名越南籍女子在店里居住期间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我的房间和外面大门都是不上锁的。养生馆大门可以反锁，但一直没有反锁，从外面开门要用钥匙打开，反锁的话也要用钥匙，但很少反锁，在里面是随时可以打开的。养生馆一楼的木门和越南女子宿舍的门都是坏的，不能上锁。因为语言不通，我没有与越南藉女子交流，只是提供住宿和饮食给她，没有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她没有行李，连手机等钱财都不见带在身上。17.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及辩解：2019年5月3日中午，老板陈某打电话给我，说有人介绍妹子过来做事，让我下楼开门去接一下，下楼后我看到三名女子，她们说是从广西过来的，是那名越南女子面试，我就让他们在店里4楼休息。到了17时许，有一名介绍人走了，另一名介绍人还跟那名越南女子一起，我们在那里一起玩了两天。我知道招的那名女子是越某，两名介绍人当时就跟我说那名女子是越南的。两名介绍人都是女子，我不认识她们，那天是第一次见她们。因为越南女子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老板说这样不能在这里打工，然后那几天刚好在下雨，她又刚过来，说住几天再让介绍人把她带走。大约是5月5日上午十点，我起床时发现她不见了，然后发现二楼阳台有用床单和毛巾绑成的绳索吊到外面楼下。我跟那名介绍人就分开去找那名越南籍女子，我把情况告诉了陈某，老板当时不在场，他是不在店里住的。房间的门和外面的大门都没有上锁，都是可以从里面直接打开的。我不清楚她为何要从二楼逃走。我们没有骂她、威胁恐吓她，因为语言不通，也没有动手打过她。我们没有打算让她从事卖淫色情活动，也没有非法拘禁她，老板和我还一起带她出去玩过，我们没有限制她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找人专门看管她。原判认为，被告人陈某、杨某无视国家法律，共同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应当对其二人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量刑幅度予以处罚。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规定，分别以被告人陈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以被告人杨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依法扣押的作案工具手机二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陈某上诉提出：1.涉案的养生馆从未经营违法卖淫活动，案发当天介绍人带被害人到养生馆，因被害人没有身份证，其拒绝聘用被害人。其没有介绍人及其老公的联系电话，因为来电显示是中山的电话，其不知道哪一个电话是他的。其只是出于好心，给他们住几天。2.养生馆内安装有监控，有两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对着玻璃门，可以拍到有人经过前台的情况，但无法拍到人进出大门以及木门的情况；另一个摄像头正对着一楼木门的背面，可以拍到人进出，但拍不到进出大门的情况。公安机关提取了监控的主机和光碟但却表示无法播放监控视频，但监控安装不到半年，其也经常翻看监控视频，是能够正常工作的。3.公安机关曾让其签认三张门锁的照片，分别是院子的铁门、一楼的木门和被害人住宿的四楼房间门，其中一楼的木门和被害人的房间门锁是坏的，院子的铁门一直没有反锁，从院子里面是可以打开的。4.被害人卢某的陈述属于猜测，也许被害人根本没有到一楼尝试开门，而一楼的木门已经损坏，没有门把手，只要往前推就会弹开。5.“老周”是搞出租的，平常与其打麻将，其发微信“帮我办好哦小妹都到店里了哦”给“老周”，是想以请了员工要租房给员工住为由要求他还钱，但直到其出狱后才还钱。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证据无法证明存在非法拘禁的事实以及上诉人陈某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当时被害人没有受到限制或者约束。证人祝某的证言只能证实2019年5月5日凌晨有人敲门。治安队员方某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告诉她养生馆里经常有人打麻将，被害人帮忙斟茶送水，没有侵害其身体，证明被害人没有被拘禁。辅警黄某1的证言证实被害人没有报警的请求，也没有指控被人非法拘禁。上诉人杨某发给苏某的微信只是说明从外面进来的人需要钥匙，而不是里面的人没有钥匙不能开门出去。被害人的陈述无法证明陈某实施了非法拘禁的行为，被害人是跟着“阿某1”“阿某2”到养生馆找工作，与陈某无关。被害人称在养生馆呆了三天，可以在房间走动，陈某出去时会用钥匙把门锁上，进来就用钥匙开门。但依据常理，从里面出去不用钥匙可以开门，证明被害人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被害人称其从未尝试打开大院围墙的大铁门，但不能证明其人身自由被限制。被害人的陈述证实只有“阿某2”跟她说不要出去，因被害人是越某，不会讲中国话，不认识路，而非限制其人身自由。2.从被害人的活动轨迹看，其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考虑到“阿某1”“阿某2”是外地人，被害人是越某，没有身份证，无法到宾馆住宿，陈某在其央求下，允许被害人在养生馆留宿合情合理。陈某等带被害人外出玩牌、宵夜是为了让被害人见识广州的夜生活，合情合理，且回程的滴滴司机证实被害人精神状态是正常的。3.原判依据杨某与苏某的微信聊天推定养生馆并非出于可以自由随意出入的状态，但养生馆处于停业状态，自然不能自由随意出入，且经营场所安装门锁，从外面进来的人员没有钥匙，需要里面的人帮忙开门是符合常理的。被害人称陈某与杨某外出时会反锁大门，但被害人住在三楼，按照常理，不能看见反锁的动作，其称从未尝试打开围墙的大铁门，不能证明该铁门无法打开。被害人的陈述不合常理，应予排除。4.被害人从二楼阳台爬到围墙翻出养生馆是因为介绍人“阿某2”离开了，其无法和养生馆的人交流，其摔坏了“阿某2”的手机，担心“阿某2”要其赔偿，且其着急出去找工作。上诉人杨某上诉提出：1.其自2016年底到养生馆工作，一直负责搞卫生及煮饭。因老板陈某招工，2019年5月3日早上一名女子带被害人到养生馆。其按照老板陈某吩咐安排两人到四楼休息住宿。2.其从未反锁木门，且一楼木门已经损坏超过一年，没有换锁，可以直接拉开。院子的大铁门是好的，可以上锁，但其没有上锁的。3.其与苏某说“去开一下门”“那里有两个人要进来”，这两个人是指介绍人和她老公。其在案发当晚发微信给陈某说“我见她可怜才叫她到那里住两天”，是指苏某，因为苏某回来拿行李，没有提前与其联系，其确实是在外面碰到的，原本陈某让她拿了行李就走，但因为她没有买到车票，就觉得她可怜让她住两天，“在外面碰到”指的是碰到治安队，而不是指苏某。4.其没有看管被害人卢某的行为，而是和陈某一起出去打牌，馆内的监控可以证实。监控安装在玻璃门里面，可以拍到院子，但大铁门无法拍到，一楼大厅还有一个监控，可以拍到一楼的木门，但前台的监控只能拍到来回走的过程，无法拍到整个木门以及大铁门。其指定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杨某犯非法拘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除被害人陈述外，没有其他证人或者案外人指证亲眼看到上诉人陈某、杨某非法拘禁被害人，也没有视频等其他相关证据。被害人的陈述证实是“阿某2”“阿某1”对其进行威胁、恐吓，杨某没有威胁、恐吓的行为。杨某供述一楼大门是坏的，无法反锁，很可能是被害人刚来不会开这种门，被害人连房间的灯都不会开，要杨某帮忙。被害人刚到中国，又被“阿某2”“阿某1”威胁恐吓，处于紧张状态，不排除将杨某及陈某好心收留的行为误解为非法拘禁而导致凌晨逃走。2.原判认为案发时养生馆并非处于可以自由随意出入的状态，但当时养生馆根据公安要求处于停业状态，关上围墙大门是正常的。原判认为杨某和陈某外出打牌带着被害人以及单独将被害人带回养生馆不符合常理，但被害人是通过介绍来工作的，杨某和陈某外出打牌带上被害人是正常的，不可能让被害人单独留在陌生的养生馆。3.养生馆内的监控能够证实杨某没有反锁门、看管被害人的行为。4.养生馆有依法进行工商登记，从未被处罚，案发前负责人陈某参加了辖区派出所组织的会议，暂停营业，顶风作案的可能性非常低。杨某没有前科，仅负责做饭、搞卫生、收钱。在发现被害人不见时，杨某和陈某并未惊慌失措或者逃走，而是基于好意寻找被害人，如果其有犯罪，不可能等着公安上门抓人。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陈某、杨某共同以看管的方式限制被害人卢某人身自由的事实清楚，所采纳的证据，均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杨某违反国家法律，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上诉人陈某、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两人仅是好心收留被害人住宿，没有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意见，经查，被害人卢某的陈述证实其从越南偷渡到中国，被同行的两名女子逼迫、威胁留在养生馆从事按摩和卖淫活动，并指认上诉人陈某、杨某在此期间对其实施看管、反锁大门。上诉人陈某、杨某将被害人安排在养生馆内居住，而杨某则住在养生馆的一楼，从监控视频也可证实被害人是凌晨4时许利用布条编成的绳索，从养生馆的二楼爬出逃走的。多名证人亦证实被害人逃离养生馆后有向附近居民及治安队员求助，被害人还告诉治安队员其被人拘禁在养生馆内。上诉人陈某虽辩称介绍人带被害人到养生馆是来见工的，其已因被害人没有身份证而拒绝用工，但其在2019年5月3日9时45分发送微信给“老周”，称“帮我办好哦小妹都到店里了哦”，可见其事先对于被害人到达养生馆已经有所预备，其所称发给“老周”的微信实为催收欠款明显与微信内容不符，况且陈某归案后一直未能提供介绍人的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在得知被害人异常逃走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明显不合常理。上诉人陈某、杨某所称养生馆内的监控可以证实其没有拘禁被害人，但两上诉人也证实监控只能拍到一楼大厅的木门，而无法拍到院子的铁门，公安机关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监控主机硬盘是损坏的，无法修复。综合分析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陈某、杨某共同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上诉人陈某、杨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意见均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彭国强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秋莹黄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