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向前，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波，浙江海泰（奉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晓宁，女，197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旭光，江苏鑫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向前、龚晓宁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7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向前上诉请求兼答辩：改判龚晓宁向汪向前增加支付分配款3005535元（即14427428.92元-11421893.9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483492.8元（以14427428.92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暂计至2018年11月15日，实际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并由龚晓宁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或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项下奥林晴园项目（淮安功勋公司）债权资产包的价值认定错误，双方之间的核定资产包价值应计算至资产包债务人清偿之日。根据龚晓宁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该资产包于拍卖基准日2017年4月30日的价值为本息合计29322090.84元。但一审判决未将拍卖基准日2017年4月30日至资产包清偿日2018年8月10日之间的罚息、复利合计1532767元计算在内。经核算，汪向前认为涉案资产包在2018年8月10日的价值应为30854857.84元；二、一审判决对汪向前在合作协议中的出资金额认定错误，汪向前应支付的出资金额为3000000元；三、汪向前已足额支付3000000元出资金额，其中2000000元由案外人通过多笔款项代付，1000000则是为履行涉案2017年5月20日《备忘录》向案外人沈继承支付；四、一审法院不采信汪向前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未对司法鉴定的问题进行过关注和释明，导致对出资金额调整的事实认定有误；五、一审判决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点认定有误，迟延分配才最终导致涉案资产包待分配资金被查封冻结，仍属于龚晓宁违约，而计算至2018年11月15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为1483492.80元。 龚晓宁上诉请求兼答辩：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龚晓宁向汪向前支付的分配款在原有11421893.94元的基础上减少2219894.90元，并在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向再汪向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龚晓宁不承担汪向前付出的律师代理费；三、判令汪向前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的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一）龚晓宁与汪向前签订《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对“华之杰”债权资产包中奥林晴园项目（淮安功勋公司）24882300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进行处置与合作，而非29000000元。（二）龚晓宁在一审中展示的证据足以证明汪向前在一审判决前都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的实际出资人或者利益受益人，龚晓宁收取的款项系从几个案外人的银行账户汇款而来，在龚晓宁和汪向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龚晓宁曾再三要求汪向前核实几位汇款人的身份并作书面证明，但均无果，龚晓宁认为如果汪向前想获取《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投资人地位，有义务证明其为实际投资人，所以一审判决从2019年4月27日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属于错误判决。龚晓宁应该在汪向前被生效的法律判决确认为此款的实际受益人后，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才开始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主动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三、一审法院要求龚晓宁向汪向前支付律师代理费540000元，于法无据。汪向前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的打款系其本人的投资款，因此汪向前提起诉讼是因为其违约而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所致，由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不应当由龚晓宁承担。退一步讲，假使龚晓宁应当承担律师代理费，其也应当按照比例分担，因为汪向前和其代理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针对其诉讼的18878141.181元进行的约定，但一审判决并没有全部支持其诉讼请求，未支持的诉讼标的所对应的律师代理费应当由汪向前自行承担。 汪向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晓宁向汪向前返还3000000元合作出资款；2.判令龚晓宁向汪向前支付分配款14894867.665元；3.判令龚晓宁向汪向前支付逾期分配的利息983273.52元（按照日万分之五暂计至2018年11月15日，实际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4.判令龚晓宁承担汪向前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40000元。一审审理中，汪向前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7日，汪向前（乙方）与龚晓宁（甲方）成立共同体竞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江苏分公司）“华之杰”资产包，并就其中奥林晴园项目（淮安功勋公司）24882300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处置合作事宜签订《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一条，由甲方代表共同体参加竞拍信达公司的该项标的的债权，甲方成功拍得该资产包后，乙方出资400万元获得其中奥林晴园项目（淮安功勋公司）债权资产包50%的份额，共同拥有该资产包债权的权益和处置权。第二条，协议签订后，乙方在该资产包拍卖公告刊登后按甲方的通知共同支付拍卖保证金100万元，在该拍卖成功后余款按照甲方与信达江苏分公司签署的协议规定时间通知乙方支付。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备款。款项可直接汇至拍卖公司信达公司或者甲方指定的账户（户名：龚晓宁；开户行：交通银行淮安分行；账号：62×××95）。第三条，如果甲方未能拍得“华之杰”债权资产包及奥林晴园项目的债权，乙方保证金则拍卖公司退回后当日返还给乙方，甲方有义务通知乙方拍卖情况。第四条，如果乙方在支付保证金后未按照债权收购协议在甲方需要支付拍卖款项时支付剩余款项，乙方则按不足部分金额日万分之五支付给甲方违约金直至款项付清止，如取得债权处置款项甲方可在首次分配时先行扣除乙方所欠部分款项及违约金。第五条，取得本项目债权后，甲、乙双方利用各自的条件和优势，通过法律及其他合法途径，共同配合追取本项目全额债权本金及利息。双方约定以甲方为主负责该项目在淮安的债权收益的实现行动，以乙方为主负责该项目在其他地方的债权收益的实现行动；甲方应当就此向乙方发出不可撤销委托书，对于债权的处分，双方承诺需要得到双方的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转让、处分、放弃以及其他有损双方或者一方的行为；如由于乙方责任原因造成另一方损失，责任方则需赔偿全部损失。第六条，甲乙双方在本项目中所产生的项目成本费用应公开、透明、协商沟通。成本费用应经双方同意方可支付。收益双方按5：5分成，扣除成本费用后各获所得的50%。自首笔处置款到账后双方约定三个月内不分配，三个月后如甲方不及时分配，则在次日起按所到账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给乙方利息直至足额付清乙方应得收益分配款项止。协议还约定，双方发生争议的，可以提起诉讼，因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2017年5月23日，龚晓宁拍得涉案债权在内的“华之杰”资产包，并于同日与信达江苏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的涉案债权未偿本金为15620997.70元，未偿利息为13701093.14元，本息合计29300090.84元，龚晓宁需于2017年6月30日前将债权转让价款支付至指定账户。2017年5月15日，汪向前委托案外人钱雷敏向龚晓宁支付600000元，委托案外人陈海青向龚晓宁支付400000元，同年6月23日，汪向前委托陈海青向龚晓宁支付500000元，委托案外人周晓莉向龚晓宁支付500000元，以上合计2000000元。同年6月28日，汪向前向龚晓宁出具《承诺书》一份，约定因涉案债权变现需要，双方于当日签订该项目部分债权转让合同，并进行公证。且承诺该合同仅限用于债权变现需要，不作为债权真正转让，相关事宜按照双方于2017年5月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根据该份协议，汪向前需于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龚晓宁购买债权款4000000元，截至2017年6月27日已经支付2000000元。如逾期付款，按照原协议执行。2017年6月29日，信达公司在新华日报上就上述债权转让刊登公告。2017年7月4日，汪向前通过案外人陈滢向龚晓宁支付350000元。后龚晓宁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淮安中院）申请恢复执行涉案债权一案，淮安中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财产。2018年8月10日，龚晓宁向淮安中院提交《申请》一份，载明因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了剩余债务，案件已经执行完毕，故向该院申请结案。同时对该案扣划的城市资产公司9300000元同意退还该公司，查封的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均同意解除查封。该案件执行期间，龚晓宁先后于2017年9月10日、2018年1月6日、5月11日、8月12日从淮安中院领取执行款2300000元、70000元、4900000元、42327元，合计7312327元，于2018年7月10日向汪向前分配执行款1000000元。一审审理中，汪向前自认其在2017年7月4日委托陈滢支付的350000元系为实现涉案债权资产包的费用。 一审另查明，汪向前支出律师代理费5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汪向前、龚晓宁双方于2017年5月7日签订《债权购买处置协议》，经审理查明龚晓宁自愿在该份协议上签名、捺印，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合同关系。关于协议第一条汪向前出资金额由4000000元修改为3000000元部分的效力问题，汪向前在一审庭审中自认系其修改，确认龚晓宁未在修改处签名、捺印，且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取得龚晓宁同意，现龚晓宁不予认可，该修改对龚晓宁无效，汪向前应出资的金额仍应以双方签订合同时的4000000元为准。但该部分无效并不导致整个协议无效，汪向前、龚晓宁双方仍应按约履行。汪向前系涉案协议的相对方，应该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是案件适格主体。对龚晓宁关于付款主体为案外人、汪向前主体不适格的辩称，因付款人已经出具声明，表明系替汪向前支付款项，龚晓宁辩称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汪向前要求龚晓宁支付分配款14894867.665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龚晓宁在受让涉案债权资产包后向淮安中院申请恢复执行，在执行中保全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财产，并于2018年8月10日以债务人已经履行付款义务为由向淮安中院申请结案及解除债务人财产保全，足以证明涉案债权标的已经实现，龚晓宁应按协议约定向汪向前分配50%的收益款项。关于汪向前可分配金额，汪向前主张按照至2018年8月6日的本金及利息之50%扣除已经支付的1000000元为14894867.665元，龚晓宁认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本金及利息为24882300元，应以该金额的50%扣除汪向前欠付款项、违约金及成本费用后得出可分配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汪向前主张的金额为自行计算得出，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龚晓宁意见，虽然双方在协议中提到本金及利息24882300元，但协议第一条约定汪向前获得涉案债权资产包50%的份额，在第三条约定双方共同配合追取项目全额债权本金及利息，即双方在协议中明确了汪向前可获得的是涉案资产包可得金额的50%。结合在协议签订时涉案资产包尚未拍卖成功，具体本金及利息尚未明确，协议中的24882300元应为暂定金额，具体金额应以最终债权凭证为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债权转让合同》，涉案债权资产包的本金为15620997.70元，利息为13701093.14元，合计29322090元，该金额与龚晓宁在淮安中院执行案件中陈述的“2900万元”基本吻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如汪向前未按约支付拍卖款项时，则按不足部分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给龚晓宁违约金直至款项付清为止，如取得债权处置款项龚晓宁可在首次分配时先行扣除汪向前所欠费用款项及违约金，现汪向前仅支付了2000000元，尚欠付2000000元未付，按照2017年6月28日《承诺书》，汪向前应于2017年6月30日之前支付完毕4000000元，扣除汪向前未支付款项及相应违约金，汪向前可得的分配款为12421893.94元，另扣除汪向前已经取得的分配款1000000元，龚晓宁尚应向汪向前支付分配款11421893.94元。对龚晓宁关于需扣除成本费用的主张，因汪向前已经通过陈滢向龚晓宁支付成本费用350000元，而龚晓宁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余成本费用实际产生，故一审法院对龚晓宁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对汪向前要求龚晓宁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分配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汪向前、龚晓宁在协议中约定，自首笔处置款项到账后三个月内不分配，三个月后如不及时分配则在次日起按所到账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直至足额付清之日止，汪向前要求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符合该条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汪向前起算点有误，龚晓宁于2018年8月14日收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停止支付涉案分配款项，至2019年4月26日该院告知解除上述财产保全措施，此期间汪向前要求龚晓宁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依据。在财产保全解除后，龚晓宁应向汪向前支付分配款，逾期不付应按约支付相应利息，故一审法院将逾期利息起算点调整为2019年4月27日。对汪向前要求龚晓宁支付律师代理费540000元的主张，符合双方协议约定，且汪向前主张的费用不存在明显过高情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龚晓宁支付汪向前分配款11421893.9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1421893.94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9年4月27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龚晓宁支付汪向前律师代理费54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汪向前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汪向前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但其要求对一份录音材料进行鉴定。本院认为，该录音文字整理资料由汪向前在一审中提交，对内容的真实性应由汪向前负责，根据该录音文字资料显示，龚晓宁并未确认汪向前的出资额已从4000000元调整为3000000元以及汪向前向沈继承支付过1000000元的事实，故对录音材料的鉴定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龚晓宁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淮安中院（2012）淮中商初字第0088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档案件），拟证明该调解书约定的执行内容仅限于本金及利息，不包括罚息和复利；2.淮安中院执行局《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龚晓宁对淮安功勋公司的债权执行依据为证据1，即（2012）淮中商初字第0088号《民事调解书》，且目前已执行到位7312327元；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其在2015年6月21日转让基准日的本息金额为本金15622400.46元、利息及罚息共计9259991.14元，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应从该9259991.14元中除去罚息、复利等金额，剩余利息金额应为5555994.68元。对此，汪向前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民事调解书载述的金额与其主张待分配金额缺乏关联性；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能表明该院在（2012）淮中商初字第0088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执行到位7312327元，与汪向前主张的分配款并无关联；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不能证明龚晓宁的上诉请求，因该《情况说明》显示的本息金额与龚晓宁主张的金额无法对应。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汪向前对龚晓宁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据上，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还认定以下事实：涉案债权资产包于转让基准日即2015年6月21日的本金为15622400.46元，利息及罚息共计9259991.14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一、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项下奥林晴园项目（淮安功勋公司）债权资产包的可分配金额；二、龚晓宁是否存在逾期未分配的违约行为，如是，则汪向前可得的分配金额及龚晓宁应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如何计算。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有关涉案资产包的本金数额与信达公司在《债权转让合同》中载述的涉案债权本金数额并不一致，因上述《债权转让合同》中的本金数额少于上述《情况说明》中的本金数额，而汪向前的诉讼请求系以信达公司《债权转让合同》中载明的涉案债权的本金和利息（以2017年4月30日为基准日）为计算基础，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可；其次，按照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配合追取项目全额债权本金及利息，由此可知，对于债权的处分，需要得到双方的一致同意。虽龚晓宁在执行过程中单方认可不执行债务人的罚息内容，亦或是单方仅以“2900万元”作为执行金额，该行为并未得到汪向前的认可，但已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故汪向前据以分配50%收益的金额应以龚晓宁对外可能实现的债权为依据；最后，汪向前明知龚晓宁系以二折低价收购获取涉案不良债权资产包，亦明知该资产包当前的处置情况，故汪向前要求继续计算涉案债权资产包原值的利息和罚息，并主张待分配收益需包含本息的全部实现，缺乏依据。据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将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项下资产包的可分配金额认定29322090元，应属合理。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龚晓宁上诉称其应于生效判决确定涉案债权实际受益人后才能履行分配义务，故其未及时向汪向前分配收益不构成违约，然本院对此不予认同。理由如下：其一，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中已经明确另一方当事人为汪向前，即使汪向前通过案外人转账至龚晓宁处，龚晓宁既已实际收取款项用于涉案债权资产包购买事宜，其就应负担该协议项下的分配支付款义务，而不应事后以分配对象不明为借口推脱分配义务；其二，龚晓宁收取款项后，除汪向前之外，并未有第三人向其主张权益，其应明知该些款项系汪向前为履行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项下付款义务而支出的款项，换言之，龚晓宁并无证据证明其履行分配义务会出现第三人的权利阻碍，其仅以未来可能的不当得利为由拒绝履行，不具有充足正当性且缺乏现实依据。故此，龚晓宁的辩解不能成立，其逾期分配收益已经构成违约。因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自获得可分配款的三个月后开始分配，但鉴于汪向前仅交付了2000000元投资款，再结合龚晓宁先后于2017年9月10日、2018年1月6日、5月11日、8月12日从淮安中院领取了执行款2300000元、70000元、4900000元、42327元，以及《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载明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按照债的冲抵规则，经本院核算，一审法院认定汪向前按50%比例可得的分配款为11421893.94元，计算得当。按约，龚晓宁至迟应于2018年8月11日分配其于2018年5月11日获得的剩余待分配收益，但鉴于龚晓宁于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4月26日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故一审法院将上述期间扣除并将龚晓宁逾期付款利息起算点调整为2019年4月27日，亦属合理。此外，关于律师代理费的承担和金额问题，由于涉案《债权购买处置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因该协议项下的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由败诉方承担，而汪向前为维护其合同权利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不能简单依据一审已支持和未支持的金额进行分割计算，应考量其诉讼代理人从无到有地实现当事人合同利益而付出的对应代价，且汪向前在一审中已经提供相应的支付依据，故一审法院判令龚晓宁支付汪向前律师代理费540000元，于约有据。 综上所述，汪向前、龚晓宁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403元，由上诉人汪向前负担30844元，龚晓宁负担2455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