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72民初237号原告：赵桂芬，女，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原告：孙长阳，男，199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飞，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春晓，男，196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德重，山东鲁信（长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鸿刚，男，196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由忠田，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学春，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律师。被告：**健，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由忠田，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学春，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律师。原告赵桂芬、孙长阳与被告赵春晓、肖鸿刚、**健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飞，被告赵春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德重，被告肖鸿刚、**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由忠田、徐学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抢救费、殡葬服务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080410.50元；2.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2日上午孙某先后受雇于三被告出海水下作业。在为被告赵春晓水下作业中发生意外，被被告**健和在场人肖本勇救上船立即返回码头，并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孙某是在为被告赵春晓下水作业中发生意外事故而死亡，被告赵春晓作为雇主，对孙某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孙某在受雇被告赵春晓下水作业前，连续受雇被告**健和肖鸿刚下水作业，因此被告**健和肖鸿刚对孙某的死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被告**健和肖鸿刚对孙某的死亡也应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发生后，原告与三被告对死亡赔偿金等事宜进行多次沟通，未能达成赔偿协议。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11月2日上午孙某先后受雇于三被告出海下水作业，在为被告赵春晓下水作业中发生意外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赵春晓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孙某帮助赵春晓干活不是雇佣，是承揽合同关系；干活过程中，赵春晓不在孙某的船上，各自在各自的船上，各自干各自的活，赵春晓没有注意孙某下了几次海。被告肖鸿刚、**健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笔录中所称的“孙某是我雇佣的潜水员，我是他的雇主”，并不能作为认定其与孙某系雇佣关系的证据，因为在农村，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雇佣，什么叫承揽，更分不清什么法律关系，只要是找人干活，都称是“雇”；**健、肖鸿刚二人在本案事发前与孙某曾存在过法律上的承揽关系，原告起诉二人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告也认可孙某系给赵春晓作业时死亡，与**健、肖鸿刚无事实上的联系，也不应由二人赔偿损失；孙某在事发前跟**健存在承揽关系，工作完成后就不存在关系了。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2019年11月2日孙某在去医院抢救途中因减压病死亡。被告赵春晓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推断书中减压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肖鸿刚、**健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无异议。3.收款收据等票据，证明孙某发生意外事故后所发生的抢救费、运费等相关费用。被告赵春晓质证认为，对证据中卫生院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赵春晓无关；对2680元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实际发生，也应该统一计算在丧葬费之内，与赵春晓无关；对395元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都是殡葬费用，应该统一算在丧葬费之内；5000元收据不是正规发票，即使是实际发生应该统一计算在丧葬费之内，与赵春晓无关。被告肖鸿刚、**健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丧葬费用已包括在原告主张的丧葬费范围内了，不能重复主张。4.户口本及大钦岛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证明孙某与原告赵桂芬系夫妻关系，与原告孙长阳系父子关系，孙某的父母已于1972年10月7日和2007年12月17日去世，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赵春晓质证认为，对孙某父母去世的事实没有异议。被告肖鸿刚、**健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无异议。被告赵春晓辩称：1.本案的事实经过是：该被告系渔民，在大钦岛从事捕捞12年有余，拥有鲁长渔养62701号木船，该船证照齐全，船况良好。2019年11月2日早晨7点前后，该被告驾船在北纬38度17分、东经120度53分位置单拖方式捕鱼，作业中拖网被海底异物刮到不能前行。该被告给孙某打电话，随后孙某回电。该被告提出要下海解割网具，孙某同意给别人干完活后到该被告处作业。大约半个小时后，在七点半左右，被告**健驾驶孙某的小挂尾机船与孙某一起携带潜水工具来到被告赵春晓所处的海域，同船还有被告肖鸿刚的哥哥肖本勇。赵春晓将情况向孙某做了介绍，而后，孙某就由肖本勇掌管氧气管（俗称把管）下海作业，过了不到十分钟，孙某浮出水面，说网具是刮到了“船岔子”（即以往的沉船）上。赵春晓根据海流方向，估计网具当时难以解割，就让孙某先停停，等海流换过来看看情况再说，肖本勇也是这个看法。但孙某不听二人劝阻，仍执意要继续下海解割。赵春晓没有再次阻止孙某下海作业。孙某与**健、肖本勇三人仍然在孙某的船上，由肖本勇掌管氧气管，孙某下海，赵春晓在自己船上整理梗绳。由于两只船相隔有2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孙某又下了几次海以及下海作业的状况如何，赵春晓并不了解。直到肖本勇、**健两人大声呼喊，说孙某出事了，赵春晓才看到二人正在把孙某从海里往船上拖，赵春晓赶紧砍断梗绳把船靠过去，三人一起把孙某拖到船上，此时孙某已经昏迷不醒。由于赵春晓的船速比孙某的快，三人便把孙某从他的船上抬到赵春晓的船上，以最快速度驾船回港将孙某送到大钦岛卫生院抢救，经抢救无效，孙某于当日中午死亡。2.赵春晓与孙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孙某在完成约定工作过程中的风险应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赵春晓支付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赵春晓的诉讼请求。（1）赵春晓委托孙某解割网具的行为，双方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完成约定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依法由承揽人自行承担。（2）赵春晓与孙某之间不具有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形成的不是雇佣关系。（3）孙某死亡的真正原因到现在为止也并不明确，除减压病之外，尚不能排除其他情况导致孙某死亡。双方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孙某死亡而引发的法律责任也不应由赵春晓承担。被告赵春晓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以下证据：1.渔业船员证书。2.船舶检验证书。3.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三份证据证明赵春晓具有驾驶小型渔船资质。原告及被告肖鸿刚、**健质证认为，对被告赵春晓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该组证据所证明的事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肖鸿刚、**健辩称：1.本案的基本事实为：**健、肖鸿刚及孙某系同村村民。孙某生前系从事潜水作业（俗称“猛子”），其作业方式为自带船及潜水管等潜水工具，自主进行潜水作业。谁家有活，则事前联系好时间、地点及报酬等，在约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作业，作业完毕后一般年底支付其报酬。**健、肖鸿刚二人的承包海区相邻，都是从事海带养殖。二人海区固定架子的绳子因脱落需要潜水捞出，因此二人联系孙某下海捞绳。2019年11月3日，孙某自己驾船，自带潜水工具等载着**健、肖本勇（系肖鸿刚哥哥、肖鸿刚当天有事外出）二人出海作业。因为二人的海区水深只有十几米，捞绳子的工作也很简单，其中给**健下海1次，给肖鸿刚下海4次。完活后，孙某载着二人开船返回，途中孙某接到电话，孙某告诉二人赵春晓要他去捞网，要二人先跟着他一起去，等干完活再送二人回家。肖本勇对孙某说要去的海区水深危险，孙某说知道。没办法二人就与孙某一起到了赵春晓海区。到现场后，赵春晓在自己的船上，孙某把船靠在赵春晓的船边，**健、肖本勇二人坐在孙某的船尾。孙某在自己船上用自己船上的潜水管下海三次，后孙某将潜水管移到赵春晓船上，在赵春晓船上又下海两次，期间**健、肖本勇一直呆在孙某船上。第五次孙某上来后讲自己胸闷，要下水缓缓，就将潜水管又移到自己船上并下水缓缓，在这过程中出事了，期间**健、肖本勇未参与任何事情。赵春晓嫌孙某的船跑得慢，就用他的船拉着孙某去抢救，二人也一块跟着帮忙送医院。2.**健、肖鸿刚没有任何侵权或过错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健、肖鸿刚与孙某没有雇佣或劳务关系，事发前双方曾存在过承揽关系。孙某的死亡与二人也没有任何关系，不应由二人赔偿。综上，**健、肖鸿刚与孙某死亡无任何关系，原告起诉二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对二人的起诉。被告肖鸿刚、**健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抗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亲属孙某生于1965年11月6日，生前住山东省长岛县，父母已故。孙某与本案原告赵桂芬为夫妻，原告孙长阳为孙某之子。2019年11月2日，大钦岛卫生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孙某死亡时间2019年11月2日，死亡地点为来院途中，死亡原因为减压病。2019年11月3日10时31分至11时17分，海警蓬莱工作站在蓬莱站对被告**健进行询问。被告**健称：孙某是其雇佣的潜水员，**健是雇主。2019年11月3日上午6时30分左右，孙某在作业完该被告和被告肖鸿刚两家之后，到被告赵春晓所在区域作业。在赵春晓家作业期间，孙某下水第5次以后上岸说觉得胸闷，就决定下水缓缓压，在下水三分钟左右以后孙某自己钻上来，此时发现孙某已经休克了，于是**健和肖鸿刚的哥哥就把孙某拉上来。因为自己的船速较慢，就让赵春晓的船过来把孙某拉回家，在到达码头以后叫出租车把孙某送到医院抢救，在出租车上时孙某就不能自主呼吸了，在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抢救无效身亡。孙某总共下海11次，在**健家下海1次，在肖鸿刚家下海4次，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在赵春晓家下海6次，孙某是在赵春晓家下海第5次以后觉得胸闷，决定下海缓缓压就又下海一次以后休克。孙某是在下海三分钟后自己从海下钻上来以后休克的，当时他侧身漂浮在海面上，已经不能够自主呼吸，人也丧失了意识。当时现场除了被告**健和肖本勇没有其他人。被告**健和肖本勇是帮助孙某去给赵春晓家帮忙的。原告出具了以下票据：1.医疗费。长岛县大钦岛卫生院的医疗门诊收费单，记载孙某的相关医疗费用金额共374.41元。2.丧葬费。蓬莱市中医院天堂服务的收据，记载车费400元及冰棺等金额共2680元；蓬莱市便民殡葬服务中心的发票两张，记载生活服务殡葬服务金额395元和30元；蓬莱市墓园服务中心的收据，记载殡葬收费450元；长岛县大钦顺兴冷藏厂的收据，记载运费5000元（原告称，系因长岛没有火化场而发生的雇船费用）。被告赵春晓持有鲁长渔养62701号渔船的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检验证书，该船为木质养殖船，船长7.2米，型宽2.7米，型深0.5米，主机总功率14.7千瓦，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06年2月20日，检验证书有效期至2022年8月30日。被告赵春晓持有渔业船员证书，职务为机驾长，适用船舶长度小于12米或主机总功率小于50千瓦的渔业船舶，证书有效期自2019年11月19日至2024年11月18日。对于事故的经过，原告在《代理意见》中称，孙某驾驶船舶出海，用自己的船只和作业装备，**健和肖本勇上船开船领航；孙某在给**健和肖鸿刚下水工作过程中，船上的各项重要工作内容（负责看管氧气泵、放送和回收氧气管、信号的发送和接受、潜水作业海域的警戒）由**健和肖本勇协助完成。在给赵春晓作业时，亦是如此，三被告共同参与船上的各项重要工作内容。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三被告是否与原告家属孙某存在雇佣关系？二、三被告对原告家属孙某的死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范围及计算标准能否得到法院支持？一、三被告是否与原告家属孙某存在雇佣关系？（一）本案中，原告亲属孙某已经死亡，被告赵春晓、被告**健、被告肖鸿刚的亲属肖本勇与孙某在孙某遇难当天共同在海上，两原告当时并不在现场。关于事故的经过，有海警对**健的询问笔录和本案审理中原告的陈述和三被告的答辩可供事实查明所用。综合相关材料，可以认定的事实为：1.孙某作业时系由其自己提供船只和作业装备。2.孙某没有潜水证书等资质证书。3.事故当天孙某为肖鸿刚、**健进行潜水捞养殖绳作业，为赵春晓进行潜水捞渔网作业。4.孙某为肖鸿刚、**健进行作业完毕后，未见出现明显身体异常。理由是：（1）孙某在肖鸿刚、**健的养殖海区作业结束后返程时拨打赵春晓电话并沟通地点与报酬；（2）孙某至赵春晓刮网海区航程至少十几分钟；（3）孙某到达刮网海区后与赵春晓商讨如何打捞操作；（4）孙某为打捞渔网下水五次。5.事故发生时间应为2019年11月2日。被告**健在海警称事故在11月3日，被告肖鸿刚、**健答辩称事故发生在11月3日，均应为记忆有误。理由是：（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录孙某死亡日期为11月2日；（2）海警调查开始的时间为11月3日10时31分，地点在蓬莱工作站，而**健在事故发生后随船送孙某所去的医院位于长岛县，距离蓬莱遥远，抢救时间又有一个多小时，**健不可能在事故当天上午10时31分到达海警站报告孙某死讯。因此，海警笔录中**健对死亡时间陈述错误。6.孙某发病后，被告赵春晓、**健和肖本勇通过渔船和出租车将孙某送至大钦岛卫生院抢救。综合相关材料，不足以查明认定的事实包括：1.孙某至三被告海区时，是否由**健驾船？（赵春晓称**健驾船，肖鸿刚、**健称孙某驾船。）2.孙某为赵春晓捞渔网时，是否由肖本勇把管？（赵春晓称肖本勇把管，肖鸿刚、**健称**健、肖本勇坐在船尾，只是看孙某下海。）3.孙某最后两次潜水作业是否将潜水管移到赵春晓船上？（肖鸿刚、**健称孙某下海三次后将潜水管移到赵春晓船上，赵春晓称这种说法不属实也不可能。）（二）本案中，原告称孙某先后受雇于三被告。被告**健在海警调查时也称孙某是其雇佣的潜水员，其为孙某的雇主。但三被告在进行答辩时，均称三被告与孙某是承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可以查明孙某进行作业时，自备船舶，自配潜水工具，并且亲自下水进行潜水作业。在被告肖鸿刚、**健海区进行作业时，完成打捞养殖绳即收工返家。因此，孙某与被告肖鸿刚、**健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并且在事故发生前承揽业务已完结。孙某与被告赵春晓之间通过电话联络业务，电话中明确具体作业项目、地点、报酬，乘坐孙某船舶到达作业地点后，使用孙某的设备，由孙某亲自潜水下海作业。原告未能证明孙某使用了赵春晓的船舶及设备进行作业。因此，孙某为赵春晓进行打捞渔网作业也是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健在海警笔录称“孙某是我雇佣的潜水员，我是他的雇主”，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否认其与孙某系雇佣关系。理由是：在农村，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雇佣，什么叫承揽，更分不清什么法律关系，只要是找人干活，都称是“雇”，所以对法律关系应根据事实及法律来认定，而不是当事人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因此，关于孙某是否为**健的雇员，应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定。本院认为，孙某与三原告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是指受雇者向雇主提供劳动力，雇主提供劳动条件，受雇者在雇主的指示、监督下从事某种工作，由雇主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区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标志有：（1）提供劳务一方的工作是否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过程中是否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是否以接受劳务一方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2）提供劳务一方是否由接受劳务一方指挥、管理，双方是否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3）提供劳务一方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是单纯地提供劳务，还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本案中，孙某自备船舶和潜水工具，不依托三被告的设备和技术；孙某的作业以完成工作成果即结束，不受三被告的指挥和管理；孙某可以自主选择潜水作业对象，不需要通过三被告准许，可以一上午先后向三被告分别提供潜水服务。因此，孙某系独立潜水作业提供者，不受雇于三被告中的任何人。二、三被告对原告家属孙某的死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大钦岛乡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孙某的死亡原因是减压病。减压病通常是潜水员由于潜水活动时上升幅度过大、速度过快而引起压力的急速改变造成其身体不良反应或急性功能障碍，严重的会丧失知觉、心跳骤停、造成猝死。孙某在发病前曾为肖鸿刚、**健打捞养殖绳，在完成两被告打捞业务后未产生发病症状，并且孙某又行船到达赵春晓作业海域完成了五次潜水作业，之后下水才发病遇难。原告未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和事实根据证明被告肖鸿刚、**健对孙某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上述两被告对孙某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孙某的发病过程属于急性发病，发生在其为赵春晓打捞渔网期间。孙某通过潜水活动完成交办任务并且收取一定费用，属于有偿产业潜水活动。而产业潜水活动具有专业性、危险性，潜水员应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才能从事。潜水员除应符合年龄、学历、体格标准，还应在专门的潜水员培训机构完成潜水培训学习，经考核、发证，方可从事产业潜水作业。孙某在未取得有效潜水员证书和潜水员健康证书的情况下贸然冒险从事潜水作业，具有主观过错，孙某对其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赵春晓在进行潜水员选任时，未进行资质审核，存在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被告赵春晓与孙某的承揽关系、过错程度、施救措施及本案其他实际情况，本院认定，孙某应对其死亡承担75%的责任，被告赵春晓应对孙某的死亡承担25%的责任。三、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范围及计算标准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此本案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应按法院所在地青岛市（计划单列市）2019统计年度的相关数据计算。1.关于抢救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原告提供的长岛县大钦岛卫生院的医疗门诊收费单记载抢救孙某的相关医疗费用金额共374.41元。因此，抢救费总额可认定为374.41元。2.关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院认为，2019年青岛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5806元，因此，丧葬费总额应计算为37903元。原告另请求殡葬服务费，该费用应属于丧葬费的实际支出范围，原告在丧葬费外单独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赵桂芬、孙长阳户籍地为山东省长岛县，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对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本院的所在地青岛市为计划单列市，因此应按照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青岛市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84元，按20年计算，共计1089680元。4.关于交通费，应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中的“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告提供的长岛县大钦顺兴冷藏厂的收据中记载有运费5000元，据原告称，这是因长岛没有火化场而发生的雇船费用。原告提供的蓬莱市中医院天堂服务的收据中记载有车费400元。本院认为，该两项费用均属于办理丧葬事宜而支出的合理交通费用。5.关于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事故系孙某遭受减压病身亡，三被告均未主动对其遇难实施加害行为，孙某出事后，在场各方均积极采取了救治措施。因此，对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包括抢救费374.41元、丧葬费37903元、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交通费5400元，共计1133357.41元。被告赵春晓应承担总额的25%，共计283339.3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春晓赔偿原告赵桂芬、孙长阳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283339.35元；二、驳回原告赵桂芬、孙长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被告赵春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该被告未按照本判决确定付款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24元，减半收取7262元，由原告承担5357.53元，被告赵春晓承担1904.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军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