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珍忠，男，197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胜，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业伟，男，195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朝华，湖北映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鹏，男，198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春华，女，195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朝华，湖北映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珍忠、何业伟因与被上诉人何鹏、阮春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珍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林珍忠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应认定为何业伟、何鹏、阮春华三人的家庭共同债务。除一审查明的两份《借条》，以及林珍忠通过本人及王丁强、王锦棋账户向何业伟转款外，还有5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何业伟的。林珍忠共计支付125万元后，何业伟于2015年10月9日、2016年1月19向本人其他账户转款共计6万元，2015年12月14日与2016年1月13日分5笔共计取现10.4万元，2016年1月4日、2016年1月15日、2016年2月5日分别向其女何艳转款共计59.15万元，2016年1月15日向其子何鹏转款8千元。何业伟在一审过程中，对上述款项均表示认可并收到，仅仅就款项的用途提出异议。同时，结合以上款项的动向来看，资金大多流向于何业伟的家庭成员。因此，有理由相信何业伟将大部分借款用于其家庭成员共同投资或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2条“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可见，何业伟理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来偿还林珍忠的债务。2、一审认定林珍忠与何业伟之间借款本金仅55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实际借款本金应为60万元。首先，何业伟在2月4日向林珍忠出具的是60万元的借条，何业伟在一审庭审中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其次，现金交付的5万元相对来讲并非大额现金，在现实中即使以现金形式交付也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且二人之间本就关系熟络，5万元现金交付也合情合理。最后，结合林珍忠自身的经济状况，林珍忠已在一审中合理说明了全部60万元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即55万元系转账支付、5万元系现金支付，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从高度盖然性原则上来看，60万元借款中有小额5万元系现金支付亦合情合理的前提下何业伟仅仅口头否认收到5万元现金，却无法作出其他合理情况说明。综上，在不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结合全部60万元借款中5万元系转账支付、5万元系现金支付系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前提，何业伟又无法作出其他合理说明，而一审仅认可出借本金为55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在认定林珍忠与何鹏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上，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就该笔65万元，林珍忠通过本人及案外人向何业伟转款，除一审已查明的外，还遗漏认定林珍忠于2015年12月14日向何业伟转款10万元的事实(本次转账通过林珍忠本人招商银行武汉分行武昌支行621486027199555转出，收款账户为:何业伟，浦东武汉分行，账号62×××59，见林珍忠一审提交的证据四)。其次，何业伟与何鹏系父子关系，何鹏出具借条，收到实际借款的是何业伟;何鹏在一审庭审中亦承认该65万的借条系何业伟以何鹏的名义出具，实际借款人系何业伟，因此林珍忠将借款转账支付给何业伟也完全合情合理;在一审判决中，并未将何鹏出具的65万元借条认定为工程项目往来结算款项，也亦未认定林珍忠就该65万元与出具借条者何鹏或实际借款人何业伟其中任何一人存在借贷关系，系遗漏了林珍忠的诉讼请求且事实认定错误;该65万元林珍忠已举证证明出借的是真金白银，罔顾何鹏与何业伟系父子关系、林珍忠出借款项转账支付给何业伟的合理性事实，导致林珍忠出借的65万元平白无故的消失。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林珍忠已举证证明其向实际借款人何业伟支付了出借款项，何鹏也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承认该65万的借条系何业伟以何鹏的名义出具，实际借款人系何业伟。林珍忠已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而一审法院却依据该条款认定林珍忠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事实(一审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2-4行)，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何业伟、何鹏、阮春华一并答辩称，1、何业伟与林珍忠的项目工作资金结算，与其家庭生活无关。何业伟向何艳转款，只是因为何艳是涉案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何艳的银行流水可印证:祝翠华向何艳转账支付工资。何业伟的银行流水可以印证:何业伟收到高农生物工程款时，也向何艳转账支付工资。一审提交的项目例会记录等证据均证实何业伟与何艳是因工作职务行为而产生资金流动。何业伟向何鹏转款，也是因为何鹏代理高农项目部处理诉讼事宜，代为支付律师费款项。何鹏提交的证据四律师费收据、民事调解书、手机短信等足以证实，何业伟向其转付的款项用于支付了高农项目诉讼律师费用。至于阮春华，案件所涉资金多达几十上百万元，其金额远超出家庭生活所需，阮春华对何业伟的工作资金并未参与分毫，且林珍忠并无证据证明案件所涉资金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林珍忠与何业伟之间出具借条的行为，形成的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工作上的职务行为结果。林珍忠借用中大建设集团股份公司的名义，实际投资、控制高农生物服务区二标段工程的施工项目，本案证据已足以证实。高农生物服务区二标段三方承包合同签订后，负责实际施工的项目部主要工作人员祝强亮、祝翠花、何业伟，其工作资金来源于林珍忠投入的资金。林珍忠提供授权王丁强转入何业伟账户的每一笔银行流水，其金额、日期，均对应祝翠花向何业伟出具的收据(见何业伟证据四)中的备注事项。且均以“借款”形式交接工程项目工作资金。且，何鹏向林珍忠出具借条的日期是2016年元月14日，与祝翠花向何业伟出具42万元收据的日期是同一天。证明:何鹏借条的出具是代何业伟与林珍忠、祝翠花之间进行项目部的财务结算。2015年12月25日，林珍忠授权王丁强，向何业伟民生银行卡号尾数95×××04账上转入5万元。何业伟于同月27日、28日转付给了何鹏，用于支付高农生物项目部诉讼的律师费5万元。2016年2月5日林珍忠授权王锦棋向何业伟转入55万元。是因何业伟之前按林珍忠的要求，借款支付了高农生物项目部欠付的木方模板款50万元(详见何业伟一审证据五转账记录、收条、协议书)。何业伟处理该笔项目款支付时，是先期借款支付，产生了借款利息和处理费用。林珍忠答应此事的处理支出共计向何业伟支付60万元，并让何业伟出具了60万元借条，次日仅支付了55万元。3、何鹏只是应林珍忠要求代为出具工作资金结算手续，并未与林珍忠发生借贷关系。何鹏未收到过林珍忠的借款65万元，该借条并不生效。一审庭审中，何鹏已向法庭说明当时出具借条的经过:是因林珍忠与何业伟进行项目资金结算，林珍忠要求何鹏出具借条，但实际未收到借条款项。且该张借条出具的时间，即2016年元月14日，与项目部出纳祝翠花向何业伟出具结算收据的时间是同一天。祝翠花出具的这张资金结算收据上批注的款项时间，也一一对应林珍忠所诉称的该65万借款每笔汇款的时间。也印证了该张65万元的借条出具，只是高农项目部工作人员何业伟、祝翠花，与项目实际投资人林珍忠之间的工作资金交割行为。另外，林珍忠与何业伟、何鹏之间除了高农二期项目上的工作关系外，无任何经济往来，也非亲友关系。按照日常经验法则，林珍忠不可能从2015年至2017年长达2、3年的时间内，多次并大额地向何业伟出借款项，且不计利息，又无任何抵押借款。而这个款项出借时间段又是何业伟受聘于高农二期项目工地管理人员的工作。对这些数笔巨额不计利息，事后又以总借条形式进行阶段性结算的情形，按常理也只能合理解释为:林珍忠作为高农二期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向项目管理人员何业伟等人注入工程资金，在工程未完工结算的情况下，按行业惯例均以借条形式进行阶段性的资金交接。综上，林珍忠与何业伟、何鹏之间并未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请法院驳回林珍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何业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何业伟不承担偿还林珍忠借款本金55万元及利息的责任，改判驳回林珍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何业伟与林珍忠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谓的借条，体现的是何业伟履行项目部管理的职务行为。何业伟与林珍忠二人除了“高农生物园综合服务区二标段工程施工”项目有交集外，俩人之前与之后均无任何经济关系。何业伟通过中间人介绍，由林珍忠聘用为“高农生物园综合服务区二标段工程施工项目”的工程管理人员。何业伟一审提供了《高农生物园综合服务区二标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方合同》，其中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是合同的乙方，即项目代建方和工程管理方;中太集团公司是项目承包方和施工方。何业伟一审也提供了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的网上公布工商登记信息，即林珍忠是该公司高创分公司的负责人。高创分公司虽已注销，但至少可证明林珍忠是该公司的高管人员。何业伟一审还提供了项目部数份例会记录和项目部会议纪要，以及项目部参会人员祝强亮、祝翠花等与项目部管理人员何业伟、何艳等人的往来银行流水。何业伟提供的证据，可以综合证明:林珍忠作为项目实际投资人，只是借用中大公司的名义进行项目施工。以中大公司名义组建的项目部，由实际合伙投资人林珍忠、祝银洲等人控制，项目部的日常管理工作则由林珍忠聘请的何业伟，以及合伙投资人祝银洲聘请的祝强亮、祝翠花等人实际实施。何业伟的银行流水明显显示:何业伟的银行账款用于支付工程款，支付工程材料款、人工工资等，并有与项目部出纳祝翠花之间的工程款结转流水。另一方面，林珍忠向法庭提交的银行流水也体现:林珍忠与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高创分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且部分款项用途还注明:老板用款。林珍忠聘用何业伟为涉案项目的管理人员，何业伟除了管理项目部日常事务，实际还担负了支付项目部分工程款、材料款、人工工资的工作(从何业伟的银行流水可印证)。何业伟支付工程款的钱款从哪来?只可能有一个途径，即项目实际投资人给付的款项。而在整个工程项目中，何业伟接受工程款的来源只有林珍忠。从林珍忠列举的通过案外人王丁强、王锦祺向何业伟账户汇款的时间跨度(2015年-2016年)，以及多笔汇款来看，更符合项目部管理资金往来的事实需要，而不是民间借贷。更何况，何业伟根本不认识王丁强、王锦祺俩人，不可能接受此俩人的借款。如果是林珍忠借款，俩人在根本不熟识的情况下，林珍忠怎么会数次通过何业伟不认识的人，多次且长时间地向何业伟账上汇入借款，且是在何业伟年近古稀又无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向其多次大额出借款项。这些均不符合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一审关于何业伟与林珍忠俩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与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根据借贷双方所涉各种情况来查清民间借贷的事实规定不符。何业伟仅是因涉案中太项目部履行工程施工管理职务过程中，惯以借条的方式接受了投资人的款项，该行为明显是职务行为，而不是民间借贷。项目部出纳祝翠花与何业伟之间的业务资金交接，也是以借条、收条等形式进行。这从一审何业伟提供的银行流水，以及祝翠花出具的条据内容均可以印证。2、何业伟不差欠林珍忠任何款项。何业伟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祝翠花出具的收具、何鹏代付律师费收据及调解书、何业伟代表中大项目部与石邦、严红卫等签订工程款支付的协议书，以及何业伟支付严红卫施工工程款的收条，以及何鹏请示林珍忠调解意见的手机短信等证据，均已证明:何业伟接受王丁强王锦祺的汇款，已因项目部的工作，与出纳祝翠花进行了结算，或是已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项。一审判决何业伟承担向林珍忠偿还55万元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害了何业伟的合法权益。林珍忠答辩称，何业伟上诉所称的工程项目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何业伟的上诉请求。何鹏、阮春华的答辩意见同何业伟的上诉意见一致。林珍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业伟、何鹏、阮春华共同偿还林珍忠借款本金125万元及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何业伟、何鹏、阮春华承担。林珍忠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为以125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月14日，何鹏出具《借条》，载明其于当日借林珍忠65万元。2016年2月4日，何业伟出具《借条》，载明其于当日借林珍忠60万元。林珍忠通过王丁强、王锦琪向何业伟转款明细如下：2015年9月24日转款20万元、2015年10月26日转款10万元、2015年12月25日转款5万元、2016年1月4日转款5万元、2016年1月14日转款15万元、2016年2月5日转款55万元。林珍忠就此主张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转款均系支付的上述何鹏《借条》所涉借款。2016年2月5日转款系针对上述何业伟《借条》所涉借款。一审另查明，林珍忠于2019年1月14日向法院起诉，其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向何业伟支付借款60万元中5万元为现金支付。何业伟表示未收到5万元现金。何业伟及何鹏向法院申请追加祝翠花、中太公司、湖北工程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林珍忠与何业伟、何鹏之间是否构成借贷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何业伟辩称其与林珍忠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出具借条及收取款项均系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何业伟应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证实，但其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虽然林珍忠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付款方均为案外人，但何业伟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仅表示收取的款项行为系职务行为，故结合林珍忠提供的《借条》及银行流水可以证实林珍忠与何业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何业伟借款本金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的规定，林珍忠仅提供55万元转账凭证，并表示剩余5万元借款系现金支付，但未就现金支付提供证据证实，且何业伟否认收到5万元借款事实，故法院认定林珍忠向何业伟借款本金数额为55万元。关于林珍忠与何鹏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问题，林珍忠虽提供的何鹏出具的《借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何鹏支付了借款，亦未提供充足证据佐证其通过案外人向何业伟转款与何鹏有关，且何鹏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故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法院对林珍忠主张其向何鹏出借款项的事实不予确认。关于林珍忠主张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林珍忠与何业伟并未就借款约定利息，故法院对林珍忠要求何业伟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阮春华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林珍忠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何业伟借款系用于夫妻家庭生活，且何业伟借款金额达55万元，已远超出夫妻家庭生活所需，故法院对林珍忠主张阮春华应对何业伟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追加祝翠花、中太公司、湖北工程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问题，何业伟及何鹏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祝翠花、中太公司、湖北工程公司对本案诉讼标的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系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故法院对其追加申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何业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林珍忠偿还借款本金55万元；二、何业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林珍忠支付利息（以55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4日起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林珍忠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其中6750元由林珍忠负担，其余9300元及公告费260元由何业伟负担。二审期间，何业伟向本院提交一份证人黄某证言，拟证明林珍忠是高农生物城项目的老板，何业伟在这个工程项目中负责农民工施工，林珍忠是该项目实际老板。林珍忠经质证认为，黄某的证言不属实，中太公司承包的项目与林珍忠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能证明林珍忠是该项目的老板，该高农项目的真正承包人是陈毕秀。本院经评析认为，仅凭该证人证言，而无其他书面证据相佐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与本案借款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信。二审查明，2015年12月14日林珍忠向何业伟转款10万元。本院所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林珍忠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两笔借款，何业伟、何鹏、阮春华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一、二审查明，林珍忠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两笔借款，分别由何鹏于2016年1月14日出具了65万元的借条、何业伟于2016年2月4日出具了60万元借条，同时林珍忠还提交了相应的转款凭证，其中何鹏出具借条，转款总金额与借条载明的金额一致，何业伟出具的借条转款金额共55万元，5万元系现金支付。上述款项的收款人均为何业伟。关于何业伟出具借条的60万元借款，林珍忠已提交债权凭证及转款凭证，能够证明林珍忠与何业伟借贷关系成立，一审按照实际转账金额，认定该笔借款本金为55万元，何业伟对该55万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何鹏出具的65万元借条的这笔借款，林珍忠为证明该笔借款所提交的借条系何鹏出具，何业伟是该笔借款的收款人。何鹏主张其本人未收到借款，且因林珍忠与何业伟进行项目资金结算，何鹏是按照林珍忠的要求出具，故何鹏与林珍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基于何鹏与何业伟系父子关系，何鹏出具借条的行为实质上代其父亲何业伟出具，何业伟亦认可收到款项，且用于其所在项目部的经营，结合上述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何业伟系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当对该65万元借款本息向林珍忠承担还款责任。一审认定林珍忠与何鹏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但据此否定了林珍忠出借该笔款项的事实，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何业伟的借款行为系个人借款，还是履行职务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通过何业伟、何鹏向林珍忠出具的借条内容来看，系均系以个人名义向林珍忠借款，并非以公司或项目部名义借款，亦没有加盖公司或项目部印章，故从形式上看，并不能证明林珍忠与公司或项目部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林珍忠自认系“高农生物园综合服务区二标段工程施工项目”的工程管理人员，林珍忠无权代表项目部以项目部名义对外借款，故何业伟应当对其向林珍忠所借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对于林珍忠将其收到的款项如何支出使用，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作为借款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何业伟上诉认为其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本人不承担还款责任的观点，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债务能否认定为何业伟、阮春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林珍忠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何业伟、阮春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故案涉债务不属夫妻共同债务，对林珍忠主张由阮春华对案涉债务与何业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珍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部分予以支持；何业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何业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林珍忠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二、变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何业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林珍忠支付利息（以120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4日起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林珍忠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其中6750元由林珍忠负担，其余9300元及公告费260元由何业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何业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阳审判员 李斌成审判员 何义林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陈晓玲书记员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