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民终985号 上诉人：施卫菊，女，198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上诉人：倪惠忠，男，195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上诉人：施晓东，男，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豪金，上海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佶庆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王玉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娜，江苏江海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因与被上诉人南通佶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佶庆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6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佶庆商贸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案外人胡某在2018年6月20日已经签订协议，将案涉超市的库存与债权债务进行转让，并约定由胡某偿还相应债务。此后上诉人未参与超市经营等事宜，而是由胡某、吴某等人经营管理，在此过程中，胡某为了超市的正常经营对被上诉人在内的供应商兑付款项及库存清退，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胡某、吴某，遗漏案件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 佶庆商贸公司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请求维持原判。 佶庆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共同向其公司支付货款73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系从事销售日用百货等产品的公司，施卫菊系工商登记的恒惠超市个体经营者。恒惠超市于2017年4月14日经工商登记注册后对外营业，挂牌字号为恒欣超市，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施卫菊，实际为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等人合伙经营。2018年6月25日，恒惠超市注销登记。 自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向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购买日用百货等产品，依据结算通知单（购销）的相关明细，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共结欠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货款总计7396元。虽经多次催要，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至今未能支付，故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诉至一审法院。 2018年6月20日，施卫菊（转让方，甲方）与案外人胡某（受让方，乙方）就恒惠超市转让事宜签订《协议书》，内容载明：一、该店铺的所有欠供应商的货款共311万，现由乙方接手偿还（其中包括库存有175万），以实际盘存为准，多退少补。……附件：……6、供应商名单及供货金额（含欠款、已付款）确认单……。后恒惠超市变更登记为众富超市，因经营不善后于2018年9月停止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佶庆商贸公司公司与施卫菊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案中，施卫菊经营恒惠超市期间结欠佶庆商贸公司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货款7396元，有佶庆商贸公司公司持有的施卫菊出具的结算通知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为证，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现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要求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支付上述货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施卫菊辩称中所涉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能否凭借一份结算通知单向其主张货款及倪惠忠、施晓东辩称与施卫菊并非合伙人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一、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能够凭借一份结算通知单主张货款。理由：本案中佶庆商贸公司公司仅凭一份结算通知单要求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支付货款，诚然缺少像在规范有序的商事交易过程中那样由交易双方在前期供、收货过程中出具的送货单、收货单及其他结算证明等原始凭证，但囿于本案中类似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这样小微商户在实际交易中固有的交易次数频繁化、交易金额零星化以及因商业竞争的加剧与供货商相对弱势地位而导致的对交易原始凭证索要、保存随意化等特点，致使佶庆商贸公司公司主张货款依据出现貌似不足的瑕疵；一审法院同时期受理的47件系列案件中佶庆商贸公司公司方均为恒惠超市的供货商，主张货款均不能提供当初供货交易时由双方出具的送货单、收货单，一致声称送货单、收货单已被恒惠超市收回。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亦未能举证证实在实际结付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等供货商货款时需供货商另行提供送、收货单件的惯例的存在；其实稍加审核，不难发现案涉结算通知单不仅列明了供货时间、供货名称、供货次数、供货金额及退费和实际结算金额，还注明了审核、制单人员均为恒惠超市财务会计陆建萍，施卫菊对陆建萍系其经营超市期间负责财务的总帐会计及结算通知单日常由其负责制作的事项并无异议。施卫菊虽对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等所持结算通知单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来证实其异议的合理性。相反，佶庆商贸公司公司所持的结算通知单格式亦与恒惠超市在经营期间向供应商出具的结算通知单格式相同，加之所涉超市系突然关闭停业，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等作为供应商无法正常取得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对其应付款项签字确认的其他债权凭证，符合常理；施卫菊等经营的恒惠超市在经营过程中面对数量众多的供应商，产生部分应付账款在所难免，所以日常往来账目、记账清册等原始凭证材料对于其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加上其已聘请了专门的财务工作人员负责财务管理工作。施卫菊与案外人胡某于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恒惠超市转让《协议书》中曾明确约定：该店铺的所有欠供应商的货款共311万元，由受让方接受偿还。……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及附件）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书》附件中第6项材料名称为供应商名单及供货金额（含欠款、已付款）确认单。对于佶庆商贸公司公司依据两份结算通知单要求支付货款的诉请，施卫菊只需拿出《协议书》附件中第6项供应商名单及供货金额（含欠款、已付款）确认单并稍加核对，其与佶庆商贸公司公司之间的结欠货款与否情况便可一目了然，然而庭审中施卫菊却以上述材料全部交给案外人胡某为由而称无法提供，这一说法不仅有悖于生活常理，而且与《协议书》内容中第十项、案外人吴某的陈述截然相左，其应承担举证不能而导致的不利后果；施卫菊与案外人胡某签订的恒惠超市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恒惠超市所有欠供应商的货款共311万元由受让方接受偿还，该项约定内容属于债务转让范畴，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就该债务转让事项通知并取得作为债权方的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等供货商的同意，方能产生债务转让的相关法律效力。施卫菊并未能够提供就上述债务转让事宜通知佶庆商贸公司公司并征得其同意的相关证据，且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现所主张的货款，均系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实际经营期间所形成的，并不涉及超市转让后所形成的货款，故一审法院对施卫菊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二、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三人系恒惠超市的合伙经营人，应对佶庆商贸公司公司主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根据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一审法院（2018）苏0681民初8132号、8133号、8136号三个案件中的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三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均对自己系原启东市恒惠超市合伙人进行了签字确认，构成了对自身身份的自认，且该项事实与一审法院调查询问笔录中案外人吴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倪惠忠、施晓东的辩称不予采纳。 案涉恒惠超市，虽经工商注册登记系施卫菊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但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实为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等人所合伙经营。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相一致，且现恒惠超市已登记注销，故依照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之法律规定，本案中作为合伙人的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就其等人合伙经营恒惠超市期间结欠佶庆商贸公司公司等供货商的货款，应负连带清偿责任。若还存在其他合伙人，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可在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或法律规定，要求其他合伙人承担相应的义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判决：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佶庆商贸公司公司货款7396元，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元（佶庆商贸公司公司已预交），由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共同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外人胡某等是否系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 胡某等人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虽然施卫菊与案外人胡某签订的恒惠超市转让协议中约定了恒惠超市所有欠供应商货款共311万元由受让方接受偿还，但债务转让须取得债权人同意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施卫菊并未就转让事项通知被上诉人并取得被上诉人的同意，故根据双方之间供销合同的相对性，被上诉人仍应当向上诉人主张货款。另外，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均系上诉人经营超市期间产生，故胡某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无关，不需要追加其参加诉讼，一审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施卫菊、倪惠忠、施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风 审判员 王建勋 审判员 刘彩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李 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