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市白塔区文圣路169号。法定代表人：唐永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冬梅，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男，196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庞金金，女，198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董利，女，196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孙明宇，辽宁共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居杰，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灯塔市。上诉人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阳农商银行）因与被上诉人郑居杰、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辽阳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冬梅、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孙明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郑居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阳农商银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二、将本案发回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庞俊英、庞金金、董利要求撤销辽农商2018保字第30028号保证合同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关于本诉：一、上诉人与庞俊英、庞金金、董利所签订的辽农商2018保字第30028号保证合同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未显失公平，也无欺诈行为，三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依法、依约均应对被上诉人郑居杰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中借款合同系以新贷偿还旧贷，且新贷与旧贷的保证人均为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即依法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并未显失公平。故三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应依法对被上诉人郑居杰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2、该保证合同第1.13“当主合同因任何原因导致无效及被撤销时，保证人对于借款人应当返还给债权人的全部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本条款的效力独立于本合同，本合同无效时，本条款依然有效。即三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在签订上述保证合同已经知道该条款并愿意为被上诉人郑居杰提供担保。另外，2018年7月10日、11日三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分别向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书》中记载：…在此向贵行出具不可撤销之连带责任保证书，即依约定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并未显失公平。故三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依约应对被上诉人郑居杰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3、一审法院认为“保证合同成立的前提系为了借款而形成，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具有整体条件性。本案保证合同签订系依据各当事人多年的联保借贷关系形成，且延续多年。而辽阳农商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未依约发放借款，导致合同的借款目的无法实现”。但上诉人认为签订保证合同不是以保证人得到相应权利为前提，签订保证合同本身就是一种负担，系保证人的自愿行为，并无显失公平之说。一审法院以此理由认为让三被上诉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对被上诉人郑居杰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显失公平并予以撤销，显属对保证合同的错误理解。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一审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第一次由主审法官独任审判并对证据予以举证、质证后休庭，第二次开庭审理由三名合议庭成员仅对新补充的证据予以举证、质证,并未对第一次开庭审理的证据予以重新举证、质证。故上诉人认为合议庭不能就本案全部事实进行全面了解，所下判决结果也必然导致有所偏颇，该行为属严重程序违法。关于反诉：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中的“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即该“债权文书”应是执行依据，而本案中的（2018)灯证经字第4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名称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是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第七条“债权人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依据不仅仅是公证书，还要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而本案上诉人在向原公证机关即灯塔公证处申请强制执行证书时，由于本案中的保证人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出了诉讼，故公诉机关不予出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依据的执行证书。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债权人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本案债权人是否申请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是债权人的权利，债权人可以选择不申请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而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也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案中原审法院利用其审判权剥夺上诉人的选择权，有偏袒一方当事人之嫌。如果上诉人能够依据（2018)灯证经字第4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直接申请执行的话，或者能取得执行证书的话，上诉人为何还舍近求远向法院起诉以取得执行依据（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诉讼费）。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查清。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一审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第一次由主审法官独任审判并对证据予以举证、质证后休庭，第二次开庭审理由三名合议庭成员仅对新补充的证据予以举证、质证，并未对第一次开庭审理的证据予以重新举证、质证。故上诉人认为合议庭不能就本案全部事实进行全面了解，所下判决结果也必然导致有所偏颇，该行为属严重程序违法。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共同辩称：一、关于被答辩人引用的《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四条、28号《保证合同》1.13条和《担保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书》（一）关于《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该条款是对合同效力的规定，即具有该条情形的合同有效。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似乎没有搞清楚答辩人的诉请，答辩人的诉请是撤销28号合同，而申请撤销的前提是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答辩对28号合同的有效性是没有异议的。因此，答辩人认为因被答辩人引用该条款与本案无关，故，无需进一步答辩。（二）关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此条款，答辩人后续详论。（三）关于28号《保证合同》1.13条和《担保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书》被答辩人上述合同的法律基础均为1995年10月实施的《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中“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该条款的约定因其不受主合同有效性的影响而通称“独立条款”或“独立性”。该条款自发布起就因其保护强势缔约方、无限加大保证人责任而饱受病诟。虽其后（2007年10月）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对该行为的规制修改为“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因二法位相同，在审判实践中难以准确掌握。现在，这个问题已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和已颁布即将实施的《民法典》中有了明确答案：该约定无效。1、《九民纪要》已明确认出：该约定无效《九民纪要》第54条【独立担保】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但由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除外。独立保函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凡是由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符合该司法解释第1条、第3条规定情形的保函，无论是用于国际商事交易还是用于国内商事交易，均不影响保函的效力。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之外的当事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以及当事人有关排除担保从属性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结合本案（1）主体适格。从28号《保证合同》1.13条和《担保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份文书的义务人均为答辩人即《九民纪要》中所指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之外的当事人”，因此，其开出（或作出）的具有独立性的保证已属无效；（2）内容相符。两份文书均有“《借款合同》无效，本合同有效”之类的“排除担保从属性的约定”。（3）《九民纪要》可适用本案。虽本案的事实和一审均发生于《九民纪要》出台前，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条“。《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的规定，上述《纪要》之规定适用于本案。2、《民法典》已修改《担保法》关于此项规定2020年5月28日颁布的《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规定看，《民法典》秉承了《物权法》对此行为的规制：由意识自治转为法定，从而避免了强势缔约方片面加重保证人责任情形的出现。虽《民法典》尚未实施，但从其规定所保护的法益可以明确看到，双方对该行为的约定是无效的，同时也是对《物权法》和《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在立法方面予以了肯定。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28号《保证合同》1.13条和《担保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书》因符合《九民纪要》所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二、从银行业务角度论述撤销28号《保证合同》的正确性答辩人观点：案涉贷款的“联保”性质决定了《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具有整体条件性，因被答辩人未依约向答辩人发放贷款，28号《保证合同》应被撤销。需提请法庭特别注意的，28号《保证合同》的性质为“联保贷款的”保证合同。诚然，普通的保证行为属单务行为，并不是取得利益（贷款）为前提，但案涉贷款的保证非普通贷款的保证，而是“联保贷款”的保证，有其特殊性，此类业务的“贷款”与“保证”具有整体性。被答辩人显然刻意“忽略”了“联保”这一基本属性，从而导致其错误的结论。关于该合同性质为“联保贷款”的保证合同一节，答辩人、被答辩均已确认（被答辩人在《反诉状》中已自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三条），在此，需明确一下何谓“联保贷款”。根据被答辩人的《弓长岭区农村信用社特色商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联保贷款”全称是“特色商户联保贷款”，顾名思义，首先得有“联保”的“贷款”，才有这笔业务，才有保证、担保之类的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产生。该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商户联保贷款，是指佟二堡地区从事皮革、裘皮服装生产加工、销售的商户，依照本办法组成联保小组，信用社对小组成员发放的（“发放”是前提），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是第二还款来源）的贷款。”（一）对该《办法》的文理及法律层面解读1、文理层面在此，提请法庭注意该《办法》的用词“信用社对小组成员发放的”，即首先是发放贷款、是前提，然后“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贷款。”即在贷款发放时（后），才能“并”由其他成员担保。可见，这是一个并行的关系即贷款的发放和联保是要同时操作、同时存在的，其中，贷款的“发放”是前提、是基础，是“联保贷款”存在的根本条件。结合本案，本案中，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了相应贷款，是双方所签订的《保证合同》生效的前提。正如一审判决“保证合同成立的前提系为了借款而形成，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具有整体条件性”。2、法律层面首先，被答辩人放贷答辩人联保的行为已持续近5年之久，该行为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的多年形成的“交易习惯”，所以，以“发放”贷款为前提并“联保”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只提供“担保”却未发放“贷款”的合同显然应被撤销。在此，借用一句我们东北人的土话，这是“忽悠人”的。其次，被答辩人的不发放贷款的行为显然已违反了其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九民纪要》第31条【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被答辩人的这种“忽悠人”的行为已违反了前述公序良俗，该合同理应无效。（二）从银行业务角度论述1、众所周知，偿还银行贷款的来源一般有两种渠道，一是借款人自身的经营所得款项，通称为“第一还款来源”，二是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银行通过处理贷款担保，即处置抵押物、质押物或者对担保人进行追索所得到的款项即“第二还款来源”。从上可以看到，银行实际发放贷款是银行对借款人享有“债权”的前提，是其有权取得第一还款来源的先决条件，更是其有权追索第二还款来源的前提。结合本案，由于本案“联保贷款”的性质，各被答辩人在“借款”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均应处于同等地位，即要依合同向每一个人发放（或不发放）贷款，而被答辩人没有依约向答辩人发放“联保贷款”，其取得第一还款来源的权利（债权）都不存在，更无权向各答辩人实现担保权即无权追索第二还款来源。本案中，答辩人未依约向答辩人发放贷款，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审判令撤销该合同无误。2、被答辩人的另一理由是，28号保证合同是基于2017年与郑居杰签订的5号借款合同，该合同答辩人是保证人，因郑未还款，所以，保证责任延续了。答辩人认为，这完全是被答辩人或不懂银行业务及基础法律知识、或有意混淆视听的辩解。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被答辩人向郑发放的是“借新还旧”贷款，顾名思义，郑的上一笔贷款已通过“借新”偿还完毕了，也就是上笔贷款的“借贷”法律关系已解除，答辩人基于原借贷关系的保证责任也因此而解除了，何来延续？28号保证合同是基于新贷款而产生的新的保证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显失公平的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从银行业务角度看，28号《保证合同》因违反《合同法解释（二）》第七条、《弓长岭区农村信用社特色商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第二条和《借款合同》第十条1.13款的规定且贷款延续之说属无稽之谈。该保证合同应被撤销。原审判决正确。三、从法律角度论述撤销28号《保证合同》的正确性前文已述，答辩人与郑居杰的联保小组成立于2014年，每次贷款到期时，各答辩人均将贷款本息偿还给被答辩人，再由被答辩人以“还旧借新”的方式向答辩人发放贷款，如此循环五年之久，这也是银行系统准许的常规作法。该行为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关于交易习惯的规定，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2018年，案涉前笔贷款到期后，答辩人仍按交易习惯将全部本息偿还被答辩人，并与被答辩人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且办理了强执公证，各答辩人认为作为视信誉为生命的被答辩人会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放款义务，并根据两份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诚信履行附随义务。但令答辩人没想到的是被答辩人居然违约，而且是用欺诈的方式违约，没有向各答辩人放发贷款，却要求各答辩人承担对郑居杰的保证责任。被答辩人的这种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六项基本原则中的三项即：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原则，从而对答辩人构成了欺诈和显失公平。具体如下：（一）被答辩人以欺诈方式与答辩人签订《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具体而言有故意、行为和错误认识三方面，分述如下：1、被答辩人的欺诈故意欺诈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故意欺诈他人的意思，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结合本案本案中，被答辩人以继贷为诱要求各答辩人与其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从现在的结果看，被答辩人根本没有打算给各答辩人贷款，只是想得到各答辩人为另一被答辩人郑居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已。各答辩人在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时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而郑居杰的情况却已举步维艰，事实上已不具备贷款条件（这一点从郑居杰只还了区区4000元的利息就开始违约便可以看出）。被答辩人为了消除不良贷款隐患，诱骗各答辩人签订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从而达到将郑居杰的风险转移到各答辩人身上的目的。这种行为不是故意难道是过失吗？2、被答辩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指欺诈人语言、文字或活动有隐瞒事实而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结合本案被答辩人与各答辩人签订了案涉两合同，尤其是还办理了强执公证，这种行为足以使答辩人相信被答辩人会如约放款，而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只是被答辩人的一个欺诈行为而已。3、答辩人因被答辩人欺诈而产生错误认识所谓错误认识，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被欺诈人因错误认识而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被欺诈人的错误非因自己疏忽大意之故，而是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所致。结合本案本案中，正因答辩人相信被答辩人会向其放款（签了合同，更重要的是办了公证手续），才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两类合同尤其是《保证合同》，这完全是因被答辩人的欺诈行为所导致的错误认识而产生的结果，而非各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答辩人的真实意思是：被答辩人按交易习惯如约发放贷款后，答辩人有了相对充足的流动资金，可以覆盖保证责任所产生的风险，这此前提下，同意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被答辩人没有做到以善意的、诚实的、平等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案涉两合同是在被答辩人的欺诈之下签订的，这种欺诈行为违反我国法律及公序良俗，违反了民事法律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案涉《保证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二）28号《保证合同》显失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经济利益上不平衡，因而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设置显失公平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证合同双方在完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完成交易行为，督促人们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订立和履行合同，同时赋予交易中遭受损害一方以变更或撤销合同的请求权，以维护交易的公正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对显失公平的合同判断，主要根据以下法律特征：1、合同在签订或履行中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且违背法律或者交易习惯合同，尤其是双务合同应体现平等、等价和公平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合同正义。然而，显失公平的合同在签订或履行过程中，一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或者在经济利益上要遭受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承担极少的义务而获得更多的权利。结合本案（1）根据前述交易习惯，原被答辩人签订合同后，被答辩人应依约向答辩人放款，然后由答辩人互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也是被答辩人设立联保小组的初衷。但在本案中，被答辩人只向郑居杰发放了贷款，且该笔贷款也不是依交易习惯发放的“还旧借新”贷款，而是“借新还旧”或被答辩人称之为“再融资”贷款，显然违反了双方多年形成的交易习惯。（2）各答辩人在两合同履行中没有享受到任何权利（获得贷款），却要承担巨大的义务（连带保证责任）；而被答辩人在两合同履行中没有承担任何义务，给郑居杰的“借新还旧”贷款在发放“借新”贷款的同时就由被答辩人收回“还旧”了，被答辩人无任何资金流出，无任何义务承担，但却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如合同继续履行的话，各答辩人在未获得贷款的情况下需为郑居杰向被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这明显使经济利益严重失衡。上述两情形完全符合前述显失公平之特征，一方获得的利益超过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而另一方却要遭受重大损失。在此借用一下《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关于“明显不合理高（低）价”的规定，该规定对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价的70%或高于30%都被认定为明显不合理即显失公平。而本案中，答辩人享有的权力是0，需承担的义务却是100%，失公之情形已达到极致，这是明显的显失公平。2、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而另一方是在缺乏经验或危困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行为结合本案：众所周知，流动资金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血液，几乎所有企业的倒闭、破产无不因流动资金的断流而导致。各答辩人依前述交易习惯向被答辩人偿还的贷款均源自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被答辩人如不能及时如约发放贷款，尤其是在佟二堡地区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各答辩人将面临着流动资金短缺的困境，会给企业的生产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足以见得在各答辩人签订两合同时的艰难处境。而答辩人能否得到贷款完全取决于被答辩人（现在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被答辩人是想放就放，不想放就停。完全无任何规则和商业信誉可言），足以证明被答辩人在此次民事行为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被答辩人正是利用了答辩人的这种困境和自身的优势地位，以欺诈的方式与骗取答辩人与其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两份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明显出现了权利义务的极其不对等。因此，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了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平原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显失公平。（三）从《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九民纪要》第三十条角度论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源于古罗马法的公序良俗告诉我们：所谓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所谓公序即国家的安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良俗是指人民的一般道德准则。也正因如此，以穿透外观主义、探寻交易实质、力求维护公平和秩序的法律理解和适用为目的的《九民纲要》第30条才将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列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答辩至此，忽然想到了一个词：“套路贷”。本案肯定不是什么“套路贷”了，但是其采取的手段其实比“套路贷”更为低劣，“套路贷”至少还要给被害人贷点儿款，然后再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等不法手段攫取利益，而本案的被答辩人，甚至连款都没给答辩人放，就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这比起“套路贷”的手段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事法律所秉承的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被其践踏得荡然无存。综上，无论是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还是按照《九民纪要》的精神，28号《保证合同》因违反公序良俗理应被撤销。（四）从《合同法》二百零一条论述《合同法》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也就是说，签订借款合同后，只要被答辩人没有依约向答辩人发放贷款即构成了违约，也就是说，被答辩人的这种行为是为民事法律所应惩罚的；案涉《借款合同》第九条第二款（3）、第十条第3款也有同样的约定，这说明被答辩人对不发放贷款属违约行为是明知的。结合本案，通过前述《合同法》和《借款合同》的规定，即便抛开“联保贷款”的性质，也能明确看到，依约发放贷款是被答辩人必需履行的义务。这也是本案基础的法律关系能够产生的前提。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以欺诈的方式与答辩人签订案涉《保证合同》且显失公平，违反了《民法总则》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根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应予撤销。原审判决正确。关于反诉答辩人认为，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反诉请求是正确的。一、从《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角度（一）关于反诉目的众所周知，反诉的目的在于抵销、吞并本诉，使本诉失去作用，以达到使答辩人的起诉失去实际意义的目的。所以，反诉只存在于给付之诉之中。本诉的诉请是解除和撤销两份合同，答辩人行使的是形成之诉权，而反诉则是要反诉被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要行使的是给付之诉的债权，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其反诉如何抵销、吞并答辩人之本诉？（二）关于《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该条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结合本案1、本案反诉与本诉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该解释不难看出，是否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是反诉能否成立的前提，而本案的本诉与反诉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本诉为解除和撤销《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而反诉则是要求反诉被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给付义务。本诉在实体方面属于形成权，在程序方面则表现为形成之诉；反诉在实体方面属于债权，在程序方面则表现为给付之诉。故，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角度看，这两种显然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从判决的角度讲两者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由给付之诉、确认之诉而作出的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不涉及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变更，只有形成之诉导致的形成判决才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2、本案反诉与本诉之间无因果关系反诉人的反诉请求是在本诉的请求被依法判决后才能或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该反诉请求是以本诉结果为基础或前提的，在本诉结果尚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反诉请求亦无确定之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撑，故其请求因没有经裁判确认的法律基础而无法确定。也就是说，如果本诉答辩人胜诉，案涉两合同被解除、撤销，反诉答辩人的诉请即无存在的基础，其主张即无实现之可能，反之反然。故，两者之间是递进关系而非因果关系。3、本案反诉与本诉的标的、事实、理由无关联本诉是基于被答辩人欺诈和显失公平的事实和理由要求解除、撤销两份合同，其目的在于解除、撤销两合同；而反诉则是依据贷款及保证的事实和理由要求反诉被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两者显然不同。综上所述反诉被答辩人提起的反诉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原审驳回其反诉适用法律正确。二、从强执公证的相关司法解释角度被答辩人称，案涉公证书“名称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是执行依据”，执行应依据执行证书。进而认为原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查清。答辩人不同意被答辩人观点。（一）关于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下称“联合通知”）发布于并实施于2000年9月21日。为了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办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8号（下称“18号解释”）该规定第二十五条：“本规定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该条规定明确了“18号解释”在此类案件中的最高效力。可见，被答辩人所引用的“联合通知”早已被“18号解释”所替代，本案关于强执方面的问题应以“18号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准。（二）关于案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效力。1、经一审的二次庭审，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未对案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下称《公证书》）的内容及出具的程序提出过任何异议，且该公证书实际上也确无瑕疵可言。因此，《公证书》完全符合“18号解释”第一条关于“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规定，何谈“实际上并不具有执行力”？且公证文书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需经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被答辩人何来确认权？2、被答辩人称只有“执行证书”具有强执效力，那么，“执行证书”从何而来？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是依据强执公证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必要程序，而非否定强执文书的强执性，如果否定的话，“强执证书”岂不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该证书从何而来？如此理解，岂不是白马非马？（三）关于申请强执还是径行诉讼的“选择权”问题被答辩人认为，即便是有《公证书》，当事人也可以拥有“选择权”，即：可以申请强执或径向法院起诉。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1）“18号解释”第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该规定以穷尽方式明确列出了可直接诉讼的情形，也就是说，只有存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才可径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是对公证债权文书所涉当事人权利救济的规定，即当事人如果认为公证文书有上述两项情形，其关于直接申请执行的合意不再有效，债权债务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解决存在的争议，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无以上情形；被答辩人在二次庭审中也从未提出过有上述情形。故，被答辩人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绝非被答辩人所称可申请执行、亦可直接诉讼的“选择权”的问题；更非原审法院利用审判权“剥夺”了被答辩人的选择权的问题；而是被答辩人根本没有选择权。因此，答辩人认为，原审据此驳回被答辩人的反诉是正确的。（2）迄今为止，被答辩人也没能提供其申请强执被公证机关拒绝或被法院裁定驳回的任何证据，更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过这种证据，原审法院何来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无论从法理还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被答辩人的反诉因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被原审法院驳回都是正确的。不知被答辩人“有偏袒一方当事人之嫌”一词从何而来？被答辩人对于本诉和反诉都提出了相同的上诉理由：因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对第一次开庭的证据没有重新举、质证而程序违法。一、无法律依据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发回重审和另行组成合议庭的案件，需要重新举、质外，并没有规定其他需要重新举、质证的情形。二、被答辩人未申请两次开庭中，被答辩人从未要求过对其所称证据重新举、质证。现在却以此反称程序违法，这完全是给自身因放弃权利而失职的行为找借口而已。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开庭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无程序违法之处。全案总结一、被答辩人未依照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向答辩人发放贷款的义务，导致：1、28号《保证合同》违反了《合同法解释（二）》第七条、《弓长岭区农村信用社特色商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第二条和《借款合同》第十条1.13款的规定及《九民纪要》相关精神应被撤销；2、被答辩人以欺诈的方式与答辩人签订28号《保证合同》且显失公平，违反了《民法总则》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根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及《九民纪要》相关精神应予撤销；二、被答辩人的反诉因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理应被驳回；三、一审开庭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无程序违法之处。答辩人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郑居杰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一审本诉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解除各原告与二被告所签“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30028、29、30号”三份借款合同；请求判令撤销各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8、29、30、31号四份保证合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反诉原告）辽阳农商银行一审反诉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郑居杰偿还借款本金260万元并从2018年8月10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7.83%给付利息（截止到2019年6月12日止利息为186007.69元）；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反诉费由反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9日，被告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7个贷字第30005号《借款合同》，约定被告郑居杰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70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7年2月9日至2018年1月20日，贷款用途为购貂皮。同日，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为被告郑居杰的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的债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郑居杰、刘静芝、庞金金、李鑫、董利、金延国、金英、庞俊英、吴艳宏作为联保小组成员签订《联保贷款联保协议书》，写明“本联保小组成员自愿为贵行在2017年2月9日起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向联保小组的其他成员发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佰柒拾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2017年2月9日，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作出（2017）灯证经字第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联保贷款联保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2018年7月30日，被告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个贷字第30027号《借款合同》，约定被告郑居杰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600000.00元，借款用途为再融资（用于偿还辽农商2017个贷字第30005号），贷款期限自2018年7月30日至2021年7月29日。同日，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8号《保证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为被告郑居杰的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的债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8月8日，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出具（2018）灯证经字第4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辽阳农商银行依据《借款合同》将向被告郑居杰发放的贷款用以清偿其辽农商2017个贷字第30005号《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现被告郑居杰尚欠辽农商2018个贷字第30027号《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未予偿还。2018年7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8号《借款合同》，约定董利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40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8年7月30日至2021年7月29日，贷款用途为购买貂皮。同日，庞金金、庞俊英、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9号《保证合同》，约定庞金金、庞俊英、郑居杰为董利的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的债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8月8日，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出具（2018）灯证经字第4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8年7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9号《借款合同》，约定庞俊英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40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8年7月30日至2021年7月29日，贷款用途为购买貂皮。同日，董利、庞金金、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0号《保证合同》，约定董利、庞金金、郑居杰为庞俊英的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的债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8月8日，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出具（2018）灯证经字第4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8年7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庞金金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30号《借款合同》，约定庞金金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400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8年7月30日至2021年7月29日，贷款用途为购买貂皮。同日，董利、庞俊英、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1号《保证合同》，约定董利、庞俊英、郑居杰为庞金金的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的债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8月8日，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出具（2018）灯证经字第4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辽阳农商银行对上述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9号、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30号、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8号）项下贷款均未予以发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主张撤销、变更、解除均应有法律依据。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主张解除其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的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9号、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30号、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8号《借款合同》，该合同签订后辽阳农商银行未按合同约定向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发放贷款，且辽阳农商银行庭审中表示同意解除上述三份《借款合同》，故对三原告（反诉被告）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的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8号、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9号、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0号、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1号《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成立的前提系为了借款而形成，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具有整体条件性。本案保证合同签订系依据各当事人多年的联保借贷关系形成，且延续多年。而辽阳农商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未依约发放借款，导致合同的借款目的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反诉被告）庞俊英、庞金金、董利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则显失公平，故上述《保证合同》应予以撤销。被告（反诉原告）辽阳市农商银行反诉主张被告郑居杰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主张三原告（反诉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但辽阳农商银行主张的该笔债权中，其与被告郑居杰及担保人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之间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已被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出具（2018）灯证经字第4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该文书与生效判决、仲裁裁决书一样，是人民法院执行的依据，在不存在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和法院不予执行的情况下，辽阳农商银行作为债权人未经执行程序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还款付息，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8号《借款合同》、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29号《借款合同》、辽农商2018年个贷字第30030号《借款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8号《保证合同》、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9号《保证合同》、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0号《保证合同》、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1号《保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起诉。本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3800.00元，退还给被告（反诉原告）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辽阳农商银行提交了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公证处不予出具执行证书，我方依法不能直接申请执行。庞俊英、庞金金、董利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认为上诉人因果倒置，我们先起诉，对方才申请执行证书，公证处当然不能出具。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对其出具的（2018）灯证经字4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辽阳农商银行上诉主张一审判决以显失公平撤销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的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8号《保证合同》（以下简称28号《保证合同》）错误，不应予以撤销一节。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事实，2017年2月9日，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7个贷字第30005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5号《借款合同》），约定郑居杰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70万元。同日，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为郑居杰的上述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7月30日，被告郑居杰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辽农商2018个贷字第30027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7号《借款合同》），约定郑居杰向辽阳农商银行贷款260万元，借款用途为再融资（用于偿还辽农商2017个贷字第30005号）。同日，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28号《保证合同》，约定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为郑居杰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从上述事实可知，第一，27号《借款合同》的签订是因在先的5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270万元尚未归还，而用27号《借款合同》的贷款260万元来归还5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因此，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27号《借款合同》的用途、签订28号《保证合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等应有明确的认知。第二，28号《保证合同》的签订虽系依据各当事人多年的联保借贷关系形成，辽阳农商银行未依约向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发放贷款确实导致相关借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也并非使庞俊英、庞金金、董利无故承担了保证责任。因27号《借款合同》260万元贷款的发放实际归还了5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260万元，辽阳农商银行在二审中自认另外10万元本金也已经归还。故在签订28号《保证合同》后，5号《借款合同》相应债务的保证责任自然免除，相反，如果不签订28号《保证合同》，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也应对5号《借款合同》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第三，本案虽为联保贷款，但当事各方并未明确约定将银行与各保证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如期放款作为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条件，即未约定只有当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取得案涉三份《借款合同》项下款项，三人才能承担保证责任。第四，28号《保证合同》签订于2018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经施行，一审判决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54条撤销该合同，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故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在签订合同之时存在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况下，与之达成的不公平交易，损害其利益的合同。但在本案中，第一，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行为在先，未依约放款行为在后，一审判决以在后的未依约放款行为，倒推签订28号《保证合同》之时构成显失公平，在时间上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法律要件。第二，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签订28号《保证合同》之时亦不存在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具有意思表示自由，有选择是否签订合同的权利，在行为性质上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第三，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因对在先的5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签订28号《保证合同》后，免除了之前的保证责任，其未因签订28号《保证合同》而遭受损失，在损害结果上也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以显失公平为由判决撤销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的28号《保证合同》，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庞俊英、庞金金、董利认为在其与辽阳农商银行签订案涉三份《借款合同》后并做了公证，足以使三人相信辽阳农商银行不会违约，辽阳农商银行利用了三人对其银行信誉的相信，才陷入未得到任何权利却要承担保证责任的境地，绝非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辽阳农商银行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28号《保证合同》应予撤销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欺诈的构成要件一般为，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欺诈故意，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院认为，辽阳农商银行的行为尚不构成欺诈。首先，根据一审查明事实，28号《保证合同》与案涉三份未履行的《借款合同》均签署于2018年7月30日，上述合同均于2018年8月8日进行公证，因此，从时间上看，《保证合同》签署在前，公证行为在后，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不存在因信任案涉三份《借款合同》均经过公证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银行签订28号《保证合同》的情况。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主张辽阳农商银行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证据，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如认为辽阳农商银行未依约进行放款使其遭受损失的，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可依法向辽阳农商银行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辽阳农商银行上诉主张一审判决驳回其反诉起诉错误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债权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除应当提交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等申请执行所需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证明履行情况等内容的执行证书。”第八条规定：“公证机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当事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二审中，辽阳农商银行提交了证据证明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对其出具的（2018）灯证经字4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故辽阳农商银行依法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辽阳农商银行提起的反诉不符合反诉的主体要求。本案中，庞俊英、庞金金、董利为本诉原告起诉郑居杰和辽阳农商银行要求解除与其签订的三份案涉《借款合同》、四份案涉《保证合同》，辽阳农商提起反诉要求郑居杰偿还辽农商2018个贷字第30027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对该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反诉的原告应为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应为本诉的原告。辽阳农商银行提起的针对本诉被告郑居杰的反诉请求不符合反诉的主体要求。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驳回辽阳农商银行反诉并无不当，辽阳农商银行可以另行起诉。综上，辽阳农商银行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002民初12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29号《保证合同》、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0号《保证合同》、辽农商2018年保字第30031号《保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三、驳回庞俊英、庞金金、董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庞俊英、庞金金、董利共同负担50.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3800.00元，退还给辽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庞俊英、庞金金、董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冀宁审判员  崔曦文审判员  高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张玉婷书记员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