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3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出口加工区国际珠宝城顺通大道31号戊类工业厂房2栋。法定代表人：舒敬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连长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长江路852号1单元1号。法定代表人：郭云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滑东明，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长富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长兴街9号2-101。法定代表人：张继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滑东明，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长富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长富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公司）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9）辽72民初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7月6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葛洲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阳，被上诉人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滑东明，原审第三人船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继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滑东明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程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葛洲坝公司向工程公司支付“飞腾1”号挖泥船管理费用8548130元及以854813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葛洲坝公司接管并处理“飞腾1”号挖泥船时为止，按年利率8.4%计算的利息，利息暂时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止为1906035.25元；2.判令葛洲坝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葛洲坝公司于2004年中标渤海重工葫芦岛船厂项目，为此成立了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工程结束后，又于2013年1月移船施工大连长兴岛大船项目。在大连长兴岛项目完工后，2013年12月，经项目部经理尚建平同意将案涉船舶撤出工地，移驻大连旅顺黄金山锚地抛锚存放。后因锚地不具备防洪条件，工程公司委托大连欣港海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港公司）将案涉船舶拖到海军旅顺老虎尾军港内存放至今。2005年4月，葛洲坝公司购买了“飞腾1”号挖泥船，船舶公司受葛洲坝公司委托管理“飞腾1”号工程船。期间，船舶逐渐出现很多故障，经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与船舶公司协商，由船舶公司垫资购买进口K50、1600马力发动机等部分配套设施、设备使该船正常工作。由于葛洲坝公司未能向工程公司支付前期垫资款项，2007年3月24日，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与船舶公司签订《“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约定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和船舶公司所占“飞腾1”号挖泥船股份按各自实际所出费用进行划分，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支付费用11701200元，船舶公司垫资支付费用4240000元，总费用合计15941200元，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占“飞腾1”号挖泥船总股本为73.4%，船舶公司占“飞腾1”号挖泥船总股本为26.6%，经营所得按各方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红，经营成本按各方所占比例进行分摊。因船舶公司和工程公司是关联公司，船舶公司将其在前述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自2011年1月1日起移交给工程公司，工程公司管理该船舶发生的费用有权向葛洲坝公司主张。自2013年5月10日至今，该挖泥船处于停运状态，经工程公司多次催促，葛洲坝公司拒不接收该船，期间产生船员工资、生活费、管理人员工资、船舶代理服务费、船舶年度检验维修保养费等高达8298130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起诉。葛洲坝公司原审辩称：1.葛洲坝公司与工程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工程公司主体不适格；2.葛洲坝公司多次要求工程公司返还“飞腾1”号挖泥船，是工程公司拒不返还，故无权向葛洲坝公司主张管理费用；3.工程公司所主张的管理费用不合理，即便存在无因管理关系，其所真实产生的费用也应按比例分摊;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船舶公司原审述称：同意工程公司的诉请，船舶公司与工程公司系关联公司，权利与义务均转为由工程公司承担，工程公司有权代船舶公司向葛洲坝公司主张管理费。葛洲坝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讼请求：1.判令工程公司向葛洲坝公司支付案涉船舶收益人民币1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1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07年3月24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实际应支付收益金额及利息待核实后据实主张；2.判令本案诉讼费、反诉费由工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葛洲坝公司为案涉船舶所有权人，工程公司为案涉船舶实际经营控制人。2007年3月24日，葛洲坝集团渤海项目部与船舶公司签订《“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持股比例及相关权利义务，其中第四条约定，经营所得按双方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红。本诉庭审中，工程公司自认其与船舶公司人格混同。自葛洲坝公司于2007年3月24日将船舶交付船舶公司实际经营控制后，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均未向葛洲坝公司支付任何船舶收益，因此葛洲坝公司提起反诉。工程公司原审辩称：1.“飞腾1”号挖泥船合股经营期间，均是葛洲坝公司与业主签订合同并办理结算，工程公司仅仅承担船舶的维修、使用、船员管理业务；2.在合股经营期间，葛洲坝公司仅在2013.12月之前支付了部分船员的工资和部分修船的费用，合股期间的利润，葛洲坝公司一直以第三方结账为由，未向工程公司支付分红款项。船舶公司原审同意工程公司的意见。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3月24日，葛洲坝公司授权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与船舶公司签订《“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其上记载：葛洲坝公司在葫芦岛渤船重工大型船坞工程施工过程中，聘请船舶公司代为管理葛洲坝公司“飞腾1”号工程船。双方就自身所购置的设备组成联营体，所占股份按各自实际所出费用进行划分；葛洲坝公司所占股本为73.4%，船舶公司所占股本为26.6%；经营所得按双方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红。葛洲坝公司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代表冯章杰、船舶公司代表张继华分别签字确认。2013年1月17日，工程公司与欣港公司签订《协议书》，其上约定：工程公司将其管理的“飞腾1”号工程船在大连海域停靠码头和海上锚泊、加油、加水及与海上管理部门联系沟通等有关事宜有偿委托给欣港公司代为办理。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月17日起至工程公司通知欣港公司终止协议之日止，代理服务费标准为每月3万元。2013年4月16日，船舶公司与工程公司签订《协议书》，其上记载：两公司属于关联公司，一致同意下一步注销船舶公司，为便于经营管理只保留工程公司。凡属船舶公司的债权债务，今后均由工程公司承接。协议上加盖各方公章，长富船舶公司的股东张继华、王晓颖，工程公司的股东郭云霞、张继华分别签字确认。2013年5月10日，葛洲坝公司长兴岛项目部与工程公司签订《基槽挖泥分包合同》，但该协议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其后，船舶在旅顺老虎尾海域、大连相继停靠。工程公司聘用徐树春等船员对“飞腾1”号挖泥船进行看管并签订《用工合同协议书》，2013年5月至今，工程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支付了以下费用：船员工资款2375380元，船员生活费140000元，向欣港公司给付381500元。2018年7月11日，船舶公司委托伯宁律师事务所向葛洲坝公司工作人员李俊飞邮寄了函件。另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登记号码：120505000025)记载：船名为“飞腾1”，船舶所有人为葛洲坝公司，经营人为葛洲坝公司，建成日期为1986年8月1日，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05年4月3日，证书有效期自2010年5月31日起至2015年5月30日。《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编号：201011010771)记载：船名为“飞腾1”，发证日期为2010年12月29日，有效期至2011年10月9日。（附加检验有效期至2012年1月12日）船舶公司于2012年4月19日因“未年检”被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葛洲坝公司曾用名为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5月13日更名为现名称。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工程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第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工程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对“飞腾1”号工程船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第四、“飞腾1”号工程船经营收入与管理成本的数额；第五、工程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分别应当承担的费用。一、工程公司作为本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葛洲坝公司认为，《“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的缔约主体为葛洲坝公司渤船重工船坞项目部与船舶公司，针对“飞腾1”号工程船的权利义务主体为葛洲坝公司与船舶公司。船舶公司与工程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工程公司无权向葛洲坝公司主张管理“飞腾1”号工程船的费用。工程公司认为，船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关系，两公司实际为关联公司，且依据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之间的《协议书》，船舶公司已经将其在《“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均转让给工程公司，工程公司有权利向葛洲坝公司主张经营费用。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案涉《“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的缔约方并未约定合同权利不得转让，其转让行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船舶公司作为缔约方有权转让其根据《“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所享有的权利。本案中，船舶公司与工程公司签订了《协议书》，明确记载两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凡属船舶公司的债权债务，今后均由工程公司承接。协议上加盖各方公章，长富船舶公司的股东张继华、王晓颖，工程公司的股东郭云霞、张继华均分别签字确认，葛洲坝公司在反诉中亦主张船舶公司与工程公司人格混同。此外，船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继华出庭，亦多次陈述将船舶公司在《“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中的权利均已转让给工程公司。据此，船舶公司转让债权的行为合法，工程公司无论作为船舶公司的关联公司还是债权受让人，其均有权利向葛洲坝公司主张船舶公司对葛洲坝公司的权利，故其在本诉中符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对葛洲坝公司辩称工程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不予支持。二、本诉部分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船舶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公司签订的《“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并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且工程公司主张船舶的管理费用自2013年5月起持续发生，可以认定为案涉协议属于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合同。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工程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是其主张权利的明确体现，依法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审法院对葛洲坝公司提出工程公司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三、关于工程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对“飞腾1”号工程船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工程公司认为，其在管理“飞腾1”号工程船期间多次向葛洲坝公司主张费用，但葛洲坝公司置之不理，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应当由葛洲坝公司一方承担。葛洲坝公司认为，按照《“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的约定，双方属于类似于合伙性质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故对于“飞腾1”号工程船产生的费用，双方应当按比例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认定工程公司与葛洲坝公司之间的关系，仍应当按照《“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确定，其同工程公司是否曾向葛洲坝公司主张过权利并无关联。根据上述协议，葛洲坝公司所占股本为73.4%，船舶公司所占股本为26.6%。据此，双方应当按照上述比例，确定彼此之间对“飞腾1”号工程船享有的权利与需要承担义务，亦即“飞腾1”号工程船的营运收入双方应按比例享有，管理费用亦按照比例承担。四、关于“飞腾1”号工程船2013年5月至2019年2月间产生费用的数额对此，工程公司主张的费用包括船员工资、生活费、管理人员工资、欣港公司费用与拖航费五部分。关于船员工资方面，工程公司提交了屈兵等船员的银行汇款记录及部分船员的用工合同，能够证明工程公司对船员工资的给付事实。根据屈兵的通话录音及在船船员徐树春、李某2、李某1的证人证言，“飞腾1”号工程船的船员人数在7人至12人之间，月工资6000元左右。工程公司在2013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通过银行汇款的实际给付船员工资为2375380元，此数额尚低于按照7名船员，月工资6000元计算的船员工资总额数，故原审法院对工程公司提出的已实际给付了船员工资款237538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工程公司主张尚欠的船员工资部分，因其尚未实际承担，故无权向葛洲坝公司主张。关于船员生活费，工程公司主张金额为519430元，其中包括银行转账汇款140000元，现金支付379430元。对于现金支付部分，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结合庭审查明事实、证人证言以及生活费为船舶管理所发生的必要费用等综合情况，原审法院酌定按照7名船员，每天每人20元标准计算，“飞腾1”号工程船2013年5月至2019年2月的生活费总计为294000元【7人×20元×30天×（8月＋12月×5年＋2月）】。关于工程公司主张的管理人员工资，其与工程公司自身运营所需承担的经营成本不能区分，同葛洲坝公司及履行双方协议无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欣港公司的费用，欣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供述其依照《协议书》约定，为船舶维护提供了包括办理四次船舶移泊、停泊、定期查看、加油、加水等服务，船员徐树春、李某2、李某1的证人证言能够佐证船舶移泊的事实，船舶的加油、加水等事项属于船舶维护所必然发生的费用。对此项费用数额，工程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已实际给付3815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工程公司主张尚欠欣港公司的债务，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拖航费25万元，因其尚未实际给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飞腾1”号工程船在2013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发生管理费用数额总计为3050880元（2375380＋294000＋381500）。五、工程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分别应当承担的管理费用“飞腾1”号工程船在2013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发生管理费用数额总计为3050880元，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双方应当按比例承担，故工程公司需承担数额为811534元（3050880×26.6%），葛洲坝公司需承担数额为2239346元（3050880×73.4%）。对于工程公司主张的利息，因《“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中并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与利息，故原审法院对工程公司主张葛洲坝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工程公司诉请原审法院判令葛洲坝公司给付管理费用2239346元的部分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葛洲坝公司反诉工程公司给付船舶收益的诉讼请求，因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葛洲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程公司支付管理费用2239346元；二、驳回工程公司对葛洲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葛洲坝公司对工程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4525元，由葛洲坝公司负担22143元，工程公司负担6238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葛洲坝公司负担。宣判后，葛洲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2007年03月24曰，葛洲坝集团渤海项目部与大连长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富船舶”）签订《“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持股比例及相关权利义务，其中第4条约定“经营所得按甲乙双方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红”。但自葛洲坝公司于2007年03月24日交付船舶公司实际经营控制后，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均未向葛洲坝公司支付任何案涉船舶收益，时至今日再行主张早就已经超过了法津规定的诉讼时效。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系合伙性质的协议，因此即便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支持以二者之间的《协议书》就能推定工程公司替代船舶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合伙关系中的合伙地位，且一审调查的事实表明，船舶公司已经被注销，葛洲坝公司与工程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被上斥人的诉讼系明显主体不适格。3.一审判决葛洲坝公司向工程公司支付管理费用2239346元的证据基础是证人张某、徐某、李某1、李某2的证人证言和工程公司对屈兵电话通话录音，但上诉四个证人如果是工程公司的员工，明显与工程公司存在紧密利害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人资格。而屈兵本人没有出庭接受一审法院以及葛洲坝公司的询问，仅仅凭其电话录音就作为支持工程公司主张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系都重大存疑。另外，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工程公司无端支付巨额费用为葛洲坝公司管理案涉船舶，显然不存在合理性。4.一审审理过程中，葛洲坝公司向法院提起了案涉船舶是否有实际经营和收益的调证申请，法院在没有启动调证程序的情况下下达一审判决，系法律适用不当。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工程公司向葛洲坝公司支付船舶收益1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承担。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二审共同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由工程公司与船舶公司向葛洲坝公司支付的费用2239346元仅为葛洲坝公司实际发生的部分费用（包括船员工资、船员生活费、向第三方大连欣港公司支付的船只服务费等），此一部分的认定证据有银行流水、合同协议、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为证，并非葛洲坝公司所称的无事实依据和证据基础。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属于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工程公司可以随时要求葛洲坝公司履行，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船舶公司与工程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船舶公司将其在《“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工程公司，因此工程公司有权利向葛洲坝公司主张经营管理费用。4.葛洲坝公司认为工程公司在管理船只过程中有另行施工经营的行为且有收入，应该向法院举。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虽有反诉，要求与工程公司分享经营收益，但因未提供证据被一审法院驳回。这充分说明葛洲坝公司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5.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证。结合本案来看，葛洲坝公司想申请调取的信息是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不属于申请调证的范围。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而葛洲坝公司的诉求缺少事实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工程公司诉请要求葛洲坝公司支付船舶管理费用、葛洲坝公司反诉要求船舶公司给付船舶收益产生的争议，故本案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原判判令葛洲坝公司向工程公司支付2239346元并驳回葛洲坝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妥当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分析待证事项存在的可能性，进而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工程公司主张其承接了船舶公司与葛洲坝公司按份共有并管理“飞腾1”号工程船的权利义务，葛洲坝公司亦据此反诉要求工程公司支付船舶收益10万元，故可以认定葛洲坝公司认可工程公司承继了船舶公司对“飞腾1”号工程船的权利义务，所以工程公司作为“飞腾1”号工程船的权利人有权就“飞腾1”号工程船产生的债权债务主张权利，系本案适格原告。葛洲坝公司的该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飞腾1”号工程船内部股份协议》能够证明工程公司取代船舶公司管理“飞腾1”号工程船系以“飞腾1”号工程船按份共有人身份管理船舶，相应的船舶管理费用应当由共有人共同分担，而船舶管理费用持续增加，工程公司与葛洲坝公司并未约定结算船舶管理费用的具体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工程公司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工程公司要求葛洲坝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故工程公司的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原审确定的船舶管理费用。因工程公司系管理“飞腾1”号工程船，根据船舶的特有属性及最低配员要求，工程公司雇佣船员管理船舶及委托船舶停泊单位为船舶提供服务均属客观需要，产生相应的费用也是客观事实。故原审根据工程公司实际支付的船员工资、船员生活费、向第三方大连欣港公司支付的船只服务费并结合银行流水、合同协议、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认定“飞腾1”号工程船的管理费用并无不当。对于葛洲坝公司提出的调证申请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予以调查收集。而葛洲坝公司并未证明其申请调取的证据系由国家机关保存或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原审法院未依照葛洲坝公司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并无不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葛洲坝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84元，由葛洲坝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善超审判员  贺立春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冯万平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