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艳淑，女，1975年8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建强，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天德，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常稳（曾用名杨天佑），男，1959年9月18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晨，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鹓，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段艳淑因与被上诉人杨常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2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艳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建强、余天德，被上诉人杨常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晨、李景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段艳淑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2139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段艳淑对被上诉人杨常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遗漏第三人杨某。本案是基于段艳淑与杨常稳之间《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法院应当围绕《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审理，但是一审法院在杨某未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庭审的情况下，针对段艳淑与杨某的《离婚协议书》进行审理并作出对本案起关键作用的结论。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杨某，属于严重程序错误，应当将杨某追加为第三人，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二、一审判决遗漏法律事实。杨某与上诉人段艳淑于2008年9月10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中确认了10%的股权实际归段艳淑所有，并且在段艳淑转让给杨常稳后，100万元转让款由杨常稳支付给段艳淑，杨常稳有向段艳淑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且结合证人杨某的证言，向杨常稳索要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是由段艳淑行使。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2008年7月29日段艳淑与杨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并未完全实际履行。《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安居公司一切财产权益归杨某所有，在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段艳淑协助杨某到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在《离婚协议书》生效后，双方一直未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项约定。在与杨常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段艳淑是该10%股权的持有人，段艳淑具有要求杨常稳支付股权款的权利。一审判决仅仅因为段艳淑取得了煤矿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就认定《离婚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从而主观臆断股权归杨某所有，事实认定错误且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综上，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常稳辩称：一、从程序上来说，本案不存在有遗漏主体的问题，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杨某不是案件当事人，民法上遗漏当事人必须是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中杨某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二审中上诉人又认为杨某是第三人，二者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互相排斥的，不能混同。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第一诉求是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质上是合同纠纷；第二诉求是股权变更的请求，一审中的诉讼时效抗辩是针对第二诉求。第一诉求是合同纠纷，属债权，存在除斥期间，一审提出的除斥期间就是针对第一诉求提出的，上诉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行使权利就丧失了相应权利。二、从实体上来说，杨某与段艳淑履行了离婚协议，段艳淑取得对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就是收到了安居公司的股权对价，杨某按照约定享有段艳淑的股权，段艳淑应当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一审庭审中杨某和段艳淑均证实一丘田煤矿是段艳淑管理，段艳淑是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实际履行了离婚协议。办理安居公司的股权变更是在离婚后的60日内变更，段艳淑对股权不再要求支付对价是明确的，十多年来段艳淑没有提出过异议，安居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神福集团公司时，段艳淑作为众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神福集团公司的章程上签了字，这个时候是段艳淑主张支付对价的最好时机，但是没有主张过。杨常稳和段艳淑是夫妻关系，杨某对于之前的股权转让是确认的，为了排挤杨常稳就提起诉讼，要求将杨常稳享有的10%股权恢复到段艳淑名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段艳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08年9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配合原告将其受让的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的股权恢复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段艳淑与杨某系夫妻关系。2004年8月13日，原告与杨某成立了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居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原告占股10%，杨某占股90%。2008年7月29日，原告与杨某协议离婚，约定二人共有的富源县竹园镇一丘田煤矿的生产经营权及所有权归原告段艳淑，杨某协助原告办理煤矿产权变更手续；安居公司的一切财产权益归杨某所有，段艳淑在协议生效后60个工作日内协助杨某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杨某、段艳淑于2010年复婚。杨某与被告杨常稳系兄弟关系。2007年，杨某因企业经营需要，邀请被告杨常稳到其开办的企业参与经营管理。2007年4月6日，在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杨某与杨常稳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安居公司开发的鼎盛世家项目的股权分配比例为杨常稳占30%，杨某占70%。原告段艳淑与杨某签订离婚协议后，实际取得了富源县竹园镇一丘田煤矿的生产经营权及所有权。2008年9月10日，在杨某的要求和主导下，原告与被告杨常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安居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00万元转让给被告。签订该转让协议时，原告与被告未当面进行，协议系由杨某拟好后交由二人分别签署。杨常稳自此成为安居公司的股东。2009年4月6日，杨某与被告杨常稳又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二人自愿合作经营安居公司的“鼎盛世家”楼盘及人和公司的“滇东北商品交易中心”项目，杨某以注册资金合作，被告杨常稳用管理技术、经验及能力合作。同时，安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杨某变更为杨常稳。其后，安居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又经多次变更，现股东为杨某、杨常稳两人，分别持股50%，杨常稳任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杨某任监事。2018年初，原告杨常稳与杨某因公司经营产生分歧，为此引发多起诉讼。原告以被告未支付其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段艳淑在与杨某签订离婚协议后，实际取得了离婚协议约定的位于富源县的煤矿的经营权及所有权，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已实际履行。按照离婚协议的内容，原告段艳淑已取得煤矿权益，安居公司的一切财产权益应归杨某所有。因安居公司经营的现状，杨某需要杨常稳成为安居公司的股东，遂要求段艳淑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归杨某所有的安居公司10%的股权变更至杨常稳名下，并主导完成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原告段艳淑与被告杨常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按杨某的指示和要求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将已属于杨某所有的安居公司10%的股权直接变更为杨常稳所有。原告段艳淑已取得煤矿的权益，其中包含了其所签订转股协议的对价，其合同目的已实现。被告杨常稳也成为杨某期望的安居公司的股东。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丧失解除的前提条件，原告以未取得1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诉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理，原告无权要求被告配合将2008年9月10日取得的安居公司10%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其名下，对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被告抗辩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股权属于需要登记的动产物权范畴，原告的诉请为需登记的动产物权返还请求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该请求权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被告此项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段艳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段艳淑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根据一审中已经双方互相质证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及答辩，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08年9月10日，段艳淑（甲方、转让方）与杨天佑（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转让方）将其在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按1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受让方）；（二）乙方（受让方）须于2008年9月10日，一次性将人民币100万元支付给甲方（转让方）；（三）转让手续完毕并经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甲方（转让方）退出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同日，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杨某、段艳淑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一）同意股东段艳淑向杨天佑转让其出资额；（二）原股东段艳淑将其在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按1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杨天佑；（三）受让人杨天佑于2008年9月10日前，将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段艳淑；（四）免除段艳淑原担任的监事职务，转让手续完毕并经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段艳淑退出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公司新任全体股东（杨某、杨天佑）全权承担。段艳淑、杨天佑签署《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内容为：根据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人段艳淑与股权受让人杨天佑于2008年9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现已将现金人民币100万元支付给了段艳淑，该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股东杨某、杨天佑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一）一致通过新修订的《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二）确定各股东的股权数。1.杨某，男，出资900万元，占出资额90%；2.杨天佑，男，出资100万元，占出资额10%。（三）选举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1.选举杨某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任期为三年，可连选连任；2.选举杨天佑为公司监事，任期为三年，可连选连任。执行董事、监事的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四）全体股东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成立于2004年8月13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0万元。2008年10月2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自然人股东杨天佑（出资额100万元），自然人股东段艳淑退出。2009年3月25日，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为杨某（法定代表人）、杨天佑。2009年8月1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常稳（即杨天佑）。2010年12月2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股东的股权变更为杨常稳出资1000万元、股权50%，杨某出资1000万元、股权50%。2011年5月12日，杨常稳、杨某分别向云南神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股权中的部分股权，股权转让后杨常稳在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为25%，杨某的股权为24%，云南神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为51%。2012年10月16日，云南神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向杨常稳、杨某转让股权，股权转让后杨常稳的股权为50%、杨某的股权为50%，法人股东云南神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出。2015年2月4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认为，上诉人段艳淑与被上诉人杨常稳（原名杨天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段艳淑将其在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00万元转让给杨常稳，公司股东杨某、段艳淑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段艳淑向杨常稳转让其出资额100万元，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天，段艳淑、杨天佑签署《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杨某、杨天佑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修订《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确定杨某出资900万元、股权90%，杨常稳出资100万元、股权10%，杨某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杨常稳任公司监事，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了股东、股权、公司章程等的变更登记。从《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股东会决议》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段艳淑、杨常稳均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了所负义务，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嗣后十余年时间里，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等多次发生变更，均系相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因此，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构成、股权结构等已无法逆转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订立时的状态。故上诉人段艳淑以“杨常稳拒绝支付股权转让100万元，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解除2008年9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常稳配合将受让的曲靖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股权恢复变更登记到段艳淑名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基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可能存在的债权请求权，在本案中没有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作评判和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段艳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段艳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敖显外审判员  时劲松审判员  高体所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陈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