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2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敬蜀蓉，女，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建，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泉，男，1971年1月19日出生，满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霞，女，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萍，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敬蜀蓉因与被上诉人甘泉、王艳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9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敬蜀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建，被上诉人甘泉、王艳霞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敬蜀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系孙迎军的配偶，孙迎军于2016年11月4日死亡。孙迎军与二被上诉人系朋友关系，孙迎军生前在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曾陆续出借给被上诉人共计5095500元借款，被上诉人陆续归还借款2189600元。截止上诉人一审提起诉讼之日，二被上诉人尚欠借款本金2905900元未还。上述借款发生在孙迎军与上诉人敬蜀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债权。孙迎军已经死亡，未立遗嘱，现上诉人仅主张其应得的1452950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卡明细等证据，足以证明孙迎军向被上诉人转款5095500元的事实，上诉人亦认可被上诉人已还款2189600元，尚欠2905900元未归还，故双方有借款和还款的事实，存在借贷关系。原判以孙迎军曾有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同，孙迎军与被上诉人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等为由，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直观地得知或高度盖然性地推断出被上诉人尚欠孙迎军2905900元的事实，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不存在显然错误。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既主张与孙迎军转账为公司经营，又主张与孙迎军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称此笔款项为孙迎军偿还之前其他债务，但从未说清楚孙迎军向被上诉人转款5095500元到底用于公司经营，还是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如果用于公司经营，其应当证明此笔大额资金是如何用于公司经营的，具体有多少资金用于公司经营，且应当证明资金的去向及具体用途；如果用于偿还之前债务，则应当证明被上诉人与孙迎军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应当具体证明债权债务类别，发生时间以及具体债务数额是否与本案的5095500元吻合。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被告“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是完全、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他债务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不能仅凭被上诉人模糊的、泛泛的提出“双方存在其他债务”就将本案被上诉人应承担的债务及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全部否认。而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该证明要求，故不能否认本案借贷关系的存在。甘泉、王艳霞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1.上诉人将孙迎军和被上诉人个人银行流水的差额作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起诉的依据不能成立，双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并合办了两家公司（北京信成泰科公司和大连信源公司），孙迎军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有两项用途，一是公司之间的经营用款，孙迎军将北京公司的钱打给被上诉人（即使是从孙迎军个人账户打出来的，也不是孙迎军的个人存款），被上诉人第二天亦将款项打入了大连公司用于孙迎军批准的用途。另，款项中还包含了孙迎军和甘泉在北京公司作为股东应分配的利润。二是偿还孙迎军个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供了与孙迎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截至2016年6月24日，孙迎军尚欠被上诉人190万，在孙迎军去世前，双方一直在讨论孙迎军如何偿还该借款。2.上诉人所称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错误。被上诉人一审时已经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公司经营的各种请款和款项用途及明细的电子邮件，还有被上诉人打给孙迎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不欠孙迎军款项，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敬蜀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52950元及直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6年2月1日起算，截至2018年11月5日利息为976382.4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敬蜀蓉与孙迎军系夫妻，二人婚后育有一女孙敬。孙迎军于2016年11月4日死亡，生前未立遗嘱，孙迎军之女孙敬及父孙志文、母胡凤均书面声明放弃对孙迎军遗产的继承。孙迎军生前与被告王艳霞、甘泉系朋友关系，自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孙迎军账户向二被告账户转款，二被告账户亦有向孙迎军账户转款记录。庭审中被告王艳霞、被告甘泉认可孙迎军与二被告发生款项往来，但辩称，二被告与孙迎军系合作关系，无证据证明该转款系借款。另查，孙迎军与甘泉于2010年6月25日作为股东成立北京信诚泰科石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吊销，法定代表人孙迎军；甘泉与孙迎军于2011年4月10日作为股东成立大连信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甘泉、孙迎军各实缴150万元。查，孙迎军尾号8704账户与北京信诚泰科石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亦有多笔款项往来。2010年至2013年间，孙迎军账户与甘泉账户亦有款项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是孙迎军与王艳霞、甘泉之间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银行单据显示孙迎军曾转款至甘泉、王艳霞银行账户，但不能证实该款项的性质就是借款；甘泉、王艳霞账户亦有款项转入孙迎军账户，同样不能证实转款性质即为还款；其次，孙迎军账户中有多次与北京信诚泰科石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款项往来记录，说明在公司经营中，确实曾有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同、转款等事实，被告王艳霞、甘泉亦辩称其与孙迎军转账内容系为公司经营，该辩解符合常理；最后，被告王艳霞与孙迎军的微信记录曾有明确的借贷意向并指明款项金额，表明孙迎军与王艳霞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现原告提交证据不能直观地得知或高度盖然性地推断出被告王艳霞、被告甘泉尚欠孙迎军2905900元。因此，原告敬蜀蓉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孙迎军与被告王艳霞、甘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敬蜀蓉的诉讼请求。诉讼费2623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敬蜀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上诉人提供：证人孙某、敬某的证言，拟证明孙迎军去世后孙迎军的同学甘泉及王艳霞给孙某来电话承认欠款200多万元。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二证人均是孙迎军和敬蜀蓉的同胞兄弟姐妹，不具有可信性。均是主观证据，证明效力不能对抗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所证实的双方确认账目的证据效力，且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部分证人未出庭作证，形式上亦不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二审提供的二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因二证人均系上诉人或其配偶的直系亲属，该证言亦系传来证据，所证内容并非二被上诉人与二证人直接通话的内容，在无客观证据佐证二证人所证内容是否真实，且该证言内容与二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二被上诉人与孙迎军之间的聊天记录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对该二证人所证内容依法不应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说明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足以让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即通常所说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对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仅要求达到让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具体运用到本案，上诉人敬蜀蓉仅以其去世丈夫孙迎军的银行账户中，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孙迎军向二被上诉人转账的数额高于二被上诉人向孙迎军转账的数额为由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二被上诉人抗辩孙迎军向其转账中不仅包含了其与孙迎军共同经营的两个公司之间的经营用款，还包含了其与孙迎军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且至目前是孙迎军尚欠二被上诉人款项而非二被上诉人欠孙迎军款项。故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亦为本案的待证事实是：孙迎军向二被上诉人转账数额与二被上诉人向孙迎军转账数额的差额是否系二被上诉人尚未偿还的向孙迎军借款的本息。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且这里所指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的证据即为上述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仅要求达到让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即可。二被上诉人为证实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其与孙迎军共同成立二公司（北京信成泰科公司和大连信源公司）、双方之间对公司经营的各种请款和款项用途及明细的电子邮件、大连信源公司2011年至2016年的现金账目、孙迎军账户与北京信成泰科公司之间的往来明细、二被上诉人账户于2010年6月至2013年1月间另行向孙迎军账户支出款项85万余元的明细、孙迎军与被上诉人王艳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孙迎军的个人账户与北京信成泰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孙迎军账户与二被上诉人账户之间的往来与双方用于公司经营的各种请款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二被上诉人账户资金的变动与大连信源公司的现金账目之间存在相应的关联关系，故原判认定孙迎军及二被上诉人的个人账户与双方共同经营的二公司之间存在账户混同、关联转款等事实并无不当，不可排除双方之间的转账系用于双方共同经营公司之间的经营需要，故认定双方之间的转账仅是双方之间借款及还款事实的真伪不明。尤其是二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王艳霞与孙迎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直接证实截至2016年6月24日，孙迎军确认尚欠被上诉人190万元并提出了还款的三个渠道，而上诉人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在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孙迎军去世前的近半年时间内，存在孙迎军向二被上诉人索要借款的事实。且孙迎军与王艳霞的聊天记录中亦存在孙迎军自认因公司经营背负了一身的个人债，且有轻生的想法，而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孙迎军死亡证明书证实孙迎军系因高坠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不可排除其因负债而轻生。故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上诉人敬蜀蓉仍应就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即孙迎军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因上诉人敬蜀蓉明确表示不能提供该证据，原判驳回上诉人敬蜀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敬蜀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3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敬蜀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