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913号。法定代表人：王幸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源、曹殿卫，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秀珍，女，196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法定代理人：刘家伟（被上诉人宋秀珍儿子），男，198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治澔，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宇，辽宁华轩（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公旗，男，196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军，男，195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88号。负责人：蔺湘，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相蕾，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大连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秀珍、朱公旗、李建军、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宋秀珍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朱公旗、李建军承担，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朱公旗、李建军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李建军与上诉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李建军聘用朱公旗为替班司机，双方为雇佣关系。李建军、朱公旗与上诉人并不具备劳动法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上诉人虽然对被上诉人李建军、朱公旗在交通法规、安全教育、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方面进行了一定形式上管理，但这种管理类似于准行政管理，而非劳动法意义上基于隶属关系的管理，李建军、朱公旗并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承担赔偿责任主体，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虽将出租车承包给李建军，但上诉人实际上无法对该出租车进行运行控制，更无法控制该出租车的运行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赔偿责任主体，有失偏颇。其次，机动车承包关系中的所有人（发包人）是否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理应适用过错责任。朱公旗驾驶机动车因操作不当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宋秀珍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的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上诉人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故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再次，在侵权责任法中，连带责任一般是基于法律规定产生，在侵权责任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要求行为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错误。三、上诉人与李建军之间并非“挂靠”关系，区别双方是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关系还是挂靠关系的根本标准是营运车辆是否是出租车司机个人所有。本案已经明确上诉人为该出租车的所有人，双方系承包关系，不宜认定双方系挂靠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应予以改判。宋秀珍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与李建军、朱公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双方的承包合同约定，该二人均由上诉人统一管理，上诉人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或代缴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具有很强的人身性，而且上诉人并非社保代缴的代理机构，只有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才能为其代收代缴社会保险。根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辽02行终357号判决，该份判决中上诉人同样为出租公司，其要求替班司机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受伤不应认定为工伤，最终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要求工伤认定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最终该部门认定替班司机为工伤，本案三方的关系与被上诉人刚才所列举的判决书中的关系一样，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三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关于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是出租公司，其营运的号牌使用没有年限限制，上诉人在承包期届满后会将出租车及营运资质收回，本案上诉人不仅要收取承包金，还每日收取120元的班费，在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考虑到运行利益和控制的判断标准等，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应当认定上诉人为本案的赔偿主体。朱公旗辩称：同意宋秀珍的意见。保险公司、李建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宋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66428.18元（包含被告朱公旗垫付的医疗费13000元）、外购药13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2200元、营养费72800元、残疾赔偿金8117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护理费1236670元、交通费1500元、鉴定费5360元、复印费20.8元，共计2448086.98元。上述费用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110000元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交强险不足部分由被告朱公旗、李建军、通达公司按60%责任比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中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商业第三者险不足部分由被告朱公旗、李建军、通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30日10时，被告朱公旗驾驶辽Ｂ×××××号大众牌小型轿车（出租车）沿长江路由东向西行驶至长江路201路有轨电车五一广场站前路段时，将由北向南走入该路段站台下的行人原告宋秀珍撞倒，致车辆损坏、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2017年5月27日，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沙河口大队作出大公交（沙）认字（2017）第201701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朱公旗驾驶机动车因操作不当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一方面原因；行人宋秀珍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的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认定被告朱公旗与原告宋秀珍承担此事故同等责任。事发当天，原告被送往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并住院治疗，住院19天，于2017年4月18日出院，出院诊断：1.闭合性颅脑损伤；2.左侧硬膜外血肿；3.左侧硬膜下血肿；4.脑挫伤。原告花费门诊医疗费4464.34元、用血互助金2000元、住院费135953.68元。原告于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入住大连煤矿医院治疗，住院43天，出院诊断：1.重度颅脑损伤；2.广泛性脑挫裂伤；3.左侧硬膜外血肿；4.左侧硬膜下血肿；5.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6.肺内感染；7.气管切开术术后；8.左侧第3前肋骨折；9.症状性癫痫；10.2型糖尿病。原告花费住院费67653元。2017年5月23日，原告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医疗产生医疗费660元。原告于2017年5月31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住院19天，出院诊断：1.脑积水；2.右额顶叶硬膜下积液；3.脑挫裂伤术后；4.气管切开术后；5.Ⅱ型糖尿病。原告花费住院费93736.68元。原告于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8月22日期间入住大连煤矿医院，住院64天，出院诊断：1.重度颅脑损伤；2.广泛性脑挫裂伤；3.左侧硬膜外、硬膜下血肿、开颅血肿清除术后、去骨瓣减压术术后；4.脑积水、脑室腹腔引流术后；5.肺内感染、气管切开术术后；6.左侧第3前肋骨折；7.症状性癫痫；8.2型糖尿病；9.××；10.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原告花费住院医疗费66772.37元。原告于2017年8月22日至2017年9月11日期间入住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20天，出院诊断：1.外伤后颅骨缺损；2.双肺××。原告花费住院费72653.43元、人血白蛋白3300元。原告于2017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入住大连煤矿医院，住院357天，出院诊断：1.重度颅脑损伤；2.颅骨缺损修补术后；3.脑积水—脑室腹腔引流术后；4.症状性癫痫；5.四肢活动不能；6.日常生活自理不能；7.2型糖尿病；8.持续植物状态。原告花费住院费109902.83元。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刘家伟分别于2017年8月11日、2018年10月23日到被告保险公司对本次受伤住院所产生的住院费及相关门诊费用进行协商理赔，被告保险公司共计赔偿原告医疗费200137.07元（第一次赔付117765.52元，第二次赔付82371.55元），未赔付原告非医保用药费88474.75元（第一次理赔时的非医保用药费为76282.65元，第二次理赔时的非医保用药费为12192.1元）。综上，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就医治疗花费医疗费557096.33元。扣除被告保险公司已理赔的原告医疗费及原告自行承担的医疗费外，原告本次诉请的医疗费为住院费72653.43元、人血白蛋白3300元、用血互助金2000元、医保外医疗费88474.75元，共计166428.18元（包含被告朱公旗已垫付医疗费13000元）。案涉车辆已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及商业第三者险500000元，含不计免赔。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内已赔偿原告医疗费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按50%责任比例赔偿原告医疗费190137.07元。诉讼中，原告对其伤情申请司法鉴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摇号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大医司鉴〔2018〕第6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宋秀珍因车祸外伤致重度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硬膜外血肿、左侧硬膜下血肿、脑挫伤，合并多发脑内血肿、脑积水、症状性癫痫，行左侧开颅颅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和颅内血肿清除术，被鉴定人由于原发颅脑损伤合并多发脑内血肿、脑积水、症状性癫痫，导致目前被鉴定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构成伤残及等级，伤残等级为一级；2.外伤后24小时需要护理，护理人数为1人，护理时间为伤后始至本次鉴定之日止，本次鉴定以后需要行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伤后始至意识恢复后需要加强营养治疗；3.需要护理依赖，护理依赖程度属完全护理依赖；4.被鉴定人症状性癫痫，需要后续治疗，即行抗癫痫药物治疗和定期行相关化验、脑电图等检查；抗癫痫药物治疗和定期行相关化验、脑电图检查的费用以届时实际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额为准。目前被鉴定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鼻饲饮食，需要后续治疗，即行呼吸道管理（包括呼吸道清理/辅助排痰等）、排便排尿护理及用品（包括排便护理和排尿护理，如间歇导尿用品、清洁导尿用尿包、尿失禁用品等）、预防感染的措施、预防肢体挛缩的措施及用品、肠道内、外给予营养的措施等，后续治疗及费用以届时实际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额为准。原告支付鉴定费3160元。另查，案涉辽Ｂ×××××号小型客车为被告通达公司所有的从事出租客运的出租车，其将符合客运标准的案涉车辆及AY63749营运号牌承包给被告李建军从事出租客运，双方签署了出租汽车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中通达公司为发包方甲方、李建军为承包方乙方），期限为2015年5月5日起至2020年5月2日止。该承包合同第二.1条规定“甲方一次性预收乙方承包金13.5万元”；第二.3条规定“承包期限内乙方按每日120元向甲方缴纳营运收入”；第三.2条规定“甲方负责按国家规定为乙方（合同期内）缴纳或代收代缴社会保险”；第三.4条规定“甲方将乙方及其聘用的驾驶员纳入公司统一管理，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职业道德、营运服务和安全行车等方面学习”；第三.7条规定“对乙方及聘用的驾驶员违反行业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直至追究乙方违约的经济责任”；第三.12条规定“甲方每年按国家《劳动法》规定给乙方11天假期，并免收11天班费”；第三.14条规定“乙方自觉维护行业稳定，积极配合行业管理部门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全年无事故、无违章、无投诉的要给予其精神或物质奖励。”；第四条（乙方权利和义务）.1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业的行规行约，执行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各项规定，服从管理，接受监督检查。”；第四、4条“享受企业提供的各项服务”……。被告朱公旗系被告李建军雇佣的替班司机，已在被告通达公司备案，并向通达公司签署了文明服务、安全行车责任状，并参加通达公司对驾驶员营运服务、安全行车、行业法规教育例会。再查，2017年12月8日，原告儿子刘家伟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被申请人宋秀珍无民事行为能力，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申请人刘家伟的申请委托大连第七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对宋秀珍精神状态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大七精司鉴所〔2018〕精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无民事行为能力。申请人刘家伟支付鉴定费2200元。2018年3月27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04民特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宋秀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8年4月23日，原告儿子刘家伟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申请确认监护人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辽0204民特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宋秀珍在已离婚及父母均去世的情况下，其唯一子女刘家伟应当为其监护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申请人刘家伟撤回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裁定准许申请人刘佳伟撤回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朱公旗违章驾驶案涉车辆造成行人原告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该案涉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的合理损失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和商业第三者险赔偿比例范围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由侵权人按赔偿比例予以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事故的赔偿主体、赔偿比例如何确认；二、原告诉请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关于焦点一，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二）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与机动车一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系行人，按照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对原告的合理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40%、机动车一方承担60%的比例较为合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案涉车辆是被告通达公司所有并从事出租客运的出租车，被告李建军通过与被告通达公司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而取得了该车从事出租客运的权利，并雇佣被告朱公旗为其替班司机从事出租客运。依据承包合同约定，被告李建军向被告通达公司一次性交付了承包金并每日缴纳营运收入，被告李建军与替班司机朱公旗均纳入被告通达公司统一管理，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职业道德、营运服务和安全行车等方面学习并享受企业提供的各项服务，被告通达公司按国家规定为其缴纳或代收代缴社会保险，每年按国家《劳动法》规定给予11天假期、并免收11天班费。从上述运营模式看，被告李建军及替班司机朱公旗应视为通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被告通达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出租客运并接受通达公司统一管理。被告通达公司一次性收取了大额承包金并按日收取营运收入，其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及出租车“营运号牌”的主体，在其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情况下，考虑到运行利益和运行控制的判断标准、风险与收益的相互匹配，充分保护受害人等因素，应当认定被告通达公司为赔偿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李建军因与被告通达公司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对案涉车辆具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其以被告通达公司名义对外从事出租客运，符合“挂靠”的经营方式，其作为案涉出租车的实际控制人，在出租车运营中为主要利益占有者，其也应为赔偿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朱公旗系被告李建军雇佣的替班司机，朱公旗驾驶案涉出租车因操作不当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是造成案涉事故的一方面原因，作为交通事故直接责任人，理应为赔偿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5、对于被告通达公司、李建军、朱公旗互相之间有关免责的协议或约定，仅对双方内部之间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原告请求被告通达公司、李建军、朱公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通达公司抗辩已履行了相关管理职责，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不是车辆使用人，没有过错，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建军抗辩自己承包的车辆安全性能、保险没有瑕疵，自己不是案涉交通事故的肇事人，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朱公旗抗辩自己是开出租车的，是职务行为，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抗辩理由均不足，均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具体明确，程序合法，予以采信。关于原告主张医疗费166428.18元，其提供了住院病案、医疗费收据、住院费用清单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保险公司在原审中认为医保外用药不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不同意赔偿，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内有可替代用药，故其抗辩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的医疗费166428.18元合理，予以支持，但被告朱公旗垫付的医疗费13000元，应从原告的上述医疗费中予以抵扣。关于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52200元、营养费72800元，原告伤后共计住院522天，据司法鉴定意见原告伤后始至意识恢复后需要加强营养治疗，因原告一直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其本次主张的营养时间为2017年3月30日至2019年3月27日，经计算为728天，其主张100元/天标准合理，故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2200元、营养费为72800元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811740元，据司法鉴定意见其本次损伤构成一级伤残，原告系城镇户口，至定残之日时已满57周岁，未满60周岁，可按大连市2017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0587元/年标准计算20年，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811740元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护理费1236670元，据司法鉴定意见原告外伤后24小时需要护理，护理人数为1人，护理时间为伤后始至本次鉴定之日止，经计算为547天，原告请护工护理542天，其主张护理费260元/天，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余5天按照150元/天标准主张，结合原告伤情，可认定合理，故原告主张的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10月16日期间的护理费为141670元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护理依赖费1095000元，据司法鉴定意见原告为完全护理依赖，因原告在家人精心照料下目前身体状况较为平稳，结合其年龄及身体状况，其按150元/天标准主张20年护理依赖费合理。综上，原告的护理费为1236670元（141670元+1095000元）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原告一级伤残，给其身心、精神带来较大痛苦，故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交通费1500元，其中护送费980元，其余费用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原告伤情及其就医治疗实际情况，酌定原告的交通费为1200元予以支持。综上，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66428.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2200元、营养费72800元、残疾赔偿金811740元、护理费1236670元、交通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2441038.18元。因案涉车辆已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500000元，且被告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90137.07元，故上述原告合理损失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10000元；后按原告合理损失60%的责任比例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范围内309862.93元（50万元-190137.07元）赔偿原告营养费43680元（72800元×0.6）、残疾赔偿金266182.93元；商业第三者险不足部分，由被告通达公司、被告李建军、被告朱公旗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99856.91元（166428.18元×0.6、被告朱公旗已支付原告医疗费1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320元（52200元×0.6）、残疾赔偿金154861.07元【（811740元-110000元）×0.6-266182.93元】、护理费742002元（1236670元×0.6）、交通费720元（1200元×0.6）、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100000元×0.6）。关于原告主张的外购药费用1368元，被告有异议，因原告无法提供医院的处方予以证明，故原告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复印费20.8元，被告通达公司、被告李建军、被告朱公旗无异议，故原告的复印费为20.8元予以支持，但该费用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故应由被告通达公司、被告李建军、被告朱公旗按60%的责任比例连带赔偿原告复印费12.48元。关于原告主张鉴定费5360元，系本次交通事故产生合理费用，予以支持，但该费用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故应由被告通达公司、被告李建军、被告朱公旗按60%的比例连带赔偿原告鉴定费3216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宋秀珍残疾赔偿金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宋秀珍营养费43680元、残疾赔偿金266182.93元；三、被告大连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被告李建军、被告朱公旗连带赔偿原告宋秀珍医疗费99856.9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320元、残疾赔偿金154861.07元、护理费742002元、交通费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复印费12.48元、鉴定费3216元（被告朱公旗已支付医疗费130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98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35元，被告大连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被告李建军、被告朱公旗连带负担18263元，履行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通达公司对于被上诉人宋秀珍的合理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由于出租车司机个人并不具有运营权，只有出租汽车公司才具有运营权，不论是出租汽车司机自己带车挂靠出租汽车公司经营，还是出租汽车公司将自己的车辆承包给出租汽车司机经营，出租汽车公司都负有经营管理权，并且要对出租汽车司机的日常运营实施管理。故，无论出租汽车司机与出租汽车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何约定，考虑到运行利益和运行控制的判断标准、风险与收益的相互匹配、充分保护受害人等因素，应当认定出租车公司为赔偿责任主体。结合本案，案涉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为上诉人，其将该车辆承包给被上诉人李建军，被上诉人朱公旗系李建军的替班司机及事发时车辆驾驶人，考虑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建军、朱公旗通过签订合同、责任状、召开例会等形式对案涉车辆的承包人及替班司机的日常营运实施了管理，肇事车辆亦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出租车营运行为，基于该事实及前述分析，一审确定上诉人为案涉事故的责任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上诉人李建军与朱公旗的责任问题，鉴于该二人对一审确定的责任承担问题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该节事实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大连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98元，由上诉人大连通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