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再243号抗诉机关：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崔革新，男，1954年1月26日出生，朝鲜族，户籍地沈阳市皇姑区，现住沈阳市和平区。申诉人（原审被告）：崔日凤，女，1955年8月24日出生，朝鲜族，户籍地成都市锦江区，现住成都市青阳区。二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临、龙亭伊，四川光沐东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经营场所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中路120号413。经营者：郭承明，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申诉人崔革新、崔日凤因与被申诉人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郭承明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检察院提请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该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沈检民（行）监[2019]2101000000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辽01民抗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敏出庭。申诉人崔革新、崔日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临、龙亭伊，被申诉人郭承明事务所的经营者郭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情形，理由如下：一、郭承明事务所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不适格。1.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判决认定合同一方为郭承明事务所属认定事实错误。在诉讼中郭承明事务所为证明其原告主体资格提交了《法律服务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尾部盖有“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的印章。经查，本案一审时崔革新未出庭，开庭传票及判决书均为公告送达，故崔革新未对该份证据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卷宗中该协议书为复印件。现崔革新向本院提供了行文一致的《法律服务协议书》一份，但该份协议书尾部未加盖郭承明事务所公章，上有郭承明的签名及书写的收条，崔革新未签名。双方对《法律服务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各执争议。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法律服务协议书》为郭承明提供的格式合同，从其具体内容上看，整个协议书中从未涉及到“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字样，并明确写明委托人为崔革新，受托人为郭承明。在郭承明代理崔革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1）沈和民四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714号民事裁定书均证明郭承明是以个人身份代理。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2）沈和民四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郭承明是以沈阳水源建设集团法律顾问身份代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37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郭承明以个人身份代理。执行阶段，郭承明是以沈阳宝丰隆商贸有限公司法律顾问身份代理。综上，郭承明在《法律服务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及整个代理诉讼过程中均未向崔革新告知与其签订合同的主体为郭承明事务所或郭承明是受郭承明事务所委派的。故《法律服务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为崔革新与郭承明个人。2.郭承明在与崔革新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行为，故意隐瞒其非执业律师、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的真实情况。郭承明事务所是郭承明个人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属于小微企业，不属于基层法律服务所。其本人既没有律师执业证，亦未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2010年10月21日郭承明事务所向国家商标总局注册了“郭律师”注册商标，使用期限为2011年11月28日至2021年11月27日。2010年12月22日，郭承明与崔革新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书》，在签订该协议书时郭承明以“郭律师咨询”作为营业牌匾，并在协议书中首部写明郭承明（律师资格证号：219665070118），并以律师身份与崔革新签订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事后仅向崔革新出具没有加盖“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印章的协议。崔革新作为一名普通人在看到营业牌匾上“郭律师”的字样，协议书中郭承明的律师资格证号及郭承明亲自签订合同的前提下，有理由相信与其签订协议书的一方具有律师身份。而郭承明故意隐瞒或故意制造其具有律师身份假象，与崔革新签订委托合同，明显存在欺诈行为，事后以郭承明事务所名义起诉，明显掩盖其欺诈行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郭承明事务所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判决认定案涉《法律服务协议书》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涉诉《法律服务协议书》的实质是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书，郭承明为崔革新代理诉讼活动，并收取相关费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郭承明虽然在《法律服务协议书》中标注“收取的费用不包括诉讼代理费，乙方出庭诉讼免费”，但实际上，郭承明为崔革新法律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代书起诉状，代理词，出庭代理诉讼，代收法律文书等都是代理诉讼的相关内容。可见，《法律服务协议书》实质为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且为有偿委托代理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又不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则无论合同是否有偿，其公民代理合同因违反此条法律规定，均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郭承明在为崔革新诉讼案件代理过程中职业化特征明显。因此，郭承明以律师身份与崔革新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书》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三、判决适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确有错误。我国实行律师执业制度，律师执业须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郭承明不是执业律师，但判决却依据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等的规定进行裁判，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经查，郭承明在代理崔革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均是以个人身份或者以沈阳水源建设集团法律顾问的名义代理。法院在明知郭承明不是执业律师的情况下，适用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关于风险代理的规定明显错误。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与支持。”郭承明在代理崔革新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一案中代理行为发生在2011年至2014年，其中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及二审诉讼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郭承明是不符合诉讼代理人条件的。故法院明知郭承明不符合诉讼代理条件的情况下，依据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进行裁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崔革新、崔日凤申诉称，请求：1.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2.驳回郭承明事务所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郭承明事务所承担本案一审、再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崔革新与郭承明事务所从未签署过《法律服务协议书》。崔革新系与郭承明个人签署的《法律服务协议书》，委托郭承明个人代理诉讼业务，未委托过郭承明事务所。而且，郭承明事务所诉称其接受委托后全程提供了诉讼代理业务的和平区法院（2011）沈和民四初字第69号、沈阳中院（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714号、和平区法院（2012）沈和民四初重字第1号以及沈阳中院（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372号共4案中，崔革新的委托代理人均为郭承明个人，与郭承明事务所无关。另原审判决认定崔革新取得了60余万元利息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无论郭承明个人抑或郭承明事务所均未取得律师执业或法律服务行政许可，依法不得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法律服务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即使认定崔革新与郭承明事务所签署了法律服务协议，该协议仍属无效。郭承明事务所虽然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但是该营业执照并未赋予其从事有偿诉讼代理业务的资质，仅允许其从事“法律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除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订立的协议无效。据此郭承明事务所提交之法律服务协议亦属无效。原审法院已经查明郭承明事务所并非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但仍执意适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审理本案实属严重错误。三、原审法院未经传票传唤即缺席审理判决，公告后临时变更开庭地点，郭承明事务所变更诉讼请求后未向崔革新、崔日凤重新送达，非法剥夺崔革新、崔日凤辩论权利。郭承明事务所辩称，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崔革新、崔日凤的申诉主张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相关事实的认定均有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仅适用法律微有瑕疵，不应适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确定崔革新、崔日凤应付的法律服务费用上限不得超过标的额的30%，但原判这一法律适用的后果仅仅有损我方利益，而无损对方利益。故此，答辩人希望能够维持。一、基于《法律服务协议书》与崔革新建立法律服务关系、提供法律服务的是郭承明事务所，因此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我方提交的《法律服务协议书》上加盖有郭承明事务所公章，郭承明事务所是个体工商户，基于《法律服务协议书》直接为崔革新提供法律服务的郭承明，实际就是郭承明事务所，二者在法律上、事实上为一体两面、合二为一的关系。而崔革新提交的《法律服务协议书》虽然没有郭承明事务所公章，但也没有崔革新本人签名，无法否认郭承明事务所的主体资格。二、关于合同效力，无论是从缔约主体，或是从《法律服务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该协议书均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郭承明不存在假借、冒用律师身份。郭承明至今未丧失律师身份，但未以执业律师的身份为崔革新提供法律服务；“郭律师TM咨询”牌匾系经城管部门批准合法设立且郭承明合法持有“郭律师”注册商标；《法律服务协议书》中标注的律师资格证号是郭承明依法取得的。最高院的有关答复及相关案例不适用本案，上述答复及案例均是针对公民代理引发的代理费争议。本案缔约主体不是作为公民个人的郭承明，而是领取工商执照的郭承明事务所，双方所履行的也非仅仅是诉讼“代理合同”，更包括了诉前咨询、策划及代为执行等，故主张的法律服务费不是诉讼代理费，且双方特别约定费用不包括诉讼代理费，乙方出庭代理诉讼免费。三、关于崔革新付费的条件及款项。基于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书》，付费的时间节点应为“诉讼后”,而非“执行后”，鉴于崔革新早在2014年10月28日即与被执行人人达成和解协议，向我方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条件已成就。原判决认定崔革新应得利息为60余万元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并未超出双方在《法律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的崔革新付费额度。崔革新主张原审对此认定不当不成立。四、原审法院于庭前接收我方所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以及采取公告送达、缺席判决的方式审理本案，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郭承明事务所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崔革新立即偿付法律服务费人民币336160元以及该笔款项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57023元，暂计算至2017年6月13日），本息合计393183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崔日凤与崔革新系夫妻关系。2010年12月22日，郭承明事务所与崔革新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书》一份,双方共约定十条服务内容。其中约定郭承明事务所为崔革新“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询、诉讼策划、代书法律文书、代理仲裁或诉讼（含一审、二审）、代理非诉调解及代为申请执行，以期在程序上及实体上最大限度地维护甲方之利益或降低甲方之损失。”还约定“双方商定，在签约之际甲方即时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包括交通通讯费）1万元（该项费用不包括诉讼代理费，乙方出庭代理诉讼免费），胜诉后——在扣除原、被告双方实际借款本金30万元以上所得的利息部分，甲方则需再付相当于该利息部分的一半的法律服务费用，若败诉，则乙方需退还甲方9000元。办案过程中所发生之差旅费、打字复印费、查档费及应交付有关机构之费用如一、二审之案件受理费等，由甲方自行承担支付，乙方无责垫付。”其中第九条还约定发生争议提交抚顺仲裁委员会仲裁。协议签订后，郭承明事务所按约定为崔革新提供法律服务。在郭承明事务所为崔革新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崔革新在执行程序中未与郭承明事务所协商沟通自行与对方和解，撤回了执行申请。此后郭承明事务所多次打电话无法联系崔革新。郭承明事务所起诉到法院。另查，2016年1月29日，郭承明事务所作为申请人向抚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2017年3月24日，抚顺仲裁委员会作出抚仲字（2016）第016号裁定书，驳回申请人仲裁申请，申请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法律服务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聘请具有法律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专业活动。郭承明事务所、崔革新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本案中，郭承明事务所依约定为崔革新提供了法律服务，崔革新未依照约定给付郭承明事务所服务费属于崔革新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关于郭承明事务所主张请求判令崔革新立即偿付法律服务费人民币336160元问题，郭承明事务所主张按照协议第五条约定“胜诉后—在扣除原被告双方实际借贷本金30万元以上所得的利息部分，甲方则需再付相当于该利息部分的一半的法律服务费用，若败诉，则乙方需要退还甲方9000元”为其报酬。郭承明事务所、崔革新的约定属于风险代理，按照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等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的30％。郭承明事务所代理的（2012）沈和民四初重字第1号案件胜诉，该案的民事判决书的判项一、被告姜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崔革新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相应利息（该利息自2006年1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及该案上诉后做出的（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372号的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民事终审判决书，可以确定该案生效日期为2014年4月17日。故郭承明事务所的服务费为，按五年期以上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以300000元为本金，所计算的利息的一半336160元为郭承明事务所报酬。郭承明事务所此项约定高于30％的规定，应当支持30％的部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经核实，应当依法支持291696元。关于郭承明事务所主张崔革新应当给付利息57023元问题，按照郭承明事务所主张自2014年4月18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6月13日，应以29169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49480.54元，经审查，因其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郭承明事务所主张该笔债务在崔革新、崔日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属于其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之规定，本案中崔革新所欠付的法律服务费应由崔日凤依法对崔革新的债务负有连带的清偿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崔革新、崔日凤经原审法院合法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举证、质证权利的放弃，原审法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崔革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法律服务费291696元；二、崔革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法律服务费的利息损失49480.54元；三、崔日凤对上述给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崔革新、崔日凤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198元、公告费800元（郭承明事务所已预交），由崔革新、崔日凤共同承担。本案再审审理期间，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崔革新和崔日凤、郭承明事务所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并认定事实如下：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崔革新诉姜某某、姜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2日作出[2011]沈和民四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驳回崔革新的诉讼请求。崔革新不服上诉，本院于2011年7月5日作出[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71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郭承明以个人身份作为崔革新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一、二审诉讼。该案重审期间，郭承明以沈阳水源建设集团法律顾问身份担任崔革新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1日作出[2012]沈和民四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姜某某、姜某、崔革新均不服，上诉至本院。郭承明以个人身份作为崔革新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二审诉讼。本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3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查明，郭承明事务所于2008年10月28日经批准注册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郭承明，经营范围：法律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除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郭承明事务所未曾就其经营项目申请过司法行政机关审批。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郭承明事务所是否具有提起原审诉讼的主体资格；2.案涉《法律服务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3.崔革新与崔日凤是否应该给付郭承明事务所主张的法律服务费。关于郭承明事务所是否具有提起原审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郭承明事务所原审提交的《法律服务协议书》上有郭承明本人签字并加盖郭承明事务所印章，崔革新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对协议内容及本人签字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郭承明事务所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崔革新再审以未加盖郭承明事务所印章的《法律服务协议书》主张合同相对人是郭承明而非郭承明事务所。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是取得工商经营资格的自然人。郭承明作为经营者，通过工商登记，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系法律规定的个体工商户，郭承明事务所系其作为个体工商户的字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郭承明事务所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案涉《法律服务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依据该规定，诉讼代理业务属于法律特许经营业务，禁止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从事该业务。郭承明事务所与崔革新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书》名义上是在经营范围内为崔革新提供咨询、服务，但综观协议内容，从提供服务的内容、风险告知、服务费用的计算方式、委托权限及相关责任的约定，均系围绕代理崔革新就其与案外人民间借贷一案进行诉讼开展，实质从事的是诉讼代理业务，但郭承明事务所未就此取得司法行政机关的审批，实际提供法律服务的经营者郭承明既不具备执业律师资格，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公民从事民事诉讼代理的规定。故该协议书约定的法律服务因涉及公民从事诉讼代理业务，违反上述法律关于禁止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虽然郭承明事务所抗辩称出庭代理诉讼免费，但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主要系代理崔革新进行诉讼，约定的法律服务费亦是基于该案胜诉后获取的利息分成，其诉请的法律服务费也是基于该案胜诉判决确认给付的利息计算的，可见该协议订立的目的实质上是通过代理崔革新进行诉讼并胜诉以获取利益，事实上也是郭承明作为崔革新的代理人参加了案涉协议约定的诉讼。故该抗辩不能成立。因案涉《法律服务协议书》无效，郭承明事务所无权依据协议约定的标准主张法律服务费。但考虑到郭承明事务所及其经营者郭承明确实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付出劳务，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支出，崔革新亦享受到郭承明事务所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并从郭承明的代理行为中实际获取了利益，应当支付必要的费用。故本院酌定由崔革新、崔日凤支付郭承明事务所46200元以弥补其实际支出，扣除崔革新已支付的10000元，其应再向郭承明事务所支付36200元。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二、崔革新、崔日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人民币36200元；三、驳回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崔革新、崔日凤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198元，由崔革新、崔日凤负担662元，由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负担6536元。公告费800元由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曌鋆审判员  孙晓娟审判员  徐 亮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黄卓书记员郭丹丹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下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