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8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发，男，1959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森，云南汉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臣录，男，1964年12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富，男，1994年7月8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忠奎，男，1973年5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上诉人李明发因与被上诉人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2622民初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6月3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上诉人李明发的委托代理人李志森，被上诉人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发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陈忠奎、李桂富、王臣录对李明发在民事起诉状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忠奎、李桂富、王臣录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人民法院在未查清双方当事人是否在2016年5月21日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王臣录等3人是否交纳了土地转让款155,133元的情况下，仅凭王臣录等3人对转让土地的已经实际利用这一事实，就推定王臣录等3人已经交付土地转让款155,133元无证据支持，与客观事实不符。虽然王臣录等3人除提交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外，就争议问题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来相互印证，对法庭就主要案件事实经过提出的问题也只有口头解释和陈述，无法提交已付款的证据，如：收据、款项来源等。一审法官完全采用自由心证原则和发挥了自由裁量权。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在事实的认定上并不适用自由心证原则和自由裁量权。综上、原审人民法院在原判决中凭借自由心证原则推理出的案件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二项判决，判决支持李明发的上诉请求。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答辩称：我们确实是在2016年5月21日签订第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当天就支付李明发土地转让款155,133元，后来因为到实地测量后，土地面积和总价款都没有协议上写的那么多，就发生涂改。双方又约定把第一次协议撕毁，重新签订了第二份协议即2016年6月28日。因为在第二份协议上已经写明2016年5月21日付款155,133元，所以才没有让李明发出具收条。如果李明发未收到这笔款，他是不会让我们在他的土地上施工建房的。如果国家不征用这块土地，我们房子现在已经建起来了，李明发也无权再向我们要这155,133元。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我们与李明发之间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李明发返还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转让款155,133元；3、由李明发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三人作为乙方，与甲方李明发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向李明发购买其位于“标杆”的承包土地397.84平方米，合计价款242,682.4元用于建房；协议第2条“付款方式”项下约定：“2016年5月21日付壹拾伍万伍仟壹佰叁拾叁元整（155,133.00元），其余捌万柒仟陆佰捌拾贰元肆角（87,682.40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协议第3条约定：“付款时间到期乙方不付清由甲方收回土地。”之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共同在所购买土地上开工建房，在完成房屋柱脚基础浇灌时，接到土地管理部门停工通知，接着该土地就被国家征用，李明发作为土地承包人向政府领取了被征用土地的经济补偿款。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向李明发索赔已付部分土地转让款155,133元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李明发以未收到前述款项为由拒绝退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诉辩双方对2016年6月28日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真实性以及对该协议因违反相关土地管理法规而无效认可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在此前提下，双方唯一的争议就可归结为李明发是否收到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的第一期购地款155,133元，就此争议，虽然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不能依法向法庭提供直接证据即收据予以证明，但是本院综合分析、审查、评判认定在案证据，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仍有充分证据证明确认被告李明发在双方2016年6月28日签订《协议》前，已经收到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依协议约定交付的第一期购地款155,133元。理由如下：第一，从《协议》文本来看，该协议除首部当事人姓名和落款当事人签字及签订协议时间三处为手写体文字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体文字。而手写填写的签订协议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的协议中，却直接打印确定了“付款方式：2016年5月21日付壹拾伍万伍仟壹佰叁拾叁元整（￥155,133.00元）…”，还就未付款部分进一步确定了“…其余捌万柒仟陆佰捌拾贰元肆角（￥87,682.40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双方在2016年5月21日已经确认并切实履行了第一期购地款155,133元，所以才会在制作协议文本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一内容打印确定；也才会出现协议中明确约定第二期付款的时间期限和金额却对第一期付款期限只字不提的事实；继而也才会出现签订的协议内容中，竟然约定签字（6月28日）前一个多月时间（5月21日）履行付款的“反常”现象。另一方面，这一现象印证并合理解释了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庭审中关于“第一次签订协议是2016年5月21日，当天现金交付155,133元因为已经履行完毕并写入协议内容中，所以就没有索要收据”和“2016年5月21日签订协议后，在实际丈量使用所购买土地时，发现李明发交付土地面积少于协议约定面积，向李明发提出异议后双方撕毁前述协议，于2016年6月28日重新签订了这份《协议》”的述称。第二，双方认可在签订协议后和涉案土地被征用前，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已经在该土地上进行施工并完成房屋柱基浇灌工程，如果李明发确实没有收到第一期购地款，则不论按照协议约定还是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接受和允许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在转让土地上进行施工。第三，本案中，虽然三原告除《协议》外，就争议问题未能提供其他任何证据，对法庭就主要案件事实经过提出的问题也只有口头解释和陈述，但是这些口头解释和陈述既与双方认可的《协议》内容吻合一致，又合理解释了该《协议》存在的疑问。反观李明发第一次庭审时未到庭应诉而仅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在法庭经第一次开庭审理发现疑问后，依法通知其到庭两次（含第二次开庭）接受调查询问，而其对法庭就案件系列疑问提出的询问，除明确回答没有收到原告方第一期付款155,133元外，其他问题则全部以“这个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我认不得”或“记不得了”予以敷衍搪塞。因此，李明发依据前述双方认可的无效协议，收取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购地款155,133元的事实足以确认。李明发收取该款于法无据，依法应予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与李明发2016年6月28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二、李明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全额返还根据《土地转让协议》收取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的第一期土地转让款155,133元。案件受理费3,402元，减半收取计1,701元，由李明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明发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为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第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原件。用于证实：签订第一份协议时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就已经付款155,133元，还证实实际测量的土地面积发生变化，第一份协议上的土地面积和金额都需要修改，所以双方又约定把第一份协议撕毁，重新签定了第二份协议（2016年6月28日）。第一份协议也是每人一份，今天向法庭提交的这份是陈忠奎的，因为重新签订第二份协议时，陈忠奎没有带去，所以就没有销毁，一审审理之后在陈忠奎家中找到。经质证，李明发认为：1、该协议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标准；2、该证据本身应当在一审提交，但是没有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3、该协议的主要的付款时间、数据都被改动过，因此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也不能证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已经支付了155,133元的土地转让款给李明发的事实。本院认为，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提交的这份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李明发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第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及李桂富和其母亲户口册复印件，用于证实：2016年5月21日李桂富用其母亲毕绍香的银行卡到农村信用社取款39,500元，加上部分现金共计5万多元，用于向李明发支付土地转让款的事实。经质证，李明发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标准，且仅凭农村信用社的账户交易明细不能直接证明毕绍香取款39,500元就是李桂富用于支付李明发的土地转让款。综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李桂富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有支付购地款5万元的能力，本院予以部分采信。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无异议，李明发提出如下异议：对一审认定“三原告向被告索赔已付部分土地转让款155,133元未果”有异议，王臣录等3人从来没有向李明发直接索赔过，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本院认为，李明发的异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评判。经审理，本院另查明：李明发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于2016年5月21日签订了第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土地总面积为418.25平方米，总价款为255133元，该土地位于云南省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后因双方当事人到实地测量土地面积后，得出的总面积为397.84平方米，总价款为242682.4元。双方当事人再次约定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第二份《土地转让协议》，将第一份协议销毁，双方当事人按照第二份协议履行合同。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3人均不属于转让土地所在村小组的村民。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是否已向李明发支付土地转让款155,133元，李明发应否向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返还该笔款项？本院认为，据审理查明，李明发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分别于2016年5月21日、2016年6月28日签订了两份《土地转让协议》，两份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均为“2016年5月21日付款壹拾伍万伍仟壹佰叁拾叁元整（￥155133.00元），其余款项在2016年12月30日前付清”。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第一份协议时就已在协议中确认买方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于签订协议当天（2016年5月21日）交付土地转让款155133元的事实。后因实地测量土地后，发现所转让的土地面积与约定不符，双方当事人又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了第二份协议，再次在协议中确认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于2016年5月21日交付土地转让款155133元这一事实。且证人李某在一审中陈述“签订协议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他们三人凑了大约15万多元钱交给李明发”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3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相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记载的内容、签订协议时的在场见证人李某的证言及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在一、二审中的陈述，能够证明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已于2016年5月21日交付土地转让款155133元给李明发的事实。因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3人均不属于案涉土地所在村小组即云南省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的村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的规定，本案中，李明发将案涉土地永久转让给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用于建房，而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不属于案涉土地所在村小组的村民，该土地转让行为既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也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李明发应向王臣录、李桂富、陈忠奎返还居于案涉合同取得的土地转让款155133元。综上所述，李明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2元，由李明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曼审判员 陆启慧审判员 廖俊雁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赵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