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5民终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万盈，男，196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麦丽，女，196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群宏，陕西森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雄，男，197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瑗，陕西恪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男，198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林，男，198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喜，陕西高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万盈、王麦丽与被上诉人陈雄、李军、王军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3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万盈、王麦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群宏，被上诉人陈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瑗，被上诉人李军、王军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万盈、王麦丽提出上诉,上诉请求：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大荔县人民法院(2019)陕0523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陈雄、李军、王军林共同赔偿上诉人刘万盈、王麦丽40万元（扣除一审过程时给付的10万元，一审判决的10万元，要求二审增加30万元）。事实与理由：刘万盈、王麦丽诉陈雄、李军，王军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大荔县人民法院审结，做出（2019)陕0523民初3262号判决：一、由被告陈雄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万盈、王麦丽100583.55元；二、驳回原告刘万盈、王麦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上诉人刘万盈、王麦丽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法提起上诉，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2019年8月1日，李军盗卖自己地里的黄沙，通过王军林联系装载机，王军林、张伟鹏来到大荔雄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陈雄联系，当时约定每天费用1000元，包括装载机的租金和司机的工资，加油等由王军林负责。陈雄就安排死者刘丰登驾驶公司的装载机去到李军的地里装沙。在装沙过程中，在给装载机加油过程中，致刘丰登死亡；二、对于刘丰登的死亡原因，仅有被上诉人李军、王军林等人陈述，刘丰登在给装载机泵油过程中，因装载机下滑导致刘丰登死亡，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刘丰登承担30%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三、关于刘丰登死亡补偿费的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死者刘丰登户籍在大荔县城关街道办邓营村何旗营组，但是其从2011年至2018年12月一直是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员工，从事装载机司机工作，月工资5000元。2019年初回大荔后，给何安民从事装载机驾驶工作，月工资5000元左右，直到7月底给陈雄（雄氏公司考装载机），直到事发身亡。既然是对刘丰登的死亡补偿，其补偿标准应当和刘丰登生前的收入相当，上诉人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即年人均纯收入33319元的标准，并未达到刘丰登生前年收入6万元的标准，是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无视本案的事实和具体情况，仅以刘丰登的户籍登记作为依据，按照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刘丰登的死亡补偿费，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四、201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意见》（十七）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一审法院采取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五、本案中李军、王军林非法盗挖、盗卖黄沙，已经大荔县自然资源局确认为违法行为，二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和刘丰登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对此二被上诉人应当和陈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关于案件受理费的分担，上诉人认为不合理，希望二审法院予以充分考虑。被上诉人陈雄答辩意见称：1、答辩人与死者刘丰登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答辩人并非接受刘丰登提供劳务的一方，本案被上诉人李军、王军林是对死者刘丰登指示、控制、管理或者监督的人，并且二者由于刘丰登提供劳务收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李军、王军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农村标准正确并无不当，恳请二审维持一审赔偿标准；3、一审法院认定刘丰登本人对其事故发生负30%的责任为正确认定。综上所述，答辩人与刘丰登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刘丰登是为李军、王军林提供劳务；刘丰登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刘丰登应当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被上诉人李军、王军林答辩意见称：1、上诉人一直认为本案是陈雄雇佣的刘丰登，也就是在陈雄和刘丰登之间存在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关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的责任主体是陈雄和刘丰登，与劳务关系以外的人员无关，事实上，上诉人认为刘丰登是陈雄雇佣的，也就是刘丰登为陈雄提供劳务，上诉人同时认为是通过李军出售黄沙，通过王军林联系，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李军和王军林不是本案的当事人；2、关于上诉人认为李军、王军林非法盗挖、倒卖黄沙，与刘丰登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如果二人是盗挖，属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非法采沙也属于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涉及，我国法律规定的关系是前因后果有必然的关系，李军、王军林与刘丰登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本案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对李军和王军林的上诉请求。刘万盈、王麦丽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陈雄、王军林、李军赔偿原告刘万盈、王麦丽损失共计620096.5元（包含死亡赔偿金666380元、丧葬费33716.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扣除陈雄已给付的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认定，原告刘万盈、王麦丽系夫妻关系,其儿子刘丰登具有驾驶操作铲车的技能，多年来一直给别人开铲车，三人居住于其户籍所在地大荔县城关镇邓营村。2019年7月30日，被告王军林与案外人张卫鹏到被告陈雄处联系铲车租赁事宜，约定被告陈雄出租的铲车一辆每天的费用为1000元，该1000元包括铲车的租金及司机工资。张卫鹏通过手机给被告王军林转款3000元，被告王军林又将3000元转给被告陈雄作为前期的费用。2019年8月1日晚，被告李军称其准备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挖一个莲菜池，便委托好友李伟栋联系租用一辆铲车装沙，李伟栋联系到被告王军林让其帮助联系一辆铲车，被告王军林分别电话联系张卫鹏及被告陈雄，当晚，被告陈雄安排其雇佣的司机刘丰登驾驶铲车来到李军的位于大荔县苏村镇三里村的施工现场，12时许刘丰登驾驶铲车开始装沙，铲车的工作面为前高后低的沙坡。2019年8月2日凌晨2点半左右，正在装第三车沙时，铲车因缺少燃油而熄火，当时铲车的车斗内还装有一斗黄沙，举在半空。被告王军林与李伟栋去加油站买了一桶油，刘丰登把油加到铲车里，由于在发动铲车时未能打着，刘丰登便站在铲车上为排空气而进行泵油，在操作时铲车向后滑行，刘丰登被铲车碾压。被告王军林转身看到铲车向后滑行、刘丰登被铲车碾压，被告王军林拨打120，当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时发现刘丰登已经死亡。事发后，被告王军林将情况电话告知被告陈雄，被告陈雄拨打110报警。大荔县公安局经过勘查调查后，认为刘丰登的死亡排除他杀，系非正常死亡。另查明，刘丰登系被告陈雄雇佣的铲车司机，工资由被告陈雄支付，每晚工资260元。事发当晚是被告陈雄派刘丰登开铲车装沙的。刘丰登死亡后，被告陈雄曾分两次共计给付原告100000元。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陈雄、李军、王军林共同赔偿原告620096.5元（不含已经给付原告的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刘丰登死亡的责任主体问题，应该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以及原告主张的620096.50元是否应该赔偿。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法律关系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时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能够证明，被告陈雄雇佣刘丰登为其开铲车，工资由被告陈雄支付，事发当晚是被告陈雄指派刘丰登开铲车去装沙的，刘丰登是在从事被告陈雄指派的工作时遭受损害的。因此被告陈雄作为雇主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要求被告陈雄进行赔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原告要求被告李军、王军林共同赔偿与上述规定不符，不予支持。另外，刘丰登作为司机，在操作铲车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适当减轻雇主陈雄的责任。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被告陈雄应承担70%的责任，受害人刘丰登承担30%责任为宜。被告陈雄辩称其与刘丰登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刘丰登系被告王军林及案外人张卫鹏雇佣，其辩解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2017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213元×20年=224260元；丧葬费，应按照2017年陕西省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即年工资67433元的一半，为33716.5元。两项合计为257976.5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刘丰登的死亡客观上给原告夫妇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原告主张赔偿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可得到的赔偿金额为257976.5元×70%+20000元=200583.55元，减去被告陈雄已经支付的100000元，原告应得的赔偿金为100583.55元。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陈雄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万盈、王麦丽100583.55元；二、驳回原告刘万盈、王麦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01元，由原告刘万盈、王麦丽负担8601元；被告陈雄负担1800元。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刘丰登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按照城镇还是农村；2、刘丰登死亡的原因，王军林、李军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上诉人上诉状中主张增加的30万元的事实依据。该案上诉人并未提供事故发生前一年刘丰登在城镇居住以及打工的证据，一审上诉人仅提供了一张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分公司的证明，用于证明上诉人的收入情况，但2019年初上诉人已回大荔县，不在云南分公司工作，且该证明无经办人也无负责人签字，形式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要求，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标准，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适当。陈雄雇佣刘丰登为其开铲车，其责任应由陈雄承担。刘丰登之前开过铲车，具有一定的操作经验，该事故的发生有其自身违反安全操作的原因，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站在停滞在沙坡的铲车轮子上加油，不符合安全常识，一审法院认定其自身存在过错并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一审判定陈雄承担相应损害赔偿及承担责任比例并无不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万盈、王麦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晏 海审判员 李豪玲审判员 徐新卫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常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