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5行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春元，女，汉族，1978年2月12日出生，户籍地宜昌市点军区，现住宜昌市伍家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陈福文，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点军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住所地：宜昌市点军区夷桥路276号泰和世家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504055447950W。 法定代表人郭衍文，该中心主任。 出庭负责人李宏伟，该中心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宜昌市点军区汇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男，汉族，1982年6月26日出生，户籍地宜昌市点军区，现住宜昌市伍家岗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耀凤，女，汉族，1957年11月23日出生，户籍地宜昌市点军区，现住宜昌市伍家岗区。 上诉人周春元因诉被上诉人宜昌市点军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点军住保中心）、**、刘耀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4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刘耀凤与周明宜于1981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周春元系周明宜与前妻所生。1987年，刘耀凤、周明宜夫妇在宜昌市点军区××龙街××号建成砖混结构二层房屋一栋，建筑面积153.42㎡。刘耀凤、周明宜与周春元、**以及周明宜之母**秀共同居住在此。1994年12月，周明宜因病去世。 1999年，**秀、周春元、**以继承纠纷将刘耀凤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1999）点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秀继承宜昌市××龙街××号住宅底楼的临街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二、周春元继承该住宅临街二楼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和临街二楼转角阳台、厕所（面积8.95㎡）。周春元自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起两个月内，另外搭建楼梯上楼。三、该住宅其余房屋归刘耀凤及**继承。” 2015年11月18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政府作出点征决字[2015]2号《房屋征收决定书》，五龙河街24号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内。2019年1月29日，原点军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原点军征收办，2019年4月变更为点军住保中心）与刘耀凤、**签订了一份《点军区红光港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㈠》（编号：第HG—313号，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约定对房屋产权人周明宜（已故）、刘耀凤名下的五龙河街24号房屋（产权登记面积153.4㎡，建筑面积153.42㎡）进行征收补偿，具体补偿金额为962736元。同日，刘耀凤、**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五龙河街24号住宅内个人物品已全部清空，同意对该房屋进行拆除。同年2月28日，该房屋被拆除。 点军住保中心于2019年5月10日向刘耀凤在湖北银行的68×××09账户转款70万元，刘耀凤、**对此出具收条一张。后刘耀凤、**用此款回购九安城小区安置房两套，面积分别为86.3㎡和63.5㎡。目前，针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仍有262736元留存于点军住保中心账户。 周春元认为，其拥有宜昌市点军区××龙街××号房屋中合法面积110.282平方米，点军住保中心在未获得处分权的情况下处分了周春元的合法财产，请求法院依法确认点军住保中心与刘耀凤、**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由点军住保中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同时查明，周春元持有一本户口簿，户号为402017845，住址为宜昌市点军区××号，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户主为周春元，常住人口包括周春元、**及刘耀凤。同时刘耀凤也持有一本户口簿，户号为2180680，住址为宜昌市点军区××龙街××号，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户主为刘耀凤，常住人口为刘耀凤和**，登记原因为“由点军区五龙河街24号分户”。庭审中，各方均认可“五龙河街24号”与“五龙街24-1”均指本案所涉房屋。同时，各方都承认该房屋平时只有**一人在此居住。 原判认为，点军住保中心作为点军区住房保障与房屋征收工作的实施单位，有权与被征收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关协议。本案所涉的征收补偿协议系一份行政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项特殊的行政行为，当事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诉讼法中，除了规定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外，并未规定其他认定行政协议无效的标准。故在本案中，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认定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涉案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在拆迁前一直由第三人**独自居住，**与刘耀凤亦登记为独立户口，点军住保中心据此相信**与刘耀凤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并与**、刘耀凤就该房屋的征收补偿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无不当。但同时，根据（1999）点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周春元确系争议房屋的产权人之一，点军住保中心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遗漏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征收行为确实存在瑕疵。周春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以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涉及周春元的合法财产，点军住保中心及**、刘耀凤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确认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但该条款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原则，其适用范围限于恶意或者误认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而本案中，**、刘耀凤并非对涉案房屋没有所有权，只不过其处分权受限，故不应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同时，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点军住保中心虽然只与**、刘耀凤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实际是针对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整体进行的补偿，故本案所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不当然被确认无效。对于周春元对涉案房屋因被征收而应得的补偿，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自己对该房屋所有的份额而取得相对应的补偿。原告周春元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春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春元负担。 上诉人周春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分别属于上诉人和**、刘耀凤的房屋系独立产权的事实调查不清，对是否有处分权、是否善意认定错误。涉案房屋中属于上诉人合法财产的部分包括：（1）建筑面积为67平方米的一层房屋；（2）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中临街二楼右侧房屋一间和临街二楼转角阳台、厕所，面积共计26.098平方米；（3）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底楼的临街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平方米），上述房产面积共计110.282平方米。上述第（1）项系周明宜建成，属于其个人财产，周明宜去世后，应由上诉人和**共同继承。依据上诉人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显示，**已签署放弃继承声明，故上述第（1）项房屋面积应属上诉人所有；上述（2）、（3）项属于（1999）点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内容。依据该《民事调解书》，上述第（2）项房屋面积属于上诉人所有；上述第（3）项房屋面积属于**秀所有，**秀去世后，应由上诉人和**共同继承，依据上诉人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显示，**已签署放弃继承声明，故第（3）项房屋面积应属上诉人所有。综上，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110.282平方米房产面积享有独立合法产权，而且该产权可以和**、刘耀凤的权属部分相区分，该情况与结构一体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一审法院没有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明知存在遗漏共有权人（实质是可区分的独立产权人）的情形，仍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第一，点军住保中心不能仅凭**始终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刘耀凤持有独立的户口簿以及其在房屋内居住，便认定**和刘耀凤就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规定，点军住保中心确定被征收房屋权属的依据应当是房产证，其在知悉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系周明宜，且房屋系通过转让获得的情况下，应当对周明宜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上诉人进行调查，因此，点军住保中心知悉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第二，刘耀凤持有的户口簿不能证明其是房屋的产权人，并且刘耀凤持有的户口簿中没有载明其与周明宜的关系。刘耀凤持有户口簿的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地址为点军区五龙街24-1号，与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的地址不一致。第三，在房屋征收开始时，点军住保中心一直与上诉人交流补偿事宜，收取了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户口簿和房产证等材料。上诉人持有的户口簿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早于刘耀凤持有的户口簿，常住人口包括上诉人、**和刘耀凤，登记地址也与涉案房产证一致。因此，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故意回避（遗漏）房屋权利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恶意处分上诉人合法财产。3.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违反法定程序，存在重大违法情形，同时也属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房屋征收应当对“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而非“实际居住人”，并且，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的权属等进行调查登记并公示。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重大违法情形。第二，行政机关应当对正确的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不应遗漏行政相对人，同时应当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本案中，正确的行政相对人应当是涉案房屋的全体权利人，而不是只有**、刘耀凤。并且，涉案房屋因为继承的原因已经《民事调解书》析产予以区分，各个部分产权独立，各自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点军住保中心应当对上诉人所有的部分单独与之签订补偿协议，并与上诉人就房屋结构、面积、价格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以保障其陈述申辩权。但点军住保中心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刘耀凤签订了涉案协议，属于重大违法情形，应当确认协议无效。第三，房屋补偿标准明显偏低，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涉案《房屋征收决定书》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涉案《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根据相关规定，评估报告的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点军住保中心明知涉案《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已超过使用期限，在2019年仍然依据该报告确定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明显不合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包括部分无效，即以协议形式处分上诉人面积为110.282平方米的合法财产部分）。 被上诉人点军住保中心辩称：1.根据分户评估报告，上诉人与**、刘耀凤确实共同拥有67.91平方米的砖木房屋，但由于该房屋没有权属证明，不能认定为合法建筑，故只能按照成新率进行货币化补偿。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的《放弃继承声明书》，其在一审判决前并未提交，况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补偿与安置，在此情况下放弃显然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交的声明系虚假和伪造的，法院不应采信。2.涉案房屋是以户为单位，征收补偿也应该是以户为单位。在征收补偿协商过程中，**、刘耀凤提供了户口簿、房产证，户口簿中只登记了刘耀凤和**，征收实施部门有理由相信**、刘耀凤即为涉案房屋的补偿权利人。即使上诉人后来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一审法院认定了征收补偿行为确实存在瑕疵，征收实施部门知道后也采取了积极措施，目前尚有26万余元补偿款没有支付。上诉人拥有涉案房屋中26.098平方米（应该是26.134平方米）的面积，征收实施部门在对整栋房屋进行安置补偿中，已经包含了该部分房屋的补偿和安置。因此，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补偿份额是能够得到保障的。3.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以及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点军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8日发布征收公告，整个征收区域内的评估时点应当全部都是2015年11月18日。4.征收实施部门采取了积极措施，暂停支付部分补偿款项，点军住保中心也充分与上诉人进行了协商与沟通，但上诉人的无理要求无法满足，该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点军住保中心任何时候都对上诉人的补偿问题予以积极配合。综上，征收实施部门对涉案房屋的全部补偿已经依法完成，上诉人与**、刘耀凤的内部分歧与点军住保中心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耀凤辩称：1.刘耀凤与周明宜1981年登记结婚，当时周春元才3岁，系周明宜与其前妻所生，**于1982年出生，四人一起共同生活。刘耀凤把周春元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从其读小学到中专毕业，都是刘耀凤在照顾，并为其提供生活费用。2.周明宜和刘耀凤为了支撑家庭生活开支，先后做过很多不同的生意，打过鱼、开过小商店，还在景区做过小生意。期间，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周明宜和刘耀凤于1987年在五龙街24号建成了一座砖混结构的房屋，面积153.42平方米。当时，周春元才9岁，其并未对该房屋有任何付出。3.周明宜于1994年12月5日晚18时去世，期间，周春元没有去医院对其父予以陪伴和照顾。现在为了其父亲的遗产，与刘耀凤纠缠了数十年。刘耀凤是周明宜的合法妻子，有权继承其遗产。并且，周明宜去世后，刘耀凤又去白马洞坚持做生意，有了一些积蓄，修建了之后的厨房和厕所，还有一道堡坎，这些都是刘耀凤自己赚钱修建的。正房是周明宜和刘耀凤两人修建的，左边沿街堡坎旁的一间砖混结构小屋，也是周明宜和刘耀凤共同修建的。4.刘耀凤是**的母亲，**说要放弃后面修建的厨房、厕所以及正房旁边小房屋的继承权，由于这些都是其父母两人共同修建的，**没有权利放弃。并且，有些还是刘耀凤个人出资修建的，与**和周春元没有关系，**更无权做主放弃，刘耀凤也不同意其放弃继承。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签证申请》、《调查报告》、1987年6月29日的《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是由周明宜的父母赠送给周明宜，不是由刘耀凤建设。《签证申请》中“需说明事项”中载明“六十年代自建土木房屋一栋，八七年九月经承建规划部门许可，翻建为混合结构两层楼房”，由此表明两层房屋是由周明宜父母建设而成。第二组证据：《放弃继承声明书》2份，证明67平方米的房屋和**秀的房屋面积归上诉人所有。第三组证据：2014年9月26日的《房屋产权证明单》（宜市房登字××号）、报纸公告，证明点军住保中心××××房产证已被宜昌市房产管理局作废，点军住保中心在征收过程中未详细调查情况，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 被上诉人点军住保中心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房屋是60年代周明宜的父母自建的土木结构房屋，但被征收的是砖木结构153.42平方米的房屋，进一步说明该房屋是刘耀凤与周明宜共同修建的；对第二组证据，点军住保中心答辩意见的第一项已经说明，**的放弃声明在征收补偿阶段并未提交，且在**签订协议时，已对这两份《放弃继承声明书》予以了否定，在一审中，**也当庭予以反悔，该两份证据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因为周明宜是1995年死亡，但该报纸公告载明，2014年9月11日由周明宜申请对涉案房产证进行了遗失公告，此时，周明宜已经死亡，不可能在报纸上申请公告，因此该报纸上公告的申请是虚假的，宜昌市房产管理局依据虚假申请作出的公告，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这个房子以前是土木结构，之后是刘耀凤与周明宜翻新修建了砖混房子；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刘耀凤在追究**的责任，认为**没有权利放弃；并且，该《放弃继承声明书》虽然载明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9月8日，但实际上是去年于本案一审开庭前两天写的，对于该声明，**现已反悔；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 被上诉人刘耀凤质证认为：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没有权利放弃涉案房屋的权利，因为正房是其父母共同建设，附房是刘耀凤个人出资建设的；对第三组证据中的报纸公告，说明一点：周明宜去世之前已将房产证交给刘耀凤，当时上诉人并不在家，上诉人回来之后告诉刘耀凤，拿着房产证没用，已挂失了房产证并已登报，后来，刘耀凤去房管局核实上诉人所述是否属实，房管局告知，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确实已经挂失，但可以在公告之后3个月内撤销，但当时已经过了期限。对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一致。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已自述两份《放弃继承声明书》是真实的，同时也表示该声明书的实际作出时间是本案一审开庭前，并且明确表示对于上述声明书中承诺的事项已反悔；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因上诉人提交了加盖宜昌市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公章的《房屋产权证明单》以及报纸原件进行质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审相同。另查明，1.1989年10月，周明宜向当时的房屋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产签证，1989年10月21日，宜昌市人民政府为周明宜颁发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字号03847）。2.周明宜的父母周光汉、**秀已分别于1997年、2008年去世。 本院认为，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原点军征收办（点军住保中心）与刘耀凤、**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各方当事人对于原点军征收办（点军住保中心）具有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职责并未提出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应被确认无效的情形。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被征收人系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本案中，房屋征收部门为原点军征收办（点军住保中心），被征收人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周明宜，但周明宜在房屋征收之前已经去世，该房屋并未办理继承、过户手续，故被征收人应为周明宜的合法继承人。 根据本案一审采信的有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刘耀凤与周明宜于1981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1989年10月21日，宜昌市人民政府为周明宜颁发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1994年12月，周明宜因病去世。2015年11月18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政府作出点征决字[2015]2号《房屋征收决定书》，涉案五龙河街24号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内。征收补偿过程中，刘耀凤、**向原点军征收办提交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刘耀凤与周明宜的《结婚证》原件、刘耀凤为户主并登记有**户籍信息的户口薄原件等材料，以证实刘耀凤与**系涉案房屋的合法继承人。之后，原点军征收办与二人协商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并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评估，对涉案房屋作出《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2019年1月29日，刘耀凤、**自愿选择货币补偿的方式与原点军征收办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原点军征收办依据刘耀凤、**提供的上述材料以及**实际居住于涉案房屋的事实与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无不当，且该协议的补偿款项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据此，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所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应被确认无效。 上诉人主张，其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向征收部门提交了相应材料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并在诉讼程序中向法院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刘耀凤与周明宜的婚姻应属无效婚姻，涉案房屋应属周明宜的个人财产；认为刘耀凤向征收部门提交的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已经作废，征收部门以其作为征收依据不合法；并且，上诉人合法占有涉案房屋110.282平方米的面积，点军住保中心故意遗漏涉案房屋的合法继承人，且无权处分应属上诉人的独立、合法的财产，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应被确认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明确载明：“**秀的儿子周明宜与刘耀凤于1981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名**。周春元系周明宜与前妻所生。周明宜、刘耀凤于1987年在宜昌市××龙街××号建成砖混结构二层住宅一栋，建筑面积153.42㎡。并达成如下协议：一、**秀继承宜昌市××龙街××号住宅底楼的临街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二、周春元继承该住宅临街二楼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和临街二楼转角阳台、厕所（面积8.95㎡）。周春元自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起两个月内，另外搭建楼梯上楼。三、该住宅其余房屋归刘耀凤及**继承。”由此可知，刘耀凤与周明宜登记结婚的事实以及刘耀凤、**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继承权的事实已有生效《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其次，依据该调解书中达成的协议，上诉人仅占有涉案房屋26.134平方米的面积。虽然上诉人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签名的《放弃继承声明书》，但其在征收补偿程序以及一审诉讼程序中均未提交，且**已签署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领取了相应补偿款，并在诉讼程序中明确表示其已对上述声明书中的承诺反悔。上诉人主张，另有67平方米的一层房屋属于其合法财产，但该房屋为无证房屋，并不包含在涉案房屋有证建筑面积153.42平方米范围内，且刘耀凤对上诉人的该主张并不认可，因此，上诉人主张其合法占有涉案房屋153.42平方米中110.282平方米的面积，没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现**秀已去世，依据上述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上诉人与刘耀凤、**均是涉案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即便依据上诉人的主张，其具有签订涉案协议的资格，但刘耀凤、**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面积占比也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三分之二比例规定。故原点军征收办虽遗漏上诉人作为权利人签署涉案协议存在瑕疵，但也不能以此作为确认协议无效或被撤销的理由。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已签订并履行，刘耀凤和**已领取了属于自己份额的补偿款并购置了安置房，对其二人的安置补偿已履行到位，涉案房屋已由刘耀凤、**交付原点军征收办予以拆除。上诉人主张，其在征收补偿阶段已将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的材料提交原点军征收办，系原点军征收办故意遗漏上诉人作为合法继承人签署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但上诉人在诉讼程序中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同时，点军住保中心陈述，其与刘耀凤、**签订的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对涉案被征收整栋房屋的补偿，协议签订后，上诉人才向其提供了上述《民事调解书》，点军住保中心随即扣留了26万余元补偿款于该中心账户。上诉人可前往领取相应补偿款。如上诉人认为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不止26.134平方米，其可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相应权利。 第三，上诉人还提到涉案房屋产权证已作废的问题，依据上诉人提交的报纸公告可知，上诉人是以遗失为由申请涉案房产证作废，作废后并未办理新的房产证。同时，刘耀凤自述，周明宜生前已将涉案房产证原件交给刘耀凤，该证件一直在刘耀凤手中，并未遗失。点军住保中心也表示，征收过程中刘耀凤、**将涉案房屋产权证原件交付征收部门，征收部门凭涉案房屋产权证原件到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了确认后才签订的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因此，即便涉案房屋产权证确实已以遗失为由公告作废，但并不能否定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以及刘耀凤、**系涉案房屋合法继承人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或被撤销，本院不能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已经占房屋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予以签订，且协议内容以及签订程序基本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应被确认无效或应被撤销的情形。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周春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甘 杨 审判员 曹 斌 审判员 胡振元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