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6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培镇，男，199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山东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连静，女，199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来，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培镇因与被上诉人郭连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7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培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连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本金275200元错误。1.韩培镇累计借款本金数额为205000元，即175000元信用卡刷卡，外加30000元支付宝转账。一审法院认定的额外借款70200元不属实，该款项中包含郭连静转账韩生泉及韩培玉的款项，该相应的款项与本案无关，韩培镇不认可为韩培镇的借款；且韩培镇已提交证据证明韩生泉已偿还郭连静相应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本案借款错误。2.375000元的借条已由仲宫派出所的笔录证实系韩培镇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并非韩培镇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郭连静在笔录中自认“给韩培镇的钱不到200000元，200000元中有100000元是他日常花我的钱，另外100000元是我给他要的损失费”。因此，除175000元及韩培镇自认的30000元外，其他款项要么不属实，要么双方并无借贷合意，其中部分款项是双方恋爱期间的花费，该花费韩培镇也有大额的支出。二、一审判决认定韩培镇尚欠款项错误，韩培镇累计出借或偿还的款项总计为245480元。一审法院认定韩培镇与郭连静在2018年8月份至2019年4月份系恋爱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及分手后发生多笔转账往来。因此，韩培镇认为小额的款项(一二百或几十元)可以认定双方恋爱期间的花费，但是韩培镇转给郭连静的款项累计245480元应认定为韩培镇偿还或出借郭连静的款项；韩培镇认为该款项应在韩培镇应偿还郭连静的款项中予以减除。综上所述，韩培镇已偿还完毕涉案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并支持韩培镇的上诉请求。郭连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275200元正确。1.韩培镇累计借款本金275200元，包括175000元信用卡刷卡、70000元支付宝转账，以及30000元郭连静通过支付宝还呗帮韩培镇贷出来的钱（在仲宫派出所第二次询问韩培镇的笔录中，第三页第十行，韩培镇自己本人陈述为……“他又从支付宝还呗给我贷出来3万元……”），剩余200元为郭连静2019年4月3日（此时双方已经分手）借给韩培镇的，上述借款本金在一审中郭连静均提供了证据，也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借款本金为275200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金额正确，韩培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韩培镇提出的：郭连静在笔录中自认“给韩培镇的钱不到200000元，200000元中有100000元是他日常花我的钱，另外100000元是我给他要的损失费”由此推定出“除175000元及韩培镇自认的30000元外，其他款项要么不属实……”等结论属于认识错误，郭连静向法庭提交了一组支付宝电子回单记录共计八份电子回单，证明事项为郭连静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韩培镇本人出借资金共计70000元，这个70000元也并不包括韩培镇自认的30000元。根据《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郭连静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韩培镇以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作为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韩培镇尚欠借款金额正确。双方的恋爱期间为2018年8月份至2019年4月份，通过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的消费水平都较高，双方在恋爱期间基于感情升温，互相爱慕，发生转账行为很正常，且转账时间发生在双方恋爱期间，韩培镇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借贷的合意或者备注是还款，因此韩培镇主张的恋爱期间给郭连静转的245480元全部系偿还或者出借给郭连静的款项并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郭连静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韩培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驳回韩培镇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郭连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韩培镇偿还原告借款375000元；2.请求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承担本案保全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连静与韩培镇在2018年8月份至2019年4月份系恋爱关系。双方在谈恋爱期间及分手后发生多笔转账往来。2018年8月31日，韩培镇向郭连静支付宝转账13000元、2018年12月28日支付宝转账45000元、2019年2月5日支付宝转账1314元。2018年12月1日韩培镇向郭连静尾号为2172的中信银行信用卡转账29000元、2018年12月25日转账8010元、2019年2月28日银行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1日银行转账12000元。2018年10月26日，韩培镇用郭连静的中信银行信用卡分三笔共套现150000元、2018年11月23日套现25000元。共计套现175000元。2018年12月23日，郭连静向韩培镇支付宝转账45000元、2019年1月4日支付宝转账15000元、2019年2月4日支付宝转账30000元、2019年3月5日支付宝转账10000元，共计100000元。2019年4月份双方分手。2019年4月3日，郭连静向韩培镇微信转账200元。2019年4月2日，韩培镇向郭连静微信转账3000元、2019年4月4日微信转账2800元、2019年4月21日微信转账3344元、2019年4月25日微信转账7000元、2019年4月26日微信转账3000元、2019年4月27日微信转账17070.8元、2019年5月4日微信转账3013.6元、2019年5月15日微信转账2000元、2019年5月27日微信转账3020元、2019年6月29日转账1000元、2019年7月1日微信转账1015元、2019年7月1日微信转账1000元、2019年7月3日微信转账600元、2019年7月4日微信转账2771元。2019年5月26日，韩培镇向郭连静微信转账6380元、2019年7月1日微信转账1000元、2019年7月5日微信转账2000元，上述转账均备注：中信信用卡还款。2019年5月30日，韩培镇向郭连静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郭连静人民币200000元（贰拾万元）现金，于2019.6.29还完。刷中信信用卡，分四笔，分笔为5万元正（整），第四笔为25000元整，于2019.6.29还完。借款人：韩培镇。。2019.5.30。借款人：韩培镇。”同日，韩培镇以被郭连静威胁出具借条一事向仲宫派出所报警，仲宫派出所受案并向韩培镇、郭连静作有询问笔录，但未立案处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仲宫派出所对韩培镇和郭连静所作的询问笔录，韩培镇称郭连静叫了一些人逼迫其向郭连静出具借条，其在询问笔录中对用郭连静信用卡套现175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称其共向郭连静借205000元，已还127460元，尚欠不到80000元，借条中200000元现金是郭连静让其多打的。郭连静称：“给韩培镇的钱不到200000元，200000元有100000元是他日常花我的钱，另外100000元是我给他要的损失费。”另，诉讼中，郭连静申请财产保全，支出保全费用2395元。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韩培镇的陈述、一审法院调取的仲宫派出所询问笔录可以证实，2019年5月30日韩培镇向郭连静出具的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未形成借贷的合意，但郭连静在询问笔录中称200000元现金中有100000元是韩培镇所实际消费的，并在本案中提交其于2018年12月23日向韩培镇支付宝转账45000元、2019年1月4日支付宝转账15000元、2019年2月4日支付宝转账30000元、2019年3月5日支付宝转账10000元的支付宝转账凭证。一审法院认为，支付宝转账数额与郭连静在询问笔录中所述金额一致，且上述款项均是大额、非恋爱期间有特殊数字含义的转账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述100000元认定为借款。另外100000元郭连静在笔录中称是精神损失费，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为借款，对郭连静主张该笔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双方对175000元借款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为借款。在韩培镇用郭连静信用卡套现175000元后，2018年12月1日韩培镇向郭连静中信银行信用卡转账29000元、2018年12月25日转账8010元、2019年2月28日银行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1日银行转账12000元。2018年12月28日，韩培镇向郭连静支付宝转账45000元，共计转款104010元。韩培镇称上述转款均是还款。郭连静则称上述转款发生在二人恋爱期间，且是转到中信银行信用卡中，2019年5月份之前信用卡由韩培镇持有，上述转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郭连静无法证实2019年5月份之前信用卡由被告韩培镇持有，上述转账虽发生在恋爱期间，但均是大额、非恋爱期间有特殊数字含义的转账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104010元转账为还款。对于双方在谈恋爱期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郭连静无法证实有借贷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为双方在谈恋爱期间正常的互相消费行为，不属于借款。郭连静向韩培镇父亲韩生泉、姐姐韩培玉、“文龙姐姐”的转账系另一法律关系，和本案无关，不应视为是韩培镇向郭连静的借款，其应另行主张权利。双方在2019年4月份分手后，郭连静向韩培镇微信转账200元，该200元应并入175000元中，视为借款。双方分手后，韩培镇向郭连静共计转账50634.4元，该50634.4元应视为还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韩培镇尚欠郭连静借款120555.6元（175200元+100000元-50634.4-104010元）。郭连静要求承担保全保险费，该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韩培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连静偿还借款120555.6元。二、驳回郭连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3元，由原告郭连静负担2350元、被告韩培镇负担1113元；保全费2395元，由被告韩培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连静在二审中提交2019年1月27日郭连静在还贷平台截图打印件一张，拟证明该3万元系韩培镇以郭连静的名义借款并使用，实际由郭连静偿还出借人。韩培镇对该证据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郭连静在一审中没有提交，且该款项是郭连静借的，但是这个钱郭连静没有转给韩培镇，不是韩培镇使用。以上事实由郭连静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的借款数额及已还款数额如何确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郭连静为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成立，提供了韩培镇出具的借条，并对钱款的交付过程、方式和实际数额做出了解释，同时还提供了信用卡刷卡记录、还款记录和询问笔录予以佐证。关于借款的数额，双方对于韩培镇使用郭连静信用卡套现175000元的借款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郭连静主张的另外20万元，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2019年5月30日韩培镇向郭连静出具的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未形成借贷的合意，并且郭连静在笔录中称其中10万元是精神损失费，故一审法院对该10万元数额不予认定为借款，对郭连静主张该笔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另外10万元，郭连静在询问笔录中称20万元现金中有10万元是韩培镇所实际消费的，并提交了其于2018年12月23日向韩培镇支付宝转账45000元、2019年1月4日支付宝转账15000元、2019年3月5日支付宝转账10000元的支付宝转账凭证、2019年1月27日通过网贷平台借款30000元的凭证，一审法院虽对该30000元认定日期与出借方式有误，但数额认定正确，结合韩培镇与郭连静在恋爱期间，以及韩培镇在仲宫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所称“……她又从支付宝还呗给我贷出来3万，用于还中信信用卡……”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10万元认定为借款，并无不当。对于双方分手后，郭连静向韩培镇微信转账的200元，亦应认定为借款。综上，涉案借款的数额总计应为275200元（175000+100000+200）。关于还款的数额，根据当事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在韩培镇用郭连静信用卡套现175000元后，2018年12月1日韩培镇向郭连静中信银行信用卡转账29000元、2018年12月25日转账8010元、2019年2月28日银行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1日银行转账12000元。2018年12月28日，韩培镇向郭连静支付宝转账45000元，共计转款104010元，郭连静虽辩称上述转款发生在二人恋爱期间，且是转到中信银行信用卡中，2019年5月份之前信用卡由韩培镇持有，上述转款与本案无关。但郭连静无法证实2019年5月份之前信用卡由韩培镇持有，上述转账虽发生在恋爱期间，但均是大额、非恋爱期间有特殊数字含义的转账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104010元转账为还款，并无不当。对于双方分手后，韩培镇向郭连静共计转账50634.4元，该50634.4元应视为还款。对于双方在恋爱期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及含有特殊意义的转款，郭连静未提供证据证明为借款，韩培镇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为还款，一审法院均未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韩培镇尚欠郭连静借款为120555.6元（275200元-50634.4元-104010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韩培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上诉人韩培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闫振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金鹏书 记 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