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边国增，男，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阴政宏，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女，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通，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震，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永利，男，满族，北京大方广成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现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赵鹏，男，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边国增因与被上诉人刘燕、石永利、原审第三人赵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8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边国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刘燕、石永利连带向边国增还款29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29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3月27日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燕、石永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书》不能视为刘燕、石永利对赵鹏向边国增借款的担保是错误的。《保证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语意明确，明确以“保证书”为题，刘燕、石永利在落款处以“保证人”名义签字，结合《保证书》内容，足以认定《保证书》是刘燕、石永利在北京市大兴区×27号楼2层4单元202房屋（以下简称案涉202房屋）无法办理抵押时，保证向边国增返还290万元的书面承诺。上述事实已经生效的（2018）京0106民初8615号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126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事实明显矛盾，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二、边国增在一审审理中提交的《保证书》原件，案涉202房屋的他项权证原件、办理抵押权解除委托公证书原件、银行交易凭证等证据材料，与刘燕、石永利在一审中自认内容可相互印证，且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地证明刘燕、石永利应当向边国增返还290万元款项的事实，一审判决在刘燕、石永利答辩意见明显违背日常交易逻辑且未就其答辩主张履行任何举证义务、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径行驳回边国增诉请是错误的。三、一审中刘燕、石永利明确自认《保证书》的真实性，且部分内容已经实际履行，刘燕、石永利事后否认其与边国增已经存在的且已经实际履行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结合各方所有转款记录都发生在2017年3月27日当天的其他相关事实，足以认定刘燕、石永利应当向边国增返还290万元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边国增的上诉请求。刘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边国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石永利未到庭，亦未作答辩。赵鹏未到庭，亦未作陈述。边国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燕、石永利连带向边国增偿还29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29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3月27日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2．由刘燕、石永利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27日，石永利、刘燕出具《保证书》，内容为：“我刘燕、石永利现收到赵鹏还来抵押借款贰佰玖拾万元整。这笔钱是由赵鹏向边国增抵押×27-4-202室的房产所得借款。如无法在大兴建委正常抵押，我保证当天返还贰佰玖拾万元整，继续保留我的抵押权利”。对该《保证书》，刘燕、石永利均认可其上签名为本人所签，但石永利称对内容记不清了；刘燕称内容与事实不符，刘燕收到的钱款并非边国增支付，《保证书》并未明确刘燕应向边国增返还款项的义务，该《保证书》是指如果刘燕不配合办理房屋解押则刘燕应返还相应钱款给赵鹏。同日，边国增向赵鹏账户内转账290万元。刘燕于当日向王香霞（边国增之妻）出具《委托书》并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就其在《委托书》上签名进行公证，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燕，受托人：王香霞，委托原因、事项、权限：赵鹏因借款用在北京市大兴区×27号楼2层4单元202不动产【不动产登记证明：京（2017）大不动产证明第0014141号】作抵押担保，将上述不动产抵押给我，现我委托王香霞代理我签署有关的解除抵押文件，到不动产管理部门办理将上述不动产解除抵押登记的有关手续。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承认。委托期限：办理完上述事项为止。”刘燕认为上述委托书可证明其收到赵鹏的还款后依约签署了放弃抵押权利的文书、履行了抵押义务；边国增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刘燕委托的是其妻子王香霞，故该《委托书》为刘燕履行《保证书》权利义务的体现。一审庭审中，边国增向一审法院出示了案涉202房屋的所有权证、抵押权证等证据，用以证明刘燕、石永利于2017年3月27日将案涉202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及他项权证书原件交付给其以办理抵押权变更手续，履行《保证书》承诺内容的事实，并认为依据《保证书》，刘燕、石永利当庭自认赵鹏要求将抵押权变更登记至边国增名下，结合刘燕、石永利就案涉202房屋解押事宜公证委托给王香霞以及边国增和刘燕、石永利之间的转账往来时间等，足以证明“边国增支付290万元的前提是刘燕、石永利保证案涉202房屋上能设立抵押权”的合意是边国增、刘燕、赵鹏、石永利四方达成的一致意见的事实。对此，刘燕、石永利认可刘燕在赵鹏所有的案涉202房屋上有360万元的抵押权的事实，但不认可边国增所述其当庭自认等情况，认为边国增系与赵鹏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与刘燕、石永利无关。刘燕向一审法院出示了2016年11月23日、12月15日其与赵鹏（借款人）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以及两份银行流水，用以证明赵鹏曾向其借款155万元和30万元、后偿还其210万元的事实，并表示其仅收到了210万元的还款。对此，边国增认为上述《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只在账户中体现出210万元，但《保证书》中已明确收到290万元。其中，银行流水显示刘燕2016年11月23日向赵鹏转账共155万元、2016年12月15日向赵鹏转账30万元，赵鹏于2017年3月27日向刘燕账户转账210万元、向案外人陈彦生转账80万元。一审庭审中，边国增述称其于2017年3月27日当天按照刘燕的要求向赵鹏转账290万元，其中一笔由赵鹏向刘燕转账210万元、剩余80万元系按刘燕的指示转到案外人陈彦生名下，并认为结合这几笔款项的金额、时间及刘燕、石永利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对钱款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对此，刘燕认为上述银行流水仅能证明系赵鹏向刘燕转款210万元，认为刘燕和陈彦生没有任何关系，亦不能证明该笔转账是基于刘燕的指示，并表示其不认识陈彦生，也与陈彦生没有关系。边国增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用以证明案涉202房屋至迟于2017年3月27日已被司法查封，其客观上无法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的事实，并以刘燕、石永利在《保证书》中签字为依据，要求刘燕、石永利连带承担290万元的还款责任。刘燕对此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仅能证明因赵鹏的原因造成案涉202房屋无法办理抵押权登记，与刘燕无关。刘燕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等证据，用以证明边国增已就其与赵鹏之间的借贷关系申请了强制执行，不应再向刘燕主张权利。其中，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的（2017）京方正执字第00376号《执行证书》载明：“边国增于2017年3月29日与赵鹏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经本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根据该合同，双方确认，赵鹏于2017年3月29日向边国增借款345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期限为十天……本公证机构对本执行证书所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核查。边国增称其实际向借款人赵鹏提供了290万元借款……特出具本执行证书。边国增可持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赵鹏，执行标的为：1、本金290万元；2、利息和逾期利息，自2017年3月29日至执行完毕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3、公证费3450元；4、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其他相关费用”。对此，边国增认可《执行证书》中的290万元即2017年3月27日其向赵鹏账户转账的290万元的事实，但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该项执行是针对边国增与赵鹏之间的借款合同而来。另，关于刘燕与石永利之间的关系，刘燕述称自己是将一部分资金交给石永利进行理财。现案涉202房屋的抵押权人为刘燕，刘燕表示因为已经收到赵鹏归还的借款，不要求实现抵押权，且已经出具了解除抵押权的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石永利、赵鹏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现已查明事实，刘燕收到的款项均由赵鹏支付，现边国增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在无法办理案涉202房屋抵押的情况下，刘燕应向其返还290万元。该《保证书》不能视为石永利、刘燕对赵鹏向边国增借款的担保。故边国增要求刘燕、石永利连带向其偿还29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石永利、赵鹏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边国增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中刘燕认可赵鹏2016年11月23日、12月15日向其借款155万元和30万元，于2017年3月27日向刘燕还款210万元（含向石永利还款），其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于2017年3月27日收到赵鹏转账210万元当日向石永利转账45万元。本院另查明，一审审理中，刘燕、石永利认可刘燕收到赵鹏转账210万元，赵鹏转账给陈彦生80万元，并提交了陈彦生账户借记卡历史清单。石永利陈述称“当时在银行时就让签一个收条，因为这笔钱是陈彦生和刘燕借的，陈彦生没出面……”，一审法官问为何在《保证书》认可收到290万元，现在称只收到210万元，石永利称“我记不清了，只能说我是代表陈彦生，我认为刘燕只收到210万元，剩余80万元打给了案外人”。刘燕在一审庭审中称“收到210万元，因为有要转给陈彦生的钱，因都和石永利有关，就一起了”，并称其和陈彦生不认识，没有关系，80万元不是其指示支付的。本院审理过程中，边国增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对赵鹏关于（2017）京方正执字第00376号《执行证书》的执行，该院已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17）京0115执30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的执行。本院认为，涉案《保证书》系刘燕、石永利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综合本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该《保证书》系刘燕、石永利向边国增出具的附条件的协议。首先，根据《保证书》记载内容，可以证明如下事实：1．刘燕、石永利确认已收到赵鹏偿还的抵押借款290万元；2．刘燕、石永利确认该笔还款系赵鹏向边国增抵押案涉202房屋所得借款；3．刘燕、石永利承诺如边国增无法就其债权办理案涉202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手续，则刘燕、石永利当天向边国增返还290万元，恢复刘燕（石永利）对赵鹏享有债权、对案涉202房屋享有抵押权的原状。其次，《保证书》、案涉202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及他项权证书的原件均由边国增持有，刘燕亦曾于2017年3月27日向边国增之妻王香霞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办理解除抵押事宜，表明边国增、赵鹏、刘燕均已经按照《保证书》的内容履行了部分义务。因案涉202房屋被法院查封，边国增无法办理抵押权登记，《保证书》约定的条件成就，刘燕、石永利应将其收到的290万元返还边国增，恢复刘燕、石永利对赵鹏享有的债权，刘燕继续享有对案涉202房屋的抵押权。刘燕、石永利未于当日返还边国增290万元，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边国增要求其二人偿还290万元并支付迟延履行的相应利息，合理有据，本院应予支持。刘燕、石永利主张该《保证书》是其向赵鹏出具，因赵鹏向刘燕、石永利归还借款的行为属于债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刘燕、石永利作为债权人，受领债务人赵鹏还款是其权利，刘燕、石永利承诺在边国增无法办理抵押权登记时再将其已收到的还款返还给债务人赵鹏，逻辑上不具有合理性，亦不符合常理，对此本院不予采纳。虽然边国增于《保证书》签订两日后与赵鹏签订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合同》，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该行为系在刘燕、石永利不履行承诺返还其290万元的情况下，为保障自己权益不受损害而实施的救济行为，并不表明边国增变更或放弃了其在《保证书》项下的权利，况且边国增现已申请撤回了其对赵鹏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该案已经终结执行，边国增并未双重受偿。根据本案目前的事实情况，《保证书》约定的条件成就，即“无法在大兴建委正常抵押”，刘燕、石永利应按约定向边国增返还290万元，刘燕、石永利仍对赵鹏享有债权，刘燕继续享有案涉202房屋的抵押权。综上所述，边国增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8615号民事判决；二、刘燕、石永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边国增29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9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734元，由刘燕、石永利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30734元，由刘燕、石永利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