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宗泉，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会英，女，196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山东盛伊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刘亚奇，局长。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迟明军，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谢圣英，局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法明，男，198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支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辛巧雅，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唐冶支行（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郭店支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陈超，行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杰，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宗泉、韩会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以下简称邮政董家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历城区邮政集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以下简称邮政唐王支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支行（以下简称历城区邮储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唐冶支行（以下简称唐冶邮储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宗泉、韩会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段宗泉、韩会英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能查清事实，未能准确判定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的过错责任，希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1.段宗泉、韩会英提交的《中国邮政协议存款凭单》足以证实涉案金额为12万元。该存款单记载了邮政的名称、存款期限、营业单位代码、专管员号码，加盖了邮政的公章，这些信息都是真实存在的。杨丽为了完成其所在单位下达的拉存款任务，以邮政的名义拉存款，并出示加盖公章的存款协议，用此方式在邮政的工作时间、营业场所并利用身份便利以及邮政的印章和设备从事拉存款业务三年之久，足见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过错程度之深。2.(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已经基本列明了邮政的过错行为。3.参照类似案例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应承担全部或者90%以上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段宗泉、韩会英的上诉请求。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辩称，1.涉案金额在（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中已经查清，即一审法院认定的118500元，并非段宗泉、韩会英所称的12万元。2.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对杨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过错，对杨丽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3.段宗泉、韩会英提供的案例不具有参考性，本案应当参照与本案事实完全一致的二审法院（2018）鲁01民终668号民事判决。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辩称，其与段宗泉、韩会英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段宗泉、韩会英所主张的财产损失系杨丽实施诈骗行为所致，而杨丽诈骗犯罪一案经一审法院（2017）鲁0112刑初137号生效刑事判决确定，包括段宗泉、韩会英在内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赔偿义务主体为杨丽，段宗泉、韩会英对同一财产损失重复主张于法无据，且杨丽并非其工作人员，其无任何过错，也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段宗泉、韩会英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段宗泉、韩会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对杨丽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1.本案中段宗泉、韩会英的损失是因杨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杨丽使用伪造的“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的印章及唐王支局的邮戳实施犯罪行为，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对杨丽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对杨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唐王支局邮戳并非公章。邮戳是邮政部门加盖在邮件和邮政业务单上表示收寄、投递局名和时间的戳记，邮戳都应盖在实寄封或其他邮品上，邮戳并不能作为公司印章，对外产生其他效力。其次，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有制度后仍执行不利的情形。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单位2015年下发过十条禁令，禁止邮政局工作人代客户办理存款业务，且杨丽也已经告知段宗泉、韩会英，邮政唐王支局不办理储蓄业务，对此段宗泉、韩会英也是明知的，不存在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规章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利的情形。第三，杨丽实施犯罪行为时并非履行职务行为。杨丽的工作是邮政营业员，且工作地点邮政唐王支局仅办理邮政业务，不办理储蓄业务，即便是杨丽在工作场所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也不能依此认定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协议存款凭单是杨丽在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制作，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在2015年下发过十条禁令后，杨丽并没有代客户办理储蓄业务，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更没有默许杨丽办理储蓄业务。杨丽以办理储蓄业务为由，实施犯罪行为，对此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并不知情，不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能因此认定为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存在过错。第四，杨丽并非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的员工，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均是独立的法人，不应当因三个公司之间有隶属管理关系就承担赔偿责任。二、段宗泉、韩会英的损失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杨丽诈骗罪的犯罪所得，且刑事判决已经判令杨丽向段宗泉、韩会英退赔，段宗泉、韩会英就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也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对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包括责令退赔等事项)，均需直接通过法院执行即可，无需也不能再行提起诉讼。上述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段宗泉、韩会英作为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其经济损失经由生效的刑事判决予以处理，其无权再行提出民事诉讼。退一步讲，如该案判决生效后，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根据该判决向段宗泉、韩会英进行了赔偿，刑事案件中杨丽对受害人的损失也根据生效的(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进行了退赔，段宗泉、韩会英将得到双倍赔偿，这与法律精神也是相违背的。综上，段宗泉、韩会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段宗泉、韩会英辩称，1.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所列的证据，能够证实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存在过错行为。1.证人李业君证实，区邮政局每年季度给邮政董家支局下达了七八百万元的存款任务，其曾在开会的时候告知员工，让员工多拉存款，员工包括邮政唐王支局的营业员和投递员。由此可知，杨丽在工作期间，不仅从事邮政业务，还应区邮政局要求办理金融类业务。2.证人邮政董家邮政支局的储蓄柜员韩雪岭、刘廷芳、张婷，为杨丽代办十几次，由杨丽代他人办理存取款、转存、汇款等业务。由此可知，杨丽在邮政工作期间不仅从事邮政的相关业务，也从事代办金融类业务。3.判决认定杨丽在办理协议存款过程中，其出具的存款协议上加盖的“济南唐王”字样、“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等相关字样的印章均系真实的，该判决并未认定杨丽存在偷窃印章、盗用印章等行为。二、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还存在其他过错行为如下：1.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在其营业场所外面悬挂的室外牌匾有“邮政储蓄”字样，至今仍然悬挂在其营业场所外墙上。2.在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的营业场所均有监控摄像头，对杨丽在其柜台上给包括段宗泉、韩会英在内的所有储户办理协议存款的过程、盖章的过程全程监控，尽收眼底，但是，杨丽办理协议存款3年之久，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未提异议，未阻止，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是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的过错行为。3.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经常电话通知包括段宗泉、韩会英的在内的老储户到董家、唐王等营业场所参加一些活动，发放生活用品，向老储户拉存款。综上，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的行为是造成段宗泉、韩会英的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之一，为此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与杨丽刑事判决之间不存在冲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的上诉请求。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述称，对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的上诉均无异议。段宗泉、韩会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邮政董家支局共同赔偿段宗泉、韩会英财产损失120000元及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邮政董家支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历城区邮储银行成立于2008年，经营范围为为许可经营项目：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郭店储蓄银行成立于2008年7月21日，经营范围为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成立于1993年2月16日，2015年4月14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名称变更为历城区邮政集团，隶属公司由济南市邮政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成立于1993年2月16日，2015年4月15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名称变更为邮政董家支局，隶属关系由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1993年2月16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邮政唐王支局成立，2015年4月15日，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邮政唐王支局名称变更为邮政唐王支局，隶属公司由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事发时并由邮政董家支局代为管理。案外人杨丽与济南吉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杨丽自2010年1月至2016年8月被派遣至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分公司工作，其中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杨丽在邮政董家邮电支局从事营业员岗位、2012年9月30日至2013年8月10日，杨丽任邮政董家支局副支局长职务、2013年8月11日至2016年8月杨丽在邮政唐王支局从事邮政营业员岗位。邮政唐王支局自2008年5月起成为纯邮务网点，杨丽在邮政唐王支局工作期间主要负责信函、包裹、快递的前台收寄、窗口投交、报刊收订业务，在此期间，杨丽及邮政唐王支局无权办理金融类业务。二、杨丽在公安机关陈述，其曾替人担保借款，后因借款人失去联系，债主向杨丽追讨，杨丽向亲友借钱偿还债务，但无力偿还亲友，此时有储户到邮政唐王支局办理储蓄业务，杨丽便谎称邮政局有高息存款，骗取多个储户的款项用来偿还个人债务，被骗储户中包括段宗泉、韩会英。韩会英在公安机关陈述，2014年-2015年间，韩会英去邮政唐王支局办理储蓄业务，杨丽告知韩会英唐王邮局不能办理存取款业务，杨丽可以帮忙将钱捎到董家邮政局代办存款业务，故韩会英交给杨丽3万元现金和身份证，后杨丽将代办好的加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董家营业所业务专用章的定期存折给了韩会英；后韩会英仍去邮政唐王支局取钱，杨丽告知韩会英“我们邮局搞物流，有高息存款，年利息是5%，1万块钱存一年就有500元的利息，3万存一年就是1500元”，询问韩会英是否续存，韩会英就同意了，将存折及身份证交付给杨丽，让杨丽代为取出在邮政董家支局存的3万元，转存这个高息存款；后杨丽给韩会英出具了一份协议存款凭单和一份尾号为3031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记卡，存款凭单署名写的段宗泉，一年到期后，杨丽给付韩会英1500元后，并给韩会英换了续存的存款凭证及银行卡；后韩会英又分别给杨丽现金6万元、3万元投资该高息存款，杨丽分别给韩会英出具了协议存款凭单。该三份存款凭证分别载明“协议存款.10.txt中国邮政协议存款凭单中国邮政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局合同号码：20151019370112010存款人：段宗泉存款金额大写：人民币叁万元整（小写）30000.00存期：壹年年息：5%合同生效日期：2015年10月19日，到期取款日期：2016年10月19日身份证：卡号6210984510001783031营业单位代码：370112512专管员号码：3700503”、“协议存款.25.txt中国邮政协议存款凭单中国邮政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局合同号码：20151119370112025存款人：段宗泉存款金额大写：人民币陆万元整（小写）60000.00存期：壹年年息：5%合同生效日期：2015年11月19日，到期取款日期：2016年11月19日身份证：卡号6210984510001783031营业单位代码：370112512专管员号码：3700503”、“协议存款.26.txt中国邮政协议存款凭单中国邮政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局合同号码：20160106370112026存款人：段宗泉存款金额大写：人民币陆万元整（小写）30000.00存期：壹年年息：5%合同生效日期：2016年1月6日，到期取款日期：2017年1月6日身份证：卡号6210984510001783031营业单位代码：370112512专管员号码：3700503”。三份存款凭单均加盖有“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邮政董家支局”印章。经查，上述3万元存单系杨丽于2016年1月6日在邮政董家支局取出；协议存款凭单上载明的尾号为3031的邮政储蓄银行借记卡自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14日无任何交易记录。关于上述三份存款凭单上“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邮政董家支局”印章的加盖，杨丽在公安机关陈述“上面的公章董家支局的是我在董家支局干支局长时，私自用支局的公章盖在证明信上的，到唐王后又用复印机将公章复印在空白纸上的，在复印了公章的A4纸上制作的储蓄凭证”。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找出了杨丽彩印公章的原件，并载明“本页印章系杨丽用董家邮电支局所盖”，邮政董家支局亦未提供证据否认该印章与其曾所有的印章的关联性。时任邮政董家支局局长的张赢政于2016年9月21日向公安机关出具说明称，邮政董家支局未有行政公章，仅有业务章。但2016年9月26日，历城区邮政集团曾向公安机关出具《说明》称“一、历城支局公章只允许内部使用，用于向上级机关报送相关报表、重要文件和材料用印及各支局年审营业执照。2013年5月23日要求各支局上交公章，各支局公章收齐后全部存放于办公室保险柜中，再未启用。杨丽诈骗使用的公章系其个人伪造，与我公司无关”。2016年9月21日，时任邮政董家支局的工作人员韩雪岭向公安机关陈述称其在邮政董家支局担任储蓄柜员期间，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及2015年4月至2015年年底，杨丽曾代客户办理过三四次转存业务、办理过一、二次存款业务、还曾代客户办理过汇款业务；办理存款业务时，杨丽是携带现金、客户的身份证及代办人杨丽的身份证；办理转存业务时，杨丽携带原存款存单，并需在储蓄工作人员出具的利息清单中签字。2016年9月21日，时任邮政郭店支局的刘廷芳称其于2015年1月至同年12月在邮政董家支局担任储蓄柜员期间，杨丽曾代客户办理了四五次存取款业务；据其了解，金融从业人员不允许代办储蓄业务，但杨丽这种邮政营业员可以代办。2016年9月20日，李业君称其于2013年8月调到邮政董家支局担任支局长，杨丽从邮政董家支局调到邮政唐王支局当营业员，杨丽在邮政唐王支局没有金融从业人员资格；历城区邮政集团每季度给邮政董家支局下达七八百万元的存款任务，其曾在开会时告知员工，让员工多拉存款，员工包括邮政唐王支局的营业员和投递员；2015年下半年邮政行业下发禁令，禁止员工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在禁令下发之前，邮政工作人员都有曾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的情况，杨丽也在邮政董家支局代客户办理过存取款业务。2016年9月14日，时任历城区邮政集团副局长的张健法称邮政唐王支局不具有储蓄业务，杨丽系邮政支局邮政营业员，按规定不能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代办的金融业务也未向上级汇报过。三、2014年1月至2016年7月，杨丽在邮政唐王支局工作期间，利用其邮局工作人员的身份，帮助储户代办高息存款为由，骗取储户包括本案韩会英、段宗泉的款项，后将赃款全部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2017年6月15日，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杨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故判决：一、杨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二、责令杨丽退赔韩某某等10名被害人人民币1080760元（赔偿明细见后附一览表）。其中退赔款中包括韩会英、段宗泉在本案中主张的涉案款项118500元（30000元＋60000元＋30000元－1500元）。经核实，该刑事判决书移送执行后，杨丽未退赔过韩会英、段宗泉。现段宗泉、韩会英认为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及其员工协助杨丽长期为他人代办存取款及其他储蓄业务，邮政内部已经下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员工行为十条禁令》之后仍有此类事情发生；历城区邮政集团向办理邮政业务的业务员、投递员，每年每季度下达七八百万元的拉存款业务，并为杨丽提供了加盖合法用章的方便，提供了工作场所及身份便利，与段宗泉、韩会英的损害有相应的因果关系，因此要求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放置在邮政唐王支局大厅的2013年最新理财产品发布信息宣传材料1份，证明邮政唐王支局以单位的名义对外宣传发售理财产品。2、（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杨丽在邮政唐王支局、邮政董家支局担任副局长职务，属于该单位的业务负责人；自2013年-2016年7月，杨丽在唐王、邮政董家支局工作期间利用其工作人员身份为其单位拉存款业务，为老客户办理存取款金融等业务；被害人韩作平、张寿臣、韩道银、王以海等11人向办案机关反映了在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存取款的经过，提到杨丽曾为他们办理过存款、转账、取款及中国邮政内部存款的业务；董家邮局储蓄柜员韩雪岭、刘廷芳、张婷向办案机关叙述杨丽代他人办理存、取款、汇款、转账等业务十几次；证人李业君详细叙述历城区邮政集团每年每季度给董家支局下达七八百万元的存款业务，其曾在开会时告知杨丽等员工，让他们都拉存款，员工的范围包括唐王邮政支局的营业员、投递员，2015年下半年下发过十条禁令，禁止员工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在禁令下发之前，邮政局工作人员都曾有代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的情况；杨丽提供给客户的邮政存款协议凭单上的印章都是真实的，杨丽利用工作便利为他人代办存取款业务，杨丽之所以能实现诈骗目的，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下达内部存款业务、提供工作场所、印章等便利条件是分不开的，故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应承担共同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3、董家营业所与邮政厅照片三份、唐王营业所和邮政营业厅照片三张，证明邮政营业厅和储蓄营业所共用一室，其中在邮政营业厅柜台上方有摄像头监控，上述照片充分说明，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储蓄客户，杨丽通过唐王、董家邮政营业厅柜台办理储蓄业务的过程中，受到该机构摄像头（该摄像头连接该机构的监控室大屏幕）监控，室外明确标准具有储蓄业务的营业牌匾，该机构是明知杨丽在办理储蓄，而且鼓励拉存款，杨丽等邮政营业员拉存款是董家营业所的主要存款来源之一，在此过程中杨丽利用工作之便、工作场所的设施设备以单位名义造成原告财产损失，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在本案中具有相应过错。经质证，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原告的存款系由杨丽所诈骗，该事实已被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协议存款凭单上的非正常的公章非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所有的业务专用章，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事后打印，不能确定拍照地点和拍照时间，与本案纠纷无关，原告所受损失系杨丽诈骗所致，已经法院认定并判令杨丽退赔。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邮政董家支局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看出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邮政董家支局不办理储蓄业务，对此原告也是明知的；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事后打印，不能确定拍照地点和拍照时间，与本案纠纷无关，原告所受损失系杨丽诈骗所致，已经法院认定并判令杨丽退赔。一审法院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对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看不出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证据2系生效的法律文书，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系事后所拍，无法反映事发当时的情况，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历城区储蓄银行、郭店储蓄银行对韩会英、段宗泉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根据前述认定，韩会英、段宗泉系去邮政唐王支局办理存取款业务时与杨丽产生联系，因相信杨丽所称的高息存款，自愿将自己的财物交给杨丽，被杨丽诈骗而造成的损失，其损失是由杨丽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但同时，杨丽作为邮政唐王支局的员工，在工作场所告知韩会英、段宗泉邮局有高息存款，比一般路人的话更易让人相信，又杨丽在邮政唐王支局利用办公设备复印制作邮储凭证，邮政唐王支局在对员工的管理上存在过错；杨丽给韩会英、段宗泉出具的存款凭单加盖了红色的“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的印章，与常人所知的邮政董家支局名称变更前的名称一致，正是该印章的出现导致储户包括本案的韩会英、段宗泉更加相信杨丽所称的邮局高息存款的真实性，邮政董家支局在公章及员工的管理方面存在过错；邮政董家支局及历城区邮政集团不准员工包括营业员和投递员代办客户存取款业务，但仍默许杨丽多次代客户办理储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使杨丽敢于向储户承诺其可以代储户办理储蓄业务、使储户相信可以交由杨丽代办储蓄业务，从而将财产交由杨丽代办，邮政董家支局规章制度不健全、有制度后仍执行不力，存在相应的过错。上述过错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致使杨丽诈骗韩会英、段宗泉财产成功，与韩会英、段宗泉之间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邮政唐王支局、邮政董家支局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另一方面，韩会英、段宗泉明知杨丽是邮政唐王支局的员工、邮政唐王支局不办理储蓄业务，仍选择相信杨丽所说的所谓邮局高息存款业务，而不亲自去柜台按规定程序办理所谓的高息存款，韩会英、段宗泉的损失主要是因为其贪图方便、选人不当造成的，虽然杨丽向其出具了加盖“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红色印章的存款凭单，但该存单从外观和印章上均与其之前的存折、存单完全不同，且材质也过于简陋，另本案中三份存款凭证加盖“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印章时，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已更名为邮政董家支局，韩会英、段宗泉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放任了自己损失的发生，韩会英、段宗泉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虽然历城区邮政集团向下属各支局下达过拉存款任务，但本案中杨丽诈骗客户的初衷与任务无关，韩会英、段宗泉将自己的财产交给杨丽一是贪图方便，二是对杨丽口中的高息心动，与拉存款任务无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邮政唐王支局承担10%的赔偿责任、邮政董家支局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事发时，邮政唐王支局受邮政董家支局和历城区邮政集团管理，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应对邮政唐王支局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邮政董家支局受历城区邮政集团管理，历城区邮政集团应对邮政董家支局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与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分属不同的系统，韩会英、段宗泉无证据证明其损失与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的关联性，其要求历城区邮储银行、郭店邮储银行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韩会英、段宗泉主张的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韩会英、段宗泉因本案所实际得到的赔偿应从杨丽应退赔金额中予以相应扣减。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韩会英、段宗泉11850元（118500元*10%）。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韩会英、段宗泉35550元（118500元*30%）。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四、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韩会英、段宗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段宗泉、韩会英负担1915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负担689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负担9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系韩会英、段宗泉认为邮政董家支局、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唐王支局、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在杨丽诈骗财产一案中存在过错而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与一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确定杨丽犯诈骗罪应退赔给韩会英、段宗泉118500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韩会英、段宗泉有权提起本次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侵权人如果对此次损害后果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责任承担。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鲁011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韩会英、段宗泉财产损失的数额应为118500元。杨丽作为邮政唐王支局的员工，在韩会英、段宗泉去邮政唐王支局办理存取款业务时谎称高息存款，实施诈骗行为造成韩会英、段宗泉财产损失，邮政唐王支局在对员工的管理上存在过错。并且，杨丽给韩会英、段宗泉出具的存款凭单加盖了红色的“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董家邮电支局”的印章，正是该印章的出现导致韩会英、段宗泉更加相信杨丽所称的邮局高息存款的真实性，因此邮政董家支局在公章及员工的管理方面亦存在过错。邮政董家支局及历城区邮政集团不准员工包括营业员和投递员代办客户存取款业务，但仍默许杨丽多次代理客户办理储蓄业务，使得储户相信可以交由杨丽代办储蓄业务，对此其亦存在过错。而韩会英、段宗泉明知邮政唐王支局不办理储蓄业务，仍选择相信杨丽所谓的邮局高息存款业务，不亲自去柜台按规定程序办理存款，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于自身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与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分属不同系统，韩会英、段宗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与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其要求历城区邮储银行、唐冶邮储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本案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由历城区邮政集团、邮政董家支局、邮政唐王支局承担赔偿责任并酌定相应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韩会英、段宗泉负担1600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董家邮电支局负担689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历城区分公司负担985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唐王邮电支局负担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松成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乔 斌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