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恩礼，男，196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雪丽，吉林瀛安鸿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勾长伍，男，汉族，1966年1月14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博，吉林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明媚，女，197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上诉人刘恩礼、勾长伍与被上诉人付明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刘恩礼、勾长伍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6民初4407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恩礼诉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勾长伍、付明媚偿还刘恩礼欠款207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一审诉讼费以及刘恩礼因诉讼而增加的费用由勾长伍、付明媚承担。事实与理由：勾长伍与付明媚系夫妻关系，因经营需要自2016年起多次向刘恩礼借款，双方于2018年3月份经对帐核算后，勾长伍共欠刘恩礼214000.00元，勾长伍出具欠条一张。上述欠款经刘恩礼多次催要，勾长伍于2019年1月27日，为刘恩礼出具了还款计划，勾长伍承诺于同年10月1日还款10万元，并用其承包的土地及房屋抵押，但勾长伍并没有按还款计划的约定还款，勾长伍只给付刘恩礼7000元欠款。现勾长伍不偿还欠款，因上述借款为勾长伍、付明媚的共同债务，应由付明媚承担连带责任。故而刘恩礼向法院提起诉讼，勾长伍原审时辩称，本案是虚假诉讼，真实法律关系是刘恩礼委托勾长伍在大连长海县帮其养殖生蚝。付明媚原审时辩称，同意勾长伍意见，双方已于2019年5月31日离婚，很少来往，并无经济联系，本无论什么结果，均与付明媚无关。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勾长伍给刘恩礼出具欠条，载明欠刘恩礼共计214000.00元。2019年1月27日勾长伍又出具一份《还款协议书》，载明勾长伍借款21.4万元，2019年10月1日前还款10万元，2020年12月31前还款6万元，2021年12月31日前还款5.4万元。勾长伍用自己名下房产及土地作抵押。勾长伍认可收到刘恩礼给付的款项，但主张款项性质是刘恩礼委托养殖生蚝的费用。另查，勾长伍与付明媚于2019年5月31日离婚，欠条及还款协议书中均没有付明媚的签字。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勾长伍于2018年3月出具欠条载明欠刘恩礼214000.00元，庭审中勾长伍承认收到该笔款项，双方又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明确还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前还款10万元，2020年12月31前还款6万元，2021年12月31日前还款5.4万元。”根据上述约定，已到期的欠款数额为100000.00元。勾长伍于2018年5月22日、6月29日、7月10日、2019年10月1日共向刘恩礼转款43000.00元。故勾长伍尚欠100000.00-43000.00=57000.00元。勾长伍主张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刘恩礼委托其养殖生蚝的费用，但勾长伍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刘恩礼、勾长伍约定了还款期限为2019年10月1日，勾长伍未按期偿还借款系勾长伍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应自2019年10月1日起向刘恩礼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逾期利息损失。关于逾期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逾期利息损失应按年利率6%计算。故本案中，勾长伍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刘恩礼支付利息。勾长伍主张其于2018年1月8日曾向刘恩礼转款3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8年3月，2018年1月转款3万元不应视为偿还该笔欠款，勾长伍还主张欠条中“2018年3月”的日期不真实，但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期书写不真实，原审法院对勾长伍的该项主张不予支付。关于付明媚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付明媚未在任何一张欠款凭证上签字或追认，勾长伍、付明媚于2019年5月31日离婚，该债务系以勾长伍个人名义进行的借款行为，刘恩礼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家庭生活需要，故刘恩礼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勾长伍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刘恩礼借款本金57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57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刘恩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03.00元，由刘恩礼负担1590.00元，由勾长伍负担613.00元；保全费1555.00元由勾长伍负担。宣判后，上诉人刘恩礼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或者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是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勾长伍多次向上诉人借款，并于2018年3月份出具欠条，欠款数额为214000元，此后勾长伍于2019年1月27日为上诉人出具了还款计划，勾长伍于2019年10月1日之前还款10万元，余款勾长伍于2020年12月31日前还6万元，2021年还款5.4万元，勾长伍仅于2019年10月还款7000元，原审法院认定勾长伍2018年5月22日、6月29日、7月月10日给上诉人转款36000元系勾长伍还上诉人的欠款，与事实相违背，庭审时上诉人已阐明勾长伍此三笔还款是勾长伍之前的借款和本次借款无关，此三笔还款在勾长伍出具的还款计划之前。这足以说明勾长伍并没有偿还上诉人的借款214000元，原审法院将勾长伍给上诉人转款的36000元予以扣除无事实依据。按还款计划，勾长伍应于2019年10月1日还款10万元，但勾长伍仅还款7000元，上诉人未按照还款计划约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据法律的规定，上诉人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即要求其承担偿还全部欠款，原审法院在勾长伍明确以自己的行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勾长伍违约的情况下，按第一次应还款10万元进行判决，很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付明媚应对勾长伍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与勾长伍是同学，勾长伍从2014年因夫妻经营、日常所需就向上诉人借款，勾长伍向上诉人的借款发生在勾长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勾长伍不是一次性借款，而是多次借款，每次借款并没有超过家庭日常开支，虽然借款并没有付明媚签字，但付明媚对于勾长伍的借款是明知的，勾长伍借款用于经营，生活消费，经营的收益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此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针对刘恩礼的上诉请求，勾长伍二审辩称，不同意其上诉请求，应驳回其上诉。付明媚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宣判后，上诉人勾长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第一项，或者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刘恩礼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借款合同除了应当交付款项外，更应该是以借款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为前提，此二条件缺一不可。在借款人没有借款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出借人将资金交付的行为便不能定性为借款，缺乏任意一方意思表示的合同根本就不能成立。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自认了2016年5月是其委托上诉人进行生蚝养殖的，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也明确自认了不再养殖、将给上诉人的资金转为借款的意思表示是2017年年底向上诉人作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资金往来都发生在2017年年底之前，所以双方的资金往来都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进行养殖的钱款，而非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意思表示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法律关系与事实上的天差地别。在双方未就双方关系发生转变，既由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养殖到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便认定双方的资金往来是借款，更是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用以确认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就简单的凭借被上诉人刘恩礼递交的欠条和还款计划就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法律条文的意思是对于是自然人为主体的民间借款中，款项的交付比借据更重要，如果双方订立了借款合同或写有借条的，没有实际交付借款的，合同只是成立，但没有生效。如果出借人只有借条，向法院主张借款人还钱的，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关键是要看出借人有没有实际提供借款，双方的借贷有关系是否生效。这就要区分借款金额的大小，在较大金额的借贷中，出借人仅借条在手，如果不能证明实际向借款人提供借款的，则即使借款人承认，法院都不应当支持，因为有可能是虚假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仅仅向法院提交了一份5000元的转款记录，而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金额高达207000元，两者相差巨大，该金额对于双方自然人而言，显然属于金额较大的范畴，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出借人是否实际提供借款进行审查，既应当要求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转款记录，且被上诉人更应当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完成对自己已经提供借款的举证责任。如果被上诉人不能够提供相关证据，则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发生了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系证据不足。另从被上诉人原审时就借款时间、地点、借款原因、交付方式等不符合逻辑。被上诉人在原审举证过程中发生如此之明显的漏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反而没有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进行进一步审查，而是直接认定了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未能查清案件事实、被上诉人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其诉请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实属裁判有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针对勾长伍的上诉请求，刘恩礼二审辩称，不同意其上诉请求，应驳回其上诉。付明媚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刘恩礼主张的勾长伍应当偿还欠条中记载的全部金额的问题。因刘恩礼与勾长伍于2019年1月2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对该笔21.4万元的借款约定分三次还清，并约定了具体还款时间，因第二笔及第三笔还款时间未到，原审法院判决了第一笔还款金额扣除已经偿还的部分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恩礼可于债权到期后另行主张。关于上诉人刘恩礼主张勾长伍已经偿还的36000元不是本案还款的问题。因勾长伍的36000元转款发生在出具欠条之后，上诉人刘恩礼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转款系对其他债务的还款，故原审法院认定系本案还款，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刘恩礼主张本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付明媚未在欠条上签字，不是本案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刘恩礼亦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用于勾长伍、付明媚家庭生活或共同经营，故对于上诉人刘恩礼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勾长伍主张双方没有借款的合意亦没有款项交付的事实的问题。勾长伍于2018年3月向刘恩礼出具了欠条载明了欠款金额，此欠条系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刘恩礼与勾长伍于2019年1月27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此协议书既是对还款的具体安排，亦是对此前欠款的认可，意味着勾长伍已经收到了前述欠条中的款项，否则不会时隔十个月后再次出具还款协议书，因此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包含了借款的合意及款项的交付，已经成立。上诉人勾长伍主张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恩礼及上诉人勾长伍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上诉人刘恩礼负担3300元、上诉人勾长伍负担12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聂 莹审判员 邵明福审判员 高婧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