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7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地，男，195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君，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宁海县桃源街道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14楼。 法定代表人：**苍，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作德，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兆地因与被上诉人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9）浙0226民初4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兆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975年9月1日至1994年2月，王兆地由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招录到下属宁海县长街国营棉花厂工作，后因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企业转制，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单方终止与王兆地长达18年的劳动关系。王兆地在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设企业工作期间，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未替王兆地缴纳养老保险。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施行后，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也未替王兆地依法补缴养老金，其违法行为导致王兆地退休后无法按其实际工作年限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王兆地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二、一审判决认定王兆地系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时期的“亦工亦农”人员，是企业使用的临时工，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我国亦工亦农制度于八十年代初已经消亡，国家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已开始全面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王兆地在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工作连续18年，不分季节用工，不是临时用工，完全不符合国务院关于亦工亦农或临时工的规定。虽然从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内部人事管理上来说，其未招录王兆地为正式工，是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单方的违法行为，不可归责于王兆地，更不应由王兆地来承担损失后果，故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适用法律，认定王兆地为其合同制农民工。三、根据国务院1991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企业招用农民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有责任有义务在1991年起就为王兆地缴纳并补缴之前的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施行时间较晚，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故无法适用于王兆地与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用工关系中。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是错误的，因为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施行之前，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已经有为王兆地缴纳养老保险的法定义务。四、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过错而少缴18年的养老保险或未认定18年的视同缴费年限而给王兆地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王兆地自2016年退休后、开始享受退休待遇起才知晓和明确。在知晓权利被侵害并明确受损金额后，王兆地多次找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妥善解决，但均未达成诉求。本案系养老保险待遇纠纷，根据本案法律关系、王兆地的诉讼请求及本案争议焦点，王兆地在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时才明确，因此本案的仲裁时效应当从王兆地退休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时起算。王兆地自2016年起每年都在向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及相关职能主管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故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从而2019年王兆地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故一审判决认定王兆地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完全错误。 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兆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赔偿王兆地社会保险待遇损失504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宁海县甬佳剃须用品厂均系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下属企业，其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2016年2月19日，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王兆地等同志：你们于2015年12月11日，向宁海县信访局提出‘认定工龄，要求人民政府转制并分红’的信访诉求，……你与王兆地、卢丙真等3人曾在长街棉花厂工作过，亦工亦农性质的技术工。……一直以来并未转正，属于非正式职工。……”。 2019年3月15日，宁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关于王兆地申请事项的答复，载明：“王兆地同志您好：您于2019年2月20日提出要求认定工龄和经济补偿的申请已收到，……胡家兵、卢丙真与王兆地三人供销社信访答复：县供销社查他们三人1975年至1994年间在长街国营棉花厂工作的情况属实，……均未被正式招工。……”。 王兆地缴费时间为2011年2月，退休时间为2016年11月，全部缴费年限合计15年。 2019年5月6日，王兆地就涉案争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浙0226民初287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王兆地的起诉。后王兆地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浙02民终22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8月1日，王兆地向宁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宁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日对王兆地的仲裁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2019年8月5日，王兆地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亦工亦农”人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使用的农民临时工。在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凡是计划内的临时工，只有经过群众评议、组织审查、相关管理或职能部门批准，才可以转化为本单位的正式工，与本单位之间形成现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由此享受相应的福利政策。根据王兆地本人陈述及相关信访答复可以看出，王兆地自1975年进入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工作至1994年，一直未被招收为正式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分别于1995年1月1日和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法使用于上世纪70、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企业临时用工的相关法律关系。同时，根据王兆地陈述，其于1994年离开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离开时对于未缴纳社保一事亦知情；其后于2011年2月一次性补缴了低标准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王兆地离开工作单位之时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时，也为仲裁时效起算之时，但直到2019年8月1日王兆地才申请劳动仲裁。王兆地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应在诉讼时效期间行使。而现有证据表明王兆地自2015年12月11日起才进行维权，显然时效已过。综上，王兆地主张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赔偿其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王兆地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王兆地在一审期间曾提交一份宁海县职工低标准养老保险先补后延申请表一份，载明：王兆地首次参保时间为2011年2月，参保单位为宁波通冠市政设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冠公司），社保机构意见一栏注明：经审核，同意先补110个月，补缴金额每月为235.20元（补缴基数980元*补缴比例24%），共补缴低标准养老保险费25872元。办理退休时间为2016年11月。 本院认为，王兆地在二审庭审中自述其于1998年离职后进入通冠公司工作，2011年2月，通冠公司为其办理了一次性低标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由此可见，王兆地至迟于2011年应当知晓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之前并未为其缴纳过养老保险，应当知晓其权利被侵害，故仲裁时效应自2011年起算。而现有证据表明王兆地自2015年起才就本案争议事项主张权利，显然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因此，上诉人王兆地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兆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娜 审 判 员  曹 炜 审 判 员  樊瑞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贺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