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9民申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某，女，1971年3月1月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某1，女，200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法定代理人：徐某（杨某1之母），女，住泰安市泰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某2，女，200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法定代理人：徐某（杨某2之母），女，住泰安市泰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培贞，男，194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悦美，女，194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上述五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洪，山东泰山蓝天（泰安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伟，男，196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再审申请人徐某、杨某1、杨某2、杨培贞、杨悦美因与被申请人张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09民终1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某、杨某1、杨某2、杨培贞、杨悦美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新证据一，2014年1月29日有李克海、杨继军签字的泰安市泰山区王家庄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王家庄建筑公司）向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2张。可以证明杨继军收到219812.05元和200000元两张支票的时间是2014年1月29日，不是二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1月24日。2014年1月24日杨继军出具的“收条”只是基于先打条后结款的惯例申请付款的程序性行为，不能作为当日收到现金或支票的证明。新证据二，2013年4月26日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办事处傲徕峰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傲徕峰居委会）向王家庄建筑公司出具的成交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该证据为徐某等人在原二审判决后新取得的证据。杨继军是以王家庄建筑公司的名义从傲徕峰居委会承揽工程项目，社区付款时，由王家庄建筑公司盖章的收据才是正式结算用的收据。新证据一、二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14年1月29日由王家庄建筑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收据上记载的时间才是杨继军收到支票的真正时间。新证据三，2013年7月22日杨继军写借条1份。新证据四，2013年8月24日杨继军写借条1份。新证据五、2014年1月19日张伟写收条1份。上述三份新证据可以证明，本案2014年1月24日借条中的“已付220000.00元”并不是杨继军的笔迹，而是张伟后来添加。（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条中记载的“已付220000元以上此款减去贰拾贰万元2014.1.25”，指的是杨继军在2014年1月25日收到219812.05元支票，并用来归还了欠张伟的22万元借款。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如果是杨继军归还了张伟22万元，应当有的表述是“已还22万元”而不是“已付220000元”。“以上此款减去贰拾贰万元”其字面意思是总借款43万元改为21万元，“已付220000元”的字面意思是43万元借款中已经支付了22万元,不管依据是哪句话都得不出杨继军归还了张伟22万元的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相关规定，合同用语出现歧义时应首先适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这是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违背该原则。涉案支票出具时间为2014年1月29日，原判决对出具时间认定不当。支票存根中收款人与支票中收款人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一二审未查清。支票收款人和支票金额分别由不同人填写不合情理，与张伟在其他场合的陈述不一致。张伟前后陈述不一，不能清楚说明43万元借款如何形成和取得票据的真实过程及原因。（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部分内容涉嫌伪造。借条上“已付220000.00元”模仿的痕迹明显，并不是杨继军本人书写。新证据三、四、五可以证明该事实。（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一、本案基础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张伟与杨继军之间是否存在43万元的借贷关系，这也是原二审判决书确定双方争议焦点问题。既然是民间借贷关系，对借条的审查应该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原审判决没有综合考虑本案的属于民间借贷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在“扫黑除恶”背景下，张伟可能涉嫌在工程领域非法放贷、套路贷、虚假诉讼等事实，原判决没有依法审查43万借款是否真实支付过，而是依据含义模糊且本身存疑的“已付220000.00元”表述认定43万元借款确实存在，让徐某等人一家背负上莫须有的债务，适用法律错误。其二、张伟取得转帐支票的方式是杨继军主动给付还是张伟抢走，应当审查涉案支票上有没有杨继军的背书转让签字。如果支票原件上有杨继军本人亲笔背书，则是杨继军的主动给付，徐某等人的诉讼请求自然不成立；如果支票背书上没有杨继军的亲笔背书，张伟所说的杨继军将支票主动给付的说法则是在说谎。原审法院没有依据有关票据转让的法律规定审查支票上有没有杨继军背书的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徐某、杨某1、杨某2、杨培贞、杨悦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张伟提交意见称，徐某等人提交的所谓五份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也不能推翻一、二审判决。徐某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系杨继军挂靠王家庄建筑公司承建傲徕峰居委会的建筑工程，工程结算后的账务处理，不能以此推断工程款的真实结算时间。徐某等人提交的新证据三、四、五与本案无关，但恰恰证实了杨继军与张伟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涉案支票正面上“张伟”的字迹是傲徕峰居委会的会计于2014年1月24日让张伟写的，其余部分都是会计写的，当时张伟、杨继军、张登山书记都在场，支票背面上“张伟”的字迹是张伟于2014年1月29日在红门农信社取款时写上的。徐某等人主张借条上“已付220000元”、“以上此款减去220000元”系张伟所写及张伟抢走杨继军的工程款支票，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徐某等人向法院举证证明，不能仅靠其主观臆断推定其主张成立。杨继军死亡后，其继承人曾多次向司法部门投诉张伟，称张伟暴微贷、讹诈杨继军钱款，公安部门多次传唤张伟，张伟以事实证据说服了公安部门，从而洗清了张伟的罪责。徐某等人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张伟请求法院驳回徐某等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1月24日涉案43万元借条由杨继军出具，杨继军、徐某、杨悦美在借条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借条下方写有“已付220000.00元以上此款减去贰拾贰万元：￥220000.00元2014.1.25号”，徐某等再审申请人主张其中的“已付220000.00元”并不是杨继军书写，而是张伟后来添加，现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述借条下方内容能与张伟从杨继军处取走金额为219812.05元支票的行为相互印证。二审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诉辩意见以及二审调取的2014年1月24日杨继军为傲来峰居委会出具的收到219812.05元工程款的收条等，认定涉案金额为219812.05元支票已用于偿还对张伟的借款，对徐某等人关于张伟取得支票款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徐某等人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综上，徐某、杨某1、杨某2、杨培贞、杨悦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某、杨某1、杨某2、杨培贞、杨悦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郑成国 审判员  冯小芳 审判员  唐 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徐元强 书记员王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