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浠水县巴河沿河街16号。法定代表人：余朝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开明，湖北明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号中环商贸城S11-12。法定代表人：王群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志刚，湖北天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方建庆，男，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开明，湖北明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畅阳公司）、原审被告方建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2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期限应扣除防疫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266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2、改判支持华都公司反诉请求，即鑫畅阳公司返还华都公司多付的货款185415元，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298115元；3、本案诉讼费、反诉费、保全费由鑫畅阳公司承担。审理中，华都公司明确其主张鑫畅阳公司承担利息298115元的计算标准及起止时间为，以货款1723585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三利率标准，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6月3日止，以每期提前付款的金额分段计算。事实和理由：一、本案钢材买卖实际货款为1723585元，扣减没收钢材的等值价款为351853元，不是鑫畅阳公司诉称的2110069.93元。原审虽认定实际货款为1723585元，但未扣减另外的罚款及其他费用405000元。2013年5月10日，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武）质监罚字【2013】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对鑫畅阳公司供应的钢材作出两种并列处罚，即处罚款351853元（按货值金额等值计算）及没收、扣押、销毁假冒钢材93.136吨（等值价款351853元）。因所没收、扣押的假冒钢材已送至黄石钢厂回炉销毁，不存在被华都公司“拖回”的事实，且双方于2019年6月22日通过再次对账并形成《武穴明珠豪苑三期钢材收款支付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的方式就供货、付款及扣减没收、销毁假冒钢材和代为罚款开支等事实予以了确认。在行政部门不可能将没收、扣押的货物违法退还被处罚者的情形下，原审错误认定被查扣的钢材在事后已由华都公司拖回，并未退给鑫畅阳公司而自行作了处理的事实错误。二、华都公司多付货款185415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298115元应由鑫畅阳公司支付。双方签署的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系对供货、付款及扣减没收、销毁假冒钢材和代为罚款开支等款项进行的结算，该对账单合法有效。华都公司应支付货款1723585元，实际六次付款150.4万元，在扣除华都公司为鑫畅阳公司代垫的罚款及相关费用40.5万元后，多付货款185415元。故，鑫畅阳公司应退还多付的货款及承担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鑫畅阳公司辩称：一、受行政处罚的责任不在于鑫畅阳公司，更不能要求鑫畅阳公司承担该责任后果。1、华都公司项目所使用的钢材并非完全由鑫畅阳公司提供。2、华都公司受行政处罚时，并未通知鑫畅阳公司，未与鑫畅阳公司办理任何手续。依本案《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其在收货后超过6日未提出质量异议，视为已确认收货质量无误。3、华都公司无证据证明“假冒钢材”系鑫畅阳公司提供。4、华都公司未让鑫畅阳公司参与行政处罚程序，且在被处罚后自行拉回了被罚没的钢材，已说明钢材质量没有问题。华都公司将其被处罚的罚款归责于鑫畅阳公司造成，没有充分依据，并存在转嫁罚款损失的嫌疑。5、华都公司曾向行政处罚机关陈述，受处罚的材料来源系“欠款的朋友送来抵债的”，因此，该处罚的钢材与鑫畅阳公司无关。二、通过王群辉与方建庆的电话录音可证实，本案所涉相关材料并未被销毁，也未返还给鑫畅阳公司，而是由华都公司拖回继续使用。三、涉案《对账单》系华都公司以欺骗手段诱导醉酒时的鑫畅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群辉所签，鑫畅阳公司已于一审时主张撤销。因此，在华都公司不能证实该不明材料具体的损失额度，且与鑫畅阳公司有关的情形下，其不能将该损失归责于鑫畅阳公司。方建庆辩称：一、同意华都公司的上诉意见。二、本人与鑫畅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群辉系朋友关系。供应钢材受行政处罚时，因质检部门要追查货源，而王群辉为了不至于追究鑫畅阳公司的责任，要求华都公司妥善处理伪劣钢材，致使华都公司才未将实情告知质检部门，但双方在索要款项时，王群辉承认钢材系其提供，且从供应钢材的批号中即可看出供应方是鑫畅阳公司。同时，一审时，当事双方就该事实均予以了认可。由于鑫畅阳公司提起诉讼后，双方进行了对帐，王群辉认可其提供钢材的数量、金额，以及华都公司所计算的利息，并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然其从未于一审中请求撤销该《对账单》，故该《对账单》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鑫畅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都公司、方建庆共同支付钢材款货款本金807156.99元；2、判令华都公司、方建庆共同支付自2014年6月4日起至2019年3月2日止违约金931997.27元，并以807156.9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华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鑫畅阳公司返还华都公司多付的货款185415元；2、鑫畅阳公司向华都公司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2981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4日，供方鑫畅阳公司与需方华都公司、担保方方建庆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华都公司向鑫畅阳公司采购钢材430吨，鑫畅阳公司应保证所供钢材18#以上为鄂钢，18#以下为新兴铸管（2672）、上一、东亚、信钢、鸿泰、大展、群力、邯钢等合格钢厂材料。鑫畅阳公司按华都公司提供的计划量供货，货到华都公司工地（武穴市明珠豪苑三期工程）之日起100日内付清货款，价款以“意达钢材信息网”武汉地区该产品网上价加180元/吨为结算价。华都公司逾期付款，应按每日3‰向鑫畅阳公司支付违约金。双方签章之日起合同生效，华都公司在未解约或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不得向他人购买钢材，否则属于违约。方建庆对于华都公司在合同中应向鑫畅阳公司承担的全部责任负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3月1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60.344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了实收数量。2013年3月8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64.771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了实收数量。2013年3月11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58.303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差欠捌支。2013年3月14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50.3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过镑实重49950公斤。2013年3月30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61.576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了实收数量。2013年4月7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42.949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了实收数量。当天华都公司还签收供货39.355吨、供货40.115吨，并都在发货单上注明了实收数量。2013年４月12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47.847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了实收数量。2013年5月3日，鑫畅阳公司发货单载明供货44.492吨，华都公司签收注明了实收数量。鑫畅阳公司自认以上供货的货款实际金额分别为：256676.58元、281700.23元、237629.47元、204721元、251352.81元、499842.54元、196615.56元、181531.74元，共计金额2110069.93元。华都公司的付款情况为：2013年6月11日付款300000元。2013年6月14日付款200000元。2013年8月1日付款200000元。2013年8月20日付款200000元。2013年9月18日付款200000元。2014年1月29日付款200000元。2014年6月3日付款204000元。以上付款共计1504000元。华都公司提交了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武）质监罚字【2013】33号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鉴定报告、质量技术监督扣押决定书、质量技术监督涉案物品清单、罚没收据等，证明鑫畅阳公司供货的钢材中，有假冒产品93.136吨被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3年4月9日查扣，华都公司交纳了货值等额的罚款351853元。2019年6月2日,鑫畅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群辉与方建庆电话沟通，双方都进行了录音。通话中，关于93.136吨钢材被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查扣并被罚款351853元的问题，王群辉承认被查扣的货是自己的，罚款351853元自己愿意承担，但要求华都公司和方建庆一方向其支付迟延支付货款的违约金。方建庆也承认了被查扣的钢材后来由徐X（《钢材购销合同》上华都公司的签字人）“拖回来了”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在华都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上，供货方王群辉、收货方徐X和陈X浩签名确认。该对账单以表格形式载明送货货款共计2110069.93元，计息金额为1723585元，利率为每日3‰，已付款包括提前代支付405000元和已支付的6笔合计1504000元，计算结果是多付185415元。2014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关于以上钢材买卖的货款结算和支付问题，鑫畅阳公司和华都公司、方建庆之间是否有过协商，三方之间是否有所承诺，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鑫畅阳公司与华都公司、方建庆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依法成立，各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华都公司向鑫畅阳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2014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为两年，届满日为2016年6月3日。2019年6月22日鑫畅阳公司与华都公司进行对账的行为，以及华都公司在本案中就同一事实提起反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的本诉和反诉都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影响。鑫畅阳公司与华都公司2019年6月22日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是华都公司制作，该对账单明确了鑫畅阳公司送货货款总金额为2110069.93元，基于鑫畅阳公司所送假冒钢材93.136吨被查扣后华都公司交纳了罚款351853元的事实，双方认可了货款金额调整为1723585元，以上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是，被查扣的钢材在事后已经由华都公司拖回，华都公司并没有将取回的钢材退还给鑫畅阳公司，而是自行作了处理，由此，华都公司就应当支付该部分钢材的货款而不应从鑫畅阳公司的货款中予以扣减。华都公司的损失仅只有因假冒钢材被处罚而发生费用，或351853元、或405000元、或者其他金额的损失，都只应当从鑫畅阳公司送货货款总金额2110069.93元中扣减一次。华都公司在对账单中列出在1723585元货款基数中再扣减405000元，没有事实根据。按双方认可的货款金额1723585元计算，华都公司尚欠鑫畅阳公司货款本金219585元（1723585元－1504000元）没有支付。华都公司制作的对账单统计出其向鑫畅阳公司多支付了货款185415元，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因此，鑫畅阳公司要求华都公司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经确认货款金额为219585元应依法予以支持；鑫畅阳公司要求华都公司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4年6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有合同依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以未付货款219585元为计算基数所计算的违约金。华都公司要求鑫畅阳公司返还其多支付的货款18541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98115元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方建庆是本案买卖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6个月的法定保证期间内，鑫畅阳公司未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其保证责任已经免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都公司向鑫畅阳公司给付货款人民币219585元；二、华都公司以21958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4年6月4日起计算至偿付之日止，向鑫畅阳公司支付违约金；三、驳回鑫畅阳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四、驳回华都公司的反诉请求。以上给付内容于一审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清结。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45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526元，由鑫畅阳公司负担14926元、华都公司负担14600元。二审期间，鑫畅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份武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笔录》及一份《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用于证实被行政处罚的钢材与其无关。华都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回炉销毁证明》，拟证实被行政部门扣押的钢材已经销毁，未由华都公司拖回使用的事实。经质证，华都公司、方建庆对鑫畅阳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调查笔录所陈述的内容系为开脱鑫畅阳公司之责任而作出了不实的陈述，且行政单位的处罚凭证正好印证钢材被没收销毁的事实。方建庆对华都公司举示证据的真实性及华都公司的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鑫畅阳公司则对该份证据形式要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明所阐述的内容不属实。据此，本院认为，1、关于行政单位的《调查笔录》及《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因当事各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对《回炉销毁证明》，因武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签章方式证实了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在鑫畅阳公司无反驳证据否定该份证明之内容的情形下，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就该份证明，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当事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有异议。其中，华都公司、方建庆表示方建庆未在电话中承认被处罚的钢材已由华都公司员工徐伟拖回；鑫畅阳公司则认为一审表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被处罚的钢材系其提供的内容有误。经核实2019年6月2日电话录音后，方建庆除在通话中对王群辉陈述的徐伟已拖回被处罚钢材之内容予以认可外，还表明对于没收的货（款），没有从（鑫畅阳公司的货款总额）中扣除。故，对华都公司、方建庆就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因与客观证据所示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一审以罗列华都公司提交证据的方式所表述的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武）质监罚字【2013】33号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内容，旨在阐明华都公司的证明目的，在该部分内容并未违背华都公司表意结果的情形下，鑫畅阳公司认为该段文字表述不实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3年4月18日，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向华都公司承建的武穴市明珠豪苑三期工程项目经理徐伟进行调查时，徐伟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被查封的钢材是其朋友因欠工程款而抵付的钢材，双方没有签订购销合同但提供了材质书。同年6月15日，黄石市中宏钢铁有限公司向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一份《回炉销毁证明》称：本公司收到你局送来的两车假冒热轧带肋钢筋和高速无扭热轧盘条理论重量共计93.136吨……实际重量为87.76吨。由于该批钢材需要加工后再进行回炉处理，回收价格为1900元/吨，合计166744元。当日，武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黄石市中宏钢铁有限公司开具一份《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载明，没收钢材处理款166744元。上述笔录、结算票据及证明均经武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签章方式证实。2019年5月6日，鑫畅阳公司提起本次诉讼后，其法定代表人王群辉于同年6月2-12日在与方建庆通话过程中，承认被监管部门查封扣押的钢材系其提供，并表示钢材被查封扣押原因系他人举报所致，且愿意承担罚款，但要求华都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希望买卖双方能进一步协商。嗣后，王群辉签署了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买卖双方在确定合计货款为2110069.93元（含武穴市技术监督局查封钢材384268.48元）的基础上，以1723585元为基数，依华都公司每次付款的时间及金额（含华都公司代垫的罚款及相关费用40.5万元），按日千分之三计息标准，分段核算1723585元的利息金额总计298115.625元，并就每期付款的逾期天数及金额以表格方式予以分别载明。审理中，当事各方均表示其间约定按日千分之三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标准不高，且华都公司表明其主张的利息298115元，即为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中以1723585元为基数而核算的利息总额。依华都公司的上诉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如何认定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的性质及效力；二、如何评定当事各方的民事责任。对此，本院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本院认为，鑫畅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群辉与华都公司员工徐伟、陈佳浩履行公司职务，于2019年6月22日签订《对账单》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分别由鑫畅阳公司和华都公司承担。因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系买卖双方基于交易过程中的现实状况，就厘清其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法律属性应为结算文件。在当事双方就行政罚款及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和对于实际货款的确认，属当事人民事意思自治范畴，并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该份《对账单》应合法有效。原审未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就该份《对账单》的认定，因悖于民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和权利自由处分原则，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鑫畅阳公司认为该《对账单》系华都公司趁王群辉在醉酒状态下诱导所签，并以乘人之危和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但对于乘人之危的认定系以行为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利用表意人处于危难紧迫的客观状态，迫使表意人作出违心的意思表示，并使其蒙受重大不利为成立条件的。然本案中，案涉《对账单》的签订系买卖双方在诉讼程序刚刚启动时即已达成，该事实表明其间就各自的法律利益均是明知且存有期待的，故而并不具备表意人处于危难紧迫状态之客观条件，且王群辉作为鑫畅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比一般经济人更为理性，但其知悉对账签名之责任后果，却仍自愿选择在酒醉状态下，以该种方式来完结双方间法律关系的民事自治行为，并不能以其自身先前对事物性质的错误判断而用事后看视不公的客观表象来弥补。同理，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需表意人与其作出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联，且该表意行为致使其对合同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影响到表意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之实现。然结合案件实际，通过2019年6月2-10日录音资料反映，王群辉不仅承认被查封扣押的钢材系鑫畅阳公司提供的外，还对该部分货物被扣押的原因也是清楚的，否则，其不会主动要求承担行政罚款，并关心扣押的钢材是否被华都公司拖回使用等相关事宜，同时还因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而表达了愿意与华都公司磋商的意愿。然对于醉酒情形，鑫畅阳公司并无证据印证，且即便该事实存在，也是王群辉放任其行为所致，该行为后果理当由其自行负担。因此，王群辉在知道对账后果却放任自己而确认对账单的行为，亦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法定构成条件。对于鑫畅阳公司以华都公司与他方间存在钢材买卖行为而否认其提供了被处罚钢材的观点，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理当就该事实举示证据证实，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且经核查鑫畅阳公司的供货时间及所供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后，该部分核查的内容均与行政管理部门扣押清单所载明的被扣钢材的时间及所扣钢材的名称、规格、型号相当吻合，故此，在鑫畅阳公司未能完善其举证义务的前提下，基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群辉在电话中的自认和其笃定签署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的行为，就鑫畅阳公司的上述答辩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因方建庆不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其在通话过程中替代买受人华都公司就交易过程中相关事件向王群辉作出的答复，其性质为传来证据，而传来证据在未有其他佐证相互印证的情形下，并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依据。原审未经核实该事件的真伪，即以方建庆的单方陈述来认定被扣钢材已由华都公司拖回使用的事实，显然不符合法律事实认定的基本准则。故，在现有证据表明被扣钢材业经行政管理部门委托他方进行回炉销毁后，原审就该事实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当事各方民事责任的认定本院认为，依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之内容可知，买卖双方所确认的计息基数1723585元，系以鑫畅阳公司供货总金额2110069.93元在扣除行政部门查封的钢材款384268.48元之基础上所确定的华都公司应付货款总额，并以日千分之三利率标准，按华都公司实际付款时间、金额及其因钢材扣押而支付行政罚款和相关费用的时间、金额，分段计算华都公司应承付货款1723585元的逾期付款利息298115.625元。同时，双方在扣减华都公司已付货款1504000元和所承担的行政罚款及费用405000元后，核算出截至2014年6月3日，华都公司已超额支付货款185415元。据此，鉴于本院上述对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性质及效力的分析和评定，并在当事双方均表示违约金计算标准不高而实质表明不要求司法干预其意思自治后，基于鑫畅阳公司及华都公司因各自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的合法行为，鑫畅阳公司理当向华都公司退还多付的货款185415元，且华都公司亦应当就其逾期付款的行为向鑫畅阳公司承付迟延付款违约金298115.625元。因华都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298115元系以货款总额1723585元为基数计算出的数额，而该笔货款本就是其应向鑫畅阳公司履行的合同义务，在双方以2019年6月22日《对账单》明确截止2014年6月3日才发生超付货款185415元之情形下，就该笔总货款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6月3日期间所产生的法律利益显然并不归属于华都公司，亦更不可能是华都公司多付货款185415元自占用期间所形成的损失。虽然华都公司表明该项损失系其提前付款所产生，但根据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中关于“货到华都公司工地（武穴市明珠豪苑三期工程）之日起100日内付清货款”之约定，经审慎鑫畅阳公司的送货时间及华都公司的付款时间后，即便是双方协商以华都公司承担的行政罚款及费用作为华都公司的首期付款，但结合华都公司在鑫畅阳公司于2013年5月3日即已完成供货义务，却直至2014年6月3日才结清货款的事实，显然其所陈述提前付款之内容并无事实依据。因此，买卖双方在对账单中确定以货款1723585元为基数，按付款义务人实际付款时间分段核算的利息金额，实质应为付款义务人应承付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故，华都公司主张货款1723585元自2013年5月11日至2014年6月3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298115元，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买卖双方经对账确认华都公司已超额支付了货款185415元，且已界定华都公司在超额付款前所应承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298115.625元。故，对于鑫畅阳公司、华都公司各自超出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华都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就其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2660号民事判决；二、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98115.625元；三、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退还货款185415元；四、驳回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452元，由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负担12271元，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8181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074元，由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444元，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负担16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526元，由武汉鑫畅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4716元，湖北华都建筑有限公司负担98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褚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