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3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龙蟠中路69、37号。负责人：娄伟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上海恒量（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英，住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波，住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维，住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家胜，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凤，江苏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伯英、吴红波、尹维、朱家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朱家胜驾驶的涉案车辆，事故发生时离开现场，后被查获，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且涉及刑事责任。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交警卷宗，以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逃逸情形，进而商业险是否拒赔处理，但一审法院未调取上述材料，且已涉及刑事为由不予调取。故上诉认为，一审法院事实未查清，剥夺上诉人相应民事权利，故就此应发回重审或由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清；2、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无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之间，为“扶养”义务，同人身伤害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并非同一概念，即夫妻之间的扶养更多是精神层面，同财产上的被抚养人概念有所区别。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受害人死亡时已高达78周岁，远远超过退休年龄，虽然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生前有收入，但数额不大，且有另一法定抚养人即其女儿，因此于法无据。最后，即便按照一审法院逻辑，认可夫妻之间所谓“抚养”，那么在有其他抚养义务人情况下，也应予以计算。3、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因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证商业险不赔，无法律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24条第2款第6项属于上诉人商业三责险的责任免除范畴，上述条款的约定属于双方意思自治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予遵守，因此，上诉人主张商业三者责险不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伯英、吴红波辩称，认可一审判决。尹维、朱家胜辩称，1、关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提到的驾驶员朱家胜涉嫌逃逸事实不存在，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明确表明，系驶离现场后被查获，原因系驾驶员驾驶的车辆属于货车比较高，开车时噪音比较大，与其发生交通事故的电动车比较矮，发生事故时驾驶员根本没有感觉到，事后交警找到驾驶员，驾驶员积极配合交警部门查明事实认定责任，不存在肇事逃逸；关于上诉人上诉因驾驶员无从业资格商业险不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认为肇事车辆合法年检，投保了三者险和商业险，对于驾驶员是否具有从业资格不影响此次事故的发生和责任分摊，不属于商业险拒赔范围以内的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认为不应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我们同意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伯英、吴红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尹维、朱家胜、保险公司赔偿损失634959.8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查明的事实，2019年3月3日9时35分许，朱家胜驾驶苏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沿句容市宝华区域X301县道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行至X301县道15公里加200米附近地段处实施超车时，与前方同向吴学才所驾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擦，事发后朱家胜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后被查获。此事故致吴学才和电动自行车乘坐人刘伯英二人不同程度受伤、电动自行车轻微损坏，吴学才后死亡。经句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朱家胜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吴学才、刘伯英不承担事故责任。苏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在尹维名下，朱家胜系尹维雇佣的驾驶员，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限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并购买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吴学才被送入下蜀中心卫生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行救治，后死亡，共产生医疗费144418.31元；刘伯英受伤后进行治疗，产生医疗费5033.23元。尹维垫付费用24592.23元。2019年5月9日，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吴学才（身份证号码），刘伯英（身份证号码）夫妻自2014年起与其女儿吴红波（身份证号码）共同居住生活，住址南京。”2019年8月7日，南京邦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具收入证明：“兹证明吴学才（身份证号）于2016年开始在我单位从事技术指导一职，每年工资六万元，分两次付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吴学才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其近亲属刘伯英、吴红波依法有权获得赔偿。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起事故经句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朱家胜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吴学才、刘伯英无责任，并无不当，予以确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首先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可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问题，保险公司主张涉案驾驶员驶离现场并被查获。朱家胜认为事故认定书上并未认定逃逸，同时在本案所涉刑事案件中，因大货车驾驶位置较高，与电动车发生交集时肇事司机并不知道事故的发生而正常驶离现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发后朱家胜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后被查获”，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朱家胜有逃离现场、逃避事故责任的恶意，也并未造成公安部门无法查清事故原因的后果。因此，朱家胜驶离现场的行为不属于人民保险公司免责情形。保险公司提出的朱家胜无从业资质的辩解，朱家胜具有相应驾驶资质，其不具有从业资质并未增加车辆的危险性，保险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起交通事故造成吴学才死亡，必然使其家人遭受精神上的极大痛苦，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不能向朱家胜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如果有其他责任主体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则不妨碍受害人向其他责任主体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法律规定，尹维系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对刘伯英、吴红波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149451.54元（含刘伯英医疗费）；2、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30元/天×16天）；3、营养费480元（30元/天×16天）；4、护理费1600元（100元/天×16天）；5、死亡赔偿金236000元（47200元/年×5年）；6、被抚养人生活费147310元（29462元/年×5年）；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8、丧葬费39870.5元（江苏省职工年平均工资79741元/年÷12个月×6个月）；9、交通费800元；10、办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酌定为3000元；11、电动车维修费，刘伯英、吴红波主张维修费500元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酌定为300元。以上合计629292.04元。上述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刘伯英、吴红波120300元（其中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刘伯英、吴红波508992.04元。尹维垫付的24592.23元在上述款项中扣除后，由保险公司返还给尹维。综上，保险公司应赔偿刘伯英、吴红波各项损失604699.81元，返还被告尹维垫付款项24592.23元。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伯英、吴红波各项损失合计604699.81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尹维垫付款项24592.23元；三、驳回刘伯英、吴红波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朱家胜是否存在逃逸情形，保险公司免责的问题。公安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事发后朱家胜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后被查获”。根据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亦未发现朱家胜存在逃逸的情形。保险公司称朱家胜存在逃逸的情形，但并未就该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项上诉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是否合理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本案事故发生时，被扶养人刘伯英已愈76岁，无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符合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吴红波系刘伯英之女，具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本案受害人与吴红波两人均系刘伯英的扶养人。本案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7310元，予以确认。根据以上分析，受害人应依法负担的部分为73655元（147310元÷2人），故保险公司应负责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73655元。一审判决遗漏了其他被扶养人，依法应予以纠正。三、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证是否导致商业三者险免赔的问题。保险公司辩称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首先，投保人否认收到了该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送达投保人。其次，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应由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对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而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将合同中所涉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履行了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主张依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约定不负赔偿责任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伯英、吴红波各项损失合计531044.8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7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承担（此款刘伯英、吴红波已预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此款给付刘伯英、吴红波）。二审案件受理费3546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担3000元。刘伯英、吴红波负担5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刚审判员 李守斌审判员 朱云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武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