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6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文海，男，192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锴，湖北善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成祥，湖北善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喜顺，男，194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玫，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文海因与被上诉人聂喜顺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6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文海的上诉请求：判决撤销（2019）鄂0116民初6060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聂文海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使用庭审中无人所举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庭审中并无证人出庭作证，一审判决中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证人证言为依据，支持了聂喜顺的虚假主张，认定讼争房屋是由聂喜顺在1989年“建造”而成。但实际上，聂喜顺已当庭承认，其从小就在聂文海家中生活，在聂文海一家外迁后，聂喜顺和其家人就长期免费借住在此房屋。在1989年时房屋并未坍塌或毁损，是聂喜顺为改善家人居住条件，才对房屋进行修缮，并非新建或翻建房屋，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既缺乏证据，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一审认定事实既有重大遗漏又有低级失误。首先，庭审中聂文海已提供现场照片证明，讼争房屋早已长期无人居住，聂喜顺一家在村集体中实际早已另有宅基地，并建有二层楼房供其居住，按照“一户一宅”之规定，根本无权再主张讼争房屋及宅基地归其所有。对此重要事实，一审判决却遗漏未予认定。其次，本案当事人并不多，仅有聂文海与聂喜顺两人，为堂兄弟关系，一审判决却将如此简单的身份关系认定错误，将“兄告弟”变成“侄告叔”，使聂文海蒙受名誉损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公。(一)聂喜顺骗取土地登记在先，所谓的“建房”在后，一审判决却颠倒因果，以其建房为由认定其土地登记合法。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聂喜顺建房是在1989年，但其宅基地证却是在三年前的1986年获得，故无论聂喜顺在1989年是否真的建房，其1986年所登记的宅基地和房屋都只能是聂文海的，这足以证明是聂喜顺通过虚假申报，骗取行政部门将他人物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其取得登记并不合法。并且，鉴于聂喜顺1986年骗取登记在先，故其主张的所谓1989年“建房”一事，不仅在事实上没有证据支持，在法律上也缺乏合法审批手续，不能认定为“建房”。只因无论是旧房自然灭失后新建，还是人为拆除再翻建，依法均应当申报获批后，才属于合法建房。故聂喜顺在未提供1989年合法获得新建或翻建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仅以l986年骗取的登记为由，倒因为果地狡辩讼争房屋是其在1989年合法建成，此主张显然既无证据支持，也于法不符，不应予以认定。据此，对于聂喜顺如此明显的违法行为，如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抗辩主张，一审判决却全盘采纳，认定“被告合法利用取得的宅基地上独自出资所建房屋所有权归被告所有”。其法律适用混乱。(二)一审判决等于将侵权人违法所得予以合法化，是严重损害法律公平正义性的不良案例，必须予以纠正。《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据此，聂文海虽已迁出村集体，但通过继承取得的房屋及宅基地仍属合法财产，与其他村民宅基地权利并无二致，可以获得确权登记，亦应受到法律同等保护。而聂喜顺在1986年通过欺骗手段，将讼争房屋及宅基地登记在其名下，是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依照当时《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以及《土地管理法（1988年）第四十五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釆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故聂喜顺骗取的土地权利依法应当返还，就算旧房已被其拆除，依法也应当是返还复建房屋。可一审判决却对上述法律规定视而不见，片面强调宅基地使用权基于村民身份取得的原则性，忽视村集体以外特定人员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性。单凭一个无中生有的证人证言，就认定讼争房屋是聂喜顺新建的，再通过一番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谓法理分析，就否定了聂文海的合法维权主张，将法律已明确规定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侵权行为，洗白成聂喜顺依法取得财产的“合法行为”。综上所述，聂文海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实体处理荒谬不公，必须依法予以纠正。故聂文海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此具状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聂文海的全部诉请。聂喜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聂文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聂喜顺名下证号为3-4-397的《土地使用证》项下的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六指镇同建村聂家大湾的107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及107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归属于聂文海；2、判决聂喜顺配合聂文海办理上述不动产的更正登记手续；3、判令聂喜顺赔偿聂文海的经济损失，包括律师费5000元、交通费1500元、诉讼保全担保费1500元；4、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聂喜顺承担。聂喜顺辩称：1、聂喜顺是同建村聂家大湾村民，在同建村有且只有涉案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而聂文海1950年就离开同建村，于1971年举家迁出该村，早就不是该村村民。经过土地改革，1986年村组调整，该宅基地重新丈量划归聂喜顺使用，同期聂喜顺以及其他村民一起合法获得该土地使用权证。同年聂喜顺在该土地上独自出资建造房屋。2、该房屋及宅基地归聂文海于法无据。聂喜顺于1986年11月16日合法获得该土地使用权证以及房屋是聂喜顺独自出资所建。所以应当归属聂喜顺。3、聂文海主张的更正登记手续以及经济损失于法无据。经审理查明：聂文海之父聂昌阶与聂喜顺系堂兄弟关系。聂文海的父亲聂昌阶原是黄陂区六指镇同建村聂家大湾的村民，在案涉宅基地上自建房屋，并于1952年3月获得土地房产所有证。1986年聂喜顺登记获得了该宅基地及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并居住至今。聂喜顺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聂文海1971年后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其家庭成员日常生活和居住亦不在该村。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浓厚的社会保障性质，实行“一户一宅”原则。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基于村民的特定身份取得。1958年聂文海的父亲去世，1981年聂文海的母亲去世，1971年全家户籍外迁，是该村民集体组织以外的人，不符合在该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条件。村民只有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对宅基地进行处置。聂文海自述1952年建造的房屋，至今已经67年。聂喜顺提供证人证言及现场照片佐证，证明其于1988-1990间在该处建了红砖房。若宅基地上无房屋，曾有房屋但房屋坍塌、灭失、被拆除，根据“地随房走”原则，宅基地赖以依附的房屋不复存在，则宅基地使用权回归集体经济组织。聂文海主张对该宅基地及房屋的所有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聂喜顺合法利用取得的宅基地上独自出资所建房屋所有权归聂喜顺所有。聂文海主张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聂文海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聂喜顺驳回聂文海诉讼请求抗辩意见，于事实相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聂文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0元，减半收取2960元，由聂文海负担。二审期间聂文海提交下列证据：一、诉争房屋的照片，拟证明2020年的现状和1969年房屋的外观布局，主体结构等大体一致，证明被上诉人没有重建。二、证人莫某的证人证言：我是1969年1月1号到聂家大湾××××大队六指公社，证明我下放的时候就住在聂文海家，住了两年，1970年招工到武汉。后来的照片跟我以前住的房子一模一样。聂喜顺质证称：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房屋的照片是聂喜顺1989年新建的红砖瓦房与聂文海所述的1969年的老房毫无关联。对于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本院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另查明聂文海之父聂昌阶与聂喜顺系堂叔侄关系，本院对除此之外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聂喜顺拥有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证》，在《土地使用证》被撤销之前，聂喜顺是涉案宅基地登记的使用权人。上诉人聂文海既没有证据证明《土地使用证》记载错误，同时也不具备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资格。因此上诉人聂文海主张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本院不予支持。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被上诉人聂喜顺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上诉人聂文海无法证明对涉案宅基地的地上建筑物拥有所有权，因此对其主张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聂文海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0元，由聂文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张文霞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