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4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住所：张掖市甘州区西环路67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鹰，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禄，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正峰，该医院保卫科科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爱花，女，196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自由职业，住张掖市甘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国，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与被上诉人王爱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10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禄、卞正峰，被上诉人王爱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2019)甘0702民初1069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张劳人仲裁字(2019)24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1994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5月以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在被上诉人对劳动争议仲裁结果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关系延续到2018年，显属错误，违背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2、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王爱花自1994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与一审法院查明并确认上诉人与王爱花自1994年4月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告知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未给上诉人予以释明，程序违法；3、上诉人提交的《张掖市人民医院门诊自行车棚管理办法》、2013年6月11日、2018年2月签订的协议及工作人员花名册，能够证明上诉人既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给被上诉人支付过劳动报酬，被上诉人只是自行车车棚的承包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4、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住院部大楼修建期间，维持施工工地车辆秩序没有依据；5、一审仅凭被上诉人不能按照协议支付承包费、向上诉人申请减免的事实，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错误；6、一审认定上诉人在仲裁阶段，就对本案仲裁时效没有进行抗辩，没有事实根据。 被上诉人王爱花辩称：1、上诉人虽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未明确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时段，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上诉人的主张并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释明问题，一审法院对本案全案进行审理，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2、被上诉人在劳动仲裁及一审审理阶段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爱花自1994年12月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2013年6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门诊自行车棚管理办法》时就在上诉人的下属部门治保部工作，且该办法签订后，被上诉人是以上诉人员工的身份与上诉人协商减少管理费交纳事宜的，一审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办法签订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判理由应予维持；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门诊自行车棚管理办法》时，并未明确表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4、被上诉人的仲裁时效应自2018年3月1日起算，且上诉人在仲裁期间并未就仲裁时效提出抗辩，根据第八次民事会议纪要第27条的规定，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12月至2013年6月10日，被告王爱花应聘至原告张掖人民医院治安保卫部（以下简称：“治保部”）工作，负责看管原告院内停车场自行车棚，按原告的要求收取停车费用并打扫卫生。期间，原告每月给被告发放工资及福利待遇。 2013年6月11日，原告制定《张掖市人民医院门诊自行车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将其门诊自行车棚委托管理。要求：门诊自行车棚的所有权归医院，管理人只有使用权，不得向他人承包；门诊自行车棚是以方便患者来院就医而设立的，收费要严格按照市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得私自调高价格；管理委托期限为2013年6月11日至2014年6月10日，管理人员在2月至11月向医院每人每月交纳管理费用1300元，在12月至次年1月向医院每人每月交纳管理费用600元，同时还须人均交保证金5000元；管理人需在每月5日前向医院交纳上月的费用，如若不及时交纳的将从押金中扣除；管理人如果连续2月不交纳费用的，医院有权从押金中扣除，并有权单方终止管理人的管理使用资格；医院概不为管理人发放工资、福利待遇；门诊自行车棚所存放的车辆（含本院职工的车辆）安全由管理人负责，医院概不承担；若一方有重大变故，需要终止管理关系的须提前一个月向对方说明。原告治安保卫部和被告分别在该《管理办法》内容后的委托方和受委托方处签字盖章。同年6月12日，被告王爱花向原告交纳了保证金5000元，原告治安保卫部给被告出具收据一张。同时，原告还与案外人徐冬梅签订同样内容的《管理办法》。自此，门诊自行车棚就由被告与案外人徐冬梅等人共同管理，按《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自行车棚、自行收费、共同缴纳管理费，原告也再未向被告发放过工资及福利。2014年6月10日管理期满后，原被告继续按照上述《管理办法》内容对自行车棚进行管理，直至2018年2月28日。2017年10月11日、10月15日，被告与案外人王爱花，共同向原告递交交款说明和减免管理费的申请，要求下调管理费，原告经办人员签字同意。该《管理办法》履行期间，除自行车棚管理工作外，原告因住院部大楼修建工作的需要，还安排被告维持施工地点往来车辆、行人及摩托车、自行车的通行及停放秩序。至2018年2月28日，因原告要求签订《自行车棚承包协议》（以下简称《承包协议》），加之无法收取管理费，被告再未到原告处上班。 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未给被告参加和交纳社会保险费。 另查明，2019年10月21日，被告王爱花作为申请人，将原告张掖人民医院列为被申请人，向张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1、要求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2、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4800元；3、要求被申请人补交1994年至2018年期间的社会保险金；4、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9700元；5、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13年6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工资153900元；6、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未享受单位福利房的损失补偿300000元；7、被申请人支付未享受单位的年、节福利，节假日、公休日的加班补助、防暑费、取暖费的补偿，每年按5000元计算，工作24年，合计120000元；8、被申请人退回申请人劳动押金5000元。仲裁庭审时，仲裁委向双方释明，先行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确认，故被告即申请人在仲裁时将以上请求变更为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1月25日，张掖市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裁字（2019）第24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1994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再查明，原告原系“张掖地区医院”，后更名为“张掖市人民医院”，2017年8月更名为“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上述规定，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基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即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工资关系以及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等因素来综合确定。本案原告与被告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自行车棚是原告为方便患者来院就医而设立的，被告看管自行车棚完成的也是原告单位的部分工作。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在1994年至2013年6月10日以及2013年6月11日至2018年2月28日这两个时间段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首先，被告主张自1994年4月至2013年6月10日期间一直在原告治保部工作，且由原告给其发放工资和福利，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被告提交的原告给其配发的“张掖地区人民医院停车场车辆管理”袖套，证人刘某、赵某1在仲裁庭审时的证言以及依职权向证人于某、任某所做调查笔录，相互印证，可证实1994年4月至2013年6月10日期间，被告到原告治保部工作、原告对被告进行考勤管理以及给被告发放工资福利的事实。虽然，被告的工作及工资福利由原告治保部管理分配和造表核发，但治保部属于原告医院的下设部门，对外并无独立法人资格，被告实际完成的也是原告医院的工作。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其他劳动者的证言。根据上述规定及证人证言，可认定原被告自1994年4月起即建立劳动关系。庭审中，原告虽不认可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原告提交的工人花名册和工资表，仅是部分时间段和部分工作人员的表册，对于哪些是正式职工、哪些是聘用人员无法区分，也不具有连贯性，既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也不能有效对抗被告提供的证据，故对原告认为与被告从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2013年6月11日之后，原被告劳动关系是否因签订《管理办法》而解除的问题。原被告虽然签订了以委托管理为内容的《管理办法》，且自2013年6月11日起原告也再未给被告发放过工资和福利，但从上述《管理办法》的主体、内容范围、履行方式来看，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单纯性的管理或承包合同关系。首先，主体方面，在《管理办法》签署之前，被告已经在原告治保部从事长达十九年之久的自行车管理工作，双方本就存在劳动关系，二者之间具有管理和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在对上缴费用过高而无法完成时，被告都是以员工的身份向原告请示或申请以减少上缴金额，并不是以平等的合同主体身份来协商解决。其次，内容范围方面，主要限制在原告单位的车棚管理，该《管理办法》实质上是原告单位内部的一项制度，且被告管理时还需遵守原告对管理自行车棚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第三，协议履行方面，被告不得委托他人履行，必须亲自履行义务，除受协议的约束外，还要受原告意志的约束。虽然自2013年6月11日起，原告再未给被告发放过工资和福利，但实际上被告的工资是通过收取停车费后扣除管理费的差额来实现的。并且，当管理费的标准影响到被告的收入时，经被告的申请，原告也给予了及时的调整。因此，可认定上述《管理办法》是原告与其内部工作人员即被告之间为完成自行车棚的收费管理工作而签订的协议，这种管理实际上是为明确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进行的分工，属原告单位内部的管理方式。并且，自劳动关系建立以来，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被告明确告知过何时因何原因解除劳动关系，被告有理由认为上述《管理办法》仅仅是工作方式的变化，并不必然产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认为自2013年6月起与被告之间系承包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仲裁申请是否已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虽然，被告在2018年3月1日离开原告单位后一直未就劳动关系申请仲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因原告在仲裁阶段并未就被告仲裁申请已超仲裁时效进行抗辩，且张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9）第24号仲裁裁决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故对原告在诉讼阶段认为被告仲裁申请已过仲裁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原告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与被告王爱花自1994年4月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负担，本院给原告退还案件受理费5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明王爱花及徐冬梅都是医院保卫科招录的人员，工资由保卫科发放，收取的自行车车棚管理费用于支付管理人的工资和车棚维修及给管理人年底发放福利。上诉人质证认为，被上诉人的工资并非医院保卫科发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车棚的维修费用是市医院支付的，并非从管理费中支出。本院认为，证人胡某证明王爱花及徐冬梅属医院保卫科招录的自行车管理人，由保卫科给王爱花及徐冬梅发放工资的事实与仲裁期间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赵某12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应予采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3年6月11日至2018年2月28日，上诉人将门诊车棚委托王爱花管理以及2018年3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协议》至2019年2月28日，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刘某、赵某12在仲裁庭审时的证言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人于某、任某的证言及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人胡某的证言，均可证实自1994年12月起被上诉人到上诉人所属的治保部工作、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考勤管理以及给被上诉人发放工资福利的事实，能够证明1994年12月至2013年5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2013年6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管理办法》及《承包协议》，直至2019年2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的以委托管理和承包为内容的《管理办法》及《承包协议》，以及上述《管理办法》和《承包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按照约定给上诉人交纳管理费、上诉人不再给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事实，且被上诉人的收入多少取决于看管车辆的多少，表面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系承包关系，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管理办法》和《承包协议》，是上诉人为了明确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进行的一种内部经营方式，上诉人在该种关系之下仍处于主导地位，且根据《管理办法》和《承包协议》关于被上诉人“不得改变车棚使用功能、不得从事与看管车辆无关的事宜”等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上诉人的管理，同时《管理办法》和《承包协议》签订后的车辆看管工作由被上诉人本人亲自履行，加之签订上述《管理办法》及《承包协议》之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系内部承包关系，上诉人不能以内部承包关系的存在否定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故上诉人认为2013年6月11日因双方签订《管理办法》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王爱花自1994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与一审法院查明并确认上诉人与王爱花自1994年12月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告知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未给上诉人予以释明，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王爱花自1994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并确认的上诉人与王爱花自1994年12月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一致的，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法院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范围，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上诉人在仲裁阶段，就对本案仲裁时效没有进行抗辩，没有事实根据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仲裁期间的庭审笔录能够证明上诉人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7条：“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文清 审判员  李文哲 审判员  高彩虹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晓英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