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1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菁，女，196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硕，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韬，北京浩天信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建华，女，196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怡安龙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航天路中段6号。 法定代表人：邓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何菁因与被上诉人唐建华、宜宾怡安龙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润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2民撤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硕、被上诉人唐建华、被上诉人龙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菁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2民撤14号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何菁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唐建华、龙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认定何菁与开发商之间建立的是借款法律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超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2.一审法院对龙润公司与案外人宜宾寅吾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寅吾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得出开发项目“由龙润公司单独开发建设，享有一切收益”结论，超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3.原拆迁合同遗漏了何菁和寅吾公司参与诉讼；4.征收安置补偿建立的合同关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在民事程序中进行审查认定，亦构成程序违法。二、关于实体认定问题。1.根据《征收条例》的规定，龙润公司是案涉项目的建设单位，其以拆迁人身份从事拆迁补偿活动，为条例所禁止；2.拆迁协议约定的安置房没有特定。三、关于法律适用问题。1.何菁的物权进行了预告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2.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同在法律上、事实上不能履行，也不适用强制履行。拆迁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继续履行，已丧失提出继续履行合约的权利。 唐建华答辩称，1.旧房不拆迁就无法修建新房，所以拆迁户有优先权；2.确定门牌号与拆迁户无关，是龙润公司的事；3.何菁与龙润公司是借贷关系还是购房关系，与拆迁户无任何关系，何菁提供的收款收据中只有龙润公司签字盖章，也没有寅吾公司签字盖章，如果何菁认为遗漏了寅吾公司，我们也可以认为何菁的手续不齐全；4.我方认为拆除了我们的房屋就应当补偿我们房屋。 龙润公司答辩称，1.程序是否合法由法院审理；2.是否遗漏主体的问题，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有补充协议，协议中明确了寅吾公司没有参与开发建设，所有收益都是龙润公司享有；3.拆迁的合法性问题，寅吾公司没有参与开发和建设，拆迁都是龙润公司进行，寅吾公司没有参与；4.在拆迁的时候，没有具体门牌号，需要拆迁完毕根据拆迁户数和面积进行划分，才确认门牌号；××.何菁与龙润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为了担保。何菁与龙润公司之间是融资关系，从一审提交的利息支付证据中也可以证明。 何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书“唐建华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4号商业用房享有优先权”的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唐建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4日，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签订《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联合竞投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竞买位于宜宾市南岸东区，面积340××4平方米的土地，取得开发权后，龙润公司全权负责该地块项目定位、方案定位、开发建设、营销策划，该地块取得的全部收益，归龙润公司所有。2010年12月3日，宜宾市国土资源局和龙润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上述地块出让给龙润公司。2010年12月，为加快实施城市改造，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宜府通［2010］7号《关于实施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范围内城市改造有关事项的通告》，载明:该地块由龙润公司、寅吾公司竞得，并负责实施改造工作；改造内容为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后，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2013年8月18日，唐建华（乙方／被拆迁人）与龙润公司（甲方／拆迁人）及宜宾正誉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丙方／受托拆迁人，以下简称正誉公司）签订了《宜宾市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同意龙润公司拆除其位于宜宾市南岸东区组团Ｄ-2-3地块叙府路东段2栋底层附××号房屋，房屋用途为营业，建筑面积37.72㎡，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073××4号；2栋底层附6号房屋，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131.76㎡，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073××7号。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拆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协议第六条约定，龙润公司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叙府路东××国际小区××底层，用途为营业，建筑面积为46㎡，价格23000元／㎡；以及龙润国际小区4幢6、9、18层住宅3套，建筑面积分别为××6.86㎡、91.4××㎡、124.××××㎡，安置房屋面积以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为准，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2013年9月10日，唐建华（乙方/被拆迁人）与龙润公司（甲方/拆迁人）、正誉公司（丙方/受托拆迁人）签订了《宜宾市南岸东区组团D-2-3地块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龙润公司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于龙润国际4号楼临莱茵河畔一层商业用房（开间尺寸不低于3.6M（为矩形，里面不能有隔墙、楼梯或柱子阻挡），面积不少于46㎡。之后，龙润公司出具商业楼安排明细，载明龙润公司向唐建华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置为4号楼1层4号，预测绘建筑面积48.46㎡。 201××年6月8日，龙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郭昌平向案涉拆迁户出具《房屋拆迁承诺书》，承诺：安排人员到现场指认与拆迁户签订在住宅、营业房及门面坐落位置，再签订所有安置房的补充协议，写入宜宾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融资抵押拆销后在房管局备案，原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继续生效。2016年1月26日，龙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华出具《承诺书》，承诺：龙润国际抵押拆迁安置房一切产权归被拆迁人拥有。 2014年9月1××日，龙润公司向何菁出具《收款收据》，载明：金额为30000000元，款项事由为房款。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19日何菁分别向龙润公司转账支付1××000000元，合计30000000元；龙润公司分别于何菁转账当日出具载明付款人为何菁，金额为1××000000元，款项事由为借款的《收款收据》。2014年12月1日，龙润公司郭昌平转账支付张帮嘉200000元，龙润公司内部记账凭证注明系何菁10月19日至11月18日的资金占用费。201××年3月16日，何菁（买受人）与龙润公司及案外人寅吾公司（出卖人）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龙润国际小区4幢1层2、3、4、7号商业用房，预测建筑面积共7××1.78㎡，总价款12028480元，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201××年3月18日，何菁在载明“本人承诺以案涉龙润国际小区的房屋自愿做商品房预告登记，如以后撤销商品房预告登记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自己承担。”的《承诺书》上签名捺印。同日，何菁以案涉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4号商业用房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备案买受人为何菁。资料中该套房屋“拆迁户姓名”一栏载明为唐建华。201××年3月19日，何菁就诉争房屋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 2016年7月12日，唐建华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将龙润公司诉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要求：龙润公司向唐建华交付龙润国际小区4幢一层商业用房（面积46平方米）、4号楼18层77号住宅（面积122.41平方米）、4号楼9层3××号住宅（面积89.91平方米）、4号楼6层18号住宅（面积××9.79平方米）；龙润公司为唐建华办理前述房屋的房权证、国土证并过户到唐建华名下，同时办理商品房预告登记；支付停产停业补助费；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川1××02民初40××1号民事判决，认为唐建华应取得的安置房属于龙润国际小区二期工程，尚未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不具备交付房屋、过户、备案等条件，遂判决龙润公司支付唐建华停产停业补助费，驳回其他诉讼请求。2016年10月27日，唐建华将龙润公司诉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唐建华对位于龙润国际小区4号楼1层4号商业用房享有优先权，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判决唐建华对该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权。判决之后唐建华和龙润公司均未上诉。 2016年12月29日，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向何菁发出宜房发（2016）179号《关于依法撤销龙润国际项目4套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的通知》，告知何菁根据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川1××02民初6249号等四份民事判决，房管局经研究决定将依法撤销龙润国际4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其中包括本案该套房屋。该通知中对应本案所涉房屋的被拆迁人载明为唐建华。 2017年2月16日，何菁认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确认唐建华对诉争房屋享有优先权，损害了何菁的权益，故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判决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判决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判决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判决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即是否遗漏寅吾公司及何菁作为诉讼主体，唐建华两次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起诉龙润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龙润公司是否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是否特定、具体；2.关于何菁向龙润公司转款行为性质的法律分析 1.（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是否存在错误 第一，是否遗漏寅吾公司及何菁作为诉讼主体。案涉龙润国际小区由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共同开发，两公司签订《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联合竞投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由龙润公司全权负责案涉小区开发建设、营销策划，全部收益也归龙润公司所有。何菁虽与两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合同款项是支付给龙润公司，收据也由龙润公司出具。另寅吾公司对唐建华与龙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并开发修建案涉小区等一系列行为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寅吾公司默认龙润公司的一切开发行为。在（2016）川1××02民初6249号案件中唐建华系基于与龙润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而主张优先权，何菁并非该合同当事人，故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6）川1××02民初6249号案件时未追加寅吾公司和何菁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基于此，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也未准许何菁提出追加寅吾公司为被告的申请。 第二，唐建华两次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起诉龙润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唐建华在第一次诉讼时系要求龙润公司交付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证过户及支付停产停业补助费，一审法院在审理时认定唐建华应取得的安置房属于龙润国际小区二期工程，尚未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不具备交付房屋、过户、备案等条件，遂判决龙润公司支付唐建华停产停业补助费，驳回其交付房屋及办理产权证及过户的诉讼请求。唐建华遂根据安置房不具备交付及本证情况，第二次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有优先权。唐建华两次起诉的基础事实相同，但诉请的内容和法律依据不同，故不构成重复起诉。何菁提出唐建华重复起诉的理由不成立。 第三，龙润公司是否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及第五条“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规定，龙润公司系根据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宜府通[2010]7号通告内容负责实施改造，完成地块范围内建构筑物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后，有权按规划要求进行建设。故龙润公司是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其与唐建华签订《拆迁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何菁以龙润公司不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拆迁协议书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四，《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是否特定、具体。唐建华和龙润公司在《拆迁协议书》约定了龙润公司提供的安置房位于叙府路东××国际小区××底层，用途为营业，建筑面积为46㎡，价格23000元／㎡；以及龙润国际小区4幢6、9、18层住宅3套，建筑面积分别为××6.86㎡、91.4××㎡、124.××××㎡；《补充协议》约定：龙润公司安置唐建华的营业用房位于龙润国际4号楼临莱茵河畔一层商业用房（开间尺寸不低于3.6Ｍ（为矩形，里面不能有隔墙、楼梯或柱子阻挡），面积不少于46㎡。双方在签订拆迁协议书时未明确安置房的具体门牌编号等，也符合拆迁协议书签订时房屋尚未修建的实际状况；且之后，龙润公司出具商业楼安排明细，载明龙润公司向唐建华提供的安置房具体位置为4号楼1层4号，预测绘建筑面积48.46㎡。一审法院认定唐建华和龙润公司的《拆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关于安置房的约定符合安置房位置和用途特定的规定，何菁提出的《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安置房源不具有特定性，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唐建华不应对案涉房屋的优先权的理由不成立。 故，一审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规定，判决唐建华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并无错误，何菁提出的撤销理由不成立。 2.关于何菁向龙润公司转款行为性质的法律分析 何菁主张其转账给龙润公司的款项系购房款，其与龙润公司之间仅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龙润公司和唐建华认为何菁的转账系借款，即借贷关系。结合本案何菁向龙润国际转账支付款项日期、《收款收据》载明内容、龙润公司向张帮嘉转账支付了部分利息、何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日期、何菁签订商品房预告登记《承诺书》等事实，说明何菁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并非系单纯的买卖房屋，何菁当时向龙润公司支付款项也并非基于直接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即使何菁支付的款项系购房款，龙润公司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规定，唐建华作为被拆迁人仍享有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权益，何菁可主张龙润公司违约等要求龙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等。且本案中，唐建华和龙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时间均早于何菁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何菁办理商品房预告登记时间，何菁也并未举证证明唐建华和龙润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何菁的民事权益的行为。 综上，何菁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一审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存在内容错误，对其主张撤销该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驳回何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菁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一审审理了何菁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及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的关系是否超过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二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是否遗漏了诉讼主体何菁、寅吾公司；三是龙润公司与唐建华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是否违反《征收条例》；四是案涉拆迁安置房位置、用途是否特定；五是唐建华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优先权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是否正确。 针对争议焦点一即一审审理了何菁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及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的关系是否超过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本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虽主要审理法院已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错误，是否因该错误损害了第三人权利的问题。但在本案中唐建华等原审被告以何菁与开发商之间是借款关系而非买卖关系为由抗辩何菁不享有房屋买受人的权利，进而认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并无错误。故一审法院依法对该事实进行认定不仅为了查清事实，也在回应当事人的抗辩是否成立，故一审法院审理何菁与龙润公司的关系并未超过本案的审理范围，何菁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何菁一直在陈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寅吾公司，故一审法院通过认定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认定是否有必要追加寅吾公司参加诉讼，以回应何菁的起诉理由，并未超过本案的审理范围，故何菁称一审审理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的关系超过了本案的审理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菁与龙润公司的关系。何菁向龙润公司转账共计××0000000元整，而正常的房屋交易金额一般不会是整数，何菁的转款金额异于正常的房屋交易金额。龙润公司提交了记账凭证,记账凭证虽是龙润公司单独制作，但是依法、按实记账是公司的法定义务，一审中龙润公司提交了完整的原始记账凭证，且记账凭证上收入与支出金额与转账金额相一致，故本院对一审采信记账凭证予以确认。龙润公司的账务凭证上记录何菁的转款系“借款”，并记载通过转账张帮嘉支付了利息，结合前述何菁支付款项的异常，一审法院认为“何菁与龙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并非系单纯的买卖房屋，何菁当时向龙润公司支付款项也并非基于直接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二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是否遗漏了诉讼主体何菁、寅吾公司的问题。对该份判决是否遗漏何菁参加诉讼的问题评析如下：本院认为，何菁认为其是案涉房屋的预告登记人,并认为唐建华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优先权，系认为其自身对案涉房屋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可以是自愿加入到唐建华提起的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案件，也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而不是由法院依职权通知，何菁不是必须参加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案件审理的当事人，在该案中未通知何菁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故何菁称该案遗漏其作为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份判决是否遗漏了寅吾公司的问题评析如下：本院认为，第一，唐建华是基于其与龙润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主张优先权，寅吾公司并非该份合同的主体；第二，从龙润公司与寅吾公司签订的《寅吾公司与龙润公司联合竞投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合同中约定由龙润公司全权负责案涉小区开发建设、营销策划，全部收益也归龙润公司所有；第三，从龙润公司、寅吾公司在经营中具体操作来看，何菁虽与两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合同款项是支付给龙润公司，收据也由龙润公司出具。另寅吾公司对龙润公司与唐建华签订拆迁协议书并开发修建案涉小区等一系列行为均未提出异议，从两公司经营的方式来看，可以认为寅吾公司认可龙润公司的一切开发行为。故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案件中未追加寅吾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何菁上诉称该案遗漏了其与寅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三即龙润公司与唐建华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是否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公布时间是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龙润公司在该条例公布前就已取得案涉房屋拆迁许可，虽实施行为在该条例之后，但根据该条例的规定龙润公司可以继续成为拆迁主体，只是不能成为强制拆迁的主体。一审法院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认定龙润公司是拆迁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但不影响对该争议焦点的认定，因此，龙润公司与唐建华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符合法律规定，何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唐建华是根据与龙润公司两方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提起的诉讼，应适用民事程序及民事法律审理，故何菁称唐建华提起的诉讼应适用行政诉讼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四即案涉拆迁安置房屋位置、用途特定的问题。安置唐建华的房屋约定了用途为“商业”，应认定为用途特定，双方对此无争议。但双方对案涉房屋位置是否特定有争议。本院认为，宜宾市房地产测绘队于2014年9月1××日才出具《宜宾市房屋面积预测绘报告》，在该报告上才显示了房屋的编号，龙润公司与唐建华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8月18日，系在该测绘报告之前，故没有写明门牌号符合当时的拆迁实际。对于梁尚芳的拆迁协议上有门牌号的问题，龙润公司解释为梁尚芳安置的房屋中其中一套系龙润公司已修建完成的房屋而非未修建的房屋，对于已修建的房屋有门牌号，但未修建的房屋和本案唐建华一样无门牌号。从梁尚芳与龙润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产权调换）》上看梁尚芳安置的房屋一个名为“安置房”小区，一个是“龙润国际”小区，“安置房”小区有具体的门牌号，但“安置房”小区同时也写明了“现房”，而“龙润国际”小区因是未修建的房屋，同样未标明具体的门牌号。结合梁尚芳的协议书，本院有理由相信龙润公司的陈述为真。对于恒昌塑料厂的拆迁协议上有门牌号的问题，龙润公司解释为恒昌塑料厂最后拆迁，因恒昌塑料厂硬性要求写上门牌号故写上了门牌号。对此本院认为恒昌塑料厂与龙润公司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4日，随着拆迁工作的推进，龙润公司有条件编写门牌号的情况下与恒昌塑料厂的协议上写上安置房屋的门牌号也符合拆迁工作的实际情况。 本院认为门牌号固然是确定安置房屋位置的最佳方式，但并非唯一的识别方式。若从现有的约定可以对应以后安置房屋的位置则也应当视为约定的房屋位置特定。本案中约定了安置唐建华的房屋名称为“龙润国际”小区4幢底层，用途为营业，以及龙润国际小区4幢6、9、18层住宅3套，并约定了面积，从龙润国际同一楼幢同一层房屋的面积来看，并无房屋面积完全相同的情况，故双方系用楼幢加楼层再加面积的方式最终定位具体的安置房屋。从实际效果看，据龙润公司陈述，仅存在少数的安置重复的情况。龙润公司出具的商业楼安排明细及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函件附表《龙润国际拆迁户安置房源明细表》，均准确记载了唐建华被安置房屋的面积和门牌，上述两份证据虽系后来制作，但均是根据前期龙润公司与唐建华等拆迁户签订的协议后整理的结果，并非龙润公司与拆迁户重新协商的结果，故何菁称安置唐建华的房屋位置不特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五即唐建华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优先权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是否正确。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规定，此为法律赋予了被拆迁人的法定优先权。前文已分析，本院有理由怀疑何菁与龙润公司之间是一种借款关系，而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一种担保，在权利的顺位上，何菁对案涉房屋的权利劣后于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即使何菁果真如其所言系真实的购房者，在权利顺位上，被拆迁人享有法定优先权也优于其经过预告登记的债权请求权。故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02民初6249号案件判决唐建华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并无不当。物权的预告登记确实使该登记债权人的债权具有一定的物权对抗效力，但其效力并非最高，何菁系在201××年才为案涉房屋办理了预告登记，系在被拆迁人与龙润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比较了唐建华与何菁权利的优劣，而未适用物权法关于预告登记的规定并无不当，故何菁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何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但不影响案件裁判的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何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美宏 审判员  彭晓烽 审判员  龙 雨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牟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