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9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31街坊附24门3号。法定代表人：杨友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秋，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迈特绿色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546号科技会展中心二期8楼。法定代表人：梁正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好奇，湖北申简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天舒，湖北申简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从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迈特绿色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07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４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从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迈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前后判决自相矛盾。从源公司是一家销售建筑材料、涂料的公司。迈特公司是一家使用建筑材料、涂料的公司。双方从2015年开始做生意，双方生意上的交易额达90多万元。期间双方合作比较愉快，在迈特公司资金周转较困难的情况下，从源公司替迈特公司垫付运费达30元多万元。从源公司于2018年10月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按照《武汉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截止到2018年4月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支付货款239,418.25元及垫付的运费229,914元。一审法院下发（2018）鄂0107民初3502号民事判决，但判决结果只支持了同一《对账单》上拖欠货款239418.25元，至于垫付运费因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让从源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另案处理。于是2019年5月24日因垫付运费事宜再次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下发了（2019）鄂0107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从源公司不服该判决，理由如下：首先，一审法院前后下发两份判决，针对同一份《对账单》肯定了20多万的货款，否定垫付的运费20多万，前后矛盾。从源公司在一审法院起诉迈特公司有事实依据，有迈特公司工作人员王利利于2017年10月通过微信将《实际业务说明》发送给从源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明强，该《实际业务说明》载明11笔运费共计322,100元，含税总额为361,891元。其运费均是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八笔、到武汉烽火港村市场与武汉白沙洲钢材市场发货共计三笔，在从源公司第一次起诉迈特公司时（2018年起诉至一审法院），迈特公司的代理律师也当庭承认确实有新疆业务，对王利利、熊怡是迈特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认可。但迈特公司的代理律师对2018年4月其工作人员熊怡签字的《对账单》不予认可，无论是差欠的货款还是垫付的运费均不认可，但是一审法院经过调查，查证情况属实，判决迈特公司支付差欠的20多万货款后，迈特公司并没有上诉，而是将差欠的货款支付给从源公司，从源公司因此也未申请强制执行。说明迈特公司差欠从源公司货款是事实，对熊怡签字的《对账单》还是认可，否则也不会履行付款义务。至于垫付的运费，从源公司另行起诉后，迈特公司的代理律师仍然对垫付运费的事实不认可，并举证了4份订货合同及2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4份订货合同及网上银行回单的金额共计131,977元，正是《实际业务说明》前四笔垫付运费的总金额，并已支付从源公司。对从第5-11笔差欠的垫付运费共计229,914元从源公司另案起诉（《实际业务说明》总金额361891元）。而从源公司就《实际业务说明》第五笔至第十一笔差欠的垫付运费与熊怡签字确认的《对账单》的6-12笔金额完全一致。从源公司与迈特公司举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同时也对迈特公司提交的4份合同及转账流水不能证明真实业务发生进行描述。从源公司反复在一审阶段说明4份合同是按迈特公司要求，为了还垫付运费而签订的，迈特公司转账的131,977元也是前期支付的《实际业务说明》的前四笔运费，而且熊怡在一审法院做的笔录与从源公司一致，对垫付运费及金额，熊怡认可。其次，迈特公司工作人员王利利的职责就是物资采购、计划、对账。从源公司的所有账目均由王利利对账确认后，并通知从源公司按其要求开具发票，迈特公司才予以下一步付款。熊怡是迈特公司业务主管。对账行为均能够代表迈特公司，属于职务行为。王利利在一审法院做笔录，说明自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通过公司电脑给杨明强微信发送《对账单》及《实际业务说明》，《实际业务说明》《对账单》是王利利反复几次发给杨明强，并要求盖章回传。而熊怡系迈特公司业务主管，将差欠的货款与运费一并对账后签字确认。上述二人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其结果应归属于迈特公司，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再次，从源公司垫付运费属实，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因每笔垫付运费金额在3万元左右，部分转账部分现金的现象也很合理，从源公司属于营业性质的门面生意，有大量现金买卖，因此支付现金是合乎常理的。因时间太久，从源公司又与迈特公司有材料代购业务，因此无法记清每笔资金的情况，所有业务结算从源公司与迈特公司都是以《对账单》为准。并且熊怡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在一审法院对垫付的金额确认无误。从源公司按要求提供的资金往来只是佐证与迈特公司发生了此业务。对于资金的组成与本案无关。迈特公司从开始就以没有送货单、熊怡离职、职务犯罪等各种借口要求延期，故意误导，达到拖赖账的目的。说熊怡被抓，事实熊怡在家上班并按法院要求到法院质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没有查明情况，被迈特公司故意误导，否定从源公司垫付的事实，属于事实不清，损害了从源公司的合法权益，恳请依法支持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对迈特公司影响社会诚信的行为予以严惩。被上诉人迈特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从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返还垫付的运费229,914元及利息（以229,9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8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迈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从源公司陆续通过从源公司账户及从源公司工作人员杨明强的支付宝、微信向熊怡支付共计265,489元（其中从源公司通过公司账户于2017年5月15日向熊怡转账76,800元，银行转账备注为“还款”；从源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分别于2017年7月7日、7月18日、7月24日、8月4日向熊怡转账25,000元、29,500元、29,500元、29,000元，银行转账备注为“货款”；杨明强分别于2017年5月27日、6月14日、6月15日、7月7日、7月16日、7月20日、9月30日、11月15日、12月1日通过微信、支付宝向熊怡支付6,595元、10,000元、4,000元、10,000元、1,550元、2,950元、4,000元、10,000元、10,000元、5,000元、9,674元、1,920元）。熊怡原系迈特公司采购部的主管，王利利系迈特公司采购部文员。2017年10月，迈特公司工作人员王利利通过微信将《实际业务说明》发送给从源公司工作人员杨明强，该《实际业务说明》载明11笔运费共计322,100元，含税总额为361,891元。具体内容如下：2017年6月6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500元，代开票加11个点，含税共计32,745元；2017年6月9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5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3,040元；2017年7月2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5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3,040元；2017年7月6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6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3,152元；2017年7月10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0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2,480元；2017年7月10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5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3,040元；2017年7月14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500元，代开票加12.36个点，含税共计33,146元；2017年7月15日从武汉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000元，代开票加12.36个点，含税共计32,584元；2017年7月15日从武汉烽火钢材市场和工厂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000元，代开票加12.36个点，含税共计32,584元；2017年7月25日从武汉白沙洲钢材市场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000元，误车5天费用1,000元，合计30,0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3,600元；2017年7月30日从武汉白沙洲钢材市场发货到新疆喀纳斯景区，运费29,000元，代开票加12个点，含税共计32,480元，合计含税总额为361,891元。该业务说明尾部落款单位为从源公司名称，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0日。2018年8月7日，熊怡在上述《实际业务说明》上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确认。从源公司在其公司名称处加盖其公司印章。2018年4月-6月期间，迈特公司工作人员王利利通过微信将名称为“截止到2018年4月《对账单》”发给从源公司工作人员杨明强。该《对账单》载明截止到2018年4月，从源公司、迈特公司之间有15笔往来，其中1-5、13-15为迈特公司差欠从源公司的货款，6-12为运费。其中运费229,914元具体包括以下7笔：2017年7月10日第1车运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2,480元；2017年7月10日第2车运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3,040元；2017年7月14日运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3,146元；2017年7月15日第1车运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2,584元；2017年7月15日第2车运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2,584元；2017年7月25日车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3,600元；2017年7月30日车费（武汉至新疆）总额32,480元。2018年8月7日，熊怡在上述《对账单》上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确认。从源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迈特公司支付货款239,418.25元及利息，并要求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返还垫付的运费229,914元及利息。因该垫付运费与原案所涉供货合同无关，从源公司亦认为该垫付的运费相当于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的借款，故与原案审理的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依法作出民事判决，依据从源公司提交的上述《对账单》等证据对其主张的货款部分予以支持，对从源公司主张迈特公司返还垫付的运费229,91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从源公司称迈特公司已按照《实际业务说明》支付了前四笔运费共计131,977元，故还差欠运费229,914元（即361,891元-131,977元）。迈特公司提交了从源公司、迈特公司签订的四份《订货合同》（2017年6月29日、2017年6月29日、2017年7月3日、2017年7月6日），合同载明的货款金额分别为32,745元、33,040元、33,040元、33,152元。迈特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向从源公司支付32,745元，于2018年2月26日向从源公司支付99,232元。迈特公司认为从源公司主张已支付的运费实际上是上述四份合同产生的货款共计131,977元。从源公司则称从源公司陆续为迈特公司垫付运费总金额为322,100元，即《实际业务说明》中载明的11笔运费的不含税总额，上述四份合同是因为从源公司需向迈特公司开具发票，迈特公司再向从源公司支付垫付的运费，所以才签订的合同，实际上该四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该四份合同的经手人熊怡承认是为了向从源公司支付运费才签订的合同，且《实际业务说明》中载明的含税金额包含从源公司代垫运费金额、税款金额及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支付的利息。迈特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四份合同已实际履行供货义务，这四份《订货合同》也并未在2018年8月7日熊怡签字的《对账单》中列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从源公司、迈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关于从源公司、迈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从源公司诉称其为迈特公司垫付运费，性质上属于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借款。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从源公司提交的《实际业务说明》及《对账单》上均无迈特公司的印章，也无迈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关于运费的内容均未体现出系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的借款，迈特公司并未向从源公司出具借款合同；第二，从源公司提交的支付凭证均是向熊怡个人支付，而并未支付给迈特公司。熊怡虽曾为迈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借款行为不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第三，从源公司主张其出借给迈特公司的款项用于支付运费，但根据《实际业务说明》运费的发生时间为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7月30日，总金额为322,100元，该运费的发生时间、具体金额与从源公司向熊怡支付款项的时间、金额不能形成对应关系，且转款的数额多笔存在零头，不是整数。从源公司称其共为迈特公司垫付运费322,100元，但有证据证实的只有265,489元，从源公司对其余为现金借款部分不能陈述具体交付情况。按从源公司所述，从源公司、迈特公司需签订虚拟的《订货合同》，并向迈特公司开具发票，再由迈特公司以货款的形式向从源公司偿还借款。从源公司提交的《实际业务说明》也是由熊怡让迈特公司工作人员王利利微信发送给杨明强，而后再由熊怡在该说明上签字确认。从源公司及熊怡称《实际业务说明》中单笔运费包含税款金额及利息，但该说明中并未显示迈特公司应向从源公司支付利息以及利息的计算标准。上述情形均与借款的交易习惯不符。综上，结合双方的证据和从源公司、迈特公司及熊怡、王利利的陈述，从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从源公司、迈特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从源公司向熊怡支付的款项也不能证明用于支付迈特公司其他业务所发生的运费。故关于从源公司要求迈特公司返还垫付运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迈特公司对此的辩称意见，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4元，诉讼财产保全费人民币1,670元，由从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对账单》有对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清理和结算的性质，法律并不禁止交易双方在同一份《对账单》上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清理和结算。《对账单》载明的迈特公司差欠从源公司的部分货款虽已被一审法院生效的（2018）鄂0107民初3502号民事判决确认，但该货款与《对账单》载明的本案争议的借款并非同一法律关系，（2018）鄂0107民初3502号民事判决对本案并未产生既判力，应以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本案争议的借款法律关系主体并非发生在从源公司和迈特公司之间。理由是：第一，从证明借款关系的证据来看，从源公司提交《对账单》《实际业务说明》用以证明从源公司与迈特公司成立借款法律关系，但《对账单》《实际业务说明》并没有出借款项的权利、义务内容，《实际业务说明》中单笔运费包含税款金额，并未显示迈特公司应向从源公司支付利息以及利息的计算标准，不能证明从源公司与迈特公司达成借款的合意及借款法律关系成立的事实。第二，从《对账单》《实际业务说明》形式要件来看，《对账单》虽在抬头部分载明客户是迈特公司，但落款处仅盖有从源公司的公章，未加盖迈特公司的公章，也无迈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对账单》《实际业务说明》仅有熊怡“情况属实”的说明。第三，从借款的支付证据来看，从源公司提交的支付凭证均是从源公司向熊怡个人支付，从源公司并未将争议款项支付给迈特公司。熊怡、王利利虽曾为迈特公司的工作人员，熊怡、王利利并没有迈特公司向从源公司借款及受托收取款项的授权，款项并未直接支付至迈特公司账户，熊怡签字行为和收款行为不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从源公司在未与迈特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或达成借款合意的前提下，未审查熊怡的授权，直接向熊怡支付款项，其行为存在过错，熊怡的收款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第四，从款项的用途来看，从源公司称其共为迈特公司垫付运费人民币322,100元，从源公司主张其出借给迈特公司的款项用于支付运费。但本案的证据证明，即使有运费发生，也是从源公司与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产生的运费，支付运费的主体并非迈特公司，因此，即使款项用于支付运费，也是从源公司的借款用途问题，与迈特公司无关，其法律后果不应由迈特公司承担；第五，从款项的偿还证据来看，按从源公司所述，从源公司、迈特公司需签订虚拟的《订货合同》，从源公司向迈特公司开具发票，再由迈特公司以货款的形式向从源公司偿还借款，并已部分履行，但双方并未就本案争议的229,914元签订相应虚拟的《订货合同》。因此，从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的229,914元是从源公司和迈特公司之间的借款，从源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及迈特公司差欠其垫付运费共计人民币229,914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从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49元，由上诉人武汉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丽华审判员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邹艳伟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