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3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从品，男，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从刚，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六合区韬略百货经营部，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幸福路159号。责任人：徐燕燕，女，1983年3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国平，徐燕燕丈夫。原审第三人：王海，男，198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澍，江苏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从品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六合区韬略百货经营部（以下简称韬略经营部）、原审第三人王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4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从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由韬略经营部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王海持有的2018年7-10月期间的16张送货单应归吕从品所有，韬略经营部应向吕从品支付对应货款。首先，自韬略经营部于2015年设立之时起，吕从品开始向其供应牛奶，即吕从品从相关供应商处进货，转售给韬略经营部赚取一定的差价，但韬略经营部存在拖欠货款的习惯。自2018年7月起，吕从品委托案外人陈飞龙送货，陈飞龙送货后向吕从品通报情况，吕从品向陈飞龙支付进货费用和“辛苦费”，之后再与韬略经营部结算货款。在吕从品与韬略经营部陶国平2019年4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陶国平要求吕从品提供送货单据，吕从品便将陈飞龙提供的汇总数据发送给陶国平，显示吕从品送货货款分别为：2018年8月26436元、9月16622元、10月10500元。一审中，王海当庭提供其持有的16张送货单，金额分为2018年8月23220元、9月16335元、10月10820元。一审开庭之前，吕从品从未接触过前述送货单，却在2019年4月15日微信中向韬略经营部提供的汇总数据与送货单载明的信息高度一致，能够证明前述送货单确为吕从品所有。其次，从韬略经营部付款记录来看，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韬略经营部持续向吕从品支付货款，说明韬略经营部始终认为吕从品系供货方。双方微信、电话的对账信息也包含诉争4个月的供货金额，双方确认的欠款金额与吕从品案涉诉讼请求金额一致。再次，2019年5月28日，吕从品与王海通话，王海认可2018年7-10月系吕从品供货，应当由吕从品拿送货单与韬略经营部结账。该次通话发生于本案诉讼之前，是王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吕从品提供的证据显示，陈飞龙自2018年7月起持续从吕从品处获取进货款和“辛苦费”，其亦确认诉争送货单为吕从品所有。韬略经营部辩称，吕从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自韬略经营部开业以来，吕从品从他人处“倒货”销售给韬略经营部。吕从品主张诉争货款时，韬略经营部陶国平询问送货单情况，以吕从品再三确认其持有送货单为前提认可向其付款。直至王海前来时，韬略经营部获悉吕从品并无送货单，遂停止付款。其间，吕从品曾以所持送货单丢失为由要求陶国平母亲陈玉兰另行补开部分送货凭证。陈玉兰确认，诉争送货单上的货物都是王海送货，其本人均在现场。因此，韬略经营部认可案涉16张送货单的供货人是王海，但不清楚王海与吕从品之间的关系。王海述称，案涉16张送货单中，有2张（2018年10月11日5420元、10月23日5400元）均载明送货人为王海，故可以确定王海的供货人身份。其余单据未体现供货人信息，但正如吕从品所言，向韬略经营部供货的交易习惯是凭借送货单进行结算。现吕从品不持有诉争16张送货单，仅凭陈飞龙口头陈述即主张其享有16张送货单的权利，依据不足。王海持有前述单据，即享有对应的权利。因此，吕从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吕从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韬略经营部支付货款725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由韬略经营部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从品与陈飞龙合伙从事牛奶供货职业，长期向韬略经营部配送牛奶，双方凭送货单结算。王海亦向韬略经营部配送牛奶。吕从品向韬略经营部主张2018年7-10月期间的货款票据均在王海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吕从品与韬略经营部、王海与韬略经营部之间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吕从品向韬略经营部主张货款，而其所依据的送货单均在与韬略经营部同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海手中，对此吕从品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且韬略经营部与王海均不认可吕从品的诉讼主张，吕从品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吕从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13元，减半收取计806.5元，由吕从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吕从品申请陈飞龙出庭作证。陈飞龙述称：1.吕从品与韬略经营部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飞龙与吕从品系朋友关系，接受吕从品委托送货后，陈飞龙垫资组织货源，送货后告知吕从品送货信息，韬略经营部向吕从品开具送货单，吕从品与韬略经营部结账后，与陈飞龙结账，向陈飞龙支付进货垫款及一定的差价。后吕从品与陈飞龙之间账目混乱，为了能够将付款与送货对应起来，改由陈飞龙向韬略经营部索要送货单。2.陈飞龙与王海之间亦系朋友关系，吕从品停止供货后，王海开始向韬略经营部供货。陈飞龙曾从王海处进过货，也曾帮王海送过货。3.案涉16张送货单中的最后2张，即2018年10月11日5420元、10月23日5400元单据是王海的送货单，与陈飞龙无关。前14张送货单均系陈飞龙以吕从品名义送货。该14张送货单中，有一次是陈飞龙委托王海送货，陈飞龙找韬略经营部补签送货单，另有部分是陈飞龙与王海共同送货。4.2019年4月，陈飞龙因聚众斗殴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述14张送货单当时仍有由陈飞龙持有。因陈飞龙与王海之间曾有合作关系，被拘留期间，陈飞龙请刑事辩护律师带话，让其家人将包括该14张送货单在内的所有单据都交给了王海。吕从品尚欠陈飞龙部分货款未结，陈飞龙让其女友向吕从品催款，但当时并未考虑到吕从品没有送货单即无法与韬略经营部结账的问题，也没有考虑会发生后来的纠纷。5.案涉业务在行业内有凭借送货单结账的惯例。正常情况下，应当由陈飞龙持14张送货单与韬略经营部结账，但陈飞龙认为吕从品没有送货单也可以结账，且韬略经营部已经欠账数月，吕从品拿到送货单也没有意义，于是未将送货单交给吕从品。二审中，经本院及陈飞龙与其刑事辩护律师陈年凤电话联系，陈年凤律师表示所涉事项并非其辩护人职责范围内事项，具体情况记不清楚。吕从品质证意见：陈飞龙证言能够证明案涉16张送货单中的14张系陈飞龙以吕从品名义送货，2018年10月11日5420元、10月23日5400元两张送货单虽有王海作为送货人签字，但根据陈飞龙所述，系王海受陈飞龙委托送货，供货人亦应认定为吕从品。王海质证意见：根据陈飞龙所述可知交易各方之间存在凭借送货单结账的交易习惯；陈飞龙与诉争业务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称系以吕从品名义送货，并无佐证，不足采信；陈飞龙认可与王海共同送货，王海亦与韬略经营部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据陈飞龙证言无法明确案涉16张送货单供货人系吕从品；陈飞龙与吕从品、王海之间均有合作关系，其无法合理说明为何不将16张送货单交给吕从品而是交给王海，反而可以印证王海持有送货单具有合理性。本院认证意见：陈飞龙证言涉及多项争议事实，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4月期间，吕从品通过微信向陶国平催款，陶国平要求吕从品将2018年10月的送货单拍照上传，吕从品便将陈飞龙统计的汇总表截图发给陶国平，并表示韬略经营部尚欠72500元。汇总表显示，2018年7-10月供货金额分别为39966元、26436元、16622元、10500元。陶国平表示：“你和王海的事不要牵连到我，你们谈好拿单据到这儿结账；你们去派出所也谈过，法律认可什么你不知道吗？”同年6月5日，吕从品致电陶国平，对账目进行核实，吕从品最后表示：“我现在就是马上准备去法院起诉他，想办法把单据拿过来。”一审中，韬略经营部表示，其对供货事实无异议，但需凭供货单结账。二审中，吕从品确认，直至本次纠纷发生，案涉业务存在凭借送货单结账的交易习惯。2019年5月28日，吕从品致电王海，要求王海确认陈飞龙2018年7月-10月送的货是吕从品供货。王海表示，其大概听陈飞龙讲吕从品尚欠陈飞龙4万元，并称应当是由吕从品凭送货单向韬略经营部结账。二审中，王海述称，前述通话有相关背景，双方讨论的是业务合作模式，王海同意在该模式下按理应由吕从品出面结账，并非同意将16张送货单交给吕从品与韬略经营部结账。另查明，王海在一审期间提交2018年7-9月送货单14张，其中7月的6张送货单金额小计25470元、8月的6张送货单金额小计23220元，9月的2张送货单金额小计16335元。14张送货单中部分为手书白条，部分为无标题表格，均无送货人信息，多由陶国平母亲陈玉兰签字，少量由韬略经营部其他人员签字。王海另提交2018年10月《销货清单》2张，分别为10月11日5420元、10月23日5400元，小计10820元，均载明送货人为王海，收货人为陈玉兰。以上16张送货单金额合计75845元。再查明，一审中，吕从品提交其制作的送货单3份，分别为2018年7月30日25544元、1873.5元，同年8月10日6216元，均载明送货人为吕从品，收货人为陈玉兰。吕从品述称该送货单均系其依据陈飞龙提供的数据制作请陈玉兰补签。二审中，吕从品主张2018年7月30日送货单所载1873.5元为当天实际送货金额。韬略经营部不予认可，认为吕从品对此问题在一审期间已予以明确。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吕从品以供货人的身份向韬略经营部主张其享有案涉16张送货单的权利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从一、二审各方陈述来看，吕从品、韬略经营部、王海、陈飞龙均确认案涉业务中存在凭借送货单结账的交易习惯，该习惯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予尊重。除二审陈述外，从吕从品与陶国平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及其要求韬略经营部补开3份送货单和表示要先起诉王海要回送货单的事实可知，吕从品对于需要送货单方可结账的交易习惯为明知且认可。现其在不持有案涉16张送货单的情况下主张与韬略经营部结算对应的货款，与前述交易习惯不符。吕从品依据陈飞龙向其提供的汇总数据与16张送货单信息接近为由，主张其系陈飞龙送货的供货方。对此，本院认为，2018年10月的2张《销售清单》的制式与其他14张送货单不同且明确载明送货人为王海，陈飞龙亦明确表示该2张《销售清单》与其无关而系王海与韬略经营部之间的交易，故不应认定吕从品为该2张《销售清单》的供货人。但陈飞龙在向吕从品提供汇总数据时，却将王海前述2次供货记为其本人2018年10月的送货，说明陈飞龙向吕从品提供的汇总数据不尽真实，吕从品以此数据佐证其享有16张送货单权利依据不足。本案中，韬略经营部明确表示16张送货单的送货人为王海，陈飞龙主张其中的14张送货单系由其本人或者委托王海以吕从品名义送货，王海则主张系其或其委托陈飞龙送货，各方对具体交易过程各执一词，且均无证据证实，本院暂难查实。陈飞龙与吕从品、王海之间均有合作关系，王海与韬略经营部之间也有业务关系，相关合作及业务的方式及具体内容不详，陈飞龙关于为何未将16张送货单交给吕从品却交给王海的理由及过程陈述亦不尽合理。加之陈飞龙称吕从品尚欠其货款，其与案涉交易之间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依据陈飞龙证言无法认定该14张送货单的供货人即为吕从品。另外，从陶国平微信可知，其已明确需凭借送货单方予结算的立场，此后的通话记录中，吕从品也表示要先起诉王海要回送货单，可知陶国平的立场并未改变。吕从品与王海的通话中，王海并未明确认可同意将16张送货单交给吕从品与韬略经营部结算，据此亦不足以支持吕从品本案主张。综上，吕从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裁判结果无误，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3元，由上诉人吕从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东书记员  王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