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20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志宏，男，197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甘露，男，197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芹，女，197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甘莉，女，197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审第三人：李德响，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露，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许贵华，女，1959年12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原审第三人：张欣奎，男，1988年10月24日出生，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原审第三人：颜志生，男，1970年4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审第三人：颜世林，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原审第三人：塔库利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55号411室。法定代表人：蔡壮民，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岸上段特1号迎**庭1栋1层4号商铺。法定代表人：陈芹，执行董事。上诉人黄志宏、上诉人甘露与被上诉人陈芹，原审第三人甘莉、李德响、许贵华、张欣奎、颜志生、颜世林、塔库利信息咨询（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库利公司）、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下称华中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106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志宏，上诉人甘露本人，被上诉人陈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原审第三人甘莉本人、原审第三人李德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露、原审第三人许贵华本人、原审第三人张欣奎本人、原审第三人华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芹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颜志生、颜世林、塔库利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志宏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106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甘露、陈芹共同支付黄志宏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加收50%计算的利息（截止起诉之日利息为9万元）；3、判决甘露、陈芹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上诉意见：1、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2、黄志宏在一审中诉请合法有据，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补充上诉意见：一、涉案2017年1月1日《股东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黄志宏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甘露不支付转让款没有法定理由，应共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1、《股东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2、黄志宏在合同生效时即“交付”股权，并履行了退出管理等等全部合同义务；甘露已实现受让股权合同的目的。（1）《代持股权协议》签订之时生效，3400万股代持股权的所有权同时“交付”转移至甘露。（2）甘露、陈芹已经完全实现对代持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3、甘露企图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等而不支付转让价款，缺乏事实和法律等依据，对甘露也极为不公，影响有限公司人合性，有悖于维护交易安全原则。（1）甘露以黄志宏“出资瑕疵”拒支付转让款的理由不成立。（2）甘露以华中公司股权贬值拒支付转让款的理由不成立。（3）甘露以《股东转让合同》无法履行，无法实现合同目而拒支付转让款的理由不成立。4、甘露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应当按上诉请求计算利息损失。5、陈芹与甘露应当共同赔偿黄志宏。二、原审法院以《股权转让合同》基础不明和效力待定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黄志宏具有《股权转让合同》标的3400万华中公司代持股本所有权。2、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待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甘露辩称：1、黄志宏不享有华中公司股权，亦未履行出资义务，甘露有权拒付股权转让款。华中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成立，公司设立时黄志宏并非股东，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不属于股东会决议，黄志宏作为加入股东，应当由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表决通过黄志宏能否成为公司股东。2、黄志宏将股权转让给甘露行为不符合《代持股权协议》第三条第二款之约定，无法产生转让股权的法律效力，甘露根本无法受让股权。当时其他股东、代持人及目标公司均不知晓甘露与黄志宏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是在法院将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才知晓转让事宜。根据《代持股权协议》规定，黄志宏未经过其他隐名股东50%投票权同意，无法将股权转让给甘露。因此转让股权行为未生效，甘露根本无法受让股权。3、工商登记股东并非黄志宏，而《代持股权协议》未经工商登记，代持人所代持对象不明确，代持股份不明确，代持与工商登记存在明显矛盾，不能证明黄志宏拥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份。4、本案中，黄志宏转让的股权存在严重瑕疵，股本金出资不到位，且未将股权变更到甘露名下，未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致使甘露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甘露享有法定的解除合同权利。上诉人甘露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06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甘露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甘露与黄志宏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黄志宏返还甘露已付64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44万为利润分红所得折抵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7年4月14日起计算，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归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黄志宏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甘露无权解除效力待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黄志宏不享有华中公司3400万股的股权比例，转让标的不存在，故甘露享有法定的解除合同权利。二、甘露通过反诉方式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解除合同意思表示已经通知了合同相对方，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甘露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黄志宏辩称：请求驳回甘露的全部诉讼请求。1、答辩人与甘露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符合《民法总则》第143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且双方庭审中都确认涉案的《股东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受让股权是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获取经济利益”，股权是无形物，无形物无法实体交付。黄志宏与甘露作为出资人，代持股权转让的变动采用的是意思主义而非形式主义，即转让合同生效时即“交付”，转让股权的所有权即为受让人所有。故此，涉案股权转让已完成了交付，答辩人也已依约退出涉案公司管理，上诉人甘露已完全实现了受让股权的目的。综上，未有解除《股东转让合同》的法定情形，上诉人甘露主张的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陈芹答辩：陈芹不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本案共同给付责任。原审第三人甘莉述称：根据《代持股权协议》约定，各股东股权由陈芹和张欣奎代持，代持期间转让股权应当通过其他有表决权50%股东同意才能转让，黄志宏转让时未通过股东表决。黄志宏未补缴股本金，就应当补缴，并赔偿相应损失。原审第三人李德响述称：李德响作为华中公司股东，在收到法院传票前，不知晓黄志宏与甘露之间有股权转让的事情，代持期间转让股权应当通过其他有表决权50%股东同意才能转让，黄志宏转让时未通过股东表决。黄志宏未补缴股本金，就应当补缴，并赔偿相应损失。原审第三人许贵华述称：在收到法院传票前，不知晓黄志宏与甘露之间有股权转让的事情，两人也从未向许贵华提起过此事，对双方转让事宜一概不知。经过公司对账才知晓黄志宏出资不到位。黄志宏差欠股本金，就应当补缴股本金。原审第三人张欣奎述称：我对黄志宏将股权转让给甘露无异议。我未参与一审开庭，对于一审判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华中公司、陈芹、张欣奎均同意该次转让”有异议。我当时任华中公司的法务，我参与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起草，对黄志宏和甘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完全知情。原审第三人华中公司述称：华中公司在收到法院传票前，不知晓黄志宏与甘露之间有股权转让的事情，黄志宏也未向华中公司申请变更名下股权。2018年4月16日，华中公司向黄志宏发函要求补缴1,926,772.14元股本金，黄志宏收到函件后未予以补缴。因此华中公司的《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将华中公司注册资本分成1亿股属于无效约定，黄志宏也不享有3,600万股份，同时也无权以每股0.25元价格转让给甘露，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黄志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甘露支付黄志宏2017年4月20日到期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加收50%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甘露承担。甘露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黄志宏与甘露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黄志宏返还甘露已付64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44万元为利润分红所得折抵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7年4月14日起计算至归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止）；3、黄志宏承担本诉、反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华中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芹。华中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股权占比为：陈芹持股75%，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张欣奎持股25%，认缴出资额50万元。2014年6月30日，重庆西南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发起人为颜家高、吴超英。2015年4月20日，该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2014年12月12日，中星检测有限公司登记成立，股东为华中公司一人，认缴出资额9,000万元。2015年1月26日，该公司更名为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5日，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登记成立，股东为中星检测有限公司一人，认缴出资额200万元。2015年9月15日，重庆西南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2015年11月26日，该公司股东再次变更为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4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中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于2015年10月24日分别签订“中科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载明：各方共同合作投资中科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5,000万股；各方共同合作投资华中公司，并全资设立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以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登记成立“中星检测集团”，其下属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和实际控制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首期实收资本1,000万元（不含无形资产）。总股本1亿股。工商登记的股东名义或者股权比例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内容为准，且任何人均可以要求办理变更登记。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股东权利：发给股票或其他股权证明请求权，股份转让权，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股东会临时召集请求权或自行召集权，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对公司财务报表的查阅权，公司章程，股东会记录、决议，董事会决议的查阅权，优先认购新股权，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权利损害救济权，公司重整申请权，对公司经营的建议与质询权，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总经理、监事。股东义务：遵守本协议、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缴纳认购的出资额，资本的充实责任。股东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符合法律和本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要求，并以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原则。为保护公司的延续性、稳定性、长期性，2016年12月31日以前，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股东不得退出股份或者对外转让股权。2016年12月31日以后，股东如需对外转让，须提前3个月向其他股东发出预告，同时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对外转让时，受让人还需向公司提交同意履行本协议的书面承诺方为有效。股东有权在转让协议签订后7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违反以上规定的，对外转让无效，对其他股东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以华中公司或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或西南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名义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除特别注明以外，均视为三家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作出的决议适用于三家公司。协议附件载明股东名单和股权比例如下：黄志宏投资270万元、股本数3.600万股、股权占比36%，甘露投资270万元、股本数3.600万股、股权占比36%，甘莉投资60万元、股本数800万股、股权占比8%，颜志生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许贵华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李德响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颜世林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甲方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与乙方陈芹及丙方张欣奎签订《代持股权协议》，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4日，载明：华中公司系由甲方实际出资1,000万元设立，占有华中公司100%股权；并以乙、丙双方作为其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工商登记资料的显名股东；乙、丙双方分别持有公司75%、25%的股份，但并未实际出资，也未履行股东义务。股东现金投资金额、股本数和股权比例如下：黄志宏投资270万元、股本数3,600万股、股权占比36%，甘露投资270万元、股本数3,600万股、股权占比36%，甘莉投资60万元、股本数800万股、股权占比8%，颜志生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许贵华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李德响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颜世林投资100万元、股本数500万股、股权占比5%。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丙方代为持有华中公司100%股权。乙方、丙方愿意接收委托，仅作为代持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并不享有相关股东权利。甲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所有者，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包括公司管理参与权、股息以及其他股权财产权利，并承担投资风险。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中任何一方经50%以上的股东投票权同意时，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乙方、丙方须应无条件配合办理，但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丙方逾期不配合的，甲方有权以本协议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乙方、丙方不享有公司管理参与权、股息以及其他股份财产权利，并不承担投资风险；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丙方不得转委托其他第三方持有上述代持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乙方根据甲方指示将代持股权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时终止。该协议尾部有各方当事人签字，其中，颜志生、颜世林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5日。2016年6月25日，华中公司股东会决议按每股0.5元的价格向蔡祝勤定向增资扩股1,112万股，扩股后公司总股本为1,112万股。增资后，根据该股东会决议，前述《股东合作协议》所载明的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股权比例有所变化，其中黄志宏、甘露股权比例各占32.4%。华中公司注册资本于2016年7月5日变更为230万元，其工商登记的股东及其股权占比同日变更为：陈芹持股67.5%，认缴出资额155.25万元，张欣奎持股22.5%，认缴出资额51.75万元，蔡祝勤持股10%，认缴出资额23万元。华中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股东变更为：李德响、甘莉、张欣奎、陈芹、蔡祝勤、许贵华；于2018年5月24日股东变更为：李德响、甘莉、张欣奎、陈芹、许贵华、塔库利公司。其中，李德响出资84.87万，占36.9%，许贵华出资10.35万，占4.5%，甘莉出资16.56万，占7.2%，张欣奎认缴51.75万元，占22.5%，陈芹认缴43.47万，占18.9%，塔库利公司认缴23万，占10%。2017年1月1日，黄志宏和甘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黄志宏依据《股东合作协议》持有的股份转让给甘露一事，协议如下：一、黄志宏在华中公司（含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子公司）的3,400万股股份，按每股0.25元价格转让给甘露，共计850万股；二、在以甘露名义持有的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含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下称湖北中安）全部股权的25%（甘露、黄志宏、甘莉分别享有25%中的45：45：10的比例），由黄志宏代持，并授权黄志宏行使股东权益。如对外转让的，折抵甘露支付黄志宏的转让款。2016年的分红由黄志宏、甘露、甘莉按比例享有。三、转让价款按以下要求给付：（一）在2017年4月20日付至200万元，7月20日前，付至300万元，在2017年11月付至500万元，2018年1月20日前结清全部转让款。（二）黄志宏在2017年1月28日前从湖北中安或者防水项目的所得款合计少于200万元的，甘露提前支付转让款补齐黄志宏所得款到200万元。（三）如华中公司现金余额连续两个月超过1,000万或者增资扩股达2,000万及以上，一次性提前付清转让款。四、（一）在合同生效后1年内，甘露每次将华中公司向第三人对外转让股份的股价超过0.25元的差额，按每股差价的50%的标准补偿黄志宏，补偿总额累计不超过3,400万股。（二）2017年华中公司电梯检验及其相关技术服务等主要营业收入超过6,000万元的，按每股0.1元补偿给黄志宏。五、甘露逾期付款的按逾期付款金额0.5%支付违约金。超过90日的黄志宏有权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2016年9月11日，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签到表》载明：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蔡祝勤亲自出席，陈芹代李德响出席，颜志生代颜世林出席。2016年11月25日和2016年12月19日，陈芹分别在黄志宏向其提交的有关黄志宏转给陈芹款项作为公司借款的2份《调账申请》上予以签字。2018年4月16日，华中公司向黄志宏发函，载明：黄志宏差欠投资款1,926,772.14元，要求其在2018年4月27日之前补足股本金。如有疑问，在2018年4月23日之前到公司对账，逾期未到公司对账则视为对上述金额无异议。黄志宏收函后对此未予答复。2019年5月4日，华中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八人，实到股东六人。形成决议如下：“根据公司委托的财务顾问对财务资产及对外、对内债务及股东股本金到位情况，出具财务明细表，其中：黄志宏与甘露的出资额均为3600万元、占比32.4%，首期应到位270万元；黄志宏实际到位77.322786元，差额为192.677214元；甘露实际到位270万元。若股东对股本金的缴纳统计存在异议，股东须于此次会议结束后2日内即2019年5月6日之前向公司书面申请与公司进行对账，逾期对账，视为各股东认可，则尚未足额缴纳股本金的股东应于2019年5月7日之前补缴股本金，逾期则需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东或股东代表：甘露、甘莉、许贵华、李德响、塔库利公司，占总股数58.6%，反对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无，占总股数0%，弃权的股东或股东代表：黄志宏，颜世林（缺席）、颜志生（缺席），占总股数41.4%，表决通过。在一审庭审中，黄志宏与甘露确认，2017年4月甘露向黄志宏支付了转让款2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甘露和陈芹于2006年5月12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涉及到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转让股权的效力问题，争议问题不仅涉及相关协议的效力，而且还关涉到黄志宏股东资格的确认、其股份之合法及有无等问题，故一审法院依据前述争议焦点，就有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并判断：一、关于黄志宏是否享有华中公司合法有效股权的评判华中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的股东并无黄志宏，但通说认为，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权的唯一依据，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而是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签订的《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载明了上述各方当事人的投资额、股本数、股权比例，可以与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与陈芹及张欣奎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所附的上述各方当事人股权比例相互印证。但如果简单地根据《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确认黄志宏合法持有华中公司股权，有以下事实上的障碍：其一，《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了各方投资设立公司，并约定了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公司结构、管理及股东的权利与义务、股权变动等事项，故该协议从内容来看，性质应为公司发起人为设立公司而签订的协议，本案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签订《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为“合作投资华中公司”，“全资设立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注册成立，《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签订于2015年10月24日，从《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字面上理解结合前述时间节点，“合作投资华中公司”，属于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华中公司履行合同，不属于华中公司的公司章程内容，《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约定黄志宏的36%比例，是占有华中公司内部的36%股权，还是占有从外向投资华中公司的投资比例36%，或者是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的36%股权，存在歧义，约定不明。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登记成立，于2015年1月26日变更为现名，与华中公司的成立，均在《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签订之前，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东合作协议》之前即已经成立，《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如果《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是各方对发起人为设立华中公司或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后追认，但案涉协议对此也没有明确约定，在各方当事人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补救达成补充协议时，法院对此不能简单地加以推测，否则有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二，《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载明“注册资本200万元，首期实收资本1,000万元（不含无形资产），总股本1亿股”，黄志宏“现金投资270万元，股本数3,600万，股权比例36%”，而“中科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载明“总股本5,000万股”，华中公司登记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由华中公司一人成立，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元，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由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一人成立，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根据《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各方共同合作投资华中公司，并全资设立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以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登记成立中星检测集团，其下属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和实际控制公司”，而原重庆西南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现中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于2015年9月15日股东变更为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一人，2015年11月26日，重庆西南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如何取得重庆西南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有限公司10,000万元的股权，是通过对价方式还是其他合同形式，或者也是通过代持后显名，不得而知。华中公司与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上述关联公司的关系，即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的华中公司出资并分别实际控制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的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和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的中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何结构如此之复杂，其背后有何之目的，是否存在某些规避法律之企图，同样不得而知。按照《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各方共同合作投资华中公司，并全资设立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以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登记成立中星检测集团，其下属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和实际控制公司”，即目前可知的是华中公司、中星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中星电梯技术中心（武汉）有限公司、中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90,400万股，其中还不包括有可能存在的目前未向法院透露的其他关联公司，与《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载明的“总股本1亿股”相距甚大，且注册资本和公司股本总额在公司法上并不是一个概念，注册资本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赋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财产或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的体现，对公司的运营在实践中有较大的价值，其主要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本总额主要适用于股份公司，“总股本1亿股”是否指的就是前述各公司的注册资本，还是指的是前述各公司的实收资本总额，各方是否协议将各关联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等，均约定不明。其中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不得而知。由股东出资构成的公司资本在公司存在及运营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公司而言，它既是公司获取独立人格的必备要件，又是公司得以运营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债权人而言，它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是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证。如果各方当事人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补救达成补充协议，法院单纯地根据《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判决认定黄志宏及其他当事人的现金投资、股本及股权比例，从而通过生效文书实际确认前述股权，由于前述无法查明的客观情况，也无法通过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分析后得出法律真实，则不排除今后存在相应的审判风险。因此，法院不会就此轻易作出结论，并且必然会就此保持高度的警觉。其三，华中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代持股权协议》载明华中公司实际出资1,000万元，《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约定“首期实收资本1,000万元，总股本1亿股”，该约定与工商登记并不一致。黄志宏主张根据《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其股本数为3,600万元。首先，通说认为，工商登记不具有设权效力，只具有证权功能，而且这种证权功能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司的外部关系中。因此，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公司章程对于确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比例具有极高的证明效力。因为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是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根据《代持股权协议》，黄志宏等作为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完全有能力可以修改华中公司的章程，但是华中公司的公司章程对此并无记载。同时，由于章程是工商登记必须提交的文件之一，因此章程对于股东权的证明作用便转化为工商登记对于股东权的证明作用。其次，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一经签发并为股东所持有，具有证明股东资格的效力，它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人证明自己已履行出资缴付义务的法律文件，无疑应成为证明股东权的重要证据，根据《代持股权协议》，黄志宏等作为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完全有条件要求华中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华中公司向黄志宏签发过出资证明书。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以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这一规定表明，股东名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的确定，在法律上被赋予推定的效力。虽然它与工商登记同样不具有设权效力，只具有证权功能，但股东名册在公司内部对于股东权的确立具有很高的证明效力，对公司和股东具有约束力，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华中公司将黄志宏记载于股东名册。虽然《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约定黄志宏股本数为3,600万元，股权比例为36%，如前所述，该协议是拟投资目标公司的投资者之间订立的确定各投资者之间有关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其内容由投资者协商确定，与旨在规范成立后的公司及其成员行为的公司章程不同，着重在明晰和规范投资者的权利义务。且《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订立于公司成立之后，即使该协议作为事后补签或倒签的发起人协议，但并不能因此而替代公司章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之精神，股东在后一致签署的文件有权改变在先制定的公司章程，全体股东可以以一致决定如签订协议的方式对公司有关事项重新予以确定。但是，《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不仅对持股比例重新进行了内部划分，约定“工商登记的股东名义或者股权比例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内容为准”，虽然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但《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同时还对股权数额、实收资本、总股本进行了变更，且与前述各关联公司的工商登记均不一致，就此不同之处如何处理，是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各方约定不明。因此，黄志宏3,600万元股本数、36%股权比例的基础不明。各方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补救并达成补充协议。二、关于黄志宏和甘露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判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了黄志宏在华中公司（含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子公司）的3,400万股股份按每股0.25元价格转让给甘露，并约定了付款方式、时间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如果单纯地根据该《股权转让合同》，认定甘露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样有以下事实上的障碍：其一，《股权转让合同》的基础是《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如前所述，《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股权内容指向约定不明，《股权转让合同》所涉3,400万股，如果指华中公司内部的股权，则该财产数额与工商登记相冲突；如果指向投资华中公司的投资比例，则无法解释《代持股权协议》签订并存在的意义；如果指《股权转让合同》载明的“华中公司（含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子公司）”，则3,400万股哪些归属于华中公司，哪些归属于其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子公司，或者3,400万股在华中公司的子公司和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如何分配，指向不明。各方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补救并达成补充协议。其二，根据《代持股权协议》，黄志宏和甘露为华中公司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公司中的隐名投资，包括了两个出资主体，即实际上的出资人和名义上的出资人。前者指实际认缴出资的主体，后者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上记载的出资主体。隐名股东的本质就是“名实不符”，即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但却对外在公司的工商登记簿上显示他人为股东。之所以会出现隐名出资，通常是投资主体受到利益驱动，不外乎是从规避法律的风险、隐藏财产、商业策略三种原因进行考虑，而无论是属于哪种情况，隐名出资在外观上都表现为并不直接违反法律的特点。对于为规避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隐名投资，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应对法律规避行为加以规范和制裁，以使当事人的不法意图无法得逞。即使隐名投资不是为了规避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既然投资者做出不享有股东权利，而由他人作为其股份权利享有者的选择，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其应当由其自身承受由此导致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的中心思想是，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等人通过隐名投资1,000万元实际控制注册资本原为200万元的华中公司，再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结构设计，控制总注册资本达数亿元的多家公司，其中是否存在刻意规避我国公司法有关对公司股东出资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及股东有限责任而逃避债务等规定，存在疑问。但如果《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没有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前述判断予以补救并对前述疑问予以明确，一审法院目前简单地按照《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约定作出判决，今后存在审判风险。其三，认定隐名股东股权转让的合同效力，需要以正确认识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间的法律关系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对于存在隐名股东情形下，名义股东转让其名下股权的情形做了规定，但对于隐名股东转让其实际持有股权的效力问题却没有可兹依据的明确规范。通说认为，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而在公司内部，有关隐名股东身份及持股份额之约定等属于公司与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的合意，除非隐名股东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以外。依据审判实践的主流观点，在没有登记公示之前，隐名股东对外一般不能行使股东权利，但对内来讲隐名股东却有实际的股东权利。从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看，双方之间应当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此种合同关系的内容是隐名股东的实际投资地位与名义股东的显名持股地位，就本质而言，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间应系一信托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名义股东因其受托人的地位而取得信托财产所有权，故相应股权的所有人应为名义股东，隐名股东的信托财产仅系对应的出资。在隐名股东未征得名义股东同意即自行转让股权时，隐名股东并非股权的所有人，虽然相应股权系该部分资金的证券化表现，但其实际的所有人为名义股东，隐名股东仅得向名义股东主张有关信托资金的权利，故此时隐名股东转让的标的物虽然亦系相应股权，但其行为的效力取决于名义股东的意思表示，即只有当名义股东认可隐名股东的该转让行为，此种股权转让才为有效，如果名义股东不认可该转让行为，则此种转让行为因标的物的不能履行而归于无效。据此，黄志宏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依法转让该股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公报案例，该条件为：一是公司向股东出具的确认股东身份及份额的文件有效。即使该股东非工商登记的股东，也可据此享有以隐名股东身份持有的股权。二是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明知其系隐名股东，三是且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均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关于第一点，前面已作分析，不再赘述，目标公司华中公司并未向黄志宏出具确认股东身份及份额的文件；关于第二点，甘露明知黄志宏系隐名股东；关于第三点，虽然《代持股权协议》约定，隐名股东即实际投资人甲方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与名义股东乙方陈芹及丙方张欣奎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中任何一方经50%以上的股东投票权同意时，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乙、丙方需无条件配合办理。该约定从字面上似乎理解为隐名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无需名义股东同意，但结合该条款的下文，“乙、丙方逾期不配合的，甲方有权以本协议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因此，该条款约定的是隐名股东显名化，而非对代持股委托人股权转让的约定，如前所述，仍然需要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的同意。黄志宏和甘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华中公司的登记股东为陈芹、张欣奎和蔡祝勤，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黄志宏和甘露就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事通知陈芹、张欣奎和蔡祝勤，根据黄志宏提交的《黄志宏关于的公开回应》的内容来判断，蔡祝勤是不同意该转让的，虽然现蔡祝勤已不是华中公司的股东，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华中公司、陈芹、张欣奎均同意该次转让。虽然黄志宏主张通过华中公司2018年5月24日的股权变更登记，可以推定其他当事人同意该次转让，在司法实践中，“同意”分为“明示的同意”及“推定的同意”。“明示的同意”，本案中显然不存在，“推定的同意”指通过其他股东的行为或相关事实去推定其具有同意的意思表示，或者至少不持异议。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之后华中公司的多次股权变更，该多次股权变更与《华中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和《代持股权协议》约定并不一致，并不能得出其他当事人同意或至少不反对的意思表示。而2019年5月4日，华中公司召开股东会时，确认的黄志宏出资额仍为3,600万元，股权比仍为32.4%，黄志宏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只是对股东会决议投了弃权票。加之如前所述，黄志宏的股权由谁代持、代持多少约定不明，在没有就此依法进行补救并得到黄志宏股权的名义股东表示对黄志宏和甘露之间进行股权转让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黄志宏和甘露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待定。具体来说，若黄志宏股权的名义股东同意黄志宏和甘露之间进行股权转让，则《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若黄志宏股权的名义股东不同意黄志宏和甘露之间进行股权转让，则《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当事人应就此自行寻求救济。在目前情况下，黄志宏无法就效力待定的《股权转让合同》主张权利，法院也不宜作出给付判决。三、关于陈芹在本案中民事责任的评判陈芹系甘露的配偶，虽然证据显示陈芹参与了目标公司的管理，但并没有证据显示陈芹参与了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债权人黄志宏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陈芹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黄志宏出资瑕疵对股权转让有无影响的评判如前所述，股东资格主要取决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对公司资本的认缴出资额的义务，是股东最基本的法律义务。它是在公司制度产生后，伴随着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而形成的，是法律赋予的股东享有有限责任制度保护的前提条件，既是股东的一项契约义务，同时更是股东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股东不仅不得自行放弃，而且接受履行的公司也不得任意变更履行或免除履行。股东须对自己的违反出资义务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股东出资瑕疵（包括出资不实、出资虚假、抽逃出资等）并不改变其已有的股东资格。否认了瑕疵出资者的股东资格，也就否定了其基于股东身份应承担的出资义务及法律责任。因此，股东出资瑕疵，原则上不影响股权份额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对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出资瑕疵的股东，责令其补足出资，并承担因此产生的其他民事责任，而不是直接否定其股东资格。至于对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权利限制与否及如何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也作出了规定。因此出资瑕疵与其股权转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出资未到位的股东仍具有股东资格，出资瑕疵的股权并不丧失其可转让性。转让瑕疵股权的行为应当与转让无瑕疵股权的行为区别对待。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应该回归合同法本位。一般情况下，瑕疵出资事实并非认定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事实要件。唯有在瑕疵出资事实与瑕疵股权转让合同之意思表示相连接时其才可作为法官司法推理中的小前提。瑕疵出资责任之分担是一个个性化的司法裁判问题，而不应试图建立一种普遍性的责任分担模式，较为可行的做法是采取一种个性化的动态责任分担模式，即优先适用当事人对责任分担之私人安排，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私人安排或者私人安排无效的情况下，再根据受让人之主观善意标准决定瑕疵出资责任的司法配置模式。据此，甘露以黄志宏的股权存在重大瑕疵，且并未将该事实告知甘露，导致甘露作出收购股权的错误意思表示作为抗辩，没有法律依据。五、关于甘露反诉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评判合同解除是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终止的方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该条对行使合同解除权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排除了当事人不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该条所使用的语言为“应当”，是强制性规定的用语，即解除权人欲解除合同，应当而且只能通过向对方发送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不能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解除。该款后半段规定了救济手段：“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款前半段关于通知程序的强制性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对于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持否定态度。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形成权是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直接变动法律关系的权利，是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形成权不同于请求权，不应当以请求权的方式提出，而只能是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行使，在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时，由法院进行审查，并确定合同解除的后果是否有效。诉讼请求应当是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是确认之诉。判决解除合同不但缺乏相应的依据，而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相悖。法理上，解除权之行使，只需向他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不必请求法院为宣告解除之形成判决。因此，甘露反诉诉请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其一，合同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无须提起解除之诉。根据形成权的制度安排，当事人在单方通知解除合同时，无须明示解除权发生之原因，更不需要为解除权的存无举证，当事人大可不必舍此解除规则而选择诉讼。从法理本意看，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自行行使、致使有效合同的效力消灭的权利。它属于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权利，故应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其法律效力和法律命运。其二，对解除权存无的实质审查应当是在解除异议之诉程序中，而这个诉必须由对方当事人（异议方）提起。诉讼存在着成本与风险，但这个成本和风险首先是由提起诉讼程序的人去承担，并且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决定了只有实体权利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胜诉的判决。法律并不鼓励当事人在明知没有解除权的情况下，滥用解除通知解除合同。但如果明知有解除权，却提起一个解除之诉，亦无必要。其三，虽然形成权规则下的诉讼解除没有必要，但是体现诉权无限制原则，原则上法院应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在单方通知解除规则之下，法律并不禁止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方式送达解除之意思。但是，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同的，在法院向合同解除相对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并不能发生合同即时解除的效果，合同解除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法院尚未作出认定。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之精神，以合同解除相对方收到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即时解除，会影响法院对合同解除的实质审查以及审判的权威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所确立的裁判解除规则，“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其将法律基于根本违约而赋予守约方以解除救济的权利设定为诉权。守约方寻求救济应当经由司法审判最后确认实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由法院最终查明。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待定，目前甘露尚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由此，甘露反诉主张黄志宏返还已付64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目前没有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法律保护那种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律行为而发生的有效地拘束或授权的发生或存续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根据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某项可归责的意思表示，其所根据的只是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由此，黄志宏的本诉以及甘露的反诉，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一、驳回黄志宏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甘露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21,810元、保全费5,000元，由黄志宏负担。一审反诉受理费5,100元，由甘露负担。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二审期间，黄志宏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对账（分项计算款项）。证据2、华中公司致黄志宏函（通知对账）。证据3、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证据4、补缴股本金通知书。证据5、黄志宏关于股份和出资有关问题的说明。证据6、黄志宏关于华中公司催缴出资款有关问题的函告。证据7、回复函。证据8、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证据9、关于股东显名或者重新办理代持股协议的函。证据10、关于股东履行优先购买出资回复情况的通知。证据11、关于股权认购出资情况的通知。甘露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股东会会议召开通知书一份、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签到表一份、补缴股本金通知函及快递单各一份。证据2、《关于征集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的函》、《临时股东会议召开通知书》、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签到表、股东会决议各一份。证据3、《关于股东对履行优先购买权出资回复情况的通知》一份、《关于股权认购出资情况的通知》一份、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四份。证据4、《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会议的通知》一份及EMS快递单5份、华中电梯质量检验中心湖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各方当事人对黄志宏、甘露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另查明：2018年4月2日，甘露向华中公司发出《咨询函》，主要内容为甘露与黄志宏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黄志宏将其持有华中公司3400万股份转让给甘露，双方约定了转让价款和付款时间等条款，详见股权转让合同。黄志宏作为华中公司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甘露有问题需向华中公司咨询。2018年4月10日，华中公司向甘露发出《回复函》，函件内容为“关于您来函咨询关于黄志宏在我公司持股份额及出资情况问题，公司经核查，截止目前黄志宏实际出资为773227.86元，与约定的出资相差1926772.14元。黄志宏在公司股权份额有待公司如开股东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黄志宏提出《股东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黄志宏已履行了退出管理等全部合同义务，甘露已实现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应向其支付第一期剩余转让款180万元的上诉请求。经查，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与显名股东陈芹、张欣奎签订《代持股权协议》，确认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的身份为隐名股东，并约定黄志宏、甘露、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中任何一方经50%以上的股东投票权同意时，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对隐名股东的概念虽予以了确认，但隐名股东享有权利更多的停留在投资权益上，这也是隐名股东最初为了享受公司经营成果而签订协议的根本目的。但由于隐名股东的权利受限制，其转让并不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约束，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黄志宏与甘露于2017年1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时，黄志宏与甘露的股本数均为3600万股，股权占比均为36%，两人共同持有股份已超过50%。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系隐名股东内部转让，不应受“经50%以上的股东投票权同意”的限制。且甘莉、颜志生、许贵华、李德响、颜世林参与本案一审庭审时虽发表对黄志宏将股份转让给甘露并不知情的意见，但均未作出要求购买黄志宏转出股份的意思表示。故，甘露购买黄志宏的股份并未侵犯其他隐名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隐名股东转让股份应告知名义股东。本案中，张欣奎虽明确表示其对转让股份知情并且同意，陈芹陈述黄志宏将股份转让至甘露时，其并不知情。经查，黄志宏与甘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甘露已于2018年4月2日向华中公司发出《咨询函》，告知华中公司股权转让的具体内容，华中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向甘露发出了《回复函》。陈芹作为华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中公司收函、回函的行为证明陈芹对于黄志宏转让股份至甘露是完全知情。因此，在华中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2018年5月4日发生名义股东变更之前，涉案股权转让事宜已通知名义股东陈芹、张欣奎，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待定不妥，本案予以纠正。《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第一期转让款200万元应于2017年4月20日前支付。黄志宏与甘露均确认甘露已支付转让款20万元。甘露认为黄志宏领取44万元利润分红款折抵转让款，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甘露还应向黄志宏承担支付第一期剩余股权转让款180万元的民事责任。黄志宏提出甘露延迟支付转让款应支付利息的上诉意见，因双方并未对利息计付标准进行约定，本院酌定甘露以18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向黄志宏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自本案起诉之日2018年2月5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关于黄志宏提出陈芹与甘露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请求，因陈芹并非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并非与甘露共同购买股权，对要求陈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甘露提出应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黄志宏应向其退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意见，其主要理由为黄志宏未补足股本金。因《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黄志宏已退出华中公司的经营，甘露已向黄志宏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即《股权转让合同》已实际开始履行，甘露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违约方，其无权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且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华中公司的名义股东已发生两次工商变更，《股权转让合同》已无法解除及恢复原状。对甘露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退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至于黄志宏是否未足额缴纳股本金的问题，受损害方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黄志宏的上诉理由成立，甘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0106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0106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甘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志宏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并以18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向黄志宏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自本案起诉之日2018年2月5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181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5100元，合计为31910元，由上诉人甘露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910元，由甘露负担。如上诉人甘露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斌审判员 刘 隽审判员 蹇鹏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