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明国，男，198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翠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跃壮，男，199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明，广东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保顺储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1581号之一1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4431J。法定代表人：江兆龙。上诉人何明国与被上诉人石跃壮、原审第三人广州保顺储运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何明国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石跃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何明国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推定股权代持事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石跃壮的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第三人于2018年8月21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由原审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江兆龙代为持有何明国取得的15％股权。一审判决认为，从何明国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可以推定，何明国对石跃壮转让股权至江兆龙名下应是知情且不持有异议的。但无论系原审第三人内部的股东会决议，还是何明国和石跃壮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未提及由江兆龙代持事宜，且江兆龙与何明国之间亦未签订任何代持协议。而事实上，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何明国当时并未知悉石跃壮之股权已变更至江兆龙名下，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只为如约履行合同约定；而当何明国知悉自己并未获得涉案股权后，便立即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才引致本案发生。因此，一审法院仅依据何明国在股权变更登记后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何明国与江兆龙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对第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必要调查取证，故未能查明江兆龙和何明国之间实际上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导致误判。若何明国与江兆龙就涉案股权存在代持关系，则何明国必然会通过江兆龙向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而本案原审第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江兆龙)必然知情。然而，作为对本案享有利害关系且知悉重要事实的第三人(法定代表人为江兆龙)，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出庭，亦末对是否与何明国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作出任何说明；加之，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该关键的诉讼参与人，未积极行使必要的法庭调查权，向第三人就何明国与其法定代表人江兆龙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进行调查取证，导致错误地推定何明国与江兆龙存有股权代持关系，应予纠正。作退一步之假设，若本案终审判决错误认定何明国与江兆龙间的确存有股权代持关系，但由于没有书面代持协议，何明国一直以来亦未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故何明国不可能得以向江兆龙或第三人成功主张恢复股东身份，即使通过另案起诉实现该目的亦会以否认何明国与江兆龙之间存有股权代持关系的败诉判决告终。如是者，本案与另案的判决将会产生矛盾，不利于实现公平公正，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之余，更浪费了司法资源，甚至极有可能产生冤假错案。（三）即使不论何明国有否实际获得涉案股权，因何明国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应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何明国拟购买石跃壮持有的原审第三人15％股权，其与石跃壮于2018年7月29日签订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石跃壮在原审第三人合法拥有15％股权，石跃壮在2018年7月29曰转让其在原审第三人拥有的5％股权给何明国，付款生效。其余10％股权何明国应该2018年10月1目前按照每股价格24700元收购，逾期石跃壮可以以每股价格24700元收回何明国之前所购买的石跃壮股权、或将其余股份转让给他人。签订该协议后，何明国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23500元。2018年9月3日，何明国与石跃壮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石跃壮以每股24700元向何明国转让其持有的原审第三人5％的股权，签订该协议后，何明国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23500元。根据以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可知，石跃壮分三次，每次转让5％股权，每转让5％股权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向何明国转让其持有的原审第三人15％股权，签订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且何明国已支付完10％股权转让款后，何明国继续购买石跃壮剩余50%股权，并已经支付40000元转让款，剩余83500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但该次转让未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故对于剩余50%股权，双方未明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亦未明确约定违约责任。故何明国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补充如下;补充：1.原审判决第5页第二段倒数第六行，原审法院根据何明国陆续支付款项的情况推定应是知情且不持异议是错误的。纵观何明国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提及第三人的字眼，其预定转让的是中通快递萝岗地区网点的股权，何明国因文化水平及法律意识受限，在当时根本不知道约定转让的是第三人的股权，所以其陆续支付价款的行为是其对想要继续履行合同的一种期许。没有任何证据也不能推定其对该事实是知情的，也是因为上诉人期许的落空，才停止支付后续价款；2.一审法院判决何明国支付合同滞纳金的依据是错误的，协议中第八条第二款支付滞纳金的前提是何明国未能按照第二条的规定支付价款，协议第二条又约定何明国应在签订合同之日向石跃壮支付价款123500元，已经生效的两份协议何明国都在签订合同之日已经向石跃壮支付价款，何明国不存在违约行为。3.石跃壮主张何明国欠付的金额是最后一个5%股权的合同关系，双方对该5%的股权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没有约定违约责任。4.一审法院的传唤程序有误，何明国收到过一次传票，但是开庭日期变更了，何明国没有收到第二次传票，何明国以为没有收到第二次传票该案子就终结了，所以没有去参加庭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何明国的合法权益。石跃壮辩称，一、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股权变更合法有效。答辩人石跃壮与被答辩人何明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在经过原审第三人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之后，石跃壮转让出约定的股权份额。何明国按合同约定应当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只是双方约定了转让款的最后支付截止日，故何明国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过程中分批、分期支付。二、何明国自始知晓所购股权是转让到江兆龙名下。何明国与江兆龙如何约定股权持有方式和相关股东权益，是其二人意思自治的范畴，石跃壮无从干预，石跃壮与被答辩人何明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协议，不是三方协议，故协议上对何明国如何持有原审第三人股份和享受股东权益也无约定必要。事实上何明国知晓自己所购股权是转让到江兆龙名下，之后也实际参与到原审第三人的经营中，并和原审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江兆龙又共同开发新项目，合作运营。后产生纠纷亦诉至到原审法院，此事实原审法院通过内部案件系统也进行了确认。即何明国实际上行使了原审第三人处的股东权益，与江兆龙形成股份代持关系。被何明国上诉状中所称：在知道股权没转到自己名下时，就立即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何明国在知道股权是转让到江兆龙名下后，也在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向石跃壮支付款项，并在石跃壮催款时，其也表示会想办法支付，并出具过书面的欠条，承诺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即使何明国上诉状所述属实：其因股权没转到本人名下，行使不了股东权力，而提出过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那么其又为何不向石跃壮主张返还已转让的股权款呢？如果何明国支付了287000的股权转让款，但是没行使过原审第三人处的股东权利，遭受如此损失，理应当向石跃壮主张权利或在一审提出反诉。但是都没有，这也与常理不符。故一审法院认定何明国对所购股权转让到江兆龙名下，是知情且不持异议的，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是否行使调查权，是根据案件情况依职权决定，何明国亦未申请法院行使调查权，一审法院并无不当。本案一审期间何明国在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和开庭通知之后，故意不参与庭审，放弃行使自身诉讼权利；且在法院送达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材料时，故意拒收、拖延诉讼；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也故意不参加庭审，再次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何明国自身权利都不积极行使，却在收到不利判决结果之后，反而辩称是法院未依法调查导致的自身权利受损，其毫无诉讼诚信可言，对其合同履行中的诚信度也可见一斑。何明国称没有收到第二次传票与事实不符，我方在开庭当天中午还发信息与其确认过。四、何明国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依合同条款应当支付滞纳金。石跃壮与何明国于2018年7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约定了所转让的股权份额是15%，明确了转让款项的最后支付日为2018年10月1日之前。何明国确有一定期限去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不代表双方是每转让5%的股份就签一次协议。由何明国转款时间可知，其2018年8月30日转款23000元，此时并没有签订2018年9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先签合同后付款一说。在2019年9月3日支付完第二个5%的股权转让款后，其提出要留个付款的凭证，方便其向原审第三人说明已付款情况，于是双方才签了2018年9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与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一样，只是时间不同。所以双方合意是何明国购买石跃壮15%的股份，何明国可分多次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在2018年10月1日之前付清，而不是何明国上诉状中辩称的分三次签订合同，分三次购入股份。另外何明国出具的书面欠条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对剩余转让款的支付做出过单方承诺。如果何明国主张签一次合同，就付5%的股权转让款给石跃壮的情况属实。那么在何明国并没有签第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形下，其根本不存在向石跃壮支付转让款项的义务，又何必出具书面的欠条，承诺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何明国的主张自相矛盾，明显与事实不符，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滞纳金。石跃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明国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83500元；2.判令何明国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111150元（总金额的30%即24700元×15×30%）；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明国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石跃壮原为第三人的股东。2018年7月29日，石跃壮（甲方、出让方）与何明国（乙方、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何明国受让石跃壮合法持有的第三人15%股权。石跃壮于2018年7月29日转让其持有的第三人5%股权予何明国，付款生效。其余10%股权，何明国应于2018年10月1日前按照每股24700元收购。石跃壮同意以123500元转让第三人5%股权予何明国，何明国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如何明国未能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5%支付滞纳金。何明国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后，如何明国的违约给石跃壮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何明国违约给石跃壮造成其他损害的，不影响石跃壮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滞纳金最高不高于合同总金额的30%。《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有石跃壮作为转让方、何明国作为受让方的签名及捺印确认。石跃壮提交了一份工商内档记录（广州保顺储运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石跃壮持有第三人的股权，且经过第三人原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石跃壮将其股权转让给何明国的代持股人即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江兆龙。根据该股东会决议内容，第三人原全体股东（石跃壮、刘慧、江兆龙）于2018年8月20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石跃壮将其持有的第三人股权转让给江兆龙及钟桂山，刘慧将其持有的第三人股权转让给江兆龙。该股东会决议落款处，有第三人原全体股东的签名确认和新增股东钟桂山的签名确认，并加盖了第三人的公章，签订日期为2018年8月20日。次日，石跃壮及刘慧就转让第三人股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第三人现股东为江兆龙（持股95%）、钟桂山（持股5%）。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石跃壮转让给何明国的15%股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为370500元（24700元/股×15）。根据石跃壮提交的银行卡转账明细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截至2018年9月3日，何明国已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共247000元。2018年12月4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何明国再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共40000元。2018年11月30日，何明国出具了一份《欠条》，《欠条》载明：本人何明国在12月3日转3万元正给石跃壮，到1月3日转9万3千元正给石跃壮，共是123000元正。如有违约将支付滞纳金本欠条金额的30%。《欠条》有何明国的签名、捺印确认。以上事实，有石跃壮提交的证据及开庭笔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何明国及第三人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答辩，视为其放弃抗辩权，故本院在审核石跃壮主张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裁判。关于石跃壮主张的股权转让款诉求，一审法院认为，1.原何明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无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2.石跃壮主张转让给何明国的15%股权由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江兆龙代持有，为此，其提交了第三人股东会决议、何明国支付股权转让款记录及《欠条》等证据予以佐证。根据石跃壮提交的第三人股东会决议显示，在石跃壮、何明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第三人全体股东召开了股东会，一致同意石跃壮将其持有的第三人的部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股东江兆龙。次日，石跃壮已就转让股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从何明国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可推定，何明国对石跃壮转让股权至江兆龙名下应是知情且不持异议，由此，石跃壮主张转让给何明国的15%股权由江兆龙代持有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3.石跃壮已按约将15%股权转让至何明国代持有人江兆龙的名下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故其主张何明国按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何明国已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287000元（247000元＋40000元），即何明国仍需向石跃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83500元（总金额370500元－已付287000元）。关于石跃壮主张的滞纳金诉求，一审法院认为，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明国应于2018年10月1日前向石跃壮支付完毕15%股权转让款370500元。如何明国未能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5%支付滞纳金。何明国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后，如何明国的违约给石跃壮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何明国违约给石跃壮造成其他损害的，不影响石跃壮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滞纳金最高不高于合同总金额的30%（即111150元：总金额370500元×30%）。2.结合何明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可知，截至2018年10月1日，何明国已按约支付了10%股权转让款（247000元），尚未支付剩余5%股权转让款123500元。之后，何明国又于2018年12月4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40000元。据此，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自2018年10月2日起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共63天），何明国应承担的滞纳金为389025元（123500元×5%×63天），已超过石跃壮、何明国约定的滞纳金最高不高于合同总金额30%（即111150元）的上限，故此，何明国依约应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为111150元。3.关于《欠条》的法律效力认定问题，何明国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欠条》时，尚欠石跃壮股权转让款123500元，《欠条》中所记载的还款数目123000元与实际应付款情况并不一致，且《欠条》也无石跃壮的签名确认。而根据石跃壮主张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及滞纳金数额可知，石跃壮并未按照《欠条》内容向何明国主张权利。因此，《欠条》仅可视为何明国单方面向石跃壮作出的还款承诺，而不能认定是原何明国的一致合意。即，《欠条》中关于还款金额及滞纳金的内容，对石跃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对石跃壮提起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20年2月11日判决：一、何明国应当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83500元；二、何明国应当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11115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93元，由何明国负担。石跃壮已预交前述案件受理费，本院不予退还，何明国应当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向石跃壮支付案件受理费4193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明国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7月29日签订）;2.《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9月3日签订）拟证明何明国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123500元;3.快递签收截图，拟证明何明国于2020年2月17日签收一审判决并与签收之日起15日内提起上诉。石跃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部分不予认可。2018年7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在协议中对15%的股权达成买卖合意，并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最后支付日。上诉人何明国用以证明只是转让5%的股权，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何明国欲用证据2来证明：每签订一次股权转让协议后，何明国才转让股权转让款。此点与事实不符，首先2018年9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双方对付款情况的确认，其次何明国在2018年8月30日就支付了23000元，此时并未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此时支付款项是根据证据一的约定。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仅能反映何明国签收判决书的时间，并不能证明何明国在法定上诉期内向法院递交上诉材料的时间。请求法院依法认定何明国的上诉时间。石跃壮提交了其与何明国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8年9月14日何明国表示“萝岗站点的股份有没有人收我转给他”，石跃壮称“你怎么要转出去呀”何明国回复“资金周转不过来”，2019年1月3日何明国表示“收到钱要转钱给你啊”，1月5日“石总钱要过多几天才有钱转给你，申通那在对数，实在没有办法请见谅”，石跃壮问“好大概需要多久”，何明国称“就2-3天”，4月12日何明国向石跃壮转账1万元，并称“不好意思是的我清楚是我是应该给你的，我真的我也真的这里没钱，我有钱我都不止给1万块钱，我刚刚收到1万块就转给你了”，拟证实何明国知道所购股份转让到江兆龙名下且不持异议，并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向石跃壮付款；何明国也从未提出过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拖欠原因只是因为财务状况不好。何明国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何明国知情且没有异议的事实，何明国陆续支付价款只是对朋友的尊重和对获得萝岗网点的期许。何国明对石跃壮一审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但石跃壮在一审中遗漏提交我方提交的证据2即2018年9月双方签订的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从中可以看出双方每转让5%的股权就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是通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就转让全部股权，而且已经签订的两份协议我方已经依约履行不存在违约。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恰证明石跃壮没有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证明了何明国已经依照生效的两份协议完成了付款义务，对证据4、5质证意见同证据3。对补充证据1工商查询内档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无法核查，请求法院依法核实真实性，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上面没有何明国的签名，不能反映何明国同意或知情该决议。对补充证据2欠条的真实性认可，签名是何明国签的，同意一审对该欠条的认定，该欠条不能反映双方真实履行情况，按照交易习惯，何明国必须获得协议转让标的物的权利才转账，江兆龙与何明国还有不当得利纠纷，江兆龙起诉我方被驳回，案件已经生效。何明国是江兆龙的下属，江兆龙是第三人保顺公司和案外人广州捷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审另查明，在江兆龙诉何明国及李吉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已生效的广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认定：根据捷亿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捷亿公司于2011年5月9日成立，该公司原股东为蒋兴芳和张兵，2018年8月9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何明国和苏志烽，法定代表人由张兵变更为苏志烽，2018年12月7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何明国和黄镇豪，法定代表人由苏志烽变更为被告何明国。保顺公司系中通快递公司属下运营的广州市萝岗网点（以下简称保顺萝岗网点），捷亿公司系中通快递公司属下运营的广州市科学城网点（以下简称捷亿科学城网点）。石跃壮称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签署的时候内容是空白的，其不清楚实际的内容，但当时何明国也在场，何明国对此予以否认。何明国称其有向石跃壮主张配合行使股东权利，石跃壮对此予以否认。石跃壮称其认缴出资额为30%，但实际缴纳是15%，其所持有的股份都转让给了何明国。再查明，保顺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5日，原股东为江兆龙、刘慧、石跃壮，股东出资为江兆龙认缴200万元，占40%，刘慧认缴150万元，占30%，石跃壮认缴150万元，占30%；后于2018年8月21日变更为江兆龙和钟桂山，股东出资为钟桂山认缴25万元，占5%，江兆龙认缴475万元，占95%。又于2020年3月12日变更为江兆龙和钟国贤。2018年7月29日何明国向石跃壮第一笔50000元转账中附言为罗岗镇区站点百份之5股权，2018年8月30日转账给石跃壮的23000元转账附言为第二期股份，2018年9月3日转账100500元的附言为股权百分5。2018年8月20日，转让方石跃壮与受让方江兆龙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一、石跃壮股东将原出资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的部分125万元转让给江兆龙，转让金0万元。五、石跃壮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日，转让方石跃壮与受让方钟桂山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一、石跃壮股东将原出资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的部分25万元转让给钟桂山，转让金0万元。五、石跃壮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石跃壮对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了石跃壮确实退出了保顺公司的经营，按照与何明国的约定转让出了自己的股份，且没有“一股多卖”，并没有从江兆龙和钟桂山处取得股权转让款。当时签订时何明国也在场，至于江兆龙与何明国如何约定股份持有方式，石跃壮并不清楚，何明国认为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定，关联性予以认可，不能证明石跃壮主张的其转让给何明国的股权全部由江兆龙代持的事实。合同约定石跃壮转让的股权是30%，但石跃壮自称持有的股权是15%。且股东会决议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均未有何明国签字，石跃壮对于何明国现在履行不能，故石跃壮主张的代持没有事实依据。何明国确认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九佛棠下育贤路88号为其住址，一审法院第一次将诉讼材料寄送到该地址显示本人签收，第二次开庭的传票寄送到该地址被退回，原因为收件地址长期无人，电话拒接/长期无人接听。后，一审法院将判决书寄送到该地址，显示为本人签收。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何明国是否应向石跃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第一，何明国称其并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中通网点代码30145”即为保顺公司，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约定石跃壮转让股权已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何明国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方，其应当知晓“中通网点代码30145显然并非公司名称，其所购买的肯定为公司的股权，且根据已生效的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保顺公司系中通快递公司属下运营的广州市萝岗网点，故何明国主张并不知晓“中通网点代码30145即为保顺公司与常理不符；第二，何明国称其是在每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天就支付当期的款项，但实际上其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后依旧有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可见，其称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方式与其陈述不符。第三，关于石跃壮转让给何明国的股权是否是由江兆龙代持的问题。首先，何明国已陆续支付了转让款，上述款项大多明确备注是股权转让款，何明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从2018年7月29日至2019年5月21日，而石跃壮的股份是在2018年8月20日转让给江兆龙并在次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何明国称其不知道股份代持的事情，却在股份变更之后长达大半年的时间内依然陆续向石跃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根据保顺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显示在2018年8月21日股东变更为江兆龙和钟桂山，与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内容和股权的比例一致，股东会决议中显示石跃壮的股权转让给了钟桂山和江兆龙，但其转让给江兆龙的股权为25%，上述比例没有低于石跃壮转让给何明国的股权比例，且石跃壮的股权事实上已转让，其已并非保顺公司股东；再次，结合何明国与江兆龙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见，何明国后续有多次向石跃壮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且从何明国想要转卖其股份的意思表示也可以看出何明国已知晓石跃壮的股份已转让给自己，并已认可自己为保顺公司的股东身份；最后，根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记载，江兆龙受让石跃壮的股份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综上，石跃壮主张其转让给何明国的保顺公司15%的股权是由江兆龙代持的事实已提交了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予以采信。何明国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石跃壮要求何明国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依据充分。由于何明国已构成违约，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何明国应向石跃壮支付滞纳金。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和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判令何明国应向石跃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83500元和滞纳金11115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何明国称其并未取得保顺公司股东权利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关于何明国称一审法院传唤程序有误的问题，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九佛棠下育贤路88号为何明国身份证住址且何明国确认该地址亦为其住址，一审法院第一次将诉讼材料寄送到该地址已显示签收，一审判决书寄送到该地址也显示本人签收，故该地址为其有效送达地址，第二次寄送的开庭传票被退回为何明国自身原因造成，应视为送达，故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何明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93元，由何明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