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0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恒，男，1981年1月2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飞，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101091552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亮，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161075141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政祥，男，1975年7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朝，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78135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梅，女，1974年8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朝，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781352。原审第三人：邹琳，女，1984年12月10日生，彝族，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审第三人：廖永东，男，1973年7月27日生，住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原审第三人：王辉，男，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其他情况不详。上诉人刘恒因与被上诉人孙政祥、肖梅及原审第三人邹琳、廖永东、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3民初1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恒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借据、收据等作为债券凭证，本身就是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借条》已经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其次，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6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向被上诉人孙政祥转账支付借款450万元，双方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生效。二、一审判决认定“孙政祥虽然与廖永东签订了《借款合同》、《结算单》，但《借款合同》及《结算单》不能真实反映是原告、孙政祥与廖永东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的确认，且廖永东经传票传唤拒绝到庭接受法庭询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孙政祥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或合伙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处理的是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孙政祥和廖永东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孙政祥与廖永东之间的《借款合同》及《结算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其是否真实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次，一审庭审中孙政祥对《借款合同》及《结算单》系其签署以及证据形成的先后时间及关联性等均为提出异议，仅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口头抗辩《借款合同》及《结算单》不真实，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直接否定了该《借款合同》及《结算单》的真实性，不符合法律规定，显然属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一审判决第7页已经认定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曾共同出资经营运输车队，孙政祥在其提交的录音笔录中多次提到合伙的事情，一审法院在此又认定廖永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孙政祥存在合伙关系，前后矛盾且与事实不符。第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依法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认定，故孙政祥与廖永东签订《借款合同》及《结算单》，应认定为合法的借贷关系。三、一审认定“涉案借款为450万元，因为孙政祥欠银行借款30万元，银行从孙政祥账户上扣除借款本息30.8877万元，孙政祥账户上金额不足450万元，原告又转款30万元给孙政祥，共计转款480万元给孙政祥，显然与交易习惯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450万元系为偿还其欠廖永东的借款，按照孙政祥与廖永东签订的《结算单》，孙政祥应当将450万元支付至廖永东指定的邹琳账户后才产生清偿债务的法律效果。故孙政祥在得知30万元被扣后又临时向上诉人提出借款30万元，完全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四、一审判决认定“从原告提供的银行记账凭证及孙政祥提供的银行流水看，原告与孙政祥、邹琳间的转款均在同一天较短时间内发生，且是以原告现有资金300万元为基数在三人之间进行流转……故从转款的整体情况看，账面的资金流向记录并不必然对应真实的借贷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孙政祥要向邹琳账户打足450万元以清偿其欠廖永东的借款，但上诉人当时只有300万现金，所以才会按此方式进行资金流转。上诉人的300万元在为被上诉人偿还银行借款31万元及分配给廖永东的合伙款80万元，回到上诉人账户上的只有189万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69万元，加上之后孙政祥偿还上诉人的19万元，也只有208万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99万元。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账面资金流向符合约定，已体现上诉人向孙政祥支付450万元及孙政祥向邹琳支付499万元（欠1万元孙政祥至今未补足），账面资金流向记录完全符合本案中的两个借贷关系。五、一审判决认定“从原告与孙政祥的通话内容可知，涉案借款不是孙政祥、肖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无借贷的合意，而是原告与廖永东通过孙政祥账户进行资金流转”，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孙政祥通话过程中从未认可涉案借款是上诉人与廖永东通过孙政祥账户进行资金流转。一审判决没有引用任何通话录音内容进行事实推理判断，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情况下即作出上述认定，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已全面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抗辩借款虚假，是上诉人借用其账户给公司作假账，应当举证证明。其未就此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七、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审理案件，程序违法。本案处理的是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孙政祥与廖永东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一审判决在本案中却径行对该法律关系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廖永东的诉讼权利。八、为便于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就本案事实作如下陈述：2008年左右，孙政祥当时在做倒卖煤炭的生意，我是晴隆县隆昌煤矿实际负责人，双方在煤炭交易过程中认识。2009年孙政祥提出利用其销售渠道与我合伙做煤炭生意，因当时配煤倒卖煤炭生意利润不错，我就答应与其合伙。但我作为晴隆县隆昌煤矿实际负责人，不便让其他人知道自己与晴隆县隆昌煤矿直接产生交易，故与廖永东合伙出资100万元，再以廖永东的名义与孙政祥合伙做煤炭生意。合伙过程中孙政祥以积累合伙资金将合伙本金滚大一点多赚钱为由一直没有进行利润分配。之后孙政祥又找我们一起合伙投资搞车队运输煤炭，我与廖永东又分几次出资70余万元给孙政祥，孙政祥同样以积累合伙资金为由一直未进行利润分配。此后，我多次安排廖永东找孙政祥要求对合伙进行对账并分配利润，但孙政祥一直以各种借款推脱。至2013年初，孙政祥告知合伙全部是亏损的，我们要求其提供账目核对被其拒绝，称合伙亏损由他承担，他把我们投入合伙的钱按银行利息计算利润分给我们。我们知道合伙其实是赚钱的就不同意，要求最低按月息两分计算合伙利润（当时计算下来大约360万左右），经多次协商最终双方按本金及利润300万达成协议，但孙政祥告知其现金都投在六枝特区祥峰矿业有限公司（萤石矿）和洗煤厂了，要求给他点时间支付但可以计算利息，后来达成协议将合伙清算款转成借款，由廖永东在2013年6月3日与孙政祥签订了借款本金为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是每月8万元，孙政祥用他和其妻肖梅在六枝特区祥峰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作担保。但此后孙政祥一直以六枝特区祥峰矿业有限公司和洗煤厂需投入为由既没有支付利息也没有偿还任何本金。此期间廖永东以孙政祥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为由多次找我要求解决。2014年底，廖永东以其要和邹琳离婚要分配财产为由要求我代孙政祥将其份额偿还给他，我被逼无奈只得找到孙政祥协商。经过多次协商，结果只能是由我借款给孙政祥先把廖永东的钱还了，孙政祥欠我的钱等他的六枝特区祥峰矿业有限公司和洗煤厂赚钱了（当时洗煤厂在正常运营，六枝特区祥峰矿业有限公司也马上投产）再慢慢还我。孙政祥表示同意后与廖永东结算，结算下来300万元本金加上18个月零半个月的本息合计448万，再加上之前没付利息的违约金孙政祥同意支付450万（实际支付了449万）。廖永东和孙政祥于2014年12月19日签了《结算单》，孙政祥也在当天向我出具了本案中的《借条》一份，由此产生了本案中的借款。因为当时孙政祥在六枝特区祥峰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是登记在其妻肖梅的名下，所以我才要求肖梅也要在借条上签字（如果是像孙政祥陈述的那样，是为借他的账户过账或是到公司做假账完全没有必要肖梅签字，孙政祥说借他的账户过账或是到公司做假账的说法根本就不可能，也不符合常理）。因我当时的现金只有300万，所以才会已本案中的方式进行资金流转，30万元被银行扣走后也是孙政祥要求我再另借30万给他完成转账的，当时他答应十五天内还我这30万，因为考虑当时他还在做煤生意并在我处购买煤炭且量也较大，我个人认为风险不大且时间很短归还就没再叫他写借条。之后这30万孙政祥只偿还我19万，另外的139568元是支付的煤款与本案没有关系。转账完成后廖永东已通过邹琳的账户将其分配的合伙款80万元扣走，至此廖永东与孙政祥债务及我之间的合伙分红已全部结清。所以本案中我多次要求廖永东出庭陈述事实但均被廖永东以他人在江西来不了和这件事已经跟他没关系为由拒绝，但我在本案中借款给孙政祥450万元完全是事实。因长期无法联系到孙政祥，我决定起诉孙政祥归还借款，起诉后孙政祥主动打电话叫我撤诉，电话上顾于面子及他在当地各方势力我推说钱是廖永东他们的大股，是廖永东坚持要起诉（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已经和廖永东结清了账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多处认定事实错误，认定的案件主要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孙政祥、肖梅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虽然存在资金往来，但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符合客观事实。第一、根据法院调取的被答辩人刘恒与答辩人孙政祥、第三人邹琳的银行流水足以说明，被答辩人转给答辩人孙政祥的资金总共只有300万元，而且这300万元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在三者之间完成了周转，且实现了刘恒汇给孙政祥480万元的假象。所谓“借条”产生的客观事实是，2019年12月19日，被答辩人刘恒与第三人王辉、廖永东等人找到答辩人孙政祥，请求用答辩人孙政祥的账户转账450万元，并请答辩人孙政祥签了“借条”一份，以便传真给其公司作假账用。答辩人孙政祥鉴于与被答辩人等以前系生意上的朋友，孙政祥便同意将本人账户借被答辩人等转账，并应被答辩人等的要求出具了“借条”一份。根据被答辩的要求，答辩人孙政祥便安排妻子肖梅与被答辩人及第三人王辉、廖永东等到六枝特区信用社办理了450万元的转账手续。当天，被答辩人等向孙政祥的账户汇入480万元，因答辩人尚欠六枝特区信用社30万元，郞岱镇信用社从中扣取了30.8877万元。同时，答辩人肖梅将汇入孙政祥账户449万元汇给了第三人邹琳。转账完毕后，被答辩人刘恒等将“借条”撕毁。但因答辩人的疏忽，被答辩人等撕毁的应当系复印件。2014年12月25日及2015年1月14日、15日、16日，答辩人孙政祥又分4次将329568元汇给了被答辩人刘恒。截止2015年12月25日，答辩人孙政祥共转给了被答辩人刘恒及第三人邹琳481.9568万元。在被答辩人刘恒起诉后，孙政祥与刘恒电话通话录音中有以下内容。当孙政祥问到有没有借刘恒的钱时，刘恒避而不谈其借钱给孙政祥的事，而是反复说以前他们与孙政祥一起在安顺做生意亏损的事情，并说自己知道起诉的事，但反复不少于4次说“自己作不了起诉的主，更作不了撤诉的主，其像一条船一样是被绑架了的。”同时，明确表态自己不会出庭参与诉讼。从本案三次开庭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被答辩人刘恒，还是第三人廖永东等人，三次都未到庭参与庭审，若是答辩人真正借了被答辩人刘恒的480万元，其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积极出庭参与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对于本案第三人廖永东和王辉来说，被答辩人刘恒与他们一直都是生意上的好朋友，也没有理由不出庭澄清案件事实，从而帮助朋友实现债权，同时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二、被答辩人主张的民间借贷系“套路贷”。首先，从二审法院调取的银行被答辩人刘恒及邹琳的银行流水来看，被答辩人转入答辩人的资金来源于账户为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义农商行），答辩人按照被答辩人指示转入的收款账户也在兴义农商行，收款人邹琳还系兴义农商行员工。由此可见，被答辩人主张的450万元有499万元一直在该行流转，且都处于本案第三人邹琳的控制之下。其次，从刘恒于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19日之间，以及邹琳于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月29日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可以看出，2014年12月19日11:04分、11:05分、11:06分、11:08分，被答辩人刘恒分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四次将300万元转入孙政祥账户。同日12:23分、12:24分、12:29分被答辩人刘恒又分三次将180万元转入孙政祥账户，而在同日12:07分、12:15分，也就是在刘恒将180万转入孙政祥账户的14分钟之前，第三人邹琳将孙政祥转入的300万元分两次共转账220万元给了刘恒。同日16:19分，第三人邹琳又转账149万给被答辩人刘恒。从以上转账可以看出，被答辩人刘恒转账给孙政祥的资金有369万元在同一天的很短的时限内处于第三人邹琳与刘恒之间循环流转。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邹琳之间的以上银行转账的事实，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其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二是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三是故意制造违约或者使用认定违约；四是故意垒高借款金额；五是软硬兼施“索债”。由此可见，涉案“借条”的产生，完全是被答辩人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使答辩人作出虚假意思表示的结果，并非居于答辩人实际借用450万元而产生。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第三人廖永东签订的《借款合同》、《结算单》，不能反映被答辩人刘恒、第三人廖永东与答辩人孙政祥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的确认符合客观事实。第一，《借款合同》、《结算单》的产生也是在2014年12月19日，被答辩人等人为了实现“套路贷”的目的诱使答辩人签订的虚假材料。答辩人并没有与第三人廖永东于2013年签订任何《借款合同》及《结算单》。第二，根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最后一部分的陈述内容，被答辩人称：“被答辩人刘恒、第三人廖永东、答辩人孙政祥之前合作做过煤焦贸易及车队合伙生意，2013年《借款合同》的产生系三人之间合伙做生意结算形成的。”但是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廖永东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结算资金转借款的事实。若真是答辩人与刘恒、廖永东进行结算，孙政祥需退还合伙资金及利润，以被答辩人刘恒的文化程度为何不将《借款合同》书写成“合伙清算确认书”，或者书写成《欠条》并注明欠条产生的原因。相反，被答辩人却利用答辩人孙政祥做事粗枝大叶、重义气、缺乏防范意识，同时又没有文化（小学未毕业）的特点，恶意制造了虚假的《借款合同》、《结算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答辩人刘恒、第三人廖永东拒不出庭也足以说明以上资料来源的违法性。因孙政祥、刘恒、廖永东之间以前系合伙关系，若三人之间因合伙产生的纠纷，应首先进行清算，并在清算的基础上对各方债权债务进行明确。若任何一方违反合伙协议并侵犯对方合法权益，对方完全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等方式解决合伙纠纷。在本案中，合伙人之间并未进行过清算，因车队已经完全亏损，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廖永东也知道无清算必要。因合伙各方没有进行过清算，《借款合同》的产生自然缺乏事实基础，完全不具有真实性。被答辩人等人为了实现对答辩人财物的非法占有，利用本方的优势并答辩人的弱点恶意制造的虚假《借款合同》、《结算书》，也不具有合法性。因2013年民间借贷及结算系本案借贷关系产生的前提，涉及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对《借款合同》、《结算书》涉及的事实进行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通过答辩人孙政祥与被答辩人刘恒之间的通话录音内容，说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无借贷合意符合客观事实。被答辩人起诉后，答辩人孙政祥与被答辩人刘恒通话时进行了电话录音。当孙政祥通过手机谈及自己并没有借刘恒的钱，而是看在与刘恒做生意多年交情的份上，将账户借给刘恒帮其朋友廖永东转移资金使用时，刘恒多次回避谈及将资金借给孙政祥的事实，而是多次说其是小股东，撤诉作不了主，其是被绑架了的。充分说明了刘恒并没有实际将资金借给答辩人。当资金进入孙政祥的账户后，孙政祥立即安排妻子肖梅将资金转给了廖永东在贵州兴义农商行的妻子邹琳。而邹琳与答辩人二人素未认识，邹琳又系被答辩人刘恒将资金转给孙政祥的贵州兴义农商行的资金复核人。也就是说，廖永东等通过刘恒将资金转给孙政祥，孙政祥又将资金转给邹琳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第三人廖永东妻子邹琳的监控之下。当原一审法院法官对邹琳进行调查询问时，邹琳对孙政祥转账到其账户的事实也是含糊不清，最后虽然补充了一句，“系孙政祥直接打过来还她家的，”但也没有说明孙政祥于何时向她家借款，借多少，作何用、于何处借等等。若真系答辩人孙政祥所欠债务，第三人邹琳不至于对债权产生的原因、债权的性质、数额漠不关心，并一问三不知，第三人廖永东也绝不会如此漠不关心，也不至于三次拒绝出庭参与诉讼。第三人邹琳同时说，其打款系王辉代理，又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王辉，认都不认识，何来代理一说。本案中，答辩人提供的被答辩人刘恒与孙政祥的所有银行汇款，均是由第三人王辉签字代理，对如此巨额的资金往来，被答辩人刘恒及第三人邹琳同时委托同一人王辉代理，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及交易习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原审第三人邹琳、廖永东、王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刘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孙政祥、肖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50万元，并按每月8万元，月利率1.77%计算，支付自2014年12月19日至2018年1月23日借款的利息296万元，2018年1月23日以后的利息支付至借款清偿完毕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日，孙政祥与廖永东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孙政祥向廖永东借款300万元，利息每月8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2014年12月19日，二被告出具《借条》给原告，载明“本人孙政祥，借到刘恒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4500000元），利息每月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元）。借款人：孙政祥，肖梅，2014年12月19日”，未约定还款期限。2014年12月19日，孙政祥与廖永东对2013年6月3日的《借款合同》进行结算：孙政祥应支付廖永东人民币肆佰伍拾万（￥4500000）元整，并于2014年12月19日将此款转入廖永东所指定的邹琳账户上，至此，2013年6月3日所认定的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2014年12月19日11时4分、5分、6分、8分，原告分4次转款300万元给孙政祥，11时18分、12时3分，孙政祥转50万元、219万元给邹琳，12时7分、15分，邹琳转款220万元给原告，12时23分、24分、29分，原告转款180万元给孙政祥，12时41分，孙政祥转款180万元给邹琳，16时19分，邹琳转款149万元给原告。同时查明，因孙政祥欠六枝特区农村作用合作联社贷款本息30.8877万元，2014年12月19日，孙政祥偿还该社本息30.8877万元。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14日、15日、16日,孙政祥共计转款329568元给原告。原告与孙政祥、廖永东曾共同出资经营运输车队，各出资20万元、60万元、4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传唤邹琳、廖永东、王辉到庭询问本案相关事实，拒不到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二被告与原告是否达成借贷合意，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进行判断。首先，根据原告的陈述，其与孙政祥、廖永东合伙做煤生意并成立运输车队，因孙政祥未兑现利润，经孙政祥、廖永东进行结算，计算为借款300万元，孙政祥向原告借款450万元是为了偿还廖永东该笔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孙政祥虽然与廖永东签订了《借款合同》、《结算单》，但《借款合同》及《结算单》不能真实反映是原告、孙政祥与廖永东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的确认，且廖永东经传票传唤拒绝到庭接受法庭询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孙政祥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或合伙关系。其次，涉案借款为450万元，因为孙政祥欠银行借款30万元，银行从孙政祥账户上扣除借款本息30.8877万元，孙政祥账户上金额不足450万元，原告又转款30万元给孙政祥，共计转款480万元给孙政祥，显然与交易习惯不符。第三，从原告提供的银行记账凭证及孙政祥提供的银行流水看，原告与孙政祥、邹琳间的转款均在同一天较短时间内发生，且是以原告现有资金300万元为基数在三人之间进行流转，即原告首先转300万元给孙政祥，孙政祥转269万元给邹琳，邹琳收到款后，又转220万元给原告，原告又转180万元给孙政祥，之后，邹琳又转149万元给原告，最后，原告转给孙政祥的480万元，有369万元从邹琳处返还给原告，另外孙政祥已支付原告30万元，也即是转给孙政祥的480万元，有399万元又回到原告的账户。故从转款的整体情况看，账面的资金流向记录并不必然对应真实的借贷关系。第四，从原告与孙政祥的通话内容可知，涉案借款不是孙政祥、肖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无借贷的合意，而是原告与廖永东通过孙政祥账户进行资金流转。综上，《借款合同》、《结算单》不能证明孙政祥与廖永东存借贷关系，亦不能证明系对原告、孙政祥、廖永东三人因合伙期间债权债务的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与孙政祥有资金的流转，并不能证明与二被告之间达成借贷合意，故原告与二被告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20元，由原告刘恒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孙政祥、肖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合作协议两份，拟证明廖永东、刘恒、王辉和邱力在2011年和被上诉人合伙做过煤炭生意以及经营过车队。上诉人刘恒的质证意见：1.刘恒不是合伙协议当事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2.不属于新证据，未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属于逾期提交，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邹琳、廖永东、王辉经本院传唤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因双方当事人对曾于2011年合伙做生意的事实不持异议，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被上诉人孙政祥、肖梅与上诉人刘恒之间是否存在4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孙政祥、肖梅是否应偿还刘恒450万元及其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除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外，还需要出借人向借款人实际交付借款方才生效。本案中，虽然上诉人刘恒转账450万元给孙政祥，且孙政祥及肖梅也向刘恒出具了借条，但是，从本案的资金流转情况看，2014年12月19日，刘恒先转300万元给孙政祥，孙政祥转269万元给邹琳，邹琳收到款后将其中的220万元转给刘恒，之后刘恒又转180万元给孙政祥，后邹琳又转149万元给刘恒。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孙政祥向刘恒共计转款329568元。通过上述转账过程可以看出，刘恒转账给孙政祥的款项除80万元由邹琳获得外，大部分回到刘恒手中。对于该资金流向，上诉人刘恒解释系因其与廖永东及孙政祥合伙从事煤炭易和运输，孙政祥差欠廖永东合伙相关款项，其出借给孙政祥用于偿还廖永东，款项转给邹琳后，廖永东通过邹琳的账户扣下自己应得的80万元后，剩余部分又回到刘恒手中。对于刘恒主张的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刘恒、孙政祥、廖永东等就合伙事项进行最终结算，并基于结算结果形成本案借贷关系，其未能对本案借款的真实性作出合理说明，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借款形成过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对其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450万元本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在案证据，本案当事人之间确有合伙关系存在。对于因合伙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可另案寻求救济。一审中，针对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结算单》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作出“不能证明孙政祥与廖永东存在借贷关系，亦不能证明系对原告、孙政祥、廖永东三人因合伙期间债权债务的确认”的分析，该内容仅明确了《借款合同》、《结算单》对于上诉人主张事实的证明力，并未对案外人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20元，由上诉人刘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景强审判员  邓少旭审判员  何与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敖江书记员黄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