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2民初22091号 原告：马忠星，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慷君，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琰，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红富，男，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郑樟相，男，195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柯村。 法定代表人：郑樟相。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强，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忠星诉被告郑红富、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杨奇进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20日、2020年3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忠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慷君、宣琰（第二次开庭未到庭），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强（第一次开庭尚未代理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第一次开庭未到庭。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0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马忠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慷君、宣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忠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经变更）：一、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0万元，并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起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利息暂算至起诉日为28.8万元）；二、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2010年，原告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入股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增资至120万元。2014年3月，原告退出绿康公司经营，三被告于2014年3月4日以“具借人”身份共同出具欠条一张，将应返还原告的出资款转为借款，并承诺分期归还前述款项：2015年底还10万元，2016年底还20万元，2017年底还30万元，2018年底还40万元，2019年底还20万元。截至起诉日，三被告未还分文。原告认为，原告出资真实有效，原告与三被告通过重新结算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被告应当依法归还欠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遂成讼。第三次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经法庭释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第一被告作为股权的受让人在2014年2月25日经股东会决议受让股权后并于2014年3月4日出具欠条，第一被告应当支付对应的款项，第二、三被告在欠条上签字视为债务加入，也应承担相应的债务加入义务。 被告郑红富辩称：第一，原告要求三被告归还借款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告起诉被告的基础请求权为民间借贷关系，但是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却显示本案应为股权出资纠纷，因此原告要求三被告的基础请求权并不存在，请求予以驳回。第二，从原告提交的欠条的内容可以看出，里面载明是退回款，但是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没有退股一词。原告想退股，除非由公司进行减资，但减资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通过才生效，但本案并没有表决。因此第一被告认为其退股行为无效。第三，本案实质为股权纠纷，按照物权法有关规定，股权实质为物权，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而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1年，原告将入股款打入的第三被告账户，因此要退股也应由第三被告返还给原告，而不是第一、二被告。第四，在2014年3月4日签订欠条之日，第一被告实质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签订欠条之日履行的是公司职务行为。因此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承担归还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要求法院予以驳回原告诉请。 第二次庭审中，被告郑红富、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辩称：2014年2月25日原、被告通过工商登记变更将股权全部转为第一被告，但工商登记中没有股权转让情况，仅有变更资料，当初转让股权的转让款未知。且在2010年12月13日，原告入股第三被告公司时是将股权转让款转入公司账户，因此在2014年3月4日三被告出具的欠条里面载明很清楚，是今欠原告入股款120万元，而非股权转让款，基于2010年原告是将股权转让款转入公司账户的，因此退股的钱理应由公司进行承担。之所以第一、二被告在该份欠条中签字，系因第一被告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的是公司职务，而第二被告系第一被告父亲，在原告的要求下进行签字，且股权具有一定的身份象征，并非谁都可以承担。因此本案不仅是股权纠纷，而且第一、二被告也无需承担退股款。第三次庭审中，三被告补充陈述：三被告认为本案并不能适用释明程序，释明的前提是按照当事人主张的基本事实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同而进行释明，而本案的第一次开庭原告诉状中载明的事实与本次开庭载明的事实相差甚大，法律关系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案应按照新的事实与法律关系另案进行审理，而非本案进行审理。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马忠星账户明细清单三份、银行卡取款凭条两份；证据二，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共同证明原告出资及出让股权事实。 证据三，欠条一份，证明三被告欠款事实。 证据四，义乌市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商内档（股东会决议、变更登记、章程及其他材料）一份，证明：1、2010年12月13日，绿康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同意郑红富将6%的股权转让给原告马忠星，原告成为绿康公司股东；2、2014年2月25日，绿康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郑红富以股权受让方式，成为绿康公司全资股东，公司性质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由郑红富担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由此可知，原告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退股”，郑红富为受让人，应向原告支付价款；欠条出具时（2014年3月4日），郑红富为绿康公司全资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作出债务承担的决定，无需股东会决议，郑樟相当时作为与股权转让行为及公司经营无关的人员，亦在欠条上签字，也体现了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应由三被告共同承担相应义务。 被告郑红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关于银行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反而能证明原告入股款是打入公司账户，退股也应由公司进行承担。工商登记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反而能证明原、被告形成的股权出资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因此原告在本案的基础请求权错误。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欠条里面明确载明是退股款，而非民间借贷，且具借人显示是第一被告，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而非个人。 被告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至三未发表质证意见。 三被告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份工商内档可以看出在2010年12月13日，原告入股第三被告公司出资系30万元，并非120万元，且该笔款项均打入公司账户，如果按照股权转让形式该笔转让款应打入第一被告账户，但实际不然。基于此行为，原被告在2014年3月4日进行协商，由公司将该笔转让款退给原告，原告也陈述在2014年的时候第一被告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做出债务承担。从原告的表述也可以看出第一被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因此并没有任何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且在2014年2月25日，原告股权变更到第一被告名下，双方并没有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未知，且按照第三被告在2014年经营状况是亏损状态，第一被告不可能以120万元转让款将原告占有的60%股权转让其所有，这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且整个公司的注册资本也才500万元。因此该120万元并非是2014年2月份的股权转让款，而是对2010年原告将入股款打入第三被告公司做出的退款行为，该退款行为系第三被告的公司行为，与第一、二被告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郑红富、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被告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证据一至三未发表质证意见，视为放弃其享有的举证、质证等相关权利。被告郑红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13日、2010年9月15日，原告分别通过现金支取36万元、30万元。上述款项，原、被告均认可为股权转让款，其中6万元为前任股权持有人的溢价款。2011年2月28日、2011年10月1日，原告分别转账30万元、30万元。原、被告均认可上述60万元系因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由原告追加的投资款。 2014年3月4日，被告郑樟相、郑红富、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马忠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给马忠星入股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还款期限为2015年年底还壹拾万元正，2016年底还贰拾万元正，2017年年底还叁拾万元正，2018年年底还肆拾万元正，2019年年底还贰拾万元正。三被告均在上述欠条的具借人处签名、公章确认。嗣后，因三被告均未按约还款，原告诉来本院。 另查明，1、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18日成立，期间经历多次投资人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其中2010年5月4日，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2014年3月10日，企业类型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由冯仙玉、喻国仙、王新良、郑剑萍、马忠星、吴敬釜、北京中科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郑红富变更为投资人郑红富，出资额500万，百分比100%。2、2011年10月31日至2015年5月5日，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郑红富；2016年6月20日开始，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郑樟相。郑樟相与郑红富系父子关系。3、2014年2月25日，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书载明：现决定：股东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资本构成如下：郑红富以货币出资，为人民币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公司执行董事由郑红富继续担任，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变更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担。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所涉欠条中款项的性质。本案从借贷合意看，三被告虽向原告出具欠条，但欠条的内容载明为入股人民币，故该份借条应系对原告及三被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对原告股权价值的结算，各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从款项交付看，原告先后出资的120万元分别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汇款等方式完成，原告款项的支付实质上是入股公司的行为，并不属于借款的交付。结合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欠条签订之后即变更为由被告郑红富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公司总出资额维持不变；在2014年2月25日的股东决定书中亦载明“股东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资本构成如下”等内容，且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也有陈述“其它股东都愿意将股权同意转让给郑红富”，故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欠条中所涉款项系各方当事人转股结算而形成，并非借款，实质上应为被告郑红富对原告马忠星的股权进行受让，并支付对价的行为。被告郑红富亦通过受让股权实现一人独资的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郑红富之间不存在借贷行为，应按股权转让纠纷审理。被告郑红富辩解原告属于退股，该行为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与被告郑红富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意通过欠条的形式载明，被告郑红富承诺支付原告120万元入股款并约定了付款期限，系原、被告间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欠条出具之后，原、被告于2014年3月10日在工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郑红富也成为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唯一投资人。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郑樟相均在上述欠条的具借人处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其自愿承担向原告马忠星支付120万元责任的债务加入。被告方辩解本案不存在债务加入问题，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郑红富、郑樟相应按约履行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20万元，现三被告均未按约定的期限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三被告从逾期之日（2016年1月1日）起计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原告诉请，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郑红富、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忠星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192元，由被告郑红富、郑樟相、义乌绿**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奇进 人民陪审员  王 震 人民陪审员  吴冠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叶璐莎 书记员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