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杏，女，198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金星，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春丽，女，198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雷河发展区。上诉人李杏因与被上诉人徐春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3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杏无须向徐春丽归还本金50000元及利息；2.判令徐春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徐春丽想做投资理财，但资金量不足以单独签署独立的基金合同，故而主动请求李杏代为购买基金并予以代持这种方式，使其取得更大利益，并不是李杏向徐春丽借钱投资，于是双方签订了《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确定了权利义务，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李杏在签订《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前已充分告知了徐春丽关于将要购买的基金的相关情况、购买并代持的流程、基金份额、期限、收益、返还方式及投资存在的风险。此后李杏已完全履行了代持义务，至于李杏收取的2％的利差是双方在签《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前口头约定的作为李杏代持的劳务费，这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徐春丽在一审中对所有证据的否认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上都有李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佐证，足以认定代持事实。三、徐春丽在本案中的资金流向是购买了金牛共赢分享优质项目投资基金，如果要主张权利，其起诉的对象应当是基金管理人而不是李杏。四、一审判决没有准确认定徐春丽通过李杏代持的方式投资到深圳市前海金牛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公司）的“金牛共赢分享优质项目投资基金”的基本事实，从而认定徐春丽应当是向金牛公司追讨投资款，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李杏提交与赵某的聊天记录，能够客观显示出李杏在与徐春丽沟通好代持事宜后，已经将与徐春丽的《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发给赵某。赵某与冀咏梅是夫妻，其二人十分清楚资金实际出资人为徐春丽。这足以证明李杏与徐春丽之间纯粹是代持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否则李杏没有必要让冀咏梅夫妻知道该资金为徐春丽所有。一审判决认为李杏与冀咏梅签订了代持协议，从而获取更高的年化收益，故认定双方之间名为基金代持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李杏作为普通老百姓，对法律不熟悉，在一审时未能提交该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客观存在且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有重要作用，恳请二审法院采纳。一审判决认定显然与李杏事先将《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发给赵某的行为不符。（二）李杏通过冀咏梅代持的方式帮徐春丽投资，虽然按口头约定收取多出的2％收益归自己，赚取利润，但本案仍然应当认定李杏已经按照《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帮徐春丽投入到约定的投资基金项目。李杏先是将《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发给赵某，收到徐春丽的50000元投资款后，通过赵某支付给冀咏梅，冀咏梅将包括徐春丽投资款在内的200000元转账到基金项目，并向李杏出具《出资确认函》。以上事实均发生在同一天且相互印证，李杏所陈述的事实更加可信。（三）李杏按照《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将徐春丽的资金投入到投资基金项目，实际建立资金关系的是徐春丽与金牛公司，徐春丽根据《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要求李杏还本付息没有事实依据。五、金牛公司出具的《合伙人财务通知书》有约定每月15日结算，且第4点也是约定“第13次收益结算连同投资本金，于期满结算日一次性返还”，《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是根据该情况约定收益按月支付和到期归还本金，不应认定李杏与徐春丽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六、李杏已提供证据证明金牛公司目前仍然存在且正在解决资金困难问题，徐春丽的投资收益未能按约定收取，属于投资风险，与李杏无关。（一）徐春丽提供的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其应当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李杏在之前的聊天记录中曾告诉过徐春丽，要通过冀咏梅代持的方式才能将投资资金提高到VlP级别的收益。徐春丽提供的聊天记录第一条信息，显然前面还有其他内容。（二）李杏于2019年3月4日11时04分和11时18分把《春丽基金代持协议》发给赵某之前，是已经发过给徐春丽确认的。李杏当天15时28分转账，却没有提供当天的任何聊天记录，显然十分不合理。按理来说，徐春丽转账前应当会与李杏确认协议内容，转账后也会告诉李杏，不可能当天没有任何聊天记录。（三）一审判决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聊天记录。李杏在一审时并没有查看徐春丽的手机，故恳请二审法院要求徐春丽出示所有的聊天记录，以便查明事实。七、本案涉及金牛公司，应当依法追加金牛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以便查明事实以及确定责任主体。徐春丽辩称：一、徐春丽并不认识赵某，对李杏与赵某的沟通过程，徐春丽完全不知情。从始至终李杏告诉徐春丽的是以李杏的名义代持，而不是由赵某或者是赵某的妻子冀咏梅代持。二、李杏提到双方口头约定2%收益归其所有是无中生有，双方并无任何口头约定。如果有口头约定，李杏在一审时就会提出来。但一审时李杏承认其拿了年化利率14%的收益，而给到徐春丽12%的收益，对于利息差，徐春丽自始不知情。三、李杏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李杏收取了徐春丽的50000元款项之后，用于归还自己的信用卡，而且李杏转给赵某的前后几笔款项加起来也不是50000元。四、李杏认为徐春丽提供的聊天记录不完整，需要查看所有的聊天记录，徐春丽可以出示。徐春丽没有过滤任何对徐春丽不利的消息。五、李杏称其把资金代持协议发给赵某之前已发给徐春丽确认，徐春丽只知道李杏的代持协议仅仅发过给徐春丽，至于代持协议李杏又发给谁，这一点徐春丽是完全不知情的。李杏和赵某、冀咏梅之间的任何沟通，徐春丽是不知情的。六、李杏提出徐春丽转款之后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存疑。徐春丽对此不认可，其把钱转给李杏，李杏有一个很明确的收款动作，而且李杏对此也承认。徐春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杏向其归还本金50000元及约定的利息至徐春丽收到本金为止；2.李杏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4日，徐春丽（出资人）与李杏（代持人）签订《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约定：徐春丽同意以李杏的名义认购伍万元（50000元）的【金牛共赢分享优质项目投资基金】（VIP尊享）（合同编号VIP-GY-315）投资期限12个月，即2019年3月4日至2020年3月4日。李杏清楚明白并认可这伍万元的份额的实际出资人是徐春丽，李杏只是代持人，李杏并不具备这伍万元份额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只能由徐春丽本人享有这伍万元份额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依据基金主合同的条款“年化收益12%，按月支付”，双方做出如下约定：在主合同生效之日起，次月开始，由李杏每月15日支付给徐春丽这伍万元份额的月收益伍佰元整，到其指定账号，一共12期完成。在上述基金主合同到期结束后，基金本金回款2天内，由李杏归还给徐春丽本金伍万元，到其指定账号。本协议即告到期终止。徐春丽、李杏均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同日，徐春丽向李杏转账50000元。2019年3月15日，李杏向徐春丽微信转账183元，2019年4月18日微信转账500元，2019年5月20日向徐春丽微信转账300元，2019年6月17日向徐春丽微信转账256元。以上合计1239元。徐春丽表示，该1239元即是李杏向其支付的利息。围绕自身诉请，徐春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李杏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杏向徐春丽推介涉案基金，并向徐春丽发送“利息是按月支付，这个资金以我的名义帮你买，资金安全我担保，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代持合同，里面会写好我只是代持人，资金实际持有人是你”。另，李杏通过微信向徐春丽转账上述1239元款项。一审庭审中，李杏表示，李杏只是徐春丽的代持人，其收到徐春丽款项后即将徐春丽的款项转给了案外人冀咏梅，李杏委托冀咏梅购买了涉案基金，徐春丽应自行承担购买基金的风险。另，冀咏梅向李杏支付收益的标准为年化利率14%。围绕自身主张，李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同编号为VIP-GY-315的《金牛·共赢分享优质项目投资基金（VIP尊享）合伙协议册》。该协议册提示投资人在签署《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前应阅读的内容，该内容包括了投资人投资存在的风险。该合伙协议册上有案外人冀咏梅的签名捺印。2.2019年3月6日案外人冀咏梅签署的《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该认购书载明，认购金额：两百万元（2000000元）；投资期限：A类12个月；合伙企业认购账户信息：户名为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开户行为平安银行深圳福景支行，账号为15×××66；认购人联系信息：冀咏梅；收益分配账户：户名为冀咏梅，开户行为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四海支行。案外人冀咏梅在该认购书上签名捺印。3.《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该合伙协议书约定：2.1.1合伙人同意根据《合伙企业法》、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共同设立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2.2.1合伙企业申请注册的名称为“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2.6有限合伙人投资期限为：A类12个月、B类6个月；依据本协议提前解散的情形除外。2.7.1执行事务合伙人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指定其委派代表曾琼负责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确保其委派的代表独立执行有限合伙事务并遵守本协议约定。3.1.1金牛公司是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5.4有限合伙人合伙期限为：A类12个月、B类6个月，以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填写的投资期限为准。7.1.2合伙企业收益分配。根据合伙企业收益情况，每月15日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分配一次收益；如遇节假日，则提前至前一工作日支付；7.1.3有限合伙人优先分配年化收益：A类12个月，14%；B类6个月，11%。金牛公司在普通合伙人处加盖公司公章，曾琼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处加盖私人印章，冀咏梅在有限合伙人处签名捺印。4.深圳市泰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甲方、预约受让方）与冀咏梅（乙方、预约转让方）于2019年3月6日签署的《预约受让协议》，约定：（1）深圳市金牛共赢分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是金牛公司发起并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收益。乙方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实际缴付了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完成了相对应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的认购；（2）为保护乙方的投资权益，甲方自愿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乙方对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相对应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同时，甲方有权由其本身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提供本协议项下的预约受让服务，为此，甲方及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以下统称为甲方。第一条、预约受让标的。协议项下甲方预约受让的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合伙企业投资期限为12个月、价值人民币贰佰万元整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第三条、预约受让价格。甲方预约受让的价格计算方式如下：预约受让价格=乙方实际出资额+乙方应得收益-乙方已从合伙企业获得的任何分配款。其中，乙方应得收益按下表进行计算：A类12个月，14%；B类6个月，11%。该《预约受让协议》上加盖深圳市泰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并有冀咏梅的签名捺印。上述4项证据，徐春丽不认可关联性，徐春丽表示李杏从未向其出示过以上材料。李杏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未向徐春丽提醒过双方签订的《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中提到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5.李杏（出资人）与冀咏梅（代持人）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出资确认函》，该确认函载明：本人李杏确认委托冀咏梅以基金代持的方式合计认购了伍万元份额的【金牛共赢分享优质项目投资基金】（VIP尊享）（合同编号：VIP-GY-315）投资期限12个月，即2019年3月4日至2020年3月4日。冀咏梅清楚明白并认可这50000元的份额的实际出资人是李杏，冀咏梅并不具有这5万元份额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只能由李杏本人享有这5万元份额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冀咏梅确认2019年3月4日收到李杏交来的投资款5万元，和冀咏梅自己的150000元资金一起，当天就打入了基金募集账号。徐春丽对于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另，李杏表示，其收到徐春丽资金后，将其中的49999分两笔（31119元+18880元）还入了自己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内。后通过赵某在中付支付公司开设的POS机上分别刷出13998元、26890元和9998元，合计50886元。该50886元均进入赵某的账户。赵某将其中的50000元转入了冀咏梅的账户内，冀咏梅再转入【金牛共赢分享优质项目投资基金】。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关的银行卡账单记录截图。一审另查，李杏为金牛公司的员工。2019年5月5日，深圳市前海金牛新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与金牛公司共同向全体投资人发送《告知书》载明，原定5月底支付全体投资人5月份的投资收益，延期到6月15日支付；原定6月底支付全体投资人6月份的投资收益，延期到7月15日支付。2019年8月14日，深圳市前海金牛新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与金牛公司共同向全体投资人发送《关于投资收益支付的通知》载明，因各种原因，8月15日先支付各投资人0.1%的收益。以上事实，有《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合伙协议册、份额认购书、合伙协议书、预约受让协议、告知书、关于投资收益支付的通知、出资确认函、银行流水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徐春丽与李杏之间虽签订《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但双方实际上为民间借贷关系，代持协议中的“收益”实质上应为约定的利息。首先，《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李杏按照年化收益12%的标准定期向徐春丽支付款项，并承诺到期李杏归还徐春丽本金。其次，《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中虽然提到VIP-GY-315号合同，但李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徐春丽展示过该合同及李杏曾告知徐春丽其委托李杏代持基金份额的相关风险，相反，徐春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杏向徐春丽一再担保资金安全，一审法院认定徐春丽是基于李杏承诺的“还本付息”的条件下才将涉案款项支付予李杏。第三，李杏收到徐春丽涉案50000元款项后，用于归还自己的信用卡欠款，李杏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直接用于购买约定的基金份额。第四，李杏与案外人冀咏梅之间的代持关系仅能证明李杏委托冀咏梅购买基金，而涉案《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约定的是以李杏的名义购买基金份额，而非以冀咏梅的名义购买，故李杏关于其将徐春丽50000元款项用于直接购买基金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五，退一步讲，即使如李杏所述，其将徐春丽的50000元款项委托冀咏梅购买了基金份额，但根据李杏提供的合伙协议书、预约受让协议等约定，涉案基金的收益为两种类型：A类12个月（年化收益为14%）、B类6个月（年化收益为11%），且李杏确认其收到的冀咏梅的收益标准为年化收益14%，与徐春丽、李杏约定的年化收益12%的收益标准不相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杏向徐春丽借取款项后，与案外人冀咏梅签订了代持协议，从而赚取更高的年化收益。故一审法院认定徐春丽、李杏之间名为基金代持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李杏共向徐春丽支付了利息1239元，李杏未能按照约定向徐春丽支付利息，已构成根本违约，现徐春丽要求李杏归还借款本金应视为解除徐春丽、李杏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徐春丽、李杏之间的《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徐春丽诉请李杏向其归还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徐春丽、李杏之间约定年利率12%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徐春丽向李杏支付本金50000元的时间为2019年3月4日，李杏向徐春丽支付的1239元利息所对应的天数为75天【1239元÷（50000元×12%÷365天）】，即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5月18日期间的利息，故李杏应以5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19日按照年利率12%标准向李杏支付利息至上述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李杏向徐春丽归还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以年利率12%为标准自2019年5月19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李杏负担（由李杏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徐春丽支付）。本院二审期间，李杏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2.银行转账凭证，3.结婚证，证据1-3拟共同证明李杏与徐春丽谈好代持事宜后，将协议书发给赵某，赵某与冀咏梅是夫妻关系，二人在接受徐春丽50000元投资款之前，已经清楚该款项实际出资人为徐春丽。李杏通过赵某将徐春丽的50000元投资款转给冀咏梅，冀咏梅将资金转入金牛公司。徐春丽也承认李杏已经将《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发给徐春丽，与该证据吻合，说明李杏根本没有挪用或使用徐春丽的50000元投资款，而是直接将该款项通过冀咏梅代持的方式投入到代持协议约定的基金项目。徐春丽对李杏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无法考究真假，对合法性也保留意见。对关联性不认可，因为这些都是李杏与赵某以及冀咏梅三人之间的关系，其三人发生的任何事情徐春丽是完全不知情的，与徐春丽没有关系。二审庭询中，徐春丽补充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显示：李：“利息是按月支付，这个资金以我的名义帮你买，资金安全我担保，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代持合同，里面会写好我只是代持人，资金实际持有人是你。”“我都帮好多朋友这样操作的，因为上次去广州也碰到你了，所以跟你分享一下，公司不安全我也不敢瞎担保。”……“这种收益是需要投资金额达到100万才享有的，因为我自己有几个客户，单独分开金额低于100万，所以我就帮他们凑成100万享受这个收益。”……徐：“必须要到期才能拿出来是吗”“本金”李：“嗯，投资期限就半年，1年两种，每月付息，到期还本”……李：“个人建议你可以买个5万体验一下，利息是整数，也好记，安全你就放心啦”对于徐春丽提交的上述聊天记录，李杏质证认为，2019年2月25日的聊天记录中，李杏明确告知徐春丽是通过凑单的方式以达到投资的门槛。3月4日9点09分，李杏将《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发给徐春丽的时间与李杏发给赵某的时间相吻合，说明李杏在徐春丽确认协议无误后，才发给赵某，让赵某清楚地知道，将收到的50000元款项属于徐春丽，而非李杏所有。3月5日，徐春丽将协议打印后签字拍照发给李杏，说明在3月4日之后，李杏与徐春丽确认该资金已经投入到金牛公司。徐春丽否认其已经确认该资金被转入了金牛公司，其只知道其把钱交给了李杏，至于李杏转给了冀咏梅还是转给了赵某，或是转给了什么公司，其完全不知情。二审中，李杏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李杏收到徐春丽5万元款项后，已经帮其投资到约定基金项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杏应否向徐春丽归还涉案50000元款项并支付利息。首先，涉案《私募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中明确约定，由李杏每月向徐春丽支付固定月收益500元，并承诺基金到期后由李杏归还给徐春丽本金50000元。虽然李杏辩称该约定只是李杏作为资金通道负责向徐春丽支付收益和归还本金，但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杏多次向徐春丽担保本金和固定收益，并未向徐春丽告知任何风险，涉案款项性质并不符合投资理财的特点。其次，李杏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其将徐春丽的50000元款项交付给了冀咏梅，并以冀咏梅的名义认购相应基金份额，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李杏并未告知徐春丽以冀咏梅的名义认购基金份额，这也与双方约定的以李杏的名义认购基金份额不符。李杏从冀咏梅处收到的基金收益标准为年化收益率14%，而李杏与徐春丽约定并向其支付的收益标准为年化收益率12%，本院认为李杏利用了徐春丽的资金从中赚取利差。综合上述，本院认为，涉案50000元款项的性质名为基金份额的代持，实为李杏向徐春丽借取资金，以冀咏梅的名义购买基金份额后从中赚取利润，其应按照所承诺的还本付息方式向徐春丽偿还涉案款项本息。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予以维持。对于李杏要求追加金牛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的请求，因本案法律关系发生在徐春丽与李杏之间，对李杏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李杏二审提交的三份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对本案的判决结果并无影响，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杏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李杏申请该证人出庭所要证明的事实对本案的判决结果亦无影响，故本院对其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李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廖舒婷黄小曼李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