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0191民初3204号 原告：杨思秋，女，194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军（原告杨思秋之子），男，现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凤凰苑社区17栋2单元604室。 原告：罗玉桥，男，1972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蔡甸区，现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军（原告罗玉桥之弟），男，现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凤凰苑社区17栋2单元604室。 原告：罗玉军，男，1976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汉阳区，现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告：许道立，男，196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汉阳区， 被告：李志新，男，197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汉阳区， 被告：王福全，男，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蔡甸区， 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与被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被告许道立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申请撤回对被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后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又申请追加李志新、王福全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亦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思秋，原告罗玉军（兼原告杨思秋和罗玉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许道立，被告李志新，被告王福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三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因侵占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7.5亩鱼池土地三年而致使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遭受的经济损失共计150,000元；2.三名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7.5亩鱼池土地；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思秋系原告罗玉桥、原告罗玉军的母亲，罗千朋（已故）系原告罗玉桥、原告罗玉军的父亲。1995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将集体土地12亩发包给罗千朋。2005年的下半年，三原告所在的家庭内部进行了承包土地分家，原告罗玉桥、罗玉军分别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专门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协议书，分别获得了一部分土地承包权。这导致涉案的7.5亩鱼池归罗千朋、原告罗玉桥、原告罗玉军共同共有，即其中罗千朋占1.5亩，原告罗玉桥和原告罗玉军共占6亩。2015年正月初八，罗千朋去世，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作为罗千朋的继承人，继承了罗千朋名下的1.5亩鱼池。2017年3月，三名原告发现自己承包的鱼池被被告许道立挖断，鱼池内养的鱼被放走，且之后鱼池被被告许道立、被告李志新、被告王福全占用。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为维护自身权益，故提起诉讼。 被告许道立辩称：1.被告许道立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第八村民小组组长（队长），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全权处理本小组的集体事务，这其中就包括发包鱼池、收取承包费并将其合理地分配给本小组各农户。因此，被告许道立作为村民小组长，充分发挥了集体土地的最大效益，为村增收，为集体聚财，依法保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被告许道立经手的收益分配方案，小组群众亦予通过而均无异议。然而，在政府青苗补偿款未支付期间，原告罗玉军欺骗承包者，骗取鱼池承包费40,800元，私下支付给部分村民。但第八小组内还有以罗玉见为代表的八户居民未收到承包费款项。2.被告许道立正当地管理村民事务是被告许道立应尽的职责。三名原告称，被告许道立恶语伤人、欺压村民，根本是无中生有。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三名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令三名原告向被告许道立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被告许道立的名誉。 被告李志新辩称：三名原告对被告李志新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道理，被告李志新没有侵占其鱼池。 被告王福全辩称：被告王福全本来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四组大队的会计，三名原告是该村八组成员。被告王福全自2006年至今就在大麦子湖黄石畈外垸地进行着约60亩水面积的养殖，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当时，本村村委会以及八组的小队长许道立召集村民讨论决定，由在公开招标中招标额最高的人获得经营权。被告王福全是通过这样的程序获得了部分黄石畈外垸地鱼池的经营权。2013年年底，“军山街开发办”的干部和本村村委会的干部以及八组的干部下达书面通知，告知鱼池承包户2014年以后不准再经营鱼池，不允许鱼池对外发包，此土地已被征用。而当时通知征用的面积为3,700多亩，三名原告起诉的被侵占的土地就在被征用的范围内。2014年4月9日，原告罗玉军电话通知被告王福全，要求签订2014年继续养殖承包的合同。该合同确已签订，其有效性由法院认定。根据该合同，被告王福全名下的总承包费由原来的9,000元一年涨到17,000元一年，且原告罗玉军要求被告王福全先交钱再经营。被告王福全遂于2014年5月将17,000元的承包经营费用交付给原告罗玉军的合伙人，并于2015年和2016年同样缴纳了各17,000元的承包经营费用。到了2017年和2018年，因为鱼池内涝，原告罗玉军没有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没有确保通电，而且有关单位开发工作的进行导致被告王福全无法进行养殖，故被告王福全与原告罗玉军协商不再缴纳承包经营费用。综上，被告王福全没有侵占三名原告的鱼池，也没有差欠三名原告任何费用，三名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被告王福全无关，诉讼费亦应由三名原告自行承担。三名原告诉求的事实不清，对被告王福全的名誉造成损害，要求三名原告对被告王福全进行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 经审理查明：罗千朋（已故）系原告罗玉桥、原告罗玉军之父，原告杨思秋系原告罗玉桥、原告罗玉军之母。罗千朋于2015年去世，其户口于2015年3月2日被注销。罗千朋、原告杨思秋、原告罗玉桥、原告罗玉军均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以下简称张王庙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八组）村民，被告许道立系该村八组组长，被告王福全系该村四组村民，被告李志新则非张王庙村人员。2005年4月8日，罗千朋、原告罗玉军、原告罗玉桥分别与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编号为420114070170130、420114070170131、420114070170142的《蔡甸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确定了各自家庭所承包土地的情况。其中编号为420114070170130、420114070170142的《蔡甸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显示，罗千朋家庭名下承包的土地中包括了1.5亩的黄石畈外垸地，原告罗玉桥家庭名下承包的土地中包括了3亩的黄石畈外垸地。而编号为420114070170131的《蔡甸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则显示，原告罗玉军家庭名下承包的黄石畈外垸地面积存在手写更改的情况，原为0.5亩，更改后为3亩。与该合同对应的蔡农地承包权（2005）第42011407017013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亦显示，原告罗玉军家庭名下承包的黄石畈外垸地面积存在手写更改的情况，原手写面积无法清楚辨认，更改后则为3亩。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德超曾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表示，三名原告原共有5亩黄石畈外垸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另有2.5亩黄石畈外垸地土地并未在三名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记载，其经营权并不属于三名原告，而属于张王庙村村民集体所有。 2005年之后，张王庙村八组各农户家庭名下的黄石畈外垸地土地被八组化零为整集中起来挖成了大小不一、面积共计236亩的十三个鱼池。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张王庙村八组、黄石畈渔池的情况说明》载明，该236亩鱼池的经营权归张王庙村八组村民所有，鱼池土地面积分配到该组各农户，该组组民每户都占有“股份”，其收益分配方案由八组组长组织召开组民代表会讨论决定，对外发包时，由八组组长牵头，召开组民代表会讨论决定。 2006年4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张王庙村八组的所有鱼池和港（不包括宽港）及附属水田、旱地被发包给被告王福全和另外一人（该人名字无法清楚辨认）。2009年2月15日，被告许道立作为张王庙村八组组长代表八组组民（甲方）与该村村民罗国堂（乙方）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一份。该合同书约定，经该组村民同意，甲方将该组黄石畈内拥有使用权的鱼池及附属水田、旱地等全部发包给乙方，甲方经过公开招标，乙方以每年29,600元中标，合同期间，鱼池被征用，按国家政策由征用方补偿，青苗费归乙方，土地补偿费归甲方，同时终止合同，甲方必须为乙方提供电源，合同有效期为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2013年12月31日止；等等。2009年2月18日，被告王福全曾与罗国堂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一份，以每年9,000元的承包价从罗国堂处承包了八组黄石畈内的部分鱼池及其附属水田、旱地，合同有效期为五年，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到2013年12月31日止。 2014年和2015年期间，原告罗玉军直接与张王庙村八组大部分农户签订承包协议，将八组内除罗千银鱼池面积外的全部黄石畈鱼池承包下来，并将所承包鱼池对外发包，然后由原告罗玉军收取承包费用，将本应发放到组内每一农户的承包费用发放给了与其签订协议的农户。期间，2014年4月9日，原告罗玉军曾与被告王福全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一份，将部分鱼池以17,000元的承包价发包给被告王福全经营，时间从2014年1月6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此二年内，被告许道立作为八组组长欲制止原告罗玉军的前述行为，但未果。 2016年2月4日，包括案外人罗加桥、罗玉发、罗千高等在内的张王庙村八组大部分村民作为甲方，与原告罗玉桥作为乙方，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保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张王庙村八组村民合法利益，经本组村民集体同意，将本组黄石畈内拥有私人使用权的鱼池及附属田地（拥有私人使用权是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村集体有记录）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一致，特订立合同如下：一、本组村民一致与乙方协商同意，按总承包价40,100元包给乙方承包经营管理。二、合同生效后，乙方必须一次性交清一年的承包费。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为期三年……。”但张王庙村八组内尚有小部分农户未参与签订该合同。2017年，原告罗玉桥曾将该合同上作为甲方签字的22名八组村民列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前述合同有效。本院受理该案件后，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前述合同有效。 而2016年年度内，被告许道立作为八组组长多次向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反映要求将八组鱼池收回，且最终其以八组名义从原告罗玉军手中收回了鱼池。被告许道立称，其收回鱼池后再次将鱼池对外发包，所收费用由其于2016年年底发放给八组各农户；此次收益分配过程中，因八组内农户对收益分配情况产生争议，被告许道立遂向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八组鱼池归村里管而自己不再管理八组鱼池事务，故其自此未再代八组管理过鱼池事务。 2019年3月14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各方到涉案鱼池处现场查勘时，查勘到以下情况：1.黄石畈外垸地大小鱼池共有13个，较大一些的鱼池有5个，且这些鱼池并未被分割出相应固定区域而被分配到包括三名原告在内的八组农户处；2.被告许道立、被告李志新和被告王福全均自认各自使用了一个较大的鱼池，被告许道立用的鱼池面积大约有18或20亩，被告李志新用的鱼池面积大约33亩，被告王福全用的鱼池大约38亩，且现场可见被告李志新和被告许道立所用的鱼池有部分被填；被告许道立、被告李志新及被告王福全均否认另外两个较大的鱼池系由其使用，并称这两个鱼池一直荒着，且现场可见其中有一个鱼池已经被填平，另一个鱼池已经被填了大半。 就使用前述鱼池的依据和原因，被告许道立称，2017年年初，因村里和组里都没有对八组鱼池进行统一的经营和管理，其认为这意味着村里和八组均未干预任何农户对鱼池进行利用，故其直接使用了其中一个较大的鱼池；被告李志新称，其系于2016年年初因看到八组的鱼池没有人管也没有人用，故开始直接使用了其中一个较大的鱼池；被告王福全则称，其所使用的鱼池系其承包得来，其中2014年以来一直从原告罗玉军处承包，只不过2017年以来经与原告罗玉军协商一致而未支付承包费用。 另查明，2013年9月28日，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向该村八组发出通知一份。该通知载明，“承包户许道立：根据国家开发的需要，我村境内承包户的鱼池于2013年底合同到期后，停止渔业承包项目。各承包户必须在接通知后自行处理鱼类产品并交出塘堰和土地供开发使用。”关于八组鱼池被征收一事，张王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张王庙村八组、黄石畈渔池的情况说明》中则载有“2013年渔池青苗补偿，按1,400元/亩清算。经开公司按张王庙村黄石畈渔池总面积及地上附作物对村进行结算；但没有对该面积单独清算，结算时资金已转入经管站张王庙村账户上”、“……2016年，许道立作为组长多次向村委会反映将八组渔池收回，并由组对外发包。因跑车场项目没有开工，渔池青苗补偿手续没有办理，许道立再次将渔池承包出去，所收承包费用发放给八组各农户”等内容。 再查明，诉讼过程中，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一步解释称，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出钱将分配给其承包经营的7.5亩外垸地土地挖成了鱼池，被告许道立把三名原告名下的鱼池田埂挖断，在此之后三名被告控制并侵占着三名原告的鱼池，并拒绝归还，故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起诉要求三名被告归还其7.5亩的鱼池以及霸占其鱼池3年给三名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150,000元；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明确表示，其起诉针对的是三名被告侵占其7.5亩鱼池的行为，而非被告许道立挖其鱼池导致其损失的行为。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虽曾享有相应面积的黄石畈外垸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张王庙村八组将组内黄石畈外垸地土地集中起来改建成鱼池后，实际上并未将鱼池分割出相应固定区域而将之分配给包括三名原告在内的该组内各农户，相反该组内所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已转变为由该村民小组内的农民集体享有。张王庙村八组内各农户虽对该组的黄石畈鱼池享有一定权益，但这种权益并不表现为该组成员原有多少面积的黄石畈外垸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即相应地享有同等面积的鱼池承包经营权，而是各成员享有按该村民小组内有效的鱼池收益分配方案获取相应收益分成的权利。因此，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提起本案诉讼所指向的标的物即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7.5亩鱼池并不客观存在，三名被告虽存在占用张王庙村八组鱼池的行为，但这只与三名原告的鱼池收益分成权益间接相关，其直接涉及的却是该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享有的鱼池承包经营权是否因此受损的问题，而基于该问题的诉讼应由能代表张王庙村八组农民集体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相应主体提起，故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现本案已经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原告罗玉军原来是否享有3亩的黄石畈外垸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张王庙村八组鱼池是否已经被征收等问题，因三名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本院在本案中不进行分析评判和实体认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思秋、罗玉桥、罗玉军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灵芝 人民陪审员  方 红 人民陪审员  鲁建国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