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82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淑丽，女，1971年7月14日出生，无业，住莱州市，户籍所在地：莱州市。上诉人（一审原告）：毛竹新，女，1995年10月16日出生，无业，住莱州市，户籍所在地：莱州市。上诉人（一审原告）：毛某，男，2005年6月24日出生，无业，住莱州市，户籍所在地：莱州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宝，山东平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毛明波，男，1965年9月12日出生，无业，住莱州市，户籍所在地：莱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秀晓，男，1982年6月24日出生，无业，住莱州市，户籍所在地：莱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毛从泉，男，1960年10月9日出生，无业，住莱州市，户籍所在地：莱州市。上诉人王淑丽、毛竹新、毛某因与被上诉人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3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淑丽、毛竹新、毛某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依法赔偿三上诉人经济损失187376.9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与三上诉人共同偷捕鱼证据不足，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偷捕鱼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此事实应当以行政机关的认定为准，民事判决不能界定行为在行政法上的性质。庭审中查明，受害人以及三被上诉人捕鱼的水库里的鱼，不属于受害人以及三被上诉人所有，属于第三人所有，三被上诉人辩称捕鱼没有经过所有权人同意。但二受害人是否与所有人联系过、所有人是否许可，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在本案除了当事人陈述无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受害人与三被上诉人是偷捕鱼。二、一审判决认定二死者溺水死亡的结果与三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其释法说理不能令上诉人信服。1、上诉人认为侵权责任领域过错同样区分为故意与过失。如果一审认定偷捕鱼的事实是成立的，三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明知偷捕鱼是违法行为，没有劝阻，反而陪同前往，三被上诉人的行为促成了本次偷捕鱼行为的实施，具有共同的过错。被上诉人叶秀晓在派出所陈述：“是毛从和、毛从泉先提出捕鱼。”被上诉人毛从泉是这次违法捕鱼组织者，具有明显过错；毛从泉打电话给毛从和，纠集其参与捕鱼；三被上诉人明知二死者亦未穿戴救生设备，反而穿着不利其逃生的“水叉裤”，驾驶船只为自制，没有相关检验、审批手续，在没有照明设备帮助下深入水位极深的水库捕鱼，是高度危险的行为，三被上诉人作为高度危险行为的共同实施者，对于二死者有安全保障义务，正是三被上诉人这种过失的行为，导致二死者不能及时的得到救助，应当认定对二死者的死亡具有过错。2、一审判决认为“死者溺水死亡时在水库中，远离三被告，不是三被告行为造成，”否定《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对本案的适用，不能成立。三被上诉人在负有救助和保护义务的情况下，没有实施积极的身体举动，这种不作为与二死者的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在本案具有适用的余地。三、基于利益衡量原则，二死者的人身权应该得到保护，上诉人的请求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198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经营运输活动中，不慎被车挤死，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一审判决认为“死者与三被告共同捕鱼的行为不合法，其目标利益也是不合法的，对该财产的分配也是不合法的。援引个人合伙法律关系，按照受益补偿的原则要求三被上诉人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人身权和财产权产生冲突的时候，不但在行为人和财产所有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在行为人之间同样产生冲突，也就是二死者的人身权是否优先与三被上诉人的非法利益应当保护。根据法律解释中目的解释中的“法律不做区分，则解释不必区分的原则”，在上述司法解释中做出的“共同利益”没有区分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则此处所谓的共同利益包括了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第十五条可以看出，非法权益是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内的，这是目的解释中的基本原则，这是二个司法解释的不同之处。本案二死者如果没有死亡，三被上诉人可以分配捕鱼利益，二死者溺水死亡，三被上诉人不承担风险，造成风险和利益的严重失衡。四、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考虑法律适用的后果。这种法律适用的后果无疑助长了更多的违法犯罪。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依法赔偿三上诉人经济损失487376.9元。被上诉人毛明波答辩称：上诉人主张不是偷鱼不成立，一审法院和公安已经调查清楚。皮衩是冬天穿在衣服外面可以直接下水的，是死者自己的，当时下水时我嘱咐他要穿好。被上诉人叶秀晓答辩称：上诉人讲实施合意是不存在的，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合法。被上诉人毛从泉答辩称：上诉人称是我组织偷鱼的，我不承认。一审原告王淑丽、毛竹新、毛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62130.7元；(2)判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27日晚，徐丕民(已故)、毛从和(已故)与被告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合意到水库捕鱼，徐丕民、毛从和划船到水库进行操作，三被告在岸边协助并等候，徐丕民、毛从和不幸落水，溺水死亡。原告因毛从和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死亡赔偿金8465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2742元、丧葬费37562.5元，共计936884.5元。原告认为对于上述经济损失，应当由三被告共同赔偿其中的60%即562130.7元。被告毛明波辩称，第一、组织捕鱼不是我们被告组织的，是徐丕民组织的，原告说的合意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捕鱼工具，不会划船也不会下网，只是帮忙去抬抬船。被告叶秀晓辩称，是徐丕民、毛从和叫我去偷船，我说不去，他说你给我们把船抬水库去行了，旁的不用你管了，你上车来等着行了。被告毛从泉辩称，诉状写的合意我不接受，本身不该我事，徐丕民是我同学，在街上叫我，我说那有看水库的，你们上水库去偷鱼能行？再说我也不会划船，咱也没船，也不会下网，徐丕民说再不叫叫他舅子毛从和，我说你给他说吧，他说没有他电话，我说我这有电话，我就给毛从和打了电话，毛从和很高兴骑着电动车到我这来了。我们从来也没在一块合意过。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27日晚，徐丕民、毛从和与被告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共同到林疃河水库，徐丕民、毛从和划船到水库中捕鱼过程中，溺水死亡。三被告在岸边等候。三原告系死者毛从和的妻子和子女。对于上述无争议的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死亡证明、出警记录及村委证明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徐丕民、毛从和与三被告到柞村镇林疃河水库捕鱼，是否是偷鱼。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派出所询问笔录一宗。其中三被告的笔录均载明，两名死者与三被告五人一起到柞村镇林疃河水库偷鱼。陶文鹏笔录载明：“我现在山东金海岸农业有限公司从事水库看守工作。我从4月份开始负责林疃河水库看守工作。山东金海岸农业有限公司在林疃河水库投放的鱼苗，安排我负责林疃河水库看守工作，防止有人偷鱼”。经质证，原告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从三被告在笔录中的陈述看，三被告共同捕鱼、共同分配捕鱼产品，应当视为三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被告叶秀晓、毛明波对笔录无异议。被告毛从泉对其自己的笔录无异议。原告主张，其不清楚水库是否为他人承包。也不清楚水库里面的鱼是天然的还是别人养的。之前听说过水库是叶秀照和叶天宝承包的。被告毛明波主张，至2019年5月中旬水库是叶天宝和叶秀照承包，后来可能是七月初，水库和里面的鱼苗被明波公司承包了。对于以上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根据派出所笔录中看守水库人员的陈述以及三被告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死者毛从和系与死者徐丕民以及三被告到事发林疃河水库偷鱼过程中溺水死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对毛从和的死亡，三被告应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一、本案毛从和的人身权是否应当保护的问题。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看，人身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该法将人身权利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其保护程度高于其他权利，人身权利是绝对权和对世权，非有法定情形不得侵犯，假设受害人与三被告是在从事违法捕鱼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违法捕鱼侵犯的是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当人身权与财产权发生冲突的时候，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和生命至上的原则，我们应当优先考虑保护人身权，受害人的人身权应当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二、受害人与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支持我们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在本案中我们是基于什么关系和法律基础请求三被告赔偿?从三被告在派出所的陈述，三被告认可五人共同捕鱼，有提供渔网的，共同抬船，捕鱼以后平分产品，从以上事实看，应当认定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系合伙法律关系。198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经营运输活动中，不慎被车挤死，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该批复中蕴含的法律基础，其实就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三被告基于该条规定对原告承担补偿责任，这是支持我们请求的法律基础。三、本案是否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法定的免责事由应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在法律规定之外人为添加的。《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至三十一条规定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二十六条是过失相抵原则，适用于过错责任案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排除受害人故意、第三人侵权、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法定免责事由。在没有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况下，三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因毛从和死亡造成经济损失的60%，即562130.7元。对此，三被告不同意赔偿。被告毛明波称两死者都是自愿下去的，都是成年人，而且是组织者。并且我们也施救了，直到捞上人为止，死者死了之后我们都去过，也给他们送过纸。所以说我们没责任赔偿。被告毛从泉称我们不是合伙捕鱼，也不是合意去的。两死者是自己拿着捕鱼工具，自愿下去的，而且他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也尽到了所有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应当赔偿。被告叶秀晓不认可五人均分鱼。称他们当场要给我鱼我也没要。是他们让我去我哥哥那里偷的船，我没有责任。两死者是划船操作失误造成的死亡，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三被告与二死者共同到水库偷捕鱼事实应当认定。各参与人有的提供渔网，有的提供船只，有的提供面包车，并且共同抬船到水库，虽然参与的过程中有的积极主动，有的被动说服，但最终达成合意并实施了行为。其二，三被告参与偷捕行为有共同过错，但是该过错行为侵犯的对象是鱼的所有人。即过错行为与结果（或目标结果）的对应关系是鱼的所有人的财产损失。二死者溺水死亡的结果，与三被告的过错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其三，法律将人身权利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是在人身权与财产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保护人身权。本案诉讼不是与鱼的所有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存在死者的人身权和鱼的所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该比较对本案没有实际意义。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也不适用于本案。该法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死者溺水时在水库中，远离三被告，不是三被告的行为造成，三被告不属该条所述的“行为人”，没有援引该条分担损失的事实基础。其五，死者与三被告共同偷捕鱼的行为不合法，其目标利益也是不合法的，对该财产的分配也是不合法的。援引个人合伙法律关系，按照受益人补偿的原则要求三被告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三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判决：驳回原告王淑丽、毛竹新、毛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21元，减半收取计4710.5元，申请费3330.65元，以上共计8041.15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9年12月27日晚，徐丕民、毛从和与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共同到林疃河水库偷鱼，各自分别提供面包车、渔网、船只等，众人共同抬船到水库。徐丕民与毛从和划船捕鱼的过程中溺水死亡，该部分事实清楚。有三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及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足以证实。对于上述各行为人共同实施的捕鱼行为，上诉人主张不是偷鱼，但未能举证对上述事实予以推翻，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对徐丕民、毛从和的溺水死亡存在过错，亦未举证证实，其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理由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的“合伙经营”系指合法的经营活动，本案死者与三被上诉人的共同捕鱼行为系非法行为，由此所产生的可得或预期利益因不合法亦不受法律保护，不适用该批复的相关内容。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关于二死者的人身权与三被上诉人的非法利益之间的冲突、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等主张，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已作详细阐述，本院不再就此赘述。现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理由与其一审中的起诉理由并无二致，在不能就其主张提供新的证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其要求三被上诉人对徐丕民、毛从和溺水死亡产生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淑丽、毛竹新、毛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