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秀芳，女，195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曼洋，湖北林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张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昊，男，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禾，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晴川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原名武汉晴川拆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青石桥小区10-1栋1-2号。法定代表人：胡建荣。上诉人青秀芳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集团）、武汉晴川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川公司）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3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武汉市疫情防控需要，本案扣除88天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青秀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确定地铁集团、晴川公司拆迁行为违法；2.判决地铁集团、晴川公司通过报纸公开向青秀芳赔礼道歉；3.判决地铁集团、晴川公司共同赔偿因其违法拆迁行为导致青秀芳家庭的巨大损失300,734.85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地铁集团、晴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武汉晴川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川拆迁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强拆。1.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知，晴川拆迁公司于2010年10月强停水电，强行赶走青秀芳的承租人，2011年11月2日强行将青秀芳承租房子的房门割开、撬开、砸开。2012年3月9日，该房被强拆。直至2012年7月13日晴川拆迁公司才与青秀芳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由晴川拆迁公司给予补偿1,090,000元，经地铁集团审核后才支付补偿款。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规定，晴川拆迁公司在没有与青秀芳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未给予青秀芳任何拆迁补偿及合理搬迁期的前提下，即将房屋强行拆迁，严重侵犯了青秀芳的财产权利。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因此晴川拆迁公司属于违法拆迁，一审法院仅仅根据晴川拆迁公司的拆迁许可证是否到期来判断其拆迁行为是否合法是偷换概念。即使有拆迁许可证，但是在未同青秀芳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就将青秀芳承租的房屋拆除，属于违法强拆，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晴川拆迁公司在拆迁期间多次对青秀芳釆取跟踪、威胁的方式逼迫青秀芳，该行为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严重侵犯了青秀芳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晴川拆迁公司不存在违法强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青秀芳有证据证明晴川拆迁公司对其造成了其他损失，并且给青秀芳造成的其他损失是与其违法拆迁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却未予认定。地铁集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晴川公司二审中未发表诉讼意见。青秀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地铁集团、晴川公司通过报纸公开向青秀芳赔礼道歉；2.地铁集团、晴川公司共同赔偿因其违法拆迁行为导致青秀芳家庭巨大损失300,734.8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地铁集团、晴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2日，一审法院受理了青秀芳诉地铁集团、晴川公司财产、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该案中，青秀芳主张其系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384号公有门面房屋承租人，平时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每月收取租金2,500元。2010年10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发出通知，11月12日将紧急拆迁汉阳区五里涵洞一片，包含其承租房屋。2012年3月晴川拆迁公司非法强制将该房屋的门割开、撬开、砸开。2012年12月晴川拆迁公司将房屋承租人赶走，使其无生活来源。在房屋拆迁期间，晴川拆迁公司多次对其采取跟踪、威胁的方式，为此其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均无果。青秀芳之子2003年患××，2004年7月8日结核性脑膜炎，2005年2月21日脑膜炎复发，留下严重后遗症，房屋拆迁期间因无房屋出租收入无钱治疗，经其多次向相关部门借款治疗未果，导致病情加重。其因该房屋拆迁共获得补偿1,090,000元。青秀芳认为地铁集团、晴川拆迁公司强制拆迁房屋构成侵权，应赔偿其损失，故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晴川公司赔偿30%的货币补偿327,000元；2.判决晴川公司赔偿违法拆迁经济损失109万元；3.判决晴川公司赔偿何东死亡赔偿金273,872元（按60%计算）；4.按6个月的社平工资计算的安葬费、丧葬费293,232元由晴川公司承担；5.诉讼费由晴川公司承担。以上请求共计1,710,232元。另，在本次诉讼中要求地铁集团承担监督责任。2015年3月30日，一审法院就其起诉作出（2014）鄂汉阳民二初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后地铁集团、晴川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9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7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4）鄂汉阳民二初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6年4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鄂汉阳民二重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驳回青秀芳的诉讼请求。青秀芳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6日作出（2016）鄂01民终37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青秀芳不服该判决提起再审申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鄂民申25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青秀芳的再审申请。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鄂汉阳民二重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4月30日地铁集团取得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4号线二期工程汉阳段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许可。2010年5月地铁集团委托汉阳区人民政府负责该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青秀芳系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384号公有门面房屋承租人，该房屋所在地区在拆迁范围以内，房屋拆迁由晴川拆迁公司实施。2012年7月13日青秀芳与晴川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晴川拆迁公司给予其补偿合计1,090,000元，经地铁集团审核后已全部向其支付。另查明：原告之子何东2003年患××，2004年7月8日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2005年2月21日脑膜炎复发，留下严重后遗症，系肢体二级残疾，2015年3月12日何东死亡。该判决认定：地铁集团与晴川公司在拆迁原告房屋时取得了拆迁许可，具备了合法拆迁资格。青秀芳称被告违法拆迁无事实依据。青秀芳与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意思真实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拆迁协议中已对房屋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项目进行确认，并通过补充协议对其进行了困难补助，青秀芳已经领取了补偿款项合计109万元。青秀芳的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按门面计算拆迁补偿的货币30%的赔偿金327,000元及违法拆迁的赔偿金109万元，均属于青秀芳与被告在履行拆迁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其应持相关证据就拆迁补偿纠纷另行解决，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一并解决。青秀芳之子何东在拆迁之前即患有严重疾病，其认为近年何东病情加重及死亡系晴川公司拆迁导致，因青秀芳并无证据证明晴川公司存在违法拆迁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何东因病死亡与被告的拆迁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青秀芳要求晴川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鄂01民终3749号民事判决书中除就上述（2015）鄂汉阳民二重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外，另查明：“本院二审期间，青秀芳向本院，请求调取2011年11月2日，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街派出所的报警记录，摄像记录。如果摄像记录丢失，请派出所书面证明摄像事实。2016年7月15日，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五里墩街派出所出具《出警证明》，该证明载明：2011年11月2日青秀芳报警称拆迁办的人将其家门撬了。2012年5月2日，青秀芳报警称汉阳区汉阳大道362号公房被强拆。2012年3月9日，青秀芳报警称汉阳区五里新村348号1楼房屋被强拆。以上报警我所均已出警。上诉人青秀芳、被上诉人地铁集团、被上诉人晴川公司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各方亦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该判决认定：晴川公司在对青秀芳承租的房屋进行拆迁时并未超出拆迁期限，虽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5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上注明的拆迁期限至2011年4月30日止，但到期后，晴川公司办理了延期手续，故青秀芳称晴川公司在超过拆迁许可证规定时间进行拆迁属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青秀芳在诉讼期间未能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其被晴川公司毁损房屋的毁损价值为109万元，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与晴川公司、轨道交通四号线二期工程汉阳段五里片征地拆迁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仅能证实三方商定的房屋价格及其他相关补偿项目议定总价为109万元，并不能代表该房屋在该地段的实际市场价格，不足以证实其房屋损失的价值，故对青秀芳的该项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青秀芳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子何东身患疾病，且在其与晴川公司签订其房屋拆迁协议的过程中病情加重，并进行相应治疗以及治疗所用费用，并不能证实晴川公司的拆迁行为系其子何东病情加重至死亡的直接且必然的原因，亦未向本院提交医疗专业机构对晴川公司的行为对其子病情加重是否有间接影响及影响程度的评估或鉴定意见，故对青秀芳称因被晴川公司拆迁行为导致其子病情加重至死亡的上诉理由，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对青秀芳称地铁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因青秀芳要求晴川公司的赔偿项目依据不足，导致其请求地铁集团作为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鄂民申2548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如下认定：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晴川公司的拆迁许可证是否因为过期而涉嫌无证违法拆迁；2.青秀芳是否在拆迁过程中遭受损失及损失的数额。根据审查查明的事实，晴川公司所持有的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5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上注明的拆迁期限至2011年4月30日止，但到期后，晴川公司办理了延期手续，2012年到期后，直至2016年晴川公司每一年都办理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延期手续。故晴川公司在2012年拆除涉案房屋之时持有有效拆迁许可证，并未涉嫌无证违法拆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审查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青秀芳，青秀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晴川公司在拆迁中对其造成了其他损失。青秀芳认为应当以拆迁协议中商定的补偿金额计算损失数额没有法律依据。现双方就损害赔偿事宜发生纠纷，青秀芳诉至法院。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青秀芳本次诉讼及所主张的各项损失依据，仍为其与地铁集团、晴川公司历次诉讼中所主张的晴川公司暴力违法强拆其门面房行为。但其与地铁集团、晴川公司相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中均未对其主张的晴川公司存在违法强拆其房屋行为予以认可，现其基于该理由再次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缺席判决：驳回青秀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11元、公告费560元由青秀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青秀芳、地铁集团均表示对一审已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青秀芳认为一审未认定拆迁行为违法不当。因晴川公司是否存在违法强拆行为系本案争议焦点，对此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进行分析。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青秀芳述称，青秀芳与晴川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中，109万元的补偿金额系由青秀芳提出。本院认为，青秀芳在其与地铁集团、晴川公司前次诉讼中，已有主张拆迁方存在与其本案中所述相同的违法强拆行为，但前案有关生效裁判中，均未对青秀芳所主张的违法强拆事实予以认定，而在本案中，青秀芳也未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其前述主张，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青秀芳所主张的违法强拆事实不予认定；且2012年7月13日青秀芳与晴川拆迁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中，109万元的补偿金额系由青秀芳提出，因此即便拆迁方实施拆迁行为在前协议在后，双方签订由青秀芳提出补偿金额的补偿协议，应当认定自此始双方就房屋拆迁已达成一致。基于前述两点分析，本院认为青秀芳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青秀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11元，由青秀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鑫荣审判员  方 红审判员  陈继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肖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