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7行终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好派路28号。 投资人黄延妹，女，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代理人黄根松，男，196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系上诉人哥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378号。 法定代表人吴朝晖，局长。 行政负责人郭剑，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文伟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任晓振，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行初60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于2009年4月在义乌市××派路××号（浙江好派服饰有限公司内）经营摩托车商行，从事摩托车、电瓶车零售业务。2018年11月初原告从上海建设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购入“建设牌”电动自行车20辆，2019年3月5日，原告销售了上述“建设牌”电动自行车1辆。2018年7月17日，被告下属的苏溪所对其辖区内的电动车经营企业，进行了行政约谈，并由经营户签订了电动车经营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2019年4月16日，被告执法人员在原告经营场所检查发现其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品牌为“建设牌”。原告共有19辆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建设牌“电动自行车未售出，其中9辆放置在店内销售，剩余10台存放在其负责人住处仓库。2016年4月16日16时37分，被告对本案进行立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于2019年7月16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于2019年8月6日举行了听证会。7月15日以案情复杂为由，办理了延长案件办理期限的审批手续。8月15日，又以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为由，建议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再给予延长三十日。2019年9月12日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属于销售未经认证的产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一、责令停止销售未经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二、罚款人民币5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县级、设区的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职权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行政处罚案件，因此，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辖区内的主管部门，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第六十七条规定，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做好国家电动自行车新标准实施前过渡期内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第一条第二项2019年4月15日前，符合GB17761-1999版标准（简称旧国标），且列入《浙江省电动自行车产品公告》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允许在本省生产、销售。第二条第三项，旧国标已发布的产品《公告》于2019年4月15日起废止，同时禁止生产、销售按旧国标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第三条第二项，备案登记车辆使用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止。第三项，禁止未经注册登记或备案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本案原告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在2019年4月15日之后将未经3C认证的“建设牌”电动自行车进行销售，违反了上述规定。原告虽然辩称已将上述电动自行车进行了备案登记，但备案登记仅是允许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条件，并不是可以销售的条件；原告放在经营场所公开展示，可认定为是销售行为。原告提供了7张注册登记信息表，仅证明部分电动自行车进行了备案登记，无法证明另外12辆电动自行车是否进行过备案登记；本案在处罚时被告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了最低的罚款额度，故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实体处罚并无不当。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称程序上的问题，未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权、以苏溪所的名义查封罚款等，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时上诉人委托投资人哥哥作为本案代理人，因代理人无法提供兄妹关系户籍证明，被法庭取消代理人资格。由于上诉人只有小学文化，无法对本案事实理由进行有效的申辩，为此，上诉人当庭向法庭提出延期开庭审理的请求，但被法庭直接驳回。所以，庭审过程对上诉人是有失公平公正的，也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对诉讼程序规定的原则。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成立。被上诉人处罚依据是上诉人销售未经3C认证的电动车，根据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年第15号）关于发布电动自行车产品由生产许可转为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安排的公告：认证执行时间：电动自行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转为3C认证过渡期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14日止，过渡期生产许可证与3C认证管理并存。在2019年4月14日前，电动自行车产品需凭有效许可证或3C认证出厂、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自2019年4月15日起，电动自行车产品未获得3C认证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经信轻纺2018.207号）关于做好国家电动自行车新标准实施前过渡期内有关工作的通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简称新国标将于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产品由生产许可制转为强制产品认证管理3C认证也将开始执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也做了明确规定：2019年4月15日前，符合（GB17761-1999）版（简称旧国标）列入浙江省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允许在本省生产销售。备案登记车辆（包括经公安机关防盗备案登记车辆）使用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止。以上条例、通知非常明确规定了新旧国标电动车过渡期认证、销售、使用的范围期限。上诉人19台电动车，均在2019年4月15日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强制3C认证之前就己经发生了销售行为，并进行了上牌登记备案。只是，上诉人把己经销售的电动车9台停放在商铺内，另外10台存放在仓库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然已将上述电动自行车进行了备案登记，但备案登记仅是允许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条件，并不是可以销售的条件，上诉人放在经营场所展示，可以定为是销售行为。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停放在商铺里9台电动自行车，另外10台存放在仓库里的电动自行车，定性为销售行为，事实依据明显不符。本案的关键是上诉人有否销售违反3C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3C强制认证的时间是2019年4月15日开始执行，显然上诉人上述电动自行车，已经在强制3C认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销售行为，并进行上牌备案登记。一审法院以备案登记仅是允许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条件，那么，如果没有产生销售行为，又何来的备案登记。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显然错误，所作出的行政判决是没有事实依据的。3、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的程序严重违法。2019年4月16日被告下属机构（苏溪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在例行检查时，查封了原告停放在店里己在2019年4月I5日前完成销售和注册登记上牌备案的电动自行车9台，原告存放仓库里电动自行车10台。被上诉人对19台电动自行车进行了查封，并对上诉人执行询问笔录，但在做完笔录不到3分钟时间，就对上诉人当场开出5万元的罚款缴款单，而且罚款执收单位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苏溪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这个所作为派出机构，没有处罚权限，且被上诉人在没有出示处罚决定告知书的前提下，就对上诉人迸行现场处罚，剥夺了上诉人抗辩权、申诉权、听证权，违反了行政处罚的程序。2019年4月16日被上诉人即在其公众微信号中推送“苏溪所开出全市第一张违反新国标罚单”，难道行政处罚不需要调查、核实和经过立案程序即可直接随意开具罚单？这种行政程序严重违法的行力，一审法院却认为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称程序上的问题，未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权、以苏溪所的名义查封罚款等，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明显是罔顾事实，对上诉人所作出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于2009年4月在义乌市××派路××号（浙江好派服饰有限公司内）经营摩托车商行，从事摩托车、电瓶车零售业务。2019年4月16日，我局苏溪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在上诉人经营场所检查发现其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19辆，品牌为“建设牌”。同日，上诉人负责人携带身份证资料等材料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经调查，上诉人承认其于2018年11月初从上海建设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购入“建设牌”电动自行车20辆（进货价格1100元／辆），上述电动自行车均未经3Ｃ认证。2019年3月5日，上诉人销售了上述“建设牌”电动自行车1辆。至案发时止，上诉人尚有19辆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建设牌”电动自行车未售出，其中9辆放置在店内销售，剩余10台存放在其负责人住处仓库。二、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规定》（国发［2017］34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电动自行车》之规定，电动车自行车产品由生产许可证管理转为强制性认证管理；上诉人销售必须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而未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属于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商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未经认证的电动自行车，罚款50000元（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已属从轻处罚，并无不当。三、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9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义乌市××派路××号（浙江好派服饰有限公司内）检查发现，现场发现19台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建设牌”电动自行车，执法人员向部门负责人报告批准，现场对19辆无认证标识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并在现场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场所、设施）财务清单，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四十二条之规定，我局作出义市监管罚听告字〔2019〕1107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义市监管听通字〔2019〕13号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已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2019年8月6日，上诉人已行使听证权利。我局行政处罚程序上严格控制内部审批流程，从立案审批、延长办案期限、再到行政处罚决定整个过程，严格遵守行政处罚审批制度，积极践行正当程序之要求。四、上诉人在本案中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明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自2018年5月始至2019年4月15日电动车新国标正式实施之日，我局苏溪市场监管所多次现场通知电动车销售单位，提醒经营者在新国标实行之前避免购入、销售超标电动车，加强自查自纠，降低经营损失。并告知自2019年4月15日起，违反新国标以及强制性强制认证管理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电动车销售单位一律签订承诺书，向消费者承诺其销售的车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已获ＣＣＣ认证。本案上诉人在告知之列，业已签订承诺书，清楚了解上述规定。上诉人作为一家从事摩托车、电动车零售业务的经营单位，具有多年行业从业经验，应当清楚明白其作为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做好国家电动自行车新标准实施前过渡期内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规定：“旧国标已发布的产品《公告》于2019年4月15日起废止，同时禁止生产、销售按旧国标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备案登记车辆使用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止”。该条第三项规定：“禁止未经注册登记或备案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上诉人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在2019年4月15日之后将未经3C认证的“建设牌”电动自行车进行销售，违反了上述规定。上诉人在二审中辩称上诉人的投资人黄延妹夫妻在此前已将涉案19辆电动自行车买下，因其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且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致，故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案件听证通知书，已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故被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据。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友光摩托车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建进 审 判 员 钟雪丹 审 判 员 虞 行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代书记员 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