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单飞，男，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小平岛广场公建10-1号。负责人姜晓东，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于春水，该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韦凯夫，该分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3号。负责人杨耀威，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旭，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文君，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李树鹏，男，198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代理人刘景忠，辽宁朝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单飞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以下简称“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3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辽02行终721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撤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3行初15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辽0293行初23号行政判决。上诉人单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单飞，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韦凯夫、于春水，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旭，原审第三人李树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景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11月16日15时许，在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园区”）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口附近，原告及其妻子程晶与第三人李树鹏因停车位置产生纠纷。期间，程晶与李树鹏发生争吵，原告与李树鹏发生撕扯，原告打李树鹏头部一拳，李树鹏被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右耳感音神经性聋。2017年11月17日，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受理此案。案件调查过程中，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对原告制作询问笔录，原告称其与第三人李树鹏发生撕扯，打李树鹏头部一拳，李树鹏打其一下，打在嘴角位置致嘴角出血。对原告妻子程晶制作询问笔录，程晶称李树鹏打到原告面部致原告嘴角出血，其与原告没有打李树鹏。对第三人李树鹏制作询问笔录，李树鹏称原告打其一拳，打在其右脸、右耳及右后枕部位，程晶打其右下颚一拳，其没有打原告。对证人王某询问笔录，王昌称看到原告和第三人李树鹏发生撕扯，没有看到二人打对方，看到原告嘴角破了，但不清楚原因。对证人王梅梅制作询问笔录，王梅梅称看到原告和李树鹏互相推搡、打对方，但没有看清是否打到对方，看到原告嘴角有点出血。对证人唐某询问笔录，唐明称没有看到原告和李树鹏打对方。对证人阎某询问笔录，阎虹称看到原告打李树鹏头部一拳，李树鹏脖子后面右侧好像出血了，右耳朵红肿，李树鹏没有打对方。对证人张美琴制作询问笔录，张美琴称看到原告打李树鹏后脖子一下，李树鹏后脖子出血，李树鹏没有打对方。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还对毛瑞秋、张燕鸣、郭沙沙、银秀臣、景维平、刘贤明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1月5日，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对原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你于2017年11月16日15时40分许，在高新园区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口附近，因停车位同李树鹏发生口角后，用拳打李树鹏；殴打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2018年3月9日，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作出大公高（治）行罚决字[2018]46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违法行为人单飞；现查明你于2017年11月16日15时40分许，在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园区）××路双语学校门口附近，因停车位同李树鹏发生矛盾后，用拳打李树鹏。以上事实有对单飞、李树鹏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单飞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6月8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大公复决字[2018]第30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实际办案时间超出法定期限，属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李树鹏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导致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确认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人进行治安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和职权。本案中，根据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对原告、第三人李树鹏以及王昌等证人的询问，原告存在与李树鹏相互撕扯，殴打李树鹏的行为，结合李树鹏被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右耳感音神经性聋的病志材料，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据此认定原告与李树鹏发生矛盾后，用拳打李树鹏证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经过受案、调查、处罚前告知等程序，依据上述规定，在量罚范围内，对原告作出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自2017年11月17日受案，至2018年3月9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办案时间已超出上述办案期限，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该违法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能导致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应依法确认违法。被告市公安局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于2018年4月23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理后认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实际办案时间超出法定期限，属程序轻微违法，并于2018年6月8日作出大公复决字[2018]第30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并无不当。关于原告主张其为了保护妻子程晶，对第三人李树鹏的攻击进行防御，未对李树鹏实施殴打，而李树鹏致原告嘴角受伤，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查明事实，李树鹏系与程晶发生争吵，并未实施殴打程晶的行为，原告提出的“防御”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原告嘴角伤情，尚没有不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该伤情系李树鹏所导致。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树鹏实施了故意损害原告身体健康的殴打原告的违法行为，故对于原告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并申请对办案民警高彦文、徐新全、于春水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中，被告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对原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向原告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询问其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符合上述关于处罚前告知的程序性规定。原告主张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未经过被告负责人集体讨论即作出的程序性问题，案涉决定系按照相应审批程序作出，符合程序性规定，原告主张案涉决定作出程序违法无事实依据。原告主张办案人员在调解过程中违背职责道德的问题，非本案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程序性问题。关于原告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办案民警高彦文、徐新全、于春水均称不能确认签名系其本人签署，但案件系其本人办理，对于签名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该院认为，虽然民警高彦文、徐新全、于春水不能确认签名系其本人签署，且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但因三位民警对于签名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可，且其实际参与了案件办理，故即使签名非其本人签署，亦未实际影响原告权利，不能导致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该院不予准许。综上，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违法，且程序违法已经案涉行政复议决定所确认，故原告主张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单飞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单飞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大公高（治）行罚决字[2018]46号行政处罚决定和大公复决字[2018]第30号行政复议决定。主要理由是：一、原审法院针对焦点争议问题，不进行调查，完全照搬发回重审前的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未调查上诉人在制作笔录时受到非法对待，相关笔录违法；2、将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复议审查时完全排除的非法证据，当作裁决的依据：（1）将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排除后，有效证人证言仅剩王昌，而其明确证实上诉人无违法行为；（2）被上诉人在之前的二审程序中，已明确表示医疗病志不是其行政处罚的依据。3、在被上诉人承认多份笔录确非办案人员签名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办案人员认可代签名为由，为违法事实开脱。事实上，代签名的主要办案人员高彦文、于春水等，在制作多份笔录时并未参与，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二、针对二审法院在原二审裁定书中提出的公安机关“如何履行处罚前的告知程序，是否存在实质损害上诉人陈述、申辩权利的情形”，原审法院未予查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1、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整个违法告知过程：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未曾询问过“是否陈述和申辩”，更未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告知程序还未进行，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就将陈述和申辩部分提前打印为“否”，直接剥夺了上诉人的法定权利；3、对上诉人进行欺骗性处罚告知：告知罚款，实际变拘留，违反法律规定加重处罚；4、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更改处罚决定，应履行再次告知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适用法律正确是错误的。行政案件的起因非上诉人造成，客观上也未造成不良后果，其社会危害性远未达到当受治安处罚的程度，应当不予处罚。四、原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其他诸多违法事实。1、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不履行举证责任，针对涉及违法事实及程序的问题，均不能证明其合法性，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2、被上诉人存在其他多项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辩称，一、2017年11月16日15时30分许，该分局高家派出所接报警人称：在高新园区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口被打，接到报案后，高家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开展调查。经查，2017年11月16日15时许，在高新园区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口，原审第三人李树鹏因停车位一事同上诉人妻子程晶发生口角，程晶辱骂李树鹏“秃头”、“瘪三”，后李树鹏同上诉人、程晶撕扯起来，过程中上诉人用拳击打李树鹏头部，李树鹏到派出所后，自称头晕恶心。二、上诉人所述“为了保护妻子，防御中打了李树鹏一下”，根据调查，在案发时李树鹏先是与程晶发生争吵，后上诉人参与，上诉人与李树鹏发生撕扯后打了李树鹏一拳，并不存在保护妻子和防御性质的情况。相反，此陈述证明了上诉人承认殴打李树鹏的违法事实。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调解的原则是双方自愿，在案件调解过程中，民警是将李树鹏的意愿反馈给上诉人，并且将调解不成可能发生的结果告知上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四、对上诉人的处罚告知，是在对上诉人的违法事实已经基本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下达的。办案民警对上诉人可能要受到的处罚涉及到的法律条款进行告知，并没有在告知笔录中写明处罚的具体内容，告知后公安机关仍然拥有继续调查补正的权利。最终对上诉人作出何种处罚必须要经过审批，由分局主管领导作出最终决定。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上诉人对公安机关所告知的处罚事实和理由等内容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并且上诉人已经签字确认自愿放弃权利，公安机关并没有剥夺上诉人任何的合法权利。五、公安机关将调查中的所有证据材料附于卷宗，并花费大量精力走访调查相关证人，对证人所作笔录全部符合调查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对上诉人给予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上诉人市公安局辩称，一、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但该处罚决定超过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对当事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足以导致该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法律结果，因此该局作出了确认违法的决定。二、该局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规定的程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原审第三人李树鹏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虽有轻微违法，但不影响处理结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单飞在落款为“提交日期2018年7月2日”的行政起诉状中自述，“…申请人（指单飞）为了保护妻子（指程晶），防御中打了李树鹏一下，…”单飞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了录音资料，作为证明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曾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为罚款五百元的新证据。对此，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质证认为，该录音资料是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私自制作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市公安局质证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无需将具体的处罚结果告知当事人，故即便该录音资料证明的事项属实，高新园区公安分局也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李树鹏则同意公安机关的质证意见。在2018年12月17日本院（2018）辽02行终721号案件庭审时，高新园区公安分局述称，该分局下属办案单位高家派出所曾向其呈请了对单飞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意见。根据单飞于2018年1月5日签字确认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记载，单飞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据此，处以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均系对于“情节较轻的”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所规定的罚则。但是从惩处力度看，行政拘留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属于对违法行为人最严厉的行政处罚。而行政罚款是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强制违反法律规定尚不构成犯罪者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行政处罚。两种处罚措施对违法行为人的惩处程度、后果影响完全不同，对违法行为人衡量是否符合接受惩处的心理预期、是否接受行政处罚、是否行使陈述申辩权利的影响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被诉处罚决定作出时适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32号，下同）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单位违法的，应当告知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本院认为，前述关于告知违法行为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的法律规定，其应有之义应当包括告知处罚的种类和结果。只有如此，违法行为人对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的陈述申辩才有具体指向和内容，违法行为人才不会因陈述申辩而在原处罚结果的基础上受到加重处罚。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正当程序和充分保护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的原则，公安机关应当对行政处罚种类和结果予以告知。从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确曾口头告知上诉人单飞拟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单飞据此没有提出陈述申辩。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的前述告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在对上诉人单飞最终作出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对该行政处罚内容进行事先告知。虽然该行政处罚内容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加重处罚，但是，如前所述，本案中不当履行处罚前的告知义务，实质性损害了上诉人单飞的陈述申辩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违反法定程序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但其未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亦应当予以撤销。此外，本案中，上诉人单飞对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办案民警的签字提出异议，认为相关询问笔录涉嫌造假。《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2人，并表明执法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据此，上诉人单飞提出的前述异议，实际上涉及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一人办案”的问题。对此，被上诉人高新园区公安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虽作出说明，认可了相关签名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在制作询问笔录时是否存在“一人办案”的问题未作说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3行初2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于2018年6月8日作出的大公复决字[2018]第30号行政复议决定；三、撤销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于2018年3月9日作出的大公高（治）行罚决字[2018]46号行政处罚决定；四、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审第三人李树鹏关于上诉人单飞涉嫌殴打他人的报警事项重新作出处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健审判员 刘 杰审判员 胡俊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 丹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对原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可以作出相应判决。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者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由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