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富学，男，195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代理人：付信前，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国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X1301-G955，实际经营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环岛南路58号南横工业园三期。法定代表人：洪涛，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邓富学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国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品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富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国品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国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邓富学未经国品公司同意亦未告知国品公司的情况下搬走公司设备及生产原材料，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全体股东知道。邓富学搬走并处置设备，是依股东会决议而实施的行为。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在未被撤销或未认定其无效之前，邓富学依照股东会决议作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未经公司同意”，更不能认定为“未告知公司”。2016年6月28日，贺耀、邓富学在通知洪涛，洪涛拒不参会的情况下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了“封存公司现有设备，交由邓富学保管处置”的决议。可见，对现有设备进行处置，是邓富学依照股东会决议所实施的行为。在该股东会决议为被撤销或未经确认无效前，不能认定邓富学处置设备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2016年8月24日，贺耀、邓富学、洪涛再次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会议，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洪涛，也未否定2016年6月28日股东会会议决议的效力；对邓富学封存、搬走设备，也未认为损害公司利益，仅针对发生“若设备材料被盗或挪走的”的情况下，产生争议的解决途径。因此，认定“邓富学搬走公司设备”公司不知道、未告知公司，显然无任何根据。2.公司财务总监及监事胡洪侨知道。国品公司当庭撒谎，作虚假陈述称“胡洪侨并非国品公司员工，不认识胡洪侨”。但国品公司工商注册资料中，明确记载了胡洪侨的身份是财务总监及监事。邓富学曾向一审法庭出示该证据，但一审法庭却无视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事实上整个设备的保管及处置是经过一系列股东会决议，由国品公司监事胡洪侨在现场监督拆除及运输的。在这种程序之下，即使是把整个厂房拆走，也不应认定为损害公司利益。（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定性错误必然导致案件基本事实审理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错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其性质属于侵权责任，其请求权基础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本案属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而又在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时认为国品公司的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是严重错误的。实际上，结合国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当属于“返还原物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三）即使邓富学应退还保管的设备，也不可能退还这两项：1.特制制膜生产线（清单第3项）；2.机电设备材料（清单第9项）。理由如下：特制制膜生产线这项所谓的设备，仅仅是与生产厂家签订了合同，而厂家至今未向国品公司发货，即国品公司从没有取得过该设备，无权利请求邓富学返还。至于厂家是否将该产品交付给其他人，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所谓的机电设备，在庭审中，国品公司明确阐明，该所谓的机电设备，实质是配套的工程费用，并不是具体的产品。国品公司认为邓富学的行为，损坏了相关工程，所以要求赔偿。由此可见，邓富学并没有占有过该项所谓的机电设备，当然也无返还的义务。综上所述，特上诉至二审法院，望依法予以改判。国品公司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对邓富学提出的上诉理由与证据我方不认可，对我方虚假陈述问题没有证据证明，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法院依法判定，我方没有意见。国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富学向国品公司归还ABB机械手设备1套、特制六色印刷机1套、特制制模生产线1套、UVLED灯组1套、夹具1批、岩田手喷枪修补枪1把、电吸式夹具1批、版辊28支、机电设备材料1项、鼓风烤箱1台；2.邓富学向国品公司赔偿法务费损失5万元；3.邓富学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提供的书式档案资料显示：国品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洪涛；2015年9月14日，邓富学、洪涛、贺耀签署《广州国品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邓富学出资430万元，洪涛出资510万元，贺耀出资6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8年9月30日；股东按出资额所占比例享有股权及分取红利，参加股东会并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公司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及投资计划，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应当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股东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国品公司主张，邓富学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0月23日及2016年6月17日注资200万元、100万元及20万元，洪涛于2015年12月7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多次注资，共计2582268元，并提交转账凭证拟予证明。邓富学确认前述注资情况的真实性，但主张国品公司成立前，洪涛于2014年7月13日至2016年6月17日期间多次以公司科研需要或购买设备为由向其收取款项共计1112.3万元。邓富学还主张前述公司章程落款处的“邓富学”及“贺耀”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国品公司存续期间，股东邓富学与洪涛发生纠纷。2016年8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6）粤广广州第151214号《公证书》，内容为：申请人国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碧瑶于2016年7月29日携带有关资料前往该处称，因公司与股东存有纠纷，现申请就公司租赁的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环岛南路南横工业园三期厂房的存放现状进行保全证据公证；2016年7月26日，该处公证员及工作人员与国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涛、委托代理人陈碧瑶前往广州市南沙区环岛南路南横工业园三期厂房（地点由洪涛指认），对上述仓库货物存放的状况进行拍摄取证，整个过程共取得38张照片。《公证书》附件为照片。邓富学确认《公证书》的真实性，主张该封存行为系2016年7月16日国品公司召开股东会的决议结果。2016年8月24日，国品公司召开股东会，洪涛、邓富学及贺耀均出席会议，由付信前记录。该次会议纪要的内容为：1.洪涛与邓富学沟通，国品公司发生的纠纷总要解决，2016年8月1日前的设备由邓富学进行封存，后来被拆掉运走，脱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监管；若设备材料被盗窃或挪走，因案涉金额较大且未经过洪涛同意，故可通过报案方式解决，亦可以通过股东之间协商或其他方式解决；2.……（5）关于设备离开公司管辖范围，由于技术的适用性，先后引起很多关注；3.经商议全体股东形成如下一致意见：（1）同意国品公司进行清算；（2）封存公章，若封存期间需使用公章，则由使用人向保管人申请，保管人通过短信、微信方式将使用内容发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于半小时内表决是否同意，不同意的须说明理由，未表态或未说明理由的视为同意；（3）2016年8月1日后，不论是否以公司名义对外负债，均与邓富学、贺耀无关，2016年8月1日前的债务则根据债务性质、用途另行决定。邓富学确认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邓富学另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年6月28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原件，显示：国品公司召开股东会，邓富学及贺耀均出席会议，由付信前记录。该次会议纪要的内容为：邓富学称洪涛设立公司至今未向其他股东告知公司管理人员架构及财务状况，未召开股东会，公司未进行生产经营，且股东每次提出召开股东会，洪涛均拒不参会；鉴于此，现股东会决议如下：1.封存公司现有设备，交由邓富学保管处置，2.对公司进行清算，3.解散公司。诉讼中，邓富学不确认该次会议纪要的真实性。贺耀出庭述称：确认2016年7月16日及2016年8月24日会议纪要的签名由其所签，目的是为了保障其自身后续追究的权利，但其对国品公司所有情况均不知情。国品公司主张邓富学取走公司设备及生产原材料，其中大部分设备及生产原材料系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款后购买，邓富学对此知情。案涉设备、生产原材料的情况及双方质证意见详见附表。国品公司还提交了照片、员工的证人证言。其中康章生、曾德刚出具书面证人证言。康章生陈述称2016年8月1日看到邓富学的同乡胡洪侨带领多名不明人员将拆卸的物资装车带走，后其在浙江省宁海县的“国宏集团公司厂房内”看到与国品公司被外人运走的同类型物资。曾德刚亦陈述称在浙江省宁海县的“国宏集团公司厂房内”看到与国品公司被外人运走的同类型物资。王雨出庭作证陈述称在某天下午看到国品公司的主管邱锦城将设备装车，因设备已被拆散，其仅能辨认出印刷机、打板机及版辊。张艳萍出庭作证述称曾于2016年7月看到有人将国品公司所有设备运走，包括印刷机、空调、烤箱、版辊、机械手臂等，但不清楚具体是谁运走设备。邓富学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予确认。邓富学向一审法院提交转账凭证，拟证明国品公司的资金均由其出资，后又变更主张称该些款项均为借款，其未实际出资。该些转账凭证的收款方记载有洪涛、广州国民精密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国品公司、东莞凯润东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国品公司确认其中支付给国品公司的款项属于邓富学的出资款，并主张其余款项均与本案无关。另查明，2019年5月22日，邓富学以国品公司为被告、贺耀作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主张洪涛未履行出资义务、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便利随意处置公司资产、拒绝邓富学查阅账册等，诉请要求解散国品公司。一审法院立（2019）粤0115民初1122号案审理。2019年8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该案民事判决，查明：邓富学确认搬走国品公司的设备，并主张由于洪涛以出资期限未届满为由拒绝缴纳出资且拒不公开公司账目，亦无任何科研行为和成果，故其在通知洪涛、贺耀后与总监胡洪侨在公司厂房内对设备进行封存，后其与贺耀、胡洪侨共同决定设备在洪涛出资前由其掌控使用……并判决：驳回邓富学的诉讼请求。邓富学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立（2019）粤01民终19949号案审理。贺耀于该案出庭陈述称：同意解散国品公司；国品公司设立程序不合法，设立人之间无任何协议及会议纪要，贺耀对公司设立程序及股东身份均不知情，所有文件中“贺耀”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2019年11月27日，本院作出该案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诉讼中，国品公司、邓富学对国品公司印章管理使用存有争议。邓富学主张国品公司的印章于2016年8月24日封存并由公司财务总监胡洪侨持有，直至一审诉讼提起后其才向胡洪侨借出公司印章作为实物证据提交。国品公司不予确认，主张其在被迫的情况下同意封存公司印章，具体由谁持有其并不知情，胡洪侨并非国品公司员工；因公司办理税务、工商登记手续需要，其多次要求邓富学返还公司印章未果，故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登报声明遗失。就该主张，国品公司提交了《报警回执》、《公章备案证》、《广州日报》拟予证明。再查明，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8）浙0226民初7538号民事判决，载明：邓富学于2018年10月22日以国宏新材料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公司）侵害股东知情权为由诉至该院。该案查明：国宏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邓富学出资7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6%。以上事实，有国品公司、邓富学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国品公司、邓富学及案外人贺耀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国品公司现认为公司股东发生纠纷后，邓富学在未经国品公司同意亦未告知国品公司的情况下搬走设备及生产原材料，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故国品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为本案适格主体。现争议焦点为：1.案涉设备及生产原材料是否属于国品公司所有，国品公司是否有权要求邓富学返还；2.国品公司诉请主张的法务费损失应否予以支持；3.国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1。综合国品公司与邓富学的质证意见，双方对第1项ABB机械手设备1套、第4项LEDUV灯1套、第5项夹具1批、第6项岩田手喷枪修补枪1把、第7项电吸铁夹具1批等5项设备存放在邓富学处无争议，对第1、4、5、6及7项设备的发票真实性无争议，一审法院亦予确认。邓富学主张第1、4、5、6及7项设备实际由其出资购买，与发票记载的购买方不符，其提交的转账凭证亦无法证实曾向相应制造厂商支付过货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前述5项设备属于国品公司所有并存放在邓富学处。就第2项特制六色印刷机1套，国品公司提交其与相应制造厂商的签订合同及部分发票原件，制造厂商亦出具说明确认购买方及付款方均为国品公司，并就未开具全额发票的问题进行合理解释。邓富学确认该设备存放在己方处，但抗辩设备属于广州国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与现有证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该项设备亦应认定属于国品公司所有并存放在邓富学处。就第3项特制制膜生产线1套，国品公司作为买方与制造厂商签订合同并支付定金，邓富学支付设备尾款并从制造厂商处取走设备。邓富学为国品公司股东，其付款及取走设备的行为应视为代国品公司履行合同。邓富学先确认该设备存放在己方处，后又否认，变更主张称曾购买过相同设备，但其未提交相关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该设备属于国品公司所有并存放在邓富学处。若邓富学认为设备余款由其个人资金支付，可另行主张权利。就第8项版辊，国品公司未提交送货单证明该些版辊的送货时间。发票显示2016年8月1日前交易的版辊数量为24支，2016年8月1日后交易的版辊数量为4支。邓富学抗辩股东会曾于2016年8月1日清点并转走，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国品公司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再结合国品公司主张邓富学搬离设备及生产原材料的时间及2016年8月24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该28支版辊属于国品公司所有，但存放在邓富学处的为2016年8月1日前交易的24支版辊。同理，就第9项机电设备材料1批及鼓风烤箱1台，亦应认定属于国品公司所有及存放在邓富学处。综上，除2016年8月1日后交易的4支版辊外，上述设备及生产原材料均属于国品公司的财产，目前状态明确。虽然国品公司股东产生纠纷导致公司停止经营，但国品公司尚未解散，还在存续期间。邓富学为公司股东，其个人保管公司财产显属不当，其应当予以返还。关于焦点2。至于国品公司诉请主张的法务费损失，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损失已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3。如前述，国品公司于本案诉请主张邓富学返还设备及生产原材料，该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而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故本案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2月28日判决：一、邓富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国品公司返还ABB机械手设备1套、特制六色印刷机1套、特制制膜生产线1套、LEDUV灯组1套、夹具1批、岩田手喷枪修补枪1把、电吸铁夹具1批、版辊24支、机电设备材料1批及鼓风烤箱1台；二、驳回国品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691元，由国品公司负担418元、邓富学负担49273元。二审查明：邓富学称其并未在《广州国品科技有公司章程》上签字，另邓富学对于2016年7月16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认可的。国品公司称其在2016年8月1日并不确定设备是被邓富学拆走，故在会议纪要中出现“若设备被盗或被挪走”字句。直到2018年10月邓富学与国宏公司在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的案号为（2018）浙0226民初7538号案的诉讼才最终确定设备是被邓富学挪走他用，并在多次与邓富学协商未果后于2019年7月15日向广州公安南沙分局经侦部门报案。邓富学陈述其是根据2016年6月28日的股东会会议对公司部分设备设施进行了封存，于2016年7月31日，将封存的设备进行了拆卸并搬运到与国品公司一墙之隔的广州国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库房内，并委托广州国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保管。2016年10月下旬，国民公司要求邓富学将库房内设备搬走，邓富学通知洪涛，要求对公司进行清算，洪涛一直不作任何答复。不得已，邓富学只好在2016年10月底将该批设备运往浙江宁海的国宏公司，由国宏公司保管。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邓富学提交了如下证据：任职证明，拟证实胡洪桥是国品公司监事，国品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认可，但在2016年5月9日国品公司已经变更，发生纠纷时胡洪桥已并非国品公司监事。国品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显示胡洪桥原为国品公司监事，后于2016年5月9日监事变更为代雨。邓富学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的，但变更主要人员我方不清楚，胡洪桥还在国品公司办公场所。国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涛称其与胡洪桥并不认识，胡洪桥是与邓富学认识，邓富学让胡洪桥担任监事时其称知道这事，故做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邓富学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二、国品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邓富学对于其拉走公司设备的行为予以认可，但其认为该行为是经过全体股东知悉，且经过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下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利益。对此本院认为，2016年7月16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仅有邓富学和贺耀参加，法定代表人洪涛表示并不知情，也不予认可，贺耀虽然出庭但也表示对国品公司的情况均不知情。结合之后在2016年8月24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的内容可见，邓富学与洪涛之间早已有纠纷，2016年8月1日前邓富学封存设备后拆掉运走并未经过公司同意，且邓富学也确认现在设备均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的国宏公司，故邓富学的上述行为已让上述设备脱离了国品公司的实际控制，邓富学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其次，关于邓富学实际拆掉拉走的货物的清单问题。邓富学仅对第3项生产线和第9项机电设备材料提出异议，故本院仅对上述两项货物进行评析。邓富学表示其支付尾款和拉走货物都是代表国宏公司的行为，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国品公司已提交合同及支付定金的证据证实上述生产线是其购买，邓富学作为国品公司股东，其支付尾款和拉走货物的行为应视为是代表国品公司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关于第9项机电设备材料，根据发票显示上述机电设备材料均是2016年8月1日前，发票注明为机电设备材料，国品公司要求返还的也是相应的机电设备材料，邓富学应予以返还，故邓富学称是工程赔偿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在2016年8月24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时，各方确认是邓富学拆走了相关的公司设备，但国品公司称其是在2018年10月才确认设备运送到了国宏公司，当时并不确定相关设备是被盗或挪走，此说法与《股东会会议纪要》记载的内容相一致，结合邓富学的股东身份，故当时国品公司应还不确定公司的设备是否已经被邓富学挪作他用。另，邓富学也表示当时相关设备只是运送到了与国品公司一墙之隔的广州国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库房内，是在2016年10月下旬其才将设备运送到国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即使如邓富学所述，相关设备也是在2016年10月下旬才被实际侵占，故国品公司在2019年9月17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如前所述，国品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邓富学该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富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689.50元，由邓富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