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2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涛，男，198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曹雨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山，男，197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春桃，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涛因与被上诉人彭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6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678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彭山向上诉人沈涛支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彭山向上诉人沈涛支付从2015年9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期间的损失；4、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和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中根本没有约定沈涛转让给彭山股权的内容。股权转让部分表述为：甲方同意本公司股东沈涛及黄立薇所持5%的股权以20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此句话很明显是将崔漪的名字错打成了沈涛的名字，是打印错误。在重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向审判长提出，要求核实。但是审判长却对此置之不理，置若罔闻。将明显的错误不予纠正，将错就错，令人费解。2、原判决认定：“当《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效力被生效判决否定后，沈涛作为瑞坤公司法定代表人转而提出转让股权给彭山，系因《股东会变更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两者表述自相矛盾。”是一错再错。沈涛与彭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沈涛将4%的股权转让给彭山是在《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效力被生效判决否定之前，不是之后。法律没有禁止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转让股权给他人，法定代表人向他人主张股权转让款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股东会变更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之间的表述没有自相矛盾。3、原判决将上诉人很正常的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也认定为举证不能是错误的。4、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沈涛愿意将在瑞坤公司的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彭山，受让方彭山愿意接受转让方沈涛在瑞坤公司4%股权400万元出资等内容，仅约定了出资额，没有转让价格、付款时间、付款账号、费用分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必要条款。”此认定是错上加错，根本不像一个法律人写的内容。理由是，合同的成立和合同必要条款（完善）是二个法律概念。合同成立了，即合同内容对合同相对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解释二》第一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据此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成立。因为，《股权转让协议》具备上述合同成立三要素。即：当事人的姓名是沈涛和彭山、标的是400万元股权、数量是4%的股权。合同是否成立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合同必要条款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而原判决把合同必要条款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明显错误。5、原审判决故意混淆视听，将二个独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关系，二个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混为一谈，颠倒是非。2015年8月18日，瑞坤公司与彭山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内容是将黄立薇4%和崔漪1%的股权转让给彭山，此合同纠纷案件，已经审结并执行完毕。2015年9月11日，沈涛与彭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将沈涛4%的股权转让给彭山，此合同纠纷案件正是本案。《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均不相同，相互之间无关联性。二个纠纷案件，主体不一样，诉讼请求不一样，原判决为混为一谈。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是一起简单的股权转让纠纷案，沈涛是股权转让方，彭山是股权受让方。并且办理了一系列完整的法定手续（股权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的修改、工商局登记备案等彭山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沈涛。彭山辩称：《协议》表明彭山受让的是黄立薇的股份，与沈涛无关。办理股权变更时，私下是一份协议，五个人同时签订，代办人将转让人和受让人混着签字。2017年与2018年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回购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是同一件事，不应分开来看，且上诉人诉请是400万元，后期变成160万元，如此反复说明对股权转让价款没有约定。沈涛从未说明股权转价款是如何约定，没有协商过程。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认为回购协议无效是因为主体不适格，与对赌协议无关。沈涛多次提到很多股东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彭山受让的是黄立薇的股权，后来工商局登记时不知为何将沈涛的股权转让彭山，因此彭山和沈涛不可能单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我方认为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在延续和落实股权回购协议、从时间点来看也符合交易习惯。本案的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都不符合有偿转让股份的交易习惯，因为前面有一个独立真实的协议。沈涛多年来未向我方要求支付价款，是因为前面官司打输了。股权转让协议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成立，不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回购协议确认无效是因为主体无权处分而无效，并非对赌无效。沈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彭山支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2、彭山支付从2015年9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截止2018年4月26日损失为18.5088万元；3、诉讼费由彭山承担。审理中，沈涛将第1、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1、彭山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2、彭山支付从2015年9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截止2018年4月26日损失为5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日，瑞坤公司成立，工商注册资本10000万元，股东为沈涛、黄立薇、崔漪和骆涛，出资方式：现金，股东承诺于2035年5月31日前缴足。2015年8月17日，瑞坤公司《股东会决议》：1、骆涛将10%股权转让给沈涛，沈涛将10%股权转让给黄立薇，转让后出资比例，沈涛60%、黄立薇35%、崔漪5%；2、吸纳盛勇翔和彭山为新股东，沈涛转让9%股权，黄立薇转让5%股权，崔漪转让1%股权，转让后出资比例，沈涛51%、黄立薇30%、盛勇翔10%、彭山5%、崔漪4%。还约定：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015年8月18日，瑞坤公司(甲方)与彭山(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协议首部表述为：甲方决定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将黄立薇4%及崔漪1%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200万元；股权转让部分表述为：甲方同意本公司股东沈涛及黄立薇所持5%的股权以20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甲方保证1个月内办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还约定了转让费用的承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彭山分别于2015年8月25日和31日向瑞坤公司转账90万元和10万元。2015年9月11日，瑞坤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其中：崔漪1%股权100万元出资转让给彭山，沈涛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彭山，变更后彭山出资额500万元。同日，在工商部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转让方沈涛愿意将在瑞坤公司的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彭山；2、受让方彭山愿意接受转让方沈涛在瑞坤公司4%股权400万元出资；3、股权于2015年9月1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当天，在工商部门办理了登记，将股东由崔漪、黄立薇、骆涛、沈涛变更为崔漪4%、黄立薇30%、彭山5%、沈涛51%和盛勇翔10%。庭审中，沈涛向法庭提交《情况说明》，拟证明2015年8月28日，瑞坤公司向彭山发放工资并报销差旅费，其行使了股东权利。彭山认为取得股东身份系因股权回购协议，不是沈涛转让股权。沈涛向法庭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拟证明瑞坤公司2015年7月23日取得私募基金许可证，2016年8月1日被注销。彭山对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另查明，在彭山诉瑞坤公司和第三人黄立薇股权转让纠纷的(2017)鄂0102民初3271号案件中，瑞坤公司的辩称意见：2015年8月，双方签订协议(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没有约定转让给彭山的股份转让人唯一为黄立薇委托转让的，转让人是黄立薇和沈涛。之后，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认可同意将沈涛、崔漪共计5%股权转让彭山，并且得到彭山认可，该转让是有效的，公司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到工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彭山签名认可了。彭山没有按照协议支付转让款，存在违约。该案判决：一、彭山与湖北联和瑞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无效；二、湖北联和瑞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彭山返还100万元；三、湖北联和瑞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彭山赔偿资金占用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四、彭山的其他诉讼请求。瑞坤公司在二审和申诉中坚持上述意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88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瑞坤公司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民申2278号民事裁定：驳回瑞坤公司的再审申请。上述事实，有《营业执照》《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股东会变更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企业变更通知书》《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湖北联合瑞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一审法院(2017)鄂0102民初3271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881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申2278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明确了股权转让份额、转让价格、付款时间、付款账户、费用分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诸多条款。而《股东会变更决议》中“崔漪1%股权100万元出资转让给彭山，沈涛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彭山，变更后彭山出资额500万元”，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沈涛愿意将在瑞坤公司的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彭山，受让方彭山愿意接受转让方沈涛在瑞坤公司4%股权400万元出资”等内容，仅约定了出资额，没有转让价格、付款时间、付款账户、费用分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必要条款。另在(2017)鄂0102民初3271号案件中，瑞坤公司明确表示转让给彭山的股权，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履行《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结果，且在二审和申诉中坚持上述意见。当《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效力被生效判决否定后，沈涛作为瑞坤公司法定代表人转而提出转让股权给彭山，系因《股东会变更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两者表述自相矛盾。其次，沈涛并未举证2015年9月11日，双方有协商一致的过程和内容，在缺少合同主要条款的情况下，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非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结果。上述2份股东会决议和2份股权转让协议系相互关联，而非彼此独立存在，不然在《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效力被否定前，登记在彭山名下的股权非目前的5%。另沈涛举证瑞坤公司向彭山发放了2015年8月的工资，亦印证了彭山的股东身份，并非源于2015年9月11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再次，沈涛的诉讼请求主张股权转让价款由160万元变更为400万元，既没有双方约定亦无证据证明，且与时隔不足一个月的《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中5%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200万元，形成巨大差距，进一步说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转让价格的协商和结果。对此，沈涛既未作出合理说明，亦未能举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沈涛关于两个协议没有关联、各自独立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沈涛主张彭山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审理中，彭山申请撤回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沈涛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沈涛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沈涛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2015年8月18日沈涛与案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回购协议，拟证明彭山应支付160万元，第二组证据：股东会决议，工资表、公司章程，拟证明彭山享受了股东权利，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彭山质证称：第一组证据正式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因第一组证据系沈涛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只能证明彭山系公司股东，但对彭涛是否应当支付160万元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明力，本院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会变更决议》中记载“崔漪1%股权100万元出资转让给彭山，沈涛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彭山，变更后彭山出资额500万元”，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方沈涛愿意将在瑞坤公司的4%股权400万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彭山，受让方彭山愿意接受转让方沈涛在瑞坤公司4%股权400万元出资”等内容，仅约定了出资额，并未就股权转让价格进行约定，沈涛据此请求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无依据。其次，沈涛举证其与他人约定1%股权转让对价为40万元，但该约定仅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该约定并不及于本案双方，沈涛比照与案外人之间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主张与彭涛之间应同样适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沈涛在一审中将诉请标的额由160万元变更为400万元，二审上诉中又要求将上诉请求金额由400万元变更为160万元，虽同为主张股权转让款，但依据的事实和请求权的基础发生了变更，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沈涛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沈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焰审判员  张鹏审判员  裴露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游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