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4民终1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书清，男，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召军，枣庄高新众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滕，女，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薛成利，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书清因与被上诉人鲁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滕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481民初496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书清、被上诉人鲁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薛成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书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9)鲁0481民初4961号判决书、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被告接受原告款项的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后未能将车辆交付给原告，未完成原告的委托事项，应将购车款退还给原告。因被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唐山市合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进公司)履行了合同，并且无法证明其收款行为系合进公司的授权，故被告辩解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收款是职务行为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和法律支持，是为了偏袒被上诉人一方寻找的借口，完全不能成立：一、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的款项不能一概而论的认定为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款项，是作为合进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公司收取的，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五份由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签订的《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第七条明确记载了上诉人是合进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滕州地区所有会员缴纳的购车款收取后转交给合进公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委托关系。退一步说，假如像一审认定的上诉人接受了被上诉人的款项即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但也只能说明双方只是存在转款的委托关系，而并不能说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购买车辆的委托关系。通过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可见，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款项后己转交给了合进公司，双方转款的委托关系已经履行完毕。再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由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其内容载明了收款单位是合进公司且该款系购车款，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收到该收据时，已经认可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签订的《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属于书证，其证明效力应大于其他证明效力，能够认定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购车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与法相悖。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后未能将车辆交付给原告，被告未完成原告的委托事项。上诉人认为该认定错误，上诉人没有交付给被上诉人车辆的义务。被上诉人缴纳的款项，是按其与合进公司签订的《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第三项约定应缴纳的购车款。《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是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而不是与上诉人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该“协议”的相对人是被上诉人和合进公司，该“协议”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向被上诉交付车辆的义务人应该是合进公司而不是上诉人。因此，认定上诉人未完成被上诉人的委托事项纯属“张冠李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委托上诉人购车的事实。三、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签订“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第二项明确约定：最长周期内客观原因未能完成购车消费，甲方合进公司于乙方被上诉人将本人的银行账户通知甲方的三日内，将订车款和4%的补贴款一并打入乙方账户，至此，本补贴协议履行完毕。另“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寻找车源的工作以乙方为主，甲方为辅，确定购车单位尊重乙方的意愿。如乙方未能找到车源，以甲方确定单位为准，乙方拒绝交易视为放弃补贴，甲方仅返还订车辆。根据上述约定，在未完成购车消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缴纳的购车款及4%的补贴款由合进公司退还，且一并打入被上诉人提供的账户，该“协议”即履行完毕。据此约定，现被上诉人在没收到合进公司交付的车辆及退还的订车款和补贴款的情况下，其双方签订约“协议书”还在履行期间，并没有履行完毕，合进公司是否交付车辆及退还购车款和补贴款，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合进公司明确拒绝或经司法部门依法确认合进公司交付车辆及返还购车款不能时，被上诉人主张权益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协议书”已约定了涉案款项由合进公司负责返还，被上诉人即使是主张权益，也应该向合进公司主张，而不是向上诉人主张。四、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9日收取被上诉人的会员费2000元、订车款27000元、2018年6月11日30万元订车款、2018年6月13日20万元购车款计529500元，按照合进公司内部规定，全部转账给公司工作人员吕振华和李岩，关于李岩是否是合进公司的工作人员及订车款是否由上诉人转交给了合进公司，上诉人一审庭前已向一审法院递交申请，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在建行滕州善南支行账号62×××68自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的银行交易明细，该账号是被上诉人提供给合进公司用于李岩为被上诉人参加购车活动并缴纳购车定金后支付补贴之用。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3日、2019年5月13日与合进公司签订的《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获取的购车“补贴款”正是由李岩支付到被上诉人上述账号的。该证据属于本案的主要证据且上诉人无法调取，一审法院未调取违反了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另外，一审庭后上诉人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网上截图”及李岩亲属提供的合进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唐山市玉田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及合进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李岩和相关工作人员已被批准逮捕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五、被上诉人主张的529500元正是其与合进公司签订的2018年12月29日、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13日《车辆垫资代购及服务协议》、《购车无忧发车协议》、《会员购车补贴协议》所约定的会员费和订车款。但在一审时，被上诉人仅对2019年6月11日协议的签字认可，对其他两份辩称不是本人所签，并称对该协议不认可也不知情。对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隐瞒了本案的事实真相，同时也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一审庭审笔录第五页，被上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第一份证据，是2018年12月29日被上诉人(鲁滕)通过手机银行将其建行账号62×××68中的29500元已支付给上诉人，该款正是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约《车辆垫资代购及服务协议》、《购车无忧发车协议》约定的会员费2000元及交付的购车定金27500元(协议约定定金55000元，在交款时按一半交付，提车时补交另一半)。再看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份证据银行交易明细，被上诉人用以证明2019年6月11日、6月13日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将其建行账号62×××68的20万元、30万元转账给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完全可以推翻其辩称的对2018年12月29日、2019年6月13日两份“协议书”不是本人所签同时也不知情的谎言，被上诉人将上述两份“协议”约定的款项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上诉人的行为，不仅是对上述两份“协议”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他人代签名字的认可，被上诉人具有法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本人签订及电话通知他人代签“协议”以及支付购车定金时，应当知道上述行为有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果真的像被上诉人辩称对“协议”和签名不予认可的话，按照常理是不会给上诉人转款的。另外，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认可了2019年6月11日所签订的“协议”是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辩解。六、一审庭后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与合进公司签订的《车辆垫资代购及服务协议》、《购车无忧计划》、《会员购车补贴协议》已被唐山市玉田县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对涉嫌犯罪的合进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振昆及工作人员王志强、李岩等已批准刑事逮捕，合进公司在滕州地区《购车无忧计划》的代理人也已被滕州市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因被上诉人系《车辆垫资代购及服务协议》的签订人，又是《购车无忧计划》的会员，又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参与人，曾多次以购车名义向合进公司投入资金并获取高额补贴，与合进公司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情况说明”，同时请求一审法院将本案按照上述规定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七、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一十条对本案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按照第六十条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约定，谈不上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履行义务；按照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需向另一方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按照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也不存在任何法定或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因此双方没有合同可履行，上诉人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上诉人所缴纳的购车款可依据其与合进公司签订约《会员购车补贴协议》约定向合进公司主张权益。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鲁滕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书清的上诉无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书清与鲁滕就委托问题达成了合意，并实际接受了鲁滕的款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刘书清没有证据证明其收款行为系经合进公司授权；刘书清主观上不构成善意，本案不是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无须中止诉讼。鲁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书清原告鲁滕购车款529500元，并以此款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债务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书清以帮助鲁滕在合进公司会员购车补贴的名义于2018年12月29日收取了鲁滕购车排号费29500元，于2019年6月11日收取了鲁滕购车款30万元、2019年6月13日收取了鲁滕购车款20万元，鲁滕将上述款项合计529500元均汇入刘书清个人银行账户（账号62×××02）。刘书清向鲁滕分别于2019年6月11日、2019年6月13日出具了20万元和30万元的收据两张，收据上均印有合进公司单位名称，但未在收款单位公章处加盖公司印章，并且收款人处均为刘书清。刘书清收取鲁滕款项后，于2018年12月29日向吕振华汇款29500元、于2019年6月11日、2019年6月13日向李岩分别汇款30万元和20万元。后因鲁滕未能购得车辆，刘书清亦未退款，鲁滕诉至法院。庭审中，刘书清提交2018年12月29日、2019年4月13日、2019年5月13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6月13日合进公司“购车无忧计划”及协议证据五份，该五份协议中均有鲁滕的签名字样，但仅有2019年6月11日购车无忧计划中的鲁滕签名是鲁滕本人所签，其余签名均为刘书清所签，鲁滕不认可与合进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亦不认可刘书清代其签名是经授权。鲁滕对2019年6月11日合同上的签名的理由是基于对刘书清的信任，仅在刘书清的要求下所写，并认为与合进公司之间没有履行合同。刘书清未能提交合进公司授权其代替公司收款的证据，也未能提交已收到鲁滕所交529500元交给该公司的证据，也没有合进公司认可其收取鲁滕款项是职务行为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被告接受原告款项的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后，未能将车辆交付给原告，被告未完成原告的委托事项，应当将从原告处取得的529500元购车款退还给原告。被告拒不退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以支持。因被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收款行为系受合进公司授权，故被告辩解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收款是职务行为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判决被告刘书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鲁滕退还购车款529500元及利息损失（以529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50元，保全费3270元，由被告刘书清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在2019年4月13日鲁滕曾打款10万元让刘书清帮忙买车，刘书清将款项打给李岩，一个月后没买成，李岩向鲁滕退款102900元；同样，2019年5月打款20万元，之后又退款205600元。对于鲁滕认可其签字的2019年6月11日的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甲方安排工作人员刘书清作为双方的联络员……”，该合同约定的购车款为30万元，但鲁滕打款50万元，对于超额打款的原因，鲁滕解释称想再买一辆车。合进公司在枣庄的代理人盛爱华于2019年12月5日被滕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逮捕并羁押。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会员购车补贴协议书中合进公司的购车无忧计划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该案尚处于侦查起诉阶段，鲁滕起诉所依据的协议书的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刑事侦查结果相关联，故在合进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尚未审理终结前，本院不宜继续审理本案。鲁滕的起诉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待该刑事案件审结后，鲁滕可依法再行主张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49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鲁滕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550元退还鲁滕，财产保全费3270元由鲁滕负担；上诉人刘书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关光明审判员陈德山审判员 朱   运   涛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邸   梦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