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荣丰山，男，196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绍军，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卫强，男，197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慧，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荣丰山因与被上诉人于卫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5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丰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荣丰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荣丰山与于卫强未签订租赁合同有误。一审证人许某出庭作证及公安机关向许某进行调查时，许某都证实荣丰山是通过许某认识于卫强，案涉挖掘机的租赁是通过许某联系，许某明确说明“到打印店去打印了租赁合同”，虽然证人没有亲眼见到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签字，但是按照交易习惯和常理，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并打印书面的租赁合同，在没有新情况出现的情况下，不可能不签署协议。(2)证人于某(文登公安局警察)出具的书面证言可以证实：2013年荣丰山想报警，通过他人找到在文登公安局工作的于某，于某向于卫强打电话落实情况，于卫强在电话中明确承认欠荣丰山的租金，并同意将名下的房屋抵顶给荣丰山。于卫强虽对上述证言提出有异议，但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于某系公职人员，荣丰山申请一审法院对于某进行调查，但未获准许，故申请二审法院对于某调查取证。(3)于卫强提供的“购220小松抓车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1日，荣丰山主张的挖掘机的租赁时间自2010年3月开始，自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1日，于卫强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荣丰山已将挖掘机转让给于卫强的事实。(4)于卫强在2010年5月21日即将挖掘机卖给方超，荣丰山对此情况并不知情。以此推理，自2010年3月至2010年5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荣丰山已经将挖掘机转让给于卫强，否则，于卫强在向方超转让挖掘机就是无权处分。2.一审法院确认于卫强提交的三份证据(抓车协议、收据、证明)的真实性是错误的。(1)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错误。三份检材有四处“荣丰山”的签名，鉴定意见为同一份“抓车协议”签署的两处“荣丰山”的名字，一处是荣丰山本人所签，另一处不是，与常理不符，反映出鉴定意见错误。而从协议形式看，“购220小松抓车协议”落款处所写的“荣丰山”与该协议顶部的“荣丰山”的签名，其中的“荣”“丰”基本一致，但是“山”字完全不一致。按照于卫强陈述的签订协议过程，签订该份抓车协议时只有二人在场，如果“抓车协议”顶部的“荣丰山”三字不是荣丰山所签，那就是于卫强所签，于卫强签署的荣丰山的名字，其中的“荣”、“丰”与荣丰山签署的“荣”、“丰”基本一致，于卫强存在模仿荣丰山签字的情形，鉴定意见存在重大错误。荣丰山在一审中申请重新鉴定，未获准许，荣丰山对此申请重新鉴定。于卫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荣丰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于卫强向荣丰山返还小松220挖掘机一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荣丰山向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于卫强诈骗，该局经侦大队审查后未予受理，后荣丰山提起本案诉讼。荣丰山主张案涉挖掘机系购买的二手挖掘机，其与于卫强之间先是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从2012年双方协商以楼房抵顶挖掘机的时候，因为双方并未发生实际抵顶，所以挖掘机仍属于荣丰山，于卫强的行为构成侵占。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荣丰山提交下列证据：1.根据荣丰山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经侦大队的刑事侦查卷宗材料。荣丰山在2019年5月21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0年7月，经许某介绍，荣丰山与于卫强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为每月22000元，于卫强于2010年7月25日、8月11日共支付租金、司机工资及拖车费合计27000元。拖欠几个月租金后，于卫强与其商量想以42万元的价格购买抓车，付款方式为一半现金、一半以沙抵顶，荣丰山表示同意，但于卫强不按约定付款，在多次催促下，于卫强说用房子顶账，荣丰山也表示同意，但于卫强却一直不与其签房屋租赁合同，后了解到于卫强把抓车卖给荣成某人，荣丰山也找不到抓车；荣丰山记忆中签了租赁协议，但找不到了，当时于卫强用了两三个月后，抓车出了点问题，于卫强把抓车送到老曲轴南面汽车三队院里维修，还领荣丰山去看过，后到于卫强的沙场要租金时没有看到抓车，于卫强称租给乳山某人开矿用，于卫强便开始商量要买抓车。询问过程中，对“于卫强租你的抓车时有没有与你签合同”的问题，荣丰山回答：“我印象里签了份租赁协议，但现在找不到了。”对“于卫强和你商量买抓车的时候签合同了吗”的问题，荣丰山回答：“我印象里当时签了一份协议，但找不到了。”荣丰山在2019年5月29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把抓车租给于卫强的时间应为2010年3月份；抓车修理费正常来讲应由其支付，但于卫强一直拖欠租金，所以修理费由于卫强支付，用以顶欠的租金；荣丰山雇佣的司机于卫强只用了一个月，司机姓李，四川人，现在找不到了，后再也没有看到抓车。于卫强在2019年5月28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当时经营沙场，就和荣丰山商量买他的抓车；记得当时约定的价格是三十四五万，忘了当时有没有签协议，但当时一直没有钱付款，所以就一直拖着；直到2012年其有了钱，经商量，荣丰山同意以30万的价格出售，其就和荣丰山重新签了一份协议，约定付现金10万元，剩余20万元用沙顶账，但后来没有抵顶，直接付现金合计29万元；于卫强没有租过荣丰山的抓车，一开始就是商量购买；当时这辆抓车滑瓦了，送到汽车三厂维修，于卫强支付了修车换件费用，按惯例应该由车主支付；如果是租的抓车，应该是车主雇司机，可以防止抓车在租赁期间使用一旦损坏或其他问题产生纠纷，但其买了这辆抓车后一直都用自己雇的司机；于卫强后来把抓车卖给了荣成某人。于卫强同时提交了购抓车协议和付款证明。案外人王红玲在2019年5月28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09年下半年，于卫强找到王红玲说他买的抓车滑瓦了，王红玲让于卫强到汽车三厂去修理并提供配件；于卫强说他手头没有钱，以后慢慢还，后于卫强之父付了两万余元的配件款，还差部分未付；于卫强的抓车型号是小松220；于卫强说是自己的抓车，王红玲也觉得是于卫强自己的抓车，因为抓车配件比较贵，如果是租的抓车，修车时一般会让车主到场讲价并付款。方超在2019年5月23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在2010年5月从于卫强手中购买过一辆抓车，签订了购车合同，以26万现金支付；抓车是2000年产的小松220-6型号挖掘机；其花了近十万元才修理好；其于2010年4月份时候在威海信息港发现于卫强要卖抓车的信息，价格是36万元；其2010年5月到小观于卫强的沙场看这辆抓车的时候，发现抓车有很多毛病，得花很多钱修，所以讲价到26万元。方超同时提交了购车合同书和收款证明。许某在2019年6月6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于卫强租荣丰山抓车是由其从中介绍；2010年春天，因为许某认识于卫强和荣丰山，也知道于卫强经营沙场需要抓车，而荣丰山正好有辆抓车在家闲置，所以就介绍荣丰山把抓车租给于卫强使用；他们签了租赁合同，是其按照他们的意思找打印店打印的合同，合同一式两份，他们双方每人一份；租赁合同的内容具体记不住了；不知道于卫强商量荣丰山要买抓车的事。经质证，荣丰山补充陈述，其在2009年下半年将案涉挖掘机曾租用给于卫强，期间发生了车辆送去维修的问题，但因为这段租赁期间于卫强也没有支付租金，双方协商过由于卫强维修车辆抵顶租金，但修车费用并不是于卫强答辩称的6万元，而是24000余元；在2010年3月份产生租赁关系，2009年下半年的租赁关系双方已做出了结；荣丰山将砖厂租给许某，后许某转租给于卫强，双方通过转租而认识。经质证，于卫强对许某的笔录提出异议，认为双方形成买卖关系是双方直接商谈，没有经过中间人，且许某陈述对购买事实并不清楚；与荣丰山在2009年形成口头买卖协议，2010年后未形成租赁合同关系。2.荣丰山提供其自行记录的流水账及收款收据，拟证明于卫强于2010年7月25日支付现金12000元，由荣丰山的妻子收取，于2010年8月11日支付现金15000元，由荣丰山的外甥陈伟收取。经质证，于卫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系荣丰山自行制作，没有于卫强的签字，且从内容上也无法证实系租赁费及什么时间的租赁费。3、证人许某出庭作证。许某证实，大概在2010年3月份，荣丰山有个砖厂准备租给证人，后于卫强到证人处说他在小观的沙场需要抓车干活，刚好荣丰山告诉证人说有个抓车在家闲置，后两人达成租赁协议；证人找打印店打印租赁合同后，没有亲眼看到两人在打印的合同上签字；这么多年，租赁合同内容和租金不记得怎么约定的；证人不清楚2010年3月份前荣丰山是否将抓车租给于卫强；两人之前在砖厂见过几次面，荣丰山于2009年秋天或冬天时候将砖厂口头约定租给证人；证人不清楚荣丰山要租金的事，不清楚是租还是卖；有一次于卫强让证人领着荣丰山去看于卫强的房子，包括城西、环岛、大润发一楼的商铺；证人知道于卫强的房子在哪，于卫强给证人打电话说荣丰山想看房子，让证人领着去看，证人不清楚看房子的目的以及于卫强是否欠荣丰山的钱。经质证，荣丰山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双方存在的是租赁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于卫强认为，证人只能证明双方曾经谈过租赁事宜，但最终有无达成租赁协议并不能确定，且证人对双方有无形成买卖协议也不知情，因此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荣丰山的主张。4、证人于某书面证言一份，证明2013年荣丰山通过于某找到于卫强了解情况，于卫强在电话中承认欠付租金，并同意将名下顶账房顶给荣丰山。经质证，于卫强提出异议，称不认识于某。于卫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购220小松抓车协议、收据和证明三份，证明2012年3月1日荣丰山与于卫强签订购220小松抓车协议，约定用现金10万元、水洗沙20万元支付款项；2012年3月2日荣丰山收取抓车款24万元；同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于卫强向荣丰山的委托收款人石磊支付5万元。经质证，荣丰山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称双方从未签署过买卖协议，三份证据中“荣丰山”的签名均不是荣丰山本人所签，并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1（即购220小松抓车协议）中左下角“荣丰山”的字迹和检材2（即收据）、检材3（即证明）中“荣丰山”的字迹是荣丰山本人所写。检材1（即购220小松抓车协议）左上角“荣丰山”的字迹不是荣丰山本人所写。经质证，荣丰山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称：一、三份检材中有四处“荣丰山”签名，鉴定意见是三处是荣丰山签名，同一份协议签署的两处“荣丰山”的名字不全是荣丰山所签，不符合常理；二、三份检材中“荣丰山”的签名均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申请重新鉴定。于卫强对荣丰山申请重新鉴定的主张提出异议，认为购220小松抓车协议中左下角“荣丰山”的字迹和左上角“荣丰山”的字迹即使不是一人所签也符合常理，且荣丰山所提异议仅是个人的非专业意见，不足以推翻鉴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另查，对买卖合同形成的过程，于卫强陈述其与荣丰山是在荣丰山的车上口头达成购220小松抓车协议，在一个打印店当场打印当场签字，交付款项是第二天荣丰山开车到找于卫强，于卫强将现金交付，之后再次到打印店当场打印当场签字；其经营沙场，手中有大量现金，所以现金交付符合常理。经质证，荣丰山对此予以否认，称从未收到任何款项；也不存在委托石磊代收五万元的情况，其认识石磊，但因石磊在拘留所，无法向其落实情况。再查，于卫强于2010年5月21日已将案涉挖掘机以26万元的价格卖给方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荣丰山以系案涉挖掘机所有权人为由提起占有物返还纠纷诉讼，经审查，双方争议的实质焦点是荣丰山与于卫强之间就案涉挖掘机是否形成租赁合同关系或是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以及如果租赁合同关系成立、于卫强是否应返还原物的问题，因此本案应确定为返还原物纠纷。审查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证人许某陈述荣丰山与于卫强在2009年秋冬期间认识，荣丰山陈述与于卫强之间在2009年下半年有过挖掘机租赁关系但已了结，王红玲陈述于卫强在2009年下半年找其购买配件并在汽车三厂修理挖掘机，而荣丰山亦陈述用了两三个月后抓车出了点问题、于卫强把抓车送到汽车三厂修理，可以认定案涉挖掘机在2009年下半年已经在于卫强的管理使用下。荣丰山称，其与于卫强在2010年3月份时重新形成本案的租赁合同关系，双方签订了租赁协议但找不到了，对此于卫强予以否认，而证人许某陈述其只是去打印店打印了租赁协议、但并未看到双方在租赁协议上签字、对双方之间是租还是卖不清楚；荣丰山所提交的流水账及27000元的收款收据以及于某的书面证言，因于卫强不予认可，而荣丰山未再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荣丰山在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经侦大队陈述，与于卫强协商过买卖挖掘机、其先是同意付款方式为一半现金一半沙、后又同意用房屋抵顶，亦说明双方之间确有协商买卖挖掘机的事实。于卫强主张与荣丰山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有荣丰山签名的购220小松抓车协议、收据和证明三份证据，虽司法鉴定结论为购220小松抓车协议中左上方签名不是其书写，但该三份证据三处落款处签名均鉴定系荣丰山本人书写，符合当事人在书证落款处签名确认的交易习惯，因此，在荣丰山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对司法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同时，结合荣丰山在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经侦大队关于于卫强商量要买抓车时、“印象里签了一份协议、但找不到了”的陈述，一审法院对于卫强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已取得案涉挖掘机所有权并进行处分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审查，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荣丰山所主张的其与于卫强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且于卫强侵占案涉挖掘机拒不返还的事实，故荣丰山之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荣丰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荣丰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荣丰山提交其单方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一份，载明于卫强在一审中提交的购220小松抓车协议、收据及证明三份材料中荣丰山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经质证，于卫强主张该鉴定意见系荣丰山单方委托形成，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形成的鉴定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荣丰山主张其与于卫强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返还案涉抓车，但从荣丰山在公安部门的陈述看，双方最初虽然存在租赁关系，但后期确实就买卖事宜进行了协商，而对于是否签订了买卖合同，荣丰山亦陈述“印象里当时签了一份协议”。同时，于卫强主张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关系，对此提供了抓车的买卖协议，荣丰山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但其签字经鉴定系其本人所签，虽然该协议的左上角“荣丰山”签字经鉴定非其本人所签，但该事实无法推翻其他签字的真实性，而荣丰山二审中提交的鉴定报告系其单方委托形成，于卫强对此不予认可，故该鉴定报告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形成的鉴定报告，在荣丰山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依照其自认结合一审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荣丰山基于租赁合同关系对案涉抓车主张权利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买卖协议约定的购车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系买卖合同的履行问题，与本案荣丰山主张的返还原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亦不足以否认双方已经形成买卖关系的事实，故对此本院不予处理，双方若有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荣丰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荣丰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景周审判员  张丽萍审判员  蒋 涛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郎冰书记员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