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11民撤2号原告：盛国忠，男，1978年2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原告：姚根璋，男，1968年6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叙龙，浙江丛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志才，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新民，浙江三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信烽，男，1968年5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杭黎明、叶旭弘，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盛国忠、姚根璋因潘志才与马信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浙0411民初4156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两原告提出本案因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要求移送公安机关侦查。2019年8月12日，本院将当事人反映的情况移送至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调查处理，并于同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5月8日，本案恢复诉讼。2020年6月22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姚根璋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叙龙，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2.确认两原告占“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组织份额为50%；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及证据效力认定错误。该判决认定了被告潘志才提交的所有证据（《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书》1份、《补充协议》1份及《90机组设备清单》1份）的证据效力，也认定了相关案件事实。然而，上述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实为虚假，用于定案的主要证据之《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也均系两被告伪造。事实上，2012年4月12日，是由两原告、被告马信烽、潘志伟（主张以其弟即被告潘志才出面）四人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并进行投资成立石料加工车间，由两原告及被告马信烽共同投入了整套石料生产加工设备，每人占合伙组织的份额均为25%，四人至今从未进行合伙关系的解除及合伙组织的清算事宜。二、本案撤销之诉的提起符合法律规定。1.（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审判发生了不能归责于两原告的事由从而导致二人不能参加诉讼。该案庭审中，原告本人及被告均缺席，原告代理律师又无法说明为何主要证据《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当事人乙方栏出现盛国忠、姚根璋的名字，主审法官一直口头允诺会通知两原告参与诉讼，结果等来的却是2018年12月6日的民事判决书。2.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全部案件事实错误。3.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直接损害了两原告的基本权益。经法院作出上述错误判决后，两被告（潘志才代表潘志伟出面）打着“合法”的目的，操作着私自吞并合伙组织财产的行为，同时两原告将无法继续追回两被告在合伙期间私自吞并的高额盈利及150万元左右的租金（生产车间曾出租给他人使用），“合伙关系的解除”导致潘志伟（被告潘志才）可以收回码头、土地、厂区及职工宿舍等出资，进而向其他合伙人“合法”收取租赁费用，整套石料生产设备的所有权变为了被告马信烽所有；《补充协议》证据的认定导致变压器的所有权变成了嘉兴市创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所有，且尚未搬离的整套石料生产设备（该设备还在，并有产品存放，工作人员尚在值班）将任由被告潘志才处理。至此，上述判决不仅错误地解除了石料生产车间的合伙关系，也错误地认定了虚假的案件事实，也严重损害了车间合伙人两原告的合伙组织财产权益。4.本次诉讼提起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三、两被告涉嫌虚假诉讼。尽管被告马信烽未参与庭审，但事后却在法院参与此案件的笔录询问，配合被告潘志才将此案更顺利地进行，从而导致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潘志才辩称，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首先，从两原告的起诉状中自认的内容可以明确两人知道原诉讼的存在且无客观原因未参加诉讼，也无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得准许的情形，更不存在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导致未参加诉讼的情形。而对于如何认定第三人未参加诉讼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虽尚未有统一的规定，但可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疑难问题解答》第八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人民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来证明其无过错的，不能成立。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人民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时，可以作为其无过错的初步标准。但是，如果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知悉原诉讼，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诉讼的，应当视为其有明显过错。”而本案中，从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分析，如果其主张能成立，则该两人的身份在原诉讼中应当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其以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来证明其无过错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而即便两人被确定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其知悉原诉讼，其不参加原诉讼是有明显过错的。因此，两原告均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其次，两原告本身不具备原诉讼第三人的身份资格，也无证据证明（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其随诉状提供的所谓证据在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其中的协议等书面证据，被告潘志才在原诉中均已提交过原件，而两原告提供的均为复印件且有擅自添加的行为，显然无效。综上，两原告的起诉在诉讼程序和司法实体上均缺乏依据，请求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马信烽辩称，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解除了潘志才与马信烽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该协议的权利义务相对方是潘志才与马信烽，两原告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故并非该协议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不将两原告作为该案第三人处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如果两原告提交的两原告、马信烽与潘志才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确实存在，该协议实际上主要也是两原告与马信烽之间内部关系的协议，而且该协议也未被法院判决解除，法院判决解除的是潘志才与马信烽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是外部关系的协议。两原告以内部关系的协议要求撤销法院解除外部关系协议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三、不管是外部协议还是内部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都是5年届满，即两份协议均于2017年4月11日自动终止，合作、合伙关系都应终止。四、两原告的第一项诉请与第二项诉请并非同一种类，不能在同一诉中并存，诉请一是撤销之诉，诉请二是确认之诉，诉请二应另案起诉。五、如果两原告认为潘志才与马信烽的股份合作协议被解除后，损害了两原告的利益，两原告可以对马信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解决三人内部纠纷，而非撤销法院判决。六、被告认为原判认定的协议是真实的，两原告如认为是伪造的，应当提供证据，即使提供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判。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据三性，无法证明四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两原告认为前诉为虚假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起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认定：2012年4月12日，潘志才与马信烽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在嘉兴市秀洲区厂厂区内合作投资成立石料加工车间。潘志才以思古桥码头和周围七亩土地使用权，及租赁的办公室、职工宿舍出资，占股25%；马信烽以整套石料生产加工设备出资，占股75%。之后，潘志才与马信烽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合作期限为5年，即2012年4月12日至2017年4月11日，合作期限届满，合作企业自动解散，马信烽应无条件将投入的石料生产设备等于2017年4月30日前搬离厂区，等。此后，潘志才与马信烽合作经营石料厂，现合作期限届满，潘志才请求解除合伙关系。故判决确认潘志才与马信烽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于2017年4月11日解除。两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判决依据中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是虚假的，以该虚假证据作出的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二、2012年4月12日四人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打印件一份及2018年1月15日、2018年7月22日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各一份，证明2012年4月12日由两原告与两被告四人签订的协议系被告马信烽通过微信发出的，判决书中的协议是假的；三、录音及视频资料一份，证明2018年7月22日，马信烽承认石料生产车间实为四人合伙经营，并否认与潘志才私下签订协议，被告潘志才用于诉讼的“合伙协议”与“补充协议”是虚假的事实；四、证明一份，证明被告马信烽承认石料生产车间实为四人合伙，每人各占25%合伙组织份额的事实；五、《2012、2013年机组按装清单》一份，证明由马信烽书写并签字确认两原告和马信烽的出资情况，潘志才不出资，仅提供场地的事实。两原告为证明石料加工车间的投资一方并非马信烽一人，还包括两原告，2012年4月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中乙方有三个人，马信烽作为代表在协议上签名的事实，申请证人郑某、汪某、董某1、董某2、章某出庭作证。郑某陈述与本案原、被告都是朋友，其曾与马信烽签订协议承租过石料加工车间，支付过押金，双方尚未结账，四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由马信烽通过微信发给其，2018年7月22日的视频和音频是由其录制的，其未见过四人签订的协议原件。汪某陈述认识本案原、被告，其在石料加工车间也有股份，40万元投资款给了马信烽，投资在两原告与马信烽名下，其也曾收到马信烽发来的四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打印出来，但未见过协议原件。董某1陈述其系原告姚根璋的爷爷，2018年7月22日因姚根璋腿脚不便，故代其去马信烽处讲道理。董某2陈述其系郑某的驾驶员，2018年7月22日由其驾车带郑某去马信烽处。章某陈述与原告姚根璋有经济往来，不认识马信烽，两原告提交的证明系其按两原告与马信烽的要求起草的，上面的签名均系本人所签。被告潘志才未提交证据。被告马信烽为证明其辩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一、租赁合同一份，证明马信烽于2014年3月14日与郑奕明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马信烽作为石料加工合伙人一方将洛东原砖瓦厂内的石料加工销售出租给郑奕明，租赁期限为一年；二、合作协议一份，证明马信烽于2015年8月28日与海盐县秦山三合建材经营部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马信烽作为石料加工合伙一方，将石料加工车间的机组设施及其合法相关证照作为投资资本，与该经营部以该机组正常生产的运作资金及加工产品的销售渠道作为投资资本进行合作，合作期限为一年的事实；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明马信烽于2017年7月10日出资20万元向凯鑫矿山机械厂张世亮购买二手155圆锥的事实；四、民事调解书、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钱清华就其自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4月17日为马信烽在洛东原砖瓦厂一厂内的石料厂提供挖机尚欠劳务费37000元，向法院起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五、身份证及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之母于2018年10月27日死亡，马信烽在（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案件中没有出庭的原因是其母亲病危。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被告潘志才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潘志才仅与马信烽签订了股份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原告称协议由四人签订，而两原告手上却没有原件，不符合常理；对证据三，认为该录音中的对话是方言，长两个小时，但原告仅摘抄了几句对话，无法还原，视频资料无法反映录制的环境和过程，在马信烽一人面对原告方四、五个人的情况下，无法判断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方一直在逼问，协议是否是虚假的，并要求马信烽在复印件上签字，而马信烽一直强调他与潘志才签订的协议是真实的，且不愿意签字；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中的人员均为本案当事人，该证明充其量算一个陈述，且证明内容不符合事实；对证据五，认为该清单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单方面陈述没有证据印证投入的存在；对证人证言，认为证人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可信度，即便证言真实，证人均表示未见过协议原件，关于协议一方是三个人的说法均为听原告所说，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潘志才2012年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仅与马信烽一方签订，至于马信烽内部有没有其他合作伙伴，潘志才是不知道的。被告马信烽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三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潘志才一致，另对证据三，认为两原告仅提供光盘，未提供证据载体，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对证据四的来源有异议，两原告称由其他证明人书写，也没有看到证人，即使是马信烽所签，也是在有纠纷之后；对证据五，认为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内部的投资情况，与本案无关，与另一方当事人无关；对证人证言，同意潘志才的质证意见。两原告对被告马信烽提交的证据一、二、四没有异议，但认为两份协议是马信烽代表所有合伙经营人出面签订的；对证据三，认为不清楚，即使是真实的，也不影响原告的主张，确实由马信烽代表出面；对证据五，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潘志才对被告马信烽提交的五份证据质证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两被告均无异议，予以采纳；证据二，两被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因该份四人签名的协议系微信照片打印件，不足以证明协议由四人签订的事实，因此不予采纳；证据三，被告马信烽对录音录像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否认说过四人签名的协议是原始协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两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证据四，被告马信烽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因该份证明上无被告潘志才的签名，故不足以证明两原告的待证事实，但两原告与马信烽三人对石料加工车间75%的股权进行内部约定的事实可以认定；证据五，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纳；证人证言，五位证人均表示未曾见过四人签名的协议原件，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两原告的待证事实，因此不予采纳。被告马信烽提交的证据一至五，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2年4月12日，潘志才与马信烽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在嘉兴市秀洲区厂厂区内合作投资成立石料加工车间。潘志才以思古桥码头和周围七亩土地使用权，及租赁的办公室、职工宿舍出资，占股25%；马信烽以整套石料生产加工设备出资，占股75%。之后，潘志才与马信烽签订《补充协议》一份，明确合作期限为5年，即2012年4月12日至2017年4月11日，合作期限届满，合作企业自动解散，马信烽应无条件将投入的石料生产设备等于2017年4月30日前搬离厂区。此后，潘志才与马信烽合作经营石料厂。2018年2月7日，两原告与被告马信烽签署《证明》一份，载明：2012年嘉兴思古桥石料加工厂成立，共投资290万元，股东共四人（姚根璋、马信烽、盛国忠、潘志才），各占股份25%。现在因其他事项，特明确股份比例。姚根璋在落款“股份持有人”处签名，盛国忠和马信烽在落款“股份持有证明人”处签名。2018年9月4日，潘志才向本院起诉，要求解除与马信烽之间的合伙关系。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8年10月2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姚根璋参加了庭审旁听。2018年12月6日，本院作出（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确认潘志才与马信烽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于2017年4月11日解除。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19年5月27日，两原告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据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两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一、两原告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欲证明两原告也在协议中签名并且是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人。该证据中虽有原、被告四人的签名，但系复印件，在两被告否认该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两原告负有提供证据原件的举证责任。两原告既不能提供原、被告四人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原件，也不能对此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况且，从协议中载明“双方各执一份”的内容来看，如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协议的情况属实，理应在协议中签名并持有协议原件，故两原告称与两被告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二、两原告提供的2018年2月7日《证明》，两原告与被告马信烽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对出具证明的原因说法一致，即姚根璋被债主催债时，由马信烽、盛国忠证明姚根璋在石料加工车间有资金投入，这与证明中姚根璋在“股份持有人”处签名、盛国忠和马信烽在“股份持有证明人”处签名相互印证。本院认为，合伙人为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和达到共同的经济目的，通过合伙协议（一般为书面协议）而建立具有资金合作、人的合作关系。本案中，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两被告间存在合伙关系，在未经潘志才事前同意、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即使马信烽承认两原告在石料加工车间的资金投入，并承认两原告为其一方的合伙人，也不能据此认定两原告与潘志才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和两原告在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人身份。两原告与马信烽之间的关系，应另行处理。综上，本院所审理的（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案件，马信烽对潘志才起诉时所称事实无异议，对潘志才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确认，本院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所作出的（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程序合法，事实认定及处理结果正确，并不存在错误，该判决也未损害两原告的民事权益。为此，两原告“撤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并确认其占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组织份额为50%”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盛国忠、姚根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盛国忠、姚根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 判 长  沈宝庆审 判 员  林幸宇人民陪审员  吴晓亮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王贇洁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