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5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洪烈成，男，196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楚贤，女，196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汉生，男，195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新佳，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绮岚，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洪烈成、吴楚贤因与被上诉人洪汉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7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洪烈成、吴楚贤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洪烈成向洪汉生偿还借款本金969000元及利息(以969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4日至2019年1月31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以969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3.驳回洪汉生的其余诉讼请求；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洪汉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案涉借款发生时，洪烈成与洪汉生之间并未约定利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洪汉生关于双方约定“月息1.5％，还款日期另定，应提前预约”的主张与本案证据事实相违背。根据案涉银行流水显示，假如借款时，双方确有约定按1.5％／月计算利息，那么根据洪汉生的主张，2013年3月19日，洪烈成应偿还利息的数额是72000元(120万×1.5％／月×4个月)，但当日洪烈成的实际偿还数额却是9万元；同理，2013年11月22日，洪烈成第三次“付息”应偿还的利息数额本是72000元，而实际其偿还的“利息”却是9万元，远超过了洪汉生主张的“利息”。第二，《借款借据》及《还款承诺书》是洪烈成与洪汉生之间对借款的变更约定，一审仅以在后签署的协议确认涉案借款约定了利息与事实不符。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结合《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据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原则上是无偿的，除非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约定才应当支付利息。本案中，前后两次借款的发生分别时间为：第一次在2012年11月13日；第二次在2016年2月4日。在借款发生数年后，洪汉生经与借款人洪烈成协商，双方对借款变更约定为按月息1.5％计算利息，并重新签订了《借款借据》及《还款承诺书》。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在洪烈成向洪汉生出具借款借据之后，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重新约定，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发生时，洪烈成与洪汉生之间约定了利息。而在洪汉生的主张与证据事实相互矛盾。二、吴楚贤对涉案借款并不知情，借款也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吴楚贤无须承担任何给付义务，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借款借据》及《还款承诺书》中，洪汉生与洪烈成双方均确认借款是因洪烈成“施工建设”、“施工工程”需要而产生的，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吴楚贤对本案借款的发生并不知情，洪汉生也从未将借款的有关情况告知吴楚贤，吴楚贤也从未出具任何《借款借据》或作出任何还款承诺。直至借款发生数年之后，洪汉生到家中催款，吴楚贤才知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严重违背事实。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及相关释义，已明确强调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开支”。而案涉借款数额特别巨大，明显超过了家庭生活所需，洪汉生无证据证明本案借款是洪烈成与吴楚贤共同意思表示发生的借款，也无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一审判决认定“洪烈成的对外借款即便用于生产经营，其经营所得收益亦应用于夫妻家庭生活”有违案件事实。三、一审判决违反了审判中立原则，无故加重了吴楚贤的举证责任，减轻了洪汉生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在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当债务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时，尤其是大额债务，债权人主张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洪汉生负有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洪烈成、吴楚贤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洪汉生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相反，吴楚贤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交了社保缴费记录证明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有工作，有自身的收入来源，本案依法不应认定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一审法院以“吴楚贤表示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职业及收入状况”为由，对吴楚贤的主张不予采纳，无故加重了吴楚贤的举证责任而减轻了洪汉生的举证责任，有违司法的独立性。四、律师费的性质是违约金，与利息之和已超过年利率24％，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案涉《还款承诺书》的约定，“逾期承诺每天按欠款总金额千分之五的标准向洪汉生支付违约金，而导致洪汉生通过法律途径追索的，本人及配偶吴楚贤连同保证人愿意承担一切违约法律责任，并愿意赔偿因追讨该借款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人工费等费用以及违约金”可知，本案中，洪汉生所主张38000元律师费的性质，是洪汉生因追索而产生的费用，属于违约金。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在确认利息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的情况下，不应支持洪汉生关于律师费的主张。综上，恳请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洪汉生答辩称：1.关于借款的本金和利息。首先，双方之间已经以借据、还款承诺书等方式，对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洪烈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知晓签署相关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2.从款项出借之日开始，对利息的支付形成了一定的惯例，洪汉生在一审的时候也提交了相关的表格来予以说明，在2013年3月19日支付的9万元的利息，实际上是从2012年11月13日就120万款项出借之日起至2013年4月13日止的利息，然后其2013年7月13日支付54000元的利息款项，实际上是2013年4月13日到2013年7月13日止的利息，相关利息款项的支付与其120万元本金按月息1.5%计算，乘以相应的月数都是相符的。所以说双方对利息的支付实际上是已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在实践中也进行了履行。3.无论是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还是洪烈成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洪烈成都确定了涉案的借款是存有利息的。4.关于是否为夫妻共同之债。首先，吴楚贤和洪烈成是在1990年登记结婚的，实际上吴楚贤也确实为家庭主妇，无工作，无收入，无其他经济来源，所有的生活或者是经济来源均为她丈夫的经营收入，共同抚养了四个孩子，所以吴楚贤主要是在家庭中抚养孩子，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本案借款发生在2012年11月，处于洪烈成与吴楚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孩子也还没有工作，没有独立收入可以供养父母，洪烈成所借的款项是用于其生产、经营之用，应为夫妻共同的债务。第二，实际上从款项的支付可以看得到，往来款项都是由双方的家庭成员进行对接的，是由洪汉生的儿子洪哲支付给洪烈成的女儿洪丹霞，还款的话也由洪丹霞向洪哲或者洪汉生进行还款，所以案涉款项的收支对接也是家庭成员共同去进行处理的。第三，双方是亲戚关系，在款项出借之后，洪汉生也有到洪烈成家里进行催收，吴楚贤也是清晰地知道涉案借款的情况；而且在催收过程中，对方也提供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出示给洪汉生进行查阅，吴楚贤本人也去房管局打印了查册证明，打算以抵债的方式交给洪汉生进行处置，所以说本案的借款吴楚贤是知悉知情，确实属于家庭共同经营所考虑，所借款项应当由家庭共同承担。5.关于律师费，在洪烈成的还款承诺书中明确约定了对于律师费的处置，而且律师费是因为洪烈成迟延归还涉案借款本息，导致洪汉生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相关权利的追索，是为了追讨相关权益所产生的费用支出，在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由洪烈成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洪烈成、吴楚贤的上诉主张。洪汉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洪烈成、吴楚贤向洪汉生清偿借款本金人民币169.2万元及利息（截止2017年3月31日尚欠利息6320元；自2017年4月1日起，以169.2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2.洪烈成、吴楚贤向洪汉生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8万元；3.洪烈成、吴楚贤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7月14日，洪烈成出具《借款借据》，载明洪烈成因施工建设需要，向洪汉生借款120万元，还款日期另定，应提前预约，月息1.5%，每月准时交付利息1.8万元，2012年11月13日借款。洪烈成在“借款人签名指模”处签名、加盖手指模。2018年7月14日，洪烈成出具《借款借据》，载明洪烈成因施工建设需要，向洪汉生借款80万元，还款日期另定，应提前预约，月息1.5%，每月准时交付利息1.2万元，2016年2月4日借款60万元，2016年度利息（现金）20万元。洪烈成在“借款人签名指模”处签名、加盖手指模。2018年12月26日，洪烈成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洪烈成因施工工程需要，至2018年1月2日共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和现金借到洪汉生人民币230万元，月利率1.5%，每月应交付利息3万元（其中30万元不计息），本人承诺保证在2019年1月31日前现付还2017年度剩余利息8万元和临时借款无息本金30万元，合共38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付还2018年度借款利息36万元，同年12月28日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逾期承诺每天按欠款总金额千分之五的标准向洪汉生支付违约金，导致洪汉生通过法律途径追索的，本人及配偶吴楚贤连同保证人愿意承担一切违约法律责任，并愿意赔偿因追讨该借款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人工费等费用以及违约金，配偶和保证人承担连带违约责任至借款还清日止。洪烈成在“还款承诺人（签名指模）”处签名、加盖手指模。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11月13日洪哲转账120万元给洪丹霞，2016年2月4日洪汉生转账20万元、现金存款29.2万元给洪烈成，2018年1月2日洪汉生转账30万元给被告洪烈成；2013年7月13日洪丹霞转账5.4万元给洪哲，2013年11月22日洪丹霞转账9万元给洪哲，2017年1月21日洪丹霞转账5万元给洪汉生，2017年1月22日洪丹霞分别转账5万元、1.5万元给洪汉生，2018年2月28日许耿辉转账5万元给洪哲，2018年8月29日许耿辉转账3万元给洪汉生，2018年11月15日洪烈成转账20万元给洪汉生，2019年1月31日许耿辉转账30万元给洪汉生，2019年7月31日洪烈成转账8万元给洪汉生。另，双方均确认通过银行2013年3月19日洪丹霞转账9万元给洪哲，2014年7月31日洪丹霞转账5万元给洪哲，2014年8月3日洪丹霞转账5万元给洪哲，2015年1月27日转账5.6万元给洪哲，2015年1月28日转账5万元给洪哲，2015年2月6日洪烈成转账1万元给洪哲，2015年6月3日洪烈成转账10.8万元给洪哲；双方均确认洪烈成于2018年10月12日通过微信转账1万元、1万元给洪汉生；双方均确认2019年1月31日许耿辉转账30万元给洪汉生，用于偿还2018年1月2日转账出借给洪烈成的30万元，洪汉生并未在本案主张，洪烈成亦确认该还款与本案无关。洪汉生提交《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拟证明因本案产生律师费3.8万元。另查，洪烈成和吴楚贤于1990年4月13日登记结婚。另，洪汉生要求吴楚贤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表示本案借款是为洪烈成家庭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吴楚贤是家庭主妇，没有独立经济能力，需要依靠洪烈成的经营进行生活及抚养子女，所以涉案款项用于共同经营、生活，且洪烈成收款、还款都是以家庭对接方式进行，即由洪汉生儿子与洪烈成女儿之间转账往来，证明款项用于家庭生活支出，又对方表述洪汉生曾去对方家催款，吴楚贤知悉本案借款情况，该借款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洪烈成表示借款借据是2018年写的，借款用于工地，与其家庭、妻子无关，其四个儿子、女儿都在工作，可以养吴楚贤，其没有把工地的收入拿回家养吴楚贤；吴楚贤表示其生活费是子女给的，因为是洪丹霞拿现金给吴楚贤作为日常生活开支，吴楚贤作为家庭主妇，一般日常是使用现金，不熟悉使用微信操作，这个也符合常理，其没有证据证明吴楚贤职业及收入状况，其大概在1990年左右开始是家庭主妇，但在2014年至2018年有上班，有缴纳社保。洪烈成、吴楚贤表示洪丹霞是其女儿，其通过洪丹霞账户接收款项及还款；洪烈成表示许耿辉是其工地员工、是财务，其通过许耿辉转账给洪汉生，许耿辉转账账户的钱是洪烈成的钱，所以就叫许耿辉直接转账给洪汉生。一审诉讼中，洪哲到庭接受法庭询问，表示对银行流水（显示其2012年11月13日转账120万元给洪丹霞，2013年3月19日收到转账9万元，2013年11月22日收到转账9万元，2014年7月31日收到转账5万元，2014年8月3日收到转账5万元，2015年1月27日收到转账5.6万元，2015年1月28日收到转账5万元，2015年2月6日收到转账1万元，2015年6月3日收到转账10.8万元，2018年2月28日收到许耿辉转账5万元）无异议，洪汉生是其父亲，其与洪烈成、吴楚贤是老乡，其与洪烈成、吴楚贤没有借贷关系，其没有借过钱给洪烈成、吴楚贤，只是本案涉案款项通过其账户转账及还款到其账上，其与洪烈成、吴楚贤并无合作经营、投资入股等其他经济往来，其是受父亲委托转账给洪烈成、吴楚贤及代为收取利息。洪汉生为本案支出了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虽然2018年12月26日洪烈成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载明借款本金为230万元，但根据银行流水及双方陈述，洪汉生实际出借金额为199.2万元，又双方均确认2018年1月2日出借的30万元为无息借款，根据银行流水和双方确认，该30万元已于2019年1月31日归还完毕，且洪汉生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该30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洪烈成向洪汉生借款169.2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双方的证据，一审法院制作了（2019）粤0104民初37848号《民事判决书》附件。又2018年7月14日洪烈成出具的两份《借款借据》载明2012年11月13日借款120万元，2016年2月4日借款60万元，2016年度利息（现金）20万元，月息均为1.5%，还款期限另定；2018年12月26日洪烈成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载明借款230万元（其中30万元不计息），月利率1.5%，洪烈成应在2019年1月31日前归还38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36万元，2019年12月28日归还本金200万元及利息，逾期按照欠款总金额的千分之五/日计算违约金。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借款（除2018年1月2日出借的3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5%，自2019年2月1日起如逾期还款，则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之和按照月利率2%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洪烈成应偿还洪汉生借款本金167.66万元及利息（以167.66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4月8日至2019年1月31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以167.66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洪汉生主张律师费3.8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因洪烈成违约所致，故洪烈成应承担本案诉讼保全费4955.5元。关于吴楚贤的清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发生于洪烈成与吴楚贤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均以洪烈成的名义出具《借款借据》、《还款承诺书》，但基于吴楚贤表示其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职业及收入状况，故洪烈成的对外借款即便用于生产经营，其经营所得收益亦应用于夫妻家庭生活，故案涉借款应认定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据此，吴楚贤应对案涉借款本金167.66万元及利息、律师费、诉讼保全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洪烈成、吴楚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167.66万元及利息（以167.66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4月8日至2019年1月31日，按照年利率18%计算；以167.66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洪汉生。二、洪烈成、吴楚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律师费3.8万元给洪汉生。三、洪烈成、吴楚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诉讼保全费4955.5元给洪汉生。四、驳回洪汉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8864元，由洪汉生负担256.94元，洪烈成、吴楚贤负担28607.06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于，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洪烈成、吴楚贤提交一份洪汉生的微信朋友圈截图，主张证明洪汉生长期以来在微信朋友圈都有宣传相关的放贷业务，其从事放贷业务并借款给了多名亲戚，且均约定了高额利息。对此，被上诉人洪汉生质证认为，其朋友圈中有一些是代发的广告，有一些是金融信息，还有一些政府征信中心服务平台的文件以及一些广发银行的资料，均不能显示洪汉生从事放贷业务；由于洪烈成一直说没有钱还，所以故意发这些信息给他看。另，洪汉生陈述借款发生期间其是品牌洗衣粉的经销商，现已退休。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审查范围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洪烈成应否计付2018年7月14日之前的借款利息，以及尚欠洪汉生借款金额的确定；二、吴楚贤应否对洪烈成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一审法院支持洪烈成主张的律师费是否有错。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借款始于2012年11月13日，洪汉生虽没有提交当时协议约定利息的直接证据，但从洪烈成的还款情况显示，在借款后一年期间内，洪烈成先后于2013年3月19日还款90000元、2013年7月13日还款54000元、2013年11月22日还款90000元，三笔还款折算正好是120万元借款本金按照月利息1.5%计算的四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利息额；而在洪烈成及其女儿洪丹霞继续陆续还款后，洪烈成于2018年7月14日《借款借据》中确认的欠款数额仍高于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进一步印证双方之间的借款有约定利息的事实。结合2018年7月14日《借款借据》中有提及2016年度利息、2018年12月26日《还款承诺书》中有提及2017年度剩余利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发生时有约定利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核算洪烈成归还的款项绝大部分属于归还2017年4月8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并无不当。洪烈成现上诉主张2018年7月14日之前双方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要求改判案涉借款本金尚欠数额为969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洪烈成二审时提出洪汉生有职业放贷人重大嫌疑的问题，经查询本市两级法院审判系统，未发现洪汉生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的长期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的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洪汉生举证证明借款发生在洪烈成与吴楚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用途用于洪烈成施工建设需要，且洪汉生在《还款承诺书》中也确认其与配偶共同承担案涉债务的还款责任。而吴楚贤在一审时确认其是家庭主妇，则其生活费用来源于其丈夫的经营收入具有高度盖然性；即使吴楚贤抗辩子女有给生活费，但在吴楚贤与洪烈成正常家庭生活状态下，洪烈成主张其没有把工地的收入拿回家与吴楚贤共同用于家庭开支，显然不符合常理；吴楚贤有缴纳社保记录，亦并不等于其有正常上班和工作收入。综上，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认定案涉借款用于洪烈成、吴楚贤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洪汉生支出的律师费，是由于洪烈成迟延归还涉案借款本息而导致洪汉生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实现债权的费用，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与利息、违约金等同性质的“其他费用”的范畴，上诉人以律师费属于违约金为由认为一审法院不应支持洪汉生关于律师费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洪烈成、吴楚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56元，由上诉人洪烈成、吴楚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