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家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鹏俊，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玲，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晓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黄家成因与被上诉人何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李启军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鹏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平、韦晓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家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何英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何英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纠纷是质押权和质押物的转让纠纷，不是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何英主张解除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何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黄家成购买的是车辆。何英主张其向黄家成购买案涉车辆，认为其与黄家成之间为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但本案诉讼过程中，何英仅向法院提供110800元的转款记录，而没有提供《机动车购买合同》或其他与车辆买卖印证的书证记录。该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何英向黄家成购买车辆，只能证明2018年12月18日何英曾向黄家成转款110800元。但该款项究竟是用于购买车辆还是用于受让债权和质押物，款项用途及款项性质并不明确，何英对此也没有进一步举证。所以，何英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与黄家成之间为车辆买卖合同纠纷。因何英未能就车辆买卖纠纷充分举证说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何英支付的价格显著偏低，与车辆市场价不符，与车辆买卖的常理不符。从何英一审提交的证据看，案涉车辆由车主梁启钦在2018年12月11日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贷款218400元的价格购买，该贷款由华夏银行直接支付至佛山世纪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由此看来，案涉车辆新车购买价格为218400元。何英于2018年12月18日向黄家成转款110800元，此时距离车主购车不足一个月。如果本案是购买车辆的话，试问，一辆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没有车身划损的新车，怎么可能贬值到原来价格的一半？而且此时车主还欠着银行二十几万的贷款。事实是车主梁启钦欠他人钱未能归还，而车辆质押给了债权人，所以债权人便将该主债务及项下的质押物转让给他人，最后到了何英手上。何英为了以较低价格获得车辆使用权，并在使用车辆的同时有债权保障，遂受让了上述债权并支付受让债权的款项110800元，何英交易当时就已清楚其只是享有车辆的质押权和使用权，并非是获得所有权。所以，何英说购买案涉车辆是11万多元与常理不符，该款项不是购车款，而是债权转让受让款。3.何英无与车主梁启钦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且何英无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车主协助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该行为与车辆交易手续不符。根据何英的起诉状，其声称案涉车辆为车主委托黄家成出售，黄家成向其出示了委托代理手续、机动车行驶证件和车辆钥匙、案涉车辆等。假设何英陈述为真，则何英由始至终都清楚案涉车辆为车主梁启钦出售。从车辆交易的角度，何英应与车主梁启钦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并在向车主支付完购车款后与车主去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但本案中，何英并未举证证实其与车主甚至是黄家成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亦无提供证据证实其要求、催促车主协助其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截止至起诉日，距离何英支付款项及黄家成交付车辆给何英使用已过去半年之久，如果何英购买的是车辆而不是债权，为何其不要求并催促车主协助其办理过户？这明显违反常理，与正常的交易合理性不符。4.黄家成已和何英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并将与债权相关的债权凭证、车辆证件及案涉车辆等交付给何英。黄家成与何英之间是就对车主梁启钦享有的债权进行转让，并非如何英所说的单纯将车辆出售给何英。何英为了达到诉讼目的而隐瞒证据，拒绝出示债权转让证据材料，并谎称没有接收车辆，扭曲双方的合同关系和事实。何英明知黄家成不是车主，若不是转让债权，若不是收到车辆及签订相关协议，何英怎么会转账11万多元给黄家成，怎么会使用车辆长达5个月之久都没有就车辆所有权问题提出异议。车辆因为车主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问题被他人控制，何英为了救济便利就隐瞒事实及证据，捏造合同关系起诉黄家成。如果何英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而何英又恶意隐瞒与债权相关的证据，拒绝交还汽车质押借款协议书等资料，那么黄家成的合法权益将永远得不到救济。二、何英已经受让债权，且车主未就债权及车辆质押事宜提出异议，黄家成与何英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质押车辆因车主与第三人纠纷被他人控制，该行为过错并不在黄家成，何英无理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如何英认为他人控制车辆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向实际侵权人主张权利。l.黄家成已将对车主梁启钦享有的债权相关资料全部交付何英，且就债权转让签订相关协议，并将债权项下的质押物交付何英控制使用。虽然何英在使用过程中，上述质押物因车辆与他人的纠纷而被第三人控制，但该行为不会影响何英对车主享有的债权，何英仍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就债权向车主主张权利。而且，即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对车主享有债权，因该公司并非执法主体，其无权因为车主欠债就私自扣押车辆，以此进行私力救济。因此，鉴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行为不合法，何英如需进行救济，其应向实际侵权人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主张权利。2.2018年12月18日黄家成将案涉质押车辆交付何英时，该车辆并无设定任何他项权利，车辆设定抵押是在2018年12月29日，此时黄家成与何英之间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所以，黄家成交付给何英的是完整的债权以及质押物，何英受让债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至于质押物在交付之后设定他项权利，该行为为车主对其名下财产的处置权利，何英不能因此而归责于黄家成。而且，何英受让的标的物系债权，且知晓该债权项下的质押物并未进行登记公示，所以何英一开始就知晓其受让的质押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现该质押物被他人控制，是何英受让时就已经且应该预料到的后果，何英不能因此而归责于黄家成要求其担责。何英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黄家成称一审法院认定其与何英为买卖合同关系有误没有任何依据。本案中，何英与黄家成之间虽然只是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并无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黄家成却向何英出示了车主梁启钦的行驶证及案涉车辆的车钥匙等，何英也依约一次性付清了购车款110800元至黄家成账户，双方实际上已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何英一方已经依约按时履行了交付购车款的主要义务，黄家成也从何英处收取了所有购车款，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已经依法成立。黄家成主张案涉纠纷为债权、质押权和质押物的转让纠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黄家成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及案外人车主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黄家成未曾履行通知债务人车主梁启钦的义务，黄家成主张债权转让的观点依法不成立。再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黄家成更是从未提出过要求追加案外人车主梁启钦为诉讼当事人的申请，也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提出针对车主的诉讼请求，此作为与黄家成主张的债权与质押物转让纠纷于法于理均不合。因此，黄家成主张本案纠纷为债权及质押物的转让纠纷是错误的。另外，黄家成以何英支付的购车款价格偏低，与市场价不符、未要求办理过户为由主张双方之间非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车主梁启钦于2018年12月11日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借款218400元是用来购买案涉车辆的。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协助车辆过户事宜本就应当是作为出卖方的黄家成应当履行的主要义务之一，不应当强加于何英身上并以此作为否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理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黄家成与何英之间成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而非质押权和质押物的转让关系。二、黄家成与何英成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在何英履行了付款义务的情况下，黄家成无法向何英交付权利无瑕疵的案涉车辆，致使何英获得车辆所有权及使用权等主要目的无法实现，何英有权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其退还购车款、后续费用共计128800元和支付利息。何英与黄家成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依约向黄家成支付购车款110800元及后续费用18000元的目的就是获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而黄家成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应承担的主要义务则是向何英交付车辆，并担保车辆权利不存在瑕疵。现黄家成为了谋取私人利益未征得车主同意就擅自出卖案涉车辆给何英，且因车辆本身存在抵押等权利瑕疵，致使案涉车辆被抵押权人扣押，何英无法获取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及使用权等，订立该车辆买卖合同的主要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何英有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解除与黄家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其退还购车款、后续费用共计128800元以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何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何英与黄家成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黄家成返还何英购车款110800元以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110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12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黄家成返还何英购车后续费用18000元以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18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4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黄家成赔偿何英的经济损失律师费26000元；5.判令黄家成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案涉车辆为粤Ｊ×××××奥迪小型轿车，车主为梁启钦，注册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18日，何英向黄家成转账110800元，黄家成于同日向何英交付案涉车辆。对于此110800元，何英认为是购车款，黄家成认为是债权转让款。2019年5月份，案涉车辆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强行带走，对此，该司出具《车辆扣押证明》称，梁启钦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个人汽车保险保证借款合同》，向该行借款，并以案涉车辆提供抵押，因其发生连续逾期还款的保险事故，该行于2019年5月6日依据《自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向该司索赔，该司向该行赔付保险金后，已依法获得上述借款合同下的相对应权利及抵押权，依法享有扣押车辆的权利，现案涉车辆依法扣留于该司指定区域。车辆被扣押后，何英又向黄家成转账18000元。对于此款项，何英于庭审中称，黄家成称只要再支付18000元，就可以将案涉车辆赎回；黄家成则称，该18000元是何英让黄家成协助其寻回车辆所支付的款项。经查，梁启钦于2018年12月11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个人汽车保险保证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18400元，用途为购买汽车，收款人为佛山世纪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1日至2021年12月11日止；合同还记载“甲方（梁启钦）已经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编号为PU汽车贷款保证保险，投保人为甲方，被保险人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编号处没有进行填写，同时合同没有记载贷款购买的汽车具体内容，不能证明该购买的车辆是否本案案涉车辆。又查，案涉车辆于2018年12月29日有抵押登记的情形，抵押权人为佛山市龙锦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庭审中，黄家成称当时与何英达成交易时，是以债权转让的名义转让对案外人车主的债权和对车辆的质押权，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已于2018年12月18日与何英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免责协议，在何英处；已向何英交付了梁启钦的借款质押债权凭证、车辆行使证等。何英对此予以否认，且黄家成提供的“汽车质押借款协议书”只是影印件，只影印其中的一页，并不完整，且用行驶证、身份证遮挡了部分内容，并不能证明黄家成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所成立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债权转让关系；二、何英主张黄家成向其返还案涉款项以及支付相应利息、本案律师费是否合理。关于合同关系的问题。何英于2018年12月18日向黄家成转账110800元购车款，黄家成于同日向何英交付案涉汽车，该110800元购车款及后续支付的18000元共128800元实际由黄家成收取。黄家成认为本案是关于质押权和质押物的转让纠纷，即债权转让纠纷，称其与何英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合同、免责协议，在何英处，又称其已将车主梁启钦的借款质押债权凭证、车辆行驶证等交付给何英，但何英对此并不确认，而黄家成提交的汽车质押借款协议书、交易记录截图、案涉车辆车主身份证、车主与案涉车辆合照，均为复印件，且除车主身份信息能与本案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外，其余信息并不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证明本案中何英与黄家成之间为债权转让纠纷，黄家成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黄家成主张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何英所支付的购车款由黄家成收取，黄家成也向何英交付了案涉车辆，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何英与黄家成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案涉款项应否退还及相应利息、律师费应否支付问题。何英与黄家成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向黄家成支付购车款110800元及后续支付费用18000元，目的是获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等，何英已向黄家成履行付款义务，而黄家成不仅需履行向何英交付车辆的义务，同时还负担着担保车辆权利无瑕疵的法定义务。黄家成在未经车主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车辆出卖给何英，且因车辆本身存在抵押等种种权利瑕疵情形，导致何英因此无法获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等，何英订立合同以获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等主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何英诉请解除与黄家成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黄家成返还购车款110800元及后续支付的费用18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何英在明知黄家成并非车主的情况下仍买受案涉车辆，且买卖价格明显低于车辆的实际价值，其未尽到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亦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何英诉请黄家成以110800元、18000元为基数分别自2018年12月19日、2019年4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诉请黄家成赔偿其律师费26000元，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13日作出判决：一、解除何英与黄家成之间的关于粤Ｊ×××××小型汽车的买卖合同关系；二、黄家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退还购车款110800元及购车后续费用18000元共128800元给何英；三、驳回何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98元、保全费1170元，合共2868元，由何英负担482元、黄家成负担238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黄家成与何英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其效力应如何认定；二、何英诉请黄家成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的主张是否成立。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黄家成与何英所设立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黄家成在收到何英转账支付的110800元后，即向何英交付了案涉车辆，该情况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故黄家成上诉认为双方是质押权和质押物的转让关系，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因黄家成未举证证明其与何英曾就债权转让达成协议，一审法院采纳何英的主张，认定双方为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至于车辆交易价格显著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究其原因是因为交易双方均知晓案涉车辆属于质押车辆，具有一定的权利瑕疵，存在被原车主或债权人取回的风险。故黄家成以何英支付的价格明显偏低为由主张双方为质押权和质押物的转让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黄家成与何英所设立的法律关系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由于机动车辆在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国家对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等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的交易，国家商务部制定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对于在抵押期间的车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本案中，黄家成与何英进行的车辆交易行为有违上述规定，规避了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同时，从案涉交易引发一系列其他纠纷来看，在车辆已经质押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受到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鉴于黄家成与何英就案涉车辆实施的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判决解除黄家成与何英之间关于粤Ｊ×××××小型汽车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何英诉请黄家成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案涉买卖合同无效，根据上述规定，何英有权要求黄家成返还购车款。但鉴于案涉车辆从2018年12月18日交付何英到2019年5月被保险公司扣押，何英已实际使用约6个月，故综合考量车辆状况及何英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本院酌情扣减使用费18000元，即黄家成应当向何英返还购车款110800元（128800元-18000元）。至于何英请求黄家成支付购车款利息及赔偿律师费损失，因其对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家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黄家成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被上诉人何英返还购车款1108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何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8元，由上诉人黄家成负担1215元，被上诉人何英负担483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由上诉人黄家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76元，由上诉人黄家成负担2474元，被上诉人何英负担4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