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俊祥，男，197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红梅，女，197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鲁卫，男，1981年8月8日出生，汉族，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鄄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春华，女，197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会计，住山东省鄄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鄄城县。法定代表人：于鲁卫，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法定代表人：于同站，总经理。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长安，山东陆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培林，山东陆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红，女，197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夏俊祥、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公司）、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秋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俊祥、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欧亚公司、康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秋红的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法受理此案，对康泰公司的回避申请不予答复，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必然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首先，一审主审法官对康泰公司代理律师的阅卷行为和代理行为进行刁难，并当庭进行威胁、恐吓，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必然与李秋红方具有非同寻常的利害关系，康泰公司依法提起回避申请，其却未经院长作出是否应当回避的决定便违法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必然影响案件的正确审理，必然得出错误的判决结果。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李秋红曾于2018年10月份持2017年4月1日的借据向长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制作虚假证据材料，恶意争夺管辖权，经康泰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案件移送成武县人民法院审理。但李秋红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作出后、案件移送期间，却另向一审法院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该院受理了此案。市中区法院受理该案后，起初由主审法官独任审判，康泰公司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后，甚感诧异，立即委托代理律师前往市中区法院阅卷。查阅、复制卷宗材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代理律师的一项法定权利，但代理律师到法院联系到主审法官并提出阅卷请求时，却遭到主审法官的一口回绝，且态度非常恶劣，代理律师无奈向该院信访部门投诉，正赶上媒体到该院采访，怕造成不好影响，该院一位女领导接待了代理律师，并现场与主审法官电话联系，主审法官才让代理律师看了一下卷，但坚决不允许律师复制卷宗材料。在主审法官受法院领导安排接见律师时，康泰公司的代理律师便向主审法官说明了案件已经移送成武县法院审理的情形，并向主审法官提交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长清区法院的一审裁定作出的管辖权异议终审裁定书。依据法律规定，两个以上的法院就同一案件均已受理的，有先行受理的法院进行审理，就管辖权发生争议时，应由共同上级法院作出决定。本案既然长清区法院已经受理，且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由成武县法院管辖，案件已移送成武县人民法院，市中区法院就应依法告知李秋红由成武县法院进行审理，或由双方的共同上级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决定，但王延庆却置法律规定于不顾，告知康泰公司的代理律师案件正常开庭，如认为市中区法院没有管辖权就应再次提起管辖权异议，康泰公司按照主审法官的要求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主审法官却在审查程序中未经质证采纳了李秋红补充的关于管辖权的证据材料，据此驳回了康泰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基于此，康泰公司认为主审法官存在为包庇李秋红、恶意争夺管辖权而非法剥夺律师的阅卷权、质证权的违法情形。在2019年11月6日的庭审时，康泰公司的代理律师针对李秋红的代理律师当庭举证及陈述进行质证和答辩时，对其在立案时和举证期限内未举证、当庭所举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举出相应反驳证据，同时提出因受主审法官的拒绝未能在庭前阅卷并复印，向法官请求庭后复印并经核对无疑后将原件收回。主审法官对代理律师大加呵斥、还极尽羞辱，康泰公司的代理律师多次向其解释，却被其威胁扰乱法庭秩序，代理律师当场提出“我是在向你解释，没有扰乱法庭秩序，现在应该有庭审录像，咱们可以让你们法院院长看一下监控录像，我是否扰乱了法庭秩序”，主审法官听到这些，才略有收敛，但仍然对代理律师横加指责、百般刁难，代理律师实在是忍无可忍，当庭口头提出让其回避的申请，并要求记录在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作为代理律师，对案件开始审理后发生的回避事由，有权利口头提出要求其回避的申请，并要求记录在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主审法官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由法院院长作出决定。没想到主审法官置法律的明确规定于不顾，既不将代理律师的回避申请记录在案，又非法代行院长职权，不同意律师提出的回避申请，继续开庭，并且多次对李秋红的代理律师进行诱导式发问，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在代理律师要求将回避申请记录在案的一再坚持下，主审法官要求代理律师庭后提出书面申请，坚持不予记录。主审法官的上述行为可证其与李秋红或其代理律师必然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与康泰公司的代理律师具有相反的利害关系，且主审法官作为一名法官，严重违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公然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滥用职权，由其审理本案，必然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和我国法律之威严，康泰公司庭后依法邮寄提交了书面的回避申请，但一审法院对康泰公司的回避申请未进行答复便作出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必然影响案件的正确审理。其次，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李秋红曾于2018年10月份向长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制作虚假证据材料恶意争夺管辖权，经康泰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案件移送成武县人民法院审理。但李秋红在济南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作出后、案件移送期间，却另向一审法院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该院受理了此案，程序严重违法，必然影响案件的正确审理。依据法律规定，两个以上的法院就同一案件均已受理的，由先行受理的法院进行审理，就管辖权发生争议时，应有共同上级法院作出决定。第三，本案受理程序违法，必然影响案件的正确审理。在庭审时，康泰公司要求李秋红出具据以提起诉讼的2016年的借据原件，李秋红的代理律师当庭陈述称原件已经销毁，不能提交，立案时是用的已经将原件销毁的2016年借据的复印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时人提起诉讼应当出示原件，李秋红在向长清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出具了2017年的借据原件，一审法院其提交的证据原件不予审查就立案受理不对，市中区法院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此案有成武县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强行受理不对。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枉法裁判，必然得出错误的判决结果。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共计向原告还款1917.2万元，尚欠其一千余万元。2017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由借款人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还款800万元整，由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订上述借条及还款计划。”纯属枉法认定。由李秋红、于鲁卫等所举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可以证实：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与李秋红存在相互借贷的情形，李秋红向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账户支付借款3027.6万元，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共向李秋红及其指定的账户支付款项3208.1万元，相抵后李秋红尚欠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180余万元；于红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支付给李秋红的170万元款项并非代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偿还借款，而是于红梅与李秋红之间的借款往来款项；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并不知道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与李秋红之间2017年4月1日的借贷行为是以新贷还旧贷(2017年4月1日的借据并无真实的资金过付行为)，不知道双方过去存在借贷关系，更不知道2017年4月1日的借据是对过去所欠债务的结算而非当日的实际借款，否则也不可能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果像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4月1日结算时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仍欠李秋红一千余万元（按一审判决认定的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借李秋红3027.6万元，还款1917.2万元，欠款数额应是1110.4万元，与800万元的借据数额相差310.4万元），却向李秋红出具800万元的借据，李秋红生生放弃310.4万元的巨额债权不要，根本不可能让人相信。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一审法院置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于不顾，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于红梅代于鲁卫等还款的情况下，明知李秋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知道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与李秋红之间2017年之前的借贷关系，主观臆断，故意歪曲于红梅账户交易记录的真实意思，作出“被告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共计向原告还款1917.2万元，尚欠其一千余万元。2017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由借款人于鲁卫、侯春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还款800万元整，由夏俊祥、于红梅、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订上述借条及还款计划。”的错误认定，显属枉法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得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本院认为，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还款计划出具的前提应是存在欠款，还款计划即使对欠款的确认又是还款规划；本案中被告在未收到款项或不在欠款的情况下就向原告出具《关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借李秋红还款计划》不符合情理。”纯属歪曲事实，编造所谓的交易习惯。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和李秋红2017年4月1日找到于红梅、夏俊祥请求于红梅、夏俊祥、康泰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时，告知于红梅、夏俊祥、康泰公司是因欧亚公司经营需要于2017年4月1日向李秋红借款800万元，他们双方已经起草好借据和还款计划书，当日商定借款数额和还款计划，完全符合交易习惯，至于款项的支付于红梅、夏俊祥、康泰公司并非款项接收人，是否当日实际过付并不知情，只能说明李秋红与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共同隐瞒了以新贷还旧贷、款项并不实际支付的事实，骗取于红梅、夏俊祥、康泰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依据担保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假设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真欠李秋红800万元款项，也应当认定于红梅、夏俊祥、康泰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第三，一审判决认定李秋红立案时所举的2016年8月10日的600万元的借据复印件依李秋红所称是上诉人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针对2015年5月5日、2015年6月2日的借款出具的，且补录李秋红在庭审期间即开庭前并未作上述表述，单就李秋红所举的2015年5月5日、2015年6月2日的两笔借款的交易记录看，总金额为578万元，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不可能为其出具600万元的借据，更不可能在相隔一年零两个多月后仅就此两笔款项为其出具借据（由李秋红所举的银行交易明细可证：2015年6月2日后至2016年8月十日前，李秋红海通国企银行账户向上诉人1500万余元，不可能对这1500万余元巨额借款不出具借据，只对一年多前的578万元借款出具600万元的借据），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也有违客观常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必然得出错误的判决结果，特依法提起上诉，恳望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秋红的诉请或发还重审（或指定其他法院重审）。李秋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并维持一审判决。关于管辖问题已经经过二审生效裁定予以确定，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提管辖毫无依据。关于上诉状中提到的3208.1万元流水的问题，即使存在上述流水，该证据也发生在800万元借条签订之前，800万元是双方多人在一起统算出的结果，不可能漏下3208.1万元的款项不计算在内，上述流水一审从未提及，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予以采信。李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共同偿还李秋红借款本金630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庭审中，李秋红将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共同偿还李秋红借款本金620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要求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共同赔偿李秋红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损失；3.要求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向李秋红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人：欧亚公司（法人于鲁卫股东侯春华）……为欧亚公司周转资金，借款人今收到出借人李秋红……出借的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整（小写：8000000元整），期限为33个月，于2019年12月29日到期一次性还清。……借款人：于鲁卫（签名捺印）、侯春华（签名捺印）、欧亚公司（盖章）担保人：夏俊祥（签名捺印）、于红梅（签名）、康泰公司（盖章）借款日期：2017年4月1日。”同日，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出具《关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借李秋红还款计划》一份，载明：“经双方协商共同同意以下还款计划：1、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有欧亚公司每月月底还款给李秋红的借款壹拾万元整；2、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有欧亚公司每月月底还款给李秋红的借款贰拾万元整；3、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9日有欧亚公司每月月底还款给李秋红的借款叁拾万元整，所有剩余本金加利息一次性于2019年12月29日全部还清，如借款人未能按时全部还清，有担保人全部承担还清债务责任。借款人：于鲁卫（签名捺印）、侯春华（签名捺印）、欧亚公司（盖章）担保人：夏俊祥（签名捺印）、于红梅（签名）、康泰公司（盖章）借款日期：2017年4月1日。”关于款项交付，李秋红陈述其与于鲁卫系朋友关系，侯春华与于鲁卫系夫妻关系，于鲁卫、侯春华是欧亚公司的股东；于红梅与夏俊祥系夫妻关系，于红梅、夏俊祥是康泰公司的股东；于鲁卫与于红梅系兄妹关系。于鲁卫、侯春华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7年4月1日共向李秋红借款3027.6万元（李秋红分别于2013年1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95万元，于2014年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58万元，于2014年2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10万元，于2014年7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49万元，于2014年9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47.5万元，于2014年9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50万元，于2014年10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20万元，于2015年2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被告于鲁卫30万元，于2015年4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193万元，于2015年5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289万元，于2015年6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239万元、50万元，于2015年6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20万元，于2015年7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被告于鲁卫39.4万元，于2015年7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357万元，于2015年7月22日分八笔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38万元，于2015年7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48万元，于2015年8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1万元，于2015年8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168万元，于2015年8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92万元，于2015年8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49万元，于2015年9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3万元，于2015年9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49.5万元，于2015年11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两笔共计40万元，于2015年11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191.5万元，于2015年12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十笔交付给于鲁卫共计48.7万元，于2016年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于鲁卫15万元，于2016年7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200万元，于2016年7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140万元，于2016年8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100万元，于2016年9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共计100万元，于2016年1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侯春华197万元）。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共计向李秋红还款1917.2万元，尚欠一千余万元。2017年4月1日，双方协商确定由借款人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还款800万元整，由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订了上述借条及还款计划。上述借条及还款计划出具后，被告先后还款180万元（2017年4月20日，于红梅代为还款120万元；2017年6月20日，侯春华还款10万元；2018年2月1日，于红梅代为还款20万元；2018年2月13日，于红梅代为还款10万元；2018年4月3日，于红梅代为还款20万元），现尚欠借款620万元。李秋红为证明其陈述的上述内容，提交了银行交易流水在卷为证。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主张，本案涉案的2017年4月1日的借条项下的款项并未实际支付。李秋红在立案时提交了于鲁卫2016年8月10日向其出具的金额为600万元的借条，而侯春华、于红梅截止至2017年3月7日共向李秋红偿还借款684万元，故李秋红主张2017年4月1日前被告欠800万元明显不符合事实。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上述内容，提交了于鲁卫2016年8月10日向李秋红出具的600万元借条复印件，侯春华、于红梅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卷为证。康泰公司主张，借款未实际交付，借款未生效，保证人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李秋红就本案涉争的债权曾向其他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为达到其不法目的而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恶意争夺管辖权，后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并将案件移送到成武县人民法院管辖。李秋红在长清区人民法院立案时提交的是2017年4月1日的借条和还款计划，借条显示2017年4月1日应当向于鲁卫等支付借款800万元，与李秋红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数额及立案时所举证据证明的借款时间均不符，李秋红存在虚假诉讼诉情形。李秋红与丁天为2011年8月2日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双方并非夫妻关系，李秋红称2017年4月1日由其丈夫丁天为与被告进行统算并协商出具2017年4月1日的借条和还款计划与客观事实不符，李秋红主张的债权并不存在。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内容，提交了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8）鲁0113民初353号案件卷宗材料、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辖终633号民事裁定书、李秋红与案外人丁天为的婚姻登记档案等证据在卷为证。关于李秋红在本案立案时提交的于鲁卫2016年8月10日向其出具的600万元借条复印件，李秋红陈述该借条是针对2015年5月5日、2015年6月2日的借款，借款时于鲁卫、侯春华称是短期借款，用来还天津银行的1000万元的贷款，贷款下来就能偿还，后一直未还，经双方协商于2016年8月10日换了上述600万元借条。双方于2017年4月1日就双方之间自2013年以来的全部往来款项进行了统算，并出具了涉案的800万元借条，其中包含了该笔600万元的借款。签订800万元的借条时，600万元借条的原件也同时在签订现场进行了销毁。李秋红在本案立案时所提交的上述60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是在销毁前复印的。一审法院认为，夏俊祥、于红梅未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夏俊祥、于红梅放弃抗辩和举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案中，李秋红提交了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于2017年4月1日向其出具的借条及《关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借李秋红还款计划》原件，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康泰公司虽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进行反驳，对该借条及《关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借李秋红还款计划》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康泰公司辩称的款项未实际交付，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未成立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还款计划”出具的前提应是存在欠款，“还款计划”既是对欠款的确认又是还款的规划；本案中被告在未收到款项或不在欠款的情况下就向李秋红出具《关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借李秋红还款计划》，不符合常理。结合李秋红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所载的李秋红在2013年12月17日至2017年4月1日期间共向于鲁卫、侯春华交付款项3027.6万元的内容及上述还款计划出具后侯春华、于红梅多次向李秋红汇款的事实，能够证实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2017年4月1日向李秋红出具的涉案借条,应系双方对之前债务的重新确认并达成的新的借款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系双方形成的新的债权凭证。综合李秋红的举证及陈述，对李秋红与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之间存在800万元借贷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所辩称的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未成立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还款，被告提交了银行流水并主张侯春华、于红梅截止至2017年3月7日共向李秋红偿还借款684万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还款均发生在涉案2017年4月1日借条及还款计划之前，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秋红自认被告已还款18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对李秋红主张的要求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2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秋红主张要求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自2017年4月1日起，以6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借条及还款计划均未对利息作出约定，且李秋红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利息，故对李秋红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未按照还款计划的约定还款，构成违约，李秋红有权要求被告提前清偿本案借款，故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应自李秋红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9日起，以6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并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62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向李秋红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承诺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依约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李秋红主张要求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赔偿其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于鲁卫、侯春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李秋红借款620万元。二、被告于鲁卫、侯春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李秋红利息：自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6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2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夏俊祥、于红梅、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内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李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900元，由李秋红负担1000元，被告于鲁卫、侯春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夏俊祥、于红梅、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负担54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于鲁卫、侯春华、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夏俊祥、于红梅、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辛燕蕊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复印件、于秋红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辛燕蕊受欧亚公司的指派向于秋红账户还款135.9万元，该款项不包括在一审认定的欧亚公司向于秋红偿还1917.2万元的范围内。证据二、侯春华、于鲁卫与李秋红、丁天为短信截屏图片11份，侯春华、于鲁卫、于红梅账户明细偿还930万元的交易明细复印件17份，该930万元款项不包括一审认定的1917.2万元范围内。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7份，证明于红梅除在一审认可的还款数额之外于红梅还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李秋红还款324万元的事实。证据四、（2019）鲁01民辖终14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李秋红恶意争夺管辖权，虚假诉讼的事实，同时证明本案已经移送成武县法院受理，市中区在受理本案属重复审理，违背法定程序，李秋红还存在高息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证据五、关于欧亚公司借李秋红还款计划、借条、应诉通知书、立案审批表、起诉状各一份，均系复印件，证明李秋红2018年10月9日在长清区法院起诉的事实，同时证明李秋红就本案在市中区法院起诉的内容主体和提起诉讼的证据一致。证据六、（2019）鲁0103民初301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市中区法院违法受理此案的事实。证据七、市中区人民法院补缴诉讼费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在我方提起管辖权异议时要求缴纳诉讼费，违背最高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李秋红质证称，对证据一，根据法律规定，本案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对书面证明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为电子证据，无法证明其是否有删减，庭审以及庭后的明细说明中均明确李秋红与丁天为早已离婚，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与案外人及丁天为还有其他业务往来，丁天为多次让案外人等多人出借款项，还款时直接向各案外人偿还，这些均与李秋红主张的款项无关，我方无法调取案外人的银行流水，必要时我方申请法院调取；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时李秋红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1月6日李秋红向于红梅打款180万元，该款项为李秋红与于红梅单独的一笔借款，与本案无关，银行流水中2017年4月3日的100万元是针对2017年1月6日180万元借款的还款，至于此后的180万元一审已经认可，一审也已经扣减，2017年9月30日9万元的性质备注为费用，并非代还款，对该笔费用不予认可；对证据四至七，本案已经二审生效裁定确定由济南市市中区法院管辖，再提管辖无依据。经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申请，本院传唤证人辛燕蕊出庭作证。辛燕蕊作证称，2019年11月4日的证明是辛燕蕊本人书写，相关银行卡是辛燕蕊的，但辛燕蕊个人没有使用过，与辛燕蕊个人没有关系，卡一直在欧亚公司，欧亚公司通过辛燕蕊银行卡转账支付给李秋红账户999000元，该款项系欧亚公司的行为，与辛燕蕊无任何关系；2015年7月25日、9月7日、10月19日通过辛燕蕊银行卡向李秋红转账135.9万元，该款项是欧亚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转账，辛燕蕊对此不知情。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涉案向李秋红的135.9万元转款实际是欧亚公司使用证人的银行卡向李秋红还款，一审认定2017年4月1日前欧亚公司共向李秋红还款1917.2万元是错误的，这些款项应当视为欧亚公司向李秋红的还款。李秋红对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出具的证明和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的主张有反复冲突，经与当事人核实，证人的还款双方于2017年4月1日统算时已经扣除。经审查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辛燕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复印件、于秋红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以及辛燕蕊的证人证言，鉴于李秋红向本院提交的“还款情况的核实情况”中自认辛燕蕊向其偿还借款135.9万元，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关于证据二短信截屏图片11份、交易明细复印件1份，鉴于短信截屏图片系上诉人与案外人丁天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交易明细系复印件，均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上述证据属实，从相关内容来看，系丁天为指示上诉人将款项转至案外人名下，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亦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偿还的本案借款，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关于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7份，李秋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交易明细及双方提交的还款明细情况来看，于红梅于2017年2月6日向李秋红转款10万元、2017年2月23日转款1万元、2017年3月7日转款105万元、2017年4月3日转款100万元，上述转款合计216万元，李秋红认可其收到该款项，但认为该款项系于红梅向其偿还的另外一笔借款，对此，李秋红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于2017年1月6日向于红梅转款180万元，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事实，故本院对李秋红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鉴于上述216万元款项涉及李秋红与于红梅之间的其他经济纠纷，故本案对此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主张权利；根据李秋红所交“还款明细的核实情况”，上述银行交易明细中的其他转给李秋红的款项均已计入一审认定的已还款数额之中，对此应予确认。关于证据四至七，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证明六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查明，除一审认定的已还款1917.2万元外，欧亚公司还通过其公司员工辛燕蕊银行账户向李秋红偿还借款135.9万元，具体为：2015年7月25日辛燕蕊银行账户分6次向李秋红还款26万元；2015年9月7日辛燕蕊银行账户分2次向李秋红还款10万元；2015年10月19日辛燕蕊银行账户分20次向李秋红还款99.9万元。李秋红认可上述还款事实，但主张双方在2017年4月1日对账结算时已将上述还款数额计算在内。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涉案借款事实及金额如何认定；三、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对涉案债务是否应当担保责任；四、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六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问题，鉴于本院对此已经作出生效裁定书，确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该生效裁定书具有当然的法律拘束力。现六上诉人上诉对一审管辖问题提出异议，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六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对其回避申请未经院长决定即径行判决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已经对相关回避申请依法进行了处理，程序并无不当，六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六上诉人主张一审主审法官与本案存有直接利害关系、违反相关法定审判程序，均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涉案借款事实及金额应如何认定。根据查明事实，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6年12月27日，李秋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多次向于鲁卫、侯春华转款共计3027.6万元，李秋红主张上述款项均系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向其的借款，二审中，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2017年4月1日，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作为借款人，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作为担保人，共同向刘秋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收到李秋红出借款项800万元，并于同日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根据查明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上述借条应系双方对前期借款经对账、结算后形成的结果，二审中，李秋红、于鲁卫、侯春华、欧亚公司亦对此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六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相互借贷的情形，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还款，根据二审查明事实，截至2017年4月1日，六上诉人共计向李秋红偿还借款2053.1万元（1917.2万元+135.9万元）。六上诉人上诉主张还存在其他还款，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据此，双方于2017年4月1日对前期债务进行结算并确认尚欠本金800万元，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结算结果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情形，故一审对双方结算后形成新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关于六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4月1日之后的还款，其中2017年4月20日于红梅还款120万元，2017年6月20日侯春华还款10万元，2018年2月1日于红梅还款20万元，2018年2月13日于红梅还款10万元，2018年4月3日于红梅还款20万元，以上还款共计180万元，一审对此已予以认定，并在借款中予以了扣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2017年9月30日于红梅向李秋红转款两笔共计10万元，鉴于于红梅自己在转账备注中注明款项性质为“费用”，现李秋红据此否认该款项并非偿还的本案借款，具有事实依据，故本院予以采信。综上，一审认定六上诉人尚欠借款本金620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六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三，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对涉案债务是否应当担保责任。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在涉案借条及还款计划书中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收到借款的事实，并承诺对涉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后，于红梅亦实际偿还了部分债务。现六上诉人主张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对涉案借款系前期债务结算的事实并不知情，故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夏俊祥、于红梅、康泰公司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问题四，六上诉人主张本案涉嫌高利转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假诉讼，但均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夏俊祥、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欧亚公司、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900元，由上诉人夏俊祥、于鲁卫、侯春华、于红梅、鄄城欧亚化工有限公司、鄄城康泰化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审 判 员 焦玉兴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