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8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雄，男，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青，男，196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忠，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杨国青、杨国忠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雄，男，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建，男，196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升，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甫，男，1968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帆，广西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雄、杨国忠、杨国青与上诉人刘志升、刘家建、刘家甫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3民初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上诉请求：1、要求认定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等人，占用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管理的鸡笼冲山场约300平米安葬“十八世高祖作林刘公老大人之墓”构成侵权，要求增加占用100平米的赔偿款6781元（己判决占用200平米，赔偿13562元;共计赔偿20343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元月1日，原告与民田村刘屋组部分村民，将位于鸡笼冲(地名）等山场共98.6亩，出租给芳林村7组村民王声思种树，租期至2032年12月31日止。2019年4月5日，原告杨国青、杨国雄进山扫墓，顺便绕道去自家管理使用的山场（约10亩）看看，才发现有别人建造了一座坟墓在山场上。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所为。2019年9月11日下午，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到原告家，声称是重修祖坟，没说几句话就走了。2019年9月16日上午，民田村委干部杨南丰组织双方到现场核实，原告三人都到场,刘家建、刘志升二人到场。回到村委后，只有刘志升一人参加调解。调解中，原告要求刘志升等人迁移坟墓，恢复山场现状，刘志升仍声称是重修祖坟，不愿意协商解决；2019年12月23日，沙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干部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代表杨国雄、被告代表刘家建到场参加调解，刘家建仍声称是自家重修祖坟而不愿协商解决。2020年4月10日，平桂区人民法院立案后，经审理作出民事判决(2020)桂1103民初458号。根据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称：“他们重修祖坟并未改变原墓葬占地面积等”。要知道：此坟的占地面积是322.56平米（19.2米×6.8米）。但是，平桂区法院认定了他们是重修祖坟,却又判决超范围200平米,这不明显存在矛盾吗？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还说：“该坟墓在清代或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到底是清朝还是民国？证据呢？对此，希望二审法院支持我们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答辩称，我方认为不需要赔偿也不需要迁坟。 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上诉请求：1、撤销贺州市平桂区法院(2020)桂1103民初458号民事判决；2、裁定驳回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的起诉或判决驳回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没有原告主体资格。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在一审中提起的是占用林地建坟引起的侵权赔偿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除属于国家所有外均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无权主张林地侵权赔偿。二、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坟地占用林地引起纠纷，该坟的坟主有四个人，除了上诉人三人外，还有一位坟主即刘家强，刘家强是这三上诉人长兄，在一审庭审中，三上诉人已向法庭作出明确陈述，同时，墓碑上刘家强的名字就与三上诉人并列，且排在前位。因此，刘家强作为坟主，应当参加诉讼，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未列其为被告，一审也未追加其为被告，剥夺了刘家强的诉讼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林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任何个人均无此项权利，国家法律只赋予农户有承包经营权，而不是使用权，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有林地使用权是违法的。2、一审法院应查明而未查明本案是否存在非法占用集体林地的事实，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主张上诉人侵占集体林地请求赔偿，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必须向法庭提供上诉人重修坟地是否存在侵占林地的事实，这是本案的实体问题的关键，举证责任在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在一审中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没有向法庭提供存在非法占用林地的证据，法理应驳回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却以坟地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而不是侵权面积，作出赔偿判决。是没有事实和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我国并没有规定法律对坟地规格进行规制，一审法院毫无根据的以占用较大林地面积，作出一个侵权赔偿纠纷的判决。同时，上诉人重修旧坟，是在原祖坟的范围内进行重修，没有占任何人一草一木。在占地民间与上诉人祖坟一样，当地高祖父一辈的祖上，坟地规模一般都有这么大，甚至更大。与上诉人祖坟同类同规格的祖坟是很普遍的，是当地普遍认可，构成当地习俗，也是历史遗留的事实。一审法院将历史遗留的事实当作现实侵权，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无权滥诉。其次，遗漏被告，剥夺了刘家强的诉讼权利；再次，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存在侵权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的起诉或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答辩称，与我方上诉意见一致。 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占用原告林地葬坟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43470元（该坟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每平方米按144.9元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系贺州市平桂区刘屋组村民，三人系兄弟关系。2002年12月18日，杨国青以户主代表身份，与民田村刘屋组的其他农户一起将位于该村鸡笼冲、社树一带的山场共计98.6亩出租给案外人王声思种植林木，租期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被告刘家建、刘家甫、刘志升系贺州市平桂区沙田镇宝马村2组村民，三人系兄弟关系。2011年农历6月8日，其三人对坐落于鸡笼冲林地范围内（属三原告经营管理林地范围）的其高祖父坟墓进行重修。2019年4月5日，原告进山扫墓时发现其经营管理的林地内有被告为其高祖父所修坟墓，双方为此引起纠纷。沙田镇民田村委会于2019年9月16日组织原、被告双方到现场核实并主持调解，因当事人意见分歧太大，调解未果。2019年12月23日，贺州市平桂区沙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太大，该调委员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终止调解告知书。2020年4月10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双方由此涉诉。另查明：该院于2020年5月12日组织双方到现场勘查，被告高祖父坟墓系用水泥硬化为不规则、半弧形状坟墓，墓碑记载“公元二〇一一年农历六月初八日吉时安葬重修立碑”等字样，该坟墓左右前土主距离为19.2米，后土主距离墓地前水泥硬化位置直线距离为16.8米。 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原告对涉案林地享有合法使用权，该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被告于2011年在其承包的林地上修建坟墓，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讼争坟墓系2011年新修建，根据该院现场勘查，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该院推定该座坟墓为2011年重修坟墓，对于原坟墓的实际面积现虽无证据可证实，但被告于2011年对其高祖父坟墓进行重修，占用原告较大面积林地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及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原告主张三被告应参照贺州市征地补偿标准，按300平方米的面积赔偿其价款43470元，该院综合本案实际，参照《贺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贺州市各县（区）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贺政告[2020]77号，2020年3月12日印发）的规定，涉案林地位于贺州市平桂区，该处征地片区综合地价为45205元/亩（即67.81元/平方米），该院酌情确定三被告按200平米赔偿原告13562元，对原告主张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和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三被告赔偿原告上述损失后，原、被告对讼争坟墓的现状应予维持，原告不得对该坟墓进行破坏，被告亦不能再对该坟墓进行扩建兴修等。 综上所述，判决：被告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13562元。 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对一审查明“其三人对坐落于鸡笼冲林地范围内（属三原告经营管理林地范围）的其高祖父坟墓进行重修”有异议，主张是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与案外人刘家强一起重修的；还认为一审没有侵占事实存在，遗漏查明坟墓是重修而非新建的事实。 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向本院提交证人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林地在承包时都是种松树，没有祖坟。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属于证据，里面的陈述和事实不符，涉案坟墓100年前就在那里了。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没有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的异议认定如下：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认为涉案坟墓是新建除了证言证词，并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实；根据墓碑记载“公元二〇一一年农历六月初八日吉时安葬重修立碑”，涉案墓地应为重修。涉案坟墓修建即使案外人刘家强有份参与，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一审未向案外人刘家强主张权利，可视为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向案外人刘家强放弃相关权利。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认为案外人刘家强有份参与修建坟墓，可对承担的责任内部自行划分。案外人刘家强不参与诉讼，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 本院认为，公序良俗是指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国务院2012年11月9日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上诉人刘家建、刘志升、刘家甫重新修建宗族墓地的行为违反了我国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与《殡葬管理条例》第二条“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规定不符，与公共秩序相违背，并不能界定为公序良俗。涉案坟墓因扩建而占用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承包的山地，侵犯了上诉人杨国青、杨国雄、杨国忠的合法权利，一审确定的损失13562元只能是对山林使用收益减少等的酌定补偿，并不能将涉案坟墓扩建合理化，合法化。根据以上条例规定，涉案坟墓扩建部分是否拆除由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并非对现状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但处理正确；上诉人杨国雄、杨国忠、杨国青与上诉人刘志升、刘家建、刘家甫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9元（上诉人杨国雄、杨国忠、杨国青已预交50元，上诉人刘志升、刘家建、刘家甫已预交139元），由上诉人杨国雄、杨国忠、杨国青负担50元，上诉人刘志升、刘家建、刘家甫负担13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永林 审 判 员 凌丽琪 审 判 员 张依传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侯美妃 书 记 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