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十方长生庵，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负责人：徐益文（曾用名释常舒）。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烨、朱怀君，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迎峰，男，197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霞，女，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一女，女，195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祥，江苏国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十方长生庵（以下简称长生庵）因与被上诉人许迎峰、许霞、何一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3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上诉人长生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烨、朱怀君，被上诉人许迎峰、许霞、何一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生庵上诉请求：撤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3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一直将庵内改扩建工程中的人工劳务部分承包给周某1标。周某1标是学富镇搞建筑的包工头，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直至本案案发，上诉人一直将庵内改扩建大雄宝殿、三圣殿、天王殿等工程的劳务用工部分承包给周某1标。具体承包方式是包工不包料，相关人员都是受周某1标雇佣、管理、考核并发放工资，上诉人只与周某1标结算人工费用，周某1标所带工人由周某1标发放工资，上诉人只负责提供材料。其中2016年4月份改建的大雄宝殿工程是在2017年年底结束的，上诉人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合计向周某1标支付了250000余元的人工承包费。2018年2月份庵内开始改建三圣殿、天王殿，年底上诉人通过汇款方式向周某1标支付100000元人工承包费，另向周某1标指定收款人周某2支付4000元。周某1标在一审庭审中出庭承认在事发前在长生庵做过维修工程，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是将庵内改扩建工程的人工部分承包给周某1标。第二，证人周某5、吴某、周某3等工人一致证实是周某1标喊他们到长生庵做工的，工资也是周某1标发给他们的，他们是受周某1标雇佣、管理、考核并发放工资，特别是周某1标指示上诉人向其工人周某3支付4000元，到长生庵做工都是周某1标指示安排并受周某1标的管理和考核，因此周某1标是周某3的雇主。第三，对调解笔录中有关内容的理解应当全面综合地看待，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不考虑到上诉人徐益文是一名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出家人。一审法院仅凭2019年3月21日调解笔录中徐益文的陈述的一句话“原计划包给周某1标，后周某1标没有同意”完全不考虑紧跟其后的“周某1标所带工人由周某1标负责结账”等，就认定周某1标并非许某的雇主，严重与事实相违背。徐益文自13岁就辍学入长生庵，从小接受的都是佛性宗教教育。在当时的氛围下，对于调解笔录内容的识别是有一定障碍的，存在不能完全理解调解笔录内容，徐益文始终强调的是周某1标所带工人由周某1标负责结账，结合在许某出事的第二天，上诉人也是向周某1标而不是许某的家人支付22000元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周某1标是许某的雇主而非上诉人是许某的雇主。2.一审法院对于许某的赔偿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不当。许某属于农村户口且长期居住于农村，许某只是在没有农活的情况下才去帮工，并非长期从事泥瓦匠工作，一审中也没有能够提供持续一年以上在外打工或生活在城镇的证据，故不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认定其死亡赔偿金。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作为业主选任周某1标承包建设劳务确实存在选任不当，但这种过错并不是导致许某死亡的直接原因。许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雇主周某1标疏于管理，加上许某自身不慎造成的，故上诉人至多应当承担与其选任不当的过错相当的即20%以内的赔偿责任。4.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周某1标系许某的雇主，是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不起诉周某1标，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向被上诉人释明，如被上诉人坚持不追加，那么对于周某1标应当承担责任所对应的份额应当由被上诉人另案主张，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应当扣减周某1标的责任份额。许迎峰、许霞、何一女辩称，案涉工程并非周某1标承包，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印证。第一，上诉人长生庵的负责人徐益文在2019年3月21日李某（上诉人长生庵的一审代理人）召集的事故协调会上，徐益文陈述此工程原计划是包给周某1标，后周某1标不同意，只负责给上诉人做日工。第二，施工现场的管理都是由上诉人委派周某4管理监督。第三，导致许某跌倒受伤最终死亡的脚手架也是由上诉人长生庵提供的。第四，本案的劳务费都是由上诉人长生庵实际发放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长生庵是许某的雇主并无不当。许迎峰、许霞、何一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生庵赔偿因许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事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7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生庵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许某系1952年10月5日生；何一女系许某妻子，许霞系许某女儿，许迎峰系许某儿子。2019年3月17日下午3时许，许某在庵内进行维护和修复工作时，在进行屋檐边沿处理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落受伤。后许某被送至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抢救无效于2019年3月21日死亡，共计花费医疗费16987.76元。嗣后，许迎峰、许霞、何一女与就许某死亡的各项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故许迎峰、许霞、何一女诉至法院。另查明，许某在事故发生前主要从事瓦工工作；事故发生时，许某未采取配戴安全帽、安全绳等安全措施。2019年3月21日，长生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等人召集徐益文进行调解时，徐益文陈述：“此工程原计划包给周某1标，后周某1标没有同意，只负责给长生庵做日工，生活由周某1标安排，我和周某1标所有人员不直接结账，周某1标所带工人由周某1标负责结账。”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一、长生庵所应承担赔偿责任比例。本案中，长生庵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对提供劳务者进行充分的管理、安全教育等，导致许某受伤后死亡，据此认定长生庵存在主要过错，酌情确定其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许某在施工过程中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也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其对自身的损害承担次要责任，酌情确定其自身承担20%责任。二、许迎峰、许霞、何一女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标准。1.医疗费16987.76元。该部分医疗费均系许某在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时发生，故依法予以认定。2.丧葬费39873元。许迎峰、许霞、何一女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对该项目予以认定。3.死亡赔偿金660800（14×47200元/年）元，长生庵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因许某生前主要从事瓦工工作，故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故对此项依法予以认定。4.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食宿费5000元，长生庵要求由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对该项目，许迎峰、许霞、何一女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该项系实际发生，故对该项合计酌情认定1000元。5.精神损失费50000元，长生庵要求由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本案中长生庵负事故主要责任，故对该项依法支持30000元。三、是否应当追加周某1标为被告。庭审后，长生庵申请追加周某1标为被告。首先，长生庵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许某系受周某1标雇佣，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长生庵将庵内维修工程发包给周某1标；其次，许某施工所需脚手架等均由长生庵提供，而非周某1标提供；最后，长生庵负责人徐益文在2019年3月21日的调解笔录中陈述“原计划包给周某1标，后周某1标没有同意”。综上，周某1标并非许某实际雇主，周某1标属于施工召集人，许某系受长生庵雇佣，故对长生庵要求追加周某1标为本案被告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判决：一、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十方长生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许迎峰、许霞、何一女因许某死亡而发生的医疗费16987.76元、丧葬费39873元、死亡赔偿金6608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食宿费1000元，合计718660.76元的80%为574928.61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计604928.61元；二、驳回许迎峰、许霞、何一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减半收取5650元，由许迎峰、许霞、何一女负担750元，由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十方长生庵负担4900元。二审中，上诉人长生庵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学98建字63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建字63号《江苏省村镇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学98建字74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建字74号《江苏省村镇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拟证明长生庵的西厢房、大雄宝殿的拆除和建筑工作分别于1998年、2000年交于周某1标负责。第二组证据是周某1标分别在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出具的工程款的收条以及2018年周某1标与庵内大小工结算的凭证。被上诉人许迎峰、许霞、何一女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案涉工程是长生庵承包给周某1标实际施工。周某1标确实参与长生庵工程的维修和建设，但是周某1标每年都跟上诉人就是否承包、工程价款等进行对接，2019年周某1标并没有承接本次发生事故的案涉工程，该事实有周某1标的到庭陈述以及徐益文在协调时的陈述共同佐证。许某发生事故的工程并不是周某1标承包的，事实上周某1标作为施工的召集人，只是将工地上施工的大小工名单以及得到的工资如实造表交给上诉人，或者从上诉人处领取费用后再将相关费用发放给相关工人。二审中，上诉人长生庵申请四名证人即周某4、王某2、吴某、周某3到庭作证，其中王某2陈述:“我是做小工的，在长生庵做了四年了，是周某1标喊我去做工的。平时我就跟着周某1标做工，工资是70元/天，周某1标拿多少钱我不清楚，工资是周某1标给我们，发生案涉事故时我在场，周某1标也在场搭脚手架。”吴某陈述：“以前我是在长生庵做小工的，2019年我就不做工了，本案事故的工程我没有做。”周某3陈述：“我以前跟着周某1标做大工的，2019年就不做了。我在2018年做工的时候工资是180元/天，2017年是170元/天，基本每年涨10元。翻新是从2016年就开始翻新了，我也上过屋顶维修。”周某4陈述：“长生庵是我设计的，长生庵的焊接部分是我做的，与周某1标无关，我也没有向庵里要过钱。周某1标是做土建的，当时这个工程是我告诉周某1标的，周某1标说这个工程不好做，实际按工人结算，是包清工。脚手架有一部分是我的，还有一部分是周某1标的，还有一部分是庵里自己买的。”上诉人长生庵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是：1.王某2、吴某、周某3均提到小工的工资是60、70元/天不等，大工的工资是180元/天，且所有费用都是跟周某1标结算。根据我方提供的结账单，周某1标从中抽取差价，有利可得，故周某1标是他们的雇主。2.周某1标一直跟庵内长期合作，所有的费用也都是跟庵内结算，周某1标结算完了之后再跟小工结算，所以许某以及王某2、吴某、周某3都是周某1标的雇员。3.事发之后，周某1标还给钱给许某，这更加印证了周某1标是雇主。被上诉人许迎峰、许霞、何一女的质证意见是：1.四名证人证言根本不能达到证明周某1标是雇主的证明目的，徐益文在协调的时候明确说工程并非承包给周某1标施工的。2.至于上诉人认为大工、小工的部分工资被周某1标克扣了，但是并没有陈述克扣的是哪一年的工资，事实上案涉事故是在2019年3月份发生，那时候账目还没有结算。3.事发后周某1标给付了死者家属50000元，之所以给付50000元是因为周某1标跟许某是亲戚关系，许某也一直跟着周某1标做工，故周某1标给付了许某家属50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许某的雇主是上诉人长生庵还是上诉人所诉称的案外人周某1标。本院认为许某的雇主是上诉人长生庵，具体理由如下：1.许某去世后四天，双方当事人在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的主持下就许某的死亡赔偿责任以及数额进行协调，在调解协议中，长生庵的负责人徐益文陈述:“此改建于2018年正月初长生庵改建,原计划包给周某1标的，后周某1标没有同意，只负责给长生庵作日工（工人周某1标负责找），生活由周某1标安排，我和周某1标之间和周某1标所请人员不直接结账，周某1标所带工人由周某1标负责结账。”后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在双方陈述后称：“根据双方陈述，对过程都无异议，我认为死者许某就是长生庵所属雇工……”。故虽上诉人称该陈述系因其学识局限并不能完全理解协议故不应当采信，但该调解是在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主持下第一时间就许某的死亡赔偿进行协调，应当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双方当时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依据该调解协议中上诉人的自认作为认定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依据并无不当。2.许某施工的脚手架系由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在二审中称部分脚手架是案外人周某1标的，既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也与其在调解协议中的陈述相悖。3.上诉人虽二审中申请了证人也提交了证据拟证明案外人周某1标从中抽利故而印证周某1标系许某的雇主，但上诉人二审申请的部分证人并未从事案涉工程的施工，而是多年前跟随周某1标做工，其证言并不能证明周某1标承建了本案的翻新工程，而上诉人提交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周某1标在本案翻新维修工程中抽利或承建了案涉工程，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长生庵称对于许某的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标准的问题，因许某系在从事案涉工程改建维修的劳务过程中受伤致死，且被上诉人在二审审理期间仍主张按一审判决标准计算许某的死亡赔偿金，并未加重上诉人长生庵的赔偿责任，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长生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十方长生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艳玲审判员  吕伟平审判员  裴葭嘏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季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