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韬，男，198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高，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冰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宏图路武汉客厅小型会展中心B栋19层02室（12）。法定代表人：王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高，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7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德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强，男，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高，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文韬、武汉冰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不复杂，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韬、冰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湖北玖安鑫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的内容为股权转让而非减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协议内容清楚地表明了**退出公司的方式是公司减资并退股，而不是股权转让。该协议第三条明确写明：“**退出公司股份，退出机制由公司以其所缴纳的股本以现金的形式分两次退还。”第四条写明：“11月10日之前，以现金形式退还8万元股本给**，公司开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当日15日之内将剩余四万元以现金形式退还。”可以看出，各方约定的是由公司退还**“股本”，**退出公司的方式是公司减资并退“股本”的方式，而不是股权转让方式。原判决认定该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原有的40%股份转让给刘文韬和冰泉公司代持”，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不是股权转让，因为“代持”含义就是**还是实际权利人，只是拟不显名而已。既然约定代持，就更进一步说明约定的内容不是股权转让。3、**的诉讼请求也表明约定的内容不是股权转让而是减资。**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刘文韬、王强、冰泉公司退还股本120000元”，不是请求判令支付股权转让款。退还股本（实为出资额）只可能是通过减资或清算来实现，否则就是抽逃出资。二、原判认定冰泉公司为玖安鑫邦公司股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冰泉公司与玖安鑫邦公司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书》，由两个公司各出资20万元和30万元，进行业务开拓，冰泉公司投入的20万元是对合作业务的投资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款。冰泉公司从来没有与刘文韬、**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玖安鑫邦公司也没有办理过增资扩股手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强述称，同意刘文韬、冰泉公司的上诉意见。**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文韬、王强、冰泉公司退还股本12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文韬、王强、冰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即2018年12月27日，**与刘文韬共同出资成立了玖安鑫邦公司，刘文韬出资200000元，占公司股份60%，**出资150000元，占公司股份40%；2019年10月29日，**与刘文韬、王强签订了一份《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８月份招募股东冰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强，为公司新股东，经协商持股比例为40%”，第三条约定：“经三方友好协商同意，**退出公司股份，退出机制由公司以其所缴纳的股本以现金的形式分两次退还”，第四条约定：“11月10日之前，以现金形式退还8万元股本给**，公司开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当日15日之内将剩余4万元以现金形式退还。**不再是公司股东”，第五条约定：“11月５日之前以现金形式结清公司所欠**的九月1个月工资人民币1万元及个人所垫付差旅报销约4000元（见票据实报实销）”，第六条约定：“原转让的股本由法定代表（刘文韬及冰泉公司）代持。具体的分配形式再单独签订协议”等；2019年11月4日，玖安鑫邦公司通过案外人张文广的账户向**支付了协议第五条约定的14000元等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即玖安鑫邦公司与冰泉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以其不知情为由，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签订协议的是两个公司，**当时只是玖安鑫邦公司的股东，不是协议的签订方，在未提交证明协议不真实的证据的情况下，以其不知情为由否定该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提出《股东合作协议书》内容不真实的辩称，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公司减资是指公司基于实际情况或需要，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注册资本予以减少的行为。**与刘文韬、王强于2019年10月29日签订的《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第二条中载明8月份招募冰泉公司为公司新股东，持股比例为40%，第三条载明**退出公司股份，第四条载明股本退还给**后，公司开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第六条载明原转让的股本由刘文韬及冰泉公司代持，从上述内容可以完整且明确知道，**原有的40%股份转让给刘文韬和冰泉公司代持，冰泉公司成为玖安鑫邦公司的新股东，各方均未约定减少玖安鑫邦公司的注册资本，故该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而非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刘文韬、王强和冰泉公司辩称《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因当事人不熟悉法律术语，名为股权转让，实系减资协议，且因该协议未履行法定程序而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冰泉公司提交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冰泉公司、玖安鑫邦公司拟共同投资玖安鑫邦公司，总投资额为50万元，冰泉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20万元，占40%，上述约定与《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中关于冰泉公司成为玖安鑫邦公司新股东，占股比例40%的约定是前后相承的，并可证明在签订《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之前，冰泉公司就有投资玖安鑫邦公司的意向和约定，故《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存在胁迫等情况，合法有效。《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虽然系王强签订，但协议中写明招募的股东系冰泉公司，转让的股本也由冰泉公司代持，故王强是以冰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来签订该协议，协议的权利义务实际归属于冰泉公司，而非王强个人，**要求王强退还股本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虽写着由公司以现金形式退还**股本，但各方未约定减少公司资本，而是约定冰泉公司成为玖安鑫邦公司的新股东，持股比例40%，且由刘文韬和冰泉公司共同代持**转让的40%股份，具体分配形式另外单独签订，故**享有的玖安鑫邦公司40%的股份实际转让给了刘文韬和冰泉公司，应由刘文韬、冰泉公司共同向**支付股权转让费。因《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约定2019年11月10日向**支付股权转让款8万元，剩余4万元在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15日之内支付，故**要求刘文韬、冰泉公司支付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形成，可待变更手续完成后，再行主张。一审法院判决：一、刘文韬、冰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80000元；二、驳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1350元，由刘文韬、冰泉公司负担900元，**负担4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2019年10月29日，**与刘文韬、王强签订的《玖安鑫邦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约定协议》中约定，**退出公司股份，退出机制由公司以其所缴纳的股本以现金的形式分两次退还，11月10日之前，以现金形式退还8万元股本给**，公司开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当日15日之内将剩余4万元以现金形式退还。**不再是公司股东，原转让的股本由法定代表（刘文韬及冰泉公司）代持等。协议中并未约定**将其在玖安鑫邦公司的股份转让，也未明确约定是哪个公司将**所缴纳的股本以现金的形式退还。现**在一审中主张刘文韬、王强、冰泉公司向其退还股本120000元，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文韬、冰泉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2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的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浩审判员 易齐立审判员 鲍 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