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贻斌，男，197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康，男，198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飞，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飞，男，1983年11月1日出生，住南京市浦口区。上诉人冯贻斌因与被上诉人王庆康、林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10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贻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被上诉人王庆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飞、被上诉人林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贻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庆康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王庆康、林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王庆康将35万元交予了林飞，让林飞支付给农夫山泉（淳安坪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夫山泉公司）。王庆康是委托人，林飞是35万元的受领人和经办人。王庆康并未委托其办事，其仅是提供一个账号供林飞使用，并非经办人，与本案没有关系，一审认定其返还钱款错误。二、一审法院未向利害关系人农夫山泉公司调取剩余款项处置情况的证据并径直裁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本案是给付型的不当得利纠纷，王庆康的举证责任并没有完成，王庆康应当向法庭举证农夫山泉公司没有收到30万元，不当得利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王庆康辩称，一、案涉款项虽然是由王庆康交给林飞，但之后是存入冯贻斌的帐户，并由其实际占有，对此冯贻斌已经确认，只是主张已给农夫山泉公司从双方往来款中扣除。由于冯贻斌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主张，一审认定冯贻斌仍然占有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的取得人并无不当。二、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冯贻斌及林飞两人，谁是当时的经办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必然联系，承担返还义务的是不当得利的实际取得人即冯贻斌。三、即使如冯贻斌所说“农夫山泉公司已经扣除了相关款项”，冯贻斌将案涉款项返还王庆康后，仍可向农夫山泉公司进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飞辩称，其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当时其是经办人，把35万存入了冯贻斌账户，其不是实际取得人。王庆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贻斌、林飞返还149017.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冯贻斌、林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庆康原系农夫山泉公司南京办事处KA办事处经理，林飞原为南京恒远城市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远公司）的总经理，冯贻斌系恒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农夫山泉公司和恒远公司系业务关系单位。2014年7月，王庆康以陈列费的形式向农夫山泉公司核销了一笔349984.2元的费用，并以货补形式领取了14227件550ML的农夫天然水，后自行进行了处理。因农夫山泉公司对王庆康进行审计时，王庆康为了达到审计过关的目的，其自行筹集了35万元（其中，王庆康筹集20万元，林飞筹集5万元，案外人彭文筹集10万元）的款项于2015年10月23日交付给林飞，让林飞支付给农夫山泉公司，林飞当日将该款转账至作为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冯贻斌账户，并告知冯贻斌该款项的用途系王庆康退还农夫山泉的费用。冯贻斌接受该款项并知晓该款项的来源和用途后，因故未能及时退还给农夫山泉公司。后因农夫山泉公司以王庆康存在职务侵占为由向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区分局报案，该公安部门于2016年1月16日对王庆康进行了立案侦查，同时对上述转账至冯贻斌账户中的款项35万元予以了冻结。同年，该公安部门以包含上述陈列费用属于职务侵占款为由将王庆康移送审查起诉。2016年11月29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上述冻结款项中的50982.2元属于赃款，并予以发还给了农夫山泉公司。一审庭审中，王庆康明确本案的不当利益的获得人是冯贻斌。冯贻斌表示上述35万元的款项中除了被认定为赃款的50982.2元发还给了农夫山泉外，剩余款项被农夫山泉公司作为应付给恒远公司的仓储费、配送费和管理费予以了扣除，其并非不当得利的获益人。冯贻斌并为此出具了恒远公司开具给农夫山泉公司的仓储费、运费、管理费发票（2016年12月1日的六张、2016年12月27日的五张）、《发票签收本》以及农夫山泉公司支付恒远公司的运费银行回单（记账日期为2017年1月17日）予以证实。王庆康对冯贻斌所出示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之一：王庆康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双方当事人对此说法不一，但根据查明的事实看，王庆康通过林飞将案涉款项转账支付到冯贻斌账户后，因该款项被公安部门冻结，导致该款项未能及时退还农夫山泉公司，至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就被冻结的款项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刑事判决，为此，王庆康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而王庆康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法院对冯贻斌所述王庆康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说法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之二：冯贻斌是否系不当利益的取得人。王庆康自主将案涉款项通过林飞汇入冯贻斌账户，目的是向农夫山泉公司退还该款项，虽然刑事判决书仅认定王庆康职务侵占的数额为50982.2元，王庆康提起诉讼之前，在其未明确不再需要向农夫山泉公司退还剩余款项的情况下，该刑事判决所作出的认定并不必然阻却冯贻斌作为经办人可以按王庆康的要求向农夫山泉公司继续交付该剩余款项。在此情形下，如果冯贻斌作为该剩余款项的经办人在完成了向农夫山泉公司履行交付的情况下，冯贻斌就并没有占有该剩余款项，则其并非是法律所规定的不当得利的取得人。为此，冯贻斌作为该剩余款项的经办人应对该剩余款项的处置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由于冯贻斌所属公司和农夫山泉公司系业务关系单位，且提供将剩余款项处置给农夫山泉公司的证据属于证明积极事实，其有能力和义务进行充分举证，但冯贻斌并未能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说法，为此，法院对冯贻斌所述的该剩余款项已被农夫山泉公司作为应付恒远公司的费用予以扣除的说法不予采信。该剩余款项系王庆康退还农夫山泉公司的款项，冯贻斌作为经办人对该款项进行占有缺乏法律依据，王庆康主张冯贻斌返还149017.8元，法院予以支持。另外，因林飞仅是涉案款项的第一手经办人，并没有实际占有该款项，王庆康向林飞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冯贻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庆康款项149017.8元。二、驳回王庆康对林飞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恒远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公司法人银行账户资金与其法定代表人冯贻斌个人银行账户资金使用混同情况。二审中，冯贻斌向本院提交了农夫山泉公司提供的有关已收取到恒远公司30万元费用的五份证据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农夫山泉公司已实际收到案涉35万元款项，其并未不当得利。王庆康质证认为，对该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农夫山泉公司是否扣除了恒远公司的相关费用，与冯贻斌是否应当将案涉款项予以返还，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10月14日的申办单上只写了冲扣款，但具体项目及对象并未明确。林飞质证认为，对该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五份证据能够证明农夫山泉公司已实际收到案涉款项，冯贻斌并没有不当得利。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五份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五份证据表明恒远公司已实际将王庆康要求转交的案涉35万元款项支付给了农夫山泉公司。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冯贻斌是否应予返还149017.8元款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王庆康委托恒远公司总经理林飞将案涉35万元款项支付给农夫山泉公司，林飞收款后将该笔款项转账至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冯贻斌账户。根据本院新查明的事实及二审新证据内容，冯贻斌已实际通过恒远公司的法人银行账户以冲扣款方式将案涉35万元款项支付给了农夫山泉公司，其并未获得不当利益，依法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冯贻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因本案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偏差，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108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庆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80元，减半收取1640元，由被上诉人王庆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80元，由被上诉人王庆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建华审 判 员 宛洪顺审 判 员 冯婧雅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盛 健书 记 员 查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