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29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淑英，女，198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海江，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楠，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佩玲，女，1990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锦红（钟佩玲的母亲），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审被告：杨锐坚，男，198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吴淑英因与被上诉人钟佩玲及原审被告杨锐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4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淑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钟佩玲对杨锐坚1575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认定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错误，钟佩玲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辩称与杨锐坚财政分开，且有独立工作，无需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包括银行流水统计表及相应流水）足以证明钟佩玲与杨锐坚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大量款项往来，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生活需要，证明双方存在共同经营银行过桥业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以钟佩玲与杨锐坚之间的往来并非发生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为由，对其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是错误的。涉案借款虽然发生在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但杨锐坚早已在循环借款期内对相关款项进行了转移或挪用，其中就包括杨锐坚在婚姻存续期间向钟佩玲大量转出的款项。即使如钟佩玲所说没有使用涉案借款，但钟佩玲将自己的银行账号出借给杨锐坚使用，已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出借银行账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钟佩玲不仅作为杨锐坚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的配偶，也是接收涉案借款银行账户的出借人，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钟佩玲的收入水平较低，若钟佩玲在婚姻存续期间未使用杨锐坚的款项，不可能独自承担在中山市小榄镇扶养两个子女的家庭开支并维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已举证证明钟佩玲的家庭财产情况，一审法院未予查明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其与杨锐坚签订第一份借款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尚未出台，其按当时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仅要求杨锐坚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无不妥，在该司法解释实施以后，其也曾多次要求钟佩玲签订借款合同。钟佩玲多次以本人名义接收其出借的款项或出借账号给杨锐坚使用，不可能对杨锐坚向其借款一事不知情，也不可能对杨锐坚从事的银行过桥业务不知情，钟佩玲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足以证明钟佩玲参与了杨锐坚所经营的银行过桥业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钟佩玲与杨锐坚存在大量银行流水，且钟佩玲的净流入额高达200多万元，足以证明钟佩玲因杨锐坚的举债行为收益，故无需考虑钟佩玲与其之间是否有借贷合意，其仍有权要求钟佩玲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即使认定杨锐坚未将涉案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钟佩玲因出借银行账号的行为也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钟佩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吴淑英的上诉请求超过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应予驳回；二、涉案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及夫妻共同经营，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吴淑英上诉请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吴淑英主张的借款是发生在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18日之间，该期间虽然是其与杨锐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杨锐坚没有使用其银行账户接收吴淑英的借款，吴淑英转账给杨锐坚的每笔借款杨锐坚都是即时整笔或分笔转账到其他人账户，甚至转回给吴淑英的就有923600元。吴淑英与杨锐坚之间的资金往来其不知情，其也不认识吴淑英，更不需要借款，本案涉嫌套路贷，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吴淑英提交的证据显示，吴淑英是在涉案借款发生后才与其联系的，根本不存在其拒绝签借款合同的事实，如果吴淑英认为其必须在借款合同上签名，那么，在其没有签名杨锐坚又没有提供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吴淑英应选择不出借才符合常理。杨锐坚使用过其信用卡并承诺自行还款，吴淑英不能借此主张涉案借款用于其与杨锐坚的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而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杨锐坚转账至其账户只有三笔款项共11107元（包括还信用卡），而其转账至杨锐坚账户有四笔款项共44000元，证明其没有使用杨锐坚的借款。同时，其名下的部分信用卡基于夫妻关系，杨锐坚极易取得并挪用，信用卡的使用及还款均由杨锐坚一手包办，其是不知情的，杨锐坚也承认使用其信用卡借款并在离婚协议书上承诺自行还款，且夫妻双方之间使用银行卡不属于出借账号，吴淑英上诉所称的法律规定在本案中不适用。其从来没有参与杨锐坚的任何经营活动，只有吴淑英才有可能经营银行过桥业务，杨锐坚只是一个要为吴淑英承担风险的业务员之一。其在狮子会和保险公司工作并有稳定收入，杨锐坚是经营会计所的，双方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其并未参与杨锐坚名下的公司经营，也无任何获益，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三、吴淑英的主张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虽然杨锐坚过去曾用其银行账户转账，但并未发生在涉案借款期间，吴淑英主张其与杨锐坚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经营“搭桥”业务缺乏事实依据；四、吴淑英回避提交完整的银行流水就是怕被揭穿长期从事非法放贷活动。吴淑英只提供杨锐坚的借款流水而没有还款流水，这意味着有隐瞒见不得光的事情，建议法院要求吴淑英提交完整的银行流水以厘清事实，将吴淑英绳之以法；五、吴淑英和杨锐坚合谋栽赃嫁祸给其，企图将其拖进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中变成共同经营者、共同债务人。从吴淑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吴淑英与杨锐坚合作经营“搭桥”业务多年，心知肚明其从未参与，但却三番四次要求杨锐坚让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不排除陷害的可能；六、吴淑英与杨锐坚之间存在不正常的关系，他们涉嫌制造虚假债务。从2016年开始，他们合谋盗用其银行账户转账并说成是其借款，最后由杨锐坚即时转走，吴淑英还在起诉状中称因为借款数额少所以没有写借据、收取利息，难道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吴淑英能随便借105万元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吗？105万元是小数额吗？是不用写借据、不收利息的吗？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复杂混乱，从账面资金运转模式来看绝对有虚假的嫌疑。吴淑英还事先做好录音、录像及上门讨债等工作，足以证明他们一直以来处心积虑，是冲着其名下财产而设计的虚假债务。原审被告杨锐坚述称，其不服一审判决，但因没钱交上诉费所以没上诉。其与吴淑英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超出法律规定，应不受法律保护，其支付超出法定利息的差额应抵扣借款本金（多除少补）。钟佩玲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其与吴淑英之间的资金往来，其因隐瞒与吴淑英资金往来的事实而让钟佩玲受到莫大伤害，影响到夫妻感情和家庭和睦。其所提供的结婚证、户口簿、身份证资料、微信聊天记录都是其私自提供的，钟佩玲对此不知情，吴淑英也没有见过钟佩玲，她们双方没有联系电话和微信。其在一审中没有出庭应诉是怕与吴淑英争辩，毕竟这几年来吴淑英给了其一个赚快钱的机会，其是吴淑英旗下的一名业务员，每个业务员都要先签订借款合同自己承担风险，而其法律意识淡薄只顾有钱赚，没有考虑风险以及会影响家庭等因素，不让钟佩玲和家人知道，钟佩玲真的不知情，也没有使用过这些款项，所有资金往来都是其与吴淑英交易与钟佩玲无关。吴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锐坚、钟佩玲向其返还全部借款315万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8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杨锐坚、钟佩玲承担其支付的律师费3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锐坚与钟佩玲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9年3月1日登记离婚。吴淑英（通过其自己或其姐姐吴淑平的银行账户）与杨锐坚之间最迟自2016年5月起存在资金往来。2017年6月20日，吴淑英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杨锐坚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因需要资金周转向乙方借款，乙方自2017年6月6日起至2020年6月5日期间转入甲方以下账户（中国银行尾号为6760、平安银行尾号为0139、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828、招商银行尾号为5472）的款项均为向甲方交付借款；借款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利息；借款期限自乙方汇出借款之日起半个月；甲方应在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借款本息，如未按期足额还款的，还款顺序为先清利息后还本金；双方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甲方应承担乙方因此而支出的全部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在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其中，自2018年12月28日起，吴淑英向杨锐坚上述约定账户转账付款情况如下（以日为单位核算，可能是单笔或多笔合计）：2018年12月28日50万元、同月29日60万元，2019年1月1日7万元、同月3日50万元、同月4日50万元、同月7日62万元、同月9日45万元、同月11日25万元、同月18日50万元、同月19日5万元；杨锐坚（以上述约定账户或其他账户）向吴淑英（或吴淑平账户）转账付款情况如下（以日为单位核算，可能是单笔或多笔合计）：2018年12月28日511000元、同月29日467000元、同月31日14400元，2019年1月2日2万元、同月3日65万元、同月4日515000元、同月5日15000元、同月7日55万元、同月8日19750元、同月9日45万元、同月11日264400元、同月15日31400元、同月18日57万元、同月19日18600元。2019年1月26日，杨锐坚在吴淑英出具的一份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上签名并注明“已确认账面金额相符”。该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载明：“为了保证借款人与出借人的借款资金数据的准确性，现将出借人吴淑英的数据截至2019年1月25日止与借款人杨锐坚发生借款资金余320万元尚未结算收回，明细如下：1.2018年12月28日借款50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12日，实际收回时间2019年1月18日，2019年1月15日付1.7万元17天费用，2019年1月23日付4000元4天费用，此笔已结清；2.2018年12月29日借款45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13日，已逾期，本金未回，2019年1月15日付14400元16天费用结到2019年1月14日当天；3.2019年1月3日借款50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18日，已逾期，本金未回，2019年1月19日付15000元15天费用结到2019年1月18日当天；4.2019年1月4日借款50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19日，已逾期，本金未回，2019年1月22日付16000元16天费用结到2019年1月20日当天；5.2019年1月7日借款50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22日，已逾期，本金未回，2019年1月23日付15000元15天费用结到2019年1月22日当天；6.2019年1月7日借款12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14日，实际收回时间2019年1月18日，2019年1月19日付3600元12天费用，此笔已结清；7.2019年1月9日借款45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24日，已逾期，本金未回，2019年1月24日付13500元15天费用结到2019年1月24日当天；8.2019年1月11日借款25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26日；9.2019年1月18日借款50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2月2日；10.2019年1月19日借款5万元，计划收回时间2019年1月26日。截至2019年1月25日止杨锐坚尚欠吴淑英的借款余额320万元。”同日，吴淑英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杨锐坚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乙方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20年12月25日期间转入甲方以下账户（中国银行尾号为6760、平安银行尾号为0139、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0828、招商银行尾号为5472）的款项均为向甲方交付借款；借款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利息；借款期限自乙方汇出借款之日起计算天数（每笔借款时间长度不超15天）；甲方应在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借款本息，如未按期足额还款的，还款顺序为先清利息后还本金；双方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甲方应承担乙方因此而支出的全部诉讼费用及律师费。2019年3月10日，吴淑英与杨锐坚签订一份借款到期催收通知书，载明：“杨锐坚先生：鉴于杨锐坚向本人吴淑英借款到期后至今尚未归还，借款明细详见下表。现本人正式通知你，请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于十五日内筹集资金归还下述借款。若你届时不能如期归还，本人将保留进一步的催收手段。”该通知书所附的借款到期明细表反映明细如下：1.2018年12月29日借款45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13日，已逾期；2.2019年1月3日借款50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18日，已逾期；3.2019年1月4日借款50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19日，已逾期；4.2019年1月7日借款50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22日，已逾期；5.2019年1月9日借款45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24日，已逾期；6.2019年1月11日借款25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26日；7.2019年1月18日借款50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2月2日；8.2019年1月19日借款5万元，已还款1万元，尚欠4万元，到期日期2019年1月26日，已逾期。同日，杨锐坚以银行、微信转账方式共向吴淑英支付款项4万元。2019年4月12日，吴淑英到杨锐坚家中追讨借款，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后经当地派出所处理，双方签订一份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由杨锐坚向吴淑英道歉及支付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共445元，双方达成协议后不追究对方的任何法律责任、不为此事纠缠对方。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吴淑英提交转账凭证拟证明其曾于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间向钟佩玲账户转账付款共计105万元，因该转账事实非发生在吴淑英本案主张的借款期间，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吴淑英提交转账凭证拟证明自2016年起杨锐坚曾向钟佩玲账户转账付款共计1776000元，钟佩玲共同使用本案借款，因该转账事实大部分非发生在吴淑英本案主张的借款期间，故对该部分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而发生在吴淑英本案主张的借款期间的部分极少，且对应期间钟佩玲亦有向杨锐坚转账付款，故对该部分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吴淑英提交聊天记录录音资料拟证明钟佩玲承认杨锐坚从吴淑英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且自己有义务向吴淑英还款，因该录音资料不能充足有效地反映吴淑英主张的证明内容，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吴淑英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拟证明钟佩玲对杨锐坚的借款知情，因该录音资料不能充足有效地反映吴淑英主张的证明内容，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吴淑英提交转账凭证拟证明杨锐坚向钟佩玲大量转账付款用于共同生活、购买商业保险，因该转账事实大部分非发生在吴淑英本案主张的借款期间，而发生在吴淑英本案主张的借款期间的金额又极小，故对其关联性或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吴淑英提交发票拟证明其向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支付本案代理律师费3.5万元，虽然杨锐坚、钟佩玲对此不确认，但没有充足的反驳理由，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吴淑英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到杨锐坚家中追讨借款已事先与杨锐坚进行过沟通，虽然杨锐坚、钟佩玲对此不确认，但没有充足的反驳理由，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吴淑英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在签订对账单之前其与杨锐坚曾就欠款进行沟通，对欠款金额进行对账，虽然杨锐坚、钟佩玲对此不确认，但没有充足的反驳理由，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吴淑英述称，其在本案中诉讼主张的借款315万元发生于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19日之间，共8笔，即2018年12月29日45万元，2019年1月3日50万元、同月4日50万元、同月7日50万元、同月9日45万元、同月11日25万元、同月18日50万元、同月19日5万元，8笔借款合计320万元，杨锐坚已还款5万元（2019年1月31日1万元、同年3月10日4万元）；双方之间2018年12月29日之前（不含当日）的借款已全部结清，同意仅对本案诉讼主张所涉的8笔借款进行审查，但因双方是循环式借款，故2018年12月29日当天及之后杨锐坚所付的款项有可能是偿还此前15天的借款本金或利息。杨锐坚则称，两份借款合同及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借款到期催收通知书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债权成立；2018年12月29日当天及之后其所付款项均应视为2018年12月29日后产生借款的还款，若如吴淑英主张2018年12月29日当天及之后其所付的款项有可能是偿还此前15天的借款本金或利息，将导致案件事实不清，则应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对双方的款项往来进行审查。钟佩玲称，若如吴淑英主张，本案借款发生于2018年12月29日之后，且并未支付给其，故与其无关；至于2018年12月29日之前的借款，即使有支付给其，但已结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吴淑英与杨锐坚之间最迟自2016年5月开始存在大量款项往来是事实，期间双方曾前后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及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借款到期催收通知书各一份，反映了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及对借款金额进行对账、确认等事实。虽然杨锐坚以上述文件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作抗辩，并主张本案涉嫌套路贷，但其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先后签订多份与借款事实相关的文件，或举证证实系在受到胁迫、欺诈等情形下签订上述文件的事实；同时，从双方于2019年4月12日因吴淑英到杨锐坚家中追讨借款而发生纠纷后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即双方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由杨锐坚向吴淑英道歉及支付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的事实看，亦与杨锐坚的上述主张相矛盾，其非但没有就所谓套路贷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反而向吴淑英道歉。因此，在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杨锐坚上述抗辩主张之场合，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和认定；同时，根据相关事实和证据，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借款合同）关系。关于本案争议的尚欠借款金额问题。吴淑英称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是长期存在的循环式借款，杨锐坚未予否认，且与双方之间长期、频繁的款项往来事实及2017年6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相符，可以认定。而吴淑英称其在本案诉讼主张的借款为发生于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19日之间的8笔借款，双方于2019年1月26日进行对账确认尚欠借款金额为320万元，亦与双方2019年1月26日签订的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借款合同及2019年3月10日签订的借款到期催收通知书反映内容一致。2019年1月26日的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所对账的借款为10笔借款，其中除一笔7天期外，均为15天期，与约定基本一致；该10笔借款中，除2018年12月28日的一笔借款50万元和2019年1月7日的一笔借款12万元（7天期）已偿还外，其余8笔未偿还，即为本案所涉8笔借款。虽然杨锐坚抗辩主张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已结清，从双方自2016年起的往来情况看，其向吴淑英付款多于吴淑英向其付款，即使从2018年12月29日之后的往来情况看，其向吴淑英付款的差额亦远远不足320万元。但杨锐坚该主张明显与其签订的上述3份文件反映内容相矛盾，不合常理。结合双方的相关陈述可知，双方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杨锐坚于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19日之间向吴淑英所付款项是否为本案8笔借款的还本付息款项。对此，分析如下：本案8笔借款先后发生于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19日之间，并于2019年1月26日对账，而双方争议的杨锐坚所付款项亦发生于同一时间段。此后，除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所记载的用于支付利息的小额款项，以及2019年3月10日的借款到期催收通知书所记载的还款1万元、吴淑英自认的还款4万元外，杨锐坚并未向吴淑英支付过大额款项。但如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所记载，除杨锐坚于2019年1月18日所支付的62万元被对应明确为偿还10笔借款中的2笔借款（合计恰为62万元），2019年1月19日所支付的18600元被对应明确为支付10笔借款中的2笔借款之利息外，其余在此时间之前的大额争议付款均未纳入对账中核算。若如杨锐坚所抗辩主张，却未将这些付款纳入对账，于理不合；同时，结合双方的借款方式、期限可知，同一时间段的还款用于偿还同一时间段的借款也不符合逻辑。而如吴淑英主张，该时间段的还款用于偿还前一时间段（约15天前）的借款则符合双方的约定。综上，吴淑英诉讼主张截至2019年1月26日杨锐坚尚欠借款金额为320万元有理有据，可以认定；而杨锐坚的相应抗辩于理不合，亦与相关事实和证据不符，不予采纳和认定。则在截至2019年1月26日尚欠借款320万元的基础上，因杨锐坚此后仅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故应认定实际尚欠借款本金315万元。由于本案借款已约定明确的期限，而杨锐坚未依约足额还款，已构成违约，故现吴淑英诉讼请求杨锐坚清偿借款315万元及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律师费35000元有理有据，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但对于利息起算日，结合借款资金明细（对账函）所记载的利息支付情况，应认定分别以2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1日起、以4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5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8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9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1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3日起、以4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5日起计算。虽然本案借款发生于杨锐坚、钟佩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因吴淑英未举证证实杨锐坚、钟佩玲存在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本案借款用于杨锐坚、钟佩玲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吴淑英诉讼主张钟佩玲承担本案借款的责任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和认定，并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杨锐坚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淑英清偿借款315万元及支付利息、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分别以2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1日起、以4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5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8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9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1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3日起、以4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5日起，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杨锐坚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淑英支付律师费35000元；三、驳回吴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8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7682元，由杨锐坚负担（该款已由吴淑英垫付，杨锐坚应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并迳付给吴淑英，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淑英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至六，银行转账流水及统计表，拟证明杨锐坚将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及经营，至少能够证明钟佩玲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借给杨锐坚使用；证据七，其与杨锐坚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述银行流水是合法取得且其每次上门追债都会提前说明；证据八至九，钟佩玲名下车辆的查档证明及钟佩玲一审中提交的何锦红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杨锐坚将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及经营；证据十至十二，其与钟佩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话录音，拟证明钟佩玲曾作出愿意共同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证据十三至十八，其与钟佩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文字、其与杨锐坚的QQ及微信聊天记录、钟佩玲身份证、钟佩玲户口簿、杨锐坚与钟佩玲的结婚证、杨锐坚身份证，拟证明夫妻一方行使家事代理权而发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钟佩玲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六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杨锐坚过去曾用其银行账户转账，但未发生在涉案借款期间，吴淑英主张其与杨锐坚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经营“搭桥”业务缺乏事实依据；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八至九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其名下的小车是其母亲先后汇款16万元给杨锐坚购买的，不是杨锐坚使用涉案借款购买的；对证据十至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来源于非法取证，不能作为判案依据，其从来没有承认自己使用过涉案借款，其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意愿与吴淑英对话，希望顺从一下吴淑英让她快点离开，而不是承认参与借款和有还款责任；对证据十三至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十五至十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其没有提交任何资料给吴淑英，且该资料全部是复印件，也没有其签名，是吴淑英非法取证。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钟佩玲是否应对杨锐坚1575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借款合同、借款资金明细及借款到期催收通知书等均由杨锐坚个人签订，涉案借款也全部转账至杨锐坚的银行账户，涉案借款发生期间杨锐坚转账给钟佩玲的款项很少，且钟佩玲也有转账给杨锐坚，所以，吴淑英上诉主张杨锐坚将涉案借款用于其与钟佩玲的夫妻共同生活及生产经营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而从涉案借款发生后吴淑英才主动添加钟佩玲的微信号以及在微信中发送涉案借款的相关情况并称：“钟佩玲（杨太太）：不知坚少有没有详细讲过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如上图表格中的信息”，可知钟佩玲事前对杨锐坚与吴淑英之间发生的涉案借款并不知情，钟佩玲没有与杨锐坚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所以，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认定涉案借款不属于钟佩玲与杨锐坚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因此，吴淑英上诉主张钟佩玲对杨锐坚1575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75元（上诉人吴淑英已预交），由上诉人吴淑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雪燕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杨子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