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兰芳，女，1979年7月18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斌，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进，男，1972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原审被告：金冬彪，男，1974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溧阳市。上诉人刘兰芳因与被上诉人王进、原审被告金冬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兰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供的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本案借款知情，反而印证了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不知道涉案款项，才将情况告诉上诉人。二、案涉借款原始债务发生时上诉人与金冬彪结婚时间不长，金冬彪当时对外债务很多，偶而给上诉人一点生活费，涉案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三、上诉人与金冬彪婚后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更没有转移资产，规避法律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金冬彪离婚前即已知晓涉案债务，有逃避债务之嫌疑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本案所涉借款没有上诉人的共同签字及事后追认，借款金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被上诉人没有依据证明此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王进辨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金冬彪二审未作陈述。王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金冬彪、刘兰芳立即归还借款200000元（含2016年利息2000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由金冬彪、刘兰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金冬彪与刘兰芳于1999年11月29日结婚，2016年11月11日离婚。两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婚生子金刘洋由女方监护并与其生活，男方每月伍仟元整人民币抚养费，每月15号支付当月的抚养费；婚后没有共同财产，各自的生活物品归各所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2016年2月6日，金冬彪向王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王进人民币拾捌万元正（￥180000元），计划2016.2.7日还款贰万元（￥：20000元），2016.5月底计划还￥3万元/叁万元正，余款至2016年底还清。借款人：金冬彪2016年.2.6日”。后金冬彪未能按照上述约定还款，经王进催要，金冬彪向王进出具还款计划，并书写在上述借条复印件的下半部分，还款计划载明：“金冬彪承诺2017.正月底还（2016年利息2万/贰万元正），2017年5月1日前还3万元正（叁万元正），2017.10月底前还3万元正（叁万元正），2017年年底还8万元正（捌万元正），双方约定2017年2月1日起利息按月息1%（年息12%）年息百分之十二计算，余款40000元/肆万元正在2018年12月前还清。如以上还款不能如期还款，本人金冬彪愿双倍翻息计算。2017.2月1日金冬彪身份证：。”后金冬彪仍未能按期还款，王进于2019年8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庭审中，王进陈述：“我和金冬彪是朋友关系，大概在2010年左右认识，在一个工地上做工程，双方关系较好。2014年金冬彪喊我合伙做工程，一般是谁喊的工人工钱谁付，做工程后金冬彪拿了上一级的人工工资后，该给我的没有给。到了2014年春节前，我和金冬彪进行结算，形成了结算单，金冬彪欠我160000元，2013年年底金冬彪向我借款20000元，2014年年底当时共欠我180000元；因为是朋友关系，2015年金冬彪没给我钱，我也没向金冬彪要利息，到2015年春节前金冬彪给我打了张借条，当时说欠我180000元。后来到了2016年春节前金冬彪依旧没还，到了2017年正月初五，我赶到金冬彪的老家要求他重新写了还款计划，并且注明了利息的计算方式；结算单上载明工地名称、各自出资以及金冬彪应付我的款项金额，结算单是在海安工地上形成的，有我、金冬彪、刘兰芳在场，刘兰芳当时是去工地上玩的，刘兰芳在工地上工人都知道的，结算单上还有2000多元现金也是刘兰芳给我的；借条是2015年年底在无锡江阴陆桥形成的，当时我与金冬彪合伙做工程的老板把我与金冬彪一起喊去，我向金冬彪要钱，金冬彪说没钱然后就写了借条；还款计划是在溧阳戴埠的一个酒店内形成的，金冬彪给我开的房间，当时我和一个工人、金冬彪三个人在，当天晚上金冬彪、刘兰芳和我还有我的工人一起吃的晚饭，开房间以后刘兰芳说有事情就走了，然后金冬彪就在房间内写的还款计划；两笔钱刘兰芳是知道的，我和刘兰芳之间有通话录音，刘兰芳对于160000元不清楚的地方我也在电话里解释过了，刘兰芳表示知道了，当时刘兰芳也没有反驳说这笔钱是我和金冬彪之间的，与她无关，也没有确认说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只是说知道了；通话录音的时间是2016年4月18日，借款的180000元里有20000元是2013年年底的借款，刘兰芳在电话里表示知道了，2014年年底的人工工资结算160000元，写结算单的时候刘兰芳当时也是在场的，但是刘兰芳没有在上面签字，大家都是朋友关系，没有想那么多；2013年、2014年、2015年刘兰芳家庭共同生活开支、抚养小孩的费用基本上都是金冬彪出的，离婚后金冬彪每月给刘兰芳5000元，这都是金冬彪和我说的；刘兰芳称与我不熟悉不是事实，我与刘兰芳认识十年左右，在无锡她表弟的工地上认识的，实际上这个工地是金冬彪和刘兰芳表弟合伙做的，刘兰芳在工地上一直给工人烧饭，我也一直在工地上，那时候金冬彪就向我借过钱，借了30000元，刘兰芳也知道的，这笔钱后来还了；刘兰芳去我老家玩，在我家吃过饭的，我也到刘兰芳娘家去玩过，也在刘兰芳娘家吃过饭，2015年之前，每年都会碰好几次面，经常一起吃饭，刘兰芳儿子去我家玩，我还给她儿子红包，刘兰芳去我家时也给我女儿买衣服，关系很好，如果不熟悉的话，我不会有刘兰芳的微信也不会聊天，金冬彪与刘兰芳离婚后我也和刘兰芳聊过天的，所以不熟悉是不存在的；包括金冬彪写还款计划，金冬彪在上开的房间，在2017年2月2日我去他老家，金冬彪也住在上，当时还是朋友关系，2月2日早上我去金冬彪家，他们一家四口在家，包括他们儿子还有金冬彪的母亲，还留我在那里吃过早饭，给外人的感觉他们还没有离婚。”刘兰芳陈述：“我与王进不是很熟悉，最早是什么时候见过王进的不记得了，应该是很多年前，在无锡，当时去我表弟工地上玩见过，除了无锡工地上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王进；我与金冬彪离婚之前在溧阳一个私人的店里卖衣服，在大统华隔壁男人帮，卖男装的，从2015年、2016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2015年、2016年以前在家里照顾孩子，没有工作；2016年4月份王进和我打电话的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我当时应该在上班，在卖男装的地方；我上班的地方工资收入为两三千，不一定；我没有与王进存在经济往来或者是给过王进钱；2017年2月份，我和王进在戴埠见过面，在戴埠一个吃饭的地方，金冬彪叫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当时孩子不舒服，刚好挂完水出来，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对金冬彪的工作情况和收入情况不清楚，与金冬彪离婚的时候对于债权债务按照离婚协议上写的，没有债权债务；2016年4月份，王进给我打电话，之后我问过金冬彪这件事，金冬彪说不关你的事，与你无关；2016年11月份，我与金冬彪离婚，问过金冬彪债权债务的问题，金冬彪说没有任何债务就按照协议上的；我从2018年开始做销售，关于离婚前双方的资金是否互相独立的问题，有时候金冬彪会给一点，有时候我自己上班挣钱的；我没有去过金冬彪的工地，对金冬彪工地上的事情不知道、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其他证据。本案借条、还款计划是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凭证，本案中金冬彪向王进出具借条及还款计划，王进对借款的形成以及经过进行了合理说明，并提供结算单复印件予以佐证，足以证明王进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金冬彪应按约定归还借款，后金冬彪未能归还，引起本案诉讼，责任在于金冬彪。根据王进庭审陈述以及金冬彪出具的借条、还款计划，金冬彪尚欠王进借款本金180000元至今未付是事实，对此金冬彪应予归还。对王进主张的2016年的利息20000元，该利息系金冬彪在还款计划中明确承诺，且该利息的计算并不超过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对王进主张的自2017年2月1日起的利息，金冬彪在还款计划中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起算时间等均有明确承诺，且王进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对王进要求刘兰芳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请求，上述借款所涉债务发生在金冬彪、刘兰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条、还款计划虽系金冬彪一人签字，但从王进提供的与刘兰芳的通话录音可以反映，刘兰芳对借款中的部分款项系知情的，刘兰芳庭审中陈述的“对金冬彪工地上的事情不知道，不清楚”明显与事实不符，且根据刘兰芳陈述，案涉借款原始债务发生时刘兰芳并无工作，故其家庭开支来源于金冬彪在外的经营收入，加之刘兰芳在与金冬彪离婚前即已知晓本案债务，而在与金冬彪协议离婚时对涉案债务只字未提，难免有逃避债务之嫌疑，综上，上述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兰芳在本案中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金冬彪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质证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相关民事法律规定，判决：金冬彪、刘兰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王进借款本金180000元，承担2016年的利息20000元，并承担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诉讼保全费2120元，合计6420元（已由王进预交），由金冬彪、刘兰芳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王进提供与金冬彪的微信聊天截图八页，补充证明金冬彪所做工程刘兰芳均知情；刘兰芳与金冬彪已结婚十多年，还称家庭生活开支来自亲戚资助，显然违背正常的风俗习惯及公众一般认知；在明知金冬彪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刘兰芳与金冬彪的离婚协议中还有双方无共同财产，也无共同债务的记载，刘兰芳在没有正当收入的情况下，刚与金冬彪离婚，就购买房产，明显逃避债务。刘兰芳认可微信聊天截图中“风雨同舟”的微信名和头像和金冬彪的相符，但对聊天内容不予认可。刘兰芳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兰芳在本案中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金冬彪出具的结算单、借条、还款计划显示，讼争借款发生在刘兰芳和金冬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中借款160000元发生于2014年，为金冬彪应支付给王进的人工工资。借款20000元发生于2013年，为金冬彪向王进的借款。刘兰芳自述“我2015年、2016年以前在家里照顾孩子，没有工作；从2015年、2016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在溧阳一私人店里卖男装，月工资两、三千不等；主要生活开支来自我本人婚前积蓄、婚后个人收入及娘家亲戚资助。”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借款发生时，刘兰芳并未工作，无工资收入。此后从事卖服装的工作，月收入也仅为三、四千左右。刘兰芳主张金冬彪的钱一般都用在工地上，称其与金冬彪离婚后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房产，房款来源于娘家亲戚的资助。但在王进提供的与金冬彪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金冬彪却有除刘兰芳的妹妹给予出借款外，其也出资了40000元的意思表示。王进与刘兰芳2016年4月18日的通话记录显示，刘兰芳对金冬彪以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为由于2013年向王进借款20000元未还的事实是知晓的，但刘兰芳和金冬彪在离婚协议中却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共同债务。综上所述，刘兰芳主张金冬彪多年的工程经营收入从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理由不足以让人信服，刘兰芳关于案涉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金冬彪经一、二审法院传票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兰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翟 翔审判员  刘敬兵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