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7民终1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唐大道东段。法定代表人:刘明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根青，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汉族，1963年9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正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新运，女，回族，1968年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正阳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雷，河南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守军，男，汉族，1963年3月1日出生，住驻马店市驿城区。原审被告：花献，男，汉族，1973年2月10日出生，住驻马店市驿城区。上诉人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强、肖新运、刘守军，原审被告花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1724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根青、被上诉人王强、肖新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雷、原审被告花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守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强、肖新运要求上诉人直接给付其货款及利息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从王强、肖新运的诉状及提交的证据看，其主张本案货款的依据是《钢材供货合同》和《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买卖合同，该两份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不一致，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也不一致，是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属于同一个人民法院管辖，王强、肖新运将两起案件合并起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钢材供货合同》一案没有管辖权。王强、肖新运不是《钢材供货合同》的相对方，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强、肖新运在其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刘守军、花献给付货款及利息，刘守军庭审中认可其挂靠上诉人的资质与发包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刘守军是以上诉人名义而实施的内部承包法律关系，本案货款应该由刘守军承担给付责任，上诉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截止2014年6月14日，刘守军实际给付了王强货款21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刘守军给付王强货款2061841元错误；3、刘守军给付王强的货款应该是本金，而不是利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擅自将本金作为利息扣减错误。一审法院参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按月息2%支付王强、肖新运利息错误；4、一审法院超越王强、肖新运的诉讼请求，作出了错误判决。王强、肖新运起诉时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均没有提及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超越原告诉讼请求作出了让上诉人给付王强、肖新运借款425900元的错误判决；5、一审法院诉讼费用计算错误。王强、肖新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一审期间上诉人已就管辖问题提出异议，被依法定程序驳回后上诉，二审维持原管辖裁定。管辖争议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2、关于王强、肖新运的主体资格。本案的实际供货人、买卖合同的卖方为王强、肖新运这一基本事实客观存在。无论是洽谈合同内容还是签订合同以及货款的给付均能证明王强、肖新运的实际出卖人身份。郑州德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也能证明本案的实际权利人为王强、肖新运；3、刘守军是否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刘守军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4、本案买卖合同约定了利息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一审法院做了调整，按月息2分计算。本案双方约定利息的性质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且双方明确约定了利率，完全符合当时的标准，并非当事人之间仅约定利息而没有约定利率标准。还款顺序，应该先付利息，再付本金；5、实际付款金额为2061841元；6、借款应予支持；7、诉讼费数额正确。花献辩称，我是刘守军的工人，不发表意见。王强、肖新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货款8447877.95元及约定的利息；2、判令三被告按照欠款数额每吨每日3元承担违约金；3、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为其垫付的税款399661.96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50000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合伙关系，合伙从事钢材销售生意，被告华安公司承建驻马店市皇家一里住宅项目。2013年12月，郑州市管城区建豪物资供应站作为甲方，被告华安公司以河南华安皇家一里项目部作为乙方，双方签订《钢材供货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皇家一里项目工程垫付至10层结顶，结算时以实际发货量为准，10层以上5层一结算。供货时间，由甲乙双方依据当日同品牌一诺钢铁物流网上发布价格每吨降低150元，双方认可确定价格。第一批次垫资期间，从货到工地之日起约4个月，乙方向甲方结算当批次所发货款，且每月每吨加价90元向甲方支付利息。”甲方代表由王强签字，乙方代表由花献签字。合同签订后，甲方陆续向被告供应钢材，由被告给甲方出具收货单据。双方结算货款时，被告将货款支付给甲方并抽走甲方持有的相应的收货单据。根据双方陈述，截至2014年6月14日，被告共抽走甲方2061841元的收货单据，支付给甲方货款2000000元并由花献给甲方出具61841元的欠条。现原告仍持有合同项下的收货单据共计2647154元，被告对收货单据没有异议。原告现持有的收货单据包括：2014年2月19日货款256725元，2014年2月24日货款462178元，2014年3月8日货款264893元，2014年3月23日货款207258元，2014年3月26日货款191986元，2014年4月8日货款330107元，2014年5月2日货款347951元，2014年5月19日货款408710元，2014年6月18日货款107078元，2014年6月28日货款70268元。郑州德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和郑州市管城区建豪物资供应站系同一家公司。2019年3月26日，郑州德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明确上述债权全部由原告王强、肖新运享有。2017年2月6日，原告王强和被告华安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包括：“材料单价以【我的钢铁】网站公布的当日郑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对应厂家所列同规格、同型号价格上浮350元/吨为基准单价。本合同所指材料单价均为不含税单价，卖方不向买方开具发票，若买方要求提供发票，则买方需先向卖方按开票金额补税差款，按当时税点给卖方。卖方为买方每送一批钢材到工地之日起满90日，买方需付此批钢材的全部货款，如果不付清全部货款，下余部分超过90天以后的每吨每月加150元付给卖方。买方未按约定时间付款视为违约，自愿按所欠货款每吨每日支付3元的违约金给卖方。”卖方由王强签字，买方由刘守军签字并加盖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原告在合同项下向被告提供的钢材包括：2017年2月5日货款1159411.11元，2017年2月22日货款645557.41元，2017年3月7日货款935128.75元，2017年3月24日货款981649.74元，2017年4月10日货款1448701.28元，2017年4月24日货款740152.97元，2017年5月5日1242182.09元，2017年5月16日653022.99元，2017年6月3日960933.27元，2017年6月16日290318.84元，2017年7月13日771824.08元，2017年11月4日605728.86元。被告付款情况如下：2017年9月20日200万元，2017年10月24日112万元，2018年2月14日50万元，2018年5月30日100万元，2018年7月17日150万元（转原告肖新运农行卡），2019年1月25日400万元，共计1012万元。原、被告对上述事实均认可。在《工业品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以华安公司的名义缴纳税款。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税款发票金额超过100万元，原告自认其代被告缴税399661.96元。2017年2月6日，被告华安公司给原告王强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王强通过转账现金肆拾贰万伍仟玖佰元（425900.00）”，落款借款人由李守军签字并加盖被告华安公司印章。二原告在本次诉讼中对该笔借款一并主张。二原告在庭审中另提交其和河南明信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5万元的代理费发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2017年之后的付款1012万元所抵充债务的先后顺序发生争议，原告认为应当先抵充《钢材供货合同》项下的欠款及利息，被告认为其偿付的是《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欠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两份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谁，王强、肖新运是否有权主张两份合同项下的欠款。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多少，被告支付货款的抵充顺序如何认定。三、二原告主张的借款、税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代理费）是否应当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对于《钢材供货合同》，书面显示的合同双方分别是郑州市管城区建豪物资供应站和河南华安皇家一里项目部，但作为卖方而言，钢材的实际供货人为原告王强和肖新运，被告在结算货款时也是和二原告进行结算，且郑州德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亦认可王强、肖新运享有该合同项下的债权，故王强、肖新运有权主张该合同欠款。作为买方而言，河南华安皇家一里项目部只是华安公司的一个部门，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花献签字也仅是代表华安公司的职务行为，故钢材的买受方实际应为被告华安公司。对于《工业品买卖合同》，卖方为王强签字，王强认可肖新运是其合伙人是对其自身财产权利的不利认可，本院应当采信，且后期被告支付货款时亦向肖新运账户上转款，故肖新运也是合同的出卖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买受方，有被告华安公司的印章，故买受方应为华安公司。原、被告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刘守军和被告华安公司之间的关系，且李守军和华安公司之间无论是挂靠、借用资质亦或是内部员工，均是其内部关系，不能对抗二原告，故被告刘守军不应承担合同义务。被告花献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合同义务。关于第二个焦点，《钢材供货合同》项下，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单据共计2647154元，加上花献出具的一份证明材料记载的61841元，共计2708995元，本院予以确认。合同中“货到工地之日起4个月内付清，且每月每吨加价90元向甲方支付利息”是对买受方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的约定。因该违约金折合利息后超过了月息2分，该违约责任明显过高，应被告请求，本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按照所欠货款的月息2分计算。按照该利率计算，2014年2月19日的256725元欠款的利息截至2014年6月27日为256725元×0.02元/月×129天＝22078.35元，2014年2月24日的462178元欠款的利息截至2014年6月27日为462178元×0.02元/月×124天＝38206.71元，以此类推，其他每笔欠款利息的计算方法相同，则截至2014年6月27日所欠货款的利息共计148735.42元，从2014年6月28日开始应以所欠货款2708995元为基数计算利息。《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双方对供货总量、价格及被告在此阶段支付的货款总数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合同约定货到90日后按照每月每吨150元支付利息并按照每日每吨3元支付违约金，该利息和违约金均是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且违约金明显过高，应被告请求，本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按照所欠货款的月息2分计算。对于被告在2017年之后支付的1012万元货款抵充顺序的问题，因前后两期债务均无担保，且根据本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前后两期债务的负担（利息）相同，无论抵充顺序如何，所得出的结论相同。而被告坚持认为其所付款项优先抵充《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欠款，因给付货款是被告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无权改变被告的意思表示，只有拒绝或者接受的权利，而原告没有拒绝被告的付款行为，故本院采信被告的主张，即优先抵充《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欠款。因该合同约定货到工地超过90日后开始起算利息，则每笔货款的利息起算日期分别为货到工地之日后的90日。按照《钢材供货合同》项下货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截至2017年9月20日，应付货款本金从2017年2月5日至2017年6月16日共计9057058.45元，应付利息共计457987.31元，被告于2017年9月20日付款200万元，扣除利息后下余1542012.69元抵充本金，至此，被告在《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欠原告货款7515045.76元。从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24日的利息为7515045.76元×0.02元/月×34天+771824.08元×0.02元/月×14天＝177544.73元，被告支付112万元，扣除利息后下余942455.27元抵充本金，至此，被告在《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欠原告货款7344414.57元。从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2月14日的利息为7344414.57元×0.02元/月×113天+605728.86元×0.02元/月×13天＝558528.88元，被告支付50万元，至此，被告在《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欠原告货款7950143.43元及利息58528.88元。从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5月30日的利息为7950143.43元×0.02元/月×105天＝556510.04元，被告支付100万元，扣除前一阶段和本阶段利息后，下余384961.08元抵充本金，至此，被告在《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欠原告货款7565182.35元。从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7月17日的利息为7565182.35元×0.02元/月×48天＝242085.84元，被告支付150万元，扣除利息后下余1257914.16元抵充本金，至此，被告在《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欠原告货款6307268.19元。从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1月25日的利息为6307268.19元×0.02元/月×192天＝807330.33元，被告支付400万元，扣除利息后下余3192669.67元抵充本金，至此，被告在《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欠原告货款3114598.52元。关于第三个焦点，二原告主张的借款425900元有原告提供的借条为据，被告在质证时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因该借款和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欠款均为金钱给付义务，付款义务人相同，且被告在答辩时对原告一并主张没有提出异议，而原告在本案中一并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将该款计算在买卖合同欠款之内并计算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借条上没有明确约定利息，且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利息，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二原告主张的税款399661.96元，因《工业品买卖合同》明确约定钢材价格为不含税单价，税款由买方承担，故该款应由被告华安公司支付。对于原告主张的实现债权的费用50000元，有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相印证，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华安公司共应向二原告支付货款5823593.52元（2708995元+3114598.52元）及相应的利息、《钢材供货合同》项下2014年6月27日之前的利息148735.42元、借款425900元、垫付的税款399661.96元、实现债权的费用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强、肖新运货款5823593.52元及利息（其中2708995元的利息从2014年6月28日开始计算，3114598.52元的利息从2019年1月26日开始计算，均按月息2%计算至被告还清欠款之日）；二、被告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强、肖新运前期利息、借款、垫付的税款、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1024297.38元；三、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0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79082元，由被告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一份裁定，拟证实一审法院对《钢材供货合同》没有管辖权；2、银行流水一份，拟证实刘守军向王强转款211.5万元。王强、肖新运的质证意见是裁定不是新证据，且裁定驳回了刘守军的管辖权异议。转款凭证的问题记不清楚。花献的质证意见是时间久记不清了。王强、肖新运于庭后提交一份李豪出具的证明，拟证实《钢材供货合同》的实际权利人是王强、肖新运，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明不能证明系李豪本人意思表示，且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签署《保证书》，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明材料只涉及《钢材供货合同》，一审法院将《钢材供货合同》和《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并审理违法。花献称无意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王强、肖新运提交的证据可以佐证钢材的实际供货人为王强和肖新运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王强、肖新运是否有权主张《钢材供货合同》项下欠款的问题。钢材的实际供货人为王强和肖新运，王强、肖新运有权主张该合同欠款，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称刘守军挂靠其资质，应由刘守军承担给付义务，其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按照《钢材供货合同》和《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一审判决先扣除利息，剩余货款再抵充本金的计算方式正确。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折合利息后超过了月息2分，一审判决将违约金调整为按照所欠货款的月息2分计算适当。关于上诉人称借款425900元超越王强、肖新运诉讼请求的问题。本案王强、肖新运的诉讼请求不包括该笔借款，一审判决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该笔借款错误，应予纠正。对于该笔借款，王强、肖新运可另行主张权利。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应向王强、肖新运支付前期利息、借款、垫付的税款、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598397.38元。综上所述，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1724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1724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变更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1724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强、肖新运前期利息、借款、垫付的税款、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598397.38元；四、驳回王强、肖新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0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79082元，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1174元，王强、肖新运负担7908。二审案件受理费14019元，由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2617元，王强、肖新运负担14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耀强审判员  李 峰审判员  刘 东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刘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