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1民终111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范娜，女，1984年5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琳惠，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乔珂，男，198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凯，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臣，男，198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上诉人范娜因与被上诉人乔珂、刘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2民初3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乔珂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乔珂承担。事实与理由：范娜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范娜、刘臣与乔珂之间不存在个人买卖合同关系。一、从买卖行为本身来看，乔珂与北京触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触网公司）和日照触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触网公司）长期存在手机买卖合同关系。早在2016年11月10日，乔珂就与北京触网公司、日照触网公司签订过关于手机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将货款付至公司账户，乔珂自青岛航空快运凭身份证提货。之后，乔珂分别于2016年11月10日、11日、23日、24日多次给北京触网公司打款用于购买手机，因乔珂打款及时，双方相互信任，合作良好，达成了长期合作意愿。后乔珂为争取价格上的优惠，为避税同意将货款直接转入范娜的账户。该事实通过2016年12月9日范娜与乔珂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之后，北京触网公司与乔珂一直采取该种方式付款交易。针对乔珂提起诉讼的2018年4月23日、5月10日两次转账行为，银行流水显示，乔珂把购买手机的货款打给范娜后，范娜在第一时间转给了刘臣，刘臣在第一时间转给了北京触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炳杰。虽然范娜在转账过程中扣除小部分货款，但此为公司内部约定的提成机制，与公司正常按月发放的工资并不冲突。由此可见，虽然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日照触网公司未就每次销售手机事宜签订正式合同，但双方存在长期买卖合同关系，范娜与乔珂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均是范娜履行公司职务的销售行为，而非范娜与乔珂之间存在个人买卖合同关系。二、范娜为北京触网公司职工，其行为为职务行为。范娜2015年底到北京触网公司工作，接受公司安排担任日照网点负责人，由日照触网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北京触网公司与日照触网公司为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均为刘炳杰）。刘臣也为该公司职工，为范娜上级负责人。乔珂自2016年购买手机时就与范娜对接，明知其公司职工身份；且乔珂在与范娜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及北京触网公司延迟交货，给其造成被动局面，要求范娜作为公司员工应尽到督促手机货物并及时交付的义务，这说明乔珂明知范娜为北京触网公司职工，其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而非以个人名义从事的买卖行为。同时，航空快递托运单可以证实，虽然托运人名称显示为范娜和刘臣，但货物是从北京触网公司总部发往乔珂收货地，由北京触网公司直接交付给乔珂。托运单显示个人姓名而非公司名称实为实践中便利做法，不能因此否认范娜职务行为的本质。 乔珂答辩称：一、乔珂涉案手机业务分为与公司买卖（有书面合同）、与范娜、刘臣个人买卖（无书面合同）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交易习惯有明显的不同，在一审中已作详细的分析陈述。乔珂确曾与北京触网公司发生过几笔手机买卖业务，但因公司延迟发货严重，乔珂对公司已失去信任。范娜也对北京触网公司非常不满，范娜在微信中也表示“赚不到钱，还麻烦”“以后真的别在我家定了，我一分钱不赚还天天这样（麻烦）”，甚至反过来向乔珂求购手机。在这种情况下乔珂终止了向公司购买手机的业务（2016年11月23日订，一直延迟发货，后来也是仅发了一小部分货，2017年3月7日退款）。2017年4月5日范娜在与乔珂的微信聊天中主动提及“其朋友刘臣在弄手机，他们一起做有时效保证”，邀请乔珂向范娜、刘臣二人购买手机，乔珂相信范娜个人，开始与范娜、刘臣个人发生手机买卖业务。二、乔珂与公司发生业务时，手机均是发送至日照触网公司网点，乔珂到该网点提货，并非范娜陈述的自青岛航空快递提货。乔珂与范娜、刘臣个人发生业务时，手机交付系通过航空快递提货。手机交付方式的变化是一审判断卖方主体的依据之一，范娜二审中作出的该虚假陈述，企图混淆视听，干扰二审对事实的认定。三、关于为何将货款打入范娜、刘臣个人账户的问题。范娜一审中陈述系为了避税，二审中陈述系与公司相互信任为了价格优惠、避税，该陈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未能提供证据。事实上，乔珂在与北京触网公司发生业务阶段，乔珂已对北京触网公司失去信任，打款给范娜、刘臣的意思是与其二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四、关于范娜、刘臣扣留货款的问题，范娜的陈述与一审不一致，一审中陈述扣款系工资，二审中陈述系提成，这样前后矛盾的陈述显然是虚假陈述。在现实生活中，员工的销售提成应当先将货款全额支付至公司，再由公司在发放工资时将提成一起发放给员工，范娜的该陈述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和生活逻辑。乔珂将货款支付至范娜，范娜自主扣留一定款项后转给刘臣，刘臣同样自主扣留一定款项，并自主与范娜分红，这过程中范娜、刘臣处于完全支配地位，丝毫没有来自公司的管理印记。范娜一审中自相矛盾的陈述、二审中又作出与一审矛盾的陈述目的是想将责任推给公司。五、日照触网公司与北京触网公司是完全独立的法人。通过一审中范娜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和范娜建立劳动关系并为其缴纳社保的系日照触网公司，并非北京触网公司。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发生业务阶段，确曾要求范娜帮忙协调催货及退款，范娜也因这问题对公司不满才建议乔珂不要再从公司定货，但不能就此认定范娜、刘臣与乔珂买卖手机的过程中系职务行为。范娜、刘臣系哪个公司的职员并不妨碍其以个人名义对外发生业务、承担责任。六、对第二阶段（与范娜、刘臣的买卖阶段，没有签订协议）卖方主体的判断关键看谁在买卖过程中起支配地位。范娜、刘臣的支配地位体现在两人自主决定对货款按一定比例的扣留、两人之间“返点”的利益分配行为、刘臣在发货出现问题后以个人名义承诺保证并披露个人财产信息、范娜认可其与刘臣系“黄牛”性质（一审录音），在该过程中范娜、刘臣完全处于卖方的支配地位，丝毫没有的来自公司管理的印记。七、关于航空快递托运单，该证据不能证实货物系从北京触网公司总部发出，只能证实从“北京”发出。刘臣作为卖方之一，买卖过程中的居住地在北京，但范娜居住日照，若按范娜陈述为了便利，为何不写实际发货人，而要明确写明发货人系“刘臣、范娜”，尤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范娜也是发货人，发货单中载明的发货人“刘臣、范娜”恰恰证明二人系卖方主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臣未答辩。 乔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乔珂与范娜、刘臣之间口头约定的买卖合同；2.判令范娜、刘臣返还货款1173448元及利息（以117344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3.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范娜、刘臣负担。事实与理由为：自2017年起，乔珂多次从范娜、刘臣处批量购买苹果、华为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2018年4月23日、5月10日，乔珂再次向范娜、刘臣购买二批智能手机，货款共计人民币1173448元，但范娜、刘臣一直未向乔珂交付货物，范娜、刘臣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乔珂多次主张退款被拒，故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诉讼请求。 刘臣一审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范娜一审辩称，乔珂起诉范娜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货款，被告主体有误，该买卖合同是乔珂与范娜所在的单位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因乔珂欠交出卖方单位的税款，过错方在乔珂，该买卖合同不具备解除的条件，乔珂要求范娜作为单位员工承担责任无依据。 乔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乔珂与范娜于2017年4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2017年4月5日乔珂与范娜微信聊天过程中，范娜主动提及其及刘臣在做手机且有时间把握，并承诺自己可以给乔珂弄手机了。证据二银行交易记录一份，证明自2017年4月份起，乔珂持续向范娜、刘臣转账支付货款购买苹果、华为等手机产品。证据三乔珂分别与刘臣、范娜的手机银行电子回单一份、转账凭证一份，证明乔珂与范娜、刘臣的资金来往情况。证据四银行转账记录2份，证明乔珂于2018年4月23日向范娜银行转账586724元（苹果手机X64G80台），2018年5月10日向范娜银行转账586724元（苹果手机X64G80台），该二批款项对应的货物至今未交付给乔珂，范娜、刘臣应退还乔珂货款的本金共计1173448元。证据五发货单照片一份、范娜通过微信将发货单照片发送给乔珂的微信记录一份，证明1.发货人系范娜、刘臣；2.该发货单照片系由范娜通过微信发送给乔珂；3.范娜、刘臣系涉案买卖关系的卖方。证据六乔珂与刘臣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刘臣系买卖关系的卖方之一；2.刘臣多次向乔珂明确表示，若买卖出现问题其会承担一切后果。证据七微信群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在该份聊天记录内容中，几处以“我刘臣”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昵称“新闻联播”、微信号×××的微信用户即是刘臣；2.刘臣以个人名义承诺退还货款。证据八乔珂与范娜谈话录音一份及书面内容一份，证明该录音内容中范娜提及其与刘臣在涉案买卖关系中系黄牛性质（倒卖）。证据九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发生买卖的明细，证明货物是发到公司以后由乔珂本人接收，收款方为公司。 范娜质证认为，证据一属实，系范娜的聊天记录；证据二属实，系范娜的账户；对证据三银行打款记录是乔珂与刘臣的打款记录，与范娜无任何关系，对该份证据不发表意见；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中并不是范娜的签字，证据五-2同证据一中的聊天记录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是范娜上司对乔珂该批货物买卖即将产生的权利义务的承诺，即由刘臣或其公司对乔珂就该批手机买卖做出的权利义务承担的承诺；对证据七同证据六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八，录音系乔珂与范娜的通话录音，可以说明公司为了避税让乔珂直接把购买手机款项转给范娜，然后再由范娜转给北京触网公司；对证据九无异议。 范娜提交证据一视频录像、证据二银行流水，证明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买卖业务过程中，范娜是该公司的员工，由该公司给其发放工资。证据三2016年至2017年由乔珂给北京触网公司的打款记录，证明2016年11月10日、11日、23日、24日乔珂向北京触网公司多次购买手机及打款记录，2016年11月10日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和日照触网公司签订购买手机的买卖合同。证据四范娜于2015年底到北京触网公司及日照触网公司工作，北京触网公司和日照触网公司为其交纳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明。证据五北京触网公司出具并盖章、刘炳杰签字的证明一份，证明范娜是北京触网公司的员工，受该公司指派从事货物监理、货运物流等业务事项。证据六由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载明北京触网公司的分公司日照触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炳杰。证据七日照触网公司的营业执照一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是刘炳杰。证据八乔珂与范娜之间的聊天记录，就上述手机买卖发货过程中乔珂多次提到北京触网公司延迟交货，给其造成的被动局面，及范娜作为公司员工尽到督促手机货物，及时交付乔珂的整个交流过程。证据九航空快递托运单一宗，证明该批货物以及之前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之间发生的手机买卖运输，都是从北京触网公司的总部北京发往乔珂的收货地，证明该货物的交付是由北京触网公司直接交付给乔珂。证据十范娜中国农业银行62×××75账户银行流水、刘臣中国农业银行62×××68账户银行流水，证明乔珂把购买手机的货款打给范娜后，范娜在第一时间转给了刘臣，刘臣在第一时间转给了北京触网公司。证据十一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出具的（2018）鲁1102民初8096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该调解书的原告为秦明波，被告是北京触网公司，最后由北京触网公司承担了该案件的所有义务，而且北京触网公司也出具了相关的证明，证明范娜和刘臣是该公司的员工。证据十二山东省招远市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判决且已经生效的（2019）鲁0685民初1832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由尹小林起诉刘臣，要求返还购买手机款，最后判决驳回尹小林要求刘臣承担返还给尹小林货款的诉讼请求。 乔珂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视频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实视频中人物的身份及视频制作的时间及环境，该份证据的实质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凭银行流水不能否认范娜系本案买卖关系的卖方之一，范娜主张其货款如数交付公司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证据三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该份记录为范娜交纳社保的为日照触网公司，与范娜、刘臣陈述其系北京触网公司的员工相矛盾。对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定该证据是由刘炳杰本人书写，也未载明其联系方式，该证明实质应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的证言不应采信。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范娜系北京触网公司的员工。证据七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样无法证实范娜系北京触网公司的员工。证据八系电子数据的照片截图，要求范娜、刘臣出具原始载体以证实其真实性，否则不予认可。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与乔珂提交的证据五中的发货单为同一宗，发货单的托运人明确载明为范娜、刘臣个人而非公司，范娜、刘臣系涉案买卖关系的卖方主体。对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该份证据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乔珂将涉案货款支付给范娜，范娜并未支付给公司，而是扣除了一部分款项后再转给刘臣，刘臣亦将货款扣留一定金额后转给刘炳杰，并未将货款转入公司，范娜、刘臣没有提供涉案买卖列入公司财务记录的相关证据。这与以公司作为卖方主体的交易习惯不符，涉案买卖的卖方主体并非公司，应认定为范娜、刘臣个人。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应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来做出认定。证据十二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乔珂、范娜提交的上述证据，乔珂提交的证据五中的发货单一宗与范娜提交的证据九航空快递托运单一宗相同，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范娜提交的证据一及证据五，北京触网公司及刘炳杰未到庭参与质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范娜提交的证据三与乔珂提交的证据九相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范娜提交的证据十二系复印件，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一审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7年起，乔珂多次自范娜、刘臣处批量购买苹果、华为等电子产品，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乔珂将货款支付给范娜、刘臣后，由范娜、刘臣通过国内航空快递托运给乔珂，范娜将发货单通过微信发给乔珂由乔珂在机场自提，托运人为刘臣及范娜，收货人为乔珂。2018年4月23日、5月10日，乔珂为购买全新国行苹果X64G手机分别向范娜中国农业银行62×××75账户转账586724元、586724元，合计1173448元。2018年4月23日、2018年5月10日范娜分别向刘臣62×××68账户中转账584000元、584000元，共计1168000元。刘臣及范娜在收取乔珂货款后未向乔珂交付相关电子产品。范娜庭审中主张其系北京触网公司的分公司日照触网公司的员工，在将乔珂的货款转给刘臣时其扣除部分费用作为工资。根据范娜提交的中信银行62×××69的银行账户，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北京触网公司按月向范娜支付工资，与范娜扣除乔珂部分货款作为工资的主张相矛盾。 另查明，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日照触网公司于2016年11月份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日照触网公司签订书面合同，日照触网公司在合同中盖章，乔珂将货款支付至北京触网公司账户，乔珂自日照触网公司提货。 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乔珂自范娜、刘臣处购买电子产品，乔珂将货款支付给范娜、刘臣后，由范娜、刘臣通过国内航空快递托运给乔珂，范娜将发货单通过微信发给乔珂由乔珂在机场自提，托运人为刘臣及范娜，收货人为乔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乔珂、范娜、刘臣之间虽无书面买卖合同，但根据乔珂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结合乔珂、范娜、刘臣之间的交易习惯，能够证实乔珂与刘臣、范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范娜在庭审中提出其系北京触网公司分公司员工，其代表公司与乔珂办理业务，范娜、刘臣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主张，乔珂与范娜、刘臣之间的交易习惯区别于2016年11月份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日照触网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乔珂将货款直接支付至北京触网公司账户的交易方式，且范娜称其扣除的乔珂货款系工资与范娜提供的北京触网公司发放的工资明细亦冲突，故对范娜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臣收范娜货款再次付给案外人刘炳杰的行为，亦不能证实范娜、刘臣关于系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主张。乔珂已将涉案手机款支付给范娜、刘臣，范娜、刘臣亦应及时向乔珂履行交货义务，现范娜、刘臣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乔珂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于乔珂要求范娜、刘臣返还货款117344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乔珂主张以117344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的诉讼请求，应以117344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解除乔珂与刘臣、范娜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二、刘臣与范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乔珂货款1173448元及利息（以117344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乔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62元，公告费860元，由范娜、刘臣负担。 二审时，范娜提交证据1其代理人对北京触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炳杰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北京触网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涉案两笔交易系公司与乔珂发生的，范娜与刘臣系职务行为。证据2刘炳杰本人陈述视频一份，证实刘炳杰本人接受范娜两代理人的调查。证据3从范娜手机中截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乔珂将手机款项转入范娜账户，是为了争取更为优惠的价格，交易习惯的转变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并非范娜与乔珂发生个人手机买卖业务，该聊天记录时间也早于被上诉人所提及的2017年4月，可见双方在2016年底就已经通过手机将款项直接转给范娜账户的方式进行手机交易。 乔珂质证认为，证据1调查笔录系范娜的代理人完成，其本身与范娜存在利害关系，刘炳杰本人应出庭作证；调查笔录中陈述的货款统一上交公司财务，范娜与刘炳杰应当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乔珂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刘炳杰本人已经于2019年5月28日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现在刘炳杰应处于服刑阶段，我方对犯诈骗罪的刘炳杰的诚信持否定态度，请法庭慎重考虑，提交刘炳杰犯诈骗罪一案（2019）陕0881刑初121号刑事判决书、（2019）陕08刑终400号刑事裁定书。证据2视频其本质应系证人证言，刘炳杰应出庭作证，其陈述身体原因不能出庭，但却接受范娜代理人的调查令人费解，况且对一个犯诈骗罪的人的证言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请求法庭慎重。对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不完整，乔珂关于2016年12月9日与范娜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涉及的给其个人转账做了一个书面的说明解释。 范娜对乔珂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刘炳杰因身体原因已被依法批准保外就医。 刘臣未到庭对上述证据质证。 本院认为，范娜、乔珂二审调查时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范娜提交的证据1、2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程序上不合法，依法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证人证言在程序上无瑕疵，其内容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范娜行为系职务行为的依据；证据3的真实性乔珂虽无异议，但对范娜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范娜行为系职务行为的依据。范娜对乔珂提交的刘炳杰犯诈骗罪的刑事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没有直接关联性。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范娜与乔珂之间发生手机买卖业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范娜应否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乔珂将购买手机货款转账给范娜，主张与范娜之间成立买卖关系，并据此要求范娜退还货款，范娜不认可，主张其收取乔珂款项的行为系代表北京触网公司及日照触网公司的职务行为，范娜应当对其主张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对其不利法律后果。范娜针对其反驳主张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范娜在收取款项前，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达成了该笔买卖业务的合意，也不能证明范娜在收取款项后，乔珂与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达成了该笔买卖业务的合意，即是说，不能证明范娜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范娜对其反驳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不成立。一审认定乔珂与范娜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即使范娜是受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在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未对乔珂履行义务时，范娜作为受托人应当及时向乔珂披露委托人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乔珂有权利选择受托人范娜或者委托人北京触网公司或日照触网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乔珂一审诉讼主张与范娜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请求其承担货款返还责任，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范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62元，由范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玉国 审判员  韩文卓 审判员  李晓艳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