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17407号 原告：骆可华，女，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铨，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霞，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力凯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诸暨市镇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骆可华与被告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康盛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疑难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3月23日、2020年5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可华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悦铨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霞到庭参加第二、三次庭审；被告康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刚到庭参加第一、三次庭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到庭参加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可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康盛公司支付加工费46658.26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骆可华与康盛公司之间素有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往来。经结算，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9月26日，康盛公司共欠骆可华水溶加工费45611.65元。后双方于2019年10月4日再次发生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加工费为1046.61元。故康盛公司尚应支付骆可华加工费为46658.26元，然康盛公司至今未付，遂成讼，望判如所请。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康盛公司支付加工费46441.72元[结算单上45611.65元+出库单上830.07元（2.3元/千克×360.9千克）]，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借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康盛公司辩称：1.其与骆可华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加工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因骆可华致损，双方存在加工合同纠纷，康盛公司已就该部分损失提起诉讼，在未处理完该诉前，双方未进行过有效的对账和结算行为。双方长期的经营加工往来中，仅与两人有业务行为，一人为刑乐良，系砂洗厂的业务主管，另一人为骆雪萍，系公司财务来往和结算的对象，和骆可华未有过任何业务往来。证据材料中的结算清单虽有骆可华的名字，但该份材料系不合法的证据材料，不符合证据三性，也无法认定骆可华主体身份适格。2.骆可华以康盛公司聘用的安全管理员的签字作为结算依据，且在签字过程中存在利诱行为，故该结算单不是一份合法有效的证据，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已经结算。从签字人的岗位性质及公司授权来看，卢某系公司聘用的安全员，主要工作内容为检查车间安全、打包、装货等工作，所持证为安全管理员的证，文化水平为初中，因此，无论从工作岗位还是文化水平，均可认定该工作岗位与财务无任何关联，签字人极不具备财务的基本知识，也不具备签字确认的授权。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签字人也是一个传达和通知的作用，至于具体的财务结算和对账，未有证据表明签字人有该授权。在双方多年来的经营往来中，从未有除财务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外的授权，该部分事实骆可华也清楚。本案显然属于伪造证据的恶意诉讼，应当驳回。从利益归属来看，签字人卢某的签字，在未处理完双方加工合同扩大损失纠纷的前提下制作的结算单，显然将不利后果归结给公司，因此，该行为需要经过有效授权或者追认。根据签字人的陈述和事实还原，该签字属于卢某个人行为，不能将该签字的不利后果归属于公司。 骆可华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康盛公司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分析认证如下： 1.对账结算单1份，证明双方主体适格，双方加工合同经过结算的事实。经质证，康盛公司认为结算单系骆可华方单方制作，加工单位和账户系自行打印未得到康盛公司认可，签字部分人员系康盛公司安全管理人员而非财务人员，未经授权，且对账单未加盖公章，结算单上由卢某签字不符合长期经营习惯，故不符合证据三性，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在下文予以综合认证。 2.出库单2份，证明骆可华和康盛公司之间进行了业务往来及加工数量的事实。经质证，康盛公司认为出库单是康盛公司的，但上面的客户情怡与康盛公司没有关联，即使有关系，只有部分加工货品的货号及数量的记载，没有单价，也未结算，只能说明双方有加工关系的事实。本院认为，该两张出库单的下方有“钱绍东”的签字，庭审中，康盛公司对钱绍东系骆可华雇佣的司机无异议，骆可华持有这两张出库单原件，且根据康盛公司在提交的证据12，上载明的收货单位都是“情怡”，本院推定康盛公司明知情怡即代表骆可华一方。另根据双方交易习惯，持有红联出库单代表没有结算，故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3.房屋租赁合同1份，证明本案的加工地点系骆可华租赁后用于经营砂洗厂，及骆可华是适格原告的事实。经质证，康盛公司认为租赁合同系骆可华和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卢某与刑乐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结算单是与康盛公司的卢某签的，卢某是代表康盛公司的。经质证，康盛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12页刑乐良文字问“卢师傅，上次的账单有没有给赵总”；第13页“卢师傅，你上次的账单有没有给赵总”；第14页卢某：“刑总，赵总让你有时间过来对一下账。”刑乐良：“有哪里不对？”卢某：“你先联系他一下。”等的聊天记录多次提到账单需要赵总核对这一关键语句，结合康盛公司提供刑乐良与赵刚之间的涉及对账的聊天记录及历史对账单，可以得出：卢某系康盛公司员工，除安保岗位外，替赵刚传达相关业务内容，起到通知、知会作用，但授权范围仅限于上传下单，对具体业务结算及对账无权限。双方除涉诉的对账结算行为外，往来多年，存在多次对账结算行为，但除了本次结算，其他均由赵刚核对并签字确认及授权财务打款。根据交易习惯可以判定，骆可华是清楚康盛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及授权权限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在下文进行综合认证。 5.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康盛公司庭后提交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应当以骆可华提交的对账单为准。经质证，康盛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其提供的出库单上有双方的签字，应当以其提供的出库单为准。本院认为，康盛公司对该份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而聊天记录中康盛公司的工作人员卢某明确表示4月17日有出库单，但康盛公司提交的证据12中没有该日的出库单，故能够证明康盛公司提交的出库单不是完整的出库单，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被告康盛公司为证明其辩述意见，向本院提交的证据、骆可华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分析认证如下： 6.劳动合同1份，证明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卢某系康盛公司安全管理员，工作职责为检查车间，不具有在对账单上签字的权利。经质证，骆可华认为劳动合同签订是康盛公司内部事务，可基于其主观意图随时形成，没有第三方见证，故对于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本案着重需要查明卢某是否是康盛公司的工作人员，即使劳动合同真实，合同当中的关于卢某是什么岗位与本案无关联。卢某是康盛公司出资聘用的员工，其工作是为了康盛公司的利益，若签字的内容不属于职责范围，其不可能做对用人单位不利的行为。本院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及工作职责不一定是实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职责，公司可能会根据工作需求对员工的工作岗位及工作职责进行一定调整，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7.安全培训证书1张，证明卢某的持证和岗位具有一致性。经质证，骆可华认为安全培训证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书没有注明什么职务，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即使卢某具有证书不代表只能从事这个工作。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认为安全培训证书不能证明该证持有人必须要从事该份工作或只从事该类工作，故本院对安全培训证书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8.邢乐良与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康盛公司的业务是和邢乐良及骆雪萍联系，而非和骆可华。经质证，骆可华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与骆雪萍系姐妹，只是借用了骆雪萍的银行账号，骆雪萍不从事经营活动。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对骆雪萍所作笔录予以综合认证。 9.刑乐良和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只有康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刚才能对账，其他人不能对账。经质证，骆可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骆可华方一直是和卢某对账的，只不过对好账后是和赵刚联系付款。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在下文予以综合认证。 10.发票1份，证明康盛公司具有专门的财务人员赵建平，而不是卢某，只能是财务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才可以确认。经质证，骆可华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否定卢某对外签字的法律效力。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开票人和对账人非同一概念，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康盛公司的证明目的。 11.2017年到2019年的交易记录，证明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骆可华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审核，之前双方是有很多交易，骆雪萍的账户是骆可华在实际使用。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12.出货单和存根联16份，证明从2019年2月25日之后和骆可华发生的交易，款项没有付过。经质证，骆可华对出库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出货单不完整，还有的没有提供出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结合证据5，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不是完整的未结算付款的交易，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13.证人卢某的证言，证明卢某的工作及其性质。经质证，骆可华认为证人系康盛公司员工，且其在否定自己从事的工作，证言不具有真实性，除了身份除外。陈述的内容不能证明康盛公司的答辩意见，也不能证明结算单系伪造，上面卢某的签字系个人行为。本院认为，卢某系康盛公司的员工，与康盛公司有利害关系，且通过邢乐良和其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可以看出其在做收集、审核账单的工作，而其在证言中说自己“做杂工和安全消防员，做打包装车卸货之类的活”，没有真实陈述，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确认。 本院依法出示：14.对骆雪萍所作的谈话笔录1份，骆雪萍表示其在一百超市打工，没有和康盛公司进行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骆可华以她的名义办过银行卡，卡里的钱是骆可华的。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谈话笔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同时，结合证据8，认定骆可华为本案适格原告。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骆可华与康盛公司素来有绣花片水溶加工的业务往来，日常由业务员邢乐良与康盛公司做业务联系，加工款一般打到骆可华的姐姐骆雪萍的银行账户里。卢某系康盛公司员工，2019年9月30日，其在由邢乐良制作的水溶加工对账结算单尾部“对账签名：卢某”，该份结算单上载明了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9月26日期间的花边水溶加工费用是45611.65元，该份结算单还有关于花边水溶加工的数量、单价及各月小计金额等的记载。 2019年10月4日双方再次进行了花边水溶加工业务，康盛公司开出两张出库单，上载明骆可华给康盛公司加工产品共360.9千克。 审理中，康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刚自认对单价无异议，都按2.3元/千克或2.9元/千克计算。 本院认为，骆可华与康盛公司之间的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往来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骆可华为康盛公司进行了绣花片水溶加工，康盛公司应当及时支付相应的加工款。现双方对尚欠加工费的数量及金额持不同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卢某在结算单对账签字能否产生骆可华和康盛公司已就加工款进行结算的法律效果？骆可华认为卢某代表康盛公司，其在结账单上签字表示双方已经就未付款项进行结算；康盛公司认为结算单上签字的卢某虽是其员工，但其工作岗位是安全管理员，仅负责检查车间安全、打包、装货等的工作，不能代表公司进行结算。本院认为，一方面，卢某是代表康盛公司长期和骆可华方联系的对接人，对骆可华绣花片水溶加工业务熟悉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从卢某和刑可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卢某有对骆可华方进行加工业务指导，也在负责业务对账工作，如：“刑总有时间过来对一下账吧”、“［有四张出库单的图片］刑总看看这几个单我这边对不上呀，麻烦看看你处还有没有单没给我们”、“刑总麻烦查一下18日怎么没有我们的出库单呢”、“刑乐良老总麻烦查一下4月17日我们这边过去的红出库单（给客户的那一联）”、“刑总你有时间把你们那边的账带过来核实一下”等；此外，卢某在结算单上签字是在工作场合、工作时间，也与日常工作内容相关，可以让相对人相信其是在代表康盛公司。故本院认为卢某在结算单上对账签字可以表示双方已经就加工款进行结算，并由康盛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康盛公司应当支付骆可华结算单上的加工款45611.65元。骆可华与康盛公司之间在2019年10月4日又进行了360.9千克的业务加工，根据庭审中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刚的陈述，双方结算的价格根据加工产品的不同为2.3元／千克或2.9元／千克，现骆可华主张按照2.3元／千克计算，共为830.07元，为两者较低标准，未加重康盛公司的付款义务，本院予以支持。骆可华还要求康盛公司支付上述未付加工款（45611.65元＋830.07元＝46441.72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康盛公司辩称骆可华为让公司员工在结算单上签字进行了财物贿赂，但未能有效举证，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骆可华加工款46441.7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0月24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6元，由原告骆可华负担5元，由被告诸暨康盛刺绣有限公司负担96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华 人民陪审员  周再校 人民陪审员  朱永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郭芳琼 书记员陈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