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5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隆都路怡馨小区1号楼。法定代表人：范振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郗研宇，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68号。法定代表人：李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邦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凌海市振兴小区16号楼东数1号越层门市。法定代表人：徐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武、杨雪，均为辽宁吉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亮，男，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凌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女，197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凌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曼哈顿G区7-108号。法定代表人：刘旭，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鹿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海中信公司）、唐亮、刘旭、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正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1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涿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郗研宇，上诉人华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被上诉人凌海中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武、杨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唐亮、刘旭、永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涿鹿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凌海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真实履行错误。本案涉及的三笔借款都没有直接的付款凭证，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二十页中称款项均交付刘旭或是刘旭、唐亮的指定收款账户，这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本案涉及的三笔借款没有一份是与上诉人相关的，都是刘旭和唐亮作为借款人签订的。1.2012年2月10日，借款100万元。借款人刘旭和唐亮。没有银行打款记录，是否实际履行不清楚，永正公司提供保证，与上诉人无关。2.2012年3月29日，借款60万元。借款人刘旭和唐亮。借款只有存款名单（户名为徐辉，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永正公司提供保证，与上诉人无关。3.2012年6月13日，借款250万元。借款人刘旭和唐亮。借款没有银行打款记录，是否实际履行不清楚，永正公司提供保证，与上诉人无关。上述借款情况已经表明，上诉人从来没有向凌海公司借款，没有一份合同记载的借款人是上诉人，而且均没有凌海公司的款项打入上诉人账户的证据，也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认定已实际履行。（二）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是2012年10月12日的一份《协议书》，这份协议书根本就不能证明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1.2012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上的公章无法认定是真实的，因为在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庭审程序中凌海公司以及刘旭、唐亮的代理人均称上诉人有多枚公章，但上诉人现在只有一枚公章，因此刘旭、唐亮有可能私刻公章并加盖在该份材料上。2.《协议书》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上诉人从来没有向凌海公司、智玉坤借款。《协议书》第一条所谓的上诉人欠凌海公司3000万元，欠智玉坤1820万元都是不属实的。《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记载“甲方需用已经抵押给乙方和丙方的房屋和土地重新设定抵押而取得贷款来偿还上述款项”，此处的甲方即为上诉人，但本案中，上诉人从未以房屋和土地为凌海公司和智玉坤提供抵押，上诉人根本不可能用“抵押物”重新设定抵押而取得贷款。从第三条“所贷款项直接打入刘旭卡中”也可以看出借款与合符公司没有关系，凌海公司诉称的借款都是刘旭签订的借款合同，钱也都打入刘旭的账户里，此协议提及的新获得的贷款也是打入刘旭账户，这些款项根本与上诉人无关。3.从《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协议书》所记载的借款与凌海公司主张的刘旭向其借款没有任何关系。①主体不一致，凌海公司提供的若干借款合同载明是刘旭借的，或是华顺公司、永正小额贷公司借的，而这份协议书写的是“涿鹿合符投资公司欠中联小额贷公司借款本息”。②金额不一致，《协议书》上写上诉人欠凌海公司3000万元，但本案凌海公司起诉的金额共计410万元，一审法院想当然的认为该份《协议书》与其本案诉称的款项是同一笔借款，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三）一审判决第22页中称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借款合同》虽然没有加盖上诉人公章，但有上诉人时任全部两位股东刘旭、唐亮的签字，依法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不存在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企业法人的股东在没有明确授权且不使用企业法人公章的情况下，可以代表企业法人对外缔结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能因为刘旭、唐亮曾经是上诉人股东，就认定其个人签字能代表上诉人与他人订立合同。（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只有唐亮、刘旭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实际用于了上诉人生产经营，上诉人才负偿还责任，而本案中凌海公司所谓的借款根本没有用于上诉人的生产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只有唐亮、刘旭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实际用于了上诉人生产经营，上诉人才负偿还责任，而实际上，上诉人一直坚称刘旭、唐亮是否将所借款项用于了上诉人的项目是本案认定借款偿还主体的关键，但凌海公司、刘旭、唐亮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借款用于了上诉人的项目。（五）正是因为凌海公司、刘旭、唐亮拿不出借款用于了上诉人项目的证据，上诉人才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证明刘旭、唐亮没有将凌海公司借款用于上诉人项目，但一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的审计报告，凌海公司、刘旭、唐亮也拿不出相关证据，一审判决完全不讲道理。三、本案很明显存在虚假诉讼，一审法院不认定虚假诉讼的理由令人不能信服。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4页关于本案无法认定虚假诉讼的理由大体是：原告与刘旭及其关联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以及实际履行的时间发生在2012年期间，而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刘旭、唐亮的股权在2014年4月，并且根据涿鹿县水务局、涿鹿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3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看，当时的涿鹿公司确曾对涿鹿县桑干河综合开发治理工程及涿鹿县轩辕路东延道路建设工程投资建设，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原告与刘旭、唐亮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故意侵害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90%的涿鹿公司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虽然上诉人质疑凌海公司向刘旭出借款项没有真实发生，但上诉人同样主张：假设凌海公司出借给刘旭的款项是真实的，上诉人也根本没有使用凌海公司的借款，刘旭、唐亮编造虚假事实，将个人债务转移给上诉人承担，而凌海公司为了个人利益，便与刘旭、唐亮合谋，在刘旭、唐亮将90%股权转让给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后，起诉上诉人还款，诉讼过程中，双方互相配合以达到各自目的。在此情况下，纵然刘旭、唐亮借款在前，股权转让在后，认定其与凌海公司虚假诉讼也完全合乎逻辑。纵观整个诉讼过程，凌海公司与刘旭、唐亮虚假诉讼显而易见，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形：（一）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法院应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2015）锦民初字第00086号案件中，唐亮、刘旭对于凌海公司主张的本金均认可，对利息、违约金认为过高。但到了二审（2016）辽民终990号案件中，唐亮、刘旭明知一审判决本金、利息均不属实，竟然在二审开庭最后陈述中要求“维持原判”。2017年1月12日（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唐亮、刘旭甚至跑到凌海公司的办公室去给原告作证人，亲口承认不属实的借款，凌海公司将刘旭、唐亮的证言拿到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双方对所谓的借款进行恶意串通，已表露的非常清晰，并毫无顾忌。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凌海公司的诉和唐亮、刘旭的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二）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法院应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1.唐亮、刘旭不举证，不质证，不辩论，对凌海公司的诉请全部认可，只是一口咬定应由上诉人偿还借款。可以明显地看出唐亮、刘旭不正当放弃权利。2.凌海公司放弃行使借款的抵押权，就是咬定上诉人还款。凌海公司曾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六以房权证凌海房字第××号房屋按抵押合同约定对原告2011年11月22日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清偿责任。”被告六是刘丽（刘旭的姐姐），该项诉讼请求针对的是2011年11月22日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款，刘丽以房权证凌海房字第××号房屋为刘旭的借款提供担保，凌海公司持有抵押物权利凭证原件，双方签署了《委托拍卖协议》。依常理来讲，刘旭不能偿还该笔借款时，凌海公司完全可以行使抵押权获偿，但凌海公司居然放弃抵押权，坚称让上诉人还款，还说自己是正常的处分诉讼权利。这明显是凌海公司与刘旭、唐亮在庭下已达成了某种交易。(三）凌海公司将只有刘旭个人才能调取的银行流水明细作为其证据提交，凌海公司与刘旭、唐亮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已经表露无遗。凌海公司在（2017）辽07民初34号案提交的证据中，每一笔款项都有刘旭的银行流水明细，刘旭的银行流水明细只有其本人持身份证才能办理，质证过程中，上诉人询问凌海公司刘旭银行流水明细的证据来源，凌海公司称刘旭的银行流水明细是刘旭委托代理人办理的，也就是刘旭向凌海公司提供其个人的银行流水明细，让凌海公司当做证据提交。换言之，案件的被告是在主动向原告提供证据以供原告使用。结合凌海公司与刘旭、唐亮在先前诉讼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虚假诉讼已十分明显。综上所述，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华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基本案件事实。1.华顺公司2012年10月12日向中联公司和智玉坤出具的承诺书，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故不应当由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2012年10月12日致债权人智玉坤的承诺书（借条），第二段第三行明确记载：“目的用于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并取得贷款来偿还上述债务，如果在解除抵押后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或抵押登记后取得的贷款没有用于偿还上述债权，债务人以及担保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即锦州华顺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以新债权人王新春是否实际发放贷款为前提条件的。实际情况是，唐亮、刘旭在河北涿鹿做项目，既欠中联公司、智玉坤的钱，又欠华顺公司的钱。为了保证王新春贷款给唐亮、刘旭的钱能够部分偿还给中联公司和智玉坤，中联公司和智玉坤才拿来了几张承诺书让唐亮、刘旭、华顺公司签字盖章，并不是华顺公司起草的文书。证据中几份承诺书中内容基本一致，详细约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为：1.在交付土地使用权证给债务人解除抵押之日至新贷款合同重新设定抵押时；2.新债权人王新春设定抵押后，债权人债权没有得到偿还，即没有用新贷款偿还原债权人债权的；3.新贷款没有申请成功即新债权人没有实际发放贷款的。本案中，承诺书中载明的新债权人王新春的一亿元贷款没有实际发放，即所附条件没有成就，故不应当依据1、2的约定要求锦州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根据担保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合同是要式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没有一份合法有效的主合同存在于承诺书签订之前。保证合同应当为至少三方当事人共同签订的书面形式的合同。依据承诺书中载明的文字内容看，华顺公司只是表达了在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下将对主合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合同法上应当属于一种要约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完整的承诺要件，不是有效的民事合同法律行为。原审判决中认定借款本金410万元，债务人为涿鹿公司、唐亮、刘旭，而“承诺书”中债权为3000万元，债务人为刘旭。承诺书中的主合同和判决书中的主合同的主体、借款金额、偿还期限、方式等均不一致，故不应当依据承诺书中的内容要求华顺公司对判决中41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关于2012年10月19日王新春、唐亮、刘妍签订的借款合同和2013年12月10日中联公司、涿鹿公司、唐亮、刘旭签订的借款合同的问题。首先，2012年10月12日承诺书签订之日，就确定了其“目的用于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并取得贷款来偿还上述债务”的初衷。承诺书中的新债权人是王新春，王新春、唐亮于2012年10月19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一亿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10月22日至2013年4月21日。这笔一亿元的借款按照约定是要转账给唐亮或刘旭名下的，中联公司和智玉坤为了防止唐亮或刘旭收到借款后不偿还承诺书中的本金及利息，才起草了几份承诺书，让各方签字盖章。结果事与愿违，王新春的一亿元贷款没有按照约定发放，才有了本案的纠纷。因此，承诺书中“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就是2012年10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这个事实，是符合常理的，也是有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的，也符合签订承诺书当时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所需，也是可期待的可确定的保障合法权益的方式。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新债权人王新春和华顺公司的参与，其内容也是对2012年10月12日债权总额的再次确认，并不是承诺书中所说的“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息有所增加。在2012年10月12日承诺书签订之日，华顺公司无法预测承诺书中所说的“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在2013年12月10日！更无法预测该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为2014年6月9日！换句话说，中联公司、智玉坤、唐亮和刘旭在2012年12月10日之后的任意时间签订合同，随意约定合同到期日，甚至不管合同的真假，都可以让华顺公司永远承担法律责任！原审法院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约定来判决第三人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庭审提交的证据和历次当庭陈述来看，中联公司负责人和智玉坤对王新春和唐亮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抵押解押手续，贷款没有发放等事宜全都知情。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约定的保证期间，未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华顺公司依法应免除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经庭审调查可认定本案中“新债权人”是王新春，“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是2012年10月19日王新春、唐亮、刘妍签订的借款金额为一亿元的借款合同，保证期间为2012年10月19日到2014年10月19日。在保证期间内上诉人没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且事后保证人没有书面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华顺公司依法应免除连带保证责任。至于原审法院所说的借款合同签订之日2013年12月10日和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2014年6月9日，在承诺书签订之日2012年10月12日当时无法预测、无法判定，无法依据该约定合理确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日，应当属于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0日第一次起诉立案己经超过保证时效期间，华顺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恳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凌海中信公司针对涿鹿公司的上诉辩称，我公司已按涿鹿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唐亮、刘旭的请求为涿鹿公司的一河两城建设项目提供本案涉及的三笔借款，所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刘旭和唐亮为原涿鹿公司股东，唐亮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我公司按该二人的指示提供借款。2012年10月12日，涿鹿公司通过与我公司和案外人智玉坤签署协议书，对包括本案三笔借款在内的债权本息予以确认。2013年12月10日，涿鹿公司、我公司、唐亮、刘旭及锦州市永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协议书，对包括本案三笔借款在内的债权本息再次予以确认。同日，涿鹿公司、我公司、唐亮、刘旭签署的借款合同也包含此三笔借款，在我公司如约为涿鹿公司提供借款后，又连续多次由涿鹿公司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给予确认，涿鹿公司的主债务人身份确定无疑，依法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本案三笔借款陆续发生在2012年的上半年，2015年10月我公司提起诉讼后，才得知涿鹿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4月发生重大变动。因本案涉及的三笔借款均是发生在唐亮担任法定代表人和刘旭为股东期间，且借款均是该二人代表涿鹿公司亲自办理，由唐亮和刘旭就相关情形作出相应的说明和陈述以反映事件的原貌，这与虚假诉讼毫不相干。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凌海中信公司针对华顺公司的上诉辩称，华顺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为我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华顺公司依法应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唐亮、刘旭、永正公司未提交答辩。凌海中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涿鹿公司、唐亮、刘旭偿还借款本金410万元、利息622.44万元（截止至2018年8月10日），本息合计1032.44万元，之后利息一直计算至借款本金给付完毕之日止；2.永正公司、华顺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1日涿鹿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唐亮。公司股东为唐亮、刘旭。2014年4月2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唐亮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18日，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政府与西部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桑干河新城投资开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2011年12月1日，西部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涿鹿公司签订《涿鹿相关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合作协议》，共同对1、涿鹿县轩辕路东延道路建设工程，全程约2.8公里;2、桑干河治理及相关建设工程；3、涿鹿三祖文化产业开发区土地一级整理工程等项目进行合作，合作方式按照建设—验收—移交—结算的模式进行施工建设。涿鹿县水务局于2013年1月22日出具证明，证明涿鹿公司投资建设的桑干河综合开发治理工程造价3.5亿元，现正在施工，待2013年7月15日达到蓄水标准后结算。涿鹿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同日出具证明，证明涿鹿公司投资建设的涿鹿县轩辕路建设工程总造价8700万元，现主体已通车使用并正在进行工程进度计量审核，待剩余绿化工程施工完毕后结算。2012年2月10日，刘旭、唐亮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2月10日至2012年8月10日。借款利率按月结息，借款约定利率为月息30‰。同时约定其他事项为：如贷款到期未偿还，在约定利率的基础上加息50％。同日，永正公司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鉴于刘旭、唐亮与债权人于2012年2月1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作为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提款的一项先决条件，保证人愿意为借款人与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日，刘旭、唐亮为凌海中信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凌海中信小额贷款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2012年3月29日，唐亮、刘旭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6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3月29日至2012年9月29日。借款利率按月结息，借款约定利率为月息30‰。同时约定其他事项为：如贷款到期未偿还，在约定利率的基础上加息50％。同日，永正公司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鉴于刘旭、唐亮与债权人于2012年3月29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作为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提款的一项先决条件，保证人愿意为借款人与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日，凌海中信公司将借款60万元应刘旭、唐亮要求存入案外人徐辉名下。后唐亮、刘旭偿还了该笔贷款至2012年6月20日的利息48600元。2012年6月13日，刘旭、唐亮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5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6月13日至2012年12月13日。借款利率按月结息，借款约定利率为月息30‰。同时约定其他事项为：如贷款到期未偿还，在约定利率的基础上加息50％。同日，永正公司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鉴于刘旭、唐亮与债权人于2012年6月13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作为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提款的一项先决条件，保证人愿意为借款人与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日，刘旭、唐亮为凌海中信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凌海中信小额贷款现金贰佰伍拾万元整￥2.500.000.00元”。2012年10月12日，华顺公司为凌海中信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为凌海中信公司借给主债务人刘旭3000万元（截止2012年10月20日）以土地使用权提供担保，担保物为华顺公司坐落于锦州市经贸试验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债务人刘旭需用上述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新的债权人，在新债权人贷款发放后，用于偿还上述贷款。在交付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给债务人至重新设定抵押，新债权人所发放贷款没有偿还债权人债权空档期间，我公司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自解除抵押之日起算。如果新债权人在设定抵押以后，债权人债权没有得到偿还，我公司保证将上述房地产或者其他价值6000万元以上房地产抵押给债权人凌海中信公司，同时我公司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从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起算……。保证人永正公司对上述债权以及赔偿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华顺公司、刘旭、永正公司在该承诺书上加盖公章或签字。2012年10月12日，涿鹿公司与智玉坤、凌海中信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三方对于借款本息达成协议，截止2012年10月10日，涿鹿公司欠智玉坤借款本息1820万元，欠凌海中信公司借款本息3000万元。凌海中信公司及智玉坤同意解除涿鹿公司抵押的房屋和土地重新设立抵押并取得贷款，所贷款项打入刘旭卡中，如贷款没有发放，涿鹿公司将解封的房地产再次抵押给智玉坤和凌海中信公司。2013年12月10日，涿鹿公司作为甲方，凌海中信公司作为乙方，永正公司作为丙方，刘旭作为丁方，唐亮作为戊方签订协议书。载明:本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就相关贷款清偿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第一条，本协议甲方股东系刘旭和唐亮，其中唐亮担任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因甲方需投资建设河北涿鹿“一河两城”项目，作为股东的刘旭分别以个人名义，及两家关联公司华顺公司及永正公司的名义，从中联小额贷公司借款，为涿鹿公司“一河两城”项目筹资，用于项目投资建设。第二条，涿鹿公司愿意作为主债务人承担永正公司、刘旭及华顺公司三方在与凌海中信公司分别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责任、义务及承诺。第三条，各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即2013年12月10日，永正公司、刘旭及华顺公司三方与凌海中信公司分别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如下:1.华顺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发生利息265万元，应支付违约金132.5万元，总计:897.5万元。2.永正公司借款本金200万元，发生利息106万元，应支付违约金53万元，总计359万元。3.刘旭借款本金1560万元，发生利息824.7万元，应支付违约金412.35万元，总计2797.05万元。4、刘旭、唐亮第一笔借款本金250万元，发生利息132.5万元，应支付违约金66.25万元:总计448.75万元。5、刘旭、唐亮第二笔借款本金100万元，发生利息66万元，应支付违约金33万元，总计199万元。以上五笔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合计为4701.3万元。第四条，涿鹿公司、刘旭及唐亮愿作为共同债务人直接承担上述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清偿，并继续履行永正公司、刘旭及华顺公司三方在与凌海中信公司分别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责任、义务及承诺。涿鹿公司以及永正公司因此出具的书面债务确认或承诺均对涿鹿公司、永正公司和唐亮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五条，涿鹿公司、刘旭及唐亮承诺上述债权本息及违约金累积至2014年6月9日之前一次性或分期予以偿还，如不能，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执行。永正公司对涿鹿公司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自涿鹿公司、刘旭及唐亮承诺到期之日起计算。同日，凌海中信公司与涿鹿公司、唐亮、刘旭签订借款合同，载明各方共同确认，截止2013年12月10日，凌海中信公司对涿鹿公司、唐亮、刘旭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合计4701.3万元，涿鹿公司、唐亮、刘旭承诺于2014年6月9日前一次或分期偿还。另查明，2014年4月，唐亮将自己涿鹿公司80%股份中的70%，刘旭将自己涿鹿公司20%的全部股份均转让给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涿鹿公司中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股权90%，唐亮占1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借款是否真实履行;二、如果本案借款真实履行，应当由谁承担还款责任以及利息应如何计算；三、关于原告要求永正公司、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否支持的问题；四、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问题。首先，本案借款是否已经真实履行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凌海中信公司主张的三笔款项均以刘旭、唐亮为借款人。根据凌海中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看，上述三笔款项均交付刘旭或按照刘旭、唐亮的要求支付到指定账户。涿鹿公司、华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应认定凌海中信公司依据借款合同出借给了刘旭、唐亮的贷款。其次，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主体问题。从上述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看，刘旭、唐亮作为借款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凌海中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同时亦认可凌海中信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并将借款存入自己名下的账户以及指定账户，故刘旭、唐亮应按照约定偿还上述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关于涿鹿公司对本案借款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涿鹿公司虽然没有直接以自己名义向凌海中信公司借款，但在其时任股东刘旭、唐亮于2012年2月至2012年6月间分别以其二人名义向凌海中信公司进行案涉三笔借款，形成410万元的本金欠款后，于2012年10月12日与智玉坤、凌海中信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经过三方平等协商，就甲方涿鹿公司偿还乙方智玉坤、丙方凌海中信公司借款本息等有关事宣达成协议如下：截止2012年10月10日，甲方涿鹿公司欠丙方凌海中信公司借款本息叁仟万元。该《协议书》落款加盖了涿鹿公司公章，合法有效。而且，在2013年12月10日时任涿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唐亮又以该公司名义与凌海中信公司、永正公司、刘旭、唐亮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第一条本协议甲方涿鹿公司股东系丁方刘旭和戊方唐亮，其中唐亮担任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因涿鹿公司需投资建设河北涿鹿“一河两城”项目，作为股东的刘旭分别以个人名义，及两家关联公司华顺公司及永正公司的名义，从凌海中信公司借款，为涿鹿公司“一河两城”项目筹资，用于项目投资建设。第二条涿鹿公司愿意作为主债务人承担永正公司、刘旭及华顺公司在与凌海中信公司分别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责任、义务及承诺。同日，凌海中信公司与涿鹿公司、刘旭、唐亮又签订了《借款合同》，确认截止2013年12月10日，凌海中信公司对涿鹿公司、刘旭、唐亮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合计为4701.3万元。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借款合同》虽然没有加盖涿鹿公司公章，但是依据2012年10月12日涿鹿公司与智玉坤、凌海中信公司签订并盖章的《协议书》，及涿鹿公司时任全部两位股东刘旭、唐亮的签字，亦应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涿鹿公司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承担案涉借款本息的还款责任。关于原告诉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每笔借款欠息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三、关于凌海中信公司要求永正公司、华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凌海中信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华顺公司与永正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为其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我公司为凌海中信公司借给主债务人刘旭贷款债权3000万元(截止2012年10月12日)以公司土地使用权提供担保。债务人刘旭需用担保物抵押给新债权人，在新债权人贷款发放后，用于偿还上述贷款。在交付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给债务人至重新设定抵押，新债权人所发放贷款没有偿还债权人债权空档期间，我公司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自解除抵押之日起算。如果新债权人在设定抵押后，债权人债权没有得到偿还，我公司保证将上述房地产或其他价值6000万元以上房地产抵押给凌海中信公司，同时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从另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起算。依据该《承诺书》的上述约定，凌海中信公司的债权没有得到偿还，华顺公司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从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起算。而《承诺书》中的债权人凌海中信公司与涿鹿公司、唐亮、刘旭于2013年12月10日另行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6月9日。自该日期起计算保证期间到期日应为2016年6月8日。凌海中信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第一次起诉立案，并未超过约定保证期限。后凌海中信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故华顺公司应对本案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永正公司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2013年12月10日，永正公司与涿鹿公司、凌海中信公司、刘旭、唐亮签订《协议书》，对于刘旭以个人名义及关联公司的名义向凌海中信公司借款的数额及违约金进行再次确认，同时永正公司承诺对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到期之日起算，该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4年6月9日，自该日期起计算保证期间到期日应为2016年6月8日。凌海中信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第一次起诉立案，并未超过约定保证期限。后凌海中信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故凌海中信公司主张永正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四、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问题。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用法院的审判权，非法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或权益的诉讼行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凌海中信公司与唐亮、刘旭及其关联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以及实际履行的时间发生在2012年，而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刘旭、唐亮的股权在2014年4月，并且根据涿鹿县水务局、涿鹿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3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看，当时的涿鹿公司确曾对涿鹿县桑干河综合开发治理工程及涿鹿县轩辕路东延道路建设工程投资建设，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凌海中信公司与刘旭、唐亮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故意侵害北京华夏麒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90％的涿鹿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对于涿鹿公司主张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旭、唐亮、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410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1、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1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2、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6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3、以25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6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上述三笔借款均按年利率24%计息]；二、被告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旭、唐亮、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746元，由凌海中信联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79元，由刘旭、唐亮、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锦州市松山新区永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负担83067元。二审中，上诉人华顺公司提交了2012年10月19日，唐亮、王新春、刘妍之间借款一亿元抵押合同（复印件）及2019年6月10日唐亮、刘旭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用以证明承诺书中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就是2019年10月19日的合同，而不是2013年12月10日的借款合同。经过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凌海中信公司就该证据拟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凌海中信公司提交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927号民事判决，用以证明其所答辩的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合作协议、借款合同、承诺书、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所涉三笔借款是否真实履行、是否存在虚假诉讼问题，经查，西部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涿鹿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涿鹿相关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对涿鹿县轩辕路东延道路建设工程、桑干河治理及相关建设工程、涿鹿三祖文化产业开发区土地一级整理工程等项目进行合作，后涿鹿县水务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同日出具证明，证明涿鹿公司对上述建设工程有较大投资。案涉的三笔借款有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借款人认可，现上诉人涿鹿公司提出借款未真实履行，虚假诉讼的主张，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涿鹿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经查，涿鹿公司就本案所涉的三笔借款虽没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借款，但2012年10月12日涿鹿公司与凌海中信公司及案外人智玉坤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3年12月10日涿鹿公司与凌海中信公司、永正公司、唐亮、刘旭签订的协议书，均能够证明涿鹿公司借款的事实，且涿鹿公司在2012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故一审法院判决由涿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华顺公司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经查，2012年10月12日，华顺公司为凌海中信公司出具承诺书能够证明其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故对华顺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涿鹿公司及华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067元，由上诉人涿鹿合符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1533.5元，上诉人锦州华顺企业（集团）公司负担4153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龙审判员  高 帆审判员  王金业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杨艳洲书记员郭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