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威海国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高区火炬路213号火炬创新创业基地B座201-205室。法定代表人：陈景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明静，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奕彤，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泇城区金佳林上街68号。法定代表人：范正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北京惠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国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国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永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091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海国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按照实际收到的零件数支付价款，并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2.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本案的上诉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通过《采购订单》形式向被上诉人发出要约、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交付货物，认定双方存在多笔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即上诉人收到货物时合同成立。如被上诉人没有发送货物或者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则仅有上诉人的要约，则合同不成立。《合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订单和送货单通过比对，其中4份订单上诉人没有送货，即上诉人虽然发出要约，但被上诉人没有承诺，故合同不成立。其中6份订单送货的数额与订单不符，即承诺与要约不一致，应视为被上诉人提出反要约，上诉人接收了货物，方可视为合同成立。另外6份订单的送货单与订单，承诺与要约一致。其余3份送货单与订单虽然数量一致，但与订单确定的送货时间不一致，合同是否成立，应以上诉人是否收到货物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均负有证明合同订立和生效的法律责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订立书面合同，因此每一张订单都是一个单独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需要分别证明其成立和生效。二、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交货数量的认定有误。一审判决认定经过比对被上诉人的采购订单与上诉人提供的有订单编号入库单被上诉人缺少送货单的部分货物上诉人已经收到，该部分事实认定没有依据。在上诉期间上诉人对有订单编号入库单的情况重新进行比对，发现有四笔采购订单上诉人没有相对应的入库单，被上诉人也没有相应的送货单，分别为第1张订单，第4张订单（20150205-001端子，2.8元每只，900只），第13张订单（20150806-003插接器，64元每只，2000只），第16张订单（20151123-003插接器，64元每只，1500只），其中第一张订单上诉人确认收到，其余三笔订单所对应的货款应从上诉人的欠款总额中扣除。一审法院关于该事实的认定错误。关于崔卓君本人签字的问题，一审时上诉人只是根据入库单确认已经收到的货物数量，但不等于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非崔卓君本人签字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事实上，崔卓君本人签字的送货单只有两张，对于其他货物的确认上诉人系基于入库单，而非基于崔卓君签字的送货单，因此应当以上诉人入库的数额来确定收到货物的数量。三、原审判决对案涉产品质量问题的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般在车间生产作业期间既能发现一些质量问题，并非必须等安装到车辆上才能发现。驾驶过汽车的人都知道，汽车只有上路行驶之后，才会发现许多零件的问题，尤其是装配问题”，所有的汽车都需要经过检测过才能对外销售。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在车间就能发现质量问题，国家相关部门颁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简称《三包规定》）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所有的汽车零件都能够在车间装配时就发现质量问题，则不会出现车辆召回的问题。一审法官对产品质量问题的判断，上诉人认为过于主观臆断，端子和插件是要在安装到车上以后经常来回运动的，需要保证若干次的运动次数，所以在生产期间质量特别差的产品是可以当场发现问题的，但是质量还可以，但不能保证多次使用的产品只有安装到车上，并使用多次后才能发现问题，而且对于汽车产品它的质量问题在什么时候被发现，不应由法官自由心证，所以被上诉人应当对质量不符的连接件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相关事实应当适用《三包规定》，该规章现行有效，且不与上位法律、法规相冲突。原审判决认为三包规定主要是指整车生产企业的三包要求，上诉人认为有所不妥。三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三包责任由销售者依法承担。销售者依照规定承担三包责任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其他经营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追偿。本案中，知豆汽车公司依据三包规定向上诉人发出扣款通知，因质量问题扣除了相关款项，并非要求上诉人支付款项。而作为整车企业的上游供货商，上诉人承担产品质量责任是由于被上诉人产品质量问题所致，故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追责。而三包规定正是调整汽车产品责任的专项规定，且不与合同法或其他上位法律法规相抵触，应当适用。被上诉人四川永贵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一、被上诉人已将货物全部交付上诉人。交易过程中，个别送货单因物流公司未及时寄回，因此被上诉人无法提供，但被上诉人已将货物全部交付，否则上诉人在接收货物时会提出反馈，但直至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才对货物数量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也将发票抵扣税款，可以认定上诉人对发票中记载的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据、金额等信息均无异议。如果发票信息与采购订单、收货等不一致，上诉人不可能接收发票、抵扣税款。关于送货单中崔卓君的签字，明显系其本人所签，上诉人不应选择性认可。且上诉人提供的部分入库单备注订单编号，经比对部分货物上诉人已经收到。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上诉人提供的客户索赔的证据，没有签章，结合该证据的落款时间，不排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之后才制作该份证据，对其真实性存疑。且即使该证据真实，也只能证明上诉人自身产品不合格，不能证明系因使用从被上诉人处采购的配件且质量问题因配件问题引起。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标的物最长合理检验期间为自收到标的物之日起两年，本案上诉人收到货物至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从未对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并不存在质量问题。《三包规定》只适用汽车销售商与整车生产企业之间，不适用本案，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依据合同法及双方的合同来确定。三、对20150205-001订单，因为物流公司没有及时寄回，被上诉人确实没有送货单。其中20151123-003订单载明1500只，但被上诉人只发货500只，发票开具的数量也是500只，送货单同上述原因，被上诉人现无法提供。20150806-003订单有送货单，由包晓明签收。因为业务员操作不规范，采购订单和送货单的编号不能完全对应。四川永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9726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损失82093.7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加50%，即按年利率6.525%，自2015年10月17日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6日，实际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威海国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要求四川永贵公司支付产品三包赔偿金148540.2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被告向原告发送过多笔“采购订单”，从原告处采购“插接器YGC-QS14K10TK1”等产品。其中落款时间2015年4月17日《订单》、2015年4月17日《采购订单》、2015年5月12日《采购订单》、2015年6月22日《采购订单》、2015年6月25日《采购订单》、2015年8月7日《采购订单》、2015年8月27日《采购订单》显示有双方的印章，其余均只显示有被告的印章及经办人签字。显示有被告方员工“崔卓君”、“徐可成”、“包小宁”签字的“四川永贵公司送货单”27份，合计“插头（含端子）YGC-QS14K10TK1”24400件，退针2个，插接器50个。原告向被告开具四川增值税发票11份，上述发票原告均已经朱抄报税。被告分12笔共向原告付款13808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书证、电子邮件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产品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原告主张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应由原告举证证明。被告主张发生了所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应由被告举证证明。关于双方的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多笔买卖合同关系主要是被告以《采购订单》形式向原告发出要约，原告以实际交付货物方式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的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发生在被告收到并接收原告货物之时，反之，如果原告没有发送货物或者被告没有收到货物，则仅有原告的要约，则承诺并未生效，合同不成立，原告承诺与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同时发生。关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及开具的发票能否证明送货事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原告仅以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被告对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就主张货物已经交付，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就此，原告提交了27份送货单，并称有2300件货物的送货单因物流公司未及时寄回，致使无法获取。该27份送货单显示有被告三名员工的签字确认，被告认可“包小宁”、“徐可成”的签字系其本人履行仓库保管员职责任所签，对“崔卓君”签字的送货单，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笔迹，经庭后落实被告只认可2015年3月30日和2015年4月16日这两张送货单上的签字系崔卓君本人所签，认为“崔卓君”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被告表示即便不是“崔卓君”本人签字，只要入库，其仍予以认可。根据被告自认的前述事实，可以推定非崔卓君本人签字的送货单项下的货物，被告也收到了一部分，但本案中被告既未对主张未收到货的显示有“崔卓君”但并非其本人所签字的送货单申请司法鉴定，也无充分证据可以排除其选择性认可非“崔卓君”本人签字送货单的合理性，故对崔卓君签字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外，经过比对原告的采购订单与被告提供的有订单编号入库单，原告缺少送货单的部分货物，被告已收到。结合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票，被告也进行认证和抵扣的事实，同时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对原告开具的发票数量与实际交易不符表示异议，故对原告主张的送货数量及货款总数1778060元予以确认。关于被告内部流转管理的“采购入库单”能否作为认定实际收货数量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在原、被告双方内部管理均严谨规范的情况下，原告发送给被告的货物数量，就是被告入库的数量，两者不应存在差异。就本案而言，在双方分别提交的“送货单”与“采购入库单”无法进行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对完全是由被告单方制作和管理，原告方无法参与，也无第三方监管的“采购入库单”，无法判断其收货及入库数量的完整性，而且被告向原告发出的采购订单数量也远多于入库单数量，故无法单独凭借这样一份单据认定被告实际的货数量。关于原告所交付货物的是否存质量问题以及被告是否就质量问题向原告主张过权利。根据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等证据材料均系以传真方式传递的事实，可以证明在原、被告之间存在以传真进行业务联系的交易习惯，相比较原告的否认，被告主张曾经通过传真向原告发送过“不合格产品通知单”更加具有可信度。然而从该份通知书问题描述“2015.09.12我司在生产车间作业时发现贵司供应的插件YGC-QS14K10TK1(对接电池包)以及配套端子YG366-01-01-00B有质量问题：端子和插件配合不好容易退针。经分析是端子的材质较脆，锁片易折断；还有整个锁止容易从端子上脱落，卡不紧”的内容来看，原告供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般在车间生产作期间即能发现一些质量问题，并非必须等安装到车辆上才能发现。另一方面，被告提交的“三包索赔责任单位扣款通知”最早的时间是2018年1月，而且出现的问题多集中在“机舱线束总成”及其连接件，因此可以证明被告购买原告的产品并非直接出售给家用汽车生产厂家，而是经过组装加工后作为一个新产品出售。同时根据《三包规定》第二条“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的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适用本规定”的规定，该规定中有关三包的规定主要是指整车生产企业的三包要求，整车生产企业与其直接供应商（车企供应商）之间，以及车企供应商与其更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合同法及双方之间的合同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而不能简单地适用《三包规定》，故被告的相关主张，不予采纳。另外，本案除了“扣款通知”外，被告也未提供实际向家用汽车生产企业支付赔偿款的相应证据，故被告的反诉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实际支付货款数额问题。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2000元货款非本案所涉买卖合同货款。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实际支付货款1380800元。根据《合同法》一百零七条、一百六十一条规定，被告未按买卖合同约定的日期或收到标的物的日期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买卖合同未约定被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结合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被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被告欠付原告货款39726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0日（被告最后一次收到原告货物的日期）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的利息损失确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判决：一?被告威海国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97260元，并以39726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支付原告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要求原告支付产品三包赔偿金148540.27元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245元，财产保全费291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35元，均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上诉人欠付的货款数额如何确定；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产品质量不合格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上诉人欠付的货款数额如何确定。本院认为，案涉货物除了WH01-20151123-003号订单实际发送货物数量与订单不符外，其余订单所对应的的货物均与被上诉人开具发票货物品种、数量、价格等相符，上诉人对发票签收并予以抵扣，且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除提交增值税发票外，还提交了订单、发货单等证据。上诉人主张经过比对被上诉人有四张订单没有相对应的发货单，上诉人也没有入库单，但对其中一张订单确认收到货物，因此其余三份订单所对应的货物被上诉人是否交付系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被上诉人主张其中WH01-20150205-001订单、WH01-20151123-003订单（载明1500只，实际发货500只），因为物流公司没有及时寄回，被上诉人确实没有送货单。WH01-20150806-003订单有送货单，由包晓明签收。因为业务员操作不规范，采购订单和送货单的编号不能完全对应。对此，本院认为，上述WH01-20150205-001订单、WH01-20151123-003订单被上诉人虽然无法提交送货单，但相对应的货物被上诉人均开具发票，上诉人签收并抵扣税款，且上诉人二审中亦对其中一份没有送货单、入库单的订单也认可收到货物，且被上诉人对无法提供送货单的解释亦合乎情理，因此，对该两份订单不能仅以没有送货单为由而否认该交易的存在。综合本案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能够认定被上诉人交付了该两笔订单项下的货物。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对于WH01-20150806-003订单，被上诉人提交送货单中载明的订单编号虽然无法与其对应，但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一审提交的两张送货单载明同一订单编号，且由上诉人工作人员签收。而同一订单所对应的的货物不可能存在两种送货单，且送货的时间不一致。被上诉人对此解释系因其工作人员失误将发货单中的订单编号填写错误，亦符合常理。因此，综合本案双方的证据、交易模式来看，能够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的供货1778060元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产品质量不合格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插接器等部件存在质量问题，应当赔偿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将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的插接器等进行组装加工，上诉人提交的“三包索赔责任单位扣款通知”中载明出现的质量问题多数在“机舱线束总成”及其连接件，而该产品系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供的部件的基础上再加工形成，对于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否系被上诉人无法确定。且上诉人亦认可除了其提交“扣款通知”外，其没有证据证明向案外人支付了赔偿款。上诉人主张因案外人欠其若干款项，该部分赔偿款从货款中抵扣，对此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此外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三包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该规定第一条，《三包规定》适用于家用汽车产品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第四十三条对该规定中的家用汽车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经营者等有明确界定。此处的家用汽车产品是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和使用的乘用车。而本案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采购连接件等再加工后向汽车生产商供应汽车部件，并不适用该《三包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系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上述《三包规定》调整的范围。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威海国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90元，由上诉人威海国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