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82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彦旭，女，1965年10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增，男，1961年5月23日出生，北京健达康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业，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信鸿，男，1965年2月12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北京现代艺术学校，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通黄路东赵桥1号。法定代表人:孙艺，副校长。上诉人刘彦旭因与被上诉人张健增、被上诉人孙信鸿、原审第三人北京现代艺术学校（以下简称现代艺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1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彦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彦旭一审的诉讼请求；由张健增、孙信鸿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了两个事实：一是认定涉案房产在刘彦旭和孙信鸿2012年3月离婚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是认定孙信鸿在离婚协议中处分的是属于自己的份额，未经房地产登记部门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发生对抗外部第三人法律效力，不能阻却张建增对该部分财产的执行。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前涉案房产属于刘彦旭和孙信鸿夫妻共有财产是正确的。但对第二个问题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刘彦旭与孙信鸿在2012年3月达成《离婚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同时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名下所有财产全部归女方和双方婚生女孙艺、孙琪惠共同所有，双方同意将男方名下的涉案房屋变更到女方名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涉案房产：包括刘彦旭和孙信鸿的份额，全部归刘彦旭和孙艺、孙琪惠所有（三人共有，共有类型在所不论），二是涉案房产房主（登记权利人）由孙信鸿变更为刘彦旭。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刘彦旭对涉案房产拥有的权利性质，二是该权利能否产生对抗张健增对涉案房产执行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很明显，刘彦旭根据《离婚协议》取得了对涉案房产的两种权利：一是与两个女儿共同拥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二是将涉案房产的房主（登记权利人）由孙信鸿变更为其本人（刘彦旭）的请求权。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九条未经变更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指向的是所有权，则变更房主的请求权于双方签字之日成立，登记离婚之日（2012年3月20日）生效，且该权利独立存在，不受《物权法》第九条约束。张健增基于一审法院（2014）大民初字4573号民事调解书对孙信鸿取得了请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在性质上也属于请求权。本案的本质，是刘彦旭对孙信鸿享有的请求权（变更房主的权利）是否足以对抗张健增对孙信鸿享有的请求权（金钱债权）。而《物权法》第九条只解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效力问题，没有触及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仅仅根据《物权法》第九条判决该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解决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八条以及《最高院公报案例：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以下简称钟永玉案）。钟永玉案中对《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做出了解释，即符合该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根据《规定》第二十八条，本案中刘彦旭对涉案房产享有的变更房主请求权均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即（一）在人民法院根据张健增的执行申请查封涉案房产之前，刘彦旭与孙信鸿签订《离婚协议》，对涉案房产归属作出约定并登记离婚，《离婚协议》合法有效；（二）在人民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刘彦旭及其婚生女儿孙艺、孙琪惠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多年；（三）刘彦旭及孙艺、孙琪惠根据《离婚协议》拥有权利，对离婚双方具有约束力，不涉及支付价款问题；（四）非因刘彦旭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刘彦旭希望办理过户手续，但由于涉案房产抵押给民生银行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因此，刘彦旭的权利能够产生阻却张健增的执行效力，人民法院应支持刘彦旭的请求。结合钟永玉案判词，可以进一步得出同样结论：第一，从时间方面，刘彦旭对孙信鸿享有的过户请求权形成的时间要早于张健增对孙信鸿享有的金钱给付请求权。尽管债权形成的时间对债权的平等性不构成影响，但立法与司法实践出于保护交易秩序的考虑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成立在先的债权具有优先性的结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在关于特殊动产多重买卖的合同继续履行问题中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优于其他买受人。结合本案和前述精神，至少不能得出张健增成立在后的对孙信鸿的债权优先于刘彦旭成立在前的对孙信鸿的债权的结论。从影响上看，刘彦旭的变更房主请求权若不能排除执行，对社会秩序稳定、刘彦旭及其女儿利益的不利影响要远大于张健增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不能通过执行标的实现的情形。第二，从内容上看，刘彦旭的请求权系针对涉案房屋的请求权，而张健增的债权系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涉案房产只是作为孙信鸿的责任财产成为张健增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刘彦旭及其女儿占有涉案房产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其要求将涉案房产所有权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先于张健增的金钱债权。第三，从性质上看，张健增与孙信鸿之间的金钱债权，系孙信鸿与刘彦旭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孙信鸿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涉案房产原属于孙信鸿的份额实质上已经因刘彦旭和孙信鸿的《离婚协议》约定而不再成为孙信鸿的财产。因此，在张健增与孙信鸿交易时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涉案房产都未影响到孙信鸿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刘彦旭的请求权即使排除张健增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张健增债权的实质形成不利影响。第四，从功能上看，涉案房产系刘彦旭与孙信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法买卖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婚姻关系解除之时涉案房产归刘彦旭及其两女儿所有。从功能上看，涉案房产具有为刘彦旭及其两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张健增的金钱债权相比，刘彦旭及其女儿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第五，从张健增实现债权的可选择性看，孙信鸿系保证人，在主债务人现代艺校仍有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且孙信鸿也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执行涉案房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刘彦旭及其女的利益，直接导致刘彦旭的权利不能实现。强制执行涉案房产的行为不符合民法上的公平正义原则，同时还衍生出了相关的其他诉讼，浪费司法资源，降低社会效率。刘彦旭的请求权具有不可替代性，相反，张健增的金钱债权完全可以通过执行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其他责任财产得以实现。结合两请求权的内容，应当认定刘彦旭对孙信鸿的变更房主请求权优于张健增的请求权。第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彦旭与孙信鸿解除婚姻关系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主观故意。刘彦旭和孙信鸿解除婚姻关系以及对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孙信鸿与张健增的债权债务最早发生在2012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2015年4月15日根据张健增申请查封涉案房产，此时涉案房产登记在债务人个人名下。而刘彦旭、孙信鸿离婚登记在2012年3月20日，《离婚协议》已经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涉案房产归刘彦旭及其两女儿所有。上述《离婚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二人已依据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协议》合法有效。由于该《离婚协议》订立时间在先，法院对涉案房产查封在后，孙信鸿和刘彦旭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至于离婚后刘彦旭代理孙信鸿出庭应诉，系委托代理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彦旭代主债务人或者孙信鸿偿还部分债务，一是处于善意的理解，以为这样就能尽快使学校摆脱危机，走向盈利用于偿还学校债务，二是为避免其本人及其两女儿居住并赖以生存的涉案房产被非法处置，落得无家可归。这些行为，不能得出刘、孙二人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的结论。由此，应认定刘彦旭的变更房主请求权合法有效，并优先于张健增的金钱债权。2.一审法院执行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债务人有执行能力的情况下反而坚决执行登记在保证人名下的房产（实际为刘彦旭及其两女儿所有），导致刘彦旭将要面临居无定所的状况。借贷案件的债务人为现代艺校，孙信鸿作为学校校长对该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现现代艺校正在经营中，有执行能力，一审法院应先对债务人进行执行。但一审法院在查到担保人孙信鸿名下有房屋（实际为刘彦旭及其两女儿所有）后就要拍卖该房屋来进行偿债，严重有悖公平，给刘彦旭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将使刘彦旭陷于居无定所的处境。3.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刘彦旭已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孙信鸿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请求孙信鸿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案并定于9月开庭。由于本案与该案的标的物为同一房屋，本案的审理结果，必须以刘彦旭诉孙信鸿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张健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彦旭的上诉请求。一、《物权法》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动产的所有权应该以登记为准。刘彦旭与孙信鸿之间的离婚协议的约定应该是无效的，不应该得到法院支持。二、刘彦旭诉孙信鸿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的审理，必须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不是相反。否则，在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法院不可能支持刘彦旭要求孙信鸿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孙信鸿未发表答辩意见。现代艺校称，其支持刘彦旭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现代艺校反对张健增以较小金额申请执行并查封孙信鸿名下但已经转移至刘彦旭及其女儿的巨额房产，否则该房产如果得到执行将严重损害刘彦旭及其女儿的利益，将来她们向现代艺校追偿，也将使该校遭受重大损失。现代艺校仅系临时财务困难暂时不能清偿张健增的到期债务，学校正在积极设法洽谈合作办学和校舍出租事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清偿张健增的债务，无必要执行涉案房产。刘彦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信鸿名下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2号楼9层904号房屋归刘彦旭和两个婚生女孙艺、孙琪惠所有；2.对孙信鸿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2号楼9层904号房屋停止执行；3.诉讼费由张健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争议房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2号楼9层904室，房屋所有权证上所载明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孙信鸿，房产证号为京房权证海私字第XX**号，登记时间为2003年2月17日。2012年3月20日，刘彦旭与孙信鸿在民政部门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显示：双方于1996年12月2日在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政府登记结婚，双方关于涉案房屋的约定：男女双方名下所有房产全部归女方和双方婚生女儿孙艺、孙琪惠共同所有，双方同意将男方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2号楼904号房产变更到女方名下。关于债务的约定：家庭全部房产的按揭和抵押贷款及婚姻存续期间以双方个人名义所借债务由男方负责按期偿还本息。学校贷款及其他债务由男方负责以学校财产偿还，与女方无关。2012年12月30日，张健增与现代艺校、孙信鸿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现代艺校向张健增借款100万元，借期一年，月利率2%，孙信鸿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健增与现代艺校、孙信鸿在此期间多次达成类似协议，张健增共向现代艺校交付借款2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张健增与现代艺校、孙信鸿签订还款协议，确认现代艺校共向张健增借款200万元，共支付利息24万元，余款未付；现代艺校承诺在2014年3月3日前付清借款及利息。因还款协议签订后，现代艺校未支付款项，张健增将现代艺校、孙信鸿按民间借贷纠纷案由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大民初字第45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现代艺校偿还张健增借款本金200万元（于2014年5月30日前偿还100万元，剩余100万元于2014年9月30日前偿还）；二、如现代艺校未按上述任一期限履行偿还义务，则应向张健增支付利息（其中截止到2014年3月31日的借款利息为346200元；并支付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百分之二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同时应向张健增支付律师费14万元；三、孙信鸿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孙信鸿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现代艺校追偿；四、案件受理费12836元，由现代艺校负担（于2014年5月30日前直接给付张健增）。一审法院在执行张健增与现代艺校、孙信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查封了孙信鸿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2号楼九层904室的房屋。刘彦旭对此提出书面异议，该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大执异字第36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刘彦旭的异议。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刘彦旭提交个人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银行还款计划信息、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银行进账单等证据证明：2010年11月23日，孙信鸿（借款人，甲方）与民生银行（贷款人，乙方）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保证额度借款合同，约定授信额度244万元，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财产；但是孙信鸿一直没有还款，都是刘彦旭偿还该房屋的贷款。张健增对此真实性认可，但是提出这恰恰证明了刘彦旭与孙信鸿的钱款并未完全实际分割。现代艺校对此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本案诉争房屋是刘彦旭与孙信鸿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诉争房屋应属刘彦旭与孙信鸿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国《物权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上述房屋产权归刘彦旭和双方婚生女儿孙艺、孙琪惠共同所有，这是孙信鸿对自己在诉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因诉争房屋的产权未发生变更登记，孙信鸿仍为诉争房屋的登记产权人，其在诉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尚未变动至刘彦旭名下，故在孙信鸿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张健增作为孙信鸿的债权人，要求对孙信鸿名下的财产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刘彦旭依据《离婚协议书》对诉争房屋产权的约定要求确认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其和孙艺、孙琪惠共同所有并要求停止对诉争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彦旭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孙信鸿与刘彦旭于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现代艺校股权结构由孙信鸿持25%的股份；婚生女儿孙艺、孙琪惠二人分别享有37.5%的股份，学校新董事会成员由孙信鸿及二婚生女儿组成。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由上可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审查的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执行程序是否存在错误，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刘彦旭关于一审法院执行程序错误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彦旭主张其根据其与孙信鸿达成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名下所有财产全部归刘彦旭及其婚生女共同所有，涉案房屋变更到刘彦旭名下的约定，刘彦旭对涉案房屋享有变更房主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参照《规定》第二十八条及钟永玉案，应当属于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可见，刘彦旭与孙信鸿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对协议双方当事人而言，能够产生合同法上或者婚姻法上的效力，但是能否使刘彦旭取得物权法上的物权，需要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认定。《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在离婚协议签订当时，刘彦旭明知涉案房屋上设定有银行的抵押权，银行抵押未予以解除之前，涉案房屋办理过户存在障碍，涉案房屋至今尚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认定，刘彦旭与孙信鸿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上述房屋产权归刘彦旭和双方婚生女儿孙艺、孙琪惠共同所有，这是孙信鸿对自己在诉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本院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彦旭依据离婚协议的约定，享有的请求孙信鸿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的请求权，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债权是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民法上的权利，物权具有绝对权的特性，而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刘彦旭依据离婚协议享有的请求权与张健增依据借款合同享有的请求权，本质上均为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合同相对方为特定行为的债权请求权。刘彦旭的请求权针对的是特定物，张健增的请求权没有指向特定物，但这不足以影响相关请求权作为债权请求权的性质。目前我国法律并无关于针对特定物的请求权优于金钱债权的明确规定。钟永玉案也是结合夫妻二人协议离婚时间早于查封时间十几年之久，夫妻二人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相关房产由于具有为妻子及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而在伦理上具有一定优先性等因素，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异议人的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本案中,现代艺校作为债务人，刘彦旭系该学校前任法定代表人孙信鸿的前妻，系该学校现任法定代表人的母亲，刘彦旭的两个婚生女儿在该学校持有75%的股份，刘彦旭的前夫孙信鸿在该学校持有25%的股份，刘彦旭本人亦自称系该学校的教师。故刘彦旭与张健增作为债权人的涉案债务具有一定的联系。鉴于本案具体案情与钟永玉案并不完全相同，故本案不能完全套用钟永玉案的结论。《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的情形，本案不属于该条的适用范围。即使参照适用该条，鉴于刘彦旭与孙信鸿离婚协议签署时，涉案房屋上已经存在的抵押系由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而产生，刘彦旭在签署离婚协议时明知涉案房屋上存在抵押，且明知抵押未解除会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产生障碍，同时，刘彦旭应当预见到现代艺校和孙信鸿可能发生后续债务，也应当能够预见到后续债务未获清偿时可能使仍然登记在孙信鸿名下的涉案房屋发生执行风险，危及刘彦旭利益，但刘彦旭未与孙信鸿积极筹措资金偿还借款解除抵押，导致涉案房屋过户手续未能办理，难以认定刘彦旭对此没有过错。刘彦旭关于其符合《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其权利能够产生阻却张健增的执行效力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彦旭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要求孙信鸿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该案与本案案由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不存在本案的审理需要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故本案审理不应予以中止。综上所述，刘彦旭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彦旭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赵婧雪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 光书 记 员  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