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873号原告：李红亮，男，197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江苏东方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福昌，男，196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立新，江苏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红亮与被告常福昌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先后于2020年4月23日、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红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被告常福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2020年2月4日中止审理，同年3月12日恢复审理；2020年4月23日-5月6日、5月9日-6月5日为司法鉴定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红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等。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为被告在承建东海县晶御中央御府小区工程中进行联系，并最终促成了由被告承建了该项工程。被告承诺将晶御中央御府二期1#、2#、3#、13#、14#楼的水电安装工程再承包给原告施工。如果违约，被告自愿向原告承担并支付违约金50万元。但之后，被告却背信弃义，将晶御中央御府二期1#、2#、3#、13#、14#楼等的全部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了何文安施工。因此，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庭审中，针对被告答辩，原告陈述收到一套70多万的房子，另外现金收到50万左右，但是上述房子和现金跟本案没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份承诺书，是按斡旋后由被告承建该工程所支付的感谢费以及就案涉工程中约定了工程总量的1.5%支付报酬，是一种中介的报酬服务费，而不是本案被告承诺将案涉工程中的1#、2#、3#、13#、14#水电安装工程包给原告承建，如违约所支付的50万元违约金。本案承诺书是关于水电安装工程的施工承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将案涉工程中的水电安装部分私下承包给了何文安施工，同样不具有相应资质，但该工程也已经竣工验收合格。被告常福昌辩称：1.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是希望原告为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公司）工程中承包晶御中央御府小区提供媒介桥梁作用，以水电分包的方式支付相应酬劳，但事后双方均认可以现金及房产的方式支付酬劳。本承诺所涉的水电工程分包无需履行。2.原告属于无资质的个人，无法承包其承诺书中所指的水电分包工程，被告出具的承诺书无效，因此也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3.中成公司和案外人何文安签订水电工程安装合同，该合同实际是原告和何文安合伙施工。4.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现金酬劳和以房产折抵的酬谢，已经完成了中介服务的感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再行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1.承诺书1份，要求证明被告承诺将其承建的中成公司在东海县晶御中央御府二期中的1#、2#、3#、13#、14#楼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原告施工，如果被告违反自己的承诺，自愿承担违约金50万元；承诺书原来的原件丢了，被告在复印件左下角上重新签字。被告质证认为承诺书内容是真实的，被告的签名也是真实的，这份承诺书出具的目的是希望原告为中成公司的工程承包提供媒介桥梁作用，并不是被告本人有权直接将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被告在承诺书写的也是促成作用，促成案涉水电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证据2.承包施工合同书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被告将其承建的中成公司承诺的1#、2#、3#、13#、14#楼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了何文安承建施工；被告将其承诺给原告施工的工程，承包给了何文安施工，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是被告与何文安签订的，原告从何文安那里找来的。被告质证认为合同应当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复印件也是真实的，当时是原告与何文安合伙承接的案涉工程，只是以何文安的名义签署承包施工合同，是原告同意何文安代表签的。证据3.购货材料清单4份，要求证明案涉晶御中央工程中的由何文安购买的水电、管材等工程材料，进一步证明晶御中央水电安装工程由何文安承建的，被告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销货清单是供货单位送到工地，由何文安签字，原告找到了供货单位东海华尔建材有限公司，拿到了原件。被告质证认为庭前被告没有收到，这份证据是存根联，应当是销货底单，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也没有举证其取得该证据的相关来源，只是口头说是从案外人公司取得，也没有相应证据，对真实性暂时不予认可。证据4.案外的承诺书拍照件1份（原件在原告老家没带来），要求证明收到的现金和房子与本案无关。被告质证认为不能算证据，是影印件，希望原告及时提供原件予以质证；该承诺书即使存在，与原告本案提供的承诺书并未有矛盾之处，提供中介服务理当支付中介报酬，至于支付中介报酬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被告最终选择以现金及房屋折抵的方式支付服务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应当予以驳回。被告提交：证据5.转让委托书、领款单各1份、收条3份、打款记录1份，要求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合计支付55万元，原告还签收了房屋1套，原告庭审中也陈述被告曾经向其支付现金55万元及房屋的事实，原告签字均为“李刚”。原告质证认为转让委托书、领款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转让委托书上明确载明是支付介绍费，就是房款，与本案中将案涉工程中的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原告施工没有任何关系，恰恰可以证明该楼房所折抵是原告证据4承诺书拍照件所付的介绍费；收条以及相应的转账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能证明被告向原告转账的是35万元，而不是其中一张收条上所写的55万元，但该笔款项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仍然是被告所付的介绍费，而不是因为将案涉工程的水电工程包给原告施工所承诺的违约金50万元中的35万元；因此，该两笔款项均与本案无关，认可收到现金35万元，2015年5月15日收条中黑笔字迹是原告写的，蓝色圆珠笔“总已付55万元”是被告自己写的，不是原告写的，笔迹及所用的笔都不一样；“李刚”是原告的曾用名。针对原告质证意见，被告陈述双方在咖啡店签承诺书时，被告给原告的10万元没有打收条，2015年5月15日收条中圆珠笔的笔迹是原告说让被告加上去好了；2014年8月22日10万元转账支付与2014年8月27日现金交给原告10万元是两笔款项。经本院询问，原告认可收到45万元。原告补充提交：证据6承诺书1份（即证据4承诺书的原件），要求证明第五行载明非常清楚，是因为原告作为居间人为被告承建的晶御中央御府二期工程中的1#、2#、3#、13#、14#楼土建和水电安装工程介绍，最后促成的服务报酬费，与本案中原告举证的另一份证据1承诺书，将工程中的水电安装部分给原告施工是内容不同的承诺书，法律关系也不同。被告质证认为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这份承诺是鉴于原告、何文安、戚士宝三人在工程承接中起的作用而出具，当时由原告出面作为三人的代表接受了这份承诺书，这份承诺书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2、4、5、6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3，涉及案外人东海华尔建材有限公司及何文安，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4月27日，被告常福昌（承诺人）签署承诺书两份，一份内容为“鉴于李红亮在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晶御中央御府二期1#、2#、3#、13#、14#楼项目土建、水电安装工程，起到了媒介桥梁作用，促成双方友好合作，本人作为浙江中成建工集团的项目经理和工程实际施工人，为表示对李红亮的感谢，本人承诺将晶御中央御府二期1#、2#、3#、13#、14#楼的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李红亮施工，发包条件按施工大合同的条件下浮21%（含发票、管理费）。如本人违约，本人自愿向李红亮支付违约金50万元。如果大合同没谈成或没签下来此承诺书无效。”另一份内容为“鉴于李红亮在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晶御中央御府二期1#、2#、3#、13#、14#楼项目土建、水电安装工程，起到了媒介桥梁作用，促成双方友好合作，本人作为浙江中成建工集团的项目经理和工程实际施工人，为表示对李红亮的感谢，本人承诺支付李红亮协调服务报酬。支付办法为：由本人在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进场壹周内支付壹拾万元给李红亮，以后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工程款的当日按收到工程款的1.5%支付给李红亮。首付壹拾万元的业务费在最后一次付款时扣除，如违约一次，本人自愿向李红亮支付违约金20万元。另外，本人承诺中成建工在以后承接晶御中央御府以后的所有工程，本人都愿意支付协调服务报酬给李红亮，支付的比例及办法同上。如果合同没谈成此承诺书无效作废。”两份承诺书落款除被告常福昌在承诺人处签字外，案外人何文安在证明人处签字。2013年11月9日，被告常福昌作为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晶御中央·御府项目部代表人（发包人、甲方）与案外人何文安（承包人、乙方）签订承包施工合同书1份，约定乙方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晶御中央御府二期工程的全部水电安装工程；合同价款按实结算；结算方法：本工程总施工合同条款自行结算和审计；承包总价：总结算依据为工程造价下浮21%（包括甲方与业主大合同下浮6%、税金、管理费、配合费、个调税、水泥黄沙、生活区工人用水用电、施工图纸2套、办公室一间、仓库一间，工人宿舍一间、食堂一间、现场施工用水用电等）；付款方法：1.乙方负责水电安装工程的预决算，独立审计，依据甲方与业主签订的大合同的付款节点及结算办法，乙方自己向业主催要工程款；2.甲方主动配合乙方向业主结算工程款，不得推诿或耽误乙方与业主的正常结算工程款工作，如甲方没有收到业主的工程款，乙方不得向甲方催要工程款；3.每次付款节点，甲方从乙方催要的工程款中扣除15%的综合管理费用，其余的水电安装工程款甲方应在收到工程款的当日支付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节假日顺延），如业主下浮甲方水电工程款的6%，其下浮费用有乙方承担等内容。庭审中，原告李红亮陈述工程是经何文安介绍，是何文安来找原告，问原告认不认识工程的老板，说他那边有水电一块，能不能找关系把被告介绍进场施工。本案两份承诺书都是何文安起草、打印的，也是何文安自己提出他作为证明人签字，签字在东海县迪欧咖啡馆，原、被告和何文安三人在场，没有其他人；案涉工程介绍是总包价1.5%的好处，原告和何文安两个人分；甲方每次付款都会通知原告，所以原告知道中成公司收到工程款的情况，原告从被告处收到钱后再分给何文安，是转账支付。案涉工程施工其有到过现场，何文安进场其向被告提出异议，是在2013年底提出的。另外，何文安在2015、2016年因为投标等需要向原告借钱，原告曾借了20万元给何文安，何文安不出借条的。何文安自己也是做工程的，最早是做土建，其他不做的，原告与何文安2016、2017年的时候合作过工程，何文安做土建，原告做水电，何文安做土建的工程里水电消防都是分包出去的。被告常福昌陈述当初原告和何文安两个人一起来找被告说有这个工程，他们两人是一起做水电工程的，何文安做不做土建，被告不清楚，案涉工程的土建是被告自己做的。承诺书签字是在咖啡馆，在场的就是原、被告和何文安三个人，承诺书事先打印好的，是原告打印的还是何文安打印的，被告不清楚，是原告拿出来叫被告签字的。原告父亲是案涉工地长年管水电材料的仓库保管员，年底甲方工程款下来后发工资都是原告和何文安在场的，当初原告提出水电工程要加一个名字，何文安说不用加的，反正他们两个是合伙的，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合伙人，就是转让委托书上的戚士宝，但是他不出面的。工程施工以后，原告到工程现场多次，几乎每天都在，如果根据原告自己的陈述，他在2013年底就水电工程分包事宜向被告提出异议，表明原告2013年底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但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在2019年起诉主张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可其父亲在工地当仓库保管员，但表示是何文安找去的，跟原告没有关系。戚士宝也是朋友，他跟开发公司关系好，是甲方介绍人，证据6承诺书中的服务报酬费实际是给原告、何文安、戚士宝三个人的，并不是只给原告一个人，案涉工程媒介桥梁作用是原告、何文安、戚士宝三个人一起起到的。原告证据1承诺书原件丢了，原告在2019年夏天拿着复印件叫被告签字的。因被告否认其在证据1承诺书复印件的左下方书写身份证号码及名字是在2019年形成，表示就是在落款日所写。原告主张证据1承诺书左下方的“3306211966××××××××”“常福昌”确实是2019年签的，申请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证据1承诺书左下方“3306211966××××××××”“常福昌”两行笔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9年进行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经审查认为因技术条件局限，无法作出检验意见，退回本院。原告申请委托第二家鉴定机构，本院另行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经审查，认为根据现有条件，其中心无法鉴定此项委托，亦退回本院。另查明，2014年8月22日、2014年10月30日、2015年5月15日，被告常福昌向原告李红亮名下银行账户先后转账10万元、15万元、10万元。2014年8月27日，原告李红亮出具收条1份，内容为“今收到常福昌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00）”。2014年10月30日，原告李红亮出具收条1份，内容为“今收到常福昌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150000.00）”。2015年5月15日，原告李红亮出具收条1份，内容为“今收常福昌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00）”。三份收条落款处收款人签字均为“李刚”，原告陈述“李刚”系其曾用名。2016年8月18日，被告常福昌以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晶御中央·御府项目部（甲方）名义与原告李红亮（乙方）签订转让委托书1份（抬头乙方处载明“乙方：李刚戚士宝”，落款乙方处签字为“李刚”），其中载明“甲方同意将甲方名下所属的座落于东海县牛山镇富华西路68号晶御中央·御府小区房屋10-1-1102室，总价：柒拾捌万零陆佰贰拾陆元整（小写￥780626元），由甲方向乙方以付晶御中央御府工程介绍费形式支付介绍费共计人民币柒拾捌万零陆佰贰拾陆元整转让给乙方。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退房退款要求”等内容。由原告李红亮以领款人“李刚”签字的领款单1份，载明：“领款日期2016年3月30日，领款原因：顶李刚业务介绍费10-1-1102，单价4240.-，总价780626.-”等内容。原、被告一致陈述，上述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款项及房屋系基于原告证据6承诺书约定内容支付的案涉工程居间介绍服务报酬。本院认为，庭审中，根据被告陈述，案涉工程实际是由原告和何文安、戚士宝三人为被告居间介绍，原告对此亦予以认可并陈述其收取的居间介绍服务报酬亦是要分给何文安、戚士宝。关于原告依据其提交的证据1承诺书主张因被告违约，应向其支付违约金50万元的诉请，被告抗辩其无需支付违约金。经审查，虽然该份承诺书中载明案涉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李红亮施工，之后系以何文安名义与被告签订水电安装承包施工合同，但从两份承诺书正文内容何文安均隐名、被告陈述原告父亲在案涉工地承担水电材料仓库保管员的事实原告亦予以承认，及原告陈述两份承诺书均系由何文安事先起草打印等各项因素综合考量，本院认为被告提出案涉水电安装工程实际是由原告与何文安合伙承包施工的事实更具有可信度；且案外人何文安作为证据1承诺书的起草人及签字证明人，假设其与李红亮并非案涉水电安装工程实际合伙人的情况下，明知其与被告签订承包施工合同将导致被告违约并需支付违约金50万元而仍以其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承包施工合同，违背常理。另，被告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1承诺书系在2013年4月27日签署，证据2承包施工合同书系在2013年11月9日签订，庭审中，根据原告陈述其在2013年年底向被告提出异议，则即使原告权利受到侵害，从2013年年底时，原告亦已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起算，至原告2019年4月向东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且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在2013年年底至2019年4月期间因其向被告主张案涉50万元违约金、被告承诺支付而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情形产生。综上，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50万元违约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其无需支付违约金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红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李红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莹莹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郭 颖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