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林，男，195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美娇，女，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忠，系罗美娇配偶。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710号403（B）室。法定代表人：夏小平。上诉人李建林因与被上诉人罗美娇、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3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建林上诉请求：对判决书结果异议，认为涉讼担保书不属连带责任担保，请求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时上诉人李建林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有两个没有被采纳，即上海银来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分公司和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梧桐优正（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且被上诉人罗美娇真正投资的是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乔禾银来1期项目，转让方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该案里没有履行正常还款的义务，应追加为被告。二、上诉人李建林担保属附条件的担保。1.担保书前提是“在这一年内（即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止），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才由上诉人李建林负责偿还。银来集团旗下的所有项目都在正常运作，并没有倒闭拍卖；董事长、大股东一个也没有卷款潜逃。可见这应是一份有条件的担保书，附条件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没有认真考虑到我方的诉求。2.被上诉人罗美娇和李仁忠对上海银来公司代售的理财产品感兴趣，联系上诉人李建林要购买十万理财产品，被上诉人罗美娇和李仁忠明知投资理财产品存在不保本、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诱惑上诉人李建林为公司的信用作担保，逼上诉人李建林作担保，看在老同学的友情上，上诉人李建林同意信用担保公司在一年内不倒闭，也不会在一年内卷款跑路。但被上诉人罗美娇丈夫李仁忠更改了原担保书的多处地方，诱惑上诉人李建林在被上诉人罗美娇拟定好的担保书上签了名。3.被上诉人罗美娇签订的协议是《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第1.2条、第二条、8.2条、第十条等约定可知，上海银来公司系被上诉人罗美娇的受托管理人，而不是其投资债权的债务人，涉讼的担保书是由被上诉人罗美娇最终定稿，该担保书明确约定担保指向的对象是上海银来公司，而不是理财产品的实际债务人即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因此，涉讼的担保是有条件的担保，而不是无条件的连带责任担保。三、被上诉人罗美娇投资标的性质决定了上诉人李建林不可能作无条件的连带担保。1.从被上诉人罗美娇作为证据提交的《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和《确认书》等可知，被上诉人罗美娇实际上投资标的是乔禾银来1期项目，是由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资产收益权”的理财产品，即被上诉人罗美娇拥有的是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而上诉人李建林仅系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与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无关联；2.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第8.1条和特别约定条款可知，被上诉人罗美娇完全知悉其投资的理财产品的风险，并自愿承担该风险；3.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第4.1条关于“不得在资产收益权上设立任何他项权利”的约定可知，上诉人李建林不能也不可能直接为被上诉人罗美娇投资的理财产品的收益权和债权提供任何担保。而且现担保的对象上海银来公司至今仍在履行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其整个银来集团项目仍在正常运作，如神山小镇、银康健康城项目都在销售和建设中，广州的医护养珠吉医院项目正常营业，还有镇海寺莲花位项目正在认捐中等等，即涉讼担保书的条件：“在这一年内（即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止），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是成立的、有法律效力的，上诉人李建林不必承担担保责任。补充：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罗美娇擅自更改原担保书多处，没有知会上诉人李建林，上诉人李建林来到深圳给被上诉人罗美娇签订投资理财协议时，被上诉人罗美娇才拿出被更改的担保书，我方不是自愿签名的，被上诉人罗美娇没经上诉人李建林同意就更改上诉人李建林已确定好的担保书，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我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现情况是整个银来集团并没有倒闭，至今也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审判或者仲裁，其多个项目都在正常运作。因此，上诉人李建林不必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罗美娇辩称，担保书有效，主合同有效，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请求维持原判，判令上诉人李建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向被上诉人罗美娇偿还本金和利息及相关费用共112545元。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罗美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建林按担保书的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向罗美娇支付理财款本金100000元以及一年的利息12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李建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美娇与上海银来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一份（合同编号：YSY2017110385），合同约定：罗美娇（甲方，委托方）委托上海银来公司（乙方，受托方）为罗美娇提供资产收益权转让、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等相关服务，并促成资产收益权转让；甲方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资产收益权进行受让，具体资产收益权转让的基本要素信息，如基本信息、资产收益权之转让方等相关具体信息将在《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中列示；资产收益权之预期收益为按如下公式计算的金额：支付的投资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资产收益权转让起算日（含）至资产收益权清算日（不含）实际天数÷365；甲方确认同意投资本金及相应收益均不计息；乙方在到期后最近的清算日，将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一起汇转至甲方资金回收账户；甲方资金收付账户为：户名罗美娇；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后海支行；账户尾号1521（此处因保护当事人信息隐私需要，具体账户不列明）。同日，罗美娇与上海银来公司、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及《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基于罗美娇之前签订的《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合同编号：YSY2017110385），罗美娇同意受让资产名称为“易收益-乔禾银来1期”的资产收益权，初始受让金额为100000元，初始受让日期为2017年11月6日，到期受让日期为2018年11月5日，转让期限为12个月，到期资产总额为112000元；转让方为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人为罗美娇。《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约定：双方约定合同项下的转让期限为产品收益权转让日至回购日，2017年11月6日为转让日，2018年11月5日为回购日，回购金额共计人民币112000元；等等。2017年11月6日，罗美娇向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了100000元用于购买上述资产收益权，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上海银来公司作为服务方一并向罗美娇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该款。同日，李建林向罗美娇出具《担保书》，载明：“我自愿担保罗美娇（李仁忠之妻）投资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理财的人民币10万元，在这一年内（即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止），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李建林在担保人栏签名，李仁忠在见证人栏签名。2018年11月5日回购日到期后，上海银来公司未能依约向罗美娇支付理财款及收益。一审庭审中，罗美娇自认其于2019年2月25日、3月22日、4月30日收到上海银来公司委托第三方支付的利息各1000元，并提供其名下中国银行尾号1521账户的明细清单予以佐证，该明细清单显示，2019年2月25日、3月22日、4月30日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各向罗美娇转账支付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林向罗美娇出具的《担保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根据担保书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担保关系成立，即由李建林为罗美娇投资上海银来公司进行理财的10万元本金及利息提供担保。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建林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担保书》中约定“如果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跑路或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对于该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上海银来公司“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是李建林须承担担保责任的实质性条件，而目前上海银来公司下落不明，并拖欠罗美娇投资款及利息至今，故李建林应承担担保责任。至于李建林抗辩认为上海银来公司在一年内没有出现“跑路或倒闭”的情形，故其无需承责的抗辩意见，该抗辩意见在本质上属于针对保证期间提出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罗美娇与上海银来公司、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约定涉案资产收益权的回购日为2018年11月5日，即上海银来公司应于该日期履行回购义务，向罗美娇返还投资款本金及利息，故李建林所担保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8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而本案中，《担保书》约定李建林“自愿担保罗美娇投资上海银来公司理财的人民币10万元，在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如果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李建林承诺的保证期间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视为没有约定，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本案李建林的保证期间至2019年5月5日届满。罗美娇于2019年4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李建林承担担保责任，并没有超出法定保证期间，故李建林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李建林在《担保书》中并无约定保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李建林应在本案对上海银来公司应返还给罗美娇的投资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李建林承担责任的金额。《资产收益权回购协议》约定回购金额共计人民币112000元，该金额与《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到期资产总额112000元相吻合，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上海银来公司理应于回购日届满后立即向罗美娇返还100000元投资款本金及12000元利息。罗美娇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上海银来公司已支付3000元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故上海银来公司尚欠罗美娇100000元投资款本金及9000元利息未付，李建林在《担保书》中承诺若上海银来公司无法如期返还本金和利息，该款由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故李建林在本案应承担向罗美娇返还100000元投资款本金及9000元利息的民事责任。上海银来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建林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罗美娇返还投资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9000元；二、驳回罗美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罗美娇负担60元，李建林负担2480元；财产保全费1080元，由罗美娇负担15元，李建林负担1065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建林提交照片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分别证明公司项目仍在正常运作和双方协商时担保书后来被多处更改；被上诉人罗美娇提交双方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上诉人李建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银来公司已无法偿还债务。本院认为部分证据一审阶段已经提交，其他证据提交时间均已严重超出举证期限，且不具备迟延提交的合法事由，同时均不能影响案件的主要事实认定，故均不能构成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一审法院曾向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注册登记地址即案涉《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载明的地址寄送应诉材料，但因该地址查无此人而未能妥投。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及上诉人李建林是否应当就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未能向被上诉人罗美娇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即是否应当追加上海银来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分公司和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问题。案涉《资产收益权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签约方为被上诉人罗美娇及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而上海银来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分公司和上海银来优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非该合同主体，亦非担保人，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并非本案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关于案涉《担保书》效力问题。上诉人李建林出具《担保书》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无证据显示其出具《担保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担保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上诉人李建林担保行为合法有效。案涉《担保书》并无涂改痕迹，且即使案涉《担保书》与微信聊天记录里《担保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也仅能证明双方在此之后通过协商在正式出具《担保书》时对内容作了变更，并不能以此否定上诉人李建林最终签名的《担保书》的效力。关于案涉保证性质问题。案涉《担保书》约定，如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者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息时由上诉人李建林负责如期偿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之规定，上诉人李建林提供的保证为一般保证；虽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但本案送达情况显示，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已迁移新址且长期未办理地址变更登记，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之规定，本案上诉人李建林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不能以被上诉人罗美娇未对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并就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财产强制执行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至于《担保书》中约定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跑路或者倒闭无法如期返还本息是否为上诉人李建林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问题。第一，从送达情况来看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已经不在原地址经营，且长期未办理变更登记；第二，未有证据显示原审第三人上海银来公司已经向被上诉人罗美娇支付全部本息，债权未能全部得到实现，因此，上诉人李建林亦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李建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上诉人李建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