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3民终19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林川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经济开发区天能路、金华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耿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学根，男，195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查立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贵，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林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范学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1322民初12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9日公开听证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被上诉人范学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查立新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川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林川公司支付范学根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范学根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林川公司并未认可李桂玲委托范学根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实，只是认可范学根代李桂玲领取股权转让的事实。林川公司与李桂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工商登记机关予以登记，除此之外，李桂玲未委托他人与林川公司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范学根也没有证据证明2010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当时的沭阳县祥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取得李桂玲的授权。二、2010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框架性意向协议，其中第三条明确约定“根据工商登记部门要求填写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均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材料，是本协议的组成和补充部分”，由此可见，关于股权转让的细节部分仍需双方协商确认。林川公司提供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恰可以表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三、对于林川公司已支付的款项，由于双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次性付款，之前2010年4月16日范学根在林川公司借款562.7万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该笔款项转化为股权转让对价款，为对应之前所附的款项，林川公司才支付237.3万元，故截止2010年7月19日，林川公司已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不能因为237.3万元不是整数就推定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借款是1400万元。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与237.3万元正好凑成800万元，数字上不是巧合，是有合理原因的，并且该款项组成与股权转让总价变更并不矛盾。四、本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能够证实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作出了变更，一审法院未查明变更原因，林川公司庭前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用以说明为何只对价款作出变更。五、范学根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合同主体为祥和公司，即林川公司的前身，本案范学根依据其提供的两份协议主体是错误的，股权转让的转让人应当为持有股权的股东而不是法人。本案双方仅在2010年7月19日签署并备案了股权转让协议。六、范学根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从本质上看是李桂玲将其债权转让给范学根，所以范学根才有权利主张，但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李桂玲将其债权转让给范学根，也无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通知到了债务人林川公司，一审中李桂玲陈述的委托并不导致债权转让，不发生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范学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为：一、林川公司在二审中所作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林川公司申请对祥和公司的相关地块规划情况进行调查，不应予以准许。林川公司的申请已经超过规定的举证期限，完全无视民事诉讼程序和法庭规定的举证期限的规定。祥和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与其开发地块的规划问题并无关系，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第三期转让款的支付是在取得规划许可证等方面的证件后，所谓规划完全是在股权转让变更后林川公司单方面提出的，并非林川公司声称的所谓更改股权转让价款的理由。林川公司在受让股权后自行申请变更规划和股权转让无关。2.林川公司声称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与范学根、李桂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式三份，显然属于编造事实。林川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是从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复印的，一审也确认该协议原件仅有一份，在工商局存档。二、范学根能够代表原有股东办理股权转让及主张股权转让价款。范学根和李桂玲是夫妻关系，李桂玲授权范学根进行股权转让协议，签署股权转让文件时，林川公司是清楚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返范学根受公司全部股东同意和委托就公司股权转让订立协议，由此可见，该协议针对的是范学根和李桂玲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借款的交付也都是范学根与林川公司发生往来，其从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也已经与李桂玲谈话确认了以上事实。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涵盖了双方股权转让事项的全部环节和方方面面，是客观真实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工商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根据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约行为，并未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该协议只是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的一个部分，是从协议，其效力从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仅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对于其他内容均无约定。且该股权转让协议只有一份原件留存于工商局，也能够显示其作用仅仅为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所用，并无其他任何作用。范学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川公司给付范学根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9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16年9月1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学根及案外人李桂玲原系祥和公司股东，占公司的股权份额分别为68%、32%。2010年7月16日，范学根以祥和公司（甲方）名义与佳嘉乐公司（乙方，现已变更名称为林川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在沭阳工商局登记注册资金1000万元，共有2个股东，经甲方股东会所有股东决定，将甲方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以人民币1400万元（含税费）将甲方公司的股权全部（包括甲方2007年9月28日通过拍卖竞得的2007G6地块）予以收购；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所有现有股东会同乙方及乙方指定的股权收购人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事项，在办理变更登记事项时，根据工商登记部门要求填写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均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材料，是本协议的组成和补充部分；第六条约定，乙方以支票方式支付的人民币伍佰陆拾贰万柒仟元，作为股权转让价款的首付部分，甲方及甲方股东确认已经收妥；本协议签订后，按第三条、第四条要求办理三日内，乙方再付人民币贰佰叁拾柒万叁仟元；拿到2007G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拆迁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乙方最迟在1个月内再付人民币贰佰万元；余款肆佰万元，达到小区建设25%时付清；第七条约定，双方确认，股权转让前的祥和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和处理，股权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和处理，相关事项，由祥和公司现有股东与乙方及指定股东受让人共同订立补充协议，该协议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第八条约定，本协议订立后，双方即遵照执行，任何一方违约，均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款的5%违约金。同日，范学根以祥和公司名义（甲方）与林川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及现有股东就祥和公司股权转让事项与乙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现就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事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2010年7月19日，范学根及案外人李桂玲（出让方）与林川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祥和公司的股权680万元、3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8%、32%）分别以人民币680万、32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0年7月19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2010年7月21日，祥和公司股东由范学根、李桂玲变更为林川公司。2010年4月16日，林川公司向范学根交付二张银行转账支票，金额共计562.70万元；2010年7月19日，林川公司向范学根交付金额为237.3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2013年1月30日，林川公司向范学根付款50万元；2015年9月16日，林川公司向范学根付款5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900万元。现范学根以林川公司逾期未能支付剩余转让款为由提起涉案诉讼。案外人李桂玲认可其委托范学根与林川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同意由范学根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股权转让数额如何确定，即涉案股权转让款系1400万元还是1000万元。范学根认为，根据双方于2010年7月16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涉案股权转让款为1400万元。2010年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是双方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以此认定涉案股权转让款为1000万元。林川公司认为，2010年7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后，是双方最终意思表示，应以此确定涉案股权转让款为1000万元，而非14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应以2010年7月16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涉案股权转让对价，2010年7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涉案股权转让款应为1400万元。理由为：首先，林川公司于2010年4月16日、7月19日的付款数额、付款方式均符合2010年7月16日协议约定。尤其是，林川公司于2010年7月19日的付款数额为237.30万元，并非整数，与2010年7月16日协议书约定一致，过于巧合。其次，双方明知2010年7月16日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1400万元，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如果双方对股权转让款作出了变更，应在2010年7月19日的协议书中予以说明。第三，正如范学根所言，涉案股权转让涉及房地产且数额巨大，双方均应足够谨慎对待。2010年7月19日的协议仅约定了转让对价及付款时间，未涉及其他内容；而2010年7月16日的协议则全面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第四，双方均不持有2010年7月19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仅保存于公司登记机关，显然不合常理。综上，可以认定，2010年7月19日的协议书仅是双方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对2010年7月16日协议书作出变更，涉案股权转让款应为1400万元。另，范学根受案外人李桂玲委托代表其自己及李桂玲以祥和公司名义与林川公司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从协议书内容看，其权利义务仅涉及双方，与祥和公司无关，且双方均已按约定履行了部分内容。因此，可以认定，该协议书的双方应为范学根与林川公司，且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范学根已按约定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林川公司，林川公司应按约定向范学根支付股权转让款。涉案股权转让款为1400万元，林川公司已向范学根支付900万元，尚欠范学根转让款500万元。2010年7月16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拿到2007G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拆迁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乙方最迟在1个月内再付人民币贰佰万元；余款肆佰万元，达到小区建设25%时付清。现林川公司已取得2007G6建设用地相关手续，且自认涉案小区共三期，其中第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符合付清全部余款条件。范学根不要求在本案中主张涉案利息及违约金，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予以准许。综上所述，范学根要求林川公司给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林川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范学根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林川公司负担。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李桂玲于2016年12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李桂玲原持有祥和公司32%股权，自我成为公司股东以来，均由我丈夫范学根代为行为股东权利。我清楚范学根签订2010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事实，我一直认可，祥和公司的股权转让由范学根全权办理。我同意上述协议，股权转让款由范学根收取。2010年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真实履行的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备案登记所用。祥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一直都约定为140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向李桂玲进行调查询问，李桂玲陈述：“我占32%的股权，范学根是我的丈夫，他以个人名义起诉，我全权由我丈夫范学根代理。我不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相关权利由范学根主张，如有不利后果，由我本人承担。我对与林川公司之间的纠纷是清楚的。”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范学根有无权利代表李桂玲主张本案的股权转让价款；2.2010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0年7月19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对2010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变更。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林川公司主张范学根代表李桂玲主张股权转让款系基于李桂玲将其股权转让款的债权转让给了范学根，而范学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桂玲之间存在债权转让且该债权转让通知到了林川公司，因此主张范学根无权代表李桂玲主张本案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林川公司的上述主张，与范学根、李桂玲主张不符，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理由为：其一，范学根和李桂玲从未主张过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款的债权转让事实。其二，范学根主张其代表李桂玲主张本案股权转让款是基于李桂玲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取和主张股权转让款等股权转让事宜授权予其，其基于李桂玲的授权委托，代表李桂玲主张股权转让款。这与一审法院与李桂玲确认的事实相符。其三，范学根和李桂玲是夫妻关系，二人合计持有祥和公司100%的股权，范学根系祥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范学根代表李桂玲处理股权转让事宜具备合理性。因此，在李桂玲已经向一审法院明确范学根全权代理其与林川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的情况下，范学根当然有权代表李桂玲向林川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需要提出的是，林川公司对于其受让范学根、李桂玲所持有的祥和公司的股份的事实无异议，在签署2010年7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对于范学根代表李桂玲签字不提出异议，现又在李桂玲已经明确由范学根代表其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提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所谓债权转让不能成立之上诉理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林川公司对于2010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主张2010年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对其作出了变更。本院认为，综合以下理由，足以认定2010年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双方在办理股权转让备案登记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非对2010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变更。理由为：首先，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分析。案涉股权转让涉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额高达千万余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从事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商主体，不可能不谨慎为之。2010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全面约定了案涉股权转让中涉及的权利义务，方方面面详尽具体，亦对双方谨慎之态度有所印证。而2010年7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对于股权转让款数额的变更未作说明，且约定的支付方式为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支付，既不合常理，林川公司亦未按照该约定在2010年7月19日当日或之前一次性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所有股权转让款，相反，林川公司于2010年7月19日当日仍旧按照2010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支付237.30万元的付款义务。其次，林川公司主张的双方协议将股权转让价款从14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林川公司称因祥和公司开发的房地产规划变更的原因导致双方将股权转让款从1400万元降至1000万元，但其又称规划变更申请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后，本院认为，祥和公司开发的房地产规划调整即便存在，也发生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后，不可能导致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发生变更，林川公司上述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关于林川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向沭阳县规划局调取祥和公司规划文件的调查取证申请，因其既未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根据其陈述亦无调取之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再次，范学根主张的2010年7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所用，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备高度盖然性。理由除上述分析外，还有：其一，2010年7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双方就案涉股权转让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当日，内容、样式简单。其二，林川公司主张双方签订了一式三份，但未能提供其持有的那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林川公司对于一份数额高达千万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不作谨慎保管，甚至丢失，显然不合常理。最后，关于林川公司提出的2010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是祥和公司，公司并不能作为股权转让主体，因此该协议股权转让主体有误，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该协议载明的转让方是祥和公司，但从该协议主文第一段内容“经甲方股东会所有股东会议决定，将其甲方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的表示，可以明确双方对于祥和公司所有股东范学根、李桂玲将其持有的所有股权对外转让的事实是明知且清楚的，并不存在歧义。且范学根、李桂玲作为祥和公司唯二的两个股东，二人又是夫妻关系，采用这样的表述亦是基于此背景作出的，即便存在不合理之处，亦不影响合同主体的认定。林川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因此，本案应以双方于2010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认定案涉股权转让价款为1400万元，2010年7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范学根和李桂玲真实意思表示。范学根和李桂玲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林川公司转让了股权，并已办理了工商登记，林川公司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林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江苏林川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治国审判员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爱萍书记员朱蕾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15页/共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