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初850号 原告：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27楼。 诉讼代表人：施金国，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磊，男，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方祥，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衡都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创业大厦3-26-1室。 法定代表人：程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永，浙江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文明东路山内花园南江别墅A-2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伟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想，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程丹，男，196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永，浙江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集团公司）为与被告宁波衡都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都工贸公司）、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绿达公司）、程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浙02民初85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衡都工贸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2019）浙民辖终28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新冠××疫情影响，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4月14日，本案恢复审理。2020年4月1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方祥，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建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归还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支付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0年3月30日起算，暂算至2019年7月16日为178638904.11元）；2.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归还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支付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0年4月7日起算，暂算至2019年7月16日为40099068.49元。庭审中，原告调整该部分利息起算日为2010年4月8日）；3.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支付原告银亿集团公司补偿款4000万元并支付付清之日止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2年4月10日起算，暂算至2019年7月16日为69803835.62元）；4.对被告海南绿达公司名下的林权证权属[证号：陵林证字（2000）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1号、陵林证字（2002）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4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5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上述第1、2、3项债务；5.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对上述第1、2、3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2010年3月31日、2010年4月7日，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因经营需要，共向原告借款9800万元，约定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息，并由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提供担保。之后，原告与三被告多次协商还款事宜，各被告均未能按约履行。2016年1月21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了编号YHLC-DB-20160121的《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和担保期限予以顺延，并确认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尚欠债务包括借款本金98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及补偿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借款本息及补偿款本息应于2016年4月9日前支付原告。其中借款部分，自借款日至2014年4月9日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息，按年支付复利，2014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21.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年支付复利；补偿款部分，自2012年4月10日至2014年4月9日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息，按年支付复利，2014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21.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年支付复利。为保证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履行义务，由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继续以其所有的林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应向原告履行的全部债务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签订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至今未归还任何款项，其他被告也未承担担保责任。2018年4月3日，原告曾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被告有和解意向，原告申请撤诉。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诉讼过程中，原告银亿集团公司陈述：“2017年，政府征收了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林权证对应部分土地中的108.466亩土地，原告在本案中自愿放弃主张涉征收部分土地权属的抵押权。海南绿达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支付原告500万元，双方对还款未作约定，视为支付利息。截至2017年9月25日，根据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借款利息为263920732.27元，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为343116493.15元，约定利率未超过年利率36%的标准。按照约定计算的借款利息，扣减海南绿达公司归还利息的金额，剩余利息为258920732.27元，超过了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金额228744328.77元，原告已将相关利息进行了调整，本案中仅按照年利率24%主张被告应支付的剩余利息。” 被告衡都工贸公司辩称：1.本案借贷合同无效。本案借贷发生时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尚欠银行贷款未还，原告出借资金非自有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本案借贷行为无效。2.原告主张年利率24%的借款利息，缺乏合同依据。如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有效，按照合同约定，自借款实际交付日至2014年4月9日期间的利息应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2010年4月9日后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1.6%计算。3.原告主张补偿款4000万元及利息无法律依据。原告同时主张高额借款利息和补偿款，对债务人构成双重处罚，于法无据。主张补偿款的逾期利息，更不合法。4.被告海南绿达公司提供名下19本林权证所载权属为本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其中，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在本案中请求行使抵押权的6本林权证所涉林地，部分已被政府征收，征收手续由原告办理，海南绿达公司共计获得征地补偿款7889722.60元，其中500万元已给付原告，该500万元系归还借款本金。其余13本林权证被原告注销原抵押登记，并由原告抵押给其他银行贷款10亿元。 被告海南绿达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程丹辩称：如本案借贷合同有效，被告衡都工贸公司须承担还款责任，被告程丹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其他答辩意见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的意见一致。 2020年5月27日，程丹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称：2019年11月，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的关联方张斌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被告程丹及案外人林敏执行（2016）浙甬永证经字第1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9）浙甬永证执字第11号公证债权文书，涉借贷本金2900元及利息；申请对被告程丹及案外人林敏、程旭、施露影执行（2016）浙甬永证经字第11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9）浙甬永证执字第10号公证债权文书，涉借贷本金2900万元及利息。上述两笔公证债权的债权人是原告，张斌系代持人，张斌与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系关联原告。根据《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有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文号浙高法〔2018〕192号）精神：“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的规定，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符合职业放贷人认定条件，请求依法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 对被告程丹的上述意见，原告认为：银亿集团公司不是职业放贷人，与张斌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并非关联原告。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不符合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条件，其经营业务为高端制造、房地产开发、能源和新材料及国内外贸易，未经营贷款业务。原告出借款项实质为向特定的开发房地产合作对象收取的违约损害赔偿金，既非针对不特定对象，也非为赚取高额利息。假设认定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和张斌系关联原告，本案借款发生在2010年，张斌申请执行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二者时间间隔6年以上，不具备反复性和经常性的特点，银亿集团公司不符合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标准。原告向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出借款项，利息约定合法，不存在高利转贷、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对被告程丹的上述意见无异议，认为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符合职业放贷人认定标准，法院应当予以认定。 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海南项目借款及相关事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书》）、《〈海南项目借款及相关事宜框架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保证担保合同》、《补充协议书》、编号YHL-DY-20120328的《债务履行抵押担保协议》，编号YHLC-DB-20140212的《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编号YHLC-DB-20160121的《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各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就9800万元借款、4000万元补偿款及利息先后签订了多份协议，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对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 2.《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浙江省宁波市统一收款收据》各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衡都工贸公司交付借款9800万元。 3.《民事起诉状》、《（2018）浙02民初62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浙02民初627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各1份，证明原告曾提起诉讼主张本案借款及补偿款本息。 4.《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关于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林木权属延期借款抵押担保登记的函》3份（文号分别为陵林函[2012]2号、陵林函[2014]19号函件、陵林函[2016]37号）、林权证6份[证号分别为：陵林证字（2000）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1号、002号、003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4号、0025号]，证明被告海南绿达公司以其名下的林地权属为衡都工贸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5.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函》1份、《海南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生产示范区项目用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2份（该两份证据系原告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并由原告代理律师持本院开具的调查令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府调取）、海南绿达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1组，证明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林权证对应部分土地535.90亩土地中有108.466亩被政府征收，海南绿达公司获得征地补偿款628万元，其中500万元已支付给原告。 6.《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3份、《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3份、《宁波市电子清算补充凭证》1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份，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的款项系自有资金。 经庭审质证，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对编号YHLC-DB-20160121《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承认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该协议对借款利息作了明确约定。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均非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款1800万元的交付日期为2010年4月8日。证据3，无异议。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海南绿达公司实际提供抵押担保的有19本林权证。证据5，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海南绿达公司所得征地补偿款为788万余元而非628万元，认可其中500万元支付给原告的事实。该500万元应作本金扣除，原告之前起诉时提交的《欠款本息明细表》注明了此还款事实。证据6，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被告海南绿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本院对原告银亿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证据1，虽然该组证据中仅编号YHLC-DB-20160121的《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是原件，其他证据为复印件，但该份《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反映了整组证据的形成及一系列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及海南绿达公司为借款提供林权抵押并办理登记的情况，且各协议记载的内容前后呼应，与原告其余证据相吻合，形成了有效的证据链，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对形式为复印件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证据3、证据4，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承认海南绿达公司支付原告50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对该500万元给付的债务抵充问题，本院在下文阐述。证据6，原告提供了原件，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反映原告的出借资金来源于与其他公司的经济往来，能够证明其待证事实，故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供《民事起诉状》、《欠款本息明细表》各1份，证明海南绿达公司给付原告500万元系用于归还借款本金的事实。 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经本院组织当事人质证，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欠款本息明细表》并未明确还款500万元系还本还是付息。 被告程丹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海南绿达公司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本院对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欠款本息明细表》不足以证明已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故本院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根据上述已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3月29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乙方）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甲方）、海南绿达公司（担保方）、程丹（担保方）、衡融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见证方）签订《框架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1.20亿元，借款期限60天，从乙方将款项划付给甲方账户之日起计算。借款利息为本金金额月利率千分之十，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利随本清；第一条第2款约定：协议签订后五个银行工作日内乙方借款8000万元给甲方，用于偿还海南绿达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的抵押贷款本息。甲方必须在收到乙方借款后三个银行工作日要求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解除海南绿达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的抵押物查封和所有财产抵押登记手续工作。在法院解除海南绿达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所有抵押物的查封和解除所有财产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十日内，甲方负责将见证方拥有的海南绿达公司的9708.40亩土地（含果木、房屋及配套设施等所有地上附着物，以下称绿达资产）抵押给乙方，抵押金额1.50亿元，抵押期限为一年。乙方在收到抵押物他项权证后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借款4000万元给甲方；第一条第3款约定：甲方必须确保乙方是绿达资产的唯一抵押权人，担保方确保甲方将借款按期归还给乙方，如果甲方未按期归还借款本息，则由担保方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条第1款约定，除见证方利用美方资金归还乙方借款外，不论甲方是否归还乙方借款本息，甲方必须在2010年12月1日前完成英州高峰温泉旅游度假区845亩地由农业用地转成旅游复合用地的转性工作，并确保乙方关联企业通过挂牌取得该地块的开发权。第三条第2款约定：甲方须努力确保乙方关联企业获取清水湾临赤岭一线海景地块的开发权，获取该地块的前期费用不宜超过2000万元；如果超出2000万元，超出部分在真实的支付背景前提下由双方共同审核一致确认后，再补充出资。由于甲方确保乙方关联企业的主导开发权，乙方转让该开发项目10%的股权给甲方。 2010年3月31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出借给被告衡都工贸公司8000万元。 2010年4月7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乙方）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甲方）、海南绿达公司（担保方）、程丹（担保方）签订1份《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为尽快解决海南绿达公司老股东补偿溢价的支付问题，根据上述《框架协议书》的精神，甲方要求乙方提前支取部分借款，经各方协商补充协议如下：一、《框架协议书》第一条第2款中约定的“乙方在收到抵押物他项权证后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整给甲方”更改为“本协议签订次日乙方借款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给甲方，剩余借款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整乙方在收到抵押物他项权证后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借给甲方。二、其他相关事宜，以《框架协议书》为依据。借款的提前支取不影响《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担保条款”。 2010年4月8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出借给被告衡都工贸公司1800万元。 2010年10月25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签订1份《保证担保合同》，该合同载明：银亿集团公司依《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之约定先后向衡都工贸公司支付借款9800万元，债务到期后衡都工贸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海南绿达公司、程丹为上述主债权9800万元和相应利息，以及银亿集团公司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意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即自2010年5月29日起至2012年5月29日。 2010年11月15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海南绿达公司、程丹签订1份《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衡都工贸公司保证于2010年12月20日前向原告全额归还《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项下的债务9800万元和相应利息。2.为弥补银亿集团公司损失，衡都工贸公司同意在转让该项目的收益中另行补偿，具体金额另行协商。3.衡都工贸公司未能于2010年12月20日前归还上述债务的，按《框架协议书》第二条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4.协议书生效后，海南绿达公司、程丹同意依照其于2010年10月25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2年3月28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海南绿达公司签订编号YHL-DY-20120328的《债务履行抵押担保协议》，该协议载明：衡都工贸公司未按照2010年11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亦未帮助银亿集团公司的关联企业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衡都工贸公司同意给予银亿集团公司补偿款4000万元，所涉税费由衡都工贸公司承担。衡都工贸公司应于2012年4月9日前向银亿集团公司支付借款98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及补偿款4000万元。海南绿达公司以其所有的林权[陵林函（2010）138号中所述19本林权证]为上述债务继续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期间自2012年4月9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海南绿达公司应于2012年4月9日前负责办理相关抵押担保手续的延期手续。2012年4月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关于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林木权属延期借款抵押担保登记的函》（陵林函[2012]2号），将包含陵林证字（2000）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1号、陵林证字（2002）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4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5号在内的19本林权证权属的抵押担保延期至2014年4月9日止。 之后，衡都工贸公司未按《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2014年2月12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海南绿达公司、程丹签订了编号YHLC—DB-20140212的《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该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债务履行期限和担保期限予以顺延，衡都工贸公司应于2014年4月9日前向银亿集团公司履行支付借款98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及补偿款4000万元的义务，如未能在约定期限支付全部款项，按年利率21.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海南绿达公司继续以陵林函[2012]2号函件所述全部林权证权属提供抵押担保，并配合办理相应抵押担保手续。海南绿达公司、程丹的担保期限延至本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4年2月2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了《关于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林木权属延期借款抵押担保登记的函》（陵林函[2014]19号），将19本林权证权属的抵押担保延期至2016年4月9日止。 2016年1月21日，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甲方）与被告衡都工贸公司（乙方）、海南绿达公司（丙方）、程丹（丁方）签订编号YHLC-DB-20160121《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该协议载明：甲、乙、丙、丁四方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了编号YHLC—DB-20140212《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约定乙方应于2014年4月9日前归还乙方向甲方所借借9800万元及利息，并另行支付补偿款4000万元，逾期按年利率21.6%支付逾期利息。丙方和丁方为乙方向甲方还款提供连带共同保证，丙方以其林权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2月25日，各方依约办理了林权抵押登记手续（陵林函[2014]19号）。乙方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丙方、丁方至今未承担担保责任，各方经协商约定，就债务履行期限和担保期限的延期及其他相关事宜达成条款如下：乙方向甲方所借借款9800万元，自相应款项支付之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息，按年计算复利；2014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21.6%计息，按年计算复利；4000万元补偿款，自2012年4月10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息，按年计算复利；2014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21.6%计息，按年计算复利。乙方应于2016年4月9日前向甲方偿还上述全部债务，丙方继续以陵林函[2014]19号函件所述全部林权证权属提供抵押担保，并配合办理相应抵押担保手续。丙方、丁方同意就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6年3月29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陵林函[2016]37号《关于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林木权属延期借款抵押担保登记的函》，同意海南绿达公司将19本林权证权属作为银亿集团公司延期借款抵押物担保，担保期两年，即从2016年4月9日至2018年4月9日。 2020年5月1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府向本院出具《证明函》，称，海南绿达公司在英州镇区域内的108.466亩芒果园（坐落于英州镇崩田村）于2017年被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府征收，被征收的土地在林权证号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林权证对应的535.90亩面积之中。截至《证明函》出具日，征收工作已全部完成。 另查明，2017年9月4日，海南绿达公司收到一笔征地补偿款5423300元。2017年9月26日，海南绿达公司将该笔款中的500万元转账支付给原告银亿集团公司。 2018年4月，银亿集团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清偿借款9800万元及利息，以及支付补偿款4000万元，并要求从拍卖、变卖被告海南绿达公司所有的陵林函[2016]37号所载林权证权属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银亿集团公司在该案中向法院提交了1份《欠款本息明细表》，该明细表记载欠款本息2.38亿元（含借款本金9800万元、补偿款4000万元及利息1.0亿元），并备注“2017年9月26日海南绿达公司还款500万元。”2018年12月4日，银亿集团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同日作出（2018）浙02民初627号之三民事裁定，裁定准许银亿集团公司撤诉。 2016年3月28日，张斌与林敏、程丹签订《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程丹、林敏向张斌借款2900万元。同日，张斌与程丹、程旭、林敏、施露影签订《房地产抵押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程旭、施露影向张斌借款2900万元。上述两笔借款期限均自2016年3月28日至2019年3月27日，并均办理了公证，公证机关分别出具了（2016）浙甬永证经字第11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9）浙甬永证执字第11号公证债权文书以及（2016）浙甬永证经字第11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9）浙甬永证执字第10号公证债权文书。因借款人未归还借款，张斌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两笔借款债权。 2019年12月19日，本院作出（2019）浙02破申1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银亿集团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本案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原告关于年利率24%的利息及4000万元补偿款能否一并主张的问题，三是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给付原告的500万元如何抵充债务问题。对上述三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本案借贷合同是否有效 本案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以民间借贷起诉，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以原告套取信贷资金转贷和原告系职业放贷人为由抗辩本案借贷无效。本院认为，涉案《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记载的内容反映，原告银亿集团公司短期出借给被告衡都工贸公司9800万元，用于偿还被告海南绿达公司向银行的贷款，帮助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取得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认为原告套取信贷资金转贷但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出借资金系银行信贷资金。相反，原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反映其出借资金源于同其他公司的正常交易往来，资金来源合法。与此同时，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认为原告系职业放贷人，但亦未举证证明银亿集团公司与张斌之间系关联原告关系，且张斌申请法院执行的两笔公证借款债权发生时间在2016年，与本案借款时间不在同一年度，认定银亿集团公司为职业放贷人的依据不足。故本案借贷属于企业之间正常的资金融通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抗辩本案借贷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关于年利率24%的利息和补偿款4000万元能否一并主张 本院认为，当事人先后订立的《债务履行及抵押担保协议》、《补充协议书》及《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约定，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应向原告承担的债务包括借款本息、补偿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衡都工贸公司须负担补偿款4000万元，一是因其未按《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二是因其未帮助原告的关联企业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然根据《框架协议书》等案涉相关借贷协议之约定，原告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提供借款。并且，无证据反映原告银亿集团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因履行《框架协议书》或为履行其他约定义务而另投资开发有关项目。故，被告衡都工贸公司所负帮助原告关联公司获取建设用地使用权（或项目开发权）之义务，仅能理解为其因借款而给付原告的部分对价，亦或原告因借贷而将得到的收益。由此，上述补偿款源于本案借贷，并具有复合性，既是逾期还款违约金，又属变相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有权一并主张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补偿款及利息，但总额不得超过借款本金年利率的24%。 关于合同约定的利息及补偿款及利息总额是否已超出年利率24%。当事人于2016年1月21日订立的《债务履行及担保协议》约定，借款9800万元自实际交付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期间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借款利息和复利，补偿款自2012年4月10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期间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利息和复利。2014年4月10日起的借款利息、复利及补偿款利息和复利分别按年利率21.6%计算，上述复利均按年计算。据此约定，借款9800万元自实际交付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的利息为47347068.49元，加该部分利息对应的复利算至2019年7月17日为38575673.98元，2014年4月10日起至2019年7月17日期间按年利率21.6%计算，借款9800万元的利息为111639452.10元，复利51977159.09元，合计163616611.19元，故，约定利息（含复利）总额累计为249539353.66元，已超出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18737972.60元。即使分段计算，截至2014年4月9日，借款9800万元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的利息、复利56014696.39元，虽低于该时间段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94694136.99元。但是，如加上补偿款4000万元，以及自2012年4月10日起算至2014年4月9日的补偿款4000万元的利息960万元、复利576000元，总额计106190696.39元，也已超出年利率24%。而2014年4月10日起至2019年7月17日期间按年利率21.6%计算的借款利息、复利合计163616611.19元，亦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124043835.6元，可见，不论累计计算全部约定借款利息，还是以2014年4月9日为临界点分段计算借款利息、补偿款及利息，总额均超出年利率24%。 综上，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总额，以及分段计算的借款利息、补偿款及利息总额均超过年利率24%，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年利率24%的借款利息予以采纳，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辩称，2014年4月9日前的借款利息应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2014年4月10日起的利息按年利率21.6%计算，利息总额不应按年利率24%计付，该意见未将借款利息的复利，补偿款及相应利息包含在内，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被告海南绿达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给付原告的500万元应如何抵充债务 根据原告陈述意见，“海南绿达公司给付原告500万元，系支付合同约定的利息。扣除已付利息500万元后，截至付款日未付的约定利息仍超出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原告依法调减利息按年利率24%主张，诉请的利息不应再扣减该500万元。”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程丹则辩称，“原告在另案起诉时提交的《欠款本息明细表》，已自认本案借款归还了500万元，故上述500万元应抵充借款本金。” 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之前起诉提交的《欠款本息明细表》，仅备注还款500万元，未明确还本还是付息。并且，原告之前起诉主张全部借款9800万元，表明原告未认可归还本金500万元的事实，故，凭《欠款本息明细表》不能认定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给付原告500万元系抵充借款本金。因双方未明确约定该给付抵充本息的顺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上述500万元应优先清偿借款利息。其次，原告主张其诉请的利息中不应扣减已付500万元，等同于该款用于清偿超出年利率24%部分具有自然债务性质的利息，这对债务人既不公平，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给付原告500万元，对清偿利息的范围未作约定，无法认定被告海南绿达公司同意支付该部分具有自然债务性质的利息。故，上述500万元应优先清偿月利率千分之十部分先到期利息，即优先冲抵截至2014年4月9日，借款9800万元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的利息47347068.49元部分。 综上，本案借贷合同有效，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应承担归还借款及按年利率24%支付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自涉案借款实际交付日起分段按年利率24%算至2019年7月17日，被告衡都工贸公司应付利息共计218737972.60元，海南绿达公司给付500万元抵充利息后，尚欠利息213737972.60元。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系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息及补偿款，故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海南绿达公司另提供陵林证字（2000）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1号、陵林证字（2002）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4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5号6本林权证权属为被告衡都工贸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现原告银亿集团公司主张从折价或拍卖、变卖抵押物（已被政府征收部分抵押林权证权属除外）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债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海南绿达公司、程丹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衡都工贸公司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衡都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800万元，并支付自2010年3月31日起算的利息（算至2019年7月17日利息为213737972.60元，2019年7月18日起以本金9800万元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4%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二、被告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程丹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程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波衡都工贸有限公司追偿； 三、原告银亿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林权证权属[证号分别为：陵林证字（2000）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1号、陵林证字（2002）第002号、陵林证字（2002）第003号（该林权证中已被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人民政府征收的108.466亩林权证权属除外）、陵林证字（2003）第0024号、陵林证字（2003）第0025号]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前述第一项的债权。被告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波衡都工贸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原告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174509元，由原告银亿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74019元，被告宁波衡都工贸有限公司、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程丹负担16004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岚 审判员 水红东 审判员 贺小象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