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怡，女，198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翔宇，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高戎投资企业[原名称广州市越秀区高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天河区高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耀中广场509-511房。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思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晟汇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晟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3-15号耀中广场506-508房。法定代表人：黄良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镇尧，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锡江，男，195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慧玲，女，197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祯棠，女，198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超，男，1957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兰辉，女，193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炀，男，198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思晓，男，198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上诉人何怡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高戎投资企业（以下简称高戎企业）、广州晟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汇公司）、方镇尧、孙锡江、周慧玲、王祯棠、黄玉超、朱兰辉、陈炀、黄思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6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怡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结果；2.改判高戎企业向何怡支付50万元。3.改判高戎企业按年利率15％的标准向何怡支付借款利息，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为556023.97元，其中：10万元部分，自2010年7月21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合计2993日)为123000-6250=116750元；30万元部分，自2011年3月2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合计2769日)为34l383.56元；10万元部分，自2012年3月23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合计2382日)为97890.41元。4.改判高戎企业负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如有)等所有诉讼费用。5.改判晟汇公司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连带责任。6.改判方镇尧在认缴出资额2924万元范围内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7.改判孙锡江在认缴出资额10万元范围内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8.改判周慧玲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9.改判王祯棠在认缴出资额11.7万元范围内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10.改判黄玉超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何怡诉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11.改判朱兰辉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12、改判陈炀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责任。13.判令黄思晓对何怡上诉请求2至4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各项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为1056023.97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何怡与高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1.双方之间确有大额整数转账记录。2.双方之间确有符合利息特征的反向转账记录，具体为转账金额符合15％年利率的利息特征，转账时间为每月固定日，符合利息支付时间特征。3.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款项往来。4.高戎企业的主业即为高息揽储，为此何怡特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高戎企业的银行账户流水，可反映此事实。5.一审中出庭的唯一一位王祯棠，其答辩承认其本人与高戎企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具体到“分20次按每月750元向本人支付借款利息，共计15000元”，此利率水平与何怡主张的15％，极为相似，并且也没有书面借款合同，其虽然拒不承认何怡和高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无法积极的指出，高戎企业除了高息揽储业务之外，还存在什么日常经营业务，以及何怡和高戎企业之间，如果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可能存在什么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关系。6.何怡提供的案例显示，高戎企业确实存在与案外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7.高戎企业放弃出庭答辩，应就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不应因此诉讼程序的不当行为反而获得诉讼优势。8.何怡与高戎企业之间虽未缔结书面借款协议，但这是民间借贷领域的常见现象，王祯棠也没有书面借款协议，相对肯定借贷关系的种种证据，此否定现象明显处于劣势诉讼地位，且为孤立的、消极不作为的否定现象，非有印证的、积极作为证据的肯定现象，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9.何怡己竭力尽到了己方的举证责任，高戎企业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余理据与一审一致，且何怡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调取高戎企业银行流水，则更加可以确认款项性质为借款。何怡50万元进入高戎企业的银行账户，该事实无可置疑，本案焦点惟有款项性质问题。何怡通过一系列证据，将款项性质明确指向了借款关系一侧，此时放弃答辩权利者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抗辩非借款关系者(王祯棠)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王祯棠须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何怡与高戎企业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足以认定，至少也应按照具有压倒性优势地位的高度盖然性，判断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高戎企业、晟汇公司、方镇尧、孙锡江、周慧玲、王祯棠、黄玉超、朱兰辉、陈炀、黄思晓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何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戎企业向何怡给付借款本金50万元；2.判令高戎企业按年利率15%的标准向何怡给付借款利息（其中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10年7月21日起计至2018年9月30日利息为116750元；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1年3月2日起计至2018年9月30日利息为341383.56元；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3月23日起计至2018年9月30日利息为97890.41元）；3.判令高戎企业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4.判令晟汇公司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方镇尧在认缴出资额2924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6.判令孙锡江在认缴出资额1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7.判令周慧玲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8.判令王祯棠在认缴出资额11.7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9.判令黄玉超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10.判令朱兰辉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11.判令陈炀在认缴出资额11.5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责任；12.判令黄思晓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查明的事实：何怡于2018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其向一审法院提交《对公／个人交易明细》1份1页、《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3页及高戎企业工商注册档案资料复印件[包括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变更房屋租赁合同申请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合伙协议、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合伙企业变更决定书、新合伙人出资确认书、合伙股份转让协议书、合伙协议修正案（一）等，均为复印件,共109页]，拟证明其诉称属实。何怡提供的109页高戎企业工商注册档案资料复印件为何怡从注册登记部门调取的材料，该部分材料显示了何怡的诉称的有关高戎企业的合伙人名单、出资及相关合伙股份转让情况等内容，并显示高戎企业原名称广州市越秀区高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天河区高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王祯棠对上述工商注册档案资料无异议。上述《对公／个人交易明细》为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出具，显示账号为10×××01的账户于2010年7月21日向高戎企业账号为36×××46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并显于账号为10×××01的账户于2010年8月23日、2010年9月21日、2010年10月21日、2010年11月30日及2010年12月21日依次以现金、现金、现金、个人批量转账、个人批量转账的名义各依次存入1250元、1250元、1250元、1250元、1250元，何怡称账号为10×××01的账户为其在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该《对公／个人交易明细》可证明其上述时间向高戎企业出借10万元及高戎企业于上述5日分五次各支付利息1250元。王祯棠不予认可。上述3页《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为何怡在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体育西路支行账号为62×××11的交易时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显示2011年3月2日、2012年3月22日、2012年3月23日该账户依次向高戎企业转账支付30万元、10万元及10万元，并显示高戎企业于2012年3月22日向该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何怡称于2011年3月2日、2012年3月23日其上述账户转账支付的30万元、10万元为其向高戎企业支付的借款，王祯棠不予认可。何怡在庭审中由其代理人称：案涉借款事宜其与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负责人段文娟接触，段文娟自称在高戎企业任职为该企业的管理人员，借款事宜亦在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处商谈，现段文娟已从上述银行离职，借款未约定期限等。一审法院认为：何怡提供的3页《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及《对公／个人交易明细》，虽可证实何怡于2011年3月2日、2012年3月23日依次向高戎企业转账支付30万元及10万元，并证实账号为10×××01的账户于2010年7月21日向高戎企业账号为36×××46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但依据何怡庭审中的“案涉借款事宜其与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负责人段文娟接触，段文娟自称在高戎企业任职为该企业的管理人员，借款事宜亦在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处商谈”的所称，何怡在上述3笔转账付款时，均未与高戎企业的相关人员协商借贷事宜，仅是与平安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康王路支行）原负责人段文娟接触商谈，且何怡未提供相关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借款凭证，证实其与高戎企业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因此，何怡诉称其向高戎企业出借案涉3笔转账付款（共50万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因此，何怡以借款为由起诉要求高戎企业向其偿还借款5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同理，何怡以借款为由，要求晟汇公司、方镇尧、孙锡江、周慧玲、王祯棠、黄玉超、朱兰辉、陈炀、黄思晓承担相应连带责任亦不成立，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何怡就上述3笔转账付款，可循与高戎企业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另行处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调处。高戎企业、晟汇公司、方镇尧、孙锡江、周慧玲、黄玉超、朱兰辉、陈炀、黄思晓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怡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00元，由何怡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期间，王祯棠到庭答辩认为何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对公/个人交易明细》、《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只能显示与高戎企业存在资金往来关系，未能显示与被告高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王祯棠主张其于2009年6月19日与高戎企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并受让被告高戎企业的股份，是高戎企业名义上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对此其提交银行卡转账取款凭条证明2009年6月19日转账10万元给方镇尧、银行存折及记录证明2009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高戎企业曾分20次每月转账750元给王祯棠。何怡一审提交高戎企业工商内档中存有王祯棠与方镇尧的《合伙股份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9年6月19日。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何怡与高戎企业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何怡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高戎企业下落不明未到庭应诉，王祯棠到庭否认何怡与高戎企业的借贷关系，其提交一定证据显示其向高戎企业投资并按月收取收益，何怡上述主张王祯棠的投资行为与其自身行为极其相似，应认定为借贷，但王祯棠系经受让股份成为有限合伙人，则何怡的转账行为亦有其他可能性，其主张系民间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何怡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次，何怡主张其转账支付给高戎公司的款项是借款，且按照年利率15%收取利息，但从何怡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其于2010年7月支付10万元后，账户从2010年8月至12月每月收取1250元，均是现金或个人批量转账存入，无法证实是高戎企业支付，而2010年12月之后再无收益，其2011年、2012年再向高戎企业支付的款项，也未有证据显示有收益，何怡对其主张的事实举证不足。第三，何怡一、二审陈述涉案款项支付过程，均称是与段文娟商谈，且称段文娟系平安银行工作人员，即何怡自认并未与高戎企业商谈借款事宜，而何怡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与高戎企业存在借贷合意，其称向高戎企业支付的50万系出借款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至于何怡上诉时申请调查收集高戎企业名下账户开户期间的流水明细，因高戎企业名下账户开户期间流水明细与本案争议事实关联性不大，并无调查必要，故本院对其开具律师调查令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00元，由上诉人何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肖 乔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