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1，男，193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起淮，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斯涵，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2，女，194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仲，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3,男，195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作之，男，197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某4，女，198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1948年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作之，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卫某1、卫某2、卫某3因与被上诉人卫作之、卫某4、黄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由卫某1及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依法改判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扇子由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依法改判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银行存款由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依法改判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股票证券由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卫某1在一审时己提交照片、微信收藏详情、微信聊天记录（2017.11.14）等证据证明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扇子等财物均属于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遗产。娄师白国画（虾）自卫国、姚淑玉生前直至卫国死亡后仍一直悬挂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房屋客厅的墙上。在卫国死亡后，卫某2与卫某3的前任配偶王学仍在就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等遗产的保管等问题进行沟通，且在沟通后确定由王学将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等遗产带回海珠北交给卫某2，由卫某2保管。一审法院未查清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等遗产的情况，未查明在卫国死亡后前述遗产曾由王学和卫某3、卫某2保管，以及经保管后遗产的具体情况等客观事实，仅片面记载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单方陈述委任状经寻找后己不存在的说法，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卫某1从未放弃过对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继承，其在配合办理（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项下公证事项之前，己通过书面形式明确其配合办理前述公证事项仅是为了交易方便，且基础是上述房屋由其与卫某2、卫某4共同所有并由其继承涉案702房三分之一的财产份额。卫国、姚淑玉的继承人之间关于涉案702房的继承并非仅有（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一份文书，且（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的形成有其客观背景。一审法院已经载明卫某1提交了（2017）粤广海珠第9797号公证书、（2017）粤广海珠第9795号公证书、协议书(2017.04.05)等证据，也己查明“2017年4月5日，卫某1、卫某2、卫某4订立书面协议，约定‘福泉二巷12号702的房子归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所有，为了交易方便，由卫某4继承，交易后将款平均分为三份，卫某1、卫某2、卫某4各占一份。卫某1、卫某2、卫某42017.4.5’”但一审判决却忽视卫某3、卫作之于2017年3月13日以公证方式签订《放弃遗产继承权声明书》表示放弃对涉案702房的继承权，而后卫某1及卫某2、卫某4于2017年4月5日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涉案702房由其三人共同继承的客观事实，更是无视（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仅是为了涉案702房交易方便而办理，关于涉案702房的继承并未完成的实际情况，以（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作为依据判决涉案702房由卫某4一人继承属于以偏概全，草率认定涉案702房的继承已经完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3月3日，卫某3、卫作之以公证方式签订《放弃遗产继承权声明书》表示放弃对涉案702房的继承权。在此情况下，卫某1、卫某2、卫某4于2017年4月5日签订书面协议，约定“福泉二巷12号702的房子归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所有，为了交易方便，由卫某4继承，交易后将款平均分为三份，卫某1、卫某2、卫某4各占一份”，明确了涉案702房系由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仅是考虑到客观实际情况及交易的便捷性，形式上由卫某4继承涉案702房的物权，由卫某1、卫某2继承涉案702房的财产权。对此，卫某1在一审时己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2018.05.03-2018.05.04）、微信聊天记录（2018.05.29）、微信聊天记录（2018.12.12）、微信聊天记录（卫凌云与卫某4，2018.12.11-2018.12.15）、短信聊天记录（王建宏与卫某2，2018.12.11-2018.12.12）、微信聊天记录（王建宏与卫某4，2018.12.11-2018.12.15）等证据，证明其多次向卫某2、卫某3、卫某4等人提出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书面协议约定继承涉案702房，但卫某3阻扰涉案702房的依法继承，卫某2、卫某4则相互推诿，卫某1只得依法提起诉讼，依法解除涉案702房的继承问题。卫某1要求依法判决由其与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涉案702房，且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属于本案继承纠纷的审理范围，且具有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卫某1的前述诉求依法无据、系另一法律关系而不予支持、不予调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中，被继承人卫国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4年6月10日止便因病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病科五病区住院治疗，自2014年6月10日起转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磐松楼ICU／重症医学三区持续治疗直至2016年10月11日死亡。卫国因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周围血管病变、糖尿病肾病（III期）、高血压病1级（极高危组）、腔隙性脑梗死、颈椎退行××变等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因病情危重于2014年6月10日起转入ICU治疗，行纤支镜引导下气管插管并接呼吸机辅助通气，至其死亡时仍未能成功脱离呼吸机。可见，被继承人卫国在2014年5月26日住院至2016年10月11日死亡期间已不可能自行支配其个人财产，其在此期间积蓄的银行存款在其死亡后理应体现为其遗产中的银行存款余额。但是，卫某2作为卫国住院治疗期间的财产保管人，未全面履行妥善保管卫国财产的义务，多次擅自从卫国名下各银行账户取出大额款项并占为己有，具有明显的转移卫国遗产的恶意，直接导致卫国遗产减少这一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在卫国住院治疗期间，卫某2擅自从卫国名下银行账户取走的款项高达约人民币60万元，严重侵犯了卫某1对遗产继承的合法权益。卫某1申请调查取证的事项对查清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遗产至关重要，与本案待证事实密切相关，具有调查收集的必要性，但一审法院不予调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卫某1已经举证证明被继承人卫国死亡后，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扇子等遗产曾由王学和卫某3保管，后由王学交由卫某2保管，故卫某2依法负有妥善保管遗产的法定义务。现卫某2等人辩称委任状经寻找后已不存在，否认其他遗产的存在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排除卫某2等人侵吞遗产的可能，应由卫某2、卫某3等人承担不利后果并承担卫某1继承遗产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不顾卫某1继承遗产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实，以“原被告均未能提供相关物品的详细情况，未能确定上述物品的真伪、价值、形状等”为由，对卫某1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调处，将不利后果归属于卫某1，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发回重审或和依法予以改判。卫某2辩称不同意卫某1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关于卫某1主张被继承人卫国生前遗留的上述遗物，卫某2在照顾被继承人卫国生活起居期间未曾看见过，上述物品只是在父亲去世后整理房间时看见，当时差点被扔掉，后放置在六楼，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反而卫某1在被继承人卫国病重住院期间及去世之后，每次从青岛来广州都会去被继承人卫国生前居住的房间拿取被继承人卫国的手表以及姚淑玉遗留的首饰等遗物。卫某1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卫某1上诉称其从未放弃对涉案702房的继承，办理公证是为了方便交易，这足以证明卫某3、卫作之办理放弃涉案702房继承公证也是为了方便履行当初各继承人达成的遗产分割方案（口头协议）而做出放弃继承公证，并不能说明卫某3和卫作之也表示放弃对涉案702房的继承。事实上，如果按照卫某1的诉求，对相对卫某2提出的由各继承人和黄某同意的遗产分割方案，卫某2也是最大的获益者，但卫某2仍坚持承认该遗产分割方案，还找了证人证明对自身不利的遗产分割方案确实存在，而且其中一名证人还是当时一同前往公证处作为见证方办理公证的，说明卫某2陈述的房屋分配口头协议确实是客观存在并已经实际履行。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702房的继承已经完成，对卫某1要求该房由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三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3.被继承人卫国于1977年退休，姚淑玉无工作收入，还请了保姆，全家靠卫国一人工资养活三人，加上卫国长期住院，在医院也请了陪护，可见经济并不富裕。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分别在99岁和98岁去世，两人生前年老多病，父亲卫国长期便秘需要灌肠，行走极不方便。母亲姚淑玉曾经三次中风，都是由广州居住的子女送到医院救治。被继承人卫国在2014年5月因病危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29个月，每天需要家人探望，每周需要打两支自费药球蛋白（561元/支），还有其他自费药如左西孟旦（2300元/支），加上其他护理用品，每月需要自付上万元。而卫某1每次在被继承人卫国身上的开支全部向卫某2索取，来回广州区间的机票、吃住等也全部是由卫某2支付，实际上卫某1一分钱都没有出。父亲卫国住院后，母亲姚淑玉也发病入院，导致每月花费更大，而父母生病住院期间卫某1不但没有回来探望，甚至均未见到两位老人的最后一面，奔丧姗姗来迟。卫某1身为家中长子，初中毕业就离家，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平时也极少关怀父母的衣食起居，更谈不上赡养父母，现在卫某1甚至为了继承父母的遗产而作出虚假陈述。事实上，父亲卫国生前的工资全部用于自己和妻子姚淑玉身上，卫某2不但没有多占父亲的存款，反而倒贴不少。父亲卫国生前死后，其名下的银行账户之所以仍有存款十万有余，也是由于卫某2将自己的收入用于父母身上而没有动用父亲的存款，但不能代表这些费用没有实际发生。足以证明，卫某2没有任何转移父母存款的动机和行为。父母生前的开支大多数都是卫某2先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内取款进行支出的，对此卫某1也是知道的，包括卫某1向卫某2索取的父亲在住院期间花钱记录的证据。由于各继承人对于卫某2为父母支出的费用从无异议，即使卫某2的支出远远超过父亲的生前收入，卫某2也没将父亲的存款转出从而填补其支出，这也是父亲死后其名下的银行存款还有十万余元的原因所在。如果卫某2真的要转移财产，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更何况连卫某2本人都不知道的父母银行账户，卫某1都能查出来并向法庭出示。故卫某1完全有能力查到父亲卫国自2014年5月26日后的银行流水。因此，父亲卫国于2016年10月11日死亡之前的开支，在卫某1没有依据证明卫某2有转移、侵吞财产的情况下，不能作为遗产份额处理为由，一审法院对卫某1要求调出银行流水的申请不予准许是正确的。相反，卫某1应按份额返还卫某2为父母支付的生活费、医药费等超支费用。卫某3辩称不同意卫某1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一、关于针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问题。1.卫某1已经承认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是在办理父母遗下的房屋的公证之前，卫某1、卫某2、卫某3和卫作之、卫某4、黄某已经存在房产的分割协议，办理公证仅是方便交易，所涉房屋公证书有客观背景的事实。2.卫某1为证明其主张的涉案702房是由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三分之一的事实，上诉提及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但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而证明了各继承人包括黄某在内已经就遗产的分割达成协议，办理公证事实上是为了履行已经达成的遗产分割协议的事实。从卫某1上诉提及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2018年5月，卫某1与卫某2的微信记录，就卫某3是否把涉案702房的钥匙交给卫某2的问题询问卫某2。2018年12月，卫某1在微信群里说王建宏在广州出差，委托他和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协商遗产问题。从卫某3在一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2018年5月9日，卫某1以把其股票全出售后加上其存款不足交付房款为由，向卫某3提出借钱，否则将涉案702房出售，且涉案702房与卫某3的关系不大。2018年5月10日，卫某1在微信聊天中提及了卫某2提出的遗产分配方案，认为该方案已经向卫某3倾斜，充分照顾到了卫某3，卫某3的份额也已经够多，所得遗产的零头比卫某1的总额还多。2018年6月20日，卫某1在微信群以卫某3对房产的继承协商有异议为由，要求按有关文件处理。2018年9月8日，卫某1在微信群对卫某2说关于老人遗产分配完全按卫某2的方案进行公证分配，即“先卖掉702房，再办601和602房的房产证”，卫某2已经拿到涉案702房的钥匙且房价也涨了，为何还不将涉案702房出售，并主张在2017年4月5日各继承人在一起协商时，卫某1提出要的份额比其他继承人的份额都小，已经作出让步。提出如果其他继承人有新的想法可以再协商。以上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卫某1）都不能证明卫某1主张的多次向卫某3、卫某2、卫某4提出按约定继承涉案702房，而卫某3阻扰其继承房屋的事实，相反，这足以证明口头协议的存在，理由如下：如果按卫某1主张有关涉案702房继承的事实，卫某1为何还要与卫某3协商呢？显然与情理不符。首先，卫某3已经把涉案702房的钥匙交给了卫某2，其次涉案702房已经转移到卫某4的名下，卫某3已经对该房产不具有实际占有和管理，卫某1完全可以直接和卫某4商量，没必要多次与卫某3在微信上提及涉案702房的问题。足以证明，在卫某1欲将涉案702房出售时，当时其真实意思是承认卫某2提出的遗产分割方案（即口头协议）的，且该方案已经履行，涉案702房也已经按方案办理了公证的事实。因此，涉案702房虽然已经转移到卫某4名下，卫某1也是承认因遗产分割方案的存在仍与卫某3有关的，必须就涉案702房的出售问题与卫某3、卫某2、卫某4协商。其次，卫某1已经在微信聊天中明确承认口头协议。已经由各被继承人于2017年4月5日达成，并承认当时为履行遗产分割方案（口头协议）办理相关公证，办公证仅是为了方便交易和履行分割遗产方案而已。并且，按相关所涉房屋601、602、702房公证内容，卫某3得到的遗产份额是最少的，而卫某1得到的遗产份额最多的，与其在2018年5月10日的微信聊天内容完全不符。可见，卫某2主张的遗产分割方案是客观存在的。更何况，按照公证内容与遗产分割方案相比，卫某2按公证内容所得遗产份额比遗产分割方案得到的份额要多，卫某2仍然主张对其不利的遗产分割方案的存在，对其主张依法应予采信。因此，遗产分割方案是客观存在的，卫某4已经按照遗产分割方案将涉案702房登记到其名下，涉案702房的继承已经完成，符合《继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所涉房屋的遗产的分割时间办理和份额，已经由各继承人协商确定，卫某1不得在本案中主张。即使其现在提出撤销或解除，遗产分割方案已经过了法律规定除斥期，也不得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二、关于卫某1主张的继承有关的字画、端砚、手表、集邮册、委任状、扇子等问题。卫某1主张父母遗下的字画、端砚等物品，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确实属于父母遗下的物品，且事隔多年，卫某1多次来广州时，都有进入过放置父母遗物的房间并将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现在卫某1反而倒打一耙要求分割不存在的财产，于法于理不容。三、关于存款的问题。在父母生前，由卫某2负责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父母也同意由卫某2负责对卫国的收入进行管理和使用。父母去世后，有关的身后事也由卫某2操办并负责所有开支，并且卫某2每一笔支出均有告知各继承人，这些款项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卫国生前的工资收入，其中超出部分都是在广州生活的子女出资的，卫某1从来都没有付过一分钱。出于对家庭成员信任的情况下且事隔多年，卫某2不可能也不会再保留相关开支单据。而且，多年来卫某2为照顾被继承人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用品采购，一直也都没有保留过开支单据。反之，卫某1不但从未支付过老人任何费用，反而以为老人购买药品和用品为借口，多次向卫某2支取款项，但其只是向卫某2列开支清单，从未向卫某2及各继承人出示过任何开支单据。现在卫某1在明知父母生前的收入（包括存款）不足以用于他们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医疗费用的情况下，仍然主张要求分割父母生前的存款，实在是失去做人的根本良心和良知。综上，口头协议是客观存在的，希望二审法院根据客观事实处理本案，涉案702房是由卫某4继承的，在出售房屋后再由其他继承人分售房款项，涉案602房则由四个人继承，601房由卫某3一个人继承。对于钱款的问题，则是卫某4将涉案602房屋出售后，所得钱款由的继承人协商分割。卫作之、卫某4、黄某共同辩称不同意卫某1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卫某1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卫国的字画、端砚等遗物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卫某1主张的上述遗物卫作之、卫某4、黄某也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卫某1要求卫某2将上述遗物拿出来进行分割。2.关于卫某1上诉主张的存款问题，因两位老人生前由卫某2负责照顾，为方便卫某2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两位老人也同意由卫某2负责对卫国的收入进行管理和使用。但是，卫国的工资收入实际上不足卫某2所支出的费用，并且卫某2每一笔支出均有告知各继承人。事隔多年，卫某2不可能也不会再保留相关开支单据。而且，多年来卫某2为照顾被继承人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用品采购，一直都没有保留过开支单据，卫某1也一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反而常常可以听到卫某1讲：“卫某2做得最多，最辛苦。”更有甚者，卫某1不但根本没有支付过老人的任何费用，反而以为老人购买药品和用品为由多次向卫某2索取款项，但也只是向卫某2列开支清单，从未向卫某2以及各继承人出示过任何开支单据。卫某1在明知老人的收入根本不足支付其日常生活起居的情况下，仍然起诉要求分割老人生前已经支付的存款，是不诚信的，是在利用卫某2的善意，因为卫某1知道卫某2肯定拿不出单据，但这是违背事实且损害卫某2的利益的，法院不应鼓励和支持。且一审法院将被继承人卫国去世之后的存款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是不当的，该部分存款事实上应返还给卫某2。3.卫某1上诉请求对涉案702房进行继承是无理的，与真实的情况相违背。事实上，各继承人已经于2017年4月5日办理相关公证之前，真真实实地对遗产继承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达成了一致的继承分割方案，各继承人一直以来均无异议并已经开始实际履行。由此而出现的公证书是为了履行该遗产继承方案而办理的。对此，卫某1也承认这一事实。卫作之甚至放弃了其继承份额，觉得亲情为重，没必要为了争夺财产而伤害了亲情。反观卫某1，对已经各方约定好的遗产继承分割方案反悔并诉至法院，其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应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应当按照各继承人当初协商妥当并已开始实际履行的遗产分割方案作出判决，涉案702房在本案中不能再作为遗产处理。卫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和受理费承担项，改判驳回卫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卫某1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由卫某2将被继承人卫国的遗产离休费3600元、厅局级差及两贴5100元、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慰问金72083.33元提取保管，未有证据证实已用于卫国身后事并花费完毕，认定事实错误。卫某1一审诉请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卫国离休费3600元、厅局级差及两贴5100元、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慰问金72083.33元，要求继承其中四分之一份额，显然无理，应予驳回。事实上，卫某2退休后负责照顾赡养卫国和姚淑玉，而姚淑玉生前作为家庭妇女无任何收入，卫某1自上世纪50年代已离家，后来一直工作居住在山东青岛，对父母的探视照顾及赡养等责任和义务没有履行，更加没有在经济上付出过，卫国、姚淑玉生前住院期间所需的一切用品和支出，卫某1均无承担过，反而来广州探视父母时用于父母的极少金额的支出都向卫某2索取。被继承人卫国去世后，经卫国的子女包括卫某1以及卫某5的配偶黄某、儿子卫作之、女儿卫某4等人协商，一致同意按规定在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为卫国、姚淑玉建立永久墓穴和墓碑，作为卫家子子孙孙和以后的卫家后代缅怀祭祀先人卫国、姚淑玉的地方，实际支出均有单据并向各继承人出示。由于当时各继承人对卫某2支出都无异议，卫某2也根本没想过卫某1会后悔不认账，时隔多年，相关单据大多遗失。卫某1在银河革命公墓挑选墓穴具体位置以及卫国、姚淑玉的骨灰安葬都有参加，对上述事项的费用支出一清二楚，只是现在其认为房屋继承产生纠纷而对此不承认。因此，卫某2对每一笔费用支出在事先都有征求各继承人的意见，支出后的实际数额都有告知各继承人，事实上已经全部花费，没有剩余可分。卫某1从来都知道这一情况，也从来都没有提出过异议和要求所谓继承，且其他的继承人都无异议。可见卫某1对其在本案诉请的款项早已支出的事实也是清楚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判决主文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卫某2的上诉请求。卫某1辩称不同意卫某2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是正确的。2.一审法院认为涉案702房已经完成继承属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卫某1未放弃过对涉案702房的继承，各继承人在2017年4月5日明确约定为了便于房屋交易，所以才办理（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不能视为涉案702房的继承已经完成，卫某1从未对涉案702房作出过放弃的意思表示，涉案702房应当进行继承并予以分割。3.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卫国死亡期间的交易银行存款并非属于卫国的遗产，认为卫某1的申请取证理由与本案需处理被继承人遗产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是错误的。被继承人卫国于2014年5月26日住院到2016年死亡期间不可能自行支配自己的个人财产，其在6月份起就已经在ICU病房治疗。上述期间的银行存款余额在被继承人卫国死亡后应当视为遗产，卫某2作为遗产保管人不仅没有保护好被继承人卫国的遗产，甚至还大量转走其银行存款，直接导致了被继承人卫国的遗产存款减少。4.关于被继承人卫国遗留的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扇子以及离休费、厅局级差及两贴、改革性住房补贴、慰问金等遗物，卫某1已经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如卫某2辨称上述财产已经不存在，应当由卫某2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而不应当由卫某1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5.关于股票账户和证券的问题，一审法院应当予以查明并分割。6.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各方当事人并没有达成一致协商意见，不存在任何除本案协议外的其他口头协议。7.关于被继承人卫国生前、去世后相应款项的支出、花费，卫某2等人称均已花费完毕，但卫某2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款项的支出情况，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出发，应由卫某2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卫某3辩称同意卫某2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理由与针对卫某1的答辩意见的第二、第三个问题的答辩意见相同。卫作之、卫某4、黄某共同辩称同意卫某2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卫某2负责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并由卫某2对老人的工资收入和存款进行管理使用，卫作之、卫某4、黄某对此是知道和认可的，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而卫某2均有告知大家支出费用的去向，当时也有相关单据为证，现卫某2主张大量的费用单据在继承人没有出现矛盾时并无留下也是事实，因为经全部继承人协商一致解决了继承问题并已开始操作了，如再存心保留全部单据准备诉讼反而不合理。卫某1在并无离退休费、补贴、慰问金以及银行存款等遗产可继承的情况下，仍要求卫某2承担两位老人生前的全部费用，违背事实，也违背了公平合理原则。因此，卫某2的主张是成立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其他的答辩意见，与针对卫某1的答辩意见相同。卫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项，改判被继承人卫国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房由卫某3一人继承房屋产权，602房由卫某3与卫某1、卫某2、卫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房屋产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卫某3、卫某1、卫某2、卫某4相互协助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卫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不认定全部法定继承人已订立并已实际履行的遗产分割协议，而认定为履行遗产分割而作出的表面的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公证书，属认定事实错误。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生前婚生有儿子卫某1、卫某5、卫某3及女儿卫某2，其中卫某5先于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死亡，卫某5与配偶黄某婚生儿子卫作之和女儿卫某4、姚淑玉先于卫国死亡。卫国、姚淑玉生前未立下书面遗嘱，因此，卫某1、卫某3，卫某2、卫作之和卫某4是法定继承人。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房（建筑面积51.76㎡）、602房（建筑面积37.68㎡）和702房（建筑面积37.68㎡）系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遗产，系被继承人卫国生前所在单位的房改房，其中601房、602房为均有厨厕的独立套间，两个套间登记在一个房产证，602房与702房面积间隔一样，仅为楼层不同。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生前一直与卫某3共同居住生活，关系很好且该三间房屋的房改购房款都系由卫某3全资支付的。因此，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生前就已有遗愿将601房和602房由卫某3一人继承，702房由卫某1、卫某5的子女及卫某2共同继承，各占三分之一。被继承人卫国去世后，全部继承人包括卫某5的配偶黄某，在尊重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以及考虑到上述三间房屋系由卫某3出资购买，且卫某3与被继承人生前共同居住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同时卫某3亦顾及到其他被继承人的利益，就该三间房屋的继承及继承份额的具体分割处理进行了充分的协商，一致同意并达成了由卫某2提出对该三间房屋遗产分割方案的协议，即：“由卫某3一人继承601房；601房和602房分开产权证后，出售602房，所得房款由卫某1、卫某3、卫某2、卫某4四人各占四分之一；出售702房，所得房款由卫某1、卫某2、卫某4各占三分之一”。为履行该遗产分割协议，全部继承人同时还口头约定了具体实施步骤，即：先办理公证，卫某1、卫某2、卫某3对702房放弃继承公证；卫作之办理了放弄继承公证；卫某4办理了继承702房公证；卫某1、卫某2、卫某4分别办理了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共同继承601房和602房各占四分之一的公证。以便凭公证书向房屋产权登记部门申请将601房和602房从两套房屋共同一个产权证登记产权，分开单独各自用一个产权证登记产权。再办理分开601房和602房两个权属证，后将602房和702房出售，其中602房所得房款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各占四分之一。702房款由卫某1、卫某2、卫某4各占三分之一。全部继承人包括卫某1在内都已经按遗产分割协议和具体实施步骤实际履行了。对此，在2017年3月、4月，在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办理了卫某1、卫某2、卫某3对702房放弃继承公证，卫作之办理了放弃继承公证；卫某4办理了继承702房公证；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先办理共同继承601房和602房的公证。全部继承人在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办理了为实现房屋遗产分割协议先行步骤的相关先行公证，并已向房屋产权登记部门提出将601房和602房产权分开登记的申请。首先，按照常理，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房屋继承公证时，为避免日后发生份额纠纷或产生析产争议，都会在公证中确定继承份额和具体分割，按继承所得份额办理按份继承公证，而不是涉案公证书出现的共同共有。因为存在着601房和602房共用一个权属证，确实存在不能将601房和602房分开进行公证遗产继承的情形，办公证时公证人员表示在两套房屋共用一个产权证的情况下没法明确分开两套房屋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只能暂按共同共有的方式办理继承公证，才出现按遗产分割协议无奈先办成共同共有。卫某3出资购买三套房改房屋，又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关系甚好，并对两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如按为实现遗产分割协议目的所办的涉案公证书，卫某3继承的份额却最少，明显不合情理。其次，卫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充分证实了各被继承人已经达成上述房屋的遗产分割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1.卫某1在2018年5月9日(距办理涉案公证达一年多)上午9时19分在“我爱卫家”(卫家家族群，共十二人)微信群中向卫某3写道：“@卫某3：就是将我得股票全部割肉卖了，加上我的存款也不够房款，所以我的想法你如有钱就借我一些，如没有只好将702先卖了”，如果仅按案涉公证书，无各方遗产分割协议的话，702房完全系与卫某3无关的，卫某1无需与卫某3沟通702房出售事宜，因此上述微信证明，全部继承人是存在己确定的遗产分割协议的，因702房属于遗产分割协议内容整体中的一部分，所以存在卫某1欲需出售702房仍然需要与卫某3联系，足以证明全部继承人订立的遗产分割协议确实存在。2.卫某1于2018年6月20日(同样距涉案公证办理一年多时间)下午3时45分在“我爱卫家”的微信群中写道：“既然常颐对老人房产协商处理有异议，就只要按相关文件处理。房价随时。”从涉案公证来看，明显对卫某3不利。卫某1完全可以在微信中直接主张依据公证书对房屋行处理，而无须再次提“对老人房产协商处理”，足以证实各继承人在办理公证前已经达成遗产分割协议。3.卫某1于2018年6月20日下午3时45分在“我爱卫家”微信群写道：“@智者乐水(即卫某2)：关于老人遗产分配，完全按照你的方案进行公证分配：先卖掉702房，再办601、602房的房产证。”该微信则再次证明了卫某1系承认卫某2提出的对于房产的遗产分割分配方案并实际履行的事实。4.在同一期间，卫某1于2018年5月10日上午11时45分在“我爱卫家”微信群中写道：“@卫某3：在财产分配上常婷还是考虑的还是周到的，她提出的方案己向你倾斜，充分照顾到你。你的份额已经够多了！你的零头比我的总额都多”。按照卫某1的说法，明显与涉案公证书的内容完全不符，足以证明卫某1系明知涉案公证不能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而是按照遗产分割协议对房屋进行处理。5.卫某1于2018年9月8日上午10时13分在“我爱卫家”的微信群中向卫某2写道：@智者乐水：你如果另外有想法也可协商。2017年4月5日我们在一起协商时，我提出我要的份额比你们都小，我已经做了让步。你们如果还有新的想法可以再提出来”，该微信足以证明遗产分割协议系卫某2最迟于2017年4月5日(事实在办理公证前)提出，并由各继承人达成一致协议并己实际履行的事实。微信中卫某1认为其分得份额系最少，如按卫某1起诉主张，反而系卫某3分得最少的，由此其起诉主张显然如卫某1一直在微信中的稳定表述以及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综上，在微信群中已清楚确凿地确认了全部继承人达成一致的遗产分割协议及内容，在遗产分割协议中，卫某1实际分得份额并不是最少，而是相对于卫某3少的，其与其他继承人分得的遗产份额是相同的。而案涉公证书却并非如此，卫某3分得的份额系最少的。因此涉案公证书并非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仅仅是为实现继承协议而进行的一种先行手段及步骤。另外，本案证人均认识与本案当事人但与本案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词及在一审亲自出庭所作的证言，证明了全部继承人已就继承房屋达成一致协议的内容并己开始履行，其中证人任六妹还去过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按公证处要求完成相关调查工作，所以，证人证言是可靠和可信的，对各继承人达成的遗产分割方案，系完全知悉的，且与卫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具有证明力，构成了客观真实的证据链，证实了各继承人达成了遗产分割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证实了涉案公证书仅为继承人为达到履行遗产分割协议的一个先行手段和步骤，不是当事人进行遗产分割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一审法院不以全部继承人达成一致并已实际履行的遗产分割协议为依据，却以为达到履行遗产分割的协议所办理的公证书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全部继承人基于亲属关系，在互相信任基础上，根据房改房出资情况及房屋实际使用情况达成的遗产分割协议，经已确认无误，全部继承人至今无异议，除卫某1现在变卦反口不认之外，其余所有继承人包括一直参与此事的黄某(己故卫某5的妻子)都一直承认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协议分为书面协议和口头(非书面)协议两种，法律并无强制性规定继承不允许口头(非书面)协议，本案口头(非书面)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继承法的规定，没有损害他人以及公共利益，该遗产分割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不认定和不以继承人达成并开始实际履行的遗产分割协议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遗产分割协议在办理涉案公证之前，全部继承人一致无异议并已实际履行，依据法律规定，卫某1如对已在实际履行中的继承协议反悔，应当在遗产分割协议订立时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或解除，卫某1在2019年3月才提出实质是撤销解除继承协议的本案起诉，早已过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一审法院对其关于601房、602房继承的诉讼请求，不应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卫某3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对一审错误判决改判如卫某3所诉请。卫某1辩称不同意卫某3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各方当事人并未达成一致协商协议，不存在任何除本案协议外的其他口头协议，卫某3称其全资支付了601房的购房款，与事实不符，也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其余意见与上诉意见及对卫某2的答辩意见一致。卫某2辩称同意卫某3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本案房屋遗产继承分割的方案确由卫某2提出：(1)由卫某3一人继承601房，放弃702房；(2)因702房是单独一个产权证，该702房由卫某4继承后将该房变卖出售，所得价款由卫某1、卫某2、卫某4三人各占三分之一；(3)待601房和602房并列的产权证分开后，再按702房的处置方式，将该602房变卖出售，所得价款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四人各占四分之一的遗产方案。当时考虑到上述房屋(601房、602房、702房)系卫某3出资购买，所以约定的遗产份额卫某3的份额最大。现若按照一审判决，卫某3的份额变得最小明显不符合事实，也不合理，损害了卫某3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卫某1的上诉请求，支持卫某3的上诉请求。卫作之、卫某4、黄某共同辩称同意卫某3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对于房屋遗产部分的继承分配到形成合意的继承分割方案时，卫作之、卫某4、黄某一直有参与，也一直无异议，至今仍认为应该按各继承人早已协商一致并已经开始操作的继承分割方案执行。卫某3当时出资购买601、602、702房屋，不可否认其应占最大的份额，故应依据各方达成的继承分割方案进行继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如果按照卫某1的要求，相对于卫某2提出的各继承人同意的遗产分割方案，卫某2还可以多分遗产，但卫某2仍然坚持对其不利的口头协议的存在，而且还找了证人出庭予以证明，其中一名证人在继承人办理涉案702房公证时在场作为见证人向公证机关陈述证言，因此法院应采信卫某2的遗产分割协议，更何况卫某1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承认该遗产分割协议的确实存在并承认其所占的份额最小，卫某3占的份额最大这一事实。因此，望二审法院采纳卫作之、卫某4、黄某的答辩意见，依法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以还原客观真实情况。卫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屋由卫某1及卫某2、卫某3、卫某4共同继承，各占四分之一份额；2.依法判决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由卫某1及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3.依法判决被继承人卫国离休费3600元、厅局级差及两贴5100元、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慰问金72083.33元，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卫作之、黄某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4.依法判决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扇子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卫作之、黄某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5.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银行存款，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卫作之、黄某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6.被继承人卫国的股票证券，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卫作之、黄某共同继承，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各占四分之一份额，卫作之、卫某4合计占四分之一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卫国与姚淑玉系夫妻，生育子女四名，分别是卫某1、卫某2、卫某5、卫某3。卫某5与黄某系夫妻，生育子女卫作之、卫某4。在卫国与姚淑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卫国以其名义分别取得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及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房屋产权。2002年1月，卫某5死亡。2015年7月31日姚淑玉死亡，2016年10月11日卫国死亡，姚淑玉、卫国生前均无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2017年4月5日，卫某1、卫某2、卫某4订立书面协议，约定“福巷二巷12号702的房子归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所有，为了交易方便，由卫某4继承，交易后将款平均分为三份，卫某1、卫某2、卫某4各占一份。卫某1、卫某2、卫某42017.4.5”。同年4月6日，卫某1、卫某2、卫某3、黄某共同签署《协议书》，约定“卫国同志于2016年10月11日病故，按规定发放丧葬费20292.75元，抚恤金287674元，合计307966.75元；另补发1、《国办发（2016）62号文》的2016年7-10月离休费3600元；2、2015年3号文厅局级差及补贴5100元；3、按《穗人发（2016）64号》文的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以上款项合计为325446.54元。其法定受益人为长子卫某1，身份证号码：，二儿媳黄某，身份证号码：，女儿卫某2，身份证号码：,三儿子卫某3，身份证号码：.经过以上4人自愿协商，同意将以上款项合计金额为325446.54元以划帐形式划入卫某2个人账户（建行62×××46）”等。另广州市物资集团公司已将补发2016年度对卫国的慰问金72083.33元转入卫某2账号。庭审时卫某2对其已收取上述款项予以认可。2017年4月7日，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分别进行了（2017）粤广海珠第9795、9797、9798、9799号公证书，显示卫作之公证放弃其对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及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继承权，卫某1、卫某2、卫某3公证放弃对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继承权，该房由卫某4一人继承占有全部产权份额，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共同继承。卫某4根据上述公证书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过户手续，现该房产已登记在其名下。另查明，在姚淑玉去世后，姚淑玉名下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铁路支行账号33×××73账户中余额为0.05元、账号33×××82账户中余额为0.69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两账户分别取款4418.12元和12991.12元为遗产应予以分割；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中山六路支行、账号36×××41账户中，卫某1认为卫某2从账户取款15000.29元为遗产应予分割。在卫国去世后，卫国名下开户行平安银行广州流花支行、账号62×××51账户中余额为95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该账户共取款56400元为遗产应予以分割；开户行广州银行营业部、账号62×××00账户余额为9484.52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该账户共取款92000元为遗产应予分割；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长寿支行、账号36×××28账户余额为2788.02元；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铁路支行、账号33×××65账户中余额为1.72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该账户共取款7853.6元为遗产应予以分割；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中山六路支行、账号33×××61账户中余额77.39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该账户共取款663元为遗产应予以分割；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惠福西路支行、账号33×××82账户中余额0.95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该账户共取款4302.75元为遗产应予以分割；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州市广大路支行、账号60×××91账户中余额1.27元，卫某1认为卫某2从该账户共取款1690元为遗产应予以分割。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对上述银行账户取款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理应多分，对卫国名下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长寿支行、账号36×××28账户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中山六路支行、账号33×××61账户认为用于缴纳涉案房屋电费、煤气费，不同意分割。另卫某1认为卫某2在卫国去世前已有恶意转移卫国银行存款行为，要求调取自2014年5月26日起的银行流水。对于卫某1诉求的卫国生前遗留的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卫某2一审庭审时称可能尚存有委任状，其他均不予认可，一审庭后卫某2书面回复称该委任状经寻找后已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卫某1与卫某2、卫某3及卫某5是被继承人卫国、姚淑玉的婚生子女，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但卫某5先于两被继承人死亡，其子女卫某4、卫作之享有代权继承权。黄某虽在2017年4月6日的《协议书》列为受益人，但依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其不在继承人之列，黄某亦未有证据说明其对被继承人履行了赡养义务，故黄某对本案的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均无权继承。对于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根据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出具的（2017）粤广海珠第9795、9799号公证书，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共同继承，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认为事后双方口头协商在601、602房析产后，601房由卫某3一人继承、602房变卖所得款由卫某1、卫某3、卫某2、卫某4各占四分之一的意见，卫某1不予认可，且现实中601、602房在不动产查册表中显示为一套房产，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所述既无证据亦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根据（2017）粤广海珠第9798号公证书，为卫某4一人继承，且卫某4已完成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故该房屋的继承已完成，卫某1要求在本案中判决该房由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三人协议在卫某4取得房屋并变卖后予以分割变卖款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对于卫某1诉求的离休费3600元、补贴5100元、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2016年度慰问金72083.33元，均为卫国去世前应得的财产，为卫国的遗产，在卫国去世后由卫某2提取保管，卫某2虽陈述已用于卫国身后事、已花费完毕，但未有证据证实，卫某1亦不认可，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在被继承人去世后，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状态，卫某2未有证据说明其提取并使用款项征得作为继承人之一的卫某1的同意，其行为侵犯了卫某1对遗产继承的权益，故一审法院支持卫某1对该部分的诉求，卫某2应将上述款项向其他继承人支付，其中卫某1、卫某3应各分得四分之一，卫某4、卫作之各分得八分之一。对于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认为已对卫国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而卫某1未尽赡养义务的意见，卫某1予以否认，并在庭审时提出在卫国住院时已及时履行了探视、赡养义务，只是因家事和身体原因而先行回青岛，不存在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对此一审法院审查相关病历，认为卫某1所述可信，卫某1虽远在青岛，但亦有履行基本的探视老人等赡养义务，故对上述遗产应予平分。对于卫某1要求对两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余额进行继承的诉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卫某1认为卫某2在两被继承人去世后从多个银行账户取款的金额要求作为遗产进行分割的意见，一审法院意见同上，卫某2应将其从两被继承人去世后取得的金额向各继承人支付，其中卫某1、卫某3应各分得四分之一，卫某4、卫作之各分得八分之一。对于卫某1认为卫某2在卫国去世前已有恶意转移卫国银行存款行为，要求调取自2014年5月26日起的银行流水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金钱为种类物，在金钱取出或转出后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即相关的款项已非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故卫某1的申请取证理由与本案需处理被继承人遗产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取。对于卫某1要求继承卫国生前遗留的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由于卫某1、卫某2、卫某3、卫作之、卫某4、黄某均未能提供相关物品的详细情况，未能确定上述物品的真伪、价值、形状等，故一审法院对上述物品不予调处。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卫国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房屋产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相互协助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卖登记手续；二、被继承人卫国的离休费3600元、补贴5100元、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2016年度慰问金72083.33元由卫某2在本判决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卫某1、卫某3各支付22390.78元，向卫某4、卫作之各支付11195.39元；三、被继承人姚淑玉名下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铁路支行账号33×××73账户中余额0.05元及利息、账号33×××82账户中余额0.69元及利息，被继承人卫国名下开户行平安银行广州流花支行、账号62×××51账户中余额95元及利息、开户行广州银行营业部、账号67×××00账户余额9484.52元及利息、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长寿支行、账号36×××28账户余额2788.02元及利息、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铁路支行、账号33×××65账户中余额1.72元及利息、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中山六路支行、账号33×××61账户中余额77.39元、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惠福西路支行、账号33×××82账户中余额0.95元及利息、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州市广路支行、账号60×××91账户中余额1.27元及利息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各继承四分之一，卫某4、卫作之各继承八分之一；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卫某2应向卫某1、卫某3各返还银行存款补偿款48829.72元，向卫某4、卫作之各返还银行存款补偿款24414.86元；五、驳回卫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8916.79元（已由卫某1预付），由卫某1负担8137.4元，卫某2、卫某3各负担3593.12元，卫某4负担3144.92元，卫作之负担448.23元。本院二审期间，卫某2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开支清单，拟证明卫某1在2014年6月23日被继承人卫国住院后向卫某2索取的金钱以及卫某1亲笔所写列花费明细，并没有向卫某2提供相应的单据或者发票，余款剩3781.38元至今未还。卫某1不同意卫某2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依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纳。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相应款项的发生时间是在2014年，形成时间早在本案一审开庭之前，并且从卫某2等人的答辩和陈述可知，卫某2等人自称其始终掌握有卫某1向其开具的《开支清单》，但不论是在各方当事人当庭可出示的证据均已出示完毕时，还是在整个一审程序中，卫某2等从未提及有该证据需要提交，或者有该证据存在但其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提交。卫某3质证称：卫某1要求卫某2提交其为老人花费的开支明细，但卫某1自己花的钱却没有提交凭证，连一包纸巾都要记账算清，太细了。卫作之、卫某4、黄某质证称：被继承人卫国在医院花费数额在1000元左右的卫作之在事后都没有要回，而卫某1连一包纸巾的钱都要回是不对的。卫某3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如果按照卫某1的主张，其陈述其所得的份额最小，连卫某3的零头都不够，显然与其主张不符。并且，卫某1已承认返程广州的机票钱是问卫某2从父亲的银行账户支出的。另外，拟证明601、602房确实是两套房子，卫某1上诉提及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卫某3对702房的阻扰。卫某1不同意卫某3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卫某3已在本案一审中提交过上述证据，故上述证据依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纳。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一审时的质证意见。卫某2质证称：对卫某3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卫作之、卫某4、黄某均同意卫某3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没有其他的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对各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被继承人卫国与姚淑玉生前没有订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故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继承法第十五条规定，继承人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可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卫国与姚淑玉的遗产有：一、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602房。2017年4月7日，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分别进行了（2017）粤广海珠第9795、9797、9798、9799号公证书，显示卫作之放弃上述房屋继承，房屋由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共同继承。卫某3上诉主张各继承人已达成口头协议，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房由其一人继承，故其才放弃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的继承。由于卫某1对此不予认可，卫某3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得出所有继承人已达成一致意见601房由卫某3继承的结论，故卫某3上诉主张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601房由其一人继承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二巷12号702房。2017年4月5日，卫某1、卫某2、卫某4订立书面协议，约定“福巷二巷12号702的房子归卫某1、卫某2、卫某4共同所有，为了交易方便，由卫某4继承，交易后将款平均分为三份，卫某1、卫某2、卫某4各占一份。2017年4月7日，卫某1、卫某2、卫某3、卫某4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分别进行了（2017）粤广海珠第9795、9797、9798、9799号公证书，显示卫作之、卫某1、卫某2、卫某3放弃702房屋继承，该房屋全部由卫某4一人继承，现该房产已登记在卫某4名下。由于继承人已对该遗产的分配时间，分配方式已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遗产的处理应按协议处理。卫某1上诉要求继承分割该房屋的产权份额，与协议的处理方式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三、卫国与姚淑玉的银行存款。各方当事人对卫国与姚淑玉去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没有异议。卫某2上诉认为，卫国与姚淑玉去世后，其从两人银行账户提取款项用于办理被继承人的后事，不同意所提取的款项作为遗产分配。对此，本院认为，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已开始，对遗产的支配应取得继承人的同意，卫某2主张已用于办理后事，没有提交证据，而卫某1作为继承人之一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卫某2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从被继承人银行账户提取的款项作为遗产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卫某2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卫某1上诉认为，卫国去世前已于2014年6月无法自行支配其个人财产，从2014年6月到其去世前卫国的银行账户由卫某2保管支配，在此期间，卫某2擅自转走的款项高达60万元，要求将此60万元作为遗产分配。对此，本院认为，卫国与姚淑玉为夫妻关系，在卫国去世前，姚淑玉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银行存款)交由卫某2保管支配，对卫某2开支没有提出异议，且从卫某2提交的证据来看，卫某2主张其提取的款项用于购买卫国的自费药品、护理用品、姚淑玉的生活费用和保姆费用，该陈述合理，因此，卫国去世前的银行存款已提取的部分是卫国与姚淑玉生前处分，卫某1要求调查此时间段的银行交易明细，本院不予接纳，对其要求将上述款项作为遗产处理，本院不予支持。四、卫国去世后补发的离休费3600元、补贴5100元、改革性住房补贴8779.79元、2016年度慰问金72083.33元。上述款项为卫国生前应取得的财产，属于卫国的遗产。卫某2主张上述款项用于办理卫国后事，不应分割。对此，本院评析如前述，且卫国去世后，相关部门对家属发放了用于办理后事的丧葬费，故本院对卫某2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五、卫国生前遗留的娄师白国画（虾）、端砚、英纳格双日历自动手表、集邮册、委任状等物品，一审法院已作评析，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论。卫某1上诉要求继承上述财产，本院不予支持。六、关于卫国名下的股票。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有提交卫国名下的股票的证据材料，一审未作处理。故各方当事人可协商或另行诉讼，二审不作调处。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卫某1、卫某2、卫某3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提交证据均为逾期举证且不足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卫某1、卫某2、卫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22763元，由上诉人卫某1负担6952元，上诉人卫某2负担3067元，上诉人卫某3负担127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