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3行初95号原告张爱国，男，195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傅增强，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爱慧，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石纯。委托代理人项方林。委托代理人徐珩，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爱国不服被告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7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爱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傅增强、张爱慧，被告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的负责人李卫华及委托代理人项方林、徐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将猪粪、尿液清洗水等养殖废弃物排放至本区顾村镇沈宅村九房养猪场外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贮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罚款人民币18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原告张爱国诉称：其自2001年起在本区顾村镇沈宅村九房宅开展生猪养殖，同时挖掘土渗坑用于储存猪粪、尿液清洗水，并在底部铺设防渗漏措施。原告养猪十几年，环保部门从未提出过不合格，直至2017年2月23日被告现场检查时，才要求原告予以整改，当时原告母亲刚刚去世，没有时间和心情进行整改。此后被告未经充分调查，即认定该土渗坑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并在原告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强迫原告制作笔录。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错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予以撤销。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1、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证明原告合法拥有养猪场所在土地的使用权。2、宝山区家畜免疫卡、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兽药残留监控抽样单、产地检疫申报受理单，证明养猪场对周边环境没有造成污染。3、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原告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在被告制作的笔录上签字。被告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局辩称：《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八条规定了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回避的几种情形，并未规定必须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且本案并无需要回避的情形；被告依法对坑塘内的废水现场采样，记入现场检查笔录并拍摄照片，经调查，在依法履行听证告知义务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执法程序合法。虽然2017年3月14日原告是在公安机关接受的被告调查，但其陈述均系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胁迫；原告挖掘的土渗坑无防渗漏措施，其将猪粪、尿液清洗水等养殖废弃物排放至其中贮存，被告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久、排放体量大，在被告已多次告知应当整改的情况下，原告仍拒不整改，且不配合调查，被告对原告所作处罚裁量适当。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7年5月19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一、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及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及照片、立案报告表、行政案件调查终结审查表、行政案件审理记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听证回执及上述材料的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被告经2017年2月23日及28日两次对原告养猪场现场检查，于同年3月1日立案后进行调查，于同月14日责令原告改正违法行为，并书面告知原告有权申请听证及陈述申辩，同日，原告明确不要求听证，被告于同月28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4月1日将决定书送达原告。被告的执法程序合法。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为：1、2017年2月23日现场检查笔录及照片，证明原告将猪粪、尿液清洗水等养殖废弃物通过猪圈围墙的流水洞流入养猪场外东北侧的水坑中。2、2017年2月28日、3月14日现场检查笔录、照片、约见通知单、养猪场示意图，证明养猪场区域未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未采取干法清粪、单独清出，通过河道水直接冲洗猪舍及场地，猪粪、尿液清洗水通过猪圈东围墙下7个开口洞经明沟直接排入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收集，另有部分场地清洗水通过北侧围墙外一排口直接排入地面一条死水浜，场区无专门畜禽粪便贮存设施，现场可闻到异味，被告对坑塘内的水样采集并送检。另，被告于2017年2月28日开具约见通知单，要求原告于同年3月3日至指定地点配合环保调查。3、2017年3月14日被告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原告户籍信息，证明原告承认养猪场没有环保审批手续，没有专门的猪粪贮存池，猪粪、尿液清洗水未经处理排入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4、2017年3月8日、22日上海市宝山区环境监测站测试报告2份，证明原告排入坑塘的水样存在污染。四、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款的规定，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执法主体资格无异议；对执法程序认为被告对原告调查过程中，没有告知原告有申请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没有现场检查取样记录，2017年2月28日的现场检查笔录上原告签名的日期为3月14日，约见通知单无公文字号，3月14日原告已被公安机关带至派出所，不可能陪同现场检查，被告执法程序违法。对被告提交的事实证据1、2认为原告挖掘的土渗坑已铺设防渗漏措施；对证据3认为2017年3月14日原告已被公安机关强制带至派出所，故询问笔录系原告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签字；对证据4认为被告从未将测试报告送达原告，且报告内容缺失。对法律适用认为原告挖掘的土渗坑不属于坑塘，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无法证明原告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制作的笔录。本院对本案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能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且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1年在本区顾村镇沈宅村九房宅开办养猪场，并在养猪场东围墙外部挖掘一个坑塘用于收集猪粪、尿液清洗水等养殖废弃物。2017年2月23日，被告现场检查发现原告养猪场猪圈内的猪粪、尿未经处理，经冲洗后流入上述坑塘中，并散发气味。被告口头告知原告予以整改，原告表示因母亲刚刚去世，其暂时没有时间和心情进行整改。同月28日，被告再次至现场检查，查明该养猪场饲养场地面积约800平方米，猪舍共有三排，猪圈约20余间，现有猪存栏数200头，年产商品猪400头，养猪场内未施行雨污分流，粪便未采取干法清粪、单独清出，通过河道水直接冲洗猪舍及场地，部分粪尿冲洗水通过猪圈东围墙下7个开口洞经明沟直接排入坑塘收集，无防渗漏、流失措施，场区无专门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被告现场拍照，并在坑塘内采集水样，送上海市宝山区环境监测站测试。因原告拒不配合，故未在当日现场检查笔录上签字。同日被告开具约见通知单，通知原告夫妇于同年3月3日携带相关身份材料及环保审批手续至被告处接受环保调查。同年3月1日，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因原告未在指定日期接受调查，被告于同月14日10时再次至原告养猪场现场检查，对排入坑塘的废水采样检验。原告分别在当日及2月28日的现场检查笔录上签名。同日10时30分至11时30分，被告在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刘行派出所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表示，其养猪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及环保手续，有动物检疫证明，养猪场内没有专门的猪粪贮存池，猪粪露天堆放在路边的农田里，没有做相关污染防治设施，清洗猪圈时，猪尿混杂猪粪未经过处理直接通过东北侧猪圈围墙上7个洞口排入墙体外的断头明沟中，明沟中的废水流入猪圈东北侧的上述坑塘中，坑塘体积约4米*10米*2.8米，未做防渗漏措施，另有部分猪圈清洗废水未经处理通过一条排水沟排入猪圈西北侧的死水塘中。原告对被告于同年2月28日在上述坑塘内废水的采样过程及监测数据均无异议，并表示愿意在二十日内把猪全部处理掉，希望被告免于处罚。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责令原告于当日立即停止将猪粪、尿液清洗水等养殖废弃物排放至养猪场外无渗漏措施的坑塘贮存的违法行为，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同时，告知原告有权要求听证。因原告明确表示不需要听证，被告经审理，综合考虑原告的违法行为对环境影响程度，整改措施，配合被告调查取证，及社会影响程度等因素后，于同月28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4月1日将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被告有权对本辖区内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存贮废弃物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执法主体适格。经现场检查，被告对原告予以立案并进行调查，在履行听证告知义务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本案中，原告挖掘坑塘用以存贮猪粪、尿液清洗水等养殖废弃物，而该坑塘并无有效的防渗漏措施，原告在接受被告调查时对此予以认可，故该坑塘应当属于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现原告在庭审中关于其于2001年挖掘坑塘时曾经铺设过水泥底的陈述，与此前陈述相悖，且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即便原告曾经铺设过水泥底，该坑塘与周围环境接触的部分也并非仅有底部，其他部位未经防渗漏处理或者年久失修，仍会造成外环境的污染，因此，原告的该诉称意见不能成立。原告将冲洗养猪场所产生的猪粪、尿液清洗水直接排放至无防渗漏措施的坑塘贮存，期间未依法进行环保处理，被告依法对坑塘内的水样采样检测后，确认上述冲洗水属于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废弃物，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在裁量方面，原告的违法行为始于2001年，持续时间长，对环境影响程度大，且原告未按照被告的要求配合约见及调查，未在被告口头责令改正后及时整改，被告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对原告处以罚款18万元，裁量适当。关于原告认为现场检查取样程序违法的诉称意见，因被告已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笔录，并采取拍照方式记录取样情况，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现场取样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机关承办人员应当回避的几种情形，从执法规范化的角度，行政机关告知有权申请回避更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被告未告知原告申请回避的权利并未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本案诉讼中原告也未明确提出应当回避的承办人员及理由，故原告的该意见不能成立。关于原告诉称询问笔录系其受到胁迫情况下所作的诉称意见，本院认为，虽然该笔录系被告在公安机关对原告询问所形成，但是，该笔录已经原告签字确认，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仅因笔录的制作地点为公安机关，不能证明原告受到了胁迫。据此，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爱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张爱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剑红审 判 员  王秀岩人民陪审员  王雪芬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张玮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禁止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第七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八）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有前款第三项、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四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近亲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回避情形。符合回避条件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第三十四条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