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7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健，男，194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玲，女，194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男，1951年5月31日出生，回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男，195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燕，女，195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以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萱，江苏苏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博，男，198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南京纽加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原审第三人：高滨，男，1954年5月9日出生，汉族，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长虹路222号德盈国际5-1506。上诉人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因与被上诉人高博、原审第三人高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12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高博向上述五名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25654.62元及利息（以125654.62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高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王青的存折在交付及交还时，高博和王青之间均未提及借款或还款，亦未进行任何书面形式的确认，仅由高燕在取回存折时手写“借毛头”三个字，此手书不能当然认为是王青本人的意思表示，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自被上诉人高博取款之日起直至王青去世，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王青从未向髙博索要借款或是要求高博出具借款凭证等。基于上述事实，结合双方的身份关系，案涉款项认定为王青对被告的赠与，并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对本案做出的一审判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赠与钱款已由王青实际交付，被上诉人高博作为受赠人接收了该款项，在王青已去世的情况下，高博已无继续举证的可能性，此时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与王青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无异于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不能彰显法律的公平性，故五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五原告诉称第三人曾承诺还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实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照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以及“优势证据”的原则，能够认定案涉款项系被上诉人高博向王青的借款。高博辩称，该款项是奶奶给其做生意的，其2012年回国，回国后想做奶粉的生意，奶奶之前在杭州照顾其几个堂兄弟，基本上奶奶从小到达都是照顾他们，因为其在南京，奶奶是后来到南京养老，奶奶和其说如果做生意有需要随时可以找她，其当时想做奶粉生意就找奶奶，奶奶就把钱赠与其做生意，希望其做好。这么长时间里，奶奶也没有和其提过钱的事，而且其他的堂兄弟出国，奶奶也包了很大的红包，奶奶也给了其他堂兄弟相应的款项，不仅是只给其一个，其认为奶奶对其来说是有一定愧疚的。高滨辩称，同意高博的答辩意见。其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当将其列为当事人。当时其和高博一起去找王青谈这件事，但是其当时没有参与，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开口。王青带高博去拿钱其根本就没有参与，上诉人说其和高博一起去杭州拿钱了，并不属实，当时是工作日，其还在上班。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高博向五原审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25654.62元及利息（以125654.62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高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文然与王青系夫妻，二人育有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高滨六名子女。高文然与王青分别于1999年9月22日和2018年10月8日病逝。高博系高滨之子。2012年4月26日，高博和高滨至王青在南京市的居住地南京市，高燕当时在场，王青将自己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折交给高博。次日，高博至工商银行杭州柳莺支行取款本金109542.52元、利息16866.18元，扣除利息税754.08元，税后本息合计125654.62元。之后高博返回南京，将存折交还王青，高燕在该存折下方手写“借毛头”三个字。另查明，王青去世后，高滨以其他五名兄弟姐妹为被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分割王青遗产，该案尚在审理中。审理中，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案涉存折下方手写“借毛头”三个字的形成时间及高博赠与王青的纯金如意的实际价值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认为，该两项鉴定内容和结论对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不产生实质影响，故不予准许。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五原审原告作为王青的法定继承人，主张2012年4月27日于工商银行杭州柳莺支行支取的存款系高博向王青的借款，高博辩称该笔款项系王青对自己的赠与。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所涉款项究竟属借款或是赠与，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加以认定。高博抗辩该笔款项系王青作为奶奶对孙子的赠与，结合双方对于2012年4月26日现场情况的描述，可以确认当时王青、高博、高滨和高燕四人均在场，案涉存折系由王青亲自拿出交给高博，但王青遗忘存折密码，高燕亦不知晓，后由高博尝试输入爷爷奶奶的生日数字成功支取。在交付以及交还存折时，高博和王青之间均未提及借款或还款，亦未进行任何书面形式的确认，仅由高燕在取回存折时手写“借毛头”三个字，此手书不能当然认为是王青本人的意思表示，且自取款之日起直至王青去世，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王青从未向高博索要借款或是要求高博出具借款凭据等。基于上述事实，结合双方的身份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应认定为王青对高博的赠与，现赠与钱款已由王青实际交付，高博作为受赠人接受了该款项，在王青已去世的情况下，高博已无继续举证的可能性，此时要求高博举证证明其与王青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无异于加重了高博的举证责任，不能彰显法律的公平性，故五原审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五原审原告诉称第三人曾承诺还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4元，由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1、王青的日记复印件两张，证明王青多次称呼高博为“毛头”，所以在存折上高燕手写的“借毛头”，可以证明王青将款项借给了高博；2、王青的日记复印件八张，主要证明本案的款项来源及高海长达20年每月4000元的补贴及其他五名上诉人平时节假日和生日的赠与，高滨一家几乎没有贡献。经质证，高博称其从来没有看过日记的原件，所以现在无法认可日记的真实性，其希望可以看到完整的日记原件。其小名叫毛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日记上也没有反映出高海长达20年每月给王青4000元的事情。就算是高海给钱，其认为作为子女，高海也有义务给钱，包括孙子辈的也经常给奶奶送东西，其也给奶奶买过金如意，上诉人也是认可的，这和本案的10万元没有必然的联系。高滨同意高博的质证意见，在家里其照顾父母超过其他五个人，这么多年在南京住院都是其在招待，母亲的日记里也有相应体现，希望上诉人可以提供王青全部的日记。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浙江省军区杭州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出具的证明、工商银行杭州柳莹支行的存折、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案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青与高博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果存在，数额是多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王青与高博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王青与高博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考虑到王青与高博间的亲属关系以及王青生前并未向高博主张过返还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系王青赠与高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13元，由高健、高玲、高明、高海、高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