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6142号原告：杨立，女，197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光，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杰，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海杰，男，196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FUJIAN，女。被告：FUJIAN，女，1974年4月2日出生，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上海顺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中山南二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陈德强，董事长。第三人：上海融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XXX号XXX号楼XXX室。法定代表人：曹轶兰，执行董事。上列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兆鹏，男。原告杨立与被告朱海杰、FUJIAN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追加上海顺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公司”)、上海融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癸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7年5月31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光、刘嘉杰、被告朱海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被告FUJIAN、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兆鹏(参加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2、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00万元；3、两被告支付以1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27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4、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解除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并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为以1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27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和两被告共同参加金朝阳培训班，两被告向原告宣传投资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可以获得高额回报。原告信以为真，于2015年3月27日和两被告就委托理财事项达成合意，约定原告委托两被告购买reits，购买方式是原告就100万元投资款交付两被告，由两被告将上述投资款汇入目标公司，购买称之为reits的公司股权，并协助原告办理真实有效的股权证明书。同日，原告将100万元汇入被告朱海杰的账户，两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之后，两被告仅于2015年4月27日向原告提供一份第三人融癸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原告经调查发现，两被告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将原告的100万元投资款汇入了融癸公司，而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原告也并未登记为融癸公司的股东。因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的股份募集注册资金的流程和募集对象十分严格，且依法应签订书面认股协议，而两被告除该股权证明书外无法提供任何其他书面文件，也无法回答股权证明书中关于股数和股价的确定依据，事实上原告至今未收到参与融癸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也未参与审议融癸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及获得利润分红。因此，两被告未依约将100万元投资款汇入目标公司，也未获得真实有效的股权，致使原告的委托理财目的无法实现，依法应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被告朱海杰、FUJIAN共同辩称：2015年，原告得知被告朱海杰购买的第三人顺德公司股权具有很好的收益，故向被告朱海杰提出购买第三人顺德公司股权的意向。但第三人顺德公司与其他众多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商业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的商业模式，其资产均由经营reits的投资管理公司调配；而第三人顺德公司股东人数已经满200个，无法再将原告登记为股东，因此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两被告告知原告其实际获得的股权并不一定是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而会由经营reits的投资管理公司统一调配。最终，原告经调配成为了第三人融癸公司的股东。故本案原、被告之间并无委托理财关系，实际是原告和被告朱海杰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即被告朱海杰将其持有的价值100万元的融癸公司股权转让给原告。之后，原告获得了第三人融癸公司的股权证明书，并在股权证明书上签字确认，故被告朱海杰的股权转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因被告FUJIAN在《股权转让申请表》上签字，故在股权转让关系，被告FUJIAN同意和被告朱海杰一同承担责任。第三人顺德公司、融癸公司共同述称：两第三人均由金盈沣股权投资基金(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盈沣公司”)管理，筹集的资金也均投入金盈沣公司的reits基金，由reits基金统一购买物业，之后再将这些物业的收益分给两第三人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将，两第三人是“同股同权”的。第三人顺德公司成立在先，被告朱海杰是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2015年3月，第三人顺德公司收到了原、被告签订的抵股表，该抵股表明确约定被告朱海杰将其持有的第三人顺德公司的25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但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有200名股东，当时第三人顺德公司已经有200名股东，故根据两第三人“同股同权”的特性，便将第三人融癸公司的25万股股权登记给原告。对于原、被告之间的100万元债权债务是如何形成的，两第三人并不清楚。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朱海杰是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第三人融癸公司的发起人为曹轶兰和董昱。2015年3月，原、被告协商购买reits事宜。2015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朱海杰支付100万元。同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称“今朱海杰(FUJIAN傅简)收到杨立买Reits款100万，承诺协助办理股权确认书。”同日，原告(作为“债权人”和“股权受让人”)与被告朱海杰(作为“债务人”和“股权出让人”)、FUJIAN(作为“股权出让人配偶”)签订《债权登记申请表》和《股权转让申请表》，明确被告朱海杰欠原告“借款本金”XXXXXXX元，并约定被告朱海杰将其持有的第三人顺德公司25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以解决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之后，被告朱海杰并未将其持有的25万股顺德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给原告。2015年4月27日，第三人融癸公司向原告出具《股权证明书》，明确原告通过债务交易方式持有第三人融癸公司25万股股权。但根据工商信息显示，第三人融癸公司的股东现仍为曹轶兰和董昱，原告并未登记成为第三人融癸公司的股东。2017年1月17日，原告起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原告、两被告、两第三人的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收据》、银行转账凭证、《股权证明书》、两第三人的工商登记材料，两被告提供的《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FUJIAN系加拿大国籍公民，故本案系涉外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原、被告并未约定法律适用。因原告和被告朱海杰均为中国国籍，且涉案《收据》、《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签订，故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签订的《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以恪守。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还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二、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告诉称，原告系以委托被告购买第三人顺德公司股权的方式投资reits基金，故原、被告之间实际为委托理财关系。两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股权转让关系，即被告朱海杰将第三人融癸公司的25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且原告在第三人融癸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上签字确认了上述合意。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债权登记申请表》和《股权转让申请表》明确约定，被告朱海杰欠原告“借款本金”XXXXXXX元，并约定被告朱海杰将其持有的第三人顺德公司25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以解决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原告和被告朱海杰之间形成的系针对第三人顺德公司25万股股份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至于原告希望通过获得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权而投资所谓reits基金的目的，并不影响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关系的性质。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就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原告诉称，其要求受让的是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权。两被告辩称，《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虽约定系转让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权，但两被告已经告知原告其实际获得的股权要由经营reits的投资管理公司统一调配，且原告最终获得了第三人融癸公司的股权，故双方实际达成的是转让第三人融癸公司股权的合意。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本案中，两被告提交的《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已经明确被告朱海杰出让的系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权，而两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达成过转让第三人融癸公司股权的合意；且本院注意到，被告朱海杰自始至终未持有过第三人融癸公司的股权，故不可能将上述股权“转让”给原告。因此，本院无法仅凭第三人融癸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推翻原、被告在《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中达成的合意，故本院对两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难予采信。综上，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朱海杰形成的合意为被告朱海杰将其持有的第三人顺德公司25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100万元。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原告诉称，两被告出具《收据》，承诺协助办理《股权确认书》，但原告至今未收到第三人顺德公司出具的《股权确认书》，也未登记成为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故两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两被告辩称，原告已经签收第三人融癸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被告朱海杰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两第三人述称，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数量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上限，故无法将原告登记为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且因第三人顺德公司和融癸公司均由金盈沣公司管理，资金也均投入金盈沣公司管理的reits基金，故两公司系“同股同权”，因此，最终才将第三人融癸公司25万股股权的《股权证明书》出具给了原告以完成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债权登记申请表》和《股权转让申请表》的约定，原告与被告朱海杰达成的系转让第三人顺德公司25万股股权的合意，故被告朱海杰应当将其持有的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而第三人顺德公司和融癸公司均系独立的法人主体，故即使两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同股同权”。因此，不能因第三人融癸公司签发《股权证明书》便认定被告朱海杰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现原告已经向被告朱海杰支付了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但被告朱海杰并未将其持有的第三人顺德公司25万股股权转让给原告，也未向原告出具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权证明书》，显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且两被告亦自认因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人数已经达到法定上限故无法将原告登记为第三人顺德公司的股东，故原告有权解除与被告朱海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现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于两被告第一次到庭应诉日即2017年3月15日解除，并无不当，但其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及其对合同关系相对方的主张，系对法律关系性质和对象的认识错误，本院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对原告的第1项诉请中的合同性质及合同关系相对方予以纠正。股权转让关系解除后，被告朱海杰应当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赔偿因被告朱海杰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但本院注意到，原告系于2015年3月27日将涉案款项支付给被告朱海杰，故其要求自2015年3月27日即起算损失，略有不当，且原告主张年利率6%的计算标准亦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将原告第3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调整为以1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28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虽涉案股权转让关系成立于原告和被告朱海杰之间，但被告FUJIAN自愿与被告朱海杰就上述付款义务共同承担责任，与法不悖，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FUJIAN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杨立与被告朱海杰之间就第三人上海顺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5万股股权的股权转让关系于2017年3月15日解除；二、被告朱海杰、FUJIAN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杨立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三、被告朱海杰、FUJIAN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杨立资金占用损失(该损失计算方式为以1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28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被告朱海杰、FUJIAN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杨立和被告朱海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FUJIAN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俊审 判 员  蔡婷婷人民陪审员  赵传伟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陆申甲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