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725民初639号 原告：四川省金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迎滨路迎春花苑。 法定代表人：王福，总经理。 原告：庄向阳，男，生于1967年9月6日，汉族，四川省射洪县人，住射洪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田光平，四川泽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四川省梓潼县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梓潼县文昌镇三圣路**。 法定代表人：吴晋康，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才义，男，系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被告：马斌，男，生于1970年12月26日，回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 被告：杨凯，男，生于1961年2月4日，汉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另，有效居民身份证确认的住址为梓潼县文昌镇文昌路中段333号， 被告：杨显云，男，生于1949年11月22日，汉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 被告：杨丕善，男，生于1941年7月14日，汉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男，系本案第三被告。 被告：杨丕秀，女，生于1940年7月17日，汉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男，系本案第三被告。 被告：马少波，男，生于1979年3月20日，回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 被告：马绍玉，女，生于1963年8月21日，回族，四川省梓潼县人，住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男，系本案第三被告。 原告四川省金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竺公司）、庄向阳与被告四川省梓潼县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梓潼清真寺管委会）、马斌、杨凯、杨显云、杨显浩、杨丕秀、马少波、马绍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6月15日立案。经审理后，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5）梓民初字第974号判决。宣判后，原告四川金竺公司、庄向阳不服，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8月4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决遗漏当事人”为由，裁定撤销本院的（2015）梓民初字第974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2017年3月26日，原告四川金竺公司、庄向阳重新向本院递交民事诉状，并在诉状中将被告杨显浩变更为被告杨丕善。本院2017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庄向阳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光平和被告马斌、杨凯、杨显云、马绍波到庭参加诉讼，另，被告马斌以被告梓潼清真寺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了庭审，被告杨凯以被告杨丕善、杨丕秀、马绍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了诉讼。庭审后，被告梓潼清真寺管委会解除与被告马斌的委托诉讼代理关系，并另行委托本管委会工作人员苏才义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8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12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70000元（拖欠未付的280000元工程款×25%）；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四川金竺公司（由原四川射洪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与被告于2011年11月12日签订《建筑施工合同》后，委托原告庄向阳承建合同所涉的由八被告联建的位于梓潼县三圣路的房屋工程。合同中，双方还就工期、质量标准、价款、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原告按照约定为被告修建了第一、二号楼，并于2012年11月底完工，工程总造价为2001440元（包括所增加工程量的价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1720000元工程款。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均拒绝给付剩余工程款。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 八被告共同辩称：被告只与四川省射洪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和四川省射洪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过案涉房屋修建合同，故四川金竺公司和庄向阳现作为本案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在房屋修建中，承包方却因1号楼的建修成本高而拒绝修建。最后，承包方又在自愿修建的2、3号楼尚未完工的情况下停建。面临承包方的这些违约行为，被告只好另行找人修建1号楼，另行找人做完2、3号楼的尾期工程。另，已建成的2、3号楼还存在未修建烟道等瑕疵及质量问题，换句话说，房屋存在多处不符合设计要求和被告的实用要求等问题。因承包方的上述违约行为已给被告造成损失，故其应赔偿被告方损失634381.80元（承建总面积3253.24㎡×单价780元×违约金承担比例25%）。承包方至今未向被告交付工程，故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只需支付到总工程款的85%即可。经核算，被告现只要付款1670000余元就可以了，但被告实际已向承包方付款1820000多元。所以，即使在承包方不交工，不交付相关验收资料，导致被告方至今未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的情况下，被告方不但履行了按工程进度付款的义务，且已超额付款。被告马绍玉并不是2、3号楼的联建人，因此，被告马绍玉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本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被告方2011年11月20日与四川省射洪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方2012年5月27日与四川省射洪县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原告庄向阳与被告梓潼清真寺管委会和被告马少波及被告杨凯2012年6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庄向阳和被告杨凯2012年3月9日确认的增加工程量收方记录、双方2015年3月31日形成的调解笔录、原告四川金竺公司2015年6月23日出具的《关于庄向阳修建梓潼县文昌镇三圣路257号房屋的情况说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１．原告四川金竺公司是否与被告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双方陈述及一致认可的证据看，被告方是在解除与四川省射洪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又与四川省射洪县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四川金竺公司为证明本公司名称系由四川省射洪县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除提交了变更情况说明外，还应本院要求于休庭后提交了一份来源于射洪县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的基本情况表。为核实原告四川金竺公司所陈述的该项变更事实的真伪，本院特查询了本案被告曾于2015年1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案二原告的建设工程纠纷案。根据该案，本案被告是认可原告四川金竺公司系由四川省射洪县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所以，经本院审查核实，原告四川金竺公司关于其名称系由四川省射洪县华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的陈述属实，予以采信，原告四川金竺公司与本案被告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事实成立。2.原告庄向阳是以何种身份参与到案涉房屋的修建工程的，与本案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从原告四川金竺公司与被告方订立的合同看，原告庄向阳系原告四川金竺公司委派的项目经理，但结合双方的陈述及一致认可的证据看，原告庄向阳实际上是“挂靠”在原告四川金竺公司名下的本案所涉房屋修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据此，原告庄向阳应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3.本案所涉房屋建设工程是否与被告马绍玉有关系。被告马绍玉辩称因自己不是本案所涉房屋建设工程的联建人而与本案无关，但根据双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看，上面有被告马绍玉的签字，同时被告马绍玉也未在本院当庭指定的期间内提交证明自己与案涉房屋建设工程无关的证据。所以，本院依法认定被告马绍玉与本案所涉房屋建设工程存在关系，是适格的被告主体。4.本案所涉房屋建设是原告方诉称的1、2号楼房的建设还是被告方辩称的2、3号楼房的建设。对此，根据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足以认定本案所涉房屋建设系双方所认可编号的2、3号楼房的建设。5.案涉工程是否已经交付，案涉工程款是否已经结算。根据被告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被告方已入住本案所涉的2、3号楼房。据此，足以认定被告方已经接收了2、3号楼房，工程形式上的交付实际已经完成。那么，工程既然已经交付，双方又是否对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呢？在案件审理中，本院首先从双方的陈述中发现案涉房屋工程建设期间的账目管理缺乏规范，建设合同各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按合同约定行使自己权利和履行自己义务的事实，这种管理上的无序不但导致工程建设状况及工程款已支付情况等事实难以明确，还成了本案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其次，从双方2015年3月31日形成的调解笔录看，此次调解系由本案被告方当时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主持，参加调解人员的除了工程实际施工人，也就是本案原告庄向阳外，还有工程建设双方一致认可的本案被告一方的“全权负责”人，也同时是本案被告的杨凯。因此，从参加调解的人员结构看，此次调解的结果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从该调解笔录内容看，双方首先在调解前就调解程序和调解方向达成了一致，其次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对完成的约定工程量（面积）为2526平方米、施工单价为780元/平方米、所增加工程量应付工程款为28440元、已付工程款为1822680元，工程因漏项等应扣工程款为46800元（包括施工方应向被告杨凯等支付的5000元在内）等事实进行了确认。据前述确认，被告方还应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129240元。可见，双方2015年3月31日的调解，实质上是双方在工程建设账目管理缺乏规范的情况下对工程各款项的一次综合结算，也是各自为化解矛盾所作的一种努力。综上并结合双方在诉讼中对前述确认事项的再次认可，足以认定案涉房屋建设工程已经交付，工程款不但已通过“调解”的形式进行了结算，工程漏项等事项也已通过款项扣减进行了处理的事实，足以认定双方一致同意被告方最终应付给施工方的工程款为129240元。 本院认为，原告四川金竺公司与本案被告建立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后，原告庄向阳采用“挂靠”方式成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并在实际施工中与被告方签订相关协议，据此可以看出，二原告基于该合同关系而与本案所涉房屋修建工程存在利害关系，故二原告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符合法律关于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不存在主体不适格问题。原告四川金竺公司从被告方取得案涉工程后，又以原告庄向阳为项目经理的形式将整个工程交由原告庄向阳，以及原告庄向阳在实际施工中与被告建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规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的规定。因此，二原告之间为达非法转包目的所建立的“挂靠”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庄向阳在实际施工中与被告建立起的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依法均应无效。不过，本案二原告的非法转包行为以及原告庄向阳与被告方建立的建设施工合同虽都无效，但该工程已交付使用，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同时难以在本案中确定材料价款、人工工资等建设成本总额和利润各自在工程价款中所占的份额，即难以查明二原告的非法所得（获利金额），故为保证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等建设成本的支出，对案涉工程价款的计算和支付，宜继续按二原告与被告约定的方式进行，且不宜对二原告工程款收入采取收缴制裁措施。原告庄向阳作为实际施工人，已在工程建设后与被告方进行了有效的结算，故被告方理应根据结算结果履行向原告庄向阳支付工程款129240元的义务。原告四川金竺公司并未参与实际施工，无收取案涉房屋修建工程款的事实依据，故其提出的工程款及利息和违约金的支付请求，不予支持。因二原告属于违法转包，同时原告庄向阳与被告方建立的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也因违法而无效，故对原告庄向阳提出的利息支付及违约金赔偿主张，视为是对违法收入的主张，不予支持，其不利后果由原告庄向阳自行承担。被告方要求二原告给予赔偿，不是本案处理范围，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原告四川金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庄向阳提出的工程款支付请求，本院根据双方结算结果予以支持，以保障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等建设成本的支出。原告庄向阳主张的利息收入及违约金赔偿，实际是对违法收益的主张，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四川省梓潼县清真寺管理委员会、马斌、杨凯、杨显云、杨显浩、杨丕秀、马少波、马绍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庄向阳支付工程价款129240元； 二、驳回原告庄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四川省金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50元，二原告共同负担3000元，八被告共同负担3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加锋 人民陪审员  张军祥 人民陪审员  何永华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春波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