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6行初16号 原告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利师组。 诉讼代表人罗春，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均威，男，1952年8月出生，住防城区。 委托代理人黄伟玲，广西贵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半邦，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梁发文，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 诉讼代表人郑兴国，组长。 第三人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岭咀组。 诉讼代表人梁祖权，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汉云，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原告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利师组（简称利师组）不服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简称防城区政府）防区政处（2016）5号《关于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和不服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区政府、市政府，以及第三人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简称沙田组）、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岭咀组（简称岭咀组）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利师组的诉讼代表人罗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均威、黄伟玲，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半邦、梁发文，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沙田组的诉讼代表人郑兴国，岭咀组诉讼代表人梁祖权，以及沙田组和岭咀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汉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防城区政府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的《关于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查明：申请人岭咀组、沙田组与被申请人利师组争议的山岭是高坳至大岭公岭，四至范围：东至马吊尿顶至了哥石岭顶至大岭公岭顶；南至水库边老杨旧屋地顺岭崎直上大岭公岭顶；西至沙木万水库至低坳小路至高坳；北至高坳顺小路至马吊尿岭崎至岭顶。面积278亩(包括农田面积19亩)。争议的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在防城区政府调处期间，当事各方均未能提供任何时期政府核发的权属书证。江山镇两头龙村在1962年前与江山村同一个大队，称为江山大队；1962年分为江山、两头龙村两个大队；1964年至1979年又合并为江山大队；1979年又分为现在的江山村和两头龙村。1962年从江山大队分出两头龙大队时，正值“三包四固定”分田地、山岭。两头龙大队时任支部书记为陈国柱，大队长为朱达，副大队长为胡家有。大队开会讨论了分山方案，因居住在海边和围田边的沙田、岭咀、坳基、洪山、横岭、独石等6个队山岭少，从山岭多的队调整山岭分给这几个队。现争议的高坳至大岭公的山岭是当时调整分给沙田队、岭咀队的，同时调整给其他几个队的山岭也固定至现在。现曾参加“三包四固定”时分山的老人和老大队干部可以证实。 另查明：岭咀组、沙田组历年来在争议的山岭放牛打柴，种植过番薯、芋头、木薯、萝卜、禾等农作物，种植并砍伐过林木。 防城区政府认为，山林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该争议山岭当事各方均主张争议山的全部权属，但都未能提供权属书证证明其主张。岭咀组、沙田组从解放以来在争议山砍柴、放牧，且在争议山范围内有原耕作的农田19亩，种植番薯、芋头、木薯、萝卜等农作物，其权属主张部分支持。利师组没有能够提供具体说明取得权属来源的事实和理由，其权属主张部分支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的高坳至大岭××林地权属为申请人××镇××组、××组集体所有，四至范围为：东至了哥石岭与大岭公岭脊交接的软坳沿岭脊至大岭公岭顶；南至水库边老杨旧屋地顺岭崎直上大岭公岭顶；西至沙木万水库至低坳顺小路至佛子坳田边；北至佛子田边至马吊尿沟口再沿田边直上至了哥石与大岭公岭脊交接软坳为界。面积178亩(不包含农田面积19亩)。二、争议的高坳至大岭××林地权属××被申请人××镇两头龙村利师组集体所有，四至范围为：东至马吊尿山顶至了哥石与大岭公岭脊交接软坳；南至佛子坳田边至马吊尿沟口再沿田边直上至了哥石与大岭公岭脊交接软坳为界；西至佛子坳田边沿小路至高坳为界；北至高坳顺小路至马吊尿岭岐至岭顶为界。面积81亩。根据本决定制作的《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界至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利师组对区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于2016年12月2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市政府认为，利师组与沙田组、岭咀组争议的高坳至大岭公一片山岭，双方均不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确定权属的凭证。申请人利师组没有能够提供具体说明其取得权属来源的事实和依据,其主张争议山全部权属理由不充分，本机关不予支持。1962年“四固定”时期，两头龙大队开会讨论分山方案，并调整相关山岭分配，岭咀组、沙田组便在争议山砍柴、放牧，且在争议山范围内有原耕作的农田19亩，曾种植番薯、芋头、木薯、萝卜等农作物，其主张争议山权属部分支持。区政府根据以上事实和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和谐稳定的原则，将争议山部分确权给利师组，部分给岭咀组、沙田组理由充分，本机关予以支持。区政府作出的《关于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防区政处〔2016〕5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防区政处〔2016〕5号）。 原告利师组诉称，一、本案所争议的高坳至大岭林地自“三包四固定”之后，即为利师组所有。1962年即“三包四固定”之后，涉案争议土地亦固定为利师组所有。时至1982年大队统一核实队与队之间界至，责任到组，本队也就在当时把山界林地划分给本组村民管理使用至今。2002年9月5日区政府曾与利师组签订《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认定与管护合同》，合同约定由利师组对包含涉案争议林地在内的防护林进行管护。2007年原区土地局、江山土地站、两头龙村委组成村与村，村与组、组与组之间地界勘测工作图，经勘测确认利师组管辖四至组界与村委、坳基、横岭、独石、沙木万村大万组、狮子组的分界均无异议。2009年11月由防城港市征地拆迁办公室、江山管委、江山土地站、两头龙村委、测绘局共同组织被征地的各村各组负责人再次进行相互界至实地确认并绘制界线范围图。利师组管辖山林土地四至界址亦在图中用红线标注，该红线图标识利师组土地总面积为1069.32亩，包含涉案争议的278亩土地在内。据此，2009年11月13日利师组与防城港市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土地征收协议书，利师组已领取补偿款。二、区政府作出《关于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沙田组、岭咀组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实其在争议林地耕种，并且沙田组、岭咀组的管辖山林±地与争议林地不相邻有几公里远，从常理来讲，沙田组、岭咀组不可能长期到争议林地砍柴、放牧。2009年11月由防城港市征地拆迁办公室等部门共同组织被征地的各村各组负责人进行相互界至实地确认并绘制界线范围图。该红线图标识利师组土地总面积为1069.32亩，包含涉案争议的278亩土地在内全部是林地，并没有农田。沙田组、岭咀组提供参加“三包四固定”时的老人和老大队干部的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没有效力，认定争议的土地调查给沙田组、岭咀组证据不足。利师组的证据能证明争议山岭属于利师组所有。三、区政府处理决定属于滥用权力和违反法律程序。争议山岭被征收后已变为国有，区政府对属于国有的山林处理没有依据。涉案山林被征收后，沙田组、岭咀组再次要求处理，区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2016年9月28日作出处理决定。沙田组、岭咀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而不是再次向区政府要求对山林权属确权。区政府的调查笔录没有行政执法人员的签字。对利师组提供的证据不审查，不采信，对沙田组、岭咀组提供的证据也不查证，直接采信。请求：1、撤销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5号《关于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2、撤销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3、确认涉案争议的全部土地属于利师组所有；4、区政府和市政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利师组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2份，1、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认定与管护合同，证实争议林地山利师组管理；2、征收土地协议书，防城港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征收利师组的土地包括争议山岭。第二组4份，1、体育公园征地进度及西湾大道，界内没有沙田组、岭咀组的山林土地；2、1982年利师组分田地的记录，详细记录情况；3、证实利师组山界，冯梓新等人证明利师组的山林土地范围；4、证明，何盛、李福明证明利师组的山林土地范围。第三组3份，1、2009年8月18日林权摸底调查表，争议山岭属于利师组所有；2、证明，张某证实1982年分山岭情况；3、证明，证实1977年争议山林土地属于利师组所有并管理。第四组11份，1、申请书，沙田组、岭咀组要求对争议山岭确权；2、江山半岛旅游度假区工作组意见；3、请求，情况汇报明确争议山林属于利师组所有。4、调查材料，冯梓新等人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利师组所有；5、情况说明，唐光德证实大万组一直来与利师组有组界，其他没有；6、调查笔录，证实争议山林权属不清楚，证词矛盾；7、调查笔录，证实骆胜没有参加三包四固定，其证人证言是传来证据；8、情况汇报，证实争议山林属于利师组所有；9、通知、江山乡政府通知调解；10、报到册，利师组参加调解会议；11、现场图，大岭公争议范围346.178亩。利师组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本案主要事实。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利师组与沙田组、岭咀组争议的山岭是高坳至大岭公岭，四至范围：东至马吊尿顶至了哥石岭顶至大岭公岭顶；南至水库边老杨旧屋地顺岭崎直上大岭公岭顶；西至沙木万水库至低坳小路至高坳；北至高坳顺小路至马吊尿岭崎至岭顶。面积278亩（包括农田面积19亩）。争议的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在防城区政府调处期间，当事各方均未能提供任何时期政府核发的权属书证。江山镇两头龙村在1962年前与江山村同一个大队，称为江山大队；1962年分为江山、两头龙村两个大队，1964年至1979年又合并为江山大队，1979年又分为现在的江山村和两头龙村，1962年从江山大队分出两头龙大队时，正值“三包四固定”分田地、山岭。两头龙大队时任支部书记为陈国柱，大队长为朱达、副大队长为胡家有。大队开会讨论了分山方案，因居住在海边和围田边的沙田、岭咀、坳基、洪山、横岭、独石等6个队山岭少，从山岭多的队调整山岭分给这几个队。现争议的高坳至大岭公的山岭是调整分给沙田、岭咀队的。现存“三包四固定”时参加分山的老人和老大队干部证实。另外，沙田组、岭咀组历年来在争议的山岭放牛打柴、种植农作物，种植并砍伐过林木。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该争议山岭当事各方均主张争议山的全部权属，但都未能提供权属书证证明其主张，沙田组、岭咀组从解放以来在争议山砍柴、放牧，且在争议山范围内有原耕作的农田19亩，种植农作物，其权属主张部分支持。利师组没有能够提供具体说明取得权属来源的事实和理由，其权属主张部分支持。综上，防城区政府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实体处理正确，请予以维持。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利师组不服区政府作出《关于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依法受理利师组不服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市政府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利师组与沙田组、岭咀组争议的高坳至大岭公一片山岭，双方均不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确定权属的凭证，利师组没有能够提供具体说明其取得权属来源的事实和依据，其主张争议山全部权属理由不充分，本机关不予支持。1962年“四固定”时期，两头龙大队开会讨论分山方案，并调整相关山岭分配，沙田组、岭咀组便在争议山砍柴、放牧，且在争议山范围内有原耕作的农田19亩，曾种植农作物，其主张争议山权属部分支持。区政府根据事实和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和谐稳定的原则，将争议山部分确权给利师组，部分给沙田组、岭咀组的理由充分。综上，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利师组的诉讼请求，维持区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和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防城区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证据：证据1至10（由沙田组、岭咀组提交）。1、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立案程序。2、沙田组、岭咀组的协议书，明确对高坳至大岭公岭共有。3、经营情况自述，沙田组、岭咀组对争议山岭经营情况。4、调查报告，沙田组、岭咀组自行调查权属历史情况。5、6、证明，骆胜和张炳棠证明大队自留山情况及争议山岭权属。7－10、问话笔录，沙田组、岭咀组对黄仕彬、陈友南、陈树强、汤昌云的调查，争议山岭历史情况。11、证明，黄仕彬等人对沙田组、岭咀组对争议山林的历史情况证明。12、13、送达回证，程序正确。14、报告，利师组向江山乡人民政府写的报告，陈述主张权属理由。15－17、证明，组长身份证明和两头龙村委证明其与江山村的分合情况。18、调解笔录，组织当事人调解。19、送达回证，程序正确。20、勘验记录，已现场调查。21、调查笔录，向黄仕彬调查“四固定”时分山的情况。22、调查笔录，向陈孚进调查分山同时权属及管理情况。23、调查笔录，向陈夫成调查“四固定”时分山的情况。24、调查笔录，向苏朝英调查沙田组、岭咀组经营管理情况。25、调查笔录，向黄仕色调查分山同时权属及管理情况。26、调查笔录，向骆胜调查争议山岭在“四固定”时分山的情况。27、调查笔录，向侯家瑞调查争议山岭权属及管理情况。28、调查笔录，向张炳棠调查“四固定”时分山的情况。29、调查笔录，向陈有南调查分山同时权属及管理情况。30、调查笔录，向汤昌云调查“四固定”时分山及管理情况。31、调查笔录，向苏群灼调查证实不属于本案情况。32、调查笔录，向韦兆斌调查争议山岭情况。33、调查笔录，向何盛调查争议山岭的经营情况。34、调查笔录，向陈耀山调查分山人员权属情况。35、调查笔录，向刘如珍调查证实其本人所听所讲情况。36、调查笔录，向黄仕考调查经营管理情况。37、调查笔录，向冯梓新调查证实不经手分争议山。38、调查笔录，向陈孚进调查分山同时权属及管理情况。39、调查笔录，向钟广才调查“四固定”分山及管理情况。40、证明，两头龙村委证明，证实沙田组、岭咀组有田在争议山岭经营情况。41、防区政处〔2016〕5号处理决定，证实依法处理。42、送达回证，证实程序正确。43、44、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和法律条文，经市政府复议处理和适用法律情况。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沙田组、岭咀组申请复议。2、防区政处〔2016〕5号处理决定，证明当事人的复议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依法处理。4、行政复议庭笔录，依法组织当事人调解。5、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处理。 第三人沙田组、岭咀组述称，防城区政府作出《关于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正确，有“三包四固定”时参加分山的干部和群众证明，有长期在争议山林经营管理的事实。利师组提供一些证人证词，但他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依据。2002年区政府与利师组签订的《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认定与管护合同》不包含争议山林。2009年11月13日，区政府将属于沙田组、岭咀组的山林纳入利师组的征收范围错误，现防城区政府采取纠正措施。对争议的山林，首先是确权，然后才能签订征收土地协议。请求驳回利师组的诉讼请求。 沙田组、岭咀组提交下列证据1、情况说明，证实《权属争议.现场勘验笔录情况说明》中有关“注”的部份内容是原告强行加入，不是事实。2、协议书和收据、证实征地拆迁办将涉及本案的土地补偿款支付给第三人。 利师组对防城区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4、14有异议，是第三人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对证据5－11的三性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12、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程序错误。对证据15－1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0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现场图没有利师组签字。勘查笔录没有通知相邻各组对界线认定。对证据21有异议，黄仕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信度不高。对证据22、23、25、26、27、29三性有异议，证据是传来证据。证据28、30有异议，可信度不高。对证据24、36、38、39三性有异议。对证据31－35、3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0的三性有异议，证明没有签名。对证据41、42无异议。证据43、44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市政府对防城区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区政府提交证据无异议。 沙田组、岭咀组对防城区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13、15－17、19、20－30、36、证据38－44无异议。对证据14的真实性有异议，利师组对争议的山林土地不具有所有权。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不认可。对证据31－35有异议。31陈述内容不属于本案情况。32不能证实争议山林属于谁所有。34陈述内容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依据。35不能证明本案权属。证据37部分是真实的。 利师组对市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3无异议。证据2、4、5有异议，事实不清，违反法律。 防城区政府市政府对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市政府提交证据无异议。 沙田组、岭咀组对市政府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市政府提交证据无异议。 防城区政府对利师组提交证据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该合同不包含争议山林。证据2是行政征地合同，没有证明效力。证据3、4无异议。第二组证据1没有对权属确认的证据效力。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只能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对证据3－7有异议，不符合证据规则。证据8是当事人的陈述。对证据9－12的三性有异议。证据13与第一组证据2一致。证据1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5只是对争议的山岭名称和四至确认。第三组证据1没有证明权属效力。对证据2、3的三性有异议，不符合证据规则。第四组证据1是程序申请，无异议。证据2对争议山岭权属没有效力。对证据3－10无异议。对证据11有异议，制作单位不明。对证人张某的质证意见：张某年纪大了，记忆有些不清，证明力较弱。 市政府对利师组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同意防城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一些，第一组证据2不能作为权属确定依据。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1不符合法律规定，村委会不能证明权属。第四组证据2、3、8是行政机关内部行文，没有效力。对证人张某的质证意见：与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沙田组、岭咀组对利师组提交证据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2有异议，应先确权，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3、4、12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主张。证据2对合法性有异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3－6、8、10、11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7的落款是2009年6月1日，但内容涉及到2010年。证据13、14的质证意见与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15里加注的内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第三组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3的证人不到庭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人张某的质证意见：张某讲队与队之间的界至记不清了，推翻了证人庭前的书面证言。 防城区政府对沙田组、岭咀组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沙田组、岭咀组提交两证据无异议。 市政府对沙田组、岭咀组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沙田组、岭咀组提交两证据无异议。 利师组对沙田组、岭咀组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现场勘查笔录和区域图对不上。证据2没有原件，不认可。 利师组向本院申请调查证据征收土地协议，合同编号200909A006，要证实争议山林、土地已进行征收，该土地原属于利师组所有。 防城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质证意见与原来的一致。 市政府的质证意见：征地协议应当以权属为依据。 沙田组、岭咀组的质证意见：发放征地款违法，因土地存在争议。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认证：防城区政府提交证据1是沙田组、岭咀组向区政府申请对高坳至大岭公岭确权的申请书，证明区政府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立案，对该证据予采纳。证据2－11是沙田组、岭咀组是自行收集和调查的证据材料，不是行政执法人调查的，证人也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2、13证明防城区政府受理本案是依法进行，对该证据予采纳。证据14是利师组向区政府陈述自己的主张，符合证据规定，予采纳。证据15－38、40是防城区政府调处办在办案中向证人调查的材料、调解笔录和现场勘查笔录等，均符合证据规定，予采纳。证据39，调查人和记录人没有姓名，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采纳。证据41－44是防城区政府和市政府对本案作出的处理决定等，均符合证据规定，予采纳。 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5是其根据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对本案进行立案、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以及防城区政府和市政府对本案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证据规定，予采纳。 利师组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中的林地四至不包含争议山林，也不是对争议地权属确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材料不采纳。证据2征收土地协议书，不是对争议地权属确定，不予采纳。证据3是防城区政府和市政府对本案的处理决定，予采纳。第二组证据1是征地进度及西湾环大道图，该图与本案争议地权属无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2是利师组提供的原始记录，制作人没有，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采纳。证据3－12是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相关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采纳。证据13中的征收土地协议书（编号200909A006）在其第一组证据2相同，已认证，不再重复认证。其余证据13－14是征收土地补充协议书、征地范围红线图、林地面积图、征收土地预公告等相关材料，与本案争议山岭权属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15是对争议山岭名称和四至确认，但该证据材料与区政府提供的现场勘验笔录不相同，有加“注”内容，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第三组证据1是为办理林权证进行摸底调查，对解决本案争议有一定作用，可以参考。证据2证人证言，与张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内容不符，不予采纳。证据3不符合证据规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不予采纳。第四组证据是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对争议山岭发生权属纠纷后，由江山半岛旅游度假区征地拆迁指挥部的调处组负责调查的相关证据材料，该证据材料的调查单位不是法律规定的县级政府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机构，调查人员也不是该机构的行政执法人员，证人也未出庭作证，因此，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小，但该证据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性，可以参考。对证人张某出庭的证言予采信。利师组向本院申请调查的征收土地协议书（编号200909A006）与其第一组证据2相同，已认证，不再重复认证。 沙田组、岭咀组提交的证据没有原件，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争议的山岭是高坳至大岭公岭，四至范围：东至马吊尿顶至了哥石岭顶至大岭公岭顶；南至水库边老杨旧屋地顺岭崎直上大岭公岭顶；西至沙木万水库至低坳小路至高坳；北至高坳顺小路至马吊尿岭崎至岭顶。面积278亩(包括农田面积19亩)。当事各方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时期政府核发的权属书证。江山镇两头龙村在1962年前与江山村同一个大队，称为江山大队。1962年分为江山、两头龙村两个大队，1964年至1979年又合并为江山队。1979年又分为现在的江山村和两头龙村。1962年从江山大队分出两头龙大队时，正值“三包四固定”分田地、山岭。两头龙大队时任支部书记为陈国柱，大队长为朱达，副大队长为胡家有。大队开会讨论了分山方案，因居住在海边和围田边的沙田、岭咀、坳基、洪山、横岭、独石等6个队山岭少，从山岭多的队调整山岭分给这几个队。现争议的高坳至大岭公的山岭是当时调整分给沙田队、岭咀队，同时调整给其他几个队的山岭也固定至今。现曾参加“三包四固定”时分山的老人和老大队干部可以证实。山岭调整后，沙田组、岭咀组历年来在争议的山岭放牛打柴，种植过番薯、芋头、木薯、萝卜等农作物，种植并砍伐过林木。 另查明，2009年5月，防城港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开始在江山镇两头龙村开展市体育公园和景观大道项目用地的征地工作，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因争议山岭权属引起纠纷，由江山半岛旅游度假区征地拆迁指挥部的内设临时机构调处组负责调查后，形成报告给江山半岛旅游度假区征地拆迁指挥部参考。 本院认为，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都主张对全部争议山岭的权属，但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政府在各时期颁发的相关权属的凭证，因而不能证明各自的主张。利师组认为在1962年“三包四固定”后，争议山岭固定为其集体所有，但利师组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防城区政府与利师组签订的《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认定与管护合同》，利师组与防城港市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的《征收土地协议书》、《征地范围红线图》、《林地面积图》等，是在当事人争议山岭权属未确定的情况下签订的，都没有涉及争议山岭的权属问题，不能视为政府对争议的山岭进行确权的行为。两头龙村大队在“三包四固”时将争议山岭调整给沙田组、岭咀组，两小组的村民就在争议山砍柴、放牧，还曾种植有农作物，防城区政府根据事实和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将争议山部分确权给利师组，部分给沙田组、岭咀组正确。 本案是集体之间的山岭林地权属纠纷，应先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确权,再征用及安置补偿,争议的山岭林地未经确权先被征收不等于政府对争议的山岭林地已进行确权，因此，利师组认为区政府滥用权力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是对争议的山岭林地确权发生纠纷，不是对征收、征用及补偿决定不服，只能通过政府确定权属才能解决纠纷，因此，利师组认为区政府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律程序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土地的确权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受案范围，对利师组请求判决确认涉案争议的全部土地属于利师组所有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综上，利师组请求撤销区政府作出的《关于江山镇两头龙村沙田组、岭咀组与利师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及撤销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涉案争议的全部土地属于利师组所有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区政府依照相关规定程序，通知各方当事人到争议现场实地勘验并制作笔录、绘制勘验图，实地调查，调查取证、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5号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5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区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利师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防城区江山镇两头龙村利师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郭 传 亿 审判员 凌 旭 芳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黄琳杰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