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2民初2716号原告：符钊辉，男，199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燕，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加特可（广州）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荔红二路**。法定代表人：AKIYAMAYOSHINOBU（秋山佳信），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翔，广东谢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阳，广东谢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符钊辉与被告加特可（广州）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特可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符钊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燕，被告加特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符钊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加特可公司向符钊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2696元（11587元/月×4个月×2倍）；2.加特可公司向符钊辉支付2016年年终奖22000元；3.加特可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1日，符钊辉入职加特可公司担任CMO生产部门GEAR&DIFF（生产指导员），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月工资11587元，每月15日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工资由银行转账形式发放，符钊辉工资发放至2017年1月15日。2017年1月19日，加特可公司向符钊辉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告知符钊辉“因组织、煽动集体停工、罢工、怠工等不利于正常生产经营的活动的事由，现公司经通知本公司工会意见后根据奖惩规定第十四条第22项的规定，决定即日起立即解除与符钊辉的劳动合同”，但符钊辉并无上述行为，加特可公司未查清事实做出上述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向符钊辉支付赔偿金。符钊辉不服仲裁裁决，理由如下：1.仲裁裁决采信了加特可公司提交的相关聊天记录和视频，这是不符合证据规则的，加特可公司未能提供以上视听证据的原始载体，对聊天记录也未能公证保存，微信发言的音轨未作数据鉴定，无法证明符钊辉存在组织煽动或参与集体停工、罢工、怠工行为；2.加特可公司将每年都会向劳动者发放的年终奖换了名字为“在职激励金”，且在开除符钊辉的第二天就向其他劳动者发放，是对符钊辉依照约定领取年终奖的权利的故意侵害。综上，符钊辉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加特可公司辩称，一、加特可公司合法解除与符钊辉的劳动合同，符钊辉要求加特可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1.加特可公司解除符钊辉劳动合同有合法依据。《奖惩规定》第十四条“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第22项明确规定，“组织、煽动或参与集体停工、罢工、怠工等不利于正常生产经营的活动者”，公司有权给予立即解除合同处分。加特可公司的《奖惩规定》是加特可公司依法制定并颁布实施，并向符钊辉进行了告知。因此加特可公司的《奖惩规定》对于符钊辉具有法律约束力，是解除符钊辉劳动合同的合法依据。2.符钊辉违反加特可公司规章制度的事实确凿。2017年1月17日，符钊辉因对加特可公司2016年度在职激励金方案的传闻不满，纠集多人利用手机微信软件功能，分别在“未命名群”、“齿轮群”和“王者荣耀群”中鼓吹、煽动加特可公司的其他员工在1月18日上午进行罢工，以胁迫加特可公司增加2016年度在职激励金。符钊辉的行为已经构成《奖惩规定》第十四条“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第22项所规定的“组织、煽动或参与集体停工、罢工、怠工等不利于正常生产经营的活动者”的情形，属于对加特可公司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对于上述事实，加特可公司曾于2017年1月18日与符钊辉进行面谈了解情况，并对面谈进行了笔录与录音。加特可公司在面谈过程中反复向符钊辉确认其在微信群中纠集人员煽动罢工的动机，符钊辉并未否认，只是一味强调没有考虑后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没想到后果的严重性，但面谈最后还是表态认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性，可见符钊辉虽然极力淡化和回避自身责任，但并未对组织煽动罢工的行为进行否认。符钊辉应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除了面谈记录之外，加特可公司还从其他员工的手机中保留了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人物、内容和人数的发展和符钊辉在面谈中的陈述互相印证，符钊辉不但积极组织罢工，还为其他员工逃避公司处罚出谋划策，可谓煞费苦心，足以看出符钊辉行为的恶性程度。3.加特可公司对符钊辉作出的处分决定遵循了合法的程序。加特可公司对符钊辉作出的“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处分决定，已经事先通过面谈听取符钊辉的陈述与申辩，履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通知工会的义务，并向符钊辉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完全遵循了合法的处分程序和解除劳动合同程序。二、符钊辉要求加特可公司支付“年终奖”的主张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1.“年终奖”并非法定劳动报酬项目，加特可公司没有向符钊辉支付“年终奖”的法定义务。目前我国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支付“年终奖”这一奖金。“是否发放”、“发放多少”、“何时发放”和“发放何种形式的奖金”均属于加特可公司的经营自主权，符钊辉所主张的“年终奖”要求缺乏法律依据。2.事实上，加特可公司已多年未向员工发放“年终奖”，只发放过“在职激励金”，符钊辉所主张的“年终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对于加特可公司发放的“在职激励金”，顾名思义，发放对象要求为“在职”的员工，加特可公司在《FY16JGZ年末在职激励金》的发放对象要求为“支付日（2017年1月20日）时仍然在职的中国现地录用人员”。很显然，符钊辉于2017年1月19日被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符合上述发放对象的要求，加特可公司不应向符钊辉支付“在职激励金”。综上所述，加特可公司对符钊辉的处分和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有合法的依据、确凿的事实和合法的程序的，是依法作出的决定。因此，加特可公司恳请法院驳回符钊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1.符钊辉于2013年3月28日入职加特可公司，双方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加特可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解除与符钊辉的劳动合同，符钊辉离职前任加特可公司CMO生产部门GEAR&DIFF（生产指导员），工作年限为3年10个月，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主要就加特可公司解除符钊辉的劳动合同是否具备合法事由以及符钊辉是否享有年终奖金等方面存在争议。符钊辉主张加特可公司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提交加特可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予以证明，该通知书载明因符钊辉组织、煽动集体停工、罢工、怠工等不利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加特可公司经通知工会意见后，根据公司奖惩规定第十四条第22项规定自2017年1月19日与符钊辉解除劳动合同。加特可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拟证明其解除行为的合法性：1.2016年3月4日修订实施的奖惩规定，第十四条第22项规定“组织、煽动或参与集体停工、罢工、怠工等不利于正常生产经营的活动者”的视为重大违纪，给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处分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该奖惩规定加盖加特可公司工会的印章；2.培训记录表，载明加特可公司于2016年9月2日至9月4日对包括符钊辉在内的员工进行培训，其中符钊辉担任培训讲师之一，培训内容为2016年3月4日实施的奖惩规定；3.员工面谈记录表，面谈日期为2017年1月18日，面谈人为加特可公司经理黄某继，面谈原因为“符钊辉2017年1月17日建立微信群，煽动群里人员在1月18日早上食堂集合，准备罢工”。黄某继问符钊辉是否参加了当天的激励金说明会，符钊辉回答参加了，又表示对公司激励金的方案是听其他班的人说的；黄某继问符钊辉建立微信群的人数和目的，符钊辉表示开始只拉了十几个人，但是没想到后来有500人加入，符钊辉从2014年开始担任指导员，知道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奖惩规定第22条的内容，黄某继问符钊辉“你作为微信群的群主，为何拼命拉人进群还鼓励大家罢工，公司也没有亏待你”，符钊辉表示当时只是想聊一聊，没有考虑到后果这么严重，黄某继表示幸好罢工行为没有发生，否则后果更加严重，而符钊辉建立微信群一开始就和大家说要罢工的事情，公司持有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要求符钊辉当班时必须负责开导劝诫群组成员不能出事，平安度过春节期间，符钊辉表示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了，也知道新出台的网络法，承诺会和群组成员打好招呼，确保群组人员不出乱子。符钊辉在上述面谈记录表上签名确认。符钊辉确认加特可公司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4.面谈录音，录音内容与面谈记录表记载内容基本一致。符钊辉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录音未经符钊辉许可，侵犯符钊辉的隐私权；5.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和文字整理稿，显示多人在“齿轮群”、“王者荣耀群”以及一未命名微信群中讨论2017年1月18日在加特可公司食堂举行罢工事宜。符钊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主张微信群内的对话只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对工作问题进行交流，属于个人言论自由的范围，目前相关微信群已解散，对话记录的原始载体已丧失，无法证明群内人员的身份，且罢工没有实现，公司没有受到实际损失。加特可公司主张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经符钊辉同意后获得，具备合法性；6.员工奖惩申请单，载明处罚事由为符钊辉2017年1月17日至18日利用微信网络群组织煽动其他员工一起停工、罢工、怠工，符钊辉签名确认收到该处罚通知，本院予以采信。符钊辉主张加特可公司每年都向员工发放年终奖，而2016年度的年终奖在加特可公司解除符钊辉的第二天即2017年1月20日发放，侵犯了符钊辉的权利，加特可公司应向符钊辉补发年终奖22000元。加特可公司则主张公司没有年终奖，只有在职激励金，但符钊辉不符合当年的激励金支付条件。符钊辉确认其主张的年终奖即加特可公司所称的“在职激励金”，金额22000元系其根据上一年所获奖金估算得出。加特可公司提交的《FY16JGZ年末在职激励金》载明，激励金发放目的为激励全体员工继续努力，挑战并达成公司年度目标，以及为各位在职员工长假期间返乡探亲等活动提供补助，激励金构成为基本激励金+生产效率激励金+KPI达成度激励金+综合改善激励金，与业绩评价挂钩，支付对象为2016年12月31日前入职且支付日仍然在职的现地录用中国籍人员，在职是指不管是否提出离职单，到支付日止还在出勤的情况。上述激励金方案的审批日期为2017年1月16日，加特可公司工会主席签名并加盖工会印章。符钊辉对上述激励金方案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激励金属于双方劳动合同履行的内容，加特可公司应与符钊辉协商一致后确定。加特可公司辩称激励金并非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项目，而是加特可公司给予员工的福利之一，无需与符钊辉协商一致，且激励金方案经过加特可公司工会同意，具有合法性。双方发生争议，符钊辉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加特可公司向符钊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2696元；2.加特可公司向符钊辉支付2016年年终奖22000元。2017年4月27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劳人仲案字〔2017〕4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符钊辉全部仲裁请求。符钊辉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奖惩规定、面谈记录表、奖惩申请单、激励金发放方案、穗开劳人仲案字〔2017〕441号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符钊辉和加特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首先，加特可公司提交的面谈记录表显示面谈原因即为符钊辉建立微信群煽动公司员工到食堂聚集罢工，符钊辉对该记录表的内容签名确认，并未提出异议，且符钊辉面谈中对于面谈人反复提及的符钊辉煽动罢工行为并未予以否认，只是一再表示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面谈最后也表示会配合公司安抚群组人员，由此可见，加特可公司主张符钊辉建立微信群组织煽动罢工，确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其次，从面谈内容可见，符钊辉煽动罢工的原因仅仅是听说了当年的激励金方案可能发生变化，而实际上其自身权利并未遭受任何损失，就贸然通过微信群鼓动其他员工罢工，企图向公司施压，虽然该次罢工行为因加特可公司及时发现和干预最终未获成功，但符钊辉组织煽动罢工的行为性质恶劣，对加特可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造成负面影响，构成加特可公司奖惩规定第十四条第22项规定的严重违纪行为，加特可公司经工会同意后作出解除符钊辉劳动合同的处分，具有规章制度的依据，同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符钊辉请求加特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激励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符钊辉主张在职激励金属于双方劳动合同的履行内容，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该奖金的发放方式已作出明确约定，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加特可公司提交的2016年度在职激励金方案经过公司工会审批通过并经符钊辉确认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方案载明加特可公司发放激励金的目的在于鼓励员工继续努力并为员工返乡提供补助，故该激励金具有奖金的性质，加特可公司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对奖金发放条件作出合理安排，并无不当。该激励金方案载明支付对象为支付日时仍然在职的员工，故此符钊辉是否应享有该奖金，应当结合符钊辉是否符合发放条件、以及符钊辉不符合条件的事由是否可归责于加特可公司两方面综合考量。虽然加特可公司2016年度在职激励金的发放日期（2017年1月20日）与符钊辉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2017年1月19日）只相隔一天，但符钊辉组织、煽动罢工的违纪行为发生于激励金发放日前，该行为并非加特可公司可以预见，且加特可公司基于符钊辉严重违纪的行为解除符钊辉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此符钊辉在2016年度激励金发放日已不在职，不符合当年激励金的发放条件，且符钊辉不符合发放条件并非加特可公司不正当促成所致，故符钊辉请求加特可公司参照2015年度激励金数额向符钊辉支付奖金22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符钊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符钊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传杰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余若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