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青民再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鹏，住青海省西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玲，青海立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青海立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青海元鑫矿业有限公司。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创业路26号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4楼26室。 法定代表人：王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德，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东，该公司副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建武，男，住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 再审申请人徐鹏因与被申请人青海元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鑫公司）、李建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2民终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青民申55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玲、李玲，被申请人元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德、李晓东，被申请人李建武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鹏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徐鹏拖欠货款的证据不足。《对账明细》中对具体的供货数量有记载，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元鑫公司供煤数量就是《对账明细》中记载的数量，即合计11487.32吨。在供货数量明确的情况下，只需要核算徐鹏已支付货款，即可计算出拖欠的货款。但一审、二审法院在认定双方均认可的供煤数量后，对元鑫公司自认的《顶账协议》的1512034.98元不予扣减。一审中元鑫公司自认将税票开给润发煤业，元鑫公司从始至终都认可《顶账协议》中的煤包含在总供煤数量中。在核算徐鹏的付款数额时，应将该《顶账协议》中的煤款予以扣减。（二）一、二审法院认为税款扣减应明确约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对账明细》中对煤款单价系含税及含运费的约定是双方均认可的价格，双方对账时就税款部分予以扣除没有约定。二审法院认为徐鹏未提供证据证明税款应予抵扣。法院关于税款应予约定的判决错误，元鑫公司与徐鹏之间签订的供货合同虽未约定由出卖方开具发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元鑫公司应当遵守国家法律规定开具发票，不需要在合同中单独约定，除非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不需要开具发票，否则在出卖价格已含税的情况下，出卖人应当开具发票，依据行业惯例，如不能开具发票，在计算价格时应当将税款予以扣减。（三）徐鹏和元鑫公司副总经理周成德的录音证明双方对账有误，应重新对涉案账务进行核算，法院对账务不核算就直接认定错误。徐鹏和元鑫公司副总经理周成德在元鑫矿业的办公室对多计算的煤款处理方式达成新约定，周成德认可2013年1月1日的两批煤炭含税价每吨为380元，并同意让公司的李会计和徐鹏重新对账，该约定证明《对账明细》有错误，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重新对账。（四）对徐鹏向李建武转款行为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中李建武辩称，徐鹏支付给其的款项是替徐鹏支付运费，但元鑫公司卖给徐鹏的煤炭价格中已包含运费。二审中李建武又辩称徐鹏支付给其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同一件事李建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徐鹏向李建武支付款项是基于李建武系元鑫公司的员工身份，对徐鹏向李建武支付的款项也应当计入徐鹏支付的货款，而不能仅凭李建武个人的否认就不予认可。（五）元鑫公司实际供货总额4023472.5元，加上500000元的借款，共计4523472.5元，一审认定为6035507.48元，严重错误。元鑫公司共向徐鹏卖煤11487.32吨，该供货数量系元鑫公司一审、二审自认的数量。按照元鑫公司自认的单价计算，含税票运费的煤款加上500000元借款也只有4523472.5元，徐鹏支付货款2314310.86元，元鑫公司、徐鹏与润发煤业三方达成的《顶账协议》，由润发煤业替徐鹏向元鑫公司还煤款1512034.98元，再加上判决的2209161.64元。按此计算货款总额达到6035507.48元，高于元鑫公司自认的货款总额。请求1.撤销青海省海晏县人民法院（2019）青2223民初58号民事判决和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2民终13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元鑫公司的诉讼请求；2.元鑫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元鑫公司辩称，《顶账协议》涉及的1512034.98已经处理，不能再次扣减；关于徐鹏主张转给李建武的230000元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公司账目无关；关于税款抵扣问题，不存在抵扣一事。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徐鹏的再审申请。 元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鹏给付元鑫公司所欠货款2209161.64元；2.徐鹏给付元鑫公司利息410000元（按买卖合同中迟延给付货款按银行逾期付款利率上浮30％计算）；3.诉讼费用由徐鹏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元鑫公司副总经理周成德与徐鹏口头达成煤炭买卖协议，双方约定徐鹏从元鑫公司处买煤，元鑫公司向徐鹏指定的海晏县洗煤厂交货，徐鹏支付货款和运费。2014年7月9日，元鑫公司与徐鹏、润发煤业三方签订了《顶账协议》，徐鹏欠元鑫公司的煤款1512034.98元，由润发煤业予以支付。2016年3月15日，元鑫公司与徐鹏再次经过对账结算，双方出具了2012年至2015年期间双方的买卖交易往来的《对账明细》，并由元鑫公司盖章，徐鹏签字确认。《对账明细》阐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元鑫公司陆续将义海煤矿的煤2295.42吨、热水三矿的煤5537.76吨、青焦矿D煤380.62吨、矸石煤83.44吨、煤泥1353.6吨、中煤1836.48吨卖给徐鹏，结算结果是徐鹏尚欠元鑫公司煤款2209161.64元（包括500000元借款）。另查明，2012年12月11日徐鹏通过青海省农村信用社给李建武转账150000元，后又给付李建武现金80000元，两项合计2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元鑫公司与徐鹏双方口头达成买卖煤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元鑫公司将货物交付徐鹏，并在双方进行对账结算货款后，徐鹏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庭审中元鑫公司、徐鹏双方提供的《对账明细》，经过双方核算并由元鑫公司盖章、徐鹏签字，从内容上看，该《对账明细》载明徐鹏向元鑫公司的应付款项及通过现金、汇款、第三方转账、承兑汇票等方式已支付款项内容清楚，意思表示明确，且徐鹏认可该《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元鑫公司以此作为徐鹏欠付货款的证据应予以确认，故对元鑫公司请求徐鹏支付货款的诉求予以支持。关于元鑫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利息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虽然元鑫公司、徐鹏没有对逾期付款违约金进行约定，但元鑫公司、徐鹏自2012年发生煤炭买卖业务，徐鹏陆续支付货款及三方顶账的方式支付货款，于2016年3月15日双方再次对账核算，徐鹏至今仍尚欠元鑫公司货款2209161.64元未予支付，已构成违约，元鑫公司以徐鹏违约为由主张以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收30％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应予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项规定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改为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至五年（含五年）4.75％为基础，加收30％计付利息。即：2，209，161.64元×4.75％（银行基准利率）＋1.425％（4.75％×30％）=6.175％÷360天×1069天（自结算之日2016年3月16日至起诉之日2019年3月5日），共计405078.93元。对于徐鹏认为2014年7月19日，三方《顶账协议》中达成的由润发煤业直接向元鑫公司支付1512034.98元款项应当从《对账明细》中徐鹏所欠煤款中予以冲抵，且由元鑫公司会计在《对账明细》左上角对此款项予以了标注，能进一步证实冲抵事实存在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标注并未明确注明该笔款项应当从结算款中予以冲抵，且在元鑫公司提供的《对账明细》中并无该标注，《对账明细》中亦未明确表明该笔款项应予扣减，无法证明《对账明细》中应当冲抵此笔款项的事实，故对此辩论意见不予认可；对于元鑫公司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唐湖电力分公司签订的2份《燃煤采购合同》证明《对账明细》中三矿煤单价应为每吨310元而非每吨460元和480元，元鑫公司多计算了496115.2元煤款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且对账协议中的煤款单价是双方认可的价格，故对该辩论意见不予认可。对于徐鹏的委托代理人认为徐鹏经李建武的请求，向其支付煤款230000元，冲抵了徐鹏给付元鑫公司煤款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武对徐鹏给付其2300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笔款项并非是徐鹏通过其转给元鑫公司所欠的煤款，且徐鹏对此也未向法庭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此辩论意见，不予认可。关于徐鹏申请追加李建武为本案被告一节，通过庭审、法庭举证、质证，可以确定李建武只是与徐鹏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关系，与此案并无关联，李建武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对于徐鹏的委托代理人认为《对账明细》中所定三矿煤款系含税价，且元鑫公司不能给徐鹏个人开具税票，应在徐鹏所欠元鑫公司煤款中予以扣除税款584607.12元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元鑫公司、徐鹏双方在《对账明细》中对煤款单价系含税、含运费的约定，是双方均予以认可的价格，双方对账时并没有就税款部分予以扣除，并由元鑫公司承担税款的另行约定，而是一并计算在所欠煤款中，并由徐鹏签字认可，录音资料徐鹏虽然提及此笔款项，但双方并未提供就此重新进行对账结算的证据，故对该辩论意见不予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徐鹏支付元鑫公司欠款2209161.6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405078.93元。 徐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元鑫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元鑫公司承担。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元鑫公司为证明徐鹏应当支付的煤款、借款向法庭提供了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对账明细》，该份证据核算了2012年至2015年期间双方买卖交易往来及借款的账目明细，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一条：“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徐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对账明细》中签字认可，应当认识到其应承担的责任。关于徐鹏提供的2014年7月9日形成的《顶账协议》应当扣减徐鹏拖欠煤款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顶账协议》签订在前，双方当事人核算的《对账明细》在后，按照一般的常识，如果该《顶账协议》中涉及的钱款如在后续的《对账明细》中扣减，其应在双方核算过程中直接罗列，但徐鹏并未在对账时提出，仅在庭审时主张元鑫公司的会计在核算过程用铅笔在《对账明细》左上方标出1512034.98字样，对此元鑫公司未予认可，徐鹏也未对上述事实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徐鹏认为该笔顶账款项1512034.98元应当从《对账明细》中扣减的事实不予支持；关于徐鹏主张转给李建武230000元的事实，徐鹏仅提供了一份转账凭证，但不能证明徐鹏通过李建武转给元鑫公司煤款的事实；关于徐鹏提出《对账明细》中关于税款抵扣问题未提供相关证据。另外，关于《对账明细》中煤炭单价计算错误的问题，仅提供一份录音证据，证明元鑫公司同意重新对账，但未向法庭提供后续双方当事人重新核对账务的相关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徐鹏未提供真实可信的证据否认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3月5日签订的《顶账协议》，也未提供2012年1月达成口头煤炭买卖协议履行期间账务处理的相关证据，故徐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徐鹏认为已经付清货款，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出具了2012年至2015年期间双方的买卖交易往来的《对账明细》，并由元鑫公司盖章，徐鹏签字确认。《对账明细》中阐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元鑫公司陆续将义海煤矿煤2295.42吨、热水三矿煤5537.76吨、青焦矿D煤380.62吨、矸石煤83.44吨、煤泥1353.6吨、中煤1836.48吨卖给徐鹏，结算结果是徐鹏尚欠元鑫公司货款2209161.64元（包括500000元借款）”的结算欠付煤款的事实有异议。元鑫公司、李建武对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再审对徐鹏、元鑫公司、李建武不持异议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另查明，元鑫公司称供煤总数为11487.32吨，李建武当庭陈述应当剔除由徐鹏卖给元鑫公司的矸石煤83.44吨，元鑫公司认可李建武的陈述。再审确认徐鹏向元鑫公司供煤总量为11403.88吨，总货款为4523472.5元（包括500000元的借款），徐鹏已支付货款为2314310.86元，欠付货款为2209161.64元（4523472.5元-2314310.86）元。再查明，最高人民法院（2015）最高法民终580号民事判决认定由润发煤业直接向元鑫公司支付的1512034.98元，与本案《顶账协议》中涉及的1512034.98元系同一笔煤款。 本院再审围绕当事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审理，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一、三方《顶账协议》中由润发煤业向元鑫公司支付的1512034.98元煤款应否扣除 徐鹏再审认为，三方《顶账协议》中由润发煤业向元鑫公司支付的1512034.98元应当扣除。2016年3月15日形成的《对账明细》是从2012年至2015年四年的账目内容，其中包括《顶账协议》中涉及的煤款。《顶账协议》中2013年1月贫瘦煤4050.62吨对应《对账明细》中2013年1月的三矿煤2654.72吨和三矿煤2883.04吨；2013年6月青焦C煤对应《对账明细》中2013年6月青焦D煤380.62吨。因为徐鹏从元鑫公司购买煤之后需洗煤加工再供给润发煤业，并从中赚取利润，所以《顶账协议》与《对账明细》中供煤数量存在差距。虽然《顶账协议》在先，《对账明细》在后，但是2016年3月15日双方签订《对账明细》的时候，元鑫公司和润发煤业关于三方《顶账协议》的最终判决结果未确定，所以双方签订《对账明细》时未把《顶账协议》中的1512034.98元煤款列进去，而只是由当时元鑫公司的会计在徐鹏的《对账明细》左上角用铅笔做标注。如果法院判决最终确定《顶账协议》中1512034.98元煤款由润发煤业支付给元鑫公司，那么《顶账协议》是成立的，如果未确定由润发煤业支付给元鑫公司，那么《顶账协议》是不成立的，所以当时元鑫公司和徐鹏的《对账明细》中对这部分没有进行核减。元鑫公司辩称，元鑫公司和徐鹏的之间煤的总数量是《对账明细》中的总数量加上《顶账协议》中的总数量。《顶账协议》中载明的两种煤款合计2862034.98元，润发煤业已经给徐鹏支付了1350000元，实际上徐鹏已将利润全部已经收走，现在润发煤业欠账不还，经过诉讼主张的煤款是元鑫公司的。《对账明细》中总货款4523472.5元中不包含《顶账协议》的1512034.98元，此部分煤款已经另行核算。 本院再审认为，《顶账协议》经三方一致同意，润发煤业欠付徐鹏的1512034.98元煤款由润发煤业付给元鑫公司，以抵顶徐鹏欠付元鑫公司的煤款。再审中，双方均认可最高人民法院（2015）最高法民终580号民事判决认定由润发煤业直接向元鑫公司支付的1512034.98元，与本案《顶账协议》中涉及的1512034.98元系同一笔煤款。元鑫公司再审认可《顶账协议》中的1512034.98元已另行核算。元鑫公司辩称《顶账协议》中的1512034.98元不能从总货款中再次扣减的理由不能成立。徐鹏再审主张《顶账协议》中涉及的1512034.98元应当从《对账明细》总货款中扣除，与事实相符，应予支持。二审法院将《顶账协议》中涉及的1512034.98是否另行核算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徐鹏不当，再审予以纠正。 二、应否扣减未开发票的税金 徐鹏再审诉称，《对账明细》备注了含税和运费价，能够证明煤款包括税金和运费。徐鹏支付货款中已经包含了税款，这部分应由元鑫公司向徐鹏开具发票，如果无法开具发票，发票相对应的税款应当在煤款中扣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疑难案件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规定，由于销售方的原因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购买方可以以此作为损失，要求销售方赔偿。因此徐鹏主张，根据元鑫公司给徐鹏供煤的总货款4023472.5元，减去500000元借款，乘以17%的税率，合计584607.12元，应当从已支付给元鑫公司的货款中扣减，一、二审徐鹏均主张过此抗辩。元鑫公司辩称，企业无法给个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对账明细》中有约定的是含税价，没有约定是不含税价格，税金和运费已经全部结清。 本院再审认为，一审时徐鹏和元鑫公司均认可《对账明细》中所列的煤的价格包含税金和运费。再审中元鑫公司辩称《对账明细》中有约定的是含税价，没有约定是不含税价格，有违民事诉讼法中的禁止反言原则。元鑫公司和徐鹏双方在《对账明细》中对煤款单价系含税和运费的约定，是双方均予以认可的价格，双方对账时并没有就税款部分予以扣除，并由元鑫公司承担税款的另行约定，而是一并计算在所欠煤款中，并由徐鹏在《对账明细》上签字认可。徐鹏的此项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三、徐鹏转给李建武230000元的性质 徐鹏再审诉称，2012年至2015年期间，李建武是元鑫公司销售采购总负责人，元鑫公司周成德要求其将钱转给李建武付运费。《对账明细》中未包含上述230000元。李建武辩称，存在转款150000元和80000元的事实，钱款是替徐鹏支付的150000元运费，80000元是与徐鹏个人之间欠款顶账。在庭审中，徐鹏当庭陈述对于支付给李建武的230000元保留诉权，另案向李建武个人提起诉讼。据此,再审对于徐鹏此项请求，不予审理。 四、关于徐鹏主张重新对账的问题 徐鹏再审主张与元鑫公司重新对账，扣除多计算的煤款，但其当庭未主张，庭后徐鹏明确称自愿放弃此项再审请求。再审对于徐鹏放弃的该项再审请求，亦不予审理。 五、徐鹏欠付元鑫公司煤款的利息问题 徐鹏再审称，《对账明细》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因此没有计算利息的起算点的依据。元鑫公司再审辩称，应按买卖合同中迟延给付货款按银行逾期付款利率上浮30％给付利息，一审法院计算利息正确。 本院再审认为，徐鹏和元鑫公司均认可总货款为4523472.5元（包括500000借款），徐鹏已支付货款为2314310.86元，欠款货款为2209161.64元（4523472.5元-2314310.86）元，从总欠付款中扣减由润发煤业向元鑫公司支付的1512034.98元，徐鹏欠付元鑫公司货款697126.66元（2209161.64-1512034.98）。元鑫公司与徐鹏签订《对账明细》之后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亦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徐鹏应当向元鑫公司支付欠付货款697126.66元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一至五年（含五年）4.75%为基础，加收30%计付利息，共计127827.37元，即697126.66元×6.175％[4.75％＋1.425％（4.75％×30％）]÷360天×1069天（自结算之日2016年3月16日至起诉之日2019年3月5日），欠付货款的利息共计127827.37元。 综上所述，徐鹏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再审予以支持。一、二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2民终134号民事判决和青海省海晏县人民法院（2019）青2223民初58号民事判决； 二、徐鹏支付青海元鑫矿业有限公司欠款697126.6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27827.37元； 三、驳回青海元鑫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53.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753.30元，均由徐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慧宁 审 判 员 曲 颖 审 判 员 袁有玮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兰崇 书 记 员 康玉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