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10民终1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万有，男，194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宏伟区,小学文化。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前，辽宁海之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东三里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阳市宏伟区东三里村。法定代表人：周恩伟，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福刚，辽宁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市宏伟区兰家镇兰家街亚达化工厂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11000400007683。法定代表人：徐硕。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宝，男，198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宏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霞，男，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宏伟区,初中文化。上诉人张万有因与被上诉人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东三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三里村委会）、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胡宝、张国霞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4民初1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万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前，被上诉人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东三里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福刚、被上诉人胡宝、张国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据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万有上诉请求：1、撤销辽阳市宏伟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1004民初18号民事裁定书。2、依法判决确认被告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东三里村民委员会与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之间、以及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与胡宝之间，和胡宝与张国霞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无效。3、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起诉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中对于原告要求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原告张万有不是案涉三份土地流转合同的相对人，其不具备起诉资格，应当驳回其起诉。”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观点不正确，理由如下：上诉人四荒治理后形成的土地被侵害，有权起诉。《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三份承包合同所指向的土地，是上诉人从1997年开始陆续用垃圾、购买的土方填成今日的可利用土地。上诉人倾尽自己身家、吃苦耐劳，填坑不止，将原废弃四荒大坑治理成可利用土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23号）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治理者有使用权，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因此，上诉人是此废坑经四荒投资治理改造的实施者、治理者、实际管护者，受上述国家政策的保护，应是受益主体，是该土地的合法使用者。所以，这块经上诉人治理形成的可利用土地与上诉人息息相关，有密切的利害关系。2010年7月16日，被上诉人村委会因要建文化广场，要占用上诉人治理形成的土地，当时铲车破坏了上诉人600棵果树，当时村委会赔偿再补偿填坑的费用，一共要给上诉人6万元，后来没有修建，此事搁置。基于这样的情况：首先，如果被上诉人村委会真的在2001年12月28日就把此坑承包给被上诉人木业公司（原称为木器厂）的话，上诉人在此坑上填土种树是“侵害了”木业公司的权利的啊，被上诉人村委会如果要修文化广场，完全应当找木业公司交涉占地补偿，为什么要找上诉人呢？这说明木业公司根本没有承包过此坑！其次，被上诉人村委会要赔偿、补偿上诉人6万元，如果此坑真的承包给被上诉人木业公司，上诉人在此填坑与该木业公司之间也没有协议，村委会完全可以不用给上诉人占地补偿，因为未经人家允许，上诉人擅自填坑不受保护，村委会正好省钱了。可是，当时村委会与上诉人白纸黑字写的填坑时上诉人发生了一笔费用要给上诉人补偿金。因此，这证明，被上诉人木业公司所谓的承包，不真实。被上诉人村委会原审时答辩称涉案的土地原为我村及村民倾倒垃圾的场，上诉人系村雇佣的垃圾清运员，多年来上诉人将收签订的垃圾倾倒在垃圾坑内，是其职责所在，并非上诉人刻意填埋改造。这样的答辩严重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村委会虽然没有书面的承包治理四荒合同，但上诉人长达23年在此治理、管护，形成事实，群众都知道，被上诉人村委会也知道，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甚至占用时还要给上诉人补偿，根据四荒政策上诉人是合法的治理者、使用权人。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纠正原审法院的不正确意见。东三里村委会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村委会从未将涉案的土地承包给上诉人，涉案土地原为我村及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上诉人原系我村雇佣的垃圾清运员，多年来，上诉人将收集的垃圾倾倒在垃圾坑内是其职责所在，并非上诉人刻意填埋改造。我村也从未承诺过将此垃圾坑承包给上诉人。二、上诉人为了证明其具有起诉资格，在上诉状中改变了一审起诉状所称“村委会已将案涉土地发包给上诉人”的说法，改成“案涉土地为上诉人四荒治理后形成的土地”。这种说法同样不能成立。首先，案涉土地并不属于上诉人所称的“四荒”地，而是我村及村民倾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场所，本身已具备使用功能，并非弃管荒地。其次，案涉土地即使属于“四荒地”上诉人也不是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者。上诉人引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只断章取义地引用为“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治理者有使用权，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而该条的原文是“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在经过治理开发的四荒地上种植的林果木、牧草及其产品等归治理者所有，新增土地的使用权归集体，在协议规定期限内，治理者拥有使用权，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同样根据上诉人引用的《国务院通知》第四条第（三）项规定，“承包和租赁治理开发四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与承包、承租者签订合同，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合同要明确承包方与发包方、承租方与出租方的权利与义务……”。上诉人既没有治理开发四荒地的协议或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国务院通知》中所列明的承包人或承租人。三、我村从未砍伐过上诉人的“果树”。当时我村拟建文化广场只是意向性工作安排，并未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至今也未在案涉土地上修建文化广场，也未砍伐上诉人所称的任何一颗“果树”。上诉人所称的“村委会于2010年要占用此土地建文化广场时砍伐了上诉人栽种的果树600株”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四、当时我村只与原“辽阳市群力木器厂”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时间是2001年12月18日，承包期限为30年。除原“辽阳市群力木器厂”外，我村未将案涉土地承包给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五、关于原“辽阳市群力木器厂”于2018年10月17日将承包的案涉土地转包给本案被上诉人胡宝，胡宝又于2019年1月25日将案涉土地再转包给本案被上诉人张国霞，均未经我村同意或备案，我村对此毫不知情。综上，我村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以切实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胡宝二审辩称，我2018年10月花13.5万元的价格从木器厂转包案涉土地，2019年1月25日我又将转包土地的一半以3.85万元的价格转包给上诉人女儿张国霞。其他答辩意见与村委会一致。张国霞二审辩称，地承包给胡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2019年1月以3.85万元的价格从胡宝手中承包了一半土地，一直使用至今，弄的大棚，胡宝的那一半也是我在用。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依法判决确认被告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东三里村民委员会与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之间、以及被告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胡宝之间，和被告胡宝与被告张国霞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无效；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7年被告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东三里村民委员会(以下称村委会)雇佣原告向东三里村村西的一处废弃大坑倒村中的垃圾。2001年被告村委会主任向原告提出让原告承包这个大坑，看管好这个大坑不让别的村民占有，被告村委会不向原告要承包费，原告可以继续向此坑填垃圾，原告也可以利用此坑填土造地。而且，被告村委会让原告自备水泥柱、铁丝网，由村委会派出四名劳务工与原告一同埋水泥杆架设铁丝网，以管护好此坑。2010年时，随着原告的承包管理的好，原告在此坑经多年改造的基础上填成了一片土地，原告在此地上栽种了果树有2000多棵。2010年，被告村主任向原告提出村里要修文化广场需要占用原告承包看管的大坑形成的土地，对于原告栽种的果树给补偿。当时被告村委会于2010年7月16日向原告出具了《说明》一份，言明原告在填坑时发生了一笔费用，以及地上还有600株果树的事实，但村委会最终没有占用，原告继承承包利用。2018年11月，被告胡宝找到原告要求腾退此土地，原告拒绝，被告胡宝出示了他承包此土地的相关事实证据，原告这才发现：2001年12月28日，被告村委会将此大坑发包给被告宏运达木业公司，2018年10月17日，被告宏运达木业公司又将此地转包给被告胡宝。2019年1月25日被告胡宝又把土地中的部分以4万元的价格转包给被告张国霞。鉴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四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无效，理由如下：一、被告村委会与被告木业公司之间的协议书无效。1、争议的土地原为废弃大坑，是经原告于1997年开始填埋垃圾、购买的土方等形成，且在被告村委会主任于2001年时就同意将此坑发包给原告，被告村委会还于2010年要占用此土地建文化广场时，砍伐了原告栽种的果树600株，并承认原告垫此坑发生了费用。故原告对此土地有承包权、利用权，至今已长达22年，形成历史事实。2、被告村委会明知原告承包此坑并同意原告进行垫坑作业，于2001年12月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地讨论，未经民主议决，也未与原告协商，将此废坑发包给被告木业公司这一村外企业。该企业自承包之日开始长达18年一直没有对此废坑处主张权利，没有进行任何管理，原告也没有见过被告木业公司的人员。而原告却一直在利用该坑进行填土作业等。因此，被告村委会与被告木业公司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是虚假而无效。原告作为被告村委会集体组织成员，又是废坑经年累月改造成土地的投资者，有优先的承包经营权。二、被告木业公司将此地又转包给被告胡宝的土地流转协议无效。被告木业公司承包来的土地属于原告合法利用和承包，被告木业公司表面上有合同，但18多年来从来没有对此废坑进行任何管理，而且在其所谓承包之前，原告就由村委会主任同意由原告承包进行看管利用并进行改造。被告木业公司作为村外企业无权承包更无权进行转包。三、被告胡宝与被告张国霞之间的土地流转协议书无效。被告胡宝将无权流转来的土地承包给被告张国霞亦是无效的。综上所述，原告合法承包利用看管的土地被违法发包转包，他们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是无效的，合同无效是自始的、绝对的无效，特诉至于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东三里村一审答辩意见：一、答辩人从未将涉案土地承包给原告，无论是口头或书面形式，涉案土地原为我村及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原告系我村雇佣的垃圾清运员，多年来原告将收益的垃圾倾倒在垃圾坑内，是其职责所在，并非原告刻意填埋改造，我村也从未承诺过将垃圾坑包给原告；二、我村从未砍伐过原告所称的果树，当时我村委会拟建文化广场只是意向性工作安排，并未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至今也未在涉案土地上修建文化广场，也从未开发原告所称的任何1棵果树。原告诉称，被告村委会于2010年要占用此土地建文化广场时砍伐了原告栽种的果树600株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三、当时我村只与原粮食群力木器厂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时间为2001年12月18日，承包期限为30年，承包金为2.4万元，除宏运达木业，我村位于涉案土地承包给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是关于原辽阳群力木器厂于2018年10月7日将承包的涉案土地转给转包给本案被告胡宝，胡宝要于2016年1月25日将涉案土地再转包给被告张国霞均未经答辩人同意或备案，答辩人对此毫不知情。综上，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从1997年开始占有东三里村村委会南侧一废坑，并陆续向废坑填埋垃圾，并载种果树，建设菜棚。2001年东三里村村委会与辽阳市群力木器厂（后更名为辽阳宏运达木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该废坑的30年使用期限以2.4万元的承包金承包给宏运达木业，后2018年10月17日宏运达木业将该废坑剩余承包期限以13.5万元转包给胡宝，2019年1月25日，胡宝将废坑部分使用区域转让给张国霞。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身份证、工商查询、协议书、土地流转协议、土地流转协议、收条、说明、证明、照片等证据，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全部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起诉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中对于原告要求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原告张万友不是案涉三份土地流转合同的相对人，其不具有起诉资格，应当驳回其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的规定，裁定：驳回张万有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元（原告预交），退回原告张万友。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张万有系东三里村村民，亦是东三里村雇佣的垃圾清运员。上诉人所称的大坑被填埋后，其虽然使用多年，但上诉人并没有取得合法使用权。现上诉人请求确认案涉三份土地流转合同无效，因上诉人张万友不是案涉三份土地流转合同的相对人，因此，其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丽娟审判员  曹丽娜审判员  艾德玲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侯是羽书记员任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