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小元，男，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绍元，男，196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兵，男，住湖北省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南街12号，系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银河里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道安，男，196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芬，系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小元、汪绍元因与被上诉人游道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5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小元、汪绍元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游道安返还23.7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6年2月22日始，按年利率6%，以23.70万为本金至实际判决生效之日为止），3、确定游道安为职业放贷人，确定双方借款合同无效，汪小元、汪绍元只还本金，不付利息，所付利息由游道安全额返还，4、判令游道安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以案件受理时间决定新旧司法解释的适用，使得该司法解释有了溯及既往的效力。本案受理于2015年9月1日之后，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汪小元、汪绍元在2015年9月1日之前所付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也应当返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会纪要》），规定：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其行为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但要注意有例外情形，如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有规定的，例如，对于虚伪意思表示、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合同法均无规定，发生纠纷后，基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规则，可以将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又如，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无效，而根据民法总则应当认定有效或者可撤销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在民法总则无溯及力的场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进行裁判，但如果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虽有规定，但内容不具体、不明确的，如关于无权代理在被代理人不予追认时的法律后果，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对民事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对此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就可以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将民法总则规定的内容作为解释法律事实发生时法律规定的参考。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以前没有超过年利率36%的可以返还的条款，但新的民间借贷解释中有此明确规定，因此按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来裁判。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游道安出借款项收了“砍头息”，且月息4分，超过了法律规定，应当返还超过的部分。双方就第五笔借款约定月息4分，游道安于2016年5月20日、12月2日在协议中表示再不收利息。该笔借款30万元，实付利息9.4万元，应当返还利息2.35万元。游道安应当返还的超过法定标准的利息为23.7万元，其应当以23.7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2月2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汪小元、汪绍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三、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没有查清游道安为职业放贷人。《九民会纪要》指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2011年以来，游道安一直从事对社会上不特定对象从事放贷业务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其以放贷为主业，是圈内有名的职业放贷人。可以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到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1756号、（2016）鄂0105民初2075号、（2016）鄂0105民初928号、（2017）鄂0105民初1637号等游道安与他人之间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判决，还有很多没有经过诉讼的放贷行为。据了解，游道安发放贷款的对象有汪小元、张静华、肖杰等多人，足以说明游道安是职业放贷人。其贷款对象众多，月息2分以上，金额巨大，时间长、影响大，相关借款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其从事属于国家特许经营范围的经常性放贷业务，超出经营范围，构成非法高利放贷，合同无效，汪小元、汪绍元只需向其返还借款本金。四、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施行，规定超过年利率36%可以返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最早也应从2015年9月1日起算，往后推三年，到2018年9月1日止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属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时间应从汪小元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曰起算起。汪小元、汪绍元此前并不知道年息超过36%的部分可以要求返还，其最后一笔还款为2017年8月31日，其如果当时知道超过该部分可以返还，肯定会和游道安重新核算。张某于2019年6月13日将其要求返还超过36%/年利率标准利息的判决给汪小元时，汪小元才知道这个利息可以要求返还，才提起本案诉讼。此后，汪小元、汪绍雄、张某三人于2019年8月向扫黑办递交游道安非法拘禁、高利放贷、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利息的资料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另外，汪小元还通过张某于2018年2月、10月分别向游道安要求过返还多收的利息，只是一直没有结果。游道安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双方之间共五笔借贷，均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前。前四笔在该司法解释生效前已履行完毕，其超过当时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的法定最高利息标准支付的利息，是对债权人的赠与，无权要求返还。2、该四笔借款最后还款日期2014年12月1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其要求返还多付的利息，诉讼时效为两年，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计算，汪小元、汪绍元起诉时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不属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况，不能按照汪小元、汪绍元最后一笔还款的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3、就第五笔借款，汪小元、汪绍元书面承诺每个月还款3万元、十个月还完。基于这一还款方式，游道安才同意不再支付利息，这是附条件的。但是，汪绍雄出具欠条足以说明汪小元、汪绍元未按此还款方式履行，条件不成就，游道安有权要求支付利息。游道安收取的利息也未超过法律规定，应予保护。4、游道安不是职业放贷人。汪小元、汪绍元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游道安作为债权人涉诉5起案件。在2015-2018年共四年时间内，游道安个人每年发生一、二笔借款，是正常的。参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对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游道安不属于职业放贷人。汪小元、汪绍元关于职业放贷方面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相关裁判文书并未就此作出肯定性的认定，也未否定游道安与相关债务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其主张的借贷合同无效，并不成立。汪小元、汪绍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游道安返还23.7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6年2月22日起按年利率6%，以23.70万为本金至实际判决生效之日止；二、判令游道安负担全部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小元和汪绍元系兄弟关系，汪小元与游道安经朋友介绍认识。汪小元因生意周转多次向游道安借款，汪小元、汪绍元自述称，其于2013年5月11日向游道安借款90万元，扣除了一个月利息实际到账86万元，2013年6月10日偿还了90万元。于2013年6月10日向游道安借款50万元，扣除一个月的利息，实际到账48万元，2013年8月12日还了50万元，另按照月息4分的标准，实际支付一个月的利息2万元，合计利息4万元。于2013年9月22日向游道安借款70万元，扣除一个月的利息2.8万元，实际到账67.2万元，按照每个月2.8万元的标准付了四个月计11.2万元的利息，利息付到2014年1月28日。2014年1月28日还了本金30万元，下欠本金40万元；下欠的本金40万元于2014年8月8日还清，从2014年1月28日至2014年8月8日每个月支付1.6万元的利息，总共支付了7个月的利息，计11.2万元。于2014年8月8日向游道安借款60万元，扣了一个月利息2.4万元，实际到账57.6万元，另外按照月息4分的标准付了4个月利息，总共付了5个月利息，计12万元，该笔借款于2014年12月11日还清。2015年8月22日向游道安借款30万元，扣了一个月利息1.2万元，实际到账28.8万元，另外按照月息4分付了6个月利息，总共付了7个月利息，计8.4万元。2016年5月20日，汪小元、汪绍元就该笔借款出具书面还款计划，内容为：每个月10日还款3万，十个月还完，30万还完以后，把借款合同交给汪小元（不付利息），同意此方案。另案外人汪绍雄于2016年12月2日出具书面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游道安24万元整（本欠款系本人的兄弟汪小元所借，因他无力偿还，本人愿代他还款，但还款日期定于2017年5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上述还款计划及欠条出具后，该笔借款已经实际结清。在庭审中，游道安对汪小元、汪绍元陈述的借款事实基本予以认可，提出部分利息支付没有银行转账等证据证实，但亦未提出反证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汪小元、汪绍元主张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返还支付的超过年息36%部分的利息。但该司法解释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前四笔借款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已于该司法解释实施前已经履行完毕，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汪小元、汪绍元的诉讼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的第五笔借款，虽然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利息超过了36%的标准，但在双方的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游道安放弃了收取利息的权利，在整个借期内，实际支付的利息并未超过相应的强制性规定。对该部分的利息返还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汪小元、汪绍元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28元，由汪小元、汪绍元负担。二审期间，汪小元、汪绍元提交如下证据：1、张某与游道安案件中游道安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游道安从银行贷款后出借给汪小元、汪绍元等人，涉嫌高利转贷。2、证人张某的证词，拟证明汪小元从张某处看了其与游道安之间的民事判决书后，才知道有关于返还利息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此时才能起算。经质证，游道安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载明的银行贷款用于游道安购买汽车，并非套取信贷资金，故不认可汪小元、汪绍元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游道安认为，证人与游道安之间有另外的纠纷，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采信度较低，不同意汪小元、汪绍元的证明目的。本院审核认为，证据1即另案中的银行流水，显示游道安在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期间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都发生在本案借款行为之后，不能说明游道安从银行贷款再转借给汪小元、汪绍元，故本院对该证据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法律具有强制性和普适性的基本特点，当事人本人是否知晓法律的规定，不是其应否遵照执行的前提，汪小元、汪绍元认为应当从其知道司法解释的规定之时起算诉讼时效，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证据2不予采信。二审中，汪小元、汪绍元认为，游道安长期在银行大量贷款2000余万元，再以月息4%、5%等标准向不特定人群放贷并从中牟利，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游道安2011年至2017年间在银行贷款的情况。本院认为，汪小元、汪绍元无证据证明游道安向其出借的本案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而游道安是否向他人高利转贷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于其关于调查取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汪小元、汪绍元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其已偿还借款利息中超过年利率36%以上的部分，本院就此进行审查。双方当事人之间共有五笔借款，每一笔借款发生之前，前一笔的借款已偿还完毕。本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的2015年9月1日为界，对前四笔与第五笔借款分别进行分析论证。前四笔借款分别发生于2013年5月、6月、9月、2014年8月，并在2014年12月11日之前全部还清，款项的出借、偿还均发生在2015年9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二）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的规定，引发了双方当事人对该司法解释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能否适用于上述四笔借款相关事宜的争议：如果可以适用，那么汪小元、汪绍元就享有相应的返还请求权；反之，两人不享有相应的返还请求权。就此，本院分可以适用和不可以适用两种情形进行评判。1、可以适用的情形：汪小元、汪绍元当时有权要求返还已还利息中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其享有的请求权按当时的法律规定起算诉讼时效。汪小元、汪绍元无证据证明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其至迟应当于2016年12月11日向游道安主张权利，但实际于2019年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丧失了胜诉权，对其相应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2、不可以适用的情形：汪小元、汪绍元没有权利要求返还前四笔借款中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其诉讼请求当然得不到支持。由此，一审法院驳回汪小元、汪绍元关于返还上述四笔借款中相关超额利息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双方第五笔借款发生于2015年8月22日，还款过程中上述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其中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当然可以适用于该第五笔借款。汪小元、汪绍元陈述，其就该笔借款实际支付利息8.4万元，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应由游道安予以返还。就此，本院认为：首先，汪小元、汪绍元一审起诉状附表，载明8.4万元利息由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每月支付1.2万元组成，但其所提交银行流水显示该期间内只有2015年9月、10月和2016年2月每月1.2万元的转账，加上2015年8月22日借款当时扣息1.2万元，以及最后还款30万元时可能存在的超过实借本金28.8万元的部分1.2万元，最多也只有6万元。汪小元、汪绍元称其支付利息8.4万元的证据不足。其次，汪小元、汪绍元于2016年5月20日就该笔借款出具书面还款计划载明的“不付利息”，有“每个月10日还款3万，十个月还完，30万还完以后，把借款合同交给汪小元”的前提条件，汪小元、汪绍元未按此还款计划及时足额还款，而是在2017年8月才还款完毕，“不付利息”的条件并不成就，汪小元、汪绍元应当支付至还款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即使汪小元、汪绍元确实支付了8.4万元利息，但按照从款项出借到最后于2017年8月还款完毕的两年时间计算，年利率低于36%，并未达到上述第二十六条司法解释规定的返还条件。由此，汪小元、汪绍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该笔借款支付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标准，两人要求返还该笔借款利息中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汪小元、汪绍元还上诉认为，游道安向其高利转贷，且游道安是职业放贷人，双方借贷合同无效，游道安应当返还全部利息。因汪小元、汪绍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游道安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且根据本院查询到游道安所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数额尚不足以认定游道安为职业放贷人，故两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汪小元、汪绍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元，由汪小元、汪绍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李斌成审判员  刘 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刘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