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10行终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光兰，男，195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代理人曲双燕，山东润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驻地。法定代表人鞠杰倬，镇长。出庭负责人罗建宁，副镇长。委托代理人管恩俩，系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公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志，局长。出庭负责人林海，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邹健，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龙连港，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代理人曲红霞，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光兰因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泊于镇政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经区农经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行初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兴龙水产养殖场系1989年6月13日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2007年12月21日被吊销。案涉海域152.994公顷（即2295亩）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为兴龙水产养殖场。2016年6月27日，经区农经局与乙方包括曲光兰、龙连港在内的六人签订协议书一份，就乙方拆除东部滨海新城离岸6000米范围内养殖筏架达成协议，约定了乙方自行拆除养殖物资所涉海域的面积（含原海域使用权证内2295亩、证外用海面积456.7亩）、拆除时间、补交海域使用金、经拆迁小组验收通过后，按标准给予乙方奖励（或补偿）等内容。2016年10月10日，经区农经局作为甲方与乙方兴龙水产养殖场签订协议书一份，就乙方领取筏式养殖拆迁奖励（或补偿）资金达成协议，乙方签章处由龙连港等五人（不包括曲光兰）签名捺印。曲光兰认为泊于镇政府、经区农经局未按照协议书内容向其支付合理的拆迁补偿款，还把属于曲光兰的拆迁款支付给龙连港，提起本案之诉。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本案中，曲光兰持2016年6月27日协议书主张泊于镇政府、经区农经局履行协议，但其实际主张的是兴龙水产养殖场应得奖励（补偿）款中的部分归其所有，系兴龙水产养殖场内部分配问题，与行政协议的履行无关，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曲光兰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曲光兰的起诉。上诉人曲光兰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1、2018年1月8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审法院以本案不属于其管辖为由，建议上诉人到青岛海事法院立案。2018年1月23日，上诉人到青岛海事法院立案，青岛海事法院于2018年6月1日下达裁定书，认为涉案协议系行政协议，由此产生的纠纷依法应为行政诉讼，所以将本案移送至原审法院。经区法院提请共同上级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该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在原审法院进行审理。原审法院于2019年2月份要求上诉人按照行政诉讼案件提交诉状进行立案，于2019年4月10日开庭审理，于2020年1月6日作出原审裁定，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的维权之路已经长达2年而未果，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还上诉人一个公正。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泊于镇政府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海域拆迁补偿的协议书，经区农经局对此表示追认，且也向法庭明确表示在岸线整治测绘表中也有上诉人的签字。现二被上诉人不依法履行协议中的补偿义务，属于不履行行政协议的情形，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3、2016年6月27日，泊于镇政府与上诉人等其余6人签订的协议，没有一方当事人为兴龙水产养殖场，仅系针对个人占有海域面积进行的补偿。上诉人作为协议的一方主体，有权要求履行协议，符合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要求。4、关于被上诉人辩称的，协议中个人签字是全体股东签字，是股东会决议，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从工商登记档案看，龙连港、孙建明、刘爱仿不是公司股东，且兴龙水产养殖场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涉案两份协议均未达到二分之一股东人数，所签订协议书亦并非是股东会决议。5、原审法院对于与本案有重大关系的案件事实并未审理。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应当针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内容查明：经区农经局应当确认涉案海域总补偿数额以及该数额是如何计算的，经区农经局应当给予各权利人的补偿标准的具体计算方法是什么?经区农经局发放给第三人龙连港的标准是什么及具体数额是多少?原审第三人龙连港领走款项后下发的标准及数额是多少?这些数据对于查清本案事实都至关重要，但是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综上，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向其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并未陈述，对于协议中签字的各方是否为公司的股东也并未按照工商登记进行认定，即认为是兴龙水产养殖场内部的分配问题，是主观臆断，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关于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案件，原审法院应当具有管辖权，应当按照行政协议案件的规定进行审理。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裁定，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泊于镇政府答辩称，1、涉案协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所规定的的行政协议。本案系对传统养殖用海自行拆除给予的奖励（补偿），不是行政征收，亦不是拆迁补偿。2、上诉人在涉案海区没有养殖用海，不符合政府文件规定的奖励（补偿）对象。上诉人所称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养殖场之间就奖励（补偿）款的分配，以及上诉人是否拥有兴龙水产养殖场清算后剩余财产的分配问题，与泊于镇政府无关，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泊于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其他意见与一审一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经区农经局答辩称，1、上诉人对海域整治补偿款的总额没有争议，不是因为对行政协议的内容本身不服提起的诉讼。上诉人主张的其与其他几位投资人以及兴龙水产养殖场之间关于补偿款的内部分配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与行政协议的履行无关，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涉案协议的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兴龙水产养殖场，不应归属曲光兰等股东，上诉人不是涉案协议的权利主体，无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3、根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和上诉理由，其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要求法院审理涉案协议奖励款项中各股东之间的分配比例，其诉讼请求很明显是曲光兰与兴龙水产养殖场及其他股东之间的内部民事纠纷，与涉案协议的履行无关，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龙连港答辩称，1、上诉人既非涉案海域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也非涉案海域的实际用海人，无权主张涉案拆除补偿款。2、上诉人非本案适格主体，兴龙水产养殖场营业执照虽已吊销，但未办理注销登记，其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在。兴龙水产养殖场系本次拆除补偿主体，因营业执照已被吊销，由股东代表兴龙水产养殖场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是股东代表兴龙水产养殖场行使的权利。享有权利义务的主体仍然是兴龙水产养殖场，而非股东个人。上诉人以股东名义主张兴龙水产养殖场的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协议中签名的并非工商登记股东，仅是工商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并不影响实际股东的代表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卷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经审理查明，兴龙水产养殖场系1989年6月13日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2007年12月21日被吊销。上诉人曲光兰系兴龙水产养殖场股东。2016年6月27日，曲光兰、孙建明、王维波、龙连港、刘爱仿、张起明作为乙方签署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上记载的甲方为泊于镇政府，甲方签章处没有泊于镇政府或其他单位的签字盖章。该协议书记载，根据《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养殖用海整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工作部署，就乙方拆除东部滨海新城养殖阀架达成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按照《方案》规定和要求自行拆除养殖物资，经区拆迁小组将根据拆迁情况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甲方按照《方案》规定的相关奖励（或补偿）标准，给予乙方奖励（或补偿）。协议未约定具体奖励或补偿数额。2016年10月10日，经区农经局作为甲方、兴龙水产养殖场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甲方由经区农经局盖章，乙方处由刘爱仿、龙连港、张起明、王维波、孙建明签字。该协议书记载，根据上述《方案》工作部署，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乙方领取阀式养殖拆迁奖励（或补偿）资金达成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按照《方案》规定的相关奖励（或补偿）标准，先行拨付奖励奖金总额13769460元的60%即8261676元，乙方各所有人同意将该资金同意拨付到指定账户（龙连港账户），并由各所有人自行分配；乙方各所有人同意待相互纠纷解决后，再行申请领取余下40%即5507784元。曲光兰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上诉人曲光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2016年6月27日，上诉人与泊于镇政府签订协议书，经区农经局对泊于镇政府的行为表示追认，但二被上诉人未按照协议内容向上诉人支付补偿款，而将上诉人的补偿款支付给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也未向原告支付该款项，故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其海域拆迁补偿款740394.27元，并自2016年6月27日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具体的诉讼请求要求原告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法律关系提出实体权利主张，提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具体内容。本案中，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海域拆迁补偿款，事实和理由部分又认为二被上诉人未履行2016年6月27日的协议，但该协议因泊于镇政府未签字盖章而未成立生效，且协议中并未约定补偿款的具体数额，故上诉人起诉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且依据了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未明确是要求履行行政协议还是依据收回海域使用权的行政法律关系要求给予拆迁补偿，其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虽理由不当，但结论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毕海燕审判员  李升臣审判员  宫晓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陈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