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0103民初1036号原告：许俊杰，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原告：吴芸，女，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余月海、任宜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水澄大厦****。法定代表人：曾挺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弋、邹泽兵，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俊杰、吴芸为与被告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简称省电力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13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俊杰、吴芸诉称：两原告与被告是浙江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益和公司）的股东，浙江益和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其中两原告出资30万元，占浙江益和公司注册资本的20%，被告出资120万元，占浙江益和公司注册资本的80%。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6年11月3日注销，被浙江华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以下简称原杭州益和公司）原为浙江益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1年5月，浙江益和公司三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及2011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原杭州益和公司应向浙江益和公司分配利润149740509.21元，该应收利润转为借款，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2013年，浙江益和公司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2013年3月31日为基准日，由被告收购浙江益和公司持有的原杭州益和公司的100%的股权。2013年5月1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根据被告的委托，对原杭州益和公司进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后出具了中天运（浙江）（2013）普字第00246号专项审计报告；被告还委托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该公司出具了浙万评报（2013）38号资产评估报告，二份报告均确认，截至2013年3月31日，原杭州益和公司应付浙江益和公司借款147720241.53元（原为149740509.21元）。被告与浙江益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原杭州益和公司欠浙江益和公司的债务款为147720241.53元。2013年7月1日，原杭州益和公司与浙江益和公司签署《借款合同》，明确原杭州益和公司欠浙江益和公司借款147720241.53元，借款年利率为6%。随后，原杭州益和公司也按期向浙江益和公司支付了147720241.53元的借款利息。2015年6月26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被告及两原告股东参加了会议，在股东会议上，被告不顾两原告股东的反对，通过了《关于调整原杭州益和公司历史上对浙江益和公司利润分配金额的议案》，主要内容为：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瑞华浙专审字（2015）33040082号”《关于浙江益和公司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截止2011年6月，原杭州益和公司向浙江益和公司实际分配利润为147720241.53元，经分析，原杭州益和公司截止2010年12月31日向浙江益和公司累计超分配利润34724846.4元。因此，原杭州益和公司应分配给浙江益和公司的实际利润调整为112995395.13元。该款项转为原杭州益和公司欠浙江益和公司的应付款由147720241.53元调整为112995395.13元，即减少原杭州益和公司的债务34724846.4元。2015年6月27日，被告委派浙江益和公司的董事长方鹏作为浙江益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浙江益和公司与原杭州益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将双方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由147720241.53元调整为112995395.13元，借款利率不变，依旧为年利率6%，借款期限调整为从2013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26日。2011年6月10日，浙江益和公司三届一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了浙江益和公司停业方案，对与浙江益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安排上，将剩余的合同期限改签至原杭州益和公司，建议原杭州益和公司将相关员工在浙江益和公司的工龄一并计算，以减少浙江益和公司的处理劳动合同上的经济补偿金支出。同日，原杭州益和公司三届一次董事会作出“关于转让杭州益和公司股权及相关事宜的决议”，同意将浙江益和公司现有的部分人员剩余（劳动）合同期限改签至原杭州益和公司，并合并计算员工在浙江益和公司工龄的决定。2015年7月20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被告不顾两原告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关于计提对原杭州益和公司劳动补偿款的议案》，主要内容为：同意支付原杭州益和公司的劳动补偿款1692017.09元，并同意由原杭州益和公司在欠浙江益和公司的款项中扣除。2015年7月28日，被告委派到浙江益和公司的董事长方鹏作为浙江益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浙江益和公司与原杭州益和公司《协议书》一份，约定：浙江益和公司应向原杭州益和公司支付的劳动补偿款为1692017.09元，双方同意上述劳动补偿款从原杭州益和公司欠浙江益和公司的款项中直接扣除。2015年10月27日，浙江益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被告不顾两原告的反对，通过了“关于同意解散浙江益和公司的议案”。之后，被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浙江益和公司强制清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受理了该案，该案号为（2015）浙杭商清（预）字第8号，在清算过程中，被告不顾两原告的反对，要求财产审计评估单位在浙江益和公司的现有资产中扣除上述34724846.4元和1692017.09元二笔款项。由于这两笔款项的扣除有股东会的决议，审计评估单位现在的报告中已扣除了上述二笔款项，同时，在报告中也说明了小股东对该两笔款项扣除的异议。两原告认为：2013年3月份后，原杭州益和公司已经全部卖给了被告，是被告的全资子公司的情况下，被告在2015年6月26日不顾原告的反对擅自推翻被告自己于2011年6月股东会议决议盖章同意的内容，以及2013年5月被告与浙江益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无视2013年7月1日原杭州益和公司与浙江益和公司签署《借款合同》中明确原杭州益和公司欠浙江益和公司借款147720241.53元的书面约定，强行通过《关于调整原杭州益和公司历史上对浙江益和公司利润分配金额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减少原杭州益和公司应归还浙江益和公司的借款34724846.4元；以及被告在2015年7月20日擅自推翻被告自己于2011年6月10日的股东会议盖章同意的内容，且在原杭州益和公司实际未发生支付员工劳动补偿款1692017.09元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关于计提对原杭州益和公司劳动补偿款的议案》，减少原杭州益和公司应归还浙江益和公司的借款169017.09元。明显是滥用股东权的行为，且该滥用股东权的行为是被告直接进行相关的关连交易，使被告自己获得利益，损害了原告作为小股东的权利。被告应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2013年5月24日，浙江益和公司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确认，浙江益和公司截止2012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938736101.1元。根据2016年6月17日浙江新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新会专字（2016）901号“关于浙江益和公司2016年3月2日资产核实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浙江益和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账面数为16110717438元，该未分配利润数额的来源即：被告滥用股东权利，减少原杭州益和公司应归还浙江益和公司的借款34724846.4元和1692017.09元，合计36416863.49元，从而导致浙江益和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直接金减少36416863.49元。根据浙江益和公司原改制方案，浙江益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被告的主管部门原浙江省电力局的批准文件，两原告对浙江益和公司的利润分配享受1：1的量分红权，即原告出资20%，享有40%的利润分配权。因此，原告直接损失14566745.39元。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诉请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强行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债务34724846.4元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889938.56元；2.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强行通过股东会决议支付给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劳动补偿款1692017.09元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676806.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审查本院认为，就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的减少公司债务34724846.4元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889938.56元及支付给杭州益和电力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劳动补偿款1692017.09元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676806.8元，原告之前已经分别在（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80号、（2015）杭下商初字第03082号及（2015）杭下商初字第4713号案件中分别向浙江益和公司董事方鹏、徐一剑及本案被告主张过权利，在裁判生效后未发生新的事实的情况下，原告再以被告滥用股东权，进行关联交易获利，损害原告作为小股东权利为由提起诉讼，其实质是为否定前诉的既判结果，构成了重复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许俊杰、吴芸的起诉。本案受理费109200元（原告已预缴），退还原告许俊杰、吴芸。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章幼戎人民陪审员  赵招娣人民陪审员  施菊娣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代书 记员  黄河君?*ArabicDash?-2-??*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