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8民终1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民，男，196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临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荣，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海啸（曾用名姚交），男，198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临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净，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勇，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迎，女，199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临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山西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明，男，195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猗县，系被上诉人姑父。上诉人李建民、姚海啸因与被上诉人王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16）晋0821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李建民上诉请求：1、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本案的事实是：2016年4月18日18时许，上诉人驾驶拖拉机路过孙吉镇西里村东巷约600米后，听见后面有两个人喊，让上诉人停车，并说“我把人撞了，赶紧回去看一下”，上诉人返回后见一辆摩托车的前轮已倒在路沿石上面，一个男的抱着一个女人坐在路沿石边，所以被上诉人王迎受伤是事实，但与上诉人无关，理由是：（1）根据交警队“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无法证实现场两车相撞，现场记录中也无任何车辆和证人。（2）根据双方车辆上痕迹，不能证明为本次事故所致。王迎丈夫王晓冬在2016年4月20日交警笔录中明确陈述“拖拉机装载的推土机左侧撞到我媳妇王迎身上，导致摩托车摔倒，我和王迎都受伤了……”该问话笔录足以说明，两车并未接触，王迎丈夫所驾摩托车上的痕迹是其车辆倒地所致。（3）根据当时交警队事故现场茹武斌、党安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二人并未亲眼看见两车相撞，只是听见拖拉机行驶过后一声响，这一响声是摩托车撞击路面的声音，还是两车相撞的声音，两个人均不能证实这一事实。综上三点，可以证实，上诉人的车辆与被上诉人王迎丈夫所驾驶摩托车根本没有接触，被上诉人王迎受伤与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安全系其丈夫违章驾驶机动车倒地所致，其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二、一审法院依据临猗县公安交警大队[2016]第00174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驾驶的事故拖拉机和被上诉人王迎丈夫驾驶的摩托车（乘坐人王迎）相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关证据推翻的除外。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对临猗县交警队认定的事实进行实质性审查，仅以上诉人未提起复议和诉讼便武断地认定了临猗县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交警事故认定书仅起到证明事实作用，不是行政行为，不存在复议和起诉问题，且上诉人已被拘留，按事故认定书中3天之内申请复核，根本不可能，故一审法院依据临猗交警大队认定两车相撞，明显错误，明显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姚海啸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但却判决上诉人在交强险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所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王迎的损害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姚海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上诉人李建民系个人劳务关系，一审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所谓的劳务合同，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是一种服务行为。劳务合同具有明显的两个特征：1、是提供劳务的合同，为雇主服务；2、雇员工作不具有独立性，一般设备是由雇主提供，工作时间、地点都为雇主所指定，在雇主的监督下进行劳务行为，雇主支付报酬。一审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答辩人与李建民之间的关系明显与劳务关系不相符，一审忽略了对答辩人与李建民的关系的审查，仅以答辩人在全程跟随陪同，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积极参与救治伤者，即草率认定答辩人与李建民之间是个人劳务关系，实属法律适用和案件事实不相符，明显认定错误。二、答辩人与李建民是明显的运输合同关系，答辩人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答辩人就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当驳回对答辩人的起诉。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运输合同的标的是承运人的运输行为，并非承运人的一般劳务，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直接将货物或者旅客运送到约定的地点。由此可见，答辩人与李建民之间并不是劳务关系，答辩人并不是雇佣李建民为其服务，而是利用李建民的车辆进行运输，应该是运输合同关系。首先，双方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因素，答辩人出现在事故现场并将伤者送至医院，因本案还未支付运输费，但这此并不是影响运输合同的成立。其次，答辩人与李建民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口头形式的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完全符合运输合同的特征。从一审的庭审笔录（第9－10页）上可以看出上诉人李建民陈述：为答辩人运输过好几次拖车，每次都是按照路程付费，都是李建民驾驶自己所有的四轮拖拉机进行拉货运输，答辩人将起运点、目的地告诉李建民，李建民驾驶自己的四轮拖拉机拉货将货物送至约定的目的地，答辩人支付运输费用。故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8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双方属于法律规定的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故答辩人与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无任何关系，交通事故发生的车辆及驾驶人均不是答辩人，答辩人就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被上诉人王迎的任何损失，应当驳回对答辩人的起诉。王迎答辩称，一、答辩人申请一审法院向交警部门调取的交通事故案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两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足以证实答辩人受伤与上诉人李建民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两级交警部门认定事实及责任划分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两车没有接触”、“王迎受伤与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等等，均依法不能成立。李建民驾驶的四轮拖拉机和王晓冬驾驶的摩托车均是由西向东行驶，交警部门证据材料中车辆痕迹检验结果是：王晓冬所驾摩托车外侧有撞擦痕迹，上诉人李建民所驾四轮车挂车上的推土机左侧有撞擦痕迹，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材料及证人证言，完全可以确认两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完全可以确认答辩人受伤与上诉人李建民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李建民所谓“无法证实两车相撞”、“两车并未接触”，明显不能成立。二、在一审程序中，对从交警部门调取的证据材料，一审予以出示、质证，一审法院亦听取了各方的辩论意见，故上诉人李建民所谓“一审法院并未对临猗县交警队认定的事实进行实质性审查，仅以未提起复议和诉讼便武断地认定了临猗县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明显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李建民及一审另一被告姚海啸，均未举出任何推翻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的相反证据，故一审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及复核结论书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完全合法正确。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李建民赔偿答辩人12万元，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李建民在交警部门询问时，明确承认其所驾四轮拖拉机（牵引车）属其所有，该牵引车属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之规定，其属于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其应当投保而未投保，故一审判决其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偿答辩人12万元，合法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上诉人李建民赔偿12万元正确，上诉人李建民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姚海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晋0821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王迎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建民之间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原审认为的劳务关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建民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姚海啸为将自己的拖斗及推土机从临猗县孙吉镇运至其住所地大杨村，电话联系被上诉人李建民用其四轮拖拉机为其拉运，并约定好运费300元。据此，双方成立运输合同关系。而让人惊讶的是，上述当事人之间如此明确的法律关系，原审却认为是劳务关系，理由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拉运过程中全程陪同，发生事故后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难道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因为这两个行为的存在而发生改变？显然不能。上诉人认为，在我国法律中，劳务关系与运输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企图将已查明的运输关系扭变为劳务关系，明显是在损害上诉人利益。二、结合本案事实，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王迎起诉被上诉人李建民，是基于被上诉人李建民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人。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建民是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则无需承担被上诉人李建民因交通事故给原审原告王迎造成的事故损失。而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建民之间认定为劳务关系，上诉人则不明不白地承担了原审原告王迎近50000元的损失，故此，原审判决明显错误。李建民答辩称，一、答辩人李建民与上诉人姚海啸之间并非运输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2、24条的规定，从事货物运输经营不仅需要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车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还需要办理工商登记、行政许可等经营手续。答辩人李建民就是普通的农民，购买拖拉机就是用于农田作业，显然不是上述法律规定的所谓从事道路运输的经营者，当然不可能和上诉人姚海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二、上诉人姚海啸认为自己不是交通事故的参与者，就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要么有过错或推定存在过错即应承担侵权责任，要么不论是否存在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即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上诉人仅以自己不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参与者，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原告王迎受伤不是答辩人侵权所致，即使法院认定系答辩人驾驶拖拉机撞伤，也是答辩人在为上诉人姚海啸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该劳务的受益人系上诉人姚海啸，且从姚海啸在这一过程中的陪同行为、事故发生后的施救行为、第2天的报警行为，均可以看出姚海啸在让答辩人帮其拉拖斗和推土机过程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故即使承担责任，姚海啸也应承担比答辩人更重的侵权责任。一审判决显然错误。王迎答辩称，一、上诉人姚海啸与一审被告李建民之间属于劳务关系，并非运输合同关系，一审认定双方属劳务关系正确，一审判决上诉人姚海啸赔偿答辩人48753元正确。上诉人姚海啸通过电话联系一审被告李建民为其拉运拖斗（挂车）及推土机，并在拉运过程中全程跟随陪同，发生事故后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尤其是拖斗（挂车），系上诉人姚海啸所有，而非李建民所有，所谓的约定给付300元，属劳务报酬，而非运费，故姚海啸与李建民之间属劳务关系，而非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将双方之间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正确，判决上诉人姚海啸赔偿答辩人48753元正确，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而非劳务关系，企图将已查明的运输关系扭转为劳务关系，其不应承担责任等等，明显不能成立。二、退一步讲，即使说姚海啸和李建民之间并非劳务关系，上诉人姚海啸依法也应对答辩人受伤损失承担责任。李建民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姚海啸将其拖斗（挂车）及推土机交由未取得驾驶证的李建民驾驶四轮拖拉机牵引拉运，应当认定其对答辩人受伤事故的发生有过错，故即使不属劳务关系，其依法也应对答辩人受伤损失承担责任。其次，本案的四轮拖拉机系李建民所有，拖斗（挂车）系姚海啸所有，二者连接使用时与摩托车相撞，发生答辩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牵引车方和挂车方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精神，上诉人姚海啸作为拖斗（挂车）的所有人，也应对答辩人受伤损失承担责任。王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上列被告赔偿原告受伤的医疗费（现已开支37391.79元）、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颅骨修补费用、摩托车损失费等。2、判令被告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鉴定费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8日18时许，被告李建民无证驾驶无牌四轮拖拉机（后带拖斗、拖斗上放推土机），沿孙吉道路西里村东巷道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茹会朝家门口时，与原告丈夫王晓冬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后乘坐原告）由西向东行驶相撞，造成原告受伤，双方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临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本次事故作出临公交认字（2016）第0017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李建民与原告的丈夫王晓东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后根据王晓东的申请，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运公交复字（2016）第201600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对临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事故结论予以维持。原告受伤后，被送往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脑疝、创伤性急性硬膜下血肿、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底骨折、右颞骨骨折、头皮血肿、脑性耗盐综合症等，后又因继发性癫痫、颅骨缺损、脑积水等症状，原告先后在临猗县人民医院及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七次，共计住院97天（2016年4月18日至5月26日在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38天，花费医疗费37391.79元；8月11日至8月26日在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15天，医疗费未补偿部分482.47元；8月26日至9月1日在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6天，医疗费未补偿部分1484.04元；9月1日至9月6日在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5天，医疗费未补偿部分459.79元；9月18日至10月5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17天，医疗费未补偿部分31430.36元；11月10日至11月4日在运城市中心医院住院4天，医疗费未补偿部分2158.31元；11月16日至11月27日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12天，花费医疗费3525.8元）。原告于2016年8月29日生一女王琳雅，现原告需要抚养的人为其女儿。就原告之女出生后因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在临猗县人民医院住院7天，医疗费未补偿部分672.15元，原告亦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经原告申请，山西省临猗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了临猗司法鉴定中心[2016]临鉴字第555号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王迎的颅脑损伤评定为Ⅸ（九）级伤残；王迎的外伤性癫痫评定为Ⅸ（九）级伤残；伤后误工期评定为300日，护理期评定为90日，营养期评定为60日。原告支出了2500元鉴定费。被告李建民驾驶的拖拉机属其所有，未投保交强险。拖拉机后所拖拽的拖斗及其上放置的推土机系被告姚海啸所有。事故发生后，被告姚海啸给原告垫付了2534元医疗费。另查明，2016年7月11日，根据原告的申请，我院作出（2016）晋0821民初1376号民事裁定书，对二被告名下的相关财产予以查封或冻结，原告支出保全费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之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原告丈夫驾驶的摩托车与被告李建民驾驶的拖拉机是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2、二被告之间属何种法律关系，3、原告各项损失的认定。对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二被告主张摩托车与拖拉机并未发生相撞事故，交警部门对于事故的认定及责任划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但二被告对于临猗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未提出复议申请，对运城市交警支队的复核结论书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在庭审中也均未提供相关证据用以否定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或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情况予以确认，即本次事故系被告李建民驾驶事故拖拉机和原告丈夫王晓东驾驶的摩托车（乘坐人王迎）相撞所致，李建民与王晓东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王迎无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事故责任比例由责任方赔偿。但本案中被告李建民驾驶的拖拉机属于机动车，应当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故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当首先由被告李建民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姚海啸通过电话联系被告李建民为其拉运拖斗及推土机，并在拉运过程中全程跟随陪同，发生事故后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应当认定二被告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被告李建民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由接受劳务的姚海啸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李建民驾驶的拖拉机未投保交强险的情况，对于原告的损失，应当首先由被告李建民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姚海啸承担。对于原告损失情况，原告系农民，相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依照山西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农村居民的数额计算。其中误工费和护理费的标准按照农、林、牧、渔业日平均工资114元计；误工、护理及营养期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分别计算为300日、90日、60日。根据原告继发性癫痫的情况，对其后续治疗癫痫用药的费用以计算10年为宜，对于二次手术费用，原告未提供证据支持该项损失的实际认定，应待损失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原告诉请中将其女儿住院的相关费用列入损失清单，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女儿住院与本次事故之间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的住院天数仅应计算其七次住院的时间即97天。此外，被告姚海啸持有部分医疗费票据，其中两张交款单已经计入总费用，不应重复计算，对于524.34元门诊费应当计入原告的医疗费用。根据以上情况，原告的损害后果具体计算如下：1、医疗费，原告受伤后住院七次医疗费花费及未补偿部分共计76932.56元，门诊费292元+524.34元=816.34元，后续癫痫治疗用药费用1920元/年×10年=19200元；2、误工费，114元/天×300天=34200元；3、护理费，114元/天×90天=1026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97天=4850元；5、营养费，30元/天×60天=1800元；6、交通费，2017年1月5日的3张过路费票据发生在最后一次住院之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对其的525元过路费予以认可，对于加油费用由于其提供的票据均非正规票据，本院对此酌情认定为2000元，故交通费认定为2525元；7、住宿费，原告提供的票据虽然并非正规票据，但该项费用为原告家属为其在外地治疗花费的必要支出项目，故本院对原告的住宿费认定为2640元；8、残疾赔偿金，9454元×20年×23%=43488.4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7421元×18年×23%×50%=15361.47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情，酌情认定为8000元；11、伤残鉴定费2500元；12、摩托车损失，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项损失，本院对该项损失不予认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222573.77元。就原告的损失，应当首先由被告李建民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20000元，剩余部分由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被告姚海啸按照事故责任承担50%，其中姚海啸垫付的2534元应从中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建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迎120000元；二、被告姚海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迎4875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保全费500元，合计900元，由被告李建民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李建民提供一份证据“拖拉机农田作业承诺书”，证明：李建民驾驶的拖拉机在注册登记时依法可以不缴纳交强险。上诉人姚海啸不予质证。被上诉人王迎质证认为，承诺书属于逾期证据，承诺书不能证明李建民不应当缴纳交强险。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王迎的伤害是否是由上诉人李建民驾的四轮拖拉机碰撞王晓冬驾驶的两轮摩托车造成；二、上诉人李建民与姚海啸之间为劳务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三、姚海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王迎的伤害是否是由两车相撞造成的，根据临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本次事故作出临公交认字（2016）第0017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建民与上诉人的丈夫王晓东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后根据王晓东的申请，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运公交复字（2016）第201600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对临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事故结论予以维持，上诉人李建民未提供相应证据足以证明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错误，据此，原审认定王迎的伤害是由两车相撞造成的并无不当。关于李建民与姚海啸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根据二人的陈述，李建民是按照姚海啸的指示将姚海啸的拖车及推土机从临猗县孙吉镇运至猗氏镇大杨村，姚海啸支付费用，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运输合同的法律性质，李建民与姚海啸之间应为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劳务合同是指雇主利用雇员的劳动力为其完成一定的劳务，而本案姚海啸是利用李建民的四轮拖拉机为其完成运输拖车及推土机的工作，原审将双方之间法律的关系认定为劳务合同关系错误，应予纠正。二审中，李建民提交的“拖拉机农田作业承诺书”中，李建民承诺该拖拉机完全从事农田作业，其违背了承诺，从事运输活动，依法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其拖拉机购买交强险，但其未购买交强险，原审判决其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依法有据。关于姚海啸的责任承担，姚海啸在与李建民口头达成运输合同时，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致使李建民在没有驾驶证、且不能从事运输活动的情况下为自己拉运拖车及推土机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损害赔偿责任。王迎的总损失为222573.77元，首先由李建民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20000元，剩余102573.77元，由事故车辆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剩余部分由李建民承担35900元，即李建民共计承担155900元，姚海啸承担该部分的30%的赔偿责任即12852.89元（扣除其垫付的2534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16）晋0821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李建民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迎155900元；姚海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迎12852.8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元，保全费500元，共计1830元，由李建民承担1281元，姚海啸承担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军武审判员  王晓明审判员  王玉林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