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小龙，男，195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子健，男，194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恩鸿，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小龙因与被上诉人刘子健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4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小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胡小龙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禁止用任何方法”，当然包括用开约谈会的方法，表明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受到宪法的绝对保护。然而一审对刘子健侮辱胡小龙人格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以“当天参会人员仅有七人”，无“不特定人群”为由，为刘子健开脱。刘子健高声辱骂“你混蛋!”“你逼良为娼!”“拉皮条!”“你逼潘军如和你朋友睡觉”等敏感的话题，明显是侮辱人格尊严、改变一个人的道德评价。一审对施暴者一点谴责都没有，机械地认定参加会议“仅七人”，并未达到侵犯胡小龙名誉权的程度。如七个人对敏感话题的口口相传，七个人在微信群的八卦聊天，将对胡小龙的声誉造成什么样的损伤。一审偏袒刘子健。二、刘子健辱骂胡小龙、侮辱胡小龙人格尊严发生在公开的会议场合，虽然只有七个人参加，也是工作场合。一个自然人对另外一个自然人实施语言暴力的行为，证据确凿。但刘子健在答辩和庭上均宣称约谈胡小龙是受叶研会整改小组的委托，是组织行为，是执行公务。刘子健言下之意，他辱骂胡小龙，是在约谈会场发生，也是属于执行公务的范围。一审把刘子健的辱骂胡小龙、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定调为“部分发言确有不妥”，是偏袒刘子健。三、既然是受组织委托约谈胡小龙，胡小龙倾听和记录，包括录音、录像，都是胡小龙的合法权益。况且当天并没有宣布不准录音的会场纪律，录音就如同文字记录，同样合法有效。一审在判决书将录音定性为“私自录音”，巧妙地利用否定录音的形式，否定刘子健辱骂刘子健、侮辱人格的事实。四、一审法院对刘子健一方的证言全部采纳，对胡小龙一方的证言不予采纳，极其不公。刘子健答辩书附件涉嫌盗用党政领导人权威干预司法，判决书一字未提。五、适用法律不全不当。本案应适用《宪法》第三十八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但判决书避而不用，对最高法院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也是有选择性的运用，只用第一款，不用第二款。一审法院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六、对刘子健的违法行为轻描淡写，着意掩饰。刘子健在会议上当众辱骂胡小龙，判决书对此表述为“刘子健的部分发言确有不当”，把刘子健对胡小龙的恶毒辱骂称为“发言”，又称“刘子健的行为并未达到侵犯严格名誉权的程度”。七、偷换概念，转移诉求。胡小龙的诉求是维护本人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但判决书却扯出一个法律毫无相干的伦理学概念“名誉感”来，并对“名誉感”大加解释比较。八、在刘子健提供的一大堆三性俱无所谓证据中，有一份据称是凌子的信件，这是一封不折不扣的假信，但法庭不予进一步调查。胡小龙补充上诉理由称：1.关于刘子健辱骂我的动机，2015年2月5日刘子健亲笔填写零元领取茅台酒，但没有拿到酒故迁怒我，在2016年9月给法庭书写了证据，称捐赠活动的推销酒是购买。捐赠活动邀请嘉宾都可以获得酒，要选择捐赠人员还是选择钱款，刘子健选择零元，在70多人中只有刘子健选择零元。该酒是会长分配的，刘子健是会长助理没有资格拿到酒，刘子健没有拿到酒故迁怒我。刘子健在3月16日辱骂我的动机是因为零元没有领取到茅台酒。2.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刘子健的辱骂行为有违宪法第三十八条，一审认定刘子健的辱骂是发言不妥，“你一肚子坏水”等辱骂是发言欠妥吗？3.刘子健在一审出示的证据，该证据是私人信件，该信件是不敢秉公办案的依据。我方就是因为这份证据请不到律师，一审我方已经说明要审查这封信件的来源，但一审法官不审查。我方已经联名举报。私人信件让我一审没有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故我方一审败诉。刘子健辩称，一、胡小龙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名誉和身心受损。1.双方涉案言行是发生在内部闭门会议，并非公共场合，影响的范围极度有限，并不构成宣扬胡小龙隐私、公然丑化胡小龙人格事实，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刘子健在2018年3月16日约谈胡小龙，是受广东***研究会(以下简称叶研会)第三次整改会议委托，主持约谈的闭门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包括胡小龙在内共七人。不可能大规模的通知其他成员，而且约谈内容属于内部谈话，是不可能也不允许大面积传播的。因此，涉案言行既不是发生在公共场合，刘子健也没有公然侮辱胡小龙人格，没有造成胡小龙的社会评价降低，胡小龙指控刘子健侵害其名誉主张不能成立。2.胡小龙病况与刘子健行为无因果关系，身心健康受损证据不足。胡小龙年近七十，偶发疾病在所难免。其在2018年11月30日、2019年2月3日、2019年3月5日发病，更是与案发时间相隔半年以上，且病症与老年人常见病症相符，胡小龙没有证据证明其发病病况与名誉受损及其刘子健的涉案言行有任何相关因果关系。要求刘子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及在《广州日报》登报道歉没有事实依据。二、刘子健行为没有违法性，也没有到处宣扬胡小龙隐私及捏造事实，反倒是胡小龙自己以及证人四处宣扬涉案言行。刘子健受叶研会组织委托约谈胡小龙，约谈参会人员也仅限于七人，约谈形式更是通过闭门内部会议的方式进行。因胡小龙牵涉到“盗用研究会名义监制酒”等行为且拒不承认，双方遂起争执。争执中刘子健情急中的确有用词不当之处，但基本反映的都是事实，并没有捏造事实侮辱诽谤胡小龙人格。对于当天发生的事情并未散布出去，也没有必要四处宣扬。胡小龙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所谓“拉皮条”“道德败坏”“逼良为娼”是由刘子健宣扬出去的。相反，胡小龙提供的证据反而证明了是胡小龙自己及其证人相互之间传播宣扬涉案言行。三、刘子健行为与胡小龙所谓受损害之间没有必然因果联系。关于“道德败坏”“拉皮条”“逼良为娼”的评价并非是刘子健涉案言行所引起的，而是在此之前就早已有所传播。如果胡小龙的确未做过该事情，真要追究诽谤其名誉的责任，也应当是直接向潘军如追究侵权责任，而非向刘子健追究责任。四、刘子健没有侵害胡小龙名誉的主观故意和过失。刘子健约谈胡小龙是履行组织交付的工作任务，没有夹带任何的私人目的，在刘子健激怒后也只是引用他人早已知晓的事实斥责他，并未有任何的主观故意要侮辱诽谤胡小龙；约谈后，刘子健没有对外宣扬传播当日情形，刘子健从始至终就没有要刻意损害胡小龙名誉的主观故意和过失。五、刘子健部分发言虽有不妥，但仅造成的是胡小龙本人名誉感的不适，并未达到侵犯胡小龙名誉权的程度。本案中刘子健的部分言行的确有不当之处，但此行为造成的是胡小龙本人名誉感的不适，参会人员均非初次认识胡小龙，对胡小龙的个人了解和评价，并非仅依赖于刘子健的此次发言。刘子健补充答辩意见称：1.刘子健没有向胡小龙提出要拿酒，也没有向任何人拿酒。2.凌子大姐的信给陈某1会长是正常的。3.争吵是胡小龙挑起的。胡小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子健在《广州日报》刊登向胡小龙赔礼道歉的《声明书》，面积不小于20cm×20cm；2.判令刘子健赔偿胡小龙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3日，胡小龙收到研究会办公室发送的短信，内容为“胡总您好！受第三次整改会议委托，人事组决定3月16日（周五）上午9点30分在本会会议室与你谈话，请你参加。收信息后请回复。”2018年3月16日，胡小龙、刘子健均作为研究会成员参加了上述谈话，与会人员除胡小龙、刘子健外，另有陈某1、余某、袁小伦、朱某、陈某2共七人。胡小龙主张除此之外另有两名倒茶水的工作人员。胡小龙为证实刘子健在该次谈话中侵犯了胡小龙的名誉权及胡小龙因此身心受损，提供了如下证据及陈述：1.录音及文字整理稿，拟证实刘子健高声辱骂并捏造事实诽谤胡小龙；2.《证明》（证人未到庭），拟证实研究会同事误信或听到胡小龙“道德败坏”、“拉皮条”的传闻，令胡小龙名誉受损；3.潘军如的《书证》，拟证实刘子健辱骂、诽谤胡小龙的借口；4.（2017）粤01民终1405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潘军如的《书证》广州市中院不予采信及潘军如未到庭审现场，刘子健说“潘军如在法庭指证你”是虚构事实；5.病历复印件，拟证实胡小龙身心受损。刘子健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次会议属于社会团体组织的内部会议且没有授权任何人进行录音录像，胡小龙擅自对会议内容录音，刘子健认为该份证据侵犯了他人及研究会的隐私权，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关联性也有异议，当时刘子健所说的事情并非捏造，而是经过相关案件予以质证的，在外面也有所传闻，刘子健只是在情急之下重新表述了一遍；对证据2的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刘子健认为该证据反而证明了胡小龙及其证人到处宣扬，而刘子健没有到处宣扬，且证据是胡小龙及其证人之间的宣扬传播，并非是各自独立的真实的感受及观察，涉嫌了相互的串通作证，存在严重的倾向性，因此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关联性也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反而证明了关于胡小龙指控刘子健的相关情况是早有传闻而非刘子健捏造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虽然在该案中潘军如没有出庭，但潘军如是在法庭外等候法官的通知出庭作证；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只是胡小龙的治病记录，与本案不存在因果关系。刘子健为证实案涉谈话会议的性质和内容，提供了如下证据及陈述：1.第三次整改工作会议记录（2018年2月2日），拟证实会议委托人事组刘子健约谈胡小龙；2.约谈胡小龙情况（2018年3月16日），拟证实谈话时刘子健首先说明受第三次整改会议委托约谈胡小龙，指出他在研究会的问题，不予确认他为研究会会员；3.与胡小龙约谈纪要（2016年3月16日），拟证实刘子健受第三次整改会议委托约谈胡小龙，鉴于他的问题，人事组讨论决定，不确认其为研究会会员。胡小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刘子健另申请证人陈某1、余某、朱某、陈某2、凌某、曾某、毕某到庭作证。证人陈某1证言如下：“胡小龙所诉问题实际是研究会内部会议的情况，还必须从问题的由来考察，同时考察当时胡、刘等人的表现（我参加了会议），才能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断。一、胡、刘产生分歧的原因。2012年胡小龙与我这个研究会会长认识之后，曾向我提出利用叶帅名誉和研究会的名义制酒，并说制作这种酒一定可得丰厚的利益，给研究会带来赞助。他对这件事非常热衷。还介绍我认识经销酒的韩宝建、李祥和尹某（女）与我认识，并邀请我陪他们到安徽李祥联系的一家酒厂考察，在广州介绍我见过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公司总经理。由于中央有关文件明确要求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制作纪念物品等，必须报经中央批准，因此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我也对胡小龙等人讲过中央的规定。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定代表人洪平更不同意以研究会名义制酒。2014年下半年，由于准备研究会换届，胡小龙等人鉴于洪平不同意制酒，并说洪平担任副会长兼法定代表人超过10年，提出更换洪平，我与严xx、胡小龙等人到省工商联去考察该单位的一位名叫肖高潮的处级干部可否担任秘书长（他是客家人）。在工商联楼下，胡小龙等人再次向我提出以研究会名义制酒的问题，胡还拿出刊登***诞辰120周年纪念酒的《参考消息》给我看，并说：‘湖南可以搞***纪念酒，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我说：‘湖南韶山市搞，可能他们经过报批，你们如果能够经过批准，也可以搞。’2014年11月，胡小龙等人到研究会创会会长、省政协原副主席郑群家，向郑老控告洪平存在严重经济问题，要求撤换洪平的职务，并通知我到郑老家。郑老问我是否愿意兼任法定代表人。由于郑老耳朵听力差，我便写下一段话，称我参加研究会没有领劳务费，‘我无意争法人代表，如您和大家需要我当，我只好去承担多一份责任和操劳’:(见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15)。2015年1月19日，在研究会换届大会午餐会，韩xx突然拉我到主席台（仅20厘米高）上的一尊酒的旁边照相，我一看是***纪念酒，标示着：‘广东***研究会监制’和叶帅的肖像，我心中感到很不高兴。但由于刚开完大会，大家都很高兴，我不便追究此事。到了2月5日，胡小龙等人在同裕酒店召集企业家晚会推介这种酒，并标明‘全国统一发行价：3888元/瓶’。当晚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质问：‘你们***研究会是做酒卖酒的吗？’我即给胡小龙等人发短讯：‘我们广东***研究会没有资格监制酒，不能再推销它了。’2月14日，在会长会议上，有些人便在会上严厉批评制酒行为，同时批评叶志荣在换届后会长会议上擅自抛出图谋操控研究会的人事方案，该案由xxx等四人组成顾问小组（本会顾问共10多人却仅四人组成小组，刘子健第一个表示反对设立顾问小组），会议决定免去叶志荣办公室主任职（见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17)。韩宝建、李祥写的证明中已经表明是胡小龙等人要求韩、李投资制酒（见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6、8、10、11、12、13、14)。由于我和研究会阻止他们制酒推销，我便遭到他们不断攻击、诽谤。2016年5月13日，他们甚至在大会上抛出我的所谓19条罪状，逼我辞去会长职（见越秀区法院判决书，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21、22、32、33)。刘子健带头当场站起来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上主席台劝告擅自登台诽谤我的叶志荣下台。刘子健还多次对胡小龙等人对研究会的损害行为表示批评、谴责。我们向叶帅女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向真（凌子），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分管社会组织的黎建波副局长等人汇报时，请求叶大姐来参加座谈会，批评他们。叶大姐和黎副局长都要求我会将上述所作所为的人（叶大姐指名道姓指胡小龙，并要求我向法院也起诉他）除名。韩宝建、李祥写的证词（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6、9、10、11)，我会副会长余某、常务理事黎维军，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蓝恩鸿所作的调查（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12、13)，说明胡小龙系用叶帅名誉和研究会监制‘***纪念酒’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还有本会负责人叶文益等也证明胡小龙策划用叶帅名誉和本会名义制作‘***纪念酒’。因此，胡小龙等人受到叶帅长子媳妇吴小兰、女儿叶向真（凌子）的强烈谴责（本人当面听到吴大姐的谴责；刘子健答辩状《证据清单》附件26、27、28)。2016年9月，叶向真对吴小兰谈起这件事时，吴大姐十分气愤，对他们用叶帅名誉制酒行为强烈谴责。当时叶大姐向吴大姐谈这件事时，通知我到场，在场的还有深圳和谐社区建设中心主任何新兰。吴大姐听了叶大姐的谈话，当场打电话给他们，准备严厉批评他们用叶帅名誉制酒的行为，但电话没有打通。此后不久，吴大姐打通电话批评他们，制止他们的行为，并称否则将诉诸法律。他们便发短信向有关人员转达吴大姐的话。也正是因此，以及胡小龙冲击会长会议等行为（见刘子健答辩状)，本会整改会议决定人事组并由刘子健对胡小龙谈话。谈话是在会议室内部进行的，参加者仅限于整改人事组和监督组成员，属于闭门会议，没有其他人听到（我会会议室在广东交通大厦11楼从东边算第二间，并没有上述与会者以外的人听到室内谈话内容)。刘子健谈话时，胡小龙冲动地向刘子健靠过来，刘子健说：‘你如果动手我就报警’。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谈话过程中，胡小龙说刘子健是‘文革’中的‘三种人’。恐怕这是涉嫌诬陷。因为我到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至今已经35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及巡视员一共超过20年，从未听说或见过刘子健是‘三种人’的说法和文字。我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之前，研究室主任陈遐瓒和副主任黄慰慈曾向我征求选拔干部的意见时，谈到刘子健时称刘不是‘文革’中的‘三种人’，并说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整党办负责人之一江森证实的结论。江森现健在，如必要可向他咨询。”证人余某证言如下：“约谈胡小龙是整改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的。我是整改小组人事组成员之一，刘子健副会长为人事组负责人，包括胡小龙共有7人参加，分别是刘子健、陈某1、余某（梅元生、叶楚东因故请假)；监督组：朱某、袁小伦、陈某2。我全程参加了人事组约谈胡小龙的情况。约谈是在2018年3月16日上午9:30在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号广东交通大厦11楼1114会议室（本会会议室）进行的。刘子健同志首先说明，本人受整改小组第三次会议委托找你谈话的。主要指出胡小龙同志2013至2014年策划以研究会的名义制酒谋利，给本会造成不良影响；2015年1月借本会换届之机，告原本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洪平有经济问题，逼其辞职；2017年10月28日在交通大厦11楼1114会议室冲击正在召开的会长会议，令会议无法进行等错误。胡小龙不服并进行辩解，而且越说越激动，于是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双方在争吵中均有过激性语言，应该说这是正常现象。胡小龙同志还冲到刘子健副会长面前，作出要打人的架势，为避免肢体冲突，我和袁小伦进行了阻止和劝解。刘说你要打人，我就报警。在我们的劝解下，双方才平静下来。本会会议室是在交通大夏11楼的最东头，开会时我们都关门，约谈内容包括争吵，除了与会的7位同志知道外，其他人不可能知道。约谈胡小龙的录音，是其在隐蔽中进行的，我一无所知。”证人朱某证言如下：“根据研究会第三次整改工作会议决议，2018年3月16日上午9时30分，研究会整改小组人事组组长刘子健在本会会议室（广州市白云路交通大厦11楼1114房）与胡小龙谈话。参加者除他们两人外，还有陈某1、余某、袁小伦、陈洁红和我，一共七人。谈话是在关起门的情况下进行的，谈话的内容也是第三次整改会议大多数成员认同的，刘子健通知胡小龙，鉴于他不听劝阻，积极策划和从事炮制、推销‘***纪念酒’的活动，根据本会章程的有关规定，不确认他为新一届（第四届）研究会会员。胡小龙随即情绪激动，站起来冲到刘子健跟前责骂刘，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在场的余某和袁小伦连忙上前劝阻，才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因会议室的门是关着的，整个过程没有外单位的人围观。在此之前发生过一件事：2016年5月13日上午，研究会在广东××党校行政学院楼会议室召开理事会议，由陈某1会长报告研究会的工作和财务情况。会上，另一炮制‘***纪念酒’的主要成员冲上主席台，不顾会议主持人余某副会长的劝阻，抢过麦克风，宣读由他们炮制的毁镑污蔑陈某1会长的材料《向陈某1会长请教的19个问题》，刘子健立即挺身而出，跃上主席台加以制止。”证人陈某2证言如下：“约谈胡小龙是整改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的。我是监督组成员之一，刘子健副会长为人事组负责人，包括胡小龙共有7人参加，分别是刘子健、陈某1、余某(梅元生、叶楚东因故请假);监督组:朱某、袁小伦、陈某2。我全程参加约谈会，了解人事组约谈胡小龙的情况。约谈胡小龙是在2018年3月16日上午9:30在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号广东交通大厦11楼1114会议室(本会会议室闭门)进行的。刘子健同志首先说明，本人受整改小组第三次会议委托找你谈话的。主要指出胡小龙同志2013至2014年策划以研究会的名义制酒谋利，给本会造成不良影响；2015年1月借本会换届之机，诬告原本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洪平有经济问题，逼其辞职；2017年10月28日在交通大厦11楼1114会议室冲击正在召开的会长会议，令会议无法进行等错误。胡小龙不服并进行辩解，而且越说越激动，于是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双方在争吵中均有过激的语言。胡小龙同志还冲到刘子健副会长面前，作出要打人的架势，为避免肢体冲突，余某秘书长和袁小伦进行了阻止和劝解。刘说你要打人，我就报警。在我们的劝解下，双方才平静下来。本会会议室是在交通大厦11楼的最东头，开会时我们都关门，约谈内容包括争吵，除了与会的7位同志知道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也根本没有人围观看热闹。胡小龙的约谈录音，是他偷偷进行的，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证人凌某证言如下：“2014年11月25日，严焕松先生带着几个人来找我家公郑群，其中有研究会副会长杨建成、郭明，还有胡小龙、叶志荣。在我家公书房里，他们拿出一封控告信给我家公看，主要是讲研究会法人代表洪平存在严重经济问题。我家公作了严厉查处的批示。严焕松先生等人对我家公说：洪平不能再当法人代表了。家公问：那么由谁来当？他们说由陈某1兼法人代表。家公叫陈某1来问他同不同意。陈某1在一张白纸上写：我在研究会没有领取报酬，没有想过当法人代表。如您和大家需要我当，我只好多承担一份责任和操劳。我家公批示:这种态度很好！严焕松先生他们便要求我打电话给洪平，劝他不要再担任副会长兼法人代表了，并说是郑老的意见。我就给洪平打了电话，洪平后来就辞去副会长、法人代表和秘书长职务了。”庭审时，凌某确认2014年11月25日上门拜访的一行人里没有胡小龙。证人曾某、毕某证言如下：“约谈胡小龙是整改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并让我们办公室通知胡小龙的。我们不是整改小组成员，所以2018年3月16日上午9:30在办公室会议室约谈胡小龙的会议我们没有参加。我会会议室在我们办公室隔壁，整改小组约谈时是关着门的，他们的谈话我们在办公室听不见。当时在11楼办公的交通厅科室较少，工作人员少，约谈会议没有任何人看热闹。”胡小龙认为以上证人都是带着倾向性的意见和倾向性的理念作证，失去了公正性，比如说会议室在最东头，比如说胡小龙问胡小龙骂什么了，但证人只说双方对骂，胡小龙确实没有骂刘子健，胡小龙只是说了一句什么叫混蛋，证人不断的说双方对骂，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说的。刘子健认为证人身份符合法律规定，是客观真实有效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中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胡小龙主张刘子健侵犯其名誉权，但该次会议的参会人员仅有七人，面对的对象并非是多数或不特定人群，胡小龙亦未举证证实刘子健有另向不特定对象散播侵害其名誉权的言论或其名誉权受损的客观事实。其次，仅凭胡小龙提交的私自录制的部分录音，无法完整的反映整个谈话会议的经过，也无法反映事发时的起因，无法证实刘子健主观上有侵害胡小龙名誉权的故意。另外，名誉权与名誉感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名誉权保护的是公民个人的名誉，名誉是社会对公民的品行、思想、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客观社会评价，这种评价不是自我评价。而名誉感是公民个人内心的自我感受和主观情感，是公民对其名声的自我评价，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主观评价。本案中，虽然刘子健的部分发言确有不妥，但此行为造成的是胡小龙本人名誉感的不适，参会人员均非初次认识胡小龙，对胡小龙的个人了解和评价，并非仅依赖于刘子健的发言，因此，刘子健的行为并未达到侵犯胡小龙名誉权的程度，故胡小龙主张刘子健侵犯其名誉权依据不足，对其相应主张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小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0元（胡小龙已预付），由胡小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胡小龙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刘子健在2015年2月5日募捐活动中亲笔填写的《认捐表》，拟证明胡小龙与研究会副会长郭明、办公室主任叶志荣等人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组织募捐活动，刘子健捐赠“0元”，用于支持***研究事业，希望获赠一瓶纪念酒。2.2016年9月刘子健亲笔为（2016）粤0104民初8981号民事诉讼案出具的书证，拟证明刘子健捐赠“0”而未领到获赠的6斤装茅台酒。心怀不满，迁怒于胡小龙等，从而歪曲事实，做假证，谎称募捐活动为“推销酒”的活动。3.2018年3月16日录音完整版，拟证明胡小龙在约谈会议现场，刘子健侮辱人格、辱骂胡小龙的全程实况录音。4.《铁般事实说明刘子健在撒谎和捣鬼》，拟证明刘子健在广东***研究会的活动不受国家法规约束，欺诈撒谎、肆意侵犯别人的权益，刘子健绝非诚实友善的公民，他在3月16日约谈现场侮辱人格，肆意辱骂胡小龙的行为，是其品质的真实暴露。5.关于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定制专用习酒的函，拟证明广东***研究会不惜损害***的名誉，发函推荐卖酒商人到习酒公司定制纪念酒谋利。6.收藏证书，拟证明卖酒商人伪造广东***研究会公章制作的收藏证书，卖酒商人虚构研究会为发证单位和监制单位。7.关于回应《代理词》的陈述，拟证明《代理词》不敢正视本案的主题，不回答是否辱骂，是否侮辱人格，是否损害名誉。刘子健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是反映当时我方参与的行为，不能证明我方没有拿到酒就迁怒胡小龙。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关联性的异议与证据1一致。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胡小龙及其证人并未获得授权，擅自对工作会议内容作录音并披露出来，不应作为证据。该证据正好证明了双方争议事出有因，且胡小龙存有一定过错，激化了双方争议，双方虽有不当言词，但因处于封闭空间且属于内部工作交流，未造成社会公众对胡小龙社会评价降低。对证据4三性有异议，两证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未出庭作证，二审过程中一直在法庭旁听庭审内容，其作证形式、程序不合法，其作证内容具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和人身攻击，缺乏客观公正性。对于证据5、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函已在（2018）粤0112民初6012号、（2019）粤0111民初30659号、（2017）粤0114民初11801号中有调查和证明，广州英渤贸易有限公司并非受广东***研究会委托定制纪念酒。对证据7，坚持庭审意见和代理意见，不作其他回应。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亦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依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依法享有个人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即公民就其品质、信誉、声望等获得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侮辱和诽谤等方式毁损公民的名誉。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并指向特定人。2.行为人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并影响了受害人在公众中的社会评价。3.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关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侮辱、毁谤等行为并指向特定人的问题，根据胡小龙提供的录音资料显示，刘子健有对胡小龙进行谩骂，对谩骂所称内容刘子健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因此可以认定刘子健对胡小龙实施了侮辱、毁谤行为。关于刘子健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刘子健主张发生争执的起因是因为涉及到“盗用研究会名义监制酒”等行为，刘子健如认为胡小龙涉及该行为且存在不当，也应该以合法的方式提出，不应对胡小龙进行谩骂，刘子健采取的方式不当，存在过错。关于刘子健该行为是否影响了胡小龙在公众中的社会评价的问题，公民的名誉，是指社会公众对公民的个人品德、声誉、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因此，认定受害人的名誉是否受到了损害，应当以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上述综合评价是否降低为标准，而不以受害人的自我感觉为判断依据。即并非所有的谩骂行为均侵犯了名誉权，还需结合该行为是否造成了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来认定。胡小龙与刘子健因研究会事宜发生口角争执，现场除胡小龙、刘子健外，还有陈某1、余某、袁小伦、朱某、陈某2，其中陈某1、余某、朱某、陈某2均在一审出庭作证，根据上述证人的证言，并不足以证实刘子健的行为让在场人员对胡小龙的社会评价因此降低。胡小龙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刘子健的行为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名誉是客观的社会评价，名誉感是某个主体内心的一种情感，是主体对其名声的自我评价。一审法院认定刘子健的行为造成了胡小龙本人名誉感的不适，并未达到侵犯名誉权的程度，并无不当，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胡小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胡小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唐亚玲陈培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