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民再2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迎黎，女，196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黎明中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支行，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文化东路126号。负责人：马钰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燕，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吴迎黎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荣成支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2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鲁民申545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吴迎黎、被申请人工行荣成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迎黎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2027号民事判决；2.维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3.工行荣成支行赔偿吴迎黎由于补交医疗保险费时的标准比原来多出的2000元并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理由：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工行荣成支行的法定义务、内部制度和规定以及所谓的协议不能免除其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工行荣成支行在与吴迎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按规定按时给吴迎黎缴纳医疗保险费，违反了法律规定。工行荣成支行的过错致使吴迎黎必须补交“买断工龄”前在职期间应缴未交的医疗保险费才能正常办理退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除了补交应由工行荣成支行补交的医疗保险费7760元外，还造成吴迎黎个人应缴部分多交了2000元亦应返还。二审文书多处错误，认定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载明的给付经济补偿及捐助中应包含吴迎黎主张的医疗保险费没有依据。与本案属性相同的(2016)鲁10民终1818号案件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鲁民申1682号民事裁定明确了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的法定义务不能免除。工行荣成支行辩称，吴迎黎的第三项再审请求超出了一、二审的请求范围，其不应属于再审的范围；二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二审判决。吴迎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工行荣成支行给付已由其垫付的医疗保险费8148元。一审法院查明，吴迎黎与工行荣成支行于1998年8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2001年8月28日，双方签订《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吴迎黎自愿提出申请，经协商一致，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工行荣成支行将吴迎黎的个人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组织关系、户籍等转出，工行荣成支行按总行统一规定的补偿标准，一次性给予吴迎黎经济补偿及捐助共计98328元。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在威海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并实际履行了该协议。吴迎黎在工作期间，享受了《荣成市工商银行职工医药费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各项政策。2016年11月14日，吴迎黎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根据威海市退休政策的要求，补缴了2001年1月至2001年9月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单位应缴纳的金额为8148元。其中吴迎黎在工行荣成支行工作期间应补缴金额为7760元。吴迎黎认为，其在工行荣成支行工作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应由工行荣成支行负责缴纳，工行荣成支行拒绝支付，吴迎黎遂提起了诉讼。另查明，吴迎黎就索要医疗保险费一事，于2017年8月9日向荣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过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8月9日决定不予受理。上述事实有山东省社会保险基金专用票据、荣成市职工医疗保险费补缴协议、自谋职业申请书、威海市公证处公证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荣成市工商银行职工医药费管理办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工行荣成支行应否补缴吴迎黎工作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2.吴迎黎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第一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2001年1月-8月，吴迎黎系工行荣成支行职工，工行荣成支行未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违反了法律规定，吴迎黎先行垫付后，有权向工行荣成支行主张应由工行荣成支行承担的部分。工行荣成支行认为“双方解除合同时，补偿中已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对合同条款的单方理解。工行荣成支行认为吴迎黎享受了单位的医疗保障政策，但工行荣成支行的内部规定不能免除其为吴迎黎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法定义务。对第二个问题，虽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1999年发布，但吴迎黎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其补缴之日，即2016年11月14日，吴迎黎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因此吴迎黎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吴迎黎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工行荣成支行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时效的抗辩违背客观常情，其主张不能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30日作出（2017）鲁1082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工行荣成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吴迎黎基本医疗保险费77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工行荣成支行负担。工行荣成支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吴迎黎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吴迎黎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工行荣成支行应否向吴迎黎返还医疗保险费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2001年8月21日吴迎黎自愿解除与工行荣成支行之间的劳动合同，自谋职业。2001年8月28日，工行荣成支行与吴迎黎签订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载明，工行荣成支行按照工商总行统一规定的补偿标准，一次性给予吴迎黎经济补偿59164元，按员工筹集的“捐助补贴”，一次性给予吴迎黎捐助39164元，共计98328元。协议签订后，工行荣成支行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给付义务。二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合法有效。吴迎黎申请停薪留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工行荣成支行按照协议约定向吴迎黎支付了经济补偿及捐助，工行荣成支行支付的经济补偿及捐助总额远高于工行荣成支行应当负担的医疗保险费数额，且在当时，工行荣成支行对职工的医疗费实行实报实销，吴迎黎的利益未受损失。因此，吴迎黎离职时，工行荣成支行给付的经济补偿及捐助中，应包含吴迎黎本案主张的医疗保险费。另，吴迎黎于2017年以诉讼的方式向工行荣成支行索要2001年的医疗保险费，已过仲裁时效。吴迎黎从工行荣成支行离职时，工行荣成支行为其办理了个人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组织关系、户籍等转出手续，自档案关系转出时，吴迎黎应当知道工行荣成支行未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事实，仲裁时效应自此计算。综上，工行荣成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鲁10民终202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迎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吴迎黎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吴迎黎向本院提交（2019）鲁10民终1983号、（2019）鲁10民终1984号、（2019）鲁10民终1985号和（2019）鲁10民终1986号民事判决，主张四份判决当事人都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职工，情形都和吴迎黎一样，却作出了不同的判决。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属于再审案件，吴迎黎要求工行荣成支行赔偿其由于补交医疗保险费时的标准比原来多出的2000元的再审请求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依法不予审理。吴迎黎在工行荣成支行处工作期间，工行荣成支行没有依法为其缴纳2001年1月至2001年8月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吴迎黎为办理退休手续，于2016年11月补缴了该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其中吴迎黎在工行荣成支行工作期间应缴纳的为7760元。本院认为，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义务，该义务不因内部制度和规定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而免除。本案中，吴迎黎补缴后，有权向工行荣成支行主张应由工行荣成支行承担的部分。二审判决认为双方解除合同时，补偿中已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没有证据证明。吴迎黎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其于2016年11月14日补缴之日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因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吴迎黎的部分申请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工行荣成支行支付吴迎黎基本医疗保险费7760元正确，二审判决驳回吴迎黎的诉讼请求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202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翠真审判员  杜 磊审判员  冯 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王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