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3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何某某，男，197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川，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紫君，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王某，女，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从化市。原审第三人：张某某，男，1994年8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从化市。王某、张某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育超，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某某、王某因与原审第三人张某某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0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王某向何某某赔偿因出售广州市番禺区XX镇XXXXXX三街9号3801房造成的损失共计6593791.08元（上诉争议金额为7023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平均分割以下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1）王某名下粤Ａ×××××大众牌小汽车一辆，价值约2万元（以评估价为准）；（2）王某名下全部银行账户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除用于家庭正常生活开支外被王某故意隐藏和转移的共同银行存款（主要是若干异常的大额取现、转款或消费支出）共3622310.19元及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的存款余额共431812.53元，两项合计4054122.72元，并判令王某支付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自2017年2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王某在同居期间擅自使用共同财产投资购买的各类保险所支付的保费人民币2016981.28元及港币271446.21元；3.判令王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受理费、保全费、司法评估费。事实与理由：一、王某恶意转移广州市番禺区XX镇XXXXXX三街9号3801房（以下简称：南村3801房），一审法院以“变更登记之日（即侵权确定之日）”的房产评估价格作为赔偿给何某某的赔偿数额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也与公平合理原则、司法实践判例不符，应以何某某的起诉时点即2018年8月16日时的房产评估价格作为赔偿依据。首先，王某将《协议》约定分割归属何某某所有的市场价值八百多万元的南村3801房以四百余万元的价格恶意转让的行为，既有违约性，也有侵权性。司法实践中针对此类违约性的侵权行为通常都是按违约行为处理的。本案中，由于王某是双方所签《协议》的违约方，而何某某主张的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是就王某的违约行为提起的违约之诉并主张赔偿，而非提起侵权之诉主张侵权赔偿。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正常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受害方的选择，不应以王某恶意转移财产侵权时的评估价值作为赔偿数额依据。另外，违约责任具有补偿性，即违约责任旨在补偿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害及可得利益。若按王某擅自恶意卖房时点的评估价值作为赔偿依据，则相当于让何某某来承担因王某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何某某的财产不仅不能正常实现保值增值，实际利益损失不仅没有得到弥补，反而要承担理应由王某承担的损失责任，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何某某作为受害方，就王某的违约行为于2018年8月16日提起诉讼主张赔偿，并随即向法院递交了评估申请书，请求法院及时评估定损。因此，本案应当按照何某某起诉时，即何某某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时的评估价值8853900元作为本案赔偿的依据，而非以王某恶意转移财产侵权时的评估价值8151600元作为赔偿的依据。其次，王某擅自转让房屋的行为是其单方行为，并未得到何某某的认可，何某某对此也毫不知情，若以王某卖房时点的评估价值作为赔偿依据，无疑是以王某单方选择的时点的评估价值作为赔偿依据，直接侵犯了何某某对自身财产享有的知情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显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同时，从评估报告的结论显示，评估时点得出的房屋价值与起诉时的实际市场价值差额高达702300元，严重偏低且差额巨大，若按此时点估值定损计赔将实际严重损害到何某某合法应得的利益，显失公正合理，故应以何某某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时为价值时点的评估价值作为本案赔偿的依据。再者，通过前后两次现场评估，何某某从被评估房屋的物管处了解得知，房屋所在小区属高档物业，实行严格的智能化、封闭式管理，地下车库只有业主持业主卡、车库卡才能出入。因此，何某某在两次现场评估前往现场时均是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面。然而，根据物管处工作人员反馈的信息，王某两次评估均是自由出入小区，并且直接将车辆停放在小区的地下车库，显见王某目前仍持有小区业主卡、车库卡。另外，被评估房屋现产权登记人马某佳自称居住在该房屋内，但通过现场评估观察到，该房屋根本无人居住。况且，马某佳作为番禺区镇公办初中教师且已在雅居乐花园拥有房产的情况下，却以450万元的协议名义价格，在未申请任何贷款的情况下一次性支付房款，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交易并取得南村3801房的产权，上述交易方式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其年龄、职业、收入均不匹配。结合前述种种不合常理的情形以及王某能够自由出入被评估房屋小区的情况，何某某有合理理由相信王某涉嫌通过虚假交易转移财产、被评估房屋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变更登记之日(即侵权确定之日)”的评估价值作为赔偿数额依据，无疑是王某对自己的故意恶意违约行为、对负有的重大过错责任不但没有体现应有的司法责罚、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反而因虚假交易、违约而获利，相反，作为守约方和受害人的何某某的正当财产权益则受到严重损害，倘若按此计赔何某某远不足以在市场上买回类似房产，那公平、情理、司法正义何在？因此，何某某坚持认为，应当以何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时的评估价值作为确定本案赔偿数额的依据。二、一审法院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何某某与王某共同共有的存款、车辆、保费，属适用法律错误，也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当平均分割。首先，一审法院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1989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只是最高院指导处理同居财产纠纷的一般性、指导性原则，其本意是同居关系中夫妻身份等人身权利义务关系虽不属法律保护范围，但财产关系受法律保护，并且明确认定属共有财产性质，但具体所有权界定及析产处理上，是属法定意义上的按份共有财产还是共同共有财产，则要求视个案具体情形并结合实际情况来确定，区别处理，不同情形作出不同定性处理，不机械地搞一刀切。如将“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原则理解成一种财产所有权性质，理解成是一种与共同共有财产对立的类型，且不根据实际情形作出不属于共同共有财产的定性及相应处理，则违反立法本意且显失公平。《婚姻法》第十二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加上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明确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法律位阶等原则，本案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和《婚姻法》第十二条等规定。本案中，何某某与王某从2008年开始就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生活，后双方于2017年2月28日在四名共同朋友的见证下签订《协议》明确、确认了：“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证明双方已就同居期间获得的收入和财产的所有权性质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且明确约定为共同共有财产，也即明确排除了按份共有情形，故依据《物权法》和《婚姻法》的规定上述财产应当按照共同共有财产处理，而非撇开双方己约定的财产所有权定性原则，另行按一般共有财产或按份共有财产去处理。另外，根据民事意思自治、约定优于法定的法律原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故应当认定双方同居期间获得的收入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应依法按照双方约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进行合理分割。其次，一审法院未考虑何某某与王某同居期间财产高度混同的客观情况，机械适用法律，将《协议》中的“共同财产”理解为“一般共有财产”是错误的。1.从签署《协议》时何某某与王某和见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角度，《协议》约定的“共同财产”应当理解为“共同共有财产”，而非“一般共有财产”。何某某与王某从2008年开始就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生活长达九年，虽因一些阶段性特殊原因未及时进行婚姻登记，但双方均视对方为合法的配偶，亲朋好友以及邻居同事等社会各方也均认可何某某与王某是夫妻关系，而在该种情形下，双方显然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与法律上的夫妻关系无异的家庭生活关系，双方也在协议中一致确认“自2008年至今，双方认同彼此关系为事实婚姻关系”。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是，双方同居期间所获得的财产与已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同等性质，双方也在解除同居关系分割共有财产时特地在所签《协议》中使用了“共同财产”一词。所以，何某某与王某和见证人在《协议》中表述的“共同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共同共有财产”。2.从双方财产高度混同的角度，《协议》约定的“共同财产”应当理解为“共同共有财产”，而非“一般共有财产”。虽然，同居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有一定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同居双方也实际在履行等同于夫妻之义务。随着时代发展，同居现象越来越普遍，绝大部分长期以夫妻名义生活的同居男女双方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日常收入管理、生活支出、投资置业往往都是不分彼此的，绝不可能分得很清楚，谁也无法准确计算到底各自承担多大的比例、无法区分各自所占份额，分手后通常以协议约定来给予明确。从各方面证据上看，结合双方及其他各方对双方实际关系和经济、生活情形的陈述，证明何某某与王某从2008年开始就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生活。在长达九年的同居生活中，双方之间的财产早就处于高度混同状态，早已形成同一个经济体系，双方的收入和支出紧密结合、不分你我。同居期间，表面上看很多出资系从王某账户支出，但其行为实质是对共同财产而非对个人财产的处理，王某并无证据证明其账户资金均来源于其本人、全部系其个人财产。相反，诸多方面证据证明王某归集双方全部收入，同居期间双方经济密不可分，财产高度混同，此为客观事实。根据何某某的举证，可证明王某在同居期间归集双方全部收入用于家庭开支和投资，并根据双方之合意用共同积累形成的共同财产购置房产、车位等财产，有共同财产购置和积累行为，也有投资形成共同的财产性权益如房屋租金收入、证券股票投资等，双方事实上共同管理、支配财产。因此，同居期间王某名下的财产应认定为双方共同共有财产，《协议》对此亦有明确约定，不存在如何认定财产所有权性质问题，只存在如何按照协议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合理析产问题。从收入方面，何某某有正当、稳定且较好的职业，有不菲的收入，其所有收入（工资卡、各种福利、租金收入等等）都交由王某统一持有和统筹使用，何某某在一审时也已提交证据证实上述事实。并且，何某某每月仅领取二、三百元用于交通费和单位饭卡充值的费用，同时，在双方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何某某为了王某的业务发展和家庭投资，除倾其所有全部毫无保留贡献给王某外，还向妹妹、母亲及老乡、同学等借钱帮王某度过经济难关以及参与房产、证券等投资，所有款项也都是由何某某直接交付给王某，何某某在一审时亦已提交证据证实这一事实。因此，王某所经营的合法业务能取得发展，家庭房产出租、证券投资等能取得收益，客观上离不开何某某作为实际配偶多年来有形和无形的支持和帮助，其合法投资经营收益不可否认有何某某大量付出和重要贡献在里面，是双方共同的收入，王某名下无论是银行账户、保险账户等资产，还是使用共同财产购置的房产、车辆、车位等，均系双方在长期同居生活中共同积累和投资所得，并非其个人独有财产，而如《协议》所明确的“共同生活期间取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而“其中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王某）及其儿子名下”。从支出角度看，王某归集双方收入，统一管理，统筹用于家庭开支、业务经营、股票和房产购置及按揭还贷等方面。包括对何某某与前妻儿子的抚养费、学费等，均是通过王某账户统一定期支付的，王某很多时候有大额资金转出也会告知何某某，何某某和王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对家庭的投资、开支、何某某与前妻儿子的抚养费支付有共同商处。如果王某不是归集了双方的同居共同财产，如果双方同居期间的财产并不是高度混同，如果同居期间积累的财产不是双方共同财产，王某根本不可能单方面长期持有和使用何某某工资卡、存折、信用卡、保险单、房产证、房屋出租协议等，不可能长期定期向何某某与前妻的儿子支付抚养费、学费，王某自行大额转出资金也没有必要向何某某汇报，双方也不存在需要共同商量家庭投资、开支等情况。显然，客观事实上何某某和王某在长期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是高度混同的，是王某以事实配偶的身份归集了双方收入并进行统一管理、统筹支出。何某某和王某实际上是共同承担了家庭支出责任。因而，何某某和王某在同居期间财产高度混同，属于共同共有财产。3.从《协议》的字面意思角度，“共同财产”应当理解为“共同共有财产”，而非“一般共有财产”。根据《民法通则》第78条：“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而《协议》中明确表述为“共同财产”，是很多法律文书及夫妻离婚协议中惯用的表述，是对共同共有财产的一种通称，而非“共有财产”，故从字面意思，也应当理解为共同共有财产，而非按份共有或者一般共有。如上所述，何某某与王某同居期间的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故王某名下车辆以及何某某通过律师调查令查询才确切获知的王某名下银行存款和异常支出款项、保险账户资产，均属于共同共有财产，但该部分财产在《协议》中未有涉及，未作出明确的分割。根据调查取证的情况，充分证明上述共同财产均属于王某在同居后期故意隐匿、转移和用于其个人大额消费或异常支取的钱款，非用于双方同居期间共同正常生活支出，王某显然在共同财产处理上存在重大过错行为，人民法院析产处理时即便不对王某少分或不分，至少应当视为等额享有并予以平均分割，以平衡双方利益，彰显公平合理。通过诉讼中调查取证，何某某发现王某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除用于家庭正常生活开支外故意隐藏和转移的共同银行存款合计3622310.19元，转款对象均系王某儿子、亲属或异常大额消费支出或大额取现，非其正当业务伙伴，因数额均较大，且均非用于同居期间共同生活所需和正常业务支出，属隐匿、转移、侵占共同财产，亦属擅自处置共同财产行为，何某某已根据银行流水记录列明清单举证，详见通过律师调查令取得的王某相关银行流水及何某某提交的证据及给一审法院列明的清单。其中：向其儿子在校学生张某某转款合计793580元；大妹王某1转款合计310000元；大妹夫吴某某转款合计100000元；偷偷用于烟台购房535799元；擅自投资3D影像医疗检测项目共350000元，即许红利305000元、李某生45000元，此时二人为广州市五眼科技有限公司老板，亦为该项目的广州总代理。此外，王某在同居后期异常大额消费若干笔共467931.19元，异常大额取现若干笔共1065000元，合计3622310.19元（已剔除王某其它诸多笔非用于共同正常生活支出的异常大额取现、消费支出和转出款项，未再主张权益）；王某银行账户截至2017年2月28日有存款余额431812.53元；王某在同居期间用双方共同财产为其缴纳保费合计人民币2016981.28元及港币271446.21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及判决处理不当，何某某针对南村3801房赔偿数额的依据和车辆、保险、存款的分割问题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依情依理支持何某某的上诉请求，切实维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王某辩称不同意何某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庭审中，何某某陈述其没有相关的法律知识，我方对此不予认同。何某某有法学的学位证书，非常理解及清楚无偿形式赠与的意思，从其草拟的协议中体现的事实婚姻同居关系期间所得财产为共同财产，所述的事实婚姻关系已经废除，共同财产其实为一般共有财产，按份共有，区别于婚姻关系，说明其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2.对于协议签订的问题，何某某长期恐吓、非法侵入公民住宅、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广州市交警大队王世明已经对其进行了内部警告处分，广州市交警大队也已出具说明。王某基于何某某的精神恐吓想尽快解脱，避免长时间受煎熬才签订《协议》。后来基于何某某无休止的骚扰及不实的举报，致使王某生意无法继续，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才行使了撤销权。3.关于何某某的经济收入来源问题，其所陈述的与王某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产，其经济来源除了工资外，没有其他的合法来源。请问何某某共同出资的款项从何而来？何某某在2010年购买了越秀区XXXXXXXXXXX0号东梯601房房产，加上其生活上需要资金，同时需要支付抚养费给前妻的儿子及赡养父母，何某某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与王某共同购买涉案房产。4.《协议》约定的事实婚姻关系是无效的，从1994年以后法律就已经不承认事实婚姻的存在，《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属于共同财产也是无效的，我方认为应当按照按份共有处理。事实上，王某与何某某并非夫妻关系，在王某名下的房产都是由王某个人出资购买的，属于王某个人所有，不存在共同出资购买的情况。何某某和王某签订的赠与协议表明其认可了两套房产和车位是属于王某所有的，王某以无偿形式赠与给何某某，而且赠与协议符合事实情况。其次，车位和房产赠与给何某某说明双方产生了赠与的法律关系，时代玫瑰园房产、车位是王某没有认识何某某之前由王某个人购买的，首期、房款均与何某某毫无关系，不存在分割问题，只有赠与关系。5.法律明确规定不动产在没有过户前可以行使撤销权，时代玫瑰园房产事实上由何某某占有使用，王某也多次让何某某搬出，不能说何某某居住在该房屋内就视为房屋归何某某所有。张某某辩称不同意何某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何某某在同居期间对我妈妈（王某）有暴力行为，包括在我妈妈（王某）驾驶车辆的时候出手打我妈妈（王某），祸及到大家的人身安全问题，这种现象屡屡发生，包括在我外公家的时候，何某某都有和我妈妈（王某）吵架并发生肢体冲突，说明何某某的性格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脾气暴躁。2.对于财产方面没有其他的处理意见。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第三、第五项；2.改判撤销王某与何某某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赠与协议，确认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号1603房及黄边XXXXXXXXXXXXX街336号B1289车位、广州市番禺区XX镇XXXXXX三街9号3801房产仍归王某所有，王某愿意支付给何某某对番禺房产的4.5万元出资以及按出资比例1.14%计算房屋增值部分的补偿款；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以及一审保全费、评估费均由何某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事实情况，回避王某的抗辩和反诉主张，适用法律错误、处置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1.一审判决仅依据王某与何某某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证人认识问题，便堂而皇之地将案涉《协议》上明确约定的“无偿形式赠与”房产的含义扭曲误解为非法律意义上的赠与，完全置赠与事实与法律规定于不顾，枉法裁判，严重侵害了王某的合法财产权益。首先，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另一方面却认定协议书上写的“无偿赠与”不是赠与，前后认定自相矛盾，这完全是有选择性认定对何某某有利的方面，对何某某不利的方面却作出扭曲认定，偏向何某某利益。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王某将三处房产无偿赠与给何某某的方式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方式，而不能为了何某某的利益，任意将其曲解为析产分割房产的一种方式，王某明明有权依法撤销赠与房产，却强行剥夺了王某的撤销权，明显违反了《合同法》关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有权撤销赠与的强制性规定。其次，案涉《协议》起草人王某某系何某某的醴陵同乡，邬某系何某某的堂弟，因此证人王某某和邬某与何某某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无法站在公平客观的立场上去作证，其证言具有倾向性，明显帮助偏袒有利何某某，对王某完全不利，其证人证言证明力低于其他证据。王某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本可以根据《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无偿形式赠与房产”来认定双方系赠与关系，却偏要根据王某某和邬某不可信的证言推翻该赠与关系，明显偏袒何某某，为了达到为何某某争夺房产的目的而作出扭曲、错误的枉法裁判，重大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审法院将赠与关系错误认定为“析产过户”方式，一审法院对该认定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即便证人对赠与概念有不了解，但不能以起草人的认知问题来曲解协议中赠与的含义，只要何某某签字认可了协议条款，就代表何某某认可了王某系以无偿形式赠与房产和车位的事实，故对该赠与房产和车位行为应认定为合同法意义上的赠与，而非析产分割。王某某仅仅是代书人，其在该案中的角色顶多按照双方的意思内容书写成协议条款，不能代表任何一方进行意思表示，且其不是协议的签订人，协议条款内容也不是王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其对赠与概念有重大误解或错误理解，但不能以其认知来曲解协议中对赠与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赠与，只要何某某签字确认该协议，就代表其认可赠与房产的事实，一审法院应以协议约定的赠与事实来认定该协议性质，而不能按证人的意思来认定协议的性质。2.析产的前提是存在家庭财产的共有，但涉案《协议》不动产均为王某个人出资所得，出资及归还贷款均系王某一人支付，不动产登记在王某名下，与何某某毫无关系，不属于同居关系析产范围，一审法院直接推定《协议》为析产协议属于事实不清。本案案由为同居析产纠纷，所以“共同生活期间”的时间段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准，王某与何某某于2008年8月相识，仅于2013年中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同居生活，何某某所称双方自2008年起同居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中所约定的两套房产及车位、股票是双方的处置行为”，但《协议》并未对同居期间作出清晰的约定，且《协议》仅对部分财产进行处理，是王某的财产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协议》中并没有对王某的其他财产一并进行处理，甚至并未提及，由此可以清楚知道，《协议》只是王某将自己一部分财产赠与给何某某的意思表示。若签订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分割同居财产，则应该明晰二人在同居期间的所有购置的财产，且双方认定属于共有的财产，但《协议》中并不符合此条件，应理解为是王某对何某某的赠与。一审时王某提交的银行流水、购房合同等证据证明登记王某名下的所有房屋均由王某出资购买，其中关于《协议》中两套房产均为王某出资所得，登记在王某名下，其中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号1603房及336号B1289车位（以下简称：黄边1603房及车位）由王某于2007年出资购买，系在认识何某某之前购买并登记在王某名下，房屋按揭已于2012年还清；广州市番禺区XX镇XXXXXX三街9号3801房（以下简称：南村3801房）由王某于2014年12月8日购买，首付及按揭贷款出资来源于王某，并登记在王某名下，由此可知王某与何某某同居期间未共同购置大额财产，上述房屋均为王某个人出资所得，属于王某的个人财产，完全不属于同居关系期间取得的财产。析产的前提是存在家庭财产的共有，根据《协议》约定，王某将该处房产和车位以无偿形式赠与何某某，符合赠与法律关系。3.双方虽然建立同居关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同居关系不等同于合法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在同居期间取得财产即便约定共同共有也属于一般共有，即按份共有，应按照双方对财产的出资额、投入多少来分割。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解除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一般共有”，即同居期间两人共享所有权，但其所有权可能是等额，也可能是不等额，分割时采取的是按份分割原则，此时，具体分割时要结合共有人对共有物的贡献，故在同居关系下，一方也需要承担证明另一方名下的财产为共同共有的责任。又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本案中，案涉《协议》约定“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该处约定共同财产应认定为一般共有财产，一般共同即为按份共有，完全不同婚姻关系的共同共有，原则上财产在谁的名下就归谁所有。本案所争议的房屋以王某的名义购买和付款，产权也登记在王某的名下，何某某起诉主张分割同居关系期间财产时，应当举证证明其出资数额及份额比例，在其未出资或不能证明其已相应出资的情况下，不能按照婚姻关系共同财产处理。其次，何某某无经济能力也无证据证明其与王某共同出资购置涉案房产。何某某为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从收入和支付能力方面看何某某不可能出资与王某共同购置大额财产。公务员依法也不允许经商，彼此经济上各自独立，收支你我有别，虽然双方银行账目有一定经济往来，但这种经济往来不足以构成经济上的混同，进而以此经济混同诉求分割共有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同居期间各自出资，各自购买的住房应归各自所有。何某某的工资作为其唯一收入来源，其收入稳定透明，除了每月生活的必要支出外，还需承担与其前妻离婚后孩子每月约3000元的抚养费，且何某某已于2010年购买位于越秀区XXXXXXXXXXX0号东梯601房，每月需承担贷款支出。以何某某的收入能力，不可能有经济能力与王某共同出资购置房产。4.涉案《协议》涉及的房产及车位是王某无偿赠与何某某，王某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撤销通知到达受赠人时即发生撤销的效力。本案中，王某与何某某是同居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法律规定可知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而涉案受赠房产并未办理房屋登记手续，也就是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属于依法可撤销的情形。因此，依据物权所有权相关规定，王某对其拥有的财产依法享有处分的权利，王某将其名下的黄边1603房及车位、南村3801房无偿赠与给何某某，何某某表示接受赠与，双方属于赠与的法律关系。但不动产权利变更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撤销通知到达受赠人时即发生撤销的效力。何某某已经收悉王某于2017年4月18日发函通知表示撤回赠与，此时赠与的两套房屋及车位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所有权均未发生转移，且双方之间的赠与不属于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所以王某此时享有任意撤销权。王某已向何某某本人表示撤销赠与，故王某不再承担向何某某赠与房产、车位的义务。并且，王某的经济条件严重恶化，依法有权不履行赠与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案中，何某某为逼迫王某履行赠与义务，采取各种手段骚扰和恐吓王某，向王某合作单位不实举报，滥用公安部门的关系违法监控、定位骚扰王某，严重影响王某事业运营，导致王某被迫停止工作，失去了经济收入，且名下房产、银行账户均被何某某申请法院查封、冻结，导致王某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正常家庭生活，故赠与人有权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撤销赠与。由上述可见，有关《协议》约定的共同财产，依法应理解为一般共同共有，即按份共有，何某某主张分割共有财产应举证证明其对财产的出资、投入等持有份额情况。黄边1603房及车位系双方同居前王某的个人财产，不应在同居析产范围，且协议书约定的赠与给何某某，王某已于2017年4月行使撤销赠与权利，故该处房产和车位仍归王某所有。至于在南村3801房，案涉协议约定该房屋是在双方同居期间购置的，但该房屋登记在王某名下，房屋价款为395万元，除何湘封在2014年12月28日支付4．5万元定金外，其余390.5万全部由王某支付。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其中“一般共有”区别于“夫妻共有”，应为按份共有，故何湘封对该套房屋享有的份额为4．5万元，占总房价款的1．14％，其余98．86％份额归王某所有，但房屋的产权仍归王某所有，王某将该房屋以无偿形式赠与给何某某，即将属于自己98.86％的份额以无偿形式赠与给何某某，而不是分割给何某某，王某有权撤销赠与。一审判决回避王某的抗辩和反诉主张，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系王某单独出资购买，以王某个人名义登记，系王某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推定《协议》为析产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基于明显缺陷与错误的《房屋鉴定报告》认定涉案事实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鉴定报告》存在明显错误，签署估价报告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石亮锦、李叙霖未参与现场实勘，且现场实勘工作人员李某皎不具有估价师资质，该评估报告的出具程序严重违法，不应予以采纳。其次，评估报告不完整，缺少估价技术报告，未详细说明估价基础数据和估价参数来源，且评估报告使用了比较法、收益法，但附件缺少可比实例位置图和外观照片、估价所依据的其他文件资料，违反房地产估价规范。计估报告的作出依据了估价人员实地调查的资料，但嘉永公司并未完整提供实地调查资料，真实性难以确认。最后，涉案房屋为毛坯房，评估人员作出普通装修假设错误。王某与何某某双方均未对涉案房屋装修，房屋的交楼标准为毛坯房，估价人员实地勘查该楼盘其他房屋时，其他房屋也为毛坯房，且涉案房屋虽然出于锁门状态，但现场勘查人员及一审双方代理人均确认通过门缝可见地板为水泥地，处于毛坯状态，估价人员因未到现场错误地作出普通装修假设，导致评估价格偏高，该评估结果不准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案涉鉴定报告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应依法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基于明显缺陷与错误鉴定结论认定的事实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事实，回避王某的抗辩和反诉主张，适用法律错误，处置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为此，王某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某的上诉请求，以保护王某的合法权益。何某某辩称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一、一审法院将涉案《协议》认定为析产分割协议是正确的，至于王某上诉认为“出现了‘无偿赠与’字眼就等同于赠与法律关系”，是强词夺理，不能成立的。第一，从《协议》的上下文及签订目的进行理解，该协议显然是析产分割协议，而并无赠与的法律特征。双方在《协议》第一点即写明：“甲、乙双方自2008年至今，双方认同彼此关系为事实婚姻关系，并获得社会与双方的亲属认可。现由于双方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现由于其中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该内容是双方对同居的整体评价，以及对同居财产的明确定性，同时对相关事实的确认，表达了该《协议》所订立的大前提：确认双方是事实婚姻关系，以及确认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这显然是“分割析产”才具有的大前提，赠与协议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大前提。另外，《协议》第一点还写明：“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现由于其中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双方约定从合情合理的角度，作如下处置”，即双方在确认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后，共同决定对财产作出处置，明确表明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就分割处置共同财产。《协议》的第二点“双方达成谅解，表示从此互不追究在本协议生效之前的行为，并承诺为对方保守秘密。同时，乙方同意甲方在第三方人员的见证下取走位于上述时代玫瑰园居所内的私人物品”，从该内容的表述，也能够充分证实，双方是对同居关系作了结，既是同居析产协议，也是分手协议，而根本不是赠与协议。由此可见，本案《协议》与“赠与”的法律特征完全不符，无论是从《协议》的整体表述或是签订目的进行分析和理解，都只可能得出该《协议》是“分割析产协议”的结论，而无法得出“赠与协议”的结论。第二，《协议》中的“无偿赠与”字眼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赠与，只不过是析产的一种过户方式。当时在场的人均非法律专业人士，按惯常理解以为通过赠与的方式进行过户会比较简便、快捷且税费较低，根据签订《协议》时的见证人王某某和邬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赠与是一种过户方式，并不是‘送’的意思”，从《协议》的上下文也可以得知，协议确认了同居期间的财产是双方共同财产，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从合情合理的角度处置财产”，《协议》的目的就是分割财产，不能仅仅因为《协议》中出现了“赠与”两字眼就脱离实际和整体，抠字眼生拉硬扯定性为赠与协议。第三，通过《协议》中对股票账户款项处置的表述以及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来分析，《协议》是分割析产协议，而非赠与协议。《协议》中就房产和股票账户的款项作出了分割，关于股票分割的表述为“甲方名下的股票账户内截止2017年2月28日上午9:00的市值（人民币）归乙方所有，并约定在2017年3月1日转汇到乙方的账户”，如果《协议》是赠与协议，为何股票不表达为王某“赠与”何某某呢？由于股票的分割不需要如房产过户般选择“赠与”的过户方式，因此在股票的处置方式直接表达为“归乙方所有”，由此也可以证实，关于房产分割中的“赠与”字眼，仅仅只是针对不动产析产的过户方式。第四，签约时的客观情况与《协议》的表述、证人证言所陈述相互吻合，证明《协议》是分割析产协议，而非赠与协议。从签约时双方共同财产的客观情况来看，何某某、王某共有6套房屋，2个车位。其中1套房登记在何某某名下，4套房、2个车位登记在王某名下，1套房登记在王某儿子张某某名下。《协议》的表述是“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以及“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可见客观情况与《协议》的表述是完全相互吻合的。而根据签订《协议》的见证人王某某和邬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当时协商的过程中，6套房、2个车位，双方谈好一人3套房、一人1个车位，双方在协议中写明了，分给原告且没有在原告名下的，就写在协议里，已经在原告名下的就不写在协议里”，此证词与《协议》的表述也是完全相符的。《协议》中对财产的处置方式是根据“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即1套房登记在何某某名下，4套房、2个车位登记在王某名下，1套房登记在王某儿子张某某名下）”的客观情况，将分割给何某某且需要过户的不动产写进了协议，而分割给王某的不动产因本来就在王某及其儿子名下无需过户而未直接写在《协议》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双方对不动产的分割。虽然从价值方面看，王某取得的3套不动产及1个车位价值相对更高，但从数量而言，一人3套房，一人1个车位，是均衡合理的。由此可见，客观事实、《协议》表述以及证人证言是相互吻合、相互一致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本案《协议》是同居析产协议，而不是赠与协议。如果非要将《协议》理解为赠与协议，那么与协议上下文诸如“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双方约定从合情合理的角度，作如下处置”等诸多表述的意思与目的则完全矛盾，与证人证言的陈述也完全不符。至于王某认为证人证言不真实，是不具有说服力的。王某某、邬某是签订《协议》当天的四位见证人之二，而并非仅有的两个见证人，另外见证人之一张某是王某的下属和友邦保险代理人，与王某关系非比寻常，张某当天也是应王某要求去见证，而非何某某叫去的。那么，王某某、邬某作为两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很清楚明白说谎则会轻易地被其他见证人所指正推翻，同时也很清楚知道在法庭上说谎的后果，怎么可能还敢公然在庄严的法庭上说谎？且王某某本人是王某的业务合作伙伴，并且还是王某的平安保险的下属，两人有诸多合作以及深厚交情，邬某也与王某认识多年，交情不浅，两人当晚参与的初衷是为了促和，只是后来在王某坚决要分手，才签订分手和财产分割协议，故均不可能作出偏袒何某某的证言。王某认为王某某、邬某的证人证言不真实，是不符合常理的，也不具有说服力，更没有举证予以推翻。第五，王某对于《协议》是赠与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某上诉第一点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总结为：“因为协议里出现了“无偿赠与”的字眼，就必然是赠与关系，只要认定协议有效就必须同时依据‘无偿赠与’字眼认定属于赠与法律关系，即使是证人证言也无法推翻该字眼的意思。”王某故意避而不提对《协议》上下文的理解以及签订目的，抠“无偿赠与”字眼生拉硬扯，强调出现了“无偿赠与”就等同于赠与法律关系，这无疑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根据上下文条款、行为的目的、习惯、诚信原则等进行理解，该《协议》均是分割析产协议，而非赠与协议。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名为“赠与”实为“分割”认定的判例比比皆是，并不是出现了“赠与”字眼就必然是“赠与”的意思表示。《民法总则》也对“意思表示解释”在第142条有所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根据该规定，对于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与理解，是不能撇开上下文条款、行为的目的、习惯、诚信原则等，仅单纯在字面意义上来解读的。从《民法总则》所新增的条款（包括前述第142条以及关于“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效力”规定的第146条等）以及表述方式可见，较于从前，现行法律的规定更注重于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可与保护，而不拘泥于表象。而王某关于因协议里出现了“无偿赠与”的字眼即为赠与关系的上诉理由，实在与法理、情理背道而驰，同时也苍白无力，没有任何说服力。结合协议的全部内容，本案《协议》是何某某、王某双方在协商结束同居关系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虽其中有“赠与”字眼，但实际上是对财产分割的一种过户方式。该财产分割条款与对同居关系和共同财产的确认、股票账户资产处置及双方协商结束同居关系、处理善后交接事宜构成了协议的整体。若该协议是《赠与协议》，又有何必要大费周章地去描述双方关系、财产性质和状态，还称“双方达成谅解”。无论是从协议的整体上下文条款、协议签订的目的、习惯、诚信原则等，该协议是类似于“离婚协议”的同居析产协议，是双方对结束同居关系及共同财产的分割处置，并非赠与行为。因此，王某不具有任意撤销权，无权以赠与为由撤销本案《协议》。二、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无论是共有的性质、共有的份额、还是分割的方式，有协议均按协议认定及处理，意思自治优先。《物权法》第103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根据该规定，当事人有权对共有的性质是共同共有或是按份共有进行约定。《物权法》第10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根据该规定，即使是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对份额进行约定，约定优先于按出资额认定。法律既然赋予了当事人不以出资额为前提约定份额的权利，那么当然地，当事人同样有权自由约定对按份共有财产的分割，约定优先于对出资额或贡献的认定。《民通意见》第90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该规定，共同共有人有权对共有财产如何分割进行约定，有约定应按约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条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该规定更明确了，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均应当按照共有人的约定予以分割。根据前述多处法律规定以及其中相通的法理，无论是对共有的性质、共有的份额还是分割的方式，凡是有协议的，均应按协议处理，意思自治优先。在没有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之下，才通过审查出资或其他贡献来认定分割方式。在本案中，双方明确对财产共有的形式及分割的方式有约定，故不应再以出资或贡献来认定和处理。更何况，何某某与王某九年来以夫妻名义同居，双方财务密不可分，财产高度混同。双方长久以来共同约定及认可同居期间的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并且一直遵循此约定，由王某归集双方收入，共同对内管理家庭、对外劳动投资经营，建立家业财富。诉争财产是何某某和王某双方多年来共同付出与贡献的结果，均属于共同共有财产。三、涉案诉争财产均属于何某某及王某的共同共有财产。王某通过曲解法律规定，对《协议》的内容偷换概念，牵强附会地推断涉讼财产为“按份共有”，是没有任何依据的。1.从协议的约定内容可以证实，双方明确确认涉案诉争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何某某、王某双方于2017年2月28日在双方的4名共同朋友的见证下签订《协议》，在《协议》中明确、确认了：“甲、乙双方自2008年至今，双方认同彼此关系为事实婚姻关系，并获得社会与双方的亲属认可。现由于双方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现由于其中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此为签订该协议处置财产的前提，由此证实何某某与王某长久以来对同居期间的财产性质有所约定，且约定为共同共有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协议》的表述“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以及“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与客观情况“何某某、王某共有6套房屋，2个车位。其中1套房登记在何某某名下，4套房、2个车位登记在王某名下，1套房登记在王某儿子张某某名下”是相互吻合的，足以证明，双方长久以来共同认可并确定同居期间的收入与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且登记在王某及其儿子名下的共同财产比重较大。根据《物权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并不必然以登记为准，除物权登记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非登记人为真实权利人。本案的《协议》第一段双方的确认内容，明确证实登记在王某及其儿子张某某名下的不动产是何某某与王某的共同共有财产。另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之规定，本案中双方对同居期间的收入与财产均约定属于共同共有财产，即涉讼财产均为共同共有财产。2.何某某、王某自2008年8月开始长期、公开、稳定地以夫妻名义对外共同居住生活，后于2017年2月28日结束同居关系。王某上诉状所称的“仅2013年中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同居生活”与事实不符。从双方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居委出具的证明、物管出具的证明、众多双方共同朋友出具的证人证言、双方数千张亲密的生活照片及多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够充分证实何某某、王某自2008年8月开始以夫妻名义长期、公开、稳定地同居生活。在长达九年的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履行着等同于夫妻之间的义务，对内以夫妻名义相称呼，共同处理各类家庭事务，为家庭付出；对外以夫妻名义参加各类正式活动及聚会，获得双方亲戚、朋友、同事的一致认可。因此，双方之间以夫妻名义的同居事实、同居起止时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至于王某上诉所称的“仅2013年中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同居生活”，完全与事实不符。3.双方财产高度混同，共同出资、共同合意决策购置不动产，诉争财产均属于共同共有财产。从2008年开始，何某某、王某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长达九年之久，双方也实际上履行着等同于夫妻之义务，双方之间的财产早就处于高度混同状态，形成同一个经济体系，不分你我，包括在2015年8月，何某某卖掉自己名下锦绣香江房，卖房所得款项296万元均汇入王某账户，后双方共同决策用于购置双方共同共有的登记在王某儿子张某某名下的白云堡房屋。又如在2009年，为购买从化房屋、缓解玫瑰园供房压力，何某某出面向案外人苏冲、方某借款20万元，该款项直接汇入王某账户，后由何某某偿还。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正如婚姻关系一样，实践中大部分长期夫妻名义同居关系的男女双方对于生活支出、置业往往都是不分彼此的，都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角度为家庭作贡献，谁也无法准确计算到底各自承担多大的比例、各自贡献的大小。何某某与王某在长达九年的同居生活中，双方的财产高度混同，双方长久以来共同约定及认可同居期间的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并且一直按照此约定由王某归集双方收入，两人共同对内管理家庭、对外投资经营，建立家业财富。且房产的选购、谈判议价、洽谈贷款、收楼、装修全部都是何某某完成，双方对于购置房产方面是共同合意、共同决策的。显然，诉争财产是何某某和王某双方多年来共同付出与贡献的结果，均属于共同共有财产。4.王某上诉认为诉争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或“按份共有”财产，是不能成立的。（1）双方同居期间财产高度混同，购房款从王某账上支出，是王某归集双方收入统一管理、统筹支出的结果，不能作为否定共同共有财产的依据。王某持有何某某的所有收入（工资卡、租金收入等等），将家庭的所有收入归集起来，双方进行统一管理、统筹支出。因此从账面流水来看，自然而言全部开支都是从王某账上支出，包括多年来给何某某与前妻之子支付抚养费等支出，也是从王某的账上转出的。事实上，双方多年来共同承担了家庭支出，归集双方收入共同打拼积累家业，在同居期间财产高度混同。而王某故意避而不谈双方财产混同、全部家庭财产归集到她手上统筹管理的事实，又对白纸黑字的《协议》视而不见，只以账面流水来误导法庭，抹去何某某多年来的付出，企图达到其巧取豪夺、独占财产的目的。（2）王某通过曲解法律规定、对《协议》的内容偷换概念，牵强附会地推断涉讼财产为“按份共有”，是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的。“一般共有”是区别于“夫妻共同共有”之特殊情况的普通共有情况，也是对同居关系析产的一般性处理原则，即按“一般共有”处理原则认定同居财产权属的结果，既可能存在“共同共有”也可能存在“按份共有”情形，而非“一般共有”就当然等同于“按份共有”，至于究竟认定为“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则视同居财产的具体情况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该规定于1989年12月13日颁布。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已于1986年4月12日颁布。《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换言之，民法通则已经明确定下了共有分类下的概念名称，即共有分为“按份共有”以及“共同共有”，并无“一般共有”的说法。后来的《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也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沿用了“按份共有”以及“共同共有”这两概念名称，同样没有出现“一般共有”的说法。王某在上诉状中认为“一般共有即为按份共有”，如果真是如此，为何颁布在《民法通则》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不直接引用“按份共有”的说法，而非要开创一个新的“一般共有”概念引起争议？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所规定的“一般共有”仅为区别于“夫妻共同共有”之特殊情况的普通“共有”情况，即“一般共有”就是上层概念“共有”，其包含了下层分支的“共同共有”以及“按份共有”，而非“一般共有”等同于下层其中一个分支概念“按份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指的是，对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即视为普通的“共有”，至于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根据相关规定以进行认定。《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换言之，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具有家庭关系的视为“共同共有”，没有家庭关系的视为“按份共有”。且不论何某某和王某事实上具有“家庭关系”，单纯从本案《协议》明确载明“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确认了双方长久以来认可并约定涉讼财产为“共同共有财产”的事实来看，即可证明涉讼财产为“共同共有”财产。《协议》的表述丝毫没有“按份共有”的意思。王某却无故偷换概念，称“该处（《协议》）约定共同财产应认定为一般共有财产，一般共同即为按份共有，完全不同婚姻关系的共同共有，原则上财产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是对法理的错误解读，是毫无依据毫无道理地扭曲《协议》的内容，“共同财产”即“共同共有财产”，怎能无故等同于上层概念的“一般共有财产”？上层概念“一般共有”也不等同于下层分支概念的“按份共有”，更无法得出“财产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的结论。王某明显是曲解法律法规以及《协议》，通过偷换概念强行搬出对其有利的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四、一审判决按照《协议》约定的分割方式分割涉案不动产，是正确的。《物权法》第100条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物权法》第10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民通意见》第90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前述规定，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均应当按照共有人的约定予以分割，意思自治优先于对出资或其他贡献的认定。在本案中，如前所述，涉讼不动产均为何某某与王某的共同财产，且双方已在《协议》中约定分割不动产的方式，一审法院按意思自治的原则，根据《协议》约定对不动产进行分割处理，并无不妥（虽在剑桥郡房屋的评估价值认定方面略有偏颇，我方已在上诉中详细阐明）。五、《协议》约定的分割方式分割涉案不动产，宏观上是公平、均衡的。一审法院对不动产的处理，给予双方最终各自3套房、1个车位的分割结果，虽然在价值上仍然是王某占优势，但在数量上以及宏观上，是基本公平、均衡的。退一步说，假设本案没有《协议》的约定分割方式，仅凭涉讼不动产是共同共有财产，也应当对涉讼6套房屋2个车位进行平均分割。再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协议》的约定分割方式，涉讼不动产又被认定为按份共有，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关于“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的规定，仅凭两人多年同居生活期间财产高度混同、无法区分（包括王某多年来一直持有何某某的全部收入，何某某卖掉其个人名下的锦绣香江房并用所得价款支付白云堡房的首付款200多万元等）的客观事实，也应当视为等额的按份共有，即使要分割，也应当予以平分。一审法院按照协议的精神，将应当过户给何某某的房屋以及车位判归何某某（已被王某转让的剑桥郡房则判决王某赔偿），相当于将6套房给予双方最终各自3套房、1个车位的分割结果，虽然在价值上仍然是王某占优势，但在数量上以及宏观上，是基本公平、均衡的。王某通过偷换概念、断章取义、隐瞒事实的方式，妄想撕毁协议并磨灭何某某多年同居期间的付出，侵吞霸占全部财产，与公序良俗相违背，是不能得到法律、公义的支持的。六、王某对《房屋鉴定报告》的异议，不能成立，也不能作为支持其上诉请求的理由。《房屋鉴定报告》的评估程序合法，评估机构系法院按照法定程序选出，评估报告中签字的“石亮锦”和“谢某林”两人均是具有评估质证的评估师，且“谢某林”全程参与了受理估计委托、实地勘察、撰写评估报告等估价工作，根据《资产评估法》第二十八条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因该房屋已出售他人，出售后该房屋有无重新装修不得而知，客观上嘉永评估公司勘察人也无法入室勘察，王某无证据证明该房屋出售时室内的状况，即使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为住宅布局、普通装修设备与实际状况存在差异，但王某擅自出售房屋过错在先，相应的后果应由王某承担。事实上，从评估报告的结论显示，在该时点评估得出的房屋价值，与起诉时或者是当前实际价值价差巨大，一审判决按此时点的评估价值也并未能填补何某某的损失。另外，通过前后两次现场评估，何某某从被评估房屋的物业管理处了解得知，被评估房屋小区内的地下车库只有业主持业主卡才能出入，可见王某目前仍持有业主卡。被评估房屋目前产权登记人马某佳作为区镇初中人民教师，本已在雅居乐花园拥有房产，却以低于市场价50%，即450万元的价格，未贷款的情况下一次性支付房款取得被评估房屋，与其年龄、职业、收入均不匹配。结合前述种种不合常理的情形，以及王某能够自由出入被评估房屋小区的情况，何某某有理由相信被评估房屋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是其与他人恶意串通，造成房屋已被低价出售的假象，试图损害何某某的权益，如此行径，即使是一审判决的结果（以转卖房屋时点的评估价定为房屋价格）也并未足以让王某承担其应承担的后果，也远未能填补何某某的损失。更何况，在一审过程中，王某同样也提出过这些异议，却并未申请重新鉴定，应当视为王某放弃其重新鉴定的权利，已接受该评估结果，故王某其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更无权要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综上所述，双方同居期间的财产高度混同，无论是从前述实际情况以及《协议》中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确认，均可以证实涉讼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根据协议签订时的客观情况、协议的整体上下文条款、协议签订的目的、习惯、诚信原则等综合理解，本案《协议》是何某某、王某双方在协商结束同居关系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虽其中有“赠与”字眼，但实际上是对财产分割的一种实现方式。该财产分割条款与对同居关系和共同财产的确认、股票账户资产处置及双方协商结束同居关系、处理善后交接事宜构成了协议的整体，是双方对结束同居关系及共同财产的分割处置，并非赠与行为。因此，王某不具有任意撤销权，无权以赠与为由撤销本案《协议》。王某的上诉理由只是其通过偷换概念、断章取义、隐瞒事实而拼凑出的漏洞百出的陈述，其妄想撕毁协议、抹杀何某某多年同居期间的付出，侵吞霸占全部财产让何某某一无所有，实在与公序良俗相违背，是不能得到法律、公义的支持的。王某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以及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依规，兼顾事实和情理，给予本案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依法全部予以驳回王某的上诉请求。张某某辩称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何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号1603房产归何某某所有，王某协助何某某办理过户手续；二、判令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XX街336号B1289车位归何某某所有，王某协助何某某办理过户手续；三、判令王某按当前市场价向何某某赔偿擅自变卖转让广州市番禺区南村XXXXXXX房造成的损失，实际损失数额以评估为准；四、依法分割尚未分割的双方以下同居期间共同财产（价值暂定，实际价值以评估为准），并结合王某客观存在的若干重大过错情形，酌情予以王某不分或少分：1、广州市白云区XXXX号1202房，价值约400万元；2、广州市从化区XX街XXXXX路85号803房产，价值约35万元；3、佛山市顺德区XXXXXXXXX社区居民委员会碧桂园XXXXXXX街6座3002号，价值约300万元；4、佛山市顺德区XXXXXXXXX社区居民委员会碧桂园XXXXXX地下室汽车位301，价值约9万元；5、粤Ａ×××××大众牌小汽车一辆，价值约2万元；6、王某名下全部银行账户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除用于家庭正常生活开支外被王某故意隐藏和转移的共同银行存款（含异常现金支取、异常大额消费、大笔转账等方式变相转移的钱款）共4883128.57元及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时的存款余额共431812.53元，两项合计5314941.1元，并支付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7、王某在同居期间擅自使用共同财产投资购买的各类保险所支付的保费人民币2016981.28元及港币271446.21元；五、请求判令王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某某和王某自2008年8月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第三人张某某为王某的儿子。2017年2月27日晚上十点至第二天凌晨六点期间，何某某和王某在案外人王某某、邬某、牟某某、张某的见证下，在白云区××地铁站出口美食广场××室外咖啡店就是否继续同居关系以及如何分割财产进行协商，签订了《协议》，王某为甲方，何某某为乙方，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自2008年至今，双方认同彼此关系为事实婚姻关系，并获得社会与双方的亲属认可。现由于双方现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现由于其中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双方约定从合情合理的角度，作如下处置：1.双方同意将甲方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黄边路XXXXX园X期J2-1603房以及同一小区里编号为289的停车位壹个，以无偿形式赠与给乙方，不得反悔（交接时限为2017年3月底之前），由此产生的手续费、税费、过户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2.双方同意将甲方名义下的广州市番禺区南村XXXXXXX房产壹套（约247㎡）以无偿形式赠予乙方，不得反悔，但由于剑桥郡处房产为按揭购房，双方约定自截止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其按揭房贷由乙方承担，交接手续与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时效同步进行，由此产生的手续费、税费、过户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3.双方同意，甲方名下的股票账户内截止2017年2月28日上午9:00的市值（人民币）归乙方所有，并约定在2017年3月1日转汇到乙方的账户。二、双方达成谅解，表示从此互不追究在本协议生效之前的行为，并承诺为对方保守秘密。同时，乙方同意甲方在第三方人员的见证下取走位于上述时代玫瑰园居所内的私人物品。本协议原件为手写件，只有壹份，甲乙双方及在场的见证人员签字并按手印后生效，共壹页，本手写件作为正式文稿的唯一有效原件依据。”何某某和王某在该协议落款处签名确认并按指模，下方有第三方见证人张某、邬某、王某某的签名确认，并写有“特别说明：由于本协议只有壹份，签字按印后暂由执笔人王某某保管，另两见证人拍照留底。”双方签订协议分开后，王某于当日（2017年2月28日）早上8时39分，向何某某发分手祝福短信，于当日下午15时22分发微信督促何某某处置股票资产。双方确认上述协议中关于股票已经处置完毕。2017年4月19日，何某某收到王某邮寄的《关于不履行2017年2月28日签署之协议的通知》，载明“一、我于2017年2月28日被迫与你签署的《协议》无效，我不认可全部条款内容，包括被迫对你作出两套房屋、车位以及我本人股票资金账户的赠与条款内容。二、立即归还我上述两套房屋的产权证书，立即停止使用我的股票资金账户。”一审诉讼中，双方对上述《协议》的效力以及性质存在较大争议。何某某认为双方同居长达9年，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财产早已高度混同，现双方对同居期间的财产进行了书面约定为共同财产，应为共同共有，《协议》是双方在朋友见证下协商签署，并未胁迫王某，应为合法有效，其性质为同居析产协议，而非赠与协议，王某不具备任意撤销权。王某认为上述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是赠与协议，王某享有撤销权，该协议于2017年4月19日被撤销。一审庭审中，证人王某某和邬某出庭作证。王某某陈述其与何某某是朋友和老乡关系，与王某于2008年认识，曾有一年的平安保险合作关系，2017年2月27日晚签订协议在场的人员还有何某某的堂弟邬某、朋友牟某某和王某的同事张某，本来是劝和，但劝不了，就协议分财产，那天才知道双方有六套房产，一套在何某某名下，五套在王某名下，所以把房产一人三套进行分割，刚开始王某只同意把时代玫瑰园（指黄边1603房）的房子给何某某，何某某不同意，要求多分一套房子，王某某就找王某劝她同意，后来王某同意把番禺的一套房子给何某某，具体那套记不清，协议是经何某某和王某授意，刚开始本来让王某的同事张某执笔，但他不知该怎么写，耽误了时间，当时很晚了，所以就由王某某来写，先写了草稿，王某和何某某确认后又重新抄了一份。对于协议中为何写的是赠与，王某某称因为法律上的赠与和分割概念我们不了解，我们认为赠与手续会简单些，时间也少一些，费用也少一些。对于何某某有无强迫王某签订协议，王某某称“不可能，何某某或许不想跟王某分手，曾跪在王某旁边。”邬某陈述何某某与王某闹分手，何某某就把大家的朋友叫过来劝解他们，何某某想和好，被告态度坚决一定要分手，关于置办的财产要进行分割，他们当时说总共有六套房屋，有一套在何某某名下，另外五套在王某以及第三人的名下；他们在分割的时候就说每人三套，就是王某名下的拿出两套给何某某，大家就三套了；一套是时代玫瑰园、一套是番禺的雅居乐，这两套房屋在协议上有体现，因为原告名下有一套房屋，所以就没有体现出来，另外三套在王某的名下，所以也没有体现在协议上，其中一套时代玫瑰园的车位，也是分给何某某的，还有股票30多万元，也是分给何某某的。对于协议中为何写的是赠与，邬某称我们都不知道和分割的区别，我们认为赠与没那么复杂，比较简单、费用少，直接过户就行了。对于何某某有无强迫王某签订协议，邬某则称“没有，何某某一直和王某说要挽回感情，说以后会改正，何某某还哭了，在王某面前跪了几次，请求王某回来。”一、关于同居期间双方名下的房产情况查明如下：（一）广州市番禺区XX镇XXXXXX三街9号3801房屋（即南村3801房）。该房于2014年12月8日由王某购买，建筑面积250.8194平方米，总价395万元，首付119万元，双方签订《协议》时登记在王某名下，主要出资来源于王某。根据双方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何某某直接支付的记录是于2014年12月28日支付45000元的定金。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王某共支付该房屋按揭贷款本息共计2260108.92元，其中2017年11月9日还款2014236.62元是用于该房产的赎契。2017年11月22日，王某未经何某某同意，与案外人马某佳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王某以450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屋出售与马某佳。2017年11月28日，应王某申请，房管部门对该房屋进行变更登记，产权人由王某变更为马某佳。何某某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该房屋已分割给何某某，王某未经其同意擅自将房屋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侵犯了其财产权利，应予以赔偿。王某认为《协议》是受胁迫所签，不具有约束力，且已于2017年4月发出通知，声明撤销该协议，何某某已签收，该协议已被撤销，其有权处理自己所有的财产。应何某某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嘉永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永评估公司）对南村3801房进行价格评估。2019年9月6日，嘉永评估公司对南村3801房进行现场勘察，现场勘察表显示勘察人为注册房地产评估师谢某林以及工作人员李某皎，因该房已出售于马某佳，勘察人未能入室勘察。2019年9月30日，嘉永评估公司出具粤嘉房字【2019】第0003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运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南村3801房进行估价测算，因未能进入室内勘察，室内具体布局及朝向、景观等不详，该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为住宅布局、普通装修设备，经评估，时点为2017年11月28日的评估总价为8151600元，2018年8月16日的评估总价为8853900元，2019年9月6日评估总价为8578000元。该评估报告有注册房地产估评师石锦亮、谢某林的签名确认。何某某垫付评估费46967元。经质证，何某某对该评估报告三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以其起诉之日（2018年8月16日）的价值时点作为赔偿的依据。王某认为李某皎不具有评估师资质，评估程序违法，也未对评估测算过程进行详细说明，附件缺少可比实例位置和外观照片、估价所依据的其他文件资料，且南村3801房为毛坯房，评估人员作出普通装修假设错误，故评估结果不准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价值时点，王某认为应以2017年11月28日侵权确定之日为评估的价值时点。（二）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号1603房（即黄边1603房）及黄边XXXXXXXXXXXXX街336号B1289车位（以下简称B1289车位）。该房屋、车位现均登记在王某名下，由何某某占用和使用，首付款是王某于2007年到2008年初支付，之后房屋按揭于2012年还清，后于2016年1月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给了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抵押债权为132.7万元。根据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回函显示，该款项已于2018年5月21日结清，但王某并未领取资料办理抵押权涂消手续。（三）位于广州市从化市XX街XXXXX路85号803房产（即江浦803房），系由王某于2009年12月22日购买，现登记在王某名下。王某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首付款129229元，银行按揭162000元则于2013年2月还清。双方对该出资来源争议较大：何某某主张2009年10月至12月期间，其向朋友、妹妹共计借款38万元用于购买该房屋、偿还黄边1603房的房贷以及为张某某解决户口等问题，为此何某某提交了案外人方某、蔡某来、何某林的证人证言、银行转账记录，证言显示何某某向蔡某来现金借款8万元，向方某借款20万元，向何某林现金借款10万元，但何某某提交的方某于2009年10月12日转账的20万记录，没有显示收款人的账号和姓名。从何某某还款记录显示，其还款资金来源于何某某于2010年9月30日自己卡存21万元、王某转账两笔共145000元，王某父亲王洪见转账49000元。何某某随后使用上述资金于2011年1月14日转账给何某林10万元，于2011年2月15日向方某、蔡某来转账20万和8万元。经质证，王某认为上述证人证言为原告的亲戚朋友，也未出庭，真实性存疑，是何某某与证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能证明款项与王某有关。（四）位于佛山市顺德区XXXXXXXXX社区居民委员会碧桂园XXXXXXX街6座3002房（即北滘3002房）及碧桂园XXXXXX地下室汽车位301（以下简称北滘301车位）。该房屋、车位现均登记在王某名下，由王某于2014年10月28日购买，资金来源于王某的支付，未有证据显示何某某有出资。（五）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XXX300号（XXXX花园第8期6栋）602房（即南村602房），由何某某于2012年8月购买，首付1548583元，王某出资828083元，贷款60万元，原登记在何某某名下；后于2015年8月出售给他人，售价296万，其中首期款150万元买受人直接支付给王某，尾款则由何某某收取，何某某在收到银行转账的按揭款207万元后全部转给了王某，王某向买受人返还61万元，即该296万元实际由王某占用和使用。（六）位于广州市白云区XXXX号1202房（即XXXX1202房），建筑面积245.3999平方米，由第三人张某某于2016年4月15日购买，现登记在张某某名下，房款668万元，其中首付201万，按揭467万元。何某某认为首付款201万元均来自南村602房的售房款，王某认为仅有100多万元来源于南村602房售房款，剩余的售房款投入到股市。（七）2010年4月29日，何某某以首付286800元及贷款30万元，总价586800万元购买了广州市越秀区XXXXXXXXXXX0号601房，王某未有出资。何某某称该房已出售，自己名下无登记房产。二、关于号牌为粤Ａ×××××的迈腾牌小型汽车。该车于2009年5月26日购买，登记在王某名下，由王某占有和使用。何某某至今没有机动车驾驶证。三、关于截至2017年2月28日王某名下银行存款余额。（一）王某名下尾号5896民生银行账户：截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91.38元。（二）王某名下尾号为5098/6370的交通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5810.75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大额取现40000元，大额消费3405.94元，转给张某某合计11800元，转至其本人未知账户181100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三）王某名下尾号为9062的交通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33.81元。（四）王某名下尾号为7173的招商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982.74元。（五）王某名下尾号为7072的光大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9.43元。（六）王某名下尾号为3805的中信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00.33元。（七）王某名下尾号为0550的中信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00.96元。（八）王某名下尾号为4662的兴业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2.77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转款至王某未知账户合计103999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九）王某名下尾号为3828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28.25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大额消费13829.84元，均非用于正常生活开支。（十）王某名下尾号为141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84893.21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异常大额转款给张某某114100元、转给王某未知账户226500元、大额取现162500元、转给卢某煊4500元、转给王某波11315元、转给许某立60000元、转给叶某清5040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十一）王某名下尾号为9010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4060.1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异常大额消费2221元、转给张某某76200元、大额取现130000元、转至王某未知账户92000元、转给孔某东2300元、转给卢某煊2250元、转给雷某林30000元、转给王某150000元、转给王某31800元、转给叶某清4492元、用于烟台购房535799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十二）王某名下尾号为171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20275.78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异常大额消费33499.48元、取现168000元、转给张某某315000元、转至王某本人未知账户98800元、转给孔某东4300元、转给王某波6000元，转给王某1190000元，转给许某立245000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十三）王某名下尾号为1505的平安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0.45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王某通过该账户大额转款至王某本人未知账户共80479.52元、转给卢某煊8300元、转给刘某军20070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应予以分割。（十四）王某名下尾号为6445的平安银行账户：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该账户异常大额消费共23998.27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十五）王某名下尾号为407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该账户余额为1972.96元。（十六）王某名下尾号为0577/329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20992.66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该账户通过财付通异常大额支出68387.81元、支付宝大额支出31403元、大额消费347402.4元、大额取现380500元，转给张某某152000元、转给胡某悦16495元、转给卢某煊2300元、转给王某215000元、转给王某35000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十七）王某名下尾号为4204/9632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88998.88元。何某某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该账户异常大额转款至王某本人未知账户共115000元、大额消费87029.31元、大额取现184000元、转给张某某124480元、转给孔某东4300元、转给王某17万元、转给吴某某10万元、转给李某生45000元、转给扬某珍40660元、转给余某11700元、用于宾馆开房1872元，均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十八）王某名下尾号为4380/253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450.06元。（十九）王某名下尾号为3506/592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2402.08元。（二十）王某名下尾号为1157的中国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109.86元。（二十一）王某名下尾号为5502的中国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345.31元。（二十二）王某名下尾号为5859的中国银行账户：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账户余额为30.96元。何某某认为上述非用于正常和共同生活开支的金额以及账户余额，应予以分割，王某存在转移、隐瞒财产行为，酌情不分或少分。王某则认为上述账户银行流水仅能反映其转账情况，账户资金均为其个人财产，自己有权支配，不能证明账户内资金为双方共同财产。另，根据何某某提交的上述账户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银行流水统计，该期间王某向何某某转账约有22笔近70万元（其中2016年1月23日转账三笔共525000元）。同时，除了南村602房售房款207万元外，何某某向王某转账有两笔共77000元，发生在2016年6至7月。王某主张其多次应何某某的要求向何某某本人、何某某的前妻、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的母亲、妹妹何某林等人转账，金额约174余万元（其中包含上述向何某某转账的70万元）。何某某认为上述转账中有23万是王某借用何某某的亲属何某1的银行卡进行过账，有304623.6元是王某向何某某的亲属还款，有89480元双方共同向何某某的儿子支付的抚养费，有96288元是双方共同向何某某的部分亲属进行资助、赠与的医疗费、学费、生活费、装修费。四、关于保险。根据何某某提供的证据显示：1.王某共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购买了十一份保险，投保人为王某或张某某，被保人为王某或周某峰。2.王某共向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购买了九份保险，投保人为王某（有三种于2018年变更为周某峰），被保人为王某或张某某。3.张某某向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购买了三份保险，被保人均为王某。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有3份，未显示投保人和被保人，只写名王某保单信息情况，何某某表示对该三份保险不知情。5.苏黎世人寿保险，何某某提供的该证据为英文，没有显示投保人、被保人姓名。何某某认为，上述保险是王某使用共同财产购买，多为储蓄型和投资型保险，大部分保险未告知何某某，其现金价值应当予以分割，鉴于王某存在利用商业保险的途径和方式隐匿和转移共同财产的重大过错情形，应酌情予以被告不分或少分。王某则认为对于上述保险何某某没有出资，均由王某个人出资，何某某并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何某某、王某同居期间购置的财产双方各自享有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中规定的“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其中“一般共有”区别于“夫妻共有”，该区别不仅是在分割上有别于夫妻共同财产，还在于判断财产是否共有方面不能适用于婚姻法律制度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等有关规则，因此何某某主张因王某存在过错酌情不分或少分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具体到本案讼争的财产认定如下：一、关于房产和车位问题。同居期间，何某某、王某购置多套房产和车位，对于该部分财产，双方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了《协议》进行分割。双方对该《协议》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应予撤销以及协议中所约定“赠与”含义如何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关于上述《协议》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应予撤销情形。该《协议》是在双方所熟识的朋友王某某、邬某、牟某某、张某见证下签订的，故见证人的证人证言能够客观还原当时情景，应予以采信。根据王某某、邬某在法庭的陈述，何某某约王某某以及上述见证人见面约谈的目的在于希望见证人能够劝和双方重新和好，约谈的地点在白云区××地铁站旁边××室外咖啡店，该地点即使在晚上也人流较大，也存在较多的视频监控设备，约谈过程先是何某某力图挽回双方的感情，甚至不惜下跪，后因王某某态度坚决而作罢，继而要求分割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房产、车位及股票，双方开始分歧较大，后在协商及见证人的劝说下签订了《协议》，且双方分开后的当日早上八时三十九分，王某向何某某发分手祝福短信，后于当日下午发微信督促何某某处置股票资产，本案无直接证据证明何某某等人有强迫王某某签订《协议》的行为，故应认定《协议》是何某某和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协议》中所约定“赠与”含义如何理解问题。首先，该《协议》第一段写明：“现由于其中大部分财产均登记在甲方及其儿子名下，双方约定从合情合理的角度，作如下处置”，即表明协议中所约定的两套房产及车位、股票是双方的处置行为。其次，从双方协商过程分析，根据王某某和邬某的证人证言，当时有一套房产登记在何某某名下，五套登记在王某某及张某某名下，双方经协商按照每人三套分割，即将黄边1603房及车位、南村3801房分给何某某，故《协议》中仅体现上述房产和车位，未能体现双方名下的其他房产、车位，因此，从《协议》协商签订过程可判断，《协议》是何某某和王某对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产和车位的分割协议。再次，该《协议》由王某某起草，根据王某某和邬某的证人证言，王某某称对法律上的赠与和分割概念不了解，认为赠与手续会简单些，时间也少一些，过户费用也少一些，故起草该《协议》时写明“无偿赠与”。从该证言可看出，《协议》中的“无偿赠与”仅是析产分割房产的一种过户方式，不能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赠与，王某不具有撤销权。王某于2017年4月向何某某发送的《关于不履行2017年2月28日签署之协议的通知》亦不具有撤销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的效力。因此，王某反诉要求撤销双方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何某某和王某约定将黄边1603房及车位、南村3801房分给何某某，何某某要求确认黄边1603房及B1289车位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黄边1603房已还清抵押贷款，仅是王某怠于办理抵押涂消手续，因此，该房产办理产权过户不存在障碍，何某某要求王某协助办理该房产以及B1289车位过户手续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协议》中约定过户产生的手续费、税费、过户费等费用均由何某某承担，王某无需支付上述税费。对于南村3801房，王某未经何某某同意以低于市场价值出售于他人，侵犯了何某某财产权利，何某某有权要求王某予以赔偿。经一审法院委托，嘉永评估公司对该房产进行价格评估。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显示，嘉永评估公司派人前往现场勘察，勘察人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谢某林以及工作人员李某皎。因该房已出售于案外人马某佳，勘察人未能入室勘察。嘉永评估公司运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南村3801房进行估价测算，因未能进入室内勘察，室内具体布局及朝向、景观等不详，该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为住宅布局、普通装修设备，该评估报告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石亮锦、谢某林的签名确认。因此，评估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因该房产已出售他人，出售后该房屋有无重新装修不得而知，客观上嘉永评估公司勘察人也无法入室勘察，王某无证据证明该房屋出售时室内的状况，即使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室内为住宅布局、普通装修设备与实际状况存在差异，但王某擅自出售房屋过错在先，相应的后果应由王某承担，一审法院对王某对《房地产估价报告》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因王某申请变更登记，房管部门于2017年11月28日对该房屋进行变更登记，产权人由王某变更为案外人马某佳，何某某随即丧失对该房拥有产权的可能性，因此，应以变更登记之日（即侵权确定之日）的房产评估价格即8151600元作为赔偿数额的依据。何某某主张以起诉之日的房产价格作为赔偿数额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某在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28日期间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共计2260108.92元，扣除该本息后，王某还应向何某某赔偿5891491.08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何某某和王某签署的《协议》系按照每人三套房屋分割，对于其他登记在王某及张某某名下的房产，应为王某及张某某所有，不宜再进行分割，故何某某要求分割江浦803房、北滘3002房及地下301车位以及白云堡1202房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号牌为粤Ａ×××××的迈腾牌小型汽车。该车于2009年5月26日购买，登记在王某名下，由王某占有和使用。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双方同时认为共同生活期间获得的收入与财产属于共同财产”，但双方为同居关系，并非夫妻关系，该“共同财产”应理解为“一般共有财产”，有区别于“夫妻共有财产”，因此，《协议》中无明确约定如何分割的财产（即除了黄边1603房及B1289车位、南村3801房及股票之外的财产）应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何某某并未有证据证明其对该车辆有出资，故何某某要求分割该车辆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何某某主张的王某故意隐藏和转移的共同银行存款以及要求分割存款余额的问题。根据何某某提交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银行流水统计，该期间王某向何某某转账约有22笔近70万元（其中2016年1月23日转账三笔共525000元）。同时，除了南村602房售房款207万元外，何某某向王某转账有两笔共77000元，时间发生在2016年6至7月。如前所述，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未在《协议》中明确如何分割，应当按照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因王某为商人，同居期间收入较高，其存在多笔大额交易符合常理，何某某无证据证明王某存在故意隐藏和转移来源于何某某转账的资金行为，也无证据证明截至2017年2月28日王某名下账户余额资金来源于何某某，故何某某要求分割王某故意隐藏和转移的共同银行存款以及账户存款余额，并要求王某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保险问题。如前所述，同居期间王某购买的保险未在《协议》中明确如何分割，应当按照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何某某无证据证明王某所购买的保险资金源于何某某，故何某某要求分割王某保险费用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号1603房及黄边XXXXXXXXXXXXX街336号B1289车位归何某某所有；二、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国土房管部门关于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相关法规政策的规定协助何某某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黄边XXXXXXXXXXX号1603房及黄边XXXXXXXXXXXXX街336号B1289车位的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所产生的税费由何某某承担；三、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某某赔偿因出售广州市番禺区XX镇XXXXXX三街9号3801房造成的损失共计5891491.08元；四、驳回何某某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王某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142308元，由何某某负担79726元，王某负担62582元。反诉受理费2675元，由王某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某负担。司法评估费46967元，由王某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某某直接支付。本院二审期间，何某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何某某名下的农商银行信用卡，拟证明双方同居期间何某某的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一直由王某持有使用，何某某在一审时提交证据也已经证实，流水中显示的“佛山市南海区XXX美容院”是王某妹夫吴某某开办的，王某持何某某的农商银行卡在该美容院套现使用，王某向何某某的转款部分是用于偿还该信用卡的透支。同时，拟证明何某某所有的银行卡、工资收入、租金等都是由王某统一持有和使用，双方共同统筹用于家庭开支、业务经营、股票和房产购置及按揭还贷等方面，双方日常经济密不可分，财产高度混同。王某、张某某均不同意何某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认为：1.何某某提交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在一审的时候也没有提交，也没有作出一个合理说明。一审审理本案的时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但何某某都没有提交上述证据；2.佛山市南海美容院的消费是王某消费的，其他的与王某无关，但美容院疗费的款项是王某还的。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3条规定：“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对待”，王某、何某某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未登记结婚而同居生活，属于不被法律保护的人身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故何某某认为两人是事实婚姻、财产高度混同而要求财产按夫妻关系等同对待，各占50%，没有法律依据。故一审对车辆及两人各自名下的银行存款，各自购买的保险判决归各自所有，本院予以维持。何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同居期间王某所支出的资金来源于何某某，故其主张王某转移和隐藏共同财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王某、何某某两人发生矛盾后，双方签订了《协议》对两人同居期间所购置的部分财产的权属进行约定，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亦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故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王某主张上述《协议》是胁迫而签订，根据《协议》见证人的证言及王某签订该协议后的短信和微信聊天记录，其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王某主张上述《协议》中黄边1603房及车位、南村3801房是属于其赠与给何某某，是可撤销行为。一审法院对此问题已作详尽的评析，本院予以认同。虽然在上述不动产的归属上使用“赠与”用辞，但综观《协议》的全文，双方是认同上述不动产为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并对解除同居关系后上述财产归属进行约定。一审认为其性质为同居析产协议，而非赠与协议，王某不具备任意撤销权，本院予以维持。《协议》约定南村3801房的权属归何某某所有，王某未经何某某同意擅自出售该房，虽王某提交出售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显示出售价格为450万元，但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该房屋在交易日的市场价格为8151600元，故王某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当时的房屋价值，一审以此作为赔偿计算标准并无不当。至于何某某上诉提出应赔偿可预期的利益，即是其起诉时的房屋价值，由于房屋的价格是上下波动，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是不确定的，其要求以起诉时的时点计算依据不足。王某在一审对评估机构结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已作分析评述，王某二审期间并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其要求重新鉴定，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何某某、王某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何某某提交的证据为逾期举证且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不应作为二审处理的依据。而王某则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何某某、王某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26306.7元，由上诉人何某某负担61049.7元，上诉人王某负担652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