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9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泳，男，198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敦，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信汇鑫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3号楼19层2单元122208。法定代表人：赵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男，北京华信汇鑫投资有限公司风控经理。上诉人张泳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华信汇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汇鑫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1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信汇鑫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华信汇鑫公司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债权出让人陈艳玲与华信汇鑫公司的母公司北京华信宝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宝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鑫之间明显存在人格混同、财务混同的现象。二、华信汇鑫公司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漏洞百出，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张泳不认识陈艳玲，案涉《借款合同》主文部分是伪造或变造的，华信汇鑫公司提供的《电子渠道交易查询》系单位记账凭证，张泳以月息2.8％的借款用于收益为月息2.4％的投资向华信宝来公司付款，有悖常理。三、张泳对华信宝来公司或李鑫不存在欠款，一旦本案华信汇鑫公司胜诉，而华信宝来公司又人去楼空，张泳的损失将无法弥补。华信汇鑫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一、本案《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张泳主张合同中并非本人签字、捺印，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在一审中两次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张泳主张的委托理财相关事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张泳提出的“人格混同、财务混同、实际控制”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四、法律未禁止民事主体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往来，本案基础借贷关系发生于陈艳玲与张泳之间，借款人应当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华信汇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泳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及违约金（以3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张泳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5日，陈艳玲通过其渤海银行的账户向张泳的账户转款350万元。同日，出借人（以下简称甲方）陈艳玲与借款人（以下简称乙方）张泳签订编号为D201410D05的《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因经营资金短缺向甲方借款用于经营等费用。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15日起，乙方向甲方借款35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8％，借款到期如乙方不能依约还款，甲方有权追回所借款项，乙方应按照借款本金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直至本息全部还清。陈艳玲、张泳分别在合同尾部甲方、乙方处签字捺印。2017年转让方陈艳玲与受让方华信汇鑫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持有债务人张泳的债权，现同意将债权转让给受让方华信汇鑫公司，债权基本情况：出借人陈艳玲，借款人张泳，本金350万元，约定利息月息2.8％，借款起始日2014年10月15日。转让方同意将上述债权及借款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华信汇鑫公司，华信汇鑫公司同意接收该债权。受让方负责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债务人，并对债权进行催收、主张权利、接受还款。2017年5月5日，华信汇鑫公司向张泳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中街72号邮寄《债权转让通知单》及《催收函》。《债权转让通知单》载明，张泳，你于2014年10月15日与陈艳玲签订的借款合同，原出借人陈艳玲已将债权及借款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华信汇鑫公司，具体为本金350万元及相应利息。《催收函》载明，债权人华信汇鑫公司，借款人张泳，借款日期2014年10月15日，欠本金350万元及相应利息，借款人应承诺尽快筹款还清本息，并按原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特此通知。上述邮件于2017年5月7日由他人签收。另查明，2014年7月26日，张泳通过其招商银行的账户向李鑫的账户转款200万元。2014年7月28日，甲方张泳与乙方华信宝来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约定，甲方本次投入委托理财金额200万元，乙方指定的账户为陈艳玲工商银行账户，理财期限自2014年7月28日起至2014年10月27日止，期限3个月，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理财收益率每年为24％。2014年8月25日，张泳通过其招商银行的账户向李鑫的账户转款300万元。2014年8月18日，张泳与华信宝来公司签订《委托理财计划变动或追加投资申请表》，约定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起至2014年11月17日止，金额变为500万元。2014年11月18日，张泳与华信宝来公司签订《委托理财计划变动或追加投资申请表》，约定期限自2014年11月18日起至2015年11月17日止，金额为500万元。再查明，李鑫于2017年11月28日前为华信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华信汇鑫公司为华信宝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一审诉讼中，张泳称陈艳玲于2014年10月15日向张泳所转款项350万元，系陈艳玲替华信宝来公司依据上述协议及申请向张泳的付款。一审法院认为，陈艳玲与张泳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后陈艳玲针对《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与华信汇鑫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现华信汇鑫公司根据上述协议受让了实际出借人陈艳玲对张泳享有的债权，且债权转让已以债权转让通知单的方式向张泳的住址进行了邮寄并被签收，故该债权转让行为应认定有效，华信汇鑫公司依据该债权转让依法享有对张泳的债权。陈艳玲作为出借人已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陈艳玲虽与张泳就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但债权受让人华信汇鑫公司已催告张泳还款，但张泳作为借款人未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即偿还所欠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故该院对华信汇鑫公司主张张泳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陈艳玲与张泳就借款约定了利息，但双方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的比率过高，华信汇鑫公司自动降低主张的利息及违约金的比率，且其主张的利息及违约金的比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该院对此不持异议。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华信汇鑫公司现主张张泳自实际出借借款之日起按年息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张泳虽辩称陈艳玲的付款系替华信宝来公司支付的，陈艳玲的银行卡、账号由华信宝来公司实际控制，双方存在财务混同，但就此未举证证明，张泳虽提供其与华信宝来公司之间的理财合同及张泳向李鑫的转款凭证，但其所举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该理财合同所涉款项与陈艳玲向其的借款及转款的关系，故该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其相关权利可另行诉讼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张泳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华信汇鑫公司借款本金350万元、利息及违约金（以3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0月15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诉讼中，张泳申请本院调查：1.陈艳玲渤海银行6228840100712308账户及工商银行6212210000034571436账户的流水情况；2.李鑫招商银行4100620102780018账户的流水情况。证明：1.该两账户持卡人陈艳玲为同一人；2.陈艳玲出借款项的来源是李鑫或华信宝来公司的融资业务；3.陈艳玲与华信宝来公司或李鑫存在财务混同情况。针对张泳提出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张泳上述调查取证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性，相关银行流水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张泳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同时，华信汇鑫公司亦申请本院调查：张泳招商银行账户（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上地支行，账号×××）2014年9月19日收款记录，用以证明：《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涉及的500万元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2014年9月中旬，张泳因急需经营资金向华信宝来公司申请将其投入的500万元理财资金全部取回，华信宝来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将500万元款项返还至张泳的招商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该项收款记录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张泳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1月5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载明，张泳认可《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但主张借款实际上是向李鑫借的；2019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又记载，张泳不认可《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主张该合同实际是张泳与华信宝来公司的李鑫所签，但其明确表示对该份合同中的签名及手印不申请鉴定；张泳与华信宝来公司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因此无法确认哪笔款项与本案有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合同》是否为张泳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泳上诉主张，合同首页与签字页中“张泳”二字的笔体明显不一致，首页“张泳”二字上的指纹与签字页指纹肉眼即可看出差异。对此，华信汇鑫公司解释，合同首页甲方、乙方信息由其他人员填写，因此与落款处签字笔体不同。本院注意到，案涉《借款合同》存在按捺于“陈艳玲”和“张泳”处及其他页的一小一大两款共计8枚手印指纹，并无法用肉眼判断出手印指纹与张泳本人指纹的差异。综合2018年11月5日及2019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中张泳对《借款合同》真实性的陈述，本院认为，张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合同》存在伪造、变造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误。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借款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一方面，张泳主张案涉资金存在高利放贷的情形，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张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张泳主张华信宝来公司、李鑫及陈艳玲之间存在财务混同、人格混同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本案中并无适用空间。本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即使陈艳玲的资金来源于华信宝来公司，也不属于当然无效的情形。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是否存在可以与其他债务相抵销的情形。张泳主张，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李鑫或华信宝来公司，而其又与华信宝来公司具有委托理财关系，由此，相关经济往来可一并结算，不能单独偿还案涉借款。华信汇鑫公司辩称，张泳与其他公司的委托理财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泳应当偿还相应借款。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据此，如若当事人之间存在同品质、同种类的债务，从节约司法成本与彻底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角度出发，法院可以进行债权债务的统一结算。本案中，张泳并未就“双方互负到期债务”、“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事实予以举证证明，相反地，其在2019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中明确，张泳与华信宝来公司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因此无法确认哪笔款项与本案有关。因此，本院认为，张泳在本案中主张与其他债权债务相抵销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16元，由张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实审 判 员  黄占山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孙 鑫书 记 员  刘奕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