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6行初17号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大河村长江岭组。 诉讼代表人潘杰祖，组长。 委托代理人曾勇光，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维胜，村民。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区长。 委托代理人谢震，防城区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黎业剑，防城区林业局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迎宾路。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那良街。 法定代表人农卫东，场长。 委托代理人黄钢，荣光农场司法所助理。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大河村长江岭组（简称长江岭组）不服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简称防城防城区政府）防区政处【2016】7号《关于防城区那良镇大河村长江岭组与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简称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防城区政府、市政府，以及第三人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简称荣光农场）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7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长江岭组的诉讼代表人潘杰祖及其委托代理人曾勇光，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震，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荣光农场的委托代理人黄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防城区政府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查明：双方争议的蟹岭(农场称17号山)、园岭(农场称18号山)、猪腰岭(农场称18号山)，四至范围：东至机耕水泥路边为界；南至佛坳分水为界；西至从猪腰坜过园岭坜再过蟹岭与虾公岭夹坜分界；北至长歧岭交界，面积24亩。争议标的物为林地权属。争议林地在解放前属申请人祖山。1958年荣光农场成立，1961年8月25日经东兴各族自治县《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将现争议林地17、18号山划给荣光农场经营，荣光农场制《土地规划证明书》中争议林地被列在1区17、18号山，荣光农场当时为了方便管理使用，将该山称为17、18号山(地名：蟹岭)。一直以来荣光农场种植橡胶树，到八十年代后改种茶树。当时是职工李忠实承包管理，现有该同志的承包合同和当时的产量记录等材料为证。 被告防城区政府认为，调处山林权属纠纷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进行确权。长江岭组主张争议林地的全部，但既无任何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亦无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其权属主张不予支持。经调查荣光农场自成立以来，人民政府亦未对该纠纷林地进行确权、发证。该争议林地从荣光农场成立起种植橡胶。1982年，荣光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将现争议林地承包给职工李忠实、沈名历在山上种植茶树管理至发生纠纷。以上事实长江岭组均予确认。荣光农场虽没有权属书证，但考虑到整个农场林地皆未确权、发证，而且从1958年管理使用该争议林地至今的事实，荣光农场的权属主张应予支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的蟹岭(农场称17号山)，园岭(农场称18号山)，猪腰岭(农场称18号山)林地权属属国家所有，由被申请人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管理使用。四至范围为:东至机耕水泥路边为界；南至佛坳分水为界；西至从猪腰坜过园岭坜再过蟹岭与虾公岭夹坜分界；北至长歧岭交界。面积24亩。根据本决定制作的《防城区那良镇大河村长江岭组与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山林权属处理界线附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长江岭组对防城区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于2017年元月3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市政府认为，长江岭组与荣光农场争议的蟹岭、园岭、猪腰岭（荣光农场称17号、18号山）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书证。长江岭组以争议山为其祖宗山，并由其长期经营为由主张争议山全部权属，但其既无任何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也缺乏长期经营管理争议山的证据依据，其权属主张理由不充分，本机关不予支持。荣光农场于1958年成立。1961年8月25日，中共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作出《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将争议山规划给荣光农场经营。荣光农场制作《土地规划证明书》将争议山列为1区17、18号山。争议山从荣光农场成立起种植橡胶树。荣光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将现争议山承包给职工李忠实、沈名历，他们在争议山上种植茶树管理至发生纠纷。防城区政府根据中共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于1961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及荣光农场制作《土地规划证明书》和长期经营事实确定山权林权理由充分，本机关予以支持。防城区政府在调处期间于2015年7月9日组织双方现场勘查，并制作《勘验图》，于2016年6月2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长江岭组认为没有组织现场勘查和调解无事实根据。综上所述，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防城区那良镇大河村长江岭组与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防区政处【2016】7号）。 原告长江岭组诉称，长江岭组不服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防城区政府执法程序违法。长江岭组于2015年2月9日向防城区政府申请对本案进行调解处理，而防城区政府直至2016年10月21日才最终作出处理决定，超过六个月的处理期限。防城区政府没有组织长江岭组与荣光农场进行调解，亦没有组织双方到现场进行现场勘察，程序违法。防城区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防城区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的四至范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经现场实地勘验，四至范围为东至机耕水泥路边为界；南至佛坳分水交界区域的山岭，面积远不止24亩。将连接园岭坜与蟹岭的长江岭组耕作区划入争议区域错误。连接园岭坜与蟹岭连接处有面积约有8亩平缓区域，一直以来都是长江岭组村民耕种的田，只是近年来长江岭组相当部分人员因外出打工，缺少劳动力才没有继续耕种。《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当时并没有在相关政府部门存档，其无合法来源，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争议林地一直以来农场种植橡胶树，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到80年代后改种茶树。现在争议林地范围内既无橡胶树，又无茶树的痕迹，只有长江岭组村民种植的松树、竹子以及其它杂木。沈名历并不是荣光农场的职工，沈名历是防城区那良镇那务村人。发生纠纷时争议林地现场并没有茶树痕迹，处理决定错误。防城区政府的处理决定界至附图并没有标明确定本案争议林地四至范围的相关地名，导致从图上以及现场均无法确定本案争议山的确切位置范围，且该界至图没有绘制人员的签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防城区政府对本案调处程序违法，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撤销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二、判令防城区政府对争议的蟹岭、园岭、猪腰岭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由防城区政府承担。 长江岭组提交下列证据：1、证明，证明诉讼代表人身份。2、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长江岭组对该决定不服。3、市政府作出的【2017】第8号复议决定，市政府已作出处理。4、证明，大河村委证明，证明争议地是长江岭组的祖公山等。5、照片，证明防城区政府处理错误。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防城区政府依法受理本案后，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在调解无效后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荣光农场虽没有权属书证，但考虑到整个农场林地皆未确权、发证，而且从1958年管理使用争议林地至今的事实，对荣光农场的权属主张应予支持。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请予以维持。 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申请书，长江岭组申请调处。2、群众签名，证明该林地发包给黎耀富。3、调查证人申请书，提供证人信息。4、受理通知书，依法受理。5、证明潘杰祖是该组组长。6、答辩书，荣光农场认为争议林地由其有效管理使用。7，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证明土地来源。土地规划证明书，争议林地位置；林权版图，争议林地地质地貌情况；缴费明细表、李忠实的承包合同、沈名历的承包合同，荣光农场有效管理证据。8、申请书，荣光农场调查证人的申请书。9、答辩通知书，通知荣光农场答辩。10、通知，那良镇调解委员会通知调解。11、勘察表和图，现场勘察。12、调查笔录，向王廷富调查，证明争议林地由国家划拨，由农场管理情况。13、调查笔录，郑联明证明争议林地由职工覃锦荣经营茶叶。14、调查笔录，覃锦荣证明调查争议林地由国家划拨，由农场管理情况。15、调查笔录，杨桂海证明争议林地由国家划拨，由农场管理情况。16、调查笔录，郑润传证明争议林地由农场管理情况。17、调查笔录，杨耀山证明争议林地在60年代前由长江岭组黎耀富经营，后期由荣光农场管理情况。18、调查笔录，郑通权证明争议林地由农场职工李忠实经营使用情况。19、调解笔录，组织当事人调解。20、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21、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22、法律、法规适用。 被告市政府辩称，长江岭组以争议山为祖宗山，长期经营为由主张权属但没有权属凭证，而荣光农场在1958年成立，1961年中共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作出《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将争议山岭规划给荣光农场，荣光农场制作《土地规划证明书》将争议山列为1区17、18号山，并种植橡胶，长期经营。复议行政决定程序合法，处理正确。 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2、防城区政府处理决定。3、受理通知书。4、复议庭笔录和调解笔录，5、复议决定书。 第三人荣光农场陈述，防城区政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和处理正确。 经庭审质证，长江岭组对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2、5、9无异议，证据3、10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是2015年5月22日受理本案。证据6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7无原件，不能作为证据。证据8是荣光农场申请的，与荣光农场有利害关系。证据11不能作为本案依据。证据12－18程序违法，不能作为依据。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0、2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市政府质证认为，对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荣光农场质证认为，对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长江岭组质证认为，对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 防城区政府质证认为，对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荣光农场质证认为，对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防城区政府质证认为，对长江岭组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4、5有异议。 市政府质证认为，长江岭组提交的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 荣光农场质证认为，对长江岭组提交的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不能作为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是长江岭组向防城区政府申请调处提交的申请书，符合证据规定条件，可以采纳。证据2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采纳。证据4、6、8－10是防城区政府受理本案的相关程序材料，可以采纳。证据5没有申请人签名和日期，证据7无原件核对，不予采纳。证据11－22是防城区政府受理本案后制作的勘察表和图、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等，符合证据规定，可以采纳。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规定，可以采纳。长江岭组提交的证据1、2、3符合证据规定，当事人无异议，可以采纳。证据4、5不符合证据规定条件，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长江岭组与荣光农场争议的蟹岭(荣光农场称17号山)、园岭(荣光农场称18号山)、猪腰岭(荣光农场称18号山)，四至范围：东至机耕水泥路边为界；南至佛坳分水为界；西至从猪腰坜过园岭坜再过蟹岭与虾公岭夹坜分界；北至长歧岭交界。面积24亩。争议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双方当事人均无县级以上政府颁发的权属证。荣光农场的职工在上世纪60年代在争议山种植有橡胶树和茶树。 本院认为，荣光农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即中共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作出《关于场、社土地规划的指示》和荣光农场制作《土地规划证明书》等证据，这些证据是复印件，并无原件核对，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防城区政府和市政府在处理本案中对荣光农场提交的上述证据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依据错误。由于本案缺少了主要证据从而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故对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本案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予以撤销。长江岭组认为防城区政府对本案调处证据不足，请求撤销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处理决定和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以及判令防城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6）7号《关于防城区那良镇大河村长江岭组与广西农垦国有荣光农场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由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郭传亿 审判员  凌旭芳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莫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