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02民初1321号原告：蔡涛，男，1953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唐亮，男，1989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林科所宿舍区。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姚港路**。主要负责人：邱亚光，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冬梅，女，该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镱泷，男，该行职员。原告蔡涛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南通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4月19日、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14日、12月23日、2017年2月17日、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涛、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唐亮、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冬梅、崔镱泷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提供原告1994年至2002年期间定期存单、定期一本通原始凭证，全面理清账号连接，账户资金流水、还原储蓄账目明细。2.要求被告依法归还非法侵吞原告2002年的储蓄本金人民币17.68万元。事实和理由：1999年2月22日，三张在被告处存款的存单到期转存，分别为：1.1994年2月15日存入存单，户名蔡涛，账10×××922-6，本金3万元，存期60个月；2.1994年2月15日存入存单，户名黄菊美，账10×××933-5，本金2万元，存期60个月；3.1996年2月27日转存存单，户名蔡涛，账10×××099-9，本金5.5万元，存期36个月。上述三张存单到期本息合计人民币15.3万元，当天转存户名黄菊美存折总号0002068，账00×××566-9定期一本通存卡。两笔3万(计6万元)，一笔2万，两笔3万(计6万元)，一笔1.3万元组成，存期12个月。2001年柜台桌面补存600元凑个整数。户名黄菊美，账00×××566-9在2001年2月22日时账面一本通共计本息16万元。2002年2月25日，黄菊美定期一本通账50×××788到期转存，本息人民币17.68万元，当天续存账53×××511账户内，户名蔡涛，存期36个月，交易代码1704，交易序号45#。另外，黄菊美存折到期转存账00×××788取款利息清单为本金17.68万元，同时转存蔡涛账户，开户账53×××511，存期36个月，交易代码1704，交易序号44#(为开户)，此时蔡涛名下账53×××511应为两笔17.68万元，共计35.36万元。2003年3月26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资金证明，无故换折，账号变********，存折卡开户17.68万元，续存两笔17.68万元，两笔变为一笔，存折票面损失人民币17.68万元。2008年2月存折到期，72个月中间自助转存一次转存取款凭条，支取转账，而无对方转入账号码，资金不翼而飞，要求被告依法提供资金去向，依法归还原告2002年时本金17.68万元。被告工行南通分行辩称：1.根据工银发（1996）-54号中国工商银行会计基本制度及工银发（2005）-227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会计基本规范，1994-2002年的凭证及附件属于保管10年期的文件，已进行了销毁;2.原告在被告处开立的定期一本通的情况为，1999年2月22日开立定期一本通，共存入六笔定期，分别是：五笔3万元，一笔1万元，共计16万元，存期为3年，账号********-4，2002年2月25日，原告支取本息共计176822.56元，此时因系统升级账号变更********，后该账号先后升级12×××511、111180051600400573，当日原告新开立定期一本通，账号********，存入17.68万元一笔，三年期。后系统升级账号********，2003年3月26日，其儿子蔡骏作为代理人在被告人民路支行办理出国储蓄存款证明，因此时系统已升级，需要先行换折才可以办理相应业务，换折之后的新存折账号********，当天原告及其代理人并未办理续存业务，且无论新旧存折上均只有一笔17.68万元，2008年3月5日，原告配偶黄菊美代理全额支取，税后本金利息共计202587.79元，全部存62×××822的卡内，至此原告在被告处已无任何存款。依据民诉法第64条及证据规则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对自己提出的积极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为了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诉讼过程中，原告蔡涛围绕诉讼请求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3年10月16日的座谈备忘录，说明1994年2月15日开户，户名为蔡涛，存入金额为3万元的存单基本信息；1994年2月15日开户，户名为黄菊美，存入金额为2万元的存款基本信息；1996年2月27日开户，户名为蔡涛的，存入金额为5.5万元的存单基本信息；1998年2月6日开户，户名为蔡涛，金额为6万元的存款的基本信息。2005年3月4日开户，户名为黄菊美的两张储蓄存单，金额均为3万元。说明前面的四笔存款都是1999年到期，本金是16.5万元，其中前三笔10.5万元本金加利息合计15.3万元，于1999年2月22日当天存入工商银行南通城北分理处，以黄菊美的名义存的，存折总号：2068，账号********-9，定期一本通，分为六笔，四笔3万元，一笔2万元，一笔1.3万元，存期1年。1998年2月6日存入的6万元在1999年到期的时候，于1999年2月11日以黄菊美的名义存到定期一本通上，是存在工商银行南通青年路支行的，存期3年，金额为12万元(另外6万元为两张3万元存折转存的，是黄菊美的名字，是另案处理的)。2000年元宵节前，上述15.3万元这笔补加了600元，本息合计凑成整数16万元，还是以黄菊美的名义存在这个银行，存期为1年。到2002年2月25日转存入蔡涛的账户，定期一本通，为一笔176800元，这笔钱一直没有取过，但是到现在蔡涛的账户上已经没有这笔钱了。2．日期为2002年2月25日，交易代码为2303，流水为45，手书金额为176800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款凭条复印件，原告蔡涛主张该份存款凭条中虽然手写的金额为176800元，但打印的数字应该为378800元。3．日期为2002年2月25日，交易代码为1704，交易序号分别为00638、00639、00641、00642、00643，00644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储蓄存款利息清单及相应的储蓄存款凭条；日期为2015年9月1日，原告蔡涛在工商银行南通张芝山支行的四笔交易凭证，交易序号分别为00023、00024、00025、00026；2008年黄菊美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开户申请书以及个人业务凭证，上面写明了交易序号为00004。原告蔡涛以此证明，交易序号应该是连续的，而2002年2月25日办理的业务中，遗漏了交易序号00640的一笔业务，存在问题。4.手工摘抄记录一份，原告蔡涛认为该手抄记录是于2011年6月9日由南通市银行监管分局、南通市工商银行核查时，用蔡涛、黄菊美身份证号查询时，所谓的存取款交易清单。但其中记载的数据有误，其中第一行和第二行应该是两笔6万元而不是两笔3万元。5．账号********，日期为1996年1月1日的账户查询情况，这个账户是以蔡涛名义存的钱，这是1990年转存过来的，1990年的时候上面有152000元。到1999年的时候连本带息应该有35万多；账号********，日期为2002年2月25日，户名为蔡涛的查询情况；账号********，新账号********的账号查询单，这是在1996年1月1日，被告为原告代开的账号，旧账号是当时的账号，新账号是1999年换的，是1990年5张或6张存折本息合计152000元，1996年1月1日转存的；老账号********，新账号********的查询单。以上这些账号内的存款就是2002年2月25日的两笔176800元中的一笔，另外的一笔176800元是黄菊美的1996年一本定期一本通，两笔6万元，在1999年到期转存的时候，被告分成4个3万元，做在两个账号内，其中黄菊美签字的各一张。这笔钱本金加利息到1999年2月11日合计158880元，2002年2月25日的时候有196800元，这样算来即使当时是两笔176800元被告还是少了原告的钱。经质证，被告工行南通分行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座谈备忘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994年2月15日以蔡涛名义存入的3万元，存期为5年，1999年2月22日原告取出销户了；1996年2月17日(而非是原告陈述的2月27日)以蔡涛名义存入的5.5万元，存期为3年，1999年2月22日原告取出销户了；1998年2月6日以蔡涛名义存入的6万元，存期为1年，1999年2月11日原告取出销户了。原告陈述的这三笔钱于1999年2月22日当天存入工商银行南通城北分理处，以黄菊美的名义存的，存折总号：2068，账号********-9，定期一本通，分为六笔，四笔3万元，一笔2万元，一笔1.3万元，存期1年，不是事实。1999年2月22日是以蔡涛自己的名义在工商银行和平桥分理处存入16万元，其中五笔3万元，一笔1万元，账号********-4，到2002年2月25日全部支取本息176822.56元，又重新存入17.68万元，又新开了一本定期一本通，使用的是新的账户，与原来账户没有关联性，原来的存折一本通还是原告自己保管。原告重新开设的账户也是一本通，账号********，在2003年3月26日蔡涛的儿子蔡骏来工商银行做过存款证明，当时因为系统升级，应换了折，账号变更********，后来在2008年3月5日蔡涛的配偶黄菊美全额代理支取所有本息，合计202587.79元，全部又存入黄菊美在上海工行********卡号内，是以先取后存的方式存入的。2.2002年2月25日，原告填写了六张取款凭单，将1999年2月22日蔡涛名下的定期一本通下的五笔3万元加一笔1万元取出，共六笔合计16万元本金加利息16822.56元(其中五笔3万元的利息为18640.1元，扣除利息税后是15771.15元；1万元的利息为1242.07元，扣除利息税后是1051.41元；利息扣税后合计为16822.56元)，原告支取了22.56元的现金后，余款176800元转存为蔡涛的名字。其他当天没有取款的情况，也没有其他存折、存单交被告处。当天填写了一张无款开户的存款凭单，另外填写了一张176800元的存款凭单。至于原告蔡涛持有的证据2的复印件就是从被告方的原件上复印过来的，但是复印件存在被技术处理的可能，是否完全一致不清楚，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但是被告持有的这张存款凭条上，手写的“蔡涛”是其本人亲笔所写。如原告认为被告伪造了这张存款凭条，可以申请鉴定蔡涛笔迹是否其本人所写。3．对于原告蔡涛提供的日期为2015年9月1日，蔡涛在中国工商银行南通张芝山支行的四笔交易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现在的排序规则和当时不一样，现在的排序规则是根据每个柜员排序的。2002年2月25日的凭证上并没有原告所说的“交易序号”，被告所说的交易序号的意思就是凭证上记载的流水号，存款的流水号都是一个网点使用的，定期存折的取款流水号是南通分行共用的，当天每笔存款或者取款都对应唯一的流水号，隔天可以重复。至于原告提供的上海地区的业务凭证，这是2008年的业务，与2002年的业务相比，系统进行了升级。当年没有交易序号这一栏，而且这是上海地区的，与南通地区的不一样。南通地区2002年使用的是流水号，在定折类业务中没有交易序号这一说法。原告所谓遗漏的流水号“00640”业务是工行其他网点的一笔定期存折换折业务，户名是“陈晨”，与原告无关。因为当时被告关于定期存折一本通是整个南通地区包括六县一市通存通兑的。当时对于同类业务，当日是全部网点排序的，在原告当日办理业务过程中，其他网点同时也办理了一笔换折业务，所以序号是不连续的。4．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其中第一、二行数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面记载的也只是各存入3万元而非原告所述的各存入6万元。其余部分与蔡涛、黄菊美无关联，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同名同姓的。据了解，当时银监局是查过蔡涛、黄菊美的存款情况，只是以相同的名称而不是以身份证号码去了解一些信息，但是具体查询后发现，查询的材料里面有很多笔与蔡涛、黄菊美无关，但是原告认为与其有关就摘录下来了。事实上银监局后来也进行了核实，查询材料上有些确实并不是蔡涛、黄菊美的存款。5．针对原告提供的定期一本通主账户查********的账号，只能证明该账户的账户情况，不能反映里面的金额。该账号就********转变12×××511，再转变11×××133。这笔钱是1999年2月22日，是蔡涛的户名存的定期一本通，一共六笔，五笔3万，一笔1万，存期均为3年，本金16万元，上述存款税后本息至2002年2月25日为176822.56元。当日原告将该账户上的钱取出并新开了账00×××511，金额为176800元。2003年3月26日换折，账号********。2002年2月25日并没有黄菊美的业务转存过来，此后该账户也没有新的存款存入。2008年3月5日该账户本息合计202587.79元，转入了黄菊美上海一张银行卡账户中，卡号********。这个账户上现在已无存款。黄菊美在1994年2月15日在被告处开立过一张定期存单，金额为2万元，账号********-5，该存单于1999年2月22日全额支取，当日黄菊美没有发生存款，原告发生的存款的情况就是刚才所述的16万元。1999年2月11日黄菊美在被告处开立过两张定期存单，金额分别为3万，共6万元。账号分别********，这两个账户已于2005年3月4日连本带息70643.92元全额支取，当日黄菊美将其中7万元开立定期一本通，分成2笔各35000元存入，该款于2008年3月18日本息全额支取，此后再未发生存款情况。诉讼过程中，被告工行南通分行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8年3月5日黄菊美支取17.68万元本金，税后本息合计为202587.79元，并将该款存入黄菊美的银行卡的个人业务凭证及储蓄存款利息清单、相应的屏幕截图。2．账号********的存折，上面记载的存款只有一笔17.68万元，是原告蔡涛的儿子蔡骏在2003年3月26日打出国证明的时候把老存折收下来换成了新的存折，新的存折号就********；2003年3月26日原告蔡涛的儿子蔡骏办理出国证明的时候冻结款项的凭证，冻结的金额也是17.68万元，与存折数额吻合，上面也有蔡骏的签字。3．2002年2月25日的存款单两张，其中一张是无款开户，交易代码为2301，含义是开户，另一张是存入17.68万元，交易代码2303，含义是存款；同期的其它客户的定期一本通的开户凭证，证明开户流程都是0金额开户。经质证，原告蔡涛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被告提供的证据1是真票假做，票是真的，内容是假的，虽然黄菊美的字是本人签的，但为什么有两个交易序号，一个是00078，一个是00079，原告认为这两笔交易中一笔应该是转存在原来的账11×××300，另外一笔是黄菊美取走的，也就是说在2003年3月26日前应该有两笔176800元，在黄菊美取款前，明账是一笔176800元，暗账是两笔176800元，黄菊美当天不知道交易了两笔，一笔是黄菊美取走了，还有一笔应该留在原来的账上，但是被告打给原告的银行账户上却没有钱了。其中的“转”“转账”不是现金。2.被告提供的存折是被告后来伪造的，不是当时的存折，当时的存折上面有两笔17.68万元。对于冻结款项的凭证没有异议，当时冻结的只是其中一笔17.68万元，虽然当时要求出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为60万元，但是因为还有其他存款，够用了，所以只冻结了其中的一笔17.68万元存款。3．对于两张存单，上面没有金额的不是原告签的字，另外一张17.68万元是蔡涛签的字，但被告当庭提供的日期为2002年2月25日的存款凭条原件已经被被告换过了，和被告2011年3月5日复印给原告的不一样，说明被告将原始凭证掉包了；被告提供的同时期的其他开户凭证是被告伪造的，工商银行在1996年有0元开户的情况，但是在2002年开户已经没有0元开户的情况，如果被告认为还有这种做法，应当拿文件出来。诉讼过程中，本院依原告蔡涛申请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以下简称南通监管分局)调取了《零售业务柜员手册》以及一份账户数据明细。《零售业务柜员手册》中载明，新帐号由19位数组成，其中4位地区号、4位网点号、2位应用号、7位顺序号、2位校验码。数据明细中包括有黄菊美于1999年2月11日在工行和平桥分理处存的两笔各3万元，也有名为“黄菊美”、“蔡涛”的在海门、启东、海安等地存款的记录。其中记载的部分内容与原告蔡涛提供的手抄件相吻合。经质证，原告蔡涛认为，《零售业务柜员手册》没有看到全本，账户数据明细不是电算化数据包中的原始数据，是被告伪造的。被告工行南通分行认为，对于《零售业务柜员手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账户数据明细是在2011年6月9日银监局来被告处查询蔡涛、黄菊美的账户情况，被告工作人员按照“蔡涛”、“黄菊美”的名字进行了查询所获得的查询结果。其中有一部分是其他人的，不是蔡涛和黄菊美的。诉讼过程中，本院依原告蔡涛申请从工行上海市分行查询了黄菊美的有关银行账户往来信息，根据该交易信息显示，2008年3月5日，黄菊美卡号********的银行卡上存入了202537.79元，交易时间为16:31:30,地区号为1111。经质证，原告蔡涛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面记载的黄菊美的银行卡开户时间不对，应该是2002年就开户了，一直没换过。法院查询的信息显示交易时间在2008年3月5日下午16:31:30，只有一笔卡存，交易金额为202537.79元，但实际上这张卡在当天下午16:28:44发生过一笔转账交易，是蔡涛的定期存款账户上的钱转入了黄菊美的这张卡上，金额为202587.79元，相差的50元是汇款手续费；第二笔发生在下午16:29:42，也是蔡涛的定期存款账户上的钱转入了黄菊美的这张卡上，金额为202553.15元；第三笔发生在下午16:30:22，也是蔡涛的定期存款账户上的钱转入了黄菊美的这张卡上，金额为202537.79元。被告工行南通分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1111”为南通的地区代号，但是对原告蔡涛陈述的2008年3月5日黄菊美银行账户上的交易情况有异议，当日16:28:44黄菊美持本人及蔡涛的身份证代理蔡涛支取了一笔蔡涛的定期存款本金176800元，税后利息是25787.79元，合计202587.79元，后黄菊美将上述款项转存入其在上海办理的卡62×××822卡内，当时办理该笔业务时间为16:30:22，扣除50元手续费，在16:31:30时202537.79元分毫不差存入黄菊62×××822的银行卡。原告蔡涛陈述的当日还有其他存款入了黄菊美的上述银行卡不是事实。诉讼过程中，原告蔡涛要求对被告工行南通分行提供的2002年2月25日流水号为45的储蓄存款凭条中“蔡涛”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支付鉴定费2700元。经本院委托鉴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南师大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3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经文证审查，检材为一份印制的凭条，装订在账册中，纸面基本完整、整洁。在检材中户名处有“蔡涛”签名字迹，经显微镜观察，该签名字迹为原件。样本包括自然样本，与检材装订在同一本账册中，有多处“蔡涛”字迹；以及一页实验样本，有多处“蔡涛”字迹，经显微镜观察，样本字迹均为原件。鉴定意见为署期“2002年2月25日”的工商银行《储蓄存款凭条》上户名“蔡涛”签名字迹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形成。经质证，原告蔡涛对于该鉴定意见书没有意见，但是认为取证作弊，对鉴定费发票没有意见。被告工行南通分行对于鉴定结果没有异议，对鉴定费发票也没有异议，但是应该由原告承担。诉讼过程中，本院还从南通监管分局调取了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的［2015］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申请人为蔡涛，被申请人为南通监管分局，其中南通监管分局答辩称，该局核查人员调阅了工商银行南通城北支行2002年2月25日会计凭证、登陆工商银行南通分行“储蓄账户查询系统”查证申请人账户信息，通过查阅会计凭证和信息系统业务发生额、账户余额、开销户信息，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有关工商银行南通城北支行抹掉其17.68万元存款的情况不属实。2011年6月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信后，即派员前往工商银行南通分行进行核查，申请人及其弟均在场，工商银行南通分行现场对申请人提出的疑问一一进行了解答。申请人现场目睹被申请人核查人员的工作过程，被申请人核查人员就核查结果当场与申请人进行了沟通。申请人于2011年7月2日补充了新的证据资料，出于对申请人投诉事项的重视，被申请人重新派出核查人员进行二次核查，核查时邀请了申请人及其弟到场，对申请人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2013年8月27日，申请人来被申请人处对2011年信访事项提出有关交易流水、记账凭证及资金流向的查询要求。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就有关诉求进行了沟通，建议申请人直接向工商银行南通分行提出查询要求。2013年10月16日，工商银行南通分行与申请人就有关查询事宜进行了现场沟通，并对查询结果进行了备忘。2013年11月1日，申请人再次提出资料查询要求。被申请人于2013年12月27日将查询情况书面告知申请人。通过核查工商银行“储蓄账户查询系统”和相关会计凭证，2002年2月25日，申请人蔡涛(账00×××677-4)支取本金6笔存款16万元，本息合计17.6823万元；存款支取后，当天新开蔡涛定期一本通账户(老账********，新账11×××300)，存款金额17.68万元，存期36个月。申请人认为在2002年2月25日支取当日又重新开立定期一本通存入，有开户和续存两份凭证，应该是存入了两笔款项。实际上，工商银行定期一本通的开立须通过两个交易流程，首先是开户交易，无需存入任何金额，并非申请人所说“两笔存款，均为17.68万元”。2002年2月25日，申请人蔡涛账00×××677出现4和8两个尾数，经查，5为储蓄所代号，67为账号，4和8为校验码，两者实为同一账号，不存在两个账号的问题，不存在“户名：黄菊美，账号********”的账户信息。此外，被申请人早在2011年11月28日就已对申请人进行了书面答复，告知被申请人的具体行为，同时告知申请人如不满意答复，可向江苏银监局提起复查。申请人自知晓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至今已超过3年，明显超过了申请复议的法定期限。综上，被申请人按照《信访条例》要求认真开展信访核查，根据核查发现情况及时向申请人反馈核查结果，复议申请提及的被申请人“两次结论查证不实、有违事实”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复议申请时已明显超过复议法定时限，恳请驳回复议申请。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经复议认为，对申请人反映的工商银行南通城北支行违法抹掉其存款问题，被申请人根据监管职责进行了核查，多次与申请人进行沟通，于2011年11月28日将调查结果书面答复申请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项有关规定，“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是行政复议申请受理条件之一。申请人自知道被申请人2011年11月28日作出的书面答复意见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3年，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遂驳回了申请人蔡涛的行政复议申请。诉讼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向本院出具了《关于蔡涛及黄菊美帐户情况的说明》，一、蔡涛帐户的情况为：1.账号********-4，升级后帐号变********-8，后历次升级，账号依次变12×××511********，该账号于1999年2月22日开户，存入五笔3万元，一笔1万元，存期均为36个月，销户日均为2002年2月25日，实际本息合计(扣除利息税后)为176822.56元；2.账11×××511，升级后帐号变********，该账号于2002年2月25日开户，存入金额176800元，存期36个月，销户日2008年3月5日，实际本息合计(扣除利息税后)为202587.79元。二、黄菊美帐户情况为：1.帐号********-0，升级后该帐号依次变00×××322********，该帐号于1999年2月11日开户，存入金额3万元，存期36个月，销户日为2005年3月4日，实际本息合计(扣除利息税后)为35321.96元。2.帐号********-8，升级后该帐号依次变00×××400********，该账号于1999年2月11日开户，存入金额3万元，存期36个月，销户日期为2005年3月4日，实际本息合计(扣除利息税后)为35321.96元。3.帐号********，该账号于2005年3月4日开户，分别存入两笔各35000元，存期36个月，销户日2008年3月18日，实际本息合计(扣除利息税后)为75651.38元。三、经核实，蔡涛及黄菊美的数次账号变化均符合工行每次系统升级时账号的升级规则，上述账号变化前后均为同一账户。在账号升级后，如持原定期存折办理业务，则须先行换折并重登升级后的账号信息才能正常办理。四、针对原告提出的2002年2月25日交易编号隔号的问题，因当时辖内各市分行(包括南通地区)办理定期存折类相关业务是以该地区全部网点排序的。客户在某网点办理定折类业务过程中，如果该地区其他网点同时办理了一笔定折类相关业务，就会出现该客户的两笔交易间编号隔号的情况，实属正常。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02年2月25日原告蔡涛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为一笔17.68万元还是两笔17.68万元？对此，原告蔡涛主张，当日按在被告处转存的金额计算，至少为两笔17.68万元，而且当日从被告处取得的定期一本通存折上也打印了两笔17.68万元，只是在2003年3月26日原告蔡涛的儿子蔡骏办理出国证明的时候，被被告换折，换成了一笔17.68万元。被告工行南通分行则主张，2002年2月25日原告蔡涛新开立定期一本通，存入的一笔17.68万元，是由1999年2月22日原告蔡涛开立的定期一本通上的6笔存款本息转存，分别是：五笔3万元，一笔1万元，共计16万元，原告支取本息共计176822.56元，除支取22.56元外，余款176822元存入新开户的定期一本通。此后虽经换折，但新旧存折上均只有一笔17.68万元，2008年3月5日，原告蔡涛的配偶黄菊美代理全额支取，税后本金利息共计202587.79元，全部存62×××822的卡内，至此原告在被告处已无任何存款。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案中原告蔡涛作为存款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存款或转存、续存的事实，且该部分证据不属于原告无法取得或提供的证据。基于上述原则，本院对于本案中原、被告提供的，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围绕争议焦点综合认证如下：1．原告蔡涛虽然提供了2002年2月25日的取款凭条和利息清单，但其数额相加，扣除原告蔡涛在庭审中自认的取走了20余元的现金外，仅能构成一笔17.68万元存款的来源，而原告蔡涛亦承认当日并无以其他现金存款。而其他在2002年2月25日之前由蔡涛或黄菊美存入，在2002年2月25日之后取款的存款，并不能构成2002年2月25日存款的一部分，对于原告蔡涛在本案中的争议主张不产生影响。2．对于原告蔡涛提供的手工摘抄记录，其未能提供可对照的原件，且不能证明其上的“蔡涛”、“黄菊美”即为本案的原告蔡涛及其配偶黄菊美，结合本院调自南通监管分局的账户数据明细，明显可知其中有部分存款人“蔡涛”、“黄菊美”实为同名同姓，并非本案原告蔡涛及其配偶黄菊美。此外该手工摘抄记录第一、二行记载的1999年2月11日的存款情况金额并非是原告所主张的两笔6万元，而是两笔3万元，原告蔡涛的该部分陈述缺乏证据支持。3．被告对于原告蔡涛提供的2013年10月16日的座谈备忘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座谈备忘录记载的存款查询情况，可知自1994年2月15日至1998年2月6日，蔡涛、黄菊美共在被告处存入本金16.5万元，并分别于1999年2月11日、2月22日销户，结合原告蔡涛的陈述及工行江苏省分行出具的《关于蔡涛及黄菊美帐户情况的说明》，即使加上原告蔡涛陈述的其间还补足了600元，扣除1999年2月11日存入并于2005年3月4日销户的两笔3万元，共6万元后，其余本息余额在2002年2月25日亦不足以构成两笔17.68万元存款。4．对于2002年2月25日的17.68万元的存款情况，被告工行南通分行提供了开户及存款的两张储蓄存款凭条，其中流水号为45的储蓄存款凭条中无论是手书金额部分还是打印金额部分均为176800元，原告蔡涛虽对该张储蓄存款凭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伪造，但经鉴定，该储蓄存款凭条为原件，且为蔡涛本人的签名，故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流水号为44的无款开户的储蓄存款凭条，原告蔡涛认为当时工行南通分行已不存在无款开户的情况，针对原告的观点，被告提供了同期的其他储户无款开户的证据，原告蔡涛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南通监管分局核查的情况，本院对于被告的主张予以认可；对于被告工行南通分行提供的账号********，户名为蔡涛，开户日期为2002年2月25日，金额为176800元的定期一本通存折，原告蔡涛虽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结合本案中的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对于原告蔡涛提出的2002年2月25日的取款凭条交易号或流水号出现不连续的问题，被告工行南通分行作出了解释，并提供了当日流水号为00640的他人办理换折业务的凭条，原告虽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工行江苏省分行出具的《关于蔡涛及黄菊美帐户情况的说明》，本院对于被告的主张予以认可。6．对于被告工行南通分行提出的账号变化的问题，原告蔡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存折开户、办理换折手续、冻结业务等证据具有连贯性、合理性，且对于账号的变更问题为其上级行在《关于蔡涛及黄菊美帐户情况的说明》中予以确认，并为监管机构南通监管分局核实确认。况且，原告蔡涛虽认为不同的账号代表不同的存款，但其未能提供相关存款另有来源的证据，故本院对于被告的该部分主张予以认可。7．对于案涉2002年2月25日存入的17.68万元定期存款的支取情况，根据原、被告提供的有黄菊美签字的2008年3月5日取款及存款的个人业务凭证，结合本院从工行上海分行调取的黄菊美卡号********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可以确认黄菊美于2008年3月5日16:28:44从蔡涛11×××300银行帐户内支取存款本金17.68万元，扣除利息税后本息合计为202587.79元，再扣除50元的汇付手续费后，于当日16:30:22汇入黄菊美的卡号********的银行账户，并于当日16:31:30到账的事实。至于在个人业务凭证上记载的交易序号一为00078，一为00079，也符合分别办理取、存款业务的事实。原告蔡涛虽认为当日还有其他“暗账”，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能提供逻辑自恰的解释，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基于上述认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蔡涛于1994年2月15日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储蓄网点存入五年期定期存款3万元，并于1999年2月22日销户；于1996年2月17日存入三年期定期存款5.5万元，并于1999年2月22日销户；于1998年2月6日存入一年期定期存款6万元，并于1999年2月11日销户。此后，原告蔡涛又于1999年2月22日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储蓄网点开立定期存款一本通帐户，存入五笔3万元，一笔1万元，存期均为36个月的定期存款，并均于2002年2月25日销户，支取的税后本息合计为176822.56元。该帐户开立时的帐号********-4，后陆续升级00×××677-812×××51111×××133。同日，原告蔡涛在支取上述存款后，又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储蓄网点开立了城市号为11114，帐号********的定期存款一本通帐户，存入一笔176800元，存期为36个月的定期存款。此后，该账户的账号升级********，并于2003年3月26日在蔡涛的儿子蔡骏因出国需要办理储蓄存款证明时换折。2008年3月5日黄菊美支取上述账户中的全部存款本金176800元、利息31626.76元，扣除利息税5838.97元、汇付手续费50元后，将余额202537.79元存入黄菊美的卡号********的银行账户中。黄菊美于1994年2月15日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储蓄网点存入五年期定期存款2万元，并于1999年2月22日销户。此后，黄菊美又于1999年2月11日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储蓄网点存入两笔存期36个月的定期存款各3万元，并均于2005年3月4日销户，税后本息合计为70643.92元。同日，黄菊美又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的储蓄网点存入两笔存期36个月的定期存款各35000元，并均于2008年3月18日销户，税后本息合计为75651.38元。另查明，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的工银发［1996］54号文发布的《中国工商银行会计基本制度》，永久保管的会计档案包括存(包括储蓄存款)、贷款开销户登记簿等；保管期十年的会计档案包括凭证及附件(含单独装订的凭证附件、输入计算机开销帐户、冲账、删账、调整积数、利率、启动计息通知书)、存、贷款余额及应收利息对账回单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蔡涛作为存款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存款或转存、续存的事实，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02年2月25日在被告工行南通分行存入两笔17.68万元的存款。相反，根据被告工行南通分行提供的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以及鉴定结论均证明了蔡涛、黄菊美在2002年2月25日在被告处支取的存款与当日存入一笔17.68万元的存款相符，且此后该笔存款本息扣除合理税费后已全额转入黄菊美的银行账户。此外，被告工行南通分行无论是在本案诉讼前还是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均已将蔡涛、黄菊美的银行存款开销户情况及双方存有争议的原始存、取款凭证情况查询、复制给了蔡涛、黄菊美，并为其上级行及监管单位所确认，已尽其储蓄合同的随附义务。故对于原告蔡涛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36元、鉴定费2700元，合计6536元，由原告蔡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836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审 判 长  吴陈根代理审判员  张美龙代理审判员  张 慧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葛 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