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7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大道210号。法定代表人：高立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青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山东文康（青岛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山海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保税港区莫斯科路37号（A）。法定代表人：杨根其，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宝文，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晖，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山海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1257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津海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青林、刘畅，被上诉人青岛山海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宝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海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125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天津海汇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青岛山海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天津海汇公司并非涉案14票货物的所有权人为由认定天津海汇公司与青岛山海通公司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天津海汇公司与青岛山海通公司于2017年9月1日签订了书面的《仓储合同》，双方对此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也予以确认。从合同的约定内容看，该合同是双方对于由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储天津海汇公司的橡胶货物之相关事宜而签订的框架性协议，并非针对某一票货物，而是对可能由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储的多批货物而签订的。可见，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仓储合同关系。二、从天津海汇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储了天津海汇公司的货物。现青岛山海通公司无法向天津海汇公司返还所仓储的货物，其理应按约定承担赔偿责任。1.天津海汇公司为证明其购买了货物并将货物仓储在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库的事实，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包括：天津海汇公司从上手卖方采购货物的采购合同、看货证明、上手的存货凭证等；天津海汇公司向上手卖方支付货款的银行凭证；青岛山海通公司向天津海汇公司提供的存货凭证、双方交接材料的聊天记录，等等。天津海汇公司购买货物之后，曾多次去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库对仓储货物进行巡视，青岛山海通公司均予以配合。尤其是，双方于2017年12月27日再次对仓储货物进行了盘点，确认货物没有问题之后，青岛山海通公司还向天津海汇公司出具了书面的《库存盘点清单》。该清单上有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库经理张祥峰的签字并加盖了青岛山海通公司的印章。该印章与一审法院从黄岛海关调取的相关材料中的相应印章是一致的，这证明该印章是真实的，且青岛山海通公司也经常对外实际使用该印章。2.虽然黄岛海关出具的证明材料显示相关“进境备案清单”项下的货物在天津海汇公司与上手卖方签订采购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报关并被运出了青岛保税区，但是，橡胶货物属于种类物，是可替代的，所以，不排除上手卖方基于交易需要或其他考虑，将其他橡胶货物交付给天津海汇公司的可能性。否则，如果天津海汇公司的上手卖方在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库没有货物可供交付，那么青岛山海通公司不可能频繁的向天津海汇公司出具存货凭证等相关证明。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天津海汇公司的上手卖方有货物仓储在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库，这些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天津海汇公司之后，青岛山海通公司才向天津海汇公司出具了存货凭证及《库存盘点清单》等仓储凭证。3.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仓储凭证是仓储货物的唯一权利凭证。既然青岛山海通公司向天津海汇公司出具了存货凭证和《库存盘点清单》，就说明青岛山海通公司认可其仓储了天津海汇公司的货物。这种情况下，即使涉案14个《进境备案清单》项下的货物确实早已被提走，也不能免除青岛山海通公司应向天津海汇公司承担交付同种货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而且，仓单具有无因性，无论天津海汇公司与上手卖方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货物是否被提走，青岛山海通公司都应当向天津海汇公司承担仓单责任。三、即便天津海汇公司的上手卖方确无货物交付，天津海汇公司也可以基于青岛山海通公司构成共同侵权而要求青岛山海通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天津海汇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不冲突。一审法院在没有进行释明的情况下径行驳回了天津海汇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程序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青岛山海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天津海汇公司与青岛山海通公司之间就涉案争议的14票货物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天津海汇公司与青岛山海通公司之间就涉案的14票货物并未成立仓储合同关系，天津海汇公司陈述的“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储了天津海汇公司的货物”的主张并不成立，青岛山海通公司的确保管仓储过涉案的14票货物，但经青岛山海通公司举证及一审法庭查实，该涉案14票货物在青岛山海通公司处仓储期间所有权人并非天津海汇公司，因此就涉案的14票货物天津海汇公司与青岛山海通公司之间并未成立仓储合同关系。1、天津海汇公司主张，其取得涉案14票货物的所有权系通过买卖交易方式取得，但通过一审查明事实，天津海汇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该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已经不存在，天津海汇公司通过买卖方式不能够取得涉案货物的所有权。2、天津海汇公司主张，其取得涉案14票货物的所有权系通过买卖交易方式取得，但涉案货物在进口及在保税区内时，天津海汇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三方卖家并非涉案14票货物的进口商，也非货物流转过程中的货权人，在涉案货物在青岛山海通公司处仓储时，该三方卖家并不享有上述14票货物的所有权，即天津海汇公司的三方卖家无权将涉案的14票货物出卖给天津海汇公司，天津海汇公司也不能因此取得涉案14票货物的所有权。3、天津海汇公司所主张的仓单是仓储货物的权利凭证问题，本案中天津海汇公司所提交的所谓青岛山海通公司出具的仓储凭证均为复印件，且该证据均是从所谓的案外第三方处取得的，并不是从青岛山海通公司处直接取得的，该复件上所加盖的印章真实性更无法核实，天津海汇公司基于该复印件所做的推断及猜想均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能够认定任何案件事实。4、从天津海汇公司主张的涉案业务的洽谈、存货凭证的取得分析，青岛山海通公司认为天津海汇公司与其所谓三家上家的买卖交易为虚假交易。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天津海汇公司与青岛山海通公司之间就涉案14票货物并未成立仓储合同关系，天津海汇公司以仓储合同关系为请求权基础主张青岛山海通公司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天津海汇公司依据合同法提起仓储合同纠纷要求青岛山海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违约责任相应规定进行审理并依法判决，审判程序及法律适用并不任何不当及违法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2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即天津海汇公司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或依照其他法律为基础提起请求权诉讼，这是天津海汇公司的权利，而天津海汇公司选择依据合同法向青岛山海通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即应按照该诉由审理案件。而天津海汇公司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并不适用该条规定，因一审法院在本案诉讼中并未认定天津海汇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本案事实不一致，一审法院一直依照天津海汇公司主张的仓储合同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并依据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依法作出裁决，审判程序并无不当。天津海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4322304美元，暂按起诉时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29002659.84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未及时赔付上述经济损失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以4322304美元为基数，按24%的年利率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4日,原告将其自行进口的201.6吨的橡胶存放于被告仓库，备案清单号421020171000016107。2018年6月14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货权转移指令，将该货物货权转移给SUPPORTERINTERNATIONALTRADECO，LTD.(斯普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日斯普特公司要求被告按照青岛环球输送带有限公司的指令办理提货出库手续，被告依照青岛环球输送带有限公司的指令为该批货物办理了出库手续。2017年9月1日，原、被告在青岛保税区签订《仓储合同》，约定由被告为原告提供仓储服务。刘志强系被告工作人员；张祥峰曾系被告工作人员、且是涉案无争议的备案清单号421020171000016107货物存储的被告方经办人。2017年1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库存盘点清单》，载明本案所涉全部15个进境备案清单号（争议14个，以及无争议的备案清单号421020171000016107），入库日期及数量等，末端载明：盘点人：张伟佳盘点核实无误2017.12.27货权单位：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仓储单位：青岛山海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仓库责任人：张祥峰”。依据黄岛海关出具的复函，争议14票进境备案清单项下的货物均在对应的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之前已经离开保税区。具体的进境备案清单号、原告主张的合同签订时间、海关复函载明的货物出库时间，详见下表：            进境备案清单号              上 手 名 称              买卖合同时间              出 库 时 间                  421020171000006552              HGGO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IMITED            原告证据5-9所涉业务              2017年8月10日              2017年6月7日                  421020171000012346              2017年6月22日                  421020171000004054              2017年4月5日                  421020171000004058              2017年4月1日                  421020171000000045              最后一车出库时间为2017年3月1日                  421020161000030310              LONGHAI INDUSTRY GROUP CO.,LTD(隆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证据10-14所涉业务              2017年8月17日              最后一车出库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                  421020171000008363              最后一车出库时间为2017年6月28日                  421020171000007361              2017年4月20日                  421020171000009787              2017年6月23日                  421020171000009638              最后一车出库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                  421020171000020132              QINGDAO XINXINSHUNDA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青岛鑫鑫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证据15-19所涉业务              2017年9月3日              2017年8月30日                  421020171000020133              2017年8月30日                  421020171000019293              2017年8月25日                  421020171000020540              最后一车出库时间为2017年9月6日      原告主张涉案争议14单货物系保税区内在库货物的买卖，一共2822.4吨，其卖出201.6吨，被告无法交付的为2620.8吨，据此主张该2620.8吨货物的经济损失4322304美元（暂按起诉时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29002659.84元）及利息。庭后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代理词：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代理词主张：1、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原告将诉争货物仓储在被告仓库。虽然被告坚持称原告所持有的扫描件不真实，但这些扫描件与库存盘点清单、录音、QQ聊天记录等相互印证能形成证据链，能够认定存在诉争货物的仓储合同关系。虽然海关函件显示本案争议货物在原告与上手卖方签订买卖合同时就已经报关并出了保税区，但橡胶货物属于种类物，可以替代，所以不排除上手卖方基于交易或者其他考虑而将其他橡胶交付给原告的可能性。如果原告的上手卖方在被告仓库没有货可以交付，被告不可能频繁地向原告出具存货凭证等相关证明。根据合同法第387条规定，仓单是仓储货物的唯一权利凭证，被告承认其仓储过涉案货物，且被告向原告出具存货凭证、《库存盘点清单》。无论原告与上手卖方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货物是否存在，被告都应当向原告承担责任。2、即便原告的上手方确实无货物交付，原告也可以基于被告参与了共同欺诈（被告明知未仓储货物仍频繁向原告出具虚假的存货凭证、《库存盘点清单》等材料），构成共同侵权，而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无论基于违约还是基于侵权都可以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需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代理词主张：1、原告对其主张的诉争货物从未取得货权，也不可能取得货权。2、原告从未将涉案争议货物存放于被告保税仓库，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3、综合本案证据，原告的上手卖家在无涉案货物货权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若原告损失真实，原告应向其上游索赔或提起刑事立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原告天津海汇公司主张其与被告青岛山海通公司就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成立仓储合同关系，被告应就没有的仓储货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山海通公司否认双方具有该争议14票货物的仓储合同关系，故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的仓储合同关系；二、被告应否就原告诉请的货物损失及利息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的仓储合同关系。双方对2017年9月1日签订《仓储合同》无争议，原告主张此系双方的框架协议，涉案全部货物系依据该框架协议与被告成立仓储合同关系；被告主张该协议并非框架协议，双方仅存在一次仓储合同关系，已履行完毕，涉案争议的14票货物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就双方的争议这一细节，一审法院认为，无论2017年9月1日签订的《仓储合同》是否框架协议，原告仍应就其主张的争议之14票货物与被告成立仓储合同关系提交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海关函件所确认的事实不一致来分析。原告主张其从上手卖方购入本案争议的14票货物，且确认系保税区内在库货物的买卖；但是依据黄岛海关出具的函件，原告在与其上手卖方签订涉案14票货物买卖合同时，该14票货物已出关离开保税区，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原告签订涉案争议14票货物买卖合同时，该14票货物并不存放在被告的仓库。原告关于不排除出关后仍在保税区保存的主张，无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海关出具的函件载明的货物已出保税区的事实相悖，原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是争议之14票货物的所有权人。2、结合原告主张的仓储业务的洽谈、存货凭证等资料的取得来分析。原告主张其在购买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时，该些货物已经在被告仓库，系在库货物，但原告并未直接与被告核实其欲购买的涉案货物的情况，原告主张其系通过案外人德泰行公司联系看货、买卖、仓储事宜，且签订合同后原告亦未取得存货凭证的原件，前述交易中的细节均存在交易风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国有企业在交易中更应审慎地进行交易，以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原告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有义务核查争议货物是否在被告仓库，但原告并未谨慎核查就签订合同并付款显然加大了货款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原告提交证据21德泰行公司交付的看货证明，欲证明“原告在采购涉案14票货物之前，为确保货物真实存在并存放在被告仓库，曾要求德泰行公司派员去被告仓库实地看货。该公司经实际查看、确认无误之后曾向原告提供了看货证明三份”。但经一审法院核查看货证明的内容,三份《看货证明》并没有载明系买卖合同签订之日之前看货，暂且搁置这表述不详的看货时间;再比对三份看货证明的落款日与原告购买14票货物买卖合同的签订日、付款日，看货证明的落款日均晚于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据此原告关于德泰行公司提供看货证明后才采购涉案14票货物的主张，一审法院难以采信。            进境备案清单号              买卖合同时间              付款时间              看货证明落款日                  421020171000006552等5单              2017年8月10日              2017年8月10日              2017年8月18日                  421020161000030310等5单              2017年8月17日              2017年8月25日              2017年8月18日                  421020171000020132等4单              2017年9月3日              2017年10月11日              2017年9月15日      3、本案中，2017年1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库存盘点清单》中载明“备案清单号000016107、000020540……货权单位：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一审法院已认定原告并非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的货物所有权人的情况下，该《库存盘点清单》不能认定存货人即为原告，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就诉争14票货物成立事实上的仓储保管合同关系。综上，原告与被告就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的仓储保管并未成立合同关系，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应否就原告诉请的涉案货物损失及相关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据其与上手的买卖合同、付款凭据、被告出具的《库存盘点清单》，以及被告工作人员录音等证据，主张其系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和实际存货人，现被告仓库中没有原告的货物，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就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的存储并未成立合同关系，故原告以原、被告之间就该14票货物存在仓储合同关系为请求权基础主张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主张原告无论基于违约还是基于侵权，都可以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需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早于原告签订的该14票货物的买卖合同而出保税区，原告不是该14票货物的所有权人，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不成立。至于原告在代理词中主张被告“频繁向原告出具虚假的存货凭证、《库存盘点清单》等材料”构成共同侵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并未主张其持有的存货凭证、《库存盘点清单》等材料虚假、亦未变更诉讼请求，据此，原告若认为被告出具虚假材料故而应承担侵权责任，并非本案审理范畴，原告可另行寻求救济。还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主张涉案争议14票货物一共2822.4吨，其卖出201.6吨。在一审法院基于本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尚不能确定原告系争议14票货物所有权人的情况下，原告还出售一票货物并收回货款，虽原告主张的该一票货物的销售与本案争议焦点原、被告是否存在14票货物的仓储合同关系无关，此买卖合同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但原告主张的此销售之节若属实，则与原告代理词中关于被告出具虚假资料的主张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813元、保全费5000元，前述合计191813元，由原告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天津海汇公司和青岛山海通公司是否就涉案14票货物存在仓储合同关系，青岛山海通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行为。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双方对2017年9月1日签订《仓储合同》及已履行过一次仓储合同的事实无争议关于就涉案14票货物双方是否存在仓储合同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天津海汇公司主张其从上手卖方购入本案争议的14票货物，且确认系保税区内在库货物的买卖。天津海汇公司主张其在购买涉案争议之14票货物时，该些货物已经在青岛山海通公司仓库，系在库货物，但天津海汇公司并未直接与青岛山海通公司核实其欲购买的涉案货物的情况，其系通过案外人德泰行公司联系看货、买卖、仓储事宜，签订合同后天津海汇公司亦未取得存货凭证的原件。但是依据黄岛海关出具的函件，天津海汇公司在与其上手卖方签订涉案14票货物买卖合同时，该14票货物已出关离开保税区，该14票货物并不存放在青岛山海通公司的仓库。相关的三份《看货证明》并没有载明系买卖合同签订之日之前看货，看货证明的落款日均晚于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与天津海汇公司主张的关于德泰行公司提供看货证明后才采购涉案14票货物相矛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天津海汇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是争议之14票货物的所有权人并无不当。在此前提下，天津海汇公司提交的《库存盘点清单》也不足以证明天津海汇公司、青岛山海通公司之间就诉争14票货物存在事实上的仓储保管合同关系。天津海汇公司主张青岛山海通公司违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天津海汇公司依据合同法提起仓储合同纠纷要求青岛山海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违约责任相应规定进行审理并依法判决，一审程序并不违法。天津海汇公司若认为青岛山海通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天津海汇公司可另行主张。综上，天津海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6800元，由上诉人天津港保税区海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彬审判员 左玉勇审判员 安景黎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徐筱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