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0民终6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安县众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潺陵新区潺陵大道（富丽雅花园）第5幢1单元第4层401号房。法定代表人：龚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先涛，湖北国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元享，男，196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公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职工，现住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长喜，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会娥，女，1971年7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公安县。上诉人公安县众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邹元享、罗会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7）鄂1022民初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先涛，被上诉人邹元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长喜，被上诉人罗会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中对上诉人的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违背了客观、公正原则。1.虽然2014年12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罗会娥签订了《房屋过户协议》并要求其儿子邓陈诚在该份协议上签名，但是邓陈诚并非当日签字，而是事后很久才签字。签字后上诉人在没来得及解除房屋抵押手续及直接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更未与陈文章碰面协商过户的时候，通过罗会娥知道了被上诉人邹元享想购买该房屋，上诉人从减少清收费用角度出发终止了所有准备过户行为。因此，不存在该份协议陈文章不认可的问题，更不能仅凭该份协议上的时间就推定上诉人早已知道该房屋不能过户的事实。2.虽然上诉人曾委托ＸＸ新清收欠款，但不能在未有委托授权的情况下推定此次清收行为中ＸＸ新是上诉人的代理人。根据罗会娥的陈述及ＸＸ新的证言，在2015年3月被上诉人邹元享起诉被上诉人罗会娥的案件中，ＸＸ新是罗会娥的代理人，邹元享要求以85万元价格购买抵押房屋在前，罗会娥与ＸＸ新协商在后。根据两人的证言，罗会娥请ＸＸ新把关，ＸＸ新仅仅作为罗会娥的代理人，不能因此认定在此案件中ＸＸ新的行为代表了上诉人的行为。3.根据2015年3月被上诉人邹元享起诉被上诉人罗会娥时的证据材料，在邹元享通知罗会娥准备用85万元价格购买抵押房屋时，邹元享早已知道2013年5月31日罗会娥与其前夫陈文章在《调解协议》中关于“房屋归儿子邓陈诚所有，如果该房屋买卖过户需男女双方同意方可”的约定，更是在房管局调取了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的全部卷宗材料（包括虚假的调解协议）。邹元享并不是在执行过程中才知道所谓两份调解协议的事情，不能仅凭被上诉人邹元享单方的陈述就认定邹元享事前不知道上述约定及相关事实，更不能以罗会娥与ＸＸ新未向其表明办理抵押时使用虚假调解协议就推定上诉人与罗会娥隐瞒不能过户的事实损害了邹元享的利益。4.2015年5月15日，虽然上诉人参与了邹元享与罗会娥的调解，但是上诉人仅仅只是一个见证者而非参与者，仅仅是对邹元享及罗会娥承诺其还钱后归还房屋他项权利证书。房屋过户是买卖双方的事情，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作为抵押权人没有义务对房屋过户作出承诺，也不知道房屋过户需要何种资料，不能因此推定上诉人隐瞒房屋不能过户的事实。5.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权成立采取登记主义原则，抵押房屋在被上诉人罗会娥名下，上诉人依此办理抵押登记并无不当。即使抵押行为存在瑕疵，也不能依此推定上诉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更不能以此推定上诉人与罗会娥共同隐瞒相关事实以转嫁风险。二、所谓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的义务。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邹元享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1.2013年6月13日，被上诉人罗会娥在上诉人处借款50万元并依法在公安县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手续，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公安房他证东字第××号。该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应受法律保护。2.上诉人只收取了罗会娥归还的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10万元，没有收取邹元享60万元资金。根据证据材料显示，2015年5月19日，罗会娥授权ＸＸ新将应还上诉人的50万元本金及10万元利息偿还给上诉人。ＸＸ新将款项汇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出具了正式的还款还息凭证并于2015年5月19日、5月21日分别将还款还息凭证及房屋他项权利证书返还给罗会娥并由其亲笔签收。3.（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是邹元享与罗会娥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上诉人无关。该调解书第二条载明“被告罗会娥将自己所有的坐落在公安县××××（县农科所小区）五栋一单元一层108房门面一间以人民币85万元价格出售给原告邹元享”、第三条载明“……罗会娥用出售邹元享上述门面所得85万元首先偿还公安县众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及全部利息10万元。剩余25万元偿还给邹元享”、第四条载明“邹元享实际支付购房款60万元给罗会娥时……”，这些内容均可表明，邹元享的购房款是直接支付给罗会娥的。4.根据ＸＸ新的证言及罗会娥的陈述以及罗会娥的授权委托书可知，邹元享将钱打入ＸＸ新的账户是因为罗会娥没有农行银行卡而要求邹元享将应付购房款打入ＸＸ新的账户，并不是依据上诉人的要求打入ＸＸ新的账户。ＸＸ新依据罗会娥的委托将钱打入上诉人的账户是归还罗会娥所欠上诉人的借款本息。上诉人与邹元享之间不存在任何财务往来及法律关系，仅存在罗会娥偿还上诉人本息60万元的事实。由此可见，上诉人并未收取邹元享的任何资金，上诉人是根据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收取的罗会娥的逾期贷款，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上诉人收取罗会娥的款项具有合法依据，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与被上诉人邹元享间并不存在任何资金往来，两者间缺乏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三、上诉人和罗会娥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的行为。1.2015年3月17日被上诉人邹元享因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罗会娥时，邹元享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四-2显示，邹元享已在房管局调取了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的全部卷宗材料，其中包括了邹元享所说的上诉人与罗会娥向其隐瞒的虚假调解协议。这些事实说明邹元享于2015年3月17日起诉罗会娥时就已知道罗会娥通过离婚协议的方式将其名下的房产赠与给其儿子的事实，更知道罗会娥用虚假离婚协议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根本不存在邹元享与罗会娥达成调解协议时不知道罗会娥不享有所有权的真实情况等问题。2.根据罗会娥的证明可知，ＸＸ新是罗会娥的代理人，上诉人找罗会娥催收贷款时，邹元享在未知会上诉人的情况下已有用85万元购买罗会娥门面的意向，并不是上诉人主动要求或者动员邹元享去购买罗会娥名下的门面，故不存在上诉人与罗会娥恶意串通导致调解协议成立的问题。3.邹元享与罗会娥达成购买房屋的意向后才向上诉人反映此事，作为上诉人而言，其享有的仅仅是房屋的抵押权而非所有权，其没有对该房屋进行处理的权利，仅有在罗会娥归还贷款本息后返还抵押凭证的义务。上诉人在罗会娥承诺还款后同意只要归还贷款本息，上诉人马上返还抵押凭证给罗会娥。且上诉人也的确将抵押凭证返还给了罗会娥。由此可见，上诉人与罗会娥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的行为。邹元享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并不是因为房屋存在抵押，过户不能的后果应由邹元享与罗会娥自行承担。四、虽然（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已被法院撤销，但是上诉人认为法院以违反自愿原则撤销该调解书的理由是错误的。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前对该房屋已由离婚调解协议赠与给罗会娥儿子且处理应由男女双方共同同意的现状是十分清楚的，在此前提下邹元享仍然与罗会娥达成调解协议。即使罗会娥提供篡改的离婚调解协议办理抵押，但这并非房屋不能过户的理由。邹元享之所以不能办理房屋过户，不是因为抵押不能解除，而是因为离婚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赠与行为，对此邹元享早已明知。因此，不存在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收取罗会娥的60万元借款本息具有合法依据，不存在不当得利。上诉人没有收取邹元享的任何款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调解协议被撤销，邹元享支付罗会娥的购房款60万元应由罗会娥返还，与上诉人无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违背客观、公正原则，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依法驳回邹元享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邹元享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罗会娥共同隐瞒房屋无法过户的事实真相，转嫁风险给答辩人。1.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在明知自己被罗会娥所骗，“他项权证”无效，权利无法实现时，便委托ＸＸ新清收罗会娥的债务。ＸＸ新与被上诉人罗会娥于2014年12月17日协商，采取补救措施，补签订了《房屋过户协议》，并由房屋登记产权人罗会娥和房屋赠与后的产权人陈诚（罗会娥的儿子）共同签字后到公安县房产管理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公安县房产管理局因“他项权证”无效而拒绝办理。于是，2015年初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准备向法院起诉罗会娥。这已充分证明众和小额贷款公司隐瞒房屋无法过户、“他项权证”的权利无法实现的事实真相。2.ＸＸ新既是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委托清收的委托代理人，又是罗会娥与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罗会娥的代理人，在三方协商答辩人购买罗会娥房屋和用购房款优先偿还罗会娥所欠上诉人的借款时，罗会娥与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相互串通隐瞒了房屋“他项权证”不能正常过户的相关事实，转嫁风险给答辩人邹元享。3.罗会娥与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共同称双方签订了《房屋过户协议》可以办理房屋过户，并将《房屋过户协议》在三方协商时交给答辩人过目，上面有房屋登记产权人罗会娥和房屋赠与后的产权人陈诚（罗会娥儿子）共同签字。答辩人认为既有房屋“他项权证”、《房屋过户协议》及三方一致同意的调解协议作保障，自己又还可以收回罗会娥25万元的债权，这才将60万元按照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陈新华的安排汇入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委托清收债务的代理人ＸＸ新的个人银行账户。二、上诉人持有的公安房他证东字第××号“他项权证”无效，上诉人对罗会娥非法抵押的房屋不享有优先权。公安房他证东字第××号“他项权证”是依据罗会娥提供的虚假离婚协议办理的，抵押人罗会娥已不是房屋所有人，罗会娥无权抵押。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明知自己被罗会娥所骗，自己手持有的“他项权证”无效而不能正常过户的情况下，仍主张抵押权优先，转嫁风险。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收取答辩人60万元的购房款，属于不当得利。三、（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被认定无效撤销后众和小额贷款公司依民事调解书收取的60万元借款本息应予返还。公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2民再1号再审判决认为被告罗会娥在原审时，利用自制的篡改调解协议书（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时所用），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使得与原审原告邹元享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并非系原审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而做出，故依法判决撤销公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被认定无效撤销后，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的规定，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必须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给答辩人。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事实否认了案件事实真相，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罗会娥未陈述答辩意见。邹元享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2.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与被告罗会娥共同承担60万元占用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5%计算；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31日，被告罗会娥与其前夫陈文章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其《调解协议》中约定：“位于公安县××湖堤镇××号（农科所小区）5栋1单元1层108号房屋（产权证：公安房权证东字第××号）一套归儿子邓陈诚所有，如果该房屋买卖过户需男女双方同意方可”。2013年6月13日，被告罗会娥将离婚调解协议中约定为儿子所有的房屋篡改为“归女方所有”，并持该篡改过的协议向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申请抵押贷款50万元，贷款期限5个月，抵押房屋在房产部门办理了《他项权证》。贷款到期后，罗会娥没有依约还款，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即委托法律工作者ＸＸ新向其清收，清收过程中，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要求罗会娥配合对抵押房屋过户，用以抵偿欠款。罗会娥称房屋过户需儿子签字同意方可，此时，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经调查才得知罗会娥提供了虚假的抵押贷款资料，为了采取补救措施，2014年12月17日,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要求罗会娥的儿子邓陈诚在《房屋过户协议》上进行了签名，但陈文章不认可，致使房屋仍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与此同时，因被告罗会娥对原告邹元享还负有债务，邹元享于2015年5月将罗会娥诉至本院，审理过程中，ＸＸ新得知罗会娥与邹元享正在协商以上述“抵押”房屋抵偿欠款的事宜，罗会娥即与ＸＸ新共同参与协商，其一可以为罗会娥在法律程序上把关，再者，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欠款可以一并解决。2015年5月15日，罗会娥、邹元享、ＸＸ新以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某一同到公安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参加调解的人没有向邹元享和案件承办人透露已办理他项权证的抵押房屋不能过户的相关信息，调解协议遂很快达成，其内容为：“一、截至2015年5月15日止，罗会娥下欠邹元享人民币34.3万元；二、罗会娥将自己个人所有坐落在某某路某某号的（产权证：公安房权证东字第××号）房屋以人民币85万元价格出售给邹元享；三、因罗会娥将上述房屋抵押给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借款50万元，现罗会娥、邹元享经与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协商，罗会娥用出售给邹元享房屋所得款85万元首先偿还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本金50万元及全部利息10万元，剩余25万元偿还给邹元享；四、邹元享支付60万元给罗会娥时，由罗会娥、邹元享共同经办偿还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还款后房屋他项权证由邹元享持有，罗会娥协助邹元享办理房屋转移变更登记手续；五、邹元享的下欠款9.3万元罗会娥重新立欠据”。上述《还款协议书》上仅有罗会娥和邹元享签名，ＸＸ新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没有签名盖章。2015年5月19日，邹元享通过案外人赵军宏的账户（邹元享称向其借资）分两笔向ＸＸ新的个人账户转款60万元，同时，罗会娥向ＸＸ新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ＸＸ新将该60万元偿还给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当日，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收到ＸＸ新的转款后向罗会娥出具了还款凭据，并将抵押的房屋《他项权证》当着罗会娥的面交给了邹元享。2015年6月3日公安县人民法院根据上述协议制作了（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其内容。事后，被告罗会娥没有主动配合原告邹元享对房屋进行过户，邹元享即申请公安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罗会娥的前夫对房屋过户提出异议，邹元享方知罗会娥贷款时办理他项权证的离婚协议书与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离婚协议书内容不一致，罗会娥和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向其隐瞒了相关事实。随后，原告邹元享对（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案件申请再审，理由是自己与被告罗会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在被蒙骗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自愿原则，请求撤销该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并由罗会娥返还邹元享代为偿还给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60万元及利息。2016年1月14日，一审法院经审查裁定再审，同年8月8日作出了（2016）鄂1022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撤销了（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但是，对罗会娥偿还原告6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认为不属于该案审理的范畴，其请求未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邹元享在向被告罗会娥主张权利，索还债务过程中，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在明知自己被被告罗会娥所骗，自己的权利无法实现时，又与罗会娥共同隐瞒相关事实以转嫁风险，致使邹元享在不知道罗会娥提供虚假离婚资料抵押贷款，“他项权证”不能正常过户的情况下，与二被告签订买卖房屋代为还款的协议书，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依法应当认定无效，（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已被依法撤销，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款项即失去了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返还。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抗辩自己没有在协议上签名盖章，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也不是民事调解书中的当事人，更没有直接收取原告的房款，返还理由及依据不足，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观本案全部事实及证据，二被告的行为只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的目的，故其抗辩依法不予采信。关于利息，被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罗会娥对协议的签订存在过错，不当占有原告的资金，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依法应当共同承担，但是，原告以支付给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60万元系借资，主张按与借资人约定的月息2.5%计算，因其所提交的证据其证人未到庭质证，依法不予采信，酌定按人民银行核准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公安县众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日返还原告邹元享人民币60万元；二、被告公安县众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罗会娥共同承担所占60万元的利息（从2015年5月19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核准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于履行第一款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依法减半收取490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2014年9月初，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委托ＸＸ新向罗会娥清收债务。2015年3月左右，ＸＸ新告知罗会娥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准备起诉时，罗会娥告知ＸＸ新在邹元享诉罗会娥民间借贷一案中双方正在协商以房屋抵偿欠款的事宜。邹元享起诉罗会娥时向法院提交了罗会娥与前夫离婚时的调解协议书和房屋他项权证登记信息。2015年5月15日，邹元享、罗会娥、ＸＸ新以及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某一同到公安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ＸＸ新在一审提交的书面证言中陈述系受众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安排促成邹元享、罗会娥与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当日，调解协议达成。2015年5月19日、5月21日邹元享通过案外人银行账户分两笔向ＸＸ新个人账户转款60万元。ＸＸ新在向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转款60万元后收到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按约定给付的3万元费用。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收到ＸＸ新的转款后向罗会娥出具了还款凭据。邹元享在转账后收到了房屋他项权证和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出具的罗会娥的欠款已还清的证明。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与被上诉人邹元享之间是否形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由三个要件构成，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公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邹元享诉罗会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邹元享、罗会娥与众和小额贷款公司三方经过协商达成了调解协议，罗会娥以85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邹元享，因罗会娥将房屋抵押给了上诉人，罗会娥、邹元享经与上诉人协商，用出售的房屋价款85万元首先偿还上诉人本金及利息共60万元，邹元享支付60万元给罗会娥时，由罗会娥、邹元享共同经办偿还上诉人的借款，还款后房屋他项权证由邹元享持有。邹元享履行了该调解协议，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获得了60万元，为最终的利益获得者。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以“抵押权人”的身份参与调解时知晓罗会娥是以自制的虚假离婚调解协议与其办理的抵押权登记，对其抵押权实现及《房屋过户协议》实现的风险有一定的预期，对此风险，上诉人未完全披露给邹元享。正因上诉人是以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抵押权人”身份参与调解，邹元享、罗会娥在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才约定将抵押财产即房屋出售并将房屋出售价款优先偿还上诉人的债务60万元（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持有的房屋他项权证上登记的债权数额为50万元）。若上诉人仅以普通债权人身份出现，罗会娥与邹元享签订的调解协议中没有必要约定优先偿还上诉人的债务60万元。因此，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获得60万元的法律根据不是其与罗会娥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后公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2民再1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公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调解书，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取得60万元的法律根据也随之丧失。上诉人获得的60万元正是被上诉人邹元享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众和小额贷款公司与被上诉人邹元享之间成立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裁判结果正确，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公安县众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琼审判员  杨 燕审判员  王 茜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李迎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