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6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银桥，男，197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瑶瑶，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立军，男，汉族，1974年3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河南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河南绿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郭银桥因与被上诉人许立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9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银桥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2019）豫0105民初298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许立军的诉请。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许立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弘公司”)于2014年2月11日登记设立,公司设立时,发起人为郭银桥、丁皓和李书军。方弘公司在设立之初,因许立军曾跟随郭银桥一段时间且有销售工作经历,经三名发起人商量,公司成立后由许立军担任销售专员,同时为方便许立军开展业务,在公司设立时由许立军挂名方弘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方弘公司的出资和管理义务由发起人郭银桥、丁皓和李书军负责,许立军不负担出资和盈亏,仅承担公司日常的销售工作。基于上述口头共识,为提高注册效率,由工商代办机构代为办理工商设立登记,2014年2月11日,在工商注册过程中因代办机构的工作人员提出需要提供四名股东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过账,郭银桥按照代办人员的要求前往指定的地点交给代办人员20.2万元现金,随后代办人员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在整个设立过程中,许立军没有在公司登记设立上签字,也没有实际出资。方弘公司设立后,先后发生了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金变更,这两次变更均是由代办机构办理。2017年12月,许立军主动向郭银桥提出不愿意在方弘公司继续工作,并要求解除其挂名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双方经沟通了解,许立军告诉上诉人其已经选好了另外一家与方弘公司有业务竞争关系的公司,基于这一因素,郭银桥、李书军和丁皓三名股东同意按照许立军的意愿解除许立军的挂名身份。在办理工商变更时,许立军提出本次股权变更由其本人找代办机构办理,鉴于方弘公司的历次变更均是由代办机构代办,郭银桥等三名股东同意了许立军的这一要求,并让许立军尽快与方弘公司办理相关交接。在许立军找工商代办人员办理工商变更之前,为了担心许立军日后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郭银桥要求许立军录制了一个“我叫许立军,身份证号,我在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25%的股权自愿转让”的视频,而后许立军自行找了代办机构办理了工商变更。2018年1月10日工商局受理了股权变更事宜,2018年2月16日许立军亲自去金水区工商局领走了全部证照,并在领取人一处签上本人名字。上述事项办理完毕后,许立军确定方弘公司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都不在自己名下后,许立军离开了方弘公司。在被上诉人许立军离开方弘公司一年后,上诉人和另外两名股东得知许立军在从方弘公司离职之前,就已经开始与方弘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互相勾结,且许立军在方弘公司工作期间，时常将方弘公司的客户资源和商业秘密带至竞争对手的公司。尤其在许立军离职一年之后,许立军到处向方弘公司的客户做出有损方弘公司声誉的言论,导致方弘公司与客户关系一度紧张,经营受到严重损失。上诉人对许立军的背叛行为非常气愤,一方面敦促许立军立即向方弘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同时股东郭银桥多次催促许立军返还个人借款。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许立军商谈过程中,许立军在口头答应着还款和办理交接手续,然而令上诉人意想不到的是,被上诉人却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本人签字为由起诉了方弘公司的三名股东,诉讼由此产生。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涉2018年1月10日股权变更事宜系被上诉人许立军真实意思表示，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郭银桥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许立军本次股权变更系其自愿行为。且许立军未向法院提供其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及投资的证据。一审判决以股权变更不是许立军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理由违背了客观事实。第一,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许立军手持本人身份证陈述的视频,该视频内容显示:“我叫许立军,身份证号,我在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25%的股权自愿转让”,该视频资料具备完整性和连续性,证据充分证明了原告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变更事宜是完全知情和自愿的,也正是基于许立军同意录制该视频,上诉人才同意许立军自行找代办机构办理工商变更。一审判决在许立军提不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简单地以无法确定视频完整性和连续性为由,否定该视频的效力,进而推定股权转让不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真相;第二,一审判决强行要求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许立军授权他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的理由违反生活逻辑,且不符合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被上诉人之所以要求解除方弘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真实背景在于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之前已经找好了另外一家与方弘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入职,担心挂名行为对其日后工作产不利影响,而后主动找上诉人等三名股东商量,后上诉人同意了被上诉人解除挂名的申请,于是被上诉人自行找代办机构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8年1月10日的股权变更事宜是被上诉人许立军自行找的代办人员办理,上诉人对许立军具体找的哪家代办机构或者代办人员根本不知情,被上诉人更无从查找相关线索。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许立军“授意”他人代签的证据,该归责方式属于强令上诉人根本无法提供但由被上诉人持有的证据,不符合生活逻辑、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第三,2018年1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乙方”虽然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本人签名,但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许立军本人视频资料、许立军本人在工商局资料领取栏的亲笔签名能够形成证据链,被上诉人许立军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纯属干扰方弘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在庭审发问中,许立军对在“领取人”一栏签字是其本人所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记录表中显示:许立军于2018年1月10日申请了股权变更且当日工商局已经受理,于2018年2月16日亲自领走了全部证照。该表格内容充分证明许立军本人对股权转让整个流程及事项是充分了解的,该记录表的内容能够与许立军本人亲自录制自愿转让方弘公司股权的内容相互印证。我们不妨作一假设,许立军在2018年2月16日在该《记录表》上签字时已经知晓方弘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名称变更,如果被上诉人许立军否认本次变更行为,那么许立军应当选择的是拒签,但是许立军为什么要亲自去领取最新的营业执照并签字呢?真实背景在于:许立军在为自己离开方弘公司并加入新的公司扫除遗留问题。事实上,许立军也是在亲自领取了变更后的工商证照后,才离开了方弘公司。因此,一审判决刻意回避对被上诉人许立军不利的证据,把上诉人根本无法提供的证据归责于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进而做出有违基本生活常理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合同法》所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认定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案件事实,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在本案缺乏合同无效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违背了法律的适用精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许立军在股权变更事项中,以其本人口头表达和书面签字的意思表示行为认可了股权转让事宜,应当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等规定确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四、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许立军滥用诉权，违背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许立军去方弘公司竞争对手的公司入职，基于其自身利益需求而自行解除挂名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找代办机构办理相关事宜。郭银桥基于对许立军的信任，仅留存一个许立军转让25%股权的视频。许立军以转让协议不是其本人签字为由而反悔，在郭银桥不知情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属于严重的不诚信行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起因是被上诉人为了去方弘公司的竞争对手公司入职,其基于自身利益需求而自行解除挂名身份。上诉人也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充分信任,在被上诉人提出寻找代办机构后让被上诉人自行办理相关事项,仅仅对其录制了一个视频作为留存。让上诉人想不到的是,被上诉人离开方弘公司一年后,上诉人才得知许立军在离职前已经做出侵犯方弘公司权益的行为,在加入新公司后,许立军更是向客户散播有损方弘公司商誉的虚假言论。此时,上诉人等三名股东非常气愤,股东郭银桥也多次要求许立军归还借款,但被上诉人许立军一直推脱。恰巧此时,许立军在加入新的公司遭遇挫折,再加上方弘公司股东郭银桥向被上诉人催要个人借款,便利用转让协议不是本人签字的漏洞进行反悔,在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民事主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然而被上诉人刻意否认客观事实提起诉讼,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属于严重不诚信的行为,应当对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诉权的行为予以制裁。综上，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系许立军真实意思表示，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应当予以认定。本案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情形，一审判决依据的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作出的判决内容于法无据；许立军擅自反悔、滥用诉权，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许立军的全部诉讼请求。许立军辩称，一、许立军是方弘公司的创始股东，为公司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郭银桥所述许立军仅是挂名股东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许立军作为方弘公司出资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及工商备案登记之中，且至今未到认缴期限，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许立军为方弘公司股东，该事实认定清楚、无误；其次，许立军于2013年通过妻子何亚丽的银行账户分两笔向方弘公司股东郭银桥转账20万元，作为其入股方弘公司的出资款，一审庭审时，郭银桥亦认可其确实收到该20万元，但辩称该款为双方借贷还款，且未向法庭提供双方存在借贷事实的相应证据，故郭银桥主张许立军未实际出资，不能成立；最后，方弘公司的创始股东丁晧、李书军与许立军一样，也是将自己的出资款交给郭银桥，并由后者统一交代办机构完成工商注册，因此郭银桥主张许立军为挂名股东、同时又主张其他三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这不仅自相矛盾，也与事实证据相冲突。综上所述，许立军已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补缴出资并履行了股东义务，许立军是方弘公司的实际股东。二、许立军从未与任何人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也未收到过股权转让价款，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许立军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首先，方弘公司的设立登记是由代办机构办理，许立军对此知情，且予以认可。方弘公司在一些程序上的签名委托代办机构代办是事实，涉及许立军个人利益的股权转让协议，许立军从未授权过任何人，也无事后追认行为，更没有收到任何股权转让价款。其次，郭银桥在一审庭审时亦称，其向法庭提供的视频是从代办机构取得，由此可见，即便股权转让委托了代办机构，也是郭银桥单方联系和委托的，许立军并未委托代办机构办理股权转让。最后，许立军从未授权过任何人进行视频录像，事实是许立军与郭银桥曾协商过股权转让事宜，但双方最终未达成合意，股权转让并未发生。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许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许立军、郭银桥签订的《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许立军、郭银桥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2、将郭银桥取得的方弘公司8％的股权重新变更至许立军名下；3、由郭银桥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方弘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登记法定代表人许立军。2014年4月23日，方弘公司章程显示公司股东为许立军、李书军、郭银桥、丁皓，四人的出资比例均为25％，出资时间为2044年4月22日前。2018年1月10日，法定代表人由许立军变更为刘宏博，股东变更为李书军、丁皓、郭银桥；2018年5月4日，股东变更为李书军33％，郭银桥33％，刘宏志34％；2018年11月28日，股东变更为李书军33％，郭银桥33％，李彦辉34％；2019年9月24日，股东变更为李书军33％，郭银桥34％，李彦辉33％。许立军提交存档在郑州市金水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的2018年1月10日《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等材料各一份，2018年1月10日《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转让方为许立军，受让方为郭银桥，约定许立军同意将持有的方弘公司8％的股权转让给郭银桥，郭银桥承认方弘公司的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显示：方弘公司申请指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许立军办理方弘公司手续，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2月10日。《股东会决议》显示：2018年1月10日召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许立军为刘宏博，许立军愿将其持有的8％的股权转让给郭银桥等内容；以上决议上有丁皓、许立军、李书军、郭银桥等签字。许立军称以上材料“许立军”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签名；郭银桥认可，但称以上材料均是在许立军的要求下，许立军找代办机构主动办理的，以上签名均不是许立军本人签字进一步证明了许立军不是方弘公司的实际股东，许立军未实际出资，仅是挂名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主体问题。许立军作为出资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及工商备案登记之中，结合工商登记情况，至今未到认缴期限，许立军是否出资不影响原告股东资格。故原告诉讼主体适格，郭银桥辩称许立军为挂名股东，未尽投资义务，许立军与方弘公司不存在股东关系，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合同的订立应当以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为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许立军主张《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中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郭银桥对此予以认可，但辩称《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许立军自行委托工商代办机构办理，郭银桥应举证证明许立军授意他人代签这一事实。如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应该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许立军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郭银桥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许立军曾授权他人签订本案出资转让协议。关于郭银桥提交的许立军自述自愿将方弘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的视频，因该份视频的完整性、连续性无法确定，不能有效证明郭银桥辩称意见。综上，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既非许立军签订，也非许立军真实的意思表示，许立军主张《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涉案《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许立军要求被告将涉案8％的股权重新变更至许立军名下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许立军与郭银桥签订的《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郭银桥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涉案方弘公司的8％股权变更至许立军名下。三、驳回许立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郭银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1.郭银桥对一审中提交的许立军自述自愿将方弘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的视频进行鉴定，河南威声鉴字第0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经检验，送检的“IMG_0172.MOV”手机视频文件画面声音清晰完整，声像同步一致，画面连续，内容真实。未发现有剪切、修改、变造等编辑处理特征”。许立军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亦认可，并认可录制视频过程中不存在被威胁或胁迫的情形，本院对该视频真实性予以采信。2.对于2014年2月11日方弘公司在设立登记时提交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首次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以及2014年4月23日方弘公司在变更登记过程中提交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和2017年11月9日方弘公司注册资本金变更时提交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股东会决议中所涉及到的“许立军”的签名，许立军均认可并非其本人所签，系代办机构所办。3.2018年2月16日，方弘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许立军到金水区工商局领走了全部证照。2019年10月10日，许立军提起本案诉讼，以股权转让非其真实意思为由，要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返还其股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郭银桥提交的涉案2018年1月8日的视频显示，许立军自述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并称自愿将其方弘公司25%的股权进行转让，其对涉案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关于股权代办事宜许立军是否知情，许立军认可方弘公司从成立起历次变更均是委托代理机构代为办理。2018年1月10日工商局受理方弘公司有关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2018年2月16日，许立军亲自签名领走了变更后的全部证照，结合视频内容及本案其他证据，许立军对涉案股权转让变更事宜应当知情。关于许立军通过其爱人何亚丽向郭银桥转账的20万元的性质，许立军称为出资款，但许立军两笔转账时间为2013年8月10日和2013年8月12日，方弘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2月11日，转款时间与公司注册时间相隔半年之久不合常理，且转账明细未备注该款用途。并且结合方弘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涉案股权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前未到认缴期限。许立军是否出资不影响股东资格，亦不影响其对涉案股权的转让。综合以上事实及证据，郭银桥所举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涉案股权转让许立军知情，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郑州方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判令郭银桥将涉案8%股权重新变更至许立军名下缺乏事实依据，实体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郭银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郭银桥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98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许立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均由许立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彦堂审判员  王明振审判员  徐勤焱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