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民再1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硕，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北京友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成红，女，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北京友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芜湖荣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陶辛镇。法定代表人：陶良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陶贤贵，男，197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再审申请人袁硕、袁成红因与被申请人芜湖荣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华航运公司）以及一审被告陶贤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2月9日作出（2016）鄂民申243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硕、袁成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被申请人荣华航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及一审被告陶贤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硕、袁成红再审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503号民事判决；2、维持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474号民事判决；3、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及保全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中约定荣华航运公司为担保方，其担保责任已经确定，该公司应当对陶贤贵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不能以转移物的所有权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荣华航运公司应当就陶贤贵所欠付的债务向袁硕、袁成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二审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于芜湖海事局查询得知，案涉“荣华58号”轮的船舶所有权人及经营权人均为荣华航运公司而非陶贤贵。该新证据足以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荣华航运公司作为陶贤贵个人所有船舶的挂靠单位，船舶登记在荣华航运公司名下”缺乏证据证明。2、二审法院关于《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第5条的认定，系对该协议中荣华航运公司担保责任的片面理解，将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与担保责任混为一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1）该协议包含了还款、债务的加入承担以及担保三个方面的意思表示，而非二审法院所片面认定的仅仅是以物抵债。（2）债务加入承担(以物抵债)履行不了的后果是担保人荣华航运公司根据《担保协议》的约定对陶贤贵欠付袁硕、袁成红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不是二审法院认定的恢复履行原《还款协议》。（3）二审法院认定“但因袁硕、袁成红不再请求履行以物抵债协议，而要求陶贤贵履行还款协议，则荣华航运公司对陶贤贵的金钱之债不负有担保责任”属于对法律的理解适用错误。3、荣华航运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对陶贤贵所欠付袁硕、袁成红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二审法院所认定的内容违背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基本法理原则。荣华航运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1、荣华航运公司参与到本案借款合同关系当中的身份与地位是基于双方以物抵债的标的是荣华58号船舶，该荣华5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是债务人陶贤贵，鉴于陶贤贵因运输经营的需要，挂靠在荣华航运公司。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实际上都是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只是名义上的登记船主。袁硕、袁成红与陶贤贵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鉴于船舶登记在荣华航运公司，如果没有荣华航运公司的承诺和协助，该船舶将无法过户到袁硕、袁成红名下。基于此，荣华航运公司参与到双方债权债务中，在2015年4月19日，与甲方（袁硕、袁成红）及乙方（陶贤贵）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丙方（荣华航运公司）只负责承诺和协助将这条船舶过户到甲方名下，并且保证这条船舶没有其他债务（银行贷款除外）。这一内容表明，荣华航运公司参与到两方债权债务中仅仅是协助、承诺、船舶过户、保障船舶安全等，根本没有对陶贤贵债务的担保。该协议第四条明确载明，丙方承诺以上所有乙方和丙方的责任，由丙方完全担保承担。它所指向是协议前面三条的内容，该三条内容明确，没有歧义。因此，荣华航运公司参与到双方法律关系中不是以担保人的身份，更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着协议内容和担保不能推定的基本法理，公证客观的认定本案担保不成立是合法适当的。袁硕、袁成红认为这份协议当中涉及到丙方是担保方的记载，即形式上看协议名称上有担保方的记载。对此，在名称记载与协议的主体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显然应当按照协议的内容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能仅以协议的名称来确定。袁硕、袁成红再审申请认为，该协议包含了还款，债务加入和担保。对此，我方认为这本身就是混乱的，债务加入与担保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袁硕、袁成红是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债务加入还是担保呢?荣华航运公司认为，本案既不存在债务加入也不是担保。荣华航运公司的地位和协议约定的义务就是协助船舶实际所有人陶贤贵履行船舶过户等约定的内容，船舶属陶贤贵所有。债权债务的双方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第四条约定，将该荣华58号船舶抵押给袁硕、袁成红作为债务担保，后因该份协议没有约定荣华航运公司的协助义务，双方于同年4月19日又签订了涉案的协议。如果荣华航运公司在本案中的地位是担保人，担保方式是保证的话，那么完全不需要对保证人的保证内容作如此繁琐、强势的约定。荣华航运公司在协议当中应承诺的义务是特定的，范围是清晰的。这些事实和特别的约定表明荣华航运公司没有为涉案债权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袁硕、袁成红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合法适当，请求予以维持。陶贤贵发表答辩意见称：我和债权人的债权债务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在2015年1月签订了还款协议，由于市场低迷，一直处于资金链断裂，没有及时归还借款。2015年4月19日我们又签订了以物抵债的协议，这是袁硕、袁成红主动提出来让我以物抵债的，当时在签订协议的现场还有我们双方的同学在场。当时荣华航运公司不同意介入此案，鉴于袁硕、袁成红强烈要求，提出船舶所有人法律名义在荣华航运公司，没有荣华航运公司的出面是没有办法完成以物抵债。在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做了大量工作，最终签订了这份协议，并且对完成这一份协议，对荣华航运公司承诺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认为袁硕、袁成红与我签订这份协议目的是明确的。协议签订完毕后，由于袁硕、袁成红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即该条船有100万的银行贷款，必须先还清贷款，才能进行船舶过户），导致船舶迟迟不能完成以物抵债，这是协议没有完成的根本原因。对于上述债权债务，我始终表明一定会还，只是在我陷入困难的阶段，暂时拿不出钱来归还债务，袁硕、袁成红也保全了我所有的财产。因为要偿还债务，我始终没有抽逃名下任何财产，我只是请求在时间上给我一个缓冲的余地。我再次表明，此项借款不惜变卖家产，也要如数偿还。其间我们进行过协商，在今年的4月中旬，袁硕、袁成红和我约定为了保证我能够实现财产的变卖，同意我归还120万，然后解封上海的房产进行变卖，同时芜湖的房产也给定了金额，最后由船舶这一块来变卖。目前市场有所好转，但刚开始起步阶段，尚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归还债务。希望双方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拿出切实的还款计划。针对袁硕、袁成红提出的荣华58号船舶的产权问题，已提供当时签订的协议并向法庭提交，我承担这两份证据的一切法律责任。袁硕、袁成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陶贤贵向袁硕、袁成红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500000元、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7.5万元(3.5万x5＋30万，截至起诉日)，并继续支付利息直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由荣华航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6日，陶贤贵向袁成红出具一张借条，确认向袁成红借到人民币70万元，期限一年，月息2%，按季还款。同年3月27日、7月25日，陶贤贵分两次向袁硕出具借条，分别确认向袁硕借到人民币150万元和100万元，期限均为两年，月息2%，按季还款。2014年1月21日，陶贤贵又向袁硕借款50万元，后还款20万元，尚欠30万元未还。2014年6月前，陶贤贵均按期支付了部分利息，但此后分文未付，至2015年1月1日，陶贤贵共计拖欠借款本金人民币350万元、利息30万元。2015年1月14日，袁硕、袁成红与陶贤贵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确定陶贤贵共计拖欠借款本金人民币350万元、利息30万元，承诺于2015年底前分期分批偿还，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月息1%计算。该协议签订后，陶贤贵仍未兑现。2015年4月19日，袁硕、袁成红与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经协商，签订了一份“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袁硕、袁成红为甲方，陶贤贵为乙方（还款方），荣华航运公司为丙方并注明是担保方，协议主要内容、意思表示概括如下：截止2015年4月19日，乙方欠甲方人民币350万元本金，经协商一致，在2015年1月14日的还款协议基础上，乙方承诺以下资产抵债偿还：1、甲乙双方同意以乙方持有的“荣华58”船舶(在丙方挂靠)折算交易实价人民币390万元整抵还乙方应还款350万元整。甲方或甲方指定买主需垫付该船舶的银行抵押贷款，暂以乙方口述105万元整测算，最终以实际贷款为准，即390万元减去105万元贷款，余下285万元为甲方对该船舶的剩余债权，余下债权350万元减去285万元即为65万元（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对该65万元乙方同意以凤阳临关镇的“荣华紫荆城”10号楼下×号117.00㎡的商铺偿还。甲方不再增加任何费用，直至该商铺由甲方拥有产权时止。2、在甲方还清该船舶银行贷款之前，丙方拥有该船舶上述银行抵押贷款额度内的产权为105万元，该船舶总产权390万元，剩余285万元产权属甲方；乙方、丙方负责该船舶总体经营和安全，并同意适当考虑拥有产权盈利分红，具体分红金额另行约定。3、乙方负责办理该船舶所有产权手续，由此产生的所有手续费由乙方垫付，甲方或者甲方指定人再支付一半。甲方同意尽快还清该船舶的银行贷款，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乙方、丙方同意该船舶的银行贷款尽力转到甲方或者甲方指定人名下，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4、丙方承诺以上所有乙方和丙方的责任，由丙方完全担保承担：以上船舶和商铺产权过户到甲方或者甲方指定人名下，并完成所有权交接和船舶的适航及物品交接完毕时止（含船舶所有生产运营和生活用品等所有物品），确保该船舶至交接时的适航等基本现状，乙方丙方还承诺甲方或甲方指定人垫付该船舶抵押贷款105万元后，确保甲方对该船舶的所有权过户；丙方亦承诺按期偿还银行贷款直到甲方拥有该船舶所有权时止等。5、以上船舶和商铺过户到甲方名下或甲方指定人名下，甲乙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本息全部清算完毕，如以上两项资产未到甲方名下和乙方、丙方有违反以上任何约定条款，则原2015年1月14日的还款协议继续有效，如到了甲方或甲方指定人名下，则原还款协议及借条作废。6、乙方负责甲方代办荣华紫荆城商铺相关产权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实际均未按此协议履行，袁硕、袁成红认为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利用袁硕、袁成红不懂船舶行情及对本金安全担忧的焦急心态，骗取袁硕、袁成红同意，将“荣华58”船舶作价390万以及所谓商铺抵债并签订协议书，而陶贤贵不能提供其所谓“荣华紫荆城”抵债商铺的所有权属证明。袁硕、袁成红以该协议中所谓的抵债事项实际无法实现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判决：1、陶贤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给袁硕、袁成红借款本金人民币35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75000元(截止2015年1月1日的利息300000元加上自2015年1月1日起按3500000元的1%月息计算至2015年5月27日的利息175000元)，并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实际拖欠的借款本金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履行期限届满时止；2、荣华航运公司对陶贤贵应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诉讼费38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负担。荣华航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4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荣华航运公司担保不成立，不承担担保连带清偿责任；2、荣华航运公司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2015年4月19日，袁硕、陶贤贵及荣华航运公司签订的《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是以物抵债的内容，鉴于以物抵债的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当事人亦约定船舶和房产产权未过户到袁硕或其指定人名下，则原还款协议继续有效。现袁硕、袁成红以签订的以物抵债的协议无法履行为由，诉请陶贤贵还款付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荣华航运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中签字盖章，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荣华航运公司作为陶贤贵个人所有船舶的挂靠单位，船舶登记在荣华航运公司名下，袁硕与陶贤贵签订以物抵债协议，荣华航运公司以名义船主的身份参与协议是对袁硕实现以物抵债协议的保证。该协议条款中，涉及荣华航运公司的主要是第4条，该条款明确荣华航运公司承诺第4条以上所涉陶贤贵和荣华航运公司的责任，由荣华航运公司完全担保承担。就承诺的内容在此条中再次明确为：“以上船舶和商铺产权过户到甲方或者甲方指定人名下，并完成所有权交接和船舶的适航等现状及物品交接完毕时止（含船舶所有生产经营和生活用品等所有物品），确保该船舶至交接时的适航等基本现状；丙方还承诺该船舶除银行现在的贷款外，无其他的债务、抵押或其它有损甲方利益的未尽事宜；丙方、乙方还承担甲方或甲方指定人垫付该船舶贷款抵押（暂定静态数105万元，实为逐步减少的动态数）后，确保甲方行使该船舶的所有权过户；丙方亦承诺按期偿还银行贷款直到甲方拥有该船舶所有权止等。”本条中所承诺承担的内容与前条款中约定的内容基本一致。荣华航运公司的担保责任主要在以物抵债协议中保证船舶和商铺的过户，保证船舶的良好状态和经营，以及不能有银行和袁硕之外的债权人对船舶享有权利。在整个担保的意思表示中未有对陶贤贵所欠金钱之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达。该协议第5条陶贤贵与袁硕约定以物抵债协议履行不了的后果是恢复履行原还款协议，而此条款不在荣华航运公司担保的范围之内，印证了荣华航运公司担保的范围仅限于以物抵债中作为名义船主保障袁硕对船舶享有的权利。如若以物抵债协议继续履行，荣华航运公司应在协议第4条约定内承担相应担保责任。但因袁硕、袁成红不再请求履行以物抵债协议，而要求陶贤贵继续履行还款协议，则荣华航运公司对陶贤贵的金钱之债不负有担保责任。二审判决：1、维持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4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4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3、驳回袁硕、袁成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600元，由陶贤贵负担。再审中，陶贤贵向本院提交“收条”及“船舶转让协议”复印件各一份，并提供原件予以佐证，拟证明案涉荣华58号船舶从2010年9月16日起的实际所有人为陶贤贵。袁硕、袁成红对此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中，船舶转让协议的双方是陶贤荣和陶贤贵，两人是亲兄弟，有亲属关系。该两份证据系陶贤贵单方提供，其形成时间以及手写材料的撰写人均无法核实。收条中所称收款200万元，没有相应的银行支付凭证予以证实，不能证明实际发生。根据特殊动产的登记原则，案涉船舶荣华58号登记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均为荣华航运公司，对于陶贤贵和荣华航运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具有公示效力的是登记信息而非双方的合同或者约定，不能证明陶贤贵意图证明的待证事实。荣华航运公司则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陶贤贵提交了证据原件已尽举证责任，对方如有异议，可以申请鉴定而非简单的口头否定。在司法实践中以借条为例，没有规定起诉时还要求附带鉴定材料。袁硕、袁成红早已明知荣华58号船舶实际所有人是陶贤贵，在2015年1月14日协议中就已载明，且同年4月19日的协议中，第一条明确记载该船舶在荣华航运公司挂靠，袁硕、袁成红对此是明知的。在船舶挂靠登记的情况下，公示信息与实际所有信息不一致，是常见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袁硕、袁成红已经明知对他们没有产生误导，其质证意见不能成立。袁硕、袁成红及荣华航运公司在再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2015年4月19日《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载明袁硕、袁成红与陶贤贵同意以陶贤贵持有但在荣华航运公司挂靠的“荣华58号”船舶折价偿还借款，陶贤贵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原审判决确认事实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再审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再审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荣华航运公司是否对陶贤贵所欠袁硕、袁成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评判如下：本院认为，袁硕、袁成红与陶贤贵及荣华航运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及《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袁硕、袁成红履行出借义务后，陶贤贵未依约定及时、足额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袁硕、袁成红据此诉请判令陶贤贵还本付息以及荣华航运公司对此承担担保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2015年4月19日《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的性质。二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系以物抵债协议，荣华航运公司以名义船主的身份参与其中是对袁硕、袁成红实现以物抵债协议的保证，其在整个担保的意思表示中未有对陶贤贵所欠金钱之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达。但袁硕、袁成红认为，荣华航运公司作出之担保意思表示同时及于以物抵债以及债务清偿的担保。对此，本院认为，协议性质不仅应从《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协议内容的文义表述进行审查，还应从双方当事人签订此协议的动机、目的等角度出发来正确认定该合同的性质。首先，袁硕、袁成红与陶贤贵及荣华航运公司均在《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上签字，且协议首部即注明荣华航运公司为担保人。因此，无论从《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的名称，还是从其中界定的当事人称谓看，该协议具有明确的担保意思表述且确定荣华航运公司为担保方。其次，从协议内容看，双方当事人对陶贤贵履行还款义务及荣华航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范围作出了具体约定。其一，协议首部约定：“截止2015年4月19日，陶贤贵欠袁硕、袁成红本金350万元整。经协商一致，在还款协议的基础上，陶贤贵承诺对该债务以荣华58号轮船及凤阳临关镇荣华紫荆城10号楼下117平米的商铺作价350万元抵债偿还”。由该条款约定可明确，本合同系基于还款协议签订，确定陶贤贵作为债务人的义务包括应当清偿的债务数额以及还款方式，其协议目的在于清结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其二，协议第4条约定：“荣华航运公司承诺以上所有陶贤贵和荣华航运公司的责任，由荣华航运公司完全担保承担：以上船舶和商铺产权过户到袁硕、袁成红或者袁硕、袁成红指定人名下，并完成所有权交接和船舶的适航及物品交接完毕时止（含船舶所有生产运营和生活用品等所有物品），确保该船舶至交接时的适航等基本现状；荣华航运公司还承诺该船舶除银行现在的贷款外，无其它债务、抵押或其它有损于袁硕、袁成红利益的未尽事宜；荣华航运公司陶贤贵还承诺袁硕、袁成红或袁硕、袁成红指定人垫付该船舶抵押贷款105万元后，确保袁硕、袁成红对该船舶的所有权过户；荣华航运公司亦承诺按期偿还银行贷款直到袁硕、袁成红拥有该船舶所有权时止等”。该条款首段陈述为荣华航运公司担保范围，即为陶贤贵以及荣华航运公司的所有责任承担担保。同时条款关于担保范围以“：”作出列明，但在尾端以“等”字结尾。从文意解释来讲，分项说明中存在的“等”字应属于省略的不完全列举情形，故本案荣华航运公司担保范围的确定不应以分项列明作为依据，而应以首段陈述为准，即荣华航运公司为陶贤贵清偿借款的目的以及清偿方式均应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名为以物抵债，实为各方当事人为担保陶贤贵所欠债务的履行而重新签订的债务清偿及担保协议。二审判决认为该协议系以物抵债协议，荣华航运公司以名义船主的身份参与其中是对袁硕、袁成红实现以物抵债方式的保证，而不存在对陶贤贵所欠金钱之债提供担保的认定意见，与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目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荣华航运公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及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未对保证方式作出约定，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该协议首部关于债务金额为350万元的约定，荣华航运公司应对陶贤贵所欠债务在3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荣华航运公司对陶贤贵所欠借款本息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再次，关于陶贤贵应履行的还款义务。协议第5条约定：“以上船舶和商铺过户到袁硕、袁成红名下或袁硕、袁成红指定人名下，袁硕、袁成红、陶贤贵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本息全部清算完毕，如以上两项资产未到袁硕、袁成红名下和陶贤贵、荣华航运公司有违反以上任何约定条款，则原2015年1月14日的还款协议继续有效，如到了袁硕、袁成红或袁硕、袁成红指定人名下，则原还款协议及借条作废”。该条款虽有“原2015年1月14日的还款协议继续有效”之约定，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在债权人、债务人以物抵债不能实现债务清结的情形下，自愿以2015年1月14日还款协议确定的债权债务本金以及利息计算方式还款的约定，并非在《还款协议》与《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中必须择一履行之意思表示。由于《原借款及还款协议书与担保》所约定的船舶及商铺过户并未成就，则陶贤贵应依原还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即截止2015年5月27日本案起诉之时，陶贤贵下欠袁硕、袁成红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47.5万元(截止2015年1月1日的利息30万元；其后以350万元为基数按1%月息计算至2015年5月27日的利息17.5万元)。综上，再审申请人袁硕、袁成红认为荣华航运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再审申请事由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成立，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503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474号民事判决。二、陶贤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硕、袁成红偿还下欠的借款本金3500000元及利息人民币475000元(截止2015年1月1日的利息300000元；其后以3500000元为基数按1%月息计算至2015年5月27日的利息175000元)，并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芜湖荣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对陶贤贵的上述债务在3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袁硕、袁成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陶贤贵、芜湖荣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600元，由芜湖荣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 锐审判员 周常芳审判员 余惠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严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