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17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恒，男，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安徽王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支允前，男，198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女，198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乃胜，安徽国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安徽国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安徽省定消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经济开发区文采路800号建安双创产业园内A1#三层。 法定代表人：刘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乃胜，安徽国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安徽国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永恒因与被上诉人支允前、刘春及原审第三人安徽省定消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消安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9)皖1602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永恒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王永恒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支允前、刘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入股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的完整构成要件是:由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一定比例的股权作价出售给受让方，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向受让方出具收款收据；公司向受让方发放出资证明；公司将受让方记入股东名册；将股东及持股比例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进行工商备案。分析《入股协议》的内容:1.“将支允前持有公司股份的10%转让给王永恒”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2.“投资人王永恒将50万元投资款转入安徽定消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公司开户行：……公司账号：……”也可视为支允前借用定消安公司的账户收取股权转让款。但是，进一步分析“公司账号收到投资人款项后将向投资人王永恒出具公司收据，并加盖公司财务章。”定消安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向王永恒出具的50万元投资股份收据，收据上盖有定消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刘春签名，而不是由支允前向王永恒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据。定消安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证明，其收到的该50万元是王永恒向定消安公司的投资款，而不是支允前应得的股权转让款。事实证明，所谓将支允前10%的股权作价50万元转让给王永恒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3.再进一步分析“投资人王永恒不参与公司管理”的约定，该约定实质上不认为王永恒具有股东资格。有限责任公司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既具有资合性，还具有人合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不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参与公司日常管理，但是，参加股东会，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表决是公司法等法律赋予股东的法定职权，股东参加股东会是参与公司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既然王永恒不能参与公司的管理，说明王永恒连股东会也不能参加。因此,《入股协议》从根本上否认了王永恒成为定消安公司股东可能。所谓的股权转让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4.《入股协议》通篇均把王永恒成为“投资人”，而不是股权受让人或者股东，说明股权转让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5.定消安公司没有向王永恒发放出资证明，没有将王永恒记入股东名册，没有将王永恒作为股东及三位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没有修改公司章程并进行工商备案等诸多事实证明，股权转让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6.案涉的50万元投资。款全部转账给刘春，而不是支允前进一步证明所谓的股权转让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入股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刘春、支允前合谋骗取王永恒50万元投资款。1.2018年3月3日，刘春收到王永恒将30万元款项。从定消安公司的银行流水看:3月4日，刘春分4笔汇入定消安公司账户25.5万元；3月4日，定消安公司向鼎城公司(定消安公司的物业管理公司)转账两笔,金额是5万元、5千元。3月5日，该两笔转款被退回定消安公司；3月4日，定消安公司向李伟转账3万元，3月6日、7日，定消安公司向鼎城公司转账4笔，金额分别是5万元、5千元、5千元、5千元，计款6.5万元;4月2日,定消安公司向刘春转账17万元，定消安公司账户仅剩余28.58元的利息。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亳政办秘[2018111号文件规定，前三年免租金，定消安公司无需向鼎城公司支付款项，因此向鼎城公司支付的款项纯属转移资金。同时，李伟是自然人，不能说明其与定消安公司有什么业务往来，向李伟支付的3万元也有转移资金的嫌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定消安公司于4月2日将17万元大额款项转账给刘春就是转移资金的行为。从账面上可以得出，截止到2018年4月2日，刘春占有王永恒30万元付款中的21.5万元(30万元-25.5万元+17万元)。同时，从定消安公司的银行流水看出，自3月8日至4月11日(王永恒的20万元款项支付给刘春之日)，定消安公司对外没有发生任何业务。2.4月11日，王永恒向刘春汇款20万元。从定消安公司的银行流水看：4月12日，刘春向定消安公司手机转账45万元，同日，定消安公司又向刘春网银转账20万元;4月19日，刘春向定消安公司手机转账20万元;4月20日,定消安公司向鼎城公司转账71772元;4月20日，定消安公司向刘春网银转账2笔，分别是8万元、11万元;5月6日,定消安公司向刘春网银转账5万元;7月4日，定消安公司向刘春手机转账8千元;8月3日，定消安公司向刘春手机转账5千元。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定消安公司与刘春之间的大额转账，截止至2018年8月3日，定消安公司账户仅剩1442.94元。相互汇款行为表明，刘春、支允前在利用定消安公司的账户“走账洗钱”。至此，刘春、支允前将骗取王永恒50万元的“投资款”基本转移，据为已有。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九民会议纪要》第一条第2项规定，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虚伪通谋意思表示，在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同时，该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取代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本案《入股协议》是在《民法总则》施行后签订的，依法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原审仍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刘春、支允前与王永恒签订《入股协议》，将支允前持有定消安公司的10%的股权作价50万元转让与王永恒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入股协议》无效。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刘春、支允前假借股权转让之名骗取王永恒的50万元投资款应共同返还王永恒。 刘春、定消安公司答辩称，一、入股协议实际上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合法有效。1.股东转让股权，其他股东签字实际上是放弃优先购买权。2.支允前对公司的出资系认缴出资，王永恒将股权转让款转给公司，是支允前、王永恒对公司的出资。3.刘春系法定代表人，刘春收到50万元出资款后当天将45.5万委托转入公司账户，另4.5万元用于公司其他开支，公司出具收条均系职务行为。收条也起到出资证明的作用。4.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协议约定王永恒不参与公司管理，并没有剥夺股东基本权利：知情权、利润分配权及决策权等，也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法定事由。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股权协议签订后对外公示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二、刘春收到50万元出资款后当天将45.5万委托转入公司账户另4.5万元用于公司其他开支。上诉状第二项事项属于股东知情权范畴，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无关，公司股东入股对公司财务有异议，可提股东知情权之诉，如果存在职务侵占等违法犯罪事实，可以选择报警。简单回应：李伟3万元用于办理公司生产许可证开支。市政府文件不等于公司未支付租金，公司已支付租金。公司装修及设备款等部分开支就有60多万元，刘春本人出资30多万元，并不存在走账洗钱事实。三、不存在虚假通谋事实，也就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王永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入股协议》无效；2.判令支允前、刘春返还原告款项50万元；3.诉讼费由支允前、刘春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4月11日，王永恒与支允前、刘春及定消安公司签订一份《入股协议》，协议约定：经刘春、支允前共同研究决定，将支允前持有定消安公司股份的10%转让给王永恒，投资人王永恒将50万元投资款转入定消安公司账号，公司收到款项后向投资人王永恒出具公司收据，并加盖公司财务章。投资人王永恒不参与公司管理，公司正常投产运营后，每年向投资人出具公司盈亏数据。2018年4月11日，第三人定消安公司向原告王永恒出具50万元投资款的收据。原告王永恒认为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入股协议》无效，支允前、刘春应向其返还50万元的投资款项，故此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将持有的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他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王永恒与支允前、刘春及定消安公司2018年4月11日签订《入股协议》，约定将支允前持有的定消安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王永恒，并取得了股东刘春的同意。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王永恒主张《入股协议》中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应为无效协议，但原告王永恒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虚假的意思表示，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王永恒要求确认《入股协议》无效及返还投资款项5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永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80元，由王永恒负担。 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中刘春提交的证据与案涉《入股协议》的效力无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入股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是否应予撤销。 案涉《入股协议》，有各投资人签字及定消安公司印章，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合法有效。《入股协议》约定了投资人王永恒将50万元投资款转入定消安公司账号，公司收到款项后向投资人王永恒出具公司收据，并加盖公司财务章等内容。当日，定消安公司出具收到王永恒500000元投资股份的收据，说明该协议已实际履行。王永恒主张该协议系刘春、支允前恶意串通骗其款项，其签署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其主张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2条规定应予撤销的意见，亦不予支持。王永恒又主张应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认定案涉协议无效，但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各方签订《入股协议》系虚假的意思表示，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王永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王永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非 审判员  刘 强 审判员  李红波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郭肖冰 书记员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