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9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子阳，男，1979年5月7日生，汉族，被告处泳池领班，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廷，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滨海西路20号。法定代表人：迟克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勇，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丹，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子阳因与上诉人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邓子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廷、上诉人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勇、邵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子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我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未认定我存在加班的事实是错误的。一、彦年游泳馆作为公众熟知的服务机构，其24小时全年无休的营业状况为公众广泛知晓。从其机构设置上看，完全能够得出是两班倒的事实。按照两班倒的机构设置计算，我每班每天加班4小时；按照全年无休计算，全年休息日加班52周×2=104天；全年节假日11天。如上时间全部为理论上的加班时间，原审法院一点也不判决加班费是完全错误的。法院应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在如上理论加班情况下扣除员工一定存在的病假、事假，以0.5-0.8的系数确认加班时间，才是合法的结果。二、彦年游泳馆掌握我的工资、加班等文件，但是拒不向法院提供，依据证据规则，应当作出对彦年游泳馆不利的认定。员工上班打卡，打卡机由单位保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的，也是无法证明的。能够证明我加班的证据由用人单位保存，那么法院就应当要求彦年游泳馆提供相应的考勤证据，举证责任应由彦年游泳馆承担，其不能提供应承担诉讼不利后果。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举证。彦年游泳馆全年24小时无休息，是无需我举证的。而按照电话表的机构设置，彦年游泳馆为两班倒。综上所述，在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忽视上诉人加班的事实是错误的。而这种纵容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的行为，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请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我的请求。彦年游泳馆辩称，一、原审法院未认定邓子阳存在加班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和庭审规则，原审该部分认定准确无误，应予维持。邓子阳无法证明其存在所谓的加班事实。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邓子阳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所谓的加班事实，没有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责任。其所谓的彦年游泳馆24小时全年无休的营业状况与邓子阳所谓全年无休息的工作两者无任何必然关联；其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基础上，揣测彦年游泳馆两班倒，系个人猜测，完全无法证明邓子阳存在所谓的加班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邓子阳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彦年游泳馆存在劳动关系及存在加班的事实，不能证明的，应驳回诉讼请求。二、邓子阳无证据证明彦年游泳馆掌握其加班的证据文件，也无权要求彦年游泳馆承担应由邓子阳负担的举证义务。彦年游泳馆于2018年9月另案被执行时，由于时间仓促，材料和财产大量遗失，确实无法提供单位人员工资和相关文件。三、邓子阳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举证的理解错误。彦年游泳馆营业时间和是否存在员工加班系企业经营事项，完全不符合任何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定义。综上，邓子阳对于其主张完全无法提供有效证据，仅仅依据其所谓的推测推导事实，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彦年游泳馆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邓子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彦年游泳馆与邓子阳不存在劳动关系，彦年游泳馆不应支付补偿金。原审法院依据邓子阳提供的电话表、考勤表、证人证言等所谓证据，推定双方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也与事实不符，无证据证明。1.彦年游泳馆对邓子阳提供的考勤表、工作服的真实性均表示不予认可。邓子阳从始至终也未能说明考勤表的真正来源，为个人利益进行仿制是完全可能；而所谓的“工作服”仅是带有彦年游泳馆名字的T恤衫，类似的T恤衫不仅仅用于员工，还用于给顾客广告宣传等。2.彦年游泳馆从未承认与邓子阳的劳动关系，仅从电话表中有邓子阳的名字并不能证明此电话表的真实性。此电话表形式上符合通讯功能，有各证人的名字，但并不能意味着邓子阳就是彦年游泳馆的员工，原审法院的认定完全是推测，而非真实的事实情况。原审法院依据邓子阳个人陈述认定双方自2017年4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证明。二、邓子阳主张的月工资5700元于法无据。邓子阳无证据证明其工资为5700元，且其主张的工资标准与大连市该行业和该岗位的工资水平严重不符，不应根据邓子阳自己的主张认定所谓的工资标准，并以此为基数计算经济补偿金。原审认定彦年游泳馆对邓子阳主张的工资标准未提出异议与庭审主张不符，彦年游泳馆从未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更未认可所谓的工资标准。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的主要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偏袒劳动者，更不应鼓励恶意攀附的滥诉行为。为依法保护彦年游泳馆作为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彦年游泳馆的上诉请求。邓子阳辩称，不同意彦年游泳馆的上诉请求，同一审的观点一致。邓子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彦年游泳馆支付平时延时加班费157444.56元，周末加班费79668.28元，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5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邓子阳自述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在被告彦年游泳馆处担任泳池领班，月工资为5700元，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原、被告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邓子阳提供一份电话表，内容为被告彦年游泳馆各部门人员电话及岗位，在该电话表中，原告邓子阳职位为泳池领班；一件印有“彦年海水游泳馆”字样T恤；一份由证人黄某、于某、张某、檀某、朱某、谢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内容为：原告邓子阳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15日在被告彦年游泳馆工作，职位为潜水员和泳池领班，上述证人中有五人在原告邓子阳提供的电话表中有记载，分别为黄某（客车司机）、于某（女更领班）、檀某（前厅领班）、朱某（男更领班）、谢某（查包）。2018年11月21日，原告邓子阳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被告彦年游泳馆支付平时延时加班费157444.56元，周末加班费79668.28元，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5700元。大连市西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西劳人仲不字〔2018〕第13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邓子阳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2018年8月26日，被告彦年游泳馆因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停止营业。又查明，本案证人谢某因劳动争议纠纷起诉被告彦年游泳馆至本院，一审法院作出了（2019）辽0203民初3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查明：2018年8月26日，被告彦年游泳馆因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停止营业，证人谢某当日在被告彦年游泳馆处工作，因妨碍执行工作，经执行人员劝导，出具了《保证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积极配合法院工作。2018年8月27日，被告彦年游泳馆在网上发出《大连彦年游泳馆致会员的公开信》，公告该馆将停止经营，请会员办理退卡、退费事宜，预留的联系人为证人谢某。证人谢某对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辽0203民初33号民事判决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民终934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证人于某因劳动争议纠纷起诉被告彦年游泳馆至一审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上诉审〔（2019）辽02民终7072号〕期间，被告彦年游泳馆认可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为证人于某缴纳了社会保险及在此期间与证人于某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同时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表、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工作服、证人证言等。原告邓子阳为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电话簿、考勤表、证人证言等证据；原告邓子阳提供的证人中，已有生效判决查明证人谢某曾被告彦年游泳馆处工作、被告彦年游泳馆亦承认为证人于某缴纳社会保险并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邓子阳提供的电话簿中也有原告邓子阳及证人于某、邓子阳、檀某、朱某、谢某的名字，故原告邓子阳已就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被告彦年游泳馆否认与原告邓子阳存在劳动关系，应当就其抗辩意见提供上述证据进行佐证，现被告彦年游泳馆无法提供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关于劳动关系期间，因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被告彦年游泳馆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结合原告邓子阳的自述及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1日为原告邓子阳入职时间；因被告彦年游泳馆已在2018年8月26日停止营业，结合原告邓子阳陈述的后续扫尾工作的合理性及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8年9月15日，故认定原、被告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15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邓子阳主张工作期间工资标准为5700元，符合同行业的一般标准，被告彦年游泳馆对此亦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被告彦年游泳馆因停止营业终止劳动合同，原告邓子阳离职，被告彦年游泳馆应按照原告邓子阳工作年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故原告邓子阳主张被告彦年游泳馆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7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邓子阳主张工作期间存在加班，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提供证据，原告邓子阳未就加班事实提供直接证据，原告邓子阳提供的证人证言，均证实原告邓子阳每日连续工作十余小时无休且全年无休，考虑被告彦年游泳馆的营业范围、性质以及提供食宿的情况，其工作人员存在不定时工作制的合乎常理，但劳动者全天工作十余小时不休息及全年无休明显不合常理，其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邓子阳主张的加班事实，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关于加班费的各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子阳经济补偿金5700元；二、驳回原告邓子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邓子阳已预交），由被告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邓子阳提供。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如果存在劳动关系，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是否需要向邓子阳支付加班费。邓子阳为证明其与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工作服、电话表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虽然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认为劳动者提供的T恤衫游泳馆还用于广告宣传以及给顾客等情况存在，但本案中劳动者并非仅提供工作服一份孤立的证据，因此即使存在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主张的情况，但结合生活实际不能据此就否认劳动关的存在。其次，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谢某的身份和谢某在游泳馆被强制执行时以及之后的相应行为来看，谢某曾是彦年游泳馆的工作人员，于某所提供的电话表在谢某案件中亦作为证据提交。彦年游泳馆作为用人单位并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电话表存在虚假、伪造或者篡改的情形，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据此采信电话表以及证人证言并无不当。彦年游泳馆对于邓子阳的劳动关系起止日期及工资标准有异议，但其作为用人单位未能提供职工名册或者与邓子阳约定的工资标准以及其向邓子阳发放工资的具体起止时间及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劳动者主张的工资标准虽然高于彦年游泳馆在二审期间提供潜水员的平均工资，属于潜水员中高工资范畴，但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以及劳动者作为潜水员领班的身份，劳动者主张的工资标准并非畸高，一审对该标准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劳动者主张的加班费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应当对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从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的营业范围、经营特点以及实际情况来看，即使如劳动者所述，其工作期间存在两班倒的情况，劳动者也不可能每班12小时均在工作状态中，且本案劳动者就住在大连海水游泳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劳动者存在加班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劳动者加班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邓子阳、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邓子阳、大连彦年海水游泳馆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风波审判员  苏 娓审判员  刘婷娜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朱彦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