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2823民初1023号原告：吴焕勋，男，汉族，1948年2月3日出生，农民，住尉犁县。委托代理人：包可迹，新疆腾格斯（库尔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库尔勒市开发区建设辖区乐悟北路**顺和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张同举，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孙杰，新疆茂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尉犁县老班农资经销部。住所地：尉犁县明鑫农资市场达西村农村信用社旁）。经营者：班伟,男，汉族，1978年4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个体，，住尉犁县金宇小区委托代理人：雷笑非，新疆君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焕勋与被告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田农资公司）、第三人尉犁县老班农资经销部（以下简称老班农资经销部）产品质量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2018年1月30日变更第三人老班农资经销部为被告。原告吴焕勋及其委托代理人包可迹，被告益田农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同举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杰，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班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雷笑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537000元及鉴定费22000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18日，原告从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购买缩节胺10桶（标识为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哌鎓”，每桶10克×500袋）。2017年6月18日开始打药，打了三遍“甲哌鎓”后，原告发现该农药有问题，便找到被告益田农资公司，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找到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并派人到现场观察农药使用情况，通过尉犁县工商局审查发现缩节胺是假药。原告报案到库尔勒市农业局后，库尔勒市农业局给原告出具一份《产品确认书》确认两被告给原告的缩节胺是假药。因原告使用了假的“甲哌鎓”（缩节胺）造成棉花减产。被告益田农资公司将农药销售给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再将农药销售给原告，两被告都是销售者，二者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两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无果，故诉诸法院。被告益田农资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错误，被告从未给原告或老班农资经销部销售过涉案的农药“甲哌鎓”（缩节胺）。1.被告不知晓、未参与原告诉称的“2017年6月18日，原告从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购买缩节胺10桶（标准10克×500袋，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哌鎓”）”；2.被告从未购入过涉案的“甲哌鎓”药品，没有购入何来销售呢？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用错了单据记错了上家也未尝不可能，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应查出正确的销售厂商主张其合法权益。二、原告诉称因使用了假的“甲哌鎓”（缩节胺）造成棉花减产，需要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棉花等作物生长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一个成长期都会对整个成长过程及结果产生影响。如有不良结果，该结果也不会因一个可有可无的极小因素直接造成。原告以所谓的“棉花减产”的结果归罪于使用了假的“甲哌鎓”的做法太绝对，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不科学更不现实。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辩称：原告将老班农资经销部作为第三人或被告系主体不适格，老班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班伟只能作为证人，在销售过程中只是原告方的代理人，而不是农药销售人，老班农资经销部不实际经销缩节胺，考虑到原告需要该农资，班伟是帮助原告询问缩节胺事宜，询问到货以后，是被告巴州益田农资公司直接把货送给了原告，并不经过老班农资经销部。销货的发票备注为“付清”，说明原告给被告益田农资公司付清了货款，后面的售后、协商赔偿，也是原告与被告益田农资公司之间进行的，老班农资经销部不应该承担农药销售的法律后果。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4日左右，原告吴焕勋向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班伟购买缩节胺（缩节胺为商品名称，其化学名称为“甲哌鎓”），班伟说没有缩节胺，后班伟便与李文杰联系了缩节胺。李文杰以巴州益田农资公司区域经理的名义自2017年2至3月开始与班伟有业务往来。按照原告的要求，4000亩地约需要50公斤缩节胺（每亩用量10克），故2017年6月18日李文杰将10桶“甲哌鎓”(标识的生产厂家为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剂型为可溶性粉剂，有效成分含量为98%N.N-二甲基哌啶鎓，每桶500袋，每袋净含量10克）送到尉犁县，并由班伟带着李文杰将货送到原告的地里，原告支付给班伟3500元，当天给原告开具的收据为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的《欠据》一份，备注“付清”，欠据的制单人签名为“李”，欠据上的手机号码之一为被告益田农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同举使用。2017年6月18日，原告开始给其种植的棉花打药（即购买的“甲哌鎓”）。2017年6月28日左右，经过三遍打药，原告发现棉花疯长觉得该农药有问题，便找到班伟，班伟又找到李文杰和张同举，李文杰让张某到原告的棉花地查看棉花疯长的情况，张同举也电话告知原告让其加大药量，但原告加大用药量也未见效，故原告于2017年7月15日左右使用了其他品牌的缩节胺及时控制了棉花涨势。原告先后向尉犁县、库尔勒市的工商部门投诉班伟、益田农资公司，后于2017年8月1日投诉报案至库尔勒市农业局。经库尔勒市农业局函询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回函《产品确认书》一份，称库尔勒市农业局所查产品非其公司的产品，所查产品标注了其公司的产品登记证号。2017年9月10日，库尔勒市农业局给原告出具《关于吴焕勋举报巴州益田农资公司销售假冒甲哌鎓的回复》一份。回复的主要内容为：“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吴焕勋所购甲哌鎓为假冒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的产品，经过调查询问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法人张同举，张同举否认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经营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的产品。张同举认定吴焕勋所购假冒甲哌鎓是业务员个人行为，此业务员李文杰在案发后已离职，现不知去向，根据吴焕勋、班伟提供的李文杰电话线索经库尔勒经侦大队核查后未查到此人。经查调阅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的进货台账及对该公司经营场所及库房进行核查，未发现吴焕勋举报的假冒甲哌鎓。因此我局因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法人张同举）销售假冒甲哌鎓证据不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经原告申请，2017年10月10日本院委托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种植的1000亩棉花的损失原因及损失价值进行鉴定。2017年10月14日，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匡玉疆、张长江等四人，原告吴焕勋和张同举、班伟及李文杰委派的张某等人，一同到使用涉案农药的棉花地实地勘察，鉴定人员同时勘察原告种植的相邻300亩棉花地，并以该300亩棉花地的生长情况作为对照。2017年11月2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吴焕勋种植的1000亩棉花损失原因是使用的缩节胺不含有甲哌鎓有效成分造成棉花前期化控无效。2.因此造成亩减产籽棉107.4公斤，亩损失金额537元，1000亩棉花地共损失金额537000元。此前，该鉴定中心委托上海微谱技术检测机构检测了涉案的“甲哌鎓”的成分，检测结果为“该批植物生长调节剂不含有缩节胺的成分”。在实地勘察过程中，鉴定人员未丈量涉案的1000亩土地及对照的300亩土地的实际面积。原告自称其种植的土地总面积为2531亩，向国土资源局缴纳了全部费用126550元，其享受棉花补贴的面积按2049亩计算，2017年棉花平均单产为456公斤。2018年3月6日，被告益田农资公司申请库尔勒市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即“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中记载的吴焕勋交售棉花的信息页面共计40页。该信息平台页面显示，吴焕勋棉花种植面积2049亩，自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1月22日的棉花交售量为1046055公斤，细绒棉折合单产510.52公斤。另查明，班伟经营的老班农资经销部于2017年4至5月从李文杰处进货，班伟提供了李文杰给其出具的票据四份，该四份票据系被告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的《欠据》，欠据的制单人签名为李文杰，班伟当庭提供的李文杰的名片正面显示李文杰为巴州益田农资公司区域经理，名片背面的银行卡号系张同举本人账号。经原告申请，本院裁定冻结了被告益田农资公司在库尔勒市城市信用社文化路营业部的账户资金50万元；扣押被告尉犁县老班农资经销部负责人班伟名下的红色福田牌轿车（车号×××）。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班伟出具的《证明》一份、库尔勒市农业局出具的《关于吴焕勋举报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销售假冒甲哌鎓的回复》一份及《产品确认书》（复印件）一份、“甲哌鎓”实物一袋（10克）、班伟提供的《欠据》复印件四份、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一份、2017年6月18日《欠据》一份（原件过塑）、缴费票据一份、吴焕勋棉花价格信息平台的信息一份，被告益田农资公司出具的2015年至2017年账册10本、库尔勒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棉花栽培技术手册》和被告自行下载的网页查询资料若干、证人张某的当庭证言、尉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出具的2015年至2017年《棉花测产汇总表》三份、被告代理人孙杰与鉴定人员张长江的电话通话录音一份、2018年1月22日库尔勒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提供的2017年6月18日《欠据》（复印件）一份及李文杰名片一份，以及到庭的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属产品质量纠纷案件。《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二、谁是涉案农药“甲哌鎓”的销售者？李文杰与被告益田农资公司之间是何种关系？原告的损失，两被告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焦点一，鉴定机构以原告种植的另一块未使用涉案的“甲哌鎓”、使用其他品牌缩节胺进行化控的300亩棉花的结铃数和铃重作为对照，依据其结铃数和铃重计算300亩棉花的理论亩产为433.8公斤，依据使用涉案“甲哌鎓”的1000亩棉花的结铃数和铃重计算的亩产为390.1公斤；因前期化控失利，导致1000亩棉花的结铃数和铃重比300亩棉花分别减少1.4个和0.21克，若前期缩节胺化控有效，1000亩地应该亩产为497.5公斤故减产107.4公斤，按照人工采摘棉花的售价扣除捡花成本后损失为537000元，原告以鉴定意见为依据主张其使用了涉案“甲哌鎓”的1000亩地的损失为537000元。被告益田农资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员匡玉疆出庭接受质证。被告益田农资公司的异议如下：1.鉴定机构无农药药害的鉴定资质确认定“1000亩损失原因是使用缩节胺不含有甲哌鎓成分造成棉花前期化控无效”的结论，鉴定违法；2.鉴定确定损失的亩数未经现场测量无依据，土地存在大量未种植的新开荒地，作为参照物的“300亩使用去年剩余的缩节胺”的土地的土壤状况不同，不具备参考价值，该300亩棉花系使用机械采棉非人工采棉，鉴定意见按人工采棉的数据计算损失不具有参考价值；3.鉴定意见将棉花的损失全部归结为“使用的缩节胺不含有甲哌鎓的有效成分造成”的结论错误；4.鉴定中心以300亩土地的测定的理论产量为基数计算涉案土地的损失，最终又按照假设推断出的1000亩土地的产量497.5公斤计算损失，其依据严重失实。为此，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提供尉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出具的2015年至2017年尉犁县近三年的棉花测产数据和经公证的“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显示的原告2049亩棉花的单产510.52公斤，以及鉴定人员匡玉疆当庭陈述和另一鉴定人员张长江的通话录音等证据用以证明，原告的实际亩产达到510.52公斤不存在损失。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鉴定意见存在以下瑕疵：一是涉案的1000亩和作为对照的300亩土地的面积系原告自述，鉴定机构并未进行测量；二是1000亩土地中未出苗的面积未扣除；三是1000亩和300亩土地的棉花种植模式为机采棉，而鉴定意见系按照人工采摘的数据计算售棉价格和采摘成本；四是鉴定时以300亩棉花作对照，但计算的减产数额却未按300亩的产量作对照。综上以上瑕疵，本院认为，若原告种植的300亩土地和涉案的1000亩土地在水肥、土壤、光热、管理、品种等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基本相同情况下，该300亩土地的参照价值比其他土地的参照价值相比更为客观，即以300亩的产量为参照而不是以应当产量为参照，故原告的损失，不能仅依据鉴定意见予以认定。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提供的尉犁县三年来的平均亩产不能客观反映原告的棉花亩产本院不予采信，而出庭的鉴定人员昆匡玉疆和另一鉴定人员张长江均反映涉案的“甲哌鎓”含有矮壮素的成分，而矮壮素也有抑制作物疯长的作用；原告庭审中自述其2017年种植的棉花平均单产为456公斤，但信息平台反映2049亩的平均亩产为510.52公斤，加上原告自述其后期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防止了损失的扩大；综合以上情况，以上双方提供的证据虽不能全面反映原告的棉花的损失情况，但足以说明2017年原告的棉花即使有损失，其损失也并不大，故本院对原告2017年1000亩棉花的减产损失酌情按10万计算。关于涉案“甲哌鎓”是否为质量合格的产品的问题，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自2017年6月18日原告购买后并使用涉案的农药“甲哌鎓”（即缩节胺的化学名称）起，因原告认为使用该农药未达到合格缩节胺预期应有的效果的情况下，原告多次找班伟及益田农资公司、李文杰解决纠纷并向相关部门投诉，因此涉案“甲哌鎓”存在质量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库尔勒农业局出具的答复已明确认定涉案的“甲哌鎓”系假冒了山东九洲农药有限公司的标识的产品，而经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上海的检测机构利用微谱技术检测涉案的“甲哌鎓”的检测报告显示，该“甲哌鎓”不含其标识的有效成分即缩节胺的有效成分，检测报告与库尔勒市农业局调查的结论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本院足以认定涉案的“甲哌鎓”为质量不合格产品。在棉花需要控制茎叶涨势的重要的生长周期，本案原告棉花使用了不合格的农药，势必对所种植的棉花的生长和产量产生一定影响，即不合格农药与棉花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高度的盖然性。就焦点二，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承担问题，原告认为被告益田农资公司和老班经销部均是销售者，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益田农资公司认为其并没有给原告销售涉案的农药“甲哌鎓”，不应该承担责任；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认为自己作为介绍人，是由被告益田农资公司的李文杰供货收钱，自己不承担责任。对此争议，本院认为，班伟作为老班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长期经营农资，在其没有经销缩节胺的情况下，给其老客户吴焕勋询问缩节胺的供货人李文杰并将农药送到地里，原告也当即支付了货款，在此种情况下，原告认为是从班伟处购买的农药、销售者为班伟符合常理，至于班伟从何处调货或由谁给班伟供货、谁收钱，原告在所不问；而班伟作为农资经销商，即便自己没有缩节胺，是由其帮助原告询问缩节胺的卖家或销售者，班伟也应该知道卖家的身份，但班伟询问的卖家李文杰提供了名为益田农资公司的区域经理的名片、并未提供其他证明可以证明其与益田农资公司之间的身份关系的情况下，班伟便认定李文杰是益田农资公司的销售人员，此种做法不够谨慎，且李文杰所提供的“甲哌鎓”是假冒产品，班伟因此前的不够谨慎的行为及在后续介绍李文杰给原告提供假货的过程中也仍然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李文杰的身份问题，虽然被告益田农资公司否认涉案的“甲哌鎓”销售与其有关，但李文杰的名片中的账号和提供的益田农资公司的《欠据》证明李文杰与益田农资公司有关，被告益田农资公司也不能提供李文杰的身份，且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提供的证人张某在庭审中陈述“在很多市场上包括顺和市场调货，调货根据我老客户需要调货，张同举是农资公司的，调货就是向市场上的农资公司调货，我和李文杰都是销售他们农资产品的，只是认识李文杰，……一般是拿谁家的货就开谁的票，有的没有公司我就用本子记……”，而涉案的“甲哌鎓”就是使用了被告益田农资公司的票据。因此，本院可以认定李文杰的销售行为与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有关，被告益田农资公司也应承担提供李文杰的身份的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原告购买的农药“甲哌鎓”与李文杰有关，其供货时的票据与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有关，涉案农药销售过程中，与李文杰联系的是被告老班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班伟，两被告均不能提供涉案的农药“甲哌鎓”的供货人李文杰的真实身份，在此过程中，班伟的过错责任较大，应承担主要责任，承担原告损失的80%的责任即8万元，被告益田农资公司承担次要责任20%即2万元损失。原告主张由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尉犁县老班农资经销部于本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吴焕勋损失8万元。二、被告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吴焕勋损失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减半收取4745元，保全费3520元，鉴定费22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900元，合计31165元，由原告吴焕勋负担25687元，被告尉犁县老班农资经销部负担4382元，由被告巴州益田农资有限公司负担109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 静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张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