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1622民初2105号原告朱喜初，男，1966年+6月6日生，汉族，住西华县。委托代理人益科技，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伟，男，1970年11月6日生，汉族，住西华县。委托代理人陈武军，河南天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韩川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大茫**。负责人傅军建，该公司董事。委托代理人陈武军，河南天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国勇，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朱喜初诉被告刘伟、上海韩川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川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喜初及其委托代理人益科技，被告韩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武军、被告刘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喜初诉称，原告长期从事水井钻井工作，2016年7月18日，原告从被告刘伟经营的刘伟电动工具店（位于西华县××与××交叉口）购买一把型号为MOD.6351(Z1D-HC-35)的韩川牌振动器，用于打井作业。2016年7月23日上午8时20分许，原告雇佣的雇员魏德喜在西华县××××村责任田里，使用该振动器进行打井台作业时，因该振动器发生漏电而不幸中电身亡。2016年7月27日，西华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魏德喜尸体检验情况作出分析意见，认为魏德喜右手掌损伤形态特征符合电流所致损伤之一般形态特征，不排除电击所致死亡。2016年7月26日，原告在公安机关主持下与受害人魏德喜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一次性赔偿魏德喜家属420000元，并于当日赔偿完毕。由于该振动器的生产商为被告韩川公司，该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韩川公司和作为该缺陷产品的销售者的被告刘伟，应当对受害人魏德喜死亡承担最终赔偿责任。为此，特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二被告：1、连带赔偿原告朱喜初经济损失420000元；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二被告辩称，1、被告韩川公司生产的振动器是经过研究检验，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要求，公司在确认产品合格后方出厂；2、被告刘伟在销售振动器时向顾客展示产品的使用方法，检测能正常使用后才销售。如果产品有缺陷，公司不会出厂，刘伟更不会进行销售。因此公司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3、被告公司与刘伟均不否认原告购买了韩川公司生产的振动器，但原告不能证明受害人被电击伤，也不能证明是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时漏电造成的；4、受害人作为原告的雇员，在操作振动器时，原告未要求受害人按照使用说明书中“安全警告和防备措施”进行操作。对此，原告应承担全部责任。而受害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于带电作业的基本知识是了解的，自身不做任何防护击伤，也存在重大过失；5、原告与受害人家属达成42万元的赔偿协议，并当即履行完毕，恰恰说明原告自身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二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朱喜初提交的证据分别提出异议如下：魏德喜身份证不是原件，复印件上显示身份证号码不全；2、对名片、购货清单、发票、产品包装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同时，原告方未提供被告出售振动器时配置的使用说明书；3、对鉴定委托书、尸体检验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鉴定委托书案件简要情况中，书写的是魏德喜使用振动器时触电身亡，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魏德喜的死亡与振动棒过电有关系。同时，明确证明了魏德喜死亡原因不明，不能证明是振动器漏电致使受害人死亡；4、对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朱喜初作为受害人的雇主，在雇佣合同中有重大过错，并在协议书中明确确认，朱喜初赔偿受害人是对其过错责任的一种承担。另外，协议书和收条出具时间是2016年7月26日，公安机关出具的尸体检验情况说明是2016年7月27日，在公安机关没有出具尸检的前提下，原告对其受害人家属进行补偿，恰恰证明其认识到自身存在重大过错；5、交通费票据不能证明其真实性，望法院予以核实。对赔偿清单质证：对于死亡赔偿金，因原告未能举证死亡魏喜德的户籍，应按农村居民上年度平均收入进行计算。精神抚慰金因其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因以3万元为宜。对被告韩川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韩川公司提供的库存振动器型号、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卡，振动器外包装盒子与我们购买的一致，但从原告购买的振动器外包装中可以看到，并没有被告陈述的封口处粘贴的生产许可证号等。封口胶带在拆封时，根据拆封习惯也不可能撕开完，所以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被告是振动器的生产方，对包装以及包装内物品可以根据其需要随时装入、随时更换，因此被告以现场拆封来证明原告所购买的振动器里面附有说明书和检验合格证并不客观。对于拆封过程，拆封口没有设置安全拆封标识，可以随时拆封，小心一点根本不需要破坏外观。说明书以及检验合格证均是被告韩川公司自己制作自己设计，并不能证明韩川公司出厂的产品完全达到合格标准，不存在产品缺陷。被告单方出具的合格证存在流程作业形式，存在敷衍或者基于产品销售而形式主义。原告购买振动器时并未包装内并未附带产品说明书，也无合格证，更没有主管机关或者具有资质的鉴定机关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也没有振动器的操作规程及方法；2、对于公安机关调查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所要的证明目的。原告作为打井工程承包人，发生人员死亡的重大事故，从程序上来说，必然属于责任人，但不能据此认定朱喜初在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该调查材料显示，当时现场共同施工的魏成义、孟繁臣对发生事故的描述是，受害人魏德喜在使用韩川振动器时刚一通电，即中电死亡。这与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的尸检证明中死亡意见相一致，可以证实魏德喜是在使用韩川振动器时因电击死亡。根据证据的认定使用原则，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在原告提供证据中，除交通费票据之外，被告对其真实性皆无异议。该组证据形成合法、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密切相关，其证明效力应予确定。被告韩川公司提交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真实客观，对案件事实的审理查明与认定，有着积极的意义，均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已完全尽到安全防范与保护义务，故不能达到被告想要的全部证明目的。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朱喜初长期从事水井钻井工作，并承包了重庆绿园水电有限公司在西华县境内的施工打井项目（西华县国土局土地整治项目农用灌溉机井）。2016年7月18日，原告朱喜初从被告刘伟经营的刘伟电动工具店（位于西华县××与××交叉口）购买一把型号为MOD.6351(Z1D-HC-35)的韩川牌振动器，用于打井作业施工。2016年7月23日上午8时20分许，原告雇佣的雇员魏德喜、魏成义、孟凡臣三个人在西华县××××村责任田里，使用该振动器进行打井台作业时，因作业工具发生漏电而不幸触电身亡。原告得知发生事故后，随即报警处理。西华县聂堆派出所当天即出警现场予以处理，对事故发生时的在场人孟凡臣、魏成义进行询问并作出笔录。其中孟凡臣的陈述笔录内容为：“今天上午朱喜初让我和魏德喜、魏成义去道北村的农田做机井盖，俺三人和往常一样开车拉着设备就去了。我正在道井盖，看到魏成义去停正在工作的发电机。我正纳闷为什么停机器，看到魏德喜已经抱着振动棒躺地上不会动了。魏德喜满脸乌紫、嘴里冒出白沫子。”魏成义的陈述内容为：“我和魏德喜、孟凡臣三个人去修建道北村的机井，我和孟凡臣帮忙混合水泥混凝土。魏德喜是老师，负责混凝土振动棒，俺三人一直一个组，已经做一百多眼机井了。今天我正在清理混凝土，魏德喜在用振动棒夯实混凝土。我突然听到魏德喜“啊”一声就抱着振动棒倒地了，我赶紧过去拔电源插座。我和孟凡臣过去时魏德喜已经满脸乌紫、口吐白沫、浑身僵硬。鼻子没有气了，脉搏也没有了。”2016年7月26日，原告朱喜初在公安机关主持下与受害人魏德喜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一次性赔偿魏德喜家属420000元，并于当日赔偿完毕。2016年7月27日，西华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魏德喜尸体检验情况作出分析意见：1、魏德喜右手掌损伤形态特征符合电流所致损伤之一般形态特征，不排除电击所致死亡；2、由于魏德喜家属不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无法明确其死亡原因。原告朱喜初按协议足额赔偿受害人后，认为该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韩川公司和该缺陷产品的销售者刘伟，应当对受害人魏德喜死亡承担最终赔偿责任，遂向二被告求偿。二被告却认为没有过错，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无奈诉至本院，遂成此讼。本院认为，在事故发生前，魏德喜身体没有任何不良状况。在事故发生当时，根据现场的目击者魏成义、孟凡臣叙述，魏德喜当时是抱着振动器倒在地上，出现满脸乌紫、口吐白沫症状。经西华县公安局聂堆派出所对魏德喜尸体检验，作出分析意见为：魏德喜右手掌损伤形态特征符合电流所致损伤之一般形态特征，不排除电击所致死亡。虽然派出所因魏德喜家属不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无法明确认定其死亡原因，但是从以上两人的叙述情形结合派出所出具的分析意见，能够作出认定：魏德喜的死亡与使用的振动器漏电现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对上述事实，被告韩川公司虽然抗辩称，公司生产的振动器不存在缺陷，魏德喜的死亡与振动器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是，对于因产品缺陷引起的侵权纠纷，相关的举证责任规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据此，被告韩川公司应当对其生产的振动器不存在质量问题予以证明。庭审中，韩川公司在不申请对已经封存的肇事振动器，是否存在缺陷问题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仅以启封一个新的振动器包装盒，里面存在合格证，用以证明公司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由于该包装盒及合格证皆为本公司制作，故其证明力较弱。另外，该产品的销售者刘伟也当庭承认，如果用户操作不当，该振动器有致人伤亡的危险。故，被告韩川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公司应对振动器漏电给魏德喜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虽然原告朱喜初作为施工打井项目的雇主，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魏德喜作为施工作业者没有穿戴绝缘服，缺少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该二人主观上的疏忽，对该次事故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但是，这仅仅是产品使用者的一般注意义务。产品使用者的一般过失，并不能成为产品生产者对人身、财产安全应负义务的免责理由，也不能减轻韩川公司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及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刘伟应否与韩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的加重责任，需有法律明文规定方可判决适用。被告刘伟作为该振动器的销售者，由于在销售环节没有过错（原告没有证据佐证），且在事故发生后明确指明了振动器的生产者，故对该事故的发生后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法律亦未规定生产者与销售者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原告的该项诉请应予驳回。由于原告已预先赔付42万元，作为终局责任承担者的韩川公司应当在其赔偿责任限额内，将赔偿款直接支付原告朱喜初。针对原告的诉请，本院对原告朱喜初请求赔偿的范围、项目及标准审核认定如下：1、丧葬费.河南省2016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920元，该项费用为22960元；2、死亡赔偿金.魏德喜的户口簿虽然显示为居民家庭户口，且经常从事机井打井作业，但考虑到其从事该项工作的间断性及不确定性，故该项赔偿标准以按农村户口计算为宜。2016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697元/年，该项费用为233940元（11697元/年×20年）；3、精神抚慰金.结合案情实际，该项费用考虑50000元，过高请求不予支持；4、交通费.考虑到处理魏德喜亡故事宜，其家属在西华县漯河市郾城区多次往返奔波，确需一定的交通费支出，该项费用酌定1000元；上述费用合计3079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韩川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原告朱喜初赔偿款307900元；二、驳回原告朱喜初对被告刘伟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被告上海韩川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承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海雷审判员  王改英审判员  付红霞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冯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