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9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杰，女，195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笃春，男，195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李杰因与被上诉人刘笃春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2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杰、被上诉人刘笃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2766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抚顺市城市主干道建设项目——浑河南路中段道路绿化（第十三标段）工程的合同纠纷案”，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402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判决振达公司给付被上诉人工程款703566.25元。上诉人不服该判决书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4民终1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振达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刘笃春向新抚法院申请追加第三人李杰为本案被执行人。新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402民初2766号民事判决，将上诉人个人作为该案的被执行人。上诉人认为此判决没有依据事实，恶意偏袒被上诉人，做出错误的判决。上诉人本人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投资经营振达公司，由于被上诉人对振达公司的恶意诽谤，导致振达公司于2016年至今无法正常经营，处于瘫痪状态，己经倒闭，根本没有任何财务账目与上诉人个人财产混淆不清，没有企业财务账目，没有资金运营，还谈什么财务账目与上诉人个人财产混淆不清的状况。二审庭审中，李杰补充除上诉状外其他上诉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章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从2009年12月9日由辽宁华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书第三节第一条中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公司的实收资本是400万元，那么李杰个人就应以这400万元投资对公司承担责任。二、振达公司是在2018年9月3日变更为李杰占该公司百分之百股权的自然人独资企业。公司经营性质变更在2017年12月份公司转款30万元现金之后，将此30万元作为独资企业资金来说，在时间上差异太大，非常没有道理和理由。三、关于审计报告，同一公司出具时间不同，结论不同是非常正常的。企业每年每一次的审计报告都不同，没有雷同的。2019年7月3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结论明确指出“贵公司未提供相关的财务账目及财务凭证，所以不发表审计意见。”2019年12月9日有结论是振达公司提供了相关的财务资料。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第一次审计时未提供财务资料，而第二次审计提供了财务资料，是因为公司拖欠会计工资，因此会计没有将所有财务账目及相关资料交给公司，辞职另谋职业，为了审计，李杰个人借款将其工资补齐，会计才将财务相关资料交于振达公司。所以第二次审计提供了全部的财务账目及财务凭证，因此审计有明确结论。一审法院称两次报告同一公司出具，虽时间不同，但结论差异巨大，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四、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7）辽0402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错误，刘笃春应得工程款为2211394.85元-176911.60元-512208.86元=1198847.59元。在施工中振达公司已经支付给刘笃春1330917元，因此，刘笃春应返还给振达公司的工程款为1330917元-1198847.59元=132069.41元才是合理合法的。刘笃春辩称，一审法院依据的是上诉人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混同，从公司账户转出30万元，去向不明，用途不明，属于公司账目混同，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可以列上诉人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通过调查没有发现上诉人将30万元用于开资及其他用途，无法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3月26日李杰与王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企业独资人李杰仍然占用财产混同的30万元，可认定为混同行为的延续，与合资期间财产混同行为并无不同，财产混同的事实继续存在。因此，请求法院维持原判，列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由于当初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30万元用于工人开资，如果上诉人再重新提交证据是无效的，开资花销是有时间性的，现在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李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驳回被告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申请，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28日，由原告李杰与李某、曹某共同出资组建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并登记注册，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原告李杰应出资人民币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2011年1月4日，李某与原告女儿王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王某以10万元人民币购买李某在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10%的股份、曹某将所持有的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10%的股份(实物：计10万元)亦转让给王某。2011年8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抚顺将军桥支行向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分局出具《公司设立货币注册资本到位证明》，内容为“李杰、王某等贰个人出资，拟共同为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其中李杰出资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王某出资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已于2011年8月15日存入该企业在我行开设的存款账户”经变更后原告李杰金额为240万，出资比例60%，王某金额160万，出资比例40%。2018年3月16日，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名称变更，变更后名称为：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9月3日，王某与原告李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王某将其持有的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40%的股权160万元出资额以16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李杰。2018年9月30日，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至此，原告李杰占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庭审时，原告李杰自认未给付王某股权转让款160万元。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7)辽0402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刘笃春工程款703566.25元及利息。宣判后双方均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4民终1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振达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被告刘笃春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刘笃春向法院申请追加原告李杰及其女儿王某为本案被执行人。法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辽0402执异80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李杰为被执行人且驳回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对此李杰不服该执行裁定书，引发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再查明，原告提供辽宁华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审计报告，审计结论资产负债情况在2016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5116994.26元，负债总额678023.10元，所有者权益4438971.16元，2017年12月31日以上所有金额全为0元，至2019年6月30日以上数额为0元。原告另提供辽宁华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2月9日作出的审计报告，2016年至2019年10月31日经营成果如下“2016年营业收入3086061.76元，减营业成本3522480元，管理费用12642.10元，财务费用-13.33元，利润总额-449047.01元；2017年营业收入0元，减营业成本2216727元，管理费用8784.42元，财务费用-115.40元，利润总额-2225396.02元；2018年营业收入0元，减营业成本0元，管理费用501.22元，财务费用-3.25元，利润总额-497.97元；2019年1-10月营业收入0元，减营业成本0元，管理费用100.06元，财务费用-0.06元，利润总额-100.00元”。原告提供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1日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企业活期明细信息，载明2017年12月26日，从公司账户向原告李杰个人账户转款300000元，备注差旅费。关于该笔款项的用途，原告称部分用于工人开资，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9月30日，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至此，原告李杰占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提供的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企业活期明细信息载明，2017年12月26日，从公司账户向原告个人账户转款，差旅费300000元。该情节体现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已经产生混同。原告提供的两份审计报告拟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但两份审计报告同一公司出具，虽时间不同，但结论差异巨大，法院不予采信。原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予以明确区分，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36元，由原告李杰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杰围绕上诉请求提交工人工资明细（复印件），欲证明：30万元用于给工人开资，时间是2014年的。这30万元与本案应是无关的，所以我一审没有提交。被上诉人刘笃春质证意见：该证据不真实，企业有30万元为什么当时不给工人开资，我不认可该证据及上诉人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杰提交的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刘笃春对此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杰作为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其作为本案上诉人和执行案件异议人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股东应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如果股东无法就此提交相应证据，则应当承担法律后果。李杰在一审中提交了辽宁华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审计报告及该公司2019年12月9日作出的审计报告，用以证明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未发生混同，该审计报告亦是李杰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赖以证明其财产独立的唯一直接证据。审计报告所作出的客观准确的结论应建立在客观真实的财务数据资料之上，从李杰提供的两份不同时期所作的审计报告看，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经营成果等结论有很大差异，无法体现审计报告所应具备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另外，第二份审计报告虽然体现有2017年及2018年营业收入均为0元的记载，李杰想以此说明公司已经不经营了，当然亦不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形，但案涉审计报告并未直接作出有关李杰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或未发现公司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的情形等明确的审计结论。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规定了年度法定审计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规定，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产生合理怀疑。本案中，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时间是在2018年9月30日，则该公司首次法定审计的时间应为当年年底。现李杰仅提供了公司2019年7月及12月的审计报告，不符合上述相关规定。综上，李杰以其提供的审计报告来说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李杰上诉主张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账户向李杰个人账户转款300000元发生在2017年12月，系在公司未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一审以此认定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产生混同错误一节，本院认为，虽然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向李杰个人账户转款事实在先，公司性质变更在后，但案涉300000元属公司财产，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后，李杰作为其公司唯一股东应该就300000元公司财产的流向、用途进行进一步举证与其个人财产是否产生混同。该300000元的转款明细备注为差旅费，而李杰主张2017年公司已经停止经营，此为矛盾之一；李杰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亦无法直接、有效地证明案涉300000元系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事实，且对于该笔款项从公司账户提取后，为何不直接向工人予以发放而是又存入李杰个人账户一节，李杰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此为矛盾之二。故一审法院从上述转款的事实认定公司财产与李杰个人财产产生混同并无不当，李杰该节上诉理由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杰上诉所提出的刘笃春与抚顺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抚顺振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前身）合同纠纷一案判决错误一节，因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且与本案诉讼的客体不同，故本院对此不予理涉。综上，李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36元，由上诉人李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开智审判员  张 秦审判员  张庆敏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