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9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泳桃，男，198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从六路91号102房。法定代表人：李羽。上诉人甘泳桃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善运输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甘泳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到庭参加了诉讼。致善运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泳桃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致善运输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助甘泳桃将车牌号码为粤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所有权人由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甘泳桃。2.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致善运输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甘泳桃与致善运输公司合作的目的是共赢，在法律法规前提下，按照公平对等自愿情况下进行履行合同，甘泳桃特指出具体如下几点事实与理由足以证明合同应该予以解除。一、致善运输公司存在乱收费。1.甘泳桃在原审法院时已经详细论述，且原审法院也因此作出认定存在乱收费的行为。且根据甘泳桃提供的《报警回执》可以反映，甘泳桃与致善运输公司矛盾分歧较大，根本无法继续合作下去。2.签订合同协议内容方面。根据甘泳桃与致善运输公司之间《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第十条“合同期自二〇壹柒年拾壹月拾柒日至二〇二壹年拾柒月陆日止”另根据上述《管理合同》第十一条规定根据《管理合同》第十一条“如合同期内乙方(即甘泳桃)要求迁出的，属乙方违约，需向甲方(即致善运输公司)支付贰仟元违约金，且保证金一律不予退回”的约定可见，甘泳桃在合同期限内可随时将涉案车辆迁出，充其量放弃保证金。据此，现甘泳桃主张要求解除合同，将涉案车辆过户到甘泳桃名下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上诉法院应予以支持。3.签订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法律法规方面。根据2018午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作出《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自2019年1月1日，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亦于次日转发了该通知。即交通运输部的上述通知，明确自2019年1月1日，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无需再配发道路运输证。甘泳桃因此自2019年1月1日起，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无需再持有道路运输证。在国家政策作出调整，对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无需再持有道路运输证等情况变化后，继续履行涉案《管理合同》，由致善运输公司继续向甘泳桃缴交该证办理费用，加重了致善运输公司的营运成本，显失公平。甘泳桃依此因国家政策作出调整等情况变化，请求判令解除致善运输公司与甘泳桃签订的案涉《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并协助过户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甘泳桃与致善运输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出现客观事由，双方矛盾根本不能调和，且致善运输公司随意乱收费、至今仍存在一直刁难、不予配合甘泳桃进行车辆的正常上路、不配合汽车年审购买保险等情况，根据协议内容约定可随时解除合同。致善运输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甘泳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甘泳桃与致善运输公司签订的《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2.判令致善运输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助甘泳桃将车牌号码为粤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所有权人由致善运输公司变更登记为甘泳桃；3.判令诉讼费由致善运输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致善运输公司是成立于2014年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范围包括交通运输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2017年11月17日，甘泳桃（乙方）与致善运输公司（甲方）签订《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约定乙方将自购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码：粤Ａ×××××）及广大鸿远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车牌号码：粤Ａ×××××），均以甲方的名义登记上牌及办理营运证，使用权归乙方，此车必须接受甲方的统一管理，服从甲方车辆管理规章制度；营运证的所属权归甲方，甲方只给予乙方营运资格，乙方自寻营运出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营运所得经济利益属乙方所有，甲方不参与乙方的业务经营；乙方委托甲方托管该车辆，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证件的审核手续；乙方必须在每年的12月份前缴交次年该车所需的费用给甲方统一代缴车船税、年票、公路运输管理费、年审费等税费，对需按月缴纳的费用，乙方必须于每月25号前回车队缴交下月该车所需费用，逾期缴纳费用的按每天费用的3%计缴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如遇国家税费等任何项目的费用调整增加，乙方须承担自调整之日起增加的费用；乙方除必须为车辆购买除国家规定的交强险之外，还必须购买保险金额100万元以上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雇佣、劳动关系；合同期为乙方车辆登记甲方名下经营的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为期四年，自2017年11月17日至2021年17月（注：此为原文）6日止；合同到期后，乙方无论续期还是迁走都应在合同期满前10天主动到甲方办理相关手续，凡没到甲方处续期的则视该合同继续有效，有效期顺延两年，以此类推，直至该车报废为止；如合同期内乙方要求迁出的，属乙方违约，需向甲方支付1万元违约金，且保证金一律不予退回等。据甘泳桃提交的粤Ａ×××××号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显示，该车登记的所有人为致善运输公司，使用性质为货运，总质量40000kg，强制报废期2032年11月17日，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11月。甘泳桃提交了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炭步派出所向甘泳桃出具的《报警回执》，拟证明致善运输公司擅自将车牌拆走，甘泳桃报案维权。《报警回执》记载甘泳桃于2018年12月20日到该所报案，所报情况该所已如实登记受理。甘泳桃为证明致善运输公司乱收费，提交了日期分别为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2月25日的两张《收款收据》。第一张收据记载交强险4032元、车船税143元、商业险19544元、GPS600元，合计24319元；第二张收据记载管理费4000元、季审1600元、年审4000元、营业税1280元，合计10880元。第一张收据的收款单位处有“致善”的手写字样，但并未加盖致善运输公司印章或有致善运输公司人员签名。第二张收据加盖有“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甘泳桃表示除了上述两张收据外，并无保留其他收据；上述第一张收据的费用是开出的司机代缴的，司机缺乏法律意识，没有强制致善运输公司加盖印章，而且上述两张收据的费用都是现金支付。另查明，2018年5月15日，致善运输公司的股东从陈日彩、陈土善变更为王会顶，法定代表人从陈土善变更为王会顶。2019年12月11日，致善运输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从王会顶变更为李羽。诉讼中，甘泳桃表示其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为：致善运输公司的股权变更后，向甘泳桃乱收费，如保险费远高于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以往只收取年审1600元的费用，现不仅收取年审费4000元，还收取季审费1600元，另外，强制收取GPS费用，而且致善运输公司还将其应向税局缴纳的营业税强加给甘泳桃，总收费比原来多1万元；甘泳桃在2018年11月24日向致善运输公司缴纳了高额费用24319元，包括交强险、商业险、车船税、GPS费用，但致善运输公司仍向甘泳桃主张管理费4000元、季审1600元、年审4000元、营业税1280元，合计10880元，甘泳桃没有缴纳，致善运输公司就拆除甘泳桃车辆的车牌，甘泳桃无法上路营运，甘泳桃迫于无奈只能于2018年12月20日向派出所报案，经过派出所的协调，致善运输公司将车牌返还给甘泳桃，同时派出所建议甘泳桃先将费用支付给致善运输公司再提起诉讼，于是甘泳桃在2018年12月25日向致善运输公司支付了上述10880元，上述合计35199元是2019年全年的总费用，比原来多1万多元，故致善运输公司不合理收费构成违约，双方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为，致善运输公司系具有货运资格的企业，其与甘泳桃签订的《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的内容，可确定该合同实为挂靠合同。虽甘泳桃为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但其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车辆所有权登记在致善运输公司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即应受到合同条款的约束，其基于车辆所有权享有的处分权应受到限制，除非合同被解除，否则，甘泳桃无权违反合同约定将车辆再登记至其名下。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四年，现双方仍在合同履行期间，甘泳桃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举证证明其享有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成立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前，当出现某种情况后，即出现了解除合同的条件时，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要行使约定解除权，前提是合同有约定解除的条件，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合同约定的“如合同期内乙方要求迁出的，属乙方违约，需向甲方支付1万元违约金，且保证金一律不予退回”的条款，只是合同约定的违约方违约后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非只要承担责任，就有权解除合同。故本案合同并没有甘泳桃享有解除权的约定条款，现有证据也未显示双方后续对甘泳桃享有解除权进行了约定，故甘泳桃不享有约定解除权。甘泳桃认为致善运输公司乱收费，但即使致善运输公司存在该行为，也不影响双方基于合同形成的挂靠经营关系以及甘泳桃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的身份，不影响甘泳桃在车辆运营中取得收益的合同权利，不能就此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甘泳桃未能举证证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的情形，故其主张解除合同并将车辆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甘泳桃主张致善运输公司乱收费的问题，甘泳桃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2月24日判决如下：驳回甘泳桃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由甘泳桃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另查，涉案车辆（粤Ａ×××××）的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车辆类型：重型半挂牵引车；整备质量：8800kg，准牵引总质量：40000kg。本院认为，甘泳桃与致善运输公司签订的《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二审中，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证据，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可否解除？甘泳桃主张致善运输公司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合同中“如合同期内乙方（即甘泳桃）要求迁出的，属乙方违约，需向甲方（即致善运输公司）支付1万元违约金，且保证金一律不予退回”的约定可见，甘泳桃在合同期限内可随时将涉案车辆迁出，但视为系甘泳桃违约，保证金不予退回，即在一定的条件下甘泳桃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现甘泳桃以上述约定为依据主张解除涉案合同，将涉案车辆过户至其名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甘泳桃认为致善运输公司在管理涉案车辆过程中乱收费，以及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等，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涉案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甘泳桃所称致善运输公司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乱收费情形，未能充分举证证实，且存在上述情形时，亦可循合同关系解决。同时，国家交通运输部虽然自2019年1月1日起对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政策作出调整，但属于甘泳桃所有的涉案车辆，即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码：粤Ａ×××××）并不在该政策调整的范围内。因此，甘泳桃以上述理由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甘泳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428号民事判决；二、甘泳桃与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合同》解除；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甘泳桃协助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到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办理变更粤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为甘泳桃的过户手续；四、驳回甘泳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75元，均由广州致善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