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81民初1116号原告：翟长芬，女，1967年6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原告：翟某3，女，1977年5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原告：胡某，男，2015年6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法定代理人：翟某3，身份信息同上。原告：翟满满，女，1983年5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琴，贵州红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011725709。被告：翟长书，男，1972年2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被告：翟长军，男，1974年8月2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晋，清镇市站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113200061。被告：翟长友，男，1969年3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张德珍，女，1935年6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长秀，女，1962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王家芬，女，1976年7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勇勇，男，1995年8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吉吉，男，1998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崔同英，女，1987年9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某1，男，2010年1月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某2，男，2016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某1、翟某2法定代理人：翟长军、崔同英，身份信息同上。第三人：黄祥英，女，1970年5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谭贵琴，女，1991年9月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远，男，1993年6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翟艳，女，1996年4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原告翟长芬、翟某3、胡某、翟满满诉被告翟长书、翟长军、翟长友，第三人张德珍、翟长秀、王家芬、翟勇勇、翟吉吉、崔同英、翟某1、黄祥英、谭贵琴、翟远、翟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受理，案件审理中，发现翟某2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胡某法定代理人翟某3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琴，被告翟长书、翟长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晋、第三人翟长秀、崔同英、王家芬以及第三人翟某1、翟某2法定代理人翟长军、崔同英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张德珍、翟勇勇、翟吉吉、黄祥英、谭贵琴、翟远、翟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翟长芬、翟某3、胡某、翟满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翟长书将所获土地征收补偿款487884.57元中的108881元支付给四原告；2.判令被告翟长军将所领土地征收补偿款288579.65元中的63514.08元支付给四原告；3.判令被告翟长友将所领土地征收补偿款244299元中的54440.64元支付给四原告；4.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与被告翟长书、被告翟长军及被告翟长友系兄妹关系，第三人张德珍系原告等人之母，翟思学系原告翟长芬的、翟某3等人之父。1980年，根据法律和政策规定，第一轮农村土地以户承包为单位发包给本村农户承包经营，原告户以父亲翟思学为承包户主，与清镇市卫城镇大坪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该村发包的责任地、责任田共13.18亩（习惯亩），承包人口8人。199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原告户仍以翟思学为承包户主，继续承包经营以上承包地。2013年，因贵阳至黔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需要，被告翟长友耕管的“大坳地”被征收，获得征收补偿款244299元：2016年8月，因清镇市电解铝一体化项目建设需要，被告翟长书耕管的“大长还”、“康家麻窝”被征收，获得征收补偿款487884.6元；同时，因该项目建设，被告翟长军耕管的“大长还”、”康家麻窝”也被征收，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288574.65元。三被告各自所得上述补偿款已由各自领取。其间，原告等人曾找到三被告协商支付土地补偿款，村委曾组织各方共同协商，后因分歧较大，被告翟长友拒绝在《土地调解协议》上签字，导致协议不能履行，故此，因协商无果，特诉讼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翟长书、翟长军辩称，1.不同意原告部分诉讼请求，胡某不具备卫城镇大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以翟思学为承包户主的承包地里不享有承包地的份额，不应分得征收补偿款。2.经村委会组织调解的协议因被告翟长友未签字而导致协议不能履行，没有事实依据。翟长书、翟长军所耕管的该承包地于2016年被征收，翟长书、翟长军即找到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等人协商，为了以后不发生争议，经兴明村委调解，达成《土地调解协议》，并特别就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进行了分配，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等人己签字。在村委的调解下就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问题是合法有效的，至于原告诉称被告翟长友未在协议上签字导致协议不能履行，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翟长友未签字是因翟长友于2016年9月起诉翟长军和翟长书，导致该笔征收补偿款被冻结，这是导致该协议暂时不能履行的原因，并且在法院做出判决后，翟长军和翟长书领取该款项时，主动通知原告履行协议，但原告拒绝履行该协议，翟长友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仅能证明该协议对翟长友没有约束力，对其他已签字当事人仍然有效。翟长军和翟长书在该土地上耕管了20多年，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理应获得更多的补偿。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被告翟长友辩称，法院怎样判决，就怎样履行。第三人翟长秀述称，补偿款应该有翟长秀的份额，被告给多少，就要多少。第三人王家芬述称，土地补偿款应该有王家芬的份额，胡某不应该分得补偿款。第三人崔同英述称，土地补偿款应该有崔同英的份额。第三人翟某1、翟某2述称，土地补偿款应该有翟某1、翟某2的份额。第三人张德珍、翟勇勇、翟吉吉、黄祥英、谭贵琴、翟远、翟艳未陈述意见。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0年,国家对农村土地实行第一轮承包时，清镇市卫城镇大坪村（现与化腊村合并为兴明村）卧寨组翟思学、张德珍夫妇及其子女以翟思学为户主与大坪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大坪村卧寨组承包了“康家麻窝”、“大坳地”、“大长还”、“大烂田”四幅承包地,承包人口为8人。当时，翟思学、张德珍夫妇共有子女8人，分别为翟长英、翟长贵、翟长秀、翟长芬、翟长友、翟长书、翟长军、翟某3。其中翟长英、翟长贵在第一轮土地发包时已经成家立业，未参与翟思学为户主的家庭承包。另有翟满满因尚未出生，当时未参与一轮土地承包。1998年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时，翟思学家庭户同样以翟思学为户主，延包了第一轮承包的土地。翟长芬大约于1987年结婚至清镇市，并在该村生产生活至今，其户口已迁入该村，但未在该村新分得承包土地。原告翟某3已结婚至清镇市5年左右，并在该村生产生活至今，但户籍未迁出，其子胡某于2015年6月出生后落户至张德珍户口内，但一直在清镇市生活，翟某3的配偶在清镇市承包得有土地。原告翟满满于2000年结婚至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并在该村生产生活至今，但户口未迁出，现仍登记在以张德珍为户主的家庭户中。被告翟长书与第三人王家芬系夫妻，双方婚后育有二子，即翟勇勇和翟吉吉。被告翟长军与第三人崔同英系夫妻，婚后英育有二子翟某1和翟某2（2016年11月出生）。翟长友与黄祥英系夫妻，双方婚后育有三个子女，即谭贵琴、翟远和翟艳。第三人翟长秀与同村村民陈其昌结婚，婚后户口已迁至夫家。1994年许，因翟长友已结婚成家，翟思学将家庭承包地中的“大坳地”分给原告翟长友耕管。随后，被告翟长书结婚成家，翟思学又将家庭承包地中的“大长还、康家麻窝”划出一半分给被告翟长书耕管，另一半分给被告翟长军耕管，翟思学夫妇自己留有“大烂田”等部分土地耕管。2013年翟思学生病后又将其自己耕管“大烂田”等部分土地分为三份交由翟长书、翟长军和案外人翟长贵耕管。2013年，因贵阳至黔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需要，原告翟长友耕管的“大坳地”被征收，翟长友领取了土地补偿款244,299元。2016年，因“清镇市电解铝一体化”项目建设需要，翟长书、翟长军耕管的土地被征收，其中涉及家庭承包的土地，翟长书、翟长军分别领取了土地补偿款487,884.57元和288,579.65元。2014年11月，翟思学因病去世。土地征收后，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与被告等因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问题发生纠纷，后经村委会组织调解，拟定《土地调解协议》，载明：“1.翟长书同意拿出7万元。2.翟长军同意拿出3万元。3.翟长友同意拿出2万元。4.以上12万元人民币由翟长书的四个姑妈平分。5.经过村委会协商处理，翟长书等三人所剩下的土与四个姑妈无关，一次性了结清楚。6.贵黔高速征收翟长友名下2万元土地款，由四个姑妈自己问翟长友要。7.其中十万元人民币由四个姑妈提供身份证进行打款。”等内容，翟长书、翟长军、翟长芬、翟长秀、翟某3、翟满满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翟长友未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现未履行。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对翟长书在贵州清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卫城支行的存款108,881元和翟长军在贵州清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岭街支行的存款63,514.08元进行了冻结，冻结期限至2017年12月6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胡某要求分得土地补偿款是否应当支持；二、《土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三、原告应当分得的补偿款具体数额。关于焦点一，胡某出生于2015年，被告翟长友领得土地补偿款的时间为2013年，当时胡某尚未出生，亦不属胎儿，其诉请要求分得翟长友领取的土地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胡某出生后，虽然其户口上在清镇市卫城镇大坪村卧寨组，但其一直随翟某3在贵州省生活，以其父亲在该村的承包地为生活保障，故不应认定其具有清镇市卫城镇大坪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其法宝代理人翟某3提供马场村村委会证明，认为胡某未在马场村分得土地，但因我国人多地少，普遍未预留机动地，新出生的农村人口不是以新增土地的方式解决其生活来源，而是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政策，自动享有其所在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这种家庭并不同于户口登记的户，而是与其生活相关联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故胡某应当认定属于其父亲所在的家庭成员，对该家庭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现其要求分得三被告所在的清镇市卫城镇兴明村的土地补偿款，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胡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关于焦点二，四原告属不同的主体，对内并不属于共同利益人，因此，依法达成的协议，对当事人应当具有约束力，虽然翟长友未在《土地调解协议》上签字，但该协议的内容具有可分性，协议明确翟长书、翟长军分别拿出7万元和3万元与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翟长秀平分，翟长书、翟长军在协议上签字，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以及第三人翟长秀亦在该协议上签了字，该协议对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具有约束力，故应按该协议履行，按照该协议明确相应的款项与原告，翟长书、翟长军分别给付三原告的款项各应为17500元和7500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关于焦点三，因翟长友未在《土地调解协议》上签字，故原告要求其给付补偿款，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计算确定。原告翟长芬、翟某3参与了三被告所在家庭一轮土地承包，翟满满虽未参与一轮土地承包，但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政策，其对三被告所在家庭的承包地自然享有承包经营权，三被告对原告的分割权亦未提出异议，故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要求分得翟长友所领得的土地补偿款，依法应予支持。2016年8月翟长军、翟长书耕管的土地被征收时，第三人翟某2为胎儿，翟某2于2016年11月出生，分割翟长军土地补偿款时，应当考虑翟某2的份额问题，但翟长友领取的土地补偿款为2013年，在计算分割翟长友领取的土地补偿款时不应将翟某2纳入计算人口。本院（2016）黔0181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认定翟思学于2013年11月去世，但在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翟思学系于2014年11月去世，故对翟长友领取的土地补偿款进行分割时，应当将翟思学纳入计算范畴，原告诉请要求分割翟长友的土地补偿款，应将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3名被告、翟某2以外的11名第三人，以及翟思学，共计18人作为计算人口，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各应获得的金额为13572元（244299元／18）。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翟长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各17500元，共计52500元；二、限被告翟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各7500元，共计22500元；三、限被告翟长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各13572元，共计40716元；四、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03元，减半收取2351.5元，诉讼财产保全费1655元，共计4006.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胡某负担1002元，由翟长芬、翟某3、翟满满各负担320元，由被告翟长书负担928.5元，由被告翟长军负担397元，由被告翟长友负担71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两年内向本院或者向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杨孝元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田菲书记员罗朝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