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85行初102号 原告李早仙。 委托代理人朱小伟、斯佳燕，浙江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北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巫振江，该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洪群，该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出庭负责人李可，该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何健，浙江轩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利仁。 委托代理人成杰。 原告李早仙诉被告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锦北街道办）、第三人成利仁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于2019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早仙委托代理人朱小伟，被告锦北街道办出庭负责人洪群、委托代理人何健，第三人成利仁委托代理人成杰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需要，本案变更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并于2020年6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早仙委托代理人朱小伟，被告锦北街道办出庭负责人李可、委托代理人何健，第三人成利仁委托代理人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新冠疫情影响扣除了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23日期间的审限31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锦北街道办在组织实施“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征地房屋补偿过程中，于2016年4月12日与原告李早仙、第三人成利仁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原告李早仙诉称，原告系临安区锦北街道潘山村村民，与丈夫成阿四共同生育儿子成利仁。上世纪70年代，成阿四夫妻拥有位于原××山大队民房4间，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居住。另有位于4间房屋道地正对面平房一间。1984年8月29日，因生产生活需要，成阿四家庭经政府审批后，在位于4间平房的右前侧建成24平方米房屋一间。该平房与原正房对面平房相连。1991年底，成阿四家庭经政府审批同意后，对原有平房4间中靠东侧三间房屋进行了原基拆建，建造成三间二层约111平方米楼房（该三间二层楼房在2000年时由成利仁单独翻新成三间三层，第三层约定归成利仁所有）。靠西侧遗留的一间约38平方米的平房没有拆建，一直使用至今。1988年以后，成利仁成年后娶妻生子，成利仁户和成阿四户于1995年分家立户，后二户家庭人员在以上所列房产内开始独立居住生活至房屋被拆迁止。1998年10月，成利仁和父母对房屋进行分割，约定三间两层房屋归成阿四所有；三间两层楼房西侧的平房一间、房屋对面的平房及相连在一起的靠西侧24平方米的平房，归儿子成利仁所有。2013年6月13日成阿四因病死亡，其名下三间二层楼房属于成阿四所有的部分房产依法归成利仁、李早仙母子等共同继承按份所有。2016年初，因“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需要，被告决定对李早仙户和成利仁户居住的房屋进行拆迁安置。个别征迁安置工作人员为减少成利仁和李早仙两户的安置分配利益，在明明可以按照政策进行二户各自单独安置，且成利仁的合法房产可以合法补偿的情况下，错误给成利仁宣讲、解读安置政策，以各种方式骗取成利仁同意，最终给原告户和成利仁户共同合并成一户进行安置，并与成利仁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导致成利仁户和李早仙户拆迁安置获得利益受损的事实，其实，被告方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李早仙进行任何有关政策、权利的告知，在没有授权委托、没有依法对房产确权分割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要求成利仁代原告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其更没有征询李早仙本人意愿，没有按照《“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第六条第5项规定中的老年公寓安置方式进行安置，致使原告目前无法正常入住老年公寓，获得相应的安置权益，以上被告实施错误的安置行为，原告于近日才由他人告知才知道，自己权益严重受损。原告得知后即委托儿媳、孙媳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后无果，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成利仁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原告不发生效力；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被告与成利仁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责令被告按照《“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单独合法重新安置。 原告李早仙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二份，证明记载的房屋合法使用面积、用途是住宅。 证据二、《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38平方米的房屋是正房的事实。 证据三、《原地拆建申请审批表》、《临安县社员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各一份，证明38平方米的房屋是正房的事实。 证据四、《死亡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成阿四2013年死亡，李早仙对成阿四名下房屋依法继承的事实。 证据五、户口簿复印件两份、用电申请表两份，证明李早仙和成利仁是两户，各自独立生活的事实。 证据六、《证明》复印件两份，证明1998年起李早仙户和成利仁户分户生活；70年代起原有平房四间，三间一层平房经改建成三间两层房屋，其余一间使用至拆迁。 证据七、《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地产评估报告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实施征迁后，并未按照规定进行两户安置。 证据八、申请证人叶某、冯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案涉房屋的建造、历史沿革及使用情况。 被告锦北街道办辩称，一、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被拆迁房屋坐落在原××××组，位于“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实施范围内，被告作为该项目实施主体，依法制定了《“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报经原临安市国土资源局批准实施。二、被告对原告和第三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安置符合政策规定。原告李早仙及第三人成利仁系母子。李早仙的丈夫即成利仁的父亲成阿四于2013年去世。成阿四和成利仁名下在锦北街道××为××同一宗地上分别拥有相应的集体土地房屋。根据成阿四原持有的临集用（2001）字第060111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成阿四名下房屋用地面积157.8平方米，依法登记111.3平方米（住房），道坦46.5平方米作临时用地。根据成利仁持有的临集用（2001）字第012229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成利仁名下房屋用地面积179.8平方米，依法登记110平方米（附房），超占用地面积23.2平方米，道坦46.6平方米作临时用地。成利仁名下房屋及用地系于2001年从其父亲成阿四处调剂所得。根据李早仙的户口簿，李早仙原与成阿四一户，在成阿四去世后则独自1人构成一户且为户主。根据成利仁的户口簿，成利仁与其妻子应丽芳、儿子成杰、女儿成琦、儿媳陈瑶共5人构成一户，其中成利仁为户主，成杰和陈瑶已婚未育。前述6人的户籍均位于上述被拆迁房屋住址。李早仙生于1946年，成阿四名下房屋系其与李早仙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早仙作为该房屋的共有权人，根据《方案》第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可以确定为老龄安置户，其可进入安置区老年公寓安置，也可计入赡养其子女户安置，但每户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安置方式。成利仁名下房屋均为附房，根据《方案》第六条第（七）款之规定，严格地讲，该房屋仅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补偿，不作安置。但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李早仙和成利仁及其家庭成员的利益，经充分解释和告知政策后，被告决定将李早仙计入成利仁户合并进行安置，两户合并成一户后，实际应安置人口6人，另鉴于成杰和陈瑶已婚未育，增加计算1个虚拟安置人口，安置人口共计6＋1人。由此，根据《方案》第九条第3款第（1）项之规定，给予成利仁户安置面积120平方米户型宅基地1个，同时根据《方案》第六条第（三）款“被补偿人四代同堂只有一宗宅基地，且符合农村建房审批条件的安置人口7人（含7人）以上，可分户安置一户”之规定，另给予成利仁之子成杰分户安置120平方米户型宅基地1个，其中划拨100平方米，有偿安置20平方米。根据上述“但每户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安置方式”之规定，在将李早仙计入成利仁户合并进行安置且已给予成利仁及成杰共计安置2个宅基地的情况下，李早仙已不能再进入安置区老年公寓安置。由上可见，考虑到成利仁名下房屋均为附房、李早仙户及成利仁户人口结构等因素，被告将李早仙户和成利仁户合并一户进行安置，不仅符合政策规定，而且已充分考虑到李早仙和成利仁及其家庭成员的利益最大化。三、上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实际包含对李早仙进行安置的内容，且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到位多年，协议项下的补偿款早已支付到位，协议项下的两个宅基地也已于2017年安置到位，并于2018年建造好房屋，李早仙和成利仁及其家庭成员也均已入住。由此可以说明如下两点：其一，原告已以实际行为认可上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其二，原告现系事隔三年多之后基于对拆迁政策的错误理解方才起诉要求被告对其重新进行安置，其诉讼请求从本质上讲系对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有异议，故应受《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效限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故可裁定驳回其起诉。 被告锦北街道办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临安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听证权利告知书》及其张贴照片、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张贴照片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及第三人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并与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政策依据。 证据二、房屋现状照片、《集体土地使用证》、《户口簿》、《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一组，证明被告对原告及第三人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并与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依据。 证据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与原告及第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容，该协议符合政策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 证据四、土地登记申请审批材料复印件一组，证明本案中登记成利仁名下的是附房，是成阿四户中调剂所得。 证据五、腾房交付确认单一份，证明李早仙及成利仁于2016年5月3日已经将房屋腾空交付的事实。 证据六、领付款凭证、扣款通知单及结算单据一组，证明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支付至成利仁银行账户的事实。 证据七、选址序号及选址户清单各一份，证明成利仁及成杰2017年10月26日参与选房，安置宅基地的事实。 第三人成利仁陈述，拆迁办并未告知李早仙任何拆迁事宜，也没有告知我方签订协议要有委托书，我方也没有告知李早仙任何拆迁事宜。 第三人成利仁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上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结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李早仙提供的证据，对证据一、二、三，被告锦北街道办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登记以四至平面宗地图为准，成利仁的房屋是附房的原因：第一、房子是从成阿四处调剂过来的；第二、当时临安宅基地审批的政策，即便是大户的话最多主房面积也只有125平方米，如果成利仁这个也是主房的，成阿四户的主房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能证明成利仁户的房屋是附房；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五，被告锦北街道办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用电申请表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六、八，被告锦北街道办对证据的真实性认为无法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认为家庭内部如何分，其他人不一定清楚，对于实施单位如何安置不影响；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核，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成阿四原有平房四间，拆除三间后建成三间两层楼房，并未拆除的一间平房和附房分给成利仁的事实。对证据七，被告锦北街道办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的安置符合政策规定，以附图为准认定房屋性质；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锦北街道办提供的证据，对证据一，原告对补偿办法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根据该补偿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点的规定，本案应当以证载来确定房屋用途，而非被告所述的四至平面宗地图来确定。对实施方案的三性没有异议，根据实施方案第四条的规定，成利仁户作为户主有权按照该条单独签订协议并获得安置；根据第五条的规定，成利仁户的房屋不是附房，应该按照确权登记面积三层作为合法面积进行安置，但是实际上按照无证房产进行拆迁，没有获得任何安置；被告按照该方案第六条第七点对原告李早仙和第三人成利仁进行安置，属于适用政策错误，由于被告工作人员的错误理解，造成了对本案房产进行了不正当安置。适用该方案的时候没有做到依法依规，存在错误引导和欺诈的行为，导致安置不公。关于听证权利告知书及其张贴照片和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张贴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告知书是对补偿方案的告知，没有涉及具体补偿情况的告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对证据均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证据一中《临安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系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作认证。对其他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二，原告对房屋现状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成阿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用途是住宅，确权面积是111.3平方米，这是成阿四和成利仁分家后重新登记的，该房屋享受了三层合法面积为333.9平方米的安置，在记事栏中记载着“补证，今后以此证为法律凭证”，并加盖了临安市土地管理局的印章。原告认为对于土地的合法用途应当按照正本第一页以及记事两个内容来确定，对于四至平面宗地图的四至原告没有意见，但对其中记载的附、木、住、砼等内容有异议，这是他人制图时书写的，没有征得成阿四和成利仁的同意，也未明确该处的“附”就是附房和“住”就是住房，因此四至平面宗地图不能确定房屋的性质。关于成利仁的土地使用证真实性、合法性原告是认可，该房屋的38平方米和95.2平方米的房子中有110平方米被依法确认为住宅，客观上该两处也是作为住宅使用的，对四至平面宗地图的意见与对成阿四土地使用证的质证意见一致。38平方米平房是原成阿四户有四间老房遗留下来的，其中三间依法审批建成三间两层房屋，该38平方米自70年代起就作为主房使用至今，四至平面宗地图记载与事实不符，记载内容也没有经过当事人确认，不能达到被告认定附房的证明要求。关于户口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成阿四户和成利仁户是单独两户，按照规定应当单独签订拆迁协议，对于人口记载情况没有异议。关于房地产估价报告，对评估中的物品予以认可，该评估中明确把38平方米和95.2平方米两处平房以违章建筑或无证建筑进行评估，补偿也未按安置办法以三层的系数进行安置，评估清单中可以看出成利仁户的两处平房中的物品是用于正常居住生活的，是按照住房进行使用的。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没有依法履行职责，违反法定程序，拆迁严重侵害了原告和成利仁户的权益。拆迁协议把李早仙和成利仁两户合并为一户进行安置，违背了安置方案和条例。该协议第二款，仅认定合法面积是333.9平方米，并没有把成利仁户的110平方米占地面积进行确认，也没有对房产证号进行确认，其名下的房屋当作无证房屋被拆掉的。该协议中原告的名字也写错了，协议第三条至第七条，本应按两户分开享有的搬家补助费、临时过渡费、拆迁奖励、自行过渡补贴等都按照一户进行补偿，损害了原告和成利仁户的安置权益。李早仙的签字和手印并非是其本人所签和按手印，也没有授权委托他人签订该份协议，对该协议的内容是在2019年6、7月份才得知，故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补充合同中，安置内容没有得到李早仙和成利仁的确认。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原告认为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一次庭审后法庭给予被告举证时间，被告没有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故我方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和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所采纳；内容上记载，与原告第一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1984年临安县社员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中的记载正房四间及1991年10月14日原地拆建审批表登记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应该以1984年临安县社员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及原地拆建审批表登记为依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1984年正房四间，附房95平方米，1991年拆除三间110平方米，还有一间房屋至今留存的，客观事实和证人证言都能证明还有一间正房的存在，而被告提供的证据要证明该正房是附房，违背之前审批登记。原告与成阿四、成利仁的土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用途是住宅，根据该有效登记以及相关的拆迁文件第五条中第二点，无房屋所有权证的，以土地使用权证或用地审批件记载的用途为准，土地使用证已经明确用地性质为住宅，被告以附房无法拆迁，不属于住宅，与土地登记和历史客观事实相违背。因此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第三人对证据四，认为土地登记审批表第三人成利仁没有看到过，第三人并不知情。本院认为，当事人签订本案所涉行政协议系一个双务法律行为，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因此人民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可以依职权向有关机关调查取证或要求被告提供证据。经审核，该组证据以及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成利仁名下的房产系从成阿四处调剂所得，原登记用途为附房。对证据五，原告对已经腾房交付拆迁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于是否是成利仁本人签字原告无法确认，“成利仁代”与李早仙拆迁没有关联性，是代成杰还是代李早仙无法确认，即使是代李早仙，也没有李早仙的授权委托。如果与李早仙有关，那么被告在本次拆迁中程序不合法，审核不严格。第三人对证据五，认为成利仁的名字是本人签的，腾房交付确认单已经写明成杰，故不可能是代李早仙的。经审核，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李早仙及第三人成利仁名下的房屋于2016年5月3日腾退交付给被告锦北街道办指定动迁公司的事实。对证据六，原告认为拆迁款的发放和收取，原告是不知情的，发放表上的签名和手印都不是李早仙本人的，李早仙不会签字。根据拆迁政策第二条的规定，也应该与户主签订拆迁协议，户主是李早仙，款项应该向李早仙发放，故发放款项的程序违法。对于收到款项金额，经当庭确认没有异议。对于拆迁补偿款的费用组成，基于被告对于合法面积错误的认定，导致成利仁名下的所有房子当作无证房子进行拆迁，仅仅补偿了成本重置价，没有按照政策一倍三的面积进行补偿，对于安置款的总价值，李早仙方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六，认为收取款项第三人没有告知原告李早仙。经审核，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七，原告对分配了两个宅基地是清楚的，但是否包含原告的利益，原告不清楚，按照拆迁政策，原告应当享有老年安置房。被告合并拆迁是错误的。第三人对证据七没有异议。经审核，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早仙与第三人成利仁系母子关系，两人均系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潘山村村民。1991年8月20日，原告李早仙丈夫成阿四（已去世）因原屋四间矮平房泥墙要倒申请原地拆建，经审批同意原基拆建110平方米，后成阿四拆除原屋三间后建成三间两层房屋。1998年11月6日，成阿四与第三人成利仁签订《房屋变更协议书》，协议约定成阿四共有使用面积337.6平方米（其中住房111.3平方米，附房133.2平方米，道坦93.1平方米）中附房133.2平方米、道坦46.6平方米调剂给成利仁。同日，成阿四与成利仁分别申请土地登记，成阿四登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权证号：临集用（2001）字第0601118号]，确权面积为111.3平方米），成利仁登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权证号：临集用（2001）字第0122296号]，确权面积110平方米。被告锦北街道办（作为甲方）在组织实施“一横两纵”道路建设项目（潘山段）征地房屋补偿过程中，于2016年4月12日与原告李早仙、第三人成利仁（作为乙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房屋5间，建筑面积1809.14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物333.9平方米。乙方有正式户口6人，常住人口6个，分别是：李早仙、成利仁、应丽芳、成杰、陈瑶、成琦，计合法有效安置人口6+1人。根据补偿实施方案第六条第三款“被补偿人四代同堂只有一宗宅基地，且符合农村建房审批条件的安置人口7人（含7人）以上，可分户安置一户”的规定，给予成利仁户安置120平方米，给予成杰（成利仁儿子）分户安置120平方米，其中划拨100平方米，有偿安置20平方米。甲方给予乙方房屋及构筑物、附属物的补偿价、搬家补助费、临时过渡费、奖励合计1649660元。协议同时约定乙方保证在2016年5月12日前搬迁腾空房屋。协议签订后原告李早仙、第三人成利仁于2016年5月3日将房屋搬迁腾空。被告锦北街道办于2016年5月16日将补偿款扣除建房保证金、土地使用款50000元后的1599660元支付至第三人成利仁账户。2019年11月28日，原告李早仙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原告李早仙的签名系第三人成利仁代签。 本院认为，案涉《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系行政协议，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法信超链：国家法律3篇案例1篇期刊1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告锦北街道办有权具体负责案涉项目的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工作。第三人成利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被告锦北街道办通过协商一致签订案涉补偿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补偿安置协议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经本院释明，原告李早仙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依法确认被告与成利仁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原告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原告李早仙与第三人成利仁是母子关系，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协议签订时原告李早仙已70周岁，第三人成利仁作为其子及家庭成员签订案涉协议，符合常理及农村征地的一般做法，被告锦北街道办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成利仁的签字行为代表原告李早仙在内的全部家庭成员。协议签订后，原告李早仙及第三人成利仁将五间房屋均已腾空交由征地机关实施了拆除，领取了全部的补偿款，全部家庭成员已经搬入迁建安置后的新建住房，原告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规定的履行合同行为，因此即便原告李早仙主张第三人成利仁签订协议属于无权代理，但原告李早仙在该协议签订后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对成利仁签约行为的追认。原告李早仙在协议签订的三年后再主张第三成利仁签订协议没有其授权委托以及诉前才由他人告知权利被侵害，缺乏事实依据。且第三人成利仁所有的房屋系从其父亲成阿四处调剂所得，原房屋登记用途系附房，从土地初始（变更）登记申请书看，调剂给成利仁后的登记用途仍为附房，故将原告李早仙与第三人成利仁（户）的附房一并予以补偿安置与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相符，并未损害原告李早仙及第三人成利仁（户）的权益。综上，原告李早仙要求确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以及要求责令被告对原告进行单独重新安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早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早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谢忠强 人民陪审员  过双玲 人民陪审员  华学兰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朱颖雯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