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2号首层04、05、06房商铺、2层02房商铺、4-7层02-10房、8-11层02房。负责人：李荣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瑜，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圣瀚，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艳，女，197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鄢帮花，女，194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尚恒，男，193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行健，男，199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因被上诉人王红艳、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7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王红艳向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清偿借款本金68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2019年2月26日的利息为75940.08元、罚息（含复利）为14653.76元；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指日止的罚息以欠款本金为基数，复利以未付利息75940.08为基数，罚息及复利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基础上再上浮50％计算）；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四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王红艳对涉案债务并无与案外人胡某共同举债的合意，判决被上诉人王红艳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的依据。被上诉人王红艳于相关借款合同中签字确认“共同还款人”的身份，应当依照借款合同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被上诉人王红艳、案外人胡某签订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被上诉人王红艳是以“共同还款人”的身份签字确认借款；另合同尾部中关于“共同还款人”签字确认部分的内容，并未涉及任何基于夫妻关系或王红艳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表述，即被上诉人王红艳关于作为共同还款人身份的承诺不能基于夫妻关系的角度去适用相关法律，而应当将被上诉人王红艳和案外人胡某视为两个独立的自然人，由胡某作为主要借款人，被上诉人王红艳作为共同还款人于借款合同后签字确认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发放借款是基于《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的内容，借款人、共同还款人的自身条件、偿还能力等综合因素，缺一不可。《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为2013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约定的消贷易额度有效期为自消贷易额度划拨至消费易卡指日起至2018年4月1日止，而本案借款均是2017年3月发放，属于上述借款合同范围之内。被上诉人王红艳于合同中签字确认，对合同内容已经完全知悉，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本案债务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王红艳解除婚姻关系，但其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在未通知婚姻解除的情况下，王红艳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共同还款人的法律适用与夫妻间共同债务承担的法律适用不相同，不属于同等性质。被上诉人王红艳辩称，我方虽然在合同上签字，但是签字之后，被上诉人王红艳和案外人胡某在2015年办理了离婚手续，而贷款是发生在离婚之后的2017年，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说我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因为贷款是案外人胡某本人去办的，而且办理贷款时是案外人胡超的朋友代办，他说他会负责通知，被上诉人王红艳不认识案外人胡某的朋友，案外人胡某本人没通知过，所以不存在我们没通知。所有的贷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案外人胡某，亦应当由其承担还款责任，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有案外人胡某生前的住宅作为抵押物来贷款，应先用抵押物去偿还贷款。本人在合同上面签字，只是签字视为授信，并没有产生实际借款，实际借款是由案外人胡某产生的，与被上诉人王红艳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离婚协议书》上面写得非常明确，本案债务由案外人胡某本人承担，被上诉人王红艳不用承担。被上诉人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均未到庭，亦无提交答辩意见。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红艳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清偿借款本金68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2019年2月26日的利息为75940.08元、罚息（含复利）为14653.76元；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欠款本金68万元为基数，复利以未付利息75940.08元为基数，罚息及复利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基础上再上浮50%计算）；2.判令王红艳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律师费14394.36元；3.判令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判令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对广州市白云区××房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王红艳、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律师费14394.36元；6.判令王红艳、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日，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案外人胡超签订编号为82052013100055号《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如下主要条款：1.本合同项下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为70万元；2.本合同项下授信有效期为5年，自2013年4月2日起至2018年4月2日止；3.若发生贷款逾期，则该期未还贷款本息的逾期罚息，应在归还逾期贷款本息时一并缴付，且授信人有权对受信人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4.受信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能依照本合同或有关业务文件规定履行还本付息及其他有关责任义务，致使授信人决定通过其他途径采取补救或追索措施的，由此引起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概由受信人承担等条款。王红艳在该合同的共同还款人处签字确认。同日，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案外人签订编号为82052013100055号《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案外人以其名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房为上述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王红艳在该合同的抵押物共有人一栏签字及捺印确认。同日，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案外人还签订编号为82052013100055号《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约定如下主要条款：1.本合同项下消贷易额度总额70万元；2.本合同项下消贷易额度有效期自消贷易额度划拨至消贷易卡之日起至2018年4月1日止；3.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计算；4.受信人未按本合同约定足额偿还任意一期贷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即构成违约，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有权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罚息。其中对逾期贷款的罚息率按计收罚息之日的执行利率上浮50%等条款。王红艳在该合同的共同还款人处签字及捺印确认。2013年4月15日，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案外人就位于白云区××房办理抵押登记备案手续，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为该房产抵押权人。一审庭审中，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表示案外人先后在2017年3月15日、2017年3月23日及2017年3月29日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借款28万元、15万元及25万元。案外人得款后，其中金额为28万元的贷款自2017年6月10日起逾期还款，另外的两笔金额分别为15万元及25万元的贷款自2017年7月10日起逾期还款。截止至2019年2月26日，案外人拖欠的借款本金为68万元、利息为75940.08元、罚息（含复利）为14653.76元。经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多方追讨未果，遂成讼。诉讼中，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还向一审法院提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及《广东公安认可信息查询资料》，用以证明案外人于2017年10月28日身故，王红艳、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均为其继承人。诉讼中，王红艳向一审法院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用以证明其与案外人胡某于2012年12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16日协议离婚。且双方离婚时已约定涉案债务由胡某个人承担。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涉案债务发生于胡超与王红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红艳应对涉案债务承责。另王红艳还向一审法院提供《公证书》的复印件，用以证明胡某的所有财产均由胡行健继承，其并未继承胡超的遗产，故其本人不应对涉案债务承责。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则以其提供的证据无原件为由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此外，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还认为涉案的公证书中，鄢帮花、胡尚恒仅承诺放弃房产、车辆及公积金的继承，至于案外人是否有其他财产无法查明，并认为王红艳、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均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诉讼中，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明确表示其所主张的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一审再查明，胡尚恒、鄢帮花为案外人的父母，胡行健为案外人的儿子。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案外人胡某及王红艳签订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已依约向案外人发放相应贷款。案外人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未能按约还款。截止至2019年2月26日，案外人拖欠的借款本金为68万元、利息为75940.08元、罚息（含复利）为14653.76元，严重违反合同的约定。鉴于胡尚恒、鄢帮花为案外人的父母，胡行健为案外人的儿子，且该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是否继承案外人的遗产无法获知，故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现诉请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案外人所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以利率总和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为限。至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主张的律师费问题，虽然涉案合同约定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由案外人负担，鉴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明确表示该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故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该项诉讼，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关于王红艳的承责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外人与王红艳于2012年12月26日结婚，于2015年7月16日协议离婚，涉案合同签订于2013年4月2日，也即涉案借款合同的签订发生于案外人与王红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鉴于涉案的借款是在2017年3月15日、3月23日及3月29日出借，也即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出借涉案68万元款项时，案外人与王红艳已离婚，故王红艳对涉案债务并无与案外人共同举债的合意，且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也未举证证明王红艳使用该笔借款。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依法采信王红艳的抗辩，并认定王红艳对涉案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关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主张的优先受偿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案外人及王红艳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案外人以其名下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房为涉案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备案手续，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为该房产抵押权人。在案外人未能按约还款的情况下，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现主张对上述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胡尚恒、鄢帮花、胡行健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胡尚恒、鄢帮花、胡行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清偿贷款本金68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止至2019年2月26日的利息为75940.08元、罚息（含复利）为14653.76元；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欠款本金68万元为基数，复利以未付利息75940.08元为基数，罚息及复利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基础上再上浮50%计算，并以利率总和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为限）；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房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40元、财产保全费4190元，上述合计15330元，由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负担330元，胡尚恒、鄢帮花、胡行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共同负担150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被上诉人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王红艳提交一份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956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主要涉及的事实为案外人胡某生前向案外人何某借款，后案外人何某在案外人胡某死亡后向王红艳、鄢帮花、胡尚恒、胡行健主张返还借款。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红艳未在一审诉讼举证期限内提交前述证据，且无合法事由，同时亦与本案审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故该判决书不能构成本案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案涉《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第3.2条约定消贷易额度有效期自消贷易划拨至消贷易之日起至2018年4月1日，第3.4条约定该合同项下消贷易额度属于循环额度，第4.1.3条约定该合同项下贷款期限为1年，而各方签名捺印处均未有签署日期，并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王红艳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因案涉《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各方签名捺印处均未有签署日期，无法直接确认该合同的签订日期；虽然该合同第3.2条约定消贷易额度有效期自消贷易划拨至消贷易之日起至2018年4月1日，而第4.1.3条约定该合同项下贷款期限为1年，但额度有效期不等于贷款期限，且合同3.4条约定该合同项下消贷易额度属于循环额度，单笔贷款期限理应短于额度有效期，否则失去循环使用额度的可能，因此，本院认为不能以额度有效期到期时间倒推一年作为该合同的签订时间。相反，从确定签署于2013年4月2日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与《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编号完全相同来看，两份合同签署于同一日期的盖然性更大。因此，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案涉《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签订于2017年3月即被上诉人王红艳与案外人胡某离婚之后的主张，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4月2日并无不当。虽然被上诉人王红艳在案涉《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与《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但借款实际交付在被上诉人王红艳与案外人胡某离婚之后，即被上诉人王红艳与案外人胡某离婚时不可能预见到本案借款的发生。而且，只有在实际交付本金之后，出借方与借款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才能得以明确。案涉借款的本金实际交付给案外人胡某时，被上诉人王红艳与案外人胡某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其已失去了共享借款的前提，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亦不能举证证明其享受了举债带来的利益，因此，本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王红艳在案涉《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与《个人消贷易额度及支用借款合同》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但其实际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不应承担借款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0元，由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