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5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东方绍兴酒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鉴湖村。 法定代表人：王伟罡，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水虎，男，195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显明，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国定，男，196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光，浙江浙杭（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东方绍兴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王水虎因与被上诉人洪国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2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方公司、王水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洪佳良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洪佳良自始至终均知晓实际借款人为冯光富，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客观事实。客观情况是冯佳良想找一个名义借款人，冯光富就找了上诉人，上诉人出具了《借款协议书》，但说好借款及利息均由冯光富承担。后三方又出具质押协议，明确借款实际由冯光富所借，与上诉人无关。冯光富与冯佳良素有经济往来，《借款协议书》出具前款项已经交付，实际收款人为冯光富，质押协议可明确反映冯佳良明确知晓冯光富系实际借款人。刑事判决已认定本案借款属于冯光富犯罪范围，并对款项作出处理，一审法院不应当再受理本案。二、本案的重大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洪佳良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借款协议书》是否无效。一审法院未查明客观事实，致使判决结果错误。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借款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三、被上诉人所称的3.6万坛酒系冯光富用于向王水虎抵偿债务。另补充：1、本案借款主体为冯佳良、冯光富，冯佳良知情并将款项交付给冯光富指定的对象。2、刑事判决已经对事实作出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刑事判决冲突。一审未认定冯光富陈述内容，应向冯光富了解情况。3、一审对利息等事实未查明。4、本案案由应当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当追加洪佳良为第三人。根据合同法79条的规定，本案债权不得转让。 洪国定辩称,一、本案各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证实双方在2013年4月24日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并根据约定由洪佳良交付了借款300万元。二、刑事判决没有否认借款协议的效力，也没有否定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三、冯光富和上诉人本人陈述均是一面之词，没有得到洪佳良的确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冯光富为归还其实际使用的300万元借款，而通过借款人王水虎向洪佳良交付3.6万坛黄酒的事实客观存在，在交付过程中发生争议，经三方协商，确定由东方公司提供3万坛原酒冲抵300万元借款，东方公司收取3.6万坛黄酒后没有向洪佳良交付其自己生产的3万坛原酒，这是违约行为。五、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如果是债权转让纠纷，应当发生在洪佳良和洪国定之间。没有必要追加洪佳良为第三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洪国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东方公司、王水虎归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4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最后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4日，洪佳良作为出借人，王水虎、东方公司作为借款人，冯光富永和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借款金额300万元，该借款汇至户名宋水木账号62×××17，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24日起至2013年7月23日止，借款利息为月息4%。同日，洪佳良依约将借款300万元汇入宋水木上述的账户中。 2015年7月17日，洪佳良曾就本案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以绍兴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已对冯光富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并把本案所涉借款担保事实一同列入该案侦查范围为由，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绍柯商初字第25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洪佳良的起诉。后洪佳良不服，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浙绍商终字第15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8年8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浙0602刑初47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4月24日，冯光富以月息4分的高额利息向洪佳良吸收资金300万元，未支付利息及归还本金；以上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王水虎的证言，证实2013年4月24日，其应冯光富的要求，由其作为借款人，冯光富作为担保人，向洪佳良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后洪佳良把钱汇到宋水木的农行卡里，冯光富再将钱转到自己卡上。同时判决确认：一、冯光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贰拾万元；二、未追回的赃款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退还给各被集资人。 借款发生后，洪国定认可洪佳良曾分别于2013年5月24日、6月24日、7月24日、8月24日各收到利息12万元。2013年11月30日，王水虎出具《浙江东方绍兴酒有限公司王水虎借款300万元利息》清单一份，载明：“8月24日至9月23日31天×300万×40‰=124000；9月24日至10月23日30天×300万×40‰=120000；10月24日至11月23日31天×300万×40‰=124000；11月24日至11月30日7天×300万×40‰=28000；合计396000元；情况属实王水虎”。 2017年5月24日，洪佳良将案涉300万元借款及相应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洪国定，并于2019年10月29日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以EMS快递的方式分别邮寄给东方公司及王水虎，EMS快递面单载明邮寄给东方公司的快递因用户拒收退回，邮寄给王水虎的因无电话退回。剩余借款本息东方公司与王水虎至今尚未归还，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借款发生当时借款人是东方公司、王水虎还是冯光富。虽然（2018）浙0602刑初473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案涉借款实际借款人系冯光富，但东方公司及王水虎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发生当时洪佳良知晓实际借款人系冯光富，且上述刑事判决并未确认在借款发生时洪佳良即对实际借款人系冯光富这一事实知晓。因此，在借款发生当时，东方公司、王水虎以自己的名义与洪佳良签订《借款协议书》，但签订《借款协议书》当时洪佳良并不知晓实际借款人系冯光富，而后因冯光富的原因，东方公司、王水虎未能对洪佳良履行义务，而向其披露实际借款人系冯光富。现洪佳良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洪国定，虽东方公司、王水虎抗辩认为其并未收到案涉的债权转让通知，然洪佳良已按东方公司、王水虎的住所地及户籍所在地寄送了相关的债权转让通知，因用户拒收及无电话而退回，随后洪国定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且东方公司、王水虎已收到了本案的相关诉讼材料，亦获知了相关债权转让事宜，故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已经生效且对东方公司及王水虎发生效力。因此，本案中洪国定认为东方公司、王水虎系合同相对人并无不妥。洪佳良与东方公司、王水虎之间的借贷关系，未违反我国法律之禁止性规定，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应依法确认有效。洪佳良与东方公司、王水虎在《借款协议书》中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借款交付方式，现洪佳良已按《借款协议书》的约定交付了借款，且洪佳良已将案涉借款转让给洪国定，但东方公司、王水虎并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显属违约，故洪国定有权要求东方公司、王水虎归还借款本息。根据洪国定的陈述，洪佳良曾收到过四笔按月利率4%的利息，共计48万元，对于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该院依法予以抵扣本金。经核算，截止2013年8月24日，东方公司、王水虎尚欠借款本金2752703.52元。因此，对于洪国定要求东方公司、王水虎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仅部分予以支持。东方公司、王水虎抗辩其与洪佳良之间并无借贷合意，且借款并未交付给东方公司及王水虎，然该陈述与《借款协议书》的约定不符，且与王水虎在2013年11月30日的利息清单上签字的行为相悖；案涉借款虽未直接交付给东方公司及王水虎，但交付方式符合《借款协议书》中的约定，王水虎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东方公司作为一个法人，理应对自己的签字、盖章行为进行负责，故对于东方公司、王水虎的上述辩称，该院依法不予采纳。东方公司、王水虎还抗辩认为案涉《借款协议书》名为借贷，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合同无效，且该款项已在刑事判决中予以处理，洪国定起诉本案属于重复诉讼。然冯光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中的当事人并不同一，本案与冯光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不同的当事人分别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可以分别受理和审理，本案并不存在重复诉讼之嫌，且洪国定有权要求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东方公司及王水虎承担相应的责任，东方公司、王水虎的行为并不涉嫌刑事犯罪，故案涉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因此，东方公司、王水虎的上述抗辩，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东方公司、王水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给洪国定借款本金2752703.52元，并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3年8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驳回洪国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80元，由洪国定负担2950元，东方公司、王水虎负担3733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主要是借款的主体、借款的效力等，并非主要针对债权的转让，故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因债权转让而形成的纠纷，并应当追加债权出让方洪佳良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本案借款人为冯光富，其与洪佳良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对此，虽本案借款列入冯光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范围，但刑事诉讼从款项的实际占有，犯罪行为的实质主体等角度判断犯罪的主体，民事诉讼则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角度确认交易的主体。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系冯光富，但根据各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确认的借款人身份系王水虎、东方公司，冯光富等系借款的担保人。王水虎、东方公司明知其非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仍在《借款协议书》中作为借款人签字确认，其对相应的法律后果理应有认识，在《借款协议书》签订后的2013年11月30日，王水虎还出具利息清单，王水虎对其及东方公司系借款人的身份完全清楚。质押协议等不能反映洪佳良已经确认借款的对象系冯光富，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洪佳良与冯光富存在恶意串通等事实，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能免除。关于借贷行为的效力问题，冯光富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犯罪的种类上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违反的不是强制性效力性法律规范，因此，对应的借贷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且借款的主体与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主体亦不一致，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借贷行为无效及据此认为债权不得转让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的利息支付问题，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除被上诉人认可的利息外，另尚有利息支付的事实，故其认为一审对利息支付等事实未查明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80元，由上诉人浙江东方绍兴酒有限公司、王水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徐燕飞 审判员  黄叶青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高怡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