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176号原告崔日生，男，196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代理人温少梅（原告崔日生之妻），女，196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西口。法定代表人王远捷，局长。委托代理人董宁，女，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裘叶，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日生（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以下称被告）投诉答复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温少梅，被告委托代理人董宁、裘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2月23日，被告针对原告作出（2019）朝司答字第121号《关于崔日生投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李某某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主要内容为：1、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被投诉人在合同期内未勤勉尽职，玩忽职守，甚至不能与投诉人正常沟通案情，给投诉人造成严重损失”的问题。该局向被投诉人进行了调查，被投诉人予以否认，并表示“两个案件律师都依法依规依约履行了代理人义务，案件的进展不是律师所能掌控，这一点崔日生夫妇不是不知道。再审裁定书的确是没有第一时间把结果告知崔，因当时出差，且是再审结果，对其没有丝毫实质影响。”“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崔日生其子温少梅为双方联系人，也一直是温少梅在和律师联系，直至最近崔才与律师联系（咨询被拉入黑名单一事）。和温的沟通从来没有发生不愉快，这一点温应该也不会否认，期间有打电话律师因事没有接听的情况，但基本事后都会电话或微信回复。”经查，2017年9月28日，投诉人（甲方）与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所）（乙方）签订【2017】盈京字第BJ4927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土地批复及行政复议一案，委托乙方指派李某某律师作为甲方上述一案的再审代理人，若再审发回重审，乙方继续负责一审、二审、再审。律师代理费为200000元。于同日，投诉人（甲方）与盈科所（乙方）签订【2017】盈京字第BJ4928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威海市高岛制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指派李某某律师作为甲方上述一案的再审代理人，直至拿到对方补偿款。律师费为0元，后期提成为补偿款增加部分的8%。另查，2019年4月28日，投诉人（甲方）与盈科所（乙方）签订《解除委托合同》，双方同意并确认解除2017年9月28日签订的【2017】盈京字第BJ4927号《委托代理合同》和【2017】盈京字第BJ4928号《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同时约定，律师费问题不在本合同中涉及，双方另行协商，协商不成按原合同约定解决。该局认为，被投诉人在接受委托后未勤勉尽职的行为属于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范畴，依法不属于该局职权。建议原告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反映。2、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被投诉人违反相关律师服务收费规定，以欺骗手段向投诉人收取高额代理费，涉嫌欺诈，其违法收取的高额代理费需退还投诉人”的问题。该局向盈科所及被投诉人进行了调查，盈科所表示“经本所执业纪律委员会调查，该案件不属于政府指导价格范围内，不属于违规收费。”被投诉人表示该案件不属于应当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对于律师费用问题，经过双方充分沟通，《委托代理合同》及《当事人须知》均充分证明，并且整个代理过程，当事人也未对律师费提出异议。该局认为，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违规收费的问题，依法不属于该局职权。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原告向价格主管部门反映。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被投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确表示最高院的行政再审能赢的问题，该局向被投诉人进行了调查，被投诉人予以否认。该局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实被投诉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行为。根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依法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的规定，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退还代理费的问题，依法不属于该局职权，建议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3、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李某某律师未返还最高院行政裁定书原件及故意拖延不给解除委托合同的问题。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问题，该局向被投诉人进行了调查，被投诉人表示“行政诉讼裁决书的确没有给投诉人，原因是：1、律师收到行政再审裁决书后，应该是在4月份，我们就给他们通过微信传了图片。2、行政再审裁决书律师收到后，投诉人因不满意结果，埋怨律师，并向律所投诉，投诉过程中律所一直在从中调解，整个过程对方也没索要，我也认为双方可以调解解决，所以一直没有快递给投诉人，也没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但后来投诉人突然就投诉了：就说我们没有给他裁决。我们不是故意不给，也没必要不给。3、裁决书没有给投诉人，至今可以讲对他实体权益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解除合同的确也没给投诉人，原因是：1、签完解除合同，投诉人不等盖章就走人了，说先解除吧，其他问题以后再说（看解除合同内容）。2、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规定，只要一方不再继续就可以单方解除的，更何况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双方已经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所以，解除合同没有及时给对当事人实体权益没有任何影响。”该局认为，投诉书中反映的关于返还行政裁定书原件及《解除委托合同》的问题，依法不属于该局职权。建议原告通过双方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原告诉称，一、2017年9月28日，原告在盈科所与该所律师李某某签订征地拆迁补偿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代理合同时，李某某律师不仅未告知原告律师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相反以欺骗的方式，明确表示最高院的行政再审能赢。李某某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严重渎职、失职，至今未交付原告行政裁定书，其当庭表现差，导致由山东省高院提审的民事再审不是当庭改判，而是发回重审。原告对李某某律师的违法侵权行为向被告和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以下简称朝阳律协）提起投诉，朝阳律协应依法进行处理，被告应该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二、因盈科所对原告的投诉始终不予解决，原告只能于2019年7月9日分别向被告和朝阳律协EMS了投诉书，投诉李某某律师渎职失职及违法收费。原告至今未得到朝阳律协的任何回复。朝阳律协的行为构成了不作为，必须予以改正！三、原告认为被告的三项回复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是彻头彻尾的行政不作为。1、答复完全违背京发改规[2016]10号《关于印发》（以下简称10号规定）第三十一条: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依照《律师法》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律师事务所、律师下列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五）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的其他行为。因此该条答复明确构成渎职。2、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违规收费的问题，该条答复完全违背10号规定第二十九条: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律师服务收费的有关规定，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服务收费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另外，《律师法》第五十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一）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依据10号规定第七条: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二）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盈科所律师李某某向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明确属于政府指导价格范畴，必须依照政府指导价格收费，其以欺骗手段违法收取远远高于政府指导价格律师费的行为明确构成违反规定收取费用，被告依法必须对此予以行政处罚。因此被告推卸其法定职责的该条答复完全构成渎职。3、投诉书中反映的关于返还行政裁定书原件及《解除委托合同》的问题，该条回复既然承认了原告反映的问题属实，那就是李某某律师连《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基本义务都未履行，是严重的渎职、失职，且这种行为己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影响到原告的后续维权和案件进展。原告向盈科所进行投诉，盈科所对其律师的违法渎职行为不予处理纠正，严重违反《律师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综上，盈科所律师李某某违法收费、渎职侵权在先，盈科所不予处理，不实行有效监督，纵容、包庇其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亦构成违法；朝阳律协受理原告投诉不予解决、不予回复构成不作为；被告的答复完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构成行政不作为。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答复》并重新作出答复。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两份、《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四份，证明原告和盈科所2017年9月28日签订合同并交纳了20万元的律师费,李某某违反10号规定，对原告的征地拆迁补偿案件进行了违规拆分收费，且未与原告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其严重违反当时政府指导价格收取律师费；李某某律师未按《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乙方的义务履行其义务，构成严重渎职、失职，并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2、10号规定，证明北京市在2017年9月28日实施的是该规定，虽然现在失效但是针对当时签订时是合法有效的，该规定明确规定了李某某律师向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格；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服务收费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对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和执业道德的行为具有实施行政处罚的职责；3、与李某某的微信截图两张、2019年4月19日原告发给盈科所的解约书一份、无签字盖章的《解除委托合同》一份、2019年5月29日、6月11日给盈科所风控部的邮件截图各一张，证明针对李某某律师的严重渎职、失职及违法收费问题，原告多次向盈科所进行了投诉，并亲自到盈科所在《解除委托合同》上签字，但至今未收到盈科所加盖公章生效的该合同，盈科所一直未对原告的投诉予以处理和解决；4、荣某出具的《证言》一份，证明李某某律师在签订代理合同时，并未明确告知原告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相反以欺骗手段，违法收取远远超出政府指导价格的高额代理费，正是由于收费20万，所以才承诺再审可以赢；但是在其后的代理过程中，怠于履职，其渎职、失职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5、原告2019年7月9日向朝阳律协邮寄的《投诉书》附件、寄件订单截图、邮寄封皮复印件、快递详情单及朝阳律协来电话通知投诉己受理的通话记录截屏，证明2019年7月上旬原告就李某某律师的渎职违法行为向朝阳律协进行了投诉，朝阳律协收到了原告的《投诉书》，并在2019年7月15日电话通知原告投诉己受理，进行调解解决，7月26日来电问有无补充证据，其后至今再无任何回复，构成不作为；6、2019年9月16日原告向被告再次提交投诉书时的《投诉说明书》、《投诉书》、被告的《投诉受理通知书》、（2019）朝司延字第120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被诉《答复》，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再次提交的投诉，被告受理，并因案件情况复杂予以延期30天；被告历时三个月最终作出的答复却是完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是完完全全、证据确凿的行政不作为。被告辩称，一、被告作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具有受理本辖区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并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二、被告依法受理原告投诉，经过调查，在规定时限依法对原告请求进行答复，程序合法；三、被告作出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综上，被告已经依据职责和法定程序受理原告的投诉进行调查，并在期限内作出答复，已经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和规范性依据:（一）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投诉说明书》；2、《投诉书》；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4、投诉材料；5、邮寄信息，该组证据证明原告投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第二组证据：1、京朝司律受[2019]110号《投诉受理通知书》；2、快递单及物流凭证；3、《通知》；4、快递单及物流凭证；5、2019年10月10日盈科所出具的《关于崔日生投诉的说明》；6、2019年10月10日李某某出具的《关于崔日生投诉的申辩意见》；7、律师提交的相关材料；8、（2019）朝司延字第120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9、快递单及物流凭证，该组证据证明该局就投诉事项履行了调查职责；第三组证据：1、《答复》；2、快递单及物流凭证，该组证据证明该局就投诉事项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当事人。（二）规范性依据：《律师法》、《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611号）。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1、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收到投诉后开展工作作出答复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就盈科所李某某律师违规收费，渎职侵权等行为向朝阳律协及被告进行投诉的情况，但不具有证明被告所作《答复》违法的证明力，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28日，原告与盈科所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其中[2017]盈京字第BJ4927号合同指派李某某律师为原告与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土地批复及行政复议一案再审代理人，律师代理费约定为200000元；[2017]盈京字第BJ4928号合同指派李某某律师为原告与威海市高岛制盐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再审代理人，律师费为0元，后期提成为补偿款增加部分的8%。2017年9月28日、10月30日、12月29日、2018年3月27日盈科所就收取律师费向原告开具《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4月28日，原告与盈科所签订《解除委托合同》，解除了上述两份合同。2019年9月20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投诉说明书》、《投诉书》等投诉材料，投诉盈科所李某某律师在合同期内未勤勉尽职，玩忽职守，不能与原告正常沟通案情，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违反律师服务收费规定，明确表示行政再审能赢、解约后原告未收到解除委托合同，继续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等问题。2019年9月25日，被告作出京朝司律受[2019]110号《投诉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原告的投诉，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同日，被告向盈科所作出并邮寄《通知》，要求盈科所依法对此投诉案件进行调处，并将调处结果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15日内书面回复该局。2019年10月10日，盈科所向被告提交《关于崔日生投诉的说明》及相关材料，同日李某某向被告提交《关于崔日生投诉的申辩意见》。2019年11月19日，被告作出（2019）朝司延字第120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决定延长案件调查期限30日，并向当事人进行邮寄送达。2019年12月23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并向当事人邮寄送达。原告对《答复》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参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具有对所辖区域内律师事务所、律师从业行为进行监管，接受投诉并依法作出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律师法》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对律师的法律责任及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规定。《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类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对本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有违反《律师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区（县）司法局投诉、举报。本案中，原告投诉盈科所李某某律师在合同期内未勤勉尽职，玩忽职守，不能与原告正常沟通案情，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违反律师服务收费规定，明确表示行政再审能赢、解约后原告未收到解除委托合同，继续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等问题。被告针对原告的投诉向盈科所及李某某律师进行调查，并调取了原告与盈科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委托合同》、发票等材料。被告经过对相关证据材料的核实，结合调查和证据情况对相应事实作出认定，确认李某某律师在代理原告案件中不存在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原告投诉李某某律师未在合同期内勤勉尽职，玩忽职守，甚至不能与原告正常沟通案情，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的问题。《律师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律师协会应当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考核。《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对不属于本机关法定职权范围的投诉，能够明确办理机关的，应当告知投诉人。被告经调查认为李某某律师不存在《律师法》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属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范畴，依法不属于被告的职权，并建议原告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反映，上述认定及答复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原告主张根据10号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依照《律师法》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律师事务所、律师下列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五）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和执业道德的其他行为，被告具有对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监管的职责。本院认为，上述10号规定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事务所驻京分支机构在本市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收费行为。故原告主张的《律师收费办法及政府指导价标准》第三十一条第（五）项应是针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在收费中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和执业道德的违法行为，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投诉盈科所李某某律师违反律师服务收费规定收取律师费及退还代理费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及10号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价格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的监管范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收费的监督检查。律师事务所、律师有下列价格违法行为之一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一）不按规定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的；（二）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的；（三）超出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的；（四）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五）以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六）其他价格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主张李某某律师违反政府指导价格收费规定，收取高额代理费的问题不属于被告职权范围，被告告知原告向价格主管部门反映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退还代理费问题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投诉李某某律师在签订合同时明确表示最高院的行政再审能赢的问题。《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依法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某某律师存在以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行为，被告根据上述规定，答复原告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原告投诉李某某律师未返还最高院行政裁定书原件及故意拖延不给解除委托合同的问题，不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被告答复原告通过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并无不当。被告在收到原告投诉书后，经调查作出了被诉《答复》，并将调查结果作出明确告知，内容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应属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不持异议。被告履行了收取材料、受理、调查、延期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并送达各方，其履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答复》，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答复的诉求事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日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崔日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初冬梅人民陪审员  滕玉环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 助理  李丹丹书 记 员  尤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