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64868号原告：陈兆仁，男，1974年9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洋，上海申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畅，上海申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倍瑞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吴秋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卓伟，上海倪卓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兆仁诉被告倍瑞软件(上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2月15日、2017年4月6日组织证据交换，并于2017年4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洋、被告法定代表人吴秋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卓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兆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47,215.47元；2、判令由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是被告前法定代表人THOMAS的朋友。在被告成立初期，原告因私人原因为被告的日常经营垫付了部分费用。截至2014年6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147,215.47元，原告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倍瑞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辩称：本案是原告提起的恶意诉讼,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不存在借款关系，被告成立期间原告也未为被告垫付过款项。且自2007年至2016年，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欠款。二、陈兆仁曾是被告的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后来陈兆仁又成立了奥某某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某某公司)。原告利用掌控被告和奥某某公司的便利，制作虚假材料，成本都由被告承担，利润都进了奥某某公司，被告缺钱了奥某某公司才汇钱给被告以维持其日常经营。被告于2014年1月6日作出决议，将法定代表人由THOMAS变更为吴秋霞，THOMAS不予配合。被告通过起诉被告财务人员高某，才于2016年1月7日在(2015)浦民二(商)初字1679号案件(以下简称2015-1679案)执行过程中取回了自己的公章。在此之前，原告一直是被告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的公章一直在原告处。原告提供的《确认函》没有落款时间,被告认为该函是原告与THOMAS合谋伪造的，上面的被告公章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三、2013年6月28日被告确实通过网银向原告账上汇了7万元，但该笔汇款发生于2015-1679案执行阶段，当时被告的网银优盾、财务章由原告控制，该笔汇款的申请人是原告，借记通知摘要栏的“支付借款”也是原告自己写的。原告未经被告许可擅自转账的，该汇款不具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针对被告的辩称，原告补充诉称：一、本案借款发生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THOMAS，而非吴秋霞，故吴秋霞对本案情况并不清楚。二、原告是奥某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的公章并不由陈兆仁或奥某某公司控制。被告成立之初缺乏流动资金，原告作为THOMAS的好朋友，在THOMAS身处国外时受其委托处理过被告成立期间的部分事务，包括垫付被告2007年办公室租金等，案外人台湾某达公司也为被告垫付了部分资金，上述垫付均以现金支付，账做在原告名下。原、被告对账时确认原告共垫付217,215.47元。当时说的是“垫付”，就是“借”的意思。2013年6月30日被告归还给原告7万元。双方还形成了《确认函》，确认被告尚欠原告147,215.47元。为证明其诉称，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被告盖章的《确认函》(原件)，证明被告欠原告147,215.47元，该函可能形成于2014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证据2、被告2007年度、2008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会计报表注释各一页(原件)，证明原告对被告享有217,215.47元债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详见答辩意见第二项；对原告证据2，被告处没有2007、2008年度审计报告，即使有，被告也认为审计当时由原告实际把持，故审计报告不能反映真实的债权债务情况。为证明其辩称，被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2015-1679案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证明答辩意见第二项；证据3、奥某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原告是奥某某公司的控制人；证据4、被告发给应聘者的招聘函及翻译件，证明原告向应聘者发出相关函件，2010年时原告是被告的实际控制人；证据5、2008年至2011年期间奥某某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销售合同》22份(其中仅原告与北京麦某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合同编号为OP-100701M-EMR、OP-090503M的2份合同有原件，其余为证据8中的邮件打印件)，证明原告利用被告资源，以奥某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代表奥某某公司签字的案外人刘某是被告的员工，实际缔约方应为被告；证据6、被告自制的上述22份《销售合同》所对应的奥某某公司收款时间和金额清单，证明奥某某公司收到了销售合同项下的收入，该收入理应属于被告，而非借款；证据7、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复印件2份，证明奥某某公司对外签订合同销售的软件产品权属属于被告；证据8、公证书(内容为证据5)，证明刘某将《销售合同》发给陈兆仁，并受陈兆仁的指示对外以奥某某公司名义签订《销售合同》；证据9、2015-1679案收据复印件，原件留存于法院处，证明被告直到2016年1月7日才取回了自己的公章；证据10、刘某的《岗位合同》、《保密协议》及劳动手册复印件，证明刘某是被告员工，非奥某某公司员工；证据11、案外人丁某某的《劳动合同》，证明丁某某是被告前财务；证据12、丁某某辞职信电子邮件打印件，证明丁某某的辞职报告是向原告(英文名JEFFCHEN)提交的，原告是被告当时的高级管理人员，辞职信中提及至少2012年时奥某某公司与被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证据13、丁某某给原告的电子邮件打印件，证明丁某某是向原告汇报工作的；证据14、被告自制的2009年至2012年6月原告在被告处的报销清单，证明该期间内原告在被告处报销相关费用，该期间内原告是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证据15、2013年6月28日浦发银行借记通知，证明答辩意见第三项。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且认为均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14，原告称，在被告处报销的多数为通话费及每年两次往返飞机票钱，因为原告与THOMAS通话多为国际电话，而THOMAS承诺该笔费用由被告支付。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主张，本院将综合评判。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供了证据1《确认函》原件，被告称《确认函》形成之时被告之公章不在其掌控中，故无法确认《确认函》所盖公章是否为其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被告虽对该书证原件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确认函》上所盖的被告公章的真实性的相反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证据2、9系在本院诉讼的2015-1679案的审理、执行过程中形成，经本院核对原件，确认其真实性。三、证据6、14均系被告单方制作的统计表，不属于证据，应视为于当事人陈述。四、被告证据1-14在(2016)沪0115民初64878号奥某某公司诉被告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及(2016)沪0115民初80081号被告诉原告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中被告均予提交，且证明内容和目的都毫无二致，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本院认为被告证据3-8、10-1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纳。最后，本院在此强调，当事人提供证据应以支撑自身诉请或反驳对方诉请为目的，以自身依法所负的举证证明责任为基础，被告在多个案件中无视不同的法律关系及其所依据的不同事实、不加甄选地反复使用同一套证据，实为对诉讼本身的轻慢和懈怠，以及对司法资源的滥用。经审理查明：原告现持有《确认函》一份，该函载明：“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我本人陈兆仁为贵司垫付之费用，尚有人民币壹拾肆万柒仟贰佰壹拾伍元四(原文如此)角柒分整(147,215.47)尚未获得，……请贵司协助尽快安排还款事宜。”落款“债务人签章”处盖有被告公章；“债权人签章”处有原告签字。《确认函》未载明日期。另查明一，被告2007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会计报表注释页第6条“其他应付款”载明：“期末金额200,355.60元、主要债权人JEFF，账龄3年以上”。被告2008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会计报表注释页第7条“其他应付款”载明：“期初数200,355.60元、期末数217,215.47元、主要债权人JEFF”。2013年6月28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汇款7万元，借记通知摘要栏记载为“支付借款”，该款原告于6月30日收讫。另查明二，被告成立于2007年8月22日，当时法定代表人为THOMAS。2014年1月6日，被告唯一股东PARASOFT(SINGAPORE)PTELTD(即新加坡倍瑞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免去THOMAS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吴秋霞为新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且授权吴秋霞处理因THOMAS拒绝交还公司印章、证照等造成的经营问题。2015年3月27日，被告以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为由起诉THOMAS，要求其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4月23日，被告以返还公司证照纠纷为由起诉被告员工高某，要求其归还被告公章、营业执照、会计凭证、审计报告、销售合同等。上述两案本院均予受理，后一案即为2015-1679案。该案庭审中曾传唤陈兆仁作为证人出庭，陈兆仁当庭表示，2014年12月及2015年2月时，高某持被告公章去工商税务部门办事，该章是陈兆仁给高某的，高某用完又还给了陈兆仁。2015年8月12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秋霞。2015年11月12日，2015-1679案判决生效，被告部分诉请获支持，被告于2016年1月7日取回了公章及营业执照等部分证照。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原告以借贷法律关系为请求权基础，主张被告归还借款，则原告应对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被告辩称因前法定代表人THOMAS拒绝交还公章，被告直至2016年1月7日才实际取回公章，故《确认函》上的被告公章不能体现被告的真实意思。对此，本院认为，公章是公司对外做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公章本身并不能当然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持有者是否依授权真正能够代表公司意志，仍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审查。本案中，被告前法定代表人THOMAS被免职后仍长期拒绝交还公章，由此导致被告公司内部意志发生了分离。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在该种情况下，被告对《确认函》上的盖章代表其公司意志作出过明确有效的授权。但原告除了《确认函》本身外并未进一步举证。尤其，本院还注意到，由前述查明内容可知：(1)原告至少于2015年2月前持有过被告公章；(2)《确认函》无落款日期，其内容反映出其应形成于2014年6月30日后。结合上述两点，足以引起本院的合理怀疑，认为显然不能排除《确认函》系原告持被告公章盖印形成的可能。其次，被告2007、2008年度审计报告对原告的债权仅表述为“应付款”，未指明该应付款的性质。在被告否认其系借款的情况下，仅凭该表述，尚不足以将“应付款”确定指向借贷法律关系，即，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曾达成原告出借金钱、被告承诺到期返还的合意。至于被告2013年6月向原告支付的7万元，无论其是否属于借款，本就不包括在原告起诉金额内，且因原告提供的审计报告仅截至2008年，不能反映其后至2013年间原、被告的债权债务情况，不能证明该7万元与前述审计报告所载之“应付款”之间的关联性，故不能从被告的支付行为推导出审计报告所载之“应付款”或《确认函》所载之“垫付款”为借款。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凭证不是认定借贷真实发生的最终依据，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还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本案中，原告仅凭债权凭证起诉，完全未提供款项交付的证据，并称款项交付均以现金方式实现。本院综合考虑款项金额、企业接受款项的惯常商业方式，认为借款未实际发生的可能性较之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原、被告间存在147,215.47元的借贷关系且原告已实际向被告交付该款负有举证责任，现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兆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4元，由原告陈兆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兆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倍瑞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智永审 判 员  张 炜人民陪审员  赵传伟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乐 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