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3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兆成，男，1968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立，男，1968年1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玉斌，男，197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唐山市，现住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英城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法定代表人：赵建成，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生，男，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上诉人张兆成因与被上诉人刘国立、李玉斌，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英城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7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兆成，被上诉人李玉斌，原审第三人英城村经济合作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兆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张兆成的土地承包性质是家庭承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刘国立与第三人李玉斌之间是转租关系，李玉斌曾自认诉争土地性质是从刘国立手中转租。英城村经济合作社自始至终不认可双方是转让关系，经济合作社陈述转让须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经济合作社拒绝李玉斌交纳土地承包费也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证明。诉争土地是2.7亩，李玉斌自2005年到2016年只缴纳了2亩的承包费，因李玉斌拒绝交纳，张兆成开始交纳0.7亩承包费至今，如果是转让，张兆成完全有理由拒交。刘国立未提起上诉，其提交书面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不同意一审判决第二项。李玉斌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兆成的请求。英城村经济合作社述称，同意张兆成的请求。张兆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张兆成与刘国立于2000年1月1日达成的土地租赁协议；2．判令刘国立与李玉斌约定的大棚、2.7亩地及相应附属物返还给张兆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3月1日，张兆成与英城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英城村经济合作社5.4亩土地，用于种植蔬菜。承包期自1998年1月2日至2028年1月1日，共计30年，承包费共计32400元，每年应交1080元。合同约定张兆成享有经营管理权和成果收益权，经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同意享有继承权和土地转让权，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张兆成与刘国立系亲戚，2001年8月7日，经张兆成介绍，刘国立将张兆成承包地的一半2.7亩及地上物转让给了李玉斌，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张兆成作为中间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刘国利为协议中的甲方，李玉斌为乙方。具体内容为：“今有刘国利将蔬菜大棚一间和陆地共计贰亩柒分地，小房一间，草莲计75块，绳150根，电表一个等一些附属设施转让给李玉斌，其位置前邻张兆成，后邻张友田，东至官庄马坊公路边，西至田间马路边（面积长100米，宽18米）。经双方商定转让价格定为3200元整。因甲方资金紧缺，先预付2000元整。余欠1200元整在九月底十月一日前结清。另外甲方负责过户等一切手续的变更。2001年以前的地税及其他一切应缴费用（含2001年在内）归甲方支付。2002年以后的地税归乙方支付。”该协议签订后，刘国立交付了土地及地上物给李玉斌，但刘国立并未依约成功办理过户手续，此后土地承包费一直以李玉斌名义按照2亩的面积向英城村经济合作社交纳。直到2017年，张兆成以李玉斌交纳土地承包费不足，其代其交纳了承包费为由，与李玉斌发生争议。因据传涉案土地在占地范围内，经时任英城村两委干部（兼任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干部）调解，双方于2017年10月4日签订了书面协议。内容为：张兆成与李玉斌在大棚自行转让的基础上由于张兆成代李玉斌多交土地承包费一事两家发生纠纷，经村两委工作人员张福权、张照云、张立生给予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由李玉斌支付给张兆成补偿款2万元，此款在评估补偿下来后由张立生负责扣除给付给张兆成。此款为最终一次性全额补偿，以后当事人双方就此不再发生任何经济纠纷，张兆成帮助李玉斌提供一切用于评估的手续，双方均不反悔。但该协议签订后，英城村经济合作社拒绝再收李玉斌承包费，2018、2019年承包费由张兆成2019年补交。另查，对于涉案土地承包性质，张兆成起初称为其他承包，此后又改称为家庭承包。对此英城村经济合作社称，村里并未正式分地，也未正式确权，未留下正式文件可查。其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分地，一年一分，每位村民0.5亩口粮田，因为种地不赚钱，有些人没要地。1998年，镇里下任务，要将1000个蔬菜大棚包出去，每个大棚2.7亩，村民不愿意包，为了完成任务，就得村干部自己包，当年村主任自己包了500亩。2000年后村里将大部分地租给公司，手里没地的人按每人0.5亩260元的标准返利。张兆成1998年时包了本案涉及的2个大棚，共计5.4亩地，其只需交纳扣除每人0.5亩口粮田外面积的承包费，不给其返利。2017年以后，村里开始按照每人0.5亩400元标准给所有村民（包括有承包地的村民）返利，但有承包地的人所有承包地均要交承包费，收上来的承包费用于村里公益、公共事宜。新一轮土地确权尚未结束，英城村经济合作社报上去的方案即是每位村民享有确利地0.5亩，目前每年返利400元。再查：李玉斌为城镇居民，目前其在承包地上种植了大量树木，该村其他村民也是如此。李玉斌表示，签订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时，刘国立、张兆成称该涉案土地是张兆成转让给刘国立的，现刘国立、张兆成称涉案土地是张兆成转租给刘国立的，刘国立与张兆成之间没有书面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李玉斌与刘国立转让涉案土地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地上物转让内容是否包括大棚。对于李玉斌与刘国立转让涉案土地协议效力问题，法院认为，第一手土地承包人张兆成作为中间人在刘国立与李玉斌转让协议上签字，表明刘国立转让涉案土地未超过刘国立权限，或即便超过刘国立权限，张兆成亦认可，对张兆成发生效力，故本案只需考虑转让协议是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英城村土地分配历史及张兆成与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以及本次土地确权英城村提交的方案，法院对张兆成所持涉案土地性质为家庭承包不予认定。2001年，刘国立与李玉斌签订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尚未出台，且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后亦未限制转让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受让人必须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法院对张兆成所持李玉斌不符合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转让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张兆成是否有权转让涉案土地，法院将依据张兆成与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判断。根据该合同，张兆成经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同意可以转让涉案土地，故法院需要考查张兆成转让涉案土地是否取得了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同意。根据查明的事实，李玉斌取得涉案土地后均以自己名义向英城村经济合作社交纳承包费，时间持续逾15年，2017年李玉斌与张兆成发生纠纷还是英城村经济合作干部进行的调解并达成了协议，调解协议第一句就是张兆成与李玉斌在大棚地自行转让的基础上由于张兆成代李玉斌多交土地承包费一事两家发生纠纷。通过以上事实，法院可以认定英城村经济合作社已同意涉案土地转让给李玉斌。综上，法院认定李玉斌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张兆成、刘国立无权要求其返还。对于转让内容是否包括大棚一事，首先转让土地及地上物并不包括地上大棚不符合生活逻辑，其次，刘国立与李玉斌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转让内容为“大棚一间和陆地共计贰亩柒分地，小房一间，草莲计75块，绳150根，电表一个等一些附属设施”，在理解上并无歧义，故法院认定，刘国立转让给李玉斌内容包括大棚。张兆成在刘国立与李玉斌转让协议上签字，表明刘国立转让大棚并未超出其权限，或即便超出其权限张兆成亦认可，故张兆成、刘国立均无权再要求李玉斌返还大棚。此外，张兆成、刘国立更无权要求李玉斌返还已经转让的其他地上物。根据法律规定，庭审中无争议的事实不需要举证证明，双方达成一致，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况下，法院也不宜进行否定。刘国立和张兆成均表示二人之间土地流转性质为租赁，对此法院认为，如二人所述属实，刘国立竟越权将涉案土地转让出去，张兆成竟同意，实难理解，欠缺合理性。但考虑到目前无充分证据推翻二人表述，该表述又不能起到损害第三人利益作用，故法院不宜径行认定其二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陈述，也不宜径行否定二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二人均同意解除租赁协议，法院不持异议。但关于返还土地及地上物一事，因经张兆成同意已经转让给李玉斌，刘国立事实上已无法履行，故即便刘国立同意该诉求，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判决如下：一、解除张兆成与刘国立于2000年1月1日达成的土地租赁协议；二、驳回张兆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另查明：刘国立和李玉斌签订的协议书中最后一句为“此协议经甲乙双方共同商议决定，须共同遵守，如有违约后果自负，为示公正，特立此协议”。庭审中，张兆成和李玉斌均认可，2002年到2004年，李玉斌交纳了2.7亩土地的承包费用；2005年之后，李玉斌开始交纳2亩土地的承包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以上述法律规范为基础，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重点阐述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关于张兆成、刘国立、李玉斌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刘国立、李玉斌以及中间人张兆成之间的协议书虽签订于2001年，但对于涉诉土地权益的流转问题，可参考之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予以界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鉴于刘国立、李玉斌均非涉诉土地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此，张兆成、刘国立、李玉斌之间所形成的应当是以出租的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其二，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签订之后，非经法定情形，承包方不得单方解除，其目的在于维持土地流转的稳定性。本案中，张兆成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刘国立，随后再经张兆成介绍土地经营权又流转给李玉斌，结合其协议书中“转让”一词的含义，可知出租期限与涉诉土地剩余的承包期一致。此一行为完成之后，刘国立已经一次性收取全部的流转费用，后续发生的土地承包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李玉斌向英城村经济合作社交纳，后续因为土地承包费交纳产生的争议也是由张兆成和李玉斌协商。在此前提下，刘国立并不存在也难以发生针对张兆成的违约行为，李玉斌也未出现严重违约情形，故张兆成、刘国立、李玉斌之间的流转合同缺乏解除的法律依据。然刘国立却同意和张兆成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其目的显然在于辅助张兆成从李玉斌处要回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再加上张兆成显然知晓并同意刘国立和李玉斌之间的流转合同，故本院认为张兆成、刘国立二人的行为有违诚信，张兆成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刘国立、李玉斌均未提起上诉，且一审法院所确定的不予支持张兆成要求返还已出租的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的结果正确，故本院对于一审结果不再调整。综上所述，张兆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兆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咸海荣审 判 员 史智军审 判 员 王天水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李 惠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