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民再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红，女，侗族，1968年12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贤跃，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大华，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卫红,女，汉族，1967年7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邱家樑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贵州驰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晓川，男，汉族，1964年10月3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再审申请人周红因与被申请人邱家樑、李晓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黔民申144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提审期间，被申请人邱家樑去世，其女李卫红作为其唯一的遗嘱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贤跃，被申请人李晓川、被申请人李卫红及其委托诉讼诉讼代理人刘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红申请再审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的规定以及第十六条关于“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中，邱家樑诉称从1997年到2006年陆续向李晓川出借43万元，持续时间为9年，平均每年合计47777元，平均每月合计3981元，邱家樑与其丈夫李正衡自1997年至2006年期间，该二人每年的工资收入合计也就约3000来元，扣除生活消费、礼尚往来及李正衡脑梗治疗费用，故其二人的经济收入基本所剩无几，邱家樑明显不具备出借43万元的经济能力；其次，邱家樑在九年期间既然出借了如此巨额的款项，结合其在24.3万元另案诉讼中几乎每笔交易均有银行转款凭证的交易习惯，邱家樑不可能一次也没有通过银行转款而全部采用现金支付给李晓川，故邱家樑就其主张的43万元借贷事实是否实际发生并无证据证实；其三，该笔借款陆续形成从1997年至2015年9月，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对如此巨大的借款，原告居然不主张归还，直到2015年9月申请人起诉李晓川离婚纠纷案件前后几日，作为李晓川形成的所谓“债务”同时诉至法院，此纯属“诉讼巧合”还是基于债权人的“相互约定”亦或是“虚假诉讼”？同时，邱家樑申请出庭的证人陈某明确证实，该“43万元”是2006年在贵阳八公里的地方，李晓川与安万军对完账后李晓川个人单方书写的借条，邱家樑并未在场。这种由“债务人多年前单方书写而成”的所谓“借条”，金额高达几十万，却无一笔通过银行转账，全是邱家樑的儿子李晓川一个人的“自认”，当然不能证实该笔借贷事实的真实发生。对此，申请人在一审中就已请求核实是否存在虚假诉讼及恶意举债行为。邱家樑主张的该43万元所谓的借款，无论从出借时间、收入状况、出借能力、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因素还是从邱家樑另案与李晓川离婚诉讼与本案诉讼时间的“惊人巧合”，再或是邱家樑及其代理人与李晓川的特定亲属关系，均不能充分证实借贷事实的真实发生。一、二审法院对此不作严格审查，仅片面分析案情，就主观作出认定，既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又有悖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基本原则。二、在本案一、二审庭审过程中，邱家樑诉称的该笔借款即便“真实存在”，但因该笔借款从法律上未作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子女继承、共同债权债务的身份主体等具体分割及明确认定，无法区分该笔债权的实际权利人及各权利人的具体份额，邱家樑无权就其诉称的43万元单独主张权利。按照邱家樑诉称：借款发生于1999年，《借条》形成于2006年，邱家樑丈夫李正衡2007年去世。根据《婚姻法》及《继承法》规定，该43万元款项依法属邱家樑与其丈夫李正衡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各自对该款项享有二分之一即21.5万元的权利。李正衡2007年去世后，其个人享有的21.5万元债权转化为遗产，由邱家樑与李晓川及其他子女继承。至本案开庭前，对李正衡享有的21.5万元债权仍未作分割与明确，且该债权的法定继承人也未作放弃申明。因此，邱家樑无权就其诉称的43万元所谓“借款”单独主张权利。原审判决对此不作审查，程序违法。三、邱家樑诉称自1997年开始，就陆续出借给李晓川的借款事实即便成立，该段期间李晓川与安万军合伙经营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故该借款应属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经营期间的合伙债务，根据合伙企业法及民法通则规定，应当先由合伙企业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偿还，只有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债务时，才能由合伙人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四、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责任承担。1、根据《婚姻法》第41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据此，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为前提，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就李晓川出具的《借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需要考虑该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属于李晓川个人债务，未在借条上签字的周红就不承担还款责任。若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已用于两被告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或周红分享了该笔借款带来的利益。该借款即便真实发生，也只能认定为李晓川的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偿还。对没有证据证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的，主张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应由债权人或举债方承担，债权人若不能举证证明的，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2、《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10号］规定：“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邱家樑及被申请人李晓川在一、二审庭审中均明确辩称“该43万元是邱家樑夫妻二人多年以来陆续借给李晓川个人在贵阳经营生意”，显然，该笔所谓的“借款”，明显未用于周红与李晓川的日常生活开支、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的家庭共同生活支出，当然，结合申请人与李晓川均是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均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客观事实，申请人与李晓川二人亦无需在外借款共同生活之必要。显然，申请人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鉴于本案与普通民间借贷案件不同，属“家庭内部”借贷，所谓《借条》是在出借人邱家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由“借款人”李晓川在贵阳自行书写而成。此《借条》明显不具备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属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李晓川离婚诉讼中被申请人蓄意提起的虚假、恶意诉讼案件。原审判决对此不依法严格审查，草率认定，形成错案，应予纠正后再审本案。请求：1、撤销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806号民事判决，裁定再审本案；2、驳回被申请人邱家樑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李卫红辩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成立。1、李晓川向邱家樑书写的借款43万元的借条并非产生于诉讼时，是产生于2006年，在一审中，法庭明确告知被告周红及李晓川是否对借条的形成时间予以确认，周红当场表示要进行鉴定后续又撤销了该申请。借条是一审案件前9年书写的借条。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生活常识的判断，一、二审基于此认定了43万元债权成立的依据和理由。2、债务产生是1997-2006年之间，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关系是母亲和儿子、儿媳妇的关系，用2015年所颁布的司法解释去套用10年前特殊亲情关系下发生的经济往来是机械的，而且2015年的司法解释罗列的情况也是为了让审判人员得到内心的确信。10年前书写的借条不可能预见到10年后的诉讼。即便是有司法解释，也要根据当地的和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不可能儿子和儿媳妇找母亲要几万元，先写下借条，要银行流水凭证就拿到银行去存钱等。一审庭审中证人陈某的当庭作证足以证实43万元借条产生的过程属实。3、43万元邱家樑是否有能力出借的问题。邱家樑是上海人，丈夫是四川人，1962年起在毕节工作，夫妇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家庭条件比较富裕。2006年前有能力出借该资金。2004年或是05年出售了一套毕节市中心的房屋，卖价10万元，10万元也包含在43万元中。所以邱家樑有能力出借43万元。4、不存在诉讼巧合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邱家樑被周红榨干了所有的积蓄和唯一一套房屋。2014年底，邱家樑脑梗入院治疗一个月后回到毕节，和周红、李晓川在毕节生活，期间请人照顾的费用全部是李卫红支付。期间周红对老人虐待，并且不准老人半夜如厕等。邱家樑后因护理不当摔断腿后不让老人就医。2015年4月1日李卫红将邱家樑从毕节接回贵阳居住，把邱家樑的身份证一起带走了，由于周红拿不到邱家樑的身份证无法变更养老卡的密码，所以打电话问邱家樑为什么要拿走身份证。邱家樑由于不堪忍受周红一系列行为才起诉周红。而且，在另外案件中查实，邱家樑账户曾有4万元被周红转账到自己的账户，但是这个事实周红都不予承认。5、父母对子女的帮助都是无私的，但是当父母对子女的帮助认为不值得甚至绝望的时候，之前在其帮助下写下的借条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因为申请人恶劣行为导致父母的起诉。另外，如果用2015年司法解释评判存在两点不妥，会导致亲情的疏远，因为家人之间不可能借钱个个都要从银行转账；如果本案中一定要用借条、银行流水等作为证据，是对司法解释本意不正确的理解。因此对方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被申请人李晓川辩称：之所以产生借条的理由：43万元的债务是1997年开始的，一开始是和周红的哥一起做生意，我找我的母亲借了几万元。这些钱都是先经过周红的手才给了我。后来我没有和周红的哥一起做生意了，她哥就把之前我母亲借的钱又转给我了。我就和安万军一起做生意，由于后来在我的母亲那里拿了太多钱，所以我才写了一份借条，安万军在借条上签字就是为了证明我在公司有投入。43万元是很多笔加起来的，我母亲给我们的43万元用于我做生意，其中大约有10万元左右用在了我在小河买的一套房子里。2006年前向母亲借款都是给我们现金，包括10万元卖毕节房款都是用现金给我们的。对方律师说10万元是在毕节打给我们的都是错误的。这些钱都是我母亲给我的现金。43万元中除了10万元是大额外，其他都是零星给我们的，几乎都是现金给我们的，都是我母亲到银行去取出来给我们的。邱家樑向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430,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李晓川系母子关系，李晓川与被告周红系夫妻关系。从1997年开始，李晓川停薪留职在贵阳跟着被告周红的哥哥做煤炭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未挣到钱后分开各自经营。从经营煤炭生意开始，因资金周转，陆续从原告处借钱（李晓川的父亲于2007年去世）。家里倾尽所有尽力帮助，原告二老多年来的积蓄全部借给被告帮助其经营生意，包括位于四小河边的老房子也以100,000.00元的低价出售，所得款项也提供给被告。因已倾尽所有家当，2006年，原、被告把这么多年提供给被告的资金算了一个账，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当时的本意是希望被告二人在挣了钱后，能适当的归还借款，以使原告老有所依。2014年元月，原告因脑梗塞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开始时需要两个人轮流护理，现在也需专人全天护理。自从原告生病以来，因疾病和其他原因，受尽种种煎熬，2015年4月，由女儿接到贵阳居住。原告认为，二被告均系国家单位正式职工，有固定收入，即便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经营，也应当是为了挣钱以改善家庭生活。但现实情况是，原告与逝去的老伴从1962年毕业分配到贵州毕节，几十年时间，现在无一分钱存款，没有自己的住房。因年老多疾，已成为别人的累赘，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李晓川、周红系夫妻关系，分别系邱家樑的儿子、儿媳。1997年至2006年期间，邱家樑陆续提供资金资助被告经营煤炭生意。后因邱家樑要求被告补写借条，经李晓川与其一起经营煤炭生意的案外人安万军对账后，李晓川于2006年5月28日向邱家樑出具借到邱家樑现金人民币430,000.00元的借条。之后，被告未还款，原告遂以前述诉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李晓川、周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邱家樑借款本金人民币430,00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50.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3,875.00元，保全费人民币2,670.00元，共计人民币6,545.00元由被告李晓川、周红共同承担。周红上诉称：1、本案被上诉人邱家梁主张的43万元，是被上诉人从1997年至2006年期间产生的，邱家樑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提供该笔借款，证人陈某证实该借款借条的产生，是2006年在贵阳八公里处李晓川与安万军对完账后李晓川个人单方书写的借条，周红并未在场。该笔借款无论从借款时间、收入状况、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因素以及李晓川与邱家樑的特殊关系，均不能充分证实借贷事实的真实发生。2、即使该笔借款真实存在，该款也属于邱家樑丈夫李正衡与邱家樑的夫妻共同债权，李正衡去世后，该借款应属于李正衡继承人的共同财产，邱家樑一人不能独立主张权利。3、在该借款产生期间，属李晓川与安万军工同经营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该借款即便成立，也属于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与李晓川和周红无关。4、李晓川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的家庭共同生活支出，该借款应认定为李晓川的个人债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贷事实成立的依据明显不足，判决周红与李晓川共同偿还借款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邱家樑对周红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李晓川向邱家樑借款43万元的事实是否成立并生效？2、邱家樑之夫李正衡去世后其是否有权对全部借款主张偿还？3、该案的借款人是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还是李晓川？是李晓川个人债务还是李晓川与周红的共同债务？关于本案的借款事实问题。邱家樑提供了李晓川于2006年5月28日李晓川向邱家樑借款43万元的借条证实借款事实，并陈述称该借款是1997年至2006年期间借给李晓川经营煤炭等生意，其间为了借钱给李晓川经营生意，甚至将四小位置的房屋出卖后一次性出借10万元给李晓川，在2006年经结算后李晓川出具了43万元借条。李晓川认可书写借条的事实和邱家樑的陈述。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的员工陈某出庭作证，证实在李晓川与安万军经营期间，很多时候是从李晓川家里拿钱付款，有三次是陈某本人拿李晓川之父的存折和母亲的卡去取钱支付煤款。看见李晓川和安万军对账后把借条写起，安万军也在借条上签了字。上诉人周红对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在一审中提出对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之后又撤回鉴定申请,应认定借条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借条书写时，周红与李晓川家庭关系较好，结合本案邱家樑与周红之间系婆媳关系、李晓川与周红之间的夫妻关系的特殊身份和本案的其他证据，邱家樑多次借款给李晓川经营煤炭等生意并经结算后写成一张43万元借款的借条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应认定邱家樑多次借款给李晓川经营煤炭等生意并经结算后写成一张43万元借款的借条的事实存在，李晓川与邱家樑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邱家樑之夫李正衡去世后其是否有权对全部借款主张偿还的问题，邱家樑借给李晓川之43万元借款，依法应属于邱家樑与李正衡之间的共同财产，但借条上书写的出借人（贷款人）是邱家樑，邱家樑依法具有向借款人要求偿还借款的权利。至于该款中原李正衡的财产部分，其继承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周红上诉称邱家樑不能独立主张权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借款主体问题。邱家樑提供的借条上载明，借款人为李晓川，周红上诉称该款用于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借款人应为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的主张，因借款人李晓川借款后，将借款用作什么用途，依法不影响借款人的主体身份，周红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本案借款属于李晓川的个人债务还是李晓川与周红的家庭共同债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该430,000.00元借款发生于李晓川、周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邱家樑与李晓川未明确约定该债务为李晓川个人债务，且李晓川与周红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未有约定，故该430,000.00元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李晓川与周红共同偿还。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周红负担。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本案原审被申请人邱家樑于2017年1月11日去世，其女李卫红作为继承人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经本院确认后，李卫红作为邱家樑诉讼继承人参加诉讼，其他各方当事人当庭均未提出异议。2、截至本院再审庭审，周红与李晓川的离婚诉讼尚处于二审审理的过程中，周红与李晓川的婚姻关系仍处于存续期间；3、庭审中，李晓川陈述其父母的职业均为毕节市的公务员，其他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案件事实，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43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2、邱家樑是否有权就43万元单独进行主张；3、本案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周红和李晓川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43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同时，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李卫红主张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李卫红已提供《借条》证明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至于款项交付，李卫红主张系邱家樑多年来陆续以现金方式交付给李晓川，并对此提供了证人陈效华的证人证言，证明李晓川曾多次向其父母借钱经营煤炭生意的情况，可与李卫红提交的《借条》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第三，从一般社会常理来看，就经济能力而言，邱家樑夫妇的职业均为公务员，收入较为稳定。且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1997年至2006年间，出借人邱家樑生于1939年，1997年时已58岁，应当已有一定积蓄，具备一定经济能力；就交易习惯而言，本案所涉借款时间跨度长达九年，借条形成的时间距今也已有11年。考虑到其与李晓川的母子关系和借款发生期间的金融业发达程度和一般社会民众的交易习惯，作为母亲的邱家樑以现金方式陆续借款给其子经营生意，也较为符合常理；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基于民事诉讼相对优势证据原则，本案中，李卫红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的借款关系，而周红对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予以否认的证据不足，对其提出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第五，周红主张邱家樑借款给李晓川的借款事实即便成立，也属贵州宝华矿业有限公司的合伙债务。对此，虽然邱家樑与李晓川均认可李晓川借款是用于经营煤炭生意，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首先需要借款双方之间达成借贷的合意。李晓川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向邱家樑出具了借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借款的合同当事人应为邱家樑与李晓川，邱家樑向李晓川主张归还借款于法有据。综合以上，邱家樑与李晓川之间43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对周红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邱家樑是否有权就43万元单独进行主张的问题。如前所述，案涉《借条》上载明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事人为邱家樑和李晓川，虽然邱家樑在与其夫李正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43万元债权依法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之间的婚姻财产法律关系与邱家樑和李晓川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邱家樑有权依法向借款人李晓川主张借款。该款项中涉及李正衡的财产部分，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周红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周红和李晓川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离婚财产分割意见》）第十七条第一款“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特殊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为基础，夫妻双方在对共同生活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依照法律规定或约定应由夫妻共同偿还的债务；第二，综合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离婚财产分割意见》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民一庭答复意见》）的意见“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可见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应当区分夫妻家庭关系内部财产分割法律关系和外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处理；第三，邱家樑虽系李晓川之母，但邱家樑与李晓川仍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对于邱家樑向李晓川、周红二人主张归还借款的请求，应首先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中，李晓川和周红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邱家樑与李晓川明确约定案涉借款系李晓川个人债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邱家樑给李晓川的借款虽被李晓川用于经营煤炭生意，但从一般社会常理来看，李晓川经营煤炭生意，应属为李晓川和周红二人的家庭的经营和创收方式，而周红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晓川经营煤炭生意的经营收入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综合以上，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周红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第五，《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立法本意在于通过扩大对债权的担保范围，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诚信，故该规定一般只适用于对夫妻外部债务关系的处理，在处理涉及夫妻内部财产关系分配和内部财产关系的纠纷时，应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财产分割意见》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以及《最高法院民一庭答复意见》中“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的意见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本案中，对李晓川与周红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系处理夫妻对外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李晓川、周红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涉及李晓川与周红婚姻家庭内部的夫妻财产纠纷时，主张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仍负有证明该项债务确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周红关于本案案涉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辩解，亦可另案进行主张。综上所述，周红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80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波审判员 李 丽审判员 冉 飞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法官助理王君书记员 王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