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4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韵涵，女，1988年7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昭，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燕平，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来，男，198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通，北京颂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秋，北京颂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韵涵因与被上诉人魏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韵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魏来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魏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江韵涵从未与魏来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亦未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任何要件与魏来达成过一致意见。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有误。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虽然江韵涵曾表示对《协议（魏来vs江韵涵）181015》的条款无异议，但其目的是为了在诉讼中尽快达成和解。因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和解，江韵涵所作的上述表示不能作为认定其与魏来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2.魏来向江韵涵转账汇款是其委托江韵涵进行境外投资的行为。江韵涵已通过转账及现金存款方式，向魏来汇款人民币650万元的等值外币，不应再承担向魏来返还款项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江韵涵向魏来第一笔汇款的付款时间早于魏来第一笔款项转账时间，是将江韵涵提供的本案背景信息与魏来诉讼请求涉及的款项混淆，由此认定江韵涵所述存在疑点进而对江韵涵主张不存在欠款的意见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有误。综上，由于江韵涵与魏来之间资金往来的时间已经有两三年之久，且江韵涵的银行账户已被取消，故江韵涵无法提供相应银行流水等证明文件。但是通过双方的微信记录能够间接证明，江韵涵已经协助魏来办理完毕换汇事项，否则魏来也不会向江韵涵询问其收到资金的来源。因魏来自身原因导致外汇被冻结无法取出的后果，根本不能归责于江韵涵，应由魏来自行承担。魏来针对江韵涵的上诉请求辩称，魏来同意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认定。不同意江韵涵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1.江韵涵向二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并非新的证据，其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交。2.江韵涵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且自相矛盾。江韵涵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显示江韵涵向魏来第一笔汇款的付款时间在魏来第一笔款项的转账时间之前，且相关交易背景也在江韵涵于2016年6月20日转账之前所涉的交易背景，与本案无关。但江韵涵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魏来向江韵涵转账人民币650万元的事实，且江韵涵从未向魏来支付过款项。3.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江韵涵、魏来各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显示，魏来向江韵涵出借款项的事实，双方就相关的利率、违约金支付问题也作出了讨论。魏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江韵涵返还借款人民币650万元，并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分别以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150万元、人民币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转账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截至2018年5月21日，已产生利息人民币74.2万元，本息共计人民币724.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至7月间，魏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江韵涵共计支付人民币650万元，具体分为以下四笔：1.2016年6月20日转账人民币400万元；2.2016年7月1日转账人民币50万元；3.2016年7月5日转账人民币150万元；4.2016年7月6日转账人民币50万元。一审诉讼中，江韵涵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关于上述汇款的性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陈述不同。魏来主张是江韵涵向其借款，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而江韵涵主张是魏来委托其进行换汇，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针对自己的主张，江韵涵提交的双方微信对话截屏，其中显示：2017年2月18日，魏来向江韵涵发送一张记载五笔款项的图片，其中第一笔为2016年7月6日存入港币现金120万元，第二笔为2016年7月6日收到CHAMPIONCROWNTRADINGLIMIT汇款港币1082109元，第三笔为2016年6月30日收到GREATLUCKMONEYEXCHANGECO汇款港币3444316元，第四笔为2016年6月17日收到CHAMPIONCROWNTRADINGLIMIT汇款欧元64238元，第五笔为收到LIANRUIXIAO汇款港币75725425元。此后，江韵涵回复“第三笔和第五笔”“你看一下呗”，魏来回复“5不是你”。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江韵涵一开始称上述五笔款项中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均系其通过案外人向魏来以外币形式付款，此后又称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均系其付款。一审诉讼中，江韵涵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汇款记录等相关证据。魏来否认委托江韵涵换汇，亦否认江韵涵曾经向其还款。在双方提交的微信对话截屏中，一审法院还注意到以下内容：1.2016年11月2日，江韵涵向魏来发送一份名为“借款合同（2）（1）”的文件，并称“其实就是一份借款合同，你是甲方，我们是乙方”。魏来称上述文件主要内容是一份空白借款合同，并提交了相应打印件。2.2018年10月5日，魏来向江韵涵发送一份名为“协议（魏来VS江韵涵）181015”的文件。此后，江韵涵语音回复“我其实对这个条款没什么意见，就是这个金额有点出入……”（微信语音转换内容）。魏来称上述文件是其草拟的一份借款合同，目的是把双方欠款金额确认下来，但双方未最终签字。3.2017年7月19日，魏来向江韵涵发送数张银行转账截屏图片，并称“这是全部转款入你账户的，然后其中有一百五已经平掉了，剩下的五百万，陆续给我有一百万吧。”江韵涵称上述截屏图片中指向的款项就是本案所涉人民币650万元。一审法院就该内容向魏来进行核实，魏来坚持否认江韵涵曾经向其还款，但对于上述微信对话无法予以合理解释。一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一审法院认为：江韵涵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本案为涉港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当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故本案诉讼程序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本案中魏来与江韵涵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一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法律关系亦各执一词，但可以确认双方之间系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对于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具体到本案中，无论双方当事人之间系何种合同关系，魏来均属于接收货币一方，故根据上述规定应认定魏来的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为本案合同履行地，可以此为连接点最终确认管辖法院。又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由北京市中级、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集中由一审法院审理，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起诉之前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争议适用的法律，但是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在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应视为双方就准据法适用达成了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确认按照双方约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现有证据证明，魏来以转账方式分四笔共向江韵涵支付人民币650万元，江韵涵亦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魏来称是其向江韵涵出借款项，江韵涵则主张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换汇关系。对于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之间未就款项来往问题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但魏来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就签订《借款协议》问题进行过协商，早在2016年11月江韵涵即向魏来发送“借款合同（2）（1）”文件，并提到魏来为出借方，其为借款方。此后在2018年10月，魏来又向江韵涵发送文件“协议（魏来VS江韵涵）181015”，文件中提到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江韵涵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其次，江韵涵称双方系委托换汇关系，但从其提交的证据中无法看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意思表示，亦无法判断江韵涵是有偿接受“委托”还是无偿接受“委托”。由于江韵涵无法提交双方当事人之间符合委托法律关系的相应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在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基础上，魏来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其向江韵涵出借了人民币650万元，江韵涵即负有举证证明其已经归还相应款项的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江韵涵先是抗辩其已归还部分款项，尚欠人民币100余万元。此后，在证据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其又改口主张已经向魏来归还了全部款项，已不存在欠款，故其陈述明显存在前后矛盾。另一方面，江韵涵称其通过案外人以外币形式向魏来支付部分款项，但其无法提交具体支付凭证，且其主张的第一笔付款时间（2016年6月17日）甚至早于魏来第一笔转账时间（2016年6月20日），所述明显存在疑点。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江韵涵主张不存在欠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但是，一审法院注意到江韵涵提交的双方微信对话截屏中，魏来于2017年7月19日（晚于魏来最后一笔转账时间）称“这是全部转款入你账户的，然后其中有一百五已经平掉了，剩下的五百万，陆续给我有一百万吧”。一审法院认为，魏来上述表述明显是在进行对账，可以作为其自认。根据正常理解，上述自认的意思可以归纳为魏来曾经向江韵涵付款（人民币）650万元，已经通过平账及还款方式抵销250万元，故可以推算江韵涵尚欠魏来400万元。一审诉讼中，虽然魏来坚持否认江韵涵曾经偿还过部分款项，但对上述微信对话内容无法予以合理解释。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证据优势原则，认定江韵涵已经向魏来归还借款人民币250万元，尚欠本金人民币400万元。现魏来起诉要求江韵涵偿还拖欠本金，具有合法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本金数额应以一审法院审查确认的欠付数额人民币400万元为准。关于借款利息，魏来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转账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但一审法院注意到现有证据显示双方并未就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进行过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由于魏来和江韵涵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双方就借款利率约定不明，一审法院对魏来主张的自借款支付之日至起诉状送达江韵涵之日的利息不予支持。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还款，魏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应视为其要求江韵涵返还欠款，故一审法院推定自江韵涵收到起诉状之日借款到期。一审法院认为，魏来要求江韵涵自借款到期之日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此期间的利息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判决：1.江韵涵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魏来欠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人民币4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2.驳回魏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关于本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魏来已就其向江韵涵出借人民币650万元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提交的证据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江韵涵亦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反之，江韵涵在本案一审和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均主张魏来向江韵涵转账汇款是魏来委托江韵涵进行境外投资换汇的行为，江韵涵已通过转账及现金存款方式，向魏来汇款人民币650万元的等值外币，不应再承担向魏来返还款项的责任。但是，江韵涵至今未能提交证明存在上述事实的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江韵涵在其上诉理由及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均承认其无法提供相应的银行凭证等证明文件。江韵涵提交的其与魏来之间的微信记录内容亦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换汇关系，以及江韵涵已协助魏来办理完毕换汇事项等事实。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江韵涵与魏来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并判令江韵涵偿还魏来欠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江韵涵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江韵涵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容 红审判员 夏林林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张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