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2行初49号原告李军，男，198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现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员会交通执法大队，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陈玮。委托代理人何芬，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军诉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员会交通执法大队(以下简称闵行交通执法大队)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2月16日向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军，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玮及委托代理人何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编号NO：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李军于2016年10月31日在闵行区沈杜公路XXX号实施了从事非法客运活动第一次被查获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人民币(币种下同)10,000元的处罚。原告李军诉称，2016年10月31日上午9点左右，其驾驶自己名下的机动车(车牌浙Ｆ271WD)在上班途中顺带路人许小姐行至沈杜公路地铁站时遭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盘查，后被告以“涉嫌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车经营”扣押了原告的车辆和行驶证。原告有稳定高薪工作，无需从事非法营运创收，亦从未有违法行为，被告系曲解法律法规，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执法人员调查时未出示执法证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出具的《扣押决定书》中执法人员签名非现场签署且不规范、不客观，难以辨认，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扣押物品遗漏了行驶证，违反了《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此外，扣押期满以后，未及时归还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可见被告是违法执法。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原告李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有偿拼车的法律分析》(论文)、《新规之下私人小客车合成的现状与未来》(网页截图)、有关嘀嗒拼车的新闻网页截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证明拼车行为不属于出租汽车经营活动；2、原告行车路线图、房屋租赁合同、劳动合同、历史拼车路线和拼车记录、李军硕士学位证书和税单，证明原告上班路线与搭乘的乘客是顺路，还证明原告属于拼车行为，并无违法动机；3、消防热线反映停车场隐患的录音材料(附光盘)、信访回复信息，停车场照片，证明被告未尽妥善保管义务；4、与被告工作人员反映情况的录音整理材料、信访截图2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5、办理解除扣押未果的照片、投诉回复及解除扣押决定书，证明被告超期扣押，直至2017年3月10日才将车辆交还原告；6、(2015)市行初字第2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所作被诉行政处罚过重；7、李军、许程辰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信访意见书，证明被告认定原告实施非法客运行为证据不足；8、(2016)沪0109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2016)沪03行终41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实施的是拼车行为，与开“黑车”是有区别的；9、网页文章截图(标题为“处罚专车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过重；10、被告制作的笔录存在错误的书面整理材料，证明被告执法程序违法；11、视频截图、与被告工作人员沟通录音的书面整理材料、信息答复截图、告知书，证明被告程序违法，虚构原告送达地址、虚构执法单位；12、原告车辆的行驶里程表截图，证明原告汽车的行车车程记录情况，原告实施的属于拼车行为；13、“钮先生”电话录音整理材料，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将拼车行为与“黑车”混为一谈，认定事实不清。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辩称，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1年修正)第四条第二款、《上海市查处车辆违法客运办法》(2014年)第二条之规定，被告依法具有实施闵行区辖区内出租汽车客运监督检查工作，并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2016年10月31日8时许，被告的执法人员在沈杜公路XXX号附近检查时，发现原告李军驾驶的机动车(车牌号为浙Ｆ271WD)载客一人，该车辆和驾驶员均不具有营运资格证件。执法人员对乘客许程辰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该乘客确认和原告并不认识，是通过嘀嗒软件预约原告车辆，在永康城浦芳苑上车，目的地为沈杜公路XXX号，软件估价车费为11元，并已经通过相应平台支付车费。随后，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原告确认与乘客互不相识的情况下通过嘀嗒软件载客的事实。因原告涉嫌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被告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扣押，并出具了《扣押决定书》及《调查处理通知书》。对于原告的申辩，经核实，原告在涉案车辆和驾驶员均不具备网约车条件下通过软件联系、搭载乘客并收费的行为，不符合《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关于网约车车辆的条件，依法应予处罚。因此，被告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事先告知原告拟处罚的情况并告知其听证的权利，但原告未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书面听证申请，视为放弃听证。被告于同年12月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邮寄送达该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职权依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办法》第二条。二、法律依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三、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现场检查笔录、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实施检查时发现原告李军驾驶的车辆牌号为浙F2XXXX，涉嫌非法营运；2、原告李军的询问笔录、询问过程现场录音录像的书面整理材料(附光盘)、李军的手机操作界面截图，证明原告确认与车上乘客不认识，是通过嘀嗒软件接客，在永康城浦芳苑接到乘客，目的地为沈杜公路附近的8号线地铁站，且已经收到乘客支付的车费；3、乘客许程辰的询问笔录、询问过程现场照片、执法人员的执法证件，证明乘客确认通过嘀嗒软件预约了原告的车辆，并于永康城浦芳苑上车，目的地为沈杜公路附近的地铁站，车费估价为11元，已经通过平台支付；4、扣押决定书、调查处理通知书，证明因原告涉嫌擅自从事出租车经营业务，被告对此作出了扣押车辆的决定，并由原告签字确认；5、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邮寄送达凭证，证明被告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听证权利，履行了相应的听证告知程序；6、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邮寄凭证及邮递查询记录，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进行了送达。四、执法程序方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同事实认定方面的证据，证明被告所作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李军对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提交的职权依据没有异议，对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不认同，认为系适用错误；对执法程序依据、证据均有异议，认为执法程序违法。对被告认定事实方面所举证据1、证据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中询问笔录记录的内容没有异议，但对笔录制作的时间及执法人员的签名有异议；现场录像记录的询问过程及整理内容没有异议；对手机操作界面截图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同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中乘客许程辰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不认同，认为被告错误记录了乘客的陈述，对该乘客确实搭乘其车辆无异议；对执法人员的身份及执法过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执法不规范。对证据5中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主张没有收到，被告工作人员当时虽有询问原告文书送达地址，但因拒绝回答原告就其身份的提问，故原告亦未告知在沪的送达地址，被告并未履行听证义务。对证据6中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主张未收到，是原告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的。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陈述：就李军笔录制作时间与同步录音录像时间的差异，因本次执法为统一整治，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询问笔录中的错别字及字迹潦草问题被告已经在原告投诉时进行了说明，属于工作瑕疵，但该瑕疵并不影响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及确切意思，且乘客陈述的内容应该整体看待；就乘车费用支付问题，现有证据表明乘客已经支付了优惠后的车费，原告没有从网络服务平台领取不代表乘客没有支付；对于原告主张相关法律文书没有收到的异议，因原告接受询问时提供的是身份证地址，在被告工作人员电话询问其能否提供本市送达地址时，原告予以拒绝，之后在原告接受处理时，仍旧拒绝工作人员向其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就原告李军所举证据，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认为证据1中的学术论文、文章摘抄及政策文件摘抄网页截图不属于被告执法的依据或证据；对证据2中李军行车路线图、历史拼车路线和拼车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房屋租赁合同、劳动合同、李军硕士学位证书和税单同本案无关；对证据3、4、6、7、8、9、10、11、12、1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同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经质证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可予认定。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所举证据中现场检查笔录、执法录音录像、询问笔录，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相关执法笔录有执法人员、当事人或被询问人的签字确认，执法录音录像客观记录了执法过程，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予认定。就原告李军提出未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异议，结合被告所举相关法律文书邮寄凭证及邮递查询记录，可以证明被告依原告在执法过程中提供的联系地址邮寄送达，且原告亦自认曾接到被告工作人员询问文书送达地址的电话，但未予以告知，因此，被告已尽合理送达义务，原告所持异议不能成立。对于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31日8时许，原告李军驾驶牌号为浙F2XXXX的车辆，通过嘀嗒软件接收了乘客许程辰的搭载订单，自永康城浦芳苑载至本市地铁8号线沈杜公路站，车费11元。乘客上车后，车辆行至本市闵行区沈杜公路XXX号遇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检查。被告执法人员当场向原告及乘客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且对现场执法及询问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经查，原告及所驾驶车辆未取得车辆营运资格证件，且乘客为此次搭乘通过嘀嗒软件支付了8元车费。被告于当日作出第XXXXXXXXXX号的《扣押决定书》，决定对原告驾驶的牌号为浙F2XXXX的小型轿车予以扣押，并出具编号为NO.XXXXXXXXXX的《调查处理通知书》。2016年11月29日被告作出编号为NO.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向原告提供的联系地址进行邮寄送达。同年12月6日，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遂以讼称事由诉至法院。本院认为，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具有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监督检查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本市车辆未经批准不得用于出租汽车经营活动；非本市车辆不得用于起点和终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交通执法总队、区县交通执法机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依据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提供的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录音录像资料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足以证明原告李军驾驶未取得营运性客车证件的车辆，通过嘀嗒软件联系并运输乘客，且乘客亦向该软件平台支付了乘车费用。原告虽未向乘客直接收取车费，但其完全可以通过该平台结算相应的费用，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据此，被告认定原告擅自从事非法客运活动并对其作出处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裁量适当。就原告李军主张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其实施的行为属于合法的“拼车行为”，并非非法营运行为的观点，经查原告载客被查当日，上述规章及本市配套实施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尚未制定或实施，况且原告亦不具备相关立法设定的车辆条件及驾驶员条件，因此，原告所持观点不能成立。被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扣押原告驾驶的车辆，通知原告于规定期限内接受调查处理，制作了相应的询问笔录，且在原告拒绝提供文书送达地址的情况下向其在询问笔录中填写的联系地址寄送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所享有的听证权利，执法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原告要求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萍审 判 员  徐寨华人民陪审员  徐 姿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李 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