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3民终1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江南春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工业园区耀远路与太和路交口东北角。法定代表人：陈利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瑞，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华萍，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蓝色玻璃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洋郑路北侧。法定代表人：杨思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裕建，江苏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蓝色玻璃精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环城北路。法定代表人：陈宗敬，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安徽江某春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某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蓝色玻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玻公司）、宿迁蓝色玻璃精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5）宿城洋民初字第1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7年6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江某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瑞、庞华萍和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裕建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某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中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且审理程序违法，导致判决明显错误。具体如下：（一）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2013年11月24日前共计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供应花纸的价款总额为2836098.37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2013年11月24日是案涉1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日期，而非送货截止日期，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增值税票对应发货单明细表清晰明确地显示出117张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花纸送货时间为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原审法院所作认定错误。（2）上诉人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期间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供应货物的价款为2887338.37元，原审法院认定为2836098.37元，显然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原审法院从宿迁市国税局调出的112张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证据与上诉人为其开具的117张增值税票吻合，所对应的为价值2887338.37元的花纸。其中，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开具但未用于抵扣的5张增值税发票与用其于抵扣的112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2836098,37元），所发生交易的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货物的送货方式均一致，若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未收到该5张增值税发票，双方此期间业务交往正常，其不可能不要求上诉人开具，由此只能说明该5张未用于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诉人作为他用或者遗失，显然2012年4月20日的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对应的价值51240元的花纸被上诉人已收到，故应当认定上诉人在此期间向被上诉人供应价值2887338.37元的花纸。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未用于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单方制作，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亦不认可收到所载货物，故对未用于抵扣的13张增值税发票（2012年4月20日开具的5张票面金额51240元、2014年2月1日开具的8张票面金额809219.35元）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关于上诉人2012年4月20日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开具的5张票面金额51240元的增值税发票中已作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关于2014年2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开具的税票号02662200-02662207票面金额为809219.35的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确认其收到该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载明的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应的2013年11月份、12月份的花纸；结合被上诉人在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7日实际收到的7份订单为口头订单及7月份书面订单，该期间书面订单至少为1384910.15元。再结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特点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足以证明上诉人2013年11月份、12月份期间一直继续在向被上诉人江某春公司供货的事实，上诉人为其开具上述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进一步印证了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收到上诉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1日期间的货物。原审法院不结合上诉人江某春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直接以该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单方制作不予认定，显属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发货的发货单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无被上诉人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且载明的收货单位及收货地址与被上诉人不符，便对发货单证明力不予采信，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13年11月24日开具了1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蓝玻公司已将其中的112张进行了抵扣，足以证实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已收到上诉人为其开具的1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所对应的价值2887338.37元的花纸。结合增值税票对应发货单明细表，2013年10月31日前的发货单与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收到且用于抵扣的112张增值税发票上花纸的数量、型号一致，足以证实发货单的真实性。2013年10月31日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货的发货单与2013年11月24日前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开具的117张票面金额2887338.37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完全对应一致；其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货，2011年7月11日至2014年2月26日所用发货单均采用同一款式抬头为安徽江某春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发货单，日期、收货地址为蓝色玻璃精品有限公司，收货地址宿迁宿城区洋河镇环城北路，收货人吴某（2013年11月24日后均是吴某为收货人，且在订单上均能显示吴某系被上诉人蓝玻公司销售负责人），送货方式均通过合肥至宿迁洋河线路客车发货。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并未搬迁，上诉人2013年10月31日前所送花纸其能收到，同样的地址，同样的交易方式，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26日期间的上诉人江某春公司所送货物其亦能收到。再者，结合货物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以及（2015）皖民二终字第00394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与安徽九亿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陈利帮（本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酒瓶事实的认定应适用于本案对花纸事实的认定，即双方依据供货单对货款进行结算，亦能证实双方交易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以发货单结算货款，双方发货有发货单存在是事实。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供花纸价款总额为4316102.07元证据不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交的167张发货单及统计表、125张增值税发票及统计表、客车车主证明、质量反馈情况以及（2015）皖民二终字第00394号判决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江某春公司在2011年7月11日至2014年2月26日期间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提供价值4316102.07元的花纸。（1）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7日，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发给上诉人的书面订单共计7份，金额共计1275850元，被上诉人陆续下发订单足以证实双方在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7日期间继续存在业务关系，否则，被上诉人也不会一直下发订单，上诉人也一直向被上诉人供货，被上诉人收到货物的事实。首先，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发货及开票金额809219.35元，没有书面订单，系口头订单。即上诉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7日实际收到的订单为口头订单及7份书面订单，金额至少为1384910.15元。其次，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3日至2014年2月7日期间，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曾向上诉人江某春公司发出过19份书面订单，订购的各类酒瓶花纸总金额1928150元。通过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结合该19份订单，能够确认如下事实：一是吴某（138××××8119）系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员工，且是与上诉人花纸业务的联系人；二是双方交易存在口头订单的习惯且双方结算是以送货单作为结算货款的依据；三是2013年11月24日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下发书面或者口头订单，上诉人根据口头或者书面订单安排生产并送货，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并不在送货单签字的交易习惯；四是根据2013年12月13日、12月20日向上诉人下发的订单备注的信息注明“请依照贵司（安徽九亿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所下的酒瓶订单计划和蓝玻公司生产进度，安排标纸生产和发货”，得出上诉人在此期间一直继续在为被上诉人送货的事实；五是结合上诉人在原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2015）皖民二终字第00394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几经查证证实被上诉人蓝玻公司2014年3月4日前一直在为安徽九亿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送酒瓶，且在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3月4日共向该公司送酒瓶价值6604996.4元的事实，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3年11月24日-2014年2月26日期间双方继续合作；亦能证实上诉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供货至2014年2月26日，被上诉人收到货物的事实。综上，2013年11月24日前订货单订货金额1138300元及增值税发票及发货单发货金额均是2888387.87元，足以证明双方采用被上诉人下订单，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订货单安排生产、送货，被上诉人收货的交易模式，且以发货单作为结算贷款的依据。通过2013年11月24日前发货单金额，增值税发票金额及抵扣金额远大于订单金额1138300元，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存在向上诉人下口头订单的情形且存在大量的口头订单；通过订货单、发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抵扣以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被上诉人供应处吴某签发的质量情况反馈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所送货物，被上诉人已收到的事实。同理2013年11月24日至2014年2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书面订货单3份，订货单金额为789850元，上诉人已经按照订单约定，将不同型号的花纸送给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当事人未采取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的，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采用同样的交易模式，送货方式，被上诉人在2013年11月24日前能收到的货物，亦能证明2013年11月24日至2014年2月26日期间被上诉人能收到上诉人所供1427714.2元花纸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因此，以上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在2013年11月24日至2014年2月26日期间收到上诉人价值1427714.2元花纸。（2）发货单系双方货款结算的依据，且上诉人已严格按照被上诉人订货单要求向其要求送纸花金额4316102.07元（截止到2014年2月26日，共167份发货单）。上诉人从2012年4月至2013年11月24日开具的发票与发货单是相对应的，对应的发货日期是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1月24日开票对应的发货单日期是2013年10月7日至2013年10月29日。无论是在2013年10月31日前还是在2013年11月1日-2014年2月26日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发货单的地址、公司名称及其交易习惯均相同，原审法院既认定2013年10月31日1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所送花纸，故而也应当根据增值税发票得出的交易习惯，应当采取相同的标准认定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26日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1428763.7元花纸的事实。综上，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订货单、证据二增值税发票及送货单、证据三2013年7月23日2013年8月6日向上诉人反馈质量情况及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增值税抵扣情况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在2013年11月前向被上诉人送货花纸，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所送花纸的事实。同样的交易模式、交易习惯、送货方式以及结合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五驾驶员照片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2013年11月24日后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下发的订单，采用相同的送货方式，相同的交易模式将被上诉人订单中不同型号不同数量的价值1427714.2元花纸送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到的事实。（3）质量反馈情况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收到花纸的事实。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三2013年7月23日被上诉人公司吴某通过传真向上诉人发送的深加工近期生产标纸质量情况反馈及2013年8月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陈某反映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收到上诉人所送花纸的事实，否则，没有收到，怎么会反馈质量有瑕疵。发货单的地址等信息未变，2013年10月31日能收到的货物，2013年11月1日亦能通过同样的方式收到。（4）原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客车车主的证明材料，亦能证实2013年11月24日至2014年2月26日期间，上诉人江某春公司已将花纸通过客车送到被上诉人蓝玻公司的事实。（5）安徽省高级法院在（2015）皖民二终字第00394号案件中对酒瓶事实（以发货单为货款结算的依据）的认定应适用于本案对花纸事实的认定。该判决书“第三页第六行认可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另一九亿公司）供酒瓶总货款23855863.2元；结合证据2013年12月13日、12月20日订货单备注信息注明请依照贵司所下酒瓶订单计划和我司生产进度，安排标纸生产和发货，根据一个酒瓶对应需求一套花纸折算成花纸总金额3387151.6元（该折算还不包括备案过实际生产出酒瓶未向上诉人供货所需的花纸的数量及价值，更不包括被上诉人用上诉人花纸生产的酒瓶供给其他人的酒瓶瓶数，具体详见蓝玻公司瓶子供应量折算花纸金额明细），仅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应的酒瓶数量所需花纸的价值就是3387151.6元，该数据远远大于原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11月24日前向其提供的花纸价值2836098.37元，上诉人在举证期间向贵院申请调取表示色公司所有花纸入库单及凭证，原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提供，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被上诉人并未有从其他公司购买花纸，试问多出的49876.73元花纸从何而来？通过以上数据反推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蓝玻公司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26日继续存在供货的事实。（二）审理严重超期、严重违反法律规定。1.本案于2015年11月4日缴费立案，原审法院直到2017年1月13日才将判决书送达，历时14个多月，严重超过审理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而本案就是一起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却久拖不判，其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拒不提供所有花纸入库单及凭证，被上诉人蓝玻公司至今拒不提供，原审法院并未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让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2条的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书面申请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在答辩中称双方货款结算是依据入库单与被上诉人核对无误后申请支付货款，而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提交的所有花纸入库单，而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拒不提交，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被上诉人蓝玻公司并未有其他花纸入库且双方计算货款的依据是根据发货单计算，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供应货款4316102.07元的事实。（三）两被上诉人主体适格且两公司人格混同，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货款责任。1.二公司人员混同。蓝玻公司变更前后的法定代表人陈宗敬、杨某均为宿玻璃公司大股东；二公司的销售人员、财务人员、业务联系人均相同；蓝玻公司唯一股东陈宗敬在宿玻公司所占股份最高；宿玻公司的人事任免不是由其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而是由蓝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宗敬决定。2.二公司业务混同。二公司经营范围基本重合，均为玻璃制品制造、生产业务；均以“蓝玻公司销商”的身份从事销售活动，并使用相同的销售手册、格式合同。3.二公司财务混同。二公司适用共同账户，对其中的资金来源及支配无法证明已作区分，要求发货单位填写宿迁蓝色玻璃精品有限公司，发票却让开具蓝玻公司名下且是蓝玻公司支付货款；综上，二公司在经营中无视各自的独立人格，随意混淆业务、财务、资金，相互之间界限模糊，无法严格区分，使得交易相对人难以区分准确的交易对象。二公司虽在工商交易部门为彼此独立的工商法人，但实际上与上诉人业务来往期间，法定代表人均为陈宗敬、业务混同、财务混同，已构成人格混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其危害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相当。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规范公司行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蓝玻公司、宿玻公司应当对上诉人江某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承担诉讼费用8618元，上诉人承担20305元明显显失公平。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2766102.07元，案件受理费共计28293元，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蓝玻公司支付上诉人江某春公司货款1286098.37元，原审法院并没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1286098.37元标的诉讼费，而只是判决其承担相当于60万左右的诉讼费，却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当于标的额210万诉讼费，该部分判决明显显失公平。蓝玻公司辩称，上诉人主张货款的证据不充分，其提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被上诉人不愿与上诉人再有任何联系，故自愿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上诉人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向被上诉人提供花纸的数量，仅仅是依据推测来主张供货数量。事实上，上诉人开具发票与送货数量并不是一一对应，并非每一次供货都开具发票，开具发票的金额与其供应的花纸货款金额只是总量相似。开票属上诉人的单方行为，其在合作过程中，存在为了多索取货款而擅自多开发票的行为，在被上诉人发现后退回了相应的发票，故不能以开具的发票认定供货数量。2.上诉人主张其发货单与开具的发票一致，即可以认定其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货物，没有任何依据。发货单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没有被上诉人签字，发票也系其单方开具，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无权以自己制作的材料来强加给被上诉人。同时，上诉人也不能以被上诉人认可收到部分花纸和抵扣了部分发票，就推定被上诉人收到了其主张的全部花纸。3.上诉人主张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明显错误。本案属于一般民事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货款，应当由其提供被上诉人欠付货款的证据，而不是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明自己不欠货款的证据。4.上诉人在收到本案一审判决后曾向一审法院送了感谢信，但此后却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为由提出上诉，缺乏诚信。宿玻公司二审未作答辩。江某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蓝玻公司和宿玻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766102.07元及利息（以2766102.07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7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为系数计算至付清全部货款以及利息之日止）；2、蓝玻公司和宿玻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江某春公司与蓝玻公司自2011年开始存在花纸买卖合同关系。蓝玻公司通过《订货单》、手写订单等方式购买江某春公司的生产的各种酒瓶花纸。其中，自2012年10月13日至2014年2月7日期间，蓝玻公司曾向江某春公司发出过19份书面订单，订购的各类酒瓶花纸，总金额为1928150元。而自2012年4月6日起至2013年11月24日止，江某春公司共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7张，票面金额合计为2887338.37元。蓝玻公司使用其中的1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票面金额为2836098.37元。2014年2月1日，江某春公司另开具八张票面金额为809219.3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蓝玻公司，但被蓝玻公司退回。在双方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蓝玻公司共计支付江某春公司货款合计1550000元。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蓝玻公司向江某春公司购买花纸的价款总额如何确定，即蓝玻公司是否尚欠江某春公司货款及数额如何确定；2.江某春公司主张宿玻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江某春公司提供1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蓝玻公司抵扣税款的证据，可以证实江某春公司在2013年11月24日前共计向蓝玻公司供应花纸的价款总额为2836098.37元（其中包括2013年3月18日序号为00175771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载明的100件临水6年酒及30米刮条的价款）。对于江某春公司主张的其他货款，由于其提供的未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及发货单均系单方证据，无相对方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且载明的收货单位及收货地址与蓝玻公司也不相符，蓝玻公司亦不认可收到所载货物，故对该两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而江某春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佐证蓝玻公司已收到所诉货物。故江某春公司主张向蓝玻公司供货价款总额为4316102.07元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蓝玻公司关于不欠江某春公司货款以及双方之间货物定购均以书面订单形式的辩解意见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因蓝玻公司已经支付货款1550000元，尚余货款1286098.37元应予支付。对于利息，因双方均未举证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存在付款期限的约定，根据法律规定，江某春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蓝玻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具体到本案，蓝玻公司所欠货款数额于2013年12月24日已经确定，江某春公司现主张自2014年2月27日起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依法照准。对于该利息标准，江某春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被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依法照准。对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蓝玻公司与宿玻公司的组织机构、财产及业务方面均不相同，系两个独立法人，江某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前述两公司人格混同，且江某春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未与宿玻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故其主张宿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蓝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江某春公司货款1286098.3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4年2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二、驳回江某春公司对宿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23元，由江某春公司负担20305元，蓝玻公司负担861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未提供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根据本院的要求提供了关于上诉人供货及付款的电子记账资料一份，并陈述该证据来源于其公司所使用的用友财务软件记载的原始数据资料。根据该资料显示，上诉人自2014年4月27日起至2013年12月18日止，累计供货2836098.37元，已付货款1550000元，尚欠货款1286098.37元未付。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原始的纸质财务凭证，是经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根据公司要求加工完成的财务账目，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该电子财务账目系其公司完整且唯一的电子账目，故对证据的形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另外，被上诉人在一二审庭审中均坚持最后一笔业务是2013年10月31日发生，从证据的内容来看，2013年11月26日和12月18日均发生了业务，应付货款分别为348014.35元和305353.95元，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第一笔业务的开始时间，还是最后一笔业务的终结时间均不吻合，足以说明原审判决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不客观；最后，被上诉人没有按照二审法院要求的时间提交证据，且提交的证据并非法院要求提供的原审财务账目，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无故拒不提供证据，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电子记账资料系其单方制作，且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在本案中对其客观性不予认定。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但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双方以口头订单形成发生的交易，上诉人共计供应了货物价值为4316102.07元。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主张遗漏查明的事实，本院将在以下论述中予以阐述。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蓝玻公司交付货物的价款总额如何确定；2.被上诉人宿玻公司是否应就本案所涉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即无法认定其向被上诉人交付了总价值为4316102.07元的货物，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提交税务部门用于抵扣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确认上诉人交付货物总价值为2836098.37元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上诉人系该合同中的出卖人，被上诉人蓝玻公司系买受人，双方分别负有依约交付货物和依约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在双方就交付货物的数量发生争议时，其就自己履行义务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如不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向被上诉人交付了价值4316102.07元的货物，但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系其单方制作，并无被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名，其客观性无法认定，且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否认收到发货单中所载明的部分货物；其次，上诉人主张双方在交易中形成了通过合肥至洋河的客运车辆代为运输货物，且有客运驾驶人员通知被上诉人领取货物的交易习惯，但仅仅提供了证人的书面证言证明该主张，不仅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而且其也没有提供在委托运输过程中与客运车辆经营人之间形成的相关证据，无法使人相信存在其所主张的交易习惯；再者，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其单方开具，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交付货物的事实；最后，上诉人主张应根据被上诉人对外供应酒瓶的数量来认定其向被上诉人供应案涉货物即花纸的数量，虽然对外供应酒瓶的数量与采购花纸的数量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但仅仅以酒瓶使用的花纸并不能准确确定上诉人实际供应的花纸数量，因此，上诉人这一主张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综上，上诉人无法证明其交付货物的价值如其所述，导致无法认定其所主张的事实。2.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拒不履行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的主张不能成立。交付货物系上诉人的义务，证明履行该义务的情况系上诉人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并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或者转移的法定情形。二审中，本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相关财务资料的目的在于在上诉人无法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进一步审查案件事实，被上诉人虽然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其财务资料，但已在指定限期内向本院进行了书面回复，因此，不应认定其拒绝或者怠于提供证据。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电子记账凭证的内容来看，系其公司自行记载的财务资料，在上诉人否认其客观性的情况下，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客观性不予认定。即便如此，对于交付货物情况的举证证明责任仍然应由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就此亦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提交税务部门用于抵扣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确认上诉人交付货物总价值为2836098.37元并无不当。在双方就货物交付存在争议，而上诉人作为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自税务部门调取了被上诉人抵扣税款的相关证据，从调取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先后以上诉人提供的总金额为2836098.37元的1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税款抵扣。本院认为，虽然仅有开具并交付发票的行为并不能证明货物的交付，但被上诉人以此抵扣税款应视为其自认收到该部分货物，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收到价值2836098.37元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开具的其他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货物交付，且被上诉人予以否认，故无法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收到该部分货物。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两被上诉人均系依法设立的公司法人，从其工商登记资料的来看，两公司均有独立的财产、组织机构，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存在人格混同，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公司在人员、财产、业务经营等方面存在混同，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江某春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0元，由上诉人安徽江南春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治国审判员  赵振亚审判员  仲召虎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蔡金鑫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