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17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舰，男，196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敏，女，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黔西县。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珈，系贵州靖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祥国，男，195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德荣，女，195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黔西县。 原审被告：曾令勇，男，198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张舰、杨敏因与被上诉人曾祥国、周德荣、原审被告曾令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舰、杨敏的上诉请求是：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其事实与理由是：1、曾祥国提供的《黔西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增坪村委出具的相关《证明》疑点甚多，不能采信。一审以林泉镇增坪村出具的关于曾祥国户的承包人口《证明》和曾祥国、周德荣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认定本案事实错误。本案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前没有组织双方证据交换，庭审中曾祥国、周德荣才向法庭提交林泉镇增坪村出具的证据和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在质证中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庭审后上诉人调取了林泉镇增坪村其他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证，和黔西县档案馆存档的曾祥国户的土地承包资料对比，发现林泉镇增坪村出具的证明和曾祥国、周德荣提供的承包证存在作假.并将调取的证据材料随代理词一起提交法庭。这属于新证据。按相关规定，可能影响认定案件主要事实，可能影响案件实体判决的证据，法庭应该组织质证，但法庭没有组织质证，因此造成本案认定事实错误。曾祥国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和增坪村委出具的证明疑点甚多，不能采信。曾祥国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有以下疑点：没有村委的印章，并且填写的村委会名称为“湾子村民委员会”。而该村的其他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村委的印章，并且填写的村委会名称为“增坪村委会”，第二轮土地承包前湾子村已经并入增坪村。曾祥国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填写字迹非常鲜艳，不排除是与村委某些人员合谋近期造假的。并且填写的湾子村民委员会与增坪村委会的字体明显不同.明显不是同一人填写。曾祥国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没有村委的印章，究其原因，是因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增坪村委使用的是老印章，现在增坪村委使用的是新印章。而老印章已经上交林泉镇政府集中销毁。如果使用新印章，一看就露馅。增坪村委出具的关于原告曾祥国户的承包人口证明，证明该户的承包人口为：曾祥国、周德荣、曾凡银3人。而曾凡银已经死亡十余年，死人的民事权利已经消灭，怎么还是承包人。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1998年。从黔西县档案局调取的曾祥国户第二轮承包档案资料证明，曾祥国户在第一轮承包时的承包人口为2人（即曾祥国、周德荣），第二轮承包时的承包人口为4人，增加大儿子曾令勇和二儿子。曾祥国、周德荣是二孩户，并且原告和曾令勇当庭都不承认分割了承包地。可见，曾凡银在第一、二轮承包时都不是曾祥国户的承包人口。曾令勇是曾祥国户的第二轮承包人之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15条规定：“承包经营户家庭内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拘束力。如果未达成分割协议，原则上按照承包经营户家庭成员人数进行平均分割，确定各自享有的土地经营权份额。”依此规定，曾令勇依法应该拥有曾祥国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份额。2、转让时曾祥国、周德荣并未在场并不能必然得出当时曾祥国、周德荣不知情，不同意。曾令勇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文约》载明：“曾令勇通过家族等商议志愿转让高坡长岸子土一块地交给张舰所管……”。并且该《土地转让文约》的执笔人是曾令勇的叔叔。因此，按常理可以认定曾氏家族是认可所转让的土地是曾令勇分割得到的承包地，曾令勇有权转让。曾氏家族当然包括原告曾祥国、周德荣，即使当时曾祥国外出打工，曾令勇完全可以通过电话与其协商的。并且有证据证明曾令勇近几年一直在耕种这块土地。试问，只是曾祥国一人外出打工，周德荣却常年在家，周德荣怎么会不知情？难道知情的周德荣不会告知曾祥国吗。曾祥国外出打工每年都回家探亲，曾祥国不可能不知情。并且曾令勇转让的土地，陈天于2012年底就开始在上面修建村卫生室，2013年就竣工投入使用至今。而该卫生室旁边的路是原告曾祥国、周德荣出入的必经之道。二、适用法律错误。擅自改变农村承包地用途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擅自改变承包地用途的行为违法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但民事行为违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基于保护交易安全与保障意思自治的考虑，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属于法定无效合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等条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中关于“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等条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不应影响对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的判断。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违法行为，法律只规定通过行政程序予以处罚。因此，法律法规中关于禁止改变土地用途的规定，应属于强行性规范中的管理性强制规定（取缔性规定），对该规定的违反并不影响合同效力。退一万步说，上诉人把转让所得土地再转让给陈天，陈天用于修建村卫生室，改变了转让土地的用途，只能导致上诉人与陈天签订的土地再转让合同无效.怎么可能导致上诉人与曾令勇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呢。不合事理、不合逻辑。陈天把转让所得土地用于修建村卫生室，有公益性质，按照常理很容易获得批准。如果陈天修建村卫生室是获得批准的，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合法建筑，并不构成擅自改变转让土地用途。二上诉人张舰、杨敏并不是增坪村村民并不涉及转让合同的效力。土地转让不限本村农户，但在同等条件下本村农户有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已经规定。假设曾令勇真是无权处分，二上诉人也是善意取得。受让人张舰、杨敏受让该土地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并且已经全额支付对价；转让的土地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张舰、杨敏耕种多年。农村土地转让不实行登记生效主义，而实行的是交付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对此物权法第129条有明确规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1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未登记为由，请求确认互换与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与转让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二上诉人张舰、杨敏属于善意取得。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退一万步说，假设曾令勇真是无权处分，二上诉人也是善意取得。 被上诉人曾祥国、周德荣答辩的主要理由是：一、答辩人所在村的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都是一个模式。答辩人之父1997年去世，答辩人父亲在世时必然参与承包土地，所以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答辩人的承包人口为二答辩人及其父是客观事实，答辩人认为承包证作假可以鉴定，第二轮土地承包人口增减不影响第一轮承包地的登记面貌和面积。承包地以家庭为单位，任何人不能擅自处分。二、曾令勇无权处分，合同自始无效，其次，被答辩人将土地擅自转让给陈天修建房屋，属于无权处分，依法其已经处分所得的不当利益10500元返还给答辩人，原审未对此作出判决，被答辩人已经取得了最大利益，还又称将另外一块地转让给他人企图让答辩人夫妇对其赔偿。如上级法院对此作出改判请判决被答辩人夫妇返还其转让答辩人的土地给陈天的10500元，善意取得的物权限于动产，不及于不动产，土地属于不动产，被答辩人认为其善意取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答辩称，其答辩理由与被上诉人一致。 被上诉人曾祥国、周德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三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文约》无效、要求被告张舰、杨敏返还土地，并赔偿经济损失及无权处分所得28500元。 一审查明，原告曾祥国、周德荣系林泉镇增坪村（原湾子村村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曾祥国为户主承包了1亩田及7.2亩土，其中包含双方争议的名为“长按子”的土块，承包人口为曾祥国、周德荣及曾祥国父亲曾凡银3人，后曾凡银于1997年去世；2012年6月6日，原告曾祥国之子曾令勇与黔西县林泉镇山海村村民张舰签订《土地转让文约》，将“长按子”的承包地以138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张舰和被告杨敏管理使用，转让时曾祥国、周德荣并未在场。2012年12月11日，被告张舰与林泉镇合兴村村民陈天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将“长按子”的部分土地以10080元转让给陈天使用，后陈天在该土地上修建房屋，作为村卫生室。 一审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户为单位作为承包主体，以户主作为承包人。本案中被告曾令勇并非以曾祥国为户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承包人之一，被告曾令勇无权将该承包证上的承包地“长按子”地块转让给被告张舰、杨敏管理使用，同时被告张舰、杨敏并不是增坪村村民，且被告张舰、杨敏又将部分土地转让给案外人建房，改变了该土地的农业用途，故被告张舰、杨敏与被告曾令勇于2012年6月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文约》无效，被告张舰、杨敏应将土地地块“长按子”的承包地返还承包人曾祥国、周德荣；被告曾令勇转让其无权转让的土地所得转让款13800元应予以返还被告张舰、杨敏。被告张舰将该土地部分又转让给案外人陈天，案外人陈天已修建房屋，因涉及案外人陈天，不宜在本案中作出处理；被告张舰、杨敏所称又将部分该土地转让周少红，现未改变其所称的该土地的农业用途，亦应在本案中一并予以返还。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张舰、被告杨敏与被告曾令勇于2012年6月6日签订的转让黔西县××村土地地块名称为“长按子”的承包地的《土地转让文约》无效；二、由被告张舰、被告杨敏于本判决生效后返还原告曾祥国、周德荣承包的位于黔西县××村土地地块名称为“长按子”的承包地（案外人陈天建房部分除外）；三、由被告曾令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将其转让黔西县××村土地地块名称为“长按子”的承包地所得的转让款13800元返还被告张舰、被告杨敏。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被告曾令勇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有农村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证明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与档案管理部门的登记不相符合同，该承包证涉及伪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曾令勇质证称，以承包证为准。本院认为，登记情况表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承包经营权证从内容上不能看出两者冲突，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的根本依据是承包合同而不是登记情况表，故登记情况表不足以否定承包经营权证，对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予确认。 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曾令勇与二上诉人签订土地转让文约之后，并未告知当地乡镇府。2、增坪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4月27日在对本案争议调解处理时明确表明曾令勇与二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未经村委会同意，并作出处理意见，将争议地确权给被上诉人曾祥国，土地转让款由曾令勇返还给张舰，原本返还不计利息，土地由张舰返还给曾祥国、周德荣。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不论涉案地块承包人为二被上诉人或者是二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曾令勇，二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曾令勇不是同一村村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二上诉人与曾令勇签订的《土地转让文约》必须经村委会及当地乡政府同意，涉案《土地转让文约》未经村委会及当地乡政府同意，故应当认定为无效。二上诉人并未取得村委会同意，也未向当地乡政府报告，故二上诉人主观上并未尽到善意的注意义务，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对二上诉人提出的善意取得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另，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未进行证据交换的上诉理由，证据交换不是必经程序，上诉人的该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对其提交的证据未进行质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上诉人所指证据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组织了各方进行质证，该证据采信与否均不会改变《土地转让文约》未经村委会及当地乡政府同意这一客观事实，故该证据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影响。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二上诉人张舰、杨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雄 审判员 张 晶 审判员 徐 洪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