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民终19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住所地：丹东市元宝区锦山大街88号。 负责人：王立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勇，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佟大艳，女，1962年9月29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凤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凤城市中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凤城市凤凰城管理区凤铧路88-18号。 法定代表人：王礼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瑞，男，1981年4月24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凤城市。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以下简称丹东工行）因与被上诉人佟大艳及被上诉人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丹东工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勇，被上诉人佟大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被上诉人恒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丹东工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系重复诉讼。一审判决认定佟大艳与恒大公司原调解书经再审程序予以撤销是错误的。本案案涉480万元，已经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59号刑事判决认定为王礼波个人诈骗所得，并判决由王礼波赔偿该480万元，而就该480万元重复诉讼且产生与已生效刑事判决不同或相反的民事判决程序违法，如按一审判决认定的借贷关系，则王礼波诈骗犯罪的刑事判决应予撤销。2、本案审判程序违法。一审主审法官系审监庭法官，是佟大艳再审案件的主审法官，本次案件主审法官又是该法官，法庭未予回避系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佟大艳基于对丹东工行的信任和欺诈而借钱给王礼波的依据均系王礼波和李延宏在刑事案件中的笔录，且为节选。三、一审判决认定王礼波和恒大公司向佟大艳借款是进行丹东工行的倒贷是错误的。1、本案恒大公司所涉及的两笔贷款分别为480万元和500万元，贷款数额不同。2、该两笔贷款的出借单位也不同，480万元是工行聚宝支行，而500万元是工行凤城支行，是不同的部门所作的不同业务。3、这两笔贷款并不是同一审贷流程，也不存在还款和放款的必然先后关系，500万元贷款不是480万元贷款的倒贷。这两笔贷款不是借新还旧，也不是连续贷款过程中的过桥，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四、一审判决认定李延宏代表丹东工行并对佟大艳作出了虚假陈述和承诺是错误的。1、李延宏并不负责480万元贷款的任何工作，这480万元贷款的责任人并不是李延宏，贷款能否偿还与李延宏没有任何关系，李延宏为王礼波所作的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2、即便在恒大公司申请500万元贷款过程中，李延宏也没有权限决定该笔贷款能否发放。贷款要经过审贷流程，佟大艳作为小贷公司经理更熟知此事。李延宏的职务是信贷员，不具备代表丹东工行承诺贷款的能力。3、对480万元贷款的偿还，丹东工行是有绝对足值的抵押物，没有任何风险，工行没有从佟大艳借给王礼波及恒大公司的款项中获取任何好处。这480万元贷款是恒大公司用钢材质押担保的，并由监管公司监管，还有保险公司保险。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丹东工行都能保障自己不受损失。佟大艳不借给恒大公司借款，丹东工行也不会遭受损失。4、佟大艳借给王礼波及恒大公司借款是出于对恒大公司土地、货物、厂房等价值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基于对丹东工行500万元贷款的发放。 被上诉人佟大艳辩称，1、在一审起诉时，我方已向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本案系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民事判决已经进行明确认定，存在部分侵权或民商事合同担保的情形中，不能阻止被害人向刑事主体以外的人主张权利。本案中是上诉人及恒大公司共同侵权提起的诉讼，与之前是否有刑事追缴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一审判决已经明确避免了被上诉人佟大艳因可能存在的双方标准取得赔偿，因此本案起诉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关于上诉人主张人民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回避有明确的规定，本案的再审案件与另案的再审案件是否属于回避的情形有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恒大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程序违法，王礼波的合法权益未得到保障。一审判决对恒大公司的处理是不公正的。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佟大艳与恒大公司的借款是公司行为，与上诉人无关。 被上诉人佟大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465.6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3年9月3日起至给付日止利息损失，利息按月息二分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诈骗犯罪人王礼波所经营的恒大公司早已进入靠借新贷还旧贷维持的境况，已失去贷款的条件和资格。丹东工行向王礼波任法定代表人的恒大公司违法发放480万元贷款，至2013年9月届期。为了不使违法发放贷款罪行暴露，并出于收回违法发放的480万元贷款的目的，凤城工行工作人员李延宏帮助王礼波在被害人佟大艳处骗取数额巨大财物归还丹东工行贷款的过程中，李延宏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作用，原因是王礼波曾数次找到佟大艳请求借款，均被佟大艳拒绝，而在此次王礼波向佟大艳借款的过程中，佟大艳向丹东工行工作人员李延宏询问王礼波贷款的真实性后，丹东工行是否继续为王礼波贷款，李延宏为了保证丹东工行480万元违法贷款能够正常收回，隐瞒了该笔贷款没有合法抵押物、相关贷款手续系伪造倒贷真实且正在办理之中等不符合正常贷款规定的事实真相及恒大公司实际经济情况，表示归还贷款后即可继续为其发放贷款，并亲自在王礼波借款借据中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最终导致王礼波从佟大艳处骗取465.6万用于偿还丹东工行贷款，丹东工行在得到480万贷款后不再继续为其发放贷款，原告的借款至今未归还。原告认为王礼波在借款当时为本案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目的为偿还企业在丹东工行借款，因此其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由企业承担。李延宏为丹东工行的正式员工，代表银行履行职务（收回贷款及发放贷款）。原告之所以造成财产损失与李延宏的职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李延宏的职务行为，原告的财产权利就不会受到侵犯。正是由于丹东工行负责发放及收回贷款的工作人员李延宏为了收回丹东工行的480万贷款，帮助王礼波诈骗，并将诈骗所得的财产归还丹东工行，故丹东工行对李延宏的行为结果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照准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丹东工行在一审辩称，第一、本案系重复诉讼，本案原告佟大艳认为被告丹东工行应就其损失465.6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已经由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68执异19号民事裁定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执复288号民事裁定，予以裁判，其事实和理由与本案基础事实一致，因此，本案系重复诉讼，应由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二、被告丹东工行与原告无任何合同及民事法律关系，王礼波的借款并不是基于丹东工行的要求，佟大艳本身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与王礼波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应由其与王礼波自行解决。第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2017）辽执复288号裁定中认定佟大艳的465.6万元是赃款，是由王礼波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丹东工行不对佟大艳承担责任。第四、李延宏与佟大艳、王礼波之间的行为，不是受丹东工行的指令或代表丹东工行的行为，与丹东工行无关。没有任何法律文书认定丹东工行存在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行为。本案所诉480万元贷款，丹东工行的审查员是邹德利，其贷款无论从审查、发放及还款都与李延宏无任何关系。第五、佟大艳的465.6万元损失，已经刑事案件审判认定，并在执行程序中，原告要求丹东工行偿还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在一审辩称，借款是王礼波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另外，该笔借款已被刑事案件判决追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20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以采购货物为由，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钢材为恒大公司购买，数量500吨、价值364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聚宝支行（以下简称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2月21日，王礼波将该200万元借出后于同年8月8日还清。 2012年5月21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购买，数量1200吨、价值799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5月29日，王礼波将该500万元借出后于同年11月20日还清。 2012年8月16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购买，数量1200吨、价值851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8月16日，王礼波将该款借出后于2013年2月7日还清。 2012年12月17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购买，数量1445吨、价值765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2年12月17日，王礼波将该款借出后于2013年6月9日还清。 2013年2月16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采取同样的手段，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购买，数量1520吨、价值766万元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8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2013年3月11日，王礼波将该款借出后于同年9月3日还清。 2016年6月20日，丹东工行发给凤城市人民法院工银辽丹发（2016）47号文件，《关于我行员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一案的情况说明》第6页倒数第11行“…因属地化管理，该企业由我行凤城支行信贷中心客户经理负责。2013年9月3日邹德力发放的第五笔贷款，金额480万元到期，我行凤城支行信贷中心客户经理与企业联系，将到期贷款偿还我行聚宝支行，具体如何收回的贷款邹德利并未参与也不知情…” 邹德利系丹东工行员工，作为恒大公司申请贷款的第一调查审核人，在该五笔贷款的贷前审核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货款通则》等相关规定，对恒大公司提供虚假的质押物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材料及抵押物数量未进行严格审查，致使该五笔贷款均被顺利审批并发放。该五笔贷款发放后，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均采用贷新还旧的方式偿还前四笔贷款，最后一笔贷款王礼波将其诈骗佟大艳的465.6万元赃款用于偿还该笔贷款…。邹德利因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2013年6、7月间，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以申请购买起动机为由，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总分类账、数量金额明细账，并伪造了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购买，数额1800吨，价值714万元的购销合同和相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续，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城支行（以下简称凤城工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90万元。凤城工行工作人员李延宏、孙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相关规定，未严格审查，致使该笔贷款被顺利审批并发放。2013年7月10日该490万元发放后，王礼波通过凤城市汽车直流电机有限公司账户将该款用于偿还之前向刘文海的借款200万元和向郑瑞凤的借款290万元。在恒大公司办理贷款期间，李延宏收受王礼波所送的1000元购物卡。 2013年9月2日上午,王礼波到佟大艳经营兆雁小额贷款公司找佟大艳,要借款480万元,倒贷款用,期限一个月,佟大艳问王礼波在哪个银行,谁给办的,王礼波说工商银行,李延宏给办的。佟大艳要求王礼波打电话给李延宏，要核实此事，王礼波给李延宏打电话，并将电话交给佟大艳，佟大艳向李延宏核实王礼波有无倒贷的事,李延宏证实有此事。当天下午,王礼波开车接李延宏到佟大艳经营兆雁小额贷款公司,佟大艳再次向工行信贷员李延宏核实，李延宏表示，王礼波在凤城工行的下笔贷款肯定能批下来，下笔贷款批下来我负责还给你，这钱王礼波还不上，我给，这钱是还给工行的，工行能把钱给你，我不可能为了银行把自己送进去。王礼波打了一个借条和一份协议书,王礼波、李延宏共同在借款人处签上了自己个人的名字，双方去农行,佟大艳在个人帐号06×××51帐户上取出465.6万元(借据上是480万元,扣除3分利息14.4万元,计应实际借款465.6万元),存入王礼波的个人卡号为62×××78帐户上,同时王礼波将此卡的480万元转到王礼波任法定代表人的恒大公司0707010719249069119帐号上,开户行为工行丹东聚宝支行，丹东工行收回贷款。 当天下午，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以购买原材料农机配件为由，采取与第一次骗取贷款相同的手段伪造有关资料等，再次向凤城工行申请贷款500万元。凤城工行工作人员李延宏、孙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相关规定，未严格审查，致使该笔贷款在凤城工行、丹东工行均被审核通过，在报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审批时因缺少部分材料未被批准。李延宏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恒大公司犯骗取贷款罪，被判处罚金500万元；被告王礼波犯骗取贷款罪、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执行十六年，依法追缴恒大公司违法所得490万元，返还丹东工行，依法追缴王礼波违法所得465.6万元，返还佟大艳。 一审法院认为，过桥资金提供方将自己款项出借给借款人用于偿还借款人欠付银行的款项。若银行向过桥资金提供方承诺旧贷得到清偿后立即发放新的款项给借款人，应认为过桥资金提供方是基于对银行的信赖，才将款项出借给借款人。若银行未能如约发放新款项给借款人，导致过桥资金提供方的资金无法收回的，银行应对过桥资金提供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丹东工行明知恒大公司多次违规倒贷的情况下，故意违反国家商业银行有关授信、商品融资业务、贷款等管理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了违规行为，李延宏作为丹东工行负责恒大公司王礼波贷款审核的第一责任人，按照丹东工行内部规定的属地原则，又承担着收回恒大公司贷款的责任，应恒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礼波之邀，共同到原告佟大艳经营的兆雁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佟大艳向李延宏求证王礼波倒贷能否如期贷款？李延宏为了配合王礼波能借到此笔款项，向佟大艳答复：“王礼波在凤城工行的下笔贷款肯定能批下来，下笔贷款批下来我负责还给你，这钱王礼波还不上，我给，这钱是还给丹东工行的，丹东工行能把钱给你，我不可能为了银行把自己送进去。”并且在王礼波的借据上的借款人处与王礼波共同签字，保证工行放贷还款。李延宏在工作时间、与收贷有关的地点、承诺了与收贷有关的情况，致原告佟大艳基于对银行的信赖，才将款项出借给王礼波，丹东工行因此收回了贷款，导致原告出借的该笔过桥资金无法收回，李延宏的这一行为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丹东工行故意实施上述违规行为，加强了佟大艳对恒大公司具备还款能力的确信，足以导致出借人佟大艳对借款人恒大公司的还款能力进行误判，与佟大艳决定将465.6万元出借给恒大公司存在因果关系。因对借款人恒大公司误判，造成出借人佟大艳不能收回465.6万元借款，与之对应的丹东工行收回了王礼波存入恒大公司在该行账户的465.6万元用于偿还恒大公司的贷款，其行为符合过桥资金的特征，丹东工行对此应承担侵权责任。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礼波，为了偿还恒大公司欠丹东工行的贷款，采取诈骗手段，骗取原告佟大艳465.6万元，恒大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被告丹东工行提出本案系重复起诉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以执行过程中原告依据刑事的追赃判决，请求被告退回赃款，被法院裁定驳回与本次原告起诉被告丹东工行侵权案件无论从案件种类、法律关系、法律程序、诉求、标的、当事人均不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各种情形。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是法律责任的聚合与民事责任优先原则，也就是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其行为同时触犯了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并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承担。故对被告这一观点，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丹东工行提出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申请追加李延宏为第三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告借口为了查明事实而申请追加李延宏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本案是侵权纠纷案件不是合同纠纷案件，原告请求选择的是侵权赔偿责任不是担保合同责任，故对被告该观点，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丹东工行提出，李延宏与佟大艳、王礼波之间的行为，不是受丹东工行的指令或代表丹东工行的行为，与丹东工行无关，没有任何法律文书认定丹东工行存在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行为。本案所诉480万元贷款，丹东工行的审查员是邹德利，其贷款无论从审查、发放及还款都与李延宏无任何关系的问题。刑事与民事采纳的证据规则不同，刑事采纳的证据规则是排除可以怀疑的原则，而民事采纳证据的规则是优势证据规则。被告丹东工行及负责给恒大公司贷款的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利用过桥资金多次给“恒大公司”贷新还旧，直致丹东工行的工作人员被追究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刑事责任，王礼波被以骗取贷款罪、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恒大公司被以骗取贷款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刑事采纳证据的原则，丹东工行虽然未被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根据民事采取优势的证据规则，其逃避不了民事责任的承担。2016年6月20日，丹东工行发给凤城市人民法院的工银辽丹发（2016）47号文件《关于我行员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一案的情况说明》第6页倒数第11行载明：“…因属地化管理，该企业由我行凤城支行信贷中心客户经理负责。2013年9月3日邹德力发放的第五笔贷款，金额480万元到期，我行凤城支行信贷中心客户经理与企业联系，将到期贷款偿还我行聚宝支行，具体如何收回的贷款邹德利并未参与也不知情…”。根据这一事实，凤城支行信贷中心客户经理收回480万贷款正是李延宏业务范围，对被告丹东工行的这一观点，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佟大艳借款损失465.6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9月3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二分计算利息）；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追偿（在王礼波诈骗犯罪案件中若追缴返还给原告的部分予以扣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50元，由被告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承担，并于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 二审中，上诉人丹东工行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凤城市人民法院（2018）辽0682刑初69号刑事案件庭审笔录。证明：1、李延宏没有对佟大艳说过恒大公司的贷款一定会审批通过；2、李延宏对恒大公司所偿还的工行聚宝支行480万元无任何关系和责任；3、李延宏从未以代表银行的身份参与恒大公司借款一事。 上诉人佟大艳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阐述内容不真实。李延宏是该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只是因其不承认当时阐述内容，造成该案存疑不起诉，如果李延宏认可了其阐述的内容，其极有可能被认定犯罪并判处刑罚。其不认可才恰恰说明了其是否认真实状况，因如果承认就有刑事犯罪。李延宏阐述的内容均不能作为其自认的真实状况，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被上诉人恒大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笔录没有意见。 证据二、李延宏本人所写的事实说明。证明：1、证据一证明的3点事实；2、证明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1926号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上诉人佟大艳的质证意见是：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如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上诉人恒大公司的质证意见是：没有异议。 证据三、王礼波合同纠纷案情说明。证明：1、李彦宏从未代表银行向佟大艳作出任何承诺；2、恒大公司多次向佟大艳公司借款，与丹东工行没有关系，佟大艳此前表述与恒大公司无往来，是虚假的；3、佟大艳本次起诉的480万元已经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丹刑一0059号判决认定为王礼波个人犯罪行为并判决由王礼波偿还，本案上诉人丹东工行与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均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是对重复诉讼的判决；4、佟大艳欺骗、威胁李延宏在借据上签字和虚假诉讼的事实。 证据四、依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律师调查令调取的王礼波证明笔录。证明：1、李延宏从未以银行身份面对佟大艳并帮助其借款；2、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3、偿还的480万元贷款与李延宏无任何关系；4、借款时佟大艳没有认为500万元贷款肯定获批，只想第一时间了解恒大公司贷款情况。 上诉人佟大艳对证据三、证据四的质证意见是：王礼波是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作的笔录还是情况说明均是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对证据三、证据四的质证意见是：没有异议。 本院的认证意见是：上诉人所举证据均系李延宏、王礼波个人陈述意见，对抗不了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另查明，邹德利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为由，改判无罪。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系重复诉讼及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应当回避一节。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撤销的凤城市人民法院（2013）凤民初字第03007号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是佟大艳与恒大公司、王忠瑞、李延宏。而本案当事人是佟大艳、恒大公司、丹东工行。两个案件的当事人不同，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重复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本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59号刑事判决判令依法追缴王礼波违法所得人民币465.6万元，返还佟大艳，但佟大艳通过刑事追赃未能弥补被王礼波诈骗的损失。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相互补充的，佟大艳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当。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主审法官有上述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审理的凤城市人民法院（2018）辽0682民再5号案件与本案不是同一案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佟大艳基于对丹东工行的信任而借钱给王礼波的依据，均系王礼波和李延宏在刑事案件中的笔录，且为节选一节。刑事笔录仅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对该刑事案件涉及事实的陈述，其陈述的为其个人观点，并非经刑事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案中王礼波及李延宏在涉及的刑事案件中所作的笔录，只能作为本案民事纠纷的证据使用，并非定案依据。具体情况应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具体分析，除此笔录外，并无其他证据证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佟大艳构成侵权，一审判决仅基于该笔录中的部分节选，即认定上诉人应当对被上诉人佟大艳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王礼波和恒大公司向佟大艳借款是为丹东工行倒贷是错误的一节。凤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0682刑初10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在工行共有五笔借款，五笔借款均以采购货物为由，编制虚假的恒大公司资产负债表。并伪造抵押物镀锌钢管为恒大公司购买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通过聚宝支行向丹东工行申请贷款。王礼波均采用贷新还旧的方式偿还前四笔贷款，最后一笔贷款其将诈骗佟大艳的465.6万元赃款用于偿还该笔贷款。”虽然被上诉人恒大公司所涉及的两笔贷款480万元和500万元贷款数额不同，出借单位也不同，但两笔借款均属于丹东工行向恒大公司发放的贷款，具体贷款数额及出借单位，均属于上诉人内部分工管理问题。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李延宏代表丹东工行并对佟大艳作出了虚假陈述和承诺是错误的一节。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59号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9月2日，王礼波为偿还恒大公司在工行聚宝支行贷款，向佟大艳借款480万元，并找到李延宏进行担保。在借款过程中，王礼波告知佟大艳其企业正通过凤城工行向丹东工行贷款500万元，但故意隐瞒了该贷款没有合法的抵押、相关手续系伪造等不符合正常贷款规定的真相，李延宏也表示王礼波企业确实正在向凤城工行申请贷款，致使佟大艳认为该贷款符合贷款规定而同意借款。佟大艳将借款利息14.4万元扣除后，汇给王礼波465.6万元，王礼波又筹集14.4万元，将共计480万元偿还了自己在工行聚宝支行的贷款480万元。王礼波至今未偿还诈骗佟大艳的465.6万元。”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礼波隐瞒真相、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因王礼波将诈骗的款项偿还了恒大公司在银行的贷款，故恒大公司应赔偿被上诉人佟大艳借款损失465.6万元及利息。因双方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应自2013年10月3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465.6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被上诉人佟大艳支付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构成职务代理行为不仅需要证明代理人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代理人实施的必须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外，必须举证证明代理人是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若非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则不能构成职务代理行为。本案中，李延宏是凤城工行的工作人员，其在借据上签字的行为并非履行正常的职务行为，亦非以上诉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得到上诉人的授权或事后追认。故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代理行为，进而不能由上诉人对其签字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即不能由上诉人对佟大艳的借款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佟大艳借款损失465.6万元（扣除王礼波诈骗犯罪案件中已被追缴返还给佟大艳部分的款项）及利息（自2013年10月3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三、驳回被上诉人佟大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050元，由被上诉人凤城市恒大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050元，由被上诉人佟大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军 审判员 姜淇瀚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王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