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6民终1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武云，男，1942年8月2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广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斌，四川世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原，四川世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国惠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华星路1号。法定代表人：舒芳，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跃富，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武云与上诉人四川省国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惠公司”）股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16）川0681民初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武云上诉称：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耿武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国惠公司的《承诺书》是向化建公司出具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条款。原判认定文焕述的承诺追认了2012年9月10日《承诺书》对上诉人的有效性，又同时认定，在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中转让比例为1：2.8，前后认定矛盾也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对国惠公司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也是偏袒国惠公司。法院应将本案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国惠公司答辩称：我公司与耿武云协议约定股权以1：1比例转让，承诺书是在签订协议前的协商框架，转让价格最终应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文焕述的承诺中提到的“承诺书”不是2012年9月10日的《承诺书》，国惠公司也从未提到过利息问题，文焕述不是国惠公司员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涉嫌刑事犯罪。国惠公司上诉称：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及理由：文焕述无权代表国惠公司作承诺或保证，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应追加文焕述为本案第三人参与本案二审诉讼；一审法院错误地追认了2012年9月10日《承诺书》对国惠公司的有效性；耿武云在本案中“自认”收到的股权转让款，该“自认”与其他相证据冲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耿武云答辩称：文焕述与国惠公司法定代表人舒芳是夫妻关系，是国惠公司的实际管理人，耿武云一直在找国惠公司要钱，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按1:1的比例外，后面加了“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一句话，实际上否定了以1:1的转让比例，其他股东是以1:2.8的比例支付股权转让费，国惠公司是以该种方式达到偷税的目的；以耿武云名义持股871.78万股，实际收到1500多万股权转让款，虽其中有部分是四川化建公司支付的，但四川化建公司与耿武云之间无集资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四川化建公司的支付行为是在文焕述的控制之下的行为。耿武云向一审法院诉称：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原告的股权转让款本金200万元、利息105万元(按年息15％自2012年11月1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四川省化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化建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拥有公司股权871．78万股(含所代表的隐形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14.19％。2012年9月，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与被告达成《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全公司的三十五位股东包括各自代表的隐名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共6142万(占公司注册资本100％)一次性全部转让给被告。2012年11月19日，四川化建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股权100％转让给被告。同日，包括原告在内的各位股东代表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尽管有“按1：1的比例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的内容，但又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另行约定体现在2012年9月10日被告向四川省化工建设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承诺书上，该承诺书明确被告向全体股东均按每股1：2．8(税后)价格收购。因此，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股金转让金总价为871.78万股×2.8=2440.984万元。四川化建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在签订协议后7日内一次性全部付清。2012年12月18日四川省化工建设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原告与被告的股权协议签订后，被告没有严格按协议履行，经过原告多次催收，被告拖欠股权转让款本金200万元一直未付，同时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文焕述向原告承诺逾期付款的利息按年15％计算。一审法院查明，四川化建公司原系国有企业，2001年改制为员工持股的有限公司，其中部分股东由其他三十五名工商登记的股东代持，耿武云系四川化建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股权871．78万股。2012年9月6日，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甲方）与被告国惠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甲方确定乙方为四川化建公司战略投资人，协助乙方收购四川化建公司所有股东持有的100%股份，股权价格由乙方与股东本人协商确定，收购方式由双方选定，不受第三方干预。2012年9月10日，国惠公司向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出具《承诺书》，承诺国惠公司向四川化建公司全体股东均按每股1:2.8（税后）价格收购。2012年11月19日，耿武云主持召开了四川化建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按照表决权进行表决通过公司股权转让方案：股东耿武云、向启云、景逢伦、谢建华、赵正兰等三十五名股东投资在我公司的股权共计614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100.00%），现按1:1的比例一次性全部转让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者权益给公司新增股东国惠公司，股权转让款应于签订协议后七日内一次性全部付清。国惠公司法定代表人舒芳参加了股东大会，并在股东签字表中加盖了公司印章。2012年11月19日，耿武云与国惠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耿武云（出让方）将其所持有的四川化建公司871.78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4.19%），按1:1的比例一次性全部转让给国惠公司（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2016年4月7日，案外人文焕述向耿武云出具《承诺》，表示：国惠与耿总之间承诺书办理交接完成。公司保证在2016年6月份支付股权本金。其他事项以双方协商为准。利息以双方确认为准。另查明：2012年9月6日四川化建公司与国惠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国惠公司、广汉市地信置业有限公司以支付股权收购款，归还集资款及其他补偿等名义，共向化建公司个人股东支付1.4亿余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纠纷概括为以下争议焦点：1、原告起诉时间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被告之间关于股权转让的比例认定；3、原告耿武云实际持有股权份额；4、被告国惠公司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5、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关于焦点1，耿武云作为四川化建公司前董事长，是公司股权出让给国惠公司的重要参与者，由于股权转让与对价支付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其主张一直同国惠公司的代表进行协商符合交易习惯，本院予以采信。文焕述于2016年4月7日向原告耿武云出具《承诺》，约定：“国惠与耿武云之间承诺书办理交接完成。公司保证在2016年6月份支付股权本金。”国惠公司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文焕述无国惠公司授权，《承诺》不具有法律效力。庭审查明，文焕述系四川化建公司董事长，不是被告国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取得国惠公司授权。但在国惠公司完成股权收购之后，四川化建公司是国惠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国惠公司对其具有完全控制力。文焕述作为四川化建公司董事长，同国惠公司具有密切的业务、利益关系。耿武云已举证证明文焕述以国惠公司名义同耿武云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并且出具了书面承诺。基于文焕述的特殊身份，耿武云有理由相信文焕述有代表国惠公司的权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文焕述向原告协商、承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国惠公司应当对文焕述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被告国惠公司关于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第一，2012年9月10日的《承诺书》，是国惠公司向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出具，且股权属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权，除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限制性规定外，其处分权限不受干预。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三（二）条“股权价格由收购方与股东本人协商确定，收购方式由双方选定，不受第三方干预”的内容，《承诺书》不能作为认定股东个人转让股权相关权利义务的依据。第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二（一）2条规定：“按公司章程：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份需通过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份交易按章程规定履行了相关手续。交易双方自行与受让方形成‘股份转让协议’签字画押具备法定效力”。2012年11月19日，原告耿武云主持四川化建公司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及被告国惠公司法定代表人舒芳共同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按照1:1比例的股权转让方案。《股东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以决议方式变更或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撤销，对四川化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同日耿武云与国惠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内容与《股东会决议》、《框架协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国惠公司提出《股权转让协议》是原、被告经过自愿协商后真实意思表示的答辩意见予以支持。第三，2016年4月7日，文焕述向耿武云承诺：“国惠与耿总之间承诺书办理交接完成”。经庭审查明，国惠公司在2012年9月10日向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原件一直由耿武云保存，承诺的主要内容也是支付股权本金，本院对文焕述所提“承诺书”即为该承诺书予以确认。文焕述出具的《承诺》表明耿武云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办理交接完成”明确了《承诺书》对耿武云的适用性。作为表见代理人，文焕述的承诺效力及于被告国惠公司。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经过2016年4月7日《承诺》的追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比例变更为1:2.8。综上，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股权转让价款履行过程中，2016年4月7日《承诺》追认了2012年9月10日《承诺书》对原告耿武云的有效性，故股权转让比例变更为1:2.8，原告要求被告按1:2.8比例支付剩余股权转让对价的要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3，（2015）德民三终字第29号案件查明：四川化建公司部分股东的股权由其他三十五名工商登记的股东代持。庭审中，原告耿武云自认实际持股为609万股，其余262.78万股为代表的其他隐名股东的股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耿武云自认实际持股609万股的意见予以采信。关于焦点4，被告国惠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支付了6，090，000.00元、2013年4月3日支付了2，000，000.00元的事实在庭审中得到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4年9月1日，四川化建公司向收款人耿武云通过广汉市农村信用联社转账人民币5,000,000.00元，用途为退还集资款，原告耿武云自认该笔款项实际是股权转让款，同时自认国惠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支付了1，962，000.00元股权转让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本院对原告自认共收到15，052，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予以确认。关于焦点5，被告国惠公司在明知尚未完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迟延支付，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告耿武云主张按15%的利率计算逾期支付利息缺乏合同依据，文焕述所写《承诺》亦未对违约金利息标准予以明确，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承诺》明确了股权转让款应在2016年6月支付，原告对其内容也予以认可，故违约行为应自2016年7月起算。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耿武云依据合同约定转让了所持有的四川化建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款的实际履行中经双方协商股权转让比例变更为1:2.8，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对于原告耿武云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0,000.00元及资金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四川省国惠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耿武云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2,0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耿武云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耿武云与上诉人国惠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耿武云依据合同约定转让了所持有的四川化建公司股权，国惠公司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对应的价款。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耿武云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耿武云应获得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问题；3、本案是否涉嫌犯罪移送问题；4、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5本案是否应追加当事人。诉讼时效问题。2012年11月19日，耿武云与国惠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耿武云（出让方）将其所持有的四川化建公司871.78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4.19%），按1:1的比例一次性全部转让给国惠公司（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该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协议。从上述协议的约定看，双方没有就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进行约定，耿武云可随时向国惠公司主张权利。2016年4月7日，案外人文焕述向耿武云出具书面《承诺》，表示：“国惠与耿总之间承诺书办理交接完成。公司保证在2016年6月份支付股权本金”。本案中，在国惠公司完成股权收购之后，四川化建公司是国惠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国惠公司对其具有完全控制力。文焕述作为四川化建公司董事长，同国惠公司具有密切的业务、利益关系。基于文焕述的特殊身份，耿武云有理由相信文焕述有代表国惠公司的权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文焕述向耿武云协商、承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国惠公司应当对文焕述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国惠公司关于耿武云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耿武云应获得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问题。首先，2012年9月10日的《承诺书》，是国惠公司向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出具，而股权属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权，除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限制性规定外，其处分权限不受干预。同时，《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三（二）条约定“股权价格由收购方与股东本人协商确定，收购方式由双方选定，不受第三方干预”，故《承诺书》不能作为认定股东个人转让股权相关权利义务的依据。第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二（一）2条规定：“按公司章程：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份需通过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份交易按章程规定履行了相关手续。交易双方自行与受让方形成‘股份转让协议’签字画押具备法定效力”。2012年11月19日，耿武云主持四川化建公司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及国惠公司法定代表人舒芳共同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按照1:1比例的股权转让方案。《股东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以决议方式变更或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撤销，对四川化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同日耿武云与国惠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内容与《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耿武云与国惠公司自愿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2016年4月7日，文焕述向耿武云承诺：“国惠与耿总之间承诺书办理交接完成”。经庭审查明，国惠公司在2012年9月10日向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原件一直由耿武云保存，承诺的主要内容也是支付股权本金，可以确认对文焕述所提“承诺书”即为该承诺书。国惠提出《承诺》中所提的《承诺书》并非2012年9月10日国惠公司向四川化建公司董事会出具的《承诺书》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文焕述出具的《承诺》表明耿武云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办理交接完成”明确了《承诺书》对耿武云的适用性。作为表见代理人，文焕述的承诺效力及于国惠公司，故在股权转让后支付价款履行过程中，2016年4月7日《承诺》追认了2012年9月10日《承诺书》对耿武云的有效性，耿武云与国惠公司之间股权转让比例变更为1:2.8，国惠公司应当按1:2.8比例向耿武云支付股权转让款。国惠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支付了6090000.00元、2013年4月3日支付了2000000.00元，2014年9月1日，四川化建公司向收款人耿武云通过广汉市农村信用联社转账人民币5000000.00元，用途为退还集资款，耿武云自认该笔款项实际是股权转让款，同时自认国惠公司于2013年2月6日支付了1962000.00元股权转让款，耿武云共收到1505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尚欠股权转让款2000000.00元。关于本案是否涉嫌犯罪并进行移送的问题。2016年7月11日，耿武云向广汉市公安局信访提出国惠公司存在涉嫌偷逃税款的犯罪事实。同年9月2日，广汉市公安局经查后答复认为：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惠公司在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的身份和行为性质需相关部门界定。若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再审查决定是否立案。故耿武云提出本案因涉嫌犯罪并进行移送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要求追加当事人，且本案系合同之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案件当事人应为合同当事人。二审中，国惠公司要求追加文焕述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对该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国惠公司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耿武云主张按15%的利率计算逾期支付利息缺乏合同依据，文焕述所写《承诺》亦未对违约金利息标准予以明确，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承诺》明确了股权转让款应在2016年6月支付，耿武云对其内容也予以认可，故违约行为应自2016年7月起算。二审中耿武云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由于耿武云请求调取的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故对耿武云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上诉人耿武云承担10000元，上诉人四川省国惠置业有限公司承担31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 峻审判员 贾华荣审判员 江 黔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