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26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林，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静，女，196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刘宝林因与上诉人余静返还财产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民一初字第01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林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民一初字第010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在原判基础上加判余静向刘宝林返还三箱美国怪兽牌喇叭线共计456米，或按现市场价值50元/米返还现金22800元。事实和理由：余静之前多次认可其拿走了三箱美国怪兽牌喇叭线，调解时也同意归还，但一审法院办案人员到现场时拿到的线材并不是余静拿走的三箱美国怪兽牌喇叭线，故一审判决认为线材型号有误不予归还明显错误。余静答辩认为：承认当时拿了线三箱，也愿意还给刘宝林，但刘宝林说和他主张的线不同。经过一审法官现场取证，刘宝林认为余静拿出的线不是刘宝林主张的线，但是余静实际并没有所谓的喇叭线，对于刘宝林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余静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民一初字第010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刘宝林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现金10000元是冲抵女儿生活费，不应向刘宝林返还。刘宝林答辩认为：2012年6月余静拿走的10000元是用于交房租，和女儿的生活费没有关系，从离婚那年开始刘宝林都付了生活费，但从未要求余静出具收条。从2012年10月开始到现在打了十几个官司，此过程中所有法官一致认为2012年的生活费刘宝林已经付清。刘宝林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余静返还现金10000元;2、判令余静归还美国怪兽牌喇叭线（S16-2R.CL）三箱共计456米；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静全部承担。一审认定事实：1、现金10000元不应认定为刘宝林自愿向余静支付的保险费及婚生子女部分抚养费。余静提供的No.3570196保单载明，余静为投保人，刘宝林为保险人。在人身保险法律关系中，投保人系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法定义务人，被保险人仅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而无需负担保险费支付义务，因此，余静以投保人的身份实际支付的保险费不能径行认定为替刘宝林垫付的保险费。刘宝林是否自愿负担保险费，应以其向余静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为前提。在二人婚生女抚养费案件执行过程中，余静表示现金10000元系用于偿付代垫的保险费，并于本案首次开庭中出具No.3570196保单及保险费发票以证明偿付的具体对象与内容。从保险费的支付时间上看，其中2012年12月29日保险费支付时间晚于2012年6月10000元现金的给付时间，在刘宝林与余静已于2009年10月解除婚姻关系且部分保险费尚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刘宝林作为被保险人即自愿以10000元现金偿付本不应由其个人负担的保险费，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从保险费支付金额上看，2009年12月15日、2010年12月21日、2011年12月20日、2012年12月29日余静分四次支付保险费的总金额仅为3400元，与10000元现金存有较大差额。对差额部分，余静于本案中方主张已由刘宝林自愿抵扣2012年以前发生的婚生子女抚养费，该意见同余静在抚养费执行过程中最先作出的陈述内容不符，扩大了偿付范围，可以表明刘宝林未曾与余静就以现金余额抵扣2012年以前婚生子女抚养费进行过协商并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同时，No.8054616保单及保险费发票，也仅能证明余静实际支付了其本人作为投保人应当支付的保险费，且从保险费支付金额看，两份保单项下保险费数额如若相加，已超过10000元的数额，该结果也将同余静关于现金余额抵扣抚养费的答辩意见产生矛盾。由此，余静提供的证据缺乏逻辑性，不足以证明刘宝林曾就10000元现金抵扣保险费及婚生女2012年以前部分抚养费作出过明确的意思表示，余静以此为由拒不返还该笔款项，难谓具有正当理由及合法根据。2、刘宝林要求余静返还货物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不应支持。2014年春节期间，余静自刘宝林处取走美国怪兽牌线材三箱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争议焦点在于线材的归属及具体的品种型号。在前述抚养费执行相关案件及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余静曾表示三箱线材系本人存放于刘宝林处的货物，但并未就诉争货物归属本人所有提供相关证据进行证明，且在庭审中又多次表示货物为刘宝林自愿抵扣2012年以前发生的婚生女抚养费，根据余静表述内容前后存在矛盾及举证的情况，结合货物交接时刘宝林、余静双方离婚已近五年的事实可以推断，余静并不享有诉争货物的所有权，刘宝林、余静之间也未就以诉争货物抵扣2012年之前婚生女抚养费进行过协商。余静自刘宝林处取得诉争货物，不具有正当理由，理应向原告刘宝林进行返还。但刘宝林以配件单及与女儿之间的谈话视听材料作为要求余静返还S16-2R.CL美国怪兽牌喇叭线三箱的主要证据，其中配件单系由其本人单方制作，欠缺证明力，视听资料内容亦无法证实诉争货物的具体品种型号，同时在余静经营场所现场查看的货物品种为美国怪兽牌闭路线材，与主张返还的货物品种规格均不相符，于此情形下，刘宝林仍坚持要求余静返还三箱S16-2R.CL美国怪兽牌喇叭线，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现金10000元，余静在抚养费执行案件中作出的最初陈述以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进行的首次答辩及举证最能接近及还原本案争议事实的真实面容。鉴于余静就现金10000元支付项目存在表述内容前后不一，证据之间逻辑关系欠缺合理性的情况，对余静的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余静既不认可刘宝林以现金支付2013年婚生女抚养费的诉讼主张，又不能证明占有使用该笔款项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构成不当得利，应向刘宝林予以返还。余静对诉争货物不享有所有权，且无合法占有使用的正当理由，亦构成不当得利，同样应向刘宝林进行返还。但刘宝林出示的证据无法证实向余静提供的货物的具体品种规格，在余静明确否认货物品种、诉争货物与现场查看货物品种明显不符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求余静返还S16-2R.CL美国怪兽牌喇叭线，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刘宝林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余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宝林10000元；二、驳回刘宝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2元、其他诉讼费40元，共计432元，由刘宝林227元，余静负担205元（此款刘宝林已预付，余静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宝林支付）。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余静在二审中陈述其从刘宝林处取得的现金10000元系保证孩子生活及抚养费，保险费用是自己另外出的钱。本院认为，余静虽承认曾经从刘宝林处拿走过三箱线材，但经一审法院审判人员现场查验，余静实际持有的线材并不是刘宝林所主张的线材，而刘宝林又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余静拿走的就是其诉称的美国怪兽牌喇叭线，故刘宝林要求余静返还三箱美国怪兽牌喇叭线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余静从刘宝林处取得的现金10000元，由于其对于该10000元的用途在本案一审及二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持有该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故一审作出余静占有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宝林、余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2元，由刘宝林、余静各负担1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捷审判员 晏  明审判员 万  军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