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1民终63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超，男，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媛，辽宁铭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平，男，197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滕龙，辽宁一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法定代表人：尹向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海，男，197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苏家屯区。上诉人杨超与被上诉人刘志平、原审被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16）辽0111民初6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媛、被上诉人刘志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滕龙、原审被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由刘志平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本案主体不适格，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同四川巴中宝红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我方在该法律关系中只是代理人，故我方不应当承担劳务费；2.2015年人工费是每平米26元而不是31元，且四川劳务公司已经将款项支付给农民工维权中心，刘志平是知道并认可此事的。综上所述我方不应该给付刘志平人工费。刘志平辩称，杨超上诉请求不成立，1、一审审理期间，法院多次要求杨超和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与中巴共的合同，一审杨超、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不配合提供，据了解，杨超想要借用中巴公司的资质，但是中巴公司从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并实际履行，因此本案杨超是建筑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建筑方，沈阳幸福基业是发包方，以上三人系建筑工程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刘志平受杨超聘用，属于劳务关系，一审已经提供杨超本人直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用，四川巴中公司从未向刘志平支付过任何费用，也根本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公司；2、一审法院将包含农民工维权中心的218,822元一并判决给付并无不当，虽然杨超支付了该费用，但是农民工维权中心尚未交付到刘志平本人手里，只有拿到人民法院的判决才能到农民工维权中心领取;3、一审法院认定每平米31元是有法律依据的，2014年8月刘志平从杨超处承包115、118两栋楼，双方当时口头约定就是31元每平米，2014年11月中旬期间，根据施工天气情况工程进入停工期，2015年3、4月份继续复工，在2014年当年地上建筑已经完成了10多层，2015年继续施工后，仍然应该按照31元每平方米计算劳务费，杨超主张劳务费变为每平方米26元需要其提供证据证明。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答辩。刘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孔雀城由沈阳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发包给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上述工程中1.3.2期一标段115号、118号高层及别墅（41/47/53/68/6972/74/75/76）项目由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杨超，杨超系实际施工人。杨超又将上述工程中木工单项包给我。我组织木工组完成了上述项目的全部木工工作。2014年，开工时双方约定，高层项目木工班组工程款单价为每平方米31元，从地下至顶层，钉子、铁线等小型材料由我自带。另外，别墅项目（9栋）木工工程款单位为48-58不等（别墅已结清）。上述工程高层于2015年10月份施工完成，别墅于2015年6月完工。我多次向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杨发索要拖欠的木工工程款，杨超、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多次表示不会拖欠我工程款。2015年年底，我到苏家屯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及派出所，要求政府协调。但是杨超、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讲诚信，在农民工维权中心提出调解方案时，单方提出将工程款单价从每平方米31元降为26元，差价款高达320,430元，我坚决不同意违约调价，双方发生争议。除此之外，杨超还拖欠我高层款工程款218,822元，在农民工维权中心，杨超承诺于2016年7月底还清，但杨超拒不支付刘志平剩余工程款。另个有零工差价7,360元、零活（刨木方、拆钢架）925元。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交将建筑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依法应与实际施工人杨超互负连带责任。现起诉来院，要求杨超、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连带给付人工费人民币547,537元及利息20,000元（利息从2016年5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至2015年，刘志平从杨超处承揽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孔雀城115号及118号高层及部分别墅的木工工作。刘志平与杨超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刘志平在2014年的施工量为28,724.73平方米，人工费为每平方米31元。刘志平与杨超对此项施工量及人工费的约定无异议。刘志平在2015年施工面积为64,086平方米，刘志平主张人工费仍为每平方米31元，杨超认可人工费为每平方米26元。上述工程中，刘志平与杨超均确认杨超尚欠刘志平人工费人民币218,822元未支付。此外，刘志平主张杨超应再向其支付人工费320,430元〔64,086元×（31元-26元）＝320,430元〕，刘志平亦主张另有零工差价7,360元及零活925元未支持。现刘志平起诉来院要求杨超、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连带给付人工费人民币547,537元及利息20,000元（利息从2016年5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志平为杨超进行木工工作，杨超应按约定给付人工费。关于双方争议的部分，刘志平主张2015年施工部分仍应按照每平方米31元计算，而杨超予以否认，认为2014年施工部分的人工费为每平方米31元，而2015年施工部分的人工费变更为每平方米26元。刘志平提供的内部劳务费结算单中写明单价为每平方米31元，对于杨超辩称双方变更了人工费单价，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在内部劳务费结算单中计算人处有“邓光远”的签字确认，在庭审中，杨超表明有“邓如兵”、“邓光远”签字的内容均予以认可，故对杨超的此项辩解，不予支持。杨超应向刘志平支付人工费人民币539,252元（218,822元+320,430元＝539,252元；218,822元为杨超尚欠款项；320,430元为2015年施工量的人工费单价的差价款项）。关于刘志平主张的零工差价人民币7,360元及零活人民币925元，因刘志平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杨超予以否认，故对刘志平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志平主张的利息人民币20,000元，因刘志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有约定，故对刘志平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杨超辩称，刘志平是帮助其找工人，不是将木工活承包给刘志平，不同意给付刘志平人工费的主张。因在内部劳务费结算单、证明刘志平施工量的证明中及投诉调解情况中均写明为“刘志平班组”，且杨超未对其此项辩解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杨超的此项辩解，不予支持。关于刘志平要求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刘志平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志平人工费人民币539,25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刘志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被告杨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杨超提出刘志平起诉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本案中，刘志平在一审诉讼请求中陈述杨超将工程木工单项包给其本人，而在一审庭审中杨超明确表示对该陈述事实予以认可，因此应当认定杨超具有被告主体资格，故对于杨超提出其不具有主体资格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刘志平一审提交农民工维权中心出具的“投诉调解情况”的记载显示是四川巴中杨超同刘志平之间进行调解而不是由杨超同具体工作工人调解，应当认定杨超将相关工程承包给刘志平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判决杨超对刘志平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对于杨超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超提出应当按照每平米26元的标准向刘志平支付劳务费的主张，本案中，刘志平提供的内部劳务费结算单中写明单价为每平方米31元，虽然杨超辩称双方协商变更了人工费单价为每平方米26元，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将每平米单价由31元变更为26元，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对于杨超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马晨光审判员 李晓颖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康 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