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211行初47号 原告张春绒，女，195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原告陈觅，女，198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国峰（特别授权代理，系原告张春绒丈夫、原告陈觅父亲），男，195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锡根（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市镇海区海雄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南大街261号。 法定代表人王询枝，该管理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邓瑶（特别授权代理），该管理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静芳（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雄银，男，196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第三人王珠兰，女，193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第三人张云丰，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第三人张春球，女，196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第三人张春红，女，196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张春绒、陈觅诉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以下简称镇海征迁所）、第三人张雄银、王珠兰、张云丰、张春球、张春红拆迁行政合同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浙0211行初93号行政判决书后，镇海征迁所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浙02行终186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纠正，故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本院将案号重新编立后，于2019年9月11日重新立案，分别向被告镇海征迁所、第三人张雄银、王珠兰、张云丰、张春球、张春红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5日、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张春绒及原告张春绒、陈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锡根，被告镇海征迁所的法定代表人王询枝及委托代理人邓瑶、吴静芳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张春绒及原告张春绒、陈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国峰、陈锡根，被告镇海征迁所的委托代理人邓瑶、吴静芳到庭参加诉讼。两次庭审第三人张雄银、王珠兰、张云丰、张春球、张春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需要，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依职权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并于2020年6月11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6月27日，被告镇海征迁所与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签订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协议约定被拆迁人为张同其户（乙方），被拆迁住房位于蛟川街道棉丰村别墅区33号，依据为2003年9月20日签订的迁建安置协议（适用于别墅区），被拆迁住房合法建筑面积共计170.19平方米，根据乙方拆迁时点户籍在册人口，乙方家庭成员为王珠兰、张春红，核定乙方的可安置人口为2人，分别为王珠兰、张春红。 原告张春绒、陈觅诉称，案外人张同其、第三人王珠兰结婚后生育五个子女，大儿子张云丰、小儿子张雄银、大女儿张春绒、二女儿张春球、小女儿张春红。张春绒结婚后于1987年10月12日生育一女，取名陈觅（曾用名陈密）。1997年3月10日，以张同其为户主，张同其、王珠兰、张春绒、陈觅为现有在册人口，根据农村宅基地建房及陈觅独子待遇等规定，向有关部门提出拆建总面积为120平方米的建房申请，1997年5月14日获得批准，并于同年建造。2000年期间，张春绒、陈觅根据户口迁移规定，把农村户口迁移至镇海城镇户口。2003年，因庄俞公路拓宽北延原因，上述所建房屋需要拆迁，为此，2003年9月20日，张同其、张雄银同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蛟川街道拆迁办公室签订一份《房屋拆迁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张同其和张雄银以迁建方式获得180平方米的房屋（村代建房）。2008年张同其因病去世。两原告认为，上述房屋两原告系共同所有人，迁建时被告及第三人均未通知两原告，迁建后获得的房屋，两原告从未使用居住过，拆迁协议的安置面积亦不符合相关规定。2017年该迁建房再次拆迁，被告分别同张雄银及王珠兰签订两份协议，有关拆迁的所有事宜，有关人员再次没有通知两原告。原告为此向有关部门信访，但都没有正确的回答。2003年的迁建协议未告知、未经两原告同意，也未给两原告相应补偿。2003年迁建的房屋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系违章建筑，迁建协议明确迁建房土地为集体土地，迁建房拆迁规定亦指明该房屋按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政策办理，但国土部门认为该迁建房的土地性质属于国有划拨，迁建房是2003年签订安置协议后两年建造的，但宁波市人民政府、镇海区人民政府、镇海区国土局对该迁建房土地使用批准日期为2008年，迁建房并未办理相关合法手续。两原告认为，1997年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两原告有相应的份额，且建房办理了相关合法手续，2003年的迁建协议，有关部门的信访答复都以两原告户口性质变化为由，而排除在迁建人口之外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没有两原告的人口数，1997年建房的面积要少于一半，根据物权效力的延伸理论，两原告的户口迁出前的财产并不因财产形态（迁建安置）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由此可见，2003年被告同第三人签订的一份迁建安置协议及2017年被告同张雄银、王珠兰签订的两份拆迁协议，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无效的。因此，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镇海征迁所同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于2017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经本院释明后，两原告明确本案中起诉的系要求撤销被告镇海征迁所同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于2017年签订的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 原告张春绒、陈觅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证明3份，用以证明两原告身份情况；2.居民户口簿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相关身份关系情况；3.张同其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地籍调查表、地籍调查宗地图各1份，用以证明1997年建房审批情况；4.张同其房屋价格评估申请表、房屋拆迁安置计算表、张荣银房屋价格评估申请表、房屋拆迁评估装潢价格计算表、房屋拆迁协议书、示意图各1份，用以证明2003年拆迁情况；5.照片3张，用以证明拆迁房及安置房相关情况；6.张雄银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1份、张雄银私人建房规划建设审批表2份，用以证明张雄银建房审批情况；7.新村户建房资金预测通知书、地籍调查宗地图、土地登记具结证明书、房屋拆迁安置计算表、房屋拆迁协议书、房屋价格评估申请表、房屋拆迁评估装潢价格计算表各1份，用以证明张云丰及张雄银2003年拆迁情况；8.信访意见书及答复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张春绒信访及答复情况；9.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份、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1份，用以证明国土部门进行信息公开的事实。 被告镇海征迁所辩称，被告与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于2017年6月27日签订的0148号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为有效协议，理由如下：1.两原告已于2000年将户口从农村转入城镇，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自转移起不再享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两原告在2000年迁出农业户口时，已经丧失享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2.两原告并非被拆迁房屋的安置人口，不符合安置条件。根据《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镇政发【2007】17号）第7条规定：被拆迁住房的安置人口按被拆迁人家庭具有常住农业户口且实际居住的人口确定，两原告于2000年将农村户口迁至城镇户口，且并未实际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无论是2003年拆迁时还是2017年拆迁时均非拆迁安置人口，不符合安置条件。3.1997年两原告与张同其、第三人王珠兰共同作为农村私人建房呈报表中载明的在册人口，申请建房后获批并于同年建造，2003年9月，该房屋遇拆迁，张同其户以迁建方式获得安置补偿，如两原告确实可以享有相关权利，已经在2003年的拆迁安置协议中予以明确，两原告可向第三人主张权益。在2017年拆迁安置时，被拆迁人系棉丰别墅33号户的合法所有权人，当时户内记载人口为张同其（已去世）、第三人王珠兰与张春红，与2003年的拆迁安置对象不同，两原告事隔14年后提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征收补偿工作的惯例和实践做法，征收人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一般以家庭或户为单位，2017年被告与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即以户为单位，被告已经对张其同户进行安置补偿。两原告认为案涉房屋系家庭共有，被告认为即便如此，也已经对包括两原告在内的被拆迁人进行了安置补偿，两原告主张享受拆迁权益应当向其他家庭成员进行主张，而非向被告主张。此外，2017年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户口内在册成员为张同其（2008年去世）、第三人王珠兰及第三人张春红，被告与户内成员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符合法律及政策规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被告镇海征迁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0418号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1份，用以证明原告并非拆迁协议的当事人且拆迁协议合法有效的事实；2.居民户口簿2份，用以证明协议相关人员身份情况。 第三人张雄银、王珠兰、张云丰、张春球、张春红未提交答辩意见，亦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镇海征迁所对原告张春绒、陈觅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原告张春绒、陈觅提供的证据6至证据9与本案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本院系对被告镇海征迁所与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签订的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告张春绒、陈觅提供的证据6至证据9与本案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张春绒、陈觅对被告镇海征迁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上述拆迁协议不能说明其合法性。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张同其与第三人王珠兰为夫妻关系，其子女为原告张春绒及第三人张云丰、张雄银、张春球、张春红。原告张春绒、陈觅、第三人王珠兰以及张同其于1997年3月10日提出申请，申请原拆原建房屋。2003年9月20日，因上述房屋被列入拆迁房屋，张同其、第三人张雄银与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蛟川街道拆迁办公室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安置方式选择迁建安置。张同其于2008年死亡。2017年6月27日，被告镇海征迁所与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签订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协议约定被拆迁人为张同其户（乙方），被拆迁住房位于蛟川街道棉丰村别墅区33号，依据为2003年9月20日签订的迁建安置协议（适用于别墅区），被拆迁住房合法建筑面积共计170.19平方米，根据乙方拆迁时点户籍在册人口，乙方家庭成员为王珠兰、张春红，核定乙方的可安置人口为2人，分别为王珠兰、张春红。 本院认为，根据《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该管理办法所称的户，是指按规定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人员组合的家庭。根据《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第六条规定，不符合区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条件已自行分户的仍视作一户计算。被告镇海征迁所在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采取的是“一户一签”的形式，涉诉房屋的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原登记在原告张春绒的父亲张同其名下，张同其去世后，第三人王珠兰作为原告张春绒的母亲行使户主权利，代表家庭户与被告镇海征迁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对其家庭成员均具有约束力。原告张春绒、陈觅虽提出异议，认为2003年拆迁时并未保障两原告合法权益，导致现被诉拆迁补偿协议签订错误，但本院认为，2003年9月20日张同其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已处理完毕，原告就此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镇海征迁所与第三人王珠兰、张春红于2017年签订的棉丰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调产安置）合法有效，两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春绒、陈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春绒、陈觅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账号为37×××92；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徐 静 人民陪审员  徐春燕 人民陪审员  刘渊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代书 记员  余芳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