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3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亨迪，男，汉族，1990年11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华，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柏，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伟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周新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生，广东重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承霖，广东重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汇邦骏鸿日用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梁建忠。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忠，广东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亨迪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伟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聚公司）、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汇邦骏鸿日用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5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亨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伟聚公司向郭亨迪支付货款85080元及该款自起诉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所计算的违约金，计至货款全部付清为止；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伟聚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郭亨迪有必要补充和重新澄清（一）郭亨迪原来在莱诺塑料厂做销售，2016年跳出来自己学做生意，并在网上发布业务信息，最初是通过业务QQ群认识伟聚公司那姓黄的业务人员，当时姓黄的也称是伟聚公司要货并发来公司位置地址，后来郭亨迪送货到现场，发现厂门口有“汇邦竣鸿厂”的牌子(见一审双方举证的照片)，以为里面全部是汇邦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己认为就是送货给汇邦公司，故就在送货单上写“汇邦”，送货单位写原单位名“莱诺塑料厂”。（二）在送货过程中，伟聚公司的操作员工也告诉过郭亨迪他们公司叫伟聚公司。支票也是伟聚公司的人交付给郭亨迪。（三）在伟聚公司申请追加原审第三人汇邦公司后，伟聚公司与汇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都是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郭亨迪通过查找汇邦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发现汇邦公司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至少已经有9个执行案件未执行，其中有7个执行案件就是作出一审判决的丹灶法庭负责执行，合计执行金额大约800万，其注册只有2名工作人员，而伟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新强就是该公司的股东，汇邦公司在2013年已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因此，丹灶法庭及本案审判人员应该十分清楚汇邦公司的基本情况。（四）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因伟聚公司及汇邦公司均是当庭答辩和提交证据，郭亨迪庭后马上到送货的地址进行调查，拍照送货地点和送货卸货位置，并向门卫了解情况。门卫称郭亨迪卸货地点的厂房是伟聚公司在使用，汇邦公司已经早被拍卖清光，只有伟聚公司的生产厂房和办公楼，郭亨迪因此马上向一审法院补充了现场照片和录音(附录音摘录)和汇邦公司的工商信用查询资料，以证明该司的资产已经因欠债被全部执行，没有经营能力，郭亨迪送货的经营单位确实是伟聚公司。（五）在郭亨迪递交补充证据的同时，向一审法院提出三个调查取证申请：一是要求一审人民法院到送货现场(生产场地)进行现场调取查证，以证明实际交易双方的情况。二是调查了解汇邦公司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九个执行案件的执行情况，以证明汇邦公司已经没有资产和经营能力。三是发函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汇邦公司和伟聚公司的购买社保人员名单，以查明在交易过程，曾划过货款给郭亨迪的周新强、何某到底是哪个公司的员工?没想到一审收到补充证据和调查取证申请后，经办人员居然打电话给郭亨迪的代理人，问“你这律师做了几年律师?懂不懂得证据规则?开完庭还能举证么?”还说“郭亨迪已将送货回单给了对方，已经证明对方全部付清货款”等等，并让郭亨迪撤诉。感觉一审明显偏帮对方，极度怀疑有人与周新强串通。（六）直到第二次开庭前，一审就调查取证申请无任何通知送达郭亨迪。仅在第二次庭审期间称对当事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一定就进行调查，也没有明确是否驳回调查取证申请。（七）在第二次开庭期间，郭亨迪在庭上再查汇邦公司的工商登记发现在诉讼期间，汇邦公司又变更工商登记，将周新强的股份注销，之后又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以上事实均有相关证据和庭审笔录和视频可以证明。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导致错判。郭亨迪在一审诉讼阶段，明确提出三个调查取证申请，只要人民法院批准郭亨迪的调查取证申请，就可以清楚到底是汇邦公司在经营还是伟聚公司在经营，本案买卖关系交易的双方是谁?但一审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依法向申请人送达不予批准申请调查取证的通知书，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剥夺郭亨迪夺申请复议的基本诉讼权利。本案双方争议较大，郭亨迪也在诉讼阶段提出了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本应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依法应转为普通程序，一审明显违反该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导致一个审判人员为所欲为，随意乱判。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因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郭亨迪一审所举的证据和申请的调查取证，已经足够证明本案买卖交易是发生在郭亨迪与伟聚公司之间，汇邦公司只是一个借壳以逃避债务。但一审仅以送货单上的“误写”(已经多次澄清)，简单而粗暴以证据不足驳回郭亨迪的诉求，属适用法律错误。郭亨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与伟聚公司发生交易，伟聚公司应依法向郭亨迪支付货款。在QQ上联系黄生交货时，黄生有陈述是伟聚公司要货。在送货时，生产工人也说是伟聚公司的货(己申请调查取证)。郭亨迪送货的卸货地点是在伟聚公司的生产车间(有门卫录音和照片证明，并已申请调查取证)。伟聚公司在收货后有三次付款，分别是伟聚公司出具的支票(26400元)，其法定代表人周新强的划款(16000元)，以及伟聚公司的员工何某支付的10000元。汇邦公司的工商信用查询资料以及门卫录音，足以证明其已无资产和无经营能力，且与周新强有关联(也申请调查丹灶法庭执行局对原审第三人的执行情况)。以上事实均可以查清证实，本案的货物买卖关系是发生在郭亨迪与伟聚公司之间，伟聚公司应依法向郭亨迪支付货款85080元。四、关于本案的意见。郭亨迪是个刚开始创业的年青人，经验确实不足，但这8万多元的货款对其及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如果按一审意见变更追汇邦公司，郭亨迪知道永远都拿不回这笔货款，判决只是一纸文书，所以郭亨迪坚持上诉。希望二审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保护郭亨迪的合法权益。伟聚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汇邦公司陈述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郭亨迪的上诉请求。郭亨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伟聚公司向郭亨迪支付货款85080元及自起诉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伟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8日、26日、5月6日、18日、22日，郭亨迪分五次送达货值各26000元、26400元、38880元、19800元、26400元货物予汇邦公司。2016年5月7日，汇邦公司通过周新强银行账户转账货款16000元予郭亨迪，同月10日通过何某银行账户转账货款10000元予郭亨迪。2016年7月5日，汇邦公司用开票人为伟聚公司开具的支票用途为劳务费的方式支付26400元予郭亨迪。2016年9月29日，郭亨迪提起诉讼，请求伟聚公司支付货款85080元及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郭亨迪与伟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郭亨迪起诉称与伟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汇邦公司确认与郭亨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伟聚公司否认与郭亨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行抗辩。综合各方的证据分析如下，郭亨迪与伟聚公司及汇邦公司间均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郭亨迪与汇邦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栏注明“汇邦”，郭亨迪在庭审中承认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汇邦”是指汇邦公司，且汇邦公司也承认是其与郭亨迪存在买卖关系，从郭亨迪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上显示伟聚公司转给郭亨迪的26400元为劳务费，另两笔合共16000元为货款。但郭亨迪未能提供其与伟聚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的证据佐证，郭亨迪为何收取伟聚公司转账的劳务费264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郭亨迪未能提供其与伟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佐证，故郭亨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效果。但其在庭审中坚持主张伟聚公司支付货款85080元。综上，郭亨迪未能提供其与伟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佐证，仅凭伟聚公司曾转过款项予郭亨迪为由，起诉伟聚公司要求支付货款8508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亨迪的诉讼请求。受理费963.5元，由郭亨迪负担。二审期间，本院依郭亨迪的调查申请，发函至佛山市南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向该局核实伟聚公司与汇邦公司各自为己方购买社保的员工名单。该局于2017年7月19日回函本院，称伟聚公司为周新强购买社保，因汇邦公司不在该统筹区，故无法受理开具参保证明业务。该函件由社保机构出具，真实有效，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伟聚公司是否拖欠郭亨迪货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郭亨迪的上诉事由及本案焦点问题，具体分析如下。关于郭亨迪与伟聚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郭亨迪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一栏记载为“汇邦”，且郭亨迪在诉讼中确认该记录系其自己手写记载。可见，郭亨迪在交易过程中认为自己系与汇邦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收货单位经手人处记载为“黄生”，郭亨迪在二审庭询中陈述称“货物送至下滘工业区，外面挂着汇邦的牌子，里面有几家厂房”、“收货经手人是一个女性，但她收货时所签的名字是黄生”，而从伟聚公司与汇邦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来看，两公司的住所地均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下滘工业区，其中伟聚公司位于、汇邦公司位于，从郭亨迪庭审中的陈述以及举证来看，其未能明确陈述案涉货物的具体送达地址以及签收货物的主体，即郭亨迪关于货物签收环节的陈述模糊不清，其关于伟聚公司收取货物的主张与送货单的记载内容所反映的事实相悖。再次，从郭亨迪一审期间提交的追收货款的微信记录来看，其一直在向自己手机通讯录中记载为黄姓的人追收货款，该黄姓主体在2016年8月7日微信回复郭亨迪称“你的事等我这边内部账交接好才行，这几天安排好拍档的去对好账才安排付款”、后来在郭亨迪的坚持追收情况下，该黄姓主体于2016年8月16日称“你后天可以过来我厂，看下怎么安排”、8月18日回复微信称“我抓紧下”。但此后，郭亨迪再行追收货款时，该黄姓主体的微信回复均为“有事出差国外、有事请给信息”。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郭亨迪本人陈述，涉案货物下单均是其手机通讯录中记载的黄姓主体。汇邦公司出具书面说明，称该电话号码的使用主体为黄某参，系汇邦公司的业务及财务主管。本院依郭亨迪的申请，发函至佛山市南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以期查明黄某参的身份。但从该局的回复来看，伟聚公司并未为黄某参购买社保，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表明黄某参为伟聚公司的员工。最后，伟聚公司虽于2016年7月5日开具发票支付26400元给郭亨迪，以及伟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新强曾向郭亨迪支付货款16000元，但汇邦公司及伟聚公司在诉讼中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交易，因伟聚公司拖欠汇邦公司货款，故伟聚公司应汇邦公司的要求将货款直接支付给郭亨迪，伟聚公司在诉讼中所提交的送货单亦能佐证其与汇邦公司存在交易的主张。另外，汇邦公司并未注销，仅以该司存在诉讼纠纷的事实不足以说明该司没有经营行为，也不能进而推断本案交易主体为伟聚公司。结合上述分析，郭亨迪上诉主张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伟聚公司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郭亨迪关于由伟聚公司支付货款85080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亨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7元，由上诉人郭亨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刘 坤审判员  何希红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