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行初22号 原告宾阳县宾州镇中兴村委覃六村村民小组。 负责人覃春秋，组长。 委托代理人古学兴，宾阳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宾阳县宾州镇永武街。 法定代表人穆贤清，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炳辉，宾阳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正义，宾阳县林业局干部。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卜振国，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宾阳县宾州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宾阳县宾州镇昆仑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韦永强,镇长。 委托代理人龙潭，宾阳县宾州镇人民政府镇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潘丽莉，宾阳县宾州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宾阳县宾州镇中兴村委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黄万桂,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晖，村民。 原告宾阳县宾州镇中兴村委覃六村民小组（以下称覃六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南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覃六村民小组负责人覃春秋及其委托代理人古学兴，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炳辉，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卜振国，第三人宾阳县宾州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龙潭、潘丽莉，第三人宾阳县宾州镇中兴村委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称六这二组）负责人黄万桂及其委托代理人韦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4月30日，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作出宾政裁（2015）4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中兴村委六这二组与宾州镇人民政府、覃六村民小组争议山场四至范围为：东至水窗麓东面山脚，南至399.8高程，西至民头脊，北至野鸡岗，面积约205亩，地上附着物为人工种植的速生桉。争议的山场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明确划分或固定给任何村队。20世纪60年代，六这二组群众到水窗山开荒造林种植杉木并在林地内间种红茹、木茹、芋头等农作物，一直管理至2002年芦圩公社林场（又称覃六林场）向外承包，没有任何村队对该山场提出权属主张。1976年冬，芦圩公社响应政府号召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当时的公社干部严浩德带队到覃六村附近一带的大妈山、架梯山、民头山等建场，开荒造林种植杉木，但并未将六这二组原种植在水窗山的杉木林地划入覃六林场的范围，仍由六这二组管理种植。双方种植的林地界线清楚，各自管理互不相侵。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县人民政府在没有组织周边村队代表行山踏界的情况下，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证号95号）给芦圩公社林场，该证也没有包括六这二组水窗山长期种植的林地。2002年，河田乡政府将覃六林场承包给韦振彪种植速生桉，并组织当时覃六林场工作人员覃升太、方善英、覃永太等人，与河田林业站、河田司法所、中兴村委工作人员以及六这二组代表到水窗山实地现场核实界线并绘制《河田乡覃六林场土地面积山界范围图》，该图明确标明有六这二组在水窗山的林地划为插花地。但承包人在开垦种植时，将六这二组在水窗山长期种植管理的林地开垦并种上速生桉。2009年，砍伐第一代速生桉时六这二组提出异议，但一直未得到处理。县人民政府认为：水窗山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给任何村队，六这二组于20世纪60年代至2002年到上述山场开荒造林并间种农作物，一直进行经营管理。期间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芦圩公社林场取得的《山界林权证》（证号95号）并未包括六这二组种植管理的林地。2002年承包时，绘制《河田乡覃六林场土地面积山界范围图》，该图明确标明有插花地在内（即争议山场，属六这二组长期种植的林地）。根据《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活动，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1982年5月30日桂发【1982】36号）第四条“……‘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经营范围，确定山权林权”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年10月14日林业部令第10号发布）第八条第三款“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的规定，对六这二组与宾州镇人民政府、覃六村民小组争议的水窗山的山场权属作出如下决定：将水窗山山场面积约205亩的山权确权给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四至范围见《宾州镇中兴村委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与覃六村村民小组、宾州镇人民政府争议水窗山部分山场权属确权图》），林权（速生桉）确权给广西世银农林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2016年12月29日，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5）3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宾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宾政裁（2015）4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原告覃六村民小组起诉称，一、宾政裁【2015】4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5】4号决定”）认定“水窗山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给任何村队”是错误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是党中央为发展农业经济的重大举措,全国各地无不执行。《宾阳县誌》“大事记”第11页第7-10页载明“1961年2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12条），落实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6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调整社、队规模，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落实到生产队（即‘四固定’）,实行‘包干上交’”。本案当事人所在的河田公社中兴大队也一样,由支书吕绍兰、大队长吕恒光主持“四固定”,将80亩水田及水窗山等山场落实为原告所有，并包干上交任务为公粮3267斤、购粮2825斤。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水窗山及其山脚下的耕地在“四固定”时已确权给原告所有。虽然县政府在调处本案时，由于原中兴大队及后来的中兴公社未收集“四固定”的文件存档，致未能收集到争议山场的确权书证。但“四固定”落实水窗山脚下的田、地归原告所有，财政部门尚有各村队“包干上交”公购粮底册，原主持中兴大队“四固定”工作的党支书吕绍兰有书面证词证明“四固定”时水窗山已落实为原告所有。根据上述情形,应当推定水窗山及山脚下田地“四固定”时已经确权归原告所有,才符合“60条”第21条“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的规定。而宾政裁［2015］4号决定，以没有争议山场的确权书证为由,主观臆断地认定“水窗山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给任何村队”，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宾政裁［2015］4号决定书确权水窗山205亩山场给六这二组所有，证据明显不足，且与法相悖。（一）六这村二组除在山场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称其“1966年至1976年,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到水窗山山场开荒植树造林，种植大量杉木和少量竹子,并间种红茹、芋头、木茹等农作物,并建有守山屋派人守护”外，没有提交关于植树造林及种农作物面积的证据，而宾州镇政府提交的有六这村代表参加现场勘验核实界线绘制的山界图证明，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在水窗山开荒种植面积仅约40亩。其实，水窗山面积约200亩，原告一直对这个山管理使用，即开荒、造林和种植农作物的面积约160亩，占总面积的80％，六这二组造林、种植的植面积仅约40亩，只占总面积20％，这是毗邻各村众所周知的事实。宾政裁［2015］4号决定书确权水窗山205亩山场给六这二组所有，实属显失公平。（二）宾政裁［2015］4号决定书称，六这二组“1966年至1976年，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到水窗山山场开荒植树造林,种植大量杉木和少量竹子，并间种红茹、芋头、木茹等农作物,建有守山屋派人守护”。原告认为，六这二组的陈述,充其量只能证明其占用覃六村的水窗山部分山场10年。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20年的,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六这二组虽有管理、使用争议山场10年的事实,但于法尚不能取得其管理使用山场的所有权。由此可见,宾政裁［2015］4号决定书以六这二组在水窗山开荒种植为由,将本来属于原告所有的水窗山面积约205亩的山权确权给六这二组所有，明显与法相悖。三、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调处本案时，不依法组织当事人和基层组织代表进行现场勘验，而由林业局绘制争议区域图后，召集当事人签字，程序违法。四、原告对宾阳县人民政府将本案争议山场的林权（速生按）确权给广西世银农林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没有异议。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六这二组到水窗山开荒种植约40亩并占用十年的行为,属于农民集体占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宾政裁［2015］4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将争议的水窗山约205亩山场确权给六这二组所有,实属证据不足,并与相关的行政规章相悖。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宾政裁[2015]4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将水窗山山场面积约205亩的山权确权给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决定和南府复议（2015）3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对本案土地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覃六村民小组主要提供以下证据：（1）《宾阳县誌》，证明1961年后宾阳县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全面铺开落实“四固定”工作。（2）吴子益、韦正祥、严浩德、黄锦健、吕绍兰、吕树金、覃经伦等人证词，证明争议地“四固定”时期已落实给覃六村民小组所有。 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诉《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宾政裁〔2015〕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原告在提交调处申请时提供了吕绍兰、吕树金和芦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长韦正祥等人五份证明材料。这些材料所提的覃六山只是村民自已所称及周边村习惯称呼。对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是否已确权给哪个村队并未提及，原告也无法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权给覃六生产队的任何证据。原告仅凭这五份证明材料就认定争议山场在“四固定”时期已确权给其所有，缺乏证据支持。相反，被告在调查吴日醒、张世添、覃春堂等证人时，证实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并没有确权划分过。调查黄耀光、黄万仑、黄天修等证人时，证实“四固定”前没有确权划分过，属于当时英志片所有。因此，被告通过调查认定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给任何村队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告根据宾州镇人民政府的答辩状及提供的有关证据和第三人六这二组的申请陈述，并通过调查张世添、黄振德、刘启宪、马富锦、韦振彪、覃永泰、覃升太、韦正祥、吴大均、吕绍全、廖献珍、吴日醒、吴绍曾、覃春堂、黄万仑、施锦渊等18位证人，均证实第三人六这二组在水窗山有林地的事实。其中，在林业“三定”时期，负责中兴村委工作的吴大均证实:覃六林场发证面积3000多亩不包括六这村在那赖山、灯酒山、水窗山等种植的杉木范围；韦正祥证实:1985年火烧山后河田乡政府卖木时，六这村曾向政府提出异议，最后政府也曾赔偿100多根杉木给六这村二、三组，当时他们就已对覃六林场占用他们的山场提出权属主张；施锦渊证实在河田乡政府承包给韦振彪时，记得当时乡政府工作组曾议论过六这村二、三队在覃六林场插花地问题，也曾经组织六这村二、三队来处理过插花地问题，但乡政府后来如何处理就不清楚了。宾州镇政府提供的证据《砍伐覃六林场西部火烧杉木、松木合同书》（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中载明“……除覃六村、六这村二、三队的林木外双方协订立本合同”，被告经过调查，认为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划分给任何村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1966年到1976年，六这村第二村民小组到争议山场开荒种植杉木，间种各种农作物，一直以来没有任何村队提出权属主张，不属于侵犯覃六村集体土地的侵权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诉《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宾政裁〔2015〕4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1982年5月30日桂发〔1982〕36号）第四条“……‘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以及《林木和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年10月14日林业部令第10号发布）第八条第三款“能够准确及时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等法律法规作出《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宾政裁〔2015〕4号）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宾政裁〔2015〕4号）。 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主要提供以下证据：（1）六这二组及覃六村民小组的调处申请、答辩通知书、争议区域图、调解会议记录、县“三大纠纷”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等，用以证明调处程序合法。（2）张世添、黄振德、施锦渊等证言，证明六这二组在覃六林场内有插花地。（3）覃永泰、覃升泰、廖献珍、吴日醒、吕绍增等证言，证明覃六林场建场前，六这二组已在争议地种植杉木等。（4）韦振彪证言，证明其承包地内六这村种植过木茹、杉木等。（5）吴日醒、黄天修证言，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6）韦正祥、吕绍增证言，证明六这二组历史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事实。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辩称，无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已经明确落实给任何村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六这二组在争议山场水窗山一带开荒种植杉木及木薯等作物，并主要由其经营管理，宾阳县人民政府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林业部《林木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本案4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主张争议山场“三包四固定”时已明确划分和争议山场在其耕作范围内，依据不充分。宾州镇政府主张县政府在68号文已经将争议山场确权给其所有、六这二组争议山场插花面积经各方确认仅为40亩与事实不符。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综上，南府复议【2015】3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主要提供以下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提交答辩通知书、第三人参加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 第三人宾阳县宾州镇人民政府述称，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宾政裁〔2015〕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该处理决定是不正确的。一、2002年春，原河田乡政府拟将覃六林场发包给韦振彪种植林木，分别组织了原覃六林场的技术员覃升太、覃永太及原覃六林场的财务人员方善英、原河田乡林业站、原河田乡司法所、中兴村委、六这二组和六这三组代表到争议的水窗山等山场勘查核实界线并绘制了山界范围图，结合覃方太、覃永太和方善英的证词，清楚说明六这二组在水窗山中的插花地仅约40亩。二、现覃六林场是芦圩公社1976年正式创办，芦圩公社分乡后称河田乡覃六林场，芦圩镇和河田乡合并后称芦圩镇覃六林场，芦圩镇和宾州镇合并后称宾州镇覃六林场，林场面积6173亩。2002年，县人民政府经现场勘验核实发山界林权证面积共5382亩。三、2002年，宾州镇人民政府将覃六林场6173亩林地承包给韦振彪种植速生按时，没有任何村队、任何个人提出过异议，直到2009年树木成林第一次砍伐后，六这三组才提出争议。在此期间韦振彪在承包林地上经营管理以及转租给广西世银农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管理，覃六村民小组和六这三组都没有异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本案争议林地属宾州镇人民政府所有。四、宾州镇人民政府于1983年4月取得95号《山界林权证》之后，2002年11月20日宾阳县政府发出《县人民政府关于河田乡人民政府覃六林场与河田乡中兴村委“五·四”林场〈山界林权证〉进行更正的通知》（宾政发［2002］68号），将包含争议地的水窗山确权发证给我方。综上所述，本案争议的山场全部属于宾州镇覃六林场的范围，依法应确权给镇人民政府管辖和所有。被告作出宾政裁〔2015）4号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六这二组是不正确的。原告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主张，称双方争议的土地在土改、合作化及“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其所有，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内对争议地具体的经营管理、使用、种植等状况，原告主张争议地为其所有证据缺乏，理由不足。综上，宾州镇政府认为，宾阳县人民政府宾政裁〔2015）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请人民法院撤销宾政裁（2015〕4号处理决定，并责令宾阳县人民政府重新处理。 第三人宾阳县宾州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但认为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的部分证据能够支持其主张。 第三人六这二组述称，其同意宾阳县人民政府和南宁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并表示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经质证，本院认为，（一）原告覃六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中：《宾阳县誌》，只是记述该县落实“四固定”工作的一般情况，不能具体地证明本案争议地“四固定”时已落实给覃六村民小组所有；吴子益、韦正祥、严浩德、黄锦健、吕绍兰等人证词，并未述及争议地“四固定”时期已落实给覃六村民小组所有；吕树金、覃经伦等关于争议地“四固定”时落实给覃六村民小组的证词，与其他证人证言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争议地“四固定”已落实给覃六村民小组所有。（二）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中：（1）六这二组及覃六村民小组的调处申请、答辩通知书、争议区域图、调解会议记录、县“三大纠纷”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等，合法真实且与本案相关，可以证明本案调处所经的程序。（2）张世添、黄振德、施锦渊证明六这二组在覃六林场内有插花地的证词，覃永泰、覃升泰、廖献珍、吴日醒、吕绍增等证明覃六林场建场前，六这二组已在争议地种植杉木等作物的证词，韦振彪证明其承包地内六这村种植过木茹、杉木等的证词，吴日醒、黄天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的证词，以及韦正祥、吕绍增证明六这二组历史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事实的证词，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及六这二组历史上对争议地的管业情况。（三）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合法真实且与本案相关，可以证明本案行政复议所经程序。 经审理查明，六这二组与宾州镇人民政府、覃六村民小组争议山场四至范围为：东至水窗麓东面山脚，南至399.8高程，西至民头脊，北至野鸡岗，面积约205亩，地上附着物为人工种植的速生桉。争议山场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明确划分或固定给任何村队。20世纪60年代，六这二组群众到水窗山开荒造林种植杉木并在林地内间种红茹、木茹、芋头等农作物，一直管理至2002年芦圩公社林场（又称覃六林场）向外承包，没有任何村队对该山场提出权属主张。1976年，芦圩公社响应政府号召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当时的公社干部带队到覃六村附近一带的架梯山、民头山等建场，开荒造林种植杉木，但并未将六这二组原种植在水窗山的杉木林地划入覃六林场的范围，仍由六这二组管理种植。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县人民政府在没有组织周边村队代表行山踏界的情况下，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证号95号）给芦圩公社林场，该证也没有包括六这二组水窗山长期种植的林地。2002年，河田乡政府将覃六林场承包给韦振彪种植速生桉，并组织当时覃六林场工作人员覃升太、方善英、覃永太等人及河田林业站、河田司法所、中兴村委工作人员和六这二组代表到水窗山实地现场核实界线并绘制《河田乡覃六林场土地面积山界范围图》，该图明确标明有六这二组在水窗山的林地划为插花地。但承包人在开垦种植时，将六这二组在水窗山长期种植管理的林地开垦并种上速生桉。2009年，砍伐第一代速生桉时六这二组提出异议，并于2010年向宾阳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宾阳县人民政府经调查，在组织各方调解无效后，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前述处理决定。覃六村民小组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前述复议决定。覃六村民小组仍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因本案起初调处的主要是六这二组与宾州镇人民政府之间关于现争议地的纠纷，宾阳县人民政府已组织该案当事人勘验了现场，覃六村民小组加入该案形成本案后，宾阳县人民政府未再组织勘验现场，但覃六村民小组代表已在争议地区域图上对争议范围予以签名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宾阳县人民政府和南宁市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职权。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活动,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1982年5月30日桂发【1982】36号）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本案中，争议地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确权给任何村队；六这二组于20世纪60年代至2002年到争议地开荒造林并间种农作物，一直进行经营管理；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芦圩公社林场的《山界林权证》（证号95号）并未包括六这二组种植管理的林地；2002年芦圩公社林场发包时绘制的《河田乡覃六林场土地面积山界范围图》，明确标明六这二组长期种植的林地属于插花地。宾阳县人民政府根据以上事实和规定，将争议地确权归六这二组所有，是合法的。南宁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覃六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四固定”时已落实归其所有，也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地实际管业的事实，其主张争议地归其所有，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宾州镇人民政府依据2002年绘制的《河田乡覃六林场土地面积山界范围图》，主张争议地内属于六这二组的插花地只有约40亩，因该图没有标明插花地面积，也没有六这二组签名确认，故该图不能证明插花地只有40亩。本案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后，宾州镇人民政府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权属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至于覃六村民小组提出的宾阳县人民政府未组织其勘验现场的问题，因本案起初调处的主要是六这二组与宾州镇人民政府之间关于现争议地的纠纷，宾阳县人民政府已组织该案当事人勘验了现场，覃六村民小组加入该案形成本案后，虽然宾阳县人民政府未再组织勘验现场，但覃六村民小组也已在争议地区域图上对争议范围予以签名确认。因此，虽然宾阳县人民政府未再组织覃六村民小组勘验现场存在瑕疵，但不能仅凭此否认本案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宾阳县人民政府在以后的调处工作中，也应当注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以利于纠纷化解。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宾阳县宾州镇中兴村委覃六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宾阳县宾州镇中兴村委覃六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帐号：20×××77），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纳上诉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道清 代理审判员  林国帅 代理审判员  宋其铅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