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16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东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215511094X。 负责人：路世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競，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勇飞，女，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高某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昌，男，199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高某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圣，男，199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高某次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美，女，199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高某长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开英，女，193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高某之母。 上列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朝贤，贵州省大方县羊场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 原审被告：王兴利，男，196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审被告：大方县永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西大街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795289097Q。 法定代表人：刘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海，公司员工，一般授权。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勇飞、高昌、高圣、高美、刘开英以及原审被告王兴利、大方县永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通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3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兢，何勇飞及何勇飞、高昌、高圣、高美、刘开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朝贤，王兴利以及永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33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何勇飞、高昌、高圣、高美、刘开应4万元，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8,914.49元；3、改判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支付原审被告永通公司6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永通公司、王兴利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责任划分。从原因力分析，一审判决认定高某承担70%的责任、王兴利承担30%的责任明显加重了王兴利的责任，责任划分错误，王兴利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10%。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在一般侵权案件中，侵权责任的承担与行为人、被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相关，即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相关，原因力越大则应承担的侵权责任越大，原因力越小则应承担的侵权责任越小。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看，本案交通事故系因高某未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导致，故高某就本案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且高某的超载行为加重了损害后果，而王兴利仅因未安全驾驶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显然高某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力大，加之超载，加重了事故的损害结果，高某的过错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有密切联系，其应承担的事故侵权责任接近全责，而王兴利仅因未安全驾驶承担次要责任，没有违反其他交通法规的行为，从原因力分析，王兴利对本案事故的原因力微乎其微，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的侵权责任应不超过10%。二、关于死亡赔偿金。本案应按贵州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审判决按浙江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根据2006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被上诉人主张按浙江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需提供证据证明高某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前连续一年以上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居住和务工（经商），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缺一不可，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高某在浙江省居住务工满一年以上，即不能证明高某在事故发生前经常居住地和经济来源地均为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首先，关于高某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务工的事实仅能认定2015年6月至11月期间。其次，洪塘派出所发放的高某的《临时居住证》及临时居住的清单，只能证明公安机关登记的允许高某作为流动人口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居住的期限，但因生活中办理了临时居住证，未在临时居住地居住的情况较多，不能证明高某的实际居住事实，结合高某与搭乘摩托车的刘琴、刘放素不相识以及高某在2016年5月前购进贵Ｆ×××××号普通摩托车，在2016年5月4日在大方领取驾照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高某虽办理了临时居住证，但在2015年11月之后未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居住的事实。第三，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下沈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既无负责人签章，也无制作人员签字，不具备合法性，结合前述高某2015年11月即不在浙江省宁波市居住、务工的事实，该证明不具备真实性。上诉人认为，根据生活常理，居住而不务工，缺乏经济来源无法维持生计更何谈解决居住问题，故应以务工事实作为认定本案死者高某的经常居住地的主要依据。本案赔偿标准应按贵州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首先，本案证据不能查明应对刘开英承担扶养义务的人员，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其次，一审判决中也认定“原告主张16,612.30元不予支持”，但在计算赔偿总额时却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在内，明显属计算错误。四、关于丧葬费。一审计算金额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公资标准计算六个月，应为42,815.00元÷12×6=21,407.50元。五、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支持金额过高。上诉人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调整为2万元较为适当。六、本案应按交强险分责、分项原则进行赔付。一审未按分责、分项原则进行裁判，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八条规定，本案因高某死亡产生的赔偿应当按照分责分项原则在交强险内赔偿，即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交强险条例中关于交强险分责分项赔付的原则并未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故本案应按交强险分责、分项原则进行赔付。七、一审未在交强险内预留刘琴、刘放的赔偿。鉴于本案上诉人承保的车辆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尚且有刘琴、刘放两名伤者赔偿数额不能确定，根据刘琴、刘放的伤害程度，建议在死亡伤残限额内预留1万元。 被上诉人何勇飞、高昌、高圣、高美、刘开英辩称，关于责任划分，高某的责任大于王兴利的责任是事实，王兴利的责任不能按10%承担，一审认定其承担30%合情合理。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高某在浙江办理了居住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高某没有在浙江居住，所以应按浙江省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刘开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的丧葬费合理合法，一审支持3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高。关于交强险是否分责分项赔付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有明确规定。刘琴、刘放的损失无事实依据，且未向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审被告王兴利、永通公司均表示无意见。 被上诉人何勇飞、高昌、高圣、高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460,81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开英系高某之母，现85周岁，原告何勇飞系高某之妻，现47周岁，原告高昌系高某之长子，现24周岁，原告高圣系高某之次子，现23周岁，在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就读，原告高美系高某之长女，现20周岁，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就读。原告刘开英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高某与高林会。2011年起高某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下沈村租房居住（临时居住证一年一换），于2015年12月27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办理了该年度的临时居住证，临时居住证的有效时间为1年。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下沈村居住期间，高某从2011年开始在宁波市江北区创新电器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11月因个人原因自动离职，未在该公司工作。2016年5月4日，高某回到大方并在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领取了D型机动车驾驶证，还购买了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即肇事的贵Ｆ×××××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贵Ｆ×××××号中型普通客车属于永通公司所有，王兴利系该车的驾驶员。2015年9月18日，永通公司为贵Ｆ×××××号中型普通客车在人民财险大方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200万元）且不计免赔。2016年7月26日14时47分，驾驶人高某驾驶贵Ｆ×××××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搭乘刘放、刘琴在广成线1529公里加380米处由坝达线左转驶入广成线时与由大方县核桃乡往大方县瓢井镇方向直行的由驾驶人王兴利驾驶的贵Ｆ×××××号中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驾驶人高某当场死亡，乘车人刘放、刘琴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永通公司垫付了60,000.00元处理高某的丧葬事宜。2016年8月23日，经贵州省大方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高某系颅脑损伤而死亡。2016年9月2日，大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黔公交认字[2016]第0039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某负事故主要责任，王兴利负事故次要责任，乘车人刘放、刘琴不承担责任。2016年10月6日，原告修理贵Ｆ×××××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花费2,389.60元。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另行赔偿3,603.00元的丧葬费，需要赔偿的丧葬费费共计25,859.5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什么标准计算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死者高某的经常居住地是浙江省宁波市，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应按浙江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民财险大方主张死亡赔偿金按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死者高某与被告王兴利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应由死者高某承担70%的责任，被告王兴利承担30%的责任较为合理。关于本案死者高某死亡的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死者高某是在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王兴利应赔偿原告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因本案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次交通事故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永通公司在人民财险大方公司为贵Ｆ×××××号中型客车投保了交强险与第三者责任险，且不计免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应由被告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其交强险限额内向原告进行赔偿后，不足部分按责任比例进行划分，属于被告王兴利赔偿的部分由被告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进行赔偿，再有不足，由被告王兴利及被告永通公司连带赔偿。因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死者高某出生于1970年10月27日，发生车祸时已46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二十年计算，其赔偿标准应按浙江省宁波市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7,852.00元/年的标准计算为957,040.00元（47,852.00元/年×20年），原告主张按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浙江省43,714.22元/年的标准计算874,280.00元应予支持。2、被扶养人生活费16,612.25元（6,644.90元/年×5年÷2人），原告主张16,612.30元不予支持。3、丧葬费为26,547.00元（4,424.5元/月×6月）。原告主张的25,859.5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00元过高，因死者存在过错，精神抚慰金酌情按30,000.00元计算。综上所述，被告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及丧葬费共计946,751.75元（874,280.00元＋16,612.25元＋30,000.00元＋25,859.50元）。应由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给原告122,000.00元，被告人民财险大方公主张分责分项赔付不予支持。除交强险应赔偿原告的122,000.00元后，剩余824,751.75元，应按责任比例，即由原告方承担577,326.23元（824,751.75元×70%），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247,425.52元（824,751.75元×30%）。原告方应获得赔偿的总额为369,425.52元。因被告永通公司已垫付了60,000.00元作为处理死者高某丧葬事宜，该款应在原告所获的赔偿款中扣除，由人民财险大方公司直接支付给被告永通公司，原告实际应获得赔偿309,425.52元。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所损失的122,000.00元；在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所损失的187,425.52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内支付被告大方县永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次交通事故垫付给原告的60,000.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应收6,850.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际收取3,425.00元，由被告王兴利、被告大方县永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提交了高某的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用以证明高某没有在浙江居住、务工。 被上诉人何勇飞、高昌、高圣、高美、刘开英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 原审被告王兴利、永通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 对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提交的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质证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交强险是否需要预留以及分项赔付；二、一审划分的责任是否恰当；三、本案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如何认定；四、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如何认定以及丧葬费的计算标准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交强险是否需要预留以及分项赔付的认定。本案交通事故造成高某死亡，刘琴、刘放受伤的损害结果，即便刘琴、刘放在本案审理期间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的规定，人民法院也仅仅是按损失比例确定各被侵权人在交强险范围内应获赔偿的数额，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主张预留交强险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强险是否需要分项赔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上位法和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依据之一，该法并未要求对交强险实行分项赔付，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不分项判决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在贵Ｆ×××××号车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划分的责任是否恰当的认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王兴利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确定王兴利承担30%的责任并未超出次要责任的范畴，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高某的工作证、临时居住证、洪塘派出所出具的临时居住证办理及注销情况清单、下沈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租房证明、宁波市江北区创新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高某生前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期居住，人民财险大方公司主张高某虽办理了居住证，但未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居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人民财险大方公司举证证明高某生前长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以外的地区居住，而不是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高某未长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居住，因人民财险大方公司未对其主张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的规定，按浙江省2015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民可支配收入43,714.22元支持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的计算标准的认定。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了刘开英的扶养义务人为两人（高某、高林会），如果人民财险大方公司认为刘开英还有其他扶养义务人，应由其举证明证，而不是由被上诉人举证明证除高某、高林会以外的人均不是刘开英的扶养义务人，且一审法院所述“原告主张的16,612.30元不予支持”系不予支持16,612.30元，并非不予支持16,612.25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万元属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无不当。关于丧葬费的计算标准，统计数据显示，贵州省2015年度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3,094.00元，而人民财险大方公司主张的42,815.00元系2013年的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一审法院在法律规定的26,547.00元范围内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支持25,859.50元并无不当。 至此，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关于一审判决责任划分错误，本案应按贵州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丧葬费计算错误，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交强险应按分责、分项原则进行赔付，本案应为刘琴、刘放预留交强险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人民财险大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可 审 判 员  陈红梅 审 判 员  黄塑希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法官助理  陈中友 书 记 员  陈红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