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正。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新主张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永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迈，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晓贞，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丰蜂（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车奕萱，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周正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主张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主张公司）、原审被告丰蜂（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改判驳回新主张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周正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新主张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正对收货数量提出的异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采纳新主张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及货值，属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新主张公司就其交货数量提出的直接证据，仅有其单方统计制作的《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不是客观形成的证据。周正在一审中明确不认可该证据记载的发货数量及货值，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发货数量和总货值的情况下，新主张公司应当承担主张不成立的后果。2.一审判决以周正对唐永红微信发送的《20180410日第五次收回款账单》《20180201北京周先生第七次回款账单》《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中记载的发货数均未提出异议为由，采纳新主张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是明显错误的。首先，一审证据可以证明周正在双方沟通中明确提出过账目异议：（1）一审判决记录的周正曾在收到新主张公司账单后，在微信中提出“唐总这个账不对吧”，这已经是对账目提出明确异议；（2）周正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18年9月3日唐永红发给周正的微信信息中说“对于你上次跟我提到的，由于货期问题和部分产品品质问题，我这边要如何补偿的问颢……”，足以证明周正对账目提出过异议。其次，新主张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并不显示上述3份《回款账单》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回款账单》所记载的发货数量与新主张公司的主张一致。因此，即使周正当时在微信中未提出异议，也不能以此作为采纳新主张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的依据。3.由于新主张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及货值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的交货数量及货值应在双方共同认可的范围内认定，即在周正未提出异议的收货数量范围内认定。（二）一审判决对周正主张的新主张公司迟延发货责任未予认定，不符合合同法基本原理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周正从新主张公司处订购服装用于网店销售，由于所订购的货物已经开始预售，在新主张公司发货迟延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终止交易造成更大的损失，周正只能让新主张公司继续发货，但这仅发生双方交货时间变更的后果。而交货时间的变更，并不导致对新主张公司迟延发货违约责任的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因此，一审判决因周正在迟延发生后同意继续交货，而驳回周正对迟延发货责任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对周正主张的新主张公司货物质量瑕疵责任未予认定，系法律适用错误。1.周正在一审中提出货物质量问题，有双方微信聊天中照片和文字沟通为证，新主张公司亦认可收到周正的异议，新主张公司在聊天中亦未否认货物有质量问题。正如一审判决上文所采取的论证逻辑，在新主张公司未否认的情况下，应当确认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买卖合同双方没有事先约定异议期的情况下，买受人有权在收货后2年内就标的物检验提出异议。本案存在质量问题的案涉货物收货时间是2017年12月，周正收货后，在2018年双方沟通中多次提出货物质量问题异议，在本案答辩中也提出异议。以上异议均在法律规定的2年异议期内。3.在确认货物质量问题，且周正异议均有效的情况下，新主张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质量瑕疵责任。周正未将质量问题货物发回，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北京至广州往返运输费用加修复费用，明显高于北京当地修复费用；其二，北京至广州往返运输货物耗费的时间明显，将导致更多的销售退货和网店信誉损失，使损失扩大。以上情况显而易见，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即可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发回货物正是防止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的适当措施。一审判决因周正未对此举证而对周正的主张不予支持，违背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四）周正有新证据证明本案有关基本事实，对周正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在一审判决后，周正经与案涉货物实际生产者薛毅联系，取得与薛毅的谈话录音。该证据可以证明周正主张的以下事实：1.本案011棉服布料由周正提供，应从应付货款中扣除5153元布料款；2.本案062货品存在因制作工艺导致的质量瑕疵；3.本案011、012货品延迟发货；4.依据行业习惯，因制作环节发生的迟延供货和质量问题，供货方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因此，应依据上述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查明认定，进而支持周正的主张。二审庭审中，周正补充如下上诉请求：要求新主张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106427.6元。新主张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的新主张公司发货数量无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新主张公司已按出货清单数量发货。1.新主张公司不认可周正提出的数量异议，发货数量应以新主张公司提交的《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即《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记载为准。周正在起诉前从未对发货数提出异议，一审时也认可新主张公司统计的订货数量，本案交易标的为服装，检验手续简单，如果出现实际发货数量少于订货数量的情形，其应在收货时就能发现，而周正在收货后、对账时均未提数量异议。2.周正仅在2018年1月通过微信提出“唐总，这个账不对吧”，此后未曾就对账单金额提出异议，反而于2018年2月仍继续向新主张公司多次、分批付款，根据常理，若新主张公司存在发货数与对账单数目不对应的情形，其应在付款前提出，要求新主张公司补足发货数量再付款。但实际上，周正并未停止付款，其继续付款的行为已能证明其认可新主张公司提出的对账金额。3.在收货后的一年零九个月中，周正从未正式提出数量异议，若其内心确信新主张公司发货数量有误，应在收货后的合理期限内明确，而不是超过合理期限后在庭审时匆匆提交单方统计的数量表格。况且，即使案件已到二审阶段，周正仍未提供发货数缺少的证据。对新主张公司于2018年1月14日、2018年2月2日、2018年4月21日向周正发送的对账单中记载的发货数，周正均未提出异议，只是以“我没法答应你！因为好多钱都没下来”“我也是有特殊困难”等理由未付款或未予回复。因此，新主张公司认为其是为拖延付款而在庭审中提出异议。4.新主张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就是《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两者仅是标题不同，是一个文件两个命名，在微信中新主张公司将《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发给周正对账，打开《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后文件标题显示为“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新主张公司在一审时已将聊天记录的载体手机交周正查看，其未对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若周正对《回款账单》及后面几次对账单上记载的发货数量有异议，其应在庭审时就要求质证，而不是在二审开完庭后提出。况且，除对账单外，新主张公司多次通过微信以文字形式告知周正拖欠款金额，周正均未提出有效异议。5．在本案中，新主张公司己按约定履行发货义务，货物质量合格，周正在收货后没有在合理期限正式提出异议，相关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二、本案不存在新主张公司迟延发货的情况，实际交货时间是双方协商确定的。1.对于周正提及的延误双十一销售，新主张公司已提出代发的解决方案，但周正仍继续要求新主张公司直接发货，应认定双方对交货时间无异议。2.周正无法证明积压货物的原因是由新主张公司造成的，货物积压是正常的经营风险，并非仅由迟延发货造成，其销售价格、顾客消费趋势、售后客服服务等均会影响产品的销售。在周正未能证明损失是由新主张公司造成的情况下，新主张公司无需承担迟延交货的法律责任。三、周正未能举证证明062产品存在质量瑕疵，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虽然周正提出过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在新主张公司明确要求将货物发回处理时，周正未回应。一审中，周正提供的服装实物无厂家信息，并且根据周正代理人陈述还有其他供应商向其供应卫衣，周正并不能证明该批瑕疵货物是新主张公司提供的，因此，对于周正提出的质量异议，新主张公司不予认可。2.本案标的物若存在表面瑕疵，如外观、规格、花色等方面存在瑕疵，一般情况下，买受人无须通过特殊的检验就可以发现。因此，周正并非因为难以检验质量问题等客观原因而未及时统计瑕疵品数量，其仅为拖延诉讼而向新主张公司主张质量异议。从周正在诉讼前对拖欠款金额未提出异议、未回复新主张公司催款信息，在新主张公司不得不根据法律程序追回货款时立即提出数量、质量异议，以及在庭审中未申请鉴定质量问题可见，其明显是采取不正当手段拖延履行还款义务。3.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及时检验就是为了防止时间过长、保管不当而无法认定交付时产品的数量、质量状况。周正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若怠于履行检验的后果由出卖人承担，将违背民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及商事交易中的效率原则。四、011棉服布料是新主张公司提供的，不应从应付货款中扣除布料费用。周正主张011棉服布料由其提供，并提供布料出货单、发货单证明，但仅能证明周正有向采购商采购货物，不能证明该布料是用于制作011棉服。周正提供的录音中的薛毅并不是本案当事人，其本人未到庭，因此无法核实录音内容是否为其真实意愿。再者，周正从未在聊天记录里提过此事，收到对账单后也未要求扣除布料费用，因此周正要求新主张公司承担布料费用无事实依据。丰蜂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无提交书面意见。新主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正、丰蜂公司向新主张公司支付货款80408元及利息（利息以80408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周正、丰蜂公司向新主张公司支付为制造成衣所订购的布料损失6866元及利息（利息以6866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周正、丰蜂公司承担。周正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新主张公司退还周正货款36757元，周正将退货商品返还新主张公司，返还运费由新主张公司承担；2.新主张公司向周正赔偿经济损失115321元；3.反诉诉讼费用由新主张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新主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永红与周正通过微信联系确定订购服装的款号及数量。在联系过程中，唐永红留下新主张公司的名称及地址作为联系方式。周正也称“现在就咱俩沟通就行”“货的事儿我负责”。交易期间，据新主张公司统计，双方共形成《9月30日北京周先生订单概况》《10月7日新主张订单概况》《10月15日北京周先生订单概况》《北京车小姐订单概况（蓝色破洞做旧牛仔衣BJC008#）》四份订单，合计订货金额为711156元。周正也于2017年9月6日、10月3日和10月16日分别针对《北京车小姐订单概况（蓝色破洞做旧牛仔衣BJC008#）》《9月30日北京周先生订单概况》《10月15日北京周先生订单概况》三份订单分别支付了“定金”6750元、72420元、78905元，合计支付“定金”158075元。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新主张公司通过物流的方式发送货物，双方的交货数量与订货数量、品名、价格存在差别，双方交易以实际交货的数量及对数结果为准。交货后，新主张公司认为其共向周正交付货值为610021元的货物，并提交《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予以证明。对该清单，周正提出：1.款号为BJC020-1#，单价为69元的服装，新主张公司统计发货326件，周正仅收货224件，新主张公司多计算102件；2.款号为BJC020-2#，单价为72元的服装，新主张公司统计发货391件，周正仅收到269件，新主张公司多计算122件；3.款号为BJ062-4，交易数量为591件的服装单价错误；4.款号为BJ062-6的服装总价多收了80元；5.应扣除款号为BJC011-1和BJC011-2的布料款5153元。且周正只承认收到价值529693元的货物。交易过程中，对迷彩短夹克，唐永红于2017年10月12日在“北京周先生时装交流群”发出的交货时间单子上记载：“9号做大货产前板（拉链、罗纹、唛头，13号开货，23号齐码出一批）”。此后，在2017年10月25日，“车小姐”在“新主张＆北京周先生事业部”微信群催促发货，唐永红回复称：“那个夹克现在在江西安排。预计后天可以回一批货，这边处理洗水和后整，30号可以把第一批发走。”“车小姐”回复称：“好的，尽量快一点哦，已经冬天了。”2017年10月30日，“车小姐”再次问：“夹克到了吧。”唐永红回复称预计要11月2-3号才能发回来。“车小姐”回复称：“好。”2017年11月6日，“车小姐”又在同一微信群中问唐永红：“迷彩夹克还能出来不了？”唐永红回复表示让对方照常销售，由其代发货。“车小姐”回复称：“代发好像有点麻烦，我们这边都是统一打单子发，发多了地址容易错，我看看双十一卖啥样吧。”2017年11月11日，发货人“阿毅”发货后告知周正，周正称：“S呢，迷彩。”当“阿毅”表示明天发时，周正表示：“好吧。”此后，在2017年11月12日和11月30日，周正获知新主张公司货物的发货时间后，并未对交货时间提出异议。2017年11月8日，周正与“新主张梁慧玲”微信联系时称：“还有迷彩和灰色工装裤的后整有问题，腿上侧兜里面的线头根本没剪啊，一团一团的。”对方回复：“全部都是吗。”周正称：“是的，全部都是，基本我现在打开每条都要重新剪一遍。”2017年11月22日，周正向唐永红发微信称：“黑裤子34的两条腿不一样粗。”唐永红回复：“34码全部是这样吗？还是个别是这样？迷彩的有核实一下吗？有这种情况吗？凡是有类似情况的，麻烦发回一下给我们，我们处理好之后再给您发回去”。2018年1月14日，在新主张公司追收货款的过程中，周正对唐永红通过微信发出的对账单提出“唐总这个账不对吧”。同日，唐永红再次向周正发送《20180114日第五次收回款账单》，周正并未再对账单数提出异议，只是对唐永红要求当天付款100000元时，表示“我没法答应你！因为好多钱都没下来”。唐永红也提出“您那边可以核实，我这边绝对不会带任何的欺骗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周正表示“我知道，我也是有特殊困难”。此后，唐永红在2018年2月2日发送《20180201北京周先生第七次回款账单》主张周正欠款180408元后，周正在2018年2月7日和2018年2月14日分别付款50000元，没有对账单提出异议。此后，唐永红在2018年4月21日发送《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给周正，主张周正欠款80408元，周正未提出异议。双方交易过程中，周正于2017年11月17日支付货款30122元，2017年11月19日支付货款41496元，2017年12月8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26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2月14日分别各支付货款50000元。即周正共计支付的“定金”及货款529693元。追收货款时，唐永红均以公司的名义进行追讨，但收款人均为唐永红。诉讼中，新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永红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表示，对周正提出的款号为BJC062-6的服装总价多收了80元，实是其为周正发单产生的运费，其同意扣减周正主张的该80元。新主张公司未将款号为BJC022的针织裤的吊牌及洗水唛的价款计入货款额中，并同意再扣减修改费32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双方；二、新主张公司交货数量及周正应付货款金额；三、周正应否向新主张公司支付代采购布料款6868元及利息；四、新主张公司应否向周正支付因迟延发货及货物质量造成的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周正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双方是唐永红及周正。但是，第一，新主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唐永红均确认案涉交易的供货方为新主张公司；第二，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唐永红与周正进行洽谈时所留下的联系地址及公司名称均为新主张公司，周正也称“现在就咱俩沟通就行”“货的事儿我负责”，以及追收货款时唐永红也以公司的名义进行追讨，即现有证据可证明唐永红以新主张公司的名义与周正进行洽谈及追收货款；第三，周正虽在本诉中不承认与新主张公司进行交易，却向新主张公司提出了相关的反诉请求，即其本诉的陈述与反诉的陈述自相矛盾，故其主张不足以采信；第四，新主张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交易主体为丰蜂公司或丰蜂公司曾参与案涉交易，新主张公司主张丰蜂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故此，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的交易主体为新主张公司及周正，对周正关于新主张公司并非案涉交易主体，新主张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周正并不认可新主张公司提交的《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中所记载的双方交货的货值为610021元。对此，因双方交易是通过微信确认交易的货值的，而在双方交易后，周正除在2018年1月14日对唐永红发送的账单表示“唐总这个账不对吧”外，对此后唐永红于2018年1月14日向周正发送的《20180114日第五次收回款账单》、于2018年2月2日向周正发送的《20180201北京周先生第七次回款账单》、于2018年4月21日向周正发送的《20180410北京周先生第九次回款账单》中记载的发货数，周正均未提出异议，只是以“我没法答应你！因为好多钱都没下来”“我也是有特殊困难”等理由未付款或未予回复。故此，一审法院对新主张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不予扣除周正所述的各项费用，并确认周正尚欠新主张公司货款80408元。对于周正主张的款号为BJC062-6的服装总价多计算80元，因新主张公司表示同意予以扣减，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确认周正尚欠的货款为80328元。关于争议焦点三。新主张公司主张其受周正委托采购布料用于生产周正订购的服装，现还剩下7条价值6868元的布料未使用，周正予以否认。对此，第一，新主张公司对该部分布料为受周正委托采购未提交证据；第二，新主张公司所提交《订单》为复印件，未获周正认可，却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第三，新主张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布料用于生产案涉货物及该布料费应由周正承担；第四，新主张公司提交的《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中记载余下的布料为15条而非7条，与其主张相矛盾且未作合理解释。故此，对新主张公司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进而对其要求周正赔偿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对周正主张因款号为BJC012的迷彩夹克迟延发货，导致积压44件，要求新主张公司退货退款并赔偿经济损失。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该款号全部货物的送货日期及违约责任，根据周正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虽然上述货物确实存在被催促发货的情形，但在聊天人知悉上述货物发货时间后，并未对交货时间提出异议，只是回复称：“好的，尽量快一点哦，已经冬天了”“好吧”等等。甚至在2017年11月11日，即周正所称的“双十一”当天，周正在微信中还要求发货问：“S呢，迷彩”。况且，货物迟延发货并不必然导致货物积压。据此，周正在知悉货物发货时间后，仍收取了上述货物，应视为对发货时间的认可。加之，货物积压可能是产品不被市场接受造成的，以及销售货物产生的利润，新主张公司事前未被告知，故对周正主张因款号为BJC012的服装延期交货，要求新主张公司退货退款并赔偿因延期交货而造成的货物积压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正主张新主张公司交付的BJC020工装裤、BJC062卫衣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工装裤积压335件、连帽卫衣积压143件。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虽然周正确实曾提出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在新主张公司回应要求将货物发回处理时，周正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对此，周正称其未将货物发回是由于货物退回修复所发生的运输费及修复费用高于北京当地修复所需费用。因周正未举证证明其将案涉货物修复及修复所产生的相应费用，而在新主张公司愿接受退货的情况下，周正却未将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予以退回，且周正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货物实物亦无法证明是新主张公司制作。故此，周正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周正主张的款号为BJC022的针织裤存在吊牌、洗水唛错误，需进行修改产生手工费1500元。因周正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该手工费实际产生，且在新主张公司曾要求周正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予以退回而周正未予退回的情况下，新主张公司已自行承担了该款号货物的吊牌及洗水唛的价款，即新主张公司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解决问题。现新主张公司认可手工费323元，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新主张公司与周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新主张公司与周正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的买卖行为已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新主张公司向周正交付货物后，周正未支付尚欠的货款80328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周正理应依约向新主张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酌定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又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逾期利息应从2019年7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对新主张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因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周正以新主张公司交货存在货期延迟及质量问题为由，要求新主张公司退还货号为BJC012的飞行夹克44件、BJC020的黑色工装裤140条、BJC020的迷彩工装裤195条以及BJC062的连帽卫衣143件的货款36757元及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13821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周正要求新主张公司支付因货号为BJC022的针织裤存在吊牌、洗水唛错误，其另行找人修改支出手工费1500元，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予以支持323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判决：一、周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新主张公司支付货款80328元及利息（以8032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自2019年7月26日起计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自2019年8月21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新主张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正支付手工费323元；三、驳回新主张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周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2250元，反诉受理费1671元，由新主张公司负担409.20元，周正负担3551.80元。二审中，周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周正与薛毅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用以证明：（1）011棉服布料由周正提供，应从应付款中扣除5153元布料款；（2）062货品存在因制作工艺导致的质量瑕疵；（3）011、012货品存在延迟发货问题；（4）依据行业习惯，因制作环节发生的迟延供货和质量问题，供货方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2.淘宝网《危及交易安全情形认定的实施细则》，用以证明新主张公司迟延发货和货品质量问题导致周正网店销售出现大量退货和投诉，造成网店被封的损害后果。对此，新主张公司提出质证意见如下：关于周正与薛毅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1．从录音内容可得，该证据形成于一审开庭前，属于周正已经掌握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新证据的情形，若周正没有正当理由，其逾期提供的证据不应被采纳。2．新主张公司不能确认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薛毅本人未到庭，也无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因此无法核实录音内容是否为其真实意愿。3.新主张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011棉服布料是新主张公司提供的，不应从应付货款中扣除布料费用。（2）周正提出062产品的质量问题后，新主张公司要求其发回处理，但其并未回应，其现在提出退货已经超过合理的期限。（3）一审时周正从未提出011的迟延交付问题，该款号产品于2017年交货，现要求新主张公司赔偿损失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并且未能证明损失由新主张公司造成。二、关于淘宝网《危及交易安全情形认定的实施细则》，新主张公司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周正未能证明其网店的退货或投诉与新主张公司有关，并且其网店销售方式为先预售后进货，本身就有一定的经营风险。在双方已协商好交付时间后，周正自身的经营风险不应由新主张公司承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对案涉交货、欠款情况的认定是否正确；二、周正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对此，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虽然新主张公司提交的《北京周先生出货的清单》不为周正认可，但根据新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永红通过微信向周正发送的账单，同样可以确定双方之间的交易情况。对于唐永红发送的账单，周正仅在2018年1月14日提出“唐总这个账不对吧”。之后，唐永红分别于2018年1月14日、2月2日、4月21日向周正发送了新的账单，周正均未再提出异议，并于2018年2月7日及2018年2月14日向新主张公司各支付货款50000元。鉴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根据账单认定周正的欠款金额，并对周正主张扣减的款项不予扣除并无不当。周正上诉认为本案诉争的交货数量及货值应在其认可的范围内认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周正主张新主张公司迟延发货，并据此要求该公司赔偿损失。对此，虽然从周正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其确曾催促新主张公司发货，但在新主张公司告知相关货物的发货时间后，其并未因此取消订货，而是要求新主张公司继续交货。在此情况下，应认定双方已就交货时间协商一致，故周正请求新主张公司承担迟延发货的违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案涉货物，新主张公司与周正未约定检验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周正应当及时进行检验。现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周正在收货后已对货物进行检验，并向新主张公司提出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对此，新主张公司明确表示愿意接受退货，但周正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未将相关货物退回。鉴于以上情况，并考虑货物交付给周正已逾两年，现周正要求新主张公司承担该部分未售出货物的损失有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周正在二审期间提交的通话录音，因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缺乏相关证据佐证通话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四项的规定，该证据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综上所述，周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1.8元，由上诉人周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