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初798号原告：浙江浙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法定代表人：夏晶寒。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东波、陆玉婷，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傅家街******div>法定代表人：徐贵英。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耀弟，上海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国安，男，汉族，1965年5月10日出生，住上海市长宁区，系公司员工。被告：北京亿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阳光100公寓C2910>法定代表人：王凤生。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耀弟，上海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柯和贵，浙江建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敬谋，男，汉族，1955年8月11日出生，住上海市长宁区。原告浙江浙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公司）与被告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利公司）、北京亿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富公司）、董敬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能公司委托代理人吴东波、陆玉婷，被告威利公司委托代理人胡耀弟、李国安，被告亿富公司委托代理人胡耀弟到庭参加诉讼。董敬谋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威利公司立即向浙能公司归还欠款人民币156191794.78元，并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向浙能公司偿付利息损失7757169.21元，自2016年1月1日起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向浙能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欠款、利息损失、违约金全额清偿完毕之日止（暂算至2016年7月15日为人民币3667083.80元）。2.依法判令董敬谋在其持有的北京麒麟德丰投资有限公司25%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对威利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亿富公司在其持有的北京麒麟德丰投资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对威利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威利公司、董敬谋、亿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威利公司与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浙江国信投资”）、浙江省信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浙江信鸿”）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包括借款、占用股票、占用资金等。截至2007年7月10日，威利公司欠浙江国信投资168429167.08元本金、600830股票（未股改前）200.43万股及相关资金账户（00×××78）内的余额未归还（此为2006年8月1日询征函所确认债务）；另威利公司尚欠浙江国信投资本金237.2万元及相应利息（此为2005年8月16日会谈纪要所确认债务）；威利公司欠浙江信鸿本金30100805.77元。根据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浙江国信投资与浙江信鸿对威利公司的债权全部划归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浙江国信控股”）所有。因此，浙江国信控股与威利公司于2007年7月10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一份，确认了以上威利公司的债务并约定了还款计划，约定至迟在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同日，董敬谋、亿富公司与浙江国信控股签署了《担保合同》一份，约定：董敬谋“将其持有的北京麒麟德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公司”）的25%股权为甲方（即债务人、威利公司）对乙方（即债权人、浙江国信控股）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亿富公司“将其持有的麒麟公司的70%股权为甲方（即债务人、威利公司）对乙方（即债权人、浙江国信控股）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债务、利息、浙江国信控股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担保期间至威利公司“最后一笔债务履行结束”。2012年6月11日，浙能公司与浙江国信控股签订了《关于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划转协议》，浙江国信控股将其在2007年7月10日《还款协议书》项下对威利公司拥有的剩余164691794.78元债权划转给浙能公司。浙江国信控股已就该债权划转事项及时通知了威利公司、董敬谋和亿富公司并得到确认。浙能公司承继的债权后，经多次催讨，截至2014年6月5日，威利公司尚欠161191794.78元债务未偿还。双方遂于该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15号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两份。以上威利公司的161191794.78元债务，拆分为500万元与156191794.78元两部分，分别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在156191794.78元部分的《还款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全部欠款于2020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其中自该协议生效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第一个还款期，以后每一个日历年度为一个还款期，共计七个还款期；每一个还款期内，威利公司偿还不少于2000万元的欠款；如威利公司在第一个或第二个还款期内，未按该协议第二条约定金额还款也未按第三条约定金额还款的，浙能公司可将威利公司的全部欠款视为已提前到期；自2016年开始，如威利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则应就逾期未付款项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浙能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另约定争议管辖法院为“本协议签订地法院”。2014年6月16日，董敬谋、亿富公司也与浙能公司签署了《担保合同》一份，约定：董敬谋“将其持有的北京麒麟德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公司”）的25%股权为甲方（即债务人、威利公司）对乙方（即债权人、浙能公司）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亿富公司“将其持有的麒麟公司的70%股权为甲方（即债务人、威利公司）对乙方（即债权人、浙能公司）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债务、违约金、浙能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担保期间至威利公司“最后一笔债务履行结束”。该《担保合同》所对应的债务为2014年6月5日签订的两份《还款协议书》项下全部债务。2014年6月5日后，威利公司就156191794.78元部分的《还款协议书》未向浙能公司偿还任何款项，经浙能公司多次催讨，威利公司均以各种借口拖延，董敬谋、亿富公司也未履行担保义务。基于此，根据《还款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的约定，威利公司对浙能公司的全部欠款156191794.78元应自2015年1月1日起视为已提前到期。浙能公司认为，威利公司欠款逾期不还，董敬谋、亿富公司怠于履行担保义务，且虚构不存在的威利公司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负债，造成担保合同生效条件不成就的假象；怠于履行质押登记等合同约定义务，导致质权未设立，威利公司、董敬谋、亿富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浙能公司的合法权益，现浙能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就2014年6月5日签订的156,191,794.78元的《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债权向贵院提起诉讼。威利公司辩称，威利公司不同意浙能公司采取诉讼的方式解决本案双方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双方之间并不是业务的往来和借贷关系，最初是合作关系，因在合作过程中形成了亏损，威利公司主动承担了责任再签订了还款协议。签订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威利公司可以逐步的将亏损的款项支付给浙能公司，并且，按照当时双方协商的情况，口头约定，采取宽松的方式，将款项慢慢的归还。所以不同意浙能公司采取诉讼的办法要求立即归还，希望可以协商解决问题。关于担保，因最初签订还款协议的时候是没有担保的，因浙能公司的前身是浙江国信控股，在知道了亿富公司和董敬谋为威利公司欠财通证券的同类款项也有担保，所以浙能公司希望可以补一个担保，并且同意进行一个轮候的担保，所以在担保合同上是附有生效条件的。该担保合同因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之间的债权债务没有了结，所以担保合同没有生效，所以浙能公司也没有去办理质押登记。威利公司和浙能公司之间原本是不存在担保的。是应浙能公司的要求希望威利公司也能出具担保，所以明确需要在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了才可以有效，浙能公司也是同意的，所以浙能公司也就此没有去办理质押手续。所以很惊讶于浙能公司的起诉。亿富公司述称：亿富公司在为威利公司的还款协议进行担保，该担保的确是应浙能公司的要求补签的，并且在签订的过程中，浙能公司也是明确有一个前置的担保的，所以在担保合同的12条中明确约定了生效条件，约定担保合同的起始时间是威利公司还清财通证券的债务。所以亿富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的生效条件没有成就，故双方也没有办理股权质押手续。浙能公司认为是威利公司虚构了和财通证券的债权债务，这完全是臆测的。浙能公司没有事实依据要求亿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董敬谋未提交答辩意见。浙能公司提交的证据有：一：还款协议书（2007-7-10），证明：1、截至2007年7月10日，威利公司欠各方的债务为：（1）浙江国信投资168429167.08元本金，600830股票（未股改前）200.43元股及相关资金帐户（00×××78）内的余额。（2）浙江国信投资本金237.2万元及相应利息。（3）浙江信鸿本金20100805.77元。2、以上债权划归浙江国信控股后，威利公司与浙江国信控股签署了《还款协议书》。二：担保合同（2007-7-10）（原件），证明：1、2007年7月10日，亿富公司、董敬谋与浙江国信控股签订了《担保合同》。2、《担保合同》约定了亿富公司、董敬谋的担保方式、担保责任、担保范围、担保期间等。三：债权划转协议（2012-6-11）（原件），证明：2012年6月11日，浙江国信控股与浙能公司签署《债权划转协议》。四：债权转移通知书（复印件），2012年6月11日，浙江国信控股通知威利公司、亿富公司、董敬谋债权划转，浙江国信控股通知威利公司、亿富公司、董敬谋均以签收。五：还款协议书（2014-6-5）（原件），证明：1、2014年6月5日，就截至该日威利公司尚欠的161191794.78元债务，威利公司与浙能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两份，涉及金额分别为500万元和156191794.78元。2、156191794.78元的《还款协议书》约定，全部欠款于2020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其中自该协议生效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第一个还款期，以后每一个日历年度为一个还款期；如威利公司在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还款期内，未按该协议约定还款的，浙能公司可将威利公司的全部欠款视为已提前到期；并约定了逾期违约责任等。六：担保合同（2014-6-16）（原件），证明：1、2014年6月16日，亿富公司、董敬谋与浙能公司签订了《担保合同》。2、《担保合同》约定了担保方式、担保责任、担保范围、担保期间等。七：工商基本信息（原件），证明：案外人浙江国信控股、浙江国信投资、浙江信鸿的主体资格。八：威利公司2011、2012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来源于上海市黄浦区工商管理局，证明：从中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看出，威利公司自己向工商部门备案的材料中不显示对财通证券负有债务。用于证明，威利公司至今其实已不存在对财通证券的负债，担保合同已经生效。九：债权债务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十：招股说明书（附公证书）。十一：财通证券审计报告（附公证书）。共同证明，2006年到2014年，财通证券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债权均是对李国安的个人债权，从未提及威利公司。威利公司、亿富公司对上述证据一并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还款协议书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不是因双方有业务往来，存在借款关系。双方是不存在业务和借贷关系，是和除了浙江国信投资之外的其他公司存在合作的关系。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资金的亏损，所以威利公司就主动承担了，所以才出现了该还款协议。所以双方是不存在业务和借贷关系的。而最早协商的时候，虽愿意承担，但是在时间上是比较的充裕，是可以一直以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延期，而现在对方采取诉讼的方式是违背了当初的约定。并且，我方已经在慢慢履行义务，只是归还的比较慢。证据二：没有异议，该担保合同的13条有一个特别的约定，关于本案的合同效力问题。因浙能公司早就知道威利公司已经就担保的股权作出了担保，所以在两担保人撇除了财通证券的担保责任之后才生效。而至今，威利公司仍然还欠款财通证券款项。证据三、四：没有异议。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还款协议只是基于2007年和证据国信投资的还款协议，所以也是同样有相应背景的。证据六：同样，在与财通证券担保解除之前，该担保合同是不成效的。作为亿富公司，仍然没有将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之间的担保撤销，所以该担保合同没有生效。关于该约定，亿富公司当时是明确告知浙能公司，所以双方才设置了该生效条件。所以该担保合同没有生效。对证据七没有异议。对证据八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如果说浙能公司认为该证据上因没有记载和财通证券之间的债务是为了证明说明两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的话，那么也同样可以证明，威利公司和浙能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因为上面同样没有记载。这只是威利公司每年在年检报告上予以记载。对证据九，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威利公司提交的财通证券出具的说明和董敬谋出具的担保函，足以说明威利公司系财通证券的债务人，浙能公司与威利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证券业务产生，财通证券也是因为证券业务和威利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因此不可能李国安个人与浙能公司、财通证券形成证券业务合作。对证据十的招股说明书来源不清，和威利公司、亿富公司下载的内容不同。截止2016年12月31日，威利公司欠财通证券的债务尚没有还清，亿富公司和董敬谋的担保责任还没有解除，因此，亿富公司和董敬谋为威利公司担保的条件没有成就。在下城区相关诉讼中，浙能公司认为亿富公司没有办理股权质押，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与本案诉请存在矛盾。同样案由，同样事实出现不一样诉讼请求。对于证据十一，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假如作了公证，那么当初为何没有将威利公司也作为债务人，不清楚财通证券公司是如何考虑的。后面有详细说明，李国安代表了很多公司，其中就有威利公司。并且其中陈述为“约定由李国安承担”，并不是代表该债务就是李国安的。同时，有新的证据证明财通证券和威利公司的债务是存在的。威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确认书》，证明：浙能公司前身是浙江信鸿，与威利公司是投资关系，不是借款等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二：《关于归还股票和资金的确认函》，证明：浙能公司和威利公司的主要合作形式和内容，与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的合作形式是一致的，不可能是李国安个人形成的。证据三：会谈纪要，证明：李国安的签名代表威利公司而非个人。证据四：《关于对嵩县丰源钼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查的特别说明》，证明：2009年浙能公司委托律师进行尽职调查，律师也确认担保形式未质押且需在威利公司归还财通证券债务后，担保才生效。证据五：承诺书，证明：担保方承诺担保的前置条件。亿富公司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由财通证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亿富公司和董敬谋作为股东的责任到现在还没有解除，所以担保合同还没有生效。证据二：担保函（原件），证明：担保人同意自己的股权为威利公司和李国安对财通证券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威利公司、亿富公司共同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复函，证明：2009年6月4日，财通证券给威利公司和李国安回函反映出威利公司是财通证券的债务人，复函中明确要求亿富公司和董敬谋出具书面承诺担保，这与财通证券出具的《担保函》完全吻合。证据二：招股说明书选摘，证明：该说明书第十五项其他重要事项内明确威利公司和李国安一并承担对该公司的还款义务，截止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应收李国安等的债权余额为243113193.45元，说明亿富公司和浙能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条件未成就。证据三：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明：浙能公司在下城法院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变更了诉讼请求，和本案的情况都是类似的。证据四：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之间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浙能公司对威利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首先该5份证据并非一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也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一来源不清，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从内容来看也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内容不明确，不能依据确认书中提及双方曾经签署的合同中存在一份名为合作协议而内容不明的协议就确认浙江信鸿与威利公司之间是合作管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威利公司对于案涉债务已经多次确认，不能否认《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浙能公司和威利公司之间的合作模式，以及这种合作模式与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的合作是一致的。威利公司向浙能公司归还股票、还款的行为也无法达到财通证券债务并非李国安个人形成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年代久远，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李国安系威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会谈纪要上签名代表威利公司，不能证明李国安在其他文件中的签名均是代表威利公司，该会谈纪要还进一步证明了威利公司占用股票、占用资金形成案涉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对证据四的三性也有异议，这也只能证明某律师对于相关合同条文的理解，与待证事实无关。需要说明的是，该特别说明记载了债务人及相关方对律师、会计师尽职调查的不配合，从而使得律师、会计师对财通证券的债务人到底是威利公司还是李国安个人未提出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威利公司未向法庭提供其对财通证券存有负债的直接证据。目前证据显示，财通证券的债务人是李国安。本案《担保合同》签署之日，并不存在威利公司对财通证券的债务。对证据五的三性也均有异议。对于亿富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一并质证,从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情况说明并没有负责人、制作人的签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亿富公司在下城法院开庭的过程中也提交的类似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内容与浙能公司之前了解到情况不一致。所以浙能公司在下城法院开庭后已经多次与财通证券进行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财通证券对情况说明以及担保函复印件的出具过程讳莫如深，同时，财通证券始终无法出具威利公司与财通证券之间的债权债务协议，仅仅能看到李国安个人与财通证券之间的相关协议。而且，威利公司如其所述对财通证券如果存在债务的话，威利公司就会存在债权债务的相关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威利公司并没有提交。所以请求法庭责令威利公司提交其持有的与财通证券的债权债务协议。否则不应当认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对于威利公司和亿富公司共同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首先，对复函真实性不认可。浙能公司并非该《复函》所涉的任何一方当事人，财通证券的章是盖在了第二页，假使该章是真实的，那么第一页的真实性也是不认可的。而第一页就是表述为“威利公司与李国安是并列债务人”，所以对该内容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2、从该《复函》所述内容来看，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在无其他证据（如债权债务协议、还款凭证等）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复函》所述内容不能证明目前威利公司与李国安对财通证券共同负有债务。认定上述债务存在的最直接证据应当是该三方签署的协议，以及威利公司、李国安向财通证券还款的凭证等。如果威利公司是债务人之一，那么其应当持有与财通证券签订的债权债务协议，以及还款凭证等直接证据，但威利公司至今不向法庭提供上述证据，而仅是凭借亿富公司提交的财通证券《情况说明》、担保函以及该份《复函》等间接证据来证明所谓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这一点不符合常理。即便复函真实，文义含糊不清，主债务人是谁，履行期限是否届满，担保责任类型等都不清楚，该复函内容仅能反映各方就调整还款计划和要求进行磋商，不能证明亿富公司、董敬谋对威利公司向财通证券承担担保责任。结合财通证券《首次公开发型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为本公司对李国安的债权，该债务也是李国安个人对财通证券的负债。复函和担保函之间无必然联系，两份文件之间相差4年，担保函并非对复函的回应。对于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财通证券2015年9月15日上报的招股说明书对于债权的表述为对李国安的债权，在2017年3月31日的版本对于债权的表述为李国安等债权，威利公司系李国安的关联公司，根据相关担保函及补充协议，和李国安一并承担还款义务。两份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均是真实的，之所以变更是源自2015年9月后各方签署的文件、协议，即最早在2015年9月后，威利公司才根据相关担保函即补充协议，和李国安一并承担还款义务。由此可见，2014年6月，亿富公司、董敬谋签署《担保合同》时所描述的合同生效限制性条件，在2014年6月当时是不存在的，《担保合同》自各方签署时，即成立且生效。对于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当事人在另外案件中如果主张诉讼请求与本案应当查明的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不能证明威利公司是财通证券的债务人。所有的结算业务申请书注明的附加信息大部分为划款，另外三份是货款，并没有还款、还欠款等表述。所以这只能证明威利公司向财通证券支付了款项，但是不能证明是债务人。威利公司若真如其所称系财通证券的债务人，其应当持有与财通证券的债权债务协议，至今未向法庭提交，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威利公司和亿富公司相互间就对方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董敬谋没有提交证据，也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一、浙能公司提交的证据：浙能公司提交的相关合同有相关当事人的签名或签章，《债权债务和解协议的补充协议》在亿富公司自己举证的《担保函》中也予以认可，并无证据推翻上述签名或签章的真实性，有关工商信息及年检报告系从相关职能主管部门获取，招股说明书及年度报告也经过公证，因此，对浙能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评判；二、威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确认书系2006年3月3日由威利公司和浙江信鸿签订的，从中无法得出本案债务由此产生，鉴于之后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的《还款协议书》且对案涉债务并无异议，故该确认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系浙江国信控股和威利公司之间的确认函，也无法得出财通证券和威利公司也有同样的合作形式和内容。证据三中李国安签名和其是否在其他场合必然代表威利公司无关。证据四系律师事务所在2009年3月28日在相关尽职调查报告中就有关问题进行的说明，与本案目前相关责任的认定并无直接关联。本案相关担保责任的认定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证据五反映的是亿富公司、董敬谋给威利公司、李国安担保的情况，其在本案相关担保责任的认定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三、亿富公司提交的证据：该证据反映的是亿富公司、董敬谋为威利公司、李国安担保的情况，同样，有关本案担保责任的认定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四、威利公司、亿富公司共同提交的证据：证据一、二反映出的威利公司是否系财通证券债务人以及相应债务是否还清的问题将在本院认为中一并予以评判。证据三和本案无关。证据四反映出的威利公司和财通证券之间存在款项往来，有的标注划款，有的标注货款，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也将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10日，浙江国信控股与威利公司于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约定，截至2007年7月10日，威利公司欠浙江国信投资168429167.08元本金、600830股票（未股改前）200.43万股及相关资金账户（00×××78）内的余额未归还；另威利公司尚欠浙江国信投资本金237.2万元及相应利息；威利公司欠浙江信鸿本金3010080577元。根据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浙江国信投资与浙江信鸿对威利公司的债权全部划归浙江国信控股所有。浙江国信控股与威利公司对上述债权债务予以确认，威利公司承诺2007年12月31日前归还浙江国信控股550万元，2008年至2012年每年12月31日前归还不少于2000万元，余款在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对于600830的股票200.43万股（股改后为3327138股），威利公司承诺在2007年12月31日前解除该股票的质押，解除时间最迟不超过2008年9月30日，同日，董敬谋、亿富公司与浙江国信控股签署了《担保合同》一份约定，董敬谋将其持有的麒麟公司的25%股权为威利公司对乙方浙江国信控股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亿富公司将其持有的麒麟公司的70%股权为威利公司对浙江国信控股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债务、利息、浙江国信控股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担保期间至威利公司最后一笔债务履行结束。2012年6月11日，浙能公司与浙江国信控股签订了《关于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划转协议》，浙江国信控股将其在2007年7月10日《还款协议书》项下对威利公司拥有的剩余164691794.78元债权划转给浙能公司。浙江国信控股已就该债权划转事项及时通知了威利公司、董敬谋和亿富公司并得到确认。浙能公司承继的债权后，经多次催讨，截至2014年6月5日，威利公司尚欠161191794.78元债务未偿还。双方遂于该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15号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两份。以上威利公司的161191794.78元债务，拆分为500万元与156191794.78元两部分，分别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在156191794.78元部分的《还款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全部欠款于2020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其中自该协议生效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第一个还款期，以后每一个日历年度为一个还款期，共计七个还款期；每一个还款期内，威利公司偿还不少于2000万元的欠款；如威利公司在第一个或第二个还款期内，未按该协议第二条约定金额还款也未按第三条约定金额还款的，浙能公司可将威利公司的全部欠款视为已提前到期；自2016年开始，如威利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则应就逾期未付款项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浙能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另约定争议管辖法院为“本协议签订地法院”。2014年6月16日，董敬谋、亿富公司也与浙能公司签署了《担保合同》一份，约定：董敬谋将其持有的麒麟公司的25%股权为威利公司）对浙能公司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亿富公司将其持有的麒麟公司的70%股权为威利公司）对浙能公司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债务、违约金、浙能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担保期间至威利公司“最后一笔债务履行结束”。该《担保合同》所对应的债务为2014年6月5日签订的两份《还款协议书》项下全部债务。同时，还约定，由于浙能公司已经知晓董敬谋、亿富公司为威利公司对财通公司所欠债务进行担保，所以该《担保合同》的生效期为威利公司已经全部偿还其对财通证券的欠款开始，至浙能公司偿还所有债务后终止。2014年6月5日后，威利公司就156191794.78元部分的《还款协议书》未向浙能公司偿还任何款项，经浙能公司多次催讨，威利公司均以各种借口拖延，董敬谋、亿富公司也未履行担保义务。浙能公司现就2014年6月5日签订的156191794.78元的《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债权提起诉讼。还查明，威利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财通证券2006年至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中均未反映出威利公司对财通证券存在没有清偿的债务。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于欠债事实并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担保合同是否生效，董敬谋和亿富公司是否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综合比较双方就威利公司对财通证券是否还存在未清偿债务提供的证据，从工商行政部门调取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经过公证的招股说明书和企业年度报告证明力大于仅有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函件等证据，威利公司、亿富公司现就威利公司仍对财通证券存有债务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经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威利公司、财通证券的财务状况；其次，关于《担保合同》中生效期为威利公司全部偿还财通证券欠款开始、至威利公司偿还所有债务后终止的约定。该约定双方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对担保合同生效附期限，而不是附条件，因为该约定是双方对担保合同生效期的约定，而不是对是否担保进行约定。期限是将来一定会到来的，也即担保方在期限届至时必须提供担保义务。但如果威利公司一直不向财通证券付款或威利公司因破产等原因致还款不能，则担保生效期将一直无法确定，债权人将一直不能向担保方主张权利，《担保合同》的签订的目的将永远无法实现，这显然不符合双方的本意。因此，应将《担保合同》理解为附生效期限的担保合同。自《担保合同》签订至今已达三年以上，并无证据证明威利公司对于其所称欠财通证券的债务进行适当履行，故威利公司、亿富公司现以威利公司尚欠财通证券债务未清偿为由认为担保合同没有生效依据不足。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未办理出质登记不影响相应质押合同的效力。本案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担保合同》表明担保人同意以质押的实现方式来清偿债权，该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应出质的股权实际并未办理出质登记手续，质权依法不能认定已设立，在此情况下，债权人请求出质人在质物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义务属于债权主张的范畴，由当事人设定质押的意思表示所决定，出质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出质人在质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质上属于担保人依照质押合同承担的担保义务，应予支持。对于浙能公司本案中要求董敬谋、亿富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出质股权价值范围内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浙江浙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款项156191794.78元及利息7757169.21元。二、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浙江浙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3667083.8元（暂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7月15日止，此后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三、董敬谋在其持有的北京麒麟德丰投资有限公司25%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北京亿富商贸有限公司在其持有的北京麒麟德丰投资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98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敬谋、北京亿富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瞿 静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赵 魁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