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33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488号。负责人：易琴，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瑛，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娟，女，197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巍，男，���娟之夫，197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高真，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康丽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江新路79号。法定代表人：袁崇焕，董事长。原审被告：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云林街31号中环大厦A座3楼。法定代表人：徐波，董事长。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江汉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徐娟，原审被告武汉康丽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丽服饰公司）、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信担保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民撤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行江汉支行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民撤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徐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徐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交行江汉支行与被告康丽服饰公司的贷款关系是成立的，但是，被告交行江汉支行与被告奥信担保公司对上述债务的质押担保，其质权因保证金存入不足而不成立”事实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的质权已合法设立，且没有担保物权消灭事由发生，一审法院以“贷款到期后双方又没有签订债务展期后质押合同，不符合双方质押担保合作条件”为由，判定上诉人不享有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未进行审核认定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行为明显属于程序违法。徐娟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天安支行开立的账户，是一般性普通存款账户，不是保证金担保账户，更不是特定化的担保专户；而是一个混同的账户，该账户并没有特定化。因此，本案的质押担保行为并没有生效，上诉人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二、保证金并没有出质。三、《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到期后，上诉人与奥信担保公司没有签订相应的展期合同，其行为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徐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交行江汉支行诉讼请求；2、交行江汉支行、康丽服饰公司与奥信担保公司共同支付诉讼费及徐娟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和理由：徐��与奥信担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徐娟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该院于2015年4月22日冻结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江汉支行所设账户421860035708130000413账上存款320万元。该案经审理后，上述法院于同年6月3日作出（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077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奥信担保公司应偿付徐娟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迟延履行利息等。奥信担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一审判决。同年9月20日，徐娟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同年10月10日，交行江汉支行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又向该法院起诉被告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并故意隐瞒徐娟已申请强制执行的事实，请求法院判令交行江汉支行对奥信担保公司在其银行所设账户421860035708130000413账上存款金额享有质权（该存款为徐娟执行标��）。2015年11月30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交行江汉支行的诉讼请求。徐娟认为，交行江汉支行明知徐娟与申请查封、冻结、扣划上述账户上存款2157527.50元有利害关系，故意不将徐娟列为案件第三人，交行江汉支行隐瞒真相、提供虚假证据、恶意串通诉讼，导致（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徐娟合法权益。为维护徐娟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徐娟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娟为与奥信担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至法院，徐娟诉称，2015年3月22日，徐娟与奥信担保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奥信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徐娟借款200万元，期限2个月，同年3月22日至同年5月21日，利率为月2.5%，按月付息，到期归还本金。徐娟支付200万元��款后，因奥信担保公司不能支付利息、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等因素，徐娟提起借款合同诉讼。案经法院审理，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同年6月3日以（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07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奥信担保公司偿付徐娟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奥信担保公司不服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诉讼中，徐娟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根据当事人申请，法院以（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07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奥信担保公司银行存款220万元或同等价值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同年4月22日，法院冻结了奥信担保公司在交通银行武汉天安支行421860035708130000413账户存款320万元，后法院作出（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772-1号裁定书，解除上述查封中的100万元（实际未解封）。同年9月20日，徐娟向法院申请执行，同年10月10日，��院将上述账户上已经冻结的2157527.50元扣划至法院扣款专户帐户上。交行江汉支行书面向法院提出异议，认为上述款项系保证金账户款项，应将该款返还至保证金账户上。法院遂将上述资金返还至该账户并冻结。2016年1月28日，法院以（2016）鄂0103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交行江汉支行的异议。2015年8月21日，交行江汉支行作原告，以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康丽服饰公司立即偿还交行江汉支行借款2152063.42元及利息21314.39元、奥信担保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交行江汉支行对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天安支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户（421860035708130000413）中的保证金6316841.09元享有质权，并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案经法院审理，法院2015年12月30日以（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10日内康丽服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偿还借款2152063.42元；二、康丽服饰公司向被告交行江汉支行支付借款利息21314.39元；三、奥信担保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四、如康丽服饰公司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还款义务，则交行江汉支行有权对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武汉天安支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户（账号为：421860035708130000413）中的保证金6316841.09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徐娟认为，上述第01833号民事案件诉讼中，因交行江汉支行的行为，导致该案件判决错误，侵害了徐娟合法权益，遂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另查明，2014年3月10日，交行湖北省分行与奥信担保公司签订《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奥信担保公司为交行湖北省分行与其所有债务人发生的全部授信业务合作项下主债权（企业法人或者自然人申请的贷款等授信业务）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的范围包括双方签署的《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及《保证金合同》中所指的所有主债务人。交行江汉支行为主办行，奥信担保公司基础保证金专户账户：421860035708130000413，交行湖北省分行下设全部支行可与奥信担保公司开展担保类业务，范围包括小企业。在担保业务开展之前，奥信担保公司存入基础保证金1000万元。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湖北省分行的全部被担保债权的保证责任解除前，未经交行湖北省分行同意不得提取基础保证金。在双方启动担保类授信合作业务后，奥信担保公司应针对小企业及个人经营性业务存入比例保证金。比例保证金按每笔业务金额的10%逐笔存入其在交行湖北省分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并签署相应的保证金合同。合作条件：单笔主合同余额控制在1000万元以内；奥信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逐笔签署相应的担保合同。协议期限2年，协议项下具体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与��务合同不一致的，以业务合同为准，没有约定的适用本协议。2014年3月25日，康丽服饰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康丽服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500万元，贷款仅用于采购布匹，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为2015年3月25日，利率按1年期基准利率上浮40%，每季末月的20日结息。双方约定了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及违约条款。同日，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奥信担保公司愿意为实现上述贷款主合同项下的500万元本金及具体事项约定提供连带保证，以自身名义履行本合同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上述债务人未按时偿还债务，保证人无条件向债权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债务，保证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年3月26日，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质权人为交行江汉支行，出质人为被告奥信担保公司，鉴于双方已经签署《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奥信担保公司愿意为该协议项下所有授信业务同时和分别提供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奥信担保公司同意为交行江汉支行与康丽服饰公司签订的上述授信业务合同提供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特订立质押担保合同，本合同独立于双方已经和将要签订的其他质押担保合同。基础保证金账户是指出质人在质权人处开立的特定保证金账户;出质标的为基础保证金账户中的全部保证金，本合同项目下的保证金为全部债务人在质权人的全部债务同时和分别提供质押担保。质权人授权交行天安支行为保管行，代为占有及保管质物，出质人在保管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号为421860035708130000413，首次存入保证金1000万元，在全部合同所有债务未得到全部清偿前，未经质权人书面同意，出质人不得动用。保证金余额最低为1000万元，因合作合同和本合同扣划后，出质人5个工作日补充相应保证金。双方约定了保证条款，因奥信担保公司原因致使质权未设立、无效或部分无效、未实现或部分未实现，奥信担保公司应对债务人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出质人保证的最高债权额为500万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合同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质权人有直接扣划权利，合同经质权人、出质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上述贷款期限到期后，2015年3月25日，交行江汉支行、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三方签订《展期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本合同是对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债权人、债务人和担保人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的约定执行。担保人继续为债务人的展期债务提供担保；原担保合同提供抵/质押（含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担保人应及时办理抵/质财产的续保险手续，并在办妥后立即将相应的凭证正本交债权人保管。原担保合同提供保证（含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担保人继续为债务人的展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展期后到期日起两年。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原合同是指编号A101131403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担保合同是指保A1011314031《保证合同》、保证金A1011314031《保证金合同》，在下两行字中间加有不同笔迹的：��础保证金A1011314031《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债权人同意按本合同约定对原合同项下相应的《借款凭证》/《银行凭证》/《额度使用申请书》所对应债务进行展期。500万元从2015年3月26日展期到同年7月26日，约定了展期利率等事项。合同最后有三方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及签名，但是奥信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波否定了协议上的徐波签名。同年3月25日，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保展A1011314031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为保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订合同全部债权的实现，奥信担保公司愿意以自身名义为康丽服饰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的展A1011314031《展期合同》提供合同约定连带保证。审理中，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基础保证金账号：421860035708130000413的2012年6月26日-2015年7月7日的银行流水账目，该账目显示：2014年3月25日收50万元、50万元、500万元、付50万元、收80万元、付20万元。之后，直至2015年3月25日上述账户也无100万元以上的交易流水。本案审理中，徐娟申请对《展期合同》中有关加写的字样及签名进行笔迹真伪和形成年份鉴定，因在规定的时间内徐娟不能提供鉴定样材，和关联性不紧密因素，法院依法不予照准。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有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出，法院2015年6月3日作出生效的（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077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奥信担保公司应偿付徐娟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迟延履行利息。上述案件审理中，同年的4月22日，法院对被告奥信担保公司账户421860065708130000413上的资金320万元予以冻结。同年8月21日，交行江汉支行作原告起诉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请求法院判决康丽服饰公司立即偿还交行江汉支行借款2152063.42元及利息21314.39元；奥信担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交行江汉支行对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武汉天安支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户（421860035708130000413）中的保证金6316841.09元享有质权，交行江汉支行对该保证金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同年12月30日以（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交行江汉支行的上述请求。同年10月10日，根据徐娟的执行申请，法院将上述冻结的款项扣划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交行江汉支行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异议，法院作出了相应裁定，交行江汉支行也提起了相应诉讼。由此可以认定，本案徐娟与（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结果有���律上利害关系，徐娟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该案诉讼，因此，徐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适格。2014年3月26日，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签订《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该合同独立于上述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已经和将要签订的其他质押合同，奥信担保公司愿意为康丽服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借款500万元提供基础保证金账户号421860035708130000413专户中资金质押担保，并约定首次存入保证金1000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奥信担保公司还应存入比例保证金50万元。从上述基础保证金账户流水认定，该账户是一个混同担保专户，此次合同是双方的一个新的民事行为，与之前和之后的质押进行了区别。证据证明，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3月25日期间，奥信担保公司存入保证金严重不足，依照法律规定，质押权��担保物权范畴，物权法定原则，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从上述流水账目记载载明，奥信担保公司因保证金存入不足，导致该质权不完全成立，质押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保证条款事实出现，应适用债务最高额保证担保条款。根据《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条件，奥信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应逐笔按交行江汉支行要求签署相应的担保合同。康丽服饰公司借款到期后，2015年3月25日，交行江汉支行、奥信担保公司、康丽服饰公司签订了《展期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原担保合同提供抵/质押（含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担保人应及时办理抵/质押财产的续保险手续。上述事实表明，借款合同到期前的关系中有关的合同有3个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合同到期后展期中的借款关系只有《展期合同》、《��证合同》，而没有相应的《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法律对质押期限有相应规定，本案当事人对质权的实现进行了约定，即“逐笔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贷款到期后，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没有签订相应质押担保合同，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押担保合作条件。综上所述，交行江汉支行与康丽服饰公司的贷款关系是成立的，但是，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对上述债务的质押担保，其质权因保证金存入不足而不成立。加之贷款到期后双方又没有签订债务展期后质押合同，不符合双方质押担保合作条件。因此，（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判决主文中第四项内容错误应予撤销，原判决书内容未改变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徐娟的上述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放弃了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的规定，判决:撤销（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主文中第四项的判决即“如被告武汉康丽服饰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则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有权对被告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天安支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户（账号为：421860035708130000413）中的保证金6316841.09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一审案件受理费12094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武汉康丽服饰有限公司、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此款徐娟已预付法院，应付部分应随同上述应付款一并支付徐娟）。二审中，交行江汉支行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由2012年6月20日的《零售业务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2012年6月14日的保证金账户管理申请表、开户《业务受理通知书》及2012年6月26日的《交通银行转账支票》、《银行进账单》、保证金存入《业务受理通知书》、《交通银行收款通知书》组成，拟证明2012年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建立担保业务合作，协议有效期两年。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开立保证金专户，并依合同约定存入基础保证金500万元。第二组证据由2014年3月10日的《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及2014年3月25日的《交通银行转账支票》、《银行进账单》、保证金存入《业务受理通知书》、《交通银行收款通知书》组成，拟证明2014年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建立担保业务合作条件发生变化，双方重新签订《担保类授信合作协议》，奥信担保公司再次存入基础保证金500万元。截至2014年3月25日，保证金专户账户中基础保证金1000万元已存入到位。第三组证据由2015年8月18日的诉讼费用专用票据两份、2015年9月28日的《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两份、2015年10月10日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两份、2015年10月20日的退还扣划保证金《申请》两份、2015年12月9日的《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及2015年12月11日的《执行异议申请书》组成，拟证明交行江汉支行没有进行虚假诉讼，也未对徐娟隐瞒事实真相和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扣划保证金的具体经过。第四组证据由2014年3月25日的《交通银行转账支���》、《银行进账单》、《业务受理通知书》两份、《保证金款项处理通知书》、《保证金合同》及保证金存入《收款通知书》组成，拟证明交行江汉支行为康丽服饰公司发放500万元贷款时，奥信担保公司依照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的《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存入50万元的比例保证金，奥信担保公司在交行江汉支行开立的保证金专户中的每一笔资金都是有明确业务对应关系的。徐娟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对《零售业务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业务受理通知书》等并不是全套的资料，保证金业务受理应区别于普通账户的业务受理。《银行进账单》是复印件，如有原件，认可其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对《担保类授信业务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于2014年3月10日签署，有徐波签名是符合常理的，没有徐波签名就应认为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有虚假的嫌疑。《交通银行转账支票》等系复印件，如果有原件，认可其真实性，但双方有业务往来肯定是有凭证的。第三组证据中，法院扣划该账户发生在2015年9月28日，但徐娟2015年4月22日查询到该账户余额达1829万余元，徐娟只查封了其中500余万元。在2015年7月7日，交行江汉支行将没有冻结的款项都划走了，只留下600多万元。而且该账户之后还有500余万元的进账，这就是交行江汉支行到拒不提供全部账户流水的原因。对《执行异议申请书》，徐娟予以认可。对退还扣划保证金《申请》，徐娟没有异议。对2015年12月9日的《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徐娟认可。对交行江汉支行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徐娟不认可。第四组证据中，《交通银行转账支票》发生在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天安支行之间，与交行江汉支行无关，而且上书保证金有效期一年，该保证金约定只在银行与奥信担保公司之间有效，无法对抗第三人。《银行进账单》、《业务受理通知书》与《收款通知书》均发生在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天安支行之间，不能对抗第三人，反而印证该账户为一般缴存户，不是保证金账户。《保证金款项处理通知书》存在虚假嫌疑。《保证金合同》提交超过举证期，不属于新证据，不具备证据效力，且徐娟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四组证据反而证明0413账户为混同账户，主体出现混同，资金混同，且银行对账户资金随意扣划，交行江汉支行与奥信担保公司的保证金约定对外不具效力。康丽服饰公司、奥信担保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经质证，本院对第一组及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第一组证据能证明，2012年6月26日，奥信担保公司向���款人为“交行保证金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缴存户”的0413账户转入500万元；第二组证据能证明，2014年3月25日，奥信担保公司向同一收款人同一账户转入500万元。根据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的第三条约定“出质人……首次存入保证金（币种）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交行江汉支行与徐娟对“首次存入”理解不一，徐娟认为“首次存入”应指一次性存入达1000万元，但结合该合同条款约定的上下文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本院认为该账户的使用应认定为具有存续性、继承性，在2014年3月25日时，奥信担保公司向合同约定的账户转入500万元，该款与2012年6月26日的500万元相加，可以认定奥信担保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存入款项首次达到1000万元。因此，本院对交行江汉支行二审提交的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予以采信。第三���证据，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该组证据是对0413账户冻结扣划及交行江汉支行提出异议等过程细节化的证明，但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重点在于审查作为判决第三人的徐娟，该判决是否内容错误、是否损害其民事权益，而交行江汉支行是否在该判决中隐瞒事实不是导致判决内容错误的必然原因，故本院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四组证据证明奥信担保公司依其与交行江汉支行于2014年3月25日的《保证金合同》（编号：保证金A101B14031）第二条约定，向0413账户存入50万元保证金，本院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反映0413账户的资金变动情况，故虽然该组证据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但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徐娟、康丽服饰公司及奥信担保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3月25日，交行江汉支行、康丽服饰公司与奥信担保公司签订《展期合同》，合同第4.2条约定“原担保合同”是指编号为保A101B14031的保证合同与保证金A101B14031的保证金合同，编号后内容为手写，且两份合同编号上下排列；合同第五条债权人同意按本合同约定对原合同项下相应的《借款凭证》/《银行凭证》/《额度使用申请书》/《基础保证金101B14031》/《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所对应债务进行展期，其中《基础保证金101B14031》/《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为手写。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徐娟在通过法院执行程序实现其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的过程中，交行江汉支行亦依另一生效判决确定的其对执行账户中6316841.09元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交行江汉支行对法院依徐娟申请启动的执行程序提出异议，致徐娟的期待利益无法实现，由此徐娟认为（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833号判决主文第四项存在错误，侵犯其权益，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交行江汉支行是否对0413账户中的6316841.09元款项享有质押权从而拥有优先受偿权，即，第一，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是否存在质押关系；第二，案涉质权是否设立。关于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是否存在质押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有《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出质标的、保证金账户、出质人的义务、质权的实现及扣划约定等条款。徐娟称，展期合同无徐波本人签名且展期合同更改处没有三方签字盖章，故《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到期后，应视为奥信担保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之间没有质押合同。本院认为，从当事人之间的多份合同来看，合同均有手写部分，且手写的相关条款，有的涉及合同主义务，如贷款金额，这些条款均未另行由当事人签字盖章，且奥信担保公司的徐波并未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因此，本院认可展期合同的真实性。即使展期合同缺乏相关要件而未成立，根据2014年3月25日双方签订的《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9.4条“……保证期间分别计算，每期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质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该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质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的约定，交行江汉支行亦享有在保证期间内主张质权的权利基础。关于案涉质权是否设立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的规定，交付行为应被视为设立动产质押的生效条件。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不同于不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第三条保证金账户约定：“质权人授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汉天安支行代为占有及保管质物，出质人在保管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户账号为421860035708130000413，首次存入保证金（币种）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保证金自存入之日起即转移为质权人占有。在全部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未得到全部清偿前，未经质权人书面同意，出质人不得动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保证金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交行江汉支行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在2014年3月25日时，奥信担保公司向合同约定的账户转入500万元，该款与2012年6月26日的500万元相加，可以认定奥信担保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存入款项1000万元。该款项以特户形式特定化，并转移由交行江汉支行占有，奥信担保公司未经交行江汉支行同意不得动用款项。交行江汉支行委托交行天安支行保管该款项，但交行江汉支行作为质权人，取得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徐娟称，针对不同客户或同一客户的不同事项，交行江汉支行均以0413账户为指定账户，故该账户为混同担保账户，该账户没有特定化。本院认为，0413账户名称为“交行保证金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缴存户”，��名称上确定了其为“保证金”账户，该账户未作日常结算使用，其账目往来为奥信投资公司缴纳保证金或承担担保责任。且《基础保证金质押担保合同》第二条出质标的约定“出质人提供的质押财产为其基础保证金账户中的全部保证金（含补充保证金）”，因此，可以认定0413账户上的款项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综上所述，交行江汉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民撤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娟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4元，由徐娟负担。一审案件��理费12094元，由徐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捷审判员 晏  明审判员 万  军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