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南滋，女，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胜，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如燕，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东山，男，196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旷怡，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覃世华，男，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胜，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南滋因与被上诉人汪东山、原审被告覃世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邹迎晖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汪东山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蒋南滋、覃世华偿还借款29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间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蒋南滋、覃世华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汪东山与蒋南滋曾是同事关系。蒋南滋、覃世华是夫妻关系，两人于1996年8月13日登记结婚。2012年8月13日，汪东山向蒋南滋转账支付300000元。2015年6月3日，覃世华向汪东山转账支付10000元。汪东山主张上述300000元是蒋南滋向其所借款项，上述10000元是清偿借款本金。蒋南滋、覃世华不予认可，主张上述300000元是清偿此前借款，上述10000元是路费。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蒋南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东山清偿借款290000元；二、蒋南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东山支付利息（以290000元以基数，从2019年6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三、驳回汪东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25元，由蒋南滋负担。判后，上诉人蒋南滋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汪东山的全部诉讼请求，蒋南滋无需向汪东山清楚借款290000元及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汪东山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30万元的银行流水非借款，而是汪东山偿还2004年-2008年期间出借的借款。双方曾在瑞富家私厂共事不到一年，且双方是老乡，汪东山对蒋南滋颇为照顾，蒋南滋一直存有感恩之心，故在2003年时汪东山创业开工厂，向蒋南滋借2万元，后来陆续又借款好几次，都是2-3万元的小额借款，合计约30万元，以现金交易为主，并有欠条或者借条。由于2008年蒋南滋回老家，向汪东山催款，其后几年均有催促还款。2012年8月13日，汪东山将之前借款本息全部还清，蒋南滋便将借款相关的欠条随即归还给汪东山，之后再无联系。直至2015年汪东山电话联系蒋南滋的丈夫覃世华，声称其与蒋南滋有经济纠纷，还有一些款项需要给付，要求覃世华替蒋南滋支付。覃世华欲弄清双方的经济关系和事情经过，故告知汪东山来南通一趟把账目和事情说清楚。但汪东山哭诉其公司破产、老婆自杀、儿子离家出走、女儿年幼无人管，没有路费、不能远行。于是，覃世华向汪东山转账一万元，让他安置好孩子再来南通把事情解决。至此，汪东山再也没有任何回应。且在汪东山提交的证据中，在开庭时短信记录未提供原件核查，且蒋南滋也提交了“移动网上营业厅《短信详单》”证明覃世华在2019年4月27日根本没有收到催促还款的短信。另外，汪东山根本就是在编造事实，按照汪东山的说法，双方一直没有联系，为何在时隔近九年的2012年，汪东山怎会突然一次性将30万元大额款项出借给蒋南滋?并且没有要求出具任何字据，也没有在转账备注中注明“借款”，同时多年来也不进行催讨，双方如此信任?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其次，汪东山声称2012年蒋南滋向其借款是为了开办汽车配件公司，然而蒋南滋夫妇一直在南通工作，从未开办过汽车配件公司。因此，汪东山根本就是在针对银行转账记录编造事实，恶意损害蒋南滋的权益，谋取不法之利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仅凭转账记录就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明确要求出借人应该提供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非仅仅是转账事实，仅有转账事实不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汪东山应该提供证据以证明借贷关系而非仅仅是转账事实的存在，然一审判决仅凭转账记录和未经核对且伪造的短信记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要求蒋南滋偿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然一审判决蒋南滋需向汪东山支付利息明显没有依据。3.退一步讲，即使借款事实真实存在，现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汪东山的诉讼请求。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假设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纠纷，汪东山在诉状中称“此后几年，原告曾向被告催讨还款，起初被告称周转困难，希望延缓，有能力时肯定会慢慢还”可见，据汪东山的陈述，自其转账后，其一直都有行使他的权利催促还款，因此，本案应适用二年或三年的诉讼时效，而不是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再者，汪东山主张2015年6月3日覃世华给其转账的一笔是还款，截止汪东山起诉之日，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应驳回汪东山的诉讼请求。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汪东山答辩称：一审判决确认30万元属于借款正确，应予维持。蒋南滋为了否认借款，编造了2004年至2008年间多次向其“借款”现金30万元等谎言，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说法。汪东山大约2002年至2003年间在东莞瑞富家私厂任高管，经手招聘了同是湖北老乡的蒋南滋，对其颇为照顾，双方关系较好，相处融洽，共事大约一年，蒋南滋离开该公司，去到顺德中泰家具公司任厂长，成为职业经理人，年薪15万元。约一年后，又受聘担任广州丽江椅业有限公司厂长，年薪20万元10％分红，直至2008年11月，年收入20万至80万元不等。此后广州丽江椅业有限公司股东广州市丽驰投资公司（22%）、吴新华（33%）、汪东山（45％）三方合股开办广州市丽山公共座椅有限公司至今。所以，2004年起至2008年因创业需向蒋南滋借款不是事实，至2008年底才开始创业，根本无需要向他人借款，更何况蒋南滋属于工薪阶层，岂有可能借出30万元。2012年8月初，蒋南滋QQ、电话中说起准备和老公在江苏南通开办汽配门市部，需要借款30万元，汪东山对其一直存有好感，较为信任，所以约一个星期后，即8月13日通过银行汇款30万元给蒋南滋。因法律意识不强，借出时没有要求先立下借条，写明利息、用途、还款时间，更想不到要求提供担保，事后也没有听到对方明确表态说不还钱，更没听到对方30万元是还“之前借款”的说法，所以也没有太在意催还款的事宜。大约2015年5月份，汪东山的朋友去南通办事，说帮看看对方情况，后来回复说找到蒋南滋夫妻，按对方经济状况估计暂时无能为力归还，但对方并不否认借款的事实，说有能力慢慢还。2015年6月，覃世华通过银行还款1万元。汪东山更加相信他们不会赖账。由于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蒋南滋从来没有明确提出不认账，所以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20年期限。同时，蒋南滋已无偿使用资金多年，从公平性以及司法应鼓励和倡导的社会价值的角度，也更应保护债权人对合法债权的权利主张，而不是去支持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关于利息问题，由于没有约定利息，一审判决自起诉之日计收利息的主张是合理合法的。至于诉讼过程中，就利息计算标准出现调整，同意按新的标准计算。综上，一审判决主持公道，依法判决还本付息，二审法院维持，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蒋南滋与汪东山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汪东山提起本案诉讼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如果蒋南滋应偿还款项给汪东山的话，是否需计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汪东山提供转账凭证证实于2012年8月13日向蒋南滋转款300000元，蒋南滋确认收到该款，但抗辩是汪东山清偿此前向蒋南滋所借款项，则蒋南滋应对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蒋南滋述称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汪东山多次向其借款，每次2-3万元，合计约30万元，且都是现金出借，并有欠条或借条，在2012年8月13日收到还款后就将之前的借条邮寄还给汪东山了，但蒋南滋又以当时的电脑、手机都坏了为由，表示现无法提供当时的QQ聊天记录，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另外，汪东山认可2015年6月3日蒋南滋的丈夫覃世华向汪东山转账支付10000元是清偿借款本金；而蒋南滋、覃世华辩称该10000元是提供从广州到南通的路费让汪东山到南通当面说清楚，理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综上，蒋南滋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蒋南滋尚欠汪东山借款本金29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出借人汪东山与借款人蒋南滋双方未明确还款期限，汪东山可随时要求蒋南滋在合理期限内清偿，蒋南滋也没有证据证明在2016年6月20日之前曾有向汪东山明确表示不还钱，故汪东山于2019年6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对蒋南滋、覃世华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亦无不妥。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还款期限，汪东山请求判令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间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是对蒋南滋占用资金期间利息的合理诉求，鉴于2019年6月起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没有超出年利率6%，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被上诉人汪东山答辩时亦表示同意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新标准计算，即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相应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判项作相应调整。蒋南滋上诉提出其不需支付利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上诉人蒋南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9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处理；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92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9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蒋南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东山支付利息（以290000元以基数，从2019年6月20日至2019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且以年利率6%为限）；四、驳回汪东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上诉人蒋南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邹迎晖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