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渝05行终23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开，男，汉族，1964年1月16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江北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号合景国际大厦**楼。法定代表人毛毕华，局长。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号。法定代表人徐留平，董事长。上诉人黄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以下简称证监会重庆监管局）、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其他行政回复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3行初2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月14日，黄开向证监会重庆监管局邮寄材料反映长安公司信息披露存在遗漏；同年1月26日，黄开向证监会重庆监管局邮寄材料反映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不实导致长安公司信息披露存在遗漏，并于同年2月15日和20日补充提交举报材料；同年3月30日、4月1日，黄开再次向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反映长安公司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同一事项。2016年4月7日，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工作人员前往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征信中心查询长安公司的征信情况。同年4月13日，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向长安公司作出渝证监函（2016）50号《关于对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销商违约金收入相关事项的监管意见函》，对该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提出监管要求。同年5月4日，长安公司向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作出《关于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意见函相关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同年4月13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向证监会重庆监管局提交《重庆长安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至2014年年度审计重要性水平》。同年4月10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向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作出信会师报字（2016）第724749号《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同年4月18日，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向黄开作出（2016）渝证监举报答复字第032号回复：“关于年报遗漏收取的违约金等款项收入的问题，……现有证据材料显示，遗漏的款项收入未达到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判断有重大影响的错报范围，不构成信息披露重大遗漏。针对长安汽车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问题，我局已向公司下发了监管意见函，督促公司在接到监管意见函后30日内完成整改。关于年报遗漏经销商折扣折让的问题，……我局向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调取了长安汽车征信报告及担保信息，未发现长安汽车向区域经销商协会提供担保的情况。同时，鉴于上述原因，你所举报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存在出具审计报告不实的问题。关于各区域经销商协会募集资金问题，……其各项行为不属于我局监管职责范围，……建议你向其他有权机关反映。”黄开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作出的（2016）渝证监举报答复字第032号回复违法，要求证监会重庆监管局重新作出答复。一审法院认为，《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向中国证监会各证监局举报的，该证监局负责举报的受理、审查、调查工作。”根据该规定，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证券期货的投诉予以处理是其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五）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五条规定：“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下列监管职责：……（三）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第九条规定：“派出机构负责对下列市场主体实施检查：（一）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七）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第十条规定：“检查的事项可以包括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治理情况、内部控制……”本案中，证监会重庆监管局收到黄开的投诉后，针对其投诉的内容开展了审查、调查工作，向长安公司发出了监管意见，并通过第三方机构再次对投诉反映的问题进行审计，并将调查结果以书面回复的形式反馈至黄开，证监会重庆监管局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其已依法履行了相应的职责。至于黄开认为“审计报告不实的问题”，则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对其要求确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开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黄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3行初251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全部行政监管职责,在现场检查中没有制作检查工作报告、没有查询相关资金账户和银行账户、没有对长安公司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给予警告，监管意见函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等规定应该适用；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退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同的证据，让上诉人不举示，不准予变更诉讼请求，审判故意拖延时间。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双方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举示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据此，本院所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在此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开作为长安公司的投资者，为了保证自身合法权益，其向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递交投诉举报材料反映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属于投诉举报行为。按照《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举报人向中国证监会各证监局举报的，该证监局负责举报的受理、审查、调查工作”之规定，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对上诉人黄开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查处并回复，是其法定职责和职权。关于监管对象和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的职责，《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派出机构具有按照规定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主体进行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的监管职责，检查的事项包括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治理情况、内部控制、执业活动等。据此，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作为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具有对上市公司、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会计师事务实施检查的监管职责。上诉人黄开举报投诉的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遗漏、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出具审计报告不实等问题，属于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的监管事项。关于投诉举报的请求权问题。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投诉请求权，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就属于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投诉人对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例如要求作成或加重对于第三人的处罚，则应依赖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本案中，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在收到上诉人黄开的投诉举报后，对其投诉举报事项发动了行政权。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经过调查核实，认定长安公司漏记帐金额较小、未达到对财务报告使用者判断有重大影响的错报范围，并对于发现长安公司内部管理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下发监管意见函要求整改，之后将上述调查处理情况书面回复给投诉举报人黄开，符合《证券法》、《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有权采取的措施，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上诉人黄开认为被上诉人应当适用上述规定作出进一步处理的上诉理由，实质是要求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对长安公司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的请求，而《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并没有规定投资者的投诉举报权包括了为上市公司施加负担的请求权，即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根据投诉举报事项的调查结果，是否对长安公司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理行为，上诉人黄开对此并无请求权。因此，上诉人黄开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被诉答复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诉回复行为的程序问题。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在收到上诉人黄开的投诉举报材料后，要求其补充材料，2016年2月20日上诉人提交了补充材料后，被上诉人证监会重庆监管局进行线索核实，并于同年4月18日向上诉人黄开作出被诉答复，符合《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和一般行政处理行为的程序性规定。关于上诉人黄开其他上诉理由的问题。上诉人黄开提出监管意见函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不准予其变更诉讼请求、故意拖延审理时间等上诉理由，并没有提出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撑，且与卷宗材料不符。行政诉讼中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同证据退还，并未侵犯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不构成审判程序违法。因此，上诉人黄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其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黄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文林华审 判 员  龙晓波代理审判员  曹 怡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唐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