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23民初1917号 原告：施某，男，汉族，1981年11月12日生，住江苏省如东县。 委托代理人：张玉龙、黄鹏（实习），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某，女，汉族，1988年4月20日生，住肥西县。 委托代理人：黄旭、张燕刚（实习），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施某诉被告汪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徐明显于2017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施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玉龙律师、黄鹏（实习）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汪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旭律师、张燕刚（实习）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珂兰钻戒一枚或返还同等价值的钻戒购买款160888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7月在网上认识并确定恋爱关系，后短暂分开又再次走在一起。双方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对彼此都较为满意，在××××年年中商量结婚事宜。为准备结婚，原告于10月份在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为被告购买结婚戒指一枚，价值160888元。原告当日交付定金20888元，后在××××年12月取戒指时刷卡支付了余款，钻戒当日即交由被告佩戴。戒指购买后，双方商议在合肥购置一套房屋作为婚房。原告为了购置婚房，自2016年4月份起陆续给被告转款。2016年9月被告以双方性格不和为由，向原告提出分手，原告一再挽留无果。原告在与被告谈婚论嫁期间，为了与被告缔结婚姻支出花费较多，现原告支出的大量款项所依附的双方恋爱、婚约关系已经消除，依据公平原则应当予以返还。但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无果。 汪某辩称，原告以婚约财产纠纷提起诉讼。 一、原告送给被告的财物不属于“彩礼”，被告没有返还的义务 本案原告以“婚约财产纠纷”提起诉讼，“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因婚约解除，如何处置彩礼而引发的纠纷。婚约财产纠纷的标的物是“彩礼”，只有“彩礼”才具备返还的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财物，其前提必须是案涉财物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彩礼”。但本案案涉财物并非“彩礼”，理由如下： 首先，××××年11月，原被告双方共同搬进原告位于香江生态丽景小区所购住房内同居，至2016年9月双方正式分手时止，已同居了10个月时间。同居过程中，双方虽未领取结婚证，也未举办婚礼，但在当时的原被告二人看来，既然已经复合了、同居了，关系就已经确定了，结婚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形式上的事。当原告在与被告复合后不久，开始主动把钱交给被告时，被告曾不止一次的对原告说：“你的钱放你自己那里就是，不要给我。”但原告说：“我的钱暂时没用，都放你那里，反正以后我们是要结婚的，分那么清干嘛！”所以在原告的想法中，自己把钱交给被告，就如同丈夫把钱交给妻子一样平常。由此可见，在原被告二人复合、同居后，原告就已认定今后会与被告结婚，所以原告选择了经济上的提前“合并”，主动将其收入交与被告，与被告的钱共同存放，被告可以直接使用，自己需要使用时再从被告处支取，不分你我。即原告向被告给付财物的行为，并非“以结婚为目的”，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原告认为双方结婚已不成问题，才放心地将自己的钱款放到被告处。 其次，“彩礼”的给付还需符合一定的外部形态。1.“彩礼”给付的形式要求有其仪式性。本案中，案涉所有财物均是在随机的情况下由原告直接交付于被告，完全没有习俗的因素，更没有彩礼所应当具备的形式。2.“彩礼”给付的时间阶段有其特定性。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何时领证、何时举办婚礼一直没有约定，原告送给被告财物的行为不具备给付“彩礼”时间阶段上的特定性。3.“彩礼”给付的次数节点有其相对固定性。本案中，案涉珂兰戒指并非原告在特定节点送与被告，原告向被告银行卡、手机支付宝中转账的时间跨度达一年之久，次数达到30余次且毫无规律可言，完全不具备“彩礼”给付特征。如果不是双方恋爱关系终结，原告向被告给付财物的行为必将一直延续。 二、双方所订购的戒指，除定金外的余款部分，属于原告向被告的赠与，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20888元定金系被告用其弟弟王云楼的银行卡刷卡支付，待戒指订制到货之后，原告自行前往付清余款取回并送与了被告。男女双方在两性交往过程中互相赠与财物，本是互相欣赏、互相取悦、互相表明心迹的一种表现，都是理性的行为，在财物送出后即形成合法的赠与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因分手或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要求返还。案涉戒指钱款并非原告一人承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戒指原物，况且该枚戒指已经丢失，不可能返还，该枚戒指是被告决定购买并自行支付的定金，足以证明此戒指并非彩礼，原告后来主动付清余款取回戒指送与被告，只能认定该戒指余款部分属原告向被告的赠与，原告同样无权要求被告返还。 被告考虑到原告在双方恋爱中的实际投入，愿意给付原告一定数额的现金。至于给付的具体数额，请求法庭在现有证据基础上，把握照顾女方、照顾弱者的原则，并综合考虑双方生活习惯、消费水平、被告在恋爱期间的实际支出、本地区相关经济指标等因素，客观评估，酌情判决。 被告另辩称，案涉钻戒于2016年5月22日被告在福建省宁德市出差时丢失，当时原告不在场，被告拿下来擦护手霜的时候忘记带了，后来找了很久，也到公安机关（焦北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也找了，至今没有找到。原告知道这个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珂兰货品销售单、增值税发票、收据及签账单证据一组，证明原告在2016年4月之后陆续给被告大量转款共计35笔的事实，共301000元。被告对其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888元的定金款是被告交的，是刷卡的，定金的正式收据在被告方，加盖了公章。被告提交合肥市珂兰饰品有限公司开具的戒指定金《收据》、被告汪某与其弟弟王云楼的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被告汪某家庭户口本复印件、被告汪某弟弟王云楼身份证复印件、合肥市珂兰饰品有限公司前台服务员叶海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案涉珂兰钻戒系被告自己选定后决定购买，并用其弟弟的银行卡刷卡支付定金，并非原告诉状中所称“原告当日交付了定金20888元”。原告之后为取回戒指所付余款，只能理解为赠与行为。被告对其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认可，但是被告刷卡时，原告给了被告5000元现金，被告真正支付了15888元。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依据有效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年10月9日，被告刷其弟卡为购买总价为160888元的钻石戒指（2.01克拉／ｃｔＶＳ2净度Ｇ颜色ＥＸ切工）支付20888元定金。后原告于××××年12月16日为该款戒指分六笔共支付140000元剩余货款。后该戒指丢失。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以下两点： 一、案涉钻石戒指是否系彩礼性质 彩礼这一习俗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点是双方就缔结婚姻达成行为上的合意。被告辩称双方并未形成婚约，但是根据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戒指购买后，双方商议在合肥购置一套房屋作为结婚婚房”，被告在答辩中亦未否认该事实，能够说明双方已对结婚形成初步合意。即使没有明确的言语表达，也能看出原告支付戒指余款的行为目的系与被告缔结婚姻。 被告还辩称原告的行为系赠与，但是结合原告的支付方式来看，案涉戒指总价值160888元，原告分六笔刷卡支付140000元余款，从其分别刷六次卡，每次支付款项数额不等的情况来看，支付该款项对其而言并非轻而易举，其倾囊支付的行为更能说明该戒指并非被告辩称的在恋爱中的单纯赠与。 综上，案涉钻石戒指性质应当为彩礼。在双方未缔结婚姻的情况下，被告应当返还。 二、被告应当返还的彩礼数额 戒指价格为160888元，原告在起诉时称：“原告当日交付了定金20888元”，经过庭审双方质证，该笔定金系为被告支付。后原告于庭审中改称其支付了5000元现金给被告，但未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再结合其陈述事实前后矛盾的情况，本院对其该部分陈述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被告支付金额为140000元。 在戒指购买后，被告在佩戴期间丢失，原告对该部分事实亦不否认，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戒指的主张已无法实现，被告应当以现金方式返还。结合双方在恋爱中的花费及支出，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5万元彩礼。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汪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施某彩礼5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14元，保全费2829元，由被告汪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明显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蕙芸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