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114行初26号 原告罗桂英，女，汉族，1958年10月26日生，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家庭住址：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代理人燕鸿，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昆明市委**楼**。 负责人姚振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住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市级行政中心**楼**102—117室。 负责人杨学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冯玮，该局副局长，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一城南亚星河苑**写字楼。 法定代表人马学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虎良瑞，云南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余斜，云南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罗桂英不服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人社局）及被告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下简称市保险局）于2014年9月4日针对罗桂英作出的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司马衍、邓宗斌、人民陪审员李坤俊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桂英及委托代理人燕鸿，被告昆明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杨艳，被告市保险局委托代理人冯玮，第三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云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斜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4日，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针对云桥公司就其职工罗桂英提出的办理退休手续的申请，经审核认定罗桂英符合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的退休条件，对其作出同意退休并从2014年9月起给予登记并发放退休证的审核认定。 原告罗桂英起诉称：一、请求撤销两被告作出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审核登记及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重新核定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费起始时间为1974年4月、退休时间为2008年10月、工作岗位为工勤内退职工、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1月、计算退休待遇年龄为50岁、2008年11月1日应发的基本养老金人民币758.05元。二、判令被告核发自2008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应发给原告的基本养老金共计88，267.38元。三、判令被告补发自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少发给原告的养老金25，749.33元。四、判令被告退还自2008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8，840.06元。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1974年1月，原告被牟定县农机修造厂招收录用，经培训后从事钳工岗位工作。1979年5月，因对越自卫作战和支前需要，被调往原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抢修绿春至二甫公路。到1993年2月，原告又上调到原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从事门卫等工作。2003年8月，由于云南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改制，原告被确定为内退人员，并从2003年10月起，单位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 依据规定，原告的工龄应计算至2008年10月（50岁）退休，2008年11月起享受基本养老金。但由于第三人未按时为原告申报退休、又错误填报缴费时间，被告昆明人社局未经核实，便作出了“工龄算至2013年10月”、“从2014年9月给予登记并发放退休证”的错误行政行为。被告市保险局同样未认真审核，错误地将原告的岗位确定为管理技术人员，参加工作时间确定为1994年10月，退休时间确定为2013年10月，计算退休待遇年龄确定为55岁，核定的月基本养老金730.42元。2015年5月25日，原告收到被告发放的“退休工资卡”，才得知两被告为原告办理退休的行政行为有错误。原告此后多次向昆明人社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请求复核，但至今未得到妥善解决。为纠正两被告错误的行政行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此外，诉讼请求中的相关费用的具体计算标准及方法如下：1、关于第二项诉请中的养老金88，267.38元的计算标准及方法：2008年11月份的养老金=601.89元+121.16元+35元=758.05元；2008年758.05元/月×2个月=1，516.10元；2009年养老金=864.63元/月×12个月=10，375.56元；2010年=983.72元/月×12个月=11，804.64元；2011年=1，118.91元/月×12个月=13，426.92元；2012年=1，340.71元/月×12个月=16，088.52元；2013年=1，570.77元/月×12个月=18，849.24元；2014年1，620.64元/月×10个月=16，206.4元，以上共计88，267.38元。2、补发自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少发给原告的养老金25，749.33元的计算标准及方法：2014年每个月应发的养老金是1，620.64元，但实际发的是730.42元，其中差额是890.22元/月×2个月=1，780.44元；2015年每个月应发是1，740.36元，实际发放的是864.33元，差额是876.03元/月×12个月=10，512.36元；2016年每个月应发1，860.69元，实际发放的是963.94元，差额是896.75元×12个月=10，761元；2017年差额是896.75元/月×3个月=2，690.25元，共计总额25，744.05元。3、由被告退还自2008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8，840.06元的计算标准及方法：2008年11月1日起—2014年10月31日止，2008年11月到12月多缴养老保险费163.84元、2009年多交了1，153.92元、2010年多交1，440元、2011年多交1，448.64元、2012年多交1，698.24元、2013年多交1，556元、2014年只到11月份多交1，296.7元，综上总计8，757.34元。 被告昆明人社局于2017年4月13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维持被告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4年8月21日，原告所在用人单位云桥公司通过劳务有限公司向我局申报原告的退休登记。当天我局经审查用人单位申报的有关材料，并调阅原告的档案进行审核。查明：原告罗桂英于1958年10月出生，于1993年2月在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所属交通工程公司从事临时工作，1994年11月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职工，为生产岗位，1996年转正，岗位为门卫，1999年12月，罗桂英岗位调整为办事员，并按办事员岗位调整了其岗位技能工资。2003年8月罗桂英所在用人单位进行改制，罗桂英属于内部退养人员之一，退出工作岗位后，用人单位为其全额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9月4日用人单位到我局报送材料申报罗桂英的退休登记，我局在审查材料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原告到2013年10月已经符合正常退休的法定条件，2013年就应当办理退休登记，于2014年9月4日作出“同意退休，工龄算至2013年10月”的决定，并按规定给原告办发《退休证》。 二、作出同意核发退休证的理由。（一）根据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十六条规定：“女年满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工作的，以及虽在生产或工勤服务岗位工作，但连续在生产或工勤服务岗位工作不满5年的，须年满55周岁方可办理退休”，（二）第十七条退休审批的规定：“(1)从业人员符合规定退休条件办理退休的，由单位填写《云南省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报批表》(一式三份)，经主管部门签署意见，交社会保险机构审核待遇(无主管部门的企业或主管部门不在当地的企业，直接报社会保险机构审核待遇)后，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发给退休证”，（三）第十八条缴费年限规定：“（一）从业人员的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从业人员在建立基本养老个人账户前，按国家和省里的有关规定认可的连续工龄，为视同缴费年限；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后实际缴费的年限（中断经过期间的年限扣除计算）。（二）1986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合同制职工，其缴费年限从实际缴费之日起计算”。根据前述规定，原告罗桂英是在1986年10月1日后（即1994年）参加工作的，其在内退前的工作岗位为办事员，属于管理技术岗位，应当在55周岁办理退休。缴费年限从其参加工作起算，计为19年。 三、我局作出的退休待遇审核认定确认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所述不能推翻我局作出的退休登记行政确认行为。（一）根据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4号公告《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关于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审查第（一）项“视同缴费起始时间认定：1、面向社会招收的人员视同缴费起始时间认定，（1）有招工表的按招工表确定；（2）招工表无法查找的，按转正或定级表确定；（3）以上两表都没有的，由用人单位负责查找招工时的原始资料（如公安部门的户口迁移资料、参加工作当年工资发放表等）后再上报”。2、依照劳动部（56）中劳配字第342号、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和劳动部劳社厅函〔2002〕323号等文件的规定，1986年9月30日以前单位招收的临时工，应提供劳动人事等部门批准同意招收为临时工的原始依据，视同缴费年限以批准招收为临时工之日起计算；未经批准的属于计划外用工，视同缴费年限应以劳动人事部门正式批准招收录用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罗桂英所在单位保管的档案材料中，能够证明罗桂英1994年才正式被昆明市西山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招录为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所属交通工程公司的工人，开始岗位为工人，自1999年12月罗桂英岗位调整为办事员。原告2003年内退前工作岗位为管理技术岗位，至2013年10月26日年满55周岁，符合正常退休的法定条件，应当按照2013年10月达到退休条件时的规定办理退休。原告自述其1974年就被牟定县农机修造厂招收录用，并在1979年调往原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工作等经历。我局认为，根据罗桂英本人提供的牟定县农机修造厂招用罗桂英等人员属于亦工亦农人员，也就是单位自主临时用工，非计划内用工，未经劳动人事部门等主管部门办理招工录用手续；其后因省公路工程局抢修滇南公路，罗桂英等人被招收为短期轮换工，也是属于计划外用工；其后罗桂英辗转在省路桥三公司、云南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事临时工工作，期间单位更迭并无相应调动手续及招收录用档案，直到1994年罗桂英才被云南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招收录用，才有了劳动人事部门的招工表，以及其后产生转正表及定级表。因此，根据相关规定，1994年以前其单位临时用工的期间不能计为视同缴费年限。我局对于退休登记是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职工人事档案进行审核确认，罗桂英被招收录用的招工表及转正表、定级表等原始材料充分证明其是1994年才被招录为正式工人的，我局审查及确认的缴费年限并无错误。（二）根据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的规定：“……用人单位或人事档案代管机构应认真清理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及时为达到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参保人员超过退休年龄后无论是否缴纳养老保险费均不再继续计算为缴费年限；超过退休年龄后仍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个人缴费部分可退还本人”、“因用人单位原因造成职工未能按时办理退休手续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另根据云劳社（2002）76号《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10、从业人员达到退休条件时，用人单位或个人未及时申请办理退休的，基本养老金按其达到退休条件时的有关规定执行”。原告于2013年10月就达到退休条件，应当由所在用人单位申报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但用人单位至2014年9月4日才为其申报退休，虽然原告实际办理退休手续的日期是2014年9月4日，但是按照规定只能按其达到退休条件时（即2013年10月）的规定执行。申报职工退休是用人单位及个人的义务，用人单位及个人不主动申报的话，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三）原告虽然在1994年被招为工人，岗位是门卫，但其在1999年已经被调整为办事员，在内退前的工作岗位属于管理技术岗位，因此按照55岁办理退休是符合以上规定的。且罗桂英在信访时也自认其内退前的岗位是出纳员。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其属于没有经过计划内用工人员，按法律规定管理技术岗位是到55岁退休，原告的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四项诉讼请求也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具体金额应当由市社保局计算为准。 综上所述，我局对罗桂英作出的编号141575号退休审核及登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确认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依法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 第一组证据材料：1、《社会保险法》第七条，2、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4号公告《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二条、第三条，3、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十八条，4、劳动厅（2002）3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要证明我局的执法主体及权限以及办理退休登记、核发《退休证》的决定有相关法律依据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5、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6、报告（罗桂英自述简历），7、云南交通工程公司招用罗桂英为合同制工人的报告、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处证明、关于罗桂英同志工龄问题的说明，8、劳动合同书，9、罗桂英体格检查表及身份证复印件，10、工人转正（定级）审批表、职工工资变动审批表（97、98、99年3份），11、报纸公告、情况说明，12、《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编号141575号《退休证》，该组证据要证明我局作出核发退休登记的事实依据，原告全部原始档案均证明其于1994年11月被西山区劳动人事部门批准招收为工人，至2013年10月年满55周岁达到退休年龄，其缴费年限为19年零1个月等事实。第三组证据材料（同第二组证据），要证明我局执法程序的合法性的事实。第四组证据材料（同第一组证据），要证明我局适用法律正确的事实。 被告市保险局于2017年4月10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原告罗桂英系云桥公司参保职工（身份证号码5301121958××××××××2，社会保障号：0101077192，缴费起止年限1994年10月至2013年10月，共计19年1个月，基本保险养老个人账户储存额23626.68元）。2014年9月云桥公司来我局办理参保职工罗桂英的退休手续，我局按该公司提供的原告《云南省参保职工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及相关资料，按云政发〔2006〕139号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的待遇计算办法，于2014年10月审核并发放了该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730.42元。现因原告提出撤销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决定，重新计算退休待遇并补发基本养老金的诉求。我局现将情况作以下答辩： 一、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作为云南省社会保险的市级业务经办机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各项社会保险业务基础工作，经办职责必须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业务经办行为和操作规程必须规范和统一于《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二、按《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办业务规程》及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条件且缴费年限已满15年时，由用人单位携带参保职工的人事档案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即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处）审批，确定参保职工的参加工作时间（缴费起始时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间、待遇享受时间等基本信息并核发退休证。昆明市社会保险局根据行政部门出具的《云南省参保职工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核对参保职工的缴费信息后计发基本养老金。云桥公司于2014年9月4日在昆明人社局养老处申报了原告的退休资料，经审批该职工档案，确认了原告缴费起始时间为1994年10月，法定退休年龄为2013年10月，并发放了《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三、我局根据原告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核对该职工的参保基本信息及缴费信息，按云政发〔2006〕139号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待遇计算办法规定要求，计发了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待遇730.42元。四、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4号公告第四项第八条规定：参保人员退休时间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或登记之月起计算，次月享受退休待遇。原告是2014年9月由其用人单位云桥公司申报审批办理退休手续的。按政策规定我局于2014年10月如实计算并发放了原告的基本养老金待遇。五、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五号公告第四项第八条规定：对未经批准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已满15年的人员，缴费年限只能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以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按法定退休年龄的月数计算，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缴费部分可退还本人。原告是2014年9月4日所在的用人单位申报办理退休手续，但审批确定其法定退休年龄为2013年10月。按政策规定，对于原告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个人多缴的养老保险金1901.68元，我局于2014年11月5日办理了退还。 综上所述，昆明市社会保险局在办理参保企业职工达到退休条件核算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时严格依法行政，不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保险局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第一组证据材料：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3、云政发〔2006〕139号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要证明我局的执法主体及权限以及办理退休登记、核发《退休证》的决定有相关法律依据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4、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4号公告，5、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5号公告，6、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7、《云南省参保职工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8、《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要证明我局计发退休待遇的事实依据，原告持昆明人社局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办理退休手续，以及我局按政策规定计发养老待遇等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材料：9、罗桂英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10、罗桂英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多缴部分退收表及个人申请，要证明我局办理参统职工达到退休条件计发养老待遇是严格依法行政，以及适用政策严谨等事实。 第三人云桥公司陈述称：我方作出退休申报是根据原告的工龄，第三人之所以会在之后为其办理，是因为原告一直不到公司配合办理，我方认为两被告的行政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参加工作后于1994年11月21日在人事局进行登记，退休时间认定的是管理岗位。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原告罗桂英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1、《社会保险法》第七条，2、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4号公告《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二条、第三条，3、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4、省劳动厅（2002）3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5、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劳动用工经过西山区招录用工的事实；对6、报告（罗桂英自述简历）有异议，是第三人根据其需要诱导原告完成的，只有部分内容真实；对7、云南交通工程公司招用罗桂英为合同制工人的报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处证明的合法性不认可、关于罗桂英同志工龄问题的说明的真实、合法性不认可；对8、劳动合同书的部分内容有异议，在合同中只加盖了条章，其他地方没有填写内容而是在原告签字后由第三人自行填写的；对9、罗桂英体格检查表及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没有去过交通医院检查，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10、工人转正（定级）审批表、职工工资变动审批表（97、98、99年3份）的真实性无法判断，是由第三人单方填写，原告并不掌握有关情况，审批表中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填写错误；对11、报纸公告的内容有异议，原告在2009年与第三人打过官司，第三人不认可原告进入公司工作的时间，并且该公告在春城晚报上刊登，字体小，原告事前不知晓，过了6天后在2014年8月27日才登报通知原告到单位办理退休手续，显然是第三人别有用意的，对情况说明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都不认可，是第三人单方制作的；对12、《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对编号141575号《退休证》的合法性无异议，对填写的内容有异议，退休证上的内容是不真实的，没有依法填写原告的缴费年限，填写的时间也是错误的，未经原告认可。对第三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与第二组证据相同，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同第一组证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云南省人社厅4号公告的部分内容有异议，对第二项规定劳社部（56）中劳配字第342号已经于1986年12月10日被废止，该文件中没有规定企业计划外招用的临时工作出计算工龄以及如何计算缴费年限作出规定，此文件中的内容是无效的。对第一组证据第3项的部分规定是有异议的，该通知的第18条第二项的规定与国发（1995）6号附件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事实办法》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相违背；对第4号证据劳社厅函〔2002〕3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没有异议，属于部门规章，该复函针对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发生一次以上的离职、辞退的情形适用，原告是由工作变动而不是个人原因，所以该文件不适用原告于的情形。 原告罗桂英对被告市保险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2、云南省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没有文号，我方不清楚是哪里作出的，被告也没有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审核认定；对3、云政发〔2006〕139号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属于政府规章的真实、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4、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4号公告的质证意见与之前意见一致；对5、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5号公告的内容有异议，对第十条的规定及国发〔1986〕77号暂行规定，已于2001年废止，其中的国发〔1995〕6号文件附件二与云南省人社厅5号公告的第10条规定相互矛盾，抵触，被告没有按照公告的规定有效执行；对6、云政发〔2000〕212号《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的质证意见与之前的质证意见一致；对7、《云南省参保职工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的质证意见与之前的质证意见相同；对8、《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内容严重失实，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参见工作时限，退休时间，计算退休年龄等相关事实，该表“本人申请”一栏未经过原告签字确认。对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9、罗桂英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从2009年到2014年一直对罗桂英收取养老保险费，是违法违规行为；对10、罗桂英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多缴部分退收表及个人申请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组证据是被告虚构的材料，原告从未提出过退休申请，申请人签名中原告的名字是被告伪造的，原告从未在被告处领取过相应退款。 被告市保险局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并认为可有效证明昆明人社局认定的事实。 被告昆明人社局对被告市保险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并认为可有效证明市保险局认定的事实。至于原告罗桂英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清退的申请，是由用人单位云桥公司提交，我方不清楚是否是原告本人签字，但我局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向原告作出清退。 第三人云桥公司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并认为可有效证明昆明人社局认定的事实。 第三人云桥公司对被告市保险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并认为可有效证明市保险局认定的事实。其中原告罗桂英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清退的申请不可能伪造，是原告提供的。 原告罗桂英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明相应事实：第一组证据材料：原告的居民身份证、企业信息登记，要证明原告及第三人主体资格适格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罗桂英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及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要证明两被告在审核认定原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退休年龄及计算养老金等方面均存在错误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材料：牟定县农机修造厂招聘罗桂英的《通知》、《牟定县农机修造厂人员登记表》、《照片》、牟定县农机推广站出具的《证明》、楚雄州革委会革发〔1979〕11号《关于修建滇南边防公路招收二千五百名轮换工的通知》、牟定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证明》、牟定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出具的《罗桂英同志在我厂情况说明》、《牟定县公安局关于罗桂英户口迁移情况说明》、第三人云桥公司出具的《工资表》，要证明原告于1974年1月被牟定县农机修造厂招收录用，1979年5月因支前调往原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工作，工作至1993年2月等的事实。第四组证据材料：第三人云桥公司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要证明原告于1979年5月就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于1993年2月上调至云桥公司的劳动服务公司即本案的第三人所在单位工作的事实。第五组证据材料：云桥司〔2003〕73号文件《关于公司职工内部退养的决定》及人员名单，要证明原告罗桂英被确定为内退职工的事实。第六组证据材料：昆明人社局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昆明市政府信访办的《信访告知书》及信访回复，要证明原告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至今未妥善解决。第七组证据材料：《收据》，要证明第三人无故收取原告押金未退还的事实。第八组证据材料:（2009）五法民一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要证明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案的审理判决中确认原告罗桂英于1975年5月参加工作，所在单位改制时确定为内退职工等事实。第九组证据材料：西山区检察院的《询问通知书》、昆明市交通局的《信访回复》、第三人云桥公司出具的《罗桂英上访反映工资被扣情况说明》，要证明第三人改制时内部审计，因原告实名举报单位工作人员职务侵占国家财产，导致单位停发其内退后生活费的事实。第十组证据材料：被告昆明人社局出具的信访回复、第三人云桥公司出具的《通知》，要证明原告联系方式畅通，并及时配合第三人相关工作，第三人单方面填报原告退休表格，以及从未联系和通知原告进行确认等的事实。第十一组证据材料：云革发（1979）26号通知、牟计（74）12号通知，要证明抢修滇南边防公路是各级政府当时的紧急工作，原告是抢修人员之一并经本人、修造厂、用工单位三方同意确认，以及原告以其工作收入为其全部生活来源等事实。第十二组证据材料：牟定县农机修造厂革命委员会“关于聘用临时工使用”情况说明，要证明原告被牟定县修造厂聘用为修理车间试车员，当时的身份为临时工。以上证据材料综合证明原告1974年参加工作，1979年5月被安排到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公司工作，1993年2月被省公路局安排到第三人云桥公司工作至2008年内退期间工作连续没有中断过，原告的工资收入是其全部收入来源，以及原告的身份虽是临时工，但在修造厂及省公路公司工作五年期间的身份已不符合临时工的身份界定等事实。 被告昆明人社局对原告罗桂英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的罗桂英居民身份证、企业信息登记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批表》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通知》、《牟定县农机修造厂人员登记表》、《照片》、《证明》、《关于修建滇南边防公路招收二千五百名轮换工的通知》、《证明》、《罗桂英同志在我厂情况说明》、《牟定县公安局关于罗桂英户口迁移情况说明》，以及《工资表》等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均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能佐证我方认定的事实，原告属于临时工，没有经过人事部门批准，其不能证明缴费年限，证明上写原告属于亦工亦农身份，原告在证明上是招收为临时工，其与单位工程师结婚而留在公司工作。对第四组证据材料中的《情况说明》、《证明》的证明效力，我方认为应结合本案其他有效证据作出具体判断。对第五组证据材料中的云桥司〔2003〕73号文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六组证据材料中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告知书》及信访回复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到人社部门反应其在单位属于管理岗位，法定退休年龄是五十五周岁。对第七组证据材料中的《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只是住房公积金的收据。对第八组材料中的（2009）五法民一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合法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只证明了罗桂英的身份而没有证明其工作时间。对第九组证据材料中的《询问通知书》、《信访回复》、《情况说明》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对第十组证据材料中的被告昆明人社局出具的信访回复的真实、合法、关联性无异议，对《通知》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认可，因原告与第三人在法院已经进行过诉讼，对其他产生的事项双方都是清楚的。对第十一组证据材料中的云革发（1979）26号、牟计（74）12号通知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予认可。对第十二组证据材料中的牟计（74）第12号、“关于聘用临时工使用”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临时工招录经当地人事部门审批等的事实（经过审批可以视为其缴费年限，未经过审批则不能计算缴费年限）。 被告市保险局对原告罗桂英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我方的质证意见与昆明人社局的意见一致。 第三人云桥公司对原告罗桂英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罗桂英的居民身份证、企业信息登记卡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云南省参保人员正常退休发证登记表》、《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批表》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错误问题，我方认为适用法律正确。对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通知》、《牟定县农机修造厂人员登记表》、《照片》、《证明》、《关于修建滇南边防公路招收二千五百名轮换工的通知》、《证明》、《罗桂英同志在我厂情况说明》、《牟定县公安局关于罗桂英户口迁移情况说明》，以及《工资表》等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1993年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之前的个人经历，不能证明其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对第四组证据材料中的《情况说明》、《证明》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对第五组证据材料中的云桥司〔2003〕73号文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也予认可。对第六组证据材料中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告知书》及信访回复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信访部门已经对其工作时间进行了答复。对第七组证据材料中的《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第八组材料中的（2009）五法民一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第九组证据材料中的《询问通知书》、《信访回复》、《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对第十组证据材料中的被告昆明人社局出具的信访回复、《通知》的真实、合法、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我方自2013年开始统计就与罗桂英联系通知，但其一直不来办理相关手续。对第十一组证据材料中的云革发（1979）26号、牟计（74）12号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十二组证据材料中的“关于聘用临时工使用”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与第一被告昆明人社局的质证意见相同。 第三人云桥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明相应事实：第一组证据材料：《关于招收罗桂英同志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报告》，《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内部退养职工花名册》，要证明原告罗桂英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10月、出生日期为1958年10月、退休时间为2013年10月、工作期间的岗位为管理岗位、其为内退职工，以及养老金缴费年限为19年零一个月等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登报通告，要证明因罗桂英到达退休年龄后迟迟不到公司办理相关退休手续，第三人云桥公司通过登报的方式通知其前来办理退休手续，以及罗桂英仍未自觉主动到公司办理退休手续等事实。 原告罗桂英对第三人云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的《关于招收罗桂英同志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报告》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第8份证据的意见一致，应当是用工备案制度，对《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的质证意见意见，与被告昆明人社局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第6份的质证意见相同，对《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内部退养职工花名册》等材料的真实、合法性有异议，该表中原告岗位是管理人员的记载内容是错误的，退休前原告的工作岗位是办事员，内退后退出工作岗位，与前面第一被告说法一样，对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没有原告签字。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登报通告等有异议，与之前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所要证明的目的。 被告昆明人社局对第三人云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的《关于招收罗桂英同志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报告》、《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以及《内部退养职工花名册》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登报通告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需要说一下花名册是本案第三人向西山区人事部门办理工人招录手续，在此之前就不需要再办理招收录用手续，如果原告不认可，那么原告就不具备工人身份，就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被告市保险局对第三人云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的《关于招收罗桂英同志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报告》、《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云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以及《内部退养职工花名册》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登报通告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予以认可。 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以下事实及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1、原告罗桂英参加工作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时间是何时； 2、罗桂英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周岁、还是55周岁。 3、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2014年9月4日作出的关于罗桂英退休审核登记的行政行为有无事实、法律依据。 4、原告罗桂英起诉是否在法定期限之内，其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被告昆明人社局和市保险局对被诉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结论的事实及执法程序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并提供法律依据规范性文件。 本院针对上述事实及法律适用争议，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质证意见，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如下认证及法律适用阐述： 1、关于罗桂英参加工作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时间是何时问题。原告罗桂英认为自己参加工作以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的时间是1974年4月；被告昆明人社局、市保险局及第三人云桥公司认为罗桂英参加工作以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的时间是1994年11月。本院认为，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云府登325字第4号公告施行的《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劳社厅函〔2002〕3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答复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罗桂英请求招为长期合同制工人的报告、云南省交通工程公司出具的报告、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情况说明、云南省公路桥梁工程处出具的罗桂英工龄问题的说明，罗桂英与云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罗桂英的体格检查表、身份证复印件、工人转正审批表、1997年至1999年的工资变动审批表，云桥公司办理罗桂英退休手续的登报公告，昆明人社局审核作出的省参保人员退休发证登记表，以及罗桂英的《退休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具有形式意义上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至于能否有效证明相应事实，则应作具体的分析、认证及评判。前述证据材料中，罗桂英与云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昆明市西山区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罗桂英体格检查表、工人转正及工资变动审批表等材料证明云南交通工程公司于1994年10月招录罗桂英为该公司合同制工人，由此显示原告罗桂英参加工作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的时间是1994年10月；但是罗桂英本人于1994年10月11日出具的报告陈述其于1979年被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招为临时合同制工人，同时，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出具的证明也载明该公司于1979年依据省政府云革发〔1979〕**文批准招收罗桂英为合同制工人，由此判断，罗桂英参加工作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的时间是1979年5月；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于1994年12月20日出具的“关于罗桂英同志工龄问题的说明”则陈述罗桂英的工龄从1993年2月起计算，由此判断，罗桂英参加工作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的时间是1993年2月。综前所述，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同时显示原告李桂英参加工作及社会保险缴费起算的时间并不统一（即罗桂英于1979年5月、1993年2月或者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另一方面，原告李桂英提交的牟定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牟定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等机构或单位出具的有关罗桂英参加工作情况的说明，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该公司1979年6月至1993年1月的工资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云革发〔1979〕26号《关于招收二万名轮换工修建滇南边防公路的通知》，以及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09）五法民一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等相应证据材料同样具备证据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在上述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审理的判决中确认罗桂英于1975年5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1日与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1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该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的2003年10月8日以需要原告（罗桂英）配合调查经济案件为由停止原告工作并停发工资等事实。从前述事实认定判断，原告罗桂英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5年5月。综前所述，本院认为原告罗桂英提交的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应工资表，以及有关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同样具有较强的客观真实性，所证明的罗桂英于1975年5月或者1979年5月参加工作的事实可能性也同时并存。在原告罗桂英于1975年5月、1979年5月、1993年2月或者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情形下，遵循“只能同假不能同真”的逻辑认知规律，本院依法对被告昆明人社局、被告市保险局及第三人云桥公司主张的罗桂英于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的事实不予采信及支持，并据此确认被告昆明人社局和市保险局于2014年9月4日针对原告罗桂英作出的退休待遇审核认定行为关于罗桂英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结论缺乏事实依据。2、关于罗桂英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周岁、还是55周岁问题。原告罗桂英认为自己退休前是工勤岗位的工人，法定退休年龄是50周岁；被告昆明人社局、市保险局及第三人云桥公司认为罗桂英退休前的工作岗位已于1999年12月实际调整为办事员，属于管理技术人员，其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本院认为，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1996年罗桂英的工人转正审批表以及1997年1月至1999年3月的职工工资变动审批表均载明罗桂英的职务岗位工种为门卫，而1999年12月罗桂英的职工工资变动审批表载明罗桂英的职务岗位工种已调整变动为办事员，故前述证据可有效证明罗桂英在单位的原职务岗位工种门卫（工勤）已于1999年12月变更调整为办事员（管理技术岗位人员），依据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提交的云府登325字《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二项正常退休发证中的第（二）发证对象、云政发〔2000〕212号通知施行的《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判断，符合以下条件的从业人员，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办理退休：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在生产或工勤服务岗位工作且在本岗位连续工作满5年的、在管理技术岗位工作或者虽在生产或工勤岗位工作但连续工作不满5年的须年满55周岁，才可办理退休。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罗桂英身份证复印件载明罗桂英出生于1958年10月26日，因其职务工作岗位已于1999年12月经审核变更调整为办事员，已属于管理技术工作岗位，依据前述退休规定应在年龄届满55周岁时，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才可以办理退休手续。鉴于此，本院依法确认原告罗桂英在退休前因职务工作岗位调整已属于办事员的管理技术岗位性质，导致其法定退休年龄须届满55周岁，即至2013年10月26日时止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才可以办理退休。3、关于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2014年9月4日作出的关于罗桂英退休审核登记的行政行为有无事实、法律依据问题。原告罗桂英认为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作出的罗桂英退休审核登记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被告昆明人社局、市保险局及第三人云桥公司认为针对罗桂英作出的前述退休审核的行政行为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基于前述两项事实认定，因原告罗桂英退休前的工作岗位已调整为办事员，属于第三人云桥公司的管理技术岗位，其法定退休年龄为届满55周岁，罗桂英出生于1958年10月26日，其届满55周岁的日期是2013年10月26日，而两被告提交的罗桂英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载明审核意见内容是“经审核同意该退休人员从2014年10月起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730.42元”，故两被告经审核认定罗桂英于2014年10月（因办理退休）享受退休养老金的结论明显存在误差，并不准确；此外，基于前述事实认证，在罗桂英于1975年5月、1979年5月、1993年2月或者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情形下，两被告却在上述退休待遇审核表中认定罗桂英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94年10月，有失审慎，导致所作本案退休待遇审核认定的行政行为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显属错误。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7年4月30日第4号公告施行的《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三项“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审查”第（一）“视同缴费起始时间认定”中的规定：“1、面向社会招收的人员视同缴费起始时间认定:……（3）以上两表都没有的，由用人单位负责查找招工时的原始资料（如公安部门的户口迁移资料、参加工作当年工资发放表等）后再上报。2、……1986年9月30日以前单位招收的临时工，应提供劳动人事等部门批准同意招收为临时工的原始依据，视同缴费年限以批准招收为临时工之日起计算”，鉴于此，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针对原告罗桂英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法律依据。4、关于原告罗桂英起诉是否在法定期限之内，其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原告罗桂英认为所提诉讼在法定期限之内，自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被告昆明人社局、市保险局及第三人云桥公司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时限，并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而应驳回。本院认为，被告昆明人社局和市保险局虽主张认为原告罗桂英于2017年3月27日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但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的罗桂英的退休证复印件并不能有效证明相应证件原件已于何时有效交付给罗桂英或其明确知悉退休审核事项的事实成立，因被告在庭审中具体说明退休证相应手续是由用工单位云桥公司负责办理并交付给该公司，并未直接针对罗桂英；而被告市保险局提交的签署“罗桂英”名字的于2014年11月3日出具的《关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清退的申请》，原告罗桂英并不认可其真实性，指出可能系云桥公司冒用本人名义虚假出具形成，第三人云桥公司也不能明确陈述该份申请出具的实际状况，同时，该公司也未明确说明是否已将退休证原件实际交付给罗桂英。因此，本院依法确认两被告所举证据不足以有效证明罗桂英已收取退休证或者知悉其退休审核事项的具体时间是何时的事实。原告罗桂英明确认可于2015年5月25日接通知到单位领取了退休证并办理了提取住房公积金押金手续，其收到退休证时才知道退休审核相关事项。原告罗桂英提交云桥公司2015年5月25日收取罗桂英提取住房公积金押金的收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前述押金收据具有相应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能有效证明原告罗桂英主张的其自2015年5月25日收到退休证才知道退休审核相关事项的事实。因两被告于2014年9月4日针对罗桂英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并未依法明确告知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及相应期限，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起诉时限问题进行判断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具体到本案来说，原告罗桂英自2015年5月25日收到退休证时起即已知道其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的内容，若不服应在截止2017年5月25日之前的两年期限之内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具体于2017年3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属于在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的两年之内起诉。本院依法确认原告罗桂英属于在法定期限之内起诉。至于原告罗桂英提出的四项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应作具体的分析评判认定：其第一项诉请为请求撤销针对罗桂英的退休发证登记表及职工退休养老基本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关于撤销退休发证登记表的行为，因原告已明确承认已于2015年5月25日收到本案针对本人的退休证，撤销该发证行为本无实际意义，但因相关记载内容明显存在差错，应予撤销更正；关于原告请求撤销针对其本人的职工退休养老基本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的诉请，如前所述，因两被告在前述退休养老基本保险待遇审核认定中对罗桂英参加工作时间和保险费用缴纳起始时间的认定结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原告该项诉请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而应得到支持；原告的第二项、第三项及第四项诉讼请求中从2008年至2017年3月的所谓少发或多收应退费用若干万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一，原告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5周岁（至2013年10月26日届满），原告要求从2008年起就开始计算相关费用的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二，即便在被告作出的原退休养老基本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被撤销的前提下，也需要依据法定管理机关另行确认的罗桂英参加工作时间及保险缴费起始年限等事实，依法重新作出对应的退休养老基本保险待遇的认定计算及支付。故本院依法确认原告罗桂英提出的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四项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罗桂英出生于1958年10月26日，在办理退休手续前于1999年12月20日经所在单位云南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调整，从之前的门卫工勤工作岗位变更为办事员的管理技术工作岗位。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00〕212号通知施行的《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原告罗桂英从办事员的管理技术岗位办理退休手续的年龄是届满55周岁（于2013年10月26日届满55周岁）。2014年8月21日，被告昆明人社局和被告市保险局根据用人单位云桥公司为罗桂英办理退休的申报意见，经审核认定罗桂英于1994年10月参加工作，并同意其从2014年10月起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730.42元。鉴于本案原告罗桂英提交的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09）五法民一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出具的1979年6月—1993年1月罗桂英的工资表，以及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云南省第三公路桥梁工程公司1994年10月20日出具的致省桥工处等单位的证明、云南公路桥梁工程处1994年12月20日出具的“关于罗桂英同志工龄问题的说明”、云南交通工程公司1994年11月21日出具的招收工人录用花名册等证据显示，罗桂英于1975年5月、1979年5月、1993年2月或者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情形，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仅依据最终用人单位云桥公司报送的退休申报意见及相应材料就作出了认定罗桂英于1994年10月参加工作而予以核准办理退休手续，但并未根据各方当事人举证的实际状况，有效进行补充调查核实，排除有关罗桂英参加工作时间的虚假情形，从而审慎而依据较为客观充足的相应事实来认定罗桂英实际参加工作的时间及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起始时限等基础事实，因而导致两被告针对罗桂英作出的被诉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认定的“罗桂英1994年10月参加工作”等结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原告罗桂英作为本案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涉及的职工，对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于2014年9月4日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不服，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其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作出的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尽管在原告已于2015年5月25日实际领取了退休证的情形下再行撤销被告登记作出的退休发证登记行为并无实际意义，但鉴于退休待遇审核表载明内容（“经审核同意该退休人员从2014年10月其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730.42元”）与退休发证登记表载明内容（“经审核，同意该同志退休，从2014年9月给予登记并发放退休证”）在具体享受退休待遇和发放退休证的时间登记内容上存在误差，本着认真、慎重并对原告负责的态度，仍需被告予以统一变更登记。此外，因原告罗桂英退休前的工作岗位已由原来的门卫工勤调整变更为管理技术岗位的办事员，应依法确认其退休年龄为届满55周岁，依据原告出生于1958年10月26日的事实判断，原告工作至2013年10月26日时届满55周岁，经相应法定审批机关审核应办理退休手续。以此评判认定，原告主张的应从2008年11月1日起开始计算的退休养老保险金以及个人多缴的养老保险费用等款项涉及的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四项诉讼请求属于缺乏起始时间标准等的事实依据，进而导致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昆明人社局及市保险局属于法律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工伤社会保障，以及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及养老金计算发放等事项进行裁决处分；；本案涉及的相关单位云桥公司的住所地在昆明市辖区内与劳动者之间的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及养老金计算发放纠纷属被告管辖区内的裁决事项，涉案职工罗桂英的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依法属被告辖区内得裁决处分事项，原告罗桂英及第三人云桥公司等人对此均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故被告昆明人社局及被告市保险局的行政主体资格适格，执法权限并无不妥，本院依法对此予以确认。涉案第三人云桥公司系退休职工罗桂英的用人单位，与相关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参与本案诉讼并享有相关权利。被告昆明人社局和市保险局针对原告罗桂英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行为没有相应事实认定依据，进而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执法程序本质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撤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2015年修订后施行的第七十条第一、第二及第三项）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一）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据此，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项、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00〕212号通知施行的《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云政发〔2006〕13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7年第4号公告施行的《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试行）》第三项“参保人员档案审查”相关规定，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社会保险局于2014年9月4日针对原告罗桂英作出的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认定以及退休发证登记的行政行为，并由两被告重新作出相应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罗桂英的其余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司马衍 审 判 员  邓宗斌 人民陪审员  李坤俊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