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鄂01行终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天梁，男，195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789号法定代表人袁瑞青，局长。上诉人唐天梁因诉被上诉人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通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行初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2014年9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1、无线固话预付费“学灵通”网络有无退市计划？2、无线固话预付费“学灵通”网络近三年监管情况。以及要求公开：1、湖北省电信（备案）现在执行资费（套餐）目录。2、湖北省电信（备案）现行资费（套餐）目录各资费标准、计费方式，对应服务等内容。被告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06号《关于唐天梁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并向原告邮寄送达。2015年1月4日原告向国家信访局投诉，请求领导关注“网络不通，费用照收”此事，希望有关部门依法行使对湖北省通信行业的监管和管理职能。被告经接受转办后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表明：将于2015年8月9日前办结并书面答复。在此期间，不应重复来访或越级上访。2015年7月10日，被告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于2015年7月11日收到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5年7月17日原告到被告处反映问题，填写《来访接待记录》，主要反映：“主管部门小灵通升级应有文件依据，转网退费标准未向用户公开。1、用户要求公开小灵通升级服务的报告或文件依据。2、请通信管理局确认约谈时是电信公司还是投诉人未到场。”被告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回函》，载明：“1、关于原告唐天梁反映的‘小灵通不通费用照收’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由于小灵通设备供应和网络支持等原因，电信公司已无法保证小灵通业务服务质量，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电信公司采用更先进的移动网络承接小灵通通信服务……。请小灵通用户到指定电信营业厅办理服务升级事宜，帮助小灵通用户解决通信问题，且出台了优惠举措。2、关于原告唐天梁提出的‘要求提供小灵通升级服务的报告或文件依据’。经核，被告省通信局未收到任何上级部门关于小灵通服务升级的政策性文件。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向我局报送了《关于小灵通升级服务方案的报告》（中电信鄂[2014]100号），上述文件为‘阶段核心商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经征求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意见，该公司不同意公开上述报告内容。因此，上述报告内容不予公开。3、关于原告唐天梁提出的‘6月18日是电信公司还是用户未到场面谈’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经多次电话沟通，原告唐天梁于6月18日到友谊路营业厅面谈，武汉分公司营业部江汉区分公司投诉负责人和友谊路厅投诉处理人员接待了原告唐天梁并与原告进行了沟通，电信公司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原告虽有意转网，但对电信公司回复并不满意，具体情况省通信局已通过鄂通信信函[2015]114号文件向原告进行了答复。省通信局工作人员于7月29日和8月3日多次电话回访原告唐天梁，均无人接听。”并于当日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原告邮寄《回函》。但因住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收件人电话不通等原因于2015年9月23日被退回。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庭审前，原告明确表示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撤回。庭审中，原告明确2015年7月17日在被告接访时信访反映的主要内容为：1、要求被告向原告公开转网退费的标准；2、要求公开小灵通升级报告或者文件依据；3、要求被告确认2015年6月18日原告与武汉市电信公司电话约定的面谈时谁未到面谈地点。并自认上述第1、2事项均向被告提出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对被告就上述申请的回复不服提起过行政复议。原告现系对被告作出的上述信访处理及复议结果不服，向被告提出信访申请，要求对前述处理情况进行监管查处。同时认为被告作出的本案《回复》亦属于信访行为，并且原告再次明确诉讼请求为：1、要求确认被告对原告2015年7月17日的信访申请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复的行为违法。2、要求被告按照原告2015年7月17日信访申请的事项重新作出回复。针对原告明确后的诉讼请求，被告增加辩论意见认为：被告的《回复》是信访行为，法院应不予受理。另查明，2016年2月2日，原告向国家信访局投诉，反映“原告在2015年7月11日收到被告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于2015年7月17日到被告处反映‘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的不实之处……’经转办，被告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2016年4月5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审认为，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信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2015]行立他字第4号）对信访处理行为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界定，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以来访接待形式向被告提出的三项要求中第一、二项内容，原告曾明确向被告提出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且对被告作出的处理不服，提起过行政复议。现原告的上述两项要求并非提出新的投诉、查处事项申请，没有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实质上亦应认定属于信访事项。原告的第三项要求系申请被告对其曾提出投诉中沟通协谈的某些环节情况进行核实，未产生新的实体权利，应认定该项诉求仍属于信访事项。综上，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告应按照《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向有权信访工作机构反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唐天梁的起诉。上诉人唐天梁不服原审法院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审判长枉法。1、洪山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李芳法官向上诉人送达被告答辩书时，以“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是规定为由欺骗上诉人撤销“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诉讼请求事项行为违法。2、2017年4月1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2017年4月26日宣判了本案，但以“庭审笔录”缺一个合议庭成员未签名为由导致上诉人不能复印“庭审笔录”，上诉人不知是一个合议庭成员未签名，还是在一个合议庭成员缺席情况下审判长作出了该行政裁定书违法。3、本案开庭中当事人证据没有互相质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规定，违法。4、本案开庭中当事人行政诉讼答辩没有互相答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规定，原审法官不让上诉人当庭答辩剥夺了上诉人答辩权违法。5、本案对上诉人提交的“1原告证据目录”、“2原告依据目录1”、“2原告依据目录2”、“2-1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职责1”、“2-2原告依据”、原告答辩被告（庭上交换）证据意见1、2、3（共计9页）原审均未采纳的证据没有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规定，违法！二、原审“经审理查明”事实错误。1、原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1、无线固话预付费“学灵通”有无退市计划，2、无线固话预付费“学灵通”网络近三年监管情况。以及要求公开：1、湖北省电信（备案）现在执行资费（套餐）目录。2、湖北省电信（备案）现行资费（套餐）目录各资费标准、计费方式，对应服务等内容。被告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06号《关于唐天梁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错误。（1）上诉人（原告）2014年9月9日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上诉人是要求被上诉人答复“请纸质书面邮寄上诉人收”，被上诉人认可“2014年5月之前湖北电信的资费均有在我局备案，并在局网站上公示；湖北电信公司网站上也有公示。具体套餐内容您可在网站上查询”。但没有“回复请纸质书面邮寄上诉人”错误。（2）工信部联通[2014]182号明文规定“二、电信企业应保证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同类用户对资费方案具有同等的选择权利。涉及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的资费方案，应在执行前告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资费方案应在执行前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同级价格主管部门”，被上诉人鄂通信信函[2015]106号称“该通告自2014年5月10日起执行，其后电信企业的资费方案无需再在我局备案，故我局无此备案信息公开”错误，违反工信部联通[2014]182号明文规定。（3）被上诉人鄂通信信函[2015]106号称“中国电信正在开展小灵通服务升级活动、具体情况咨询企业。电信公司客服热线：10000”，工信部2013年5月5日《小灵通有关问题的说明》明确告示：“相关服务电话分别是：各省区市电信用户申诉受理机构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区号+12300”，而不是“具体情况请咨询企业。电信公司客服热线：10000”。从（1）、（2）、（3）证明被上诉人拒绝答复上诉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有悖于工信部联通（2014）182号文件规定的原审“经审理查查明”事实错误。2、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0日，被告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于2015年7月11日收到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审仅仅“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0日，被告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于2015年7月11日收到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但正好证明上诉人“小灵通不通，费用照收”事项仍然没有解决，2015年01月4日至今仍然没有回复，只好再向国家信访局投诉，请求领导关注“网络不通，费用照收”一事，希望有关部门依法行使对湖北省通信行业的监督和管理职能，解决好“网络不通，费用照收”一事。但是，被上诉人的“我局高度重视，并己要求湖北电信公司进行了核查。据电信公司反馈．您多次投诉小灵通（号027-6284****）信号与资费的问题，电信公司每次给予的自复及解决方案都没有取得您的认可”的答复使上诉人感到惊讶！因为，时至今日我仍然未见到中国电信湖北公司工作人员，我的小灵通前期“信号不通，资费照收”的问题不理怎么又谈解决方案呢？原审对上面事项又是如何“经审理查明”呢？请原审出示相应证据。2015年7月10日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称上诉人“但到约定日期，您未如期到友谊路营业厅商谈投诉解决方案”，但是，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又称“您于6月18日到友谊路营业厅面谈”被上诉人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又称“武汉分公司营业部江汉区分公司投诉负责人和友谊路厅投诉处理人员接待了您并与您进行了沟通，电信公司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仅凭当时友谊路营业厅的临时人员回避上诉人情况在电话里与电信公司联系，这能证明是武汉市分公司营业部江汉区分公司投诉负责人和友谊路厅投诉处理人员？被上诉人说的话前后连接不上，不能自圆其说。3、原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回函》，载明：“1、关于原告唐天梁反映的4小灵通不通费用照收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由于小灵通设备供应和网络支持等原因，电信公司己无法保证小灵通业务服务质量，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电信公司采用更先进的移动网络承接小灵通通信服务¨¨。请小灵通用户到指定电信营业厅办理服务升级事宜，帮助小灵通用户解决通信问题，且出台了优惠举措。2、关于原告唐天梁提出的“4要求提供小灵通升级服务的报告或文件依据”。经核，被告省通信局未收到任何上级部门关于小灵通服务升级的政策性文件。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向我局报送了《关于小灵通升级服务方案的报告》中电信鄂（[2014]100号），上述文件为4阶段核心商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经征求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意见，该公司不同意公开上述报告内容。因此，上述报告内容“不予公开”错误。（1）快递单：1072876719316证明：原告2015年9月14日寄出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函没有收到。（2）一、关于您反映的“小灵通不通费用照收”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由于小灵通设备供应和网络支持等原因，电信公司已无法保证小灵通业务服务质量，请被上诉人出示电信公司反馈“己无法保证小灵通业务服务质量”相关证据。（3）上诉人2014年09月09日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无线固话预付费学灵通网络近三年来监管情况》，被告鄂通信信函[2015]106号称“三、关于无线固话预付费学灵通网络近三年来监管情况的问题，我局近三年来收到相关投诉，武汉市当时有百万小灵通用户，三年没有投诉，一下又称据电信公司反馈，电信公司己无法保证小灵通业务服务质量互相矛盾，请被上诉人回复，那个回复是正确的?鄂电申[2013]012号、鄂电申[2013]013号、鄂电申[2013]014号、鄂电申[2013]015号、鄂电申[2013]019号、鄂电申[2014]001号、鄂电申[2014]002号、鄂电申[2014]003号、鄂电申[2014]004号、鄂电申[2014]009号等文件均证明小灵通投诉申诉有记录，当时武汉市小灵通100多万用户，被投诉人则称：“我局近三年未收到相关投诉”，怎么又使人相信零投诉呢?（4）“二、关于您提出的‘要求提供小灵通升级服务的报告或文件依据’。经核，我局未收到任何上级部门关于小灵通服务升级的政策性文件”，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向我局报送了《关于小灵通升级服务方案的报告》（中电信鄂[2014]100号，工信部2013年05月05日《小灵通有关问题的说明》明确指出：“相关服务电话分别是：各省区市电信用户申诉受理机构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区号+12300”。从上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是有上级部门关于小灵通服务升级的政策性文件的。（5）被上诉人又称“上述文件为阶段核心商秘、经征求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意见，该公司不同意公开上述报告内容。因此，上述报告内容不予公开”。被告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垂直管理正司局级建制不履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法律规定，而不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规定，要向地方企业征求意见！（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10月25日）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7）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5号）第十一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1号）第三十一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向电信用户提供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种类、范围、资费标准和时限，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第三十四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电信用户交费和查询提供方便。电信用户要求提供国内长途通信、国际通信、移动通信和信息服务等收费清单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免费提供”。综上，小灵通用户是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不用质疑的客观存在事实，小灵通收费、转网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符合上面法律规定，因此，被上诉人“上述报告内容不予公开”错误。4、关于原告唐天梁提出的“6月18日是电信公司还是用户未到场面谈”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经多次电话沟通，原告唐天梁于6月18日到友谊路营业厅面谈，武汉分公司营业部江汉区分公司投诉负责人和友谊路厅投诉处理人员接待了原告唐天梁并与原告进行了沟通，电信公司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原告虽有意转网，但对电信公司回复并不满意，具体情况省通信局已通过鄂通信信函[2015]114号文件向原告进行了答复。上诉人2017年02月15日刚刚收到《省通信局已通过鄂通信信函》[2015]114号文件（EMS号：1067119746618），证明被上诉人湖北省通信局己通过鄂通信信函[20151]114号文件答复错误。5、“省通信局工作人员于7月29日和8月3日多次电话回访原告唐天梁，均无人接听。”请对此出示相关证据，否则上诉人追究被上诉人污蔑诽谤罪。6、原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回函》，……并于当日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原告邮寄《回函》。但因住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收件人电话不通等原因于2015年9月23日被退回。原告不服，提起诉讼错误。上诉人在住址住了六十二周年周边也没有进行任何城市改造，以前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曾经寄过数件EMS邮政快递邮件上诉人都己收到，被上诉人难以圆其“因住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说法，原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回函》，……并于当日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原告邮寄《回函》，违法！上诉人是因为被上诉人2015年7月10的处理意见没有经过核实确认上诉人“多次投诉小灵通（号码为027-6284****）信号与资费的问题，电信公司每次给予的自复及解决方案都没有征得您的认可”的答复使上诉人感到很惊讶！因为，始至今日我仍然未见到中国电信湖北公司工作人员，对我的小灵通前期“信号不通，资费照收”的问题不理怎么又谈解决方案呢？更没听说过有几个解决方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联系2015年7月17日到被上诉人处面谈，填写《来访接待记录》，主要目的是反映《解决小灵通不通，资费照收》问题，“主管部门小灵通升级应有文件依据，转网退费标准未向用户公开。1、用户要求公开小灵通升级服务的报告或文件依据。2、请通信管理局确认约谈时是电信公司还是投诉人未到场问题。参加人员：市场处张处长、12300：杜处长、信访处：彭婷。被上诉人没有按2015年7月30日《照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承诺“你（们）反映的问题，予以受理。我局将按照《信访条例》规定期限办结，并书面答复你（们）”，上诉人是为此而提起诉讼。以前，被上诉人虽然有回复上诉人提起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但每次都是答非所问、甚至拒绝回答，例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1、湖北省电信（备案）现在执行资费（套餐）目录。2、湖北省电信（备案）现行资费（套餐）目录各资费标准、计费方式，对应服务等内容”并书面回复上诉人，“2014年5月之前湖北电信的资费均有在我局备案，并在局网站上公示：湖北电信公司网站上也有公示。具体套餐内容您可在网站上查询”，但不纸质书面邮寄上诉人，工信部联通[2014]182号明文规定“二、电信企业应保证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同类用户对资费方案具有同等的选择权利。涉及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的资费方案，应在执行前告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资费方案应在执行前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同级价格主管部门”，被上诉人鄂通信信函[2015]106号则称“该通告自2014年5月10日起执行，其后电信企业的资费方案无需再在我局备案，故我局无此备案信息公开”，拒绝回答上诉人。现在，本次的诉讼就是因为被上诉人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被上诉人不按规定履行职责仍然是答非所问、拒绝回答回复2015年7月17日上诉人继续反映《解决小灵通不通，资费照收》问题。被上诉人在《行政诉讼答辩状》中诡辩“我局工作人员于2015年7月29日和8月3日多次电话回访原告，均无人接听。2015年9月14日，我局通过鄂通信信函[2015]136号对原告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EMS快递单号为：1072876719316，办结时间未超过《信访条例》的规定期限。2015年9月23日该信件被返回，退回原因显示：原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收件人电话不通”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我局工作人员于2015年7月29日和8月3日多次电话回访原告，均无人接听”、上诉人在住址住了六十二周年周边也没有进行任何城市改造，以前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曾经寄过数件EMS邮政快递邮件上诉人都已收到，被上诉人难以圆其“因住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说法。被上诉人在《行政诉讼答辩状》中“还称我局己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原告2015年7月17日投诉的信访事项”，请被上诉人出示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在《行政诉讼答辩状》对（2015年）鄂洪山行初字第00074号行政判决书至今仍未执行！三、原审引用法律规定错误。1、原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信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在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2015]行立他字第4号，对信访处理行为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界定，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错误。（1）根据被上诉人官网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性质：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是湖北省通信行业的政府主管机构，依法行使对湖北省通信行业的监督和管理职权、主要职责：贯彻执行通信行业管理政策法规，统筹规划湖北省公用通信网、互联网、专用通信网并实行行业管理；监测分析湖北省通信业运行态势并发布引导信息，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的有关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1号第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法律规定。根据上面规定，被上诉人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是监督湖北省通信行业和管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2）上诉人诉被上诉人符合行政诉讼有关法律规定。①、上诉人（一审原告）2016年01月27日递交行政诉讼状至2017年04月14日开庭长达14个多月的立案审查确认为“不服被告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开庭审理合法、有效。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受案范围（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二○○九年十一月九日“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法治发展程度，设计了符合实际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这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定依据。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限制受案范围。凡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可诉性事项，不得擅自加以排除；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有单行法律、法规授权的，也要严格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排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仅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也要顺应权利保障的需要，依法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与人身权、财产权密切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权利。要坚决清除限制行政诉讼受理的各种“土政策”，严禁以服务地方中心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等为借口，拒绝受理某类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要准确理解、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条件、诉讼主体资格、起诉期限的规定，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行规定限制当事人起诉的其他条件。要正确处理起诉权和胜诉权的关系，不能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成立而限制或者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规定。（3）新法律效力大于旧法律效力相关规定。（2005）行立他字第4号仅是一个信函的回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新法大于“[2015]行立他字第4号”旧法法律效力！所以，原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信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2015]行立他字第4号）对信访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界定，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错误。四、原审裁定错误。原审“原告应按照《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向有权信访工作机构反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的规定”错误。被上诉人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是湖北省通信行业的政府主管机构，理应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依法行使对湖北省通信行业的监督和管理职权、监督管理湖北省通信建设市场、监测分析湖北省通信业运行态势并发布引导信息，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的有关问题；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电信服务资费和质量，但是，被上诉人在处理“网络不通，费用照收”申诉一事上不履行自己的监督和管理职权、拒绝或者不按《信访条例》答复上诉人，甚至违反国家有关法规欺骗回复上诉人。综上，上诉人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受案范围（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重审。2、裁定上诉人2015年7月17日到被上诉人处填写《来访接待记录》，被上诉人未按规定时间回复违法。3、裁定被上诉人继续回复上诉人2015年7月17日到被上诉人处填写《来访接谈记录》事项。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5年7月17日上诉人唐天梁到被上诉人省通信局反映其于2015年7月11日收到被上诉人省通信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的不实之处，该行为属于对被上诉人省通信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不服而再次信访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2005）行立他字第4号］第一条：“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监督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对于上诉人唐天梁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职责的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故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唐天梁的起诉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唐天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忠审判员 肖 丹审判员 朱金梅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花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