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哈民二民重字第1号原告: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规划街8-6号。法定代表人:陈吉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军，男，195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住哈尔滨市香坊区。被告: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法定代表人:贾文彬，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铭钊，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哈尔滨市阿城区。被告: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乡长征村。法定代表人:杨国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宪武，男，194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住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三人:哈尔滨市中联铝合金钢窗厂，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松浦镇庙台子。法定代表人:佟树芬，厂长。第三人: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原黑龙江省经济贸易开发集团总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南直路208-6号悦山国际1栋1-3层2号。法定代表人:席友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钰娜，女，197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部工作人员，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原告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公司)与被告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以下简称广播设备厂）、被告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公司）、第三人哈尔滨市中联铝合金钢窗厂（以下简称钢窗厂）、第三人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1998年4月15日受理后，于1999年1月22日作出（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广播设备厂不服，上诉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法院），省法院于2000年5月29日作出（1999）黑民终字第12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01年6月22日作出（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华侨公司向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11月15日作出黑检民行抗字（2002）38号民事抗诉书，向省法院提出抗诉，省法院于2002年11月26日函转本院对本案再审。本院于2003年8月7日作出（2003）哈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华侨公司、广播设备厂不服，向省法院提出上诉，省法院于2003年12月12日作出（2003）黑民一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广播设备厂不服，向省法院申请再审，省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2）黑监民监字第113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本案再审。2013年9月25日，省法院作出（2013）黑监民再字第85号民事裁定，撤销省法院（2003）黑民一终字第324号、本院（2003）哈民抗再字第13号、（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追加友联公司为被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吉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军，被告广播设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铭钊、杨龙，被告友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宪武，第三人中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钰娜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钢窗厂经我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广播设备厂在辽阳××××号给付2775平方米商品房，或按2775平方米×3800元/平方米=10,545,000元给付房屋销售款；2、判令广播设备厂给付34套商品房进户费130,853.64元；3、判令广播设备厂给付迟延付款赔偿金12,932,388元。另，华侨公司同意追加友联公司为被告，但不提出诉讼请求，只要求友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1995年3月2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两份联建协议书。一份为改造广播设备厂南岗区辽阳××××号家属区的联建协议；另一份为改造广播设备厂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广播设备厂厂区的联建协议。按家属区的联建协议规定，辽阳××××号改造动迁由华侨公司负责安排全部动迁户。改造后广播设备厂在原地得500平方米住房，其中350平方米安排在地下室一层至二层，另150平方米为车库，其余住房均由华侨公司销售。协议还约定，华侨公司先为广播设备厂在十字街提供10套住房，作为厂区联建的补偿面积。1995年6月广播设备厂家属区改造进入动迁阶段，华侨公司首先为广播设备厂在十字街开出10套房票。随后为安排辽阳异地动迁户，华侨公司又从电池厂小区开出18套住房房票，在军体校小区开出6套住房房票，共34套住房。该34套住房拿出后，原广播设备厂厂长霍振权与钢窗厂厂长王文成、华侨公司的代理人刘光军三人商议将辽阳建房改成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建成后当商品房出售。华侨公司认为该行为系违法行为，决定退出联建。此时华侨公司已经为辽阳××××号改造拿出了34套住房，为了解决该问题，首先是由钢窗厂出面与华侨公司谈，由钢窗厂买下这34套住房，双方于1995年8月18日签订了《售购房协议》。该协议约定，钢窗厂从协议签订之日起逐渐缴纳购房款（因钢窗厂当时为华侨公司军体校一号楼安装铝合金钢窗，安装过程中华侨公司可以不付款，意为钢窗厂逐渐缴纳购房款），钢窗厂保证在1995年10月30日前将全部购房款给付完毕。逾期不付，钢窗厂承担银行利息，超过两个月，钢窗厂从辽阳新建房中拿出2775平方米住房顶给华侨公司。后华侨公司考虑辽阳××××号改造项目是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项目，此项目与钢窗厂无关，所以华侨公司要求广播设备厂必须出面与华侨公司签订一份协议。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又与华侨公司签订一份《换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广播设备厂从辽阳××××号新建房中拿出2960平方米换广播设备厂已进户占有的华侨公司十字街、电池厂、军体校小区34套住房共2775平方米。1996年6月20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了《解除协议》，约定“甲、乙双方1995年9月28日所签换房协议继续执行”。由于钢窗厂一直不按协议规定给付购房款，华侨公司于1997年12月7日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起诉钢窗厂。华侨公司根据与钢窗厂的约定，在起诉状中从购房款5,184,770.21元扣除钢窗厂为华侨公司安装钢窗款1,052,542.05元后，起诉标的额为4,132,228.16元。在法庭庭审中，钢窗厂不仅否认购房协议书，而且又在市法院起诉华侨公司，称华侨公司欠钢窗厂1,052,542.05元钢窗款，并要求华侨公司赔偿损失。市法院于1998年10月19日作出（1998）哈经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认为“以钢窗款冲抵购房款查无实据”，判决华侨公司给付钢窗厂钢窗款1,052,542.05元，并按日万分之二承担赔偿金324,182.32元。华侨公司于1998年依据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在市法院起诉广播设备厂，历经历次审理至今。本案的事实就是友联公司原董事长王文成于1997年12月20日给华侨公司总经理的信中所承认的事实，即“自我公司成立之日，即得到了社会各界友人，尤其是陈总您的无私帮助，如今公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并能够立足于房地产市场，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从九五年起，在贵公司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完成了与广播设备厂联建南岗区辽阳××××号地段辽阳综合楼工程之后，进而又将在联建中获得的全部效益（即联建协议中获得的商品房全部销售收入）相继投资在：哈市南岗区红旗乡长征村兴建了12,000平方米的渡假村，现装修工程已尽尾声，完成投资2000万元；垫款70万元承揽施工了长征村办公楼（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在齐齐哈尔垫款520多万元承揽了齐铁职工住宅（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工程，现正在催要工程款之中。今年岁末又完成了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科研大楼，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项目的前期工程（前期广播设备厂移地新厂区建设工程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现已完成投资300万元”。通过王文成的信可以看出霍振权、王文成、刘光军三人把辽阳××××号广播设备厂家属区联建改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在房屋建成后，他们并不想兑现协议将辽阳新建房顶给华侨公司。相反，他们先是以帝威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外销售，1997年3月又注册成立友联公司，又以友联公司销售房屋。房屋销售后，仍不归还华侨公司购房款，而是拿这些钱进行开发。综上所述，事实上是广播设备厂及友联公司实际在占有华侨公司的房产和房屋销售款，而且这种占有已近20年，已经给华侨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广播设备厂辩称，一、1995年3月2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书》，约定联建辽阳××××号房产，华侨公司提供资金、广播设备厂分得新建房产500平方米。同时合同还约定因厂区联建，华侨公司向广播设备厂提供1000平方米房产，但华侨公司并未提供该房产，厂区联建华侨公司也未实际参与。基于种种原因，华侨公司决定退出联建。之后，广播设备厂与钢窗厂继续履行联建。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了《售购房协议》，约定钢窗厂购买华侨公司35套房产，面积1717平方米、进户费13.272万元、1995年10月30日前付款，逾期付款钢窗厂将用辽阳××××号新建房产2775平方米抵债。1995年9月10日，钢窗厂又向华侨公司购买一套房产，面积95平方米、价格19.74万元。同样约定逾期付款用新建95平方米房产抵债。1997年5月29日，钢窗厂向华侨公司退回两套房产，华侨公司出具收据。综上，钢窗厂实际购买华侨公司34套房产、拖欠进户费13万余元。此后本案争议的34套房产由钢窗厂占有处置。1995年9月28日，针对上述34套房产，华侨公司又与广播设备厂签订了虚假的《换房协议书》，协议确定广播设备厂已向华侨公司借款250万元。广播设备厂用辽阳新建房产与华侨公司提供的上述34套房产（面积2775.7平方米）进行交换，进户费双方各自承担。1996年6月20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解除联建协议书。至1997年8月，钢窗厂仍未履行付款义务。1997年8月3日，钢窗厂、帝威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承诺还款。1998年1月7日，友联公司向华侨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承诺限期履行给付34套房款义务。至此，三方权利义务关系清晰明确，华侨公司与钢窗厂之间34套房产买卖协议真实有效，华侨公司对钢窗厂享有债权。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之间的虚假换房协议无效，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1997年华侨公司依据其与钢窗厂签订《售购房协议》起诉钢窗厂，在诉讼中，华侨公司明确认可售购房协议的效力，但其于1998年4月10日向市法院申请撤诉，1998年4月15日，市法院作出（1998）哈民二初字第1号裁定，准许撤诉。1998年，因华侨公司拖欠钢窗厂钢窗款，钢窗厂向市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华侨公司答辩称，华侨公司并非有意违约不付款，而是双方签订过两份购房协议，钢窗厂拖欠华侨公司34套住房房款未付。此后，华侨公司针对该案申请再审时，在再审申请书中又明确说明：“华侨公司并非违约不支付钢窗款，而是钢窗厂购买我公司34套房产，钢窗厂曾表示用钢窗厂款冲抵其拖欠我公司购房款。”通过上述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华侨公司认可售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1998年4月10日，也就是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给付34套房款之诉申请撤诉之日，在没有得到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的同时，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即申请撤诉的当日，依据虚假的换房协议对广播设备厂提起诉讼，要求广播设备厂给付换建房屋2960平方米。即华侨公司依据不同的协议向两个主体主张34套房产权利。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给付2960平方米房产的同时，华侨公司也在市法院另一个诉讼中积极应诉，即钢窗厂起诉华侨公司给付钢窗厂款的诉讼，一个作原告一个作被告。华侨公司在作原告的案件中，主张其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34套房产换房协议有效，在作被告的案件中主张，其不支付钢窗厂钢窗款的原因是，钢窗厂购买其34套房产至今未付款。二、华侨公司诉请广播设备厂给付辽阳××××号2775平方米房产，或按2775平方米乘以3800元/平方米给付1054.50万元销售款，缺少事实依据、合同依据、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34套房产与广播设备厂无关，即便是双方最早签订的联建协议中，也未约定华侨公司参与联建需要提供34套房产。即便是双方之间虚假的换房协议中约定广播设备厂应向华侨公司给付的房产面积也为2960平方米，而非华侨公司起诉的2775平方米。并且该虚假的换房协议约定进户费用双方各自承担，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约定，钢窗厂需向华侨公司支付进户费13万余元，如钢窗厂预期付款，其应向华侨公司给付辽阳新建住房2775.7平方米。本案中，华侨公司就是基于此协议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而广播设备厂不是该合同的相对方，无义务承担合同义务。华侨公司已向钢窗厂交付争议的34套房产，钢窗厂已进行了实际处置。综上，请求驳回华侨公司针对广播设备厂的诉讼请求。友联公司辩称，本案中涉及的《售购房协议》约定的房屋买卖、《换房协议书》中约定的换房相关事宜，均与友联公司无关，友联公司虽在1998年1月7日出具《还款计划》，但该代还款的承诺早已超过时效。一、本案由市法院再审的程序违反最高院规定，本案应依法终结审理或驳回华侨公司的诉请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本案最初于2000年由省法院发回重审，市法院出具（2014）哈民二重字第1号应诉通知书，将友联公司追加为被告，该次审理是对本案第三次重审（再审）。排除抗诉程序对本案的审理，省院已将此案第二次发回重审，本次重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市法院应当终结本案重审或驳回华侨公司的诉请事项。二、本案将友联公司追加为被告不能成立。（一）友联公司与本案无关联，友联公司于1997年3月20日成立。辽阳地段集资项目于1994年3月29日获批，1995年开工，于1996年竣工。伴随工程竣工，该项目的住房已安排和处理完毕。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两份《售购房协议》。签订的时间分别是1995年8月18日和1995年9月10日，两份售购房协议中约定从华侨公司购房36套。华侨公司提供的34套住房已于1995年9月10日前安排完毕。钢窗厂于1997年5月29日返回华侨公司两套住房房票，华侨公司于当日给钢窗厂出具收到两套住房房票的收条。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的时间是1995年9月28日。该协议书签订之时，友联公司尚没成立。（二）友联公司为钢窗厂购房欠款出具《还款计划》中的承诺已超时效。友联公司出具《还款计划》的时间是1998年1月7日。友联公司给华侨公司出具该还款计划之时，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和帝威公司的《售购房协议》中合同买卖纠纷正在诉讼之中。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对此案申请撤诉，并于同日以《换房协议书》起诉广播设备厂。从华侨公司的撤诉行为及其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起诉书内容得出，华侨公司不确认该《还款计划》。需说明的是该还款计划中“因该房全部用于开发项目安置动迁户”的表述，不是友联公司用该房，友联公司当时尚没成立。因此，该房没有用在友联公司的工程项目上。友联公司出具的该《还款计划》是在17年之前，华侨公司无视该还款计划中的承诺，以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故友联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已超时效而不承担义务。（三）股东变更后的友联公司不能是本案的被告，也不能承担本案中的相关义务。友联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杨国强。原友联公司的股东已于2011年6月3日办理变更登记。友联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从市法院收到（2014）哈民二民重字第1号应诉通知书和华侨公司2014年5月13日形成的起诉书。现友联公司从应诉通知书中获知因侵权纠纷被追加为被告，得知的时间是2014年5月21日。该时间距变更登记时的时间达两年十一个月十七天，即已超出承担义务的两年时效之规定。华侨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形成的起诉书中没有将友联公司列为被告，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市法院不能将友联公司列为被告。（四）本案不存在侵权，以侵权纠纷为本案案由不成立，友联公司不能是共同侵权人，所以友联公司不能被追加为被告。本诉中的诉请，是华侨公司以《售购房协议》第四条中关于以2775.8平方米房产计取请求款额，第二条诉请中的进户费也是《售购房协议》的约定，《换房协议书》中没有约定进户费的给付。由此得出，以《售购房协议》或《换房协议书》为诉讼依据的纠纷均不能是侵权责任纠纷。三、华侨公司与钢窗厂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其债权没能实现是由华侨公司自身行为产生，其应承担行为产生的后果。四、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虚假，其以此要求广播设备厂履行该协议不成立。五、华侨公司的起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一）华侨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1、其诉请第1条不成立。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售购房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将辽阳所建商品房住宅按所购建筑面积2775.79平方米给乙方顶购房款的约定无效。理由是钢窗厂不是辽阳项目所有人，其无权处置该相关房产。该项约定对广播设备厂和友联公司不产生效力。2、其诉请第2条不成立。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中没有给付进户费的约定。《售购房协议》中有进户费的约定，但本案不是以房屋买卖案由进行审理。华侨公司第2项进户费的请求能够得出广播设备厂和友联公司不能是本案被告。钢窗厂也不能是本案的第三人。3、由于其第1、2项请求依据不成立，其第3、4项请求也不成立。（二）其起诉书中依据的事实理由不成立。1、联建协议的解除，是因华侨公司没有按第四条的约定出资而解除。2、十字街房产按联建协议安排给动迁户不成立。十字街十套住房面积是847.69平方米，是钢窗厂从华侨公司处购买，华侨公司对此出具证据已给予确认。3、钢窗厂法定代表人系佟树芬而不是王文成。4、起诉书中表述其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后，霍厂长、王文成、刘光军用十万元贿赂，将该“辽阳××××号联建项目改成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项目，建成后当商品房销售，这是一件违法行为，所以华侨公司退出此联建”。其该处表述不实。客观事实是辽阳××××号地段建设项目，在双方签订联建协议前的1994年3月29日已获批为职工集资建房项目。华侨公司本次举证的证据七中的第2页内容能予证实。5、起诉书中表述，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售购房协议后，“考虑到辽阳××××号改造项目不管真假，毕竟是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项目”……“这样于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又与华侨公司签订一份《换房协议书》”。该处表述的内容虚假。钢窗厂是民营企业，广播设备厂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国有财产不能为民营企业的经营承担义务。况且，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得的住房仅有22户用在广播设备厂和帝威公司在该处的建设上。广播设备厂和华侨公司签订换房协议的初衷，就是因该公司是开发公司，能帮助将该项目剩余住房对外销售行为具有合法性而签订。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和帝威公司购房欠款之时，钢窗厂确认给付欠款，帝威公司确认担保，友联公司在案件审理之时，又对钢窗厂的欠款出具还款计划。由此得出其债权的保证是可靠的。然而，华侨公司却撤回起诉，以虚假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华侨公司不顾钢窗厂确认还款和利息的支付，不顾帝威公司确认担保，不顾友联公司出具还款计划，即不怕四百余万元欠款的丧失，为追求千万元利益，冒着败诉的极大风险，在向法院申请撤诉的同时，以虚假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由此导致此案的诉讼长达十八年之久。6、起诉书中辩称：“华侨1997年12月7日在市法院起诉钢窗厂……，在法庭庭审中，钢窗厂不仅否认购房协议，而且又在市法院起诉了华侨公司，称华侨公司欠他1,052,542.05元钢窗款……，无奈华侨公司于1998年按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在哈中院起诉广播设备厂……”起诉书中的该处内容完全背离客观事实。钢窗厂确认欠款和利息的支付，帝威公司确认担保成立。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帝威公司的庭审情况有市法院1997年12月15日，12月19日和12月29日的开庭和调解笔录为证。在此案的诉讼期间，案外人友联公司于1998年1月7日给华侨公司出具代钢窗厂偿还欠款的《还款计划》。以上事实证明钢窗厂、帝威公司确认还款和支付利息。华侨公司撤诉后，以换房协议另行起诉广播设备厂，由此导致钢窗厂钢窗款的债权无法实现，钢窗厂为确保债权而起诉华侨和华富公司。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在庭审和调解三次后，于1998年4月10日以“被告与所建房主体不符”申请撤诉。华侨公司于申请撤诉的当日，以虚假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钢窗厂在债权得不到保障和怕超时效的情况下，在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起诉广播设备厂后，于1998年7月起诉华侨和华富公司。华侨公司于撤诉的当日，在准许其撤诉的民事裁定没有形成之前，在市法院起诉广播设备厂的事实，有华侨公司1998年4月10日的起诉书和其于1998年4月17日缴纳诉讼费的票据为凭。由此证明华侨公司以无奈而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表述与实不符。7、起诉书中表述“事实上是广播设备厂及友联公司实际占有华侨公司的房产和房屋销售款”不成立。华侨公司针对钢窗厂购买其三十四套房产的欠款，于1997年11月起诉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其在钢窗厂确认欠款和利息的给付，帝威公司确认担保，案外人友联公司为钢窗厂的还款出具还款计划，华侨公司在债权能获得确实的保障后，撤回对钢窗厂和帝威公司的起诉。以虚假换房协议，要求广播设备厂履行换房协议，由广播设备厂承担超过钢窗厂购房款两倍以上的金额偿还华侨公司。还原本案的真相是，华侨公司与钢窗厂有业务往来并互负债务。华侨公司在此诉讼状中也称钢窗厂在“安装过程中华侨公司可以不付款，意为钢窗厂逐渐缴纳购房款”。华侨公司根据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及钢窗厂出具的盖章确认的房票，将住房交付给钢窗厂安排确认的相关人。由此形成的华侨公司债权大于钢窗厂在其处的债权。钢窗厂起诉华侨和华富公司，虽然胜诉，但将此执行案中止，没有从华侨和华富公司执行回分文，究其原因是钢窗厂欠华侨公司购房款。钢窗厂对该购房款没还，是因华侨公司撤诉后产生的巨额利息，不是钢窗厂行为导致，并且华侨公司为获更大利益执着地要求广播设备厂履行义务。华侨公司本次诉请金额1000余万元，将钢窗厂列入为本案第三人，由此形成钢窗厂在华侨公司享有本息达二百余万元债权的情况下，还要承担千万元以上的债务。据此，钢窗厂对该购房款的没还不存在过错。华侨公司在十八年的诉讼中，没有将友联公司列为被告的事实，已说明友联公司与此案无关。所以，其以虚假《换房协议书》和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为依据，提出广播设备厂和友联公司实际占有其房产和房款的表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华侨公司的诉讼请求。中盟集团述称，该案与中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省法院判决中涉及到了中盟公司，帝威公司是独立法人，应独立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侨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二：1995年3月2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关于广播设备厂南岗区辽阳××××号家属区、东大直街177号厂区联合改造的《联建协议书》。拟证明：双方在广播设备厂家属区和厂区联建。证据三、华侨公司在十字街所开出的十张房票。拟证明：华侨公司依据《联建协议书》（证据1）第五条规定为将来厂区联建给广播设备厂在十字街小区开出10套住房房票。证据四、华侨公司在电池厂小区开出的18套住房房票。拟证明：华侨公司为辽阳××××号移地动迁户开出18套住房房票。证据五、华侨公司在动力军体校小区开出的6套住房房票。拟证明：华侨公司为辽阳××××号移地动迁拿出的6套住房。证据六、集资合作建（购）房资金来源审批单；证据七、集资建设（购买）住房批准书。拟证明：广播设备厂原厂长霍振权与中联钢窗厂原厂长王文成、刘光军等人改变辽阳联建方式，把辽阳××××号正常联建改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证据八、《关于申请临时开工的报告》。拟证明：广播设备厂原厂长霍振权、钢窗厂原厂长王文成、华侨公司派出辽阳联建委托人刘光军三人背着华侨公司用黑龙江广播设备厂基建办用章以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的名义给规划局打临时开工报告，得到市规划局的批准。证据九、《售购房协议》。拟证明：广播设备厂原厂长霍振权等人把辽阳××××号联建改成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华侨公司决定退出联建。为解决华侨公司已拿出的34套住房，先是钢窗厂原厂长王文成决定以钢窗厂的名义购买这34套住房。证据十、《换房协议书》。拟证明：华侨公司对《售购房协议》有异议，因为辽阳××××号是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项目，与钢窗厂无关，所以华侨公司要求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就34套住房签订一份换房协议书。证据十一、《解除协议》。拟证明：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解除辽阳××××号联建，双方执行《换房协议书》。证据十二、起诉书。拟证明：华侨公司开始是依据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向钢窗厂要34套购房款，并在起诉标中冲减了钢窗厂为华侨公司安装钢窗款105万元。证据十三、（1998）哈经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钢窗厂不仅不还华侨公司34套购房款，相反又在市法院起诉华侨公司，称华侨公司欠其钢窗款。证据十四、（1998）哈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华侨公司对钢窗厂的起诉向法院提出撤诉。证据十五、（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华侨公司依据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起诉广播设备厂及市法院的判决。证据十六、（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判决被省法院撤销，本案发回市法院重审及重审所作的判决。证据十七、（2003）哈民抗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华侨公司对（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提起抗诉后，市法院对该案重审所作的判决。证据十八、（2003）黑民一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华侨公司上诉后，省法院所作的判决。证据十九、友联公司董事长王文成于1997年12月20日写给华侨公司总经理的信。拟证明：辽阳××××号新房建成后，全部（包括应归还华侨公司的房子）被友联公司卖掉。友联公司又用此款去开发广播设备厂的科研楼项目，仍不归还华侨公司购房款。证据二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广播设备厂厂区联建项目名称是广播设备厂科研楼。证据二十一、《哈尔滨市城区建设用地批复》。拟证明：由于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广播设备厂是以建科研楼项目申请的，所以土地出让金全部免缴。证据二十二、广播设备厂与钢窗厂双方所签的《换房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在34套住房中广播设备厂实际占用22套。广播设备厂对华侨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1995年3月22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联建辽阳××××号地段房产。协议约定华侨公司给广播设备厂另外安排1000平方米住宅，作为双方在东大直街厂区联建项目中异地补偿面积。该约定只是意向性约定，华侨公司未实际给付1000平方米房产，华侨公司也未参与厂区联建。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属于华侨公司单方制作。证据中，95年7月形成5张分配证，8月3日形成3张，其余均为95年8月18日。而1995年8月18日，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了售购房协议。华侨公司已将上述财产出售给钢窗厂，其根本无法分配上述房产。另外，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的联建协议未约定华侨公司需要为联建提供住房，约定为厂区联建而提供的1000平方米房产又未实际提供，且对于厂区联建华侨公司也未实际履行。即便证据属实，也不能证明其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华侨公司举示的证据七可以证实，1994年3月29日，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已批准广播设备厂集资建房。不存在华侨公司所诉的广播设备厂原厂长等人密谋，将联建通过贿赂行为变为集资建房等行为。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案争议的房产与广播设备厂无关。华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为联建投入本案争议的房产，华侨公司只是将本案争议的房产出售给钢窗厂，其与钢窗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广播设备厂无关。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换房协议体现，广播设备厂筹资兴建职工住宅楼，因资金不足向华侨公司借款250万元。首先，华侨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行为（收据、转款记录等）。另外，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联建协议约定，整个联建行为广播设备厂只需要提供土地，而其他投资行为均为华侨公司承担。所以协议约定广播设备厂筹资兴建住宅楼，存在明显的虚假性。综上，该份换房协议大前提即为虚假，后续内容无真实性可言。协议第二条约定，广播设备厂在辽阳新建住房4300平方米，其中广播设备厂享有2960平方米的所有权。该约定更为虚假。依据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联建协议，广播设备厂在本次联建中只能取得500平方米房产，并且实际广播设备厂也仅仅取得了500平方米房产。所以换房协议约定广播设备厂用新建2960平方米房产与华侨公司互换明显虚假。协议第三条约定，广播设备厂用辽阳2960平方米房产与华侨公司交换十字街、电池厂、军体校2775平方米房产违背常理。即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用一类街道的大面积房产交换三类街道小面积房产的可能性。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时间为95年8月18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时间为95年9月28日。针对同样的房产存在一份销售协议、一份置换协议，必然有一份为虚假协议。本案争议的34套房产与广播设备厂无关，华侨公司诉请支付进户费，而这份换房协议明确约定互换的房屋进户费双方各自承担，并且华侨公司起诉给付房产的面积为2775平方米，而这份换房协议体现广播设备厂需向华侨公司提供房产的面积为2960平方米。即，华侨公司具体诉讼请求计算的依据为其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而非其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广播设备厂并非售购房协议的合同主体，华侨公司诉请与广播设备厂无关。换房协议虚假无效，华侨公司作为争议房产原所有人，其对外签订了两份相互矛盾的合同，其应承担完全过错责任。该份换房协议无效，广播设备厂无义务承担任何责任。华侨公司对该份证据证明事实叙述为：辽阳××××号为广播设备厂集资建房，与钢窗厂无关，所以要求广播设备厂来签订一份换房协议。通过该叙述可以证明，换房协议并非是合同主体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只是因华侨公司担心售购房协议效力，而单方要求广播设备厂与其签订的一份内容完全虚假的协议。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解除联建协议第二条约定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之间签订换房协议继续履行。因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为虚假协议，所以该部分内容无效。对证据十二、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协议可以证明，华侨公司认可其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清楚真正的债务主体是谁。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华侨公司明知债务主体是谁，但又自愿放弃其债权。对证据十五真实性没有异议，华侨公司依据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换房协议本身无效，华侨公司知道真正的债务主体，而对其放弃诉讼，反而依据虚假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真正意图就是，怕在起诉钢窗厂时从中抵消掉其拖欠钢窗厂的钢窗款。对证据十六、十七、十八无异议，因上述判决确实认定事实不清、遗漏诉讼主体进而均被撤销发回市法院重审。对证据十九无异议。认为证据二十、证据二十一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十二真实性有异议，未出示原件。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售房协议的时间为1995年8月，而广播设备厂与钢窗厂签订的换房协议的时间为1995年7月。换房协议签订时，钢窗厂尚未向华侨公司购买上述房产，即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其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不予认可。友联公司对华侨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关于对辽阳××××号地段签订的该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联建协议是针对辽阳××××号地段集资建房项目签订的协议。协议第五条中约定的“另乙方给甲方安排住宅1000平米”系要对东大直街广播设备厂联建项目中的意向约定，而不是最终决定。华侨公司和广播设备厂对东大直街厂区项目没有进行联建，其也没提供该1000平方米住宅。华侨公司出具的《中联钢窗厂购房费用具体明细》中注明，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买十字街房产10套面积共计847.69平方米。双方在之后解除了联建协议，华侨公司没依据该协议提供住房。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二东大直街的联建协议书不认可，华侨公司签订该协议后没投资，也没参与该项目的建设，该联建协议与本案无关，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三份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房后，每安排使用一套住房均出具有钢窗厂盖章确认的房票提交给华侨公司，双方以该房票进行结算。华侨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四、五不是进户的房票，而是由华侨公司单方制作的分配证，不是钢窗厂盖章确认的购房房票。钢窗厂于1997年5月29日返还给华侨公司两套房票，华侨公司江首英针对收回两套房票的事实，出具注明收到两套房票的《收条》的事实证明，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买的房屋均有钢窗厂盖章确认的房票，详见友联公司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三。证据六是复印件，该资金来源审批单中注明建设性质是集资建房，填制日期是1994年4月13日、4月20日。该证据证明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之前，该项目已是集资建房项目，此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七，华侨公司出具的该书证形成于1994年3月29日。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批复，广播设备厂在辽阳××××号住房项目是集资建房。友联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与友联公司无关。华侨公司称广播设备厂将该项目改变为集资建房项目后，为避免偷税之嫌，华侨公司退出联建协议的表述不成立。该联建协议属实。对证据八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关于申请临时开工报告中注明“由于我单位集资款尚未全部到位”而申请开工。该项目是集资建房项目，因此该申请内容属实，华侨公司以此证明其主张不成立。该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九售购房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协议中十字街2号4-1-3号，电池厂2号5-3-2号的房屋已退还华侨公司，华侨公司已出具收条。钢窗厂依该协议从华侨公司购房面积是2611.08平方米，而不是2775.8平方米。华侨公司于1997年4月10日，在市法院对该售购房协议的买卖纠纷审理完毕但判决尚没作出之前，其以“由于被告（钢窗厂、帝威公司）与所建房主体不符”为由申请撤诉，市法院作出准许撤诉裁定。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否定售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其以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钢窗厂依该协议仅收到33套房产，而不是34套房产。该33套房产面积是2611.08平方米。另一套住房有另一份售购房协议为凭。《售购房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甲方将辽阳建房建筑面积2775.8平方米顶替购房欠款的约定无效。钢窗厂无权处置他人财产。友联公司与此房屋买卖协议无关。对于证据十，该换房协议虚假，不予确认。此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该项目因是集资建房项目，安排完的剩余房产广播设备厂不能对外销售。华侨公司是开发公司，能帮助广播设备厂将剩余房产对外进行销售。广播设备厂为达到华侨公司帮其售房具备合法性的目的，双方协商后签订该虚假协议。该换房协议的虚假，从以下方面能予证明：1、该换房协议的前言部分的表述证明该协议虚假。协议前言部分表述广播设备厂因欠华侨公司贰佰伍拾万元没还而签订此协议。真实情况是广播设备厂没有从华侨公司借款。2、换房协议中的具体内容证明协议虚假。a、协议第三条中注明建楼4300平方米，住户和公企动迁面积是1340平方米，剩余面积是2960平方米。从建房面积安排可以得出该约定十分荒唐，荒唐的原因是该项目动迁安置完后剩余的房产全部给付华侨公司，广播设备厂从该项目中没获得任何利益。b、协议第二条中已经确认住房和公企动迁面积共计1340平方米，已满足了该项目动迁安置的需要，即广播设备厂对动迁户已经安置完毕。但在第三条又约定，广播设备厂同意以辽阳的2960平方米换乙方现已进户的十字街、电池厂、动力军体校新建商品房，面积2775.79平方米。该已进户的房产中，有钢窗厂安排的不是动迁户的关国强、王文斌、王文艳、杜振波、芦志刚等等，广播设备厂无义务承担钢窗厂行为的后果。该协议第二条中注明辽阳××××号地段动迁住户和企业已从该地段安置完毕（1340平方米），剩余面积全归华侨公司。由此形成广播设备厂在该集资建房项目中没获分文利润。但在第三条中注明还要承担钢窗厂安排住户产生的房款。c、辽阳地段是哈市当时和现时的一类黄金地段。华侨公司的房产是三类地区，该一类和三类地区的房价相差悬殊。广播设备厂以多米数黄金地段房产换华侨公司房屋米数少的三类地段房产的约定，违反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不能成立。d、华侨公司没提供2775平方米房产给广播设备厂。华侨公司没按该换房协议提供给广播设备厂房产。华侨公司本次提交到法庭的售购房协议一份，约定卖给钢窗厂35套房产。钢窗厂于1997年5月29日退还华侨公司两套，即十字街2号楼4-1-3号，电池厂2号楼5-3-2号，华侨公司出具收到该两套房的收条。从华侨公司出具的《中联钢窗厂购房费用具体明细》（详见友联公司第一组证据中证据4）中的建房面积得出，电池厂住房面积1469.16平方米，十字街住房面积847.68平方米，军体校住房面积294.23平方米，三处合计为2611.08平方米（钢窗厂在1995年9月11日从华侨公司另行购得一套95.74平方米，是在该换房协议签订后购买，华侨公司本次起诉没提交该证据）。由此得出该虚假换房协议中华侨公司提供2775平方米的房产不存在。3、换房协议第五条约定“互换屋进户费等由双方各自负担解决”。华侨公司对本案的本次起诉中无视换房协议中的该约定，其在起诉书的第2项请求是要求给付进户费，其该请求的本身证明其自身已否定换房协议的真实性。综上，换房协议虚假。友联公司在帝威公司、钢窗厂、华侨公司和广播设备厂在辽阳××××号地段开发建设、销售、安置及签订各种协议之时尚没成立，所以友联公司不能成为本案被告，更不能承担本案的相关义务。对于证据十一，对协议中第一条解除联建协议的真实性确认。对该协议中第二条的真实性不确认，因1995年9月28日协议虚假。该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于证据十二，对该起诉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钢窗厂和华侨公司买卖成立。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对该起诉书中本金、进户费及利息的给付确认。该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十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钢窗厂是在华侨公司否定售购房协议和华侨公司撤诉的情况下，起诉华侨公司和华富公司。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和帝威公司时，以其欠钢窗厂钢窗款100余万元冲抵部分购房款。华侨公司在该买卖纠纷案开庭审理完毕判决作出前，于1998年4月10日提出撤诉申请，并以该售购房协议中的房产，以和广播设备厂已达成换房协议为由，于1998年4月10日起诉了广播设备厂。钢窗厂于1998年4月24日收到准许华侨公司撤诉的裁定。钢窗厂在索要钢窗款无望，且又因该钢窗款于1996年作出结算，钢窗厂在为确保债权时效不超过的情况下，起诉了工程结算确认单位华侨公司和华富公司。钢窗厂两审胜诉后在哈市法院申请执行，因考虑欠华侨公司购房款，所以此执行案在市法院中止执行，没有从华侨公司执行回分文。友联公司与此证据无关联。对证据十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6日收到该裁定，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在1998年4月24日收到该裁定。华侨公司在对此案撤诉的同时，依虚假换房协议起诉了广播设备厂。证据十五（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判决已被省院撤销。证据十六判决确认换房协议虚假。该判决证明此案已由省院发回重审一次。此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十七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错误，抗诉是以虚假事实为依据提出的，市法院违反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抗诉作出判决。该判决是对本案第二次重审。此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证据十八的判决是违反事实和法律的判决。对证据十九真实性有异议。该书信不是王文成书写的，王文成仅初中文化。该信中的辽阳的书写是繁体字，王文成不会书写。华侨公司提交的证据九《售购房协议》中有王文成本人签字的笔迹，从该签字笔迹得出，该信件不是王文成本人的签字。证据二十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文件中涉及的项目是东大直街项目，华侨公司与此项目无关联。对证据二十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华侨公司与此项目无关，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对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中盟集团对华侨公司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本案与中盟集团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广播设备厂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联建协议书》、建设工程审批表（批准时间：1995年6月23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1995年3月22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联建辽阳××××号地段房产。协议约定，华侨公司给广播设备厂另外安排1000平方米住宅，作为双方在东大直街厂区联建项目中异地补偿面积。该约定只是意向性约定，华侨公司未实际给付1000平方米房产，也未参与厂区联建。证据二、《售购房协议》。拟证明：1995年8月18日，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协议，约定钢窗厂购买华侨公司共计35套房产、1995年10月30日前给付购房款、进户费。超期两个月未支付，钢窗厂将辽阳新建住宅2775.798平方米顶替欠款。而华侨公司举示的证据十，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约定：广播设备厂用辽阳新建房产2960平方米置换华侨公司2775.798平方米房产。假如换房协议真实，广播设备厂应向华侨公司提供2960平方米房产。本案华侨公司诉请给付房产及房产面积的依据为其与钢窗厂签订的售房协议。广播设备厂不是合同主体，无义务承担给付义务。证据三、《解除协议》。拟证明：1996年6月20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解除联建关系。解除联建协议第二条约定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之间签订换房协议继续履行。因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为虚假协议，所以该部分内容无效。证据四、《还款计划》。拟证明：华侨公司清楚真正的债务主体，并且华侨公司曾经依据其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起诉了钢窗厂，后又撤诉，反而依据虚假的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缺少合同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证据五、1997年12月20日，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成写给华侨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吉祥的书信一封。证明问题同上。证据六、2010年10月13日，广播设备厂委托律师对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成作出的询问笔录。证明问题同上。证据七、关于1997年12月20日王文成写给陈吉祥的书信确认书。证明问题同上。证据八、哈政土城合字（1998）6号哈尔滨城市建设用地批复。拟证明：1998年10月4日，哈尔滨市政府批复同意广播设备厂在东大直街177号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建造科研楼、厂房，使用面积2816.86平方米，土地出让金2,780,282.89元。证据九、（97）城规地字第（194）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东大直街、辽阳用地面积2800平方米，用地项目名称为：厂房、科研楼。证据十、房屋在建成项目（工程）转让申请审批书。拟证明：广播设备厂将东大直街177号的厂区改造、厂房科研楼，转卖给友联公司，即此地块及建筑物已转卖给友联公司，友联公司为实际受益人。证据十一、友联公司转账凭证。拟证明：友联公司向广播设备厂支付了300万元转让费。证据十二、申请法院调取友联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收据、联建房产销售发票。拟证明：友联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将工业用地变为商品房开发用地的事实。联建房产的实际开发主体为友联公司，友联公司为最终利益获得者。华侨公司对广播设备厂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1995年3月2日《联建协议书》、1995年5月22日《建设工程修建申请书》、委托书（省华侨开发公司委托刘光军为辽阳联建负责人，即华侨开发公司的派出机构黑龙江广播设备厂基建办公室主任）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995年3月2日辽阳××××号联建协议书第五条规定，“另乙方（即华侨公司）给甲方安排住宅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其位置在南岗区××字街，该房属双方在南岗区××街甲方厂区联建项目中，乙方给甲方的移地动迁补偿面积”。正是根据这条规定，根据广播设备厂的要求，为落实联建协议，华侨公司于1995年7月18日从十字街小区给广播设备厂开出4套住房房票，7月19日从十字街小区开出2套住房房票，7月24日在十字街小区开出1套住房房票，8月1日在十字街小区开出一套住房房票，8月3日在十字街小区开出2套住房房票，共计十套住房（见华侨公司的证据三）。这些住房房票是在1995年7月18日至1995年8月3日期间开出的，此时《售购房协议》尚未签订，这十套住房是华侨公司给广播设备厂作为双方在东大直街厂区联建项目中异地动迁补偿面积，广播设备厂把这个事实说是“意向性”显然是错误。对证据二《售购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广播设备厂在此想证明这34套住房是钢窗厂买的，这是不真实的。广播设备厂证据一中的三份证据已经证明是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联建，而且联建项目已经市规划局批准。从1995年7月18日至8月3日华侨开发公司已经按联建协议书第5条规定，为广播设备厂在十字街小区开出了十套住房，即34套住房中有10套住房是按1995年3月2日联建协议书规定华侨开发公司给付广播设备厂厂区联建的补偿面积，随后华侨开发公司又根据广播设备厂基建办提出的名单于1995年8月3日至9月11日陆续在电池厂小区拿出18套住房，于1995年7月11日至8月18日在军体校小区又拿出6套住房，共24套住房。也就是说在华侨公司与钢窗厂没签订《售购房协议》之前已经拿出了34套房子。华侨开发公司决定退出辽阳××××号联建后，王文成、刘光军两人要代广播设备厂归还华侨公司34套住房和华侨公司商谈，以中联钢窗厂的名义将34套住房赊购下来，并起草了《售购房协议》，该协议书起草后华侨公司并没有盖章，因为华侨公司考虑到辽阳××××号集资建房不管真假，但名义上毕竟是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与钢窗厂毫无关系。所以，广播设备厂在出示《售购房协议》时隐瞒以上事实，仅以售购房协议书证明34套住房是钢窗厂买的，与事实不符。对证据三解除联建协议书的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恰恰证明，广播设备厂在与华侨公司解除联建时，双方再次重申1995年9月28日所签的换房协议继续履行。现广播设备厂又在新的证明内容中称“因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的换房协议为虚假协议，所以该部分内容无效”。《换房协议书》是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该协议书签订9个月后的1996年6月20日双方签订解除联建的协议书。既然《换房协议书》虚假，那么广播设备厂在签订换房协议9个月后，在签订解除联建协议时还要肯定换房协议继续执行，由此证明广播设备厂承认《换房协议书》是双方继续履行的有效协议。对证据四《还款计划》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1、广播设备厂企图以此证明34套住房全部用于开发项目安置动迁户，不真实。因为34套住房中有10套住房是华侨公司直接提供给广播设备厂厂区联建的动迁补偿面积。2、广播设备厂在此还隐瞒了一个事实，即除10套住房外广播设备厂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在这24套住房中就占有22套（见钢窗厂与广播设备厂所签的换房协议书）。3、广播设备厂在要证明的事实中称“原告起诉广播设备厂承担责任，缺少合同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的合同依据：A、1995年3月2日广播设备厂为甲方，华侨公司为乙方，双方共签订了两份协议书：一是辽阳××××号广播设备厂家属区改造协议书；二是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广播设备厂厂区改造联建协议书（见华侨公司所出示的证据一）。辽阳××××号广播设备厂自有生活区的联建协议书第五条规定“乙方（华侨公司）给甲方（广播设备厂）提供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住房，其位置在南岗区××字街，该房属双方在南岗区××街厂区联建项目中，乙方给甲方的移地动迁的补偿面积”。从1995年7月18日至8月3日华侨公司依据此协议该条款陆续地给付了广播设备厂住房。B、广播设备厂在证明事实中也承认“这34套住房（包括十字街十套）全部用于开发项目”，广播设备厂在这里所称的开发项目就是辽阳××××号广播设备厂家属区改造项目。届至目前，广播设备厂从未向法庭、向华侨公司出示过一份辽阳××××号项目不是广播设备厂的，而是钢窗厂的或者说是其他单位的项目的证据。辽阳××××号开发项目既然是广播设备厂的项目，是该项目用了华侨公司34套住房，广播设备厂在该项目上与华侨公司联建后，在华侨公司已按双方联建协议规定（华侨公司负责安排动迁户的规定）为此项目拿出了34套动迁用房。C、1995年9月28日双方所签《换房协议书》的合法性毋庸置疑。①、该换房协议书上所盖的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的公章是真实的，广播设备厂法定代表人霍振权的名章是真实的。②、换房协议是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该协议签订9个多月后，广播设备厂才与华侨公司签订解除联建协议的协议，在解除联建协议中又再次肯定换房协议继续执行。③、广播设备厂和友联公司的代理人都称，因该协议开头有华侨公司借给广播设备厂250万元的条款，华侨公司根本没有借给广播设备厂250万元，所以证明换房协议虚假。从换房协议书开头的一段所表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广播设备厂“计划筹资肆佰万元”，是准备自筹150万元，另250万元向华侨公司借。广播设备厂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成与华侨公司签订换房协议这条路，这才是对这一段文字的正常理解。换房协议书开头的一段所表述的意思不仅不能证明换房协议虚假，恰恰证明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换房协议的原因。对证据五1997年12月2日友联公司经理王文成给华侨公司总经理陈吉祥的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广播设备厂企图以此证据证明34套住房款应由友联开发公司偿还，与己无关，不真实。这封信恰恰证明王文成与广播设备厂之间的交易，从信中可以看出王文成当时对广播设备厂是承诺这34套住房款由友联公司代归还，但友联公司至今并未承担。这封信同时也恰恰证明34套住房实际占有人是广播设备厂，正如信中所说“今年岁末又完成了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科研大楼，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项目的前期工程（黑龙江广播设备厂移地新厂区建设工程正在紧张的施工中）”。即1997年6、7月份友联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的交易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为这笔交易友联公司用华侨公司的房子给广播设备厂解决了22套住房，现被广播设备厂使用，友联公司又代广播设备厂承担了华侨公司给付广播设备厂的10套住房，但在广播设备厂向友联公司提供了科研楼计划，友联公司用科研楼计划在东大直街建了32000平方米商品房，其把东大直街177号商品房全部销售后，并没有替广播设备厂承担这34套房款。对证据六王文成笔录的真实与否，华侨公司无法确定，而王文成个人的承诺不具有证明的效力。对证据七关于1997年2月20日王文成写给陈吉祥的书信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无异议。对证据八哈政土城合字（1998）6号哈尔滨市建设用地批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所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广播设备厂厂区东大直街177号原址并未按此批复建广播设备科研楼和厂房，现在该地建的32层32000平方米商品房对外称友联大厦。该批复第三条规定“你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用地面积、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不得出售商品房，否则重新办理用地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而广播设备厂将自己申请的科研楼19600平方米计划交给友联公司去建32000平方米商品房，友联公司并未补交土地出让金，该项目致使国家损失6、7千万元土地出让金。这就是原广播设备厂厂长霍振权给友联公司带来的利益，所以友联公司（当时是钢窗厂）才要给广播设备厂干部、骨干分子解决22套住房，并愿意承担归还华侨公司的34套房款。这应该是该份证据能够证明的实质性问题。对证据九（97）规划地字第（194）号建设用地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份证据《用地项目名称》一栏中明明写的是厂房、科研楼。但现在东大直街177号原广播设备厂厂址并没有按此用地规划建厂房、科研楼，而是建了32000平方米商品房，对外称友联大厦，所以该证据所证明事实与实际不符。该份证据再次证明原广播设备厂厂长霍振权将省发改委批给广播设备厂的科研楼项目交给友联公司去开发商品房。对证据十《房屋在建项目（工程）转让申请审批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这个转让书批准时间为1999年12月23日，而友联公司用广播设备厂科研楼项目计划搞开发商品房的时间是1997年中期，比此批件提前两年半。1999年12月23日，东大直街177号32层32000余平方米的友联大厦已竣工，而且此件批准机关是哈市房产住宅局房产交易中心，这是个处级单位，无权代表市规划局、市土地局两个局级单位行使权利。正如证据八用地批复第三条所规定的“你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用地面积、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不得出售商品房，否则重新办理用地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而房产交易中心为友联公司和广播设备厂办的这个项目转让，恰恰是为了让友联公司在开发中绕过这一条，帮助友联公司在开发该项目时偷逃土地出让金，最后给国家造成6、7千万元土地出让金流失。这份证据恰恰是证明广播设备厂在东大直街177号厂区项目上是如何帮助友联公司偷逃土地出让金的证据。正是为此，友联公司才同意为广播设备厂代付华侨公司34套房款。对证据十一、十二，因为只是几页帐页，华侨公司无法质证。友联公司对广播设备厂举示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中的部分予以确认。不确认和有异议的部分是协议第五条中“另乙方给甲方安排住宅1000平方米”的约定，该约定仅是意向性，是对东大直街项目而言。广播设备厂和华侨公司没就东大直街项目的开发建设达成一致。东大直街项目是由友联公司开发建设，华侨公司没针对该东大直街项目提供房产。从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的购房协议中得出，华侨公司出售给钢窗厂在十字街住房是847.69平方米。华侨公司针对钢窗厂从其公司购买的十字街房产为847.69平方米，于1997年12月19日向市法院提交《中联钢窗厂购房费用具体明细表》中对此面积确认为847.69平方米。该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售购房协议确认钢窗厂购买华侨公司住房35套，但在1997年5月29日退回两套。钢窗厂以该售购房协议从华侨公司处实购房33套，面积为2611.08平方米。该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和该协议第二条有异议。该证据与友联公司无关。广播设备厂和华侨公司解除了联建协议，但该协议的第二条表述的协议是份虚假协议，关于该协议的虚假见友联公司对华侨公司证据十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四还款计划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理由是：1、华侨公司放弃友联公司还款计划导致该还款计划已超时效。华侨公司于1997年12月起诉钢窗厂、帝威公司，该案经市法院三次开庭审理和调解。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在庭审和调解中确认给付购房款和利息。友联公司在该案诉讼阶段向华侨公司出具该《还款计划》。但是华侨公司无视钢窗厂、帝威公司确认还款及利息的承担，无视友联公司出具的该还款计划，其于1998年4月10日向市法院对售购房协议纠纷案申请撤诉，并于1998年4月10日要求广播设备厂履行换房义务。其以换房协议进行诉讼的事实证明，否定该还款计划的存在。2、现友联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三年之前已变更，就此得出现友联公司不承担换房协议，及本案诉争之义务。3、友联公司成立之前，辽阳××××号地段项目中的房产已安置和销售完毕。还款计划中表述的房产用于开发项目是指对辽阳××××号地段的开发。从华侨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四、五分配证可以证明，安排进户（不管因什么进户）均是在1995年7月和8月间办理，就此也完全证明，该相关房产不是用在1997年3月成立的友联公司的业务中。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该信不是由王文成书写，王文成不会书写繁体字，广播设备厂提交的第二份证据中有王文成亲笔签字，和证据六中的王文成签字和书信的王文成签字，不是一人书写。对证据六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王文成为法定代表人的友联公司于1997年1月7日给华侨公司出具还款计划，证明其确认为钢窗厂还款，但华侨公司对此不确认。该笔录形成于2010年10月13日，王文成于2011年3月20日已不是友联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况且王文成所表述的事实，不是向债权人承诺承担义务。而是阐述换房协议的虚假和各级法院无视、违背客观事实，违反法律作出判决的无奈表述。对证据七的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1、辽阳××××号项目是集资建房项目，该项目形成于广播设备厂在和华侨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之前。2、华侨公司将十字街10套847.69平方米房产卖给钢窗厂，有售房合同，有华侨公司出具的《中联钢窗厂购房费用具体明细表》、《中联钢窗厂购我公司住宅住户姓名一览表》和房票为证。同时有华侨公司对该欠款案的庭审笔录，及其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为证。3、该证据中引用的联建协议第五条“另乙方……”仅是对如果开发建设东大直街项目与华侨公司联合开发建设的意向性表示，华侨公司没有提供该1000平方米房屋，也没对东大直街开发建设。4、友联公司没有出售辽阳××××号地段建设的房产。5、华侨公司在该说明书确认友联公司在1998年1月7日为钢窗厂买房出具还款计划是其明知的事实，该承诺已超过时效，友联公司不承担本案的任何义务。对证据八、九、十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一友联公司的转帐凭证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二广播设备厂调取证据的申请，友联公司认为该证据存在与否，与本案都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本案是因辽阳××××号地段建集资房，广播设备厂当时为委托具有开发职能的华侨公司帮助销售剩余房产，签订的假换房协议引发的纠纷，与东大直街的建设项目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中盟集团对广播设备厂举示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友联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我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举示：第一组证据：1、钢窗厂和华侨公司于1995年8月18日签订的《售购房协议》。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房35套，该35套住房明细在附表中记载；2、钢窗厂与华侨公司于1995年9月10日签订的售购房协议。协议中约定钢窗厂从华侨公司处购买坐落在电池厂二号楼1单元6楼住宅一套；3、华侨公司江首英于1997年5月29日出具的收条。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房时，华侨出具36套房票给钢窗厂，钢窗厂在每张房票中盖章确认，钢窗厂当时剩有两套住房退还华侨公司。至此，钢窗厂从华侨公司共购买三十四套住房；4、钢窗厂具体购房费用明细表。该明细是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和帝威公司时，华侨公司向法庭举证的材料，其以此证明购房费用组成的相关事实依据。该明细注明进户33套，面积共计2611.08平方米；5、中联钢窗厂购（华侨公司）住宅住户姓名一览表。该住宅住户一览表是由华侨公司制作和举证到法庭，其目的是证实钢窗厂购其34套住房属实；6、还款计划。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应华侨公司的要求出具还款计划，帝威公司为该还款担保。华侨公司将该还款计划举证到法院，并依该还款协议将帝威公司列为被告。第一组证据拟证明：1、钢窗厂购华侨公司34套房，双方买卖关系成立。2、钢窗厂在1997年5月29日退还华侨公司房票两张，华侨公司出具收条，由此证明该房屋的买卖关系发生在钢窗厂和华侨公司之间。3、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换房协议虚假，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换房协议，该协议内容如真实，则在签订1995年9月28日协议后，关于该房的相关事宜应由该两个单位办理。钢窗厂在1997年5月9日将两张房票退还华侨公司，华侨公司江首英给出具收条，由此得出房屋的买卖关系成立，就同一房产而另行签订的换房协议虚假。4、钢窗厂与华侨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发生在1995年8月和9月，而友联公司于1997年成立。由此证明此案与友联公司无关，友联公司不应为本案的被告。第二组证据：1、起诉书（1997年）。华侨公司依售购房协议和还款计划将钢窗厂和帝威公司起诉。其在起诉书中自行将拖欠钢窗厂的钢窗款核减；2、诉讼保全申请书，3、担保书，华侨公司为确保债权申请财产保全。4、诉讼请求钢窗厂付款明细。华侨公司在该明细中，记载钢窗厂欠款额的形成，以及将拖欠钢窗厂的钢窗款从钢窗厂欠其购房款中核减。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华侨公司与钢窗厂之间买卖关系成立。第三组证据：1、市法院就华侨公司与钢窗厂房屋买卖纠纷，于1997年12月15日开庭笔录。笔录中记载华侨公司确认其欠钢窗厂钢窗款105余万元，确认钢窗厂向其购房36套，钢窗厂退还两套。双方确认房屋买卖事实客观真实。华侨公司在法庭辩论中确认“原、被告签订协议合法有效”；2、市法院1997年12月19日开庭笔录。双方共同确认钢窗厂欠购房款，华侨公司欠钢窗款属实并从中核减。钢窗厂同意按建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法庭告知“双方于下周三之前拿出意见，否则将依法判决”；3、市法院1997年12月29日庭审调解笔录。帝威公司就该欠款事宜派人到大连见陈吉祥，陈总没收取帝威公司还款计划。双方对法庭提出“上次对帐双方差41,000元，其余无异议对否？”双方对此均确认“对”；4、授权书、出庭函，5、代理词。华侨公司聘请姜好旗律师为本案代理人，姜律师在该代理意见中论证，两份售购房协议合法有效，担保成立，钢窗厂应给付购房款及相关费用。第三组证据拟证明：钢窗厂与华侨公司之间售购房事实存在，签订的协议中关于房屋买卖的相关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共同确认互负债务，华侨公司欠钢窗厂钢窗款从购房款中核减。从本组证据中得出友联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第四组证据：1、撤诉申请书（1998年4月10日）。华侨公司在双方共同确认售购房协议中买卖关系成立，钢窗厂确认给付购房欠款和承担利息的支付时，华侨公司向法院提出撤诉请求。华侨公司提出撤诉的同时另行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行为，证明其自行否定与中联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否定了帝威公司为钢窗厂还款的担保，否定了友联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华侨公司在对本案提交撤诉申请后，便以与广播设备厂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虚假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要求广播设备厂履行换房协议；2、市法院（1998）哈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市法院在已查清案件事实，在开庭后和进行多次调解后，根据华侨公司的申请，作出准许其撤诉的裁定。3、送达回证（1998年4月24日）。帝威公司和钢窗厂于1998年4月24日收到法院准许华侨公司撤诉的民事裁定。第四组证据拟证明：华侨公司自动放弃钢窗厂的债权和放弃帝威公司对还款的担保。钢窗厂和帝威公司没能给付华侨公司的购房款是华侨公司自身行为造成，钢窗厂和帝威公司没按约履行义务没有过错。华侨公司的撤诉和另行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行为造成钢窗厂在华侨公司的钢窗款债权无法实现。第五组证据：1、市法院1998年9月22日庭审笔录。华侨公司撤诉并另行起诉广播设备厂后，导致华侨公司拖欠中联钢窗厂一百余万元不能冲减购房款。由于该钢窗款的结算是由华侨公司和华富公司分别确认，同时该结算时间是在1996年，如不起诉索要该欠款，则该款的诉讼时效期限将届满。钢窗厂在此情况下迫于无奈起诉华侨公司，市法院对此立案和开庭审理。庭审中，华侨公司无视其以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的同时，又确认与钢窗厂房屋买卖成立，想通过以钢窗厂的购房款冲减该钢窗款。2、市法院（1998）哈经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第2页载明“被告开发公司辩称……被告以上欠款并非有意违约不给，而是原、被告曾分别签订两份购房协议，原告购我公司34套住房，原告同意所欠钢窗款在购房款中冲减”，判决确认“关于原被告协商所欠钢窗款在购房款中冲减问题与本案无关，应另案审理”。3、省法院（1999）哈经二终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华侨公司不服市法院判决上诉至省法院，其在上诉中提出，以购房款抵偿该欠款。省法院判决对此认定“华侨公司所主张的以购房款抵偿其欠款的请求，因属两个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而在此时段，华侨公司以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诉讼案正在进行。4、再审申请书。华侨公司一方面以换房协议与广播设备厂进行诉讼，而该换房协议中表述的房产确属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买。可是，华侨公司在该申请书中确认钢窗厂从其处买三十四套住房。第五组证据拟证明：证据1、2、3、4证明其一方面确认售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称是以该三十四套房产与广播设备厂进行置换，并要求广播设备厂履行义务。由于两份售购房协议没有解除和撤销，因此售购房协议应当履行。导致钢窗厂不能给付购房款的原因，是因华侨公司撤诉并又起诉广播设备厂的错误行为产生。以上事实说明华侨公司在本组证据中确认钢窗厂购房协议，确认购房相关事实存在。因此，本案将友联公司追加为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第六组证据：1、市法院（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此案经检察机关抗诉，市法院就同一事实对此案又进行审理。此案被省院发回重审；2、市法院（2003）哈民抗字第13号民事判决；3、市法院（2014）哈民二重字第1号应诉通知。此案就同一事实由哈市法院第三次重审。第六组证据拟证明：就同一事实由市法院进行三次重审或再审的行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第七组证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拟证明：友联公司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6月3日变更。现法定代表人为杨国强。2011年6月3日至2013年6月2日即已达到两年，本案是1997年产生的事情，从诉讼时效的规定得出，友联公司依法对债务不承担清偿义务。友联公司没有参与本案诉争财产的纠纷，并与该纠纷无关。第八组证据：调查刘光军笔录。拟证明：刘光军当时是华侨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其代表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换房协议书》，其是该换房协议签订的经办人。刘光军证实该换房协议虚假。第九组证据：1、起诉书（1998年4月10日）华侨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起诉书。华侨公司以售购房协议和帝威公司的还款担保于1997年11月起诉钢窗厂、帝威公司。哈市法院对此案经三次开庭审理和调解完毕后，其于1998年4月10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钢窗厂和帝威公司没有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准许华侨公司撤诉的民事裁定书（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在1998年4月24日收到其撤诉民事裁定书，见友联公司出具第四组证据中证据三）之时，华侨公司便以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华侨公司在该起诉书中仅以广播设备厂为被告，要求广播设备厂承担钢窗厂依售购房协议购买，并且由钢窗厂出具购房房票和安置完住户的34套住房的换房义务。华侨公司在该起诉书中没有将钢窗厂列为被告或第三人；2、人民法院诉讼费专业票据（1998年4月17日）。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后，于1998年4月17日向哈市法院交纳立案费贰万元。在此时间段，钢窗厂和帝威公司尚没收到法院准许其撤诉的裁定。因其交纳立案费不足，其于5月15日又补交立案费16,713.67元；3、送达回证[案号（98）字第9号（98年4月24日）]。广播设备厂于1998年4月24日，通过法院收到华侨公司起诉书；4、送达回证[案号（98）字第9号（98年月24日）]。广播设备厂于1998年4月24日收到法院开庭传票。5、送达回证[案号（98）第9号（98年5月15日）]。广播设备厂于1998年5月15日又收到变更开庭时间的开庭传票；6、送达回证[案号（98）第9号（98年11月10日）]。钢窗厂被追加为第三人，钢窗厂于1998年11月10日收到本案开庭传票；7、民事判决书（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市法院对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履行协议作出（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第三人钢窗厂不拥有该换房协议中房产所有权，无权对该房进行处理，该判决为此没有判令钢窗厂承担义务。该判决确认华侨公司诉请成立。但该判决经省院审理被撤销，并发回重审。第九组证据拟证明：1、华侨公司在申请撤诉后，法院作出裁定前，其就钢窗厂从其处购买的房产以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其对钢窗厂和帝威公司撤诉和另行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行为证明其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否定了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和实际履行。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否定了其在哈市法院1997年12月15日、12月19日、12月29日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其确认的事实，否定了其出具的《联钢窗厂具体购房费用明细表》、《中联钢窗厂购我公司住宅住户姓名一览表》，否定了钢窗厂的还款计划，帝威公司对还款的担保。2、放弃了友联公司对钢窗厂购买其34套房产代为承担还款出具的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形成于1998年1月7日。华侨公司的行为导致该还款计划已超时效。3、华侨公司在1998年4月10日起诉广播设备厂，4月17日交纳立案费的事实，以及钢窗厂和帝威公司于1998年4月24日收到准许华侨公司撤诉的民事裁定书的事实，证明华侨公司在本案的本次起诉书中所称，钢窗厂先起诉华侨公司，“无奈华侨公司于1998年按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在市法院起诉广播设备厂”的表述虚假，因此其该种表述不能成立。钢窗厂在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后，在面对华侨公司不能以拖欠钢窗款冲抵购房款，并且该欠款的收回即将超过时效，所以钢窗厂以华侨公司、华富公司拖欠钢窗款为由而起诉到市法院。钢窗厂为实现债权，在此时间段起诉华侨公司、华富公司不存在过错。华侨公司编造和开脱以虚假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的借口不成立。4、该判决认定追加钢窗厂为第三人不成立。该判决认定钢窗厂不应是换房协议案的第三人。该判决经省高院审理后撤销并发回重审。市法院作出（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驳回华侨公司以换房协议的诉请。友联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拟证明：华侨公司以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后，法院将友联公司追加为被告不成立。友联公司与虚假换房协议的产生不存在关联。友联公司虽于1998年1月7日为钢窗厂的给付购房款出具还款计划，但该还款计划因华侨公司放弃而超过承担还款的时效。友联公司成立之前，辽阳××××号地段的建房已全部安置和售完。友联公司没有参与辽阳××××号地段的建房和售房，其与该地段的建房和售房以及换房协议的签订没有关联，友联公司不能被追加为本案被告。同时证明，华侨公司以虚假换房协议起诉广播设备厂在先，钢窗厂起诉华侨公司和华富公司在后。华侨公司对友联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友联公司以此证据证明这34套住房是钢窗厂从华侨公司买来的，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存在着房屋买卖关系，不真实。这6份证据最终归结到一份证据即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华侨公司所签的《售购房协议》，它只能是证明钢窗厂同意代广播设备厂给付华侨开发公司34套购房款和进户费。因为这34套住房从未形成过买卖关系：①34套住房其中有10套住房是华侨开发公司根据1995年3月2日与广播设备厂所签联建协议第五条规定给付广播设备厂的。华侨开发公司给付广播设备厂这10套住房的时间是1995年7月18日至8月3日，此时《售购房协议》根本没有签订，这10套住房根本不是钢窗厂买的。②其余24套住房是华侨公司为辽阳异地动迁户提供的，这24套住房也都是在签订《售购房协议》前拿出的，而且这24套住房其中有22套住房现被广播设备厂中层干部及厂方骨干人员居住，如果是买卖关系，钢窗厂不可能从华侨开发公司买22套住房给广播设备厂干部、职工。③从《售购房协议》所规定条款中也可以看出这34套住房不单纯是买卖关系，该协议书第4条规定，中联钢窗厂归还这34套住房款的最后期限为1995年10月30日，如“超过付款期2个月，甲方（即钢窗厂）将辽阳所建商品房按所购房总建筑面积2775平方米拨给乙方（即华侨开发公司）顶购房款，乙方不找差价”。南岗区辽阳××××号建房分明是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钢窗厂为什么要拿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来顶给华侨开发公司呢？从该条款也可以看出友联公司将此证据仅仅说成是与华侨公司的买卖关系是不真实的。所以，《售购房协议》实为是钢窗厂为了要参与辽阳××××号联建，要代广播设备厂归还华侨公司34套房款和进户费这一目的而从华侨公司暂赊购这34套住房的证据。因为钢窗厂厂长王文成和华侨公司派出的代表刘光军与广播设备厂厂长霍振权三人密谋把辽阳××××号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的联建项目改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建成后王文成与刘光军将其当商品房出售。正是为此目的，王文成、刘光军俩人用华侨公司在动迁辽阳××××号时所收的超面积集资款从霍振权手中买下了《集资合作建（购）房资金来源审批单》（见华侨公司的证据六）、《集资建设（购买）住房批准书》（见华侨公司的证据七），随后刘光军、王文成背着华侨公司于1995年9月8日以华侨公司的派出机构——黑龙江广播设备厂基建办公室的用章给哈市规划局打《关于申请临时开工的报告》（见华侨公司的证据九），该报告得到市规划局的批准。这样王文成、刘光军与广播设备厂厂长霍振权三人就把辽阳的正常联建改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华侨开发公司为了避免偷税之嫌决定退出联建，但此时华侨公司已为辽阳××××号联建拿出了34套住房，其中有10套住房是为广播设备厂厂区联建拿出的。在这种情况下，钢窗厂厂长王文成为保住自己以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的名义建房，建成后当商品房出售这一目的得到实现，才与刘光军一同与华侨公司商谈，要代广播设备厂归还华侨公司在辽阳××××号联建过程中拿出的34套住房和进户费，双方并于1995年8月18日形成了《售购房协议》。但是该协议书形成后，华侨公司并未签字。因为华侨公司考虑到，辽阳××××号所谓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不管是真是假，但在规划部门该项目毕竟是广播设备厂的项目，与钢窗厂无关，所以华侨公司坚持要广播设备厂必须对这34套住房作出承诺后方退出联建。正如广播设备厂在本庭出示的证据7所证明的那样“王文成做通了广播设备厂法人霍振权的工作，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又就这34套住房与华侨公司签订了《换房协议书》”。所以，友联公司用《售购房协议》企图证明这34套住房是哈市中联钢窗厂从华侨公司买来的，与华侨公司是买房关系，这种证明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隐瞒了事情真相，这是不真实的。这份证据只能证明钢窗厂曾对华侨公司和广播设备厂承诺，这34套房款和进户费由钢窗厂归还华侨公司。但事实上钢窗厂根本不具有支付34套购房款的能力。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华侨公司认为，钢窗厂代广播设备厂归还华侨公司34套房款和进户费，双方就此签订了《售购房协议》，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但事实是辽阳××××号综合楼建成后，按《售购房协议》规定应返给华侨公司的2775平方米住房他们销售了，销售款他们拿去开发别的项目，华侨公司的34套房款与进户费还是分文不付。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这5份证据均属是已被法院撤销的案件中庭审记录，已无任何证明效力。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钢窗厂是为了参与辽阳××××号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建成后当商品房出售这一赢利目的，才与华侨公司商谈赊购华侨公司为广播设备厂辽阳××××号动迁和厂区联建拿出的34套住房，华侨公司是为了在自己退出联建后收回这34套住房款才签订《售购房协议》。但是就在华侨公司起诉中联钢窗厂与担保单位帝威房地产公司，并在起诉标的中按双方口头协议冲减了钢窗厂为华侨公司安装钢窗款105万元时，在这个案件庭审中第二被告帝威房地产公司代理人矢口否认自己的担保，相反在法庭上称“原、被告所签的协议是违反法律的”（见友联公司出示的第三组证据，证据1第3页上数第4行），正是为此华侨公司才决定撤诉，并以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的《换房协议书》起诉该34套住房的实际占有人广播设备厂。当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时，友联公司的代理人又成了广播设备厂的代理人，钢窗厂和友联公司又预感到如果华侨公司按《换房协议书》起诉广播设备厂，华侨公司一旦胜诉，他们代广播设备厂偿还的就更多了，于是又在法庭上称《换房协议书》虚假。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友联公司虽然在1998年1月7日为中联钢窗厂担保给华侨公司作过还款计划，友联公司董事长王文成又于1997年12月20日给华侨公司陈总写过信表示要在一定时间内将34套房款还上，但华侨公司一直认为友联公司为中联钢窗厂所作的还款计划也好，王文成在给陈总的信中承诺还款也好，这一切都是对广播设备厂的承诺，对广播设备厂的承担。因为这34套住房是华侨公司为广播设备厂两个项目拿出的，为厂区联建在十字街拿出10套，为辽阳××××号异地动迁拿出24套。王文成在1995年9月以后他先是以钢窗厂的名义介入辽阳联建，广播设备厂为王文成、为钢窗厂提供了职工集资建房批件，为此钢窗厂在辽阳××××号项目上受益匪浅。1997年6月广播设备厂又将自己通过广播电视厅从省发改委申请的厂区厂房改造和建科研楼项目又转给了友联公司去开发商品房，使友联公司在东大直街177号原广播设备厂厂址改造中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就逃避6、7千万元之多，销售32000平方米商品房又赚了几个亿。可以说王文成乃至友联公司的发迹，全得益于广播设备厂，所以本案广播设备厂申请将友联开发公司作为本案第二被告，符合实际，符合情理。但华侨公司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理由向友联公司讨要34套房款。2、友联公司曾表示要与华侨公司和解，由友联开发公司给付这34套房款。陈总当场表示，如果给钱现在就给，华侨公司仍然按当时的房价扣除105万元钢窗款，其余420余万元立即给付，可以和解。既然与友联公司无关，为什么友联公司要与华侨公司和解呢。对第六组证据，三份证据存在过，但这些都已经是被撤销的判决，无证明力。至于同一事实由市法院进行三次重审的行为违反最高法规定。这与华侨公司无关，与广播设备厂也无关，华侨公司无需对此质证。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友联公司出示这份证据是为证明友联公司从2011年6月3日变更企业法人至2013年6月2日已达两年，本案是1997年产生，从诉讼时效规定，友联公司已不承担清偿义务，友联公司与此纠纷无关。对此证据华侨公司质证如下：1、友联公司从2011年6月已更换法人，从法律时效讲，友联公司已不承担清偿义务，那为什么开庭前友联公司的副总杜振华到华侨公司，表示此案房款友联公司给付，要和华侨公司和解。2、1997年12月20日友联公司董事长王文成给华侨公司陈总的信称“自我公司成立之日起……，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从1995年起成功地完成了与黑龙江广播设备厂联建南岗区辽阳××××号地段，辽阳综合楼工程之后，近而将在联建中获得的全部效益（即联建协议中获得的商品房销售收入）相继投资在……”。友联公司董事长在这里说清了以下几点：①原钢窗厂介入南岗辽阳的项目与友联公司是一脉相承的，友联公司的前身就是钢窗厂，王文成原是钢窗厂法定代表人，1997年2月后是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②辽阳××××号所建综合楼商品房被友联公司销售了（开始是王文成承包帝威房地产公司，以帝威房地产公司销售），但销售款全部被友联公司掌控并分别投资在现友联公司各个项目上。③在该信中王文成还表示，对欠华侨公司的房款“随到随还，在1998年4月末还清此款”。3、1998年1月7日友联公司又为中联钢窗厂担保给华侨公司作《还款计划》，还款计划中明确表示“从立据之日起，此项欠款由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偿还……，保证在98年4月末还清”。既然与该案无关，为什么要给陈总写信表示在1998年4月末还清此款呢？既然与本案无关，为什么1998年1月7日为中联钢窗厂还款计划担保？并在担保中表示从1998年1月7日起该款由友联公司归还华侨公司？在该案庭审中，友联公司的意图就是把34套住房说成是钢窗厂从华侨公司购买的，钢窗厂至今未还这34套房款是华侨公司以《换房协议书》起诉广播设备厂造成的。并想以该事实，让法院判钢窗厂归还此款，而钢窗厂早在1999年就已被工商局吊销了执照，造成华侨公司34套房款无处讨要。对第八组证据这份证据在证人没出庭的情况下，拿到法庭作证是无效的，是无证明效力的。法庭应让刘光军出庭作证，华侨公司再质证。对第九组证据这些证据均是被法院裁定撤销的文书，已无证明的效力。广播设备制造厂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至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省法院已经裁定发回重审，如对该裁定存在异议，友联公司可以提出申诉。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2010年10月广播设备厂调取王文成笔录时，王仍为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证据八、证据九无异议。中盟公司对上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1、对华侨公司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广播设备厂对华侨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友联公司对上述证据中的第十九份证据的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异议成立，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纳；中盟公司拒绝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故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广播设备厂、友联公司虽对上述证据证明问题存在异议，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证据客观所体现内容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华侨公司依据上述证据作出的超出证据本身内容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三、四、五的真实性，广播设备厂、友联公司虽以系华侨公司单方制作，未有广播设备厂或钢窗厂的盖章确认为由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否定华侨公司依据上述住房房票交付房屋的事实，故其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结合案涉34套房屋实际交付的事实，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广播设备厂、友联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其异议内容均系针对证据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提出的异议，而并非对证据形式要件是否真实提出的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十、二十一均涉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的开发建设问题，与本案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对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广播设备厂、友联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本案多年审理中广播设备厂和钢窗厂均对双方之间签订换房协议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广播设备厂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对广播设备厂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八的真实性，华侨公司、友联公司均无异议，故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本身客观记载、体现的内容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对广播设备厂超出证据内容本身作出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对友联公司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华侨公司、广播设备厂对友联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本身客观记载、体现的内容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对友联公司超出证据内容本身作出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查明如下事实：1994年3月29日，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广播设备厂呈报的辽阳××××号《集资建设（购买）住房方案》。1995年3月2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约定：双方对广播设备厂所属南岗区辽阳××××号进行联合开发建设，建设资金由华侨公司负责，房屋建成后广播设备厂分得500平方米房屋，其他房屋归华侨公司所有，华侨公司负责安置动迁居民。协议签订后，华侨公司为广播设备厂安置动迁户。1995年7月至8月，广播设备厂陆续与辽阳××××号居住的被动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嗣后，华侨公司给被动迁人陆续分发《新房分配证》，安置地点：电池厂、军体校、十字街，共计34套房屋。此后，双方因办理审批手续问题产生矛盾，联建未果。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了《换房协议书》。约定：1、甲方广播设备厂向华侨公司借款250万元；2、甲方同意用辽阳新建楼房2960米换乙方十字街、军体校、电池厂35套房产。上述协议中所述房屋含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中华侨公司提供给广播设备厂的房屋。1996年6月20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了《解除协议》，约定：双方解除《联建协议书》，华侨公司对以上地号不负任何责任，双方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换房协议书》继续履行。1995年7月15日，广播设备厂与钢窗厂签订了《换房协议书》，约定：钢窗厂提供从华侨公司购买的十字街、电池厂、军体校街处22套商品房给广播设备厂，其中十字街房屋每平方米1650元，电池厂房屋每平方米2000元，军体校房屋每平方米1650元。广播设备厂向钢窗厂提供等价值的辽阳新建住房（每平方米3600元）。以上22套房产为华侨公司所有的商品房。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了《售购房协议》，约定：钢窗厂选购华侨公司35套房屋，其中十字街11套、电池厂18套、军体校6套，总价款5,422,608.22元，自签订协议起至1995年10月30日前足额付款，逾期付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按银行利率计息，超期付款两个月钢窗厂将辽阳所建商品住宅按所购总建筑面积2775.798平方米拨给华侨公司顶购房款，华侨公司不找差价。1995年9月11日，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约定：钢窗厂选购华侨公司的南岗区电池厂二号楼一单元六楼一号住宅商品房，建筑面积95.7445平方米，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购房款为196,985.83元。自签订协议起至1995年10月30日前足额付款，逾期付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按银行利率计息，超期付款两个月钢窗厂将辽阳所建商品住宅按所购建筑面积95.7445平方米拨给华侨公司顶购房款，华侨公司不找差价。1997年5月29日，钢窗厂退给华侨公司2套商品房，华侨公司给钢窗厂出具收条。1997年8月3日，钢窗厂作出还款计划，内容为：1995年8月购买华侨公司商品房34套，购房款5,184,770.21元，进户费130,853.64元，分批给付，保证10月末将此款还清，黑龙江省帝威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对该还款协议进行担保。1998年1月7日，钢窗厂作出还款计划，内容为1995年购买华侨公司商品房34套，购房款共计5,184,770.21元。因该房全部用于开发项目安置动迁户用房，所以从立据之日起，此项欠款由友联公司偿还。1998年3月末还200万元，剩余款保证在1998年4月末还清。1996年3月24日至1998年4月6日，钢窗厂原厂长王文成承包第三人经贸开发总公司，组建黑龙江省帝威房地产开发公司，该公司与广播设备厂共同完成了辽阳××××号联建工程开发建设，该公司于1999年12月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1997年3月20日，友联公司发起设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销售与租赁代理；股东为王文成、杜振华，法定代表人王文成；2017年1月17日，股东变更为杨国强、李志红，法定代表人杨国强。华侨公司于1997年12月7日向本院起诉钢窗厂。华侨公司根据与钢窗厂的约定，在起诉状中从购房款5,184,770.21元扣除钢窗厂为华侨公司安装钢窗款1,052,542.05元后，起诉标的额为4,132,228.16元。1998年4月10日向本院申请撤诉，1998年4月15日，本院作出（1998）哈民二初字第1号裁定，准许撤诉。后钢窗厂向本院起诉华侨公司，称华侨公司欠钢窗厂1,052,542.05元钢窗款，并要求华侨公司承担损失，本院于1998年10月19日作出（1998）哈经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认为“以钢窗款冲抵购房款查无实据”，判决华侨公司给付钢窗厂钢窗款1,052,542.05元，并按日万分之二承担赔偿金324,182.32元。另查明，辽阳所建房属集资建房。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的案由问题；2、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中联钢窗厂及友联公司、中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3、本案的义务主体问题；4、给付对价的形式及标准问题。（1）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纠纷系因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书》、《换房协议书》，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中所涉及的34套房屋引发的支付对价纠纷，其基础事实是各方基于合同发生的债的法律关系，故本案纠纷应为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侵权行为发生的侵权纠纷。（二）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钢窗厂及友联公司、帝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该问题涉及以下问题：1、关于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1995年3月2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书》，约定双方对广播设备厂所属南岗区辽阳××××号进行联合开发建设，双方之间为联建合同关系。此后，华侨公司主要基于双方之间联建关系，共计交付34套房屋，用于安置动迁户和广播设备厂的职工，此行为应当视为对联建协议的履行行为。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了《换房协议书》，约定广播设备厂用辽阳新建楼房2960平方米换华侨公司十字街、军体校、电池厂35套房产，此时华侨公司已经实际交付上述房产，而辽阳新建房屋尚未建成，且2960平方米房屋的坐落指向并不明确，故名为换房协议，实为对华侨公司交付35套房产的确认和支付对价的承诺。1996年6月20日，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解除协议》，约定双方解除联建关系，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协议继续履行。至此，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解除联建关系，而对35套房屋支付对价的债的法律关系仍然存在。因此后发生了退还房屋的事实，最终确认为34套房屋。2、华侨公司与钢窗厂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华侨公司虽与钢窗厂签订《售购房协议》，但双方之间不具备真实的售购房关系。首先，钢窗厂购买房屋的目的存疑。钢窗厂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文成为辽阳联建项目的知情人和参与人，其承包帝威公司以及组建友联公司均参与了广播设备厂生活区和厂区的开发改造，在明知所涉房产已陆续用于安置广播设备厂职工和动迁户的情况下，钢窗厂仍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并承诺支付对价，其购买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其次，钢窗厂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书》、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的时间及客观事实存疑。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的时间为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钢窗厂提供从华侨公司购买的商品房给广播设备厂的时间为1995年7月15日，而自1995年7月11日起广播设备厂即陆续以华侨公司交付的34套房产中的部分房产安置职工和动迁户。按照上述时间顺序，广播设备厂已经基于《联建协议书》陆续接受华侨公司的部分房屋，仍然与钢窗厂就包括这些房屋在内的22套房屋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由钢窗厂提供给其22套房屋，显然有悖常理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而钢窗厂在未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之前即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将尚未买受的房屋提供给广播设备厂，有悖常理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钢窗厂在其于辽阳并无所建商品房住宅的情形下，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承诺逾期不能给付购房款，将辽阳所建商品房住宅，按所购总建筑面积2775.798平方米拨给华侨公司顶替购房款，其真实性存疑。综上，鉴于上述换房、购房时间及事实存在多处疑点，对华侨公司与钢窗厂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根据查清的华侨公司基于联建协议交付34套房屋以及钢窗厂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文成参与联建事务的事实，可以认定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名为购房，实为对华侨公司基于联建交付的34套房产的确认和提供补偿的承诺。其后，钢窗厂两次出具还款计划，均系为确保案涉34套房屋获得相应的对价补偿。因此，钢窗厂与华侨公司之间亦基于案涉34套房屋的补偿设定了债的法律关系。3、关于华侨公司、广播设备厂、钢窗厂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基于联建行为及换房协议设定了对案涉34套房屋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钢窗厂在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已经设定债务的前提下，以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的形式，加入到基于案涉34套房屋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属于在原有债务未消灭的情形下，承担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加入到债务中，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因此，广播设备厂不因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退出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钢窗厂也不能因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而拒绝履行债务。4、关于华侨公司与中盟公司、友联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钢窗厂于1997年8月3日为华侨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明确约定帝威公司为还款担保单位。故华侨公司与帝威公司之间形成保证之债。现帝威公司被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未被注销，作为其上级主管公司的中盟公司与华侨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钢窗厂于1998年1月7日为华侨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承诺由友联公司偿还华侨公司购房款，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而本案诉讼中，华侨公司主张友联公司的该承诺为担保行为，故应认定华侨公司与友联公司之间形成保证之债。（三）关于本案的义务主体问题。本案系基于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最初的联建关系，发生的对案涉34套房产支付对价的债务纠纷，债务人为广播设备厂，其应当承担给付对价义务。钢窗厂自愿加入到该债的法律关系之中，与广播设备厂形成并存的债务承担，故其应与广播设备厂共同承担给付义务，鉴于华侨公司在诉讼中并未要求其承担给付义务，属于对民事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友联公司在钢窗厂向华侨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时提供保证，因无特别约定，故为本案债务的连带保证人。因提供保证的时间为1998年1月7日，此后华侨公司一直未向其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且诉讼中华侨公司表示不向其主张权利，可以由其承担连带责任，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故友联公司不负有给付义务。中盟公司与华侨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应承担给付责任。（四）关于给付对价的形式及标准问题。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虽约定辽阳新建住宅楼2960平方米产权归华侨公司所有，但该协议并无明确的坐落约定，故名为换房实为对34套房对价的保证，约定的债务为一般债务。且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华侨公司，放弃了要求广播设备厂在辽阳××××号给付商品房的诉讼请求，而请求其以给付对价款的方式履行债务，属于对履行债务形式作出的选择，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补偿标准问题。在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以及其于1997、1998年出具的还款计划，均确认基于34套房屋产生的债务为房屋的出售价款，即5,184,770.21元，加上进户费130,853.64元。1997年，华侨公司起诉钢窗厂及帝威公司时，亦按照上述数额主张权利。结合钢窗厂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文成参与联建事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华侨公司因辽阳××××号开发建设投入34套房屋而产生的实际债务数额为房屋对价款5,184,770.21元及进户费130,853.64元。现华侨公司主张按照该处2775平方米房屋销售价格给付对价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主张该地段的房价为每平方米3800元，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华侨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的案情，应由广播设备厂给付华侨公司房价款5,184,770.21元、进户费130,853.64元更为合理。关于华侨公司请求广播设备厂给付迟延付款赔偿金12,932,388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因广播设备厂未按照约定履行给付华侨公司案涉房屋对价的义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对给华侨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华侨公司主张为12,932,388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损失数额的实际发生，故其实际损失应当体现为利息损失，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本院认为应自1998年4月15日华侨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主张权利时起算，至广播设备厂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给付。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给付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房价款5,184,770.21元，进户费130,853.64元；二、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自1998年4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至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127.54元，由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负担94,808.21元，由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负担28,319.3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凤云审 判 员  刘松涛人民陪审员  尹 涵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春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