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8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衣路领先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海滨路33沿江大厦***室。法定代表人：陈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国樑，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开达，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虎门华顺时装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第一工业区25栋二楼202,组织机构代码：L5781232-8。经营者：贺忠国，男，汉族，1974年5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系该厂的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余江，男，汉族，1972年8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该厂员工。原审第三人：雷爱民，男，汉族，1981年9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原审第三人：李小琴，女，汉族，1986年12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上诉人东莞市衣路领先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虎门华顺时装厂（以下简称华顺厂）、原审第三人雷爱民、李小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1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衣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衣路公司无需支付华顺厂货款57662.5元及利息5390.6元（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率4.75%，以货款35603.5元为本金，由2014年7月31日起计，暂计至2016年7月29日为3382.3元；以货款22059元为本金，由2014年8月31日起计，暂计至2016年7月29日为2008.3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顺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衣路公司及华顺厂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1.华顺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5份送货单证明衣路公司拖欠其货款，但该送货单上并无衣路公司的公章盖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结合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论证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本案中华顺厂未能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过买卖关系，且衣路公司查询过2013年至2015年11月的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也证实双方没有过任何款项来往。此外，从交易习惯来说，华顺厂所述也不符合逻辑，如果买卖双方之间根本没有过交易往来，而买方连续超过6个月皆没有向卖家支付过任何货款的，也没有向卖家出具对账单，更没有任何采购合同条文约束的，试问有哪个卖家愿意向买家继续供货。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华顺厂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此举证责任并不能单单依靠送货单来实现。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存在要约和承诺两个过程，华顺厂连最起码的订购信息也未能提供，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华顺厂在一审诉状及证据说明中所述事实前后矛盾，存在捏造事实嫌疑。一审中，华顺厂声称衣路公司曾以银行转账向其汇款45188元，但在衣路公司提交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记录显示并没有向其汇款。后，华顺厂在庭审中改称是雷爱民或李小琴通过支付宝账号汇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有过相关汇款。衣路公司认为，虽华顺厂陈述汇款事实会为其带来不利后果，但该事实并不仅仅是用以冲抵货款，还可以证明双方是否存在款项来往关系，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故衣路公司认为并不能免除华顺厂对于汇款事实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对于送货单的证据效力认定有误。1.衣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双方是否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下，直接认可华顺厂提交的送货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是不妥的。一审法院曾向衣路公司询问是否针对送货单“雷生”与“雷爱民”、“雷”与“雷菊香”进行笔迹的同一性鉴定。由此可认定，一审法院存在先入为主的立场，直接认可华顺厂提交的送货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衣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询问笔迹鉴定没有意义，因为笔迹鉴定不应是针对“雷生”与“雷爱民”、“雷”与“雷菊香”进行同一性鉴定，而应是鉴定“雷爱民”、“雷菊香”签字是否由其本人签署。2.退一步而言，就算雷爱民、雷生、雷菊香、雷等签字皆由其本人签署的，也不能直接认定其签署的送货单所产生的支付货款义务由衣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雷菊香、雷爱民所签署的送货单所产生的支付货款义务由衣路公司承担，是基于表见代理。但在衣路公司未对雷爱民、雷菊香签署送货单的行为予以追认且送货单抬头皆以手写标注的情况下，华顺厂应当举证证明“存在足以使其相信有代理权的表象”。故在华顺厂未能证明雷爱民是时任法定代表人、雷菊香是雷爱民胞妹、也不能证明其与衣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下，签署送货单所产生的支付货款义务应由个人予以承担。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举证责任承担主体认定有误。华顺厂称雷菊香是雷爱民的妹妹，同时也是衣路公司员工，而一审法院认为衣路公司未能提供工资台账就认定雷菊香是衣路公司员工。工资台账并不能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一章第一条的规定可知该条例的颁布是为了“规范工资支付，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而未曾提及到可以以工资发放记录作为单独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法的相关理论，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依据三要素，一是劳动者是否受到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约束；二是劳动者所从事的业务是否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业务范围；三是劳动者的工资是否由用人单位发放。因此，一审法院仅以衣路公司未能提供工资台账就认定“雷菊香”是衣路公司员工是不妥的，证明雷菊香是否有权作为代理人签署相关送货单的责任应当由华顺厂承担。另外，衣路公司股东更换几轮，但其主要经营业务皆是经营天猫网店，网店经营比较简易，并不需要聘请员工，都是由家庭成员或好友组成的经营团队，根本没有制作过工资台账。华顺厂辩称，一、对于衣路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是否作为新证据采用由法院裁定。华顺厂确认于2014年9月29日支付的8000元及2014年10月31日支付的13000元，除此之外的其他转账记录均不予确认。2014年10月1日的37000元所显示账户名是空白的，无法证明该款是由华顺厂收取了。另，衣路公司一审庭审主张从2013年-2015年11月与华顺厂没有任何款项来往。而2014年12月4日前雷爱民仍在经营衣路公司，故衣路公司主张的上述两笔货款21000元已经包含在华顺公司已付款45188元内的。二、衣路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可以证明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经营者均在虎门从事服装生意，衣路公司经营服装销售，华顺厂从事服装生产，二人因生意往来。衣路公司的交易习惯、方式是通过经营者雷爱民的银行转账方式对外进行交易。银行对账单流水显示李小琴与雷爱民存在利害关系，而李小琴与雷爱民作为衣路公司的投资人，李小琴原名姓邱，只是为规避法律责任，用曾用名签名。综上，一审法院遵循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驳回衣路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雷爱民、李小琴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华顺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衣路公司立即支付华顺厂货款1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从2014年6月1日起暂计至2015年12月14日）；2.衣路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016年1月13日，华顺厂在庭审中明确其诉求的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6月1日起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顺厂为证明其与衣路公司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衣路公司至今尚欠华顺厂货款未付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3月13日至同年9月19日期间的《送货单》为凭，具体如下图所示：日期数量（件）单价（元）金额（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左上方“收货单位”2014.3.1352919.510315.5雷菊香衣路领先服饰2014.3.31210245040雷衣路领先服饰2014.4.19234204680邱依路领先服饰2014.5.2343993951邱依路领先服饰2014.6.125892322雷生依路领先服饰2014.6.12229143206雷生一路领先服饰2014.6.2221751736975雷菊香依路领先2014.6.3013491722933雷菊香依路领先服饰2014.7.12150101500雷爱民依路领先服饰5813754依路领先服饰2014.7.1211651719805雷爱民依路领先2014.8.3040019.57800邱依路领先2014.9.223819.54641邱依路领先2014.9.1919519.53802.5邱依路领先2014.9.2437019.57215邱依路领先2014.9.2943519.58482.5邱依路领先合计120488.5华顺厂主张2014年3月31日的《送货单》签收人是雷菊香，雷菊香是雷爱民的妹妹，同时也是衣路公司的员工；“雷生”即雷爱民，“邱”即李小琴，“李小琴”是笔名，“邱”是李小琴的本姓。华顺厂认为上述“雷”的签名也是雷菊香所签，“雷生”的签名均是雷爱民所签；衣路公司表示不清楚涉案交易的发生，但明确表示不申请对上述签名人为“雷”的《送货单》与有“雷菊香”字样签名的《送货单》的笔迹同一性进行鉴定，也不申请对上述两份签名人为“雷生”的《送货单》与有“雷爱民”字样签名的《送货单》的笔迹同一性进行鉴定。华顺厂还表示，上述《送货单》所涉货物均是根据衣路公司的要求送货上门，并交给衣路公司的人员予以签收，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或订购单，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仅口头约定月结30天付款，即当月的货款于次月1日起30天内付清，如此类推。华顺厂起诉时主张涉案货款总额为145188.5元，后在庭审中又主张货款总金额应为143422.5元，未付货款金额应为98234.5元；并认为起诉状中提及的付款时间并非“2014年5月30日前”，而是“2014年10月1日前”。衣路公司提交了其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虎门支行开设的银行账号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的流水明细，拟证明在此期间衣路公司并未向华顺厂支付过涉案货款。对此华顺厂解释称，衣路公司的原股东雷爱民、李小琴系通过其个人的支付宝账户向华顺厂转账付款，且有部分款项系转账支付，有部分则是现金支付。另查明：2011年6月9日，雷爱民、李小琴作为投资人，共同出资成立衣路公司，该公司于2011年6月2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衣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股东进行了数次变更。2015年3月27日，陈亮成为衣路公司的股东，并持有公司100%的股份。衣路公司在庭审中表示，由于陈亮在2015年3月才接手衣路公司，但并没有接收到任何关于衣路公司在2015年3月之前经营的资料，故无法提供衣路公司的员工工资台帐予以核对。另，一审法院根据华顺厂关于财产保全的申请，依法作出（2015）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100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衣路公司银行存款98234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雷爱民、李小琴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愿放弃对华顺厂、衣路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当庭的陈述进行质证和陈述的权利。本案的焦点：华顺厂、衣路公司是否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衣路公司是否尚欠华顺厂货款未付。关于该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因此，衣路公司理应持有相应的员工工资发放台帐。2014年3月13日、2014年6月22日、2014年6月30日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记载为“衣路领先”、“依路领先”、“依路领先服饰”，但“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雷菊香”字样签名，华顺厂能够明确签收人的身份；衣路公司在2016年1月13日、2016年7月5日两次庭审中均明确否认其收到货物，但衣路公司在应当持有员工工资发放台帐的情况下未提交该证据予以反驳，且明确表示其并未接手过2015年之前的员工工资发放台帐从而无法提交给一审法院核对，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作出对衣路公司不利的推定，认定上述三份《送货单》系由衣路公司的员工雷菊香予以签收，相应货款为10315.5元、36975元、22933元。二、日期为2014年7月12日的两份《送货单》，均显示签收人为“雷爱民”。雷爱民时任衣路公司的股东，虽然衣路公司表示其股东历经多次变化，现任的股东不清楚此前的交易，但是在现有证据指向雷爱民代为签收了上述两份《送货单》且衣路公司没有举证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华顺厂关于雷爱民签收了上述两份《送货单》的主张予以采信，这两份《送货单》的相应货款为2254元、19805元。三、虽然日期为2014年3月31日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仅签署名字为“雷”，但华顺厂能够明确这份《送货单》的签收人为雷菊香，衣路公司亦明确表示不申请对此处签署的“雷”字与“雷菊香”字样签名申请笔迹的同一性鉴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采信华顺厂的主张，认定该《送货单》系由衣路公司的员工签收。这份《送货单》的相应货款为5040元。四、日期为2014年6月1日、2014年6月12日的两份《送货单》上显示签收人为“雷生”，但华顺厂能够明确这份《送货单》的签收人为雷爱民，衣路公司亦明确表示不申请对此处签署的“雷生”两字与“雷爱民”字样签名申请笔迹的同一性鉴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采信华顺厂的主张，认定这两份《送货单》系由衣路公司的人员签收。这两份《送货单》的相应货款分别为2322元、3206元。五、日期为2014年4月19日、5月23日、8月30日、9月2日、9月19日、9月24日、9月29日等七份《送货单》显示由一名姓“邱”的人予以签收。华顺厂主张签收人实际就是衣路公司原股东李小琴，并主张“邱”是李小琴真正的姓，但是华顺厂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这一主张，且衣路公司亦未予以确认，华顺厂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在衣路公司未确认签收了这七份《送货单》且华顺厂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华顺厂关于衣路公司支付相应货款40572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在本案中，华顺厂、衣路公司均没有提交涉案货款的支付凭证，华顺厂自认已收到货款45188元；在双方未明确约定已付的款项具体用于支付哪一笔货款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该45188元应用于冲抵先到期的货款，即该45188元系用于支付2014年3月13日的货款10315.5元、2014年3月31日的货款5040元、2014年6月1日的货款2322元、2014年6月12日的货款3206元以及2014年6月22日的36975元货款中的24304.5元，至今尚欠2014年6月22日的货款12670.5元、2014年6月30日的货款22933元、2014年7月12日的货款2254元、2014年7月12日的货款19805元未付，欠款总金额为57662.5元。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华顺厂、衣路公司对于货款的支付期限进行了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华顺厂有权要求衣路公司在收到货物时支付相应的价款。退一步说，即便根据华顺厂关于付款期限的主张，涉案货款57662.5元的支付期限亦已届满，故华顺厂诉求衣路公司立即支付货款57662.5元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超出的部分则予以驳回。衣路公司至今仍未支付货款57662.5元，其逾期付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华顺厂要求衣路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自华顺厂主张的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具体如下：以2014年6月22日的货款12670.5元、2014年6月30日的货款22933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31日起计；以2014年7月12日的货款2254元、2014年7月12日的货款19805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31日起计。对于符合上述计算方式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衣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华顺厂支付货款57662.5元；二、限衣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华顺厂支付利息（以35603.5元的未付款金额为基数，自2014年7月31日起计；以22059元的未付款金额为基数，自2014年8月31日起计；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华顺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衣路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受理费为2400元、保全费1002元，合计3402元，由华顺厂负担1440元，衣路公司负担1962元。二审中，衣路公司提交了业务凭证、交易明细及电子回单等证据，衣路公司主张该证据从雷爱民处取得，拟证明雷爱民于2014年9月29日、2014年10月1日、2014年10月31日分别向华顺厂的经营者贺忠国汇款8000元、37000元、13000元，案涉交易系雷爱民个人与华顺厂的交易。华顺厂经质证认为前述证据并非二审期间形成的新证据，但确认收到了雷爱民于2014年9月29日转账的8000元以及2014年10月31日转账的13000元，主张该两笔合计21000元的货款已包含在其自认的已收到的货款45188元中；不确认收到2014年10月1日的37000元，业务凭证上亦无显示收款人及收款账号，案涉交易系衣路公司与华顺厂之间的交易。另查明，原审判决第4页表格“合计”金额“120488.5”有误，应为143422.5元，本院对除此以外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衣路公司主张华顺厂在一审时提及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前，而华顺厂于二审中又确认收到2014年10月31日雷爱民转账的13000元，则该13000元不应当计算入华顺厂自认的已收到的货款45188元当中。华顺厂则辩称由于其无法打印银行流水，故不确定收到货款的具体日期，其实际表述收到货款的时间为2014年10月底之前，但一审开庭笔录写的是2014年10月1日前，按照衣路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支付了21000元，但华顺厂还是尊重事实，自认收到了45188元，付款金额的举证义务应是衣路公司。以上事实，有业务凭证、交易明细、电子回单以及本院法庭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第三人雷爱民、李小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仅针对衣路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衣路公司是否应向华顺厂支付货款57662.5元及利息。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华顺厂为证明其与衣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2014年3月13日至9月19日期间的《送货单》为证，《送货单》上“收款单位”记载为“衣路领先”、“依路领先”、“依路领先服饰”、“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雷爱民”、“雷菊香”字样的签名，而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雷爱民为衣路公司的最初投资人，现衣路公司否认存在案涉交易，但拒不提供员工台账供法院核对，亦未提交任何证据以反驳华顺厂的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衣路公司二审提交了合计58000元的转账凭证，主张案涉交易为雷爱民个人与华顺厂的交易，但其中的37000元并未显示收款人信息，无法证实已支付给华顺厂，故本院对该37000元的汇款不予采信。又，衣路公司主张案涉交易为雷爱民个人与华顺厂之间的交易，但除了转账凭证外并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结合雷爱民在案涉交易时为衣路公司股东的事实，仅凭转账凭证并不足以认定案涉交易为雷爱民个人与华顺厂之间的交易，故本院对衣路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再次，衣路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2014年10月31日转账的合计21000元，并未超出华顺厂自认已收到的货款45188元的范围，原审法院在核查案涉《送货单》及付款情况之后，判决衣路公司应当向华顺厂支付货款57662.5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衣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6元，由上诉人东莞市衣路领先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何 飞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袁云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