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581民初430号原告：曹某1，男，生于1967年10月26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宜都市，务农，委托代理人：史进一，宜都市宜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远裴，宜都市宜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曹某2，男，生于1964年2月13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宜都市，务农，系原告三哥。委托代理人：曹宏刚，男，生于1988年4月1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宜都市，系曹某2儿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曹某3，女，生于1958年7月22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宜都市，系原告二姐。被告：曹某4，女，生于1949年7月13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系原告大姐。原告曹某1诉被告曹某2、曹某3、曹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史进一、李远裴，被告曹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曹宏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曹某3、曹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某1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1年5月陈光秀所立遗嘱合法有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被告母亲陈光秀生前与其三子曹辉军共同居住生活，居住的房屋××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为曹辉军，房屋结构为一正一拖土木建筑。曹辉军病故之后，陈光秀于2011年5月立遗嘱一份。2014年8月29日陈光秀因病去世，2016年原、被告因母亲留下的遗嘱中关于房屋及生产资料的权属发生纠纷，被告对该遗嘱合法性提出异议。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曹某2辩称：1、2014年陈光秀死亡，之前立遗嘱时为什么不把其他子女喊到现场，都没有到场，所以该遗嘱是伪造的。2、当时对生产资料也进行了处理，该田是国家的，不应该给曹某1一个人。3、分田时，有治保主任陈文荣，有4组组长刘地荣在场，当时的田都分下去了，我和曹某1一人一半，是陈文荣和刘地荣主持分田的。当时，房屋也是和分田时一起分了，我和曹某1一人一半。所以，基于上述3个原因，遗嘱是不合法的，是伪造的，该遗嘱无效。被告曹某3未作答辩。被告曹某4向本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我早已接给别人做女儿，陈光秀是我的继母，遗嘱与我无关，就是有遗嘱的话，我放弃权利。被告曹某3、被告曹某4未提交证据，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质证，2016年10月14日宜都市红花套村委会出具的陈光秀、曹辉军系母子关系，生前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证明，2016年9月27日宜都市国土资源局红花套国土资源所出具的曹辉军农村宅基地证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2011年5月9日陈光秀的代书遗嘱。三名证人出庭证实立遗嘱的过程，均认可遗嘱上各个证人的签名是自己本人所签，被告曹某2关于遗嘱是伪造的之抗辩意见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可，但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及能否证实是陈光秀真实意思的表示，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2、原告申请的证人刘某、胡某、杨某的当庭证言。立遗嘱见证人胡某在（2015）鄂宜都民初字第01036号案件庭审时也出庭作证，当时其陈述“他的母亲在写遗嘱，我看他本人签字，我看到本人签字是属实的，我到的时候遗嘱已经打好了”，而陈光秀并不识字故应不存在亲自写遗嘱，所以胡某说的“他的母亲在写遗嘱，我看到本人签字是属实的”显然是虚假证言；胡某还说“我到的时候遗嘱已经打好了”，证明代书人之前书写遗嘱时该见证人并未在场，而是遗嘱弄好后才参加，胡某没有见证遗嘱整个书立过程，因此本案中胡某的证言不可信。证人刘某、杨某当庭陈述的立遗嘱过程基本一致，本院对两证人关于书立遗嘱的过程予以采信，对证言中关于时年已经76岁、刚面临失去生活依靠打击不久、承受着丧子之痛的陈光秀老人精神状态描述的内容，因缺乏相应证据印证，不予采信。3、被告提交的红花套镇红花套村治保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调处四组村民曹某1、曹某2兄弟关于母亲及弟曹辉军房产、责任田、继承权情况说明》。原告对合法性认可，但认为应当结合调处协议或者工作记录来印证该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经本院逐一找当时在场人核实，证实了该情况说明陈述的内容确实属实，本院对情况说明所陈述的内容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曹某1、被告曹某2是同父同母的亲弟兄，父亲叫曹祥荣。曹祥荣与前妻生育女儿曹某4，曹祥荣与前妻离婚后与陈光秀结婚。陈光秀生于××××年××月××日，陈光秀与曹祥荣生育三子一女，分别为女儿曹某3、长子即被告曹某2、次子即原告曹某1、三子曹辉军（生于1970年7月9日）。后曹祥荣去世，曹某4到荆州一户人家做女儿户口迁出，曹某3嫁到本市高坝洲镇户口也迁出，曹某2、曹某1、曹辉军和陈光秀户籍仍在宜都市红花套镇××组。曹某2、曹某1成家各自单独立户生活，陈光秀随小儿子曹辉军共同居住生活。曹辉军在红花套村××正一拖土木结构房屋一栋，1992年9月9日政府登记发证，面积为105.5平方米，用途为农村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人登记为曹辉军。陈光秀和曹辉军共同居住生活于该房屋。曹某1、曹某2除有时接母亲到自己家吃饭外，陈光秀的赡养和日常衣食住行皆由曹辉军供养。2011年2月18日（即2011年阴历正月十六）曹辉军急病死亡，之后陈光秀便跟着二儿子曹某1居住，由曹某1供养其生活起居。之后曹某2率先重新建造了房屋，曹某1后做屋。曹某1做屋时，占了陈光秀部分宅基地，并将母亲陈光秀送到曹某2家暂住，承诺房屋一做起就把母亲接回去。陈光秀只是在曹某2家住，吃饭还是跟着曹某1。曹某1房屋完工后，未及时将陈光秀接走，曹某2于是将自家房屋锁住，致使母亲陈光秀多次无法进门。曹某1遂重新将母亲接到自己家。在此期间，登记在陈光秀和已故曹辉军名下的部分共有承包地被征收，曹某1、陈光秀几次到村里领补偿款村里未给，因涉及到曹辉军死亡后陈光秀将来的赡养问题，村组织要求陈光秀三个子女即曹某3、曹某2、曹某1都到场后签字才发放。此时曹某2也说要赡养陈光秀。2011年5月7日，曹某1到位于宜都市县城的宜都市名都法律服务所找到熟人刘某（本案证人之一，系该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曹某1说，母亲的户籍单独在一边，母亲的土地征收后，征收款领不到，问刘某怎么办。刘某问为什么领不到，曹某1答大队要求写一个东西。刘某说那只有写一个遗嘱，但是写遗嘱必须要找两个证人。2011年5月9日，曹某1及妻子吕群英带着母亲陈光秀及证人胡某、证人杨某（胡、杨二人均系曹某1同事）到宜都市名都法律服务所，由刘某执笔代书，以立遗嘱人陈光秀的身份草拟书面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我今年76岁，且患有腿痛的疾病，身体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属于我本人座落在宜都市红花套镇××组地界上的土木结构平房一正一拖房屋（约40M2），在我死后，该房屋及房子内所有家具一概由我二儿子曹某1一个继承并享有该房土地使用权”“凡属我承包土地上的柑桔树一律由曹某1继承，凡属我承包的山林、耕地在承包期内由曹某1继承和享有使用权并经营、耕种，如山林耕地被征收则补偿款由曹某1领取，陈光秀生养死葬一概由曹某1负责”。刘某草拟后读给陈光秀听，然后打印成文，陈光秀按上指印但未签名，在场人胡某、杨某以证明人身份分别在书面遗嘱上签名并注明“上列签字系陈光秀本人签字”。代书人刘某也在遗嘱上签名。2014年8月29日陈光秀去世，主事人系同组村民文锐全。2014年9月4日上午村治保主任陈文荣、时任四组组长刘地荣一起代表村组织到曹某1和曹某2家兑付福达坊项目曹辉军和陈光秀的征地补偿款，文锐全和曹某3的丈夫裴大明、曹某2、曹某2之子曹宏刚都在曹某1家盘点核算陈光秀丧葬费的账。陈文荣等代表村里将征地款兑付给了曹某1和曹某2，曹某1分得9464元，曹某2分得8863元（2014年9月15日村委会汇款，曹某1实得10878元）。这时曹家兄弟提出弟弟和母亲死亡后遗留下来的老房子和土地问题，要求村里一并解决。于是陈文荣、刘地荣、文锐全及曹某1、曹某2等人一起实地查看了一正一拖土砌瓦盖老房子和土地，并用尺丈量了房屋所占宅基地的长度，最终商定遗留的房、地由曹某1、曹某2两人一人一半：一、房屋坐落于两兄弟之间，按照房屋中心点定界，双方各得一半；一方拆除新建时，必须协商另一方同时拆旧建新，避免发生争议；二、水田以田中间水沟为界各人一半；旱地桔园12株大柑桔树按照棵数，每人6株。曹某1、曹某2以及其他在场人对上述遗留房屋和剩余土地分配结果均未提出异议。分配结束后，众人一起在曹某1家吃午饭。因曹某1、曹某2对分配结果没有异议，现场气氛也很融洽，村治调委员会便未制作书面调处协议。由于对母亲丧葬费负担未能达成一致，曹某1、曹某2再次发生矛盾，原告曹某1认为被告曹某2本有赡养母亲的法定义务但拒绝赡养还把母亲赶出家门，自己负担了曹辉军亡故后母亲全部的赡养费用，曹某2应当在丧葬费中多给付自己4000余元，被曹某2拒绝。曹某1遂要求红花套村民委员会从曹某2分得的上述征地补偿款中扣除并支付给自己，未得到允许。2015年5月15日，原告曹某1以母亲死亡后其征地补偿款均应归自己，村委会未经自己签字同意将其中7449元付给了曹某2，自己仅得到10878元为由，起诉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民委员会，要求村委会给自己补发征地补偿款7449元及给付孳息310元。2015年7月2日曹某1以涉及遗产继承为由撤回了对村委会的诉讼，本院（2015）鄂宜都民初字第010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诉。2016年8月17日，被告曹某2及其儿子曹宏刚将陈光秀遗留房屋右边的瓦全部掀开，部分房梁锯断。曹某1之妻吕群英随即报警，民警调查系双方因老人留下的土坯房旧房改造发生纠纷，告知双方走法律途径。2016年10月，原告曹某1以曹某2、曹宏刚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将原告所有的房屋损害部位进行修复至恢复原状，理由是：曹辉军病故后母亲立遗嘱一份，将房屋都给我了，2014年8月29日母亲去世，后原、被告因母亲留下的房屋权属产生纠纷，被告对房屋予以损害。在该案中，被告曹某2对房屋权属及遗嘱合法性提出异议。2016年12月19日，原告曹某1以证据不充分需补充证据为由撤诉，本院（2016）鄂0581民初22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予以准许。另查明，曹辉军生前无配偶、无子女。陈光秀遗嘱所涉承包土地为陈光秀与曹辉军共同家庭承包，承包土地中没有山林。陈光秀不识字。曹某4不是陈光秀的子女，也没有对陈光秀尽主要赡养义务，其不是陈光秀的法定继承人。开庭前陈光秀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权。原告曹某1、被告曹某2、被告曹某3是被继承人陈光秀的法定继承人。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5）鄂宜都民初字第01036号和（2016）鄂0581民初2252号案件档案材料。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曹辉军死亡时无配偶、无子女，其母亲陈光秀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曹辉军的遗产。宜都市红花套镇××组登记为曹辉军名字的土木结构平房一正一拖房屋依照法定继承方式，属于陈光秀个人合法财产。因此陈光秀对继承的曹辉军的房屋及家具、生活用品等财产具有处分权。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作为被继承人陈光秀的法定继承人，陈光秀可以指定原告曹某1、被告曹某2、被告曹某3其中一人继承自己的遗产。本案陈光秀以代书遗嘱的形式指定凡属自己的房屋及房屋所属土地使用权、承包的山林、耕地及地上附着物皆由原告曹某1一个人继承。对这一遗嘱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争议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陈光秀之遗嘱从形式上看似乎符合这条规定，但结合其他条件审核，该遗嘱的代书过程并不合法。理由如下：一、形式上：1、前述法律条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陈光秀的遗嘱仅有代书人和见证人签名，没有遗嘱人陈光秀的签名。2、考虑陈光秀不会写字，以按指印替代，在陈光秀明明没有签字的情况下，两个见证人却同时在遗嘱上证明人后面写上了“上列签字系陈光秀本人签字”，明显与事实不符。3、本案出现两份遗嘱原件，一份为原告曹某1提供，在立遗嘱人后捺有三个红指印，另一份代书人刘某提交的原件上立遗嘱人后面只捺有一个红指印，两份遗嘱不一样，难以确认两份遗嘱是否是同时制作的。二、内容上：1、证人刘某当庭证实，原告曹某1来找他，说母亲的征地款大队（即村委会）不给，大队要求写一个东西，刘某便说那只有写一个遗嘱要陈光秀把财产后路说清楚，于是曹某1才带陈光秀来写遗嘱。刘某当庭提交的2011年12月14日其找陈光秀做的笔录里也有记载，陈光秀原话为“现在村委会将我的农田征地补偿款扣留在村，非要三个子女到场后签字发放我想不通”。由此可以得出书立遗嘱的目的，在于尽快领到村委会扣留的征地补偿款，而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陈光秀将来的赡养问题。如果是为了陈光秀的赡养问题，完全可以由陈光秀老人和子女们共同到村里一起书立协议。2、陈光秀老人之前一直随小儿子曹辉军居住生活，依靠小儿子供养多年，2011年2月18日曹辉军疾病突然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陈光秀老人遭遇生活的靠山倒塌，对当时已年逾76岁的老母亲来说，打击可想而知，在曹辉军离世仅两个月后就被带去要求其留遗嘱，说其神智清醒能够正确判断这么做的后果，很难令人信服。3、遗嘱三、四、五条将不能继承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指定继承，与法律规定不符，属于无效条款。4、村调解组织已经就陈光秀遗留财产重新调解分配，曹某1、曹某2均全程参与且对分配结果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虽然调解员未制作书面协议书，但该口头协议有多人证实，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之规定。人民调解员是否记录协议内容、记录调解情况、将材料立卷归档，是工作程序瑕疵范畴，不是协议有无和生效与否的要件。口头调解协议自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之日起生效，至今曹某1、曹某2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没有申请撤销该协议，按照该协议，陈光秀遗嘱中的房屋已不复存在，原告曹某1、被告曹某2已经平均分割。5、见证人不符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见证人胡某、杨某都是原告曹某1认识很久的同事，在村组织明确要求写东西的前提下，原告未请村组干部，未请村民代表，未请双方都熟悉的亲朋好友，未在本地邀请德高望重者，而是舍近求远，请了夷陵区鸦鹊岭镇的胡某、猇亭区的杨某，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胡某、杨某应当视为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综上，原告提供的2011年5月9日陈光秀所立遗嘱因不合法，应属无效遗嘱。被告曹某2辩称立遗嘱时所有子女必须到场并非法定要件，还辩称遗嘱系伪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对曹某2上述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曹某3、被告曹某4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2011年5月9日陈光秀所立遗嘱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曹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闫友斌审判员  袁昌桂审判员  李 辉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向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