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8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西园子76号。法定代表人：赵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戈利，北京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号。负责人：胡春，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军（原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博仁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08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博仁律所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华城公司已经支付了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华城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互为承诺书》，证明华城公司已经支付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诉讼的代理费。根据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互为承诺书》第二条可以看出双方认定博仁律所已经收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和一中院诉讼案件的代理费，且两个案件的代理费为15万元。二、一审法院酌定的律师代理费没有充分考虑王海军律师作为华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未尽到代理职责，导致案件败诉的结果，给华城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王海军律师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其未参加一中院的第一次开庭谈话是因为其没有华城公司的工作人员更了解案件事实，且其不知道开庭。首先，王海军律师参与过该案的一审代理工作，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是熟知的。其次，王海军律师称自己不知道开庭时间的理由不成立，华城公司是通过王海军律师得知的开庭时间，再次，上诉的案件是要把一审卷宗全部移送，全卷不可能没有王海军律师的电话。王海军律师在代理一中院的二审案件时，并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意见，完全是把一审的材料再次提交给了二审。王海军仅参加了一次庭审，裁判文书是华城公司的工作人员领取的，王海军律师并未对该案尽职尽责，导致案件败诉，且造成华城公司巨大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并未充分考虑王海军律师的失职行为和败诉后果就酌定代理费数额，有失公平。博仁律所辩称，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博仁律所与华城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律师费支付数额“标准与一审代理相同”，与其相关联的一审代理纠纷05616号判决书生效，确认案件律师代理费为87.5万元。一审法院编造“未向二审法院提交其他新的证据”和未有“相应代理服务成果之证据”的理由，滥用自由裁量权，将应付博仁律所的87.5万元代理费认定为25万元，是错误的。虽然博仁律所由于客观原因，未就本案提出上诉，但是博仁律所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博仁律所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博仁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城公司支付代理费87.5万元；2.诉讼费由华城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31日，博仁律所与华城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一份，约定博仁律所接受华城公司的委托指派王海军律师为华城公司与中冶置业和安泰置业非法转让海淀一审纠纷案上诉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全权（含诉前的咨询，提出方案，出庭，直至法律范围内的所有诉讼程序）起草法律文书、取证、出庭等诉讼授权委托下的工作等，不同诉讼阶段以不同的协议约束双方；华城公司同意向博仁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含税），标准与一审代理相同。同日，王海军律师以华城公司名义起草并向一中院递交了上诉状（附证据1、一审质证和代理意见；2、举证说明；3、华城公司工商注册证据），并提交了华城公司为单位职工王泽明及王海军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代理权限为：提起诉讼、进行答辩、申请回避、提供证据、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出反诉、上诉等。授权委托书中仅标注了王泽明的手机号码，未标明王海军律师的联系方式。同年9月25日，华城公司再次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分别为该单位孙会欣（总经理）、王泽明（办公室主任），并标注了二人的手机号码。同年9月25日，一中院进行二审询问时，华城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泽明、孙会欣到庭接受了询问，王海军律师虽未参与此次询问，但与王泽民一同参加了同年10月14日的庭审活动。之后提交了在一审向海淀法院提交的质证和代理意见（附中冶置业、安泰置业隶属同一公司的工商注册公示信息材料），以及二审代理意见。同年10月21日，华城公司职工李振龙持华城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在一中院的宣判笔录中签字并领取了二审文书。另查，华城公司因与中冶置业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不服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2）东民初字第03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案件审理期间，华城公司另案诉至海淀法院，要求确认中冶置业与安泰置业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无效。2013年1月17日，博仁律所与华城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一份，约定，华城公司因办公用房1500平方米产权归属纠纷一案，委托博仁律所的律师代理，博仁律所接受委托指派王海军律师为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诉前阶段的法律咨询服务，制定诉讼方案，搜集证据，起草诉状，立案及出庭，以授权委托书为准的代理工作，含非诉；华城公司同意向博仁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标的额确定在六千万至八千万范围，博仁律所按标的1%至1.5%收取，华城公司先行付55万元，余款支付时间另定；本协议有效期限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止。该协议中无风险代理的内容。协议签订后，王海军代理华城公司在海淀法院参加一审诉讼。2013年5月17日，海淀法院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8507号民事判决，驳回华城公司的诉讼请求。华城公司不服向一中院提出上诉。2013年10月18日，一中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180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华城公司的上诉。2013年12月19日，本院基于一中院的前述判决，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2963号民事判决，驳回华城公司的上诉。再查，华城公司诉博仁律所及王海军诉讼代理合同（即2013年1月17日所签）纠纷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5）东民（商）初字第05616号民事判决。华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二审认为，因委托代理协议中仅约定律师代理费在6000万元至8000万元范围内按1%至1.5%收取，而未确定具体数额，一审法院取中后确定代理费为87.5万元，并未超出当事人约定的范围，且酌定华城公司应向博仁律所支付的代理费55万元，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了华城公司的上诉。一审庭审过程中，华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其曾于2013年4月1日向博仁律所支付100万元的支票存根，博仁律所开具的二审代理费发票，以及记载“律师费，诉中冶置业和安泰置业合同无效一案100万元”内容借款单，说明支票存根中注明的是二审代理费，华城公司已向博仁律所支付了涉案相应的代理费。博仁律所对于华城公司上述说法不予认可，强调该代理费的支付，早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时间，因此该项付款与本案无关，此款是华城公司支付在本院审理的（2013）二中民终字第02963号的代理费。此外，对于未能参加一中院询问及领取判决的问题，博仁律所称一中院在询问前直接通知的华城公司，并未通知自己，华城公司也未告知自己，因而未能参加，但自己参加了开庭审理，在领取判决时，华城公司并未给自己出具委托书，而是派华城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振龙持单位开具的委托书自行领取的判决。对此，华城公司虽认可王海军律师没有在本院二审文书中委托代理处署名，但其实际参与了案件的研讨等工作，但双方并未约定要支付代理费，而100万元是在海淀法院判决前，华城公司基于对博仁律所的王海军律师对案件的了解及一审结束后对判决结果的预期可能不理想的角度，感觉有可能会上诉，所以在与博仁律所签订一中院上诉案委托代理协议之前就先行支付了代理费。上述事实，有博仁律所提供的一、二审委托代理协议、民事判决书；华城公司提供的支票存根、发票；东城法院调取的一中院案卷卷宗，以及博仁律所、华城公司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博仁律所与华城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其形式及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签约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由于博仁律所与华城公司就2013年1月17日所签委托代理协议纠纷案，已生效的判决确定的一审代理费的收费标准为87.5万元，据此参照双方关于上诉案代理费标准与一审相同的约定，一审法院确定双方协议约定的华城公司应向博仁律所支付的代理费为87.5万元。一审庭审中，华城公司以博仁律所在2013年4月收到华城公司支付100万元后曾开具二审代理费发票为由，主张完成了涉案代理费的支付一节，由于博仁律所对华城公司的上述说法不予认可，且100万元的支付时间早于双方所签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时间，财务借款单中“律师费，诉中冶置业和安泰置业合同无效一案100万元”亦是华城公司单方所注，华城公司并未就其所谓双方在签订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前，已就先行支付100万元代理费达成合意之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华城公司以已付100万元代理费，而拒绝承担给付义务之抗辩，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该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博仁律所的王海军律师是否尽职完成二审代理的问题。由于王海军律师在向一中院提交的上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中，均标注的是华城公司的固定电话及王泽明的手机号码，并未注明自己的联系方式，而在一中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来院进行询问时，博仁律所的王海军律师并未到庭，虽然博仁律所的王海军律师参加了一中院二审期间的开庭审理，提交了二审代理意见，但其除了再次提交已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外，并未向二审法院提交其他新的证据材料，亦未向该院提交佐证其提供相应代理服务成果之证据，故该院将结合双方代理协议约定，以及博仁律所的王海军律师的实际工作量，酌情确定华城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数额为25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代理费二十五万元；二、驳回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8月27日王海军与华城公司签订《互为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承诺人：华城公司（甲方），王海军（原博仁律所律师，乙方），一、乙方代表博仁律所与甲方的合作合同、协议双方认可全部解除；二、乙方在收取甲方海淀法院和一中院诉讼案的100万元律师代理费税后余款在博仁律所账上尚未结清，乙方自述在律所账户有约税前70万元之款额未结清，上述案件办理中，甲方要求乙方中止终止代理诉讼合同，乙方已从上述代理费中核算45万元，甲方同意乙方从上述款项中扣除上述海淀法院、一中院诉讼代理费15万元。三、乙方于博仁律所结算以后，给付甲方30万元，不足30万元由乙方不足，超出30万元外的归乙方所有。四、甲方承诺认可以上的双方约定，由王海军律师个人与博仁律所所交涉余款及税率的账目结算，自行解决。本案中，华城公司主张依据上述《互为承诺书》可知，海淀法院和一中院两案诉讼的代理费共计15万元，且华城公司已经支付了100万元，不存在华城公司尚欠王海军律师一中院诉讼代理费的问题。王海军律师表示上述《互为承诺书》系其违心所签，并且当时其已经不是博仁律所的律师，不再具有代表博仁律所签署任何文件的权限，该《互为承诺书》不能代表博仁律所的意思表示。华城公司与博仁律所、王海军曾就2017年1月17日《委托代理协议》产生纠纷，本院作出（2017）京02民终2920号民事判决，其中认定“华城房地产公司上诉还提出，《互为承诺书》系王海军代表博仁律师所签订，在华城房地产公司不知王海军退伙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承诺书是王海军个人行为。本院对此认为，从《互为承诺书》的内容看，乙方：王海军（原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已表明了王海军离开了博仁律师事务所，且《互为承诺书》中有关王海军与博仁律师所结算款项等事项均表明王海军系以其个人名义就代理费支付问题与华城房地产公司达成合意。华城房地产公司此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王海军与华城公司签订的《互为承诺书》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系王海军个人与华城公司达成的合意，不是博仁律所的意思表示。该《互为承诺书》不能对博仁律所产生约束力。关于博仁律所于2013年4月收取的100万元代理费是否包含涉案诉讼代理费的问题，虽然博仁律所于2013年4月2日开具了品名为“中冶房产二审代理费”、总金额为100万元的发票，但由于该品名的指向并不明确，发票时间早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签署时间，财务借款单中“律师费，诉中冶置业和安泰置业合同无效一案100万元”亦是华城公司单方标注，华城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在签订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前，已就先行支付100万元代理费达成合意，故华城公司关于博仁律所收取的100万元代理费包含涉案诉讼代理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博仁律所的王海军律师在一中院诉讼中是否尽职完成代理工作的问题。华城公司主张由于王海军律师在一中院诉讼中仅参加了庭审，起草了部分法律文书，未完成参加谈话、调取相关证据、领取判决文书等《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造成一中院诉讼败诉的结果，给华城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但是华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一中院诉讼中败诉与王海军律师未参加询问和未完成其他工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一审法院并未全额支持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项下应支付的代理费，而是根据双方代理协议约定，以及博仁律所王海军律师的实际工作量，酌情确定华城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数额，故本院对华城公司的相关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博仁律所虽然对一审判决持有异议，但其未提出上诉，其关于要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华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北京市华城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赵婧雪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莹莹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