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74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生，女，1948年1月1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红，女，1957年1月1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方，女，1954年12月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顺松，男，1937年12月27日出生。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晶晶，女，1977年12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松，男，同上被上诉人张顺松。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昕，女，1982年6月10日出生。2010年7月，郑某1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将王荣生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该院审理过程中郑某1死亡，法院依法追加其继承人郑某3、郑方、郑红为原告参加诉讼，并作出（2010）西民初字第10282号民事判决。王荣生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审理后做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425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过程中，追加郑昕为原告，并因郑某3死亡，另追加张顺松与焦晶晶为原告参与诉讼，审理完毕后做出(2014)西民初字第23796号民事判决，王荣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荣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对方当事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鉴定机构非经高院摇号产生，选取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不应予采用；鉴定工作超过了委托期限，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鉴定机构采用的鉴定材料不够充分客观，且均是对方当事人单方提供的，漏洞百出，我提供的相关反证均未予采纳；鉴定意见违反鉴定规则，结论含混不清，一审法院据此所做判决结果错误；鉴定时，郑某1已经死亡，而鉴定报告却载明“对被鉴定人进行了精神状况检查”，这与事实不符；2010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郑某1与郑某3的返还原物纠纷诉讼中，对郑某1的行为能力已经进行了认定，一审法院却以违法形成的鉴定结论进行判决是错误的；郑某1在2010年1月至4月间所做多次公证均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0年7月，郑某1还自行出庭应诉，头脑清楚，对答有理有据。郑红、郑方、张顺松共同辩称，王荣生于一审审理期间多次表示不同意鉴定，对鉴定材料不发表质证意见，也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故其现没有理由对鉴定提出异议。王荣生上诉所表述事实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全部提及。郑某1在2010年1-3月间多次进行公证，这也侧面说明了他的行为能力有问题，而王荣生所述诊断证明也只是在没有进行检查开药的情况下，为了办理公证而要求医院出具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焦晶晶辨称，不同意王荣生的上诉意见，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昕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郑红、郑方、张顺松与焦晶晶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郑某1与王荣生签订的北京市西城区某里6号楼2门233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某1（2010年10月29日死亡）与其前妻国桂苓（1993年1月14日死亡）生育子女4人，即儿子郑某2（2010年1月15日死亡）、长女郑某3（2015年1月4日死亡）、次女郑方、三女郑红。1993年6月29日，郑某1与龚某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王荣生系郑某2之妻，郑昕系二人之女。张顺松系郑某3之夫，二人未生育子女；焦晶晶系郑某3与前夫所生之女。1994年6月20日，郑某1取得北京市西城区某里6号楼2门233号房屋产权（建筑面积83.4平方米）。2006年11月，郑某1与龚某经法院判决离婚，法院判决确定上述房屋归郑某1所有。2010年1月28日，郑某1曾起诉郑某3，要求返还身份证、户口本及房屋产权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于2010年3月2日出具诊断证明书，证明郑某1“脑血管并高血压，门诊治疗中。目前神智清，精神状态尚属良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4日判决，郑某3返还郑某1身份证、户口本、北京市西城区某里6号楼2门233号房屋的所有权证。2010年3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银铃老年公寓做出劝离通知书，内容为：“郑某1老人于2006年6月1日入住西城区银铃老年公寓。2009年7月7日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郑某1老人患脑萎缩，且有认知障碍。近一段时间郑老的症状较为明显，表现为：裸露下身到大厅活动、夜间敲其他老人房间、打电话骚扰谩骂同楼层住养老人等。根据《西城区银铃老年公寓住养协议》，郑某1老人的现状已不适合在银铃公寓入住，请乙方、丙方积极配合，在三日内离院。”王荣生签收了该通知。2010年5月24日，北京市西城区银铃老年公寓出具《关于郑某1老人住养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通知》，称公寓已于2010年3月25日发出书面通知，请乙、丙方配合，在三日内离院，但至今郑老仍未离院，现郑某1老人与公寓签订的住养协议将于2010年5月31日到期，鉴于此，公寓将不再与郑某1老人续签住养协议。2010年3月30日，郑某1与王荣生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郑某1将北京市西城区某里6号楼3层2门233号房屋，以人民币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荣生。2010年3月31日，王荣生取得该房屋产权。诉讼中，王荣生称系郑某1打电话让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因双方认为以房屋买卖的方式过户简单经济，买卖实际就是为了办理房屋过户，并未交付50万元款项。相关税费约七千元由王荣生支付。2010年6月1日，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郑某1患有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血管性痴呆），评定为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0年6月13日，一审法院判决宣告郑某1为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诉讼中，郑红、郑方、张顺松、焦晶晶提供郑某1的病历材料，显示2009年7月7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郑某1出具“阅08年CT示‘脑萎缩’，特此证明”的诊断证明书；2010年5月6日，该院诊断郑某1患“多发脑梗、认知功能障碍、痴呆”。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郑某12010年1月6日至2010年3月29日之间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郑某1在2010年1月至3月期间诊断考虑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其2010年1月6日至2010年3月29日之间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合同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可能性大。再查，2006年9月1日，郑某1曾书写《身后语》，决定将其位于北京西直门某里6号楼2门233室房屋由三个女儿继承。2007年4月22日，郑某1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立下（2007）西证字第1515号公证遗嘱，称其名下的上述房屋系其个人财产，在其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屋留给女儿郑某3、郑方、郑红平均继承。2010年1月8日，郑某1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办理撤销遗嘱声明书，自愿撤销（2007）西证字第1515号公证书。2010年1月26日、27日，郑某1与郑昕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办理（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0417号赠与合同公证书，郑某1将上述房屋无偿赠与孙女儿郑昕；郑昕同意接受赠与；郑昕承诺承担郑某1生前赡养、死后安葬等一切义务。2010年2月21日，郑某1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办理（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0686号遗嘱公证书，称其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屋留给孙女郑昕和儿媳王荣生共同所有，并分别指定为她们的个人财产。诉讼中，王荣生提供办理公证时向公证机关出具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对郑某1的诊断证明书，其中2010年1月7日诊断证明书记载：该老人交谈对题，无定向力异常，无精神异常症状、神志清楚；2010年1月26日诊断证明书记载：神志清楚、言语流利、回答切题。另，王荣生提供2010年3月2日的诊断证明书记载：脑血管瘤、高血压，门诊治疗中，目前神志清、精神状态尚属良好。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郑某1原系北京市西城区某里6号楼3层2门233号房屋所有权人，其于2010年3月30日与王荣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该房屋过户给王荣生所有。案件争议的焦点为郑某1在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在原审过程中，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郑某12010年1月6日至2010年3月29日之间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单位出具意见为：被鉴定人郑某1在2010年1月至3月期间诊断考虑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其2010年1月6日至2010年3月29日之间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合同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可能性大。该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依据充分，故该鉴定意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结合鉴定意见以及其他证据材料，法院认为郑某1在与王荣生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且王荣生未向郑某1支付任何对价，故郑红、郑方、张顺松、焦晶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理由正当，法院应予支持。庭审中，王荣生虽然提供了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等证据，意欲证明郑某1签订上述合同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但行为能力的认定应由精神科专业医疗机构或具备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而王荣生不能提供上述证据，故法院对王荣生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郑某1与王荣生于二○一○年三月三十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向双方当事人说明了鉴定机构的选取方式，王荣生也没有对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鉴定机构对郑某1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提出异议，并拒绝对鉴定材料予以质证，后又明确表示不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在案件重审过程中，王荣生对鉴定结论发表了质证意见。综合以上情况考虑，王荣生现提出鉴定机构的选取不合法，鉴定材料不充分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鉴定意见书》“检案摘要”中有“对被鉴定人进行了精神状况检查”字样的问题，因在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行为时，郑某1本人已经死亡，且鉴定报告主要内容“分析说明”章节，对郑某1死亡的事实已经明确，并载明系依据现有材料对有关情况予以分析认定，故没有对郑某1本人进行精神状况检查，对鉴定结论并不构成影响，本院对王荣生就此所提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郑某1实施的其他诉讼和公证中出现的诊断证明是否能否定鉴定结论的问题，因公民行为能力的判断应通过相关司法鉴定，由有资质的单位出具鉴定结论后予以判断，故本院难以依据上述诊断证明另行确认郑某1的行为能力，对王荣生的该项上诉意见亦难以支持。据此，本院认为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郑某1的行为能力所做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亦没有证据证明结论存在错误，故该意见书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依据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所做《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结论，以及郑某1生前被宣告为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事实，及其本人在2010年间频繁进行的内容不一致的公证行为，另结合其生前居住的老年公寓出具“通知书”等证据综合考虑，一审法院认定郑某1在与王荣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行为能力受限正确，据此判决该买卖合同无效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王荣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荣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杰审判员  顾国增审判员  王艳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