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8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顾英，女，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勇，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连，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新英东外语培训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号财富广场*********室。法定代表人：张文明，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振秋，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新英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4-118号2601房。法定代表人：许纬,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振秋，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致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之一903房。法定代表人：吴顾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勇，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顾英、广州市天河区新英东外语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新英东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英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英东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致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洋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顾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向吴顾英支付合作期间利润人民币25306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吴顾英、致洋公司与新英东中心所签订的《留学项目合作协议》以及《留学项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新英东中心和新英东公司应按所约定收入的40%向吴顾英支付合作佣金。（二）新英东中心拒绝向法院提供相关收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应当认定吴顾英关于新英东中心所收取的款项及金额的主张成立。（三）新英东中心应按约定向吴顾英支付佣金人民币327930元。（四）新英东中心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按约定向吴顾英支付了佣金，相反证明了新英东中心擅自解除合同的违约事实。新英东中心、新英东公司共同答辩称：坚持上诉意见，对于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的关系问题，原审判决已明确认定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致洋公司无陈述。新英东中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将应支付给日本私塾的学费作为联营利润判决进行分配是错误。1.新英东中心认为513920元是新英东中心代学生家长向日本私塾支付的学费，且学生家长的转载凭证也标明是私塾学费（详见吴顾英提供的证据七，其中陈伯宁私塾学费31000元），不是联营收入，更不是吴顾英所称的前期咨询费，新英东公司收取的咨询费依照合同约定在8000元至10000元;2.513920元必须全部支付给日本的私塾学校，否则日本的私塾学校不可能接收新英东中心推荐的学生;3.新英东中心未能提交513920元均已交至日本私塾学校的证据，并不能否认新英东中心没有支付，日本私塾不是义务教育机构，中国学生入读必须交付学费，如果新英东中心没有支付，这部分学生就不能进入私塾读书，学生家长必然会向教育管理机构投诉新英东中心。这势必对新英东中心的信用带来负面影响。新英东中心在全国的关联公司信用也会受到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读书缴纳学费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将应支付的学费作为利润分配没有合同约定;4.新英东中心未能提交支付证据，是因为新英东中心向学生家长收取的私塾学费是人民币（详见吴顾英提供的证据七），而向日本私塾支付的是日元，国家有外汇管制规定，向境外支付外汇手续繁琐，而新英东中心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学生，有关支付的学费的渠道由新英东公司进行统筹安排，并通过在日本的关联公司支付，支付后由新英东公司和关联公司在财务结算中进行处理。二、吴顾英不能参与分配新英东中心提供的39份《留学咨询合同》项下338000元的收入分配。原审法院判决新英东中心应支付给吴顾英135200元（338000×40%）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判决已经认定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两家机构是独立法人，新英东中心一审所提供的39份《咨询合同》的甲方为新英东公司，而与吴顾英签订的《留学项目合作协议》的合同甲方是新英东中心，39份《咨询合同》项下收入依法不属于新英东中心。吴顾英与新英东公司没有联营关系，参与新英东公司的营业收入分配也没有合同依据。吴顾英对新英东中心的上诉答辩称：双方签订的《留学项目合作协议》及《留学项目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合营过程中的收益，原审法院对私塾费用认定正确。关于新英东中心所述私塾费用不能参与收入分配，没有任何依据。新英东中心由新英东公司设立，主体上依赖新英东公司，根据《留学咨询合同》，合同涉及的修改问题都是吴顾英签字确认，吴顾英与新英东中心签订的《留学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了相关事项，而且已经明确吴顾英为留学提供相关咨询，内容与新世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一致。因此，吴顾英有理由相信两主体混同。无证据显示吴顾英与新英东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合同却显示的合作主体为新英东公司，新英东公司与新英东中心如未出现主体混同，也不可能出现该情况，吴顾英要求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有合法依据。关于39份合同的问题，实际上新英东中心有74份合同。新英东中心利用其便利条件将本由吴顾英掌握的合同封存，原件均由新英东中心掌握，吴顾英的报警回执可以证明。新英东公司亦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留学咨询合同》原件，证实所有合同原件均在新英东公司和新英东中心处，吴顾英没有持有原件。根据吴顾英提供的金额明细，所有涉及的合同均覆盖新英东中心提供的合同，足以证明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保留合同原件却没有提交给法院。新英东公司和新英东中心对吴顾英的陈述答辩认为，以新英东中心的上诉意见为准，对于新英东中心与新英东公司的关系问题，原审判决已明确认定两者是独立的法人，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致洋公司无陈述。吴顾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英东中心、新英东公司向吴顾英支付合作期间（2015年1月1日至3月31日）利润2530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英东中心、新英东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新英东中心系新英东公司开办的一所非学历教育培训中心，取得了广州市天河区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2013年11月1日，吴顾英（乙方）与新英东中心（甲方）签订《留学项目合作协议》，就学生赴日深造事宜约定：甲方免费提供（包括水电、管理费、网络费等）其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8号财富广场西塔26楼的办公场所作为该留学项目的独立办公室；吴顾英负责自带团队及其劳动合同、薪资、社会保险及福利等管理，吴顾英可委托新英东中心代缴其员工的社会保险，与新英东中心按月结算；合作期内新英东中心将持有自此协议签订后致洋公司60%的利润，吴顾英持有另40%利润，乙方吴顾英继续担任原致洋公司法人代表；甲乙双方对日本留学业务进行全面合作，其前期咨询费由甲方代收，直到学生取得签证时，在扣除相关开支后，纯利润按60%（甲方）与40%（乙方）进行分成，除日本外其他国家留学业务甲方均不干涉并参与分成；合作期间，吴顾英新增加的合作院校及除新世界学员外的其他日本留学业务，在扣除相关的开支后，纯利润按60%（甲方）与40%（乙方）进行分成；结算时间：在学生取得签证并成功赴日后的30个工作日内（约每年2、5、8、11月）结清；所得收益在扣除相关的留学合同管理费、广告投入等正常及相关开支后，甲、乙双方就所剩余利润六四分成（甲方60%，乙方40%）；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一年有效，协议到期后如各方没有异议，协议将自动更新。协议落款处有吴顾英的签名和致洋公司的印章。2014年1月13日，新英东中心（甲方）与吴顾英（乙方）签订《留学项目补充协议》，约定：对于留学项目成本的分配，吴顾英负担的成本包括吴顾英员工的人力成本（薪资、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资金等）、吴顾英为履行本协议所支出的通讯费、留学项目中涉及的材料费及在办理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吴顾英工作所需的公关费、招待费等，以上成本不计入本项目的成本；双方分摊的合作留学项目成本包括：1）由新英东中心员工提供的留学资源并且签约成功后，会给予新英东中心员工适当奖励，每成交一单给予甲方员工1000元的奖励；2）每月由吴顾英向新英东中心提供奖励明细，此项人力成本计入项目经营成本，甲乙双方各承担50%，核算公式如下：（1000*N）*50%（N为甲方员工完成的业务单数）；上述负担及分摊双方应每月10日前就上月金额予以结算并完成支付；结算周期修改为在每一个自然季度的第一个月（1月、4月、7月、10月）结算上一个季度的收入款项；新英东中心依据经营情况向吴顾英提供借支，用以支付吴顾英必要的人力成本及其他经营成本；乙方季度利润=[（季度收入-季度项目成本）*40%]-季度内每月借支。2014年7月16日，吴顾英与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25日，吴顾英的工作部门为留学部。合同还对劳动报酬及福利、工作条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工作纪律、劳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等内容作出了约定。2014年8月1日，吴顾英被任命为广州新世界日语部、留学部经理职务。2015年3月26日，吴顾英与新英东中心相关负责人协商签订新的《留学项目合作协议》事宜，无果。现吴顾英以新英东中心尚未向其支付2015年1月至3月的利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吴顾英称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其经手的74名学生已与新英东中心签订《留学询问合同》，已发生的前期咨询费总额为645000元，另有私塾收入513920元，合计1158920元，按四六分成的比例计算，新英东中心应支付的费用为463568元，扣除致洋公司已收的应付给新英东中心的218970元，新英东中心还须支付244598元。为此，吴顾英提供了一份《新英东还须支付给致洋公司的金额与明细》，列明签约的74名学生的姓名、签约日期、缴费金额及私塾收入等信息。对于私塾收入一项，吴顾英称该费用亦属于前期咨询费，学生与新英东中心之间不需办理任何书面手续，由学生直接向吴顾英缴费，吴顾英再将该学费转给新英东中心，在学生取得签证时扣除相关开支后四六分成。吴顾英称新英东中心会在系统中登记该费用并向学生开具收据，但不会向吴顾英出具任何凭证。对于私塾学费，吴顾英先后提供了一份缴费类型报表（称从新英东中心系统中打印取得）、一份《致洋汇款给新世界的相关明细（15.3月）》（所列15名学生合计支付款项479920元）、对应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招商银行交易信息和兴业银行信用卡账单（3页）、一份其自制的《MIS系统录入私塾收费明细》（列有16名学生的费用合计513920元）。经质证，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对《新英东还须支付给致洋公司的金额与明细》、缴费类型报表、《致洋汇款给新世界的相关明细（15.3月）》、《MIS系统录入私塾收费明细》均不确认，对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收到的款项为私塾费用，称日本方面未向其支付过私塾费用，不存在与吴顾英分配的问题，且该几笔款均发生在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与吴顾英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属于吴顾英就职日语部和留学部经理期间收取的学生所交《留学咨询合同》项下的费用，是其职务行为，新英东中心已按月向吴顾英支付了工资，并未与吴顾英就私塾费用作出约定。对于兴业银行信用卡账单的真实性，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表示由法院依法认定，对其中所涉的汇款的意见与上述电子回单的质证意见相同。庭后，就私塾学费一项，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又表示确认收到吴顾英转账的513920元私塾学费，亦确认吴顾英有关缴交该项费用的学生名单，称该部分费用均已由新英东中心交至关联公司上海日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日本开设的新日樱株式会社处，由新日樱株式会社交至提供私塾学习的日本学校，且该费用为吴顾英在任职期间收取，吴顾英属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存在与吴顾英进行利润分配的问题。对此，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提供了新英东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章程、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及新日樱株式会社与日方学校签订的《私塾合作协议》（均为复印件）证明。吴顾英除对《私塾合作协议》不予确认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认为新英东中心并无证据证明其有关私塾学费的支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本案的合作关系，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在质证吴顾英证据时表示双方的整个项目合作期间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后举证（2015年3月26日吴顾英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留学项目合作协议15.3.25修改”）时称双方在《留学项目合作协议》到期后曾就继续合作问题进行协商，但因未谈妥，最终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在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随后的陈述中，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又表示认可双方在2014年11月1日前合作期间的利润，同时称双方是从2014年8月开始有劳动关系的；在解释上述两期间重合的问题时，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的回答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原来的合作协议已被终止，故双方的合作期间到2014年8月1日止，之所以同意继续结算2014年11月1日前的利润是因为吴顾英在合作期间一直未返还收取的佣金，所以新英东中心要继续与吴顾英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同意按协议结算。新英东中心还称：吴顾英自2014年8月与新英东中心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后，其相关工作均是作为中心员工而做的，新英东中心也按月向吴顾英发放了工资薪酬，双方不再是联营关系，故新英东中心无需再向吴顾英支付利润；同时，吴顾英在2014年至2015年3月期间向新英东中心借支了部分款项，该款项应在结算时扣除（后新英东中心明确其已就该款项另案向吴顾英主张，在本案中不要求处理该借支款）；另有四名学生已付给吴顾英的报名费应由新英东中心收取后直接交给日本学校，故该部分费用在结算时也应予扣除。为此，新英东中心除向原审法院提供吴顾英的《劳动合同》（吴顾英与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签订）、《关于吴顾英的职务任免决定》（文件页眉及尾部均标明有“新世界”字样）外，还提供了吴顾英自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薪金收入列表（其中2015年1月至3月的工资总额为7387.66元、5467.66元和1627.66元）、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向吴顾英发放工资的银行单据、15份《借款审批单》（附借支汇总表）及4份报名费收据（共80000日元）证明。对此，吴顾英质证时表示：确实收取了相关的薪酬，但属于其在担任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日语部、留学部经理期间的报酬，与新英东中心无关，两个中心是不同的主体；对于有关借支款项予以确认，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借支的款项合计75000元；至于报名费，仅确认潘宣宇的交付凭证，确认收取了20000日元材料费，但该部分款项依约由吴顾英代收，不属于结算范围，其他缴费凭证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在之后的笔录中，吴顾英再次明确《劳动合同》是为了解决社保而签订的，发放的工资将在当月的利润分成中予以扣除，故其同意在2015年1月-3月的分成中扣除该三个月的已发放工资数额。对于新英东中心与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的关系，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确认两中心是两个独立的教育培训机构。由于吴顾英表示新英东中心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将其所在办公室的全部资料封存，致其无法提供涉案的《留学咨询合同》，原审法院要求新英东中心庭后补充提供。对此，新英东中心分两次共提供了39份2015年1月至3月期间签订的《留学咨询合同》【第一次仅提供了一份上述期间的合同（编号：JP201313，乙方为彭恺昕，合同金额为8000元），第二次提供了38份合同，两次合同金额共计338000元。经质证，吴顾英对上述39份合同予以确认，但称除此之外仍有35份合同未提供。对于合同的履行主体，新英东中心及新英东公司在最后一次庭询中提出合同的相对方为致洋公司，有关联营合作款应由致洋公司主张，合同中“乙方吴顾英”的表述不严谨。致洋公司则对合同履行主体为吴顾英予以确认，并对吴顾英主张合作合同项下的权益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留学项目合作协议》及《留学项目补充协议》均由吴顾英、致洋公司与新英东中心签订。从两份先后签订的合同内容看，其首部及落款处均列明乙方为吴顾英，《留学项目合作协议》的条款中亦有“乙方吴顾英继续承担原致洋教育公司的法人代表”的表述；新英东中心在本案起诉后的答辩及庭审中均未对吴顾英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在庭审陈述中亦确认了与吴顾英的合作期间，并对其劳动关系与双方合作关系的衔接作出了解释；致洋公司虽有在上述两份合同中盖章，但确认联营合同的履行主体为吴顾英，并对吴顾英主张合作合同项下的权利无异议。综合以上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吴顾英与新英东中心的联营合同关系成立，吴顾英起诉要求处理与新英东中心之间的利润问题并无不当。针对吴顾英要求分配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利润的主张，新英东中心抗辩称该期间因其与吴顾英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有关合作关系已终止，故不存在分配利润的问题，并对此提供了《劳动合同》、任命书、薪酬支付凭证等证据证明。但上述证据显示的《劳动合同》签订主体、薪酬发放主体均为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任命书与新英东中心也并无关联。现新英东中心自认其与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为两个独立的培训机构；对于吴顾英在与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建立劳动关系后，仍在2015年3月向新英东中心转入多笔款项的事实，新英东中心未能给出合理解释；且从新英东中心庭审时自认与吴顾英的合作期间（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及此后相互矛盾的陈述来看，原审法院认定与吴顾英存在劳动关系的主体应为广州新世界自学考试辅导中心，该劳动关系的存在并不影响吴顾英与新英东中心的合作合同的履行。新英东中心以吴顾英与其存在该劳动关系为由提出无需支付合作款的抗辩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吴顾英有权要求分配2015年1月至3月与新英东中心的有关合作利润。现吴顾英主张的利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留学项目合作协议》项下的前期咨询费，另一部分为私塾费用。对于前期咨询费，吴顾英主张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共有74名学生经其与新英东中心签订《留学咨询合同》，有关咨询费合计645000元。但吴顾英未能提供相应的《留学咨询合同》证明。根据新英东中心提供的有关合同显示，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已签订的合同有39份，金额合计338000元。在吴顾英与新英东中心协议有关日本留学业务均由吴顾英负责的情况下，上述39份合同均可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由于新英东中心未就该39份合同的缴费情况提出异议，对于其有关吴顾英尚有佣金未交还的主张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有关扣除待退还的报名费的主张因报名费依约本属于吴顾英自行承担的成本，吴顾英原有权代收，并由其与学生自行协商处理，不属于本案合作结算的范围而暂不成立，新英东中心亦明确有关借支款不在本案中处理。故依据合作合同有关前期咨询费四六分成的约定，原审法院认定新英东中心应向吴顾英支付的利润为135200元（338000×40%）。吴顾英主张前期咨询费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无合法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私塾费用，现新英东中心确认收到吴顾英转账的513920元，但抗辩称该费用均已交至日本的私塾学校，且吴顾英的收款及转账属履行职务的行为，双方不存在分成的问题。对此，新英东中心并未提供上述费用均已交至日本私塾学校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承前所述，其有关吴顾英履行职务的抗辩亦不成立。依据《留学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合作期间，乙方新增加的合作院校及除新世界学员外的其他日本留学业务，在扣除相关的开支后，纯利润按60%（甲方）与40%（乙方）进行分成”。吴顾英主张私塾费用按四六分成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新英东中心应支付的私塾费用为205568元（513920×40%）。因吴顾英自认应扣除支付予新英东中心的佣金218970元及2015年1月至3月已发放的工资数额（7387.66元、5467.66元和1627.66元），新英东中心实际应向吴顾英支付的2015年1月至3月的利润分成为107315.02元（135200+205568-218970-7387.66-5467.66-1627.66）。吴顾英主张利润款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新英东中心取得了广州市天河区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具有法人主体资格，有权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吴顾英以其为新英东公司开办的非独立法人机构为由，要求新英东公司对新英东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新英东中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顾英支付2015年1月至3月的利润分成107315.02元；二、驳回吴顾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0元，由吴顾英负担2720元，新英东中心负担23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新英东中心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新日樱株式会社股份关系图，证明新英东中心和在日本的新日樱株式会社都是同一最终控股股东许纬控制下的公司。证据2决算书和股东信息，证明新日樱株式会社是许纬出资控制下的公司。证据3各校志向塾2015年1-4月结算表，证明吴顾英经手办理留学日本的学生进入私塾学习已由上海日樱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办理了入学付款手续。证据4付款申请书（含翻译件）证明吴顾英经手办理留学日本的学生进入私塾学习必须支付学费。证据5新日樱株式会社通过银行向私塾支付学费凭证，证明新日樱株式会社向私塾支付学费12251385元。吴顾英、致洋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都是日文，是域外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经过公证认证，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盖章是上海日樱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新英东中心有利害关系，不应采纳。证据4的三性不予确认。证据5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根据新英东中心提供的证据3所显示的私塾金额是19098283日元，但从证据4显示的请求金额是12250629日元，如作为同一期产生的费用，应在同一期一并请求付款，没有理由分开请求付款。由此可见两份证据相互矛盾，真实性不予认可。吴顾英提交《留学咨询合同》及其对应的收据，没有原件，是由新英东中心掌握原件，证明新英东中心隐瞒相关证据，没有提交全部的留学咨询合同，吴顾英二审提交的合同是在一审提交的39份合同之外，是一审提交的新英东中心还需支付的金额明细中所涉及的合同。新英东中心和新英东公司对吴顾英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合同主体是新英东公司，与本案无关。关于新英东中心和吴顾英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既不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是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经二审法院准许并调取的证据，而且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性影响，其中新英东中心提交的域外证据不符合域外证据的提交形式，故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一致认为：每个咨询学生包含两部分费用（前期中介费和后期咨询费），每笔留学收入按四六分成，双方分摊合作留学成本，因各方都有自己的员工，所以发放工资和员工奖励需要预支费用。咨询的收入直接按照四六来分成，各自承担成本，不存在《留学项目补偿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的留学成本。本院认为，本案为联营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之一在于私塾费用513920元是否应当进行分配。首先，私塾费用作为留学收入，按照双方的约定应当进行四六分成，双方在二审陈述不存在合同约定的留学成本，那么原审作为利润分成并无不当。其次，新东方中心认为其已将该笔费用交给日本私塾，但是其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此予以证明，而且双方对此并未作特别约定，未约定私塾费用不应作为收入进行分配，故新东方中心主张该笔费用不应进行分配缺乏合同依据，原审采纳吴顾英的意见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吴顾英是否可以对39份《留学咨询合同》项下收入进行分成。新东方中心及新东方公司认为以上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新东方公司，而新东方公司与新东方中心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吴顾英不应从中提成。首先，吴顾英与新东方中心签订的《留学项目合同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从协议签订之日即2013年11月1日起一年，协议到期后如双方无异议则协议自动更新。结合新东方中心在一审陈述双方的合作期限至2015年3月31日，所以吴顾英主张该2015年1月至3月间其签订的以上39份合同所涉款项与双方合作期间相吻合。其次，新东方中心未经吴顾英同意擅自封锁吴顾英办公室，而以上39份合同在吴顾英办公室内，则可以认定以上39份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吴顾英主张以上合同为其联系的业务理由成立，原审据以认定正确。再次，吴顾英与新英东公司并无合作关系，其联系的业务本不应以新英东公司的名义签订，吴顾英主张以上39份《留学咨询合同》以新英东公司的名义签订是应新英东中心的要求，结合新英东公司与新英东中心是关联企业，吴顾英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原审予以采纳正确。综上，原审认定吴顾英可以从以上39份《留学咨询合同》中提成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之三在于吴顾英主张其应提成的收入是74份《留学咨询合同》，其二审提交《留学咨询合同》新英东中心不确认其关联性，吴顾英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以上业务为其所拓展以及其联系签订74份《留学咨询合同》，故吴顾英主张其提成基础为74份《留学咨询合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吴顾英按照39份《留学咨询合同》提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新英东中心和吴顾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元，分别由上诉人新英东中心负担2380元，吴顾英负担27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欣欣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钟晨曦谢佩君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