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53民初1377号原告：邓文彬，男，198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重庆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冲，重庆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莫太华，男，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原告邓文彬与被告莫太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6月6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卞立跃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胡兴凤、人民陪审员胡汉英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文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被告莫太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文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莫太华偿还原告借款50000元，并从2016年7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为止；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做工程急需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人民币捌万元。被告在收到原告借款后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即借条），载明：“今欠到邓文彬私人借款现金捌万元正，每月15日还款叁万元正，还款日期从2016年6月15日起到8月15日止还清，以此为凭。借款人：莫太华，2016年6月10日”。现借款期间届满，但被告仅偿还原告借款叁万元，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被告莫太华辩称，其并未向原告借款。该欠条的由来为：邓文彬、曾静及一位姓杜的人与张勇赌博，张勇输了21万元，便扣留了张勇的车。张勇电话联系莫太华，称怕妻子发现，便找莫太华牵线说和，莫太华便打电话联系前述三人约谈。之后，原告等三人自行与张勇进行协商，协商内容被告并不清楚。协商后，张勇称其分别向原告等出具了21万元的欠条，并将车开走。张勇出具欠条后便不见了，原告等三人以被告莫太华约出来谈为由，便要求被告承担该笔债务，并用刀威胁被告，被告为了保全自身安全，只好在已经书写好的欠条上按手印。当时被告同时出具了三张借条，分别为本案原告一张金额为8万元，曾静一张金额为8万元，姓杜的一张金额为5万元，合计21万元，该三张欠条除被告本人签名和捺印，其余内容均由刘光文书写。被告向原告等三人出具欠条后，还索要张勇给他们出具的欠条，但是原告等人并没有给。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欠条一张，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被告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该欠条系受原告胁迫才出具，原告并未向被告交付借款；被告之后之所以偿还了30000元同样基于害怕原告威胁其家人人身安全。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1.2017年4月20日由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西江新城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拟证明欠条系受胁迫所签署。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报警回执并不能反映报警的具体内容，被告系本案立案后才去报警，与本案无关。2.依被告申请，本院去函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进行相应的取证。该局复函：经查，莫太华于2017年4月12日向我分局辖区西江新城派出所报警，称在2016年6月15日被邓文彬和曾进恐吓，签下三张欠条，数额共计21万元。现将有关材料复印给贵院，请自行审查。该局复印的资料除程序性的权利义务告知外，另有对张勇和莫太华的询问笔录。被告拟证明欠条系受原告胁迫而签署。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张勇并非本案当事人，其所称事实与本案无关，且询问时间为本案起诉之后，其报案的行为很可能是为了躲避诉讼，该询问笔录仅仅为当事人一方陈述，公安机关也并未进行相应的取证核实。3．欠条执笔人刘光文出具的书面声明及刘光文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电信缴费记录。拟证明出具欠条的地点、在场人、欠条张数并非系原告自诉的原告、被告、刘光文三人和仅仅出具了一张欠条，另还有曾进、杜永芳、罗胖子等其他人在场，且在向原告出具欠条的同时向曾进出具了8万元的欠条、向杜永芳出具了5万元的欠条，被告向法院提供的刘光文的电话号码正确。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双方均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0日，被告莫太华向原告邓文彬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邓文彬私人借款现金（80000）捌万元正，每月15日还款（30000）叁万元正，还款日期从2016年6月15日起到8月15日止还清，以此为凭。借款人：莫太华，2016年6月10日”。2016年6月17日，被告偿还原告30000元。另，莫太华就本案于2017年4月12日向佛山市高明分局西江新城派出所报案。本院就该案是否涉及犯罪以及该局是否予以立案侦查向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去函协助调查，该局向本院复函：经查，莫太华于2017年4月12日向我分局辖区西江新城派出所报警，称在2016年6月15日被邓文彬和曾进恐吓，签下三张欠条，数额共计21万元。现将有关材料复印给贵院，请自行审查。该局寄回对张勇的询问笔录一份，对被告莫太华的询问笔录两份。对张勇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概括为：张勇称其被人诈骗，前来报警；2016年5月28日，其接到老莫的电话约谈工地建设工作一事，其便和两个同事，开车找到老莫和他几个同事一起约谈工作，谈完之后就一起吃饭，期间其喝了一点酒，后来来了老莫的朋友，便提议一起喝茶，到了才知道是要赌博，包括其在内合计6人以“大小三公”的形式进行；因其将自带现金全部输完了，其便找在一起赌博负责“抽水”的人借款现金21万元，也全部输光，便提出不再继续，但因为欠了他们21万元的钱，对方便要求扣押其自有的翼虎牌小汽车，其便将钥匙还给他们；第二天其电话联系老莫，想通过老莫让对方把钥匙要回，老莫便将其带往会见对方，在一起吃完饭后，对方又让其参与赌博，其将自身带的现金也输光了，对方逼其出具了两张合计21万元的欠条，然后把车钥匙退回，便让其离开；因其感觉自己被诈骗，所以前来报警；老莫并未参与赌博，是重庆人，电话号码为X。对莫太华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概括为：2017年4月12日，被告莫太华报警称其在邓文彬、曾进的恐吓下签了三张欠条，合计21万元。经过大致为，约在2016年5月早上，张勇电话告知其因欠邓文彬及曾进钱，张勇的小车被该二人扣押，因其老婆不见车就会和其吵架，张勇便让其联系邓文彬和曾进，能否约谈怎么解决该问题；其便电话联系邓文彬，商量张勇的车怎么处理；张勇及邓文彬等人便一起吃饭，饭后，张勇和邓文彬、曾进自行洽谈。到2016年6月15日晚上，邓文彬及曾进到出租屋找到莫太华，然后将其带到曾进公司办公室。到了公司，邓文彬称，因莫太华约他们和张勇吃饭，所以才把扣押的车辆还给张勇，但张勇现在并未还钱，所以张勇欠下来的债应当由莫太华负责偿还，若不偿还，便欲砍掉其双手。介于害怕，莫太华称目前没有钱，邓文彬就让其签下了三张欠条，其中两张8万元，一张5万元，合计21万元。事后，之所以没有及时报警，因为其家人也在高明区，怕报警后威胁到家人人身安全，且心想事后可以自己找到张勇解决此事。审理过程中邓文彬、莫太华均认可前述欠条除签字和捺印外，其他内容均由案外人刘光文执笔，但双方对签署欠条的地点、在场人及签署欠条的张数存在截然不同的陈述。原告称，借款系现金交付，交付地点在广东省佛山市邓文彬的车内；现金来源于自身手中的现有资金及在佛山市高明区工商银行以每次5000元，约取了四次合计而来；在支付现金后约十天左右被告出具的欠条为其持有；当时签署欠条的地点在一个叫“广西佬”的朋友的办公室，在场人仅有原、被告及刘光文三人，且仅出具了一张欠条。被告称，出具欠条的地点是曾进的办公室，在场人除原告陈述的三人外另有其他人，合计约10人，且被告同时出具了三张欠条为对方持有，其中原告一张8万元，曾进一张8万元，另外姓杜的一张5万元，合计21万元。因双方对出具欠条的过程陈述不尽相同，被告事后提交了执笔人刘光文的书面证明，其证言显示与被告的陈述吻合。本院亦通过电话对刘光文进行核实，刘光文在电话中向本院陈述的情况也与被告的陈述基本吻合，原告的代理人对刘光文的书面证言及电话中的陈述予以认可。本案合计进行三次开庭审理，并在第二次、第三次开庭前书面告知需原告本人到庭参加诉讼，以便查清事实，但原告在第三次庭审时并未到庭应诉，且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欠条出具的地点、人数及数量与刘光文的陈述不一致的理由，无法作出解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本院对此评析如下：本案争议主体双方均为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本案争议即本案原告是否实际交付借款给被告。对于借款是否交付的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已经将借款支付给被告莫太华，以此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了由被告签字捺印的欠条一张。被告对此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否认借款已经交付，并称系受胁迫所签。被告为此陈述了出具欠条的全部细节，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原由及同时出具欠条的数量，并举示报警记录、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的询问笔录、执笔人刘光文的书面证言予以证实。对于出具欠条的原由，张勇在报案笔录中提及“老莫”并留下电话号码。该电话号码与本案莫太华的电话号码一致，本院确认就张勇询问笔录中提及的“老莫”为本案被告。张勇在报警中称向莫太华认识的朋友因赌博，对方扣留其车辆，并请求莫太华予以协调处理，协调处理后，出具了21万元的欠条，并拿回车辆。这一系列过程均可以与莫太华在庭审中陈述予以印证。对于欠条出具的过程，执笔人刘光文对地点、人物、数额、数量在电话中及书面证言中已经非常明确，且原告并未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这与被告的陈述也几乎一致，而与原告的陈述却相去甚远。被告辩称借款尚未交付，其已经作出合理解释，并对其解释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告第二次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法庭调查并接受法庭询问，也未对其陈述出具借条的场景与刘光文陈述不一致的理由，作出任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就前述举证规则而言，本案原告除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合意之外亦需进一步证明原告有交付借款的事实，原告虽然举示了欠条予以证明，但在被告作出较为合理解释并举示了相对完善的证据，且前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来动摇欠条的证明力的情况下，原告需进一步举证借款交付的事实。原告称系现金交付，现金的组成来源系自有部分现金及从银行取款机以每笔5000元取出，但其并未举示取款记录予以佐证。故原告仅举示的欠条并不能达到优势证据的效果，无法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文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邓文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卞立跃审 判 员  胡兴凤人民陪审员  胡汉英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书 记 员  蓝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