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苏06行终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市新星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法定代表人何国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法定代表人凌建华，局长。应诉负责人陈珏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通市。法定代表人韩立明，市长。委托代理人许飞，南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燕燕，南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红云，女，1971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代理人范晓荟，南通市新开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玉芬，女，1970年7月2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港闸区。上诉人南通市新星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大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通人社局）、被上诉人南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通市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1行初2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苏Ｆ×××××出租车系马玉芬出资购买。2015年6月2日，马玉芬与新星大众公司签订《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约定马玉芬将苏Ｆ×××××出租车挂靠在新星大众公司，马玉芬每月向新星大众公司缴纳挂靠费400元；马玉芬雇佣副班驾驶员须向新星大众公司申请，并缴纳保证金和管理费等内容。同年6月15日，马玉芬与邵泽华签订《承包运营协议》，约定马玉芬将苏Ｆ×××××出租车交邵泽华夜间承包运营，承包金为每月3200元；马玉芬每晚18时30分将车辆交由邵泽华营运至次日6时30分；邵泽华在承包期内不得任意不来上班，每月出勤日不得少于27天，邵泽华休假必须告知马玉芬，经同意后方可休假等内容。6月11日、9月24日，新星大众公司与邵泽华各签订《营运出租车聘用副（夜）班驾驶员协议》一份，约定邵泽华需服从新星大众公司的统一管理；主车驾驶员聘用副班驾驶员驾驶出租车，须向公司书面申请；车主挂靠经营，副驾由车主聘用等内容。2016年6月13日早晨，邵泽华将苏Ｆ×××××出租车停放在马玉芬家的楼下后下班回家，6时15分左右，邵泽华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南通市长泰路××路路口时，遇对方向冯某驾驶的黑Ｆ×××××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黑F××××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左转弯掉头，邵泽华在避让过程中碰撞道路东侧边路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邵泽华当场死亡。同年7月6日，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作出通公交证字[2016]第S07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对该交通事故双方通过路口时的交通信号灯指示情况以及双方过错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无法查实即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邵泽华、冯某在该起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无法认定。另查明，邵泽华与王红云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15日，王红云向南通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南通人社局于同日予以受理，并于8月16日对新星大众公司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告知新星大众公司在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交邵泽华不构成工伤的证据材料及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8月23日，新星大众公司提交了对邵泽华是否认定工伤的陈述意见、补偿协议、承包营运协议书、通公交证字[2016]第S07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主张其与邵泽华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邵泽华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邵泽华的情形不应认定为工伤。9月7日，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6B19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虽然交警部门对邵泽华在该起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无法查清，但根据南通人社局的调查，此次事故认定邵泽华承担主要以上责任证据不足。邵泽华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南通人社局于同日将决定书送达王红云，于9月8日送达新星大众公司。新星大众公司不服，于2016年9月22日向南通市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南通市政府于9月23日收到，于9月26日受理并对南通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南通人社局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9月29日，南通人社局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10月19日，南通市政府作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通知王红云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10月21日，南通市政府作出通政复决[2016]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维持。同日，南通市政府向新星大众公司、南通人社局送达复议决定。新星大众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南通人社局所作的2016B19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南通市政府所作的通政复决[2016]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邵泽华所受事故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2.南通人社局认定由新星大众公司承担邵泽华所受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邵泽华所受事故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于邵泽华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南通人社局提供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路线图予以证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至于南通人社局认定邵泽华不承担交通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问题。首先，在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认定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王红云已就本案交通事故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也涉及事故责任的承担问题，但这并不能否定南通人社局具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作出判断的职责，交通事故民事诉讼的结论并非南通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必要前提。其次，调查核实并非工伤行政案件的必经程序。《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基于对工伤认定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有权决定是否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这就意味着调查核实并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工伤认定案件中必须履行的程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直接作出判断，或者调查核实已丧失客观基础的，可以不进行调查核实。就通勤事故而言，交警部门作为道路交通事故专业处理机构，所具备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明显优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交警部门通过专业技术手段都不能根据调查取得的材料查明事故的成因并划分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作为非专业处理机构的南通人社局显然也无法通过调查的方式得出邵泽华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结论。况且，王红云的申请工伤认定之日与邵泽华发生交通事故之日相隔两个月，南通人社局客观上难以通过调查核实来获取有别于交警部门收集或制作的证据以外的证据。据此，南通人社局可以根据新星大众公司和王红云提交的证据，对邵泽华在本案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作出审核判断。再次，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遵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断。《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由此可以看出，《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目的的核心在于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济权与经济补偿权，体现了劳动者合法权益优先的立法精神。因此，在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劳动者合法权益优先的立法精神，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断。况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并未将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交通事故排除在工伤的范围之外。因此，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的范围，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劳动者在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交通事故中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本案中，新星大众公司和王红云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邵泽华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以上责任，故南通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作出邵泽华承担交通事故主要以上责任证据不足的判断，并进而作出认定邵泽华的情形属于工伤的结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关于南通人社局认定由新星大众公司承担邵泽华所受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但在某些特殊用工形式下，认定工伤并不受劳动关系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中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根据上述规定，即使被挂靠单位与挂靠人聘用的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应当为挂靠人聘用的人员因工作所受事故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人挂靠该单位对外经营；第二，挂靠人聘用了其他人员从事经营活动；第三，挂靠人聘用的人员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情形。就本案而言，首先，新星大众公司与马玉芬签订了《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马玉芬将其所有的苏Ｆ×××××出租车挂靠在新星大众公司，并以新星大众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其次，虽然邵泽华与马玉芬签订的协议冠以“承包营运协议书”之名，但从该协议中“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得任意不来上班，每月出勤日不得少于贰拾柒天”、“休假必须告知甲方，经同意方可休假”的约定来看，马玉芬实际对邵泽华进行管理，符合聘用的特征；虽然协议约定邵泽华每月向马玉芬交纳3200元的承包费，但该约定符合出租车行业营业收入不确定的特点，通过该方式更便于计算各自的酬劳和营运收入，故不能以此认定邵泽华与马玉芬之间系承包关系；新星大众公司与邵泽华签订的《营运出租车聘用副（夜）班驾驶员协议》的内容表明新星大众公司对马玉芬聘用邵泽华的事实予以认可。综上，南通人社局认定新星大众公司应承担邵泽华所受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至于新星大众公司主张的邵泽华并非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仅是明确挂靠情形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并未对工伤认定的范围进行限缩，即未将挂靠情形下挂靠人聘用的驾驶员在上下班途中遭受的交通事故伤害排除在工伤的范围之外。故新星大众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南通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受理、通知答复、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新星大众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新星大众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新星大众公司上诉称，马玉芬的车辆虽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但马玉芬与邵泽华之间系承包经营关系，非雇佣关系，上诉人与邵泽华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应对邵泽华的死亡承担用人单位责任。且邵泽华并非在工作过程中伤亡，不符合工伤认定的基本前提。此外，交警部门对邵泽华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邵泽华亲属就交通事故提起的民事诉讼尚未审结，南通人社局认定邵泽华在交通事故中不负主要以上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南通人社局辩称，个人挂靠其他单位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应当由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上诉人作为被挂靠的单位，应承担邵泽华的工伤保险责任。邵泽华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伤亡，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交警部门对邵泽华交通事故成因未能认定及有关的民事诉讼尚未审结，并不意味着被上诉人不能根据证据规则及立法精神判断邵泽华是否构成工伤。在并无明显证据表明邵泽华应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权认定原告邵泽华所受伤害为工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南通市政府辩称，上诉人作为被挂靠的单位，应对邵泽华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邵泽华下班途中因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南通人社局所作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南通市政府所作复议决定合法。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红云辩称，其同意被上诉人南通人社局、南通市政府的答辩意见。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马玉芬辩称，其对挂靠经营的事实不持异议，请求本院依法裁判。上诉人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上诉人新星大众公司是否应为邵泽华工伤保险责任的责任主体。二、被上诉人认定邵泽华在事故中承担非主要以上责任，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否充分、合法。关于上诉人新星大众公司是否应为邵泽华工伤保险责任的责任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上诉人新星大众公司为出租车运营企业，马玉芬将所购出租车挂靠在上诉人名下经营，邵泽华系马玉芬选用的夜班驾驶员，邵泽华与上诉人通过订立《营运出租车聘用副（夜）班驾驶员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述事实清晰地表明，上诉人、马玉芬、邵泽华分别属于上述规定中的挂靠单位、挂靠经营的个人、被聘用的人员。对照上述规定，被聘用人员邵泽华的工伤保险责任，应由挂靠单位即上诉人新星大众公司承担。上诉人提出其不应对邵泽华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理由与上述规定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认定邵泽华在事故中承担非主要以上责任，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否充分、合法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上述规定表明，对于无事故责任认定书及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事故责任大小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结合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交警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及人民法院尚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裁判，均不意味着社会保险部门不能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工伤认定。故上诉人以交警部门没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民事诉讼尚未终结为由，主张南通人社局不能对事故责任进行评判、认定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南通人社局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责任的确定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审查认为，发生事故的双方均为机动车，邵泽华驾驶的是摩托车，对方当事人为重型半挂车，对方当事人的事故风险责任更大，且邵泽华由南向北直行，对方当事人为转弯，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信号灯情况的情形下，根据转弯车辆应当让行直行车辆的一般通行规则，亦不能认定邵泽华的责任大于对方当事人。南通人社局综合上述案件事实认定邵泽华不负主任责任，该认定并无明显不当，本院应予支持。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明确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以邵泽华所受伤害并非发生在工作过程中为由，认为邵泽华不符合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亦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通市新星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志新审判员  谭松平审判员  郁 娟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袁金君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