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2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珍，女，195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长金，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吉芬，男，195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系刘珍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长金，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燕，女，197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安徽华盈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超，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醉，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珍、刘吉芬因与被申请人孙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珍、刘吉芬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孙燕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原判决认定刘宗梅、王华汇入由孙燕、刘宗梅擅自以刘吉芬名义办理的银行卡40385400元为刘珍、刘吉芬的借款，却不将从该卡上转给案外人的30685400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5月31日，刘宗梅在刘吉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刘吉芬名义办理了银行卡，在两天内与王华分别汇入该卡共40385400元；刘宗梅又伪造刘吉芬签名将该卡中款项分别转给孙燕970万元和案外人30685400元。该卡2010年6月1日销户，仅仅存在两天，实际由孙燕实际控制。刘吉芬在本案二审前根本不知道此卡的存在，而且，汇入30685400元的案外人银行卡也由孙燕持有和控制，转入的30685400元或应视为对孙燕的还款，或应从孙燕汇款总额中扣除。原判决认定刘宗梅、王华汇入的40385400元为刘珍、刘吉芬的借款，与事实不符。原判决未将刘珍委托欧紫千、唐震向夏红霞、蒋思国的汇款和刘珍于2011年10月10日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认定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528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即使孙燕提交了相关证据，也未经质证。孙燕始终不承认其与蒋思国有任何关系，更未提交证据证明蒋思国向刘珍卡上汇款；刘珍、刘吉芬从未收到过任何关于孙燕提交的有关蒋思国汇款的证据，也从未就孙燕提交的蒋思国汇款证据进行过质证。二审时刘珍、刘吉芬向法院提交了蒋思国汇款至刘珍的统计表（该表也未经孙燕质证），证明蒋思国向刘珍方转款金额为3485万元。原判决直接认定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合计金额528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且双方从未就蒋思国向刘珍汇款进行过质证。原判决未将刘珍委托杭州金铖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铖公司）2011年2月21日向安徽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汇入的2000万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证据证明；有新证据证明金铖公司与孙燕及孙燕控制下的华盈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应当认定该款系刘珍向孙燕的还款。刘珍委托金铖公司汇入华盈公司2000万元，金铖公司提交了注明“代付款”的转款凭证，还出具了情况说明，财务主管受金铖公司委托也在原审中出庭作证，证明金铖公司与孙燕及孙燕控制下的华盈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金铖公司汇入华盈公司的2000万元系受刘珍委托代付款。孙燕及华盈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金铖公司存在任何经济往来或业务往来，且同案中华盈公司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往来款项也均予认可。因此，金铖公司及其财务负责人的证言及转款凭证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刘珍委托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的汇款应认定为刘珍对孙燕的还款，但原判决却仅以授权委托书“只有公司签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刘珍也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孙燕委托华盈公司代收”为由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金铖公司《关于我司代付款相关事宜的证明》、《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作为新证据，也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认定。孙燕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2010年5月31日刘宗梅汇入刘吉芬卡上1000万元、王华汇入该卡17305400元、2010年6月1日王华汇入该卡1308万元共计40385400元为刘珍、刘吉芬的借款，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未经刘吉芬本人授权，刘宗梅不可能携带刘吉芬身份证原件办理涉案银行卡，刘珍、刘吉芬对其自认收到孙燕40385400元借款的事实予以反悔，证据不足。原判决关于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合计5280万元的认定，合法有据。经孙燕的申请，原审法院向银行调取了涉案蒋思国银行卡的流水记录，并将上述流水记录交给孙燕和刘珍、刘吉芬，还要求双方对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的金额进行统计并组织了质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统计结果及质证情况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在本案原审期间，欧紫千未出庭作证，其在《情况说明》中陈述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唐震向夏红霞、蒋思国的汇款，刘珍未能提供委托唐震代付和孙燕指定夏红霞、蒋思国代收的证据；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是履行另案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与本案无关。因此，原判决未将欧紫千、唐震向夏红霞、蒋思国的汇款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未将刘珍2011年10月10日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认定事实正确。原判决未将金铖公司2011年2月21日向华盈公司的2000万元汇款认定为刘珍、刘吉芬对孙燕的还款，也是正确的。首先、金铖公司财务会计徐某出庭作证时陈述，金铖公司情况说明上的公司印章系其加盖，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对此事并不知晓。故该情况说明并非金铖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证人徐某的身份和作证能力不真实、不合法，徐某不具备证人资格，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证人徐某出庭作证时陈述，金铖公司系接受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力公司）指示代付款，并非接受刘珍指示代刘珍付款，而且当时益力公司并没有告诉金铖公司代付款的具体原因和用途。第三、孙燕从未指示华盈公司代其收取该款项，该款项是华盈公司代其股东（案外人）收取，后又根据该股东指示汇往他处，确实与孙燕没有关系。因此，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汇款2000万元与本案无关。刘珍出具的《借条》是双方对2012年7月5日前发生的所有借款和还款金额经过反复对账、结算后，双方确定未还借款本金的总金额6850万元后出具的，6850万元借款内容真实，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刘珍、刘吉芬一再出尔反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指使证人做虚假陈述，完全是无理恶意缠诉，浪费司法资源。应驳回刘珍、刘吉芬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金铖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汇给华盈公司2000万元，华盈公司收到了该2000万元。在原审过程中，证人徐某持加盖金铖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金铖公司授权其工作人员徐某代表该公司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所涉2000万元事宜出庭作证）和金铖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称其代表金铖公司作证：金铖公司2014年2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载明：2011年2月21日，金铖公司受益力公司委托，向华盈公司汇款2000万元，并注明系“代付款”）、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汇款回执等材料是真实的，金铖公司受益力公司的委托代益力公司分两笔各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汇给华盈公司，具体事宜由其经手办理。益力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吉芬，刘珍系益力公司股东，益力公司和刘吉芬、刘珍均在本案中陈述该2000万元系代刘珍、刘吉芬向孙燕还款，华盈公司与金铖公司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刘珍、刘吉芬在再审申请中还提交了加盖金铖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关于我司代付款相关事宜的证明》（复印件），载明：其在原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徐某出庭作证等均系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除代益力公司向华盈公司支付2000万元外，金铖公司与华盈公司无任何业务或经济往来。本院在审查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孙燕作为华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承认华盈公司确实收取了此2000万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系因何经济活动收取该款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系因案外人指令而收取该款项，只是主张该款项与孙燕和刘吉芬、刘珍无关，与本案无关。关于金铖公司汇给华盈公司2000万元的性质是否系其代刘珍、刘吉芬向孙燕的还款，金铖公司与刘珍、刘吉芬的陈述和徐某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而孙燕却并未提供华盈公司收取该2000万元的合理解释，因而尚不能证明与刘珍、刘吉芬无关。原判决“金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徐某出庭作证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金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刘珍也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孙燕委托华盈公司代收，故不认定为刘珍的还款”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刘珍、刘吉芬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何 抒审判员 李桂顺审判员 王云飞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许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