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6民终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鞠卫国，男，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抚松县兴参镇。委托代理人：陈长远，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鞠阳，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跃成，男，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委托代理人：陈维忠，吉林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鞠卫国与黄跃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7日作出（2015）抚民一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鞠卫国、黄跃成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4日作出（2016）吉06民终34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2015）抚民一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发回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重审。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6）吉0621民初1211号民事判决，鞠卫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卫国原审诉称：2013年初，鞠卫国与黄跃成在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建设林场合伙经营人参种植项目，约定黄跃成承担人参种植至起参期间所发生的全部费用，鞠卫国负责对人参种植的合理经营和管理，并约定在每一起参年度扣除当年被卖人参部分的全部费用后所得利润由鞠卫国与黄跃成平分。2013年黄跃成投入资金282230元，鞠卫国投入27060元，共种植人参1722丈（包括1050丈西洋参和672丈普通参）；2014年黄跃成投入资金244596元，鞠卫国投入资金56000元，共种植人参812丈，且双方于2015年4月9日签订《合伙协议》，对双方出资金额、约定的利润分配方式等进行确认。2015年10月9日，鞠卫国与黄跃成将2013年开始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出卖，共卖得1416600元。出于对黄跃成的信任，该笔款项由买参人全部打入黄跃成名下银行帐户（银行帐号：621336187011117711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按照之前的约定，鞠卫国与黄跃成应该在扣除所卖人参投入的全部费用（包括此次起参卖参花的雇工费、运输费等费用43815元及鞠卫国和黄跃成对被卖人参部分所投入的成本资金）后提得利润进行平分，每人分得利润592096.77元，但鞠卫国找黄跃成索要该笔利润及鞠卫国所投入的该部分成本资金时均被黄跃成拒绝，黄跃成违反当初的约定，意图逃避还款责任。按照双方订立的合伙协议第三条、第六条约定，应在扣除鞠卫国投入的成本（现金成本投入和技术性劳务成本）和黄跃成投入的现金成本后分得利润，鞠卫国的技术性劳务成本应按照黄跃成投入的现金成本确定。鞠卫国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黄跃成按照约定向鞠卫国支付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鞠卫国投入的现金成本16500元、技术性劳务成本215906.46元，总计成本即232406.46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判令黄跃成按照约定向鞠卫国支付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在返还给鞠卫国现金成本后所获得的净利润484143.54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跃成承担。黄跃成原审答辩并反诉称：一、鞠卫国对合伙利润分成的计算方式错误，其诉求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根据双方2015年4月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六条“在每一人参起参年度在扣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由双方平均分得的利润”，既然是利润，就应当扣除人参生长周期内的全部费用，特别是鉴于目前人参生长周期已过、双方在（重审后）法院主持下对原在床人参已经分割的情况下，无需争执扣除那一年度的投资，只需将人参生长周期内的全部投资扣除后，将利润平均分配即可。同时，按照协议第三条约定，黄跃成以现金投入，鞠卫国以技术、管理投入，平均分享利润，本案既不是技术性服务合同，也不存在雇佣关系，鞠卫国索要“技术性服务成本”违背协议约定，也不符合当地交易惯例和习惯，无理无据，不应得到法律保护。二、鞠卫国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不能成立。按照协议约定，在扣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由双方平均分配利润，即：在双方结算后分配利润，本案在结算过程中发生纠纷，至今没有结算结果，支付数额、时间均未确定的情况下，鞠卫国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任何道理。2015年10月，双方因卖出人参后的利润分配发生纠纷，鞠卫国申请法院冻结黄跃成的银行帐户，并诉至法院，双方合伙经营的基础是双方互相信任，现双方已经失去合伙经营的基础，继续合伙经营不会有好的结果，为此请求解除双方合伙关系。鞠卫国原审针对反诉辩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黄跃成请求解除双方于2015年4月1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于法无据，且没有事实基础。黄跃成反诉请求分配在床人参，鞠卫国同意将人参进行分配，但黄跃成主张的分配方式及标准违反合伙协议约定。鞠卫国2016年春移走参栽子经过法院测量只有30余丈，且该参栽子是基于鞠卫国对人参的管理权利，为保证参栽子生长环境良好，不属于私自刨参，没有影响合伙事宜；黄跃成主张的鞠卫国对人参管理不善造成两次人参冻害及黄跃成在此期间支出的各项费用193210元的事实不存在，不应得到支持。2015至2016年对合伙种参的事，鞠卫国垫付大量现金，具体费用见明细表，黄跃成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在2015-2016年间合伙期间对合伙人参进行现金投入，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第三条约定。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鞠卫国与黄跃成建立合伙关系共同种植人参，当时口头约定由黄跃成负责现金投入，鞠卫国负责以技术、管理投入。2015年4月9日，黄跃成、鞠卫国分别作为甲、乙方对前期合伙经营情况补签书面的《合伙协议》，该协议载明：“一、黄跃成与鞠卫国合伙经营的人参位于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建设林场。二、双方已经在2013年种植人参（包括普通参、西洋参）1722丈；2014年种植人参（包括普通参、西洋参）812丈。三、双方约定黄跃成以现金投入，鞠卫国以技术、管理投入。四、黄跃成承担对上述两年投入直至起参期间的经营和管理，鞠卫国对人参的经营和管理享有自主权。五、黄跃成2013年已经投入282230元，2014年投入244596元资金；鞠卫国2013年投入27060元，2014年投入56000元。2015年、2016年所采的参籽由双方平分。六、双方约定在每一人参起参年度在扣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由双方平均分享利润、平均承担亏损。七、黄跃成对鞠卫国从事人参管理以及所发生的费用有监督权。八、黄跃成对人参管理期间所发生的不可抗力以及非自身原因造成的人参损害不承担责任。九、……。十、双方约定，如有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通过抚松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十一、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2015年4月22日，黄跃成出资从案外人王保良处购买普通参籽100市斤，支出价款36500元，用于补种2014年种植人参后出现的缺苗情形。2015年4月9日，黄跃成交付给鞠卫国现金25000元用于补种撤参籽时支付有关雇工费用。2015年10月9日，鞠卫国与黄跃成将2013年开始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出卖，共得款1416600元，该笔款项由买参人全部打入黄跃成名下银行帐户（银行帐号：621336187011117711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2015年10月15日，双方因卖参得款分配问题未能协商一致，鞠卫国向抚松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冻结黄跃成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所开办的6213361870111177111帐号内的存款60万元，抚松县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5）抚民保字第93号民事裁定，依法冻结黄跃成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所开办的6213361870111177111帐号内的存款60万元。2015年11月7日，黄跃成向合伙参地所雇佣的看参人李宝臣于支付2014年看参费用、参地运料（参膜、遮阳网）6044元。2015年11月13日，鞠卫国对黄跃成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黄跃成向其支付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自己所投入的成本资金16500元；2、判令黄跃成按照约定向其支付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所获利润592096.77元。2016年1月5日，鞠卫国书面将原请求第1项、第2项予以变更。其计算明细为：1、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鞠卫国投入的现金成本27060元；2、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西洋参黄跃成投入的现金成本215906.46元，计算方式为：282230元（黄对2013年合伙种植的1722丈人参投入的现金成本）×（1050丈÷1722丈）＋43815元（1050丈西洋参起参、卖参的雇工费及运输费等费用）＝215906.46元；3、双方于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在返还给鞠卫国现金成本、技术性劳务成本及黄跃成现金成本后所获得的每人的净利润484143.54元，计算标准为：〔1416600元（1050丈西洋参卖得收入）－16500元－215906.46元×2人〕÷2＝484143.54元。2016年秋，鞠卫国与黄跃成采本地参籽和西洋参籽各一次，采摘本地参籽时黄跃成未到现场，共采得206市斤，鞠卫国用其自有车辆运输回抚松县，同车返回的尚有另外两位在黑龙江省种植人参采摘参籽往回运输的参户，鞠卫国共支出运输等费用1826元。黄跃成系在抚松县兴参镇接收到其应平分的103市斤本地参籽；鞠卫国与黄跃成尚采得西洋参籽60市斤，已由双方平分。2016年8月13日，鞠卫国支出雇工采参籽人工费1740元。2016年8月27日（星期六），黄跃成雇人私自将合伙参地19串本地参起出。鞠卫国电话告知法院后，承办法官电话告知黄跃成将人参运回抚松县后不得自行出售，应将起出的人参拉回抚松县人民法院接受处理。8月28日晚，运输车辆回到抚松县抚松镇途经法院门前时，法院工作人员与驾车由合伙参地返回的鞠卫国及其家人共同押车到达抚松县万良镇每逢每年人参收获季节开市营业的人参市场院内，将车辆处于双方共同监管之下。8月29日早，在双方在场情况下，将运回的本地参由买方负责抖净土计重4019市斤（不含100市斤残次人参）以每市斤20元的价格出卖，被甩出的100市斤残次人参则由双方进行现场平分。在人参整体出售期间，有人单独购买价值50元的人参，价款由黄跃成收取，以抵顶黄跃成起参前购买价值100元的袋子（100个）价款的二分之一分摊费用。因此次起参所花销的人工费、车费等均由黄跃成垫付，黄跃成统计此次花销共计20200元，但鞠卫国对此数额不予认可，经抚松县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协商，鞠卫国同意可从本次出售人参价款80380元中暂时支付20000元给黄跃成，具体数额待今后诉讼进行确定，后抚松县人民法院将余款60380元予以提存保管。黄跃成随后提供给法院5份此次起参、运输方面付款收据，合计总额为20200元。因黄跃成随车押运此次起获的合伙人参返回抚松县时未让鞠卫国随车同行，鞠卫国遂驾驶其自有车辆吉F4M1**号皮卡车返回抚松，2016年8月28日在哈尔滨哈伊高速公路康金加油西站加注93#汽油支出160元，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加注93#汽油支出260元（发票号码01625042）。当日，鞠卫国另支出高速公路绥棱－拉林河收费站过路费93元、拉林河－抚松收费站过路费205元。该次共支出加油、过路费合计718元。9月1日返回时,支出抚松收费站－长春收费站过路费125元、拉林河－庆安过路费89元，在庆安鸿达加油站加注260元汽油，此次回返，鞠卫国共支出过路费、汽油款合计474元，往返两项费用共计为1192元。因鞠卫国对黄跃成自述私自起获的19串本地参的参串长度合计400余丈的说法有异议，称其事后丈量为448丈左右，抚松县人民法院组织双方于2016年9月7日下午到诉争参地进行现场勘验。勘验结果为：黄跃成于2016年8月27日自行起走的19串本地人参分为三块地，其中，南侧9串自北向南每串长度分别为55.5米、52.5米、45米、43.5米、38米、32米、32米、32.5米、33.5米；中间8串由北向南1－3串均为110米（每串有1米水沟），第4串109米，第8串105米，双方均认可第5、6、7串均取第4、8串的平均值107米；北侧2串均为127米（南串有4米无苗，北串有10米无苗）。以上19串长度（未扣无苗、水沟长度）合计为1483.5米,折为445.5丈。如若扣除无苗、水沟长度，则为1466.5米，折算为440丈。尚未起的本地参共计9串，分为三块地，第一块地自北向南共4串，分别为130.5米（其中12米无苗）、130.5米（其中14.5米无苗）、128.5米（其中9米无苗）、127.50米（其中11米无苗）；第二块地共2串，南串86米，北串64米（均含1米水沟）；第三块地共3串，由南向北分别为66.5米、62米、60米。以上9串长度共计为809米（已扣除无苗区长度，未扣除水沟长），折算为242.94丈。尚未起的西洋参共计14串，由北向南每串长度分别为：187米、211.5米、205米、199.5米、196米、196米、193.5米、189.5米、190米、186.5米（含1米水沟）、162米、168米、172米、68米（31米、37米）。14串长度合计为2,524.5米，折算为758.11丈。2016年9月5日，抚松县人民法院通知黄跃成9月7日到合伙参地进行现场勘验，在对黄跃成制作询问笔录时，黄跃成称鞠卫国在2016年春天未经其同意私自起走合伙参地的参栽子80丈，除栽种到鞠卫国个人所有的一块儿距离两人合伙参地不远处约200丈左右的参地里一部分外，因没有全部栽种下，剩余部分又被鞠卫国栽种到鞠卫国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的一块儿参地里。9月7日抚松县人民法院在对鞠卫国进行书面询问时，鞠卫国只承认移走合伙参地约30丈的参栽子到其自己拥有的相临200丈左右的参地当中，其承认自己在黑龙江省庆安县也有一块儿参地，但否认往此参地移栽过合伙参地的参栽子。9月7日抚松县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对合伙参地进行勘验时，对双方争议的2016年春天鞠卫国从合伙参地移栽三年生参栽子（本地参）的原参床情况进行丈量，双方无异议的有3串，分别为53米、53米、18米，计124米，折算为38丈。黄跃成称另外有34米长一串合伙参床也被鞠卫国起走参栽子，栽到自己的参土中，原34米长的合伙参床当年由鞠卫国种植向日葵，但鞠卫国则称该34米是2015年秋双方共同起获1050丈西洋参后的参地，双方意见不一致。2016年10月12日，抚松县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到参地对前述14串西洋参（总长度为2524.5米）进行现场分割处理。根据2016年9月7日现场勘验自北向南排序参串序号、各串长度等数据情况，鞠卫国分得其中第1－6串加上第14串，黄跃成分得其中第7－13串，并签订确认书，约定分割完成后，各自承担各自起参的人工费、运输费用。次日，抚松县人民法院又组织双方当场起获合伙剩余本地参，在经雇佣当地农民抖土，但未彻底抖净的情况下，计量称重共计4866市斤，鞠卫国、黄跃成各分得2433市斤。同时，双方对合伙期间所购蓝色人参膜使用后现存旧膜也进行平均分割。双方对本次起参所支出的雇工工资（包括租车接送劳务人员车费、抖落参土、检斤、装袋人员工资）各承担50%，已支付完毕，互不相欠。另查明，黄跃成在黑龙江省铁力市亦有一块自己经营的参地。鞠卫国与黄跃成合伙种植人参后,并未购买供合伙事务使用的车辆，但双方均有自行购买的车辆，有时往来于抚松县与合伙参地或者个人发展的参地之间。双方亦从未约定租赁、雇佣其中一人的自有车辆供合伙经营的参地使用。2016年5月4日，黄跃成到合伙参地看参房对其2015年出资购买的农药剩余药品情况进行现场拍照，一张照片显示尚有十多箱药品存在。2016年8月27日，黄跃成雇佣黑B.J92**号箱式货车运输私自起获的合伙本地参回抚松县万良镇，在2016年8月27日21时13分驶入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红星收费站入口时整车计重为8720千克。该车当日早晨去往合伙参地接货时，系从黑龙江省铁力收费站进入高速，4时20分从红星收费站驶出时，整车计重为5200千克。2016年8月28日18时10分28秒，该车从吉林省高速公路朝阳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驶往抚松县，同日20时18分09秒时从抚松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出口时，计重为8400千克。本案重审期间2017年1月16日，鞠卫国以生活和生产经营急需为由，申请先予执行其在诉前申请保全而被抚松县人民法院冻结的黄跃成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松县支行6213361870111177111帐号内60万元存款当中的32万元，抚松县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6）吉0621民初1211号民事裁定，将32万元先予执行给鞠卫国。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鞠卫国、黄跃成于2015年4月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协议，且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应认定协议合法有效。黄跃成提供的李宝臣于2015年11月7日为其出具的金额为6044元有关2014年看参费用、参地运料（参膜、遮阳网）收据，鞠卫国庭审质证时虽然提出异议，认为“在合伙协议中已将2014年黄跃成现金投入总额计算在内，虽然收据时间为2015年，但体现的费用是2014年，所以不应将该款重新计算为黄跃成的现金投入”，但该异议理由与看参付费支出习惯明显不符，因为人参种植户在对每年的看护费用结算时通常作法都是在每一年看护期结束，在参主确认不存在丢失，或者已就看护人员给其造成损失已经明确合理的赔偿数额后方予支付。鞠卫国所述在每一看护期开始时就预先支付看护费的情形，不符合人参种植业有关人参看护费的通常给付作法，故对黄跃成所述于2015年度内支付2014年度人参看护费的主张予以采信，6044元应列入黄跃成2015年对合伙参地生产经营投入的成本之中，对鞠卫国的反驳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合伙后补签的合伙协议，对2013年、2014年双方分别投入的资金数额已经在第五条中予以明确。2015年10月9日，双方共同将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起获，黄跃成承担此次起参雇工、运输等费用计43815元，出售人参所得价款共计1416600元，由购买人直接汇入黄跃成银行卡内。根据合伙协议第六条双方约定的“在每一人参起参年度在扣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由双方平均分享利润、平均承担亏损”的内容看，双方分配此次起参利润时，应首先将双方三年来全部投入成本扣除，其中，应返还黄跃成三年来投资款638185元（2013年投入282230元＋2014年投入244596元＋此次起参支出的雇工、运输等费用43815元＋2015年4月9日交付给鞠卫国补种2014年人参缺苗情形撤参籽时需要支付有关雇工费用25000元＋2015年4月22日购买普通参籽100市斤支出价款36500元＋2015年11月7日支付李宝臣2014年度看护人参费用6044元），应返还鞠卫国三年来投资款83060元（2013年投资27060元＋2014年投资56000元）。以上扣除成本费用合计721245元后,剩余的价款695355元即应属于当时双方的盈利，应由双方平均分配，各分得347677.5元。嗣后，鞠卫国在向黄跃成提出分配此次卖参应得利润款项以及因协商不成提起诉讼时，将合伙协议第六条双方约定的“在每一人参起参年度在扣除发生的全部费用”的涵义理解为“起获某一年份种植的人参时就只能扣除双方在种植当年各自投入的全部资金费用,而不是种植人参后直至起参做货以来的历年成本费用投入”，显属理解错误，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在2015年起参得款后，双方应怎样进行利润分配问题上，其两位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中分别表述为“应该将鞠卫国在该笔参的经营管理中所垫付的现金作为费用扣除后，双方平均分配”、“应将140余万扣除鞠卫国投入现金16500元后，平均分配”，该种利润分配思路,完全未能顾及到另一方合伙投资人的利益保护，出发点完全背离处理合伙利润分配的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黄跃成当时拒绝，不无道理，符合合伙协议约定。鞠卫国在追索合伙利润分配未果后随即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黄跃成银行卡中存款60万元，继而提起诉讼，证明合伙双方互信的基础已经不存在，黄跃成反诉要求解除合伙关系、清算合伙帐目、分割参地合伙的剩余在床人参等财产，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双方涉及合伙事务应予分摊的其他款项，亦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鞠卫国要求黄跃成支付其投入的现金成本、技术性劳务成本及应分得的利润三方面款项自2015年10月10日即卖参得款次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2015年卖参得款1416600元，鞠卫国连本带利共计应分得430737.5元，黄跃成连本带利共计应分得985862.5元。因鞠卫国于2015年10月15日申请诉前保全时，抚松县人民法院冻结了黄跃成在中国农业银行开办的银行卡中的60万元存款，重审期间在2017年1月16日根据鞠卫国当日提交的先予执行申请作出裁定，从已被冻结的60万元存款当中先予执行给鞠卫国32万元，故对剩余被冻结的存款28万元，黄跃成仅需向鞠卫国支付110737.5元即可。上述黄跃成在中国农业银行被冻结的60万元存款自2015年10月16日起所产生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鞠卫国应从中分得的430737.5元合伙本利部分在2015年10月16日起至2017年1月16日期间所应产生的利息，以及自2017年1月17日起按110737.5元（430,737.50元－32万元）本金计算应得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应由黄跃成给付鞠卫国。2016年9月7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对合伙参地进行现场勘验时，对双方争议的2016年春天鞠卫国从合伙参地移栽三年生参栽子（本地参）的原参串数量情况进行丈量。双方无异议的有3串，分别为53米、53米、18米，计124米，折算为38丈。重审第二次庭审时，鞠卫国本人到庭诉讼，坚持认为自己移走合伙参床上的栽子数量为30多丈，黄跃成同意按35丈确认，并提出总价款为35000元这一主张。结合现场勘验数据38丈及黄跃成自认情况，鞠卫国将合伙参床三年生参栽子移走到其自家参地当中的数量应确认为35丈为宜，该种确认不损害鞠卫国的权益。当审判人员询问双方能否对移走的参栽子总量协商确定一个固定的价款数额，以便裁决，否则可能需要进行司法鉴定予以确认相关价值时，鞠卫国不认可黄跃成所说价值，并称“当时我要是不把那些参栽子移走就得扔掉”，但其并无合伙人黄跃成同意被移走的参栽子可以由其无偿接收利用或者已声明丢弃的证据提供。审判人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当即限定鞠卫国在庭审后五日内对有争议的问题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并明确告知“逾期不提交鉴定申请，视为黄跃成的主张成立，按黄跃成陈述的价格进行处理”后，鞠卫国未在限期内申请相关鉴定，应视为鞠卫国自愿放弃举证权利，同意对方主张成立，由此认定鞠卫国移走合伙共有的35丈参床三年生参栽子的价格为35000元，鞠卫国应就此给付黄跃成二分之一的折价款17500元。黄跃成自述除前所述另有34米长一串，大约10丈三年生的参栽子也被鞠卫国移栽到自己的参土栽种，当年被移走参栽子的参床部位被鞠卫国自己种植向日葵使用，但鞠卫国辩称该34米合伙参地是2015年秋共同刨走2013年种植的西洋参后被其个人种植向日葵使用，因双方无法统一意见，黄跃成对其主张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黄跃成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黄跃成在重审庭审中承认2016年8月13日合伙参地采参籽是鞠卫国雇人所为，费用是鞠卫国垫付的事实，应当认定当年采摘参籽必然发生雇工费用问题，故对鞠卫国提供的郝俊江于2016年8月13日出具的“给鞠卫国建设林场参地掐参籽。工钱1740元”的证明予以采信，黄跃成应分担该费用的二分之一即870元。黄跃成对鞠卫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中提出的2016年支出参籽运输费1826元数额无异议，但以鞠卫国的车辆在运输合伙采摘的人参籽返回抚松县时同车亦给其他参户运输参籽为由，认为其与鞠卫国只应承担承担其中的二分之一费用，即总费用的四分之一，但黄跃成并未提供鞠卫国此次运输约定向其他参户收取运费方面的证据，不排除允许搭乘车的情形，故对黄跃成要求只承担四分之一运输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黄跃成应负担鞠卫国支出费用的二分之一即913元。前述两项合计，黄跃成应给付鞠卫国1783元。因黄跃成2016年8月27日私自起参后返回抚松县时未让鞠卫国随车押运，导致鞠卫国28日驾驶自有车辆从合伙参地返回抚松县参与处理人参出售事宜，9月1日驾驶车辆返回合伙参地，因此鞠卫国此次往返支出的过路费、加油费共计1192元应认定为黄跃成处理合伙财产方式不当给鞠卫国一方造成的损失，应由黄跃成赔偿给鞠卫国。关于黄跃成反诉状中所称鞠卫国由于管理不善造成2014年种植的人参冻坏812丈，直接经济损失约9万元应予赔偿,鞠卫国失职造成参膜丢失3捆应予赔偿,以及要求对鞠卫国2015年采摘的人参花50斤平均分割等问题，因黄跃成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佐证，提供书面证明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接受质询等,导致争议事实无法认定,对黄跃成的上述相关主张均不予支持。因鞠卫国、黄跃成两人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建设林场有合伙种植的参地外，鞠卫国在两人合伙参地邻近地点即有一处自称发展200丈左右的参地，在黑龙江省庆安市亦有其个人的参地，黄跃成在黑龙江省铁力市亦有个人参地，故除前述已对各方有关合伙投资的主张在证据能够佐证的情况下予以确认的以外，对双方其他关于2015年至2016年为合伙参地经营管理投资所提供的证据，因对方质证时均提出质疑，且主张者本人未能就诉争出资确实用于两人合伙参地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事实存在，均无法采信。例如鞠卫国代理人提供的十份购买农药、化肥的收据，均非正式发票，同为2016年9月2日一天由朱某开具的两张购买参药的收据，一张收款事由记载为2015年购买参药5150元，一张记载为2016年购买参药230元，这两张收据上的流水号相连，分别为0910202、0910203，无法证明其记载内容发生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合伙参地关联性。两张名头均为南北河栗秀敏农资商店赊销合同用纸，其中一张上面记载2015年4月14日购买化肥的数量、价格、金额(2800元)情况，下面记载2016年4月20日购买化肥的数量、价格、金额(1330元)情况,每次价值2000元左右的商品,两次赊销间隔时间竟然长达一年以上，且是在前次货款未结的情况下，店主仍然同意继续赊销，帐目却记载在同一张纸上，明显有悖常理。鞠卫国代理人提供的高速公路通行费票据14张中，有二张为2016年9月1日同一天发生的收费，黑龙江省高速通行票据显示05:16进入拉林河收费站，15:24从庆安收费站驶出，吉林省高速通行票据显示07:04:22从抚松收费站驶入，10:04:28从长春收费站驶出。如是同一辆车，不应出现时间无法相互衔接的情况下分身通行交费情形，必有一假，况且黑龙江省庆安市有鞠卫国另一处自有参地，鞠卫国多次去往该处发生的交通费明显与合伙事务无关。2016年10月12日至14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在合伙参地现场对当时现存着床本地参进行刨参、抖土、检斤后当场平分完毕，对鞠卫国不同意当年起获的西洋参则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分串平分处理，双方对起参时使用过的参膜等亦进行现场平均分配处理，且双方对合伙期间搭建的看参房、购买使用过的柱角等一致声明不要求法院处理，黄跃成均自愿放弃看参房、剩余柱角的分配，因此，鞠卫国代理人当庭提供的2016年10月31日庆安至拉林河、拉林河至抚松北的高速公路收费票据,理应与合伙事宜再无关联，应属于其处理自有参地事宜支出，再要求对方分担，有悖常理和情理。鞠卫国与黄跃成二人合伙期间并未购买合伙车辆，但每人均有私家车，鞠卫国代理人提供的汽车加油费票据29张，有11张非正式发票，无法证实真实性及处理合伙事务有关。其他18张正式票据，除前所述2016年8月28日发生的两张（不含当日在万良加油站一张）因黄跃成私自起参后鞠卫国未能同乘由黄跃成随车抽运的运输车辆而自行驾车返回抚松县途中所发生的两次加油费用应受保护外，另外16张正式票据所体现的加油交款行为亦无法认定与合伙事务有关，不能认定为合伙帐目。鞠卫国要求对方分担，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鞠卫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刘合君、姚福和、赵祥柱、郝俊江、高东亮、吕世山等人的调查笔录、影像资料等，因有关证人未到庭作证接受质询,对方当事人提供合理质疑不予认定,即使上述证人曾在法院工作人员到合伙参地现场勘验后曾当面在原已形成的笔录上重新签字确认笔录上的签名系本人所为，但均无法证实笔录所记载的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及与本案存在必然的关联性，故均不作为证据采信。再如黄跃成提供的证据中，有2016年3月25日换机油、刹车片、刹车管、刹车油等1150元收据一份、2016年5月4日付排气管270收据一份、购买汽油正式发票三份、购买汽油非正式收据二份、高速公路过路费票据20张，无法证实与合伙事务有关，即使合伙双方同意租用其中一方的自有车辆从事合伙事宜，但如果因车辆本身质量问题产生相关修理费用，按常理亦应由车主自负，对方同意由合伙财产承担的另当别论。因鞠卫国一方不认可，故不应列为合伙帐目由对方分担。黄跃成提供的2015年8月8日名头为南北河栗秀敏农资商店赊销合同，非正式售货凭证，对方提出质疑，黄跃成亦无法证实确实用于合伙参地使用，故不作为证据采信。黄跃成提供的许占才证明一份，证人称2015年4月25日与鞠卫国及其妻高兴琴从兴参镇拉100斤参籽去合伙参地补种，一路食宿费、加油费、过路费全部由黄跃成支付，总计3810元，其中修车支出1150元，但黄跃成提供的有关修车项目收据的出具时间却为2016年3月25日，两者时间上存在明显矛盾之处，故均无法作为证据采信。黄跃成提供的刘传林为其出具的收据一份，欲证明2015年5月6日二合伙人参地剩余参籽9市斤，以每市斤500元的价格总计4500元卖给刘传林,款项付给鞠卫国。因鞠卫国一方提出合理质疑,且该份收据在出具时间的年份、月份上明显有改动的痕迹，故对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无法确认合伙参地补种时是否有剩余参籽情形存在等事实存在与否。黄跃成提供吕世山于2015年8月9日出具的收据一份,称能证明2015年8月28日雇佣吕世山去合伙参地采集参籽，雇工费3300元由其支付。但鞠卫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质证时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黄跃成所述雇佣时间在后，但收据出具时间在先，不符合劳务用工先干活后付报酬的通俗习惯作法,故对该份证据亦不予采信。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明确约定黄跃成以现金投入，鞠卫国以技术、管理投入，黄跃成有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权，事后双方从未补充约定合伙期间如果鞠卫国垫付生产资金即增加占股等问题。鞠卫国在合伙期间提供技术、管理，是其按约应当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鞠卫国合伙期间因生产急需可能会在黄跃成未及时现金投入的情况下垫付一部分资金，理应属于合伙期间可能发生的正常现象，但事先或者事后应与作为投资的另一方及时沟通信息，使对方及时了解掌握这一情况，以便在结算合伙帐目时能够得到确认以便从收入款中返还，避免不必要的猜测、纷争影响合伙关系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在2015年10月9日双方因出售人参后因分配价款问题产生严重分歧以至引发诉前保全和诉讼后，双方合伙的互信感严重受损，如果尚需对合伙事务继续进行投入，投入前更应提前通知对方，通过打电话（同步录音）或以发短信、微信方式进行，事后可以固定证据，最佳处理方式应是要求双方到场。如对合伙参地必须另外大量雇工劳务，需要支出巨额雇工费用，而另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应通过现场录像、申请公证机关到场公证等方式进行，以排除另一方的合理怀疑,否则仅凭证人证言方式无法确认其真实性。2016年8月27日黄跃成私自起获19串合伙本地参,经事后法院组织现场勘验，参串长度在扣除无苗、水沟长度后共计为1466.5米，折算为440丈，起获的本地参运回抚松县万良镇双方于8月29日早晨，在买方负责抖净土的情况下，计量共计4019市斤(不含双方在市场平分的另外被甩出的100市斤残次品)。2016年10月13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到参地起获合伙剩余本地参9串，长度共计为809米（已扣除无苗区长度，未扣除水沟长2米），折算为242.94丈。在经雇佣当地农民抖土，但未彻底抖净的情况下，计量称重共计4866市斤。鞠卫国对黄跃成私自起参后未能让其同行押车而运回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的人参数量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存在运输途中甩货情形，其根据法院对起参后现场勘验数据情况，认为被黄跃成起获的19串本地参重量应为9375.41市斤。黄跃成私自起获的19串本地参串总长度多于剩余未起获的本地参串总长度近200丈，运回市场销售时计量的人参重量却远少于剩余部分参串起获的人参重量，且私自起参后运回途中未能让鞠卫国随车押运，确实值得质疑，但鞠卫国一方对自己的质疑除根据理论数据推算外，并无其他证据能够佐证黄跃成运输途中甩货的事实存在。黄跃成辩解“其在2016年8月27日自行起参时没有放雨，没有上浆，到10月12日共同起参时又生长44天，产量一定会比8月份起的高，鞠卫国不应按照此种方式进行推算”，该辩解观点符合植物生长一般规律，予以采信。黄跃成自行起获合伙种植的本地参,是在防备鞠卫国一方可能阻拦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起参、装袋、倒运等用时较短，应当存在收获不净的情形。黄跃成在2016年8月27日雇佣黑B.J92**号箱式货车准备往抚松运输人参，在受雇车辆于当日4时20分从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红星收费站出口通过去往参地时整车重量计量为5200千克（含司机）。当日21时13分载货后从该收费站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时整车重量计量为8720千克，在不考虑车辆装运人参上高速公路前是否随车携带有除人参之外的其他物品或者车辆是否加油、加水等因素外，说明车辆增重3520千克（其中至少含司机和随车押运的黄跃成和其所称居住在靖宇县的一名亲属体重在内），高速公路部门调取的信息显示该车于2016年8月28日18时10分28秒从吉林省高速公路朝阳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20时18分09秒时从抚松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出口时，总重量为8400千克。此时，随车的黄跃成亲属已提前在靖宇下车。此时重量与装运人参前车辆在红星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所记载的重量5200千克相比，相差3200千克。车辆到达抚松后直至开箱卸货、出卖，均在双方监视之下。买方在抖净泥土后所称重量为4119市斤（含100市斤残次品），即约2060千克，与车辆装运人参后在红星高速公路入口所增重3520千克相比，相差1460千克，这相差的1460千克重量当中，尚应扣除司机、黄跃成及其一名亲属共三人的体重，被抖落掉的全部泥土的重量，车辆运行期间消耗掉的汽油的重量，数十个装运人参的袋子的重量、黄跃成所说的随车带回的每个重5千克的12个刨参用的四齿子的重量，而被抖落掉的泥土的重量已灭失，车辆消耗的汽车的重量等已无法考量。故对鞠卫国关于黄跃成私自起获的本地参存在被隐匿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于2016年10月12日至13日在法院组织下共同起获的剩余9串本地参经计量称重共计4866市斤，该项数据的取得，是在雇佣当地农民抖土但未彻底抖净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现场经简单的抖土程序后过称平分，并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对双方来说属于公平合理的处理方式。鞠卫国一方以该项不精确的水分很大的计量数据作为推算黄跃成先期私自起走的本地参应获得的产量，依据明显不足，由此推算得来的数据同样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不予采信。鞠卫国认为黄跃成2016年8月27日私自起参产生的有关费用20200元不合理，认为不应由其分担，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人参市场价格行情存在很大的变数，早起获的人参随即入市时销售时的价格不必然较晚起获的人参销售时的价格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有时存在起获时不够饱满重量不足但遇到高价行情获利巨大的情形，有时存在贪图长势是否饱满迟延起参但遇到价格一路下跌以至盈利微小或者赔本情形。黄跃成虽然私自起获合伙种植的部分本地参，但其自行起获时，已到每年人参做货的季节，当时具有明显季节经营性的万良镇人参市场早已开市营业，因此谈不上黄跃成当时起参过早之说。黄跃成自行起获的本地参共同出卖的价款80380元在支付黄跃成自行垫付的费用20200元当中的20000元后，余款60380元已被法院保管，鞠卫国认为黄跃成所支出的起参、运输等费用过高，不予认可，但无相关反驳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鞠卫国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由于黄跃成在被法院保管的卖参余款中尚有垫付款200元未从中支取，因此，在法院保管的余款60380元中，鞠卫国应分得30090元，黄跃成应分得30290元。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鞠卫国与黄跃成于2015年4月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黄跃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鞠卫国2015年10月9日出卖2013年合伙种植的1050丈西洋参所得价款应向鞠卫国返还的全部投资款、利润分配款合计430737.5元，扣除已先予执行的32万元，黄跃成实际应给付数额为110737.5元。黄跃成同时给付鞠卫国430737.5元作为本金在2015年10月16日起至2017年1月16日期间所应产生的存款利息，以及110737.5元作为本金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三、黄跃成2016年8月27日自行起获的合伙种植的19串本地参销售所得价款80380元,在从中先行扣除其起参、运输过程中垫付费用20200元当中的2万元后，对在抚松县人民法院保留的剩余价款60380元，从中支付给鞠卫国30090元，支付给黄跃成3029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由双方各自支取；四、黄跃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鞠卫国2016年采参籽支出的运输费、人工费合计3566元的二分之一费用计1783元；五、黄跃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鞠卫国2016年8月27日私自起参后未能随车押运而驾驶私家车返回抚松处理人参销售事宜和返回合伙参地时支出的过路费、加油费共计1192元；六、鞠卫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黄跃成移走35丈合伙参床三年生参栽子折价款35000元的二分之一价款计17500元；七、驳回鞠卫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黄跃成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173元，由黄跃成负担3704元，鞠卫国负担246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鞠卫国负担441元，黄跃成负担4459元。诉前保全费3520元，由黄跃成负担1760元，鞠卫国负担1760元。”鞠卫国的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对合伙协议的内容认定错误，合伙协议第四条约定：“黄跃成承担对上述两年投入直至起参期间所发生的全部费用（购买参土、参籽、农药、化肥、雇工费用、运输费用等）”，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第四条：“黄跃成承担对上述两年投入直至起参期间的经营和管理”。（二）对于2015-2016年度双方对合伙事项投入、垫付现金事实认定错误。1、黄跃成在2016年1月5日、2016年2月28日民事答辩状均自认“在起参做货前的每一年度都需要继续投资，例如：农药、化肥、雇工管理等等费用”，在2016年3月11日民事上诉状中自认“人参管护每年都必须投资”，具体费用包括“化肥、农药、管护雇工费等”，即黄跃成已经对在2016-2016年度对剩余合伙种植人参仍需要化肥、农药、雇工管护费等进行现金投入的事实进行自认。在黄跃成对上述事实已经自认，且2015-2016年度黄跃成仅在2015年度投入36500元参籽费用及25000元参籽补种的雇工费用，其余化肥、农药、管护雇工费用、运输费用等黄跃成未进行投入，全部由鞠卫国垫付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鞠卫国2015-2016年度对合伙事项垫付现金投入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2、鞠卫国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出黄跃成举出李宝臣出具的2014年看参费用、参地运料6044元的收据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应被采信，但一审判决仅以一份不符合证据形式的“收据”认定黄跃成投入上述6044元明显证据不足。（三）对于2016年8月27日黄跃成私自起走的1466.5米（约440丈）未留籽普通参，黄跃成拉回的人参重量仅为4119斤卖得80380元，而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鞠卫国与黄跃成现场分割合伙剩余本地参确认书》可知，809米（约242.94丈）同年留籽普通参的产量为4866斤，黄跃成侵占合伙财产的事实已十分明显，且黄跃成亦在庭审中承认其私自起参时“人参未上浆”即其私自起参行为已造成人参产量降低的事实，但一审判决仅以“参土未斗净”、“起参仓促收货不净”等为由认定1466.5米（约440丈）未留籽普通参获得合伙财产仅为8038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四）合伙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约定黄跃成以现金投入，鞠卫国以技术投入、管理投入”。鞠卫国投入的技术性劳务成本在合伙协议中有明确约定，黄跃成已经在庭审中自认双方对合伙事项的出资额比例相同，故即使合伙协议中对鞠卫国投入的技术性劳务成本的数额没有明确确定，但根据双方认可的出资比例可知，鞠卫国的技术性劳务成本与黄跃成投入的现金成本数额相同。根据合伙协议第六条约定：“在每一起参年度在扣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由双方平均分享利润、平均承担亏损”。本案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应是指双方对所有合伙种植人参的的全部投入，一审判决仅将黄跃成2013-2015对合伙种植的全部人参的所有现金投入、鞠卫国2013-2014年对合伙种植的全部人参的现金投入从合伙财产中扣除，并未将鞠卫国的技术性劳务投入及2015-2016年垫付的资金投入计算在内。二、一审法院仅以黄跃成单方主张未经过举证质证的5份“收据”认定黄跃成私自起参花费20200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对于鞠卫国为尽管理义务移栽的35丈普通参参苗，在该部分合伙财产中未进行分配的情况下，黄跃成仅口头主张其价值3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黄跃成应就其主张的35丈参苗的价值35000元承担举证责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黄跃成应就其主张参苗价值35000元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将此举证责任违法分配给鞠卫国，并以此作出判决，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合伙协议第四条约定，2015-2016年度黄跃成对剩余合伙人参并未履行全部的现金投入义务，2015-2016年度鞠卫国垫付的现金中60000元为鞠卫国借款垫付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因黄跃成违约造成的借款利息损失应由黄跃成承担。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黄跃成向鞠卫国支付合伙种植人参获得的全部合伙财产中鞠卫国应得款项843392.7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0月1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鞠卫国2015年-2016年为合伙事务垫付的现金成本96758元及因黄跃成未履行2015年-2016年投资义务导致鞠卫国垫付投入产生的借款60000元利息。黄跃成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主要事实，作出比较公正的认定。2013年-2014年黄跃成对合伙种植人参已经投入现金52万余元，但是鞠卫国管理人参期间的行为使黄跃成丧失信任感，在黄跃成的一再要求下，双方于2015年4月9日补签合伙协议，对合伙经营模式及黄跃成前期投入进行明确。按照约定，黄跃成投入现金，负责人参种植期间的费用，鞠卫国负责技术、经营和管理。协议对2013、2014年度的投入进行记载，自然2015年仍需投资，为此，黄跃成对2015年（含）之后的投资和收入进行明确的列表说明，并附有大量的证据佐证实际发生的费用和投入，但鞠卫国的代理人对绝大部分费用不予认可，就连一同回抚松发生的交通费、修车费，对吕世山采摘参籽的雇工费，2015年支付的2014年看护费等都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进行多次开庭审理，黄跃成一再要求鞠卫国出庭对质，法院也一再传唤，但鞠卫国始终拒绝出庭陈述事实，给法院查明事实制造障碍。合伙关系不可能每笔账目都找鞠卫国当场签字、经办，所以一审法院对黄跃成2015年大量投资无法认定，黄跃成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尽快结束诉讼，所以放弃上诉。按照约定，有关费用由黄跃成以现金投入，如果需要费用支出，鞠卫国应当找答辩人，不可能自行投入，鞠卫国所谓的投入与支出不合常理，与事实不符。二、鞠卫国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鞠卫国明知合伙期间的支出和收入，而且符合常理，如2014年雇工看护费用，2016年黄跃成起参往抚松县万良镇运输等费用，一审法院一直在跟踪监督的情况下，鞠卫国都予以否认。鞠卫国于2016年春私自将80丈三年生参栽子移植到自己的参地里，声称是管理需要，却不通知黄跃成。直至发生纠纷，法院对上述参栽子进行现场测量，鞠卫国认可的有38丈，黄跃成为减轻诉累，当庭同意按照35丈主张权利。三、鞠卫国的诉求有悖于合伙协议约定，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伙协议第六条约定：“在每一人参起参年度在扣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后由双方平均分享利润、平均承担盈亏”，本案既不是技术性服务合同，也不存在雇佣关系，鞠卫国既要计算现金成本，又要计算技术性服务成本，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和当地交易习惯，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由此导致对纯利润的计算结果错误。综上，鞠卫国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庭审过程中，鞠卫国申请证人刘合君、姚福和、高东亮、赵祥柱出庭作证。刘合君证明其于2015年春季、秋季，2016年春季、秋季受鞠卫国雇佣在本案诉争合伙参地提供劳务。2015年春共三名雇工（一人姓陈，一人记不清楚），2015年秋雇工人数及姓名均记不清楚，2016年春与鞠卫国共同提供劳务，没有其他雇工，后又陈述2016年春与鞠卫国的小姨夫（姓名不详）共同提供劳务。刘合君领取所有雇工工资后平均分配给其他雇工，每人每天劳务费为120元。姚福和证明其于2015年春、2016年春为鞠卫国提供劳务，2016年春共有四名雇工，其中有鞠卫国的小姨夫，姚福和2016年春由鞠卫国直接支付劳务费。高东亮证明其于2016年7月末到本案诉争合伙参地提供劳务，十多个人共同劳作，工期为一个月左右。赵祥柱证明其是鞠卫国的小姨夫，其于2015年10月、2016年4月在本案诉争参地提供劳务，鞠卫国直接向其支付劳务费，每天200元。鞠卫国对上述证人证言均无异议。黄跃成对上述证人证言均有异议，认为证言相互矛盾，均不真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鞠卫国上诉主张其2015-2016年度对合伙事项垫付现金，但合伙协议中约定其以技术、管理投入，而非以资金投入，鞠卫国提供的证据均系个人出具的收据，鞠卫国除本案诉争合伙参地外，其本人还另有参地，故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用于合伙事项，且黄跃成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鞠卫国对黄跃成于2016年8月27日起走的1466.5米（约440丈）未留籽普通参获得合伙财产为80380元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黄跃成投入现金，鞠卫国以技术投入、管理投入合伙事项，与黄跃成平均分享利润。鞠卫国要求对其技术性劳务投入作价为金额后从合伙财产中扣除的上诉主张，因双方对此没有约定，黄跃成亦不认可，故鞠卫国的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鞠卫国未经合伙人同意，私自移栽的35丈普通参参苗，黄跃成主张该参苗价值为35000元，鞠卫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原审法院认定鞠卫国应当承担该参苗价值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当。鞠卫国上诉主张其为合伙参地借款垫付60000元，要求由黄跃成承担由此产生的借款损失，但未提供证据进行证明，本院不予支持。鞠卫国在二审庭审过程中申请四名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证言中对于在诉争合伙参地上提供劳务的时间、人数、劳务费发放方式及金额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20元，由鞠卫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瑛华代理审判员  郭惠靖代理审判员  兆艳红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赵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