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923民初1483号原告：ＸＸ亚，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市民，住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春，江苏众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益军，男，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市民，住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先荣，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ＸＸ亚与被告邵益军、崔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2015）阜城民初字第1345号民事判决。被告邵益军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2日作出（2016）苏09民终486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重新立案后，原告ＸＸ亚自愿撤回对崔红霞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2日、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ＸＸ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邵益军偿还借款本金12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邵益军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12日，邵益军因经营需要，通过蔡某某介绍向ＸＸ亚借款12万元，口头约定月息3分，在原阜宁县财政局门前ＸＸ亚在预扣1个月利息0.36万元后向邵益军交付11.64万元，邵益军向ＸＸ亚出具了借条。后ＸＸ亚多次向邵益军催要未果，故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ＸＸ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邵益军出具的借条1份，用以证明邵益军于2015年7月12日向ＸＸ亚出具借款金额为12万元的借条。2、中国银行2015年6月1日的取款客户回单1份，用以证明ＸＸ亚于2015年6月1日从银行提取20万元款项备用，在邵益军向ＸＸ亚借款时，ＸＸ亚就将该20万元之中的12万元出借给邵益军。3、邵益军2015年8月28日发送给ＸＸ亚的短信记录截图1份（“亚哥你好！我昨天才回来，昨天你来信息，我没及时回不好意思，我和二亚哥打过招呼，请二亚哥顺便和你讲一下，钱还要过几天，真的对不起”），用以证明邵益军对向ＸＸ亚借款事实的确认，并承诺偿还借款。经质证，被告邵益军对原告ＸＸ亚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ＸＸ亚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因为该借条上没有载明向ＸＸ亚借款12万元，也没有注明借款的利息，该借条缺乏合法性，该借条是邵益军在赌博输分之后被蔡某某和王某某追要赌资而出具的，该借条无效，同时没有ＸＸ亚向邵益军交付12万元款项的事实，该借条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ＸＸ亚取款20万元是在2015年6月1日，涉案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7月12日，期间相隔了1个多月，不能证明ＸＸ亚将20万元中的12万元交付给邵益军，故该客户回单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5年8月24日邵益军向阜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举报蔡某某、王某某以及ＸＸ亚等人涉嫌聚众赌博，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了解到邵益军前后5次出具了共计72万元的借条后，让邵益军先稳住追债人，想办法筹钱还债，等待公安机关调查。在ＸＸ亚等人向邵益军催要所谓的借款时，邵益军才作出了上述短信内容的回复，该短信内容是不真实的，是在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要求稳定追债人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邵益军辩称，涉案12万元的借条是邵益军出具的，但是该借条是邵益军出具给蔡某某的，不是出具给ＸＸ亚的，邵益军也没有收到ＸＸ亚的借款。邵益军在王某某、蔡某某开设的“百家乐”赌博网站赌博，输分后由蔡某某帮助“充分”，即产生所谓的“借款”，邵益军共计向蔡某某出具了5份计72万元的借条，涉案12万元借条即是其中1份。因与ＸＸ亚之间的借款事实并未发生，邵益军请求法院驳回ＸＸ亚的诉讼请求。被告邵益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5年8月21日邵益军与蔡某某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邵益军前后一共给蔡某某出具了5份总额为72万元的借条，其中包括案涉12万元借条，因此案涉12万元借条是在邵益军与蔡某某之间产生的，与ＸＸ亚无关。2、2015年8月13日蔡某某至邵益军家中收取12万元的半个月利息计3000元的视频资料及纸质资料，用以证明蔡某某本人陈述包括案涉12万元在内的5份总额为72万元的借条均是因为赌博输分出具的。3、蔡某某的手机号码138××××7266，用以证明上述手机短信都是邵益军与蔡某某之间的，并不是ＸＸ亚。4、2015年7月12日蔡某某与邵益军的手机通话记录、语音详单，用以证明2015年7月12日邵益军没有与ＸＸ亚通话，没有向ＸＸ亚借款，因蔡某某和王某某向邵益军追要赌债，邵益军不得以出具了涉案借条给蔡某某。5、网络赌博视频截图，用以证明邵益军出具涉案借条的原因是因在王某某家进行网络赌博输了分，蔡某某、王某某向邵益军追债。6、ＸＸ亚与邵益军之间的短信记录（ＸＸ亚：“邵益军，今天是4号，明天5号你要把钱准备好的。”邵益军：“曹大亚你最好不要参与这事！和你家兄弟俩无关，我一直很尊重你家兄弟俩的，我没有打一个电话给你向你借钱，也没有当面向你借钱，你凭什么跟我要钱；我是对准别人的玩假台吃赌的；电脑被我拿在这，我肯定和他们拼死了。”ＸＸ亚：“条子是你亲手打的，钱是你在我车上拿的，我没有叫你赌钱，你赌不赌与我没关系的，我这么多现金钱给你我会不要吗？”邵益军：“条是我打的，但条子我没给你，我没拿你一分钱，也没看到一分钱”），用以证明邵益军没有向ＸＸ亚借款，没有向ＸＸ亚出具借条，也没有收到ＸＸ亚的借款。经质证，原告ＸＸ亚对被告邵益军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是邵益军与蔡某某之间的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没有涉及本案借款问题；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是否是邵益军与蔡某某之间的视频资料，而且即使是邵益军与蔡某某之间的视频资料，也与本案的借款没有关联；对证据3蔡某某的手机号码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4借条出具之日邵益军没有与ＸＸ亚联系，并不表明邵益军没有向ＸＸ亚借款，因为涉案借款是通过蔡某某介绍而发生的，没有通话记录是正常的；对证据5因为ＸＸ亚没有参与过赌博，邵益军与蔡某某之间是否有赌资上的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6证明邵益军的目的是赖账，因为在该信息之前ＸＸ亚已经发过短信给邵益军向其索要借款，邵益军也回复过几天还款，该信息不能证明邵益军没有向ＸＸ亚出具借条，更不能证明邵益军没有向ＸＸ亚借款，邵益军仅是因为和别人赌博经济困难而想赖账。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邵益军的申请，本院依职权从阜宁县公安局调取了下列证据：1、公安机关于2015年8月24日、10月4日对邵益军的询问笔录，邵益军向公安机关陈述蔡某某、王某某、戴某某涉嫌开设赌场，邵益军参与网络赌博“百家乐”的过程，输掉的赌资数额、来源以及因欠下赌资而出具5份总额为72万元的借条等。2、公安机关于2015年10月8日对ＸＸ亚的询问笔录，ＸＸ亚向公安机关陈述邵益军3次通过蔡某某向其借款的经过，其没有参与赌博。3、公安机关于2015年9月1日对蔡某某的询问笔录，蔡某某否认参与王某某开设赌场。4、公安机关于2015年9月1日、9月2日、9月25日对王某某的询问笔录，王某某否认开设赌场。5、公安机关于2015年9月28日对蔡志春的询问笔录，蔡志春陈述2015年6月5日其向邵益军出借了15万元，蔡某某是其弟弟。6、ＸＸ亚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邵益军出具的2015年4月26日的1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1份，2015年7月12日的12万元的借条复印件1份；蔡志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邵益军2015年6月5日出具的15万元的借条复印件1份。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ＸＸ亚提供的借条、银行取款客户回单、短信记录等证据，因邵益军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邵益军提供的证据3、4、5、6等，原告ＸＸ亚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邵益军提供的证据1短信记录，证据2视频资料及纸质资料，ＸＸ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法确认，邵益军又未能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2日下午，蔡某某将邵益军、ＸＸ亚约至阜宁县阜城街道城河路原财政局门前，邵益军出具借条1份，借条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据邵益军，2015.7.12日”。该借条现为ＸＸ亚持有。另查明，2015年4月26日，邵益军出具“今借到人民币计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曾为ＸＸ亚持有。2015年6月5日，邵益军出具了“今借到人民币计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为蔡志春持有。2015年6月1日，ＸＸ亚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取款20万元。2015年8月24日，邵益军向阜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报警称，蔡某某、王某某、戴某某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他人在互联网上进行赌博从中获取利益，涉嫌开设赌场。2015年8月28日，邵益军给ＸＸ亚回复短信，内容为：“亚哥你好！我昨天才回来，昨天你来信息，我没及时回不好意思，我和二亚哥打过招呼，请二亚哥顺便和你讲一下，钱还要过几天，真的对不起”。2015年8月31日，阜宁县公安局以开设赌场案立案。后ＸＸ亚通过短信等方式多次要求邵益军还款，邵益军予以拒绝。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ＸＸ亚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对邵益军所有的苏Ｊ×××××号轿车予以查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ＸＸ亚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2015年7月12日，ＸＸ亚是否向邵益军交付了12万元的借款？一、关于ＸＸ亚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原告ＸＸ亚持邵益军出具的借条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邵益军抗辩借条并非向ＸＸ亚出具，是向蔡某某出具，ＸＸ亚提起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从借条本身的性质来看，借条是债权债务合同之证明，其法律效果是确认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并确立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邵益军对其出具涉案借条并无异议，因借条上没有载明债权人，现借条为ＸＸ亚持有，邵益军未能举证证明借条是向案外人蔡某某出具，亦无其他案外人主张该债权，故邵益军的此点抗辩主张缺乏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ＸＸ亚作为借条持有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2015年7月12日，ＸＸ亚是否向邵益军交付了12万元借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ＸＸ亚作为原告向邵益军主张偿还借款，应当对与邵益军之间产生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邵益军抗辩其并未向ＸＸ亚借款，借条并非向ＸＸ亚出具，ＸＸ亚也未向其交付款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为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必须自出借人交付借款才能生效。ＸＸ亚不仅要对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承担举证责任，还必须对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就本案而言，因ＸＸ亚提供的邵益军出具的案涉借条未载明债权人，ＸＸ亚主张现金交付的数额较大且遭邵益军否认，故ＸＸ亚对款项交付的事实必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ＸＸ亚主张现金交付，虽提供了邵益军出具的借条和2015年6月1日其从银行取款20万元的客户回单以及2015年8月28日邵益军回复给ＸＸ亚的短信，但未能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以现金方式向邵益军交付了案涉借款。ＸＸ亚虽提供了2015年6月1日从银行取款的客户回单，但该取款时间与案涉借条出具之日相隔1月之余，不能证明其向邵益军交付现金的事实。ＸＸ亚提供的2015年8月28日邵益军回复的短信，该短信虽有邵益军承诺还款的内容，但邵益军作出了是在其报案后因公安侦查人员让其稳住蔡某某、ＸＸ亚等人才作出还款承诺的解释。因邵益军确于2015年8月24日向公安机关举报蔡某某等人开设赌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并作出立案的决定，故该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ＸＸ亚与邵益军虽认识，但并不十分熟悉，如邵益军确实向ＸＸ亚借款，ＸＸ亚既未要求邵益军提供担保，又未约定借款利率，双方事先无任何联系，有违常理。ＸＸ亚在公安机关和庭审中对借款的经过等事实所作陈述前后不一致，让人难以确信。ＸＸ亚对借条上未注明其为债权人的原因解释为其借出款项给别人一般都不在借条上注明出借人，这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正常的交易习惯。故ＸＸ亚所提交的证据明显不足，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未达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不能认定2015年7月12日ＸＸ亚向邵益军交付了12万元借款。综上所述，ＸＸ亚虽持有邵益军出具的12万元的借条，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邵益军交付款项，故不能认定双方实际发生借贷的法律关系，对ＸＸ亚要求邵益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ＸＸ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由原告ＸＸ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旭东审 判 员  张 益人民陪审员  周立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孙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