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0民初5599号原告：胡杨余，男，199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立强，重庆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锐华，重庆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綦江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中山路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30502816XB。负责人：张天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永军，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江，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杨余与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綦江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胡杨余撤回了对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起诉，本院当庭裁定予以准许。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华安保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永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杨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华安保险承担保险责任，并向原告支付保险金500000元（原告实际损失55998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华安保险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28日，胡杨余在华安保险为其车辆渝*****办理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并于当日交纳了保险费用，保险期限为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2月27日，同时投保了机动车强制险，保额为50万元的第三者险。2016年9月27日，胡杨余驾驶该投保车辆由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往鹿角方向，行驶至长电路“迪马”公司路段时，发生了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此后，胡杨余因涉嫌交通事故罪被依法逮捕，胡杨余的父亲先后向受害人家属赔偿了抢救费10981元和其它赔偿费用666000元。受害人家属也出具了谅解书。胡杨余向华安保险申请保险赔款，该公司向胡杨余邮寄了拒赔通知书，其拒赔理由为，因发生交通事故后胡杨余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立即抢救伤员或报警，就驾驶车辆逃逸现场，依据保险合同条款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华安保险在与胡杨余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这一加重合同相对人义务的格式条款，并未告知胡杨余，未尽明确的提示义务。胡杨余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676981元，华安保险除支付了117000元交强险赔付款外，对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拒绝赔付。被告华安保险辩称，被告对于机动车的交强险、商业险的办理，首先是经过投保人申请，明确办理保险险种及费用，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申请告知其保险中应当缴纳的费用及保险责任，并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告知书，保险人向投保人提示告知保险的条例及免责条款，并且由投保人在投保申请上签字确认，之后，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确认，确认保险的类别及金额，并在保险书的正面和背面告知其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的内容，投保人确认上列情况后，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最后，保险人向投保人移交资料：保险费缴费发票、交强险和商业保险的保险卡、保险单，在保险单上对免责条款进行了特别的提示。2016年9月27日晚，原告与公司同事聚餐期间饮酒，当晚23时许，原告驾驶渝*****轿车从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出发，往巴南区行使，与涉案事故死亡人刘红发生碰撞，致刘红受伤情况为多发伤，说明死者死前受伤不仅仅是与原告擦挂，而是因为重创受伤而死亡的。事故发生后，原告不积极施救而是逃逸，致刘红受重创后2个多小时才被他人发现送往医院治疗，终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且在刘红死亡后，原告经公安机关通知到案，第一次被询问时，原告还对事实予以否认，未能如实供述案件事实，原告领取驾驶证是2014年2月24日，距事故发生时，驾龄已经是一年半的时间，应当知道酒驾逃逸是交通安全法明文禁止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并且达到终身禁驾的行为。饮酒驾驶和逃逸都属于故意行为，虽然根据我国刑法，逃逸致人死亡归于交通逃逸罪，但逃逸罪为间接的放任故意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犯罪。原告在被告处办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时，其多次签字确认，被告也多次告知车辆的免责条款，原告应当知晓。即使被告未提示和告知或者合同中未约定酒驾和逃逸致人死亡的免责条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酒驾逃逸致人死亡并且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应当予以理赔。原告要求被告在交强险最高额50万内进行赔偿，被告不予认可。因为原告赔偿死者的666000元是原告与死者家属达成谅解的协商金额，并不是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额，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理由不充分，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被告作为保险人履行了如实告知的提示义务，明确告知酒驾逃逸不予赔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酒驾致人死亡也不予以赔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28日，胡杨余在华安保险为其牌照为渝*****“奇瑞”牌轿车，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50万元，胡杨余于当日交纳了保险费，保险期限自2015年12月28日起至2016年12月27日止，华安保险向胡杨余出具了保险单，该保险单正本（被保险人留存联）的背面，即为该保险合同所依据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的内容，其中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约定：“1、驾驶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或者麻醉药品；”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约定：“第三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等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部分内容均使用了与其它以黑色字体书写的条款相区别的蓝色字体予以了突出显示。且该保险单正面的重要提示第3项，提示了投保人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蓝色字体标注部分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的条款内容。同日，华安保险所提供的投保人声明中，也以黑体加粗的书写方式，记录了投保人声明，即保险人已向其本人详细介绍了保险险种及适用条款，对其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充分理解并接受，同时确认收到了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胡杨余在投保人签章处签了名。2016年9月27日，胡杨余与公司同事聚餐期间饮酒，当日23时许，其驾驶该投保车辆由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驶往巴南区鹿角方向，23时25分许，行驶至长电路“迪马”公司路段时，该车前部右侧与逆向停放在路边的赣*****重型半挂牵引车身右侧及在车身右侧喷水箱处洗手的刘红接触，造成刘红受伤倒地。胡杨余未下车查看，驾车逃离现场。次日1时13分，刘红被他人发现并送往重庆市东南医院救治，当日4时许，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刘红符合颅脑及胸腹部脏器损伤死亡。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认定胡杨余饮酒后驾车行驶，与刘红接触，造成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胡杨余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并报警，且驾车逃逸事故现场，造成人员人身伤亡，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红不承担责任。9月29日，胡杨余经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后，第一次讯问未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后胡杨余家属支付了刘红的抢救费10981元，并与刘红家属达成调解，于2016年11月17日支付给刘红家属666000元，刘红家属即出具了谅解书。2017年1月17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渝***刑初**号刑事判决书，以胡杨余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此后，胡杨余向华安保险申请保险赔款，该公司只向其支付了117000元交强险赔付款。对于其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该公司以胡杨余饮酒后驾车发生与人相撞的交通事故，且事故发生后，未保护现场、抢救伤员或报警，而是驾驶车辆逃逸现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为由予以拒赔，并向胡杨余邮寄了拒赔通知书。前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有保险费发票、拒赔通知书、刑事判决书、收条、谅解书、情况说明、中国农业银行回单和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保险公司留存的涉案车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副本）、商业保险投保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奇瑞汽车三包凭证、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投保人申明、华安保险同类保险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正本）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等证据在案为凭，并经庭审质证和审查，可以认定。本院认为，胡杨余与华安保险所签订的渝*****小客车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华安保险向胡杨余签发了保险单后，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抢救受伤人员并报警。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胡杨余饮酒驾驶车辆而发生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且事故发生后采取逃逸的行为，该行为已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同时，交通肇事后逃逸也属于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华安保险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形列入免责条款并以与其它条款黑色字体相区别的蓝色字体进行了标明，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该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胡杨余饮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停车保护现场，事故致人受伤未立即抢救伤员也不报警，而是驾车逃逸，其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华安保险公司将该禁止性规定列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的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中并履行了提示义务后，可以免除保险责任。此外，投保人购买商业险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生交通事故后能够获得保险公司赔偿，以转嫁或者分担自己的风险，而对于饮酒驾驶此类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故意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且事故发生后对伤员不施救而逃逸，如果允许其风险转移，显然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同时对大众也会造成一定错误的价值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醉驾及事后逃逸发生的概率，这也有悖于法是调整人的行为规范的特性，醉驾且事故发生后逃逸的人员，其本人应当成为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即使存在保险人未对醉驾、逃逸等免责条款作出提示与说明之情形，甚至未将免责条款写入保险合同，也不应当允许因醉驾肇事且逃逸而入刑之故意犯罪行为而造成的赔偿风险转嫁。故对胡杨余要求华安保险在商业险范围内向其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杨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胡杨余负担（已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戴静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邓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