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4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颜熙，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萍，重庆广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露，重庆广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金源广场B区商务楼12-4，组织机构代码30505122-0。负责人：周龙海，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女，系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员工。原审第三人：刘恩贵，男，195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颜熙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于杨律所）、原审第三人刘恩贵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5民初16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上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颜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萍、被上诉人于杨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原审第三人刘恩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颜熙上诉请求：１．依法改判驳回于杨律所的原诉讼请求；2.由于杨律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其与于杨律所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使存在，推举（委托）书明确约定委托律师代为参与执行程序，而于杨律所的履行超过了代理权限，故其不应当支付律师代理费。于杨律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恩贵述称，对于颜熙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于杨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颜熙立即支付律师费52338.2元，及自2016年4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至2012年间，刘恩贵及颜熙等28家单位和自然人先后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陵江公司偿还债务，28案最终获判赔本金1389万余元，另还判赔利息。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先后受理了刘恩贵及被告等28个自然人和单位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案件。2011年8月，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依据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以张峻豪、张幸福分别借款750万元、600万元逾期未还为由，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张峻豪、张幸福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陵江公司连带偿还本金并按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及违约金。2011年9月22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包括由陵江公司对张峻豪、张幸福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前述两案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亦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2年4月1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发函，要求就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两案（申请执行标的为1720余万元以及利息）参与执行分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5日制作《关于对被执行人重庆陵江工贸公司系列案件的分配方案》，确认扣除优先债权和必要费用后，剩余案款每个债权人按照49.93%进行分配，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所涉案件可分得6812633元。其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2年11月28日裁定对（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两案调解书进行再审。经审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6日分别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00002号民事裁定，终结两案再审程序，恢复两案调解书执行。2013年10月14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发函告知：由于原参与陵江公司债权分配的刘恩贵等29个自然人和单位向我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贵院作出的两份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其债权不实，对此已向各级信访部门申诉。2013年11月24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划款6751170元。因刘恩贵等案外人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民事裁定，指令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两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本次再审后，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00007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7号、446号调解书，并驳回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012号、00013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00007号判决。2014年3月24日，刘恩贵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贤律所指派周龙海律师为刘恩贵以下法律事务的代理人：代为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撤销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与张峻豪、张幸福、陵江公司形成的（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撤销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对陵江公司执行申请，及相关事务的和解调解。代理程序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关于律师服务费的约定：本案广贤律所为刘恩贵进行风险代理，广贤律所接受委托后，刘恩贵通过执行获得陵江公司款项，或提起、参加诉讼，通过和解、调解、或裁判等方式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或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对陵江公司的执行申请撤销，皆视为广贤律所履行了本合同义务，刘恩贵按照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参与分配金额6812633元的20%向广贤律所支付律师费。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6、7号案卷材料显示，2014年3月25日，刘恩贵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广贤律所出具所函要求参与诉讼，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刘恩贵等人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加入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特委托广贤律所周龙海为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卷内还附刘恩贵作为申请人签署的参加诉讼申请书及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复印件，推举书复印件上有刘恩贵签字并注明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未准许刘恩贵等人以当事人身份参与诉讼。2014年8月5日，广贤律所出具《同意书》，载明：鉴于广贤律所受托代理刘恩贵代表自然人周胜、董群、李茂海、周光君、黄天明、王春、田其华、向兴成、颜煦、任继义、黄太金、陈健康、邓作英、张均、胡克晋、叶华明、周胜、ＸＸ、杨森彪、付裕，法人重庆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四川华蓥顺华炉料有限公司、达州市通川区恒升钢铁有限公司、重庆科旺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荣盛机械厂、重庆市北碚玉皇机械厂、枣阳四海道普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市吉骏商贸有限公司，代为对陵江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一案，办理案件的周龙海律师转所到了于杨律所，本所同意于杨律所承接本所办理该案的约定继续办理该案，本所办理该案约定的代理费由于杨律所收取。同时，刘恩贵签署《确认书》，载明：刘恩贵作为自然人刘恩贵、周胜、董群、李茂海、周光君、黄天明、王春、田其华、向兴成、颜煦、任继义、黄太金、楼屹东、陈健康、邓作英、张均、胡克晋、叶华明、周胜、ＸＸ、杨森彪、付裕，法人重庆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四川华蓥顺华炉料有限公司、达州市通川区恒升钢铁有限公司、重庆科旺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荣盛机械厂、重庆市北碚玉皇机械厂、枣阳四海道普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市吉骏商贸有限公司推举的诉讼代表人，于2014年3月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广贤律所代理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广贤律所已经按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由于广贤律所主办该案件的周龙海律师转所至于杨律所，本委托人作为诉讼代表人确认同意于杨律所承受《委托代理合同》的全部约定，继续办理该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由于杨律所收取。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12、13号案卷材料显示，2015年3月2日，刘恩贵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于杨律所出具所函，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上诉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刘恩贵、颜熙等29个案外利害关系人推举的诉讼代表人刘恩贵特委托于杨律所周龙海为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卷内附“关于对（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7号民事调解书的异议书和对（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的请求”以及“关于对（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民事调解书的异议书和对（2014）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的请求”，刘恩贵、重庆北碚玉皇机械厂等人在尾部签字或签章。卷内还附“案外人对《收条》及《委托函》真伪的异议书”，异议人：刘恩贵等27家自然人及单位，异议事项：案外人认为《收条》及《委托函》是伪造，异议请求：委托鉴定机构对《收条》及《委托函》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刘恩贵、重庆北碚玉皇机械厂等人在尾部“案外人代表”处签字或签章。同时，卷内附致“钱院长”的“请求严厉打击虚假诉讼保护案外利益的紧急申请”，主要载明：“我们是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30余起执行案子的30余强制申请人……我们请求鉴定虚假借条和付款委托函形成时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置之不理……我们认为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依据的00447号调解书是虚假诉讼恶意串通达成的，应予以撤销……致信人：刘恩贵等人，联系人：刘恩贵，周龙海等。”2016年9月5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制作《关于刘恩贵等申请执行陵江公司系列28案参与分配方案》，主要载明：“第一次参与分配结束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申请人为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的2案执行依据被撤销，不需要参与本次分配。本次作为对陵江公司所有财产进行参与分配，本次参与分配的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承办的被执行人含有陵江公司未执行完毕而需要继续实际执行的共计28案。因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张幸福、张峻豪、陵江公司的两案执行依据被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将我院打给其账户的6751170元又打回我院账户，本次针对这6751170元指定分配方案。待分配款项6751170元除以参与分配金额6807797元，得出分配方案计算比例为98.43%元，剩余296元因黄天明标的额最大，将这296元给了黄天明。”该分配方案详表载明：2011民执225号，申请人颜熙，被执行人陵，案款本金523000元，实际得款261691元。备注：李指的是李陵江，张指的是张在容，陵指的是陵江公司。于杨律所举示的《代表人推举（委托）书》，主要载明：“因本人（单位）因申请强制执行重庆市陵江工贸公司纠纷一案，该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现特此推举刘恩贵同志（身份证号码：）为我们的代表人，代表我们参与执行阶段诉讼程序，其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有权代为参与执行程序及活动、委托律师参与执行、发表代理意见、进行和解调解，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相关权利）。附：代表人基本情况：姓名：刘恩贵……”，后附当事人签名。一审庭审中，于杨律所举示其存储于便携式计算机中的工作原稿、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信箱致信记录，拟用工作原稿的形成时间，结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的书面材料证明该所已经履行了代理义务。刘恩贵表示于杨律所举示原稿中写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信，于杨律所发给了他，其他材料没看过，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以下审理焦点：1.颜熙是否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及代表人的具体权限。2.双方是否形成法律服务关系，如果推举不是本人行为，有无事后追认或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3.如果双方存在法律服务关系，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是否合法。关于颜熙是否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及代表人的具体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实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颜熙在首次质证时承认代表人推举（委托）书系本人签字，刘恩贵亦陈述被告系本人签字，对于被告推举刘恩贵为代表人的行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后续颜熙虽否认系其本人签字，但于杨律所未予同意，颜熙亦未举证证明此前承认行为实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刘恩贵诉讼代表人的身份是否成立及其具体权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而本案中推举刘恩贵的众债权人系因各自与陵江公司的法律关系对陵江公司的财产分别享有债权，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并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因此，刘恩贵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代表人。对于刘恩贵的代理权限，应当参照委托代理人（相对代表人而言）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颜熙签署代表人推举（委托）书对刘恩贵特别授权，委托权限明确包括委托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颜熙对刘恩贵委托律师的行为即属于概括委托，刘恩贵基于授权有权代表委托人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确定代理费。关于于杨律所、颜熙是否形成法律服务关系。2014年3月24日，刘恩贵与广贤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广贤律所与刘恩贵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刘恩贵与颜熙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委托代理合同直接约束颜熙和广贤律所。于杨律所举示的推举（委托）书原件并未签署日期，而刘恩贵陈述，推举（委托）书形成于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前，结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对律师服务费的收取系以28名债权人共同的申请执行参与分配金额为基准，一审法院对于杨律所关于推举（委托）书签订在前，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在后的说法予以采纳。颜熙以推举（委托）书复印件上注有“刘恩贵，2014年3月25日”字样主张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于推举（委托）书之前，因此委托代理合同对其无约束力，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4年8月广贤律所将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至于杨律所，已征得合同相对方刘恩贵同意，符合法律规定。故于杨律所继受代理合同权利义务后，与刘恩贵形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也及之于颜熙。关于于杨律所是否履行代理义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因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最终得以被撤销，存在多方促成因素。于杨律所举示的工作原稿，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及市高院相关案卷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刘恩贵亦证实周龙海作为代理人在案涉调解书被撤销过程中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实，于杨律所主张其已履行代理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颜熙等债权人未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相关诉讼，以及颜熙本人及其他债权人通过多渠道信访对执行障碍得以排除的促进作用，并不能否认于杨律所作为代理人在其中所作的努力。而代理合同约定，只要委托人“通过执行获得陵江公司款项，或提起、参加诉讼，通过和解、调解、或裁判等方式撤销（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调解书，或重庆江涛商贸有限公司对陵江公司的执行申请撤销，”任一条件满足，“皆视为广贤律所履行了合同义务”，委托人便应当依据合同支付代理费。颜熙还主张于杨律所在诉称中提及的案号均与颜熙执行障碍所涉案号无关，如于杨律所提及予以撤销的调解书案号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00447号，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该两案调解书案号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人民法院的案号具有唯一性，至于数字编号前是否以“0”补足5位数，因书写习惯而异，并不影响该案号所指案件的确定性和唯一性。（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446号与（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事实上系指向案件同一案件。因此，颜熙以其执行障碍得以排除系自身信访等行为所至，与于杨律所的代理无关，不应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约定的代理费收费标准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科旺公司人的委托或者依法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本案于杨律所接受刘恩贵委托，提供法律服务，并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至于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首先该意见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并不冲突。其第二条、第三条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定义为公益性法律服务工作，亦不能阻却刘恩贵与广贤律所乃至于杨律所间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费，对于以参与执行分配金额的20%收取服务费亦无相关禁止性规定。颜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第二条、第三条，主张刘恩贵签订的代理合同，超越了律师代理业务的范围和权限，应归于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恩贵与广贤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广贤律所将代理合同权利义务转给本案于杨律所的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于杨律所、颜熙作为协议双方均应当依照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现（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446号、447号调解书已被撤销，于杨律所已履行代理义务，律师服务费付款条件已成就。故而，颜熙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依据合同，颜熙应当按其可参与分配金额500221元的20%，向于杨律所支付费用。一审法院对于杨律所要求颜熙支付律师费52338.2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于杨律所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委托代理合同并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于杨律所在本案中亦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前向颜熙进行过付款催告。为促使颜熙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颜熙从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应向于杨律所履行付款义务，因此，颜熙应自2016年9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于杨律所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本金付清之日止。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颜熙向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2338.2元，并自2016年9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重庆于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于杨律所是否与颜熙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二、如代理关系成立，则于杨律所是否按约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颜熙在二审中称推举（委托）书签字时间是2014年3月25日，而刘恩贵与于杨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间是同年3月24日。经审查，推举（委托）书原件确未记载签署日期，但刘恩贵陈述推举（委托）书形成于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前，结合《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对律师服务费的收取系以28名债权人共同申请执行参与分配金额为基准的约定，可以认定推举（委托）书形成于《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实已形成高度可能。根据前述规定，颜熙的该意见不能成立。其二，广贤律所与刘恩贵订立合同时已知道刘恩贵与颜熙之间的代理关系，故委托代理合同应直接约束颜熙和广贤律所。后广贤律所将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于杨律所且已征得合同相对方刘恩贵同意，符合法律规定，故于杨律所继受代理合同后，与刘恩贵形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也应当及于颜熙。据此，本院认定双方已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其一，颜熙二审中认为周龙海超越代理权限，但根据《代表人推举（委托）书》载明的内容，虽有“代表我们参与执行阶段诉讼程序”字样，但同时还载明“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有权代为参与执行程序及活动、委托律师参与执行、发表代理意见等）”，应视为颜熙等人委托刘恩贵并授权周龙海在执行阶段及相关诉讼程序活动进行代理。且从目的解释角度来看，委托人的目的在于通过执行陵江公司进而实现债权，周龙海通过参与各种司法程序最后通过执行程序实现了债权人的债权，并不违背该协议的目的。其二，颜熙认为周龙海不足以证明履行了代理义务。经审查，周龙海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其已按约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义务，黄天明的该意见与在案证据相悖，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颜熙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8元，由上诉人颜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张 薇代理审判员  翟苏南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