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1民终6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林，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玉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安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法定���表人：王秀杰，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天罡，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杨国林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安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荣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4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玉岐、被上诉人安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天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安荣公司签约《车辆挂靠协议书》时的经营范围表明其无资质签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挂靠协议是超经营范围、无资质、不合法的无效合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2016年11月30日变更增加���。二、挂靠协议提到的挂靠、从事专车业务、提供运营资质和各类专车平台等系网约车标志，滴滴专车平台就是网约车使用的平台。被上诉人在2016年11月30日变更增加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应包括网约车运营资质。挂靠协议违背2014年10月28日《沈阳市交通局关于严禁客运车辆租赁企业、私家车主等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营运行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2016年60号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法律法规，是违法的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在协议中以格式条款承诺挂靠、从事专车服务、负责提供运营资质和各类专车平台，并为上诉人提供了带有被上诉人标识的滴滴快车软件平台。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持经营范围为客车租赁的道路运输证，上路运营将被查处，却在挂靠协议中承诺上诉人在运营过程中被运营部���查处，由被上诉人负责与运营部门协商取车，并再三告知上诉人不要去繁华路段和两站一场。被上诉人主观故意，应承担过错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签订协议时明知被上诉人提供的运营资质不包括网约车运营资质，协议书是否合法应以《通告》和《办法》为依据。对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者，应由主要过错责任者承担责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尚未实施，《沈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未制定，既然未实施、未制定，协议书中却开宗明义。如上诉人按客车租赁运营，出租人是安荣公司，承租人是协议乙方，承租人只能使用不可运营，安荣公司未履行核心义务，提供网约车运营资质，上诉人持经营范围为客车租赁的资质上路运营是从事非法营运活动。根据2016年《汽车租赁管理办法》规定，租赁是将汽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用交租赁费换取使用权，但协议书中明确车辆使用权和产权均归乙方所有如何解释。客车租赁为何交纳车辆挂靠的管理费，而不是租赁费。三、上诉人认为协议书为提供网约车运营资质，被上诉人认为系客车租赁，该两种解释，按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安荣公司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车辆挂靠协议》中，被上诉人没有在协议中或口头承诺过为上诉人挂靠的车辆办理网约车营运资质，上诉人为降低从事网约车业务的营运风险自己主动来被上诉人公司自行出资购买挂靠车辆并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双方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约定挂靠期间所发生的与挂靠公司车辆有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与被上诉人无��。2、《车辆挂靠协议》中没有约定上诉人必须或只能从事专车业务，也可以从事客车租赁业务，并且在被上诉人处挂靠的车辆由很多都在从事客车租赁业务，被上诉人提供营运资质、专车平台和上诉人所谓的未为其办理网约车营运资质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签订《车辆挂靠协议》时沈阳市没有网约车的营运资质是客观事实，对于这一事实上诉人完全明知，是无法实现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无法承诺也没有承诺过为上诉人办理网约车营运资质。3、被上诉人已全面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各项服务和管理义务，被上诉人为挂靠车辆办理了营运资质。被上诉人已按《车辆挂靠协议》约定为挂靠车辆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为客车租赁，本案的焦点为《车辆挂靠协议》中由被上诉人提供的营运资质是否包括网约车营运资质。《车辆挂靠协议》的第一���约定：“如乙方（上诉人）在挂靠期间通过被上诉人安荣公司提供的各种专车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被运管部门查处并处罚一定金额的罚款，甲方（被上诉人）负责与运管部门协商取车，若当中涉及的费用由甲方（被上诉人）承担”。从上述条款中可以确定，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既已明知被上诉人提供的营运资质并不是网约车营运资质，签订《车辆挂靠协议》是为了降低营运风险；并且双方签订协议时，《沈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还未制定颁布，因此协议中的“营运资质”不应包括网约车营运资质，被上诉人已依约为上述人提供了营运资质和专车平台，没有违约行为，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提供“营运资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杨国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2、赔偿或承担《车辆挂靠协议书》标的车辆“乙方车辆从甲方过户到乙方为止”应缴纳的税费约4700元；3、退返原告所缴纳的车辆挂靠管理费3600元；4、退还原告除交强险外所有因运营资质所交的各种保险费约5000余元；5、赔偿原告车辆因挂靠公司无运营资质无法正常营运，造成所购车辆贬值损失18200元；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2日，原告杨国林与被告安荣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将原告出资购买的辽AB05**日产轩逸牌轿车挂靠在被告名下从事专车业务，挂靠费3600元/年。双方约定：被告安荣公司负责提供运营资质和各类专车平台，如原告在挂靠期间通过被告安荣公司的各种专车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被运管部门查处并处罚一定金额的罚款，被告安荣公司负责与运管部门协商取车，若当中涉及的费用由被告安荣公司承担。被告安荣公司代原告办理相关保险，费用由原告承担。挂靠期间，一年内原告不得将车辆擅自转让、变更、抵押，如违约应支付被告安荣公司人民币一万元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原告缴纳了相关税费、保险费用及一年的挂靠费用3600元。被告为原告的挂靠车辆办理了道路运输证和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为沈阳安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租赁，被告也为原告提供了带有被告安荣公司标识的滴滴快车软件平台。另查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2016年7月27日颁布，2016年11月1日起实施，《沈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于2017年2月16日颁布并实施。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车辆挂靠协议，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保险单、滴滴司机端网络截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营业执照副本、车辆技术档案等，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车辆挂靠协议》中的由被告安荣公司提供运营资质是否包括网约车运营资质。《车辆挂靠协议》的第一条约定:“如乙方（原告）在挂靠期间通过被告安荣公司的各种专车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被运管部门查处并处罚一定金额的罚款，甲方（被告）负责与运管部门协商取车，若当中涉及的费用由甲方（被告）承担”。从上述条款中可以推定，原告在签订挂靠协议时既已明知被告安荣公司提供的运营资质并不包括网约车运营资质，挂靠被告处从事专车业务为超范围经营，在被告处挂靠就是为了降低营运风险；并且双方签订协议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刚刚颁布尚未实施，《沈阳市网络预约���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还未制定颁布，因此，协议条款中的“提供运营资质”不应包括网约车运营资质。本案中，被告安荣公司已依约为原告提供了运营资质和滴滴专车平台，没有违约行为，故原告以未提供“运营资质”为由要求被告赔偿或承担的各项损失和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亦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被告安荣公司同意解除合同，原、被告均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国林与被告沈阳安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8元，减半收取294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新的证据，法院组织了证据交换���质证。上诉人杨国林提交了证据一：被上诉人的工商变更记录，证明签订协议书时，安荣公司无资质签订车辆挂靠协议书，车辆挂靠协议书是超经营范围、无资质、不合法的无效合同。被上诉人的网络预约汽车经营服务是2016年11月30日变更增加的。证据二：安荣公司的微信群截图和语音资料，证明安荣公司所从事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被上诉人安荣公司对证据一质证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更能证明我公司与上诉人签协议中不应包含网约车运营资质，签订协议时是8月份，我公司增加经营范围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是客车租赁营运资质。对证据二质证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我公司从未否认过允许挂靠车辆从事网约车业务，但挂靠车辆不是必须或只能从事网约车业务，也可以从事客车租赁业务，且被上诉人有很多司机都在从事客车租赁业务，此证据与本案焦点无任何关联。被上诉人安荣公司提交了其他车辆在我公司从事客车租赁的发票，证明挂靠车辆不是必须或只能从事网约车业务。上诉人杨国林质证认为，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国林与被上诉人安荣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等手续，记载车辆使用性质均为租赁，上诉人对此应为明知。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车辆挂靠协议》中约定的运营资质包括网约车运营资质，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提供运营资质为由要求赔偿各项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车辆挂靠协议，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相关损失费用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国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8元，由上诉人杨国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杰审判员 乔雪梅审判员 鞠安成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钟雨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