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92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维斌，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维凤，女，198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系唐维斌之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好运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669号。法定代表人：宋惠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圣君，陕西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雷，陕西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维斌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好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4民初3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维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维凤，被上诉人好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圣君、张宏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维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唐维斌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好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企业取得相关许可属于从业资质，不可转让与继承，出租车的经营权系有偿取得，可以继承与转让；原审法院将出租车拆分为车辆裸车价值与专属牌照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唐维斌与好运公司之间的合同也没有关于支付对价款和赠与条款的约定，唐维斌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原审法院认为“谁出资、谁所有”非我国确定物权权属的唯一标准，判定涉案车辆归好运公司所有，但是却未能考虑唐维斌在原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违反了法律程序，剥夺了唐维斌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不能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作为经营权属的认定标准，机动车行驶证也并非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涉案车辆虽然登记在好运公司名下，但是不能对抗唐维斌是实际权利人的事实，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失当。好运公司辩称，不同意唐维斌的上诉理由，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均归好运公司所有，好运公司与唐维斌之间系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签订有《车辆承包合同》，双方并不存在物权争议。唐维斌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唐维斌向原审法院诉称，1、确认AT5847号出租车所有权归唐维斌所有；2、判令好运公司协助唐维斌将该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变更至唐维斌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好运公司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审理查明，好运公司系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陕Ａ×××××出租车是由原出租车单车使用达到强制报废年限后更新而来，车牌号也是因车辆更新而变更的。2013年9月1日，唐维斌、好运公司签订《车辆承运合同》，约定好运公司将完整手续和设施的车牌号为陕Ａ×××××号比亚迪汽车一辆承包给唐维斌经营，承包年限自2013年7月23日至2018年7月28日止。2013年7月29日至2016年12月18日原告每月缴纳925元；2016年12月18日至2018年7月28日唐维斌每月缴纳1300元。承包期内，出租汽车牌照所有权和出租汽车经营权归好运公司所有，唐维斌享有车辆牌照使用权、出租汽车营运权、自主营运获取承包收益权。承包期限届满，唐维斌向好运公司交回车辆牌照及使用权和营运权。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唐维斌向好运公司交纳了承包费，好运公司向唐维斌交付了车辆，目前该车辆由唐维斌承包经营使用。另查，陕Ａ×××××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书及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均为好运公司。审理中，唐维斌认为诉争车辆系唐维斌对其所有的原车辆出资的更新，并一直承担事故风险等责任，经营权延续配置到更新后的车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使唐维斌丧失了出租车的经营权，并明确其主张现出租汽车的所有权包括该车单车资产和车辆牌照及与营运有关的其他权利的所有权。原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该车辆区别于其他车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与出租车车牌、证照等相统一的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行政机关通过特定许可的形式，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唐维斌作为诉争出租车承包经营者主张该辆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是将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审理中唐维斌提出承包合同签订并非本意，合同的性质不能单从合同名称上予以定性，还要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判定，双方成立的应是服务管理关系。原审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主体适格，内容真实，形式合法，系双方自由意志和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既不损害公共管理利益，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从合同实体内容看，合同中对承包目的、承包标的、承包期限、承包形式、承包内容、当事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若唐维斌对双方承包合同的性质存在异议，亦属合同法律关系所调整，并不能成为主张出租车所有权归属的理由，对此不予支持。唐维斌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但车辆均是自己出资购买，认为“谁出资，谁所有”，由此推定本案争议的出租车应归其所有，但“谁出资、谁所有”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确定物权归属的唯一原则，还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综合认定。根据好运公司提交的证据，唐维斌仅是涉案出租车的承包人，涉案出租车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买车辆的发票均记载为好运公司，且双方已经订立承包合同，该车辆的残值应当按承包合同约定处理或者另行处理。唐维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唐维斌要求确认陕Ａ×××××出租汽车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唐维斌要求被告西安好运汽车有限公司配合其于公安机动车辆登记部门将陕Ａ×××××出租车汽车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唐维斌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唐维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合法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好运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唐维斌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从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好运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唐维斌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唐维斌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唐维斌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唐维斌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唐维斌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好运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综上，唐维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唐维斌已预交，由唐维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琪代理审判员 师 婷代理审判员 同江龙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段 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