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4民终2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代表人：陈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卫峰，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灿岭，男，汉族，住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歌，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代表人：郑申，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灿岭，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2017）豫0425民初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卫峰、上诉人张灿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中华保险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张灿岭对阳光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灿岭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事故发生后梁超旭本人及时拨打了110、120报警，后因治疗自身伤情离开事故现场，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事故发生后逃逸”。而一审中张灿岭并未提交梁超旭本人的治疗病历和120、110报警记录证明，一审认定此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2.一审法院对“逃逸”一词进行了法律上的狭义解释。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已明确确认梁超旭在事故发生后逃逸，该肇事逃逸系肇事司机主客观相统一的一种行为。所谓交通事故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因此，肇事司机梁超旭的肇事逃逸行为，应当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逃逸行为。梁超旭借用张灿岭的车辆发生事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商业险不负责赔偿，应由实际侵权人梁超旭赔偿。阳光保险公司与张灿岭签订的投保单上，已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因此一审判决阳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违背了双方合同约定，不应当由阳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依据法律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因此，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人有抢救伤员的法定义务，从保护受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角度出发，此义务非倡导性义务，而系命令性义务。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肇事司机梁超旭肇事逃逸，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一审法院仍支持了张灿岭的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了阳光保险公司的合法利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张灿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逃逸的认定有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做出狭义解释，而阳光保险公司将逃逸行为笼统地概括理解为所有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系对逃逸进行恶意的扩大解释，无相关法律依据。2.阳光保险公司对其提供的格式条款中的免责事由，未尽到合理提示以及明确解释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无效。3.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就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已经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驾驶人离开现场的行为，只能影响到事故发生后的情况，而本案中，驾驶人离开的行为并未扩大事故损失，且投保人及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对受害人进行了积极的理赔。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中华保险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无陈述意见。张灿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华保险公司、阳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道路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等保险范围内赔偿张灿岭损失暂计47502.2元（车辆损失待鉴定后另行追加）；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中华保险公司、阳光保险公司承担。一审诉讼中，张灿岭增加诉讼请求至93358.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3日21时15分，梁超旭驾驶豫Ｄ×××××号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郏县郏景公路渣元乡望月河路口北路段时，与相向行驶的张献锋驾驶的“丽驰”牌四轮电动车相撞，致张献锋及“丽驰”牌四轮电动车乘车人高亚利、张鑫语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梁超旭弃车逃逸。2017年2月14日郏县××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郏公交认字（2017）第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梁超旭负该事故全部责任，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无责任。发生事故当日，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被送往郏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张献锋住院26天，花医疗费2783.9元，经诊断为：双侧顶部软组织挫裂伤；高亚利住院24天，花医疗费2798.4元，经诊断为：头面部外伤；张鑫语住院24天，花医疗费3919.9元，经诊断为：头面部外伤。张鑫语系未成年人，高亚利系其母亲。2017年2月15日，事故双方在郏县××交通警察大队达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调解书内容为：“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梁超旭车损自负；2.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的医疗费由梁超旭承担（以医疗费票据为准）；3.梁超旭另一次性赔偿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护理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院后治疗费及车辆损失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叁万捌仟圆整（38000元）；4.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永无后患”。达成协议后，张灿岭支付了上述费用。2017年4月28日，河南众友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豫众友价字（2017）第A046号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报告结论为:“丽驰”牌四轮电动车的车辆损失11879元。该公司作出豫众友价字（2017）第A043号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报告结论为:豫Ｄ×××××号小型轿车的车辆损失39856元。评估费共计6000元。诉讼中，阳光保险公司提供投保单及保险条款称，梁超旭系逃逸，根据保险合同及条款约定，阳光保险公司免赔。张灿领称，事故发生后梁超旭本人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及120电话，梁超旭因治疗自身伤情离开事故现场，而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逃逸。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尽到合理提示及解释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应属无效条款。另查明，1.张灿岭系梁超旭的姨夫，发生事故时系梁超旭借用张灿岭车辆。豫Ｄ×××××号小型轿车原车牌为豫Ａ×××××号，系张灿岭、郭君凤夫妇在郑州好兄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二手车辆，现该车辆变更车牌为豫Ｄ×××××号，行车证上的所有人为张灿岭。该车辆在中华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122000元），保险期间为2016年5月30日0时起至2017年5月29日24时止；豫Ｄ×××××号小型轿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0000元）、机动车损失保险（210060元）及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6年8月19日0时起至2017年8月18日24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该商业险保险单中特别约定，力蕴汽车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为第一受益人，2017年6月20日力蕴汽车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情况说明，称借款已全部还清，要求把保险理赔款直接支付给张灿岭；2.2016年河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3857元/年，2016年河南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34941元/年；3.张献锋于1974年8月8日生，高亚利于1975年12月25日生，张鑫语于2006年9月12日生。张灿岭提交的赔偿清单为：一、医疗费部分：1、张鑫语：3919.9元；2、高亚利：2798.4元；3、张献锋：2783.9元。共计：9502.2元。二、其他费用：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院外后续治疗费用，车辆损失费用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8000元。三、奥迪车辆损失部分：39856元；四、车辆鉴定费用：6000元。以上共计93358.2元。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月23日21时15分，梁超旭驾驶豫Ｄ×××××号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郏县郏景公路渣元乡望月河路口北路段时，与相向行驶的张献锋驾驶的“丽驰”牌四轮电动车相撞，致张献锋及“丽驰”牌四轮电动车乘车人高亚利、张鑫语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梁超旭弃车逃逸。2017年2月14日经郏县××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郏公交认字（2017）第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梁超旭负该事故全部责任；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无责任。该认定书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2月15日，事故双方在郏县××交通警察大队达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张灿岭支付了赔偿款。张灿岭的损失为：一、赔偿受害人的损失部分：1.张献锋的损失：①医疗费：2783.9元；②营养费：10元/天×26天=260元；③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6天=780元；④护理费：2016年河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3857元/年÷365天×26天×1人护理=2411.73元；⑤误工费：2016年河南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34941元/年÷365天×26天=2488.95元。2.高亚利的损失：①医疗费：2798.4元；②营养费：10元/天×24天=240元；③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4天=720元；④护理费：2016年河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3857元/年÷365天×24天×1人护理=2226.21元；⑤误工费：2016年河南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34941元/年÷365天×24天=2297.49元。3.张鑫语的损失：①医疗费：3919.9元；②营养费：10元/天×24天=240元；③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4天=720元；④护理费：2016年河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3857元/年÷365天×24天×1人护理=2226.21元；4.四轮电动车的车辆损失：11879元。二、豫Ｄ×××××号小型轿车车辆损失：39856元；三、车辆鉴定费用：6000元。张灿岭赔偿给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12462.2元。由中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10000元限额内赔付，对于超出交强险医疗费限额的2462.2元，由阳光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付。张灿岭赔偿给张献锋、高亚利、张鑫语的护理费、误工费共计11650.59元。由中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范围内予以赔付，四轮电动车的车辆损失11879元，由中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2000元限额内赔付，对于超出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的9879元、豫Ｄ×××××号小型轿车车辆损失39856元及评估费6000元，由阳光保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付。对于阳光保险公司辩称的梁超旭系逃逸，根据保险合同及条款约定,阳光保险公司免赔。因事故发生后梁超旭本人也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及120电话，梁超旭因治疗自身伤情离开事故现场，而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逃逸，阳光保险公司只提供投保单，不能说明已尽到合理的提示及明确解释说明，张灿岭也否认投保时阳光保险公司进行提示及明确解释说明，阳光保险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合理提示及明确解释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应对张灿岭无效。对阳光保险公司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张灿岭各项损失23650.59元；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张灿岭各项损失58197.2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4元，由张灿岭负担264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负担540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330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灿岭提交了患者姓名为“梁朝旭”，分别于2017年元月23日、24日、27日就诊的郏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专用处方笺三份，以证实肇事司机梁超旭在事故发生后因治疗自身伤病而离开事故现场，并非逃避法律责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阳光保险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也没有任何医疗发票相佐证，根据梁超旭的诊断情况，与其他涉案受害人伤情相比较，梁超旭的伤情明显较轻，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系梁超旭自行就医行为。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只能证明梁超旭在事故后的就诊行为，但无法证明其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张灿岭为自有车辆分别向阳光保险公司、中华保险公司申请投保，阳光保险公司、中华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并出具保险单后，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两份保险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两份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张灿岭投保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阳光保险公司、中华保险公司理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各自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中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阳光保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车辆驾驶人梁超旭在事故发生后是否逃逸的问题。一审法院已采信郏县××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郏公交认字（2017）第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梁超旭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本院予以确认。阳光保险公司上诉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车辆驾驶人梁超旭在事故发生后逃逸，属于保险公司商业险免责条款，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本案虽然发生投保车辆在事故发生后驾驶人逃逸的情形，但现场其他人员及时报警对并伤者进行了救助，车辆驾驶人梁超旭也在事故发生后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其逃逸行为不会影响事故发生时对造成损失的确定，未加重阳光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人逃逸前造成的损失，阳光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阳光保险公司以肇事逃逸为由主张免除自己的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其次，该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对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阳光保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张灿岭为车辆投保时，保险公司已采取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对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关条款向投保人作出了提示或明确说明，故该条款对张灿岭不产生效力。因此，阳光保险公司认为梁超旭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的行为属于商业险免责事由，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一审法院判决阳光保险公司赔付张灿岭各项损失58197.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阳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5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瑞英审 判 员 彭 莉审 判 员 张姗姗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 磊书 记 员 王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