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京0105行初163号原告郑振远，男，1955年6月20日出生。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丙11号。负责人高军，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宝国，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干部。委托代理人李猛，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干部。原告郑振远（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以下称呼家楼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呼家楼大队委托代理人张宝国、李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呼家楼大队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京公交决字[2017]第110502-182140809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6年12月11日16时08分，在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桥东辅路西向东处，驾驶×××号小型汽车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北京市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100元的罚款。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附件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三条第八项的规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记3分。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诉称，建国门立交桥下由东向西桥洞旁有明显准许掉头标示牌，而掉过头来由西向东又在路边设有禁行标牌隐藏在路边的树林里，这明显不符合公序俗成的设置，带有陷阱式执法拍照行为。由西向东辅路禁行牌与人们的惯性思维不符，这与驾驶人的反应是相矛盾的，而且如果是雾霾天气，驾驶人更不容易观察到这一标牌的设置。所以这一禁行标牌的设置极为不合理，且有理由怀疑呼家楼大队交通执法的目的是为增加罚款收入。故原告不服交通处罚决定，诉请法院要求撤销呼家楼大队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的京公交决字[2017]第110502-182140809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其于2017年2月27日自行拍摄的本市朝阳区建国门桥西向东辅路照片六张，用于证明该路段交通标志设置的状况，从而证明呼家楼大队在该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不合理、无必要且不够人性化，被诉公安交通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呼家楼大队辩称，一、原告驾驶×××号小型汽车实施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有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等证据证实。二、原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规定，该大队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和《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的规定处100元罚款适用法律正确，记分依据合法。三、该大队作出处罚前履行了告知程序，给予了原告陈述申辩权利。该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四、涉案路段交通标志、标线设置齐全清晰，原告的起诉理由是对现行道路交通标志设置存在错误的认知。综上，该大队认为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内容适当。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呼家楼大队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一）呼家楼大队作出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及执法程序的证据：1、交通监控技术资料照片，用以证明原告所驾驶×××号小型汽车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2、民警郭海涛制作的《执法工作记录》；3、工作证复印件，证据2、3用以证明民警依法进行执法的情况及其身份情况；4、《处理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用以证明民警依法履行处罚前的告知情况；5、《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呼家楼大队对原告的处罚制作了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二）呼家楼大队作出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1、《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05号，以下简称《道交法实施条例》）；3、《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修订，公安部令第105号）；4、《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2010年修正）；5、《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附件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庭审中，为查明涉案交通违章行为发生地点交通标志设置情况，本院责令呼家楼大队补充提交了视频资料并当庭播放。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1、呼家楼大队提交的证据系作出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收集的，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原告对该证据形成的过程和真实性亦不持异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采信；2、呼家楼大队补充提交的视频资料，系本院为核实原告主要诉讼理由能否成立，为查明涉案违章地点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的情况而责令其补充提交的，原告对该影像资料的内容亦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交通违章行为发生时，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桥东向西辅路、桥下及西向东辅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的状况，本院依法予以采纳；3、原告提交的自行拍摄的照片，呼家楼大队认可其真实性，该组照片能客观反映拍摄时涉案地点的交通标志设置状况，但仅凭照片内容尚不足以证实原告关于交通标志设置不合理的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1日16时08分，原告驾驶的车牌号为×××号小型汽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桥东辅路西向东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交通技术监控仪器拍摄记录。2017年2月17日，原告到呼家楼大队执法站要求处理上述非现场违法行为。民警当场调取了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发现原告存在上述违法行为。在原告确认了上述违法行为后，民警制作了《处理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告知原告其存在“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并告知其违法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和法律依据。民警告知原告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被告知人处签名确认。当日，呼家楼大队作出被诉《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将存档联交原告确认、签字，“交被处罚人”联送达原告。另查明，涉案交通违法行为发生时，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桥下东向西辅路临桥下转弯处设有停车让行标志，桥下进入西向东辅路路口处设有左转和停车让行标志，西向东辅路上施划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道线，前行至丁字路口在路口处施划有右转导向线、设置有右转弯标志，沿辅路直行前方路段左右两侧各设置有一个禁止机动车驶入的禁令标志。本院认为，依据本案被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有效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可以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证的处罚。据此，呼家楼大队对违法行为地在其主管行政区域内的交通违章行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据此，作为交通秩序的维护和参与者，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按照交通信号的指示通行是法律设定的义务。本案中，呼家楼大队提交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资料能够证实，原告于2016年12月11日16时08分在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桥东辅路西向东处，驾驶车牌号为×××号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其行为违反了前述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同时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本法规定的幅度内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未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或者交通警察指挥行驶的，处100元罚款。该规定是本市人大常委会在具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该项违法情形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作出的具体执法标准的规定，呼家楼大队据此对原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给予100元罚款的处罚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该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具体步骤、环节。本案中，呼家楼大队在作出被诉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原告制发了《处理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之后，当场制作被诉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呼家楼大队的执法程序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关于原告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质疑，主要理由为涉案地点交通标志设置的不合理，进而引起原告对公安机关执法目的的怀疑。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是现行有效实施的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国家标准，该标准明确规定，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应立足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的原则，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本案中，通过对涉案地段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位置、内容等因素的考量，标志、标线的设置清晰，位置适当，且能够发挥清晰引导机动车驾驶人行使的功能。特别是禁令标志的设置位置，在机动车掉头后进入路段口内的足够距离范围内，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并非不足以观察或不足以作出反应，因此该路段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并未违反上述标准规定。第二、该路段地处长安街，主路车流量大且对主路通行能力需求较高。公安交通机关对于涉案地段禁令标志设置必要性和交通量分流作用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原告对该路段交通标志设置合理性和执法目的质疑理由本院难以采纳。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原告作为交通秩序的参与者，积极监督首都公安交通执法的公正性、合理性，且为提升公安交通执法规范化、人性化水平的初衷是良好的。毕竟交通处罚行政执法，“罚”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对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机动车驾驶人在此路段频繁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提升交通执法的人性化水平，值得呼家楼大队在交通执法工作中进一步思考。综上，本院认为呼家楼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振远要求撤销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于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作出的京公交决字[2017]第110502-182140809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振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军巍人民陪审员  王桂香人民陪审员  周志敏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徐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