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12民初3222号原告：马俭。委托代理人：李书军，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威，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爱秀。委托代理人：李书军，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威，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某1。法定代理人：晋某。委托代理人：李书军，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威，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马某2。法定代理人：晋某。委托代理人：李书军，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威，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万峰。委托代理人：李书军，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威，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致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美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梅灿军，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律玮，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晋某。原告马俭、孙爱秀、马某1、马某2诉被告武汉致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致远物流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屠勇独任审判，于2016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屠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慧、胡秋梅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马万峰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追加晋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马俭、孙爱秀、马某1、马某2、马万峰（以下简称马俭等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书军、周威，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梅灿军、刘律玮，第三人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俭等五原告诉称，自2015年6月17日起马某3受被告雇佣，将被告公司的货物从武汉运往武汉周边地区。2015年11月28日夜凌晨1:29分左右，马某3在被告公司院内给装满货的车加盖篷布时从车上摔下后便没有了反应。随后110、120均接警到场，并确认马某3已当场死亡。被告作为马某3的雇主，依法应当给马某3的家属提供相应的赔偿。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计1,325,168元（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丧葬费23,6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马某218,192元、马某154,576元，马俭309,264元，孙爱秀327,456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致远物流公司辩称，1、死者与被告是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所称双方是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2、在双方运输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在货物上车后，货物安全转移给承运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作为承运方的死者的安全责任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3、事发后，原告方代表与被告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纠纷已全部了解，在该调解协议未依法定程序确认无效的前提下，原告方再行起诉，没有依据。基于以上理由，恳请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马俭等五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我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及户籍证明，证明马某3的父母及未成年的两个儿子；2、村民委员会证明、派出所户籍证明，证明马某3的父母晚年丧子，生活困难，失去生活依靠；3、马某1和张合林的证明，证明马某3受被告致远物流雇佣到周边城市送货；4、租赁合同，证明马某3租赁武汉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行车证照从事货物运输，受被告致远物流雇佣的事实；5、出警证明，证明马某3死亡的地点；6、驾驶证、行驶证；7、挂靠单位保险索赔申请书；8、民事制裁决定书。被告致远物流公司对马俭等五原告的证据质证，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请法院依法裁定；死者父母一共生育子女情况不详，请法庭核实；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与原告间有亲属关系，证明效力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中的雇佣与事实不符；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裁定是2005年作出，晋某与死者的关系不能由此裁定书认定。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运输合同、到货交接清单、运费支付单；2、协议书、收条、现场照片。马俭等五原告对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的证据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可能是补签或者事后补办的，不能证明是马某3本人签的，字迹不同；运输合同只是确定双方的运输关系，没有确定安全责任，相反更进一步证实了被告与死者的雇佣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法律效力有异议，晋某与死者不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晋某没有死者父母授权，尽管晋某作为两个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根据民法通则和继承法第八条规定，晋某不能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该协议无效；被告是在晋某不明情况的前提下赔偿的，被告之所以赔偿，更反证了被告与死者间的雇佣关系。协议中约定的5,5000元，与原告依法计算的赔偿金额差距巨大，属于显失公平合同。第三人晋某未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质证。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马俭等五原告的证据1、2、4、5、6、7、8，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综合评判。对致远物流公司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死者马某3系鄂Ａ×××××号实际车主，该车登记在武汉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营运。马某3使用该车辆长期为被告致远物流公司运输货物。原告马俭、孙爱秀系死者马某3的父母；含死者马某3在内，原告马俭、孙爱秀共生育子女两人。第三人晋某与死者马某3曾是同居关系，同居期间共生育子女三人，分别系原告马万峰、马某1、马某2，2004年10月，死者马某3与晋某分居。2015年11月28日凌晨1时30分许，鄂Ａ×××××号车在被告致远物流公司院内装完货后，马某3与原告马某1一起到车顶盖篷布，马某3不慎从车顶坠落，后经120确认，马某3当场死亡。2015年12月1日，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与第三人晋某签订协议：“武汉致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其特殊情况，本着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次性补助马某3丧葬费及家属（妻子晋某，身份证号：；儿子马某1；儿子马某2；女儿马万峰；父亲马俭；母亲孙爱秀）慰问金计人民币伍万伍仟圆整（￥55,000.00）。此事同武汉致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就此了结，至此以后武汉致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该事件无任何关系，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长青街道办事处革新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予以证实。该协议已履行。据此，马俭等五原告诉讼来院，要求如诉称。因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争议较大，本案不能调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与死者马某3间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2、第三人晋某与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本院认为，第一、关于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与死者马某3的关系问题。雇佣关系是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人接受受雇人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运输合同关系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雇佣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在广义上都属于双务合同关系，但两者存在不同之处：在雇佣关系中，受雇人交付的标的是劳务本身，受雇人提供劳务的过程受到雇佣人的管理和控制，双方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受雇人往往不需要对劳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在运输合同关系中，托运人和承运人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各自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承运人需将货物、旅客安全、如期运抵合同约定地点，其运输过程、实际履行合同的运输人员不受托运人、旅客的管理和控制。本院认为，在本案中，被告致远物流公司将货物交由马某3运输，马某3使用其自有车辆运输货物，双方签订了委托运输合同，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交付货物、支付运费，马某3将货物运至制定地点并收取运费；且马某3的运输过程、运输人员不受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更符合运输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的证据更能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马俭等五原告的证据能够证明马某3死亡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马某3与被告致远物流公司间的法律关系。综上，本院认为，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与马某3系运输合同关系。第二、第三人晋某与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三人晋某系原告马某1、马某2的法定代理人，事故发生后，原告马某1通知第三人晋某处理后续事宜；第三人晋某与死者亲属共同来武汉处理此事，且第三人晋某将处理结果告知了原告马俭、孙爱秀。本院认为，第三人晋某虽未取得原告马俭、孙爱秀、马万峰的授权，但在一般民事调解中，第三人晋某作为代表与被告致远物流公司协商赔偿并签订协议的行为，足以使被告致远物流公司相信第三人晋某有代理权，能够代表马俭等五原告处理马某3死亡事故。本院认为，该协议有效。综上，马俭等五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致远物流公司与马某3系雇佣关系，且被告致远物流公司已就马某3死亡事故进行了补偿，对马俭等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俭、孙爱秀、马万峰、马某1、马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26元，由原告马俭、孙爱秀、马万峰、马某1、马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屠 勇人民陪审员 姚 慧人民陪审员 胡秋梅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李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