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1民初8359号原告徐畅，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伟，北京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崇各庄村。法定代表人彭唯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陆立娟，女，1972年10月19日出生。原告徐畅与被告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辉俱乐部）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俊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畅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伟、被告京辉俱乐部的委托代理人陆立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畅诉称：我与京辉俱乐部于2013年7月5日签订了商务100会员合同，我交纳会费188000元，成为京辉俱乐部终身会员，并按照合同约定办理了主卡和家属附属卡，主卡年费3200元，附属卡年费600元。我作为记名会员享受全年球会不限次数记名会员待遇，赠送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2016年9月份京辉俱乐部单方提出变更合同条款内容，将赠送的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变更为3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我拒绝后，京辉俱乐部以我本年度打球次数已满100次为由，拒绝向我提供不限次数记名会员待遇，并要求我在100次外另行支付击球费。综上，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达成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京辉俱乐部的单方违约行为导致我权益受损，该责任应当由其承担。故我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京辉俱乐部继续履行合同，向我提供全年享受球会不限次数记名会员待遇；2、判令京辉俱乐部赔偿我击球费2130元；3、判令京辉俱乐部返还2016年我交纳的年费3800元（主卡3200元、附属卡6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京辉俱乐部负担。被告京辉俱乐部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提供的商务100会籍产品从设计之初就是记名卡，每年100次记名会员待遇，带同伴的话，在100次中扣除，没有不限次全年享受记名会员待遇，在会籍产品权益中有明确记载，也有徐畅签名确认。徐畅2016年在我俱乐部打球已经超过100次，超出的费用我们也是按约定收取的。关于年费我们也是按合同约定收取，没有道理返还。经审理查明:原告徐畅与被告京辉俱乐部于2013年7月5日签订《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会员合同书》（以下简称《会员合同书》），约定徐畅以188000元购买京辉俱乐部商务100会籍产品，成为京辉俱乐部记名会员。双方同时签订了《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会籍产品权益》（以下简称《会籍产品权益》），《会籍产品权益》载明：“会籍名称：京辉·100商务会籍权益。核心权益：记名卡，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持卡人附赠家庭附属卡，主卡人未到场时家庭附属卡可代为行使主卡权益，扣次结算。行权规则：1、平日：1+3行权（携带3名同伴同场会员待遇，每人扣1次）；2、假日:1+1行权（携带一名同伴同场会员待遇，每人扣1次）；3、扣次结算，次数不跨年累计，年尾清零，每次指18洞击球，不足18洞按1次计，不跨年行权，次数超出后自动享受球场会员嘉宾待遇。有效年限：终身。年费：主卡人3200元/年。”合同签订当天，徐畅向京辉俱乐部支付了188000元。2016年9月，因京辉俱乐部主张徐畅该年度在该俱乐部打球次数已经超过100次，要求徐畅按照球场会员嘉宾待遇支付费用，徐畅主张京辉俱乐部仍应按照记名会员待遇收取费用，双方发生争议。2016年10月，徐畅因此事用车辆堵住京辉俱乐部大门口20分钟左右，后经民警调解，徐畅将车挪走。在诉讼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会员合同书》、《会籍产品权益》、收据、消费记录、账单、治安调解协议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徐畅与京辉俱乐部签订的《会员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同时签订的《会籍产品权益》是对《会员合同书》相关条款的解释与说明，属于《会员合同书》的一部分，与《会员合同书》具有同等的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对《会籍产品权益》中核心权益及行权规则部分理解不一致：京辉俱乐部主张合同中的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的指向对象为会员，会员按规定数量携带的同伴可享受会员待遇，会员与同伴均需扣次结算；徐畅主张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的指向对象为会员按规定数量携带的同伴，仅同伴需扣次结算，会员本人无需扣次。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京辉俱乐部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根据《合同法》的该项规定，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通常理解”指按照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释方法所进行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解释合同所使用的方法。该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该条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原则解释等方法进行解释。结合《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在本案中，徐畅和京辉俱乐部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首先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解释。在穷尽该条款规定的解释方法之后，仍有两种以上合理的解释的，则应当作出有利于徐畅的解释。首先理解《会籍产品权益》中的核心权益条款：“记名卡，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持卡人附赠家庭附属卡，主卡人未到场时家庭附属卡可代为行使主卡权益，扣次结算。”显然，《会籍产品权益》的签订双方系会员本人及高尔夫俱乐部，所谓的“核心权益”亦应是会员享有的权益。那么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的指向对象亦应为会员。同时“主卡人未到场时家庭附属卡可代为行使主卡权益，扣次结算”亦能印证会员购买的商务100会籍产品在享受记名会员待遇的同时亦受到打球次数的限制。《会籍产品权益》中的行权规则条款规定了：“1、平日：1+3行权（携带3名同伴同场会员待遇，每人扣1次）；2、假日:1+1行权（携带1名同伴同场会员待遇，每人扣1次）；3、扣次结算，次数不跨年累计，年尾清零，每次指18洞击球，不足18洞按1次计，不跨年行权，次数超出后自动享受球场会员嘉宾待遇。”结合核心权益条款，在会员本人打球需扣次的情况下，该条款中“每人扣1次”中的“每人”显然包括会员本人及其同伴。而“扣次结算，次数不跨年累计，年尾清零，每次指18洞击球，不足18洞按1次计，不跨年行权，次数超出后自动享受球场会员嘉宾待遇。”的指向对象亦应为会员，当会员打球次数超过100次后，将不再享受记名会员待遇。综上，通过对上述条款的文义解释和合同中的前后条款之间的体系解释，可以得出合同中的100次/年记名会员待遇的指向对象为会员，会员按规定数量携带的同伴可享受会员待遇，会员与同伴均需扣次结算，当会员打球次数超过100次后，将不再享受记名会员待遇的唯一解释，并不会产生两种以上合理的解释。徐畅认为自己应享受球会不限次数记名会员待遇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徐畅至2016年度9月在京辉俱乐部年度内打球次数是否超过100次的问题，徐畅称自己记不清楚。京辉俱乐部向法庭提供了徐畅的2016年度消费记录单及部分账单，记录显示徐畅打球次数已超100次，虽然上述证据无徐畅本人签字确认，但徐畅当庭认可其从不在京辉俱乐部提供的账单上签字，在徐畅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庭认定徐畅至2016年度9月在京辉俱乐部年度内打球次数已超过100次。根据双方签订的《会籍产品权益》，次数超出后徐畅应按照会员嘉宾待遇支付击球费，故其要求京辉俱乐部返还击球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京辉俱乐部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履行了相应义务，并无违约行为，徐畅应按约支付年费，其要求京辉俱乐部返还年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原告徐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俊伟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凌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