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18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勇勇，男，1982年9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奋才，男，1957年12月26日生，汉族，农民，不识字，住贵州省威宁县。系死者夏佳美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翠，女，1962年11月18日生，汉族，农民，不识字，住贵州省威宁县。系死者夏佳美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1，男，2003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系死者夏佳美之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2，男，2008年2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系死者夏佳美之次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3，女，2005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系死者夏佳美之女。法定代理人袁某，男，1982年9月3日，住贵州省威宁县。系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之父。上列五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夏会，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荣，男，1982年9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上诉人余勇勇因与被上诉人夏奋才、李文翠、袁某1、袁某2、袁某3、原审被告邓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勇勇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公正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程序不合法。原审在认定事实时，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认定上诉人与袁树尔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该协议是经过死者夏佳美之夫与上诉人签订的，签订时双方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并在威宁县××大队主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真实有效的，且上诉人已按约支付完赔偿款项，如该协议无效，也应当经过诉讼程序，而原审未经过合法的诉讼程序就认定无效，明显不合程序。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没有尽到认真审查义务。原上诉人夏奋才、李文翠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及签订赔偿协议时均未达到法律规定的享受赡养金的年龄，即男方60岁，女方55岁，经过庭审查明夏奋才于1957年12月26日生，李文翠于1962年11月18日生，至今也未达到法定享受赡养费的年龄，也未证实该二人丧失了劳动能力，该二人作为原告是诉讼主体不适格，夏奋才、李文翠二人在赔偿协议上签名不影响协议效力。被上诉人的起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是其与原审被告袁树尔恶意串通造成的恶意诉讼。上诉人与袁树尔签订的赔偿协议是证实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应当按约履行，现上诉人支付完约定的赔偿款项，双方应不再有任何纠纷，而被上诉人夏奋才和李文翠对其女儿的死亡赔偿一事居然毫不知情，明显与常理不符，对赔偿一事应当是一个家族内部协商好后才与对方达成协议的，事后才知道明显与民间常理不符，该诉讼时双方恶意串通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所致。二、原审计算标准有误，判决不当。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本地区在法院审判中未统一按居民户口标准赔偿标准计算赔偿，本地区是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而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在2016年5月17日，达成协议是5月18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应当按照农村户口计算，而上诉人赔偿的388000元时已超出了当时的标准，且赔偿后造成了上诉人家庭生活困难，如按原审的判决，那么2016年11月1日之前按照农村户口计算的都应当推翻重新计算，这与立法精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未予答辩。一审原告夏奋才、李文翠、袁某1、袁某2、袁某3诉讼请求:夏佳美的死亡产生死亡赔偿金491592.8元，丧葬费27318元、被抚养人五原告的生活费299622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合计878533.77元。事发后，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的法定代理人袁树尔与被告余勇勇、邓荣达成赔偿388000元的协议，该协议未经原告夏奋才、李文翠的同意，且与依法应当赔偿的878533元相比显失公平，因此五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不足部分490533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17日20时45分，被告邓荣驾驶权属余勇勇的无号牌华菱之星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从羊街镇往威宁县城方向行驶，途径威宁经济开发区环城二号路与五羊线十字交叉路口时与从棒木村方向往羊街镇方向夏佳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车相撞，造成电动车驾驶人夏佳美受伤后经威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夏佳美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7日20时45分，被告邓荣驾驶权属余勇勇的无号牌华菱之星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从羊街镇往威宁县城方向行驶，途径威宁经济开发区环城二号路与五羊线十字交叉路口时与从棒木村方向往羊街镇方向夏佳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车相撞，造成电动车驾驶人夏佳美受伤后经威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夏佳美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肇事车辆无号牌华菱之星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无法定险和任何商业险，被告余勇勇与驾驶人邓荣系雇佣关系。同月18日，被告袁树尔与被告余勇勇、邓荣在威宁县××大队主持下达成赔偿协议，由车主余勇勇一次性赔偿夏佳美的安埋费、死亡赔偿金、赡养费、抚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388000元，分三期给付，现被告余勇勇已按协议将赔偿款全额给付被告袁树尔。一审法院认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邓荣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安全驾驶机动车，因其违法过错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对其违法过错行为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肇事车辆权属被告余勇勇所有，驾驶员邓荣系其雇佣的驾驶员，故对造成此次事故的损失应由雇主余勇勇负赔偿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余勇勇、邓荣与被告袁树尔（作为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的法定代理人）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死者的父母即本案原告夏奋才、李文翠未在该赔偿协议上签字捺印，事后也未对袁树尔的行为予以追认，故该协议的内容损害了夏奋才、李文翠的权益，其请求赔偿因夏佳美的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诉讼主张合法合理部分，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应按农村户口计算赔偿标准，因该赔偿协议是无效协议，原告于2017年诉至本院，请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符合法律规定。经审查，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24579.64元×20年＝491592.8元；2、丧葬费按2016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计算为3955.5×6＝23733元；3、精神抚慰金6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原告夏奋才未满60周岁、李文翠未满55周岁，故本案中被抚养人只有三人，其中袁某1需抚养6年，袁某2需抚养8年，袁某3需抚养10年。分三阶段计算，第一阶段需扶养10年，袁某1每年赔偿额计算为：16914.2÷2人=8457元、袁某2每年赔偿额计算为：16914.2÷2人=8457元、袁某3每年赔偿额计算为：16914.2÷2人=8457元，三人赔偿总额为25371元，其各自的赔偿比率为：16914.2÷25371=67%。根据比率袁某1、袁某2、袁某3第一阶段的生活费分别为：8457×67%×10年=56661.9元，总计169985.7元。第二阶段需扶养2年，袁某2、袁某3每年的赔偿额分别为：16914.2÷2人=8457元，两人赔偿总额为：16914元，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标准，按每人每年的赔偿额计算，袁某2、袁某3第二阶段的生活费分别为：8457元×2年=16914元，总计33828元。第三阶段需抚养2年，袁某3一人的生活费计算为：16914.2÷2人×2年=16914.2元。三人共计生活费为：220727.9元。上述损失共计796053.7元，被告余勇勇已支付38800元，应实际再赔偿408053.7元。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的抚养费共计220727.9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三项共计575325.8元，五原告对此三项获得的赔偿份额分别为115065.16元。故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应获得的赔偿总额为565923.38元，其法定代理人袁树尔已领取了388000元，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可再获得的赔偿总额为177923.38元，原告夏奋才、李文翠的赔偿总额为230130.32元。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余勇勇赔偿五原告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796053.7元。扣除其已先行给付的388000元，实际再赔偿408053.7元。其中原告袁某1、袁某2、袁某3的赔偿总额共计177923.38元，原告夏奋才、李文翠的赔偿总额共计230130.32元。定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原判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的焦点：原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赔偿协议的效力如何？应按何标准计算五被上诉人因其亲属夏佳美死亡产生的损失？本院认为：由于《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乙方袁某虽是被上诉人袁某1、袁某2、袁某3的法定代理人，能代表被上诉人袁某1、袁某2、袁某3主张权力，但并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夏奋才、李文翠，事后也未得到被上诉人夏奋才、李文翠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的规定，该协议对被上诉人夏奋才、李文翠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该协议约定上诉人余勇勇、邓荣向袁某支付赔偿款总额为388000元，赔偿数额远低于实际损失，被上诉人夏奋才、李文翠、袁某1、袁某2、袁某3向法院提起标的额为878533.77元诉讼（经法院审查为796053.7元），说明被上诉人袁某1、袁某2、袁某3的法定代理人袁某在与上诉人余勇勇和原审被告邓荣签订调解协议时对赔偿数额确实存在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的规定，袁某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对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存在重大误解，调解协议损害了其利益，属于可撤销的事由，五被上诉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隐含撤销调解协议，依法确定赔偿金额的意思，只是在确定诉讼请求时扣减上诉人按照调解协议已经支付的金额，故原审按照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和交通事故致残导致的损失项目和数额，扣减上诉人已经支付的赔偿款，判令上诉人赔偿五被上诉人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恶意诉讼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由于2015年贵州省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消除了户籍性质区分导致的不合理利益差异，体现了对生命、健康利益和弱者利益最大限度的平等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本案交通事故虽发生在2016年5月17日，但一审辩论终结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原审根据2015年贵州省户籍改革制度，按照2015年贵州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能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事故发生在2016年11月1日之前，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8元，由上诉人余勇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陈红梅审 判 员  黄塑希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法官助理  詹 淼书 记 员  刘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