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7）皖1203行赔初2号原告田富涛，男，汉族，农民，1973年7月28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阜阳市，现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委托代理人吕国华，北京国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住所地阜阳市新阳大道9号，组织机构代码00316043-X。法定代表人刘玉建，该管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马志勇，该管委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韩宪生，该管委会法律顾问。被告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5号。法定代表人郭云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杨亚军，该局法制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康海涛，该局法律顾问。被告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阜阳市颍上南路489号，组织机构代码74305981-2。法定代表人宫登峰，主任。委托代理人周晓文，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广友，安徽淮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富涛因与被告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阜阳开发区管委会”）、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阜阳开发区城管局”），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3月23日向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皖12行辖17号行政裁定：本案由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6月2日受理后，于2017年6月5日向三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田富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国华，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马志勇、韩宪生，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杨亚军、康海涛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对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本院另行裁定驳回其对该办事处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富涛诉称，2003年，经阜阳市颍州区计划委员会批准，原告在阜阳市颍州区成立富涛综合养殖场，建设养殖用房。原告不仅取得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且取得了动物防疫合格证，合法经营养殖，赖以为生。2014年10月17日，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告共同拆除了原告的养殖用房。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未告知原告程序权利，未依法通知原告，未依法听取原告的陈述和意见；也未进行证据保全，未对房屋和院落内的设施、物品依法进行清点、转移和保全，毁坏了生产经营设施、设备。总之，原告的房屋完全属于合法建设，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根本不具有拆除原告房屋的职权，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房屋拆除后，原告房屋所在的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行政区划发生变更，原告所在的九里村由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街道划归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街道。原告于2016年8月将本案被告，以及阜阳市人民政府、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阜阳市颍州区城乡管理行政执法局、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街道办事处起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作出（2016）皖12行初172号行政裁定书，以不具有管辖权和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等不属于继续行使其相应职权的行政机关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被告在庭审中承认其共同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其在原庭审中举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其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答辩和辩论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请求责令被告恢复原告的房屋原状。原告提举的证据有：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阜州计综【2003】第125号《关于富涛综合养殖场项目立项报告的批复》的复印件；3、营业执照复印件、动物防疫合格证复印件；4、录像光盘，阜信复【2015】25号《关于田富涛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5、证人证言和航测图等证据复制件证明原告房屋建设于2003年；6、安徽省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2行初172号行政裁定书及开庭录像，受理通知书；证明目的证明原告首次起诉的时间是2016年8月份，是在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及2014年10月17日的两年之内，由于各被告在作出被诉行为时均未告诉原告诉讼权利及起诉期限，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未告知诉讼权利或起诉期限的，自公民知道诉讼权利和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最高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因此原告的起诉完全在法定期限内，被告试图以超过期限未由达到驳回原告起诉目的不成立。被告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田富涛系答辩人下属京九办事处九里行政村村民，其开办的富涛综合养殖场亦位于答辩人辖区内。2006年12月26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第【2006】710号批复同意阜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包括富涛综合养殖场土地在内的69.9816公顷土地；2007年2月12日，阜阳市人民政府发布阜政秘【2007】25号征地通告，公告征收该块土地；2007年3月14日，阜阳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阜阳市国土资源局制作的《阜阳市建设用地征收拆迁补偿标准和实施方案》，此后，针对该地块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的拆迁安置工作陆续实施。2014年2月，阜阳市重点工程项目——宝龙城市广场建设项目需要征收田富涛的养殖场。2014年3月14日，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九里指挥部）、京九办事处和九里村委会等单位联合对富涛综合养殖场进行摸底，根据法律及阜阳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认定田富涛的养殖场合法房屋为1251.32平方米。此后，九里指挥部及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就田富涛的养殖场拆迁补偿问题先后填制了《阜阳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摸底表》、《集体土地房屋附属物调查评估单》、《阜阳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协议书》（两份）、《阜阳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房屋补偿评估单》、《集体土地征收附属物找补表》等。截止2014年10月17日，项目涉及其他被拆迁群众均已签订相应手续。经多次协商，唯独田富涛执意以“借买户口，充抵合法面积”等不合法理由为借口，拒绝签订养殖场拆迁补偿相关协议。2014年7月，经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田富涛有近800平方米违法建筑并责令其自行拆除。但田富涛并未自行拆除。鉴于其养殖场未拆迁，已严重影响项目建设，2014年10月17日，九里指挥部联合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京九办事处、九里村委会等拆除了包括其违法建筑在内的所有养殖场用房。在此期间，九里指挥部先后五次将田富涛养殖场共计1439856元的征地拆迁补偿款（含征地补偿款、房屋及附属物赔偿款、企业经营损失费、企业机械搬迁调试费、旧房回收款、助拆物品损失、简易房补偿款和拆迁奖金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田富涛。关于田富涛诉讼请求的意见答辩人认为依法不能成立。1、根据《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依法征收集体土地及单位、个人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权利。2、答辩人认为，拆除田富涛养殖场符合程序规定。首先答辩人征收其养殖场土地已经得到了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其土地上房屋亦属必然；其次，答辩人按照法律及阜阳市人民政府政策规定在拆除其养殖场期间已经将田富涛应得的各项补偿款发放到位；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8项的规定，在答辩人已经足额给予田富涛各项补偿的情况下拆除其房屋对其合法权益亦未产生实际影响。3、田富涛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六个月内提出”，拆除其房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可见其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4、拆除田富涛的房屋后，田富涛就其房屋被强行拆除及赔偿问题向政府提出信访。2015年10月9日，阜阳市人民政府作出阜信复【2015】25号《关于田富涛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维持了答辩人于2015年7月26日作出的《关于田富涛、秦利信访事项复查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文件精神，法院亦不应受理此案。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田富涛的起诉。被告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举的证据有：1、组织机构代码证，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2、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地【2006】710号批复、阜阳市人民政府政秘【2007】25号征地通告、阜阳市人民政府阜政函【2007】19号《关于阜阳市城市建设用地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的批复》；3、阜政发【2011】7号、阜政发【2013】53号、《阜阳市开发区九里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细则》；4、阜阳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摸底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附属物调查评估表、补偿评估单、找补表、报告、会议纪要、苪彬出具的证明、田富涛本人出具的：“劝拆砸毁物品情况”和指挥部核定的价格各一份、阜阳市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协议书两份等书证；5、颍州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折；6、《关于田富涛、秦利信访事项调查和复查情况的汇报》、《关于田富涛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7、阜政秘237号文件，该证据证明2015年12月28日市政府下发了《关于颍州区部分区划调整批复》该批复将原告所在的九里社区由京九路街道办事处划归清河办事处管辖，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管委会属于主体错误。。被告阜阳经济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辩称，一、2014年6月5日答辩人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收到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移送的公函，公函载明九里行政村小六里庄村民被答辩人田富涛2006年后建房800平方米涉嫌违法建设，移交答辩人依法调查处理。答辩人是依法成立的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答辩人收悉公函后依法立案，经调查取证，查明被答辩人所建800平方米房屋在城市规划区内，但未经规划，显属违法建设，须依法拆除。答辩人于2014年7月2日向被答辩人田富涛依法送达阜开城管限拆【2014】第3113号限期拆除决定书，限被答辩人即日自行拆除违法建设800平方米，被答辩人拒不自行拆除，将依法强行拆除，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被答辩人拒不执行拆除决定自行拆除违法建设，2014年10月17日答辩人配合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对被答辩人违法建设依法实施强行拆除。被答辩人是城市规划区内的九里行政村小六里庄村民，其2006年后所建800平方米房屋未经依法规划，显属违法建设，须依法拆除。在被答辩人拒不自行拆除的情况下，答辩人配合相关机构依法对其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有效，依法应予维持。二、被答辩人之诉与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依法应予驳回。首先被答辩人提起本案之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关涉的行政行为是2014年10月17日，至本案被答辩人提起诉讼时，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于超过诉讼时效之诉，依法应予驳回。其次，本案已经信访终结，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案。2015年10月9日，阜阳市人民政府作出阜信复（2015）25号《关于田富涛信访事项复核意见》，维持了安徽省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7月26日作出的《关于田富涛、秦利信访事项复查意见》。客观事实表明，本案已经三级信访终结结案，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此案。最后，被答辩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依法应予驳回。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先后五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答辩人1439856元，足以抵偿被答辩人所诉事实相应损失。纵观事实，客观上并未对答辩人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被答辩人收款后应当息讼，现其坚持诉争，理应返还该款。被答辩人收款后坚持诉讼，于理不合与法不符，显系滥用诉权的恶意诉讼，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涉案答辩人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应予维持，被答辩人之所与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依法应予驳回。敬请人民法院根据客观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之诉，支持答辩人的诉讼主张。被告阜阳经济开发区城管执法局提举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2、《安徽省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3、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证明行政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1、阜阳市城市总体规划图2004-2020；2、现场勘验检查笔录；3、九里行政村证明；4、询问笔录；第三组证据：1、九里及唐郢新村建设指挥部函；2、立案审批表；3、案件处理意见书；4、行政处理决定呈批表；5、限期拆除决定书、送达回执、送达照片；第四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40条、64条；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工委办公室（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涉及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提举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目的有异议，被告不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对证据2认为征地批复具有真实性但不合法，原告没有看到该批复，证明目的不成立，被告所举证据不但不能证明程序合法相反能够证明被诉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既然是征地就应当适用《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有土地管理部门对违法建筑进行认定处理；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合法，证明目的不成立；对证据4摸底表、调查评估单、补偿评估单、找补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上述材料所记载的房屋面积只是政府单方认为的合法面积，除外原告还有被政府单方面认为违法的800房屋面积及300多平的简易房，本案被告在答辩状中承认除其单方面认为合法的1250多平米之外还有800房屋面积及300多平的简易房，对上述材料所包含的房屋价格有争议，对报告会议纪要证明均不具有真实性，证明目的不成立，“助拆砸毁物品情况”及指挥部的核定价格不真实不合法，证明目的不成立，征收协议书不真实不合法，没有原告的签字，证明目的不成立；对证据5认为具有真实性，原告收到了征地补偿，但证明目的不成立；对证据6认为具有真实性，但不合法，证明目的不成立，该材料清楚记载开发区管委会和开发区执法局京九路街道办共同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对证据7认为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没有将证件7作为证据，因为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被告并未将证件7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实际上证据7的证明目的也是不成立的，被告管委会试图用证据7来证明原告告错了应该起诉颍州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认为颍州区政府不属于继续行驶开发区管委会相应职权的机关，不是适合的被告，故裁定驳回了对颍州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如果其适格被告，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有管辖权，在开庭审理后应作出判决而不会驳回原告起诉，该案件不会在今天由颖东区人民法院管辖。。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的质证异议予以反驳，原告认为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举证材料不合法，被告认为这是其单方认为；其次原告认为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将证据7作为依据，不符合该证据的出现时间，原告在诉状中已经明确表述，原告所在的九里社区划归颍州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不是终极裁定，其对该裁定不服，有权上诉，而其不上诉，并不能表明原告就本案另行起诉诉讼主体就一定是正确的。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对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提举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提举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成立，根据《城乡规划法》第68条规定，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能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被告执法局不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部门，无权实施强制拆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工委办公室（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涉及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并无法律解释的权力，他只是全国人大的行政服务机构，不能替代全国人大对法律条款作出解释，因此该意见及相关通知均不具有任何效力，对证据3、4、5、6这些规定只是对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而不是对行政强制权的相对集中，根据这些规定，被告执法局集中了其他单位的行政处罚权，但未集中行政强制权，因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这种强制执行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据1-3，原告认为不真实不合法，证明目的不成立，对证据4真实性无争议，但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房屋建设于2003年，不可能影响2004年以后实施的总体规划，是不是违法建设，应当由阜阳市城乡规划局确认，被告执法局不具有认定违法的权力；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据1-5，原告认为不真实不合法，证明目的不成立，该组证据的证据5并未依法送达原告，对原告不产生效力，按送达回执的记载，被告是因为没有找到原告对决定书进行了留置送达，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留置送达只适用于原告在自己的住所拒收法律文书的情形，未找到原告与原告或原告的家属拒收不是一回事，不是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因此该决定不产生法律后果，此外该决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的房屋建设于2003年即使根据被告的证据也可以知道早在2014年7月21日之前的许多年原告的房屋早已经建成，而该决定书限期拆除的房屋即求原告拆除的是2014年7月2日建设的房屋，显然不是同一回事，由于原告从未在2014年7月2日建设房屋即使该限期拆除决定书送达了原告，原告也根本无法履行，该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房屋不是本案原告诉请赔偿的养殖场；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管委会适用的是征收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拆除原告房屋，被告执法局适用的是城乡规划法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拆除原告房屋，但事实上二被告均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条款规定，被告管委会和被告执法局有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职权；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后，相对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履行的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承有关部门强制拆除，二被告既不是人民政府也不是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有关相对集中处罚权的规定，只是将其他单位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给了被告执法局，而没有把行政强制权集中给他。在本案庭审开始的时候，根据法律程序，应当先由被告陈述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但是被告没有给原告作出书面的强制执行决定，所以在该环节可以看出被告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如《城乡规划法》第68条规定和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如果要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应履行下列程序：1、行政机关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见《行政强制法》34条；2、行政机关作出书面的催告，内容之一是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力，见《行政强制法》35条；3、行政机关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见《行政强制法》第36条；4、在催告书催告的期限内原告仍拒不履行的，有行政机关予以公告，见《行政强制法》44条；5、在催告和公告的期限内，如原告仍不履行，由行政机关作出书面的强制执行决定，见《行政强制法》37条；6、由行政机关依法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见《行政强制法》38条。综合以上条款可以看出，被告严重违反了《行政强制法》有关强制执行的程序。。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对原告的质证异议予以反驳，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有执法人员提供，真实合法，相关法律文书已经合法送达，足以支持被告的诉讼主张。限期拆除决定书上的2014年7月2日的时间是笔误，实际上2006年后建设的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法》第17条第2款规定，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法的相对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说明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的采取相关措施有依据。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对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提举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提举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与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虽然经批准可以开办养殖场，但建设房屋仍然要遵守城市规划区内相关法律的规定；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航测图系复印件，证据来源不合法；对证据六安徽省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2行初172号行政裁定书及开庭录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原告起诉时间距拆除房屋时间不满2年但其起诉时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而其主张的两年时效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有关诉讼时效的解释，该解释随着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而无效。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对原告提举的证据同阜阳开发区管委会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关于富涛综合养殖场项目立项报告的批复》等相关文件不影响违法建设的法律认定；对于诉讼时效，当时的拆除时，原告当时是明知房屋被拆除时知道知诉讼时效，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至房屋拆除时计算当时的诉讼时效是3个月，所以原告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提供的光盘照片航测图无法辨别具体内容，与本案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对二被告的质证异议予以反驳，认为被告的观点不成立，原告提供的光盘照片和被告提交的有关信访的意见有关三被告共同拆除原告房屋的内容是一致的，航测图是原告从征收拆迁指挥部复制出来的，该证据原件保存于阜阳市城乡规划局，庭前原告申请调取，被告对该材料的真实性没有争议，航测图清晰的拍摄出来原告的房屋，充分说明原告房屋最迟在2006年以前已经存在，这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应征，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废止，对于未告知诉讼权利和起诉期限的情形，其有关至知道起诉诉讼权利和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仍然有效。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提取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本院认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合法真实，依法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举的证据7，本院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对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提举的四组证据，本院认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合法真实，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举的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6合法真实，依法予以采信；对证据3中营业执照，真实合法，依法予以采信，动物防疫合格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对证据5，本院认为，缺乏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田富涛的位于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街道办事处九里行政村六庄的养殖场进行摸底登记，摸底表编号为C94。该养殖场位于城南新区的宝龙项目建设区。2014年6月5日阜阳开发区管委会以田富涛养殖场用房涉嫌违法建设为由，将该案移交给被告阜阳开发区城管局查处。阜阳市开发区城管局于2014年7月2日对田富涛作出阜开城管限拆（2014）第3113号限期拆除决定，限田富涛即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田富涛逾期未拆除。2014年10月17日被告阜阳开发区管委会、阜阳开发区城管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养殖场用房予以拆除。2014年6月9日至2015年4月15日期间，当地征迁部门先后5次将原告家庭养殖场共计1439856元的征地拆迁补偿款发放给原告田富涛。田富涛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对其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若需征收拆除，要严格地遵循行政强制法有关程序性的规定进行，即使对违法建筑物的拆除，也要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行政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二被告对原告田富涛的养殖场用房实施强制拆除前虽对违法建筑部分作出了限期拆除决定，但未严格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催告、公告等程序，即对原告的养殖场用房予以拆除，属程序违法。被告拆除原告田富涛家庭养殖场，予以了补偿，含物品损失等补偿均已发放到位。现原告要求责令被告恢复原告的房屋原状，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富涛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登俭审 判 员  张满军人民陪审员  邹旭东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谢彬彬书 记 员  杨 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