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01民终15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强，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萍，海南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梦玲，女，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巨松，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学，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雪强，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刘强因与被上诉人袁梦玲及原审第三人刘雪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8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6）0108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袁梦玲关于偿还借款本金7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袁梦玲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袁梦玲是恶意诉讼，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一、袁梦玲所举的证据无法证实70000元是袁梦玲向刘强出借的款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就袁梦玲向刘强转账的70000元是刘强向袁梦玲所借的款项还是袁梦玲向刘强偿还借款的问题，原审法院以”被告主张该70000元是原告向被告偿还的借款，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被告的该辩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不予认定该70000元是原告向被告偿还的借款。原告向第三人转账支付款项70000元，被告确认其为实际使用人，故原、被告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为借款人。”从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来看，原审法院认定刘强与袁梦玲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原因有：1.刘强认可其是该70000元的实际使用人；2.袁梦玲对刘强关于款项是偿还借款的主张不予认可，刘强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期间袁梦玲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一张汇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袁梦玲对自己的提出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质是实践合同，实践合同除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实物给付。袁梦玲要证明彼此存有借贷合同关系，除了要证明存在合同意思表示一致，还需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交付行为。若举证环节只存”交付”的举证，而不能完成”借款合同成立”的举证，只能证明转款事实，无法证明该”交付”的行为系借款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的承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包括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知，当事人要证明法律关系存在，除需承担”举证”责任，还需要承担”证明”责任。该”证明”是核心，是”举证”行为的目的，仅有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转账事实。袁梦玲若要证明存在借款关系，应当继续举证。而袁梦玲所举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转账的事实，在双方对款项的性质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应当继续履行举证义务，否则应视为袁梦玲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原告在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而该条规定并未对被告抗辩后举证不能的情况作出规定，这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倒置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方，法律对于举证责任的倒置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即使刘强就其抗辩的事实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也不能确定本案涉及的款项是袁梦玲向刘强出借的款项。袁梦玲主张其与刘强之间是建立新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袁梦玲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不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中的”借条”或”借据”等借款凭证，对此，袁梦玲应当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刘强与袁梦玲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但实际上，袁梦玲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要求刘强偿还70000元，证据不足。刘强主张袁梦玲的转账汇款是袁梦玲为了偿还之前向刘强借的款，借据由袁梦玲收回，这一主张符合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中的交易习惯。因此袁梦玲主张款项系其向刘强出借的款项，证据不足，应予驳回。因此，袁梦玲所举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的70000元是袁梦玲向刘强出借的款项及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原审法院的认定明显证据不足。二、袁梦玲是一个不诚信的诉讼当事人，本起诉讼属于恶意诉讼。袁梦玲明知是涉案款项是向刘强偿还的借款，但还是单凭一张银行转账凭证，作出三个虚假说辞。第一次2016年1月14日，袁梦玲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刘雪强；第二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误向刘雪强转了人民币柒万元为由，变更诉讼请求主张刘雪强返还7万元不当得利；第三次也就是本案，袁梦玲以修建祖屋向其借款为由提起诉讼。袁梦玲不仅是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且还是某物流公司的经理，对于个人现金的流向必然会有清晰的认知，不可能无法辨别这七万元是借给刘雪强，还是误转入刘雪强的账户，或是出借给刘强的借款。足见，单凭这7万元的转账凭证，袁梦玲多次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其不是一个诚信的诉讼人，况且为了迎合诉讼还向法庭做出虚假陈述。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袁梦玲的代理人就为何袁梦玲在（2016）琼01民终2308号案件中向法院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明确是误转款项至刘雪强的账户的提问时，明确回答是为了迎合（2016）琼01民终2308号不当得利案件的诉讼。可见，在法庭多次明确诉讼参加人必须诚实诉讼的情况下，袁梦玲是为了达到诉讼的目的，依然任意向法庭做虚假陈述，是不诚信的恶意诉讼当事人。原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确凿证实涉案款项是袁梦玲向刘强出借的款项的前提下，以不诚信的袁梦玲否认刘强关于该70000元是袁梦玲向刘强偿还的借款的主张为由，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明显不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明显不足，袁梦玲是恶意诉讼。故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袁梦玲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袁梦玲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刘强主张该70000元是袁梦玲向其偿还之前的借款，该解释明确规定应当由刘强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而刘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不应采纳刘强的意见。二、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可以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不以具备借款协议或借条为要件。首先，借款当时双方为朋友关系，以口头方式约定借款符合常理。其次，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往往不订立书面合同。原审第三人刘雪强未作陈述。袁梦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强向袁梦玲偿还借款70000元整；2.判决刘强向袁梦玲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5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11月15日的利息为4200元，70000×6﹪﹦42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梦玲与刘强系朋友关系。刘强与刘雪强系堂兄弟关系。2014年3月份，刘强与刘雪强就修建祖屋进行协商后确定，刘雪强为修建祖屋的负责人，刘强支付祖屋修建费用70000元给刘雪强。2014年5月25日，袁梦玲应刘强要求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西路营业所，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刘雪强的银行卡号为×××的账户汇款70000元。庭审中，刘强确认，该70000元系袁梦玲代刘强支付给刘雪强用于修建祖屋的，刘强为该70000元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刘强主张该70000元是袁梦玲向刘强偿还的借款，袁梦玲对此予以否认，但刘强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袁梦玲催讨还款未果，遂于2016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袁梦玲以自己为原告，以刘雪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雪强偿还借款7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受理了该案。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刘雪强申请刘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向袁梦玲进行了释明，袁梦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以不当得利要求刘雪强返还7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琼0108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判决刘雪强返还袁梦玲70000元。刘雪强不服该判决，遂上诉至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袁梦玲主张的不当得利不成立为由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6）琼01民终2308号民事判决，撤销了一审法院（2016）琼0108民初271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袁梦玲向刘雪强转账的70000元是刘强向袁梦玲所借款项还是袁梦玲向刘强偿还的借款的问题。刘强主张该70000元是袁梦玲向刘强偿还的借款，袁梦玲对此予以否认，但刘强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刘强的该辩驳意见应不予采纳，不予认定该70000元为袁梦玲向刘强偿还借款。袁梦玲向刘雪强转账支付款项70000元，刘强确认其为实际使用人，故袁梦玲、刘强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刘强为借款人。袁梦玲、刘强之间未约定还款期限，袁梦玲有权随时要求刘强偿还借款。袁梦玲于2016年1月14日第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还该借款70000元，刘强虽非该案的被告，但在该案中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亦清楚袁梦玲提出偿还借款的事实。故刘强应于2016年1月14日开始向袁梦玲计付利息。袁梦玲主张刘强从2015年11月15日起向其计付利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该时间之前即向刘强主张偿还借款。袁梦玲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即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袁梦玲主张刘强从2015年1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该标准未超过年利率6%的规定。故刘强应偿还袁梦玲借款本金7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4日开始的利息。袁梦玲诉请超出部分利息，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遂缺席判决：一、刘强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梦玲偿还借款本金7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7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袁梦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8元；由袁梦玲负担人民币28元，刘强负担人民币800元。刘强在二审期间提交本院（2016）琼01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强曾经向袁梦玲借款40000元并给袁梦玲出具了《借条》，足以推论如果刘强不向袁梦玲出具《借条》，袁梦玲不可能直接向刘强指定的账户转入70000元，袁梦玲将向刘强偿还借款的银行凭证作为出借凭证，证据不足，属于无中生有。袁梦玲质证称，该判决书是在本案一审诉讼之前就产生的证据，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不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且该判决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与本案无关。刘雪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院（2016）琼01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审理的是刘强与袁梦玲的另一笔40000元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刘强在该案中出具《借条》并不必然也会在本案中出具《借条》，刘强将在该案中出具《借条》的行为也推论为本案成立借款事实的先决条件，于法无据，故本院对其提交该份判决书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袁梦玲与刘雪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袁梦玲向刘雪强转账的70000元是袁梦玲借给刘强的款项，还是袁梦玲偿还刘强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袁梦玲要求刘强偿还借款70000元，刘强认可袁梦玲确曾向刘强指定的刘雪强的账户转入70000元，该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刘强。刘强主张这70000元是袁梦玲偿还刘强的借款，刘强已将借条撕毁，但刘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经借给袁梦玲70000元。刘强提交本院（2016）琼01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该案审理的是刘强与袁梦玲的另一笔40000元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刘强在该案中出具了《借条》，刘强以此推论如果刘强不向袁梦玲出具《借条》，袁梦玲不可能直接向刘强指定的账户直接转入70000元，因此本案袁梦玲主张其借给刘强70000元证据不足。该案涉及的40000元借款与本案的70000元借款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刘强在该案中出具《借条》的行为并不能成为本案袁梦玲借款70000元给刘强的前提条件，两案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且根据袁梦玲的职业，其应当具有出借70000元的经济能力。因此刘强的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袁梦玲诉请刘强偿还70000元借款和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令刘强偿还袁梦玲借款本金7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7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6元，由上诉人刘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梅审判员 陈文红审判员 何姿玲书记员 陈宁婴速录员 杨建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