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7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泰兴路36号1-319号。法定代表人：邓明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长英，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四川法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彪，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文，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行，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都区新都镇国兴建筑机械租赁站，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慈板村*组。投资人：张国兴。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函，男，该租赁站工作人员。上诉人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彪、新都区新都镇国兴建筑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国兴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8民初6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政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将1400000元用于抵扣政达公司欠王彪的租赁费；改判王彪承担超过4%的税费。事实与理由：（一）王彪的《承诺书》及《收条》分别涉及金额1070070元和329930元。政达公司与王彪分别办了委托其他单位付款的手续。王彪《承诺书》上的内容足以说明其愿意收取政达公司对外的债权以抵消政达公司所欠其的租赁费，并承诺其承担一切风险和责任；（二）政达公司与国兴租赁站签订的合同约定政达公司只承担4%的税收，王彪开具的发票是增值税普通发票而非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约定，会使政达公司承担高达15%的税费而非4%。王彪辩称，（一）《承诺书》及付款委托证据所载明内容与本案无关，《收条》不是政达公司所称的债权转让，而是委托付款的意思表示，王彪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承担还款责任的应为政达公司；（二）政达公司与国兴租赁站的合同中并未约定一定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约定了国家税务机关认可的发票。“公司承担税金4%”是指政达公司给付国兴租赁站的一种国兴租赁站开具发票的对价。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国兴租赁站辩称，合同中双方只约定是国家税务部门认可的发票，没有特别要求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政达公司以自己公司性质的变动单方面要求王彪对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毫无道理，且政达公司性质变动后也未就发票一事签订补充协议，也未出具书面通知；政达公司委托王彪收取另一个地方的款项，此委托内容与本案无关。王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政达公司向王彪支付181315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政达公司（甲方）与国兴租赁站（乙方）分别于2012年10月20日、2012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11日签订《施工机械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各一份（合同编号分别为：ZD-JXZL-017、ZD-JXZL-018、ZD-JXZL-016），分别约定：政达公司向国兴租赁站承租型号为225LC-7的现代租赁机各1台、型号为230的日立挖掘机1台，期限分别自2012年10月20日、2012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11日起至政达公司施工不需要截止；租金计算方式均为28000元/月/台（不含税），每月不满20天的按照20天计算，即933元/天，每月若超出实际工作270小时，按实际政达公司现场工作人员签任工作时间、每小时100元计算；增加操作人员的工资标准为每月4000元，不足20天按天计算工资，食宿按政达公司标准执行。并均在《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3、租赁费的结算时间为每月25日双方确认签字的结算单。4、支付方式：乙方依据结算单的结算金额开具国家税务部门认可的有效机械租赁税务发票（公司承担税金4%），甲方在次月15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如甲方遇资金周转不到位，双方可以协商延顺支付日期。……”。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政达公司及国兴租赁站在三份《租赁合同》尾部均兼章，政达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大伟及国兴租赁站委托代理人王彪并均签字确认。后双方分别于2012年10月12日、2012年10月25日、2012年12月25日、2013年1月25日、2013年2月25日、2013年3月28日、2013年4月25日、2013年5月25日、2013年6月25日、2013年7月25日、2013年8月25日、2013年9月25日、2013年11月6日、2013年11月26日、2013年12月28日、2014年1月27日、2014年2月28日、2014年3月26日、2014年5月28日两次（分别结算4月、5月）、2014年6月28日、2014年7月28日、2014年8月28日、2014年10月8日对租金采用累积计算的方式进行结算。其中，2014年10月8日《机械租赁结算单》中显示：上次结算金额为2544221元，本次（末次）结算金额为68931元，开累结算金额为2613152元；该68931元的构成为2013年4月26日至2014年8月25日期间政达公司应按结算金额4%的税率向国兴租赁站支付的税金总和。该结算单上，政达公司负责人处有“李大伟”的签名，国兴租赁站负责人处有王彪签字。一审另查明，政达公司自2013年2月8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彪账户支付共80万元。2016年9月4日，国兴租赁站与王彪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鉴于2012年10月20日、2012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11日国兴租赁站与政达公司签订的《施工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编号：ZD-JXZL-017、ZD-JXZL-018、ZD-JXZL-016），政达公司租赁国兴租赁站挖掘机从事工程施工，至2014年8月结束。经结算，政达公司应付国兴租赁站租金及相关费用2613152元，政达公司已向国兴租赁站支付80万元，尚欠国兴租赁站1813152元。国兴租赁站与王彪协商一致，国兴租赁站同意将上述1813152元对政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王彪，并在该协议签订之日通知政达公司。一审审理中，各方一致确认：政达公司于2013年2月8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王彪账户支付的共计80万元即案涉《租赁合同》中政达公司应向国兴租赁站支付的租金。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施工机械租赁合同》、政达公司《机械租赁结算单》、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债权转让协议书》、当事人陈述等。一审庭审中，王彪为证明其已按约完成向政达公司开具发票的义务，还出示以下证据：1、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发票开据登记单，拟证明王彪向政达公司开具了总额为1150872元的发票、并由政达公司员工李蓬波送达；2、2016年7月29日开具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14张（编号自17659104至17659118）、购买方名称为“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金额共计1393349元，拟证明国兴租赁站（王彪）已按约为政达公司开具了发票但政达公司拒绝受领。政达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并认可收到了上述票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发票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不能达到王彪的证明目的。国兴租赁站同意王彪的举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意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各方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其能否实现王彪的证明目的将在实体处理中进行认定。政达公司为证明已与王彪达成抵扣本案债权140万的合意，还向法庭出具以下证据：1、王彪于2016年1月25日向政达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兹有本人王彪在贵公司成都地铁李家沱站、马鞍北站、九里堤站、华阳北站、滨江路站、熊猫大道等站点机械租赁施工，至2016年1月25日欠余款1070070元未付……贵公司将余款以各站点项目部实际欠贵公司款项相符，并出具委托至安岳县正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人承担一切风险和责任与贵公司无关。”；2、王彪于2016年1月25日向政达公司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机械租赁费329930元……以委托付款方式，实际金额以银行到账为准”，此《收条》尾部除有王彪签字外，还加盖了“金牛区王哥工程机械租赁部”印章。王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且王彪事实上并未基于此收到任何款项。国兴租赁站与王彪的质证意见相同。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王彪同意受让政达公司与案外人的债务，但不能证明该受让行为与本案债务之间的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政达公司与国兴租赁站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合法有效。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已按照累计结算的方式对定期租金价款进行了结算，并于2014年10月8日《机械租赁结算单》中将最终结算金额确认为2613152元，此结算结果应对双方产生拘束力，扣除政达公司已付部分，政达公司还应向国兴租赁站支付剩余租赁费用1813152元。政达公司辩称因2014年5月之后的结算单未盖公司印章故不应产生结算效力，一审法院认为，王彪所出示的结算单据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结算结果之间互相吻合，能够证明双方采用累积结算的方式；虽该部分结算单据上未加盖政达公司印章，但均有政达公司《租赁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李大伟签字确认，且该方式并不违反双方《租赁合同》中关于结算方式的约定，政达公司虽否认李大伟签字的真实性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此该项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政达公司辩称因国兴租赁站未按约履行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故其主张金额中的68931元不应得到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租赁合同》中仅将国兴租赁站开具发票的义务约定为国家税务部门认可的有效机械租赁税务发票，并未进一步指明发票的具体类型，王彪出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国兴租赁站已为政达公司全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应当认定国兴租赁站按约完成了此项合同义务；政达公司称此种开票方式会导致其多承担税金从而违反《租赁合同》中关于政达公司只承担4%税额的约定，而王彪称双方缔约时的本意系由政达公司向国兴租赁站承担代垫税金的4%，结合《租赁合同》内容、双方结算结果及交易惯例，应当认定王彪的主张成立，故政达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本案查明事实，王彪系《租赁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且通过与国兴租赁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方式进一步确认了国兴租赁站与政达公司案涉债权的所有权，此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王彪就受让债权向债务人政达公司提起诉讼，政达公司通过参加本案诉讼活动已明知债权转让的事实且知道履行债务的对象，应视为王彪已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政达公司辩称王彪于2016年1月25日通过向其出具《承诺书》及《收条》的方式向政达公司作出同意抵扣本案债权中140万的意思表示，但所出示的《承诺书》及《收条》内容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王彪主张政达公司向其支付欠付的租金1813152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政达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彪支付1813152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559元，由政达公司承担。如政达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3年6月21日成都市成华区国家税务局审核同意政达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2013年8月1日起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规定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王彪出具的《承诺书》与《收条》是否构成政达公司对所欠王彪债权的抵消；（二）王彪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双方的税费承担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政达公司上诉主张王彪向其出具《承诺书》及《收条》表明王彪同意收取政达公司对外债权1400000元以抵消本案的租赁费,但政达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由王彪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内容无法看出与本案有关联，《承诺书》上载明的1070070元不应从政达公司欠王彪的租赁费中扣除；政达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由王彪出具的《收条》上载明“实际金额以银行到账为准”，王彪主张其并未收到该笔款项，而政达公司也并未提供转账凭证证明王彪实际收到了该款项，故该《收条》载明的329930元不应从政达公司欠王彪的租赁费中扣除。综上，政达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政达公司与国兴租赁站签订的三份《施工机械租赁合同》中均约定“支付方式：乙方依据结算单的结算金额开具国家税务部门认可的有效机械租赁税务发票（公司承担税金4%）”。对于“公司承担税金4%”，政达公司和王彪理解不同。政达公司主张合同约定其只承担4%的税费，而王彪开具的发票是增值税普通发票而非增值税专用发票，会使政达公司承担高达15%的税费而非4%，因此王彪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符合约定。王彪主张此约定并非政达公司只承担4%的税费，而是指国兴租赁站或王彪代垫税费后，政达公司向其支付代垫税金的4%作为其代开具发票的对价。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三份合同中均未明确约定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次，三份合同均签订于2012年，而政达公司于2013年8月1日方获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参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第22号）的规定，政达公司在获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后方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在签订三份《施工机械租赁合同》时政达公司尚未取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政达公司于2013年1月至6月，即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前，陆续签收了由国兴租赁站（王彪）出具的总额为1150872元的发票。在此后才不认可王彪其后开具的1393349元增值税普通发票，由此可得出政达公司并非因合同约定而拒绝接受增值税普通发票，政达公司对“公司承担税金4%”的解释明显不合理。在政达公司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后，其也并未与国兴租赁站或王彪就必须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达成新的合意。故，王彪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对政达公司要求王彪承担超过4%的税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18元，由上诉人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宇健审判员  陈进梅审判员  罗健文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何鸿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