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7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起，男，1952年4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锦旗厂退休工人，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8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号。法定代表人：刘新民，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健，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号。法定代表人：辛有清，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茵，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立起、王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以下简称友谊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5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立起、王玲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们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友谊医院的护士在给患者换药时剪破患者皮肤，引起患者感染，导致患者血糖升高，应承担次要责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对患者用药过量，过度治疗，非法行医，实习医生给患者过量注射胰岛素，导致患者低血糖，引起昏迷。患者对阿司匹林过敏，但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用药中含有阿司匹林。2011年5月21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没有等待皮试结果就给患者注射青霉素，不排除青霉素过敏导致患者死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给患者使用阿托品不当，当时患者正在发烧，院方用药加重患者高热，促进患者死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给患者使用肾上腺素不当，对糖尿病患者有害，病历中没有记载注射速度和时间，不排除患者因此受到伤害。2011年5月15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给患者褥疮做手术不当，导致患者高血糖，和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辩称，我院同意一审判决，王立起、王玲提出的质疑在一审中均已提到并确认。病历确实存在瑕疵，但是对诊疗结果没有影响，鉴定意见对此也有结论。一审判决是适当的。友谊医院辩称，我院同意一审判决。我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常规，一审中王立起、王玲明确不再申请鉴定，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我院对于患者死亡没有责任。王立起、王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友谊医院共同赔偿如下损失。1．死亡赔偿金759200元（按照法律规定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方法计算，按照80%主张）；2．精神损害抚慰金55000元；3．医疗费36500元；4．丧葬费38000元；5．交通费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闻建迎（1954年2月16日出生，以下简称患者）系王立起之夫、王玲之母。2011年5月14日患者在友谊医院就其褥疮进行换药。5月15日9时患者在王立起的陪同下就诊于友谊医院急诊。根据急诊病历记载，其主诉“近5天不认人，血糖测不出”，病史记载“近1月体重明显下降”，既往史“06年CT，右侧偏瘫”、“DM、骨折、褥疮”，体征“神志模糊、双肺呼吸音粗、HR90次/分、律齐、舟状腹、双下肘不肿”，（初步诊断）主要诊断“糖尿病酮症？”，化验检查及结果一栏记载“尿常规、ECG、血RT、血气、P2+P3、DIC”。处置一栏记载“家属要求转往北大医院进一步诊治，签字”，王立起在该句话下端签字。当日患者由友谊医院转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就诊，初步印象：“意识障碍待查、糖尿病高渗性昏迷、Ⅱ型糖尿病、陈旧脑梗死、双下肢骨折”，收入急诊病房住院治疗。入院后医院给予患者胰岛素治疗、补液、加强营养以及应用抗生素药物等。患者入院后持续处于意识障碍状态，呼之不应，经临床行头部CT检查示多发性陈旧性脑梗塞，未见新发脑梗病灶出现。5月17日患者出现排黑便现象，提示消化道出血，予以对症药物效果不明显。5月18日患者呈现恶病质状态，双下肺出现湿罗音提示肺部感染。此外，左肘部皮下肿块不断增大，局部温度升高。5月21日行穿刺检查表明皮下脓肿形成。5月22日18时患者双瞳孔对光反射略迟钝，右足面略肿，间断排暗红色血便。5月23日凌晨起患者血压下降，出现呼吸衰竭现象，临床予以血管活性药物等进行抢救治疗，但持续至5月23日上午仍效果不佳，于10时20分宣布临床死亡。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王立起、王玲称因不懂医学，故未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出尸体解剖。北京大学第一元称王立起、王玲在患者死亡时未对死亡原因提出异议，故未进行尸体解剖。关于患者死亡原因，王立起、王玲认为主要因药物中毒、药物过量导致消化道大出血死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给出的死亡诊断为：Ⅱ型糖尿病、糖尿病高渗昏迷、糖尿病酮症、肺部感染、多发褥疮合并感染、泌尿系感染、左臂脓肿、下消化道出血、陈旧性脑梗塞双下肢骨折、恶液质。本案在王立起、王玲立案之前，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法院组织各方进行立案前鉴定。在对各方作为鉴定依据提供的病历材料进行质证过程中，王立起、王玲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供的患者在该院急诊留观期间的病历中2011年5月15日、5月22日病历记录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对上述病历记录是否为原件，其中“王立起夫妻关系”以及“明天做王立起”的字迹是否直接书写在该页记录纸上进行物证鉴定。经随机确定鉴定机构，由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上述鉴定。2012年5月22日，该鉴定单位出具鉴定报告，其中鉴定意见为：1．检材中2011年5月15日医生记录右面的“王立起夫妻关系”字迹是直接书写在该页记录纸上；该页记录纸是原件。2．检材中2011年5月22日医生记录下方的“明天做王立起”字迹是直接书写在该页记录纸上；该页记录纸是原件。王立起、王玲对上述鉴定意见不认可，但未提供充分理由或相反证据；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认可。物证鉴定结束后，王立起、王玲申请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经随机确定鉴定机构，由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在委托鉴定过程中，王立起、王玲对患者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期间病历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坚持要求法源鉴定中心就其对病历真实性提出的异议先行进行鉴定。法院组织各方就上述病历进行质证，并结合质证情况向法源鉴定中心提供了法院对各方上述争议的初步认定意见，委托法源鉴定中心结合王立起、王玲所提异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回复以及法院的认定意见，确定王立起、王玲所提异议是否成立，瑕疵病历是否影响该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2015年6月20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病历争议以及医疗过错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主要结论性意见摘要如下：1．王立起、王玲所提的异议：（1）急诊留观病历之中入院具体时间记载以及职业、陪送人等问题；（2）入院初步诊断双下肢骨折问题；（3）入院时对褥疮的检查问题；（4）入院后液体入量大于出量问题；（5）西咪替丁药物未能在医嘱中记载问题；（6）护理单之中部分数值记载涂改问题等可以得到认定。2．以上审查表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历书写存在瑕疵，但该瑕疵病历对于本案医疗过错鉴定并没有产生影响。3．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能实施尸体剖验和血液中药物浓度检测，因此对于其持续性昏迷、消化道出血以及是否药物过量等涉及疾病性质、诊疗行为评价问题无法予以明确，也致使鉴定难以评价医院过错行为对其病情加重及最终死亡结果具有何种程度影响。法源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还结合病历资料，指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存在以下医疗过错：1．根据整形科会诊意见，说明患者双侧髋部和褥疮程度严重，范围较大，已经出现多量的无生机组织（提示坏死）和继发感染情形；也提示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患者入院时对其褥疮的临床检查不细致。该褥疮程度表明一方面在入院前已经形成，与患者自身罹患糖尿病及治疗控制效果、右下肢骨折、家中护理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入院后未对褥疮予以仔细检查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未能及时处理对患者病情加重具有一定影响。2．根据体温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患者入院后液体的出入量方面未能达到有效的平衡，液体入量明显大于出量，进一步加重患者水肿的程度和治疗上的难度。3．5月22日病程记录记载“6pm”时患者体温39.6℃，而体温表记载下午6点体温为39.2℃。本次鉴定认为无论体温系39.6℃或39.2℃，患者发热致体温超过39.0℃，患者发热致体温超过39.0℃是无争议，属于高热范畴，具有退热的治疗必要性。鉴于患者已经出现消化道出血情形，故退热尽可能避免使用解热镇痛类退热药物。医嘱记载显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予以赖氨匹林注射液0.9退热治疗，但患者仍有间断排血便，故应尽量不使用赖氨匹林注射液。虽然病历中记载已向患者方交待应用此药物具有加重消化道出血的风险，但法院委托函件已经明确说明，医院应当有书面告知并经患者家属签字。目前因病历中缺乏具有患者家属签字的书面告知文书，医院主张无证据支持。但因仅使用一次该药物进行退热，且剂量较低，故对于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加重程度无法评价。法源鉴定中心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认为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1）入院前糖尿病疾病已经加重，且未规律性用药和监测，患者呈现进行性消瘦；（2）入院前一天血糖升高至测不出而予以特殊处理；入院前四小时（2011年5月15日晨起后）发现患者呼之不应，具体昏迷时间不详，120来诊测血糖高至测不出，提示发生高血糖危象的情形，说明患者昏迷与高血糖发生具有直接的关联；（3）患者入院前具有骨折病史，以及卧床出现的褥疮感染，对于血糖显著升高、病情加重昏迷具有诱发、加重作用；（4）患者左肘部皮下组织脓肿的不断增大和病情加重，对于其住院期间血糖控制难度和病情缓解不佳，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5）患者存在营养状况不佳、低蛋白症，对于病情改善不利；（6）临床治疗上存在问题，例如褥疮的处理迟缓、输入液体量明显多于出量等。法源鉴定中心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于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如下：现有病历记载患者入院前出现意识障碍，且出现具体时间不详；入院后患者持续处于意识障碍状态经治疗无明显改善，并出现消化道出血。由于患者死亡后未实施尸体剖验，对于其持续性昏迷、消化道出血的确切原因，不能在病理学上得到明确；且死亡后也未能进行血液中药物浓度检测，以致鉴定无法评价是否存在药物过量以及医院诊疗方面存下的过错，对患者病情未能改善及最终死亡结果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上述鉴定作出后，王立起、王玲对法源鉴定中心在鉴定报告中对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品使用不当、药品过量与患者死亡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证提出异议，并提供药物西咪替丁说明书一份，以此证明患者使用该药物无适应症，且副作用会加重患者出血状况及精神紊乱。法院致函该中心要求进行回复。法源鉴定中心在书面回复中的主要意见为：1．临床医嘱显示5月22日7时、18时20分两次运用艾比西（赖氨匹林）900mg，但由于未能实施尸体剖验，对消化道出血的原因以及消化道粘膜（胃、肠粘膜）有无自身疾病及粘膜糜烂，持续性昏迷以及有否药物过量均无法评价，即二次用药对于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加重程度仍然无法评价。2．病历记载患者药敏史（-），虽王立起、王玲提及抗生素过敏之争议，但该争议事实本次鉴定无法评价。就病历记载病情而言，未见具有药物过敏性休克致死的情形。3.西咪替丁的药物说明书指出本药为慎用，而非禁用，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故临床运用符合药物说明书的原则要求。另外，根据药物说明书本药需长期用药或加大剂量时可出现不良反应，其中精神紊乱多见于老年人，但本案患者未见精神紊乱表现，且病历之中未见西咪替丁长期用药或加大剂量用药情形。4.沐舒坦药物具有稀释痰液，促进排痰药理作用，临床上常用于昏迷病人的协助痰液排出，避免痰液坠积所致肺炎或痰液淤积浓缩形成痰栓所致窒息。故对于本案患者持续性昏迷情形，运用此药具有适应证。5.关于尸检等质询问题。药物过量的判定，从鉴定的专业要求上经测定鉴定液药物浓度，以明确是否药物过量以及过量浓度（治疗量、中毒量、致死量等）。本次鉴定无法依据各种药物用量进行推定或判定药物过量之争议。针对法源鉴定中心上述鉴定意见，王立起、王玲不认可鉴定报告中关于部分瑕疵病历对病情、对医疗行为判断没有影响的意见，认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品使用不当、药品过量导致患者死亡，不一定只能通过死亡后的药物浓度检测以及尸检才能确定，并坚持对病历真实性的异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认为：根据医嘱单、护理记录可以显示医生对患者褥疮进行了相应检查，鉴定人仅是推断，缺乏相关依据。尽管体温单与护理记录对出入量记载有误差，但应以护理记录为依据。鉴定报告中对于医疗过错、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属于法院委托的鉴定事项。友谊医院对鉴定意见无异议。上述鉴定完毕后，经法院释明，王立起、王玲、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均表示不再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王立起、王玲提供患者至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急救费票据，金额共计145元；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留观期间医疗费、挂号费票据，金额共计36341.59元；至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的救护车费，金额共计120元。本案物证鉴定费4200元由王立起、王玲垫付，法源鉴定中心收取北大医院鉴定费12000元。王立起、王玲就其主张的其他医疗费、交通费未提供证据。另查明：1．患者生前为城镇户籍。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859元，年平均工资为85038元。2．本案开庭过程中，王立起、王玲提供北大医院临时医嘱复印件1份、2011年5月15日X线诊断报告单1份、2011年5月17日、5月19日超声报告单复印件各1份。王立起、王玲认为：上述病历复印件系2011年5月底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供，有以下内容与原件不符：（1）报告单复印件均无医生签章；（2）临时医嘱单复印件中没有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医生以外的其他医生签章；（3）临时医嘱单复印件中5月15日22时医嘱没有“取消”字样以及该字样旁边医生的签字。王立起、王玲认为上述病历材料原件不真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认为：王立起、王玲复印病历时尚未加盖人名章，待最后整理病历时才加盖。临时医嘱单原件中添加“取消”以及医生签名，说明该医嘱未执行。该条医嘱无执行时间和护士签名也说明医嘱未执行。经查明，王立起、王玲指出的上述病历材料原件与复印件不符的情况的确存在。医嘱单原件中5月15日22时医嘱内容为“50%葡萄糖20ml加入5%葡萄糖500ml中”，该条医嘱下端有“取消”以及医生签名字样，该条医嘱执行时间、执行护士签名均为空白。上一条医嘱的时间也是22时，医嘱内容为“50%葡萄糖80ml加入5%葡萄糖1000ml中”，该条医嘱书写了执行时间“22:00”并有执行护士签字。3．本案开庭过程中，友谊医院提供患者于2011年5月14日、5月15日就诊时的临时医嘱单，记载5月14日均有血气化验、头颅平扫等医嘱，但无交费记录和检查记录，证明患者未按医嘱进行检查。王立起、王玲不认可该医嘱单的真实性，并于庭审结束后提供患者2011年5月14日在友谊医院就诊的医疗费票据复印件，其中收费项目包括换药以及各种敷料，金额为235.76元。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病历资料、鉴定意见应当作为法院认定医疗损害责任的重要证据。法源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对瑕疵病历、医疗过错、患者的病情加重的原因以及医疗损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鉴定意见，王立起、王玲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供的患者在急诊留观期间的病历真实性所提部分异议可以得到认定，但瑕疵病历并不影响对于本案医疗过错的鉴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存在对患者褥疮临床检查不及时、液体入量明显多于出量、使用赖氨匹林注射液不当等医疗过错，其中前两项过错对患者病情加重具有一定影响。关于患者的病情加重的原因，除上述两项医疗过错，还与患者入院时褥疮感染、血糖显著升高、皮下组织脓肿不断增大、营养状况不佳、低蛋白症等自身原因有关。关于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则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能实施尸体剖验和药物浓度检测，导致无法进行评判。尽管王立起、王玲及北大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提出异议，但尚不足以推翻鉴定意见，法院认定上述鉴定意见的证明力。由于进行尸体剖验以及药物浓度检测需由患者家属及时向医方提出对患者死因之异议，本案中王立起、王玲并未及时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出，故王立起、王玲应当对无法通过医疗鉴定来认定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因果关系承担不利后果。但是考虑到医疗过错对患者病情加重所具有的不利影响，且患者入院时间较短即死亡，患者自身病情的严重程度等关键因素，法院认为医疗过错对患者死亡具有轻微影响，据此认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应当按照20%的比例赔偿患者死亡给王立起、王玲造成的合理损失。针对王立起、王玲在医疗鉴定后提出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供的检查报告、医嘱单的异议，法院认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病历书写规范规定的时间之后又对病历添加医生签章、医嘱内容，不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但是添加医生签章并不导致相关病历不真实。添加“取消”字样的医嘱，从添加之前该医嘱内容上分析，由于未填写医嘱执行时间，没有执行护士签名，且同一时间使用相同药物的医嘱已经执行，故可以确认被添加内容的医嘱并未实际执行。因此尽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添加病历内容的行为违规，但不影响相关医疗行为的真实性，亦不对法院认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构成影响。由于各方明确表示不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王立起、王玲认为友谊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故对于王立起、王玲要求友谊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患者至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急救费以及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留观期间医疗费、挂号费，应视为医疗过错造成的合理医疗费。患者至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的救护车费，应视为医疗过错造成的合理交通费。王立起、王玲未提供患者在友谊医院支付医疗费的票据原件，就其主张的其他交通费未提供证据，法院均不予支持。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患者生前户籍情况以及死亡时的年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丧葬费应当根据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王立起、王玲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数额不符合上述计算方法，法院不予支持。以上经法院确合理的各项损失，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按照20%的比例向王立起、王玲进行赔偿。因患者死亡给王立起、王玲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为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应当赔偿王立起、王玲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医疗损害程度等因素酌定为20000元。本案进行的物证鉴定结果不利于王立起、王玲，鉴定费应由王立起、王玲负担。医疗损害鉴定认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存在病历瑕疵以及医疗过错，故法院判决相关鉴定费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负担。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赔偿王立起、王玲医疗费七千二百九十七元三角二分、交通费二十四元、丧葬费八千五百零三元八角、死亡赔偿金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以上共计二十四万七千二百六十一元一角二分。二、驳回王立起、王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未就本案事实提交新的证据。王立起、王玲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均确认患者系单下肢骨折，而非双下肢骨折。王立起、王玲对一审法院确定的医疗费数额没有异议，仅对赔偿比例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本案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委托法源鉴定中心对患方所提异议是否成立，瑕疵病历是否影响本案医疗过错进行鉴定。法源鉴定中心受理法院委托后，依法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历书写存在瑕疵，但该瑕疵病历对于本案医疗过错鉴定并没有产生影响，同时，法源鉴定中心结合病历材料，指出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存在对患者褥疮临床检查不细致等医疗过错。虽然王立起、王玲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对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鉴定意见书，故该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立起、王玲要求友谊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承担侵权责任，其应当就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王立起、王玲虽然提交了友谊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历材料，但是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友谊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成立，此种情况下，王立起、王玲可以申请由专门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以完成其举证责任。在鉴定意见已经确认瑕疵病历对于本案医疗过错鉴定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王立起、王玲又以病历材料存在瑕疵为由未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因之前的病例评估鉴定意见已经指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该医疗过错对患者病情加重所具有的不利影响，且患者入院时间较短即死亡，患者自身病情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认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应当承担20%的侵权赔偿责任，无明显不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亦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王立起、王玲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关于医疗费，因王立起、王玲仅是对赔偿比例有异议，对于一审法院确定的医疗费数额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交通费，王立起、王玲未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根据患者救护车费的数额予以赔偿，并不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核算，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考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存在的过错以及责任比例，酌情确定为20000元，未明显低于通常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应当按照20%的比例向王立起、王立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因王立起、王玲未提交证据证明友谊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驳回王立起、王玲要求友谊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立起、王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92元，由王立起、王玲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磊审判员 白 松审判员 刘慧慧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增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