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终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伟琦，女，汉族，1965年5月20日出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代理人：张苏香，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生，男，汉族，1967年4月17日出生，住临汾市。委托代理人：关志清，山西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龙城大街聚海物流院内。法定代表人：齐红，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建设南路586号昌盛双喜城商业S1-01商铺。法定代表人：李金生，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太原银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高新区平阳路127号。法定代表人：李金生，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三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苏香，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闫伟琦与被上诉人陈文生及原审被告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赛瑞公司）、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桥公司）、太原银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闫伟琦的委托代理人张苏香，被上诉人陈文生的委托代理人关志清，原审被告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太原银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苏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原告陈文生与被告闫伟琦有多年的经济往来。2015年12月30日，经双方结算，三被告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分别给原告出具了四份借据,分别是520万元一张、700万元一张、530万元一张、280万元一张。审理中，四被告对520万元借据及700万元借据的真实性及所载内容不持异议，亦认可该两笔借款是针对借款本金所出具的。对530万元的借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借据中的明细部分第3项即”2015年4月13日的380万元”中，包含有利息90万元，本金应为290万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原告陈文生对此予以否认。对于280万元借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借据中的明细部分载明”明细1、2015年12月30日前欠息150万元。2、2015年12月30日前欠130万元”。审理中，四被告认为该280万元不是借款，其中150万元是欠息形成，130万元是其他经济往来，并非借款。原告陈文生认为该280万元是利息。2016年5月31日，四被告闫伟琦、红桥公司、奔赛瑞公司及银光公司共同给原告出具一承诺书，承诺书中第二部分载明了”因闫伟琦、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向陈文生借款贰仟零叁拾万元（2030万元），承诺人太原银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审理中，四被告对该承诺书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2030万元并非全部都是借款。另查明，被告闫伟琦于2016年5月7日给原告陈文生出具两份借据，分别载明”今借到陈文生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元）此款系太原奔赛瑞闫伟琦2016年5月7日””今借到陈文生人民币壹佰陆拾叁万叁仟元（1633000元）此款系太原红桥公司在2016年5月7日前发生的费用闫伟琦2016年5月7日”，2016年5月15日，被告闫伟琦又给原告陈文生出具借据一张，载明”借款．今借到陈文生人民币壹佰柒拾伍万元整，￥1750000元，其中2016年元月一5月份，不计息。身份证×××闫伟琦2016年5月15日”。审理中，四被告对该三张借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双方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不应计入借款本金，三张借据均与借贷关系无关，是闫伟琦与陈文生其他经济往来经结算后出具的三份借据，并非借贷关系，不应在本案中解决。但对其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告陈文生主张，该三笔借款也是陆续借款后经结算出具的借据。同时对被告主张的该三份借据并非借贷关系，原告陈文生认为，被告应负有相应举证责任，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如法庭释明后，当事人接受仍然可以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处理，故认为被告的抗辩意见不成立。审理中，四被告提供8页证据，主张其中有6页是由被告闫伟琦亲自书写的，是历年来闫伟琦自己记录的给原告陈文生的还款明细，还的都是利息；还有两份是转款记录，还的也是利息。原告陈文生认为前6页证据相当于当事人陈述，如无证据证明，不应予以采信；其余两份支付凭证是发生在2015年12月30日结算之前，与本案无关联性。另审理中，原告主张依据双方约定及前期的利息结算及双方的交易习惯均可认定双方之间是约定有利息的。四被告认为，之前的借款确实有利息，但是都有书面约定，正是因双方多年来还的利息已经基本与借的本金相持平了，被告目前经济状况又十分不好，双方于2015年12月30日重新确认了借款数额，并且免除了利息，故四份条据中并未注明利息。对于之后的388.3万元，因本身就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对其他经济往来债权债务的确认，不应计算利息，也不应在本案中解决。同时，四被告还主张，在2015年12月30日之后给过原告陈文生两辆车，但不是陈文生本人名字，并提供两份购买方为”齐海水”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原告陈文生认为，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购车人为”齐海水”，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齐海水与原告存在关联性，故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针对双方之间2015年12月30日后有无还款行为，该院要求双方在庭审后五个工作日内递交相应证据，但双方均未在规定时间内再行递交证据。结合审理中原告陈文生曾经给该院提供的其与被告闫伟琦的银行交易流水可知，2015年12月30日后，被告闫伟琦分别于2016年1月4日转给原告陈文生5万元，2016年3月6日转7万元，2016年3月18日转260612元，总计380612元。原审认为，在本案中原告陈文生主张债权的凭证主要系由四份总计2030万元的借据及三份总计388.3万元的借据构成。审理中，四被告对2015年12月30日出具的总计2030万元的四份借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只是认为该2030万元中不全部是借款本金，还有一部分是对利息结算后出具的借据。对此，该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对有部分借据系由结算利息后出具这一事实均无异议，只是对具体哪部分是本金哪部分是利息有异，本案在审理中，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之后的利息结算超过年利率24％，故原告陈文生主张的该2030万元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依法应予保护。三被告闫伟琦、奔赛瑞公司及红桥公司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388.3万元的三份借据，审理中，被告闫伟琦对该三份借据不持异议，只是认为该388.3万元系双方之间因其他经济往来结算后出具的，并非借贷关系，但对该主张，被告闫伟琦未提供相应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被告闫伟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持的该三份借据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故其依法应负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理由该院不予认定。该388.3万元应依据借据内容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借贷款项，被告闫伟琦应予归还。对于出借款项的利息认定，审理中，原告陈文生主张双方约定有2％月息，四被告在答辩中也认可，双方在2015年12月30日结算前的借贷关系按照2％、2.5％、3％的月息支付利息，并认为，截止2015年12月30日共支付给原告陈文生利息15067952元。只是后期因经营状况不佳双方约定不再支付利息。但审理中，四被告对后期约定不再支付利息这一主张未提供证据。结合上述查明可知，双方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的借贷过程中，约定有不低于2％月息的利率，该约定应视为双方借贷过程中的一种交易习惯，依法应予认定，且该约定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即”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利息请求予以支持。另查明，四被告于2015年12月30日之后曾给付原告380612元，该款项应在利息中予以扣除。被告银光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一承诺书，承诺对三被告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向原告陈文生的203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该承诺系其自身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银光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依法成立。被告银光公司应对该203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三被告闫伟琦、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文生借款本金203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31日起计，利率按2％月息计算至归还完毕之日止；扣减已付利息380612元)。二、被告太原银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闫伟琦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偿还原告陈文生借款本金388.3万元及利息(其中213.3万元借款本金自2016年5月8日起计算利息；175万元借款本金自2016年5月16日起计算利息；利率均按2％计算至归还完毕之日止)。四、驳回原告陈文生的其它诉讼请求。闫伟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和第三项。二、依法改判上诉人闫伟琦与一审被告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陈文生借款及利息1991.9388万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合理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截止至2015年12月30日，上诉人闫伟琦及一审被告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欠陈文生借款本金为1660万元，利息370万元，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亦对其中的280万元是利息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地认定上诉人欠陈文生借款本金203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0日对账，对二人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上诉人以四张”借款”条的形式确认欠被上诉人陈文生借款本金和利息总计2030万元，其中280万元的借款条上明确记载为利息，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对此亦予以认可。其中530万元的借款条中其中的90万元为利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90万元为本金，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但是一审法院却违反《证据规则》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0日对账时约定上诉人不再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且四张借款条中亦未约定利息，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从2015年12月31日起上诉人应当按照交易习惯2％月息计算利息，这一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上诉人于2016年出具的三张借条共计388.3万元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纠纷，应当另案处理，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转款凭证的情形下，将此款认定为借款，并要求上诉人按月利率2％承担利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在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形下，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依交易习惯确立双方之间的借款利率为2％，应当适用该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本案中，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0日给被上诉人出具四张借款条，是对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并没有发生新的借贷，在此四张新的借款条中并未约定利息，视为双方约定上诉人不再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是针对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院综合交易习惯来确定利息，而并不是针对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故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让上诉人按照年利率2％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认定，此系对法律的误读，系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于2016年出具的三张借条共计388.3万元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纠纷，不应当与民间借贷纠纷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将两个法律关系置于同一案件中一并审理，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针对的是一案在只有一个法律关系的情形下，法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变更案由，按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而本案被上诉人的诉求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个是388.3万元的股权纠纷，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文生也承认了该388.3万元系股权纠纷，依照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不能在同一诉讼中合并审理，也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而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合并进行审理，系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误读，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陈文生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的观点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原审被告陈述意见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闫伟琦提交以下证据：1、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2016年5月7日，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6年股东会决议；3、2016年3月29日，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给被上诉人陈文生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号码00686454；4、2016年3月30日，被上诉人陈文生的提车证明；5、陈文生购买红旗轿车交接单；6、2016年9月8日，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齐海水的《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发票号码00020654；7、2016年9月8日，太原奔赛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齐海水的《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发票号码00020655；8、2017年2月14日16时30分，闫伟琦与陈文生的电话录音。证据1-7，证明：1、陈文生系红桥公司的隐名股东，也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占有公司70%的股权，其股权代持人为杨青；2、闫伟琦系红桥公司的隐名股东，占有公司30%的股权，其股权代持人为刘民生；3、陈文生从太原红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走一辆2.0T豪华型轿车一台，车架号×××，车辆价格为24万元；4、陈文生以齐海水的名义在奔赛瑞公司提走了两辆红旗牌轿车，每辆价格24万元，共计48万元。陈文生提取该车辆并未实际支付购车款；5、闫伟琦于开股东会当天即2016年5月7日出具了两张条子，2016年5月15日出具的条子，共计388.3万元，及陈文生提走的三辆红旗牌轿车均系闫伟琦与陈文生之间的股权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当将两个案件进行合并审理。证据8，证明（1）闫伟琦与陈文生于2015年12月30日对账时约定不再向陈文生支付利息；（2）从2015年12月30日之后，所还的钱全部计入本金。被上诉人陈文生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陈文生是隐名股东，无关联性。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陈文生的职责是为公司借钱，并不是所谓隐名股东。证据3、4、5只能证明陈文生在公司购买了汽车，不能证明陈文生与公司有债务关系。证据6、7只能证明齐海水在公司购买过车，不能证明其买车和陈文生有关系。证明8电话录音非经陈文生同意，不具有合法性，且内容宽泛，有以偏概全的内容，并不能证明陈文生放弃利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偿还陈文生借款的数额及应否按月率2％支付利息；闫伟琦是否应偿还陈文生388.3万元。关于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偿还陈文生借款的数额及应否按月率2％支付利息。2015年12月30日，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向陈文生出具了共计2030万元的四张借据，分别是520万元一张、700万元一张、530万元一张、280万元一张。对于520万元借据及700万元借据，闫伟琦认可该两张借据是针对借款本金所出具。对于530万元借据，闫伟琦上诉主张该借据记载的明细3、2015年4月13日380万元，其中有90万元为利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对于280万元借据，闫伟琦上诉主张该280万元为利息，并提出一审时陈文生认可该280万元是利息。二审庭审陈文生本人辩称借据上明确写明欠息150万元，并没有写欠息130万元，可以证明只有150万元是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陈文生二审辩称与该借据明细载明的”1、2015年12月30日前欠息150万元。2、2015年12月30日前欠130万元”内容相符,而上诉人闫伟琦并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280万元是利息。综上，上诉人闫伟琦提出四张借据共计2030万元款项中，本金为1660万元，利息为370万元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部分借据是由利息结算后出具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上诉人闫伟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利息结算超过年利率24％，故原判认定陈文生主张的2030万元应为后期借款本金并无不当。据此，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应偿还陈文生借款的数额为2030万元。对于借款利息，闫伟琦上诉主张四张借据并未约定利息，不应再支付利息，并提供一审判决后闫伟琦与陈文生的电话录音，证明2015年12月30日之后的借款不再支付利息。陈文生辩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并提出2016年5月15日闫伟琦给其出具的175万元借据，可以证明在借据上不计息是要写明的，2015年12月30日四张借据上没有写明不计息，应当计算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闫伟琦与陈文生的电话录音，未明确哪笔借款不计息，故不能有效证明2015年12月30日之后的借款不再支付利息。而从2016年5月15日闫伟琦给陈文生出具的175万元借据来看，确实存在双方对不计息在借据上写明的情况。另闫伟琦认可在2015年12月30日结算前向陈文生支付过利息，而对于2015年12月30日之后的借款，同样用于商业经营的大额借贷亦约定利息，符合常理。从闫伟琦认可在2015年12月30日结算前按照2％、2.5％、3％的月息向陈文生支付利息来看，原判认定双方在借贷过程中有约定不低于2％月息的利率的交易习惯，进而对于陈文生主张按月率2％支付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故闫伟琦、奔赛瑞公司、红桥公司应按月率2％支付利息。关于闫伟琦是否应偿还陈文生388.3万元。闫伟琦对向陈文生出具388.3万元的三张借据不持异议，但上诉主张双方之间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是股权纠纷，不应在本案审理。陈文生辩称三张借据是闫伟琦陆续借款经结算后所出具，双方之间系借贷纠纷。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闫伟琦虽在二审庭审中提供了红桥公司2016年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但并不能证明三张借据系因双方股权纠纷而出具，故原判依据借据内容认定388.3万元为双方之间的借贷款项并无不当，闫伟琦应予偿还。综上,闫伟琦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909元，由上诉人闫伟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邱国义审判员董晓华审判员徐玉厚二○一七年八月八日书记员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