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初755号原告：刘承英（YUSUNGEUN），1963年1月25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蔚，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琴台支行，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羊正街14号。负责人：张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茂乔，男，198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绵竹市，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开燕，女，199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刘承英与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琴台支行（以下简称琴台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承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蔚、琴台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茂乔、付开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承英恳请人民法院判令：1、琴台支行赔偿刘承英经济损失17214.72元；2、琴台支行承担误工费、交通费1000元。事实与理由如下：刘承英于2015年12月在琴台支行开办了储蓄卡（卡号为62×××01），与琴台支行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2017年1月14日晚8点36分到2017年1月15日0点42分，刘承英的手机收到四笔取款短信，将刘承英账户的17214.72元取走。刘承英在此期间未使用储蓄卡取款，且该卡由刘承英持有。1月15日早5点20分左右，刘承英通过公寓楼下ATM进行确认。因为深夜发现被盗刷，而且有语言障碍，刘承英在同事的协助下,于1月15日早7点17分报警，8点11分致电成都银行客服进行储蓄卡挂失以保证账户资金安全，并要求成都银行客服确认这四笔取款的信息。后经成都银行客服反馈这四笔取款是在香港通过ATM机发生的，而当时刘承英在成都工作，并且储蓄卡随身携带不可能在香港取款。刘承英认为琴台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刘承英的资金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刘承英的存款被他人在香港支取，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琴台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琴台支行辩称，刘承英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四笔在香港发生的交易是伪卡交易，因此，对于刘承英所遭受经济损失证明力不足，若法院认定四笔交易系伪卡交易，在琴台支行进行及时告知，且刘承英也及时了解到资金变动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措施，造成损失的扩大，刘承英应当承担责任。本院查明：刘承英于2015年12月30日与琴台支行办理借记卡、个人短信通摘要及个人网银签约业务，卡号：62×××01，并于2017年2月2日办理上述账户个人网银密码重置业务。2017年1月14日晚，刘承英接到银行中文短信通知，上述账户于20时36分活期取款人民币5379.6元，于20时37分活期取款人民币4483元，于1月15日00时41分活期取款人民币5379.6元，00时42分活期取款人民币1972.52元。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17214.72元。后通过中国银联跨境差错系统查询，上述四笔取款均发生在香港，前两笔款项转入“恒生银行”，后两笔转入“建行亚洲”。刘承英于2017年1月15日上午7:17拨打110报警电话，同日上午8:01:17在位于高新西区机上跨行取款人民币100元，8:11致电成都银行客服进行银行卡冻结,11:35:21在位于四川成都青羊区青羊正街14号的成都银行取款100元。根据刘承英提供的航班时刻表显示，零点至早上八点没有成都和香港之间的直飞航班。以上事实，有成都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银行卡、交易清单、航班时刻表、银行卡交易查询明细即银行卡活期账户明细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本院认为，刘承英在本案中主张因琴台支行违反保障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给其带来损失，琴台支行对其损失负有赔偿责任，而琴台支行抗辩刘承英的证据对于在香港发生的交易系伪卡交易的证明力不够，且刘承英需要对扩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要判断刘承英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庭审中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二、琴台支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刘承英在琴台支行办理银行卡开卡业务，则两者间的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该依据合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琴台支行作为银行卡发卡单位，应当保障刘承英卡内资金的安全。本案中，依据刘承英所提供的中国银联跨境差错系统的查询记录，证明涉案四笔款项均发生在香港，前两笔金额发生在1月14日20时36分及20时37分，后两笔发生在1月15日00时41分及00时42分。1月15日刘承英于早上7:17分拨打报警电话，同日早上8:01时，刘承英持银行卡在成都取款人民币100元，8:11致电成都银行客服，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案涉时间内银行卡原卡在刘承英身边，四笔在香港发生的交易系伪卡交易。在没有证据证明持卡人泄露密码，以及银行已采取了合理技术措施的情况下，本院认为，琴台支行违反了对卡内资金应尽的保障义务，存在违约行为。此外，琴台支行认为刘承英所提供的证据对于证明在香港发生的交易系伪卡交易证明力不够，即还存在真卡交易的可能性。本院认为，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琴台支行没有向本院递交证据证明在香港发生的交易为真卡交易。反之，依据刘承英所提交的航班查询表，成都与香港在案涉时间内无直飞航班，结合案涉款项共计17214.72元，数额较小的情况，本院认为用真卡在香港、成都往返取款并报警的可能性较小，对于琴台支行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以采信。三、关于损失的负担琴台支行负有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刘承英卡内金额遭到盗刷，给刘承英带来损失，因此琴台支行对损失负有赔偿责任。对于琴台支行所抗辩的刘承英在接到银行短信通知后，未采取任何措施，应该对后两笔款项承担取证不利的责任，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四笔交易发生于香港，刘承英在接到银行中文短信通知后，于次日8:11致电成都银行客服进行银行卡冻结,考虑到刘承英是韩国人，存在语言不通的客观情况，且后两笔款项发生在凌晨，属于正常休息时间，存在刘承英无法及时查收短信通知内容，或者无法辨别短信内容的可能性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本院认为刘承英已经就阻止损失扩大采取了适当措施。据此琴台支行所主张的扩大损失的赔偿责任，本院不予以支持。对于刘承英主张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的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琴台支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承英赔偿经济损失17214.72元。二、驳回原告刘承英的其它诉讼请求。如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琴台支行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5元由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琴台支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刘承英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琴台支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晓审 判 员  黄金迪人民陪审员  张一川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杨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