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西民初字第08100号原告闫某1，男，1945年9月21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阎某1（亦为閻某1），男，1954年2月2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闫某1（阎某1之兄），同原告闫某1。原告闫某2，女，1934年4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汪涛（闫某2之子），男，1973年2月18日出生，中国美术馆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闫某1（闫某2之弟），同原告闫某1。原告阎某2（亦为閻某2），女，1940年12月29日出生，已退休。委托代理人闫某1（阎某2之弟），同原告闫某1。委托代理人阎某1（阎某2之弟），同原告阎某1。原告闫某3,男，1979年12月20日出生，中央电视台摄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孟某，女，1953年1月21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暂住辽宁省本溪市。委托代理人闫某1,同原告闫某1。被告闫某4，男，1938年4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闫明达（闫某4之子），男，1963年10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代理人闫明端（闫某4之子），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闫某3、孟某与被告闫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阎某2、孟某的委托代理人即原告闫某1、阎某1，原告闫某2的委托代理人汪涛、原告闫某3、原告孟某及被告闫某4的委托代理人闫明达、闫明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孟某、闫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闫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某号院内东房三间，要求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及被告闫某4各继承六分之一份额，原告孟某、闫某3各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闫某5(于2000年2月19日病逝)与田某1(于1962年早年去世)系夫妻，二人均系初婚，二人婚后育有六子女，即本案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被告闫某4五人及阎某3（已于2015年1月22日过世）。田某1去世后，闫某5没有再婚。田某1、闫某5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阎某3与原告孟某为夫妻，原告闫某3为阎某3与前妻所生之子。被继承人闫某5生前未立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亡故后，闫某5在北京市西城区某号院内留有私房三间，建筑面积36.4平方米。该房屋作为遗产一直由被告长期占有、使用。闫某5在世时六子女均对闫某5尽了赡养义务。六原告就房产的继承问题多次与被告进行交涉，要求依法共同继承，但被告始终以自己是房屋使用人为由，拒不予以配合，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继承期间，继承人之一阎某3身故，故同时请求法院将遗产中应由阎某3继承的份额转由原告孟某、闫某3继承。被告闫某4辩称,认可原告所述被继承人闫某5与田某1婚姻关系、去世时间及二人父母、子女情况。闫某5、田某1没有过继收养子女，二人没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认可阎某3的两次婚姻情况及阎某3与孟某的夫妻关系、闫某3与阎某3是亲生父子关系。阎某3与孟某再婚时，孟某与前夫之子同阎某3、孟某共同生活，形成了抚养关系，是否成年不清楚。阎某3是否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不清楚。闫某5名下的西城区某号房产，实际是闫某4的，因为历史原因没有留证据，房产证登记在闫某5名下是闫某4对闫某5的尊重，闫某4虽不认为涉案房产是闫某5的遗产，但是尊重法院确权之诉的判决结果，认可该房屋作为闫某5个人的遗产进行继承。闫某4对闫某5承担了大部分的赡养义务，同时承担了其他兄弟姐妹的抚养义务，为维护涉案房屋在经济上有很大付出，闫某4的巨大付出和实际所有，应多分遗产，要求继承涉案遗产百分之五十份额，其余百分之五十由闫某1、阎某1、阎某2继承，闫某1应多分一些，闫某2与阎某3不应继承任何份额。事实和理由如下：闫某4对闫某5承担了大部分的赡养义务，同时承担了其他兄弟姐妹的抚养义务。1948年，闫某5因解放前曾担任国民党的乡长，一解放即被怀来县政府收押，被没收了全部家庭财产，半年后被释放。当时闫某4不满10岁，为养活家庭被迫辍学，开始小贩生涯，往返于家庭与监狱给父亲送口粮，因买不起火车票坐在火车头的大铲上，几次因疲劳过度睡着从火车前面掉下来，差点命丧路途上。当时闫某13岁、阎某28岁，阎某1、阎某3尚未出生。1952年闫某414岁被北京市水泥制品厂招录成为工人，此时至1963年，闫某5没有工作，闫某4的全部收入交给母亲田某1，用于维持全家生计，是家里唯一经济来源。1963年4月28日田某1在积水潭医院住院三个多月后病逝，医疗费、丧葬费2000余元由闫某4从厂里借款支出，该笔债务每月从闫某4工资中偿付，直至1981年尚未还清，后单位免除了债务。1966年文革开始，闫某5被遣送回原籍河北怀来沙城镇劳动改造，并被要求带走未成年的阎某1（12岁）、阎某3（16岁），闫某4恐兄弟回原籍受苦，经多方努力并承诺抚养责任，才留下二人独自继续抚养，直至1968年阎某3去插队、1971年阎某1初中毕业去插队。闫某4为此不得不将长子闫明达送到妻子家山东德州农村抚养，直至其1971年满七岁才返京上学。1958年至1971年，闫某4成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对上赡养闫某5，对下抚养众多弟妹的生计和学费。自1966年至1979年闫某5落实政策回京的13年间，闫某4完全独自承担了闫某5的赡养责任，带领两个儿子，定期背米背面送到怀来沙城，给闫某5留下零用钱。期间，闫某1在新疆安家落户并育有两个儿子，1980年才调回怀来县，之前对闫某5未尽赡养义务；阎某1自1963年开始由闫某4抚养，至1971年插队，后回京参加工作，1980年投奔阎某2，在此之前未对闫某5尽任何赡养义务；闫某2一生只工作过两个多月，从未尽过任何赡养义务，闫某5去世时留有存款3万余元，按照闫某5的意愿均分给了除闫某2之外的五个子女，闫某2因未尽赡养义务未分得一分钱；阎某2上护士学校的学费是由闫某4承担,1961年阎某2护校毕业后即结婚，1962年生下一女，她除了曾在风机厂短暂就业数月，基本无业，并于1974年举家外迁，杳无音讯，直至1978年回京探亲，此前未对闫某5尽赡养义务；阎某3自1963年由闫某4抚养，至1968年去插队，1977年回京工作，1979年成家，阎某3始终坚持认为闫某4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阎某3与闫明端的电话录音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并表示即使分得房产，也无条件返还闫某4。1979年之前闫某5一直由闫某4赡养，其他子女没有能力也没有对闫某5有过任何赡养行为。1979年至1981年闫某4与闫某5共同生活，之后闫某5独自一人留在老房中，至1995年，闫某4承担了主要赡养责任。1995年，为给原房主腾退房屋，实现闫某5想住楼房的意愿，闫某4为闫某5租赁了楼房，闫某1、阎某1、阎某3和闫某4四个儿子按季分担了租房的费用，直至老人去世，这段时间闫某4承担了对闫某5的主要赡养义务。解放以后，闫某5仅工作了几个月，其余时间都未工作，一生都是闫某4赡养，与闫某4共同生活，尤其在最困难的时期，闫某4在时间上、经济上，付出最多。闫某5晚年，除闫某2外，其他弟妹不同程度尽了赡养义务，但与闫某4相比，仍是杯水车薪。2、为维护涉案房产，闫某4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金钱。1980年，为取得涉案房屋产权，闫某4花费一千余元替原房主还清债务。1996年因为该房屋为危房，经闫某4申请，闫某4之子办理了翻建手续，花费7万余元全资将房屋拆除翻建，房屋是闫某4的。翻建期间闫某4去闫某2处休息，闫某2并未对房屋表示异议。自1981年闫某5取得产权至今35年，闫某5去世至今17年，涉案房屋始终是闫某4管理、使用、修缮，原告从未提过遗产分割主张，闫某4一生异常艰苦，在家族的作用和贡献有目共睹。阎某3生前数次表示放弃自己继承的份额，赠给闫某4。所以阎某3的份额不应由其继承人分得。本案审理中闫某1补充称，闫某5解放前被强制关押半年，1950年回到北京，做木工、劈劈柴、做板凳。1952年闫某5的六弟购买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6间房产，我们全家搬到涉案房屋居住。闫某5初在国防部上班，后调到六部口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每月工资46元。1957年五反运动闫某5去劳改，1958年到八宝山砂石厂工作，月收入36元。1960年回到东煤厂45号，在街道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工作，1966年被送回怀来沙城老家，做瓦工，有收入。1979年落实政策回京，在什刹海体校做门卫。1994年因年老多病回家养老，由于之前做的是临时工，此后没有收入，儿女给他养老送终。母亲一直没有工作，1963年去世，因为欠医院的钱，闫某4向单位借了2000多元，但闫某4并未还款，1981年单位免了这笔债。关于赡养，1959年闫某1工作，先做临时工，后到清河水暖器材厂，1960年下放回家，在街道劳动服务公司工作，同年，因为投机倒把，被安排到天河修造厂做学徒工，每月18元。1966年闫某1响应号召支援边疆去了新疆，每月给父亲寄10元钱到沙城，直到1979年闫某5回北京，同年，闫某1也调回河北沙城，每月给父亲40元生活费。1994年闫某5住的房屋修缮，闫某1带闫某5到武汉买房居住，由于他不习惯，三个月后回到北京，阎某2之女给他租房居住，月租金700元，闫某1每年给闫某5租房钱3000元，第一年四兄弟分担了房租钱，第二年起有闫某1、阎某3、阎某1出房钱，一共五年，闫某1给了6年的房钱。闫某5去世，是闫某1找车将闫某5送回老家。闫某41950年卖冰棍，1952年正式工作，也交钱养家，但主要还是靠父亲的收入。闫某114岁养家。文革中阎某2负责筹米面，闫某2出粮票，闫某4负责送到沙城。1979年闫某5回京后，规定四个儿子每人每月给他10元，但闫某4没给，1994年闫某5还让闫某1去闫某4单位要。闫某2主要是生活上照顾父亲多，如做饭。阎某21974年去香港，从第二年开始每月给父亲100至200元，之后一直给；阎某1原在北京做生意，挣的钱都给闫某5，1980年阎某1去了香港，也是不定期给闫某5钱。闫某5去世时留的3万元现金，每人5000元。闫某1拿了5000元，闫某2没要，不清楚为什么。其余谁拿了多少钱不清楚。关于涉案房屋，1984年还回来，六叔将六间房屋分赠给了父亲和五叔，房屋一直空着没人住。1982年闫某4单位分房，也不住这里。闫某5说1994年翻建房屋，闫某4说是1997年翻建具体时间不清楚，翻建是父亲的名，闫某4找人翻建的，花多少钱不清楚，闫某1给了父亲3000元。综上，作为子女均尽了赡养义务，坚持均分房产。阎某1补充称,养家每个子女都有付出。原房主是我们的叔叔，他将东房赠与父亲，所以涉案房屋是父亲的个人财产，子女应当继承。因闫某4出生早，文革代替父亲抚养阎某1三年，1974年阎某1回到北京参加工作，闫某4没有间断过养家，阎某1也是每月给家里寄钱。阎某3在闫某4家住了一年，后来去插队。闫某27、8岁带着闫某4卖柴为生，养家糊口，阎某1亲眼见到闫某2把一个月工资交给母亲。自己工资只留5元。闫某2因为身体原因，成家后没有工作，但是她在生活上照顾关心父亲，父亲还去她家吃饭。阎某3工作后每月给父亲5元从未间断。阎某2自1975年开始养父亲且给钱最多。房屋翻建不知谁翻建，阎某1给了父亲15000元。父亲遗留的3万元现金每人一份，因阎某3的身体不好，阎某1将自己的一份给了阎某3。闫某2没拿，其他情况不知道。闫某2补充称，1949年闫某5被捕，闫某2长闫某44岁，闫某2与母亲、闫某4做些小买卖谋生，以前生活条件不好，都不上学来维持家庭。1950年闫某5回来，卖劈柴、做板凳，闫某2和闫某4去卖。1952年后，闫某2打零工，做过保姆、托儿所阿姨、汽车售票员，每月二、三十元工资，交给母亲12元，直至结婚前一直有工作，养家较多，婚后养家少了。闫某5在百货大楼工作过，在北大医院做过瓦工，在六部口文化用品公司管过仓库，他做临时工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1955年闫某4到水泥厂工作，他爱人没有工作，全家七八口人靠闫某4一人收入不够一家生活。1963年5月母亲去世，没有欠外债，8月闫某2结婚，婚后没有再到外面工作，给别人带孩子，连带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有收入。闫某11959年参加工作，闫某2和闫某1都给父亲钱，父亲常在闫某2处吃住。阎某2已经工作，阎某1、阎某3还没有工作。1966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回河北老家劳动挣工分，做瓦工，够他自己生活。因为父亲喜爱米面，阎某2筹米筹面，闫某2给粮票，多数由闫某4开车给送过去。阎某1、阎某3和闫某4共同居住吃饭，但是其他人也帮助阎某1、阎某3，给他俩买衣服、鞋，给零花钱，直到1968年阎某3去东北插队，1971年阎某1去昌平插队。1973、1974年阎某1回京在西四电器工作。1978年阎某3回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闫某1、阎某3、阎某1都自愿给钱。1974年阎某2去香港，第二年就给父亲寄钱，1978年第一次回来，父亲主要靠闫某1、阎某2照顾。1979年闫某5回京一直在什刹海体校看门，干到九十年代。闫某5回京第一年与闫某2同住，后搬至东煤厂20号，在东煤厂45号住过一年，闫某4单位分房前与闫某5同住，后闫某4搬出。1995年闫某5搬到角门，租房住。第一年的房钱由四兄弟分担，之后由闫某1、阎某1、阎某3承担。闫某1、阎某1、阎某3每月都给父亲钱，闫某4不给，闫某2不是每月给，但住的离东煤厂近，在生活起居吃饭上对父亲照顾多。父亲去世留的三万元，不是没分闫某2，因为闫某2不是固定给钱，分钱就没要。涉案房屋是受赠而来，并非继承。九十年代翻建房屋父亲出资了，其他人出资否不清楚，翻建的事交给了闫某4办，花了多少钱不清楚，闫某2没有出钱，但是一直做后勤保障，吃饭都是到闫某2家吃。儿女们各尽所能都出钱出力赡养了父亲。要求均分遗产。阎某2补充称，阎某2自幼与父母一起生活，1957年考入护校，包吃住，每月还有18元的津贴，阎某2每月给母亲13元。1960年护校毕业，分配到回民医院工作，每月工资32元，交家16元。同年阎某2结婚，后育有三子女。1963年调到西城区空调厂工作，至1974年全家迁居香港。迁居前与父母住的近来往多，爱人是华侨，寄来的东西经常拿回家。1966年父亲被遣送回老家，因为父亲爱吃米面，阎某2基本每月准备好米面，闫某2备好粮票，多数由闫某4送去。阎某2也常过去，父亲也常回京与儿女团聚。阎某3、阎某1当时与闫某4一起生活吃饭，闫某4爱人没有工作、户口，又有两个儿子，生活也很紧张，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出力，闫某2拿粮票，阎某1、阎某3经常到阎某2家吃饭。1975年阎某2移居香港，开始给父亲及闫某2寄钱，每月200元港币，1978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回北京。1980年阎某2给阎某1申请去了香港。1990年以后，阎某2每月给父亲1000元人民币，每次回来还给父亲买家里需要的东西，尽量满足父亲。闫某573岁时，阎某2安排他去香港探亲，带他看牙。闫某5有一年失去自由，但其他时间一直在做活，木工、瓦工都做过。1966年闫某5回原籍，挣工分，表现挺好，1979年回京，1994年因为身体不好退职回家。闫某5坚强、刻苦、善良，晚年没有退休金、医保，是最需要人的时候，单靠一人不行，是兄弟姐妹共同尽了赡养义务。闫某4不给父亲10元生活费不合适。母亲去世，阎某2花了150元买棺木，并非闫某4一人负担。闫某4所称欠单位钱的事不清楚。翻建房屋，闫某5向阎某2要了3000元，阎某2给了，没管其他翻建事项，花多少钱不知道。儿女孝顺父母是应尽的义务，老大辛苦些也应该，儿女能力大小不同，应尽自己的力。不同意给闫某450%份额，要求平均分配，诉讼费由闫某4负担。孟某补充称，与阎某3认识时，闫某5在外租房，阎某3一次给闫某53000元，哥几个都给，生活费单给。1999年闫某5去世，留下三万元，因闫某5开药治病开销大，大家轮流交钱，先交5000元，不够第二个人再补，所以闫某5去世，交了钱的5000元就拿走，没轮到交钱的就没有那5000元。阎某3出钱后闫某5去世，阎某3拿了钱。阎某3与孟某结婚时，房屋已翻修完毕，翻建房屋情况不清楚。孟某与前夫所生之子张某1，在孟某与阎某3结婚后，共同生活，形成了抚养关系，但是张某1不主张继承权。被告闫某4补充称，西城区东煤厂45号（旧门牌20号）房屋，是闫某4的六叔给闫某5寄了900元用于买房，闫某5因为家中困难，用了400元，买房时有400元的缺口，房本押在糖厂老板手里。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闫某4拿了400元给糖厂老板，拿回押的房本，又请客及其他手续花了2000元，才把房本落实。1983年某号房屋要回，闫某5从未住过，阎某2住过十几日，其他人从未住过。闫某5住的是西城区东煤厂2号房屋。1985年起东煤厂45号房屋由闫明达居住，闫明达在此结婚，一直到1997年翻建房屋。翻建房屋手续是1993年办理，但因与邻居有矛盾，加上钱不够，1997年才由闫某4、明达负责翻建，共花7万余元。解放后，闫某5短暂就业时间不超过两年。1952年至1962年十年，闫某4工作单位离家远，不是总回家，闫某1、阎某2都去闫某4单位拿过闫某4的工资。闫某4爱人自1962年结婚后一直有工作，1958年闫某4月工资60余元，闫某4爱人的月工资43元，足以养活全家。闫某2当过保育员、售票员，但她一生工作时间不超过1年。阎某21962年生下女儿后到去香港，就没有再工作。田某1的丧葬费阎某2担了一部分，其他都是闫某4负担，闫某4除借单位2000元外，还向工友借款500元，每月从闫某4工资里扣15元，到1981年单位确实免除了债务，但是已经扣还了大部分借款。1991年闫某4退休，闫某11994年到单位找闫某4是找不到。闫某4没有因为10元钱不赡养闫某5。1966年至1979年，只有阎某1去过沙城看望父亲，其余人并未去过。米面是闫某4一家省吃俭用积攒，由闫某4和两个儿子坐火车送去，从未开过车。闫某5在怀来老家没怎么做活。1979年至1981年闫某5与闫某4居住在东煤厂2号，1981年闫某4分房搬出，闫某5自己居住到1995年，房租由闫某4支付。闫某5没去45号居住。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上述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闫某5与田某1系夫妻，二人均系初婚，二人婚后育有六子女，即长女闫某2、长子闫某4、次女阎某2、次子闫某1、三子阎某3、四子阎某1，二人无过继收养子女。1963年4月27日田某1因死亡注销户口，田某1死亡后闫某5没有再婚。2000年2月19日，闫某5因死亡注销户口。阎某3于2015年1月24日死亡。阎某3与前妻刘某1育有一子名闫某3，二人离婚后，阎某3于1996年5月13日与孟某再婚，孟某与前夫之子名张某1，与阎某3、孟某共同生活，其时张某1已年满十八岁。2010年5月31日阎某3与孟某离婚，后二人又于同年6月8日复婚。阎某3与孟某两次婚姻期间未生育子女。闫某5及阎某3生前均无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北京市西城区某号院内东房三间，系登记在被继承人闫某5名下的私产，建筑面积36.4平方米，登记时间1984年12月7日。1994年西城区规划局颁发的（94）西规建居字某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记载，闫某5对西城区某号36.9平方米房屋进行翻建，建设单位联系人闫明端。后闫某4负责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翻建。对于房屋翻建的时间及出资人，原、被告陈述不一致，但均未提供证据。被告闫某4主张其在1980年为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花费一千余元替原房主还清债务及1997年出资7万余元对房屋翻建，均未提供证据。本案中各方认可房屋一直由闫某4使用管理。闫某51984年取得房屋产权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本案诉讼中闫某4对涉案房屋权属提出异议，并在本院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产为闫某4所有。该案本院作出的（2015）西民初字第17508号一审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二中民终字第11572号民事判决，认为闫某4确权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驳回了闫某4的诉讼请求。关于家庭经济情况及原、被告对被继承人尽义务情况，原、被告陈述各一，均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除各自陈述外，各方陈述一致的内容如下：解放前夕被继承人闫某5被关押，闫某4辍学做小买卖谋生。1950年闫某5回京后，做临时工，有收入。1952年闫某4被招录有了正式工作，工资贴补家用。闫某2结婚前做过保姆等临时工，收入贴补过家用。1959年闫某1工作。1957年阎某2考入护校，1960年毕业到北京市回民医院工作，津贴和工资部分交给田某1用于家庭生活。1963年，田某1因病住院，后死亡，阎某2出了部分棺木钱，为办理丧事和偿还医疗费，闫某4向单位借款约2000元，后陆续偿还，1981年单位免除了闫某4的债务。1966年闫某1支援边疆去了新疆，闫某5被送回河北怀来老家劳动，闫某4与其子定期给闫某5背去米面。阎某3、阎某1当时未成年，与闫某4一家共同生活居住。1968年阎某3插队离京，文革后回京工作并成家；阎某11971年去插队，1974年回京参加工作，1980年在阎某2的帮助下移居香港。阎某21974年移居香港，1978年第一次回京。1979年闫某1调回河北沙城。同年，闫某5落实政策回京，与闫某4居住在西城区东煤厂2号，1981年闫某4单位分房闫某4搬出，闫某5在该址居住到1995年，后到它处租房居住。闫某5回京曾在什刹海体校做门卫。1994年后闫某5未再工作，无退休收入，生活依靠儿女供养。至闫某5去世，闫某4、闫某1、阎某3、阎某1、阎某2均据自己的情况给予闫某5经济上的赡养和生活上的照顾，包括定期或不定期给予闫某5生活费，闫某4、闫某1、阎某3、阎某1给予闫某5在外租房的房费，闫某5生命最后阶段轮流给付住院医疗的费用等。闫某2尽赡养义务主要体现在生活起居、饮食方面照顾闫某5。庭审后张某1到庭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阎某3遗产的权利，并且不参加诉讼。阎某3无其他过继和收养的子女。庭审中闫某4为证明其主张提供2014年11月2日与阎某3的电话录音证据一份，证明房产是闫某4的，不是遗产，阎某3明确放弃自己继承的份额给闫某4。原告认可录音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录音内容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本院认证意见，该录音证据显示的时间为1995年1月1日，与闫某4所说证据形成时间不符，且录音内容并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涉案房屋，故对闫某4举证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各方当事人陈述、厂桥派出所证明信、户口本、涉案房屋房产所有证、派出所证明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2015）西民初字第17508号和（2015）二中民终字第11572号民事判决书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照法律，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无遗嘱、遗赠及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被继承人闫某5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某号东房三间，诉讼中闫某4另案起诉主张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讼，法院生效判决驳回了闫某4的主张，上述房屋产权自1984年起登记在闫某5名下，因此，是闫某5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该房产的取得时间在田某1死亡之后，因此该房产为闫某5的个人房产。闫某5生前无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故依法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闫某5去世时其父母配偶已故，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闫某5的六个子女，即闫某2、闫某4、阎某2、闫某1、阎某3、阎某1。阎某3在闫某5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死亡，闫某4称阎某3生前已将阎某3的份额转赠闫某4，证据不充足，本院不予采信。阎某3生前无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阎某3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故阎某3应继承的权利，依照法定继承顺序由阎某3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阎某3配偶孟某、子闫某3继承。阎某3与孟某结婚时张某1已满十八周岁，且诉讼中张某1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不参加诉讼，本院准予。《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从本案看，原、被告对各自己其他兄弟姐妹对闫某5尽赡养义务多少的事实持有异议，尤其是对1979年前的尽义务事实存在较大争议，但各方对自己的陈述均未举证证明，对有争议的部分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各方均认可的事实，可以认定：1979年前，闫某4作为家中长子，在家中出现困难时，十岁辍学做小买卖帮助家庭渡难关，参加正式工作后拿工资贴补家用，田某1去世后闫某4举债偿还田某1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办理后事，文革中一方面定期背米背面给闫某5送去，另一方面抚养未成年的阎某3、阎某1，直至二人去插队独立生活，对父母对家庭作出了较大的支持和贡献。闫某2虽一直无正式工作，但做临时工，收入贴补过家用；闫某1工作后、阎某2护校毕业及工作后也对父母对家庭做了一定的贡献。1979年后，闫某4等六子女均已成年，先后成家立业，闫某4、闫某1、阎某1、阎某3均尽自己的能力赡养闫某5，尤其是在闫某5无力工作，依靠儿女养老后，四人分担了闫某5在外租房的租金，各自给付了赡养费，在闫某5生命最后阶段轮流出资支付医疗费用，尽到了子女应尽的义务。闫某2作为家中长女，虽无正式工作，但在日常生活中照顾闫某5，尽了赡养义务；阎某2移居香港后，定期给闫某5寄生活费，1978年后每年回京探望闫某5，并购买家用电器和生活用品，接闫某5去香港探亲，尽了较多义务。闫某1、阎某2、阎某1等称为翻建房屋给闫某5钱款，闫某4称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时其出资400元赎回质押的房产证、落实房产证请客办理其他手续花用2000元及1997年出资7万元余元翻建房屋，均未提交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考虑闫某4早年对父母对家庭尽了较多的义务，多年来使用管理涉案房屋，负责具体翻建工作，付出较多，因此在分割房产时可以适当多分，闫某2、阎某2、闫某1、阎某1、阎某3均对闫某5尽到了赡养义务，六原告要求均分，本院不持异议，具体份额本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阎某3应继承的份额由闫某3、孟某继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闫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东房3间房屋由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闫某3、孟某、被告闫某4继承并按份共有，其中原告闫某1继承百分之十五份额，原告阎某1继承百分之十五份额，原告闫某2继承百分之十五份额，原告阎某2继承百分之十五份额，原告闫某3继承百分之分之七点五份额，原告孟某继承百分之七点五份额，被告闫某4继承百分之二十五份额；二、驳回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闫某3、孟某、被告闫某4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零八十元，由原告闫某1、阎某1、闫某2、阎某2各负担一千六百六十二元，由原告闫某3、孟某各负担八百三十一元(已交纳)；由被告闫某4负担二千七百七十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闫某1、闫某2、闫某3、孟宪伟、被告闫某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原告阎某1、阎某2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 梅人民陪审员  刘晓梅人民陪审员  张桂珍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徐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