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6民终1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茂坤，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义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勇，四川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元成因与被上诉人杨义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7）川0681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元成上诉请求：1.撤销广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6）川0681民初1857号民事判决；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拖欠的承包租赁费100000元（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曲解法律，枉法裁判。上诉人提出确认被上诉人2016年6月20日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被上诉人作为合同违约方，其发出的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应具有法律效力。二、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拖欠的承包租赁费100000元（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进行审理，属于程序违法。2.一审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法。3.本案案由应为租赁合同，在基础法律关系未变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释明即变更民事案由，属于程序违法。杨义福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元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20日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拖欠的承包租赁费100000元（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7日，原告李元成与案外人陈正豪签订租房协议，陈正豪将上述案涉的房屋租给原告李元成，租赁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为期8年，合同期内租金每年捌万元。2013年12月13日，陈正豪向本案原告李元成出具授权委托书，陈正豪将位于广汉市佛山路东段省金雁A幢52-1号（14-15轴）1、2层营业房全权委托李元成代为行使房屋经营承包权，经营承包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被委托人李元成享有与委托人陈正豪同等法律责任。2013年12月13日，原告李元成与被告杨义福签订了《经营承包租赁合同》（合同中甲方、出租方为原告李元成，乙方、承租方为被告杨义福，下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广汉市佛山路东段省金雁A幢52-1号（14-15轴）1、2层营业房承包租赁给乙方做营业房使用；租赁期限为捌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租金及交纳方式：每年承包租赁金为人民币25万元（分为房屋租金2万元，设备及装修折旧23万元），其中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房屋承包租金不变，以后每年为一个周期，承包租赁金递增5%，除此之外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房产承包租赁费用。承包租赁金交付方式为现金支付，每一年承包租赁费用日到期前3日乙方向甲方缴清房屋承包金，甲方开具收款凭证。合同另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有下列情况的，甲乙双方有权解除合同：1、出租人迟延交付出租房屋一个月以上的；2、甲、乙双方不履行合同中约定的条款的；3、乙方的经营活动和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收取租房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整，待承包租赁期满或解除承包租赁合同后甲方确认签字收回房屋后三个月内全案退还承包租赁保证金给乙方。合同违约责任部分约定，承包租赁期间，甲乙双方必须信守承诺，若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的相关约定须向对方赔偿相应的经营损失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对方。2013年11月21日，原告李元成与被告杨义福就上述租赁合同涉及的设施设备办理了物品移交清单，双方为此签订了《好滋味物品移交清单》。被告杨义福亦向原告交付了租房保证金10万元。2014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李元成、案外人陈正豪分别签订相同的《租房协议》，该协议约定，李元成（陈正豪）出租地处广汉市佛山路东段省金雁A幢52-1号铺面出租给作为乙方杨义福作为经营场地，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为期8年，协议第三条约定经双方协商每年租金贰万元，每年的前10天一次付清当年的租金；合同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任意一方要中止协议，都必须提前三个月告知对方。签订上述一系列合同后，双方均按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后至2016年1月8日，原告李元成再行收到被告交付的房租15万元，2016年6月20日，被告杨义福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因经营困难、连年亏损，故申请解除经营承包租赁合同；同时，被告杨义福向陈正豪亦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2016年6月22日，原告李元成向被告杨义福发出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回复函，称双方所签订的经营承包租赁合同期限为八年，合同存续期间，被告杨义福要求终止合同，原告不予同意，要求被告杨义福及时付清2016年拖欠的承包租赁金10万元；如被告杨义福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应结清2016年承包租赁金欠款的基础上，赔偿李元成125万元的损失作为违约金。2016年6月29日，被告杨义福向原告发出请求接收出租房屋及好滋味物品通知，但该通知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此后，原、被告双方至今没有就案涉租赁房屋及设施设备进行清点、交接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元成与被告杨义福于2013年12月13日所签订的经营承包租赁合同及后续的租房协议，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被告抗辩原告不是租赁合同适格主体。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不仅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且双方前期均各自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向被告交付了租赁房屋及设施设备，被告按约向原告支付了租房保证金10万元及对应的承包租赁金，被告现就此抗辩原告非适格租赁出租方，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被告的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现双方在上述《经营承包租赁合同》第十一条中约定“有下列情况的，甲乙双方有权解除合同：1、出租人迟延交付出租房屋一个月以上的；2、甲、乙双方不履行合同中约定的条款的；3、乙方的经营活动和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本案被告在2016年1月8日向原告交付租金15万元后未再行按约支付承包租赁金，属违约；被告其后于2016年6月20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原告收到该通知后于2016年6月22日书面回复，至此，案涉的经营承包租赁合同解除，原告据此提出的要求确认被告于2016年6月20日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拖欠的承包租赁金10万元，因本案原告诉请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原告现就此提出支付承包租赁金的诉请涉及原、被告双方租赁合同解除后的清算、移交等相关事宜，本案被告就此已另案诉讼，对此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义福于2016年6月20日向原告李元成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有效；二、驳回原告李元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协商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已将案涉租赁房出租给案外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被上诉人2016年6月20日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是一审判决是否存在漏审请求的情形；三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否适当；四是案由变更未作释明是否得当。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2016年6月20日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被上诉人作为合同违约方，其发出的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应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合同解除的提起方必须为守约方，未明确禁止违约方提起解除合同的权利，且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若不赋予违约方提起解除权，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僵局，不利于损失的减少。就本案来说，被上诉人是基于经营严重困难而解除合同，尽管解除合同的通知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但若不允许双方解除合同，将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损失，也难以保障上诉人的利益，以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双方协商，将案涉租赁房屋转租给案外人，以降低各方损失。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一审未对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拖欠的承包租赁费100000元（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进行审理，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本案基于减少损失的角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因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通知书而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本案的合同已经解除，未履行部分应终止履行，因此，不存在继续支付承包租赁费的问题，上诉人因此而导致的损失可通过另行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的方式予以处理。尽管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上述诉讼请求表述为未作处理，但是在“判决主文”部分则驳回了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实质上进行了处理，故上诉人认为存在漏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及的标的额大，一审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为：（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判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的案件类型不属于上述案件，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本案案由应为租赁合同，在基础法律关系未变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释明即变更民事案由，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旨在规定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为人民法院的认定而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当事人在本诉中实现相应的权利，受诉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以避免增加当事人另诉的诉讼成本，以及人民法院违背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实践中已经不再履行，因此，要解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损失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确定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的案由并不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救济权利。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之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因此，一审法院的做法不违背法律规定，也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元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元汉审判员  江 黔审判员  毛文婷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凡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