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法定代表人：栾汉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红，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泽红，女，196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联军，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泽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6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倍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罗泽红对倍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罗泽红承担。事实与理由：1.吴聪全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倍特公司并非本案债务人。本案120万元投标保证金系由吴聪全向罗泽红借到后，通过出纳苟新蓉，通过倍特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到发包方的账上。120万元保证金从发包方的账上退回倍特公司后，倍特公司按照与吴聪全的约定将其抵扣了吴聪全项目部在倍特公司欠付的垫资款；2.一审法院将吴聪全向罗泽红的个人借款行为认定为由上诉人担责的“表见代理”，属于严重适用法律错误。吴聪全所谓的“表见代理”不具备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收据》上加盖的印章已注明“用于合同无效”。罗泽红亦不是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罗泽红系吴聪全的弟媳，120万元转款的经办人苟新蓉与吴聪全、罗泽红均系表亲关系，罗泽红的丈夫亦在吴聪全的项目部上班，故罗泽红对款项性质应是明知的。罗泽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吴聪全以倍特公司名义向罗泽红借款，罗泽红同意后将其交于倍特公司的财务，之后与苟新蓉到银行将钱存于倍特公司账户，《收据》并注明借款用于投标保证金。2.苟新蓉的《情况说明》可以印证公司需要借款，120万元退回倍特公司账上，亦由倍特公司使用。3.吴聪全系倍特公司的员工，罗泽红有理由相信吴聪全是以倍特公司的名义借款。罗泽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倍特公司立即归还罗泽红借款120万元整；2.倍特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暂从2013年4月7日计算至2013年11月7日止）暂定12万元，利息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3.倍特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保全等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罗泽红在案外人吴聪全（时任倍特公司项目经理）告知其倍特公司需借款120万元用于香榭兰庭项目投标保证金后，将借款120万元交给了吴聪全指定的收款人苟新蓉（时任倍特公司出纳）。苟新蓉分别于2013年4月1日、2013年4月5日出具了收据，收据载明收到罗泽红现金，附注借款用于投标保证金，该收据加盖了“成都倍特建安公司中海·龙井项目资料专用章（用于合同无效）”的印章。2013年4月7日，苟新蓉将该笔借款120万元存入了倍特公司账户，后倍特公司将该笔投标保证金交给了香榭兰庭工程业主成都荣盛伟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现该笔保证金已于2015年退回倍特公司账户。2013年4月7日，苟新蓉与倍特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苟新蓉自愿借款给倍特公司，金额120万元用于建安公司项目经理吴聪全交投标保证金，还款来源投标保证金退回。另苟新蓉在该借款协议上手写了说明：“此款本应从项目经理吴聪全银行卡转入，因时间紧迫，只能从我本人银行卡上转入，此款是我自愿借给吴聪全用于交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庭审中，苟新蓉自述该借款协议系应倍特公司要求填写，说明内容系后补。2013年5月，案外人吴聪全向成都倍特建安公司经营部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兹有吴聪全项目部通过投标竞得荣盛地产公司香榭兰庭工程项目，现签订该工程的项目承包合同，就风险保证金事宜作如下承诺，交甲方的履约保证金退回后作为该项目的风险保证金。金额为壹佰贰拾万元整。2013年6月8日，倍特公司与案外人吴聪全签订了《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载明：该项目部向甲方递交了12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待甲方退还至我公司账户后，将该款项转为对本工程的风险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一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吴聪全自2004年10月至2016年7月在倍特公司购买了社保；案外人苟新蓉自2006年3月至2016年7月在倍特公司购买了社保。倍特公司承包的中海·龙井项目已于2012年9月12日竣工验收合格。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采信的证据有罗泽红提供的《成都银行客户回执》（复印件）、《收据》2张、《成都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明细》，倍特公司提供的《借款协议》、《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承包合同》、《承诺书》、《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罗泽红与倍特公司的当庭陈述及证人证言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罗泽红与倍特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倍特公司是否是本案借款人。首先，从借款事实发生过程来看，本案中，罗泽红在吴聪全向其借款时，明确知道该笔借款是用于倍特公司香榭兰庭项目投标保证金的事项，而吴聪全作为倍特公司的员工及公司项目经理，罗泽红有理由相信其系代表公司进行借款用于公司项目。其次，从借款的实际交付情况来看，罗泽红将借款交付给倍特公司员工苟新蓉，要求苟新蓉出具收据，并在收据上加盖了公司项目资料章，载明借款用于投标保证金，后苟新蓉直接将该借款存入倍特公司账户。在整个借款交付过程中，罗泽红足以相信自己已将借款交付给了倍特公司。再次，从该笔借款的用途来看，罗泽红出借的120万元确实存入了倍特公司账户，并由倍特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香榭兰庭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向荣盛公司进行了缴纳，倍特公司是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最后，该笔履约保证金120万元已由荣盛公司退回至倍特公司的账户，倍特公司已具备归还罗泽红借款120万元的条件。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罗泽红在借款过程中足以产生倍特公司是借款人的合理信赖且该借款已实际支付给倍特公司，罗泽红与倍特公司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由于罗泽红与倍特公司均未明确约定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现罗泽红要求倍特公司偿还借款120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罗泽红要求倍特公司支付借款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诉请，因罗泽红与倍特公司双方对于借款利息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罗泽红请求的至向法院提出诉讼前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罗泽红请求的向法院提出诉讼后的逾期利息部分，罗泽红作为债权人，确因倍特公司逾期还款的行为产生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损失，但双方在合同中对借期内利率和逾期利率均未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逾期利息应从罗泽红向倍特公司主张还款，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倍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罗泽红借款本金12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罗泽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40元，由倍特公司承担。二审中，倍特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证书两份，内含电话录音两组，拟证明通过对苟新蓉、吴聪全的录音可以反映2013年4月罗泽红和吴聪全签订两份共计120万元《借款协议》的事实。2.2014年9月22日的电子转账凭证、《工程项目垫资还款确认书》、《管理费调整确认书－垫资事项》；拟证明120万元债务的债务人是吴聪全。3.一审庭审笔录节选及倍特公司《成都高新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申报表》第15－16页，拟证明2013年4月罗泽红和吴聪全签订了两份共计120万元的《借款协议》以及罗泽红、吴聪全和苟新蓉系亲戚关系的事实。4.吴聪全、吴聪贵、苟新蓉三人的《劳动合同》及社保人员增加表。罗泽红质证认为，证据1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录音人为苟新蓉的录音无法播放，对该录音不予认可，对被录音人为吴聪全的音频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力和证明观点有异议；证据2中对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刚好证明120万元款项在倍特公司处，证据2中除转款凭证以外的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中对一审庭审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养老保险申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内容不全，与吴聪全、苟新蓉在倍特公司的任职时间不符，该证据同时也证明吴聪全与倍特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吴聪全是倍特公司的员工，罗泽红有理由相信吴聪全的行为代表公司。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不能达到倍特公司的证明目的。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4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罗泽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4月7日的《借款协议》一份（未备注说明）；2.2013年4月7日的《借款协议》一份；3.询证函一份。证据1、2拟证明借款时倍特公司是知晓借款人是罗泽红，倍特公司为规避该事实，与苟新蓉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并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但之后，倍特公司找到苟新蓉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这次还特别备注了说明，并把借款人变更为了吴聪全。证据3拟证明苟新蓉陈述钱是2013年4月7日出借的，罗泽红要求倍特公司出示14年的询证函来佐证借款协议与借款关系。罗泽红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与证据2有诸多不同之外。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证据1、2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但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罗泽红另申请本院调取“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倍特公司在2014、2015、2016三年的《询证函》或责令倍特公司提供该三年的《询证函》，对此，本院认为，罗泽红申请调取或要求倍特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同意。二审另查明：1.罗泽红与吴聪贵系夫妻关系，吴聪全与吴聪贵系兄弟关系，罗泽红与苟新蓉系表姐妹关系。2.吴聪贵、苟新蓉从2006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在倍特公司交纳社保，吴聪贵、苟新蓉参与了中海·龙井一期、二期工程以及香榭兰庭工程。3.苟新蓉既是倍特公司的财务人员，亦是吴聪全项目部的财务人员。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罗泽红要求倍特公司归还120万元借款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现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如下评述：罗泽红在吴聪全告知倍特公司需借款120万元后将款项交给了吴聪全指定的收款人苟新蓉，苟新蓉将该笔借款120万元存入了倍特公司账户。罗泽红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倍特公司归还120万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吴聪全时任倍特公司的项目经理，但其并未得到倍特公司对外借款的授权，吴聪全亦未持有倍特公司的印章或向罗泽红出具倍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故吴聪全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关于吴聪全的借款行为是否构成了对倍特公司的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需要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罗泽红在出借案涉款项时，未与倍特公司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吴聪全亦未向其出示倍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看不出倍特公司有对外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苟新蓉向罗泽红出具的《收据》上加盖的是“成都倍特建安公司中海·龙井项目资料专用章（用于合同无效）”，该印章明确表明了“用于合同无效”，苟新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倍特公司并不认可该印章可用于对外签订合同。而罗泽红的配偶吴聪贵亦系倍特公司的员工，从2006年起即在倍特公司工作，亦参与了中海·龙井项目，吴聪贵应当知晓中海·龙井项目已于2012年9月即竣工验收合格。吴聪全已经告知罗泽红借款是用于香榭兰庭项目，且罗泽红有能力核实中海·龙井项目早已竣工的状况，但其仍未对该印章提出异议；最后，吴聪全与倍特公司约定香榭兰庭项目的120万元履约保证金待荣盛公司退还后，将转为工程的风险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且该保证金应由吴聪全支付。吴聪贵、苟新蓉均参与了香榭兰庭项目，对于该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将由吴聪全交纳，吴聪贵、苟新蓉均应当知晓或有能力核实，但罗泽红在其配偶、表姐妹均在该项目工作的情况下，其并未向其核实投标保证金需要由谁交纳，亦未核实倍特公司是否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而仅是基于对其亲戚吴聪贵的信任即将120万元出借。综上，罗泽红并未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并非善义无过失的相对人，吴聪全的借款行为不能构成对倍特公司的表见代理。一审认定倍特公司系本案借款人的认定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倍特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倍特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65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泽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罗泽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婧杰审判员  吴 爽审判员  姚 兰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