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2民特239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深圳市创科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社区振业路1号厂房四楼。法定代表人：杨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德波，广东深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杨常兴，男，1973年8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德波，广东深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杨木兴，男，1977年10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德波，广东深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01号华润大厦18楼全层、29楼全层和华润中心万象城159铺。负责人：李承道，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兵，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俊，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深圳市创科隆科技有限公司、杨常兴、杨木兴与被申请人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星展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深圳市创科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称，一、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应予以撤销。1、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或无法提供证明其本案所涉美元／人民币上限比例期权交易的合法性。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银监会《关于批准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函》为网络截取的资料，根本无真实有效的批准函原件可查，银监会的批准函是其交易资格的基本文件，也是本案认定的最基本事实，而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真实批文，仅凭网络截取的且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资料确认其交易资格，完全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根据法律规定，此批文是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持有且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无法通过其他公开文件查询的证据，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必须据实提供，否则违反了《仲裁法》及其他诉讼法律关于审理程序的规定。如若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真实有效的银监会批文及外汇局备案，也只是证明其具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资格，并不能证明其具体交易合同项目的合法性。2、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证据，无法证明其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第五条关于对客户进行人民币期权套期保值的确需性审查，而只是简单要求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申报一个外汇经营数据。3、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衍生产品交易已经达成交易的证据。根据期货交易法律规定，期货交易交割日到期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必须现金结算并划转，根据星展银行深圳分行的陈述，前期已经进行了三期交易，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应该获得收益，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证据，根本没有提交到期日实际交割的清单，无法证明其前期按照协议确实进行了交易，对于计算模式等都无法提供，其交易完全是不真实的，欺骗交易对手。二、仲裁裁决认定交易合法有效完全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损害了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及不特定众多交易对方的利益，依法应认定无效。1、本案所交易的货币衍生品交易，属于极高风险的交易品种，必须进行交易风险提示及投资者教育。双方签订《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及《补充协议》前及进行交易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第五条“银行为客户办理期权业务，应向客户充分揭示期权交易的风险，并取得客户确认函”的规定，没有对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进行任何风险提示和投资风险教育，反而进行隐瞒、遮掩，欺骗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交的《与本交易相关的主要风险之概述》在签订交易合同时没有进行任何提示，甚至连象征性的签署都没有。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相关法律也有规定，星展银行深圳分行的行为欺骗了大量不特定的交易对象。2、根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金融机构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向该机构或个人充分揭示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并取得该机构或个人的确认函，确认其已理解并有能力承担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对该机构或个人披露的信息应至少包括：（一）衍生产品合约的内容及内在风险概要；（二）影响衍生产品潜在损失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没有进行任何确认交易的风险性认识行为，必将继续损害着不特定客户的利益。3、金融机构应适当合理的运用担保等各种信用风险缓解措施来减少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对交易没有任何风险控制的措施，而是无限风险的模式，故应认定此交易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交易的无效协议。4、本衍生产品交易中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采用的是“名义本金”交易的方式，即交易双方无需任何实体本金或保证金，其将非货币性资产的标注方式改头换面为实体交易货币，且无限放大其交易杠杆，违反了期货交易及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属于非法交易产品行为。5、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刻意隐瞒衍生产品交易属于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在办理银行贷款时捆绑销售的产品，完全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已经损害了包括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在内的大量国内客户的利益，危害了金融秩序的安全稳定。三、该衍生产品交易规定极不公平且根本没有汇率避险的法定作用和意义。1、根据星展银行深圳分行设计的交易规则，只有当美元杠／人民币低于执行汇率时，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才能获得名义金额3%即18000元的固定对冲收益，相对于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19289600元的外汇交易额度来说聊胜于无。但对于美元／人民币汇率升值来讲，特别是当即期汇率高于执行汇率时，风险无限放大，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自己计算的后期可得收益也可以看出，其收益在美元／人民币汇率还没有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即可获得611万多元收益，而如果即便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对赌全部失败，其赔偿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金额22期也不及可得收益7%。2、星展银行深圳分行的此款衍生产品交易，在风险无限放大的时候，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根本无法实现平仓或其他止损方式，完全是无限被动损失，其设计违背期货交易的根本规则要求，完全是陷阱式交易，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交易对手进入一种“必死”模式，完全违背合法、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3、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制定的交易规则显失公平。根据其交易规则，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可获得的保值比例仅为3%，而根据第四期的计算模式，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的损失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9.38％，是可得收益的六倍之多，尚且还不是汇率比例的后期高值，故此交易根本不是套值保利，而是无下限的损失。四、担保人对于本案所涉不合法交易项下的协议的担保，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也是无效的。另外，本案协议的目的即为风险汇率风险防范，而风险防范的交易还要第三方提供相应担保，其交易本身的风险防范就完全荒唐可笑了。综上所述，星展银行深圳分行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隐瞒证据与事实，制订出一项不合法的交易产品，危害了不特定大多数类似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的客户，危害了中国的金融秩序安全，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本案的仲裁裁决应予撤销。另，本案仲裁程序违法。仲裁庭对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交的证据，即银监会批准星展银行开展衍生品交易的函是以网络截图方式截取的，仲裁庭据此就认定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有交易的权限不符合《仲裁法》的法律规定；仲裁庭对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提出的本案所涉的衍生品的交易是捆绑在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对于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进行授信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没有进行任何查明和表述，亦违反了《仲裁法》的法律规定。星展银行深圳分行辩称，一、星展银行深圳分行从未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第一，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应当提出证据证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持有特定证据，而非仅仅提出假设和揣测。对方应当明确指出被隐瞒证据的名称，且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持有该份证据。现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只是简单罗列了一些其认为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的事实，不同于隐瞒证据。是否隐瞒事实属于仲裁庭判断的实体问题，不应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中审理。第二，本案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并未要求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交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所谓的所隐瞒的“证据”，在该等情况下，不应认定是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该份证据。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的法理逻辑，所谓“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应指一方隐瞒的不利于己方的证据，而非相反。本案中，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所提到的皆为有利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在仲裁中证明交易存在及有关损失计算的证据。仲裁庭已裁定支持了星展银行深圳分行的仲裁请求，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所称的此等“证据”并不影响裁决结果。第四，星展银行深圳分行从未隐瞒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所谓的被隐瞒的“证据”，具体如下：1、星展银行深圳分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案涉产品的经营向金融监管机构有效报备，并将有关材料向仲裁案件的仲裁庭予以提交，且在公开网站中可查询，案涉交易完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规范。2、如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认为本案所涉具体交易不合法，应举出证据予以证明。3、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在仲裁程序当中，已经提交过多份证明对方外汇避险需求的证据，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据此已经尽到审查义务，才与对方进行案涉交易。4、就所谓到期日交割的情况，双方确已实际进行了前三笔结算，因第四笔结算到期日对方出现违约情形，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才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该等结算直接体现在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在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处开立的结算银行账户的对账单中，此即为实际交割清单，而该等对账单由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持有，无需由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提交或隐瞒。如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认为双方间没有实际交易，则应向仲裁庭提交有关证据。5、就所谓计算模式的提供，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已提交了第三方专业系统关于所有被终止交易的公允市场价值总和的计算结果和路透系统的相关金融数据的证据，并多次详尽说明，并不存在所谓欺骗行为。二、仲裁裁决完全合法，不存在损害不特定众多交易对方利益的情形。首先，“损害不特定众多交易对方”并非《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法定的撤裁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国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应支持。其次，社会公共利益泛指社会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违背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是指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违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等。本案仲裁裁决解决的是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普通民事纠纷，裁决结果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并不涉及不特定众多交易对方，更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再次，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列举的相关问题均是对仲裁裁决的实体结果不满，并不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公共利益的撤裁事由。三、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其他理由仅与仲裁案件实体内容有关，不属于法定的仲裁理由，无需也不应予以审查。综上，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理由均不成立，请法院驳回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的请求。经审查查明：2017年6月27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沪）裁字第185号裁决书，裁决：（一）星展银行深圳分行与创科隆公司基于《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9版）》及《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9版）补充协议》项下交易于2016年1月28日终止；（二）创科隆公司向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提前终止应付额人民币140万元；（三）创科隆公司向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支付公证费人民币105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54798.62元；（四）本案仲裁费人民币87136元，由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承担20%即人民币17427.2元，由创科隆公司承担80%即人民币69708.8元，由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已全额预付本案仲裁费，创科隆公司应直接向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支付人民币69708.8元以偿付星展银行深圳分行代其垫付的仲裁费；（五）杨常兴、杨木兴应对上述所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星展银行深圳分行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第（二）（三）（四）项裁决所涉款项，创科隆公司、杨常兴和杨木兴应于裁决书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星展银行深圳分行支付完毕。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对仲裁裁决存在上述法定撤销情形的举证责任应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当事人一方。本案中，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提出星展银行深圳分行隐瞒了证明本案所涉期权交易合法性的证据，隐瞒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真实批文，隐瞒了衍生产品交易已经达成的证据等。但是，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对此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隐瞒证据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此对仲裁裁决结果的影响。故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提出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但社会公共利益泛指社会全体成员或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本案为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与星展银行深圳分行关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合同的纠纷，涉及的是商事合同项下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不属于公共利益。本案并无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还提出仲裁程序程序违法，对涉案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对仲裁庭认定证据和查明事实提出异议，此均属于仲裁庭对双方争议进行实体处理的范围，不属于法定的撤销情形。综上，创科隆公司、杨常兴、杨木兴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其申请，本院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创科隆科技有限公司、杨常兴、杨木兴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深圳市创科隆科技有限公司、杨常兴、杨木兴负担。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陈红建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代 濛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