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0民终1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厚春，男，194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传杰（系姜厚春之子），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明，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号。法定代表人：李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劲乔，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月华，江苏苏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文海，男，196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安德门130号。法定代表人:强京宁，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姜厚春、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因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5）威文民一初字第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厚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董文海、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连带赔偿2391376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评估机构列明的咖啡色貂强行分出80%的黑色貂没有法律依据。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及现场笔录中没有关于黑色貂的记录，一审法院不应认定咖啡色貂与黑色貂混淆；评估机构及现场记录的证明效力高于证人证言，王某及丛培强的证言是在评估工作完成三年多以后凭回忆作出的，带有主观色彩，两人的证言均提及没有区分颜色，但是王某证明有黑色貂，丛培强则证明没有黑色貂，两者矛盾，该二证人的证言不应采信，一审法院以证人证言区分颜色理由牵强。二、一审法院判令姜厚春承担40%的责任显失公平。姜厚春并非故意购买假疫苗，董文海经营疫苗已经为养貂户所熟知，但姜厚春对假疫苗并不知情，多数养殖户均在董文海处购买疫苗，姜厚春购买疫苗并不存在过错。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董文海、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的合作是导致姜厚春购买涉案疫苗的重要因素，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系政府机关开办并多次上门服务，取得了姜厚春的信任，但其放任涉案疫苗超期、超范围流通的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包括姜厚春在内的众多人的利益，其应就此承担连带责任，其作为开办主体作为最高执法机关应承担不低于80%的责任，才对其有警示作用。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以下简称科技开发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本案最关键的事实是姜厚春养殖的水貂、貉、狐狸等的死亡原因，死亡与涉案犬瘟热、××二联苗是否有因果关系，这是判令科技开发中心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其次是损害事实，即使死亡与涉案疫苗有因果关系，应查清具体损失。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问题。一、死亡原因和因果关系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青岛经纬科技司法鉴定所虽具有司法鉴定资质，但鉴定人员的执业资质不属于本案死亡原因与因果关系的鉴定范畴，××检测、诊断的法定资质；其检测方法不符合国家标准，青岛经纬科技司法鉴定所采用的“金标抗原检测”，该检测方法是快速检测法，不符合国家检测标准（GB/14926.50-2001:采用ELISA进行血清血检测）。取样也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疫情发生，应检测所有××动物品种，且根据群体××数量确定取样数量，但该鉴定所只检测2只水貂，未检测其他××动物。取样品种不全。青岛经纬科技司法鉴定所对同时××的狐狸、貉均没有检测，而狐狸××死亡率恰恰是最高的。该鉴定意见的分析结论违背科学常识，死因明显不符合犬瘟热病的症状。对因果关系、参与度、防疫效果等的事后补充解释，更是含糊不清，一方面说有间接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字里行间又透出相反意思。二、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不应采信，该鉴定误判死因和因果关系。同样存在诸多实质性问题，检测方法不符合国家标准，取样品种不全，结论明显不科学。在姜厚春无有效证据证明死亡原因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涉案疫苗非正常生产流通产品，是科技开发中心和董文海之间自愿达成的科学研究试验品，姜厚春和董文海之间也无买卖关系，是其自取自用，该事实已有生效刑事判决予以认定，本案适用“缺陷产品”的规定严重有误。三、科技开发中心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未予采信。关于死亡原因，该开发中心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非犬瘟热病和××。养殖户侯献青、董迎涛、李祖军的证词证明，他们同样使用了涉案疫苗，××。专家证人宋某的证言也指出，本案××动物的症状与犬瘟热的临床症状明显不符，确定不是犬瘟热。××诊疗资质，一直参与涉案动物诊治，但并无犬瘟热、××的诊断，也无相关疫情报告，没有做出动物死亡原因是感染犬瘟热的结论。四、损害事实认定有误，证据采信有误。威海普信资产评估鉴定和文登市公证处的公证书不应采信。威海普信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法院技术室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现场勘验清点、程序违法，死亡水貂、貉、狐狸的市场价格、养殖的成本，死亡数量等均认定有误。五、一审适用法律和责任认定有误。涉案疫苗并非产品，仅是民事主体间的自愿试验研发中的试验品，当然没有生产批号，一审法院据此适用的法律和责任认定均错误，诉讼保全费5000元不应全部由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承担。董文海答辩称，其同意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的意见，不同意姜厚春的上诉请求，认为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和董文海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以下简称警犬研究所）答辩称，其并非本案被告，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意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的上诉请求。姜厚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董文海、科技开发中心、警犬研究所共同赔偿经济损失310000元；2.诉讼费由董文海、科技开发中心、警犬研究所承担。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毛皮动物养殖户，常年从事养殖经营。2011年1月，原告在被告董文海处取走38瓶“犬瘟热-××活疫苗”，并对其养殖的貂、狐狸、貉进行注射。4月下旬，被注射该疫苗的动物开始××，并逐渐出现流产、大量死亡等现象。2011年7月20日北京市兽医实验诊断所出具诊断通知书载明原告送检的白貂、黑貂各一份样品，××金标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金标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2011年7月25日农业部兽医局回复姜厚春：经核实，××活疫苗”新兽药注册证书，也未核发该产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应当经审查批准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的，按照假兽药处理。2011年7月30日原告向文登市公证处申请，对专业人员到其养殖场清点存活的及冷库内存放已死亡动物数量的清点过程及结果进行保全证据公证。2011年8月2日上午，两名公证员及文登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的丛培强、王某等到现场，其中王某进行清点，丛培强进行记录。2011年8月18日原告以董文海、于青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案号为（2011）文民一初字第635号。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通知警犬研究所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诉讼请求后来变更为：请求三被告赔偿损失298万元。该案审理中，因发现涉嫌犯罪，于2012年8月13日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2013年5月10日文登区人民检察院以董文海涉嫌销售伪劣兽药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姜厚春请求判令被告人董文海、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赔偿经济损失298.912万元。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3）文刑初字第9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为董文海的行为不符合销售伪劣兽药罪的构成要件，警犬研究所与科技开发中心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警犬研究所关于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被告人董文海无罪；董文海、科技开发中心共同赔偿姜厚春经济损失2989120元之30%即896736元。宣判后，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姜厚春、科技开发中心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威刑二终字第4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驳回抗诉，维持本案刑事部分的判决；二、撤销本案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三、将本案附带民事部分发回文登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重审中，姜厚春撤回附带民事部分的诉讼，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双方争议的主要证据如下：一、青岛经纬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在审理（2011）文民一初字第635号案件中，一审法院委托青岛经纬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对原告饲养场死亡的貂、狐狸、貉子的死亡原因与注射犬瘟热、××活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12年2月15日该鉴定所出具意见书，原因分析为：姜厚春饲养的貂、狐狸、貉子的死亡原因是由于患有犬瘟热和××混合感染而导致死亡。××的发生需要三个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动物。在三个因素中，只要切断其中一个因素，××就不会发生。给动物注射犬瘟热、××二联苗的目的就是让动物产生抗体，从对犬瘟热、××易感变成不易感，使饲养成功。但由于各种原因（疫苗的生产、保存、运输、人为操作、动物本身的状态等因素），疫苗的保护率不会达到100%。虽然该二联苗没有批准文号，属于假兽药，××××三要素中的其中一个，因而原告饲养的动物发生犬瘟热、××，与注射的二联苗没有直接关系。鉴于目前的饲养条件和饲养环境，水貂、狐狸、貉子的犬瘟热、××的防治，主要依靠疫苗免疫，使易感动物变成不易感动物，因而疫苗的好坏决定该病防治的成败，所以原告饲养的动物发生的犬瘟热、××与被告提供的二联苗之间有间接关系。鉴定意见为：原告饲养的动物发生的犬瘟热、××与被告提供的犬瘟热、××二联苗有一定关系。2012年7月24日一审法院向该所发出信函，要求其确认有无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参与度。2012年7月25日该鉴定所书面回复：原告饲养动物××与注射被告提供的二联苗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存在间接关系。××的发生需要三个因素，本案被告提供质量有问题的疫苗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即“易感动物”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最多承担三分之一责任。原告在“易感动物”管理上也有责任，即在注射疫苗后，没有及时监测，以决定是否进行疫苗的补防，因此，原告饲养的动物××与被告提供二联苗有间接关系，参与度最多为30%。2016年3月3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与该鉴定所人员电话沟通并制作工作笔录，要求其对“参与度最多为30%”如何理解进行说明，其表示“这里所说的30%参与度，不是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而是被告的疫苗在动物防疫中起到30%的作用，鉴定机构不会对赔偿比例作出结论”。2016年3月21日，一审法院再次信函该鉴定所，要求其对“参与度最多为30%”进行书面解释：究竟是指被告对原告的合理损失应承担不超过30%比例的赔偿责任还是指被告提供的疫苗对涉案动物的防疫功能仅起到30%的作用？或者还有其他理解？如果是质量符合标准的疫苗，对涉案动物的保护率（指能够产生足够抗体、成为不易感动物）正常应达到多少比例？该鉴定所于2016年3月29日书面回复一审法院：（一）动物的××离不开三个环节：传染原、传播途径、易感动物。××；××的传播途径，不让传染原和易感动物有接触机会，××也不会发生；××易感动物，即使传染原和动物接触，××也不会发生。原告给动物注射二联苗的目的就是××的特异性抗体，××和犬瘟热不易感，××的目的。××控制的环节看，××的防御工作可以说有30%的责任。但在易感动物这一环节疫苗免疫的效果将直接影响结果，如果疫苗无效，这一环节就宣告失效。原告使用的二联苗只能说没有批准文号，在没有检测的情况下，也不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二）正规的有批准文号的疫苗，质量符合标准，在免疫过程中也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免疫的时间、免疫时的操作过程以及免疫对象当时的状态都有关系，一般情况下，能有80%以上的保护率，免疫就算成功。原告认为该鉴定所提出的30%的参与度的结论与其在鉴定意见中所说的三个因素只要控制其中一个就可以完全保证不发生疫情是矛盾的，不认可30%的参与度。被告董文海认为该鉴定本应由其本人预交鉴定费，但却由原告交纳了鉴定费，因此鉴定意见偏向原告一方。被告科技开发中心认为该被告从未参与鉴定，如果采用该鉴定在程序上剥夺其权利；并且认为该鉴定结论不能成立，其鉴定资质、程序、鉴定标准、抽样及形式要件等存在问题，申请重新鉴定。对工作笔录及回函，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被告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动物的死亡与疫苗预防没有因果关系。二、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2011年12月21日，原告方委托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对其饲养动物死亡原因及与防疫用药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文登公证处根据原告申请对该司法鉴定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原告冷库内取出的死貂抽样检测的过程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2012年2月1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1）涉案死亡的貂、狐、××，××症状也符合犬瘟热症状，××感染的具体途径，××是其死亡主要原因；××，××保存时效性分析，××。（2）原告养殖貂、狐、貉的死亡原因应为感染××所致，××活疫苗”导致防疫失败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认为该鉴定是原告自行委托，鉴定方法、检测对象等不符合科学要求，该结论与青岛经纬科技鉴定所的鉴定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三、（2011）文证民字第1813号公证书，清点人王某对原告养殖场内存活的老母貂数、老公貂数、老貉子数、仔貂数等进行了清点，同时对冷库内已死亡的老母貂数、老公貂数、仔貂数等进行了清点，丛培强进行了记录，公证员现场公证。在（2013）文刑初字第90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丛培强、王某出庭接受质证，其中王某证实当时本人负责现场清点工作，只是清点的数量，没有区分颜色，现场有黑貂、白貂、灰貂，黑貂多。丛培强证实，他当时负责现场记录，没有区分貂的颜色，现场有白貂、咖啡貂、灰貂，其它记不清。原告对证人王某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黑色和咖啡色很接近，特别在不同的光线下颜色不好区分，原告主张其养殖的貂中没有黑色的。三被告认为通过视频及王某证言及原告送检给北京兽医站的样品中均证实原告养殖过黑貂。四、威海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鉴定报告。在审理（2011）文民一初字第635号案件中，一审法院于2011年9月27日委托威海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水貂、狐狸、貉患病导致原告收入减少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鉴定。该评估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出具鉴定报告书，鉴定基准日为2011年5月8日，分析说明：种貂、貉子、狐狸的死亡数按公证书公证数确定，其中貂的品种按存活部分分为白、灰色的占33%；咖啡色的占67%。按此比例计算死亡母貂中白、灰色的86只，咖啡色的172只；死亡公貂中白、灰色的11只，咖啡色的21只。死亡种貂、貉子、狐狸价格按文登区域社会平均价格确定。养殖损失主要根据公证的种群数量及社会平均产仔量确定当年应产仔数，扣除存活的数量及正常死亡率应死亡的数确定死亡数，按当年养成平均出售价格确定收入额，按社会平均养殖成本扣除后确定应得收益（应得未得即为损失）。鉴定结论为：涉案的貂、狐狸、貉子死亡及养殖损失为2989120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信函威海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要求对该鉴定报告中死亡老母貂损失白灰400/只、咖啡色500/只、死亡老公貂损失白灰500/只、咖啡色800/只、死亡种貉子损失400/只、死亡种狐狸损失850/只，上述每只的价格是否已经扣除了养殖成本、属于纯收益（应得收益）的损失进行解释；补充鉴定黑貂的损失，包括老母貂（黑色）损失、老公貂（黑色）损失、仔貂（黑色）养殖损失，仍以2011年5月8日为基准日。2016年12月7日，该评估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补充鉴定说明：上述每只的价格指涉案的种貂、种狐狸、种貉子于鉴定基准日2011年5月8日的平均市场售价，均包括养殖成本，由于该成本在基准日之前已发生或付出，故不应扣除，全部属于应得纯收益（应得未得即为损失）。老母貂（黑色）平均市场价格250元/只，老公貂（黑色）平均市场价格350元/只，黑仔貂公母平均市场价格260元/只，平均养殖成本150元/只，则仔貂（黑色）平均养殖损失（收益）110元/只。参加评估人员刘海明、张建军、邢宗金在（2013）文刑初字第90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出庭接受质证，说明了损失的计算方法等。被告认为根据当时文登价格中心的鉴定结论，黑貂一对是220元，而在该份鉴定报告中没有一只黑貂，全部按照彩貂计算，彩貂即咖啡色貂公的是500元一只，该份鉴定报告不符合市场行情，对数量和价值均不予认可，该鉴定机构没有财产损失的评估资质，认为不能采信。对该评估公司的补充鉴定说明，原告认为在案外人周建民（2012）威文民一初字第27号案件中涉及的是激素貂的评估价格，与原告饲养的貂有明显不同，该补充说明的价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警犬研究所认为本案涉及到黑貂，但该评估公司只是给出黑貂的价格，并没有对损失进行计算。被告科技开发中心认为文登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出生率是4只，而威海普信评估公司认定的是4.5只，这样误差将近1000只。被告科技开发中心在（2013）文刑初字第90号案件中已提出申请要求对因果关系、养殖损失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技术室于2014年6月11日出具说明：技术室在收案后，依据山东省司法厅编制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机构名册》未能查到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在《中国司法鉴定网》上只查到一家有相近资质的鉴定机构即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因2011年12月21日，原告以昆嵛先锋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人，委托该鉴定中心对水貂死亡原因及与防疫用药有无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因此不能再接受委托。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科技开发中心也提供了几家机构，但据了解，这几家单位不能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不能接受委托。另，姜厚春已于2014年1月对涉案死亡的动物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现已不存在。鉴于上述情况，技术室无法对外进行委托，予以退卷。对以上有争议的主要证据一审法院做如下认定：一、关于原告饲养动物的死亡原因与注射犬瘟热、××活疫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农业部《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规定，新兽药临床试验前要提出申请，报有关部门审批，临床试验用兽药应当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试验，承担兽药临床试验的单位应当具有农业部认定的相应试验资格，临床试验用兽药仅供临床试验使用，不得销售，不得在未批准区域使用，不得超过批准期限使用。本案被告科技开发中心研发的疫苗未经任何审批手续即流入社会使用，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依《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按照假兽药处理。法律规定，在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受害方应当就所受损害与使用缺陷产品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一些科技含量较高以及因果关系特别复杂的产品，应有条件地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使用了某产品即发生某损害，且这种缺陷产品有造成这种损害的可能，即可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转由产品的生产者在证明其免责事由时对缺陷产品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青岛经纬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进行的鉴定，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虽然系原告方单方委托，但该鉴定中心有鉴定资质，整个抽样检测过程有文登公证处现场公证，其鉴定意见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综合两份鉴定意见及补充意见，结合被告科技开发中心研发的兽药按假兽药处理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原告饲养动物的死亡与注射被告提供的二联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主张不存在因果关系，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二、关于原告涉案动物合理损失的数额认定。文登公证处在2011年8月2日现场公证清点时未区分貂的颜色，仅对貂的公、母、老、仔进行了区分。根据清点人员的证词及原告送检样品，可以认定原告养殖场有黑貂。原告主张黑色和咖啡色很接近，在不同光线下颜色不好区分，其没有养殖黑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提供的庄河市养貂专业合作社、养貂协会的证明、《水貂养殖技术》书籍等，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不予采信。关于涉案黑貂的数量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现场清点人员王某的证言即“当时只是清点的数量，没有区分颜色，现场有黑貂、白貂、灰貂，黑貂多”；丛培强证言“当时负责现场记录，没有区分貂的颜色，现场有白貂、咖啡貂、灰貂，其它记不清”，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如果对涉案貂的颜色区分存在误差，仅能在咖啡色及黑色之间产生混淆，而白、灰与黑色有明显区别。关于原告饲养动物的品种、数量，系原告举证的范围，因原告在2014年1月对涉案死亡动物进行了处理，原告在诉讼未终结的情况下处理涉案动物，应自行承担对已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酌定在威海普信评估公司计算咖啡色貂的数量中认定80%为黑貂，20%为咖啡色貂，并按照相应的价值计算损失。关于被告科技开发中心提出的文登价格认证中心在周建民案件中认定的母貂出生率是4只，而威海普信评估公司认定的是4.5只，因此存在很大误差的问题：文登价格中心认定的是母貂产仔貂成活4只，而威海普信评估公司认定的是母貂平均产仔4.5只/只种，扣除1.5%的正常死亡数、扣除存活数，然后再确定非正常死亡数，以扣除后的数字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因此，该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其他品种、颜色动物的鉴定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未有证据提供，不予采信。威海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系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进行，鉴定人员亦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出庭对鉴定的过程、标准进行了详尽说明，该鉴定中关于每只动物的价值、养殖损失的计算方法予以采信，对于损失动物的品种，一审法院根据确认的数额确定。基于此，涉案动物死亡及养殖损失计算为206857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为：一、关于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被告警犬研究所系事业单位法人，经费来源是财政补助收入，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开展警犬技术研究、促进公安科技发展、××防治研究等。被告科技开发中心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经营范围有兽药，动物配合饲料生产、动物诊疗等。2007年被告科技开发中心与董文海（以文登市西楼南海养貂场名义）签订技术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的防治研究合作，科技开发中心提供技术服务，因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失，科技开发中心给予相应补偿等。被告科技开发中心系涉案疫苗的研制单位，其与被告董文海违法对涉案疫苗进行合作，且因管理不善，流入社会由他人使用，对给原告造成的合理损失，被告科技开发中心、董文海存在共同过错，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原告提供2005年11月青岛宝依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乙方落款处加盖了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印章，拟证明二被告系共同研制开发涉案疫苗。被告称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科技开发中心（乙方），警犬研究所不是合同的一方，警犬研究所的公章是工作人员失误加盖上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还提供温海在公安部门的笔录、二被告工作场所的照片、2007年公安部科技成果推广项目验收证书、温海获奖证书等，拟证明二被告实质是一套人马、两套牌子。被告警犬研究所主张温海属于其单位的事业编制人员，但是安排到其开办的企业工作，这是我国体制造成的，那份科研项目是2005年以该被告名义研发，但走向市场缺少相关的手续，按照农业部的规定，由被告科技开发中心向市场进行推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警犬研究所在涉案纠纷中存在过错或者存在与被告科技开发中心混同的情形，其请求该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损失范围的合理性认定问题。对于原告请求的涉案动物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以2068570元为认定依据，原告请求赔偿（2011）文民一初字第635号案件产生的受理费、保全费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支持。青岛经纬科技事务所的鉴定费30000元，系合理支出，予以支持。对原告自行委托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而支出的费用，应自行承担，其请求被告赔偿，不予支持。威海普信评估中心收取的鉴定费20000元，根据本案对鉴定意见部分予以采信的实际情况，认定其中13800元系合理支出，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有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董文海、科技开发中心的赔偿比例问题。原告注射疫苗就是为了使动物产生抗体，成为不易感动物，即使存在传染原、××，因涉案疫苗没有发挥预期的免疫作用，导致损失发生。另，原告系常年养殖户，其选择使用没有正规批号、没有生产厂家的疫苗，原告自身对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结合正规的、质量符合标准疫苗保护率的比例以及原告自身对损失发生亦存在过错等多种因素，可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由于被告董文海、科技开发中心将按假兽药处理的疫苗流入市场的行为系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相较原告的过错等，应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酌定二被告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董文海、被告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共同赔偿原告姜厚春涉案动物损失2068570元、鉴定费43800元（30000元+13800元）共计2112370元之60%即126742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姜厚春请求被告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姜厚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原告负担15393元、被告董文海、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负担1620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董文海、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负担。二审期间，科技开发中心提交与本案相关的以下证据，1、摘抄于一审法院刑事卷宗第69页的庭审记录，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黑色貂的比例和数字不准确；2、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两份，该两份裁定书案号均系（2011）文民一初第635号，但冻结银行存款数额不同，一份是冻结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的银行存款100万元，一份是冻结该研究所银行存款300万元；3、姜厚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以证明当时姜厚春使用了左家疫苗，该疫苗是否存在问题，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经质证，姜厚春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两份裁定书系另案诉讼中形成的，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证据可以证实姜厚春使用左家疫苗没有发生损害问题，科技开发中心于一审中陈述过该问题，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前，不属于新的证据，且证据1系摘抄内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系另案诉讼中形成的相关法律文书，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证据3不能证实涉案疫苗的死亡与左家疫苗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科技开发中心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自行与董文海协商并擅自开展新兽药即涉案疫苗的临床实验，致使该疫苗流入社会，违反了农业部《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兽药管理条理》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应按照假兽药处理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诉争养殖动物的死亡原因、该养殖动物死亡与涉案疫苗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和青岛经纬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分别就此出具了鉴定意见，科技开发中心对上述鉴定意见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存在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方面的证据，故原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将其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至于具体损失数额大小，一审法院结合威海普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报告中关于每只动物的价值、养殖损失的计算方法，根据审理查明的相关事实，酌定诉争养殖咖啡色貂的数量中80%为黑貂、20%为咖啡色貂，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认定诉争养殖动物的损失计算方法及责任承担比例考虑了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能够均衡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较为公平合理，亦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照准。科技开发中心和警犬研究所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姜厚春主张警犬研究所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未予支持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至于科技开发中心应否承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的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诉讼保全费属于诉讼费用中的申请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科技开发中心与董文海在本案中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科技开发中心与董文海共同承担该项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姜厚春、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123元，由姜厚春负担14916元，南京警犬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负担162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永祥审 判 员  潘 慧代理审判员  赵 娟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唐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