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10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东方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周勇，系该馆馆长。委托代理人马西蒙，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静欣，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渊默堂工艺品店。经营者任兴达，男，回族，系三级智力残疾人。法定代理人任某，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艺名王仁德，男。上诉人广州东方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渊默堂工艺品店（以下简称渊默堂）、任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4民初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博物馆原审诉称：其于2015年12月在渊默堂的实际经营者任某处先后购买了多件古玩，其中7件为黑釉执壶、绿釉绞胎军持、青白釉执壶、皮囊壶（青白釉划花牡丹纹皮囊壶）、青白釉双耳三足炉、玳瑁釉梅瓶、黑釉剔地“招财利市”吉书玉壶春瓶。任某称黑釉执壶出产于五代时期，价值15000元；绿釉绞胎军持出产于唐代，价值15000元；青白釉执壶出产于五代时期，价值23600元；皮囊壶（青白釉划花牡丹纹皮囊壶）出产于宋代，价值17000元；青白釉双耳三足炉出产于宋代，价值6000元；玳瑁釉梅瓶出产于宋代，价值23000元；黑釉剔地“招财利市”吉书玉壶春瓶出产于宋代，价值27000元，以上物品共计126600元。博物馆的法定代表人周勇通过任某提供的银行POS机，用周勇个人信用卡及银行卡分次刷卡支付了106800元货款，其余款项由周勇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了任某。其取得所购古玩后，先后委托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对所购古玩进行鉴定，根据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出具的检测报告，渊默堂出售的七件物品均为现代仿品，不能达到其购买此批古玩的目的。渊默堂以高于现代仿制品数十倍的价格将该批古玩出售的行为构成欺诈，其曾多次前往渊默堂，要求退还该批物件并要求退回支付的价款，均被拒绝。故请求判令：1、撤销双方之间7件器物的买卖合同；2、判令渊默堂、任某退还其所购买的7件器物价款总计126600元；3、判令渊默堂、任某共同赔偿经济损失32575.5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渊默堂、任某承担。渊默堂、任某辩称：其从未与博物馆发生过任何交易，只接触过通过自由交易多次购买和置换藏品的周勇，与博物馆无利害关系，博物馆主体不适格；其只是喜爱收藏古玩，无制假售假能力，因家里需用钱，在大唐西市租赁店铺出售个人藏品，且出售这些藏品时，只说了自己对这些藏品的认识，从没确定是哪个年代出产的，其出售的产品价格，也就是其收藏时的价格稍加10%，有的甚至没加价，根本不是卖古董文物，也不是古董文物的价格；周勇是博物馆专业人员，理应有对古代文物的专业鉴别知识以及对古代文物市场的天价行情都具备专业知识，周勇作为专业人员到民间古玩店淘古代文物，拿双方自由议价的古玩收藏品与古代文物相提并论，以捡漏的心态和价格买了收藏品，现在又以莫名其妙的理由要求退还，请求驳回博物馆的全部诉求。原审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双方是否约定交易的古玩需要确保年代信息的准确以及依此作为依据可退货的争议，博物馆为此提供了要求退货的明细、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博201601014、201601015、201601016《热释光测年报告》、绿釉军持迹型分析报告、同类器物仿品的市场参考价格网络截屏、录音音频及文字整理稿和证人证言证明其主张。上述证据经当庭审查，博物馆提供的退货清单明细是其单方制作，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出具的检测报告虽有鉴定结论为现代，但报告在检测结果说明中明确注明“本报告用于学术研究，可作为传统眼学鉴定参考资料，不是所测器物交易依据”，网络市场价格截屏图无法证明与双方交易的古玩系同类物品，录音音频及文字整理稿和证人证言，仅证明双方更换过物品及其要求退货被拒绝的事实，对上述证据渊默堂及任某在质证中均予以否认。综上，博物馆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双方在口头约定中有交易古玩须符合年代信息准确否则可退货的内容，也不能证明博物馆从渊默堂购买的古玩是渊默堂提供的具体年代信息。关于渊默堂的主体问题，经核查证实，渊默堂系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的经营者为任兴达，任兴达为三级智力残障人士，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是任某之子，该店的实际经营者为任某，也是任兴达的法定监护人，其对外使用的艺名为王仁德，与博物馆馆长周勇间进行的古玩交易也是由任某实际实施的。另外，经法院与双方共同现场勘验，双方交易的青白釉划花牡丹纹皮囊壶现存放于任某经营的渊默堂店内。原审法院认为：文物交易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其一是文物自身的特殊性，文物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为满足消费需要而购买的商品，也不是其他可得到官方质量检测机构认定的商品。其二是文物交易的特殊性，依其交易惯例，交易前买方应查验欲交易古玩的原件，充分了解出售古玩的实际现状，卖方对出售的古玩的真伪及瑕疵不承担保证责任。交易一经成交货款两讫后，即表明买方已接受该件古玩的一切状况，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博物馆系民间文物馆藏专业机构，任某系古玩艺术品经营者，作为售卖方的渊默堂、任某，法律要求其不得欺诈，而无须对交易物品的产地、质地、年代等作详细的注明，而就博物馆提供的证据而言，无法证明双方口头约定渊默堂就此方面的内容做出过承诺。渊默堂的售卖行为及报价应是基于其本人对标的物的认知，博物馆作为民间文物藏馆，派出具有一定专业鉴赏力的馆长购置馆藏文物，作为买受者应在交易时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通过对实物的鉴赏从而作出自己的评判结论，双方作为业内机构和人士，依其从业经验和交易惯例均应明知交易物品的制作年代及内在品质等存在不确定性，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该类物品主要是用于收藏、鉴赏、展览等精神层面的用途需求，其交易价格往往是由收藏者或交易者对标的物的认可，或喜好程度并同时参考市场认可度决定的，该类物品无国家或行业指导价，不能以交易价格推断出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否存在欺诈、构成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鉴于渊默堂是个体工商户，虽注册业主为任兴达，但因其系三级智力残障人士，属限制行为能力人，该店实际经营者为其父也系其法定监护人任某，且与博物馆间的交易也由其本人实施，故应认定为与博物馆有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售卖方为任某。综上，博物馆因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任某之间达成的古玩交易任某构成欺诈，故对其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的主张及相应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博物馆撤销与任某之间7器物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博物馆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32元，减半收取计1766元，由博物馆承担。宣判后，博物馆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渊默堂明确告知了博物馆所购器物的年代并保证均为真品。作为展出古代物品的博物馆，在不告知该物件的年代和是否为真品时，其是不会购买的。在其原审提交的录音文件中，任某陈述上述器物均是“大开门的东西”，意为真品。其提供的录音、照片及任某书写的核对记录等，均可证明双方存在年代不符时可以退换货的约定。另外，双方在本次7件器物之前有过多次换货的事实，所以任某的品质保证条款已经部分履行。原审忽略了各项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事实，主观认定了文物交易的特殊性并将其错误运用到本案认定上，将交易物品的制作年代和内在品质保证责任强加给了博物馆，价格的巨大差异，也说明本次交易的物品应当是真品。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渊默堂、任某承担所有诉讼费用。渊默堂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古玩交易类物品并无国家或行业指导价，利益与风险并存，其交易价格往往是由交易者对物品的认可度或喜好程度并同时参考市场认可度决定的。在无参考标准的情况下，实物查看往往是确定是否交易的主要途径，一旦交易完成，购买方事后经鉴定或其他途径发现真正的利益与风险并不符合其当初的预期，也不能以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否则，古玩作为一种蕴含高度不确定性的特殊商品，交易本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就难以保证。本案中，博物馆作为民间文物藏馆，其参与交易的人员应具有一定的专业鉴赏能力，在购买时通过对实物的鉴赏作出评判进而决定购买，相应的风险应由博物馆承担。另一方面，博物馆认为双方发生交易时渊默堂、任某明确告知了涉案器物所属的年代并保证器物为真品，对此，渊默堂及任某均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确定涉案器物的年代和价值属性；博物馆认为渊默堂、任某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对此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博物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32元（博物馆预交），由上诉人广州东方博物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春哲审判员  徐振平审判员  王 珂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吕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