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3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柳静，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百三，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丙炎，户籍地株洲市石峰区，现住株洲市石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少钦，株洲市南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文柳静与被上诉人贺丙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103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文柳静的上诉请求：1、撤销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3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贺丙炎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贺丙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5月19日被告文柳静（乙方）将其拟好的《委托理财协议》交由原告贺丙炎（丙方）（注：一审判决原文如此，应为甲方）签字确认”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双方签订该份《委托理财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4月2日，而不是2015年5月19日。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文柳静和贺丙炎各提交了一份内容相同但签署时间不同的《委托理财协议》。从两份协议来看，《委托投资才协议》签订时是一式两份，双反各执的协议文本当时只注明了一个签订时间即“2015年4月2日”。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理财协议》上注明的“2015年5月19日”完全是贺丙炎事后自行增添的。贺丙炎在一审中主张《委托理财协议》右下角的“4月2日”系农历日期，完全不符合常理，根据中国人的书写习惯，即使是农历日期，也应书写为“四月初二”而不是写成阿拉伯数字的“4月2日”。贺丙炎自行在其保管的《委托理财协议》中选择添加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19日”，其原因是贺丙炎明知其五千元投资款通过上诉人投向株洲东兴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而东兴公司在2015年5月10日向投资者支付了5月份的投资回报之后，5月15日其法定代理人徐浩源因涉嫌非法集资携款潜逃，5月16日东兴公司案件爆发。贺丙炎初期积极以投资者身份参与众多投资者的集体维权活动，后来在得知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抓后并无能力还款，转而要求上诉人退款。贺丙炎自行在其保管的协议上添加签订日期“2015年5月19日”，无非是想将其投资失败的损失转嫁给文柳静承担。一审判决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两份协议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下，采信贺丙炎自行增添的日期来认定双方签订协议的日期缺乏事实依据，与客观事实完全相悖。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文柳静使用欺诈手段诱使原告贺丙炎签订了《委托理财协议》”，严重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律对于民事欺诈的认定有严格的适用条件。贺丙炎将资金委托上诉人理财并非发生在2015年4月，而是从2015年1月开始的，贺丙炎首次于2015年1月3日收取首笔投资利息也明知该款是投资到东兴公司的理财收益。因文柳静与东兴公司之间相关的借款合同和委托理财协议都是以三个月为一周期，2015年1月至3月的周期届满后，东兴公司会将原协议都收回再重新签订新的协议，文柳静和贺丙炎之间的委托理财也是同样如此。无论从收益约定及实际付款情况来看，双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都是按约定进行。而贺丙炎虽然年事已高，但长期参与高利贷放贷活动，以放贷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对委托投资理财及其后果相当了解。3、一审判决将文柳静和贺丙炎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贺丙炎在一审中主张借条被上诉人收回，该说辞与常理极不相符，但一审判决在当事人并未提供借条、借据等基本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不顾双方签订有《委托理财协议》的基本事实，仅根据贺丙炎向文柳静交付了资金、文柳静向贺丙炎支付了投资理财收益就认定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委托理财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4、即使按一审判决逻辑上认定文柳静采取了欺诈手段与贺丙炎签订《委托理财协议》，贺丙炎主张行使撤销权也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文柳静认为《委托理财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5年4月2日，即使按贺丙炎说法，贺丙炎在2015年4月2日当天已经知道文柳静欺诈其签订了该协议。贺丙炎的撤销权应自2015年4月3日起在一年内行驶，而贺丙炎起诉时间为2016年5月9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被上诉人贺丙炎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的时间是正确的。一审庭审中贺丙炎出示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是原件，有两个时间，其中文柳静签的时间是农历，贺丙炎签的是公历，但是同一天。文柳静提交的是复印件，与贺丙炎提交的不是同一版本，没有提交原件，贺丙炎在2015年5月19日签订协议时只签一份，文柳静这份不知哪来的。为什么文柳静要坚持协议签订时间是2015年4月2日，贺丙炎不知其用意，文柳静在一审时虽出示了贺丙炎收到650元利息的2张收条，但该收条完全不是贺丙炎书写，“贺丙炎”的名字也不是贺丙炎签的，文柳静也拿不出原件，从而被一审法院否定理所当然。此次文柳静在诉状中提到，她将借贺丙炎6.5万元投给了东兴公司，2015年5月15日东兴公司老板携款潜逃。因此文柳静想把责任推到贺丙炎身上，才坚持要把协议签订时间确定为2015年4月2日，这才是文柳静的真正意图。可文柳静应考虑到协议上有两人签字，签字人在自己的名字下写明自己的签字时间，这不但合理，而且合法，如只有一方当事人签有日期时间协议就不完善了，这是一般常识，文柳静是懂的。另文柳静提出写农历的日期只能用汉字而不能用阿拉伯字，这十分牵强。2、文柳静对贺丙炎一直都采用欺诈手段。文柳静没有投资理财的资质，也没有从事投资理财工作。其父文万林告诉贺丙炎文柳静是法律本科大学生，会炒股赚钱，在长沙和株洲买了几套房子，并购有私家车，贺丙炎后来才知道这也是骗。贺丙炎相信了文万林，同意借钱给文柳静，付钱时有文柳静的父亲在场，文柳静向贺丙炎开出了借条，并附有文柳静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2015年5月19日文柳静抓住贺丙炎十分相信文柳静之父的有利条件，且抓住贺丙炎年龄大，眼睛残疾的弱点，哄骗贺丙炎在其事先拟好的协议上签字后，立即收回了她写给贺丙炎的借条、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这些都证明是对贺丙炎的欺诈。从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文柳静借贺丙炎6.5万元，每月支付了650元的利息，但她把本金投到哪里，从来就没有告诉过贺丙炎。假如像她在上诉状中说的钱投到了东兴公司，贺丙炎也认为这不是理财，而是借鸡生蛋，这种操作方法人人都懂，只是风险大，被骗的人多。如果文柳静在借钱时将真实情况告诉了贺丙炎，贺丙炎是不会借钱给她的。3、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是2015年5月19日签订的，起诉是2016年5月9日，在法律规定的一年之内。现退一万步讲，即使签订时间按文柳静的意思是2015年4月2日，贺丙炎发现被骗后已于2015年8月5日报案，贺家土派出所出了警。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一款规定也在法律规定的撤销该协议的有效期内，文柳静提出的“贺丙炎的主张行使撤销权也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贺丙炎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了《委托投资理财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6.5万元，并按月利率百分之一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借款全部偿还之日；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5年1月3日，贺丙炎将其朋友偿还的借款65000元现金交给文柳静。文柳静即将650元现金交付给贺丙炎；2015年2月3日，文柳静通过银行现金存款方式将650元存入贺丙炎账户；2015年3月1日，文柳静通过银行现金存款方式将650元存入贺丙炎账户；2015年4月，文柳静即将650元现金交付给贺丙炎；2015年5月10日，文柳静通过银行现金存款方式将650元存入贺丙炎账户。2015年5月19日，文柳静（乙方）将其拟好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交由贺丙炎（甲方）签字确认，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自愿将合法拥有的资金以资金代管的方式全权委托乙方进行投资理财，以期获得最大限度收益，甲方不参于乙方的运作。二、甲方出资人民币陆万伍仟元整，以现金形式出资。三、双方约定投资理财收益不低于月收入1%。收益支付时间为每月10日。甲方指定受益账户……四、甲方有权了解投资理财的基本情况，并对投资理财风险自担。委托时限：2015年4月2日至2015年7月2日。”该协议签订后，贺丙炎未向文柳静交付资金。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虽双方均未提供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条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关系为民间借贷，但贺丙炎于2015年1月3日将现金交付给文柳静，文柳静之后按月支付650元给贺丙炎，应视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成立，根据贺丙炎的陈述及文柳静支付现金的情况，可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1%，故对贺丙炎要求文柳静偿还借款65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文柳静辩称双方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理财关系的意见，因贺丙炎向文柳静支付现金为2015年1月3日，文柳静按月支付利息至2015年5月；而2015年5月19日，双方签订了《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约定每月收益不低于1%、风险自担，且从收益的约定及实际支付情况看，该《委托投资理财协议》远逊于借款，一般情况下均不会选择委托投资理财；同时，贺丙炎年事较高，对于委托投资理财及其后果了解不深入；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认定文柳静使用欺诈手段诱使原告贺丙炎签订了《委托投资理财协议》，贺丙炎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故对贺丙炎请求撤销该《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贺丙炎与文柳静于2015年5月19日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二）文柳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贺丙炎偿还借款本金65000元，并自2015年6月4日起按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1505元，由文柳静承担。上诉人文柳静在二审中申请证人马某、刘某、赵某作证。证人马某陈述：贺丙炎经常在我的麻将馆打牌，所以我认识他，我和文柳静是邻居。2015年清明节我在湖边听到文柳静和贺丙炎两个人在讨论投资的事情，当时两个人都拿着一张纸。证人刘某陈述：我和文柳静的爸爸认识，在打牌、散步的时候认识了贺丙炎，我在贺丙炎处听说过他投了几万块钱到东兴公司的事情，还听他说起维权的事。证人赵某陈述：我在投资的时候认识文柳静，第一次见贺丙炎是在投资的饭店，第二次见他是在株洲的公园，也是为了维权。被上诉人贺丙炎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的内容与双方诉争的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这些证人证言不能直接证明文柳静和贺丙炎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3月20日，文柳静投入东兴公司26万元，并与该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借款期限2015年3月20日至6月19日，利率为2%/月。2015年4月2日，文柳静又向东兴公司投入6万元，并与该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借款期限2015年4月2日至7月1日，利率为1.8%/月。本院认为：1、关于贺丙炎、文柳静和东兴公司的关系。贺丙炎将6.5万元交给文柳静后，文柳静以其自己的名义投入了东兴公司，并签订借贷协议和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借贷收益也是由文柳静而非东兴公司向贺丙炎支付。虽然贺丙炎知晓该款项投入了东兴公司，但因协议上的投资人是文柳静，贺丙炎与东兴公司没有借贷或投资关系。因此，从救济渠道来看，文柳静可以继续向东兴公司主张权利，而贺丙炎无法向东兴公司主张借贷或投资权益。2、从借贷收益来看，文柳静拿到贺丙炎的6.5万元后，实际向东兴公司投入6万元，每月按6.5万元的1%（即650元）向贺丙炎支付利息。而根据文柳静与东兴公司的借贷协议约定的利率，东兴公司向文柳静每月按6万元的1.8%（即1080元）支付利息。虽文柳静陈述贺丙炎知晓并同意此事，但文柳静事实上从中获取了收益。基于上述两点可见，文柳静在收到贺丙炎的款项后，并未全部投入东兴公司，投入东兴公司的款项也是以文柳静的名义，投入资金的收益也是文柳静支付给贺丙炎，且文柳静从中赚取利差。款项投入东兴公司之后的风险显然应当由文柳静而非贺丙炎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贺丙炎与文柳静之间是借贷关系是正确的，贺丙炎知晓其出借给文柳静的款项投入了东兴公司的事实并不影响二人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3、关于贺丙炎与文柳静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贺丙炎向文柳静交付6.5万元是2015年1月3日，双方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是在2015年4月2日（按贺丙炎的说法是5月19日）。也就是说，在6.5万元款项交付时，双方对此款项的性质借贷还是委托理财是没有书面约定的。虽双方在3个月后签订了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但双方对协议签订时间，协议是否经过充分商议等问题发生争议。一审法院考虑贺丙炎年事较高、对委托理财及后果了解不深，且贺丙炎视力存在残疾，认定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应当撤销并无不当。4、关于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问题。其一，双方何时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存在争议，文柳静认为是2015年4月2日，而贺丙炎认为是5月19日。其二，贺丙炎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欺诈不应认定为协议签订之日。因为直到2015年5月10日，文柳静都每月向贺丙炎支付650元利息。应当说，贺丙炎知晓欺诈事宜应当在文柳静停止支付利息或东兴公司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故本案的撤销权并未超过除斥期间。综上所述，上诉人文柳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5元，由上诉人文柳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ＸＸ宇审判员  欧阳宁审判员  周立文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钟 晨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