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2民初5950号原告：胡某，女，1980年2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男，住北京市通州区，北京依凡永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推荐。原告：车某，男，2011年4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理人：胡某（车某之母），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男，住北京市通州区，北京依凡永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推荐。被告：车志同，男，1982年1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车存义，男，1955年1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新，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车志禄，男，1987年6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胡某、车某与被告车志同、车存义、车志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车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被告车志同、车志禄，被告车存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杜店村XX号院内北房四间、倒座房四间、配房四间归原告胡某所有；2.被告承担诉讼费。诉讼过程中，胡某以车某法定代理人名义申请车某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涉案房屋归胡某、车某共同所有。事实和理由：胡某与车志同原系夫妻，双方于2015年8月27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杜店村XX号院内北房四间、倒座房四间、配房四间归胡某。婚姻存续期间，双方还签订了《婚内财产约定》，约定XX号院内北房四间及倒座房四间归胡某及车某所有。车存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系以车志同名义申请，但由车存义出资建设，属于车存义夫妇的财产。当时共申请了六间房的地方，因不能全部批在车存义名下，故以车存义与车志同名下各批了三间。车志同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是我父亲盖的，只是用我的名批的。车志禄辩称，我没什么意见，涉案房屋也有我的份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胡某与车志同于2006年8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1年4月8日生有一子车某。车存义夫妇共生有两个子女，即车志同、车志禄。车存义之妻于2005年3月去世，生前未留遗嘱。2004年11月5日，通州区西集镇人民政府颁发《农村私有房屋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西集镇杜店村车志同新建北房四间，即本案涉案房屋。庭审中，车存义、车志同均主张上述房屋系以车志同名义申请，当时共申请了两块宅基地，另一块宅基地登记在车存义名下，但均由车存义出资建设；胡某主张，即便涉案房屋系由车存义出资出力，结合双方关系，亦属于车存义对车志同的资助。2015年3月15日，胡某（甲方）与车志同（乙方）签订《婚内财产约定》，内容为：甲乙双方系夫妻关系，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杜店村XX号院落系乙方婚前财产，内有北房四间及倒座房四间。现就该房产分割一事，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事宜：一、上述房产及院落归甲方及儿子车某所有。二、甲乙双方的共同债务，由乙方自行偿还，和甲方无关。三、乙方每月支付甲方生活费抚养费共计2000元人民币。四、乙方除工作外，按时回家，履行做丈夫的义务及责任，不得在与她人有染。五、乙方对于上述约定不得反悔，则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六、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胡某、车志同均在上述书面约定上签名，车存义亦于2015年3月16日在上述书面约定上签名。其后，车志同、胡某及车某搬到涉案房屋中居住。2015年8月27日，胡某与车志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男孩车某，4岁，由女方胡某抚养；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杜店村XX号院，北侧正房4间，北侧倒座房4间，配房4间归女方胡某所有。涉案房屋院落现由胡某、车某居住，且胡某在该院落内又新建了部分建筑物。本案审理过程中，车志同、车存义主张涉案房屋实际上是正房三间、倒座房三间、配房三间。胡某对此表示认可，并称其主张四间系按规划许可证进行表述的，且配房三间现已被拆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1.车存义夫妇能否因出资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2.婚内财产约定的性质与效力；3.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涉案房屋归胡某所有之约定的法律效力。下面分别予以论述：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可见，因建造取得农村房屋所有权，必须符合“合法”之构成要件。本案中，车存义主张涉案房屋由其出资建造，即便属实，亦应符合“合法”条件方能取得所有权。车存义或问，出资建房还能违法？本院认为，此处所谓“合法”系指经有权部门批准。亲戚朋友建房，亦可出资出力，当然亦不违法，但并非此处所指称的“合法”，即不能因为帮亲戚朋友出资建房就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进而，本案的关键是，车存义是否属于经批准建造涉案房屋的主体。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系以户为单位进行无偿分配。据此，取得宅基地的该户成员均有权在该宅基地上建造房屋。本案中，车志同与车存义虽为父子关系，符合农村“户”的通常表征，但根据车存义的陈述，其在申请本案宅基地时，还另外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一块宅基地，表明车志同与车存义系以两户名义申请，车存义不可能同时是两户的成员。故车存义即便在车志同建房时出资出力，亦仅能理解为父母对子女的帮助，或车存义与车志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欠缺“合法”要件，车存义主张其因出资建房而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主张，于法无据。车志同系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建造主体，因建造房屋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胡某与车志同在婚姻存续期间就涉案房屋签订《婚内财产约定》，该份协定的性质与效力如何？是否属于夫妻财产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由此可见，夫妻财产约定并不包含夫妻一方婚前财产约定归另一方所有之情形。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之规定，即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胡某与车志同签订的《婚内财产约定》，约定车志同的婚前财产归胡某、车某所有，属于赠与行为。因赠与对象包括其未成年子女，且约定有“不得在与她人有染”等内容，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同时，因《婚内财产约定》签订后，胡某、车某及车志同便搬至涉案房屋居住，现胡某、车某亦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故赠与财产权利已经转移，车志同无权撤销。胡某、车某因赠与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婚内财产约定》签订后，胡某与车志同签订离婚协议书效力如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胡某、车志同作为车某的法定代理人，是否有权代理车某处分其财产权利。如果无权代理，则离婚协议关于涉案房屋全部归胡某所有的约定无效；如果有权代理，则该离婚协议约定的内容有效，涉案房屋应全部归胡某所有。至于胡某现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胡某、车某共同所有，是否意味着胡某处分了自己的权利，则是另一个问题。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可见，车某的法定代理人亦即其监护人仅能在“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时才能处理车某的财产。而本案将原本赠与给胡某、车某共同所有的财产，重新约定全部归胡某所有，显然不是为了车某的利益。故该约定因损害了车某的财产利益，属于无效的约定。综上所述，对胡某、车某要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杜店村XX号院内北房四间、倒座房四间、配房四间归二原告共同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对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房屋的间数，应以实际间数为准。关于配房，因标的物已不存在，本院不再确认其权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杜店村XX号院内北房三间、倒座房三间归胡某、车某所有；二、驳回胡某、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胡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奉一兵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梁宏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