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津0105行初104号原告孙金芳，女，1973年9月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静海区环境保护局干部，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代理人李丽，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中山北路八号增一号。法定代表人李强，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秀琴，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刘瑞琴，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干部。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街红星路18号（天明创意产业园A区5号楼005）。法定代表人齐少彬，执行董事。第三人王立军（2015年8月14日死亡）。原告孙金芳不服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作出的公司变更登记，于2016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6年9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金芳及委托代理人李丽、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秀琴、刘瑞琴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经对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日提出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进行审查，于当日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原告孙金芳诉称，原告2016年7月27日想办理贷款，被银行告知名下具有公司，之后原告到被告处查询得知，原告被登记为第三人公司的股东。原告本人对此完全不知情，也从未委托过任何人注册公司。原告的居民身份证于2015年9月29日被盗，原告在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报警并受案。原告于2015年9月30日补办新的身份证，丢失的身份证至今未找到，不知道第三人公司的申请人如何得到的原告的身份证，并注册了公司，将原告登记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法定代表人经过两次变更，第一次由孙金芳变更为徐学功，第二次由徐学功变更为齐少彬，但孙金芳一直登记为股东。凡是在被告处的登记及变更材料中涉及原告的签名都是虚假伪造的，且留存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是原告之前丢失的身份证，原告从未在登记和变更材料中签过字，也未授权给任何人代为签字或者代办相关事宜。原告认为被告未充分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导致第三人公司虚假登记，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准许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学功变更为齐少彬的变更登记，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复印件）：证据1、原告居民身份证；证据2、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受案回执；证据3、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出具的补领身份证的证明。上述证据证明原告现在使用的居民身份证不是第三人公司申请公司登记时的身份证，对第三人公司设立、变更登记，原告并不知情。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辩称，我局于2016年3月2日核准了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第三人公司提供的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程序合法。在企业登记注册中，登记机关只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我局已尽到法定审查义务。综上所述，我局于2016年3月2日核准的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要件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我局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此次变更登记合法有效。原告提出的争议应属于民事争议范畴，若原告认为第三人公司冒用了原告签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各项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供了如下的证据及依据（复印件）：证据1、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第三人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证据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证明第三人公司委托代理人办理公司变更登记；证据3、公司股东会决议、解聘书、聘任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证明第三人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免去徐学功执行董事职务，选举齐少彬为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证据4、承诺书，证明第三人公司承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证据5、《营业执照》，证明第三人公司原《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及原《营业执照》已收回；证据6、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证明对第三人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我局当场受理、当场核准；证据7、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证明第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领取了《营业执照》；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下同）；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下同）；依据4、《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依据5、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的通知（工商企字[2014]29号）；依据6、中共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关于印发的通知》(津市场监管委党[2015]3号)。因本案涉及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另一股东王立军的合法权益，本院向阿荣旗公安局及阿荣旗公安局得力其尔鄂温克族乡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经查，王立军于2015年8月14日因车祸在津死亡，2015年11月17日天津静海县医院为其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及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中所有涉及原告“孙金芳”的签名，原告表示均不是其本人书写；对证据6、7，原告无异议；对被告提供的依据，原告认为被告断章取义。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丢失身份证并不能证明公司登记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作出如下确认：本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在2016年3月1日召开公司股东会时，公司股东王立军已经死亡，其本人不可能参加公司股东会，也不可能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故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的公司股东会决议系虚假材料，因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依据，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均适用于本案。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4日，经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设立了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12月28日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经被告当日审核，同意核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孙金芳变更为徐学功的变更登记，2016年3月2日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再次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请求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学功变更为齐少彬，经被告当日进行审核，同意核准该公司的变更登记。但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的公司股东会决议系虚假材料。现原告以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冒用原告身份证、伪造原告签字为由，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公司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的规定及《关于区（县）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津市场监管委党[2015]3号）。由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分局、河北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河北区分局共同组建的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具有依法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并监督管理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设区的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被告受理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是其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的规定，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受理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后，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文件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由于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提供了虚假材料，导致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作出核准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因此，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应当对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及后果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公司股东会决议系虚假材料，因此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第三人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3月2日作出的核准天津市天瑞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公司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 伟审 判 员  魏冬梅人民陪审员  宋玉文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殷 乐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