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83民初3682号原告：黄东明，男，1971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竺凌，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金元，男，1966年9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被告：沈艺，女，1966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东明与被告徐金元、沈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春香独任审判，于2017年4月1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需要，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5月1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东明（参加两次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竺凌（参加两次庭审）、王莹（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徐金元（参加两次庭审）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参加两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东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将昆山市新浦东路XX园XX幢XX号房产交付给原告，并配合原告将不动产权证办至原告的名下；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第一次庭审前，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将昆山市新浦东路XX园XX号XX号房产交付给原告，并配合原告将不动产权证办至原告的名下。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71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4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5日，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协议，约定将被告所有的位于昆山市新浦东路XX园二期XX幢XX的房屋抵债给原告。因协商之时，该房屋尚未交付，故无法变更产权手续。现该房屋已交付给被告，且已具备办理产证之资质，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协议约定，履行交付义务，且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但被告迟迟不愿出面，并拒绝履行协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由此引起本案纠纷。被告徐金元、沈艺第一次庭审时辩称：一、原告诉请房屋并非被告所有，是他人房屋，与被告无关，被告名下并无房屋。二、以物抵债的成立需符合要物合同的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存在四个要件：1、必须有原债的关系存在；2、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以物抵债的合意；3、他种给付必须与原定给付不同；4、须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替原给付。关于2015年1月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被告认为被告已故儿子徐某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即要件一缺失，被告儿子因赌债在2016年被讨债而去世，现犯罪嫌疑人已经昆山市公安局刑事立案，该案件尚未了结，故协议并不成立。退一步讲，假设按照原告所述徐某与原告存在借贷关系，基于以物抵债的要物性，原、被告仅有以房抵债合意尚不够，必须履行物权转移登记手续，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以物抵债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审理纪要》第三条：“（一）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在尚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债务人反悔不履行抵债协议，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抵债协议或要求确认所抵之物的所有权归自己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第二次庭审时辩称：借款并非真实存在的，根据徐某的笔录该债务应当属于赌债。既然原告主张返还借款就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既不持有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是借款人，故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债权人资格，应当驳回起诉。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5日，被告徐金元、沈艺（作为甲方）与原告黄东明（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内容载明：“关于徐某与黄东明借贷一事（注：徐某无能力偿还，全权委托其父母全权处理，有委托书原件一份，总计借贷金额柒拾壹万伍仟圆整），双方于2015年1月5日在驻所调解室达成协议如下：一、徐某全权委托人徐金元、沈艺夫妇与债权人黄东明达成一致协议，愿将新浦东路东方佳园二期小高层80平方抵值给黄东明，做一次性了断。无论这套平方数是否有平等值价位相当适中，黄东明也不会以任何事实或依据再找徐某讨要差额价位，此笔债务柒拾壹万伍仟圆整以80平方抵折相扣，一次性了断徐某与黄东明的债务关系。……三、双方约定，在东方佳园二期交房的整个过程中，双方互相配合交房顺利，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达成以房抵债务的约定，如双方达成约定，在房产证、土地证交割之前到派出所调解室做文书约定，并当场交割借条凭据，一次性了断双方借贷关系。……。”，原、被告分别在协议右下角签字并捺印确认。另查明，被告徐金元位于东方村××组的老房因拆迁安置了三套房屋，分别位于XX家园三期XX号（施工编号）XX室，面积98.09㎡；XX苑XX号XX室，面积115.3㎡；XX苑XX号XX室。再查明：徐某于2016年7月29日因外伤去世。本案审理期间，本院调取2015年1月5日黄东明、徐某在昆山市公安局新镇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被告徐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3月期间，我到黄东明在城北希望之城租的房子玩“梭哈”，场子是黄东明开的，他不赌就负责抽庄风。在玩牌的过程中我输了钱，于是我就向黄东明借，每次借几万、几十万元不等，一共借了715000元，后来黄东明让我写借条给他，我分三次写了三张借条给他，第一张写的是借了朱永芳245000元，这张没有写日期，第二张是2014年3月20日借了朱永芳170000元，第三张是3月30日借了朱永芳300000元，落款人都是我，出借人是按照黄东明的要求写朱永芳，我写的这些借条都交给黄东明了。后来我还了15000元给黄东明，我还欠他700000元。被告黄东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3月徐某因生意上的周转向我借款，一开始向我借几万元，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让朱永芳借款给徐某，我做徐某的担保人，当时并未写借条。后来徐某陆陆续续向我借款，我又让我朋友朱永芳借给他，因为借款数额较大，所以我让徐某写借条给朱永芳，前后共写了三张，一张是2014年3月20日写的170000元，第二张是3月30日写的300000元、第三张没有写日期金额是245000元，借款人是徐某，都是我做的担保人，现借条都在我身上。之后徐某没有向朱永芳偿还借款，朱永芳就要我还款。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黄东明陈述：借条上写的出借人确实是朱永芳，后来在新镇派出所调解室调解时，因为我作为借款担保人直接将徐某欠朱永芳的借款还给朱永芳了，所以徐某应当将钱还给我，两被告在派出所和我签订协议时，朱永芳也在场。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黄东明又陈述：虽徐某出具的借条中借款人是朱永芳，我是担保人，但实际借款给徐某的是我，而我借给徐某的钱款是从朱永芳那里所借，故当时出借人写的是朱永芳，现我向朱永芳所借的款项已全部还清。徐某所借的款项，我都是分多次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他的，一部分是我货运做生意的钱，一部分是我向别人借的。现在借条已丢失，无法提供。上述事实，由协议、全权委托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交房通知单、动迁房选购登记确认单、动迁户（增宅户）安置房订购合同、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当事人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被告徐金元、沈艺对徐某结欠原告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先审查原告与徐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事实，原告对借贷合意的成立、款项的实际交付以及出借资金的具体金额等构成要件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庭审中，原告陈述关于本案借款的借条已丢失无法提供，且款项都是以现金方式分多次进行交付。本院认为：第一，从借贷合意来讲，原告于2015年1月5日在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徐某共计借了715000元，有出具三张借条，载明出借人均为朱永芳，我作为担保人，借条均在我处。而在本案庭审中原告却陈述借条已丢失，无法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债权凭证；第二，从款项交付来讲，原告陈述款项均通过现金方式分多次交付，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印证，且原告对款项交付时间、地点、金额等信息多次陈述上存在出入；第三，从借款人徐某的询问笔录来讲，徐某虽确认有向原告借款，但认为所借款项用于赌博，而现徐某已去世，对其陈述无法核实，且对于如此大数额的借款，原告却未悉心保留借条，也未根据日常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采用转账等方式交付款项，而均用现金方式交付，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徐某存在借贷的事实，故不能依此主张两被告对徐某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东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50元，由原告黄东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建勋代理审判员  刘春香人民陪审员  俞雪莲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陆维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