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93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中和信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21层2101室。法定代表人：王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瑶，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景利（LIJINGLI），男，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平，吉林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新中和信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景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52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中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瑶，被上诉人李景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中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5203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李景利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3.由李景利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诉讼主体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李景利提交的证据载明合同乙方为“李景利（团队）”。李景利据以起诉的《技术入股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入股协议》）首部载明的合同乙方为“李景利（团队）”。李景利据以起诉的《终止武汉鼎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经营协议书》（以下称“《终止协议》”）首部载明的合同乙方为“李景利（团队）（技术方）”。2.李景利、周虹、李勇、唐冬惠等四人作为一个团队，在2013年8月至2014年7间，为武汉鼎鹏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鼎鹏公司”）提供了工作服务。新中和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表明，李景利、周虹、李勇、唐冬惠等四人作为一个团队于2013年8月在鼎鹏公司领取了办公用品，鼎鹏公司持续为李景利、周虹、李勇、唐冬惠发放工资，李景利实施了工资、费用支出审批的管理行为。3.周虹、李勇、唐冬惠三人明确知晓其三人与李景利共同享有《入股协议》及《终止协议》项下乙方的权利。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新中和公司向法院提出李景利没有取得“李景利（团队）”全体成员的授权，无权代表合同项下乙方“李景利（团队）”提起诉讼。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李景利为证明其具有合同乙方“李景利（团队）”的授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并作为证据使用。该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周虹、李勇、唐冬惠3人委托李景利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李景利提交的该《授权委托书》，证明周虹、李勇、唐冬惠三人明确知晓其三人与李景利共同享有《入股协议》及《终止协议》项下乙方的权利，且三人委托李景利代理诉讼。但周虹、李勇、唐冬惠三人并未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也未以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身份加入到本案中来。4.李景利在一审庭审时也自认《入股协议》、《终止协议》中的“李景利（团队）”系指李景利、周虹、李勇、唐冬惠等四人。一审庭审中，李景利认可该四人共同享有《入股协议》及《终止协议》中乙方的全部权利。”5.一审未依法通知其他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内容回避了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审主审法官庭审中将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归纳为“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一审法院在明确知晓本案李景利主体资格存在争议，本案存在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况下，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未依法通知其他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未对本案核心争议焦点的事实部分进行阐述，也未对争议焦点的逻辑判断过程和结论性意见进行任何论述，故意回避了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主要争议焦点。综合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入股协议》和《终止协议》中乙方主体为“李景利（团队）”，该团队实际包括李景利、周虹、李勇、唐冬惠等四人，李景利单独起诉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定李景利单独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依法通知其他合同主体参加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应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根据现有证据，足以推定《终止协议》系王钊与李景利恶意串通而签订，损害了新中和公司的利益，属于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协议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李景利称与新中和公司口头约定合作成立鼎鹏公司与《终止协议》反映的事实不一致，该陈述不符合常理。李景利在起诉状中称“2013年8月6日，我和新中和公司一致协商同意成立鼎鹏公司”，起诉时提供的证据却是2013年7月28日的《入股协议》。经一审法院询问，李景利称与新中和公司在2013年8月6日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仅是依照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入股协议》进行了口头约定。但是，根据《终止协议》中“提出终止合作协议”、“按照合作协议中的赔偿条款执行，新中和公司同意赔偿李景利3000000元”等相关内容，可以推定李景利在2013年8月6日确实签署过一份协议，这与李景利的陈述不符。并且，通过对比《入股协议》和鼎鹏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可以看出在公司性质、注册资本、营业范围、治理结构等方面，鼎鹏公司与《入股协议》的约定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合作项目有了根本性的变更，双方却仅仅进行了“口头约定”，这显然不合常理。其次，从鼎鹏公司合作的履行情况来看，李景利所称合作实际是与王钊个人的合作。鼎鹏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2005年3月9日，鼎鹏公司前身武汉东肯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成立。2009年7月24日，王钊成为鼎鹏公司股东，此时新中和公司尚未成立。2013年8月16日，该公司正式更名为鼎鹏公司，李景利儿子李超成为鼎鹏公司股东。2014年2月18日，李景利成为鼎鹏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根据上述事实，王钊对于鼎鹏公司的投资形成于2009年7月24日。李景利所称合作，实际是王钊用其已有的资产与新中和公司进行的合作。该资产系王钊的个人资产，与新中和公司没有关系。新中和公司与鼎鹏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资金、业务、人员等方面的联系。同时，鼎鹏公司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与获得的收益也与新中和公司无关。因此，从履行情况来看，鼎鹏公司的合作是李景利与王钊个人之间的合作。第三，《终止协议》的约定严重损害了新中和公司的利益。《终止协议》约定所有项目归李景利，这意味着新中和公司不能从鼎鹏公司合作项目中取得任何收益。相反，新中和公司还要为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合作项目，向李景利支付高额违约金。此种约定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交易规律，严重损害了新中和公司的利益。第四，截至目前，李景利与王钊仍担任鼎鹏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超仍担任鼎鹏公司股东，鼎鹏公司合作已终止这一说法存疑。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足以推定出李景利与王钊恶意签订《终止协议》，损害新中和公司利益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真审查相关事实，却反而认为新中和公司未充分举证，认定协议有效，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即使不考虑主体适格问题及《终止协议》的效力问题，《终止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亦属过高，应予调整。1.《终止协议》确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入股协议》的约定。《终止协议》中约定“按照双方合作协议中的赔偿条款执行”。据李景利说法，该赔偿条款指向的应是《入股协议》中的“如新中和公司违约，按照公司注册资本的10%赔偿李景利损失”。而据鼎鹏公司工商公示信息显示，2014年6月9日，鼎鹏公司注册资本由118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即使按照最高额计算，违约金也为500万的10%即50万元。《终止协议》确定的300万元违约金远高于该约定。2.鼎鹏公司合作终止，未对李景利造成任何损失。李景利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因为鼎鹏公司的合作终止受到了损失。相反，《终止协议》约定所有项目归李景利，李景利团队成员作为股东至今仍可以享受鼎鹏公司的收益。从这方面来讲，鼎鹏公司不仅是没有损失，相反还有收益。四、一审法院支持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支持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本案中新中和公司已就基础法律关系进行抗辩，本案也确属合作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2.李景利主张的借款本金其法律性质为违约金，不因协议约定转为借款而改变，对其计算利息属于对违约金的重复计算，没有法律依据。3、即使按照民间借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从2015年4月1日计算利息也违反了相关规定。《终止协议》虽然约定了转为借款，但未就转为借款后的借款期限、利息等作出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李景利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现李景利以诉讼的方式要求履行，应以判决生效之日作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双方未约定利息，借期内利息不应支持。因此，应当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息，一审法院从2015年4月1日起计息违反了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李景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新中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本案主体适格，证据充分，适用法律适当，应当依法维持。2.新中和公司二审提出的2013年到2014年有关的证据和相关理由，新中和公司在一审期间从未提过，从内容上与本案无关，从时间上不是新的证据，新中和公司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景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新中和公司偿还借款8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31日至实际清偿借款之日的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同时要求新中和公司赔偿律师收费30000元、交通及差旅费112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8日，李景利与新中和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约定：双方决定合作投资兴办股份制有限公司；合作项目为胶原蛋白、透明质酸及衍生产品系列，体外检测试剂产品系列；合作方式为新中和公司以现金出资，折合公司股份为65%，李景利以技术出资，折合股份为35%，负责处理所有技术问题；出资方式为新公司注册资金30000000元，由新中和公司负责出资；如新中和公司违约，按照公司注册资本的10%赔偿李景利损失，如李景利违约，应当按照新中和公司出资额赔偿新中和公司损失。2014年9月23日，李景利与新中和公司签订《终止协议》，约定：双方在2013年8月6日经过充分协商，一致同意成立武汉鼎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现由于新中和公司资金不足，提出终止合作协议，李景利表示可以接受，但需要按照双方合作协议中的赔偿条款执行，新中和公司同意赔偿李景利3000000元，扣除武汉鼎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一年的运营费用2100000元，余额900000元为新中和公司应付给李景利的赔偿款，该款分四笔于2015年3月底前支付李景利；新中和公司同意如届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该款项，则款项额度视同现金借款。该协议还约定了解除合作的其他事项。庭审中，李景利称在上述终止协议签订后，新中和公司向其给付了100000元，其余款项未付，其遂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主张其权利。新中和公司虽认可上述协议中其签章的真实性，但否认上述协议的真实性，称相应协议系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钊与李景利恶意串通损害新中和公司利益。李景利对此未予认可，新中和公司亦未能就该主张充分举证。经询，李景利称其与新中和公司在2013年8月6日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仅是依照2013年7月28日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就设立鼎鹏公司的问题进行了口头约定。现李景利起诉要求新中和公司偿还借款80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同时要求新中和公司赔偿其因主张该权利而产生的律师费和差旅费损失。新中和公司对李景利请求不予认可，并以上述理由抗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李景利与新中和公司订立之《入股协议》及《终止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约定，新中和公司负有向李景利支付款项的义务，且双方明确约定了逾期不能支付款项则相应款项的性质转变为现金借款，故双方应当遵照履行。现新中和公司未能如约支付款项，李景利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合理有据，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对于李景利要求新中和公司返还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之请求，法院均予以支持。双方并未约定律师费负担问题，且李景利所提交之差旅费亦不足以佐证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李景利相应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新中和信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李景利（英文名LIJINGLI）借款八十万元，并支付自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至实际偿清全部款项之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李景利（英文名LIJINGLI）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新中和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鼎鹏公司的固定资产的领用登记，证明鼎鹏公司成立之后由李景利登4人组成团队。2.鼎鹏公司的付款申请单。3.鼎鹏公司的2013年、2014年的工资单。证明李景利团队是4人，不是李景利1人。李景利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2、3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新中和公司在一审期间也没有对主体进行抗辩，李景利认为证据1、2、3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首先新中和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从《入股协议》、《终止协议》的实际签约主体为李景利个人及李景利提交的团队授权情况来，上述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李景利与新中和公司的上诉主张及答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点：一、李景利是否系本案的适格主体。新中和公司主张签订入股协议、实际履行及签订终止协议的主体均为李景利、周虹、李勇、唐冬惠等四人团队，并非李景利个人，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入股协议》、《终止协议》抬头部分虽然标明李景利（团队），但这两份协议的实际签约主体均为李景利个人，其他主体并未在协议上签字确认，新中和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李景利个人签字的行为系获得其他三人授权的签字行为。虽然李景利亦认可实际履行协议的主体和利益归属于四人团队，但根据李景利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周虹等三人均认可与李景利之间存在内部委托关系，全权授权李景利对外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处理纠纷，故本案项下，李景利系适格的诉讼主体，李勇等人并非必要公共诉讼主体，新中和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终止协议》是否系王钊与李景利恶意串通而签订，损害了新中和公司的利益，是否属于无效协议。新中和公司主张其并未真实参与鼎鹏公司的入股合作，实际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钊用其已有的资产与新中和公司进行的合作，新中和公司不能从鼎鹏公司合作项目中取得任何收益，反而向李景利支付高额违约金。此种约定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交易规律，严重损害了新中和公司的利益。对此本院认为，王钊系新中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采用的入股合作形式，持股方式系新中和公司的内部股权安排，《入股协议》及《终止协议》均系以新中和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新中和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新中和公司虽主张李景利与王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故对于新中和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终止协议》中约定的赔偿款项是否属于违约金，是否存在过高情形，另如果属于民间借贷，利息计算是否有误。新中和公司主张根据《终止协议》的约定，赔偿款项的性质应当属于违约金，李景利未遭受任何损失，法院判决违约金过高。对此本院认为，从《终止协议》的约定来看，赔偿款项的性质属于双方对于发生单方违约的情况下约定的固定损失赔偿数额，新中和公司虽主张其性质属于违约金，并存在过高情形，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的事实成立，且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款项到期未付的情况下，其性质转化为民间借贷，故对于新中和公司主张款项属于合作合同项下的违约金，不属民间借贷，且存在过高情形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新中和公司上诉还提出即使款项性质为民间借贷，一审法院支持借贷利息亦违反了相关规定，利息起算时间有误。对此本院认为，双方虽仅约定了新中和公司逾期付款的款项性质变化，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但从《终止协议》的上下文义理解可以看出，双方对于赔偿款项履行期限的约定即是对借贷款项偿还期限的约定，在新中和公司超期未还款的情况下，李景利要求新中和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新中和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新中和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13元，由北京新中和信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