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95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标配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广从路西侧3号之68号。法定代表人：关志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禄，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明军，男，197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博，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森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南大门花园（新村）海珠幢大厦座首层13号铺。法定代表人：邓海泉。上诉人广州市标配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配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万明军、原审被告广州市森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7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标配运公司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万明军对标配运公司的起诉或判令标配运公司无需对森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在机构、人员、业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的认定错误。1.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两公司经营地点不同，组织机构也不存在混同。（1）标配运公司住所地为白云区××从路西侧3号之68号，森田公司搬迁前的地点为白云区××从路西侧3号之76房，2016年4月搬迁后地点为白云区南大门花园(新村)海珠幢大厦首层13号铺，可见，不管是搬迁前还是搬迁后，两个公司的住所均是不同的，两者仅仅是相邻。新广从路西侧3号所在的房屋为标配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关志亮父亲关镜明先生所有，所以，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的经营场所相邻也不足为奇。（2）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的组织机构也不相同。依普通意义上的理解，公司机构指的是为公司运行而成立的各个部门，包括行政、人事、财务、业务等部门。从本案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的行政、人事、财务、业务部门是相同的，即不存在通俗意义上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2.两个公司的人员不存在交叉或相同。（1）标配运公司2016年1月才成立，2016年5月开始就接到大量诉讼，故其并没有实际运作，也没有招聘相应的工作人员。标配运公司在成立后，为开展工作，提出向森田公司借调熟练员工，森田公司也同意，在此种背景下，才开具了向“玉才专卖子／分公司”提货的介绍信。然而，标配运公司并没有实际委派过范金浩等人向“玉才专卖子／分公司”提货。（2）在谢某甲等21名劳动者与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的系列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谢某甲等劳动者没有提供任何能直接证明与标配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如劳动合同、厂牌、社保记录、银行流水，等等。（3）邓海泉代表标配运公司与广州新笃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也并不代表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管理人员存叉任职。森田公司因欠标配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关志亮父亲关某乙300万元(已在白云区法院太和法庭审理)且长期无力偿还，关某乙父子想通过接手森田公司部分客户的方式来挽回部分损失，但因客户资源主要是邓海泉掌控的，需要邓海泉作为中间人参与对接，故标配运公司委托邓海泉作为代表人签订合同。标配运公司认为，此种做法没有损害债权人利益或损害森田公司利益。3.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并不等于业务相同。（1）法律并未禁止两个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可以相同。（2）标配运公司成立的目地就是想从森田公司接手部分客户资源，与森田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也并不奇怪。（3）公司变更名称函为复印件，不应予以认定。4.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财务混同是认定两个不同公司存在混同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标准。然而，万明军并没有提供任何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的证据，而标配运公司方则提供了标配运公司的银行流水记录，以证明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从银行流水记录可看出，标配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更没有接收过来自森田公司、森田公司客户或森田公司供货商的任何款项。然而，一审法院对此证据视而不见，对不予认定该证据未作任何解释或分析说明。（二）一审法院认为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标配运公司需对森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标配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明显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前述条款可看出：1.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主体为公司股东，而标配运公司并非森田公司股东，不是滥用森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主体；2.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公司股东，而非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标配运公司并非森田公司股东，因而也不是需要对森田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主体。因此，在没有其它法律另行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权对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任意作扩大解释及滥用该条款，一审法院将前述条款适用本案是完全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重大错误，标配运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万明军辩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标配运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森田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万明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连带偿还万明军货款195682元及滞纳金（滞纳金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森田公司登记成立于2010年7月26日，法定代表人为邓海泉，经营场所为广州市白云区南大门花园（新村）海珠幢大厦座首层13号铺。标配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关志亮，经营场所为广州市白云区××从路西侧3号之68号。万明军主张其与森田公司存有生意往来，由万明军向森田公司出售汽车配件，但森田公司拖欠其截止到2016年5月11日止的货款共计195682元。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万明军收到订单后随即送货至森田公司的经营地址即广州市白云区××从路西侧3号之68号（下称涉案送货地址）。2016年5月11日，森田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海泉在万明军出具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拖欠万明军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10日期间的货款共计143355元。2016年年初，涉案送货地址上森田公司的挂牌变更为标配运公司，但因森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海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均表示挂牌变更是因为有新股东加入，森田公司的欠款由标配运公司承担，因此万明军仍照旧送货。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均授权过同样的员工进行提货，故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4月9日期间万明军共计向被告送货合计52327元。因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至今未清偿上述货款，万明军遂诉至一审法院。万明军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应付账明细表，内容为森田公司确认拖欠万明军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1月10日期间的货款共计143355元，森田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海泉在该应付账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日期为2016年5月11日。2.送货单，收货单位名称均为“广州森田”，送货日期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4月9日，收货人签名包括“邓某乙”、“梁某甲”、“范某甲”等，送货金额合计52327元，万明军表示因财务原因故在2016年5月11日制作应付账款明细表时并未将该送货金额予以统计，但森田公司、标配运公司的员工邓某乙、梁某甲、范某甲等人已在送货单上签收确认。3.工资签收表，显示森田公司员工的名单。4.谢某甲、韦某甲、杜某甲、韦某乙、李某甲、邝某甲、黎某甲、李某乙、米某甲、邓某乙、梁某甲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均显示单位名称为森田公司，社保费用缴纳至2016年3月。谢某甲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若干。5.《森田公司春节假期工作安排》，显示森田公司在2016年1月27日仍在营业。6.盖有森田公司公章的提货介绍信一份，授权谢某甲办理提货事宜，期限为2015年7月20日，负责人签字为米某甲。7.盖有标配运公司的提货介绍信四份，分别授权谢某甲、邓某乙、梁某甲、范某甲办理提货，期限均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8.《关于公司变更名称的函》，日期为2016年4月1日，系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向案外人公司发送的函件，内容为从2016年4月起森田公司变更为标配运公司，公司更名后，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变，原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继续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同时从即月起，公司所有对内对外文件、资料、开具发票、账号、税号等全部使用新公司名称。函件下方盖有两被告公章。9.标配运公司与案外人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2016年潍柴动力配件信用资金投放协议》以及《2016年潍柴动力配件销售协议》，上述两份协议均由邓海清代表标配运公司签署。10.照片。显示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在同一地址经营。经一审庭审质证，标配运公司对上述证据1、2、3、5、6、8均不予确认。对证据4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员工为森田公司员工。对证据7予以确认，但介绍信上的人员并非其员工，只是从森田公司处借调了这些人员去提货。对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0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只是在同一座办公楼，不是混同经营，森田公司办公场所的物业是标配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父亲所有，因此，标配运公司是在自己所有的物业中设立的公司。标配运公司主张森田公司的经营场所即涉案送货地址上的物业是标配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父亲所有，故标配运公司是在自己所有的物业中设立公司，并非与森田公司混同；标配运公司在设立后并没有实际经营，亦没有承诺过要承担森田公司的货款；在成立初期由于要接收邓海清的客户，所以合同由邓海清签署，同时为准备进行经营而借调了森田公司的员工，但是后来却没有实际经营。标配运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其司的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交易金额不超过10000元。经一审庭审质证，万明军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另查，谢某甲、邓海清等21人于2016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森田公司、标配运公司连带支付的劳动报酬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一审法院以（2016）粤0111民初9436至9456号立案受理。再另查，一审法院根据万明军申请于2016年7月12日到涉案送货地址现场查封了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汽车配件实物一批。以上事实，有应付账款明细表、工资签收表、谢某甲等21人的身份证、社保缴纳记录、森田公司春节假期工作安排、提货介绍信、关于公司变更名称的函、照片、2016年潍柴动力配件信用资金投放协议、2016年潍柴动力配件销售协议、企业基本信息、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万明军所主张森田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以及拖欠货款的数额195682元，在万明军提交的应付账款明细表、送货单中已予明确。森田公司未到庭应诉及提出抗辩，故一审法院对于万明军该主张予以确认，万明军要求森田公司清偿货款195682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滞纳金的诉讼请求，因未有证据证实双方就滞纳金的计算标准已有约定。因此，在万明军未有证据就其实际损失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因森田公司逾期支付货款而造成的损失主要表现为万明军法定孳息的损失，故万明军诉请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万明军以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人格混同为由要求标配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对此，在综合审查万明军提供的各项证据及标配运公司当庭抗辩理据后，一审法院认为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为关联公司，且构成人格混同。首先，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之间组织机构混同。从一审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的实际情况，万明军提交的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经营场地的照片，足以反映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存在相同的经营场所。其次，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之间人员混同。谢某甲等员工的社保缴纳记录显示社保费缴纳至2016年3月，但2016年1月标配运公司已向上述本应为森田公司员工的人员出具授权提货的介绍信。同时，万明军也提交了证据显示森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海清在2016年1月已代表标配运公司对外签署合同，足以证实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的管理人员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结合一审法院受理的谢某甲等21名员工提起的劳动争议之诉，员工亦要求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连带支付工资款项，亦从侧面印证了万明军该主张。最后，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之间业务混同。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实际经营中均涉及汽车配件销售，标配运公司亦确认其成立之后想承接森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客户。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亦一同对外向客户发出过公司变更名称的函件，虽该函件为复印件，但综合万明军提供的各项证据，证据之间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即机构、人员、业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标配运公司、森田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线模糊、人格混同，其中森田公司承担了债务却无力清偿，又使其他关联公司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上述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应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故万明军诉请要求标配运公司对森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森田公司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应诉，是其对自身抗辩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森田公司支付万明军货款195682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195682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标配运公司对森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4214元、财产保全费1499元，由森田公司、标配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在庭询中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审理的（2017）粤01民终6425-6443号民事判决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认定：标配运公司与森田公司存在营业地址相同、业务混同、用工混同的情形，标配运公司应当对森田公司的相关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审理的（2017）粤01民终5338-5343号民事判决处理的借款及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已经审结，认定：标配运公司对森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森田公司与标配运公司是否存在混同？一审法院判令标配运公司就森田公司的涉案付款义务亦承担责任是否恰当？经查，二审中，标配运公司称森田公司与标配运公司只是在同一栋楼办公，该楼是标配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父亲的房产。标配运公司认可在同一栋楼办公，但并无证据证明对外有明确的区分。本院认为标配运公司否认一审认定的关于森田公司与标配运公司经营地址实为一处，但未完成举证责任，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本院终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认定双方的员工存在混同。森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海泉作为标配运公司的签约代表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标配运公司解释称是因为邓海清拖欠关志亮父亲的钱，关志亮的父亲希望通过接收森田公司的客户以挽回部分损失。本院认为，标配运公司该陈述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成立，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以上员工的混同以及邓海泉代表标配运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均能印证两个公司人员存在混同。再者，一审法院在标配运公司经营地址查封到汽车配件的事实表明，双方财产存在混同。综上，森田公司与标配运公司经营范围相似，经营场所、人员、财产存在混同。根据该些表象，足以使与之交易的主体认为森田公司、标配运公司同为交易的对象。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标配运公司应当对森田公司的付款义务承责恰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标配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标配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喜审判员  张纯金审判员  陈珊彬二Ｏ一七年二Ｏ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俊武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