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行终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缪宝水，男，1954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江干区，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63号。法定代表人李建明，局长。委托代理人唐琳，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函青，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工作人员。上诉人缪宝水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行初123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干公安分局）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七条之规定，决定给予缪宝水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4日，缪宝水在“9.3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公安机关查获后送往久敬庄救助中心。2015年9月4日江干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予以受案登记，于9月5日对缪宝水进行传唤，后又于2016年3月10日再次对缪宝水进行传唤。江干公安分局在经过调查取证，并向缪宝水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后，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缪宝水于2015年9月4日伙同他人在全国庆祝“9.3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其行为已经构成扰乱政府机关和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公共秩序，属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七条之规定，决定给予缪宝水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缪宝水对此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江干公安分局作为缪宝水居住地公安机关，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缪宝水于2015年9月4日全国庆祝抗战胜利大阅兵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其明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仍到该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秩序。江干公安分局在立案后，依法履行了传唤、调查、取证程序，并向缪宝水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后，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量罚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江干公安分局于2015年9月4日接到报警后予以受案登记，但迟至2016年3月11日才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明显已超过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合理事由，属于程序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确认江干公安分局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江干公安分局负担。宣判后，缪宝水不服，上诉至本院称，第一、本案被诉的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认定事实部分，仅表述了上诉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进行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虚假事实，并未认定上诉人是如何实施扰乱何种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及情节，且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上述情节，很明显，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上诉人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走过并不是去上访，只是依法行使出行自由权利经过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这些公共通行区域而顺道欣赏北京风景而已，根本不是进行上访。众所周知，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上访，根本不可能被接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府右街等地区上访这严重违反常识和常理，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第三，被上诉人要对上诉人作出案涉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必须要有上诉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且情节较重的前提条件，但是原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明本案的核心事实“上诉人有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如何扰乱公共场所，情节是否较重？”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明显不清楚。第四，所谓的“扰乱”是指“使混乱、使慌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一般有以下几种：在公共场所故意违反公共行为规则，聚众起哄闹事；进行非法游行或者静坐示威，造成交通阻塞，秩序混乱；阻止、抗拒有关工作人员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等。情节较重，一般是指造成较大的影响，较严重的后果，如交通堵塞等情形。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有在公共场所故意违反公共行为规则，聚众起哄闹事或进行非法游行或者静坐示威，造成交通阻塞，秩序混乱或阻止、抗拒有关工作人员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等行为，上诉人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陷入混乱，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中的人员陷入慌乱，所以本案的事实很清楚，上诉人没有扰乱任何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被上诉人无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十日的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显属滥用职权，实体上存在根本违法，原审法院不依法给予认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第五，因上诉人没有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而且上诉人是经过北京公安许可进入公共场所参观游玩，且无任何其他违法行为，同时北京公安机关为了帮助上诉人，所以将上诉人送至久敬庄救助中心进行临时救助，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而对上诉人进行救助帮助，这充分说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充分证明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治安管理处罚行为，所以被上诉人以“北京公安机关对上诉人进行救助的行为”为据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明显是滥用职权，实体上存在根本违法。第六，本案事实很清楚，被上诉人无权管辖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完全是滥用职权，行政乱作为，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有权对上诉人作出处罚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假如本案有扰乱公共场所的违法事实，那么违法行为地都是在北京，本案中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属于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那么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无权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1、在北京公安机关未移送至被上诉人管辖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权管辖。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案涉违法行为存在，那么由于违法行为地北京公安机关才是违法行为的第一发现人，此时，如果北京公安机关认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更适宜管辖，可以移交。但本案问题是：北京公安机关从来没有移交过该案件，所以被上诉人对本案根本没有管辖的职权依据。2、被上诉人并不符合管辖更为适宜的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利益冲突，被上诉人不适宜管辖本案。被上诉人曾多次配合地方政府打击报复上诉人，多次对上诉人进行非法拘留，上诉人依法实事求是向有关机关反映的信访问题就有被上诉人执法权的滥用，所以被上诉人理应回避。被上诉人肆意对本案进行管辖是对上诉人反映问题的野蛮打压。第七，被上诉人作出的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未告知申辩权利的前提下依法进行了申辩，上诉人申辩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听取上诉人的意见，也没有进行复核，所以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书前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其二，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4日对上诉人的所谓违法行为进行立案，但迟至2016年3月11日才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且亦未依法送达，程序上明显存在根本违法。第八，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实体上程序上均严重违法，原审法院仅确认被上诉人的程序违法行为，却对被上诉人的实体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拒不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这明显是故意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亵渎了司法公正，这实属公权力对上诉人的二次伤害。一审判决错误如下：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以《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为依据作出行政判决存在严重的适用错误。首先，被诉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案2015年9月4日发生的事情，2016年3月11日作出行政处罚，期间长达180多天，严重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30天期限，这样的严重违法，一审法院是如何确定轻微？其次，由于被上诉人的错误行政行为进而导致上诉人被强制限制人身自由10天，一审法院认为这样都没有对上诉人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作为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处罚都没有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那么什么样的行政行为才是真正产生了实际影响？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判决错误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量罚适当。本案事实是2015年9月4日上诉人跟其他中国公民一样经过北京当地公安许可进入公共场所参观游览，上诉人并未在该公共场所进行任何上访活动，更别说非法上访。而且当天现场有很多北京公安在场，如果上诉人当时进行任何非正常上访活动，必然会遭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严重警告和处罚，事实上并没有上述情况发生，所以试问上诉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难道不能在公共场所参观游玩？据此，一审判决中缺乏必要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违法事实，而一审判决的凭空认定事实，导致了最终的错误判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如所请，保证我国法律正确实施，确保司法监督依法行政的防线不失防，使上诉人服判息讼，使本案案结事了。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4行初123号行政判决书；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出杭江公（四）行罚决字[2016]1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3、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答辩称，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案涉行为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关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被上诉人调查询问后，认为上诉人实施了到天安门周边上访的行为，具备主要证据。天安门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在天安门周边上访的行为扰乱了该特定公共场所的秩序，并无不当。在办案期限上，江干公安分局于2015年9月4日接到报警后予以受案登记，至2016年3月11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办案期限，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缪宝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宇龙代理审判员  唐莹祺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曹 琴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