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4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书应，男，197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罗儒华，男，195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鸿，男，196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贵州省绥阳县洋川镇学坝路3号5栋1单元3号。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李小丽，女，197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委托代理人：高晓萍，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书应、罗儒华因与被上诉人李小丽退伙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3民初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书应、罗儒华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李小丽承担该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王书应、罗儒华支付李小丽20000元没有事实根据。1、双方签订的《协议》，李小丽退伙事宜已经“即日结清”，双方不再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李小丽要求返还固定分红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2、李小丽自签订《协议》后，再没有过问和参与砂石场的事务，相关事务巳经全部处理完毕。二、一审认定《借条》成立，属事实错误。1、李小丽所持《借条》，系罗儒华在李小丽丈夫骆驰验胁迫下所书写，李小丽收取的4000元也是在罗儒华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给付。2、该借条没有王书应的签名，与王书应没有关联。3、王书应、罗儒华主张撤销《借条》和返还4000元不当得利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1、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审理中，审判人员多次提示，让李小丽将请求更改为“返还协议中两年的固定经营分红20000元”。2、李小丽是按借贷法律关系起诉，一审却以退伙纠纷立案并审理。3、证人孙某虽是王书应、罗儒华的工人，当时在现场，他的证言并非孤证。一审以“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采纳其证言，实属牵强。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小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李小丽主张投资分红款20000元，有双方的《协议》对方所书写的欠条为据，投资分红款12000元，是作为投资人的固定分红，李小丽原与王书应、罗儒华共同经营，后搬迁到县城居住，不便再对沙石厂进行管理，双方才签订协议约定李小丽退出经营，而每年分享红利。本案中20000元系2015年和2016年的经营分红24000元，因王书应、罗儒华已支付了4000元故尚欠20000元。王书应、罗儒华主张此欠条是受胁迫而书写，与事实不符，骆驰验当日到沙石厂催收欠款是事实，但并未与王书应、罗儒华发生矛盾，欠条是罗儒华亲笔所写，当日所给付的4000元现金，李小丽也写了收据。被上诉人李小丽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王书应、罗儒华共同连带偿还经营分红2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王书应、罗儒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3日罗儒华、李小丽、王书应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罗儒华、李小丽以实物出资，王书应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共同合伙经营青杠塘镇后槽村天江联合组砂砖厂。共同经营一段时间后，三人于2013年10月27日再次签订《协议》，约定李小丽退出合伙，同时协议中写明：“……罗儒华和王书应在生产的过程中每年6月30日前应支付李小丽壹万贰仟元整经营许可费用（每年生产一天以上视为当年生产，中途不得随意增加和减少该费用。）……”，后李小丽退出合伙，罗儒华和王书应继续合伙经营砂厂至今。2016年12月18日，李小丽及其丈夫骆驰验到砂厂向罗儒华收取2015、2016年的“经营许可费”共计24000元，罗儒华付款4000元后，收到李小丽开具的收条一张，且其向李小丽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条中载明“……今罗儒华借李小丽现金20000元……”，罗儒华及现场人孙某在借条上签名。另查明，2014年罗儒华和王书应向李小丽支付现金1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罗儒华向李小丽出具的借条是否是罗儒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小丽主张王书应、罗儒华应按协议中的约定向其支付费用20000元，而罗儒华提出反诉，主张“借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才签名的，主张撤销该借条，同时要求李小丽返还4000元现金的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可撤销合同主要是指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乘人之危、欺诈胁迫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罗儒华认为借条是在受李小丽丈夫骆驰验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对此罗儒华负有举证责任，庭审中证人孙某的证言虽能够证明李小丽丈夫骆驰验有胁迫罗儒华的行为，即“不拿钱我就砸机器”等言语，但证人孙某曾经系罗儒华、王书应砂石厂的工人，与罗儒华具有利害关系，且罗儒华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李小丽方的胁迫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之规定，对罗儒华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李小丽主张王书应、罗儒华应按协议中约定的：“……罗儒华和王书应在生产的过程中每年6月30日前应支付李小丽壹万贰仟元整经营许可费用（每年生产一天以上视为当年生产，中途不得随意增加和减少该费用。）……”，各方约定的上述内容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同时罗儒华向李小丽出具了“借条”，并支付了4000元现金，该“借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王书应、罗儒华系合伙人，故对李小丽主张王书应、罗儒华支付剩余20000元现金的诉请，予以确认。据此，判决：一、由王书应、罗儒华支付李小丽200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驳回罗儒华的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150元，由王书应、罗儒华承担，反诉受理费25元，由罗儒华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罗儒华向李小丽出具的借条是否系罗儒华的真实意思表示。2012年8月13日罗儒华、李小丽、王书应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共同经营砂砖厂，2013年10月27日三人再次签订《协议》，约定李小丽退出合伙，罗儒华和王书应在生产的过程中每年6月30日前应支付李小丽12000元经营许可费用（每年生产一天以上视为当年生产，中途不得随意增加和减少该费用）。2016年12月18日，李小丽及其丈夫骆驰验到砂厂向罗儒华收取2015、2016年的“经营许可费”共计24000元，罗儒华付款4000元后，收到李小丽开具的收条一张，且其向李小丽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条中载明“今罗儒华借李小丽现金20000元……”，罗儒华及现场人孙某在借条上签名。李小丽出具给罗儒华的《收条》上载明罗儒华尚下欠20000元，定于2016年12月28日还清，《借条》上载明的还款日期也为2016年12月28日。结合上述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协议》，以及李小丽出据《收条》，罗儒华出据《借条》，上述证据内容能够印证王书应、罗儒华欠李小丽款项的事实，原审予以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罗儒华、王书应认为《借条》是在受李小丽丈夫骆驰验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罗儒华负有举证责任，罗儒华虽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而证明其受到胁迫，但因其与证人之间存在利害有关系，原审对该证言未予采信恰当，而罗儒华亦未提供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反李小丽提供的《协议》、《借条》等证据能够证明罗儒华、王书应的欠款20000元。罗儒华、王书应上诉的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程序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审理并不存在程序不当的情形。综上所述，罗儒华、王书应上诉的理由均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王书应负担300元，由上诉人罗儒华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天彬代理审判员  张 鹏代理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陆慈毅书 记 员  王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