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初1299号原告：王干，男，197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方平，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付兵，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汶泉，男，197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原告王干与被告杜汶泉技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干的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付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杜汶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杜汶泉支付无正当缘由解除合同的补助金人民币50万元。事实和理由：王干与杜汶于2014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进行清酒的生产与开发，杜汶泉提供生产开发所需所有相关费用，王干负责厂区设计和今后清酒的配方、样品和成品的生产管理。该协议书第十二条第4款明确约定，“合作期内任何一方在没有正当缘由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作关系的，以人民币50万元补助对方，同时合同解除。但一方给对方造成直接或间接重大损失时解除合作关系除外”。合作期间，杜汶泉要求王干暂时回家休息，于2015年12月电话通知王干解除合同，但却未按合同约定补助王干50万元。被告杜汶泉未作答辩，亦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材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17日，杜汶泉与王干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进行清酒的生产与开发，合作项目地址在德阳市；杜汶泉提供生产开发所需厂房、设备、原材料、包装、人工、生产材料、运输工具、销售渠道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等所有相关费用，负责今后产品营销工作，并支付王干清酒配方费、样品开发人工费、生产线和工艺流程设计及监造费等共计5万元；王干负责厂区设计、规划和生产工艺流程设计、指导、监督建造，并负责今后清酒的配方、样品和成品的生产管理；杜汶泉于签订合同之日，先支付3万元给王干作为诚意金，余下2万元待建厂完工并生产出合格样品时支付；杜汶泉任总经理，王干任技术厂长；王干的薪酬为基本工资加出厂产品提成，基本工资从签订合作协议日起第四月始执行，每月5000元，每月末发放上月工资；提成按出厂成品0.3元/瓶计算，按年度计发；王干年收入(基本工资加提成)不足10万元时，杜汶泉补足10万元；合作期限从2014年到2024年止，共10年；在合作最初两年，杜汶泉提供一辆川Ａ×××××标致207型小型汽车给王干专人因私使用；合作期间，在不影响杜汶泉生产的情况下，王干可以生产和销售自行注册的产品，杜汶泉原则上只收成本费；杜汶泉因亏损以至于不能继续生产的情况下，应提前书面告知王干，并补助王干已发生的劳动报酬，不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合约随即终止；合作期内任何一方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作关系的，以50万元补助对方，同时解除合约。《合作协议书》订立后，杜汶泉向王干支付了诚意金3万元。王干向杜汶泉提供了车间、生产线的设计图纸。双方从2014年8月开始，在位于四川省邛崃市卧龙镇的卢涛酒厂内修建厂房、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王干在厂内进行指导、监造等，也从事了一些材料采购工作。杜汶泉提供了川Ａ×××××标致207型小型汽车给王干使用。2015年8月，杜汶泉因资金困难需要找资金，让王干先回家休息，并口头承诺会继续发工资，王干遂离厂。2015年12月，杜汶泉电话通知王干解除合同。双方合作项目的建设至今搁置，未实际投入生产。双方合作期间，杜汶泉向王干支付了从2014年8月18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的基本工资，于2015年8月31日向王干支付了提成费10000元。2015年9月15日杜汶泉向王干支付了提成费20000元，并出具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王干酒厂提成款10000元，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结清。当天杜汶泉从王干处收回了川Ａ×××××标致207型小型汽车。2015年9月30日，杜汶泉向王干支付了2015年9月1日至9月12日的基本工资2000元，并在发给王干的手机短信中称：“9月先领2000元，节后补发”。此后，杜汶泉未再向王干支付工资或其他报酬，也未通知其返回酒厂。另查明，2016年1月25日，王干以《合作协议书》为依据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杜汶泉支付王干2015年9月至12月的未付工资款18000元、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年收入提成款10000元、2014年11月至2015年9月增加的工作量的工资款81000元，将川Ａ×××××标志207型小车交与王干使用到2016年9月16日。在该案中，本院告知王干可以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并主张违约责任或损失赔偿，但王干表示坚决要求继续履行，不变更诉讼请求，而杜汶泉也未提出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本院遂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川01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判决杜汶泉向王干支付提成费10000元以及2015年9月至12月工资18000元，同时驳回王干的其他诉讼请求。王干不服本院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2016）川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167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为证。本院认为，王干与杜汶泉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本案合同是否解除及解除时间的问题。本案中王干主张合同已于2015年12月杜汶泉电话通知时解除，（2016）川01民初167号案件也未处理合同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第3款、第4款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和方式。第3款约定，“合作期间，甲方因亏损以至于不能继续生产的情况下，甲方应提前书面告知乙方，并补助乙方已发生的劳动报酬，不再承担乙方其它赔偿责任，合约随即终止。”第4款约定，“合作期内任何一方在没有正当缘由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作关系的，以人民币伍拾万元补助对方，同时合同解除。”王干与杜汶泉于2014年8月开始进行合作项目的厂房、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的建造施工。2015年8月，杜汶泉因资金困难需要找资金，让王干先回家休息，王干遂离厂，酒厂停工。2015年12月，杜汶泉电话通知王干解除合同，此后，合作项目至今搁置，未实际投入生产。虽然杜汶泉电话通知王干解除合同不是《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第3款约定的“书面告知”的解除方式，但此时距项目停工已有4个月，双方原来关于酒厂短期停工待资金到位后及时恢复建设的预期已经不能实现，而杜汶泉以电话告知方式已明确向王干表明了解除合同的意思，王干也明确知悉了对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未提出异议。故王干在本次诉讼中主张合同已于2015年12月解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杜汶泉是否应支付50万元补偿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第3款、第4款约定了不同的解除条件和责任，第3款约定“因亏损以至于不能继续生产的情况下”的合同解除和责任，第4款约定“在没有正当缘由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作关系”的合同解除和责任。王干主张杜汶泉是“没有正当缘由”解除合同，应依第4款的约定补助王干50万元。本院认为，杜汶泉因资金困难无法再继续经营，对此情况王干在杜汶泉让其回家休息时就知晓并在2015年12月杜汶泉电话通知其解除合同时进一步明确，杜汶泉因资金无力为继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投入的资金亦无法收回，应视为因亏损以至于不能继续生产的情形，不属于没有正当理缘由解除合同的情形；虽然杜汶泉电话通知王干解除合同不是本案合同约定的解除方式，但王干已明确知悉对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酒厂的实际情况是已无继续修建和进行生产的可能；杜汶泉虽在电话通知王干解除合同后，未补发2015年8月至12月王干的劳动报酬，但经法院判决杜汶泉应支付王干2015年8月至12月工资18000和提成费10000元后，杜汶泉即主动履行了给付义务，已补助了王干的劳动报酬。故本案合同的解除符合《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第3款约定的解除条件，杜汶泉在已补助了王干的劳动报酬后，不再承担其它赔偿责任。因此，本院对王干要求杜汶泉支付50万元补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红审 判 员  王 敏人民陪审员  王卫国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罗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