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1525民初3806号原告：吴杰，男，1984年7月6日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刚，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学良，男，1972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彬，固始县锐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张涛，男，1986年1月21日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明，固始县城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吴杰与被告高学良、第三人张涛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刚，被告高学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彬，第三人张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杰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货款40000元及为索要上述款项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等实际支出费用6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21日，被告高学良经原告介绍与第三人签订《塔吊买卖协议》，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第三人将从王飞处购买的二手塔吊转卖给被告。在塔吊验货交接时，被告货款不够，即让我的朋友借款为其垫付40000元，第三人确认并收到我垫付的40000元货款。被告当时用24小时到帐的方式向我的银行卡汇款40000元，支付我垫付的款项。但在汇款尚未到帐时，被告以第三人转让的塔吊不合格为由，撤回了上述40000元汇款。经我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拒付。为此，我们双方多次发生纠纷，我还带人到被告在淮滨县的工地拉回了塔吊的部分设备。被告高学良辩称，一、原告起诉状中所述垫款的“事实”严重失实。原告是做塔吊租赁和买卖生意的。我因工程需要购买二手塔吊，通过他人介绍认识原告，又通过原告认识了专做二手塔吊买卖的张涛。2017年5月21日，我与张涛通过微信和电话协商签订了《塔吊买卖协议》，双方在协议中对塔吊的品牌、型号、手续、配件、标准节数、总款数、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同年6月12日下午，张涛通知我要从郑州市发送一台20**年生产的华夏牌塔吊给我。待塔吊装运后，张涛电话要求我按合同约定将货款打到其建行卡上，因当时银行下班，我的建行卡里没有现金，只有农行和工行卡可以转账。后来在张涛的老婆牛丹丹的要求下，我把40000元现金转到原告指定的其一个朋友的卡里，另外40000元现金直接交给原告，并由牛丹丹当场为我出具收条一张。第二天上午验货，发现塔吊与合同约定的不符，即到农行撤回了曾转到原告朋友卡上的40000元。6月22日，张涛指使原告带人到我在淮滨县江淮名都工地强行拉走上述塔吊头和主机，被告为此报警也无济于事。二、我不应偿还原告的垫款。1、我撤回的是给张涛的钱，而非原告的钱。原告无权向我索要40000银行转款。况且我撤回的40000元并非转到原告的账上，而是转到其朋友的账上。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索款，也应当向张涛索要。2、6月22日上午，因为原告带人强行拉走我部分塔吊设备，我工地的工人不让原告拉走，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经双方各自邀请的刘某和张某的调解，双方签署《协议书》承诺因为塔吊的事再无任何纠纷。原告再向我索款，已无任何依据。第三人张涛称，原告仅仅是介绍我与被告买卖塔吊。因为被告当时现金不够，确曾向原告借过款，至于多少，如何还的？因为都是手机上的往来，我并不知晓。我与被告的塔吊买卖与原告毫不相干，原、被告之间的借贷也与我毫不相干。不存在原告向我“追偿”的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并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1日，被告高学良与第三人张涛在原告的介绍下并通过微信和电话协商后签订了《塔吊买卖协议》，双方在协议中对塔吊的品牌、型号、手续、配件、标准节数、总款数、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同年6月12日下午，张涛通知被告要从郑州市发送一台20**年生产的塔吊给被告。待塔吊装运后，张涛电话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将货款打到其建行卡上，因当时银行下班，被告的建行卡里没有现金，只有农行和工行卡可以转账。后来在张涛的老婆牛丹丹的要求下，被告通过其农行卡把40000元现金转到原告指定的其一个朋友的卡里，另外40000元现金直接交给原告，再由原告按照张涛的指示通过其农行卡转款给塔吊的实际出卖人汪飞，并由张涛配偶牛丹丹在6月13日为被告出具80000元收条一张。第二天验货后，被告将剩余货款付清给张涛，张涛撤回牛丹丹为被告出具的80000元收条后，另外为被告出具了“今收到高学良华夏塔吊货款壹拾万陆仟元整（106000元）收款人张涛”的收条。后因被告发现张涛卖出的塔吊与合同约定的不符，即到农行撤回了曾转到原告朋友卡上的40000元。因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其撤回的40000元未果，6月22日，原告带人带车到被告在淮滨县江淮名都工地将上述塔吊头和主机装上车，意欲强行拉走，遭被告及工地的其他人员阻拦。报警后，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经被告工地的施工负责人之一刘某和原告通过关系介绍的当地人士张某的调解与见证，双方签署“经双方协商，高学良与吴杰之间牵扯塔吊之间的事从2017年6月22日之后再无纠纷，双方自今日起不能无端找对方的事”的《协议书》。《协议书》签署后，被告将挡住原告车辆出路的挖机移走，被告将已经装上车的塔吊头和主机拉走。上述事实由：1、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塔吊买卖协议》及微信聊天截屏，牛丹丹、张涛向被告高学良出具的收条；2、2017年6月22日8时30分至9时10分淮滨县公安局北城派出所民警对被告高学良的询问笔录；3、2017年6月22日，原、被告签署的《协议书》及见证人刘某、张某当庭作证的证言；4、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在被告高学良与第三人张涛的塔吊买卖合同关系中，原告吴杰虽然仅仅是介绍人，但是，在其双方出现信任危机后，双方的交易是通过原告转款促成的。在通过原告转款过程中，虽然被告撤回的是转到原告朋友银行卡上的40000元，但被告的该笔转款是应原告的指示所为，因此，被告撤回的是应该转付原告的40000元。而事实上在被告与第三人的交易中，第三人配偶牛丹丹是基于原告代被告向第三人及塔吊实际出卖人汪飞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才代第三人向被告出具了收到80000元货款的收条；被告撤回40000元转账也是在获得牛丹丹的80000元收条之后所为。被告最终实际支付第三人塔吊款66000元，第三人实际得到货款106000元。因此，在被告与第三人的塔吊买卖交易中原告为被告垫付了40000元货款。至于第三人出售的塔吊是否符合约定，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原告的垫款无涉。但是，2017年6月22日，当原告在此之前多次向被告索要垫付款无果，带人将被告此前购买的塔吊头和主机卸掉装车，双方发生纠纷并在刘某、张某的调解见证下达成并签署《协议书》，原告拉走卸掉装车的涉案塔吊头和主机后，按照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书》，双方自此已“再无纠纷”。虽然在庭审中原告称上述《协议书》是在被告的胁迫下达成，但从两个见证人分别由双方请出及其当庭作证证言，协议达成后原告顺利拉回已装车的涉案塔吊头和主机的情形，不能得出原告在签署上述协议是受到被告的胁迫，上述协议的签署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在签署《协议书》后，再就涉案塔吊向被告主张权利，有违合同法及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在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二审诉讼费800元（交至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河南省建行信阳市分行老城支行；帐号：41×××96），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牧原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