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1民终9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书田，女，195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倪科宁，男，198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颖娟，女，1980年2月22日出生，无业，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文进，男，1955年8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瑞珍，女，195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进，男，1955年8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上诉人倪书田、倪科宁与上诉人董文进、夏瑞珍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2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书田、倪科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对本案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一、二审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结果与所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矛盾。1、涉案1.94亩承包土地经营权一审己经查明；是二上诉人以倪书田为户主，于1983年10月以“董家庄第三生产队村民身份”分配所得（当时上诉人倪科宁4岁），而被上诉人董文进户口在外属于油田职工，1.94亩承包地中根本没有被上诉人董文进的承包地份额，其也根本不是上诉人农户的家庭成员，故一审法院强行理解二上诉人的承包地中包括董文进，属于查明的事实与认定结果不符。2、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认可“倪书田所分承包地一直由被告董文进的父亲经营并交纳相关的税费，1986年董文进再婚后，土地由夏瑞珍经营，各种税费由夏瑞珍交纳”“董家庄土地尚无调整”这足以证实二上诉人将涉案土地1.94亩交由被上诉人代耕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这也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董迎军、董兵伟以及董家庄居委会的证明与上述事实矛盾，土地荒废、转包的内容不属实。同时按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中所谓的“转包”行为，实际就是涉案代耕的一种形式，这也充分证明二上诉人与董家庄居委会间原土地承包合同未变更，经营权仍属于二上诉人所有。3、南杨庄社区居委会和董家庄社区居委会承包土地自1983年发包以来，至今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调整，因此，二上诉人在南杨庄未分的承包地，根据土地承包法规定，任何人都无权收回二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无法律依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组织的农户”，1983年10月董家庄第三生产队以二上诉人农户的身份，分给二上诉人承包地1.94亩根本没有董文进的份额，因为他是非农业人口，不是农户成员，他享受的是企业养老保险，与土地承包权没有丝毫关系，一审法院莫须有的将二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涉案1.9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为包括董文进在内的家庭共同共有，从而错误理解适用了《土地承包法》及《物权法》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结果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而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董文进、夏瑞珍上诉请求：1、驳回一审原告一切不合理诉求。2、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对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法律条文的适用实属张冠李戴；不顾离婚时的证据强词夺理，鼓励了不劳而获。1、一审法院受理被告返还承包地经营权，实际反映出二被告侵吞、霸占、抢夺、威胁、逼迫的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在倪淑田一人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倪淑田和董文进离婚时未对该项权力进行处置。实则是33年前我们离婚时，一审二原告自愿主动放弃的。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候进家警官调解离婚时侯警官问了两次，倪淑田说孩子小，不经营不种承包土地了，调解离婚时是5条，第6条是侯警官最后加上的一条，其它不再追究，己经包罗万象，己经证明双方当事人对土地的经营权进行处理的事实。3、一审判决忽略了1986-1990年原告名下的承包地无人耕种的事实。1986年一审原告倪淑田、倪科宁二人一并将户口迁出董家庄村，己不是董家庄村民。在1986-1990年该地块村委会无法取得公粮农业税，上级也不允许荒地，1990年经村委员会研究决定所荒废的耕地包给夏瑞珍至今，由当时支部书记董迎军、副书记兼秘书董兵伟书面证明在本案。另外支委、村委名字不一一列举，都己病故。一审判决当时在倪淑田名下土地只有倪淑田、倪科宁、董文进共同共有，而为国家纳过税做贡献的夏瑞珍权益在本案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利益有损。5、上诉人夏瑞珍因户口不在藁城市塔元庄村，1997年土地调整时候未分到土地，是因为在董家庄有其耕地，有藁城市塔元庄村委会书面证明在案，而所说的耕地就是本案牵涉的这块耕地，一审并未注意到。6、一审原告倪书田也再婚生有一女儿。既然是家庭承包，户口已然迀出，并且再嫁他人，怎么还来再索要以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呢？7、户口是中国公民个人属性，在哪享受哪里的公共产品，遵循当地规章制度。被告夏瑞珍所承包的耕地是董文进家庭户主形式，由董家庄村委会研究决定的。虽然1983年分地，1984-1985年两年却是由我父亲帮着前妻经营土地，离婚之后1986年我父亲查出胃癌，不久后病故，因此耕地荒置，证据、证明在本案中，可以看出对于耕地我前妻并没有实际耕种，耕地荒置责任与义务并存。8、原告提出董文进（常年在外地工作）代耕？夏瑞珍代耕？连我年迈老父亲也成为原告口中代耕的对象，证据证明何在？时至今日我尚未看到任何书面文字证明他说的所谓代耕存在。这些说辞于情于理根本就不符。9、董文进与倪淑田离婚一案，33年不为此案纠纷，由此可见：第一、双方认可当年的判决；第二、当年判决不存在纰漏，不需要变更。请求维持85上字第951号离婚案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倪科宁、倪书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代耕的1.94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倪书田与被告董文进原系夫妻关系，婚后倪书田户口迁入董家庄村。1983年10月董家庄村分配承包地时，倪书田分得承包地1.94亩。自留地人口显示为1人，承包地人口显示为2人。1985年11月19日，二人通过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85）民上字第95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双方同意离婚。二、小孩董克宁由上诉人（倪淑田）抚养，被上诉人付给上诉人小孩抚养费一千元整，一次付清。三、上诉人（倪书田）陪送的被子一床，褥子一床，茶具一套，炕单两条及上诉人、小孩衣服归上诉人所有。四、被上诉人（董文进）付给上诉人小麦三百斤，玉米一百五十斤。五、“孔雀牌”手表一块归上诉人所有。六、其他互不再追究”。离婚后，原告倪书田、倪科宁户口迁至石家庄市××区南村镇南杨庄社区居民委员会。1986年被告董文进与夏瑞珍结婚，后夏瑞珍户口迁入董家庄村，并经营管理承包地。2015年8月董家庄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夏瑞珍的承包地为1.5亩。南杨庄社区居委会、董家庄社区居委会未对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调整。以上事实有承包地登记表、调解书、证明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原告倪书田在董家庄村分得的承包地系倪书田与董文进的家庭共同承包耕种，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登记在倪书田一人名下，但实为家庭共同共有。倪书田与董文进离婚时未对该项权利进行处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用益权，是以家庭为承包方式的，该承包土地经营权，应由发包时的家庭人员共同共有，即原告倪书田、倪科宁、被告董文进共同共有。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位于石家庄市××区南村镇董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包土地1.94亩由原告倪书田、倪科宁、被告董文进共同共有。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第十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涉案1.94亩承包土地是1983年二上诉人以倪书田为户主（当时上诉人倪科宁4岁）承包的董家庄农村土地，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倪书田和倪科宁。而被上诉人董文进不属于董家庄村集体成员，因此，1983年承包的1.94亩承包地中不应该有董文进的承包份额，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承包地中包括董文进的份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与纠正。关于董文进主张倪书田离婚诉讼中的“其它互不再追究”应认定系倪书田对家庭承包土地的放弃问题，因该行为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关于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土地的程序规定，故不应认定系倪书田的自愿交回。综上，应当认定诉争的1.9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归倪书田和倪科宁。关于夏瑞珍耕种并交纳耕种期间的相关费用等问题，因董家庄村委会无权将诉争的1.94亩土地重新发包给夏瑞珍，故也只能认定为代耕。现诉争的承包土地由夏瑞珍耕种，其应当返还给倪书田和倪科宁。综上所述，倪书田和倪科宁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董文进、夏瑞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2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本耕种期结束后十日内，夏瑞珍将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村镇董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耕地1.94亩交给倪书田、倪科宁。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董文进、夏瑞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俊平审判员  李德利审判员  黄良涛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孙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