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7民终5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某，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郝某之妻），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民乐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张某1、张某2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法院(2017)甘0722民初1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郝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李某，被上诉人杨某1、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被上诉人张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上诉人虽作为初中文化的驾驶员，具有一定的道路交通知识，但事故发生时，上诉人一心急于救人，并不知道发生事故时张幸福系醉酒驾车，协商调解时也未考虑事故发生时双方的主次责任，对交通事故赔偿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在交警队送达《责任认定书》和张幸福血液中酒精含量鉴定检验报告书前，上诉人并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不知道张幸福醉酒驾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就在这几个不知道的情况下和错误认识下，达成了与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完全相反的赔偿协议，使张幸福行为的后果与上诉人自己的意思相悖，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2、根据2016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标准计算，死者张幸福的各项经济损失约为66万元，依照《责任认定书》中的主次责任，上诉人只承担198000元，而调解协议书约定上诉人承担死者张幸福各项经济损失44万元，上诉人承担了主要责任，显然显失公平。在民乐县交警大队将酒精含量鉴定检验报告书、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已后悔不已，但自认为协议已达成无法反悔和篡改，所以还给被上诉人支付了几十万元的赔偿款，直到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下欠赔偿款13万元时，上诉人到多处咨询，才知道在法律上还有”撤销”一说。3、一审判决结果不当。上诉人要求撤销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杨某1、张某1辩称，1、2016年2月22日，上诉人与受害人家属协商时，受害人张幸福还在医院抢救，对受害人受伤的事实，上诉人当时是知道的，张幸福受伤是因为上诉人超速行驶与张幸福的车发生刮擦，主要责任是上诉人而不是张幸福本人，事后民乐县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进行了划分，但仅划分的是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故不存在上诉人对达成的调解协议有重大误解的问题。2、当时张幸福正在医院抢救，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知道张幸福会医治无效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意见，属于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一年后才起诉提出调解协议显示公平，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张某2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应当维持原判。2、上诉人陈述自己是初中文化，但是在考驾照时，道交法是必须要学习的，在事故发生后，要有抢救伤者的义务，在一审中，上诉人说不知道张幸福是否喝酒，上诉人陈述事故发生后他没有在张幸福的跟前，是其朋友上前去看的，实际上上诉人完全可以上前抢救，在抢救的过程中肯定可以知道张幸福是否饮酒，在事后与张幸福的家人协商时，上诉人也是知道张幸福还在抢救过程中，并且民乐县交警大队在作出事故认定责任书后并没有向张幸福的家人送达。3、上诉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的一年后起诉认为该调解协议属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但是当时达成调解协议的时候，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杨某1和张某1均不识字，所以上诉人事后起诉的行为属于诚信缺失的问题。郝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关于郝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杨某1系死者张幸福妻子，被告张某1系死者张幸福父亲，被告张某2系死者张幸福儿子。2016年1月11日16时30分许，原告郝某驾驶×××号小型普通客车由东向西行驶至民南公路顺化派出所以东100米处，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县驾驶员张幸福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时，两车发生刮擦造成张幸福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幸福被送往民乐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又转入张掖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张幸福病情无好转。2016年2月22日，在××县，在各自村委会干部参加调解下，原告与张幸福家属达成了《关于郝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张幸福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由郝某承担15万元，原告郝某承担张幸福后续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29万元，自调解签字生效之日起张幸福的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由张幸福家属承担，张幸福以后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后果与郝某无任何牵连，双方同意在结清前医疗费的同时分期于2016年2月23日付2万元，2016年3月1日付10万元，2016年4月10日付10万元，2016年10月底前付7万元。协议达成后，原告给被告方付了部分款项。受害人张幸福于2016年3月11日医治无效死亡。张幸福死亡后，民乐县交警大队向原告送达了甘肃申证司法医学鉴定所2016年1月9日作出的原告、张幸福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鉴定检验报告书及民乐县交警大队2016年3月15日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报告书中鉴定张幸福血液中检测出酒精成份，含量为209.88mg/100ml，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幸福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郝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在2016年4月份支付了被告方赔偿款10万元，2016年12月份支付了1万元，按协议约定尚有13万元没有支付。2017年1月份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未付的赔偿款13万元，现原告以与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系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起诉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书。该案在审理中，经法庭核实，民乐县交警大队于2016年3月22日向原告送达了原告、张幸福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鉴定检验报告书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但一直未向张幸福家属送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在双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的《关于郝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质、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该案中原告主张签订协议书系重大误解，1、原告作为初中文化的驾驶员，具有一定的道路交通知识，应该知道当时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也应当知道自己在事故中的责任；2、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已立案查处，公安交警部门也未对原告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原告与张幸福家属在交警部门未作出事故认定前，在双方村委会人员参加调解下处理赔偿事宜，原告应当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3、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在双方村委会人员参加调解下，在原告所在地达成的协议，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时张幸福病情无好转，协议书第四条也约定张幸福以后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后果与郝某无任何牵连，故协议时原告应当知道张幸福的病情情况，不存在错误认识。故原告诉称系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该案中：1、如上所述，订立协议时在原告所在地，且有双方村委会人员参加调解，原告是具有初中文化的驾驶员，被告方不存在利用优势和对方没有经验的情况；2、订立协议时受害人张幸福还在治疗，生命是无价的，协议也约定赔偿的是张幸福的医药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现原告以张幸福死亡的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额，认为显失公平，不符合法律规定；3、在民乐县交警大队将酒精含量鉴定检验报告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给原告后，原告也还给被告方支付了十几万的赔偿款，说明原告是认可该调解协议的。故原告诉称的协议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提供的酒精含量鉴定检验报告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足以证明原告协议时系重大误解和订立协议时显失公平，且检验报告书、事故认定书也一直未向被告送达。综上，原告诉称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被告的答辩理由，应予采纳。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郝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郝某负担。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及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郝某与杨某1、张某2、张某1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县民委员会、民乐县顺化乡宗家寨村民委员会主持调解下，于2016年2月22日达成的《关于郝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认定该调解协议有效正确。关于郝某所提”其不知张幸福系醉酒驾车，调解时未考虑发生事故时双方的主次责任，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是重大误解”的理由。根据我国民事法律规定，”重大误解”是指对合同性质、合同当事人、合同标的物的认识发生误解。郝某与张幸福亲属签订《调解协议》时，对于协议双方当事人的认识不存在误解的可能，其对协议解决因发生交通事故，赔偿张幸福的医药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损失的性质显然也不存在误解，该调解协议标的物，就是金钱，对此也无法误解。张幸福是否醉酒、事故责任仅是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时考虑赔偿数额的因素，并不改变协议当事人、协议标的物和协议的性质，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郝某所提”调解协议违反公平原则”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可以请求撤销；据此，协议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应以”订立协议时”为判断时点，结合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缔约背景、缔约目的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郝某与张幸福亲属签订协议时，张幸福尚未死亡，仍在医院进行治疗，对于治疗将要产生多少医疗费用无法确定，双方当事人是经过利益衡量后确定的赔偿数额，并且约定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张幸福的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由张幸福亲属承担，与郝某再无任何牵连。现在，郝某按照法定标准计算出死者张幸福的各项经济损失约为66万元，又以交通事故责任计算出自己只需承担19.8万元，并以此为理由主张协议显失公平，该主张与双方订立协议时的初衷相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郝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郝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小芸审判员  袁建银审判员  任斌文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