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民终8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木桂，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柏，陕西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府谷县华秦煤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光林，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华，陕西华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郁常生（又名郁长生），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郁长林，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强，陕西华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木桂因与被上诉人府谷县华秦煤矿有限公司（下称华秦煤矿）、郁常生（反诉原告）、郁长林（反诉原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初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木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柏，被上诉人华秦煤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华，被上诉人郁常生及其与郁长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木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初25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判决内容，并改判由被上诉人在一审赔偿数额175万元的基础上再赔偿11,698,312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审慎审核义务从而承担30%的过错责任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是基于介绍人冯某的完全信任，而冯某被郁常生、郁长林收买；其次，所谓审慎的审核，不是上诉人事先到府谷县政府调查才算尽到了审慎审核，只要对对方提供的材料进行必要审查和注意都算审慎审核。双方签订《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示了府谷县人民政府第129次会议纪要、府发改（2013）406号文件及一号治理区坐标拐点图和华秦煤矿的相关资质材料，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对方当事人。上诉人作为一名外来人员，到政府也未必能够调查到真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有过错，是强人所难。（二）一审判决认定华秦煤矿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也无其他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错误。一审庭审中，华秦煤矿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内容为郁常生代表华秦煤矿负责一号治理区的全盘工作。府谷县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郁常生自认“是华秦煤矿一号治理区的负责人”。无论华秦煤矿作为郁常生的委托方、还是发包方，均应对郁常生、郁长林就郭木桂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审未追加鄂尔多斯市国力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力公司）为被告系程序违法。华秦煤矿将一号治理区的工程发包给了国力公司，郁常生既是华秦煤矿在一号治理区的负责人，也是国力公司在一号治理区的全权负责人，郁常生履行职务的行为代表了两家公司，郁欺诈上诉人，后果应当由两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国力公司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四）一审判处的赔偿数额太少。为履行合同，上诉人支付承包费6,128,312元，支付喻某某工程款232万元，支付工人工资及购买施工零星设备112万元，被上诉人承诺支付上诉人回填安全隐患坑200万元，以上直接损失共计11，568，312元。（五）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主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约定，甲方保证乙方所承包工程段的一层煤厚度在2.3米以上，如未达到以上条款，甲方必须保证把短缺部分煤按照当时原煤价格补齐给乙方，超出部分归乙方所有。第六条第二项约定，甲方必须给乙方提供原煤销售过程中的一切合法手续。第七条规定，甲方必须给乙方提供真实、合法、齐全有效的煤矿所有相关手续，保证乙方按时正常开工生产。被上诉人违反了上述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华秦煤矿辩称，原审判决已经查明华秦煤矿将一号治理区发包国力公司，并于2014年1月11日签订协议书，国力公司委托项目负责人郁常生与他人签订合同，即本案中的《合作治理协议》与华秦煤矿无关，且华秦煤矿对此不知情没有过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华秦煤矿对答辩人不承担责任。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辩称，1.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实际测量过坐标，且签字确认，上诉人作为承包乙方应审查一号治理区的坐标范围与合同约定的坐标范围是否一致。双方签订合同后因煤田存在采空区又形成三个补充协议，在此过程中上诉人均未提出合同存在坐标不符的重大误解情形。如果推定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也违背常理。事实上答辩人从开始就告知上诉人坐标不符，但是均在华秦煤矿井田范围内，上诉人称只要村民不阻挡就可以。该事实有其雇佣的总工冯某及中间人李某某等人证实。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为可撤销合同并根据过错程度认定责任比例是适当的。2.华秦煤矿作为发包方将火烧治理区项目发包给具有资质的鄂尔多斯国力工程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涉案当事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3.本案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情形，不存在法院依职权追加被告的情形，原审程序合法。4.原审认定上诉人向答辩人缴纳承包费61,283,125元，其中225,018元为答辩人代收的上诉人与村民解决纠纷所附炸毁窑洞的补偿款，70万元为炸药款，实际缴纳承包费合计52,032,94元。至于上诉人售煤的具体数额，其雇佣的工人口述为600万元，原审将其与承包款抵消并无不妥。上诉人支付喻某某232万元，因无票据证实其他经济损失，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250万元合情合理。关于200万元补偿款，因上诉人未做回填工程，故答辩人无需支付。5.合同被撤销，自始无效，不存在违约责任，只存在返还财产或过错方赔偿对方损失，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原告郭木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3,448,31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反诉原告郁常生、郁长林反诉请求：1.依法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2.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华秦煤矿经申报，并经府谷县政府专项问题会议决定、府谷县发展改革局备案，取得府谷县老高川镇哈拉界沟村一号自然火烧隐患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后，于2014年1月11日与国力公司签订协议书，将一号治理区的治理工程承包给国力工公司。国力公司委托郁常生为公司代理人，负责一号治理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涉及该项目的一切事物，该公司均予以承认。郁常生主张郁长林与其系合作关系。2015年4月26日，郁常生、郁长林以华秦煤矿为甲方与原告郭木桂为乙方签订《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加盖的印章系“府谷县华秦煤矿一号治理区”，华秦煤矿未盖章、签字。双方约定就乙方承包甲方煤矿的257亩煤田，包括甲方补偿给乙方9亩地煤田在内，按照248亩计算承包款。具体条款如下：第一条约定承包地点府谷县老高川镇哈拉界沟村，华秦煤矿综合治理一号治理区，承包工程名称：露天开采土石方剥离及原煤生产销售工程。第二条约定每亩承包费75,000元，承包费总金额人民币1,860万元。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200万元，合同成立后，乙方工程队进场正式开工前应向甲方支付承包金人民币500万元，即可开工；待工程挖到一个月后，再付给甲方人民币600万元；待开工第三个月再付给甲方人民币500万元；余下承包款额260万元整，到此矿工程全部挖到煤顶板结束后一次性付清。第六条第二项约定：甲方必须给乙方提供原煤销售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合法手续（含增值税发票、煤管票等各种票据），甲方向乙方提供施工的临时设施，住宿、磅房等，确保水、电、路通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当日，双方共同对治理区的坐标进行了测量，并在测量结果上签字确认。同日，双方签订了《府谷县华秦煤矿有限公司合作治理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补偿给乙方九亩地含义是“煤田边缘出现火烧区或采空区域”甲方就以九亩地为补偿，再如出现其他异常，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2015年5月18日，郁常生与郭木桂又签订《补充协议（2）》，第一条约定，甲方在承包煤田的区域范围外补给乙方38亩煤田共计人民币80万元整，此款应在乙方正式开工后第二个月由乙方全部付给甲方，但甲方必须保证乙方连续出煤销售过程中不得有任何村民和政府阻挡卖煤，如果造成乙方不能卖煤，一切经济损失全部由甲方承担。2015年7月25日郁常生与郭木桂签订第三份《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府谷县华秦煤矿一号治理区工程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煤田超过四分之三有采空区，不但造成乙方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合同无法继续执行。根据这种现实情况，经甲乙双方多次友好协商，达成一致，特签订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一、甲方同意在矿区内征地补足乙方实体煤层面140亩指煤底板面积，含已开挖见煤的38亩，煤层厚度不低于2.3米，如需新征地费用由甲方负责。不再需要乙方另外支付任何款项。此款作为乙方的补偿。二、乙方需支付实体煤层面积140亩的总承包金为壹仟壹佰万元。已支付现金伍佰万元，在甲方落实好上述第一项约定的煤田面积140亩交付给乙方确认后，乙方再以售煤的方式分三次支付承包金……；三、甲方同意由乙方全权处理壹佰肆拾亩实体煤田的生产及煤炭销售。保证不以任何理由阻止乙方生产及售煤。实体煤田销售完后根据小面积开挖采空区的实际情况双方再行商议后续合作事宜。四、原甲方开采煤田遗留下的回填坑，存在安全隐患，乙方应甲方要求，在采空区煤田上方挖土回填，清除隐患。甲方同意补给乙方工程款人民币贰佰万元，若采空区乙方有开挖，则乙方退还补偿工程款。合同签订后，原告郭木桂向郁常生、郁长林共支付承包费用6,128,312元。原告施工后，共出售价值600多万元的原煤。原告于第三份协议签订后，再未进行施工。另查明，府谷县华秦煤矿一号治理区（负责人郁长生）以郭木桂为被告，向府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庭审笔录中，郭木桂代理人询问郁长生，郭木桂称施工的坐标包含在府谷县国土资源局（2013）72号文件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合作治理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原告认为被告郁常生、郁长林在与其签订合同时未告知双方确定的煤田坐标不在一号治理区范围内，存在欺诈行为，原告因重大误解而签订合同，故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而被告郁常生、郁长林认为其明确告知过原告部分煤田不在一号治理区范围，原告郭木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能按期支付承包款，存在违约行为，请求解除合同。本案被告郁常生在本院审理期间陈述其与郭木桂约定的承包范围有部分不在一号治理区坐标内，而其在府谷县人民法院庭审时明确表示郭木桂施工的范围在一号治理区范围内，两次陈述矛盾，且被告郁常生、郁长林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将坐标不一致的情况告知原告，导致原告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原告主张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反诉原告主张反诉被告存在违约行为的主张于法无据，依法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被告郁常生、郁长林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未将约定煤田坐标不在一号治理区范围内的实际情况告知原告，存在主要过错，而原告郭木桂在与被告郁常生、郁长林签订合同时，未审查一号治理区的批准坐标，未能尽到签订合同应当尽到的审慎审核义务，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上，被告郁常生、郁长林应当向原告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承包款6,128,312元，原告郭木桂应当返还出售煤的价款600多万元，因原告未提供出售煤的准确价款，本院酌情认定承包款与售煤款相互折抵。郭木桂所受损失为支付工程队的工程款232万元及雇佣人员工资等损失，因原告提供的其他损失的证据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部分票据亦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工资752838元及工人餐饮住宿差旅费等费用24万余元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施工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雇佣人员工资及其他费用，本院酌情认定原告的工程款及其他损失共计250万元，并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被告郁常生、郁长林向原告郭木桂承担前述损失的70%，即175万元。原告的其他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被告华秦煤矿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亦无其他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原告主张被告华秦煤矿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郭木桂与被告郁常生、郁长林之间签订的《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二、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由被告郁常生、郁长林赔偿原告郭木桂工程款及其他损失共计175万元；三、驳回原告郭木桂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郁常生、郁长林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99,200元，由原告郭木桂承担29,760元；被告郁常生、郁长林承担69,440元；反诉费100元，由反诉原告郁常生、郁长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人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郭木桂与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签订《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后，先后向郁常生四次付款共计6,128,312元，其中2015年9月7日付款225,018元，郁常生于次日将该笔款项交付村民刘某某，补偿爆破损坏的窑洞等。2015年8月13日，上诉人郭木桂、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与喻某某协商签订《卖煤抵工程款承诺书》，同意喻某某出售开采出的煤抵扣工程款。之后，喻某某出售原煤抵扣工程款共计5,016,380元。以上事实，有一审期间郁常生、郁长林提交的《证明》《卖煤抵工程款承诺书》证明，一审庭审中郭木桂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还有郭木桂一审期间提交的郁常生出具的对225,018元收款收据，二审期间提交的喻某某出具的29支收款收据证实，一、二审庭审中郁常生、郁长林亦对第一支收款收据认可，对29支收款收据未提出否定真实性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确认上述事实。二审期间，郭木桂还提交了电话录音3段，短信息4份，中国移动电话费收据，申请证人陈某、郭某某出庭，以证明其回填了隐患坑，郁常生应赔偿其200万元损失。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不认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余证据的关联性，否认郭木桂完成的回填工程。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郭木桂回填了隐患坑，也不能证明回填隐患坑的费用，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除一审判决认定郭木桂施工后共出售价值600万元原煤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外，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华秦煤矿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郭木桂的实际损失有哪些，具体数额是多少。3.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如何认定。1.关于华秦煤矿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上诉人郭木桂与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签订的《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中加盖的印章是“华秦煤矿一号治理区”，上诉人郭木桂自认其通过冯某介绍与郁常生、郁长林签订该合同；在与喻某某发生纠纷后，又与郁常生、郁长林而非华秦煤矿共同协商签订售煤抵扣工程款协议，本案合同当事人双方是郭木桂与郁常生、郁长林，并非郭木桂与华秦煤矿。华秦煤矿授权郁常生负责一号治理区的治理工作，并未授权郁常生代表华秦煤矿与他人签订合同，郁常生也未用华秦煤矿公章与郭木桂签订本案的合同。因此，上诉人主张华秦煤矿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不足。基于同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国力公司为被告的理由也不能成立。2.关于郭木桂的实际损失问题。一审判决依据庭审中郁常生主张及提交的证人冯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认定郭木桂售煤获利600万元。郭木桂上诉否认该事实，称该600万元就指喻某某售煤的价款。卷内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郭木桂在庭审中强调售煤款支付了喻某某的工程款，并没有认可自己获利600万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经三方当事人同意，喻某某出售原煤抵扣工程款共计5,016,380元。根据现有证据，难以确认郁常生主张的郭木桂售煤获利600万元的事实。郭木桂上诉还称其回填隐患坑，损失200万元，但其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回填隐患坑。根据郭木桂提供的喻某某发送的短信息内容来看，即使有回填工程，也是喻某某完成的，喻某某用售煤价款抵扣全部工程款，郭木桂并没有损失。郭木桂上诉称其支付工人工资购买施工零星设备112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酌情考虑经济损失18万元可予以支持。综上，郭木桂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承包款5,903,294元，支付喻某某的工程款共计232万元，其他经济损失18万元，共计8,403,294元。3.关于双方过错问题。郁常生与郭木桂签订的《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第一条明确约定承包地点在华秦煤矿综合治理一号治理区，但郁常生实际确定郭木桂施工的地点大部分不在合同约定的一号治理区范围。郁常生虽抗辩对此其已明确告知郭木桂，但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告知。对于合同撤销，郁常生、郁长林应负主要责任。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双方共同对施工区域进行了测量定位；合同履行中，因出现意外情况，双方又签订了3份补充协议，郭木桂均应对施工地点是否在一号治理区进行查验，但其未进行查验，未尽到审慎的审核义务，对合同撤销起次要责任。一审对二人的过错划分并无不当，被上诉人郁常生在二审答辩中也予以认可。郭木桂上诉还要求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因其主张撤销合同，一审判决撤销合同其没有上诉，故对依照合同约定要求郁常生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二审不再审查。综上所述，郭木桂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初2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即撤销原告郭木桂与被告郁常生、郁长林之间签订的《合作治理承包合同书》，驳回原告郭木桂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郁常生、郁长林的反诉请求；二、变更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初2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由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郭木桂经济损失共计5,882,305.8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200元，由原告郭木桂承担29,760元；被告郁常生、郁长林负担69,440元；反诉费100元，由反诉原告郁常生、郁长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1,989元，由上诉人郭木桂承担45,995元，被上诉人郁常生、郁长林负担45,9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尤 青审判员 王琪轩审判员 袁辉根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宁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