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91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庆余，男，1939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药东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TAKATSUKIHIKARU（中文名：高月辉），女，1964年8月31日出生，住日本国大阪府吹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军，北京市天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庆余因与被上诉人TAKATSUKIHIKARU（以下简称高月辉）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21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庆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辉、药东虎，被上诉人高月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庆余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2177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高庆余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月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高庆余认可一审认定高庆余和高月辉之间形成的是赠与合同关系。二、一审对赡养义务的认定是错误的，支付赡养费即代表履行了赡养有悖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赡养不仅仅是看经济上的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高月辉仅支付低额的汇款，明显未尽抚养义务，高月辉是单方汇款，不告知高庆余，不管够不够，从支付数额和态度上看，其都是仅仅为了证明其支付过费用，为了日后诉讼当证据使用，明显是不尽赡养义务的表现，且复合酵素等昂贵的物品和保健仪等虽不是医院的药品，但却是高庆余保命的必要开支。高月辉回国后不看高庆余，只汇款而不见高庆余，对高庆余的生活和精神方面不进行照顾也是未尽赡养义务的表现。一审法院对于高月辉是否尽到赡养义务的认定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认定汇款了部分金额就算赡养，一方面又对高月辉未尽探望、精神慰藉义务进行批评。三、高庆余和高月辉签订合同的目的是确保高庆余晚年幸福、养老送终，该赠与行为系附条件的，高月辉对高庆余履行赡养义务不仅是法定义务，更是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高月辉不履行基本的赡养义务，过家门而不入系典型的精神伤害，高庆余作为赠与人依法有权撤销赠与。四、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高某某，程序严重违法。根据公证遗嘱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赠与合同的相对人是高月辉及高某某，根据法律规定，高某某作为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通知其参加属于程序违法。五、本案具有特殊性，需要考虑结果价值取向。高庆余现身患绝症，若不能将高庆余寄希望于治病养老的涉案房屋撤销赠与，对高庆余将会打击巨大，且高月辉作为日本国籍，之后即便高庆余另行提起赡养费诉讼，其诉讼成本及涉外执行等程序都是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所不能承受的。高月辉辩称：高月辉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庆余的上诉请求。高庆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高庆余与高月辉于2011年7月28日签订的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493×××）；2、判令高月辉协助高庆余将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过户至高庆余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高月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月辉及案外人高某某（日本国籍，日文名TAKATSUKIAKIRA）系高庆余之女。2005年11月28日，高庆余与北京市通州区良种养殖场签订《职工住宅楼买卖合同》，高庆余以29296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屋。2008年8月1日，高庆余立下公证遗嘱，表示愿意将涉案房屋留给大女儿高月辉、二女儿高某某共同继承。2011年7月28日，高庆余与高月辉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由高月辉以25万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屋。合同就房款支付方式、房屋交付、房屋产权转移等均未做明确约定。当日，高庆余配合高月辉将房屋转移登记至高月辉名下（产权证载明产权人为高月辉）。后高庆余仍继续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至今。另查一：2011年7月29日，高月辉作为甲方（共有人）与高某某作为乙方（共有人）签订《房屋共有协议》，载明：“甲、乙方之父亲愿将其名下房屋出卖并过户给甲、乙方，因乙方现为外籍人士，故在房屋过户时只列明甲方（即过户后该房屋产权证只列明甲方）。为明确甲乙双方对该房屋共有之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特约定如下：一、共有房屋具体状况如下：（一）座落于北京通州区运河西大街××号……二、共有份额：双方约定对前述房屋各按50%享有所有权。三、双方同意对以上共有房屋由双方共同管理、使用和收益……在政策条件允许时可以办理共有产权证。四、双方同意对以上共有财产任何一方处分自己的份额时必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且另一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五、上述共有房产，父亲在世期间享有对该套房屋的居住权和使用权，房屋共有人甲、乙任何一方不得进行买卖，确保父亲晚年幸福。六、父亲去世后，该共有房产出卖前，房屋共有人甲乙双方及其家人（限：甲乙双方的丈夫，甲乙双方的亲生子女）可因短期回国暂时居住（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需长期居住，在居住前应征得房屋共有人另一方同意……”高月辉及高某某均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确认。另查二：2014年4月1日，高庆余经中日友好医院CT检查诊断为：右侧肾上腺腺瘤可能，建议增强检查；肝囊肿可能；双肾囊肿。2014年6月，高庆余在日本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出具《诊断书》载明：“2014年6月3日，该患者以对高血压症精密检查为目的办理了住院手续。初步检查结果为原发性醛固酮症，住院过程中实施的CT检查发现患者全身淋巴肿胀。同年6月30日，实行腹股沟淋巴结生化检查后，诊断结果为患有恶性淋巴癌（结外黏膜相关淋巴组织边缘带B细胞淋巴瘤，三期以上）。另外，住院过程中进行的其它检查也诊断出，该患者患有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症，上行大动瘤，前列腺肥大症。之后的治疗因需转往他院进行，该患者于同年7月20日在我院办理了出院手续。”2016年12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出具诊断证明，载明高庆余病情为：患者恶性淋巴癌诊断明确，目前病情稳定，建议定期复查。另查三：2016年12月5日，高某某签署《关于同意父亲高庆余收回房子产权决定的声明》，载明：“我父亲高庆余在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室，有一套两居室住房，面积为92.99平方米。母亲于2003年故去后，该套房子是2005年11月由我父亲购置的，房产的名义人是父亲高庆余。此后，在姐姐高月辉不断的劝诱下，该房于2011年7月28日过户到高月辉的名下。因为当时我已加入日本国籍，姐姐仍是中国国籍。据姐姐高月辉称：关于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持有的房产，国家有特殊的规定，所以说服我房产证上暂时只写高月辉的名字，同时，我与高月辉于2011年7月29日签订了该套房屋由姐妹二人均等继承的协议。在房产过户之前，高月辉和我都承诺给父亲养老送终，让父亲晚年幸福，否则的话，父亲有权将房屋所有权收回。2014年5月，父亲因身体不适，来日本检查，7月9日经大阪大学附属医院确诊：父亲患有全身多发性恶性淋巴癌（3～4期）、肾上腺瘤、甲状腺肿大、前列腺严重增生等多种疾病。因为年事已高，父亲不能通过手术摘除病灶，只能依靠调整心态，适度运动，服用相关药物和营养食品来防止病情恶化。自从房子过户后，姐姐便很少和父亲联系，2014年7月父亲的病确诊后完全失去联络，包括2014年5月父亲来日看病，以及之后我又两次邀请父亲来日做定期检查，其间全部费用由我个人承担，我的孩子尚不满三岁，并因工作关系夫妻二人身处不同国家，我无法给父亲更多的经济援助。现在，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虚弱，生活难以自理，经常大小便失禁。他的日常生活费用，看病买药，请保姆等费用大幅增加，手里也没有积蓄，生活已难以为继。因此我声明：完全支持父亲收回房子产权的决定。今后他可以以房养老治病，由自己支配自己的财产，一切尊重父亲的安排。我对我的声明负法律责任。”上述声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认证。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庆余自述其确诊患病后支出大幅增加，现病情需定期服药控制，每月医疗费自费部分为1000至2000元，另需购买营养保健品和聘请保姆；其每月退休金收入为4900元，另享有补助每月1000元，但不固定，并有医保；并称高月辉未尽到赡养义务，故要求撤销双方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就此，高庆余提供了数份购买复合酵素、冬虫夏草、破壁灵芝孢子粉等保健品及保健仪器的单据予以佐证，并申请证人陈某某出庭作证。陈某某称其系高庆余所雇佣之保姆，自2016年3月起受雇于高庆余，期间从未见过高庆余的子女照顾高庆余，亦未见过高庆余的子女给付医疗费、生活费，高庆余现每月向其支付保姆费3000元。高月辉对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高月辉对高庆余主张其未尽赡养义务不认可，提供汇款单等证据并申请证人周某1出庭作证。汇款单证明高月辉曾分别在2015年4月22日、2016年1月1日、2016年10月25日向高庆余汇款6000元。周某1陈述其受高月辉夫妻委托于2013年到高庆余家中送了一双鞋；2015年4月22日其受高月辉之夫周某2委托向高庆余汇款6000元；2016年1月1日，高月辉夫妻回国并告知其向高庆余汇过款。高庆余对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并表示高月辉在2016年1月1日回国，但其宁愿汇款也不与其相见，几次汇款亦未向其告知，证人证言足以证明高月辉未尽到赡养义务，且高月辉汇款时间是在本案立案之后，高月辉是以汇款规避责任。高月辉对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并解释称其2016年1月1日回国未探望高庆余是因双方及高某某在2014年5月因家庭矛盾发生争吵，且高月辉收到送达材料是在2016年9月，在此之前并不知晓高庆余已起诉。另，高月辉未就其已按照《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的约定给付高庆余25万元购房款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其一，高庆余与高月辉之间法律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其二，高庆余是否享有撤销涉案《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高庆余与高月辉之间虽然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然其法律行为的性质尚需结合证据和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房屋买卖合同（包括双方已经签字的网签合同）的效力及履行存在争议，经审查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等其他法律行为的，应根据隐藏法律行为的性质进行处理。本案中，高庆余与高月辉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依照常理，双方之间应当存有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及相应的履行行为。但结合查明的事实发现，高庆余与高月辉及案外人高某某之间一系列的外在行为与上述意思表示存在相悖之处，具体如下：其一，高月辉表示涉案房屋系其母娄某与高庆余的夫妻共同财产，2003年娄某去世，按照高月辉的陈述，其因继承母亲遗产已成为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之一；2008年高庆余立下遗嘱，表示愿将房屋留给高月辉及高某某继承；2011年7月29日即《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次日，高月辉又与妹妹高某某自愿签署《房屋共有协议》，约定两人各占房屋50%份额，在上述情形下，高月辉缺乏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主观动机。其二，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内容分析，其中虽然约定了房屋的价格，但该价格甚至低于高庆余在2005年购买涉案房屋的价格，且合同对于房屋交付时间、产权转移、违约责任、付款方式和期限等重要条款均未明确，且未有证据显示高月辉向高庆余支付过购房款。在未收到任何房款的前提下，高庆余就把房屋过户到高月辉名下，高月辉甚至与妹妹约定房屋在父亲有生之年由父亲居住使用，父亲故去后姊妹二人及配偶、子女居住涉案房屋亦有限制条件，上述情形与房屋买卖的交易惯例不符，亦与购房人支付对价购买房屋的合同目的相悖。其三，高月辉主张全部房款均由其承担与支付，但又在合同签订次日与妹妹签署协议约定房屋由二人平等享有所有权及处分权，显然与常理不符。而高庆余对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原因从便于过户、减少支出等方面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此，结合上述分析及高某某的《关于同意父亲高庆余收回房子产权决定的声明》，一审法院认为高庆余和高月辉之间形成的是赠与合同法律关系。2、关于争议焦点二，高庆余是否享有对名为《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本案中，高庆余主张高月辉对其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并据此主张法定撤销权。对此，高月辉已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汇款方式支付了赡养费，且高庆余自称其每月收入有4900余元至5900余元不等，且享受国家医保，其所提供的患病后的医疗费支出多为购买营养保健类食品与用品的单据，综上，一审法院实难就此认定高月辉具有不履行赡养义务之行为。故对于高庆余据此主张撤销赠与，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实难支持。尚需说明的是，纵有过往心结，终究血浓于水。现高庆余年事已高又身染重病，一审法院希望高月辉能顾念亲情，心存感恩，抛却矛盾，主动修复曾有裂痕。同时，一审法院认为，赡养义务绝非单纯的金钱给付义务，赡养人还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于高月辉明知高庆余身患重病却因心存芥蒂，即便回国亦不曾探望父亲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今后，高月辉不得以已支付赡养费为由拒绝关心照顾老人，且其不直接与高庆余居住生活，更应更多地去老人住处看望和关切老人，以尽孝道。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高庆余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高月辉递交金额为6000元的汇款单，证明其向高庆余汇款，履行了赡养义务。高庆余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高月辉递交的上述证据中的汇款人并非高月辉本人，现高月辉未能递交进一步证据证明汇款人与其之间的关系，本院对此证据关联性不予采纳。2、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庆余一审起诉要求撤销其与高月辉之间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相对方仅为高庆余与高月辉，高某某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高某某与高月辉之间虽就高月辉因《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而取得之涉案房屋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与本案诉争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履行并无关联。现涉案房屋仍在高月辉名下。高庆余上诉称一审法院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追加高某某参加诉讼之上诉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高庆余此项上诉请求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争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赠与合同，现各方对合同性质的确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应适用赠与合同的相关规范。高庆余主张本案诉争之合同系附条件赠与合同，其应对此进行举证。现高庆余未能证明赠与所附条件，本院对高庆余此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高庆余上诉称高月辉未尽赡养义务，但高月辉本人定居国外且身有残疾，其已通过汇款方式向高庆余支付相应赡养费，亦曾协助高庆余在日本就医。虽高月辉对高庆余关心不足、缺乏交流，但并不能就此否认高月辉对高庆余之赡养行为，高庆余关于高月辉未尽赡养义务、赠与合同应当撤销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高庆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潘 蓉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魏 举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