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8民初5660号原告张某1，女，1944年7月11日出生。原告张某2，女，1954年9月2日出生。原告张某3，女，1957年2月1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某7(原告张某3之夫)，男，1957年3月7日出生。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之委托代理人冯金岩，北京市鑫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4，男，1963年3月7日出生。被告张某5，女，1964年5月2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杨某（被告张某5之夫），1968年2月9日出生。被告张某6，男，1976年12月24日出生。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与被告张某5、张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石宏轩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诉称：我们与被告张某5系姐妹。1989年父亲张某8去世，2017年5月母亲王某去世。2011年和2017年，张某8与王某承包的集体所有的荒山、树木被征用，征用单位将补偿款拨付至X村委会，二被告将补偿款领取。现要求原、被告共同继承被继承人所有的补偿款69864.64元、核桃树5棵及被继承人所有的山地股权5030股。原告张某4诉称：5棵核桃树种植在我的承包地上，我要求继承张某8、王某遗产。被告张某5辩称：村委会分的补偿款属实，股份属实，张某6领取补偿款后已全部交给了我；5棵核桃树已经由张某4经营30多年了，应归张某4所有；我母亲生前为我留有遗嘱，其去世后所有财产均由我继承，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某6辩称：我系张某9之子，我已将我领取的全部补偿款交给了张某5，我母亲王某1、张某10、张某11及我均放弃继承张某8、王某遗产。经审理查明：张某、王某共生育8个子女，即张某1、张某9（已去世）、张某12（已去世）、张某2、张某14、张某3、张某4、张某5，1990年7月张某8因病死亡注销户口，2017年5月王某去世，张某12与赵某原系夫妻，生有赵某1、赵某2，张某9与王某1原系夫妻，生有张某10、张某11、张某6。张某5于2011年6月领取王某树木、荒山补偿款18550元，2011年7月领取地和人口款23090元，2017年3月9日分征地款按股分配4688股，款26252.8元，张某8342股，款1915.2元，每年分得生态林补助款56.64元，领款人王某。双方认可张某8享有股权342股，王某享有4688股。根据张某4申请，本院追加其为本案共同原告。审理中，张某5提供《遗嘱》1份：立遗嘱人，王某，女，192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密云县X镇X村X峪X号，近些年，因我体弱多病，全由我女儿张某5对我悉心照顾，为避免我死后，我的继承人因我的遗产继承事宜产生争议，特立遗嘱如下，我死后，凡属于我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益、承包土地、山场及其收益，全部由我女儿张某5一人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继承；此遗嘱系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场见证人焦某、吴某均能证明；此遗嘱仅此一份，由我女儿张某5保存，作为独自继承我所有遗产的依据；此遗嘱经立遗嘱人及见证人签字后生效；立遗嘱人，王某，遗嘱代书人，宋某，见证人，焦某、吴某，2013年1月10日。焦某向本院证实：2013年，王某让张某5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问王某什么事，老太太说，求我点事，将她的两间房子和生产队分钱所有财产做个遗嘱给张某5，去律师事务所让我作证，我说行，哪天去都行，律师事务所在县法院西门对面，律师叫张某13，当时去的有吴某、我、老太太和张某5，当天打车去的，在场老太太陈述，张律师那一个雇佣的女打字的给电脑打字，写遗嘱时老太太意识清楚，能走，我和吴某都是村里的干亲，不是什么近亲属。吴某向本院证实：我去张某5家看老太太，老太太和我说，张某5管她最多，以后就指望她了，要留遗嘱，让我给做个证，我说行，当时有焦某、我、张某5和老太太一起去的律师事务所写的遗嘱，是哪个律师事务所，叫啥名我都不知道，进门以后老太太说找两个作证的人，写了遗嘱给签个字见证一下，我就签字了，遗嘱的大概意思是村里分给老太太的钱和老太太的遗产都给张某5，老太太在家和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证人“宋某”出具书面证言证实：2013年1月，张某5带领王某及两个妇女找到我，要求我帮王某代写遗嘱，一位50左右岁的妇女焦某及另一位妇女吴某约70岁左右，愿做为王某所立遗嘱的见证人，我记得当时我是按照王某的口述为其代写遗嘱内容，书写完毕，又念给王某听，其听后表明该内容是其自己的真实意思，并在遗嘱上按手印予以确认。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认为：一、代书遗嘱系伪造，王某在立遗嘱时已年逾92岁高龄，生活不能自理，体弱多病，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且其生前不会写字，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并未提及遗嘱；二、被告提交的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系无效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对遗嘱的书写形式做出了强制性规定，遗嘱的代书人非见证人中的一人，遗嘱中的见证人对遗嘱的含义、内容并不一定知晓。被告另提供录音遗嘱1份，被告张某5辩称，录音遗嘱由其女儿录制，无其他人在场。张某5提供2016年5月前王某的诊断书、处方、病历、医疗费票据等共计3059.8元，提供2017年4月17日至5月1日票据共计9029.48元，张某1、张某2、张某3对此未提出异议。张某14向本院表示，其应得遗产份额归张某5所有，5棵核桃树已由张某4经营多年，应归其所有。赵某、赵某1、赵某2表示，放弃继承张某、王某遗产。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遗嘱、票据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抚养义务与赡养义务均为公民的法定义务，不以其他条件为前提。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遗嘱分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代书遗嘱成立的条件为：一、遗嘱人立遗嘱时有相应的行为能力，通过焦某、吴某、宋某的证言证实，王某立遗嘱时虽年逾九旬，但思维清晰，对自己的行为有明显的辨识能力，故张某1、张某2、张某3主张“王某在立遗嘱时已年逾92岁高龄，生活不能自理，体弱多病，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二、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宋某证实，书写遗嘱时是按照王某的口述为其代写遗嘱内容，书写完毕，又念给王某听，其听后表示是其自己的真实意思，并在遗嘱上按手印予以确认，焦某、吴某亦证实代书遗嘱的内容与王某在家与其所述一致，故可以认定代书遗嘱的内容系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公民在立遗嘱时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此处的“见证人”，根据字面理解，应为见证遗嘱过程的人，宋某在此过程中，即是代书人，亦见证了遗嘱的全过程，因此兼具见证人与代书人的共同身份，符合法律关于“并由其中一人代书”的规定；四、关于焦某、吴某、宋某的见证人身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继承法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焦某、吴某、宋某均与张某5不具有上述关系，其见证人身份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张某5提供的“录音遗嘱”，继承法规定，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录音期间没有见证人在场，故录音遗嘱本院不予采信。王某虽通过遗嘱形式处分了其个人财产权益，但其子女仍有权继承张某的遗产权益，5棵核桃树因栽植在张某4的承包地内，且其已经营多年，故本院认定5棵核桃树归张某4所有，由张某4给付张某1、张某2、张某3款，具体数额由本院酌定；张某14将其应继承份额归张某5所有，王某1、张某10、张某11、赵某、赵某1、赵某2均表示放弃继承张某8、王某遗产，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各给付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三百一十九元二角。二、被继承人王某在北京市密云区X镇X村享有的股权四千六百八十八股归被告张某5所享有。三、被继承人张某8在北京市密云区X镇X村享有的股权三百四十二股由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各享有五十七股，被告张某5享有一百一十四股。四、原告张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各给付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折价款三百元。五、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其他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百七十三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被告张某5负担七百三十八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石宏轩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商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