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97民终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法定代表人：杨海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涛，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亮，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市供销合作联社，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法定代表人：李金良，该联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儋州市那大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海南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儋州市供销合作联社（儋州市供销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7）琼9003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亮及被上诉人儋州市供销社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2017）琼9003民初72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4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诱导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承办法官一再诱导被上诉人并为其总结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且被上诉人也未明确指出如何超过诉讼时效，均是承办法官单方援引最高院的批复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自2013年1月至2016年7月，上诉人从未中断过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不间断派人前往儋州催要该笔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也多次接待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有《出差费用报销单》、发票、律师函为证。同时，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于2016年3月17日发出的《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归还事项自愿达成了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儋州市供销社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已经明确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询证函》，被上诉人没有人员签名，也没有签署时间。当时是上诉人为了骗取被上诉人盖章，称其仅为单位重组使用，并不影响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盖章并不表示其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儋州市供销社偿还股权转让款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0日，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儋州利农商贸公司40%股权以120万元转让给儋州市供销社，儋州市供销社应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30天内将转让金一次性付给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同日，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载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为报告给有关部门所用，该《股权转让协议》所有的条款对双方均无实际法律效力，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届时实际已缴给儋州利农商贸公司的股本为40万元，双方以另外一份40万元股本转让的协议为准。2012年1月4日，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签订《协议书》载明：儋州市供销社因急需资金购买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占儋州利农商贸公司的股权，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愿意暂借给儋州市供销社40万元，儋州市供销社须在2012年2月28日前将本金归还。海南省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3月13日出具了儋州利农商贸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该资料载明：儋州利农商贸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3月29日，儋州利农商贸公司的股东名录变更信息为变更前“名称：儋州市供销合作联社，出资额：90，出资比例：30%，名称：海南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出资额：120，出资比例：40%，名称：李怀德，出资额：90，出资比例：30%”，变更后“名称：儋州市供销合作联社，出资额210，出资比例：70%，名称：李怀德，出资额：90，出资比例：30%”。2016年3月17日，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向儋州市供销社作出《询证函》，该函载明海南农业集团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正在对海南农业集团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的往来账项等事项；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经济业务内容处为股份转让款，儋州市供销社欠处为40万元，欠儋州市供销社处为空白，备注处为其他应收款；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儋州市供销社在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公章，日期及经办人处为空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之间是否存在涉案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主张儋州市供销社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之间是否存在涉案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从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看，虽然否定了双方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是注明了双方以另外一份40万元股本转让协议为准，足以认定双方存在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根据海南省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3月13日出具的儋州利农商贸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在2012年3月29日股东名录发生变更时，儋州利农商贸公司股东的总出资额及案外人李怀德的出资额、出资比例没有变化，因此，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之间关于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并未侵犯案外人李怀德作为儋州利农商贸公司股东在该公司享有的权益，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规定。综上，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之间关于涉案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二、关于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主张儋州市供销社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所述，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之间关于涉案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儋州市供销社应按照约定向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看，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为40万元。因双方均未提供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证明》中涉及的40万元的股本转让协议，无法认定涉案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视为双方当事人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没有约定。根据双方于2012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儋州市供销社以向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借款40万元的方式向海南农业集团公司购买儋州利农公司的股权，该“借款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非正常的支付形式，股权转让款实质上并未转化为借款。但是，双方在2012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了归还本金的时间为2012年2月28日，该约定实质上属于双方对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时间的约定，故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最迟于2012年2月28日就取得要求儋州市供销社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债权请求权，该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2月29日开始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向儋州市供销社作出《询证函》时，已明显超过前述规定诉讼时效的二年期间，且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向儋州市供销社作出《询证函》之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同时，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向儋州市供销社发出《询证函》，儋州市供销社在该《询证函》进行盖章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的规定的精神，该《批复》中所称“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要到期款项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本案中，海南农业集团公司2016年3月17日向儋州市供销社发出《询证函》，其名称和内容均无催要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明确表示，并明确该函件是为了对海南农业集团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而发出，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虽然儋州市供销社在该函件中的信息证明无误处进行盖章，但不能推定为其有清偿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综上，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与儋州市供销社之间关于涉案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虽合法有效，但海南农业集团公司起诉要求儋州市供销社支付40万元的涉案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海南农业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45元，由海南农业集团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单及相应发票以及《证明》，二者均未明确载明出差事由与本案纠纷存在关系，亦未显示系为催讨案涉款项，儋州市供销社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2、对海南农业集团提交的《律师函》及EMS快递单，该证据能够证明其向儋州市供销社法定代表人李金良送达了该律师函，但不能证明儋州市供销社同意偿还案涉款项。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本案2017年3月13日一审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儋州市供销社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2017年4月20日的法庭询问中，儋州市供销社亦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在开庭及询问中均针对诉讼时效问题发表了自身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具有被动性。本案中，儋州市供销社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判决并非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进行裁判。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故意诱导儋州市供销社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海南农业集团公司应对其主张的诱导事实举证证明。现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双方在股权转让中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结合双方2012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该股权转让款以“借款方式”支付，还款期限为2012年2月28日前。即无论是股权转让款还是借款，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于2012年2月29日开始起算。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远远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上诉主张其一直不间断向儋州市供销社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应予中断，并提供了《出差费用报销单》、发票、律师函等作为依据。本院认为，海南农业集团公司提交的《出差费用报销单》、发票均未载明其出差系为催讨案涉股权转让款，不能单独直接证明其向儋州市供销社主张案涉债权。海南农业集团公司的律师函署名日期为2016年7月29日，已超出了二年的诉讼时效，不能构成时效中断，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海南农业集团公司上诉主张儋州市供销社在案涉《询证函》上盖章表明其对案涉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本院认为，判定债务人是否放弃诉讼时效抗辩，应以其同意履行义务为要件而非其承认义务存在为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亦明确债务人在“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批复适用的前提为催款单上必须有催收债权的意思表示，案涉《询证函》明确载明该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故儋州市供销社在该函上的盖章仅能认为其认可债务的存在，而不能认定其同意履行债务。故对海南农业集团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海南农业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90元，由上诉人海南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文举审判员  吴慧明审判员  龙蜀娟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昕昕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