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2210号原告：深圳市祺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张纪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军，广东泰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东，广东泰而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珠海骏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公交信禾物流园区5-1号仓。法定代表人：孙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定，诚公顾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晨，诚公顾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深圳市祺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骏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纪平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军、马东东，被告法定代表人孙敏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定、周晓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款项人民币123,209元（以下对于币种如无特别注明均指人民币）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和担保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原告拟将六个集装箱的舞台设备及展台从东莞出运至菲律宾马尼拉参展，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需要回运，其余五个集装箱货物不需要回运。原告通过朋友汤清保介绍，与被告进行商谈后确定价格。6月16日、6月20日，原告将装载舞台设备及展品的六个集装箱先后交付给被告。6月1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对账单确认费用为193,500元，该费用不包括租箱费、堆存费、海关查验等特殊费用。6月24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0万元前期费用；7月1日，被告以货物到达菲律宾马尼拉港后海关收取特殊关税为由，要求原告再向其支付16万元，但未能提供当地海关的相关单据。7月5日，原告迫于无奈向被告支付了15万元。展会结束后，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需要回运，被告又以运输和税金未支付完毕为由要求原告支付131,589元，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单据。后经原告反复协调，被告确认费用为55,449元，原告遂于7月30日向被告支付55,449元。8月2日，被告又要求原告支付租箱费和堆存费1760元、压车费9500元。原告迫于无奈再次向被告支付1760元和9500元。原告共向被告支付费用316,709元，相较于合同约定的价款193,500元，额外向被告支付123,209元。被告单方违约造成原告损失123,209元，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对账单；2.电子回单及微信转账记录；3.微信聊天记录；4.电话录音光盘及整理文字。被告辩称，1.确认原告委托被告将六个集装箱货物从东莞运至菲律宾马尼拉，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参展后回运，双方约定的总费用为193,500元，但该费用不包含租箱费、堆存费和海关查验等特殊费用;2.原告向被告支付的316,709元中超出约定总费用193,500元的费用，属于合同约定之外实际产生的必要费用，被告也作了相应减免，且原告也同意支付。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委托出运货物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原告代理人汤清保关于委托出运货物的微信聊天记录、总费用对账单、原告向被告支付10万元的转账记录；2.被告与目的港代理关于关税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原告代理人汤清保关于关税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目的港代理发送的对账单，被告与上海信昱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昱晟公司）关于代向目的港付款事宜微信聊天记录和代付款协议书，信昱晟公司代被告向目的港代理转账凭证，被告向信昱晟公司支付目的港转账凭证及手续费的微信聊天记录，目的港代理关于证明关税收取事宜的同批次参展货物的对账单、收据、提单的电子邮件，海运费账单、找换单、电子回单，机票酒店预定记录；3.原告与被告在菲律宾提货、卸货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原告代理人汤清保关于关税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向被告转账5万元的凭证，被告向原告开具的金额为131,589元的对账单，运往马尼拉的提单、装箱单、商业发票、报关单、照片；4.原告与被告关于退运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原告代理人汤清保关于131,589元对账单的协商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关于131,589元及退运费用协商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向原告开具的金额为55,449元的对账单，原告向被告支付55,449元的转账记录；5.原告与被告关于货物在香港、东莞清关提货及报关的微信聊天记录，托运货物提单，深圳天气预报记录，香港码头关于封港的通知，报关单，海关系统异常导致无法确报的记录及向北京总关申请的工单邮件记录，被告向香港公司转账记录及对应账单，原告向被告转账1760元和9500元的记录；6.海运费及港前费用催缴通知单。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的证据1至4和被告的证据1、4及证据5中的转账、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意见如下：被告的证据2、3，该两组证据与前述确认真实性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的证据5中的深圳天气预报记录为网上公开信息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待证事实需要结合其他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对被告的证据6海运费及港前费用催缴通知单为被告单方制作，且被告是否已向第三方支付海运费、港前费用也非本案争议，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有证明力的证据和庭审情况，本院查明：2019年5月22日，原告通过汤清保与被告联系，询问货物从东莞出运至菲律宾马尼拉参展的相关费用事宜。被告向汤清保报价称不回运的每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货物的费用为28,000元，需要回运的每个20英尺集装箱货物的费用为48,000元，不含柜租、堆存和海关查验等特殊费用。双方还就货物出运至菲律宾的相关手续和资料进行沟通。随后，汤清保将被告的报价告知原告，并同时将原告的联系方式告知被告。2019年6月10日，被告根据汤清保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原告取得联系，商定由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货物从东莞塘厦工厂至菲律宾马尼拉SMX展览中心的出运事务，费用不含装卸货费、加班、查验等任何特殊费用。随后双方就货物送达的装货时间、送货时间、具体地址、费用构成等进行沟通确认。6月16日，被告根据原告的需求安排订舱，并安排拖车将一个20英尺和三个40英尺高柜的集装箱空箱运至原告指定的位于东莞塘厦的工厂装货。6月17日，被告告知汤清保由于装货延时，拖车公司要收取3700元的加班费，三车需收取每车压车费2500元共7500元，合计112,00元，被告将向拖车公司申请减免费用。6月17日、6月20日，被告根据原告的指示，又先后安排拖车将一个40英尺高柜和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空箱运至原告指定的工厂装货。6月19日，被告告知汤清保，拖车公司按每车2500元收压车费，不再另收加班和延时费。6月21日，被告向汤清保发送费用账单（第一份账单）记载：四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从东莞至菲律宾（不回运），每箱28,000元共112,000元；一个20英尺集装箱从东莞至菲律宾（不回运），每箱26,000元；另一个20英尺集装箱从东莞至菲律宾（回运），每箱48,000元；压车费每车2500元，三车计7500元。费用总计193,500元，不含柜租、堆存、海关查验等特殊费用，要求原告尽快安排付款。6月24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孙敏表示将到菲律宾跟进涉案货物出运事务。6月25日，原告通过汤清保向被告支付10万元费用。前述四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和两个20英尺集装箱货物（以下统称涉案货物）被拖车经陆路从东莞塘厦运至香港，其中2019年6月16日在工厂装货的一个20英尺集装箱和三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货物于6月18日装船，6月17、6月20日在工厂装货的一个20英尺集装箱和一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货物于6月26日装船。上述六个集装箱货物先后装船后经海路运至菲律宾马尼拉港，再由马尼拉港通过陆路运至马尼拉SMX展览中心卸货。被告委托在菲律宾的代理“Nick”为涉案货物办理进口报关、拖车事务。2019年6月27日至7月3日，双方就涉案货物进口报关关税问题通过微信聊天进行沟通,“Nick”告知被告涉案货物的免税文件未获通过，需要支付关税及税金，其中一个20英尺集装箱所装载的LED显示器和扬声器基于发票金额的关税和税金为12,772.59美元，为减少关税和税金，用另一个海关编码取代后预估的关税和税金为7298.86美元，表示支付关税和税金后第二天即可提货；同时告知被告由于声明的货物价值过低，海关将会提升货值计算关税，另外三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货物的关税为9600美元。被告告知“Nick”帮忙申请减免关税和税金，并表示将与海关工作人员协调。随后，“Nick”告知被告三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货物的关税和税金为9300美元，一个20英尺集装箱货物的关税和税金是4300美元，另一个20英尺和一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货物的关税和税金是6200美元，卡车费共1800美元，运费余额1259.45美元，总计22,759.45美元（前述金额相加实际为22,859.45美元），其中4300美元没有收据，并征询被告意见。被告同意但要求提供原始收据。7月3日，“Nick”告知被告卸货可能会产生压车费，双方确定压车费按照250美元每车计算。被告称其菲律宾代理“Nick”向其出具以下四份账单：（1）一份金额为22,759.45美元的账单，记载的关税和税金为19,700美元，卡车运输费为1800美元，海运费为1259.45美元；（2）涉及一个20英尺集装箱的账单金额为950.56美元，包括操作费40美元、查验费150美元、代理费130美元、进口许可费300美元、港口码头费/仓储费234.25美元、滞期费83.36美元、集装箱检验清理费0.6美元、快递费0.2美元、贴标费12.15美元；（3）涉及另一个20英尺和一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的账单金额为1532.17美元，包括操作费80美元、查验费150美元、成功通关集装箱费70美元、代理费130美元、进口许可费600美元、港口码头费/仓储费476.27美元、集装箱检验清理费1.2美元，快递费0.4美元、贴标费24.3美元；（4）涉及三个40英尺高柜集装箱的账单金额为3327.15美元，包括操作费120美元、查验费150美元、成功通关集装箱费140美元、代理费130美元、进口许可费900美元、港口码头费/仓储费1473.19美元，滞期费375.12美元、集装箱检验清理费1.8美元、快递费0.6美元、贴标费36.44美元。前述四份账单涉及的关税和税金共计19,700美元，查验费共计450美元，港口码头费/仓储费共计2183.71美元，滞期费共计458.48美元。被告通过委托信昱晟公司先后向菲律宾代理“Nick”指定的账号支付费用22,759.45美元和7849.98美元。被告与其菲律宾代理“Nick”沟通协调处理菲律宾海关征收关税事宜的同时，也将菲律宾海关征收关税事宜告知了汤清保和原告，并告知同一时期到菲律宾参展的其他货物也交纳了高额的关税。2019年7月1日，被告询问原告涉案货物的货值多少，原告回复称没详细核算。随后，被告就关税及各种费用情况向原告发送了多条微信信息，但原告均未作回应。7月3日，被告告知原告称其7月2日到了菲律宾海关，海关表示减税需要提供提单上发货人给收货人的付款证明，收到证明再开箱验证，要求原告询问参展商是否愿意支付关税，如果本周不交税，货柜将会被海关罚扣。同日，汤清保告知被告，称原告愿意补偿被告3万元，并强调被告的报价已经包含了关税，随后再告知被告称，原告愿意补偿4万元。7月4日，被告告知原告称，如果今天再不交税，货物出不来，3个工作日不交税视同弃货，认为这是菲律宾政府临时加税，不是任何一个货代能控制的。7月5日，被告告知汤清保称其在6月11日已经预估过，发货前也与菲律宾海关确认过关税，按照货值最多不超过1500美元，但海关临时调高了一倍多，被告已亏本。同时称清关公司在催款。7月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5万元。7月8日，被告告知原告拖车已安排，如下午5点前不卸货要收取每车300美元的压车费，并询问具体的展览中心卸货平台。货物到达展览中心后，由于卸货平台少，未能及时安排卸货，被告告知原告产生了两车的压车费，每车300美元。同日，被告告知原告关税其已经代垫。2019年7月10日，被告询问原告货物展览后的装货时间和地点。原告告知7月14日展览完毕，7月15日凌晨装货。被告告知原告深夜装货可能要被收取加班费，压车费按每车250美元计算，只收三车，并向原告发送了柜租、堆存费及上次尾款的对账单（第二份账单）。该账单记载：代垫出口马尼拉港堆存费/柜租费2719.88美元，SMX卸货压车费750美元，美元均按1：7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关税未支付款13,800元，上份账单未支付余款93,500元，合计131,589元。2019年7月22日，被告告知原告回运的集装箱于7月23日到港，请求安排费用，以便及时领取提单、换单、清关。7月23日，被告再次提醒原告集装箱已经靠港，因为没有提单，其提不了柜，称目的港只有3天免柜租，要求及时安排付款。7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一份金额为55,449元的账单（第三份账单）。该账单记载：代垫出口马尼拉港堆存费/柜租费2719.88美元，SMX卸货压车费750美元，香港码头堆存费/柜租费7000港币，美元按1：7汇率计算人民币，港币按1：0.88汇率计算人民币，上份账单未支付余款各承担后为25,000元，合计55,449元。8月2日，被告告知原告，回运集装箱已提到，请原告补交两天的柜租堆存费1760元。同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760元。后被告告知原告回运货物需要查验，查验费500元是由原告负担的，并告知单据和手续没问题，但由于不知原因导致报关手续无法顺利完成，拖车无法提取集装装箱而产生压车费9000元。随后原告表示压车费不应由其承担，被告称如果原告不愿意承担压车费，则由原告自行解决。8月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9500元。2019年10月8日，原告就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事宜向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保深圳分公司）购买了担保金额为123,209元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为此向浙商财保深圳分公司支付保费1500元，同时缴纳了保全申请费1136元。庭审中，原、被告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本院认为，原告以其委托被告办理涉案货物从东莞经陆路运输至香港，再由香港经海路运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然后从马尼拉港经陆路运至马尼拉展览中心，被告在办理涉案货物出运及回运事务过程中，额外向原告收取费用为由而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费用，故本案是多式联运合同纠纷。装载于涉案六个集装箱的货物从中国境内出运至中国境外（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回运），具有涉外因素，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予以确认。根据诉辩意见和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菲律宾进口关税的事实认定与责任承担；二是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费用是否合理；三是原告请求被告向其返还123,209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菲律宾进口关税的事实认定与责任承担问题。本案已查明，被告根据原告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从东莞经陆路运输至香港，再由香港经海路运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然后从马尼拉港经陆路运至马尼接SMX展览中心的事务，并向原告收取相应费用，故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原告是托运人，被告是多式联运经营人。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虽未正式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并不影响该运输合同关系的成立及双方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本案事实表明，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货物从东莞工厂至菲律宾马尼拉SMX展览中心的出运事务，被告知晓涉案货物运抵菲律宾作为参展之用，并同意由其办理相关手续，特别是被告在与汤清保的聊天中明确“发货前也与菲律宾海关确认过关税的，按照货值最多不超过1500美元”的事实，说明被告对目的港所产生的关税数额是清楚的，可以看出被告给原告的报价即第一份账单金额193,500元中包含东莞工厂至马尼拉SMX展览中心的费用（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回运）和菲律宾进口报关产生的关税。从正常办理清关手续看，海关征收进口货物关税需要有正式的文件和手续，缴纳关税也应当有正式的收据和凭证，但被告未能提供菲律宾海关征收关税的收据和凭证。被告从其菲律宾的代理人处获知菲律宾海关征收了关税，但并未提供海关征收关税的相应凭证。可见，被告主张涉案货物在菲律宾海关被征收19,700美元的关税，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在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费用193,500元的基础上，被告要求原告再支付关税金额19,700美元，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先后向原告发送了三份账单，其中第一份账单金额为193,500元，第二份账单金额为131,589元，第三份账单金额为55,449元。对于第一份账单的金额193,500元，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故予以认定。从第二、三份账单的明细看，费用项目包括关税19,700美元、马尼拉港堆存费/柜租费2719.88美元、卸货压车费750美元、回运集装箱在香港产生的柜租费/堆存费7000港元、在深圳产生的查验费500元和压车费9000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柜租费和堆存费不包含在合同约定的费用193,500元之中，应由原告负担；被告向原告发送第二、三份账单的明细已列明柜租和堆存费的具体金额，原告并未针对柜租和堆存费用提出具体的异议，结合货物运抵目的港一段时间之后才提取货物的实际，故对被告收取目的港堆存和柜租费用2719.88美元的合理性予以认定；而集装箱回运至香港产生的柜租费和堆存费7000港币和1760元，被告也第一时间告知原告，原告未对该费用提出明确具体的异议，故对该费用的合理性亦予以认定。目的港卸货压车费750美元，庭审中原告对于该项费用没有异议，且确认应由其承担，故对该笔费用予以认定。至于回运集装箱货物在深圳产生的压车费9000元，被告按照工作流程安排了拖车，但由于货物未能完成报关，导致未能及时提取货物而产生压车费9000元，从原、被告双方的聊天沟通内容看，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接受原告委托办理货物退回的报关事务过程中存在过错，且涉案货物装货时产生的压车费和目的港卸货时产生的压车费均由原告承担，故货物回运时产生的压车费用9000元也应由原告承担。深圳产生的查验费500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应由原告承担。据上，原告需向被告支付的费用包括第一份账单项下费用193,500元、菲律宾产生的柜租费/堆存费2719.88美元、菲律宾产生的压车费750美元，香港产生的柜租费/堆存费7000港币和1760元、深圳产生的查验费500元和压车费9000元。被告在账单中将美元按照1美元对人民币7元、港币按照人民币1元对港币0.88元折算为人民币，该汇率标准与账单日期的汇率中间价不符，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就汇率标准有过明确约定，故有关外币应按账单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美元按照第二份账单出具日期2019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比6.8677折算为人民币为23,830.09元，港币按照第三份账单出具日期2019年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比0.88051折算为人民币6163.57元。前述费用合计为234,753.66元，应由原告负担。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请求被告返还123,209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根据原告委托完成了涉案货物从东莞工厂至菲律宾马尼拉SMX展览中心的运输及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从菲律宾的回运事务，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费用共计234,753.66元。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费用共计316,709元，超出81,955.34元，被告收取该费用81,955.34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已违反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返还81,955.34元并支付该款项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故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原告请求超出81,955.34元之外的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其就诉讼财产保全担保事宜向浙商财保深圳分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而支出的保费1500元，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骏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原告深圳市祺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多收取的款项人民币81,955.34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9年9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深圳市祺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4元、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136元，由原告深圳市祺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306元，由被告珠海骏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59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玉 飞审 判 员 李 立 菲审 判 员 平阳丹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廖 林 锋书 记 员 陈 玉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