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6民终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开发区铜江路9号。负责人：田军，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朝忠，男，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燕，女，1973年8月1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铜仁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铜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燕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7)黔0602民初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财保铜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杨燕车辆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能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已说明其将保险车辆从事租赁活动，但该事实被上诉人并未通知上诉人。本案保险车辆从事租赁，明显增加了车辆使用率和危险程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保险单上明确约定“非营运车辆如从事营运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供了被上诉人签字盖章的保险单，证明上诉人已就前述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告知。综上，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不应赔偿。被上诉人杨燕未作答辩。杨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平安财保铜仁公司赔偿原告杨燕的修车费20,51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4日,原告将其所有的贵Ｄ×××××小型轿车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保险单号为12107043900139357963），保险险别为车辆损失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驾驶人、乘客）责任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特约险等险种，其中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为83,600.00元，保险期为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在机动车辆保险单上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特别约定”第四条中载明“非营运车辆如从事营运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同时“明示告知”第一条中载明“请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担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第四条中载明“保险车辆被转卖、转让、赠予或变更用途，增加危险等，应书面通知本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该保险单上未有投保人原告的签名和印章。原告通过铜仁市碧江区风顺汽车租赁中心将该车用于出租。2016年7月11日，案外人杨洪亮租赁该车后与驾驶二轮摩托车的杨志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志死亡。江口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杨洪亮负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杨志负次要责任。经被告定损，贵Ｄ×××××小型轿车的车辆维修费为20,512.00元。原告申请理赔，被告以原告擅自将家庭自用车辆用于出租，改变使用性质，明显增加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且未及时通知办理批改手续为由，拒绝承担商业险内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缴纳保险费，投保机动车辆保险，被告收取保险费并出具保险单的行为，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车辆因交通事故花费维修费20,512.0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损失费用是否属保险赔付范围，被告拒赔依据的保险条款是否对原告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在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第四条载明“非营运车辆如从事营运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实质上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庭审中，被告仅仅对原告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单”进行质证，认为已经做到了提示义务，对保险单未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以及投保人无原告签字确认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责任免除条款向原告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原被告不产生效力，被告拒赔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履行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在商业险（车辆损失险）内赔偿维修费20,512.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被告抗辩原告擅自将家庭自用车辆用于出租，改变使用性质，未及时通知办理批改手续，明显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不应赔偿的理由，不予采纳。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赔付原告杨燕机动车损失保险金人民币20,512.00元。案件受理费312.80元，减半收取计156.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仁中心支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主要事实无争议，无争议的主要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有争议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在保险单上有无签名。本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在保险单上签名的事实，有保险单原件佐证,应予认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将投保的“非营车”用于出租，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汽车保险合同，当事人缔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对于所投保的汽车使用性质，双方在机动车保险单中明确约定为“非营业”，且特别约定“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和“保险车辆被转卖、转让、赠予或变更用途，增加危险等，应书面通知本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本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以获利为目的，将投保汽车用于租赁经营，且未通知上诉人，其出租行为显然改变了投保汽车的非营业性质。被上诉人将投保汽车用于租赁的行为，明显增加了投保汽车的危险程度，并实际导致投保汽车在租赁中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主张免除其保险责任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辩称“自己未在机动车保险单上签名，上诉人不能证明已履行了特别约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没有在机动车保险单上签名，但被上诉人持有保险单，对保险单内容被上诉人应当是明知的。且对被保险人未按保险单约定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也是双方的约定。明确说明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非为此目的，无必要让保险人承担明确说明义务，而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可不履行明确说明和告知义务，故被上诉人辩解“自己未在机动车保险单上签名，上诉人不能证明已履行了特别约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在保险期间擅自将机动车使用性质由非营业改变为出租经营，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未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即上诉人对因此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修车费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7)黔0602民初4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2.80元，减半收取1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3.00元，合计625.80元，由被上诉人杨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正洪审判员  田 芳审判员  熊亚飞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