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87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26号1栋2单元30层1号。法定代表人：黄卫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公科，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红，女，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宣，女，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梅，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曹云洪，男，197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蒲江县。原审第三人：峨眉山市红山建筑有限公司雅安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彩虹路11号。负责人：童成文，职务不详。原审第三人：峨眉山市红山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万年东路下段。法定代表人：陈全文，职务不详。上诉人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舰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春宣、原审第三人曹云洪、峨眉山市红山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建筑公司）峨眉山市红山建筑有限公司雅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红山建筑雅安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远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春宣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刘春宣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刻意放大刘春宣的证据，刻意弱化并忽视远舰公司的证据，存在多处事实不清和事实认定错误。（1）《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对曹云洪的授权事项为“参与新鹏-西康国际1标段的劳务分包合作事宜”，并不包括本案的“材料采购”。刘春宣持有《授权委托书》原件很不正常，对其取得方式应予查明，刘春宣也无证据证明远舰公司或曹云洪与红山建筑公司履行《劳务分包合同》的情况。（2）《木材、木胶合板购销合同》载明的“甲方”为曹云洪，曹云洪是合同主体，而不是远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经鉴定是伪造的，对远舰公司不产生约束力。（3）《送货单》上的材料与合同约定不符，真实性无法确定，结算单上曹云洪的签字是否真实无法确定，且仅载明了货款金额，而非欠款金额。（4）《劳务分包合同》系复印件，远舰公司对其真实性未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未实际履行。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规则，认定远舰公司对曹云洪的个人行为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曹云洪签订合同是以个人名义而非远舰公司名义；刘春宣陈述曹云洪于2014年3月2日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之前与曹云洪就发生了交易，刘春宣没有理由相信曹云洪曹云洪有采购材料的代理权；刘春宣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刘春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远舰公司的上诉请求理应驳回。理由如下：1.《授权委托书》是真实有效的，远舰公司也不否认其真实性。虽然《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事项为劳务分包事宜，但按照建筑施工的惯例，由劳务分包公司负责向工地提供木方、木板，故曹云洪有权代表远舰公司购买木方、木板。2.《木材、木胶合板购销合同》是曹云洪签字后加盖了远舰公司的印章，相对人是刘春宣与远舰公司，而不是刘春宣与曹云洪。3.远舰公司在一审中称《劳务分包合同》系曹云洪欺骗远舰公司与红山建筑公司签订的，二审又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相互矛盾。远舰公司认为结算依据是货款而非欠款，应承担已向刘春宣付款的举证责任。原审第三人曹云洪、红山建筑公司、红山建筑雅安分公司未答辩。刘春宣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1.远舰公司支付刘春宣货款1351400元，并支付违约金270280元，合计1621680元；2.远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6日，远舰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黄卫中系远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曹云洪以本公司名义参与新鹏西康国际1标段的劳务分包合作事宜。委托代理人合同谈判、合同签署、合同权利与义务的履行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委托人无权转委托。远舰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确认，曹云洪签字确认。2014年3月2日，刘春宣（金牛区钰函建材经营部经营者）作为乙方与远舰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木胶合板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木工板，单价58元，乙方必须按质、按量、按时将货物送至甲方施工现场，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需向另一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作为违约金，货到后三个月付货款的80%，尾款最迟不超过四个月付清，本合同不含任何发票，乙方送至现场材料必须通知甲方指定材料负责按实收货，并作双方结算依据。《购销合同》甲方由曹云洪签字，并盖有远舰公司公章。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5月15日期间，刘春宣陆续向远舰公司新鹏西康国际项目运送木工板、模板。送货单收货人处由“阎俊华”签字确认。2014年11月12日，曹云洪在一份手写结算单上签署“已确认”。该结算单载明：远舰公司2月25日1000、3月1日1700、3月10日1000……5月15日1700，合计23300×58=1351400。2015年8月17日，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购销合同书》中4个印章进行鉴定。2015年10月26日，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载明日期为2014年3月2日的《购销合同书》上盖印的四枚编号为5101085041554的“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印文均不是出自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样本印文所反映的电子印模为底版的同一枚印章盖印。2013年9月26日，远舰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与红山建筑雅安分公司作为工程承包人签订了《新鹏西康国际1标段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红山建筑雅安分公司将新鹏西康国际项目1标段的劳务部分分包给远舰公司。《劳务分包合同》盖有远舰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处经曹云洪签字确认。诉讼中，远舰公司陈述《劳务分包协议》系曹云洪欺骗远舰公司与红山建筑雅安分公司签订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购销合同》上远舰公司的印章与其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远舰公司是否应当为曹云洪伪造印章与刘春宣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向刘春宣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第一，远舰公司在2013年9月26日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明确了“委托曹云洪以公司名义参与新鹏西康国际1标段的劳务分包合作事宜。委托代理人合同谈判、合同签署、合同权利与义务的履行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该份《授权委托书》既没有明确写明出具的具体对象，也没有写明具体的委托事项，例如系委托曹云洪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等等。因此，于善意的交易相对方而言，在曹云洪持有该《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相信曹云洪具有远舰公司的合法授权，有权代表远舰公司签署案涉工程项目劳务分包事宜中的一切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即便《购销合同》上远舰公司的印章与其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曹云洪代表远舰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亦对远舰公司具有约束力。第二，刘春宣提交的《送货单》上虽然没有曹云洪的签字，但曹云洪在2014年11月12日的手写结算单上签署“已确认”，而该份手写结算单载明的送货数量、单价与送货单上载明的送货数量和《购销合同》上约定的单价能够相互印证。第三，远舰公司抗辩没有参与新鹏西康国际项目的劳务事宜，对新鹏西康国际项目的劳务分包事宜也完全不清楚，但并未提交证明予以证明。综上，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刘春宣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远舰公司的抗辩无证据予以印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对刘春宣请求远舰公司支付货款1351400元，予以支持。关于刘春宣请求远舰公司支付违约金270280元的问题。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远舰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但《购销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为合同总金额的2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因远舰公司抗辩违约金过高，结合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等因素，将违约金酌定调整为以欠付货款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远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刘春宣货款1351400元，并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欠付货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刘春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远舰公司提交其营业执照，证明其经营范围不包括做模板工程。被上诉人刘春宣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超出经营范围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经审查，远舰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拟证明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载明日期为2014年3月2日的《木胶合板购销合同》中甲方处由曹云洪签字，并加盖编号为5101085041554的“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印章。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木胶合板购销合同》甲方处由曹云洪签字，并加盖编号为5101085041554的“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印章。经鉴定，《木胶合板购销合同》上加盖的远舰公司印章与其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刘春宣也无证据证明远舰公司对外使用过《木胶合板购销合同》上的印章。并且，远舰公司向曹云洪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的授权事项明确为“劳务分包合作事宜”，应不包括对外签订《木胶合板购销合同》，故曹云洪无权代理远舰公司与刘春宣签订《木胶合板购销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曹云洪的行为对远舰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客观上形成了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一般而言，代理权表象越逼真，越能够说明合同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本案而言，曹云洪持有远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仅能说明曹云洪有权代理远舰公司签署和履行劳务分包合同，曹云洪与刘春宣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否对远舰公司构成表见代理需综合判断。曹云洪虽代理远舰公司与红山建筑雅安分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但该《劳务分包合同》中加盖的远舰公司印章与《木胶合板购销合同》上加盖的远舰公司印章明显不同，刘春宣不应因该《劳务分包合同》形成合理的信赖。综合全案情况，本院认为曹云洪与刘春宣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对远舰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木胶合板购销合同》甲方处虽加盖了远舰公司的印章，但曹云洪是在甲方处签字，而不是以代理人身份签字，不排除事后加盖远舰公司印章的可能性。其次，曹云洪的身份、职务不明，曹云洪未曾代理远舰公司与刘春宣进行过经济交往。再次，《木胶合板购销合同》未约定供货的项目，刘春宣无证据证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考察过远舰公司的项目。合同签订地为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不是远舰公司的办公地或项目所在地。最后，《木胶合板购销合同》约定由刘春宣将货物送到施工现场，刘春宣虽提交了《送货单》，但无证据证明签收人是远舰公司的员工，也无证据证明已经将货物交付到新鹏西康国际1标段项目，以及远舰公司存在支付货款等履行合同的行为。综上所述，曹云洪与刘春宣签订、履行买卖合同中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较弱，刘春宣并非善意无过失，远舰公司不应承担给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远舰公司关于曹云洪行为对远舰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春宣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196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395元，均由刘春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文飞审判员  仇 静审判员  史 洁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辛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