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2民终1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国权，男，195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重庆市巫溪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应弟，男，195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巫溪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行香，女，1958年08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巫溪县。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树，男，198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溪县。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山，重庆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国权因与刘应弟、陈行香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8民初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国权的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刘道林系进入渔网后死亡。死者等人是当晚8点电鱼，我是凌晨1点多拉网，这么长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应担责。2、我拉网有红旗作为警示标志，死者等人是违法电鱼。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刘应弟、陈行香在二审辩称：刘道林当晚电鱼时以为是派出所的人来了，就下河逃跑。后来没有找到人，才叫彭国权把渔网拉起来，发现了尸体。刘道林会游泳，没有渔网就不会淹死。刘应弟、陈行香一审诉称：判令彭国权支付死亡赔偿金210100元、丧葬费31045.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30323.3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521468.8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22日，胡术良骑电瓶车搭载刘道林、赵祖科从巫溪县白鹿镇出发，到大河乡一个小地名叫“猫儿滩”的地方电鱼。当晚约8点到达“猫儿滩”，三人开始电鱼。在电鱼的过程中，发现有手电光照射，误认为是执法人员，就结束电鱼。在当晚11点左右，刘道林过河时被冲入彭国权在河中网鱼的麻薅里不幸身亡。刘应弟、陈行香有两子一女，刘道林系刘应弟、陈行香的次子。彭国权擅自在河中网鱼，未设置警示标志，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彭国权在河中网鱼的麻薅直接导致了刘道林的死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应弟、陈行香系夫妻关系，刘道林系二被上诉人之子。2016年8月22日晚上7点，刘道林、胡术良及赵祖科相邀从白鹿镇出发到大河乡小地名“猫儿滩”处电鱼。到达目的地后，于当晚8时许开始电鱼，电鱼约20分钟，发现有电筒光照射，误认为是派出所的人来了，暂停电鱼，将工具藏匿，并躲在河边观察动静。这时，刘道林提出到公路上确认一下是不是派出所的人来了，胡术良与赵祖科在原地等待消息，约1小时后，刘道林返回告知情况，称其与照射电筒光的人发生了争执，提出坐摩托车到大河找人说人情无果而回。接着，赵祖科又到公路上查看动静，胡术良与刘道林在河边等候。此时，见不远处有两道电筒光向二人照来，胡术良与刘道林又认为是派出所干警来了，当电筒光逼近时，胡术良就从河边向公路上跑去，与赵祖科汇合，刘道林就选择入水过河。胡术良与赵祖科迟迟不见刘道林与其汇合，就对着河呼喊刘道林，久未回音。检测站的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说那地方有渔网。待晚上11时左右于是喊来彭国权收拦河渔网，待拦河渔网拉起来后，在渔网内寻得刘道林的遗体。重庆市巫溪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巫溪公鉴（病解）【2016】008号尸体检验鉴定书，对死亡原因论证为：1、可排除上述毒物中毒死亡；2、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可能；3、综上分析刘道林系溺死。对伤物推断论证为：身体皮肤与接触面较粗糙物体的相互作用形成。对死亡时间推断论证为：其死亡时间为末餐后2小时左右。鉴定意见为：刘道林系溺死。巫溪县农业委员会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溪农（渔）罚[2016]2-1号和溪农（渔）罚[2016]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刘道林、赵祖科、胡术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赵祖科、胡术良处罚款各1万元；刘道林因死亡免予处罚。经一审法院现场勘验，刘道林入水的地方距渔网的直线距离为19.7M以上，水流较急，水中多为乱石。刘道林系农村户口。刘应弟系城镇户口，年满65周岁，共有三个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应弟、陈行香在本案中自愿放弃胡术良、赵祖科赔偿，胡术良、赵祖科应承担的份额由刘应弟、陈行香自行承担。现双方争议的是刘道林死亡后流入渔网还是流入渔网后死亡。公安机关物证鉴定意见刘道林系溺水死亡，死亡时间为末餐后2小时，彭国权认为刘道林末餐就是晚上6时，晚上8时左右应死亡，晚上11时左右收网，属于死亡后流入渔网。因刘道林一行3人是晚上7时出发，晚上8时才下河电鱼，过了20分钟发现电光后刘道林上到公路，约1小时后返回电鱼地，这时刘道林并未死亡，不应是彭国权所认为的末餐后2小时，从刘道林上到公路之后1小时返回期间彭国权不能证明刘道林未曾进食，公安机关物证鉴定意见排除中毒死亡、机械性窒息死亡，彭国权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刘道林的死因，具此推断，刘道林应属流入渔网后死亡。《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设置拦河渔具等。彭国权在河道中设置拦河渔具，违反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彭国权对刘道林的死亡具有一定的过错，刘应弟、陈行香主张赔偿，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胡术良、赵祖科电鱼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已受到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因刘道林已死亡，被处罚的主体不复存在，不能认为刘道林的违法行为也不复存在。刘道林由于误判，对安全风险缺乏足够的预见，在河道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夜晚选择河道蹚水过河，即使没有拦河渔网，该处水流湍急、河道复杂莫测，刘道林选择涉险过河，也有可能导致其溺水死亡，刘道林对此应承担过错。彭国权在河道中设置拦河渔具具有违法性，虽设有警示标志，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违法性。综合评判，刘道林对自己溺亡的后果应承担70%的责任，彭国权应承担30%的责任为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刘道林系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陈行香未满60周岁，虽然巫溪县白鹿镇檀木社区出具证明证实陈行香系残疾人员，但无证据证明陈行香已丧失劳动能力，故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刘应弟系城镇户口，已到法定获赔年龄，应按城镇居民计算相关费用。在本次事故中，刘道林系主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刘应弟、陈行香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道林因死亡产生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308810元（10505元/年×20年+刘应弟生活费19742元/年×15年÷3）、丧葬费31045.5元（62091元÷2），合计339855.5元。彭国权应赔偿101956.65元，其余的损失由刘应弟、陈行香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刘应弟、陈行香要求彭国权赔偿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彭国权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刘应弟、陈行香101956.65元；二、驳回刘应弟、陈行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58元，减半收取1379元，由刘应弟、陈行香负担965.3元，彭国权负担413.7元。二审中，本院围绕彭国权的上诉理由进行了审理，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外，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死者刘道林当时系在离彭国权布网不到20米处跳到水里，准备从河里游过去，之后就找不到人了。后来有人说河里放有渔网，才叫老板把网拉起来，就发现刘道林在渔网里，人已经没气了。另据与刘道林同行的胡术良、赵祖科证实，刘道林会游泳。即在正常情况下，刘道林有能力游过现场河面。由于刘道林入水处离彭国权布网的地方不足20米，加之该处河底乱石密布，水流湍急。据公安机关的尸检报告，已排除他杀、毒死的可能，结合刘道林的面部、颈部及身体多处有擦伤，说明刘道林系被困在渔网里溺水死亡的可能性极大。彭国权上诉虽认为刘道林在进入渔网前可能已经溺死，但此种推测的可能性极小，故本院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确认刘道林下水后系困在渔网里溺水死亡的事实存在。藉此，刘道林因非法电鱼逃亡时慌不择路，冒险涉水过河，不慎被冲入彭国权设置的渔网内溺死。刘道林自身的违法冒险行为系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彭国权未经批准擅自在河道内设网捕鱼，虽然设有红旗作为警示标志，但仍未完全尽到防止他人误入网内溺死的义务，与刘道林因涉案事故溺水身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判其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责任划分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9.78元，由彭国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善进审判员  盛建华审判员  李迪云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