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粤13刑终280号原公诉机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日高，男，1971年9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原系惠州市人民政府督促检查办公室副主任科员，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现住惠州市惠城区。因涉嫌受贿罪于2016年6月15日被惠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7月1日被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10月27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辩护人郭庭佳、黄帅，均系广东金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徐日高犯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5月30日作出（2016）粤1302刑初121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徐日高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徐日高案发前系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督促检查办公室副主任科员。2015年5月，请托人肖某找到徐日高，让徐日高在其转让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文昌小学的事情上提供帮助，拿回转让余款100万元以及房租20万元，并分两次共计送给徐日高好处费7万元。后徐日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肖某以及转让合同相对方刘某1叫到市政府其自己的办公室对二人的经济纠纷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徐日高又利用到惠阳区督查工作的机会到惠阳区教育局协调上述请托事项，但最终没有把事情办成。2015年6月下旬，肖某多次要求徐日高退回上述7万元，但徐日高一直推拖。后肖某委托中间人曾某景向徐日高要回7万元，直至2016年1月，徐日高才将7万元交给曾某景。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的来源及由此启动的侦查程序合法、有效。2、案件移送函，证明中共惠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6年6月13日将徐日高涉嫌受贿问题移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3、证人证言（1）证人肖某证言，2015年4、5月份的时候，我把淡水文昌小学转让给刘某1，合同约定转让款是400万元，签合同之前，由于我跟房东的租约只剩下一年，所以考虑到续租的问题，就由我进行续约，而我有20万元押金在房东那里，这笔押金在租约到期的时候是可以退回来的，所以我跟刘某1在签合同之前都口头讲好了由我进行续约，20万押金双方签合同之后由刘某1退回给我，他也答应了。之后双方签订了合同，刘某1也支付了300万元，但其中的押金20万元就违约不想给，而且我发现刘某1经营状况好像有问题，害怕他最后100万尾数给不了，所以我就卡住刘某1不给他办转让过户手续，要他先把尾数付清再办理过户手续，转让的事情就一直拖着。曾某顺就跟我说可以找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徐日高帮忙，我也想尽快把转让款及押金拿回来，我就通过曾某顺找到了徐日高，徐日高提出由我写一封投诉信给市政府，经由他修改打印好后他直接拿走，徐日高提出要我拿5万元给他，我就送了5万元人民币现金过来，然后给了徐日高。之后，徐日高以市政府督办工作人员身份约我跟刘某1到办公室进行处理和调解，曾某顺也在场，徐日高当着我和刘某1的面说收到我写的投诉信受理后督办的，我没出声当作默认，我的目的是让徐日高可以利用他职务上的便利来办这件事，但徐日高并没有拿出投诉信给我或者刘某1看，因调解不成功，双方就离开了。大概过了几天，曾某顺打电话给我说徐日高还要多2万元，我又拿了2万元人民币现金给了徐日高。徐日高收钱后，还特意说他也去过惠阳区教育局帮忙协调我与刘某1这件事情。最后徐日高还是没有帮忙解决掉这件事情，我和曾某顺都打电话给他要他退钱，他说愿意退，但一直都没有想退的实际行为。后来刘某1把剩下的100万元支付给了我，已全部付清。（2）证人刘某1证言，我认识一个叫肖某的湖南人，他是在惠州市惠阳区经营民营学校的老板，我现在经营的惠州市惠阳区文昌小学就是向肖某购买的。在2015年3月27日与肖某签订合同以人民币400万元的价格购买文昌小学的，前期先付人民币300万元，正式变更为文昌小学法人代表之后再支付剩余的人民币100万。大概在2015年6月份某一天，惠州市政府督查办有一个自称是徐科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说肖某在市政府网上投诉我没有按照合同支付购买惠阳区文昌小学的款项，合同视为不成立了，要我过去市政府督办公室调解，因这位徐科多次打电话来，每次都是自称是市政府督查办的人，而且要求去的地方也是市政府督查办办公室，我就相信是真的，要求徐科一定要肖某也到场，双方才能把问题说清楚。过后我就去了市政府督查办徐科的办公室，见面时候他再次介绍他是市政府督查办的徐科，他说肖某在网上投诉其没有按照合同支付购买惠阳区文昌小学的款项，合同视为不成立了，肖某当场也承认有投诉其这回事，肖某的目的是就要求其在文昌小学法人变更之前把所有的款项都付清，我坚决不同意，后来就双方吵起来，因调解不成功，双方就离开了徐科的办公室。（3）证人刘某2证言，我与徐日高是同事关系，我在惠州市政府督办任副主任，督办的职能主要围绕市委政府主要决策部署、重点工作、重点项目、领导批示交办事项等开展督促检查，督查范围是全市市直单位和各县区。2014、2015年徐日高主要负责党政领导信箱，互联网信息快报、市政府工作要点方面的督查，还有一些领导交办事项的督查。大概在2015年6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徐日高打电话给我说要到惠阳去一趟，目的是去看看卫生城市迎复检准备情况，同时也督促惠阳尽快上报市政府工作要点进展情况，这两个工作都是由我分管，徐日高具体负责。于是我和徐日高就去惠阳区检查了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检查完后，徐日高说要去惠阳区教育局咨询一些事情，后我和徐日高来到惠阳区教育局，我找到老乡黄某1，向黄某1介绍说：“我们到惠阳来出差，这是我们督办的小徐，他想过来咨询一些事情”，然后我对徐日高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问问黄主任”，然后，徐日高把情况跟黄某1说了一下，黄某1说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他就把管这个事的民办教育股股长叫了过来，说他比较了解情况，我听到谈话大概是办理学校转让的事情，主要是咨询，当时我和黄某1在喝茶聊天也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大概过了20分钟，我和徐日高就走了。（4）证人黄某1证言，我在惠阳区教育局办公室任主任。在2015年6月份的某一天，一个老乡刘某2带了一个人过来，介绍说是市政府督办的徐科，说有点事情想调查了解一下。然后徐科就拿了一份打印的投诉信，里面大概内容写的是惠阳区民办学校文昌小学转让给刘某1老板，因为协议里面写着办理分期付款，在办证前先付清300万元，余下的等办证半个月内再付清，但肖某怕余下的钱过户后不给刘某1，就要求要在过户前把钱全部付清，否则就请求上级部门停办这个学校。我看到这个投诉信没有领导批示也没有呈批单，就问徐科:“是否有跟区政府督办沟通过？”，徐科说“没有，这是投诉到市领导那里，市领导叫我来了解情况”，我说民办教育这方面情况我不熟悉，我叫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的人给他咨询。于是我就把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的李某主任过来我办公室，他们现场进行沟通，至于他们在说什么内容我没有认真听，我正和刘某2在喝茶，其他事情我不清楚，大概过了不到20分钟，他们就走了。（5）证人李某证言，我在惠阳区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任主任。其不认识徐日高，只见过一次面，大概在2015年5月底6月份左右的一天上午，办公室的黄某1主任打电话来说叫我去趟他办公室，有关于文昌小学要取缔的事情要咨询一下，我就去了黄主任办公室，当时办公室还坐着两个人，黄主任介绍说，刘主任和徐科是市政府督办的领导，下来想了解文昌小学的有关事情，其中一个叫徐科的说有人投诉文昌小学转让以后怕余下的钱不给投诉的肖某老板，没有钱办学，他想要求教育局按照投诉信的要求停止文昌小学办学，他拿出投诉信给我看了，投诉信是打印的，内容大概是要求是因为更换举办者、法人后不给钱所以要求教育局要取缔文昌小学，投诉信没有公文行文，没有领导批字没有呈批表，我听了以后说应该以合同为准，他拿出合同，我看到合同上写的付钱的时间还不到，就说，这个事情应该按合同办事，这种情况不能取缔这个文昌小学。后来我就先行离开黄主任办公室，其他的事情就不清楚了。按照规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学校法人代表、举办者的变更，属正常允许的，主要是按规定办理的，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取缔条件的。文昌小学的变更符合手续，于2015年8月18日区教育局给予变更完毕，肖某与刘某1也按合同支付余款。（6）证人谭某证言，我在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工作，民办教育股主要负责惠阳区民办学校的信访以及维稳安全，惠阳区教育局没有收到过投诉刘某1没有按照合同支付购买惠阳区文昌小学的款项网络投诉或者投诉信件，我本人也没有看到过这类投诉信，也没有任何人拿过这样的投诉信给我看过。4、辨认材料，证明经肖某对转让合同进行辨认，此转让合同是其与刘某1双方签订关于转让文昌小学的转让手续等相关条款，该合同上所有的签名都是其本人所签，是真实意思。经刘某1对转让合同进行辨认，该转让合同的签名都是其本人亲笔所签。5、收条，证明曾某景于2016年1月11日收到徐日高退还的7万元所写的凭证。6、收款收据，证明刘某1已全部付清文昌小学的转让款项，由肖某、刘某1辨认及签名确认。7、曾某景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肖某委托其向徐日高收回人民币7万元，其按委托内容已全额收回，与曾某顺无任何关系。8、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督促检查办公室提供的证明，证明2016年至今，市政府督查办从未收到市府办信息科和其他单位转来或市领导交办的《关于撤销惠阳文昌小学转让的投诉》的办件，也从未督办过与之相关的工作事项。9、惠州市人民政府办新闻信息科提供的证明，证明经通过惠州市社情民意库后台管理系统和市信息中心查询，2015年至今，在党政领导信箱中没有收到有关《关于撤销惠阳文昌小学转让的投诉》的群众来信。10、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督促检查办公室提供的关于市政府督查办办理党政领导信箱和《互联网信息快报》工作事项的说明，证明市政府督查办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每项市领导交办的工作以及具体流程。11、中共惠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根据群众实名举报，市纪委于2016年2月18日至3月22日，对检举惠州市政府行政督促检查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徐日高收受惠阳区原私立文昌小学老板肖某13万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核，于2016年4月25日对徐日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侦查。在调查期间，徐日高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主动，如实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7万元的违纪违法问题。12、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提供的申请批复及相关文件材料，证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文昌小学于2015年8月18日经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研究、同意举办者、法定代表人由原肖某变更为刘某1。13、干部任免审批表，证明被告人徐日高的工作履历和任职职务，案发时任惠州市人民政府督促检查办公室副主任科员。14、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徐日高到案的过程及其不具有自首、立功表现的情节。15、人口信息，证明被告人徐日高的年龄、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16、被告人徐日高供述第一次供述，2015年5月或者6月的某天中午，一朋友曾某顺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惠阳一起吃饭，说肖某有事叫我帮忙。中午1点钟，我到了惠阳区一家客家菜馆吃饭，曾某顺和肖某都在场，期间，肖某跟我说，说他的文昌小学已经转让给了一个叫刘某1的老板，刘某1还欠他100万元，按照他们的转让合同，当刘没有及时给付100万时，刘某1按银行利息4倍支付信息，肖某担心刘某1可能不会一次性给回100万，肖某提出要我找一下惠阳区教育局的人商量在转让学校时办理相关证件时要求刘某1先付清100万余款再办理相关手续，而且肖某也说他愿意支付好处费给我，并且在吃饭过程中，肖某就拿出一个投诉信说要投诉刘某1在转让学校的过程中的拖欠款项问题，我看了投诉信觉得他投诉的内容不是很具体，所以我还当场帮肖某把投诉信做了修改。吃完饭以后，他就立马拿我修改的投诉信找了一个电脑复印室的小店打印出来，我也拿了一份帮他修改打印好的投诉信放进了包里，然后吃完饭后就到一间洗脚城洗脚，在该房间内肖某拿了人民币5万元说是先给5万元活动一下，5万元是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的，曾某顺也在场。在2015年6月的一天，在收受了肖某送给我的人民币5万元现金之后，隔了几天其打电话给刘某1，自我介绍说其是市政府督查办的工作人员，我朋友肖某想要投诉你在买文昌小学的过程中还剩下100万元没有付清，要求刘某1来我办公室和肖某协商，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刘某1先付清肖某的100万元学校转让款再办理学校法人变更手续的，这次协调不成功，他们一见面就吵架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趁着和督办副主任刘某2去惠阳区督查文明城市检查工作的时候特意到惠阳区教育局请托帮忙肖某转让文昌小学的事情。来到惠阳区教育局后，找到黄主任及民办教育股的李股长，说明肖某学校转让的事情，然后把刘某1欠肖某人民币100万的事情也跟李股长说了，而且我还特意对黄主任和李股长说了肖某要是不能在学校法人变更之前拿回剩下的人民币100万元就写投诉信到相关部门。李股长说学校转让并不是教育股能操作得了的，是要在局务会里面讨论通过才行，学校转让对于学校的债权债务还要登报声明不允许学校在转让时有债权债务，李股长这种回答就是刘某1要把余款100万元还清才能转让。我了解情况后，马上打电话告诉肖某和曾某顺，于是在6月上旬的某个早上，在惠阳一饭店一起吃饭，肖某拿了人民币2万元现金给我，没用袋子装，曾某顺也在场。肖某让我继续帮他追讨那100万元提出因为文昌小学校舍是租用的，租房的押金还有20万元在房东手上，要我在追收那100万元的同时也帮忙一并收回这20万元，我之前只答应帮忙追回那100万元，但是至于20万元的那个房东我不认识他，我收了这个2万元后说我会去了解一下。经过其了解，这房东是一个比较难沟通的人，于是我就拒绝了肖某这个要求，肖某也就没说什么了。大概在2015年6月底，曾某顺打电话给我，说肖某找我有事，我就过去惠阳跟他们见面，到达后发现肖某、曾某景、曾某顺三个人在场，肖某说我没有将催收学校欠款及学校押金的的事情办妥，要我还回以前给我的7万元，我答应回去凑钱再退，之后到了7、8月份，肖某又委托他的朋友曾某景来要我退7万元给肖某，并且曾某景也曾经来惠州找过我，并出示有肖某委托曾某景向我讨回这7万元的委托书，委托书我也是随便看了有肖某的真实签名，我就认为曾某景有权来找我要钱的，我答应肖某和曾某景过来惠州拿回这7万元，约好的那一天（大概在2015年的10月份），肖某打电话给我，刚好手机没带在身上，就没有接听到肖某的电话也没有短信回复肖某，所以也没有还钱。到了12月份，曾某景打电话给我催我退还那7万元，于是我和曾某景约好在2016年1月11日在市政府东门就把7万元给了曾某景，曾某景也当场给我写了收条。第二次供述，我向检察机关交代的情况全部属实，主要涉嫌违规帮肖某追收欠款而收受人民币7万元的违法违纪行为，肖某是湖南人，在惠阳区是一个专门负责全场民营学校的老板，我是通过朋友曾某顺认识肖某的。在2015年5月或者6月份时，曾某顺打电话给我，说肖某的惠阳文昌小学已经卖了，想让我去和惠阳区教育局沟通要求把剩下的100万元付清再办理学校的法人变更手续，其实合同的真实意思是先办理法人变更登记再付清剩下的100万元款项的，肖某就是怕变更法人之后很难追回剩下的人民币100万元，所以找我出面去教育局沟通的。在2015年5月或6月份的某天中午，曾某顺打电话给我，说肖某有事叫我帮忙。中午1点钟，我到了惠阳区一家客家菜馆吃饭，曾某顺和肖某都在场，期间，肖某跟我说，说他的文昌小学已经转让给了一个叫刘某1的老板，刘某1还欠他100万元，按照他们的转让合同，当刘没有及时给付100万时，刘某1按银行利息4倍支付信息，肖某担心刘某1可能不会一次性给回100万，肖某提出要我找一下惠阳区教育局的人商量在转让学校时办理相关证件时要求刘某1先付清100万余款再办理相关手续，而且肖某也说他愿意支付好处费给我，并且在吃饭过程中，肖某就拿出一个投诉信说要投诉刘某1在转让学校的过程中的拖欠款项问题，我看了投诉信觉得他投诉的内容不是很具体，所以我还当场帮肖某把投诉信做了修改。吃完饭以后，他就立马拿其修改的投诉信找了一个电脑复印室的小店打印出来，我也拿了一份帮他修改打印好的投诉信放进了包里，然后吃完饭后就到一间洗脚城洗脚，在该房间内肖某拿了人民币5万元说是先给5万元活动一下，5万元是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的，曾某顺也在场。在2015年6月的一天，在收受了肖某送给我的人民币5万元现金之后，隔了几天我打电话给刘某1，自我介绍说我是市政府督查办的工作人员，我朋友肖某想要投诉你在买文昌小学的过程中还剩下100万元没有付清，要求刘某1来我办公室和肖某协商，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刘某1先付清肖某的100万元学校转让款再办理学校法人变更手续的，这次协调不成功，他们一见面就吵架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趁着和督办副主任刘某2去惠阳区督查文明城市检查工作的时候特意到惠阳区教育局请托帮忙肖某转让文昌小学的事情。来到惠阳区教育局后，找到黄主任及民办教育股的李股长，说明肖某学校转让的事情，然后把刘某1欠肖某人民币100万的事情也跟李股长说了，而且我还特意对黄主任和李股长说了肖某要是不能在学校法人变更之前拿回剩下的人民币100万元就写投诉信到相关部门。李股长说学校转让并不是教育股能操作得了的，是要在局务会里面讨论通过才行，学校转让对于学校的债权债务还要登报声明不允许学校在转让时有债权债务，李股长这种回答就是刘某1要把余款100万元还清才能转让。我了解情况后，马上打电话告诉肖某和曾某顺，于是在6月上旬的某个早上，在惠阳一饭店一起吃饭，肖某拿了人民币2万元现金给我，没用袋子装，曾某顺也在场。肖某让我继续帮他追讨那100万元提出因为文昌小学校舍是租用的，租房的押金还有20万元在房东手上，要我在追收那100万元的同时也帮忙一并收回这20万元，我之前只答应帮忙追回那100万元，但是至于20万元的那个房东我不认识他，我收了这个2万元后说我会去了解一下。经过其了解，这房东是一个比较难沟通的人，于是我就拒绝了肖某这个要求，肖某也就没说什么了。大概在2015年6月底，曾某顺打电话给我，说肖某找我有事，我就过去惠阳跟他们见面，到达后发现肖某、曾某景、曾某顺三个人在场，肖某说我没有将催收学校欠款及学校押金的的事情办妥，要我还回以前给我的7万元，我答应回去凑钱再退，之后到了7、8月份，肖某又委托他的朋友曾某景来要我退7万元给肖某，并且曾某景也曾经来惠州找过我，并出示有肖某委托曾某景向我讨回这7万元的委托书，委托书我也是随便看了有肖某的真实签名，我就认为曾某景有权来找我要钱的，我答应肖某和曾某景过来惠州拿回这7万元，约好的那一天（大概在2015年的10月份），肖某打电话给我，刚好手机没带在身上，就没有接听到肖某的电话也没有短信回复肖某，所以也没有还钱。到了12月份，曾某景打电话给我催我退还那7万元，于是我和曾某景约好在2016年1月11日在市政府东门就把7万元给了曾某景，曾某景也当场给我写了收条，给钱后我也打了电话曾某顺告诉他钱已还清，后来曾某景告诉我曾某顺和肖某到市纪委上访。第三次供述，我认为是因为帮肖某办事收了人民币7万元的办事费用，我认为我没有利用我自己的职权帮助肖某，肖某只是给了我办事费用，肖某没有给我好处费，肖某给我的人民币7万元如果办不成事情，是要退回给肖某的。第四次供述，我在调查阶段以及我的个人交代都是属实的，对我宣布立案以及宣布之后拘留之后做的两份讯问笔录我对自己涉嫌违法犯罪事实还存在狡辩心理，思想还是不够端正，经过认真思考，知道自己不应该再有对抗的心理，我真心认罪。我身为公职人员，利用了职务便利帮肖某去追收在转卖文昌小学的100万元，在2015年5月底收受了惠阳区民办学校的老板肖某总计人民币7万元的好处费，虽然事情没有办成，但是我在2016年1月11日我也将7万元现金退给了肖某委托的曾某景，但我这个行为已经是涉嫌了违法犯罪。第五次供述，我向检察机关交代的情况都是属实的，主要是帮肖某收取文昌小学转让款100万元以及文昌学校房东写下押金20万元收条的事情，我分两次收受肖某7万的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肖某将文昌小学转让给刘某1，合同约定转让款是400万元，肖某已经收了转让款300万元，还剩余100万元按合同约定是要在法人变更之后15天才支付的，但是肖某担心到时收不回来，想让我帮助他在法人变更之前提前追回刘某1的那100万元，在这之后肖某还要求帮忙追回文昌学校房东写下押金20万元的收条，我在2015年6月分2次收了惠阳区民办学校老板肖某总计人民币7万元办事费，后来事情没有办成，我也在2016年1月11日将7万元现金退给了肖某的委托人曾某景，但是我这个行为我认为只是涉嫌违纪并不违法。上述这7万元人民币现金是肖某自己主动送的，我是不会向肖某或者曾某顺索要这些钱的，只不过曾某顺是自己主动和我提出给我上述总计7万元活动费用的，至于他是怎么和肖某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肖某自己亲手交给我的。第六次供述，我觉得对于自己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从宽处理，毕竟涉案金额也不大，钱也退出去了，也没有造成什么社会不良的影响，按道理可以从轻处理的案件。第七次供述，2015年5月或者6月的某天中午，一朋友曾某顺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惠阳一起吃饭，说肖某有事叫我帮忙。中午1点钟，我到了惠阳区一家客家菜馆吃饭，曾某顺和肖某都在场，期间，肖某跟我说，说他的文昌小学已经转让给了一个叫刘某1的老板，刘某1还欠他100万元，按照他们的转让合同，当刘没有及时给付100万时，刘某1按银行利息4倍支付信息，肖某担心刘某1可能不会一次性给回100万，肖某提出要我找一下惠阳区教育局的人商量在转让学校时办理相关证件时要求刘某1先付清100万余款再办理相关手续，而且肖某也说他愿意支付好处费给我，并且在吃饭过程中，肖某就拿出一个投诉信说要投诉刘某1在转让学校的过程中的拖欠款项问题，我看了投诉信觉得他投诉的内容不是很具体，所以我还当场帮肖某把投诉信做了修改。吃完饭以后，他就立马拿我修改的投诉信找了一个电脑复印室的小店打印出来，我也拿了一份帮他修改打印好的投诉信放进了包里，然后吃完饭后就到一间洗脚城洗脚，在该房间内肖某拿了人民币5万元说是先给5万元活动一下，5万元是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的，曾某顺也在场。在2015年6月的一天，在收受了肖某送给我的人民币5万元现金之后，隔了几天我打电话给刘某1，自我介绍说我是市政府督查办的工作人员，我朋友肖某想要投诉你在买文昌小学的过程中还剩下100万元没有付清，要求刘某1来我办公室和肖某协商，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刘某1先付清肖某的100万元学校转让款再办理学校法人变更手续的，这次协调不成功，他们一见面就吵架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趁着和督办副主任刘某2去惠阳区督查文明城市检查工作的时候特意到惠阳区教育局请托帮忙肖某转让文昌小学的事情。来到惠阳区教育局后，找到黄主任及民办教育股的李股长，说明肖某学校转让的事情，然后把刘某1欠肖某人民币100万的事情也跟李股长说了，而且我还特意对黄主任和李股长说了肖某要是不能在学校法人变更之前拿回剩下的人民币100万元就写投诉信到相关部门。李股长说学校转让并不是教育股能操作得了的，是要在局务会里面讨论通过才行，学校转让对于学校的债权债务还要登报声明不允许学校在转让时有债权债务，李股长这种回答就是刘某1要把余款100万元还清才能转让。我了解情况后，马上打电话告诉肖某和曾某顺，于是在6月上旬的某个早上，在惠阳一饭店一起吃饭，肖某拿了人民币2万元现金给我，没用袋子装，曾某顺也在场。肖某让我继续帮他追讨那100万元提出因为文昌小学校舍是租用的，租房的押金还有20万元在房东手上，要我在追收那100万元的同时也帮忙一并收回这20万元，我之前只答应帮忙追回那100万元，但是至于20万元的那个房东我不认识他，我收了这个2万元后说我会去了解一下。经过我了解，这房东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沟通的人，于是我就拒绝了肖某这个要求，肖某也就没说什么了。大概在2015年6月底，曾某顺打电话给我，说肖某找我有事，我就过去惠阳跟他们见面，到达后发现肖某、曾某景、曾某顺三个人在场，肖某说我没有将催收学校欠款及学校押金的的事情办妥，要我还回以前给我的7万元，我答应回去凑钱再退，之后到了7、8月份，肖某又委托他的朋友曾某景来要我退7万元给肖某，并且曾某景也曾经来惠州找过我，并出示有肖某委托曾某景向我讨回这7万元的委托书，委托书我也是随便看了有肖某的真实签名我就认为曾某景有权来找我要钱的，我答应肖某和曾某景过来惠州拿回这7万元，约好的那一天（大概在2015年的10月份），肖某打电话给我，刚好手机没带在身上，就没有接听到肖某的电话也没有短信回复肖某，所以也没有还钱。到了12月份，曾某景打电话给我催我退还那7万元，于是我和曾某景约好在2016年1月11日在市政府东门就把7万元给了曾某景，曾某景也当场给我写了收条，给钱后当场其打了电话告诉肖某，只是肖某一听到我把钱退给曾某景就不再和我沟通把电话挂断了。肖某只给我复印的文昌小学转让合同，以及他作为文昌小学股东能分到多少钱的协议以及一封我帮他修改的投诉信，他没有给我任何书面的委托书授权给我去办事，但肖某口头明确的告诉我是委托我去办理文昌小学变更法人资格的。原判认为，被告人徐日高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7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己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日高犯受贿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徐日高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徐日高在收到肖某7万元人民币后，在相关机关对其进行调查之前已及时主动退还，依法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徐日高于2015年6月上旬收到请托人肖某7万元，因徐日高没有将催收学校欠款及学校押金的事情办妥，肖某便在2015年6月底要求其还回上述7万元，但徐日高一直推拖，后肖某委托中间人曾某景向徐日高要回7万元，徐日高才于2016年1月11日将7万元交给曾某景，并不是辩护人所说的在相关机关对其进行调查之前已及时主动退还。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徐日高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综上所述，根据被告人徐日高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程度，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日高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上诉人徐日高上诉提出：1、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肖某谋取利益，收受肖某的7万元与职务毫无关系，属民事居间行为。2、在侦查机关立案前已将7万元及时退还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不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对上诉人定罪有误：上诉人徐日高接受肖某委托调解纠纷而收取居间服务费七万元，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徐日高没办成事肖某向徐日高追回七万元，故该款属于劳务费，原判认为徐日高为掩饰犯罪退还款项是错误的。徐日高作调处人虽有不当之处，仅应作纪律处分，肖某为达报复徐日高目的报案，司法机关不应被利用而追究其刑责。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日高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7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己构成受贿罪。上诉人徐日高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并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予以适用缓刑。对上诉人徐日高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徐日高收受肖某7万元款项，接受其请托调解经济纠纷，后徐日高将肖某及刘某1叫到市政府其自己的办公室对二人的经济纠纷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徐日高又利用到惠阳区督查工作的机会到惠阳区教育局协调上述请托事项。以上事实，有徐日高的供述及多名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罪证确凿。故徐日高及辩护人均提出“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肖某谋取利益、属收取居间劳务费”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上诉人徐日高收受贿赂款项至退还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及时退还”，故其上诉提出“已及时退还款项、依法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严丽芳审判员  罗书勇审判员  邱玉薇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罗文涛钟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