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2293号原告：聂波。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佳，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晓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聂波与被告于晓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佳、被告于晓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黄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聂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于晓菊向原告聂波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始计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于晓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聂波与被告于晓菊曾经是朋友关系。2017年6月13日，被告于晓菊因资金周转原因，提出向原告聂波借款200000元，原告聂波表示同意。同日原告聂波从自己名下的农行深圳人民北路支行账户向被告于晓菊名下中行深圳向西支行账户转款200000元，但时至今日，被告于晓菊分文未还。原告聂波多次催促被告于晓菊归还借款，但被告于晓菊却始终置之不理。被告于晓菊辩称，1.2017年6月13日的转账系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非借款；2.双方从未有口头或书面的借款意思表示，更不存在利息的约定，原告聂波从未向被告于晓菊主张过利息，也进一步说明双方之间是经济往来而非借贷关系；3.原告聂波主张的200000元自己已经通过2016年12月7日向原告聂波转账130000元（含手镯款120000元）、垫付原告聂波的医药费40000元并于2017年7月6日向原告聂波交付现金30000元的方式结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6年12月7日，被告于晓菊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向西路支行60×××58账户向原告聂波的62XXX76账户转账130000元。2.2016年12月28日，被告于晓菊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向西路支行60×××58账户向案外人刘刚62XXX21转账70000元。3.2017年6月13日，原告聂波通过62XXX74账户向被告于晓菊的60×××58账户转账2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聂波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双方未约定适用的法律，而款项支付地在深圳市，本院参照上述规定，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本院认为，鉴于双方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欠条等任何其他能够表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证据，故本院仅能根据现有证据探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转账记录，可以确认的是，原告聂波确于2017年6月13日向被告于晓菊转账200000元，被告于晓菊亦对收款2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双方对该200000元的性质各执一词。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成立200000元的借贷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被告于晓菊应否返还有关款项。关于双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聂波提交了客户回执、业务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消费记录等证据，主张双方成立20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否认被告于晓菊关于已经通过转账130000元（含手镯款120000元）抵债、垫付医药费40000元、交付现金30000元的方式结清的辩称，并认为双方关于手镯的实际情况是买卖而非代卖。另向法庭提交《情况说明》称，2017年7月，被告于晓菊因经济困难没有钱还，就将从原告聂波处购买的手镯放在原告聂波处作为抵押，待还完钱后再取回。被告于晓菊提交了两份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并据此辩称，2016年12月7日被告于晓菊向原告聂波转账130000元（含垫付代卖手镯所得款120000元），双方一直存在经济往来；被告于晓菊向案外人刘刚转账70000元，原告聂波受益打过针，价值40000元；2017年7月6日双方在饭店吃饭时，被告于晓菊向原告聂波交付手镯和现金30000元，双方之间的200000元款项往来已结清。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聂波向被告于晓菊转账的行为是否成立民间借贷的问题。首先，被告于晓菊在聊天记录中多次表示过“反正我当时也真的是有困难”、“我是欠着人家的钱，心里面老是过意不去”、“我说本来要还你一半的”，从上述不同时点的聊天内容来看，被告于晓菊对于自己欠款的事实是认可的。同时，被告于晓菊虽辩称其与原告聂波有长期的经济往来，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也未明确基于何种理由受领原告聂波转账的2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聂波向被告于晓菊转账200000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其次，关于手镯，原告聂波主张该手镯是被告于晓菊向原告聂波购买，被告于晓菊主张手镯系代原告聂波出卖，但双方对此均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可以确定的是，原告聂波已自认手镯在其手中，虽然其也同时声称“于晓菊跟我说她暂时经济困难没有钱还，就将从我这里买的手镯放在我这里作为抵押”，但其并未提供充分的直接证据证明，也未就已经买卖完毕的手镯为何又回到其手中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被告于晓菊关于代卖手镯并在2016年12月7日先行垫付130000元（含手镯价120000元）的辩称，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既然是代卖，自然应当是完成代卖行为后再将实际所得款项交付给委托人，被告于晓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说法，在双方均未就该130000元到底系转让对价还是垫付款项、2017年7月手镯交付至原告聂波系抵债还是抵押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说法均不予采信。考虑到手镯已回到原告聂波手中以及原告聂波向被告于晓菊转账200000元，被告于晓菊向原告聂波转账130000元的现实情况，基于公平原则，被告于晓菊尚欠聂波的金额应为70000元。再次，关于剩余的70000元，被告于晓菊辩称双方一起吃饭时，于饭店洗手间将手镯及30000元现金交付给原告聂波，有证人证言佐证，但是，证人也同时表示对双方借款200000元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对所交付之物是否用于偿债未做明确。本院认为，被告于晓菊所述的三人在饭店洗手间归还手镯及30000元现金的说法不合常理，既是双方有往来要结清且手镯的价值较大，另有大量现金，自然是越多人在场越能在事后予以佐证，故三人更应该选择公开、透明的场所进行，却选择了避开其他人而在饭店洗手间交付，而且双方均有银行转账的习惯，为何又要用现金交付款项，被告于晓菊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被告于晓菊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于晓菊所述代原告聂波支付医药费40000元的说法，被告于晓菊仅提供了70000元的转账记录和一张聊天截图。本院认为，聊天对象的身份无法核实，聊天内容也只能证明如果原告聂波去打针，价格为40000元/针，并不能直接体现出原告聂波是否打过针、被告于晓菊是否代付过40000元，且转账记录的70000元与被告于晓菊所主张的40000元亦有一定差异，无法直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其证据及主张均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基于公平原则，认定被告于晓菊应当偿还原告聂波70000元，被告于晓菊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原告聂波主张的“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聂波主张自起诉之日视为逾期并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原告聂波主张按6%/年计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晓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聂波支付本金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70000元人民币为基数，按6%/年的标准自2019年4月25日起计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聂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聂波负担2795元，被告于晓菊负担15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一瑶人民陪审员  张丙林人民陪审员  夏 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王健书记员翁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