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5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理，男，汉族，1971年10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道球，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炳仁，男，汉族，1957年8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青，女，汉族，1962年3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李明理因与被上诉人何炳仁、王建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6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炳仁、王建青支付50万元借款及利息（自起诉时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时止）。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为何要借钱给何炳仁的问题。首先，因为何炳仁是李明理岳父的弟弟，李明理老婆何远铭的亲六叔，基于亲情。其次，李明理岳父等兄弟能够在文冲船厂的外包队承接工程并在文冲这边获得成功的发展，是何炳仁将他们从乡下带出来的，所以必须得感恩。再次，何炳仁在广州赛马场有工程，经常开军车，在亲戚当中威望很高，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很多亲戚都有借钱给他，说明何炳仁很有能力和信誉，特别是何炳仁最后一次借25万元钱时承诺赛马场工程结算后将给李明理两倍钱，李明理进一步认可了何炳仁的豪气和能力。再者，李明理的新好景店和文冲店又挣有钱，那段时间何炳仁与李明理联系甚密，所以何炳仁有困难，开口借钱，李明理哪有理由推托。二、李明理当时有出借的能力。李明理在新塘镇的新好景酒店宿舍有四个店面，两个店面做“士多”小百货，另外两个店面做川菜馆，是以李明理大儿子的名字起名叫“志成川菜馆”，开有三台公用电话(号码分别是8270×××2、8270****、8270****)，外面还开有桌球台，当时只有李明理独家生意，人气又旺，人缘关系又好，容易挣钱，铺头随时放置十几万元。文冲店是李明理在广州石化路开的“士多”百货，后来办证以老婆何远铭的名义去注册，从事零售和小百货批发，在旁边李明理还开有发廊，当时在此也是独家生意，收入也丰富，铺头至少放置五、六万现金。三、李明理借钱给何炳仁之事，何炳仁的兄弟亲戚都知道。第三次借钱数额明显有减少是因为前两次借钱未还，最后一次比较大即在2000年5月16日，何炳仁到文冲铺头称工地比较急用钱要求借25万元，称工程结算后一定双倍还。李明理夫妻两人将新塘和文冲两处的款项几乎抽空，老婆又到银行取钱，凑齐25万元现金借给何炳仁，交付地点在岳父××区双岗××号，当时岳父、岳母、何某夫妇和李明理夫妻都在场。何炳仁在何家很多亲戚也借了钱，李明理是借得最多的一个，何炳仁对大家也毫不隐瞒向李明理借了50万元的事实。四、关于为何现在才起诉何炳仁。一是李明理认为何炳仁为自家人，基于亲情和长辈而没有起诉。二是自2002年与何炳仁见过一次面后，虽然变更了电话等联系方式致使李明理和何家人无法找到何炳仁，但是每三、两年何炳仁都会托人捎来口信，说在海南做工程，让亲戚放心，钱一定会还的，以此打消对他的怀疑，谁知三几次谎言就骗过了十年多。三是近两年李明理找到何炳仁的儿子，再找到何炳仁在广州市越秀区广园东路金贵东街9号504房屋，但没有发现何炳仁在该房屋的踪影。现在李明理开始认识到何炳仁当初借钱时就没有想到要归还的意图，且李明理生活越来越艰难，所以就起诉何炳仁。五、为何以现金支付给何炳仁和多次借款的原因。李明理与妻子何远铭文化较低，挣的钱基本都是放在家里和铺头，做生意都是现金交易，根本不懂得转账，所以几次借钱给何炳仁都是现金，最后一次25万元因铺头不够钱，李明理妻子何远铭才去银行取10万元。借钱考虑的是打借条，哪知道十几年后借钱的借据都不算数。六、李明理已经出示了借据并作出合理说明，李明理妻子何远铭到银行申请打印当时取钱的流水帐，银行回应称数据只保留15年，销户后保留5年。然而何炳仁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也没有就借据一事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更没有举证证明其清白。所以一审法院应区分具体情况分配举证责任，不能认定李明理证据不足。李明理文化水平不高，十几年前连转账支付方式都不懂，适用今天的借钱高技术、高标准的司法举证要求，不公平、公正。七、王建青与何炳仁是夫妻，本案债务发生在王建青与何炳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建青应承担共同债务。八、李明理上诉后，积极寻找何炳仁，后来何炳仁有打电话和发短信给李明理，确认借款数额和确认何时归还借款，李明理有录音。何炳仁、王建青均没有答辩，经本院传唤均没有到庭。李明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炳仁、王建青支付50万元借款及利息（自起诉时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5月16日，借款人处署名为“何炳仁”并盖有“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借款人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明理人民币伍拾万元，金额伍拾万元”。李明理称何炳仁向其借款时刚设立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所以上述《收据》盖有该公司印章。为此，李明理提交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予以佐证，该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0年4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何炳仁。关于借款过程。李明理称，何炳仁最早在1998年9月左右向李明理借款10万元，1999年2月借款9万元，1999年12月借款6万元，2000年5月16日借款25万元。以前每一次都有出具借据，最后一次把原来的借据收走，一次性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每一次借款都是何炳仁到李明理店铺里拿现金，李明理店铺都有现金，家里也会备用现金；2000年5月那次25万元借款是李明理的妻子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其余15万元是李明理从两家“士多”取的现金交给何炳仁。李明理称何炳仁借款后没有偿还过借款，且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一审庭审中，李明理为证明其有支付能力，提交了广州市黄埔区新陶芳士多店个体工商户注销基本资料、营业执照（经营者为何远盟）与新塘镇李明阶商店个体工商户注销基本资料（经营者为李明阶）等资料予以佐证。李明理于2015年12月3日以何炳仁、王建青向其借款50万元未偿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具有实践性合同性质，不应单凭借据等单一证据认定借款事实和金额，而应结合其他的资金交付事实予以审查。本案中，李明理主张其分三次先后向何炳仁出借10万元、9万元、6万元、25万元，李明理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收据》。《收据》仅能证明何炳仁是借款人，但该借款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则无法确定。李明理提交的个体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经营者并非李明理，该证据无法佐证李明理所称的大额现金支付方式，李明理亦未能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此外，李明理在何炳仁向其的前几笔借款尚未清偿之前仍出借大额借款给何炳仁以及李明理提交的《收据》载明的出具日期为2000年5月16日，但对该巨额款项李明理至今才主张权利等情形有违常理，故该50万元只有借据而没有实际支付的可能性不能有效排除。现有证据结合上述分析，不足以认定李明理与何炳仁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李明理主张何炳仁、王建青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明理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由李明理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明理为证明其与何炳仁借款事实发生，提供以下证据：1、李明理自称上诉后与何炳仁通话的电话录音光盘及部分通话的文字内容；2、李明理自称上诉后与何炳仁手机短信往来的短信截图；3、手机号码131××××0001在2017年2月至6月的通讯记录、手机号码181××××5111在2017年3月至5月的短信收发记录；4、自称何炳仁表妹的证人王某到庭陈述何炳仁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向其与李明理借钱，都是从铺头拿钱的，都没有还；5、自称何炳仁侄子的证人何某到庭陈述其知道何炳仁总共向李明理借钱五十几万元，最后一次借钱二十几万元是在其家黄埔区双岗黄岗大街广松里4号，其在场，当年其父亲也借钱给何炳仁；6、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龙尾镇婚姻登记处提供的何炳仁与王建青于1983年2月登记结婚的档案资料（一审期间已提供）；7、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其中有何炳仁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履历表，股东名录中也填写了何炳仁的身份证号码；8、广州新好景饮食娱乐中心于2016年8月21日出具的关于该中心员工宿舍楼下铺面四间在1997年5月至2001年12月30日租给李明理使用的《证明》；9、增城市新塘志成小食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其经营者为李明理，经营地址在新塘镇新好景酒店侧，于2000年4月10日开业，2003年10月15日注销；10、李明理与何远铭的结婚证；11、“志诚川菜馆”照片、李明理自称何炳仁参加其婚礼的照片。经审查，上述证据1、2、3无法确认通话人、通信人是何炳仁及手机号码是何炳仁的；上述证据4、5的证人不能证明其与何炳仁的亲属关系；上述证据8缺少广州新好景饮食娱乐中心的工商登记资料，无法确定其合法存在；上述证据10不能证明何远铭与广州市黄埔区新陶芳士多店经营者何远盟系同一人；上述证据11无法确定拍照时间、地点及照片中人物的关系，故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上述证据6、7、9均系行政机关出具的资料，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上述证据7中何炳仁的身份证号码与李明理起诉时提供的何炳仁的户籍档案记载的身份证号码相同，本院确定何炳仁作为一审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本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5月16日，何炳仁以借款人身份向李明理出具一张编号为116783的《收据》，内容为收到李明理50万元。该《收据》左上方加盖“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何炳仁是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0年4月7日成立。何炳仁与王建青于1983年2月登记结婚。2015年12月3日，李明理以何炳仁未归还上述借款50万元，该借款是发生在何炳仁与王建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李明理陈述借款发生过程：何炳仁最早在1998年9月左右向李明理借款10万元，1999年2月借款9万元，1999年12月借款6万元，2000年5月16日借款25万元，以前每一次都有出具借据，最后一次把原来的借据收走，一次性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每一次借款都是何炳仁到李明理店铺里拿现金，李明理店铺都有现金，家里也会备用现金；2000年5月那次25万元借款是李明理的妻子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其余15万元是李明理从两家“士多”取的现金交给何炳仁；何炳仁借款后没有偿还过借款，且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李明理为证明其具有支付上述借款的能力，于一审期间提供经营者为何远盟的广州市黄埔区新陶芳士多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经营者为李明阶的新塘镇李明阶商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于二审期间提供经营者为其本人的增城市新塘志成小食店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资料。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据此，李明理提供何炳仁向其出具的《收据》，能够证明其与何炳仁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在何炳仁、王建青没有提出否认向李明理借款的抗辩的情况下，本院经审查并结合何炳仁在该《收据》中作出了收到李明理借款50万元的意思表示，何炳仁是该《收据》上所盖财务专用章的广东天禧科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明理对借款发生过程的详细陈述，李明理曾经经营个体工商户、李明理对事隔多年才起诉的解释等事实，确信何炳仁向李明理借款50万元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认定何炳仁向李明理借款50万元的事实存在。因何炳仁、王建青没有举证证明该笔借款债务已经清偿，且该笔借款债务发生在何炳仁与王建青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建青没有抗辩该笔借款债务系何炳仁个人债务及提供相应的证据，应当认定该笔借款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李明理要求何炳仁、王建青共同返还借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故李明理要求何炳仁、王建青共同支付借款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明理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借款事实存在的判断，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6087号民事判决；二、何炳仁、王建青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李明理返还借款50万元及支付该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本判决指定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及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均由何炳仁、王建青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何炳仁、王建青共同负担（李明理同意其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本院不作退回，由何炳仁、王建青共同向李明理迳付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江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