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5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槐树居甲2号院综合服务楼东侧第二层C053室。法定代表人：喻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红梅，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纪朝，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越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01号第1幢四层402室。法定代表人：卢康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方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越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龙科技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安方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兴安方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越龙科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兴安方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康康就入资及借款进行协商，也认可了该协商是出于公司层面，但却臆想徐行可能与兴安方达公司之间另有安排，并未通知徐行作为第三人出庭证明，而直接以兴安方达公司证据不足否决兴安方达公司为借款实际出借人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强大了兴安方达公司的举证责任。二、兴安方达公司提供的邮件沟通内容完全可以证实诉讼双方曾就兴安方达公司向越龙科技公司提供借款事宜达成一致。2013年5月3日，徐行与卢康康之间的邮件往来均是代表各自公司进行商谈，内容包括兴安方达公司向越龙科技公司提供不超过200万元借款事宜，与此对应，2013年5月23日，卢康康在给徐行的邮件中提到想在5月31日前向兴安方达公司借款60万元，6月10日前向兴安方达公司借款90万元，利息为月息1％，借款期限为一年，徐行回复由其安排，并由兴安方达公司的财务总监陈江洋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卢康康在6月4日邮件中明确已收到借款，并提示由越龙科技公司、兴安方达公司、田苗苗共同签署借款协议，这封邮件说明在6月4日前，越龙科技公司已经收到了借款，借款的出借人是公司而非徐行个人，双方之间对于出借款项有指定个人作为名义出借人的安排。三、越龙科技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将借款退回兴安方达公司的行为并非清偿行为，更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确认了徐行作为出借人和越龙科技公司建立借款关系的事实。首先，兴安方达公司在收到款项的当日即将款项又支付给名义出借人徐行，越龙科技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收到徐行转付的上述款项，兴安方达公司出借的150万元并没有实际收回，越龙科技公司也认可尚有105万元本金及未到期利息未支付。其次，诉讼双方认可的首期利息207800元系自借款发生之日起至2014年7月期间，根据借款利息为月息1％计算，正好是自兴安方达公司出借款项时间计算到2014年7月31日，结算利息的银行卡虽为徐行个人的银行卡，但该卡一直由兴安方达公司使用且徐行从未提出异议，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借贷关系发生于兴安方达公司与越龙科���公司之间。四、诉讼双方财务关系非常简单，财务人员对于账务信息非常清楚。双方之间只有两个关系，一个是投资关系，一个是150万元的借款关系，但作为出资款，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提起利息的主张，在持股关系终止前也不存在对账的事情，因此双方财务人员沟通的对账只能是150万元的借款关系。越龙科技公司辩称：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徐行，越龙科技公司与徐行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兴安方达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兴安方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越龙科技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153212.9元（2014年8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按照月息1％为标准计算，以150万元为基数），并支付逾期期间违约金（按照每逾期一日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一计算，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兴安方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卢康康商谈兴安方达公司入资越龙科技公司相关事宜。期间，越龙科技公司向兴安方达公司提出借款请求。2013年5月23日，越龙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卢康康向兴安方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行发邮件提出，越龙科技公司向兴安方达公司在5月31日前借款60万元，6月10前借款90万元，利息为月息1％，借款期限为1年。当日，徐行即答应卢康康借款请求。2013年5月30日,兴安方达公司将出借款项60万元支付到关联公司北京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由北京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同日支付到越龙科技公司账户,后该笔款项由越龙科技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返还到北京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北京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同日将60万元支付到徐行账户。另一笔90万元的款项在2013年6月13日由兴安方达公司支付到越龙科技公司账户,后该��款项由越龙科技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返还到兴安方达公司账户，兴安方达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将90万元支付到徐行账户，2013年6月19日，越龙科技公司收到徐行转账支付的一笔150万元，并记账为徐行个人借款。2013年6月13日徐行（出借人、甲方）与越龙科技公司（借款人、乙方）签订6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期限自2013年5月30日起至2014年5月29日止，月利率1％，借款期满后乙方一次性还清全部本金及利息，还款方式：经银行转账至甲方指定个人账户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双方于2014年8月11日就该合同续签了一份《借款合同》，将该借款期限展期至2015年5月29日。2013年6月14日徐行（出借人、甲方）与越龙科技公司（借款人、乙方）签订9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期限自2013年6月13日起至2014年6月12日止，月利率1％，借款期满后乙方一次性还清全部本金及利息，还款方式：经银行转账至甲方指定个人账户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双方于2014年8月11日就该合同续签了一份《借款合同》，将该借款期限展期至2015年6月12日。2014年12月8日兴安方达公司财务喻娟联系越龙科技公司财务刘芳核对账务往来，刘芳称越龙科技公司曾在2014年7月底支付过一次到截至2014年7月底的借款利息。并称“累计到12月底，欠你们借款利息75000元”。越龙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康康于2014年7月29日向徐行个人账户转账207800元，于2015年6月29日转账180000元、于2016年10月31日转账213000元、于2016年8月8日转账300000元。越龙科技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向徐行转账150000元，越龙科技公司称上述向徐行转账中2014年7月29日的207800元为第一次支付利息，2015年6月29日的180000元为第二次支付利息，2016年3月16日的150000元为偿还本金，2016年8月8日的300000元为偿还本金，2016年10月31日的213000元为第三次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借款合同》的出借方是否为兴安方达公司。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借款合同》的签订双方为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之后的展期合同签订双方亦为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且依据150万元的款项交付凭证，亦为徐行交付至越龙科技公司，依据越龙科技公司的还款情况，亦为越龙科技公司支付至徐行，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院认为涉案150万元借款系发生在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之间。虽然，就借款事宜，兴安方达公司与越龙科技公司屡次通过电子邮件磋商，由越龙科技公司率先提出向兴安方达公司借款60万元、90万元，且越龙科技公司表示愿意与兴安方达公司及田苗苗个人签订一份三方协议，但该三方协议没有达成。虽然该三方协议没有达成，但就60万元、90万元的借���形成了两份出借人为徐行的《借款合同》，庭审中，越龙科技公司称形成出借人是徐行的合同的原因是应徐行的要求，该院认为，因兴安方达公司与越龙科技公司之间曾经商谈过增资入股等事宜，双方的合作所涉及的方面较多，双方的交易模式复杂，且双方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均出面商谈相关事宜，故对于本案借款关系的认定，在各方商谈中徐行与兴安方达公司是否存在其他约定也有可能，故应当根据最终形成的书面文件及款项交付凭证综合认定。依据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款项支付凭证，认定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可信度较高，兴安方达公司举证的双方对账信息，因双方关系复杂，财务人员对于相关情况不清楚，所做陈述不具有认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此外，兴安方达公司称收到了越龙科技公司向徐行支付的截至2014年7月底的利息207800元，并称该卡虽然为徐行个人的卡，但是由公司使用，据此无法体现出系徐行将越龙科技公司所支付的利息转交给兴安方达公司，以上证据、陈述均无法反推出兴安方达公司与越龙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另外，借款的资金来源并非是借款合同成立的条件，故该院无法认定兴安方达公司为本案15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故该院对兴安方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兴安方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兴安方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7）京0108民初37040号案件开庭传票和民事起诉状，证明兴安方达公司是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最初是由兴安方达公司和越龙科技公司就借款问题进行协商，之后因为方尽娆的阻挠才改由徐行个人名义对越龙科技公司进行出资，但实际出资人和借款人均是兴安方达公司;2、（2015）高新民初字第672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62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徐行在担任兴安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作出很多以个人名义代持公司资产的行为；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川0191民先调7458号先行调解告知书、民事起诉状、徐行向位于成都高新区吉泰五路88号2栋27层10号的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出具的身份证及说明，证明上述房屋经判决确认为兴安方达公司所有的情况下，徐行仍以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在非法处分公司房产，本案150万元借款与此相同。二审中，越龙科技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庭审质证，��龙科技公司对兴安方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越龙科技公司对兴安方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诉争借款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二审诉讼中，兴安方达公司称徐行于2011年11月23日成为兴安方达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2014年6月24日，徐行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徐行于2014年底离开兴安方达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兴安方达公司诉讼主张虽然案涉15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签约一方为徐行个人，但兴安方达公司为借款实际出借人，故其作为本案原告主���适格，越龙科技公司应当向其偿还借款本息，越龙科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本案的权利人应为徐行个人，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借款合同》签约主体即出借人一方为兴安方达公司亦或是徐行个人。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款合同》台头处均记载了出借人为徐行以及徐行的身份证号码，合同尾部出借人处为徐行个人签字，未加盖兴安方达公司印章，故案涉《借款合同》形式上应为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签订。其次，从款项的交付过程看，越龙科技公司在收到兴安方达公司的款项后予以退回，改由兴安方达公司先向徐行支付，再由徐行向越龙科技公司支付借款，故应当认定徐行履行了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交付义务。再次，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针对案涉两笔借款签订展期合同之时，已不再担任兴安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最后，越龙科技公司偿还案涉借款��息时均将款项付至徐行个人银行卡账户。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借款合同关系产生于徐行与越龙科技公司之间，兴安方达公司关于签约之前的协商过程、款项来源以及双方财务人员核对账务等主张对认定合同关系的主体均不产生影响。本院认为，在兴安方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徐行明示放弃向越龙科技公司主张案涉债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主张本案债权，至于其与徐行就案涉借款之间的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兴安方达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88元，由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刘海云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杜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