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13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石桥市振兴景南电子商店。住所地：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石桥管理区站前街连通里。注册号：210882604204501，组织机构代码：L3534218-5。经营者：孙某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全，广东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同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号清华同方信息港*栋***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5264718F。法定代表人：李建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铁，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男，系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大石桥市振兴景南电子商店（以下简称振兴商店）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同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振兴商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振兴商店无须向同方公司支付货款70365元，无须承担诉讼费695元；2、同方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故意遗漏本案关键事实即双方交易习惯。从同方公司与振兴商店在一审时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同方公司与振兴商店存在长期的业务关系，查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具有关键作用。根据振兴商店与同方公司及其员工杨某的描述，并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认定同方公司与振兴商店之间的买卖并没有采取书面形式，而是采取了货到付款的方式。双方一直以来的业务往来所形成的交易习惯是同方公司将产品通过物流送至沈阳的物流仓库，再由同方公司的大连办事处通过物流将产品送至振兴商店处。振兴商店在收到产品后，将相关款项交给同方公司大连办事处工作人员杨某，杨某再将相关货款通过现金方式汇至同方公司账户。振兴商店与同方公司自始至终从未进行过联系，所有业务往来均是通过同方公司的大连办事处进行，振兴商店也自始至终从未通过个人（李某某或其妻子）或者振兴商店的名义向同方公司进行汇款。同方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供任何振兴商店直接汇款的证据，事实上也不可能提供振兴商店直接汇款证据。一审法院遗漏本案中双方的交易习惯，属认定事实不清。（二）杨某作为同方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权向振兴商店收取货款。首先，同方公司已经当庭认可杨某是其大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且大连办事处并没进行工商登记。即大连办事处所有业务收入不可能通过对公转账的形式转入同方公司，只能通过个人现金汇款的方式转账。杨某作为同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一直负责联系振兴商店的业务，振兴商店支付货款给杨某，杨某也已通过转账方式分别于2013年7月25日、10月16日、11月15日等多次汇至同方公司，同方公司在长达两年（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第一次在大石桥市法院起诉）的时间里，从未向振兴商店提出过货款异议或者进行过催收，而且还不断向振兴商店供货，只能说明同方公司对振兴商店付款行为模式是认可的，同方公司对振兴商店将货款交给杨某的行为也是认可的，也即杨某是具有收款权限的。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杨某虽为销售人员，但并不当然具有收取现金的权利。从目前通行的销售模式而言，销售人员是负责回款的，而且销售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回款是息息相关的，同方公司在庭审中并未明确杨某的收入计算模式，但从振兴商店提供的杨某的工资收入来看，杨某每月的收入基本都低于1000元，这个收入根本不可能是杨某的全部工资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是由同方公司直接通过银行转账发至杨某个人账户，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杨某的工资收入除此之外还包括业务提成。鉴于杨某的工资构成属同方公司内部事务，振兴商店无法提供，特申请二审法院要求同方公司提供其与杨某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说明杨某的工资构成，以便明确杨某是否具有汇款的工作内容，进而确认杨某是否具有向客户收款的权限。再次，在振兴商店与同方公司长期的业务往来中，与振兴商店联系的只有杨某一人，同方公司从未书面告知过振兴商店货款具体的支付模式以及同方公司对公账户的账号，亦未明确同方公司或者同方公司大连办事处对于销售和收款是分开的，由不同的工作人员负责的，不能将相关款项交给业务员杨某，振兴商店也从未遇到其他同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收款。这种情况下，振兴商店只能通过将货款交给杨某的方式付款。一审法院未查明该部分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为杨某不具有收款权限，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退一步而言，即使杨某无收款权，杨某的收款行为也构成对同方公司的表见代理，不构成对振兴商店付款行为的代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杨某的首要身份也是最重要身份是同方公司的员工，与振兴商店处于买卖的相对地位，其代理同方公司收取货款具有合理性。在振兴商店与同方公司买卖过程中，杨某已多次收款，且收款后长时间内同方公司从未就杨某的收款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无论杨某是否实际具有收款权，杨某先前的收款行为以及同方公司的确认行为也足以让振兴商店相信杨某具有收款权，振兴商店将货款交给杨某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合法性，杨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收款行为的后果应由同方公司承担。其次，振兴商店的付款行为无需杨某代理，振兴商店从未向任何人作出过委托杨某代为付款的意思表示，也从未作出任何委托行为。振兴商店也没有任何必要委托杨某去付款。无论是振兴商店还是杨某，因大石桥、大连与深圳的实际距离，直接的付款行为都只能通过汇款方式进行，在大石桥汇款和在大连汇款程序、时间均一致，振兴商店为何要舍近求远，多经一道程序，不在大石桥直接汇款而要到200多公里外的大连去汇款而徒增付款的风险。振兴商店也没有必要不直接汇款而是委托杨某去到离大石桥市多公里外的大连汇款。且即使委托，也不可能委托杨某，因同方公司的大连办事处并未工商注册，无法开立对公账户，只能通过现金汇款的方式，至于汇款单上的汇款人，是杨某在汇款时所写，所写内容与振兴商店无关，且汇款人与同方公司提供的《销售出库单》相对应（出库单已明确了收货单位），完全是为了同方公司销售、财务部门进行内部结算、统计等时的方便，现金交款单明确告知同方公司财务部门这笔钱是收的哪个销售商的，以便销售、财务部门的相关后续工作。仅仅是因为缴款单上的汇款人是振兴商店，一审法院即认为杨某的付款行为是代理振兴商店付款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一）《收款函》不具备确认欠款金额的效力。振兴商店提交的《催款函》可证明同方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在振兴商店付清货款后并未及时销账。振兴商店认可收到这份《催款函》，但对其内容不予认可，《催款函》中也未列出具体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认为同方公司“就对账后的新增送货部分货款108972元未能提供精确的计算依据”。同方公司提供的《对账单》、《销售出库单》均加盖了振兴商店的公章，但《催款函》并未加盖振兴商店的公章，不能认定振兴商店认可《催款函》的内容。一审法院在同方公司起诉其他经销商的(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1136号、(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258号、(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259号、(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927号、(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618号各案的判决中，明确经销商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进行了确认，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将振兴商店未确认的《催款函》的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证据，属于未采用同一标准。（二）《询问笔录》具有证明效力。杨某作为同方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业务行为属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同方公司，其对相关事实的自认，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首先，《询问笔录》询问人为大石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是具有侦查权利的机关；其次，杨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过程中的陈述更接近于事实，杨某并无必要去陈述一些只对振兴商店有利的内容，如果其未从振兴商店收齐货款却自认收齐，必然要承担向同方公司补齐货款的责任；再次，杨某的表述与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杨某在被询问后所描述的交易模式、付款方式与现金缴款单、收条等形成证据链，可以起到证明作用。虽证人证言的整体证明效力低于书证等证据，但是并不代表证人证言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何况本案中还有其他证据能够与该证人证言相印证。反观一审法院的认定，仅以同方公司不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即不采信《询问笔录》，而《催款函》同样是孤证，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振兴商店与同方公司均不认可该证据的内容，却予认定其证据效力，说明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纳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对不完全是孤证且只有一方不认可的证据不予采纳，而对完全是孤证且双方都不认可的证据予以采纳。（三）杨某的《收条》具有证明作用。一审法院不采纳《收条》的理由是同方公司不认可以及《收条》与当庭陈述不一致。对此，首先，《收条》与《询问笔录》、现金缴款单等相符，可形成证据链；其次，因为振兴商店向杨某的付款行为与同方公司的起诉行为相隔时间长，且付款人包括负责人孙某某的儿子李某某和儿媳，多人经手，再加上时间长，一时回忆不起来，后续再找到也属正常；再次，同方公司所称杨某配合振兴商店的情况不存在，杨某系同方公司的原工作人员，没有必要不依据事实陈述，至于收款时间和现金缴款单不一致，原因在于杨某收取货款后要向大连办事处领导周博请示，并非收钱后马上汇款。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同方公司应对其诉讼请求进行举证，本案中，无论是同方公司的诉讼请求，还是一审法院支持的70365元的标的，同方公司均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同方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但对同方公司所主张货款金额的认定是错误的。振兴商店对帐单所载明的金额为129814元，对帐之后对方付款了5万元，对帐之后又新增货款103716元，实际欠款是188716元。由于同方公司的失误，发出了一份错误的《催款函》金额为70365元，在同方公司说明失误的原因及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催款函》失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认定《催款函》的金额不当。二、振兴商店认为同方公司的员工具有收取货款的权利，但交易双方是振兴商店和同方公司，款项应支付给同方公司，而不是同方公司的员工。不论是从法律上的代理关系还是表见代理，并不存在员工具有收取货款的合理合法性，除非有同方公司的委托授权。三、振兴商店称《催款函》不具有确认欠款金额的效力，同方公司不认可，催款函是因为失误造成的。同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振兴商店向同方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3878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3847元（自2013年12月26日起，按年利率8.1%的标准，暂计至2015年9月26日，并继续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振兴商店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同方公司、振兴商店存在长期的业务关系，杨某系同方公司大连办事处主管营口地区的销售负责人。同方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同方公司客户往来对账单》，显示：振兴商店盖章确认，截至2013年9月25日，同方公司对振兴商店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29814元。振兴商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振兴商店主张振兴商店此后已向同方公司付清了货款。2、《销售出库单》（四张），用以证明上述对账后新增交易为：2013年10月23日，规格型号：LC-32TL2900，1台，单价1399元；2013年11月6日，规格型号：LC-39TL2800，2台，单价2149元；2013年9月26日，规格型号：LC-32TL2900（新），50台，LE-42TH1900D，5台，未记载单价；2013年12月25日，规格型号：LE-32TL2900X，20台，未记载单价。振兴商店对10月23日和11月6日两份出库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主张该两份出库单是对此前振兴商店退货后的补发货，并不形成新增货款；9月26日和12月25日两份出库单中并未记载单价，同方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缺乏依据。3、《销售出库单》（2013年4月26日），其中记载货品的型号为LC-32TL2900（新）、LE-32TM1800、LE-32TL1600DC、LE-39TL3800，用以证明同方公司向振兴商店所售货品的价格。同方公司解释称，同方公司按照同类商品的定价或不同类商品就低取价的方式，确定向振兴商店出售货品的价格。振兴商店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出库单由同方公司单方制作，其中载明的价格也是同方公司单方确定的，并未经过协商，振兴商店的工作人员在出库单中签字并在数量处打勾，仅表明对货物的数量确认无误，不能视为系对货品价格的认可。其次，电子产品的价格在不同时点会有变化，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与同方公司证据2的出库单相差近六个月，其中载明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振兴商店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催款函》显示，同方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向振兴商店发函表示，截至2016年2月29日，振兴商店拖欠同方公司货款70365元。振兴商店解释称，该《催款函》的发出时间晚于同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的时间，且同方公司两次主张的货款数额差别很大，表明同方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在振兴商店付清货款后并未及时销账。同方公司确认该函件由其发出，但因与同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欠款依据不符，故同方公司对该函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询问笔录》（2015年12月2日）及台账，用以证明振兴商店已付清了货款。该笔录记录了大石桥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杨某的询问内容，其中记载：杨某共经手向振兴商店销售电视机100台左右，货款共计235443元。扣除同方公司给振兴商店的折扣，振兴商店实际须支付货款179014元。该款已由振兴商店以现金方式通过杨某全部交给了大连办事处。杨某将其中107300元交给同方公司，其余款项交给了大连办事处的总经理周博用作展台费和促销费用。杨某已于2015年1月从同方公司处离职。振兴商店解释称，其在接到同方公司向大石桥市人民法院起诉的诉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对杨某询问后制作了笔录，但最终未予刑事立案。同方公司对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杨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在同方公司从未授权杨某向振兴商店以现金方式收款的情况下，杨某的收款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同方公司认为，两份表格均由杨某制作和提供，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现金交款单》三张，用以证明杨某收取振兴商店的款项后，以振兴商店的名义分别向同方公司支付货款2万元（2013年7月25日）、2万元（2013年10月16日）和3万元（2013年11月15日）。振兴商店解释称，从现金交款单中加盖的银行业务章即可看出，上述业务系在大连市办理，与杨某的工作地点一致；而振兴商店的办公地点在大石桥市，无须前往大连市办理此业务。同方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中仅有5万元款项发生在双方对账后，故对其中2013年7月25日的现金交款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庭审中，振兴商店表示，其向杨某支付现金款项后，杨某并未向其出具任何收款凭证。庭审后，振兴商店另以重新找到关键证据为由，自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杨某分别于2013年10月25日（金额2万元）、2013年11月19日（金额3万元）、2014年5月25日（金额7300元）、2014年7月28日（金额5万元）、2014年9月23日（金额71714元）出具的《收条》。同方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表示上述收条应为杨某近期配合振兴商店出具的，且收条出具的日期与振兴商店提交的现金交款单记载的时间及杨某在公安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收款后将钱汇给深圳市同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内容存在冲突。上述事实，有《同方公司客户往来对账单》、《销售出库单》、《催款函》、《询问笔录》及相关材料、《现金交款单》、代理说明、零售客户交易清单、台账、《收条》、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同方公司、振兴商店之间的电视机购销关系明确，振兴商店确认已收到同方公司价值为179014元的货物，振兴商店应对其已付清货款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关键是认定振兴商店主张其已向杨某付清货款的主张是否真实，振兴商店向杨某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否产生免除其向同方公司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1、杨某虽为同方公司的销售人员，但其并不当然具有收取现金款项的权利，杨某向振兴商店收取现金的权利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不产生同方公司收取货款的法律效果。2、不论三张现金交款单系由振兴商店的工作人员还是由杨某填写，因其中记载的付款方为振兴商店、收款方为同方公司，故均应视为振兴商店向同方公司支付货款（共计7万元）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如振兴商店所述，振兴商店向杨某支付现金后，由杨某以振兴商店的名义付至同方公司的对公账户，杨某的该行为亦应视为系对振兴商店付款行为的代理，而非对同方公司收款行为的代理。同时，杨某收取款项后并未以自己的名义向同方公司交付货款的行为亦表明，同方公司并未授权杨某直接向振兴商店收取货款。3、杨某在《询问笔录》中所作的陈述在性质上属于言词证据，而随《询问笔录》一同提交的台账亦由杨某制作和提供，同方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台账中并无同方公司的签章确认，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振兴商店主张其以现金方式向杨某付款，但在杨某是否出具收条这一重要事实上，先是庭审中明确表示未出具收条，且在同方公司首次立案至本案法庭辩论超过半年的时间内从未出示或提及过该收条，却在庭审后不足十天的时间内自行补充提交该关键证据，振兴商店未能就其前后矛盾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对其超期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并对该事实作出不利于振兴商店的推定。可见，不论振兴商店向杨某支付现金货款是否属实，因振兴商店未能举证证实杨某的收款行为具有同方公司的授权，亦无任何迹象表明振兴商店有理由相信杨某有权代理同方公司收取货款，除杨某已代振兴商店向同方公司转付的货款及同方公司认可收到振兴商店的货款外，振兴商店不能据此免除其对同方公司支付其余货款的合同义务。关于尚欠货款的数额，同方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后向振兴商店发出的《催款函》中载明的欠款金额为70365元，除非同方公司有其它证据证明该金额与事实不符，否则该《催款函》应视为同方公司已收取了振兴商店支付的其余货款并作为确定振兴商店所欠货款金额的依据。而同方公司就对账后的新增送货部分货款（108972元）未能提供精确的计算依据，且同方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并未扣除振兴商店通过现金交款单向同方公司支付的货款7万元，其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可见，同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上述《催款函》所载的欠款金额，同方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同方公司要求振兴商店支付货款238786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即振兴商店应向同方公司支付剩余货款70365元。因双方对付款期限并未明确约定，且同方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振兴商店催收过货款，故同方公司要求振兴商店自2013年12月26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振兴商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同方公司支付货款70365元；二、驳回同方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振兴商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94.7元，由同方公司负担1999.7元，振兴商店负担695元。案件受理费已由同方公司预交，振兴商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付之数迳付同方公司。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振兴商店提交一份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显示委托人为振兴商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全，委托鉴定事项为：检材三张《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上手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署名“杨某”的五张《收条》上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三张《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上手写字迹与署名“杨某”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振兴商店据此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由振兴商店以现金的方式交货款给杨某，杨某以振兴商店的名义通过银行缴存到同方公司的帐户。对此，同方公司认为系振兴商店为诉讼而准备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查，针对同方公司提出的三张《现金交款单》（2013年7月25日2万元、10月16日2万元、11月15日3万元）与五张《收条》（2013年10月25日2万元、2013年11月19日3万元、2014年5月25日7300元、2014年7月28日5万元、2014年9月23日71714元）所显示的时间、金额不合理的问题，振兴商店的解释称杨某不仅针对振兴商店一个客户，振兴商店分批将货款交给杨某，至于杨某以现金的方式缴存到公司帐户多少，振兴商店并不清楚。关于《催款函》，同方公司称：同方公司在发函前已把电视机的销售业务全部取消，系处于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状态。同方公司认为在2013年9月25日《对账单》后新增的货款销售部门没有报给财务部门，才会出现2016年3月14日错误发出的《催款函》，不过，按照对帐单的金额129814元，减去同方公司认可振兴商店在此后缴款的50000元，差额是79814元，与《催款函》记载的70365元大体相当。再查，一审庭审中，振兴商店在被问及“以何种方式付款”时，回答“以现金的形式总共支付了17多万元，与杨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金额一致”；振兴商店并陈述“将所有的款项支付给了大连办事处杨某……”。同方公司在被问及“如何确定与振兴商店销售货物的价格”时，同方公司当庭出示了2013年4月25日的《销售出库单》，单上显示了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金额，有振兴商店盖章，同方公司称“配送单上载明了价格，证明同方公司发货、物流配送、振兴商店签收确认。还查，《询问笔录》中“杨某”就同方公司与振兴商店业务往来的次数、货物多少、价值多少、交款方式及金额陈述了如下内容：“共四次清华同方电视机业务，具体多少货物记不清了，大概在100台左右，共计货款235443元”、“李某某及其妻子将该笔货款直接交给我了”、“总货款是235443元，但是实际给我的货款是179014元，其中有56429元是同方公司给其打的折扣，这部分钱不需要收取”。在被问及“通过什么证明同方公司在该四笔货款中给了振兴商店56429元的折扣、这笔折扣不要收取”时，杨某的回答为“每次发货前，大连办事处都要给同方公司沈阳公司折扣请案（差价费用），再由沈阳分公司汇报给同方公司，之后同方公司决定大连办事处的请案后以邮件的方式发给沈阳分公司，再由沈阳分公司通知大连办事处，然后大连办事处会出具一份同方公司客户往来对账单，我拿着《客户往来对账单》到振兴商店收款”。同方公司于二审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电子回单》，以证明振兴商店的负责人（经营者）孙某某的儿子李某某分别于2012年8月9日、9月27日由其0662XXXXXXXXXXXXXX19帐户向同方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蛇口支行水湾分理处41XXXXXXXXXXXX99账户转付货款12976元、13400元。经本院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查询核实，该行确认上述《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电子回单》中两笔交易来帐为正常交易，但在该两个日期转账的前述金额均系由李某某0662XXXXXXXXXXXXXX19账户转账至同方公司41XXXXXXXXXXXX99账户。对此，振兴商店质证认为，电子回单系复印件，且经与李某某本人核实，其在辽宁××石桥市开立的农业银行账号为62XXXXXXXXXXXXXX72，并非回单显示的060662XXXXXXXXXXXXXX19，李某某也无回单显示的银行账户，并提交了李某某前述银行卡的彩印件。同方公司还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显示振兴商店曾于2013年7月25日、8月12日两次向同方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442XXXXXXXXXXXX218账户分别转付货款20000元、30000元，该两份电子回单中显示的振兴商店的转出账号均空白。对此，振兴商店质证认为，电子回单系复印件不予认可，其亦就此提交了振兴商店的开户行辽宁省大石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出具的该店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单位存款账户交易分户对账单》，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支行的户名李某某、账号62XXXXXXXXXXXXXX72的《银行卡交易清单》，主张在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振兴商店仅有两笔对账转账，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24日、2014年5月26日；李某某在此期间则仅于2013年10月15日对外进行网银转账一笔，故在上述期间，无论是振兴商店还是李某某均未向同方公司发出过转账。本院经核，同方公司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显示的振兴商店转账信息与振兴商店一审中提交的称系杨某收款后以其名义向同方公司缴存货款的《现金交款单》系同一日期，均转至或缴至同方公司于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442XXXXXXXXXXXX218账户，且金额均为2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同方公司主张振兴商店拖欠货款是否成立及欠款金额如何认定。同方公司提交的《同方公司客户往来对帐单》显示，截止2013年9月25日振兴商店欠款129814元，振兴商店确认对账单，并提交了《询问笔录》、《现金交款单》及称系同方公司大连办事处原销售人员杨某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主张与同方公司的货款已结清。本案中，同方公司认可杨某系其大连片区的销售负责人，负责与客户的联络与市场开发。振兴商店提交的《现金交款单》“交款人”填写为振兴商店，振兴商店表示该店经营地址在大石桥，客观上没有必要前往大连的银行进行现金缴款，其系将货款交予杨某以履行对同方公司的付款义务，并主张《现金交款单》系杨某收款后回到大连办事处以客户振兴商店的名义向同方公司缴款。因振兴商店的陈述合理且有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佐证，且与大石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中杨某的陈述一致，故本院予以采信。同方公司认可《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也确认收到现金缴交的振兴商店的货款，其否认系杨某交款，但既未申请鉴定，也未给予合理解释，并且三张《现金缴款单》中两张的缴款时间在《对账单》后，同方公司亦同意扣除。虽然二审期间同方公司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用以证明经财务核查，振兴商店及该店经营者孙某某的儿子李某某在《对账单》日期前向同方公司账户转账货款的事实，但一方面该部分电子回单非原件，2013年7月25日、8月12日两笔自振兴商店转出的记录中振兴商店的账号显示空白，转入同方公司的账号与振兴商店提交的《现金交款单》上同方公司的账号均一致，且2013年7月25日的记录与振兴商店提交的《现金交款单》显示的日期、金额、同方公司账号完全一致；结合杨某在公安机关关于其有向同方公司账户现金缴存款项107300元的陈述，以及振兴商店提交的银行流水并未显示该转账，同方公司提交的称系振兴商店转账至同方公司的银行电子回单显示的款项应系以振兴商店名义现金缴款转入。而另两笔由李某某转至同方公司账户的记录则存在李某某的账号与本院在中国农业银行查询的该两笔交易显示的李某某的账户信息不完全一致，转账信息存疑，且与李某某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原始流水记录不吻合，该部分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同方公司作为主张事实成立的一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同方公司主张振兴商店曾向同方公司对公账户转付货款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同方公司所述属实，因振兴商店与同方公司的业务往来均系杨某作为销售人员跟进，同方公司提交的与振兴商店的《对账单》亦显示杨某是在振兴商店的“负责人”处签名，说明同方公司认可杨某对接振兴商店销售业务的唯一性；不仅如此，杨某在公安部门关于与振兴商店的业务往来期间、应付货款、已付货款及付款方式的陈述条理清晰，也具备相应可信度，现实中并不排除振兴商店在后期经由同方公司认同改变付款方式的可能。综上分析，振兴商店的证据占优，结合杨某2015年12月2日在公安部门的陈述及振兴商店提交的《收条》，振兴商店主张杨某有权收款，其向杨某付款即系向同方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本院予以采信。关于振兴商店是否欠款及其数额的问题，一方面，同方公司诉请的事实与其起诉后发给振兴商店的《催款函》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其对此进行的解释亦欠缺合理性。另一方面，虽然杨某作为同方公司的销售人员在公安部门陈述振兴商店已经付清货款，但其亦表示振兴商店应付货款金额是235443元，实际向其支付的货款是179014元，杨某主张差额56429元是同方公司给振兴商店打的折扣无证据证明，同方公司不予认可，振兴商店亦未提供合同依据，应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振兴商店应向同方公司支付货款差额56429元。至于2016年3月14日《催款函》记载的欠款金额超出上述数额的部分，系同方公司与杨某内部关系涉及的问题，同方公司要求振兴商店支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此，上诉人振兴商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7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7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石桥市振兴景南电子商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同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6429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同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大石桥市振兴景南电子商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94.7元，由同方公司负担2136.7元，振兴商店负担5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10元，由振兴商店负担1250.1元，由同方公司负担3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尤 武 雄审判员 琚   虹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纯（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