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20民终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翠华，女，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文，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勇（系金翠华之夫），男，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被上诉人（原审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乐至县天池镇中行路**号。法定代表人：成金华，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高，男，系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善林，男，系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翠华、高勇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乐至县人民法院(2016)川2022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翠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文、雷波，被上诉人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高、陈善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翠华、高勇上诉请求：1、撤销乐至县人民法院(2016)川2022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并遗漏影响判决结果的关键事实。（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遗漏的与裁判结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案件事实如下：1、本案据以定案的《借款借据》系重打的文件，上诉人并未提供原件，故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贷款支付义务缺乏关键证据支撑，不成立；2、上诉人借款形式为循环贷款，目的是事前办理好贷款手续，在急需用款时能毫不迟延地获得贷款，而在不需要用款时可以不因银行己放款而承担高于其他银行2倍的利息。何时放款应上诉人诉人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而明确地提出申请，如未申请即放款实际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本案上诉人并未如被上诉人诉状所称于2015年1月31同提出借款支用申请，亦并未亲自到被上诉人桂林分社的柜台现场办理贷款及转支手续；该款项发放及转支均系桂林分社及李勇等人未经上诉人授权、且违反《门柜操作流程》擅自为之；4、李勇等人于2015年12月初筹款归还80万元后，之前借款归零；之后，李勇以其桂林分社的工作人员的便利将案涉100万元发放至上诉人贷款账户并立即转支他人，桂林分社及李勇的此行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保障上诉人的贷款使用权或使上诉人知悉该贷款己发放的意思表示；5、《贷款支付委托书》载明委托时问为2015年2月1日，桂林分社转款时间为2015年1月31日，即委托之前，桂林分社已将款项转出，不合逻辑；6、一审判决在表明其在应上诉人申请调取李勇等人载明了违规操作的笔录后，未对该违规行为的性质作出分析认定，显然是对否定被上诉人诉求的证据视而不见。（二）、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系根本错误，上诉人不予认可：1、认定李勇将案涉100万元款项向案外人转支系受上诉人的委托而为，此认定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①无论全案的证据还是上诉方的陈述，被上诉方均无确切的汪据证明上诉人曾对李勇予以授权，如有则请被上诉方立即出示及说明！②上诉人签署空白贷款文书并非给李勇授权。鉴于案涉贷款利率为普通贷款2倍，而上诉人经营用款时限却不十分确定，为避免经营尚不需要而贷款发放后立即承担高额利息，以及急需用款时贷款又不能及时发放，故当时上诉人与李勇言明先签署空白文书，尽可能办完相关手续，到确需用款时由上诉人亲自到信用社现场办理即可放款。由此可见，上诉人签署空白文书的目的只是将某些事务性工作做到前面，以实现到真正放款时出上诉人到现场签字确认即可放款的状态。至于空白文件的安全性，因被上诉人作为会融机构，己设定“借款人亲自到现场办理方可放款”这一操作流程予以控制，换言之，只要上诉人作为借款人不到桂林分社的柜台现场办理，贷款则不得发放更不得被非法转支，故签署空白文书并未完成所有的贷款手续，仍然安全。事实上，李勇在其《询问笔录》中亦承认其违规，因此，该空白文书并非对李勇进行授权。③李勇在本案中的陈述，因其个人与本案及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开脱责任及对上诉人不利的说辞，如“授权给我，我再帮她办理”于法无据，不能采纳：其对上诉人有利的陈述，如“卡在我（李勇）这里”、“都是我操作的，金翠华没有参与”、“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到场”等，应当作为定案证据，2、认定被上诉方已对上诉方已履行发放100万元贷款义务系根本错误，故上诉人因未获得贷款而不应承担责任，理由如下：①前已述及，李勇作为发放100万元款项及将该款项转支他方的行为人，从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故其行为对上诉人无效，应由李勇本人承担责任；②被上诉人发放100万元款项给上诉人账户的行为根本没有履行与上诉人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依照《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该行为因欠缺发放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民事行为的生效，意思表示真实是必要条件。本案被上诉人必须按照《合同法》规定的通知、协助、保护等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地以发放贷款给上诉人金翠华使用、将该贷款置于金翠华的完全掌控支配之下、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其贷款使用权为目的。然而本案被上诉人却在未接到上诉人放款通知、未审核上诉人是否按照《门柜操作流程》规定到柜台现场接受贷款并指令转款、明知李勇等信用社相关人员转款行为办严重违反流程规定的情况下，悍然将款项转支与上诉人完全不认识、无交道的案外人。被上诉方的这一行为性质，使上诉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获得贷款这一合同根本目的落空，而这一落空的结果与上诉人自身无关，却与被上诉方违规操作有法律上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被上诉方在无上诉人参与或指令的“发放贷款”及“悍然转款”这两个前后衔接的行为，本质上的目的系为李勇等人非法获得这100万元款项提供方便，并不是为了上诉人能正常获得并支配该笔贷款。由此可见，表面上看被上诉人有发放100万元款项的行为，实质上该行为却不是以履行《个人借款合同》为目的，不具有依据该合同发放贷款给上诉人使用的意思表示，故依照《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及《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发放贷款行为无效。③被上诉人发放100万元及转支该款项的行为违反被上诉方规定的《门柜操作流程》，故因违反《民法通则》第55条第（三）项的规定而无效。被上诉人未依照上述流程审核上诉人到场办理情况，未留存本人影像，其违规后果是上诉人根本不能获得依据合同应当获得的贷款，该款项被李勇非法获得。如此，被上诉人及李勇两者既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也是没有履行借款合同真实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转款行为非法，且其对转款行为的非法是明知的，该行为因转款行为非法而无效。④上诉人未到现场发出实际使用货款的意思表示，被上诉方亦未接到此通知，故被上诉人发放贷款的行为能力不具备；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发放款项而计取利息，会导致上诉人在不需要贷款的情况下，每月损失高额的利息，故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要约（即实际使用贷款的需求）而承诺（自行放款），因上诉人不予追认而无效。3、在贷款100万元过程中，上诉人无任何再借款给李勇的意思表示，李勇擅自转走该100万元系与桂林分社恶意串通，监守自盗，故上诉人没有任何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持自2张借条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借款80万元的延续的表示，系适用法律错误。1、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债权人持有借条，但债务人通过银行转款的形式履行债务，借条的效力归于失效的情形；2、本案李勇欠上诉人80万元借款在先，在该债务尚未归还的情况下，筹借80万元归还于上诉人账户，无论情理还是法律上均是履行之前未结债务，不可能在未归还债权人以前的债务情形下，置原先债务不理，却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借债。一审判决此认定显然是强词夺理；3、双方实际上商定，李勇归还了80万元后，上诉人应交付其借条。本案因李勇迟迟未到成都向上诉人交付还款凭据，故上诉人无法交付借条给李勇，此情形法律上无法视为对之前借款的延续。另须注意，在李勇以转账方式归还80万元借款并持有转账或存款凭据的情况下，上诉人实际上是不能再向其交付借条的，否则无法同李勇的转账凭证对抗，即李勇的还款行为在证据上会成为上诉人的不当得利。据此，上诉人持有借据的行为也不是对之前贷款的延续。（二）、认定上诉人签署空白文书就要自己承担责任，反而利用该空白文书非法套取100万元的始作俑者不用承担责任，这是一审判决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1、上诉人签署空白文书，是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放款之前的手续和流程，确保必要时立即获得贷款，不是对李勇的授权。司法实践中，会计出纳保管空白支票．不是其就有权随意填写数据支取单位款项；房主出门时未关好门，也不是授权邻居或他人可以随意到其家中拿取财物。失主无意的疏于防范，不能成为他人非法获得失主财物的合法依据。故无论失主是否疏于防范，应受法律制裁的均系盗取财物者，而不是失主，盗窃者不得逍遥法外。如此浅显的道理，无需赘述。2、上诉人签署空白贷款资料，并末完成全部贷款手续。依照《门柜操作流程》，即使李勇擅自填写完毕该空白文书，但如果没有上诉人到柜台现场办理，被上诉人仍然不能放款，更不能将款项转与案外人。因此，上诉人之所以将空白文书交与李勇，还有基于贷款流程制度的考量。本案中，被上诉人显然违反了自身明知的规章制度，造成的后果当然应当由其自身承担。三、一审判决未依法追加李勇、黄得银、张贤林三人为本案当事人以查明事实，系审判程序违法。该三人在本案中对查明案件事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予以追加。综上所述，案涉贷款办理过程中，上诉人从未授权李勇具体经办贷款发放及转支他人手续；除李勇自己的辩解外，一审案卷无任何证据支撑此认定，故一审如此严重错误的认定必须予以纠正；桂林分社在发放贷款过程中，明知李勇无上诉人的授权，且明知上诉人未到现场办理相关手续的行为违反其《门柜操作流程》，故其放款及转支行为违反《民法通则》第55条及《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因违法而无效；桂林分社放款行为不是为了使上诉人根据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获得贷款，而是帮助李勇非法套取该款项，故桂林分社的行为并无履行《个人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因欠缺发放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效。一审判决罔顾如上事实和法律，根据弄虚作假的利害关系人李勇的个人陈述，在上诉人予以否认又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地凭空认定上诉人对其进行了授权，是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必须予以纠正。因此，本案的真实事实是李勇无授权即发放贷款和转支，桂林分社明知违法而帮助李勇实现其侵吞该100万元资产的非法目昀，两者恶意串通，并末向上诉人履行支付贷款的合同义务，故其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不去明确违法违规者的法律责任，却想当然地认定上诉人签署空白文件就应当自己承担损失，显然是错误地理解和适用法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明确桂林分社及李勇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驳回被上诉人的无理诉求。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翠华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2、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抵押房产具有优先受偿权；3、高勇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金翠华、高勇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翠华、高勇系夫妻。2013年1月，金翠华向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申请贷款80万元。桂林分社工作人员陈代松、李勇让金翠华签署了空白的全套贷款资料，随后，陈代松、李勇分别于2014年1月3日、同年7月12日以出具借条方式向金翠华借用该笔80万元贷款，并自愿承担贷款利息及给付金翠华利息。陈代松、李勇向金翠华所属工商银行卡打入利息共计10余万元。在贷款将要到期时，李勇等桂林社工作人员筹借80万元存入金翠华贷款账户内偿还了信用社贷款。金翠华至今仍然持有陈代松、李勇出具的2张借条，合计80万元。2015年1月，李勇找到黄得银借款20万元，后该款通过丁念绪打入金翠华账户。同年1月份，金翠华第二次签署空白全套贷款资料，并做相关抵押登记，约定办理贷款100万元。金翠华就办理贷款100万元签署的空白贷款资料如下：借款申请书、《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借款支用申请书、贷款支付委托书、借款借据、银行存款、取款业务凭证。其中，高勇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尾处抵押人及保证人一栏签名捺印。其中，《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额度为100万元，借款用途：经营服装、百货，借款支用有效期自2015年1月25日至2017年1月24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贷款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借款的支付方式：借款人在使用借款单笔金额超过50万元以上的，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借款人向贷款人出具借款支用申请、相关交易资料，经贷款人同意后，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借款人委托贷款人直接将借款资金支付给借款人的交易对手。违约责任：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或支付相关费用，贷款人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借款担保：保证、抵押。《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自愿为上述《个人借款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承担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金翠华、高勇以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晨辉路108号5栋1单元3楼5号住宅（成房权证监证字第18838**号、建筑面积为118.45㎡），位于锦江区晨辉东路1号5栋1单元3层7号的住宅（成房权证监证字第35620**号、建筑面积为59.68㎡）、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董家湾中街3号的房屋（房权证监证字第16942**号、建筑面积为77.95㎡）作抵押担保，并于同年1月28日在成都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房屋他项权证分别为：成房他证字第1336055-2号、成房他证字第1336055-3号、成房他证字第133605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2015年1月31日，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金翠华的银行卡（账号为6210331810017321788）发放贷款1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到期日：2017年1月24日，执行月利率为9.5‰，还款方式：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次日，李勇就金翠华的100万元贷款向张贵林（账号：62103318100222014110）转账77万元、向黄得银（账号：6214571881000545171）转账20万元，以上款项用于偿还金翠华向丁念绪的借款20万元及桂林分社工作人员筹借的80万元。自2015年3月21日起，金翠华未按合同约定按季结息，截至2016年9月20日积欠利息185636.9元。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2015年9月，金翠华到乐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警称：其于2015年1月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签订授信额度为最高额100万元的贷款合同，但未要求信用社发放这笔贷款，而桂林分社在2015年4月电话催其还贷款利息，其觉得被骗，请求乐至县公安机关调查。乐至县公安局随后立案侦查，于2016年8月8日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2015.9.9挪用资金案”，因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中，金翠华、高勇虽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系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企业分支机构，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企业法人对其分支机构形成的债权具有向有关义务人主张依约履行的权利，故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本案原告向金翠华、高勇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适格。金翠华关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非放贷主体，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称，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2：对于合同效力问题。本案中，金翠华签订空白贷款资料形成《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金翠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预见到签订空白贷款资料形成的法律后果，并予以承担。高勇称保证合同签名不属实，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高勇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以上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争议焦点3：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否向金翠华履行放贷义务，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职工李勇将涉案100万元贷款向案外人黄得银、张贤林转支付的行为，系用于偿还金翠华向丁念绪的借款20万元及桂林分社工作人员筹借的80万元。庭审中，金翠华辩称未实际收到贷款，也未授权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他人支付贷款，关于借款20万元，通过本院调取的李勇的询问笔录及转款凭证可以证实金翠华知道李勇借款20万元给她。关于李勇等桂林分社工作人员筹借的80万元，系用于偿还2013年金翠华在信用社的80万元贷款，但金翠华至今仍然持有陈代松、李勇出具的2张借条，合计80万元，金翠华继续持有借条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借款80万元延续的表示，该80万元借款系金翠华与他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综上，本案贷款100万元虽未直接向金翠华发放，由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职工李勇分别转支付给案外人黄得银、张贤林，但现有证据能够证实金翠华对转支付款项的来源、构成均是知晓的，同时结合金翠华在银行存款、取款业务凭证上签名的真实性，可认定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向被告金翠华履行放贷义务，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金翠华未按合同约定按季结息，构成违约，根据《个人借款合同》关于“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或支付相关费用，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约定，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金翠华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且贷款已于2017年1月24日到期，故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要求被告金翠华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金翠华、高勇用登记在被告金翠华名下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晨辉路108号5栋1单元3楼5号，位于锦江区晨辉东路1号5栋1单元3层7号、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董家湾中街3号的房屋三套作抵押担保，并于同年1月28日在成都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并对抵押财产进行登记，原被告抵押关系合法有效，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依法取得了该抵押财产的抵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金翠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有权从抵押财产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款以100万元为限优先受偿。故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要求对抵押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高勇为被告金翠华向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被告金翠华从2015年3月21日起未按季支付利息，构成违约，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因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未提交向被告宣布贷款到期的相关书面依据，故应将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起诉讼之日即2016年10月8日视为宣布贷款到期日，保证责任从次日产生，高勇应对本案债务以100万元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要求被告高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金翠华在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偿还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包括截止2016年9月20日的利息185636.9元及借款100万元从2016年9月21日起至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二、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登记在被告金翠华名下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晨辉路108号5栋1单元3楼5号，位于锦江区晨辉东路1号5栋1单元3层7号、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董家湾中街3号的房屋三套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最高债权人民币100万元的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高勇对本判决第一项借款本息在最高债权人民币100万元的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高勇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金翠华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金翠华、高勇虽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但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系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企业分支机构，其行为的效果仍由法人承担，故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本案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金翠华、高勇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金翠华、高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知在空白合同上签名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在空白合同中签名，表明其已授权他人对合同上的其他内容进行补充填写。因此，金翠华、高勇明知在空白合同上签名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仍对自己的民事行为采取随意、放任的态度，故金翠华、高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金翠华、高勇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签订合同之时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并且，办理贷款时虽然金翠华、高勇不在场，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在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之处，但是这些不规范行为不是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违规放贷行为属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工作人员的内部行为，不能以此免除金翠华、高勇的责任。据此，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与金翠华、高勇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故金翠华、高勇应根据其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签订的合同对该笔借款承担责任。根据《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的记载，金翠华名下的银行卡在2015年1月31日入账100万元（摘要为发放贷款），结合借款借据等证据，虽然金翠华称该银行卡不是由其控制，但由于其将在信用社办理的银行卡交予他人控制的行为与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性质相同，故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将100万元借款打入金翠华在信用社办理的银行卡上时，就已经表明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分社已经履行了其义务。上诉人关于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贷款支付义务缺乏关键证据支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勇、黄得银、张贤林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该三人为本案当时参加诉讼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71元，由上诉人金翠华、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柯 劲审判员 彭 敏审判员 苏振宇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官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