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634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惠民，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旭，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伟，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法定代表人：张立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晓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程金山，男，196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王玮，男，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王波波，男，197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王新华，男，197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女，195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王霞，女，197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赵伟，男，197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孙纪泉，男，1967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蒋亭，男，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刘建，男，1977年10月27日出生，满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审第三人：樊建中，男，196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原审第三人：柳春琦，女，197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雒运朴，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吴秋明，男，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14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伟，北京市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14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惠民因与被上诉人王旭、原审被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原审第三人程金山、王玮、王波波、王新华、张立岩、王霞、赵伟、孙纪泉、蒋亭、刘建、樊建中、柳春琦、雒运朴、吴秋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7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惠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的：2016年4月13日，中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汪惠民对上述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可，但对于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额均未提供其他有效反证予以推翻。本院不予采信”。事实上，不是汪惠民对于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额未提供有效反证予以推翻，而是一审判决无视汪惠民提供的有效证据，利用司法权力，作出硬性司法判决。《中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是一份虚假证据，其理由如下：1、中科公司股东的持股数是由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因此凡是经合法的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股东及股东持股数，按中科公司章程规定在中科公司内部都是有效的。汪惠民提供两份中科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证明在不同时期中科公司内部有效股东人数及股东持股数。（1）2013年6月2日的中科公司2013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确认截止到2013年1月31日中科公司股东人数为28人，总股数为93股；（2）2015年3月26日的中科公司2015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修改了中科公司股东持股管理办法中涉及股权转让的有关规定，使原股东所持股权不能转让，修改为股东间可以转让股权。该股东大会确认中科公司当时的股东人数为25人，总股数为72股。按中科公司原股东持股管理办法规定：股东所持股权不能转让，股东辞职、离职后，即自动放弃在公司所持股权。股东退休后，保留原持股的50%股权，五年后，其股权由公司购回。比较上述证据，股东人数由28人减为25人，股东持股数由93股减少为72股的变化是由于：一是2013年1月25日齐晓寰离职，放弃他所持有的4股；二是2014年6月刘小峰辞职，放弃他所持的6股；三是2013年8月汪惠民退休，减少其所持20股的50%（10股）；四是2015年，原股东陈瑞丰退休已满五年，已不具备中科公司股东资格，并放弃所持的1股股权。截止到2015年3月26日之前，中科公司股东人数（25人）及持股数（72股）在公司内是公开的，是所有股东都了解并认可的，从没有产生任何纠纷。2、2015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13日期间，中科公司股东和股东持股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除部分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外，股东持股总数不应发生变化。3、据查，张立岩、孙纪泉、刘建在2015年4月3日与刘小峰签订了受让刘小峰6股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张立岩又在2016年4月12日与齐晓寰也签署了受让齐晓寰4股的股权转让协议。4、刘小峰2014年6月离职，齐晓寰2013年1月25日离职，已经不具中科公司股东资格，没有出席该股东大会。因此，在刘小峰和齐晓寰不具中科公司股东资格的前提下，刘小峰及齐晓寰的股权转让不符合中科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中科公司总持股数不是82股，而是72股。5、王旭提交的证据1存在明显形式缺欠，是伪证。该证据即股东大会决议记录的开会时间是2016年4月13日，但是张立岩和王旭在一审海淀法院的“开庭笔录”记录，当天的上、下午二人都在一审法院出庭，没有时间参加股东大会，所以股东大会决议明显是伪造的。6、在涉及13件“中科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司法判决确认中科公司股东人数和持股数的唯一依据是中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认定的股东14人。但是，中科公司依据司法判决进行中科公司股东工商注册变更后的结果是股东16人，司法判决的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因此，一审法院对中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认定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另查，“中科公司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惠民、刘小峰、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各方”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这是因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中科公司在工商登记注册股东的证据时排除了海淀法院（2013）海民初字10543号判决及海淀工商局据此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撤销变更登记通知书均未予采信，未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认定张立岩、樊建中为第三人错误。中科公司在工商注册股东的变更发生多次，汪惠民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中科公司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惠民、刘小峰、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各方显示的内容是错误和无效的。原因是，中科公司在海淀工商作出“处罚决定书，撤销变更登记通知书”后，中科公司没有及时进行公司的工商注册变更请求。1、汪惠民的证据7：2012年8月20日，中科公司向工商局提出变更注册股东请求，中科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由原股东齐晓寰、程金山、戎志敏、朱进桂、王玮、刘小峰、汪惠民、胡交宇8人中齐晓寰将10股转让给樊建中，朱进桂将10股转让给汪惠民，王玮将10股转让给张立岩。同时，中科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为程金山、樊建中、胡交宇、刘小峰、戎志敏、汪惠民、张立岩。2、汪惠民证据8：2012年11月22日，中科公司向工商局提出变更注册股东请求，中科公司第七届第二次由原股东会股东程金山、戎志敏、刘小峰、汪惠民、胡交宇、樊建中、张立岩7人中，戎志敏将10股转让给汪惠民。同时，中科公司第八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为程金山、樊建中、胡交宇、刘小峰、汪惠民、张立岩。3、汪惠民证据9：2013年9月13日的海淀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科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中“同意程金山、樊建中、胡交宇、刘小峰、戎志敏、汪惠民、张立岩组成新的股东会及樊建中出资货币10万元”的决议内容无效。4、汪惠民的证据10:2014年6月26日工商海淀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2014年8月8日撤销变更登记通知书：（1）撤销当事人于2012年8月30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2）复恢到本次撤销前的登记事项及内容。依据法律生效的判决书、处罚决定书以及通知书明确确认：樊建中、张立岩不是工商注册股东，中科公司在工商注册股东应为：齐晓寰、程金山、戎志敏、朱进桂、王玮、刘小峰、汪惠民、胡交宇8人，并且汪惠民占30%，其他7人各占10%。5、汪惠民证据4，涉及齐晓寰案北京一中院判决书认定：撤销前的登记事项及内容显示，中科公司认缴资金1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且已实际缴付，其中汪惠民出资30万元、朱进桂出资10万元、刘小峰出资10万元、程金山出资10万元、齐晓寰出资10万元、胡交宇出资10万元、王玮出资10万元、戎志敏出资10万元。6、中科公司非常了解，海淀工商局认定中科公司有效的注册股东为齐晓寰、程金山、戎志敏、朱进桂、王玮、刘小峰、汪惠民、胡交宇8人，因此在2015年1月，中科公司进行延期公司经营期限的变更请求时，不是以“程金山、樊建中、胡交宇、刘小峰、汪惠民、张立岩”6人的注册股东，而是以齐晓寰、程金山、戎志敏、朱进桂、王玮、刘小峰、汪惠民、胡交宇8人中的程金山（10股）、戎志敏（10股）、朱进桂（10股）、王玮（10股）、汪惠民（30股）5人，合计70股，达到变更注册股东签字符合法定要求。7、中科公司不守诚信原则。2016年11月，中科公司向海淀工商局提出股东注册登记变更请求时，中科公司已经完成了股权确权工作，并且进行了工商登记事项变更。但是，现在中科公司又支持王旭再次提出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显然，现在的中科公司有违诚信原则。因此，本案判决简单认定：另查，“中科公司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惠民、刘小峰、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各方”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引用的涉及2015年5月王旭起诉中科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认定错误。1、在2015年5月5日，王旭起诉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王旭起诉的主要证据是汪惠民与王旭在2015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及中科公司出具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虽然“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记载王旭持有5股，但是王旭也只诉求2股的股权，即王旭实际在中科公司的持股数，这种做法是诚实的。而不是判决书认定的“王旭有权先行就其所享有之部分权利内容予以主张”。2、一审判决认为：“汪惠民就该诉并未发表任何意见”的判断是错误的。事实上，一审法院是在汪惠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的。3、在海淀法院做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8595号民事判决中，虽然“查明王旭在中科公司内部持股数为5股，对应的持股比例为6.0976%”，但是，其证据只是中科公司提供的一份“中科公司持股情况”列表。对于该列表，北京一中院的二审判决也认定：“对此本院认为，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确系中科公司单方盖章出具，且持股情况仅显示了90%持股比例，尚有10%股权未明确持有人，不足以认定该持股情况列表的真实性、完整性。”因此，王旭持有5股股权，是有争议的。（四）王旭提供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是伪造的。中科公司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都“克隆”于统一模板，汪惠民与12位股东签订的“股东代持协议书”，都是由王旭统一代理完成的，并签约时间为2015年5月5日。王旭在准备好的代持协议的第三页，让汪惠民签字，汪惠民出于支持公司股东要求实名在工商登记注册的愿望，虽然当时就表示不了解代持比例一事，但王旭表明由公司计算后正式计入，于是汪惠民在被代持方未签字和公司并没盖章的协议书上首先签字。由于签字后需由被代持方签字和公司盖章，所以当时及至现在汪惠民并没有拿到正式协议书。另外，只要提出两个问题，就可清楚“股权代持协议书”是伪造的。1、为什么股权代持协议在先，股权转让协议在后？（1）在涉及张立岩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一审“开庭笔录”中，法官问到“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晚于代持协议的原因？”，张立岩回答：“在代持协议之前已经形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后来补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如当事人双方都认可，也无可非议。（2）汪惠民2015年5月5日与王旭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但是汪惠民当时只知道王旭持有2股，事后汪惠民才于2015年5月31日将所持2股转让给王旭，况且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协议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汪惠民不可能事先了解王旭事后的持股情况，即无法与王旭签订他请求汪惠民代持其6.0976%的股数。因此，汪惠民与王旭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无效。2、为什么是以中科公司总股数为82股进行计算持股比例？中科公司股东2015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是以中科公司股东总持股数为82股进行计算的，但是82股的依据竟然是2016年4月13日召开的“中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中科公司董事会炮制2015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时，就已经预先设计好了一年后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结果及一年后中科公司股东召开的“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这根本不可相信。3、一审法院即依据中科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确认王旭持有2股，又另查根据中科公司所出具的持股情况列表，认定王旭在该公司内部的持股数为5股，对应的持股比例为6.0926%，采用两种认定标准。但是一审法院对两种认定结果的不同未做任何解释，就判决“确认第三人汪惠民所持被告中科公司2.439%的股权归原告王旭所有”，其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4、王旭向法院提交了与汪惠民于2016年5月5号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汪惠民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剥夺了汪惠民的基本诉讼权利，缺席作出判决。2、在一审开庭中，对所有有质疑点时，一审法官总是避免当事人进行辩论，使王旭可以回避汪惠民的质疑。王旭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汪惠民所述的应予以撤销改判发回的情形。2、不同意汪惠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汪惠民的上诉理由95%以上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因代持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代持协议经过海淀法院一审、北京一中院二审、北京高院的再审、北京一分检的检察监督，四个程序均确认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本案中汪惠民也没有提供新证据足以推翻代持协议的效力，所以汪惠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3、海淀法院、北京一中院已就相同事实的案件作出了生效判决，汪惠民以同样的理由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向北京一分检申请检察监督，均被驳回，说明其提起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没有充分的依据。4、本案的争议是因代持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已经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中科公司其他全部股东也均认可王旭持有5股，占6.0976%。5、汪惠民所提的程序问题，并不合理。中科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事实认定：（一）中科公司以董事会成员的名义对外进行股东工商登记，这个架构是汪惠民在中科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设计和管理的。工商登记的股东实际上是公司的董事成员，随着每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商登记的股东也随之变化。但在公司内部，每一位股东的股数和持股比例都是通过股东大会确认的，每一位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都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行使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股东权利。正是因为中科公司特有的股东会结构和股东之间代持的事实，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及持股数一直处于变化状态。汪惠民认为2016年4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和股权代持协议系伪造，但没有能够提供反证予以推翻。（二）关于工商登记股东的情况，有工商变更记录予以证明。汪惠民提到的2012年8月20日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股东齐晓寰将其10万元出资转让给樊建中，并修改章程，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上齐晓寰的签名，均是汪惠民授意伪造。2013年初，齐晓寰以公司决议效力纠纷为案由，向海淀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本次股东会决议中“齐晓寰将其10万元实缴货币出资转让给樊建中”的决议内容无效，而其他决议内容仍然有效。海淀工商分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也因此事件对中科公司作出处罚。汪惠民个人的违法行为给中科公司造成极大损失，现在还要无理阻碍公司实际出资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进程。（三）汪惠民认为（2016）京01民终6084号民事判决书错误，但该判决书已经生效，且汪惠民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经北京高院审查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汪惠民又向北京一分检申请检察监督，经北京一分检审查决定不支持监督申请，汪惠民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程序问题：一审两次开庭汪惠民均参加，而且给予其充分的表达时间，并不像其所说是缺席判决。综上，请求驳回汪惠民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述称：14人均同意王旭的答辩意见。王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旭享有中科公司3.6586%的股权；2.中科公司依法为王旭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3.中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月25日，中科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注册号：110XXXXXXXX8313）。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惠民，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营业期限自1995年1月25日至2045年1月24日。2007年2月28日，中科公司形成一份股东大会决议，记载出席股东一致通过并达成如下决议：“……2、选举产生新股东孙纪泉、王旭，股份数各为1股……”。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王文生、宋焰琴、刘小峰等到会股东的签名字样。2010年1月28日，中科公司形成一份股东大会决议，记载会议经投票达成如下决议：“……2、樊建中、王新华、王旭各增加股份1股，孙纪泉、王波波各增加股份1/2股……”。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王波波、孙纪泉、胡交宇、樊建中等到会股东的签名字样。2010年8月27日，中科公司形成一份2010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纪要，其上记载：“……3、变更中科公司对外（工商、专利局、代理人协会）注册股东的形式，以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进行形式注册。中科实际股东成员由股东大会决议形式确定，并在法律上有效。”上述会议纪要落款处，分别有樊建中、王玮、胡交宇等董事的签名字样。2013年5月8日，中科公司2013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记载：“股东大会认为，公司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是以董事为代表的形式上注册登记的做法，是董事会会议纪要认定的。……这种做法对公司经营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但确实能提高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实践证明是可行的。”2015年5月5日，王旭（甲方）与汪惠民（乙方）及中科公司（丙方）共同签署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甲方所持丙方6.0976%的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作为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而甲方则为代持股权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代持股东的名义持有人，不得代甲方行使实际归属于甲方的任何股东权利，甲方作为丙方股东的实际权利仍由甲方享有。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有效期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丙方在工商管理部门做股东实名注册、或法院判决生效、或乙方决定不再委托甲方代持之日止。该协议生效后，甲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是丙方的实际股东，有权行使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丙方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身份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参与丙方相应活动等。乙方作为甲方的受托人，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处置代持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或以代持股权为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等。上述协议书的落款处，分别有王旭、汪惠民两方的签名字样，另加盖有中科公司的公章。2016年4月13日，中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记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3人，王玮缺席，参加投票代表95.1220%的股权，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确认目前股东和股权份额如下：……王旭，持股数5，比例6.0976%”。据该协议记载，中科公司现股东14人，持股数额82股，上述协议的落款处，分别有张立岩、孙红泉、雒运朴、刘建、王霞、柳春琦、蒋亭、吴秋明、王新华、王旭、王波波等股东签名字样。汪惠民对上述股东会决议不认可，但对于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持股数额均未提供其他有效反正予以推翻。该院不予采信。另查，关于中科公司的股东情况，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惠民、刘小峰、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各方；2017年1月20日，该公司的股东进行变更，现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张立岩、程金山、雒运朴、樊建中、王波波、王玮、王霞、吴秋明、蒋亭、孙纪泉、柳春琦、刘建、赵伟、王新华、王旭、汪惠民，其中汪惠民显示的持股比例为3.6586%，王旭显示的持股比例为2.439%。2015年5月，王旭在该院起诉中科公司要求确认王旭持有中科公司2.439%的股权并由中科公司为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科公司登记股东汪惠民、张立岩、刘小峰、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均被追加为第三人，诉讼中张立岩、刘小峰、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均认为王旭作为隐名股东，有权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汪惠民就该诉讼并未发表任何意见。2016年7月29日，该院做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8595号民事判决，查明王旭在中科公司内部持股数为5股，对应的持股比例为6.0976%，并认为王旭系中科公司的隐名股东，现已明确要求将其股东资格予以显名化，且其要求确认其持股的具体比例，亦并未超过股权代持协议书所记载之具体范围，王旭有权先行就其所享有之部分权利内容予以主张，故判决确认第三人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股权归王旭所有；中科公司负责将第三人汪惠民所持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王旭名下。第三人汪惠民就上述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11月24日，北京一中院做出（2016）京01民终6084号民事判决，在确认一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另查明汪惠民持有中科公司10股股权，已经于2015年5月31日全部转让，并拿到了1600万元的对价，汪惠民已于2013年退休，不再参与中科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判决认为，王旭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汪惠民主张该协议书被篡改，但在其认可协议书第三页其本人签字真实性的情况下，因其并未提交其认为真实有效的协议书，亦未就代持人数、持股数额予以说明，故对其意见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的记载，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的部分股权实际系代王旭持有，王旭实际系中科公司的隐名股东。按照协议约定，王旭所持中科公司6.0976%的股权由汪惠民代王旭持有。因（2016）京01民终6084号终审判决已经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的股权归王旭所有且由中科公司负责将该股权由汪惠民变更登记至王旭名下，故王旭本案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其持股的具体比例3.6586%，未超过股权代持协议书记载的范围。王旭曾就部分权利内容予以主张，现工商登记王旭持有股权比例2.439%，系执行该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8595号民事判决以及北京一中院（2016）京01民终6084号民事判决而来，该院对此不持异议。汪惠民以此变更登记主张中科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不存在代持的情况，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根据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应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予支持。本案中，除为王旭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之外，均明确表示对王旭所诉请之持股内容不持异议。因此，王旭要求确认持有中科公司3.6586%的股权之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因此，除王旭已经在工商登记的2.439%的股权之外，现在被确认另持有中科公司3.6586%的股权的情况下，其有权要求中科公司履行变更工商登记的法定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百分之三点六五八六股权归王旭所有；二、中科公司负责将汪惠民所持该公司百分之三点六五八六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旭名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汪惠民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6）京01民终209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齐晓寰在2014年不是中科公司的股东。证据2，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证明中科公司在工商变更的时候共计8名股东，其中5名股东参加会议。王旭认为，2份证据均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二审新证据的条件，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中科公司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正常从法律文书网下载的判决格式不一样。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14名原审第三人同意王旭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审法院就本案曾4次开庭，汪惠民参加了全部开庭，并在笔录上签字。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王旭依据其与汪惠民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汪惠民则主张该协议书是伪造的，是王旭在准备好的代持协议的第三页上让汪惠民签字，汪惠民在不了解代持比例的情况下所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汪惠民虽然主张王旭提交的代持协议是伪造的，但王旭予以否认，汪惠民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上，王旭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的记载，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的6.0976%的股权系代王旭持有。因其中的2.439%股权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归王旭所有，并已变更至王旭名下，现王旭请求将剩余的3.6586%股权变更至其名下，未超过股权代持协议书记载的代持股权的范围，其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汪惠民上诉称，一审法院缺席作出判决，剥夺了汪惠民的基本诉讼权利。经查，汪惠民参加了一审法院全部开庭，并在开庭笔录上签字，该上诉理由与事实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汪惠民在上诉状中另陈述多项上诉意见，诸如一审法院认定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错误，工商登记股东和公司实际股东不一致，等等。本院认为，本案系王旭依据与汪惠民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如前所述，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双方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中科公司及本案14名原审第三人对王旭的诉讼请求均无异议，也没有证据显示案外人对诉争股权主张权利，且汪惠民明确表示其在中科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再持有股权，故汪惠民提出的其他上诉意见无论成立与否，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不再赘述，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汪惠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汪惠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杨清惠代理审判员  刘 婷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张 岩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