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82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润森，男，1964年9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润田，男，1947年4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润合，男，1957年6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润启，男，1952年3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润芹，女，1961年10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国杰，男，1982年5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幸岩，女，1955年5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微，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梦竹，女，1991年3月15日出生，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上诉人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因与被上诉人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9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被上诉人焦国杰及被上诉人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微、马梦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负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严重不符，严重侵害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允。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一致认为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新河村×号宅院（以下简称“讼争宅院”）的拆迁款应属于焦润森所有，没有商廷荣的份额。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1993年3月6日《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显示，讼争宅院的土地使用者为“焦庆云”个人，而且在《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上登记的地上物类别即权属栏中也显示为“房屋属焦庆云所有”，并没有写焦庆云和商廷荣共同所有。同时，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提供的2013年8月22日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新河村出具的《证明》中也显示为“讼争宅院的使用者为焦庆云”，不是焦庆云和商廷荣共同使用。一审法院认为讼争院落中的1、4号房屋属于焦庆云、商廷荣夫妻共同财产与事实不符。2、根据2005年12月31日《借条》显示，讼争宅院已经由焦庆云和商荣廷抵债给了焦润森，此时物权已经发生了转移。2005年的《借条》是焦庆云、商廷荣为防止日后因讼争院落产生纠纷，特意为焦润森书写，已表明×号院的全部权益归焦润森所有，是两位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12年的赠与协议系焦庆云为再次确认将讼争院落的全部权益赠与焦润森所写，两份证据并不存在冲突。3、根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助协议》和《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中被搬迁人均为“焦庆云”个人，且“安置人口处为2人，农业1人（即焦庆云）非农业1人（即焦润森）”，同时在（2015）通民初字第19538号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12行“焦庆云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方签订了相关的拆迁安置协议，其中载明被安置人为焦庆云和焦润森”。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虽在文中列明拆迁协议内容，但仍认定补偿款中有商廷荣的部分与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内容是相悖的，拆迁补偿协议中根本没有规定商廷荣享有的份额。4、本案所涉及的院落权属包括了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此为两个性质的物权，不能一概而论。宅基地的所有权为新河村集体所有，不是焦庆云的，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继承也不能分割的，商廷荣即便作为焦庆云的妻子也不能进行分割。2007年3月18日商廷荣就已经去世，不存在还能继续居住和使用该宅基地和房屋，自其去世时，其民事权利义务已经依法停止，不存在再主张权益的依据。而本案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要求法院确认100余万元属于商廷荣的遗产，在讼争宅院拆迁前商廷荣就已经去世，去世时还没有拆迁，所以拆迁补偿款不是商廷荣的遗产。5、一审法院在第十页倒数第五行及第七行存在事实错误。×号院落，原有房屋应为北房三间、西厢房三间及棚房，而不是判决书中记载的“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数算少了，但是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没有上诉。不同意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的上诉请求。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新河村×号院拆迁补偿补助款中的一半即1028598元属于商廷荣的遗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焦庆云、商廷荣夫妇均系新河村农民，二人育有六名子女，分别为焦润生、焦润合、焦润启、焦润田、焦润芹、焦润森。韩幸岩系焦润生之妻，焦国杰系焦润生、韩幸岩之子。2007年3月，商廷荣去世。2009年焦润生去世。2014年10月，焦庆云去世。新河村×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焦庆云名下。因北京市“两站一街”项目建设，需要征占新河村×号院的房屋及附属物等，在前期清登、评估和测绘基础上，焦庆云作为新河村×号院的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通州区分中心）、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台湖镇政府）于2011年11月签订了《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助协议》（档案编号为B11Z-03-039）等相关拆迁协议，上述相关拆迁认定新河村×号院的宅基地面积为318.32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正式房屋建筑面积为207平方米，被安置人口为2人（焦庆云、焦润森），根据上述拆迁协议新河村×号院获得的拆迁利益为：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684922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146701元、附属物及装修补偿价款36180元、搬迁各项补助费共计1189393元（其中包括住宅房屋搬家补助费3105元、节约土地奖8136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0元、无违章建房奖励费100000元、安家补助费75000元、宅基地补助费829920元），上述补偿补助款合计2057196元；焦庆云、焦润森作为新河村×号院的被安置人，被安置有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北里×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一套。2012年8月22日，焦庆云与焦润森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了《赠与协议》，该协议载明：1、焦庆云现将其所有的×号二居室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赠与焦润森所有，焦润森同意接受赠与；2、上述赠与行为于赠与人与受赠人签字之日生效，所赠与的财产的所有权随之转移给焦润森；3、焦庆云在上述房屋能够办理过户手续或办理产权证时，协助焦润森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及产权证，具体过户事宜由双方协商，所需费用由焦润森承担；4、焦庆云现将新河村×号院的全部拆迁补偿款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全部赠与焦润森所有，焦润森同意接受赠与。2015年，焦润森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为由将焦润田、韩幸岩、焦国杰、焦润启、焦润芹、焦润合等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焦庆云与焦润森于2012年8月22日签署的赠与协议合法有效，各被告就赠与协议的履行予以协助。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赠与协议合法有效，并认为对商廷荣的遗产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方认为新河村×号院属于焦庆云与商廷荣夫妇的共同财产，焦庆云在生前通过赠与协议的方式将其在新河村×号院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中的份额赠与给了焦润森，但因确认赠与协议有效的案件中并未处理商廷荣的遗产，因此要求依法确认新河村×号院拆迁补偿补助款中的二分之一即1028598元属于商廷荣的遗产。焦润森表示1987年3月，在焦庆云的主持下进行了分家，并签署了分家单，根据分家单兄弟五人每人分得了一处房产，新河村×号院分给了焦润森。为此，焦润森提交了1987年3月的分家单，载明：你们每人的所住房屋，均由父母主持家务时建造，（以后自己翻建也好），均有父母居住的权利，无权不准居住；2、到了生活自理困难之时，由五个人负责扶养，无权不管，不准相互推脱不管。生活所需费用由五个人平均负担。父母现有家用之低值易耗品（即浮财）由父母处理，到最后由五子焦润森处理，别人不准闹了，不准斤斤、两两计较。不准出难题。我们（父母）在世是个约，到最后是遗嘱，如有纠纷经法律部门解决，此约有效。立约人为：焦庆云、商廷荣。执约人为：焦润田、焦润生、焦润启、焦润合和焦润森，并有执约人每人的签字和手印确认，分家单的内容为焦庆云亲笔书写。焦润启表示上述分家单上其本人的签字和手印均不是其本人的，焦国杰和韩幸岩亦表示分家单上焦润生的签字和手印也并非焦润生本人的。焦润芹表示商廷荣不会写字，因该字据上并没有商廷荣的手印，因此焦润芹表示商廷荣对此事并不知情，且商廷荣也从未向其提起过分家的事情，焦润芹表示其对该字据的事情也不知情。三被告表示商廷荣当时表示没有焦润芹的份额，不必跟焦润芹说分家的事情，因此就没有跟焦润芹说分家的事情。焦润森表示上述字据从性质上看就是分家单，根据字据内容，兄弟五人每人分得一处宅院，焦润合、焦润田亦表示该字据即是分家单，根据分家单兄弟五人每人分得一处宅院，新河村×号院分给了焦润森。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说法不予认可，表示焦润森是接替焦庆云在北京城里上班，当时焦庆云在北京城里分得的房子给了焦润森，这样兄弟五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上述字据上所说的焦润森的房子是指北京城里的房子，并非新河村×号院。焦润森表示焦庆云当时在北京城里并未分房，1980年其接替焦庆云上班后居住在单位（皮革五金厂）分给职工居住的公租房中，1994年其居住的公租房拆迁，后又分给了其一个公租房，即北京市宣武区四平园×号楼×单元×号房屋，该房屋性质上系公有住宅，其仅享有租赁居住权，并不享有产权，为此焦润森提交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予以证实。焦润森据此认为上述分家单上的五人居住的房产一处，对焦润森而言即是指新河村×号院。另，焦润森提交了焦庆云作为立约人书写的字据一份，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六名子女均已成家立业，各有住处，独自生活。唯有五子焦润森家中无有他的房子（现在京是租房住）。现在我们夫妻俩住的房子是我的名字，为了更正过来，不给今后留下纠纷和矛盾，在我们有生之年内，把此房屋问题明确解决了，也了去了我的一桩大事，死后也闭上两眼了。我们老俩决定将我们现住的房屋院子留给老儿子焦润森永远为业，俗语说：“水流千遭归大海，树叶落在树底下”，为他们以后全家回来也有个安身之处，不至于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此院，北房（北房土房）三间、西厢房三间、两个半间小棚，此院南北长23米，南至道，北至东邻北房齐，东西宽12米，东至胡同，西至学校东墙。为了避免今后纠纷和矛盾发生，我了去此事，我活着是我的决定，我死后是我的遗嘱。该字据上焦润生、焦润田作为同意人签字确认。关于此字据形成的过程，焦润田表示当时是商廷荣主持让焦润生和焦润田先签字，然后再让其他兄弟签字，但其他人有无签字其并不清楚。关于该字据的形成时间，焦润田表示当时焦庆云七十多岁，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焦润合表示其对该字据并不知情，焦庆云和商廷荣也未向其提起过此事，但该字据上的字迹是焦庆云的笔体。原告方表示该字据上没有焦庆云的签字，也没有日期，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要件，应属无效。焦润森同时提交了2005年12月31日焦庆云、商廷荣出具的《借条》，载明：因看病买药等前后从焦润森处借得人民币19000元，因年迈无力偿还，经我和老伴商廷荣商量，决定将我们现住的房屋及院子等全部折给焦润森，做为清债，两清，不再还款。焦润森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父母看病向其借款19000元，因此将新河村×号院的房屋抵偿给了其本人，原告对该借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表示焦庆云退休后有三份工资，平时也有积蓄，没有必要向焦润森借钱治病，且焦润森的妻子没有工作，焦润森需要养家糊口，因此其没有能力向父母提供借款，且如果真如焦润森所述，则焦润森应当在确认赠与协议效力的纠纷中提出来新河村×号院应为其个人财产，综合以上事实说明焦润森的陈述及提交的借条均不属实。另查，商廷荣去世后，新河村×号院内建造东厢房三间、北房四间。焦润森表示商廷荣去世后建的房屋都是其出资的，焦润田、焦润合对此表示认可，原告表示焦庆云生前在敬老院时曾经告诉原告说，焦庆云的钱都用于盖房了，已经没有钱了，因此原告认为新建房屋是双方的父亲焦庆云出资的。被告表示新建的东厢房和北房是由焦润森出资，由焦润田负责找的建房人栾德江给建的房，建房的出资也是焦润森交给焦润田，并由焦润田与栾德江进行的结算。经法院与栾德江联系，栾德江不愿到庭作证，不愿参与此事，也不愿对建房的情况进行陈述。为了证明新建房屋的出资情况，焦润森提交了2009年11月26日焦庆云的遗嘱一份，其中有“后建的三间房是润森自己建的（新房）”的表述；焦润森据此认为焦庆云在遗嘱中已经认可新建房屋系其出资所建的事实。原告对该遗嘱不予认可，表示该遗嘱并非焦庆云的笔体。双方均一致认可搬迁测绘表及估价结果通知单中的4号房屋为原有北房、1号房屋为原有西厢房、2号棚房是原有房屋，5号房屋为新建东厢房、3号房屋为新建北房。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新河村×号院的拆迁补偿补助款中是否有商廷荣遗产及遗产份额的问题。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本案中的被继承人商廷荣于2007年3月去世，因此确定商廷荣是否有遗产及遗产份额，应以2007年3月商廷荣去世为确定的节点。本案中焦润森提交了1987年3月的分家字据、2005年12月的借条及焦庆云书写的字据（焦润生、焦润田作为同意人签字）等证据，用以证明新河村×号院归其所有、该院落的拆迁补偿及补助款亦应归其所有的事实，因此认定新河村×号院是否有商廷荣遗产的问题的关键是认定，商廷荣在去世时对新河村×号院享有的份额及商廷荣生前是否将其份额进行处置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新河村×号院内的原有北房三间及西厢房三间均系焦庆云、商廷荣夫妇共同建造，因此性质上系焦庆云、商廷荣夫妇的共同财产，其中的二分之一份额归商廷荣所有。1987年3月的字据上并未有将新河村×号院分给焦润森的明确表述，且根据焦润森其后提交的焦庆云书写的字据及2005年12月借条内容与焦润森主张的1987年3月的字据系分家、其依据分家单分得新河村×号院的事实相悖。且2012年8月焦庆云与焦润森在司法服务所见证下签署的赠与协议内容，与焦润森主张的1987年3月进行分家、将新河村×号院分给其本人的事实亦不相吻合，因此法院对焦润森主张的1987年3月的字据系分家，其根据该字据分得新河村×号院的事实不予确认。关于焦庆云书写的字据、2005年12月的借条中是否有商廷荣将其对新河村×号院份额赠与给焦润森的意思表示问题。焦庆云书写的字据中并未有商廷荣的签字和手印，不能确认为商廷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焦润森提交的该证据与焦润森提交的2012年8月的赠与协议相悖，故对焦润森提交的该证据，法院不予确认。与此同理，对焦润森提交的2005年12月的借条，因与2012年8月的赠与协议相悖，法院亦不予确认。2007年3月商廷荣去世，因此新河村×号院中商廷荣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即成为商廷荣的遗产。商廷荣去世后该院内新建的东厢房和北房，与商廷荣无关，因此新建的东厢房和北房中并无商廷荣的遗产份额。因北京市“两站一街”项目建设将新河村×号院征占，因此商廷荣对新河村×号院的遗产份额即转化为拆迁补偿补助款，因此新河村×号院拆迁补助款中与商廷荣对新河村×号院的份额相对应的部分，即属商廷荣的遗产。具体到本案，新河村×号院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原有北房三间、西厢房三间及棚房（搬迁测绘表及估价结果通知单中的×号、×号及×号房屋）对应的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原有北房三间及西厢房三间对应的附属物及装修补偿价款中的二分之一即为商廷荣的遗产份额。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主张新河村×号院的拆迁补偿补助款中的二分之一属于商廷荣的遗产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新河村一百零九号院拆迁补偿补助款中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房屋重置成新补偿价款、附属物及装修补偿价款中的三十八万三千三百七十八元七角五分，属于被继承人商廷荣的遗产；二、驳回焦润启、焦润芹、焦国杰、韩幸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新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次渠派出所证明信、1987年3月的字据、焦庆云书写的字据、借条、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助协议、搬迁测绘表、搬迁估价结果通知单、（2015）通民初字第1953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新河村×号院的拆迁补偿补助款中是否有商廷荣遗产及遗产份额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新河村×号院内原有的北房三间及西厢房三间系焦庆云、商廷荣夫妇共同建造，系焦庆云、商廷荣夫妇的共同财产，故其中二分之一份额应归商廷荣所有。焦润森提交了1987年3月的分家字据、2005年12月的借条及焦庆云书写的字据，欲证明新河村×号院归其所有、该院落的拆迁补偿及补助款亦应归其所有。但1987年3月的字据上并未有将新河村×号院分给焦润森的明确表述；焦庆云书写的字据中并未有商廷荣的签字和手印，不能确认为商廷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焦庆云书写的字据及2005年12月的借条，与2012年8月的赠与协议内容相悖，故一审法院对焦润森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2007年3月商廷荣去世后，商廷荣对新河村×号院中原有的北房三间及西厢房三间所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即为商廷荣的遗产。因北京市“两站一街”项目建设将新河村×号院征占，故商廷荣的遗产份额即转化为拆迁补偿补助款。一审法院根据搬迁估价结果通知单所载明的补偿款内容，计算属于商廷荣的遗产份额所对应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房屋重置成新补偿价款及附属物及装修补偿价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书中将“原有北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误列为“原有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本院予以纠正。综上，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58元，由焦润森、焦润田、焦润合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岚岚代理审判员  申峻屹代理审判员  赵 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林家诚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