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渝0113行初69号原告巴南区杨开明制衣厂，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其龙村10社，注册号500113600192165。经营者：杨开明。委托代理人张光琼，女，1973年5月19日出生，系杨开明妻子，住重庆市南岸区。被告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龙海大道6号。法定代表人刘莉，局长。委托代理人甄吉秀，女，汉族，1979年7月26日出生，该局工作人员，住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三人杨四文，男，196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市。委托代理人刘亨纯，女，1964年8月23日出生，系杨四文妻子，住重庆市合川市。原告巴南区杨开明制衣厂（以下简称杨开明制衣厂）诉被告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杨四文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开明制衣厂法定代表人杨开明，委托代理人张光琼，被告人社局委托代理人甄吉秀，第三人杨四文委托代理人刘亨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人社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巴南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116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杨四文2016年2月28日12点30分左右，在车间使用电剪时被割伤左手，其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杨开明制衣厂诉称，第三人杨四文经他人介绍至原告处从事车工工作，做好一件成品衣服便得一份劳动报酬，不做便没有，第三人上、下班也不需考勤，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只是劳务关系。第三人受伤时制衣厂车工还没有上班，第三人是在私自玩弄裁剪专用电剪刀时受伤，此电剪刀只有两名裁剪师傅负责使用、管理，不是第三人所能操作的，并且是第三人不听裁剪师傅、生产管理负责人警告、劝阻才造成的受伤。因此，第三人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受伤。证人向第三人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明及调查笔录，均涉嫌作伪证，与真实情况不符。被告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请求撤销被告人社局作出的巴南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116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人社局辩称，在工伤认定中，原告在收到被告送达的举证通知书后，未举示任何证据材料，第三人提交的材料与被告调查核实证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人证言已表明了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时受伤的经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为此，被告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第三人杨四文述称，第三人于2016年正月12日至原告处从事车工工作，原告单位属小作坊，第三人每天的工作便是把当天主管分的裁片做完才能下班，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车工在缝制衣服时，由于裁片不工整，几乎每一个裁片都需要修剪后才能缝制。除有两个车工自已出钱买了小电裁刀在使用，其余工人都是使用原告提供的大裁刀即电剪刀修剪裁片。2016年2月28日第三人是在原告单位用电剪刀修剪裁片时受伤，受伤后被厂里工人送去医院，在医院住院所缴纳的6000元押金由原告与第三人各支付一半。第三人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请求驳回原告杨开明制衣厂的诉讼请求。被告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及以下证据：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证明被告主体资格适格。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2、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杨四文申请工伤认定；3、病历资料，证明伤情诊断结论；4、杨四文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身份情况；5、证人汤德成、黄万红的书面证词以及被告对二人的调查笔录，证明杨四文与原告具有劳动关系，并且是在工伤时受伤；6、个体登记卡，证明原告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依据：7、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举证通知书及送达；8、工伤认定书及送达情况；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人社局已向双方送达相关文书，该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9、《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原告杨开明制衣厂质证认为，对证据2中第三人自述的受伤经过以及证据5有异议。证人汤德成与黄万红系夫妻，第三人是黄万红介绍至原告处工作，他们之间都是熟人关系。第三人受伤时间属车工的休息时间，即使在上班时间，第三人也不能使用电剪刀，电剪刀只能由专门的工人使用。，车工如需对裁片进行修剪，只能使用剪刀。有的工人想提高效率，自己购买了小电剪刀，原告只给车工提供缝制机器，不提供修剪工具。汤德成给原告也写了书面证据，内容与给第三人书写的书面证词不一，汤德成两次陈述内容互相矛盾，不应采信。证据9属适用法律错误。对其余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杨四文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杨开明制衣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黄万红、汤德成证词，二人与第三人系熟人关系，不知道事故真相，在被告的询问笔录中说了假话；2、证人朱X、朱X、陈X、张XX、辜XX书面证词，其中朱X、陈X、辜XX出庭作证。证明朱X、朱X系原告单位裁剪师傅，二人负责使用电剪刀裁剪衣服。2016年2月28日12点过，由于裁剪作业还未完成，车间主管辜长春尚未向车工分配生产任务，第三人未上班。第三人至裁剪室玩耍时拿起了电剪刀，几位证人均劝阻其不能使用电剪刀，但第三人不听劝阻导致受伤；3、电剪刀照片，证明不是第三人作为车工的工具；4、证人陈XX、柯XX、张X、徐XX、万XX、张X书证，证明与第三人均为原告单位车工，第三人受伤时由于裁剪工尚未裁剪完，车工尚未上班。被告人社局质证认为，对原告杨开明制衣厂的证人证词没有异议。第三人杨四文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有异议，自己使用电裁刀是为了修剪裁片，不是玩。第三人杨四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人汤XX、黄XX在2016年3月8日的书面证词、7月15日调查笔录、2017年5月31日的书面证词中，证明内容前后不一。原告证人中，证人身份包括电剪工、车工、车间主管、食堂师傅，证词形式既有书证，也有证人当庭作证，均证明电剪刀是电剪工的专用工具，第三人是车工，受伤时车工尚未上班，第三人因玩耍电剪刀受伤，证词内容互相吻合，相互印证。被告和第三人除汤XX、黄XX的证词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证人证词有不实之处，为此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不予采信，对其余证据均予以采信。根据以上有效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巴南区杨开明制衣厂为个体工商户字号，经营者为杨开明。2016年初，第三人杨四文至原告杨开明制衣厂从事车工工作，负责对原告提供的衣服裁片进行缝制。2016年2月28日12点30分左右，原告单位车工尚未开始工作，第三人杨四文至电裁车间玩耍，在玩耍电剪刀时不慎被割伤左手。经重庆学府医院诊断为：1、左食指屈肌腱止点断裂并指间关节囊破裂；2、左中指屈肌腱止点断裂并指间关节囊破裂；3、双侧指固有动脉及神经断裂。2016年6月14日，第三人杨四文向被告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同年6月21日受理，并分别向第三人和原告发出受理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2016年7月26日，被告人社局作出巴南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116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杨四文的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杨开明制衣厂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被告人社局作为巴南区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处理本区内工伤争议的法定职责。被告人社局系根据黄万红、汤德成的证词，对第三人杨四文的受伤作出“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的认定，而黄万红、汤德成的证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不应采信。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未提交证据，但本案庭审时提交的证人证言，均证明第三人杨四文受伤时并未上班，受伤地点不是车工的工作地点，受伤原因也非工作需要使用电剪刀的事实。电剪刀的使用者以及车间主管等人同时还证明，当时发现第三人使用电剪刀时便明确对该行为予以制止。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和第三人均未能予以否认，因此，被告仅根据黄万红、汤德成的证词对第三人系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认定，存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应当予以撤销。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巴南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116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君人民陪审员  彭家容人民陪审员  穆礼芬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 员代  柠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