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64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党某1，女，198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未央区村民，住西安市未央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党某2，男，1955年7月2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未央区和平小学退休教师，住西安市未央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女，195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未央区村民，住西安市未央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文雅，女，194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中国新纪元资产管理公司陕西分公司退休干部，住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某5，男，196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未央区村民，住西安市未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文雅，女，194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中国新纪元资产管理公司陕西分公司退休干部，住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某6，女，193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新疆质监局退休干部，住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文雅，女，194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中国新纪元资产管理公司陕西分公司退休干部，住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景某1，男，1964年2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平凉市人民银行职工，住甘肃省平凉市，系党素清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文雅，女，194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中国新纪元资产管理公司陕西分公司退休干部，住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新民之子):党某7，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远东公司下岗职工，住西安市未央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新民之子):党某8，男，197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陕西重型机械厂下岗职工，住西安市未央区。原审原告：党某3，女，住西安市，张会珍之女。原审原告：党某4，女，住四川省成都市，张会珍之女。原审原告：骆某，女，197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长安区，党晓芳之女。上诉人党某1、党某2、杜某因与被上诉人党文雅、党新民、党某5、党某6、景某1、原审原告党某3、党某4、骆某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2民初2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党某1、党某2、杜某，被上诉人党文雅作为被上诉人党某5、党某6、景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党某7、党某8作为党新民的继承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党某3、党某4、骆某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党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25平方米商业房归党某1所有，党文雅、党新民、党某5、党某6、景某1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原告一审期间的诉讼请求是分割43号院300平方米安置房面积，并未要求分割25平方米商业房，一审判决超过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违法判决。商业房不属遗产，25平方米商业房是奶奶张会珍生前赠予党某1的，生前就处理过的财产，不能当做遗产分割，有张会珍给党某1的遗嘱为证，一审未提交该遗嘱是因为原审原告诉讼未涉及25平方米商业房，突然判决分割深感意外。安置房不能当遗产分割，本案诉争安置房是庄基地使用权转换来的，具有家庭共有性和人身依附性，不能直接继承，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党某2、杜某同意党某1的上诉意见。党某2、杜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党文雅、党新民、党某5、党某6、景某1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对党必正遗产诉讼时效判定有误。父亲党必正1983年去世已超过33年，根据《继承法》第八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3年，再处理不当。遗产认定有误。1981年建造三间平房时，其父71岁、母61岁、兄26岁、弟21岁，四口人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没有分家，党某2是人力物力的主要贡献者，三间平房是1981年党某2为主、父母弟为辅建盖的，党某2不单有继承权且有原始所有权的主要份额，该房应为父母兄弟四人共同财产。应当重新认定分约的有效性。原审判决超越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违法。原审原告未要求分割25平方米商业房，原审原告早得知母亲生前已经赠予党某1并立有遗嘱。原审判决不公，适用法律不当。党某1同意党某2、杜某的上诉意见。党文雅、党某5、党某6、景某1针对党某1、党某2、杜某的上诉共同辩称，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党文雅、党某5、党某6、景某1、党新民未放弃继承。三间平房是父母及继子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资所建，当时党文雅出资300元，共计建房款不到一千元，党某2上师范、党某5年幼均无经济来源，两兄弟所建不是事实。无论分约、分书，三间平房非党某2所建，对方无权分割。拆迁前，43号院唯一户主为母亲张会珍，2010年张会珍以户主和被拆迁人身份与拆迁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户内人口仅党某1一人，并无杜某、党某2。党某5、党某2发生争议调解无效后，党文雅等继子女均同意依法分到的遗产房屋全部赠予党某5。党某5对病父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父母商议前房由父母居住，其他房屋由党某2、党某5各一半居住，二人权利均等。张会珍宅基地面积272平方米，安置面积应为544平方米，党文雅、党某5、党某6、景某1、党新民应为300平方米。张会珍分得25平方米商业用房，属母亲生前个人合法财产，死后遗产应由继承人分割。党新民尽了赡养义务，党某5无退休金。张会珍一生勤劳、身体健康，出钱出力资助党某2，母亲早年得胆结石，党某2全家无一人探望。43号院张会珍根据拆迁协议规定所建的回迁房，资金来源于张会珍和父亲及原告生母夏氏所建房屋，被党某2私自拆除变卖所得本息而建，因当时二人已去世，其本息应认为所有继承人投资所建。党某8、党某7同意党文雅的答辩意见。党某3、党某4、骆某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党文雅、党新民、党某6、党某5、景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父母遗产（拆迁43号院300平方米安置面积）；2、本案诉讼费由党某2、杜某、党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42年-××××年间，因妻子去世，党必正与张会珍结婚。党必正与前妻育有四个子女：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必正与张会珍结婚后育有五个子女：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2、党某5。党必正、张会珍均系红光村的村民，在该村的宅基地上建有房屋，其中包括三间平房（79.68平方米），并一直在此居住、生活。党某2与杜某系夫妻关系，婚后生一子党兴国、一女党某1。1983年,党必正去世。后张会珍与党某2、杜某、党某1一家继续在该宅基地居住、生活，党某2、杜某、党某1在该宅基地上建有房屋。2010年4月27日，因发生城中村改造，张会珍作为户主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实行“宅基确权证面积内一、二层房屋按实测面积拆一还一、不找差价”的拆迁安置政策，给该户安置544.4平方米的住宅面积、50平方米的商业房面积，张会珍与党某1属于被拆迁人口；人均享有25平方米商业用房。2013年,张会珍去世。后因对拆迁安置的房屋协商未果，故党文雅等诉至法院，形成诉讼。另查，党素清的丈夫在1999年左右去世，党素清在2014年去世，生有三个儿子景某1、景某2、景某3。景某2、景某3放弃继承；党晓芳在2008年左右离异，2016年5月已去世，生有一女骆某。诉讼中，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本案中，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2、党某5作为党必正和张会珍的子女（含继子女），对党必正和张会珍的财产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对于党某2、杜某、党某1所称党素清已经过继给伯父一事，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故本案不予采信。对于党文雅等五人称党必正与前妻所建的三间正房以及两间偏房，因无证据证明系党某2拆除，且已灭失，本案不予分割；对于党必正去世后该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党文雅等五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张会珍参与投资、建设，故本案不予认定。对于党必正与张会珍婚姻存续期间所建的79.68平方米的三间平房，系党必正与张会珍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各享有一半，即每人享有39.84平方米。1983年党必正去世后，未有遗嘱，其享有的39.84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应由张会珍、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2、党某5继承，即每人享有3.984平方米，则张会珍享有房屋面积共计43.824平方米。因该村发生城中村改造，党必正的各继承人和张会珍的房屋权益，转化在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即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2、党某5每人享有3.984平方米的拟安置住宅的所有权份额，张会珍享有拟安置房屋43.824平方米的所有权份额，其中25平方米商业用房、18.824平方米住宅用房。张会珍于2013年去世，对党某2提供的其与党某5的“分约”，系对党必正的遗产进行了处理，因无财产共有人张会珍及党必正继承人的签字，故对其法律效力，本案不予认定；对于党某2提供的张会珍的“遗嘱”，因不符合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的条件，本案不予认定，故对于张会珍享有拟安置的25平方米商业用房、18.824平方米住宅用房的所有权份额，依法由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2、党某5继承，考虑张会珍与党某2共同生活，党某2对张会珍赡养较多，故本案酌情多分，即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5每人均享有拟安置的1平方米商业用房和1平方米住宅用房所有权份额，其余17平方米商业用房和10.824平方米住宅用房所有权份额由党某2享有。另，因党素清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依法由其三个儿子景某1、景某2、景某3转继承，景某2、景某3放弃继承其份额并赠与景某1，本案依法予以确认；因党晓芳去世，其继承的份额依法由其女儿骆某转继承。现党某3、党某4、骆某均表示尊重张会珍的意愿将房屋给党某2，本案依法予以确认。综上，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中，景某1（党素清之子）、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5各继承拟安置的4.984平方米住宅用房和1平方米商业用房所有权的份额，党某2继承拟安置的29.76平方米住宅用房和20平方米商业用房所有权的份额。党某2、杜某、党某1关于党文雅等五人起诉已过时效的辩称，因本案系物权纠纷，不受时效限制，故对此辩称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原告景某1、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5各继承拟安置的4.984平方米住宅用房和1平方米商业用房所有权的份额，被告党某2继承拟安置的29.76平方米住宅用房和20平方米商业用房所有权的份额。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0元（原告已预交），现由景某1、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5各承担1000元；其余800元由党某2承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党某1、党某2、杜某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张会珍自书遗嘱，证明目的：张会珍生前已将25平方米商业面积赠予党某1；第二组，证人证言，证人郭某出庭作证，证明目的：1981年党某2、党某5、父母四人建房，由党某2主持，以党某2为主；第三组，证人证言，证人王某、张某和出庭作证，证明目的：1984年分家时母亲张会珍同意；第四组，红光社区居民委员会、支部委员会证明，证明目的：父母与党某2、党某5经济一体，有1984年分家事实，25平方米商业房是给农业人员的福利，没有在43号宅基地范围内，没有所有权；第五组，照片，证明目的：拆迁时前房（彩楼）已经不存在。党文雅、党某8、党某7质证意见：第一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当庭申请鉴定，庭后又撤回了鉴定的申请，但认为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立遗嘱时25平方米商业用房不属于张会珍个人合法财产，意思表示并非张会珍本人意愿；第二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建房时间为1978年，党文雅出资300元，其余人是否出资及出资多少其不清楚，无法确定子女份额故认为系父母的共同财产；第三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确定子女份额故认为系父母的共同财产，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其中有父亲一半，加上母亲与其他子女十人，需这些人都同意将房屋赠予党某2才行，母亲份额的赠予也没有签订赠与合同并在房产部门登记，其未经过也不知道分家之事；第四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未参与，母亲也没说过，25平方米商业房是根据拆迁协议取得；第五组，前头的砖木结构确已不存在，但系党某2拆掉。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另查明：1983年党必正去世，未留有遗嘱。1984年张会珍召集中人就党某2、党某5分家一事形成《分约》，张会珍虽未签字但知晓并认可，党必正的其他继承人并未签字确认。2017年5月3日党新民去世，其继承人党某7、党某8参加诉讼。二审期间，党某1提交张会珍《遗书》一份，党文雅、党某5、党某6、景某1、党某8、党某7虽对该《遗书》不予认可，但放弃申请鉴定。党文雅、党某6、景某1、党某8向本院表态将其在本案取得的财产份额全部赠予党某5。本院认为，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所涉党必正与张会珍遗产，应为党必正与张会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的79.68平方米的三间平房。党某2上诉称该三间平房应为其与党某5、父母四人共有，但党某2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出资比例，亦无证据否定其他子女的出资，并且房屋系在党必正、张会珍老宅基上建盖，建盖时党必正夫妇均在世，即便子女为父母建房有所付出，不能改变父母对所建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属性，故对党某2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1983年，党必正去世，未留有遗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享有的39.84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应由张会珍、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党某2、党某5继承，即每人享有3.984平方米，则张会珍享有房屋面积共计43.824平方米，各方已对上述房产因党必正去世法定继承开始而形成共有关系，各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不存在党某2所称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根据二审出现的新证据情况，可见1984年的确形成《分约》一份，张会珍虽未签字，但对《分约》内容明知且认可，1984年张会珍对自己享有的房屋面积进行了处分，而党必正的其他继承人并未在《分约》上签字，涉及其他继承人的份额在《分约》中的处分无效。《分约》所涉三间前房现已灭失，本案不予处理；三间平房中张会珍享有的房屋面积43.824平方米，根据张会珍的意愿由党某2、党某5各享有一半，本案中各人享有的面积演变为党素清、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3、党某4、党晓芳每人享有3.984平方米，党某2、党某5每人享有25.896平方米。根据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红光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面积544.4平方米以宅基确权证面积内一、二层房屋按实测面积拆一安一取得，商业房面积50平方米并非依据被拆迁房屋面积，应为按户内人口2人各25平方米取得。二审审理期间，出现新证据即2010年张会珍《遗书》一份，党文雅、党某5、党某6、景某1、党某8、党某7虽对该《遗书》不予认可，但放弃申请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该《遗书》较法律规定的内容外另有两名见证人签名，但本身已经具有法律规定的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等内容，法律并未规定禁止自书遗嘱添加见证人，故该《遗书》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予采信。对于该自书遗嘱所涉25平方米商业用房，在书写时虽尚未取得，但已经属于既得利益，张会珍对此已有预期，故在此后确定取得该25平方米商业房的情况下，应当尊重立遗嘱人意愿，归党某1所有。而张会珍《遗书》另载明的其余所有财产归党某2所有一节，张会珍仅能处分其自己享有的财产，但根据1983年《分约》，张会珍已将自己享有的三间平房中的面积进行了处分，其它房屋已经灭失，本案不再分割。二审审理期间，党新民去世，其享有的面积由党某7、党某8均等取得，党文雅、党某6、景某1、党某8向法庭表态将自己应得份额赠予党某5，本院予以准许，结合一审法院确认党某3、党某4、骆某尊重张会珍意愿将房屋给党某2的表示，同时，考虑张会珍与党某2共同生活，党某2对张会珍赡养较多，本案酌情判决，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党某5享有拟安置的38平方米住宅用房份额，党某2享有拟安置的40.18平方米住宅用房份额，党某7享有拟安置的1.5平方米住宅用房份额，拟安置给张会珍的25平方米商业房面积归党某1享有。原审判决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2民初2660号民事判决“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原告景某1、党某6、党新民、党文雅、党某5各继承拟安置的4.984平方米住宅用房和1平方米商业用房所有权的份额，被告党某2继承拟安置的29.76平方米住宅用房和20平方米商业用房所有权的份额。”的内容为：张会珍与陕西开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红光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党某5享有拟安置的38平方米住宅用房份额，党某2享有拟安置的40.18平方米住宅用房份额，党某7享有拟安置的1.5平方米住宅用房份额，拟安置给张会珍的25平方米商业房面积归党某1享有。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党某2、杜某负担800元，由党某5负担500元，由党某7负担50元。（各方应承担的上述费用予以折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志刚代理审判员  楚 涵代理审判员  陈 帅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刘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