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67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力泉，男，193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声，男，195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兴，男，194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澜，女，196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区。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兵，男，196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紫藤路*号*栋*单元***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原名称为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谷*栋*单元**号。负责人：罗俊，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耘希，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力泉、杨振声、杨振兴、杨澜（以下简称杨力泉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致高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11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力泉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致高律所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和财产保护费由致高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1.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诉讼时效已过；2.《承诺书》应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致高律所辩称，1.因三份委托代理合同针对在委托代理期间一个案件的不同程序的代理事项，诉讼时效未过；2.《承诺书》是基于致高律所向杨力泉等四人催收代理费时请其确认尚欠代理费的事实，杨力泉等四人收到函后单方面向致高律所发出的承诺，确认了尚欠致高律所的律师费。对于《承诺书》上杨力泉等四人载明的附加条件变更了之前签订的代理合同，致高律所未同意杨力泉等四人提出的附加条件，故未加盖律所公章。致高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力泉等四人连带支付致高律所代理费22万元；2.杨力泉等四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09年12月1日起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5年12月，案外人徐长琰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杨力泉、杨振声、杨振兴、杨澜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作出（2006）东民初字第757号民事判决。杨力泉等四人不服判决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抗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裁定撤销原判决指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再审此案。2009年11月23日，杨力泉等四人与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大凡所指派刘耘希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杨力泉等四人与案外人徐长琰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再审一审诉讼，代理费为10万元，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限于一审程序。2009年12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东民再初字第5440号民事判决，杨力泉等四人和徐长琰均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0年1月8日，杨力泉与大凡所签订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杨力泉委托大凡所代理其与徐长琰纠纷的再审二审诉讼，代理费8万元，差旅费2万元，共计10万元，大凡所指派刘耘希、李晓明为代理律师。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限于再审二审程序。2011年4月1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二中民再终字第15841号民事裁定，以案件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2009）东民再初字第5440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重审。2011年7月11日，杨力泉与致高律所（该所于2012年4月更名为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杨力泉委托致高律所代理其与徐长琰买卖合同纠纷重审的一审和二审诉讼，致高律所指派律师为刘耘希、李晓明，代理费10万元，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合同有效期至收到判决书、调解书或者案外和解、撤诉以及非诉讼事件办理完毕止。合同签订后，杨力泉未付款。2011年7月19日，致高律所向杨力泉等四人发出《律师函》称杨力泉仅支付再审一审代理费2.5万元，杨振兴支付再审二审代理费1万元，尚欠26.5万元，致高律所要求杨力泉等四人于重审一审开庭前支付剩余代理费26.5万元。杨力泉等四人收到《律师函》后，向致高律所发出《承诺书》，载明甲方：杨力泉、杨振兴、杨振声、杨澜，乙方：致高律所。《承诺书》确认了甲方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参加诉讼以及甲方尚欠代理费26.5万元的事实，但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提出了变更要求，即“案件生效判决作出，并待争议房屋出售取得房款后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6.5万元”。致高律所收到《承诺书》后未在乙方处签字或盖章。此后，该案经过了再次一审和二审。2012年8月2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再终字第6770号民事判决，驳回徐长琰的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1.2012年5月8日，因执业律师刘耘希、李晓明转所执业，大凡所与致高律所签订协议，约定大凡所将其与杨力泉等人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致高律所。2.杨力泉等四人支付代理费情况：在成都支付现金1.5万元，2010年1月在包头支付现金2万元，2011年10月10日通过银行存入刘耘希律师账户2万元，2013年12月31日转账支付4.5万元，共计10万元。杨力泉等四人陈述在北京还支付现金2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致高守所律所陈述其起诉中认可的2万元为现金，收款地点在包头市，起诉时对收款时间记忆错误。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三份、《律师函》《承诺书》、银行凭单、大凡所和致高律所的协议、四川省司法厅的文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9）东民再初字第5440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再终字第15841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再终字第6770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的陈述记录等证据收集在案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合同的主体、合同约定的代理费用以及履行合同是否存在违约。关于合同主体的认定，一审认为，杨力泉等四人因与他人的诉讼纠纷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法律事务，先后签订三份委托代理合同，第一份合同系杨力泉等四人作为委托人共同签字，第二、三份合同由杨力泉一人签署，但结合三份合同内容的相互关联和延续性，以及杨力泉等四人在被催收代理费后共同向致高律所出具《承诺书》的内容，可以认定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应为本案杨力泉等四人，杨力泉等四人与大凡所和致高律所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从三份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内容来看，分别针对的是不同的诉讼阶段，即2009年合同约定代理一审诉讼、2010年合同约定代理二审诉讼、2011年的合同约定代理的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和二审，故三份合同虽有关联但相互独立，杨力泉等四人主张三份合同系同一委托事项的主张不成立，一审不予采信。大凡所将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致高律所并告知杨力泉等四人，杨力泉等四人在收到致高律所律师函后也积极回应出具了支付代理费的《承诺书》，故致高律所有权就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向杨力泉等四人主张权利。杨力泉等四人在《承诺书》中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作了变更，提出待争议房屋出售并收到房款后一次性支付代理费。该变更系杨力泉等四人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并未得到致高律所的认可，不能认定合同内容发生变更。根据三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代理费应当于签订合同之日支付，杨力泉等四人逾期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致高律所可主张违约造成的利息损失。关于欠付代理费金额的认定，一审认为，三份委托的代理合同共计30万元，杨力泉等四人支付现金3.5万元，通过银行支付6.5万元，共计10万元，即：2011年7月19日《律师函》发出前，杨力泉等四人支付现金3.5万元，剩余代理费26.5万元未支付，该金额与《律师函》和《承诺书》上载明的金额一致。《承诺书》出具后，杨力泉等四人于2011年10月和2013年12月通过银行支付6.5万元。至此，杨力泉等四人尚欠代理费20万元。杨力泉等四人主张其在北京支付了现金2万元无证据证实，而致高律所陈述其起诉书中提到的2万元是在包头收取的现金，该陈述不构成在北京收款的自认，故一审对杨力泉等四人的该主张不采信。关于杨力泉等四人对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认为，杨力泉等四人最后一次履行付款义务是2013年12月31日，致高律所于2015年1月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杨力泉等四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致高律所要求杨力泉等四人支付律师代理费22万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的请求部分成立，一审予以支持，超出一审查明的欠款金额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杨力泉、杨振声、杨振兴、杨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致高律所代理费2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其中10万元的利息从2010年1月8日起计算至款付清时止，另10万元的利息从2011年7月12日起计算至款付清时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致高律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和利息。案件受理费5700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共计7320元，由致高律所承担620元，杨力泉等四人承担6700元。本院二审期间，致高律所向本院提交一份短信记录证据，经质证，杨力泉等四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外，另查明，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7日更名为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问题在于：1.《承诺书》未经致高律所盖章，是否有效；2.致高律所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1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承诺书》系杨振声、杨振兴、杨澜单方针对致高律所出具《律师函》的回复，其无需致高律所盖章确认，该《承诺书》有效。对于《承诺书》上杨振声、杨振兴、杨澜对尚欠致高律所的律师费，双方并无分岐，本院予以确认。杨振声、杨振兴、杨澜在《承诺书》上对付款方式进行变更，但该变更并未经致高律所的同意，因此，该付款方式不能约束致高律所。针对第2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案外人徐长琰与杨力泉、杨振声、杨振兴、杨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不同诉讼阶段均由大凡所、致高律所进行代理，后大凡所将其享有的对杨力泉等四人的债权即律师代理费转让给致高律所，通过致高律所起诉杨力泉等四人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事实，杨力泉等四人应知晓大凡所转让债权的事实；其次，杨力泉作为三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者，其本身就应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故杨力泉未再《承诺书》上签字，但对所欠律师代理费负有支付义务；再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力泉等四人最后一次履行付款义务是2013年12月31日，但未注明付款对象是针对哪份委托代理合同，因此，考虑三份委托代理合同代理事项均为同一案件，律师代理费只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产生，具有一定关联性，故，最后一次付款行为已引起上述三份委托代理合同所产生律师代理费的诉讼时效中断，致高律所在2015年1月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00元，由杨力泉、杨振声、杨振兴、杨澜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敏审判员  黄寅审判员  莫雪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