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1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存秀，女，197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加梅，安徽杰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诗来，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善文，女，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上诉人陶存秀因与被上诉人郑诗来、董善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1民初3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存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加梅、被上诉人郑诗来、董善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存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郑诗来、董善文偿还陶存秀借款6万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郑诗来、董善文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中郑诗来已认可借款6万元的事实，陶存秀也提交了转款凭证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郑诗来辩称款项已经偿还，其应提交证据证明。郑诗来一审提交的欠条不能证明其向陶存秀出具，也无法证明该条据是从陶存秀处撤回。2、郑诗来向陶存秀的案涉转款是偿还其另一笔15万元借款，而非其向陶存秀的出借款。郑诗来、董善文共同辩称：1、6万元欠款已将偿还，欠条已经收回。2、陶存秀因做生意与郑诗来之间存在资金往来，郑诗来向陶存秀的案涉转款，是陶存秀向郑诗来的借款。陶存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诗来、董善文偿还陶存秀借款182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郑诗来、董善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诗来与陶存秀是同乡，郑诗来与董善文为夫妻关系，郑诗来与陶存秀之间互有转账记录。陶存秀分别于2014年6月29日、2014年7月8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62×××79）转款40000元、50000元给郑诗来，2014年7月9日再次通过中国邮政银行汇款92200元给郑诗来，合计182200元。郑诗来分别于2014年6月7日、2014年6月17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转款19000元、101500元至陶存秀中国农业银行卡（62×××79）上，合计120500元。2015年7月20日，郑诗来向陶存秀出具欠条一张，注明欠款60000元用于投资建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陶存秀依据三份转款凭证提起郑诗来、董善文向其借款182200元民间借贷之诉，而郑诗来抗辩其中120500元是陶存秀向其偿还借款，并提供了其向陶存秀的转账记录。至于其中的60000元借款郑诗来予以认可，但抗辩已经偿还，并提供撤回的60000元欠条予以印证。因此，对于郑诗来、董善文抗辩陶存秀要求其偿还欠款1805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均未形成证据优势，难以判断哪一种更具有可能性，因此，根据举证规则，陶存秀仍要对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仅凭转款凭证证实，依据不足，故对要求偿还欠款1805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1700元系陶存秀支付郑诗来好处费的抗辩主张，陶存秀不予认可，且郑诗来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此主张不予采信，因借款发生在郑诗来、董善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条、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郑诗来、董善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陶存秀借款1700元；二、驳回陶存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44元，减半收取为1972元，由陶存秀负担1900元，郑诗来负担72元。二审中，郑诗来、董善文申请证人郑某1、郑某2出庭作证。郑某1陈述，郑诗来向陶存秀出具案涉欠条时，其本人在场；郑某2陈述，案涉欠条是陶存秀委托其从南京带回交付给郑某2。陶存秀认为，案涉欠条上载明的是款项在工程款内扣除，故郑诗来主张的现金给付不能成立；郑某2也不能证明款项已足额清偿。因郑诗来、董善文是否申请证人出庭，对本案判决结果无实质影响，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故对证人证言本院不再作出认证意见。对一审查明而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二审中，郑诗来、董善文认可其在一审中举证的欠条是其为该次诉讼所需自行重新制作。其在二审中重新提交欠条一份，并确认二审中所提交欠条是从陶存秀处撤回的欠条。就郑诗来、董善文重新提交的欠条，本院曾就欠条形成时间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以目前尚无对书写时间的鉴定技术为由，对该鉴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审理中，郑诗来承认陶存秀向其所转款项中的6万元为出借款，陶存秀以此作为上诉理由，主张郑诗来的以上陈述已构成自认，陶存秀关于6万元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免除，郑诗来应承担6万元的还款责任。但郑诗来在承认6万元系出借款的同时主张其已偿还该款项，并提交了款项偿还时从陶存秀处撤回的欠条。对该欠条陶存秀予以否认，主张款项出借时，郑诗来从未向其出具过欠条。本院认为，郑诗来所举之欠条由其本人书写，其有能力制作多份，其在一审中提交的欠条即是其为诉讼需要重新制作，而其在二审中重新提交的欠条的形成时间因鉴定不能亦无法确定是借款当时所出具，故郑诗来二审新提交的该欠条确实无法证明是还款后从陶存秀处撤回的条据。一审法院对郑诗来一审提交的条据直接予以认定，确有不当。那么在郑诗来、董善文认可借贷事实存在而又无证据证明款项已归还的情况下，能否直接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认，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即“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该条对自认的类型及其相应的适用条件并未有明细化的规定，理论界对自认有完全自认与附加限制自认之说。郑诗来在认可6万元系出借款的同时主张其已偿还该款项，郑诗来的该种自认行为属于附加限制的自认，即其在承认陶存秀所主张的借款关系的同时，以借款已经偿还作为防御之方法，以避免自己陷入不利境地。当事人对自认附加限制条件时，能否视为自认，应根据案件情况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是诉辩双方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激烈对抗，因双方利益相对，诉讼主体趋利避害的本质属性决定一方不会做出对对方有利的陈述，故法律所要求的是当事人自行举证证明所主张事实之存在。本案中，郑诗来虽承认6万元借贷关系的存在，但其陈述突出的重点是款项已经归还的事实，因为其当然不会为陶存秀主张权利之便宜而作出对己不利的陈述。对陶存秀而言，作为借贷关系的主张方，其应提交欠条等可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但陶存秀否认了郑诗来主张的曾向其出具过欠条的事实。依据陶存秀的陈述，其本身并无证据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故其诉讼请求本应被驳回。现陶存秀以郑诗来承认中对其有利的部分为据主张权利，同时又否认郑诗来本意所要强调的还款事实，明显与郑诗来所作承认的真实意思相悖，陶存秀实质是在变相“胁迫”郑诗来完成其自行应承担的借贷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以上行为与民事诉讼的对抗性及举证责任分担的精神相背离。故而本院认为，郑诗来所陈述的借款与还款应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承认前者的同时亦必须认可后者，否则不能构成法律所规定的自认。郑诗来的陈述作为一个整体方构成法律规定的自认的另一原因是：在出借人无直接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而面临败诉的情况下，借款人主动认可借贷事实，是诚实信用的体现。如出借人仅认可借款人承认的借贷事实，而否定借款人所主张的还款的话，在款项非大额现金给付，无转款凭证的情况下，出借人确无举证能力证明还款的事实，由此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则存在使诚实信用之方利益受损、恶意诉讼之人获利的风险。综上，陶存秀若以郑诗来承认的事实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则其亦应认可郑诗来款项归还的事实，故陶存秀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陶存秀若不以郑诗来承认的事实为据主张权利，陶存秀应举证证明其向郑诗来的转款系出借款，但其提交的转款凭证本身不能证明借贷的一致意思表示，故陶存秀的诉讼请求，也应被驳回。综上所述，陶存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陶存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养俊审判员  钱 岚审判员  栾 蕾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苏丛林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