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01民终3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柏木，男，194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朱旭阳，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系朱柏木侄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荣坤，男，192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朱国千，男，195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系朱荣坤儿子。委托代理人朱国华，男，196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系朱荣坤儿子。上诉人朱柏木因与被上诉人朱荣坤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634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就朱柏木诉朱荣坤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28日立案后进行了审理。朱柏木提出事实和理由为：涉案房屋位于杭州市××区××自然村××家××号、××号，1951年8月产权登记时登记在朱某名下。1984年3月朱某的房屋由其继承人朱某2转让给了朱柏木。转让协议上有相邻人朱某3、朱某4、朱荣坤、朱某4作为公证人签字。现因朱荣坤肆意解释土地房产登记证书，并侵占朱柏木实际使用房产。朱柏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杭州市××区永昌镇××××××19-2号19-1、19-2的退堂部分房屋为朱柏木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朱荣坤承担。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房屋目前仅有1951年及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涉案房屋的土地属产权人所有，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不符，需重新颁证确权，且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房屋四至不明，故该土地房屋所有证不能作为原审法院确认物权的直接凭据。涉案房屋、土地尚需由相关行政部门经测绘后重新确认权属，本案尚不具备由法院确认物权的条件。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朱柏木的起诉。裁定送达后，朱柏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未查清事实。（一）案涉房屋位于×××19—1、19—2号，1951年8月部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朱某名下。1984年3月朱某的房屋由其继承人朱某2转让给了朱柏木。转让协议上有相邻人朱某3、朱某4、朱荣坤、朱某4作为公证人签字。上诉人一审中提供了家庭关系证明书以证明朱某和朱某2系父子关系；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以证明案涉房屋属于朱某的事实；协议书以证明×××19号属于朱某的房屋由其子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公证人签字的事实，但一审未对此三性予以审查。（二）一审认为案涉房屋仅有“1951年及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供了“1951年及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协议书”。（三）一审认为，1951年及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书”约定土地“个人所有”与我国现行土地政策相违背，只说明“土地房产所有证书”关于“土地所有”的约定失效，并不说明“土地房产所有证书”其余内容失效。国家至今未有明文法律宣布1951年及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书”无效。新土地法颁布后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不是农村所有建筑是否合法存在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对集体土地上建房有三个阶段，1982年前，1982年—1987年，1987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是1987年实施的，案涉标的是清代建筑于1951年已登记。上诉人系协议而非“新建”取得房屋所有权。签订协议时新土地法尚未实施，也没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诉人未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并不影响其合法权利。双方争议的是房屋物权，非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四）×××19—1、19—2号退堂南部的部分房屋被上诉人从未占有或使用过，其与被上诉人使用的×××19—1、19—2号房屋有木制墙壁隔断，被上诉人无法从其使用的×××19—1、19—2号房屋进入退堂南部的部分房屋，只有上诉人从上诉人所有的×××19—1、19—2号房屋方能进入。（五）（2016）浙01民终6374号裁定与本案无必然联系。一审承办法官遗忘了已生效的（2015）杭富民初字第1123号判决。二、一审审判程序有误。考虑到朱国华可能是利害关系人，上诉人一审中申请追加朱国华为被告，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三、一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裁定中未指出依据国家哪条法律，宣布“1951年及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失效，有违依法裁判。综上，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或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朱柏木补充称：上诉人去过相关行政部门咨询，得到的答复是案涉房屋暂不能登记，案涉房屋现有权属证书是特定时期所做出的确权，依据面积所作出的分家在当时这一特定时期是合乎情理的，一审裁定指出与现有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度不符，是不合理的。本案双方本就是按份享有涉案房屋，本就不可能有明确四至，现在的房产证上又何来明确四至。被上诉人朱荣坤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之所以拆除自有房屋，因为房屋己破烂不堪，经鉴定系危房，故须拆除重建，按照政策，农村建房只能“一户一宅”，故向村委会提出申请，按照国家三改一拆政策村委要求只能将此旧房先拆除，多宅户应该要拆的。二、被上诉人拆除自有房屋部分是严格按照1953年新登县人民政府发放的产权证上的四至进行拆除，没有超范围拆除，上诉人诉状中“多次擅自拆除其所居住的房屋”，也反映出被上诉人拆除的是其自己居住的房屋，被上诉人认为楼道不是共有的。该房屋在1953年已经原新登县人民政府进行确权，若上诉人认为当时确权有误的，早就应提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案涉房屋确权己63年，故上诉人诉讼已超诉讼时效。三、（2015）杭富民初字第1123号判决书上第9页对于被上诉人案涉房屋在1953年已经原新登县人民政府登记确认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若认为此确权有误，应向二审法院行政庭、向发证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而非向二审法院民事庭提出此确权纠纷。四、本案案由为物权确认纠纷，物权的特点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上诉人请求事项为对被上诉人房屋的被拆除部分享有共同共有权，此物已被拆除，已消灭，如何来确认物权。五、（2016）浙01民终6374号民事裁定书中对于上诉人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物权案中对事实的确认、证据的认定已作出裁定，该案与本案的案情基本一致，请二审法院予以参考。综上，原审裁定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正确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朱柏木与被上诉人朱荣坤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就涉案房屋是否符合发证条件、属一物还是数物（即可分物还是不可分物）的问题致函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该分局于2017年8月16日复函我院，“1、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来函中提到‘讼争的标的部分已被拆除’，那么自拆除事实成就时，被拆除部分的房屋物权消灭，涉案房屋剩余未拆部分的房屋所有权仍然存续，但是否符合发证条件还要考虑申请人的相关情况、村庄规划等因素，仅凭贵院目前提供的资料，我局无法确认。2、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八条规定‘不动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不动产单元具有唯一编码’以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国土资厅函[2017]1029号）第5.1.1宗地划分规则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权利人共同使用的地块，且土地使用权界线难以划清的，应设为共用宗。’因此涉案祖遗房产宅基地应作为共用宗划为一宗。”经质证，上诉人朱柏木认为复函的第一点意见与事实不一致，表述不清，没有说清房屋哪部分被拆除。对于复函所答复案涉房屋属于一宗地的这部分内容，上诉人没有意见。被上诉人朱荣坤表示没有意见。本院对该复函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的复函，涉案祖遗房产宅基地应作为共用宗划为一宗，即为一物。上诉人就一物拆分为三个诉分别予以主张，本案中其主张确权的退堂系属于一物的部分结构，属不可分物，也即非法律意义上独立的物，故上诉人主张对该不可分物进行确权，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一物一权的原则，原审法院从程序上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巧薇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翟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