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津0106民初5512号原告：杨某1，男，195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被告：杨某2，男，198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杨某3，男，195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杨某4，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杨某5，女，1947年2月8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杨某6，女，1953年5月2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杨某7，女，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第三人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杨某7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来院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杨某2持有的《遗书》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父亲杨某富与母亲李某琴共生有四子三女，分别为长子杨某3、次子杨某4、三子杨某1、四子杨某琪、长女杨某5、次女杨某6、三女杨某7。2004年1月7日杨某富去世，1971年12月27日李某琴去世，2002年4月6日杨某琪去世，被告杨某2系其子。杨某富与李某琴生前有夫妻共同财产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胡同某号（新某某号）2、3号房屋两间，建筑面积29.54平方米，产权人为杨某富，产权性质为私产。杨某富与李某琴去世后，原告应当作为涉案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参加继承，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份额和拆迁安置补偿。2010年，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胡同某号（新某某号）2、3号房屋两间拆迁，被告杨某2私自伪造的《遗书》作为遗嘱，骗取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及权利，获取利益。该《遗书》作为遗嘱，缺少遗嘱的法定条件，请求依法判决该《遗书》无效。经审理查明，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胡同某号原系杨某富名下所有的私产房屋。2015年10月27日，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杨某7至红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杨某2及案外人刘宏旗继承纠纷一案，要求分割季家胡同某某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及其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本院2016年4月26日出具（2015）红民初字第603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因季家胡同某某号已被拆除，该案各原告对被继承人的遗嘱及《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律效力持有异议，且亦涉及征收拆迁部门以及案外人刘翔的利益，就该房屋的拆迁利益的继承问题不宜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当事人双方宜另行解决”。2016年5月16日，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以案外人刘翔为被告，杨某7、杨某2为第三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要求刘翔将2010年1月23日从拆迁指挥部冒领的季家胡同某某号11.45平方米房屋的全部拆迁款及利息返还给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季家胡同某某号11.45平方米房屋拆迁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即购买的名景花园4号楼某某号还迁房，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要求按照2010年被告刘翔购买此房的价格予以回购。”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出具（2016）津0106民初30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翔取得季家胡同某某号2间号房屋拆迁安置利益，系基于与案外人拆迁安置部门签订的《天津市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虽对该协议合法性持有异议，但并未向案外人拆迁安置部门主张推翻该协议的合法性，而是在该协议的基础上要求被告返还基于该协议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故驳回原告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5、杨某6的诉讼请求。2016年12月21日，杨某1以天津市红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天津市津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某2为被告，以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为第三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杨某1在该诉讼中起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杨某2与红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天津市津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合同某某号《天津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在该诉讼中杨某1将遗书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且在诉讼过程中杨某2称杨某富已经于2003年5月8日留下遗嘱，自愿将诉争房屋遗产转交给杨某2，原告层曾向法院提交了对遗嘱做司法鉴定的申请，后没有做，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红民初字第603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杨某2认为该遗嘱合法有效。征收中心表示拆迁过程中，刘廷斌母子提供了所有权证、遗嘱、户口本等，原产权子女对该遗嘱没有提出异议故将该母子列为拆迁安置人符合规定。该案中，法院依原告申请至天津西站交通枢纽配套市政公用工程快速路西纵联络线立交工程三拆迁分指挥部调取了杨某富名下坐落于季家合同某某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一份被继承人杨某富的遗嘱复印件，遗嘱中载明：本人杨某富百年后，自愿把被营门外季家合同某某号房屋遗产转交给我孙子杨某2，特请好友刘子泉、陈丙利二位做鉴证人。见证人签字“刘子泉、陈丙利签字捺手印，立遗嘱人杨某富签字盖章捺手印。法院依职权至拆迁指挥部就其保存的被继承人杨现富的遗嘱是否能够提供原件进行了调查，该指挥部表示，涉案的遗嘱原件由杨某2、刘宏旗交与拆迁指挥部，但是未能找到。”本院于2017年7月6日，出具（2016）津0106民初76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案原告杨某1未充分举证证明涉诉协议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导致合法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驳回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2016年12月21日，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6、杨某5以刘翔、杨某2、天津市红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天津市津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被告，起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6、杨某5以刘翔、杨某2在该诉讼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刘翔与红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天津市津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合同某某号11.45平方米《天津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在该诉讼中刘翔及杨某2称杨某富已经于2003年5月8日留下遗嘱，自愿将诉争房屋遗产转交给杨某2。该案经审理查明，天津西站交通枢纽配套市政公用工程快速路西纵联络线立交工程三拆迁分指挥部表示，涉案的遗嘱原件由杨某2、刘宏旗交与拆迁指挥部，但是未能找到。”本院于2017年7月6日，出具（2016）津0106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案原告杨某1未充分举证证明涉诉协议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导致合法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驳回原告，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6、杨某5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证据如下：1、三道桥西里李家季家胡同某号房本复印件；2、杨某富遗书复印件；3、（2009）津红桥证字第1182号公证书复印件；4、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5）红民初字第6031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06民初3005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06民初7655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06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本院认为，杨某1就被继承人杨某富名下坐落天津市红桥区××家胡同××号房屋事项曾四次起诉，季家胡同某某号房屋现已拆除，杨某1曾要求将确认杨某2与天津市红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天津市津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胡同某某号《天津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而杨某2与天津市红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天津市津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表示签订天津市红桥区三道桥季家胡同某某号《天津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前提是杨某富的遗书，本院（2016）津0106民初3005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06民初7655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06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书均驳回了杨某1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原告的诉请为确认被告杨某2持有的《遗书》无效，在之前的案件中，原告均提出过相同的意见，因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均基于杨某富遗书的事实，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原告的本案起诉，构成重复诉讼，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某1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0元，本院予以全额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郑 昊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荟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