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4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维勇，男，196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瑞勋，重庆道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维健，男，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晓渝，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曾品朝，男，193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审第三人：张启淑，女，194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审第三人：曾维林，男，196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审第三人：张代琼，女，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审第三人：曾成黎，女，199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审第三人：李昊阳。法定代理人：曾成黎，女，199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上诉人曾维勇与被上诉人曾维健,原审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曾维林、张代琼、曾成黎、李昊阳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3民初1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维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瑞勋，被上诉人曾维健及其委托代理人祝晓渝，原审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张代琼、曾成黎及曾维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维勇提起上诉称：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3民初12002号民事判决，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曾维健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2011年的《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不是真实的，不具有合法性。因该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签订就是为获得国家补偿，曾维华及村社两级组织均证明该协议是为了获得补偿制作的，不是真实的房屋分割协议，应属无效；该协议的双方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本案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应该是该协议的见证方，庭审中曾品朝、张启淑均一致陈述该协议的形成过程，鉴于曾品朝、张启淑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母,他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他们的陈述具有客观真实性；《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中另一子女曾维林无财产份额，却以证人身份出现有违常理。2、虽然上诉人没有关于涉案房屋买卖的直接证据，但从邻居、村、社出具的证明均一致证明有房屋买卖、转移占有的事实发生，现实生活中这种发生在亲戚之间的交易无书面证据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能就此说明无书面证据就属于举证不充分。如果双方没有涉案房屋买卖事实，那么长达20年时间里涉案房屋多次发生重建、产权办理、产权变更及重新登记等行为，为何被上诉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被上诉人曾维健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根据《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案中的《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及《分家协议》均是在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达成，故一审适用法律正确；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的部分属于被上诉人所有；3、《分家协议》涉及曾维林的份额，而《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没有涉及曾维林的份额，因此曾维林没有参与《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的签订，也是正常的，曾维林是一审第三人而非证人。原审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张代琼、曾成黎、李昊阳答辩称：同意上诉人曾维勇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第三人曾维林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曾维健的答辩意见。曾维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确认登记在曾维勇名下的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上场口社房屋的部分产权（即右边楼上楼下两间，建筑面积34平方米的产权）属于曾维健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生育有三子，即曾维健、曾维勇及曾维林。1990年5月9日，曾品朝向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申请宅基地用于建筑房屋。1991年3月3日，曾维健、曾维勇及曾维林签订《分家协议》，协议约定因曾品朝、张启淑年事已高，三人达成分家协议。房屋问题，由曾维勇与父母同住，曾维勇分上面砖屋左面四间（楼上两间楼下两间），猪圈两间。曾维林得下面老屋（灶房在外），猪圈由自己修建。曾维健得上面砖房二间（楼上楼下各一间）及老屋灶房、猪圈一间。为了今后好自己修建，曾维林把自己修建的灶房及猪圈拆走，地基属曾维健所有。曾维健把灶房拆起，地基属曾维林所有。2003年6月12日，曾维勇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上场口社的涉案房屋申请权属登记并办理了房权证，房权证载明涉案房屋砖木结构共一层，建筑面积为14.12平方米；混合结构共两层，建筑面积为129.16平方米。2013年8月5日，曾维勇通过分割的形式，将涉案房屋分为两户。其中曾维勇为一户，家庭成员包括曾维勇、张代琼、曾品朝、张启淑，建筑面积100.52平方米；曾成黎为一户，家庭成员包括曾成黎、李昊阳，建筑面积为42.78平方米。曾维勇于2013年12月5日办理了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和平村上场口组房屋的产权登记，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楼层为1-2层，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7.4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00.5平方米。曾成黎亦办理了位于巴南区南泉和平村上场口组房屋的产权登记，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共一层，建筑面积为42.78平方米。2011年1月16日，曾维健、曾维勇及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签订了《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原有大家庭房屋于1985年5月新建，占地面积96.22平方米，建筑面积143.28平方米，2003年6月6日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2003年8月14日办理农村房屋所有权证，现根据1991年3月3日分家协议，为了更加明确曾维勇、曾维健双方各自房屋产权，双方经父母同意，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商量，达成如下协议：一、当时曾维勇、曾维健双方都是大家庭成员，上述房屋产权登记时，以曾维勇的姓名登记办理的。现分割房屋产权，曾维勇、曾维健双方本应按法定程序进行办证，但南泉街道属冻结房屋产权办理地区，无法办理产权分割。二、房屋产权分割情况：（一）曾维勇分得房屋左边楼上楼下四间，建筑面积109.28平方米；（二）曾维健分得房屋右边楼上楼下两间，建筑面积34平方米。”现曾维健多次要求曾维勇分割未果，遂起诉来院，要求确认登记在曾维勇名下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上场口社房屋的部分产权归曾维健所有。审理中，曾维勇辩称涉案房屋系个人财产，双方签订的分家协议是为了让曾维健得到征地补偿款而签订的虚假协议。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张代琼、曾成黎、李昊阳同曾维勇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曾维林同意曾维健的诉讼请求。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曾维健、曾维勇及第三人曾维林签订的《分家协议》及曾维健、曾维勇和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签订的《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对曾维健、曾维勇和第三人曾维林、曾品朝、张启淑均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享有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对曾维健要求登记在曾维勇名下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上场口社房屋的部分产权（即右边楼上楼下两间，建筑面积34平方米）归曾维健所有的诉讼请求，因该房屋已经于2013年变更为曾维勇及第三人曾成黎各享有部分产权，故登记在曾维勇名下及第三人曾成黎名下面对堂屋左侧两间（一楼一底）房屋应归曾维健所有。曾维勇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是虚假协议但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登记在被告曾维勇名下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上场口组房屋一幢及登记在第三人曾成黎名下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上场口组房屋一幢面对堂屋左侧两间（一楼一底）归原告曾维健所有。案件受理费230元，减半收取115元，由原告曾维健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曾维勇向本院提交1份《四川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复印件），拟证明：1991年达成分家协议时，涉案房屋登记在曾品朝名下。分家协议达成后，2001年被上诉人将分得房屋出售给上诉人后，上诉人重新对房屋进行登记，2003年房屋产权变更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曾维健质证认为：1、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2、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3、1991年分家协议签订后，上诉人新建了一个猪圈房和灶房，但新建部分并不在分家协议中。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只能证明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办理情况，不能证明涉案房屋买卖情况，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同时，上诉人曾维勇向本院申请证人曾维莉出庭作证：“我与上诉人系兄妹关系，他是二哥。1991年分家，被上诉人曾维健分得两间房，后听母亲说被上诉人曾维健将两间房卖给上诉人曾维勇，二嫂支付了3000元，由我母亲代转给了三嫂，当时说是亲兄弟，就没有书面记录，说了算数，曾维勇买了曾维健房后重新改建，曾维健常住鹿角，改建时有邻居帮忙，曾维健没有阻拦，也有邻居签名证明曾维健卖房，他自己也是默认的。2011年，母亲给我说老家要被征用，曾维健一早去找他，说他现在没房就得不到国家补偿费，要母亲给他想办法，母亲就给他写了一份假的分割协议，并拿到村里盖章，村领导都知道是一份假协议。去年曾维健起诉到巴南法院，村里也出具证明证实2011年的分割协议是假的、无效的。”拟证明：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两间房卖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证人已丧失证人资格，她已知晓一审证据及审理情况；2、2011年的分割协议不是其母亲能够写出来的，该协议上不仅有被上诉人和其母亲的签字，还有曾品朝及其他见证人的签名；3、证言证言均是听说，属传来证据，证明力较小；4、证人是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证人曾维莉与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兄妹关系，其证言属传来证据，证明力较小，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协议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原审第三人曾维林均认可1991年3月3日签订的《分家协议》的效力，即：“曾维勇分上面砖屋左面四间（楼上两间楼下两间），猪圈两间。曾维健得上面砖房二间（楼上楼下各一间）及老屋灶房、猪圈一间”。而2011年1月16日，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原审第三人曾品朝、张启淑签订了《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了涉案房屋的由来，即：“原有大家庭房屋于1985年5月新建，占地面积96.22平方米，建筑面积143.28平方米，2003年6月6日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2003年8月14日办理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并载明涉案房屋产权分割的依据，即：“现根据1991年3月3日分家协议，为了更加明确曾维勇、曾维健双方各自房屋产权，双方经父母同意，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商量，达成如下协议“，同时载明涉案房屋产权分割原因及具体情况，即”：一、当时曾维勇、曾维健双方都是大家庭成员，上述房屋产权登记时，以曾维勇的姓名登记办理的。现分割房屋产权，曾维勇、曾维健双方本应按法定程序进行办证，但南泉街道属冻结房屋产权办理地区，无法办理产权分割。二、房屋产权分割情况（一）曾维勇分得房屋左边楼上楼下四间，建筑面积109.28平方米。（二）曾维健分得房屋右边楼上楼下两间，建筑面积34平方米。”从该协议内容不难看出，由于涉案房屋发生产权变化及冻结产权办理等原因，该协议是对1991年3月3日《分家协议》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意志。无论双方居于何种原因签订该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均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认为2011年的《房屋产权分割协议书》是为获得国家补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合法性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因长期未在涉案房屋处居住，其称自己一直认为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其父名下而未提出异议，有其合理性。现本案纠纷的产生，系被上诉人多次要求上诉人按协议分割产权未果而起诉来院，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长达20多年未提出产权异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同时，从生活常识讲，对于发生房屋买卖等家庭重大生产生活事项，一般均应签订书面协议，即使是亲属关系，也应出具相关收款凭条。从本案双方订立《分家协议》及《房屋产权分割协议》看，双方均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而上诉人称双方进行涉案房屋买卖未订立相关书面协议不符合生活常理。上诉人提出的涉案房屋买卖证人证言系传来证据，及村、社出具的涉案房屋买卖证明不具法律效力，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于2001年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维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元，由曾维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冉崇高审 判 员  张应洪代理审判员  陈 霞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汪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