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2民终27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恒荣，女，1969年4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寿翔，江苏泰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标，男，1983年5月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山梅，女，1981年9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澈（受吴标、常山梅的共同委托），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波，男，1969年6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巧，江苏荣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华夏安源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长江路17-13。法定代表人：吴标，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吴恒荣因与被上诉人吴标、常山梅、刘德波、无锡华夏安源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7）苏0211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恒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华夏公司、吴标、刘德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事实和理由：1、吴恒荣是玉兰花园89号1502室房屋权利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吴恒荣不在场，不知情，合同上出卖人“吴恒荣”不是吴恒荣本人所签，其也未出具任何形式的卖房委托书。2、吴标是华夏公司的主要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其不得购买自己提供经纪服务的房屋。3、吴标（常山梅）、华夏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4、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及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不能得出合同成立的结论。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5、吴标（常山梅）、华夏公司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吴恒荣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6、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依法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人无权任意更改。一审法院关于“即便刘德波并未取得吴恒荣的委托授权，刘德波代签的行为也应视为刘德波有代理吴恒荣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是男女不平等，歧视妇女的封建残余在人们头脑中的作怪与反映，既没有事实根据又没有法律依据。7、一审法院关于“若刘德波确为无权代理，且吴恒荣不予追认，本案合同仅对吴恒荣不发生效力，相应责任亦应由刘德波承担，但该无权代理行为并不妨碍无权代理人所签署合同之成立。”是自相矛盾的错误认定。既然合同已经成立，为什么会出现“本合同对吴恒荣不发生效力”的说法？如果真的是“本合同对吴恒荣不发生效力”，那么该合同应确认没有成立。被上诉人吴标、常山梅辩称，1、依据合同法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购房人、售房人以及中介三方均签字或者盖章，合同发成立并生效。2、根据合同法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即使上诉人认为刘德波是无权代理，那么在无权代理情况下，被代理人不予追认的，相对人享有对合同的撤销权，而合同撤销权必须是以合同成立并生效作为前提。因此本合同必然是已经成立和生效的。3、刘德波代吴恒荣签字，系有权代理，其一刘德波和吴恒荣是夫妻关系，夫妻一方因家庭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配偶的权利，且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对夫妻双方均产生法律约束力。4、退一万步讲，夫妻一方对外处置共同财产，只要让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即产生处置效力。我方有理由相信丈夫一方代表双方，基于以下情况：（1）卖方不是无锡本地人，由一人处理节约各类成本。（2）本房屋出售始终由丈夫一人出面。（3）涉案房屋自2014年就已经挂卖，且房屋钥匙长期放置于物业，若吴恒荣所称不知情，怎么可能两年内多次有人看房全然不知。我们相信卖房妻子理应知情，并无异议。（4）成交价格合情合理，不存在不合理之处，反而高于当时市价。（5）最为关键的是，我方自始至终认为，吴恒荣是知情且同意的。证据非常充分，我方与卖方丈夫的电话中卖方丈夫反复称妻子反悔。进一步证明丈夫之前一直与我方传达其妻子是同意的。因此，无论是从代理制度，夫妻代理制度，表见代理制度的角度，本案合同均依法成立且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德波辩称：吴恒荣上诉请求符合客观事实，其是受华夏公司业务员、吴标骗昏了头，没有经过吴恒荣的授权委托的情况下签的合同，合同上吴恒荣的签字是在吴标及其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让我代签的，吴恒荣与吴标（常山梅）并无签订合同的合意，依法合同不成立。被上诉人华夏公司未作答辩。吴恒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吴标、华夏公司与刘德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21日，刘德波（与其系夫妻关系）未经其授权，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以其名义（刘德波代签）与吴标、常山梅（吴标代签）、华夏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吴标、常山梅以385万元购买刘德波、吴恒荣位于玉兰花园89号1502室房屋。合同签订后，其得知该情况后明确表明不同意出售房屋，并致函华夏公司及吴标，对于涉案合同不予认可。刘德波未经其授权，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权代理行为，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且华夏公司系专业中介，买受人吴标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明知涉案房屋存在共有人的情况下，不仅未提醒刘德波系无权代理，且故意诱使刘德波签约，具有重大过失，应负主要责任。刘德波未经其授权代其签订合同，系无效民事行为，其未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依法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1日，刘德波与吴标、华夏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中售房人为刘德波、吴恒荣（甲方），购房人为吴标、常山梅（乙方），中介方为华夏公司（丙方）。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将坐落在滨湖区玉兰花园89-1502室的房屋出售给乙方，面积268.24平方米；二、成交价格385万元；三、乙方在2016年8月21日向甲方交付定金7万元，于2016年10月21日前支付房款113万元，剩余房款260万元由乙方办理商业贷款。合同落款处，甲方由刘德波本人签字并代签了吴恒荣的名字，乙方由吴标本人签字并代签了常山梅的名字，丙方由王永兵签字。2016年8月23日，刘德波向吴标出具定金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吴标购买涉案房屋定金7万元。另查明，刘德波与吴恒荣系夫妻关系，吴标与常山梅系夫妻关系，吴标系华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合同》、定金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合同甲方为刘德波、吴恒荣两人，吴恒荣本人并未在甲方落款处签字。但作为其丈夫的刘德波代其在甲方处签署了其姓名。即便刘德波并未取得吴恒荣的委托授权，刘德波代签的行为也应视为刘德波有代理吴恒荣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若刘德波确为无权代理，且吴恒荣不予追认，本案合同仅对吴恒荣不发生效力，相应责任亦应由刘德波承担，但该无权代理行为并不妨碍无权代理人所签署合同之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在无权代理情况下，被代理人不予追认的，相对人有对合同撤销的权利。而合同撤销以合同成立并生效为前提。由此也可以看出，吴恒荣所主张的其没有签字故而合同不成立的诉请，不能成立。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吴恒荣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吴恒荣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德波与吴标、华夏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本案中，诉争的房买卖合同中，明确标注出卖人信息、买受人信息、房屋及交易信息（包括房屋的基本状况，即房屋所有权证号、户型楼层、房屋性质、土地使用状况、成交价款以及佣金服务费等等），完全满足上述司法解释中对合同成立条款的要求。此时，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已经确定，合同的条款是明确的。且刘德波与吴标、华夏公司及刘德标代吴恒荣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应当认定诉争合同已经成立。因此，一审驳回吴恒荣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至于，诉争合同上吴恒荣未签字，该合同对吴恒荣是否发生效力，因吴恒荣在一和二审中并未提起确认该合同效力的诉请，因此，本院对该合同的效力问题，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吴恒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吴恒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伟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李 飒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