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7民终38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达，男，199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浙江省海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法行，男，1981年3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菏泽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景荡，山东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口袋时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法定代表人：王珂，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刘新达因与被上诉人马法行、北京口袋时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口袋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791民初124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新达、被上诉人马法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景荡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北京口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新达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791民初1243号民事裁定书；二、裁定指令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华夏万家金服”为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讯公司）“0元购”活动承办返现平台之一，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非因诉争的“0元购”活动被立案侦查。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法行、北京口袋时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袋科技）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华夏万家金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若“0元购”活动主办方斐讯公司因“0元购”活动被立案侦查，则作为销售者的被上诉人马法行也应当被刑事立案。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因购买了“华夏万家金服”通过斐讯公司制作的“0元购”理财产品“Ｋ码”，而“华夏万家金服”又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导致“Ｋ码无法返现”产生纠纷，但实际是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宣传、推广“Ｋ码返现”而进行起诉，被上诉人马法行拆分实体商品和虚拟商品单独销售，被上诉人马法行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利用知名平台的信誉欺诈消费者、利用被上诉人口袋科技往日口碑诱导消费者可以只花虚拟产品的价格单独购买虚拟产品“Ｋ码”，并对斐讯公司的“0元购”活动进行大肆宣传，故而让上诉人深信并购买了被上诉人马法行所出售的商品，“Ｋ码无法返现”与“宣传Ｋ码返现”是二个问题。且本案中消费者、销售者、销售平台均未涉嫌刑事责任被立案侦查。本案中“0元购”促销活动主办方斐讯公司亦未涉嫌刑事责任被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及经济犯罪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并无相关的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无论从主体上看，还是从涉及的法律关系来看，本案均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民终13号终审裁定指向的民事案件相同。因此，“华夏万家金服”被刑事立案虽然与诉争商品有所牵连，但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与第三方“华夏万家金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并非同一事实，亦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实质是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上诉人仅仅是被被上诉人口袋科技和被上诉人马法行告知购买商品后，可以全额返现，在此种宣传推动之下，上诉人即购买了相关的商品，起诉的合同相对方为本案的被上诉人马法行，与案外人无关。三、一审裁定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目的和初衷。且以本案因涉刑为由驳回起诉，而公安机关又不对其进行立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四、本案产生争议之时，已与第三方“华夏万家金服”无关。2018年8月3日斐讯公司单方面发布公告称所有购买斐讯产品并持有尚未兑付Ｋ码的消费者由原斐讯公司引流至第三方互联网合作平台激活返现的Ｋ码均由斐讯公司负责协调兑换成斐讯商城（×××.ｃｏｍ／）“维Ｃ”，之后上诉人登入“华夏万家金服”手机ＡＰＰ内发现“Ｋ码”已经无法兑现，显示“请到斐讯官网兑换”字样，在与被上诉人马法行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又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上诉人被迫前往斐讯官网将“Ｋ码”兑换成斐讯商城“维Ｃ”并通过验证，据此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马法行所出售的虚拟产品“Ｋ码”并非是“华夏万家金服”制作的理财产品，而是马法行将斐讯产品拆分后单独出售的商品，并得到斐讯公司官网的产品审核验证通过，根据一审法院查明“华夏万家金服”于2018年9月被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但产生争议之时承办方返现平台早已不是“华夏万家金服”且变更承办方时“华夏万家金服”亦未被公安机关立案。因此无论曾经的承办方“华夏万家金服”涉嫌刑事被立案侦查有何种结果，本案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更与之无关。Ｋ码返现没有继续履行不是由“华夏万家金服”造成的，是由于本案的被上诉人马法行不履行网络购物合同义务造成的。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一条，“华夏万家金服”非合同当事人，更何况“华夏万家金服”只是曾经斐讯公司的合作方。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不对。上诉人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马法行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结果正确，刘新达起诉马法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商品“k码”是由斐讯公司制作、宣传的虚拟产品，购买后的返现主体为华夏万家金服，即买家购买后下载注册华夏万家金服app激活K码后，直接由华夏万家金服账户提取现金礼包。对于涉案产品斐讯公司未做出过任何承诺。马法行的“乐购旗舰店”也未宣传该商品，更不会作出过任何承诺。马法行销售的并不是产品背后的金融理财服务，本案双方的合同关系应限于刘新达在马法行处取得“k码”，马法行保证可以激活成功，实际购买后也全部激活成功，马法行完成了合同义务。实际上在这种p2p交易模式下，马法行仅仅赚取了100元的差价，其余均进入了华夏万家金服的口袋，也只有这种模式，万家金服才能实现集资，刘新达作为万家金服的投资人之一与万家金服产生了直接的联系。万家金服因资金链断裂，无法正常提现，遭众多投资人举报投诉后，被公安机关以非法集资罪刑事立案，公安机关也及时向投资人下达了立案公告。刘新达想要挽回投资损失，应当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而不应选择起诉马法行。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夏万家金服是华夏万家（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旗下的投资理财平台，通过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制作“0元购”理财产品在北京口袋时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微店”上注册的商家“乐购旗舰店”销售。2018年11月6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华夏万家金服”P2P平台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于2018年9月依法立案侦查，至2018年11月6日，黄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刘新达起诉，并将相关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新达的起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案件受理费821元，免予收取。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刘新达诉称其通过马法行开设的“乐购旗舰店”购买了“华夏万家金服”通过斐讯公司制作的“0元购”理财产品“K码”，该“K码”可在华夏万家金服APP上进行返现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刘新达通过马法行开设的微店购买“K码”时明知该“K码”是通过华夏万家金服APP进行返现，而马法行仅是提供“K码”赚取服务费用，并不承担最终返现责任，且刘新达认可其购买的“K码”在华夏万家金服APP上返现会有7-8%的收益，故华夏万家金服应为合同的相对人，故华夏万家金服与刘新达构成了合同的当事人。现华夏万家金服已被刑事立案侦查，刘新达应积极向公安机关报警立案。且一审已将相关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新达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万松 审 判 员 陈淑梅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静 书 记 员 刘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