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74民初1282号原告：邢金海，男，1979年11月5日，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忻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宋勇，男，196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亦骏，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菊艳，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佳妮，女，198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第三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薛季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权。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王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玉平。原告邢金海诉被告宋勇证券交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适用普通程序立案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邢金海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吴佳妮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被告宋勇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邢金海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忻和、俞昊，被告宋勇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亦骏、朱菊艳，第三人吴佳妮，第三人陕国投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权，第三人广发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玉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金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宋勇支付补足款人民币52,310,331.7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判令被告以52,310,331.75元为基数，按8%年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全部补足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出的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认证费、查档费、差旅费等费用损失暂计为20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宋勇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的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瑞医疗公司，股票名称“迪瑞医疗”，股票代码300396)的实际控制人。2017年11月28日，因被告需要减持其持有的部分迪瑞医疗股票，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由原告指定的主体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承接被告减持的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同时被告承诺，如果原告承接的股票解禁后一个月内，股价未达到可使原告获得8%以上年化收益的价格，则由被告向原告承担差额补足责任。《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指定陕国投的“陕国投·持盈5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以每股38.79元的价格受让了被告卖出的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总计支出116,404,911元(含手续费)。2018年5月23日，迪瑞医疗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涉案信托计划分得税前红利75万元，所持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转增为540万股。2018年6月13日，根据深交所《商事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涉案信托计划受让的前述迪瑞医疗股票解除转让限制。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3日(不含当日)期间，迪瑞医疗股票盘中最高价为每股21.58元，收盘最高价为每股21.20元。即便根据其中价格最高者21.58元计算，涉案信托计划受让的54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市值为116,532,000元(不扣除手续费与印花税，且累加不扣税红利为117,282,000元)，低于按8%年收益率计算的应得回报121,164,578.47元。被告根据《协议书》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履行条件成就。截至2018年10月15日，涉案信托计划已在深交所通过集中竞价(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的交易方式将54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全部卖出，加之取得的未扣税分红75万元，共计获得72,061,848.71元(扣除手续费、印花税)。而被告承诺的最低收益为124,372,180.46元，原告实际所得与被告承诺最低收益差额为52,310,331.75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于2018年11月1日委托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送了律师函，但被告未履行义务，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1.原告与案外人申某以欺诈手段骗取被告宋勇在《协议书》上签字，被告实际并未与原告达成合意签订《协议书》。与被告洽谈承接涉案股票交易业务并让被告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是申某，原告当时并不在场。申某在《协议书》签订时曾向被告表示《协议书》仅为增信所用，申某向被告出具书面说明，表明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任何差额补足责任。2.即使认定《协议书》有效，因原告未能证实承接涉案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的主体系原告指定，故无权要求被告承担差额补足责任。迪瑞医疗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而涉案信托计划于2017年12月12日成立，并无证据表明信托计划承接被告减持的股票是受原告邢金海的指令；信托计划委托人为第三人广发银行与吴佳妮，与原告无关；广发银行、吴佳妮和投资顾问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池公司)均无法证明是原告为履行《协议书》由信托计划购买被告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信托计划投资并不受原告指令控制；《协议书》约定价格为每股40元，信托计划承接转让价为每股38.79元；信托计划买入迪瑞医疗股票数量与约定承接被告300万股股票数量不相符；信托计划承接涉案300万股股票前已购入20,300股迪瑞医疗股票，按每股40元计算，信托计划剩余资金不足以支付被告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转让价款；《协议书》签订后一天《陕国投·持盈5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即签订，若按照规定立项、报批等时间不够，不合理。3.即使认定被告应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也应限于股票解禁后的一个月内(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就300万股(转增后为54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价格低于年化收益8%时的差额补足义务，即被告仅需就3,820,380元承担差额补足责任。原告在2018年6月19日股票价格低于信托计划平仓线时不选择抛售全部迪瑞医疗股票，而是追加信托资金避免股票强制平仓，2018年7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股票收盘价均高于每股19元，均远低于原告诉请金额。原告作为有经验的证券从业人员，盲目追高未能及时止损，形成的扩大损失应当自行承担，宋勇不具有证券专业知识，对有丰富证券从业经验的邢金海承担无限期和无限额的差额补足责任，有违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也没有体现出以专业知识水平衡量交易对手责任轻重的公平性原则。4.退一步而言，即便被告应承担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的差额补足责任，原告也无权向其主张300万股以外的迪瑞医疗股票和其他股票及其他费用的损失，其他费用包括原告主张利息、律师费、差旅费等第三项诉请的费用和案件诉讼费用。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吴佳妮述称，吴佳妮与原告邢金海系夫妻关系，涉案业务系邢金海操作，以吴佳妮名义与陕国投签订《信托合同》，具体资金进出虽使用吴佳妮名下账户，但账户密码等均由邢金海控制，指令由邢金海下达，吴佳妮对本案业务具体情况不清楚。吴佳妮同意涉案一揽子合同项下所有权利由原告邢金海主张。第三人陕国投述称，本案业务是邢金海与陕国投磋商，由吴佳妮签约。对于邢金海和吴佳妮的关系陕国投知情，但并不属于形式上需要审核的事项。《信托合同》签订后，吴佳妮出资正常。信托计划购买迪瑞医疗股票的指令由投资顾问珠池公司下达。2018年10月16日该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所有股票已被珠池公司下达平仓指令全部平仓，优先级受益人广发银行已获得其投资本金及年化6.3%收益的现金分配；劣后级受益人吴佳妮获得原状分配，即清算报告中载明的金额。因股票全部平仓，无可转让权益。原告陈述与陕国投有关的事实均属实。对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陕国投不清楚相关事实，不发表意见。第三人广发银行述称，广发银行在《信托合同》签订前不认识邢金海及吴佳妮。涉案信托计划广发银行投资8,000万元。信托计划履行中，劣后委托人的确追加过资金。广发银行正常收益定时收取。根据《信托合同》约定，信托计划满六个月后在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提前终止，涉案信托计划根据合同约定终止并无不当。广发银行与邢金海、吴佳妮在《信托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终结。广发银行与被告宋勇无合同关系，对于本案原告邢金海就信托计划全部1.2亿元资金向被告提出主张没有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邢金海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以证明双方约定由邢金海或其指定主体承接宋勇减持的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并由宋勇承担差额补足责任。2-3.吴佳妮与陕国投签订的编号为1702【008】-【002】号《信托合同》及附件、信托计划成立公告，以证明为履行《协议书》约定，邢金海以妻子吴佳妮的名义委托陕国投设立系争信托计划承接宋勇减持的股票，信托计划于2017年12月8日成立。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天津滨海新区展望路营业部(以下简称证券公司)股票明细对账单，以证明2017年12月12日信托计划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以每股38.79元的价格买入迪瑞医疗股票300万股，总计支出116,404,911元(含手续费)，截至2018年10月15日，信托计划将所持5,400,000股迪瑞医疗股票全部卖出，所得金额为71,311,848.71元(扣除手续费与印花税)。5.迪瑞医疗《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证明2018年5月23日，迪瑞医疗实施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8股。6.深交所迪瑞医疗股票行情，以证明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迪瑞医疗股票盘中最高价为21.58元/股，收盘最高价为21.20元/股。7-9.2018年11月1日邢金海向宋勇发出的律师函及文件发送和签收记录，以证明邢金海要求宋勇承担《协议书》约定的差额补足责任，宋勇已收悉。10.邢金海与吴佳妮结婚证，以证明双方夫妻关系。11.吴佳妮出具的说明，以佐证原告诉称事实。12-13.迪瑞医疗《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深交所大宗交易记录，以佐证2017年12月12日，邢金海指令涉案信托计划承接了宋勇卖出的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14.涉案信托计划《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补充说明》及附件一《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附件二信托计划银行专户交易明细对账单、附件三信托计划证券专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以佐证原告诉称事实及证据4的待证事实。15.珠池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为邢金海提供证券融资方案有关事项的说明》，以证明邢金海找到珠池公司询问1.2亿元证券交易融资业务，珠池公司告知可以通过涉案信托计划的方式，并推荐陕国投和广发银行。故涉案信托计划系珠池公司为邢金海提供证券融资服务而联系设立，信托计划目标股票为迪瑞医疗，邢金海通过吴佳妮、珠池公司发出指令。被告宋勇对原告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证据1《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虽然宋勇签名是真实的，协议书的内容宋勇也看过，但宋勇在“乙方”签名栏签字的时候，“甲方”签名栏空白。宋勇签好名后将《协议书》交给案外人申某。申某系上海仟榕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通过该公司员工张丹介绍给宋勇。签约当天，申某拿出两份涉案空白《协议书》，申某在其中一份“甲方”处签名，宋勇在另一份“乙方”处签名，签好以后交给了申某，申某未在“甲方”处签名。申某告诉宋勇协议是形式上的，无需宋勇实际履行。因此该《协议书》为可撤销合同。对原告证据2-3真实性确认，但吴佳妮在庭审中陈述签订《信托合同》的日期与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不一致，说明吴佳妮的陈述和该《信托合同》必有一假。信托计划成立时间和吴佳妮委托时间相距过短，不一定能证明信托计划为邢金海收购宋勇股票所设。吴佳妮与邢金海系不同主体，广发银行作为优先级受益人，收益份额远高于劣后级受益人吴佳妮，吴佳妮无能力指令信托计划购买涉案股票。对原告证据4，真实性虽无异议，但该份股票明细对账表有遗漏。可看出是股票在解禁后一个月后出售，宋勇不应承担责任。对原告证据5-9，真实性确认，但和本案无关联性。对原告证据10，真实性确认，但不能仅因吴佳妮与邢金海的夫妻关系即认定吴佳妮签订《信托合同》系受邢金海授权。对原告证据11，系吴佳妮本人事后所作说明，不予认可。邢金海本身可设立信托，没必要通过配偶设立，不符合常理。对原告证据12-13真实性确认，即使宋勇减持的300万股股票由涉案信托计划购入并持有，也并不能证明是邢金海指定。对原告证据14，真实性确认，该证据仍不能证明信托计划接受邢金海的指令，文中“全体委托人”指广发银行和吴佳妮，并非指邢金海。信托计划除购买涉案300万股股票外，还买卖了其他非被告减持的迪瑞医疗股票，及红日药业、GC001国债逆回购等，说明涉案信托计划并非如原告所述专为承接被告减持股票而设立。对原告证据15，真实性不认可，无法确认该情况说明为珠池公司出具。且说明称指令由吴佳妮下达，而吴佳妮称由邢金海下达，说法不一致。第三人吴佳妮对原告证据均予确认。同时对被告宋勇提出的吴佳妮陈述与《信托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不一致的抗辩解释称，合同签订系其与邢金海一同去办理，仅记得大概时间，精确时间难以记清，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购买或抛出股票的指令确由邢金海下达，吴佳妮未参与。第三人陕国投对原告证据2-6及12-14予以认可，原告其他证据与陕国投无关，陕国投无法发表质证意见。陕国投称一般在信托计划履行中，投资指令根据《投资顾问协议》及《信托合同》约定来操作，投资顾问应当按照投资顾问监管规定履行义务，按投资指令操作。第三人广发银行对原告证据2-6及12-14予以认可，原告其他证据因与广发银行无关，广发银行无法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宋勇提交以下证据：1.申某在“甲方”栏签字的《协议书》，以证明被告所述合同签订事实。2-3.迪瑞医疗股票自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及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的历史行情，以证明在2018年10月12日、10月15日出售迪瑞医疗股票的价格远低于《协议书》约定解禁后一个月内的价格，按照解禁后一个月内的最高价格每股21.58元计算，被告只需承担差额补足款3,882,578.47元。原告未按约定时间出售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被告只能承担股票解禁后一个月内原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价格未达到年化收益8%的差额补足责任。4.被告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的涉案信托计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以证明涉案信托计划持有并买卖迪瑞医疗股票的情况。5.申某出具说明的截屏照片，出具时间记不清，以证明申某承诺宋勇就涉案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减持大宗交易过程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原告邢金海对被告证据质证认为：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不知道该份《协议书》的存在，该份《协议书》仅有申某签字，没有宋勇签字，说明该二人没有缔结协议的意思表示。对被告证据2-3，如果与深交所的行情一致，原告认可其真实性。对被告证据4，真实性认可，与原告证据14附件的内容一致，且原告证据内容更详尽，有交易价格。对被告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出具时间和背景被告均无说明；申某不是《协议书》合同当事人，无权免除当事人就合同确定的义务和责任。第三人吴佳妮对被告证据1不认可，表示从未见过该证据；对被告证据2-4，表示不清楚；对被告证据5不认可，申某和邢金海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不会把邢金海名字写成“刑金海”。第三人陕国投对被告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被告的其他证据均不清楚，不发表意见。第三人广发银行对被告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被告的其他证据均不清楚，不发表意见。第三人吴佳妮、第三人陕国投、第三人广发银行均无证据提供。第三人陕国投表示，原告证据14《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补充说明》及附件系陕国投提供。原告提供证据1-10、12-1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提供证据2-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为原告证据11、15，被告证据1、5，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1为第三人吴佳妮的书面说明，因吴佳妮系本案第三人，故应定性为当事人陈述，并非原告提供证人证言。原告证据15系珠池公司情况说明，该说明以珠池公司名义出具，但加盖珠池公司基金运营部业务专用章，原告无证据证明该情况说明是珠池公司意思表示，被告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告证据1系由案外人申某签字的《协议书》，被告称申某在一份《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签名、被告在另一份《协议书》落款“乙方”处签名系双方建立起合同关系，该理由与《协议书》首部明确印制了合同甲方为邢金海、乙方为宋勇相矛盾。被告未能合理解释申某在该份《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签名的含义，被告陈述相关事实及申某签名的真实性缺乏证据佐证，本院对申某签字的《协议书》不予采信。被告证据5理由同上，该证据仅为文件的照片，未提供照片内文件原件，被告也未能合理说明该份文件的出具背景，故该份文件真实性无法认定。从照片内文件内容的关联性看，在申某并非《协议书》合同当事人、也未得到邢金海的授权和追认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合同一方当事人免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也无权代表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外另行承诺“连带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使申某出具该份文件，法律后果也发生在出具该份文件的申某和接受该份文件的宋勇之间，与本案无关，相关争议可由所涉当事人另行解决。故该份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本院认定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邢金海、乙方为宋勇，双方鉴于迪瑞医疗公司是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宋勇是迪瑞医疗公司实际控制人，邢金海或邢金海指定的主体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于2017年12月31日前承接宋勇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双方约定，“价格每股人民币40元，认购成本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甲方承接乙方相关股票的锁定期应遵守相关规定(六个月)，在解禁以后一个月内，若股价不低于年化收益百分之八，即对应价格41.86元，则视为本协议无效。如没有达到对应的价格，则由乙方进行差额补足或者双方协议卖出。”协议载明签订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邢金海、宋勇分别在落款甲方、乙方处签名。2017年11月29日，邢金海之妻吴佳妮与陕国投签订涉案《信托合同》，合同明确该信托为自益信托，委托人A为广发银行，信托资金为8,000万元；委托人B为吴佳妮，信托资金为4,000万元，受托人为陕国投。信托计划的期限为12个月，自成立之日起算，信托成立满6个月后经委托人B申请，委托人A和受托人同意后可以提前终止。如发生信托文件规定的信托计划提前或延期终止情形时，本信托计划提前或延期终止。信托计划财产的管理运用方法为只限于投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沪深A股股票、货币基金、国债逆回购、银行存款。运用程序为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建议，由受托人独立管理运作，由投资顾问代表全体委托人向受托人发出投资建议，受托人进行审核，若无异议，则进行下单操作。信托计划表决权归全体委托人所有，若全体委托人达成一致意见，受托人届时根据全体委托人关于行使表决权的指令进行表决；若全体委托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未对表决事项向受托人发出关于行使表决权的指令，受托人将不参与表决。经全体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后，信托计划可以调整投资范围、调整投资限制，但调整的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均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要求。信托计划的目标股票为A股股票迪瑞医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方法为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且清算程序完成后编制《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信托合同终止，信托财产归属受益人。2017年12月8日，陕国投发布信托计划成立公告宣布涉案信托计划成立，募集资金1.2亿元。涉案信托计划银行专户明细对账单显示，2017年12月7日吴佳妮分两笔转入4,000万元，2017年12月8日广发银行“薪满意足”人民币理财计划转入8,000万元。2017年12月11日该银行专户向证券专户转入119,794,000元。涉案信托计划证券专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显示，2017年12月11日由银行账户转入119,794,000元，当日证券专户分多次共计买入迪瑞医疗股票20,300股，股票成交金额加交易费用共计797,637.29元。当日交易结束股票专户中尚余资金118,996,362.71元。2017年12月12日，涉案信托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从被告宋勇处受让迪瑞医疗股票300万股，成交价格每股38.79元，成交金额116,370,000元，交易费用34,911元，总发生金额116,404,911元。其后，涉案信托计划使用信托财产另行购买了部分迪瑞医疗股票及300026红日药业、GCOO1国债逆回购等，并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多次买卖上述股票。2018年5月16日，迪瑞医疗公司发布《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2.5元，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8股。涉案信托计划分得税前红利760,650元，其中涉案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相应税前红利为75万元，300万股涉案迪瑞医疗股票转增为540万股。原告与被告均确认，按《协议书》“股价不低于年化收益百分之八”原理，权益分派后的涉案54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应达到的预期价格相应调整为［38.79元/股×300万股×(1+8%/12×7)-75万元］/540万股=22.42元/股。原告与被告均确认，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6月13日(当日不计)涉案300万股(转增后为54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限制流通。2018年6月13日上述迪瑞医疗股票解禁。解禁后的一个月系指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含当日)。原告与被告均确认，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迪瑞医疗股票盘中最高价为21.58元/股，收盘最高价为21.20元/股。截至2018年10月15日，涉案信托计划证券专户全部证券均已卖出。2018年10月26日，陕国投向委托人、受益人出具涉案信托计划《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明确信托计划于当日提前终止，陕国投于2018年10月16日起对信托计划进行清算。信托计划终止日信托资产状况为，资产类合计银行存款88,466,296.67元，负债类包括应付保管费、受托人报酬、投资顾问费及其他应付款等合计465,832.46元，期末资产净值88,000,464.21元。根据《信托合同》约定，本次应分配受益人A信托利益为8,000万元、现金红利为786,800元，应分配受益人B信托利益为7,213,664.21元。2019年7月30日，陕国投出具《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补充说明》，明确信托计划于成立日前在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初始成立规模1.2亿元；信托计划投资顾问为珠池公司，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出现投资建议作废的情况；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委托人B吴佳妮追加增强信托资金2,046万元；信托计划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向受益人A广发银行进行分红，信托计划在终止清算前已累计向受益人A广发银行分配现金红利4,022,200元，采取现金转份额的方式累计向受益人B吴佳妮分配份额2,173,085.15份。2018年11月1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寄出律师函，称涉案54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解禁后一个月内的股价即便按照最高价每股21.58元计算为116,532,000元(累加不扣税红利为117,282,000元)，低于原告投资购买股票资金116,370,000元按8%年收益率计算的应得回报。原告要求被告五日内与原告联络并协商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被告于2018年11月2日收到该律师函。因被告未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致涉讼。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建立法律关系的主要证据为《协议书》，现双方当事人围绕《协议书》，就《协议书》是否成立并生效、义务履行情况及协议内容解释等发生争议，本院作如下认定：一、涉案《协议书》是否成立并生效被告提出，是申某将《协议书》交给被告签字，故被告认为合同相对方为申某，以及申某告知《协议书》只需签名，无需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协议书》除落款签名外均为打印形成，首部即载明甲方为邢金海、乙方为宋勇。故受《协议书》约束的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明确，不存在歧义。宋勇提出的合同文本系申某交付、申某在另一份空白《协议书》上签字等，均非确定合同主体的法律要件。被告宋勇确认看过《协议书》内容，也确认原告提供《协议书》上乙方签名是其所签，原告邢金海确认《协议书》上甲方签名是其所签，即便双方并非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署，也不影响该合同成立。至于申某是否对宋勇有承诺，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申某的承诺对邢金海有约束力，邢金海在诉讼中也拒绝追认该承诺的法律效力，故《协议书》成立及生效不受合同外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影响，合同当事人均应按《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履行。二、原告是否履行涉案《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被告认为系吴佳妮与广发银行及陕国投分别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设立了涉案信托计划，与原告进行了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的大宗交易，不能证明该行为受原告指令。本院认为，首先，《协议书》明确承接被告减持股票的主体可为“甲方或甲方指定主体”，故在《协议书》签订之时，已可预见具体进行大宗交易的主体可能并非原告本人。其次，邢金海之妻吴佳妮作为劣后级委托人通过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方式承接涉案大宗交易的股票，并无不合理之处。被告提出夫妻关系不能作为认定履行合同义务主体的唯一标志，但本案中除了邢金海和吴佳妮为夫妻的身份关系外，本院已追加吴佳妮本人及广发银行、陕国投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各第三人对本案事实的陈述与原告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虽然吴佳妮对合同签订日期的陈述存在模糊之处，但该细节有书面《信托合同》为证，事实可以查明。陕国投作为受托人，对于邢金海参与了《信托合同》的订立磋商、信托计划承接了被告减持的300万股股票等无异议，各第三人对由原告向被告主张相应合同权利亦无异议。至于信托计划作为主体承接了被告300万股股票后，其余投资指令具体如何下达，并不影响原告已履行《协议书》主要义务的事实。第三，《协议书》约定每股40元价格承接，但实际大宗交易以每股38.79元价格成交一节，因《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11月28日，而大宗交易行为发生于2017年12月12日，期间各方当事人仍可协议确定最终成交价格。且若严格按照每股40元的价格履行，认购价格即达到1.2亿元，甚至无法覆盖股票交易的相应费用。在已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的情况下，被告提出的成交价格低于《协议书》约定价格即表示《协议书》未履行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认为在承接大宗交易的股票前信托计划购入一定数量的股票，亦可说明双方对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进行了协商，信托计划在款项有余量的情况下购买部分股票，亦无不可。被告质疑的《协议书》《信托合同》相距时间过短的问题，合同签订日期不代表开始磋商日期，被告此抗辩理由也缺乏说服力。被告各项理由均系围绕原告事实和证据提出疑点，并没有阐明其主张的事实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告的陈述及证据以及各第三人的陈述能够形成证据链，印证了原告为履行《协议书》的约定，由其妻子吴佳妮作为委托人通过涉案信托计划承接被告减持的300万股迪瑞医疗股票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已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三、《协议书》中被告义务内容的理解在上述问题解决后，需解决被告在《协议书》项下的义务内容问题。《协议书》约定，“甲方……承接乙方股票……三百万股，价格……40元，认购成本……壹亿贰仟万元，……遵守相关规定(六个月)，在解禁以后的一个月内，若股价不低于年化收益百分之八，……则视为本协议无效。如没有达到对应的价格，则由乙方进行差额补足或者双方协议卖出”。从协议框架看，主要约定了两种情形，即股价达到年化收益率8%的预期价格和未达到预期价格的不同处理后果。对于未达到预期价格的情况，约定了两种解决方案，即乙方进行差额补足或者双方协议卖出。乙方的差额补足义务是合同明确约定的义务，而协议卖出则是合同明确在履行阶段双方可以以约定形式代替合同原定权利义务内容。具体到本案，属于未达到预期价格的情形，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应差额补足或者双方协议卖出股票。原告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卖出涉案股票并未与被告协商一致，故不能适用双方另行协商的约定法律后果，应适用未达到预期价格由被告进行差额补足的合同约定。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对于解禁后一个月的日期确定、按照实际履行及权益分派后的价格作为基数计算的预期价格为22.42元、涉案迪瑞医疗股票解禁后价格未达到该预期价格等均无异议。双方主要争议在于“解禁以后的一个月”是否是衡量股票价格达到预期价格的唯一时间段，抑或可以往后顺延。双方对差价的计算方法区别亦在于此，原告是以该一个月后实际出售股票的价格与预期价格之间的差价作为损失主张；被告认为即使要承担责任，也应以解禁后一个月内的股票最高价与预期价格之间的差价作为损失补偿。对此争议，首先从文本看，该段合同主文第一个句号出现在“本协议无效”之后，前面所有的内容均以逗号断句。逗号连接的部分既包括“在解禁以后一个月内”的时间限制，也包括承接股票数量、价格、认购成本、锁定期等内容。上述内容是构成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必备要件，应作为合同全部约定的基础，而不是根据标点断句规则，仅针对股价超过预期价格的情况，也应及于股价未达到预期价格的情况。其次，从权利义务设定的合理性看，若对未达到预期价格的时间段不作限定，则合同法律后果有较大不确定性。一种可能为股价解禁后一直未达到预期价格，在原告未卖出的情况下，若无时间段的限定，被告差额补足金额无法确定；若原告无协议单方卖出，合同对此未作约定，原告主张以卖出价格作为计算基数无合同依据。另一种可能为股价在解禁一个月后曾经达到预期价格又回落，因发生在一个月后，不能适用《协议书》约定的视为合同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形，被告仍需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但协议使用“达到”一词，应理解为只要股价“达到”对应价格，被告可不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被告是否需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形成了悖论，原告权利存在盲点。还要考虑若达到预期价格时间过长，而预期金额是以7个月的用资时间计算，延长时间的成本摊薄了原告实际可获利益。故无限制延长合同权利义务的确定时间，将扩大各方损失，产生新的纠纷。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应将解禁后的一个月作为衡量股票价格是否达到预期价格的时间段，更符合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目的，权利义务更为明确公平。本院注意到，原告在出售全部股票后不久发给被告的律师函中，也主张以股票解禁后一个月内的盘中最高价或收盘最高价与预期价格之间的差价，未按照本案诉讼金额的计算方法主张，说明该解释的合理性亦曾在原告的考量之内。因信托计划在涉案股票外还买卖了其他多种股票，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多种计算方法，如最后卖出法、先进先出法、解禁后平均卖出价法等，但均是以股票卖出价格作为计算基础，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且上述计算方法对其他股票损失与涉案股票损失难以做到清晰切割。结合上文争议焦点的分析，本院认定被告应就涉案迪瑞医疗股票解禁后一个月内的最高价格与预期价格之间的差额承担补足义务。“解禁以后一个月内的价格”的具体认定，结合当事人陈述，参考涉案《信托合同》对有价证券的估值方法，以有价证券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解禁后一个月内涉案股票收盘价最高为每股21.20元，以此为基数计算与每股22.42元预期价格之间的差额为每股1.22元，540万股股票差额补足款为6,588,000元。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差额补足款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按年化8%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认为原告出售股票并未与被告协商一致，信托计划相关情况原告及相关第三人也未告知被告，故应以原告通知被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时间作为被告知道需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起算时间。本案中，因合同未约定被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时间，故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通过律师函告知被告相关损失事实，要求被告于五日内与原告联络并协商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该期限尚属合理。律师函于2018年11月2日送达，被告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自2018年11月8日至实际清偿日期间原告资金占用的损失。该损失原告要求以应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无合同依据，本院确定该资金占用的损失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一年期月平均值计付。至于原告主张的公证费、认证费、查档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因原告系以《协议书》为主要证据向被告提起违约之诉，合同未约定被告承担上述费用，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发生及实际具体金额。对于诉讼财产保全费，法院依法处理。对原告主张的20万元各类其他费用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第一款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宋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邢金海差额补足款人民币6,588,000元。二、被告宋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邢金海以人民币6,58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8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对原告邢金海其余诉请不予支持。债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3,351元，由原告邢金海负担人民币264,925.55元，由被告宋勇负担人民币38,425.4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邢金海负担人民币4,366.65元，由被告宋勇负担人民币633.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峻雪审 判 员  孙 倩人民陪审员  匡丽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楼雨薇书 记 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