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初826号原告（反诉被告）：邵阳扬子巴士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邵阳市经济开发区大兴路与高新路口邵阳巴士有限公司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戈永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顺，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法定代表人，胡湘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存凯，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益华，男，199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该公司员工。原告（反诉被告）邵阳扬子巴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巴士）与被告（反诉原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万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阳巴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顺、王宇，被告奇瑞万达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存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阳巴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订金200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共计2425.6万元（具体包括租车费用1236.6万元、新能源车辆购置国家补贴调整导致的新购车辆增加费用852.4万元、湖南省补贴差价损失336.6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用32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因急需要更新公交车辆而采购纯电动车，为此，经过和沟通协商，2018年10月23日，原、被告双方订立《奇瑞万达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置WD6105BEVG01型纯电动城市客车200台，扣除国家补贴后每台车价格为533000元，被告于2018年12月25日向原告交付车辆，双方约定了车辆技术协议及其他权利义务。2018年10月2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合同订金200万元。2018年11月３日，原、被告双方订立补充协议，就被告交付车辆的时间予以调整，约定被告于2018年12月25日交付车辆50台、同年12月30日交付车辆50台至原告处，2019年１月28日前被告将剩余100台车辆交付完毕。后原告先后于2018年12月15日、2019年1月３日致函被告，要求被告按双方约定交付车辆，否则将承担因车辆不及时交付、上牌而给原告造成的新能源车辆税收补贴及运营补贴。至2019年１月28日，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任何车辆。原告本次向被告购买车辆的目的用于湖南省人民政府要求邵阳市对191台高排放车辆的置换，因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将原告所购买车辆及时交付，为完成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任务，原告被迫向湖南省新宁新惠公交有限公司以每天500元每辆车的代价租赁纯电动公交车以代替。为减少双方的损失，原告于2019年4月3日与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订立车辆采购合同，以代替被告未能履行合同的车辆置换任务，约定交车时间为2019年６月10日前。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本次原告购置车辆增加成本1189万元。原告基于被告的根本违约行为，于2019年3月8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了与被告的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就上述赔偿问题与被告多次沟通，被告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主张。被告奇瑞万达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赔偿因其恶意解除合同而给反诉人造成的车辆转售差价损失、利息损失人民币540.53万元；2、判决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因其未依照合同约定于2018年11月30日前向反诉人支付200万元的违约金人民币9.8万元；3、判决被反诉人承担因其恶意诉讼引发的本诉及反诉律师费人民币666252元；4、判决被反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23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反诉人以53.3万元的单价向反诉人购买车辆200台。同时，合同第三条约定：被反诉人应在合同签订后向反诉人支付订金人民币200万元，于11月30日前再支付200万元，剩余10260万由被反诉人进行融资租赁付清车款后，反诉人才发车。《奇瑞万达销售合同》签订后，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又于2018年11月3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若买方融资超过卖方通知提车日达七日的，卖方有权将车辆另行处置”；《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因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因影响交货期造成双方损失，双方应各自直接追究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任”。《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因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仅向反诉人交付电池36台，反诉人将该36台电池装配整车后，于春节前通知被反诉人提车，被反诉人予以拒绝接收。同时，被反诉人于2019年3月8日向反诉人发函通知解除《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鉴于被反诉人拒绝提车并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况，为减少损失，反诉人只好将已生产的36台整车向都匀公交集团低价销售，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基于以上事实，反诉人认为：被反诉人存在以下违约状况：1、未按《奇瑞万达销售合同》第三条约定向反诉人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其行为构成违约；2、合同签订后未实施过任何融资租赁行为，导致反诉人有理由相信其必将预期违约。理由如下：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定义：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因此，在合同约定的融资租赁关系中，如果被反诉人有履约的诚意，其必须找到出租人，并要求出租人与出卖人（反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因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约定的融资租赁方式决定了反诉人必须是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反诉人有权利也由理由参与到融资租赁合同中去。但是事实上，被反诉人在《奇瑞万达销售合同》签订后，从未将其寻求的出租人向反诉人告知过。因反诉人并未受邀参加融资租赁合同的协商过程，所以反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反诉人必将对支付一个多亿的车款的义务构成预期违约。基于被反诉人以上现实违约及预期违约状况，反诉人有理由作出如下判断：1、被反诉人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2、被反诉人在2019年3月8日向反诉人发函通知解除《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系明知自己已违约并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借故恶意通知解除合同的行为。被反诉人恶意解除合同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如下损失：1、被反诉人恶意解除合同，拒收车辆的行为导致反诉人不得不将为其生产的车辆另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给都匀公交集团，产生了车辆价差损失和分期付款利息损失。2、被反诉人恶意解除合同的行为造成了反诉人为履行合同而采购车辆原材料、生产除电池以外的整车的人工、材料损失。鉴于：本案中，原告不能生产车辆的原因系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交付电池原因所致，客观上，除了已生产的36台车外，反诉人因没有电池而确实不能生产更多整车。依据双方《补充协议》第三条“因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因影响交货期造成双方损失，双方应各自直接追究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任”的约定，因反诉人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正在处理之中，故反诉人暂时仅追究被反诉人对已生产的整车拒收导致反诉人产生的价差损失及利息损失。其他损失待反诉人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完毕后视情况予以追究。综上，被反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反诉人产生了巨额损失，故特提出反诉，请求判决支持反诉人的反诉请求。针对邵阳巴士的本诉主张，奇瑞万达辩称，本案中是原告存在违约，原告未按约定支付车款，也未按照合同办理融资租赁，从其提供与厦门金龙签订的合同通过办理融资租赁付款可知原告没有付款提车的能力。200万元订金被告没有返还的义务；被告不应承担租车费用，原告提供的租车合同不管是否存在，即使存在是否提车被告不清楚，不能以该合同主张损失，被告没有交车的原因是因为电池公司的违约，是案外人的原因，原告租车源于政府要求，不是为了营运，其目的是为了让政府相信其有车，该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原告提交的文件，原告应该在2018年9月份完成车辆置换，但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在十月份，说明原告租车是因为原告未在2018年9月完成车辆置换，存在重大过错，在租车期间，原被告约定交车时间是2018年，原告主张的时间还未到约定时间，租车的租金是否合理不清楚，关于购车费用的增加，我们也不应该承担，合同是没有增加购车费用，还减少了2000多万元，贴补减少金额根据合同约定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律师费也应由原告承担。针对奇瑞万达的反诉主张，邵阳巴士辩称，被告的反诉没有事实依据，其在反诉状中的陈述，大部分为虚假陈述，人民法院应判决驳回反诉请求，并对反诉原告的虚假陈述依法予以处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奇瑞万达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及车辆技术协议，证明双方就购买200台新能源车辆签订了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就车辆的技术参数、性能、价格、订金的缴纳、交车时间、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约定。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原告向被告缴纳合同订金材料，证明原告依据合同约定，与2018年10月26日向被告缴纳订金200万元，被告出具收据证明收到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第四组证据：催货函，证明基于被告可能出现违约现象，原告于2018年12月15日向被告发出催货函，督促被告要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并告知被告如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表示需要庭后核实。第五组证据：解除合同通知书原件及签收单据证明鉴于被告已不能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补充协的前提下，原告与2019年3月8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邮寄给被告，被告已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六组证据：车辆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原告未落实邵阳市政府下达的环境保护任务，与他人签订车辆租用合同，以代替已淘汰车辆，原告本次所购买的200台新能源车辆就是用以替代已淘汰的车辆，在被告不能及时交付合同约定车辆的情况下，原告只能以原条件继续向他人租赁车辆以代替被告未能交付的车辆运载力，并向他人继续支付相应费用的事实，同时，证明至2019年6月30日，原告已向出租房新宁县新惠公交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685万余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七组织证据：原告与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订立购买车辆的合同、三方采购合同以及车辆技术协议，证明原告为减少双方的损失，及时从他人处购买车辆以代替被告未履行合同标的的事实，通过前后两份车辆协议，技术参数是一致的，从单价来看，每辆车单价增加了4.262万元；由于政策调整，原告被告的购车合同总价是53.3万元/台（扣除国家补贴19.8万元的金额），原告新购金旅的单价为57.562万元/台（扣除国家补贴部分13.068万元的金额），购车差额为4.262万元/台，故总购车差价852.4万元（4.262万元/台×2**台）应由被告承担。经质证，被告认为不同品牌的车辆价格不一致，还有的比被告价格低，合同付款方式明显看出是要融资租赁，证明原告是没有钱，原告没有钱支付被告，增加的车价是由于补贴政策变化引起的。第八组证据：国家、省、市关于新能源车辆补贴44号、18号文件，证明因被告不履行合同，给原告造成补贴损失的事实。计算方式：根据湖南省2016年-2010年购置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购置公交车按国家同期补贴政策的25%进行省补，当初购置万达客车湖南省补贴是19.8万元/台乘以25%=4.95万元/台（2019年3月26日前上牌的前提下）。新购金旅车辆湖南省补贴是13.068万元/台乘以25%-3.267万元/台(6月25,日前上牌的前提下）湖南省补差额为被告方无法交车原因所致，差额4.95万元/台-3.267万元/台=1.683万元/台乘以200台=336.6万元由被告承担。经质证，被告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金龙车的电池与被告车电池是否不一样不清楚，电池容量越大补贴越高。第九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电子回单，证明原告为本案的诉讼，委托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进行诉讼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十组证据：律师服务费十万元发票，证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已经支付10万元代理费，尚欠22万元代理费支付后开具发票，证明原告为了维护权利支付代理费10万元。经质证，被告无异议。第十一组证据包含：原告履行与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湖南金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三方采购合同》、付款说明、附件、长沙银行网上电子受理凭证4张、原告向光大银行借款6000万元借据一份、原告支付湖南金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光大银行借记通知及湖南金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汇付6000万元至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光大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向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采购规格型号相同于采购被告车辆共计支付人民币6830万元。经质证，被告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第十二组证据：快递单存根，证明2018年12月25日向被告催款函已经通过快递送达。经质证，被告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第十三组证据：原告总部总工程师王书玉（全程参与原被告合同签订和履行）与被告单位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叶银洪微信联系记录打印件5张及叶银洪名片，证明被告对原告购买200台新能源车紧迫性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为了执行政府环保要求，更换运营车辆。且被告对原告租用新能源车辆是明知的。经质证，被告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第十四组证据：原告总部总经理戈金良（全程参与原被告合同签订和履行）与被告单位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叶银洪微信联系记录打印件4张，证明被告对延迟交车给原告造成省补损失（就是被告发给戈金良微信中函上的地补损失）是清楚的，并且表明其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意思。经质证，被告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不完全，同时微信名为“忍静”的人无权代表公司做出决定，同时微信内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第十五组证据：被告起诉国能电能公司的诉状及贵院开庭传票照片打印件，证明原告采购的被告生产的新能源车辆根据国家公告目录只能使用国能电池，并非原告指定使用国能电池，被告对此是非常清楚的。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选定国能电池之后才对应涉案车辆型号，如果选择其他厂家的电池，则也可以使用该车上但是公告型号就不一样。被告针对原告本诉部分未提交证据，针对反诉部分，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反诉原告主体资格，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奇瑞万达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原件，证明：1、反诉原告以53.3万元的价格向反诉被告销售车辆200台的事实；2、反诉被告应于2018年11月30日前向反诉原告支付200万元的事实，反诉被告没有依照合同支付已构成违约；3、余款10260万元反诉被告需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并支付完毕车款后，方可提车；4、双方约定如果是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因影响交车的，各自直接追究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任的事实。5、补贴减少的金额应由原告承担。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此200万元是反诉原告不能交付200辆车，原告履行不安抗辩权。第三组证据：解除合同通知书，证明2019年3月8日，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违法通知解除合同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存在违法解除合同。第四组证据：奇瑞万达销售合同两份、关于采购奇瑞万达36辆WD105BEVG01型纯电公交车的情况说明，证明反诉原告为减少损失，才向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低价、分期付款方式另行销售拟向反诉被告交付36台车的事实，反诉被告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由法院查明，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恰好证明反诉原告虚假陈述，反诉请求不能成立。31台销售合同签订时间是2019年1月30日，反诉原告2019年2月27日还向反诉被告发出函告，反诉原告一直催要车辆并按时交车，不存在拒绝提车，不是反诉被告拒绝提车导致销售36辆车。第五组证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我方已经起诉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案正在审理。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第六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因为本案产生的代理，因为反诉原告的账户被冻结，现在不能付款。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是否合理由法院审查。针对反诉部分，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奇瑞万达2018年12月27日和2019年2月28日向原告发的函件，证明双方签订采购合同后，奇瑞公司不能按合同交付，扬子巴士缴纳200万元不再缴纳，奇瑞公司多次来函，从未表示不交200万元不能生产车辆的事实，反诉原告主张没有交200万元构成违约不能成立。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认可，认为在11月30日前支付200万在函件之前根据合同发生的义务不需要被告提醒，被告并未表示放弃200万元。第二组证据：工信部2018年64、23号公告以及奇瑞万达技术参数，车辆基本信息，证明工信部批准反诉原告生产涉案电池就是国电池，不存在反诉原告主张电池是由扬子公司指定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内容并非全部。第三组证据：奇瑞万达与国能公司签订的合同，银行货单，证明按照合同约定应于2018年10月1日前支付50%的预付款，国能公司才能供货，奇瑞公司在2018年11月23日才支付了1000多万元，导致国能公司不能生产。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全面，其与国能公司还有其他函件往来，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不能供货结案后才能定性。第四组证据：湖南省交通厅317号文件、情况明细表、报废凭证，证明经政府要求已经将191台车进行报废了。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报废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该通知不具有强制性，且邵阳巴士与被告签订合同的时间是在报废时间之后。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3日，原告作为买方与被告作为卖方签订《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合同约定：1、原告向被告购买200台新能源汽车，车辆型号为WD6105BEVG01，单价为53.3万元/台，总计10660万元，交车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交车方式为卖方负责，交车地点为邵阳，运费由卖方责任；2、上述价格不含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归卖方所有，本合同开具发票及买方应付购车款金额为扣除国家补贴的金额；3、车款未付清前，车辆所有权归卖方所有；4、付款方式及时间：（1）本合同签订后买方向卖方支付订金200万元；（2）11月30日前买方再支付200万元，剩余10260万元买方进行融资租赁付清后卖方发车；（3）若出现买方为按时支付卖方约定款项，买方须承担到期而未支付车款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同时，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提前偿还所有款项，且卖方有权处置车辆，买方应承担卖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5、技术要求及质保：（1）产品的技术标准见合同附件《车辆技术协议》；（2）卖方按原厂技术标准及双方约定的《车辆技术协议》交货，产品验收合格交付后视为对产品数量及质量验收合格……6、特别提示：（1）如有下述情况，交货时间顺延：①合同签订后买、卖双方未及时或未卖方要求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签字盖章的；②买方指定配置有特殊要求、指定件厂家不按卖方要求签订相关文书、指定件方供货不及时的；③买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约定款项的……同日，原、被告签订了《车辆技术协议》作为上述《奇瑞万达销售合同》的附件，在该技术协议中，在“纯电动城市客车主要技术配置要求”项下的“驱动电池”部分载明“动力电池采用北京国能电池（165.53KW?h）”。2018年10月2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00万元订金。2018年11月3日，原、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针对上述销售合同达成如下补充：1、原合同约定交货期2018年12月25日，变更为2018年12月25日前先行交付50台到邵阳，12月30日前再交付50台到邵阳，12月20日提供100台车所有上牌资料，余下100台车辆2019年1月28日前交完。因交车问题2019年、2018年国家补贴标准不一致原因导致卖方取得国家补贴减少的，卖方承担相应责任；2019年、2018年国家补贴标准不一致原因导致买方取得补贴减少的，买方承担相应责任；2、买方依据合同第三条第2项的融资如不能在车辆交完前完成，买方应依据合同承担未付车款部分的违约责任，同时承担因此造成2019年、2018年国家补贴标准不一致导致卖方取得国家补贴减少的责任，若买方融资超过卖方通知提车日达7日，卖方有权将车辆另行处置；3、因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因影响交货期造成的双方损失，双方应各自直接追究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任。2018年11月9日，被告与案外人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200套电池系统，单价为22.346万元/台，还约定，被告支付预付款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须在2018年12月25日前交付50套、12月28日前交付50套，2019年1月15日前交付剩余电池。2018年12月1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关于邵阳巴士有限公司订单配件供应问题协调函》，内容为:贵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与奇瑞万达签订了一份200台公交车的采购合同，在该合同签订前奇瑞万达曾明确告知贵公司该型号车辆的电池供应商（北京国能）供货存在一定风险，但贵方仍坚持采购该车型，并称车辆电池供货事宜贵方会负责协调沟通，确保电池供应商（北京国能）能及时供货。奇瑞万达于11月12日支付北京国能预付款，根据合同约定，预付款到位后7个工作日内提供客供连接器，期间邮件电话协调多次，截至12月3日还未提供交期，因接连器原因会导致高压线交付严重滞后，同时，生产交付计划也会延迟，故希望奇瑞万达负责与电池供应商（北京国能）进行对接协调，使其尽快及时供货。2012年12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函《催告函》，内容为：“……根据双方约定，现函告如下：1、我司于12月17日前派人前往贵司查看车辆完成情况；2、我司将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对车辆进行验收，如违反技术协议，未经我司盖章允许的，我司将拒绝验车；3、请贵司在12月20日前提供100台车的合格证、发票、一致性证书、免征目录、电机拓印号、VIN码拓印号等上牌资料，供我司提前准备上牌工作；4、为保证车辆顺利上牌，请贵公司务必保证50台合格车辆，须在12月24日前到达邵阳，其余车辆50台务必保证按《补充协议》约定的交货期到达邵阳……”2018年1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函，内容为：“……截止到2018年12月22日国能电池到货才10套，已无法满足12月底交付50辆整车的要求，并根据北京国能提供的电池供货清单，2019年1月28日到电池80套，1月29日到电池100套，3月4日全部供货完毕，因此，我司只能遵循国能电池到货10天内向贵司提供整车。基于以上原因，我司已无法按照合同及补充协议时间交付车辆，请贵司配合我司积极协调北京国能电池在元旦20日前完成200辆电池的供应……”2019年2月28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函，内容如下：“……现由于供应商（国能电池）不能按期供货（据我司渠道获知，该公司现已处于停产状态，无法正常供货），根据此情况，我公司提出以下解决方案：1、车辆公告，按照贵公司实际用车情况，我公司拟将原合同型号应提供车型在其他状态不变的情况，将动力原北京国能电池更换为亿鹏电池（157kw?h），进行拓展公告；2、车辆交付，按照车辆实际生产情况，在更换为亿鹏电池后，我公司可实际交付车辆，2019年5月份开始交付，6月20日前200辆车全部交付完成。妥否，请贵公司回复”。2019年3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如下：“我公司与贵司于2018年10月23日签订《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并于2018年11月3日鉴定了《补充协议》，合同共计补充协议对该批车辆的交付时间进行了约定，并对交车时间进行了多次变更，我司多次致函贵司，要求你们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车辆，但截至目前，贵司仍未按能向我司交付任何车辆，且无任何车辆用于履行该合同，贵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车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致使我司通过购买新能源车辆以解决公交营运车辆缺少的目标不能实现，且给我司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切实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减少经济损失，我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特正式通知贵司：即日起解除我司与贵司2018年10月23日签订的200台WD6105BEVG01型新能源汽车的《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及2018年11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特此通知”。后，原告与案外人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购买型号为XML6805JEVY0C2、XML6105JEVJ0C3的纯电动城市客车共计130台，其中型号为XML6805JEVY0C2的车型单价为52.17万元/台（含国补），数量为30台，XML6105JEVJ0C3的车型单价为/台70.63万元（含国补），数量100台，以上总价款为8628.1万元（含国补）。2019年春节前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其与被告签订的采购合同向被告交付了36台涉案车辆。针对该36台车辆，被告表示其与案外人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将此36台车辆销售给了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并已经实际交付完毕。另查明，被告奇瑞万达针对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构成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9日签订的《采购合同》；2、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奇瑞万达返还已支付的64套电池预付款、提货款及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向第三方代付的材料款共计人民币1076.6868万元；3、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奇瑞万达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电池造成的生产、销售车辆损失，国家补贴损失共计人民币8323.656万元；4、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因其已交付的36套电池生产的成品车不能向邵阳巴士交付，从而以分期付款方式低价向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出售的价差损失、利息损失人民币540.53万元；5、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该案诉讼费用。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来往函件、支付凭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奇瑞万达销售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依据双方签订的《奇瑞万达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涉案合同履行负有先后顺序，即原告邵阳公司应先支付涉案货款，具体为：先支付200万元订金后于2018年11月30日前再支付200万元，剩余10260万元由原告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付清，后，被告奇瑞万达履行交车的合同义务。而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在交完200万元合同订金后并未履行剩余付款义务。且，根据上述销售合同中附件《车辆技术协议》中内容，涉案车辆选用的电池系原告指定的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电池，而在奇瑞万达起诉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案件中，已经认定了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未按时供货构成违约的事实，结合涉案《奇瑞万达销售合同》中已经明确“如买方（邵阳巴士）指定配置有特殊要求、指定件厂家不按卖方要求签订相关文书、指定件方供货不及时的，交货时间顺延”，故，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定交付车辆构成违约为由主张被告赔偿损失及承担律师费用，无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订金200万元的主张，因原告已经于2019年3月8日通过向被告发函的方式解除涉案合同，且被告提起反诉的基础亦是基于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即视为双方已经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解除了涉案合同，结合双方此后亦未再有履行涉案合同的意思表示或者实际行为，故，本院对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的效力予以确认。因涉案合同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订金2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此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涉案车辆转售的差价及利息损失540.53万元等等的反诉主张，因其反诉主张的基础在于被告主张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时供应电池而影响交货时间的事实成立，而涉案《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因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因影响交货期造成的双方损失，原、被告应各自直接追究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任，结合奇瑞万达就该此项主张已经对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另案提起诉讼的事实，故，本院认为，被告的反诉主张无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邵阳扬子巴士有限公司订金200万元；二、驳回原告邵阳扬子巴士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4680元，由原告邵阳扬子巴士有限公司负担151880元、被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800元，本诉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将承担部分一并给付原告）；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493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 红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