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559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敏，男，194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桢，北京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赛伯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法定代表人：李守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桢，北京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人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政府大街**镇政府办公楼**-790div> 法定代表人：章涛，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南中投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海，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v> 法定代表人：朱敏，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海南谷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贸区中路**半山花园海天阁**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尚选玉，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朱敏、杭州赛伯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伯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人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济公司）、海南中投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海南谷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盛公司）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朱敏、赛伯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中投公司应当返还的投资款数额为1.5亿元错误，应当扣除谷盛公司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且中投公司也不应承担6000万赔偿款。（一）中投公司应返还投资款中应当扣除谷盛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1．中投公司指定谷盛公司以5000万元受让人济公司合伙份额，本身系履行保证投资安全义务。《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中投公司完全履行了被保证投资，即促成合伙企业完成转让其拥有的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促成人济公司完全转让合伙企业中的合伙权益，从而使人济公司全额收回其投资本金。因此，人济公司收回投资的方式为两种：即促成人济公司以不低于其投资本金的价格转让合伙企业在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人济公司在合伙企业权益的方式。而且人济公司在二审庭审过程中陈述上诉请求时也明确“且我方按照相关的约定向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收到5000万元合同价款，那么，我方现在仍有权利要求中投公司返还我方投资本金中的差额部分”。显然，中投公司指定谷盛公司以5000万元受让人济公司合伙份额，系履行其合同下投资保证义务，故应当予以扣除该5000万。因此，即使中投公司须要返还，也应只返还1亿元本金，而不是1.5亿元。2．二审法院在法律关系认定与一审不一致时，应当予以释明，要求中投公司以及谷盛公司予以明确是否主张抵扣。本案中，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人济公司不以恢复其合伙人身份为前提要求中投公司返还人民币1.5亿元投资款”，则应当对法律关系及后果予以释明。即要求各方当事人明确：是否要求谷盛公司支付的5000万是否在1.5亿元投资款中抵扣。但二审法院在庭审中仅仅向人济公司进行了询问是否主张抵扣，而未向中投公司以及谷盛公司予以释明，程序错误。（二）二审判决中投公司以6000万元为限向人济公司支付赔偿金错误。1．中投公司无须向人济公司支付任何赔偿金。人济公司主张6000万元赔偿款依据为《补充协议》第二条第10项，该条约定如下“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若发生以下情况，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投资款，并解散已成立的合伙制企业，所发生的费用和支出由乙方承担：自甲方对合伙制企业出资之月起，乙方即承担了保证甲方资金安全、完成甲方投资收益的义务。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自甲方对合伙制企业出资之日起至IPO企业上市之月止，若IPO主体未分红或分红金额不足,乙方将以自有资金在每年3月底之前，向甲方支付上一年度最低投资收益，该最低投资收益为每年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15,000,000.00元）。首先，补充协议第二条整体约定为“返还投资、解散合伙企业”的触发条件，包括第10项情形在内。显然，一旦人济公司认为出现第10项情况，可以要求“返还投资、解散合伙企业”，并没有约定其可以继续主张支付投资收益。也就是说，人济公司只能二选一，要么继续持有合伙份额要求中投公司补足分红，要么要去中投公司“返还投资、解散合伙企业”。其次，二审法院将投资收益作为可得利益纳入赔偿损失范围系法律适用错误。在中投公司未补足投资分红补足情况下，并非违约行为，而是触发中投公司回购义务。二审法院将其作为违约行为并使用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尤其要说明的是，双方之所以做次交易安排，系本案双方交易系投资性质决定，如果在回购同时要支付每年1500万的收益，显然有悖于投资风险原则，成为了借款合同。2．退一步讲，即使中投公司需要承担赔偿金，也不是6000万，而因根据实际情况降低。二审法院在认定赔偿金时，系按照每年1500万的收益，期限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由此得出达到6000万上限。对此，二审法院在期限和收益率上均计算错误。首先，计算赔偿金期限不应当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第10款约定，中投公司需要支付最低投资收益（15,000,000.00元）的截止时间系IPO企业上市之月止，而渔业投资中心截止2012年12月31日并没有完成上市，况且，尚选玉已经代表合伙企业渔业投资中心于2013年10月18日将IPO企业股权转让并收回1.5亿元。因此，期限最多计算至2013年10月18日。其次，计算每年收益额错误：人济公司已经在2014年5月份收到5000万元投资款，那么中投公司承担赔偿金便应以剩余的1亿元投资款计算，而不是全额计算。二、人济公司主张返还投资款应当以恢复以合伙人身份为前提。（1）二审法院对《补充协议》和《保证投资承诺函》中的相关条款理解系片面、断章取义的理解。中投公司负有保证投资安全的义务，但不能由此得出人济公司在合伙份额未恢复前，可以直接要求中投公司返还投资款。《补充协议》鉴于部分第2条约定“甲方（人济公司）从出资之日起,由乙方（中投公司）负责保证甲方资金安全性和收益性，乙方需承担对应的风险和责任，向甲方履行和赔偿因自然人郑立钢和其控制的以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为主的拟上市主体未能履约时的义务、责任和经济损失”。而本案中，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已经按照1.5亿元回购，故本条约定并不适用本案情形。（2）《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人济公司、中投公司双方共同确认，若发生以下情况，人济公司有权要求中投公司返还投资款，并解散已成立的合伙制企业，所发生的费用和支出均由中投公司承担”。可见返还投资款的途径仍然是在合伙协议框架下，即须要同时处理合伙份额。而投资安全保证或者所谓的返还，其具体的解决路径必须结合约定全文进行整体理解。（3）《保证投资承诺函》第2条约定，以赛伯乐成长基金、赛伯乐基金管理的其他基金或朱敏先生作为投资主体，并以不低于人济公司投资本金的价格受让合伙企业在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人济公司合伙企业权益的方式，保证人济公司在2012年12月31日前收回其全部投资本金。据此，所谓“返还投资”就是受让“人济公司合伙企业权益”。也即，人济公司主张投资权益，必须以其恢复在合伙企业权益为前提。（4）确定投资款如何返还给人济公司，应结合各方所签订的协议加以整体理解。《合伙协议》第六条“合伙企业的目的为：仅投资于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海洋渔业行业龙头企业……力求为各合伙人创造满意的投资回报”约定，可见，人济公司与中投公司合作的方式是合伙，交易的目的系通过合伙获取“投资回报”。《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中投公司完全履行了被保证投资，即促成合伙企业完成转让其拥有的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促成人济公司完全转让合伙企业中的合伙权益，从而使人济公司全额收回其投资本金。上述约定结合《保证投资承诺函》第2条，可见：第一、本案人济公司和中投公司系通过成立合伙企业投资拟IPO的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安全、返还投资的表述是对整体交易安排的目的性表述，不能理解为人济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要求中投公司直接返还款项；第二、关于具体的投资收回的方式，应当遵从协议的安排。从各方约定整体理解看，人济公司收回投资的方式只有两种：即促成人济公司以不低于其投资本金的价格转让合伙企业在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人济公司在合伙企业权益的方式，而没有第三种方式。2．本案中人济公司的合伙人身份已因份额转让而丧失，其应当先行解决合伙人身份及款项问题，再向中投公司和两保证人主张权利。（1）人济公司的合伙人身份已因份额转让而丧失，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的撤销并不能让人济公司自动恢复合伙人的身份。2014年5月31日前，谷盛公司向北京人济支付了5000万元，获得人济公司在渔业投资中心的全部出资份额。2014年10月9日，渔业投资中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工商登记时，人济公司与谷盛公司另行签订一份出资份额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1.5亿元），故人济公司不再是渔业投资中心的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份额一旦转让，受让人即成为新的合伙人，所以截至目前，谷盛公司是渔业中心的合伙人。因此，出资份额转让实际上存在两份协议，仲裁裁决仅撤销了转让金额为5000万的协议，但另一份工商备案的协议并未撤销。人济公司向谷盛公司交付出资份额的方式是工商登记变更，而工商登记是一种行政行为，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否定其效力。所以，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的撤销并不能让人济公司自动恢复合伙人的身份。（2）本案的处理，尤其是中投公司以及两保证人责任，均须以人济公司与谷盛公司之间合伙份额及款项返还等问题的处理结果为前提。首先，如前所述，出资份额转让实际上存在两份协议，一份是仲裁裁决仅撤销的转让金额为5000万的协议，但另一份工商备案的转让金额为1.5亿元的协议。从目前资料看，各方对于这两份协议究竟履行的是哪一份存在争议。但工商备案的协议对外具有公示性，故从对外角度而言，比被撤销的协议具有更高的效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认定以工商备案协议为准，则本案所涉的合伙份额已经以1.5亿元转让，中投公司已经完成保证投资，两保证人无须承担责任。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履行的是被撤销的协议，那么谷盛公司与中投公司是何种关系，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进一步而言，谷盛公司支付的5000万是返还，还是在中投公司1.5亿元中抵扣，对中投公司以及两保证人而言，所产生的责任也会有重大影响。二审法院却无视上述问题，直接判决中投公司向人济公司给付1.5亿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公允，严重损害了中投公司和谷盛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二审法院对朱敏和赛伯乐的保证责任认定错误。（一）朱敏和赛伯乐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1．本案中，由于北京仲裁委的仲裁没有将两保证人列为当事人，故裁决对两保证人不生效。首先，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京仲裁字第1617号裁决书中，申请人为人济公司，被申请人为中投公司、谷盛公司，该裁决撤销了《转让协议》及《承诺函》。然而，《承诺函》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两保证人，却未在该仲裁案件中作为被申请人，也就是说，撤销《承诺函》的裁决对仲裁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造成了重大影响，却没有列为当事人。因此，该案仲裁对作为仲裁案件的案外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如果该仲裁裁决对两保证人生效，由于两保证人北京仲裁委的裁决无救济途径，明显违背“无救济则无权利”的基本原则。综上，两保证人的权利义务因该裁决产生了巨大变化，却未作为仲裁当事人参与仲裁，也无法主张其权利；即便其知晓权利受到损害后，亦没有救济途径可寻。因此，唯一的救济途径只能是对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进行限制，即其裁决涉及案外第三人部分，不发生法律效力。2．即使仲裁裁决针对撤销《转让协议》相关认定发生法律效力，但《承诺函》并不因此而撤销。第一，《承诺函》本身并不存在任何欺诈或重大误解。《承诺函》生效前提是中投公司在2014年5月31日前付款5000万或2014年7月31日前付款7000万。即，人济公司只要收到上述数额的款项，即免除保证责任。可见，人济公司在明知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不能实现上市目标情况下，不但一直没有要求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反而出具《承诺函》免除保证责任，可见其对《承诺函》中免除责任的行为性质、后果等重要合同内容均没有任何误解或认识错误。第二，即使人济公司系因中投公司欺诈才出具《承诺函》，但两保证人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对此也毫不知情，属于善意第三人，人济公司也无权撤销《承诺函》。《民法总则》第149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如果因中投公司欺诈才导致人济公司出具《承诺函》，则必须是两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人济公司才有权撤销《承诺函》。但事实上，人济公司也认为，是其投资处长孙悦和尚选玉串通，人济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两保证人参与其中。而且，从中投公司提供的证据看，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因遭遇台风而损失惨重，确有其事，两保证人不可能知道其中涉嫌欺诈。相反，两保证人对中投公司以及渔业投资中心的运营情况并不知情，为此还曾提起知情权诉讼，要求了解经营情况。第三，《承诺函》中人济公司免除责任的承诺并非赠与，而是人济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人济公司无权撤销。该《承诺函》中最后一段明确记载“人济公司声明如下：本承诺函中所有声明、陈述、保证与承诺均为不可逆且不可撤销的”。3．退一步而言，即便免除保证责任的《承诺函》被撤销，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已终止，无需继续承担保证责任。（1）根据《保证投资承诺函》，连带责任终止的方式应有两种，目前已经满足其中一种。①根据《保证投资承诺函》C项下的约定，被保证的内容为“中投公司有义务将合伙企业拥有的部分IPO主体股权或人济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权益转让至第三方，且转让所得价款不低于人济公司对合伙企业所投入资金，及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②根据《保证投资承诺函》第4条约定，连带责任终止的情形为“中投公司完全履行了被保证责任，即：合伙企业完成转让其拥有的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使人济公司完成转让合伙企业中的合伙权益，从而使人济公司全额收回其投资本金”。根据前述两条款，中投公司完成义务，两保证人免除连带责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合伙企业拥有的部分IPO主体（临高思远公司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至第三方，二是将人济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权益转让至第三方。（2）中投公司已完成被保证投资，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满足终止情形。本案中，尚选玉作为中投公司的指定签字代表，其代表中投公司与郑立钢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相当于中投公司已将渔业投资中心所持有的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以1.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郑立钢，即以第一种方式完成了被保证投资，根据《保证投资承诺函》中约定的终止情形，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经自行终止。此外，关于《保证投资承诺函》中“保证人济公司在2012年12月31日前收回其全部投资本金”、“从而使人济公司全额收回其本金”的表述，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指投资完成责任，而不是保证款项全部进入人济公司账户，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文义解释看，前述承诺函中的表述是对保证的最终目的表述，而不是具体的义务。投资担保是保证投资行为本身不发生亏损，保证本金不亏损。至于资金实际支付风险，尤其是渔业投资中心收回投资以后如何分配，两保证人本身无法干涉。第二、从体系解释看，2013年11月29日人济公司出具的免除保证责任的《承诺函》，对保证义务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为：“就中投公司在约定日期前负责将渔业中心拥有的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或人际公司持有的渔业投资中性以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方的义务”。可见，两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是将股权或份额转让给第三方，至于第三方有无按期付款，或者渔业投资中心收款后是否按期支付给人济公司则不在担保范围。第三、从过错上看，人济公司的授权代表刘悦和尚选玉串通，导致资金未能进入人济公司，两保证人并无任何过错。4．人济公司要求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即使如二审法院认定的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2012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0日。《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在本案诉讼之前，人济公司从未向两保证人主张权利，无论保证期限按照六个月还是两年，根据上文分析可知，人济公司均没有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两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1）二审法院认定“人济公司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二审法院将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反向推定为主张权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次，即使将《承诺函》视为主张权利，人济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承诺函在保证期间内送达给两保证人。（二）即使两保证人承担责任，二审法院认定的责任范围和方式也严重错误。1．两保证人保证范围为投资本金，而不包括赔偿金。《保证投资承诺函》中，鉴于条款C项约定，“中投公司有义务将合伙企业拥有的部分IPO主体股权或人济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权益转让至第三方，且转让所得价款不低于人济公司对合伙企业所投入资金，即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简称投资本金）（本C项下描述之股权转让、投资本金统称为“被保证投资”。第2条明确“保证人济公司在2012年12月31日前收回其全部投资本金”；在第4条中进一步明确：人济公司全额收回其投资本金，连带责任自行终止。由此可见，《保证投资承诺函》无论是对“被保证投资”的定义、还是具体的责任承担约定上看，对保证人的保证范围都明确仅限于投资本金，而不包括所谓的赔偿金。尤其是二审法院认定两保证人对赔偿金6000万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无任何合同依据。2．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是受让股权或合伙企业份额，而不是直接对款项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投资承诺函》中第2条约定：“以赛伯乐成长基金、赛伯乐基金管理的其他基金或朱敏先生作为投资主体，并以不低于人济公司投资本金的价格受让合伙企业在IPO主体部分股权或人济公司合伙企业权益的方式，保证人济公司在2012年12月31日前收回其全部投资本金”。因此，对于保证责任的承担的具体方式双方也是明确系通过受让股权或合伙企业份额方式支付投资本金，而不是对款项支付直接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承担连带责任，应当要求人济公司同时交付合伙企业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申请人所担保的主债务即中投公司应当向人济公司返还的投资款本息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人济公司是基于其与中投公司2011年8月18日所签《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中投公司履行返还1.5亿元投资款的承诺。在当事人的交易磋商过程中，人济公司虽然已经根据被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1617号裁决撤销的《转让出资份额协议》、《补充协议》实际收取了谷盛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款项，但在一审诉讼中，中投公司认为人济公司与谷盛公司之间因上述协议取得的财产如何返还、有无返还的可能、如果无法返还因如何处理，均需另案审理后确认，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因此，在中投公司和谷盛公司均未据此抗辩该5000万元应当相应抵扣本案中投公司的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关于人济公司与中投公司签订的《转让出资份额协议》以及人济公司与中投公司、谷盛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被仲裁裁决依法撤销后，人济公司与谷盛公司之间的财产返还及工商登记变更等问题均可另行按照相关的程序解决的认定，符合处分原则。申请人朱敏、赛伯乐公司关于中投公司应返还投资款中应当扣除谷盛公司支付的5000万元，以及人济公司主张返还投资款应当以恢复以合伙人身份为前提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投公司的赔偿责任范围问题，因中投公司未能依约于2012年12月31日之前向人济公司返还1.5亿元投资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违约责任范围的确定方面，考虑到中投公司在《渔业中心合伙协议》约定了确保人济公司每年获得1500万元最低投资收益的内容，以及人济公司的诉讼请求等实际情况，原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可预见规则为依据，在判令中投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基准向人济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同时，将该赔偿责任上限确定为6000万元之内，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朱敏、赛伯乐公司关于二审判决确定中投公司以6000万元为限向人济公司支付赔偿金错误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朱敏、赛伯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中投公司在《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是于2012年12月31日前向人济公司返还投资款人民币1.5亿元。根据《保证投资承诺函》的约定，朱敏、赛伯乐公司作为共同保证人向人济公司作出保证与承诺，同意对人济公司就上述保证投资承担连带责任。人济公司虽然曾经于2013年11月29日向朱敏、赛伯乐公司出具的免除其保证责任的《承诺函》，但该承诺函已经被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1617号裁决撤销。该仲裁裁决是否恰当，并非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对申请人朱敏、赛伯乐公司关于该仲裁裁决对其不生效力的申请理由，本院不予理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本案《保证投资承诺函》中对保证期间的约定应当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自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就人济公司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这一事实。原审判决根据人济公司在受欺诈的情况下于2013年11月21日向朱敏和赛伯乐公司出具免除其责任的《承诺函》的事实，认定人济公司在出具《承诺函》前已经要求朱敏和赛伯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社会生活的常识和普遍的经验法则。申请人朱敏、赛伯乐公司关于原审判决关于保证责任的承担方式认定错误，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申请人朱敏、赛伯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朱敏、杭州赛伯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 伟 审判员 周伦军 审判员 郁 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郑勇 书记员 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