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69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江，男，1961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波，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强，男，1977年11月3日生，汉族，住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战胜，河南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江与被上诉人宋国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2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国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未经作为发包方的龙门村委会同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是国家出于对农民的关心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考虑。2018年6月30日，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宋国强签订《协议书》一份，就宋国强自行拆除涉案土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达成一致意见并支付其拆除费、机械费、人员费用、清理费、运输费和奖励等共计516460元，充分证明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刘振江和宋国强之间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是知情和同意的。否则，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和刘振江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将拆迁补偿款516460元支付给刘振江。刘振江和宋国强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刘振江和宋国强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对于涉案土地性质、用途、位置等基本情况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应为合法有效。宋国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和《农村土地转让合同》的约定，擅自改变涉案土地的农业用途，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三、一审法院认定刘振江未经发包方同意便与宋国强签订合同与实际情况不符。涉案土地一直由刘振江进行耕种，国家虽然实施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法律制度，但作为发包人的龙门村委会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与刘振江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向刘振江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应由刘振江承担。宋国强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刘振江与宋国强争议的土地转让价款退还酌定比例合适。2018年6月30日，龙门街道办事处因宋国强拆除建筑而给付的补偿及奖励款是龙门街道办事处与宋国强之间就房屋建筑物拆除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刘振江与宋国强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龙门村委会对此事知情并认可刘振江高价转让土地给宋国强的行为。刘振江未与村集体签订过任何书面承包协议，刘振江仅口头称每年按照每亩地100多元的价格向村集体缴纳租金，但没有证据证明。刘振江是否属于合法的承租人尚无法确定，刘振江却以30万元的转让费将集体土地转让给宋国强，其行为明显侵害集体利益。本案争议的土地系龙门村八组成员的土地，刘振江作为龙门村八组成员未经村小组及村委会同意，擅自将八组的土地转让给二组的宋国强，其行为明显侵害了作为八组成员的集体利益，刘振江与宋国强的转让行为应为无效。二、关于宋国强获得的拆迁补偿奖励款的问题。宋国强是否获得拆迁补偿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宋国强的拆迀补偿款也并非是刘振江支付。三、关于刘振江应退还宋国强转让款的问题。因宋国强与刘振江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刘振江理应退还收取宋国强的30万元转让费。宋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二、判令被告退还收取原告的土地转让金300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6日刘振江作为转让方系甲方与宋国强作为受让方系乙方签订《农村土地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转让标的：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龙门镇龙门村八组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从事生产经营；转让价格：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金为叁拾万元整人民币(包含果树、蔬菜等农机建设的赔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付时间和方式：甲方应于2015年6月26日前将转让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交付乙方；承包经营权转让和使用的特别约定：1、甲方交付的承包经营土地必须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2、乙方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依法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收益、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产品处置权；3、乙方必须按土地亩数承担农业税费和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义务等等。2015年6月26日宋国强向刘振江转账支付30万元。2015年下半年左右宋国强在未办理任何建筑手续的情形下，利用占用土地进行建筑行为，因与政府规划冲突最后没建成，宋国强此后未再继续建设，始终闲置不用。2018年6月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洛阳市“五项治理”文件有关要求将该处建筑作为违章建筑通知予以拆除。2018年6月30日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宋国强和宋国平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于2018年6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对自己违建的房屋共计面积砖混1291.15平方米进行拆除并清理完毕；甲方在乙方按约定时间完成拆除义务后，一次性支付乙方拆除费、机械费、人员费、清洁费、运输费用和奖励等516460元等等。2018年10月9日宋国强收到上述协议中宋国强和宋国平共同的款项516460元。经调解无果，致调解不能。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6月26日刘振江作为转让方系甲方与宋国强作为受让方系乙方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在刘振江因政府于2009年在河堤上修路征收部分土地后自2011年始既没有与作为发包方的龙门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且不再向发包方支付土地承包金的情形下，未经发包方同意便与宋国强签订的合同，即在无法识别刘振江是否对该处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情形下，处分了应属于龙门村委会享有所有权权益的土地。该合同在签订时因未经作为发包方的龙门村委会同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合同确认无效后，刘振江因该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双方签订合同时虽然地位均等，但刘振江在未有相应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情形下控制涉案土地且不顾法律规定不详细向宋国强出具地面附属物确切数量及相应实际价值决然实施土地使用权价值和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概括转让行为，宋国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放任实施土地使用权价值和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概括受让行为，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酌定：土地使用权价值是双方交易价值的主要考虑因素，应当占双方交易金额的70%，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是双方交易价值的次要考虑因素，应当占双方交易金额的30%。宋国强主张刘振江返还的款项，应以占双方交易金额30万的70%即21万元属于土地使用权价值为限。双方签订合同时宋国强向刘振江支付的占双方交易金额30万的30%即9万元属于地面附属物的相应实际价值，已由刘振江实际享有。宋国强和宋国平因此后在该处土地上进行违章建筑而取得的款项，系政府支付给其的拆除费、机械费、人员费、清洁费、运输费用和奖励等费用，刘振江主张系宋国强和宋国平违章建房获利，其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宋国强诉求确认原告宋国强与被告刘振江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及诉求被告刘振江返还给原告宋国强21万，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原告宋国强的其他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宋国强与被告刘振江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刘振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宋国强返还21万。三、驳回原告宋国强的其他诉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0元，减半收取2950元，由原告宋国强负担885元，由被告刘振江负担2065元。二审中，刘振江提交以下证据：1.起诉状和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1668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2018年12月7日，宋国强与刘振江合同纠纷一案，向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宋国强的起诉状中根本没有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2956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内容“2015年6月被告对外宣称欲出售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一块，原告得知后欲以购买，因念及宅基地不能买卖，故经被告与原告协商，原、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了《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后宋国强申请撤诉，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向刘振江送达（2019）豫0311民初1668号民事裁定书。2.果树种植协议书一份（复印件）。证明：2003年1月1日，龙门村委会和刘振江签订《果树种植协议书》一份，龙门村委会将位于南小渠、北刘振桥、东水渠、西水渠，共计3亩土地承包给刘振江种植果树，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由于伊水游园三期建设项目征迁，原件已被龙门社区居委会收回。3.伊河综合治理工程龙门示范段拆迁补偿协议书、洛阳新区建设征地地面附着物补偿计算表、洛阳市建设征地地面附属物调查登记表各一份。证明：由于伊河综合治理工程，龙门文化旅游园区龙门石窟街道办事处和刘振江于2009年11月23日签订《伊河综合治理工程龙门示范段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征收刘振江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及果树，经办人员审核确认后向刘振江出具洛阳新区建设征地地面附着物补偿计算表、洛阳市建设征地地面附属物调查登记表，并在征迁补偿款中扣除地租1000元。4.照片十二张、坐标图两张、登记表一份、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数量预估表一份、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数量登记表一份。证明：2019年10月18日，刘振江妻子、杜彩霞和龙门社区代表六组组长贾武臣、九组组长崔振彪、评估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前往龙门北桥西南角，对刘振江承包经营的龙门社区八组土地内的房屋、棚、核桃树、香椿树、花椒树、石榴树等进行实地测量，并由刘振江和龙门社区代表六组组长贾武臣、九组组长崔振彪共同签字确认。测量登记工作完成后，龙门社区绘制平面图，并确认具体承包经营权人。5.龙门园区伊水游园三期建设项目征迁奖补协议书、放弃声明、龙门社区居委会证明各一份。证明：2019年11月8日，龙门社区居委会和刘振江签订《龙门园区伊水游园三期建设项目征迁奖补协议书》一份，就刘振江承包经营的位于伊西路的龙门社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经社区、第三方评估公司、被征迁人共同实地测量、确认后，就征迁补偿一事达成一致。2019年11月18日，刘振江向龙门社区居委会出具《放弃声明》一份，自愿解除和原龙门村委会于2003年1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放弃剩余14年租期未到期的土地使用权。2019年11月11日，龙门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刘振江在顾龙路以南、伊水渠以东，有承包土地一块，并与村里在2003年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承包期限为30年。宋国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宋国强第一次起诉时，将本应无效的合同表述为解除合同，所以在第一次起诉后申请撤诉，随后以无效为由再次起诉。对于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而且该协议书中所涉及的土地是否是刘振江与宋国强所争议的土地无法确认。在一审中刘振江称其转让给宋国强的土地，其承包期限与起始期间是在90年代左右，而该种植协议时间是2003年。一审中，刘振江称转让给宋国强的土地是菜地而不是果地。对于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按照该协议的内容第二条付款办法：乙方在2009年11月27日前拆除到位，该证据所涉及的土地如果是与宋国强所争议的地块，那么按照该协议内容，该土地早于2009年便被征收，刘振江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那么在2015年刘振江转让该土地给宋国强的合法性，就更值得商榷。对于附着物补偿计算表以及附属物调查登记表，该两份表格中并未有街道办事处的签章以及相关责任人的签名，故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4照片12张、坐标图2张，该照片极坐标图无法证明其所丈量的土地与本案争议的土地有关联性。对于登记表，并非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拆迁补偿数量预估表以及附着物拆迁补偿数量登记表、征迁奖补协议书、放弃声明等均是照片，而且仅有刘振江一方签字，并未有村委会加章或者相关责任人签字，而且从该补偿数量预估表可以看出刘振江本次所补偿的土地、附着物及树木数量微乎其微，这与一审中刘振江称转让给宋国强的土地存在数百棵果树以及花椒树等的主张完全矛盾。对于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明所涉及的土地是否是刘振江与宋国强所争议的土地无法确认，而且该证明中的土地协议承租起始期系2003年，与刘振江一审中所称的涉案土地租赁起始时间完全不一致。如果刘振江与村委会曾就本案争议的土地有土地承包协议，一审中刘振江必然能够提供该土地承包协议，而且该证明作为单位证言，未有相关负责人签字，该证明的合法性无法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中，刘振江与宋国强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违反了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曾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问题向发包方申请批准,因此本案不涉及“土地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情形。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双方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明显高于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结合当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际情况,应认定刘振江、宋国强对于流转土地的真实目的为非农建设系明知,故双方所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刘振江上诉称案涉《农村土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无效后，刘振江应返还宋国强支付的土地转让费,一审法院扣除地面附属物的实际价值后，酌定由刘振江按照双方交易金额的70%返还土地转让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振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元，由上诉人刘振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晓明审判员  周艺军审判员  邱平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单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