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民终1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成文，男，1972年3月21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桃萍，贵州同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前才，男，1968年5月3日出生，汉族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桃萍，贵州同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富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兴关路18号。法定代表人：赵高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开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高华，男，196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镇远县。原审第三人：曾宪奎，男，1964年11月2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上诉人谢成文、王前才，上诉人贵州富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高华，原审第三人曾宪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8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成文、王前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桃萍，上诉人富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高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开明，被上诉人赵高华，原审第三人曾宪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成文、王前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对利息认定部分即“以501,91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类贷款利息计算从2016年7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的利息”判决内容，依法改判富厚公司支付拖欠谢成文、王前才工程款本金501,913元自2014年12月26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利息100,000元及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以拖欠工程款本金501,91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时止的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暂计至2019年9月10日，利息为384,479.10元），利息暂合计484,479.10元；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富厚公司、赵高华负担。事实和理由：1．《欠条》所约定利息分属两阶段，第一阶段（2014.12.26——2016.6月底）为100000元，第二阶段为2016年7月1日后按月利率3%计算至付清时止。一审既已认定所涉《欠条》合法有效，然而却没有按照《欠条》约定判决富厚公司承担利息不当。双方基础法律关系虽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之后已为债务转移纠纷，约定内容清楚，一审以双方《欠条》约定不明，判决不予支持利息请求，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纠纷发生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诉前保全费5,341元没有依据。富厚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富厚公司仅欠工程款20余万元，利息与富厚公司无关。富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富厚公司支付谢成文、王前才147,033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谢成文、王前才负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提交的公司财务账本载明，曾宪奎、谢成文和王前才共领取工程款2,591,500元（其中曾宪奎领取1,270,500元、谢成文领取529,000元、王前才领取792,000元），上诉人实际欠工程款204,212.5元，一审判决对该损失未进行认定，判决支持谢成文、王前才的工程款诉请错误。2．本案工程是上诉人与曾宪奎签订施工合同后，曾宪奎转包给谢成文、王前才实际施工，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审认定债务转移纠纷错误。3．《欠条》是在受胁迫情况下所出具，与所欠数额款项差距较大，应不予认可。谢成文、王前才辩称，领款单载明尚有工程款1,092,913元，由富厚公司代付，该款已经富厚公司、曾宪奎和谢成文、王前才三方认可，欠付的工程款与《欠条》相符，富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高华已在单据上签字确认。赵高华辩称，《欠条》是公司行为，与自己无关。曾宪奎述称，工程是2014年开始的，自己所领取的款项与谢成文、王前才无关，本案所涉款项与自己没有关系。谢成文、王前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富厚公司、赵高华连带向谢成文、王前才支付工程欠款601,913元，利息426,649.12元（以601913为基数，按月息2%从2016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6月13日），共计1,028,562.12元至还清时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富厚公司、赵高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9日，富厚公司与曾宪奎签订《场地平整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富厚公司（发包）将工程名称为大路乡集镇中心区场地平整（含运土石方）工程发包给曾宪奎（承包人），单价为12.5元/立方米。同年3月25日，曾宪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王前才，约定单价为9元/立方米。经结算，涉案工程总工程量为223657立方米，工程价款为2,795,712.5元（223657立方米×12.5元/立方米）。王前才与谢成文实际系合伙关系，涉案工程系二人共同承包，谢成文为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同时查明，2014年12月26日，经三方结算，曾宪奎委托富厚公司代付谢成文、王前才涉案剩余工程款1,092,913元，富厚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赵高华同意支付并签字捺印，同时载明“在曾宪奎结算中扣除”，曾宪奎及谢成文、王前才均在领款单中签字确认。富厚公司已向曾宪奎支付了工程款1,270,500元，在结算后向谢成文、王前才支付涉案工程款共计591,000元。2016年3月25日，赵高华向谢成文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付谢成文大路乡平整场地款501,913元，工程款利息10万元，共计601,913元，此款在2016年6月底付清，如到期未付清，按月利息3%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在庭审中查明，谢成文与第三人王前才系合伙关系，在本案中应列为共同原告，经释明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变更第三人王前才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关于本案案由是债务转移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经庭审查明，涉案工程款虽是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但工程款已经过各方当事人结算，并一致同意由富厚公司代付工程款给谢成文、王前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已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现关于债务履行问题发生争议，案由应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关于谢成文、王前才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如上所述，各方当事人已于2014年12月26日对谢成文、王前才所做工程进行结算，三方一致同意由富厚公司代曾宪奎支付谢成文、王前才工程款1,092,913元，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结算后富厚公司向谢成文、王前才支付了一部分工程款，之后富厚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向谢成文出具了一份欠条，虽然欠条载明欠款人为赵高华，但该欠款系对上述欠付工程款再次结算，双方未明确变更债务人又未明确赵高华承担连带责任，双方仅对尚欠付工程款501,913元的支付时间及利息进行约定，故对谢成文、王前才主张要求赵高华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双方当事人均在欠条上签字认可，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富厚公司逾期未支付工程款，应承担支付欠付工程款501,913元及利息的责任。关于利息，在欠条中既约定“工程款利息10万元”，又约定了“此款在2016年6月底付清，如到期未付清，按月利息3%计算利息”，约定了两种利息计算方式，视为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利息应以欠付工程款501,91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计息。对于富厚公司辩称签订上述协议系原告方胁迫。富厚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被胁迫或采取救济措施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且在第一次结算后富厚公司向谢成文、王前才支付了一部分工程款并再次结算，这与所述事实不符，故对该辩称，不予以采纳。对于富厚公司辩称已支付曾宪奎1,270,500元、谢成文529,000元、王前才792,000元，共计2,591,500元，目前只欠付工程款204,212.5元（总工程款2,795,712.5元-2,591,500元）。但在2014年12月26日结算中已明确约定由富厚公司代曾宪奎支付谢成文、王前才工程款1,092,913元，富厚公司“在曾宪奎结算中扣除”，即富厚公司代曾宪奎支付谢成文、王前才工程款1,092,913元，富厚公司在欠付曾宪奎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至于现富厚公司主张只欠付涉案工程款204,212.5元，对于多支付工程款系其在2014年12月26日结算后，在未与曾宪奎结算应支付工程款情况下，仍向曾宪奎支付工程款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向曾宪奎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贵州富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谢成文、王前才工程款501,913元及利息（利息以501,91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7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的利息）；二、驳回谢成文、王前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29元（已减半预收）、诉前保全费5,000元，由谢成文、王前才负担5,341元，贵州富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688元。当事人各方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9日，富厚公司与曾宪奎签订《场地平整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富厚公司（发包）将工程名称为大路乡集镇中心区场地平整（含运土石方）工程发包给曾宪奎（承包人）施工，单价为12.5元/立方米。同年3月25日，曾宪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王前才施工，约定单价为9元/立方米。2014年10月10日，经施工单位负责人谢成文与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结算，已完工程总量为223657立方米，工程价款2,795,712.5元（223657立方米×12.5元/立方米）。同时查明，涉案工程为王前才与谢成文实际合伙关系施工。2014年12月26日，谢成文、王前才在《领款单》领款事由中填写“大路土石方工程款、机械款、人工费、误工费共计壹佰零玖万贰仟玖佰壹拾叁元整（￥1,092,913.00元）。”曾宪奎在上述《领款单》中签署“此款由贵州富厚房产开发公司代付”。赵高华签署“同意支付，在曾宪奎结算中扣除”。2016年3月25日，富厚公司股东、出纳邹朝晖出具《结算单》载明：“公司从2014年12.26号打欠条欠谢成文、王前才款合计：1,092,913.00元，从2015年1.11号开始付款至2016年1.28号止如下：……总合计：49.1万，109.2913-49.1万=60.1913万。”二审庭审中，赵高华陈述，其系同日根据邹朝晖出具的《结算单》，然后向谢成文出具的《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到谢成文在大路平整场地款501,913元，工程款利息10万元，合计人币：陆拾万壹仟玖佰壹拾叁元整（601,913.00元），此款在2016年6月底付清，注：如在六月底未付清，按月息3%计算利息”。本院认为，案涉工程已实际施工完成，各方当事人对已完工程量和工程计价方式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工程完工后，富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赵高华以《欠条》的形式对所欠付工程款予以确认，该《欠条》载明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一审判决富厚公司对欠付款项承担支付责任于法有据。自《欠条》作出后，富厚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又向债权人谢成文、王前才支付了款项，一审判决富厚公司按照《欠条》载明的工程款履行支付义务正确，况且依照富厚公司提供的谢成文、王前才领款总金额，也没有超出各方确认的工程款总额。富厚公司提出应改判支付谢成文、王前才欠款147,033元没有依据，主张一审判决支持谢成文、王前才的工程款诉请错误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富厚公司主张《欠条》系在受胁迫情况下所出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欠付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富厚公司出具《欠条》是对当事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的结算，该《欠条》性质并不改变本案当事人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故本案应当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审以债务转移合同纠纷立案审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富厚公司主张一审认定本案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错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中，富厚公司出具的《欠条》虽载明“工程款利息10万元”及“如在六月底未付清，按月息3%计算利息”，但该工程款利息如何计算、起止时间、是否包含了此后按月利率3%予以计息的部分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对欠付款项利息属约定不明并无不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对欠付的款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予以计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谢成文、王前才提出一审以双方《欠条》约定不明，判决不予支持利息的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谢成文、王前才提起本案诉请的诉求并未得到一审全部支持，一审判决决定由谢成文、王前才负担原审部分诉讼费5,341元符合法律规定。谢成文、王前才上诉提出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案件受理费、诉前保全费5,341元没有依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适用部分法律有误，但判决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富厚公司提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谢成文、王前才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0元，由谢成文、王前才负担9,190元，贵州富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红芳审判员  芦化莉审判员  吴爱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肖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