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791-177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童智军，男，1980年9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辉，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小苏，男，1981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锋光，男，198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藤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良，男，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大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松青，男，197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童智军因与被上诉人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委托合同纠纷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7522-17524、17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童智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童智军介绍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投资时，己明确告知投资的款项会转给童智军的弟弟，再由童智军的弟弟将投资款转入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的账户，投资款是否到账可以用自己的账户查询，投资到账金额以平台账户查询到的金额为准。在认可该方式的情况下，童智军才帮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介绍投资的，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对该投资方式是知情和认可的，也鉴于此才将款打给童智军帮转款，童智军转款给其弟弟后，也将该信息及时告知了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他们毫无异议，并且后期又以该方式追加了投资。对于投资款，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通过账户查询到款项已进入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自己的账户，并以该账户在平台上进行了购买股份基金的操作。因此，童智军已按双方约定的方式帮将投资款投给了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而且通过平台账户查询到投资款进入了账户，这充分证明投资款己实际投给平台。一审法院却违反客观事实及双方明知的投资方式，错误的认定投资款没有实际投给平台。二、《询问笔录》第2页的内容及韦锋光与童智军弟弟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童智军在介绍投资时，己将投资款转给童智军的弟弟，再由童智军的弟弟帮投资到平台的事实明确告知，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是明知和认可的。而且，双方在微信上直接沟通，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通过在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的账户查询到自已的投资款，并进行了投资交易操作。因此，童智军已履行完自己的责任，后由于网络平台的问题导致投资款项暂时无法提取，这与童智军无关。三、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在一审庭审时的自认，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认可通过在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自己的账户己查询到投资款已打入了其网络平台账户，并且通过网络平台账户在网络平台操作购买股票基金。而且，韦锋光通过平台账户提取了1000元。这些事实均证明投资款已打到了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在平台上自己的投资账户，后由于网络平台的原因导致投资款暂时无法提取，这与童智军无关，该投资风险应由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承担。四、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是主动找童智军要童智军帮其介绍投资的，童智军完全是出于好心，仅是想帮同事，才介绍该投资。童智军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投资款也确实进入了平台账户。因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的原因导致投资款无法提取，这与童智军无关，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不能将投资风险转嫁给童智军。童智军本身也是受害者，投入的投资款不能提取。《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童智军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二、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童智军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把款项交付给平台，而且分红的款项还是由案外人的个人账户转回。由此可见，童智军并没有按照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笔录中的记载是双方的陈述，并不能证明事实的真相。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分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童智军返还戴小苏委托投资款4万元及利息，返还韦锋光委托投资款7万元及利息，返还张永良委托投资款2万元及利息，返还盛松青委托投资款2万元及利息（利息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各自的委托投资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0.065计算）；二、判令童智军承担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与童智军系同事关系，同是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童智军于2017年3月底经其弟弟童慧军介绍投资网络平台（美国穆勒股票基金），童智军在该平台注册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将用户名告诉其弟弟童慧军，将投资款转给童慧军，让童慧军帮忙投资购买该基金，童智军总共投入8万元。2017年4月起，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经童智军介绍投资该基金。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通过银行转账至童智军银行账户，或通过童智军提供的POS机刷信用卡支付给童智军。戴小苏的具体转账情况如下：2017年4月26日借同事韦锋光2万元，由韦锋光银行转账给童智军；2017年5月通过信用卡转投资款1万元给童智军；2017年5月9日通过微信转投资款1万元给童智军，共计4万元。韦锋光的具体转账情况如下：2017年4月6日，信用卡转投资款1万元给童智军；2017年4月7日，信用卡转投资款1万元给童智军；2017年4月24日，银行转投资款3万元给童智军；2017年5月9日，银行转投资款2万元给童智军，共计7万元。张永良的具体转账情况如下：2017年5月9日，通过童智军的POS机刷信用卡，支付2万元投资款给童智军。盛松青的具体转账情况如下：2017年4月10日，通过童智军的POS机刷信用卡，支付2万元投资款给童智军。童智军主张因平台在网络上没有公开账号，需要通过第三方转入，因此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才叫童智军帮其购买。收到款项后，童智军将款项转给其弟弟童慧军，但不清楚童慧军是如何把钱投到该平台。然后童智军提供网址和用户名、密码给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登陆后可以看到自己投资的金额等信息，童智军让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将账号密码更改成自己设定的密码，更改好后，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可以看到自己投资金额每天的收益。其间，韦锋光于2017年4月至同年5月通过平台取现1000元，该笔钱是童智军通过其他人账户转账给韦锋光个人账户。童智军于2017年6月9日、6月12日两次通过网络平台转账的方式取现各1万元，共计2万元。2017年6月份，童智军告诉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该网址上投资购买的美国穆勒基金里面的钱提取不出来，童智军说已经跟他弟弟童慧军联系，童慧军说该平台的账户被冻结了，需要等。2017年7月17日，网络投资平台（穆勒基金）发出公告说明，投资人可以自愿退回本金。2017年8月1日，该平台又出了份公告，内容是收到六千多个账号退回本金的申请，要用30-45个工作日审核投资人的身份，再逐一退回投资人的本金，但没有后续。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主张退回本金申请是由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提供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给童智军操作的。因盛松青觉得被骗，故于2017年11月16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依法对盛松青与童智军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但公安机关未立案受理。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认为童智军在没有告知其，也没有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他的投资款转账给他人，没有按约定进行投资，故要求童智军返还，并依法起诉。童智军则主张，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购买基金要用本人的验证码进行网站注册，认证完成后需要自己身份信息和银行，都是由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完成的，后面的资金管理都是由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完成，童智军没有参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与童智军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以口头方式订立的合同依法有效。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转账给童智军，由童智军帮忙投资到网络平台（美国穆勒基金），双方对该事实没有争议，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与童智军之间依法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童智军接受委托后，理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将投资款转给被投资项目，且根据举证原则，童智军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童智军主张已将收到的投资款转给其弟弟童慧军，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弟弟童慧军已将投资款转给被投资项目。虽然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可以根据童智军提供的网址、用户名、密码登录查看投资、收益情况，但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申请取现并不是通过该平台直接将款项转回给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而是由童智军通过第三人账户转给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可见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在该平台可以查看到的信息，并不能直接证明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的投资款已实际投给该平台。综上，童智军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按照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的委托完成委托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诉请童智军返还投资款及利息（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即童智军应返还戴小苏投资款4万元及利息，返还韦锋光投资款7万元及利息，返还张永良投资款2万元及利息，返还盛松青投资款2万元及利息，利息均从起诉之日（2018年7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童智军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戴小苏投资款4万元及利息（以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童智军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韦锋光投资款7万元及利息（以7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童智军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张永良投资款2万元及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童智军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盛松青投资款2万元及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7522号案件受理费为400元，17523号案件受理费为775元，17524号案件受理费为150元，17526号案件受理费为150元，共计1475元，均由童智军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盛松青在公安机关陈述称，其听童智军说他弟弟买“穆勒基金”很赚钱，童智军也买了该基金，就相信了童智军；2017年4月10日15时左右，盛松青到童智军的住处，让童智军帮忙购买该基金；盛松青通过POS机刷卡的方式向童智军支付了2万元，童智军说将钱转给童智军的弟弟，让他帮忙买基金；当天晚上18时左右，童智军给了盛松青一个网址和用户名、密码，盛松青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看到了自己投资的金额等信息；盛松青更改了密码，每个工作日都能看到自己账户的收益；说好的收益是投资2万元，每个工作日可以有100元的收益；当时考到每天都有收益，盛松青就没有将账户里的钱取出。童智军提交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童智军接受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委托，在收到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支付的款项后，童智军将相应款项转付给童慧军。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对于童智军提交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称该证据证明童智军收到了委托投资款，并转给童慧军，但是不能证明童智军按照委托将款项投到“穆勒基金”。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事实，在听说童智军购买“穆勒基金”赚钱后，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系被明显不合常理的高额收益（投入2万元每个工作日可取得100元，即日千分之五、年约百分之一百八十）所诱惑，主动要求童智军代为购买该基金。没有证据证明，童智军存在欺诈行为，诱使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委托童智军购买该基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应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其次，童智军向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提供了各自的交易账户和密码，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能在各自账户进行操作，看到自己投入金额、每日收益等信息，韦锋光甚至还从自己的账户提取过收益1000元。这表明，童智军已经完成委托事项，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达到了购买该基金的目的。再次，盛松青述称，童智军说将钱转给童智军的弟弟，让他帮忙买基金；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主动向童智军付款，而不是各自支付到自己的平台账户；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从未对童智军收款提出异议。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对于将投资款支付给童智军，再由童智军转付童慧军用于购买该基金是明知和认可的。鉴于童智军已经将相关款项转付给童慧军，难谓童智军对此有何过错。此外，就本案相关事实，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认定童智军涉嫌犯罪予以立案。据此，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购买“穆勒基金”的风险应自行承担，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主张童智军返还投资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童智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7522-17524、175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戴小苏、韦锋光、张永良、盛松青的诉讼请求。（2018）粤0304民初17522号案件受理费400元（已由戴小苏预交），由戴小苏负担。（2018）粤0304民初17523号案件受理费775元（已由韦锋光预交），由韦锋光负担。（2018）粤0304民初17524号案件受理费150元（已由张永良预交），由张永良负担。（2018）粤0304民初17526号案件受理费150元（已由盛松青预交），由盛松青负担。（2019）粤03民终17791号案件受理费800元（已由童智军预交），由戴小苏负担。（2019）粤03民终17792号案件受理费1550元（已由童智军预交），由韦锋光负担。（2019）粤03民终17793号案件受理费300元（已由童智军预交），由张永良负担。（2019）粤03民终17794号案件受理费300元（已由童智军预交），由盛松青负担。本案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预交费用的胜诉方，法院无需另行退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  小  丽审判员 黄  国  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冯建辉（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