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申28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淄博天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高新区。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立军，山东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法定代表人：程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燕，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凯瑞，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淄博天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天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远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1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淄博天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山西远东公司诉称的事实不相同，采信的证据没有事实依据，并且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符合常识常理，具有不真实性。1、2015年6月5日，山西远东公司与淄博天凯公司签订6万吨煤炭购销合同，基础价每吨136元，结算金额8160000元，山西远东公司已经出具了相对应的两张发票，交易完成并结算，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证据证明2015年7月10日，淄博天凯公司与山西远东公司签订5万吨煤炭购销合同，基础价每吨136元。2015年7月1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5万吨煤炭价格按每吨141元执行。山西远东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出具423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记载30000吨（4230000元＊30000吨＝141元）；2015年9月28日出具282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记载20000吨（2820000元＊20000吨=141元）。以上两张增值税发票足以证明2015年7月10日山西远东公司与淄博天凯公司签订5万吨煤炭购销合同，双方已经按每吨141元结算完毕。2、2015年12月15日山西远东公司与淄博天凯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5万吨煤炭价格调整为每吨218.5元，没有事实依据，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其一、2015年9月28日双方根据协议变更价格为每吨141元，已经结算完毕，12月15日再签订协议变更价格为每吨218.5元，违反常理；其二、结算发票证实5万吨煤炭购销合同价格变更为每吨141元，双方并没有按照每吨218.5元执行。其三、2015年12月28日，山西远东公司同一天出具1000008.95元和727355.91元两张增值税发票，显示价格为每吨218.5元，但同时记载分别为4576.7吨和3328.86吨，显然与山西远东公司诉称的交易11万吨（6万吨+5万吨）不是同批煤炭，并且该票据显示的交易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已经发生。2015年9月24日、2015年9月28日山西远东公司出具结算票据证明5万吨煤炭的价格是每吨141元，2015年12月28日同一天出具4576.7吨和3328.86吨煤炭价格显示为每吨218.5元。在相近的时间段里，相同商品价格相差近一倍不可信。3、2016年11月12日淄博天凯公司向山西远东公司出具的函没有证明事实的效力。理由如下：其一、结算的增值税发票数额为18351948.86元，其中包含2015年12月28日同一天出具的1000008.95元和727355.91元两张增值税发票数额，该交易没有实际发生，所以发票数额为18351948.86元不真实，没有事实依据。其二、该函中称“另有22143.18吨煤炭未给我公司开具发票，实际开票数额及应付远东货款金额以实际确认为准”。原判决作为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明显错误。具体理由：首先，任何交易首先确定单价，而不是不确定单价的情况下先交易数量，除非双方以前有先例。但双方没有后来所谓的每吨126元的交易价格；其次，结合2017年4月18日的结算清单、2016年6月20日前的交易，2016年11月12日应当确定单价而不确定于理不通，不具有真实性。4、关于2017年4月18日的结算清单，该清单记载2016年至6月20日结算数量22143.18吨，单价126元，计款2790040.68元。该清单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其一，该结算单的表现形式不符合常理，该结算单的主要项目包括交易时间和单价，应当首先确定并打印，其他项目是根据主要项目结算所得，可用手写，恰恰该结算单的主要项目内容为手写，应当计算所得的项目为事先打印。交易常识和常理应当是事先确定单价，再根据交易数量计算交易总额。该结算单违反常识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不具有真实性；其二，2015年12月15日山西远东公司与淄博天凯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5万吨煤炭价格调整为每吨218.5元，该结算单显示2016年价格为126元，相同商品在相同的时间价格相差一倍，不合常理，不具有真实性。其三，2016年11月12日，淄博天凯公司向山西远东公司出具的函中称是自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之间的业务结算。2017年4月18日结算时应当明知是截止到2016年3月的业务，但该结算单显示是截止2016年6月20日的业务，明显不在一个时间区域。所以结算清单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不符合逻辑，不具有真实性。5、山西远东公司没有有效证据证明2015年12月28日出具的1000008.95元和727355.91元的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4576.7吨和3328.86吨煤炭的交易发生，也没有有效证据证明2017年4月18日结算清单记载的22143.18吨煤炭交易发生。6、山西远东公司诉称2015年7月10日与淄博天凯公司签订5万吨煤炭购销合同，基础价每吨136元。2015年12月15日与淄博天凯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5万吨煤炭价格调整为每吨218.5元。但证据证明，5万吨的价格调整为每吨141元。山西远东公司称5万吨煤炭的价格是每吨218.5元，原判决确认定每吨218.5元的煤炭是山西远东公司主张的5万吨之外（4576.7吨＋3328.86吨）的煤炭，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山西远东公司诉称的事实不相同。7、原判决没有依据山西远东公司诉称的事实和请求查清事实，认定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采信自相矛盾没有发生交易的证据、采信不符合常识和常理的证据、采信不符合一般逻辑的证据去推理所谓事实，有失公平和公正，没有尊重和采信山西远东公司叙述的5万吨煤炭调整价格为每吨218.5元的客观事实，而采信5万吨煤炭调整的价格为141元，调整为每吨218.5元的煤炭不是山西远东公司诉称的5万吨，而是另外的事实，没有以事实为根据。山西远东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判决判令淄博天凯公司承担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从2015年6月5日后双方实际交易煤炭总量为110000吨，总煤款为15210000元，淄博天凯公司已经支付9630000元尚欠山西远东公司煤款5580000元。因双方结算时各自确认的数据不一致，没有结算完毕，淄博天凯公司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为了维护淄博天凯公司的合法权益申请再审，请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淄博天凯公司的再审请求。山西远东公司答辩称，原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自2015年6月5日以来，山西远东公司与淄博天凯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为，煤炭数量：140048.74吨，结算金额：19727405.54元，付款金额：9630000元，淄博天凯公司欠款数额为：19727405.54元－9630000元=10097405.54元。二、根据2016年11月12日淄博天凯公司向山西远东公司提供的书面函件以及双方盖章认可的《业务结算单》，结合淄博天凯公司的原审陈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完全可以印证淄博天凯公司至今欠山西远东公司货款共计10097405.54元的事实。2016年11月12日，淄博天凯公司向山西远东公司提供书面函件称，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与山西远东公司发生煤炭业务，经双方对账，山西远东公司向淄博天凯公司开具发票18351948.86元，淄博天凯公司付款10994584元，另有22143.18吨煤炭未开具发票，实际开票金额及应付货款金额以双方确认为准。1、交易实际发生后才存在结算、对账。在该函件中，淄博天凯公司承认双方是经过对账确认的，结算的发票数额18351948.86元，从时间上看，包含2015年12月28日开具的1000008.95元和727355.91元两张发票，并且淄博天凯公司也承认另有22143.18吨煤炭未开具发票。淄博天凯公司现主张上述两笔交易未实际发生，欲推翻其已收票结算和自认的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淄博天凯公司在原审多次强调该函件的内容不是事实，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该函件系淄博天凯公司盖章出具，内容毋庸置疑，且有淄博天凯公司的原审陈述及山西远东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佐证。书面函件中淄博天凯公司所称抵押给山西远东公司的林肯车现由山西远东公司控制，也说明书面函件的内容是真实的。三、煤炭价格变动是淄博天凯公司盖章认可的，毋盾置疑。首先，不论是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还是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业务结算单》，关于煤炭单价的约定，均是双方盖章认可，毋庸置疑。其次，关于2015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2015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按218.5/吨执行，其他条款不变，这是针对双方继续进行的新交易作出的调整。正如淄博天凯公司所称，2015年7月10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已经按每吨141元结算完毕，如果《补充协议》的价格调整针对的是已交易完成的5万吨煤，淄博天凯公司何必事后抬高价格砸自己的脚呢？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淄博天凯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山西远东公司与淄博天凯公司是否实际发生4576.7吨煤、3328.86吨煤、22143.18吨煤的交易。山西远东公司为证明双方实际发生过该三笔交易，提供了2015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5年12月28日开具给淄博天凯公司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11月12日淄博天凯公司给山西远东公司出具的书面函件、2017年4月18日淄博天凯公司与山西远东公司的业务结算单。其中，2015年12月15日补充协议显示双方约定将煤价调整为218.5元/吨；2015年12月28日两张发票的金额分别为1000008.95元（4576.7吨煤*218.5元/吨）及727355.91元（3328.86吨煤*218.5元/吨）；2016年11月12日的书面函件中淄博天凯公司认可22143.18吨煤未开票，还载明淄博天凯公司因未能及时付清煤款而将一辆林肯车抵押给山西远东公司；2017年4月18日业务结算单上淄博天凯公司盖章认可至2016年6月20日双方结算数量22143.18吨，单价126元/吨，实际货款为2790040.68元。本案审查过程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淄博天凯公司认可2015年12月15日补充协议、2016年11月12日书面函件、2017年4月18日业务结算单上加盖的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主张是淄博天凯公司的业务员做了手脚，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淄博天凯公司质疑三笔交易的单价、时间、真实性，但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审查过程中，山西远东公司主张2016年11月12日书面函件中记载的林肯车现在仍由山西远东公司控制，可证明书面函件内容的真实性，淄博天凯公司称对用林肯车抵押之事不知情。山西远东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所反映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主张。淄博天凯公司对其主张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淄博天凯公司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因淄博天凯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原判决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相应的违约责任。淄博天凯公司主张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淄博天凯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淄博天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文 劼审判员 王荣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