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6行终78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村澳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黄宝煜，社长。委托代理人刘志佳，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意萍，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铭，男，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张婉媚，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岑灼雄，主任。委托代理人卢丽芬，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凤霞，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经济联合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黄家志，社长。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村澳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澳边经济社）因被上诉人黄国铭诉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桂城街道办）镇政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行初4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黄国铭的父亲黄某某是澳边经济社的股东，原南海市桂城区叠北村民委员会及叠北村民委员会澳边村民小组于1999年7月1日向黄某某发放了股东证。黄某某于19XX年X月X日与非澳边经济社股东的黄慧华登记结婚，双方于19XX年X月X日生育了黄国铭，黄国铭于同年6月17日以出生入户的方式随父入户至叠北澳边村**。因澳边经济社、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叠北经联社）不确认黄国铭的成员身份，黄国铭于2018年9月30日向桂城街道办提出申请，请求桂城街道办确认其具有澳边经济社、叠北经联社的成员资格和股东身份，并享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桂城街道办处理过程中，叠北经联社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说明》，认为若属于该社下属各经济社的股东和成员，则属于该社的股东和成员。经调查，桂城街道办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桂街行决字〔2018〕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黄国铭的申请不予支持。2018年12月21日，桂城街道办将上述决定书送达给黄国铭及澳边经济社、叠北经联社。另查，澳边经济社1994年适用的《叠北管理处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4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在1994年6月31日前属叠北在册的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本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第十一条规定：“从1994年7月1日开始，凡符合股东资格迁入的人员，每人要交4000元入股，不满18周岁的按50%计算。……”澳边经济社从1999年7月1日起实施的《叠北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在1999年6月30日前属叠北在册的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本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第八条规定：“本公司的股东人数，截止1999年6月30日止，从1999年7月1日起，将本公司的股东人数一次性确定下来，以后生不增，死不减，（即新出生出生及迁入的，给股权，股东死亡，其股权继续保留，该股权除按死者生前有遗嘱外，可按继承法顺序继承）；……”第十一条规定：“本公司在确定股东后，（即从1999年7月1日起）：……2、凡本公司的股东所生子女（合理生育计算），和娶入的农业户口人员，入户后，经本公司批准，可享受本公司合作医疗及退休养老金等福利待遇，但不配给股权，没有股份分红（即生活费）。”又查，叠北经联社于2003年1月2日公布了《会议决议》，其中第3点内容为：随父入户的子女（女方为非农业户口），按挂靠户处理，不享受本村的一切福利待遇。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桂城街道办对黄国铭的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具有法律依据。桂城街道办在收到黄国铭的申请后，经调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给黄国铭及澳边经济社、叠北经联社，履行了行政处理的正当程序。黄国铭的父亲黄某某属于澳边经济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黄国铭作为澳边经济社成员的子女，出生后于1999年6月17日随父入户澳边经济社所在地的农业户口，根据黄国铭出生入户时关于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地方政府规章《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6月1日实施，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黄国铭在履行澳边经济社章程规定的义务后可享有该社的成员资格。又因《1994年章程》对黄国铭一类1994年7月1日后出生出生入户的成员子女是否具有澳边经济社股东资格及需履行何种义务未作具体规定，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1999年6月30日前属叠北在册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黄国铭属1999年6月30日前已入户叠北的在册常住农业人口，在没有证据证明黄国铭不承认公司章程也不愿意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黄国铭应享有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桂城街道办对黄国铭的申请不予支持的理由是认为根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黄国铭可获得股东资格，但黄国铭怠于行使申请的权利，在权益受损之日起两年内未提出股东身份确认申请，且澳边经济社股东人数早已确定并不再发生变化。对此，法院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公民就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申请政府进行行政处理的时限作出规定，如上所述，黄国铭依法应当享有澳边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及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但澳边经济社一直拒绝给予黄国铭成员资格及待遇，该行为已侵犯了黄国铭的合法权益，而该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因此，黄国铭有权在澳边经济社对其成员资格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向政府申请身份确认。且黄国铭出生出生入户的时间早于澳边经济社的股权固化时间，铭在股权固化后能否取得成员资格，桂城街道办应进行审查认定。桂城街道办简单以黄国铭超期申请为由不支持其申请，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应予撤销。黄国铭要求撤销桂城街道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诉请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桂城街道办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桂城街道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六十日内重新对黄国铭的申请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桂城街道办负担。上诉人澳边经济社上诉称：一、被上诉人黄国铭随父入户的户口性质属于挂靠户，其不符合《1999年章程》第七条的规定，不符合享有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黄国铭的母亲是非农业户口，根据当时的户籍政策，其出生出生入户原则上只能随母入户，时允许黄国铭随父入户，只能是以挂靠户的形式入户。根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的规定，黄国铭属于农业户口的除外情形，不可以成为澳边经济社的成员。二、黄国铭的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澳边经济社自1999年7月1日起股权固化，从此生不增死不减。澳边经济社在股权固化时没有承认黄国铭的成员资格，即使黄国铭符合当时的章程规定，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是1999年7月1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民事权利，虽然黄国铭是通过向政府申请行政处理，但本质上仍然是对民事权利的处理，属于民事纠纷，应当参照民事诉讼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黄国铭申请时间是2018年，已远远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审被告桂城街道办以此为由驳回黄国铭的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诉讼时效限制，并认为该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明显错误。澳边经济社不确认黄国铭的成员资格是一次性的行为，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行为。三、股权固化的意义在于使农村的股权处于稳定状态，减少农村的纠纷。股权固化后不应随便变化，黄国铭的情形明显不符合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而且已经维持了近20年。一审判决将导致大量村民产生极大的意见，不利于社会稳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国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国铭负担。被上诉人黄国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桂城街道办述称：一、根据上诉人澳边经济社《1999年章程》第七条、原审第三人叠北经联社2003年1月公布的《会议纪要》第三点的规定，结合黄国铭父亲在民生热线工单上所述的“市民属居民户口”可知，黄国铭并非章程规定中所指的常住农业户口。一审判决认定黄国铭属农业户口依据不足，即黄国铭并不符合澳边经济社《1999年章程》规定，无需考虑黄国铭是否承认章程或履行章程义务。一审判决认定黄国铭属于农业户口，应取得澳边经济社成员资格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撤销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据不足。黄国铭于1999年6月入户至澳边经济社所在地，其父亲为澳边经济社成员，理应清楚澳边经济社的章程规定及股权固化的相关事宜。但黄国铭自入户后从未向澳边经济社提出成员资格的确权申请，也从未通过其他方式提出确权申请，黄国铭的行为应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默示处理。且黄国铭要求确认成员资格的目的在于取得与成员资格挂钩的成员待遇，本质上是获是相应的民事权益。既然属于民事权益，自然应参考主张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即黄国铭主张其成员资格的时限于2001年6月已经届满。桂城街道办以黄国铭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驳回其申请，依据充分。一审判决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原审第三人叠北经联社在二审期间未发表意见。二审期间，上诉人澳边经济社主张一审判决遗漏了被上诉人黄国铭母亲属于非农业户口的事实，根据上诉人的《会议决议》，黄国铭母亲是非农业户口，则黄国铭随父入户应当按照挂靠户口处理，不享受一切福利待遇。由于以上事实涉及到本案的审查焦点《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被告桂城街道办作为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行使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桂城街道办具有对被上诉人黄国铭提出的申请事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法定职权。桂城街道办就黄国铭申请的事项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告知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审被告桂城街道办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黄国铭要求确认其具有上诉人澳边经济社及原审第三人叠北经联社成员资格的申请，理据是否充分。本案中，黄国铭的父亲黄某某是澳边经济社的成员，黄国铭于1999年6月17日随父出生出生入户至澳边经济社，时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以上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经查，黄国铭出生入户时施行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6月1日实施，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以上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具体到本案而言，黄国铭是澳边经济社成员子女，且入户时属澳边经济社的农业户口，其是否可享有澳边经济社成员资格，取决于其是否存在不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义务的情况。澳边经济社《1994年章程》对于1994年7月1日后出生出生入户的成员子女是否具有成员资格及需履行的义务未作规定。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在1999年6月30日前属叠北在册的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本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根据以上规章规定，黄国铭属于1999年6月30日前叠北在册的常住农业人员，且未有证据显示其不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其符合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而桂城街道办认为黄国铭应在2001年7月1日提出确权申请，却在2018年9月才提出，超出合理期限，故对其申请不予支持。但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公民就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请求政府进行行政确认的时限、政府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侵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进行监督的时限作出限制。且澳边经济社一直拒绝承认黄国铭的成员资格，即黄国铭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处于持续状态，其有权向政府申请确认其成员资格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桂城街道办以黄国铭于2018年才提出确权申请，超出合理期限，依据不足。综上，桂城街道办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不予支持黄国铭要求确认其具有澳边经济社及叠北经联社成员资格的申请，理据不足。原审判决撤销以上《行政处理决定书》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澳边经济社提出，根据《会议决议》的规定，黄国铭母亲为非农业户口，黄国铭为挂靠户；黄国铭为挂靠户，属于农业户口的例外情况，不可以成为澳边经济社的成员。经查，根据佛山市公安局桂城派出所签章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黄国铭于1999年6月17出生出生入户至桂城镇叠**澳边村农业户。文所述，黄国铭入户时符合法规和章程规定关于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而《会议决议》是上诉人于2003年1月作出的，并不能以此决议规定而认定黄国铭入户时的属于挂靠户，即本案中未有有效证据证明黄国铭入户时是属于挂靠户性质。故澳边经济社的以上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撤销原审被告桂城街道办所作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处理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澳边经济社的上诉理由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村澳边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赟审判员 潘华容审判员 何丽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