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3民初1601号 原告（反诉被告）：卢美雄，男，194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衷孙连、詹祝权，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福州市台江区义洲浦东村**。 法定代表人：林敬明，合作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岩平，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斌，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卢美雄与被告（反诉原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红旗经合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美雄及其委托代理人衷孙连、詹祝权、被告红旗经合社的委托代理人黄岩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美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卢美雄从出生开始一直是红旗经合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权益及待遇；2.判令红旗经合社向卢美雄支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收补偿款及福利待遇款等款项357438元；3.判令撤销红旗经合社作出的《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社员会议表决结果汇总表》、《红旗经济合作社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名单草案（第一榜）（第二榜）》及《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集体产权改革实施方案》等侵害卢美雄合法权益的集体产权改革文件；4.本案诉讼费用由红旗经合社承担。事实和理由：卢美雄从出生开始一直是红旗经合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红旗经合社却找种种借口侵害卢美雄合法权益。卢美雄经与红旗经合社长期沟通、信访无果后，无奈只能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9月27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03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30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民终9933号民事判决：判决红旗经合社向卢美雄支付征收补偿款，并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阐述：本案系因土地征迁补偿费分配引发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纠纷，而是否侵害其利益以其是否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前提，故认定卢美雄经合社社员资格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基于卢美雄是红旗经合社的成员……故红旗经合社应依据相关实施方案及股东会议等向卢美雄支付征收补偿款。该判决生效后，卢美雄多次要求红旗经合社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标准，向卢美雄支付其他征收补偿款、工资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款，但红旗经合社无视法院判决精神，仍然拒绝让卢美雄享有社员同等权益，继续侵害卢美雄的合法权益。另红旗经合社无视客观事实及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精神及权威，不但从2019年1月份开始陆续违法作出《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社员会议表决结果汇总表》、《红旗经济合作社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名单草案（第一榜）（第二榜）》及《红旗经济合作社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违法认定卢美雄不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拒绝卢美雄参与红旗经合社经济合作社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而且连原先发放的部分福利待遇也停发，变本加厉继续恶意以村民自治之名行危害卢美雄合法权益之实。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等相关法律规定，卢美雄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红旗经合社辩称：1.法律赋予村民委员会依法处理村民自治范围内的相关事项，相关土地社员资格认定、土地补偿费分配、村民福利待遇等事项均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人民法院无权直接代为判决处理自治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有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等内容可见，法律已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依法办理涉及村民利益的相关事项，即赋予了村民委员会依法处理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的相关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关于社员资格的认定、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村民福利待遇的发放等事项均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人民法院无权直接干涉。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卢美雄若认为村民委员会的决定违法或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以上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能否申请撤销也存在争议），但人民法院绝对无权直接判决代替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2.红旗经合社的章程具有法律效力，根据章程及相关规定，社员资格由社员代表大会确认，在章程尚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只能依章程规定的程序认定社员资格，人民法院无权介入内部管理事务。《红旗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四条规定：“本社经依法登记后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第八条规定：“社员资格的认定由社员会议或社员会议授权的社员代表会议表决决定”。根据红旗经济合作社以上章程和相关法律，社员资格认定由社员会议或社员代表会议表决决定，人民法院代替社员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直接认定社员资格没有法律依据。法院若直接认定社员资格，其前提应是否认了《红旗经济合作社章程》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卢美雄并没有提起请求确认红旗经济合作社章程无效的诉讼。人民法院若直接认定社员，实际是直接介入了法人的内部管理，代替法人的权力机构作出决策，违背基本法理，明显是违法的；3.即便卢美雄具备作为社员的条件，但卢美雄自愿签署《共同协议》并按该协议履行超过15年，其用实际行为放弃了社员的权利，不能因此再行确定其为社员。红旗经合社的前身是福州市晋安区台江镇红旗村民委员会。2003年城镇化改造时，经台江区政府批准，变更为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2003年城镇化改造时，经村民委员会内部协商，确定本村村民中118名参加劳动的人享有社员资格，其他尚有100多名村民未被确定享有社员资格。卢美雄未被确定享有社员资格，卢美雄当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未参加集体劳动，2003年城镇化改造时，卢美雄等25名赤卫建筑社下岗人员均未被确定为社员。本村还有其他户籍在本村但没有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员、未成年人员等100多名村民未被认定社员资格。卢美雄于1969年到乡办企业赤卫建筑社工作。1980年卢美雄从赤卫建筑社离职下海经商，其自谋职业已达39年之久，实际已脱离红旗村。考虑到卢美雄等25名原赤卫建筑社下岗人员，原是红旗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特殊性，2003年4月13日，红旗村民委员会与这些人达成《共同协议》，双方约定达到退休年龄的，每月由红旗村发放生活补贴费并逐年进行调整，不享受村其他任何待遇。卢美雄在共同协议上签字，并按以上共同协议的约定，领取相应的生活补贴费，从未提出过异议。卢美雄签订《共同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已放弃了社员资格，同意按非社员待遇处理。红旗经合社每三年进行换届选举，只有社员才有选举权。卢美雄不在选民名单之内，但自2003年至今已15年，卢美雄对此从未提出异议，其早已放弃了其作为社员的权利和资格；4.根据章程的规定，红旗经合社相应分配权由社员会议决定，即便卢美雄被认定为具有社员资格，人民法院也无权代替经合社行使分配权。卢美雄由于长期没有履行社员义务，其无权主张享有平等分配权。《红旗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二条规定：“社员会议的主要职责是：……（4）讨论决定收益分配方案；……”，收益的分配方案应由社员会议根据相应的程序作出决定，该决定属于红旗经合社内部管理范畴，人民法院无权代替社员会议制定分配方案。社员会议有权根据每个社员贡献的大小、是否参加劳动等情况，综合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卢美雄等25名原赤卫建筑社的下岗人员长期没有履行社员义务，即便他们享有社员资格，红旗经合社的社员会议完全有权根据相应情况，决定是否分配相应的收益给他们，或者在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差别待遇的处理。人民法院无权代替社员会议直接作出相应的管理性决策；5.即便卢美雄享有平等的分配权，之前的分配方案未撤销之前，卢美雄主张按之前的分配金额进行判决，逻辑上明显错误。本案涉及全体已分配社员的利益，应追加全体社员作为利害关系人参与本案诉讼。卢美雄提出其为红旗村的原村民，具有农业户口，故其享有社员资格。若按其该认定方法，全村尚有100多名农业户口的村民未被认定为社员。考虑到拆迁补偿款总额固定，之前是按269个社员进行分配，现若新增100多个社员，平均下来，每个社员分配的款项金额需要大幅度的下降。因此，若按新的方案进行分配，原先的分配方案应予以撤销，旧的社员应退回多拿的分配款，按新增的总人数再次进行分配。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思路，在新增社员的情况下，仍按原先的分配比例进行分配。按新增25名社员算，如卢美雄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红旗经合社需要多支付1000多万元。若按新增125名以上社员计算，红旗经合社则需要多支付5000万元以上。这种判决将直接造成红旗经合社破产，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稳定。因此，若卢美雄等25名原赤卫建筑社的下岗人员被认定为社员，还有100多名村民也必然被认定为社员。红旗经合社之前的所有分配方案均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并重新拟订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全体社员和2003年城镇化改造时所有户籍在本村的村民均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全体社员及2003年城镇化改造时所有户籍在本村的村民作为利害关系人参与本案诉讼；6.卢美雄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依卢美雄的主张，2003年卢美雄被认定为非社员时，其权利已受到侵犯。卢美雄未能于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卢美雄主张的征收补偿款及福利待遇分配款的付款请求，以上请求超过2年诉讼时效或3年诉讼时效部分，也均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卢美雄社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也属于法人内部管理决策问题，人民法院无权管辖。即便卢美雄具有社员资格，但其已用自己的行为放弃了相应的权利并且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原福州中院的判决逻辑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本案的审理结果与众多已分配到拆迁补偿款的社员及2003年尚未被确定享有社员资格的其他村民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请求追加他们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综上，请求驳回卢美雄的全部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红旗经合社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2003年4月12日红旗经合社与卢美雄达成的《共同协议》合法有效，该《共同协议》对卢美雄具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卢美雄已自愿放弃社员资格；2.判令卢美雄赔偿其违约行为给红旗经合社造成的损失福利补贴61210元及占用该补贴期间的利息（以612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提起反诉之日2019年4月17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卢美雄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4月12日，红旗经合社与卢美雄等原台江镇建筑公司的下岗工人达成共同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原台江镇建筑公司我村人员达到退休年龄（男55周岁、女50周岁），每人发给生活费230元（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有享受退休待遇不享有此待遇）。除此，再不享有村其他任何待遇，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自谋职业解决生活出路，保证不向村里提出任何要求，待达到退休年龄后，再享受以上同等待遇”。根据以上协议约定，台江镇建筑公司的原下岗人员享受生活补贴的前提是该24名人员均认可其不属于红旗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且不享受村其他任何待遇，以上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卢美雄认可了以上协议并自2007年开始实际履行了以上协议，上述协议履行已超过10年，上述协议对卢美雄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卢美雄请求确认其为红旗经合社的社员，确认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权益及待遇，并请求享受征收补偿款及其他福利待遇。卢美雄的上述请求，完全推翻了双方的以上协议。为此，红旗经合社特此提起反诉，请求确认以上协议合法有效，对卢美雄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由于卢美雄违约行为给红旗经合社造成损失，应返还近三年的补贴。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红旗经合社以上反诉请求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其实质为否认卢美雄的社员资格，以上反诉的成立足以吞并卢美雄的本诉，与卢美雄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红旗经合社的反诉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予以并案审理。 反诉被告卢美雄辩称：红旗经合社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2003年4月12日卢美雄曾签署过的《共同协议》上仅仅只说明了当时卢美雄享受的待遇情况，并未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更谈不上红旗经合社主张的卢美雄自愿放弃成员资格；2.大约2005年时，该所谓的《共同协议》就已经作废，红旗经合社对卢美雄享受的待遇进行重新调整。此事实从红旗经合社自己提供的证据6，即2005年1月份的工资表卢美雄的待遇从230元调整到260元可以得到印证；3.在（2018）闽0103民初2609号及（2018）闽01民终9933号案件诉讼过程中，红旗经合社于2018年8月14日出具了一份《有关（共同协议）的说明》也再次确认该《共同协议》已作废，该事实业经生效判决确认；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红旗经合社拿着一份已经作废的所谓共同协议来支持其提起反诉，明显依据不足，应依据我国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等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其反诉或者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卢美雄为原红旗村村民并久居于红旗村。1976年，卢美雄与其他村民共30人由红旗大队派遣至赤卫公社建筑社工作，1980年12月23日退回原红旗大队。期间卢美雄的户籍未迁出红旗村。原赤卫公社建筑社承接单位福州市江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6年拆迁改制，改制时卢美雄未享受该企业任何待遇。 2003年4月12日，卢美雄、何剑秋等人签订了一份《共同协议》，协议内容为：“我们原都是红旗村在职社员（红旗建筑修缮社工人），1977年并入台江镇建筑公司，后因镇建筑公司业务不足，我们均前后下岗，由镇企业办函回在家，现均无业，生活无着落，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达到退休年龄，失去劳动力。现经我们申请，红旗村委会决定，对原台江镇建筑公司我村人员达到退休年龄（男55周岁、女50周岁），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30元（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有享受退休待遇的均不享受此待遇）。除此，再不享受村其他任何待遇，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自谋职业解决生活出路，保证不向村里提任何要求，待达到退休年龄后，再享受以上同等待遇。”红旗经合社在该份《共同协议》上盖章。2018年8月14日，红旗经合社出具了一份《有关的说明》，说明上述《共同协议》已作废，以上人员按如下内容享受退休待遇：1.每人每月退休人员生活费230元现已逐步增加到每月1370元；2.每人每年住院费可以报销50%，金额限制30000元；3.办理城镇医保卡报销150元；4.每年一次公务员标准体检；5.每年每人生日费30元；6.每年6月至9月份高温费每月50元；7.每年重阳节过节费；8.每年“中秋国庆”过节费；9.“春节”过节费。并对以上人员的退休待遇进行了调整。 卢美雄自2007年起每月从红旗经合社领取工资，其中2007年每月工资300元、2008年每月工资470元、2009年每月工资570元、2010年每月工资650元、2011年每月工资870元、2012年每月工资990元、2013年至2014年每月工资1170元、2015年每月工资1270元、2016年至2018年每月工资1370元。 2018年7月16日，卢美雄以其为红旗经合社社员、红旗经合社未向其发放2013年间社员可享有的17万元拆迁补偿款，侵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为由诉至本院。2018年9月27日，本院作出（2018）闽0103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红旗经合社系由原红旗村改制而来，原属村委会名下作为村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村土地等集体财产亦均由红旗经合社承接，而卢美雄系红旗村村民并久居于红旗村，其户籍亦始终在红旗村，现本案无证据证明卢美雄享有其他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也无证据证明卢美雄取得了其他方式的基本生活保障，故卢美雄主张其应为红旗经合社社员依据充分，卢美雄应享有红旗经合社社员权益。”该判决还认为，红旗经合社对卢美雄的侵权行为属持续过程，红旗经合社抗辩卢美雄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无据，故判令红旗经合社向卢美雄支付2013年间向社员支付的17万元拆迁补偿款。红旗经合社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0日作出（2018）闽01民终993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卢美雄的户籍在红旗村，且其作为村民长期生活居住在红旗村，虽然其曾于1976年被派至赤卫公社建筑队工作，但1980年已退回红旗村，现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卢美雄的身份已转为企业职工，也无证据证明卢美雄享有其他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或其他生活保障，故一审法院认定卢美雄作为红旗经合社（由红旗村改制而来）社员，应享有红旗经合社社员的权益并无不当。现红旗经合社上诉主张卢美雄不具备红旗经合社社员资格，无权分配拆迁补偿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长期以来卢美雄等村民就其是否享有红旗经合社社员资格的问题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是持续的行为，并认定卢美雄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1月25日，红旗经合社召开社员会议，议题为：1.审议表决是否同意红旗经合社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济合作社社员身份确认基准日定于2018年11月28日；2.审议表决是否同意在基准日时健在的有选举权的社员享有集体资产股份权利，在基准日时已死亡的社员不享有集体资产股份权利。后红旗经合社根据会议表决结果，相继发布《红旗经济合作社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名单草案》第一榜、第二榜。2019年3月19日，红旗经合社公布《红旗经济合作社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另查，红旗经合社分别于2010年9月召开党员及社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用房屋拆迁补偿费发给每位有选举权的社员社保补助费30000元；2016年7月召开党员及社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将浦东村125号、127号、129号办公楼拆迁剩余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每位社员12500元、额外收入发放给每位社员7500元；2017年3月召开党员及社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对首批到账的工业路290号-302号店面的拆迁补偿款发放给社员每人10000元；2017年5月对第二批到账的工业路290号-302号店面的拆迁补偿款按每人12000元的标准进行安置；2017年8月对第三批到账的工业路290号-302号店面的拆迁补偿款按每人10000元的标准进行安置；2017年10月召开社员会议暨红旗工贸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发放给每位社员集体股红利100000元；2017年12月对最后到账的工业路290号-302号店面的拆迁补偿款按每人5700元的标准进行安置。上述款项合计187700元。 再查，本院（2018）闽0103民初2609号案件中，卢美雄提供了与其同等待遇的顾美贞、何麒麟等25人的信访材料，证明自2012年1月起至2013年间，卢美雄等人向红旗经合社以及区、市相关信访部门反映要求落实享受社员待遇，对此，红旗经合社不持异议。此外，与卢美雄同属红旗村村民且于1976年被派遣到赤卫公社建筑社工作后又被退回原红旗大队的案外人卢济栋就与卢美雄上述相同的诉请起诉红旗经合社，经本院判决后上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确认红旗经合社的侵权行为适用诉讼时效，从其信访之前二年起算。 诉讼中，红旗经合社陈述：其社员工资标准是经过讨论确定的，没有具体标准；卢美雄因不参加劳作、自谋职业而未能取得社员资格。卢美雄陈述：卢美雄自2007年起每月从红旗经合社领取工资，其2007年与在册社员工资福利待遇相差7130元、2008年至2013年每年相差7730元、2014年相差10130元、2015年相差12530元、2016年相差13730元、2017年至2018年每年相差12530元。诉讼中，卢美雄还提交了一份红旗经合社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的《公告》，内容为：“经红旗经济合作社两委研究决定：由红旗工贸公司马尾拆迁款中转入经济合作社的3800万元余下未发放部分，在扣除完3800万元中依法应缴纳的20%个人所得税后，余下款额近期内全部分发给之前经济合作社已确认享受分发的社员。” 本院认为，卢美雄系红旗经合社社员的事实，已由生效判决确认，卢美雄理应享有社员权益。卢美雄提出的补偿款等待遇有相关会议纪要、公示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卢美雄的工资差额部分，因红旗经合社就社员工资的确定标准未作出具体说明，且其他同等身份社员工资表等证据由红旗经合社持有，本院按其提供的部分证据予以认定，产生的相应后果应由红旗经合社承担。就红旗经合社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认为，卢美雄于2012年起即向红旗经合社以及相关信访部门反映上述问题，红旗经合社的侵权行为系持续进行，故卢美雄诉请红旗经合社支付2010年起至2018年止的征收补偿款和工资及福利待遇差额款的主张，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卢美雄还诉请2010年前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差额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该部分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卢美雄提交了一份红旗经合社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的《公告》，该《公告》无法证明其中记载的马尾拆迁款已实际发放给社员，故卢美雄的该部分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院上述确认的红旗经合社已向社员发放的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红利等款项的金额、卢美雄2010年至2018年的工资标准，以及卢美雄提出的社员工资标准及福利差额，本院确认红旗经合社应当向卢美雄支付收益分配款项277670元，卢美雄的诉请中超过本院上述确认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卢美雄要求确认其为红旗经合社社员，该诉请业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其再就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卢美雄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卢美雄未提交证据证明《红旗经济合作社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名单草案》第一榜、第二榜等文件已发生效力，亦无证据证明《红旗经合社集体产权改革实施方案》、《红旗经合社社员会议表决结果汇总表》等文件的制定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其要求撤销上述文件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红旗经合社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共同协议》签署于2003年，卢美雄虽在协议中签名，但其不认可该协议，并与其他人员进行投诉维权。鉴于卢美雄、红旗经合社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红旗经合社按《共同协议》中的金额向卢美雄发放工资的行为，不足以表明卢美雄享有正常的社员工资福利待遇，故红旗经合社提出反诉诉请，要求确认该协议对卢美雄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现生效判决已确认卢美雄为红旗经合社社员，红旗经合社要求卢美雄返还已经发放的近三年福利待遇6121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的反诉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卢美雄支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款277670元； 二、驳回卢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的反诉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之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549元，由卢美雄负担1084元，由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负担546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反诉案件受理费665元，由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红旗经济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钱苏闽 人民陪审员  唐爱华 人民陪审员  郭昭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江紫沫 书记员郭楚楚 附：一、本判决书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四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四）返还财产； …… 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