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5行终3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注昌，男，196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月娥，女，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粘某，女，1989年10月16日出生，满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女，201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粘某（许某之母），本案上诉人之一。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章朝灿、辜志坚，福建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洛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安吉路人力资源市场大楼。 法定代表人刘延宁，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晋彬，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住所地泉州市洛江区双阳街道西环路与经六路交叉路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0579254738H。 法定代表人苏亚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凯龙、梁美蓉。 上诉人许注昌、李月娥、粘某、许某因诉被上诉人泉州市洛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洛江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嘉泰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行初1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第三人嘉泰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向被告申请对许鸿涛进行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三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许注昌及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证和户籍证明复印件、劳动合同、工伤保险缴费明细表、《关于钉钉的使用说明》、《关于钉钉考勤软件试用及培训的通知》、出差审批表、电子客票行程单、餐饮发票、事故报告、公示材料、证人证言（罗某、邓某、孙某、杨某）、收货单及设备采购合同等。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受理。于2019年5月30日向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发出《关于工伤认定商请协助调查的函》，调取了重庆市闽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闽鑫公司）总经理孙某、厂长杨某、第三人公司总监罗某、业务员邓某、重庆“霸王兔、来凤鱼”餐厅的工作人员韦荣松、田小东、邓小莉、唐豪、张雪莲等人在许鸿涛死亡当时在重庆市潼南区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许鸿涛的心血检验出具的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乙醇含量为396.6ｍｇ／100ｍＬ；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许鸿涛死亡原因为猝死；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正兴街派出所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死亡原因排除机械性暴力损伤死亡。被告于2019年6月26日向第三人的工作人员罗某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被告于2019年7月2日作出泉洛人社工认字［2019］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许鸿涛系第三人嘉泰公司机械设计员。2019年4月24日许鸿涛受第三人公司指派跟随公司研发中心总监罗某一起前往四川省西充县协助业务员邓某确认订单配置事宜，4月25日15时许，西充县事务处理完，由邓某驾车载罗某、许鸿涛前往重庆市潼南区，17时许，一行人员到达重庆市潼南区后前往龙马大酒店开房间，18时许，三人与重庆闽鑫公司的孙某、杨某一起到“霸王兔、来凤鱼”餐厅二楼用餐“叙旧”，22时许，同行用餐人员发现许鸿涛状态不对立即打120电话，经120医务人员现场抢救无效死亡。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对许鸿涛心血检材检出乙醇含量为396.6ｍｇ／100ｍＬ。被告认为，许鸿涛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被告于2019年7月3日将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送达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不服，于2019年8月21日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洛江人社局作出的泉洛人社工认字［2019］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责令被告洛江人社局对许鸿涛所受伤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许鸿涛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应视同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即认定视同工伤，必须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三个必要条件。经查，2019年4月25日晚上与许鸿涛一起吃饭的人有罗某、邓某、杨某、孙某四人，该四人分别在重庆市潼南区公安机关对其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罗某和许鸿涛到重庆市潼南区是找朋友孙某吃饭“叙旧”，许鸿涛在吃饭过程中当场猝死，与工作无关。且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对许鸿涛心血检材检出乙醇含量为396.6ｍｇ／100ｍＬ。因此，本案无有效证据证明许鸿涛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其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受理、调查核实、询问、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泉洛人社工认字［2019］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注昌、李月娥、许某、粘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许注昌、李月娥、粘某、许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许鸿涛此次去潼南在餐厅吃饭是“叙旧”。原审及被上诉人认定许鸿涛此次去潼南在餐厅吃饭是“叙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原审及被上诉人直接以公安机关中对孙某、杨某、邓某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来认定许鸿涛此次去潼南在餐厅吃饭是“叙旧”是错误的。1.公安机关的刑事询问笔录并不等同于有关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公文书证，在行政诉讼纠纷中，其证明效力上不具有优先性。从制作过程来看，刑事询问笔录并不能排除因主、客观原因导致接受询问的当事人或证人的陈述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真相，甚至与事实真相相悖离的情况（这点从本案开庭时，证人孙某的陈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孙某陈述，罗某与许鸿涛去潼南闽鑫公司确系出差处理闽鑫公司的设备技术问题，许鸿涛死亡后，当初因为怕闽鑫公司要承担责任，所以就说是叙旧，就是想撇开公司的责任）。而且，刑事询问笔录具有派生性，难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只有在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形下，才能够有助于确认该种证据是否可信。2.应当综合本案所有证据进行分析考查，应当认定许鸿涛去餐厅吃饭是“谈公务”，而不是“叙旧”。第一，在行政诉讼领域，实际发挥作用的是这些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这种形式就是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向法庭展示，而不能直接以笔录文本的方式来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孙某、罗某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所作证言的证明效力高于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从二人的证言来看，对去潼南以及吃饭的目的均陈述为“出差、处理技术问题”，可以相互印证。证人孙某针对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为何某出庭作证的笔录存在不一致时，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第三，从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无法直接体现罗某、许鸿涛二人此次去潼南及当晚吃饭就是“叙旧”。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杨某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提到“叙旧”，但在第二次笔录中却提到“不清楚”，在罗某的笔录中，三次直接陈述为“出差”。因此，从公安机关的笔录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陈述为“叙旧”。第四，二审期间，上诉人再向法庭提供了两份证据“嘉泰数控业务联络单、证明书”，通过这两份证据，确实可以证明罗某、许鸿涛二人此次去潼南系到闽鑫公司协助处理技术问题。这两份证据与孙某、罗某二人的证言能够证明了二人到潼南出差处理技术问题，后去餐厅吃饭，在吃饭期间，也在讨论技术问题的事实。二、许鸿涛的死亡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1.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事故发生时间属公司安排的出差时间内，当晚吃饭属履行公司出差任务不可分割的一个过程，且吃饭过程中也在讨论技术问题。许鸿涛系因公出差，意外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 应当认定为工伤。2.如果不能尊重职工出差完成单位工作任务的整体性，而是割裂整体事件中的某些细节，就明显不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违背相关立法目的。3.原审采信被上诉人所谓死者醉酒不能构成工伤的观点错误。首先，没有证据证明，许鸿涛系因醉酒死亡的，被上诉人在未能举证证明醉酒与猝死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认定许鸿涛醉酒不能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也是错误的。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体现，众在场人均陈述，许鸿涛当晚体现出太累的精神状态，这显然是因为出差在外操劳所致。许鸿涛猝死更大的可能性是因工作劳累所致，与是否醉酒无关。其次， 社会保险法规定明确职工只有在醉酒导致伤亡的情况下才不予认定工伤，强调了醉酒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保险法其效力高于工伤保险条例。本案证据仅表明许鸿涛系“猝死”。“猝死”的原因并未查明。在没有证据证明许鸿涛“醉酒”与“猝死”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以许鸿涛“醉酒”猝死，不能认定工伤，显然是错误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洛江人社局辩称，其对许鸿涛的本案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嘉泰公司述称，其与上诉人的意见一致。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1.嘉泰数控业务联络单、重庆闽鑫公司于2019年10月26日出具的证明书各一份，证明2019年4月16日，重庆闽鑫公司因向嘉泰公司购买的设备存在技术问题，发函请求嘉泰公司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协助解决，嘉泰公司派遣罗某、许鸿涛前往重庆闽鑫公司（地址潼南）处理，从而证明罗某、许鸿涛到潼南并非叙旧，系因公出差；2.证人罗某、孙某的出庭证言，证明2019年4月25日晚，许鸿涛与罗某、孙某等人在餐厅吃饭的目的系谈论公务，并非叙旧。对上述证据，洛江人社局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洛江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向嘉泰公司及许鸿涛家属发出协查通知时，上诉人均未提供该证据；证据2中的证人均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言应以公安机关的笔录为准。嘉泰公司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出异议的部分及嘉泰公司与上诉人的异议意见相同外，对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焦点为：许鸿涛是否因工死亡。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及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的醉酒标准，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执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材料，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 本案中，嘉泰公司主张许鸿涛2019年4月24日至4月26日出差的目的为至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协助业务员邓某确认订单配置事宜和重庆市潼南区协助公司处理技术问题。但许鸿涛分别于2019年4月24日8时47分（出差前）、4月25日14时56分（西充县工作任务处理完毕后）通过钉钉考勤软件发起申请的《出差审批表》中均载明出差事由仅为：协助营销中心到客户现场确认订单配置，而未有载明去重庆市潼南区协助公司处理技术问题的出差任务。上述《出差审批表》系许鸿涛生前亲自发起申请，且双方均无异议，因此，上述《出差审批表》能客观反映本案相关事实，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载明：呼救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22时30分，经现场抢救无效，许鸿涛于23时14分宣布临床死亡。邓某（嘉泰公司业务员）在潼南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26日0时15分起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这次系第一次和死者去南充出差，出差完了就来潼南找朋友。孙某（重庆闽鑫公司总经理）在潼南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26日0时05分起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4月26日下午16时，许鸿涛、邓某、罗某从四川南充出差完后，到潼南来玩耍。孙某在潼南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27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4月26日下午16时，潼南应该不是许鸿涛、邓某、罗某出差的目的地，他们是到南充出差，到潼南来是顺便过来叙旧；许鸿涛在酒桌上基本不讲话，不参与我们谈话的话题。杨某（重庆闽鑫公司厂长）在潼南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26日0时20分起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孙某给我说罗某他们要来潼南来，我们和罗某都认识，就和罗某叙个旧，大家在一起吃个饭；罗某等人到潼南来的目的就是和孙某叙旧，单纯的朋友之间叙旧。邓某、孙某、杨某的上述证言，来源于公安机关在许鸿涛死亡后第一时间内依职权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邓某、孙某、杨某在事后对上述证言予以反悔但均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故洛江人社局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以邓某、孙某、杨某的上述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邓某系许鸿涛、罗某在西充县的接待方，孙某、杨某系邓某、许鸿涛、罗某在潼南区的接待方，且孙某、杨某均非嘉泰公司员工，而罗某系嘉泰公司研发中心总监，与嘉泰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因此，邓某、孙某、杨某就许鸿涛的出差目的及本案潼南区聚餐目的相关证言的证明力要大于罗某证言的证明力。罗某就上述事项作出与邓某、孙某、杨某不同证言时，应以邓某、孙某、杨某的证言作为定案依据。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其对于2019年4月26日开始检验许鸿涛的心血检材中检出乙醇含量为396.6ｍｇ／100ｍＬ，该含量远超《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ＧＢ19522-2004）规定中血液中酒精含量≥80ｍｇ／100ｍＬ属于醉酒驾车的阈值。另上诉人及嘉泰公司提供的本案其他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上述《出差审批表》、邓某、孙某、杨某在上述询问笔录中的证言的证明力，而上述《出差审批表》、邓某、孙某、杨某在上述询问笔录中的证言、《检验报告》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许鸿涛虽系在因工外出期间死亡，但其系在该期间从事与其指派工作职责无关的属于个人活动性质的聚餐中死亡，且其死亡时处于深度醉酒状态。因此，鉴于许鸿涛存在并非因工死亡及深度醉酒情形，洛江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符合上述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许注昌、李月娥、粘某、许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鹏腾 审判员  张爱玲 审判员  邱旭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吕顺达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