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琼9021行赔初4号 原告：海南网视通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珠江广场帝晶大厦20B。 法定代表人：谢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强，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泊，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鹏，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海南英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乾明，该局执法二队副大队长。 原告海南网视通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8年9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9月11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海南网视通广告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泊、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吴乾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海南网视通广告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申请鉴定，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鉴定意见。因本案以（2018）行初19号行政判决的上诉结果为依据，依法中止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海南网视通广告有限公司诉称，2010年7月8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设立6块广告牌，被告在2010年7月14日经审批后，同意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段位设立6块单立柱广告牌，同时设立的规格为长18米、宽5米的双面广告，设置的时间为从2011年2月1日至2031年2月1日止。后因交通厅对东线高速公路数据的调整，2011年2月25日经被告批准，原告申请对6块广告牌设立的位置进行了变更，即将原来被告同意设立的6块单立柱广告牌的位置31km+100m（三亚往海口）、约47km南丽湖出口处（三亚往海口）、56km处连墩学校边（三亚往海口）、62km黄竹出口地矿中心（海口往三亚）、62km+400m黄竹出口处纸片厂院内（三亚往海口）、62km+400m处黄竹水果市场南侧（海口往三亚）的6块广告牌的位置变更为：东线高速东侧26km+900m（三亚至海口）方向、东侧50km+550m（三亚至海口）、东侧55km+200m（三亚至海口）、西侧28km+900m（海口至三亚）、49km+200m海口至三亚方向（西侧）50km+100m-650m海口至三亚方向（西侧）。被告同意进行位置变更后，2013年1月21日，被告向原告重新颁发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登记证号为：定城监证[2013]011号，登记证号记载的内容为被告允许原告在位于东线高速定安区域设立单立柱广告牌6块，规格为宽18m×高6m×2面×6块。有效期从2011年2月1日至2031年2月1日。后原告依据被告颁发的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分别设立了4块单立柱广告，位置分别为东线高速公路：东侧50km+550m（三亚至海口）、东侧55km+200m、西侧49km+200m（海口往三亚）、西侧50km+200m（即西侧50km+100m-650m处）。2018年1月25日被告向原告下发《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对高速公路户外广告核对和检查的通知》要求原告到被告处核对定安区沿途的户外广告，2018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下发《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限期自行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通知》要求原告自行拆除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30米外的六处广告牌，逾期拆除，被告将强制拆除。后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在未向原告下发任何行政强制决定书及代履行的情况下，自行将原告的四块广告牌进行拆除。原告制作四块广告牌经鉴定造价为596622元，可得利益损失按照4年计算为766195元，自拆除之日原告已经按照许可期限对定城监证【2013】011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使用了7.1年，剩余未使用的期限为12.9年，原告只需要按照剩余未使用的期限4年计算，原告每个户外广告牌的可得年利润为12.5万元。由于广告牌被拆除，导致合同未能履行，且原告已经支付单立柱广告的征用土地补偿金。被告违法拆除原告的四块广告牌，导致原告的合作伙伴纷纷解除合作关系，进而导致原告损失40万元。被告将原告的四块广告牌进行拆除后，原告多次和被告沟通协商赔偿，但是被告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据此，原告认为，被告拆除原告的四块广告牌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广告牌的造价损失暂计为596622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为766195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广告牌拆除导致原告无法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4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定安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定城执[2010]11号关于海南视网通广告有限公司在东线高速公路设立广告牌的请示、文件呈批单，拟证明被告同意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黄竹入口50m处设置三块广告牌，东线高速公路56km处设置一块、龙湖高速公路出入口47km处设置一块、东线高速公路31km+100m处设置一块，总共6块。2、海南省城市道路占用（广告招牌类）申报表，拟证明被告同意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路段设立6块单立柱广告牌，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至2030年6月30。3、高速公路路段区域设置立柱户外广告牌位置坐标图、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关于同意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的批复，拟证明被告同意原告在位置图中设置6块广告牌。4、关于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位置变更申请、定安县城市道路占用（广告招牌类）申报表、变更原广告位置、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境内广告位报建实景合成图（6张），拟证明因东线高速公路数据的调整，原告申请对设立的广告牌位置进行变更，被告同意对广告牌设立位置进行变更。5、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定城监证[2013]011号，拟证明被告同意原告设置6块2面的广告牌，有效期是2011年2月1日至2031年2月1日。6、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对高速公路户外广告核对和检查的通知，拟证明被告要求原告核对在东线高速公路沿途的户外广告。7、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限期自行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通知，拟证明被告在原告的广告牌设置许可证期限未到的情况下，强制拆除原告的广告牌。8、照片，拟证明被告组织人员将原告的四块广告牌拆除。9、征用土地协议书2份，拟证明原告已经支付了发布广告所占用土地给予村委会的补偿款6000元。10、其他形式户外广告合同及附件照片（2017年5月18日），拟证明原告同第三方客户广东华洵品味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在位于东线高速50km（即广告牌50km+550m)三亚往海口方向签订为期一年的户外广告合同即从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10日，双方约定发布广告费为每块10万元，因位于50km+550m处的广告牌被拆除，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发布户外广告，客户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10万元。11、其他形式户外广告合同及附件照片（2017年12月5日），拟证明原告同第三方在50km处(即50km+100m-650m)签订为期一年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因广告牌被拆除导致第三方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115000元。12、立柱广告牌造价清单、施工图（参考），拟证明原告设立的4块广告牌支出的费用以及原告4块广告牌的施工情况。13、收入明细表，拟证明原告的收入情况。14、海口区域的3块广告修复成本明细支出，拟证明原告维修成本的支出费用。15、业务合同，定安区域立柱广告，拟证明原告每年的每块广告牌收入为12.5-18万之间。16、其他形式户外广告合同书（陵水、海口区域），拟证明参考陵水海口区域每年的收入情况。 经被告质证，对证据1-4、6、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合法性有异议。六个许可证已经在2018年3月8日被注销，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于2018年3月8日注销了原告的六块广告牌许可证，不存在许可证未到期的情况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无法判断合同主体及内容的真实性。也没有相关付款证据提交。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无法判断合同主体及内容的真实性。也没有相关付款证据提交，即使原告有可得利益的损失也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畴。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广告牌是单方提供，没有原始的单票凭证，费用支出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设计图也无法确认是否为被拆除的广告牌的设计图，对其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原告单方制作。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海口区域的3块广告牌的修复成本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与谁签订的合同以及如何收费被告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签订的，所约定的费用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由原告单方制作，无法核实真实性。且陵水海口区域的广告牌业务收入不具有参考价值。 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辩称，一、被告的拆除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合法，且程序合法，也未超越职权范围，不构成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的侵犯，故不承担行政赔偿的责任。原告未按《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约定的时间缴纳营业占道费，导致该《合同》自行终止，原告于该日之后都无权按许可证内容设置广告牌，也无权因此获取任何收益。若获利，均为非法利益。而行政赔偿是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引起，只有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存在行政侵权行为时，才能构成行政赔偿，如果侵犯的不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剥夺的是相对人的非法利益，则不能构成行政赔偿。本案中，被告拆除的是原告违法设置的广告牌，剥夺的是其的非法利益，非其的合法权益，该赔偿主张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故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拆除广告牌的造价，亦无法确定实际损失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原告无法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其赔偿主张也无法得到支持。此外，被告在实施拆除前，也通知了原告，原告也派工作人员到拆除现场。拆除结束后，其工作人员取走了部分被拆除的材料，剩余材料也存放在一处固定地点，原告可随时取回，也就是说被告的拆除行为并未造成原告的实际损害，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其广告牌造价损失596622元。三、原告主张赔偿其可得利益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766195元及其他损失40万元。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实际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是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定安县综合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定府办[2017]124），拟证明被告依职权负责辖区内户外广告实施设置的管理和审批工作，并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为享有处罚权。2、申请表（一），拟证明原告于2010年7月8日申请在定安境内东线高速公路两侧设置六块广告牌。3、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证号为：定城监证[2010]016），拟证明被告依原告申请向原告发放登记证书。4、申请表（二），拟证明原告于2011年2月25日申请变更六块广告牌设置位置。5、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证号为：定城监证[2013]011），拟证明被告依原告申请变更六块广告牌的登记证。6、《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拟证明被告批准原告申请后，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了《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合同约定每年的12月底统一缴纳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用。7、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三张）（No.0287956851/No.0376763269/No.0387187324），拟证明原告仅支付了2011年、2013年、2014年全年的营业占道费。一直拖欠2012年、2015年和2016年三年的营业占道费未付，2017年12月31日之前也没有支付2018年全年的营业占道费。8、电话通知记录，9、东线高速公路两侧高杆广告整治协调会签到表（2018年3月2日），10、关于拆除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议纪要（定综执纪）[2018]5号）（2018年3月2日），三份证据拟共同证明：1、2018年3月2日通知原告参加关于拆除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工作会议；2、被告通知原告限期三天自行拆除相关广告牌；3、被告听取原告等企业意见。11、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限期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议的通知，12、关于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拆除协调会签到表（2018年3月8日），二份证据拟共同证明2018年3月8日，被告再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听取企业意见。13、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解除合同的告知函（定综执函[2018]47号），14、送达回证（定综执函[2018]47号），二份证据拟共同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8日注销原告设置的四块户外广告牌设置许可证，并书面告知原告。送达回证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且知晓签署材料的内容。 经原告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定安县综合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的主要职责内容并未规定被告具有对违规设置广告牌的行政处罚权，只具有对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和审批工作。另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能设定行政处罚权的为法律、法规，规章，而被告提交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系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属于办公室文件并不能够设定行政处罚权。即使被告具有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但也并不能够证明被告具有强制执行权，直接拆除广告牌的权利。因而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在变更后就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依据合同约定，户外广告发布费不是营业占道费。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原告认为户外广告发布费收取无法律依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的证据，且没有通话清单予以核实因而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9、10、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3有异议，被告召开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听取原告等企业的意见，而是以命令的形式要求原告拆除广告牌。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双方签订的是行政合同，被告以民事行为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注销原告的四块广告牌，应当按照程序下达决定书，不应以告知函的形式注销原告许可证。该份证据中的内容不合法，内容中提到三日内拆除广告牌，逾期将组织人员进行拆除，应当通过代履行的形式向原告发函。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要求原告签署送达回证时，并未向原告告知送达材料的具体内容，包括字号的内容中属于被告私自增加，无法辨别证据的真伪。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认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确认。证据5系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向原告颁发的登记证，可以证明经该局许可原告设立广告牌以及设立广告牌的有效期。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本身仅能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对涉案广告牌进行拆除。对证据9、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9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补偿款的事实，证据10、11不能证明第三方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的事实。对证据12造价清单系原告自己制作，施工图备注为参考，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13收入及成本表由原告自己制作，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14海口区域的广告牌修复成本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5的业务合同均已到期，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6系陵水、海口区域的户外广告合同，与本案无关。 二、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认证。对证据1-5、8-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确认。对原告质证有异议的部分，认证如下：证据1并未设定行政处罚权，而是规定由被告行使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证据2经核对原件，有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盖章。证据3属于原告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6、7，因被告未能证明其向原告送达证据6，故对该二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证据8、9、10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参加会议，且原告到会的事实。证据10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原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院采纳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11、12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参加会议，且原告到会的事实。证据13、14可以证明被告将告知函送达给原告，原告拒签的情况下，有被告的两名工作人员签名见证。 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8日，原告向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申报设置广告牌，设置户外广告内容为：广告牌长18m×宽5m×2面×6块。2010年7月14日，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向原告颁发定城监证[2010]016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有效期为2010年7月12日至2012年1月1日。 2011年2月25日，原告向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申请变更设置单立柱广告牌位置。设置户外广告内容变更为：26km+950m三亚至海口方向（东侧）、50km+550m三亚至海口方向（东侧）、55km+200m三亚至海口方向（东侧）、28km+900m海口至三亚方向（西侧）、49km+200m海口至三亚方向（西侧）、50km+100m海口至三亚方向（西侧）。同日，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审批同意，并与原告签订《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合同约定：乙方应交纳广告发布费，每年12月底统一交纳，缴纳金额按0.15元/㎡.天×广告牌画面面积×年发布天数收取。原告分别于2010年8月10日、2013年1月21日、2014年3月27日缴纳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的发布费。 2013年1月21日，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颁发定城监证[2013]011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内容为准予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设置户外广告6块，规格为宽18m×高5m×2面×6块，有效期为2011年2月1日至2031年2月1日。 2018年1月25日，被告作出《关于对高速公路户外广告核对和检查的通知》，通知原告到被告处核对东线高速路的户外广告，并检查其发布的内容和画面。2018年3月1日，被告作出《关于限期自行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通知》，表明为了加强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整治，迎接建省30周年和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到来，根据海南省城乡环境综合领导小组办公室琼环整办函[2018]3号通知及定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要求原告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设置的6块广告牌，逾期被告将组织强制拆除。2018年3月2日，被告组织召开关于拆除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并制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各企业代表就关于拆除高速路两旁广告牌提出意见；被告执法二队王锦绣教导员就拆除广告牌相关情况进行汇报，指出各广告公司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行政复议，维护其合法权益等。2018年3月7日，被告作出《关于限期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参加次日召开的限期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协调会议，原告派员参会。 2018年3月8日，被告作出定综执函[2018]47号《关于解除合同的告知函》，内容为：原告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在海南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设置6块钢结构单立柱双面广告牌，使用期限20年（自2011年2月1日起至2031年2月1日止），每年12月底统一缴纳广告发布费，原告在2014年3月27日缴纳广告发布费后，至今未按时缴纳广告发布费，违反了《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的约定，构成根本性违约。现通知原告自即日起解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县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牌合同书》并注销相应的《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定城监证[2013]011号），原告应在三日内交清所欠广告发布费并拆除所立广告牌，逾期被告将组织人力拆除，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将该《告知函》送达给原告。原告未对所设立的广告牌进行拆除。2018年3月13日至19日间，被告组织人员拆除原告所设立广告牌。 原告于2018年9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违法，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琼9021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违法。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琼96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上述定安县人民法院的判决。 原告于2019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注销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的行政行为，本院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2019）琼9021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以原告逾期缴纳营业占道费导致《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自行终止，因许可建设的广告牌已被拆除，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确认被告注销原告相应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现已生效。 另查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变更为定安县环境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员会。2017年11月15日，根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撤销定安县环境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员会，设立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主管全县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主要职权包括负责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和审批工作，行使工商部门对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主张的造价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无法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总则”部分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及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二是他们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本案中，原告未按照《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的约定按时缴纳户外广告管理费，构成根本违约，被告解除与原告签订的《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限期原告自行拆除广告牌，原告未自行拆除。该广告牌已不是原告的合法权益，尽管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四块广告牌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但强制拆除的后果系原告自己的行为致使，故原告无权就此要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海南网视通广告有限公司的行政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敏静 审 判 员  罗静怡 人民陪审员  王 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雯睿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