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95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昌智，男，1970年6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所，安徽金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庐江县种畜场，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邓湖村大院村民组。 法定代表人：夏文忠，该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兆，安徽剑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龙信，男，195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兆，安徽剑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昌智、安徽省庐江县种畜场（以下简称庐江县种畜场）因与被上诉人张龙信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4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昌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4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给付何昌智农业支持补贴款239136.56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案涉合同名为“租赁合同”，实为“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2004年3月1日何昌智与庐江县种畜场签订《租赁合同》，综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条款以及何昌智占有使用案涉农田和水塘从事种植业、渔业生产的事实，同时，根据庐江县种畜场出具的证明及会议纪要内容来看，其也认可何昌智为承包人，因此，案涉《租赁合同》名为租赁，实为承包。（2）庐江县种畜场提交的以张龙信名义与庐江县种畜场签订的《农田承包合同》和《职工代表委托书》均为事后伪造，且张龙信也没有实际承包案涉农田。张龙信与庐江县种畜场签订的《农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自2004年元月1日——2013年12月31日，计10周年期。每周年期承包费为2万元，承包合同时交付当年的承包费的50%，余下50%于每年12月31日以前交付一周年期的承包费。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庐江县种畜场伪造的《农田承包合同》并无支付承包费的证据直接认定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之间存在承包关系，显然证据不足。（2）《职工代表委托书》是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事后伪造的，据夏友清和徐建军陈述，该委托书是何昌智向法院起诉后，庐江县种畜场要求他们事后补的。该份委托书上部分委托人的签名并非本人书写，庐江县种畜场对此也予以认可。一审庭审中，庐江县种畜场仅仅提交复印件，何昌智要求其提供证据原件，庐江县种畜场一直予以拒绝。如果案涉农田确实是张龙信承包，且根据《职工代表委托书》的授权内容，何昌智应当与张龙信之间签订合同，而非庐江县种畜场，且何昌智的租赁费应当交付给张龙信，而非庐江县种畜场。但是，从本案的事实来看，何昌智的租赁费一直是直接交付给庐江县种畜场，且由庐江县种畜场出具凭证。最后，如果按照一审认定的事实：张龙信与庐江县种畜场之间存在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那么根据合同约定，张龙信仅仅负有交付承包费的义务。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的农业补贴款应属于实际承包人所有，那么张龙信对案涉的农业补贴款享有所有权，其没有义务将农业补贴款交到庐江县种畜场入账的义务。即便按照一审认定的事实，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的承包期限为10年，2013年12月31日就已经到期，张龙信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继续承包的事实，此后的农业补贴款仍有其个人名义领取显然缺乏依据。 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判决，显然错误。案涉的农田不属于农村集体土地范畴，而属于国有土地的范畴，因此，一审判决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予以判决显然错误。 3.一审判决对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存在曲解。根据《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31号的指导意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增强农业“三项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提高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能，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很显然，该政策的意义谁种粮谁受益。而一审判决对该补贴政策显然存在曲解。 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共同辩称，1.庐江县种畜场与何昌智所签订《租赁合同》就是土地流转关系中的土地租赁，并非是土地承包关系。何昌智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管理法》中的法律规定，仅仅引用了对其有利的一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其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与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该条同时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没有单位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职工同意，更没有经过人民政府批准。因此何昌智在法律上也不符合承包的程序。 2.事实上张龙信已经代表了全体职工承包了该片土地。在九十年代张龙信就已经承包了4.99亩土地，其他职工也分别承包了不同亩数的土地，由于农业承包经营利润不大，其他职工没有精力去承包经营，在其他职工自愿的情况下，在2004年1月将土地209亩全部承包给了张龙信，为了加强土地流转，张龙信委托单位将土地209亩租赁给了何昌智。以上事实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律的规定，何昌智认为《农田承包合同》及《委托书》是伪造的，没有事实依据。这些证据都是可由全场承包农田人员作证澄清事实或种畜场当年承包农田合同及通知为证。 3.庐江县种畜场的全体职工在九十年代就开始承包了土地，这些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已经设定了，不可能在职工已经有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权违法承包给何昌智。但根据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张龙信的承包权是为了方便职工，是职工自愿的将209亩土地承包转让给本单位职工，由张龙信与单位重新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承包费的上交方式习惯一直是以农业各项补贴抵扣承包费交给单位由单位办理缴纳承包农田职工的养老保险费，收益的还是原承包农田的单位职工。张龙信以农业补贴上的现金抵消承包费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是合法的行为，并且也是这样一直履行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本法的有关规定。主要是参照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因此一审在法律适用上并没有错误。综上，何昌智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在认定事实除了4万元灾后重建补助金事实方面错误以外其余都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何昌智的上诉请求。 庐江县种畜场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对一审予以改判，依法驳回何昌智要求庐江县种畜场返还40000元的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何昌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多处存在错误。一审认定庐江县种畜场领取的是2016年度中央财政生产救灾资金的事实错误。2016年11月11日庐江县种畜场出具收据给县财政局40000元的灾后重建补助资金，并于2016年11月29日收到了庐江县支付中心的该笔资金40000元。而一审判决书认定的是庐江县种畜场收到的是2016年度中央财政生产救灾资金的事实错误。一审何昌智向庐江县种畜场主张的是水灾补贴款，并没有对灾后重建补助资金进行主张，但一审判决却对何昌智未主张的事实进行了判决，明显不公。庐江县种畜场在收到该笔补助后，进行了相关的灾后重建。具体包括：因2016年7月4日小圩南埂漫水决口与2017年2月堵口更堤费用挖机费用15000元（附单据2张）；2016年12月28日支出单位办公房屋维修加固材料费及人员工资费用12670元（附单据1张及清单）；防汛人员工资10400元（附单据1张）；生产区及生活区线路维修费及救灾电费1930元（附单据2张）。以上合计40000元，这些支出庐江县种畜场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均用于水灾救助和灾后重建，而何昌智没有进行水灾救助和灾后重建，不能领取该笔资金补助。 何昌智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从一审查明事实来看，该4万元属于2016年发生重大水灾，导致何昌智种植农场的灾害，是对受灾的专项补偿，一审根据事实判决返还是正确的。至于庐江县种畜场提到四笔费用与本案无关，本来作为农场应有义务对相关设施予以维护，因此庐江县种畜场所称的四项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请求二审驳回庐江县种畜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 何昌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返还农业支持补贴款239136.56元及2016年水灾补贴款60000元，合计299136.56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庐江县种畜场属国有农场。2004年1月1日，庐江县种畜场将农场圩田194亩、冲田15亩承包给本场职工张龙信生产经营并签订《农田承包合同》。同日，庐江县种畜场所有农场职工委托职工代表张龙信将农场农田对外出租。2004年3月1日，何昌智和庐江县种畜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安徽省庐江县种畜场将其场内全部农田以现有状况给乙方使用；租赁时间自2004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底止，共15年。中期互不退租（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合同到期，同等条件下，何昌智有优先续租权；租赁费每周年期租赁费共33000元，从2009年3月1日起至合同终止，每周年期增加租赁费3000元，租赁费限在每周年期3月份交清（年租赁费具体分解是：小圩20000元，冲、塝田3000元，种猪舍、育肥猪舍包括仓库、舍内旱地共10000元）。一切税费由安徽省庐江县种畜场承担。此外，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何昌智每年支付庐江县种畜场租金20000元（其中支付2016年度租金16000元）。 2011年度农业补贴5385元、2012年度农业补贴43753.68元、2013年度农业补贴41343元（小麦良种补贴590元、油菜良种补贴600元、农资综合补贴资金29452元、承包国有农场补贴资金5476元、种粮大户粮食直补资金2090元、水稻良种补贴3135元）、2014年度农业补贴37518.6元（种粮大户粮食直补资金2090元、承包国有农场补贴资金5476元、农资综合补贴资金29552.6元、小麦良种补贴400元）、2015年度农业补贴37816.4元（油菜良种补贴600元、水稻良种补贴5415元、小麦良种补贴1200元、油菜良种补贴600元、农资综合补贴资金24586.4元、水稻良种补贴5415元）、2016年度补贴24556元（油菜籽收购补贴1148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3408元）、2017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4557.5元、2018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4206.38元，合计239136.56元，由张龙信代表庐江县种畜场全体职工领取。2016年4月18日国家财政部、农业部印发财农[2016]26号“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 2016年，受暴雨影响，中央财政拨付生产救灾资金40000元至庐江县种畜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归属问题。国有农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有农场是受国家的委托经营管理所辖区域内的土地，并对辖区内的土地有使用、占有、收益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由此可知，土地承包应当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本案中，庐江县种畜场与何昌智之间签订的是《租赁合同》，合同标的也是种畜场内全部农田的使用权，这与以转包、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故何昌智主张其通过《租赁合同》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 自2016年起，国家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农业“三项补贴”（包括对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三项补贴”是一种惠农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对农民种植土地的鼓励，将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明确撂荒地、改变用途等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鼓励农民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原则上补贴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其产生的基础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国家给予的农业“三项补贴”，属于建立在土地经营权基础上的资源性收益，即基于土地资源属性未经劳动、加工产生的自然收益，亦属于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因此不享有土地经营权就不能取得国家给予的补贴。庐江县种畜场将场内农田以《农田承包合同》发包给以张龙信为代表的全体农场职工，故张龙信代表全体农场职工领取农业补贴款符合法律规定，何昌智诉请庐江县种畜场、张龙信返还农业补贴款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另何昌智诉请返还2016年度中央财政生产救灾资金，该院认为农业救灾资金补助对象是承担农业灾害预防和控制任务的，遭受农业灾害并造成损失的农业生产者。本案中，何昌智是种畜场场内农田的实际使用者，直接遭受农业灾害，故该项资金应当归何昌智所有，庐江县种畜场理应予以返还；何昌智诉请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 案件审理过程中，庐江县种畜场要求何昌智支付欠付租金165000元、清理圩塘收入20000元等，该院认为庐江县种畜场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反诉，故其上述请求不在本案处理范围内，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庐江县种畜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何昌智2016年度中央财政生产救灾资金40000元计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何昌智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87元，减半收取2894元，由何昌智负担2000元，庐江县种畜场负担894元。 二审中，庐江县种畜场提交了如下证据：1.农业承包合同3份，证明庐江县种畜场在九十年代就将农田承包给单位职工；2.通知2份，证明庐江县种畜场当年通知单位职工在承包农田期内上交劳动保险等费用。3.种畜场收据、业务回单各一份，证明4万元是灾后重建补助资金，不是何昌智主张的水灾补贴；4.收据和挖掘机工作凭证各一份，证明2016年7月4日小圩南埂漫水决口与2017年2月份堵口更堤费用挖机费用15000元；5.领条、报告、承包协议房屋维修加固预算清单各一份，证明2016年12月28日支出单位办公房屋维修加固材料费及人员工资费用12670元；6.防汛人员工资表1份，证明防汛人员工资10400元；7.电线、电报发票一张，证明生产区及生活区线路维修费及救灾电费1930元；8.会议记录薄，证明庐江县种畜场决议渡口复堤预算资金。 何昌智质证意见为：对三份农业承包合同以及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几份合同仅仅能证明在九十年代由种畜与职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每年要刚性上缴农田管理费，数额不等。从一审提价的相应证据来看，该承包合同是有一定的期限，因为据何昌智在一审庭审中所述在2004年又重新签订了农田承包合同，合同是有期限的，因此，这三份证据是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从通知内容本身只能证明在九十年代由种畜场向职工发送了通知，按照规定要缴纳劳动保险等费用。对于2016年11月11日收据4万元以及转账4万元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4万元是因为2016年当时发生水灾，该水灾补贴款就是给实际种植者予以补助的。对于申请书和承包协议，从协议书内容来看是维修办公室，而且从其出具的报告中，申请报告的原因可以看出是因为竣工过早，属于危房，并不是因为水灾导致。因此，所谓的维修的费用与水灾补贴款没有关联性。同时维修办公室以及做防汛也是庐江县种畜场自身应有的义务。对于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庐江县种畜场单方面制作的。 本院另对一审查明而为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农业支持补贴款的归属问题。何昌智与庐江县种畜场在租赁合同中未约定补贴归属。一审关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原则上补贴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的认定正确。而本案中，何昌智与庐江县种畜场签订的系租赁合同，合同标的是种畜场内全部农田的使用权，这与以转包、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故何昌智主张其通过《租赁合同》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于法无据。何昌智因此主张案涉土地上的农业支持补贴款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6年中央财政拨付生产救灾资金4万元的归属问题。何昌智虽然一审诉请要求庐江县种畜场返还水灾补贴款60000元，但是根据其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调查令申请书，其申请调取2016年度关于庐江县种畜场水灾补贴的相关材料，后经调查，2016年中央财政拨付庐江县种畜场灾后重建补助资金40000元。虽然补助资金发放名称与何昌智诉请的补贴名称不尽一致，但是何昌智诉请的标的即为灾后补助资金，何昌智诉请标的并未错误。灾后重建补助资金亦属于生产救灾资金，一审法院认为农业救灾资金补助对象是承担农业灾害预防和控制任务的，遭受农业灾害并造成损失的农业生产者，而何昌智是种畜场场内农田的实际使用者，直接遭受农业灾害，故该项资金应当归何昌智所有，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庐江县种畜场二审提交的有关重建维修的证据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庐江县种畜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何昌智、庐江县种畜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87.05元，由何昌智负担4887.05元，由庐江县种畜场负担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长   海 审判员 马枫蔷审判员方玮韡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金   琬   莹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