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初986号原告：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圣泉路11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698999505A。法定代表人：夏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刘桥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726325699J。法定代表人：袁兆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15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3008523413748。法定代表人：李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世纪阳光大厦2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XYFJ4G。法定代表人：刘自燕。原告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煤电公司）、被告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被告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时代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东、徐林，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敏、李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三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返还货款4190万元及利息损失9336018.33元（自2014年11月1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4月26日，之后款清息止）；2.三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7日，原告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六份煤炭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的预付货款结算方式，原告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合计4190万元。被告在收到款项后未依约履行供货义务。原告遂于2014年11月10日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函，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六份煤炭买卖合同。但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一直未及时返还已收取的货款。后经原告核实，三通公司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案涉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我们会举证证明已经履行的事实。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为支持其诉请，提交了下列证据：1.三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三被告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煤炭买卖合同六份及付款凭证，证明原告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合同关系明确，且原告已依约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付款4190万元；3.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快递凭证，证明因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未依约履行供货义务，原告于2014年11月10日解除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依据。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共同提交了下列证据：1.煤炭买卖合同6份，证明原告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共签订了6份煤炭买卖合同，分别是2012年10月19日的1万吨、2012年11月12日的1万吨、2012年11月15日的1万吨、2012年11月26日的1万吨、2012年11月26日的2万吨、2013年5月7日的1万吨；2.原告出具的《函》1份，证明原告指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三通公司及其指定的下家交货，原因是原告将所购买的煤炭转卖给了三通公司；3.地销煤调拨单3份、过磅记录11份、刘桥一矿运销科地磅房称重计算单若干份，证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履行了第1份合同（2012年10月19日签订）的1万吨煤炭交付义务，履行方式为直接交付，其中最后一批2000吨因提货较迟，价格从580元每吨上调到600元每吨，实际交付1933吨。合计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就本合同交付了9933吨，但交付价值等于合同约定；4.煤炭买卖合同1份、付款凭证1份、增值税发票52份，证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履行了第2份合同（2012年11月12日签订）的1万吨煤炭交付义务，履行方式为原告因将所购煤炭转卖给了三通公司，故指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三通公司交货，而三通公司将所购煤炭返售给了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且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全额支付了价款；5.煤炭买卖合同1份、付款凭证1份、增值税发票49份，证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履行了第3份合同（2012年11月15日签订）1万吨煤炭的交付义务，履行方式同上；6.煤炭买卖合同2份、收据1份、承兑汇票3份、授权委托书1份、增值税发票165份，证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履行了第4、5份合同（2012年11月26日签订）合计3万吨煤炭的交付义务，履行方式同上；7.煤炭买卖合同1份、收据1份、承兑汇票6份、增值税发票5份，证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履行了第6份合同（2013年5月7日签订）1万吨煤炭的交付义务，履行方式同上；8.原告开给三通公司的部分增值税发票115份，证明原告之所以指定交货给三通公司，是因为原告将煤炭转卖给了三通公司。仅在2012年10月-12月、2013年4月-5月，经统计的发票已经证明原告累计向三通公司销售了合计18.9933万吨煤，包括了原告向恒源煤电所购并转售给三通公司的6.9933万吨。尤其是原告于2012年11月和12月开具的9933吨发票，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就第1份合同（2012年10月19日签订）实际交付的9933吨煤炭完全对应，充分说明原告明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经实际向三通公司交付了9933吨煤炭的事实；9.三通公司出具的《说明》1份，证明三通公司确认收到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交付的合计6.9933万吨煤炭，其中0.9933万吨由三通公司委托程松涛签收了3份地销煤调拨单并已提货完毕，剩余6万吨三通公司收货后即出售给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并已收到全部货款；10.三通公司与原告之间2013年的记账1份，证明就原告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购买并销售给三通公司的煤炭，实际上三通公司在2013年4月10日之前已经与原告全部结清之前账款。也就是说，本案涉及的合同中除了最后一笔2013年5月发生的510万元以外，其他合同实际上已经履行完毕并无争议。至于后续原告与三通公司之间继续销售形成的账款完全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无关；11.2013年7月15日原告曾向三通公司追索煤炭款的诉讼材料，进一步印证原告将购买的煤炭转卖给三通公司的事实，三通公司拖欠原告的煤炭款全部是在2013年4月10日之后所形成，之前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原告确认由三通公司自行提取货物，由三通公司承担货物风险并对相应货款负法律责任；12.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实际上原告清楚的知道是三通公司拖欠其款项，并曾对其进行过诉讼。原告时代物资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6份合同签订的背景是三通公司向原告采购煤炭，并指定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为供应商，原告经考察后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对证据2中《函》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在向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发出该《函》时，并不知道其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实际交付货物。在起诉三通公司后前往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了解相关情况时才知晓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未将煤炭发货，据此才知晓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隐瞒真实情况，串谋进行虚假交易，因此原告对二者之间虚假贸易事情不知情也未参与。在2013年时，原告是要求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不再向三通公司发货了。对证据3所有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原告的盖章或原告授权人员的签字确认，无法证实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同时，原告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在2012年10月1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明确约定煤炭的数量是1万吨，根本没有9933吨一说；原告认为被告有可能存在利用三通公司提供的发票来反套地磅单的行为。对证据4-7中煤炭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三通公司与恒源煤炭销售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被告提供的该份买卖合同明确约定托运人是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发货站是宿州萧县，到货站是河南闸河，并且双方凭铁路大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结算付款手续，这与被告所述原地回购完全背离。因此，若该份买卖合同属实且已实际履行，则该买卖合同载明的煤炭不可能是原被告之间合同项下的煤炭。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证实恒源煤炭销售分公司履行了实际供货的义务。对证据9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结合《说明》内容、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供的与三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以及原告与恒源煤电销售销售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主张原地回购，而其与三通公司之间的合同显示的是异地销售且需提供铁路大票，三通公司提供的《说明》显示“剩余6万吨在收货后即出售”，而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与三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以及原告与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均形成于同一日，煤炭发站与到站完全相同，严重背离客观事实。三通公司出具的《说明》说的是三通公司委托程松涛签收三份调拨单，该事实和2012年10月19日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不一致。对证据10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系三通公司单方制作。对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在得知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未实际履行供货义务的情形下转而向二被告主张违约责任，是合法、合理的。对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所举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原告时代物资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之间订立六份煤炭买卖合同，以及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已全额支付4190万元货款的事实。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供的证据3-7、9可以证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履行案涉合同的情况。对被告恒源煤电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提供的证据8、10、11、12可以印证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供货事实。综合上述证据的举证、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10月19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AHTS12-SZ-B001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刘一矿，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580元/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等。该份合同签订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0月22日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580万元整，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6日、2012年12月7日向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各一张。2012年11月12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恒源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22208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时代物资公司，发货站萧县，到站闸河，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发货矿井及交（提）货方式为出卖人办理铁路运输托运手续，代垫运输费用，到厂交货；托运人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数量以收货人轨道衡量计算数为准，到厂交货价（含税）600元/吨；执行期为2012年11月12日至2012年12月31日等。该份合同签订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600万元整，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向原告安徽时代物资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2012年11月15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恒源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22209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时代物资公司，发货站萧县，到站闸河，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发货矿井及交（提）货方式为出卖人办理铁路运输托运手续，代垫运输费用，到厂交货；托运人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数量以收货人轨道衡量计算数为准，到厂交货价（含税）570元/吨；执行期为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31日等。该份合同签订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1月18日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货款570万元整，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向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2012年11月26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恒源销售分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2-026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卧龙湖，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煤炭单价为卧龙湖矿混煤执行价格630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等。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编号为2012-026（1）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刘桥一矿，品种为混煤，数量20000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煤炭单价为刘桥一矿混煤执行价格650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等。该二份合同签订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开具承兑汇票3张，金额合计1930万元，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向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三张。2013年5月7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与被告恒源销售分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13-AHST009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发货矿为孟庄矿，品种为混煤，数量10000吨；提货方式为买受人自提，提货时间为调拨单约定时间，数量以发货矿实际过磅数为准；交货方式为矿厂交货，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货款；煤炭单价为孟庄矿混煤执行价格510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等。该二份合同签订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以背书的方式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交付承兑汇票6张，金额合计510万元，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向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2013年7月18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出具一份函，载明：“贵司、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及我司三方具有煤炭业务合作关系。贵公司作为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煤炭供应方，我司与贵司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我司向贵司采购的煤炭指定发货给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州及其指定下家。因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未及时支付我司煤炭款，我公司已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现请贵司及时将我司采购的尚未发出的煤炭停止向安徽三通投资有限公司发送，以最大可能的协助我司挽回损失，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同时我司希望与贵司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业务交流，共同发展”。2014年11月10日，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收到。另查明：2012年11月12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被告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到厂交货价（含税）597元/吨，其余条款内容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2208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2012年11月14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被告三通公司转账支付了597万元。2012年11月15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被告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到厂交货价（含税）567元/吨，其余条款内容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2209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2012年11月16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向被告三通公司转账支付了567万元。2012年11月26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被告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煤炭单价为卧龙湖矿混煤执行价格627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其余条款内容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026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同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被告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煤炭单价为刘桥一矿混煤执行价格647元/吨，以后价格随行就市，其余条款内容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026（1）号《煤炭买卖合同》基本一致。该二份合同签订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以背书的方式向被告三通公司交付三张承兑汇票，金额合计为1930万元。2013年5月15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买受人）与被告三通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混煤含税价509元/吨，混煤160000吨等。该合同签订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以背书的方式向被告三通公司交付六张承兑汇票，金额合计为510万元。本院认为：案涉六份煤炭买卖合同系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在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已向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的情况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供货义务。首先，原告时代物资公司认可购买案涉煤炭系为了出售给被告三通公司，且直接要求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将所有煤炭交付给被告三通公司。因此，被告三通公司完全有权处分由其购买的煤炭，包括再次销售。而根据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和被告三通公司之间签订的五份《煤炭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可知，被告三通公司将原告时代物资公司和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签订的后五份合同项下的煤炭转售给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且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也支付了相应货款。其次，虽然三张地销煤调拨单上记载的煤炭数量与第一份合同中约定的供货数量有差异，但按照当时煤炭的单价计算总额，与原告时代物资公司的付款金额相符。再结合被告三通公司出具的说明，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已履行了该份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再次，若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在收到第一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后就没有供货，则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为何还会陆续与其签订多份买卖合同且全额预付货款？明显有悖常理。同时，原告时代物资公司起诉被告三通公司的诉讼材料及被告三通公司的账目明细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的抗辩事实。因此，原告时代物资公司主张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返还货款419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时代物资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恒源煤电销售分公司和被告三通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故其该项诉请亦不能成立。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980元，由原告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万庆农审判员  王 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马玢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