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50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昌，男，196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君，上海申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张静，女，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晖，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玢页，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联民路**********。 诉讼代表人：李永年。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东，男，196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林文昌因与被上诉人柯张静及原审第三人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金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柯张静不服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6）闽0526民初68号之二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闽05民终570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2018）闽0526民初648号民事判决，林文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文昌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526民初64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柯张静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柯张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于法无据，显失公平。一、一审判决书第一页列明林文昌现住“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15号B幢1103室”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审中，林文昌向法院提交的系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居住证明，因此，林文昌的经常居住地应为上海市青浦区。二、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但林文昌与柯张静之间并非系因受让柯张静持有的益金行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发生纠纷。实际上，林文昌并不同意受让柯张静持有的益金行公司2%的股权，二者也并未就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股权变更等事宜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柯张静持有的益金行公司2%的股权仍在其名下，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金额并非所谓的股权转让款，该判决金额明显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林文昌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认定《股权受让承诺书》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该认定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因对该《股权受让承诺书》的性质认定有误，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所作判决严重损害了林文昌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改判。（一）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一致。但实际上，林文昌并不认识柯张静，该《股权受让承诺书》也并非出具给柯张静，林文昌也根本不同意以明显显失公平的价格受让柯张静持有的益金行公司2%的股权，该《股权受让承诺书》并非林文昌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林文昌已在2015年10月26日的《回复函》中予以详细说明。因此，林文昌与柯张静之间并未就所谓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股权受让承诺书》也并非所谓的附条件股权转让合同。（二）柯张静与益金行公司于2010年4月14日签订的《股权收购约定协议》已对其持有的益金行公司2%的股份作出了处分，该协议系一份完整的股权回购协议，柯张静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益金行公司也对该份协议予以确认。一审中，一审法院及柯张静、益金行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确认。根据该份协议，对于柯张静持有的益金行公司2%的股权，柯张静同意由益金行公司回购，即在符合约定情形时，柯张静须按照《股权收购约定协议》的约定将其持有的2%的股权转让于益金行公司，而涉案的《股权受让承诺书》系于2010年5月20日出具，在《股权收购约定协议》之后。因此，在柯张静已就其持有的益金行公司2%的股权作出处置的情况下，该份《股权受让承诺书》不可能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四、一审法院在认定《股权受让承诺书》系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基础上，认定所附条件为“益金行公司未在柯张静实际投资2年内上市”及“林文昌收到柯张静发出的要求回购股权书面通知”更是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与《股权受让承诺书》明显不符。实际上，该《股权受让承诺书》系林文昌单方做出的保证，柯张静未在约定时间内要求林文昌履行保证义务的情况下，柯张静因此丧失了相应的胜诉权利。五、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柯张静实际投资2年之日起算，而非林文昌拒绝履行之日，本案柯张静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股权受让承诺书》明确载明：“自您实际投资之日起的二年内，若该公司未能在证券市场上市……”，即本案中明确约定了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即“益金行公司未在柯张静实际投资2年内上市”。柯张静实际投资的日期为2010年6月2日，因此，即使柯张静要求林文昌承担保底收益的担保责任也须在2014年6月2日前主张，但实际上柯张静系在2015年10月17日才向林文昌主张，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二）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应自“林文昌收到柯张静发出的要求回购股权书面通知”且林文昌拒绝履行之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明显于法无据。诉讼时效设立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一审法院将“柯张静发出的要求回购股权书面通知”且林文昌拒绝履行之日作为起算点，与诉讼时效的设立宗旨明显相违背。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推理，如柯张静一直不向林文昌发出回购通知，则柯张静一直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本案诉讼时效一直存续，该种认定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是明显不合理的。（三）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只要柯张静向林文昌发出股权回购的通知，不论林文昌是否同意，则林文昌即须向柯张静支付400万元及按照15%/年的标准支付回报，则该种权利模式为形成权，并非请求权，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并不适用诉讼时效，除斥期间自权利成就时起算，柯张静也明显丧失了胜诉权。六、益金行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已被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现益金行公司已在处理破产清算事宜，在相关事宜处理完毕后即办理相应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因此，益金行公司根本不可能再恢复生产经营，柯张静所持有的益金行公司的股权价值已严重贬值。一审法院在查明益金行公司经营状况的情况下，仍判令林文昌按照高出原投资价值一倍的标准支付给柯张静回购款，严重显失公平且于法无据。 柯张静辩称，一、林文昌向柯张静出具的《股权受让承诺书》不违反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林文昌已承认承诺书是其签署并出具，该承诺书的性质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当益金行公司未在柯张静实际投资2年内上市及林文昌收到要求回购股权书面通知两个条件成就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二、公司法并未禁止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受让股权，林文昌向法庭提交的《股权收购约定协议》仅是关于股权回购事宜的意向性协议，并非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该协议仅说明柯张静拥有要求益金行公司回购股权的选择权，并不限制柯张静只能向益金行公司要求回购股权。三、经原审法院查明，林文昌与益金行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林文昌出具《股权受让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如本案属于形成权，则柯张静一发出回购通知，林文昌就应将股权回购并支付款项，且形成权不能附条件，故本案所涉模式不属于形成权，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五、柯张静起诉本案主张权利在先，益金行公司破产申请在后，柯张静已经积极主张自身权利，是林文昌一直拖延程序，导致益金行公司宣告破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益金行公司述称，2018年10月12日，益金行公司已经被上海市青浦区法院裁定破产，依照上海市工商管理相关条例，管理人无法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柯张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林文昌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335万元费用（自投资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每年15%回报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4日，柯张静（作为甲方）与益金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股权收购约定协议》，约定甲方于2010年4月投资400万元认购乙方的增资额度。乙方承诺对甲方本次投资的利益进行合理的保障。在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甲方可要求乙方收购其股权，收购价格为甲方投资本金400万元并每年10%的投资收益：1.到2012年6月30日后；2.乙方在运营过程中出现重大不利于其上市的情况；3.乙方及其原股东在融资和运营中存在重大诚信问题。2010年5月3日，柯张静（作为甲方）、益金行公司（作为乙方）、益金行公司现有的20个自然人股东（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增资协议》，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在本协议签署日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甲方拟对乙方进行投资，乙方及丙方愿意根据本协议约定接受甲方对乙方投资并成为乙方股东；甲方向乙方投资金额为400万元，甲方向乙方缴纳全部投资款后，即成为乙方股东，享有作为乙方股东的权利，承担作为乙方股东的义务，甲方成为乙方股东后占乙方股权比例2%；全部投资人之全部投资金额应按照下述方式使用：其中2200万元，用于增加乙方注册资本，乙方注册资本增加后变更为3000万元，其余部分4200万元应计为乙方资本公积金；各方同意，自乙方股东及股权结构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甲方及其他投资人按照本协议所确认的乙方新的股权比例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甲方及其他投资人成为乙方股东后，乙方股东变更为：潘进喜、陈伯捷、黄炀崧、陈燕存、张燕清、张庆鑫、洪庆辉、林亚森、洪其祥、洪炼治、范崇毅、周伟涛、季伟、林锋、张宇、汤俊、何祥云、蔡云成、章宏甫、黄孝杰、杜茂德、周瞬龄、邓海雄、王亮标、邱建民、林舟燕、金武、庄宝林、周汉良、叶建峰、戴祖鹏、柯张静、常晋枫。2010年5月20日，林文昌向柯张静出具一份《股权受让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柯张静女士：本人愿意为您投资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提供个人担保。自您实际投资之日起的二年内，若该公司未能在证券市场上市，您有将该股权转让给本人选择权。若您选择将该股权转让给本人，本人将无条件受让您所持有的该公司2%的股权，受让价款按投资本金400万元及每年15%的固定回报率计算。本人将在收到您要求予以转让的书面通知后30日内办理受让手续并将受让价款及固定回报款支付给您。特此承诺！”2010年6月2日，柯张静通过卢杨森向益金行公司汇款400万元，汇款申请单上备注用途为柯张静验资款。益金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柯张静为其自然人股东，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60万元，实缴出资日期为2010年6月7日。2015年10月1日，柯张静向林文昌邮寄一份《股权回购通知书》，通知书中要求林文昌在收到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支付750万元款项(400万元投资本金及每年15%费用，暂计至2015年10月30日共为750万元)。林文昌于10月18日收到该份通知书，并于10月26日出具回复函，确认于2015年10月23日通过他人转交的方式收到前述《股权回购通知书》，并认为其无须向柯张静承担任何责任。2017年1月26日，柯张静就向林文昌转让其持有的益金行公司股权一事向益金行公司其余32名股东邮寄《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通知函》载明：“本人柯张静为益金行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2%的股权。现本人已起诉林文昌要求林文昌收购本人的2%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800万元（该股权转让价款以本人发出本函件的时点为准，本人最终要求林文昌收购股权的价格可能高于800万元），付款方式为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通知本人是否同意以800万元购买该2%股权，如贵方30日内未作答复则视为同意本人将该2%股权以上述条件出售给林文昌。”除周汉良、洪庆鑫、黄杨崧、张宇、林舟燕、庄宝林、金武7名股东无人签收邮件，其余股东均收到了上述通知。周汉良、潘进喜、何祥云、叶建峰、范崇毅、洪庆辉、庄宝林、陈伯捷、李茂德、黄孝杰、邓海雄等11名股东各自函复柯张静，多数建议柯张静按程序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均未主张优先购买权。2018年4月间，柯张静再次向蔡云成、王亮标、周伟涛、邱建民、林舟燕、常晋枫、洪炼治、陈燕存、黄炀崧、金武、林锋等11名股东邮寄《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按身份证的地址），只有常晋枫的邮件有人代为签收。益金行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至今未在证券市场上市。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受理申请人杨培灿对益金行公司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0月12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宣告益金行公司破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林文昌出具的《股权受让承诺书》是否有效；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柯张静要求林文昌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回报率是否应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1，林文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向柯张静出具了《股权受让承诺书》，作出了若柯张静选择将股权转让给其本人，其将无条件受让的承诺。该《股权受让承诺书》应是林文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关于争议焦点2，在股权转让的条件成就后，柯张静应何时向林文昌主张要求其受让股权，双方并未对此作出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本案中，柯张静于2015年10月17日向林文昌邮寄要求其受让股权及支付价款的通知书，并给予30日的履行期限，林文昌于2015年10月26日出具《回复函》，对柯张静的要求予以拒绝，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林文昌拒绝履行之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3，股权转让应当依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柯张静根据林文昌出具的《股权受让承诺书》欲向林文昌转让其持有的益金行公司的2%股份，其提供的《EMS面单及寄送情况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网站快递单号查询截图》、《EMS邮寄回单》等证据证明其已就股权转让事项通过邮寄方式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除周汉良、洪庆鑫等7名股东无人签收邮件外，其余股东均收到了上述通知。并且上述7名股东中的周汉良、庄宝林在收悉柯张静曾向其他股东发出《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后向柯张静寄送《回复函》。柯张静邮寄的《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就转让股权的数量、转让价格等因素向公司其他股东进行了明确告知，柯张静已按照法律规定充分保障了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作出答复的11名股东均未明确表示主张优先购买权，且其他股东在收到通知函后均未作表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为同意柯张静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即使益金行公司其余5名股东未能有效收到柯张静的通知，但柯张静实际上已取得益金行公司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林文昌辩解应由益金行公司回购柯张静的股权，柯张静无权要求林文昌进行回购。根据柯张静与益金行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约定协议》约定，益金行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出现重大不利于其上市的情况及其原股东在融资和运营中存在重大诚信问题，柯张静有权要求益金行公司回购其股份，而非只能向益金行公司要求回购股权，故林文昌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柯张静向外转让股权无需以召开股东大会为前提。另外，益金行公司已资不抵债，被法院宣告破产，益金行公司其他股东实无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可能。尽管益金行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但其尚未注销，益金行公司的股权仍然存在，仍可以进行转让，现有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将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作为清算组或管理人的职责，但该事项应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内部管理事务”，在不侵犯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况下，管理人可以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既然林文昌向柯张静作出了承诺，就应当按照承诺受让柯张静所持益金行公司股权。据此，柯张静要求林文昌按《股权受让承诺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回报率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益金行公司破产管理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林文昌应支付柯张静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回报率（自2010年6月2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年15%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63250元，由林文昌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法院缴纳。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了林文昌提出对一审认定的“2015年10月1日，柯张静向林文昌邮寄一份《股权回购通知书》”及“2017年1月26日，柯张静就向林文昌转让其持有的益金行公司股权一事向益金行公司其余32名股东邮寄《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的两个时间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根据柯张静原审提交的《EMS面单及寄送情况单》体现《股权回购通知书》确系于2015年10月17日寄出，故应认定“2015年10月17日，柯张静向林文昌邮寄一份《股权回购通知书》”；2.根据柯张静原审提交的《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EMS邮寄面单》等体现2017年1月26日仅是《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的落款时间，并非邮寄时间，经柯张静核实，因相关EMS邮件未写明寄件时间且时隔两年快递公司已无法查询相关快递记录，故应认定“2017年1月26日，柯张静就向林文昌转让其持有的益金行公司股权一事出具《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并陆续向益金行公司其余32名股东邮寄《关于催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函》”。 二审另查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体现益金行公司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营业期限至2018年5月14日。 二审中，林文昌、柯张静、益金行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林文昌向本院申请林文昌、柯张静、吴景贤本人亲自到庭参与诉讼。 二审争议焦点为：1.诉争《股权受让承诺书》的性质应如何认定？2.本案柯张静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林文昌是否应向柯张静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相应回报率？ 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其诉、辩主张基本一致。 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诉争《股权受让承诺书》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根据《股权受让承诺书》载明该承诺书系出具给柯张静，且根据林文昌原审提交的其与益金行公司签订的《备忘录》明确体现林文昌知悉柯张静投资参股益金行公司及林文昌拟出具承诺书的对象系柯张静，故林文昌上诉主张《股权受让承诺书》并非出具给柯张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其次，根据柯张静与益金行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约定协议》载明的内容：“在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甲方可要求乙方收购其股权……”体现柯张静在约定情况出现时其有权选择要求益金行公司回购其股权，但并非如林文昌上诉主张的柯张静必须按照《股权收购约定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于益金行公司。再次，根据诉争《股权受让承诺书》载明的内容：“……自您实际投资之日起的二年内，若该公司未能在证券市场上市，您有将该股权转让给本人选择权。若您选择将该股权转让给本人，本人将无条件受让您所持有的该公司2%的股权……”体现该承诺书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实为林文昌作出的附条件受让承诺，该承诺是林文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审认定诉争《股权受让承诺书》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柯张静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诉争《股权受让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在柯张静实际投资之日起的二年内，益金行公司未能在证券市场上市时，柯张静有权将诉争股权转让给林文昌，但双方对此期限并未作出相应约定。柯张静于2015年10月17日向林文昌邮寄《股权回购通知书》，林文昌于2015年10月26日出具《回复函》明确表示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原审将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认定为林文昌拒绝履行之日并无不当，故柯张静于2016年1月7日就本案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林文昌是否应向柯张静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相应回报率的问题。首先，根据诉争《股权受让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因益金行公司至今未在证券市场上市且柯张静已选择将诉争股权转让给林文昌，故林文昌应按其承诺无条件受让诉争股权。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之规定，柯张静原审提供的《EMS面单及寄送情况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网站快递单号查询截图》、《EMS邮寄回单》等证据可证明柯张静向林文昌转让诉争股权，已经益金行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再次，虽然益金行公司已被法院宣告破产，但公司登记状态仍为存续，并未在法律上终止，诉争股权在法律上仍然存在并可转让，且诉争股权的转让并不损害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最后，对于林文昌二审申请林文昌、柯张静、吴景贤本人亲自到庭参与诉讼，根据现已查明的案情并非必要，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因此，林文昌应依照《股权受让承诺书》的承诺向柯张静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相应回报率，柯张静亦因此丧失益金行公司的股东资格。 综上所述，林文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250元，由上诉人林文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经艺 审 判 员 孙志坚 审 判 员 王一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吴钟毅 书 记 员 黄木火 附注： 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