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1024号原告：红盒（潮安）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法定代表人：韩基焕（HANKIHWAN），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云，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惠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法定代表人：白金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春姣，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刚，天津津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红盒（潮安）文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惠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赵永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春娇、邓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赔偿货款62,938.65美元及其利息（按同期中国银行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019年2月12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原告委托被告海运出口一批文具用品，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HH1810CK3429的提单样稿，起运港为深圳盐田港，目的港为荷兰鹿特丹港（Rotterdam,Netherlands），该提单样稿样式在交通部已备案，备案承运人为被告。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在原告未通知被告电放的情况下，涉案货物在目的港被交付，导致原告对出运货物丧失控制权，至起诉时原告尚有货款62,938.65美元未得到支付。原告作为货物的托运人，享有对涉案货物的所有权。被告在原告未同意放货的情况下，擅自放货，造成原告货款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被告之间关于海运出口委托的电子邮件及海运出口委托单，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海运出口货物，并明确要求“必须等到发货人签字的书面通知后电放，如被委托方未经发货人同意擅自放单，被委托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2.货代费用发票及银行付款记录，拟证明原告是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3.提单样稿，拟证明原告作为托运人，与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4.装箱单及商业发票，拟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5.原、被告之间往来电子邮件，拟证明涉案货物到港后，原告向被告多次强调没有原告的电放指示不得放货，被告表示同意；6.被告确认已放货邮件，拟证明涉案货物已被被告违约交付；7.集装箱流转信息，拟证明涉案货物已被被告违约交付。庭审结束后，原告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8.与涉案货物相关的12份外贸合同和2份出口报关单，拟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被告辩称，（一）本案涉及四方主体，分别是原告、被告、国外代理SleGlobalLogistics(以下简称SLE公司)、国外收货人HenzoInternationalB.V.(以下简称HENZO公司)。HENZO公司与原告签订国际贸易合同，向原告购买涉案货物。HENZO公司指定SLE公司作为其货运代理公司，SLE公司指定被告作为原告的货运代理人，HENZO公司向SLE公司支付了代理费用及海运费，SLE公司向被告支付了操作费，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港杂费和代理费，原、被告之间已形成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前述四方主体形成了如下交易习惯：HENZO公司与原告签订国际贸易合同，被告代理原告出运货物，原告向被告出具电放保函，被告通知SLE公司向HENZO公司交付货物，各方主体对该交易习惯都是明知的。SLE公司违反了交易习惯，是本案的侵权赔偿责任主体，被告没有侵权行为，不是责任主体。（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曾通知SLE公司向HENZO公司交付货物，被告没有过错。（四）原告与HENZO公司存在互负债务的情况，HENZO公司已于2019年2月13日向原告发出了债务抵销通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与HENZO公司的债务已经抵消，原告没有损失。另外，原告与HENZO公司签订的国际贸易合同使用的贸易术语是FOB，因此原告已经失去了对货物的所有权，相关风险已转移至HENZO公司，可以证明原告没有实际损失。（五）如判决被告承担责任，将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被告在货运代理过程中，仅向原告收取少量的代理费，SLE公司违反交易习惯,交付货物的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同时原告在向被告取得赔偿后，仍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再向HENZO公司取得货款，由此原告将取得不当利益。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7年3月22日、2018年2月26日和2018年4月18日SLE公司与被告的往来电子邮件，拟证明被告是收到SLE公司的指令，受SLE公司的委托安排订舱，SLE公司向被告支付操作费；2.过往其他货物运输的提单及电放保函，拟证明原告与SLE公司、HENZO公司，始终采用电放形式交付货物，被告收到电放保函后，在提单上加盖电放章之后通知SLE公司放货；3.2018年11月12日、11月27日和12月13日被告发送给SLE公司的电子邮件，拟证明被告在发送包括涉案货物运输在内的相关文件给SLE公司时，提醒SLE公司原告尚未收到货款，要求SLE公司不能放货，被告已经尽到了提醒义务；4.HENZO公司与原、被告之间的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与HENZO公司之间存在贸易纠纷，HENZO公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债务抵销通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抵销，原告未遭受损失；5.2018年11月2日至15日期间原、被告之间就案外货物运输的往来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明知且确认交付货物的主体为SLE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装箱单及商业发票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有原件可供核对，其中记载的托运人及出口商为原告，其他与货物运输相关的信息与本案已确认的事实和证据可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是，在装箱单和商业发票上加盖签名章的均是红盒国际有限公司（RedboxInternationalCompanyLimited，以下简称红盒国际公司），并非原告，且签名章上签名人的身份不明，因此，该证据对本案有关事实的证明力，须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涉案货物的外贸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存在形式为电子邮件及其附件，其原始电子数据已经核对并向被告展示，故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从其内容上看，该证据中的电子邮件所显示的联系双方为原告与HENZO公司，签署外贸合同的买卖双方是HENZO公司与红盒国际公司，虽然合同上注明生产厂商为原告，但其对本案有关事实的证明力，仍须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2017年3月22日、2018年2月26日和2018年4月18日SLE公司与被告的往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根据被告的陈述，SLE公司是一家成立于中国境外的企业，但被告未能提供足以证明SLE公司企业法人主体资质和联系方式的证据，本案中所有关于与SLE公司之间联系的证据材料均系由被告提交，且相关联系都只发生在被告与SLE公司之间，因此关于SLE公司身份和联系方式等均与被告单方陈述无异，也没有其他确认的事实或证据可相印证，故对SLE公司的身份及其联系方式无法确认；同时，该证据材料显示的电子邮件联系时间早于涉案货物运输时间至少6个月，无法显示与涉案货物运输相关联。综上，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予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2018年11月12日、11月27日和12月13日被告发送给SLE公司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如前所述，SLE公司的身份及其联系方式无法确认，同时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联系的相对方已收到有关电子邮件，也没有其他确认的证据或事实可相印证，故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HENZO公司与原、被告之间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对电子邮件附件“债务清偿证明”中记载的涉案货物和货值的真实性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内容上看包括被告与SLE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以及被告与HENZO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其中被告与SLE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因SLE公司的身份及其联系方式无法确认，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至于被告与HENZO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其显示的各方联系人的身份、联系方式、邮件落款信息等与其他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可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应予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2018年11月2日至15日期间原、被告之间就案外货物运输的往来电子邮件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内容与涉案货物运输无关，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至11月期间，HENZO公司与红盒国际公司先后签署了多份买卖合同，约定红盒国际公司向HENZO公司出售多种不同型号的相册，相关价格条件均为FOB深圳，凭提单复印件电汇付款，每份合同均列明了所采购各型商品的件数、装箱数、每箱内商品件数和每件商品的单价，商品价格均按件计算。上述买卖合同均注明，红盒国际公司的生产工厂为原告。HENZO公司已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买卖合同发送给原告。2018年10月26日，原告就涉案货物运输向被告订舱，并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发送了海运出口委托单，该委托单记载发货人（shipper）名称为红盒国际公司，地址与原告地址一致，收货人和通知人均为HENZO公司，运费到付，出口口岸为深圳盐田，目的港为荷兰鹿特丹，货物为相册，共1500件，毛重13,000千克，由1个40英尺集装箱装运，并注明“必须等到发货人签字的书面通知后电放，如被委托方未经发货人的同意擅自放单，被委托人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向班轮公司订舱，并将订舱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原告随后向被告提供了提单补料和集装箱重量数据（VGM）。原告自行将涉案货物装箱，红盒国际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制作了相应的装箱单和商业发票。装箱单记载，原告为出口方和发货人，收货人为HENZO公司，装货港为中国盐田港，最终目的地为鹿特丹港，船名航次为“托勒多胜利”（TOLEDOTRIUMPH）轮第1009-008W航次，计划于11月19日启运，12月13日抵达，货物为多种型号的相册，由编号为GESU6338068的40英尺集装箱装运，铅封号为EMCNTS7548，共1970件，毛重18,632.38千克，净重16,821.23千克，体积64.28立方米。商业发票编号为18HZ22，记载的运输相关信息与装箱单一致，另记载价格条件为FOB中国盐田，电汇付款，以及各型号货物的件数、每件单价等，各型号货物的价格合计62,938.65美元。2018年11月15日，深圳市永鑫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接受原告的委托，就涉案货物向大鹏海关进行出口报关，大鹏海关出具了编号为531××××××××××××468和531××××××××××××524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其中531××××××××××××468号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境内发货人为和生产销售单位为原告，境外收货人为HENZO公司，运输方式为水路运输，贸易国（地区）为中国香港，运抵国为荷兰，指运港为鹿特丹，离境口岸为盐田，货物共1669件，净重16,146千克，成交方式为FOB，装运集装箱编号为GESU6338068，商品名称为纸质相簿，单价为每千克2.4美元，货物总价为38,750.40美元。531××××××××××××524号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的境内发货人、生产销售单位、境外收货人、运输方式、贸易国、运抵国、指运港、离境口岸、成交方式和装运集装箱编号等均与前一出口货物报关单一致，另记载货物共301件，净重684.70千克，商品名称和单价如下，纸质相簿内页每千克1.3美元，插袋相簿每千克1.8美元，货物总价为928.86美元。以上2份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的货物合计1970件，价格合计39,679.26美元。2018年11月21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了编号为HH1810CK3429的提单样稿，该提单样稿抬头为被告名称，记载于2018年11月19日在上海签发，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和通知方为HENZO公司，装货港为盐田港，卸货港、交货地和最终目的地均为鹿特丹港，船名航次为“托勒多胜利”轮第1009-008W航次，目的港交货联系人为SLE公司，货物据称为相册，共1970件，毛重18,632.38千克，体积为64.28立方米，由编号为GESU6338068的40英尺集装箱装运，铅封号为EMCNTS7548，由托运人装货、计数及封箱，运费到付，服务条款为堆场至堆场（CY/CY）。原、被告均确认，上述提单样稿中关于目的港交货联系人的内容并非原告提供的信息，系由被告自行记载于该提单样稿之上。原、被告均确认，双方在涉案货物运输之前已有过多次交易，并存在以电放方式交付货物的交易习惯，即原告向被告出具电放保函，被告收到电放保函后在提单或提单样稿上加盖电放印章，原告出具电放保函即表明原告同意被告放货，被告收到电放保函后即可安排放货。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2018年4月至11月期间，除涉案货物运输之外，原告至少以上述电放交付模式委托被告运输了10票货物，目的港均为荷兰鹿特丹港，收货人均为HENZO公司，在上述运输过程中，原告针对每一票货物运输分别向被告提交了电放保函，电放保函均以红盒国际公司名义向被告提出，加盖原告公章，内容均为要求被告安排在目的港向收货人HENZO公司交付货物，而无需出示正本提单，原告保证承担被告因安排放货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和责任。涉案货物装船启运后，原告于2018年11月29日就涉案货物运输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3213元，被告收到该款项后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发票，发票记载的服务名称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港杂费，金额为人民币3213元。原、被告均确认，上述费用为在起运港发生的港杂费用，并不包括海运费，涉案货物运输的海运费为到付，原、被告均未支付海运费。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原告于2019年1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被告称，包括涉案货物在内的4票货物已到港，原告一直未收到货款，要求被告务必等原告的通知才能电放。被告于同日回复原告称，其代理给被告的回复是确定尚未放货给HENZO公司，涉案集装箱货物仍在其代理的仓库里，等待被告的电放指示放货。原、被告均确认，涉案货物运输中，原告未向被告出具电放保函，也未以其他方式通知被告放货，但涉案货物已被交付给HENZO公司。经查，装运涉案货物的编号为GESU6338068的集装箱系于2019年2月12日被空载返还至鹿特丹港。2019年2月13日，HENZO公司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在过去的几周原告一直没有对电话或电子邮件有所回应，HENZO公司于是与律师讨论了有关情况，运输公司也参与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由于红盒国际公司仍拖欠HENZO公司2005年至2006年的机器价款超过330,000欧元，HENZO公司的律师建议以红盒国际公司价值约180,000欧元的4个集装箱货物冲抵，但红盒国际公司仍欠HENZO公司约150,000欧元；原告应停止向代理提出主张，因为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日，原告回复HENZO公司称，其完全了解发生了什么，不要试图逼迫原告。HENZO公司随后再次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原告之前根本不作回应，HENZO公司才咨询律师，原告之前通知称拒绝再向HENZO公司供货，迫使HENZO公司寻求法律建议；HENZO公司计划在中国或韩国提起诉讼以追偿未付的机器价款；原告提供的部分货物质量低劣，完全无法销售；由于以上事实，以及原告曾声称将要结束红盒国际公司的经营，HENZO公司觉得非常有必要对集装箱内的货物进行彻底的质量检查；HENZO公司稍后将把红盒国际公司的欠款情况和付款证明发给原告。2019年2月14日，原告收到HENZO公司发来的电子邮件称，HENZO公司将其与红盒国际公司之间的总债权债务情况以“债务清偿证明（Proofofsettlementofdebts）”的形式发至原告，并声称HENZO公司在上一周收到的编号为11.079.02/07/09，共744件货物的质量无法接受，已经予以扣除，要求红盒国际公司支付253,735.24美元欠款。该电子邮件的附件即为前述“债务清偿证明”，记载于2019年2月13日由HENZO公司出具给红盒国际公司，并注明了红盒国际公司的生产工厂地址（与原告地址一致），该文件称HENZO公司于2006年至2007年向红盒国际公司提供了价值509,106.24美元的机器，至2019年2月13日红盒国际公司尚有423,873.16美元的机器价款未付。红盒国际公司发给HENZO公司的货物价款，按发票计分别为EISU9229934号集装箱货物53,224.92美元，TCLU3334252号集装箱货物25,602.66美元，GESU6338068号集装箱货物62,938.65美元，TCKU6539460号集装箱货物60,113.05美元，合计201,879.28美元，HENZO公司尚未支付；上述4个集装箱货物产生的堆存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合计7776.88美元，应由红盒国际公司承担；744件质量问题货物索赔11,837.04美元，利润损失11,837.04美元，30包黑色照片纸遗失损失145.20美元，利润损失145.20美元，合计23,964.48美元，应由红盒国际公司承担；以上3项费用相加，HENZO公司尚欠红盒国际公司170,137.93美元（原文笔误，应为170,137.92美元）未付，与机器价款相抵后，红盒国际公司应向HENZO公司支付253,735.24美元。原告收到HENZO公司的电子邮件后，立即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其得知HENZO公司已经在上周收到包括涉案货物在内的4票货物，但原告尚未发出放货指令，收货人已经收到货物，要求被告核实涉案货物的具体情况。被告于同日回复电子邮件称，今早收到其代理的电子邮件，其代理证实已经将包括涉案货物在内的4票货物交给收货人，但不是被告允许的，被告将与其代理进行交涉；另外，被告称其代理声称HENZO公司正在与原告谈判，称HENZO公司在2006年至2007年卖给原告一些机器，原告尚未付款，要求原告自行核实。2019年3月4日，HENZO公司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称，HENZO公司是按其律师的建议，根据欧盟法律进行的处置，很遗憾得知原告可能造成被告的破产；HENZO公司很难相信被告将对此负责，因为被告并没有在未收款的情况下交付单据，被告什么都没做；原告曾有两周未接听HENZO公司的电话，HENZO公司才决定寻求法律建议。3月5日，HENZO公司再次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原告声称HENZO公司没有回复是在说谎，HENZO公司多次电话联系原告但原告从没有主动电话联系HENZO公司，发电子邮件也是HENZO公司主动发送，原告却很少回复；HENZO公司曾提出未付清的机器价款可以用来冲抵货款；原告在过去6周都没有联系HENZO公司，而且据说原告已经停止为HENZO公司生产产品，这是在主动挑起纠纷，HENZO公司和SLE公司已向双方共同的律师寻求建议；HENZO公司还必须支付25,000元（原文无货币单位，本段以下两处同）以上的滞期费，律师费也超过10,000元，还造成HENZO公司断货超过一个月；原告不再为HENZO公司生产产品，却占用生产设备，将造成HENZO公司更大的损失；HENZO公司被迫拒收已经收到的部分货物，并向原告提出20,000元以上的索赔。3月11日,HENZO公司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其不明白被告因交付货物而被原告提起诉讼的原因；HENZO公司已向红盒国际公司付款，但不是以通常的付款方式，而是将货款用以冲抵红盒国际公司拖欠HENZO公司的欠款，之后红盒国际公司仍拖欠HENZO公司254,000美元。另查明，被告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颁发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具有从事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货物运输的无船承运业务资格，其登记备案的提单样式与涉案提单样稿一致。2019年3月14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金额以62,938.65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为限，本院于3月21日作出（2019）粤72民初1024号民事裁定予以准许，并于3月26日执行了保全措施。原告为此向本院缴纳了保全申请费人民币2646.47元。原、被告一致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争议。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承运涉案货物，在目的港未经原告许可擅自放货造成原告损失，被告应承担承运人责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是一宗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从中国深圳盐田港经海路运至荷兰鹿特丹港，具有涉外因素，原、被告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实体争议。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买卖合同两种法律关系并存的处理；（三）货物损失的认定及责任承担。（一）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事实表明，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货物运输，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并以自己的名义订舱后，向原告开具了记载原告为托运人的提单样稿，并按照提单样稿的记载将货物经海路运至目的港荷兰鹿特丹港；同时，原、被告之间就货物到港后的交付环节，已经形成由原告向被告发出电放保函表明同意放货之后，被告才能安排在目的港放货的交易习惯，证明被告系根据原告的指示对涉案货物实施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特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三条“承运人或者托运人可以要求书面确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成立。但是，航次租船合同应当书面订立”规定，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但除航次租船合同之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可以采取其他非书面形式，且被告具有无船承运经营资格。故应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托运人，被告为承运人。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被告主张其系受SLE公司指定为原告的货运代理，其与原告之间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为委托人，被告为货运代理人，被告仅负责货物的订舱出运，向原告收取的是代理费，未收取涉案货物运输的海运费。被告未举证证明SLE公司指定被告作为原告货运代理人这一事实的存在，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原告声明双方之间为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故被告未收取涉案货物运输的海运费不足以否定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成立。同时，即使存在前述SLE公司指定之事实，以及被告已向原告披露所谓指定行为和双方之间为货运代理关系，但并未改变被告安排运输，根据原告指示交付货物，以及作为承运人主体身份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买卖合同两种法律关系并存的处理。被告主张原告与HENZO公司互负债权债务，HENZO公司已向原告发出了债务抵销通知，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原告不存在实际损失；即使HENZO公司收到涉案货物而未支付货款，原告应当按照其与HENZO公司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处理，向HENZO公司主张权利，如判令被告承担损失则原告再行向HENZO公司索赔而获得不当利益；涉案货物买卖采用FOB贸易术语，有关货物风险已经转移至HENZO公司，原告没有遭受损失。本案已查明，HENZO公司向原告发送的“债务清偿证明”，原告并未对其内容予以确认，有关原告拖欠HENZO公司机器货款一事，仅限于HENZO公司的单方陈述，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因此，被告提出原告与HENZO公司之间发生债务抵销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告是否可以根据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向HENZO公司索赔，与本案争议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关，且没有证据证明因货物买卖争议已经提起相关仲裁或诉讼，抑或已经从HENZO公司处获得涉案货物的赔偿。红盒国际公司与HENZO公司之间关于涉案货物的买卖合同采用的价格条件为FOB深圳，但并不能证明上述买卖合同的约定当然采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有关FOB贸易术语的规定。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基于其与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提起诉讼，与红盒国际公司与HENZO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无关。原告有权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就涉案货物损失向被告索赔。被告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三）关于货物损失的认定及责任承担。本案已查明，原、被告之间就海上货物运输货物交付问题，形成了电放交易习惯，即原告向被告提交电放保函，被告方可安排将该保函所涉及的特定批次货物交付给HENZO公司。涉案货物运抵目的地后，原告已明确指示被告不得向收货人交付货物，需根据原告指示方可交付，被告也明确回复收到原告的指示，并转述了其代理有关涉案货物尚在仓库等待被告电放指示的答复。该事实表明，原、被告之间已就如何交付货物达成合意。现被告在未经原告指示的情况下即交付货物，致使原告丧失对货物的实际控制，据此可以视为货物已经灭失。涉案货物系以编号为GESU6338068的集装箱装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下的全部期间。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规定，被告作为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依法应就涉案货物的灭失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主张SLE公司为被告的目的港代理，SLE公司擅自交付货物并非被告的指示，系SLE公司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向SLE公司主张赔偿责任。首先，关于SLE公司是否真实存在，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作为承运人，负有凭有关运输单证或原告指示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其与SLE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被告内部事务；第三，虽然涉案提单样稿记载交货联系人为SLE公司，但该内容系由被告加在提单样稿之上，并非原告的意思表示；第四，被告具体联系SLE公司安排放货，并非原告所指定，无论原告是否知悉，均与原告无关。被告是否通过SLE公司实际安排放货，属于被告声称的其与SLE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之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规定，被告作为被代理人仍应对SLE公司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就向HENZO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存在其他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告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告请求涉案货物货款损失62,938.65美元及其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第二款“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损坏的赔偿额，按照货物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规定，涉案货物既已被认定为灭失，其赔偿额应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收货人HENZO公司是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的买方，其在发给原告的“债务清偿证明”中已承认编号为GESU6338068的集装箱装运的货物价格为62,938.65美元，与卖方红盒国际公司出具的商业发票上记载的价格一致。根据买卖合同约定，价格条款为FOB，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该价格可以作为认定涉案货物装船时价值的依据。本案中，出口报关价格是按重量计价，而买卖合同是根据不同品种货物按件计价，故涉案货物出口报关价格与上述买卖合同约定价格不一致实属正常。原告未请求运费与保险费损失，故被告就货物灭失对原告的赔偿额应与涉案货物装船时的价值相当，即62,938.65美元。上述货物损失的利息应由被告承担。装载涉案货物的编号为GESU6338068的集装箱系于2019年2月12日空载返还至鹿特丹港，表明涉案货物已被交付，损失已实际发生，故以该日为利息起算之日合理。原告主张按照同期中国银行美元存款1年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应将有关美元折算为人民币后计息。故以201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比6.7765将62,938.65美元折算为人民币426,503.76元后，以其为本金自2019年2月12日起计算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津惠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红盒（潮安）文具有限公司货物损失62,938.65美元及其利息（以201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比6.7765将62,938.65美元折算为人民币426,503.76元，以其为本金自2019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79.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2646.47元，由被告天津惠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玉 飞审 判 员 程 生 祥审 判 员 平阳丹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春 雨书 记 员 施 文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