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14行终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洲，男，汉族，1971年2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法定代表人：张劲龙，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方辉，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705。法定代表人：葛长伟，主任。委托代理人：颜乐中，该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邢一艳，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伟洲因与被上诉人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公开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兴宁市人民法院（2019）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8年4月13日，原告黄伟洲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交了一份《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1、贵局称“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的事实”的事实依据等相关证明材料；2、公开“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3、贵局在粤发改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过程中，有“依法行政”的佐证材料。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提供书面纸质加盖公章的答复，答复需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申请信息公开内容”并逐一加盖公章及骑缝章。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收到原告上述申请后，于2018年5月4日向原告黄伟洲作出了一份《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该《答复》内容如下：“黄伟洲同志，你于2018年4月13日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交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个方面内容，现经我局调查审理后，答复如下：一、第一关于贵局称‘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事实依据等相关证明材料的问题。第二关于公开‘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的问题。经查，我局除2012年8月9日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梅市价检处〔2012〕6号），责令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将多收38位客户136.68元退还原消费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立即整改，并处罚款500元之外，未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过其它处罚。我局已于2017年11月13日向你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梅市价检处〔2012〕6号）。关于你提供的视频中有关我局价格监督检查局某工作人员与你交谈中（且该视频你是未经我局工作人员同意、偷拍偷录视频），称6、7年前曾处罚过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几万元的事项。根据你所提供的视频来看，某工作人员谈话的内容可知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有无处罚过几万元的事项并不确定，并当场询问在场的其他同事是否有这一项处罚。事实上，原梅州市物价局没有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进行过处罚几万元的事实依据。二、关于贵局在粤发改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过程中，有‘依法行政’的佐证材料的问题。我局服从省发改委2018年3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粤发改行复〔2018〕1号），将2012年至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及原梅州市物价局对你举报投诉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依法行政答复的佐证材料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进行了送达。如果你认为我局在本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有具体行政行中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你可以自收本答复之日起60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或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答复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原告黄伟洲收到上述《答复》后不服并于2018年7月2日向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初步审查后认为原告黄伟洲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于2018年7月4日向原告送达《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通知书》，原告收到后于2018年7月9日向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了《黄伟洲答复〈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通知书〉(粤价行复〔2018〕13号)的补正材料说明》。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理了原告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18年7月9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其经全面审查后于2018年8月2日作出了粤发改行复〔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2018年8月17日，原告黄伟洲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诉请。庭审中，原告坚持其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处理主要涉及如下三点：一、《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本案中，对原告黄伟洲所申请公开的第一、二项政府信息，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涉案答复中已明确告知原告“除2012年8月9日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作出梅市价检处〔201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外（处以罚款500元），未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过其他处罚”，也即原告申请公开的第一、二项政府信息确实不存在。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依据现实的情况答复原告，提供所能提供的信息，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关于原告黄伟洲申请的第三项政府信息，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向其公开并送达。故涉案《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公布版）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的形式提供”的规定，原告黄伟洲于2018年4月13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告梅州市发展改革局于2018年5月4日作出《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该涉案《答复》逐一回应原告的3个申请事项，并在文末签署机关公章，虽未按原告要求“逐页加盖公章及骑缝章”，但并不影响涉案《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符合上述法律关于期限和形式的规定，程序合法。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涉案《答复》违法，责令其限期重新处理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主要解决的是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否问题，即是不是政府信息、有没有政府信息、应不应该公开该政府信息，但是政府信息内容本身的合法与否不属于人民法院信息公开案件审查的范围，如有争议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提出。且上级机关督促下级行政机关履责、执法检查等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明显不当、违法行为不追责、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违反“依法行政”“有错不纠”等原则，包庇纵容、放纵被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未依法行政等行政行为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处理，原告可另寻途径解决。三、粤发改行复〔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因原告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表述不清,其按照规定要求原告补正,原告于2018年7月9日提交了《黄伟洲答复〈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通知书〉(粤价行复〔2018〕13号)的补正材料说明》，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到该补正材料说明后进行了全面审查,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粤发改行复〔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被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未依法行政、删减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内容等行为违法，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伟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伟洲负担。上诉人黄伟洲上诉称：事实：因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粤发改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中称“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上诉人非常怀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根本就没有经过调查，就作出“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谎言，遂于2018年4月13日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主要内容如下：【事实和依据】2017年9月27日，申请人因（2017）粤1481行初122号行政诉讼案取证的需要而向贵局申请信息公开。截止2017年11月14日开庭当日，申请人仍未收到最终答复，贵局以延期答复阻碍申请人获取相关证据。2017年11月22日，申请人签收落款人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的《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相关问题的答复》。申请人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现已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粤发改行复〔2018〕1号），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撤销贵局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相关问题的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重新作出答复。鉴于贵局在行政复议答复称“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现申请人出示相关视频，证明上述相关事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按照行政机关“一事一申请，一事一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申请公开下列信息：1、贵局称“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事实依据等相关证明材料；2、公开“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3、贵局在粤发改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过程中，有“依法行政”的佐证材料。其中的第二项是请求公开“被申请人工作人员6、7年前曾处罚过梅州移动公司几万元，经查未发现相关事实”的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即上诉人要求公开包括但不限于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的信息。2018年5月4日，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涉案答复），涉案答复的内容没有公开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也没有说明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是否存在，也不加以区分，更没有援引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进行答复，甚至都没有按申请人（上诉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上诉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有两处明确提到【信息提供、获取方式】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提供书面纸质加盖公章的答复，答复需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并逐页加盖公章及骑缝章。但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答复就是不提及“事由和依据”，甚至连公文编号都不写，在涉案答复中，甚至对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证据内容进行歪曲。上诉人不服遂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如既往地掩盖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明显违法、明显不当的行为。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不下载视频录像，在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中，竟然超越常理地要求上诉人对录像进行签名提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包庇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个别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甚至对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未按申请人的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没有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明明没有提供“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的政府信息，却谎称履行了信息公开。在一审过程中，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隐藏关键证据，如：2008年-2010年行政处罚案件目录、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调查询问笔录，显而易见的是《行政复议决定书》据此认定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暴露出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违反《行政复议法》“依法行政”“有错不纠”“及时”“便民”等原则，删改《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内容的违法事实。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明知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公然弄虚作假、谎称“申请人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没有与我局有关的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实际上，上诉人对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政府信息公开提起过行政复议，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其官网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竟然谎称上诉人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真是撒谎都不打草稿，公然违背客观事实，欺骗领导、上级机关和社会公众。对于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谎称未收到上诉人举报材料（举报梅州移动跨月通话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一事，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录音、录像证据加以证实。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竟然以偷拍、偷录为借口为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进行狡辩，完全不顾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行政诉讼答辩状里诬陷上诉人“无中生有”的前提，上诉人实在是被逼无奈，只好翻出以前的录音、录像文件来自证清白以还原事实的真相。因本案是发回重审，不论是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是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均没有再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和答辩状。理由：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被撤销的（2019）粤1481行初155号案中提交的《行政答辩状》第2页第7行提及“2018年7月18日，梅州市发展改革局提交了《关于黄伟洲申请行政复议相关问题的答复》（梅市发改行复〔2018〕2号）及证据材料”。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第8页第10行提及“附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4月26日调查询问笔录”，但上诉人查遍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证据清单”和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的“证据清单”，均未发现“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4月26日调查询问笔录”，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属于“隐藏”证据的非法行为，理应由人民法院“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隐藏“2008年-2010年行政处罚案件目录、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调查询问笔录”这两个关键的证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梅市发改行复〔2018〕13号）依法应当确认违法并撤销。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第9页倒数第9行提及：“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为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提供书面纸质加盖公章的答复，答复需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并逐项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显在删改《行政复议申请书》内容等。其中“事由和依据”的两个双引号被删除，“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的两个双引号也被删除，最严重的是，其中的“逐页”被删改为“逐项”，完全歪曲了上诉人依申请公开的要求。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却不作出裁定进行修正，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完全是“有法不依”的表现。三、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第8页倒数第4行提及“价格举报投诉答复8宗，经复议重新答复3宗，共11宗”，其提及的“价格举报投诉答复8宗”与实际不符，因为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反映移动服务厅“不明码标价”的答复》《关于反映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价格欺诈问题的答复》这两宗实际未包含在8宗里面，因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宗数8宗，经复议重新答复3宗，共11宗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第11页第2行提及：“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3项信息，被申请人在涉案答复已明确告知申请人‘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进行了送达’”，这个论断明显与事实不符且证据不足，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关于反映移动服务厅“不明码标价”的答复》（详见二审证据13）、《关于反映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价格欺诈问题的答复》（详见二审证据14）就没有在2018年4月13日答复的11个附件里（详见二审证据11）。四、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其《行政答辩状》第2页倒数第4行提及“答辩人服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年3月28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梅市发改行复〔2018〕1号），将2012年至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对你举报投诉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依法行政处罚的投诉答复8宗，经复议重新答复3宗，共11宗，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送达给原告”。首先，2012年至今上诉人向原物价局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诉举报根本不是11宗，而是更多。请看二审证据13《关于反映移动服务厅“不明码标价”的答复》显示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另外，二审证据14《关于反映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价格欺诈问题的答复》，显示落款日期为“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上诉两份证据均可证明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明显是在虚假陈述，提供内容不真实的政府信息公开，而且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其次，《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附的“2015年7月2日的举报信（举报梅州移动跨月通话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详见二审证据12），与2015年7月2日，上诉人在原梅州市物价局3楼与熊幼镜、古伟忠三人的谈话录音（150702-152436-memo-.amr）可以共同作证上诉人当时提交了举报材料（举报梅州移动跨月通话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的事实，而且2018年10月16日，兴宁市人民法院第6审判庭的庭审现场，上诉人当着主审法官的面，上诉人询问当时在场的当事人之一的古伟忠是否没有收到举报材料，古伟忠根本不敢吱声。由此可见，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行政答辩状》中称上诉人“无中生有”，完全是虚假陈述，欺骗法院。对上述跨月通话的举报事项，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至今仍未作出处理和答复，这份举报材料和谈话录音文件（150702-152436-memo-.amr）可以共同佐证《行政复议决定书》（梅市发改行复〔2018〕13号）所称的“将2012年在至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及原梅州市物价局对你举报投诉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依法行政答复的佐证材料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进行了送达”并非事实，2015年7月2日的举报，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至今仍未查处。放纵梅州移动将跨月通话的所有费用记入前一个月，明显违反每月“20元包300分钟主叫”的通话套餐的约定，侵害了上诉人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未依法对此举报提交证据材料，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因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自吹的程序合法，明显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认定事实不清（错误）。五、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违背客观事实地认定“梅州市发展改革局以书面形式作出《政府信息申请的答复》，逐一回应原告3个申请事项”，“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根本就没提供，也不说明援引具体的法律条款。明明涉案答复没有列出“事实和依据”，而且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答辩状》第3页第10行竟然辩称：“另，《政府信息申请的答复》已明确答复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既已实质回应了原告所谓的‘事由和依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如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真的是把节操和底线都丢了。请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询问一下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具体是什么时间调查的？调查人员名单都有些谁？就知道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明显存在遗漏，即未“公开调查人员名单、调查的时间”等证明材料，故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六、上诉人在申请信息公开时非常明确提出“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提供书面纸质加盖公章的答复，答复需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并逐页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就是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赋予申请人（上诉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便民”原则的规定。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根本就没有就信息公开事项与申请人（上诉人）沟通，本案中，除非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能举证，充分证明其有合法的、适当的理由，无法按照指定形式提供信息，否则，他就应按照申请人（上诉人）要求的形式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证据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这一规定体现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原则是“按照申请人（上诉人）要求的形式为原则，以法律规定的其他形式为例外”。七、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放纵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歪曲事实真相，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一审提交的《行政答辩状》第4页第6行提及“（四）梅州市发展改革局对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内容合法”的论断与事实不符，涉案答复书第2页第3行提及“根据你所提供的视频来看，某工作人员谈话的内容可知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有无处罚过几万元的事项并不确定，并当场询问在场的其他同事是否有这一项处罚”。从光盘录像视频文件142*****32789.3gp来看，重点请看18分50秒至22分05秒之间，工作人员（熊幼镜）与上诉人交谈过程中，主动承认亲自处罚过梅州移动，熊幼镜为了让上诉人相信曾处罚过梅州移动的事实，让其他同事作旁证以证明他所言非虚，根本不是涉案信息公开答复中所称的“并不确定”。结合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2016年、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谎称“申请人对办理解果表示满意”、“没有与我局有关的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弄虚作假事实，以及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7月2日的谈话录音文件（150702-152436-memo-.amr）证明2015年7月2日向熊幼镜、古伟忠提交“举报梅州移动跨月通话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的举报材料，在《行政复议决定书》（梅市发改行复〔2018〕1号）中，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并没有对是否收到“举报梅州移动跨月通话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的举报材料提出异议。但在本案中，却谎称没收到，实在是不合常理的行为。八、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一审提交的《行政答辩状》第4页倒数第6行提及“对于原告第3项申请，梅州市发展改革局答复：……将2012年至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及原梅州市物价局对你举报投诉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依法行政答复的作证材料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进行了送达。被申请人已经依据现实的情况逐项答复了申请人”，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项举报，分别是《关于反映移动服务厅“不明码标价”的答复》（2012年6月20日）、《关于反映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价格欺诈问题的答复》（2012年4月20日）却不在2018年4月13日送达的11项材料里。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均存在隐藏证据的不当行为，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阻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九、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明显存在遗漏，即未“公开调查人员名单、调查的时间”等证明材料。故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本案中，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从未提交过其有“检索”的证明材料。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上诉人在起诉时已经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的情况下，不顾客观事实，当庭狡辩称“证据9-14，是原告（上诉人）开庭之后才提交的证据材料”，明明上诉人申请延期提交的日期为截止开庭当日。一审证据14是2018年10月15日，上诉人通过梅州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meizhou.gov.cn）查询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2014-2017年度）的屏幕录像，对于网站上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狡辩称是“偷拍形式取得的”，实在是荒唐可笑之极。十、兴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明显包庇、掩盖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本案中存在的违法行为。首先，兴宁市人民法院在（2019）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第2页第2段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发回重审，只字不提两被上诉人的违法事实，共同掩盖（2018）粤1481行初155号案的违法情节。本案中，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明明没有公开“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的情况下，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删减《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内容，将“逐页”歪曲称“逐项”，而兴宁市人民法院仍不顾客观事实而作出枉法判决，强行认定“该涉案《答复》逐一回应原告的3个申请事项。”其次，（2019）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对上诉人提交《行政起诉状》的内容进行歪曲，上诉人根本没有如《行政判决书》“原告诉称”这一部分，在第3页要求“……逐一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兴宁市人民法院为了掩盖其枉法判决行为，同时为了掩盖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在《行政复议决定书》第9页倒数第9行提及：“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为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提供书面纸质加盖公章的答复，答复需逐一完整列出事由和依据、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并逐项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将上诉人的“逐页”歪曲为“逐项”，兴宁市人民法院更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将“逐页”歪曲为“逐一”，结果《行政判决书》第18页第4行却又称“虽未按原告要求‘逐页加盖公章及骑缝章’”露出了马脚。再者，《行政判决书》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7页《行政起诉状》，其中7页里面有5页是阐述“主要理由”，与《行政判决书》进行核对，即可发现《行政起诉状》提及的事实、主要理由被删除、简化成《行政判决书》第3页第5行开始到第13行约300个字（八行半），一审法院将《行政起诉状》提及的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隐藏、简化、删除具体而详细的事实和主要理由，故意不在《行政判决书》里出现，以掩盖事实真相。此外，《行政判决书》对上诉人（原告）一审提交《证据清单》的“拟证明的内容”进行选择性地删减，对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事实理由请按《行政起诉状》、两次庭审意见、2018年10月16日当庭提交的《质证意见》、2018年10月23日提交的《黄伟洲对（2018）粤1481行初155号开庭笔录的修正和补充》及本次庭审后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也有意不理，故一审判决明显不公，理应撤销。请求二审判决：1.撤销兴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481行初134号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确认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2018年5月4日作出的“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遗漏答复“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而且答复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等行为违法，责令限期重新处理；3.确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未按申请人的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没有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明明没有提供“调查人员名单、调查时间等证明材料”的政府信息，却谎称履行了信息公开，放纵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在“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里歪曲上诉人录像的内容，对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谎称“申请人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没有与我局有关的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明显不当的违法行为不追责，拒不履行公开行政复议工作电子邮箱的信息公开义务，违反《行政复议法》“依法行政”“有错不纠”“及时”“便民”等原则，删改《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内容。你《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隐藏证据，将2008年-2010年行政处罚案件目录、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调查询问笔录等关键证据进行隐藏，放纵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未依法行政等行为违法，责令限期重新处理；4.撤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粤发改行复〔2018〕13号），并限期重新作出处理；5.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被上诉人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答辩称：一、兴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答辩人作出的《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答辩人作出的《关于黄伟洲同志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相关处理问题的答复》程序合法。四、上诉人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答辩人认为上诉人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承担败诉的后果，故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上诉人的该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上诉人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我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梅州市发展改革局提交的证据资料显示，对上诉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第1.2项申请，梅州市发展改革局答复：除2012年8月9日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书（梅市价检处〔2012〕6号）……未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过其他处罚；对上诉人第3项申请，梅州市发改局答复：……将2012年至今梅州市发展改革局对原梅州市物价局对你举报投诉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依法行政答复的佐证材料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进行了送达。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公开的信息应是客观确实存在的。梅州市发展改革局已将实际存在的政府信息向上诉人公开，对于确实不存在的信息，则无法提供。梅州市发展改革局的答复形式，亦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委《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梅州市发展改革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规定。二、我委不存在任何上诉人所称违法行为。行政复议过程中，我委全面审查上诉人及梅州市发展改革局提交的证据资料，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复议法》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诉讼过程中，我委遵照《行政诉讼法》规定提交证据并进行答辩。上诉人所称：删改《行政复议申请书》内容、隐藏证据、放纵梅州市发展改革局未依法行政等，没有依据，与事实不符。另，上诉人称梅州市发改局2016年、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弄虚作假，与梅州市发改局答复上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无关，不属于我委行政复议审查内容，亦与本案无关联。综上，望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黄伟洲于2018年4月13日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提供书面纸质加盖公章的答复，答复需逐一完整地列出“事由和依据”“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并逐页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原审判决将“逐页加盖公章”认定为“逐一加盖公章”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黄伟洲申请公开的三项信息，均属于需要行政机关进行汇总、加工或制作、搜集的信息，行政机关不公开相关信息依法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涉案《答复》已告知黄伟洲：“我局除2012年8月9日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梅市价检处〔2012〕6号），责令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将多收38位客户136.68元退还原消费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立即整改，并处罚款500元之外，未对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过其它处罚。”“我局服从省发改委2018年3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粤发改行复〔2018〕1号），将2012年至今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及原梅州市物价局对你举报投诉中国移动梅州分公司依法行政答复的佐证材料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方式进行了送达。”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已将实际存在的政府信息向黄伟洲公开，对于需要进行汇总、加工或制作搜集的信息则未提供。故黄伟洲对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涉案《答复》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对于黄伟洲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被上诉人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明显不当和违法行为不追责、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违反“依法行政”“有错不纠”等原则，包庇纵容、放纵被上诉人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未依法行政等行政行为违法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职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伟洲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兴宁市人民法院（2019）粤1481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黄伟洲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00元，由上诉人黄伟洲预交，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吴梢欢审 判 员 贺 璐审 判 员 黄巢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邹俊锋书 记 员 张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