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81民初4106号原告：上海智亚艺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法定代表人：郑祥慧，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宏，北京市世纪（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威波，北京市世纪（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硕士路**>法定代表人：同吉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旦，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新，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启东宝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寅阳镇恒大海上威尼斯会议中心**>法定代表人：艾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荣，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程，该公司员工。被告：靖江市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靖城虹桥村王家场**>法定代表人：王灿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花，该公司职员。被告：王灿权，男，1970年8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军，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智亚艺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智亚公司”）与被告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高科公司”）、启东宝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宝丰公司”）、靖江市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泰丰公司”）、王灿权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智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宏、郑威波，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花，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王灿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军参加了全部三次庭审，原告上海智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祥慧参加了第二、三次庭审，被告西安高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旦参加了第二次庭审，被告启东宝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荣参加了第一、二次庭审，被告启东宝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程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智亚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237027.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本案立案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案涉启东市恒大海上威尼斯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室外装修工程由被告启东宝丰公司发包给被告西安高科公司承建。2015年7月5日，被告西安高科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分包施工合同》，约定其将羽毛球中心的外墙GRC工程交由原告施工，工程包干单价170元/㎡。被告王灿权作为西安高科公司的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名，之后工程款也是从王灿权的个人账户付至原告。原告按约进行了施工，2015年12月3日，被告西安高科公司在案涉工地的现场管理钱坤明出具工程量确认单，确认原告施工工程量为6145.65㎡。因此，原告应得工程款数额为6145.65㎡×170元/㎡＝1044760.5元，但被告西安高科公司目前仅支付了807733.3元，尚欠237027.2元未付。原告认为，已付工程款均由王灿权个人账户支出，等同于王灿权个人愿意对高科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王灿权又是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靖江泰丰公司也应当承担付款责任；被告启东宝丰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方，亦应该对西安高科公司的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综上，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西安高科公司辩称，1.西安高科公司并未与原告签订所谓的《分包施工合同》，双方在案涉工程中无合同关系。西安高科公司从启东宝丰公司处承接启东市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期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室外装修工程后，于2015年6月29日与靖江泰丰公司签订了《上海公司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期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外立面装修工程分包合同》，将外立面装修工程交靖江泰丰公司施工。为方便靖江泰丰公司施工，西安高科公司将公司的恒大（启东）海上威尼斯项目章交给了靖江泰丰公司保管使用。原告举证的《分包施工合同》，西安高科公司完全不知情。其中约定的羽毛球中心外墙GRC工程内容包含于上述外立面装修工程中，西安高科公司不可能将一样的施工内容同时分包给两个不同的公司。该合同第一页上载明的甲方为靖江泰丰公司，最后一页上甲方代表人的签名为王灿权，因王灿权是靖江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合同应系原告与靖江泰丰公司所签订。至于合同上加盖的西安高科公司恒大（启东）海上威尼斯项目章，系有人恶意加盖，该行为违法、无效，且该章并非西安高科公司的合同专用公章，因此也不具有订立合同的效力。2.西安高科公司已经与靖江泰丰公司就案涉工程结算完毕并付清了工程款。2018年5月15日，西安高科公司与靖江泰丰公司进行结算出具了对内结算单，确定靖江泰丰公司分包工程的总价款为19703388.96元。西安高科公司通过给付承兑汇票等方式已付清了除工程质量保证金外的全部工程款，并不结欠工程款。综上，原告对被告西安高科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启东宝丰公司辩称，1.原告起诉涉及的工程系启东宝丰公司发包给被告西安高科公司施工，启东宝丰公司与西安高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并非合同的相关当事人，无权要求启东宝丰公司支付工程款。2.启东宝丰公司已与西安高科公司就案涉工程结算完毕，且已支付了除工程质量保证金外的全部工程款。启东宝丰公司在案涉工程中并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启东宝丰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靖江泰丰公司辩称，1.与原告签订《分包施工合同》的相对方是靖江泰丰公司，而非原告主张的西安高科公司。2015年6月29日，靖江泰丰公司与西安高科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约定西安高科公司将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期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外立面装修工程交靖江泰丰公司承建。后靖江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灿权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祥慧口头协商，约定将其中的羽毛球中心外墙GRC工程给原告施工，双方于2015年7月5日签订了《分包施工合同》，该合同抬头明确写明了甲方为靖江泰丰公司，落款处的签字人为王灿权。王灿权并未取得被告西安高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故原告认为王灿权是西安高科公司的代表无任何依据。至于合同上所盖的西安高科公司项目章，靖江泰丰公司并不清楚此情况，该项目章根据靖江泰丰公司与西安高科公司之间的合同第七条第9款约定，仅作为靖江泰丰公司与建设方就该项目往来资料、公函、项目结算书中使用，并无签订合同的效力。由于施工时原告的现场管理人员曾在靖江泰丰公司的工地办公楼中居住过一段时间，因此怀疑是有人偷盖的该印章。2.原告的施工工程量目前仍未确定，双方需按实结算。原告所举证的工程量确认单有部分是虚假的。该确认单中上半部分确认的6159.33㎡确系靖江泰丰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钱坤明所写，但钱坤明当时只是初步进行计算，该结果并未得到靖江泰丰公司负责人的确认，不能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且该数字是羽毛球中心外墙四个立面GRC的总面积，而北立面GRC并非原告施工，因此原告施工的面积目前未能确定。该确认单中下半部分，即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的内容是虚假的，该部分不是钱坤明所写，是伪造的，不能作为结算依据。3.靖江泰丰公司已经超额支付了原告的工程款，并不欠付款项。认可原告提出的王灿权个人账户支付了807733.3元的事实。但除此之外，因原告施工延期，发包方启东宝丰公司作出了54000元的罚款决定，并在工程进度款中直接予以了扣发；另外，靖江泰丰公司还垫付了原告的工人居住的移动房租金及水电费共14536元、原告的工人朱红亮的生活费9000元。上述共计885269.3元，系靖江泰丰公司的已付款。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灿权辩称，其系靖江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在分包合同上签字，其个人与原告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仅凭分包合同上的签字及银行流水即推断王灿权债务加入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及其他有效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予以佐证。在此基础上，本院确认以下基本事实：2015年6月4日，启东宝丰公司（发包人）与西安高科公司（承包人）签订《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期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公建配套）室外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西安高科公司负责该工程的施工。2015年6月29日，西安高科公司与靖江泰丰公司签订《上海公司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期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外立面装修工程分包合同》（以下简称“《高科-泰丰合同》”），约定靖江泰丰公司的承包范围为外立面石材和砂岩干挂、玻璃幕墙、GRC、铝合金门窗、铝合金百叶、艺术字体供应及安装、宝瓶栏杆等，具体施工部位和工作内容以经发包单位确认的施工图、相关补充图、设计变更及建设方现场指令为准。合同第七条第9款约定，靖江泰丰公司应规范使用项目章，项目章仅作为靖江泰丰公司与建设方就该项目往来资料、公函、项目结算书的使用。合同第八条第5款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所扣留的工程质保金期满收回后，在质保金款到西安高科公司账户后按合同约定条款一次性支付给靖江泰丰公司。2015年7月5日，靖江泰丰公司与原告上海智亚公司签订《分包施工合同》一份，工程名称恒大启东海上威尼斯羽毛球中心外墙GRC工程，工程包干单价为170元/㎡，按见光面计算；每月付工程量的70%进度款，工程完工经业主验收合格付至工程款的80%，结算完付至工程款的95%，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2年后付清。合同落款处由王灿权与郑祥慧作为代表签名。后原告组织人员完成施工。2018年2月，启东宝丰公司与西安高科公司就案涉工程完成结算，确定工程总造价20696561.62元。2018年5月，西安高科公司与靖江泰丰公司完成结算，确定结算价为19703388.96元。启东宝丰公司目前共向下支付工程款20179147.58元，余517414.04元为工程质量保修金，尚未给付。西安高科公司也向靖江泰丰公司付清了除工程质量保修金以外的工程款。上述517414.04元工程质量保修金已于2019年10月8日达支付期限。另查明，2015年5月10日，靖江泰丰公司与案外人南通邦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邦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一份，合同记载工程名称为恒大启东海上威尼斯网、羽中心外墙GRC工程，工程包干单价245元/㎡，按见光面计算。后南通邦达公司实际施工了网球中心的外墙GRC以及羽毛球中心北立面外墙GRC、东边大拐角、西边大拐角朝北的一面、西立面的八个椭圆形造型柱、北立面的收缩缝。原告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羽毛球中心外墙GRC的施工。诉讼中，靖江泰丰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原告在案涉GRC工程中的施工工程量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通新江海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新江海公司”）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1月18日，南通新江海公司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报告载明：“……五、鉴定结论经鉴定上海智亚艺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施工的东南西三面的GRC线条合计为5400.17㎡。六、其他事项说明1.争议：17.8m以上檐口是否参照JD-102施工？最高檐口展开550节点是否施工？此面积约162.40㎡未计入鉴定结论中，请争议双方提供证据后由法院裁定……”。靖江泰丰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8000元。对于该鉴定报告，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1.鉴定报告中未附各建筑部分尺寸来源、尺寸数值及计算数据的明细，仅作出了一个结论面积，其无法认可。既然要鉴定原告施工工程量就应当通过现场实际测量来计算确定，但鉴定中，鉴定人员两次前往现场勘查均未进行实际测量，因此，鉴定计算依据的尺寸只能来源于图纸，但即使根据图纸中表明的尺寸计算，该报告的结论依然错误。2.原告在施工时所依据的图纸是节点图，而不是大样图，两个图纸是有误差的，鉴定机构应以节点图为计算依据，现在该鉴定报告中所附图纸却是大样图，因此所得结论是错误的。3.关于报告中列明的争议部分，17.8m以上檐口原告实际参照的是JD-110施工的；同时，原告不清楚报告书中所谓的“550节点”是指哪里，但是最高檐口是原告施工的，是110节点。综合上述三点，原告不认可该报告书。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王灿权除需要鉴定机构确认报告结论中是否包含案外人南通邦达公司施工面积外，对鉴定报告无其他意见。被告西安高科公司、启东宝丰公司认为鉴定报告与其无关，均未发表意见。经本院审查询问，鉴定机构解释如下：1.报告计算的工程量中不包括案外人南通邦达公司施工部分，在计算时已经剔除。2.鉴定中到现场进行了勘验，工程量的计算依据以现场并结合图纸，具体的计算明细一般不附在报告后面。3.关于图纸，是根据节点图和大样图作为计算依据，有节点图的就根据节点图，没有节点图的就需要根据大样图。4.关于争议部分，首先，争议项所涉的檐口部分在竣工图上没有，施工方如果认为施工的，应当提供依据，但施工方未提供，所以未计入工程量，具体由法院审核；其次，施工方所说的JD-110是指柱上节点，而不是檐口节点，檐口节点是JD-102,另外550则是展开的宽度。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首先对与原告发生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谁产生了争议。经本院审查，与原告发生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系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理由如下。1.客观方面，西安高科公司与靖江泰丰公司之间的《高科-泰丰合同》签订时间在前，原告举证的《分包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在后，《高科-泰丰合同》内约定的工程内容包含了《分包施工合同》中的施工内容，《分包施工合同》的甲方签字人王灿权与西安高科公司并无任何关系，其系靖江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外，王灿权曾以靖江泰丰公司名义与案外人南通邦达公司签订了另外的外墙GRC工程分包合同。故，事实上应是靖江泰丰公司从西安高科公司处承包工程后将部分外墙GRC工程分包予原告施工。2.主观方面，《分包施工合同》中载明甲方为靖江泰丰公司，合同主文中未见西安高科公司的名称，原告法定代表人与王灿权签订合同，不予询问其与靖江泰丰公司的关系，反而因其持有西安高科公司的恒大（启东）海上威尼斯项目部章就认为其能代表西安高科公司，此并不合理，更何况合同上西安高科公司的项目部章是否为签订合同时加盖存疑。因此，原告认为其与西安高科公司发生了合同关系，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可以进行确认，故本院在事实部分中作了相应认定。发包方被告宝丰公司将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期网球中心、羽毛球中心（公建配套）室外装修工程交被告西安高科公司承建，双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被告西安高科公司在承包该工程后，虽与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分包合同”，但从工程内容及最终的结算价来看，被告西安高科公司实则将上述承接到的工程整体转包给了被告靖江泰丰公司，该转包行为无效。被告靖江泰丰公司后又将其中的羽毛球中心部分外墙GRC工程分包给原告，双方签订的《分包施工合同》依法也无效。但原告实际完成了施工，其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应得工程款。由于《分包施工合同》约定了工程包干单价170元/㎡、按见光面计算，故需要确定的就是原告按约施工的面积。首先，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出的应以其举证的工程量确认单中所载的6145.65㎡为其施工面积的观点。因被告靖江泰丰公司同样举证了该工程量确认单，但两份证据在内容上有出入，原告举证的确认单中多出了一段内容“羽毛球中心南立面、东立面、西立面总GRC面积工程量6145.65㎡以上为单纯的GRC工程量面积钱坤明2015年12月3日”。该内容与确认单中上半部分的内容存在矛盾，上半部分载明“经核实，恒大海上威尼斯羽毛球中心外立面装修工程GRC工程量为6159.33㎡钱坤明2015年10月31日”，多了一个立面，但工程量却仅相差13.68㎡，与实际不符。另外，被告举证的钱坤明情况说明中，钱坤明仅提到确认单中上半部分的内容，认为其确认的是整个羽毛球中心外立面GRC的工程量，且其无权确认工程量，为临时确认，不应作为最后的结算依据。本院认为，即使依原告观点，钱坤明有权与其结算工程量，但因其无法充分合理解释工程量确认单中2015年12月3日内容的真实性，而2015年10月31日内容中又无法明确区分出原告施工部分的面积，故双方实际仍未能完成工程量结算。在此基础上，本院采纳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的申请，并依法委托南通新江海公司对原告施工工程量进行了司法鉴定，对该鉴定机构的结论，即原告施工的东南西三面的GRC线条合计为5400.17㎡，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原告对该结论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并未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在出具鉴定意见书时必须将相关用以计算的数据及计算方式列明于意见书中，故本案《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未列面积计算明细并不妨碍其结论的有效性。2.原告与被告靖江泰丰公司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理应按照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的要求施工，因此，鉴定机构依据竣工图纸并结合现场勘察计算工程量的鉴定方法有效、符合实际。而原告主张的应完全通过现场测量来确定其实际施工的工程量，此不符合司法鉴定的测算实践惯例，也不符合双方“按见光面计算”的约定，本院不予采信。3.《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附有两页图纸，此系鉴定机构列明的争议项的图纸，并非工程所有图纸，且经本院审查，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是根据节点图和大样图作为计算依据，有节点图的就根据节点图，没有节点图的则需要根据大样图。原告仅凭此两页图纸就认为鉴定机构鉴定依据的是大样图，而非节点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提出的异议理由并不充分，本院采信该鉴定结论。关于鉴定机构列明的争议项162.40㎡，经本院审查，原告所称已施工的110节点是柱上节点，并非其所列的檐口节点，但该争议的檐口部分在竣工图纸上没有。本院认为，原告按约施工的工程量被告应当给付价款，现该檐口部分在竣工图纸上没有体现，原告又未能举证被告要求其对该部分进行施工，故原告对该部分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鉴定结论计算原告应得工程款数额为5400.17㎡×170元/㎡＝918028.9元。关于已付工程款。因原告与被告靖江泰丰公司均确认王灿权个人账户付出的807733.3元为案涉工程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被告靖江泰丰公司另抗辩的三笔款项。1.54000元罚款，依据靖江泰丰公司举证的通知单来看，并不单单原告施工部分，案外人施工的网球中心外墙及羽毛球中心北立面外墙GRC也存在安装延期问题，延期罚款的责任并不能只归责于原告，因目前被告靖江泰丰公司无法确定责任分配，故本院不支持将该罚款作为已付款抵扣，被告靖江泰丰公司可另案进行追偿。2.移动房租金及水电费14536元，被告靖江泰丰公司举证了五张移动房收款收据，因原告仅分包了部分外墙GRC工程，被告靖江泰丰公司还有其他分包工程，其本身在工地上也有项目部，故并不能排除该移动房系为原告以外的公司所租。靖江泰丰公司要求抵扣该款，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3.朱红亮生活费9000元，因被告靖江泰丰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王灿权在2015年10月14日及2015年11月13日向朱红亮打款共计9000元，该时间段在原告施工期间，且原告也认可朱红亮系其工人，故被告靖江泰丰公司要求作为已付款抵扣，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计算被告靖江泰丰已付工程款数额为816733.3元。由此，靖江泰丰公司未付款数额为918028.9元-816733.3元=101295.6元。关于利息，原告与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的《分包施工合同》中约定“工程完工经业主验收合格付至工程款的80%，结算完付至工程款的95%，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2年后付清”，依据双方举证的内容，被告靖江泰丰公司理应在工程量确认单中载明的2015年10月31日与原告完成结算，现虽未完成结算，但相关付款节点已可确定，即被告靖江泰丰公司应于2017年10月31日前向原告付清余款。故原告主张自本案立案之日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利率，依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之精神，本院确定如下: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被告王灿权、西安高科公司、启东宝丰公司的责任承担。王灿权作为靖江泰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该公司签订合同并从自己个人账户付出工程款的行为，均符合常理，应当认定为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告主张由其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启东宝丰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启东宝丰公司仅在欠付且已届期应付的517414.04元工程款（质量保证金）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西安高科公司为案涉工程的转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相关规定，建设工程因转包、违法分包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前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举证证明其已付清工程款的，可以相应免除其给付义务。因西安高科公司已举证证明除517414.04元质量保证金外其已向靖江泰丰公司付清了其余工程款，故西安高科公司也仅在517414.04元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靖江市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智亚艺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款101295.6元及利息（利息以所欠101295.6元工程款为基数，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启东宝丰置业有限公司在517414.04元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中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上海智亚艺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529元，被告靖江市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26元。鉴定费8000元（被告靖江市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负担4580元，被告靖江市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4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855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审 判 长  沈 辉人民陪审员  史燕玲人民陪审员  庞素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陆 昊书 记 员  黄 莹附相关援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