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赣刑终194号原公诉机关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法清，男，196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住德安县宝塔开发区。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2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辩护人杨秋林，北京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光坤，男，196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德安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柴桑区看守所。辩护人陈涛，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鸣，男，196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德安支行职员，住德安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辩护人孙亚明，江西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神全，男，195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德安县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住德安县。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12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7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辩护人陈永钊，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力，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高中文化，现住德安县。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12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辩护人徐奇，江西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邹玉荣，江西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光喜，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人员，住德安县。曾因故意伤害于2018年7月4日被德安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四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管花梅，江西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建新，男，197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人员，住德安县。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1999年12月13日被德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28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8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李文涛，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新生，男，196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德安支行职员，住南昌市青云谱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3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辩护人黎伟安，江西青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闵长源,男，1954年9月9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德安县人民法院退休干部、原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德安县蒲亭镇东风路**附**。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辩护人张立忠、毕盼盼，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蔡孝富，男，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人员、德安县自来水公司保安人员，住，住德安县因犯流氓罪于1994年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服刑期间减刑八个月；2003年6月6日假释出狱，假释考验期为2003年6月6日至2006年1月6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次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8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夏玉兰，女，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纳兼业务员，住，住德安县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1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魏斌，男，198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住，住德安县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德安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兰青，女，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计兼业务员，住，住德安县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魏芳，女，197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住，住德安县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易丽玲，女，197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住，住德安县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李金生，男，195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住德安县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德安县看守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法清、余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告人黄光坤、曾鸣、胡神全、刘新生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告人魏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寻衅滋事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告人闵长源、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李金生及同案人孙龙、熊姣姣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期间，九江市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对孙龙、熊姣姣的起诉，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2019）赣04刑初20号刑事裁定书，准许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撤回对孙龙、熊姣姣的起诉，并于同年8月28日作出（2019）赣04刑初20号之一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王光喜、蔡建新、刘新生、闵长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各上诉人，并听取其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6月份，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余力、刘新生为非法牟利，以犯罪为目的，通过加盟青岛福元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成立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福公司），孙法清为法定代表人，黄光坤为总经理，二人负责管理公司日常工作。该公司为规避法律，以高息为诱饵，由公司股东、业务员以个人名义自筹资金或对外吸收公众存款，再以公司股东、业务员名义对外高利放贷，赚取高额利差。2012年3月、5月,被告人胡神全、曾鸣先后进入公司，并于6月入股成为股东。后曾鸣任总经理，主持公司全面工作；黄光坤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及贷款催收工作；胡神全主要负责公司办公室及法律事务工作。余力、刘新生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但会过问公司运营情况并参与决策。该公司先后招募被告人夏玉兰（出纳兼业务员，2011年7月进入公司）、魏芳（业务员，2011年11月进入公司）、魏斌（业务员，2012年3月进入公司）、兰青（业务员兼会计，2012年6月进入公司）、易丽玲（业务员，2012年7月进入公司）、闵长源（法律顾问，2012年11月进入公司，2014年2月退出），李金生（业务员兼法律顾问，2011年7月进入公司、2012年10月退出）等人员，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放贷、催讨债务等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以孙法清等人以恒福公司为依托的犯罪集团。2013年下半年，因部分借款企业、个人未能及时偿还高息债务，该犯罪组织为追回借款，孙法清、余力、黄光坤决定聘请社会人员催讨债务。余力主动电话联系九江市社会人员，但未成功；后孙法清、黄光坤等人再次商量聘请社会人员协助讨债。2013年11月份，被告人蔡孝富、王光喜被黄光坤聘请到该犯罪组织负责讨债；2014年5月，被告人蔡建新受聘负责讨债。曾鸣、胡神全默许了孙法清等人的该行为。后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等人，通过威胁、恐吓、纠缠、滋扰等“软暴力”方式逼迫借款人、担保人偿还债务，有组织地多次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身为德安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该公司股东胡神全和德安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该公司法律顾问闵长源，利用职务关系参与该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帮助犯罪组织非法催讨高利贷，为犯罪组织违法犯罪提供便利。上述被告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以孙法清为首要分子，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为重要成员，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闵长源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刘新生、夏玉兰、魏斌、兰青、易丽玲、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闵长源的供述，证人汪某等7名德安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证言，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2011年6月，孙法清、黄光坤等人成立恒福公司，以月息1分至2分从社会吸收资金，再以3分至6分高息放贷，赚取差额利润。为吸收更多的社会资金，该公司股东、员工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海报、口口相传等方式对外进行宣传，先后共同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其中，孙法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违法所得13.4782万元；黄光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违法所得11.3892万元；曾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81.3532万元，违法所得6.21万元；余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刘新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胡神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173.3532万元，违法所得6.53万元；夏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238万元，违法所得19.4954万元；魏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78万元，违法所得7.3536万元；兰青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95万元，违法所得10.8487万元；魏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82万元，违法所得10.3074万元；易丽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82万元，违法所得6.6127万元；闵长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7万元，违法所得4.1336万元；李金生（非恶势力集团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6万元，违法所得2.6338万元；蔡孝富违法所得6.16万元；王光喜违法所得9.9733万元；蔡建新违法所得1.2万元；同案人孙龙违法所得1.0892万元；同案人熊姣姣违法所得1.0656万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证明被告人孙法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王某3、雷某、袁某1、罗某1、钟某1、郭某1、付某、邹某1、金某、郑某、赵某、周某1、柯某、桂某、余某1、叶某1、曹某1、施某、刘某5、刘某6、周某2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2、证明被告人黄光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杨某1、刘某7、王某4、高某2、高某3、张某2、熊某2的证言，以及借条、银行流水明细、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3、证明被告人曾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周某3、徐某2、何某1、叶某2、张某3、袁某2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曾鸣的供述，黄荷珍诉曾鸣民间借贷案民事判决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等，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4、证明被告人胡神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邹某2、李某2、郭某2、吴某2、丁国和、邹某3、熊某2、刘某8、潘某的证言，辨认笔录，被告人胡神全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5、证明被告人余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被告人余力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6、证明被告人刘新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被告人刘新生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7、证明被告人夏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阳某、夏某2、胡某3、帅某1、李某3、何某2、杨某2、张某4、熊某3、骆某2、尚某、丁某、黄某2、王某5、鲁某、祝某1、黄某3、王某6、代某2、魏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夏玉兰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8、证明被告人魏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杨某3、章某2、黄某4、祝某2、伍某、江某2、吴某3、魏某2等人的证言，以及借条、还款承诺书、银行凭条、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被告人魏斌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9、证明被告人兰青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叶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等人的证言，借条、银行交易回单等，被告人兰青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0、证明被告人魏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熊某4、文某1、陈某3、兰某、帅某2、万某1、宋某、徐某3、万某2、文某2、张某5、刘某9、余某2等人的证言，借条、承诺书等，被告人魏芳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1、证明被告人易丽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陆某1、祝某3、秦某、曾某1、易某、万某3、钟某2、阮某、万某4等人的证言，借条,被告人易丽玲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2、证明被告人闵长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丁国和、曹某2的证言,被告人闵长源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3、证明被告人李金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证人余某3、胡某4、陆某2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李金生的供述，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二、寻衅滋事事实1、被害人徐某1向恒福公司借款后未按时还本付息。2013年，胡神全带着蔡孝富、王光喜到徐某1的工地，通过威胁方式向徐索要债务。上述事实，有被告人胡神全、蔡孝富、王光喜的供述，被害人徐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2、被害人刘某1（又名刘珍）、代某1、张某1因经营锡矿在恒福公司借款后无力偿还。2014年，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等人多次前往矿山及刘某1等人住处，采取滋扰的方式讨债未果。之后，孙法清等人指使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多次前往张某1家，以威胁、恐吓的方式向张某1夫妇索债；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等人以拦车、威胁、电话恐吓等方式向代某1索债。上述事实，有证人王某7、叶某4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曾鸣、胡神全、兰青、魏芳的供述，被害人刘某1、代某1、张某1的陈述，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3、刘某10向恒福公司借款，被害人高某1、刘某2提供担保，后刘某10无力偿还。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魏斌通过纠缠、威胁的方式向高某1讨债：孙法清等人通过威胁的方式向高某1岳母沙某讨债，魏斌等人通过辱骂、纠缠的方式向刘某2讨债。上述事实，有证人沙某、刘某10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魏斌、夏玉兰、魏芳的供述，被害人高某1、刘某2的陈述，辨认笔录，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4、2013年6月25日，被害人仲某向恒福公司借款，被害人章某1提供担保，后仲某无力偿还。黄光坤、蔡孝富等人多次前往仲某养鸡场，通过威胁、恐吓的方式向仲某讨债。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多次前往桂林村委会楼上的制衣厂，通过威胁、恐吓、纠缠、滋扰等方式向章某1及其妻子余某4讨债。上述事实，有证人章某3、余某4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的供述、蔡孝富、王光喜的供述，被害人仲某、章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5、被害人汤某向恒福公司借款，被害人熊某1提供担保，后汤某无力还款。2012年下半年起，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多次通过纠缠、威胁等方式向汤某讨债；孙法清等人多次通过滋扰、纠缠、威胁等方式向熊某1讨债。上述事实，有证人周某4、吴某4的证言及吴某4的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曾鸣、胡神全、魏芳的供述，被害人熊某1的陈述，银行流水明细、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6、刘某11多次向恒福公司借款140万元，被害人刘某3为其中6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2013年下半年起，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蔡孝富、王光喜通过威胁、滋扰的方式向刘某3讨债。上述事实，有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曾鸣的供述，证人刘某11、沈某的证言，被害人刘某3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7、被害人孙某1向恒福公司借款，其前妻骆某1提供担保，后孙某1无力偿还。2013年开始，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等人到孙某1、骆某1单位及家里，通过辱骂、纠缠、威胁、滋扰等方式向孙某1、骆某1、孙某2讨债，扰乱骆某1、孙某2生活，造成心理恐惧。上述事实，有证人喻某的证言，被告人王光喜、蔡建新、魏斌、夏玉兰、胡神全、魏芳的供述，被害人孙某1、骆某1、孙某2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收条，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8、刘某12共向恒福公司借款528万元，被害人江某1为其中6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后刘某12无力偿还借款。孙法清、曾鸣、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等人通过威胁、辱骂、滋扰等方式向江某1讨债。上述事实，有证人刘某1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王光喜、蔡建新、曾鸣、胡神全、易丽玲的供述，被害人黄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9、陈某4先后向恒福公司借款655万元，被害人夏某1为其中一笔50万债务中的20万提供担保。后陈某4无力偿还债务，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到夏某1家通过威胁夏某1、王某2的方式讨债。被害人王某1在帮陈某4担保60万借款的同时还为胡某1向该公司借款提供担保，陈某4、胡某1无能力偿还，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魏斌等人先后多次通过威胁、纠缠、滋扰等方式向王某1讨债。上述事实，有证人陈某4、胡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曾鸣、胡神全的供述，被害人夏某1、王某2、王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法院诉讼材料等证实。10、李某1夫妇向恒福公司借款，归还了21万元利息后无力还款，被迫以福景花园小区两套房产抵债40万元仍欠本金约10万元、利息8万元。2013年4月25日，李某1应孙法清、曾鸣、黄光坤等人的要求出具“今借到曾某2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的欠条。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魏斌、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李某1家、茶楼，通过威胁、纠缠、滋扰等方式向李某1夫妇讨债。上述事实，有证人刘某13、代某3、曾某2、刘某14的证言及刘某14的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曾鸣、胡神全的供述，被害人李某1、陈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三、非法拘禁事实1、2013年夏季某日11时许，黄光坤带着魏斌、兰青、魏芳等人在共青城市逼迫被害人骆某1偿还孙某1的欠款遭拒后，强行将骆某1带至德安县恒福公司威胁骆某1还款。骆某1见状叫来罗某2等人解救，黄光坤等人与罗某2发生争吵，仍不准骆某1离开。直至当日14时许，骆某1报警后被民警解救。骆某1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约3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证人孙某1、罗某2、吕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魏斌、魏芳的供述，被害人骆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2、2013年夏季一天中午14时许，王某1因被孙法清等人多次逼债，便与被害人胡某1到恒福公司。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逼迫胡某1、王某1还款，并限制胡某1人身自由。至当晚20时许，胡某1被迫以一套住房抵债才得以离开。胡某1被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约6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证人王某1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兰青的供述，被害人胡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3、2014年某日16时许，被害人夏某1接到孙法清的电话要求到恒福公司谈还钱之事，因曾被孙法清等人多次到家踢门逼债，遂约朋友刘某15一起去。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逼夏某1还款，不让夏某1离开。直到当天18时许，夏某1被逼签署还款协议，并向刘某15借2万元还给孙法清等人才离开。夏某1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约2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证人刘某15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的供述，被害人夏某1的陈述及还款计划书等证实。4、2014年某日20时许，蔡建新发现被害人刘某4后立即通知蔡孝富。之后，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将刘某4带到德安县一麻将馆逼迫还款。期间，蔡孝富通知了孙法清，孙法清直至当晚24时仍未到场处理。后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在孙法清的授意下放刘某4离开。刘某4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约4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被告人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的供述，被害人刘某4的陈述等证实。5、2014年某日9时许，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等人在刘某4的联系下，在南昌市一茶楼见到被害人吴某1。孙法清等人逼迫吴某1还款，直至当天下午15时许吴某1承诺还钱才得以离开。吴某1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时约6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证人刘某4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的供述，被害人吴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6、2014年某日12时许，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到被害人孙某3家要债未果，将孙某3带至恒福公司，至当日13时许，孙某3在孙某5帮助下才得以离开。孙某3被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约1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被告人蔡孝富、蔡建新的供述，被害人孙某3的陈述等证实。7、2012年某日上午，孙法清、黄光坤将被害人程某约到德安县九尊堂茶楼讨债，程某承诺还钱才得以离开。被害人程某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约2个小时。上述事实，有被告人孙法清的供述，被害人程某的陈述证实。黄光坤在一审庭审中供认去过该茶楼与程某谈还款。四、非法侵入住宅事实1、2014年某日19时许，孙法清、黄光坤、魏斌、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到被害人刘某4位于德安县的家中催讨吴某1的借款（刘某4为担保人），刘某4表示没有钱并多次要求孙法清等人离开，孙法清等人拒不离开。当晚24时左右，孙法清、黄光坤先行离开，并指使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魏斌继续在刘某4家。刘某4多次要求蔡孝富等人离开均遭拒绝，直至次日8时。上述事实，有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的供述，被害人刘某4的陈述证实。2、2014年上半年某日20时许，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到被害人刘某4位于德安县家中讨债，刘某4明确表示没有钱并要求孙法清等人离开，孙法清等人拒不离开。当晚22时许，孙法清自行离开，并指使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继续留着。次日2时左右，刘某4答应帮忙去找吴某1，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才离开。上述事实，有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王光喜、魏斌的供述，被害人刘某4的陈述等证实。3、2014年某日，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魏斌闯入被害人孙某3位于德安县家讨债，孙某3及其妻子陈某2多次要求离开仍拒绝离开，孙某3报警后，在警察多次劝说下才离开。上述事实，有证人孙某5的证言及其辨认笔录，被告人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魏斌的供述，被害人孙某3、陈某2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五、强迫交易事实被害人李某1、陈某1夫妇向恒福公司借款后无力偿还。2013年初，孙法清获悉李某1、陈某1夫妇因拆迁分配了安置房，遂召集黄光坤、曾鸣、胡神全等人开会商定要李某1、陈某1夫妇用两套房产抵债，并要求股东及员工寻找买家变现。后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等人多次采取滋扰、威胁的方式，逼迫李某1、陈某1将福景花园小区的两套房产作价40万元抵给了孙法清等人。同年4月，孙法清、胡神全将其中一套以2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代某3，另一套以23万元价格出售给柯勇。上述事实，有证人刘某13、代某3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胡神全、曾鸣、夏玉兰、魏芳的供述，被害人李某1、陈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等证实。六、故意毁坏财物事实2012年，余力将德安县义峰路108、109号两门面的大众手机城租给余某5经营，后余某5又转租给孙某4，孙某4对店面进行了装修。2018年该店面拆迁，余力与孙某4就该店面装修、搬迁费、过渡费等拆迁赔偿款问题发生争议。同年6月29日，余力带着孙法清前往该店面要求孙某4搬迁。双方协商未果发生争吵，余力用锄头砸店门。孙某4见状欲阻止被孙法清拉住，造成该两间店面的钢化玻璃地弹门、卷帘门被全部砸毁。经鉴定，被砸毁的钢化玻璃地弹门、卷帘门的总价值为人民币5685元。上述事实，有证人余某5、熊某5、熊某6的证言，被告人孙法清、余力的供述，被害人孙某4的陈述，现场监控视频光碟1张，德安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等证实。本案其他综合证据：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兰青住处和孙法清车辆（车牌号赣Ｇ×××**）及胡神全指认地点德安县绍成金属有限公司办公楼的搜查笔录、照片、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银行流水明细、常、常住人口信息明各被告人身份信息及前科情况。另查明，孙法清委托他人代为自首后归案；黄光坤、胡神全、余力、闵长源、魏斌、兰青、魏芳、易丽玲、李金生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归案；曾鸣、夏玉兰、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经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归案；刘新生系抓获归案。有德安县公安局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等证实。以上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余力、刘新生为非法牟利，以犯罪为目的设立恒福公司。为规避法律，以高息为诱饵，由公司股东、业务员以个人名义自筹资金或对外吸收公众存款，后再以公司股东、业务员名义对外高利放贷。公司吸收被告人胡神全、曾鸣为股东，招募夏玉兰、魏芳、魏斌、兰青、易丽玲、闵长源，李金生等，有组织地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放贷、催讨债务等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以恒福公司为依托的犯罪集团。后为催讨非法债务，聘请社会人员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通过威胁、恐吓、纠缠、滋扰等“软暴力”方式逼迫借款人、担保人还债，有组织地多次实施了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身为德安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公司股东胡神全和德安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公司法律顾问闵长源，利用职务关系参与该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帮助犯罪组织非法催讨高利贷，为犯罪组织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上述被告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应认定为以孙法清为首要分子，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等人为重要成员，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闵长源等人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对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被告人可以从重处罚。被告人刘新生作为股东，虽时常到公司了解情况，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其虽然参加了公司前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活动，但是除黄光坤帮其投入的股金5万元外，其未投入资金，未领取收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参与公司经营后期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活动，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被告人孙法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在各自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孙法清作为恒福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催收非法债务，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多次对他人实施威胁、滋扰、跟踪贴靠等软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多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多次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使用软暴力手段，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他人转让财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其受人邀集，帮助他人故意毁坏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告人黄光坤作为恒福公司股东、副总经理，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催收非法债务，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多次对他人实施威胁、滋扰、跟踪贴靠等软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多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使用软暴力手段，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他人转让财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曾鸣作为恒福公司的股东、总经理，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981.35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力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催收非法债务，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多次对他人实施威胁、滋扰、跟踪贴靠等软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多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多次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使用软暴力手段，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他人转让财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胡神全作为恒福公司的股东、总经理，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173.35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催收非法债务，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多次对他人实施威胁、滋扰、跟踪贴靠等软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多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黑罪；使用软暴力手段，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他人转让财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余力作为恒福公司的股东，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与公司股东商议雇请社会人员催收非法债务，并实施雇请社会人员的行为，应与孙法清、黄光坤等人共同对恒福公司雇请的社会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的共犯；其邀集孙法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告人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明知他人利用其等或具有犯罪前科、或身患疾病等特殊情况催收非法债务而积极主动参与，多次对他人实施威胁、滋扰、跟踪贴靠等软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多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告人刘新生作为恒福公司的股东，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942.14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夏玉兰作为恒福公司出纳，明知该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23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魏斌作为恒福公司业务员，明知该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7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受公司股东指派，伙同社会人员多次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告人兰青作为恒福公司会计，明知该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9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魏芳作为恒福公司业务员，明知该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8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易丽玲作为恒福公司业务员，明知恒福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8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闵长源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受聘担任恒福公司法律顾问，明知该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7万元，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李金生作为恒福公司的法律顾问，应当明知该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资质，伙同他人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6万元，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刘新生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夏玉兰、魏斌、兰青、魏芳、易丽玲、闵长源、李金生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余力、曾鸣、胡神全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非法侵入住宅共同犯罪中，孙法清、黄光坤、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魏斌、余力、曾鸣、胡神全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强迫交易共同犯罪中，孙法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系从犯。在故意毁坏财物共同犯罪中，余力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孙法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孙法清委托他人代为投案，视为自动投案，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胡神全、闵长源、魏斌、兰青、魏芳、易丽玲、李金生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视为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余力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视为自动投案，归案后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事实如实供述，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曾鸣、夏玉兰、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刘新生归案后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光坤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蔡孝富、蔡建新有犯罪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光喜有劣迹，可以酌情从重处罚。本案现有证据难以判断被非法吸收存款对象的具体损失数额，不宜判处退赔数额。部分非法吸收存款对象已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追偿的，在数额认定上应与本刑事判决一致；其余非法吸收存款对象可以另行主张损失。各被告人基于犯罪行为获取的非法所得，应予没收。各被告人股东利息收入及业务员利息收入，虽在各被告人名下，但并非完全系其本人所获取，因无法区分其本人或他人具体数额，认定为违法所得证据不足，不予追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四）项、第二百七十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孙法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二、被告人黄光坤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三、被告人曾鸣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四、被告人胡神全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五、被告人余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六、被告人蔡孝富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七、被告人王光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八、被告人蔡建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九、被告人刘新生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十、被告人夏玉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一、被告人魏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二、被告人兰青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三、被告人魏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四、被告人易丽玲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五、被告人闵长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六、被告人李金生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七、被告人孙法清违法所得13.4782万元、被告人黄光坤违法所得11.3892万元、被告人曾鸣违法所得6.21万元、被告人胡神全违法所得6.53万元、被告人蔡孝富违法所得6.16万元、被告人王光喜违法所得9.9733万元、被告人蔡建新违法所得1.2万元、被告人魏斌违法所得7.3536万元、被告人闵长源违法所得4.1336万元、被告人夏玉兰违法所得19.4954万元、被告人兰青违法所得10.8487万元、被告人魏芳违法所得10.3074万元、被告人易丽玲违法所得6.6127万元、被告人李金生违法所得2.6338万元、同案人孙龙违法所得1.0892万元、同案人熊姣姣违法所得1.0656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孙法清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1、恒福公司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孙法清亦不是首要分子。其仅是主张债权，被滋扰的对象特定为逾期不还借款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其行为方式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未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借款人均明知借款利息4分左右仍主动签署借款协议，经法院判决后，还有仍未归还借款的，其将要来的款项优先归还于其员工名下的借款，没有危害社会的主观恶性。且曾鸣进入公司任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只是挂名的法人，对公司经营管理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如2014年由于公司亏损，其主张注销公司，但其他股东不同意而作罢。其只是按曾鸣指示与黄光坤共同负责催收工作，不是首要分子。2、原判认定孙法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明显过高，且将公司股东、职工自有资金认定为非法吸收的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股东个人投入的资金应从总额中扣除，其他吸收来的资金90%以上来自亲友、同学，属于特定人群。其吸收的150万元已全部还请，未对社会造成影响。3、孙法清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1）原判以协商谈判的时间认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且协商谈判的场所多为茶楼、办公室等公开场合，均为随机性的约谈地点。定罪依据为被害人的陈述，但同案被告均未承认采取强制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2）其与同案被告在起诉无果下才前往债务人刘某4、孙某3家索要债务，系民事正当行为。（3）李某1房屋为拆迁安置房，相比商品房其市场流通性受到较大的限制，同地段的价格差异达50%，而本案评估机构以房屋租金收益还原法作为鉴定房屋的依据，明显不合理不客观。且李某1的证词表明其在主张债权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强迫或威胁其拿房抵债。（4）本案的非法拘禁、非法入侵住宅、强迫交易行为均为寻衅滋事的连续行为，系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5）其与余力事前未就砸门等毁坏财物行为有通谋，亦未对余力的行为采取过任何帮助。且被毁坏的玻璃门是二次装修时安装，在计算价值时应扣减拆除余力旧门的价值，扣减后即未达到数额较大，故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4、孙法清所犯寻衅滋事罪情节显著轻微，原判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较大差异，其滋扰、纠缠的索债行为并未达到刑法要求的情节严重的程度。且本案证人被多次索债，出于报复心理有夸张、不实的说辞，公安机关存在诱导作证的情形，对此证言采信有失公允。5、原判对孙法清量刑过重且量刑不均衡。（1）非法吸收存款数额不是量刑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其与同案股东的量刑差额不应超过6个月，即参照曾鸣的量刑以四年为宜。（2）其主张债权的行为没有暴力行为，充其量是软暴力行为，且曾鸣寻衅滋事罪量刑为1年6个月，其也应为1年6个月。（3）其没有对债务人采取强制措施拘禁，且地点均在公众场所，相比采取暴力强制手段而言，情节显著轻微，且与曾鸣相比量刑亦不均衡，故其非法拘禁罪量刑应以6个月为宜。（4）其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与无事生非、暴力进入、暴力强迫行为有本质的区别，量刑应参照曾鸣的量刑，对其非法入侵住宅罪、强迫交易罪的量刑均为6个月为宜。综上，对其量刑应在5年至6年之间。黄光坤上诉提出：1、本案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特征，认定为恶势力集团犯罪不当。本案除三个聘请的社会闲杂人员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外，其他被告人均属于企业家、社会良民。本案亦无任何暴力，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到公司三个月，时间较短；且犯罪起因是被害人拒绝还款，并非其等人无故生非，欺压一方，针对的对象均为特定。2、原判认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及适用的标准错误。本案司法鉴定结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为5942.1432万元，但鉴定结论中真正反映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3000万元左右，其他为股东投资。把股东投资部分作为非法吸资是不准确的，因为股东投资包括自有资金，亦存在重复投资现象，对于存在多种可能性的解释应更偏向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且本案对外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是恒福公司而不是个人，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按单位犯罪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立案标准和数额巨大认定。其个人吸收存款只有79万元，比其他股东的数额少。3、原判认定其参与的部分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或者定性不准。（1）其从未找过汤某、熊某1索要债务，亦未上门找过江某1索要债务。其去过一次高某1的砖厂，但没有威胁他，只是协助法院执行。其每月去章某1厂里不是威胁、滋扰章，而是领取法院的执行款。其去过刘某3公司，但未威胁、滋扰刘，只是谈一下还款计划就走了，刘本人亦证明没有威胁他。（2）在非法拘禁事实中，胡某1是自己主动到公司谈还款计划，且当时其不在现场，胡的证言可以证实。其亦从未去过南昌找吴某1，被害人均未指认其，其他被告人口供也相矛盾。虽然其去共青城找过骆某1，但从未将他带到公司；其也确在茶楼与程某谈还款计划，但都是程约的茶楼，谈好就离开了。（3）其没有参与非法侵入住宅的事实，从未去过刘某4、孙某3家要债，他们二人及其家属可以证实。（4）本案强迫交易罪不成立。李某1、陈某1用房抵债完全是出于自愿，且交易价格是市场合理价，双方亦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的协议，办理的是不动产变更手续，不存在任何强迫交易的事实，完全出于双方自愿。原判认定构成强迫交易罪的证据仅来源于两被害人的陈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存在强迫，应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5）指控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行为均过追诉时效，且与寻衅滋事行为有重复评价，非法拘禁计时亦不实，强迫交易的数额也不够定罪，其本人均未参加。4、应当认定其自首。其系被传唤归案，并在一审庭中主动认罪，如实交代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其他被告人与其情形相同，均认定了自首，其对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徒罪，只是在性质上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5、原判对其量刑明显不合理。其无论是在公司的地位，还是在组织、领导非法要债方面，都在曾鸣、余力、胡神全之下，且2014年初即已离职，但量刑却相反，明显不当。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黄光坤的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黄光坤组织、领导社会人员实施犯罪活动不当，其不是组织、领导者。恒福公司成立前是余力、刘新生到青岛考察，并由余力垫付35万元加盟费拿到德安区域经营权，再由孙法清邀其入股，后孙法清任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其只是协助孙法清管理财务，而余力是幕后策划者，余力要求股东、员工吸资放贷，其和刘新生坚决反对，孙法清叫老婆到公司闹，其和刘被迫服从。胡神全、曾鸣入股后，孙法清的总经理职务卸任给曾，二人负责全面工作，其只是副总经理协助二人管理财务，公司所有经营事务仍是余力幕后与孙法清策划、决策。如2014年公司停业后，孙法清、曾鸣、胡神全与其商量好解散公司，债权债务分到个人，但余力听孙法清汇报后一口回绝。如果当时这样做，就不存在请专业讨债人员，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此后，胡神全、孙法清、曾鸣多次商量，由胡神全叫来余力，在会上提出余力请人讨债，余力说先付5万元定金，其坚决反对，并提出5万元作为加班和餐费补助，给股东和带员工去讨债，但没人同意。后余力拿了5万元到九江请人讨债未果，孙法清、胡神全、曾鸣又多次商量由孙法清请来蔡孝富等人专业讨债。因此，黄光坤是在孙法清、余力领导、指挥下的参与者，不应承担组织、领导者的责任。2、既然黄光坤不是组织、领导者，就不应对非法催收所产生的所有犯罪行为担责，原判对其量刑显然不当。其虽为本案犯罪集团的主犯之一，应对其参与及指挥的犯罪行为负责。但原判未区分，仅凭同案被告的供述就认定黄光坤参与了犯罪活动，而实际上被害人却未指认其参与，如非法拘禁夏某1、胡某2、吴某1案，非法侵入孙某3案；且其在强迫交易案中，只是作为股东向李某1夫妇讨过债，对后面的强迫交易之事不知情，更未参与。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曾鸣上诉提出：1、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强迫交易罪。（1）原判认定的七起非法拘禁事实和三起非法侵入住宅事实，均为其他被告人临时起意发生，其既未参与，亦无事先有共谋。（2）公司催收债务是由孙法清和黄光坤负责，其不具体负责，并在股东中话语权小，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了默许、纵容行为。（3）原判在评价强迫交易罪中，认为“本案已造成被害人无家可归，险些自杀的恶劣影响”，以及“请社会人员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通过威胁、恐吓、纠缠、滋扰等软暴力方式逼迫借款人、担保人偿还债务，有组织的多次实施了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均与事实不符。无家可归和要自杀的事实，仅有李某1、陈某1夫妻的陈述，属主观证据，存有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现象，李某1夫妇仅安置房就有六套，不存在无家可归的情形。且所谓的强迫交易是发生在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进恒福公司之前，原判却认定在蔡孝富等专业讨债人员进入恒福公司之后。2、原判对其寻衅滋事罪量刑畸重。其在参与的四起寻衅滋事（第6、8、9、10起）中仅是去过现场，并无证据证明其采用了威助、辱骂、滋扰方式要债，作用很小，原判认定其为寻衅滋事的从犯，但量刑却与主犯蔡建新相同。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依法改判。曾鸣的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强迫交易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被害人李某1夫妇仅安置房就有6套，不存在无家可归的情形，认定“已造成被害人无家可归、险些自杀”与事实不符，这仅有被害人夫妻俩的陈述，属主观证据，亦存在利害关系，有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现象。且该强迫交易发生在蔡孝富等人进入公司之前，一审界定此时尚未形成恶势力集团，故不应认定为强迫交易。2、原判对曾鸣量刑过重。曾鸣参与寻衅滋事次数少，作用轻微，是从属地位，地位及作用没有蔡建新大，故其寻衅滋事罪的量刑应在蔡建新的基础上从轻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为宜。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寻衅滋事罪量刑接近起点刑，而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均为起点刑，根据我省高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其数罪并罚总刑和的中线之下量刑，但原判只决定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未体现在中线以下量刑。希望二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依法改判。胡神全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胡神全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错误。其在恒福公司主要负责集团发放贷款的诉讼工作，对集团的其他事务很少参与，没有权利组织和指挥，并非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能按其在公司工作期间集团所吸收存款的全部数额5173.3532元量刑。且案发前其已全力偿还其经手的借款。2、原判认定胡神全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证据不足。（1）其在公司话语权有限，对聘请蔡孝富等要债人员一直持反对意见，原判认定其默许、纵容公司股东组织社会人员实施“软暴力”行为，与事实不符。在向徐某1要债事实中，徐明确表示没有对其造成影响；在向张广胜要债时，其仅说了将他送到检察院去的话，没有辱骂、恐吓的行为；在向李某1、陈清泽要债中，亦没有辱骂、恐吓等行为。（2）对于本案强迫交易，其未实施该行为，以房抵债是陈清泽夫妇自己提出的，其只是协助办理了过户手续，且原判对该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3）指控的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犯罪事实中，并未有其。因此，恳请二审法院考虑胡神全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很少参与其他犯罪活动，全力偿还其经手的借款等情节，依法改判，对其减轻处罚。余力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1、余力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同案人供述，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领取劳动报酬、不从事具体业务。认定其为恶势力集团重要成员，明显证据不足。2、余力不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入侵住宅罪、强迫交易罪。（1）起诉指控的寻衅滋事犯罪事实中，无一起有其参与或出谋划策，亦无其他被告人、被害人指认其实施了以上犯罪行为，且在一审庭审中三名聘请的“专业讨债人员”均称不认识其。（2）起诉指控的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和强迫交易的犯罪事实中，无一起其参与实施或组织、指挥，同案人及证人、被害人亦未指证其实施以上行为。其他被告人也没有用任何手段强迫或者威胁李某1拿房抵押。（3）其虽与胡神全商谈过在九江雇人讨债，并联系了讨债人，支付了5万元费用，但并未实现，且当时并未明确是采取依法讨债还是采取非法手段讨债。对于之后所聘请的催债人员，其不认识，不知情，不能将其他被告人后商定的雇员实施犯罪行为的罪责要其来承担，也不能仅因其是股东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其辩护人还提出，（1）原判认定余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过高。余力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仅为26万元。公司股东及员工自己投入的资金不是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所得，不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余力与其他被告人共同吸收公众存款总额应当按鉴定意见中3046万元认定。（2）余力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其为该店面所有人，多次要求合同早已到期的孙某4搬走，但孙某4不交钥匙，余力迫于无奈砸开店门，该门是其自己店面主体结构的一部分，即使孙某4后来寻该门进行改造，但它仍是店面主体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孙某4在租赁期到后不可能将门拆走，所以该门属于余力的财产，是对自己财产的处置，故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余力虽然认罪，但一审量刑明显过重。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光喜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共同犯罪中系主犯错误。其并无参与犯罪的主观故意，到恒福公司上班，是因为该公司有营业执照，且公司股东胡神全、法律顾问闵长源均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其有理由相信该公司是合法正规的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其到何处、向何人及什么方式要债，均是在股东带领、指示及安排下进行，且其不与股东接触，均由蔡孝富与股东接触，再由他告知其，按他要求随同前往。其在要债过程中很少说话，更未辱骂过被害人，多位被害人均能证实。其纯粹是一个随从和跟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应属从犯。而有原判竟认定部分公司股东为从犯，其却为主犯，明显错误。2、原判认定其违法所得9.9733万元错误。其基本工资只有3500元，至于提成是公司发给蔡孝富，再由蔡孝富分少量给其，有几次蔡孝富拿了提成都未告知其，但原判却认定其违法所得竟高于蔡孝富，明显错误。因此，原判错误认定其为主犯，导致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事实，依法对其减轻处罚。王光喜的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1）根据鉴定意见认定王光喜工资及提成为99733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催债提成是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三人平分，鉴定结论依据的是提成费用报销单，有的是蔡孝富和王光喜签单，大部分为王一人签，而实际上是他们一、二人作为三人代表签定，并不是说这就是王光喜个人的工资提成。鉴定机构根据公司财务单证，将三人平均分的提成算在王光喜个人名下，明显与案卷材料及三人供述反映的事实不符，不能以此认定王光喜的实际工资和提成。（2）认定王光喜实施了“以拦车、威胁、电话恐吓等方式向代某1要债”的行为，不是事实。王光喜、蔡孝富、蔡建新的供述以及被害人代某1的陈述，均证实拦车的是孙法清，打电话的是姓蔡的人，王光喜没有实施原判认定的行为。（3）认定王光喜到李某1茶馆要债不是事实。王光喜、蔡建新的供述均否认该事实，没有证据证明王光喜去过李某1茶楼要债。2、原判未认定王光喜为从犯，属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蔡孝富、蔡建新和王光喜本人的供述，王只是蔡孝富叫去公司帮忙开车、打杂的，其不是犯罪行为的组织者、策划者或犯罪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但原判认定其起主要作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认定为从犯。3、原判对于同一犯罪行为存在重复评价、重复定罪。原判认定被告人对孙某3寻衅滋事犯罪与非法侵入孙某3家犯罪，系同一犯罪行为；对刘某4寻衅滋事犯罪与非法拘禁刘某4犯罪及两次非法侵入刘某4家犯罪系同一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具有包容关系的犯罪条文，属于法条竞合，依法应按处罚较重的定罪处罚，既已认定王光喜构成寻衅滋事罪，就不应再定非法拘禁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罪。4、原判对王光喜量刑过重。原审查明王光喜与蔡建新同犯寻衅滋事罪，犯罪情节相同，均被认定为主犯，都具有坦白情节，但其量刑却比蔡建新重，原因就是二人的工资和提成金额不同，且王光喜应为从犯，建议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仅以寻衅滋事罪对其减轻处罚。蔡建新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重要成员错误。其是跟着公司老总去要债，从未威胁、恐吓和打电话给被害人，甚至没有说过话，所起作用很小。2、原判认定其违法所得1.2万元与事实不符。其仅于2014年5-7月在恒福公司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3、原判认定其参与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犯罪，有几起与事实不符。（1）其从未见过骆某1，更未向他讨债，也没有到过江某1家讨债和李某1的茶楼讨债；虽然其与他人找过张某1讨债，但两次其都未说一句话，遇到代某1向其要债时，是孙法清、蔡孝富拦代的车，其未拦车。（2）其不认识胡某1、夏某1，也从未见过面，没有参与非法拘禁二人；拘禁胡某1时其尚未应聘到公司，被害人陈述中亦未有其。（3）第一次在刘某4家跟守，其按照孙法清安排，守到当晚12时就回家了；认定第二次在刘某4家是2013年和2014年初的一天晚上，其此时还未到公司上班，未参与该起犯罪。因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蔡建新的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蔡建新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在寻衅滋事犯罪中，蔡建新只去过孙某3家一次，且只是停留在门口；去过张某1家两次，也是在小区门口见过一次，没有说任何话；去过汤某砖厂两次和李某1家两次；去过孙某1家和夏某1家一次，但没进夏家门。（2）蔡建新仅在2014年5月中旬至7月底在公司上班，领取了2个月工资4000元左右，但原判认定其领取1.2万元与事实不符。2、在非法拘禁犯罪中，蔡建新由于身体不好，于当晚12时左右先行回家，并非“继续在刘某4直至次日8时”。而第2起在刘某4家，其确未参与。3、对蔡建新量刑时应予考虑的情节。其入职仅两个月，每次均是被安排跟随一起催账，从未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甚至未与债务人见面，未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和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亦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应属从犯；其主观恶性小，并非累犯，且身患疾病，做过手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充分考虑，对其进行缓刑处罚。刘新生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其为主犯错误。孙法清、黄光坤、余力等公司发起人看好其熟悉金融业务，对开办公司有所助力，提出给其5%的干股即“技术股”，其出于朋友情谊才予接受，被动成为股东，且5%的“干股”份额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后公司成立时，余力提出其要实际出资，黄光坤才帮其投入5万元股金。其仅象征性地享有5%的股权，在公司没有话语权，地位极低。其未参与公司的管理决策，原判也予以了认定，且很早即被公司边缘化，有名无实，属于徒有虚名的股东，应属从犯。2、其没有参与公司非法吸收资金的活动。其在公司成立之时就担心会偏离中介性质的范围，存在法律风险，即生退股想法，而因顾及朋友关系和工作忙而耽搁。但对公司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吸收资金的行为极不认可，又无权纠正。为避免触犯法律，只好在行动上不参与，不仅自己未投入一分资金，亦未发动亲友投入，更未获取公司任何收益。3、其具有坦白情节，且系初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闵长源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闵长源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错误。其主观上不具有明知恒福公司为恶势力犯罪的认识因素，其所从事的工作都是特定债务人的法律追偿问题，无从认识到公司放贷业务是恶势力犯罪活动；客观上其没有参与暴力讨债的行为，所做工作和作用与李金生一样，其既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管理人员，亦未参与孙法清等人实施的一系列犯罪活动，却仅将其认定为恶势力组织成员，明显属于同案不同判。2、原判决认定闵长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7万元错误。这27万元包括其妻曹某218万元及妻妹、妹夫、朋友丁国和各3万元，除丁之外均是特定关系人，不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存款，仅丁国和3万元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原判对闵长源定罪量刑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其无罪。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有经过原审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证据来源合法有效，且具有客观性、关联性，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恶势力犯罪集团有组织地多次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行为的事实清楚。但是，认定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与事实不符，强迫交易行为发生在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之前，不能认定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犯罪；非法拘禁骆某1、程某的犯罪行为，亦发生在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之前，同样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犯罪；且非法拘禁胡某1的犯罪行为，不是在2013年的某日，而是2014年夏季的一天。同时，原判在寻衅滋事犯罪第八起中，认定黄光坤参与通过威胁、辱骂、滋扰方式向江某1讨债，仅有魏斌供认黄光坤与孙法清等人带着其等人去向刘某12讨债并去拉刘设备的供述，这与指控针对江某1寻衅滋事犯罪不符，虽然江某1的辨认笔录中有黄光坤，但这是公安机关对其在刘某12向孙法清、曾鸣、黄光坤的公司贷款时提供担保而辨认该三人的笔录，并不是指认有黄光坤参与到其家寻衅滋事的辨认笔录，况且江某1证实黄光坤是其小舅子，陈述中未有黄光坤参与该起事实；此外，认定蔡建新参与该起寻衅滋事犯罪，仅有王光喜一人的供述，而蔡建新明确供认孙法清叫其去被其拒绝，因为江某1是其师傅，其由此而被开除；故王光喜的该供述无其他证据印证。原判寻衅滋事犯罪第九起认定黄光坤、曾鸣参与到夏某1家威胁夏某1、王某2，亦无证据证实，该起所有证据均是证实二人带人到王某1的工厂寻衅滋事，并非到夏某1家滋扰威胁，且夏某1证实其生病出院后在家，其妻的舅舅曾鸣来看其，没有说要其还钱的事就离开了，其陈述中亦未有黄光坤到过其家。公诉机关亦未指控曾鸣参与该起犯罪。因此，本院对原判寻衅滋事犯罪第八起认定黄光坤、蔡建新参与，第九起中认定黄光坤、曾鸣参与对夏某1寻衅滋事，均不予认定。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和以孙法清为首要分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及该集团有组织地实施的寻衅滋事罪（除第八起中认定黄光坤、蔡建新参与，第九起中认定黄光坤、曾鸣参与对夏某1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及成员认定的问题。经查，2011年6月，上诉人孙法清、黄光坤、余力、刘新生为牟取非法利益，加盟青岛福元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注册成立德安县恒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孙法清任公司法人代表，黄光坤任总经理，余力在幕后出谋划策进行管理，刘新生会过问经营情况。2012年3、5月，上诉人曾鸣、胡神全先后进入公司成为股东，由曾鸣任总经理，黄光坤、胡神全任副总经理。该公司陆续招募夏玉兰、魏芳、魏斌、兰青、易丽玲、闵长源、李金生等人为工作人员，由股东、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高息对外吸收公众存款，再对外高利放贷，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贷、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以该公司为依托的犯罪集团。2013年下半年，为催讨债务，孙法清、黄光坤、余力商量决定聘请社会人员专职讨债；曾鸣、胡神全予以默许；刘新生未参与商量，对此不知情，亦未参与犯罪集团后期的管理、决策。原审被告人蔡孝富及上诉人王光喜、蔡建新被招进该犯罪集团后，在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等人的带领或指使下，采取威胁、恐吓、纠缠、滋扰等“软暴力”方式，逼迫借款人、担保人偿还债务，有组织地多次实施了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的生产、经营、生活，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该犯罪集团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孙法清是该公司创始人之一，亦是法定代表人，管理、决策公司事务；黄光坤是该公司副总经理，参与管理、决策；余力虽不在公司上班，但却是股东之一，经常在幕后进行管理、决策，三人共同商量、策划聘请社会人员采取“软暴力”方式催债，股东曾鸣、胡神全参与商量并予默许。余力曾用犯罪集团资金在九江市聘请专门人员讨债未果，黄光坤便请来蔡孝富等社会人员专职催债。此后，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多次带领、指使犯罪集团聘请的社会人员蔡孝富等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催收债务；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亦在孙法清、黄光坤等人带领下，主动充当马前卒，积极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诉人闵长源系司法机关干部，法律知识长于普通百姓，主观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贷等行为系违法犯罪行为应该明知，对该公司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亦应明知，但其客观上仍然参与，并担任法律顾问；特别是在蔡孝富等人加入并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性质更为恶劣后仍在其中。李金生在闵长源加入前亦是法律顾问，但其在2012年10月就退出，此时蔡孝富等人尚未加入，该犯罪集团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为主，还未演变发展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据此，原判认定孙法清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为重要成员，闵长源等人为一般成员；而不认定刘新生、李金生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与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相符。因此，孙法清及其辩护人提出孙法清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成员、黄光坤及其辩护人提出黄光坤未起组织带领作用、余力及其辩护人提出余力不属重要成员、王光喜、蔡建新提出其不是重要成员、闵长源及其辩护人提出闵长源不是一般成员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2、关于原判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以及非法所得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孙法清等人为规避法律，要求公司股东、职员均有任务以个人名义吸收存款。他们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单、在当地电视台做广告以及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高息吸收公众存款用于非法放贷。案发后，侦查机关通过搜查公司、提取账本、查封账号、调取银行流水明细等，获取原始资料，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根据以上资料检材，经过审核作出了鉴定意见，以股东名义累计投入资金2878.1432万元、业务员吸收存款资金3064万元，共计5942.1432万元。而这其中股东投入的累积资金，并不是股东自己的资金，如鉴定意见中认定“股东投放资金2878.1432万元，其中，孙法清吸收存款150万元，余力吸收存款26万元”，这均说明股东投放的资金也是吸收公众的存款。且证人王某3、雷某等21名证人均证实，他们通过孙法清向恒福公司投资共1000余万元；孙法清亦供认其向王某3、雷某等49人吸收资金800余万元。其他股东除刘新生外亦是该种情形，只不过是以股东的名义投入，实质上仍是吸收他人的存款；且他们将利润分成又转为放贷款继续放贷，这就造成股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中存在个位数的情形。因此，原判将鉴定意见中股东投放的资金认定为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并无不当。鉴定机构认定业务员吸收存款3064万元，是根据公司账本和银行流水明细记载每个业务员所对应吸收对象的姓名、金额、时间等累加而来，并没有业务员的自有资金。孙法清等人成立该公司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为目的，成立后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为主要活动，依法不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以单位犯罪的标准处理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本案被告人吸收的公众存款对象中有少数亲友，但均是在他们向社会公开宣传后进行，且对于共同犯罪的其他同案人来说，均属于非特定对象，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对于该犯罪集团成员的违法所得金额，鉴定机构是通过每月的工资发放表及收债提成凭证审核作出的意见，工资发放表和收债提成单均有领取人的签名。但卷中的收债提成单并未包含全部，像王光喜辩护人所提的蔡孝富供述中曾供认催收到胡某2债款后其和王光喜各得一万五六千元的提成、蔡建新得了一万八千元的提成，而卷中未有此凭证，王光喜本人及蔡建新亦未有供述。提成凭证单中既有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三人签名的，也有蔡孝富与王光喜二人签名的，亦有王光喜一人签名的，同时还有经黄光坤审核、曾鸣签批给蔡孝富的，王光喜从未供认催收提成由其签名后三人平分的事实。原判根据该鉴定意见认定所有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亦无不当。因此，孙法清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过高，应扣除股东、业务员自有资金，且吸收存款对象是特定人；黄光坤上诉提出认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错误，且应按单位犯罪标准认定；胡神全上诉提出认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错误；余力辩护人提出认定余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过高，应按鉴定意见中3064万元认定；闵长源上诉提出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判决其无罪；王光喜及其辩护人、蔡建新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韦法所得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3、关于本案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等犯罪是否过追诉期限，并与寻衅滋事犯罪是否属牵连犯而有重复评价的问题。经查，刑法学理论中的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该情形下才择一重罪处罚。而本案中，上诉人孙法清等人为催讨债务，分别采取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等犯罪手段向债务人逼债还款。由此可见其寻衅滋事犯罪与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一样，都是犯罪手段，目的是逼迫债务人还债，二者是并列的关系，不存在牵连吸收。原判以各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分别定罪，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住宅、非法拘禁等犯罪中有多起发生在2014年，均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强迫交易犯罪虽发生在2013年2、3月，但孙法清等人在2014年仍实施寻衅滋事等犯罪，故强迫交易罪的追诉期限要从2014年起算，亦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因此，孙法清及其辩护人、黄光坤、王光喜辩护人、胡神全上诉提出本案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与寻衅滋事罪系牵连犯，存在重复评价；黄光坤上诉提出上述三罪已过追诉期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4、关于孙法清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判认定孙法清犯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不仅有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证人证言及同案人的供述，亦有孙法清本人的供述，以上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非法拘禁罪侵害的是他人人身权利，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使其身体被强制性地约束在一定的有限空间内，不能按自己的意志支配其身体脱离该空间范围，对于拘禁的场所是否固定、封闭，并不影响该罪成立。本案债务人不论是被孙法清等人强制性地约束在公司，还是在茶楼等其他场所；不论是一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在明确表示要离开时而被孙法清等人阻止，失去了人身自由，孙法清等人的该行为属非法拘禁犯罪行为，且非法拘禁多人，累积时间超过十二小时，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立案标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孙法清为催收债款，带人到被害人刘某4、孙某3家逼债，在被害人及其家属明确要求其等人离开时，仍强行留滞拒不退出，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孙法清在得知李某1、陈某1夫妇的猪场被拆迁而分配安置房后，召集公司股东、员工开会商定要李某1夫妇将两套安置房抵债，遭到李某1夫妇拒绝，孙法清等人便多次滋扰、纠缠，李某1夫妇被迫同意以房抵债，但提出要抵全部债务50万元，而孙法清等人仅同意抵40万元，在李某1夫妇不同意后又多次滋扰、纠缠一个多月，二被害人不堪滋扰，被迫答应两套安置房只抵40万元的债务。该两套房虽经鉴定作出了交易时所有价值的意见，但原判认为该鉴定缺乏科学性而未予采信，这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李某1夫妇的猪场拆迁被分有六套安置房，但孙法清等人违背其意愿，多次采用纠缠、滋扰方式强迫被害人转让房屋资产，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孙法清在余力邀集下与被害人孙某4协商店面搬迁事宜，双方因拆迁补偿费用问题发生争吵，后余力用锄头砸该店门，孙某4欲以阻止，但被孙法清拉住，致该店钢化玻璃门和铁质卷帘门被全部砸毁，经鉴定两门价值共计5685元。虽然，孙法清在与余力砸门前未与余力有通谋，但在余力砸门过程中拉住孙某4，对余力毁坏财物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在事中形成了合意，构成毁坏财物犯罪的共犯。该店是孙某4从余力侄子余某5手中转让而来，交给余某5的10万元转让费中包含了装修费和店里空调设备费用等，后孙某4又对该店进行过装修，并装了卷帘门，而钢化玻璃门是余某5用2万元从余力手中转让来后加装的，与余力无关，并包含在孙某4的10万元转让费中，故被余力砸毁的两门均属孙某4的财产，不应减扣余力转让给余某5时该店旧门的价值。在寻衅滋事犯罪中，孙法清带领蔡孝富等人对债务人多次滋扰、纠缠，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极大恐惧，蔡孝富曾威胁要将张某1扔下楼，孙法清威胁高某1岳母不得好过，还扬言要到熊某1工作的学校去闹，并到刘某3的家电城不让经营，到孙某1家吵闹，致其女儿孙某2被迫转学，等等，严重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破坏了社会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孙法清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情节不严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5、关于黄光坤不应对非法催收债务所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负责，且未参与原判认定的第5、8起寻衅滋事犯罪、第2、5起非法拘禁犯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犯罪；所参与的原判寻衅滋事犯罪中第3、4、6起不是寻衅滋事行为；非法拘禁犯罪中第1、7起不是非法拘禁行为；且在非法拘禁夏某1、胡某1、吴某1、刘某4案中，被害人均未指认其参与；本案强迫交易罪不成立；其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黄光坤是该公司的创建人和股东之一，其不仅参与了请社会人员专职催债的研究、商量，且在余力从九江请人未果后，主动亲自打电话并经手招进蔡孝富，蔡孝富提出与王光喜一起来，其表示同意并定好工资，几个月后认为讨债人手不够又经手招来蔡建新，随后与孙法清等人为催收债务带领该三人实施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是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除对其本人亲自参与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外，亦对其招进的三名讨债专职人员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第3、4、6起寻衅滋事犯罪中，同案人与被害人均证实孙法清、黄光坤等人多次到高某1砖厂滋扰，多次到章某1制衣厂关电闸威胁停产，多次到刘某3家电城威胁起诉查封其店、冻结账户，并有意对服务员和顾客说刘欠钱不还。刘某3陈述中从未讲黄光坤等人的逼债行为对工作没有影响，而是说黄光坤、蔡孝富开始时还是好好说的，后来就态度恶劣。黄光坤关于其仅去过高某1砖厂一次，是协助法院强制执行；每月到章某1制衣厂仅是领取执行款的辩解，没有证据证实。据此，原判认定这三起构成寻衅滋事犯罪，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判在第5起寻衅滋事犯罪中并未认定黄光坤参与对熊某1寻衅滋事。但认定黄光坤参与第8起对江某1寻衅滋事犯罪，没有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在本案非法拘禁犯罪中并未有针对夏某1、刘某4的非法拘禁犯罪，而原判第2、5起中，虽然被害人胡某2、吴某1的陈述中未直接说出黄光坤的名字，但均是说孙法清等人，且孙法清等同案人均供认黄光坤参与了拘禁胡某1、吴某1的事实，故可以认定。黄光坤带领魏斌等人强行将被害人骆某1从共青城市带至德安县的恒福公司逼迫还款，在骆某1弟弟罗某2等人前来解救无果，直至报警才被民警解救，该事实不仅有骆某1的陈述和证人孙某1、罗某2、吕某等证人证言证实，亦有同案人的供述相印证；黄光坤与孙法清在德安县九尊堂茶楼为逼债不让程某离开，直到后来程答应准确的还款时间才被放行的事实，有孙法清的供述和程某的陈述相印证。黄光坤等人的该两次行为，均是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属于非法拘禁犯罪。黄光坤辩称是骆某1回家途中看到被其等人跟踪而打电话叫人来打架，其便电话报警叫警察的事实，无任何证据印证。在非法侵入住宅犯罪中，孙法清等同案人的供述及被害人刘某4的陈述，均证实黄光坤参与了两次非法侵入刘某4家的事实，但公诉机关未指控其参与第二次，审判机关不能直接认定；在非法侵入孙某3家犯罪中，孙某3陈述中虽未说到黄光坤，但孙法清等同案人均供认黄光坤参与了该起犯罪，可以认定。在本案强迫交易犯罪中，黄光坤不仅参与了孙法清召集的股东、员工研究商量要李某1、陈某1夫妇用房抵债的会议，且还与孙法清等股东在公司约谈李某1夫妇以房抵债，遭到拒绝后又多次与孙法清带领魏斌等员工向李某1夫妇逼迫以房抵债，李某1夫妇被逼一个多月后，迫于无奈而违背意愿按其等人要求用两套安置房仅抵40万元债务。该事实不仅有同案人的供述，亦有李某1、陈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予以证实，黄光坤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黄光坤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罪，原判不认定其自首，符合法律规定。因此，黄光坤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应对非法催收债务所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负责，未参与第5起寻衅滋事犯罪、第2、5起非法拘禁犯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犯罪；所参与的原判寻衅滋事犯罪中第3、4、6起不是寻衅滋事行为，对骆某1、程某不是非法拘禁行为；本案强迫交易罪不成立；其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6、关于曾鸣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曾鸣系公司股东、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管理工作，并对公司财务支出实行一支笔，所有费用均由其一人签批支付，与孙法清一样在公司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法放贷而难以收回债务后，孙法清、曾鸣与黄光坤、余力、胡神全等股东开会商量聘请社会人员专职催债，在余力用公司5万元资金请九江市的职业讨债人员未果后，黄光坤招来了蔡孝富等人催债，曾鸣、胡神全予以默许，采取放任的态度任其实施一系列“软暴力”犯罪活动，甚至参与其中多起寻衅滋事犯罪。曾鸣虽未直接参与本案非法拘禁、侵入他人住宅犯罪活动，但其参与了商量研究聘请社会人员专职讨债活动，并纵容、放任蔡孝富等人违法犯罪，与之形成共犯，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强迫交易犯罪虽发生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之前，但曾鸣与孙法清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商量要李某1、陈某1夫妇以房抵债，李宇夫妇虽分有六套安置房，但他们并不愿意以房抵债，在不断被逼骚扰下也只是同意用两套房抵60万元全部债务，却仍然不行，并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不胜其扰，无可奈何地违背意愿被迫接受孙法清、曾鸣等人的意见，两套房只抵40万元债务，剩余10万元本金和8万元利息债务转到欠曾鸣妹妹的名义上，并为此打下欠条，但实质上仍是欠恒福公司的。不论李某1、陈某1夫妇在受到反复多次地滋扰、纠缠，被逼无奈用房抵债后是否有自杀和无家可归的情形，曾鸣等人的行为均对被害人心理上、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情节恶劣，依法构成强迫交易罪。因此，曾鸣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强迫交易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7、关于胡神全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本案第1起寻衅滋事犯罪中，胡神全带着专职讨债人员蔡孝富、王光喜到被害人徐某1工地向徐催债，胡神全威胁说不还钱自然有人来找，蔡孝富则很凶地说要天天来找徐，意思是让徐工地做不了事。徐某1虽说此事未对其造成影响，但胡神全原为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却带领具有前科劣迹的社会人员威胁债务人，性质恶劣；第10起寻衅滋事犯罪，并不是认定胡神全等人逼迫李某1夫妇卖房，而是在李某1夫妇以房抵债后仍采用威胁、恐吓方式，逼其二人归还所欠以曾鸣妹妹名义而实质是公司债务的18万元。在该起犯罪中，胡神全与孙法清等人带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到李某1、陈某1家及茶楼进行威胁、滋扰催债。以上两起事实，不仅有同案人的供述、证人刘某14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害人徐某1的陈述和辨认笔录及被害人陈某1的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胡神全本人亦有供述，证据确实充分。胡神全带领他人采用威胁、恐吓方式催债，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不论其本人是否有辱骂、恐吓等行为，均应承担法律责任。其虽未实际参与本案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犯罪，但其是公司股东、副总经理，参与了孙法清等召集的研究商量聘请社会人员专职讨债的会议，并同意余力用公司资金5万元到九江请人讨债，未果后由黄光坤请来蔡孝富等人专职讨债，其作为司法机关原领导干部，应该知道该性质的恶劣性和严重性，不仅带领其等人进行寻衅滋事犯罪活动，并默许、纵容他们实施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犯罪，对此产生的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强迫交易犯罪中，胡神全作为股东参与了孙法清召开的研究商量要李某1夫妇以房抵债的会议，亦参与了约谈李某1夫妇以房抵债之事，并力劝其二人卖房，但二人并不同意，后在其等人反复多次的威逼滋扰下才同意，最后也是胡神全利用自己原来的身份和关系，采用不正当手段办理两套安置房的过户手续，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胡神全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胡神全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强迫交易罪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8、关于余力不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余力是孙法清的小舅子，亦是恒福公司创始人和股东之一，曾与刘新生一起到青岛总部考察，该公司成立后其虽不在公司上班，但经常会去查看经营情况，孙法清亦经常去向其报告公司情况，参与重大事务决策，是幕后策划者。在非法放贷资金难以收回时，与孙法清等人开会共同研究商量，决定聘请社会人员专职讨债，并率先用公司资金5万元聘请九江市专职讨债人员，未果后黄光坤请来了蔡孝富等人，实施了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催债。蔡孝富等人虽不是余力亲自请来，但其参与了会议决策并最先实施，用公司资金去请人讨债，即使被骗和未具体参与“软暴力”违法犯罪活动，但其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且是组织者之一，依法应当承担本案“软暴力”违法犯罪后果的法律责任。本案强迫交易虽发生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之前，但余力是公司股东，李某1夫妇被迫以房抵债，归还的债务属股东收益，故其亦应对强迫交易犯罪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余力及其辩护人提出余力不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9、关于王光喜未实施拦车、威胁、电话恐吓等方式向代某1索要债务的行为；未向李某1索债；其不是主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第2起寻衅滋事犯罪是孙法清带领蔡孝富、蔡建新、王光喜分别向被害人刘某1、张某1、代某1进行威胁、滋扰，是为三人共同借款的债务逼债，属于同一起共同犯罪，王光喜均有参与。在对代某1寻衅滋事时，王光喜与同案人采取了上门、拦车的方式，同时其他同案人亦有语言威胁、电话恐吓等行为，原审法院综合表述其与孙法清、蔡孝富、蔡建新采取拦车、威胁、电话恐吓等方式向代某1要债，并无不当。认定王光喜参与了对李某1、陈某1夫妇寻衅滋事犯罪，不仅有同案人蔡孝富、蔡建新的供述证实，亦有其本人的供述相印证。足以认定。王光喜跟随孙法清、蔡孝富等人参与本案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行为积极主动，起到一定重要的作用，原判认定其为主犯，亦无不当。因此，王光喜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有关事实不清，其不是主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10、关于蔡建新未参与对江某1、夏某1、李某1寻衅滋事犯罪和非法拘禁胡某2、吴某1及第2起非法侵入刘某4住宅的犯罪，亦从未对债务人进行威胁、恐吓、打电话，在第1起侵入刘某4家犯罪中中途离开，其应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蔡建新参与孙法清等人对夏某1、李某1寻衅滋事犯罪和非法拘禁胡某1的犯罪事实，不仅有同案人的供述，亦有其本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其参与第2起非法侵入刘某4住宅的事实，有同案人的供述和刘某4的陈述，亦能相互印证。均足以认定。在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犯罪中，蔡建新是跟随孙法清、蔡孝富等人共同犯罪，不论其本人是否有拦车、威胁、打电话恐吓等行为，还是中途离开被害人家，均应对同案人实施的该犯罪结果负责，况且除仅有其一人供认在非法侵入刘某4家的当晚12时左右离开外，并无其他证据印证。蔡建新加入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后，凭着自己有犯罪前科的经历和身患疾病使他人不敢动其的状况，积极参加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一定重要的作用，原判认定其为主犯，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判认定本案非法拘禁胡某1犯罪发生的时间有误，该起犯罪不是蔡建新所供认的发生在2013年（彼时蔡建新确未进入该犯罪集团），而是被害人胡某1陈述的2014年夏季，此时蔡建新已加入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此外，原判并未认定其参与非法拘禁吴某1的犯罪活动，但认定其参与对江某1寻衅滋事犯罪，仅有王光喜一人供述，而其明确供认江某1是其师傅，孙法清要其去向江讨债时被其拒绝。故认定蔡建新参与该起犯罪，证据不足，蔡建新的该上诉理由能够成立。但蔡建新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其未参与对夏某1、李某1寻衅滋事犯罪和非法拘禁胡某2、吴某1及第2起非法侵入刘某4住宅的犯罪，亦未对债务人进行威胁、恐吓、打电话，在第1起侵入刘某4家犯罪中中途离开，其应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11、关于刘新生不是主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刘新生是该公司发起人，由其倡导创立该公司，并与余力一起到青岛总部考察。后又与孙法清、黄光坤再到青岛总部接受培训，公司成立后其虽仅持有5％的“技术股”，后亦实际投入只有5万元的股金，但其仍是公司股东，且公司并不是凭股份权重确定决策地位。刘新生是银行干部，熟悉金融业务，了解金融市场，所以才能以干股成为股东，其虽后来实际投入只有5万元股金，但地位与其他股东一样，且其在银行上班的同时经常来公司查看过问经营情况，实际参与了公司管理。其作为银行干部，深知金融法律、法规，明知公司以个人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再非法放贷，属于违法犯罪而仍然放任，原判据此认定其为主犯，符合法律规定。其本人虽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不影响对其主犯的认定，其仍应与其他股东一样，对该罪负全部责任。此外，刘新生作为股东，本应对该公司犯罪集团发展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之前所实施的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犯罪承担法律责任，但鉴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能对其加罪处罚。因此，刘新生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是主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12、关于各上诉人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后果以及各上诉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表现，综合考虑其从重、从轻处罚情节而量刑，罪刑基本相适。但在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共同犯罪中，认定曾鸣、胡神全、余力为从犯不当；且对孙法清犯寻衅滋事罪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而不是第二款亦不当，鉴于上诉不加刑，亦不能加重对其处罚。因此，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各上诉人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法清、黄光坤、余力、刘新生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并非法放贷为目的设立公司并为股东，上诉人曾鸣、胡神全明知该公司以犯罪为目的而加入成为股东，上诉人闵长源及原审被告人夏玉兰、魏芳、魏斌、兰青、易丽玲、李金生亦明知该公司系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及非法放贷而加入，形成以孙法清为首的犯罪集团，有组织地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后为催讨公司债务，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商量决定聘请上诉人王光喜、蔡建新及原审被告人蔡孝富，采取威胁、恐吓、纠缠、滋扰等“软暴力”方式逼债，形成了以孙法清为首要分子，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为重要成员，闵长源、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了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刘新生向社会公开宣传，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闵长源、李金生共同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其中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聘请并带领或纵容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实施威胁、纠缠、滋扰等“软暴力”行为催债，其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带领或纵容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实施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行为催债，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带领或纵容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进行催债，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共同商议并使用或纵容使用滋扰、纠缠方式，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他人转让资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孙法清、余力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均应依法惩处。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魏斌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刘新生为主犯；闵长源、魏斌、夏玉兰、兰青、魏芳、易丽玲、李金生为从犯。在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共同犯罪中，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均为主犯；魏斌在非法侵入住宅共同犯罪中为从犯。在强迫交易共同犯罪中，孙法清为主犯，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为从犯。在故意毁坏财物共同犯罪中，余力为主犯，孙法清为从犯。案发后，孙法清委托他人代为投案，胡神全、余力、闵长源、魏斌、兰青、魏芳、易丽玲、李金生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均视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曾鸣、夏玉兰、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刘新生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黄光坤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蔡孝富、蔡建新有犯罪前科，王光喜有劣迹，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应当从重处罚。但是，本案强迫交易犯罪行为和非法拘禁骆某1、程某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之前，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非法拘禁胡某1的犯罪行为是发生在2014年夏季，并非2013年。此外，原判寻衅滋事犯罪第八起认定黄光坤参与对江某1寻衅滋事，没有证据证实；并认定蔡建新参与该起，证据不足。原判寻衅滋事犯罪第九起中，认定黄光坤、曾鸣参与到夏某1家威胁夏某1、王银风，亦无证据证实，且公诉机关并未指控曾鸣参与该起犯罪。因此，本院均不予认定。对于原判认定曾鸣、胡神全、余力在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等共同犯罪中为从犯，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原判认定孙法清、黄光坤组织、领导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行为，却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认定夏玉兰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而仅有坦白情节，却对其减轻处罚；认定刘新生不是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不对本案“软暴力”讨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却未对恶势力犯罪集团形成之前的犯罪集团实施的强迫交易犯罪和非法拘禁犯罪中的第一、七次追究其法律责任；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魏斌实施过有别于其他业务员的行为，就评价公诉机关不宜仅指控其构成寻衅滋事罪，而不是针对该指控进行审理其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并在未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情形下，却在认定的寻衅滋事犯罪事实中仍然表述魏斌参与。以上均属适用法律错误，但鉴于上诉不加刑原则，本院不能加重处罚。因此，关于黄光坤、蔡建新未参与原判第八起寻衅滋事和黄光坤未参与第九起中对夏某1、王某2寻衅滋事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可以成立；但有关本案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及相关上诉人不是重要成员，原判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错误，本案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已过追诉期限，并与寻衅滋事罪是牵连犯存在重复评价，以及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王光喜、蔡孝富、闵长源、刘新生的其他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对蔡孝富、王光喜、蔡建新、兰青、魏芳、易丽玲、闵长源、李金生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孙法清、黄光坤、曾鸣、胡神全、余力、夏玉兰、魏斌、刘新生量刑偏轻，而上诉不加刑，本院依法处理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 毅审判员 彭济晓审判员 池 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邹琴书记员俞琳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