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陕71行赔初57号 原告西安市临潼区亨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4583。 法定代表人曹双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欣，陕西三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南晓，陕西三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 法定代表人王浩，区长。 委托代理人周晶，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姚梦竹，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何寨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 法定代表人房育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姚梦竹，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交通运输局，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 法定代表人宋光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涛，310项目部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姚梦竹，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西安市临潼区亨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西安市临潼区何寨街道办事处、西安市临潼区交通运输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西安市临潼区亨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福某某”农业园区，位于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XX村，系原告承包福柳村集体用地所建设，承包总面积约760亩，主要经营蔬菜、苗木种植及畜牧等。2016年7月份，被告何寨街道办事处以所谓的310国道建设原因，在没有出示及公告任何书面的征地方案、征地补偿及安置方案、以及未与原告签订任何书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径直将“福某某”农业园区中的约10亩用地进行征迁并将地上设施拆除。拆迁时，原告始终不清楚该征地行为的实施主体、具体方案等信息，只知道由被告何寨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具体的征地和设施拆除。此后，经原告多次交涉，被告何寨街道办事处仅陆续支付补偿款103万元，但对于具体的征地及补偿方案，始终未向原告告知。在被告何寨街道办事处长期拖延不确定补偿方案、支付补偿款项以及原告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法征收文件的情况下，原告出于查明涉案土地征收及补偿事宜的真实经过以获得完整行政行为信息的目的，原告只得在2019年初通过网上市民热线进行反映，最终由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在2019年7月10日及9月11日向原告做出答复，该答复对原告做出了因“福某某”农业园区的赔偿款金额较大故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的意见。收到以上回复后，原告方才在2019年7月10日恍然知晓涉案的“福某某”农业园区的10亩土地征收行政行为，缺少批准的书面征收方案，甚至至今连补偿方案都未形成。原告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何寨街道办事处在2015年7月份对原告经营的位于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XX村的“福某某”农业园区约10亩土地征收行政行为，一方面缺少法定的征用土地方案公告程序，另一方面未与原告商议确定征收补偿方案且未签订补偿协议情形下而径直先征收及拆除，系违法行政行为。目前，被违法征收的土地已经由被告西安市临潼区XX道建设。故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作为法定的土地征收组织实施主体，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何寨街道办事处作为涉案土地征收行为的具体实行和款项发放主体，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交通运输局作为拟征地所建设的310国道项目的管理主体，均应对其在2016年7月份对原告经营的位于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XX村的“福某某”农业园区约10亩土地违法征收行政行为，作为共同的被告参与本案诉讼并承担责任。同时，在原告承包的10亩土地于2016年7月被违法征收并拆除后，原告一直不清楚该征收拆迁的具体拆迁主体、征地拆迁方案、补偿方案等完整的行政行为信息，直到临潼区人民政府在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就本次征地拆迁事宜作出答复说明后，原告才了解到涉案征地拆迁行为的背景、主体、补偿事宜等具体行政行为信息，原告方才选择此时向贵院提起诉讼。为此，原告特依据《行政诉讼法》有关法律规定，10请求：一、三被告就其在2016年7月份对原告承包经营的位于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XX村“福某某”农业园区约10亩土地的违法拆除行为，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98.812万元。 被告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西安市临潼区交通运输局和西安市临潼区何寨街道办事处均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诉称其在2016年7月就已得知“福某某”农业园区中的10亩用地要被征迁，只是不知晓征地方案、征地补偿及安置方案等。但实际上，早在2016年1月亨运公司就已经从何寨街道办领取了一笔关于XX道XX园项目设备拆迁补偿款，金额80万元，也就是说亨运公司早在2016年1月就已经知道了案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将被征收。因此，亨运公司直到2019年11月才提起行政诉讼，不论是基于2016年7月还是2016年1月起算，都早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当裁定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的规定，本案行赔偿之诉也已过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二、亨运公司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涉案房屋被拆除的，被告向其支付的260万元都是经原告签字盖章同意认可的，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告并未因征收行为受到任何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亨运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损害，且未能对赔偿397198.812万元的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政府考虑到福某某区属于示范园区，原告前期投入较大，何寨街道办也对原告进行了相应补偿，原告也领取了补偿款共计2600065元。四、被告未实施过任何违法强拆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上，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都是亨运公司自行拆除的，且被告也并未参与拆除工作，原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参与到案涉土地地上附着物的拆除工作中，因此，被告未实施过任何违法拆除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赔偿375198.812万元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西安市临潼区亨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亨运公司)经营的“福某某”农业园区，位于西安市临潼区XX街道XX村，因310国道建设需要，2016年7月份，原告经营的“福某某”农业园区中的地上设施被拆除。2016年1月11日起，原告亨运公司从何寨街道办陆续领取关于XX道XX园项目设备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00余万元。其中于2017年4月10日领取温室大棚补偿款人民币89520元；于2018年2月12日领取福某某温室灾后修建款人民币200000元。庭审时，原告陈述涉案温室拆除行为大概发生在2016年7月份左右，温室大棚被拆除后一两天村民就将拆除的照片发送至原告法定代表人曹双丁，随后原告就补偿事宜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院（2019）陕71行初914号裁定书因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的赔偿请求亦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亦应予驳回。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西安市临潼区亨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爱琳 人民陪审员  寇艳艳 人民陪审员  王 聪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法官 助理  李阳雨 书 记 员  姬晓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