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初529号原告：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迎宾街（南段）15号楼5-2号门。法定代表人：荆翠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231号。法定代表人：叶锦寨，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吴杰，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67号。法定代表人：谢国辉，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任恩强，公司律师。第三人：大连金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25号22层。法定代表人：王德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朔，女，汉族，1976年11月25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该公司员工。第三人：大连鸿泰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158号5层公建。法定代表人：石积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男，满族，1992年10月26日出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该公司员工。原告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与被告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公司”）、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以下简称“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大连金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大连鸿泰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朔、孙相奇、任恩强、彭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运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2.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00万股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14日，原告（甲方）与金信公司（乙方，）、鸿泰公司（丙方）签订了《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运达担保2015年反权质字望001号]，约定因鸿泰公司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的借款合同中，原告为丙方的80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金信公司为原告的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质押，质押物为其依法拥有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8000万股股权。”原告与金信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在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取得了《企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辽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2015000150号]。2018年10月2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破申84号民事裁定，受理了秦鹏对明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被告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告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管理人不予确认。原告与金信公司签订的《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双方依法向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取得了《企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根据《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质押合同并依法向股权登记机关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申请人善意取得了涉案股权的质权。综上，请依法判令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押权成立，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令原告对案涉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明达公司辩称：明达公司与原告之间既无债权债务关系，更没有股权质押法律关系。明达公司对原告不负有任何责任与义务，原告的各项诉请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明达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原告对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不享有质押权，更没有优先受偿股权。原告在本案及明达公司破产债权申报中均未举证证明其与明达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其举证的合同均是与明达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签订的，对明达公司没有约束力。二、原告所谓的质押登记明确记载的出质人为第三人金信公司，并非明达公司，而金信公司并不享有该股权，原告无权依据该质押登记向明达公司主张权利。三、原告就案涉股权的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一）案涉股权在原告办理质押登记前，早就已经在另案中被司法查封、冻结，禁止转让、抵押或处分。（二）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已经明确认定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如上述第（一）条所述，大连中院在执行李乔与明达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本案原告已经就与本案同样的请求、理由、事实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大连中院经审查确认本案原告对本案所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并作出（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该裁定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在已有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情况下，原告再次以同样理由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三）案涉股权被查封后，未经法院准许，任何人不得处分，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抵押、质押等等。另案十余份生效判决，已经据此判决金信公司对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并不享有该股权。金信公司在没有善意取得案涉股权的情况下，与原告配合就该股权办理质押登记。同理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当然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四）原告在明知出质人对案涉股权不享有所有权得情况下，继续与出质人配合，接受出质人以案涉股权提供的反担保，不仅是存在过错，更是存在主观恶意。综上，本案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对案涉股权既不享有质押权，更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述称：首先抚顺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股份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依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为有价证券，公司法第129条规定股票分为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交付股票即交付了权利。由此可见股份公司的股权交易不需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交付股票即可。正因如此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从未在工商局进行过变更登记。被告援引的发起人登记并不是股东登记，该发起人登记一经登记不可以变更，无论发起人是否转让股票，发起人都始终体现在股份登记中，因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查封手续无法限制股权交易，该送达行为不能产生查封的后果，在股份公司中股份区别于股权，被告援引的厦门市工商局的文件，指的是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进行查封时要协助冻结，作为工商局应当严格区分股权与股份，因此该规定不适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依据物权法需要在工商局办理质押登记因此被告所称该股权已经被查封，无法进行质押登记是错误的。该股权依据物权法进行了质押登记由于省高院确认金信公司对该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质权人应当依据物权法及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质权适用善意取得。该股权作出查封时被查封人为明达公司，而出质登记时出质人为金信公司，从法律文书看并不是同一主体。原告适用善意取得取得。第三人金信公司、鸿泰公司均述称：一、鸿泰公司向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借款，原告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第三人为该担保提供了反担保，即用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向原告提供了反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事实清楚。二、法院判决金信公司对案涉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但《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金信公司在质押股权时并不知晓该股权被查封，因此质押股权属于无权处分，原告对质押的股权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依据《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原告应当善意取得质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运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抚顺银行与鸿泰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2.运达公司与抚顺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保04号）；3.运达公司、金信公司、鸿泰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运达担保2015年反权质字望001号）。上述证据欲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运达公司为鸿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金信公司提供反担保。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关于同意大连金信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辽银监复〔2012〕143号）；5.抚顺银行2014年7月29日股东大会决议（附通过后的章程修正案）；6.2014年7月29日《抚顺银监分局关于核准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北京车环展览中心股权资格的意见》（抚银监复〔2014〕85号）（附抚顺银行的股本结构表）；7.2014年10月17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016号]。上述证据欲证明：金信公司是涉案股权的权利外观明显，且依法取得了涉案股权的质押登记，申请人善意取得了涉案股权的质押权。8.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执复207号裁定，该裁定撤销了（2018）辽02执异15号裁定，欲证明运达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不是执行异议审查当中所审查的对象。被告明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借款合同并非明达公司签订，与明达公司无关。合同中第1.2条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4至2017年1月13日，且原告未提供该合同对应的借款借据不能证明该合同项下的贷款已经实际发放。证据2保证合同系原告与抚顺银行签署，没有明达公司签署。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合同明达公司并没有签署，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该合同第12.8条约定乙方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和增加贷款金额外不需经甲方即金信公司同意。根据该约定以及原告在债权申报中陈述的案涉借款曾于2017年1月13日办理展期，而在该时间点上金信公司、抚顺银行望花支行等涉及的另案执行异议诉讼已经取得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金信公司对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不是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案涉股权仍归属于明达公司，在此情况下原告及金信公司根据合同均有不在为贷款的展期提供担保和反担保，但原告及各第三人仍然办理了展期，这是原告及各第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明达公司合法权益的最明显和直接的证据，也是原告及第三人就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存在明显恶意和过错的主要依据。其依据该合同不能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且该合同也与除原告之外的第三人没有关系。证据四，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金信公司享有案涉股权，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股权质押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5（60号）明确商业银行的股权质押无须银监会审批，不属银监会的审批事项，该批复不能作为金信公司取得案涉股权的依据，该文件连同据5-7均已经在另案10余份生效法律文书中进行了审查，并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查封并认定这些文件均不是金信公司取得案涉股权的权利依据和凭证，也不是本案原告享有案涉股权质权的依据和凭证。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这些证据不是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同时就证据7该通知书列明的出质人为金信公司，质权人为运达公司，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该通知书中并未登记明达公司为出质人，原告不能依据该通知书向明达公司主张股权的质押优先受偿权。而且根据担保法第65条物权法第211条的规定，权利质押的质押合同内容是有明确的法定要求，而原告在申报债权时已经明确案涉借款在2017年1月13日办理了展期，而针对该展期原告及其他相关方均未办理质押登记，明显了违反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原告除不适用善意取得外实际上从根本上已经丧失了相应的权利。证据8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但该法律文书第7页明确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且并没有认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5号裁定认定错误，仅认为运达公司所提异议不是异议审查范围，并没有否定第15号裁定，不影响依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5号认定本案事实。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金信公司、鸿泰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明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沈阳中院（2018）辽01破申84号民事裁定书；2.沈阳中院（2018）辽01破申43-1号决定书。欲证明：沈阳中院于2018年10月29日裁定受理秦鹏对明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10月31日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明达公司管理人。第二组证据。1.2012年1月13日，辽宁高院（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回执；2.2013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执行裁定及协执、抚顺市工商局回执；3.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执行裁定及协执、抚顺市工商局回执。欲证明：案涉股权自2012年1月13日被法院持续查封冻结，原告在案涉股权被查封冻结的情况下，与第三人配合办理办理该股权质押登记，不是善意取得，原告不享有该股权的质权。第三组证据。1.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2.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欲证明：本案原告及另案同情况的原告，分别以对案涉股权享有质权为由，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大连中院经审理，查明并确认本案原告及另案同情况的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均不是善意取得，不享有质权。并据此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该生效法律文书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同时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第四组证据。抚顺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明达公司至今仍登记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同时该报告中也列明了股权冻结信息。第五组证据。1.大连中院（2015）大执审字第71号执行裁定书；2.大连中院（2015）大执审字第75号执行裁定书；3.大连中院（2015）大民三初字271号判决（一审）；4.大连中院（2016）辽02民初291号判决（重审一审）；5.辽宁高院（2017）辽民终221号判决（重审二审）；6.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再审裁定；7.大连中院（2015）大民三初字270号判决（一审）；8.大连中院（2016）辽02民初626号判决（重审一审）；9.辽宁高院（2017）辽民终1060号判决（重审二审）；10.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院民申1771号再审裁定；11.沈河法院（2017）辽0103执异342号执行裁定书；12.沈阳中院（2018）辽01执复60号执行裁定书。欲证明：最高法院、辽宁高院、大连中院、沈阳中院累计12份生效法律文书均查明并认定因案涉股权存在辽宁高院和大连中院的连续查封、冻结，本案出质人及另案同种情况的出质人均不是善意取得案涉股权，明达公司仍是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基于诸多生效法律文书的查明事实和依法确认，本案原告在案涉股权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的情况下，无视该情况的存在，与出质人等配合办理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未尽基本的审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不适用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更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第六组证据。1.沈阳中院（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书；2.沈阳中院（2017）辽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3.辽宁高院（2018）辽民终648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本案原告主张质权的出质人及另案同情况的出质人，均根据证据六各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起诉明达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并得到了生效判决。出质人已经确认因案涉股权存在查封，其不是善意取得的判决结果及认定事实，本案原告同样在案涉股权存在查封的情况下，与出质人等配合办理案涉股权质押登记，同样不是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原告运达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执行问题若干规定第52条，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法院的查封应当扣押相关的股权证明，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不享有诉争股权的质权。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两份裁定书是针对原告以及另案同情况原告执行异议的审查，仅就原告的异议是否能排除执行进行审查，是一种程序审查，并不确认实体的权利。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如抚顺银行所陈述，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永远记载于工商登记信息中，不因股权或股东资格的丧失而发生变动，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第五、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六组证据的第三项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书，是金信公司与明达公司就股权转让所涉问题引起的诉讼，该判决书是2018年10月26日作出，对金信公司是否是诉争股权的权利人所作的生效判决，从生效判决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之时，才正式明确诉争股权的权利人，也恰恰证明了金信公司出质属于无权处分。原告善意取得了诉争股权的质权。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第2项，抚顺市工商局明确表明对股份公司的股权变更不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对第三组证据并非生效的裁定书，该裁定书的二审裁定书明确表明股权质押不在执行异议审理范围内。第四组证据意见同原告，该冻结信息是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金信公司对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后重新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的查封手续，此后工商局依据生效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工商局联合发布的协助执行文件对该查封信息进行公示此前没有该冻结信息。第五组证据只能证明金信公司不能善意取得股权，只是由于金信公司不能善意取得股权，该股权变为了无权出质人进行质押，原告才善意取得质权，若为有权人的质押则为合法取得质权。第六组证据意见同证据五。质权的善意取得与金信公司是否善意取得股权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述证据都没有原件，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金信公司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的事项有异议，金信公司在与明达公司签订了股权协议之后，银监局及抚顺银行股东大会决议取得了案涉的股权，并且抚顺市工商局对于金信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通过公司章程变更登记，确认金信公司持有案涉股权的合法性。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意见同证据二。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此证据生成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无法证明金信公司在与运达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时明达公司股权冻结的事实。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的事项有异议，意见同证据二。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意见同证据一、二。第三人鸿泰公司质证意见：同金信公司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提交如下证据：1.保证合同一份，签订对象为运达公司，欲证明运达公司为案涉贷款进行了保证担保。2.银行存款分户账一份，欲证明2015年1月14日抚顺银行向鸿泰公司发放贷款1.15亿元，打入了其账户，贷款始终没有归还。3.展期合同一份，欲证明由本案涉及运达公司及借款人鸿泰公司共同签署了展期合同，同意为贷款继续提供担保。4.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一份，收到日期为2015年12月22日，欲证明该回执上明确写明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非上市公司股东变更登记。5.报道一份，欲证明抚顺市工商局拒绝履行查封案涉股权被大连市法院罚款100万元，无奈之下出具了回执。6.文章一份，欲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也认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不需要工商登记，法院向工商局送达查封是错误的。7.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一份，欲证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才向抚顺银行告知案涉股权曾经被查封。8.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6），欲证明案涉股权转让需要经过银监会审批，非经法定程序撤销大连金信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9.辽宁省工商局辽工商发2015（1号），欲证明股份公司的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无权办理公司登记。若股权变化涉及公司章程载明事项变动的，只需要办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备案。10.抚顺银行公司章程以及银监局对公司章程修改的批复，欲证明在2012年12月27日银监局核准金信公司作为抚顺银行股东写入公司章程记载于股东名册，该公司章程已经在工商局备案，来源于抚顺市工商局。原告运达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明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对保证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对运达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中列明担保金额，而且我们认为这份保证合同与认定本案原告主张的质权没有关联，对被告也没有约束力。证据2，贷款的发放应与借款借据为准该文件不能作为抚顺银行已经发放借款合同项目借款的证明。证据3，该合同为借款展期合同，而根据原告举证的质押担保合同，贷款展期应以担保方同意为前提，才能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该合同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1月13日，根据贷款通则的规定贷款展期应提前30日办理，该合同在操作流程上就违反了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定，另外在该合同形成的时间点本案相关各方当事人均已经知悉案涉股权早在2012年就在另案中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大连法院持续查封，且该项查封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合法有效，金信公司受让股权，因存在该项查封而被依法认定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即金信公司已经在该时间点丧失了案涉股权的所有权，本案各方在明知已经有生效法律文书对该股权作出限制并已确认金信公司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实施展期应确认为各方不再对该股权主张质押的担保权利，至少可以确认各方明知该股权所有权人已经变更的司法限制。本案原告及各第三人再次情况下实施了展期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和恶意，该合同原告方在担保人处加盖了公章，应视为原告方的保证担保，而金信公司并为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也没有在展期后重新办理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原告已经丧失了对案涉股权的质权。证据4，通知书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通知书记载的时间在案涉股权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查封之后我方举证的证据二已经充分证明案涉股权在原告主张的质押登记的时间，是处在司法查封冻结状况。且该项司法查封冻结已经被多家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的。金信公司也基于该项司法查封冻结的存在才被判决为未取得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关于抚顺市工商局是否为案涉股权的冻结查封机构，另案法律文书已经多次进行了认定。该协助通知书不能对抗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证据5，报道为复印件来源不清楚，但抚顺市工商局确因拒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而被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处于罚款，之后抚顺市工商局纠正了其错误的违反做法，配合法院完成了手续，我方在证据二进行了举证，其在另案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可以确认。证据6，该文件不是证据没有法律约束力，相反的最高人民法院多份判决已经查明并确认案涉股权存在的查封冻结是有效的，并认定金信公司并非善意取得该股权。该文章不能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证据7，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抚顺银行送达的协助执行手续，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该时间点发生在案涉借款展期之前，在此证明第三人及原告之间在办理借款展期及同意继续提供质押担保之前对于该股权存在的一系列司法冻结措施是明知的。证据8，该文件属于部门规章并不是证据，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效力已经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抚顺银行举证该份文件证明案涉股权转让的程序不仅与本案无关，而且也与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证据9，案涉股权的登记及查封机构已有另案十余份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抚顺银行提供的该份答复复印件首先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证据10，该文件形成时间发生于另案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作出之前，在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中均已经审查并考量该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生效判决已经认定金信公司并非善意取得案涉股权，案涉股权仍归属于明达公司。应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准。第三人金信公司、鸿泰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第三人金信公司、鸿泰公司未提交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案证据及庭审查明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12月17日，抚顺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2012年1月4日，辽宁高院受理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2年1月13日，辽宁高院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查封或冻结明达公司名下价值相当于本金105,000,000元及利息5,039,580元的财产。并于同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还向其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记载：辽宁高院于2012年1月13日作出的（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当事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查封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3332%的股权，15000万元，查封期限自即日起两年即自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12日止。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辽宁高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年1月15日，明达公司出具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8000万股权转让给金信公司。2012年3月15日，金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关于该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的议案。2012年5月,明达公司委托抚顺银行与沈阳亿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6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143号批复，同意金信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2012年7月4日，金信公司向抚顺银行的账户共计付款2笔，总计金额12,000万元。抚顺银行用其偿还了明达公司为关联公司所担保的欠付抚顺银行到期债务。2012年7月29日，抚顺银行股东大会修改《抚顺银行公司章程》。记载：金信公司以货币出资8000万元，出资时间2012年6月8日。2012年9月6日，辽宁高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609号批复，同意核准修改后的《抚顺银行章程》。2013年3月19日，辽宁高院指定大连中院执行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3年4月10日，大连中院立案执行。2013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作出（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并于当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年12月31日，抚顺银行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协助执行异议书》，主要内容为：抚顺银行于2013年12月30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5月20日，大连中院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冻结股权进行评估，价值2.093亿元。李乔未提出异议。2014年9月10日，李乔申请拍卖被冻结股权。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抚顺市工商局拒绝履行协助继续冻结股权义务。抚顺银行签收但载明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12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抚顺市工商局在无合法理由告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不能履行协助义务为由，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罚款决定书，对抚顺市工商局罚款100万元，限期在2015年1月9日前缴纳。后抚顺市工商局履行了协助冻结股权义务，并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其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罚款决定书未实际执行。2015年1月14日，鸿泰公司（借款人）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约定借款金额11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1月13日，由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金信粮油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同日，抚顺银行向鸿泰公司发放该笔贷款。同日，运达公司（保证人）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保04号），约定运达公司为鸿泰公司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之间的借款11500万元提供担保。同日，出质人（乙方）金信公司与质权人（甲方）运达公司、借款人（丙方）鸿泰公司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编号：运达担保2015年反权质字望001号），约定金信公司为运达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担保金额为11500万元，出质权利为“金信公司持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8000万股股权。”股权质押情况记载于抚顺银行股东名册。同日，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企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辽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2015000150号记载：根据申请，我局准予办理股权出质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特此通知。质权登记编号：A2104002015000150；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8000万元人民币；出质人：金信公司；质权人：运达公司。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2019年6月10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该日期明达公司仍持有抚顺银行15000万股股权。金信公司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称明达公司持有的8000万股已转让金信公司，请求法院停止拍卖执行。2015年4月9日，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71号执行裁定，驳回金信公司的异议。金信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请：1.确认明达公司原持有的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已经转让给金信公司，金信公司现为抚顺银行股东，持有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2.停止对抚顺银行8000万股股权冻结、拍卖等执行程序。后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驳回金信公司诉讼请求；金信公司提起上诉，后辽宁高院作出（2016）辽民终72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5年12月22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21日。同日，大连中院向抚顺银行送达。12月28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年10月19日，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贷款人）、鸿泰公司（借款人）与担保人金信公司、运达公司、王德利、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金信粮油有限公司签订《展期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5流贷002号展字第02号）。约定：本合同是对编号为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借款合同》和编号为抚银望支2015年流贷002号保01号、02号、03号、04号担保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贷款人、借款人和担保人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及协议的约定执行。贷款人同意对上述合同项下所对应的相应债务进行展期，原债务金额为11500万元，原债务到期日为2017年1月13日；展期债务金额为11200万元，展期后到期日为2018年1月9日。2017年6月19日，大连中院对金信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重审案件作出（2016）辽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驳回金信公司诉讼请求。金信公司提起上诉。2017年11月28日，辽宁高院作出（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信公司申请再审。2018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驳回金信公司再审申请。现（2016）辽02民初626号民事判决、（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2018）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均已生效。2017年12月25日，金信公司向本院提起诉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明达公司立即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2,000万元及利息、可得利益。2018年10月26日，本院作出（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解除金信公司与明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达公司返还金信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2,000万元。双方均未上诉，现（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2018年，运达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请求停止拍卖对案涉股权的执行。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作出（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运达公司异议请求。运达公司申请复议。2018年6月9日，辽宁高院作出（2018）辽执复207号执行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运达公司的异议申请。2018年10月29日，本院裁定受理明达公司破产清算，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明达公司管理人。运达公司遂向明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未予确认。2019年4月16日，运达公司提起本案之诉。本院认为，运达公司因明达公司管理人未予确认债权提起诉讼，故本案案由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3条第三款规定，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权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由此可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除应遵循《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相关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本案案涉《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系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举的无效情形，且抚顺银行将质押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故该合同有效。关于运达公司是否善意取得案涉股权质权并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另案生效文书即（2017）辽民终106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三十五条第三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等相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宜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金信公司、明达公司和抚顺银行在签订和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的行为亦表明，各方均知道抚顺市工商局是抚顺银行股权登记机构。在案涉股权被查封和转让中，辽宁省及抚顺市没有另行设立负责抚顺银行股权变更登记的部门。故本院于2012年1月13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冻结明达公司名下财产后，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抚顺市工商局采取什么方式履行司法协助义务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查封已经依法公示的事实。”生效司法文书（2017）最高法民申1771号民事裁定书亦载明：“关于涉案股权查封程序问题。1.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权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项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涉案股权被查封时，辽宁省当地也没有另行设立负责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部门。执行法院于2012年1月、2013年12月两次裁定查封冻结涉案股权时，抚顺市工商局并未对其负有协助履行查封冻结涉案股权义务提出异议，虽曾对2014年12月26日的查封裁定表示拒绝协助执行，但之后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实际履行了协助义务。2.关于查封、冻结涉案股权的公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一审法院对涉案股权作出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抚顺市工商局接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至于抚顺市工商局履行司法协助义务的具体方式，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涉案股权查封已经依法公示的事实。3.关于查封、冻结的通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的保全措施应通知相关公司，而明达公司持有涉案股权系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不属于上述规定调整范围。”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保全查封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排他性，未经人民法院许可，或未经解除查封，任何人不得处置。其他主体在应当知道该公示的情况下欲实施其他处置案涉股权法律行为时应尽到注意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案涉股权出质登记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此时案涉股权已完成了保全公示，运达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处置自身权益时，在进行质押登记时，应尽到了解质押标的物即本案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的义务，以避免权利不能实现的风险。而运达公司在应当知道案涉股权已被保全公示的情况下，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未对自身权益处置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运达公司构成善意第三人，运达公司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因此，原告提出的对案涉8000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1,800元，由原告抚顺运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 扬审判员 张春韬审判员 于 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俣彤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