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628民初3152号 原告：罗某书，男，1982年5月23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军，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汽贸城（城南高速收费站旁）。 法定代表人：陈运秋，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会江，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伦，系公司职工，一般授权。 被告：吉林省百仕达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 法定代表人：邵双富，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岩，吉林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北京长晟通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水文家园。 法定代表人：潘宇恒,系公司经理。 原告罗某书与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富公司”）、吉林省百仕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仕达公司”）、北京长晟通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审理。2018年12月11日，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根据被告佰富公司申请，追加长晟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2019年7月10日由审判员熊启林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冯叶、人民陪审员龙刚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又于2019年10月10日第二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某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军、被告佰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运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会江、孙福伦、被告百仕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长晟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某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佰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决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返还原告购车款36.08万元；3.判决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赔偿原告损失（税、上牌费用等）8.92万元；4.判决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向原告赔偿购车款三倍损失108.24万元；5.判决诉讼费由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承担；6.要求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将所出售的车辆自行收回；7.要求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承担保全费。 事实及理由：2016年8月26日，原告在被告佰富公司处购买了奥迪Q5汽车一辆，《购车合同》约定为奥迪Q5技术型汽车，汽车销售发票是被告百仕达公司出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处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佰富公司与百仕达公司均是销售主体。2018年6月中旬，原告驾驶所购买的奥迪Q5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受损送往怀化市怀化恒信奥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s店）修理发现该车不是技术型而是进取型。原告随即向被告佰富公司投诉，交流中，佰富公司该销售人员反复声明销售给原告的奥迪汽车就是进取型，经多次协商，双方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佰富公司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商，不但未履行告知义务，还故意欺诈原告。原告接受被告交付的车辆时，根本不知道该车辆并非合同约定的技术型，被告将低配版的奥迪Q5汽车当成中配版的卖给原告，其欺诈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人身、财产和精神伤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 被告佰富公司辩称：1.佰富公司无欺诈的故意与行为。佰富公司按照原告罗某书要求为其订购了奥迪Q5小轿车一辆，价格为358490.00元，与同款型号的官方参考价及市场价基本吻合，佰富公司仅从本次交易中获得两千多元的报酬，没有获取高额利润，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意图与可能性，案涉车辆从供货商长晟公司运回松桃后直接交给了原告，中间不存在对车辆进行改装的时间和空间。且佰富通并非案涉车辆的4S店或直销直营等特殊经销商，在客观上不具有该车来源的跟踪能力，无法把握和发现之前汽车配置情况，且该车在销售时能正常开具发票、办理保险及商户手续等情况均显示佰富公司并没有预先知道案涉车辆的配置存在瑕疵。2.原告无损害后果。案涉车辆在松桃进行交付时，原告进行了现场检验，而且在车辆登记时又经过了专门机关和专业人员的检验，并顺利登记，可见争议车辆的质量、型号及相关技术参数是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在长达三年多的具体使用中，原告也未发现该车存在重大质量安全、性能缺陷、以旧充好等情况发生，更没有因为车辆的重大缺陷给原告造成任何重大人身和财产损失，其购买汽车的基本目的完全能够满足。参照《合同法》第94条第4款规定，对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使消费者不能实现合同根本目的的损害程度后，才有可能解除合同，也才可能会有“退一赔三”的后果。3.原告主张遭受欺诈证据不足。原告没有提出证据予以明确实际购到的车辆是“进取型”，而非合同约定的“技术型”，且并非汽车型号，没有相应的法定的、权威的技术参数与之相匹配。案涉车辆是“进取型”还是“技术型”本身并没有权威机构的准确界定，且原告提车时间过于久远，对于案涉车辆减少配置的事实是否发生在提车之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4.原告提交的购车合同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能保证真实性，依法不能采用，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根本无法查清，依法应予以驳回。5.佰富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品牌汽车不同于一般商品，按照2017年4月前《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销售品牌汽车必须有特殊授权，经过合法备案才能合法销售品牌汽车。本案中长晟公司、佰富公司在2016年售卖该车时并无经营奥迪汽车的资质，只有百仕达公司具备合法资格，所以在本案中，只有百仕达公司才是真正的经销方，长晟公司、佰富公司均是其代理人。且汽车销售款最终交至百仕达公司，销售发票也由百仕达公司向原告出具，其责任依法应当由百仕达公司承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合同法》第54条、55条规定，消费者“退一赔三”的主张，需在消费者知道或应当知道经营者具有欺诈行为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原告已经超过了两年才提起诉讼，其当庭提交的《维修单》无任何单位和个人签字、盖章，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能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原告对于佰富公司的起诉及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被告百仕达公司辩称：1.原告罗某书要求百仕达公司承担责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其主张。2.原告罗某书与百仕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原告罗某书是在佰富公司处购买车辆，并与之签订了《购车合同》，因买卖车辆发生的争议，应由其合同相对方解决。3.百仕达公司与佰富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代理关系。庭审中佰富公司主张其系因为没有销售资质，所以不是适格的买卖主体关系，该理由无法成立。佰富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向客户提供并交付车辆。上述行为及过程均由其独立完成，足以证实其是销售主体，没有资质的事实不影响其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就算因为其资质原因导致买卖合同无效，也和百仕达公司无关。4.原告要求百仕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百仕达公司没有收取原告罗某书的款项，没有向罗某书交付车辆，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存在任何虚假承诺以及欺骗的情形，更不构成欺诈。综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责任，在本案中百仕达公司即非经营者，又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罗某书针对被告百仕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晟公司无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罗某书向本院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及被告佰富公司提交的案涉车辆档案中《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能相互证明“购买方名称及身份证号码‘罗某书5222291982××××××××’，所购车辆厂牌型号‘奥迪牌XXX，价税合计为322000.00元”案涉车辆于2016年11月04日登记在原告罗某书名下；被告佰富公司提交的订金单及购车款转账凭证、物流验车转账凭证，证明被告佰富公司为原告采购约定车辆，共支付358490.00元购车款。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购销合同》系佰富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在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处载明的销售顾问与证明人均是田茂能，且合同载明的汽车指导价款为423300.00元与庭审过程中原告罗某书和被告佰富公司陈述一致，按《购销合同》约定的型号为“技术型”的奥迪Q5汽车，市场指导价为423300.00元，实销价为360800.00元。并且《收据》均加盖有被告佰富公司公章，故对《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在《购销合同》中双方约定型号为“技术型”，但并未约定“技术型”的具体参数，通过庭审查询也无法确定“技术型”的具体参数，故本院认定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没有具体参数。对型号的约定和“技术型”以及配置的参数约定不明。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24日长春市祥龙物流有限公司受被告长晟公司委托,与被告百仕达公司对接,从一汽大众指定存放商品车的场所将案涉车辆装车运到北京交付给了被告长晟公司，并向其收取运输费用。2016年8月26日，原告罗某书与被告佰富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以银行按揭的方式购买一辆型号为‘技术型’的奥迪Ｑ5汽车，市场指导价为423300.00元，实销价为360800.00元”。当天原告罗某书支付定金5000.00元，同年9月3日、10月13日、11月3日分别支付车款20000.00元、200000.00元、20000.00元。2016年8月31日和9月3日被告佰富公司分别向长晟公司指定账号为62×××84的账户转账10000.00元、348549.00元，并在银行转账凭证上注明了摘要：“垫付罗某书Ｑ5车款”。2016年9月5日被告百仕达公司向原告罗某书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购买方名称及身份证号码‘罗某书5222291982××××××××’，厂牌型号‘奥迪牌ＦXXX’，合格证号‘ＷＡＢ051Ｇ12081613’，发动机号‘260395’，车辆识别代号‘ＬＦＶ3Ｂ28Ｒ8Ｇ3081613’，价税合计为322000.00元”。2016年11月3日，原告罗某书就案涉车辆缴纳了29300.00元车辆购置税，2016年11月04日，原告罗某书就案涉车辆申请领取了行驶证。案涉车辆档案中《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纳税人‘罗某书’，厂牌型号‘奥迪牌／ＡＵＤＩＦＶ6461ＨＣＱＢＧ’,发动机号‘260395’，车架号（车辆识别号）‘ＬＦＶ3Ｂ28Ｒ8Ｇ3081613’，车辆型号名称／代号‘ＦＶ6461ＨＣＱＢＧ’，合格证编号‘ＷＡＢ051612081613’，注册日期与发证日期‘2016-11-04’”。2016年11月12日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办妥了金额为200000.00元的汽车按揭。庭审中经当事人陈述查明,“进取型”与“技术型”属于以车辆配置不同进行区分的奥迪牌汽车销售行业的通俗用语，“进取型”指代该车在奥迪牌汽车该系列中属于低端配置，“技术型”指代该车在奥迪牌汽车该系列中属于高端配置。车架号为ＬXXX3081613的案涉车辆在奥迪牌汽车销售行业中称为“进取型”，本次交易中,被告百仕达公司就案涉车辆的实际销售价为322000.00元，佰富公司获利2251.00元，长晟公司获利36549.00元。 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营业执照、身份证、当事人陈述、《机动车行驶证》、《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佰富公司及被告百仕达公司的销售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百富公司在《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技术型”型号并非车辆的实际型号,应视为《购销合同》对型号约定不明。原告在收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并申请注册登记时就己明知并追认了案涉车辆型号就是“FV6461HCQBG”的奥迪牌汽车。被告佰富公司收取原告罗某书的购车款为360800.00元,为购进该车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358549.00元，获利2251.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实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就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佰富公司具有销售欺诈的故意。被告百仕达公司虽然按照案涉车辆的品牌型号等实际情况向被告出具了汽车销售发票，但是被告百仕达公司就案涉车辆的销售价格为322000.00元，与汽车销售发票上的价格一致，远低于原告罗某书与被告佰富公司之间约定并成交的价格360800.00元，被告百仕达公司主观与客观均不存在欺诈，故原告主张被告佰富公司与被告百仕达公司构成欺诈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告以被告构成欺诈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退车退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因被告佰富公司与被告百仕达公司均不构成欺诈，故原告要求被告佰富公司与白被告百仕达公司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罗某书与被告佰富通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型号为“技术型”的奥迪Q5汽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约定购买“技术型”价值的车辆，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的是“进取型”价值的车辆。双方对“技术型”和“进取型”的配置约定不明，虽佰富公司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欺诈，但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约定的车型价值的车辆，存在履行瑕疵，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本院酌定被告佰富公司与长晟公司按照约定的“技术型”价款360800.00元与百仕达公司实际售出的“进取型”车价322000.00元的差价承担违约责任。即由佰富公司返还原告罗某书2251.00元，由长晟公司返还原告罗某书36549.00元，佰富公司对长晟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被告佰富公司辩称其与长晟公司在2016年11月销售案涉车辆时没有品牌汽车销售资质，是作为被告百仕达公司的代理商在销售汽车，应当由被告百仕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罗某书购车款2251.00元； 二、被告北京长晟通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罗某书购车款36549.00元，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罗某书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义务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592.00元，公告费690.00元及保全申请费5000.00元，共计24282.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罗某书负担22230.00元，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52.00元，被告北京长晟通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5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启林 审 判 员  冯 叶 人民陪审员  龙 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李光霞 书记员孙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