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5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乐乐，男，汉族，1981年12月22日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菁，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成栋，男，汉族，1981年8月26日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苑城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强，河南诺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亚楠，河南诺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和国，男，汉族，1981年1月24日生，住江苏省灌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长增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东旺路**。法定代表人：沈成栋，执行董事。上诉人姚乐乐因与被上诉人沈成栋、范和国、苏州工业园区长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巿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乐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成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认为“201400103号《借款合同》、《借据》为无效合同、姚乐乐出借给沈成栋的100万元借款为投资款”系认定事实错误。该款项为借款，而不是投资款，一审法院仅以常理、交易习惯等推断该款项为入股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更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第十五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以本案诉争款项作为股份出资，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法条明确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结合本案，被上诉人辩称非民间借贷关系，那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然而本案，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参与《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无其他证据，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该材料便认定上诉人为股东，该款项为入股款，很显然证据不足。三、被上诉人之所以一直将该款项与公司入股款混淆，其目的很明确，实为逃避还款义务。民间借贷与入股款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而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入股纠纷，如若被上诉人有充足证据，可待本借款纠纷解决后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另案主张权利。沈成栋辩称：一、沈成栋与姚乐乐之间除了55万元债务外，其它无任何债务问题，上述55万元债务已被其他案件依法判决。2015年1月4日，沈成栋偿还姚乐乐45万元，姚乐乐向沈成栋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沈成栋四十五万元整（￥450000）,2015年1月4日，收款人：姚乐乐。注：原五十五万原有借款按月息叁分伍利息，其它无任何债务问题”。其中，“四十五万”、“450000”、“2015年1月”、“姚乐乐”、“五十五万”、“月息叁分”处均按有手印。2017年7月姚乐乐以201400102和201400103借款合同提起诉讼，洛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判令沈成栋偿还姚乐乐55万元借款及利息。且不论201400102和201400103借款合同是不是同一份合同，201400102和201400103借款合同的生成日期均为2014年7月4日，而《收条》的生成日期为2015年1月4日。依据《收条》足以证实，截止2015年1月4日，沈成栋与姚乐乐之间只剩下55万元的债务，其他无任何债务问题。而该55万元债务已有生效判决，因此，姚乐乐与沈成栋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债务问题。二、201400103《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00万借款根本就不存在。2014年7月4日，沈成栋与姚乐乐约定借款，《借款合同》、收到条、借据是原告姚乐乐准备的，内容书写部分也是姚乐乐填写的，一式两份，签字后本应双方各执一份，但在沈成栋签订后姚乐乐借故把两份借款材料全部拿走，当时合同首页右上角有合同编号的打印字样，但沈成栋签字的时候两份借款合同并没有填写合同编号，属于沈成栋的那一份借款材料姚乐乐一直没有给。编号“201400102”和“201400103”都是后来姚乐乐填写的。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地方借款，如果实际借款为200万元，分开打两份借款合同，违背常理。三、姚乐乐是长增公司的隐名股东，程瑶、武银栓是姚乐乐委派的显名股东，入股金额为100万元。1、姚乐乐共计向沈成栋转款196.5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姚乐乐的入股款，另外96.5万元才是借款，之所以少转3.5万元是因为扣除了借款100万的利息3.5万元，即“砍头息”。结合借款之后沈成栋前期的付息情况，可以确定实际借款为100万元，每月支付利息3.5万元，详见借款及支付利息明细表。2、2019年5月9日，程瑶向法庭陈述：程瑶在姚乐乐的公司上班，工作内容为记账，程瑶不认识沈成栋，也自认不是股东。基于以上事实，可以证实程瑶只是显名股东。3、2016年度股东大会，名义上姚乐乐作为董事程瑶、董事武银栓授权代理人参加，实际上姚乐乐是程瑶、武银栓背后的隐名股东，以股东的身份参会。会议记录第19条：“B：公司在该此会之前做的经营决策，在公司对姚乐乐未履行告之义务的情况下，对姚乐乐产生的损失，其本人不予认可；”如果姚乐乐只是被授权代理参加会议，那么公司的经营决策，如何会对姚乐乐本人产生损失，其本人又为何不予认可，这证实姚乐乐就是公司的隐名股东。会议记录第21条：“每月20日提供财务报表给姚乐乐查阅，不得转发及存档。”如果姚乐乐只是被授权代理参加会议，如何会有股东的权利，要求每月20日公司提供财务报表给自己查阅，这也证实姚乐乐就是公司的隐名股东。4、依据长增公司投资情况说明证明材料，可以证实，姚乐乐、沈成栋和范和国均是公司的合伙发起人，因发起成立公司时没有对公账户，姚乐乐由个人账户向沈成栋个人账户转账196.5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入股款，另外96.5万元为扣除首月利息的借款，该证明材料还有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周其和律师的见证。四、姚乐乐在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民初3624号庭审和（2019）豫0311民初567号庭审中，存在以下虚假陈述以及自相矛盾之处。1、姚乐乐在（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中做虚假陈述，详见《庭审笔录》第6页，向法庭表示收条上的指印不是自己所按。后来司法鉴定研究院出具了鉴院（2018）技鉴字第224号《司法鉴定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收条》上的需检指印均是姚乐乐所按。2、姚乐乐在（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案件中，向法院递交付款记录，载明2014年7月某日，现金向沈成栋交付3.5万元。姚乐乐在（2019）豫0311民初567号庭审中，又向法庭陈述去杭州玩的时候向沈成栋支付4万元现金，自相矛盾。3、姚乐乐在（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案件中，向法庭陈述：“因为之前双方先约定借100万元，当天上午签完一份合同和借100万元的借据，后来被告问原告还有没有多余的钱，原告才又帮筹措，当天的下午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合同，和借100万元的借据”。姚乐乐在（2019）豫0311民初567号庭审中，回答是这样的：“是前后两天打的。写成一天是为了合同时间的统一。”前后矛盾。4、姚乐乐在（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案件中，回答法庭提问时，陈述自己和程瑶没有关系，不知道程瑶入股的具体款项，没有介绍程瑶作为长增公司的股东，结合程瑶的询问笔录，可是证实姚乐乐虚假陈述。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姚乐乐对沈成栋的诉讼请求。长增公司述称，同意沈成栋答辩意见。范和国未到庭未提交答辩状。姚乐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沈成栋偿还原告现金100万及相应利息（自2014年7月7日起至款项给付完毕之日止。）。2、被告范和国、长增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沈成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姚乐乐与被告沈成栋系大学同学关系。二、2014年7月4日，原告姚乐乐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借款人）的被告沈成栋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00102、201400103，两份合同的借款本金均为1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2个月(自2014年7月4日至2015年7月3日)。两份合同除编号不同之外，条款内容一模一样。均在第三条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35‰;第五条约定:乙方还款方式均为按月还息，到期结息，乙方在每月15日前将当期利息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在还款期限届满时一次还清本息；第八条约定: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主张权利，除向乙方追偿外，还可以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或无力清偿欠款，而导致甲方采取相关措施的，除支付采取相关措施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执行费用)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5000元的违约金;第十九条约定:1、借款用于筹建苏州工业园区长增电子有限公司使用；2、借款系乙方及妻子方小丽的夫妻共同债务。两份合同均有姚乐乐和沈成栋签名按手印，方小丽没有签字。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沈成栋为原告姚乐乐出具内容一样的收到条两张，均载明“今收到姚乐乐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借款人:沈成栋，身份证号:，联系方式:180××××****，2014年7月4日。”；同时，被告沈成栋与被告范和国共同为原告姚乐乐出具内容一样的借据两份，均载明“今借到姚乐乐(××)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用于购买机器设备，月利率35‰，借款期限十二个月，自2014年7月4日至2015年7月3日。到期必须一次性还本付息，逾期归还的每逾期一天必须向××支付借款总额5%的违约金。该债务有担保保证人范和国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担保时间为还清此款为止，若借款人到期不能够还款，有担保保证人负责还款。如不能按约定借款期限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借款人自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姚乐乐，身份证号:，联系方式:185××××****；借款人:沈成栋，身份证号：，联系方式：180××××****；担保保证人:范和国，身份证号:，联系方式:138××××****。”各个当事人都在自己签名上按有指印。三、2014年7月2日，原告姚乐乐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卡号62×××37)向被告沈成栋(中国银行，卡号60×××44)转账两次，每次转账金额为5万，两次共计10万；2014年7月4日，原告姚乐乐再次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卡号同上)分别向被告沈成栋(商业银行，卡号62×××01)转账四次，每次5万，共计20万;2014年7月7日，原告姚乐乐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卡号62×××37)向被告沈成栋(中国银行，卡号60×××44)转账51.5万元;2014年7月7日，原告姚乐乐通过建设银行手机银行(卡号62×××52)向被告沈成栋(中国银行，卡号60×××44)转账115万元;上述款项由姚乐乐通过银行转账给沈成栋共计196.5万元。剩余3.5万元，原告姚乐乐称系支付现金，而被告沈成栋则称系按月息3.5%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四、2015年1月4日，被告沈成栋偿还原告姚乐乐45万元，姚乐乐为沈成栋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沈成栋四十五万元整(￥450000)，2015年1月4日，收款人:姚乐乐。注:原五十五万原有借款按月息叁分伍利息，其他无任何债务问题。”其中，“四十五万”、“450000”、“2015年1月”、“姚乐乐”、“五十五万”、“月息叁分”处均按有手印。五、2017年7月份，原告以沈成栋、方小丽、范和国、长增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作出（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3624号案件），该判决已生效，并对上述事实进行了查明确认。在3624号案件中，原告姚乐乐称收条中的“注:原五十五万原有借款按月息叁分伍利息，其他无任何债务问题”不是其亲笔所写，“五十五万”、“月息叁分”处的指印也不是其所按。为此原被告双方均提出鉴定申请，原告姚乐乐申请对上述笔迹和指纹进行鉴定，被告沈成栋仅对指纹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按照双方抽签的方法选定司法鉴定研究院做鉴定，因原告姚乐乐没有及时缴纳鉴定费，鉴定机构遂作退卷处理。被告沈成栋申请的鉴定由司法鉴定研究院出具了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22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收条》上的需检指印与样本第8页上“姚乐乐”签名处指印是同一人同一手指所留；在3624号案件中，原告称其主张的借款本金100万元系201400102、201400103号两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分别50万元，因生活困难，无法承担案件受理费，故暂主张两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合计10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在3624号案件中对原告的主张按201400102号《借款合同》的事实予以审理，确认该份《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最终认定被告已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剩余借款本金55万元及利息，判定由被告沈成栋予以偿还，被告范和国、长增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201400103号《借款合同》的事实，因被告否认系借款，认为系原告的入股款，故此一审法院在3624号案件中未予审理，判令原被告均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为此，原告提起了本案的诉讼。六、关于被告长增公司的成立、出资、股东等情况，一审法院查明确认如下：1、2014年9月2日，被告长增公司成立。注册资本900万元。股东为沈成栋、范和国、程瑶、武银栓。从被告长增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可查，沈成栋认缴出资金额288万元、范和国认缴出资金额252万元、程瑶认缴出资金额180万元、武银栓认缴出资金额180万元。2、被告沈成栋、长增公司称，股东程瑶、武银栓系原告的亲属，是名义股东，程瑶、武银栓的股份实际出资人系原告，案涉201400103号《借款合同》项下的100万元借款，实际是原告为成立长增公司的出资款。根据被告沈成栋、长增公司提供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可查，与会人员中显示原告系程瑶、武银栓的授权代理人；在该会议记录的第19、20、21项中，均提及到了原告的权利，该会议记录原告本人有签字。3、为查明原告与被告长增公司的实际关系，2019年3月29日程瑶到庭接受了询问。程瑶称，原告系其表哥，舅舅家的儿子。被告沈成栋向原告借款，为了让原告放心，被告沈成栋让其到被告长增公司当名义股东，其本人没有向长增公司进行过投资，曾向原告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原告去查看过长增公司的账面情况；2019年5月9日，程瑶再次到庭，称其于2019年3月29日的陈述不真实，以本次陈述为准。程瑶称，其原来在原告处上班，做记账工作，自己不认识被告沈成栋，原告与被告沈成栋之间的事情自己也不清楚，也不是被告长增公司的股东。上述二份对程瑶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质证。审理中，因当事人的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不能。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201400103号《借款合同》、《借据》的效力问题。首先，在2017年7月4日原告和被告沈成栋签订除合同编号不同之外的其他内容相同的两份《借款合同》、《借据》，有违常理，显然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其次，原告在3624号案件中仅主张了一笔借款事实，后随着情势变更而在庭审中将两份借款合同混同，最终3624号案件的生效判决确认了201400102号《借款合同》生效成立，导致本案的产生；最后，根据被告沈成栋、长增公司提供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结合股东程瑶的陈述可查，原告系被告长增公司的隐名股东的事实可以确认，因此被告沈成栋辩称案涉款项100万元系原告的出资款的事实可以成立。综上，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案涉201400103号《借款合同》、《借据》为无效合同。但原告向被告沈成栋交付案涉100万元款项的事实，有付款凭证及被告沈成栋出具的《收条》为证，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因案涉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原告的股份出资，涉及到被告长增公司的清算等问题，故本案中不宜按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原被告可依判决查明的事实，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对被告长增公司作出清算等手续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合议庭合议，判决：驳回原告姚乐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8600元，由原告姚乐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姚乐乐提交沈成栋支付利息情况表一份以证明出借本金系200万元，该表载明付息情况如下：2014年8月3日3.15万元；2014年9月4日3.5万元；2014年10月14日7万元；2014年12月6日1万元；2015年1月4日15万元；2015年3月18日2万元；2015年4月1日1.725万元。沈成栋对此称：“从2014年8月3日、2014年9月4日付息情况包括2014年10月和11月付息情况，恰恰说明每月利息是3.5万元，就是100万元本金，月息3.5%。2015年1月4日的15万元是偿还本金，已经在（2017）豫0311民初3624号案件中查明。2015年3月18日和4月1日，当时已经偿还45万元，剩余本金55万元，所以付款利息2万元和17250元也是按照月息3.5%计算的。”一审中沈成栋提交的《苏州工业园区长增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与会人员”部分载明有：“姚乐乐（董事程瑶、董事武银栓授权代理人）”，第19条载明：“B：公司在该此会之前做的经营决策，在公司对姚乐乐未履行告之义务的情况下，对姚乐乐产生的损失，其本人不予认可；”第21条载明：“每月20日提供财务报表给姚乐乐查阅，不得转发及存档。”一审庭审中姚乐乐认可程瑶系其表妹，并称：“程瑶是在关林居住，具体地址不清楚，现在没联系方式。”姚乐乐一审中称其一共转账196.5万、给了沈成栋现金4万元。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相关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姚乐乐于2014年7月2日至7日共向沈成栋支付196.5万元，其持有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借款合同（金额均为100万元），因一审法院在另案中已对其中100万元作为借款予以认定，现姚乐乐主张另外100万元亦为借款，要求沈成栋等向其偿还，沈成栋以姚乐乐支付款项中有100万元为入股款为由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姚乐乐支付196.5万元在前，借款合同亦在前，但2015年1月4日姚乐乐出具的收条在后。在该收条上，姚乐乐确认收到沈成栋45万元、“原五十五万原有借款按月息三分伍利息，其它无任何债务问题”。由此，此前姚乐乐的出借款应为100万元而非200万元。另外，利息相关事实亦能印证此结论：1、沈成栋称姚乐乐支付入股款100万元，借款100万元按月息3.5%扣除一个月的利息后实际支付96.5万元，其共计收到196.5万元，该陈述能与借款合同中关于月息35‰的约定及实际转账数额相吻合，而姚乐乐关于其交付4万元现金的陈述则与其主张的总出借款200万元不符；2、2015年1月4日前沈成栋向姚乐乐付息金额与按200万元本金3.5%月息计算的每月利息7万元并不对应，而与按100万元本金计算的每月利息3.5万元基本吻合，2015年1月4日沈成栋归还45万元后的付息金额与按155万元本金计算的利息5.425万元相差甚远，而与按55万元本金计算的每月利息1.925万元相近。综上，再结合长增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中有关姚乐乐的内容、姚乐乐与程瑶的关系及程瑶关于其原在姚乐乐处上班、不认识沈成栋、也不是长增公司股东的陈述，本院对姚乐乐关于其本案所诉100万元为借款的主张无法采信，对其以借贷为由要求沈成栋偿还100万元及利息的诉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姚乐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姚乐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牛永爱审判员  沈可可审判员  陈加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