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民终56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安淑云，女，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玉山。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刘桂琴，女，196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天。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吉林润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永吉县。 法定代表人：冯艳学。 上诉人安淑云因与被上诉人刘桂琴、原审第三人吉林润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发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淑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玉山，被上诉人刘桂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润发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文顺虽到庭，但其未能提交劳动证明，不符合参加庭审的法律规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淑云上诉请求：撤销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安淑云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安淑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停止坐落于永吉县北大湖镇华颐家园小区3号楼安淑云回迁楼下东数第5门、西数第4门房屋（房号0227G000033180001005）的执行，案件受理费由刘桂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桂琴与润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吉02民初3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润发公司自调解协议生效后15日内给付刘桂琴借款本金28,834,550元及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止的利息14,889,515元;二、润发公司自调解协议生效后15日内给付刘桂琴自2018年3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按照本金28,834,550元,月利率2%计算)；三、刘桂琴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吉02民初3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润发公司开发的343套房屋，其中包含本案所涉的房号为0227G000033180001005的房屋。现因润发公司不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8月27日本院受理了郑育东作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本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吉02执异182号执行裁定书，因郑育东与润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安置门市的具体位置，现有证据亦不能明确该协议中关于安置门市部分的履行情况。故无法认定郑育东究竟对查封的哪套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故裁定驳回了郑育东的异议请求。该裁定书送达后，由安淑云进行签收，在十五日内郑育东未向本院提起诉讼，安淑云亦未提出异议。2019年7月31日本院又受理了安淑云作为案外人针对涉案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并查明：“……另查明，2018年8月27日本院受理了郑育东作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案件，案号为（2018）吉02执异182号。其提交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记载乙方（郑育东）房屋建筑面积91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24-06197，土地证号（2000）字第120703**，土地证面积300平方米。协议第二条结尾部分手写条款为‘门市二层（150平米）小车库1个（20平米）左右，回迁门市房面积上下误差（5平米）不找差价。’该案因郑育东未明确具体针对的执行标的而被本院驳回。安淑云提交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记载乙方（安淑云）房屋的面积、房屋所有权证号、土地证号、面积等情况与郑育东房屋状况一直，第二条结尾部分手写条款为‘门市两层（150平米）位置在住宅回迁楼下一、二层小车库1个（20平米）左右，回迁门市面积上下误差（5平米），不找差价’”。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吉02执异26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安淑云提交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被拆迁房屋、土地与郑育东被拆迁房屋、土地完全一致。同一被拆迁的房屋、土地，出现了两份被拆迁人不同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裁定驳回安淑云的异议请求。安淑云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安淑云与郑育东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执行案外人安淑云对房号为0227G000033180001005的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结合本案，安淑云应当举证证明其与润发公司在最初就房屋拆迁进行协商时，明确约定了产权调换房屋的具体位置，其权利足以排除执行。本院认为，安淑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理由：首先，在诉争房屋被查封后，安淑云的丈夫郑育东作为被拆迁房屋及土地登记的权利人提出执行异议，其所提交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安置门市的具体位置，其异议请求被驳回。现安淑云主张经咨询回迁协议应当注明回迁房屋的位置，而郑育东签订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没有约定回迁门市的具体位置，故安淑云找到润发公司重新签订了协议，明确了具体位置。经本院审查发现，安淑云该项主张与本院审理的其他类似案件中案外人的理由雷同，且即便重新签订协议，也应由润发公司与被拆迁房屋及土地的登记权利人郑育东重新签订，并收回之前签订的协议，而润发公司与非登记的权利人安淑云签订《房屋拆迁（调换）协议》，并不收回此前与郑育东签订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郑育东与安淑云系夫妻关系，且安淑云主张两份《房屋拆迁（调换）协议》均于2014年5月4日签订，郑育东签订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已经作废，但润发公司未收回。对安淑云主张的该部分事实，郑育东应当清楚，但郑育东于2018年8月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时提交的仍然是其与润发公司签订的安淑云所谓“作废”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安淑云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安淑云是在本院认为郑育东提交的协议中没有约定安置门市的具体位置，驳回了郑育东的异议请求后，才提交了其与润发公司签订的明确门市位置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安淑云的主张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且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对其提交的《房屋拆迁（调换）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安淑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明确了房屋产权调换的具体位置，故对安淑云停止执行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安淑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安淑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执行。刘桂琴以另案张金、张伟诉讼案件卷宗中的材料，永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调取的瑞丰静苑小区灭籍目录作为本案证据提供，用以证明安淑云在2018年7月23日到永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调取该证据并参加了其丈夫郑育东的案件。安淑云对其调取证据事宜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实际参加了郑育东案件。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安淑云为郑育东诉讼案件调取证据的行为，但并不足以证明安淑云确有参与该诉讼的行为。 本院二审经审查，对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问题为案外人安淑云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安淑云与润发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协议》，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而棚改办的证明材料明确了案涉2号、3号楼网点均系回迁安置的范围，并列明安淑云为回迁户，故安淑云属于被拆迁人的身份可以确认。同时，棚改办明确案涉房屋系安淑云的回迁安置房屋，结合另案其他被拆迁人回迁安置房屋的情况，可以确定安淑云回迁安置房屋的具体位置，而刘桂琴虽然主张棚改办无出具证明的资质，但棚改办系政府行政机构，且实际进行棚改的相关工作，刘桂琴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棚改办出具的证明的效力，故安淑云作为被拆迁人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相应的民事权益并应当优先实现，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在并无证据否定安淑云拆迁安置协议之真实性及棚改办证明之效力的情况下，仅以案涉房屋存在两份拆迁安置协议而否定安淑云的权利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安淑云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结论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执行吉林省永吉县北大湖镇华颐家园小区3号楼房号为0227G000033180001005的房屋。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均由上诉人刘桂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芮海宏 审判员  寇承魁 审判员  孙百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曲耘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