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05民终59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玉玲，女，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树玲，北京市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陈四海，男，197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栋梁，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婧，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玉玲因与被上诉人陈四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民初26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林玉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鲤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违法犯罪，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林玉玲本人对于案涉借款的交付情况，包括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款项交付过程、利息约定情况、双方借贷的交易习惯等能清楚向法庭陈述，而陈四海虽主张案涉借款系基于赌博所形成的非法债务，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既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报案的事实。其次，借据是证明诉争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林玉玲双方结算的借条作为主张债权的依据，案涉借条的真实性陈四海不持异议，其关于案涉借条系基于赌博形成的债务主张除了其本人的陈述之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也不能就其主张作出合理解释。第三，陈四海主张其向林玉玲所借款项系用于赌博，但对于借款用途，林玉玲作为出借方，没有义务审查借款款项用途，况且林玉玲在出借款项时并不知道陈四海所借款项用于何处，陈四海主张案涉借款系在赌场发生与事实不符，林玉玲从未参与开设赌场的行为，更没有在赌场里向其发放高利贷。第四，自陈四海举报至今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公安的侦查毫无进展，甚至连正式的案件受理回执都未提供，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涉嫌违法犯罪，仅仅只是根据陈四海向公安机关举报内容作出认定，既然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在长达9个月的初查中，至今未正式立案，可见公安机关的查证不足以证明林玉玲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第五，林玉玲一审向法院提交的陈四海与案外人李永福民间借贷纠纷民事判决书中，陈四海在该案中也主张借款180万元系赌债形成，后经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四海应当归还借款现金180万元。该案的借款时间与本案的借款时间相近，足以证明林玉玲的主张，双方之间现金的借款符合陈四海的交易习惯。但是该证据，原审法院也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最后，对于大额现金交付的现象，在晋江地区属于普遍现象。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嫌违法犯罪的主要证据未在法庭上出示，也未经当事人质证，存在程序严重违法。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陈四海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若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本案存在违法犯罪嫌疑的，该证据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双方当事人互相质证。其次，在一审开庭前，陈四海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虽然在庭审过程中，陈四海有向法庭申请向晋江市公安局调取其报案的相关案件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陈四海的调查取证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对于其申请，依法也不应当予以准许。第三，若原审法院基于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的证据，并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涉嫌违法犯罪的主要证据，也应当在庭审中出示，但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后至作出裁定之前，对于是否有向晋江市公安局调取证据，调取何证据，均未向林玉玲作出说明，也没有就其依职权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程序存在严重违法。三、陈四海主张案涉款项系基于在赌场放高利贷形成的无任何证据，也并非事实，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 陈四海辩称，一、案涉借据系林玉玲向陈四海提供赌资结转形成，在公安机关已对林玉玲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进行持续侦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经向公安机关核实相关情况后认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首先，在林玉玲提起本案诉讼前，陈四海因不堪林玉玲多次以威胁、逼迫等方式索要赌债，已于2018年12月以林玉玲非法索要赌债向晋江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根据陈四海的控告已以林玉玲涉嫌开设赌场罪开展调查并多次向林玉玲、陈四海双方及其他涉案相关知情人员进行询问形成了相关笔录。其次，据陈四海了解，在林玉玲提起本案诉讼后至今，公安机关仍持续对林玉玲及其他涉案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并持续寻找其他知情人士进一步开展对林玉玲涉嫌犯罪的调查工作。林玉玲以公安机关尚未正式立案主张其并不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但陈四海认为公安机关未正式立案侦查只能说明公安机关目前掌握的线索尚不足以认定林玉玲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并不能说明案涉借据并非因赌博这一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相反，从晋江市公安局对林玉玲进行如此长时间调查甚至进一步加大了调查力度的现状来看，公安机关系通过前期的询问调查，初步认定了林玉玲存在违法犯罪嫌疑。最后，据陈四海了解，晋江市公安局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曾就林玉玲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情况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材料予以说明。因此，在一审法院已依法向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核实了林玉玲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应事实，认定本案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形从而裁定驳回起诉，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二、一审法院经审查查明林玉玲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作出驳回林玉玲起诉的程序性裁定，不涉及案件的实体审理，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等程序违法问题。首先，林玉玲主张一审法院向晋江市公安局调取的材料未在法庭上出示属于程序违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之规定，即便是辩护人也需到审查起诉阶段方能查阅案卷材料，晋江市公安局目前针对林玉玲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仍然处于侦查过程中，且林玉玲系该案的犯罪嫌疑人，针对林玉玲进行侦查的案卷材料显然不可向其出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六十八条之规定，证据是指经查证属实后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可见，以文字、物体等为载体的材料应作为证据进行质证的前提，系该材料用以证明相应案件事实。而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对林玉玲进行询问调查的案件材料，仅系一审法院用以查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林玉玲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一审法院并未根据向公安机关调取的案件材料做出任何事实认定，上述材料不属于需经当事人双方质证的证据范围。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对于法院经审查认为有犯罪嫌疑的案件，法院应作出裁定进行处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法院认为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的后续处理方式系程序问题而非实体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涉嫌违法犯罪，并不涉及本案审理的实体问题，一审法院有权直接依法裁定，并不存在程序违法。另外，一审裁定并未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与认定，林玉玲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显然缺乏依据，若经公安侦查最终确认林玉玲不存在刑事犯罪嫌疑，林玉玲亦可以再次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林玉玲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陈四海于2011年5月1日出具给林玉玲的借条，载明陈四海向林玉玲借款370万元。林玉玲向陈四海催讨后，陈四海于2018年12月3日向晋江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其经曾某某介绍认识林玉玲后，林玉玲于2010年至2011年间在不同赌场里对其放高利贷后在晋江市宝龙酒店客房里逼迫写下欠条。2019年1月8日，林玉玲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涉嫌违法犯罪，依法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林玉玲的起诉。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陈四海向晋江市公安局报案后，晋江市公安局已经展开调查，调查尚未结束，本案应先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待公安机关调查结束后，林玉玲可以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结果另行主张相应权利。林玉玲主张一审未对从晋江市公安局调取的证据组织质证，程序违法，因该证据并未作为本案认定事实或裁判的依据，故一审未组织质证并未违反程序。 综上，林玉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魏献平 审 判 员 何冠雄 审 判 员 张国琴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倪洁瑜 书 记 员 柳炯煌 附注：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