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81民初4834号原告：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17603316118法定代表人：荆兰锋。委托代理人：刘俊丽，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荆新茹，公司员工。被告：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1676024993R法定代表人：胡运萍。委托代理人：瞿晓娜，河北路达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郑威，公司职工。原告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迪公司）与被告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冀0681民初1363号民事判决。文信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冀06民终4069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2165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2165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逾期利息，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本案一审判决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9日，被告因与原告合作的文信公司尚有大量应收账款未能收回而资金困难，又需向员工发放工资社保等，即向原告借款216500元，并答应在后期双方清算时一并予以还清。2016年3月11日，双方进行分配对账时，又再次确认了该笔216500元是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资金（即相当于借款），被告应予返还。2016年3月16日，双方对合作文信公司的账务进行了最终清算，确定了被告应当于2017年3月16日前还清所有欠款。虽自2017年3月16日起原告多次以不同方式向被告索要该笔款项，被告至今未能偿还。原告要求被告被告偿还借款216500元并给付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原告出示如下证据：1、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证明被告于2016年1月29日收到昌迪借款216500元，用于被告给员工发放工资；2、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2016年1月27日记账凭证》，证明昌迪公司出借款216500元给被告，因此记账凭证“摘要记录为出借款”，“会计科目”记载为“应收款涿州文信石油装备公司”；3、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2016年1月29日记账凭证》，证明被告在其记账凭证中，也将该216500元记载为收到借款，在“会计科目”中记载为“其他应付款／涿州昌迪石油仪器工资借款”；4、《文信公司应付昌迪公司明细表》，证明2016年3月11日，原被告双方确认了该笔216500元为昌迪公司的垫付资金，文信公司应当偿还给昌迪公司；5、《互相欠款明细》，证明该216500元也一并列入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欠款当中，并明确了2017年3月16日前还清，但文信公司又以该笔款项协商解决为由至今未能支付；6、《合资文信公司分配表》，证明2016年3月16日的《互相欠款明细》上序号3的数额“805024.73元”，来源于2016年3月11日双方对账并形成的《文信公司应付昌迪公司明细表》和《合资文信公司分配表》。该明细中对于数额805024.73元的组成中，明确216500元为文信公司是应当返还给昌迪公司的垫付资金；7、《文信欠昌迪公司费用明细》，证明2016年3月16日的《互相欠款明细》上序号1和序号2的“数额457242.23元和101351.04元”来源于2016年3月11日双方对账并形成的《文信欠昌迪公司费用明细》，从而也证明《互相欠款明细》上的各项数额都是之前在2016年3月11日双方对账时已经确定的，并非不确定，不存在待议的情况。216500元垫付资金应当由文信支付给昌迪。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辩称，1、本案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被答辩人在2017年就《互相欠款明细》进行起诉，起诉的款项是1051045.81元，显然该数额包括了216500元，被答辩人举的证据也是本案所举的证据，而经过一、二审的审理，法院作出的（2018）冀0681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冀0681民终7009号民事判决书，两个判决书均没有支持被答辩人诉讼的1051045.81元中的2165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可见，本案是符合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规定的，完全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2、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合作期间为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但在合作期间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亦未进行注册登记，而是以文信公司对外开展业务。在合作期间，合作公司是欠着工人工资的，由于合作期限已过双方面临清算，欠工人工资的款项，双方协商由双方各自出216500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答辩人在2016年2月2日也通过涿州华飞商贸有限公司向合作的文信公司账号汇入216500元，用于双方合作期间给工人发放工资。2016年3月16日双方在清算时，特注明“216500元不确定待议，协商解决”也就是说，双方均出了216500元的工资，如果被答辩人所出的工资款算入，答辩人所出的工资款也应算入，所以双方特此注明。本案并非是民间借贷纠纷，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清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出示如下证据：1、2017年2月9日民事起诉状、（2018）冀0681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冀06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曾于2017年2月9日起诉过被告，已经过一、二审法院判决，本案原告再次起诉被告违反了“一事不再理”；2、2016年2月2日涿州华飞商贸有限公司向原、被告的合作公司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汇入216500元的汇款凭证及2016年2月2日双方的合作公司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出据的收条一张，证明由于合作公司欠工人工资，原、被告均向合作公司汇入216500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也证明不是被告向原告借款，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查明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双方均为从事与石油勘探开采行业相关业务的公司。2015年9月至12月，原被告双方因经营需要开展项目合作，双方并未就合作事项成立新的独立公司实体，而是以被告文信公司为载体开展业务。2016年1月29日，原告向文信公司转账汇入216500元，同年2月2日，涿州华飞商贸有限公司向文信公司汇入216500元；2016年3月11日，双方进行对账，《文信公司应付昌迪公司明细表》第6项显示：“垫付资金，216500元”；同年3月16日互相欠款明细表第13项显示：“差额（原文信补给昌迪）5-12,1051045.81元”，备注：原文信欠昌迪的1051045.81元包括216500元，（216500元不确定待议，协商解决）；欠昌迪货款2017年3月16日欠还清。原告向被告索要216500元，被告拒付，引发诉讼。另查明，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出示了被告会计账簿中的记账凭证，该凭证记载216500元为应收账款、回收华飞公司货款。被告对该证据来源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进行对账并确认文信公司应付昌迪公司垫付资金216500元的事实发生在华飞公司向文信公司转款216500元日期之后，即便华飞公司向文信公司转入216500元，文信公司依然认可欠昌迪公司216500元。文信公司会计账簿中的记账凭证显示华飞公司转入的款项216500元属于应收账款、回收华飞公司货款。故原告所诉事实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采信支持。（2018）冀0681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冀0681民终7009号民事判决书均未对本案争议的216500元进行裁处，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被告抗辩理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偿还欠款2165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72元，由被告涿州市文信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松青审 判 员  邢 倩人民陪审员  谢继瑄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康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