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953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学奎，男，197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工业路7号益泓荣工业区七栋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974469283。法定代表人：伏玲玲，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恒，广东苏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伏玲玲，女，198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灵，男，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恒，广东苏曼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杜邦智，男，197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玮，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学奎、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伏玲玲、杜灵、一审第三人杜邦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791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学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连带支付黄学奎4698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以本金4698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0.6%计算到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承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限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黄学奎支付货款112077元；二、限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黄学奎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120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但应以不超过月利率0.6%为限，从2018年10月31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112077元为限；三、驳回黄学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受理费8348元，黄学奎已预交，由黄学奎负担6356元，由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负担1992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791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黄学奎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连带支付黄学奎货款4098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以本金4098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0.6%计算到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真实客观的事实是：1.2013年之前，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就向杜邦智购买机器设备，相互之间就有业务往来。经核对、结算后，杜灵和伏玲玲共同出具了《欠条》给杜邦智，且分别在2013年11月27日和29日签名确认，即尚欠杜邦智货款160000元。2.上述货款经核对、结算后，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又陆续向杜邦智购买了各种机器设备即配件，因此，才出现伏玲玲从个人的银行账户向杜邦智银行账户转账的事实，其中：2014年5月19日转账20000元、2014年5月30日转账35453元、2014年7月1日转账30000元、2014年11月26日转账20000元、2015年4月3日转账40000元，但上述转账绝不是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向杜邦智支付案涉货款，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事实，是错误的。3.2015年12月4日和5日，杜邦智和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再一次进行了核对、结算。自2013年11月29日至2015年12月5日期间交易的货款，由杜邦智手写一份欠款凭证，伏玲玲核对无误后在右下角签名予以确认，落款日期为12月5日，即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再一次欠杜邦智货款309800元。另外，2015年12月4日伏玲玲在原来的《欠条》右下角再次签了杜灵的名字，以确认该货款至今为止尚未支付。该签名是杜邦智亲眼看到伏玲玲所签，当时签了半个伏字再签的杜灵。4.2016年初由杜邦智出资合股投资的东莞天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停业。同年2月，杜邦智便入职东莞市道滘台羽鞋机维修厂（下称台羽厂）做业务。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仍然作为杜邦智的老客户，如果还需要购买机器设备即配件，那么杜邦智只能从台羽厂出货给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但已经改为现款交易了，即根据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的需要，杜邦智再派单派司机从台羽厂出货，送到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处，但必须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必须先付清货款才卸货验收）。因此，就出现了自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23日期间，伏玲玲从个人银行账户总共转账付货款194450元给杜邦智（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有误，其中2016年12月22日转账17820元根本不存在）。该货款其中的60000元是支付之前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所欠杜邦智的货款（案涉货款），其中的134450元是支付新交易的货款，且杜邦智、伏玲玲的银行转账记录与杜邦智跟伏玲玲、杜灵及刘念（嘉灵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微信、短信记录相吻合和对应，也与证人田某、肖某、刘某的证言以及杜邦智跟田某的微信、银行转账记录相吻合。（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法官没有尽到释明义务，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1.一审庭审中，当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否认《欠条》右下角“杜灵”的签名后，经办法官没有作出任何释明（比如询问当事人是否要申请笔迹鉴定、由谁申请，若不申请将承担什么不利后果等等）。尤其是黄学奎及代理人多次当庭提出要做笔迹鉴定，但经办法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和回复，结果却做出了对黄学奎不利的判决。2.黄学奎认为，《欠条》右下角的杜灵是不是伏玲玲所签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该160000元货款在2015年12月4日之前是否已经支付，也直接影响到判决结果，然而，一审法官置若罔闻。3.黄学奎再次向二审法院申请对《欠条》右下角的杜灵是不是伏玲玲所签做笔迹鉴定，敬请准许。（三）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不准确，适用法律条文不当，且自相矛盾，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应该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1.《欠条》上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伏玲玲和杜灵向杜邦智出具欠条，确认尚欠杜邦智货款160000元，构成债务加入，故160000元货款的原始债务人应为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欠款凭证上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伏玲玲在该欠款凭证上签名，其代表的是嘉灵公司而非其个人，并且伏玲玲只是签名，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309800元货款的债务人仅为被告嘉灵公司”。事实上，该两笔货款除形成时间和数额不同之外，其他形成原因，交易习惯，结算方式，货物的运用、已付货款的支付方式（非案涉货款都是从伏玲玲个人账户转账给杜邦智）等等都是相同的。2.《欠条》上和欠款凭证上都没有盖嘉灵公司的公章，且伏玲玲都仅仅只是签名，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一个签名就是代表个人，而另一个签名就是代表嘉灵公司呢。3.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自与杜邦智交易以来，所支付的货款都是从伏玲玲个人账户转账到杜邦智账户的，另外，伏玲玲和杜灵是夫妻关系，且交易期间也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伏玲玲个人账户上的钱当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作为嘉灵公司股东的伏玲玲和杜灵其个人财产与嘉灵公司是相互混同的，如果伏玲玲和杜灵不能举证证明个人财产与嘉灵公司的财产的独立性，作为法人和股东这种滥用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与嘉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伏玲玲和杜灵夫妻作为嘉灵公司的全部股东，且根据伏玲玲和杜灵的一贯做法，事实上嘉灵公司已经跟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完全混同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法律条文也可作为借鉴和参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条文不当，且审理程序不合法，导致判决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准许黄学奎笔迹鉴定申请，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如黄学奎所请。上诉人嘉灵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与其上诉状内容一致。被上诉人伏玲玲、杜灵向本院答辩称：以嘉灵公司上诉状作为答辩内容。上诉人嘉灵公司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学奎所有诉讼请求；2.确认由黄学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第十页最后一段认定“对于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提交的三张支票回单，因该支票的承兑时间早于欠条的确认时间2015年11月29日，故本院认为该支票对应的款项在双方于2015年11月29日结算时已经抵扣完毕，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再次主张抵扣案涉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对此，嘉灵公司认为一审认定有误，根据判决书第3页最后一段知，经一审法院查明，该欠条形成时间是2013年11月29日，并非第十页确认的2015年11月29日，实际上欠条上落笔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而嘉灵公司提供的三张支票进账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8月27日，三张支票的承兑时间均晚于欠条的确认时间2013年11月29日，黄学奎认为该三张支票对应的款项双方于2013年11月29日结算时并没有抵扣，依法应予以抵扣嘉灵公司所欠款项。三张支票的金额分别为24675元、25000元、60652.5元，合计110327.5元，一审判决嘉灵公司向黄学奎支付货款112077元，该判决欠款金额在扣减110327.5元后，仅剩1749.5元，剩下的1749.5元是因为案外人杜邦智交货时没交小件而扣减的货款，因此嘉灵公司并不拖欠案外人杜邦智货款，依法也不拖欠本案黄学奎货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互矛盾，导致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黄学奎向本院答辩称：与其上诉意见一致。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本院查明，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在2018年12月13日一审开庭笔录中，对黄学奎提交的欠款及债权转让凭证，发表质证意见为“欠条及债权转让凭证，由被告伏玲玲、杜灵的签名，对欠款金额确认，从债权转让内容可看出，转让的是被告伏玲玲、杜灵的债权，没有转让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的债权”。二审法庭调查中，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称“伏玲玲所称签名签一半的意思是伏字的一半，即只有单人旁是伏玲玲本人签的，其余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对于签名时间是否为2015年12月4日称“已经跟当事人核实过，但记不起具体的时间。即使是本人所签，只是对之前债务的确认，但并不表示在2015年12月4日还差这么多钱”。二审法庭调查中，黄学奎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中记载的银行流水单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主张大部分汇入杜邦智账户的款项并非是偿还案涉款项，并当庭撤回上诉状对2016年12月22日转账17820元的异议。根据一审法院认定银行流水清单可知，2015年12月5日之前的银行流水总计金额为145453元，2015年12月5日之后的银行流水总计金额为212270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黄学奎、嘉灵公司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为案涉债务具体金额、《欠条》右下方签名的认定；争议焦点二为伏玲玲、杜灵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偿还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黄学奎主张2015年12月4日伏玲玲在《欠条》右下角再次签了杜灵的名字，该签名是伏玲玲所签，签了半个伏字再签的杜灵，二审中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称该签名“只有单人旁是伏玲玲本人签的，其余均不是其本人所签”且对签名时间不记得，但其在一审中对2013年11月29日的《欠条》以及2015年12月5日的债权转让凭证中伏玲玲和杜灵的签名以及欠款金额160000元和309800元均予以确认，综合考虑双方说法的合理性，本院认为黄学奎的说法符合常理，应予以采纳。一审中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认为上述债权并非嘉灵公司的债权，但二审中嘉灵公司对此并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认同上述款项为嘉灵公司与东莞天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往来货款。而东莞天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3月1日所做的《情况说明》中明确写明“因此嘉灵公司欠付杜邦智的所有机器及零件配件款，都是杜邦智个人债权与我公司无关。”故本院认为截止2015年12月5日杜邦智所享有的债权为469800元（160000元+309800元），则杜邦智二审中再次提出对《欠条》笔迹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提供了汇入杜邦智账号的银行流水清单及支票为证主张其付清所有欠款，上述银行流水合计为357723元，而杜邦智主张其中只有60000元为偿还案涉债权，其余款项均为嘉灵公司与案外人台羽厂的业务往来款。对此杜邦智需举证证明台羽厂与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尽管杜邦智提供了台羽厂出库单、农行交易明细单、微信转账单、支付宝账单等证据为证，并申请了田某、刘某、肖某出庭证明，但上述证据中台羽厂出库单中并无嘉灵公司签章或伏玲玲、杜灵、出库单中联系人刘念的签字；微信转账单、农行交易明细单、支付宝转账单也仅能证明杜邦智与案外人台羽厂之间的往来情况，并不足以证明台羽厂与嘉灵公司建立起货物交易关系，更加无法得出伏玲玲银行流水清单与台羽厂出货之间一一对应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已做详尽论述，因此，本院对黄学奎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论证清晰，本院予以支持。最后，由杜邦智签收的嘉灵公司开出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2015年1月31日、8月27日金额分别为25000元、24675元、60625.5元的三张支票，尽管嘉灵公司主张应予以抵扣嘉灵公司所欠款项，但结合2015年12月5日伏玲玲与杜邦智就双方之间的货物往来进行了再一次确认，因此，本院认为出票日期在2015年12月5日之前的上述三张支票不应抵扣应支付给杜邦智的案涉货款，黄学奎关于上述三张支票并非支付案涉货款的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2015年12月5日之后的银行流水金额总计212270元即为嘉灵公司支付给杜邦智的货款，杜邦智尚享有257530元（469800元?212270元）债权，一审法院认定尚欠货款102077元未结清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在上述案涉款项469800元均为嘉灵公司与杜邦智的往来货款和嘉灵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前提下，2013年11月29日《欠条》中杜灵和股东伏玲玲均有签名，该《欠条》载明内容为“今欠杜邦智货款”，2015年12月5日的债权转让凭证有嘉灵公司法定代表人伏玲玲的签名，并且从一审中黄学奎提交的双方交易往来的凭证以及银行流水清单可知，杜邦智与嘉灵公司的交易一直是与杜灵、伏玲玲进行沟通，且货款亦是通过杜灵、伏玲玲与杜邦智之间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结算，杜灵、伏玲玲与嘉灵公司财务上存在混同。因此，黄学奎关于杜灵、伏玲玲应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伏玲玲、杜灵对其中16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正确，但认为不能推测出伏玲玲、杜灵其有意加入金额为309800元债务关系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杜邦智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已通知嘉灵公司、伏玲玲、杜灵将案涉债权进行转让给黄学奎，该通知到达之日视为转让行为生效之时，则案涉债权已转让至黄学奎名下。嘉灵公司应向黄学奎支付剩余257530元货款，伏玲玲、杜灵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嘉灵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黄学奎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791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79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为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黄学奎支付货款257530元及利息；利息以欠货款25753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257530元为限；伏玲玲、杜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学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伏玲玲、杜灵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部分8348元，黄学奎已预交，由黄学奎负担3840元，由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负担4508元。二审受理费黄学奎上诉部分7447元，由黄学奎3425.62元负担，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负担4021.38元。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42元，由东莞市嘉灵精密五金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