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56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青峰，男，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鹏，福建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江铭，福建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358531600XA 法定代表人：吴家荣，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云腾，福建正成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青峰因与被上诉人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青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改判驳回恒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首先，叶青峰仅需对2016年4月14日出具的《占用货款确认函》承担责任。该份确认函的载明，在2011年2月9日至2016年4月14日期间，叶青峰实际占用货款为人民币17501.52元，是双方对一段期间所占用款项所确认的事实，因双方尚有其他款项未理清，叶青峰无需向恒利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其次，叶青峰并未实际占用2016年4月22日的5份《欠条》所涉款项。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叶青峰系恒利公司的业务员，恒利公司有习惯即：客户的欠款若未结清，由业务员代出具欠条，2016年4月，恒利公司拟将叶青峰从宁波区域调回，要求叶青峰就其在宁波期间未结的客户货款出具欠条，因此，叶青峰才会在当天一次性出具5份《欠条》，该5份欠条除了金额不同，格式是由恒利公司提供的。事实上，该5份欠条实际为恒利公司客户的欠款，叶青峰并没有实际占有，甚至在叶青峰离职后，恒利公司是否已实际收取或收取多少货款，叶青峰均是一无所知。叶青峰为了顺利办理离职，不得已接受恒利公司将业务风险转嫁到叶青峰的做法，实属无奈。恒利公司的这一做法在公司其他离职业务员身上也同样存在。再次，前有双方确认的2011年2月9日至2016年4月14日期间叶青峰占用的款项为17501.52元，而在短短8天后，也就是4月22日，突然又确认欠款达5笔合计558980.83元，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所用的凭证由《占用货款确认函》变更为《欠条》，进一步说明4月14日所确认的款项与4月22日所确认的款项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异。 恒利公司辩称，叶青峰主张5张欠条是代客户所签，不符合事实。双方当事人于4月14日查账，发现叶青峰存在侵占货款的行为，由叶青峰出具占用货款确认函，双方深入查账，又发现叶青峰占用货款的事实，于4月22日由叶青峰出具相应的欠条，5份欠条均为叶青峰本人签名确认，不存在业务员代客户出具欠条的情况，也不是叶青峰所主张的为了尽快离职而出具的，叶青峰当时承诺要偿还侵占的货款，并出具欠条，我公司才没有报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叶青峰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恒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青峰立即偿还恒利公司欠款601482.3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叶青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至2016年4月期间，叶青峰为恒利公司业务员。2016年4月14日叶青峰出具一份《占用货款确认函》交由恒利公司收执，确认其占用恒利公司货款17501.52元。2016年4月22日叶青峰出具五份《欠条》交由恒利公司收执，分别确认欠恒利公司234162.5元、266094.97元、57837.56元、558元、327.8元，合计558980.83元。另，叶青峰分别于2014年7月3日向恒利公司借款10000元，于2015年2月17日向恒利公司借款15000元，并出具两份借款借据交由恒利公司收执。 上述事实有恒利公司提供的由叶青峰出具的《占用货款确认函》一份、《欠条》五份、《借款借据》二份及恒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峰在庭审中的陈述为证，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叶青峰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该些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叶青峰作为恒利公司的业务员，在收取恒利公司的对外货款后未能交付给恒利公司，双方经核算确认，叶青峰分别于2016年4月14日确认结欠恒利公司17501.52元，于2016年4月22日确认结欠恒利公司558980.83元，合计576482.35元，该事实有恒利公司提供的《占用货款确认函》一份及《欠条》五份为证，事实清楚，应予认定。叶青峰辩称其所出具的《欠条》体现的欠款系客户欠款，并非其所欠。对此，恒利公司不予认可。叶青峰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作为恒利公司业务员，若在履职过程中有客户货款未收回，亦有责任向恒利公司提供相应的货物交易凭证或结算凭证，本案中，叶青峰并未提供该方面证据，其关于款项系客户所欠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叶青峰取得恒利公司的上述款项缺乏合法的根据，其行为已构成了不当得利。现恒利公司请求判令叶青峰返还上述款项合计576482.35元，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因叶青峰结欠该款项后，未能及时还款，在资金占用期间必然导致恒利公司遭受一定的利息损失，现恒利公司请求判令叶青峰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恒利公司主张2014年7月3日及2015年2月17日的借款合计25000元，被告对该借款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该款项属于民间借贷，与本案其他款项不属于同一法律性质，在本案中不作一并处理，若叶青峰未能及时还款，恒利公司可就该债权另案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叶青峰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恒利公司不当得利576482.35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恒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14元，减半收取为4907元，由恒利公司负担125元、由叶青峰负担478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恒利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1.《恒利浙江办事处业务员往来账目核对表》，证明2016年2月3日，叶青峰确认其经手客户（代理商）截至2016年1月31日总欠货款897539.04元；证据2.《恒利浙江办事处业务员往来账目核对表》，证明叶青峰确认其经手客户（代理商）截至2016年4月18日余姚劳建乃结欠货款441632.92元，舟山王赛国结欠货款91175.6元、奉化汪利华结欠货款17501.52元、宁波佳丽结欠货款342590.77元；截至2016年4月23日苍南温亦锦结欠货款327.80元；瑞安王世雪结欠货款7765.03元、温州金德蔚结欠货款153503.17元，苍南杨继完结欠汇款54816.40元。证据3.《山东分公司办事处业务员变动（调动、辞职）往来账目核对书》，证明2016年4月22日，叶青峰移交账目时客户宁波佳丽货款差额266094.97元。证据4.《浙江办事处分公司办事处业务员往来账目差异表》，证明2016年4月23日，叶青峰确认移交账目的差异情况；证据5.《移交往来账目核对书》，证明叶青峰与恒利公司财务去与客户（代理商）办理移交往来账目核对客户（代理商）确认的欠货款情况。《往来账目核对书》是公司财务与叶青峰及下一任业务员和客户（代理商）四方经过对账查账，最终确认客户（代理商）尚欠公司货款数额，叶青峰也签名确认。案涉争议五份《欠条》是叶青峰的欠款，其中《占用货款确认函》对应奉化王丽华的差额，234162.50元的欠条对应余姚恒海商贸（余姚劳建乃为该公司负责人）的差额，266094.97元的欠条对应的是宁波佳丽的差额，57837.56元的欠条对应的是舟山王塞国的差额，558的欠条对应的是瑞安王世雪的差额，327.8元的欠条对应的是苍南温亦锦的差额。 上诉人叶青峰质证认为，恒利公司提交新证据是否在法院给予的举证期限内，由法院审查。附条件质证如下：对五份新证据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均为叶青峰本人签名。证据1以及证据2载明的结欠款是恒利公司会计与叶青峰核对的，并未经客户（代理商）认可，并非恒利公司所述的由多方共同确认的客户（代理商）拖欠公司的货款，不能证明叶青峰拖欠公司的货款。证据3与证据4《往来账目核对表》中“实际结欠”一栏中的账目金额是公司认为客户（代理商）拖欠的货款，“移交欠条”一栏填写的是客户（代理商）已经出具结欠凭证的金额，“差额”一栏是前述两者金额的差。这两组证据体现的是公司认为客户（代理商）应该付而未付的货款金额，并不是叶青峰应当付的货款。证据5《移交往来账户核对书》是公司会计与叶青峰和下一任业务员以及客户（代理商）四方共同参与形成的，该核对书不作欠款凭证使用，该核对书是因公司业务员要调整，需要移交客户（代理商）已经出具的欠款凭证，并非是对双方所有交易往来的总结算。实际上，往来账目核对书中的差额，大多是客户（代理商）认为应当由公司核销的费用，而公司认为不应当核销，因此，形成差额，实际上，客户（代理商）向公司支付货款时已经将可以核销的相关费用单方扣除了，故有差额的存在。核对书中差额包含上一任业务员的差额及叶青峰在任的差额。关于可以核销的费用，公司与客户（代理商）在代理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移交往来账目核对书》的目的是要核对叶青峰与客户（代理商）之间有无产生私人借款问题，如果有产生该问题，公司不承担责任，以及公司需要核对业务员提交给公司的由客户（代理商）出具的欠条的真实性。叶青峰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定如下：对恒利公司提供的5份新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恒利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1-2，是恒利公司与叶青峰共同确认的相应客户（代理商）结欠的货款；补充证据3-4是恒利公司与叶青峰共同确认的对应客户（代理商）总欠货款、出具欠条金额以及相应差额；补充证据5是叶青峰与客户（代理商）就双方往来账目（单据）情况的确认，且恒利公司确认该证据是公司对叶青峰提交给公司的客户（代理商）出具的欠条真实性进行核对，以及确认叶青峰在截至核对日之前出具给客户（代理商）的单据（包含公司承诺给予客户（代理商）核销的费用、返利、聘请导购的费用等）已经结清，该《移交往来账目核对书》并不是公司与客户（代理商）进行总结算的凭证。因此，上述补充证据5无法证明恒利公司与相应客户（代理商）结算的尚欠货款总额。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叶青峰主张案涉五张《欠条》系其替为代理商所欠货款代为出具欠条，而不是确认其本人欠款的事实外，其他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焦点进行分析。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叶青峰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款项为多少？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返还的前提是已经取得不当得利。本案中，恒利公司提供《占用货款确认函》以及五份《欠条》、《移交往来账目核对书》等证据，欲证明叶青峰侵占其货款存在不当得利。叶青峰对《占用货款确认函》中确认其占用货款17501.52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但叶青峰抗辩五份《欠条》中的欠款其经手的客户（代理商）所欠货款数额，其代客户（代理商）出具欠条给恒利公司。经查，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在五份《欠条》出具时，叶青峰系恒利公司的业务员，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叶青峰抗辩五份《欠条》系其代客户出具的欠款凭证，因此，恒利公司应就叶青峰存在占用货款、不当得利的情况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恒利公司提供的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浙江办事处分公司办事处业务员往来账目差异表》及《山东分公司办事处业务员变动（调动、辞职）往来账目核对书》，上面载明宁波佳丽差额是266094.97元、余姚恒海商贸差额是271118.50元、舟山王塞国的差额是87740.82元、瑞安王世雪的差额是7765.03元、苍南温亦锦的差额是327.80元。恒利公司主张上述证据中的客户（代理商）货款差额部分与案涉争议五份《欠条》能够对应，其中余姚恒海商贸（余姚劳建乃为该公司负责人）的差额对应234162.50元的欠条，宁波佳丽的差额对应266094.97元的欠条，舟山王塞国的差额对应57837.56元的欠条，瑞安王世雪的差额对应558元的欠条，苍南温亦锦的差额对应327.8元的欠条。叶青峰主张上述证据中的差额实际上是公司认为客户（代理商）拖欠货款扣除客户（代理商）已经出具欠条的数额，该数额并未与客户（代理商）进行实际结算，差额并非客户（代理商）实际拖欠公司的货款数额，而是客户（代理商）与公司就可以核销的费用存在争议，客户（代理商）已经自行扣除的货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体现恒利公司与叶青峰共同确认相应客户（代理商）货款存在差额，但不能证明该差额货款被叶青峰所侵占，恒利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相应客户（代理商）已将上述差额的货款支付给叶青峰，故恒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叶青峰占用案涉五张《欠条》所载明的货款。恒利公司主张叶青峰应当返还案涉五张欠条载明的不当得利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恒利公司主张叶青峰于2014年7月3日的借款1万元，2015年2月17日的借款1.5万元，属于民间借贷，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一审告知其可另行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叶青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3民初3928号民事判决； 二、叶青峰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不当得利17501.52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叶青峰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1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907元，由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负担4788元、叶青峰负担1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14元，由福建南安恒利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576元、叶青峰负担23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鹏腾 审 判 员 邱旭锋 审 判 员 张爱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何淑婷 书 记 员 吕顺达 附本案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