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80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永梅，男，197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成丽，女，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被上诉人二（原审原告）：唐长建，男，199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三（原审原告）：唐某1，女，200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四（原审原告）：古朝秀，女，194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才，男，汉族，1967年10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永川市。被上诉人五（原审被告）：徐志锋，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更新、郑燕辉，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上诉人罗永梅因与被上诉人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徐志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1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永梅、被上诉人二唐长建、被上诉人一至四委托代理人曾令才、被上诉人五徐志锋、委托代理人梁更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永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被告罗永梅不承担赔偿责任；2、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上诉人罗永梅与死者唐某2存在雇佣关系，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原判认定罗永梅与唐某2存在雇佣关系是根据三个证据，一是被上诉人徐志锋提供的电话录音，二是被上诉人徐志锋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三是成丽等人的《询问笔录》，但该三份证据不足以认定罗永梅与唐某2存在雇佣关系，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徐志锋提供的电话录音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1、因电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徐志锋并未提供电话录音的原始载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原物，因此该电话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该电话录音是2018年8月16日所录，而该房主体工程于2018年12月才完工，即便双方有协商，也不一定能事实上达成装修协议。事实上，主体完工后，是唐某2承包了该房的装修工程。3、被上诉人徐志锋要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承包关系，应提供诸如装修合同、装修款项支付等证据，但徐志锋不能提供装修合同，所提供的款项支付中，只是20I9年1月前主体工程建设款项，不能提供装修款项支付证据。其次，被上诉人徐志锋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1、因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被上诉人徐志锋仅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未能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不能确定该微信聊天记录的主体及来源，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该微信聊天记录形成日期为2018年10月25日，内容为打回你电话，没接，可能你忙，我以安排工人先改墙和修补，我会根据工作量来补他们的人工钱，没事的，等铝合金装好干一两天做好防水，再开始批墙，你不用理他们……说没事做……，因主体工程于2018年12月才完工，当时并未装修，“我以安排工人先改墙和修补”表明上诉人正在对主体人程进行修改，并未进行房屋装修，“等铝合金装好干一两天做好防水”表明改墙和修补对房屋装修影响不大，整段文字并未说明是上诉人承包装修工程。再次，成丽等人的《询问笔录》不能做为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l、因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在成丽等人出庭做证时，都无法说明上诉人与死者唐某2属于雇佣关系。2、成丽等人与死者唐某2之间有亲属或者老乡关系，根据当前社会缺乏诚信的状况，其证言不能做为定案依据。二、根据被上诉人徐志锋提供的电话录音及成丽等人的庭审证言，也证明上诉人与死者唐某2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充其量属于转包关系。1、被上诉人徐志锋提供的电话录音中，具与工人老赵、胖子的电话录音中，徐志锋陈述：“那就是说罗老板把这个工程转给了老唐，然后老唐又叫你们过来做”，老赵陈述“是的，对对对”，该段文字显示，上诉人将装修工程转包给了死者唐某2。2、成丽等人庭审中陈述，工钱由死者唐某2发放，工作由死者唐某2安排，即是说该房屋装修工程由死者唐某2最终承包，上诉人与死者唐某2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三、原判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无事实依据。死者唐某2属于农村户籍，原审被上诉人又未提供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的证据，因此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综上，请二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恰当，上诉人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第二、从上诉人上诉请求可以看出，上诉人仅要求撤销原判第二项和诉讼费用的承担，可在事实理由表述中，却提出原判按城镇标准计算不当的问题，无事实依据，上诉人的这些描述是前后矛盾的，他请求中并未提出，故原审认定的标准以及计算是符合证据予以判决的，故二审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采纳。第三、一审中相关的证据已经举示完毕，能证明被上诉人一方就是受害人家属各项请求的均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已经予以确认，故请求二审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徐志锋辩称，一、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前后矛盾，依法应该予以驳回。1、在原审庭审时，答辩人已经提交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是被答辩人没有依法核实。2、被答辩人认为其与死者唐某2不存在雇佣关系，理由系答辩人提供的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因未提供原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在《民事上诉状》第二点理由中却又表明被答辩人与死者唐某2存在转包关系，被答辩人上诉理由前后矛盾。3、既然被答辩人承认与死者唐某2存在转包关系，就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承包关系，走答辩人将涉案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走涉案房屋装修工程的承包人。4、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又在其《民事上诉状》第一条第二款又间接承认微信聊天记录的效力。被答辩人前后矛盾的叙述，不能作为上诉的理由。二、被答辩人认为戌丽等人在博罗县泰美镇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57、58条的规定。成丽等人依法出庭作证，而被答辩人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审依法采纳《询问笔录》作为证据使用符合法律程序。三、被答辩人上诉请求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认可这点。在原审中，原审原告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死者唐某2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连带赔偿四原告902076.5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4日，被告一徐志锋与被告二罗永梅签订《建筑合同》，被告一将位于博罗县********住宅发包给被告二承建，主体工程从建设第二层开始，被告二就雇佣唐某2等人进行建设施工，直至主体完工。之后，被告一继续将楼房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二，但双方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被告二亦继续雇佣唐某2等人进行装修工程施工。2019年3月28日上午9时15分，唐某2在上述房屋五楼进行外墙批灰时，不慎从五楼坠下，经送博罗县泰美镇卫生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医疗费为435.79元，医学证明死亡原因：颅内出血。事发后，博罗县公安局泰美派出所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对成丽、白成林、邹胜彬、赵恒德依法进行了询问。成丽自述我们是和别人承包需要装修的工程来做，我和我老公（唐某2）主要工作是搞水泥，另外我老公还叫了几名老乡一起帮忙搞装修，钱是由我老公从罗老板那里收款后再跟其他几人平分。涉案工地是我老公跟姓罗的老板（真实姓名我不知道）承包来做的，工程款也是罗老板给我老公的。白成林自述事发现场除我以外，还有成丽、刘忠惠、邹胜彬、徐如海、赵恒德在场，事发时唐某2在施工搞5楼外墙批灰，坠楼的过程没有人看到，大家是听到了响声跑过去才看到唐某2坠楼的，他应该是不小心失足从工地5楼掉下去的。该工地房东是徐志锋，包工头是罗永梅，是唐某2之前告诉我的。罗永梅雇佣唐某2搞工程，唐某2负责把我们几个老乡叫上一起做工搞建筑，工钱是唐某2结算给我们的。邹胜彬自述事发时我在博罗县***************内施工，在大概9时30分左右，我听到同在5楼楼外施工的工友白成林在喊唐某2掉楼了，然后我和白成林下楼查看，看到唐某2躺在地上。该工地包工头是罗永梅，由唐某2和罗老板洽谈好工钱，完工后结算。赵恒德自述事发时我隔着墙和唐某2对面的位置，9时许我听到说唐某2掉下去了，我们就跑下去看，看到成丽正抱着唐某2在哭。这个工地的包工头是罗永梅，我们是唐某2发工钱给我们，而唐某2是罗永梅发工资的，我们都是唐某2叫来做事的，当时口头约定罗永梅发工资给唐某2，然后唐某2再把工资发给我们。根据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成丽、唐长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泰府信复[2019]37号】显示，2019年3月28日上午9时15分，四川民工唐某2在我镇新星村永新小组建房装修时，不慎从五楼坠下，经泰美卫生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医学证明死亡原因：颅内出血。泰美镇人民政府和泰美派出所接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调处工作小组到工地和医院进行调查，开展死者家属妥善处理死者善后工作和家属稳定工作。泰美派出所就死者唐某2坠楼死亡原因对包工头罗永梅、业主徐志锋和其他建筑工人进行了案件调查，泰美镇政法委、镇安监所将四川民工唐某2死亡事故上报博罗县政法委和博罗县安监局。2019年3月29日泰美镇人民政府、泰美派出所调处工作组对死者唐某2家属成丽（唐某2妻子）、唐长建（唐某2儿子）及其亲属进行了安抚，并组织了死者家属成丽、唐长建和包工头罗永梅、业主徐志锋了解楼房建设情况。据了解：业主徐志锋楼房位于新星村永新小组，新建楼房五层半，主体已完工，正在开始批墙装修，原主体工程由包工头罗永梅承包建设，主体工程从建设第二层开始，死者唐某2就带班参与了建设，直至主体完工。包工头罗永梅与业主徐志锋签订有简单的主体建设合同，在检查施工安全设施时，此栋楼房的脚手架搭至五楼楼面，没有搭至楼顶位置。施工人员没有配备安全绳和安全帽，且脚手架材料（竹子）已搭建用了两年，存在安全隐患。在调查过程中，包头工罗永梅称他与业主之间所签订的是主体的工程合同，称他与死者唐某2之间不存在承包楼房装修的承包与被承包的合作关系；罗永梅称他只承包建设主体，楼房装修是他牵线唐某2与业主徐志锋口头协商装修事宜的，价格每平方米装修费约150元。但业主徐志锋称虽然当时罗永梅承包建设主体，实际上装修工程还是罗永梅叫唐某2等工人在做工，装修工程也是与包工头罗永梅商定的，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是保留有与包工头罗永梅的录音记录，且支付工人工资时是经包工头罗永梅计算好后交待业主支付给唐某2他们的。2019年3月30日，唐某2家属成丽、唐长建向泰美镇综治中心提出协助处理死者赔偿问题，提出要求业主徐志锋和包工头罗永梅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95万元人民币给家属。4月1日上午，泰美镇政府组织了业主徐志锋、包工头罗永梅与死者家属成丽、唐长建进行协调，在协调过程中，三方就责任承担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争论。包工头罗永梅称装修工程不是他承包的，所以不能承担责任，要理赔也只能尽尽人道主义，只能从道德良心上捐献3万元给死者家属；业主徐志锋称装修工程是其本人与包工头罗永梅商定的，虽然是口头商定，但也属协议，责任分担必须参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他只能承担30%的责任，按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也就是给予死者3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金额。由于在责任方面和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此次调解不成功。泰美镇人民政府就关于死者家属来人处理后事的人员吃住问题，责成业主徐志锋在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安排好家属的吃往问题，业主和包工头、死者家属可继续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2019年4月1日下午、4月4日、4月8日，我镇就四川民工唐某2意外坠楼死亡赔偿问题，继续组织业主徐志锋、包工头罗永梅、唐某2家属成丽、唐长建进行协调商赔偿金额问题。由于包工头罗永梅坚持称装修工程不是他承包给唐某2他们做的，他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还提出死者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否是死者因服用药物引起坠亡，要向派出所申请调查死者的死因，要求进行医学鉴定，并承诺鉴定费用可由他（罗永梅）在2019年4月9日下午先垫付给家属。死者家属当即提出异议，认为事故已发生10多天，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死因鉴定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为了逝去的人和家属的安宁，要求业主徐志锋和包工头罗永梅共同借支一部分资金先处理死者后事优先；业主徐志锋也赞同进行尸检，但表示可预支付部分金额给家属处理后事的费用（在4月9日上午业主徐志锋支付了工人唐某2死亡赔偿预付款8万人民币给死者家属）。经协调，死者家属最后同意死者进行法医鉴定死亡原因，但鉴定费用要求包工头罗永梅在第二天下午（即2019年4月9目下午）预支给家属申请法医鉴定，罗永梅也承诺。但之后连续三天，死者家属、镇综治中心、泰美派出所去电给包工头罗永梅，罗永梅拒听电话。因没有把尸检费用交给死者家属，死者家属本着对死者的尊重和安慰，在2019年4月11日下午向泰美派出所书面提出《唐某2遗体处理申请》，泰美派出所接死者唐某2家属的申请后，出具了证明给家属，处理死者唐某2的后事。泰美镇人民政府告知死者家属成丽和唐长建，由于无法通过协调解决死亡赔偿诉求，必须通过诉讼途径才能解决死亡赔偿问题，死者家属成丽、唐长建表示同意。2019年4月12日，死者家属成丽、唐长建到殡仪馆处理了死者后事。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传唤白成林、刘忠惠出庭作证。白成林自述与我与唐某2于2018年3月到惠州汝湖做工，从事建筑业，在汝湖工作3个月后我们就来到泰美工作。唐某2在涉案工地做了4天，前3天是辅助工作，第4天做外墙批灰。事发时我在现场，工地现场没有提供防护措施。我们做工的几个人由唐某2出面与老板结算，再由我们几个平摊工钱。刘忠惠自述我是2018年6月来惠州从事建筑工作，我们一共7个人，有唐某2、成丽、白成林、徐如海、赵恒德、邹胜彬和我。涉案房屋房东是被告一的，包工头是被告二。事发当时我在工地，但没有亲眼看见唐某2掉下来。我们平时的工作由唐某2安排，工资也是由唐某2去老板那拿给我们的。受害人唐某21970年1月4日出生，农村家庭户口，事发前从事房屋建筑及装修工作，其经济收入均来源于城镇。原告一为唐某2妻子，原告二为唐某2儿子，原告三为唐某2女儿，原告四为唐某2母亲，古朝秀共生育唐某2、唐昌兵、唐昌勇三个儿子。事故发生后，被告一垫付唐某2医疗费435.79元、预付赔偿金80000元和支付伙食费、住宿费等13509元，合计93944.79元。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二与受害人唐某2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二、各方当事人对唐某2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三、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结合博罗县泰美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被告徐志锋提供的证据和四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本院认定被告二与唐某2存在雇佣关系。首先从2018年8月16日被告一与被告二的通话记录显示，被告二自述“反正我整栋楼装修，我不跟你谈价钱，你到外面问过所有一圈的价，以最低价帮你做完，这个事情我要给你做完，你只要付工钱就行了”，及“马上装修我都可以让它不渗水的，有那道工序可以我得到位的，每道工序我按最好的方式来做”，可认定双方对楼房装修的部分细节和价钱进行了商议。其次从2018年10月25日被告二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二自述“打回你电话，没接，可能你忙，我以安排工人先改墙和修补，我会根据工作量来补他们的人工钱，没事的，等铝合金装好干一两天做好防水，再开始批墙，你不用理他们…说没事做…”，安装“铝合金”和做“防水”显然是楼房装修的工序之一，且被告二可对工人装修工作进行管理和工资发放，所以被告二继续承包被告一楼房装修工程属实。第三从博罗县公安局泰美派出第一时间对成丽、白成林、邹胜彬、赵恒德作出的《询问笔录》，本院对证人白成林、刘忠惠进行的庭审问话，及被告一与施工工人徐如海的通话记录，上述6人均表示唐某2由被告二雇佣，工钱由唐某2与被告二结算后，再由唐某2支付给他们。虽然上述6人均为唐某2的同乡，但结合全案可与被告一与被告二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唐某2受雇于被告二进行楼房装修工作，并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致死。关于各方当事人对唐某2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一作为楼房装修的发包方，其将装修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装修资质的被告二，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二作为装修工程的承包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和现场安全管理的责任，其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唐某2作为成年人，应对外墙批灰等装修工作的危险性存在认识，其因未注意自身安全和疏于防范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而导致发生意外事故，对本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应自负30%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告一、被告二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赔偿标准问题，受害人唐某2事发前一直从事房屋建筑及装修工作，其经济收入均来源于城镇，对其死亡赔偿金，可参照城镇标准计算。被告一、被告二认为应适用农村标准，但未提供反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抚养人唐某1、古朝秀生活费，因两人均为农村户口，且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人在城镇居住，因此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之规定，四原告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2、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6月）；3、精神抚慰金70000元；4、被抚养人生活费52250元[唐某1抚养费13200元/年÷2人×1年又7月=10450元，古朝秀抚养费13200元/年÷3人×9年又6月=41800元]；5、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0元；6、医疗费435.79元，以上合计998970.29元。由被告一负担30%即299691.09元，扣减已付93944.79元，仍应支付205746.3元；被告二负担40%即399588.12元，四原告自负30%即299691.09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志锋赔偿原告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205746.3元。二、被告罗永梅赔偿原告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399588.12元。上述一、二判项，限各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三、驳回原告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21元，由四原告负担3846元，被告徐志锋负担3846元，被告罗永梅负担5129元。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言证词》三份，证明：涉案装修工程不是上诉人转包，也是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成丽、唐长建、唐某1、古朝秀质证意见：证据是证人证言，作为证人应到法庭作证，光是证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规则，对此我们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徐志锋质证意见：对于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三性不予认可。理由：一、证人出庭作证，应该当庭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询问；二、在原审庭审时，上诉人并未提供该证人证言，已过了举证期限；三、该三份证人证言都是统一格式打印，其真实性、让人怀疑，请求法院不予采纳，质证完毕。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原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2、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有误，应适用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其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受害人唐某2在事发前从事房屋建筑及装修工作，其经济收入均来源于城镇，原审判决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与受害人唐某2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但其在原审及本案中提交的证明均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同时，依据原审中的相关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可认定受害人唐某2受雇于上诉人进行楼房装修工作，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对于本案发生的损害结果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永梅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1元，由上诉人罗永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蓝惠兰审 判 员 徐国华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黄斯翀书 记 员 卢晓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