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瑞昌市立信城市广场商业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瑞昌市黄金工业园南园。法定代表人：史美观，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彬，江西立信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立信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瑞昌市黄金工业园南园（江西煜信公司内）。法定代表人：史鉴，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彬，该公司副总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祖云，男，1964年6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平，重庆四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瑞昌市立信城市广场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广场公司）、江西立信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置业公司）因与王祖云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民初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彬，王祖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向王祖云支付工程款269.3392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王祖云借用资质为由，认定2013年3月25日深圳市中建大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与重庆市南岸区百兴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兴公司）签订的《瑞昌立信城市广场工程劳务分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合同》）及2014年6月21日立信广场公司与百兴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无效，与事实不符。王祖云从未告知其与百兴公司系借用资质关系，其均是以项目责任人的名义代表百兴公司签订合同，王祖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立信广场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为百兴公司。直至起诉时，王祖云提供一份百兴公司的《证明》，批露王祖云与其的借用资质关系，其目的是推翻《劳务分合同》的效力，以获取不当利益。根据《劳务分合同》的约定，百兴公司税费由其根据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规定缴纳，并提供可用于中建公司在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正常税款抵扣的建安发票及完税凭证给中建公司，作为中建公司付款的必要依据；否则中建公司有权按结算价的6%比例直接扣除相关税费（超出6%的部分另行扣除）。双方确认工程总工程款为9380万元，百兴公司的法定税率为9%。因王祖云收取工程款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完税发票，立信广场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约定，直接扣除税费844.2万元（9380万元×9%）。根据立信广场公司与百兴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立信广场公司承接中建公司在《劳务分合同》中全部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以缺乏关联为由，对于立信广场公司代王祖云支付的维修费1.4608万元不予认可错误。合同约定王祖云应先开具发票，方可获得工程款，但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已支付了大部分款项，王祖云未提供相应的完税发票，违约在先，对此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依法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在工程价款中扣除相应的税款，立信广场公司并未违约，不应承担工程款的利息。一审中，漏列了重要诉讼主体百兴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工程款金额后，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百兴公司将本案工程转包给了王祖云，应追加百兴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清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不顾该基本事实，漏列了必要的诉讼主体，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存在程序错误。本案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一审中申请了质量鉴定，并提起了反诉，但一审法院在不予鉴定的同时，驳回反诉请求，存在程序错误。王祖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在本案工程完工交付后，拖欠劳务工资多年。王祖云与百兴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百兴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拖欠王祖云工程款1000多万元，应当支付。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祖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共同给付劳务款1115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116万元。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25日王祖云作为百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劳务分合同》，约定：中建公司将瑞昌市立信城市广场工程交百兴公司施工，建筑面积为一期69244.72平方米、二期132353.87平方米，层数为地下1层、地上****；承包范围为所有工程的结构、建筑、装饰工程（不含防腐、防水、油漆涂料、门窗、屋面钢架构、外墙干挂大理石及房屋的精装修）、零星工程（不含室外人行道、步行街、景观的土建部分）、安全防护等施工图纸内的土建工程人工费、机械费、辅材费、措施费等，包括但不限于土方工程、所有砌筑工程、混凝土工程、装饰工程、模板支撑工程、钢筋工程、内外脚手架及围护工程、零星工程、措施工程、临时设施等工程；合同价款采用建筑面积大包干价，即每平方米包干价500元，本工程的合同价款，除经总包方和分包方双方共同书面确认的工程变更以外，不再调整，综合单价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利润、税金（劳务税牵涉的各项费用由百兴公司处理、承担，百兴公司在中建公司处收款时出具收据）等所有费用；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材料、包机械、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现场文明施工等；一期合同工期为开工日期2013年3月28日，竣工日期2014年；工程质量目标应达到优良，如未达到按合同总价的3%扣除违约金；开工前三月不支付工程款，第四月开始按核定工程形象进度的75%支付进度款，工程完工落架后支付至已完项目造价的85%，工程验收合格并办理完结算后一个月内付至结算部分的95%，剩余5%作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期1年满后无任何质量缺陷，三个月内一次性无息付清，质保期自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百兴公司税费由其根据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规定缴纳，百兴公司应提供可用于中建公司在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正常税款抵扣的建安发票及完税凭证给中建公司，作为中建公司付款的必要依据，否则中建公司有权按结算价的6%比例直接扣除相关税费（若有超出6%的部分，另行扣除）；及其他相关内容。2014年6月21日王祖云以百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立信广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根据立信广场公司与中建公司签订的中央广场项目总承包合同和2014年5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中建公司与百兴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为基础，订立本协议；由立信广场公司直接执行2013年3月25日《劳务分包合》中中建公司的权利义务；百兴公司每月向立信广场公司申报工程进度，以立信广场公司项目部审核的工程量作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依据；及其他相关内容。2015年5月18日立信置业公司出具《王祖云劳务班组结算审计报告》，载明：按建筑面积及变更审定总价为9444.58万元，其中合同约定大包干价为9414.2万元，签证增加工程量198.89万元，签证减少工程量168.51万元；经双方协商最终结算价为9380万元，原劳务施工合同权利义务不变。立信置业公司和立信广场公司在报告上盖章，立信广场公司董事长楼健栋及王祖云在报告上签名。次日，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出具《中央广场王祖云包工结算结果及支付计划》，载明：中央广场总结算金额为9380万元，已于2015年4月10日前支付6605万元，计划于2015年7月支付500万元、2015年8月支付1000万元、2015年春节前支付500万元、余款在2016年10月前支付完毕。2015年11月6日王祖云以百兴公司项目责任人的名义与立信广场公司签订《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约定：双方结算审计后的劳务总工程款为9380万元，立信广场公司已于2015年10月底前支付了6935万元，立信广场公司同意以本工程项目Ａ4地块的商铺产权（一楼1909.57平方米、二楼2709.56平方米），作为欠付百兴公司部分劳务工程款的担保；百兴公司同意立信广场公司在2016年春节前支付总工程款至7305万元，在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总工程款至8605万元，剩余775万元在2017年春节前付清；立信广场公司同意以本项目Ａ4地块（即11＃、12＃、13＃、14＃楼）的一、二楼商业铺面的产权作为支付抵押担保，并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办理备案登记；百兴公司承诺在签订本协议后的2个月内将本项目劳务承包范围内的工程竣工交付，并履行质保和维修义务；本项目劳务工程所涉及的税收发票问题，由双方会同总承包方中建公司协商解决；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10%的违约金；及其他相关内容。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立信置业公司系本案工程的建设单位，2015年11月10日瑞昌市房产管理局依据2015年11月6日王祖云与立信置业公司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房屋抵押担保合同》及《协议书》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载明：抵押人立信置业公司，抵押权人王祖云；抵押物价值1300万元，在建工程为瑞昌市城市，建筑面积4619.13平方米。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抵押登记的真实意思是抵押担保本案工程款债权。因工程款的部分给付，王祖云亦向瑞昌市房产管理局表示同意部分抵押物对外转让。2016年1月31日立信广场公司出具《声明》，表示：截至2016年1月31日，百兴公司承包的本案工程已基本完成；鉴于立信广场公司开发原因，在本项目Ａ4地块一些零星收尾工程未能完成，现作出特别申明，即双方的劳务项目已在2016年1月31日全部完工，具备验收条件，未完零星工程由立信广场公司自行完成，费用也由立信广场公司承担。后王祖云撤场并向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交付工程。现本案工程已被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通过销售、出租等方式投入使用，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自认商品房部分基本销售完毕。2016年9月1日王祖云以百兴公司项目责任人的名义与立信广场公司签订《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在重新确认未付工程款金额并相应变更未付工程款支付计划的同时，约定了2015年11月6日签订的协议不作废。2017年4月24日王祖云作为百兴公司项目责任人与立信广场公司签订《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协议确认立信广场公司已于2017年3月底前支付了7800万元工程款，剩余款项在2017年11月底前支付1000万元，2018年6月底前付清580万元。根据2015年11月6日《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及王祖云的银行账户流水，可以确认，截止至2018年12月7日止，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含关联公司、中建公司）共计向王祖云支付工程款8265万元（2017年3月前支付7810万元＋2017年3月后支付455万元；双方均确认，2017年4月24日《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载明的2017年3月底前已支付的7800万元有误，实际为7810万元）。2019年6月6日百兴公司出具《证明》，表示：王祖云系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借用其公司名义承包工程，该工程劳务施工过程中，百兴公司未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该工程劳务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由王祖云享有和承担，与百兴公司无关。另查明，立信广场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史美观（总经理），立信置业公司是该公司股东。立信置业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楼健栋（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为史美观，楼健栋、史美观均为立信置业公司股东。诉讼中，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均自认两公司为关联公司，楼健栋、史美观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祖云与百兴公司是否是借用资质关系及《劳务分合同》、《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劳务分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是王祖云借用百兴公司劳务作业资质签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关于王祖云以项目责任人名义代表百兴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及王祖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劳务分合同》约定：百兴公司税费由百兴公司按规定缴纳，并向中建公司交付完税发票，否则中建公司有权按结算价的6%比例直接扣除相关税费（超出6%的另行扣除）；工程价款综合单价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利润、税金（劳务税牵涉的各项费用由百兴公司承担，百兴公司收款时出具收据）。当事人之间约定以工程款收据代替工程款发票给付，不符合建筑业企业经营方式。本案中除《劳务分合同》盖有百兴公司公章外，其他包括《补充协议》在内的相关文件均未盖百兴公司的公章，仅为王祖云签名。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及关联公司并未依据《劳务分合同》的约定，向百兴公司银行账户付款，而是直接向王祖云个人付款。立信置业公司亦是将本案在建工程抵押给王祖云个人，用以担保本案工程款债务的清偿。2015年5月19日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出具的《中央广场王祖云包工结算结果及支付计划》，明确载明王祖云为承包人。百兴公司承认本案工程系王祖云借用该公司名义承包的工程，王祖云系实际施工人，该公司未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在答辩状中承认《劳务分合同》是王祖云作为实际施工人签订。上述事实表明，本案并非百兴公司先以自己的名义与中建公司和立信广场公司分别签订《劳务分合同》和《补充协议》，之后再与王祖云签订转包合同，而是王祖云是实际缔约人，《劳务分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是由王祖云分别与中建公司和立信广场公司签订的，中建公司和立信广场公司在签订《劳务分合同》和《补充协议》时，知道本案工程将由实际施工人王祖云施工，而非出借资质的百兴公司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王祖云有权在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请求合同相对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无需追加百兴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关于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是否有权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及在王祖云未开具发票时是否有权拒付工程款。虽然本案工程尚未办理竣工验收，但根据立信广场公司的《声明》及当事人陈述、现场照片等证据，可以认定王祖云承包的本案劳务工程已于2016年1月31日完工交付，且已被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投入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工程应视为已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王祖云有权请求合同相对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显示，本案工程的建设单位为立信置业公司，但本案的建设工程合同、抵押担保协议等合同，均由立信广场公司盖章，立信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楼健栋，以立信广场公司项目责任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名。根据立信广场公司的登记信息可知，立信置业公司是立信广场公司的股东，立信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楼健栋，同时是立信广场公司执行董事，立信广场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美观亦是立信置业公司的监事，楼健栋、史美观均系立信置业公司股东。本案审理中，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自认双方系关联公司，共同开发本案工程，共同向王祖云支付工程款。因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在本案存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应对本案工程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缺乏依据。《劳务分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王祖云借用百兴公司资质签订的，应当无效。《劳务分合同》中关于当事人之间的扣税约定亦无效。即使该约定有效，该约定亦被之后“劳务税牵涉的各项费用由乙方（王祖云）处理、承担，乙方王祖云在甲方（立信广场公司）处收款时出具收据”的约定取代。2015年11月6日的《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再次明确本案工程款金额为9380万元，且约定了工程欠款支付计划，并将工程所涉及的税收发票问题，交由双方会同中建公司协商解决。该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已将工程款支付义务与工程款发票交付义务相分离，工程款支付不以工程款发票交付为前提条件。虽然双方在之后的二份《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中，根据付款进度调整了余款支付计划，但依然未约定余款的支付以发票给付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工程施工是承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支付价款是发包人的主要合同义务；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以王祖云未履行提供发票这一非主要合同义务，抗辩己方应履行的支付工程价款主要义务，与合同法规定的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另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履行要求的合同履行抗辩权不符。对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及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可依法另行要求对方交付工程款发票。关于尚欠工程款金额及是否应计算利息的问题。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与王祖云于2015年5月18日对本案工程进行了结算，确认金额为9380万元。该结算金额在后续的工程款支付计划、抵押担保支付协议中，反复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应予认定。截至2018年12月7日止，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向王祖云支付了8265万元工程款，尚欠1115万元（9380万元-8265万元）。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主张的质量维修费1.4608万元，系其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不属本案工程价款，且王祖云持有异议，故宜由当事人另行主张。双方在2017年4月24日签订的《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中，约定的工程欠款支付计划并不违法，依照该计划本案工程款至2018年6月底前付清。现王祖云要求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12月8日起的欠款利息，未逾越双方约定的工程款给付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应予支持。另王祖云要求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116万元，是依据《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的约定：违约方必须将违约款的10%赔偿给守约方。但双方在之后的《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中，重新确认了欠付工程款的支付计划，该协议未再约定10%的违约赔偿责任，未注明2015年11月6日签订的协议不作废，故王祖云的该诉请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王祖云在诉讼中放弃了抵押优先受偿权，故对本案抵押担保协议及抵押权的法律效力不予审理。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申请对本案工程质量进行鉴定，但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工程存在工程质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对该申请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王祖云承担质量维修责任，可另行主张。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在《中央广场王祖云包工结算结果及支付计划》及三份《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中，均约定分期支付全部工程款，未约定暂扣5%的质保金，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暂扣5%的质保金，与双方对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约定不符，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祖云借用百兴公司资质与中建公司和立信广场公司分别签订的《劳务分合同》和《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立信广场公司作为本案《劳务分合同》的继受人，在本案工程视为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应参照合同约定向实际施工人王祖云支付工程价款。王祖云请求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支付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的欠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关于应从工程款中扣除税费、王祖云未履行给付工程款发票义务，其有权拒绝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提出由王祖云赔偿其逾期完工违约金、逾期交房损失、工程质量损失等反诉请求，已裁定不予受理，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可另行主张。据此判决：一、立信广场公司、立信置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祖云给付工程款1115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王祖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360元，由王祖云负担8682元，立信广场公司、立信置业公司负担89678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劳务分合同》性质及效力的问题。本案中，立信置业公司将本案工程交由中建公司施工后，中建公司即与百兴公司签订《劳务分合同》，该合同约定中建公司将其承包的本案工程交给百兴公司施工，百兴公司对本案工程施工方式为包工、包料（辅材）、包机械、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全面负责，工程单价为500元/平方米，该工程合同综合单价由人工费、机械费、辅材费、管理费、风险费、各类规费、利润、税金等构成。根据上述约定的内容可知，百兴公司所获得的款项中，并非仅是人工费（劳务费），还包括工程施工方所获得的所有相关费用，故根据百兴公司在本案工程中享有的权利，可以认定《劳务分合同》是名为劳务合同，实为施工合同，中建公司实质是将本案工程的全部内容转包给了百兴公司，而非仅转包了劳务。本案审理工程中，百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出具《证明》，表示本案工程实际是由王祖云借用其公司名义承包的工程，该合同中其名下的所有权利义务由王祖云享有和承担。本案工程施工过程中，立信广场公司亦是直接与王祖云个人签订其他相关合同，并向其支付工程款。可见，立信广场公司对王祖云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是明知的，王祖云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是《劳务分合同》的合同相对人。由于王祖云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所签订的实为施工合同的《劳务分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由于本案工程已实际交付，且立信广场公司在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全部使用了该工程（包括出售），本案工程可视为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王祖云要求参照《劳务分合同》的约定结算本案工程款，应予支持。本案《劳务分合同》虽系百兴公司与中建公司签订的，但本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是王祖云，百兴公司与王祖云并未签订转包合同，而是由王祖云直接借用百兴公司的名义与中建公司签订的合同，百兴公司在其中除提供公司公章外，并没有承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故百兴公司并非本案诉讼中必要当事人，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追加百兴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驳回其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是否可从欠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的问题。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王祖云按约交付工程款发票，且有权在工程款中扣除开具该发票所产生的税费。本案中，百兴公司（王祖云）在与中建公司签订《劳务分合同》后，王祖云以百兴公司名义与立信广场公司订立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由立信广场公司直接代替中建公司履行《劳务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可见，在中建公司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劳务分合同》的主体发生了变更，即立信广场公司为该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劳务分合同》的约定，本案工程约定的合同综合单价中包含了税金部分，而王祖云与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亦是按该综合单价结算本案工程款的。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结算的金额中，包含了施工方应缴纳的税金，该税金应由王祖云向税务部门缴纳，并将缴纳后的发票交给立信广场公司。根据《劳务分合同》约定，百兴公司（王祖云）应向立信广场公司交付完税发票，否则立信广场公司有权按结算价6%扣除相应的税费（超出6%的部分另行扣除）。虽然之后王祖云与立信广场公司签订的《关于立信广场劳务工程款抵押担保支付的协议》中，对工程中涉及税收发票问题，约定由双方及中建公司协商解决。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三方对该问题作出了解决方案，故该部分税收发票问题，仍应按《劳务分合同》执行。现因王祖云未向立信广场公司交付完税发票，而王祖云开具发票所产生税金的金额系由税务机关确定，本院对此不作认定，但立信广场公司可依据《劳务分合同》的约定，有权要求王祖云交付结算金额的完税发票，如王祖云拒绝交付，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可按结算金额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金在剩余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关于欠付工程款应否计算利息的问题。本案《劳务分合同》虽约定王祖云在获得工程款时，应向立信广场公司交付完税发票。但立信广场公司不能以王祖云未交付完税发票，而拒绝支付超过开具发票所产生税金部分的工程款，即其仅能对应付工程款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金进行扣除。故立信广场公司以王祖云未交付完税发票，对剩余工程款的支付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认为剩余工程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其可不承担工程款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驳回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该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工程虽未办理竣工验收，但王祖云已将本案工程实际交付，立信广场公司亦已实际使用或出售，且双方对本案工程进行了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应自工程结算之日起向王祖云支付所欠工程款的利息。但在双方进行结算后，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陆续向王祖云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而王祖云在本案诉讼中，表示同意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自2018年12月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一审法院对本案剩余工程款的利息起算时间确定为2018年12月8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认为本案工程质量不合格，要求对本案工程质量进行鉴定。由于王祖云已向立信广场公司交付了本案工程，立信广场公司在向百兴公司（王祖云）发出的《声明》中，表示本案工程已具备验收条件，且立信广场公司在工程未验收的情况下，已将该工程全面使用或出售，立信广场公司的行为，可视为本案工程已经验收合格，现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要求对工程质量进行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驳回该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主张其支付的维修费1.4608万元，应在本案工程款中扣除。由于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所提供的维修费的证据，是其公司内部所作出的报表，并没有王祖云的签字，故上述维修费是否实际发生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将该部分交由当事人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民初104号民事判决；二、立信广场公司、立信置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祖云支付工程款1115万元，同时王祖云应向立信广场公司、立信置业公司交付工程款全额税务发票，否则，立信广场公司和立信置业公司可按结算金额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金，在上述剩余工程款中进行扣除；三、立信广场公司、立信置业公司按欠付工程款本金1115万元向王祖云支付利息（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王祖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3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592元，合计188952元，由王祖云负担94476元，立信广场公司、立信置业公司负担944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陶松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吴狄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