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28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运姣，女，197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盛熠，男，199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姣，女，系邹盛熠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善荣，女，194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姣，女，系曹善荣儿媳。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红，广西中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朔县普益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普益乡普益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321007655712W。 法定代表人：倪发军,乡长。 被告：阳朔县普益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所，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普益乡普益街**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321MB0052724M。 法定代表人：钟海娟，主任。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男，1980年2月2日出生，汉族，阳朔县普益乡司法所干部，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双朋，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先志，男，198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光，男，195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庚秀，女，196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光庆，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海娟，女，198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俊梅，女，198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 以上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烈，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运姣、邹盛熠、曹善荣因与被上诉人阳朔县普益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益乡政府）、阳朔县普益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所（以下简称普益乡计生所）、黄双朋、苏先志、张大光、廖庚秀、张光庆、钟海娟、陶俊梅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1民初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运姣、邹盛熠、曹善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一审在判决中认定“2016年9月30日，邹茂军在下午......后邹茂军于桂阳公路与阳朔镇城西路北三巷交叉路口下车并步行回家”属于部分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是在张大光、廖庚秀家中吃饭，而被上诉人黄双朋、苏先志、张大光、钟海娟、廖庚秀、陶俊梅在其答辩状中称是邹茂军见被上诉人苏先志后提出请客吃饭，并打电话给廖庚秀订餐。到某人家里吃饭还需订餐？为何一审认定的与当事人所答辩的不一致？一审凭什么认定是订餐？（2）被上诉人黄双朋送邹茂军到路口，而邹茂军也是跌在路口，凭什么证明邹茂军有步行的行为？（3）被上诉人苏先志、黄双朋、张光庆、钟海娟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已经证明当晚邹茂军是喝了酒的，且被上诉人与邹茂军是同事、朋友，均知道邹茂军平时很少喝酒。（4）公安机关调查的证人证实，邹茂军下车后到巷子的时间很短，不过几分钟就跌倒了。难道平时很少喝酒、一直身体健康的人一下车就会突发疾病死亡？2.一审在判决中还认定经阳朔县公安局的法医鉴定，邹茂军的死亡符合突发疾病猝死，没有解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依据的。3.一审没有查明是谁提出的吃饭，谁结的账，为何不在饭店而在张大光、廖庚秀家吃饭，吃饭的人是谁通知来的，一审对于这些与案件争执焦点有关的问题回避，无法令人信服。4.一审并没有查明邹茂军死亡与喝酒有无关系，被上诉人提供了邹茂军在2016年7月的体检表，证明邹茂军的身体是健康的，既然是健康的，阳朔县公安局的猝死结论又该如何解释？5.一审在判决书中对邹茂军是否参加了清洁乡村工作这一事实没有查清，而在上诉人的工伤认定复议认定书上对这一事实已经认定了。二、一审判决错误。由于一审对事实认定不清，从而不能分清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导致实体判决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依法发回重新审理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普益乡政府、普益乡计生所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邹茂军的死亡与单位无关。 黄双朋等七人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二、上诉人主张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应该驳回。1.上诉人对订餐的疑问完全是上诉人臆断。张大光、廖庚秀夫妻二人在自己房屋内经营餐馆，订餐是邹茂军打给廖庚秀的。2.黄双鹏只是送邹茂军到交叉路口，离居住地还有段路程，必须要走。3.被上诉人与邹茂军双方只是喝了点啤酒。4.邹茂军突发疾病死亡是阳朔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认定的，上诉人如有异议，应该提供尸检证明。三、被上诉人的聚餐行为与邹茂军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张运姣、邹盛熠、曹善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前述被告共同赔偿邹茂军安葬费30120元、死亡赔偿金566480元、赡养费10438元及处理后事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7000元，合计总额614038元的百分之十即61403.8元给三原告。二、判令前述被告共同赔偿精神抚慰金15000元给三原告；三、诉讼费由被告分别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运姣、曹善荣、邹盛熠分别系死者邹茂军的妻子、母亲和儿子，被告系邹茂军的单位、同事和朋友，邹茂军系普益乡计生所工作人员。2016年9月30日，邹茂军在下午18时正常下班。下班后，邹茂军与钟海娟、苏先志、黄双朋、张光庆、陶俊梅等人到张大光、廖庚秀家中吃晚餐。晚餐结束后，邹茂军与钟海娟、苏先志三人搭乘黄双朋的私家车从普益乡返回阳朔县城，后邹茂军于桂阳路与阳朔镇城北路三巷交叉路口下车并步行回家。2016年9月30日19时45分，邹茂军被发现死于阳朔镇城北路三巷的路上。经阳朔县公安局阳朔镇派出所现场勘查及法医鉴定，邹茂军的死亡符合突发疾病猝死，可排除他杀。2017年2月21日，原告张运姣向阳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关于邹茂军工伤死亡认定申请，2017年4月24日，阳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朔人社伤认字[2017]5号《不予认定工伤死亡决定书》，对邹茂军的死亡不予认定工伤死亡。原告张运姣不服，向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市人社复决字[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阳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朔人社伤认字[2017]5号《不予认定工伤死亡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7年9月12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1月14日，该院作出（2017）桂0321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张运姣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5月1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3行终6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为此于2017年9月28日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12月22日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桂0321民初118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9年4月24日，原告变更被告后再次向该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该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虽然内容真实，但并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亦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以上规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其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其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运姣、邹盛熠、曹善荣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3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运姣、邹盛熠、曹善荣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在第一次民事起诉中被上诉人的民事答辩状，拟证明被上诉人的陈述就餐时间与被上诉人在公安局做的询问笔录和法院的陈述不一致，被上诉人有隐瞒事实行为，同时，证明举证责任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普益乡政府、普益乡计生所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普益乡政府和普益乡计生所无关。被上诉人黄双朋等七人质证意见为：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就餐时间不一致和举证责任的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各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苏先志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吃了30分钟这样就吃完了”、黄双朋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等到大概18时左右，到廖庚秀的家里一共八人，人到齐后就开始吃饭，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吃完饭后…”以及张光庆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吃了一个多小时左右，之前又等上菜等了二十多分钟这样，前后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可以看出，在廖庚秀的家里的时间前后一个多小时，而吃饭时间大概三十分钟左右，与黄双朋等七人在答辩状中诉称的“约20分钟就餐完毕”是基本吻合的，每个人的记忆和估计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隐瞒事实的行为，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 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对邹茂军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为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所谓过错责任是指造成损害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必须要看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无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制度下，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行为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行为，二是行为人行为时有过错。本案中，黄双朋等七被上诉人实施的行为是与邹茂军吃饭、喝酒，损害后果是邹茂军死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就得证明被上诉人对邹茂军的死亡存在过错，即被上诉人的行为与邹茂军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黄双朋等七被上诉人在与邹茂军吃饭的过程中有饮酒行为，但没有劝酒，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黄双朋等七被上诉人知道邹茂军有高血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饮用不到一听的啤酒并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邹茂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饮酒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其也应该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可以饮酒，可以饮用多少酒，饮酒后果的注意义务在邹茂军自己。日常聚餐是促进同事之间情感交流的正常交往，如果在没有劝酒行为的情况下将饮酒后果的高度注意义务强加到一同吃饭的同事身上，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利于正常的同事交往。其次，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已经明确邹茂军的死亡排除他杀，系意外突发疾病死亡，由于上诉人未对邹茂军的尸体进行尸体解剖，无法证明邹茂军的死亡与饮酒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便邹茂军的死亡与饮酒有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对邹茂军的死亡有过错。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诉称黄双朋等七被上诉人存在谋杀嫌疑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此，黄双朋等七被上诉人对邹茂军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普益乡政府和普益乡计生所对邹茂军的死亡既没有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错，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邹茂军的聚餐行为系因工作原因的聚餐，被上诉人对邹茂军的死亡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张运姣、邹盛熠、曹善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春弟 审 判 员 刘福平 审 判 员 李文练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邢卫斌 书 记 员 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