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28民初276号原告：陆发龙，男，壮族，1962年9月20日出生，自由职业，住广南县。原告：沈家会，女，汉族，1962年12月30日出生，自由职业，住广南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杨振东，云南西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五华区圆通街南廊**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3162948772。法定代表人：刘琼，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汪树，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0208129N。法定代表人：胡宏敏。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雷，四川昊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信用代码：91510100332068116L。法定代表人：胡宏敏。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雷，四川昊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陆发龙、沈家会与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以下称昆明圣爱中医馆）、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四川杏林医药公司）、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四川健力生公司）医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发龙、沈家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杨振东，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汪树，被告四川杏林医药公司、四川健力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发龙、沈家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受害人陆杨死亡造成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的50％，即404793.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3日，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通过其网络平台“圣爱中医馆服务平台”，违反规定向受害人陆杨出售含有毒性中药材“附子”94克的一副中药。同日，被告四川杏林医药公司通过被告四川健力生公司的网络平台“明医”，违反规定向受害人出售含有毒性中药材“附子”94克的一副中药。受害人服用上述被告违规出售的毒性中药材后，于2017年9月29日中午出现中毒症状，后被送往富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抢救无效于同日下午死亡。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病理组织学检验及常规毒药物检验结果为：1、送检心血中定性未检出乙醇；2、送检心血及肝脏组织中定性均检出乌头碱成分。死亡原因系乌头碱急性中毒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综上，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四川杏林医药公司、四川健力生公司违反相关规定向受害人出售毒性中药材存在过错，且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起诉。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答辩，原告明确是要求我方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行为、过错、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首先在行为上，死者陆杨向圣爱公司的微信平台通过网络购药并出具了药材清单，圣爱中医馆按照陆杨的要求出售了包括白附片在内的药物，白附片是经过炮制的，而且检验结果是符合规定的，圣爱中医馆不存在侵权行为。在销售过程中，圣爱中医馆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明确告知陆杨，附片必须煮四个小时以上，口服不麻，方能服用，圣爱中医馆不存在过错；在因果关系上，证据显示陆杨是附子酒中毒，圣爱中医馆并未向陆杨出售过附子酒，现场证据也表明陆杨死亡之日并没有煮食服用过白附片，陆杨的死亡结果与圣爱医院的销售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据现有证据和陆杨生前口述，陆杨死亡的原因是服用了附子酒，与圣爱中医馆出售的用于煎煮服用的白附片没有因果关系，圣爱医院也做了服用药物的必要提示，既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圣爱医院就不应当承担责任。白附片是经炮制过的附片，也称为制附片，它的毒性已经消失其毒性不足以致人有任何的损害。因此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不成立，圣爱中医馆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的诉讼请求。被告四川杏林公司委托代理人口头答辩，关于2017年9月13日陆杨通过明医网络平台向杏林公司咨询药物购买问题是事实，但最后没有成交，也没有下单或支付任何费用。因此杏林公司并没有出售任何中药给陆杨，杏林公司就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起诉被告杏林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告的陈述与被告昆明圣爱公司的答辩，我方认为本案事实清楚，陆杨与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达成购买中药的意向并履行了合同（其中包含了本案有争议的白附子这味药），与杏林公司无关，依法应驳回原告对杏林公司的起诉。被告四川健力生公司委托代理人口头答辩，健力生公司作为网络平台没有与陆杨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网络平台管理上的过错，故与本案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健力生公司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庭审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号证据：原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亲属关系《证明》共3张，用以证明：（1）原告基本身份信息，原告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沈家会已满55周岁，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应当计算其被抚养人生活费。2号证据：三个被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三份，用以证明被告基本信息，被告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3号证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用以证明受害人于2017年9月29日死亡，于2017年10月12日13时35分被火化。4号证据：死者手机内容提取照片（死者手机截图），用以证明：（1）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通过公司网络平台向受害人出售有毒中药材“附子”94克（在我方提交证据的第42页至第54页照片上显示了白附片代替天雄的事实），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存在重大过错；（2）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平台“明医”向受害人出售有毒中药材“附子”94克（证据右上角65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存在重大过错。5号证据：《劳动合同书》1份，用以证明受害人自2015年9月1日与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为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后，一直在该公司工作，其各项赔偿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6号证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受害人体内检出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销售的有毒中药“附子”中含有的乌头碱成分。7号证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1.受害人系乌头碱急性中毒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2.受害人体内未检出乙醇成分，因此受害人实际上并非服用“附子酒”。8号证据：富宁县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用以证明受害人附子中毒后在医院接受治疗产生医疗费1422.95元。经质证，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对1号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2号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死亡原因是：1、附子药酒中毒；2、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而圣爱中医馆向陆杨出售的中药不仅仅有附子片，还有其他药物，另外圣爱中医院也做了必要的提示，就是明确提示要求煎煮4个小时以上方可服用，我方认为陆杨的死亡原因与圣爱中医馆出售的药物没有因果关系。对4号证据，我方认为目前看到的内容对话不完全，存在原告故意隐瞒了对其不利的内容；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圣爱中医馆销售的中药是通过煎煮以后服用，而非用于泡酒，并且在销售之前做了必要的提示，提示附片需要煎煮4个小时以上方能服用；在原告提交证据的第55页聊天记录中显示了圣爱医院对陆杨食用附片的提示，证明了圣爱医院尽到了加工、食用的必要提示，该组证据说明了现有证据证明的是陆杨的死亡原因是附子酒中毒，与圣爱医院的销售行为和所销售的药物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原告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圣爱中医馆存在过错并与陆杨的死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方对该组证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能得到认可。对5号证据，没有原件，复印件盖章不清，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对6号证据，没有原件，复印件不完整，假设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复印件里没有遗漏对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的部分的情况下，该组证据仅对书面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鉴定意见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的11月11日，距离陆杨死亡时间是43天，在基本案情中描述，根据委托方资料提供，陆杨是因“吃错药，全身麻”，被送至医院死亡的，并在该第2页分析说明里说到含有乌头碱成分，但没有鉴定出有乙醇成分，这是因为假设有乙醇成分，那到鉴定时间时也已经代谢完了。对7号证据没有原件，复印件不完整，假设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复印件里没有遗漏对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的部分的情况下，该组证据仅对书面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在证据的89页前不完整，后说了附子酒中毒，呕吐、头晕等多次，发现陆杨宿舍内有多种中药，且该鉴定意见书上的鉴定地点是富民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即我方认为该组证据可信度低，94页等几处地方写到检测出乌头碱、95页写到没有检测出乙醇的一个原因是时间太久，后面还写到陆杨死亡原因是乌头碱中毒，这是一个可能原因，综上，鉴定意见书不完整且存在多处漏洞，就其具体内容来说，陆杨的死亡结果，未检测出乙醇存在鉴定时间过晚的原因，以及陆杨系乌头碱死亡也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即陆杨的死亡原因是没有明确的，鉴定意见书只是鉴定人的主观意见。对8号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四川杏林公司的质证意见，对1、2、3号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4号证据死者手机截图只能证明陆杨咨询购买药物的问题，但不能证明我方公司违反法律法规，也不能证明我方公司存在重大过错。该组证据中与杏林公司有关的材料很少，且65页下单时间15:00，陆杨实际上是先向杏林公司咨询再向圣爱公司咨询，与原告方陈述相反，为什么陆杨向两个公司咨询购买药物，我方认为是陆杨在跟客服讲价，最后陆杨没有向杏林公司付款，即没有完成交易，而是与圣爱医院达成了交易，另外原告方应当提交陆杨付款的证据，但原告方没有提交，故我方不认为陆杨与杏林公司达成交易，通过原告方诉状和与前述庭审，我方认为陆杨只买了一付药物，即与圣爱公司达成的药物交易，即陆杨先向杏林公司咨询购买药物但最终商量价格不成，陆杨转而向圣爱医院购买，后面还有一个陆杨申请售后的内容，即我方认为陆杨与圣爱医院形成了药物买卖的关系，与杏林公司没有达成交易。对5号证据没有原件，假设其与原件一致，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和鉴定结果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7号证据中存在缺页，陆杨是否是附子酒中毒我方也存在异议，因为送检时间及送检人陈述等都显示应当检测出乙醇，至于为什么没有检测出乙醇，鉴定意见书中做了阐述，因此我方认为陆杨死亡原因是什么不能仅仅根据死亡鉴定意见书来认定，原告举证不足，我方认为陆杨死亡与杏林公司没有因果关系；对8号证据，不认可其关联性。被告四川健力公司代理人表示，质证意见与杏林公司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和5-8号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4号证据，死者陆杨手机截图，对证明2017年9月13日，经过死者陆杨向昆明圣爱中医馆网络平台“圣爱中医馆服务平台”的咨询、服务平台的解答，昆明圣爱中医馆向陆杨出售中药材“附子”94克的一副中药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证明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平台“明医”向陆杨出售中药材“附子”94克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2．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提交的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含4号证据：（1）《采购合同》；（2）《四川中庸药业有限公司销售清单》复印件八份、《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商品入库单》复印件三份；（3）《四川中庸药业有限公司成品检验报告书》复印件一份；（4）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平台网页截图复印件两份，用以证明出售给陆杨的白附片来源于四川中庸药业有限公司，白附片检验结果符合规定。第二组证据包含3号证据：（1）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2）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对杜乘隆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3）富宁县公安局板仑派出所对冯建真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陆杨将外敷的药物误食，导致中毒死亡；2、陆杨误食后向其就诊并购药的医生通过电话咨询，而昆明圣爱中医馆微信平台不提供医生的电话咨询服务；3、昆明圣爱中医馆出售的白附片是煮后服用，而非外敷；4、昆明圣爱中医馆出售的药物与陆杨的死亡无关联性。第三组证据是富宁县公安局提供的现场照片，用以证明：（1）我方出售给陆杨的附片是白的制附片，从照片可以显示陆杨将白附片装在瓶子里没有使用，且空罐子也证明了陆杨死亡时，或死亡前后没有煎服药物；（2）陆杨在清醒的时候告知单位领导自己误服用了外敷的药物，而我方出售的是内服的药物，即陆杨的死亡与昆明圣爱中医馆没有关系。经质证，原告对昆明圣爱公司第一组证据的（1）、(2)、(3)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因为四川中庸公司只能作为证人，但其没有出庭，故我方不予认可；由于四川中庸公司没有出庭，那一组（4）号证据自然得不到支持，不能证明陆杨买的药物来源于四川中庸公司。对二组（1）号证据不认可证明观点，陆杨当时自己都不清楚了，且说的是误食中药而不是说误食药酒；陆杨说自己可能吃错药物了，这也只是陆杨的猜测，对（3）号证据，陆杨说自己宿舍有两个杯子说自己把外敷的药内服了，但陆杨的手机里没有找到其与医生的通话记录，也没有所谓了两个相同的杯子，即陆杨说的这些话可能是自己已经产生了幻觉所说的。即被告圣爱医院说的与公安机关在现场的实际情况不对应，不能证明圣爱医院的待证事实；对三组证据能证明的是陆杨向圣爱医院也向其他地方买了药物，但经公安机关查明，现场除了陆杨向三被告公司购买药物外没有证据证明陆杨再向其他公司购买过药物。陆杨宿舍存在的白附片和空罐子也不能证明被告圣爱公司的待证观点，另外照片上也没有公安的盖章，对其真实性也有异议。被告四川杏林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一组证据无异议；二组证据也认可。我方建议原告方提供出陆杨的通话记录，就能找到那个通话的医生，就能找到陆杨购买药物的来源，即这对明确适格被告是一个重要证据。对于陆杨是否出现幻觉，我方认为陆杨当时是清醒的，说话也是有逻辑的。对三组证据认可，现场照片说明了陆杨生前向多处地方购买了包括天雄、附子或其炮制后的药物等，陆杨对自己购买的药物应该是清楚的，对于存在乌头碱的药物就有2017年5月19日文泽轩的天雄粉，这也是94克，这与原告陈述向被告购买的白附子存在矛盾，且天雄粉是否食用也不清楚，即鉴定意见书中的乌头碱成分也可能来源于该天雄粉。陆杨向圣爱医院购买的制附片也可能是乌头碱来源，在加上陆杨现场的其他药物，就已经有三种药物有乌头碱成分，但没有一种药物来源于杏林公司，杏林公司与陆杨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四川健力公司表示，其质证意见与杏林公司一致，认为健力生公司没有出售过药物给陆杨，也没有过错，陆杨的死亡与健力生公司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提交的第一至第三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3.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杜某作为证人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证人杜某当庭陈述：我在圣爱中医馆的中药房从事药房管理工作，有12年的工作经验了。今天出庭作如下说明：（1）生附子是块状的，是毒麻药品，不可以作为药物使用；我们通常使用的“附子”药物都是将生附子炮制过的，根据炮制方法不同又分为几种，常见的是白附片，白附片经过熬煮等方法炮制出来成片状，可以直接入药，但服用前也要开水单独熬制3-4个小时，中间不能加冷水，不能熄火，后用筷子尝过没有麻感才能服用，如果还有其他药物与炮制后的附片一起服用的话，还要再加上其他药物一起再熬煮40多分钟后才能服用。我所在的圣爱医院用于出售的是白附片，且是单独包装并向购买人提示服用方法后再出售的；另外再说一下含乌头碱的药物不仅仅只有白附片，还有其他很多药物也会含有乌头碱成分，天雄也是含有乌头碱成分的。（2）圣爱中医馆向购买人出售药物会提示其服用方法，通常提示的方式是客服平台会提示，出售药物也会附有说明的纸张。（3）陆杨通过网络购买的药物，我们圣爱中医馆是客服提示后，又在白纸上写了提示与药物一起寄出的。炮制过的附子毒性小于生附子，可以直接用药，但也要特别熬制，且用量也是受限制的。我们对白附子的销售量没有规定，但超过15克需要医生签字。陆杨购买过程中对其提示过了服用方法。天雄没有经过炮制，其乌头碱成分高于白附片。经质证，原告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怀疑其真实性，认为他的药师证的年限与其工作年限不同；证人对药典所指的用量没有具体答复，与其是该领域的专家身份不符；对陆杨购药的提示，证人说用包装纸张提示了，但与陆杨收到药物的包装袋不相符。被告昆明圣爱医院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但说明一点，证人出庭说明了含有乌头碱的成分的药物多种，天雄也含有乌头碱成分，且毒性大于白附片。被告四川杏林公司、四川健力生公司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昆明圣爱中医馆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杜某作为证人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了说明；证人的陈述客观真实，对证明“圣爱中医馆向购买人出售药物时会提示其服用方法”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4.被告四川杏林公司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明医系统下单操作流程截图；（2）明医后台系统查询陆杨成交订单截图；（3）明医后台系统查询陆杨订单未成交截图；（4）微信系统查询2017年9月13日陆杨订单截图；（5）支付宝系统查询2017年9月13日陆杨订单截图；（6）视频资料（光盘），证明明医系统订单查询流程、交易查询、拍单流程1、拍单流程2视频；（7）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用以证明：（1）消费者在明医系统下单购买购买药品并成交支付药款的操作流程。（2）在明医后台系统搜索陆杨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成交记录，系统显示仅有2017年2月10日成交一笔，且成交药品中无“附子”。（3）在明医后台系统中搜索陆杨在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作废记录，系统显示有3笔，其中2017年9月13日作废2笔，被告在2017年9月没有向陆杨出售过任何药物。（4）分别在微信及支付宝收款系统中通过订单编号查询，均无2017年9月13日陆杨在线支付的订单。（5）证明四川健力公司拥有“明医中医行业服务平台”的著作权。第二组证据：（1）顺丰快递9月发往云南物流单；（2）圆通快递9月发往云南物流单；（3）顺丰货到付款收款清单2017年2月11日-2017年2月17日；（4）顺丰货到付款收款清单2017年8月26日-2017年10月4日；（5）微信账单收款明细（2017年9月）。用以证明：（1）被告在2017年9月通过顺丰、圆通发往云南的订单中，无发往陆杨所在地、无收货人为“陆杨”的订单。（2）被告通过顺丰代收陆杨货到付款的记录只有2017年2月14日一笔，2017年9月陆杨与被告之间无货到付款的订单。（3）通过2017年9月微信收款明细查询，无陆杨作废订单中在线支付所显示的金额474.61元。第三组证据：四川健力公司出具的《用法说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从医学角度对天雄、附子、白附子、乌头的说明以及计量用法作出说明。经质证，原告代理人对上述四川杏林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单方面提交的，且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质证意见，对一组证据的三性无法核实，由法庭审查决定，如三性无异议的前提下我方也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均是提供者单方制作，三性无法核实，由法庭决定，如三性无异议的前提下我方也无异议；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一、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四川健力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四川健力公司没有提交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四川杏林公司提交三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原告陆发龙、沈家会是本案死者陆杨的父亲、母亲，陆杨（身份证号码：5326271991********）生前是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为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富宁高邦收费站合同工，陆杨有网购中药材服用的经历。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3日，具有执业医疗机构资质，可以销售法律法规允许销售的中药。2017年9月13日上午9时许，陆杨用手机通过被告昆明圣爱中医馆的网络平台“圣爱中医馆服务平台”，向平台的客服人员咨询，并将其需要购买的照片处方发送过去，要求购买乾地黄、枸杞子、天雄、续断、远志等中药材，用于自己服用。在此过程中，平台客服告诉陆杨，没有天雄的存货，并回复“您好，这味药是有毒的哦，建议您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哦。”陆杨回复“这个不怕啦，是医生开的。”之后陆杨继续询问，是否“有制附子或者白附？”、“我的药天雄换成制附子”，客服告诉陆杨，中医馆的中药是白附片，陆杨回复“就这个吧，用他代替天雄”。然后陆杨要求“一起打粉。”客服回复“附片这边打不了粉，可以帮您把其他的打好，附片给您单独包好。”陆杨回复“为什么不能打粉？不能打粉我怎么吃么？”，客服回复“您好，附片必须煮四小时以上（以口尝不麻为度）方能服用，所以馆上不支持打粉的”，陆杨回复“额好吧”。之后陆杨用手机向平台支付药费261.10元、邮寄费10元，共计271.10元，昆明圣爱中医馆将陆杨所购的其他中药分别打成粉状，连同单独包装的94克白附片一起打包，于2017年9月14日16:19发货至富宁高邦收费站陆杨收。在邮寄给陆杨单独包装白附片的包装纸上，昆明圣爱中医馆也注明提示服用方法即要用开水熬煮3-4小时。2017年9月29日14时20分左右，陆杨进入富宁高邦收费站站长办公室，向站长陆应仲请假，经过询问得知，陆杨自己陈述可能吃错药了；了解情况后，站长立即电话请求管理分处派车来收费站接送陆杨前往富宁县人民医院治疗。管理分处派出驾驶员杜承隆驾驶车辆来到收费站，与收费站职工冯建真一起，将已出现中毒症状的陆杨送往富宁县人民医院治疗。同日17时许，陆杨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富宁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是：1、附子药酒中毒；2、呼吸循环衰竭。根据死者陆杨家属的委托，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分别出具了两份《司法鉴定意见》，其中对病理组织学检验及常规毒药物检验结果为：1、送检心血中定性未检出乙醇。2、送检心血及肝脏组织中定性均检出乌头碱成分。死亡原因鉴定，被鉴定人陆杨的死亡原因系乌头碱急性中毒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被告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26日，其经营范围包括生化药品、中药材、中成药等的销售；被告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6日，其经营范围包括网络技术开发，医药咨询服务等，公司拥有“明医中医行业服务平台”的著作权。两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个人，健力生公司是互联网网络平台，杏林公司是医药连锁公司。审理查明，2017年9月13日当天，陆杨除了在“圣爱中医馆服务平台”咨询、购买中药材外，陆杨还向被告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的“明医中医行业服务平台”咨询购买中药材；“明医中医行业服务平台”的明医系统下单操作流程截图显示，在明医后台系统搜索陆杨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成交记录，系统显示仅有2017年2月10日成交一笔，且成交药品中无“附子”。在明医后台系统中搜索陆杨在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作废记录，系统显示有3笔，其中2017年9月13日作废2笔（详见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上述事实证明，2017年9月13日，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与陆杨没有交易买卖中药材的事实发生。本院认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包括医疗产品责任纠纷，是指由于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医疗护理活动中发生过错，导致患者在医疗机构就医时受到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依法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所引起的民事纠纷。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1.陆杨与三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药物的关系；2.陆杨的死亡与三被告是否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本案原告以医疗产品责任纠纷起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原告方应当举证证明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的事实。一、关于陆杨与三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药物的关系问题，2017年9月13日上午9时许，陆杨用手机通过“圣爱中医馆服务平台”，向平台的客服人员咨询，并将其需要购买的照片处方发送过去，要求购买乾地黄、枸杞子、天雄、续断、远志等中药材，用于自己服用。在此过程中，该平台客服经过与陆杨互动交流，双方确认购买关系，陆杨用手机向平台支付药费、邮寄费，昆明圣爱中医馆将陆杨所购的其他中药分别打成粉状，连同单独包装的94克白附片一起打包，于2017年9月14日16:19发货至富宁高邦收费站陆杨收，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审理查明，2017年9月13日当天，陆杨除了在“圣爱中医馆服务平台”咨询、购买中药材外，陆杨还向被告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的“明医中医行业服务平台”咨询购买中药材，“明医中医行业服务平台”后台系统中搜索陆杨在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作废记录，系统显示有3笔，其中2017年9月13日作废2笔。上述事实证明，2017年9月13日，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与陆杨没有交易买卖中药材的事实。二、关于陆杨的死亡与三被告是否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如前所述，2017年9月13日，陆杨与昆明圣爱中医馆存在中药材买卖关系，与被告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健力生科技有限公司无交易中药材的买卖关系。（一）2017年9月13日，死者陆杨向昆明圣爱公司的微信平台通过网络购药并出具了自己所列的药材清单，圣爱中医馆按照陆杨的要求出售了包括白附片在内的药物，所出售的白附片是经过炮制，而且检验结果是符合规定的；同时，在咨询购买及销售邮寄过程中，圣爱中医馆的工作人员也已经书面明确告知陆杨，附片必须煮四个小时以上，口服感觉不麻，方能服用。（二）陆杨死亡后，富宁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是：1、附子药酒中毒；2、呼吸循环衰竭。圣爱中医馆在履行双方的买卖合同中没有过错，陆杨的死亡与圣爱中医馆的销售中药白附片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陆杨死于含有乌头碱的药物中毒，并且根据陆杨当时对同事的口述和公安机关提取的相关证据显示陆杨食用的是含有乌头碱的药酒；（2）圣爱中医馆销售给陆杨的中药白附片服用的方法是煎服，并且告知煎服的注意事项是需要煮4小时以上口尝不麻才可食用；（3）从公安机关现场调取的现场照片显示圣爱医院销售的白附片陆杨并没有使用。综上，原告是基于侵权之诉提起的本案诉讼，根据侵权之诉的相关构成要件，圣爱中医馆没有实施侵权行为，陆杨的死亡结果与圣爱中医馆销售行为和所销售的药物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仅举证证明存在损害，但未举证圣爱中医馆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发龙、沈家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72.00元，减半收取3686﹒00元，由原告陆发龙、沈家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慈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刘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