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03民初3338号 原告：桂澜芳，女，1979年4月16日生，汉族，现住广西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森，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庆红，女，1973年6月10日生，汉族，现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被告：覃智军，男，1971年1月3日生，汉族，现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仕继，广西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柳华，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桂澜芳与被告黄庆红、覃智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桂澜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森，被告黄庆红，被告黄庆红、覃智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仕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桂澜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款项3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5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从2019年6月1日起计算至二被告清偿完所有的欠款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被告黄庆红向原告推荐并办了一台刷卡器，并将登录号和密码给了原告，当时被告黄庆红告诉原告这是一台P**机，可以通过这个POS机以刷卡的方式进行存钱，并且有利息。由于原告认识被告很多年，且原告系被告儿子覃彬烙的老师，基于这种信任原告通过这个POS机共刷卡591562元，中间只提现73990.1元。2018年1月份，原告存钱的帐号无法登录，这时原告才知道通过刷卡机存钱实际上是一种消费，现在网站的公司涉嫌违法已经关闭网上系统，被告黄庆红实际上是通过一种欺诈的方式骗取原告通过刷卡机消费，原告找到被告黄庆红，黄庆红也承认以上事实。2018年3月25日被告黄庆红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被告黄庆红自愿承担350000元并计划分三次付给原告，第一次付款期限在2019年6月份前”。以上事实已经被鱼峰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3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且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并且一起违法经营该业务，也认可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但却未按承诺赔偿原告损失，原告多次与二被告沟通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特诉至法院。 被告黄庆红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恳请驳回原告诉请。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2、基于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产生的风险应当是共同担责，现由于双方合伙出现亏损，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返还责任及赔偿损失违反我国合伙法规定的保底条款，视为无效合同；3、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应属于无效承诺，即便承诺书有效但承诺书上罗列的付款时间是2019年6月份前付款100000元，2020年6月份前付100000元，2021年6月份前付150000元，至今庭审之日即2019年8月20日，也未到承诺书约定的付款时间，即便到2019年6月的那笔100000元，之后的两笔共计250000元均未到期，该承诺书属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附期限生效履行合同，该期限未到，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诉请要求支付利息没有合同约定，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覃智军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覃智军的诉请。覃智军与原告之间互不认识，至今未发生过任何关系，覃智军没有收取过原告任何款项，也未对原告进行任何承诺，且原告与被告黄庆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基于合伙关系产生，也非属于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告诉请覃智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覃智军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本案其他材料及当事人陈述予以参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黄庆红于2016年12月向原告赠送“深圳市诺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M60－A蓝牙刷卡器”一台。在被告黄庆红的指导下，原告在手机下载并安装手机应用程序“深圳诺付宝”，原告使用被告黄庆红提供的账号及密码登陆该手机应用程序。在被告黄庆红的推荐下，原告称其已通过使用“M60－A蓝牙刷卡器”刷储蓄卡进行理财，并可在手机应用程序“深圳诺付宝”查实使用刷卡器将储蓄卡中的存款转出后的相应交易款项及利息收益，亦可通过该手机应用程序提取原从储蓄卡中转出的款项并收取利息收益，并称于2018年1月再无法登陆手机应用程序“深圳诺付宝”，亦无法提取款项及利息收益。2018年3月25日，被告黄庆红在一份《承诺书》落款处“承诺人”栏签名，并书写身份证号码及电话号码，该《承诺书》载明：“本人黄庆红，于2016年12月帮桂澜芳办了一台诺漫斯公司的POS机。桂澜芳现有多笔款项，共计517771.9元（伍拾壹万柒仟柒佰柒拾壹元玖角），因诺漫斯公司经营失败导致了款项未能正常出款而蒙受损失。所以，我黄庆红自愿承担35万元（叁拾伍万元整）的款项，计划分三次付给桂澜芳：在2019年6月份前给10万（壹拾万元整），在2020年6月份前给10万（壹拾万元整），在2021年6月份前给15万（壹拾伍万元整），结清全部款。但在此期间，如有诺漫斯出款或者银联的出款，桂澜芳必须出面配合解决。桂澜芳在获得公司或银行的16万元（壹拾陆万元整）出款后，我所承担的35万元（叁拾伍万元整）款，可跟随公司或银联之后的出款金额递减。大家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诚信做人，恪守信用！”原告认为，其通过“M60－A蓝牙刷卡器”刷储蓄卡存入手机应用程序“深圳诺付宝”的款项合计591562元，已提取73990.1元，尚余款项因无法登陆该手机应用程序而无法提取，该损失应由被告黄庆红承担；被告覃智军系被告黄庆红的丈夫，并且一起经营该业务，也认可应当赔偿该损失，故亦应承担相应责任，遂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原告在其提供的《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信用卡交易明细》中所勾选的认为涉及其通过“M60－A蓝牙刷卡器”刷储蓄卡存入手机应用程序“深圳诺付宝”的款项，在《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被原告勾选的款项均未显示对方户名及账号，显示的款项摘要亦为消费，渠道均为POS交易，在《信用卡交易明细》中被原告勾选的款项所显示的收支项目为“借”，并显示具体交易场所。在原告提供的“中国银联”交易查询结果手机截图显示的交易均为消费性质，且均有具体的交易商户名称。原告称“中国银联”交易查询结果手机截图及以上明细中所勾选的交易款项，均系其为理财获得利息收益而通过“M60－A蓝牙刷卡器”刷卡存入手机应用程序“深圳诺付宝”的款项，并非原告为购买商品或服务而发生的真实交易。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被告黄庆红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于《承诺书》所载明的内容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对于其签名确认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具备相应的判断能力，因此，《承诺书》系被告黄庆红自愿向原告出具，且该《承诺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而原告亦认可该《承诺书》的内容，因此，《承诺书》所约定的内容对原告与被告黄庆红均有约束力。《承诺书》约定，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黄庆红自愿承担350000元并计划分三次付给原告，第一次付款期限是在2019年6月份前，第二次付款期限是在2020年6月份前，第三次付款期限是在2021年6月份前，并且以上付款除了附期限亦附条件即“在此期间，如有诺漫斯出款或者银联的出款，原告必须出面配合解决，原告在获得公司或银行的160000元出款后，被告所承担的350000元，可跟随公司或银联之后的出款金额递减”，现被告黄庆红尚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原告获得公司或银行的160000元出款”的情形，而《承诺书》所约定的第一期付款期限已届满，故被告黄庆红应向原告支付第一期应付款项100000元。因《承诺书》所约定的第二期、第三期付款期限尚未成就，原告主张被告黄庆红支付另外的250000元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因《承诺书》中被告黄庆红未对此进行承诺，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被告覃智军并非《承诺书》的承诺人，且被告黄庆红所承诺支付原告的款项亦非夫妻共同债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覃智军共同支付款项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庆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桂澜芳款项100000元； 二、驳回原告桂澜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65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桂澜芳负担4550元，由被告黄庆红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龚 明 人民陪审员  廖丹莉 人民陪审员  彭园园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岑芳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