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兴隆，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知时，河南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锦华，女。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伯顺，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索亚星，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昆，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岳素敏，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昆，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照强，河南翰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洋，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照强，河南翰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兴隆与上诉人王伯顺、上诉人岳素敏、被上诉人王洋因合伙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5民初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彭兴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知时、彭锦华、上诉人王伯顺与上诉人岳素敏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昆、上诉人王伯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索亚星、上诉人岳素敏与被上诉人王洋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照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兴隆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撤销第三项，改判王伯顺、岳素敏继续给付彭兴隆货款及利润的30%即1743939元，王洋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已认定湖北省××市的两家双叶家具专卖店（以下简称双叶家具襄阳店）属于彭兴隆所有，并且系彭兴隆在投资经营，但判决补偿王伯顺、岳素敏30%的经营利润1743939元，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了彭兴隆的私有财产意思自治原则。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三被上诉人作为彭兴隆的雇员，经营所获取的利润应当交给彭兴隆，彭兴隆也一直支付着三人的报酬。二、一审判决王洋不承担民事责任与事实不符。自2013年5月份起王洋就和王伯顺、岳素敏一起共同代为经营彭兴隆所有的双叶家具襄阳店，彭兴隆一直支付王伯顺一家三口的劳务报酬。期间，王伯顺、岳素敏在未经彭兴隆同意的情况下还让王洋当了两家店的负责人，三人作为一个家庭共同侵害了彭兴隆的财产权益，应当对返还彭兴隆的经营利润款共同承担责任。王伯顺辩称，王伯顺与彭兴隆之间名为委托关系，实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认定案件性质及事实错误，应驳回彭兴隆的上诉请求。一、从双方约定及实际履行内容看，均与《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不相符。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彭兴隆仅是授权王伯顺为襄阳地区独家经销商而已。2002年6月20日《委托书》第3项注明“款到发货，费用自理”，说明该销售点是由王伯顺自负盈亏进行投资，经销双叶公司的品牌。从实际履行内容看，经营资金、经营过程中销售点门店装修费用及人员工资等各种支出也均由王伯顺独立承担，进货按照委托书中“款到发货，费用自理”内容，双方之间是纯粹的买卖关系，与委托合同关系内容不相符。彭兴隆的利益为在其中赚取销售差价及向总公司的经营返点业绩奖励等。二、彭兴隆对王伯顺未有任何投入，王伯顺先支付彭兴隆8万元现金购货，账目可以对应。1.双方第一笔业务是2002年6月28日王伯顺先向彭兴隆支付8万元现金购货，彭兴隆于2002年6月29日向王伯顺发出第一批货77149元及1%运费771元，合计77920元。在2002年11月8日的双方对账结果显示彭兴隆欠王伯顺428元的事实，可以证明王伯顺2002年6月28日向彭兴隆支付了8万元现金。第一车货物价值并非8万元，一审将第一车货说成是彭兴隆的启动资金毫无根据。2.双方在业务中的利益关系较为明确：王伯顺为零售商，彭兴隆直接赚取王伯顺5%的差价款。王伯顺从其他经销商处取得的证据显示，彭兴隆在业务中有5%的差价提成，该差价系彭兴隆从王伯顺处赚取的净利润。此外，王伯顺的经营业绩会变为彭兴隆的业绩之一，其可以向厂家争取商业经销中普遍存在的年底业绩返点、奖励、更高优惠等等利益。彭兴隆对王伯顺未有任何投入，符合双方委托书约定，也符合区域独家经销商的商业惯例、交易习惯。一审推断的第一车货作为投入无任何证据支持。三、双方为买卖关系，经营利润及亏损的都属于王伯顺。一审判决将王伯顺经营利润的70%支付给彭兴隆，剥夺了王伯顺的财产权利。1.彭兴隆授权王伯顺为区域独家经销商，双方之间买卖关系明确。根据委托书，王伯顺是典型的自负盈亏。2.2002年至2014年的十二年间，王伯顺一直在实际经营，投入巨资多次对门店进行了装修改造、自行招聘员工、筹资进货、销货、承担各种开支费用、开拓市场参与竞争等等，彭兴隆无任何资金投入。3.彭兴隆一审中提交的2002年1月1日《任命书》系虚假证据，该《任命书》中有关襄阳市（原襄樊市）及双叶家具洛阳销售点的办公地址均与事实不符，伪造痕迹明显。4.王伯顺在一审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真相，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偏信彭兴隆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甚至假证据），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存在严重错误。综上，应驳回彭兴隆的上诉请求，改判支持王伯顺的上诉请求。岳素敏答辩称，一、彭兴隆与王伯顺的之间既非雇佣关系，也非委托关系，而是买卖关系。1.王伯顺一审提交的入库帐原始记录证明：2002年6月29日第一次进货77920元（含货款77149元的1%运费即771元）；2002年7月16日第二次进货11772元；2002年7月23日第三次进货1251元；三次共进货共90943元。入库帐原始记录第5页右下角红笔标注的“8057”是指已付货款9.9万元（即2002年6月28日付彭兴隆8万元+2002年7月16日付彭兴隆1万元+2002年7月24日付彭兴隆9000元）－已收货货值90943元=8057元。该记录证实，在开始经营的第一个月，彭兴隆欠王伯顺货款8057元，即王伯顺多付彭兴隆8057元，也证实王伯顺第一次进货已事先支付货款8万元的事实，而非一审认定的彭兴隆铺货在先，王伯顺付款在后。第二、第三次在进货入库当日及次日付款，此时没有销售，因此，并非销售后支付货款，更非从经营利润中支付货款。2.2002年11月8日彭兴隆实物出库凭单（即王伯顺实物入库凭单）上，彭兴隆之妻宿艳萍亲笔书写的双方2002年11月8日结算数据为428元表明，王伯顺多付的余款23626元－进货款23198=欠王伯顺428元。如果王伯顺没有在2002年6月28日先行支付彭兴隆现金8万元，不可能得出这一数字。2002年11月9日再次结算，进货4539元－之前彭兴隆欠款428元=王伯顺欠彭兴隆货款4111元。2002年11月23日余货款即王伯顺多付彭兴隆4167元，11月24日王伯顺进货入库13319元，经结算，彭兴隆之妻宿艳萍亲笔书写王伯顺“欠9152”元。以上证据证实王伯顺入库账原始记录的真实性，并非一审认定的“是否真实、准确并无法核实”的结论，也证明王伯顺与彭兴隆之间是买卖关系的双方。3.彭兴隆取得双叶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双叶公司不允许彭兴隆再发展经销商，基于双叶公司的要求，彭兴隆在委托书上也强调不允许王伯顺再发展经销商，由此决定了对外必须以彭兴隆的名义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办理营业执照。2002年刚到襄樊时，由于商场属于集体工商注册制，包括对外部的一切业务比如税收等，均由商场统一出面，最初的经营并未办理任何的正式登记。由于前几年的业务总量不大，市场开展前期经营经常出现亏损，一直到2007年之前，彭兴隆从未要求王伯顺报过任何报表，双方的交易一直按照先款后货、费用自理的约定进行。2007年经营状况有所好转，因为商场要求各店面分别注册办照，根据特许经营的特点，必须以彭兴隆的名字登记注册。加之彭兴隆又提出总公司有要求，要加强管理，要求王伯顺报送报表。可以看出，前期的投入都是王伯顺的，后期经营是从2002年开始的有效延伸，所有权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之规定的精神，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业主），与实际经营者的业主并不能划等号。《委托书》的合同内容也明确王伯顺具有经营权，是实际经营者，是业主。4.一审法院以工资表为据判定王伯顺、岳素敏为雇员，又以《委托书》委托之名认定为委托关系，自相矛盾。彭兴隆为规避双叶公司的制度性要求，从2007年开始要求襄阳店提供会计资料和工资表应付双叶公司的检查。工资表本身就是虚假的，有违常理。一审判决说明一审法院也承认岳素敏与王伯顺是实际经营者的身份，就是名义业主的相对方即实际业主。5.本案审理的是彭兴隆与王伯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应当审查原始投资和交易性质，而不能把外在表现形式的场地租赁合同及营业执照上的名义主体，作为实际投资人和委托人的证据加以认定。一审法院以租赁合同、营业执照证据占优势进行判断，认为彭兴隆是实际投资人和委托人，混淆了内外部法律关系的证据适用规则。从内部法律关系考量，王伯顺提交的证据显然能够全部否定彭兴隆的主张。二、彭兴隆在两次一审中，从来没有提起过“继续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对超出诉讼请求金额部分，其无权上诉。三、与本案相关联的一审法院（2017）豫0305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14年岳素敏、王伯顺向彭兴隆之妻宿艳萍的转款，应认定为利润款，应归彭兴隆占有支配。岳素敏、王伯顺不服该判决已提起上诉。如果将此款认定为利润款的话，应当查明2014年双方账目往来。2014年彭兴隆占有王伯顺多付的进货资金188.5528万元（付款243.1604万元-发货54.6076万元），扣减鉴定意见应付2013年年底的货款余额97.47332万元后，彭兴隆仍应返还上诉人91.07948万元。该91.07948万元如按照一审思路认定为利润，应当将彭兴隆诉讼请求的利润金额472.8146万元的70%即330.97022万元中减去2014年已付利润款91.07948万元，相减后得差239.89074万元，为彭兴隆最终所得的利润，一审判决太过草率。另外，由于数据变化原因，王伯顺、岳素敏提交的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七条内容更正为本答辩状本条以上内容，以此内容为准。王洋答辩称，一、彭兴隆上诉请求金额是581.313157万元，请法庭审查彭兴隆是否交纳了相应的上诉费。二、王洋在一审中提交的退伍证、自主择业证证明，王洋2002年参军，2010年12月份转业，2011年11月自主择业。彭兴隆向公安机关陈述称，王洋仅是在襄阳经销部工作；彭兴隆在一审诉状中称，王伯顺擅自转委托王洋负责两个店面的经营；彭兴隆在上诉状中又称，2013年5月起，王洋就与王伯顺、岳素敏一起共同代为经营，并为王洋一家三口人发放工资，王伯顺、岳素敏擅自让王洋当了两个店面的负责人，构成共同侵权。彭兴隆诉求不能成立，襄阳双叶店的业主是王伯顺，不是彭兴隆；如果为三人发工资，请出示真凭实据；王洋即便在王伯顺的店里临时帮忙，店也不是王洋的。王洋与彭兴隆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彭兴隆要求王洋承担的基础是侵权，与本案案由不符。王伯顺、岳素敏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驳回彭兴隆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彭兴隆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彭兴隆在一审中提交的《任命书》系假证据，目的是证明双叶家具襄阳店的财产所有权是彭兴隆的，请求二审法院重视。该《任命书》内容为:“任命彭兴隆为七台河市双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洛阳市销售分部经理（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联盟路青岛路口天鹅堡二号楼二单元1201室）。该分部负责管辖：河南省洛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漯河市、商丘市、湖北省××市（原襄樊市）、湖南省株洲市，双叶家具公司在以上区域内的一切业务。公司销售部，2002年1月1日，七台河市双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公章）”。经湖北省襄阳市政府网站了解，2010年11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经向洛阳市房管局查询，天鹅堡项目由洛阳市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预售许可证颁发日期为2008年3月10日，交房日期为2009年6月30日；襄樊市的双叶店是在2002年6月20日彭兴隆对外发展的第一个双叶家具经销店，王伯顺是其对外发展的第一个经销商，当时彭兴隆的业务范围仅限于洛阳市，双叶总公司不可能在2002年1月1日任命彭兴隆成为6个城市的总经销商。二、王伯顺、岳素敏与彭兴隆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1.《委托书》形式上是委托经营，但从内容结合彭兴隆与双叶公司签订的几份《经销商合同书》来看，符合特许经营合同的特征，均规定:经销商不准再发展经销商、否则取消经营权；只能销售双叶品牌；价格由双叶公司确定，经销商不能超过双叶公司许可的价格范围；必须遵守双叶公司的规章制度；运费由经销商承担；经销商全额付款、税费、服务费、违约等费用由经销商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等。且2007年前公司没有固定经销商缴纳服务保证金，故2002年的《委托书》上没有约定，2007年双叶公司指定经销商管理办法后，公司要求彭兴隆缴纳保证金，彭兴隆又要求王伯顺支付了15万元的服务保证金。《委托书》实际上是彭兴隆私下转让双叶家具特许经营权。2.2002年6月到2014年王伯顺经营的十二年期间，彭兴隆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其不是实际投资人。3.十二年间，王伯顺投入巨资对店面进行装修。4.王伯顺在襄阳刚开店时，王伯顺与彭兴隆是按照事先约定的款到发货的交易习惯进行交易，时间长了，双方相互信任了，有时也会出现先发货后付款的情况，但不能改变双方是买卖关系的事实。5.十二年间，王伯顺向员工支付工资、场地管理费、场地租金、税金和其他费用。6.十二年间，彭兴隆每发一批货，均让王伯顺支付运费，包括从总公司到洛阳和洛阳到襄阳的运费。如果双方是委托关系，不可能让受托人支付运费。7.租赁合同、营业执照由彭兴隆办理不能说明委托合同关系存在，更不能说明襄阳双叶店的实际投资人是彭兴隆。三、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的审查判断严重错误。四、王伯顺是双叶家具襄阳店的实际投资人而不是彭兴隆的雇员。1.王伯顺在2002年6月在襄阳开店前先交商场定金、店面装修、工人工资、房租等费用，后与彭兴隆签合同，之后在6月28日先支付彭兴隆货款8万元现金，6月29日彭兴隆发了第一车货，加上运费共计77920元。双方进行阶段性对账，对于货款，双方一直正常结算，没有争议。2.从2002年到2013年十二年期间，彭兴隆从未向王伯顺提出过分配利润，也没有对襄阳双叶店每年的经营收支要求与王伯顺算账。如果王伯顺是雇员，就不应支付房租、工人工资等各项费用，也不应自己拿8万元货款给彭兴隆并支付运费。对于襄阳这个刚开发的市场，也是彭兴隆第一个在洛阳之外设立的门店，彭兴隆是怕赔钱的，所以让王伯顺自己投资经营，赚赔与彭兴隆无关，彭兴隆只关心自己的货款要及时收回。3.货物运费一直是王伯顺支付，由双叶公司到洛阳的运费，在王伯顺支付的货款中由彭兴隆直接扣除；从洛阳到襄阳的运费，也由王伯顺支付，其中第一车货是王伯顺从洛阳雇车拉到襄樊，司机李文杰一审中出庭作证证明王伯顺支付1400元运费；襄樊市瑞丰达物流有限公司和襄樊市安达托运部的证据显示，2002年到2013年襄阳双叶店从洛阳发往襄阳的家具都由王伯顺提货并支付运费。五、双方不是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解除委托合同关系是制造假象。六、一审法院按照三七比例开，由王伯顺、岳素敏支付彭兴隆所谓利润没有根据。七、一审法院在另案（2017）豫0305民初285号判决中认定，截止2013年年底利润总额为5813131.57元，王伯顺、岳素敏于2014年支付给彭兴隆利润1182689元，本案判决并未将该1182689元扣减，说明一审法院计算方法错误，太过草率。彭兴隆答辩称，1.《任命书》是真证据，是在原证据找不到的情况下，七台河公司为彭兴隆补写了一个任命书的证据，不能认定为假证据。王伯顺说，2002年1月1日的时候，七台河公司并没有在任命书上的其他城市设置双叶家具的销售点，不可能任命彭兴隆为上述销售点的总负责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任命一个人开拓某些市场，不等于市场已经被开拓，这和市场是否被开拓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一审法院审查认定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不存在买卖合同正确的。王伯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洋述称，对王伯顺、岳素敏的上诉没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伯顺、岳素敏的上诉请求。彭兴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彭兴隆与王伯顺、岳素敏、王洋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判令王伯顺、岳素敏、王洋返还受托经营期间的利润款472814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伯顺、岳素敏、王洋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彭兴隆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双叶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特许经销商，负责该公司在湖北省××市家具销售业务。2002年6月20日，彭兴隆与王伯顺签订《委托书》一份，双方约定：“为了开拓湖北市场，树立公司品牌的良好形象，甲方（彭兴隆）委托乙方（王伯顺）在湖北省襄樊市设立双叶家具经销部，乙方必须以维护公司利益为出发点，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强调以下几点：1.产品价位不准高于本区区域统一零售价。2.双叶家具销售场地不准掺入其他家具品牌。3.款到发货，费用自理。4.搞好售后服务，绝不允许顾客投诉事件发生。5.乙方无权发展其他城市经销商。以上条款必须严格遵守如违犯立即取消经营权”。2007年8月1日，彭兴隆与襄樊盛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世纪金源家居广场）签订《租赁合同》、《安全消防责任书》等多份合同，双方约定，由彭兴隆承租世纪金源家居广场三楼商铺用于销售双叶牌家具；2007年后，彭兴隆与襄樊市江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丽国际家居博览中心）签订《承包场地合同》及补充协议、《场地租赁合同》、《广告位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安全防火责任书》、《售后服务管理协议书》等合同，双方约定，由彭兴隆承租位于襄阳市前进路9号天丽国际家居博览中心三楼A区八号场地和9块户外广告牌，用于双叶牌家具的销售和宣传。2012年2月10日，襄阳市工商局向彭兴隆核发了注册号为420606600455197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合同签订后，上述两个店铺均由王伯顺及其妻子岳素敏实际经营。2014年彭兴隆要求王伯顺等返还多年的店铺利润款，王伯顺等提出涉案两个店铺系由王伯顺个人进行原始投资和后期全部投资，王伯顺对两个店铺具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拒绝向彭兴隆支付利润。彭兴隆与王伯顺因上述两个店铺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问题发生争执。2014年5月16日，襄阳市樊城区米公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出警处理。2014年3月11日，彭兴隆举报王伯顺、岳素敏涉嫌职务侵占罪，洛阳市公安局天津路分局受理后于2015年4月24日向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回复《关于王伯顺、岳素敏涉嫌职务侵占案不立案的函》一份，认为该案没有犯罪事实，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决定不予立案。后彭兴隆诉至法院。另查明，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委托洛阳市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之间自2007年起至2013年止往来账目进行鉴定清算。2016年3月7日，洛阳市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洛信德司鉴所[2016]会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意见为，1.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王伯顺、岳素敏、王洋（襄樊双叶店）应付彭兴隆（洛阳店）款项余额974733.20元；2.2007年至2013年度，襄樊双叶店实现的利润总额为5813131.57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特许经销商的概念。从彭兴隆与黑龙江七台河市双叶家具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能够证明，彭兴隆系黑龙江七台河市双叶家具有限公司河南、湖北区域的特许经销商。特许经销商是指出卖人授权买受人为某区域的独家经销商，在有特许经销商的区域，厂商不再设其他代理经销商，并且所在地的二、三级批发商、商场、超市、食品店、药店等以及特许经销商的概念可以看出，彭兴隆与黑龙江七台河市双叶家具有限公司之间应属买卖关系，在特许区域内只能由彭兴隆经营出售双叶家具。二、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判断原、被告之间究竟是委托经营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主要分析双叶家具襄阳店所有权归谁。（1）从原告彭兴隆提交的证据来看，1.提交的《委托书》明确载明：“彭兴隆委托王伯顺在湖北省襄樊市设立双叶家具经销部”，从形式上能够证实原、被告之间为委托关系；2.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双叶家具襄阳店的负责人为彭兴隆，也从形式上证明了涉案店铺系彭兴隆所有和管理。3.提交的注销证明显示彭兴隆于2015年6月23日注销了涉案店铺，也能够证明彭兴隆对于双叶家具襄阳店有处理权。4.提交的《摊位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租赁合同》、《安全消防责任书》、《售后服务管理协议书》、《物业管理责任书》等手续能够证明涉案店铺系彭兴隆所有和管理。5.从《司法鉴定报告书》中显示，彭兴隆自2007年10月31日至2008年4月30日合计供发货价值105余万元后，被告才以家具店的名义于4月30日向彭兴隆综合汇付货款40万元、5月31日汇付货款50万元……，印证了原被告双方先发货后付款的客观事实，进一步证实彭兴隆所称的家具出售后利润款系涉案店铺原始投资这一说法。6.提交的王伯顺的《公安询问笔录》中显示，王伯顺自认每次都是彭兴隆先发货、货物卖完后再给其付款，同样证明上述第5项家具出售后利润款系涉案店铺原始投资这一说法，与王伯顺所说家具店的经营是自己先付款后再拉货的说法相矛盾。7.王伯顺在笔录中还提到其在襄阳开店时，是和一个叫“陈老三”的人一起开的店，而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陈老三”系陈付华，从彭兴隆提交的陈付华出具的《证人证言》称其于2002年6月在襄阳店负责家具安装工作，工作期间的工资系彭兴隆核定后在襄阳销售部王伯顺处领取，能够说明王伯顺对家具店的资金使用不具有独立支配权。8.王伯顺在笔录中还提到“彭兴隆从双叶家具店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只是朋友帮忙”，可以看出，被告在经营期间没有向彭兴隆支付任何费用。9.在诉讼过程中，彭兴隆还提交了双叶家具在南阳店负责人李春梅、商丘店负责人陈林伟、漯河店负责人陈晨、三门峡店负责人闫旭明、湖南株洲店负责人刘静、洛阳店负责人张芳等人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他辖区店铺或彭兴隆个人所有或按照入股比例分配利润等等事实，从该证据显示，彭兴隆负责辖区内成立的二十余家双叶家具店无一家系个人投资经营的店铺，而如被告陈述，仅有襄阳店系个人投资经营，显然并不符合常理。10.彭兴隆提交的《2013.5月襄樊部双叶费用支出明细》中载明：“导购员岳素敏工资2620元、安装工王伯顺工资1500元、安装工王洋工资2689元”。该证据证明王伯顺、岳素敏均在双叶家具襄阳店有领取工资的记录，可以认定为雇员。（2）从被告王伯顺、岳素敏提交的证据来看，1.提交的宋建平《证人证言》和《收条》，证明被告于2003年3月份以房产作为抵押向岳建森借款11万元用于涉案家具店投资，并于2005年2月偿还岳建森。该证据虽能证明被告与岳建森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款项是否用在店铺投资无证据证明。该证据关联性不足。2.提交的现金流水账，系王伯顺本人书写，其书写情况是否真实、准确无法核实，故证明效力不强。3.提交的2003年至2007年期间现金流水账和支付明细中载明了被告在经营家具店期间对外支出的租金、装修费、雇员工资以及支付家具款，该证据能够证明费用系经王伯顺之手进行支付，但支付费用是否系王伯顺个人资产，无法予以证明，而在《2007年九、十月支付明细》明确显示“服务员岳素敏工资2280元、安装工王伯顺工资1500元、电话费200元，”证明了王伯顺、岳素敏雇员的身份。4.提交的《入库账单》与《出库凭证》能够相互对应，且《出库凭证》由彭兴隆之妻宿艳萍签字，故对于《入库账单》与《出库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入库账单》显示：彭兴隆自2002年6月29日开始给被告提供货物，当天供货价值77149元，加上运费77920元，但该《入库账单》与《出库凭证》中显示变更于2002年7月16日付款1万元，于2002年7月24日付款9000元，故被告是否在供货当天或之前支付家具款项，该证据无法予以证明。5.提交的2002年7月至9月的多份《销售凭证》能够证明王伯顺在此期间的销售情况，该期间是盈利还是亏损与谁是店铺原始投资人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不强。6.提交的支付费用清单4张，该组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证明效力不强。6.提交的支付清单费用4张，该组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证明效力不强。此外，该组证据证明的店铺租金、电费、工资等方面的支出，系经营店铺的必要支出，但费用究竟是被告个人款项还是店铺利润款，无法予以证明。7.提交的店铺装修《收据》多份，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店铺的装修费用是通过王伯顺支付，但王伯顺作为店铺的实际经营人，其经手支出款项实属正常，且彭兴隆提交的《证人证言》中涉案店铺装修负责人杨国强陈述：装修费用系由彭兴隆审核过后再由王伯顺支付。故装修费用究竟是被告个人支出还是店铺利润支出，店铺所有人是否是王伯顺，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8.提交的店铺《工资凭证》多份、《租金支付凭证》多份、《电费单据》多份以及各种杂费，该组证据同上述第7组证据。此外，上述7、8组证据大部分显示的是“收到双叶家具店款项”，故无法证明费用是王伯顺个人支出。9.提交的店铺雇员蔡银英、黄飞、付文勤、胡晓兰、蔡玲等人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店铺雇员的工资是王伯顺、岳素敏所发，而王伯顺、岳素敏所发工资是被告个人支出还是店铺利润支出，店铺所有人是否是王伯顺，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10.提交的闫旭明的《调查笔录》中闫旭明称其经营双叶家具三门峡店与被告王伯顺经营的襄阳店均是个人投资、独立经营，但闫旭明在2017年4月出具的《证明》中又否定了2015年签订的《调查笔录》，认为三门峡店不是其个人投资、独立经营，而是其和彭兴隆合伙经营，闫旭明的陈述前后不一，对其陈述均不予采信。11.提交的《汇款凭证》能够证明自2002年7月之后，被告王伯顺经常向原告之妻宿艳萍支付家具款，由于王伯顺、岳素敏实际经营该店铺，故汇款行为属于日常经营管理的一部分，无法证明店铺的原始投资和所有权归属问题。12.提交的《出库单》中能够证明原告之妻宿艳萍定期向被告提供家具，其中家具款中包含了货物价值1%的运费，经查明，该运费系被告王伯顺支付。13.提交的《出货清单》和《出厂价上调通知》，用以证明家具供货存在差价，而《出货清单》上没有原告彭兴隆或其妻子宿艳萍的签字，无法核实《出货清单》的真实性，即便《出货清单》系真实的，《出货清单》与《出厂价上调通知》上载明的价格进行比较，如“A23-3”出厂价“1500”，交付给王伯顺的价格为“1575”，后者涨价5%，该数额比家具运费略高，远低于实际家具购销中所赚取的利润，并不符合常理。14.提交的服务保证金、营运费收条，证明王伯顺向彭兴隆支付服务保证金15万元、4万元，但特许经营费应当是店铺开业时一次性缴纳或者每年定期缴纳，被告交的15万元发生在2007年、4万元发生在2014年，如果是特许经营费，该两笔款项在时间没有连贯性、在金额上不一致，不符合特许经营费缴纳的特征，而原告称该费用是上缴给双叶家具公司的费用这一说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综上，判断原、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主要在于双叶家具襄阳店究竟所有权属于谁。从形式层面，涉案店铺的对外所有合同以及工商登记信息均载明为原告彭兴隆；从法律层面来看，原告系涉案店铺的负责人，表明彭兴隆是集权责于一身的合同当事人，上述合同、手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应由原告彭兴隆享有和承担，涉案店铺如果系被告王伯顺个人投资、自主经营，而责任方面则由原告彭兴隆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显然会造成权、责的不统一。故从形式层面、法律层面来讲，原告彭兴隆所提交的证据具有一定的优势。被告王伯顺、岳素敏究竟是双叶襄阳店的代理经营人还是所有人，被告王伯顺、岳素敏必须从原始投资等方面举证予以证明。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自2002年6月29日开始给被告提供货物，当天供货价值77149元，加上运费共计77920元；而被告支付货款的时间为2002年7月16日付款1万元，于2002年7月24日付款9000元，晚于原告提供货物的时间，且支付的货款也不足，足以证明原始投资系彭兴隆提前预付的7万多元家具，而非王伯顺支付。被告称其在彭兴隆提供货物之前先支付了彭兴隆8万元现金，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显示该笔款项。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先付款后供货的抗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被告王伯顺在向原告提交的支出明细显示“服务员岳素敏工资2280元，安装工工资王伯顺1500元，电话费200元”，足以证明被告王伯顺并非双叶襄阳店的实际所有人，而是雇员身份的事实。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为双叶家具襄阳店的经营者，不足以证明被告所称的涉案店铺系其个人投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说法。综合分析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依照“优势证据规则”，原告的陈述具有合理的可信度，故双叶家具襄阳店应当系原告彭兴隆所有，同样，该店铺所产生的利润也应当归原告彭兴隆所有。现原、被告之间因店铺归属和利润分配等问题产生纠纷，致使矛盾激化，经公安机关多次处理仍未得到缓解，双方之间合同目的已经很难得以实现。故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内容看，并不能证明王洋从事负责涉案店铺的经营，故王洋不应承担相关责任。洛阳市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基于原、被告之间自2007年起至2013年止产生的会计凭证、会计报表、账单账本等客观财务资料进行鉴定清算后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具备客观公允性，对其鉴定意见依法采纳。《司法鉴定报告书》显示，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王伯顺、岳素敏、王洋（襄樊双叶店）应付彭兴隆（洛阳店）款项余额974733.20元。2007年至2013年度，襄樊双叶店实现的利润总额为5813131.57元。从庭审查明情况看，被告王伯顺、岳素敏从2002年涉案店铺成立之初就开始经营店铺，直至2014年双方发生纠纷，在此期间，被告王伯顺、岳素敏在经营店铺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考虑到二被告对双叶家具襄阳店的贡献，依照公平原则，依法酌定原告应向被告王伯顺、岳素敏补偿利润总额的30%，即1743939元。综上，被告王伯顺、岳素敏应当将剩余利润款项4069192.57元返还给原告彭兴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彭兴隆和被告王伯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二、被告王伯顺、岳素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兴隆返还经营利润款4069192.57元；三、驳回原告彭兴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本案受理费4462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9625元，由原告彭兴隆承担14887元、被告王伯顺、岳素敏承担3473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彭兴隆向王伯顺出具的《委托书》显示彭兴隆委托王伯顺在湖北省襄樊市设立双叶家具经销部，所设立的双叶家具襄阳店以彭兴隆的名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签订《摊位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租赁合同》、《安全消防责任书》、《售后服务管理协议书》、《物业管理责任书》等对外合同；双叶家具襄阳店一直由王伯顺、岳素敏经营，所售家具由彭兴隆提供；彭兴隆与王伯顺、岳素敏未就双叶家具襄阳店的具体经营方式、双方权利义务、报酬给付或利润分配问题签订协议予以约定，双方之前也未进行过利润分配，彭兴隆亦未向王伯顺给付过委托费用。彭兴隆以其委托王伯顺经营双叶家具襄阳店、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伯顺、岳素敏返还双叶家具襄阳店的利润。王伯顺、岳素敏则认为，因厂家不允许彭兴隆发展下级经销商，才以委托形式授权王伯顺为襄阳地区独家经销商，双叶家具襄阳店全部由王伯顺、岳素敏投资设立，一直由王伯顺、岳素敏经营，第一笔货物也是先付款后供货，双方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彭兴隆与王伯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问题。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2002年6月20日彭兴隆向王伯顺出具的《委托书》从形式上看，是彭兴隆委托王伯顺在湖北省襄樊市设立双叶家具经销部；但从内容上看，其中“款到发货，费用自理”的表述显然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其次，从双叶家具襄阳店的设立及经营情况看，该店的工商手续及对外合同均是以彭兴隆名义办理或签订，使用彭兴隆的经销商资格及渠道进行经营，但该店从建立到经营均由王伯顺、岳素敏负责，原始投资由王伯顺、岳素敏出资，故双方对双叶家具襄阳店均有投入。第三，彭兴隆主张其与王伯顺之间系委托关系，但未提供其支付委托费用的证据，双叶家具襄阳店的2013年5月账目中虽有“导购员岳素敏工资2620元、安装工王伯顺1500元、安装工王洋工资2689元”的记载，但缺乏连续性，且与王伯顺作为委托经营人的身份不符，不能仅以此认定王伯顺、岳素敏系双叶家具襄阳店雇员。另一方面，王伯顺、岳素敏称与彭兴隆系买卖合同关系，彭兴隆的利益为在其中赚取销售差价及向总公司的经营返点业绩奖励等，亦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结合双叶家具襄阳店的各种手续均以彭兴隆名义办理的事实，不能证明王伯顺、岳素敏是彭兴隆的经销商。双方的上诉理由，均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因双方没有签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对于造成本案纠纷，双方均有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也非明确的买卖合同关系，应认定为彭兴隆提供经营资质、王伯顺、岳素敏提供出资并实际经营的合伙关系为宜，故对于合伙经营的利润，亦应予以分配。本院根据本案情况，酌定双方按六四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即王伯顺、岳素敏应将双叶家具襄阳店自2007年至2013年12月31日的利润5813131.57元中的40%2325252.63元给付彭兴隆。此外，彭兴隆主张王洋与王伯顺、岳素敏系双叶家具襄阳店共同经营人的证据不足，本院不应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3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二、王伯顺、岳素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彭兴隆2007年至2013年12月31日的经营利润款2325252.63元；三、驳回彭兴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625元，保全费500元，共计49625元，由彭兴隆负担29775元，由王伯顺、岳素敏负担1985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9849元，由彭兴隆负担23939.6元，由王伯顺、岳素敏负担3590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惠谦审判员  于 磊审判员  邢 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高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