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8531号原告：陈某然，男，1994年3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镇生，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某立，男，199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某昌，男，199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曾某婷，女，199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然与被告肖某立、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镇生，被告肖某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朱艳，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于2017年10月23日签署的《合作协议》；2.被告向原告返还入股本金2000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应得的合伙财产（暂定为10000元，具体以法院最终确认的合伙财产按各合伙人股权比例分配）。事实和理由：原告陈某然与被告肖某立、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在2017年10月23日签订《合伙协议》，就经营性房地产租赁及相关资产管理等事宜达成合伙合作意向。《合伙协议》约定，被告肖某立、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以约定房屋等资产出资，原告陈某然以人民币400000元作为出资，共同合作经营房屋租赁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10月23日向被告汇付50000元，于2017年10月24日向第三人曾某婷汇付200000元，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汇付150000元，至此，原告已完成出资义务。由于被告个人原因，拖欠上述部分房屋业主的租金，同时失踪数月，无法联系，部分业主上门发现房屋未经业主同意，擅自转租，遂收回房屋。另外，原告要求被告提供合伙经营情况，被告也拒不提供。原告认为，《合伙协议》约定被告、第三人以约定房屋作为资产出资人，而约定房屋并非被告和第三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只是从业主承租后用于转租，如今约定房屋发生变化，被告和第三人约定出资未能按照合同履行。另外，《合伙协议》约定禁止合伙人经营与合伙竞争的业务。案涉合伙的约定房屋均以被告个人名义承租，而被告租赁的真实情况只有其自身知悉，除非被告主动披露，否则其他合伙人难以了解合伙经营情况，但被告拒不配合。合伙的基础是“人合性”，与有限公司的“资合性”不同。现原告与被告的基本信任已不存在，故提出退伙请求，要求解除合同。被告肖某立辩称：一、合伙协议是三方经过友好协商、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情况下签署的，业已生效。三方签署合伙协议最终是为了成立公司经营房地产租赁业务，现目的已实现。原告进入合作之前，被告与第三人是有投入的，原告是基于对房屋租赁收益权及经营模式的价值认可而签订的合伙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成立公司并实际履行。被告于2017年5月6日开始经营房地产租赁业务，有君怡怡人阁等15套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第三人曾某婷于2017年8月5日加入，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占股60%，第三人曾某婷占股40%。原告于2017年10月23日以400000元购入被告及第三人曾某婷各5%的股权，同时约定业绩对赌，若原告能达到每月80000元业绩，被告与第三人曾某婷应各分5%股份给原告。由于原告未达成，最终只取得10%股权。2018年2月5日，原告负责办理公司注册事宜，委托广州乾弘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并于2018年2月7日成立广州寓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被告占股55%，原告占股10%，第三人曾某婷占股35%，三方签署合伙协议合法有效且最终是为了成立公司经营房地产租赁，现合同目的已实现。二、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合伙协议》约定房屋作为资产出资人，是指房屋的所有权出资，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从合伙协议的目的来看，是通过出租房屋获得收益，而通过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转租来获得收益完全可以达到合同目的。其次，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作为出资并非为法律所禁止。再次，如果像原告所述以被告与第三人拥有的15套房屋的所有权作为出资，以当前广州的房屋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原告所称“由于被告个人原因，拖欠业主租金”与事实不符。由于公司前期需要交付租金、押金、装修、支付营销费用和承担空置费等，偶尔出现拖欠租金的行为是公司经营前期正常现象，对此情况三方皆已知晓，原告主张是被告个人原因造成的无事实依据。原告所称“由于涉案房屋均以被告个人名义承租，真实情况只有其自身知悉”与事实不符。在公司设立阶段，被告为了公司利益以个人名义承租，所获收益也由公司全体股东享有，对此全体股东并无异议，而且全体股东都享有知情权。涉案房屋租赁于2017年10月13日始均通过支付宝租房平台蘑菇租房运营及监管，包括且不仅限于资产录入、租客登记、进账流水等。原告与第三人于建立之初拥有平台账号所有权限，可实时查阅相关收入情况，直至双方于2018年8月产生争议。在原告做出单方面威胁租客，冻结被告银行卡等危害公司经营行为时，被告为了防止公司损失扩大，不得已于2018年12月18日解除了原告与第三人的相关账户权限。且被告并非不提供，只是由于客观因素无法提供。在公司设立阶段，记账都是第三人曾某婷记载在房东利器APP上，现已被第三人注销。三、由于三方基于合伙协议已共同成立公司，原告已经取得了10%股权，支付的相应款项经由被告已实际投入到公司运营，原告在未有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退出公司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其要求返还出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请。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述称：第三人对原告起诉的事实基本认可，第三人也希望退出合伙，解除《合伙协议》。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3日，原告陈某然与被告肖某立、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作为合伙人共同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第一条合伙人：肖某立、陈某然、曾某婷、黄某昌。第二条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经营性房地产租赁及相关资产管理。第三条现有资产：涉案房屋。第四条出资额、方式：1.陈某然以现金出资，共计人民币400000元；2.肖某立、黄某昌、曾某婷以上述条款中现有资产出资，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第五条1.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盈余分配，以股份为依据，按比例分配；2.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股份为据，按比例承担。第六条入伙、退伙，股份转让：1.入伙……。2.退伙：①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伙；②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③退伙需提前1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④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⑤未经合伙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伙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3.股份转让……。第七条股份分配：肖某立占55%、曾某婷占25%、黄某昌占10%、陈某然占10%……第十三条附注：1.当陈某然创造利润达到每月80000元人民币时，由肖某立、曾某婷各分5%股份给陈某然，即陈某然共占股份20%，附注时效：2017/11/1——2017/5/1（2018/5/1）。2.陈某然从合伙协议成立起半年内不参与增资，股份不因其他股东增资而稀释……”关于合伙现金出资情况，各方确认原告于2017年10月23日向被告转账5万元，向第三人曾某婷转账20万元，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转账15万元，共计40万元。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主张在《合伙协议》签订前与被告就经营房地产租赁事宜达成一致的合作意向，约定由被告办理房屋租赁事项，第三人负责购置租赁所需生活用品，其中第三人直接向被告转账出资合计412815.01元，以垫付金额（购置租赁所需物品、支付燃气、清洁、水电费等）作为出资款合计94673.68元，两项总计507488.69元。为此，第三人提交了《出资情况明细表》及账单详情截图、缴费账单截图、《收据》、订单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实。原告表示对第三人在2017年10月23日之前的出资情况及经营性支出不清楚，对《出资情况明细表》记载的2017年10月23日之后发生的转账出资及采购记录无异议。但相关采购费用是否在租金收益中予以报销，原告不清楚，如被告无法证明已予报销的情况下，原告同意在退伙清算时，在合伙财产中扣除采购经营成本。对于第三人以转账方式支付的出资款，被告若无法证明出资款用于合伙经营事务，则应向第三人返还出资款。被告对《出资情况明细表》质证如下：确认第三人在2017年8月5日转账的100000元，2017年9月19日转账的49900元、2017年10月23日转账的40000元为合伙出资款。第三人在2017年10月19日转账的30000元、2017年10月27日转账的17500元、2017年11月24日转账的31902元是其他款项，不是出资款；2017年10月22日转账的35000元未收到；2017年12月22日转账的35000元是公司增资款，与合伙无关；2018年1月15日转账的23889.5元备注为“7万公司借款”，与合伙无关；“直接转账出资款46425.51元”是第三人为公司购买物资及经营的花费，被告并未实际收取。“垫付金额94673.68元”中，有2094.4元没有对应支付凭证，被告不予认可，其余垫付金额是第三人购买家具物品及垫付水电、燃气费的费用，收货人是员工许永辉，送货地址是承租的物业，被告无法核实有无发生退货退款的情况，无法确认该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合伙成立后，原、被告主要负责和业主、租客、中介谈房源，原告因有业绩要求还要负责融资，第三人负责采购租赁所需生活用品、编写对外文案宣传。各方使用房东利器APP记账，通过蘑菇租房平台签订租赁合同、收付租金和提供售后服务，蘑菇租房平台绑定被告个人支付宝账户，被告个人可提现。2018年12月18日之前，各方共享房东利器APP、蘑菇租房平台账号和密码，均可查看经营收支情况。原告和第三人提交微信工作群（偷懒、睡觉群）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原告和第三人要求与被告查账对数，被告以正在处理案涉物业断租、业主、租客间的纠纷，员工许永辉收取房租后又跑路，其没有精力核算财务问题等为由拖延。涉案各方因此发生纠纷，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协议》，提出退伙。2018年12月18日，被告将原告移出工作群，删除原告和第三人登录房屋利器和蘑菇租房平台的权限，原告与第三人无法查看账目收支情况。另查明，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曾某婷于2018年2月7日注册成立了广州寓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寓延公司），登记经营范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注册事宜由原告委托广州乾弘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寓延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3人，其中肖某立持股比例为55%，陈某然持股比例为10%，曾某婷持股比例为35%，公司地址由广州乾弘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一年。涉案各方对于寓延公司成立后，原告能否请求返还出资问题存在争议。原告及第三人主张本案是个人合伙纠纷，寓延公司成立后，股东没有实缴出资，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和实际办公地点，房屋租赁的经营模式仍然是以被告个人名义承租房屋后另行转租、分租给小租户，并没有以寓延公司名义独立经营。合伙人黄某昌不是公司股东，也未委托曾某婷代持股权，可见三方实际履行的仍是个人合伙，并非合作设立公司，工商登记形式不影响三方合伙经营。由于被告个人原因，拖欠业主租金、失踪数月无法联系，致使部分房屋被业主收回。被告拒不提供和披露合伙经营情况，在2018年12月直接将原告移出租赁群，剥夺了原告的合伙经营权、知情权和利润分配权，双方之间的信任无存，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伙协议》，要求退伙。被告使用房东利器和蘑菇租房作为记账工具，账号及密码由其掌握，其拒不提供相关财务数据以供审计清算，原告有理由怀疑其在争取时间修改电子数据，以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应向原告退还出资款20万元。第三人表示《合伙协议》签订时各方完全没有设立公司的想法，后随着业务发展，才准备成立公司以扩大经营，但寓延公司成立后并无实际经营。寓延公司的注册资本仅100万元，而原告实际出资40万元，第三人实际出资507488.69元，与工商登记显示持股比例不符。2018年3、4月，第三人发现房东利器APP中有部分账目对不上，账面约亏损5万元，第三人亏了3、4万元，当时被告拒绝对账和披露合伙经营状况，导致合伙关系破裂，《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被告混淆合伙资产与个人资产，却不提供账目流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首先，合伙协议实质是公司筹备阶段的发起协议，协议各方有设立公司的意向，以吸引投资扩大经营。原告在2017年10月19日的微信工作群中说“我拉个合伙人，给他30%，我们广州公司占70%”，在2018年5月3日说“公司的账在哪里看，你尽快弄好，我看一下，才好跟投资人聊”，说明原告清楚成立公司才有利于融资。其次，合伙成立后至2018年12月，各方又租入了盈嘉花园某房屋（以寓延公司名义承租）、朱美拉公寓等新房源，从第三人提交的《出资情况明细表》和订货信息可印证其为新租入房屋购置物品和装修。可见，寓延公司成立后的经营范围有所扩大，并非与合伙协议约定一致。第三，各方持股比例与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一致。第三人黄某昌、曾某婷系夫妻关系，黄某昌基于职业限制不能对外显名登记为股东，故登记由曾某婷共持有35%股份。原告与被告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第四，寓延公司成立后已实际运营。2018年1月22日，各方在微信聊天中确定公司设立具体事宜，包括成立何种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公司名称、寻找提供代办工商注册、代理记账的公司。2018年1月26日，各方商讨公司品牌设计和商标注册等事宜，并于2018年2月1日确定公司名称为“广州寓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2月22日，各方确定公司Logo为文字图案组合“寓延+桃心图案”，并将此Logo用于公众号、微店等渠道宣传。第三人曾某婷负责寓延公寓的对外宣传推广，在公司成立后起草了寓延公司商业计划书、合租房装修验收标准、清洁标准等。此后，各方以寓延公司名义洽谈租赁业务、建立租客交流群，寓延公司与巴乐兔、嗨住等第三方平台合作推广出租房源和招租。均说明了合伙资产已投入公司运营。第五，公司利润来源于租入房源和出租房源的租金差，租入和租出均有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押金和租期，转给业主的租金通过房东利器记账，租客支付的租金通过蘑菇租房平台交付，各方共享账户和密码可以查看，除了提现是到被告个人银行卡外，其他权限都是一致的，被告不可能篡改数据。第六、以被告个人账户收取租金和交付租金，是为了经营方便，部分房源在公司成立前就是被告个人名义承租的，也只能以被告个人名义出租。但在对外推广中，都是以寓延公司名义去招租的。寓延公司并非空壳公司。第七、员工许永辉携款潜逃以及五套房屋出现经营问题，属于商业运营中的正常风险，并非被告个人原因造成，原告和第三人应当与被告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如未经法定事由要求返还出资，属于抽逃出资行为，会损害业主、租客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本院在第一次庭审期间指定被告在限期内提供经营数据以供各方对合伙期间的盈亏状况进行核查、对账。被告称2019年4月10日开庭后通过微信向原告和第三人发送了视频，提供了房东利器和蘑菇租房的账号和密码，以便原告和第三人自行登录查看账目。原告和第三人确认收到被告发送的视频，但认为被告只提供账户密码并不等于履行了举证责任，房东利器和蘑菇租房平台中的电子数据极易被更改或删除，被告应当提供纸质账目以便法院固定证据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审计清算。本院认为，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本案是个人合伙纠纷还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问题。本院认为，《合伙协议》签订后不到四个月，各方就在微信中共同商定公司设立事宜，存在共同成立公司的合意。寓延公司成立后，登记股东持股比例与《合伙协议》中确定的股份分配比例一致，因黄某昌和曾某婷的关系稳定，两人股份合并由曾某婷一人持有，各方在注册登记时未持异议。虽然寓延公司成立后，各方没有明确《合伙协议》是否继续履行，但事实上各方已沿用寓延公司名义在微信、微店和第三方平台上推广房源和招租，以进一步扩大经营。原告和第三人的现金出资已转化为签订新房源、购置物品、装修房屋、支付租金、水电、员工工资、社保等经营性支出，其投资款已转化为公司资产。原告以公司名义对外融资，第三人曾某婷在“公司简介及理念”中宣称“寓延品牌公寓成立于2017年……”，后期要求被告回购股份，表明其认同寓延公司经营资产来源于合伙资产，合伙经营模式已自然过渡到公司经营模式，《合伙协议》无需再继续履行。虽然公司租金收入经由被告个人账户收取，不符合公司财务会计规范，但不能否认寓延公司实际运营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原告在公司股东未依上述程序决议可退股的情况下，要求返还投资款和分配利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某然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50元、保全费152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陈某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凡人民陪审员  付晓玲人民陪审员  刘润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朱 姝法庭记录孔萍钟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