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04民初32号 原告：汪培权，女，出生于1938年2月9日，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原告：苏桂芳，女，出生于1968年5月23日，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原告：孙婷婷，女，出生于1989年6月3日，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拆迁办公室。住所地：成都市东城根上街78号建设大厦。 负责人：蔡碧华，主任。 被告：成都庄森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芷泉街20号。 法定代表人：黎平，职务不详。 被告：成都新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8号。 法定代表人：任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莉，女，出生于1961年9月23日，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磊，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元平与被告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成都庄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森公司）、成都新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建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2月2日作出（2014）锦江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孙元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孙元平不服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6498号民事裁定，以原审事实认定不清为由，裁定撤销本院（2014）锦江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被告庄森公司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被告庄森公司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公告期满后，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2017年8月10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元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被告金融一条街拆迁办主任蔡碧华、被告新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莉、刘亚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庄森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缺席进行了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孙元平去世，本院依法变更原告孙元平的继承人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作为本案原告承担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庄森公司、新建公司向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交付成都市上东大街18号一楼建筑面积为43平方米的营业房屋；2、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庄森公司、新建公司按每月6000元，支付从2002年9月起至实际交付安置房屋之日的过渡补偿金876000元（暂计算2002年9月起至2013年9月止）；3、本案诉讼费由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庄森公司、新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成立“成都金融一条街”建设领导小组和建设办公室，负责金融一条街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1995年10月19日，庄森公司向成都市房屋拆迁管理处领取拆迁许可证，负责对成都金融一条街项目所涉及的上东大街、春熙路西段等房屋进行拆迁。同年11月15日，成都市统一建设办公室、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共同对该项目发布了拆迁通知。1992年初，孙元平向成都市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以下简称长江经营部）即原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租赁了位于成都市，并于1994年2月25日与长江经营部签订了正式的《租房协议》，租期从1994年4月29日到2000年4月28日，用于经营机电设备。在孙元平与长江经营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因租赁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长江经营部作为该房屋的所有人，欲将该房屋出售，经金融一条街拆迁办的认可，长江经营部与孙元平达成买卖协议，以93万元的总价将该租赁房屋卖给孙元平。1996年4月20日，长江经营部即原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与孙元平签订了正式的买卖协议书，将其所有的位于成都市的两处营业房（权字第12986号、权字第12987号）卖给孙元平，并将上述房屋产权证的原件交给孙元平。孙元平是成都市房屋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是适格的被拆迁人。1996年4月24日，孙元平代表成都市拆迁办签订了《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拆除成都市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所有的营业房，建筑面积43平方米，以曙光商城返迁房一楼建筑面积43平方米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进行产权置换，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每月向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支付过渡补偿金6000元，过渡期为两年，如果超过过渡期规定期限后，每年加发补偿费一次。同时约定，孙元平将房屋产权证原件一并交予金融一条街拆迁办。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承诺在上述安置房屋交付后，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再直接更名为孙元平。1997年12月12日，庄森公司将金融一条街项目转让给新建公司，由新建公司继续履行金融一条街拆迁办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签订的合同。1997年12月，“曙光返迁商城”更名为“南星科技大厦”。新建公司受让项目后，组织项目建设，并于2001年6月领取的房屋产权证。2002年8月，孙元平代表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要求新建公司交付南星科技大厦地上一楼面积43平方米的商铺，但新建公司迟迟未交付，并且停发过渡费。至今新建公司既不根据合同约定交付产权置换的安置房，也未支付孙元平过渡费，给孙元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汪培权系孙元平母亲，苏桂芳系孙元平妻子，孙婷婷系孙元平之女。现孙元平已去世，故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起诉至法院。庭审中，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补充起诉的理由：长江经营部由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更名；位于成都市房屋有两处产权，一处产权人为张富廉，一处产权人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当时均由长江经营部实际使用，由孙元平向长江经营部租赁；后孙元平向长江经营部购买了该处房屋，拆迁时孙元平持产权证与金融一条街拆迁办签订了协议，约定部分房屋是异地安置，部分房屋是原地返迁，异地安置的部分已经履行，原地返迁的部分还没有履行。 被告金融一条街拆迁办辩称，金融一条街拆迁办进行拆迁的时候与孙元平签订了拆迁协议，后来此项目由庄森公司转让给了新建公司，孙元平的诉讼请求与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无关。 被告庄森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材料。 被告新建公司辩称，第一，拆迁协议的主体是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孙元平是拆迁调换协议书中被拆迁人的代理人，案涉房屋的使用人是成都市向阳实业总公司机电设备公司（以下简称向阳公司），孙元平系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阳公司是集体企业，孙元平既不是使用人也不是所有人，无权要求新建公司安置房屋。第二，孙元平与长江经营部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在听说拆迁消息后签订的，根据法律规定，一旦房屋确定拆迁后，是不能进行房屋买卖交易的，因此该买卖协议因为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第三，孙元平与长江经营部签订的买卖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且存在虚假，理由如下：买卖协议中约定的房价为每平米9300元，从当时成都市的房价看是不合常理的；孙元平在1996年就签订了协议，但是在2013年才主张权利，间隔了17年主张权利也是不符合常理。第四，本案案涉的地址有两个，一个是胜利中路558号，一个是，两个地址不是同一个地址，产权人也不是孙元平所述。第五，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与长江经营部不是同一主体，而是两个不同的单独存在的均具有独立资格的两个主体。第六，新建公司与庄森公司签订了项目转让协议，所安置的对象仅限于转让协议中附件登记明细表列明的拆迁人，而孙元平不在移交安置的范围内。第七，新建公司不应向孙元平支付过渡费，且孙元平过渡费的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第八，南星科技大厦已经更名为新建大厦，一楼已经全部安置给其他人，已经安置完毕，不可能再进行安置。 经审理查明，汪培权系孙元平母亲，苏桂芳系孙元平妻子，孙婷婷系孙元平之女。在诉讼过程中，孙元平因病去世,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表示以诉讼过程中孙元平提交的证据、庭审陈述和质证、辩论意见为准。 原成都市锦江区胜利中路558号房屋上有两个产权登记，分别为：建筑面积65.9㎡的生产用房（权0012986，证字0012446）原系张富廉所有，1976年3月29日转移登记至成都市名下，登记原因为私产买卖（交易）；建筑面积27㎡的住宅（权0012987）登记在张富廉名下。 1994年5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成办函【1994】36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成立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拆迁办公室的批复》，同意组建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其职责是负责指挥、协调有关成都金融一条街建设中的旧城改造的拆迁工作。 1995年10月19日，庄森公司取得成都市上东大街8-32号、春熙西段23-47号范围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实施单位为金融一条街拆迁办。 1996年4月24日，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拆迁人、甲方）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营业房屋，建筑面积43㎡；甲方以曙光商场返迁房屋建筑面积43㎡与乙方进行产权调换；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应将房屋产权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权字12986号的房屋产权证交给甲方；过渡期为两年，每月共发过渡费6000元。该协议书乙方处落款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使用人单位成都市向阳实业总公司机电设备公司”，加盖向阳公司印章，孙元平在代理人处签名，无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印章。 1996年，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拆迁人、甲方）与孙元平（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一份《房屋拆迁购买安置非住房合同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营业的房屋，建筑面积27㎡；甲方以肖家河小区6幢临街10号底楼营业房屋，建筑面积47.95㎡安置乙方营业，甲方在确保公、私房屋产权调换的前提下，允许乙方按照规定购买该安置的房屋；甲乙双方在签订购房合同的同时，乙方应将房屋租用证交甲方，并交清原公、私房租金，并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腾空现居住的房屋交甲方拆除；相等面积无价差27㎡，基本价20.95㎡×700元／㎡＝14665元，一次付款14665元×80%＝11732元。金融一条街拆迁办（拆迁人、甲方）与孙元平（被拆迁人、乙方）还签订一份《房屋拆迁购买安置非住房合同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营业的房屋，面积22.9㎡；甲方以肖家河小区6幢临街9号底楼营业房屋，建筑面积47.95㎡安置乙方居住，甲方在确保公、私房屋产权调换的前提下，允许乙方按照规定购买该安置的房屋；甲乙双方在签订购房合同的同时，乙方应将房屋租用证交甲方，并交清原公、私房租金，并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腾空现居住的房屋交甲方拆除；其中相等面积22.9㎡互不补差，基本价25.05㎡×700元／㎡＝17535元，一次付款17535元×80%＝14028元。上述两份合同均未注明签署时间，合同签订后，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将位于成都市肖家河街15号建筑面积47.95㎡的商业用房和位于成都市建筑面积47.95㎡的商业用房安置给孙元平，2013年3月11日，孙元平取得上述两处商业用房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原因为拆迁购买。 1997年12月12日，庄森公司与新建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约定，庄森公司在上东大街8号至32号与春熙西段23号至47号之间名称为“曙光返迁商场”的开发建设项目已拆迁完毕，庄森公司同意将该项目完整地转让给新建公司；庄森公司原以“金融一条街拆迁办”的名义签署的有关安置在该项目的拆迁协议、合同仍然有效，原由庄森公司异地安置的该项目的住房、营业房的拆迁安置合同、协议仍由庄森公司继续履行，庄森公司安置在该项目内（以庄森公司移交给新建公司的合同户名为准）的拆迁户的合同、协议由新建公司继续履行；该项目临东大街一面的二分之一幢返迁商业户48户，返迁面积2675.95㎡由新建公司继续履行；新建公司承接庄森公司已发放的过渡费时间及标准，继续向48户返迁户发放过渡费。《项目转让合同》的附件包括《拆迁安置登记明细表》及《曙光过渡费》明细，列明了返迁的商业户名称及过渡费清单。《拆迁安置登记明细表》显示，第27号动迁房街号为，住户姓名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返迁面积为43㎡，资料清单包括协议书三份、产权证一份，过渡费为6000元／月。《曙光过渡费》显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每月过渡费为6000元，已发至1997年11月5日，截止1998年1月31日止，未发部分为17000元。后，“曙光返迁商场”更名为“南星科技大厦”。 1998年12月3日，新建公司的端木礼祥在成都市拆迁办签订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上签署意见“凭此复印件领取过渡费”并签章。庭审中，孙元平与新建公司确认过渡费系发放给向阳公司，双方当事人均记不清楚从何时开始停发过渡费，孙元平称大概发放至2001年7月，其从2002年9月开始主张过渡费，新建公司陈述大概是在2002年11月之前停止发放的。 2003年4月23日，新建公司取得“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8号”的产权。 孙元平认为其已经购买了《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的被拆迁房屋，其系实际被拆迁人，新建公司应当向其交付安置房屋并支付过渡费，故孙元平起诉至法院。 另查明,长江经营部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李凤莲，成立于1988年8月31日，于2011年5月25日经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同意注销，并于2011年6月27日以自行倒闭为由申请注销。向阳公司系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孙元平。 南星科技大厦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8号，现更名为“新建大厦”，尚有9119.05平方米商业用房和9711.4平方米车库登记于新建公司名下。其中，商业用房的分布为：1楼：114号7平方米、103号14.7平方米、1101号32.4平方米、1102号35平方米、1122号47.41平方米、1291号55平方米；2楼1号243.7平方米；6楼：1号1190.94平方米、2号2053.2平方米；7楼1号1988.78平方米；8楼：1号1988.76平方米、2号1462.16平方米。目前除孙元平外，并无其他人主张过案涉合同的权利。 庭审中，金融一条街拆迁办表示拆迁时没有核实过孙元平是否实际支付了购房款，只要求出示产权证和买卖合同。 上述事实有孙元平身份证、《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成立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拆迁办公室的批复》、庄森公司及新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拆许字（95）第18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项目转让合同》、《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拆迁安置登记明细表》、《曙光过渡费》明细、《房屋拆迁购买安置非住房合同书》2份、长江经营部工商信息、《银行进账单》、向阳公司税务登记证、上东大街18号房屋产权信息、成都市肖家河街15号商业用房和成都市肖家河街17号商业用房房屋信息等证据材料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案为证。 原告孙元平为证明其系本案案涉拆迁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协议书》，该协议系长江经营部作为甲方、孙元平作为乙方于1996年4月20日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因对一带进行拆迁安置，甲方将其拥有自有产权的42号自愿售给乙方，主要条款如下：甲方拥有成房权字第0012446号、户名为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组、地址东城区胜利中路558号、登记字号权字第12986号、面积65.9平方米和市房权字0012447号、户名为张富廉、地址胜利中路558号、权字12987号、面积27平方米；产权上的户名是甲方企业的前身，张富严是自愿售给甲方且病故多年，产权上户名和现在甲方是一个单位一个法人；乙方按营业每平方米12000元、非营业每平方米4000元支付给甲方，为65.9×12000＝790800、4000×27＝108000，合计金额898800元，工人补贴安置31200，总共金额为93万元；产权地经市统建征用后，产权更名为孙元平。该协议上甲方处加盖了长江经营部公章，乙方处签为“向阳机电设备公司孙元平”。用以证明孙元平向长江经营部购买了被拆迁房屋。 2、收条6份，用以证明孙元平支付了购房款。其中，5份加盖长江经营部印章的“收条”，内容均为收到购房款，总金额共计85万元，收条的落款时间和金额分别为1996年4月26日（20万元）、4月30日（30万元）、5月6日（22万元）、6月9日（10万元）、96年8月21日（3万元）；另有一张金额为5万元的收条未注明款项明细，也未加盖长江经营部印章，经手人为“司莲珍”，日期为96年8月5日，孙元平称是长江经营部法定代表人李凤莲以个人名义向孙元平个人的借款，后来冲抵了购房款。同时，孙元平还陈述上述费用均是通过现金形式支付，因其自己是老板，可以从公司拿钱，还借了一部分，现金是铺子上陆陆续续存起来的；另外还有余款3万元是支付了的，只是没有打收条。 3、《企业法人代表履历表》、《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合江亭街道办事处于2011年5月25日作出的《关于同意注销成都市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的批复》，该履历表载明李凤莲为长江经营部经理，其简要履历记载为“1969年8月开始创办开关组任组长，1989年到现在，改名为现单位”；《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中债务情况部分包括对外投资是否清理完毕、非法人分支机构是否注销完毕、其他，上述部分均划掉未填；批复中载明有关该企业债权债务已处理完毕，若有债权债务，均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4、1989年8月25日长江经营部出具的《说明》，主要内容为长江经营部系东糠市街道办事处所管辖的街道企业，于1976年4月以当时企业的名称“成都市东糠沙帽街电流开关组”购买张富廉胜利中路558号房屋一间69.5平方米、产权证号0012446，因企业名称变更，所以房屋产权证书的名称同现企业名称不符，1983年因修建此房屋又将张富廉在胜利中路558号内的半节吊角楼买下，27平方米，产权证0012447，因房主早已去世，此房是从房主女儿手中买下的，所以至今未将房主的产权变更。该《说明》上加盖有“成都市东城区东糠市街街道办事处工业办公室”的印章。用以证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是长江经营部的前身。 5、1991年12月20日长江经营部向“办事处”出具的《报告》，主要内容为因生产经营需要，原东糠沙帽街电流电器开关生产组、现更名为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地址负责人不变，原东糠电流电器开关组的工作由现单位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继续完成，希望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用以证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是长江经营部的前身。 6、2013年10月16日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孙元平是被拆迁人。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金融一条街拆迁办负责当年的拆迁，因当时的产权来源形式多样，有的是直接是产权证上的业主，有的是通过从别人手上买卖拿到产权的，有些是单位置换后指派负责联系的，所以按当时的规定，只认实际拿着房屋产权证原件和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来办理的人，房屋当初谈拆迁安置的是孙元平，据了解是以前的房东把房子卖给他的，他拿着产权证原件，所以当时签拆迁房屋产权置换协议书是与孙元平个人签的；另外，当时拆迁办曾经多次找过被拆迁人做过说明，我们将拆迁义务移交新建实业公司接手安置拆迁，而且新建公司在拆迁户的拆迁合同上盖新建公司的章表示已接手并支付过渡费；新建广场修好后，新建公司一直未给拆迁户办理产权，后业主们通过法律程序诉讼解决，自己推举代表，自己相互通知参加诉讼，拆迁办没有另行逐一通知每个业主，造成个别业主没有得到通知，未能参加诉讼的情况，至今都未得解决办理产权。庭审中，金融一条街拆迁办的负责人蔡碧华陈述其负责管理公章，该《情况说明》是拆迁上的人写好了交给其盖章。 7、2002年11月8日长江经营部向新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第一，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是长江经营部前身，法定代表人是李凤莲，长江经营部所有的房屋（即被拆迁房屋，面积65.9平方米）系1976年从张富廉家购买，买后不久，张富廉即死亡，考虑到生产经营所需，长江经营部又在1983年将张富廉卖余的房产部分（面积27平方米），从张富廉的子女手中买下，统一整修后，用于长江经营部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张富廉早已去世，且八十年初期成都市的房地产管理并不健全，加上长江经营部的名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变更，因此，没有将房产过户。第二，孙元平于1996年4月24日与拆迁人（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签订的有关曙光商场返迁房屋的产权调换协议书，是代表我单位签署的一份合法有效的拆迁安置合同，我单位对此表示完全认可，对于孙元平其后领取过渡费的代理行为，我单位也表示完全认可，事实是：早在1994年我单位就已经将原的该处房产租赁给成都市向阳实业总公司机电设备公司（孙元平）使用，并且准备出卖给孙元平，为此，双方还草拟过一份买卖协议，但是由于在上东大街的拆迁安置期间，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因此，买卖协议无法得到履行；鉴于拆迁安置期间，孙元平是实际使用人，涉及到所有的拆迁安置事宜如签订各类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领取过渡费等事宜，都是由我单位全权委托孙元平进行的处理；这一事实，拆迁人完全清楚，也表示了完全认可。第三，新建公司作为对本工程拆迁安置的项目承受人，应当按照原拆迁人已经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孙元平于2003年1月10日在该《情况说明》上签名并手写注明“此情况说明属实”。 被告金融一条街拆迁办质证意见为，对《协议书》、《企业法人代表履历表》、《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关于同意注销成都市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的批复》、1989年8月25日长江经营部出具的《说明》、1991年12月20日长江经营部向“办事处”出具的《报告》、2013年10月16日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不发表意见。 被告新建公司质证意见为，第一，对《协议书》三性有异议，不具有合理性，其约定的价格与当时的市场价格完全不符，且一旦房屋被确定为被拆迁房屋后是不能进行买卖的，该协议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另外，本案案涉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不是长江经营部。第二，对《收条》三性有异议，收条的金额与协议约定的金额不一致；收条的金额是88万元，在当时是巨额资产，孙元平没有提交任何的银行取款证明相印证；收条上写了“购房款”不一定是本案的购房款，且所有收条的落款时间均在签订案涉拆迁协议之后。第三，对《企业法人代表履历表》、《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关于同意注销成都市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的批复》、1989年8月25日长江经营部出具的《说明》、1991年12月20日长江经营部向“办事处”出具的《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长江经营部单方出具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企业变更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第四，对2013年10月16日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三性不认可，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其内容也与事实不符，当时并没有对购买情况进行核实。第五，对2002年11月8日长江经营部向新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三性无异议，但前身并不等于名称的变更，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长江经营部的东西。 本院认证认为，对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企业法人代表履历表》、《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书》、《关于同意注销成都市锦江区长江橡胶经营部的批复》、1989年8月25日长江经营部出具的《说明》、1991年12月20日长江经营部向“办事处”出具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长江经营部向新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采信；虽然新建公司对《协议书》的三性均有异议，但作为拆迁协议相对方的金融一条街拆迁办予以认可，且其庭审陈述拆迁时要求出示该协议才能签订协议，因此该协议真实性能够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对2013年10月16日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当庭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采信；《收条》的认证意见在论述部分结合本案事实予以阐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元平是否是案涉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项下的被拆迁人，新建公司是否应当向孙元平交付安置房屋和支付过渡费。 一、关于孙元平是否是案涉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项下的被拆迁人，新建公司是否应当向孙元平交付安置房屋。 首先，本案案涉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上载明的被拆迁人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拆除的房屋为位于建筑面积为43平方米的营业房屋，权字12986号。经查，胜利中路558号有两个产权信息，其中之一是建筑面积为65.9平方米的生产用房（权0012986），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成都市；另一个是建筑面积27㎡的住宅（权0012987），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张富廉。新建公司认为本案拆除的是，并非胜利中路558号，拆迁的并非同一套房屋。但房屋和胜利中路558号房屋权证号都是权0012986，本院确认两套房屋系同一套房屋即本案案涉被拆迁房屋。 其次，虽然本案案涉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为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但约定拆除的是位于的生产用房，与产权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成都市房屋的权0012986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和成都市为同一单位，名称不同应为笔误。 再次，关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和长江经营部的关系。虽然本案中并无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与长江经营部变更情况的工商登记，但1989年8月25日长江经营部出具的且经当时街道办事处盖章的《说明》中表明购买案涉被拆迁房屋是以当时的名称即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购买；1991年12月20日长江经营部向“办事处”出具的《报告》中也载明长江经营部系由原东糠沙帽街电流电器开关生产组更名；2002年11月8日长江经营部向新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再次表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是长江经营部的前身；另外，长江经营部法定代表人李凤莲履历显示其1969年8月开始创办开关组，1989年改名为长江经营部；再结合八九十年代工商登记尚不完善的现状，本院认为长江经营部系由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变更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最后，关于孙元平是否是案涉《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项下的被拆迁人，是否应当向孙元平交付安置房屋。 本院认为，孙元平是案涉《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项下的被拆迁人。 理由如下：第一，案涉拆迁发生于1996年。彼时我国的房屋产权登记制度、拆迁制度、房屋交易制度尚不规范，均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孙元平称，其与长江经营部签订《协议书》购买了案涉的被拆迁房屋，所有款项都是以现金支付，现金来源于其开铺收入，并提交了《收条》用以证明。随后，孙元平以“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代理人的身份与金融一条街拆迁办签订了案涉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考虑到1996年的交易习惯，孙元平称所有款项以现金支付、长江经营部出具《收条》具有现实合理性。且新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收条》系虚假出具。第二，案涉的胜利中路558号有两个产权，即登记为成都市、建筑面积65.9㎡的生产用房（权0012986）和登记为张富廉、建筑面积27㎡的住宅（权0012987），共计92.9㎡。而案涉的《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的拆除面积仅为43平方米且仅拆除了登记为成都市、建筑面积65.9㎡的生产用房，并未约定拆除登记为张富廉、建筑面积27㎡的住宅。但加上金融一条街拆迁办与孙元平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购买安置非住房合同书》约定的拆除面积27㎡和22.9㎡，共计也为92.9㎡。实际拆迁过程中，登记为张富廉、建筑面积27㎡的住宅也一并被拆除。并且金融一条街拆迁办与孙元平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购买安置非住房合同书》已经实际履行，安置房屋已经向孙元平交付，且已经办理完毕产权登记手续。第三，案涉拆迁合同约定了过渡费，但实际履行过程中，过渡费并非向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或者长江经营部发放，也未向李凤莲发放，而是向孙元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向阳公司发放。第四，案涉拆迁合同签订后以及案涉房屋被拆迁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长江经营部甚至李凤莲从未向新建公司主张过案涉拆迁协议的包括安置房屋和过渡费的权益，并且在长江经营部办理注销手续时也表明债权债务已经处理完毕。第五，根据成都金融一条街工程建设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认实际拿着房屋产权证原件和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来办理的人，孙元平当时拿着产权证原件，所以跟孙元平签订的。并且在庄森公司和新建公司移交时作出的《拆迁安置登记明细表》上也载明移交材料中包括协议书三份和产权证一份，可见在项目移交时，新建公司也已取得案涉的协议书和产权证。由此可知，孙元平当时是持有案涉被拆迁房屋的产权证原件。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被拆迁房屋已经出售给孙元平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长江经营部于2002年11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孙元平称系为了领取过渡费，新建公司工作人员让其这样写的。本院认为，因案涉被拆迁房屋系登记于成都市东糠纱帽街电流开关生产组，孙元平为取得拆迁安置的相关权利而作出完全符合整个拆迁材料的说明具有合理性，本院对孙元平作出的解释予以采纳。关于新建公司辩称的“根据法律规定，一旦房屋确定拆迁后，是不能进行房屋买卖交易的，该买卖协议因为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的意见，孙元平与长江经营部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真实有效，本院对新建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故孙元平与长江经营部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有效，且孙元平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长江经营部也将案涉被拆迁房屋的产权证原件交予孙元平。虽然案涉房屋并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但并不能否认孙元平系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因此，案涉被拆迁房屋已经被拆迁，新建公司应当按照《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并且，根据新建大厦的产权信息，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8号新建大厦尚有商业用房登记为新建公司，而新建公司又未提交证据证明已不能向孙元平交付新建大厦的房屋。现孙元平已去世，故新建公司应当向孙元平的继承人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交付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上东大街18号43平方米房屋。虽然案涉拆迁协议中并没有约定交付的是一楼房屋，但被拆迁的房屋系一楼的营业房。且目前新建公司所持有的上东大街18号商业用房中仅一楼的部分为几平方米或几十平方米，其余楼层面积为上百平方米或上千平方米，从便利实际履行和交付的角度，新建公司交付一楼房屋更具有可执行性。故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主张交付一楼的营业房屋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案涉拆迁项目已转让给新建公司，案涉被拆迁房屋也在移交清单内，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要求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和庄森公司共同承担交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新建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过渡费。 本院认为，根据《拆除（非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的约定，过渡费系按月发放，每月6000元。新建公司过渡费发放至2002年左右，此后未再发放过渡费，孙元平于2013年12月才主张过渡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2011年12月之前的过渡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孙元平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此，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主张2011年12月之前的过渡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新建公司应当支付2012年1月（含）之后的过渡费，按每月6000元的标准支付至房屋实际安置之日止，本院对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的该项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但案涉项目转让时，新建公司承接了庄森公司继续向返迁户发放过渡费的义务，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要求金融一条街拆迁办和庄森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过渡费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新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交付位于成都市锦江区43平方米的房屋； 二、被告成都新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按每月6000元标准支付自2012年1月起至实际交付上述房屋之日止的过渡费； 三、驳回原告苏桂芳、汪培权、孙婷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7790元，公告费300元和后续送达裁判文书的公告费，由被告成都新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 菲 人民陪审员 陈 德 人民陪审员 雷 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罗灵犀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