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终174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子勇，男，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现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健，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碧园街**。 法定代表人：李成坤，该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云，该公司职员。 一审原告：凌某1，男，200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法定代理人：凌某2，男，1980年5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灵山县。系凌某1的父亲。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8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横县。系凌某1的母亲。 一审被告：黄艺，男，197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现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上诉人黄子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一审原告凌某1、一审被告黄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721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黄子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健，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云到庭参加诉讼。一审原告凌某1，一审被告黄艺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本院决定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子勇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桂0721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承担赔偿凌某114801.36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费由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及一审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不承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1、第三者责任商业险是为受害的第三人能得到有效赔偿而设立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约定的免责事由不能对抗受害人，因此，保险公司不得免责。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公司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黄子勇肇事逃逸行为并没有影响事故责任实质认定。2、保险公司以肇事逃逸为由免除自己的全部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本案中黄子勇肇事逃逸的行为并没有给保险公司造成新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免除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保险合同只能约束双方当事人，不能对抗第三人。本案当中，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也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从其提供的证据来分析，保险单上既没有明示，其《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也没有具体提出免责条款，而其在庭上出示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上诉人未见过，也没有在上面签字确认。3、本案当中，保险合同只能约束签订合同之双方当事人，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不能对抗第三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为损害赔偿而不是保险合同关系，故被上诉人针对第三人的“肇事逃逸，保险公司免责”的条款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合理，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坚持一审答辩和庭审意见。本次交通事故中，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可知桂Ａ×××××号车驾驶员存在肇事逃逸的情形。依据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综合示范性条款》中免责条款的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三故现场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免除，因此，本案损失属于双方保险合同所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商业险不承担赔付责任。二、上诉人黄子勇提到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不认同。首先，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已举证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在副本中有个重要提示，该提示内容已明确提示上诉人黄子勇在收到保险合同时及时查看保险合同是否齐全，并特别指出详细阅读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在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已交付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给上诉人黄子勇，且本合同在生效后至今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亦未收到上诉人黄子勇办理变更或补充条款等手续的申请，更印证了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已将保险条款在内的所有保险合同材料交付给上诉人黄子勇，且上诉人黄子勇已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证实上诉人黄子勇已经收到保险条款。其次，保险条款关于责任免除部分均采用加黑字体，明确区分了其他一般条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就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上诉人称保险合同中的“逃逸免赔”条款属于有争议的格式条款，且为加重投保人义务的条款，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与上诉人黄子勇签订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约定中并不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也没有使用保险专业术语，对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表述清楚，以通常大众的理解能力，均不会产生多种理解。且该条款约定的是如果驾驶员逃逸，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逃逸作为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是驾驶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法定义务，保险人并没有加重被保险人的义务，免责条款合法有效，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原告凌某1，一审被告黄艺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答辩、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 凌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强制保险和商业险第三者责任的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的损失，不足赔偿部分由被告黄子勇、黄艺连带赔偿；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1日16时许，被告黄子勇驾驶桂Ａ×××××小型轿车从南宁市方向往灵山县城方向行驶，至国道359线635公里加100米路段时，尾随碰撞到前方由原告凌某1驾驶左转弯横过公路的灵山50600号牌电动自行车，凌某1被碰撞摔倒在左侧路面的瞬间，又与案外人陈世永驾驶的自灵山县城往南宁市方向行驶的桂Ａ×××××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凌某1受伤，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后，被告黄子勇驾车逃逸。2019年5月6日，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4507215201911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黄子勇负事故全部责任，陈世永和原告凌某1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当日，原告被送至灵山县中心卫生院急救治疗，用去医疗费265.11元。后因伤势严重于当日转至灵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伤情为：1、重型颅脑损伤：1.1右侧额、顶部硬膜外血肿；1.2多发脑挫裂伤；1.3脑疝；1.4右侧顶骨骨折；1.5头皮血肿；1.6弥漫性轴索损伤。2、两肺挫伤；3、Ｃ5椎体骨折；4、右锁骨骨折；5、盆腔积血；6、左足踝部挫裂伤；7、全身多处皮肤挫擦伤；8、失血性贫血；9、失血性休克；10、低蛋白血症；11、肺部感染；12、舌体溃疡；13、继发性癫痫；14、双侧额颞部硬模下积液；15、骶椎左侧骨折。后经原告家属要求，原告于2019年6月3日出院，医嘱建议继续住院治疗或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住院期间，原告用去医疗费86516.25元（住院治疗费79546.55元＋门诊治疗费1986.7元＋人血白蛋白注射液4983元），需要二人陪护。原告在灵山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被告黄子勇赔偿了68000元给原告。 另查明，涉案车辆桂Ａ×××××号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为被告黄艺，事故发生前被告黄子勇向被告黄艺借用该车辆。被告黄子勇在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为桂Ａ×××××号牌小型轿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2020年1月9日24时止，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2月1日0时起至2019年11月30日24时止。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限额为1000000元，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在本案中，各被告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车辆桂Ａ×××××号牌小型汽车投保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否存在免责的情形；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是否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免于赔偿责任。该院认为，被告黄子勇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其过错是造成本案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且在事故发生后，被告黄子勇驾车逃逸，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凌某1、案外人陈世永均属于正常行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过现场勘查及调查取证后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黄子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凌某1、案外人陈世永不负事故责任，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准确，该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应由被告黄子勇应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关于被告黄艺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黄艺虽为本案肇事车辆桂Ａ×××××号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但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本案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关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黄子勇驾驶的桂Ａ×××××号牌小型轿车在事故发生前已向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原告的合理损失应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以赔偿。不足部分，该院认为，因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中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而非侵权责任，发生事故后应按合同约定进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三条第二款“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与被告黄子勇签订商业三者险时对责任免除条款用有别于其他条款的黑色加粗字体进行了明确提示，被告黄子勇在涉案的2018年11月30日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一栏中明确表示已知晓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并在投保人栏处签字，且在另外附页的“投保人声明”内容的最后部分，手写有“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样，并在投保人签章处签字确认。据此，应当认定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对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尽到责任免除的明确提示义务。因此，对于原告及被告黄子勇、黄艺主张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没有履行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黄子勇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约定，被告黄子勇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属于双方约定的责任免除的情形，因此，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应由被告黄子勇赔偿给原告。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请求各被告赔偿的各项经济损失有什么依据？该院认为，原告请求依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对各项损失进行计算，这是原告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该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86781.36元（住院治疗费79546.55元＋门诊治疗费1986.70元＋沙坪镇中心卫生院治疗费265.11元＋人血白蛋白注射液费用4983元＝86781.36元），有事实依据，该院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100元×43天），予以支持；3、护理费9814.37元（41654元÷365天×43天×2人），予以支持；4、营养费1720元（40元×43天），有医院医嘱，予以支持。以上该院支持的各项损失合计102615.73元。其中医疗费86781.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营养费1720元合计92801.36元，依法应先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范围内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10000元给原告，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范围内赔偿护理费9814.37元给原告，原告余下未得到赔偿的82801.36元，扣减被告黄子勇已赔付的68000元，被告黄子勇还需赔偿14801.36元给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合计19814.37元给原告凌某1；二、被告黄子勇赔偿经济损失14801.36元给原告凌某1；三、驳回原告凌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黄子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黄子勇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应否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对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子勇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港市中心支公司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发生本案的事故时，上诉人逃离现场，被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存在驾车逃逸的事实。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被上诉人不负责任赔偿。该责任免除条款，被上诉人通过黑色字体予以提示。在被上诉人持有的有上诉人签名的投保人声明中，明确注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被上诉人针对免责条款已经作出了提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是在看过该投保人声明后签字确认的，上诉人应当清楚签字确认后的法律后果，若上诉人没有收到条款以及不知悉免责事项，应当在签署投保人声明时要求被上诉人向其交付条款和进一步要求被上诉人解释免责条款。上诉人在投保人声明中签字，根据投保人声明中的内容，视为上诉人已经确认收到条款以及知悉免责条款的内容。现在上诉人主张其没有收到条款以及不知悉免责事项，证据不充分。而且上诉人投保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该保险是指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限额内代替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险种。由此可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针对的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由谁承担对第三者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赔偿的问题。而免责条款针对的是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还是由上诉人赔偿的问题，第三人并不会因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而丧失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机动车第三人责任险与免责条款并不冲突。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免责条款并未损害到第三人的利益，只要被上诉人对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被保险人注意的提示，该免责条款对上诉人就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在上诉人持有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中，被上诉人还在该正本上通过盖章的方式，进一步向上诉人作出提示，该提示内容为“温馨提醒：尊敬的客户，出险后请务必第一时间拨打我司客服电话现场报案，否则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因此，被上诉人已经通过提示的方式告知了上诉人免责条款。至于上诉人主张事故发生后立马报警，不存在逃逸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9年4月21日16时10分，而上诉人提供的通话记录时间，拨打122的时间是4月21日16:38:30，通话时间是1分19秒，也就是说，上诉人并非是发生事故时第一时间拨打的救援电话，而是距离事故发生后二十分钟后才拨打的救援电话，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黄子勇驾车逃逸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其不存在逃逸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原告在治疗时，应否使用人血白蛋白注射液，该费用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灵山县人民医院在一审原告住院期间，通过《灵山县人民医院专用处方笺》的方式开具了人血白蛋白注射液，该处方签是灵山县人民医院的专用处方笺，一审原告是在医生开具的药物情况下使用药物治疗，应当尊重医生的专业性。上诉人提出不应当使用该药用于治疗，应当提供专业的证据予以证实，现上诉人无证据证实使用该药不合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子勇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4元，由上诉人黄子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应锐 审 判 员 阮 真 审 判 员 何 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覃彦凤 书 记 员 陆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