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11民初2085号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住所地昆明市环城南路**。法定代表人：马骏，行长。委托代理人：伏禹锦、李昊，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喻艳春，女，1963年12月30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被告：马兴超，男，1962年2月21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被告喻艳春、马兴超共同委托代理人：飞扬、杨梦婷，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曾用名：昆明百货大楼（集团）珠宝经营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昆明市东风西路**/div>委托代理人：刘江涛、李燕玲，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融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南屏街**世纪广场******/div>被告：欧战洪，男，1971年1月26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广西桂林市七星区。被告：明品中，女，1946年4月2日生，回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告：马立媛，女，1974年2月16日生，回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告：马立波，男，1971年8月24日生，回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诉被告喻艳春、马兴超、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传承公司）、云南融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于2019年8月6日组织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8月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民生银行的委托代理人伏禹锦、李昊，被告喻艳春、马兴超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飞扬、杨梦婷，被告钰传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燕玲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融通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民生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第一、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0元、逾期利息66700元、逾期罚息45897.25元（暂计算至2018年3月21日，之后的罚息及复利按年利率6.52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并判令第一、二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二、判令原告对钰传承公司所质押的动产享有质押权（质押财产清单详见担保合同后附的《动产质押清单》），并对质押财产变卖、拍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判令第三至七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第六、七、八被告在其继承遗产份额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判令八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拍卖费、律师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28日，第一、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第一、二被告可向原告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300万元，额度有效使用期限为24个月，即自2017年6月28日至2019年6月28日，贷款利率及利率调整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但该利率标准不得低于4.35%。如因被告逾期还款，逾期利率为在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被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被告应按照本合同借款金额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违约，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诉讼及律师费由被告承担。2013年4月20日钰传承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以其质押的财产对本案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责任，钰传承公司自愿为本案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2017年6月28日，第三至七被告及马罗矶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自愿为本案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发放贷款义务，但被告未按照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及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原告多次催要借款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被告喻艳春、马兴超共同答辩称：第一、二被告作为钰传承公司的员工只是贷款的代理人，第一、二被告只是原告为了发放贷款的工具，是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是钰传承公司，原告是明确知晓的。本案合同约束的应是原告及钰传承公司，员工不应承担责任，钰传承公司为了办理贷款借用员工名义设立了空壳公司和个体户，空壳公司和个体户期间多次更换法人，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不对本案名义借款人名下的公司进行审查不符合操作流程，本案名义借款人均是钰传承公司的员工，其多为柜台的基层人员，工资较低有的是领着低保讨生活，或者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不可能符合原告发放三百到五百万元贷款的基本条件，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明显知晓名义借款人不符合发放的条件。原告在2015年之后知晓真实的贷款人和用款人是钰传承公司，要求追加了钰传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立媛等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2017年6月24日原告为了完成内部的考核工作，原告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至钰传承公司的办公室召开了名义借款人的动员会议，明确表示原告是清楚的知道涉及员工的贷款，员工不是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是钰传承公司，原告为了满足绩效考核及有充分时间为钰传承公司员工置换完成相应贷款，要求包含本案在内涉诉的48名贷款的员工在2017年6月30日前按照原告的要求以借新还旧的模式进行续贷，并在会后由原告指导本案员工签订了空白合同及相关资料，从而取得了本案原告据以诉讼的借款文件，在当天会议上原告向名义借款员工承诺本次贷款手续续批完成之后，原告同意将本案名义借款员工置换至钰传承公司及云南上基房地产公司名下，使本案的实际贷款恢复至钰传承公司名下，原告明确知道从2010年至2017年涉及钰传承公司员工的贷款都是钰传承公司集中操作还款。原告没有向本案名义借款员工发送催款信息、要求支付本金及利息的相关信息。名义借款人的贷款借记卡都是在原告指导下办理，办理完成之后交给了钰传承公司财务保管使用，名义借款员工没有使用过自己名下的借记卡，该借记卡至今都保管在钰传承公司处。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对于借用钰传承公司员工名义签署材料没有进行贷款审查，即使有也只是形式审查。原告清楚知道签字员工只是贷款审批发放的工具，原告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考核目标，以及规避分行内部审核权限不足的问题才借用钰传承公司员工名义办理贷款业务。因此，原告是清楚知晓本案借款员工不是实际借款主体，实际借款人是钰传承公司，本案涉及的名义借款员工及其配偶以及涉及的个体户和空壳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法庭依法公正判决，驳回原告对名义借款员工、个体户及空壳公司的诉请。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答辩称：公司同意第一、二被告的答辩意见，并补充以下意见：公司曾用名昆明百货大楼（集团）珠宝经营有限公司，2006年至2008年公司与原告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此期间原告对公企业发放贷款。2010年双方有扩大贷款合作的需求，当时原告对公贷款审批严格，审批权限是在原告总行，分行没有权限，当时的分行行长以及小微企业部的经理建议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成立专业的担保公司，即融通公司。融通公司成立之初办公地点都在原告处，当时原告设计了员工贷款的产品，2010年钰传承公司报了自己的员工购买该产品，原告发放了贷款。双方每年通过该产品发放了3亿元左右的贷款，原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被告通过珠宝贷支付利息就有3.45亿元，连同本案原告在内所诉请的71名员工系名义借款人，是原告向钰传承公司发放贷款的工具，所涉员工也是钰传承公司向原告贷款的代理人，均系钰传承公司的员工，而且原告在其内部的贷款审批文件中对该身份也是认可的。连同本案在内所诉请的员工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经营实体，名下的空壳公司或个体工商户都是在原告指导下由钰传承公司代为注册和变更的，员工也不可能有珠宝店。在贷款之初是按照原告设计的贷款模式在指定网点开办银行卡，实际由钰传承公司使用，发放贷款都是在钰传承公司控制下完成的，员工不可能接触到贷款款项，这是原告帮钰传承公司贷款之初达成的协议。本案第一、二被告是名义代理人，原告自始至终都清楚本案员工及钰传承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也清楚员工是名义借款人，根据被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原告内部的审批表，在本案合同签署之前，被告明确知悉71名员工仅是名义借款人。原告对该借款进行了定性，定性为企业、小微贷款，审批表形成时间在贷款合同之前，本案诉请的员工珠宝贷是复杂的模式，只有原告这样的专业金融机构才能设计出这样的贷款模式。本案的贷款实施阶段，贷前审查、贷款发放、还款以及逾期后的解决方案、途径，原告都是和钰传承公司对接，从来没有向本案的名义借款人对接过，在钰传承公司就员工贷款向原告谈条件之初都是双方高层在谈，这在审批表中有体现，原告也认可该贷款总额度是向钰传承公司发放贷款的额度。2010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向钰传承公司放贷最高峰在3.86亿元，是连同本案在内该批系列案所涉贷款本金的余额，合同都是在原告指定的网点和钰传承公司的会议室签署的，合同签署都是原告通知钰传承公司，钰传承公司又通知其员工，员工仅是放款工具，贷后放款及还款都是钰传承公司的财务还，有些财务人员就是名义借款员工，在原告的陪同下每月定期还利息，有些时候存利息都要一天的时间，钰传承公司有些财务人员长期在原告网点上班。在贷款实施阶段，原告清楚实际借款人是钰传承公司，原告其他行为也可以证明原告是明确知悉员工只是名义借款人，在贷前主体审核阶段，通过银行征信可以看到其是钰传承公司的员工，名下无财产，不符合贷款条件，之所以通过审核是原告知道该贷款是向钰传承公司发放的。综上所述，原告在整个贷款过程中都明确知悉员工是名义借款人，仅是钰传承公司的代理人，该模式也是原告设立出来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委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受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员工与原告签署的合同实际主体应当是原告与钰传承公司，钰传承公司也愿意还原贷款关系，也愿意承担所有的还款责任，钰传承公司的还款能力也高于涉案员工，请法院依法还原真实的借贷关系，驳回原告对所涉员工及其家属的诉请。被告融通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针对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明第一、二被告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并对借款利率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第三至八被告为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借款支用申请书、零售授信义务放款通知书、零售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借款凭证，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放款义务；3、民生银行客户贷款详细信息单、民生银行客户还款记录表、民生银行还款计划表、民生银行客户罚息计算明细单、民生银行对账单，证明被告逾期未还款构成违约，被告尚欠借款本金及产生利息、罚息金额；4、原、被告身份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5、诉讼费及保全费收据、律师费单据，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6、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明原告起诉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等被告金融借款纠纷71案，原告与被告钰传承公司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被告钰传承公司以其质押的财产（详见担保合同后附的《动产质押清单》）为上述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经质证，被告喻艳春、马兴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认可综合授信合同形式上由第一、二被告签字，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二被告仅是被告钰传承公司办理贷款的代理人，是名义借款人，并且原告在与第一、二被告签署合同时明确知悉真实的贷款情况，被告钰传承公司才是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主体，是实际借款人，应由钰传承公司向原告承担还款付息义务。对于最高额担保合同因第一、二被告不是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主体，对该项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2，对借款支用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二被告是名义借款人，不符合贷款发放主体资质，原告的放款义务是向被告钰传承公司履行的。对零售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放款通知书、借款凭证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材料；证据3，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证据；证据4，对第一、二被告的主体信息部分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被告钰传承公司才是借款的实际主体，第一、二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依法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证据5，对于保全费及诉讼费单据，认为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不予质证。对于律师费单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律师费发票不能证明是因本案开具的，且无律师费的实际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律师费已发生；证据6，对于最高额担保合同因第一、二被告不是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主体，对该项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经质证，被告钰传承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最高额担保合同存在代签字情形，建议法庭审查代签字效力问题，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钰传承公司等主体签署担保合同，是因为原告知悉本案涉及的71户员工借款人仅仅是名义借款人，被告钰传承公司才是实际借款主体，一般的真实珠宝商户贷款，原告也不会要求被告钰传承公司及马罗矶等人签署担保合同。对本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二被告仅是钰传承公司办理贷款的代理人，是名义借款人，并且原告在签署合同之时也明确知悉真实贷款信息，钰传承公司依法才是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主体；证据2，三性均认可，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在放款之前，已明确知悉该笔款项实际是钰传承公司的贷款，放款义务实际是向钰传承公司履行的。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是原告放款义务是向钰传承公司履行的；证据3，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证据；证据4，对于被告钰传承公司的部分,三性均认可，其他被告主体的部分不予质证；证据5，对于保全费及诉讼费单据，认为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不予质证。对于律师费单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并未提交律师费的实际支付凭证，仅凭合同和发票无法证实其已经支出了律师费用，律师费发票也不能证明是为本案开具的发票；证据6，认为最高额担保合同存在代签字情形，建议法庭审查代签字效力问题，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钰传承公司等主体签署担保合同，是因为原告知悉本案涉及的71户员工借款人仅仅是名义借款人，被告钰传承公司才是实际借款主体，一般的真实珠宝商户贷款，原告也不会要求被告钰传承公司及马罗矶等人签署担保合同。对本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二被告仅是钰传承公司办理贷款的代理人，是名义借款人，并且原告在签署合同之时也明确知悉真实贷款信息，钰传承公司依法才是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主体。被告喻艳春、马兴超、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云南珠宝》杂志截图，2、融通公司成立仪式现场照片，3、云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申请表，4、原告对公分户账对账单、发票联（融通公司支付给原告财务顾问费210万），5、原告与钰传承公司签署的《全面金融服务协议》，共欲证明融通公司是在原告时任行长谭万刚及小微部（负责员工贷款的部门）经理毛勇的建议下成立。融通公司成立时，原告时任行长谭万刚等人参加了成立仪式，融通公司成立时的注册、办公地点为原告的办公地。原告与融通公司、钰传承公司自2010年以来长期合作办理员工贷业务；第二组：6、钰传承公司2012年至2017年民生银行员工贷款明细表，证明融通公司成立后，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即设计了员工代公司贷款的模式与被告钰传承公司合作，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与被告钰传承公司开展循环合作，合作期间不停的更换名义借款员工名单，但总的合作金额逐年减少，下降至3亿元左右；第三组：7、未结员工贷款名单（含员工配偶），8、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工作证明，9、身份证、结婚证，10、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共欲证明71名未结的名义借款人是钰传承公司员工，其配偶配合办理名义借款人的签字。71名未结的名义借款人是受钰传承公司委托，代钰传承公司向原告借款。为满足原告贷款需求，在原告的指导下名义贷款员工贷款所需的经营单位，实际由钰传承公司代为设立、变更，且如需变更名义借款人，同时需变更经营实体的投资人信息；第四组：11、未结员工贷款借款合同一览表，12、借款合同，13、银行流水、银行凭证，14、员工借记卡，15、受托支付信息表，共欲证明未结71名员工贷款合同均是借新还旧合同，因钰传承公司贷款员工个人原因，需不停的更换贷款员工名单，均是在原告的指导下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进行部分贷款员工的置换，在原告的指导下未结71名员工贷款最初的实际完整放款路径为：1）贷款员工、受托收款人（也是员工）统一在原告处办理借记卡，交由钰传承公司；2）贷款发放至员工借记卡上；3）原告从员工借记卡直接扣款至受托人卡上；4）钰传承公司财务人员持有受托人银行卡，在原告营业网点ＶＩＰ室办理取现或转账，以实现款项流入钰传承公司使用。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设计的贷款模式中，贷款员工既是借款人，又是其他员工贷款中的受托支付收款人，贷款名为受托支付，实际所有的款项都在贷款员工开设的民生银行卡之间流转，都在原告的监管之下。2015年以后，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针对真实贷款人和用款人为钰传承公司的员工贷款，要求追加钰传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立媛等人作为个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五组：16、公证书（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职员杨建文、张仕瑞向被告钰传承珠宝财务人员／贷款员工段某个人ＱＱ邮箱发送的的民生银行珠宝贷的“百大利息表”“百大一月利息表”），17、民生银行贷款支付利息明细表（2013年8月、2014年10月、2015年9月），18、民生银行转账、现金存款凭证（2013年8月、2014年10月、2015年9月），19、民生银行贷款支付利息明细表（2016年9月-2017年2月），20、民生银行转账、现金存款凭证（2016年9月-2017年2月），共欲证明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知悉员工是名义借款人，钰传承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因此原告定期直接向钰传承公司发送还息表，原告从不向名义贷款人发放还息相关信息，包括催款函等。归还原告的款项由被告钰传承珠宝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原告营业网点ＶＩＰ室，将资金存至贷款员工个人银行账户，再由原告批量扣款，因此原告对钰传承公司集中用款、集中付款的情况是明知的；第六组：21、民生银行保证金扣款明细，22、民生银行扣款回单，23、贷款员工的借款合同（27户），24、融通公司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签署的《提前还款协议》，共欲证明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知晓钰传承公司的员工贷款主体仅仅为名义借款人，且未实际用款，款项实际由钰传承公司使用。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与融通公司协商并达成一致：由民生银行直接从融通公司保证金账户扣款提前归还，不再作为员工名下贷款；第七组：25、2017年6月23日民生银行在钰传承公司召开会议的现场照片，26、2017年6月23日，民生银行在钰传承公司召开会议的手机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27、民生银行工作人员一览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共欲证明2017年6月23日，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陈际军等部分领导至钰传承珠宝40楼办公室召开名义借款员工的动员会议，要求71名以个人名义为钰传承公司承贷的贷款员工，在2017年6月30日前按照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的要求以“借新还旧”模式进行续贷。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领导现场表示知悉71名被告仅仅为名义借款人，且未实际用款，款项实际由钰传承公司使用。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领导及银行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并且承诺：该批贷款续贷完成后民生银行同意将员工贷款还原、置换到钰传承公司及其控制的云南上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使贷款恢复为真实的公司贷款。由此取得贷款员工的信任签订了贷款合同，但原告却违背承诺，在贷款逾期时径直对作为名义借款人的员工提起诉讼；第八组：28、签署借款合同等合同的现场照片、签署的资料照片，29、钰传承珠宝40楼会议室目前照片，共欲证明涉及2017年7月的“借新还旧”贷款相应的“合同签订”等全部材料均按照原告项目人员的指导和要求下提供。原告、钰传承公司组织员工在钰传承珠宝公司40楼办公室进行统一的合同签订（签署的合同等资料均是空白合同），原告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将本案被告员工形式上包装成为本案的名义借款人；第九组：申请证人周某、叶某、段某、徐某、王某、罗某出庭作证，证明本案所涉员工只是名义贷款人，本案贷款从最初的磋商接洽到放款还款实际均系原告同钰传承公司之间的事情，原告也全程知晓本案所涉员工仅为名义贷款人，系钰传承公司从原告处贷款的代理人；第十组：贷款授信审批书，证明原告知道本案的借款主体系钰传承公司，第一、二被告是钰传承公司员工，原告知晓本案贷款由钰传承公司使用，原告知晓形式上的借款文件未反映真实的借贷关系及本案真实的法律关系，本案并非员工借款。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喻艳春、马兴超、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对序号1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杂志记载内容为宣传文稿具有主观性而非新闻事实报道，民生银行是在依法合规的原则下与融通担保进行业务往来。对序号2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其活动名称、现场参与人员均不能反映被告其证明目的。对序号3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变更信息仅为融通公司经营行为，且经过行政机关审查核准。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为了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鼓励银担合作，民生银行对融通公司作为客户进行授信审批并作为诉争案件的保证主体，原告对融通公司的贷前审批及贷后管理均符合国务院、省政府等行政机关及行业监管主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对序号4对公分户对账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诉争案件为71笔个人微贷金融借款纠纷与对公业务无关联性。对发票联三性不予认可，未核对原件，具体财务顾问费的产生、支付与诉争系列案无关联性，对于被告还款明细在原告提交第三组证据中都有明确显示。对序号5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此份全面金融服务协议为空白协议，在签章页无原告签章；第二组证据：对序号6贷款明细表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面制作，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各类型贷款模式均符合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对于诉争系列案中的贷款用途也为借贷双方协商一致下确认；第三组证据：对于序号7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自行制作。对于序号8云南省劳动合同书中具有昆明市劳动人事局劳动合同签证章或昆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合同登记管理章等第三方签章部分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其中缺少第三方签章的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劳动合同续订登记表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劳动合同的签订及其续订均需行政管理部门签章确认，原告与借款人建立金融借款法律关系时借款人与昆明百货大楼（集团）珠宝经营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劳动关系，具有第三方行政机关签章劳动合同均已终止；对于序号8证据中的工作证明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系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单方制作。对序号9证据中的身份证、结婚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只能证明自然人身份信息，与诉争案件有关的当事人身份证、结婚证在原告提交证据证明借款人作为被告主体适格时已提交，并且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已在办理贷款相关文件签字确认。对序号10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诉争案件中借款人为共同借款人某一经营实体的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这样恰恰证明了其并非钰传承公司员工，至于其中股东、投资人变更栏目中的内容仅代表了企业的经营行为。其中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显示了其作为非法人组织的申请者、经营者均为借款人本人；第四组证据：对序号11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为被告单方自行制作，诉争系列案件借款用途为借贷双方协商一致确认，在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中借款用途一栏有显示，并且“借新还旧”作为贷款用途符合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要求。对序号12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诉争案件原被告签订合同文件原告已作为证据提交，原告作为人民银行、银保监局监管下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放款，其贷款合同、放款行为、授信审批也均在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下进行，对于借新还旧的贷款用途和受托支付的支付方式，原被告间在合同磋商、缔约直到达成合意均为合同相对方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原告对于合同也已尽提示义务。对序号13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证据中绝大部分流水交易日期、客户姓名均与诉争案件无关联，在3063、3080、3105等诉争案件借款人流水中反而证明了原告民生银行已履行了放款义务、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在被告提交的证据第3048页等证据中显示摘要信息“个人短信即时通服务费”等交易名称也显示其个人在使用其银行账户。对序号14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银行卡作为银行发放给相关客户的电子卡片，与被告证明目的中所表述无任何关联性，也无证明力，卡片后有持卡人签名处也显示了卡片所有者姓名。对序号15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信息表系被告单方制作；第五组证据：对序号16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公证书只显示由段某操作进入邮箱，而非明确邮箱为段某个人所有，在证据3892页，发件人为“Ａｐｐｌｅ”邮件显示“彤话，您好”与所有者为段某相矛盾。民生银行此次起诉的案件中，对客户放款及客户还款账号均有合同明确约定，在原告提交证据清单中第三组证据中有明确显示并且借款人均实际参与了贷款活动的履行。对序号17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明细表由被告单方制作。对序号18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业务受理单显示客户账号及业务日期均与诉争案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且代办人签名栏无法确认由何人签署。对序号19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明细表由被告单方制作。对序号20证据中的业务受理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业务受理单办理业务日期与诉争案件的借款期间不一致，非同一法律关系，其次签名栏签字难以验证姓名与签名人符合，最后同样可以合理判断是否由借款人将款项汇集起来由一人代办提高效率；第六组证据：对序号21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诉争案件无关联性，由被告单方制作。对序号22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全部扣款回单的贷款借据号与贷款期间与诉争案件贷款借据号及贷款期间不为同一法律关系。对序号23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中借款合同的合同号与诉争案件不同，与诉争案件非同一法律关系。对序号24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两份提前还款协议无原告民生银行签章；第七组证据：对序号25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难以反映照片的拍摄内容、拍摄时间。对序号26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核对证据原件未见音频存储原始介质，本次录音是没有会议纪要的，未经参会人员签字确认，在私密场所录制、涉及他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录音都是不合法的证据材料，未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对谈话内容予以确认。对序号27证据中的民生银行工作人员一览表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表为被告单方制作。对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关于民生银行具体工作人员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其次、员工与民生银行之间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诉争案件被告承担清偿责任、担保责任无关联；第八组证据：对序号28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照片无法反映其拍摄时间与在场工作人员具体身份，反而在提供的罗某的信用信息查询、使用授权书、贷款重整申请、还款承诺书等文件中均有本人签章。对序号29证据三性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反映拍摄内容与地点，更无一处反映出被告证明目的中表述的“在民生银行的指导与要求的”证据，民生银行的贷款审批、贷款发放与贷后监管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及行业监管部门的规定；第九组证据：对证人段某、徐某、罗某以及叶某、王某、周某六位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段某、徐某、罗某为作为连同本案在内的该批系列案的当事人不具备证人资格，证人叶某、王某均为钰传承公司财务部主管或出纳与被告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证明力。对于周某的证人证言，经原告代理人检索裁判文书网，其与原告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并且与融通公司存在多个担保关系，其证人证言也不具备证据的证明力。此外，原告认为：第一，原告所起诉的连同本案在内的71个案件中民生银行已经完全按照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或者综合授信合同履行放款义务，借款人也已经实际参与了借款合同的履行；第二，就被告所说公司使用个人账户的行为违反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65条的第一和第四项及违反了公司法第171条，原告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银行账户实名制，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秩序，其中包括不少企业为了少缴纳税款，就试图利用私人账户来进行避税，并且对于其出借账户的个人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证人周某所说民生银行与融通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以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为导向，政银担三方共同参与构建可持续的银担商业合作模式，推动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的要求，原告作为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积极按照上述工作安排下与融通公司进行正常的授信商业合作，融通公司也作为诉争案件中的保证人参与原告的授信审批，原告与其业务往来也在人民银行、银保监局的监督下进行，并经审批同意，其中所涉及的书面证据原告已在质证意见中予以质证。关于其所述的货押贷款一事，在具有货押贷款的案件中银行与借款人已经签署了最高额担保合同，并且借款人出具了权属承诺书、珠宝质物入库确认表，在三方确认下已经签署。根据担保法第64条之规定，民生银行质权应当成立，其他所述事实与本案无关，就不予回应；第十组证据：该组证据系被告申请法院从原告处调取，调取的资料中还有借款人的还款承诺书，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是他案的审批表，与本案无关。被告融通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来源合法，经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采信，对于其欲证观点，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释，在此不再赘述。根据庭审原、被告陈述和举证质证，本院确认本案以下法律事实：第一、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钰传承公司（曾用名为昆明百货大楼（集团）珠宝经营有限公司）、融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马罗矶（已于起诉前死亡），被告明品中系马罗矶之妻，被告马立媛、马立波为马罗矶的女儿和儿子。被告欧战洪、马立媛系夫妻关系，被告钰传承公司的股东为马罗矶、马立媛、马立波。2013年4月20日，钰传承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为了确保昆明百货大楼翡翠联盟城市商业合作社授信项目下全体会员（简称主合同债务人）与原告主合同的履行，钰传承公司自愿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并以其财产为主合同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明确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原告与主债务人从2013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20日主债权的发生期间签订的所有主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亿元，该最高债权额为尚未清偿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在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所有的应付款项，担保人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合理费用，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钰传承公司以其动产质押清单、保证金账户内存款质押清单约定的质押财产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原告对上述质押财产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6月28日，原告与第一、二被告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原告给予第一、二被告3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24个月，即自2017年6月28日至2019年6月28日，授信用途为借新还旧，合同项下每笔借款的利率及利率调整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并约定在适用的具体业务合同或具体业务申请书中，但该利率标准不得低于4.35%，逾期利率按照约定利率上浮50%收取，违约罚息利率按照约定利率上浮50%收取。若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则须按照合同借款金额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且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费用由第一、二被告承担。2017年6月28日，第三至七被告及马罗矶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第三至七被告及马罗矶自愿为第一、二被告与原告签署的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原告的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00万元，该最高债权额为尚未清偿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在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所有的应付款项，担保人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合理费用，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2017年6月28日，原告与第一、二被告签订了《借款支用申请书》并出具了《中国民生银行零售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中国民生银行零售授信放款通知书》和借款凭证，确认原告向第一被告的账户内发放贷款300万元，原告足额履行了放款义务，但第一、二被告到期未还本付息。截止至2018年3月21日，第一、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产生逾期利息66700元、逾期罚息45897.25元。现因经多次催要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等无果，原告遂诉至本院，主张前述诉请。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原告释明是否对本案承担还款义务的主体进行变更，原告明确表示不做变更。本院认为，因连同本案在内的71个案件为系列案，该批系列案的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一致，且原、被告除了所涉钰传承公司的员工以外，其他当事人均一致，该批系列案的被告答辩意见及双方举证质证也基本一致，故本院在开庭时予以合并审理，在此也统一论述。首先，从庭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来看，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确认本案综合授信合同的还款义务主体，即本案第一、二被告为名义借款人还是实际借款人的问题。第一，本案中，第一、二被告虽在《综合授信合同》、《借款支用申请书》等上作为借款人签字，但被告钰传承公司在庭审中表示第一、二被告系其公司的员工和配偶，第一、二被告在本案中实为名义借款人，系以自身名义代被告钰传承公司向原告贷款，所借出的款项也均由被告钰传承公司在使用；第二，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被告均认可或知晓第一、二被告系被告钰传承公司的员工及其配偶，故基于员工与公司之间的隶属性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并由此导致第一、二被告出于对钰传承公司的信任或工作安排以自身名义向原告借款，并不违背逻辑；第三，本案涉案金额高达300万元，第一、二被告作为普通职工，在家庭资产、收入状况、债务清偿能力、资金使用需求等方面，原告在本系列案件中并未举证证实在放贷过程中尽到了上述审查核实责任，但原告在第一、二被告申请借款的当天便与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并发放了贷款，此种现象明显与金融管理秩序和银行放贷政策不符，亦违背了基本的逻辑；第四，对此大额的放贷，原告未让第一、二被告用其资产做抵押担保或让其近亲属做保证担保，反而无任何理由让钰传承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用其资产为第一、二被告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明显与常理不符，也进一步印证了原告及钰传承公司明确知晓第一、二被告在本案中实为名义借款人；第五，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之所以向第一、二被告放款系因有钰传承公司等被告为其担保，这种忽视借款人、关注担保人的本末倒置做法，对于一个依法成立、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银行来说，既不符合规定，也不符合常理；第六，该批系列案中所涉借款人均为钰传承公司的员工及其配偶，原告对同一公司员工有组织的如此频繁的大额贷款活动以及钰传承公司、融通公司如此随意的担保行为，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且本系列案件中还存在借新还旧情况及名义借款人相互借新还旧的情况，在无原告默许及钰传承公司组织协调的情形下，公司员工之间不可能存在如此大额的资金借贷或拆借；换言之，原告对所有借款合同中的名义借款人信息应全面掌握，但事实上原告并未就此停止放贷，反而不断促成新的贷款，排除原告的专业能力因素，原告对此不知情与常识及基本逻辑相悖；进言之，原告在本系列案件中的贷款不排除以默示或明示的方式授意钰传承公司进行组织、协调，从而将第一、二被告推送至借款合同的相对方。第七，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同被告钰传承公司、融通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钰传承公司的财务人员与原告员工发生混同，再结合钰传承公司定期向原告还本付息而借款到期后原告并未向第一、二被告催收贷款。第八，在原告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零售重整授信审批意见表的重整原因分析一栏中，明确载明本案借款的实际用款人为钰传承公司，由此可见原告对本案中第一、二被告仅为名义借款人、钰传承公司才是实际借款人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已明确知晓。综上，结合庭审中被告钰传承公司的自认、证人证言以及种种不符合常理情况，上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原告与第一、二被告之间没有发生借贷关系的合意，原告与钰传承公司的行为名为借用第一、二被告身份贷款，实为以此突破合同相对性，此行为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符，故本案单纯以合同形式上的相对性判令第一、二被告作为债务人承担全部还款义务，势必掩盖合同真实法律关系实际相对人的事实，将对金融管理秩序及交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故本院确定本案实际借款人应为钰传承公司。其次，结合前文论述，本系列案件中的《综合授信合同》、《借款支用申请书》系原告同实际借款人钰传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依约向名义借款人第一被告足额发放了贷款，实际借款人钰传承公司使用了贷款，现合同已到期，被告钰传承公司未按约定足额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返还所欠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逾期罚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借款审判的意见，利息、罚息、复利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另，《综合授信合同》中明确约定，若被告违约，则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且原告已向本院举证证明律师费已实际发生及其具体数额，被告钰传承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律师费，本院参照律师收费办法，酌情按照最低收费标准支持5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拍卖费、公告费、保全费，因未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请，由于逾期贷款损失已经约定以复利和罚息的计算方式收取，故本院不再支持违约金。再次，本院已依法认定钰传承公司作为本案实际借款人应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对于其按合同约定所应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和保证担保责任，不再承担；对于原告所诉对钰传承公司所质押的动产享有质押权的诉请，因质押动产现存何处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融通公司、马罗矶、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自愿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述公司及人员对所担保的实际借款人为钰传承公司完全知情并认可，且原告起诉时本案尚在保证期间内，故对于原告诉请上述公司及人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就马罗矶死亡的事实，被告马立波、明品中、马立媛作为继承人应在其继承马罗矶的遗产份额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关于“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我院已依法向被告融通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公告送达了本案的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上述五被告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其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时到庭应诉的相关证明，故本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截止至2018年3月21日的逾期利息66700元、逾期罚息45897.25元；二、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支付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等（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利息、罚息、复利相加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三、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律师费5000元；四、被告云南融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对上述判项一、二、三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马立波、明品中、马立媛在继承马罗矶的遗产份额内对上述判项一、二、三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701元由被告昆明钰传承珠宝经营有限公司、云南融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欧战洪、明品中、马立媛、马立波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蔡家瑶人民陪审员  樊成明人民陪审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谭思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