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42981号原告：成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深业泰然水松大厦13C（仅限办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87644M。法定代表人：何炽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东，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励业路**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745996367P；法定代表人：吴小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宙，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秋梅，女，汉族，1982年10月30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原告成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0日、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东，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宙、谭秋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货款本金6716100.58元；2、被告向原告偿付违约赔偿金1014493.87元（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要求计付至判决书生效执行之日）；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9日，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原、被告之间建立长期的供货关系。原、被告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原告对被告的企业资质进行了核实，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填写、签章确认了《客户登记表》，向原告交付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银行开户资料。双方正常交易，履行合同到2014年5月9日，原、被告又续签了《买卖合同》和《客户登记表》，前、后两份《买卖合同》和《客户登记表》形式和内容都是相同的。几年来，原、被告能够自觉履行《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双方合作关系融洽、和谐。被告陆续向原告订购各种品名的纸品，原告按约向被告送货，每份由被告签章确认的《送货单》均载明了“货号”、“货名”、“装别”、“数量”、“单价”、“金额”及付款“期数60天”和“逾期付款按日3‰付违约金，如长期拖欠款，收货方需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内容。每月的月末，原、被告财务人员对一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对账确认，电传了《对账请款单》，约定“付款方式：月结60天”。应被告的要求，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原、被告的纸品交易合作关系进行到2018年后，被告出现拖欠原告货款的情况。截止目前，被告已累计拖欠原告货款总额达到6716100.58元。其中，已到期货款合计3787062.71元。未到期货款合计2929037.87元。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对原告经营资金的周转造成了困难，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损失。以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计算，被告应当向原告偿付的违约金1014493.87元。被告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本金6716100.5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经对账，被告与原告2018年3月到9月的真实交易货款金额应为801327.21元，双方已经经过对账确认，原告盖章以及营业代表何钦签字确认。（二）原告提交的对帐请款单、订购单、商品出货审批表、委托书、送货单等证据是伪造的，并非双方真实的交易往来。被告向原告下的订单是通过ERP下单系统下的，格式是固定，无法修改，而原告提交的有盖章和请购单号开头为“HH”的订购单与被告真实的下单格式不一样，是伪造，不真实的，被告向原告下的订单号是“PU”开头的。被告从来没有使用过“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这个与被告预留给原告的印章也不相符，也不是被告的公章。原告提交的委托书所涉及的司机不是被告的司机，所落款的“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不是被告的印章，是原告伪造的委托书。原告伪造证据时出了很严重的错误《委托书》中落款是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但所盖的章却是“深圳市翔发印刷有限公司”的印章，这明显是造假人手里有很多假的印章，伪造委托书的时候慌忙中出错了，盖了别的印章来伪造被告的所谓的委托书。事实上原告是直接将货物送至被告公司所在地，不存在被告委托司机拿货的情况，一直以来被告也没有前去原告公司取货。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所盖的“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2）”并不是被告的印章，这个与被告预留给原告的印章也不相符，也不是被告的公章，是被伪造的印章。被告在收到货物后，会经质检员和仓库员温泳佳、付许杰两人签字，并且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被告提交的有温泳佳、付许杰两人签字的送货单与订单号“PU”开头的订购单的数量和金额是对应的，没有该两人签字的送货单与原告提交的请购单号开头为“HH”的订购单对应，这是原告为了区别虚开发票的单据和真实单据而为的，不是真实的交易，被告实际上没有拿到资料中显示的货物。(三)除了真实的交易外，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不是真实的交易，仅仅是虚开的发票，俗称的买票。除了真实的交易外，原告向被告开具虚开的发票后，会通过吴秋燕的银行账户向被告的工作人员谭秋梅银行账户扣除5-7%不等的税点后支付发票走账款，再由被告支付至成昌纸业的公账中，每月真实的货款+吴秋燕支付给被告的走账款+税点即为当月的开票金额，这也印证了双方发票走账的事实，实际上是原告将发票卖给被告，被告支付5%-7%的税点。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014493.87元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按照双方对账单中显示，自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间，双方交易往来的总金额为801327.21元，而原告却主张6716100.58元货款，双方对真实货款金额存在很大的争议，被告没有付款存在合理的抗辩理由，不存在逾期付款的问题。原告提交的买卖合同是2012年至2015年的，买卖合同已经过期，原告按照过期的买卖合同条款主张违约金没有依据。即便按照过期的买卖合同主张违约金标准也过高，且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的损失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拿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货款本金6716100.58元及违约金1014493.87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9日，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双方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买方应按协定时间付款，如一旦发生拖欠，买方应承担拖欠货款部分的违约金，卖方按拖欠货款部分的每日千分之三计收违约金；本合同有效期为2012年12月9日起至2013年12月9日止；本合同期满后，如买卖双方没有异议，则本合同自动续约一年，顺延期满后，如买卖双方仍无异议，则视合同期再延长一年，以此类推。签订上述《买卖合同》前，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填写、签章确认了《客户登记表》，向原告交付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银行开票资料。《客户登记表》确认了被告的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收货专用章，其中收货专用章模式为“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1）”。2014年5月9日，原、被告又续签了《买卖合同》，本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5月9日起至2015年5月9日止，其余合同内容与前份《买卖合同》一致。同时再次提交《客户登记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银行开票资料。《客户登记表》中除合同专用章有更换外，其他内容均一致。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持续向被告供应纸品。原、被告确认至晚从2017年开始，原告指派何钦作为负责被告业务的经办人。关于双方的交易模式，原告称：“业务员何钦接手后与被告商量后由被告先用QQ或微信将订单传给何钦，何钦将数目报给罗锦才批准，批给仓库做出库单再采购备货。何钦通知被告派司机拿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到仓库提货。绝大部分是司机到仓库提货，个别时候有送到被告处。”法庭要求原告提交通过QQ下订单以及提交的司机授权委托书的聊天记录原件予以核实，原告称因经办人何钦手机丢失无法提供。原告提交了2018年4月至9月期间的对账请款单、订购单、商品出货审批表、委托书、送货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上述证据显示被告陆续向原告发出订购单订购“白板纸”等纸品。其中，订购单有两种，编号分别以“PU”、“HH”开头。“PU”开头订单均为送货上门，送货单由温泳佳、付许杰两人签字，并且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HH”开头订单均由司机自提并在送货单的收货处签名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2）”；送货单上载明：“数期90天，逾期付款按日3‰付违约金”。对账请款单，客户确认处由“龚’S”进行签字确认，2018年4月至9月期间的对账情况如下：            2018年              当月发生（元）              当月支付（元）              上月结余（元）              期末余额（元）                  4月              2038390.21              1392304.37              7844149.74              8490235.58                  5月              1578337.27              1096713.01              8490235.58              8971859.84                  6月              1148879.64              1646500              8971859.84              8474239.48                  7月              1868479.51              1703159.14              8474239.48              8639559.85                  8月              895461.26              1035319.27              8639559.85              8499701.84                  9月              165097.1              1160000              8499701.84              7504798.94      2018年4月至6月，原告每月均向被告开出与当月发生货款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原告提交被告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的《声明》，称因被告于2018年7、8月与原告订购货物的货款账目尚未对清，金额未确定，所有请求原告暂不予开货款发票；该声明没有原件，被告否认真实性。原告另提交了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对账请款单、订购单、商品出货审批表、委托书、送货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上述对账请款单客户确认处也由“龚’S”确认，订单有“HH”及“PU”开头两种，送货方式也有由司机持委托书提货并在送货单上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2）”；其中，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的司机“庞欢声”的委托书，落款名称为被告，加盖的印章为：“深圳市翔发印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对应的送货单签名由庞欢声签名并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2）”。被告主张该段时间双方同样存在虚开发票的情形。被告多次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其中2018年4月付款1392304.37元、2018年5月付款1793213.01元、2018年6月付款950000元、2018年7月付款1703159.14元、2018年8月付款1035319.27元、2018年9月付款1948698.36元。2018年9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对账单》，载明双方2018年货款3月为186746.58元、4月为266151.28元、5月为134189.07元、6月为49150.2元、9月为165097.10元，2018年7月、8月交易额为0，2018年10月开始停止合作，没有货款；以上金额合计801327.21元。原告的工作人员何钦在对账单上签名并加盖了原告公司财务部专用章。经核算，上述货款金额与原告提交的订单中以“PU”开头的订单对应的货款金额一致。同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发票说明》，确认2018年4月至8月，双方开票金额4765607.12元，真实货款为449490.55元，走账金额3145488.57元。原告的工作人员何钦签名并加盖了原告公司财务部专用章。同日，原告出具《走账款承诺书》称，按照2018年6月25日之前的流水，原告尚欠3145488.57元的走账款未支付给被告，原告承诺按计划在2018年11月10日前通过吴秋燕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给被告走账款，用于被告支付原告作为走账用途，如有拖延，愿意承担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该承诺书同样由原告的工作人员何钦签名并加盖了原告公司财务部专用章。被告提交9张手写收款收据，显示：2017年9月2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30万元、1236088.30元；2017年9月15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739163.81元；2017年11月1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1319786.70元；2018年1月3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70万元；2018年2月2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94万元；2018年3月7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325181.11元；2018年4月30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1392304.37元；2018年5月30日，原告收到被告货款1793213.01元。上述收款收据的原告经手人均系何钦并加盖原告公司财务部专用章。被告提交了谭秋梅名下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其中吴秋燕（被告称系何钦的前妻）多次向其转账支付大额款项，谭秋梅多次向被告转账。被告另提交了《成昌走账明细表》对原、被告之间开具发票、提货金额、走账开票、已到账款、款项支付的情况进行了对照说明。被告提交何钦与被告财务人员黄碧霞的QQ聊天记录，其中双方多次提到虚开发票和走账的内容。被告提交何钦与被告工作人员谭秋梅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多次提到开发票和走账的内容，其中，2017年12月20日，被告工作人员：“这月有多少发票了，预计什么时候走账？”，何钦：“已有100万”；2018年5月25日，何钦：“转账记录，已转？”，被告工作人员：“ok，下周给银承”；2018年6月19日，何钦：“应该是明天再汇30万左右给你们，然后这周先走一个60万左右的银承，剩下的下周走完。”；2018年9月6日，被告工作人员：“昊翰七八月都没有下单，也没拿一分钱货，你们财务开错发票了，你让她们马上作废，我们上网就能看到？”何钦：“好的”；2018年9月19日，何钦：“已转149778.6元，再转个10731.3元，暂共计已转501859.9元”，被告工作人员：“我要收到80万以上才转过去成昌”；2018年9月28日，何钦：“已转201663元，请查收一下”。2018年10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货款6716100.58元。2018年10月17日，被告回复原告称，确认尚欠货款801327.21元，不确认其他事实。2019年4月16日，原告委托律师对何钦做询问笔录，何钦称：1、被告提交的2018年9月29日出具的《对账单》、《走账款承诺书》、《发票说明》内容不属实，其上的何钦签名是其亲笔签名，上面加盖的原告财务部专用章是其偷盖的；2、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走账款”的事情；3、纸品从原告公司仓库拉出来后，被告委托何钦卖给了其他公司；4、认可“吴秋燕”系其前妻，吴秋燕与原告没有关系。被告提交了何钦与谭秋梅的电话录音，拟证明上述询问笔录不是何钦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原、被告之间真实的交易金额为八十多万，其他为虚开发票的记录。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原告主张的全部货款，被告对其中经对账确认的801327.21元予以认可并同意支付，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合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以及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针对被告否认收到的货物（以下简称争议货物），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的特征在于出卖人需要向买受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有接受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主张针对争议货物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了一系列对账请款单、订购单、商品出货审批表、委托书、送货单等证据，针对该部分证据，本院分析如下：1、订购单，没有原件予以核对；其上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而不是备案的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与客户登记表登记的所有印章均不一致；原告未能提交被告通过QQ向其下达订购单的聊天记录；2、委托司机提货的委托书，没有原件予以核对、亦无被告交付电子版委托书的聊天记录予以核对。委托书上加盖的“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与合同签订时预留的收货章不一致；更有甚者，2018年3月27日的司机“庞欢声”的委托书加盖的是“深圳市翔发印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3、送货单，该部分证据加盖“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2）”，该印章与客户登记表登记的所有印章均不一致；4、对账请款单，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被告也否认签字人“龚’S”系其工作人员。5、商品出货审批表，系原告内部交流文件。由上分析可见，原告提交的订购单不足以证明系由被告向其发出，亦不能证明提货司机系由被告委托，不能证明被告有向原告购买并接受争议货物的意思表示、也无法确认原告已经实际向被告交付了争议货物，原告未完成其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告提交的何钦向被告开具的收据、对账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的交易惯例，可以证实何钦作为原告公司的营业代表，代表公司接受被告下的订单、对账单、出具收据，被告有理由相信何钦的对账行为是代表原告履行职务的行为。原告律师对何钦所作的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何钦在随后与被告工作人员的电话中又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何钦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仅系其单方陈述，内容缺乏客观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询问笔录不予采信。何钦于2018年9月29日与被告进行对账并加盖了原告的财务章，系代表原告履行职务行为，该对账行为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称财务章为何钦偷盖，即便属实亦系原告自己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仍应对该对账行为负责。被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走账事实，针对争议货物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亦提交了一系列证据。经比对，被告提交了谭秋梅名下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与其提交的《成昌走账明细表》账目项目对应，金额与原告提交的采购单、送货单以及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基本对应；何钦作为被告与原告公司直接沟通的营业代表，已经针对真实的货款情况与被告进行对账、并出具了《发票说明》、《走账款承诺书》，上述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被告对自己反驳事实的举证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标准。综上，原告的举证不能说明被告有向原告购买并接受争议货物的意思表示、也无法确认原告已经实际向被告交付了争议货物，原告未完成其举证责任，被告对自己反驳事实的举证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因此，本案双方针对争议货物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无需对该部分货物承担付款责任。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对账情况，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01327.21元，分别为2018年货款3月186746.58元、4月货款266151.28元、5月货款134189.07元、6月货款49150.2元、9月货款165097.10元。双方在送货单上约定“数期90天”，被告未按期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被告应对上述各月货款分别自逾期之日即2018年7月1日、2018年8月1日、2018年9月1日、2018年10月1日、2019年1月1日起分别计付违约金。此外，送货单约定逾期付款按日3‰支付违约金，因违约金依法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在原告未能就其损失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根据本案具体案情并结合违约金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性质，参照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酌情将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24%，被告应以拖欠的货款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计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01327.21元；二、被告广州市昊翰印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以186746.58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以452897.86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以587086.93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以636237.13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801327.21元为基数；均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原告成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5914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58049元，被告负担7865元。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红华人民陪审员  侯雪姣人民陪审员  王红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张妙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