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19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渭尧，男，194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1。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怀宇，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闽，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在，男，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5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粤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59XP。法定代表人：杨金在，执行董事。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健锋，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旭慧，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杰，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7。上诉人梁渭尧因与被上诉人杨金在、佛山市顺德区粤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诚公司），原审第三人梁杰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8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渭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杨金在名下的质权[质物为梁渭尧在佛山市顺德区新顺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顺诚公司）18.19%的股权]无效，质权登记编号A1781077815；2.确认梁渭尧与杨金在、粤诚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编号：2017质字第008号）无效或不成立；3.杨金在、粤诚公司办理上述质权的注销登记手续；4.案件诉讼费由杨金在、粤诚公司承担。粤诚公司是于2002年11月6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梁渭尧、杨金在、案外人梁某，法定代表人为杨金在。新顺诚公司股东为梁渭尧、杨金在、梁某，其中梁渭尧持股18.19%，杨金在持股63.62%，梁某持股18.19%，法定代表人为梁某。梁渭尧（作为乙方）与杨金在、粤诚公司（作为甲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编号：2017质字第008号），约定鉴于杨金在、粤诚公司与借款人梁杰已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相关欠息说明等文件（以下合称“债权文件”），为确保上述债权文件的履行以及甲方在债权文件项下权利的实现，乙方已为借款人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同时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作为质押物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乙方同意为甲方前述债权文件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乙方愿意以其拥有的新顺诚公司18.19%的股权质押予甲方，双方确认质物的价值以该公司净资产或拍卖价值为准，质权的效力及于质物的孳息；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在债权文件项下部分借款本金人民币8185500元，以及债权文件项下乙方及借款人拖欠的全部利息（不以本款约定的部分本金对应的利息为限）、违约金等债权（具体金额以债权文件约定为准）；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梁渭尧、杨金在、梁某在新顺诚公司股东签章栏签名确认，该合同没有记载落款时间。该合同已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佛山市顺德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顺监）股质登记设字[2017]第1781077815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记载于2017年5月9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登记编号为A1781077815，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新顺诚公司，出质股权数额8185500元，出质人为梁渭尧，质权人为杨金在。2018年4月27日，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受梁渭尧委托，向杨金在、粤诚公司以EMS快递方式发出《律师函》，要求杨金在、粤诚公司于2018年5月5日前将杨金在、粤诚公司与梁杰之间的债权文件交予梁渭尧，以便梁渭尧核实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具体数额，同时明确说明或划分该笔所谓债权在杨金在、粤诚公司之间的具体归属，包括债权的形成、粤诚公司所占债权金额、杨金在所占债权金额，如杨金在、粤诚公司不提供上述文件，梁渭尧无法确认梁杰的具体债务情况，将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梁渭尧作为粤诚公司股东、监事，提醒粤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当维护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主动拒绝个别股东的损害公司利益或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梁渭尧也将适时行使监事权利，制止个别股东的侵权行为。杨金在、粤诚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收到上述邮件，并未作出回复。梁渭尧遂于2018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3年10月8日，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梁杰、杨金在、粤诚公司自愿合作经营银行承兑汇票境外质押项目（项目具体注释：银行承兑汇票境外质押融资是透过佛山市顺德区华富盛业贸易有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于中国国内银行出质后开具等额的信用证支付给香港公司：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收证后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透过其合法的真实贸易背景和相关有效真实的贸易文件向香港的收证银行对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收到的信用证进行质押融资），总投资为人民币3.2亿元和港币5千万元，其中杨金在、粤诚公司共同以现金人民币出资3.2亿元和港币出资5千万元；该项目合作的实现操作由梁杰负责，包括联系客户、资金调动等，梁杰必须确保上述项目所提及的贸易背景为有效、合法、真实的贸易背景，杨金在、粤诚公司负责监督，在合同约定期间内若梁杰在项目操作过程中受到中国政府或香港政府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所限制或打击而对杨金在、粤诚公司造成经济利益损失，梁杰需予以赔偿，并在1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本金归还杨金在、粤诚公司，合同所订立的收益，梁杰也需按时支付给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应于本协议生效后的次月起，每月10日前，将当月的财务报表副本提供给杨金在、粤诚公司，杨金在、粤诚公司若对项目当月运营情况有任何异议，应于收到当月报表的1个月内向梁杰提出；本项目合作期限为1年，如需要延长期限的，在期满前1个月办理有关手续；杨金在、粤诚公司应于约定时间内将投资款人民币3.2亿元和港币5千万元一次或多次汇入梁杰指定账户；合作项目的利益分配按照各投资方实际投资比例分配，梁杰承诺在合作期内按照杨金在、粤诚公司共同投资的总金额给予25%-30%的年回报，支付方式为自本项目合作协议生效之次月起按月支付，每月支付利息和支付时间见附表；梁杰承诺合同到期后将杨金在、粤诚公司出资总额的本金无息退还杨金在、粤诚公司，若梁杰逾期归还投资本金，每逾期1日按出资总额的0.3%支付违约金；梁渭尧对梁杰归还杨金在、粤诚公司出资款本金及约定回报承担连带责任，梁渭尧承诺在梁杰逾期归还杨金在、粤诚公司资金超过30天，将立即代梁杰垫付应付资金。2014年10月28日，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总投资额为人民币5亿元和港币5千万元，其中杨金在、粤诚公司共同以现金人民币出资5亿元和港币出资5千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2013年10月8日《项目合作协议书》一致。另查明，2013年10月11日，从杨金在账号为622*************020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1020账户）向梁杰账号为622**********725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6725账户）转入4.6千万元；2013年10月14日，从杨金在1020账户向梁杰6725账户转入2.4千万元；2013年10月17日，从杨金在1020账户向梁杰6725账户转入3.1千万元；2013年11月28日，从杨金在1020账户向梁杰6725账户转入1千万元。案件诉讼过程中，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一致陈述梁杰是梁渭尧的儿子。一审法院认为，案件是质押合同纠纷，案涉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即《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内容有涉港因素，故案件属于涉港民商事案件。虽然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在诉讼中均表示没有约定适用法律，但经查明，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且案涉质押股权为内地公司股权，质押登记也在内地完成，故应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案件纠纷。杨金在、粤诚公司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但在答辩中以案涉主合同对应标的金额超出一审法院管辖范围为由提出级别管辖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关于“当事人未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受诉人民法院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的规定，一审法院仍对案件是否违反级别管辖作审查。梁渭尧请求确认案涉质权及《股权质押合同》，办理质权注销手续，案件审理并不涉及对应主债务的具体金额，杨金在、粤诚公司主张的级别管辖异议不成立，一审法院可对案件进行审理。梁渭尧以主债权不存在为由，主张基于主债权而产生的质押无效，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梁渭尧与杨金在、粤诚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梁渭尧提供质押担保是为确保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等文件的履行以及杨金在、粤诚公司的债权实现，故案涉《股权质押合同》的主合同为《项目合作协议》，杨金在、粤诚公司在诉讼中已提供了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四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为证，并提供了个人业务凭证，足以证明主合同存在并实际履行；其次，虽然梁渭尧与杨金在、粤诚公司就梁杰与杨金在、粤诚公司之间是否为借款关系存在争议，但双方对《项目合作协议书》性质的认识不同，并不影响梁杰与杨金在、粤诚公司基于《项目合作协议书》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梁渭尧以《项目合作协议书》不构成借款关系为由提出抗辩无理；再次，梁渭尧认为杨金在是粤诚公司股东，应区分杨金在、粤诚公司分别与梁杰之间构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以证明杨金在转给梁杰的款项不存在侵占公司财产或存在洗钱等非法目的，又称不能排除杨金在转给梁杰的款项是杨金在在项目中欠梁杰的款项，《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杨金在、粤诚公司提供资金，梁杰负责运作，定期支付收益，到期返还本金，《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无杨金在、粤诚公司欠梁杰债务的内容，梁渭尧所称杨金在、粤诚公司欠梁杰款项、侵占公司财产或存在洗钱的非法目的，案件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实，故对梁渭尧该主张不予采纳；第四，梁渭尧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业务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违反外汇管理规定，根据案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业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对梁渭尧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梁渭尧以主债权不存在为由，主张质押无效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渭尧在诉讼中又称被担保的主债权应当是特定化、数额可以确定的，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债权，案涉质押合同只是笼统的表述了担保的主债权，没有法律规定的必要内容，杨金在、粤诚公司无法确定主债权存在的依据、金额，也未通过法定程序将主债权合法化和确定化，质押合同应被认定为缺乏实质性条件，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案件中，梁渭尧与杨金在、粤诚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杨金在、粤诚公司在债权文件项下部分借款本金人民币8185500元及利息，该合同同时也明确了债权文件为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可见案涉《股权质押合同》已明确约定所担保的主债权是基于《项目合作协议》发生的债权，即明确约定了被担保债权的种类，也明确约定了担保的主债权的数额，且担保权人何时、以何种方式主张主债权或担保权利，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故梁渭尧上述主张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渭尧请求确认案涉的质权及梁渭尧与杨金在、粤诚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效，办理质权注销登记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渭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98.5元，由梁渭尧负担。梁渭尧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登记在杨金在名下的质权（质物为梁渭尧在新顺诚公司18.19%的股权，质权登记编号：A1781077815）无效，确认梁渭尧与杨金在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编号：2017质字第008号）不成立，杨金在、粤诚公司办理上述质权的注销登记手续；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杨金在、粤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分析认定《项目合作协议书》作为主合同存在并实际履行错误。依据《股权质押合同》显示“已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相关欠息说明等文件”、“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粤诚公司、杨金在）在债权文件项下部分借款本金8185500元，以及债权文件项下乙方（梁渭尧）及借款人拖欠的全部利息（不以本款约定的部分本金对应的利息为限）、违约金等债权（具体金额以债权文件约定为准）”。即《股权质押合同》中的债权文件至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债权，第二部分借款人拖欠的全部利息。但杨金在、粤诚公司仅提供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并未提供相关欠息说明等文件。且称签署两份《项目合作协议书》是因实际出借款项超过了第一份协议的款项3.2亿元人民币、5千万元港币，因此签订第二份协议。但一直到一审程序结束，杨金在仅提供了1.1亿元人民币的转款记录，且转款记录也并未备注转款的具体用途。杨金在提交的证据与其所述不符。第一部分主债权，因其并未提供全部的转款记录，现无法确认。第二部分借款人拖欠的全部利息，因杨金在、粤诚公司未提供欠息等相关文件，亦无法确认。且梁渭尧一直要求杨金在、粤诚公司去确认债权债务关系，但至今为止杨金在、粤诚公司并未进行确认，也未对梁杰提起诉讼，实在违背常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主债权合同存在以及实际履行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项目合作协议书》是否为借款关系，并不影响债权债务关系错误。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书》的表述，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的关系，属于委托理财、合作经营或者是合作投资，并非借款合同，且基于双方的投资合作关系，无法确认杨金在、粤诚公司与梁杰之间的资金到位和结算的情况，实际是影响债权债务关系的。三、《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投资款项中，杨金在的打款存在侵占公司财产和非法洗钱等非法目的，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一审中，一审法院认为协议并未约定杨金在、粤诚公司欠梁杰的钱，梁渭尧所称杨金在、粤诚公司欠梁杰的款项、侵占公司财产或存在洗钱的目的，是一审法院对梁渭尧一审的观点存在认识偏差。梁渭尧已经详细说明粤诚公司、杨金在、梁渭尧三者的关系。协议约定由粤诚公司、杨金在投入资金，但质押合同中明明写了质权人为杨金在、粤诚公司两个主体，而质权登记却仅在杨金在一人名下，即杨金在独揽全部的质权。一审中杨金在、粤诚公司辩称因杨金在为粤诚公司股东，因此不能同时作为质权人，后来更换了质押合同，且以第一份质押合同保留在办理质权登记相关部门处，无法在庭审中提交。这仅仅为杨金在侵占公司财产的手段。若真如杨金在所述，杨金在应当重新草拟质押合同，修改质押合同的主体，并让梁渭尧签署。而并非拿另一份空白的质押合同，仅签署杨金在和梁渭尧的名字，再次去登记。显然其所述是相关部门的要求是虚假陈述。粤诚公司在一审中一直以金额过大，时间过长，会计正在统计为由，未提交任何转账凭证。而杨金在也仅在一审法院和梁渭尧的多次要求下，拿出部分转款凭证。基于杨金在与粤诚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其应当对投资的款项做明确的区分，以证明投资款项的合法性，但其并未提供，即杨金在极有可能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同，通过投资方式，将款项一并打给梁杰，存在洗钱等的目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应当认定主债权不合法。四、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业务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其投资的内容为“银行承兑汇票境外质押融资是透过佛山市顺德区华富盛业贸易有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于中国国内银行出质后开具等额的信用证支付给香港公司：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收证后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透过其合法的真实贸易背景和相关有效真实的贸易文件向香港的收证银行对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收到的信用证进行质押融资”，如此大额的投资，投资行为构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第二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一审法院应当移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审查，若最终认定不属于非法经营罪再继续审理本案，而不应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投资业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对梁渭尧的主张不予以采纳。五、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被担保的债权种类和数额确定，体现在质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杨金在、粤诚公司在债权文件项下部分借款本金8185500元及利息，属于对一审证据材料审查存在偏差。上述第一点已明确“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杨金在、粤诚公司）在债权文件项下部分借款本金8185500元，以及债权文件项下乙方（梁渭尧）及借款人拖欠的全部利息（不以本款约定的部分本金对应的利息为限）、违约金等债权（具体金额以债权文件约定为准）”，所述的利息并非8185500元本金的利息，而是债权文件下的全部利息，在杨金在、粤诚公司不提供完整的债权凭证和相关欠息文件的前提下，是无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中被担保债权的数额的。六、退一步说，若《项目合作协议书》是确定为借款关系，即各方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且杨金在与粤诚公司对梁杰的债权能够区分，不存在杨金在侵占公司财产或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也不存在非法经营涉嫌犯罪的情形。依据梁渭尧在一审后搜集到的证据，梁杰已经返还1.1亿元资金，即现杨金在的债权，已经消灭，本案的质权也已经消灭，二审法院应当改判。七、杨金在明知借款用于违法犯罪，仍然提供借款，《项目合作协议书》应当无效。案件从一审至今发生了变化，2019年11月19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信访诉求回复意见书》，文书明确回复“杨金在在本案中是否构成同案犯，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梁渭尧认为，杨金在作为出借人，作为资金提供者，不可能不知道梁杰等人在从事票据贴现业务，可能发生违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其在利益驱动下，对该行为采取放任状态，其属于典型的犯罪故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法理精神，其中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若本案涉及的刑事案件经侦查杨金在为同案犯，本案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应当无效。八、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质权应当无效，质权合同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质权属于从合同衍生，质权应当无效，质权合同不成立。本案的诉请为确认质权无效，质权合同不成立，若案件侦查结果为杨金在为同案犯，法院应当支持梁渭尧的诉请。九、退一步说，若《项目合作协议书》被认定为无效，需考量担保人在本案中的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杨金在在《项目合作协议书》中，存在犯罪故意，本案应当考虑杨金在存在较大过错，且担保人在本案中，对涉案的事情不清楚，是在杨金在的强迫和驱使下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且在法院认为部分存在错误以及偏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梁渭尧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梁渭尧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理由如下：梁渭尧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传唤、第三人梁杰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于2019年8月14日被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予以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佛山市顺德区看守所。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本案应中止审理。针对梁渭尧的上诉，杨金在、粤诚公司辩称：一、《项目合作协议书》作为主合同存在并实际履行。（一）《股权质押合同》“鉴于”部分“债权人粤诚公司、杨金在与借款人梁杰已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相关欠息说明等文件（以下合称债权文件），为确保上述债权文件的履行以及甲方在债权文件项下权利的实现…”明确载明了《股权质押合同》的主合同为《项目合作协议书》。（二）杨金在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梁杰转款1.11亿元（事实上杨金在个人的付款远超该1.11亿元），以及在事隔几年后梁渭尧提供股权质押等行为，均可以证实《项目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三）杨金在在一审已提交其个人转账给梁杰共计1.11亿元本金的证据，该等债权本金已远远超过三份《股权质押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价值（合计16331836元），是否提供欠息说明也并不影响涉案质押合同的效力。二、《项目合作协议书》是否为借款关系，并不影响债权债务关系。梁渭尧的诉讼请求是主张股权质押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质权无效，故本案的审理并不涉及对应主债务的具体定性和具体金额。三、杨金在的打款不存在侵占公司财产和非法洗钱等非法目的。杨金在已提供从其个人账户转款至梁杰个人账户的证据，以证明其已按照主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且付款本金远超出质权的价值，梁渭尧愿意将股权质押在杨金在名下并未超过主债权的范围，在此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梁渭尧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金在的打款存在侵占公司财产和非法洗钱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为由不予采纳梁渭尧的主张并无不当。四、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业务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梁渭尧作为梁杰的父亲，对梁杰的投资操作是知情的，且并未提供任何证明所谓的投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梁渭尧的主张并无不当。五、被担保的债权种类和数额在质押合同已明确约定。（一）涉案质押合同第2.1条明确约定了“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在债权文件项下部分借款本金人民币8185500元，以及债权文件项下乙方及借款人拖欠的全部利息、违约金等债权。”合同的上述约定是明确的，应从其约定。（二）涉案的第一份《项目合作协议书》（2013年10月8日签订）约定的总投资额为人民币3.2亿元和港币5千万元，第二份《项目合作协议书》（2014年10月28日签订）约定的总投资额为人民币伍亿元和港币5千万元，涉案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金额均未超出主合同《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主债权范围以及杨金在实际支付款项的范围。六、退一步讲，梁渭尧并无证据证明梁杰已偿还杨金在、粤诚公司的全部债权，而且梁杰是否已还款也不影响涉案质权的效力。七、梁渭尧认为杨金在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项目合作协议书》应当无效，该论述是不符合事实的。双方在《项目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应当透过其合法的真实贸易背景和相关有效真实的贸易文件，从事相关的活动。合同明确约定这是梁杰、梁渭尧的义务。至于梁杰事后将该款项是否通过虚假的形式用于从事其他活动，与杨金在无关。更不存在杨金在明知该借款行为是违法犯罪。八、梁渭尧认为本案涉嫌犯罪应中止审理，该观点不能成立。其所使用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该条明确规定就算涉嫌犯罪或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若梁渭尧根据相关规定，认为合同无效是不能成立的。是否中止审理，在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通过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明确，除非是涉众型案件，类似本案的一般性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交叉的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不存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所提及应当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的情形。因此梁渭尧的请求是无理的。请求法院驳回梁渭尧的全部上诉请求。综上所述，梁渭尧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梁渭尧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杨金在、粤诚公司的合法权益。针对梁渭尧的上诉，梁杰无作陈述。本院二审期间，依职权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调查在侦查梁杰涉嫌合同诈骗罪、骗取金融票证罪一案中，是否与《股权质押合同》涉及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等债权文件存在关联，已查明的事实中是否可能存在导致上述债权文件无效的情形。该局答复：梁杰和杨金在、粤诚置业签订了三份《项目合作协议》，其中两份梁渭尧作为保证人。三份合同的项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质押，注释均为佛山市顺德区华富盛业贸易有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于中国国内银行出质后开具等额的信用证支付给香港的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香港的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收证后通过其合法的真实贸易背景和相关有效真实的贸易文件向香港的收证银行进行质押融资，项目的操作由梁杰负责。梁杰在操作以上项目时，使用了虚假的贸易背景取得银行开具的信用证。2019年9月19日梁杰因涉嫌骗取金融票证罪、合同诈骗罪被顺德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本院二审期间，梁渭尧提交以下新证据：信访诉求回复意见书复印件两份（2019年9月28日、2019年11月19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拘留通知书（佛顺公拘通字[2019]05420号）复印件一份、逮捕通知书一份、传唤证复印件一份，拟共同证明：梁杰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后转逮捕，本案梁渭尧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另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信访诉求回复意见书》明确回复“杨金在在本案中是否构成同案犯，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关于上述证据的意见，梁渭尧陈述如下：一、最初公安机关将梁渭尧作为犯罪嫌疑人曾进行传唤。梁杰的家属，主要是其母亲多次向公安机关反映，认为杨金在在梁杰实施的行为中是知情的，甚至部分行为是其教导的，例如如何开具银行票据等。杨金在已经接触过南海的一些金主。公安机关反映杨金在是梁杰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中的金主以及获利者。杨金在完全可能利用粤诚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资金，而这些公司梁渭尧本身是股东，有些是监事。杨金在为了自己的非法行为得到掩盖，把梁渭尧的监事职位剥夺了，在顺德区人民法院已有诉讼。二、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在《信访诉求回复意见书》中回复：“杨金在在本案中是否构成同案犯，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结合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答复，本案涉及的数个要素，串联在刑事案件中。举报人杨金在也在侦查范围中，被公安机关列为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提及本案的核心材料是《项目合作协议书》。公安机关没有提及杨金在在侦查范围中，可能因为法院没有提问，而公安机关给家属的答复就很明确提到。案涉三份协议以及操作手段都在刑事案件的覆盖范围内。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涉及刑事案件，应中止审理。杨金在、粤诚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在2019年9月28日的顺德公安局信访回复明确“在申述书中反映的梁渭尧在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杨金在质押合同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行为”。在2019年11月19日的信访回复中，仅表示“该案正在侦查中，至于杨金在是否构成同案犯，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该案只是在侦查，非梁渭尧所述杨金在构成犯罪，回复中都没有十分肯定的回复。杨金在是否构成犯罪也没有证据证明。因此，梁渭尧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没有法律或事实依据。梁杰对上述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在下文一并论述。本院二审期间，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无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案涉《股权质押合同》是否成立及有效，质权是否有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根据双方约定，案涉《股权质押合同》相对应的主合同为“杨金在、粤诚公司与借款人梁杰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及相关欠息说明等文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可见，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本案争议涉及质押合同及质权的效力，因此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取决于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正在侦查的梁杰涉嫌合同诈骗罪、骗取金融票证罪一案中确认的事实，是否影响案涉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的效力认定。经本院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发函调查，该局正在侦查的上述刑事案件虽与案涉的主合同有关联，但仅限于梁杰在操作主合同所涉的项目时的行为涉嫌犯罪，并无反映案涉主合同本身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梁渭尧主张其也被公安机关列为犯罪嫌疑人、杨金在是否构成同案犯也在公安机关侦查中，但其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其陈述的该事实包含导致案涉主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中，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28日的信访诉求回复意见书反映，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查明的事实仅涉及“梁杰收取杨金在资金后，并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项目，涉嫌合同诈骗”，并未反映《项目合作协议书》等合同本身存在违法犯罪情形，而且答复信访人梁蕊，其反映的梁渭尧起诉杨金在质押合同纠纷案与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正在侦查的梁杰等涉嫌骗取金融票证罪、合同诈骗罪案并非同一事实；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9日的信访诉求回复意见书反映，对于信访人梁蕊报称杨金在涉嫌骗取金融票证罪，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未给出肯定答复，且至今尚无立案或采取强制措施；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传唤证各一份，只能反映梁杰被拘留逮捕、梁渭尧被传唤接受讯问，并未反映《项目合作协议书》等合同本身存在违法犯罪情形。因此，梁渭尧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准许，并对梁渭尧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纳。梁渭尧还提出《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以下内容涉嫌非法经营罪：“银行承兑汇票境外质押融资是透过佛山市顺德区华富盛业贸易有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于中国国内银行出质后开具等额的信用证支付给香港公司：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收证后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透过其合法的真实贸易背景和相关有效真实的贸易文件向香港的收证银行对汇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收到的信用证进行质押融资”。经审查，该约定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条规定的情形，梁渭尧亦没有举证提供在履行上述协议内容中杨金在行为上存在违法犯罪的线索。因此，梁渭尧以此为由主张本案移交公安机关，本院不予以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是质押合同纠纷，依据上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需同时判断质押合同以及所对应的主合同是否成立及是否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其中，梁渭尧、杨金在、粤诚公司、梁杰已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或《股权质押合同》，其承诺已生效，且合同要素齐备，《项目合作协议书》《股权质押合同》均已成立。梁渭尧认为合同因杨金在、粤诚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欠息说明等文件、未能提供完整的转款记录、未约定被担保的债权明确数额、主债权不是借款关系、主债权已经清偿等而不成立，是混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权利可实现的判断标准。梁渭尧的上述理由只是在判断担保权人杨金在、粤诚公司是否享有合同权利及权利范围时的要素，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否，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梁渭尧关于《股权质押合同》不成立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质押合同及质权效力，梁渭尧未能证明案涉主、从合同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其诉讼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经审查，主合同《项目合作协议书》、从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内容并无涉及上述合同无效情形；2.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上述刑事案件现已查明的事实仅限于梁杰在操作主合同所涉的项目时的行为涉嫌犯罪，并无反映案涉主合同本身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3.梁渭尧主张杨金在是梁杰等涉嫌骗取金融票证罪、合同诈骗罪案的同案犯，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未给出肯定答复，且至今尚无立案或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杨金在涉嫌犯罪，同理，也没有证据反映主合同本身存在上述无效情形。4.梁渭尧主张杨金在在履行《项目合作协议书》中存在侵占公司财产和非法洗钱的目的，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梁渭尧所述的质权只登记在杨金在名下、杨金在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并不必然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罪或洗钱罪，现主债权尚未确定、担保债权亦未主张，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梁渭尧的该主张，更不足以据此认定主合同无效。综上所述，梁渭尧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098.5元，由梁渭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梁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