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皖0104行初52号 原告王胜利，男，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现住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代理人唐娟，女，197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现住上海市嘉定区，系原告王胜利配偶。 被告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000029907812。 法定代表人储昭海，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安江，合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储湛，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家芳，女，196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第三人沈锦付，男，196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满仓，上海汇业（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胜利不服被告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于2017年3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家芳、沈锦付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胜利委托代理人唐娟，被告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代理人马安江、储湛，第三人张家芳，第三人张家芳、沈锦付委托代理人王满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查原告王胜利就案涉存量房买卖合同已提起民事诉讼，故裁定中止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胜利诉称，诉讼请求：撤销被告2016年2月3日将原告单独所有的房地权证合蜀字第××转移登记为张家芳、沈锦付共同共有的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事实与理由： 一、被告的行政行为与其公开文本不符，明显不当，违反《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被告处公开的《蜀山房屋办证交易中心便民提示个人房屋买卖》的办理流程：第一步、买卖双方领取并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二步、到房屋所在地地税局报税；第三步、房产交易中心资金托管窗口办理存量房交易资金托管（买方按揭、中介代理、自愿托管）；第四步、咨询台领号，凭号到权属登记窗口办理二手房交易登记；第五步、缴费领取《房地产权属登记受理通知单》；第六步、7个工作日后至发证窗口领证。被告流程应先签合同，再报税，再托管，再申请登记，缴费并领取受理通知单后再领证。托管协议的合同日期应在完税、不动产发票前。根据流程备注事项，被告转移登记需用到地税完税证明、销售不动产发票办证联；实际原告2016年7月从地税、被告处调取的完税材料均为2016年1月13日，与被告所作《托管协议》所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合同签定日期2016年1月22日矛盾，规定流程与实际操作明显不符。 二、被告进行转移登记用的主要证据之一《合同》为虚假材料，与原告持有并所知的唯一合同完全不同。系他人冒用原告名义所签，假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错误登记行为侵犯的原告所有权。原告从被告处调取的合同总价为40万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来源未知，不知何时所签，无具体日期，只写了2016年1月，卖方为原告姓名，却非原告所签。在民事诉讼中，被转移登记的第三人称交给被告的合同总价为51.5万，不能确定合同签定日期，交给被告的时间也不能确定，原告不知被告所用合同从何而来。被告处和地税局所用合同均非原告所签。两份虚假合同的内容与签定日期也不一致，地税，地税局的合同无需资金托管处的合同需资金托管，另地税局的合同日期2016年1月13日，被告的合同日期仅为2016年1月。被告处合同上的填写内容笔迹为两人，与托管协议上的填写内容的两人笔迹一致。原告持有的、在交易过程唯一所知的合同一式四份，原告和买方王静各一份，居间联系的中介明大房产两份（称一份交给房产局，一份交给银行，明大房产称交税使用的是合同复印件，原告不承担税费，不必亲自去地税局完税，中介代为完税不需委托书）。合同买方为王静，房款总价为51.5万元，买方须在2016年2月20日前贷款，若逾期贷款，合同解除，且买方赔付卖方5%房款作为违约金。 三、被告违反《不动产登记条例》第十八条查验登记申请材料是否违反法律、行政规定。被告转移登记用《个税》、《不动产发票》非原告所知，来源非法，接受渠道不明。这两项材料本应由原告亲自办理并交给被告，实际原告未曾经手，也未曾委托任何人将这些材料交给被告，原告也未曾委托任何人办理完税，开发票。涉案房产转移登记日期为2016年2月3日，而原告是2016年7月才从被告和蜀山地税调取，并首次见到这些材料。根据常理，发票应收款后开具，不动产发票为2016年1月13日，与2016年1月22日资金托管协议明显矛盾。 四、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被告托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并有舞弊行为，在给原告办托管，原告被告知所用合同为与王静所签合同，欺骗原告签下《托管协议》，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另转移登记人员违反了《物权法》第十二条登记机构未履行查验申请人提供的必要材料，未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签订协议的日期与协议上合同标注日期，以及个税发票，不动产发票等明显矛盾，且托管协议依附的合同始终未查到，被告处也无记载。2015年12月30日，明大房产的中介吴艳与原告妻子签订《房地产经纪合同》，明确规定中介为居间联系人，非委托身份。中介介绍王胜利妻子与买方王静三方签定《存量房买卖合同》，一式四份。2016年1月22日前原告王胜利未到过合肥。中介通知原告的妻子让原告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到合肥办理空户证明、托管、过户手续。2016年1月22日原告夫妻与中介一名员工办完空户手续后，中介让原告夫妻（包括一个小朋友）去被告交易大厅，另一名中介与原先的中介等在被告大厅，中介向原告介绍了王静的丈夫，公婆，原告询问谁是王静未果，中介与买方称要做差价，原告怀疑合法性，对方辩称合肥可以按家庭名义，房子还是卖给王静，小两口买过房已有贷款，用家人名字贷款可省息税，他们不可能也不敢造假。并义正言辞的高声斥责原告，用这份合同已完税，国家都认可，原告不卖即违法，要追究法律责任。争执很厉害，围来很多人，但不见工作人员来干涉，维持秩序。原告妻子唐娟要打12348时，他们过去劝，并说去试试办资金托管，不信他们，但政府要相信吧。原告夫妻觉得有道理，只签过一次合同，认为如果买方用假合同交税会被判刑，没人敢这样做，另在上海刚买房没钱赔中介与王静家人所要的5万违约金，也不想失约惹麻烦（2016年1月22日原告妻子曾收到一些中介电话以60万元购买房产，均拒绝）。原告当场手签了一张十万元收条，上面写上按原告手上拿的唐娟与王静签定的三方存量房合同交易，合同签定日期2015年12月30日，合同编号1512059，避免有诈。在托管时，被告柜台工作人员喊原告名字，原告站到窗口前即递上手上这份合同，被告工作人员无视装作还在整理桌上文件，等了30秒以上原告见不接只得往其眼前伸，被告工作人员瞄了一眼，告知已交过了，原告问和其手上是不是一样的，告知肯定是一模一样的。被告工作人员即拿出资金托管协议让原告签字，原告询问上面《合同》日期2016年1月22日打错了，手上的合同日期2015年12月30日，又过了十来秒告知原告《协议》上所指的《合同》就是这份协议，今天是1月22日，所以写合同日期为1月22日。原告自此只签过一张收据，相信国家政府的柜台，容不得对此怀疑即在被误导的情况下，被骗签了转移登记之必要材料之《托管协议》，原告一直以为《托管协议》依附的是原告妻子与王静2015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这是第二次签字，也是2016年1月22日最后一次签字。2016年7月份从被告处调取到的是不明来历，只有买卖双方的存量房合同，而并非在托管当日原告出示给被告的是由原告与王静、以及中介作为第三方的买卖合同。由此可知，被告工作人员不接受买卖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材料，与他人串通，捏造虚假材料，不正确回答原告对合同与托管协议上买受人不同的疑问，不理会合同应签在整个交易行为前即交税前的常识，2016年7月原告从被告处调到了2016年1月13日的完税材料，被告工作人员更应明白2016年1月13日交税，所用存量房合同必然不应晚于2016年1月13日。半透明的托管协议的背面说明文字颜色与柜台大理石一致，根本看不到还有字。被告工作人员故意误导原告，称协议就是合同，协议上的合同日期是协议的日期，2016年4月原告才发现协议反面的注释与被告工作人员的解释并不一致。2016年1月22日当天所签托管协议依附的2016年1月22日的存量房合同一直没查到，也没在被告的办理流程中有记载。 五、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滥用职权，与中介及买方互相串通，架空政府，办事完全背离原则。被告对原告的欺骗和错误登记行为，使原告及家人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侵犯了原告权利，并使原告蒙受经济损失。原告2016年7月从被告处所调转移登记用的合同并非是在被告托管窗口，工作人员默认的中介所称已交的、与原告手持一致的2015年12月30日签的三方合同，而是2016年1月日不知从何而来，被告何时何地收取的合同。且原告当日在窗口问合同日期为何为2016年1月22日，非2015年12月30日，却被告知合同日期为协议签定日期。被告应明知合同应从申请人，即买卖双方手上拿材料，并如实解释所办事情原委，并出具书面说明。被告非但不履行职责对原告释疑，阻止欺骗，相反却与中介及买方互相串通，架空政府，办事完全背离原则。 六、被告违反《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原告王胜利作为申请人之一，未收到被告的受理材料齐全或需补正材料的书面告知书。原告托管当日因只请了2016年1月22日一天的假，下午要赶回上海，看人已稀少，资金托管后要立即去空柜台过户，被告知当天号已没了，领不到号，中介告知交500元加急费给被告工作人员就可办理，原告夫妻不接受勒索不愿给，不得已又请了天假即双休后的2016年1月25日，这天一早赶到被告所在地，想早点办，也免得又办不了事，在一楼排队，眼看要进电梯，一下子前面插入几十人队伍，正无望时，中介打电话说已在大厅，可直接上去，然后拿到号，却借口要换号，最终看上一人的号换了。现在看来目的是叫号到特定的办事柜台。又是上午11点左右给办过户，原告手上拿着合同和他们来到柜台上，告知材料已交过了。完税，资金托管，首付都办过了，没问题。核对一下人签过户文件就行了。被告办事人员首先询问，然后一个个位置指着签字，再在询问笔录上手写内容，也让签了字。然后又等了约两分钟，拿出一张张叠在一起的文件让签字，签完后，原告即等在窗口拿签过的凭据，向窗口询间有回执文件要给吧，解释说合同上有手机号，会打电话告诉结果，现在没有东西给。中介也说你们要赶回上海吧，可以回上海了。被告工作人员未依法收取应由申请人递交的材料，其中个税与不动产发票等应由卖方提供，但原告在转移登记前后并未见过这些材料，直至2016年7月才从地税、被告处查到被告瞒着原告私下收受的这些违法开具的发票、税收材料，转移登记属于被告职责范围，应依法书面告知申请人。民事案庭审中买方先后称2月3号签合同，2月6号签合同，1月26日后签合同，被告负责审查材料人员也讲过审查出问题，买“卖”双方在被告处当场补签合同。依法这种情况也应书面通知，而原告作为共同申请人之一并未接到任何通知，也未在这些时间来过合肥。被告转移登记所用备案虚假合同显失公平，明显不当，只有交接存量房卖方责任，未规定买方贷款期限，无手印，无具体签定日期，地点，地点等。根据被告处2016年1月13日不动产发票，证明卖方已收款，实标原告并未收到发票上的40万房款，发票与被告2016年1月22日所办托管明显矛盾。被告应清楚转移登记前要申贷，被告未拿到银行出具的批贷函，从而证明买方有贷款资格，擅自转移登记并颁发新产证，对原告明显不负责任。 七、根据（2016）皖0104民初2695号案与(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庭审材料可知被告为涉案房产所做的转移登记有问题。1、本案第三人张家芳、沈锦付在(2016）皖0104民初2695号案称交给被告的合同是51.5万元，在此案审理时，原被告都没有买方为张家芳、沈锦付的合同。张家芳称合同交给被告。对合同签定日期和交给被告的日期屡次改口，最后确定的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2月3日，而原告在此期间并不在合肥。2、原告2016年7月从被告处调取的合同总价为40万元，与第三人在（2016)皖0104民初2695号案庭审所称不符。3、第三人张家芳在（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谈话时称“王静签合同时我在场，以王静名义买房子有优惠政策，贷款是以张家芳名义贷款”，张家芳和原告均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基于王静所签合同。4、张家芳在（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庭审时对原告从蜀山地税调取的合同，与被告处所调合同不一致，且也非原告所知所签，张家芳称可能委托，未说明是原告还是张家芳可能委托，而原告并未从蜀山地税调取到委托书，且原告未曾委托任何人代签合同、办理完税、虚开发票等。在合肥蜀山地税的合同日期为2016年1月13日，完税材料、发票等也为2016年1月13日，而原告在完税当日9：00～18：30在上海写字楼工作。5、原告在（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申请鉴定第三人出示的收条，以及从被告处和合肥蜀山地税局的合同。原告在鉴定书中写明第三人出具的整张收条均非原告所写，而不仅仅是对签名不认可。 原告王胜利提供的证据：1、房地产经纪合同。2、名片。3、明大房产工商注册信息。4、存量房买卖合同（王胜利与王静）。5、收件单。6、明大房产的文件袋（合肥二手房交易流程）。7、贷款申请资料（卖方）。8、短信（原告代理人唐娟与明大房产吴艳）。9、订退票信息。10、短信（明大房产吴艳和王胜利）。11、录音（明大房产吴艳和王胜利）。12、录音（原告代理人唐娟与合肥不动产登记中心、合肥地税、合肥12345、合肥中介等了解合肥市二手房交易规定与流程）。13、（2016）皖0104民初2695号案起诉状。14、（2016）皖0104民初2695号案起诉用证据目录。15、（2016）皖0104民初2695号案一审庭审笔录、王满仓代理词、答辩状。16、（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二审诉状。17、（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二审证据目录。18、（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二审谈话笔录、王满仓9月11日代理词和9月13日答辩状。19、（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二审庭审笔录。20、存量房资金托管协议。21、虚假差价收据。22、缺失的真实差价收据。23、两份笔迹鉴定申请书和原告代理人2016年6月20日提交给合肥市中院的调查申请书。24、收据。25、存量房买卖合同（税务局存档）。26、房地产转让完税审核通知单。27、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第四联存根联（税务机关留存）。28、委托书。29、询问笔录。30、个人所得税。31、契税。32、存量房买卖合同（合肥市国土资源局）。33、个人房屋买卖办理流程。34、王胜利考勤及工作证明。35、车票。36、原告前后单位的工资单、社保断交记录、离职手续、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证书、病历、工作证明。37、庭审录像（法院可以调查）。38、王胜利的个税单。39、录音。40、合同反诉案诉状及证据目录。41、短信（唐娟与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主审法官）。42、通话记录（唐娟与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主审法官）。43、通话记录（唐娟与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主审法官）。44、录音（唐娟与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主审法官）。45、录音（唐娟与2016皖01民终3676号案陪审法官）。46、合肥市中院寄给唐娟的所有文书。47、合肥市中院寄给唐娟的所有ＥＭＳ单复印件。48、唐娟与合肥市蜀山房管局的录音。49、唐娟与合肥市蜀山房管局审核科的录音。50、唐娟与蜀山法院的录音。51、唐娟与合肥市蜀山房管局发证科的录音。52、王胜利的原产权，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53、转移登记在张家芳名下的产证，与沈锦付共有，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54、转移登记在沈锦付名下的产证，与张家芳共有，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55、上海不动产登记规定。56、（2016）皖0104民初2695号判决书。57、（2016）皖01民终3676号判决书。58、《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存量房资金托管管理系统》界面。59、《调查托管资金申请书》。60、短信与通话记录（唐娟与王静）。61、转账信息。 被告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2016年1月，原告将其位于蜀山区××路××室房屋出售给张家芳、沈锦付，买卖双方向被告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原房地产权证、存量房买卖合同等登记资料，被告核准登记，向张家芳、沈锦付分别颁发了合蜀8140131887、8140131888号不动产权证。该登记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合法有效。买卖双方因发生民事纠纷已经人民法院审理，被诉登记行为并无不当。原告作为被诉登记的申请人，明知登记行为早已完成，迄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逾起诉期限，且房屋已经设定抵押。故原告诉称的主张及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依据：1、房地产权属登记受理通知单、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审核意见。2、存量房买卖合同、发票。3、原房地产权证。4、共有约定。5、询问笔录。6、身份证、委托书、经纪机构备案证书、经纪人员从业资格证。7、缴费单、税收缴款书、完税（免税）审核通知书。8、个人购买家庭唯一普通住房查询表、户籍迁移证明、存量房资金托管协议、存量房资金托管凭证。9、房屋登记簿。法律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房屋登记办法》第一条、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第三人张家芳、沈锦付述称，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7135号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3530号生效裁判已经确认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的原因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也在民事诉讼中提起反诉，要求原告立即交付案涉房屋，生效判决也支持了第三人的反诉请求。在申请转移登记时，是原告本人到被告处提交相关申请材料，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也依法向其进行必要的询问，原告本人也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签字确认。案涉转移登记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第三人张家芳、沈锦付提供的证据：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7135号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3530号民事判决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申请材料非原告在场时递交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出具受理材料为0的受理单给非申请人并通知其领证不合法；存量房买卖合同非原告所签；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情况均不合法。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8至3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其他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表示对判决不服。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申请、审核的事实依据，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8至32、证据52至54同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同上；证据22未提供，其他证据与本案被诉登记行为无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定。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系生效判决，其确认的事实应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5日，王胜利作为转让人，张家芳、沈锦付作为受让人共同向原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位于合肥市××山区××路××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原房地产权证、存量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发票、税收缴款书、存量房资金托管协议、存量房资金托管凭证等材料。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对王胜利、张家芳、沈锦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记载双方表示申请登记事项是其真实意愿。原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经审查予以核准、登记。2016年2月3日，上述房屋变更登记为张家芳、沈锦付共同共有，产权证号分别为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房地权证合蜀字第××号。 王胜利于2016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确认王胜利与张家芳、沈锦付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在该案中张家芳、沈锦付提出反诉，反诉请求判令王胜利立即腾房办理交接手续并赔偿经济损失。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6）皖0104民初713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王胜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合肥市蜀山区环湖东路398号丽苑2幢2B-1902室的房屋腾空并交付给张家芳、沈锦付；二、驳回王胜利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张家芳、沈锦付的其他反诉请求。 王胜利不服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皖01民终353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王胜利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张家芳、沈锦付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为该份合同并非王胜利本人所签，为此，王胜利一审期间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了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的两份鉴定结论表明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王胜利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2016年1月22日的收条中王胜利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指纹印为其本人所为。王胜利上诉认为该鉴定中一审法院没有组织就送检样本进行质证，程序错误，该鉴定报告不具有合法性。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4日组织本案各方当事人就鉴定事宜鉴定谈话，该谈话笔录中载明，送检样本为王胜利提出，明大公司、张家芳、沈锦付表示没有异议。说明一审法院已经就送检样本组织质证，且鉴定中心也复制了相关检材，王胜利也根据鉴定中心的要求，前往该鉴定中心留取本人字迹、指印以供鉴定所需。故本院对于王胜利该节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截止目前，王胜利亦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上述合同并非其本人所签，对于其主张要求确认与张家芳、沈锦付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就本案查明的案涉房屋交易过程可知，除却王胜利不认可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收条之外，王胜利认可收到房款（包括定金）115000元，王胜利与张家芳、沈锦付签订的存量房资金托管协议、在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签署的询问笔录等材料并协助张家芳、沈锦付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等一系列的行为均能够表明，王胜利与张家芳、沈锦付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已基本履行完毕，现王胜利主张其与张家芳、沈锦付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也与其上述履行合同的行为相悖，一审结合本案事实，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2019年3月，因机构改革，原合肥市国土资源局职责并入新组建的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院认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因买卖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并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买卖合同、税费缴纳凭证等必要材料。本案，王胜利与张家芳、沈锦付在申请转移登记时向登记机构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原房地产权证、存量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发票、税收缴款书、存量房资金托管协议、存量房资金托管凭证等材料。登记机构也对王胜利、张家芳、沈锦付进行了询问，确认转移登记事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构经审核予以核准登记，该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王胜利诉称申请材料中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虚假，非其所签，原告亦就此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张家芳、沈锦付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本院（2016）皖0104民初7135号民事判决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3530号民事判决已确认该合同效力，驳回王胜利的诉讼请求。王胜利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胜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胜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传年 审 判 员  解明霞 人民陪审员  周 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程宝玥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