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33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昌斌，男，1971年2月1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武，男，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调兵山市育才路红房一区******。上诉人杨昌斌因与被上诉人张立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1民初1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昌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立武承担。事实和理由：杨昌斌与张立武同属于乙方，而甲方是老板高得平。2018年11月，张立武经刘伟介绍到台山市******砍伐桉树，当时杨昌斌因在贵州老家，故叫张立武找老板高得平。2018年12月中旬，杨昌斌才从老家到月西村工地砍树。当时是老板高得平把承包给张立武的山头，划一块桉树地给杨昌斌和其老乡砍伐。桉树快要砍完的时候，老板高得平说家里有急事要赶回老家，过几天上来装完木材再给我们发放工资。后来桉树砍完了，高得平通过电话让木材老板把剩下的木材全部装完之后，高得平就失去了联系。于是，杨昌斌和张立武一起去报警、去信访、劳动等部门，均因证据不足没有得到相应解决。之后，为方便双方向高得平追偿劳务费，以杨昌斌名义起诉高得平，张立武为防止杨昌斌追到劳务费后不给张立武，双方才协议签订该《劳务协议书》，且《劳务协议书》上注明是“甲方(杨昌斌)追到工资之后再付清”。后杨昌斌因无身份证而于2019年1月20日以张立武名义起诉，张立武立下《说明》，确认张立武起诉“高得平”中包括杨昌斌的工资17220元。张立武在这次起诉老板高得平的总工资中，除了杨昌斌的工资17220元以外，剩下的工资也就是高得平欠张立武的，这一点在该案2019年4月1日开庭审理中有详细记载。另外，张立武还注明476吨×20元（中间费）=9520元不是承包之间的差价，而是张立武给刘伟的。后来该案由于证据不足申请撤诉。本案是由于张立武撤诉后，工人工资没有着落，就在2019年1月10日的协议上填上“劳务协议书”，在杨昌斌的名字前面填上甲方，张立武名字前填上乙方，在后面杨昌斌所写的“追到款之后再付清”的前面填上甲方。由此，杨昌斌与张立武之间的劳务关系不成立，二者均为乙方，张立武在工地上的生活费、借支款、车辆过磅、修路不到位、拖拉机工时费都是由张立武与工头苏德财和高得平对结，与杨昌斌无关。张立武答辩称：杨昌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张立武来工作的时候就是冲着杨昌斌来的，是杨昌斌从老板手里转包了林场的工作以后又雇佣了张立武，杨昌斌与张立武之间就是劳务关系，而且在砍伐的过程中杨昌斌每吨提取20元。老板与杨昌斌是老乡，张立武与老板不认识，工地是老板委托杨昌斌来管理的，老板高得平失踪后现场还没有砍完，还有部分余料，这些余料都是杨昌斌处理的。张立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杨昌斌支付工人工资54720元；2、要求杨昌斌给付利息及损失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昌斌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杨昌斌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张立武支付劳务费4172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4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宽限期限内实际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张立武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09元(已由张立武预交)，由张立武负担161元，由杨昌斌负担448元。二审期间，杨昌斌向本院提交《协议书》一份，证明杨昌斌、张立武都是乙方，高得平是甲方，杨昌斌与张立武各做各的工作。张立武质证认为，其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是在高得平失联以后，其与杨昌斌协商，最后由于杨昌斌没有身份证不能起诉高得平，所以就协商让张立武起诉杨昌斌，然后杨昌斌就起诉高得平。所以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当时写该《协议书》只是为了杨昌斌能起诉高得平。另外从协议内容看，单价约定的是150元，但是张立武与杨昌斌约定的是130元，杨昌斌从中提取了20元。张立武向本院提交了微信通话记录，证明这是杨昌斌与张立武之间通过微信认可的合同，证明双方是劳务关系。杨昌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杨昌斌没有签过名。本院经审查认为，杨昌斌二审期间提交的《协议书》虽没有原件，但鉴于张立武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该《协议书》所要证明的内容将在判决下文中展开论述。而对于张立武提供的微信通话记录，杨昌斌和张立武均确认系其本人微信所转发的内容，亦能够与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书》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此亦予采纳。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杨昌斌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杨昌斌应否向张立武支付劳务费4172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张立武提供的《劳务协议书》上杨昌斌和张立武签名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首先，杨昌斌上诉主张涉案《劳务协议书》上的“劳务协议书”、杨昌斌名字前的“甲方”，张立武名字前的“乙方”，备注中“追到款之后再付清”前的“甲方”等内容均是由张立武后来填写，故张立武提供的《劳务协议书》不真实。经查，杨昌斌和张立武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劳务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杨昌斌，乙方：张立武，甲方把承揽的位于台山市*********亩桉树林地砍伐劳务承包给乙方，乙方按甲方要求砍伐完毕。每吨110元不装车价，装车价130元一吨，累计砍伐：408吨×110元=44880元，68吨×130元=8840元，合计：44880元+8840元=53720元……总计甲方欠乙方劳务费43720元”。从约定的内容来看，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晰明确，且杨昌斌和张立武均有在协议上签字确认，杨昌斌主张“劳务协议书”“甲方”“乙方”等内容系张立武事后填写的意见，并不符合常理和日常交易习惯，张立武对杨昌斌所述情况不予认可，且杨昌斌对其主张并不能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杨昌斌上诉称当时双方欲以杨昌斌名义起诉高得平，张立武为防止杨昌斌追到劳务费后不给张立武，双方才签订涉案《劳务协议书》，故不存在杨昌斌将砍树劳务承包给张立武的事实；而张立武则认为杨昌斌从老板手里转包了林场的工作后雇佣张立武，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为证实其诉请，张立武提交了经双方签字确认的《劳务协议书》及其与杨昌斌的微信通话记录佐证签约的过程经过双方反复协商；杨昌斌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了《协议书》、《说明》及《收条》作为证据予以反驳。经查，杨昌斌和张立武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记载：“甲方：高得平，乙方：杨昌斌、张立武，甲方把位于台山市*********亩桉树山林砍伐劳务承包给乙方，……乙方按甲方要求现已砍伐完毕，按双方约定每吨150元包装车，经对账共砍伐590吨×150元=88500元……合计甲方拖欠乙方劳务费69100元，因甲方失联，工人劳务费无着落，现请求政府主管部门帮我们维权，向甲方讨回劳务费及损失”；而《说明》的主要内容为“这次起诉高得平工地欠工人工资有杨昌斌114吨×150元=17100元，476吨×20元(中间费)=9520元，合计26620元，减去借支生活费9400元，实欠17220元。张立武，2019年1月20日”，《收条》的主要内容为“今收到杨昌斌微信转账两千元整(路费)。张立武，2019年1月20日”。本院认为，高得平作为协议相对方没有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且从内容上看只证明杨昌斌、张立武与高得平的关系，而对杨昌斌和张立武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约定；而涉案《说明》仅对杨昌斌与高得平之间的工资数额进行说明，《收条》也只证明张立武收到杨昌斌2000元的事实。故杨昌斌提交的《协议书》、《说明》及《收条》均不足以推翻张立武提交的《劳务协议书》确认的事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杨昌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反驳张立武在本案中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根据证据优势规则，认定杨昌斌和张立武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并判令杨昌斌按照《劳务协议书》的约定，向张立武支付劳务费4172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杨昌斌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8元（已由杨昌斌预交1218元），由杨昌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拥军审判员  陈 炜审判员  杨维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