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4331号原告：赵某，女，199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经纪开发区。原告：谢某，男，201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经纪开发区。法定代理人：赵某，女，199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经纪开发区。原告：谢某1，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原告：邵某，女，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媛，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法定代表人：AkbarALBaker，首席执行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轶木，重庆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明，重庆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原告谢某、原告谢某1、原告邵某诉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以下简称卡塔尔公司）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赵某、邵某及谢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媛、卡塔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明、胡轶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卡塔尔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6878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7945元、丧葬费3718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被扶养人教育费355400元、其他各项费用75818.32元。事实和理由：赵某之夫、谢某之父、谢某1和邵某之子谢某2出生于1990年12月26日，2019年5月28日，谢某2登上卡塔尔公司运营的QR871次航班后死亡。谢某2是一名年轻且身体健康的男性，在飞机上突然死亡不合常理。事故发生后，赵某多次向卡塔尔公司发送邮件了解相关情况，卡塔尔公司于2019年6月2日回复称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是谢某2于早餐供应时没有反应，机组人员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并与XXXXX联系，最终在XXXXX的建议下停止了心肺复苏，但称飞行日志、事故报告等资料是保密的，拒绝向赵某提供，此后再未回复过任何邮件。卡塔尔公司是一家注册于卡尔尔德公司，中国和卡塔尔均为《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根据《蒙特利尔公司》、《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卡塔尔公司应该对谢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卡塔尔公司辩称：一、卡塔尔公司不应为谢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谢某2的死亡是由其自身突发建康状况造成的，与我公司从事的航空运输业务没有关联。我公司没有实施侵权行为，航班在飞行过程中一切正常，没有发生任何可能造成旅客人身伤害的不正常的飞行事故。我公司对于谢某2的死亡没有过错，涉案航班为红眼航班，北京时间凌晨0时20分起飞后，大部分旅客都进入睡眠时间，直至北京时间8时左右，乘务员逐一唤醒旅客分发早餐时，才发现了谢某2的异常情况。之后乘务员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包括开展心肺复苏、通过公共广播寻找医生、联系XXXXX等，而且根据医生的判断，谢某2在被发现异常前一个半小时已经死亡。我公司作为航班承运人，固然负有保障旅客飞行途中人身安全的义务，但是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就本案而言，我公司也不可能在红眼航班飞行过程中随时唤醒旅客确认其身体状况，这大大超出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本案未出现侵权法律关系下的损害事实，谢某2的死亡是普通的不可归因于第三方的自然事件。我公司的行为和谢某2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根据《死亡证明》和《法医报告》等材料，谢某2的死亡原因是自然原因引起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急性衰竭，谢某2身体无外伤，血样、尿样未检测出酒精、药物中毒等，谢某2的死亡完全是由其本人建康状况造成的。二、谢某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谢某的另外一位扶养人是赵某，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由谢某2和赵某共同分担。被扶养人教育费一项，在立法时已经纳入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不应单独主张。交通费一项中，改签的费用不同意负担。在我方需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对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的计算标准均无异议。三、即使认定我公司有责任，也应该以113100特别提款权为限。本案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活动属于《蒙特利尔公约》的调整范围，《蒙特利尔公约》第21条的规定，应该以113100特别提款权为限，按照航班当日2019年5月28日的特别提款权与人民币的汇率计算，约合1081104.82元。综上，请求驳回谢某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5月28日，谢某2乘坐卡塔尔公司运营的QR871次航班时死亡，该航班从中国上海飞往卡塔尔多哈，起飞时间系北京时间凌晨0时20分，飞行时长10小时5分。赵某提交其与卡塔尔公司的邮件往来，赵某于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1日分别向卡塔尔公司发送询问关于谢某2死亡过程的电子邮件，2019年6月2日，卡塔尔公司回复邮件，内容如下：“亲爱的赵女士：我们确认收到了你在2019年5月31日提交的要求，附件中是我们管理层的回复。我们谨代表卡塔尔航空对你的损失致以最诚挚的哀悼。……亲爱的赵女士，感谢你花时间就2019年5月28日发生在QR871航班上的事故给我们写信。不用说，获悉你失去爱人，我们感到深深的悲伤，我们卡塔尔航空的所有人都对你及你的家庭表示我们真诚的慰问。我们了解你访问了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因为你急切想知道死亡原因以及谢先生遭遇了什么。你尽可放心，卡塔尔航空正在善意行事，并且我们相信你能理解我们只有在调查完成之后才能分享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你的急切，因此原因与你分享我们目前为止从我们的乘务和地面服务部门得到的初步调查结论。基于我们从我们的乘务服务部门得到的报告，我们了解机组人员观察到谢先生在热早餐服务期间没有反应。机组人员立即实施心脏复苏术，并且联系了XXXXX。也进行了机上广播以寻找执业医生，执业医生告知机组人员，谢先生对他使用的闪光灯没有反应，意味着谢先生最有可能已经死亡1小时30分钟。但是机组人员继续进行心脏复苏术，直到XXXXX进一步通知停止。谢先生的遗体在到达多哈后被移交给急救医生，他在那里被宣告死亡。通知了多哈警方，遗体被转运到哈马德医院太平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可以提供给你。你可以到多哈警方和哈马德医院了解你需求的任何进一步的澄清信息。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协助家属回国，我们只有在调查全部完成后才能向你提供更多信息。请您放心，我们对此事始终高度关注。”2019年6月2日赵某回复卡塔尔公司邮件进一步询问谢某2的相关情况，2019年6月3日卡塔尔公司回复称：“亲爱的赵女士：我们确认收到了你在2019年6月2日的回复。请允许我们重审，正如我们之前的会面中讨论的，内部报告/资料是保密的，因此我们不能讲任何这些详细资料披露给外部人。关于你的询问，请注意我们已经根据提交的报告中可获得的所有信息进行了答复，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我们建议你分别向多哈警方和HMC询问。我们重申我们对拟定损失的最诚挚的哀悼。”此后，赵某发送多封邮件，卡塔尔公司均未回复。卡塔尔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019年6月13日，卡塔尔公共卫生部出具死亡证明：“姓名：谢某2……死亡时间：2019年5月28日……死亡地：卡塔尔……死亡原因：自然原因造成心肺衰竭。”2019年7月30日，卡塔尔内政部公共安全总局法医出具出具法医报告：“主题：谢某2（29岁，中国籍）的尸体，检查地点：xxxxxx停尸房，时间：上午11:55，日期：29/05/2019……结果：未发现尸体有任何暴力、拉扯或受伤的迹象。已采集尸体的体验样本并送达法医实验室，已查验体内的酒精、药物、镇静剂和兴奋剂物质。死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急性衰竭。”2019年7月30日，卡塔尔内政部刑事调查总局法医直言是出具报告：“主题：样本分析申请，样本接收日期：12/06/2019,死者姓名：谢某2-中国公民……结果：在对中国籍死者（谢某2）的送样进行了必要的检测后，发现：1、血液中不含酒精。2、送样没有检测到药物（大麻、鸦片及其衍生物）滥用，且不含苯二氮卓类、苯丙胺类以及可卡因。”卡塔尔公司就谢某2被发现异常后采取的措施提交如下证据：1、医疗事件报告：“事件日期/时间：2019年5月28日0:00，医疗事件报告名称：乘客死亡，航班号：QRXXX，急救工具：航空医疗，自动体外除颤器：电击未实施，心脏复苏术：是。事件描述：事实：23:55机组人员拉蒂拉韦通知我们他不能把34H座位的乘客叫醒。我前去查看这位乘客，发现他身上冰凉、没有脉搏和呼吸，没有反应。他29岁，男性，独自旅行。行动：将乘客从座位抬到厨房，我和拉蒂拉韦使用口袋型呼吸面罩立即开始心肺复苏术。大卫通知乘务长和机长。乘务长带来AED。乘务长和机组成员大卫2分钟后接替进行心肺复苏，我去联系XXXXX。通过公共广播寻找医生，27D的乘客说自己是医生，查看了他的证件。XXXXX建议继续进行30分钟心肺复苏，除非医生有其他指示。XXXXX文号XXXXXXXX。使用了电击体外除颤器，未获得电击的指示。机组成员米莉亚拿来了紧急医疗包，打开了封带，但是没有使用紧急医疗包。医生查看了乘客的情况，说他的瞳孔对光线没有反应，这表示他脑死亡，乘客已经死亡超过一个半小时。机组成员轮流进行心肺复苏30分钟，之后停止。自动体外除颤器板留在乘客身上。将情况通知至XXXXX。他们告诉我他们会在到达后安排护理人员。用客舱轮椅将乘客移动至16K，直至降落。落地后根据XXXXX的要求把他移动至1A，以方便护理人员工作。在构型偏离清单C1977098中备注使用了自动体外除颤器和航空医疗。结果：落地后护理人员宣布乘客死亡。在飞行概要中提交了报告。”2、飞行安全报告：“事件和起因：电子报告ASR1694-19中的描述。从上海浦东机场至多哈的航班。飞行期间，大约在0015-XXX0UTC之间（马斯克特领空，在德黑兰之前）乘务员来到驾驶舱通知我们，并给XXXXX打电话。坐在H34的一名中国男乘客(28岁)没有反应，且身体冰凉。乘务长和几个机组成员正在进行一些程序让他苏醒-进行心肺复苏术。也使用了自动体外除颤器。飞机上正好有一位医生，他也尝试让乘客苏醒。这些行为都没有作用。在此期间，XXXXX告知乘务员应该继续进行30分钟的心肺复苏术，在达到多哈后医疗团队会进行适当的安排。另外，只有在地面时医疗团队会证明乘客的状态-已死亡等。在多哈落地后，医疗团队在E4等待。他们宣布死亡原因是心脏骤停。……”3、卡塔尔公司的VR信息：“事实：上述机组人员在2:57叫醒上述乘客接受餐食服务时发现上述乘客身体冰凉，无脉搏，无呼吸，无反应。行动：上述机组人员立即通知／呼叫支援乘务员萨尼，后者当时在他旁边，正在提供餐食服务。乘务员立即过去帮助上述机组人员将乘客放置在机舱地板上，于上述3:00立即进行心脏复苏，机组人员大卫(XXXXX)呼叫Ll，告诉我并请求我把自动体外除颤仪带过去。我通过内部电话将医疗案件通知至机长，来到中厅，于上午3:02看到乘务员和上述机组人员正在进行心肺复苏。我通过公共广播寻找医生。我立即开始与上述机组人员一起进行心肺复苏，让乘务员休息，她已经筋疲力尽，我和上述机组人员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我进行了两次呼吸，上述机组人员按压胸部，这时乘务员正在联系XXXXX。机组人员大卫找到了一位带有证件的医生，医生告诉我们他观察到乘客瞳孔对他正在使用的手电筒没有反应，这表示乘客可能已经死亡了1小时30分钟。但是我和上述机组人员继续进行心肺复苏，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没有电击，我们继续进行，直到萨尼回来，她告诉我们根据XXXXXS的建议在30分钟后停止心肺复苏。我和上述机组人员根据XXXXXS建议继续进行30分钟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我、上述机组人员和乘务员萨尼将上述乘客搬移到机舱轮椅里，至16HJK的三个空座位上，这是EY的FWD，根据XXXXXS的建议，将乘客放置在距离机舱FWD较近的位置，便于在到达多哈后护理人员工作，乘客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覆盖位置到颈部。到达多哈后，所有乘客离开后，我们立即根据要求使用机舱轮椅将乘客搬移在JC的1A，将其作为升降机将乘客放置在R1门处，这样便于护理人员接触到上述乘客。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后将其放在了上述乘客身上。使用航空医疗包中的口罩，自动体外除颤仪进入CDL，急救包封条撕裂，但是没有使用。XXXXX在进行30分钟心肺复苏后告知乘客没有反应，他们告知在到达多哈后会有护理人员。安保人员拿着上述乘客的背包，里面有他的护照。上述机组人员和乘务员萨尼将机组人员陈述给了MOI安保人员。3284/2019是安保人员(MOI)供机组人员陈述用的文号。结果：落地后护理人员宣布乘客死亡。乘务员萨尼提交了详细的医疗事件报告，机长提交报告。”就该组证据，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称这是卡塔尔公司单方出具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都是机组人员对事发经过的描述，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否则不应被采纳。庭审中，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就其各项诉讼请求予以明确：1、谢某2的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安徽省，死亡赔偿金687860元是根据2018年度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93元计算了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327945元，谢某2之子谢某出生于2016年，事发时年仅三岁，根据201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863元，计算了十五年；3、丧葬费37189元是根据2018年安徽省平均工资74378元的标准主张；4、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主张10万元；5、被扶养人教育费尚未发生，根据谢某日后接受教育的情况主张355400元；6、其他费用包括赵某等亲属从上海往返卡塔尔的机票费用37310元、遗体运回费21138.65元、住宿费11303元、赵某的误工损失6066.67元等共计75818.32元。经查，谢某2与赵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谢某，谢某1系谢某2之父，邵某系谢某2之母。谢某2为居民家庭户。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卡塔尔公司系于卡塔尔注册的成立的公司。我国和卡塔尔均为《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条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条、第二条适用范围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中谢某2搭乘卡塔尔公司运营的航班从中国上海飞往卡塔尔多哈，本案中应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对于《蒙特利尔公约》中未做规定的部分，适用我国国内法的规定。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只要“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承运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本案中，谢某2在航班飞行过程中死亡是否可以认定为存在“事故”，首先根据卡塔尔公司自述，其在发现谢某2异常时距离谢某2死亡已经经过一个半小时，那么可以推断谢某2在死亡之时并未有机组人员及时发现，其在死亡之前有无挣扎或者呼救均不得而知。其次卡塔尔公司提供的《医疗事件报告》和《VR信息报告》对于事发经过的描述存在时间上的前后矛盾，《医疗事件报告》称“23:55机组人员拉蒂拉韦通知我们他不能把34H座位的乘客叫醒”，但《VR信息报告》对于事发时间的描述是“上述机组人员在2:57叫醒上述乘客接受餐食服务时发现上述乘客身体冰凉，无脉搏，无呼吸，无反应。”据此，本院难以认定卡塔尔公司在发现谢某2死亡时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措施。再次，虽然卡塔尔公司称同一航班上27D的医生提供了救助，但就此并无该医生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最后，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是否遭遇气流、发生颠簸等特殊情况而导致谢某2的死亡，卡塔尔公司均未说明并举证。由此，本院认定卡塔尔公司应对谢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限额问题，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旅客死亡或者伤害的赔偿：一、对于根据第十七条第一款所产生的每名旅客不超过100000特别提款权的损害赔偿，承运人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此条款的规定，是最高限额赔偿，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需就其损失进行举证。双方均认可2014年国际民航组织审议通过了对《蒙特利尔公约》责任限额的复审，将《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中特别提款权100000的限额提升至113100。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货币单位的换算一、本公约中以特别提款权表示各项金额，系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特别提款权。在进行司法程序时，各项金额与各国家货币的换算，应当按照判决当日用特别提款权表示的该项货币的价值计算……”。经本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查询，2019年12月24日，人民币对特别提款权的汇率为9.625349:1。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要求之各项损失，本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在案证据分别予以确认。1、关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认为谢某2的经常居住地在安徽省，因此要求采用较北京更低的安徽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主张，本院不持异议。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谢某出生于2016年7月1日，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按照2018年安徽省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863元主张谢某2之子谢某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考虑到谢某还有另外一位抚养人赵某，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减半判处。3、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赵某、谢某、谢某1、邵某按照2018年安徽省平均工资标准主张，本院予以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谢某2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确实给赵某等人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本院对此酌情判处。5、被扶养人教育费尚未实际发生，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的“其他费用”，本院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6、交通费本院结合票据予以判处，误工费本院结合误工证明和赵某的机票行程单予以判处，遗体运回费和住宿费卡塔尔公司均认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条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谢某1、原告邵某、原告赵某、原告谢某死亡赔偿金六十八万七千八百六十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十六万三千九百七十二元五角、丧葬费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九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五万元、交通费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元、遗体运回费二万一千一百三十八元六角五分、住宿费一万一千三百零三元、误工费六千零六十六元六角七分。二、驳回原告谢某1、原告邵某、原告赵某、原告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05元，由原告谢某1、原告邵某、原告赵某、原告谢某负担6992元，由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负担12113元（原告谢某1、邵某、赵某、谢某已交纳，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原告谢某1、原告邵某、原告赵某、原告谢某）。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卡塔尔航空集团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谢某1、原告邵某、原告赵某、原告谢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琪人民陪审员  杨林屏人民陪审员  袁建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王泉丁书 记 员  邓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