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2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庆祥，男，汉族，1981年12月21日出生，住惠东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碧芳，女，汉族，1981年12月28日出生，住惠东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祖国，湖南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揭阳市榕城区登峰日用塑料制品厂，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投资人：陈炎峰。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玫芳，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锋，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国权，男，195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鸟，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凯钦，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庆祥、蔡碧芳与被上诉人揭阳市榕城区登峰日用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登峰塑料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323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陈庆祥、蔡碧芳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13民终33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粤1323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2018）粤1323民初620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陈庆祥、蔡碧芳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庆祥，上诉人陈庆祥、蔡碧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祖国，被上诉人登峰塑料制品厂的投资人陈炎峰、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玫芳，被上诉人林国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庆祥、蔡碧芳上诉请求：l、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2、原审被告不适格，程序严重违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基本案情。1、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本案欠条信息与第三人林国杈出具的工商信息经营场所、电话、传真、手机号，及原告出具的业务回扣清单、第三人出具的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升发公司陈庆祥底片详细表的效益工计算表等证据证．明相吻合、陈庆祥是吉隆升发鞋料店（升发公司）的员工，出具286900元欠条是原告与升发公司结算后会计指示陈庆祥作为经办业务员的职务行为，被告不是实际欠款人。2、被告举证证明第三人是本案的实际欠款人。陈庆祥个人与原告之间货物买卖微信付款记录证明，不欠原告货款。原告依据的欠条是被告为第三人打工的业务员，根据公司会计要求出具的，第三人是实际欠款人。业务清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林国权经营的吉隆升发鞋料店发生的生意往来，原告明知陈庆祥是第三人的业务员，原告还为陈庆祥计算回扣。2013年、20l4年、2015年、2016年第三人升发公司出具的陈庆祥底片详细表证明，第三人根据陈庆祥的工作业务销售情况计算应取的效益工资。证明：陈庆祥是吉隆升发鞋料店（升发公司）的员工，欠条是陈庆祥作为升发公司员工的职务范围内行为。3、原告仅凭一张欠条起诉被告缺乏必要的事实证据。本案重审，原告没有新证据，原告手机信息涉嫌删改不真实，不能证明被告欠款286900元的事实证据。原告称：2017年2月至4月30日被告欠原告319300元，已还款32400元，欠款286900的理由没有事实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常理。此期间正是春节尾声，一般情况工厂还没开工，再说被告个人只是做点小生意，一年才十多万元，一个多月哪能做30多万元的业务。对此，被告是否欠原告货款，欠多少？原告应当依法向法庭举证：发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1、依据《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2、依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认定本案事实，本案原告既没有提供货物买卖合同证据，也没有提供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证据，其主张存在买卖舍同关系和欠款的事实缺乏基础事实证据。原告应当举证证明与被告存在涉案欠款买卖关系存在。3、依据《民事诉讼解释》第91条规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原告主张与被告买卖关系成立，应当承担举证责任。4、原审适用《合同法》第109、130、159、161条与本案毫无关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错误，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5、《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6、本案开庭完毕后，双方提交有新证据，原审没有组织本案当事人恢复庭审质证，原审将没有经过当事人法庭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程序明显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7条规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纠错。登峰塑料制品厂辩称，一、答辩人诉请被答辩人支付2017年2月15日至4月30日期间拖欠的货款286900元，在此期间被答辩人陈庆祥是以个人名义与答辩人交易，原审法院查明认定事情正确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应予维持。2017年2月12日（2017年1月27日为春节，2017年2月11日为元宵节），被答辩人陈庆祥通过微信向答辩人发来微信称：“我两人都没做了，我去年已和二哥说过的，啊金是昨天才说的！现在都自己做了。”2017年2月15日，被答辩人陈庆祥通过微信向答辩人下单，价格合计44748元；2017年3月1日至31日，被答辩人陈庆祥向答辩人下单，货款合计213694元；2017年4月1日至4月30日，被答辩人陈庆祥向答辩人下单，货款合计56336元，故2017年2月15日至4月30日，被答辩人陈庆祥总共拖欠答辩人货款314778元。以上订单，答辩人均以物流方式将货物发往被答辩人陈庆祥指定的地点。此期间，答辩人一直通过微信向被答辩人陈庆祥催讨欠款，被答辩人陈庆祥仅陆陆续续支付27878元，余下欠款286900元被答辩人陈庆祥于2017年4月30日书写欠条，该欠条由答辩人收执。因此，本案欠款286900元被答辩人陈庆祥的个人欠款，应由被答辩人支付。二、被答辩人在《欠条》上签名确认的行为完全是个人行为，其辩称其只是打工的业务员，在欠条上签字是职务行为，是代理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陈庆祥将《欠条》书写在名为“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稿纸上，便认为欠款由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承担是无稽之谈。按此逻辑，换一张其他公司的稿纸，欠款就由其他公司承担，这是何其荒唐！在《欠条》中，稿纸只是书写载体，被答辩人陈庆祥已经在《欠条》欠款人处上签名确认，该欠款应由被答辩人陈庆祥偿还。被答辩人陈庆祥曾是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的员工，其留存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的稿纸也是情理之中。此外，被答辩人陈庆祥自始至终都未向答辩人出具载明其代理权限的授权委托书，如果被答辩人陈庆祥只是第三人的员工，被答辩人陈庆祥是无权代理第三人在欠条上签字确认的，在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陈庆祥催款时候，被答辩人陈庆祥的均未提到要请示领导付款，被答辩人陈庆祥支付的部分货款均是其个人微信转账，况且在2017年2月12日，被答辩人陈庆祥明确告知答辩人自己出来做生意，由此可见，被答辩人陈庆祥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恶意躲避、推脱债务，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三、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催款记录，证明被答辩人认可尚欠答辩人货款286900元，被答辩人也间接承认收到货物。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两张“广东揭阳市仙桥登峰鞋厂销售明细表”，一张业务期间为2017-02-01至2017-02-28，销售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该日期与被答辩人陈庆祥通过微信向答辩人下单的日期一致，而在2017年2月12日，被答辩人陈庆祥就通过微信告知其离开升发，自己出来做生意了。只是当时答辩人的员工不知道被答辩人陈庆祥已经离开升发，将客户误写为升发业务。另一张业务期间为2017-04-01至2017-04-30，载明的客户为被答辩人陈庆祥，备注“发义乌”，即货物发往义乌。在2017年11月30日，答辩人通过微信向被答辩人陈庆祥催款：“前面欠我的老账286900元要安排一部分还我，不能这么长时间都没还到一点，彼此都需要周转的”。同日，被答辩人陈庆祥回复：“知道了，一直在要钱，义乌的这两天会打钱。”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认可其与答辩人之间的交易与欠款，且已收到答辩人的货物。综上，被答辩人陈庆祥微信告知答辩人是以个人的名义向答辩人下单拿货，并且书写欠条，答辩人通过微信向被答辩人陈庆祥催讨货款，被答辩人陈庆祥认可欠款金额。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恳请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林国权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第二、被上诉人林国权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上诉人陈庆祥与被上诉人登峰厂之间因买卖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林国权无关。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林国权偿还欠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其中：1、涉案的欠条是上诉人陈庆祥向被上诉人登峰厂出具的，与被上诉人林国权无关。2、上诉人陈庆祥主张与被上诉人林国权存在用工关系，欠条是代表林国权向登峰厂出具的，该说辞完全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客观事实。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林国权存在用工关系，其次，本案的所有证据均可显示是陈庆祥与登峰厂之间存在交易往来，上诉人一直向登峰厂支付货款，该交易往来均与林国权无关，涉案的欠款更与林国权无关。再次，根据登峰厂提供的微信记录可见，登峰厂在上诉人出具欠条后，多次催款，上诉人均未否认欠款并积极回应。从欠条出具到登峰厂起诉，有一年之久，上诉人从未向林国权提过此事，可见该欠条与林国权毫无关系。另外，上诉人以其出具欠条纸张上印有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的字样和地址电话等，认为该欠款就应由林国权偿还，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就此，代理人认为，如纸上印有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和地址，而有人使用该纸张向他人出具欠条，该条款就是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或某律师的欠款吗？答案完全是否定的。欠条纸张上印有公司名称电话和地址，与欠条内容完全没有必然关系的。再者，我方在一审也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我方曾成立吉隆升发鞋料店，是个体户，从未成立过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不管从名称还是公司性质都是不一样的。况且在吉隆镇取名为升发的商号的登记主体，也不止林国权一个。因此，原一审追加我方当事人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本案合同或欠款均与林国权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要求林国权承担欠款更是毫无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对林国权的全部请求。登峰塑料制品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陈庆祥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2869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2、判决蔡碧芳对被告陈庆祥拖欠的货款以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登峰制品厂系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陈炎峰。2017年4月30日，被告陈庆祥作为欠款人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欠登峰底厂陈炎峰货款人民币￥286900元，（贰拾捌万陆仟玖佰元），欠款人：陈庆祥，2017.4.30”，被告陈庆祥在该《欠条》上签名确认。该欠条书写在名为“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的稿纸上。被告陈庆祥提供与原告投资人陈炎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向原告的转账付款情况；提交抬头为“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的《清单》一张，内容为“1313+501+500=2314元”，并在501下方批注“7139回扣”，在500下方批注“测试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与被告陈庆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曾于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9日要求被告陈庆祥偿还案涉286900元货款，被告在2017年11月30日的聊天记录中表示“知道了，一直在要钱……”，在2017年12月9日未作出回应。因被告未向原告偿还欠款，原告在2018年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经法庭询问，原告称被告陈庆祥在2017年春节前是第三人的业务员，在2017年2月份的时候表明其自己出来做生意，后与原告开始有生意来往，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也显示其购买过原告的货物；该货物其中一小部分的金额就有50000多元，大于其之前支付的30000多元；在被告出具欠条之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催收，被告都未否认过该欠款；被告的欠条上有升发的联系方式，不能够表明此行为是公司行为，应属于其个人行为，被告陈庆祥依法对此承担还款责任。经法庭询问，被告陈庆祥称：本案的债务由第三人承担，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的货物买卖关系。被告陈庆祥只是一个打工的业务员，在欠条上签字是第三人的，是职务行为，是表示代理行为，债务应该由公司承担；原告必须向法庭出具买卖合同、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主张买卖关系成立，原告不能够因为聊天的资料，就推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欠款成立，该聊天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所以本案原告要证明被告欠款286900元必须向法庭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否则原告的起诉没有证据；本案是一个打工者的业务行为，欠款责任是谁还无法确定，该债务是未知数，不可能用于家庭生活，所以陈庆祥的老婆不可能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将被告陈庆祥的老婆列为被告，是错误的；原告与被告从2017年2月开始有生意往来，都是现金方式交付，被告不欠原告的货款。经法庭询问，第三人陈述称：第三人不是涉案的买卖合同主体，更非是实际债务人，原告一直否认第三人有参与涉案的合同买卖，足以证实第三人并非合同主体；被告主张是第三人的员工，但却无法提交任何用工关系的证明，并且被告也承认无法确认其所谓老板的真实姓名；在惠东县吉隆镇用升发商号经营鞋类业务的主体比比皆是，可见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不存在所谓的用工关系；从原告及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也充分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原告和被告，不涉及任何第三人。另查，原告提供婚姻登记信息显示被告陈庆祥、蔡碧芳于2004年10月15日在惠东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应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23民初378号民事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陈庆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东吉隆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2*************878的存款286900元；二、查封被申请人陈庆祥名下号牌为粤B*****的大众牌小型轿车。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以被申请人陈庆祥的银行账户冻结期限即将届满为由请求继续冻结上述银行账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23民初6206号民事裁定，裁定继续冻结被告陈庆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东吉隆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2*************878的存款2869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债务承担主体的问题。被告陈庆祥自认其在2017年2月开始与原告进行交易，通过《欠条》形式在2017年4月30日以欠款人的身份确认债务286900元，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原告明确案涉债务是与被告陈庆祥交易期间产生的货款，在原告通过微信形式向被告陈庆祥催款时，被告陈庆祥未否认债务的存在，故被告陈庆祥应承担上述债务的还款责任。虽被告陈庆祥辩称其出具的《欠条》为代第三人林国权确认债务的职务行为，但经询问第三人，其对货款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与被告陈庆祥的关系不予确认，根据目前证据而言，可能存在原告在与被告陈庆祥交易过程中存在贸易回扣，但无法证实本案所涉货款为第三人林国权的欠款，被告陈庆祥的确认债务行为无法确认为职务行为，故被告陈庆祥辩称债务为第三人林国权的债务，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若被告陈庆祥认为其确认债务的行为为代他人确认债务，可在履行还款义务后通过另案诉讼的形式进行债权追偿。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债务已实际偿还，故剩余应偿还的债务本金应为286900元。因原、被告双方未对货款约定支付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原告诉请被告陈庆祥偿还欠款，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双方未对货款约定支付利息，但被告在结算后未及时支付货款给原告，已属占用原告的资金，应当支付原告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规定，利息应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8年1月11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蔡碧芳的责任问题。被告蔡碧芳未在《欠条》上对货款进行签名确认，无法证实被告蔡碧芳是与原告进行交易的相对方，无法确认被告蔡碧芳参与共同经营，即无法确认被告陈庆祥所欠的债务是否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要求被告蔡碧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庆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揭阳市榕城区登峰日用塑料制品厂一次性支付货款286900元，并从2018年1月1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二、驳回原告揭阳市榕城区登峰日用塑料制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4元、诉讼保全费1954元，合共7558元，由被告陈庆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陈庆祥、蔡碧芳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至2016年升发公司陈庆祥底片详细表，证明2013年至2016年期间，升发公司陈庆祥底片详细表统计的客户销售数量（客户包括原审原告）及对陈庆祥报酬的计算，证明该期间原审被告是升发公司的员工；证据二：证人证言，证明原审原告2013年至2017年是第三人升发公司的员工（业务员）；证据三：微信购买鞋底记录，证明2017年2月1日至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买鞋底产品，其文员与被告下单和对单的微信记录；证据四：微信付款记录，证明2017年2月1日至11月30日，被告购买原告鞋底产品已付清全部货款的微信记录。被上诉人登峰塑料制品厂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第1、3、4份证据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一审已经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因其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对证据1，该证据为上诉人单方制作，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诉请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期间是2017年2月15日至4月30日之间的货款，该表上所列时间是2013年至2016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该证据恰好说明上诉人是有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下单购买鞋底，并且进行过对账。对证据4，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和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在2017年4月30日之后支付的货款都是在2017年4月30日之后产生的交易而形成的货款，与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是没有关系的。被上诉人林国权质证认为，上诉人庭前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法律规定，法院应当不予采信。如需质证，我方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显示与林国权有任何关联性，且该证据为上诉人自行制作，无法核对其真实性。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一，上诉人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应当不予采信。第二，该证人我方无法核对其真实性，对其证明人的主体有意见。无法核对其是否是所谓的惠东县吉隆升发鞋店贸易公司的员工，对其身份主体有异议。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且从该微信购买鞋底的记录可以看出，完全与林国权无关，是上诉人陈庆祥与登峰厂之间的交易往来。更能证明与林国权毫无关系。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证据3的质证意见一致。该4份证据均能证明是上诉人与登峰厂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林国权毫无关联性。上诉人陈庆祥、蔡碧芳当庭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一份2017年2月21日对账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这个单是之前开好的，是升发的文员让我开的，可以证明货款是升发欠的货款；证据二：手机截屏、对账清单、报警回执，证明时间段，因为手机的储存时间是改变不了的，证明货款是之前产生的，我出具欠条是属于职务行为。被上诉人登峰塑料制品厂质证认为，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法庭应予以训诫，不予采纳该证据。对于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几份证据，被上诉人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对于对账清单为上诉人陈庆祥单方制作，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21日，而被上诉人登峰诉请本案的货款是2017年2月15日至4月30日之间产生的货款，2017年2月21日的时候，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发了部分的货物，之后的货物都还没有发，所以上诉人想证明286900元的欠款是产生在2月21日之前，与被上诉人的诉请是相矛盾的。且上诉人写的登峰厂也并不能就是被上诉人揭阳市榕城区登峰日用塑料制品厂。报警回执也没有写是因为何事报警，并不能证明上诉人还在升发上班。至于上诉人与黄某某、杨某某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林国权质证认为，陈庆祥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纳。对对账清单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清单是陈庆祥自行制作，其可以随意制作不具有客观性。对于其中的三份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均有异议，对于聊天对象，无法证明是黄某某、杨某某本人，且聊天的内容均与林国权无任何关系，也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证据二中的对账清单的质证意见与上述意见一致。对于报警回执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报警回执无法证明报警的内容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对涉案尚欠的货款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陈庆祥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登峰塑料制品厂之间买卖货物的行为系属职务行为，但未能提交劳动合同或社保缴交证明等有效证据证明其系惠东县吉隆升发鞋料贸易公司的员工，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接受公司的授权对外开展业务，故对上诉人陈庆祥关于履职行为的抗辩，本院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登峰塑料制品厂提交的《欠条》、微信聊天记录、《广东揭阳市仙桥登峰鞋厂销售明细表》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上诉人陈庆祥与被上诉人登峰塑料制品厂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陈庆祥抗辩称被上诉人林国权系本案实际欠款人，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亦未能提交证据推翻其出具的具有结算异议的《欠条》，故对上诉人陈庆祥的抗辩本院不予认可，上诉人陈庆祥应承担涉案尚欠货款的还款责任。综上所述，陈庆祥、蔡碧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03元，由陈庆祥、蔡碧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蔚书 记 员 徐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