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5870号原告：雷秋林，男，198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皓文，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沅陶，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环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796231516L。法定代表人：胡文。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社区芦荻埔厂区**之一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338287061J。负责人：邹平根。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及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逢春，系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员工。被告：东莞市渠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南栅社区富民路**201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WEM851P。法定代表人：李武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仪，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达，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刘登茂，男，197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原告雷秋林与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欧泽林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雷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皓文，被告红日分公司及红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逢春到庭。后原告申请追加东莞市渠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渠桥公司）、刘登茂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予以准许。案件于2019年11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雷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皓文，被告红日分公司、红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逢春，被告渠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武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仪，被告刘登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被告向原告连带赔偿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业费、护理费、残疾、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车费等共计237466.38元；；2.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17日，原告经被告刘登茂介绍受雇于被告红日分公司，为被告红日分公司安装电线及阁楼加固，口头约定每日报酬为300元。2019年1月19日上午8时许，原告站在2米多高的人字梯上用槽钢为阁楼加固时，由于被告红日分公司未提供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原告从人字梯坠落受伤，后被送至东莞市××南栅医院住院治疗。原告的伤情经诊断为“左挠骨远端骨折，右内踝骨折”。后原告经广东华南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十级伤残。由于被告红日分公司主张其已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被告渠桥公司，双方已签订《合同书》，而就该合同书与其具体对接的人员为被告刘登茂，且原告受伤后的住院治疗费由被告刘登茂垫付，故四被告均应对原告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红日分公司、红日公司共同辩称，一、原告的诉请无依据。2018年12月26日，红日分公司与被告渠桥公司签订了《合同书》，约定红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被告渠桥公司施工，双方已实际履行合同并结算，其不认识原告，与原告从未形成任何雇佣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原告所述受雇于红日分公司安装厂房电线和阁楼加固无依据。事实上，从被告渠桥公司提供的通话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为被告刘登茂聘请的员工。原告主张受雇于被告红日分公司无依据。二、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告渠桥公司从未向红日分公司告知工人受伤的情况，亦未提供过原告受伤的照片、视频，未与红日分公司就原告受伤事宜进行协商处理，被告红日分公司亦未向刘登茂或原告支付过任何医疗费用。其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联。若如原告所述，原告确应刘登茂的邀请参与工程施工而受伤，则原告应直接向渠桥公司或刘登茂主张权利，其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红日分公司在装修前已与刘登茂口头确认过有装修公司资质及签订合同、开具发票的能力。涉案装修工程合同并非后期补签，被告刘登茂与被告渠桥公司的聊天记录纯属虚构，对其无任何约束力。需要指出的是，涉案《合同书》即使为补签，亦应视为渠桥公司的事后追认，对渠桥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综合本案证据，被告刘登茂应为被告渠桥公司的项目经理，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刘登茂曾为渠桥公司做工，双方存在事实上的挂靠施工合同关系。原告与渠桥公司、刘登茂为达到各自的目的，相互串通故意通过录音等证据混淆视听，从其联系的密切程度上看，该证据应为伪证，无法否认被告红日分公司已履行谨慎选任有资质公司施工的事实。四、原告的受伤难以认定与涉案工程施工存在因果关系。如前所述，原告起诉时，涉案工程早已完工，若原告系因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伤，该事件被告红日分公司应已知晓，但直至其收到起诉状前，其对涉案事件一无所知，因此不排除原告因其他原因受伤。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伤与涉案工程施工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应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请。五、原告对其受伤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从事的职业存在的风险应有所预见并采取相关安全措施，但原告却放任危险的发生，应承担相应责任。六、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原告未提供其各项赔偿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七、被告红日分公司虽然为被告红日公司的分公司，鉴于被告红日分公司无需向原告承担责任，被告红日公司亦无需承担责任。综合上述，原告为被告刘登茂或渠桥公司雇请的员工，被告红日分公司已尽谨慎选任义务。原告的受伤难以证明与涉案工程施工存在因果关系。若原告因涉案工程施工受伤，原告、被告渠桥公司及被告刘登茂应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诉请被告红日分公司、红日公司承担责任无依据。被告渠桥公司辩称，一、其不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无需对原告的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1.原告受伤涉及的阁楼加固工程为被告红日分公司向刘登茂发包的装修工程，与其无关，其从未参与该工程的任何衔接工作，亦未参与工程的施工，更未获得任何利益。被告红日分公司提供的《合同书》仅因被告红日分公司称要向被告刘登茂支付工程款，该款项须通过公司公账支付，被告刘登茂才找到其帮忙开具了发票并代为收款，其收款后已将全部款项支付给被告刘登茂，并未收取任何费用，而该合同书亦只是为了开具发票，防止税务部门查账而于2019年3月补签，补签时刘登茂陈述工程已全部完工，因此实际签订合同书的时间并非合同书上记载的2018年12月26日。上述事实可以通过其与刘登茂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被告红日分公司的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请法院依法查明。2.其从不认识原告，也未与被告红日分公司接触，在补签涉案合同书前根本不知道红日分公司的存在，也不知道原告的受伤情况，只是在收到涉案起诉状后知晓涉案事件的发生。其与红日分公司补签合同书的目的仅为义务帮助被告刘登茂收取工程款，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红日分公司及刘登茂，其从未参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告为被告刘登茂聘请的员工，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应在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在诉状中及通话录音、微信聊天中均承认系刘登茂请的员工为被告红日分公司进行阁楼加固工程施工，故被告刘登茂与原告形成雇佣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及刘登茂应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三、本案工程事实上为被告红日分公司向被告刘登茂发包的工程，且被告红日分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刘登茂无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故被告红日分公司亦存在选任过错，亦应对原告的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告很明确系受雇于刘登茂，该工程的发包方为被告红日分公司，且受伤后原告第一时间与被告刘登茂联系，并告知刘登茂受伤情况，并要求被告红日分公司垫付医疗费，红日分公司亦以支付工程款的形式向刘登茂支付了医疗费，说明被告红日分公司一直知晓原告受伤的情况，现被告红日分公司答辩称不知晓原告受伤的情况系为推卸责任，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四、被告红日公司系被告红日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对被告红日分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五、原告在本次受伤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30%责任。原告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高空作业的装修工人，应当具有安全防范意识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而原告在2米多高的人字梯上作业未做好严密安全保护措施，存在过错，应承担30%过错责任。六、原告诉请的赔偿项目明细不清，无法核算计算依据，赔偿总额较高，请法院依法审查。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已由被告刘登茂全部垫付，原告再次主张无依据。原告主张误工费、护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均过高。原告主张的车费无相关凭证佐证。综合上述，被告渠桥公司并未从被告红日分公司处承包涉案工程，不能单凭涉案合同书的内容、签章片面认定其与被告红日分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关系，而让被告红日分公司逃避法律责任。原告对其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被告刘登茂辩称，被告红日分公司与被告渠桥公司的合同系2019年3月9日补签，之前其给被告红日分公司做工是未签合同的，其与被告红日公司之间仅有口头协议及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在为红日分公司做事时摔伤，其有向红日分公司电话告知此事，但红日分公司不承认该事实。涉案工程完工后，红日分公司称公司支付工程款至私账不合适，其遂找到其老乡李武生（即被告渠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补签了涉案合同书，后渠桥公司收了6个点的税，被告红日分公司向其补了3个点，涉案事件与被告渠桥公司无任何关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受被告刘登茂的邀请到被告红日分公司厂房内安装电线和加固阁楼。2019年1月19日，原告在施工过程中从梯子坠落受伤，后被送至东莞市××镇南栅医院治疗。2019年4月25日，原告委托广东华南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2019年4月29日，广东华南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记载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雷秋林其伤残等级评定为拾级伤残”。原告主张，其接受被告刘登茂的邀请为被告红日分公司做事时受伤，被告红日分公司未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使其从梯子上意外坠落受伤，应对其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红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被告渠桥公司并签订了相关合同，而与被告红日分公司接洽的人为被告刘登茂，被告红日公司为被告红日分公司的总公司，故被告红日公司、渠桥公司、刘登茂均应对其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病历本、诊断证明书及微信转账记录为证。原告提供的上述病历本及诊断证明书中显示原告于2019年1月19日到东莞市××镇南栅医院治疗，原告经诊断为“左桡骨远端骨折。右内踝骨折”。原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刘登茂于2019年1月20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转账10000元（5000元+5000元）。原告陈述，刘登茂向其转账的10000元系其受伤去医院治疗后向其支付的医疗费。被告红日分公司及红日公司辩称，其未雇佣原告，亦不认识原告，双方不存在任何雇佣或劳务关系，其无需为原告的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已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渠桥公司，双方已签订了《合同书》，渠桥公司及刘登茂称该合同书系补签无依据，即使该合同系补签，亦应视为渠桥公司的事后追认，对渠桥公司有约束力；原告系刘登茂聘请的员工，刘登茂应为渠桥公司的项目经理，因此原告系为被告刘登茂或被告渠桥公司雇请的员工，被告渠桥公司及刘登茂应对原告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渠桥公司已尽谨慎义务，相关工程款亦已结清，被告渠桥公司及刘登茂提供的相关录音系双方为逃避责任事后制作，违背了客观事实，不应得到采信，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被告红日分公司、红日公司为证明其上述反驳意见提供了《合同书》、发票及银行付款回单为证。被告红日分公司、红日公司提供的上述《合同书》中记载的建设单位为渠桥公司，合同甲方为红日分公司，合同乙方为渠桥公司，合同记载的施工地点为“东莞市虎门怀德社区芦荻浦厂区29号之一厂房一栋”，工期为2018年12月30日至2019年2月20日，约定付款方式为“验收合格即可付款。工程总造价70000.00元，不含增值税专用发票3%计2100.00元。合计72100.00元”，该合同甲方处盖有红日分公司章，乙方处盖有渠桥公司章，并有李武生的签名，签约时间显示为2018年12月26日。被告红日分公司提供的上述发票记载的销售方名称为渠桥公司，购买方名称为红日分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建筑服务、装修费，总金额为72100元（9270元+9270元+9270元+9270元+9270元+9270元+9270元+7210元），开票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被告红日分公司提供的上述银行付款回单显示红日分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7日、同年3月20日及同年6月24日向户名为渠桥公司的账户转账39100元、23000元及10000元。被告渠桥公司辩称，其不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也未参与过涉案工程的任何接洽事宜；被告红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承包给了被告刘登茂，工程完工后红日分公司称需通过公账向刘登茂支付工程款，刘登茂遂找到其代为收款及开具发票，其遂应刘登茂的要求代收了红日分公司向刘登茂支付的涉案工程款并开具了发票；为防止税务部门查账，其与红日分公司于2019年3月才补签了涉案《合同书》，该《合同书》签订的时间并非合同书上记载的2018年12月26日；原告为被告刘登茂聘请，双方形成雇佣关系，被告刘登茂应对原告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被告红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刘登茂，存在选任过失，应在刘登茂对原告应承担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作为长期从事高空作业的装修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未做好防范措施导致受伤，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30%责任；被告渠桥公司无需对原告的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告渠桥公司为证明其上述反驳意见提供了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被告渠桥公司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的通过录音显示李武生于2019年11月6日向原告询问涉案合同书事宜，原告陈述“我知道。当时刘登茂是让我到红日公司做活，说做三天，然后第二天干活的时候梯子就翻了，我就告诉了刘登茂，他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告诉了老板（红日公司）”，李武生陈述“……你们给他（红日公司）做工的嘛，有很多人看到的嘛，你们也可以坦白说啊，我就是帮忙你们做合同的嘛，现在搞到我身上干嘛呢？”，原告陈述“我知道你是做合同的”，李武生陈述“那我就是很冤枉嘛……”。被告渠桥公司提供其法定代表人与刘登茂的通话记录中显示李武生于2019年11月6日与刘登茂通话，李武生陈述“那个事情本来有没有协议的？”，刘登茂回复“没有啊，都是口头协议的”，李武生陈述“是跟哪个老板谈的？”，刘登茂陈述“春，是跟他当面谈的”，李武生陈述“当面谈的话，那出了事故你当时要找他啊”，刘登茂陈述“我当时都找他的，但是他不承认啊。他说先把人送到医院治疗再说”，李武生陈述“你出了事故，你当时找我开票的时候要跟我说啊。我帮你收钱你现在又搞到我这里。搞到我都好冤枉”，刘登茂回复“当时我让你们补签的那个合同是后期合同，不是先签的合同”……刘登茂陈述“当时谈的时候说要拿现金的啊。但是后面做的时候又说要走公账。我又没有公账嘛”，李武生陈述“他要求走公账是吧？”，刘登茂回复“是啊”……。被告渠桥公司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记载了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武生与被告刘登茂的微信记录，刘登茂问李武生公司是否可以做合同及开发票，李武生称可以，李武生于2019年3月9日向刘登茂发送了开具的发票照片，并于当天询问需要哪个版本的合同，并将合同书拍照发给了刘登茂；2019年3月16日，刘登茂询问“生哥到了没得”，李武生回复“明天早上去银行看我电脑坏了”，刘登茂回复“好”，李武生称“到了明天给你取出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登茂于2019年3月18日向李武生发送了银行卡照片。被告渠桥公司提供的上述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渠桥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同年3月19日、同年3月21日共计向刘登茂转账67900元。被告渠桥公司陈述，因其开发票需要交税，因此其代刘登茂开发票扣除了6个点税后将剩余代收的工程款全部转给了刘登茂。被告刘登茂辩称，被告红日分公司提供的涉案《合同书》系2019年3月9日补签，其给红日分公司做工的时候是未签合同的，双方之间仅有口头、微信协商；原告受伤后其已告知红日分公司，但红日分公司不承认该事实，涉案工程完工后红日分公司要求通过公账向其支付工程款，其遂找到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补签了合同书，渠桥公司收了6个点的税，红日分公司补了3个点税给其。被告刘登茂为证明其上述反驳意见提供了其与被告红日分公司的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被告刘登茂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了其与红日分公司员工就涉案工程的沟通事宜，被告红日分公司的员工为刘登茂安排涉案工程需要做的具体事宜。原告又主张，其因涉案事故受伤住院治疗花费了医疗费并造成其误工，四被告应向其支付医疗费11427.8元，并支付其后续治疗费10000元、误工费29400元（98天×300元/天）、护理费800元（8天×100元/天）、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800元（8天×100元/天）、营养费1500元及车费1000元。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医疗费票据及出院记录为证。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记载的医疗费总金额为11427.8元（10940.82元+134.5元+134.5元+4元+15元+15元+4元+180元），时间显示为2019年1月27日至同年4月28期间。原告提供的出院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1月19日到东莞市××镇南栅医院治疗，于2019年1月27日出院，住院天数为8天，出院医嘱载明“1.继续活血消肿等治疗。2.左腕部石膏固定1个月。3.定期复查摄片，择期内固定物取出……”，诊断证明书诊断意见记载“……4住院有陪护一人。5.建议休息叁个月，后续治疗费用约壹万元”。原告陈述，因其做工每日报酬为300元，因此其主张的误工费按每天300元计算，误工时间按其住院的8天加上医嘱休息3个月时间算；其主张的车费为其及护理人员往返医院产生的交通费。被告刘登茂陈述，其在原告受伤后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原告确认被告刘登茂已向其支付了10000元，并同意从其主张的费用中扣减。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涉案事件花费的交通费具体数额。原告又陈述，其因涉案事件受伤，经鉴定为伤残十级，四被告应支付其残疾赔偿金81950元（40975元/年×20年×10%）、被抚养人生活费92858.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及伤残鉴定费2730元。被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证明、结婚证、户口卡及鉴定费发票为证。原告提供的结婚证显示原告的妻子为郑某，双方于2011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原告提供的证明、户口卡显示原告的父亲雷某（1957年9月2日出生），母亲罗某（1962年12月10日出生），儿子雷某1（2011年11月17日出生），女儿雷某2（2015年8月16日出生），弟弟雷某3（1986年12月28日出生），户口性质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原告提供的上述鉴定费发票记载的购买方为雷秋林，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记载为“鉴证咨询服务、伤残鉴定费”，销售方名称为广东华南司法鉴定所，金额为273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病历本、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鉴定报告、鉴定费发票、户口卡、证明等证据，被告红日分公司、红日公司提供的《合同书》、发票、银行付款凭证，被告渠桥公司提供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刘登茂提供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四被告应否对原告受伤的损失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二、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是否合法有据。关于焦点一。首先，根据被告刘登茂与被告红日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及被告红日公司及红日分公司的陈述，被告红日分公司厂房的安装电线和加固阁楼工程是被告红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与被告刘登茂联系并且谈价钱的，被告红日公司及其分公司并没有与被告渠桥公司的人员有接洽。虽然被告红日公司分公司与被告渠桥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显示是2018年12月26日，但根据被告刘登茂与被告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直至2019年3月9日被告刘登茂才要求被告渠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打印合同，被告渠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被告刘登茂询问被告红日分公司要哪个合同版本。被告红日公司及其分公司提供的涉案合同书形成于2019年3月9日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故本院采信被告刘登茂及被告渠桥公司的主张认定涉案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是2019年3月9日。根据被告刘登茂与被告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原告与被告渠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话录音、银行转账记录等，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涉案合同书的签订是为了开具发票及公对公收取涉案工程款，故本院认定被告渠桥公司出借公司名义代被告刘登茂开具发票及收取涉案工程款。被告渠桥公司的行为存在违反有关发票管理及财务收支方面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该行为与原告受伤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认定被告渠桥公司无需对原告受伤的损失承担责任。其次，被告刘登茂确认原告是受其雇佣并且在被告红日分公司厂房内安装电线和加固阁楼时从梯子坠落受伤，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刘登茂存在劳务关系，原告是提供劳务者，被告刘登茂是接受劳务的一方。被告刘登茂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为原告提供劳动保护措施，擅自承接工程，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刘登茂存在过错，应对原告受伤的损失承担责任。原告是成年人，在高空作业时应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提高注意，但原告未提高注意程度，导致涉案事故发生，原告自身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院酌定原告受伤的损失由被告刘登茂承担70%的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30%的责任。其三，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属于安全生产事故，被告红日分公司应当知道刘登茂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仍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刘登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红日分公司应当与刘登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红日分公司是被告红日公司的分公司，故被告红日公司应与被告红日分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双方的举证情况，并结合原告的主张，本院对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按《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11427.82元，有相应的医疗费发票、病历、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为据，本院予以确认。2.后续治疗费：原告提供的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需要择期取出内固定，后续治疗费约10000元，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10000元予以确认。3.误工费：原告从事电焊及水电安装工作，属于建筑安装业，其不能证明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故本院参照2018年国有建筑安装业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2795元计算，计得原告每天的误工费为199.44元（72795元/年÷365天/年）。原告住院8天，医嘱休息3个月计90天，合计误工时间为98天，计得原告的误工费为19545.12元（199.44元×98天）。4.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按每天100元计算，没有超出东莞地区护工现有劳动报酬的情况，本院予以准许。原告住院8天，计得原告的护理费为800元（100元/天×8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8天，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100元/天，计得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00元。6.营养费：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十级伤残，故本院酌定原告的营养费为500元。7.残疾赔偿金：原告属于城镇居民，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广东省2018年全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40975元/年的标准计算，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原告提供的鉴定意见书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因本次事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故计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81950元（40975元/年×20年×10%）。8.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是城镇居民，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按城镇标准计算。2018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28875元/年。原告父亲雷某（1957年9月2日出生）事发时（2019年1月19日）为61周岁，应扶养19年，扶养人为2人，年赔偿额为14437.5元（28875元/年×1/2）；原告母亲罗某（1962年12月10日出生）事发时为56周岁，应扶养20年，扶养人为2人，年赔偿额为14437.5元；原告的儿子雷某1（2011年11月17日出生）事发时为7周岁零2个月，应抚养10年零10个月，扶养人为2人，年赔偿额为14437.5元；原告的女儿雷某2（2015年8月16日出生）事发时为3周岁零5个月，应抚养14年零7个月，年赔偿额为14437.5元。前19年，原告的被扶养人合计年总赔偿额超过2018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为28875元/年（以下简称“基数”），故以基数为准；其后的1年，原告扶养为其母亲1人，年总赔偿额没有超过基数，故以14437.5元/年为准。根据上述情况，计得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6306.25元[（28875元/年×19年+14437.5元）×10%（伤残系数）]。9.交通费：原告受伤后就医及处理事故必然发生交通费，故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10.伤残鉴定费：原告因对其伤残等级委托鉴定，支出了鉴定费2730元，有相应的鉴定意见书及发票为证，本院予以确认。11.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本案的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500元。原告因本次事故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造成的损失合计为184559.19元（11427.82元+10000元+19545.12元+800元+800元+500元+81950元+56306.25元+500元+2730元），三被告应承担70%即129191.43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扣除被告刘登茂已付的医疗费10000元，故三被告共计应连带向原告赔偿122691.43元。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在上述金额范围内的请求予以支持，超出上述金额范围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刘登茂、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向原告雷秋林赔偿122691.43元；二、驳回原告雷秋林的其他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431元（已由原告雷秋林预交），由原告雷秋林承担1175元，由被告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红日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刘登茂承担12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欧泽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阳意书记员罗戍娜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