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55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棠，男，汉族，1945年8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河南宛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田，河南宛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辉，女，汉族，1976年12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铭，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荃，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宇强，男，汉族，1976年4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铭，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荃，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树棠、董辉因与被上诉人褚宇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民初2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王树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王浩田，上诉人董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铭、石荃，被上诉人褚宇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铭、石荃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树棠上诉请求：一、改判（2017）豫0311民初第24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董辉、褚宇强偿还王树棠借款本金49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董辉、褚宇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显失公平。1.王树棠已经向法庭举证证明了2014年4月25日王树棠向董辉转账250万元，董辉也于2014年7月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剩余150万元至今未还，且每月的利息也是董辉通过转账直接支付给王树棠，该证据足以证明该笔转账借款是发生在董辉与王树棠之间，同时王树棠的录音证据等也能证明王树棠与洛阳互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河公司）、陈战刚等人根本不认识，与陈战刚、姜喜蝶等人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根本不可能与陈战刚、姜喜蝶发生借贷关系，王树棠已经尽到了自身的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以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向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条载明董辉曾替陈战刚还款100万元，所欠150万元见王树棠与陈战刚之间的《还款协议》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为由，认定王树棠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该书面证明条是王树棠为了尽快拿到自己的借款，才按照董辉的意思出具的，其内容和意思表示明显与事实不符。董辉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的时间是2014年7月28日，该书面证明条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12月9日，该书面证明条明显是董辉为了逃避自身责任，利用王树棠急于拿到借款的心理，欺骗王树棠出具的，同时该书面证明条并不等于还款合同，在没有还款协议以及具体内容、后续实施履行的情况下，该书面证明条应当不具有法律效力。3.事实上，王树棠于2014年4月25日向董辉转账借款250万元，并约定月息2分，借款前期，每月董辉一直按照约定向王树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将利息转给王树棠。但自借款至今，董辉仅支付过两个半月的利息，2014年7月，在王树棠多次催要借款的情形下，董辉于2014年7月28日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剩余150万元董辉至今未还。王树棠后来多方了解、询问，董辉向王树棠说从王树棠处借款后即将款项转给韩飞，由韩飞伙同其他人出借给互河公司等公司，董辉不愿意承担还款责任，才于2014年12月向王树棠说希望王树棠向陈战刚、互河公司等案外人追偿借款。但王树棠认为，其并不认识陈战刚、互河公司等案外人，基于认识并对董辉夫妇有一定的信任才将钱借给董辉，借款转账发生在王树棠与董辉之间，董辉又每月依约直接向王树棠支付利息，并归还王树棠100万元，双方之间是典型的民间借贷关系，该笔借款应当由董辉承担还款责任。后双方经过协商，董辉于2014年12月13日与王树棠的通话中明确表示所有借款均是董辉向王树棠所借，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因此2014年4月25日发生在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的250万元借款应当由董辉承担还款责任。4.本案的150万元借款和340万元的借款资金流向以及董辉的资金运作手段是完全相同的，董辉和陈战刚互相联合对王树棠进行欺骗，故意以虚构的还款协议转移本案的债务，一审法院在案件的客观情况如此相似的情况下，却对两笔借款作出了相反的认定，明显认定事实是错误，本案的150万元借款应当与340万元借款的事实相同，董辉应当是本案的借款人，董辉与褚宇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5.一审中王树棠提供的录音证据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已经确认董辉将490万元款项转给韩飞，并由韩飞对外出借，重审时，洛龙法院对韩飞进行了询问，韩飞对本案的150万元借款不仅知情，而且是款项的实际运作人。虽然陈战刚没有到庭，但关于该150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询问韩飞确认该笔借款的具体情况，本案150万元的借款情况完全可以查清，一审法院却没有查清该事实，直接判决该150万元董辉不承担还款责任，明显偏袒董辉，应依法改判。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借款进行释明，导致王树棠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王树棠与陈战刚之间的借贷关系。在王树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向陈战刚主张15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给王树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造成了诸多困难，导致王树棠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也有碍司法目的实现。王树棠在2014年12月与董辉对账时，董辉说将钱转借给互河公司、陈战刚，王树棠要求董辉尽快还款，董辉多次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2014年12月9日，董辉将陈战刚带到王树棠家中，称2014年7月已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要求王树棠向董辉出具收据，需要王树棠按照董辉的意思向董辉出具了书面证明条。而原审法院判决书中所提到的陈战刚向王树棠出具的还款计划根本不存在。实际情况是由于董辉、陈战刚两人以种种借口并未达成还款协议，王树棠至今也没有见到所谓的还款计划。王树棠与陈战刚既不认识也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双方之间既没有发生转账，也没有相关的还款计划，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树棠在没有相关证据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向陈战刚主张150万元的还款责任，而董辉领去的陈战刚根本找不到人，原审法院的认定让王树棠权利无法得到维护和实现。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2014年4月25日发生在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的150万元借款，是由王树棠转账给董辉，且每月的利息一直由董辉支付给王树棠，与陈战刚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原审判决书中所提到的陈战刚还款协议更是子虚乌有。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对王树棠的诉求中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借款直接不予支持，且没有对该借款的情况进行释明，导致王树棠在既没有转账也没有借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向案外人主张该笔借款，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且陈战刚根本找不到人，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存在还款协议，故原审法院的认定有违司法高效便民的要求。三、董辉和褚宇强系夫妻关系，本案的借款发生在董辉和褚宇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树棠提供的证据也能够证明褚宇强对本案的借款是知情的，且，王树棠和褚宇强是同事关系，王树棠正是基于对褚宇强的信任才将本案的借款借给董辉的，故本案的490万元债务应该由董辉和褚宇强共同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褚宇强不承担本案的偿还责任，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当改判。董辉和褚宇强是夫妻关系，王树棠和褚宇强是同事关系，王树棠正是基于对褚宇强的信任才借钱给董辉，同时该笔债务发生在董辉和褚宇强的婚姻存续期间内，且褚宇强对本案的借款以及董辉吃息差的事实均是知情的，董辉到王树棠家中协商借款及归还情况时均由褚宇强进行陪同，故该笔债务应当属于董辉和褚宇强的夫妻共同债务，褚宇强应该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董辉提交的2015年1月8日录音材料第26页褚宇强所说可以证明，褚宇强对本案的借款不仅是知情的而且是受益人。同时据王树棠了解，褚宇强是医院的招聘人员，每月的工资仅2000多元，紧靠褚宇强的工资根本不可能买房及支撑每月的还房贷6000元（董父所说），褚宇强和董辉除了其父母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每人还有一辆私家车，不可能是靠褚宇强单独负担。实际上，董辉和褚宇强正是靠利用王树棠的借款来层层转借吃息差，才能负担得起房贷、车辆和日常生活支出。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褚宇强对董辉所借王树棠的款项是明知的，且褚宇强和董辉均享用了由王树棠借款所产生的收益，故褚宇强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改判支持王树棠的诉讼请求。董辉、褚宇强共同辩称，1.维持一审判决中对150万元及褚宇强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认定，驳回王树棠的上诉请求；2.本案发还重审或对本案340万元予以改判，改判董辉、褚宇强对340万元及利息不承担还款责任；3.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树棠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王树棠上诉所主张的150万元，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分析判述恰当，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确认维持。王树棠的上诉请求缺少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给董辉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该事实的真实性双方均不持异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根据该《书面证明》的内容可查证，王树棠向董辉银行账户的转款250万元系出借给陈战刚，董辉仅系王树棠对外出借款的代理人或中间人。而该《书面证明》中王树棠清楚明白的载明，董辉“替”陈战刚还款100万元，说明王树棠知道该笔借款的债务人不是董辉，而是陈战刚。且王树棠本人书写、自认的称还有150万元尚未归还，具体见陈战刚的2014年12月9日的《还款协议》内容。现，王树棠在本人亲自书写出具给董辉《书面证明》的情况下，却置该事实于不顾，极力否认与陈战刚之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存在，且拒不提供陈战刚向其出具的《还款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依法应当认定王树棠拒不提供《还款协议》，对此王树棠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二）王树棠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坚持认为在2014年12月13日与董辉的电话录音中，董辉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对此，在一审中已做出说明，系王树棠多次找董辉让其去向实际借款人要款，董辉不胜其扰，进行的激情性答复，不能证明董辉与王树棠之间因此就存在借贷关系。且在2014年12月13日之后，董辉、褚宇强、王树棠及王树棠女儿王蕾、韩飞于2015年1月8日在王树棠位于涧西区××街坊××楼××单元××室的家中进行谈话的录音中，双方对涉及本案的490万元总款的资金走向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协商及谈论如何向实际借款人予以讨要，说明王树棠明知其出借款项的借款人是谁，应该如何讨要，录音资料中表达的非常清楚。在2015年1月8日的录音资料中（详见董辉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七组证据录音资料及录音内容资料书面整理第26页下半部分），该录音中，王树棠明确确认陈战刚向其借款250万元，也就是王树棠于2014年12月9日的《书面证明》中所提到的由董辉“替”还100万元，余款150万元未还的该笔总借款款项。说明王树棠提出上诉的150万元的借款人系陈战刚，而不是董辉。更说明在2014年12月13日的电话录音中董辉所表达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董辉应对该笔款项承担还款责任。二、董辉与王树棠之间系委托理财的代理关系或是王树棠对外放贷的中间人关系，双方之间对包括150万元在内的总款项490万元不存在借贷关系。在有录音资料可证王树棠已承认其实际债务人为何人的情况下，还提起本案的诉讼要求董辉、褚宇强承担还款责任，证明王树棠有违诚信，对其所述的事实，敬请合议庭慎重。（一）王树棠与董辉之间构成代理关系的直接证据就是王树棠为董辉出具的两份《委托书》，这是很直白的证据，不需要太多的法理分析，都可以直接的认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且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更排除了王树棠与董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反过来讲，如果王树棠和董辉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就不会存在王树棠给董辉出具《委托书》的可能。（二）2015年2月8日，董辉与王树棠进行通话的电话录音中（详见董辉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三组证据第四份录音资料及录音内容资料书面整理第3页中间部分），证明董辉与王树棠之间系委托理财的代理关系，王树棠向董辉账户转款系要求董辉代为投资，并提出了不让投资房地产、投资担保公司的条件。因此，对王树棠向董辉账户的转款490万元不能认定为系董辉的借款，董辉与王树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015年1月8日的录音资料中（详见董辉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七组证据录音资料及录音内容资料书面整理第22页下半部分），该录音中王树棠明确确认王树棠通过兴业银行张少斌行长担保向洛阳铭辉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辉公司）借款的事实，说明王树棠提出上诉的340万元的借款人系案外企业铭辉公司，担保人张少斌，而不是董辉。在2015年1月8号的录音资料第27页下半部分的内容说明，王树棠本人明显持有他与铭辉公司包括陈兰净之间的借据，与王树棠在一审提供的并由王树棠备注其资金流向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以下简称《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互相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依法应当认定王树棠拒不提供《还款协议》，对此王树棠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王树棠本案中除了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不完整的录音资料外，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诉求主张的成立，而董辉对其与王树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反而提供了王树棠出具的《书面证明》、由王树棠自己在转款凭证上书写备注的实际债务人、及《委托书》、多份双方通话或谈话的录音资料等证据，证明了自己抗辩意见的事实。对此，二审法院应当依此法规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三、根据王树棠于2014年12月9日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内容可查，王树棠与陈战刚之间在该日双方存在一份《还款协议》，但本案中王树棠拒不提供，故王树棠在上诉状中所述的向陈战刚主张权利无债权凭证的理由不能成立。四、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纠纷不属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褚宇强不承担责任，属于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一审判决的事实查明及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至三条的规定，案涉纠纷所表现出的法律特征与该三条法律规定，均不相符，在案涉纠纷是否属于董辉所负借款债务有争议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事实方面：（一）王树棠向董辉账户转款的事实，在王树棠与董辉未发生纠纷前，褚宇强并不知情。在2015年2月8日的录音资料中（详见董辉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七组证据录音资料及录音资料书面整理第28页第3、4、5、6、8段，及第29页），证明王树棠将款项转给董辉时及其他情况褚宇强不清楚，对此王树棠予以确认，为了防止褚宇强知道该事情，王树棠在休息日就不给董辉打电话。后期，因王树棠要求通过褚宇强联系董辉时，褚宇强才知道该事情。（二）根据王树棠向董辉转款后，董辉的银行流水清单可查，在王树棠转款当日，董辉就将款项直接转款给韩飞。该款项从未在董辉的账户停留过，更不显示有现金取款或转款给褚宇强，从而说明王树棠向董辉转款的款项从未用于董辉、褚宇强的夫妻共同生活，褚宇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三）王树棠一直认为董辉抽取息差，而认为案涉纠纷系董辉、褚宇强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王树棠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但至今王树棠无证据予以证明，而通过董辉、褚宇强的上述事实及证据的分析，可确认褚宇强对案涉纠纷发生时，并不知情，及案涉纠纷款项均系案外人使用，与董辉、褚宇强的夫妻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五、王树棠在上诉状中述称，褚宇强月收入仅有2000余元，那么，其在与褚宇强系同事并掌握褚宇强的低工资收入的情况下，还要将490万元的巨款出借给董辉，王树棠的行为严重超出了人们的普遍认识，更不符合常理。结合本答辩及董辉的上诉理由，可以证明董辉与王树棠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的成立，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更能够让人信服和接受，也符合事实。另，董辉名下在2012年左右5万余元购买奇瑞两箱轿车一辆，是发生案涉纠纷之前所购买，现出售5000元尚没有人购买，仍在使用中。褚宇强名下没有车、没有房，仍拿着每月洛阳市最低的生活标准的工资。在董辉名下有户籍地址的房产一套，该套房产虽然登记在董辉名下，但系家庭共有财产。当时购买房子时，系由董辉的父母将原来的老房子卖掉，全款出资购买了董辉现名下的房产，该房产购买后由董辉、褚宇强夫妇及父母共同居住至今。期间，董辉将该房产向银行抵押商业贷款，房贷现尚未还清，平时偿还的房贷由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董辉的父母均系退休工人，有退休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的事实，驳回王树棠的上诉请求或改判驳回王树棠的一审诉讼请求。董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0311民初2483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董辉不承担340万元的还款责任；二、驳回王树棠对董辉及褚宇强的诉讼请求；三、判决一、二审受理费由王树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对一审查明中，王树棠向董辉转款490万元中150万元不应有董辉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二审应当维持一审对该部分的事实查明及判决认定。（二）一审判决董辉偿还王树棠借款340万元及利息，属查明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对王树棠自认的事实及对董辉出具《委托书》、及双方之间录音资料的事实于不顾，仅凭“不排除”的主观臆断性的不确定用词，而对董辉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显然没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导致作出的一审判决不客观、不公正、不公平。1.董辉系王树棠的代理人，而非债务人的事实非常清楚，且证据确凿充分，王树棠自己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自认，故王树棠起诉董辉及其丈夫褚宇强，缺少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诉求。一审庭审中，王树棠提供的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该三份电子回单王树棠在一审立案时已经提供）中，每一页的最下端王树棠本人均手写备注了王树棠向董辉银行账户转款的去向，结合王树棠向董辉出具的两份委托书，证明王树棠明知董辉系其代理人，其债务人系三份电子银行回单下端备注的公司或个人，且其中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中的备注“互河公司陈战刚姜喜碟”（注：洛阳互河公司，姜喜碟系法定代表人，陈战刚系实际控制人，与姜喜碟系夫妻关系），正好与董辉提供的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出具的《证明》中的150万元吻合，从而说明王树棠与陈战刚之间存在书面还款协议，而王树棠在本案中拒不提供；2014年8月6日的20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中备注“陈兰净借据”，（陈兰净系铭辉公司和银行过桥资金之间的一个中间人，但该200万元的实际借用人系铭辉公司），陈兰净出具有借据，而本案中王树棠同样拒不提供；2014年8月28日的14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中备注“对应吴尚军8月27日的欠条，铭辉”（注：铭辉公司，吴尚军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说明王树棠明知该笔的债务人系铭辉公司，铭辉公司向王树棠出具有欠条（注：实际上是借款合同及借据，备注成了欠条），而本案中王树棠同样拒不提供。另，王树棠知道陈兰净的借款实际上是由铭辉公司使用的，所以才给董辉出具了两份《委托书》，一份针对互河公司、陈战刚，一份针对铭辉公司、吴尚军。上述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在一审法院的庭审审理中，董辉作为己方证据使用，用于证明王树棠自认、明知自己出借款的去向，而王树棠却当庭要求撤回上述有手写备注的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为此，一审法院当庭拒绝了王树棠的此要求。该事实在原一审判决书第9页的第二段中有详细的查明表述，说明王树棠明知其债务人系他人而不是董辉，王树棠发现出示的三份有其手写备注的《工行电子银行回单》对其不利时，却要求当庭撤回，既然一审法院拒绝了王树棠的该要求，但却在原一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对此只字不提，更是对王树棠的该行为不作出合理的评价，致使董辉对一审判决故意偏袒王树棠的事实，产生合理性的怀疑。王树棠在自己持有的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中备注注明了其三笔款项共计490万元的去向。其中2014年4月25日150万元有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条，证明与陈战刚之间存在《还款协议》，为此，一审法院认定董辉不应承担该150万元的还款责任（王树棠本人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条中已明确载明与陈战刚之间有《还款协议》，但王树棠在一审中却极力否认没有该《还款协议》，证明王树棠有失诚信）。而2014年8月6日的200万元，王树棠已注明有“陈兰净借据”，及2014年8月28日的140万元，王树棠已注明有“对应吴尚军8月27日欠条”，对此，王树棠拒不提供该“借据”和“欠条”，而一审法院对此更是不作出合理的评价，对王树棠自认备注的行为如何理解？仅凭王树棠庭审中口头否认没有该“借据”和“欠条”，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就可以只字不提了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王树棠持有该“借据”和“欠条”而拒不提供，对此王树棠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应当驳回王树棠对董辉的诉讼请求。2.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明确，不但有王树棠给董辉出具有两份《委托书》及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和双方的通话录音予以佐证，而且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的行为亦符合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1）王树棠与董辉之间构成代理关系的直接证据就是王树棠为董辉出具的两份《委托书》，这是很直白的证据，不需要太多的法理分析，都可以直接的认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且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更排除了王树棠与董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上述已分析论证了王树棠持有与陈战刚之间的《还款协议》、陈兰净出具有《收据》、铭辉公司有借款合同（即所谓的欠条），从而证明王树棠490万元的债务人为何人，但王树棠拒不提供，致本案的事实不能查明。退一步讲，即使王树棠拒不提供其持有的上述对其不利的证据，否认其债务人，并坚持认为将款项转账给了董辉，董辉应该负责偿还借款的话，在王树棠给董辉出具两份《委托书》的基础上，对王树棠和董辉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分析如下，且有法律依据：代理，有直接代理（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和间接代理（合同法第402条、403条）之分。①直接代理：系以委托人（王树棠）名义为代理行为的代理。直接代理所订立的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王树棠）和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实际上王树棠和董辉之间就是直接代理，王树棠已持有第三人的还款协议或收据或欠条，王树棠与互河公司、陈兰净、铭辉公司之间直接产生了约束力，但王树棠拒绝提供并否认）；②间接代理：系以自己（董辉）名义为代理行为，其效果间接或直接归属于委托人（王树棠）的代理。而间接代理又分为显名的间接代理和隐名的间接代理，1.显名的间接代理：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知道间接代理人（董辉）与委托人（王树棠）之间的代理关系。其订立的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王树棠）与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2.隐名的间接代理：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不知道间接代理人（董辉）与委托人（王树棠）的代理关系。原则上，隐名的间接代理订立的合同只约束受托人（董辉）与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但有原则必有例外，即存在委托人（王树棠）的介入权的法律规定：受托人（董辉）因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的原因对委托人（王树棠）不履行义务，受托人（董辉）应当向委托人（王树棠）披露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委托人（王树棠）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董辉）对第三人（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的权利。）【注：该隐名的间接代理就是在王树棠不认可董辉直接代理的情况下，退一步讲所出现的情况，且王树棠的三份电子银行回单中已备注了款项的去向，说明作为受托人的董辉已向委托人的王树棠披露了第三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等】。上述，不管是从直接代理方面王树棠拒不提供债务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陈兰净等出具的还款协议或借款手续，还是从隐名的间接代理方面董辉向王树棠披露了第三人互河公司、铭辉公司、陈兰净等情况分析，董辉均不是王树棠的债务人，而只是代理人、受托人。上述分析，董辉不是王树棠的债务人，且王树棠自己提供的三份电子银行回单中已备注了自己的款项去向，结合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两份《委托书》及双方的通话录音内容，证明王树棠已明知自己的债务人为何人，且王树棠本人持有债权凭证（但拒绝提供），故王树棠对董辉及其丈夫褚宇强提起本案的诉讼，显然主体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王树棠对董辉的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未作出综合判断，不能客观公正的查明案件的事实，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1.王树棠退休前系150医院的副院长、主任医师，从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二段中表述：“除上述490万元外，王树棠与董辉之间亦有其他转账款项往来，因本案的490万元仅显示王树棠的转出，而未收回，故王树棠仅对本案的490万元提起了诉讼。”的查明来看，王树棠曾向董辉的银行转款除本案的490万元外，还有其他转款，实际上王树棠向董辉账户转款金额高达800万余元，王树棠作为国家公务人员，该笔资金的来源如何？一审法院不曾查明。是否存在非法收入情况，一审法院不予查明。2.王树棠一审中认可在此之前，在董辉2013年在洛阳丰创投资公司上班期间曾通过董辉，向洛阳丰创投资公司出借款几百万元，后该款收回。结合该事实，本案中“不排除”王树棠再次通过董辉对外理财的情况出现，为何一审法院不作出对董辉有利的“不排除”呢？另，王树棠认为系将490万元出借给董辉，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是一个退休前担任150医院副院长的国家高级干部，将该笔需要董辉全家人共同奋斗一辈子也不能有达到该金额的巨款转入董辉账户，却不让董辉出具任何债权凭证,且董辉和褚宇强都是打工一族，月收入合计不到5000元，在没有董辉出具债权凭证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王树棠就将几百万元出借给董辉，是否违背常理？而王树棠之所以这样做，充分说明王树棠持有债务人陈兰净、吴尚军等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其才对此有恃无恐。造成本案的发生，系因王树棠的债务人陈战刚、陈兰净、吴尚军，为逃避债务而躲而不见，王树棠为了挽回损失，才依银行转款凭证为据，向董辉主张权利。如果真像王树棠主张董辉系其债务人的话，为何还要给董辉出具两份《委托书》呢？而且，本案中王树棠主张的490万元中，已有150万元王树棠给董辉出具了书面证明，同一个事实，因为王树棠本人出具有书面证明，虽拒不提供与债务人陈战刚之间的《还款协议》，而一审法院不认定董辉的借款成立，但无书面证明王树棠拒不提供债务人陈兰净、吴尚军出具的借据和收条的情况下，反而认定董辉拖欠王树棠的借款340万元。一审判决对同一个事实，却作出不同的评判结果，且前后论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审判决书第13页正数第14行中用的是“不排除”董辉在不能收回借款后，才告知实际借款人的事实，即用的是不确定的推断。那么，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不被法院认定，是因为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中载明与陈战刚之间存在《还款协议》，该2014年12月9日书面证明也是在2014年4月25日王树棠向董辉转款后所出具，为何一审法院“不排除”呢，是因为王树棠本人亲自给董辉出具有书面证明吗？那么，王树棠向法院提交的打印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的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中由王树棠本人的签字备注内容（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中的备注“互河公司陈战刚姜喜碟”；2014年8月6日的20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中备注“陈兰净借据”；2014年8月28日的140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中备注“对应吴尚军8月27日的欠条，铭辉”），与2014年12月9日本人出具150万元的书面证明，在相隔13天后，法律效力上有何不同呢？是否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本人书写的关于150万元《还款协议》的书面证明的效力要高于时隔13天后，王树棠于2014年12月22日在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中签字备注内容“互河公司陈战刚姜喜碟”、“陈兰净借据”、“对应吴尚军8月27日的欠条，铭辉”的效力呢？一审法院对该效力的高低是如何判断的呢？一审法院顾此失彼的查明与自相矛盾的评判论述，导致错误判决的作出，仅一个“不排除”怎能让董辉对判决结果的信服。又怎能让董辉对一审判决的公正性不产生合理性怀疑呢？另，王树棠将490万元转给董辉，如果是董辉的借款的话，董辉从未向王树棠出具借条等相关债权凭证或提供担保，本身就存在疑问。再结合一审中董辉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的四份电话录音资料内容，可查证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中的“不排除”问题，特别是第三组证据中第四份录音资料（2015年2月8日的录音）中（录音内容资料书面整理第3页正数第12、13段），已证明王树棠在向董辉转款前，要求董辉帮助找投资项目，要求董辉不要投房地产及担保公司，说明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另，一审中董辉提供的第七组证据中的2015年1月8日的录音资料内容（录音内容资料书面整理第27页倒数第3段）可查证，王树棠自认其340万元有两份借据，一个是陈兰净、一个是铭辉公司，而且王树棠还称陈兰净的借据上还有陈兰净的手印。针对该事实，一审法院是如何“排除”的呢？该份录音中的人物系王树棠、董辉、褚宇强、韩飞及王树棠之女王蕾，对该录音的真实性王树棠在一审中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可以“不排除”这是王树棠向董辉转款以后的录音事实，但对其录音内容中王树棠的自认问题，一审法院是如何“排除”的呢？在不能“排除”王树棠没有持有陈兰净借据、吴尚军欠条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中“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树棠手中持有合法有效的直接债权凭证，无证据证明王树棠与吴尚军、铭辉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2段第四行）的表述，是如何认定的呢？难道又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作出的论述吗？3.韩飞2014年12月14日，在两份《借款协议》中为王树棠备注了董辉合计出资340万元的事实，与王树棠持有陈兰净、吴尚军（铭辉公司）借据及欠条的事实，并不发生矛盾，因该行为系董辉及韩飞向王树棠讲述了王树棠款项的转款过程，并在2015年1月8日的录音资料中，均已确认王树棠的340万元的债务人系陈兰净、吴尚军（铭辉公司）。在本案重审时的一审中，一审法院传唤韩飞到庭询问案涉事实，韩飞称，其知道董辉的340万元系王树棠的，也知道董辉系王树棠的代理人。（四）王树棠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证明与董辉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1.民间借贷是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民间借贷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书面或口头。通常情况下，书面借贷协议被大多数采用，而口头借贷协议主要出现在借贷双方系亲友关系的情况。在未订立书面借贷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向另一方主张借贷关系，而另一方予以否认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本案中，虽董辉认可王树棠转账的事实，但董辉与王树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王树棠提供的转账凭条结合王树棠给董辉出具的委托书及书面证明及王树棠提供的有其本人签字备注内容的三份《工行电子银行回单》，更加证明其与董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王树棠依法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法院依法应当驳回王树棠的诉讼请求。二、即使一审法院对王树棠的巨额出借款不能讨回，而感到同情，根据董辉提供的相关证据，应当追加韩飞（第二手转款经手人）及陈兰净、吴尚军或铭辉公司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及切实做到保护王树棠的合法权益，使真正的债务人能够偿还王树棠的债务，而不是仅对作为代理人的董辉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试想，董辉名下仅有一套家庭共有的房产，目前还是银行按揭贷款偿还中，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资产，王树棠依据何理由认为找董辉要款就可以顺利实现债权呢？故，董辉认为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当，应当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直接驳回王树棠对董辉的一审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树棠的诉讼请求。王树棠辩称，一、本案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就340万元借款，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本案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董辉、褚宇强还本付息的行为完全符合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是自然人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董辉明确承认王树棠的490万元在她那里（2014年12月1日与董辉的通话录音及记录），并明确承认双方之间存在的就是借贷关系，多次主动诚恳地承诺向王树棠还款（见2014年10月23日、12月1日及12月13日通话录音及记录）。双方之间存在的毫无疑问是借贷关系。董辉、褚宇强应当依法承担还款责任。2.董辉称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委托理财关系，并提交了收款委托书两份，明显属于故意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实际情况是，收款委托书是董辉于2014年9月以能方便去筹钱尽快归还借款为由，通过QQ发给当时住在北京的王树棠。书面格式及内容都是由董辉自己事先拟好，要求王树棠填写她指定的部份，但不写抬头（见QQ拍照复印件），载明的事项是委托收款，并没有委托理财的合意。王树棠为了能尽快拿到自己的钱款，不得已之下只能按照董辉的要求在委托书上签名。该收款委托书的委托内容明确是收款委托，且时间发生在借款行为近半年后。如果王树棠与董辉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在当初转款前就应当确定并办理委托理财的手续（董辉长期在投资担保公司工作，委托理财的常识和工作流程她是非常熟悉的，这些关键的手续她是决不会忽略的）。董辉在借款行为发生近半年后，才以方便她去筹钱，而后能尽快还钱为由，要求居住在外地的王树棠出具委托收款书。董辉正是利用王树棠年已古稀，又长期住在外地，对洛阳的情况不了解，欺骗住在外地的王树棠出具收款委托书。并且委托收款书上的抬头均是董辉后来所填写，其填写的对象和时间均与实际情况不符。结合当时董辉已经无法支付利息的事实，明显是董辉因不能收回借款而企图想以委托理财的名义逃避借款的手段。事实上王树棠与董辉之间不可能是委托理财关系，而是借贷关系。3.更令人气愤的事，王树棠于2016年11月至今，在众多网站上发现了大量毫无根据的恶意诽谤、攻击王树棠和洛龙法院及洛阳中级法院的文章。点击浏览量已达数百万人次，至今还有部份内容在网上显示。其内容将董辉、褚宇强描写为受害者，并毫无根据地故意捏造事实，不仅对王树棠和洛阳司法部门极尽诽谤和恶意攻击，中伤王树棠，贬低王树棠的人格，还将王树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等有关信息在网络上公开泄露，严重地侵害了王树棠的隐私权，并对王树棠的名誉、身体健康和精神均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网站上不断地大量发布诽谤和恶意攻击的文章，企图煽动网民的情绪，导致不明真相的网民对司法部门和军队干部的不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发布的文章中还公布了大量的案件证据及法律文书。在本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本案件证据及法律文书仅仅由法院、王树棠、董辉三方持有。案件中的大量证据及法律文书出现在以上网络文章中，而且诽谤和恶意攻击的对象是王树棠和法院，把董辉和褚宇强形容为受害人，故完全有理由认定该文章系董辉、褚宇强或雇佣他人发布。用此恶劣的手段企图煽动不明真相的网民，向法院和王树棠施压，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强烈请求法院对此与本案有关并如此恶劣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给当事人依法严肃处理。二、王树棠所提交的银行制式电子回单打印日期是2014年12月22日，上面的备注是在借贷行为发生半年后，于2014年12月下旬董辉回复王树棠资金的去向，王树棠年事已高，怕记不住，才在回单上做了备注记录。但资金的具体流向和运作情况王树棠并不清楚。事实上董辉伙同韩飞等人,将借款层层转手去放高利贷，他们吃高额息差，与职业放贷行为无二。关于董辉承诺还款问题，只要听过录音，就会十分清楚董辉是主动、自愿的承诺。1.董辉以银行需要钱完成任务为由向王树棠借款。王树棠考虑到董辉借款给银行较为安全稳定，而且与董辉的爱人褚宇强是同事关系，彼此熟悉，才放心将钱借给董辉。董辉在借款后向王树棠支付二分的约定利息。对于借款的真实去向及用途，董辉并未如实告知。2014年12月，董辉在王树棠亲自回洛阳多次询问并催促还款的情况下，才告知了从王树棠处借得的款项又借与他人，但如何运作的具体情况，董辉并没有如实给予告知。王树棠对于资金的用途和具体流向并不知情。王树棠因年事已高，怕记不住，仅仅根据董辉提供的情况在电子回单复印件上做了备注记录。2.董辉从王树棠处借款后，当然要向王树棠偿还借款本息。董辉分别在2014年4月10日、7月28日、8月27日共向王树棠归还本金330万元。此后为了稳定王树棠，董辉再三让住在北京的王树棠放心，并反复主动诚恳地承诺剩余款项由她本人一定负责偿还（2014年10月23日的录音及记录）。关于董辉承诺还款问题，只要听过该录音，就会十分清楚的明确董辉是主动、自愿的承诺，其态度也是十分的诚恳。当时王树棠已是古稀老人，长期生活在北京，如何带人去她家吵闹逼迫？董辉说她的承诺是无奈之下才承诺的，这完全是董辉的无耻谎言。王树棠与董辉之间如果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董辉为什么要还本付息？为何要反复主动作此承诺？3.董辉在借款后按月向王树棠支付2分的利息。但根据提供的二份“铭辉公司”的借款协议复印件中，显示约定的月息是4.5%；给“互河公司”所借款的利息更是高达月息九分（见2015年1月27日与互河公司法人姜喜蝶的谈话录音及记录），远远高于国家规定关于民间借贷正常利息的标准。董辉给王树棠的是2分息，彼此之间是符合国家规定正常利息的借贷关系。而董辉则是层层转贷，吃高额息差，与职业放贷行为无二。4.一审中，王树棠要求董辉提供银行来往转账的流水等详细情况，包括向王树棠借款后，资金的去向、支付王树棠的本金及支付利息的来、往帐目等。根本就不是董辉所说由董辉主动提供账目的情况。王树棠在一审过程中当庭提出要求后，过了一个多月，董辉才勉强地向法庭提供了部份银行流水。当时在法庭上，王树棠就指出董辉所提供的银行流水是虚假的，内容也是不完整的，董辉故意隐瞒了其自身获得的利息，以隐瞒其吃息差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关于150万元借款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判决显失公平，应当依法改判。王树棠与陈战刚素不相识，也从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根本不可能与陈战刚发生借贷关系。2014年4月25日250万元的借款人是董辉，董辉本人除按月付息外，还于2014年7月偿还了其中的100万元借款。王树棠已经尽到了自身的举证责任，董辉、褚宇强应当依法承担剩余150万元借款的还款义务。1.王树棠已经向法庭举证证明了2014年4月25日向董辉转账借款250万元，董辉收款后也按月向王树棠支付2分的利息。董辉于2014年7月并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剩余150万元至今未还。每月的利息是董辉本人直接支付给王树棠。该事实足以证明借款是发生在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王树棠与互河公司、陈战刚从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与陈战刚等人也根本不认识，根本不可能与陈战刚发生借贷关系，王树棠已经尽到了自身的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以2014年12月9日王树棠向董辉出具的书面证明条载明董辉曾替陈战刚还款100万元，所欠的150万见王树棠与陈战刚之间的《还款协议》，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为由，认定王树棠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明显事实认定错误。该书面证明条是在王树棠2014年12月临时从外地回洛，急需用钱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拿到自己的借款，才按照董辉的要求出具的，其内容和意思的表达明显与事实不符。董辉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的时间为2014年7月28日，而该书面证明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12月9日。该书面证明条是董辉为了逃避还款责任，利用王树棠急于拿到借款的心理，欺骗王树棠出具的。该书面证明条并不等于重新制定了借、还款合同，也不等于债务的转让。在没有还款协议以及具体内容、后续实施履行的情况下，该书面证明条应当不具有法律效力。3.王树棠于2014年4月25日向董辉转账借款250万元，并约定月息2分。借款后的前期，每月董辉本人一直按照约定的利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将利息转给王树棠。董辉于2014年7月28日向王树棠还款100万元，剩余150万元董辉至今未还。王树棠后来多次询问及多方了解，2014年12月董辉才告知临时回洛阳的王树棠，借到王树棠的款项后，她将借款转给了韩飞，由韩飞出借给了互河公司等公司。并告诉王树棠想尽快拿回钱款，王树棠只能与她一起向陈战刚等案外人讨要。但王树棠认为，王树棠并不认识互河公司及陈战刚等案外人。王树棠正是基于认识褚宇强并对董辉夫妻有一定的信任，才将钱借给了董辉。每笔借款转账仅仅发生在王树棠与董辉之间，董辉又每月依约直接向王树棠支付利息，并于2014年7月归还王树棠100万元，双方之间是明确的正常借贷关系，该笔借款应当由董辉承担还款责任。董辉在2014年12月13日与王树棠的通话中，明确所有借款均是董辉向王树棠所借，且此前也多次主动表示承担还款责任。因此，2014年4月25日发生在王树棠与董辉之间的借款应当由董辉承担还款责任。4.本案的150万元借款和“铭辉公司”340万元的借款资金流向及资金运作手段是完全相同的。董辉和陈战刚相互联合起来对王树棠进行欺骗，策划好以尽快还款的虚假表示来骗取王树棠写所谓“还款证明条，”企图以此种手段转移目标并逃避本案的债务。本案的150万元借款与另外340万元借款的事实相同，一审法院在案件的客观情况如此相似的情况下，却对两笔借款作出了相反的认定，明显事实认定错误。董辉应当是本案的借款人，应当依法承担还款责任。5.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董辉将490万元款项转给韩飞，并由韩飞对外出借。重审时，一审法院对韩飞进行了传讯询问。虽然陈战刚没有到庭，但关于该借款，一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询问韩飞、互河公司法人姜喜蝶等人了解到该笔借款的具体情况；法院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多种措施辨别并查清借款的真实情况。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认真详细地查清该事实，直接判决该150万元褚宇强不承担还款责任，明显是在偏袒褚宇强。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那么这150万元借款，王树棠应该向何人、到何处去索要？王树棠的钱是借给董辉的，陈战刚是2014年12月9日晚间由董辉临时带到王树棠家中的，王树棠与陈战刚素不相识，前后过程都是董辉在与陈战刚联系（见2014年12月11日董辉与陈战刚的通话录音及记录），王树棠又没有与陈战刚之间的转款证明及借据等材料，让王树棠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6.董辉自称与陈战刚素不认识，但董辉却又说她替陈战刚还了100万元（2014年7月）,而且褚宇强对王树棠说“当初还你100万元,董辉到处借钱还你”（见董辉所提交的2015年1月8日录音记录）。褚宇强说董辉到处借钱还给王树棠100万元，很明显董辉并不是替陈战刚还钱，而正是她自己的债务。董辉与陈战刚当时并不认识,为何到处借钱去替素不认识的人还钱？岂不是自相矛盾!董辉、陈战刚欺骗王树棠书写的还款证明条,证明条中的内容仅限于董辉己还钱100万元，还有150万元未还，剩下的款项按董辉的意思是由陈战刚负责偿还并书写还款计划。实际上还款证明条中的内容是董辉编造谎言欺骗王树棠书写的，而且还款证明条中所附条件（即签订还款计划）并未形成，故不具有法律效力。四、董辉和褚宇强系夫妻关系，本案的借款发生在董辉和褚宇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诸多证据也能够充分证实褚宇强对本案的借款是知情并亲自参与了的，且褚宇强也享受了王树棠借款所带来的收益。王树棠与褚宇强是同事关系，王树棠正是基于对褚宇强的信任才将本案的借款借给董辉的。本案的490万元债务应该由董辉、褚宇强共同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褚宇强不承担本案的偿还责任，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当改判。1.王树棠和老伴苏彦芝与褚宇强是同事关系。王树棠退休后长住北京，原来根本就不认识董辉。是褚宇强在王树棠回洛阳期间，将董辉引见给王树棠。王树棠正是基于对褚宇强的信任才借钱给董辉的。董辉并未住在医院宿舍，王树棠在医院的住处她并不知道,而且王树棠长期住在北京，何时回洛阳董辉根本不清楚，这些情况都是褚宇强告诉董辉的。借钱及谈还款事宜时，经常是褚宇强陪同董辉一起去王树棠家进行的(董辉提交的2015年1月8日的录音就是褚宇强和董辉一起去王树棠家并事先策划、准备录音的)。2.禇宇强仅仅是150医院的招聘医生，工资并不高，他个人收入根本不足以养家，也不可能买房买车，家里还有岳父母二个老人（还不包括老家的父母）和二个孩子，褚宇强一人的经济收入是根本负担不起的。但他还说与岳父母住在一起不方便，准备再买一套房。他与董辉还各有一辆私家车上下班。3.在董辉提交的2015年1月8日的录音文字记录中第26页：禇宇强明确说：“董辉跟那些钱弄弄，现在本身生活马上有希望转好。”和“董辉为了还你那100万元（指2014年7月）到处去借钱。”该份录音是褚宇强和董辉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其内容恰恰可以证明褚宇强对本案的借款是知情的，并且褚宇强也享受了该借款的收益。4.禇宇强不仅知道董辉的所为，还亲自参与其中。而且享受了董辉等人层层转贷、获取高息而产生的收益所带来的生活日益好转的好处。董辉和褚宇强是夫妻关系，该笔债务发生在董辉和褚宇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褚宇强对本案的借款以及董辉吃息差的事实均是知情并参与了的，故该笔债务应当属于董辉和褚宇强的夫妻共同债务，褚宇强应该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范围规定：夫妻从事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不管是夫妻一方生产、经营，还是双方生产、经营，只要共同享用了生产、经营所带来的利益，就应当共同承担债务。褚宇强对董辉所借王树棠的款项是知情并亲自参与了的，并且褚宇强和董辉均享用了由王树棠的借款所产生的收益，故褚宇强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王树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董辉立即向王树棠返还借款490万元整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50万元本金自2014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0万元本金自2014年8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140万元本金自2014年8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依法判令褚宇强对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董辉、褚宇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董辉与褚宇强系夫妻关系，王树棠与褚宇强原系同事关系。2014年4月25日，王树棠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形式向董辉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2014年8月6日，王树棠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形式向董辉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2014年8月28日，王树棠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形式向董辉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40万元；上述三笔转款均有《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佐证，合计金额490万元。（二）董辉银行转账中有250万元，经董辉之手再转给了韩飞，再由韩飞出借给互河公司的陈战刚。后经王树棠和董辉及陈战刚共同协商，由董辉替陈战刚偿还王树棠借款100万元，余款150万元王树棠于2014年12月9日给董辉出具了书面证明条，称还有150万元尚未归还，具体还款协议见2014年12月9日陈战刚还款协议内容。该150万元即为本案中王树棠主张的490万元中的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三）2014年8月6日转给董辉的200万元及2014年8月28日转给董辉的140万元，合计340万元，由董辉转给韩飞，再由韩飞作为出借人出借给吴尚军、铭辉公司，即上述王树棠持有的韩飞与吴尚军、铭辉公司两份《借款协议》中韩飞书写备注的董辉出资的340万元，该340万元的实际所有人系王树棠，该事实在王树棠和董辉之间的谈话录音中及王树棠和董辉及韩飞之间的谈话录音中，均能够印证。（四）王树棠和董辉之间，除本案涉案的490万外，还有其他转账往来，均系王树棠转账至董辉账户，最终收回也是通过董辉的账户，董辉每次按月息2分，将利息转账至王树棠的账户。王树棠认为董辉从中吃高息，抽取息差，认为此系与董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董辉予以否认。（五）原审中，王树棠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要求调取董辉名下账户资金来往情况以及王树棠资金的去向，为此董辉主动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王树棠向其账户合计转款490万元以及该490万元的去向的工商银行流水。从该流水及董辉的解释，每次王树棠转款后，董辉即将该款转入韩飞的账户，由韩飞对外出借。重审期间一审法院对韩飞进行了询问，韩飞认可上述两份《借款协议》和《收条》。因陈战刚早已失联，一审法院多方联系和传唤陈战刚无果，无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因当事人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使一审法院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王树棠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形式于2014年4月25日向董辉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于2014年8月6日向董辉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于2014年8月28日向董辉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40万元，合计490万元，因有《工行电子银行回单》佐证，且董辉亦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关于2014年4月25日的150万元，王树棠于2014年12月9日向董辉亲笔出具书面证明条，称所欠的150万元见与陈战刚之间的《还款协议》，而且在证明条中载明董辉曾替陈战刚还款100万元。根据2014年12月11日、2015年1月12日和1月25日王树棠与董辉、以及董辉与陈战刚的多份电话录音显示，王树棠急于和陈战刚、姜喜蝶会面，商量还款事宜，但关于是否签订《还款协议》语焉不详。在2015年1月8日的录音中，王树棠提及陈战刚、姜喜蝶签订了“借款协议”，加盖了“公司印章”。王树棠虽坚决否认自己与陈战刚签订任何《还款协议》，但对其2014年12月9日亲笔出具的证明，却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由于陈战刚无法传唤到庭接受询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王树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王树棠要求董辉偿还该笔借款150万元不予支持。（二）关于2014年8月6日的200万元及2014年8月28日的140万元，合计340万元，虽董辉已向王树棠告知了该笔款项经韩飞之手出借给了吴尚军、铭辉公司，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树棠手中持有合法有效的直接债权凭证，无证据证明王树棠与吴尚军、铭辉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故让王树棠直接向吴尚军、铭辉公司主张权利，显然不能成立。虽董辉向王树棠告知了自己的下手转款接收人系韩飞，并提供了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但王树棠与韩飞及吴尚军、铭辉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从韩飞提供给王树棠的2014年10月22日和2014年12月14日的《借款协议》和《收条》复印件中韩飞手写备注部分可查，在韩飞作为出借人出借的款项中包含了董辉出资共计340万元，证明韩飞与王树棠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意见，虽董辉提供了王树棠出具的委托收款的委托书及与王树棠之间的录音资料，但该委托书及录音资料均系在王树棠向董辉转款后的行为，不排除董辉在不能收回借款后，才告知实际借款人的事实，故董辉辩称的与王树棠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关于王树棠认为董辉从中赚取息差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董辉对王树棠承担340万元的还款责任，董辉可另行向案外人主张权利。（三）关于利息的约定及支付截止期限问题，虽王树棠与董辉均对月息2分及王树棠主张的计算期间不持异议，但王树棠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故按王树棠的主张予以认定；付息截止期限董辉认可王树棠诉求中的期限，故对20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8月6日起计算，14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8月28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四）董辉所负债务虽发生在与褚宇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明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故褚宇强不应承担本案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董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树棠借款本金3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20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8月6日起计算，14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8月28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二、驳回王树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树棠负担18000元，董辉负担33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树棠关于董辉、褚宇强应当对剩余150万元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因王树棠在2014年12月9日出具的书面说明条中明确写明了该150万元款项具体还款协议见同日陈战刚还款协议内容，且王树棠在上诉状中称出具说明条时陈战刚与董辉均在场，应当认定王树棠与董辉、陈战刚对于剩余150万元款项的偿还方式经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王树棠同意该150万元款项由陈战刚偿还；王树棠称该说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据此驳回王树棠关于该15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董辉提交的转款凭证显示其收取涉案款项后随即便转出，韩飞与案外人签订借款合同中关于包含董辉款项的备注，也能够印证董辉关于款项转给韩飞或韩飞指定案外人的说法，结合案涉款项数额较大的事实，不能认定借款系用于董辉与褚宇强夫妻共同生活，王树棠关于褚宇强应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款项均转至董辉个人银行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董辉应当对该款项不属于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董辉称其收取王树棠款项系因王树棠委托其投资，但作为受托人，董辉没能提供王树棠与其他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结合王树棠对此不予认可，以及董辉在2016年1月5日质证中认可的韩飞的电话录音中，韩飞关于王树棠并未与其发生法律关系、其仅认可合同中包含董辉款项的内容，本院并不能认定王树棠通过董辉与案外人达成了借款协议。案涉借款的利息由董辉向王树棠支付，以韩飞名义与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利率为4.5%，且注明其中包含董辉共计340万元款项，故王树棠称其与董辉系借款关系，董辉从中获取一定利益，并依据其给董辉的转款凭证向董辉主张还款具有证据优势。董辉提交的委托书抬头处由董辉填写，内容也仅能证明王树棠委托董辉收款，并不能充分证明双方自始约定为委托投资关系，一审法院判令董辉对其收取款项中的34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处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树棠与董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300元，由王树棠负担18300元，由董辉负担34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园审判员 耿源泓审判员 王少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