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6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飞波，男，汉族，1964年2月26日出生，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公民身份号码：12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斌，男，汉族，1968年5月14日出生，住址：天津市和平区×××××××××××××××，公民身份号码：12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勇，男，汉族，1964年2月16日出生，住址：天津市南开区×××××××××××××××××，公民身份号码：120×××××××********。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丹，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飞波因与被上诉人李斌、魏勇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9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飞波，被上诉人李斌、魏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飞波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事，一审法院对变更事宜责任认定是错误的，判决结果也是颠倒是非的。需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份股权交易，被上诉人是卖方，上诉人是买方。那么卖方提供所卖的“东西”了吗？没有。判决结果“三、被告王飞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李斌、魏勇将两原告持有的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5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王飞波名下。”，被上诉方至今（2019年9月18日）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办理变更手续，上诉人如何协助？这再次证明拖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事的责任方不是上诉人，而是被上诉人。2015年4月3日两被上诉人向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在法定的2017年5月19日，两被上诉人未出席开庭。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同时也是藐视法庭、不守信用、玩弄上诉人。判决书中根本提及、认定这个事实。因此，不能认定被上诉方的积极解决问题的。依据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于2015年1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魏勇的三十万元为“但亦认可上述款项系因双方都有股权转让意向，其应原告要求转的，据此可知，上述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原法院法官这样认定，“无证据显示被告积极行使要求原告履行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权利”。判决书又说：“原告在此期间亦有向被告催促办理股权事宜，无证据显示被告积极行使要求原告履行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权利，被告称原告未能协助其办理工商相关手续，缺乏相应的事实”。那么这三十万既不是被骗之钱，又不是推进变更工商登记之费用，那么这三十万元是什么？如果这三十万元是，那么被上诉人提供变更工商登记之相关手续了吗？如何判定被上诉人是积极的呢？事实是到现在（2019年9月18日）为止，被上诉人没有出具任何变更工商登记的相关文书。这恰恰说明被上诉人在收取三十万后，故意拖延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判决书称“被告称原告未能协助其办理工商相关手续，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故，本案应认定被告存在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是什么逻辑与根据呢？这同样是事实不清，颠倒是非的判决。2015年11月26日，到广东并要约被上诉人见面，因为在这之前，曾多次催促被上诉人提供工商变更文书，一直未有能见到实物。在到达广东的前三天，也就是11月23日，上诉人清晰地通知上诉人到广东的日程及安排，并告知了具体住处。在27号清楚地告知上诉人28号的行程安排。由于被上诉人的拖延，不但在27日未能见到，连28日也未能见到。无奈上诉人开完会后直接奔惠州，并约在28号当天晚上或29号见面。如果被上诉人积极的话，应该在28号晚上见面。上诉人等到29日上午10点，仍不见联系（魏勇说29日见面的），因有事出去，并发短信给魏勇。下午3点52分回到酒店并及时通知魏勇，一直在酒店等到晚上7点50分，仍不见魏勇露面。后发短信，如果见我可到其他地方直接找我，晚八点十分魏勇回复了短信，拒绝了见面。仅仅举此一例，就可看着被上诉人说我“不露面”的谎言。判决书上的“而被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其曾积极要求原告方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原告方拒绝办理的情形”无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因此判决也是错误的。从另一方面讲，被上诉方上出卖股份的，变更股份手续的主办方是被上诉人，上诉人仅仅是协助而已，这个需要明确。事实是被上诉人仅仅发过邮件，从来没有积极对应，期间上诉人催促办理其办理文书等手续或者见面交流，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提供过文书。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提供过变更股份手续的相关文书，也没有到上诉人那里找过上诉人。那么依据什么证明被上诉人是积极性的，而上诉人是拖延的呢？被上诉人的积极办理的工商相关手续的证据在哪里呢？这再次说明一审的判决是是非颠倒的判决。判决书的判决二、三条，即：“二、被告王飞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斌、魏勇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70000元。被告王飞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李斌、魏勇将两原告持有的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5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王飞波名下。”这个判决结果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样的判决如果在上诉人执行了转款人民币670000元后，被上诉人不执行股权变更，那这款是不是与上诉人之前的转款是不是一样的结果，即被被上诉人无端吞噬呢？这样的判决结果实际上是助长了被上诉人非法企图，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被上诉人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判定被上诉人不执行合同、追回已被被上诉人骗取的合计三十三万元资金。综上，一审判决无视事实，颠倒是非，判决结果严重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合同权益。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约束，放纵甚至怂恿了被上诉人的拖延与骗取钱财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斌、魏勇共同答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惠州市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答辩人以人民币100万的价格购买两答辩人持有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被答辩人应严格履行。2011年7月10日，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约定两答辩人持有的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合计55%，作价100万元,转让给被答辩人王飞波或其指定的人。2011年7月27日，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又签订《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约定两答辩人同意将两人持有的全部股份作价100万元转让给被答辩人或被答辩人指定的人。自签订协议十个工作日内被答辩人向两答辩人支付定金5万元，两答辩人收到定金后，于十个工作日内协同被答辩人完成27.5%股份转让手续，转让手续完成后，被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剩余款项50万元于180日内支付,逾期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两答辩人计付利息，同时办理剩余股份的转让。两答辩人及被答辩人均在上述两份协议上签名确认。2015年5月，三方签订《惠州市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再次确认被答辩人以100万的价格收购两答辩人持有的惠州市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被答辩人未约定履行《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中约定的付款义务，被答辩人属于违约方。被答辩人未按照《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约定期限支付足额定金5万元。2011年7月27日，被答辩人签订完《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按照意向书约定被答辩人应于2011年8月11日前支付5万定金，但被答辩人却于2011年9月28日仅支付了2万元。被答辩人一直配合答辩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导致股权至今为变更，但答辩人从签订上述协议也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答辩人在被答辩人未约定支付足额定金的情况，鉴于双方之前合作关系分别于2012年11月7日，2014年5月6日通过邮件催促被答辩人办理股权变更事宜，同时也承诺愿意先变更股权后付款，被答辩人均不配合。被答辩人在收到答辩人第二次起诉资料后于2015年1月29日向答辩人支付30万股权转让款，但答辩人为了逃避付款义务拒不配合答辩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斌、魏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1年7月10签订的《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2011年7月27日签订的《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67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3、判令被告立即协助原告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登记；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18日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0万元，其中，原告魏勇、李斌各认缴出资132万元，占股比例为27.5%，被告王飞波认缴出资216万元，占股比例为45%。2011年7月10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约定两原告持有的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合计55%，作价100万元，转让给被告王飞波或其指定的人，具体转让时间及付款方式由当事人再具体商定后以后续协议或合同约定，被告承诺将以上面约定转让价格接受两原告的股份，两原告也承诺从即日起，公司的经营与他们无关。后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约定：两原告同意将两人持有的全部股份作价100万元转让给被告或被告指定的人；自签订协议十个工作日内被告向两原告支付定金5万元，两原告收到定金后，于十个工作日内协同被告完成27.5%股份转让手续，转让手续完成后，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剩余款项50万元于180日内支付，逾期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两原告计付利息，同时办理剩余股份的转让。原、被告均在上述两份协议中签名确认，其中，意向书打印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27日，被告王飞波签名旁有手写注明“2012年2月21日”。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共向两原告支付了32万元，其中，2万元由案外人孙雪刚于2011年9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代被告支付给原告魏勇，30万元由被告王飞波于2015年1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魏勇。另查，2015年，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原、被告均有出席会议，代表公司股东100%表决权，并作出股东会决议：1、同意李斌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7.5%的股权，共132万元以50万元转让给王飞波；2、同意魏勇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7.5%的股权，共132万元以50万元转让给王飞波，并同意就上述决议事项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再查，原告称其多次催促被告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原告魏勇与被告的往来电子邮件截图二份予以佐证，其中，原告魏勇于2012年11月7日发给被告的邮件内容为：“你定办理的时间。我想整理资料现时办也可以。”，被告的回复为：“出差中，回去时再通知”。2014年5月6日，原告魏勇发给被告的邮件内容为：“飞波：咱们关于公司事宜达成的协议已近三年，在这其间我们遵守协议，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事务。希望你尽快落实协议内容，你经济上一时周转不过来的话，先把公司股权的事办理，……”。被告对上述邮件内容均予以认可。被告还称，其在支付30万元后，有通过电话要求原告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原告均不配合。两原告则称，其愿意配合被告办理变更登记，也愿意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再支付剩余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被告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及《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系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两原告请求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法有效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协议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按照双方在《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中的约定，自签订协议十个工作日内被告应向两原告支付定金5万元，两原告收到定金后，于十个工作日内协同被告完成27.5%股份转让手续，转让手续完成后，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剩余款项50万元于180日内支付，逾期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两原告计付利息，同时办理剩余股份的转让。上述意向书签订后，被告在约定的定金支付期限内仅支付了2万元，直至2015年1月29日才又支付了30万元；两原告提交的经被告确认真实性的邮件截图显示，原告方在此期间有催促被告办理股权变更事宜，而被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其曾积极要求原告方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原告方拒绝办理的情形；被告称，其在支付了30万元后，有通过电话要求原告方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其也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再者，庭审中，两原告亦表示愿意配合被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同意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再支付剩余转让款。因此，在双方之间的上述协议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为促使协议继续履行，两原告主动请求被告协助将两原告持有的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5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被告理应按约向两原告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67万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被告于2015年1月29日支付了30万元后，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过错在于被告，因此，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斌、魏勇与被告王飞波之间签订的《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合法、有效；二、被告王飞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斌、魏勇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70000元；三、被告王飞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李斌、魏勇将两原告持有的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5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王飞波名下；四、驳回原告李斌、魏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00元，由被告王飞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并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李斌、魏勇自愿先履行第三判项确定的过户义务。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及《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书》及《关于转让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意向书》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履行过过程中，被上诉人李斌、魏勇催促上诉人王飞波办理股权变更事宜，上诉人王飞波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李斌、魏勇拒绝办理，具有延迟履行的情形，因诉讼中被上诉人主动请求将惠州飞泰科科技有限公司5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王飞波名下，双方合同目的能够实现，上诉人王飞波不具有合同解除权，一审判决并未认定上诉人存在违约，因此驳回了被上诉人李斌、魏勇延迟履行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履行保障的问题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的履行期限均为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李斌、魏勇自愿先履行第三判项确定的过户义务，本院予以准许，在执行过程中按此先后次序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飞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王飞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