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津民终4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312室。 法定代表人：戴清，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涛，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飞，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宇伟业(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毛家路31号A-015。 法定代表人：温力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悦，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桢珍，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宇伟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385号学府国际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高贵银，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悦，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桢珍，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号院6号楼2层203-3室。 法定代表人：李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悦，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桢珍，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保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宇伟业(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1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兴保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涛，被上诉人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兴保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共同向新兴保得公司支付货款33037825元，赔偿相应违约金249455.79元(自2018年6月2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31日，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并将违约金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中国华宇公司对上述给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未查清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的关系。案涉十份《产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是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签订，华宇上海公司实际收货并付款。虽然根据《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签订的合同系华宇伟业公司委托上海华宇公司代为执行，但结合实际履行情况，华宇伟业公司必然存在先将货款转给上海华宇公司，再由后者对外付款的情况。如果上海华宇公司实际收取了华宇伟业公司的款项后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上海华宇公司对于最后形成的欠款也有向新兴保得公司付款的义务。此外，华宇伟业公司、上海华宇公司并未向新兴保得公司出示委托授权手续，属授权不明，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中国华宇公司签署《履约保证协议书》，虽然明确了中国华宇公司为ZHBD-HYWY20161226号《产品购销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保证，但后续的《购销框架协议》是该合同的延续，并非新合同，中国华宇公司应就十份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买受人应付货款、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费用等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实际采购方和中国华宇公司是否应按保证协议书继续承担保证义务两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逻辑冲突，认定两份合同在产品数量、单价、价款支付、总货款等方面存在差异，不能仅凭《履约保证协议书》证明中国华宇公司为后续协议提供连带担保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对票据保证以及商业汇票承兑担保函的认定属于对法律理解与适用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中国华宇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行为应依据担保法及司法解释认定构成保证担保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4.中国华宇公司与华宇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重叠，故华宇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章亦应代表中国华宇公司的知情与同意，故担保函虽未经中国华宇公司签章也应认定产生担保效力，中国华宇公司应承担《补充协议》中五千万元货款的保证责任。4.三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侵犯第三人利益的违法行为，意图通过签订《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2017年3月2日《购销框架协议》以及华宇伟业公司变更出资人等方式达到转换付款义务人，华宇上海公司逃脱付款责任，中国华宇公司逃脱出资人义务及担保责任目的。 华宇上海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华宇上海公司、新兴保得公司及华宇伟业公司签订的《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明确约定华宇伟业公司委托华宇上海公司代为执行业务相关事宜，华宇上海公司作为受托方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依法驳回新兴保得公司的上诉。 华宇伟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涉合同纠纷缘于华宇伟业公司与新兴保得公司间的贸易往来，相关的权利义务应由华宇伟业公司承担，与华宇上海公司无关。请求依法驳回新兴保得公司的上诉。 中国华宇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任何的担保必须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中国华宇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对外担保应当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严格程序。对于票据担保函，新兴保得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明确表示其提交的中国华宇公司出具的商业汇承兑汇票担保函并不作为本案证据，故担保问题不应作为上诉案件审理内容。关于购销合同问题，中国华宇公司只对2016年签署的合同提供担保，除非中国华宇公司另行就2017年所出具的所签署的购销合同作明确的书面担保，否则不应当认定承担担保责任。请求依法驳回新兴保得公司的上诉。 新兴保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共同向新兴保得公司支付货款33037825元，赔偿相应违约金249455.79元(自2018年6月2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31日，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并将违约金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中国华宇公司对上述给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6日，新兴保得公司（销售方）与华宇伟业公司（采购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编号为ZHBD-HYWY20161226）。约定：产品名称为乙二醇（MEG），数量（吨）为年供50400+/-5%,单价（含税）为4796元（随行就市，具体价格见月度执行合同），每月度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交货，总价为241718400元。交货地点为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仓库，销售方提前一个工作日通知采购方交割。支付方式为每月度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采购方支付该月度合同金额的10%的预付货款，销售方在收到预付货款后2个工作日内发货，至该合同约定货物交割完毕后进行结算，根据结算金额开具相应全额增值税发票（17%）。销售方开票后40日内，采购方支付全部剩余货款。如逾期付款，采购方按逾期货款金额日万分之五向销售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同日，新兴保得公司（出卖人）、华宇伟业公司（买受人）及中国华宇公司（担保人）签订《履约保证协议书》。约定：买卖双方基于乙二醇项目合作，在2016年12月26日签订了《乙二醇购销合同》及具体月度合同（以该系列合同为本协议的主合同），保证人为保证买受人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三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7年3月2日，新兴保得公司（销售方）与华宇上海公司（采购方）签订《购销框架协议》（编号ZHBD-SHHY20170302）。约定：产品名称为乙二醇（MEG），数量（吨）为年供约57000,单价（含税）为7000元（随行就市，见具体执行合同），交付时间为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履行完毕，约45天一个执行周期，总价为39900万元。交货地点为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仓库，交货时间为执行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交货，销售方提前一个工作日通知采购方交割。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采购方预付销售方货款5000万元整，付款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票号0010006125998211、0010006125998212、0010006125998213。中国华宇公司对以上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贴现费用由采购方承担。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7年3月25日，华宇上海公司（甲方）、新兴保得公司（乙方）及华宇伟业公司（丙方）三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华宇上海公司委托华宇伟业公司向新兴保得公司支付乙二醇采购预付款五千万元整；华宇伟业公司付款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票号0010006125998211、0010006125998212、0010006125998213（附中国华宇公司对三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担保函）。《委托付款协议书》附件2中国华宇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载明：根据华宇伟业公司的要求及申请，中国华宇公司出具该函；担保商业承兑汇票明细中列明的票号与上述《委托付款协议书》中涉及的商业承兑汇票票号相一致；中国华宇公司为上述合计五千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华宇上海公司（甲方）、新兴保得公司（乙方）及华宇伟业公司（丙方）三方签订《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约定：华宇上海公司与新兴保得公司双方2017年1月1日起签订的乙二醇相关合同的业务，鉴于华宇上海公司为华宇伟业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关系，就华宇伟业公司委托华宇上海公司代为执行业务相关的事宜，三方协议：原合同及其项下中所涉及业务的为新兴保得公司、华宇伟业公司双方业务，因华宇伟业公司原因，故华宇伟业公司委托华宇上海公司代为执行与新兴公司的业务合同；且在业务执行过程中所有应收应付款项均与华宇上海公司无关，由华宇伟业公司实际承担。 新兴保得公司（甲方）、华宇上海公司（乙方）及华宇伟业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于2017年3月2日签订《购销框架协议》。由于协议第七条中约定的票号已到期，现三方在原合同基础上订立补充协议。为保证新兴保得公司如约按期收回货款，华宇伟业公司作为华宇上海公司的上级公司，为华宇上海公司应付新兴公司货款提供由中国华宇公司担保、华宇伟业公司开具的合法商票作为质押。原合同中的票号变更为新的票号并附有相应的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华宇伟业公司以上述商票及华宇伟业公司上级公司中国华宇公司对上述商票提供的担保函交予新兴保得公司；该协议自三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新票据及担保函生效后，原有票据及担保函自动失效。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宜。一审庭审中，新兴保得公司当庭确认上述《补充协议》附件2即中国华宇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并不作为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 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3日、4月17日、4月25日、5月9日、6月2日、8月14日、8月15日、10月9日、12月29日和2018年4月3日签订十份合同标的物均为乙二醇的《产品购销合同》或《购销合同》。其中，违约金支付方式及标准，除2017年5月9日《购销合同》第九条约定“一方对另一方有违反合同的行为，按合同总金额的10%进行赔偿”外，其余九份合同第七条均约定，销售方根据结算金额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17%）。开票后40日内，采购方支付剩余货款。如逾期付款，采购方按逾期货款金额日万分之五向销售方支付违约金，中国华宇公司对本业务的货款支付及因逾期付款带来的一切损失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外，在上述前五份合同相应的《收货确认函》落款处，华宇伟业公司及华宇上海公司均加盖公章；在上述后五份合同相应的《收货确认函》落款处，华宇上海公司加盖公章。 一审庭审中，新兴保得公司陈述，其与华宇上海公司于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4月3日期间签订的十份买卖合同的付款模式为滚动付款，华宇上海公司每一笔付款与合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其在本案中诉请货款本金的计算方式为：十份买卖合同的货款总金额为362280475元，华宇上海公司从2017年4月18日后共向新兴保得公司支付货款43笔共计329242650元，上述货款总金额减去付款总金额即为新兴保得公司诉请货款本金33037825元。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公司在一审中对新兴保得公司主张的十份买卖合同的货款总金额及华宇上海公司已付货款总金额均予认可，确认收到十份合同项下全部货物，且对质量未提出异议。 另查，新兴保得公司原名称为中华保得交通总公司天津公司，其于2017年11月27日向有关部门申请，变更为现名称。 一审法院认为，华宇上海公司、新兴保得公司及华宇伟业公司签订的《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购销框架协议》以及其后十份《产品购销合同》或《购销合同》，均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1.与新兴保得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应承担给付货款及违约金责任的主体是哪方当事人；2.中国华宇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案涉十份《产品购销合同》或《购销合同》系在新兴保得公司和华宇上海公司之间订立，且华宇上海公司进行了收货和付款，但根据《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华宇上海公司与新兴保得公司于2017年1月1日起签订的乙二醇相关合同业务，实际上系华宇伟业公司委托华宇上海公司代为执行，在该确认书中三方缔约主体一致确认在业务执行过程中所有应收应付款项均与华宇上海公司无关，由华宇伟业公司实际承担。本案中，新兴保得公司诉请的货款系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4月3日期间所订立购销合同项下，故按照上述确认书的约定，与新兴保得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应承担给付货款及违约金责任的主体应为华宇伟业公司。新兴保得公司要求华宇上海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依据，且与各方当事人在上述确认书中的意思表示相悖，一审法院对于新兴保得公司要求华宇上海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公司对案涉十份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总金额362280475元及华宇上海公司已付货款总金额329242650元均予认可，并自认收到十份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故一审法院认定华宇伟业公司应当向新兴保得公司给付货款33037825元。 此外，关于新兴保得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根据其提交的记账凭证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新兴保得公司为案涉买卖合同最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根据“开票后40日内，采购方支付剩余货款”的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新兴保得公司有权从2018年6月3日起向华宇伟业公司主张违约金。另，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新兴保得公司主张以欠付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违约金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且不违反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支持；各被告关于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请求调减至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中国华宇公司作为担保人与新兴保得公司、华宇伟业公司签订了《履约保证协议书》，但该协议书明确约定担保人系就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编号为ZHBD-HYWY20161226的《乙二醇购销合同》及具体月度合同提供担保。之后，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再行签订《购销框架协议》，并在之后陆续签订十份具体的购销合同。庭审中，新兴保得公司主张2016年12月26日《产品购销合同》转为了2017年3月2日《购销框架协议》，但上述两份合同在产品数量、单价、价款支付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尤其在总货款方面，在后的《购销框架协议》大幅高于在先的《产品购销合同》，现新兴保得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中国华宇公司就在后的《购销框架协议》及后续十份具体购销合同明确作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新兴保得公司仅根据《履约保证协议书》向中国华宇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依据。 此外，虽然案涉十份购销合同中有“采购方上级公司中国华宇公司为其对本业务的货款支付及因逾期付款带来的一切损失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相关约定，但华宇上海公司与中国华宇公司系相互独立的公司法人，在上述合同中中国华宇公司并未以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进行盖章确认；同时，虽然中国华宇公司曾出具《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但该函中明确载明中国华宇公司系对五千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该表述并不构成中国华宇公司对诉争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综上，新兴保得公司据此向中国华宇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亦缺乏依据。至于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是否构成合法有效的票据保证，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 综上，一审法院对新兴保得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担保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华宇伟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新兴保得公司货款33037825元，并支付以货款33037825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二、驳回新兴保得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236元、保全费5000元，由华宇伟业公司负担。 新兴保得公司二审期间新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证据二、微信交流记录及用户信息截屏；证据三、华宇伟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据四、中国华宇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此外，新兴保得公司补充提交最高法院民事裁定书作为参考。新兴保得公司欲证明华宇伟业公司负责人崔京毅向新兴保得公司发送了商业承兑汇票的担保函的电子文本，但其在交付补充协议时未一并交付经过签章的商业承兑汇票和担保函。李军在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伟业公司、华宇上海公司签订2016年12月26日的购销合同和履约保证书时，同时担任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中国华宇公司对欠付货款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华宇伟业公司、中国华宇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中国华宇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需要审批流程的，新兴保得公司认识到中国华宇公司原担保不再有效后才要求办理继续担保手续。因公司间业务往来需要，文件也是加盖法定代表人的章，而非由其签字，且李军并未参与案涉交易，故不认可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新兴保得公司、华宇上海公司、华宇伟业公司签订的《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签订的案涉《购销框架协议》《产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等，意思表示真实，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华宇上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是中国华宇公司应否承担本案的保证责任。 华宇上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华宇伟业公司、华宇上海公司和新兴保得公司在《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中已经确认，华宇上海公司与新兴保得公司2017年1月1日起签订的乙二醇相关合同业务，因华宇伟业公司原因，由该公司委托华宇上海公司代为执行与新兴保得公司的业务合同，且在业务执行过程中所有应收应付款项均与华宇上海公司无关，均由华宇伟业公司承担。虽然案涉十份合同的缔约主体是新兴保得公司和华宇上海公司，且华宇上海公司进行了收货和付款，但结合前述《业务委托执行确认书》的记载，以及新兴保得公司诉请的货款系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4月3日期间所订立购销合同产生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华宇伟业公司与新兴保得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其应承担给付货款及违约金责任是正确的。新兴保得公司要求华宇上海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国华宇公司应否承担本案的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中国华宇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了《履约保证协议书》，但该协议书明确约定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签订的编号为ZHBD-HYWY20161226的《乙二醇购销合同》及具体月度合同是主合同，中国华宇公司自愿为该主合同项下华宇伟业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由此可见，中国华宇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是明确的。现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新兴保得公司与华宇上海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另行签订《购销框架协议》，随后签订十份具体的购销合同。其中九份合同虽约定中国华宇公司对本业务的货款支付及因逾期付款带来的一切损失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但中国华宇公司均未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新兴保得公司主张《购销框架协议》及后续十份合同并非新合同，而是编号为ZHBD-HYWY20161226的《乙二醇购销合同》的延续，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在对2016年12月26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购销框架协议》进行审查后，发现两份合同除采购的产品名称相同外，在产品数量、单价、价款支付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亦不持异议。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中国华宇公司已就《购销框架协议》及后续十份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作出新的明确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新兴保得公司仅根据《履约保证协议书》向中国华宇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依据，于法有据。 另，中国华宇公司出具《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承诺为尾号为8211、8212、8213的票据金额合计五千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保证人中国华宇公司未在前述三张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是出具担保函，故不属于票据保证，应适用担保法的规定进行评价。此后，新兴保得公司、华宇上海公司和华宇伟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记载原尾号为8211、8212、8213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已经到期，协议变更为另外三张，华宇伟业公司以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及中国华宇公司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提供的担保函交予新兴保得公司，即中国华宇公司以出具新的担保函的形式为变更后的五千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承担担保责任。新兴保得公司虽然提交了其与华宇伟业公司有关人员协商另行出具商业承兑汇票担保函的微信交流记录电子截屏图以及担保函电子文本，但中国华宇公司既非《补充协议》的缔约主体，也未在该担保函上加盖公司印章，且中国华宇公司明确表示并未对《补充协议》项下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继续提供保证担保作出新的意思表示。由此，新兴保得公司关于中国华宇公司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亦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新兴保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236元，由上诉人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强兆彤 审判员  秦 爽 审判员  林世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魏海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