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89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发，男，198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元美，临沂兰山长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旗，男，198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相娟，女，198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平平，山东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传发因与被上诉人王红旗、郑相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传发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王红旗、郑相娟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偿还我欠款1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费用全部由王红旗、郑相娟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王红旗只欠我到期欠款127000元是错误的，在原审中我提供的证据欠条及录音均能完全证实王红旗、郑相娟向我借款共计200000元的事实，因由50000元未到期。在录音中王红旗与我多次提及欠款数额为200000元王红旗均无异议，予以认可。2.一审法院判决郑相娟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郑相娟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王红旗在2017年3月份借了我的100000元，5月份又借了我100000元，到了6月份郑相娟和王红旗就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且把所有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都过户到郑相娟名下，这是明显的转移财产躲避债务的行为。（2）在我提交的通话录音中，郑相娟也知悉王红旗借我钱的事情，只是在开庭时为了逃避债务完全否认该事情。通话录音中完全可以确认郑相娟所购房屋出具房款是由王红旗、郑相娟在夫妻存续期间用经商赚钱所支付的，由王红旗在录音中明确确认。（3）一审中王红旗出具的证据证明向我转款的微信及手机转账截图，郑相娟无异议(原审判决认定第四部分)，我向一审人民法院提交向王红旗转账微信详情三份(原审认定第五部分)证实我与王红旗、郑相娟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事实，郑相娟主张与本案无关，这足以证明郑相娟对于所有借款详情均知情，对于该所有借款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王红旗偿还我的75000元，其中50000元是偿还的本金，11000元系偿还的另外借款，在庭审中我通过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完全可以看出双方还有其他借款业务往来，剩余的14000元系偿还的利息而不是本金，这在双方录音中能够足以确认。4.王红旗、郑相娟在原审中对于借款不予认可，其目的就是要赖掉欠款，目的不纯，性质恶劣，做虚假陈述，存在欺诈行为，恶意虚假诉讼，违背诚实诉讼的原则。5.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是错误的，因为王红旗与我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不公，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刘传发请求判令王红旗、郑相娟共同偿还的金额由150000元及利息变更为200000元及利息。郑相娟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传发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2.婚姻存续期间，我对王红旗与刘传发的债务不知情，王红旗也未将该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及经营。刘传发认为我与王红旗离婚是为了逃避债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刘传发的凭空臆断。刘传发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是其与王红旗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与我无任何关联性。刘传发依据该证据认为我认可是夫妻共同债务，用该借款经商买房，完全是刘传发的个人推断，毫无事实依据。一审中我对王红旗一审提交的微信及手机截图无异议，是因为该微信及手机银行的转账均是王红旗在使用。我对此无异议，仅是认可微信及手机银行的转账，均是王红旗在使用的事实。3.刘传发依据该证据来推定我认可是夫妻共同债务纯属个人推测，毫无事实依据。刘传发认为我、王红旗赖账欺诈，虚假诉讼违背诚实诉讼原则不能成立。刘传发在没有证据证明争议的债务应当由我偿还的情况下，起诉我，并且查封了其房产，刘传发对我的诉讼行为已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4.刘传发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的其他部分与我无关，我对此不知情，也不予答辩。王红旗辩称，我一共借刘传发200000元，第一次100000元，第二次100000元，已还50000元，后又还了27000元，并没有200000元的事实。至于2009年签的，当时还款协议书与签订借条同时进行的。2019年1月份至最后一张50000元借条我根本没有收到，那张50000元借条是补当时100000元的还掉50000元的借条。刘传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王红旗、郑相娟偿还我借款20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红旗、郑相娟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王红旗系朋友关系，王红旗、郑相娟系夫妻关系。王红旗以资金紧张为由向我借款三次共计现金200000元整，口头约定年利率24%。后王红旗、郑相娟未如约偿还前两次的欠款，经我多次催要，王红旗、郑相娟一直推脱未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传发与王红旗系朋友关系。2017年3月22日，王红旗向刘传发借款100000元，并向刘传发出具借条一张，在借条中约定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22日至2018年3月22日，每年结一次利息。2017年5月2日，王红旗再次向刘传发借款100000元，当时并未出具借条，后王红旗通过银行转账偿还该笔借款50000元，并于2019年1月6日补写了该笔借款中剩余借款50000元的借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7年5月2日至2019年5月2日。王红旗通过微信分别于2017年5月2日向刘传发转账3000元、2017年6月3日转账3000元、2017年8月3日转账1500元、2017年9月2日转账4000元、2018年3月29日转账500元、2018年4月4日转账5000元、2018年4月4日转账5000元、2019年2月19日转账1000元、2019年6月14日转账2000元，其中2017年6月3日的转账3000元，王红旗在转账说明中注明系利息钱，其余转账未注明用途。一审法院另认定，王红旗与郑相娟曾系夫妻，双方于2017年6月27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王红旗欠刘传发借款150000元，有王红旗向刘传发出具的两张借条为证，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予以认定。对于刘传发主张的2019年1月6日的另外一笔50000元借款，因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尚未截至，刘传发应待借款到期后另行主张，对该50000元借款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王红旗通过微信向刘传发转账25000元系偿还借款本金还是用于支付利息。王红旗主张转账系用于偿还借款，而刘传发主张转账系王红旗支付的借款利息及偿还其他借款。经审查认为，除2017年6月3日的转账3000元，王红旗在转账说明中注明系利息钱，其余转账均未说明转账用途，而双方在借条、微信及通话聊天记录中均未明确约定利息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刘传发与王红旗对利息约定不明，刘传发主张上述转账系用于支付利息不能成立，同时刘传发主张王红旗转账中的11000元系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但所提交的证据并不充分，刘传发对所主张的另外11000元借款应另行主张。因此，依法认定除注明支付利息钱的3000元转账，剩余22000元转账均系偿还借款本金，王红旗尚欠刘传发借款本金127000元。对于刘传发主张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规定，利息应自王红旗逾期还款之日起计算，其中77000元借款的利息自2018年3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剩余50000元借款的利息自2019年5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2.郑相娟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刘传发主张该150000元借款属于王红旗、郑相娟夫妻共同债务，王红旗、郑相娟不予认可。经审查认为，该150000元借款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在刘传发未举证证明王红旗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借款基于王红旗、郑相娟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笔借款不能认定为王红旗、郑相娟夫妻共同债务，郑相娟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对于刘传发对王红旗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刘传发对郑相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四）（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红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传发借款127000元及利息（其中77000元借款的利息以77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剩余50000元借款的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刘传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刘传发负担785元，王红旗负担1365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由刘传发负担650元，王红旗负担1120元。本院二审期间，刘传发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王红旗、郑相娟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刘传发提交了下列证据：1.还款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2019年1月6日经双方对账，王红旗认可共计欠刘传发200000元整，并约定自2019年1月6日开始，每月付利息二分，每六个月付本金30000元至50000元的事实，并承诺2019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6日全部还清。郑相娟的质证意见为：还款协议书与我没有关联性。我对该份借款不知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数额已超过50000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红旗的质证意见为：还款协议书是当时与2009年1月6日两个50000元的借条同时签的。第二个50000元借条我根本没收到钱，第一个50000元借条是补写上次未还的50000元的借条，我没有不还钱的本意。由于我与他人合伙做生意亏钱，刘传发逼得紧，去台儿庄找我，我担心家里人知道，于是写下了还款协议书以及钱数。当时我们还谈到了我前妻不知道的问题。当时我们四个人在××庄××饭店写下了还款协议书及借条，至于50000元我没有收到。总之，我一共第一次借刘传发100000元，第二次100000元，我已还过50000元，陆陆续续又还了接近30000元。2.离婚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王红旗、郑相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认可有共同的债务，王红旗、郑相娟应当共同偿还刘传发的借款。王红旗在2017年3月份借了刘传发现金100000元，在5月份又借了100000元，王红旗、郑相娟却在离婚协议中逃避债务，将名下夫妻共同房产私自处置给郑相娟，明显系王红旗、郑相娟规避债务的风险，不符合正常的离婚分割财产的事实。郑相娟的质证意见为：对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债务为河东区和美院11号楼的房贷，该房贷全部由郑相娟偿还，刘传发依据该离婚协议书而推定争议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毫无事实依据，该份证据是刘传发提交的，刘传发对该份证据是知情的。可以看出刘传发早已知道王红旗、郑相娟已离婚。王红旗的质证意见为：我们离婚是因为我外面生活作风不当，并不是因为逃避债务。本来这个房子我前妻郑相娟2015年自己买的，与我根本没有关系。我和我前妻去离婚的时候，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必须写清楚，才能给办理离婚证，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这样写了。本院对刘传发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王红旗认可刘传发提交的证据1即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6日的还款协议书系王红旗本人书写，王红旗、郑相娟对刘传发提交的证据2即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刘传发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传发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刘传发主张的200000元借款是否应予全部支持。刘传发于2017年3月22日向王红旗提供借款100000元有王红旗当日向刘传发出具的100000元的借条为证。刘传发第二次向王红旗提供借款100000元后，王红旗没有向刘传发出具借条，但王红旗对该100000元予以认可，刘传发亦认可王红旗返还了该次借款中的50000元，对该次借款中尚未返还的50000元，王红旗于2019年1月6日向刘传发补写了刘传发于2017年5月2日向王红旗提供借款50000元的借条，双方对王红旗拖欠刘传发上述借款1500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王红旗于2019年1月6日向刘传发出具了借到刘传发现金50000元的借条，王红旗辩称没有收到该借条中记载的现金50000元。因2019年1月6日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20年1月6日，刘传发提起本案时该借条记载的借款期限尚未届满，刘传发可待该借条记载的借款50000元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主张，本案对刘传发主张返还该借条记载的借款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王红旗主张没有收到该借条记载的现金50000元的抗辩理由不予审查。2.王红旗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刘传发的22000元应否从王红旗欠付刘传发的借款中扣减。王红旗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共向刘传发支付25000元，其中2017年6月3日的3000元在转账说明中已记载系用于支付利息，对于其余的22000元，一审法院以转账记录中没有转账用途且借条、微信及通话聊天记录中没有约定利息为由认定为王红旗向刘传发偿还的借款本金。从本案双方发生借贷关系的时间及王红旗向刘传发微信转账的时间顺序看，刘传发于2017年3月22日向王红旗提供了100000元的借款，该借条载明“每年结一次利息”，但并没有约定利率，刘传发于2017年5月2日再次向王红旗提供100000元的借款后，王红旗于当日向刘传发转账付款3000元，后于2017年6月3日向刘传发转账付款3000元，于2017年8月3日转账1500元、于2017年9月2日转账4000元、于2018年3月29日转账500元、于2018年4月4日转账5000元、于2018年4月4日转账5000元上述转款中，除2017年6月3日的微信转账3000元载明用于支付利息外，其余转款虽没有记载款项的用途，但在刘传发与王红旗2018年10月22日的通话录音中，王红旗认可2017年5月2日借用刘传发的100000元后月月向刘传发支付利息，其向刘传发返还第二次借款100000元中的50000元后又向刘传发付了几个月的利息，后来就不付了，结合刘传发于2019年1月6日向刘传发出具50000元的现金借条以及同日向刘传发出具的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王红旗仍欠刘传发借款200000元的事实，能够认定王红旗在2019年1月6日之前向刘传发的22000元转款均系用于支付2019年1月6日之前150000元借款的利息，因此，虽然刘传发与王红旗没有书面约定利率，属于利息约定不明，但因王红旗在通话中认可向刘传发支付过几个月的利息，故王红旗在2019年1月6日之前向刘传发微信转账支付的22000元应系王红旗向刘传发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王红旗在2019年1月6日之前通过微信向刘传发转款22000元中的19000元转款系偿还借款本金，该认定与王红旗向刘传发出具的还款协议以及刘传发与王红旗2018年10月22日的通话录音内容不符，故王红旗在2019年1月6日之前通过微信向刘传发的转款中没有注明转款用途的19000元系王红旗支付给刘传发的利息，不应从2019年1月6日之前的借款本金150000元中扣减。3.郑相娟应否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刘传发提交的其与王红旗在2019年2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刘传发发给王红旗的“你和嫂子两个大青年，一个月拿不出三千、五千的，开玩笑。今晚有戏吗”的内容，王红旗回复“哎，她干点，家里孩子上学，生活费、房贷，哎”；在2018年11月29日的通话录音中，当刘传发提到“你就算把所有财产转移也好，假离婚也好，放嫂子名上也好，怎么都有办法治你”时，王红旗回答“咱不会那一步”；当刘传发问“我感觉你要是欠我一个人的钱，你不会假离婚，你要是欠很多人的钱，也有可能会干出来的”后，王红旗回答“没有没有，你放心兄弟，只是现在困难”；当刘传发问“你没办假离婚之类的事吧”时，王红旗回复“没有没有”；当刘传发问到“河东那房子，什么苑，家什么苑，是放你身上还是共同的”时，王红旗回答是“共同的”；当刘传发提到“你光欠我自己的，我还有盼头，你要是欠很多人的钱，那我连盼头都没有了”后，王红旗回答“没有，兄弟。我欠那么多人钱干什么来？我还是做生意，拿钱去赚钱的。我一个外地人在临沂认识浙江这帮人，一起做生意，然后买房子，是那两个月挣的，那时候房子不到40万，我交百分之五十的首付”。通过上述刘传发与王红旗的通话，结合刘传发提交的王红旗与郑相娟的离婚协议书，能够证实王红旗的收入用于家庭成员开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位于河东区××房产以及刘传发向王红旗催要借款时王红旗对刘传发隐瞒其已离婚的事实。本案150000元的借款发生在王红旗、郑相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王红旗因经营需要所借，并非王红旗进行非法活动所欠的债务，因此，刘传发提供给王红旗的150000元借款属于王红旗、郑相娟夫妻的共同债务，郑相娟对本案借款本金150000元应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一审判决驳回刘传发对郑相娟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改判。4.本案借款的利率及利息计算问题。王红旗于2019年1月6日向王红旗出具的还款协议记载的借款总额为200000元，该200000元包括了王红旗于2017年3月22日向刘传发出具的借条记载的10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2日的借条记载的50000元以及2019年1月6日的借条记载的50000元，由此能够证实刘传发与王红旗对2019年1月6日之前的借款金额已经确认为150000元，因此，对于2019年1月6日之前的借款，王红旗不应当再向刘传发支付利息。2017年3月22日的借条以及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2日的借条均未记载利率，郑相娟对其与王红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本案债务150000元仅负有共同偿还本金的义务，没有共同支付利息的义务，王红旗在其与郑相娟离婚后向刘传发出具的还款协议所记载的付息2分即年利率24%仅对王红旗有约束力，对郑相娟没有约束力。2019年1月6日之后，王红旗于2019年2月19日通过微信向刘传发转账1000元、于2019年6月14日转账2000元，而按照本金150000元计算，每个月的利息为3000元，王红旗的上述两次付款应用于支付利息，从王红旗应付的利息中予以扣减，一审法院将该两次微信转账用于扣减借款本金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红旗与郑相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红旗因经营需要于2017年3月22日向刘传发借款100000元，于2017年5月2日向刘传发借款100000元，后返还50000元。王红旗2017年5月2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3000元，于2017年6月3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3000元，于2017年8月3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1500元、于2017年9月2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4000元、于2018年3月29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500元、于2018年4月4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5000元、于2018年4月4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5000元，以上共计支付利息22000元。2019年1月6日，王红旗向刘传发出具还款协议一份，根据该协议的内容，本院确认2019年1月6日之前的借款总额为150000元，自2019年1月6日起按每月2分即年利率24%计付利息。王红旗于2019年2月19日向刘传发支付利息1000元、于2019年6月14日支付利息2000元。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刘传发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刘传发请求法院判决王红旗、郑相娟向其偿还借款200000元，因2019年1月6日的借条记载的50000元发生于王红旗与郑相娟离婚之后，该借款期限尚未届满，且王红旗主张并未收到该借款，本院对刘传发主张由王红旗、郑相娟共同偿还该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传发可待借条记载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另行主张。王红旗、郑相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红旗因经营需要向刘传发借款200000元后拖欠刘传发借款150000元，王红旗、郑相娟应共同向刘传发返还借款150000元，王红旗并应自2019年1月6日起按年利率24%向刘传发支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一审判决郑相娟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及认定拖欠的本金数额为127000元不当，一审判决自2018年3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与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刘传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36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红旗、郑相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刘传发返还借款本金150000元；三、被上诉人王红旗自2019年1月6日起以本金1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上诉人刘传发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已付利息3000元）；四、驳回上诉人刘传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上诉人刘传发负担537.5元，由被上诉人王红旗、郑相娟负担元1612.5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由上诉人刘传发负担442.5元，由被上诉人王红旗、郑相娟负担13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传发负担1075元，由被上诉人王红旗负担275元，由被上诉人郑相娟负担29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