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4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永照，男,汉族,1981年6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992。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红，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慧，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广厚，男,汉族,1981年4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613。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飞，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永照与被上诉人黎广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8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永照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黎广厚向黎永照返还借款30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9%，从2016年11月1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原审诉讼费由黎广厚承担。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黎永照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原审受理费3950.94元，黎永照已预交，由黎永照负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8012号民事判决书。黎永照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为支持黎永照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即黎广厚归还借款30万元及其逾期还款利息（利息为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9%，从2016年11月1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黎广厚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黎永照无法提供其收入来源证据及相应的出借证明能力证据是错误的。黎永照在当时虽然有担任治保会队员，但当时主要是与亲戚共同从事煤炭生意，从东莞麻涌拿货再销往东莞各地，那时的煤炭生意都是现金交易，那时在东莞有很多人从事这一行。在从事煤炭生意的过程中，有资金周转需要，就会向同村人或从事煤炭生意的人借钱周转，等到资金充裕时就会将钱借给他人，赚点利息收入。2.黎永照的妻子袁海玲与黎广厚之前是同事关系，都是在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上班。黎永照通过其妻子袁海玲才认识黎广厚。基于对黎广厚的信任及又都是本地人，所以就出借款项给黎广厚。在黎永照资金比较紧张时，黎永照会向本镇人黎旭强借款周转。于2012年4月1日，黎永照以其妻子名义向黎旭强借款10万元，于2012年8月1日，黎永照以其妻子名义向黎旭强借款40万元，一共人民币50万元，且都是黎旭强从银行取现金出借给黎永照妻子袁海玲的。3.在2012年到2014年间，黎永照以现金方式在其家里借钱给黎广厚，当时在场的人有黎永照及其妻子袁海玲和黎广厚，在收到现金的同时就出具《借款合同》（实为借条）及（收款）收据。对每次的借款合同，因黎广厚未能归还本金，黎永照都会找到黎广厚续写借款合同（借条）。后来得知，黎广厚借到黎永照的钱又出借给他人，为了赚取利息差价收入。由于黎广厚每次都不能将借款及时归还给黎永照，后来黎广厚主动将多次出借给他人的《借款合同》(实为借条)出示给黎永照看，且黎广厚有的通过诉讼方式向他人起诉催讨借款。黎广厚也是通过出借现金方式借款给他人（借款合同上有手写注明）且全部金额加起来也不少。黎永照先后向黎广厚出借现金总计110万元（四份借款合同）。如果说第一次现金出借不成功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次的借款合同，且在不同的时间。黎广厚就是想通过借到黎永照的钱来再次放贷，从而赚取利息差价收入。黎广厚否定向黎永照多次借款的事实显然是极其不诚信的，其向法院作出了严重的虚假陈述。4.黎永照承认有收到黎广厚支付的利息，其中黎广厚有两次是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利息给黎永照的。就是基于这一点，所以黎永照才一直有出借款项给黎广厚。又因黎广厚没有及时归还本金，所以不断有续写借款合同（借条）之事宜。现黎永照只是将其中的一笔借款向法院起诉而已。为了追讨黎广厚所借的款项，黎永照的及其妻子亲自到黎广厚家催债，黎广厚在录像中也承认所借款的事实，只是因未收回放出去的借款，所以现无法归还黎永照所有的借款。黎永照当时录有手机录像为证。黎广厚辩称：1.本案为虚假诉讼，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黎永照没有实际向黎广厚出借案涉款项。黎永照起诉时、一审庭审时、二审上诉时对借款时间、借款数额、资金来源的表述是矛盾的，且不合常理。关于借款合同的签订，黎永照一审起诉时说是2016年5月16日当天签订《借款合同》，并在当天向黎广厚支付了300000元现金的借款，而在一审庭审时经黎广厚答辩反驳无此借款后，黎永照即时更改陈述说是2012年6月15日和2013年9月23日的借款，《借款合同》是后补的，黎广厚否认在2012年6月15日和2013年9月23日有向黎永照借款；关于借款资金的来源，黎永照一审起诉时、一审庭审时及二审上诉时均称是通过现金出借，且在2012年至2014年间共向黎广厚出借现金1050000元，对于现金来源，黎永照称是做治保队队员的工资、和亲戚做煤炭生意的收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二审时黎永照又提出是通过向案外人借款出借给黎广厚，关于向案外人黎旭强的借款，第一笔2012年4月1日的100000元，黎旭强的银行流水中无2012年4月1日的提现100000元记录，第二笔2012年8月1日的400000元，在黎旭强的银行流水中亦无2012年8月1日的提现或转账400000元的记录，黎永照称该500000元都是黎旭强从银行取现金出借给袁海玲的显然不成立，且借据上是袁海玲向黎旭强借款。黎永照一审称2012年至2014年间共向黎广厚现金出借1050000元，而黎永照二审提交的四份《借款合同》与案涉二笔借款无关，已合计有1100000元，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加上本案的二笔，一共有1400000元，且其中有两笔是2015年的。黎广厚从未与黎永照签订过黎永照二审提交的该四份《借款合同》；关于利息的支付情况，在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11月16日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黎广厚没有向黎永照支付过任何款项，黎永照也未起诉要求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若借款为真实，黎永照为何不要求借款期间的利息，黎永照主张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而黎广厚向黎永照转账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月，故黎永照所称基于支付利息才一直出借的主张不成立。2.虽然黎广厚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收据，但黎永照并未实际向黎广厚交付案涉出借款300000元，双方借贷关系未生效。3.1400000元多次的巨额现金交易不符合实际的支付习惯和社会常态。4.据黎广厚了解，黎永照2012年至2015年没有一次性支付300000元、250000元等合计1400000元的巨额现金的经济能力。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黎永照应当提交当场一次性支付300000元、250000元等合计1400000元本金的现金来源证据及有此支付能力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审审理期间，黎永照向本院提交下列四组证据：1.四份借款合同、收据、黎广厚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黎永照分四次向黎广厚现金出借1100000元。该四份借款合同、收据、身份证复印件上签署的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21日、2014年8月1日、2015年1月15日、2015年4月23日，该四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出借方均为黎永照，借款方均为黎广厚，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金额和收据注明的收到黎永照现金金额分别为25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借款合同上显示的借款时间均为一个月，分别为自2013年12月21日至2014年1月21日、自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自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2月15日、自2015年4月23日至2015年5月23日，借款合同、收据、身份证复印件上均有“黎广厚”签名字样及手印。2.四份借款合同、收据、黎广厚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为上述四份借款合同的续期，总金额为1050000元。该四份借款合同、收据、身份证复印件上签署的日期分别为2016年5月16日、2016年8月28日、2016年12月13日、2017年2月21日，该四份借款合同显示黎广厚分别借到黎永照3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200000元，借款期限均为六个月，收据显示收到黎永照现金3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200000元，该四份借款合同、收据、身份证复印件上均有“黎广厚”签名字样及手印。3.黎永照的储蓄对账单，其上显示黎广厚分别于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8月12日分别手机转账20000元，拟证明黎广厚曾两次向黎永照支付借款利息共计40000元。4.录音录像光盘及对话内容，拟证明黎永照与袁海玲一起到黎广厚家催债，黎广厚承认欠款，但提出现在无钱归还。5.黎旭强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袁海玲的借据，其上显示2012年7月30日网银转账400000元，拟证明黎旭强取现出借给袁海玲共500000元，黎永照部分资金来自借他人的现金。6.借款合同及借据，显示祁志江、叶青安等人向黎广厚借款，拟证明黎广厚出借现金给他人的部分借款为810000元，现无法收回，有部分通过诉讼方式追债。黎广厚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该四份借款合同与案涉两笔借款没有关联性；2.确认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但只是签署了合同未没有支付款项；3.不确认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该40000元并非支付案涉300000元借款的利息，而是黎广厚在2014年向黎永照所借款项，当时已还清；4.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主张是黎广厚与袁海玲之间的经济纠纷，并没有显示案涉的300000元或所谓1100000元，与本案无关；5.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根据黎旭强的银行流水，没有显示其在2012年4月1日、2012年4月8日取现100000元与400000元的记录；6.对第六组证据中祁志江的借款合同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余借款合同三性不予确认。黎广厚向本院提交黎广厚的储蓄对账单，显示黎广厚于2015年12月26日、2016年3月31日向袁海玲手机转账10000元、12000元，拟证明录像显示的是黎广厚与袁海玲之间的经济纠纷，黎永照于2015年11月曾向袁海玲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一个月，约定的月利率为50厘，后黎广厚通过银行转账归还了22000元，现金还款10000元，之后一直拖欠利息，但该借款与本案无关。黎永照确认该储蓄对账单的真实性，主张其与袁海玲为夫妻关系，该对账单可证明黎广厚向黎永照支付过利息，该22000元应当视为是对黎永照借款利息的归还。黎永照申请黎旭强、袁海玲出庭作证。黎旭强出庭陈述：袁海玲有借钱给她以前的同事黎广厚，黎旭强分两次出借500000元给袁海玲，第一次400000元于2012年8月1日出借，第二次100000元于2012年10月1日出借，均是现金支付，该两款项袁海玲尚未归还，不清楚袁海玲具体借了多少钱给黎广厚，据袁海玲说，有400000元是借给黎广厚的，据袁海玲说是以袁海玲的名义出借给称广厚。袁海玲出庭陈述称是以袁海玲的名义借给黎广厚共两笔（400000元和100000元），还有一些小的款项没有写借据，后改口称上述陈述是以为回答关于向黎旭强借钱的问题，没有以袁海玲的名义向黎广厚出借过款项。袁海玲称2012年8月初向黎旭强借了400000元，2012年10月初向黎旭强借了100000元，该500000元全部用于出借给黎广厚，每次拿到钱的一个月内就全额出借给黎广厚，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关于黎旭强的证言，黎广厚称其陈述与黎永照提交的借条及银行流水显示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存在做伪证的可能，关于袁海玲的证言，黎广厚称其与黎永照为夫妻，存在利害关系，且袁海玲陈述的借款时间、款项与黎永照提交的借条也不一致。黎永照对两名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从证人的陈述可知黎广厚陈述不真实，袁海玲关于向黎旭强借款的时间应以称永照提交的证据所显示的时间为准，黎广厚有电话向袁海玲要求借款，但并清楚是否真正借款，没有证据佐证。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经审理认为，在案涉借款的交付上，黎永照前后陈述不一：在一审起诉陈述是2016年5月16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黎广厚；一审庭审陈述在2012年6月15日、2013年9月23日分别以现金12万元、18万元交付，二审陈述2016年5月16日借款合同和收据是前两张借款合同和收据续签合并为一张；二审上诉陈述是以其妻子袁海玲名义向黎旭强两次借款50万元，将其中部分出借予黎广厚。在黎永照以其妻子名义向黎旭强两次借款50万元问题上，黎永照在上诉状陈述2012年4月1日向黎旭强借款10万元、2012年8月1日向黎旭强借款40万元，黎旭强陈述2012年8月1日出借40万元、2012年10月1日出借10万元，黎永照妻子袁海玲陈述2012年8月初向黎旭强借款40万元、2012年10月初向黎旭强借款10万元，黎永照提交的黎旭强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7月30日由网银转账40万元，黎永照提交的袁海玲向黎旭强出具的借条显示2012年4月1日借款10万元、2012年8月1日借款40万元，以上陈述和证据互不吻合，与黎永照主张的本案2016年5月16日借款合同和收据的基础来源为2012年6月15日、2013年9月23日出借日期也不对应，黎永照对此未能合理解释。综上，黎永照虽持有黎广厚出具的借款合同和收据，但其在出借资金来源和案涉款项交付方式上，均不能提交对应的证据及合理说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款项已经交付给黎广厚，原审判决驳回黎永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提交的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理由阐述充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本院确认和维持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8288.99元（黎永照已预交），由黎永照负担8288.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天宇审判员  刘冬虹审判员  陈美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钟增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