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4522号原告：张俊良，男，汉族，1966年7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原告：曾段英，女，汉族，1938年7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和平县，原告：张燕红，女，汉族，1992年10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原告：张苑华，男，汉族，1995年3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原告：张燕娴，女，汉族，1992年11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原告：张海娥，女，汉族，2001年8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原告：刘先锋，女，汉族，1998年8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和平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清，广东稳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惠阳区通灵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惠阳区淡水中山一路**。法定代表人：王有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云，公司员工。被告：胡志雄，男，汉族，1983年9月4日出生，住址：四川省南部县，原告张俊良、曾段英、张燕红、张苑华、张燕娴、张海娥、刘先锋与被告惠州市惠阳区通灵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灵家政公司）、胡志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俊良、张燕娴、张燕红、刘先锋、张苑华及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清，被告通灵家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有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云，被告胡志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52871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连带支付。事实及理由：死者刘某生前于2016年至2019年1月17日死亡前，一直在被告一处受雇从事家政服务，几年来由被告一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安排至多处受雇家庭从事家政服务，死者刘某于2018年11月3日至2019年5月2日止被安排至被告二胡志雄家从事家政服务。2019年1月16日刘某自被告二家中完成家政劳务之后回来到被告一提供的宿舍后，于2019年1月17日凌晨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被告均为死者刘某的提供劳务服务合同的双方，其双方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双方对刘某的死亡赔偿进行协商未果后，依据《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贵院提出诉讼，公平合理的判决为盼。原告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惠阳玛莱妇产医院体检报告（2017年体检报告）；2、惠阳玛莱妇产医院体检报告（2016年体检报告）；3、惠州第六人民医院门诊费用清单；4、家政服务介绍协议；5、惠州“120”急救指挥惠阳中心接警说明；6、惠州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7、证明；8、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9、亲属证明。被告通灵家政公司辩称，被答辩人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答辩人与胡志雄、刘某实属介绍服务关系，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1、答辩人、胡志雄、刘某三方实属中介服务关系，胡志雄（甲方）与答辩人（乙方）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家政服务介绍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答辩人）为甲方（胡志雄）提供介绍家政服务员，明确规定家政服务员到乙方处工作与其属于雇佣关系”；第二条约定：“由甲方发放工资，提供食宿”，答辩人只是一次性收取胡志雄半年家政服务介绍费2280元。即：2018年11月3日介绍第一个家政人员蒋秋菊到位于惠阳××××城南区2Ｄ2301胡志雄家做家政工作，到2018年11月11日，蒋秋菊辞工后，本月15日答辩人又介绍第二个家政人员刘某到胡志雄家做家政服务，至案发时止。2、答辩人属于家政中介公司。一是没有与雇主胡志雄签订任何劳务合同，只是给雇主牵线搭桥，提供对应的请人信息，雇主、保姆都认可对方后才收取中介费。二是从未与刘某签订劳动合同，不负责其住宿、也不负责其工资发放等，也没有从其工资里扣除过一分钱，也未收取过其一分钱介绍费，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劳务、劳动关系。三是刘某的一切就业情况均由其自己决定，答辩人没有权利规定刘某的日常工作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也不介入雇主日常对刘某工作情况的监督。3、答辩人作为家政中介公司，主要负责对其所推荐的家政人员身份真实、健康无××、有一定业务技能、道德素质等方面的选任责任。惠州政行业协会也出具《证明》，证明答辩人目前的营运模式属于中介制服务，没有和从事家政服务人员签订有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未设置有家政服务人员的宿舍。因此，刘刘某与答辩人通灵家政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二、刘某的死亡，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答辩人承担损害后果。2019年1月15日约下午两点，刘某提了一大包行李到答辩人处，答辩人员工问她怎么回来了？刘某说：“这几天感冒了，雇主说让我休息，有亲戚来做了”。“感冒了休息两天再找新的工作”。然后说要到答辩人公司三楼临时休息的房间休息一下。第二天（即16号）中午公司员工没看到刘某，就到房间查看，看到刘某还在睡觉，就叫她起床去吃饭，她说“感冒不想吃饭”。答辩人客户经理何雪美、张兴云及做饭的后勤阿姨李雪英一起劝说其赶快起来去医院（答辩人隔壁30米处就有诊所）。可是刘某不予理会劝说，拒不就医。无奈之下，答辩人的几位客服经理轮番数次打电话给刘的丈夫张俊良、妹妹、儿子，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刘某的妹妹到了其临时休息的房间，约半小时刘某妹妹一个人下楼到答辩人一楼大厅，公司员工问：这么没带你姐去看病呢？其妹说：“一点小感冒看什么病，买点药来吃就好啦！”，她就出去买药了。约20分钟买药回来时，答辩人客户经理张兴云直接指责并强烈要求她要带她姐姐去看病，要对症下药，不能乱用药，不要舍不得出钱（刘某刚领了约4千多元工资），其妹妹态度坚决的反驳张兴云说：“不是钱的问题！不就在这里借住一晚嘛，那么小气，那么凶干嘛吗？今晚我又不走就在这陪我姐姐，有什么事我自己负责”。张兴云不得已又打电话催促在河源刘某的丈夫张俊良，叫他打电话让她姨妹带他老婆去看病，他在电话里说：“好好”，但还是没有见到刘某家属有所行动。到了晚上约七点多钟，我司员工下班了，刘某的儿子张苑华到我司三楼房间看望他母亲，和他姨二人一起陪护在刘某的身边了。17号的凌晨四点多钟，公司负责人接到后勤阿姨李雪英的电话，说刘某死了，是死者妹妹及儿子通知救护车来到已证实死亡的。此时，答辩人就报警了。惠阳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和石桥派出所干警从凌晨约六点一直工作到中午约一点左右，惠东县殡仪馆才来将尸体拉走。本案中，刘某系因多日感冒不愈，其本人拒绝就医及其家属又不将其送医院治疗，最终导致死亡。答辩人从一开始发现刘某生病及怠于治疗的情况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刘某的家属，刘某死亡前的十多个小时，刘某的妹妹及儿子全程在房间照顾陪伴刘某，就是不送医院救治，直到其死亡。综上，刘某死亡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没有责任和义务就此承担赔偿责任，对刘某的死亡答辩人不存在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存在怠于抢救的情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刘某的死亡，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过错。相反，答辩人自始至终强烈要求刘某家属带其去医院都未果，答辩人已尽到了人道主义义务，不可能将刘某及家属粗暴赶出门外、丢在路上。因此，答辩人无须对刘某的死亡承担责任，更不能因为人道主义提供了临时休息地而被追责。三、答辩人保留向各被答辩人追诉先行支付的交通费、午饭费共计7000元及被答辩人张俊良、张苑华恶意维权给答辩人造成的营业损失。事件发生后，经石桥派出所领导与答辩人沟通，答辩人先垫付殡仪馆的交通费3000元，死者家属午餐费4000元，共计7000元。刘某死亡事件发生约一周后，刘某的丈夫张俊良和他儿子张苑华等带约20多人，到答辩人公司门前进行前门后门围堵，大声喧哗吵闹，不准人员进出，直接推拉答辩人王有良，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和伤害。答辩人报警后，惠阳区公安局石桥派出所干警到场驱散了围堵人群。时隔几天后，张俊良等人到惠阳区有关部门上访，要求与答辩人协商赔偿，因答辩人不应对刘某的死亡事件承担责任，故答辩人未接受协商赔偿。各被答辩人不当的维权行为，给答辩人造成不良影响，至今答辩人都无法正常营业，经营业绩一直下滑，维持公司正常开支都非常困难，各被答辩人应为其行为负责，答辩人将保留追究各被答辩人赔偿损失的权力。综上，答辩人与刘某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答辩人未对刘某实施侵权行为，对其死亡没有过错。答辩人是合法依法经营的家政中介服务企业。家政服务企业在解决农村就业压力，社会就业及千家万户所需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国家、省、市政府对家政服务业给予高度重视与支持，为家政服务企业减免相关税费等，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希望人民法院顺应国家的大政方针及社会民声，保护家政服务企业合法权益，查明事实，分清责任，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为其答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1、李雪英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刘某及其家人的活动照片；2、惠州家政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3、《家政服务介绍协议》；4、蒋秋菊出具的《证明》；5、收条。被告胡志雄辩称，其不同意赔偿，且已经和刘某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其完全没有责任。被告胡志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胡志雄（甲方）于2018年11月5日与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乙方）签订了《家政服务介绍协议》，约定：一、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为被告胡志雄介绍家政服务员，服务期为半年，自2018年11月3日至2019年5月2日止；家政服务员到被告胡志雄处工作与其属雇佣关系，被告通灵家政公司做好家政服务员的后续跟踪服务及调换工作；二、被告胡志雄雇用的家政服务员为壹人，工资为3800元/月，由被告胡志雄发放工资，提供宿食等；四、被告胡志雄要求家政人员的工作范围是做饭、家务兼转手带3个月3岁小孩（套房卫生，约2-3人），被告胡志雄不得另行指派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介绍的家政人员到其他家庭服务等；八、家政人员在被告胡志雄处工作由被告胡志雄进行监督和管理，家政人员辞工必须提前10天至15天向雇主提出申请，由雇主通知家政公司，待被告通灵家政公司在10-15天内安排相应人员交接工作后方可辞工；九、被告胡志雄在签订协议之日起一次性向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交纳2280元，付款方式：微信/现金，介绍费及跟踪管理服务费按照家政服务员一个月工资的60%计算等。协议签订后，被告胡志雄依约向被告通灵家政公司支付了2280元介绍费及跟踪管理服务费，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介绍家政服务员刘某到被告胡志雄家中提供家政服务。2019年1月12日，家政服务员刘某向被告胡志雄提出辞工，并在当天结清劳动报酬。几天后，刘某返回到被告胡志雄家中领取其存放的行李，并于2019年1月15日下午携行李返回至被告通灵家政公司的临时休息处休息并等待新的工作安排。2019年1月16日16时许，因刘某感觉不适，刘某妹妹前往被告通灵家政公司临时休息处看望刘某并为其买药；当天19时许，刘某之子即原告张苑华也抵达被告通灵家政公司处照顾其母亲。同月17日5时27分，刘某之子张苑华拨打“120”急救电话称刘某病情严重，随后刘某被救护车送往惠州第六人民医院抢救，但经抢救无效死亡。期间，死者刘某家属即七原告未申请对其死因进行鉴定，其遗体随后被送往惠东殡仪馆处置，未进行解剖。在被告通灵家政公司报警后，警方介入调查但未向死者家属出具结论。另查明，原告张俊良是刘某丈夫，原告曾段英是刘某母亲，原告张燕红、张燕娴、张海娥、刘先锋均是刘某之女，原告张苑华是刘某之子。又查明，被告通灵家政公司未与死者刘某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向其发放过劳动报酬。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通灵家政公司、被告胡志雄应否对刘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是普通侵权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但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没有提交充足证据证实两被告对刘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刘某的的死亡与两被告存在因果关系及两被告即便无过错也应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原告作为死者家属并未就刘某的死亡原因向有资质的机构申请鉴定。相反，被告通灵家政公司提交的监控照片详细记录了死者刘某从被告胡志雄处辞工后返回其临时休息处的活动路线，当时刘某身体状况尚可，且刘某死亡时有其妹妹及儿子张苑华（原告之一）在旁照顾，其家人也未发现有异常。因此，原告起诉事实依据不足，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俊良、曾段英、张燕红、张苑华、张燕娴、张海娥、刘先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3元（已减半），由原告张俊良、曾段英、张燕红、张苑华、张燕娴、张海娥、刘先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詹  审判员  詹俐儒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邹媛书记员黄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