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136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健，男，汉族，196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德胜，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北京嘉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军田镇。 法定代表人：张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坤，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燕鹏飞，男，197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汤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希芳，河南银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健、上诉人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燕鹏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陵水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8民初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德胜、李飞，上诉人华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坤与被上诉人燕鹏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希芳、张淑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健上诉请求：撤销陵水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8民初9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燕鹏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确认燕鹏飞享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剥夺了张健的大部分股权，严重损害张健的民事权利，张健作为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实际上是对工商登记股权状况的否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章程修正案》中对张健、燕鹏飞持股比例的约定并不是双方真正的合意。该认定是错误的。《补充协议》写明“甲方占股85%、乙方占股15%问题双方没有异议，具体变更工商注册的时间由双方根据需要确定。”该约定并没有包含张健须无条件配合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反而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的时间由双方根据需要确定，也就是另行商定的意思。结合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项目合作协议涉及双方权利义务尚未办理到位的陈述可以推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宜待双方权利义务办理到位后再进行。再结合燕鹏飞向一审法庭出示的2014年6月23日张健出具给燕鹏飞的《承诺书》中“去汤阴商谈燕鹏飞回购陵水华锋公司股权”的表述，更证明登记在张健名下的华锋公司股权，不能无条件过户给燕鹏飞，如要过户，燕鹏飞需要回购、要付出相应的对价，根本没有否定工商登记的股权状况。该《承诺书》也证明原审判决关于张健多出实际股权部分的持股实为代燕鹏飞挂名持股的认定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认定燕鹏飞作为华锋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履行了近亿元的出资义务，既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也是对公司法有关出资概念的错误理解。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注册资本是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也就是说，股东在公司设立或者增资扩股时对公司注册资金的投入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而且出资必须支付给正在设立或者正在增资扩股的公司。结合本案，燕鹏飞为购买股权而支付给原股东谢邦裕、张辉峰的股权款不是出资，其支付行为也不叫履行出资义务，而是履行给付股权款的义务；燕鹏飞代华锋公司支付给案涉土地上农户的青苗补偿款，不是对华锋公司的出资，只能算是借钱给华锋公司，构成债权，不能形成股权。3.原审判决认定燕鹏飞向谢邦裕、王儒传支付7000多万元青苗补偿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张健与华锋公司原股东谢邦裕、张辉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只需要支付股权款500万元及青苗补偿款2000万元，燕鹏飞作为与张健一起共同受让股权的人，其既没有参与股权转让的谈判，又没有参与青苗数量的清点、估价，也不与张健商量，仅凭谢邦裕等人在《青苗补偿款单据》上的签名就几百万、几千万的支付，并且青苗补偿款据和汇款凭证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王儒传并没有签订青苗补偿款据，燕鹏飞却直接汇给他个人1000多万。这些支付的款项却要张健持股85%的华锋公司承担，成为其代华锋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其对华锋公司的债权，现在又成为其与张健争夺华锋公司股权的理由。原审判决仅凭燕鹏飞提供的转款凭证，不顾张健的质疑，不审查款项支付的合同依据及支付的合理性，就简单认定燕鹏飞支付了7000万元的青苗补偿费，是十分草率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判决错误。1.原判决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燕鹏飞、张健取得华锋公司股权不是通过对华锋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而是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股权，应适用该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根据该项规定，要享有股权，必须举证证明其与股东达成受让股权的合意。占有股权的比例并不根据支付股权款的比例确定，而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燕鹏飞代张健向股权转让人支付股权款的行为，只能在燕鹏飞与张健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改变双方约定的股权比例。在没有达成股权比例调整的合意的情况下，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所体现的双方持股比例的意思表示应该予以维持。该持股比例不能因为燕鹏飞代华锋公司支付了青苗补偿费或者代张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而改变。四、根据法律规定，生效判决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完全无视生效判决，作出与生效判决互相矛盾的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在该案之前，2017年张健就同一案件向陵水县法院起诉，该院作出（2017）琼9028民初576号民事判决，驳回张健的诉讼请求。燕鹏飞不服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燕鹏飞不享有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权利，据此作出（2018）琼96民终555号民事裁定，驳回燕鹏飞的上诉。生效的（2017）琼9028民初576号民事判决认定张健持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燕鹏飞持有华锋公司15%的股权。张健和燕鹏飞虽对股权转让的主体存在重大分歧，但并不影响对股权分配的真实意思表示。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张健、燕鹏飞在华锋公司的股权的比例为张健85%，燕鹏飞15%，上诉人无需再次举证。但一审法院针对本案作出的判决结果为燕鹏飞占股权85%、张健15%，这一结果明显与生效的判决文书相互矛盾，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以燕鹏飞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实际上是支付股权款并代公司支付青苗款）为由，又以约定不明的补充协议为依据，判决确认燕鹏飞享有陵水华锋公司85%的股权，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燕鹏飞针对张健的上诉辩称，第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不成立。本案属于股东之间内部的权属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了当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时，优先保障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益，这也与民法公平公正原则相符。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对于股东之间内部权属发生纠纷时，不能仅以工商登记记载确定。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不具有设权效力。上诉人张健认为应以工商登记记载来确定燕鹏飞及张健的股权比例，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第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我们认为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上诉人否认双方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效力不能成立。《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因此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于2011年1月6日签署《项目合作协议》，恰恰能够证明燕鹏飞持股85%，张健为15%。在华锋公司股权变更后双方于2011年2月25日签署了《补充协议》，又印证了燕鹏飞持股85%，张健持股15%。可见，在收购华锋公司项目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燕鹏飞持股85%，张健持股15%。其次，上诉人否认燕鹏飞实际出资人的身份毫无法律依据。燕鹏飞、张健与华锋公司原股东张辉峰、谢邦裕于2011年1月9日签署《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燕鹏飞于2011年1月14日转账200万元给华锋公司原股东谢邦裕。谢邦裕出庭作证证明收取200万元中其中的180万是股权转让款，也在收款当日变更了股权登记。上诉人虽然主张于2011年5月26日支付153万元系支付给谢邦裕的股权转让款，但该笔款项谢邦裕作证已经按照张健指示转给王传儒，并非股权转让款。另从时间上看，在股权变更完成后的4个月才支付股权价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先付款再变更的合同约定。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张健支付的153万是股权转让款不能成立。最后，上诉人一直强调燕鹏飞支付的7000多万的青苗补偿款是代华锋公司支付，与华锋公司是债权债务关系说辞毫无法律根据。华锋公司最大的价值就是名下3000多亩的山地，也是燕鹏飞、张健收购华锋公司的目的所在，7000多万的青苗补偿款也是收购的组成部分。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豫0523刑初267号第10页：6.证人王传儒、张辉峰、谢邦裕、冯礼宣的证言内容为：证人王儒传受张辉峰等其他三股东的委托与张健商谈转让华锋公司及名下土地的事宜，双方约定以青苗赔偿款的方式支付公司转让款，并由张健制作好空白的青苗赔偿数据，王儒传等四人各自按照其所应得的数额在青苗赔偿款据签上各自代领人的名字、金额及银行帐户，其中王儒传赔偿数额2080万元，张辉峰、谢邦裕、冯礼宣三人赔偿数额共3600万元。因此，燕鹏飞实际支付的7000多万的青苗补偿款并非上诉人所言是对华锋公司的债务。青苗补偿款是收购华锋公司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认定燕鹏飞是实际出资人，不仅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而且支付了7000多万的青苗补偿款，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综上，我们认为原审法院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出资两个层面来审理股东内部的权属纠纷，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锋公司针对张健的上诉述称，认同上诉人张健的上诉。 上诉人华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燕鹏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本案的股权转让款180万元认定为“出资”明显错误。本案的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此应当适用《公司法》。根据该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条款的规定，所谓出资是指设立公司时各股东依据约定向公司认缴并实际向公司投入资本金，从而取得公司股权的行为。根据本案的工商登记资料，华锋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18日，股东为张辉峰和谢邦裕。2011年1月，燕鹏飞、张健与张辉峰、谢邦裕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股权后，才成为华锋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燕鹏飞、张健支付给原股东的费用均不属于对华锋公司的出资，而属于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为该款项为对华锋公司的出资，显然混淆了概念。二、一审判决认定燕鹏飞向谢邦裕支付的2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而不认定张健向谢邦裕支付了153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2011年5月26日，张健向谢邦裕转款153万元，该笔转款的银行凭证上清晰地载明用途为：“支付收购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85%股权款”。燕鹏飞既然认为其转给谢邦裕的200万元（两张凭证分别为150万元、50万元）中的1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其余20万元为青苗补偿款，那为何银行凭证上未载明用途（性质），此其一；其二，即使燕鹏飞向原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应该是15%转让款27万元或者85%的转让款153万元，为何要替上诉人支付？其三，假如谢邦裕已于2011年1月14日收到全部18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何不告知上诉人？而其收到张健转来的153万元股权转让款仍然接受不提出异议？直至本案诉讼前，燕鹏飞仍未对此提出异议，可见，燕鹏飞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证据疑点重重，无法自圆其说，一审判决却采信该证据，不采信张健的证据，明显不符合证据规则，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以张健与燕鹏飞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张健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来认定燕鹏飞应取得华锋公司85%的股权，明显依据不足。首先，燕鹏飞所举证据《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其内容笼统庞杂，缺乏操作性，属于意向性的框架。《补充协议》，虽有关于将双方持有的华锋公司股权变更的内容，但仍缺少变更双方股权的时间、对价、支付方式、如何过户登记和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两者均不符合《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成立的要件，因此不是合同。其次，退一步说，即使该两份协议属于合同，也应该由双方各自履行约定的义务。《项目合作协议书》第5条至第8条约定：1.燕鹏飞于2011年1月6日左右付1000万元前期费用给张健（包括张健转让河南晋商担保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燕鹏飞于2011年1月25日前再付5000万元给张健，由张健向占用华锋公司土地的农民支付青苗补偿费；3.在投入资金不足时，燕鹏飞继续追加投入。《补充协议》第1条的约定，可以变更燕鹏飞持有华锋公司的股权为85%，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什么是实际情况？就是燕鹏飞仍需履行上述约定义务。本案证据证明，燕鹏飞总共只向张健支付了1000万元，其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构成重大违约，故张健有权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变更华锋公司的股权比例，甚至可以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第10条之约定解除该协定。最后，张健于2014年6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其内容是双方继续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商谈，但未约定具体内容。这份证据恰恰从逻辑上证明，即使过了三年多时间，张健与燕鹏飞之间也没有就股权变更达成一致。四、一审判决将涉案青苗补偿费的支付作为认定燕鹏飞持有华锋公司85%的依据，于法无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的股权与公司的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东持有公司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股东不享有公司的财产，也不承担公司的债务；公司的财产属于公司，公司的债务由公司承担。因此，即使上诉人支付了7000万元青苗补偿费，但从法律上说该费用属于华锋公司的债务，应由华锋公司偿付。更重要的是，本案中，张辉峰、谢邦裕与张健、燕鹏飞之间，以及张健与燕鹏飞之间，从未约定将青苗补偿款的支付与华锋公司的股权挂钩，即青苗补偿款等同股权转让款。因此，一审判决以燕鹏飞向华锋公司投资7000余万元，即支付了青苗补偿费为由，认定燕鹏飞持有华锋公司的股权比例应变更为85%，混淆了投资行为（支付青苗补偿款）与股权转让之间的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燕鹏飞针对华锋公司的上诉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对张健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张健针对华锋公司的上诉述称，同意华锋公司的上诉意见，没有补充。 燕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享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2.判令被告华锋公司、第三人张健协助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8月18日，张辉峰和谢邦裕成立华锋实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万元，该公司具有陵水县军田乡（现英州镇）九所岭毛懂山塘周围3385.1亩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陵国用（军）第002号）的使用权。2011年1月6日，原告燕鹏飞及第三人张健就陵水县新农村建设及山地开发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经营新农村建设，注册资本不少于2000万元，燕鹏飞占85%的股权，张健占15%的股权;因山地的使用权在原公司名下双方同意接收原有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变更后的公司中，燕鹏飞占85%的股权，张健占15%的股权。双方还就项目前期运作费用、所购公司青苗补偿费、收购华锋公司费用做了约定，其中第五、六、七项约定：项目前期运作费1000万元（包括河南省晋商联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转让费）燕鹏飞已交340万元，于2011年1月6日前交500万元，余款在张健提出要求后3日内支付；燕鹏飞承诺在2011年1月14日前提供青苗费用2000万元，1月20前提供2000万元，1月25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1年1月9日，张健与原华锋公司股东谢邦裕、张辉峰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华锋公司股东谢邦裕、张辉峰以500万元的价款转让公司100%的股权给张健，张健于2011年1月28日前支付青苗补偿款2000万元给谢邦裕、张辉峰。同日，燕鹏飞、张健与谢邦裕、张辉峰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就华锋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约定：谢邦裕、张辉峰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华锋公司100%的股权给燕鹏飞、张健，在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办理完毕股权和税务变更手续。2011年1月11日，张辉峰、谢邦裕与张健、燕鹏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辉峰将其持有的66.67%的股权转让给张健，谢邦裕将其持有的33.33%的股权中的18.33%转让给张健，15%转让给燕鹏飞。同日，华锋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张辉峰、谢邦裕与张健、燕鹏飞参加会议，四人签署《章程修正案》，修正股东为张健、燕鹏飞，股东的出资比例为：张健25.5万占85%、燕鹏飞4.5万占15%。”2011年1月14日，燕鹏飞转账200万元给谢邦裕，其中18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20万元是青苗补偿款。同日，华锋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登记内容如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健，执行董事和经理为张健，监事为燕鹏飞，公司股东为燕鹏飞、张健，燕鹏飞出资比例15%，张健出资比例85%。2011年2月25日，燕鹏飞作为甲方，张健作为乙方，安云祥作为保证人，就《项目合作协议》有关问题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甲方燕鹏飞占华锋公司85%的股份，乙方张健占15%的股份之问题双方没有异议，具体变更工商登记的时间由双方根据需要确定；以后的工作分工，仍是乙方负责海南相关关系疏通，甲方负责资金的筹集及下一步的新农村建设工作；2011年1月28日，甲方以书面传真到郑州公司的方式告知双方约定的1个亿资金及500万元资金的具体到账时间。2014年6月23日，张健给燕鹏飞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承诺三天内未有委托中所述有意向购买或合作的单位或个人即同意去看商业门面房产商谈燕鹏飞回购华锋公司的股权事宜。所签购买或合作协议燕鹏飞收益均不低于3亿元，若有变动需征得燕鹏飞同意。”燕鹏飞与张健合作过程中，燕鹏飞购买了张健所有的河南省晋商联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晋商公司）用于向社会集资,陆续向张健转账付款2000多万元，向谢邦裕、王儒传等人支付青苗补偿款7000多万元。因张健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虚构领款人身份诈骗燕鹏飞青苗补偿款1358万元，被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现在河南省新乡监狱服刑。又查明，海南和基物业服务公司通过王儒传的介绍与张健认识，该公司于2011年1月22日与华锋公司签订《陵水华锋项目投资协议》，约定该公司分两期向华锋公司投资1.5亿元用于收购公司股权等，该公司向张健转账支付定金款100万元及其他款项共计170万元，后上述投资协议未履行。2011年5月26日，张健向谢邦裕转账153万元，又指派谢邦裕于2011年5月31日将153万元转账给王儒传，意图通过王儒传退还海南和基物业服务公司定金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涉案《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是否能够否定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本案为被告华锋公司的股东燕鹏飞及张健因持股比例产生的纠纷，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华锋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持股比例显示，原告燕鹏飞为15%，第三人张健为8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该规定可知，股权状况的工商登记，其性质属于对抗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因此，不能仅以工商登记认定股东的股权比例。确定股东的股权数额及比例，应当以股东出资、持股比例约定及工商登记等因素综合判断。一、关于燕鹏飞、张健对华锋公司的出资认定。第一，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根据本案的案情，燕鹏飞、张健与华锋公司原股东张辉峰、谢邦裕履行的是由燕鹏飞署名的《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协议于2011年1月9日签订后，燕鹏飞于2011年1月14日转账200万元给华锋公司原股东谢邦裕，张健于2011年5月26日支付153万元给谢邦裕，双方均主张所支付的是《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方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谢邦裕承认收取燕鹏飞的200万元其中的180万系股权转让款，双方当事人亦于收款当日办理了华锋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付款及股权变更登记环节互相衔接且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燕鹏飞支付的180万元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对于张健的付款，该款项转付于华锋公司股权变更之后，证人谢邦裕出庭作证不承认153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同时提交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受张健指示已转账给王儒传另有用途，一审法院认定153万元并非涉案股权转让款。第二，对华锋公司的投资款的认定。燕鹏飞提交的30多张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合作过程中，燕鹏飞已向张健支付款项2000多万元，向谢邦裕、王儒传等人支付青苗补偿款7000多万元，而张健未提交证据对华锋公司有实际出资行为。华锋公司及张健抗辩称张健与张辉峰、谢邦裕商谈所应支付的青苗补偿款仅为2000万元，且依合作协议的约定应当通过张健向青苗所有人支付补偿款，故燕鹏飞虚增了补偿款数额。一审法院认为，燕鹏飞主张的款项支付均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即便燕鹏飞支付补偿款存在瑕疵，但也否定不了涉案青苗补偿款全部由其个人支付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华锋公司的前期投资款均由燕鹏飞出资。二、涉案《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是否能够否定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涉案的股权转让款及投资款均由燕鹏飞个人出资，华锋公司仅有燕鹏飞及张健两个股东，持股比例应尊重二股东的意思表示，以二股东的合意为准。本案的事实是，燕鹏飞及张健在2011年1月6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燕鹏飞的持股比例为85%，张健为15%，特别是华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又于2011年2月25日在《补充协议》中又约定了上述持股比例，并且，张健于2014年6月23日向燕鹏飞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如华锋公司股权转让燕鹏飞收益不少于3亿元，是对燕飞持股85%的再次确认，三份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是燕鹏飞持股85%、张健持股15%。因此，燕鹏飞、张健在《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章程修正案》中约定燕鹏飞持股15%、张健持股85%并进行工商登记，仅是出于对华锋公司的某种经营目的而公示的股权比例，并不是双方的真正合意，否则，工商登记之后双方就不会再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另行约定持股比例，《补充协议》实际是对工商登记股权状况的否定。张健对于多出实际股权部分的持股实为代替燕鹏飞挂名持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燕鹏飞对华锋公司履行了全部的出资义务，请求确认持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华锋公司、张健不得以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否认燕鹏飞的权利。华锋公司及张健抗辩称燕鹏飞履行义务不符合《项目合作协议》第五、六、七条的约定，《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条件尚未成就，故不应予以变更。根据本案事实，燕鹏飞虽然未按约定通过张健支付青苗补偿款，但已履行了近亿元的出资义务，履约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并不能否定实际出资人的巨大权益，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从公平原则出发，燕鹏飞作为出资人持有85%股权，张健负责提供信息及疏通关系持有15%股权，此持股比例更为公平合理。综上所述，燕鹏飞作为华锋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依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现依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确认持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并要求该公司及张健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原告燕鹏飞享有被告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85%的股权；二、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张健协助原告燕鹏飞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华锋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的（2017）琼0106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燕鹏飞曾利用掌控的旧的公章配合为王儒传将华锋公司登记为海南华锋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后因鉴定出张健的签名及公章都是虚假的，法院判决撤销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华锋公司登记为海南华锋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行为。燕鹏飞与王儒传等人存在利害关系，在该案中王儒传、谢邦裕都从燕鹏飞处领取了巨额的款项，同其有利害关系，不符合证人的条件，其作为证人的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应当以书面证据为准。 上诉人张健对上诉人华锋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燕鹏飞对上诉人华锋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判决书里所提到的公章并不是我所掌控的那枚旧公章。他们注册公司的签名也不是我所签，我对他们注册的公司完全不知情。我和王儒传、谢邦裕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俩是通过张健介绍认识的。在龙华区法院主持的听证会上，我已申请龙华法院将私刻公章一事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本院对上诉人华锋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为：对该份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燕鹏飞向本院提交一份其向张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张健于2014年6月23日收到该份委托书后，当天就向燕鹏飞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土地转让之后，张健在华锋公司的股权是15%，燕鹏飞占有85%。燕鹏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张健可以代表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等。土地转让后，燕鹏飞分得3亿，张健分得5000万。 上诉人华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委托书有效期为30天，这是燕鹏飞自己注明的。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委托书只能证明燕鹏飞作为公司股东，授权张健全权处理公司名下的土地。这是公司股东之间的一个正常授权行为，从委托书中看，并不能得出与股权分配有关，该份授权委托书与涉案股权的分配不具有关联性。 上诉人张健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燕鹏飞想要证明的内容。 本院对被上诉人燕鹏飞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认证如下：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证明燕鹏飞授权张健处理华锋公司名下3385.亩土地，即张健有权决定土地开发、合作等处理方式，在土地转让价不低于3.5亿元的情况下有自主签约权。 二审查明，2014年6月22日，燕鹏飞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燕鹏飞，男，汉族，1970年3月生，身份证号XXX，是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本人授权张健全权处理公司名下3385.1亩农业综合开发用地的土地，即由张健先生全权决定：土地转让或合作开发等处理方式；张健先生有在土地整体转让价不低于叁亿伍情况下自主签约权；凡张健先生实施上述行为本人无条件确认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授权委托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此委托书有期为30天。 除以上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华锋公司、张健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和被上诉人燕鹏飞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燕鹏飞是否享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工商登记不具有设权效力，只具有证权功能。当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产生争议时，工商登记不能成为确定股东的股权数额及比例的唯一根据，应结合股东出资、持股比例约定、工商登记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燕鹏飞是否享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需厘清以下几点： 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1月9日，燕鹏飞、张健与谢邦裕、张辉峰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燕鹏飞、张健以180万元的价格受让华锋公司100%的股权，在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办理完毕股权和税务变更手续。该协议签订后，燕鹏飞于2011年1月14日将200万元转入谢邦裕帐户，并在当日办理了华锋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即公司股东由谢邦裕、张辉峰变更为燕鹏飞、张健，燕鹏飞出资比例15%，张健出资比例85%。华锋公司上诉认为燕鹏飞支付谢邦裕的2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否认张健向谢邦裕支付的153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证人谢邦裕所作证言，即谢邦裕承认收取燕鹏飞200万元中的1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结合收取款项的当日便办理了华锋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燕鹏飞支付的180万元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而张健向谢邦裕支付的153万元，谢邦裕出庭作证否认该款为股权转让款，并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受张健指示已转帐给王儒传。且从款项支付的时间看，张健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长达4个月的时间才支付股权转让款，与《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约定相悖，故对华锋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案涉投资款的认定问题。根据燕鹏飞提供的银行转帐凭证等可证实，燕鹏飞与张健于2011年1月6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燕鹏飞已按该合作协议约定向张健支付款项2000多万元，向谢邦裕、王儒传等人支付案涉土地上农户的青苗补偿款7000多万元。而张健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华锋公司有实际出资行为。张健上诉主张燕鹏飞支付的青苗补偿款为代华锋公司支付，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华锋公司前期投资款由燕鹏飞出资并无不当。 三、关于案涉《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是否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2011年1月6日燕鹏飞与张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燕鹏飞占华锋公司85%股份，张健占华锋公司15%股份。燕鹏飞负责项目合作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张健负责项目前期运作及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和各项公关活动。同时对燕鹏飞支付项目前期运作费用、青苗补偿费数额及支付时间进行了约定。合作协议签订后，燕鹏飞亦按该协议约定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华锋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燕鹏飞与张健又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持股比例再次确认，即确认燕鹏飞占85%股份，张健占15%股份。且在2014年6月23日张健向燕鹏飞出具的《承诺书》中，张健仍承诺转让华锋公司的股权燕鹏飞的收益不低于3亿元，如有变动需征得燕鹏飞同意。由此可见，张健对燕鹏飞持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是无异议的。《项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燕鹏飞与张健的真实意思表示，燕鹏飞与张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只是为华锋公司的经营目的以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张健、华锋公司关于燕鹏飞与张健的股权比例应按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约定的比例确定的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燕鹏飞享有华锋公司85%的股权、张健享有华锋公司15%的股权，有事实根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锋公司、张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上诉人陵水华锋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800元、上诉人张健负担5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符 晓 审 判 员  王咸海 审 判 员  卢静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丹丹 书 记 员  陈 伟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