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2民初2630号原告：陈付秀，女，195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广慧，系陈付秀女儿。被告：襄城区尹集乡青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青龙村白云人家小区。法定代表人：乔启红，该村委会主任。第三人：熊春珍，女，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系熊春珍儿子。原告陈付秀与被告襄城区尹集乡青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青龙村委会）、第三人熊春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付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广慧，第三人熊春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青龙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付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07010504030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并由被告协助办理该合同项下的地块的登记办证手续；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5年，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依法向农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和取得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在2015年重新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被告以原告与第三熊春珍就该合同项下的部分地块存在争议为由，不与原告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未向原告颁发经营权证书，造成原告应享受的流转款项收益受到侵害，原告认为，2000年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履行了税费义务，在相关部门领取了地力补贴等，并在2005年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中，与被告签订了承包合同，领取了经营权证书，合法取得了争议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故被告应该在新一轮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与原告签订争议地块的承包合同，并申请登记办理经营权证书。因而诉至法院。被告青龙村委会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证据。第三人熊春珍陈述：第三人系青龙村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005年二轮延包青龙村未严格按照延包方案将土地错误登记在原告名下，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第三人的。经审理查明，原告陈付秀系青龙村××组村民，第三人熊春珍原居住在青龙村××组，2001年搬迁至尹集乡，户籍仍在青龙村××组。熊春珍家庭搬迁至白云村之后，将其之前承包的11.6亩土地交给陈付秀家庭耕种，并将其在青龙村××组的房屋出售给了陈付秀家庭。2019年3月1日熊春珍向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青龙村委会与陈付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争议的土地部分无效并申请确权登记颁证。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查明以下事实：熊春珍于1982年取得了争议土地的家庭承包权并耕种至2001年，之后随丈夫搬迁至白云村居住，户口未迁出青龙村，其将争议的土地口头约定交给陈付秀家庭耕种，2005年，村委会在未严格按照《青龙村××组二轮延包方案》中对有争议的土地通过法院或仲裁部门裁决后再签合同的情况下，将争议的土地与陈付秀签订了承包合同。熊春珍得知情况后，即开始向村委会、乡政府、区农业局上访，以求得问题的解决。2014年争议土地流转给宏林公司，流转款由陈付秀获得，2014年至今共获得46474元，因熊春珍向村委会主张流转款，从2016年至2018年，村委会每年给熊春珍6000元，熊春珍现已领取18000元。熊春珍未获得白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获得家庭承包地，因村委会未取得陈付秀同意，无法将争议土地确权登记在熊春珍名下，遂引起纠纷。经过审理，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5日作出襄城农仲字（2019）第0001号仲裁裁决书，裁定2005年青龙村委会与陈付秀家庭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地块名为“背面蚂蚁地”0.8亩（东至王小军、北至刘兴国）、“背面窑包子地”3.3亩（东至习德国、南至黄兴英、西至郭天福、北至刘玉财）、“洲子地”1.5亩（东至习红贵、南至胡泽有、北至王启勇）、“南沟大路边旱地”0.8亩（东至路、南至胡发成、西至习德全、北至王启猛）、“南沟大路上水地”1.9亩（东至刘玉清、南至王大军、西至莫兴龙、北至王启勇）、“南沟大路下水地”3亩（东至王启猛、南至王启勇、西至胡发明、北至习德全）、稻场地0.3亩的土地为熊春珍家庭承包地，青龙村委会应当与熊春珍家庭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并协助办理确权登记颁证手续。原告对于仲裁裁决书不服，于2019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在审理的过程中，陈付秀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鄂0602民初2089号民事裁定书，按陈付秀撤诉处理。庭审中，各方对于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上述事实没有异议。另查明，2005年1月9日，原、被告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合同编号：xxx），承包地总面积为20.2亩，包含有之前熊春珍家庭承包的11.6亩土地。庭审后，被告向本院陈述对于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襄城农仲字（2019）第0001号仲裁裁决书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仲裁书中关于熊春珍家庭之前承包的11.6亩土地四至范围的认定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第三人熊春珍家庭从青龙村××组搬迁至白云村之后，将其承包的位于青龙村××11.6亩土地交给原告陈付秀耕种，之后，原告陈付秀家庭于2005年与青龙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之前熊春珍家庭耕种的11.6亩土地。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熊春珍家庭是否将其承包的11.6亩土地转包给了陈付秀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陈付秀与熊春珍对本案争议土地的流转未签订书面协议，熊春珍认为是将耕地交给原告代耕，陈付秀认为当时没有进行明确，同时认为之后青龙村委会与原告签订了承包合同，应当视为村委会将土地重新进行了发包。因双方没有就本案争议的土地签订书面的转包或者转让协议，被告青龙村委会也未证明熊春珍家庭将其之前承包的11.6亩土地转包或转让给了原告。从土地承包合同自身来考量，目的是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落实人人有份的土地分配政策。被告熊春珍在一轮土地承包和延包时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熊春珍在青龙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在陈付秀与熊春珍没有就土地流转签订书面协议或者在青龙村委会进行土地流转同意的情况下，青龙村委会与陈付秀于2005年1月9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合同编号：07010504030），将之前熊春珍承包的11.6亩土地发包给陈付秀，侵害了熊春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而该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该11.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现原告无证据证明熊春珍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陈付秀，原告诉请确认其与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因合同中还涉及有之前熊春珍家庭承包的土地，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协助其办理合同项下的地块的登记颁证手续，涉及后续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履行，可待合同签订之后另行主张。被告青龙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原告陈付秀与被告襄城区尹集乡青龙村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1月9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合同编号：07010504030）中涉及8.6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有效[即除去地块名为“背面蚂蚁地”0.8亩（东至王小军、北至刘兴国）、“背面窑包子地”3.3亩（东至习德国、南至黄兴英、西至郭天福、北至刘玉财）、“洲子地”1.5亩（东至习红贵、南至胡泽有、北至王启勇）、“南沟大路边旱地”0.8亩（东至路、南至胡发成、西至习德全、北至王启猛）、“南沟大路上水地”1.9亩（东至刘玉清、南至王大军、西至莫兴龙、北至王启勇）、“南沟大路下水地”3亩（东至王启猛、南至王启勇、西至胡发明、北至习德全）、稻场地0.3亩，共计11.6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驳回原告陈付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襄城区尹集乡青龙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锐人民陪审员  胡维敏人民陪审员  贵 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贾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