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4437号原告：邓某1(系原告邓某、邓某2的祖父，暨两人的法定代理人)，男，196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南雄市。原告：叶某(系原告邓某、邓某2的祖母，暨两人的法定代理人)，女，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南雄市。原告：邓某，女，2007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南雄市。原告：邓某2，男，2008年9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南雄市。四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丘翠茜，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群，广东众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官某，女，199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龙川县。被告：刘某，男，1992年4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被告：蔡某，男，1992年6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胤，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蓝某，男，1998年1月30日出生，畲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被告：李某，男，1995年7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御伦，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书芳，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刘某1，女，200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南雄市。被告：广州市**酒吧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路。法定代表人：李某1，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楚琳，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诉被告官某、刘某、蔡某、蓝某、李某、刘某1、广州市**酒吧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某1、叶某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翠茜、陈桂群律师、被告官某、刘某、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胤律师、蓝某、李某及两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御伦律师、实习人员黄书芳、广州市**酒吧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某1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诉称，2018年11月11日，邓某下班回家后，蓝某连打三个电话给邓某，邀请邓某去广州市越秀区**四楼广州市**酒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吧）喝酒。邓某当晚十点半左右打车到**，11点半左右到达酒吧（监控显示邓某精神状态正常，行为无异）。蓝某事先向酒吧工作人员蔡某预定酒桌，邓某到达酒吧后，与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和酒吧工作人员蔡某、刘某1一起喝酒。2018年11月12日凌晨1时多，被告等发现邓某昏迷不醒，呼之不应，随后打电话给120。凌晨1点26分邓某丧失意识及反应，被几人扶着出来放置酒吧走廊的地面，手掐邓某人中试图唤醒邓某。邓某无任何反应，后用手推车将邓某运送到宾馆门口的地面，直至救护人员到达。经救护人员诊断，邓某已死亡多时，无法救治。2018年12月4日，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邓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73mg/100ml,邓某存在中度脂肪肝的病理学改变，考虑到存在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差、酒精耐受力低的可能。鉴定意见为：邓某符合心源性猝死的病理学改变，其中酒精因素可为诱因。受害人邓某，男性，1986年11月20日出生，原告邓某1是其父亲，原告叶某是其母亲，原告邓某和邓某2是其与莫某所生的非婚生子女。原告认为，邓某血液酒精含量为73mg/100ml，从邓某到达酒吧至呼叫120的时间仅一个多小时，短时间内过量饮酒是邓某致死的诱因。被告等未劝阻邓某过量饮酒导致邓某醉酒，并在邓某喝醉后，任由邓某在一旁昏迷，处于无人照顾和看管的危险状态，未及时发现异常，错失救治时间，导致邓某死亡。邓某的死亡与醉酒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与邓某一起喝酒，负有提醒、劝诫同饮者过量饮酒和相互照顾的特殊注意义务，应当合理预见邓某醉酒、意识不清所面临的人身安全损害，故被告等应对邓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向法院提出请求：1判令七被告共同赔偿四原告673287.1元（丧葬费53289.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6195.32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8769.37元；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27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346574.19元1346574.19x50%=673287.1）；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径付给原告）。被告蓝某答辩认为，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死亡鉴定报告，死者为心源性猝死，按照医学界公认的说法，心源××发后在1小时之内死亡，即病发后可能在几分钟乃至六十分钟之内死亡，这种病本身特征给医学救治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其次，鉴定报告显示死者患有中度脂肪肝，代谢能力较差，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应戒烟戒酒，控制饮食，避免过分激动等，死者面对被告蓝某的邀请前往酒吧，期间没有控制酒量，其自身有重大过错，其应对其自身行为承担完全责任。第三，被告蓝某本人发现死者晕倒后拨打120，尽到了照顾义务。第四，被告蓝某发现死者晕倒后，为了抢夺宝贵的时间，被告蓝某还找到拖车把死者搀扶到一楼，充分证明被告蓝某抢救死者的急迫性，期间被告蓝某还对死者进行人中按压，故被告蓝某对朋友的关切之情也表现得十分充分。以上，原告在起诉状有自认，已经证明被告蓝某尽到了照顾朋友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五，原告起诉状提及的死者喝醉后任由其一旁昏迷，处于无人看管的危险状态，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六，被告等均不知道死者是脂肪肝患者，被告蓝某也没有劝酒行为，邀请他人喝酒本身也不是侵权行为，被告蓝某没有过错，不能因为出现死亡事件而苛责于被告蓝某。第七，鉴定报告结论显示，死者符合心源性猝死的病理学改变，其中酒精可为诱因，该结论是或然性结论，这意味不排除其他因素，比如饮食过量，过分激动，过度疲劳等诱因，鉴定结论显示是酒精因素可为诱因，并没有显示过量饮酒是诱因，这表明死者喝下第一杯酒就有可能成为发病的诱因，另鉴定结论显示死者血液酒精含量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也没有达到酒精中毒的标准，故鉴定结论排除酒精中毒的可能，原告起诉状中认为死者死亡与醉酒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无证据支持。综上，死者死亡纯属意外，是其自身疾病所致，死者晕倒后被告蓝某在合理时间打了120，并做了施救措施，被告蓝某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告蓝某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某答辩称，被告李某仅是酒吧聚会的参与者，期间被告李某没有劝酒行为，死者晕倒后被告李某有施救行为，另其他意见与被告蓝某意见一致。被告官某答辩认为，当时被告官某没有与死者喝酒，死者倒下的时候，被告官某因上厕所不在身边，被告官某上完厕所后在大厅待了一会，等被告官某回到房间的时候，死者已经被抬上担架，期间被告官某有帮忙按压死者的人中，被告官某与死者不熟，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刘某答辩认为，被告刘某与官某是男女朋友关系，被告刘某与死者不熟，被告刘某在死者再三邀请后与死者有互动，后来死者就与酒吧的陪酒刘某1喝酒玩耍，被告刘某就没有再去参与，期间死者与刘某1有发生矛盾冲突，被告蔡某（领班）就过来让刘某1道歉，刘某1不肯，后来刘某1就喝了一杯酒就走了，在被告刘某第二次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将死者抬出去。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蔡某答辩认为，一、被告蔡某并不认识死者，故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侵权责任，被告蔡某在酒吧工作，负责替客人订台及预留座位，当晚系替蓝某预留桌子。被告蔡某在广州市**酒吧有限公司做餐厅服务人员，负责给客人预留订吧台，死者邓某并非是给被告蔡某直接下单的客户，被告蔡某也不认识死者。根据被告蔡某提交的微信记录，被告蔡某仅仅是替蓝某预留桌子，其他事宜被告蔡某并没有参与，具体蓝某怎么安排和谁喝，被告蔡某并不清楚。被告蔡某没有直接参与与死者的喝酒过程，并不存在与其劝酒的情况。被告蔡某也没有见过死者，也没有和死者碰过杯子。事发地点本身为酒吧餐厅，被告蔡某属于工作人员，并不是陪酒人员，不存在陪酒的情况。对于死者喝多喝少，被告蔡某也不清楚。对此，被告蔡某并没有任何责任。就本案的救助扶助义务，因死者死亡的整个过程，被告蔡某并不在现场，故不清楚相关的情况，就被告蔡某来说，其事发时，被告蔡某已经离开，也不存在需要救助的义务，根本不存在过错。二、就各项请求，被告蔡某认为不属于侵权主体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故对各项诉求认为全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涉案的地点本身就是餐饮场所、酒吧，如果来这里的人都是默认会喝酒的，不会喝酒的可以自己选择饮料，并没有人强迫喝酒，而且本案被告蔡某是替酒吧订桌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陪酒人员。就原告等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都不应当由被告蔡某承担。而且，被告蔡某也没有陪着他喝酒，更不存在劝酒，被告蔡某都没有参与。故上述的赔偿项目均不应当由被告蔡某赔偿。被告广州市**酒吧有限公司答辩认为，酒吧经工商登记具有经营资质，销售的酒水符合国家要求，酒吧是餐饮场所，顾客是默认可以喝酒，如果身体因素可以选饮料性饮品，酒吧没有能力且没有义务对每个客户甄别是否能喝酒。死者年满十八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具有中度脂肪肝疾病，是不能饮酒，但死者并未管控其自身行为，其本身具有重大过错。该事件发生后，酒吧积极采取施救措施，打了110、120尽到救助义务，由于死者为心源性猝死，该疾病具有突发性和救治难的特点，最终导致意外发生。饮酒时间大约为1个多小时，期间死者并未进行大量饮酒，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并未达到醉酒标准。酒吧员工也没有对死者进行劝酒。根据酒吧的监控录像可见，死者在被发现晕倒之前，自己一个人在桌子上趴着休息十几分钟，说明该死者本身就具有身体劳累，酒精耐受力低的因素，酒吧不具有任何责任。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刘某1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被告蓝某系邓某的朋友，有相约喝过酒,官某、刘某系恋人关系，与邓某见过一两次面，亦有喝过酒。被告蔡某为“**酒吧”常驻订台员，酒吧根据每台消费额与其结算介绍费，被告刘某1在酒吧陪酒，由其与客户计算服务费用。2018年11月11日晚，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相约到广州市**四楼“**酒吧”喝酒，被告蓝某向蔡某预定酒桌，根据被告酒吧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当晚23:23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先到，由被告蔡某带至已预订的酒桌坐下，23:27邓某到达，各人一起喝酒、玩骰子，但未见互相劝酒，00:13在酒吧陪酒的刘某1过来与邓某喝酒、玩骰子，00:45官某、刘某相继离开，00:45:40邓某突然倒下躺在沙发上，蓝某、李某、刘某1仍在现场，刘某1坐在邓某旁边，各人在抽烟、看手机、聊天等，期间蓝某有拍邓某，甚至尝试扶起邓某均告失败，此时邓某没有任何反应，直至00:59蓝某尝试对邓某掐人中，因邓某人事不省，1:05蓝某离开去找推车来推邓某，1:22蓝某回到现场，1:23包括蓝某在内有三人一起架扶邓某出了酒吧（官某及刘某则在旁边看着），来到宾馆门口，蓝某拨打120，而120于1:45到达现场，此时邓某已无呼吸、手脚冰凉、无心跳、无生命特征、瞳孔放大，经过40分钟的抢救，于2:22宣告临床死亡。2018年11月14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经对邓某尸检后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B113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医学各科及法医专业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对死因作出鉴定。1、根据法医系统尸体解剖检验，邓某颈部浅表擦伤及腰背部皮下肌肉出血，其损伤程度轻微，属非致命性损伤，其余体表及内部器官未发现机械性损伤征象，故可排除机械性暴力作用致死。2、尸体解剖及组织学检验证实死者存在以下病理学改变：部分心肌细胞缺血性改变；慢性甲状腺炎；中度脂肪肝；脑及肺淤血、水肿；其余脏器淤血。未检见死者存在致死性疾病的病理学改变。3、死者心血中未检见出敌敌畏、敌百虫、甲胺磷、呋喃丹、硫丹、氯氰菊酯、佛氯氰菊酯、乐果、马拉硫磷、五氯酚、氧乐果、毒鼠强、地西泮、舒乐安定、安眠酮、三唑仑、咪达唑仑、司可巴比妥、巴比妥、苯巴比妥、氯丙嗪、苯丙胺、甲基苯丙胺、氯胺酮、MDMA、MDA、哌替定、美沙酮、利多卡因、吗啡、可待因、阿普唑仑、氯氮平、卡马西平、硝甲西泮，故可排除因上述毒药物致死可能。4、死者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73mg/100mL；未检出正丙醇。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第3版《法医毒理学》第111页；乙醇中毒剂量因饮酒习惯和个体差异而悬殊很大，一般个体饮用乙醇中毒血浓度为100mg/dL,致死血浓度一般为400-500mg/dL。该案例中死者血液中酒精浓度未达到致死血浓度，故可排除酒精中毒致死可能，但死者存在中度脂肪肝的病理学改变，故考虑存在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差，酒精耐受力低的可能。综上所述，结合案情分析及法医学系统解剖和毒化学分析，邓某符合心源性猝死病理学改变，其中酒精因素可为诱因。另查明，原告邓某1是邓某的父亲，叶某是邓某的母亲，两人婚后生育邓某、邓某3、邓某4、邓某5（肢体一级残障，生活不能自理）、邓某6五名子女。原告邓某、邓某2是邓某与莫某的非婚生子女。邓某生前从2017年5月27日开始就职于**股份有限公司，年收入为118670元，其与同居女友陈某共同居住在广州市白云区**4号201房。据陈某反映邓某平时有喝酒，酒量还可以，有痛风及肾积水等疾病，但不吃药。四原告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人员名单、住宿及交通费用的相关票据、误工费的证明。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村委会证明，证明邓某、邓某2是邓某、莫某的非婚生子女；证据2、**派出所证明，证明邓某、邓某2的父亲是邓某，母亲是莫某；证据3、出生医学证明，证明邓某于2007年8月9日在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出生，父亲是邓某，母亲是莫某；邓某2于2008年9月4日在广州协佳泌尿科医院出生，父亲是邓某，母亲是莫某；证据4、**村委会证明，证明邓某1和叶某生育了五个子女：邓某、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证据5、户口本，证明邓某1和叶某是夫妻，邓某是两人的儿子；证据6、残疾人证，证明邓某5为肢体一级伤残；证据7、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邓某于2018年11月12日在越秀××××号因饮酒引起死亡；证据8、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证明邓某符合心源性猝死的病理学改变，其中酒精因素可为诱因；证据9、工资收入证明，证明邓某于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11月11日是**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年收入118670元。被告李某、蓝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3不予确认，因为邓某、邓某2是死者的非婚生子女，原告应当向法庭提交相应的亲子鉴定证明其身份，公安机关对非婚生子女不能仅凭出生医学证明予以入户，应当提交相应的亲子鉴定报告，该证据只能证明该两子女已入户的情况，公安机关本身不具备鉴定亲子的职能，出生证明仅仅是女方自己填写，医院也不会做实质性审查；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6无原件不予质证；对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死因并非饮酒引起；对证据8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饮酒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对证据9不予确认，工资收入并未附上工资表及签名。被告蔡某质证认为：同意被告李某、蓝某的质证意见，补充以下意见：对证据6仅凭残疾人证不能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及无收入来源的情况，应当由民政部门及劳动部门的劳动能力鉴定书方能证明其丧失相应劳动能力及无收入来源；对证据8并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最多属于饮酒的范围内。被告酒吧质证认为：同意被告李某、蓝某、蔡某的质证意见。补充以下意见：对证据7中死因存在异议，死因应由法医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为准；对证据9不予确认，应提交相应劳动合同和工资流水予以证明。被告官某、刘某：同意被告李某、蓝某、蔡某、酒吧的质证意见。被告蔡某提供证据微信记录，证明事发当日应被告蓝某的指令订台。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对该证据无异议，只能证明蓝某向蔡某预定酒桌，不能证明蔡某没有参与饮酒。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质证意见同原告；被告酒吧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酒吧提供监控录像，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视频最早显示23时23分44秒，官某到达吧台，接着死者也到达吧台，加上另外一个人，具体看的不清楚，无法确认，到达吧台加上死者共六人。零点13分36秒，酒吧刘某1也到了吧台，坐在死者旁边，跟共同到达的六人一起喝酒，期间坐在吧台的被告相互之间有谈笑喝酒抽烟摇骰子，相互敬酒。零点45分40秒，死者突然向其左侧倒下，侧躺在左侧沙发上，期间其中一个黑衣男子到达现场，有几次想把死者扶起来，但都没有扶起来，黑衣男子也有几次将死者搂在身边，在吧台时将死者仰躺坐在沙发上一直到视频1时23分19秒结束。各被告都没有发现死者，没有人报警，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治疗。希望酒吧和各被告能够提供完整的视频及期间各被告与死者的情况。被告蓝某、李某质证认为：确认视频结束时间，整个视频显示摄像头距离吧台比较远，看不清人物，也没有发现有人倒下的镜头，只是看到有人不停走动、抽烟、喝酒、摇骰子等，没有留意到哪个人倒下。被告蔡某质证认为：被告蔡某每天在**酒吧上班，当天是在上班时间，死者的消费款项虽由酒吧收取，但实际上被告蔡某是酒吧的工作人员，工资发放结算都是与酒吧进行，对视频无异议。被告官某、刘某质证认为：收到的视频不完整，部分重复，刘某1与死者喝酒，并非和官某、刘某。死者倒下的那刻，官某、刘某去了洗手间并非在现场，回来看到死者就躺在那里了，官某、刘某以为死者是喝醉了，不知道死者是突然倒下，蓝某和另外两名朋友有去照顾死者，但另两位朋友不在视频中，刘某1也在场。被告蔡某质证认为：视频没有拍到蔡某在场，蔡某没有跟死者喝酒。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没有提供证据。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洪桥派出所调取的材料：证据1、邓某的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尸体（无名尸）现场检验情况表；证据2、李某的询问笔录；证据3、官某的询问笔录，其中陈述“邓某以前喝过几次酒，邓某酒量很好、能喝很多”；证据4、蓝某的询问笔录，其中陈述“当晚邓某喝得不多，因为之前我跟他喝过，知道他酒量”；证据5、刘某的询问笔录；证据6、陈*的询问笔录，其中陈述“邓某平时有喝酒，酒量还可以”；证据7、刘某1的询问笔录；证据8、蔡某的询问笔录；证据9、蓝某的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据10、周*的询问笔录；证据11、邓某3的询问笔录；证据12、陈*的询问笔录。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质证认为：对证据1-6、9-12无异议；对证据7-8不予确认，蔡某与刘某1陈述没有跟死者喝酒，与其他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提及订台人和陪酒女陪着一起喝酒，两者存在矛盾。被告李某、蓝某质证认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补充以下意见，死者女朋友陈*提及死者平时有痛风和肾积水，但没有吃药，还说死者的酒量可以，这证明死者的诱因可能过分激动所造成，因为死者期间跟刘某1发生过冲突。根据刘某的陈述死者与刘某1有一起喝酒。被告蔡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7-8三性予以确认，其他证据，被告蔡某无参与不清楚，不发表意见。被告酒吧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酒吧是为客户提供场所和饮品，对客户之间的事情不清楚，不发表意见。被告官某、刘某表示同意被告李某、蓝某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一、关于酒吧及被告蔡某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酒吧作为娱乐场所经营者，对顾客只负有提供安全消费场所、安全食品及饮料、酒类的义务，被告蔡某作为常驻酒吧的订台员，只负责帮客户预定酒桌、并在客户到达后引领客户到预定台，已是完成其所提供的服务，根据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已排除邓某系因中毒而死亡，酒吧及蔡某无法对客户行注意、照顾的义务，亦无法了解及掌握客户身体情况是否适合饮酒及娱乐，若让其承担上述责任过于苛责。因此酒吧及蔡某在本案中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损害责任认定问题。根据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该案例中死者血液中酒精浓度未达到致死血浓度，故可排除酒精中毒致死可能，但死者存在中度脂肪肝的病理学改变，故考虑存在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差，酒精耐受力低的可能。综上所述，结合案情分析及法医学系统解剖和毒化学分析，邓某符合心源性猝死病理学改变，其中酒精因素可为诱因。”邓某并非酒精中毒致死，而是心源性猝死，酒精为诱因之一。猝死是指平时貌似健康，因潜在性疾病突然发作或恶化，在症状出现后24小时以内发生的争骤死亡。猝死的诱因包括体力活动突然增强、强烈的精神因素、外伤精神心理创伤、急性感染等，但并不是所有的猝死都一定有诱因，诱因在猝死的发生中仅起了诱发的作用，根本死因是死者体内早已潜在的能致猝死的自然疾病。猝死的病因中，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猝死，包括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炎、原发性心肌病、肺动脉栓塞、主动脉瘤破裂所致；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猝死，包括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所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猝死，包括××、××、支气管哮喘所致；有消化系统疾病的猝死，包括消化道出血、急性胃扩张、腹腔内出血、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急性大块肝坏死、中毒型××所致；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猝死，包括尿毒症、羊水栓塞所致。此外，还有其他自然疾病、免疫异常性疾病、青壮年猝死综合征、抑制死等致猝死诱因。基于猝死的突发及不可预见性，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等作为非专业医护人员，不具有对上述疾病危害的预见及一般认知；根据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死者邓某本身患有慢性甲状腺炎、中度脂肪肝，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身身体有疾病情况下，理应知晓饮酒及夜生活对自身的危害，其对自身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因此邓某对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在酒吧饮酒娱乐系一种增进友谊和社交的群体性活动，因各人个体的差异，对酒精的耐受力及分解亦不同，各参与人之间互相负有提醒、劝阻、注意人身安全的义务，并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及时救助减少损害及结果的发生，本案中，参与活动的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在互动过程中应承担上述的相关义务，在邓某发生不测时未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存在过错，理由如下：1、根据邓某的同居女友陈某陈述邓某平时有喝酒习惯且酒量可以，官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陈述“与邓某以前喝过几次酒，邓某酒量很好、能喝很多”，蓝某作为邓某的朋友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陈述“当晚邓某喝得不多，因为之前我跟他喝过，知道他酒量”，由此可见邓某生前有喝酒的习惯，且与蓝某、官某等均有一起喝过酒，且给别人的印象酒量可以，其对酒精的耐受力及分解能力比较强，蓝某也认为事发当晚未达到醉酒的量，这与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互相印证，而根据酒吧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00:45：40邓某倒下不省人事，与其平时喝酒时的表现的常态不符，此时未引起在座各人的注意，各人还是继续抽烟、聊天、看手机，无人理睬邓某，放任了损害结果的发生；2、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从邓某倒下至1:05期间，蓝某曾有拍打邓某、尝试扶起邓某，但邓某均呼之不应、没有任何的肢体反应，在此异常情况出现后，仍未引起各人的高度重视，放任损害结果发生；3、凌晨1:06，各人才发现邓某的情况不妥，此时蓝某离开现场去找人帮忙，其他人仍坐在现场看手机、聊天，至1:23蓝某回到现场，众人才一起将邓某抬出酒吧，去到宾馆门口才拨打120救护，120医护人员于1:45到现场，经检查邓某此时已无呼吸、手脚冰凉、无心跳、无生命特征、瞳孔放大，于2:22宣告临床死亡，延误了救治时机，未尽及时救助的义务。综上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未采取及时救助义务，对邓某的死亡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承担10%责任，各被告之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具体赔偿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邓某生前长期居住在广州，系城镇居民，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标准为42066元/年，即赔偿42066元×20年=841320元×10%=84132元。2、关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上述计算的标准以扶养人生前居住地确定，邓某生前常住广州，属于城镇居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上述费用。原告邓某、邓某2系邓某与莫某的非婚生子女，邓某对两人负有50%的抚养义务，邓某在邓某死亡时至其年满十八周岁为6年零9个月共计81个月，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一般地区标准为28875元/年，即抚养费：28875元/年÷12个月×81个月÷2=97453.12元×10%=9745.31元。邓某2在邓某死亡时至其年满十八周岁为7年零10个月共计94个月，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一般地区标准为28875元/年，即抚养费：28875元/年÷12个月×94个月÷2=113093.75元×10%=11309.37元。叶某系邓某的母亲，至邓某死亡时止年满56周岁，一直在农村生活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叶某与邓某1包括邓某在内共有五名子女，其中女儿邓某5为肢体一级残障人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因此按四名子女计算，邓某对叶某负有四分之一的赡养义务，即扶养费：28875元/年×20年÷4=144375元×10%=14437.5元，合计35492.18元。3、关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一般地区标准为106579元/年，即赔偿106579元/年×0.5年=53289.5元×10%=5328.95元。4、关于四原告主张的办理丧葬事宜人员（3人，按20天计算）的住宿费27000元、交通费10000元、误工费8769.37元、等费用，因四原告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人员名单、住宿及交通费用的相关票据、误工费的证明等证据证实，因此对上述请求不予接纳。5、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等按照上述承责比例向四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向四原告共计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134953.13元，各被告之间互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向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人民币134953.13元，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831元，由原告邓某1、叶某、邓某、邓某2共同负担受理费3055元，被告蓝某、李某、官某、刘某、刘某1共同负担7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伍利群人民陪审员  刘凤华人民陪审员  陈玉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范丽华邓玉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