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初528号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建新街钢山路**楼。法定代表人：马广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小东路**。法定代表人：叶锦寨，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吴杰，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住，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div>法定代表人：谢国辉，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任恩强，公司律师。第三人：沈阳亿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沈阳市浑南新区金卡路**div>法定代表人：徐崇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伟，上海申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六安亿丰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皖西东路**div>法定代表人：黄升地，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抚，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路（东段）**楼**。法定代表人：陈胜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万凯、林姝婧，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抚顺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抚，住所地抚顺市抚顺县拉古乡鸽子村v>法定代表人：王延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达，辽宁卓政（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抚顺神洲源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抚，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大路**v>法定代表人：刘润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达，辽宁卓政（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运公司”）与被告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公司”）、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以下简称“抚顺银行望花支行”）、沈阳亿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亿丰公司”）、六安亿丰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亿丰公司”）、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欣公司”）、抚顺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丰公司”）、抚顺神洲源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洲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任恩强、刘绪伟、吴万凯、林姝婧、王婧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六安亿丰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启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666.7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2.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666.7万股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日，原告与沈阳亿丰公司（甲方）签订了《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因六安亿丰公司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的借款合同中，原告为借款人的55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沈阳亿丰公司为原告的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质押，质押物为“沈阳亿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3666.7万股股权，占总股本的1.56%。”原告与沈阳亿丰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在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取得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016号]。2018年10月2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破申84号民事裁定，受理了秦鹏对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被告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告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管理人不予确认。原告与沈阳亿丰公司签订的《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双方依法向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取得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根据《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质押合同并依法向股权登记机关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申请人善意取得了涉案股权的质权。综上，请依法判令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押权成立，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令原告对案涉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明达公司辩称：明达公司与原告之间既无债权债务关系，更没有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原告的各项诉请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在本案及明达公司破产债权申报中均未举证证明其与明达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其举证的合同均是与明达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签订的，对明达公司没有约束力。二、原告所谓的质押登记明确记载的出质人为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而沈阳亿丰公司并不享有该股权，原告无权依据该质押登记向明达公司主张权利。三、原告就案涉股权的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一）案涉股权在原告办理质押登记前，早就已经在另案中被司法查封、冻结，禁止转让、抵押或处分。（二）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已经明确认定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如上述第（一）条所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李乔与明达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本案原告已经就与本案同样的请求、理由、事实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大连中院经审查确认本案原告对本案所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并作出（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该裁定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在已有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情况下，原告再次以同样理由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三）案涉股权被查封后，未经法院准许，任何人不得处分，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抵押、质押等等。另案十余份生效判决，已经据此判决沈阳亿丰公司对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并不享有该股权。沈阳亿丰公司在没有善意取得案涉股权的情况下，与原告配合就该股权办理质押登记。同理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当然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四）原告在明知出质人对案涉股权不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继续与出质人配合，接受出质人以案涉股权提供的反担保，不仅是存在过错，更是存在主观恶意。综上，本案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对案涉股权既不享有质押权，更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述称：抚顺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股份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依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为有价证券，公司法第129条规定股票分为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交付股票即交付了权利。由此可见股份公司的股权交易不需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交付股票即可。正因如此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从未在工商局进行过变更登记。被告援引的发起人登记并不是股东登记，该发起人登记一经登记不可以变更，无论发起人是否转让股票，发起人都始终体现在股份登记中，因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查封手续无法限制股权交易，该送达行为不能产生查封的后果，在股份公司中股份区别于股权，被告援引的厦门市工商局的文件，指的是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进行查封时要协助冻结，作为工商局应当严格区分股权与股份，因此该规定不适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依据物权法需要在工商局办理质押登记，因此被告所称该股权已经被查封，无法进行质押登记是错误的。该股权依据物权法进行了质押登记，由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沈阳亿丰公司对该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质权人应当依据物权法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质权适用善意取得。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述称：1.工商局并不是非上市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机关，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非上市有限公司登记变更机关是产权托管中心，而并不是工商局。2.工商局是股权的出质登记机关，本案中沈阳亿丰公司在出质时并不知晓股权被法院查封的事实，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沈阳亿丰公司取得了相关的股权支付了对价，一直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股东大会，并领取相关的股东分红。沈阳亿丰公司也履行了相关的股东义务，履行了股东权利，在股权出质时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并没有与原告串通，被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存在相互配合的情况。根据物权法106条法律规定股权质押权适用于善意取得。3.由于本案中原告通过股权登记取得了相关的质押权，该股权不管登记到谁的名下，不依登记的变化而对质押权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质押权是成立的，对股权享有优先权。第三人顺欣公司述称：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以及依据的事实理由，我们同意，对于被告的答辩意见我们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两个第三人陈述意见同意，我们与原告对案涉股权为共同质权人，依据与原告及抚顺银行、神洲公司及我公司2014年9月1日签订的担保协议，我公司与原告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和地位以及商业利益，就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依据公司法139条规定如抚顺银行陈述一致，案涉为记名股票。证明被告所陈述的其主张和抗辩理由不成立，本案原告取得质押登记的股权从记名和出质方式法律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其优先受偿权应得到法律确认。第三人聚丰公司、神洲公司述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表示认可和支持，其次我方参与签订的联合担保协议依据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等均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沈阳亿丰公司持有案涉股权，股权外观明显又依法取得了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因此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押权利，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与原告均为案涉股权的质权人，各自享有案涉股权质押权的份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启运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抚顺银行与六安亿丰公司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2.亿丰家居公司、启运公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联合担保协议》（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3.亿丰公司、启运公司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上述证据欲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启运公司为六安亿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沈阳亿丰公司提供反担保。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关于同意沈阳亿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辽银监复〔2012〕183号）；5.抚顺银行2014年7月3日股东大会决议；6.抚顺银行2014年7月29日股东大会决议（附通过后的章程修正案）；7.抚顺银行2014年10月15日董事会决议；8.2014年7月29日《抚顺银监分局关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初审意见》（抚银监发〔2014〕29号）；9.2014年7月29日《抚顺银监分局关于核准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北京车环展览中心股权资格的意见》（抚银监复〔2014〕85号）（附抚顺银行的股本结构表）；10.2014年10月17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016号]。上述证据欲证明：沈阳亿丰公司是涉案股权的权利外观明显，且依法取得了涉案股权的质押登记，原告善意取得了涉案股权的质押权。11.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执复206号裁定，欲证明：该裁定撤销了（2018）辽02执异16号裁定，启运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不是执行异议审查当中所审查的对象。被告明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借款合同并非明达公司签订，与明达公司无关。证据2该担保协议系原告与聚丰公司、顺欣公司、神洲公司之间的单方协议，其中既没有抚顺银行的签署，也没有沈阳亿丰公司签署，更没有明达公司签署。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合同系原告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给管理人，原告在申报中明确其主张质权对应的欠款金额为2000万元，其在本次诉讼中又主张系其他第三人的代表，这与其债权申报中阐述明显矛盾，本案为破产债权确认的衍生诉讼，不应超过原告债权申报中的主张范围。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沈阳亿丰公司享有案涉股权，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股权质押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5（60号）明确商业银行的股权质押无须银监会审批，不属银监会的审批事项，该批复不能作为沈阳亿丰公司取得案涉股权的依据，该文件连同证据5-10均已经在另案10余份生效法律文书中进行了审查，并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查封并认定这些文件均不是沈阳亿丰公司取得案涉股权的权利依据和凭证，也不是本案原告享有案涉股权质权的依据和凭证。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这些证据不是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证据10，该通知书列明的出质人为沈阳亿丰公司，质权人为启运公司，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该通知书中并未登记明达公司为出质人，原告不能依据该通知书向明达公司主张股权的质押优先受偿权。证据11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但该法律文书第7页明确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且并没有认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6号裁定认定错误，仅认为启运公司所提异议不是异议审查范围，并没有否定第16号裁定。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沈阳亿丰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第三人顺欣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我们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顺欣公司是诉争股权的共同质权人。第三人聚丰公司、神洲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并且通过原告提供的证据可知聚丰公司、神洲公司应对案涉股权质押权享有相应的份额。被告明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沈阳中院（2018）辽01破申84号民事裁定书；2.沈阳中院（2018）辽01破申43-1号决定书。欲证明：沈阳中院于2018年10月29日裁定受理秦鹏对明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10月31日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明达公司管理人。第二组证据。1.2012年1月13日，辽宁高院（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回执；2.2013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执行裁定及协执、抚顺市工商局回执；3.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执行裁定及协执、抚顺市工商局回执。欲证明：案涉股权自2012年1月13日被法院持续查封冻结，原告在案涉股权被查封冻结的情况下，与第三人配合办理办理该股权质押登记，不是善意取得，原告不享有该股权的质权。第三组证据。1.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2.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欲证明：本案原告及另案同情况的原告，分别以对案涉股权享有质权为由，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大连中院经审理，查明并确认本案原告及另案同情况的原告对案涉股权的质权，均不是善意取得，不享有质权。并据此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该生效法律文书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同时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第四组证据。抚顺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明达公司至今仍登记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同时该报告中也列明了股权冻结信息。第五组证据。1.大连中院（2015）大执审字第71号执行裁定书；2.大连中院（2015）大执审字第75号执行裁定书；3.大连中院（2015）大民三初字271号判决（一审）；4.大连中院（2016）辽02民初291号判决（重审一审）；5.辽宁高院（2017）辽民终221号判决（重审二审）；6.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再审裁定；7.大连中院（2015）大民三初字270号判决（一审）；8.大连中院（2016）辽02民初626号判决（重审一审）；9.辽宁高院（2017）辽民终1060号判决（重审二审）；10.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院民申1771号再审裁定；11.沈河法院（2017）辽0103执异342号执行裁定书；12.沈阳中院（2018）辽01执复60号执行裁定书。欲证明：最高法院、辽宁高院、大连中院、沈阳中院累计12份生效法律文书均查明并认定因案涉股权存在辽宁高院和大连中院的连续查封、冻结，本案出质人及另案同种情况的出质人均不是善意取得案涉股权，明达公司仍是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基于诸多生效法律文书的查明事实和依法确认，本案原告在案涉股权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的情况下，无视该情况的存在，与出质人等配合办理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未尽基本的审慎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不适用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更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第六组证据。1.沈阳中院（2017）辽01民初1173号民事判决书；2.沈阳中院（2017）辽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3辽宁高院（2018）辽民终648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本案原告主张质权的出质人及另案同情况的出质人，均根据证据六各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起诉明达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并得到了生效判决。出质人已经确认因案涉股权存在查封，其不是善意取得的判决结果及认定事实，本案原告同样在案涉股权存在查封的情况下，与出质人等配合办理案涉股权质押登记，同样不是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原告启运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执行问题若干规定第52条，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法院的查封应当扣押相关的股权证明，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不享有诉争股权的质权。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两份裁定书是针对原告以及另案同情况原告执行异议的审查，仅就原告的异议是否能排除执行进行审查，是一种程序审查，并不确认实体的权利。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如抚顺银行所陈述，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永远记载于工商登记信息中，不因股权或股东资格的丧失而发生变动，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第五、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六组证据的第三项省高院判决书648号，是沈阳亿丰公司与明达公司就股权转让所涉问题引起的诉讼，该判决书是2019年3月作出，对沈阳亿丰公司是否是诉争股权的权利人所作的生效判决，从生效判决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之时，才正式明确诉争股权的权利人，也恰恰证明了沈阳亿丰公司出质属于无权处分。原告善意取得了诉争股权的质权。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第2项，抚顺市工商局明确表明对股份公司的股权变更不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对第三组证据并非生效的裁定书，该裁定书的二审裁定书明确表明股权质押不在执行异议审理范围内。对第四组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告，该冻结信息是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沈阳亿丰公司对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后重新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的查封手续，此后工商局依据生效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工商局联合发布的协助执行文件对该查封信息进行公示，此前没有该冻结信息。第五、六组证据只能证明沈阳亿丰公司不能善意取得股权，只是由于沈阳亿丰公司不能善意取得股权，该股权变为了无权出质人进行质押，原告才善意取得质权，若为有权人的质押则为合法取得质权。质权的善意取得与沈阳亿丰公司是否善意取得股权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当中第三人将股权出质是在不知晓此前相应股权被冻结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质权人和出质人对股权查封事实均不知晓，因此质权人构成善意取得。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两份裁定书是针对原告以及另案同情况原告执行异议的审查，仅就原告的异议是否能排除执行进行审查，是一种程序审查，并不确认实体的权利。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如抚顺银行所陈述，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永远记载于工商登记信息中，不因股权或股东资格的丧失而发生变动，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办理股权出质过程中，无论是出质人还是质权人都是按照股权出质的相关规则，以及政府部门的流程办理完成的，而且在当时双方均不知晓此前查封股权的事宜，因此第三人和原告不存在过错。对第六组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告。第三人顺欣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三、五、六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恰恰证明了本案原告及我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在取得质权当时属于依法登记依法取得。即使有被告提供的最后的生效民事判决也足以证明质权人属于依法善意取得。第三人聚丰公司、神洲公司质证意见：同意原告及前述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被告不应该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启运公司是否善意取得涉案股权的质押权，而与沈阳亿丰公司取得时是何种情况无关。通过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原告在取得涉案股权质权时，已尽到合理的义务，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而聚丰公司、神洲公司基于与原告以及其他担保公司所参与签订的联合担保协议以及沈阳亿丰公司与上述公司签订的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有关对案涉股权享有相应份额。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提交如下证据：1.保证合同四份，签订对象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欲证明：四家担保公司为案涉贷款进行了保证担保。2.银行存款分户帐一份，欲证明2014年10月22日抚顺银行向六安亿丰公司发放贷款5500万元，打入了其账户，贷款始终没有归还。3.展期合同一份，欲证明：由本案涉及的四家担保公司及借款人六安亿丰公司共同签署了展期合同，同意为贷款继续提供担保。4.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一份，收到日期为2015年12月22日，欲证明：该回执上明确写明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非上市公司股东变更登记。5.报道一份，欲证明：抚顺市工商局拒绝履行查封案涉股权被大连市法院罚款100万元，无奈之下出具了回执。6.文章一份，欲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也认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不需要工商登记，法院向工商局送达查封是错误的。7.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一份，欲证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才向抚顺银行告知案涉股权曾经被查封。8.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16），欲证明：案涉股权转让需要经过银监会审批，非经法定程序撤销沈阳亿丰公司取得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9.辽宁省工商局辽工商发2015（1号），欲证明：股份公司的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无权办理公司登记。若股权变化涉及公司章程载明事项变动的，只需要办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备案。10.抚顺银行公司章程以及银监局对公司章程修改的批复，欲证明：在2012年12月27日银监局核准沈阳亿丰公司作为抚顺银行股东写入公司章程记载于股东名册，该公司章程已经在工商局备案，来源于抚顺市工商局。原告启运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明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对四份保证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对启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中列明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这与另外三家公司的保证合同是独立存在的，并非相互关联。而且我方认为这些保证合同与认定本案原告主张的质权没有关联，对被告也没有约束力。证据2，贷款的发放应与借款借据为准该文件不能作为抚顺银行已经发放借款合同项目借款的证明。证据3，该合同为借款展期合同，而根据原告举证的质押担保合同，贷款展期应以担保方同意为前提，才能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该合同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10月11日，根据贷款通则的规定贷款展期应提前30日办理，该合同在操作流程上就违反了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定，另外在该合同形成的时间点本案相关各方当事人均已经知悉案涉股权早在2012年就在另案中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大连法院持续查封，且该项查封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合法有效，沈阳亿丰公司受让股权，因存在该项查封而被依法认定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即沈阳亿丰公司已经在该时间点丧失了案涉股权的所有权，本案各方在明知已经有生效法律文书对该股权作出限制并已确认沈阳亿丰公司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实施展期应确认为各方不再对该股权主张质押的担保权利，至少可以确认各方明知该股权所有权人已经变更的司法限制。本案原告及各第三人在此情况下实施了展期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和恶意，该合同原告方在担保人处加盖了公章，应视为原告方的保证担保，而沈阳亿丰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也没有在展期后重新办理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原告已经丧失了对案涉股权的质权。证据4，通知书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通知书记载的时间在案涉股权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查封之后，我方举证的证据二已经充分证明案涉股权在原告主张的质押登记的时间，是处在司法查封冻结状况。且该项司法查封冻结已经被多家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沈阳亿丰公司也基于该项司法查封冻结的存在才被判决为未取得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关于抚顺市工商局是否为案涉股权的冻结查封机构，另案法律文书已经多次进行了认定。该协助通知书不能对抗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证据5，报道为复印件来源不清楚，但抚顺市工商局确因拒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而被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处于罚款，之后抚顺市工商局纠正了其错误的违反做法，配合法院完成了手续，我方在证据二进行了举证，其在另案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可以确认。证据6，该文件不是证据没有法律约束力，相反的最高人民法院多份判决已经查明并确认案涉股权存在的查封冻结是有效的，并认定沈阳亿丰公司并非善意取得该股权。该文章不能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证据7，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抚顺银行送达的协助执行手续，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该时间点发生在案涉借款展期之前，在此证明第三人及原告之间在办理借款展期及同意继续提供质押担保之前对于该股权存在的一系列司法冻结措施是明知的。证据8，该文件属于部门规章并不是证据，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效力已经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抚顺银行举证该份文件证明案涉股权转让的程序不仅与本案无关，而且也与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证据9，案涉股权的登记及查封机构已有另案十余份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抚顺银行提供的该份答复复印件，首先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证据10，该文件形成时间发生于另案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作出之前，在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中均已经审查并考量该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沈阳亿丰公司并非善意取得案涉股权，案涉股权仍归属于明达公司。应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准。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第三人顺欣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明四家担保公司对抚顺银行发放的贷款提供了担保，是我们办理本案所涉股权质押担保的前提和基础。证据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结算办法16条规定谁的钱进谁的账，银行发放的贷款进入借款人的账户由借款人使用支配，证明抚顺银行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被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抗辩。3.依据原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由各方当事人对原借款期限的变更，并不影响原债权及担保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结合被告提供的相关法律文书，其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近期作出，与展期合同记载的日期比较恰恰证明各担保公司在办理股权质押及相关合同展期当时并不明知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利益的行为。证据10，恰恰证明了我公司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当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出质人是依法登记的公司股东，对股权有相应的处置权。其余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第三人聚丰公司、神洲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其他质证意见同顺欣公司。第三人顺欣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融资担保委托合同一份，欲证明：抚顺银行案涉借款人共同委托四家担保公司共同办理融资担保事宜。展期合同一份证明四家担保公司及沈阳亿丰公司共同对反担保质押合同进行展期。原告启运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被告明达公司质证意见：融资担保合同为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也有异议，该合同中没有明达公司的签章也没有抚顺银行签署，如果存在也是当时内部约定没有约束力，另外该份复印件与原告举证的联合担保协议在签订时间编号内容等各方面均重合，该合同存在当时各方事后补签对各方有利证据的嫌疑，同时也不能作为原告就案涉股权享有质权的依据。关于展期合同该合同第1条就已经明确各方仍按原担保合同执行，但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10月19日，不仅在抚顺银行取得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之后而且发生在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作出之后，在该时间点上案涉股权已经不归属于沈阳亿丰公司的事实是确认的，签订的该展期合同明显存在过错和恶意，原告不能据此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各方也没有按照该合同的约定继续办理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聚丰公司、神洲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未提交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案证据及庭审查明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12月17日，抚顺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2012年1月4日，辽宁高院受理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2年1月13日，辽宁高院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查封或冻结明达公司名下价值相当于本金105,000,000元及利息5,039,580元的财产。并于同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还向其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记载：辽宁高院于2012年1月13日作出的（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当事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查封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3332%的股权，15000万元，查封期限自即日起两年即自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12日止。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辽宁高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年5月10日，明达公司出具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7000万股权转让给沈阳亿丰公司。明达公司委托抚顺银行与沈阳亿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5月14日，沈阳亿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关于该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000万股股权的议案。2012年6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183号批复，同意沈阳亿丰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000万股股权。2012年7月4日，沈阳亿丰公司向抚顺银行的账户共计付款12笔，总计金额10500万元。抚顺银行用其偿还了明达公司为关联公司所担保的欠付抚顺银行到期债务。2012年7月29日，抚顺银行股东大会修改《抚顺银行公司章程》。记载：沈阳亿丰公司以货币出资7000万元，出资时间2012年6月29日。2012年9月6日，辽宁高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609号批复，同意核准修改后的《抚顺银行章程》。2013年3月19日，辽宁高院指定大连中院执行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3年4月10日，大连中院立案执行。2013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作出（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并于当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年12月31日，抚顺银行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协助执行异议书》，主要内容为：抚顺银行于2013年12月30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5月20日，大连中院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冻结股权进行评估，价值2.093亿元。李乔未提出异议。2014年7月3日，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沈阳亿丰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同意沈阳亿丰公司在工商局（托管中心）质押所执抚顺银行股权。”2014年9月1日，六安亿丰公司（借款人）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约定借款金额5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6年10月21日，由沈阳亿丰公司提供担保。10月22日，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向六安亿丰公司发放贷款。同日，委托人（甲方）六安亿丰公司与受托人（乙方）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签订《融资担保委托合同》（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甲方因向抚顺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5500万元，特委托乙方为其融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5500万元，其中启运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丙方顺欣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聚丰公司担保额为1000万元，神洲公司担保额为500万元。融资担保金额、期限和范围以乙方与抚顺银行协商后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为准。同日，甲方六安亿丰公司（被担保人）与乙方启运公司（联保首席担保人）、丙方（联保协办担保人）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签订《联合担保协议》（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乙方、丙方联合作为担保人，为甲方向抚顺银行望花支行申请的信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为5500万元，其中乙方启运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丙方顺欣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聚丰公司担保额为1000万元，神洲公司担保额为500万元。同日，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作为保证人分别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保02号、03号、04号、05号），约定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为六安亿丰公司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之间的借款提供保证，其中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担保额分别为2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同日，出质人（甲方）沈阳亿丰公司与质权人（乙方）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沈阳亿丰公司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出质权利为“沈阳亿丰公司持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3666.7万股股权，占总股权的1.5%。”2014年9月10日，李乔申请拍卖被冻结股权。2014年10月15日，抚顺银行董事会决议，通过：2014年7月3日股东大会关于沈阳亿丰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持续有效。2014年10月17日，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016号）记载：根据申请，我局于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现将登记事项情况通知如下：质权登记编号：2014016；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3666.7万元/万股；出质人：沈阳亿丰公司；质权人：启运公司。抚顺银行将质押情况记载于股东股权质押明细表。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抚顺市工商局拒绝履行协助继续冻结股权义务。抚顺银行签收但载明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12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抚顺市工商局在无合法理由告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不能履行协助义务为由，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罚款决定书，对抚顺市工商局罚款100万元，限期在2015年1月9日前缴纳。后抚顺市工商局履行了协助冻结股权义务，并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其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罚款决定书未实际执行。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2019年6月10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该日期明达公司仍持有抚顺银行15000万股股权。沈阳亿丰公司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称明达公司持有的7000万股已转让沈阳亿丰公司，请求法院停止拍卖执行。2015年4月8日，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75号执行裁定，驳回沈阳亿丰公司的异议。沈阳亿丰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请：1.确认7000万股股权已经转让给沈阳亿丰公司，2.停止对7000万股执行。后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驳回沈阳亿丰公司诉讼请求；沈阳亿丰公司提起上诉，后辽宁高院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38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5年12月22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21日。同日，大连中院向抚顺银行送达。12月28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年10月19日，甲方（借款人）六安亿丰公司、乙方（担保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丙方（反担保人）沈阳亿丰公司签订《展期合同》（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6年保展字002号）。约定：本合同是对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融资担保委托合同》和《联合担保协议》、《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乙方、丙方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及协议的约定执行。乙方同意对上述合同进行展期，展期前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展期前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2016年10月21日；展期后担保金额为5470万元，展期后到期日为2017年10月20日。2016年10月11日至21日期间，贷款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借款人六安亿丰公司与担保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沈阳亿丰新抚置业有限公司、邱正闯、许红辉签订《展期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4流贷018号展字第02号）。约定：本合同是对编号为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借款合同和编号为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保01号、02号、03号、04号、05号、06号、07号担保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贷款人、借款人和担保人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及协议的约定执行。贷款人同意对上述合同项下所对应的相应债务进行展期，原债务金额为5500万元，原债务到期日为2016年10月21日；原债务余额为547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大连中院对沈阳亿丰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重审案件作出（2016）辽02民初291号民事判决，驳回沈阳亿丰公司诉讼请求。沈阳亿丰公司提起上诉。2017年6月7日，辽宁高院作出（2017）辽民终2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亿丰公司申请再审。2017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驳回沈阳亿丰公司再审申请。现（2016）辽02民初291号民事判决、（2017）辽民终221号民事判决、（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均已生效。2017年10月24日，沈阳亿丰公司向本院提起诉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明达公司立即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0,500万元及利息、可得利益。2018年5月25日，本院作出（2017）辽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明达公司返还沈阳亿丰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0,500万元。明达公司提起上诉。2019年3月25日，辽宁高院作出（2018）辽民终6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2017）辽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2018）辽民终648号民事判决均已生效。2018年，启运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请求：立即停止对登记在沈阳亿丰公司名下，但判归明达公司所有的出质股权的执行。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作出（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驳回启运公司异议请求。启运公司申请复议。2018年6月9日，辽宁高院作出（2018）辽执复206号执行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驳回启运公司的异议申请。2018年10月29日，本院裁定受理明达公司破产清算，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明达公司管理人。启运公司遂向明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未予确认。2019年4月16日，启运公司提起本案之诉。本院认为，启运公司因明达公司管理人未予确认债权提起诉讼，故本案案由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3条第三款规定，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权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由此可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除应遵循《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相关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本案案涉《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系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举的无效情形，且抚顺银行将质押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故该合同有效。关于启运公司是否善意取得案涉股权质权并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另案生效文书即（2017）辽民终22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关于抚顺市工商局是否系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机关的问题。抚顺银行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如何保全冻结及股权登记机构尚无明确规定，只有在现有法律情境下结合本案作出确认。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从财产属性上看，公司股权应当属于该条规定中所称的‘其他财产权’，在保全查封时，只有对‘已登记的股权’才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查封保全手续。因此，工商局作为公司的法定登记机构，发起人股权已在工商局登记，因此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的登记机构，也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查封保全的登记机构。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发起人，持有其15000万股股权，说明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的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已在抚顺市工商局登记。因此，抚顺市工商局是涉案股权查封保全登记机构，本院向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适当。第二，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股权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36号）中，工商总局答复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称‘人民法院依生效的法律文书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冻结有关股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法协助执行。’虽然该答复已于2014年7月14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工商办字[2014]138号）废止。但是本案是发生在2012年1月13日该答复废止之前，因此，该答复适用本案，抚顺市工商局是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机关。第三，辽宁高院向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也向本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说明抚顺市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抚顺银行发起人股权的查封保全登记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能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明达公司作为抚顺银行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属于已登记的股权，辽宁高院在对涉案股权查封时，已向股权登记机关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办理了查封保全登记手续，完成了公示，即取得了对抗效力。即使法院未通知抚顺银行查封保全股权事宜，但是通过工商局办理的查封保全登记属于有效，并可对抗第三方。”生效司法文书（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书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大连中院对案涉股权作出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抚顺市工商局接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保全查封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排他性，未经人民法院许可，或未经解除查封，任何人不得处置。其他主体在应当知道该公示的情况下欲实施其他处置案涉股权法律行为时应尽到注意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案涉股权出质登记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此时案涉股权已完成了保全公示，启运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处置自身权益时，在进行质押登记时，应尽到了解质押标的物即本案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的义务，以避免权利不能实现的风险。而启运公司在应当知道案涉股权已被保全公示的情况下，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未对自身权益处置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启运公司构成善意第三人，启运公司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因此，原告提出的对案涉3666.7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预交案件受理费608,600元，由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316,800元，退还原告291,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 扬审判员 张春韬审判员 于 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俣彤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