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02民初497号原告：刘希胜，男，194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上海市华诚（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法定代表人：王积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敏，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希胜与被告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1.1998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6520.78元（983.38元/月×84个月×20%）；2.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33041.57（983.38元/月×168个月×20%）；3.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由于扣除20%的工资而导致少发放的上调工资5962.44元；4.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浮动工资25080元（110元/月×228个月），并自2019年1月起继续按月支付浮动工资；5.合同约定的加发工资4916.90元（983.38元/月×5个月）；6.自2019年1月起每月支付因工资下调20%导致的工资减少的收入496.87元；7.补缴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期间因扣发20%的工资导致少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1年1月调入被告处工作。1993年8月，经被告批准，原告退养。2002年12月，原告退休。1997年被告单位的其他退养职工签订退养合同，提前退养的原告也参照此退养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由于被告违反退养合同的约定，自1998年1月起扣发原告20%的工资，原告曾与其他退养职工多次要求被告履行合同，补发扣发的工资并赔偿因扣发工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诿。后原告申诉至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市仲裁委以原告申诉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原告对该仲裁决定不服，故诉请解决。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原告于2002年12月退休，即使原告认为在退休之前被告有违反退养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也应该在退休之日起60日之内，即原告因退休与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之日起60日内提出，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申请劳动仲裁，向被告主张退养期间生活费的差额，早已过仲裁时效。（二）即使原告的请求没有过时效，其主张也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已退休并按月领取养老金，其身份不属于劳动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劳动者范畴，故原告向被告主张劳动法律规范项下的权利，主体不适格。2.1998年被告因生产经营严重困难，机关和相关单位在岗职工基本都拿不到100%的工资，最少的单位连续三个月只拿到36%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内退协议第九条的约定，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了将厂内退养职工的生活费从100%调整为80%的意见，调整后内退人员的待遇仍高于鲁劳发（1994）351号文和鲁发（1998）8号文所规定的标准，故被告调整内退人员待遇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签订的退养协议的约定。3.职工退休后的全部待遇由社保机构承担，原用人单位不承担义务。原告向被告主张退休后的待遇，既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也不符合实体法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被告公司职工。1993年8月21日，被告的前身烟台合成革总厂下发烟合干厂内退字（93）第8号《关于批准刘希胜同志厂内退养的通知》，载明：根据烟合人字（93）112号等文件规定，同意刘希胜同志厂内退养，到期再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其厂内退养待遇按烟合人字（93）112号文件规定从1993年9月1日起执行，若有新的文件按新的文件执行。1998年1月，被告公司首届四次职代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员增效、转岗分流的意见》，其中第五条“关于调整工资标准”载明，凡办理厂内退养职工其内退后的工资收入：内退职工的工资收入＝[技能工资+岗2（54）+劳效工资]×80%+各种津贴，原规定达到一定年龄的内退职工的所享受的每年多一个月的工资予以取消；从98年1月起办理退休的职工，原规定退休后浮动一级工资不再执行，其它退休待遇不变。原告于2002年12月27日自被告单位退休，自2003年1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2018年11月26日，原告申诉至市仲裁委，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因厂内实行内退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18247.06元。2018年11月29日，市仲裁委作出烟劳人仲案字（2018）第786号决定书，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告公司信访办公室分别于2014年4月16日、2017年10月31日向原告等人出具的《关于对4月3日上访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关于写给廖书记信件的回复》以及2015年3月13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载明:2010年1月28日，市工作组对原告等人上访相关问题已有明确的答复：“万华集团在调整内退人员待遇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行为，是完全按照内退协议的有关规定执行的”，2014年4月16日信访办答复其公司认为内退协议的调整是根据《劳动法》和内退协议的约定而进行的，被告公司一直在履行内退协议；被告公司党委廖书记同意按市政府工作组和集团的答复意见为准。原告通过上述证据证明其曾于2010年1月28日、2014年4月3日、2015年2月27日等时间多次就诉请争议问题向被告及相关部门提出请求，被告多次进行调查和答复，最后该回复的送达时间为2017年11月29日，诉讼时效经常中断，故原告在申请仲裁的合理时效内提出仲裁，没有过1年的仲裁时效和最长时效的法律规定。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于2002年12月退休，按照法律规定应在2003年2月之前提起劳动仲裁，否则将过劳动仲裁时效，原告最早于2014年开始主张权利，在过仲裁时效之后再主张权利，不能引起仲裁时效的中断，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未过仲裁时效，且劳动争议案件也不适用最长时效。2.案外人姜龙湖（乙方）与被告公司（甲方）于1998年1月15日签订的职工内部退养合同一份，合同载明：1.乙方内部退养以后，其技能工资按100%发给，达到国家退休年龄提前5年后，每年底再按企业职工的技能工资的月平均标准加发一个月工资，以上工资由甲方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2.乙方内部退养以后，参加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同在职职工；3.停止发放给乙方奖金、岗位工资、保健费以及劳动保护用品，其它同在职职工；4.内退职工工龄连续计算，不参加企业效益工资升级；9.集团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和在职职工收入情况，保留调整内退职工工资待遇的权力，具体调整方案需经职代会（主席团）同意。原告称由于其未与被告签订内部退养合同，但根据被告的通知及原、被告之后关于退养、退休待遇的履行情况，双方一直在履行该内部退养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该内部退养合同适用于较早之前内退的其他职工，并向本院提交姜龙湖书写的内退申请。被告称，公司将内退生活费由100%调至80%实属当时生产经营异常困难，有的在岗职工连续三个月仅发36%的工资，公司科室人员只能发放60%，故调整工资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并且符合原告和被告适用的内退合同的约定。原告质证称对内退申请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陈述的在岗职工扣发工资的事实不清楚，经其了解上述人员所扣发的工资事后都已补发，但未补发内退职工的工资，且内退合同约定调整工资需经职代会同意，被告未提交相关文件。因此，被告单方扣发原告工资的20%违反退养合同的约定。被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997年12月24日《关于进一步实行减员增效、转岗分流的意见》、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首届四次职代会决议以及1998年2月5日被告下发的万华发[1998]15号《印发〈关于进一步实行减员增效、转岗分流的意见〉的通知》。被告通过上述证据证明其自1998年2月将内退职工的内退生活费由100%调至80%符合法律规定，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并向全公司下达红头文件。原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出台的转岗分流意见系被告领导层单方制作，该意见形成企业制度及执行方案需要通过合法程序，特别是作为本案被告拥有近五千人的国有大型企业，新的企业规划、厂规的规定均应该通过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该讨论表决应该形成书面文字记载，尽管被告提交的意见稿、1998年2月5日单方下发的通知内容表述转岗分流意见通过职代会讨论通过，但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没有最重要的一环，即与会人员对转岗分流的意见、表决通过的文字记载、与会人数、代表何阶层、通过人数、反对人数、弃权人数、作为本案原告等197名内退职工是否参与了该转岗分流意见的讨论和表决、是否根据相关比例也应享受一定比例的表决权，因此作为单方自己表述转岗分流意见的通过不符合退养合同第九条的约定，不应作为扣减原告工资的协议约定。2.1998年1月26日万华报登载的首届四次职代会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实行减员增效转岗分流的意见》的通讯报道，证明上述文件的合法性以及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并向全公司发红头文件，并在报纸上公示。被告对于万华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报纸作为被告单位的宣传机构受被告领导机构的管理，该报纸内容仅能证明报纸记载的当日被告对所谓的分流意见作了相关报道，但并未报道经过代表讨论、评议、表决的过程，单位出台某项厂规意见合理、合法，经过相关程序制定出台，大家理应遵守，但被告私自制定的分流意见未经法定程序通过，不应作为扣减原告工资的公司文件，对原告没有约束力，也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3.原告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证明自2002年12月原告退休后养老金由社保统筹机构发放。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将原告退休后养老金由社保统筹机构发放之前的工资记录中显示1998年之后的缴费工资基数均是扣除20%之后的数额，对于该核定表工资构成项目及数额原告不清楚，且该表项目及数额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只知道工资总额是正确的。对于原告退休前的工资差额，被告认可自1998年2月开始将原告的内退生活费由100%调至80%，直至原告2002年12月退休，但对原告主张的工资基数无法核实，且原告的请求早已过仲裁时效。对于退休后的工资差额，原告称由于1998年被告在没有法定依据的情况下将其工资扣减20%而少缴20%的社会保险费，导致原告退休工资减少，故被告应承担责任。对于上调工资，原告称国家每年均会按比例给退休职工上调工资，因单位扣发20%的工资而少缴20%的社会保险费，导致国家给其上调的退休金有所减少，按照原工资983.38元计算，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原告累计应上调工资29811.60元，而原告的退休金实际上调23849.16元，差额为5962.44元。被告主张，尽管内退职工的待遇有所调整，但调整后的内退待遇仍高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其按照内退人员实际月平均收入作为缴费基数缴纳社会保险费，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自1998年2月起少交20%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且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核定并非仅依据职工退休前几年的缴费情况核算，退休养老金上调的核算也是依据多项数据综合计算得来，因此不存在原告主张的20%退休金差额及上调退休金20%的差额的问题。对于浮动工资，原告称2000年之前，单位会通过另一张工资卡给所有职工（含退休职工）单独发放浮动工资；2000年之后，已经退休的职工一直有该待遇，在职职工的浮动工资并入工资里，新退休的在职职工的浮动工资含在退休金之内，而单位直接取消了内退职工的浮动工资，故要求被告支付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浮动工资25080元（110元/月×228个月），并自2019年1月起继续按月支付浮动工资。被告对此称，其在原告内退期间每月为原告发放浮动工资；原告退休之后，其不再为原告发放浮动工资，理由如下：1998年《山东省统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实施后，在退休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时，退休金的计算实行新老办法结合、坚持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按老办法计算退休金是以职工本人的档案工资和工龄作为主要计算数据，而原企业发放的效益（浮动）工资是不计算在档案工资之内的，因此退休金内不包含效益（浮动）工资，故被告继续为这部分退休职工发放了效益（浮动）工资。而按新办法计算退休金是以社会平均工资、个人的缴费基数及缴费年限作为主要计算数据，个人的缴费基数中包含了效益（浮动）工资，故退休金内含有效益（浮动）工资。按新办法计算的退休金数额高于按老办法计算的退休金加上效益（浮动）工资的数额，被告公司2000年以后退休的职工是按新办法计算领取退休金，故不再计发效益（浮动）工资。关于加发工资，原告主张根据其他职工退养合同中“达到国家退休年龄提前5年后，每年底再按企业职工的技能工资的月平均标准加发一个月工资”的约定，被告应自其55周岁之后每年加发一个月的工资，从1997年计算至2002年退休，合计4916.90元（983.38元/月×5个月）。被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其已经足额发放原告内退期间所有的待遇。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原告于2002年12月27日从被告单位退休，自2003年1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双方劳动关系于2003年1月终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之规定，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提起仲裁主张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000年1月至2002年12月期间的浮动工资以及加发工资，已过法定仲裁申请期限，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3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由于扣除20%的工资而导致少发放的上调工资以及自2019年1月起每月支付因工资下调20%导致的工资减少的收入，均是基于单位扣发20%的内退工资而少缴20%的社会保险费所引发的争议，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故原告的上述请求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理。原告主张的2003年1月之后的浮动工资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范围内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亦不予审理。（三）原告要求被告补缴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期间因扣发20%的工资导致少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希胜的诉讼请求及仲裁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希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卫 娜人民陪审员  陈泽卿人民陪审员  郝建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贺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