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29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朝阳路****厂房****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4132023Q。法定代表人：黄永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健，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华强南路交汇处御景华城花园****18K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633744X6。法定代表人：郑雅玲。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湘奇，广东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校红，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雅玲，女，汉族，1983年10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湘奇，广东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岸敏，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仁公司）、郑雅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返还服务费210万元及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68098元（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至五年期），自2014年12月5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1日，最终利息计算至大仁公司还清费用之日止）；2.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承担违约金5万元：3.郑雅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由大仁公司和郑雅玲承担本案的诉讼受理费及保全费等费用。大仁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宝鸿公司向大仁公司给付剩余服务费280万元以及未按期给付服务费产生的利息损失40.32万元（利息从2015年1月15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起诉之日，应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鸿公司的公司名称于2013年8月6日由原名称深圳市宝鸿塑胶有限公司登记变更为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由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登记变更为现名称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10日，宝鸿公司（甲方）与大仁公司（乙方）签订了《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就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申报工作事宜，全权委托乙方办理。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在向光明新区管委会递交工业用地申请书、项目申报表、可行性报告的基础上，由乙方于本协议书签订之后持续通过媒体宣传甲方公司的业绩、社会贡献等，提高甲方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宣传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二、乙方通过其人脉关系，为甲方引见市区有关领导，让政府了解甲方企业将为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及时与具体办事部门沟通，加快项目审批进度。同时协调有关媒体宣传甲方企业形象。项目审批过程中产生的接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三、甲方主动积极配合乙方做好有关工作，在需要向政府部门阐述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计划时，甲方要主动参与并提供详实的资料。四、乙方在项目申请获得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后，要及时与市规划国土部门沟通协调，促使其尽快落实土地确权；如遇阻力，乙方要通过相关途径，请市领导或更高一级的领导督促落实。在这个过程中，甲方要积极参与并配合乙方。五、项目申请用地需位于光明新区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内或附近，面积为三至五万平方米。甲方授权由乙方全权办理、跟进该项目之全部政府审批手续，并拿到用地批文（如地点或面积有变动，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可签订补充协议)。六、甲方支付乙方服务费（含给相关人员和有关部门的车马费茶水费等）共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其中：6.1本协议签订后两天内支付20%即壹佰万元整的启动资金；6.2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两天内支付30%即壹佰伍拾万元整；6.3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甲方办理有关手续两天内，付清余下50%即贰佰伍拾万元整。七、违约责任：（一）如协议签订90个工作日内，该项目未能获得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乙方必须在两天内把所收的启动资金壹佰万元整一次性退给甲方。如项目获区管委会审核通过，甲方不愿或者不能继续办理此项目的，则乙方无需退还甲方已支付的第6.1项启动资金。（二）如项目在市规划国土部门未能审核通过，则乙方必须在收到规划国土部门通知的两天内，把已收取的第6.1及6.2条的费用共计贰佰伍拾万元整一次性退还给甲方。（三）办理过程中甲方出现下列情形，则乙方收到的所有费用无需退还甲方，并终止协议：1、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通过，而甲方不去办理有关手续或不交地价；2、甲方企业出现重大变故，造成该申请不能继续实施；3、甲方企业出现重大劳资纠纷、安全事故，并对本协议项目的审批产生不良影响。（四）办理过程中乙方出现下列情形，在扣除必要办事费用（凭报销单据）之后，乙方收到的所有费用必须全额退还甲方，并终止协议：1、乙方出现重大变故，包括但不限于破产、解散、清算等事由；2、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所约定期限完成各阶段审批手续的办理；3、乙方无故终止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服务，在此情况下，必要办事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且乙方需另外支付甲方伍万元作为违约金。八、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均具同等约束力。九、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十、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各执一份，见证人备用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光代表宝鸿公司签署了该协议，大仁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即郑雅玲在该协议上签名签署了该协议，该协议并显示由陈某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3年6月13日，宝鸿公司依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向大仁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服务费，该款支付至大仁公司法定代表人即郑雅玲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大仁公司于同日向宝鸿公司出具了《收款凭据》，确认其收到宝鸿公司支付的服务费100万元。2013年9月20日，宝鸿公司（甲方）与大仁公司（乙方）签订了《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载明：“甲方就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工作委托乙方办理事宜，双方在2013年6月10日已签订了《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并约定，①项目申请用地需位于光明新区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内或附近；②协议签订90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保证该项目获得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协议签订后，由于出现了两点变化：一是光明新区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内目前已无法找到2万平方米以上的连片土地；二是甲方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公司名称变更手续和修改《项目可行性报告》，直到2013年8月1日才正式向光明新区管委会经济服务局正式递交申请。为保证合作顺利，力争宝鸿公司项目申请成功，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补充协议。一、原协议规定项目申请用地须位于光明新区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内或附近改为：“项目申请用地须符合光明新区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位于模具产业集聚基地内、二、在原协议确定90个工作日完成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的基础上，给乙方增加40个工作日，即现双方重新确认为“第一个协议签订后130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保证甲方的申请获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三、本补充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另查，宝鸿公司还于2013年11月8日和2014年12月5日分别向大仁公司支付服务费100万元和20万元，款项均支付至大仁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雅玲名下银行账户。以上事实宝鸿公司、大仁公司、郑雅玲均无异议，有《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收款收据、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流水）在案为证，该院予以确认。另查，宝鸿公司主张，2013年11月8日，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宣称项目用地已通过备案，要求宝鸿公司支付第二笔款项，宝鸿公司于是于2013年11月8日向大仁公司支付100万元服务费，但大仁公司未向宝鸿公司交付任何书面文件；宝鸿公司在2014年12月5日向大仁公司支付20万元服务费系因为在时隔一年多后大仁公司仍未向宝鸿公司交付任何工作成果，但却又向宝鸿公司称可以安排拿地但宝鸿公司需要再付费用，于是宝鸿公司才再次向大仁公司支付该20万元服务费，但此后项目了无音讯。宝鸿公司并主张，其与大仁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系为了通过协议方式拿地（获取土地使用权），但大仁公司并未履行双方涉案合同项下的义务。为此，宝鸿公司还提供了以下证据为证：1.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光名下交通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陈某某支付10万元的账户交易记录和宝鸿公司与案外人陈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用以证明案外人陈某某系郑雅玲老公的妹妹，也是涉案合同的见证人，2017年1月15日大仁公司自知已经无法履行合同，同意退款10万元给宝鸿公司并表示其余事项再行沟通，宝鸿公司要求大仁公司退款，案外人陈某某代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退款10万元，之后大仁公司未再向宝鸿公司退款；2.深规土光函【2017】175号文件，用以证明因大仁公司给宝鸿公司办理项目事宜迟迟未有进展，并且将无法拿地的责任推卸给光明新区政府，认为光明新区工业用地太少，宝鸿公司开始信以为真，于是宝鸿公司向深圳市信访局反映情况，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作出深规土光函【2017】175号文件对宝鸿公司的信访作出答复，根据答复文件显示的内容，该局未收到宝鸿公司的任何可研究报告及用地申请资料，证明大仁公司从一开始就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从该文件看双方通过协议拿地的方式已经在法律上不可能，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大仁公司对宝鸿公司提供的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光名下交通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陈某某支付10万元的账户交易记录和深规土光函【2017】175号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宝鸿公司提供的宝鸿公司方与案外人陈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大仁公司认为案外人陈某某向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光的转款系案外人的行为与大仁公司无关，该笔转款不是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的退款；宝鸿公司提供的深规土光函【2017】175号文件与宝鸿公司的证明目的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宝鸿公司的证明目的，在2014年之前，深圳各区特别是光明新区土地规划的权利均在市规划国土委，企业申请用地的申请首先要交给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审核通过后再交给光明新区管理局，再由区统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收入光明新区的项目引进库而非光明国土局的引进库，再交市经信委，再交市规划国土委，而不是经过光明新区国土局。郑雅玲对宝鸿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大仁公司一致。大仁公司主张，其已全面适当履行了与宝鸿公司涉案协议项下的义务，宝鸿公司未能竞拍到土地系因宝鸿公司未能及时举牌造成的，其在与宝鸿公司签订涉案协议后积极履行了协议项下的义务，提出了修改宝鸿公司名称、提高注册资本、进行适度宣传等申报具体意见，宝鸿公司也采纳了其意见并按约定给付了部分服务费，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对宝鸿公司给付服务费的义务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宝鸿公司在双方协议签订后先后三次向大仁公司支付了共计220万元，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13日，第二次付款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第三次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5日，宝鸿公司第二次付款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后，宝鸿公司的几笔付款也反映出大仁公司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可以推定大仁公司已做了相关的委托代理工作，否则宝鸿公司不会向大仁公司履行给付义务。大仁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为证：1.宝鸿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明宝鸿公司将其工商信息等资料交给大仁公司以便大仁公司履行《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2.宝鸿公司原用于申报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项目名称：深圳市宝鸿塑胶模具工业园，申报单位：深圳市宝鸿塑胶有限公司），证明宝鸿公司以“深圳市宝鸿塑胶有限公司”名义进行申报没有成功，宝鸿公司将该申报表交于大仁公司作为申报参考资料；3.双方签订协议后宝鸿公司用于申报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项目名称：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工业园，申报单位：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证明宝鸿公司参与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申报；4.宗地交易信息（深圳市规土委官网显示的AXX8号宗地交易信息和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2014年12月11日发布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公告》)，证明宝鸿公司参与了AXX8号宗地挂牌交易，宝鸿公司通过了深圳市经信委和深圳市规土委审核获得竞价购买AXX8号宗地的资格并交纳了保证金700万元，也证明宝鸿公司的用地申请项目通过了光明新区政府的过会和审批通过；5.宝鸿公司2016年3月2日出具的用以向光明新区管委会和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各一份，证明光明新区政府通过了宝鸿公司的工业用地申请，收录进“项目库”，并通过了市经信委和市规土委审核，宝鸿公司获得竞价购买资格，宝鸿公司也缴纳了竞价保证金，但因宝鸿公司经济实力不够，土地被台资企业购买，宝鸿公司被迫放弃。宝鸿公司对大仁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项目名称：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工业园，申报单位：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系大仁公司提供给宝鸿公司，由宝鸿公司完善相关信息再交给大仁公司，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表示剩下的事情由其处理，该表格是否是用地必备的表格，是否有向相关部门提交，提交后是否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宝鸿公司一概不知，另外该表第二页“项目情况”部分关于地价款的位置显示宝鸿公司申请土地的心理预期价格为3800万元，但在大仁公司通知宝鸿公司参加举牌竞价时所竞价的土地价格已抬高至5800万元，远远超出宝鸿公司的预期；两份《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是由大仁公司撰写相关内容后要求宝鸿公司盖章，至于大仁公司之后是否向有关部门提交宝鸿公司不清楚，宝鸿公司未收到相关部门关于该两份申请的答复；宗地交易信息显示宗地编号AXX8号的土地的准入产业类别为“专业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竞买人应是深圳注册的企业且从事该地块准入行业不少于5年，而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约定申请的土地应当是塑胶模具产业用地，即便宝鸿公司获得该宗土地也无法实现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从双方协议约定内容看，宝鸿公司是要求大仁公司与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获得国有土地，而非通过招拍挂方式，通过招拍挂方式无非就是竞价，如果宝鸿公司想通过竞价方式获得土地不可能斥资数百万交由大仁公司代理，本案中大仁公司故意混淆协议拿地与招拍挂拿地的区别，通过招拍挂拿地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要求；另，大仁公司从未向宝鸿公司交付关于申请模具用地的相关材料，即便是后来让宝鸿公司去参加竞价的土地，也不是模具产业土地，双方于2013年6月10日签订协议，真正到参加举牌时已经是2015年1月10日，已远远超过合同期限。大仁公司回应认为：AXX8号的土地的准入产业类别为“专业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模具属于制造业，与宝鸿公司的申请用地不矛盾；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双方于2013年6月签订协议，大仁公司即开始代理工作，2013年9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首次签协议后1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光明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审议通过等内容，2013年9月底光明新区管委会组织上会讨论，当时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参与并在会上进行陈述，宝鸿公司的申请项目于2013年10月前经光明新区审议通过并收录进项目库,宝鸿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第二次向大仁公司付款100万元也可以印证大仁公司已根据双方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了服务内容；双方涉案协议并未约定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获取土地的内容，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明确写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是“为保证合作顺利，力争甲方(宝鸿公司）项目申请成功”，另外，土地竞价举牌转让也是需要通过审核的；宝鸿公司出具的《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也承认了宝鸿公司的申请是通过审核的，该申请载明的内容也表明大仁公司是已经完成了协议义务的，只是宝鸿公司因为其经济原因才未获得土地。一审法院认为，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的涉案《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及《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无证据证明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宝鸿公司对郑雅玲的诉讼请求。本案宝鸿公司与郑雅玲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宝鸿公司对郑雅玲提出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宝鸿公司对郑雅玲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驳回。关于宝鸿公司对大仁公司的诉讼请求和大仁公司对宝鸿公司的反诉请求。宝鸿公司主张大仁公司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宝鸿公司提供项目申报服务，大仁公司严重违约致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据此对大仁公司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大仁公司主张其已依约履行了义务，宝鸿公司剩余280万元服务费未支付，据此提出了反诉请求。该院认为，根据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双方因“宝鸿公司就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工作全权委托大仁公司办理”而签订涉案协议书，双方“为保证合作顺利，力争甲方（宝鸿公司）项目申请成功”而签订补充协议书。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并未表明宝鸿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目的系通过大仁公司提供代理服务或相关服务以协议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也未约定大仁公司的义务系为宝鸿公司办理协议获得土地使用权提供代理服务或相关服务。宝鸿公司主张，其与大仁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系为了通过协议方式拿地（获取土地使用权)，该主张没有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大仁公司的主要义务为：在宝鸿公司向光明新区管委会递交工业用地申请书、项目申报表、可行性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媒体宣传宝鸿公司的业绩、社会贡献等，提高宝鸿公司的社会知名度；通过其人脉关系，为宝鸿公司引见市区有关领导，让政府了解宝鸿公司企业将为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时与市规划部门沟通协调，促使其尽快落实土地确权，如遇阻力，大仁公司要通过相关途径请市领导或更高一级的领导督促落实加快项目审批进度。宝鸿公司对大仁公司的主要义务为：在双方协议签订后两天内向大仁公司支付20%服务费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申报的用地项目通过光明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两天内，向大仁公司支付30%服务费150万元；在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宝鸿公司办理有关手续两天内，向大仁公司付清余下50%服务费250万元。并且，根据双方协议内容，如在双方首次签订协议日的130个工作日内宝鸿公司的项目未能获得光明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则大仁公司必须在两天内把所收的100万元启动资金（服务费）退还给宝鸿公司；如宝鸿公司的项目在市规划国土部门未能审核通过，则大仁公司必须在收到规划国土部门通知的两天内，把按双方协议第6.1及6.2条收取的费用共计250万元一次性退还给宝鸿公司；如在办理过程中宝鸿公司存在下列情形则大仁公司已收到的宝鸿公司的所有费用无需退还给宝鸿公司并且双方的协议终止：一是宝鸿公司的项目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通过，而宝鸿公司不去办理有关手续或不交地价；二是宝鸿公司出现重大变故，造成该申请不能继续实施;三是宝鸿公司出现重大劳资纠纷、安全事故，并对本协议项目的审批产生不良影响。并且，如大仁公司未能按双方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各阶段审批手续的办理，或者大仁公司无故终止提供双方协议约定的服务，则大仁公司收到的宝鸿公司的所有费用必须全额退还给宝鸿公司，双方协议终止；大仁公司无故终止提供协议约定服务的，则必要办事费用由大仁公司承担，且大仁公司需另外向宝鸿公司支付5万元作为违约金。双方在涉案协议中对宝鸿公司支付大仁公司服务费的时间节点、条件作出了约定，其中除第一笔100万元的启动资金为合同签订后两天内支付外，后续服务费的支付均为附条件支付，其中第二笔150万元需在大仁公司提供了相关服务且宝鸿公司的项目获得光明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两天内宝鸿公司才需要向大仁公司支付，第三笔即剩余250万元需在“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宝鸿公司办理有关手续”后两天内宝鸿公司才需要向大仁公司支付。宝鸿公司为证明大仁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除提供了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和宝鸿公司向大仁公司方付款的转账记录外，还提供了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光名下交通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陈某某支付10万元的账户交易记录和宝鸿公司方与案外人陈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以及深规土光函【2017】175号文件为证。上述证据中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未能出示原始存储载体供核对，大仁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即使该证据真实，从该证据内容看，亦不能证明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确认未能履行涉案协议约定义务并委托案外人陈某某向宝鸿公司退还款项；根据双方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内容及宝鸿公司2016年3月2日出具的两份《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的内容，宝鸿公司系向光明新区管委会经济服务局递交涉案项目申请资料，宝鸿公司提供的深规土光函【2017】175号文件不能证明宝鸿公司的证明目的。宝鸿公司的上述证据及证明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大仁公司为证明其已履行了涉案协议约定的义务，除提供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外，还提供了宝鸿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宝鸿公司原用于申报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项目名称：深圳市宝鸿塑胶模具工业园，申报单位：深圳市宝鸿塑胶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协议后宝鸿公司用于申报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项目名称：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工业园，申报单位：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宗地交易信息（深圳市规土委官网显示的AXX8号宗地交易信息和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2014年12月11日发布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公告》)、宝鸿公司2016年3月2日出具的用以向光明新区管委会和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各一份为证。大仁公司对上述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宝鸿公司在《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中确认了其与大仁公司签订该补充协议的原因之一是因“甲方（宝鸿公司）需要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公司名称变更手续和修改《项目可行性报告》，直到2013年8月1日才正式向光明新区管委会经济服务局正式递交申请”。宝鸿公司在两份《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中均陈述：“我公司......为了扩大生产规模，2013年7月，公司向新区政府递交了《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申请表》和《项目可行性报告》。9月初，新区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请项目进行严格审核论证，并经区有关会议讨论，同意了本公司的申请，收录进‘项目库’。2014年底，按新区政府的规划，市规土委推出公明薯田埔地区宗地号为AXX8号的工业用地作为引进模具制造业之用，并通知我公司于2014年12月28日竞价购买（后来竞买时因故推后到2015年1月15日）。我公司积极提供资料，通过了市经信委和市规土委审核，获得竞价购买资格。竞买当天，本公司在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从3800多万元开始，积极与一台资企业竞争，连续举牌40多次，直至5800万元才忍痛割爱。......为此，恳切请求贵委加快光明新区的模具产业用地规划，并为本公司提供有利条件。特此申请。”。结合双方涉案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内容以及宝鸿公司向大仁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情况，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大仁公司根据涉案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履行了相关受托事项、提供了相关服务，宝鸿公司的申请项目在双方约定期限内获得光明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通过区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双方协议书约定的第二笔服务费支付条件成就，因此宝鸿公司才于2013年11月8日又向大仁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服务费，之后宝鸿公司的项目经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通过，市规划国土委之后根据光明新区政府的规划推出了符合宝鸿公司申请的项目的工业用地AXX8号宗地，进行挂牌转让，宝鸿公司在参与该宗土地挂牌竞价前于2014年12月5日还向大仁公司又支付了服务费20万元，宝鸿公司通过了该宗土地竞价资格的审核并参加了该宗土地的竞价，后宝鸿公司经过多轮出价后因出价未高于另一竞价企业而未能获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大仁公司主张其已依约履行与宝鸿公司之间涉案协议书的义务，该院予以采信。宝鸿公司主张大仁公司未依约履行双方合同项下义务，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宝鸿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大仁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与宝鸿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宝鸿公司应依约向大仁公司支付服务费共计500万元。宝鸿公司仅向大仁公司支付了服务费220元，尚有280万元服务费未向大仁公司支付，未支付的服务费中，其中30万元应在宝鸿公司申报的项目通过光明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两天内支付，另250万元应在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宝鸿公司办理有关手续两天内支付，宝鸿公司逾期未付，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大仁公司要求宝鸿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280万元，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双方涉案协议书对宝鸿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未作约定，大仁公司要求宝鸿公司从参加AXX8号宗地土地竞拍失败之日即2015年1月15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上述未付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宝鸿公司认为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付款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大仁公司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合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宝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宝鸿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大仁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2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5年1月15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26945元（已由宝鸿公司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472.50元，由宝鸿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2425元（已由大仁公司预交），减半收取16212.50元，由宝鸿公司负担。宝鸿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宝鸿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驳回大仁公司的反诉请求；二、由大仁公司、郑雅玲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等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一、宝鸿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希望大仁公司为宝鸿公司向政府获取工业用地使用权一事提供居间服务，确保宝鸿公司能够取得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工业用地。2013年以来，宝鸿公司由于工厂生产订单激增，原先的模具车间一直处于饱和生产的状态，急需在光明新区购置更大的工业用地兴建厂房。彼时，大仁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某某（也即双方签约的见证人）找到宝鸿公司，自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并作出承诺称：拿地的事宜可以全权委托其处理，只要宝鸿公司给予相应的服务费（车马费、茶水费），交由大仁公司向相关部门领导打点、疏通关系，大仁公司便能够帮助宝鸿公司尽快取得符合要求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宝鸿公司通过工商登记信息查询了解到，大仁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咨询、投资策划、理财顾问、信息咨询”等信息中介服务。同时由于宝鸿公司本身并不熟悉光明新区工业用地申请的具体政策要求和申请流程，于是对大仁公司所述的内容信以为真，斥巨资将工业用地申请项目全权委托给大仁公司代理。根据双方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可见，大仁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媒体宣传、提升企业知名度、引见市区有关领导、与相关办事部门沟通、阐述企业发展计划、落实土地审批及确权手续并最终拿到用地批文等。大仁公司为表明其在政府部门具有极深的关系和渊源，在协议中特意多次强调“引见市区领导”“与办事部门沟通”“请市领导或者更高一级的领导督促落实”等，承诺会想方设法帮助宝鸿公司获取工业用地使用权。由此可见，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清晰、具体、明确的。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涉案合同未表明宝鸿公司的签约目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宝鸿公司事实上没有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并且宝鸿公司有证据证明大仁公司未依约履行义务。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便认为大仁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明显罔顾事实。由于宝鸿公司委托大仁公司办理的工业用地申请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于是宝鸿公司向深圳市信访局反映情况。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针对深圳市信访局转来的宝鸿公司的信访事项作出“深规土光函【2017】XX号”文件。该文件回应称，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从未收到过《宝鸿精密模具工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请表》。可见，宝鸿公司已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证明大仁公司未依约履行义务，如果大仁公司予以否认，应当提供反证证明。大仁公司当庭口头回应称：“在2014年以前，深圳各区特别是光明新区土地规划的权利均在市规划国土委，企业申请工业用地的申请，首先需要交给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审核通过后，再交给光明新区管理局，再由区统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收入光明新区的项目引进库而非光明国土局的引进库，再交给经信委，再交市规划国土委，而不是经过光明新区国土局”，以上说法不合理。一方面，宝鸿公司提交的深规土光函【2017】XX号文件，系通过深圳市信访局转给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再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作出的答复。根据《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市信访局收到信访事项后，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既然深圳市信访局将上述事项转交给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表明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对信访对应的事项具有处理权。另一方面，大仁公司在一审解释关于工业用地申请的流程时陈述称：“企业申请工业用地的……再交给光明新区管理局”。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深圳辖区，根本不存在所谓名为“光明新区管理局”的机构。一审法院竟然在连基本的政府机构名录都尚未查清的情况下，直接无视宝鸿公司提交的经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光明管理局以官方公函形式出具的书面文件，而径直采信大仁公司当庭陈述又毫无事实依据的内容，由此所作出的判决，难以让人信服。一审法院疏于对大仁公司庭审陈述的内容进行核实，导致事实不清。比如：在2013年，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是否有收到宝鸿公司委托大仁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是否对宝鸿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进行审核，并提交给“光明新区管理局”？“光明新区管理局”是什么部门？具有什么样的权限？“光明新区管理局”是否对宝鸿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评审后，提交光明新区管委会？光明新区管委会是否组织专家对宝鸿公司提交《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进行过评审？光明新区管委会是否在评审通过后，将申请项目收入光明新区的项目引进库？采信大仁公司的庭审相关陈述需以查清以上问题为前提。从举证责任分配而言，一审法院理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提出主张的大仁公司，如果大仁公司举证有困难的，可以依法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在大仁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法院并未调查取证的情况下，作出不利于宝鸿公司的认定，系事实认定不清。针对大仁公司在协议中承诺的所谓“进行媒体宣传、提升企业知名度、引见市区有关领导、与相关办事部门沟通、阐述企业发展计划、落实土地审批及确权手续并最终拿到用地批文”等服务事项，大仁公司完全没有举证证明其履行情况，一审法院也未责令大仁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举证说明。一审判决认定大仁公司已依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明显是罔顾事实。一审法院仅依据两份《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便认定大仁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欠缺事实依据。两份《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文件是大仁公司拟定好内容之后，要求宝鸿公司盖章并向致函单位“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和“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提交的申请，而并非宝鸿公司对大仁公司已完成工作成果的确认。如果是宝鸿公司对大仁公司已完成工作成果的确认，应当是《工作成果确认书》，而非《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因而，该两份文件本身无法证明大仁公司的实际履约情况。并且，上述文件由宝鸿公司盖章之后就交回大仁公司。至于大仁公司有无向相关部门提交、向什么部门提交、什么时候提交、提交之后有无得到什么回应等问题，宝鸿公司一概不知。宝鸿公司也从未收到过任何政府部门发来的文件。一审法院完全置宝鸿公司提交的深规土光函【2017】XX号官方文件不顾，径直采信大仁公司无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说法，从而导致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作出了错误判决。三、宝鸿公司参加政府公开挂牌的土地竞价交易一事，与宝鸿公司委托大仁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一事毫无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这一事实而将两者混为一谈。2014年11月28日，受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委托，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在《深圳特区报》A8版发布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深土交告[2014]26号），公开挂牌出让AXX8在内的12宗土地的使用权。公告期自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18日止，挂牌期自2014年12月19日至2014年12月30日10时止。依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使用权出让若干规定》相关要求，只有在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对外公开发布公告之日起，竞买人方能获悉关于该宗地的地理位置、竞买人资格准入条件、申请所需材料等方面的具体信息，竞买人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组织材料、提出申请并参加竞买等活动。公开信息显示，上述AXX8宗地的竞买人条件为：（1）竞买申请人应为深圳注册的企业法人；（2）竞买申请人从事该地块准入行业不少于5年。竞买流程为：（1）申请主体资格审查；（2）网上注册；（3）申请竞买；（4）缴纳履约保证金；（5）申请确认竞买资格；（6）发布补充公告等。上述宗地的资格审查部门为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宝鸿公司获悉以上情况后，马上组织材料参加了AXX8宗地的挂牌竞价交易，后因价格问题未继续举牌。根据双方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大仁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等内容来看，宝鸿公司系希望通过大仁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使得光明新区政府了解宝鸿公司企业的优质条件和产业优势、税收与就业贡献等情况，让光明新区政府获准宝鸿公司在光明新区兴建模具产业园，并使得光明新区政府根据宝鸿公司企业的实际用地需求，定向地向宝鸿公司推出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工业用地。而宝鸿公司参加的公开挂牌的AXX8宗地，是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向全社会企业公开推出的、只要符合“竞买申请人应为深圳注册的企业法人、竞买申请人从事该地块准入行业不少于5年”两个条件即可参与竞拍的宗地，此事与大仁公司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所需要提供的居间服务之间无任何的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当事人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将两者混为一谈，作出错误判决，应当予以纠正。四、即使大仁公司有证据证明其提供了居间服务，在其尚未促使合同成立的情况下，仅能获得必要费用而无权主张报酬；退一步讲，即便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大仁公司也无权主张剩余的费用。大仁公司并未通过其服务促使宝鸿公司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因此，依照法律规定，即使大仁公司有证据证明其已经提供了居间服务，在其尚未促使合同成立的情况下，仅能获得必要费用，而无权主张居间报酬。退一步讲，根据本案双方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第五条:“甲方（宝鸿公司）授权由乙方（大仁公司）全权办理、跟进该项目之全部政府审批手续，并拿到用地批文……”第6.3条约定：“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甲方办理有关手续两天内，付清余下50%即贰佰伍拾万元整”。由以上约定的内容可见，本合同约定的500万元费用中，包含了大仁公司为办理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特别是剩余的250万元费用，应当在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宝鸿公司办理有关确权手续两天内付清。根据本案双方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的内容：“（一）……如项目获得管委会审核通过，甲方不愿或者不能继续办理此项目的，则乙方无需退还甲方已经支付的第6.1项启动资金；（三）办理过程中甲方出现下列情形，则乙方收到的所有费用无需退还甲方，并终止协议：1、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通过，而甲方不去办理有关手续，或不交地价……”由以上约定的内容可见，倘若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确因宝鸿公司原因不愿或者不能继续进行该项目的，则合同终止，宝鸿公司已经支出的费用，大仁公司无需退还，宝鸿公司尚未支出的费用无需继续支付，双方权利义务也随之终止。然而，一审判决既无视法律的规定，又无视双方约定的内容，径直判决宝鸿公司向大仁公司支付全部费用，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五、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本案中，陈某某系双方当事人签约时的见证人、项目介绍人；陈某某在大仁公司居间服务未成功后，代表大仁公司退还10万元；且其在双方发生争议时积极协助沟通联络。基于以上情况，宝鸿公司认为陈某某了解本项目的真实背景，将其列为第三人有助于法庭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更重要的是，陈某某与本案的判决结果必然具有利害关系，因为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其向宝鸿公司转账10万元这一行为的定性。因此，宝鸿公司在一审时依法提出追加陈某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实属有误。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和理由：一、宝鸿公司上诉称：“签署《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的目的，是希望大仁公司为宝鸿公司向政府获取工业用地使用权一事提供居间服务，确保宝鸿公司能够取得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工业用地。”宝鸿公司第一条理由不成立，本案的主要法律特征是委托关系，宝鸿公司没有实现合同的目的是由于自身经济的原因导致，即宝鸿公司在竞买中最终放弃举牌，并不能因此否定大仁公司受托所做的工作和履行了合同义务。本案从协议书的名称和服务内容，大仁公司实际提供的是代理申报服务，以及宝鸿公司在一审举证时代理人也自认是全权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时宝鸿公司也未主张是居间合同关系，本案具有委托代理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法律特点，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同时，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判决，并无不当。二、宝鸿公司上诉称:“宝鸿公司事实上没有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并且有证据证明大仁公司没有依约履行义务，一审判决在无证据支持情况下，认为大仁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明显罔顾事实。”宝鸿公司的上述理由不成立，表现为：1.正如答辩状中第一条所述，宝鸿公司没有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并不是大仁公司的原因所致，并不能因此否定大仁公司所做的工作和履行了合同义务。大仁公司提供了代理申报工作，因宝鸿公司在连续举牌40多次、直到项目用地价格达5800万元时，宝鸿公司放弃了继续竞拍动作，导致可能取得的工业用地因不持续竞价而丧失。一审中大仁公司提供的证据《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程建设用地的申请》《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等，特别是宝鸿公司2016年3月2号盖章的《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程建设用地的申请》，确认并证明了大仁公司递交了《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申报表》《项目可行性报告》，光明新区管委会过会通过，收录“项目库”，通过了市经信委和市规土委的审核等工作。大仁公司所做的工作有证据可以证明，宝鸿公司所说“罔顾事实”是无稽之谈。2.一审判决认定大仁公司已履行《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及《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工业用地使用权申报义务，是综合了大仁公司提交的证据、法庭陈述、宝鸿公司的自认，有据可查。3.宝鸿公司的实际付款行为也表明大仁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从阶段性付款的数据、时间节点安排方面，宝鸿公司是根据大仁公司的工作完成情况付款的。因《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总额是500万元，宝鸿公司首次付款100万元后，第二笔付款应当是150万元，但只付款100万元，欠款50万元，第三笔付款应当是250万元，但只付款20万元，欠款230万元，故宝鸿公司欠大仁公司款项280万元事实成立。宝鸿公司拖欠服务费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判决因此支持了大仁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也是基于大仁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代理工作事项，宝鸿公司分三次给付大仁公司款项也表明大仁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若如宝鸿公司所言，其在给付一笔款后就不会再付后面的第二笔、第三笔款。4.宝鸿公司上诉称：“大仁公司法庭陈述……再交给光明新区管理局”这是一审大仁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对宝鸿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所讲，这里说的“光明新区管理局”，就是指“光明新区管委会”，被书记员打成了“光明新区管理局”，并不是虚构一个不存在的“光明新区管理局”官方机构。在一审法庭辩论时大仁公司都是谈到“光明新区管委会”，宝鸿公司为几个错别字去大做文章，没有任何意义。况且，对于工业用地项目的申报流程，大仁公司是依据《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及《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根据《光明新区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要求，为宝鸿公司提供工业用地项目申报人驻光明新区配套服务。光明新区管委会及下属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是工业用地项目建设用地的行政管理机构，大仁公司代理申报工作对应的前述具体业务部门及方向并没有错误。事实表明，宝鸿公司在大仁公司的配套代理服务流程中，完成了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相关部门的宣传协调等工作后，宝鸿公司盖章的《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程建设用地的申请》中自认“2013年7月，公司向新区政府提交了《深圳市光明新区工业用地申请表》和《项目可行性报告》，经新区有关会议讨论，同意了本公司的申请，收录进‘项目库’”，也自认“2014年底参加公明薯田埔地区宗地号A0631-0108工业用地的竞价购买是得到通知”。以上宝鸿公司的《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程建设用地的申请》进一步确认了大仁公司完成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果，无须再用“确认书”或者其他想当然的工作确认文件，双方在合同中也无约定“确认书”作为双方结算工作成果之依据。三、宝鸿公司上诉称“宝鸿公司参加政府公开挂牌的土地竞价交易一事与宝鸿公司委托大仁公司提供居间服务毫无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这一事实而将两者混为一谈”。宝鸿公司混淆了委托合同关系与居间法律关系。首先，《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的定语是“项目申报”，其名称没有居间服务的字眼，内容是委托代理。其次，《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写的是全权委托大仁公司办理用地项目申报事宜，没有谈到居间合同，只有代理申报工作的具体内容。再次，《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均未涉及大仁公司为宝鸿公司就具体的地块、房屋提供信息中介服务，而是旨在通过大仁公司的代理服务工作，使宝鸿公司工业用地项目符合入驻光明新区的条件，并根据各项工作的进度，由宝鸿公司给与大仁公司相应的费用安排。最后，宝鸿公司参加政府公开挂牌的土地竞价行为与大仁公司的代理申报工作密切关联。大仁公司根据《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代理申报工作内容，《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程建设用地的申请》中也是表明深圳市规土委通知宝鸿公司去竞价，并不是其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大仁公司已全面善意履行了合同义务。四、宝鸿公司在上诉状称“即使大仁公司有证据证明其提供了居间服务，在其尚未促使合同成立的情况下，仅能获得必要费用而无权主张报酬；退一步讲，即便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大仁公司也无权主张剩余的费用。”宝鸿公司的理解有误。1.大仁公司完成的工作内容，不是居间合同性质，不存在有证据证明提供居间服务问题，而是有证据证明大仁公司完成了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事务。宝鸿公司对于合同法律关系理解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2.依据《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大仁公司完成了委托工作。宝鸿公司依据6.2条，应当支付150万元，但仅支付100万元，本阶段尚欠代理费用50万元。根据《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第6.3条，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并通知宝鸿公司办理有关手续两天内，付清余下50%（250万元）。有证据显示，宝鸿公司已符合入驻光明新区工业用地项目入驻条件，并且得到国土规划部门通知后，参加项目用地的竞拍并且支付保证金700万元。本阶段宝鸿公司支付了20万元，表明宝鸿公司以行为承认大仁公司已完成本条约定的义务，最终是因为宝鸿公司的经济原因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这不影响大仁公司已经完成了委托任务，宝鸿公司应全面履行合同的给付义务。至于《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第三条的理解问题，本条规定的核心是宝鸿公司违约发生时，大仁公司收到的费用可以不予返还的条件，即在宝鸿公司存在连续违约情形下，大仁公司有杈终止合同和不退款。因此，在合同有效，大仁公司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宝鸿公司连续违约情况下，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是大仁公司，宝鸿公司依然负有继续履行合同给付报酬的义务。五、宝鸿公司要求追加见证人陈某某作为第三人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陈某某个人转让给其他自然人10万元的事实即使存在，也与大仁公司无关，因大仁公司没有授权任何人退款，其作为合同见证人在《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中签字，无非见证合同签字、内容真实性，非合同当事人和权利义务承受人。在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均认可《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真实性情形下，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无必要追加其为当事人。至于陈某某与其他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由其双方个人之间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未批准追加申请，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二审中，被上诉人先后多次申请本院签发调查令，使其可以分别向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调取于2013年7月至2013年11月形成的关于“一、光明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纪要，即2013年9月至11月，内容上有关于审议通过‘宝鸿公司申请项目评估情况、用地规模和建设规模情况纳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的会议纪要，二、宝鸿公司工业用地项目录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并向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取“2013年至2014年期间原光明管理区经济服务局报送的关于宝鸿公司申请工业用地的文件资料，以及同意其参加光明薯田铺地块竞买的文件”，用以证明宝鸿公司的涉案用地申请项目通过光明区人民政府或其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并录入“项目库”以及大仁公司代理申报工作基本完成系宝鸿公司能够参与涉案工业用地竞拍的基础性要件。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回复称：一、关于第一项内容：“光明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纪要，即2013年9月到11月，内容上有关审议通过‘宝鸿公司申请项目评估情况、用地规模和建设规模情况纳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的会议纪要”，经我区档案馆仔细检索查阅，未查询到相关会议纪要，即通过比对贵院在《律师调查令》中所提供的信息，未检索到符合条件的会议纪要。二、关于第二项内容：“宝鸿公司工业用地项目录入新区招商引资引资重点项目库相关资料”，经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查对历史材料，目前存有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用地所提交的相关资料，包括信息采集表（记载形成时间为2017年8月29日）、用地申请书（记载形成时间为2016年8月16日）和项目可研报告（记载形成时间为2017年8月29日），但无《律师调查令》所要求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7月至2013年11月的“宝鸿公司工业用地项目录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相关资料”。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19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交原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14年12月15日向宝鸿公司出具的《市经贸信息委关于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申请产业用地竞买资格的复函》以及宝鸿公司向其提交的《申请报告》、工商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宝鸿公司授权其副总经理张某某办理合同事项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宝鸿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不能证明大仁公司所称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还向本院提交了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相关附件、公告详情以及深圳市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深光产发协【2014】第X号），用以证明对于涉案地块的竞买主体资格、项目准入等有严格规定，涉案地块的出让必须要征求光明区人民政府的意见。宝鸿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宝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黄永光分别与“陈某某”“郑雅玲”“陈X德”的聊天记录，对于黄永光要求返还其已支付款项的问题，郑雅玲表示：“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中，但由于客观原因，数量上很难达到要求，可否协商下，我们先表达诚意，后期继续努力”；陈X德表示：“保证不会另你失望，但要一些时间”“努力中”“知道了，尽力而为”“知道，能力有限，结果不少，请放心”“在努力筹备中，请耐心等待好消息”；陈某某于2017年1月24日表示：“我作为见证人，先支付一点诚意保证金给您，其他的过了正月十五再从长计议”，用以证明被上诉人确认涉案项目并未如约完成并表示愿意返还款项。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宝鸿公司当庭提交了上述聊天记录的手机原始载体以供核对，被上诉人亦自认陈X德系大仁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雅玲的丈夫，与陈某某系亲属关系，且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宝鸿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张某某系其副总经理。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大仁公司是否已依约履行主要合同义务。根据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首部关于“宝鸿公司全权委托大仁公司办理工业用地项目申报工作”，第四条关于“大仁公司在项目申请获得光明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后，要及时与市规划国土部门沟通协调，促使其尽快落实土地确权”，第五条关于“宝鸿公司授权大仁公司全权办理，跟进该项目之全部政府审批手续，并拿到用地批文”等约定，可以认定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是宝鸿公司在大仁公司的帮助下取得涉案地块的使用权。同时，根据该协议书第6.2条关于“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两天内支付150万元（第二期款项）”的约定，宝鸿公司与大仁公司后续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补充协议书》第二条关于“第一个协议签订后130个工作日内，大仁公司必须保证宝鸿公司的申请获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的约定，根据大仁公司在其反诉状中关于“在大仁公司努力下，宝鸿公司的工业用地项目最终被录入光明新区政府的项目库，在新区管委会立项、备案，并在区办公会议上审核通过”的陈述，以及大仁公司在一审和二审庭审中的主张，可以认定大仁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帮助宝鸿公司的用地申请项目通过光明区人民政府或其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并录入“项目库”，在此基础上，由“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核确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大仁公司应就其已履行上述主要合同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程序中，大仁公司明确主张“通过光明新区档案局以及经济服务局、管委会等单位可以查询到其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相关信息”，并申请本院向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调取“2013年9月至11月期间关于光明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宝鸿公司申请项目评估情况、用地规模和建设规模情况纳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的会议纪要”以及“宝鸿公司工业用地项目录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相关资料”。本院同意大仁公司的该申请并签发调查令向相关单位调取证据。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回函称并未检索到上述会议纪要，并无大仁公司所称的“宝鸿公司工业用地项目录入新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相关资料”。大仁公司在未获得其所称的上述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后，于二审第二次法庭调查程序中，又申请本院向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取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报送宝鸿公司申请工业用地的文件资料以及同意其参加地块竞买的文件。本院再次同意大仁公司的该申请并签发调查令向相关单位调取证据。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19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交原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14年12月15日向宝鸿公司出具的《市经贸信息委关于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申请产业用地竞买资格的复函》以及宝鸿公司向其提交的《申请报告》、工商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宝鸿公司授权其副总经理张某某办理合同事项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的上述材料中并未涉及大仁公司，也未能显示大仁公司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综上所述，由于大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宗地交易信息、项目申请表、宝鸿公司经营执照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用地申请表、关于要求加快规划工厂建设用地的申请等证据及其在二审程序中先后两次向本院申请调取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已依约履行上述主要合同义务，大仁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涉案协议签订于2013年，大仁公司至今仍未依约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且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宝鸿公司有权解除涉案《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根据涉案《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第7.1条关于项目未能获得新区管委会审核通过、大仁公司须退还所收款项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大仁公司应向宝鸿公司返还已收取的款项。大仁公司关于宝鸿公司应继续向其支付剩余款项28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在纠纷发生后直至诉讼前的期间内，当事人之间私下的沟通、协调情况往往更能反映其真实意思表示。郑雅玲系大仁公司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对于宝鸿公司在庭审中多次所作的陈X德系大仁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雅玲的丈夫，与陈某某系亲属关系的主张未提出异议，陈某某亦在涉案《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名。在涉案纠纷发生后的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宝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永光先后与郑雅玲、陈某某、陈X德通过微信或短信方式进行沟通，对于黄永光要求返还其已支付款项的问题，郑雅玲表示：“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中，但由于客观原因，数量上很难达到要求，可否协商下，我们先表达诚意，后期继续努力”；陈X德表示：“保证不会另你失望，但要一些时间”“努力中”“知道了，尽力而为”“知道，能力有限，结果不少，请放心”“在努力筹备中，请耐心等待好消息”；陈某某于2017年1月24日表示：“我作为见证人，先支付一点诚意保证金给您，其他的过了正月十五再从长计议”，并于2017年1月25日向黄永光支付10万元款项。由上述证据可知，对于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大仁公司须向宝鸿公司返还款项的事宜，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只是对于返还款项的数额、时间、方式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故结合上文所述，判令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返还涉案款项，符合当事人的真实认知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关于大仁公司须返还款项的数额问题。当事人对于宝鸿公司已向大仁公司支付220万元款项的事实均无异议。由于陈某某作为签订涉案合同的“见证人”，在作出“先支付一点诚意保证金给您”的意思表示的次日就向宝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光支付10万元，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系陈某某代大仁公司向宝鸿公司先行返还10万元，故大仁公司实际尚有210万元未予返还。虽然本院认定大仁公司未能依约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但结合大仁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宝鸿公司的自述，不可否认大仁公司在涉案项目筹划、申请、公司宣传、变更工商登记、与相关部门协商等方面从事了一定的对宝鸿公司有利的工作，且大仁公司未能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也可能与相关政策调整、政府部门职能变更等客观因素有关，产生违约后果并非大仁公司主观意愿。因此，本着公平合理原则，本院酌定大仁公司仅须返还宝鸿公司200万元且对宝鸿公司关于利息、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至于宝鸿公司要求大仁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雅玲就大仁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公司法人制度的基本内涵，宝鸿公司的该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宝鸿公司另有证据证明郑雅玲与大仁公司确存在人格混同等情形，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宝鸿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004号民事判决；二、解除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10日签订的《项目申报工作协议书》；三、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返还200万元；四、驳回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6945元（已由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472.5元，由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由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097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425元（已由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预交），减半收取16212.50元，由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945元，由深圳市宝鸿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深圳市大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219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陈  朝  毅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