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4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沛靖，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代理人：龚杨立、朱志江，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卫生健康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曾志佐，局长。委托代理人：黄锦锋、钟志锋，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叶沛靖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卫生健康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14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6日，案外人潘带好到被告处举报原告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其生育一个女孩，该女孩是在2017年7月28日在广州市增城区妇幼保健院出生，名叫叶祖欣，潘带好提供了该女孩的《出生医学证明》予以证实。被告接到举报后，联合荔城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到增城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调查，该医院出具的《首次签发登记表》显示，新生儿姓名叶祖欣，出生日期2017年7月28日，母亲潘带好（440××××××××××××120），父亲叶沛靖（440××××××××××××051）。该医院提交的《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剖宫产术前谈话记录》《护理有创操作告知书》《患者（孕产妇）使用真实姓名确认书》中，原告作为家属签名，与孕妇关系填写为“夫妻”关系或“男女关系”。2018年8月14日，被告向原告进行询问调查，原告向被告陈述不认识潘带好，不承认其与潘带好生育了叶祖欣。2018年9月19日，被告作出增卫计征决字〔2018〕第S0105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载明：“被征收人叶沛靖于2017年7月28日违反计划生育，城镇居民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一个子女，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九、四十六条的规定，应缴纳社会抚养费人民币（大写）：叁拾陆万捌仟叁佰玖拾伍元柒角伍分……”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告与邱佩娴于1991年11月12日登记结婚，婚后于1993年1月26日生育一孩叶祖臻，被告作出涉案决定书时两人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国家统计局增城调查队于2017年3月9日向被告作出复函，称2016年增城区城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900.05元。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于2018年9月13日向被告作出《关于叶沛靖2016年收入情况的复函》，称叶沛靖2016年度总收入为168895.50元，包括应发工资91934.00元/年，奖励性绩效工资22006.00元/年，单位部分公积金18354.00元/年，住房货币补贴24684.00元/年，住房维修和物业管理基金13308.00元/年，一次性奖励3035.00元/年，预扣养老保险4000.00元/年，个人所得税426.00元/年。原告于2019年3月2日自行委托广州华医大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其与“叶小云”是否存在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排除叶沛靖为叶小云的生物学父亲”。原审法院认为：《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计划生育工作，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本条例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检查。该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由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作出征收决定，具体工作由所属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执行，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执行。被告作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具有主管其辖区内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具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责。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生育一孩，《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一）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城镇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的社会抚养费，本人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县（市、区）上年城镇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二）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上年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三）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胎子女，责令补办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二胎子女，按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二倍的社会抚养费；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三胎以上子女的，按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三倍的社会抚养费；（四）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的，按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六倍的社会抚养费。”被告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368395.75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原告称被告没有直接证据认定其违法生育，其自行委托的亲子鉴定证明“叶小云”与其不存在亲子关系，因而被告作出的涉案征收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叶祖欣的出生医学证明书上载明原告是其父亲，原告在《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剖宫产术前谈话记录》《护理有创操作告知书》《患者（孕产妇）使用真实姓名确认书》中均作为家属签名，与孕妇关系填写为“夫妻”关系或“男女关系”，上述证据与举报人潘带好举报的内容相印证，上述证据已足以证明原告有配偶与他人违法生育的事实；而原告自行委托的亲子鉴定报告鉴定材料的来源无法确认，原告以此认为其与叶祖欣不存在亲子关系，被告作出的涉案征收决定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称被告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数额不对的问题，被告根据从国家统计局增城调查队调取的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从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调查的原告的上年度总收入，按照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计算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具有事实依据，原告认为其实际收入为工资收入，单位部分住房公积金和预扣养老保险不属于其年度总收入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称被告作出涉案征收决定程序违法的问题。被告的行为为行政征收行为，是被告依职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向原告强制性征集一定数额金钱的行为，被告在作出征收决定前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向原告进行询问，原告主张被告作出涉案征收决定应按照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涉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沛靖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叶沛靖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有配偶与他人非法生育”属认定事实错误。要判断上诉人是否存在“有配偶与他人违法生育的事实”，焦点在于查明上诉人与叶祖欣之间是否具有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即上诉人是否是叶祖欣的生物学父亲；要查明上诉人是否是叶祖欣的生物学父亲，则必须委托权威的鉴定机构对此进行鉴定，而非仅仅依托于潘带好分娩时上诉人所填写的几份材料。上诉人因与潘带好熟识，又发生过关系，曾产生潘带好所怀胎儿为其子女的错误认识，因此无法推却潘带好请求而协助其前往医院办理了住院相关手续，在相关文书中以家属身份签名。该等文件系在上诉人受蒙蔽的情况下基于错误认识才签署的，仅属于表面证据，仅能在形式上证明上诉人是叶祖欣的父亲，如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其证明内容的，应以相反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为准。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由华医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医大DNA鉴定意见书》，足以说明上诉人并非叶祖欣的父亲，即上诉人不存在违法生育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客观事实情况，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遗漏必须参加案件审理的当事人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潘带好系叶祖欣的亲生母亲，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唯有通知潘带好参加诉讼，方能查明上诉人是否存在与其违法生育子女的事实。上诉人曾明确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潘带好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却并未追加，属于遗漏必须参加案件审理的第三人。上诉人曾明确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诉人与叶祖欣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然而原审法院并未采纳，显属违反法定程序。三、原审法院错误判决及被上诉人错误行政行为给上诉人工作、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上诉人原为增城区荔城二中教师，因被上诉人错误认定上诉人与他人生育子女，导致上诉人配偶因此与上诉人离婚，上诉人工作单位也以上诉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将上诉人开除，导致上诉人丧失了赖以谋生的工作，晚年生活也失去了基本保障。若不纠正该错误行政决定，上诉人与潘带好、叶祖欣之间还会进一步发生抚养费、遗产继承等一系列的纠纷，届时不论对上诉人还是潘带好、叶祖欣而言，都将产生极其重大的负担，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当损耗。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卫生健康局答辩称：一、上诉人违法生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8年7月16日潘带好到我局信访举报上诉人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其生育一女孩，要求我局对其违法生育行为调查处理。接到举报后，我局到增城区妇幼保健院调查，根据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显示，新生儿叶祖欣的父亲为上诉人，而且医院提供的《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剖宫产术前谈话记录》《护理有创操作告知书》等材料上都有上诉人签名，其中与患者（孕妇）关系栏填写的是男女关系或夫妻关系。此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亦承认与潘带好发生过关系。所以，潘带好的举报内容、医院出具的入院签名材料、《出生医学证明》、上诉人承认与潘带好发生过关系等事实和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上诉人有配偶又与他人生育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一）不需要追加潘带好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在本案中，我局查明上诉人的违法生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从而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是正确的，不需要再追加潘带好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不需要组织亲子鉴定。亲子鉴定结论在证据上只是一种辅助性证据，而且亲子鉴定涉及到人身权，不能随意进行，特别是在本案查明的上诉人违法生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更加不需要组织亲子鉴定。三、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我局在办理上诉人违法生育一案中，查明的事实清楚，并不存在错误认定上诉人与他人生育子女的问题。上诉人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国家工作人员，本应当模范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却以身试法，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出轨与他人发生关系并生育小孩，造成被工作单位开除等后果是其因违法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为后果严重就要主张推翻违法行为是属于本末倒置。综上所述，上诉人叶沛靖违法生育的事实清楚，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首要的争议焦点在于，现有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上诉人存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生育子女”的违法事实。被上诉人虽然仅是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但该决定一旦生效，其效力相当于认定上诉人存在违法生育事实的生效判决。该事实的认定，不仅涉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还关系到上诉人的职业、家庭，以及今后对子女的抚养等问题，对上诉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因此，在上诉人否认该事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该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即证明上诉人是叶祖欣生物学上的父亲。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所获取的《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剖宫产术前谈话记录》《护理有创操作告知书》《患者（孕产妇）使用真实姓名确认书》上的签名，反映出上诉人与潘带好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印证了潘带好举报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仅凭上述签名即推定上诉人是叶祖欣亲生父亲，明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医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将上诉人记载为叶祖欣的父亲，也是基于上述签名，而并非医院对上诉人与叶祖欣之间的亲子关系已经作出生物学上的结论。即使上诉人承认与潘带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也不能推定其就是叶祖欣生物学上的父亲。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即一直否认其是叶祖欣的亲生父亲，该事实存在重大争议且对上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有必要进行亲子鉴定；且潘带好在向被上诉人进行举报时即明确表示同意配合作亲子鉴定，被上诉人完全具备组织亲子鉴定的条件。在上诉人否认违法生育事实的情况下，亲子鉴定意见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和决定性的证据，而非被上诉人所认为的辅助性证据；只要经鉴定确认上诉人是叶祖欣的生物学上的父亲，本案无需其他证据即可认定上诉人存在违法生育的事实。尽管亲子鉴定涉及未成年人的人身权，但无论是在民事还是行政领域，通过亲子鉴定确定当事人亲子关系并进而设定当事人之间的抚养、继承等法律关系均属常态，组织亲子鉴定并不足以导致未成年人人身权受损；尤其是在上诉人有可能因此事实承担严重法律后果、权益面临严重减损的情况下，亦不能仅以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为由而无视上诉人的权益保护。被上诉人在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本应在其调查处理过程中就及时组织亲子鉴定，待查明事实后再决定是否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但其仅根据上诉人在《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剖宫产术前谈话记录》《护理有创操作告知书》《患者（孕产妇）使用真实姓名确认书》上的签名以及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等间接证据即认定上诉人存在违法生育事实，不能达到严格的证明标准，其所作出的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及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上诉人所提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上诉人所提上诉人违法生育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需要组织亲子鉴定等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是，上诉人在原审诉讼中所提供的《华医大DNA鉴定意见书》是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所作，检材来源不能确定，该DNA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明上诉人不是叶祖欣父亲、不存在违法生育事实的证据。被上诉人可继续对上诉人涉嫌违法生育一案进行调查和鉴定，如确证上诉人存在违法生育事实，可依法再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本案中，潘带好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被诉行政行为亦未对潘带好设定权利义务，潘带好的身份仅为举报人或者证人，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属于法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且潘带好所证事实已有询问笔录、上诉人签名的相关文书、《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据印证，其本人是否到庭对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无影响，原审法院未追加潘带好为第三人并无不当。此外，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且证据应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已经形成，而非在行政诉讼中再收集、补充证据；在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依法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而不负责为行政机关收集、补充证据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上诉人所提原审法院遗漏第三人、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148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卫生健康局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的增卫计征决字〔2018〕第S0105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卫生健康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林 彦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丽敏书 记 员  苏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