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71行终41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荣豪养殖场。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第六经济合作社打石窟。经营者：袁日标，男，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五眼桥西约96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18。委托代理人：邓敏娇，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法定代表人：赖小坤，镇长。委托代理人：毕志灿，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荣豪养殖场（以下简称“荣豪养殖场”）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东镇政府”）强制关停行为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23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庭审过程中，荣豪养殖场称被告拆除其电表是其停止经营的全部因素，并认为拆除电表就等同于关停荣豪养殖场。花东镇政府称其并未关停荣豪养殖场，只是拆除了荣豪养殖场的电表。荣豪养殖场和花东镇政府在庭审过程中均确认：荣豪养殖场的电表是于2017年11月被拆除的。荣豪养殖场经营者确认其在电表被拆除当晚即通过其他村民获悉电表被拆的事实。荣豪养殖场经营者于2018年12月25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进行信访，反映花东镇政府强制拆除其电表，并要求装回电表复产。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收到后，于2018年12月26日将信访事项转办给花东镇政府，花东镇政府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东府信访复函〔2019〕001号《关于袁日标反映养殖场复产问题的答复》，并于2019年1月28日送达荣豪养殖场。除此信访以外，荣豪养殖场在得知电表被拆除后未曾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2000年3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荣豪养殖场知晓其电表被拆除的时间是2017年11月，但由于花东镇政府未告知起诉期限，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适用二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但由于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对未告知起诉期限应当适用的最长起诉期限已修改为一年，因此，荣豪养殖场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从2018年2月8日开始起算，一年内提出，即荣豪养殖场应当在2019年2月8日前就被诉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在上述起诉期限内，荣豪养殖场仅是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进行信访，但进行信访的时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可抗力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对荣豪养殖场的本次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荣豪养殖场的起诉。上诉人荣豪养殖场上诉称：一、原审裁定对司法解释理解错误，确认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时间有误。首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拆除电表和停止经营的行政行为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持续性的行为，其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至今未消除。且该行为无任何正式的通知，无明确的行政主体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无法得知诉权和被告，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反映，要求出具书面意见，妥善处理该问题。被上诉人直到2019年1月29日才作出《关于袁日标反映养殖场复产问题的答复》并告知诉权，上诉人才知晓了明确的行政主体和诉权。因此，起诉期限应当从上诉人收到答复之日起算。其次，被上诉人无视上诉人的诉求，上诉人只能通过信访形式要求处理荣豪养殖场复产问题。上诉人提出信访后，被上诉人未及时处理，直到2019年1月29日才作出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从上诉人提出信访起到被上诉人作出信访答复止，该期间被耽误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电表并禁止经营的行政行为的时间是2017年11月，告知诉权的时间是2019年1月29日，应当以行政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最长起诉期限为准。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拆除电表和停止经营的行政行为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无法律依据，属于无效，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不存在起诉期限限制。首先，被上诉人没有对经营者实施拆除电表、禁止经营等强制措施和处罚的法定职权，其明显超越职权。其次，被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电表并禁止经营的措施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未调查取证，未事先告知上诉人，未给予上诉人陈述、申辩机会的前提下，直接带队拆除了上诉人的电表并禁止其经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立案受理，并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拆除电表和禁止经营的行政行为无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发回重审，责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花东镇政府二审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适用旧法，认定本案最长起诉期限为两年，没有法律依据。二、2017年l1月，我府对上诉人的养殖场采取停电措施，但关停养殖场涉及环保部门、畜牧主管部门的职权，我府未作出关停养殖场的决定。在《关于袁日标反映养殖场复产问题的答复》中，我府对养殖场的复产问题进行了解释，不能因此证明我府对养殖场作出关停决定。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裁定驳回上述，维持原裁定。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起诉的强制关停行为，实际上是指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实施的拆除电表行为。被上诉人实施该行为未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上诉人如不服涉案行政行为，可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行政行为具体内容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在其电表被拆除当晚已知晓其电表被拆的事实，但其于2019年4月始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对相关法律条文理解有误，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林 彦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丽敏书 记 员  苏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