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14081号原告（反诉被告）：钟亮红，男，197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望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辉，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洪正国，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被告（反诉原告）：余鸣青，男，197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荣，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钟亮红诉被告洪正国、余鸣青（反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受理，2019年5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后钟亮红、余鸣青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裁定撤销本院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亮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辉，被告洪正国、余鸣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亮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洪正国、余鸣青立即向原告钟亮红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利息430000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20日，后期利息按本金500000元，月利率2%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止）；2、判决被告洪正国、余鸣青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6日，被告洪正国因需资金周转用于还贷，向原告钟亮红借款50万元并出具《借据》，被告余鸣青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借据》上署名。《借据》载明：“今借到钟亮红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作银行还贷用途，借款期限为壹个月，月利息为借款金额的3%，并已收到全部借款。保证于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借款人签字：洪正国。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余鸣青。”原告钟亮红于借款当天向被告洪正国转账支付了50万元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但被告洪正国却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原告钟亮红多次向被告洪正国主张还款并要求被告余鸣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两被告均借故拖延。2016年1月7日，原告钟亮红与被告余鸣青达成《协议》，被告余鸣青自愿于2016年2月7日之前代还被告洪正国50万元借款，如延期至2016年3月底愿多承担2万元利息，如再延期归还，则愿意按本金3%每月向原告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达成《协议》后，被告余鸣青仍未依《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从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6月16日，被告余鸣青分12笔共计向原告支付了利息297000元，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仅支付到2016年4月30日。从2016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9月20日，两被告仍欠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43万元，原告多次催要未果。被告洪正国辩称：一、2014年9月6日，因为要还长沙银行65万元贷款，差了50万元。就经过熟人朋友介绍，认识了钟亮红。钟亮红当时借给了洪正国50万元，在半小时之内就取了三万元现金还给钟亮红，然后洪正国把长沙银行的贷款还了，但之后的贷款没有贷出来，因此没有办法归还钟亮红的钱。洪正国每个月都向钟亮红还了本息三万元，还了六个半月，本息共还了19.5万元，包括借款时就还给钟亮红的3万元，之前本息实际还到了2015年4月份。后来因为资金紧张，洪正国就没有再还钱给钟亮红。二、2015年7、8、9月之间，钟亮红又找洪正国要之前五十万元借款的未还部分本息时，在星沙建设银行转了20万元给洪正国，但在半小时之内，钟亮红让洪正国把20万元转给了其指定的人和账号，这个人洪正国不认识，至今也没见过面，就这20万元，洪正国又出具了一张借条给钟亮红。关于钟亮红后来给洪正国的20万元，是钟亮红说之前有21.5万元未还，钟亮红转20万元给洪正国用于还前面的21.5万元，为了证明钟亮红转了20万元给洪正国，所以要洪正国打一张20万元的借条，但是这20万元钟亮红当时就叫洪正国转给了别人，实际上并没有给洪正国还以前的账。三、从洪正国打给钟亮红的借条看，洪正国前后共欠钟亮红70万元，实际上洪正国只拿到了47万元，洪正国还付了19.5万元本息（包括借款当时支付给钟亮红的3万元）。洪正国在2015年写20万元欠条时，钟亮红说利息不算了，只收回本金。四、每月偿还的本息3万元组成为本金2万元，利息1万元，约定利息为2分。五、2015年9月后，洪正国没有联系钟亮红了，也没有还过钱。2019年1月，余鸣青找到了洪正国，说钟亮红找不到洪正国所以找余鸣青还钱，余鸣青说2019年2月20日开庭，洪正国准备参加开庭的，后来余鸣青说延期不开庭了。洪正国是2019年2月25日被刑事拘留，之后就没有出来过。六、关于余鸣青为洪正国担保的事，当时银行说能贷款给洪正国，洪正国才找余鸣青担保的。当时由于借款只要一个月，所以只要余鸣青担保一个月。钟亮红也是认识余鸣青的，洪正国欠钟亮红的钱是事实，但是只是第一笔47万元，后面的20万元是不存在的，钟亮红在本案中也没有提起后面的20万元。洪正国认为余鸣青的担保只有一个月，现在已经失效了。洪正国在还钱的时候，钟亮红从来没有找过余鸣青，余鸣青以为洪正国把钱还了。今年元月，洪正国听余鸣青说其替洪正国还了30多万给钟亮红，但是现在钟亮红还在不断找余鸣青要钱，所以洪正国准备出庭，由于开庭取消，后来又被拘留，洪正国就没办法了。七、余鸣青与钟亮红之间从2015年9月后的经济往来洪正国都不清楚。余鸣青代洪正国付的钱应该由钟亮红退给余鸣青，因为欠钱的主体是洪正国，洪正国愿意承担钟亮红47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洪正国实际已经向钟亮红归还本息合计21万元，除了19.5万元外，还在出具20万元条据时付了1.5万元现金。被告余鸣青辩称：一、本案并非一件普通的民间借贷乃至担保责任案件，而是原告钟亮红与被告洪正国事先串通联手上门以语言堆砌的情势诱使余鸣青签字担保、洪正国借款后还款违约，钟亮红带领打手在洪正国违约还款15个月后上门逼债，逼迫余鸣青签字，余鸣青因为“却不过情面”才在“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后面签名，余鸣青被迫承担担保责任，从而落入了原告与被告洪正国布下的圈套中，钟亮红诉状所述隐瞒了事实真相。第一，钟亮红本是以出借高利贷获取不义之财的非法金融业务放高利贷者，其随身携带着早已打印好的、格式化的《借据》就是明证。在洪正国向钟亮红提出借“过桥”资金50万元的2014年9月6日前，余鸣青与钟亮红并不熟悉，与洪正国也不过是生意场上结识，洪正国在宁乡县开设了余鸣青所创办、经营的湖南真家伙贸易有限公司宁乡连锁店，根本没有熟稔到可以出借（或经济往来）50万元资金的份上。2014年9月6日，在洪正国向钟亮红提出借款人民币50万元“过桥资金”偿还贷款，续贷贷款到账后立马还账，且钟亮红实际上已经向洪正国支付了人民币50万元并当即收回了人民币3万元的情况下，钟亮红既想做成该笔借款期限仅1个月，且虽然《借据》所写利率为2%（由于《借据》在钟亮红手中，钟亮红在约定2%利率的阿拉伯数字2上勾了一下，改成了3%），但实际上是向洪正国收取月息6%（洪正国向原告借款50万元，每月实际要付利息30000元，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利率标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允许的利率标准十多倍）的“私人贷款业务”，又要为自己的高利贷找一份“可靠的担保”，因此在洪正国的陪同下来到余鸣青在长沙市开福区月湖大市场经营的湖南真家伙贸易有限公司，洪正国以“情势紧迫、急需担保，借款过桥资金还贷后立即续贷，一个月内肯定归还，并不需要余鸣青承担太多风险，肯定不会给余鸣青留下任何后遗症”等语言，“堆砌”出如果余鸣青不签字就会给洪正国带来无法还贷造成个人征信损失的紧迫情势，游说余鸣青在钟亮红带来的格式化《借据》上签名。余鸣青当时看到了钟亮红打印好的《借据》：“借据今借到钟亮红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币500000元）作银行还贷用途，借款期限壹个月，月利息为借款金额的3％，并已经收到全部借款。保证于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借款人签字：洪正国。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借款日期：2014年9月6日”（注：《借据》中除下划线的字为手工填写外，其余内容均为钟亮红事先打印好的），说只待余鸣青签字后钟亮红即可付款。（该份《借据》证明：2014年9月6日钟亮红在洪正国的带领下上门游说余鸣青为其提供担保时，洪正国实际上已经收到全部借款，完成民间借贷行为了）。余鸣青一时耳朵软，没有抹开脸面断然说“不”，导致上了钟亮红与洪正国串通后的“圈套”，在《借据》上打印好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后面签名并摁下了指纹。第二，洪正国当时为游说余鸣青签字担保，表示“一个月时间里绝对还清借款本息，不会给你余总带来任何经济责任”。在约定借款期满、洪正国在还款上显然已违约时，钟亮红并未立即向余鸣青主张该笔民间借贷债权中的担保权，而是自行与洪正国变更了经余鸣青签名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借据》上约定的“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的还款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从涉诉纠纷的借款时间来看，钟亮红应在《借据》约定的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的期限届满后的六个月内（2015年4月5日前）通过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向余鸣青主张担保债权。钟亮红实际上是2016年1月7日才纠集6名打手赶到余鸣青公司采取非法手段直接逼还借款的。如此看来，余鸣青的保证责任应当自2015年4月6日起就依法免除了。进一步看，钟亮红自2014年9月6日通过《借据》与洪正国设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时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诱使余鸣青在“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名”后面签字设立“债权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期限为六个月）后，钟亮红与洪正国并未经过余鸣青签字同意即变更了《借据》上约定的“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全部借款50万元并利息）”的还款方式，于2014年9月6日、10月18日、11月21日、12月7日、2015年1月13日、2月5日、2月11日、3月19日、4月14日、6月7日、7月31日分11次向洪正国收取了分次偿还的本金23.4万元，还于2015年7月16日采取非法手段要求洪正国出具了欠利息20万元的欠条。这些书面证据足以证明，洪正国分11次向钟亮红偿还的23.4万元款项，经洪正国与钟亮红双方约定偿还的是本金（因为另外出具了20万元利息欠条）。在此过程中，余鸣青并未书面对变更后的债务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4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余鸣青提请人民法院认定余鸣青已经免除了保证责任。第三，钟亮红在明知借款人是洪正国个人、借款用途是洪正国偿还银行贷款的“资金过桥”，钟亮红是直接向洪正国转账支付款项（又现金收取砍头息），并未向余鸣青支付借款，且余鸣青的签字担保是在洪正国带着原告上门“忽悠”的结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7日，带着6名打手来余鸣青在长沙市月湖大市场真家伙大厦六楼经营的真家伙公司，当着余鸣青公司全体职工的面大吵大闹，逼还洪正国所借款项，给余鸣青公司的经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余鸣青为了保住自己苦心经营的经营环境，在钟亮红隐瞒洪正国已经还款23.4万元、另外还出具了欠利息20万元欠条的关键事实的情况下，不得已在钟亮红要求余鸣青“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的《协议》上签了字。余鸣青当时的签字行为是在钟亮红隐瞒洪正国已经还款23.4万元借款本金并另行出具20万元借款利息的基础上受钟亮红欺诈作出的违背自己真实意愿被迫所为的民事行为，因为有钟亮红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在先，应当认定为无效。余鸣青在《协议》上签名后，在钟亮红多次多方步步紧逼下，被迫于2016年4月12日向钟亮红出具了一份“钟亮红享有湖南真家伙贸易有限公司20万元股权”的《股权转让证明书》，在并未收到钟亮红分文的情况下，以“20万元公司股份”抵还洪正国所借的50万元债务本金中的20万元。另自2016年4月13日起筹款代洪正国向钟亮红还账，至2018年6月16日止分14次共还款30.2万元。这些还款行为均是建立在钟亮红欺诈、胁迫下所为的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行为，余鸣青有权诉请撤销、返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法律、法规禁止公民个人从事非法金融业务，钟亮红并未取得从事金融业务的资格，但钟亮红却以高息出借民间借贷款项获取高息为职业，其与洪正国以2014年9月6日《借据》设立的高息民间借贷应属非法金融业务。《借据》中书面本约定为2%的月利率，因仅有一张《借据》在钟亮红手中，钟亮红将其改写为3%利率。而实际上钟亮红抛开《借据》上写的2%（或3%）利率，要求被告方支付的是6%的高息，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十多倍（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发布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为：六个月以内5.6%，六个月至一年6%，一年至三年6.15%，三年至五年6.4%）。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允许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也不过是月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钟亮红在洪正国2014年度（三个多月内）偿还了本金12万元、2015年度又继续偿还了本金11.4万元（另行出具欠利息20万元欠条）的情况下，又以非法手段逼迫余鸣青在“代洪正国偿还伍拾万元借款本金”的《协议》上签名。2018年1月31日，钟亮红继续上门逼债，余鸣青被迫签上了“本人承诺在2018年2月9日前付清钟亮红欠款贰拾万元整。”而那时，余鸣青和洪正国共同偿还给钟亮红的现金已达53.6万元，余鸣青以20万元公司股份抵还债务20万元，洪正国还另行出具欠利息欠条20万元。钟亮红出借50万元借款本金，共计收回了93.6万元。这种个体非法金融业务，是在搅乱国家社会主义金融秩序、损害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关系，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根据上列洪正国分11次偿还了钟亮红借款本金23.4万元、另行出具欠条设立了利息欠款关系20万元，余鸣青自2016年4月13日起分14次被迫承担保证责任“偿还”了原告30.2万元、股权抵债“偿还”了20万元、合计己还款93.6万元的法律事实，钟亮红诉请“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人民币、利息43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以及证据支撑。根据国家法律关于“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的规定，根据钟亮红非法从事民间高利贷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非法行为，恳请法院判决认定钟亮红2014年9月6日与洪正国以《借据》为载体的民问借贷行为为无效，认定余鸣青受洪正国以及钟亮红利用其忠厚老实、以诚待人的性格，用语言堆砌出“情势紧迫”的态势引诱余鸣青签字同意担保一个月、此后钟亮红与洪正国又擅自变更贷款偿还方式的担保行为为保证责任己免除或直接认定为无效保证行为，判决余鸣青不予承担保证责任。反诉原告余鸣青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余鸣青于2016年1月7日与钟亮红签订的《协议》无效；2、判决钟亮红向余鸣青返还其自2016年4月13日起分14次收取余鸣青“代洪正国偿还借款”302000元，并返还利息147295.34元；3、钟亮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钟亮红是放高利贷以获取不义之财的非法金融业务者。2014年9月6日，在洪正国向钟亮红提出借人民币50万元“过桥资金”偿还贷款时，钟亮红在已与洪正国达成协议同意向洪正国出借人民币50万元的基础上，要求其找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提供担保。洪正国遂带着钟亮红来余鸣青公司找到余鸣青，由洪正国游说余鸣青为其签名担保。钟亮红随身带来了一份高利贷者人人随身所带的、打印好的格式化《借据》。钟亮红与洪正国实际上已经填好《借据》，只待余鸣青签字同意担保了。洪正国以“情势紧迫、急需担保，借款过桥资金还贷后立即续贷，一个月内肯定归还，并不需要担保人承担太多风险，肯定不会给担保人留下任何后遗症”等语言“堆砌”出如果余鸣青不签字就会给洪正国带来无法还贷造成个人征信损失的紧迫情势，游说余鸣青在《借据》上签名。钟亮红打印好的《借据》内容是：“借据今借到钟亮红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币500000元）作银行还贷用途，借款期限壹个月，月利息为借款金额的3％，并已经收到全部借款。保证于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借款人签字：洪正国。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借款日期：2014年9月6日”余鸣青为人忠厚老实又善良，一时抹不开情面，便在《借据》上“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后面签名并摁下了指纹。此后，洪正国未按期归还借款，在此情况下，钟亮红与洪正国变更了约定的“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的还款方式，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担保期限内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向余鸣青主张保证责任。2016年1月7日，钟亮红带几名打手至余鸣青经营的公司，当着余鸣青公司全体员工的面大吵大闹，逼还洪正国借款，给余鸣青公司的经营造成了极坏影响。余鸣青为保住公司经营环境，被迫在钟亮红要求余鸣青“代为归还洪正国所借伍拾万元人民币本金……”的《协议》上签字。2016年4月12日，钟亮红又一次上门催余鸣青归还洪正国所借款项，由于余鸣青所在公司财务反映资金流转不畅，余鸣青不得已提出以自己创办经营的湖南真家伙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抵偿债务，钟亮红接受。经协商，在钟亮红并未出资分文的情况下，余鸣青向钟亮红签发了《湖南真家伙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证明书》，体现股权权益为20万元。钟亮红继续穷追不舍，余鸣青被迫于2016年4月13日起分14次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向钟亮红偿还洪正国借款叁拾万贰仟元。期间，2018年1月31日（农历丁酉年腊月十五）在钟亮红拿来的2016年1月7日《协议》原件上前述了“本人承诺在2018年2月9日前付清钟亮红欠款贰拾万元整”。由于余鸣青为洪正国偿还了叁拾万贰仟元本金，还以贰拾万元公司股权抵偿了洪正国的债务，余鸣青遂千方百计联系洪正国，要求洪正国承担法律责任向余鸣青返还款项。当联系到洪正国时，才知洪正国早已于2014年9月6日就开始向钟亮红偿还借款，至2015年7月31日，已经偿还借款本金贰拾叁万肆仟元，仅欠钟亮红借款本金贰拾陆万陆仟元，还于2015年7月16日向钟亮红另行出具了欠利息贰拾万元的欠条，打包结清了从2014年9月6日借款以来的所有利息，所欠本金也不再计息了。洪正国对于余鸣青签的“承诺代洪正国偿还借款本金五十万元”的《协议》，及余鸣青代为偿还的叁拾万贰仟元本金和抵偿债务的贰拾万元股权也不认可。余鸣青纯粹是遭到了钟亮红的经济欺诈。洪正国没有按照《借据》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而是超出了《借据》约定还款方式与钟亮红协商变更了借款偿还方式。对此，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判决认定余鸣青的担保责任已免除，此后洪正国的还款时间、金额，钟亮红的收回借款时间、金额均未向余鸣青通报。钟亮红在已经收到洪正国偿还的借款本金贰拾叁万肆仟元和收到洪正国利息欠条贰拾万元的情况下，隐瞒洪正国还款情况，采取非法措施强行逼迫余鸣青签署“承诺代洪正国偿还借款本金伍拾万元”的《协议》并据以从余鸣青处获得了叁拾万贰仟元现金还款以及公司价值贰拾万元的股权，构成“欺诈、胁迫”的民事行为，依法应予确认2016年1月7日所签《协议》为无效民事行为，判决予以撤销，据以从余鸣青处收取的“代洪正国偿还借款本金”叁拾万贰仟元应判决返还，据以从余鸣青处获得的“以股权抵债”的贰拾万元股权应判决返还或撤销。反诉被告钟亮红辩称，《协议》是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余鸣青也没有提供《协议》无效的相关证明，因此应当认定协议合法有效。余鸣青基于其在借据上签字为洪正国提供担保，以及根据协议约定代洪正国偿还借款，其履行的是还款责任，无权要求钟亮红返还借款。关于余鸣青返还的金额，钟亮红提交的还款记录显示余鸣青共计还款29.7万元，后来余鸣青提交了5000元的还款证据，钟亮红认可余鸣青还了30.2万元。本诉被告洪正国就余鸣青的反诉主张发表如下陈述意见：余鸣青和钟亮红之间的交易洪正国不清楚，对余鸣青的反诉不发表意见。但是余鸣青称其代洪正国偿还了30多万元，钟亮红应当退给余鸣青，关于股权的事洪正国在本案庭审中才得知，具体情况不清楚。原告钟亮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借据》、湖南农村合作银行个人业务取款凭证、湖南农村合作银行个人业务存款凭证、《协议》，证明：1、洪正国于2014年9月6日向钟亮红借款50万元，借款一个月，借期利息为3%，余鸣青为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2、钟亮红向洪正国支付了借款50万元；3、余鸣青自愿代还洪正国借款本息。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证明钟亮红多次向两被告催还借款；证据三、银行交易流水、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余鸣青分12笔共计向钟亮红偿还了利息297000元。被告洪正国就原告钟亮红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证据一，借据50万元是洪正国签的字，但是利息3%明显是修改的，当时约定的是2%，钱是钟亮红先转50万元给洪正国，然后洪正国取了3万元现金给钟亮红，再带着借据找余鸣青签字；关于存取款凭证均无异议；关于《协议》，是余鸣青找不到洪正国的情况下跟钟亮红签的，应当违背了余鸣青本人的意愿。证据二，聊天记录是洪正国与钟亮红的，是真实的；证据三，关于余鸣青与钟亮红的转账记录，洪正国不清楚。被告余鸣青就原告钟亮红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证据一，借据和存取款凭证无异议，借据上的利息是由2%改成了3%，当时没有填写利息，洪正国和钟亮红之间怎么约定的余鸣青不清楚，在余鸣青担保的一个月内他们约定的是六分，由于这个利息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利息空着没有填写；关于《协议》有异议，这份协议是余鸣青在被威胁的情况下写的。证据二、三无异议。被告洪正国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被告余鸣青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余鸣青的身份证，证明余鸣青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洪正国的情况说明，证明洪正国已经还款23.4万元，并出具利息20万元欠条；证据三、银行流水，证明钟亮红当日转款20万元给洪正国，随即要求向周志辉转账20万元（洪正国与周志辉素不相识）；证据四、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余鸣青向钟亮红共计6次转账39000元；证据五、金额计算表，证明洪正国偿还借款本金23.4万元，出具利息欠条20万元，余鸣青股权抵债20万元，偿还现金30.2万元；证据六、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洪正国已经向钟亮红还款24万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21万元，还有3万元是2014年9月6日当天洪正国向钟亮红付的砍头息；证据七、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的涉及钟亮红的裁判文书，证明钟亮红非法从事金融业务，为职业放贷人，发放给洪正国的款项是不合法的非法贷款，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证据八、洪正国在湖南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洪正国该账户与钟亮红发生经济往来的有7笔，涉及还款金额为109000元。原告钟亮红就被告余鸣青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四、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且洪正国本人的到庭陈述与其书写的内容有出入，如利息、金额等；证据三，关联性有异议，这份流水是钟亮红转款20万元给洪正国，洪正国给案外人周志辉转账20万元，并不是同一个还款，与本案没有关系，是另外的法律关系；证据五，是余鸣青自行制作的表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没有银行盖章，来源不明，不能证明洪正国向钟亮红进行了还款；证据七，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钟亮红是职业放贷人，钟亮红从事劳务分包工作，也没有达到职业放贷的标准；证据八，余鸣青是在重审开庭后提交的该份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不予质证。被告洪正国就被告余鸣青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并称其向钟亮红支付的金额总计240000元，但证据八中只体现了109000元。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关于原告钟亮红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被告余鸣青提交的证据一、四，原告钟亮红及被告洪正国均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八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证据二，系被告洪正国书写的情况说明，内容与其在本案开庭审理时陈述基本一致，其证明效力相当于当事人陈述，是否采信本院将综合认定；证据五，系余鸣青本人制作，其证明效力相当于当事人陈述，是否采信本院将综合认定；证据六，银行流水没有盖章，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七，与本案的直接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9月6日，钟亮红向洪正国的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日，洪正国向钟亮红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钟亮红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币500000元）作银行还贷用途，借款期限为壹个月，月利率为借款金额的3%（该处的“3”明显为“2”修改而成），并已经收到全部借款。保证于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借据》尾部“借款人签字”处有洪正国签名，“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栏有余鸣青签名。2016年1月7日，钟亮红（甲方）和余鸣青（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乙方于2016年2月7日之前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如未归还，延期至2016年3月底乙方愿意多承担贰万元利息，如再延期归还，则愿意按本金的3%每月向甲方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后余鸣青又于2018年1月31日在该《协议》尾部手书：“本人承诺在2018年2月9日前付清钟亮红欠款贰拾万元整”。另查，1、自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洪正国尾号为9011的银行账户向钟亮红尾号为5011的银行账户转账7笔，分别为：2014年10月18日30000元，2015年1月13日20000元，2015年2月5日24000元，2015年2月11日10000元，2015年3月19日10000元，2015年4月14日10000元，2015年6月7日5000元，共计转账金额为109000元。2、自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6月16日期间，余鸣青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向钟亮红支付款项共计302000元，分别为：2016年4月13日两笔50000元共100000元，2016年5月28日20000元，2016年12月16日20000元，2017年1月21日23000元，2017年1月27日20000元，2017年2月19日5000元2017年3月24日30000元，2017年6月11日5000元，2017年8月4日10000元，2018年2月15日8000元，2018年3月15日9000元，2018年4月12日2000元，2018年6月16日5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的本金金额及利率标准的认定问题；二、余鸣青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三、本案借款本、息的所欠金额认定问题。一、关于涉案借款的本金金额及利率标准的认定问题（一）关于借款本金的金额认定问题。钟亮红于2014年9月6日向洪正国转账50万元，洪正国亦向钟亮红出具了50万元借款的《借据》，虽洪正国主张在收到款项的当天就取现向钟亮红支付了3万元利息，实际只收到47万元本金，但钟亮红对此予以否认，且洪正国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由洪正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涉案借款本金应为50万元。（二）关于涉案借款利率标准的认定问题。2014年9月6日《借据》中的“月利率3%”中的“3”明显为“2”改动而成，且钟亮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处改动事前经过了借款人的同意，故本院认定涉案50万元借款的约定利率为2%。二、关于余鸣青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余鸣青在洪正国于2014年9月6日向钟亮红出具的《借据》“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栏签字，则其就涉案借款的偿还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余鸣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第一，现有证据未能证明余鸣青与钟亮红约定了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2014年10月6日）之日起六个月内即2015年4月5日前；第二，钟亮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前述期间内向余鸣青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据此，自2015年4月6日起，余鸣青就涉案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原本应当免除。但是，余鸣青与钟亮红又于2016年1月7日签订了《协议》，余鸣青承诺“于2016年2月7日之前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如未归还，延期至2016年3月底乙方愿意多承担贰万元利息，如再延期归还，则愿意按本金的3%每月向甲方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该《协议》系余鸣青与钟亮红之间就涉案借款再次达成的代为偿还协议，且余鸣青现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系受到了钟亮红的欺诈、胁迫而为，故余鸣青主张该《协议》无效的反诉请求，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余鸣青应当按照该《协议》约定，代洪正国向钟亮红偿还款项，故余鸣青关于要求钟亮红返还已代偿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但该《协议》中约定的“月利率3%”的标准超过了法定上限，本院依法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三、关于本案借款本、息的所欠金额认定问题根据洪正国与钟亮红之间的银行交易往来，可以认定洪正国于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向钟亮红的银行账户转账7笔共计109000元，虽钟亮红否认洪正国就涉案借款向钟亮红偿还过款项，但其亦未提交足以推翻该事实的相反证据，本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以上109000元应为洪正国向钟亮红偿还的涉案借款本金或利息。据此，并结合借贷关系中先息后本的偿还原则，经计算，至2015年6月7日，洪正国尚欠钟亮红借款本金462961.8元，利息13518.5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6月5日）。自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6月16日期间，余鸣青又代洪正国偿还了302000元，根据余鸣青的还款情况，并结合借贷关系中先息后本的偿还原则，经计算，截至2018年6月16日，余鸣青代洪正国偿还款项后，洪正国尚欠钟亮红借款本金451998.29元，利息51599.4元（计算至2018年6月5日）。涉案借款系由洪正国向钟亮红所借，余鸣青在连带保证责任免除的情形下，又与钟亮红签订了代洪正国偿还借款的《协议》，且已偿还部分款项，故本案中确定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由洪正国和余鸣青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余鸣青代为偿还后，有权向洪正国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洪正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钟亮红偿还借款本金451998.29元及截至2018年6月5日的利息51599.4元；并以451998.2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6月6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余鸣青就前款洪正国应当承担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钟亮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余鸣青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100元，由原告钟亮红负担8100元，被告洪正国负担1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反诉原告（被告）余鸣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群人民陪审员  谭芳铭人民陪审员  彭建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汪样书记员徐伟伟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