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8民初30号原告：陈荣泉，男，1953年11月3日生，台湾省新竹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升，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万安县工业园区，注册号360828210001341。法定代表人：张文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霆，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辉，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文生，男，汉族，1951年9月8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映红，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滨，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丽珍，女，汉族，1954年8月10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跃，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荣泉与被告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元荣公司）及第三人张文生、孙丽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陈荣泉于2016年11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6）赣08民初15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陈荣泉的诉讼请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赣民终48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6）赣08民初15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和2019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荣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升，被告万安元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霆、陈勇辉，第三人张文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映红、马晓滨，第三人孙丽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荣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归陈荣泉所有；2.判令张文生、孙丽珍于15日内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人）；3.判令张文生于15日内将万安元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荣泉（或陈荣泉指定的人）；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文生承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6月8日，广州市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元荣公司）与江西森森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森化工公司）达成《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由广州元荣公司出资40%（以机械设备及商标、商号作价出资）、森森化工公司现金出资60%，合作在万安县成立“元荣”品牌的针对境外销售的竹木加工企业万安元荣公司。由于合作双方均是外资企业，合作成立审批时效长，所以在成立时均以双方员工的个人名义代为持有相关股份，其中广州元荣公司以时任总经理的张文生代为持有股权，森森化工公司由其管理人员梁某、彭某代为持有股权。2005年6月20日，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森森化工公司将其持有的60%股权全部转让给广州元荣公司，该协议由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张文生与梁某、彭某签订。为了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公司后续运营资金，广州元荣公司委托公司股东陈荣泉先行代为支付投资款。2006年6月23日、6月24日、6月29日，陈荣泉分三笔共100万美元汇至张文生指定账户—双荣（香港）有限公司，张文生收到该笔款项后，兑换成人民币向股权转让方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6年6月27日，张文生按照广州元荣公司的指令将5%的代持股权转让给另一代持人孙丽珍。经过上述变动后，万安元荣公司由广州元荣公司全资所有，其股权由广州元荣公司的时任总经理张文生代持95%、时任财务主管孙丽珍代持5%。张文生挂职万安元荣公司董事长，广州元荣公司委派另一人陈某担任万安元荣公司的总经理。由于人员变动，张文生后续逐渐掌握了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权，并同时兼任了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及财务管理的控制权，其意图侵吞广州元荣公司对万安元荣公司的投资权益，双方为此多次沟通无果。2018年9月17日，广州元荣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对万安元荣公司的投资权益已全部转给陈荣泉。陈荣泉据此向法院主张对万安元荣公司的投资权益，望判如所请。被告万安元荣公司答辩称：1.陈荣泉在原一审起诉时称，其向张文生支付了100万美元，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陈荣泉在原二审期间的上诉状中称，万安元荣公司由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合资设立，张文生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梁某、彭某代森森化工公司持有，陈荣泉受广州元荣公司的指示，通过香港双荣支付100万美元购买了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待时机成熟后转为广州元荣公司持有；现重审一审期间，陈荣泉称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在2005年6月20日全部归属于广州元荣公司，并称其代广州元荣公司购买张文生的全部股权。本案应回归陈荣泉原一审期间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来审理，即陈荣泉是否对万安元荣公司真实出资，是否为该公司的隐名股东。2.张文生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属于原始出资，后来通过受让股权成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大股东，并非代陈荣泉持有，亦非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公信力。广州元荣公司不是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东，万安元荣公司也不是广州元荣公司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原一审更没有涉及到广州元荣公司，故本案的重审无需涉及广州元荣公司该主体。首先，万安元荣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为梁某、张文生、彭某，陈荣泉称张文生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股权，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应对其该陈述的内容不予采纳。其次，陈荣泉称“广州元荣公司以机器设备出资100万元、商号使用费10万元出资，占40%股份”，但该事实与其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中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中记载的出资情况相矛盾，该表中记载发起人梁某、张文生、彭某均系以货币的形式完成出资，而非系实物出资或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出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现陈荣泉称以机械设备及商号等非货币形式出资，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评估报告，亦不符合前述的规定，故其所称出资事实并非为客观事实。最后，陈荣泉主张张文生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有关万安元荣公司的出资及设立均由广州元荣公司安排，但其所主张的该事实与其提交的《合意书》内容相冲突。假定该合意书存在，则与陈荣泉的该陈述互相矛盾。如张文生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其则应直接与广州元荣公司签订相关权益转让协议，无需另行签订《合意书》，且现其既称张文生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股权，又称代陈荣泉持有股权，出现两种冲突的事实，故陈荣泉所述事实有违客观常理，并非是客观真实的事实。陈荣泉的陈述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其在原一审诉状中称张文生代其持股，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其改称张文生是代广州元荣公司持股的，不仅偏离了一审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而且改变后的主张也不能成立。因此，张文生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发起股东，而非代广州元荣公司及陈荣泉持有股权。3.陈荣泉请求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归其所有于法无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假设陈荣泉与张文生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但其作为隐名股东想要“显名”，仍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陈荣泉与张文生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或诉诸法院通过生效裁判强制张文生处分股权；第二，获得万安元荣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第三，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但现陈荣泉与张文生显然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未通过司法途径经生效裁判文书强制张文生处分股权，亦未经万安元荣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且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故陈荣泉直接在本案中诉请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份股权归其所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次，万安元荣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其股东应当是两人以上，故陈荣泉无权请求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归其一人所有。再者，陈荣泉为中国台湾省人，若确认其为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享有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则万安元荣公司的性质将从纯内资企业转变为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而设立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需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即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合营企业经批准后，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亦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因此，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应当经有关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查范围，陈荣泉的诉讼请求显然也不具有可执行性，应当予以驳回。4.陈荣泉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且就出资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请求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归其所有并无事实依据。首先，陈荣泉在原审中提交证据“汇款单、对账单”拟证实其将所谓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张文生，由张文生出资到万安元荣公司，但该汇款单的收款人并非是张文生，万安元荣公司也未收到该笔款项，其并没有股权转让或增资的行为或事实。其次，陈荣泉在本次诉讼中，又再次提交《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广州元荣公司的《对外投资表》，以证实张文生系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张文生出资系由广州元荣公司所付。陈荣泉两次诉讼所述出资事实又出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且不管其主张何种出资事实，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履行实际的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陈荣泉既未向公司出资，也未受让或继受股权，故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5.陈荣泉在本案中提起的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均请求公司登记纠纷，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两者法律关系不一致，不能合并审理，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另案诉讼。第三人张文生答辩称：1.张文生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合法股东，而非代陈荣泉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亦非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陈荣泉关于出资及代持关系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相矛盾。陈荣泉在原审提交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载明，发起人梁某、张文生、彭某均系以货币的形式完成出资，而非系以实物出资或无形资产的形式出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现陈荣泉称以机械设备及商标商号等非货币形式出资，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评估报告，亦不符合前述规定。故其所称出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陈荣泉提交的《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所约定的股东、股东出资形式、出资额以及所议定设立的公司名称均与万安元荣公司设立登记的信息完全不一致，不排除该份协议系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设立其他公司的安排。即使该协议书与万安元荣公司有关，但因协议约定和客观事实的不符，说明该协议事实上没履行、实际上被废止了。因此，陈荣泉不能以该份证据证明“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为江西森森化工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元荣木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假设广州元荣公司向万安元荣公司进行了出资，那么相应的权利人应为广州元荣公司，也与陈荣泉无关，陈荣泉提出确认享有股权的诉求显然没有事实依据。2.张文生与陈荣泉或广州元荣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代持关系。首先，陈荣泉在原审中提交的《合意书》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所主张的股权代持显然缺乏事实基础。即使该份《合意书》为真实，但从其内容来看，涉案《合意书》仅仅是张文生与陈荣泉及陈守仁三方私下草签的一份具有意向性质的非正式文件，该文件相对于股权转让而言是无效的。事实上，《合意书》并没有约定陈荣泉为股东或约定由陈荣泉享受投资权益、承担投资风险，且在万安元荣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陈荣泉也没有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行使股东权利。因此，陈荣泉与张文生之间并无股权代持的合意，双方并没有形成委托持股关系。涉案《合意书》充其量只能证明陈荣泉有意投资万安元荣公司（且其仅有提供资金的意向，但事实上并未实际汇款），而并不是所谓的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陈荣泉提交的汇款单上载明的汇款人及收款人不是陈荣泉与张文生，亦非是广州元荣公司，且陈荣泉在原审庭审中亦自认“汇款单”上申请人签名一栏“陈荣泉”签字并非出自陈荣泉之手，而是由案外人黄美云签署，故该汇款单显然无法证明陈荣泉或广州元荣公司已经按照合意书约定汇款100万美元给张文生。因此，陈荣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或广州元荣公司与张文生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也无法证实陈荣泉已经按照《合意书》约定汇款100万美元给张文生，且张文生从未收到陈荣泉的该笔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关于“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因陈荣泉及广州元荣公司既未向万安元荣公司出资，也未受让或继受股权，故陈荣泉或广州元荣公司并不享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3.陈荣泉诉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需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陈荣泉诉诸法院请求强制变更法定代表人显然违背了公司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工商登记事项之一，它要求在公司内部形成变更决议之后，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后才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换言之，法定代表人变更遵循“登记生效”主义，是工商管理部门审查核准的范围，陈荣泉请求法院将万安元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该诉讼请求属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与本案案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另外，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实行就业许可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6号）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台、港、澳人员的，应当为其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因此，陈荣泉作为台湾居民，即便其满足担任万安元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形式要求，仍需依照法定程序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就业证，获得就业许可，而该许可事项属于行政职权范畴，司法显然不应直接施加干预。4.本案是重审案件，是原审审理的事实没有审理清楚，或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而不是原告故意不断更改起诉事实和理由以及请求，且其所有证据也均不是新证据，浪费司法资源，以及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一审开庭后，陈荣泉的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已经确定了，不能变更，可是其在原二审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以及重审也变更了，严重扰乱诉讼秩序，应不予准许，因为事实和理由、诉请变更了，在法律上属于新的诉请，张文生只同意针对原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发表意见，即使发表新的意见，亦不代表同意陈荣泉变更诉请、事实和理由。5.陈荣泉提交的证据断章取义、胡乱拼凑、臆想达到其所要证明的不真实的事实。陈某陈述其仅两次去洽谈，证人证言何以能对公司的情况做客观反映，做出如实了解的陈述。陈荣泉提交的新证据也是在诉讼过程当中通过各方当事人对其证据不具有证明力的质证后而不断去补充其所谓的原应有的所谓新证据，在法律上不具有新证据的效力，只是达到缠诉的目的。司法不能干涉商法中的内部自治。综上，法院应该驳回陈荣泉的所有诉讼请求。第三人孙丽珍答辩称：孙丽珍在万安元荣公司占的5%的股份没有实际出资，是代陈荣泉持有的，其同意将代持股份交还给陈荣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陈荣泉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万安元荣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据1、《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2004年9月1日，证明：万安元荣公司申请设立登记，使用元荣字号登记注册，此时张文生为广州元荣公司总经理身份，也是申请设立登记的发起人之一；注册资本300万元；森森化工公司代表梁玉清担任法人代表。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孙丽珍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证据2、《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股东会议决定》、《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2004年7月6日，证明：万安元荣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梁玉清现金出资135万元占45%股权、张文生生产技术及商标出资120万元，占40%股权，彭某现金出资45万元，占15%股权；产品利用广州元荣公司的品牌，主要在香港市场销售；选举梁某、张文生、彭某为董事会成员，梁玉清为董事长，张文生为副董事长；谢某、陈某、徐某为监事会成员；张文生为公司总经理。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孙丽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3、《章程修正案》2005年5月1日，证明：彭某将7%股权转让给梁某；各股东确认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其中张文生的出资方式为设备、商标权出资计120万元，占股40%。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予以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确认；孙丽珍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经万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加盖公章确认“复印属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依法予以确认。证据4、《股东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2005年6月20日，证明：梁某、彭某将所持股份全部转给张文生，张文生持股100%。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予以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确认；孙丽珍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陈荣泉、万安元荣公司补充提交的经工商行政部门复印核实的登记材料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股东会议纪要》2005年6月27日，证明：公司新股东张文生、孙丽珍；决定张文生执行董事、法人代表，陈某任总经理。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予以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确认；孙丽珍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陈荣泉、万安元荣公司补充提交的经工商行政部门复印核实的登记材料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均持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万安元荣公司设立登记，股东、股权比例、法定代表人以及注册资金等的变更情况、董事及监事的任职变动情况，与陈荣泉或广州元荣公司是否为万安元荣公司实际出资人无关，且该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张文生出资享有原始股权、受让原股东股权、被选聘为法定代表人事宜系经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上、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相关程序合法合规，对外具有公信力，陈荣泉无权提出权利主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与本案有关联，至于陈荣泉是否享有相关权利应结合案件其他事实综合认定。第二组证据：广州元荣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持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广州元荣公司董事、经理等人员的任职或变动情况、公司年检情况，与陈荣泉或广州元荣公司是否为万安元荣公司实际出资人无关。孙丽珍对该组证据均不持异议。本院认为，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对此依法予以确认；至于陈荣泉或广州元荣公司是否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结合案件其他事实综合认定。第三组证据：《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证明：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合作设立万安县竹木夹板有限公司；甲方现金出资占股60%，乙方以机械设备出资即商标、商号出资占股40%，利用乙方品牌声誉及先进的工艺来指导和管理公司；甲乙双方确认了乙方机械设备出资作价的明细清单；梁玉清、张文生分别作为甲乙方代表签字；万安元荣公司为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合资成立，第三人张文生为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40%股份。万安元荣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文本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其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法确认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对关联性持异议，该份证据是关于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的协议书，显然与万安元荣公司无关，协议中约定“乙方以机械设备作价100万元出资及商标、商号使用费10万元出资，占40%股权”，而陈荣泉原一审提交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中记载的出资情况表明，发起人梁某、张文生、彭某均系以货币的形式完成出资，且张文生出资12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0%。另该协议约定设立的公司为“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这与陈荣泉二审提交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中记载的名字“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不一致。根据万安元荣公司的工商登记，初始股东为梁某、张文生、彭某等三个自然人，也与上述协议书约定的甲方、乙方两公司无关。由此可见，该份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与工商登记的股东、股东出资形式、出资额以及所议定设立的公司名称均与万安元荣公司设立登记的信息完全不一致，不排除该份协议系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设立其他公司的安排。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万安元荣公司为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合资成立的，亦不能证明张文生系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万安元荣公司40%股份。即使上述协议书与万安元荣公司有关，因为协议约定和客观事实的不符，这充分说明该协议充其量是一个意向书，但事实上没履行、实际上被废止了。张文生的质证意见：同意万安元荣公司的质证意见，补充意见如下：即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该份证据是关于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的协议书，显然与万安元荣公司无关。即使陈荣泉所述的为客观事实，那么相应的股权权利人也不是陈荣泉。假设上述协议书与万安元荣公司有关，因为协议约定和客观事实的不符，这充分说明该协议事实上没履行、实际上被废止了。也就是说，甲方、乙方有意投资但不等于事实上实际投资了，无论有什么样的约定，最后要以工商局登记的为准，这是公司制度的要义。孙丽珍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当时广州元荣公司确实有投资万安元荣公司。本院认为，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孙丽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此依法予以确认；至于万安元荣公司是否由森森化工公司和广州元荣公司合作设立的以及张文生是否代广州元荣公司持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第四组证据至第十组证据：第四组证据：广州元荣公司《对外投资表》2005年6月9日，证明：广州元荣公司投资万安元荣公司100万；陈荣泉、陈某、张文生、孙丽珍均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第五组证据：《合意书》2005年6月9日，证明：陈荣泉、陈某、张文生三方合意由陈荣泉先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下万安元荣公司全部经营权，上述权利暂由张文生代持，经过一段时间再转由广州元荣公司增资，取代张文生的持股；《合意书》在广州元荣公司的专用公文纸上书写，合意各方当事人均为公司董事会成员，该协议实际上是公司行为，是为了在外商投资过程审批不便利而暂时转为代持的临时举措。第六组证据：于2005年6月23日、2005年6月24日、2005年6月29日分三笔汇款100万美元的《单据》，证明：陈荣泉分三笔汇款100万美元至张文生香港指定账户（双荣（香港）的账户）的事实。第七组证据：万安元荣公司报告2006年1月6日，证明：向江西省政府的报告中明确说明，公司前身由森森化工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合作兴办，当时均为外资企业合办，为招商引资项目；万安县政府“万府办字（2001）25号文”考察广州元荣公司的行业地位后批准认定成立；合资公司之后由广州元荣公司全面收购的事实。第八组证据：2006年8月的借款合同，证明：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陈荣泉实际出资（借款）100万美元的事实进行确认；确认出资的100万美元已经汇入张文生指定的香港账户。第九组证据：2006年9月3日《传真函件》，证明：张文生确认陈荣泉进行投资100万美元；100万美元的去向说明；万安元荣公司增资200万元的来源说明；张文生身兼广州元荣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职能。第十组证据：2006年10月17日的《传真函件》，证明：张文生身兼广州元荣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职能。万安元荣公司的质证意见：该几组证据均没有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张文生的质证意见：同意万安元荣公司的质证意见，但对第六组证据补充质证如下：该份证据作为域外证据，陈荣泉未履行公证认证手续，也没有提供中文译本，不符合合法性要求；同时，三张汇款单上都没有加盖银行的印章，真实性难以核实。即便该份证据为真且陈荣泉履行了证明及翻译手续，但由于汇款单上载明的汇款人及收款人根本不是陈荣泉与张文生，且陈荣泉在原审一审庭审中亦自认“汇款单”上申请人签名一栏“陈荣泉”签字并非出自陈荣泉之手，而是由案外人黄美云签署，因此该汇款单无法证明陈荣泉已经按照合意书约定汇款100万美元给张文生。孙丽珍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持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孙丽珍的签字，对其他几组证据均不持异议。本院认为，陈荣泉未提交该几组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几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第十一组证据：2007年4月23日财务收支汇报，证明：张文生身兼广州元荣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职能；万安元荣公司收到租金70000元并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统一财务安排的事实。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证据的文本不持异议，但对内容不予确认，陈荣泉并未证实该文本的落款人为何人，且该文本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仅为个人制作的文件，不具客观真实性。孙丽珍对该组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并没有加盖出具报告公司的公章，签字人员的身份不明，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第十二组证据、第十三组证据：2007年8月8日和2007年8月10日的《传真函件》，证明：张文生身兼广州元荣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职能；万安元荣公司被承包三年的汇报；会计凭证在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存放。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从该份文件来看，并非传真函件，该函件的抬头写的是陈副总，该陈副总指代不明，陈荣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副总是陈荣泉本人，故不予确认。孙丽珍对该两份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陈荣泉提交的该两证据均为传真函件，但是该文件除了打印字外还有手写字，如果该两份传真件均是张文生发出的，其没必要同时使用打印字和手写字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且2007年8月8日的传真件上还有用蓝色笔改动的地方，故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依法不予采信。第十四组证据到第十六组证据、第十八组证据、第十九组证据：第十四组证据、2007年8月20日的《租赁合同》，证明：张文生、孙丽珍将万安元荣公司租赁给他人使用，月租赁费用70000元。第十五组证据、2009年5月14日《传真函件》，证明目的：张文生身兼广州元荣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职能；万安元荣公司收到租金70000元并提交公司统一财务安排的事实。第十六组证据：2009年10月31日的《传真函件》，证明：张文生身兼广州元荣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管理职能；张文生愿意配合交还及配合更换万安元荣公司法人代表；双荣（香港）有限公司的概况，亦即是陈荣泉100万美元出资的汇入账号。第十八组证据：2010年5月22日的传真函件，证明：陈荣泉投资万安元荣公司100万美元的偿还问题说明。第十九组证据：5月22日的《传真函件》，证明：张文生向陈荣泉请示万安元荣公司转让事宜。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认为该几组证据没有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孙丽珍认为该几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确认。本院认为，陈荣泉未提交该几组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几组证据均不予采信。第十七组证据：2009年12月2日的《传真函件》，证明：万安元荣公司财务汇报明细；连续每月传真台湾一份；欠陈荣泉110万美元增资款。万安元荣公司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虽是传真件，但更像是原件。张文生认为该函件与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无关，且该函件并无反映万安元荣公司与陈荣泉存在任何股权投资关系，不能证实陈荣泉的诉讼请求。孙丽珍认为该证据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广州元荣公司财务部出具的，但是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也没有加盖广州元荣公司的公章，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第二十组证据：2018年9月17日的《情况说明》，证明：广州元荣公司将投资权益转由陈荣泉持有的事实；万安元荣公司成立的事实；张文生、孙丽珍身份的事实。万安元荣公司对该证据文本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持异议，认为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18年9月17日，发生于本案的诉讼审理过程中，不排除陈荣泉为提起本案的诉讼所制作的文件，因为其曾系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对于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并不能证实陈荣泉与本案存在代持股权的合意。因陈荣泉在本案中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可知，其仅系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但该情况说明陈述其是广州元荣公司的股东，该事实是广州元荣公司的单方陈述且前后矛盾。另外，即使如该情况说明所述，广州元荣公司2004年投资万安元荣公司，但其无权在本案中直接将该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因其权益的转让不符合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关于合同义务的一并转让需经过相对方的同意的规定，故广州元荣公司在本案中出具的单方情况说明，不能发生权益转让的法律后果。因此，对该情况说明合法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张文生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发表意见如下：第一，该证据是陈荣泉在原一审败诉后向二审法院提交的，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不应组织质证。第二，该证据具有明显的偏向性。陈荣泉是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投资人之一，与广州元荣公司有利害关系，其为股东出证明，无异于自己证明自己，丧失最基本的客观性，不足被采信。第三，该证据欠缺证据形式要件。广州元荣公司是法人单位，是本案案外人。法人单位对外作证，要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出庭，并提交必要的授权等手续。该证据是以致函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方式，形式上不规范，并写下一大通描述性、评判性的意见，且落款仅有一名身份尚不明的人作为联系人签名，所留电话亦不清，手续不全，程序不当，不能被采信。这个叫周剑的人无证据证实其在2008年以前在广州元荣公司任职，故其不能证明其任职前所发生的事。第四，该证据内容完全失实，无任何依据证实。1.万安元荣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及工商登记清楚明白地显示万安元荣公司与广州元荣公司无关，万安元荣公司全部为现金出资，既无机器设备出资，亦无商标出资，该情况说明第三段所言毫无事实依据。2.该情况说明第四段称“收购”万安元荣公司，所谓的收购，一是说明本来无股份的人想买股份才叫收购，二是收购最基本的是要搞清楚谁收购谁。本案中陈荣泉无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收购万安元荣公司，广州元荣公司也没有决议证明授权第三人为投资人。显然，有证据证实的只有张文生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初始股东。再强调一下，就算有一家香港双荣的公司，也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无证据证实陈荣泉汇过钱给香港双荣。陈荣泉无证据证实，亦无哪个国家机关确认了广州元荣公司投资了万安元荣公司120万元，广州元荣公司无权转让其本不享有的权利。法律意义上的投资权益转让，需要公司决议、通知手续、变更登记，该形式以及实质要件广州元荣公司均无一具备。陈荣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支付了100万美元，广州元荣公司更不能证明该事实。最后，广州元荣公司说不再主张权益了，本质上是放弃一个本就不享有的权利，不值一驳。3.该证据不具有证据关于法人作证的合法性。综上，该证据所要证实的事实和客观情况不相符，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孙丽珍认为该证据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在第二次庭审期间，经与情况说明所留联系人周剑电话联系，其称其并不是广州元荣公司的员工，而是华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广州元荣公司的公章由其保管，但其不干涉任何需要加盖公章的事务，当时广州元荣公司除了一个姓操的老板和司机在管理公司出租业务外，没有其他任何员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该情况说明不能单独证实陈荣泉主张的事实，故陈荣泉主张的事实能否成立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第二十一组证据：陈荣泉分三笔汇款100万美元的银行单据，证明：陈荣泉分三笔汇款至张文生香港指定账户（双荣香港有限公司）的事实；该汇款时间与万安元荣公司收购森森化工公司的股权时间吻合；3、该汇款时间与万安元荣公司收购股权完毕之后，召开股东会议，选派新股东孙丽珍代持及选举陈某任总经理的时间吻合。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认为根据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的协议，该证书是在台湾地区形成，应该经过台湾地区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并且由台湾海基会将有关证明材料，转中国海协会，并由所属地的公证协会接收才形成该证据的合法程序，现陈荣泉出具的证据没有前述合法程序。根据该文件的翻译本显示，银行汇款人并非是本案的陈荣泉，收款人并非是张文生，并不能证明陈荣泉向张文生支付过任何股权价款。因此，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孙丽珍认为该组证据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该三笔银行单据上的汇款人并非陈荣泉本人，收款人为双荣（香港）有限公司，但是陈荣泉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汇款人与其本人的关系及双荣（香港）有限公司与张文生的关系，该证据并不足以证实陈荣泉向张文生支付了100万美元以收购森森化工公司的股权，故对该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第二十二组证据：《纳税申报错误更正通知书》，证明：张文生以广州元荣公司总经理身份向陈荣泉汇报工作，而此时张文生亦兼任万安元荣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人身份；报告事项谈到收购万安元荣公司转买款为1020万元。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证据文本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持异议，认为该文件应当由税务机关加盖印章，但该文件落款并没有税务机关印章，并且根据该文件记载的文字内容显示，仅描述有新公司等文字，并不能证实该新公司即为万安元荣公司，故对其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孙丽珍认为该证据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对该证据文本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此依法予以确认；第二十三组证据：陈某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叙述万安元荣公司是广州元荣公司投资的，陈某是受广州元荣公司的指派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张文生、孙丽珍均是广州元荣公司的职员，受广州元荣公司的指派持有该公司股权，任职期间，陈某、张文生、孙丽珍均是在广州元荣公司领取薪水报酬。万安元荣公司和张文生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不认可，理由是：该份证人证言是打印件，并非原件，不确认陈某的签名是其本人的签名，其本人没有到庭书写：经万安元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比对，陈某的签名与陈荣泉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据2第一届职工代表决议上的签名明显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很显然并非一人所为；陈某是香港居民，全文都用简体字书写，而落款却是用简体加繁体书写，仅从书写习惯来看，对这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合法性不认可，理由是：该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违反了相关规定。对关联性不认可，理由是：该证词与工商档案记载的事项基本不相符合，故不予确认。补充对文本内容的意见：该陈述与工商登记的情况不一致，依据江西省高院赣高法（2008）4号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以工商登记资料为依据；其陈述均提及万安元荣公司是由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出资设立，但陈荣泉系个人，故陈某的个人陈述不能证实陈荣泉与张文生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故其陈述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孙丽珍认为该证据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陈荣泉于第一次公开开庭时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但因其临时变更诉讼请求，对方要求给予合理的答辩期和举证期，庭审未能正常进行，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亦强烈反对先对陈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质证。陈某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地证实万安元荣公司系广州元荣公司投资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成立的事实，该事实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陈荣泉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1、万安元荣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与之前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3、4、5项证据核对，并证明万安元荣公司于2004年9月验资后，章程修正案仍记载张文生股东的出资方式为设备、商标权，参会几方均予以确认；陈某接受广州元荣公司的指派担任万安元荣公司总经理的事实；该组证据的记载与《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的出资方式相同。证据2、万府办字［2004］136号《关于印发帮办万安元荣木业有限公司暨万安森森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有关事项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万府办字［2004］153号《关于印发全县引进外资工作调度会议纪要的通知》，证明：万安元荣公司系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张文生作为万安元荣公司的代表参加会议，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是同一公司。证据3、万安元荣公司《土地权属登记档案资料》，证明：森森化工公司请求对原有土地分割办证获批；万安元荣公司名下的土地是由森森化工公司无偿分割登记而来；万安元荣公司成立后，森森化工公司以股东身份将土地资产无偿分割登记给万安元荣公司，森森化工公司以事实上的资产注入行为证实了其股东身份；《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是双方合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达，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与万安元荣公司系同一公司。万安元荣公司与张文生、孙丽珍均称对陈荣泉补充提交的证据不予发表质证意见，由法院依法予以认证。本院认为，陈荣泉补充提交的证据1加盖了万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复印属实的公章，证据2加盖了万安县档案馆复印属实的公章，证据3加盖了万安县自然资源局复印属实的公章，故对该3组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万安元荣公司提交的证据：江西省大井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证明目的：证实张文生以及其余两个发起人股东梁某、彭某均是以货币完成出资，不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陈荣泉的质证意见：因为没有原件，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张文生的质证意见：由于该份证据是原一审时陈荣泉提交的，所以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孙丽珍的质证意见：由于该证据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与万安元荣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相吻合，故依法予以采信。万安元荣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1、万安元荣公司营业执照的正本和副本复印件；证据2、万国用（2005）字第xx号、万国用（2005）字第18-××3号、万国用（2005）字第xx号、万国用（2005）字第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以及万安县房权证五丰镇字第**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证据3、企业变更登记信息的复印件。陈荣泉与张文生、孙丽珍均称对万安元荣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不予发表质证意见，由法院依法予以认证。本院认为，万安元荣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均提交了原件与复印件予以核对，经本院核对，上述证据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证据3加盖了万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复印属实的公章，故对该3组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张文生提交的证据：由证人彭某亲自向法院提交证人证言一份，证明：万安元荣公司设立之初是由张文生、梁某、彭某共同以货币出资，并未代任何人持有股权。无论是广州元荣公司还是本案陈荣泉还是森森化工公司均不是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东也均未参与过公司管理。彭某是作为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对当时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说明。陈荣泉的质证意见：该材料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该证据并没有证据效力。彭某是案外人，其单方书写的证人证言是其个人陈述，不具有证人效力，无法核实真实性。彭某所陈述的内容，其出资是其自己的出资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出资证明予以佐证，不应予以采信。其所描述的将股权转让给梁某、张文生等事实并不能否认彭某等其他人的股份代持事实。彭某并非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其对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情况进行描述，并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万安元荣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持异议，该证人证言与工商登记内容相符。彭某是万安元荣公司的高管，其实际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股东决策情况清晰了解。关于彭某的任职情况在陈荣泉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均有记载。其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实际管理人。孙丽珍的质证意见：证人证言是否成立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万安元荣公司于2019年4月9日证据交换时申请证人彭某出庭作证，但陈荣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当时不是公开开庭、证人应当庭作证的理由，强烈反对彭某于证据交换时作证，彭某以次日没空出庭作证为由，在证据交换时提交了书面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并不能单独证实张文生主张的事实，万安元荣公司系张文生投资成立的还是广州元荣公司成立的，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孙丽珍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森森化工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元荣公司作为乙方，于2004年6月8日签订《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占60%的股份；乙方以机械设备作价100万元及商标、商号使用费10万元出资，占40%股份；乙方上述出资财产及作价需经甲方确认。该协议并对双方责任、财务管理、利润分配、风险负担、清算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和乙方均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司公章，甲方的代表梁玉清、乙方的代表张文生亦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04年7月6日，在森森化工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全体股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梁某、张文生、彭某，会议由梁玉清召集，讨论内容为关于投资万安元荣公司生产建筑模板的有关事宜，并通过以下决议：“一、投资成立‘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公司地址设在万安县工业园区内。二、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梁某出资135万元，占资本的45%。张文生先生出资120万元，占资本的40%。彭某先生出资45万元，占资本的15%。各方以现金的方式出资。（其中张文生先生生产技术和产品商标作价10万元）。三、生产设备和设施在国内购置。兴建厂房面积7000㎡，在当地收购原材料加工生产成品，利用广州市元荣木业有限公司之品牌，产品主要在香港市场销售，逐年按比例收回投资成本。四、会议选举梁某先生、张文生先生、彭某先生为董事会成员。五、会议同意谢某先生、陈某先生、徐某先生为公司监事会成员。六、会议一致同意总经理职务由张文生担任。”梁某、张文生、彭某均在《股东会议决定》上签字确认。同日，万安元荣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选举梁某为董事长，张文生为副董事长，彭某为董事；梁某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梁某、张文生、彭某均在决议上签字确认。2004年9月1日，万安元荣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某，股东为梁某（占股45%）、张文生（占股40%）、彭某（占股15%）。2005年3月8日，森森化工公司作为甲方与万安元荣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森森化工公司是梁玉清为法人代表的独资企业，万安元荣公司是梁玉清为法人代表的合资企业，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原有的60亩土地，按甲乙双方实际使用的比例重新划分。经森森化工公司申请，万安县国土资源局将上述60亩土地分割办证。2005年3月16日，万安县国土资源局为万安元荣公司颁发了万国用（2005）字第18-××2、18-××3、18-XX、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5年3月18日，万安县房地产管理局为万安元荣公司颁发万安县房房权证五丰镇字第**屋产权证。2005年5月1日，万安元荣公司举行全体股东会议，参加的股东成员董事长梁某，副董事长张文生，董事彭某，列席会议的有陈某、刘某，会议上股东一致同意将彭某名下7%的股份转让给梁某，彭某仍持有公司8%的股份，梁某持有公司52%的股份。参会的股东梁某、张文生、彭某在2005年5月10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予以确认。万安元荣公司根据《股东会议决议》制订了《章程修正案》，将公司的公司股份修正为：梁某以现金方式出资156万元，参股比例为52%，张文生以现金、设备、商标权的方式出资120万元，参股比例40%；彭某以现金方式出资24万元，参股比例8%。2005年6月17日，张文生与孙丽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张文生将其名下5%的股份转让给孙丽珍。2005年6月20日，经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一致同意，梁某、彭某将其名下全部股份转让给张文生，股权转让后张文生持有公司100%的股份，梁某、彭某退出公司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文生担任。2005年6月27日，万安元荣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订立新的公司章程，明确张文生持有公司95%的股份，孙丽珍持有公司5%的股份。同日，万安元荣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文生，并按股东会议决议进行研究投资人和股权变更。2006年3月18日，万安元荣公司经全体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500万元，其中由张文生新增200万元，合计出资485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97%，孙丽珍新增0万元，合计出资15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3%，新增加的200万元需在2006年3月30日前以货币资金到账，本决议股东签字后生效。张文生、孙丽珍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张文生分别于2006年3月23日和3月27日转入150万元和50万元投资款。2006年4月18日，万安元荣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张文生和孙丽珍的出资额进行了修改，股东张文生、孙丽珍均已签字确认。2006年4月25日，万安元荣公司将上述事项进行了变更登记。广州元荣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情况说明》，称张文生与孙丽珍系其公司聘用员工，其于2004年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开办万安元荣公司，因外商投资审批手续较多，暂用张文生名义作为投资人持股40%，出资方式为以机械设备及商标商号作价120万元出资。2005年决定全资收购万安元荣公司，因外商申办手续迟迟未予办理，决定先由陈荣泉股东出资100万美元个人先收购，以张文生名义持有，待条件具备再转为公司持有。具体由陈荣泉将100万美元汇入双荣（香港）有限公司（张文生前往香港开设，用于公司业务在香港的转口贸易使用）账户，待兑换成人民币后由张文生具体经办收购事务。由于公司投资架构变动，经董事会决议，公司确认如下：“（一）我公司初始2004年投资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的120万元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股东持有；（二）陈荣泉后续投资100万美元收购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权益，我公司不再主张回购事宜；（三）在陈荣泉主张万安县元荣木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权益范围内，我公司不再主张任何权益。”本院向《情况说明》上的联系人周剑联系，了解《情况说明》的出具情形。该联系人周剑称其并非广州元荣公司人员，而是华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其还称广州元荣公司除一个姓操的老板和司机在管理公司出租业务外，没有其他任何员工在公司，广州元荣公司的公章由其保管，但是其不干涉任何需要加盖公章的事务，只要是姓操的老板带人拿文件过来盖章，其均会加盖公章。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陈荣泉能否变更原审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理由？2.广州元荣公司是否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张文生、孙丽珍是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股东还是代广州元荣公司持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份？3.本案能否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投资所得（股权及收益）归陈荣泉所有？4.张文生应否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变更为陈荣泉？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本案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陈荣泉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万安元荣公司、张文生的该辩称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陈荣泉诉称，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张文生和孙丽珍代广州元荣公司持有万安元荣公司的股份。本院认为，陈荣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系万安元荣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理由如下：一、陈荣泉提交了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于2004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设立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协议书》，以证实万安元荣公司系广州元荣公司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成立的，但该协议只是对股份分配和出资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对双方出资的金额并未明确约定，而且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并未实际登记注册经营，陈荣泉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万安县元荣竹木夹板有限公司实为万安元荣公司，而且该协议约定的广州元荣公司的出资方式与万安元荣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张文生的出资方式不一致。二、陈荣泉提交的2004年7月6日《股东会议决定》与广州元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对万安元荣公司的投资的出资方式这一内容载明不一致。《股东会议决定》载明的是，张文生出资120万元（含生产技术和产品商标作价10万元）；而《情况说明》载明的是，广州元荣公司以机械设备及商标商号作价120万元出资与森森化工公司合作成立万安元荣公司，双方的协议亦确认了该出资方式。三、陈荣泉提交了银行单据和《合意书》的复印件证实其已向张文生指定的账户汇款100万美元，但是该银行单据上的汇款人并非陈荣泉，陈荣泉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汇款人系根据其指示汇款。陈荣泉诉称其受广州元荣公司的委托汇款给张文生以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后续运营资金，但其并未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的相关授权委托书，且该诉称意见与其自身提交的《合意书》的内容不一致，《合意书》载明的是由陈荣泉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四、张文生根据万安元荣公司2006年3月18日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决定，分别于2006年3月23日和3月27日共支付200万元增资款，其合计出资485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97%，而孙丽珍只占全部注册资金本的3%。孙丽珍述称其在万安元荣公司占的5%的股份是代陈荣泉持有的，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与万安元荣公司的相关决议及工商登记资料不一致。综上，陈荣泉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内容不一致的情形，且其提交的与本案基本事实起关键证明作用的大部分证据系复印件，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因此，陈荣泉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陈荣泉提交了广州元荣公司于2008年9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已将其享有的万安元荣公司的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本院认为，根据《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该说明确认的事实经过了广州元荣公司董事会决议，但是陈荣泉只提交了《情况说明》，并未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予以佐证。本院经审理查实，广州元荣公司的公章由华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周剑保管，但周剑不干涉广州元荣公司的公司事务，只要广州元荣公司的相关人员要求在相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公章，周剑均会加盖公章。在陈荣泉没有提交广州元荣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情况说明》并不能证实广州元荣公司投资万安元荣公司的120万元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亦不能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不再主张回购事宜及万安元荣公司的任何投资权益。因此，陈荣泉关于确认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及收益归其所有，以及张文生应否将万安元荣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变更为陈荣泉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荣泉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享有万安元荣公司的全部股权，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广州元荣公司在享有万安元荣公司出资权益的情形下将其在万安元荣公司的出资权益转为陈荣泉持有股权。因此，陈荣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荣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陈荣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肖建文审判员  肖永兰审判员  李国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丹妮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