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11民初3171号原告：王桂英，女，195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在范，河南晋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原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新飞大道与宏力大道交叉口。负责人：丰金彩，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梅，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灏博，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桂英诉被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原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以下简称金利支行）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原告王桂英于2014年7月14日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25日作出（2014）牧民二初字第30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王桂英不服提起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豫07民终105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重新立案后，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7）豫0711民初2078号民事裁定书，王桂英不服提起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豫07民终345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9日重新立案后，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在范与被告金利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梅、张灏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桂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3000000元及利息（自立案之日至清偿之日，按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23日，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行长张立找到王桂英，说单位业务需要向王桂英借款叁佰万元，并出具借条今借王桂英现金叁佰万元整，并加盖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的公章。我当时见是银行单位借款，又加盖银行公章，就将叁佰万元借给被告。之后，经多次催要未还，诉至人民法院。金利支行辩称：一、程序上，此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已经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的一起，本案事实包含在张立、包凯非吸犯罪众多犯罪中的一起，王桂英也构成虚假诉讼犯罪，王桂英依法不拥有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实现债权的权利，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王桂英起诉。1、本案真实的借款人已通过包凯刑事案件查明，即本案的借款人是张立、包凯，本案和包凯非吸案是同一被告。根据包凯刑事卷宗的证据可知，包凯、张立假借包凯、张立所在的当时新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之名对外出具借条或保证合同，并在借据或保证合同上加盖新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印章（真假不确定），对外大肆借款，加盖单位印章是其对外借款的手段，包凯、张立所在的当时新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并不是借款人，所有的借款均由张立、包凯控制，没有任何一笔款项进入当时的新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账户，所以，本案王桂英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列为被告，是意图以形式上加盖了新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的印章的借据及合同，来掩盖真实的借款的关系-—借款人是张立、包凯这一基本事实。现本案真实的借款人已通过包凯刑事案件查明，即本案的借款人是张立、包凯，本案和包凯非吸案是同一被告。本案的借款行为和包凯、张立的非吸行为是同一行为。根据包凯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确认本案的借款行为及事实是张立包凯众多犯罪行为的一起，但由于王桂英不能提供和借款凭证相对应的转款凭证，故对其具体非吸金额无法认定。3、对已被定性为非吸案件的非吸参与人再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是明确和唯一的--即驳回王桂英的起诉。张立、包凯的行为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案王桂英也已经被认定为集资参与人，本案事实与张立、包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系同一事实。本案所涉款项被认定为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中的一笔，属于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违法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根据2019年3月5日印发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严格依法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相关司法机关。”。包凯终审判决结果已出，根据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王桂英参与非吸的金额经公安机关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发现其从张立方收回的款项大于其向张立支付款项，故对其非吸金额不能认定，但王桂英依法不拥有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实现债权的权利，所以本案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王桂英的起诉。二、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已经阻却了王桂英再通过民事程序主张权利的路径。本案借款属于张立刑事犯罪中的违法所得，应当通过刑事程序予以追缴，并且王桂英通过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已经获取了高额的回报，本案从程序上应依法驳回王桂英的起诉。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新修订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答辩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上述《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五条明确将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认定为违法所得，属赃款赃物，故张立非法占有、处置出借人借款的情形已被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以及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同时，为避免出现刑事判决后发现答辩人藏匿的财产而无据可执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3年10月21日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再次强调“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19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关于涉案财物追缴处置问题：“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依法作出判决后，有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在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下，切实履行协作义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资金清退等工作，确保最大限度减少实际损失。根据有关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根据庭审中出示的，从包凯刑事卷宗调取的财产扣押清单及包凯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知，包凯案件中已经要求对涉案财务进行了追缴和处置。可见，本案王桂英作为集资参与人，其相关利益诉请应当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刑事诉讼中也为王桂英设定了损失挽回的途径，所以其不能再进行相关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当受理，受理的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至于王桂英在庭审中陈述的其并未通过刑事程序得到退赔返还，其并不妨碍法院对其进行驳回起诉的处理。根据现有证据，王桂英主张的本案债权并未成立，若其主张的合同关系成立，也属于无效合同。同时，王桂英主张的300万元出借行为即使成立，款项也已收回。王桂英仍然依据未收回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犯罪。（一）、张立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行为，系其个人犯罪行为。王桂英主张的本案债权并未成立。1、经包凯刑事生效判决确认，本案借款系张立的个人犯罪行为，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未向王桂英借过款，所有的款项也并没有进入到答辩人的账户。答辩人也没有向王桂英支付过任何利息，其所声称收到的利息与答辩人也无任何关系。答辩人不应当为张立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任何责任。（1）、出借款项交付对象是张立、包凯控制的个人账户。通过刑事案件的调查，本案完全是张立、包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实施的个人犯罪行为，所有的款项均是通过张立、包凯控制的个人账户进行交易；（2）、王桂英声称所收到的利息也来源与张立、包凯控制的账户；本案王桂英声称收到答辩人的付息，但根据王桂英另案庭审查明的事实，所有的利息往来也是在张立控制的个人账户与王桂英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的，答辩人从没有向王桂英付息。（3）、结合王桂英与张立之间出借行为的长期性、频繁性，王桂英对交易对象是张立个人是明晰的。本案中，王桂英明知借款不属于银行的业务范围，张立的借款行为也非职务行为，为了个人私利，谋取高额回报而参与张立的非法金融活动，实质上也通过参与集资的行为获取了高额的回报。所以其主观上不具备善意，具有牟取非法利益、规避自身非法交易风险、恶意损害张立所在单位利益的主观恶意。王桂英的经济损失和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当为张立个人的犯罪行为和王桂英参与非法金融活动所受到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2、新元支行的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而“借款”不属于新元支行的业务范围，对此王桂英是明知的。张立的行为不具备实施职务行为的根本要件，因而该所谓的借款行为是张立的个人行为。《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原新乡银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根本就没有向自然人借款及担保的业务范围，张立冒用新元支行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不是中原银行（原新乡银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行为，本案缺乏成立职务行为应具备的经营行为这个必要条件。王桂英很清楚中原银行（原新乡银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没有向自然人借款的营业范围。因此，张立的行为从法律规定来说，根本不可能构成职务行为，中原银行（原新乡银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不应对张立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王桂英在新乡中院1350万元借款案件的庭审中陈述其对向张立出借包含本案款项在内的1650万元借款用途是用于企业倒贷是明知的，其对本案借款行为系张立个人行为是明确知晓的。其主张的与答辩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成立。王桂英在另案庭审中，面对主审法官的提问，清楚回答了出借款项是用于企业倒贷。通过日常经验法则可知，银行作为贷款的发放人，不可能是倒贷行为的借款人，也不可能替贷款人对外寻找借款，即银行不可能向他人借款帮助贷款人还贷。所以王桂英对该笔借款的出借对象并非答辩人是明确知晓的，其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借款关系。4、王桂英诉称的与张立约定的借款利息高于国家对民间借贷利息的限制，属于明显高息，王桂英明知借款行为系张立个人行为，为获取高息仍向张立出借款项，其对借款行为非张立职务行为是明知的。王桂英对借款主体不是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是明知的。根据王桂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本案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明显属于非法高息，显然不属于银行的业务范畴，因为银行正常业务中不可能买的比卖的还要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当事人无需举证明的：“（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另一事实”。综上可知，王桂英对借款不可能是当时张立所在单位业务，不是张立职务行为是明知的。（二）、即使合同成立，王桂英主张的借款合同也属无效。1、本案借款行为已经被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为是张立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已经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的行为，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所以本案借款合同即使成立也无效。2、本案借款行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张立与王桂英表面上通过以银行借贷的名义，恶意掩盖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及王桂英由此获取高息的非法金融活动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情形，本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三）、王桂英即使曾履行了出借300万元款项的行为，也已经收回其出借款项。由于张立已死亡，不可能对其立案侦查，但在包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已经查明，王桂英在张立、包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申报了包括本案在内的共有三笔债权共计1650万元，除了诉至贵院的300万元外，王桂英还在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了债权金额为1350万元的诉讼。关于王桂英的债权情况，经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证明，张立、包凯支付给王桂英及其控制的账户款项已经高达4197万元，远远超过其主张的债权，由此可见即使王桂英主张的本案300万元出借款项成立，王桂英主张的其对张立的所有债权也已经消灭。从王桂英与张立之间的交易时间、交易方式、交易次数、交易量来看，王桂英对其出借款项的交易对象是张立个人，而不是张立所在的工作单位是明知的。而王桂英在获取如此高额的非法利益后，在公安机关的调查过程中隐瞒真相，谎称从未收到过张立方的任何回款，仍然继续企图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犯罪，法院应驳回王桂英的诉请，并将本案移交其他司法机关处理。四、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张立之间存在实际借款关系，更无相关凭证证明该借款与新元支行有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王桂英所提供的转款凭证是一个数额为300万元的凭证，凭证显示收款人为陶亚伟，交易对象既不是签署借条的张立，也不是答辩人，王桂英诉称答辩人借的300万元的项款，与张立无关联性，更与其诉请的对象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对应的转账凭证相印证，因此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依法应当驳回王桂英的起诉。五、王桂英在向张立出借借款时，明显不具备善意，企图绑架裹挟答辩人合法权益的恶意明显。王桂英身份极其特殊，在金融活动中比一般人更具有金融常识，其在明知该款项是出借给张立个人的情况下，仍然与张立恶意串通，将借款风险转嫁给新元支行，其明显不具备善意。王桂英在出借款项时作为河南省典当行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拍卖协会副会长、新乡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河南融汇典当公司法人，应比一般人更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与意识，以其职业经历可明确认知向外界借款非银行营业范围，本案借款行为仅仅是张立的个人行为。其在明知借款行为是张立个人行为的情况下，仍向张立出借款项收取高息，其具有明显恶意。六、不论王桂英所持借据上是否加盖有单位公章，也不论公章为真章，还是假章，新元支行均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若王桂英所持借据上的公章为真章，张立存在着盗用单位公章的情形，若王桂英所持借据上的印章为假章，张立存在着私刻单位公章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王桂英主观上违法故意，不具备善意，具有牟取非法利益、规避自身非法交易风险、恶意损害张立所在单位利益的主观恶意，且张立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有的借款往来也是在王桂英和张立之间私下进行的，王桂英的经济损失和新元支行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论借据上是否加盖公章，也不论借据上加盖公章的真假，新元支行均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首先，王桂英与张立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成立。即使借款关系成立，王桂英主张的债权已消灭，且王桂英已获取了高额的非法利益回报。其次，本案借款与新元支行更没有关系，王桂英在向张立出借款项过程中明显不具备善意，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意。本案借款系张立个人犯罪行为，新元支行也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最后，本案是张立、包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的一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当驳回王桂英的起诉。原告与张立在本案中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侵权纠纷，侵权责任存在的前提是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本案原告和张立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是非法借贷行为，张立的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文书认定为非吸犯罪行为。王桂英通过频繁参与张立非法经营活动，已经获取了高额利益回报。原告多次频繁出借给张立资金，且大部分资金也不是自有资金，王桂英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和高利转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明案涉300万元借款真实发生的证据、第二组证明被告尚欠原告案涉300万元借款本金的证据、第三组证明原被告关于利息的约定及利息支付情况的证据、第四组证明借条上加盖中原银行公章系职务行为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明包凯非吸犯罪与本案无关，本案应继续审理，且中原银行应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三组证据包凯讯问笔录、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营业执照副本、《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历年统计表，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张立原为中原支行金利支行前身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行长。2014年7月9日，张立服毒自杀身亡。张立死亡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张立在任期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票证罪等。2.2013年8月23日，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王桂英书写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桂英现金叁佰万元正（3000000元）”。借条上有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本人签名、落款时间，并加盖了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的公章。借条的下方，有“账号：70×××49户名：陶亚伟开户行：新乡银行中原支行”的字样。同日，王桂英从自己的银行账户62×××12向陶亚伟账户70×××49转3000000元。3.王桂英支出的上述款项，未得到清偿。4.加上上述未清偿款项，王桂英通过其控制的账户累计向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控制的账户支付6158万元，并自称支付现金2万元；5.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通过其控制的账户向王桂英控制的账户回款4510万元；尚有1650万元未得到清偿（包含2万元现金），本案案涉其中300万元。6.包凯刑事案件相关裁判文书已经生效，涉案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无法得出鉴定结论，未将王桂英申报的1650万元债权确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7.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为上述刑事案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确定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控制以下人员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毕德、冯国顺、冯金华、李四鹏、李艳、李勇、尚守宁、陶亚伟、王桂荣、王金玲、薛剑波、杨贵德、尹金玲、云建华、张洪涛、张立、刘晶晶、马晓雪、余聚粮。8.2014年12月23日，经河南省银监局批复同意，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变更名称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2018年10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批复同意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终止营业。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将中原银行新乡新元支行业务并入中原银行新乡金利支行。9.王桂英系河南融汇典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河南省典当拍卖协会的副会长、新乡市女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应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本案性质及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一、关于本案应否驳回原告起诉的问题。金利支行关于驳回王桂英起诉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案应当继续审理。理由是：包凯伪造金融票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以下简称包凯刑事案件）对张立、包凯以银行名义吸收公众存款非法获利的行为进行了定性，本案中王桂英所诉由金利支行偿还借款的事实，与包凯刑事案件认定事实虽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事实。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不是包凯刑事案件一案的当事人；在包凯刑事案件中王桂英出借的款项依据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该笔款项未在刑事案件中予以认定；王桂英诉请被告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是盖有金利支行公章的借条，而非张立借款行为，引起案件事实的主体不同。被告金利支行主张包凯刑事判决存在遗漏，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是否承担责任需经过审理才能确定。因此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继续审理。二、关于本案性质及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一）关于王桂英与金利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张立任支行行长期间于2013年8月23日为王桂英出具的案涉借条，盖有金利支行的印章，指示王桂英将款项转入指定账户，张立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发生案涉交易时张立是金利支行行长，金利支行属于法人分支机构，张立的身份不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法定代表人及其代表行为的规定。就本案而言，从代理人职务身份、合同签章、银行转账、办理场所等方面分析，案涉张立行为具有执行职务行为的外观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据此规定，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王桂英借款是否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及张立超越职权时王桂英是否为善意相对人，是评判王桂英与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案涉交易中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王桂英借款，借条虽未约定利息，但实际超过月息2分的高息，属于银行非常规个人借款业务，明显超越金利支行的经营范围，金利支行亦未对张立签约行为进行明确授权，张立与王桂英签订借款合同超越了其职权范围。本案原告王桂英自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期间，多次出借款项到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指定账户，收取高额利息，由张立出具非银行规范格式的借条，款项存入张立指定的他人账户而非银行账户，违背了社会通常认知，对金利支行和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实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王桂英对张立具有代理权的信赖存有过失，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就案涉借款合同，张立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王桂英与金利支行之间不具有借款的合意。（二）关于本案案件性质和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王桂英与金利支行之间缺乏合同上的请求权基础，金利支行不承担合同违约责任，但是否承担其他民事责任，需全面分析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正确认定案件法律关系，合理权衡各方当事人权益予以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依据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7）豫0711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张立在任新乡银行中原支行行长期间，以银行给企业办承兑需保证金或给企业做过桥资金、揽储等理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许以高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张立的行为是典型的不法行为，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具备欺诈故意，假借银行名义吸引资金，直接侵害了单个借贷案件中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本案中，王桂英称张立借款时“主要是中原银行放贷的企业，贷款到期了，需要钱过渡一下。有时候月底也有完成任务指标的需要”，张立出具了盖有金利支行印章的借条，其目的是采骗取信任非法吸收存款从中牟利，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2.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实施侵权的行为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完成的，在王桂英与张立办理借款业务期间，张立作为金利支行行长，身份是金利支行的负责人，办理借款手续时张立称银行短期拆借资金，使用的是其管理的金利支行印章，出具了借据手续，王桂英称办理地点在银行，并把款项转入设在中原银行的账户内，且依据包凯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金利支行其他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金利支行辩称张立办理借款手续属个人犯罪行为而与其无关，缺乏事实依据。3.张立办理案涉借款手续时，金利支行公章一直由支行管理，张立作为负责人有直接支配使用的权利，给张立实施侵权提供了直接机会，张立在案涉借条上加盖金利支行公章，加大了受害人对张立错误信任的可能性，是造成王桂英损失的直接原因。本案当事人之间业务发生时间持续时间长，金利支行疏于管理，内部管理制度混乱，存在巨大漏洞，从而给张立实施侵权行为以可乘之机，存有重大过错，张立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性。4.王桂英因对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代理借款合同行为存在信赖过时失，不享有合同权益，但该过失不同于恶意串通，在金利支行不能提供张立与王桂英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相关证据的情况下，王桂英因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权益损失应予保护。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依据上述规定，金利支行应对王桂英不能获得清偿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责任。”王桂英经朋友介绍，为获取高息，对金利支行和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实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出借款项并将款项存入张立指定的他人账户而非银行账户，王桂英也有过失，对造成的损失亦有责任。对王桂英不能获得清偿的损失，酌定由金利支行承担70%，王桂英承担30%。（三）关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问题。本案中，王桂英诉请的300万元，该款项未能收回，应认定为损失。关于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与金利支行之间不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资金占用亦存在损失，该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关于原告起诉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案由。本案原告起诉的是借款合同关系，本院查明当事人之间为侵权法律关系，经公开释明，当事人同意按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审理，因此本案案由应为用人单位责任纠纷。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300万元70%的比例赔偿王桂英21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其中以21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负担23600元，王桂英负担7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青青审 判 员 ： 王 玲人民陪审员 ：王立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 张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