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民再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存林，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迁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梅，河北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滦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滦州市滦河西道**。 法定代表人：于晓红，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一、董明月，河北日月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丹，女，1984年10月17日生，汉族，现住滦州市新城永安里建材市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明月，河北日月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存林与被上诉人王晓丹、河北滦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7）冀0223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开发区管委会不服，向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唐检民（行）监（2018）1302000037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冀02民再7号民事裁定，本案交由河北省滦州市人民法院再审。河北省滦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冀0223民再1号民事判决。张存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存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梅，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一、董明月，被上诉人王晓丹及其委托代理人董明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存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滦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223民再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方以答辩方式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主张民间借贷，除了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外，还有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三位证人证言均能够证明开发区管委会是借款人，加上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二者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借款的事实及借款人。其次，被上诉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解释并不“合理”。被上诉人抗辩的主要解释有二：其一，上诉人2013年4月18日，转账给王晓丹的100万元，是为了处理孟某所涉工程的施工方去政府闹事，是孟某汇入的开发区管委会代管的140万元的一部分，之后2013年7月1日，开发区管委会通过王晓丹银行卡将140万元代管资金退还给孟某，因此借款100万元，不是开发区管委会或是王晓丹借款。其二，2015年，齐某曾起诉孟某要求还款100万元，证据为孟某签字的欠条和上诉人转账给王晓丹的转账凭证。被上诉人的两点抗辩理由，根本不成立。关于第一点，不成立的理由为：第一，任何一个出借人，对于100万元这笔巨额款项是否出借，出借给何人，都会有考量。在出借款项之前，上诉人并不认识孟某，没有理由出借给孟某如此一笔巨款，与常理相悖的。上诉人明确表示，只有借给政府才同意出借，这一点证人吕某已经证实。上诉人认为借给政府回款有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出借巨额款项，打入开发区管委会会计王晓丹卡上。第二，上诉人出借100万元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如何使用，上诉人无法干涉。不能以借款用途来反推借款人。这样的推理是不成立的。第三，被上诉人主张为孟某代管资金的观点，通过孟某出庭作证，能够证实孟某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可。“代管资金”只是被上诉人自己的单方观点。第四，退一步讲，如果真如被上诉人所称，为孟某代管资金，是孟某借款，也应由上诉人直接打给孟某，再由孟某转账给开发区管委会，而不是上诉人将100万元直接打给了开发区管委会会计王晓丹。另外，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013年4月18日，上诉人张存林将100万元转账到王晓丹尾号为8313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上，而2013年7月1日，王晓丹将140万元退款账号为王晓丹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为何退款时从王晓丹不同的银行卡上退款？而不是原路返回？二者并不是同一张银行卡，甚至不是同一银行的银行卡。综上，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第一点，不仅不能证明借款人不是开发区管委会，而且还能够从侧面证明王晓丹作为一名专业会计人员，出借多个账户给开发区管委会使用，上诉人打入王晓丹账户中的钱，就是上诉人出借给开发区管委会的钱，借款人为开发区管委会。王晓丹出借个人账户给单位使用，应与单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被上诉人抗辩第二点不成立的理由为：上诉人并不认识齐某，也未授权他向孟某催要此款项，更不知道他曾以自己名义起诉孟某。以上诉人根本不知情的案外第三人的行为来否认上诉人的出借人身份及开发区管委会的借款人身份和＋6借款事实，不仅背离事实，而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以“三证人均不能合情合理的解释：齐某为何曾就此借款向孟某追要？孟某是否自愿向齐某出具100万元的借条？2013年7月1日王晓丹为何将此款100万元和另外40万元一并返还给孟某？”为由，没有认定证人证言的效力，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对于齐某向孟某追要借款及打欠条这一事实并不知情，上诉人也没有委托过齐某。因此，齐某是否向孟某追要，孟某是否自愿出具借条与本案的借款事实及借贷主体均没有任何关联。其次，2013年7月1日被上诉人王晓丹为何将140万元返还给孟某，应当由法院向被上诉人王晓丹求证，而非向证人发问，因为转账行为的发起人为被上诉人王晓丹，而非证人孟某。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加重上诉人一方的证明责任。二、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事实，导致错判。1.一审法院对于王晓丹出借银行账户的事实遗漏，没有查清。《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存款人的账户只能办理存款人本身的业务活动，不得出租和转让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被上诉人王晓丹出借账户给开发区管委会，用于开发区管委会的日常使用，并接收了上诉人张存林100万元的借款，被上诉人王晓丹应当与开发区管委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于王晓丹出借银行账户的这一事实遗漏，并未审理查清，导致判决错误。2.一审法院遗漏了二被上诉人自原一审开始就自行放弃诉讼权利这一事实。该事实恰恰能够证明本案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通过被上诉人王晓丹向上诉人张存林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存在。如果本案的借款事实与原一审时上诉人主张的诉请不一致，原一审时，经人民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二被上诉人不可能不去参加诉讼；原二审时，被上诉人不可能不缴纳上诉费用。一审法院并没有就该问题进行审理，导致错判。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根据以下规定：1.《民事诉讼法》第213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2.《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21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同级人民检察院或者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再审案件，应分别不同情形进行：（一）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先由申请再审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及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二）因人民检察院抗诉裁定再审的，先由抗诉机关宣读抗诉书，再由申请抗诉的当事人陈述，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及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三）人民法院依职权裁定再审的，当事人按照其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依次发表意见。本案再审一审中，人民法院并未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检察院也未作为抗诉机关参加一审的庭审阐明抗诉理由。因此，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二、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相互矛盾，不符合常理，而且并未提交王晓丹账户中被上诉人替孟某代管的300万元的相应支出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在答辩中陈述：“……县领导研究决定，将项目多余的30亩土地使用权收回，由开发区管委会代县财政先行退还奥立电子预交的土地使用费300万元。因项目负责人孟某诚信度较差，为防止资金流失，经孟某同意，支付160万元农民工工资后，剩余的140万元暂时存放到王晓丹的个人账户中。孟某为筹措资金，找到吕某的公司借款。王晓丹于7月1日将140万元资金退还孟某个人的银行卡内（含孟某卡汇入的40万元，原告汇入的100万元）”（判决书第4页、第5页）。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得知：孟某由300万元在王晓丹账户中，其中160万元经孟某同意支付了农民工工资。根据常理，既然已经支付了农民工问题已经解决，甚至还有140万元在王晓丹个人账户中由被上诉人代管，孟某还有什么必要“筹措资金”？岂不是前后矛盾？另外，根据上述陈述，王晓丹于7月1日退回的140万是被上诉人代管孟某的140万；而不是孟某的40万加上张存林100万的140万，如果是孟某40万和张存林100万加起来的140万，被上诉人管委会应当原路退回孟某和张存林，而不是直接退回孟某。被上诉人的解释，更加矛盾，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指定其他法院重审。 开发区管委会辩称，滦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223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张存林主张与开发区管委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张存林“应当向法院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张存林提交的转账凭证不能证实开发区管委会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开发区管委会是依法设立的财政全额拨款机关法人，没有向张存林借款的必要和理由，开发区管委会不知道张存林是谁，也从没有与其发生业务往来，更没向其借过任何款项。2.张存林提供的证人吕某、齐某、孟某均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且有矛盾之处，不能证实涉案款项是开发区管委会所借。齐某曾就涉案的100万元将孟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孟某偿还，由于孟某被羁押，齐某申请撤诉。吕某是齐某的老板，齐某找孟某催款、起诉是按吕某的安排做的。上述事实能够充分证明三位证人与涉案款项具有利害关系，三人的证人证言均是将借款责任归到开发区管委会处，但是三人没有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能够证实其所言属实，三人的证言不能达到张存林的证明目的。3.张存林所述的对齐某向孟某追要借款及打欠条这一事实并不知情、没有委托过齐某、不认识齐某、不知道他曾以自己名义起诉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在齐某诉孟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齐某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张存林与王晓丹之间的转账记录，转账记录是张存林持有的证据，必然是张存林将转账记录交给齐某，齐某才能把转账记录交到法院，张存林对上述事实必然是知情的。齐某诉孟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曾明确表述是齐某通过朋友张存林的账户将100万元出借给孟某、由于孟某被羁押而撤诉，该案的诉状、撤诉申请书、裁定书、借条、转账凭证等能够充分证明上述事实。齐某诉孟某一案有借条和转账凭证相互辅证才是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要求的。4.深圳奥立电子联合有限公司在滦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奥立电子项目，项目负责人为一审证人孟某。因拖欠施工单位290万元施工费用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农民工群体上访。2013年4月9日，经施工方与奥立电子方协商，并由奥立电子请来吕某见证并担保的情况下，再次签订还款协议，双方同意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150万元于2013年4月10日下午3点前打到施工方账户，其余140万元4月底前解决。奥立电子并未履行该协议，致使施工方农民工情绪激化。为防止矛盾进一步升级，县领导研究决定，将项目多余的30亩土地使用权收回，由开发区管委会代县财政先行退还奥立电子预交的土地使用费300万元以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因项目负责人孟某诚信度较差，为防止资金流失，经孟某同意，支付160万元农民工工资后，剩余的140万元由开发区管委会代管。孟某为筹措由开发区管委会代管的资金，2013年4月18日找到吕某的公司借款（带着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去的）。到吕某公司后，开发区管委会方工作人员在一楼等待，孟某随吕某到二楼商谈借款事宜，他们怎么谈的和办的借款手续，开发区管委会不知情。王晓丹的卡上于2013年4月18日12：38分收到100万元汇款。2013年6月14日，开发区管委会收到县财政退还奥立电子300万元土地使用费，于7月1日将代管的140万元资金退还孟某个人的银行卡内。综上所述，王晓丹的银行卡收到100万元汇款不是出借账户给实际借款人，是开发区管委会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款项代管和退还便利不得已而为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账户进行管理的依据，不是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已经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需要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王晓丹与借款没有任何关联性。5.原一审给开发区管委会发过一次传票后即进行了缺席判决，开发区管委会认为本案涉及到国家利益且存在诸多疑点，本案不是开发区管委会不到庭就能查清事实的案件。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不出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但是缺席并不是对事实的认可、对权利的放弃，开发区管委会进行上诉、申诉就是对张存林主张和诉请的不认可，开发区管委会一直在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权利救济。6.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称中已经提交了开发区管委会支付的300万土地使用费转账支票、记录和孟某收款收条，300万元土地使用费是开发区管委会代县财政还的孟某，孟某本人用其中的160万支付了上访人员的拖欠工资及工程款。上诉人所述的补充意见第二点与事实不符与一审的提交证据也不符。至于补充意见，一审法院程序问题，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不存在审理程序错误问题。综上所述，开发区管委会认为张存林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晓丹答辩意见同开发区管委会意见。 张存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开发区管委会、王晓丹共同偿还张存林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整，并从2013年4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4月18日，张存林转账汇款100万元到王晓丹银行账户，2013年7月1日王晓丹将140万元（含孟某转帐给王晓丹的40万元）打入孟某个人的银行卡内情况属实。借款发生一段时间后，齐某找孟某追要欠款，孟某为齐某出具的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齐某人民币100万元整，期限10天，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18日”；2015年1月6日齐某向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孟某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关键证据有两个，一是2013年4月18日，张存林转账汇款100万元到王晓丹银行账户的转账凭证，二是2013年4月18日孟某为齐某出具的借款100万的借条。2016年8月28日齐某向滦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滦县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5）滦民初字第197号民事裁定，裁定准予齐某撤回起诉。2.关于出庭证人吕某、孟某、齐某证言的认定。吕某证言一方面证明是开发区管委会借钱100万，另一方面又证明既找开发区管委会要过钱，又找孟某要过钱，而孟某给齐某出具了借条。孟某证言证明：借钱的事和他没有关系，2013年4月18日为齐某出具的100万借条是因受到了齐某的胁迫。齐某证言证明：2013年4月18日我找孟某要债，他给我出具的100万的借条系孟某自愿行为。三名证人的证言均证明是开发区管委会借钱100万，但均无法解释2013年4月18日孟某为什么给齐某出具的100万借条，且孟某证言与齐某证言之间矛盾明显，故对三名证人证明是开发区管委会借钱100万的事实不予认定。3.关于张存林与开发区管委会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存林主张与开发区管委会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且证人证言之间存在诸多疑点，不能证明张存林与开发区管委会及王晓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张存林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开发区管委会以答辩方式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后，张存林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出庭证人吕某、孟某、齐某虽然都证明开发区管委会是100万元的借款人，但三证人均不能合情合理的解释：齐某为何曾就此借款向孟某追要。2013年4月18日（张存林向王晓丹汇款的转账同日）孟某是否自愿向齐某出具100万元的借条。2013年7月1日王晓丹为何将此款100万元和另40万元一并返还孟某。故张存林仅凭向王晓丹汇款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其与开发区管委会及王晓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张存林提交证据尚不能证明其与开发区管委会、王晓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张存林主张其与开发区管委会、王晓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7）冀0223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存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张存林负担，再审诉讼费免予收取。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2018年5月6日，张存林提交的（2018）冀02民申62案再审书面答复意见，第三页张存林对借款过程的陈述。该案中齐某、孟某、吕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明张存林在书面答复意见中陈述的借款过程和借款期限与证人齐某、孟某、吕某在本案一审当庭陈述的借款过程和期限不一致。同一个人在再审审查过程中和在庭审中陈述的完全不一致，涉案的当事人和证人在本案中是虚假陈述。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不予认可，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形成于2018年，本案一审2019年，时间明显在一审开庭之前，被上诉人在该案中是一方当事人，该证据早就在手中，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归还欠款，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虽然上诉人提交转账凭证证明其向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王晓丹转账100万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开发区管委会认可收到该100万元的同时主张案外人孟某为筹措由开发区管委会代管的资金，于2013年4月18日找到吕某的公司借款，当日王晓丹的卡上收到100万元汇款。开发区管委会收到县财政退还奥立电子300万元土地使用费之后将代管的140万元资金退还给了孟某。对此，本院认为，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孟某曾向齐某出具过100万元的借条，齐某凭借该借条以及本案向王晓丹转账的100万元转账凭证向人民法院起诉过孟某。二审中，本庭询问上诉人该100万元借款的过程时，上诉人无法回答与开发区管委会协商的借款情况，仅陈述出于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所以没有要求出具借条。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张存林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开发区管委会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张存林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张存林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张存林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张存林可在取得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张存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案件受理费免于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志辉 审判员  刘 岩 审判员  孙 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郑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