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再3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薛某，现住吕梁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康某，现住吕梁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郝某1，现住吕梁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郝某2，现住吕梁市。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宁路营销服务部。负责人：强某，该服务部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薛平因与被申请人康某、郝某1、郝某2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宁路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1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9）晋民申106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薛某、康某到庭参加诉讼，郝某1、郝某2、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电话联系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其明确表示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某等一审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薛某及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00000元；2、判令薛某及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薛某及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承担。庭审中，康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薛某及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赔偿死亡赔偿金547040元、丧葬费27487.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7972元（增加死者郝侯平父亲郝应伍抚养费16993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家属处理事故误工费20000元，共计712499.5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13日，郝侯平驾驶无牌大运二轮摩托车沿离石区凤山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文丰路交叉路口时，与沿离石区文丰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该处的薛某驾驶的×××号森林人牌小型越野车相撞，后二轮摩托车倒地滑行过程中又与道路东侧边上杨锦艳驾驶的×××号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碰撞，致郝侯平受伤，三车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薛某将郝侯平送吕梁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离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郝侯平、薛某负事故同等责任，杨锦艳不负责任。薛某驾驶的×××号森林人牌小型越野车所有人为薛某，向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投保了交强险，故请求薛某及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承担赔偿责任。薛某辩称，1、对康某等人的合理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予以赔付，剩余部分按责任划分予以赔偿；2、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首先郝侯平系酒后驾驶，且无驾驶证，其作为驾驶人在饮酒后生理反应能力下降，其次郝侯平与薛某发生碰撞后倒地滑行过程中又与杨锦艳驾驶的×××号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碰撞，与薛某碰撞不是造成郝侯平死亡的唯一原因。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辩称，×××机动车行驶证及薛某驾驶证在有效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死者郝侯平，男，1971年3月15日生，山西省××县人，农业户口，在2017年9月13日的交通事故中经抢救无效死亡。康某为郝侯平配偶，1980年12月4日生，非农业户口。郝某1（1999年6月22日生）、郝某2（2001年5月4日生）为郝侯平、康某子女，均为农业户口。郝应伍（本案二审时已去世）为郝侯平之父，1954年10月23日生，退休职工，经常居住地为太原市万柏林区。吕梁市离石区凤山街道凤山底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郝侯平全家于1998年起在该社区居住。2017年9月13日，郝侯平驾驶无牌大运二轮摩托车沿离石区凤山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文丰路交叉路口时，与沿离石区文丰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该处的薛某驾驶的×××号森林人牌小型越野车相撞，后二轮摩托车倒地滑行过程中又与道路东侧边上杨锦艳驾驶的×××号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碰撞，致郝侯平受伤，三车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郝侯平送吕梁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离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郝侯平、薛某负事故同等责任，杨锦艳不负责任。薛某驾驶的×××号森林人牌小型越野车所有人为薛某，向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2017年1月6日起至2018年1月5日止。另查明，事故发生后薛某垫付三原告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事故认定书责任划分是否合理；2、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是否合法。离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郝侯平饮酒后，无驾驶资格驾驶无牌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未确保安全，且不戴安全头盔，其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之一；薛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经交叉路口未确保安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另一原因；杨锦艳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违法停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但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郝侯平应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薛某应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杨锦艳不负本起事故责任。这一认定责任划分客观公正，应予采纳，薛某对事故认定书不服，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死者郝侯平及二被扶养人郝某1、郝某2虽系农业户口，但其提供的××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及房屋买卖协议，可以证明死者全家事发前在离石城区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付数额。薛某驾驶的×××号森林人牌小型越野车向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康某等人的损失，超出部分由薛某按照责任划分承担赔偿责任。康某等人的损失：1、死亡赔偿金，按照山西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7352×20年=547040元；2、丧葬费：54975元÷12×6=27487.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郝某2，2001年5月生，16周岁，计算2年，16993元÷2人×2年=16993元；郝某1，1999年6月生，已满18周岁，郝应伍自述为退休职工，郝某1、郝应伍均不符合该条件，故主张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精神抚慰金酌情考虑50000元；5、家属处理事故误工费酌情考虑2000元。以上5项共643520.5元，首先由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康某等110000元，剩余533520.5元，薛某应赔偿266760.25元，扣除已付的30000元，还应再赔偿236760.25元，其余由康某等自负。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在×××号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康某等110000元；薛某赔偿康某等236760.25元；诉讼费9800元，减半收取计4900元，由康某等负担1650元，薛某负担3250元。薛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在合理认定事故责任的基础上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康某等承担。事实和理由：1、《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明显错误，与事故事实明显不符，应依据事实对事故责任重新划分。杨锦艳违规停车是导致郝侯平受脑外伤的重要原因，《交通事故认定书》却认定杨锦艳无责任明显错误；2、本案事故的损害后果与杨锦艳违规停车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杨锦艳及其交强险所属保险公司应当作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追加杨锦艳及其交强险所属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反而将本应由杨锦艳及其交强险公司承担的责任由薛某与康某等人承担，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未将杨锦艳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二审应发回重审；3、一审在酌情考虑精神抚慰金的过程中并未考虑到受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反而由薛某承担全部精神抚慰金，显失公平；4、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属程序错误，二审应发回重审；5、诉讼费用分担不合理，康某等起诉金额为712499.5元，薛某只败诉其中236760.25元，却承担了4900元诉讼费中的3250元，于法无据。薛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对事实和理由部分补充称，其在阅卷过程中发现康某主体不适格，与死者郝侯平没有结婚证，不属于事实婚姻。康某、郝某1、郝某2辩称，《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应当确认其法律效力。同时，事故责任划分正确。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明确确定杨锦艳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故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最高50000元，但一审判决中已经进行了按责承担，应维持一审判决。本案程序合法，并不是薛某所述不适用简易程序。关于诉讼费用合情合理，应予维持。关于薛某代理人补充的事实，有村委出具的证明为证，康某主体适格。人保财险永宁路服务部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康某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2、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划分是否合理，薛某主张事故认定书中无责任的杨锦艳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要求追加杨锦艳及其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的上诉请求有无依据，应否支持；3、一审对精神抚慰金的认定是否正确；4、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康某与本起交通事故中的死者郝侯平虽未领取结婚证，但依据临县玉坪乡郝刘家沟村民委员会与临县玉坪乡政府作出的被上诉人康某与郝侯平1998年2月结婚系夫妻关系的证明，可证实康某系死者郝侯平事实上的配偶，即郝侯平实际的近亲属，其完全可以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赔偿诉讼。薛某主张其与死者未办理结婚证，不能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本起交通事故经离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郝侯平饮酒后，无驾驶资格驾驶无牌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未确保安全，且不戴安全头盔，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之一；薛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经交叉路口未确保安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另一原因；杨锦艳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违法停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但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死者郝侯平与薛某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杨锦艳不负本起事故责任。事故认定书客观公正，应予采纳。薛某主张该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不合理，应由郝侯平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薛某与杨锦艳共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但截至二审庭审结束，薛某均未提供杨锦艳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仅凭自己的主观推断做出定论。故对薛某主张杨锦艳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要求追加杨锦艳及其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的上诉请求无依据，不予支持。薛某认为即便杨锦艳无责，也应扣除其在无责交强险内承担的10%的赔偿数额。对此，因杨锦艳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故不应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合法、合理，并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让薛某与康某等人予以分担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案一审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薛某认为本案人数较多，应适用普通程序，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薛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但诉讼费用负担一审计算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薛某负担2384元，康某、郝某1、郝某2共同负担25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51元，由薛某负担。薛某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1502号民事判决；2、依法追加杨锦艳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改判杨锦艳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郝侯平与薛某共同承担次要责任；3、诉讼费用由康某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新发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录音证据显示：1、认定出租车与本次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主要证据为出租车司机杨锦艳本人的笔录，无其他证据证实。根据杨锦艳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出，摩托车与出租车相撞后，死者郝侯平被甩到出租车身侧后面。2、认定摩托车驾驶人郝侯平的摩托车速度的监控音视频丢失。摩托车速度鉴定真实性、客观性存疑。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用于认定本案赔偿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明显错误，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事实对事故责任重新划分。离石公安局交警大队未向薛某送达任何鉴定文书，但其作出的离公认字【2017】第F004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其根据鉴定结论证实相关事实，程序严重违法，影响薛某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锦艳驾驶机动车道路违法停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但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而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二轮摩托车倒地滑行过程中又与道路东侧边上杨锦艳驾驶的×××号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碰撞，致郝侯平受伤”，郝侯平死亡系与薛某的车辆碰撞伤害、与地面滑行伤害、与杨锦艳车碰撞伤害所致。《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锦艳无责任与事实明显不符。且根据《居民死亡推断书》中所载郝侯平死亡原因为“脑外伤”，事故现场的情况是郝侯平在明知自己无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不戴安全头盔，饮酒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上路，饮酒后生理反应能力下降，驾驶二轮摩托车违规穿越双黄线，先与薛某的车碰撞（仅导致薛某的车牌脱落），不可能直接导致郝侯平触碰地面，郝侯平与薛某车辆发生碰撞的部位为大腿以下，随后摩托车失去平衡滑行（之前郝侯平头部都未与地面接触），摩托车前车轮与杨锦艳车前轮发生碰撞后，郝侯平因惯性被弹出车身，脑部着地发生脑外伤。仅与薛某车辆碰撞，不可能导致郝侯平脑外伤致死的后果。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图片显示，杨锦艳的出租车违法停放于道路右行线，如果当时的位置没有该车存在，郝侯平只会继续向前滑行，受伤最多为大腿剐蹭，很难脑部着地（因为郝侯平与薛某的车辆发生碰撞时并未人车分离，只是与地面发生摩擦，不会被弹出去脑部着地）。事故发生时郝侯平从薛某车辆前绕行时碰撞掉车牌，事故现场未发现刹车痕迹，离石区交警大队未对事故摩托车当时的车速进行鉴定，不能排除郝侯平自己车速过快且饮酒后生理反应能力下降不能控制摩托车而导致伤亡，且杨锦艳违规停车是导致郝侯平受脑外伤的重要原因。离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的离公认【2017】第F004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作为证据，在法院作出判决时予以参考，但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责任的划分明显错误。薛某提出复议后，康某起诉终止了薛某的复议申请。原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的判决明显不公正。三、原判决程序违法。原审未将杨锦艳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承担责任并不因投保方是否有责任而减轻或者免除。本案中，事故的损害后果与杨锦艳有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因果关系，杨锦艳及其交强险所属保险公司应当作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即使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杨锦艳没有过错，但根据前文中所载规定，其交强险保险公司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既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追加杨锦艳及其交强险所属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反而将本应由杨锦艳及其交强险公司承担的责任由薛某与死者郝侯平承担，显示公平，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的规定，出租车司机杨锦艳是应当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应在再审程序中予以纠正。四、原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原判决认定“康某与本起事故中的郝侯平虽未领取结婚证，但依据临县玉坪乡郝刘家沟村民委员会与临县玉坪乡政府作出的康某与郝侯平1998年2月结婚系夫妻关系的证明，可以证实康某系死者郝侯平事实上的配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该规定中所指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于1994年2月1日施行，1994年2月1日后已经不可能存在事实婚姻，康某与郝侯平并未进行结婚登记，并非夫妻关系。康某并非适格的原告，原判决明显错误。综上，原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对本案依法改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锦艳是否应当对案涉交通事故承担责任。薛某申请再审时提供了交警队在事故现场拍摄的相片、绘制的事故现场图及杨锦艳行车记录仪图像，显示郝侯平与薛某碰撞后人车并未分离，滑行时与杨锦艳所停车辆碰撞后方人车分离弹出后坠地。康某对此未作答辩，要求法院尽快判决，要求薛某尽快履行赔偿义务。本院认为，案涉机动事交通事故为普通侵权，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杨锦艳有违法停车行为、导致了郝侯平的死亡结果、杨锦艳主观上有错。关键在于判断杨锦艳违法停车的行为与郝侯平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首先，需要杨锦艳对薛某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查清若非杨锦艳违法停车，是否郝侯平滑行过程中就不会与之相碰撞后弹出坠地死亡；第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载明杨锦艳系违法停车。杨锦艳的职业是出租车驾驶员，在十字交叉路口违法停车，虽不一定能预见到会造成本案如此严重的事故后果，但应当预见到会对往来车辆及行人造成潜在的危险后果。本案需要查清是否为累积性的多因一果，郝侯平自身原因、薛某原因及杨锦艳的原因单独均不足以造成郝侯平的死亡结果，但是否是三方原因相叠加导致最终的损害结果。如果是三方原因相叠加造成最终的结果，杨锦艳的违法停车行为就与郝侯平的死亡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应当追加杨锦艳及其交强险保险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对薛某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质证、认证，查清杨锦艳对郝侯平的死亡有无责任及三方的责任比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1502号民事判决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2017）晋1102民初233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门 华审判员 王荣平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