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初1022号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大街****。法定代表人：程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江成，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长风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弓云龙，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杰，山西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刚，山西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后，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了（2018）晋01民初83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晋民终18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我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江成、吴凯，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杰、韩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7420696.85元，暂计至2018年7月25日的违约金4980417.1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及计算至货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2、本案的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从2012年起，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双方就存在贸易往来。在2015年10月18日，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铬矿购销合同》（编号YJ/JT20151015-1），约定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购买铬粉矿4125吨，合同金额为6762000元，付款时间为2016年4月之前。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依约向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供货，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收货，并在《货物交接单》上盖章予以确认。2015年11月10日，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铬铁购销合同》（编号YJJT20151110），约定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购买高碳铬铁4500吨，合同金额为2486万元，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发货后付清全部货款。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分两次向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高碳铬铁共计4500吨，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12月18日收货，并在《结算单》上盖章予以确认。但至今日，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仍未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结清全部货款，截至2018年7月25日仍欠付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货款27420696.85元，违约金4980417.1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的起诉状中所载明的事实与理由是根据双方所签订的两份合同主张的，原告的代理人也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在对方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按照原告诉讼请求的两份合同展开调查。原告的代理人理解这两份合同所欠的金额跟之前数十份合同形成一体是错误的，明显超出了其在起诉状中所载明的诉讼请求部分。双方之前贸易往来的事情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2、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按约已基本履行了涉案合同的付款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的对账核算，在双方签订2015年的两份涉案合同之后，依据合同的约定，我方已分7笔向原告支付货款3123万元，目前尚欠货款39.2万元，并非原告所讲的27420696.85元。3、三份《企业询征函》是双方对多年以来贸易作的结算。三份询征函我公司只确认签章了一份，而另外两份存疑。原告实际上是以该三份询征函(两份有未确认)的数额来起诉的本案。我方未确认的两份询征函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作为证据的价值。4、关于违约金，我们认为计算违约金的基础只有39.2万元，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来之计算违约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互有贸易往来，2012年10月16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双方共签订买卖合同93份，其中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作为卖方的合同54份（本案涉案两份买卖合同为其中最后两份合同），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卖方的合同39份。双方结算货款方式为不定期进行货款结算。2015年10月18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YJ/JT20151015-1的《铬矿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购买巴基斯坦铬粉矿4125吨，合同金额为676200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了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2016年4月前支付货款。合同第十条载明“如果卖买双方无正当理由不如期交货、逾期提货以及其他违约行为，违约方均按合同总金额1%/日向对方进行违约赔偿”。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依约向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供货，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收货，并在《货物交接单》上盖章予以确认。2015年11月10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YJJT20151110的《铬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购买高碳铬铁4500吨，合同金额为24860000元。合同第六条载明“交货期限在2015年11月30日前...甲方发货后，乙方付清全部货款”。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分两次向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高碳铬铁共计4500吨，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12月18日收货，并在《结算单》上盖章予以确认。2015年7月27日双方就往来进行了对账，经双方确认形成《往来账款对账函》，该函载明：截至2015年6月30日，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56951157.84元、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预付账款20000000元、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欠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收账款20147618.16元，合计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56803539.68元。2017年5月24日，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向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发出三份《企业询证函》，在编号21的《企业询证函》中，该函载明：截止至2017年4月30日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预付账款17400000元，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盖章予以确认；在编号1的《企业询证函》中，该函载明：截止至2017年4月30日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往来账款14019551.28元，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明“往来科目不符，存在与其他企业间的调账，待对账调账后予以确认”的字样，并加盖公章；在编号18的《企业询证函》中，该函载明：截止至2017年4月30日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欠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往来账款3998854.43元，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样注明“往来科目不符，存在与其他企业间的调账，待对账调账后予以确认”的字样，并加盖公章。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共分七笔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32万元。又于2017年11月16日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支付5万元。山西省冶金物资总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变更为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本院确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编号为YJ/JT20151015-1的《铬矿购销合同》、编号为YJJT20151110的《铬铁购销合同》、《往来账款对账函》、编号21、1、18的《企业询证函》、93份买卖合同、付款明细、付款凭证等。本院认为，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2015年10月18日签订的《铬矿购销合同》（编号为YJ/JT20151015-1）和在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铬铁购销合同》（编号为YJJT20151110）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称已于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共分七笔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32万元。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则主张因双方之间存在多笔贸易往来，且结算方式为不定期货款结算，被告的上述还款是偿还之前贸易往来中已到期的货款，对此，原告提供了原、被告之间签订的93份买卖合同以及相关结算凭证和往来账款对账函。因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并无约定，而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7笔货款也没有具体的明确指向，且2015年7月27日经双方确认形成《往来账款对账函》载明：截至2015年6月30日，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56803539.6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合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3132万元款项应当优先抵充已经到期的债务，另，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至2017年11月16日期间还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数次支付货款，支付款项的金额远超过本案所涉货款的数额，也可以证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与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贸易期间拖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在本案合同之外其他合同货款的事实。综上，对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偿还本案合同3123万元货款，仅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货款39.2万元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2017年5月24日给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1、1、18的三份《企业询证函》，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仅对编号为21的《企业询证函》盖章确认，对编号为1、18的《企业询证函》均认为“往来科目不符，存在与其他企业间的调账，待对账调账后予以确认”未予确认。故现有在案证据仅可证明截止至2017年4月30日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款项1740万元，结合双方当事人不定期结算货款方式以及本案两合同为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作为卖方的最后两份合同、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11月16日又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支付5万元等事实，综合认定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货款1735万元。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约定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违约金。综上所述，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货款1735万元；二、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以1735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用203806元，由被告山西焦炭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93751元，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负担1100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 二O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