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397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日发展（莆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后卓村少林北街**。 法定代表人：许德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庆德，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华，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灵悦，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春新，男，1963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立，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丹颖，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再审申请人新日发展（莆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日公司）、郑庆德因与被申请人郑春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民终1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新日公司、郑庆德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依法裁定再审本案。（一）本案借款履行期限已经延长至2026年4月30日。1.虽然本案《借条》中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但新日公司与郑春新的妻子郭雪玉之后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已经补充约定借款期限至2026年4月30日止。对此，原审法院对借款期限至2026年4月30日止的事实未予认定存在错误。《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新日公司将莆田市荔城区东园路与荔园路交叉口裙楼113、216室房屋租赁给郭雪玉，租赁面积为58Ｏ㎡，租赁期限至2026年4月30日，租金从2017年5月1日按照68元／㎡计算，并于2018年5月1日以后每年递增8%；上述期限内的租金用于抵扣新日公司和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时公司）欠郑春新的借款（抵扣的借款包括但不限于2013年6月27日威时公司向郑春新借款300万元），并于租赁到期后结算欠款金额。对此，可以认定为双方已经将本案借款期限补充约定至2026年4月30日止。但原审法院仅仅以《租赁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中只有2013年6月27日威时公司向郑春新借款300万元的借据，《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用于抵扣的借款包括本案借款将难以操作为由，对本案借款履行期限已经延长至2026年4月30日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2.郑春新与新日公司已经就借款的偿还期限、方式、利息等达成新的合意，原审判决支持郑春新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新证据黄某的证言可以知道，郑春新与新日公司达成上述租金抵扣借款的同时，还对剩余借款不再计息达成约定。这些约定，将原《借条》中新日公司的单方支付款项义务，变更为郑春新与新日公司的款项互负义务，因而发生抵销事项。待到2026年4月30日租赁结束后，再行结算。在新日公司将相关物业交给郭雪玉承租后，双方按照《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郑春新于2018年起诉至法院，尚未到2026年，其主张郑春新与新日公司逾期偿还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借款人仅为新日公司，而非新日公司和郑庆德。1.（2015）荔民初字第32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郑庆德是新日公司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具有项目决策权，其系代郑庆林行使股东权利（郑庆林是新日公司大股东，占股54.06%）。因此，郑庆德是新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在本案《借条》中签字是履行职务责任，不是作为共同借款人。而原审法院仅仅以郑庆德不是新日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其在《借条》中签字并非履行职务行为，是错误的。2.郑庆德一直是新日公司的执行董事、实际负责人，其在本案《借条》中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不是作为共同借款人。借条落款处，新日公司的公章是盖在郑庆德本人签字之上，签字与盖章重合。这种落款方式表明郑庆德系代表新日公司，符合中文书写、布局习惯。3.从郑春新提供的《声明书》、《协议书》，以及新日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可以看出，新日公司在签署文件时，均加盖了郑庆德的私章，这说明郑庆德是新日公司代表人。因此郑庆德在《借条》中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此外，《声明书》中“该款项（3583040元）以新日发展（莆田）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日向郑春新出具的《借条》中的款项对抵”以及《协议书》、《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只将新日公司列为主体且协议内容等事实均可证明是新日公司欠郑春新款项。如《协议书》中新日公司的购房人姚志铿将剩余的购房款3951801元支付给郭雪玉，《补充协议》中郑春新方同意用原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用于抵扣新日公司及以威时公司的名义所欠借款的款项。由此可见，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借款人仅是新日公司，不是新日公司和郑庆德。原审认定新日公司、郑庆德共同向郑春新出具借条是错误的。4.郑春新主张借款人是新日公司和郑庆德，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除了《借条》中有郑庆德签字之外，后续的一系列文件体现借款合意只发生在郑春新和新日公司之间，且在郑庆德已证明其只是履行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应由郑春新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原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郑庆德，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对还款金额的认定存在错误。新日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除了郑春新承认的还款，新日公司还于2013年8月20日偿还19.2万元，2013年9月22日偿还56万元，2013年10月9日偿还4106667元，2013年12月30日偿还3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4778667元。郑春新否认上述款项系归还本案借款，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1.郑春新主张2013年8月20日19.2万元、2013年9月22日16万元、2013年10月9日4106667元是偿还之前出借给新日公司、郑庆德400万元借款的本息，并提供吴某汇款给阮某400万元的汇款凭证及吴某的证人证言，来证明吴某汇给阮某的400万元就是出借给新日公司和郑庆德的款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问吴某400万元是谁的，吴某回答是亲戚的，并未证实是郭雪玉的。法官问怎么确定这413万元是郭雪玉转给她的，吴某回答问郭雪玉。吴某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新日公司和郑春新还有其他借款发生。故原审认定双方之间还有另外一笔400万元借款，未将2013年8月20日偿还19.2万元，2013年9月22日偿还56万元，2013年10月9日偿还4106667元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郑春新主张2013年12月的32万元是偿还案外另外两笔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的借款的利息，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却以新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案外其他款项已经偿还完毕，应由新日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有新的证据证明郑庆德是以新日公司实际负责人身份向郑春新借款，郑庆德不是借款人。新证据证人黄某的证言可以证实，郑庆德是新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新日公司向郑春新借款时，由郑庆德在借条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将借条交给郑春新。 郑春新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对本案借款的履行情况、还款金额以及借款人等基本事实的认定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撑，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新日公司和郑庆德的再审申请。（一）郑庆德系本案借款的借款人。1.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郑庆德就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在威时公司向郑春新借款300万元的借款借据上，郑庆德在其名字前注明“借款经办人”。本案借款借条中郑庆德未在其名字前注明经办人的身份，可以证明其在本案借款中是共同借款人。新日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郑庆德在本案借条签订之时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在新日公司中担任高管、经理等职务，也不是公司的股东。本案借款的银行回单上备注“庆德新日用”，可以直接证明本案借款人是新日公司与郑庆德。2.新日公司原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郑庆德在本案借条上的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1）新日公司、郑庆德未能提供共同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故郑春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新日公司、郑庆德提供的（2015）莆民初字第3272号民事判决书、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前述民事判决书与两份协议仅能体现新日国际产业大厦投资事项的相关投资事宜，并不代表新日公司一切事务的经办人或负责人都是郑庆德。即便郑庆德系作为郑庆林（时任新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受托人签订本案借条，郑春新作为第三人对该委托事实并不知悉，故该内部协议不能阻碍郑庆德以个人名义向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郑春新承担债务。（2）《协议书》、《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无法证明郑庆德并非本案的共同借款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之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郑春新与新日公司达成的一系列有关还款的约定，只是郑春新要求债务人之一的新日公司向其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不能证明郑庆德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二）新日公司与郑春新之间并未就本案借款达成以租金抵扣的方式还款之合意。1.《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是新日公司与郭雪玉，且协议中也并未明确提及用以抵扣的借款包括郑春新与新日公司之间的借款。2.两份协议中约定的抵扣并不是针对郑春新与新日公司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仅针对已加盖骑缝章的附件中新日公司追认的威时公司与郑春新之间的300万借款。此外，两份协议签订时本案借款早已发生，如果双方在签订协议时有达成以租金抵扣本案借款本息的合意，则完全有条件将本案借条复印件作为附件。新日公司与郑庆德在二审庭审主张，因郑春新拒绝提供本案借条的原件，故导致未将本案借条作为附件，该陈述只能证明郑春新与新日公司并未就1000万借款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与本案并无关联。3.以租金抵扣本案借款本息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附件中的300万借款的每月利息是4%，即便月息按3%计算，一年利息也有108万元。可见直至租赁期限届满，当年的年租金876008元金额尚不足以归还300万借款的利息，更不可能用于抵扣其他借款。综上，不管是从交易习惯还是合理性来说，都足以证明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并不涵盖本案借款。（三）郑春新与新日公司之间存在多笔借款，郑春新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新日公司的部分还款行为系归还其与郑春新之间的其他债务，与本案无关。1.新日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向郑春新借款400万元，月利息4%。证人吴某在一审庭审陈述其代郭雪玉支付400万元给阮某。新日公司、郑庆德主张该400万系吴某与新日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新日公司的还款记录可以证明，40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按照月利息四分支付，其利息数额已经精确到个位数与天数。其中，2013年8月20日的19.2万系归还400万借款自2013年7月15日至2013年8月19日共36天的利息，2013年9月22日支付的56万中的16万系归还400万借款自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9月19日一个月的利息，2013年10月9日支付的200万系归还400万借款的本金，2013年10月9日支付的210.6667万元系归还400万借款剩余的200万本金及自2013年9月20日至2013年10月9日共20天的利息。因此，上述款项归还的是400万元借款，而非归还本案1000万的借款。2.新日公司与威时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及2013年6月28日，共同向郭雪玉、郑春新借款500万元、300万元，利息皆为月利率4%。2013年12月30日支付的32万系归还上述两笔借款一个月的利息。另外，32万这个数值既不是1000万借款一个月的利息，对于本金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不符合民间借贷的还款习惯。且新日公司于此之后仍以月息40万的标准向郑春新履行返还本案1000万借款的利息的义务。可见，32万既不可能是归还1000万借款的利息，也不可能系归还本金，该笔还款与本案无关。（四）本案新日公司、郑庆德提供的证人黄某的证言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更不能推翻原审判决。黄某不仅是新日公司及其关联的公司的股东、高管，甚至担任过法定代表人，与新日公司、郑庆德存在利益关系，其所作有利于新日公司、郑庆德的陈述或证言不能采信。 本院审查期间，新日公司、郑庆德提交新证据黄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黄某在说明中称，2013年2月20日新日财富广场楼盘开业庆典时其向郑春新介绍郑庆德为新日公司的执行董事、实际负责人，其了解郑庆德系作为新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在本案1000万元的借条上签字的情况，新日公司与郑春新曾协商一致用新日公司房屋租金抵偿新日公司、威时公司向郑春新所借款项的本金。本院询问中，黄某出庭作证，称上述情况说明系其本人所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借条签订时其并不在场。黄某另称，其为新日公司和威时公司的股东，两公司的财务偶有互任或兼任的情况，并称其不知道500万元的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但在三四年前郭雪玉曾就该笔借款找其让其与公司协商还款事宜。 郑春新质证称，黄某作为新日公司和威时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应不予采信，但其陈述威时公司与新日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以及确认郭雪玉有向其催讨500万的事实，接近客观事实。 郑春新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1.2013年4月25日500万元的借款借条，该借条载明：“兹于2013年4月25日起向郭雪玉女士暂借人民币伍佰万元，月息4%，每月结息一次借款单位：新日发展有限公司经办人：郑庆德担保人：黄某2013年4月25日”；证据2.2013年4月25日威时公司向郑春新借款500万元的借款借据复印件。郑春新主张证据1、证据2以及其原审郭雪玉银行流水共同证明郑春新、郭雪玉与新日公司之间还存在一笔500万元的借款，该款项已转账支付至新日公司和郑庆德指定的许文洪账户。新日公司、郑庆德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新日公司并未收到借款，借款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 对于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本院将在分析和认定部分予以说明。 本院审查查明，2016年5月1日新日公司与郭雪玉签订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一份，两份协议共同约定以郭雪玉向新日公司承租房屋的租金抵扣新日公司、威时公司所借款项，租赁期限至2026年4月30日止，租金抵销金额以实际租赁期限计算，协议所指借款包括但不限于附件所示的借据。补充协议后附有2013年6月28日威时公司向郑春新出具的300万元借款借据，月利息约定为4%，郑庆德在空白处签字注明“借款经办人：郑庆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借款的借款期限是否延长至2026年4月30日；（二）郑庆德是否是本案共同借款人；（三）新日公司的还款情况。 本案借款的借款期限是否延长至2026年4月30日。新日公司、郑庆德提交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系郭雪玉与新日公司签订，协议虽然约定以租金抵偿的借款不限于附件所示的借据，但是具体指向新日公司所借的哪笔款项并未明确。新日公司、郑庆德主张上述协议中的借据应包括本案借款但未举证证明，且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实际已有用租金抵偿本案的债务、每月是如何抵偿以及抵偿多少金额。此外，从郑春新提交的新证据来看，郭雪玉与新日公司另有签订一张500万元的借条。因此，新日公司与郑春新主张本案的借款合同期限已延长至2026年4月30日不能成立。 郑庆德是否是本案共同借款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和郑春新提供的新证据，在2013年6月28日威时公司借款300万元、2013年4月25日新日公司借款500万元的两份借据上，郑庆德均在其签名前注明“借款经办人”、“经办人”。郑庆德在本案借款借条中并未注明其是经办人，故郑庆德主张其为本案借款的经办人，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郑庆德为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郑庆德是否是新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与其是否为共同借款人没有必然关联。黄某与新日公司及郑庆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亦缺乏其他证相佐证，故凭其证言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 新日公司的还款情况。新日公司、郑庆德主张新日公司财务人员阮某支付的4106667元也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郑春新则主张上述款项系基于其他借款关系而产生，并于原审中提交证据证明其通过吴某向阮某转账支付400万元。郑春新主张4106667元中的2013年8月20日的19.2万、2013年9月22日的16万以及2013年10月9日的410666元是偿还400万的借款本息，上述款项与400万元按照月息四分计算应支付的本息相一致，原判对郑春新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至于另外的32万，从新日公司的还款情况看，在其支付32万元前后新日公司均按照每月40万的金额向郑春新方支付款项，该金额与新日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按月息4分计息相吻合。新日公司未能对为何每月按40万元向郑春新支付款项作出合理说明，故原判认定40万元为每月利息并无不当。因新日公司支付32万后就本案1000万元借款仍按月息40万元支付利息，故原判认定32万元不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亦无不当。 综上，新日公司、郑庆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新日发展（莆田）有限公司、郑庆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念保源 审 判 员 高 晓 审 判 员 胡伟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伊茗 书 记 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