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琼9021行赔初2号 原告：海南旭日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钟诚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云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泊，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强，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住所地：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鹏，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乾明，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二队副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海南英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南旭日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8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7日立案后，于同月11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海南旭日广告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泊、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吴乾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海南旭日广告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申请鉴定，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鉴定意见。因本案以（2018）行初18号行政判决的上诉结果为依据，依法中止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海南旭日广告有限公司诉称，2011年4月29日被告向原告颁发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证。登记证号分别为：定城监字【2011】049号登记的内容为被告允许原告在位于东线高速定安区域高速公路用地20米外设立单立柱广告牌三块，面积720平方米，规格为宽20米*高6米*2面*3块。有效期从2011年4月12日至2023年4月12日，后原告于2011年6月25日向被告申报单立柱广告牌三块，被告做出意见同意原告设立广告牌，次年的11月7日被告又向原告颁发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登记证号：定城监字【2012】**。登记证记载被告允许原告在东线高速定安区域，设置2块单立柱广告牌，单立柱广告牌的规格为：宽18米*高6米*2面*2块。面积为432平方米，被告允许原告设置的单立柱广告牌的有限期是2012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后原告依据被告颁发的定城监字【2012】048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向被告申报2块单立柱广告牌的设立，被告也作出了同意设立的意见，原告依据被告的行政许可，分别设立5块单立柱广告牌，其位置：东线高速公路：25k+400m、36k+440M海口至三亚右幅一块、34k海口往三亚左幅一块、k35+200米海口往三亚右幅一块。2018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下发的《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限期自行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通知》要求原告自行拆除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30米外的5块广告牌，逾期拆除的，强制拆除。后分别于2018年3月13日至19日，在未向原告发出任何行政强制决定书及代履行的情况下，直接将原告的5块广告牌进行拆除，原告认为，被告拆除原告的五块广告牌的程序违法。有违信赖保护原则，且未按照法定程序向原告下发行政决定书，告知原告可以诉讼或复议的权利，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的行为应当被确认为违法。原告制作5块广告牌经鉴定造价为865872元，可得利益损失为2007475元。自拆除之日已经按照许可证期限对定城监证【2011】049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使用了6.9年，剩余未使用的期限为5.1年，对定城监证【2012】048号定安县户外涉职务管理登记证已经使用了5.25年，剩余未使用的期限为6.75年。在5块广告牌未拆除之前，原告每个户外广告牌的可得年利润为15万元，因广告牌被拆除，原告和客户签订的为期三年的户外广告合同未能按照合同履行，导致原告损失300万元。被告将原告的五块广告牌进行拆除后，原告多次和被告沟通协商赔偿，但是被告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据此，由于被告违法拆除原告的户外广告设施，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广告牌的造价损失为865872元。2.被告向原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为2007475元。3.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广告牌拆除导致原告无法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30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定城监证【2011】049号，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发放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证，许可原告设置高立柱广告牌3块，期限为从2011年4月12日至2023年4月12日。证据2、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登记证：定城监证【2012】048号，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发放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证，许可原告设置高立柱广告牌2块，许可期限为从2012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证据3、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限期自行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通知，拟证明被告向原告下达拆除原告5块广告牌的通知。证据4、照片，拟证明被告组织人员将原告的5块广告牌进行强制拆除。证据5、申报表，拟证明原告经被告许可设置5块广告牌。证据6、户外广告合同（K25+300M右幅)，拟证明原告与海南新华凯特建材有限公司签订户外广告合同，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为三年，广告款为480000元，因被告将原告位于K35+300M广告牌进行拆除进而导致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发布户外广告，客户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原告损失480000元。证据7、户外广告发布合同（K35+200m），拟证明原告同东莞市贝特门窗有限公司签订为期2年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双方约定广告费为32万元，由于被告将原告位于K35+200M右幅广告牌进行拆除，导致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发布户外广告，客户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320000元，原告损失320000元。证据8、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K34），拟证明原告同广东季华铝业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广告费为130000元，因广告牌被拆除客户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原告损失130000元。证据9、单立柱广告牌租赁并发布广告合同（K36)，拟证明原告与丽湖半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双方约定广告费为174905.66元，因位于K36处的广告牌被被告拆除，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发布户外广告，客户拒绝向原告支付广告费。证据10、立柱广告牌合作协议（K25左幅），拟证明原告同海南海岸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合同协议，双方约定每年租金为160000元，因位于K25的左幅广告牌被拆除，导致双方未能继续合同，原告损失三年租金48万元。证据11、收据（2012年5月22日）、合作协议书、补偿协议、收据（2012年6月14日），拟证明原告在位于K25公里3公里处租用农民的土地设立广告牌并且已经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证据12、土地租赁协议书（叶育全）、收据（叶育全）、身份证复印件（叶育全）、叶秀桂补偿协议、叶秀立补偿协议、收据2份（叶秀立、叶秀贵），拟证明原告因设立广告牌的需要在位于K35+200处租地十五年，为此支出租金5000元；原告因设立广告牌向需要砍伐树木，因而向农民补偿5000元。证据13、土地租赁协议书（k34）、收据、身份证复印件（陈仁弟）、补偿协议2份（叶风、吴传胜）拟证明原告因在K34处设立广告牌需要租赁陈仁弟的土地约定每年租金为1800元，总共租赁15年，每五年支付租金一次，原告已经向陈仁弟支付了租金9000元，因广告牌被拆除，原告损失90000元。证据14、土地租赁协议书、会议纪要、收据三份（2011年9月1日、2016年9月18日），拟证明原告因在位于36km+处设立广告牌需要租地双方约定每年租金为1800元，每五年支付一次，原告已经向龙湖镇大春村支付了5年的租金。证据15、（2019）琼9021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注销原告的《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的行政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证据16、鉴定费发票，拟证明原告支出的鉴定费39733元。证据17、通知，拟证明被告自行撤销了《限期拆除广告牌的通知》，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拆除广告牌。证据18、鉴定报告，拟证明广告牌的造价损失为865872元，可得利益损失为2007475元。 经被告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一，有效期2011年4月12日-2023年4月12日。在有效期的起始期原告未向被告申请办理许可证，不符合常理。第二，该有效期与双方签订的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约定的期限也不一致。因此该许可证记载的内容应当以被告方提供许可证内容为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许可证其没有按时缴纳占道费已经被注销，因此不具备有效性。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6-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被告无法判断合同主体及内容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参与。即使原告有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被告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无法判断合同主体及内容的真实性。原告仅仅提供出租人的收据，未提供转账记录。出租人是否收取到租金无法确定。对证据15、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撤销通知不能够证明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拆除广告牌，被告发出此份通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限期拆除通知文字表述部分内容不妥当。因此才发出该撤销通知，但是原告对限期拆除广告牌的内容知晓。对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鉴定报告对于成本的鉴定依据的是原告单方提供的造价表，没有客观性。可得利益的损失也是根据原告单方提供的合同，不具客观性。在前期质证时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鉴定结论是不具有参考性的。鉴定结论在最后的鉴定人提供的证件，前两位鉴定人的身份，鉴定证中未注明注册有效期，对该两个鉴定人是否具有资格出具鉴定报告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28条的规定，评估报告应当由两个以上的有鉴定资质的评估人承办该份业务的评估师签名并且加盖公章，若前两位鉴定人鉴定资质有问题就不符合该条的规定。 被告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辩称，一、被告的拆除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合法，且程序合法，也未超越职权范围，不构成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的侵犯，故不承担行政赔偿的责任。原告未按《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约定的时间缴纳营业占道费，导致该《合同》自行终止，原告于该日之后都无权按许可证内容设置广告牌，也无权因此获取任何收益。若获利，均为非法利益。而行政赔偿是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引起，只有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存在行政侵权行为时，才能构成行政赔偿，如果侵犯的不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剥夺的是相对人的非法利益，则不能构成行政赔偿。本案中，被告拆除的是原告违法设置的广告牌，剥夺的是其的非法利益，非其的合法权益，该赔偿主张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故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拆除广告牌的造价，亦无法确定实际损失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原告无法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其赔偿主张也无法得到支持。此外，被告在实施拆除前，也通知了原告，原告也派工作人员到拆除现场。拆除结束后，其工作人员取走了部分被拆除的材料，剩余材料也存放在一处固定地点，原告可随时取回，也就是说被告的拆除行为并未造成原告的实际损害，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其广告牌造价损失865872元。三、原告主张赔偿其可得利益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2007475元及其他损失300万元。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实际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定安县综合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定府办[2017]124），拟证明被告依职权负责辖区内户外广告实施设置的管理和审批工作，并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为享有处罚权。2、申请表（一），拟证明原告于2011年6月25日申请办理在定安境内东线高速公路25k+300m左右两侧各设置一块广告牌；36k+440m（海口至三亚）右幅设置一块。3、《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一），拟证明被告批准原告申请后，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6月29日签订了《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合同约定每年的12月15日支付次年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用，超过15个工作日不缴纳费用，该合同自行终止。4、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三张）（No.0320969487/No.041976836X/No.0468226049），拟证明原告仅支付了2012年、2015年、2017年全年的营业占道费。一直拖欠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的营业占道费未付，2017年12月30日之前也没有支付2018年全年的营业占道费。5、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证号为：定城监证[2011]049），拟证明被告依原告申请向原告发放登记证书。6、申请表（二），拟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18日申请办理在定安境内东线高速公路34k海口往三亚方向左幅置一块广告牌；35k+200m（海口至三亚）右幅设置一块。7、《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二），拟证明被告批准原告申请后，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了《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合同约定每年的6月15日支付次年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用，超过15个工作日不缴纳费用，该合同自行终止。8、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三张）（No.037676160X/No.0419768378/No.0468226030），拟证明原告仅支付了2013年、2015年、2017年全年的营业占道费。一直拖欠2014年和2016年两年的营业占道费未付，2017年6月30日之前也没有支付2018年全年的营业占道费。9、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证号为：定城监证[2012]048），拟证明被告依原告申请向原告发放登记证书。10、电话通知记录，11、东线高速公路两侧高杆广告整治协调会签到表（2018年3月2日），12、关于拆除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议纪要（定综执纪[2018]5号）（2018年3月2日），三份拟证据共同证明：1、2018年3月2日通知原告参加关于拆除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的工作会议；2、被告通知原告限期三天自行拆除相关广告牌；3、被告听取原告等企业意见。13、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限期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议的通知，14、关于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拆除协调会签到表（2018年3月8日），二份证据共同证明2018年3月8日，被告再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听取企业意见。15、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解除合同的告知函（定综执函[2018]51号），16、送达回证（定综执函[2018]51号），17、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解除合同的告知函（定综执函[2018]52号），18、送达回证（定综执函[2018]52号），四份拟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8日注销原告设置的五块户外广告牌设置许可证，并书面告知原告。 经原告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定安县综合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的主要职责内容并未规定被告具有对违规设置广告牌的行政处罚权，只具有对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和审批工作。另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能设定行政处罚权的为法律、法规，规章，而被告提交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系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属于办公室文件并不能够设定行政处罚权。即使被告具有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但也并不能够证明被告具有强制执行权，直接拆除广告牌的权利。因而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对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没有异议，认为征收营业占道费行为违法，无法律依据。对证据3、7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合同，明显与法律规定的行政合同是基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因而该份合同形式上不合法。其次，从内容上看，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以行政管理为目标，而是被告乱收费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程序上也不合法。既然被告出示的合同不合法，那么也达不到被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4、8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没有异议，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占道费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许可证有矛盾，应当以向原告发放的许可证为准。因为即使该份证据为真，但是没有向原告出示，不对原告产生效力。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10电话通知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的证据，且没有通话清单予以核实，因而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11、12、13、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3有异议，被告召开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听取原告等企业的意见，而是以命令的形式要求原告拆除广告牌。对证据15、16、17、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没有向原告送达，达不到注销原告许可证的后果，注销是行政行为，不应当以民事函的形式进行解除。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认证。对证据1、2、3、4、5、15、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确认。证据1有原件予以核对，虽然该份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5在颁发时间上存在不一致，但是因该证据系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行政机关）向原告（行政相对人）颁发的许可证，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本院采纳该份证据。对证据6-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可。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7日作出通知。证据18鉴定报告，被告对鉴定结论及鉴定人员的身份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可。 二、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认证。对证据1-4、6-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确认。证据1并未设定行政处罚权，而是规定由被告行使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证据3、7属于原告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证据5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不一致，认证理由如前所述，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0-12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参加会议，且原告到会的事实。证据10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原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院采纳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13、14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参加会议，且原告到会的事实。证据15-18可以证明被告将告知函送达给原告，原告拒签的情况下，有被告的两名工作人员签名见证。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5日，原告向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申请在高速公路（25km+300m左右两侧各设立一块、36km+440m（海口至三亚）右幅设立一块）共设置3块广告牌。经批准后，原告（乙方）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甲方）于2011年6月29日签订了《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收费，甲方收取乙方营业占道（户外广告）三块广告牌每年共计人民币26280元，合同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2年1月25日前缴交当年费用，然后每年12月15日前支付次年费用，超过15个工作日不缴纳费用，本合同自行终止。2011年4月29日，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向原告颁发定城监证[2011]049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内容为准予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3块，有效期为2011年4月12日至2023年4月12日。原告分别于2011年7月28日、2014年12月10日、2016年5月27日缴纳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各26280元。 2012年10月18日，原告向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申报设置广告牌，设置户外广告内容为：东线高速公路k34海口往三亚左幅设立一块、东线高速公路k35+200米海口往三亚右幅设立一块，设置时间为2012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2012年11月7日，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颁发定城监证[2012]48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内容为准予原告在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设置单立柱广告2块，有效期为2012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2012年11月10日，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从2013年6月1日开始收费，甲方收取乙方户外广告管理费贰块广告牌每年共计人民币15768元，合同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3年6月25日前缴交当年费用，然后每年6月15日前支付次年费用，超过15个工作日不缴纳费用，本合同自行终止。原告分别于2013年1月4日、2014年12月10日、2016年5月27日缴纳户外广告管理费各15768元。 2018年3月2日，被告组织召开关于拆除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并制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各企业代表就关于拆除高速路两旁广告牌提出意见；被告执法二队王锦绣教导员就拆除广告牌相关情况进行汇报，指出各广告公司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行政复议，维护其合法权益等。2018年3月7日，被告作出《关于限期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参加次日召开的限期拆除东线高速公路（定安区域）两侧户外广告牌工作协调会议，原告派员参会。 2018年3月8日，被告作出定综执函[2018]51号/52号《关于解除合同的告知函》，内容分别为：原告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于2011年6月29日/2012年11月10日签订了《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在海南东线高速路定安区域设置3块/2块钢结构单立柱双面广告牌，使用期限15年（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0日止/2013年6月1日起至2028年6月1日止），在合同期内每年支付一次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用/户外广告管理费用，每年12月15日/6月15日前支付费用，超过15个工作日不缴纳费用，本合同自行终止。原告2017年未按时缴交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用/户外广告管理费用，违反了《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的约定，构成根本性违约。现通知原告自即日起解除《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并注销相应的《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定城监证[2011]049号/[2012]048号），原告应在三日内交清所欠营业占道（户外广告）费用/户外广告管理费用并自行拆除所立广告牌，逾期被告将组织人力拆除，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将该《告知函》送达给原告，原告拒绝签收，也未对所设立的广告牌进行拆除。 2018年3月13日至19日间，被告组织人员拆除原告所设立广告牌。原告于2018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违法，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琼9021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违法。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琼96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上述定安县人民法院的判决。 原告于2019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注销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的行政行为，本院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2019）琼9021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以原告逾期缴纳营业占道费导致《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自行终止，因许可建设的广告牌已被拆除，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确认被告注销原告定城监【2012】048、049号《定安县户外设置物管理登记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现已生效。 原告于2019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作出定综执函[2018]51号、52号《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解除合同的告知函》的具体行政行为，继续履行与原告于2011年6月29日签订的《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本院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2019）琼9021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另查明，原定安县城市管理局变更为定安县环境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员会。2017年11月15日，根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撤销定安县环境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员会，设立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主管全县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主要职权包括负责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和审批工作，行使工商部门对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主张的造价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无法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总则”部分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及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二是他们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本案中，原告未按照《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的约定按时缴纳户外广告管理费，构成根本违约，被告解除与原告签订的《户外广告设置合同书》，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限期原告自行拆除广告牌，原告未自行拆除。该广告牌已不是原告的合法权益，尽管被告强制拆除原告5块广告牌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但强制拆除的后果系原告自己的行为致使，故原告无权就此要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海南旭日广告有限公司的行政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敏静 审 判 员  罗静怡 人民陪审员  王 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雯睿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