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初869号原告（案外人）：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大关村**。法定代表人：姜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明鑫，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静，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陶应学，男，1955年2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歆，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馨，贵州慧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鑫悦公司）：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息烽县养龙司乡蚂蟥村。法定代表人：吴**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太平，男。原告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达公司）与被告陶应学、第三人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悦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明鑫、廖静、被告陶应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歆、杨馨以及鑫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太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立即停止对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川煤矿采矿权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二、确认原告益达公司具有对金川煤矿的采矿权；三、请求被告陶应学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黔01执62号执行案中，鑫悦公司与被告陶应学因股权转让纠纷被强制执行。鑫悦公司应付陶应学转让款46549960元。在该案诉讼、执行过程中，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与鑫悦公司关联的鑫悦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的采矿权，现正在以拍卖、变卖的方式强制执行。但是金川煤矿的实际所有权属于原告益达公司，系执行标的错误。一、益达公司是金川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及投资人。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仅仅是挂靠关系，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除名称外并无关联。2011年6月17日，原告益达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金川煤矿以460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益达公司，包括煤矿所有的固定资产、采矿权、经营权，双方还对转让价款、支付时间及条件、权利义务及违约条款等进行了约定。在合同履行完毕后，益达公司成为了金川煤矿的实际投资人及所有人。2013年，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能源局等部门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兼并重组）采矿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兼煤［2013］866号），该合同系双方为响应上述文件精神所签，双方实际为挂靠关系，金川煤矿的实际投资人及控制人仍然是益达矿业公司。二、2013年12月20日，金川煤矿及姜海（金川煤矿实际投资人）与鑫悦公司签订《关于转让金川煤矿整体产权合同书的另行约定协议》，协议已明确：本次整体产权转让是遵循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相关要求进行的，《整体产权转让合同书》仅为乙方继续取得煤矿经营资格之挂靠便利而签署，双方无需实际履行，即乙方（本案金川煤矿）享有整体产权的100%权益和煤矿之采矿权；甲方（本案鑫悦公司鑫悦公司）无需实际支付整体产权转让款，甲方形式上取得整体产权，实际属于乙方所有。整体产权的承载主体（分公司或子公司）仍由乙方享有，甲方形式上取得该承载主体的所有权。双方对整体产权的代持关系、权利义务、承载主体经营管理、协议生效、解除、终止、相关费用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关于代持的事宜，双方签订的《欠条》明确了鑫悦公司代持金川煤矿的整体股权1.6亿元。在代持股权期间，如鑫悦公司未经原告益达矿业公司实际投资人姜海同意，将代持的金川煤矿股权用作银行抵押贷款、变卖处置等情形，鑫悦公司按照1.6亿元支付给益达矿业公司。2017年4月14日，鑫悦公司鑫悦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姜海实际控制的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三都县恒丰腰月煤矿退出鑫悦公司主体，退出前姜海必须就浦发银行贷款，挂靠期间管理费、涉诉等相关问题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协议后才能协助原告办理退出等相关手续。现原告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上述要求，应视为挂靠关系已解除，被告陶应学请求执行的金川煤矿系原告的合法财产，与鑫悦公司无任何联系。综上所述，原告对金川煤矿享有合法权利，并且足以排除被告对该财产的执行。原告提出执行异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黔01执异第36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申请。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陶应学答辩称，一、鑫悦公司通过资产兼并重组取得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财产所有权及采矿权，并依法办理了相应的采矿许可证。以上事实有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及贵州省能源局依据鑫悦公司及原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提供的相关协议、各类审批文件、《采矿许可证》等法定凭证为据。且本次执行标的系经法定机关审核颁发有《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200002012021120123039，采矿权人明确登记为“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且鑫悦公司对以上财产权益取得时间不仅在陶应学对本案申请执行前，而且是在陶应学与鑫悦公司诉讼纠纷开始前就已取得，至今没有变动。故以上执行标的财产权益无可争议，执行法院对上述执行标的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有效。二、原告以其作为执行标的权利人提出执行异议，其提供的《关于转让金川煤矿整体产权合同书的另行约定协议》、《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缴纳挂靠管理费凭证及《退出兼并重组主体协议》等材料均不能证明原告系执行标的权利人。首先，原告提供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于原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被鑫悦公司通过资产兼并重组（收购）的事实有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的审批文书确认，其“另行约定”内容与经相关当事人确认提交资料内容相矛盾，真实性无法确定；其次，原告提供的《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缴纳挂靠管理费凭证”均系鑫悦公司提供的单方凭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相关“缴费凭证”大多发生在答辩人对本案提起诉讼之后，也没有双方就管理费达成的协议确定支付标准，也没有提供“兼并后至今”的连续缴纳凭据，“缴费主体”并非都为原告，故以上凭证涉嫌故意虚假编制；再次，原告提供的《退出兼并重组主体协议》形成时间为2018年9月7日，是在答辩人对本案申请执行以后，且没有报原“兼并重组”行政机关审批，涉嫌与鑫悦公司串通恶意逃避执行而为之。三、原告所称与鑫悦公司之间的“挂靠管理”行为只能认定为鑫悦公司对其企业经营管理的“内部承包经营行为”，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影响本案执行法院对执行标的物所采取的执行措施。首先，本案执行标的依法登记于鑫悦公司名下事实明确，持续时间跨越本案诉讼及执行全过程，至今未发生任何登记变动；其次，鑫悦公司企业所属矿山众多，采取“承包管理”方式经营系其内部行为，对外不产生相关权属转移和变更的法律事实，不能成为原告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再次，本案执行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就对原告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物采取了“查封冻结”措施，于2018年9月5日委托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执行标的物进行评估，相关评估人员及被告代理人也亲自前往执行标的物所在地进行实地查勘。但在此过程中，原告均未以其作为“权利人”提出任何异议。原告以执行标的物“权利人”提出异议之诉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四、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先是原告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提起异议，随后又以益达公司名义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异议，其主要异议理由均称双方系“挂靠关系”。且原告在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以后，还向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对鑫悦公司提起解除合同诉讼，同时据此向贵院申请对本案予以中止审理。原告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动机完全在于不当拖延和帮助鑫悦公司逃避案件执行，系帮助鑫悦公司抗拒执行的违法行为，贵院所作出的驳回执行异议之裁定合法有据，原告再次以同样理由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也应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鑫悦公司述称，原告投资人姜海投资的金川煤矿确实与鑫悦公司属于挂靠关系，鑫悦公司股东会出具的股东会协议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实际投资人与金川煤矿实际投资人姜海就是金川煤矿实际投资人、控制人。根据双方签订的另行约定，姜海按照每吨10元钱向第三人缴纳管理费也是真实情况。综上，原告的实际投资人姜海确实是金川煤矿的实际投资人、控制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益达公司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姜海身份证、益达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姜海身份证明、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工商营业执照。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被告陶应学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仅系益达公司，而不是金川煤矿，金川煤矿并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三性无异议。原代：第二组证据：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1、2011年6月17日，益达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合同，金川煤矿将其所有的固定资产、采矿权、经营权等一次性作价4600万元转让给益达公司。2、2011年至2014年期间，益达公司通过银行将4290万元收购款打到金川煤矿账户或股东朱世国账户。被告陶应学质证称，对协议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转让价款明显过低，打款凭据不能证明益达公司履行协议，且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和采矿权变更登记，原告主张与事实相矛盾，不能证明原告为金川煤矿的实际权利人。对凭证真实性有异议，该转账并非煤矿转让款而是购煤款。且原告向朱世国个人付款无依据。据此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三组：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兼并重组）采矿权转让合同、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与金川煤矿关于转让金川煤矿整体产权合同书的另行约定协议、欠条。拟证明：1、2013年12月9日，根据相关文件精神，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签订了《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兼并重组）采矿权转让合同》。2、2013年12月20日，鑫悦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另行约定双方挂靠关系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被告陶应学质证称，《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兼并重组）采矿权转让合同》的三性予以认可，金川煤矿资产及采矿权均属鑫悦公司所有；对另行约定的内容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认可，采矿权属于国家管理的特许经营行业，不能采取挂靠方式进行开采。对欠条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欠条形式和内容不相符。金川煤矿和鑫悦煤矿之间约定的价格和备案不同，补充协议缺乏协议的要点。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另行约定协议实际上是第三人和姜海签订的，根据政策不允许单个煤矿存在，要加入鑫悦公司才能继续生存下去，金川煤矿实际投资人姜海签订协议目的是挂靠在金川煤矿名下使得煤矿得以继续生存。第四组：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银行凭证、收据。拟证明：2017年4月14日，广西铁投冠信贸易有限公司、广西金伍岳能源有限公司、广西奥特朗能源有限公司一致同意姜海实际控制的金川煤矿、腰月煤矿退出鑫悦公司主体。2018年8月22日，会议就金川煤矿拖欠鑫悦公司管理费及垫付贷款资金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2014年至2019年益达公司交金川煤矿管理费5740419.13元到鑫悦公司。2018年8月24日，谢仁林交160万元的管理费到鑫悦公司。金川煤矿已经按照会议纪要的要求全部支付了相关管理费及贷款。被告陶应学质证称，2017年4月被告陶应学与鑫悦公司之间的矿权转让纠纷已经产生，股东会决议涉嫌为故意逃避债务所为，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银行凭证及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相关“交费主体”混乱（益达公司不是采矿主体、谢仁林更与相关主体无关），而其所提交的2014年2015、2017、2018年所交管理费分别为100万元（另外收据30万元）、20万元、150万元、160万元（另外收据10万元），其总额远远超过协议所称的管理费300万元，大量费用属于“补交”，且处于案件依法执行期间。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五组：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告陶应学及第三人鑫悦公司均表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六组:证明，拟证明2019年10月15日金沙县煤炭管理局出具证明，证实2011年至今金川煤矿是由姜海在实际经营和管理。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陶应学表示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第七组：付款凭证，拟证明2015年至2017年1月期间，金川煤矿的工人工资、工程款、工伤保险费均由益达公司代为支付。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金川煤矿属于益达矿业实际投资人姜海所有，姜海一直经营管理金川煤矿。金川煤矿之所以挂靠在鑫悦公司名下，是由于相关政策要求。被告陶应学表示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被告陶应学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被告身份证；拟证明被告陶应学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二组：随货同行单；拟证明：金川煤矿与益达公司属于不同的诉讼主体；双方作为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易，原告诉称双方实际为“金川煤矿”同一权利人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益达公司质证称，对凭证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据不能否定原告的采矿权。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民事诉状、中止审理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为配合鑫悦公司逃避执行，串通提起“解除合同”之诉，并以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方式拖延执行；原告与被告鑫悦公司之间就执行标的“金川煤矿”达成的相关协议均不具有真实性，特别是权利主体混乱，该煤矿转让协议中还出现了不相关的主体之一“刘小波”。原告质证认为，对民事诉状、中止审理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享有涉案煤矿100%的权益。息烽法院在调解书中确认了益达公司的权益。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三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与原告实际投资人姜海所达成的相关协议都是真实的。第四组：谢仁林及原告向鑫悦公司付款时的部分收据、银行回单；拟证明：被告鑫悦公司与原告恶意串通逃避执行，对收到的款项不直接进入鑫悦公司银行账户，收到款以后也不向执行申请人履行执行案款和向执行法院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原告表示不予质证，不应作为被告证据。第三人鑫悦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关联性不认可。第五组：（2016）黔01民初12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01执62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证明本案执行依据。原告、第三人均表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庭审举证及本院核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陶应学诉鑫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6）黔01民初12号民事判决，判令鑫悦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陶应学转让款46549960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陶应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发出（2017）黔01执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鑫悦公司名下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的采矿权（采矿许可证为：C5200002012021120123039）。本院拟对该煤矿采矿权进行司法处置。益达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黔01执异36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益达公司的异议请求。并于2019年5月24日将执行裁定书送达给益达公司，益达公司于2019年6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2011年6月17日，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作为甲方与乙方益达公司签订《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约定将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转让给益达公司，转让价款为4600万元。并约定协议签订后六日内分两次支付定金1000万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1500万元；自金川煤矿移交之日起自2011年10月30日前，支付1500万元；余款600万元在2012年1月31日前付清。该协议落款处有朱世国、刘小波、蒋友国在甲方处签字，姜海在乙方处签字。2011年6月20日至2014年1月期间，益达公司向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账户或朱世国个人账户转账共计4109万元；何世群、姜海分别向朱世国账户转账100万元、742000元；另朱世国出具收条确认收到11万元益达公司购矿款，但银行付款凭证并未显示11万元转入金川煤矿或朱世国账户。2013年12月9日刘小波代表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将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转让给鑫悦公司，转让金额为700万元。该《采矿权转让合同》于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签订。2013年12月20日，鑫悦公司与金川煤矿签订一份《关于转让金川煤矿整体产权合同书的另行约定协议》明确：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期签订的《金川煤矿整体产权转让合同书》仅为金川煤矿继续取得煤矿经营资格之挂靠便利而签署，双方无需实际履行，甲方鑫悦公司无需支付转让款，煤矿产权属于金川煤矿所有。并约定金川煤矿向鑫悦公司支付管理保证金300万元，在协议终止时退还，金川煤矿需每年向鑫悦公司支付综合管理费按煤矿涉及生产能力每吨10元计算。原告益达公司主张其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向鑫悦公司支付了金川煤矿的管理费5740419.13元。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中，2015年2月17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转账支付3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煤矿付管理费”，鑫悦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益达公司交来金川煤矿2014年度的管理费30万元；2015年4月1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账户转账2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煤矿付管理费”。2018年2月5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息烽县石硐乡星宇煤矿转账1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付鑫悦管理费”。2019年7月3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鑫悦公司息烽县养龙司乡利发煤矿转账20万元，并备注“代金川煤矿付管理费”。除上述四笔款项共计80万元以外，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并未显示由原告账户支付款项。2015年至2017年期间，益达公司向赵渊露、冷元琴等个人账户付款，银行转账凭证备注“代金川煤矿款”；2017年1月24日，益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金沙县社会保险事业局转账337500元，备注“代金川补缴工商保险”。2019年10月15日金沙县煤炭管理局出具《证明》，载明：从2011年至今姜海是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一直负责金川煤矿的管理和经营。本院认为，原告益达公司主张其为金川煤矿的实际投资人，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仅是挂靠关系，据此主张原告享有排除金川煤矿采矿权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依据2011年6月17日其与金川煤签订的《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主张其为金川煤矿的实际权利人。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与金川煤矿签订《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后，并未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矿权的变更手续。在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政策出台后，由金川煤矿的原权利人刘小波代表金沙县化觉乡金川煤矿与鑫悦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将金川煤矿的采矿权转让给鑫悦公司。可见，虽然原告与金川煤矿签订了《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但采矿权一直未变更至原告名下。采矿权的取得需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登记，2013年金川煤矿兼并重组变更登记到第三人鑫悦公司名下，鑫悦公司已依法取得金川煤矿的采矿权。而原告益达公司未经行政审批及登记，并未取得金川煤矿的采矿权，其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具有金川煤矿采矿权，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金川煤矿兼并重组入鑫悦公司名下后，原告与鑫悦公司通过签订《关于转让金川煤矿整体产权合同书的另行约定协议》对该煤矿进行的内部权利义务约定，并不能改变经法定程序审批登记的采矿权归属。同时，根据物权公示公信的原则，原告与鑫悦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亦不能对抗鑫悦公司外部债权人合法债权。本院在执行案件中查封作为被执行人的鑫悦公司名下采矿权具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原告请求解除查封并停止对该采矿权的强制执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贵州益达矿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唐玉平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李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