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72民初1352号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2259683。代表人：何飚，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龙杰，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立佳，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用代码：913100001322217451。法定代表人：王海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智勇，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佩，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贸西路**环海国际商务大厦**码：91460000708874803N。法定代表人：朱建东，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智勇，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佩，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海南公司）诉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公司）、被告海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3日起诉至本院。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5日、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太保海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龙杰、林立佳，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智勇、朱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连带向原告太保海南公司赔偿保险赔款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95847.88元及利息（从2019年1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现暂计利息5443元）；二、判令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海南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红叶公司）与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之间签订《仓储管理运输合同》约定，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由两被告负责金红叶公司的货物运输及仓储事宜。2018年8月份，被告中远公司出具运单，承运金红叶公司的纸品从海南洋浦港运往天津新港。货物到港后在码头堆场存放期间发现水湿损坏，涉及15个集装箱。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是涉案货物保险人，货物完好价值为713476.76元（119.695吨，单价7960.79元/吨）。在扣除免赔500元之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向金红叶公司两次赔付356488.38元，合计712976.76元，扣除货物残值517128.88元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实际损失195847.88元，在该损失范围内取得代为求偿权。根据涉案合同约定，两被告应对承运货物期间的损失向金红叶公司赔偿。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取得保险代为求偿权后提起诉讼。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辩称：一、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未充分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发生水湿损坏；二、即便集装箱内货物受损，也是“山竹”台风导致，这属于不可抗力，承运人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三、涉案货物内包装破损，不符合防水防潮要求，托运人金红叶公司存在过错，相应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四、货物涉及共同保险，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对货物的承保份额仅为75%，主张赔偿金额无事实依据；五、“山竹”台风发生后，被告中远公司曾经通知金红叶公司底层集装箱可能受损，金红叶公司未立即退运或者是从南沙港运出进行处理，一直到9月中下旬才重新出运至目的地天津新港；六、涉案货物是原纸，有较强的吸水性，吸水后不及时烘干处理可能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托运人和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没有及时处理可能受损货物，人为扩大了损失。综上所述，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主张的事实不清，损失金额缺乏证据支持，即便货损属实也是“山竹”台风不可抗力及托运人的过错造成，两被告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主张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驳回其诉请。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纸仓储管理运输合同，证明金红叶公司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原纸仓储管理运输合同关系，并约定了具体事项。证据2，运单、原纸出货单货车明细表，证明2018年8-9月期间，由被告中远公司出具运单，承运金红叶公司从洋浦港运往天津新港的货物。证据3，供应商供应品异常处理单，证明涉案货物到港后在码头堆场存放期间发现水湿损坏，涉及15个集装箱。证据4，出险通知书，证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承保了涉案货物，出险后被保险人金红叶公司向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报险。证据5，电子竞价笔录，证据6，竞价结果报告，证据7，电子成交确认书，证据8，提货凭证，证明涉案受损货物竞价拍卖获得残值532642.75元（包含税款15513.87元）。证据9，赔案报告书，证据10，赔款确认书，证明货物完好价值713476.76元（119.695吨。单价7960.79元/吨）。扣除免赔额500元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向金红叶公司赔付712976.76元，扣除货物残值517128.88元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的实际损失为195847.88元，在该损失范围内取得代为求偿权。证据11，涉案15个集装箱流转跟踪记录，证明涉案15个集装箱子在2018年8月底到9月初到达南沙港码头等待转运，9月份下旬起运往天津新港。台风“山竹”在这些集装箱堆放期间于9月16号登陆。证据12，关于“山竹”台风导致部分集装箱浸水的说明，证明涉案集装箱在南沙港码头受台风“山竹”影响遭受水浸事实。证据13，致外贸客户通知，证明涉案货物在南沙港码头受台风“山竹”影响遭受水浸。证据14，现场查勘照片，证明涉案货物出险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派员对现场进行查勘，集装箱箱受水浸损坏的事实。证据15，中国气象局对台风“山竹”的滚动预报，证明从2018年9月12日至9月16日台风“山竹”登陆期间，中国气象局进行了24次实时预报，包括路途、强度、登陆地点、灾害程度。证据16，中央气象台对台风“山竹”的预报，证明从2018年9月14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山竹”将于16日登陆广东沿海、珠江口一带。证据17，2018年9月14日，国家海洋预报台对台风“山竹”将引发风暴潮的预报，证据18，2018年9月15日，国家海洋预报台对台风“山竹”将引发风暴潮预报，证明从2018年9月14日起，预报台风“山竹”将引发广东沿海一带风暴潮，预警为最高红色级别。根据此预报，珠江口岸将出现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州黄埔站将达到335厘米。证据19，涉案货物销售发票，证明涉案货物为“海南金红叶”销售给“天津金红叶”的纸制品，销售货物总数1577.932吨（1076.95吨＋500.982吨），总价9405718.36元（6413257.52元＋2992460.84元），折算出完好货物单价是5960.79元/吨。证据20，预约保单，证据21，保单及附页，证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作为涉案的被保险人杨浦支公司作为经办代表出具保单。证据22，712976.76元保险赔款银行支付凭证；证据23，收据及权益转让书，证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4日、3月20日向金红叶公司支付了保险赔款合计712976.76元；证据24，《2018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摘录，证明台风“山竹”广州黄埔站实际增水274厘米，并未超出预报范围335厘米。证据25，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南沙集装箱码头分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证明被告和码头并没有按照该预案第32页-33页要求采取措施，而是放任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证据26，（2009）广海法初字第68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台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审判实务中大量的判决持否定态度，其认定不构成不可抗力的生效判决数量远远大于认定构成不可抗力。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对构成不可抗力三要素逐一进行分析，根据案件具体事实做出认定。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4、5、6、7、8、9、10、11、12、13、15、16、17、18、21、22、23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诉状中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它究竟是依据仓储合同关系，还是依据运输合同关系索赔，也不清楚索赔量，两被告的责任基础是什么，是按份责任还是侵权连带责任等等，所以对此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对运单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出货单和装车明细表，这些由于是原告太保海南公司被保险人自己提交的材料，两被告对其真实性的无法核实；同时，该批货物装箱都是由托运人自己负责的，被告只是提供一个完好的集装箱给托运人。集装箱内货物状况以及装载货物的内容不清楚。证据3，“三性”不认可，该签字的地方没有签字，该盖章的地方没有盖章，也看不出来究竟是谁出具的。异常处理单并没有标明所谓的15个集装箱箱号以及他们外表状况。如果是根据运输关系判断，承运人保证箱体完好无损、铅封完好，运输项下的责任就已经终止了，至于集装箱内货物有什么状况，被告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也没有证明由于箱体破损或其他的原因导致箱内货物水湿受潮了。这份异常处理单不能够作为认定损失货物受损的依据。同时，被告中远公司作为承运人，也给货主发过通知。如果的确发生货损，应该当时就立即处理。如果没有立即处理，继续堆放或者从南沙运到天津，纸质货物如果真的进水，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损失。证据4、出险的通知，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所谓“山竹”台风影响导致货物受损不予认可。同时，被告也不清楚这份出险通知为什么日期是2019年1月2日，这本身就是有一些非常不合常理地方。证据5，竞价笔录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属金红叶公司单方委托，被告也不清楚这个拍卖究竟有没有提前发布拍卖公告，拍卖人应当在拍卖日7日前就发布拍卖公告，拍卖标的物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没有提供拍卖的公告，没有证明拍卖程序合规，另外提货凭证中没有提货人的签字确认，没有提供买受人付款的证据。证据9，证据10，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内容有异议。出险情况记载是，9月16号“山竹”台风期间暴雨纸制品湿损，这是主观意见并没有客观依据，比如现场检验的记录来进行佐证。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只是承担75%的份额。关于赔款确认书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无异议。证据12，无异议。通知并不意味着就确认这个集装箱已经受损了，只是提醒相关客户关注一下自己货物的性质以及是否是有必要到现场去查看，其实是一个提醒货物利益方及时减损的通知，但是遗憾的是，本案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作为保险人或者其被保险人，都没有与被告进行任何的联络。证据13，无异议。证据14，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它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照片拍摄时间和地点需要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举证说明。承运人在本案中的责任期间是从门到堆场，货物到达天津港堆场后责任期间终止了。证据15-18，表面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这些并能反映“山竹”台风风力强度和大小事前能预料。证据19，复印件，“三性”不认可。海南金红叶和天津金红叶公司之间属于关联交易，没有市场公允价值，所谓发票无法准确地反映货物的完好货物价值或者单价，同时，也没有提供正常的销售合同来进行佐证，所以无法证明这批所谓发票和本案据称受损货物之间的关联性与合理性。证据20，复印件，“三性”不认可。保单及附页表面真实性认可。此保单应该不是构成本保险合同关系的唯一保单，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份额只有75%，不能因为赔款支付就证明货损合理。证据24，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拟证明事实是黄浦站实际增水274厘米，但是本案集装箱货物堆放在南沙港，并非黄埔港，所以诉称增水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此报告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拟证明事实中描述预报范围是335厘米，并非相距80公里的南沙港预报，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系。证据25，该份证据不是原件，没有公司盖章及总经理签字，没有标注发布及实施时间，不是被告的证据附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描述的是低洼地方采取措施，涉案集装箱并不是放在低洼的地区。“山竹”台风发出预告后，南沙港务公司已尽全力采取各项措施，而且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尽全力采取措施，原告太保海南公司现在称应该怎么做具有事后主观性。证据26，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没有提供证据原件，被告同意具体案件事实具体分析，但同一次事故及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该判决书涉及的案件与本案区别较大，不具有参考意义。该案中的承运人没有证明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避免事故发生。本案中，被告已经证明南沙港务公司采取了大量防台措施，且通过了广州港务局海港分局的工作检查。本院认证意见：上述主要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也证明了涉案或者因受“山竹”台风影响而后水浸致损。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已经向金红叶公司进行了赔付，两被告所称保险赔偿的法律关系不是本案中应该进行实质审查的内容，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4涉及的黄埔港为珠江口内并非本案中的南沙港，而南沙港更靠近南海，受台风的影响必然会更大，实际上广州周边风暴增水是越往南，遭受的影响越大，故本院对证据2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25不是其他单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制度，对两被告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事后判断责任的依据。证据26与本案案情不同，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为支持其反驳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山竹”台风路径及新闻，证明2018年9月16日，“山竹”台风影响范围覆盖整个广东省，导致南沙港普降大暴雨，阵风达到14级。证据2，集装箱运输船期及动态历史信息，证明涉案15个集装箱分四批从洋浦港起运、经南沙港中转，然后直接出运至目的地天津新港。台风期间，案涉15个集装箱均存放在南沙港堆场。证据3，关于疑似水湿柜部分码头费用优惠减免通知，证明2018年9月18日，广州南沙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出书面通知。证据4，关于珠江口码头受台风“山竹”影响告客户书，证明2018年9月18日，被告中远公司的上级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向金红叶发出告知书。证据5，货物照片，证明涉案原纸货物装箱前，原纸货物内包装存在大量破损，无法达到防潮、防水作用，托运人存在过错。证据6，（2019）粤72民初2209号案广州港南沙港务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及证据，证明“山竹”台风登陆前及登陆期间，南沙港务公司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已尽到合理管货义务。证据7，广州海事法院（2019）粤72民初947号民事判决书，黄埔仓码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及证据，证明黄埔仓码公司已经采取了合理防台措施保管货物，法院认定“山竹”台风构成不可抗力。证据8，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253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2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在与本案类似的案件中，认定“海鸥”台风为不可抗力，其他法院认定“山竹”为不可抗力。原告太保海南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预报值达到350厘米，远远高于实际发生风暴潮数字，中国气象灾害报告上面也有明确的一个记载。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在台风发生期间，涉案15个箱子都是堆放在南沙港码头，涉案货物是台风过后才从南沙港码头起运，故只能直接证明了是受台风影响。证据3，无异议，但只能说明南沙港码头受水浸的一个事实。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同时也证明堆放在南沙港码头箱子受损事实。减损采取措施应当是两被告义务，因涉案货物在被告控制中。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这不是在起运港拍摄，装箱时被告有义务对涉案货物进行检查。如果有异常，应该24小时之内提出。如果不提出来，就认为托运货物完好。证据6-8，真实性、合法性都认可，证明对象有异议。实际上恰恰证明了具体到本案件中并不构成不可抗力。被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关注了风暴潮增水高度，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对于本次台风所预报最高潮位或者说对南沙码头是清楚的，仅仅关注了风力，但是涉案事故并不是风力造成。被告或者南沙码头并不知道这一次预报的最高潮位高度。实际上，黄埔港最终实际增水没有达到335厘米，此次台风导致的最高潮位低于预报的实际高度。从被告补充提交证据判断，南沙码头在台风来之前开会所布置的仅仅是要求对进口的贵重货物进行垫高处理，而不是针对所有可能进水货物进行垫高处理。原告太保海南公司补交南沙港的应急预案是要求对所有的可能受水浸货物都进行垫高处理。在防汛方面，被告在台风前的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出现错误，仅仅要求对外贸的贵重物品进行垫高，没有证据对重集装箱进行了垫高处理。如果被告进行二层垫高处理可以完全避免本次事故发生。被告有一个证据是关于台风预报。只是收到了9月15号14点发出的预报预警级别仅仅是橙色，预报风潮增水也比较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之前提交的证据关于台风预报同样是在9月15号20点进行更新，结果是把风暴潮的预警信号已经提高到红色，最高要达到350厘米风暴潮增水。也说明了被告和南沙港码头并没有跟踪最新的气象台关于风暴潮增水及对所预报增水进行计算。本院认证意见：两被告提供上述证据的1-4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并不能推翻涉案货物受“山竹”台风影响的事实和免责理由，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可以证明南沙港采取了必要措施，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不能根据事后的影响判断如何做预防工作。证据7、证据8涉及的案情与本案类似，可以作为本案参考。本院查明：2018年7月，金红叶公司（甲方）与被告泛亚公司（乙方）、被告中远公司（丙方）签订《原纸仓储管理运输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为金红叶公司提供货物仓储管理及运输相关服务，货物名称是生活用原纸等纸制品及相关物品，具体品项、数量、货值以金红叶公司的《原纸出货单》为准；运输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仓储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负责提供仓库及管理服务，并保证仓库内原纸存放安全，包括集装箱原纸入库掏箱，入库堆垛、出库、装箱及场地内平板车上卸作业；对金红叶公司的运输条款是DR-DR，自金红叶公司与两被告进行交接起，两被告开始实施对货物的保管义务，对保管不当致原纸灭失、水湿及短缺等负责。两被告在金红叶公司集装箱原纸入库时，应严格对每卷纸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是否破损、受潮等异常，告知金红叶公司并做标识。2018年8月25日至9月1日，被告中远公司出具相关运单，按上述合同约定以“金盛河”轮和“翰兴”轮承运金红叶公司的原纸，将从海南运至广州南沙港集装箱堆场，然后通过水运运往天津新港，收货人为金红叶纸业（天津）有限公司，运输条款为DR-CY，单价为5955.018819元。被告中远公司按约将装载原纸的15个集装箱，于2018年9月下旬左右运到天津港卸货后，收货人在开箱时发现箱内货物水湿。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向金红叶公司出具书面说明，堆放本公司集装箱受“山竹”台风影响，广州各码头发生不同程度的积水灾情遭遇浸水事故。2019年1月2日，金红叶公司向涉案货物的保险人，即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报险。报险发生事故的原因是受台风影响，导致货物受损，损失估计71万元。2019年1月14日，原告太保海南公司通过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电子竞价拍卖方式，以最高竞价4450元/吨成交，向买受人的实际交货数量119.695吨。2019年3月19日，原告太保海南公司作为货物保险人，形成水路货运险赔案综合报告书，认定2018年9月16日涉案货物装在集装箱广州发运前，受“山竹”台风期间，因暴雨导致纸品湿损。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经查勘清点核实本次事故生活用纸损失119.695吨，单价5960.79元/吨，认定涉案货物完好价值713476.76元，扣除免赔500元后，定损金额712976.76元。2019年1月、3月，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在残值处理前后分两次向金红叶公司赔付涉案货物保险赔款356488.38元，合计赔付金额为712976.76元，收回残值532642.75元，并扣除缴纳3%的税款15513.87元后，实际冲抵赔偿款517128.88元。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因保险赔款导致的实际损失是195847.88元，在该损失范围内，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取得代为求偿权。同时查明：2018年6月12日，金红叶公司作为投保人向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投保，被保险人为金红叶公司和海南金盛纸业有限公司，起运地杨浦码头，运输工具水陆联运，险别为综合险。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支付保险赔偿后，金红叶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向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出具收据和权益转让书，证明收到涉案保险单下的损失712976.76元，将已取的赔款部分的保险标的一切权利及可得补偿转让给原告太保海南公司。2018年9月14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当年第22号台风“山竹”将于9月16日夜间登陆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东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强度为强台风或超强台风（14-16级）。“山竹”台风具有强度大、风雨影响范围大而严重、影响区域重叠等特点，很可能成为今年登陆我国最强台风，广东沿海、珠江口将有8-10级大风，部分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13级，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有100-200毫米、局地250-450毫米，华南地区将面临严峻考验，中央气象台已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要求做好防备台风的各项措施。同日，国家海洋局也预报，超强台风“山竹”来袭，可能带来风暴潮、海浪灾害，预计未来警报级别双双达到最高等级红色（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海浪最高预警级别）。同日，中央气象台和国家海洋局预报“山竹”台风将于16日下午到晚上在广东沿海登陆（14-16级，45-52米/秒，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海浪和风暴潮双红色，珠三角沿海风暴潮预警全线飘红，将出现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州高潮值将到达335CM。此后，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山竹”台风风速级别虽然不是最高，但是从海洋角度判断，是影响南海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台风，与历次台风相比，对南海的影响强度最大、范围最广，当日下午给珠江三角洲地区带来了2.6米至3米的风暴增水，广州各区多个潮位站出现突破历史记录极值，对广州的影响最强，风暴潮的增水量最大，潮水实际上超过了堤围设计标准，发生了珠江水倒灌，超过了历史记录值，发生大面积堤漫和水浸。2019年4月，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发布2018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示，沿海观测到的最大风暴增水为339米，珠江三角洲港口口从北到南风暴增水越来约大，仅广东省的直接经济损失23.70亿元。另查明：2018年6月6日，南沙港务公司就总结2017年度防风防汛工作，制定了应急预案。9月13日，南沙港务公司操作部对防台工作进行检查，包括整箱堆场、现场办公楼、CFS露天堆场等的防汛准备情况、措施制定情况及设备设施情况。9月14日，南沙港务公司发布《台风温馨提示》，通知南沙港一、二期做好台风防御措施，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停止作业。当日下午，南沙港务公司及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召开防御“山竹”台风会议，防台办汇报完成了绑扎码头空箱、垫高怕水危险物等防台工作进度，对未来防台工作进行部署，要求采取安排防台值守人员和堆场排水等措施。广州港务局海港分局对南沙港进行防台工作检查。次日，南沙港务公司完成设备绑扎加固、集装箱绑扎工作。9月16日，“山竹”台风登陆时，南沙港务公司派人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2018年9月18日，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告知各相关客户，台风“山竹”造成疑似集装箱货物受损，并告知到现场验货的时间和流程。同时告知，因水位短时超过码头的设计标高，期间有潮水涌上码头，堆场部分最底层集装箱可能遭受水浸，为体现良好商业行为，决定减免疑似水湿集装箱在码头内验货和退运产生的作业包干费。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金红叶公司与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签订的《原纸仓储管理运输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且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该按约定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根据保险单的约定，向被保险人金红叶公司支付保险赔款后，依法取得代位追偿权，有权向金红叶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即本案被告行使追偿权。根据涉案《原纸仓储管理运输合同》的约定，被告泛亚公司、被告中远公司为金红叶公司提供货物仓储管理及运输相关服务，并保证仓库内原纸存放安全。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证明货损发生在涉案该运输合同约定的责任期间。两被告辩称涉案货物在装箱前就存在货损或者到达收货人仓库发生货损，但并没有在涉案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此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完好货物价值有相关发票可以证明，买方和相关信息与运输单证记载一致。涉案货物受损后，原告太保海南公司通过电子竞拍方式确定最高竞价，进行销售处理是减损和理赔的正常措施，并无不当。因此，本院对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向金红叶公司理赔的合理性予以认定。但是，两被告是否应该免责则应该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分析判断。根据法律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国家气象和海洋部门虽然对涉案台风“山竹”进行过预报，但不可能准确、及时预见其在本案所涉货物堆场发生确切强度、时间、地点、延续时间及影、地点，该超强台风带来的风、雨、浪、潮产生的叠加效果以及潮水最高水位可能超过涉案具体码头高度并未在预报中有所体现。根据“山竹”台风过后的相关报道，该超强台风带来了2.6米至3米的风暴增水，广州多个潮位站出现突破历史记录极值，台风对广州的影响最强，产生风暴潮的增水量最大，潮水实际上超过了涉案堤围设计标准，发生了珠江水倒灌，超过了历史记录值，导致涉案堆场大面积堤漫和水浸，这些影响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准确具体预报，因而不可能事前采取万无一失的避免措施。如果“山竹”这样超过历史记录强度的台风影响都可以完全克服和避免就不存在不可抗力了。本案事实已经表明，涉案南沙港等相关单位在接到台风预报后，采取了力所能及的预防和减损措施，并没有消极对待，否则损失更大。原告太保海南公司在台风过后，庭审中提出两被告应该要求将堆场内大面积的所有集装箱以空箱进行垫高处理，这在事发前并不现实，也基本做不到，而且要求上层重箱下层空箱还可能因上重下轻的堆放结构重心提高而不稳，在强台风的影响下更容易倾覆而导致严重的事故和更大的损失。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所称涉案码头堆场即使曾对贵重货物采取垫高措施，并不意味着对全部货物必须同时同样措施，具体应根据事前客观情况决定，而非事后推定。即使垫高处理，集装箱在强降雨和强风共同产生超历史记录力量的冲击下，仍将可能导致集装进水而货损。防台重在防风是通常做法，涉案货损并不是因两被告防风不当所致，如此超历史记录严重的自然灾害，要求两被告在事发前做到对各种影响完全避免和克服并不符合客观现实和自然规律。因此，对涉案集装箱而言，超强台风“山竹”导致的影响和后果是不可充分预见、不可完全避免和不可完全克服的，应该构成不可抗力。而事实上，涉案台风“山竹”构成不可抗力在其他法院的类似判决中也得到认定。综上，涉案货损事故是因不可抗力导致，两被告依法应当免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1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108.5元，由原告太保海南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建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