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9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红通力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平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854B。法定代表人：毛成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芳，北京兴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苏宁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之5#仓库、6#仓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71。法定代表人：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扬深，男，199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北京红通力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通力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苏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2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通力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苏宁公司向红通力拓公司支付运费204188.35元及利息；3.判令苏宁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苏宁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在红通力拓公司提交的《苏宁往来确认书》上签署确认的邹某雄是案涉有关业务的具体对接负责人，而邹某雄已经对红通力拓公司诉请的运输往来业务予以签署确认。虽然邹某雄签署时已经从苏宁公司离职，但其确认的事实恰恰是其在苏宁公司任职期间具体经办对接的业务。邹某雄的确认内容，是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业务关系的最直接证据。虽然邹某雄在一审中基于客观原因不能到庭作证，但红通力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与诉争业务相关的人员的联系方式，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上述《苏宁往来确认书》与红通力拓公司提交的东芝项目业务明细、康宝项目业务明细、提货委托书、出货单、车辆行驶证、微信聊天记录及视频资料等一系列证据相结合，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诉争业务往来及苏宁公司欠付运费204188.35元的事实。二、苏宁公司在一审初始，完全否认与红通力拓公司之间存在任何业务往来。在红通力拓公司补充相关有力证据后，又改口称诉争业务往来虽然存在，但属于案外人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宁公司）与红通力拓公司之间的业务，苏宁公司仅仅是根据江苏苏宁公司的委托代为进行操作。苏宁公司的陈述内容相互矛盾，足以证实其作出了虚假陈述。红通力拓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未能查清。第一部分事实是对于苏宁公司原职员邹某雄所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该事实是否发生未予查清。另外就是苏宁公司在职员工谭某创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有发生过，以及红通力拓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与运输有关的单据反映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发生、由谁承运未予查清。第二部分内容没有查清楚的就是红通力拓公司提交的录像过程，为何当时苏宁公司负责人对红通力拓公司的催收账款行为没有否认，得出的理由只是由于总公司程序没有通过而不能支付运费。该解释是如何形成的一审没有审理查明。被上诉人苏宁公司答辩称：一、红通力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邹某雄的证言及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合同关系。苏宁公司对邹某雄签署的《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在不考虑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情况下，苏宁公司认为，首先，邹某雄已于2017年9月30日离职，其无权在离职后签署《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其行为不构成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次，即使邹某雄签署文件构成证人证言，邹某雄对其本人离职后的具体事实情况并不知晓，其证言的真实性及逻辑性也存疑。再次，即使邹某雄签署文件构成证人证言，其也未证明红通力拓公司与苏宁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仅证明“东芝项目”与“康宝项目”存在，而该项目的具体合同双方主体是谁、具体金额及其他待证事实等，邹某雄均未予以明确。最后，该证据效力上存在瑕疵，证明力存疑。且不说邹作为离职人员无权签署《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这样的文件，其不出庭作证也无法证明上述文件确系其签署。（二）红通力拓公司其他证据既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也无法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合同关系。首先，上述证据皆为复印件，苏宁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次，即使暂不考虑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问题，该部分证据也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合同关系。上述文件既不能证明真实合同双方主体为谁，也不能证明业务内容、涉及数额、价格、具体待证法律事实等。（三）苏宁公司的陈述意见并无矛盾之处。首先，红通力拓公司与苏宁公司之间确实不存在红通力拓公司主张的服务合同。其次，即使诉争业务的合同关系主体确实为江苏苏宁公司，苏宁公司作为江苏苏宁公司的地方子公司提供了协助，其合同关系与具有独立主体地位的苏宁公司也没有法律权利义务上的关系。最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独立公司应该独立承担责任。苏宁公司与江苏苏宁公司均为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地位的公司，即使诉争纠纷真实存在，也不应由苏宁公司承担责任。二、苏宁公司与红通力拓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红通力拓公司诉称的事实不存在，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三、红通力拓公司与江苏苏宁公司之间的运输服务纠纷，已经通过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4民初755号民事调解书解决完毕。红通力拓公司与江苏苏宁公司之间基于运输服务合同关系的债权债务纠纷基础关系不复存在，其已无请求权基础。在此情形下，红通力拓公司依然针对同一事实再次针对非权利义务相对方的苏宁公司提起诉讼，有恶意诉讼的嫌疑。红通力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宁公司支付运费204188.35元，并自2016年8月3日至付清之日，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苏宁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邹某雄原系苏宁公司员工。2017年9月30日，邹某雄从苏宁公司处离职。2018年12月3日，红通力拓公司向邹某雄提供《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一份，该确认书主要内容为：2016年1月25日至2016年8月3日，苏宁公司共欠红通力拓公司运费204188.35元。邹某雄在上述确认书上签署了以下意见：“①东芝项目与康宝项目确认为总部介绍红通力拓运作，收入帐正常回款，早期无运输部门未签合同使用，影响结算下游费用，可证实！②重庆这票为介绍运输组洽谈。”一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红通力拓公司要求苏宁公司支付运费，应就其与苏宁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苏宁公司欠付运费等主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苏宁公司提供的邹某雄《离职确认书》各社会缴费明细，证明邹某雄从苏宁公司离职的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而红通力拓公司提供的《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证明邹某雄在《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上签字时已从苏宁公司离职一年有余，其签字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从证据形式分析，《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上邹某雄的签字内容不是书评而是证人证言，邹某雄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难以确认《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上邹某雄的签字内容的证据证明力；从《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上邹某雄签字的文字内容分析，邹某雄既未确认红通力拓公司与苏宁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也未确认运输费金额，不能证明红通力拓公司欲证事实。红通力拓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基本都是复印件或打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苏宁公司对其证明内容予以否认，难以与红通力拓公司提供的《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法院对红通力拓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也不予确认。综上，红通力拓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红通力拓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红通力拓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81元（红通力拓公司已预交），由红通力拓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红通力拓公司与苏宁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苏宁公司欠其运费204188.35元未付。2019年7月4日，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红通力拓公司原名称“北京红通力拓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北京红通力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红通力拓公司对双方交易流程有如下陈述：“当时被上诉人他的公司刚刚成立，相关的体系没有建立完成，然后被上诉人的公司的负责人邹某雄就找到我们这边，要求我们前期给他提供服务跟帮助，然后具体的过程就是邹某雄和谭某创通过微信群或者通过电话向上诉人的员工夏某平下达运输指令，然后夏某平根据运输指令将货物运输到被上诉人指定的客户当中，运输完成以后把所有的运货的回单交给被上诉人，然后上诉人会给被上诉人出具一个对账的说明，然后上诉人根据对账的说明出具发票，后来当时的催收我是跟着去过的，被上诉人不支付运费的具体理由是没有走他们内部的一个审核系统。”本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红通力拓公司与苏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诉争运输合同关系。为证明己方主张，红通力拓公司提交了《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东芝项目业务明细、康宝项目业务明细、调拨委外直发申请、自由流程、苏宁物流干线收费运输标准、提货委托书、出货单、行驶证照片等证据。虽然红通力拓公司主张在《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进行签署的邹某雄未到庭质询，且从苏宁公司提交的《离职确认书》来看，其在《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形成时已从苏宁公司离职，但依苏宁公司确认的事实，《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中记载的交易期间为邹某雄任职期间，即该签署并不明显背离常理。红通力拓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虽主要为复印件，但其记载的内容相互吻合，反映的事实连贯一致，可与《苏宁往来业务确认书》结合印证。另外，红通力拓公司就交易具体流程及未形成书面单证的原因所作陈述亦属合理。与此相较，苏宁公司仅对相关事实予以概括性否认而未作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确信红通力拓公司主张的交易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认定该事实存在。苏宁公司应向红通力拓公司支付尚欠的运费204188.35元。因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运费之支付约定期限，因而本案债务利息应自红通力拓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对红通力拓公司的诉请超出合理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262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佛山市苏宁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北京红通力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运费204188.35元及利息（2019年5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北京红通力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2元，均由被上诉人佛山市苏宁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罗 翌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