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71行终4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恩，男，195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孙明霞，女，195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公民身份号码************，系上诉人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唐小平，主任。上诉人戴恩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41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原审裁定载明，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1月18日、2008年3月17日至2008年3月27日期间，原告在暨大一院肿瘤科住院治疗，治疗工作主要由徐萌、赵建夫负责，张瑜作为进修医生参与诊疗工作。2017年10月27日，原告以“张瑜、赵建夫、徐萌存在违法执业行为”为由向原省卫计委提交申请书，请求：一、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徐萌个人学历、工作简历等信息；二、对暨大一院涉案人员吊销其执业医师证；三、依法向司法机关提请追究其刑事责任；四、责令暨大一院按二级甲等医疗事故给予赔偿。原省卫计委于2017年11月1日将该投诉转至被告处进行办理。被告受理原告的投诉后，依法开展调查工作。被告分别于2017年11月24日、2017年12月1日、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10日对徐萌、赵建夫、张瑜多次进行询问调查。2018年6月13日，被告对暨大一院进行现场检查，于2018年7月4日向暨大一院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于2018年7月26日向暨大一院作出穗卫医罚〔2018〕1700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暨大一院于2008年1月3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使用未取得处方权的赵建夫为原告等6名住院患者独立开具用药医嘱的行为，决定给予罚款人民币2900元的处罚。同时，向该院出具穗〔2018〕年第（002）号《广东省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通知书》，对该院上述不良执业行为记1分。同日，被告对赵建夫作出穗卫医罚〔2018〕17000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赵建夫于2008年1月3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独立为原告等6名住院患者独立开具用药医嘱的行为，决定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2018年8月6日，被告向徐萌作出编号为2018年1700711号《卫生监督意见书》，提出“遵守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执业，规范你的临床诊疗行为”的监督意见。2018年8月17日，被告综合上述调查情况，向原告作出穗卫群〔2018〕598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投诉事项答复函（戴恩）》，对原告投诉的张瑜非法行医、赵建夫、徐萌违法执业及其他投诉事项进行了回复。回复的内容包括：“一、有关张瑜非法行医的问题，（一）关于张瑜未取得医师执业证单独行医，单独书写您2008年1月18日的《出院小结》和《出院证明》，并伪造徐萌签名问题；（二）关于张瑜伪造您2008年3月17日住院期间的《入院记录》、《首次病程记录》，毁灭其单独开具的医嘱问题。二、关于赵建夫违法执业问题，（一）有关赵建夫作为内科助理医师是否可以从事肿瘤专业诊疗工作问题；（二）有关赵建夫作为内科助理执业医师，单独开具医嘱、开放疗化疗治疗、放射治疗同意书、出院证明问题。三、关于徐萌违法执业问题，（一）关于徐萌作为内科执业医师从事肿瘤专业诊疗工作问题；（二）关于徐萌的执业地点问题；（三）有关徐萌指使赵建夫、张瑜伪造您的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医嘱，毁灭您妻子孔明霞签署的放化疗同意书问题；（四）关于徐萌误诊误治的问题。四、有关本次投诉事项查办时间较长的问题。五、有关您妻子提出的笔迹鉴定问题。六、有关您在投诉材料中提出的诉求的答复，（一）关于要求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徐萌个人学历、工作简历等信息的问题；（二）有关对暨大附一院涉案人员吊销其执业医师证的问题；（三）有关依法向司法机关提请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四）有关责令暨大附一院按二级甲等医疗事故给予赔偿的问题。”该答复函于2018年9月19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该答复函，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认为：“根据被告调查及本院查明事实，可以确认：1.暨大一院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的行为；2.赵建夫于2008年1月3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作为助理执业医师，在没有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单独开展执业医师诊疗活动；3.在原告因病在暨大一院治疗期间，徐萌的执业地点为第一军医大学，未完成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存在未变更注册执业地点进行诊疗的行为。根据调查结果，被告针对暨大一院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向其发出监督意见，针对赵建夫单独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分别对赵建夫及暨大一院作出处罚，符合履行卫生监督职责的要求。另外，针对原告的其他投诉事项，被告经调查后进行了详细解释与说明，原审法院予以认可。但是，被告所作的复函中有以下问题需要指出：第一，被告针对徐萌未变更注册执业地点进行诊疗的行为处理不当。……第二，虽然广州市医学会作出广州医鉴〔2009〕06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4日作出（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在暨大一院出具的2008年1月18日《出院小结》及《出院证明》中，出院诊断均为原发性低分化肝细胞癌伴骨转移，并认定暨大一院在诊断方面存在过失，导致误诊。……”遂判决：“一、撤销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的穗卫群〔2018〕598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投诉事项答复函（戴恩）》；二、责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重新作出答复。”2019年4月29日，被告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重新处理，作出穗卫群〔2018〕598-2号《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戴恩同志投诉事项重新核查处理的答复函》，主要内容为：一、关于徐萌医师未变更注册执业地点进行诊疗行为问题。经重新核查，被告认定，徐萌医师存在未变更注册执业地点，于2008年1月2日至18日和2008年3月17日至27日期间在暨大一院为原告开具用药医嘱，涉嫌违反《执业医师法》《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被告对上述行为予以立案调查。二、关于以《出院小结》和《出院证明》并非住院病案为由，认定未有肝癌诊断明显依据不足问题。经重新核查，原告的住院病案中2008年1月10日《病理诊断报告单》病理诊断为“倾向于低分化肝细胞癌”。2008年1月18日原告的《出院小结》和《出院证明》出院诊断为“原发性低分化肝细胞癌伴骨转移”，2008年3月27日原告的《出院证明》出院诊断为“肝癌多发性骨转移”。虽然广州市医学会作出广州医鉴〔2009〕06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本案涉及的医疗案件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4日作出的（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在暨大一院出具的2008年1月18日《出院小结》和《出院证明》中，出院诊断均为原发性低分化肝细胞癌伴骨转移，认定暨大一院在诊断方面存在过失，导致误诊。综合上述调查，被告认定，暨大一院在原告诊疗期间做出“原发性低分化肝细胞癌伴骨转移”的临床诊断，徐萌医师存在为原告诊疗过程中违反诊疗常规行为，涉嫌违反《执业医师法》等有关规定。被告对其上述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对于原告反映的其他事项，（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书》对被告2018年8月17日作出的穗卫群〔2018〕598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投诉事项答复函（戴恩）》予以认可，在此，被告不再重复答复。2019年4月2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对暨大一院《出院小结》和门诊病历的医生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被告于2019年6月5日作出穗卫群〔2019〕508号《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戴恩同志要求笔迹鉴定事项的答复函》，主要内容为：一、关于对暨大一院《出院小结》的医生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问题。经查，被告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的穗卫群〔2018〕598号的答复函中第五点已就该事项作了答复，（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书》对被告的该事项答复也予以认可，在此，被告不再重复答复。二、关于对暨大一院门诊病历的医生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问题。因医院的门诊病历由原告本人持有保管，建议原告与医院沟通，双方协商委托有资质机构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5月27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投诉，投诉事项为：徐萌和张瑜伪造、篡改和销毁病历，暨大一院存在明显过错。2019年5月31日，被告作出穗卫群〔2019〕695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于2019年6月5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该《不予受理告知书》，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2005）行立他字第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规定：“……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的信访事项，被告经调查核实，明确其已通过穗卫群〔2018〕598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投诉事项答复函（戴恩）》对原告的投诉进行答复，答复中，包含了原告本案诉讼所涉投诉徐萌和张瑜伪造、篡改和销毁病历等内容。后原告不服该答复函，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虽撤销上述答复函，但判决认为该投诉事项，被告经调查后进行了详细解释与说明，予以认可。被告依据生效判决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穗卫群〔2018〕598-2号《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戴恩同志投诉事项重新核查处理的答复函》，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重新处理，明确告知原告对于其反映的其他事项，（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书》对被告2018年8月17日作出的穗卫群〔2018〕598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投诉事项答复函（戴恩）》予以认可的被告不再重复答复。因此，原告的再次投诉系重复投诉，其投诉事项已经处理。被告作出本案答复系基于原告信访的处理意见与回复告知，并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本次起诉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戴恩的起诉。上诉人戴恩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本次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2017年10月27日，上诉人将徐萌、张瑜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违法行为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投诉事项转交给被上诉人办理。2018年8月17日，被上诉人作出穗卫群〔2018〕598号复函答复称，在调查中未发现徐萌和张瑜篡改、伪造和销毁病历证据，如果上诉人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被上诉人将继续进行调查。2018年9月13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卫群〔2018〕598号复函，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该复函，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答复。2019年4月29日，被上诉人作出穗卫群〔2018〕598号-5-2号被诉复函，称对于上诉人关于徐萌和张瑜篡改、伪造和销毁病历的违法行为的投诉不再调查。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仅仅根据徐萌、张瑜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相关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就认定徐萌、张瑜不存在相关违法行为，且不再予以调查处理。由于徐萌和张瑜已经对相关病历进行销毁，上诉人必然无法再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相关事实。被上诉人答复称若上诉人提供证据，再进行调查，显然未就上诉人投诉事项进行处理，且没有给予上诉人明确的回复。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关于张瑜、徐萌伪造、篡改、销毁病历的信访事项是重复投诉，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粤7101行初4194号行政裁定；2.指令广州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未提交二审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裁定载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上诉人于2019年5月27日的信访事项，被上诉人已通过穗卫群〔2018〕598号《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投诉事项答复函（戴恩）》进行答复，答复中包含了上诉人投诉徐萌和张瑜伪造、篡改和销毁病历等内容。此后，被上诉人依据（2018）粤7101行初5266号行政判决，又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穗卫群〔2018〕598-2号《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戴恩同志投诉事项重新核查处理的答复函》向上诉人就此事项作出了明确告知。因此，被上诉人作出被诉穗卫群〔2019〕695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属于重复处理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谭建军审 判 员 余树林审 判 员 金 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余 娇书 记 员 李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