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84民初3517号 原告：马季先，女，195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阳，四川锦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聂孟君，女，194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四川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马勇，男，196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第三人：马岚，女，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第三人：杨寻光，男，1934年1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 原告马季先与被告聂孟君及第三人马勇、马岚、杨寻光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因马季先对崇州市国土资源局的行政登记行为不服，向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裁定，中止本案审理。上述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判决，本院恢复审理。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通知杨寻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2月27日、3月11日、12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马勇、马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寻光经本院合法传唤，提交书面意见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季先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聂孟君支付马季先拆迁补偿款1390337元；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申请法院执行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的父亲马维骐于1978年去世，母亲郑雪冰早于马维骐去世，父母生前育有一子马寿先（系原告兄长）、一女马季先（即原告）。父亲去世时留下位于崇州市房屋，去世后，该房屋一直登记在马维骐名下，未进行房屋变更登记。兄长马寿先与聂孟君系夫妻关系，其夫妻二人育有一子马勇、一女马岚。马寿先于1986年去世，1997年在马季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聂孟君擅自将位于崇州市父亲遗留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至聂孟君名下。在案涉房屋面临拆迁并签订补偿协议时，马季先才获悉此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之规定，马季先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享有房屋的继承权，与兄长马寿先各享有房屋一半的继承权。案涉房屋由于一直登记在父亲名下，未作分割，故属于原告与马寿先的共有财产，并且各自享有一半的继承权。由于兄长马寿先于1986年去世，马寿先的继承人也只能继承该房屋一半份额。1997年聂孟君擅自将房屋变更登记在自己名下，此行为属于无权处分，马季先本应当要求撤销其变更登记，但考虑该房屋已拆迁，故请求法院依法将拆迁补偿款的二分之一（即1390337元）判归马季先。审理中，马季先将案涉房屋房号更正为向荣街46号和56号。 被告聂孟君辩称，本案拆迁补偿标的物并不是原告马季先所称其父遗留的原房产，且原房屋在1987年被聂孟君重建，原物已经灭失，该房重建后，如果马季先认为因继承形成了共有，那么对于被告聂孟君的重建房屋就是对马季先的一种侵权，聂孟君又于1989年1月办理重建后房屋的租赁登记证，经申报，该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聂孟君名下，之后聂孟君和家人多次装修、改建，马季先从未提出异议，包括此次案涉房屋被拆迁前，拆迁部门广泛调查并给予不少于七天公示期，马季先既未向拆迁部门申报其权利，也不向聂孟君主张侵犯其物权，说明其早就放弃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再次1966年文革时其父马维骐遗留房屋中铺面一间10.9㎡被政府没收，从1981年起，马寿先一直写材料上访，马季先虽已成年，但没有参与向政府反映情况；1986年政府部门发还该房时，指明是退还给马寿先一人，并要求其依法办理产权登记，之后马勇在临街商铺进行搭建，开办氧焊门市，拆迁时被确定为准商业铺面，并以此争取到政策性补偿，故该商业性补偿不属于遗产；自1987年聂孟君重建房屋，1989年申请办理房屋出租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登记，至马季先提起本次诉讼主张继承权利时已经30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继承最长诉讼时效，故马季先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马季先主张分割本案被拆迁房屋补偿款的二分之一，但被拆迁房屋与马维骐留房证上土地使用证、房屋测绘面积、房屋性质、结构、被拆迁人均完全不同，其中商业赔偿款项目是马寿先历经20年争取后收回，此时马维骐早已去世，不属于马维骐的遗产范围。根据《拆迁补偿合同》，其住宅的赔偿款应为1,321,192元，商业赔偿款438,570元（即准商业铺面108.53㎡平方米相应赔偿）被没收后由马寿先争取后退还，属于被告聂孟君及第三人马勇所有；剩余赔偿款均是给予被拆迁人聂孟君和杨寻光及户籍上其他常住人口的装修补贴、购房过渡费、政策性奖励等各项费用，不属于本案诉争房屋标的范围，归被告聂孟君及第三人所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马勇、马岚的辩称意见与被告聂孟君一致。 第三人杨寻光辩称，与聂孟君系再婚夫妻，本人作为其配偶和共同居住人在拆迁补偿合同上签名，由于本人年事已高，愿意将自己所分的房屋补偿款给予继子马勇之子。 原告马季先为证明自己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崇国用（1997）字第4102号】；证据3：《崇州市人民政府；证据4：《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申请书》；证据5：《崇庆县人民委员会留房证》（镇房字第××号）；证据6：《私有出租房屋批准改造通知书》。以上证据拟证明：被继承人马维骐、郑雪冰夫妻生前育有一子马寿先（系聂孟君之夫）、一女马季先，马维骐夫妇（郑雪冰于1972年去世、马维骐于1978年去世）去世时遗留下位于崇州市房屋，该房屋登记在马维骐名下。马寿先于1986年去世，1997年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聂孟君擅自将崇州市的房屋变更登记至聂孟君名下。崇阳镇向荣街64号房屋面临拆迁补偿并签订补偿协议时，原告才知父亲马维骐遗留下的房屋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已登记为被告。 证据7：崇阳镇（向荣街）正东街居委会于1990年9月17日出具《证明》；证据8：2017年11月1日崇州市公安局崇庆路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和《户口登记表》；证据9：《国有地上房屋征收协议》，拟证明：1.马维骐于1978年病故，其配偶郑雪冰于1972年病故，马维骐夫妇的法定继承人为马寿先、马季先，马寿先于1986年去世；案涉房屋补偿价值为2780674元，马季先应继承案涉房屋一半价值1390337元，马寿先妻子聂孟君、女儿马岚、儿子马勇应共同继承另一半房屋价值；2.1997年被告聂孟君擅自将崇州市的房屋变更登记至聂孟君名下，其依据的崇阳镇（向荣街）正东街居委会于1990年9月17日出据《证明》与事实不符。 证据10：《崇庆县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招收人员登记表》和《崇庆县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招收人员定级审批表》，拟证明：马季先于1975年参加工作，工作单位为崇庆县城关燃料合作商店，马季先具有照顾父亲的行为能力和经济能力。 证据11：马季先的结婚证，拟证明马季先于1982年2月2日结婚，马维骐于1978年去世，兄长马寿先自参加工作一直云南工作，父亲去世前马季先一直在家居住，对父亲生前照顾较多。 被告聂孟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1.留房证、私有出租房屋改造批准通知书、房屋示意图纸；2.原房屋与重建后的现房屋图片8张；3.户籍证明。 第二组：1.1981年11月8日请求返还房屋的报告（马寿先）；2.1982年6月3日关于请求落实政策，退还房产的报告（马寿先）；3、1985年关于请求房屋问题报告（马寿先）；4、崇阳房地产管理所返还马寿先50号房屋的通知；5、50号房屋出租登记证（1989年1月）。 第三组：土地权属调查指界通知书3份（1989年度）。拟证明：1989年人民政府土地办公室开始作地界调查邻居相互指界，因马寿先已于1986年去世，故该土地使用人为聂孟君。1987年聂孟君对房屋进行重新修建后针对新修建的房屋向政府申请土地使用证。 第四组：票据3张。拟证明指界后缴纳办理土地使用证工本费是聂孟君交的。当时申请土地使用证被告向政府缴纳了一定的办证公证费，具体时间为1989年，由于时间过长，被告的缴费原件遗失，第一次缴费时间1989年，第二次是1997年，证明聂孟君对新修建房屋向政府进行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的时间，首次是1989年，1991年临时颁发过一个土地使用证，最后进行确认的是1997年，由于该两次申请办理的票据已经遗失，所以提交邻居的缴费票据作为参考（都是同一批向政府申请的）。 第五组：1.1997年11月27日《土地登记审批表档案》；2.成都市地籍调查表一及宗地图、成都市地籍调查表二及宗地图（1989年确认），拟证明1989年国土部门对向荣街的地界调查后，1997年再次确认土地使用者为聂孟君，最终确认聂孟君1987年所新建的房屋土地证号为崇国用（1997）字第41**。 第六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收条。证明本案所涉的房屋土地使用者是聂孟君，且原件在拆迁办保管。唯一的土地使用权人是聂孟君一人。 第七组：1.关于马寿先工亡抚恤金和子女供养问题的处理意见；2.聂孟君个人原始记账凭证6页。拟证明聂孟君自1987年起对崇阳镇向荣街房屋的修建情况、出资来源以及办理土地相关证件的费用。 第八组：2009年地籍调查表以及邻居杨昌荣、李秀群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国土部门确认了聂孟君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性质为划拨，因向荣街已划入拆迁范围，所以无法办理土地出让手续。 第九组：崇州市国有土地地上房屋模拟搬迁补偿安置合同。拟证明被安置者聂孟君，安置费用不包含对该房屋的土地补偿，只是对房屋补偿。安置项目为房屋补偿、聂孟君新购房补贴、物管费补贴、装修、搭建补偿、搬迁行为奖励等，与马季先没有法律关系。政府在拆迁之前依政策发出公告，马季先没有在公告期内申报自己的权利，也未在合同上签字，被拆迁房屋没有参与修建，也未投资未改建。修建的资金中有部分来源于第三人。 第十组证据：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5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已生效），拟证明聂孟君对其自建房屋申报土地证是合法的，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被告聂孟君名下并未被撤销。 第十一组证据：证人周某、李某证言，经被告聂孟君申请本院依法向证人王某、余某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聂孟君对案涉房屋进行了重建。 第十二组证据：被告聂孟君向崇州市三和殡葬服务协会的缴费发票3张，拟证明，聂孟君为已故马维骐、郑雪冰、马寿先及马寿先姑妈等迁移坟墓缴费开支39,000元。 第三人马勇、马岚、杨寻光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 被告及到庭第三人对原告马季先提供的上述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马季先和聂孟君的丈夫马寿先系马维骐、郑雪冰夫妇共同生育的子女，马维骐于1978年病故，其配偶郑雪冰于1972年病故，马寿先于1986年去世；诉争房屋补偿价值为2780674元，马寿先与被告聂孟君夫妻共同生育女儿马岚、儿子马勇，后聂孟君与第三人杨寻光于1996年结婚，1997年被告聂孟君将崇州市的房屋变更登记为聂孟君名下，以及聂孟君和杨寻光与崇州市蜀城房地产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以上证据与原告马季先的主张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马季先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原、被告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认定。 原告马季先对被告聂孟君提交的证据共计11组中第2组证据“原房屋与重建后的现房屋图片8张”；第3组证据中“1981年11月8日请求返还房屋的报告（马寿先书写），1982年6月3日关于请求落实政策，退还房产的报告（马寿先书写）”；第4组证据中“聂孟君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票据3张”，第七组证据中“聂孟君的原始记账凭证6页”，第11组证人“周某、王某、李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理由是：1.现房屋图片，无拍摄人员、时间说明，也无原照片对比；2.马寿先请求返还房屋的报告系其个人单方书写，无政府相关回执或收件单；3.票据3张系用邻居票据，不能佐证办理土地使用证工本费是聂孟君缴纳；4.原始记账凭证仅是聂孟君的单方记载，没有房屋修建或改建合同，也没有施工方的收据；5.证人周某、王某、李某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其证言不应采信，而证人余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其证言证明的内容为维修性质的修缮行为。 马季先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聂孟君提供11组证据中“私有出租房屋改造批准通知书”、“崇阳房地产管理所返还马寿先50号房屋的通知”、“50号房屋出租登记证（1989年1月）”、“1997年11月27日的土地登记审批表档案、成都市地籍调查表一及宗地图、成都市地籍调查表二及宗地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收条、土地权属调查指界通知书”、“崇州市国有土地地上房屋模拟搬迁补偿安置合同”、“成都市温江区人法院（2018）川0115行初41号判决书”等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是：案涉房屋档案登记1997年变更登记相关文件初审意见栏“该宗地属国有土地，权属来源于继承”，说明宗地系从马维骐处继承所得。 本院对聂孟君提供的证据分析和认定，房屋照片与证人李某证言相印证，由于李某是介绍余某为聂孟君改建房屋的人，知晓房屋修建前后情况，符合常理，李某有关聂孟君家改建房屋证明内容与证人周某、王某证言相印证，故对李某、周某、王某证言相印证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证人余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其亲身感知事实，陈述门窗、水电、瓦、地砖、天花板全部更换，并用老宅的材料新增一间房屋，其证言与其他证人周某、王某、李某等陈述房屋系改建的陈述相吻合，虽未提交施工合同、施工费收据、修建审批手续，但有相关照片佐证，符合当时修建房屋手续不规范的实际，故对聂孟君主张房屋重建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房屋的改扩建；对聂孟君提供证据第二组证据崇阳房地产管理所返还马寿先50号房屋的通知内容能够印证是经马寿先反映后政府将10.9㎡铺面一间退还，故该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始记账凭证是聂孟君单方记录，不能与证人之间有关改建房屋的内容印证，不予采信；第九组证据《崇州市国有土地地上房屋模拟搬迁补偿安置合同》（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合同》）中的安置对象署名为聂孟君和杨寻光，但依照有关法规实际安置补偿对象是该房所有人，即包含原房屋所有权人马维骐夫妻和搭建人，安置补偿费用前提是对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上的房屋进行补偿，并非是对土地进行补偿，安置项目应当归属于马维骐夫妻和临时建筑物的搭建人聂孟君。其余证据客观真实，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马维骐、郑雪冰夫妻共同生育子女马寿先（1938年1月22日出生）、马季先（1956年3月26日出生）。郑雪冰生于1917年12月15日，于1972年55岁时病故，马维骐生于1912年1月7日，于1978年66岁时病故，郑雪冰、马维骐去世时均未留下遗嘱，马寿先、马季先作为继承人一直未表示放弃继承；马季先于1975年7月参加工作，1982年结婚搬出案涉房屋，之后聂孟君、马寿先一直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房屋。马寿先与配偶聂孟君于1966年12月结婚，婚后共同生育子女马勇、马岚。马寿先于1986年去世时无遗嘱；聂孟君与杨寻光于1996年再婚；案涉房屋位于原崇州市（原向荣街50号，后变更为64号，再后变更为54号，最后变更为46、56号），1956年5月31日原崇庆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向马维骐核发《留房证》（镇房字第××号），当时记载面积为218.58㎡，1966年文革时，该房中铺面1间被政府征收，后经马寿先多次信访，崇阳房地产管理所落实政策于1986年12月16日通知马寿先退还该铺面房。自1982年2月马季先因结婚搬离后，聂孟君一家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聂孟君于1987年经李某介绍，由案外人余某带领的施工队在向荣街进行原房改建，利用原住房5间（没有临街的平房）旧材料和聂孟君部分出资进行翻修、扩建，住房由5间增加到6间房屋，之后，聂孟君一家对房屋进行装修，在空地上搭建面积为68㎡临时建筑，马勇于2013年3月以案涉房屋（崇州市崇阳镇向荣街46号）内注册崇州市向荣电氧焊门市；1997年留房证上向荣街房屋的土地（权属来源系基于登记在马维骐名下留房证），被崇国用（1997）字第41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聂孟君名下，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案涉房屋搬迁前直到2017年被征收，聂孟君、杨寻光、马勇父子、马岚与其子女等户籍在该房地址内，于2017年10月24日，聂孟君作为被搬迁人与崇州市蜀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崇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模拟搬迁补偿安置合同》（简称：《拆迁补偿合同》），杨寻光也在该合同上签名，经该拆迁公司实际测绘面房屋面积为299.59㎡（含准商业铺面108.53㎡＋住房191.06㎡），对聂孟君及家人搭建的69㎡临时建筑物和按照政策和房屋层高认定阁楼面积68㎡一并予以补偿。其中《拆迁补偿合同》将拆迁赔偿项目分为：被搬迁房屋补偿1321192元（299.59㎡×4410）元、政策性补偿2088元（电话移机费＋有线电视迁装费＋宽带迁装费＋一户一表费）、政策性补助2277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299.59㎡×12元／㎡×6个月、搬家补助费1200元）、政策性补贴414333元（住房购房补贴299.59㎡×4410㎡×30%＋物管费补贴299.59㎡×元／㎡×60个月）;提前搬迁奖励104918元（户奖25000元＋整体搬迁费20000元＋面积奖励299.59㎡×200元／㎡）、其他补偿915373元（装修补偿299.59㎡×480元＋搭建补偿69.㎡×480元＋准商业房屋补偿108.53㎡×（8900元-4410元）×90%＋阁楼68㎡×4410元）；上述补偿总款合计2780674元，以上款项政府部门已转至聂孟君个人账户。聂孟君遂将马维骐的留房证和办理在本人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给相关部门。为了查清案情，本院向崇州市蜀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去函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项目和构成部分进行调查，该拆迁公司提供了《有关向荣街56号和46号聂孟君住宅图》和《货币终结补偿单（原向荣街54号）》各一份，并函复称：崇州市，房屋测绘面积299.58㎡，其中临街准商108.53平方米（指临街有商业价值，但实际没有办理铺面手续的房屋），住房191.06平方米；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的阁楼认定标准和房屋实际层高，认定其68平方米为阁楼，该阁楼面积未计入房屋测绘面积之中。 另查明，案涉房屋搬迁由聂孟君、马勇、马岚完成。之后，被告聂孟君出资39,000元对马维骐、郑雪冰、马寿先及姑母等先辈进行迁坟。 审理中，原告马季先对崇州市国土资源局的行政登记行为不服，向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川0115行初9号后撤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该案作出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后马季先再次就该房屋土地证颁发的行政行为不服，重新向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8）川0115行初41号，该案审结后，本院恢复对本案审理。审理中，马季先申请财产保全，我院依法作出（2017）川0184民初第35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崇州市蜀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公司就崇州市崇阳街道向荣街64号房屋拆迁应支付聂孟君的拆迁补偿款中的1,390,337元，期限为一年，之后，由于案件尚未审结，本院作出的保全裁定书予以继续查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继承权受侵害纠纷还是物权纠纷，是否涉及诉讼时效；二、诉争房屋遗产的范围；三、诉争房屋遗产的分割比例。 首先，本案是继承权受侵害纠纷还是物权纠纷，是否涉及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因继承当即取得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马寿先和马季先作为马维骐的继承人，对马维骐留房证中房屋面积为218.58㎡，未放弃继承，因继承人之间是家庭关系且遗产未分割，认定218.58㎡的房屋为共同共有状态。故本案实质上是共有人对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前提的具体分配份额，而非继承权受到侵害，属于共有权确认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故不适用继承诉讼时效的规定。尽管聂孟君于1987年对遗留的218.58㎡房屋改建、扩建，但未经审批翻修，也没有取得新的产权证，该行为不能改变房屋的共有的性质，聂孟君抗辩称适用继承权受侵害诉讼时效，不予采纳。 二、本案的马季先与共有人马寿先因继承取得共有房产的范围。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马季先提供马维骐的留房证上载明当时房屋面积为218.58㎡，马维骐夫妻去世时发生继承，继承人马寿先、马季先均未表示放弃继承，该房屋转化为马寿先和马季先的共有财产，2017年因依法征收而被拆除，拆除前马寿先遗孀聂孟君与房屋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合同》，“被拆迁人”聂孟君、杨寻光共计获得位于崇州市的补偿款总额2780674元。聂孟君在居住该房期间，对原房屋有改扩建行为，根据《拆迁补偿合同》中被搬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实际测绘面积为299.59㎡，显然超出留房证中记载的建筑面积218.58㎡，对于超出部分即81.01㎡，由于马季先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马维骐的遗产，依法不能认定为马寿先、马季先的共有房产。留房证上所有权人登记为马维骐、结合《拆迁补偿合同》、拆迁公司提供的复函以及《有关向荣街56号和46号聂孟君住宅图》、《货币终结补偿单（原向荣街54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于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本条例所知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知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的规定，案涉房屋的被拆迁人应为原留房证中所有权人马维骐夫妻，并非聂孟君和杨寻光，从《拆迁补偿合同》和相关计算清单来看，本次拆迁补偿并非按照实际居住人口多少来计算赔偿额，而是按照拆迁实际丈量面积和搭建物等进行计算。本院认为，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中马维骐留房证中的218.58㎡应作为遗产，其对应的补偿款应作为马季先、马寿先的继承遗产分割，对余下房屋建筑面积81.01㎡（299.59㎡-218.58㎡）对应的补偿款部分，属于聂孟君另行搭建获得的补偿款，与本案诉争遗产无关，故不作为遗产处理。同时，对于《拆迁补偿合同》载明临时搭建的69㎡建筑物，由于双方均认可是聂孟君个人出资搭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对应的补偿款理应归属于聂孟君个人所有。对其中《拆迁补偿合同》和“其他补偿”项下的涉及“准商业铺面108.53㎡”和“阁楼68㎡”的补偿款，该两项财产补偿款基于马季先、马寿先继承马维骐留房证中房屋被拆迁而作出赔偿，应当作为马季先和马寿先共有财产分割。对被告聂孟君提出的留房证中10.9㎡铺面在马维骐死亡前已被政府征收，后经马寿先多方争取，且退还给马寿先个人，不属于马维骐的遗产，应当从留房证房屋面积218.58㎡中扣除，且马季先以个人行为放弃案涉全部财产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该铺面最初来源于马维骐房产，政府部门是基于马维骐发还给马维骐的子女马寿先，马寿先作为共有人代表收到，并不能以本人收到即为为个人所有，其抗辩理由依法不予采纳。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权利的放弃应当明示，继承开始后，没有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故被告聂孟君主张马季先对遗产放弃了继承，于法无据，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聂孟君提出拆迁补偿合同中“准商业铺面108.53㎡”是由马勇在临街处搭建用于经商，未办理商铺手续的准商业用房，是政府给予马勇的补偿，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聂孟君辩称有关《拆迁补偿合同》中补偿项目中：政策性补偿、政策性补助、提前搬迁奖励，其他补偿等补偿款项目是政府部门补偿给予居住在该房内常住人口补偿，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院对案涉《拆迁补偿合同》中赔偿项目除81.01㎡各项对应补偿款和临时搭建的69㎡补偿款不属于共有外，其余均应属于马季先及马寿先因继承共有。综上，本院认定本案因继承的共有财产为：1.被搬迁房屋补偿963937.8元；2.政策性补偿2088元；3.政策性补助16937.76元（临时安置补助费15737.76元＋搬家补助费1200元）；4.政策性补贴302296.14元（住宅购房补贴28,9181.34元＋物管费补贴13114.80元）;5.提前搬迁奖励88716元（户奖25000元＋整体搬迁费20000元＋面积奖励43716元）；6.其他补偿825882元（装修补偿87432元＋准商业房屋438570元×90%＋阁楼299880元），共计2199857.70元。 三，本案诉争房屋遗产的分割比例问题。因郑雪冰于1972年病故时无遗嘱，故依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留房证中218.58㎡房屋价值二分之一作为马维骐个人财产，对另外二分之一作为郑雪冰的遗产，原则上由马维骐、马寿先、马季先各平均继承，而马维骐通过继承郑雪冰遗产后占有留房证中房屋218.58㎡中三分之二的份额；因马维骐于1978年病故也无遗嘱，故留房证中218.58㎡房屋的三分之二作为本案遗产，由马寿先、马季先兄妹二人共同继承而共有。自1982年马季先结婚搬离后，聂孟君和马寿先一家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经马寿先多方努力，政府部门落实政策终将马维骐10.9㎡铺面返还，在原房破败情况下，个人筹资改扩建、多次装修房屋，将房屋较好保留至拆迁时，是案涉房屋拆迁时能够获得补偿及多获得补偿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本院在拆迁款分配时充分考虑到改建房屋所支付的对价，加上客观上马寿先年长马季先18岁，聂孟君与马寿先结婚后，长期跟公婆马维骐、郑雪冰居住在一起，对父母照料较多，对大家庭的付出，特别是在马维骐年老后，所尽到的照顾义务较多，在拆迁中及时出力出资迁移其公婆和先辈坟墓，根据公平以及公序良谷原则，聂孟君及第三人在分割遗产应当适当多分。在被告及第三人作为一个家庭中内部成员，审理中均要求该财产分割时由被告及第三人作为一个整体分割，待法院处理后内部再作进一步分割，符合自由处分原则，本院予以准许。综上理由，依法确认马季先对共有房产相关拆迁范围内的补偿款分得40%比例，被告及第三人分得60%比例。即原告分得879,943.08元（2,199,857.70元×40%），其余归被告及第三人所有。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律规定遗产继承形成共有物的拆迁补偿款范围内，按照遗产继承的份额依法支持，超过遗产继承范围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崇州市房屋【原崇国用（1997）字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拆迁安置补偿款合计2780674元,其中属于马季先和马寿先共有的拆迁补偿款2199857.70元,由原告马季先分得879943.08元，其余剩余拆迁补偿安置款由聂孟君、马勇、马岚、杨寻光共有; 二、被告聂孟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马季先支付879,943.08元。 本案受理费8657元受理费，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3,657元，由原告承担8645元，被告及第三人承担5012元(原告已先垫付，被告及第三人在判决生效后向原告马季先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建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玮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