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5民初1884号 原告：福建省福船海洋技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建设路**办公楼701B(自贸试验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2TBJC13。 法定代表人：高登攀，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福建求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谐波，福建求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冬玉，女，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智锋，福建知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滢滢，福建知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福建省福船海洋技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船公司”）与被告谢冬玉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福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陈谐波及被告谢冬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智锋、杨滢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02001.95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福船公司与被告谢冬玉经济补偿金争议一案，原告对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榕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1号裁决书不服，认为裁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仲裁以原告单位办公地址的变更未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未提供厂车接送员工上下班，对原告安排被告在原办公地址处办公不予认可等理由，认定原告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劳动条件，作出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02001.95元的裁决的裁定，明显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认为被告违反劳动合同约定，拒绝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其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之约定：“乙方（即被告谢冬玉）的工作地点为福州。甲方（即原告福船公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发展需要，适当调整或协调另行安排乙方职务、岗位及工作地点。”，上述约定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当受法律保护，劳动合同中特别约定该条款。裁决认定被告的工作地点特指福州市马尾区，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工作地点为福州而不是特指福州市某某区，即应当是特指福州五区八县这样一个行政区域范畴，否则就没有必要作此特别约定。因此，被告谢冬玉应当依照约定履行到岗上班义务，原告的办公地址在福州市区域范畴的相应变动，并未违背双方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为福州的约定。原告认为，裁决关于被告工作地点改变、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重大变更的认定，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错误。2、裁决认为原告未提供交通工具方便单位人员上下班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没有法律依据认定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员工交通工具作为上下班的必备条件。同时，裁决关于原告未提供交通工具的事实认定也明显错误，事实上，原告对于到福州连江办公区工作的员工，都提供了包括厂车接送员工上下班的条件，被告于2019年3月初在原告新办公区上班的时候，也是搭乘原告提供的班车。原告认为，裁决以交通距离的远近及原告未提供交通工具方便被告上下班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裁决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鉴于谢冬玉不愿到新办公地址上班及基于挽留人才的考量，原告特地在原办公地址即江滨东大路166号为被告谢冬玉提供了场所及办公条件。被告却依然拒绝回到工作岗位上班，明显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劳动纪律，后被告谢冬玉于2019年5月13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事实上，原告现仍有员工不愿到新办公地址，原告也安排在原办公地址上班，这也可以证实被告根本无意到岗上班。而裁决完全不顾原告安排合法的劳动场所和劳动条件安排被告在原办公地址处办公等事实，主观认为该答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主观不予认定该事实，显然违背根据事实、证据依法作出错误的主观臆断的裁判。二、原、被告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2019年5月13日经由被告谢冬玉单方提出辞职后原告同意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6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13日。被告谢冬玉的人事档案材料可证实，2016年4月，被告已与其原工作单位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和被告原工作单位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的性质明显不同，正是基于被告与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原被告另行新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认为，裁决认定被告在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应计入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在本案中，根据省委省政府基于船政整体规划的要求，将福船集团大部分造船相关公司搬迁到连江县新办公区，但都为包括被告在内的员工提供了各种便利劳动条件，提供了厂车接送上下班。后来因为被告坚决不愿到新办公区，原告特意在原办公地址处为其提供了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另据了解，被告谢冬玉是因为其丈夫2018年底前到江苏省南通市工作而提出辞职的，被告本人现也已在江苏南通生活、工作。原告认为，被告辞职并非因原告办公地址搬迁的原因，而是其本就不愿继续在原告处工作而要求解除合同，所提出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完全是不能成立的，其目的就是寻找理由从国有企业中获取个人利益，原告单位由于所在行业持续低迷，经营情况不佳，整体经营收入锐减，而裁决结果将更进一步损害到国有资产利益，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合法的劳动条件，被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裁决关于原告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劳动条件重大变更未经双方协商一致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裁定，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谢冬玉辩称，一、福船公司的整体搬迁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应基于劳动法相关之规定依法向谢冬玉支付经济补偿金。谢冬玉于2004年7月进入福建省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于2006年6月被调到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工作，于2016年4月被调到福船公司工作。随后，谢冬玉与福船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系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情形下签订）。《劳动合同》系福船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样本，工作地点虽注明“福州”，但谢冬玉自2004年工作以来，实际的办公地点均为福州市马尾区。谢冬玉已在马尾地区工作十几年，长期稳定地生活于该地区，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而福船公司此次整体搬迁却是搬迁到距离较远的福州市连江县粗葫芦岛，必然严重影响谢冬玉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已属劳动合同重大变更。鉴于此，谢冬玉不同意福船公司调整工作地点的要求，在2019年2月15日向福船公司发出《关于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函》，希望福船公司能够给予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福船公司却对谢冬玉的合法权益置之不理，随后谢冬玉于2019年4月2日再次发函要求协商解决，而福船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才做出《关于对谢冬玉提出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答复》，“答复”称安排谢冬玉在原工作地点进行办公，但实际上福船公司却从未安排新的办公室给谢冬玉，且福船公司的原工地点在作出答复前已经全部搬迁完毕，该答复对谢冬玉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福船公司从未与谢冬玉协商如何不随解决公司搬迁的问题，在搬迁后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也未主动解除劳动关系。在2019年3月5日，福船公司更是停止本人工作，在2019年4月份办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停止为谢冬玉缴纳医保。鉴于福船公司的种种违法行为，谢冬玉于2019年5月10日向福船公司寄送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019年5月13日公司收到该份通知书。双方于2019年5月13日才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就能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福船公司搬迁的行为属于对劳动合同作出的实质性的重大变更，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福船公司后续违法行为更是严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故，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福船公司应谢冬玉支付经济补偿金。二、谢冬玉工作年限应将原用人单位与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被告谢冬玉于2004年7月进入福建省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于2006年6月被调到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4月被调到福建省福船海洋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商调函》写明，因工作需要拟商调谢冬玉到福船公司工作，请谢冬玉于2016年4月25日前到福船公司报道。据此可以看出谢冬玉到福船公司上班系接受公司安排，非因本人原因。福建省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和福船公司，三者为关联的企业，自谢冬玉2004年进入福建省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以来从未领取过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谢冬玉在三个用人单位主体工作的年限应合并计算，即按照工作年限2004年7月至2019年5月13日。三、谢冬玉与福船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福船公司变更工作地点、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谢冬玉提供劳动条件等违法情形。福船公司在作出搬迁到连江县的决定后，未及时对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谢冬玉进行回复，对其合法权益置之不理；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甚至在2019年3月对谢冬玉进行停工，在2019年4月停缴谢冬玉的社会保险。对于福船公司的种种违法行为，谢冬玉被逼无奈才与福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谢冬玉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合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而谢冬玉系于2019年8月15日签订新的劳动关系，其丈夫于2019年2月22日与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福船公司提出谢冬玉系因其丈夫2018年底到江苏省南通市工作而提出辞职的说法系无端猜测，谢冬玉新的劳动关系与本案毫无关系。福船公司用种种借口，想要为自己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开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福船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A1、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榕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1号《裁决书》，证明：原、被告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 A2、《劳动合同书》。 A3、《关于对谢冬玉提出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答复》。 A4、办公室现场照片。 A5、询问笔录及现场照片。 以上A2-A5共同证明：原、被告自2016年4月26日起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了被告的工作地点为福州，原告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发展需要，适当调整或协调另行安排乙方职务、岗位及工作地点。原告办公地址的变动，并未超出福州行政区划，也不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在被告提出离职前，原告依照劳动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了合法的劳动条件，相反被告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到岗上班义务。同时，为了员工上班的便利和挽留人才的考量，原告为被告在新办公地址的上班提供了厂车接送等交通条件，以及在原办公地址提供了相应的办公场所和条件。被告主张原告应当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仲裁委员会关于原告未按照劳动合同提供被告劳动条件的认定及应当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2001.95元的裁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A6、《关于同意解除谢冬玉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闽东南产[2016]51号），证明：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6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13日。被告关于其在案外人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应计入被告主张的解除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A7、离职证明书、参保单位事业保险减员申报表、参保单位养老工伤保险减员申报表，证明：经由谢冬玉单方提出辞职，原告方同意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办理离职证明以及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等手续。 被告谢冬玉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B1、谢冬玉近12个月工资明细、银行交易明细表。 B2、商调函[2016]第2号。 B3、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办公会议纪要[2017]41号。 B4、个人缴费明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 以上B1-B4共同证明：1.被告的工作年限为2004年7月至2019年5月13日。2.被告的平均工资为8617.00元/月。 B5、《关于公司办公地点搬迁的通知》。 B6、《关于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函》、《关于要求公司针对谢冬玉提出的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意愿给予解决方案并正式回复的提醒函》。 以上B5、B6共同证明：原告搬迁于2019年1月15日发布通知，被告不同意随原告搬迁屡次发函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告于2019年4月25日，在原告整体搬迁后才回复被告，对被告的合法权益置之不理。 B7、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证明：原告于2019年4月对被告基本医疗进行违法减员。 B8、《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快递单、物流信息，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的种种违法情形，被告依法行使劳动关系解除权。 B9、劳动合同（编号10080399）、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纳费用明细表、医疗保险险种缴费基数明细表、养老保险险种缴费基数明细表，证明：被告系2019年8月15日成立新的劳动关系，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与新成立的劳动关系无关。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意见为： 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1-A3、A7号证据材料，原告对被告提供的B1-B9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根据。关于证据A4，原告虽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本院认为此证据属单一证据，其证明效力需综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A5中的询问笔录系书证，原告虽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但该份证明材料在黄进未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此份材料相当于自我陈述，系单方制作，此外，黄进系原告福船公司的在职员工，与公司具有经济利益关系，无法判断黄进对于公司是否有所偏袒，因此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证据A6，因原告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关于证据A5中的照片与证据A4，证明力相对较弱，与询问笔录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实原告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谢冬玉于2006年5月9日入职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工作地点为福州市马尾区。2016年4月8日,福船公司出具《商调函》，载明：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拟商调谢冬玉、郭志刚、汤增广共三名同志到我公司工作，请按下列第（一）项办理：一、同意调往我司，并请于2016年4月25日前来我公司报到，可否安排请速函告…。2016年4月26日，谢冬玉入职福船公司，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约定:…第二条（三）乙方（谢冬玉）工作地点为福州；（四）甲方（福船公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发展需求，适当调整或协调另行安排乙方职务、岗位或工作地点。第八条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记载变更内容,注明变更日期,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等条款。 2019年1月15日，福船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办公地点搬迁的通知》，内容为：“根据集团公司要求与福州船政部署,福船公司拟于2019年1月30日至31日搬迁至连江粗芦岛基地，请各部门、各位员工积极配合做好搬迁工作。自2019年2月13日起，公司所有人将在粗芦岛基地办公，请各位员工最晚于2月15日向公司提出搬迁意愿，并办好相关手续”。2019年2月15日，谢冬玉向福船公司发出《关于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函》，表明因公司工作地点的突然变更，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故其不同意随公司搬迁。2019年4月2日，谢冬玉向福船公司发出《关于要求公司针对谢冬玉提出的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意愿给予解决方案并正式回复的提醒函》，要求公司针对其提出的不同意公司搬迁的意愿给予解决方案并于2019年4月12日前进行书面回复。2019年4月25日，福船公司作出《关于谢冬玉提出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答复》，写明公司因工作需要，办公地点搬迁至连江县粗芦岛符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的规定；公司为挽留人才，研究同意在，安排谢冬玉在原工作地点进行办公。 2019年5月10日，谢冬玉向福船公司发出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为：“我于2016年5月被调到贵公司，本人的上班地点在福州市马尾区。2019年1月15日，贵公司向本人送达《关于公司办公地点搬迁的通知》，要求本人调整工作地点。2019年2月15日，鉴于本人的实际情况，本人不同意贵公司调整工作地点的要求。2019年3月5日，贵公司停止本人工作。但此后，公司一直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本人提供劳动条件，也未与本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更未依法支付劳动报酬。2019年4月，贵公司办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停止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鉴此，贵公司的种种违法行为，本人现根据《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之规定，决定与贵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福船公司与2019年5月13日收到该通知书，并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关于与谢冬玉同志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同意与谢冬玉解除劳动关系并对谢冬玉的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进行减员申报。 另查明，谢冬玉在福船公司实际工作至2019年3月5日。2019年4月，福船公司对谢冬玉的医疗保险进行减员。庭审中，福船公司、谢冬玉均对《裁决书》认定的谢冬玉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作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无异议。 再查明，福船公司实际从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66号整体搬迁至福州市连江县粗芦岛基地。原办公地址与新办公地址距离32公里左右。 后谢冬玉因与福船公司劳动争议向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04年7月至2019年5月的经济补偿金129255.00元。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榕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1号《裁决书》，裁决福船公司应当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冬玉支付经济补偿金102001.95元。原告福船公司不服榕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1151号仲裁裁决，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谢冬玉未起诉。 本院认为，谢冬玉与福船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合法、诚信、全面履行,双方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源于福船公司的整体搬迁是否属于工作地点的变更。虽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作地点为“福建省福州市”,但这显然是个泛概念。从双方实际履行工作地点看,系位于福州市区内的马尾区,而搬迁的地点则改变至福州市区外的连江县，新旧地址距离约32公里,对于已经在马尾区工作多年的谢冬玉来说,工作地点的变更所导致的路途增加可能会对其上下班造成不便,该种变化对谢冬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能力以及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福船公司虽主张其为此次搬迁还提供了班车,但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福船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工作地点的改变,其实质也是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重大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谢冬玉在收到福船公司决定搬迁的通知后，于2019年2月15日向福船公司发函表明其不愿随迁，并于2019年4月2日向公司发函要求公司予以回复，系属通过合理方式与公司进行协商，由于办公地点搬迁上班不便，谢冬玉自3月5日之后未再向福船公司提供劳动，此时尚处于协商期间，福船公司在未与谢冬玉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对其医保进行减员，明显不当。福船公司虽主张其基于谢冬玉的意愿及挽留人才的考虑，在原办公地点为谢冬玉提供了办公条件，但福船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才作出《关于对谢冬玉提出不同意随公司搬迁的答复》，而公司实际上已对谢冬玉的医保进行减员，故该答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双方实质是因工作地点的变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最终解除劳动关系,作为用人单位的福船公司应当按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金。由于原、被告双方均对仲裁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13解除及仲裁认定的谢冬玉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作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仲裁认定的谢冬玉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作期间的应发工资分别为11305.10元、10408.40元、7409.00元、7180.00元、7980.00元、7080.00元、6880.00元、6880.00元、10975.60元、9156.00元、1897.64元、516.64元，2018年年终奖3000.00元。因此，谢冬玉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555.70元(11305.10元+10408.40元+7409.00元+7180.00元+7980.00元+7080元+6880.00元+6880.00元+10975.60元+9156.00元+1897.64元+516.64元+3000.00元)÷12)。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起算时间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在计算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的，应予支持。谢冬玉于2006年5月9日进入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经商调被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安排到福船公司工作且没有领取经济补偿金，属于前述“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的情形，故本院依此确认谢冬玉的工作时间为自2006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13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劳动合同》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按照13.5个月计算经济补偿，共计102001.95元（7555.70×13.5=102001.95元）。故原告福船公司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福建省福船海洋技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福建省福船海洋技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告谢冬玉支付经济补偿金102001.9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0元，减半收取计5.00元，由原告福建省福船海洋技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敏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雅兰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 （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 （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 （五）其他合理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十六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