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7行初108号 原告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屯北村民委员会新胜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玉权，组长。 委托代理人冯子桓，广西邦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永福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07852417279。 法定代表人谭丕创，市长。 委托代理人翁菽伶，钦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施高永，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议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民生路** 法定代表人陈武，主席。 委托代理人曹吉锋，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武，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工作人员。 第三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住所地钦州市钦州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034997090930。 法定代表人陈钦盛，场长。 委托代理人宁文兴，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调处办主任。 原告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屯北村民委员会新胜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胜一组）因与第三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以下简称三十六曲林场）林地权属纠纷不服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州市政府）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的钦政处〔2018〕1号《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与钦南区林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决定》（以下简称1号《处理决定》）及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西区政府）于2019年5月9日作出的桂政行复〔2019〕3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9号《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钦州市政府、广西区政府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于2019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新胜一组诉讼代表人韦日权、委托代理人冯子桓，被告钦州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翁菽伶、施高永，被告广西区政府委托代理人曹吉锋、陈武，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委托代理人宁文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钦州市政府依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的申请，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1号《处理决定》。查明：双方争议的黄同岭（牛地岭，下同）位于新胜一组××约300米。具体四至：东至土地麓水田为界，南至长麓水田为界，西至下底山水田为界，北至下底山水田为界，面积约120亩。1958年3月，经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关于建立林场的通知》（〔58〕合专林字第006号）批准，建立国营钦县三十六曲林场（后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同年8月，经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处勘测设计，编制了国营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总图和分区图，争议岭位于三十六曲林场规划范围内。1964年3月，广东省林业厅批复钦县三十六曲林场设计任务书（〔64〕林场字第038号），同意将钦县三十六曲林场纳入国家计划。申请人于1960至1972年对包括争议岭在内的国家规划设计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绿化，在争议岭种植广宁竹，零星的松树为飞播林。1966年，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更名为红卫林场。1981年，红卫林场向钦州县人民政府申报了争议岭等山岭的《山界林权证》，同年6月30日钦州县人民政府为红卫林场核发了《山界林权证》（证号为10-083），确认争议的黄同岭等山岭为国有，由红卫林场管理使用。1983年，红卫林场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申请人对上述山岭一直经营管理至今，未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另查，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岭没有固定给任何生产队。2006年起，被申请人曾将争议岭上的松木承包给他人割松脂，申请人即劝阻制止，并拆除松脂袋。2013年，被申请人将争议岭的一部分租赁给他人养鸡，申请人曾多次到现场阐明林地权属，并向钦州市林业公安三十六曲派出所报案，三十六曲派出所即派员阻止承包人割松脂及在争议地上租赁养鸡等行为，并说明此林地属于林场管理范围。钦州市政府认为，争议的黄同岭在1958年成立钦县三十六曲林场（钦州三十六曲林场）时，已规划在该场管理的版图范围内，该场按规划在争议岭种植广宁竹。1966年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更名为红卫林场，1983年红卫林场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该场自建场以来对争议岭权属一直未变更，且已于1981年申领了争议岭的《山界林权证》。其主张争议岭权属理由成立。新胜一组以争议岭岭顶上有自留地，2013年将争议岭的一部分租赁给他人养鸡为由主张争议岭权属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情况报告》（〔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三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六）项的规定，经钦州市第五届人民政府32次常务会议审议，作出如下处理决定：黄同岭（牛地岭）林地属国家所有，由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管理使用。新胜一组不服，向被告广西区政府申请复议。2019年5月9日，广西区政府作出39号《复议决定》，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维持了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 原告新胜一组诉称，一、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1.对原告村民在争议岭岭顶的自留地的事实认定事实不清。原告村民在争议山岭的耕作、开荒始于解放前，村民韦达明、章国营等人的自留地均分配在该山岭岭顶。2.对争议岭的松木、广宁竹种植主体认定不清。争议岭的广宁竹系原告村民所种，1959年因原告所属山岭较多政府向原告村民发放松木种给村民人工播种，属于散种的形式，其与飞播林的形状不符，松木种植排列有序，明显属于人工种植。3.1号《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对争议山岭一直经营管理至今，未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系认定事实不清。原告自2006年开始至2014年长达八年之久发包争议岭的松木脂给案外人割脂，也在2012年至今出租给案外人养殖使用。2016年第三人将原告种植在争议岭上的松木全部砍伐，强行种植果树，原告为此出面阻止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投诉，但有关部门均对此不作处理。二、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情况报告》（〔1980〕135号）处理具体问题一般原则第三、第四项规定：处理国营农、林场等企事业单位与社队的纠纷，应兼顾全民和集体的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的关系。社队群众因原定场界不合理，致使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要妥善解决。要从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的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1号《处理决定》对原告方的集体利益没有予以考虑，争议岭距离原告小组约300米。第三人的场界划分不合理，给原告村民生产生活造成困难。另外，第三人1981年《山界林权证》作为单方行为，不属于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的确权行为，该证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土地权属依据早有定论。而且该《山界林权证》只有大队、公社经办，没有原告方参与不应作为权属认定依据。综上所述，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广西区政府作出的39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撤销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和广西区政府作出的39号《复议决定》；2.判令被告钦州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原告新胜一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与钦南区林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决定》，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将本案讼争的山权确权给第三人；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广西区政府维持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3.记账凭证，证明原告收取案外人割松脂费用的事实（原告管理、使用争议林地的事实）。 第二组： 1.《关于我场红二工区造林占用新胜一、二队坡地的调查》，证明原告在距离本村民小组较远的天堂岭有坡地，三十六曲林场七十年代造林时没有在原告所有的坡地上种植，原告村民有使用、管理坡地的事实； 2.《调查笔录》，证明三十六曲林场持有的“黄同岭”林权证相关签名人员不真实和不熟悉争议林地的权属情况。 被告钦州市政府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不属于证据；证据3是一个单方行为，有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与案涉林地没有关联性。 被告广西区政府同意被告钦州市政府的意见。 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质证认为割松脂的地是在争议岭，但是原告偷割的。其他同意被告钦州市政府的意见。 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称，其1981年已经不担任大队干部，红卫林场二工区《山界林权证》（证号：10-083）上经办人“黄某”不是其所签。 原告新胜一组认为否认《山界林权证》上面的签名是其所签，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不是合法取得。 被告钦州市政府认为证人的证言前后不一致，依法不能采信。 被告广西区政府、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同意被告钦州市政府的意见。 被告钦州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关于本案的事实。双方争议的黄同岭位于新胜一组××约300米。具体四至：东至土地麓水田为界，南至长麓水田为界，西至下底山水田为界，北至下底山水田为界，面积约120亩。1958年3月，经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关于建立林场的通知》批准，建立国营钦县三十六曲林场（后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同年8月，经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处勘测设计，编制了国营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总图和分区图，争议岭已在三十六曲林场总图和分区图内规划。1964年3月，广东省林业厅批复《钦县三十六曲林场设计任务书》，同意将钦县三十六曲林场纳入国家计划。第三人于1960至1972年将包括争议岭在内的国家规划设计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绿化，争议岭种植广宁竹，零星的松木树为飞播林。1966年，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更名为红卫林场。1981年，红卫林场向钦州县人民政府申报了争议岭等山岭的《山界林权证》，同年6月30日钦州县人民政府核发《山界林权证》（证号：10-083），确认争议岭等山岭为国有，由红卫林场管理使用。1983年，红卫林场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第三人对上述山岭一直经营管理至今，未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第三人提供的总图、分区图、设计任务书、红线图和《山界林权证》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均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同时，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岭没有固定给任何生产队。原告以争议岭岭顶上有自留地，争议岭的松木是其村民所种的为由，主张该岭的权属无事实依据。事实上争议岭顶的坡地是原告在林场成立之后开荒的，极少种植，原告所主张的自留坡地主要是在岭脚，不在争议林地范围内。2006年起，原告曾将争议岭上的松木承包给他人割松脂，第三人派人阻止，并拆除松脂袋；2013年原告将争议岭少部分租赁给他人养鸡，第三人向钦州市林业公安三十六曲派出所报案，同时派员和出警阻止承包人割松脂和养鸡行为，并阐明此争议林地为林场管理范围。（二）程序方面。答辩人依职权受理第三人的确权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依职权进行调处，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钦州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审议，作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书依法送达了各方当事人。（三）法律适用方面。答辩人鉴于查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四条（三）、（六）项以及《国务院转批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山林土地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将争议岭确定为国家所有，由第三人管理使用的决定是正确的。二、复议机关广西区政府作出的39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是正确的复议决定。三、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和广西区政府作出的39号《复议决定》均是正确的，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被告钦州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申请书、答辩书、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协调会记录、会议签到表、处理决定及附图、送达回证、邮政快递回执，证明本案办案处理程序合法； 2.权属纠纷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勘验图，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林地的名称、四至、面积及地表情况已经进行确认； 3.桂政行复〔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钦政处〔2018〕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规范准确； 4.《批复三十六曲林场设计任务书》《关于建立林场的通知》《技术档卷》，证明成立三十六曲林场的版图包括争议林地的事实； 5.关于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名称历史变更的证明，证明第三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名称变更情况； 6-12.山界林权证、林班图、调查笔录（陈钦盛、李永俊、黄英河、谭礼鹏、黄福州），证明争议林地属第三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管理使用的事实，争议林地系属国家所有； 13.红二工区4林班林地被侵占报告，证明争议林地由第三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管理使用，给他人侵占的事实； 14-19.协议书、收据、1980年生产队未分坡田、1980年私人承包自留地、调查笔录（裴守运、韦玉权、韦玉县），证明该组证据均是原告方或其村民的单方形成的行为，没有提供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进行作证的证据，均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属的依据。 原告新胜一组对证据1、2、4、5、7、14、15、16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其中认定事实的部分有异议；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证上没有大队、公社参与，经办人黄某签名不属实，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岭的权属证明；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陈钦盛说到黄同岭面积50亩，有涂改的痕迹，又变成了120亩；同时陈钦盛的笔录证明2006年双方就有争议了，而处理决定说双方没有争议是相互矛盾盾的；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笔录没有说到松木是谁种植，又讲到争议岭“面积约50亩”；证据10第二页说到是“育苗”，第二份调查笔录倒数第四行证明原告在黄同岭一直有生产经营的事实；证据11、12不具有客观性；证据13是由第三人单方制作，不具有合法性；证据17-19真实合法，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 被告广西区政府认可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 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对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广西区政府辩称：一、答辩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合法。原告不服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于2018年11月7日向答辩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补正材料，答辩人于2019年3月13日决定受理，并制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原告。答辩人的受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处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规定。二、答辩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程序合法。钦州市政府向答辩人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后，答辩人指派2名行政复议人员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查，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仔细核查。因此，该复议案件的审理方式符合《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案件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办法”以及《条例》关于“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的规定。三、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经审理，答辩人认为钦州市政府2018年8月22日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9年5月9日，答辩人作出39号《复议决定》，维持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通过邮政特快专题送达各方当事人。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为，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以及《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综上，答辩人本行政复议案的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均符合《行政复议法》及《条例》的规定，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广西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寄件单，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分别送达各方当事人； 2.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员安排表，证明该行政复议案的办案人员为2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关于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2明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的规定； 3.桂政行复〔2019〕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EMS寄件单，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 原告新胜一组、被告钦州市政府、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对被告广西区政府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三十六区林场口头述称：同意钦州市政府、广西区政府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三十六区林场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证据综合认证如下：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1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能证明被告在行政处理程序履行了受理、通知、调解、作出决定、送达等步骤，予以采信；证据2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能证明被告钦州市政府组织争议双方勘验了现场，确认争议林地名称、位置、四至界址、面积以及附着物等情况，予以采信；证据3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4、5、7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能够证明三十六曲林场建立时间、名称变更情况以及林场规划设计经营管理范围包括争议林地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6是原钦州县人民政府核法的权属证书，虽然黄某否认该证上经办人“黄某”是其所签，但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对该证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8-13虽然原告新胜一组有异议，但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能证明争议地的位置、四至、争议地由第三人经营管理的事实以及原告发包部分争议林地给他人割松脂、建养鸡场被第三人阻止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14-19部分内容涉及到争议林地，但原告及原告村民的上述行为均是发生在争议林地划给第三人经营管理之后，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不予采信。被告广西区政府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能证明被告广西区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履行了受理、通知、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等步骤，予以采信。原告新胜一组的第一组证据1、2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证据3与被告钦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4中的收据重复，不再作认定；第二组证据1来源不明，且涉及的是天堂、马鞍路、大窝岭岭顶，不能确认与本案争议的黄同岭有关联，不予采信；证据2来源不明，且不能确认与本案有关联，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新胜一组与第三人三十六曲林场争议的林地称黄同岭（原告称牛地岭，下同），位于原告东面约300米。具体界址为：东至土地麓水田为界，南至长麓水田为界，西至下底山水田为界，北至下底山水田为界，面积约120亩。1958年3月，原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印发《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关于建立林场的通知》（〔58〕合专林字第006号），批准建立国营钦县三十六曲林场（现称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同年8月，经广东省林业厅勘测设计处勘测设计，编制了国营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总图和分区图，争议岭位于规划范围内。1964年3月，广东省林业厅批复钦县三十六曲林场设计任务书（〔64〕林场字第038号），同意将钦县三十六曲林场纳入国家计划。1960至1972年间，第三人对包括争议岭在内的国家规划设计范围内进行植树造林绿化。1966年，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更名为红卫林场。1981年，红卫林场向钦州县人民政府申报了争议岭等山岭的《山界林权证》，同年6月30日钦州县人民政府为红卫林场核发了《山界林权证》（证号为10-083），确认争议的黄同岭等山岭为国有，由红卫林场管理使用。1983年，红卫林场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第三人对争议岭一直经营管理至今。另查明，1962年“四固定”时，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岭固定给原告集体。2006年起，原告将争议岭上的松木承包给他人割松脂，第三人出面劝阻制止，并拆除松脂袋。2013年，原告将争议岭的一部分租给裴某某养鸡，第三人曾多次到现场阐明林地权属，并向钦州市林业公安三十六曲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派员阻止并说明该林地属于林场管理范围。2017年6月21日，第三人向被告钦州市政府提交林地确权申请，被告钦州市政府依法受理后，由调处部门进行调查，组织争议双方调解未果，提出确权建议，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黄同岭林地确定为国家所有，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原告不服，向被告广西区政府申请复议，2019年5月9日，被告广西区政府作出3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钦州市政府的1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情况给国务院的报告》第三部分第三点规定，“处理国营农、林场等企事业单位与社队的纠纷，应兼顾全民和集体的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划定了场界，手续完备的应当维护；……。”《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三）国有农、林场设立或者国有水利工程建设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本案中，争议的黄同岭（牛地岭）在1958年建立钦县三十六曲林场（1966年更名为红卫林场、1983年更名为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时，已经批准规划在该场的经营管理范围内，此后第三人在争议岭上植树造林绿化，进行经营管理。该事实有原广东省合浦专员公署《关于建立林场的通知》（〔58〕合专林字第006号）、原广东省林业厅《批复钦县三十六曲林场设计任务书》（〔64〕林场字第038号）、《勘测涉计技术档卷》（编制时间1958年8月-1960年12月）予以证明，第三人的场界清楚，手续完备，原告新胜一组对上述证据亦无异议。1981年6月30日，原钦州县人民政府为红卫林场核发了《山界林权证》（证号为10-083）。被告钦州市政府根据上述规定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被告广西区政府经复议作出维持1号《处理决定》的39号《复议决定》，亦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在程序方面，被告钦州市政府履行了受理、实地调查、听取争议双方当事人意见、组织调解、调处部门提出确权建议、市政府集体讨论等步骤；被告广西区政府履行了受理、听取当事人意见、审查核实、作出决定、送达等步骤。因此，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被告广西区政府作出39号《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提出争议岭权属的主要证据是1980年自留地情况说明、2006年和2010年将黄同岭上的松木承包给他人割松脂收入记账流水、2013年与裴某某签订的租地《协议书》，但上述证据证明的均是原告在1958年原钦县三十六曲林场成立时，争议岭已经规划入第三人经营管理范围之后的“管理”事实，依法不能作为原告主张争议岭权属的依据。 综上所述，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被告广西区政府作出的39号《复议决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理由及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屯北村民委员会新胜第一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屯北村民委员会新胜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