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2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澳科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鸡洲工业区市良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231935620E。法定代表人：贾伟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龙辉，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顺昌，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海涛，男，197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区绮雯，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萧嘉宇，男，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志毅（系萧嘉宇父亲），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吴省行，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萧志毅，男，195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李素贞，女，195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广州市首鸣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达道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81636587。法定代表人：吴省行。第三人：杜倩茹，女，197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闽，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澳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海涛，原审被告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广州市首鸣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鸣公司）、第三人杜倩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3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澳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澳科公司无须承担保证担保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陈海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案涉借款发生前，杜倩茹与萧嘉宇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并未结清，经庭审对账核算，萧嘉宇实际并无拖欠杜倩茹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杜倩茹与萧嘉宇案涉借款发生前的其他债权债务均已结清，萧嘉宇实际收到的案涉借款合共1400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从杜倩茹于2018年10月23日出具的《(2017)粤0606民初第13485号案件情况说明》，在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3月30日期间，有一笔500万元的出借款杜倩茹尚未查询到，对此杜倩茹解释是由于其银行账户注销的原因，所以查询不到。2019年1月8日一审法院调取银行账户流水后，发现在2014年8月份，萧嘉宇的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吴某燕的两笔转款合计500万元。2019年1月11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陈海涛和杜倩茹补充提交了吴某燕的书面证言，并改称上述500万元是杜倩茹委托吴某燕支付给萧嘉宇的，但吴某燕当时没有出庭作证，萧嘉宇等人对吴某燕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也不予确认，吴某燕的证言也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该500万元款项不能排除是萧嘉宇与吴某燕之间的私人款项往来，与本案以及杜倩茹无关，当时一审法院也明确要求吴某燕必须出庭，就上述500万元作出明确说明。但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证人吴某燕都没有出庭作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吴某燕的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当由杜倩茹和陈海涛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吴某燕支付给萧嘉宇的50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杜倩茹实际在2014年并没有向萧嘉宇支付500万元，其与萧嘉宇之间在本案借款发生前的其他债权债务尚未结清(即萧嘉宇付给杜倩茹的款项比杜倩茹付给萧嘉宇的款项多了500万元)。再结合萧嘉宇等人的还款情况看，萧嘉宇现不拖欠杜倩茹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萧嘉宇拖欠借款本金2146905.96元，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有违“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二、案涉借款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陈海涛无权收取利息。且因主合同无效，保证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亦应当无效，保证人依法无须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银保监发[2018]10号《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第四条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本案中，杜倩茹与萧嘉宇长期存在多次借贷业务往来，涉及金额巨大，杜倩茹银行流水涉及的金额特别巨大，其与案外人亦有借贷关系，且杜倩茹出借的资金并非其自有资金，故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借款人仅需要返还本金，贷款人或债权受让人(陈海涛)无权向借款人收取任何利息，具体理由如下：1.杜倩茹长期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从杜倩茹提供的《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3月30日借款情况统计表》，以及结合杜倩茹庭审陈述，可知至少在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3月30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杜倩茹向萧嘉宇累计出借资金22笔，涉及金额近亿元，其从中赚取高额的利息。另外，根据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348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484号案民事判决）可知，杜倩茹在2012年2月至3月期间也曾出借款项200多万元给案外人梁某红、岑某洪。另，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杜倩茹出示的银行流水记录，涉及金额特别巨大，不排除其与案外他人亦有借贷关系。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杜倩茹是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从中赚取高额利息，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2.案涉借款并非来源于杜倩茹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首先，案涉借款不可能来源于杜倩茹自称的连州市金泓化工有限公司的盈利。为了证明其资金实力，杜倩茹称其为连州市XX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每年有盈利，实际属于家族企业。但从工商信息查询可知，杜倩茹并不持有该公司股份，并非该公司的股东，而该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而在本案中，杜倩茹称与萧嘉宇之间往来的多笔借款，有时一天的出借款就达到1000万元，全部累计则为过亿元。即使杜倩茹在连州市XX化工有限公司享有利益，但按照常理，该公司的资金实力、盈利能力根本不可能为杜倩茹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次，杜倩茹出借的资金实为其背后公司的资金，并非其个人自有资金。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杜倩茹三个银行账户的交易往来明细，可以看出该三个银行账户实际均是杜倩茹背后公司的私账账户，并非杜倩茹个人使用的，说明杜倩茹出借的资金并非杜倩茹个人自有，而是其背后公司的私账资金，杜倩茹应为其背后公司的财务人员。具体表现在：第一，杜倩茹案涉的三个银行账户有为某港贸易公司、某代贸易公司、某永进出口公司、某都贸易公司、某睿贸易公司、某冠贸易公司、某行投资公司等七家公司支付每月的建账费，并且该七家公司以及某行投资公司的股东吴某燕、某港贸易公司的监事谭某玲、某睿贸易公司的股东李某英，均与杜倩茹该三个银行账户有非常密切的资金往来。按照常理，杜倩茹三个银行账户应当是上述七家公司的私账账户，账户内的资金应当是这七家公司的私账资金，并非杜倩茹的个人资金。第二，杜倩茹案涉的三个银行账户长期为员工吴某霞、刘某敏、谭某玲、陈某花等人报销费用、支付工资和社保等。如杜倩茹尾号为8209银行账户在2015年5月16日向员工刘某敏支付4月份工资、在2015年6月24日向刘某敏报销资格考试费用、向谭某玲报销4单费用、在2015年6月29日向员工李某霞报销“6m费用”。同时刘某敏、谭某玲、李某霞也长期与杜倩茹案涉三个银行账户有非常大额的资金往来，如杜倩茹尾号为0190的银行账户，杜倩茹在2014年11月26日、12月6日通过自己的另一银行账户向该账户报销“HK费用”“jerry费用”“GQ费用”等，即杜倩茹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都需要备注，典型是财务人员对私账的操作方式，说明杜倩茹就是上述七家公司的财务人员，案涉三个银行账户的资金就是上述七家公司的资金。第三，杜倩茹案涉三个银行账户出借给萧嘉宇的款项，基本都来源于吴某燕、刘某敏、吴某霞等人，而这些人均是上述七家公司的股东、经营者或者员工。如在2015年3月19日发生的借款800万元，实际来源于2015年3月18日刘某敏支付的750万元、吴某燕支付的20万元和28万元(详见尾号为0190的银行账户)，而该800万元借款也间接成为2015年3月30日1200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即在萧嘉宇于2015年3月30日偿还该800万元后随即成为120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详见尾号为8209的银行账户)，而该1200万元借款中的400万元，是来源于吴某霞在2015年3月30日支付的400万元(详见尾号为8209的银行账户)。而萧嘉宇其后每还一笔款项，杜倩茹随即将该笔款项转回给吴某燕或者刘佩敏，又或者成为最后一笔借款200万元的资金来源。因此，从这些款项往来可知，杜倩茹案涉三个银行账户只是起到“过桥”作用。假如杜倩茹是以自有资金出借，杜倩茹根本不会将收取的款项随即转回资金来源方，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只能说明案涉借款资金并非杜倩茹自有。综上，案涉借款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陈海涛作为债权受让人只能要求债务人返还借款本金，无权计收任何利息。三、退一步说，即使本案保证担保合同有效，保证人的担保债权范围应为700万元而非14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杜倩茹与萧嘉宇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编号为借字(2015)第(249)号《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3月30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实际上在2015年3月30日杜倩茹仅提供了1200万元给萧嘉宇，扣除双方未清的债权债务500万元，萧嘉宇当天实际收到的款项仅为700万元，故实际借款金额仅为700万元，故澳科公司担保的实际债权本金数额应当为700万元。至于杜倩茹于2015年5月5日向萧嘉宇转账的200万元，不论是否是借款性质，即使是借款，也是一笔新的借款，其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5日起，还款日期未约定。该笔借款与案涉借字(2015)第(249)号《借款合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由于保字(2015)第(249)号《保证担保合同》并非最高额担保合同，故澳科公司不应当对杜倩茹于2015年5月5日向萧嘉宇转账的200万元承担任何保证担保责任。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假若如杜倩茹所称的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借贷关系，那么根据杜倩茹与萧嘉宇之前的交易习惯来看，萧嘉宇每次还款都是先还本金再单独偿还利息，因此，萧嘉宇等人自2015年4月份后偿还的款项应当都是先偿还本金，且本金已经清偿完毕，故再退一步讲，即使萧嘉宇有拖欠杜倩茹的款项，也只是拖欠利息而已，不存在拖欠借款本金的情况。四、杜倩茹将债权转让给陈海涛有可能是为了规避法律，是无效的转让行为。陈海涛和杜倩茹对债权是否有偿转让的问题讳莫如深，拒绝回答。当一审法院明确表示需要查明债权转让的合法性时，陈海涛和杜倩茹才称涉及商业秘密，需要庭后补充书面说明，但澳科公司至今尚未看到陈海涛和杜倩茹对此有任何的书面说明，一审法院也没有就债权转让的合法性进行阐明。因此，有理由怀疑案涉债权的转让不合法，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同时，本案与13484号案存在诸多令人诡异的巧合之处，如本案与13484号案同样是民间借贷，均涉及债权转让，原债权人同样是杜倩茹，现债权人的代理人与本案陈海涛的代理人均为同一律师，与本案均是在2017年8月24日立案。两案的原告不相同，若杜倩茹将本案及13484号案债权分别转让给不同的当事人，按照常理，新的债权人应该是各自委托代理人，各自主张权利。但上述两案却同时委托同一代理人在同一时间起诉，显然与一般债权转让的交易习惯不相符，有违生活常理，只能说明该两案的债权转让并不真实，有可能是虚假诉讼，本案的债权转让有可能不合法。综上所述，萧嘉宇并无拖欠款项，案涉借款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从合同亦应当无效，保证人依法无须承担保证责任。退一步说，即使本案保证担保合同有效，债务人实际收到的款项仅为700万元，各保证人的担保债权范围应为700万元而非1400万元。此外，杜倩茹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陈海涛，有可能是为了规避法律，是无效的转让行为。陈海涛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杜倩茹与萧嘉宇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双方的借贷均是还了旧债之后再发生新债，此乃双方的交易习惯，故杜倩茹与萧嘉宇签订本案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时，萧嘉宇之前的借款已经结清。三、澳科公司上诉认为杜倩茹委托吴某燕转账给萧嘉宇的500万元不是杜倩茹出借的款项，澳科公司明显是在逃避债务，混淆视听。第一，杜倩茹在一审过程中并未表述过该500万元并未出借，反而是在相关银行流水仍然未查询得到的情况下表示该笔款项已经出借，并要求法院调取萧嘉宇与澳科公司的流水。若杜倩茹没有出借，无理由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第二，根据杜倩茹的《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3月30日借款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杜倩茹在2014年8月14日向萧嘉宇出借1000万元、2014年8月15出借200万元、2014年8月22日出借300万元，该500万元款项是杜倩茹委托吴某燕转账，而萧嘉宇也在2014年8月27日分两笔合共1500万元转给杜倩茹，2014年8月28日萧嘉宇向杜倩茹支付上述1500万元的利息184000元（按照月息3%即日息1‰计算）。若萧嘉宇没有收到杜倩茹的该笔借款，其为何要还款1500万元而不是1000万元，为何利息也是按照200万元、300万元、1000万元的本金计算。很明显该笔款项已经出借，否则也不会出现往后的借款。四、据陈海涛了解，杜倩茹为人低调，一直与其父亲打拼做生意经营实业超过二十年，杜倩茹自己也有投资，其资金实力强于一般人，10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对于杜倩茹不成问题。杜倩茹与萧嘉宇的借款均是每笔还清才有下一笔，资金流通也就1000万元左右，完全在杜倩茹的能力范围内，澳科公司主张杜倩茹仅为一名财务人员，该说法不属实。五、陈海涛经与杜倩茹协商一致，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澳科公司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主张杜倩茹转让债权是为了规避法律，明显有违事实。若原债权债务不合法，债权转让也不能成为将非法变成合法的途径。据陈海涛所知，杜倩茹为人光明磊落，经营生意二十几年均无拖欠他人款项，若不是其家庭问题，杜倩茹也不会将债权转让出来。根据法律规定，交易对价的披露并非债权转让的必要条件，只要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转让即成立，转让对价是债权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萧嘉宇述称，与萧嘉宇一直有借款交易往来的是梁某红，并非杜倩茹，杜倩茹只是梁某红公司的财务，本案涉及的借款全部都是梁某红公司的，只是存在杜倩茹名下的银行账户，也就是说，杜倩茹的银行账户是梁某红公司的私户。由于萧嘉宇当时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没有办法与梁某红对账确认尚欠多少款项，后来梁某红叫上黑社会的人员到萧嘉宇父亲萧志毅的公司追债，并说萧嘉宇尚欠200万元，还了200万元就可以了结债务。后来萧志毅卖了澳科公司还债，自此之后梁某红就没有追债，故无论是梁某红也好还是杜倩茹，萧嘉宇都不拖不欠。现陈海涛主张萧嘉宇还拖欠借款本息完全虚假，不是事实。萧志毅述称，其答辩意见与澳科公司上诉意见一致。杜倩茹述称，一、杜倩茹与萧嘉宇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的其他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本案借款剩余的本金为2146905.96元。本案证据充分证明杜倩茹已向萧嘉宇交付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共1400万元，现萧嘉宇尚欠2146905.96元未清偿。从2014年6月12日至本案借款借出前，双方一直遵循有借有还的习惯，并一直按照月利率3%计算。在吴某燕已经出具书面证言的前提下，澳科公司认为从吴某燕处转出的500万元并非借款，那么杜倩茹也可以否认澳某、高某、李素贞、萧志毅、黄某的转账为还款。二、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杜倩茹是用自有资金出借，也不是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更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息。杜倩茹从二十岁就开始跟随父亲打拼，名下有多间公司、多处物业、动产，也投资化工、生物等行业，其拥有的资金远远超过本案借款，不可能以发放贷款为业。杜倩茹向萧嘉宇收取的利息是被法律允许的，杜倩茹向萧嘉宇出借是基于双方的朋友关系，之前发生的借款萧嘉宇都有按期偿还。萧嘉宇的父亲萧志毅在顺德小有名气，经营有家族企业，又有多方担保，故杜倩茹认为本次出借的风险不大，澳科公司认为杜倩茹非法吸收他人资金经营金融业务是恶意揣测。三、杜倩茹与陈海涛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杜倩茹因个人、家庭、商业原因将债权转让给陈海涛，在一审中也提交了说明阐述具体情况。《保证担保合同》也约定担保期间，债权人有权将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无需征得担保人同意。故无论杜倩茹将债权转让给何人，澳科公司作为担保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吴省行、李素贞、首鸣公司二审期间未作陈述。陈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萧嘉宇立即向陈海涛偿还借款本金2352577.8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暂计至2017年8月22日为1082185.79元，此后的利息顺延计至萧嘉宇实际清还之日止)；2.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对萧嘉宇的前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承担。诉讼中，陈海涛变更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为：萧嘉宇立即向陈海涛偿还借款本金2146905.96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暂计至2017年8月22日为987576.74元，此后的利息顺延计至萧嘉宇实际清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8日，萧嘉宇与杜倩茹签订编号为借字(2015)第249号《借款合同》，约定萧嘉宇向杜倩茹借款20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5年3月30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同时约定萧嘉宇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的，杜倩茹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100%计收罚息直至借款本息清偿为止。2015年3月30日，萧嘉宇与杜倩茹另签订一份《借款凭证》作为上述《借款合同》的附件，约定该合同项下借款按月利率3%计收利息。后杜倩茹分别于2015年3月30日、2015年5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萧嘉宇交付借款1200万元、200万元。2015年3月28日，杜倩茹另与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保字(2015)第249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同时约定“担保期间，债权人有权将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无需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应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同日，萧嘉宇、吴省行作为首鸣公司时任股东签署了一份《股东会担保决议》，决议同意首鸣公司提供前述保证担保；李素贞作为澳科公司时任股东亦签署了一份《股东会担保决议》，决议同意澳科公司提供前述保证担保。萧嘉宇分别于2015年4月14日、2015年4月24日、2015年4月28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6月8日、2015年6月18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17日、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17日、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杜倩茹还款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300万元、50万元、250万元、75万元、35万元、100万元；李素贞于2016年1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代萧嘉宇向杜倩茹还款40万元；萧志毅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016年2月4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4月8日、2016年4月11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5月13日、2016年5月20日自行或委托黄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代萧嘉宇向杜倩茹还款3万元、5万元、2万元、35万元、13万元、2万元、40万元、60万元。此后，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均未再向杜倩茹还款。2017年7月18日，杜倩茹与陈海涛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杜倩茹将截止至该协议签订之日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尚欠杜倩茹的剩余借款本息的相应债权转让给陈海涛。后陈海涛持杜倩茹向其移交的上述《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进行催收，但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均未向陈海涛还款。陈海涛遂于2017年8月22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5年7月30日，首鸣公司的登记股东由“吴省行、萧嘉宇”变更为“黄某爱、吴省行”。2016年6月7日，澳科公司的登记股东由“李素贞”变更为“关某媚、杨某雨”，登记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萧志毅在庭审中陈述：李素贞是其前妻，萧嘉宇是其儿子。再查明，杜倩茹于2015年3月19日通过其账户向萧嘉宇转款800万元；萧嘉宇另于2015年3月30日向杜倩茹分别转款88000元、800万元。杜倩茹称前述款项往来为其与萧嘉宇之间的其他借款及还款，并表示其与萧嘉宇之间在案涉借款发生前的其他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澳科公司主张杜倩茹未实际向萧嘉宇全部交付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1400万元的抗辩意见，与上述银行交易明细所载内容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澳科公司称杜倩茹以发放贷款为业、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抗辩意见，无充分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原债权人(即杜倩茹)与萧嘉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有上述《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及银行交易凭证佐证，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同时，在萧嘉宇、吴省行、李素贞、首鸣公司目前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陈海涛通过诉讼送达的方式将杜倩茹向其转让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事宜通知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亦予确认。陈海涛有权以其名义主张相应合同权利。关于双方争议的案涉借款剩余未还本息数额问题。首先，陈海涛与杜倩茹主张的已向萧嘉宇交付《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合共1400万元的意见，有上述银行回单及账户交易明细、吴某燕出具的书面证言在案佐证，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其次，上述《借款凭证》所约定的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月利率3%)，未超出法定已偿还部分利息利率限额(年利率36%)，萧嘉宇、李素贞、萧志毅已偿还款项中超出依此方式所计利息部分，视为对同期借款本金的清偿，故陈海涛自认的截止至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日(2016年5月20日)的借款本金余额2146905.96元，未超出一审法院依据前述方式核算数额，系其对个人权利的合法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同时，上述《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期限已于2015年12月30日届满，萧嘉宇未按约偿还到期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因此，陈海涛要求萧嘉宇向其偿还前述借款本金2146905.9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上述《借款合同》所约定的逾期利息利率(月利率6%)已超出法定民间借贷未偿还部分利息利率限额(年利率24%)，故前述利息数额，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依据年利率24%计算，从萧嘉宇等人停付利息的2016年5月21日起计至萧嘉宇付清上述借款本金之日止。关于双方争议的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萧志毅在2015年3月28日即与吴省行、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一同签署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其称在2015年12月受案外人胁迫而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与此相悖，且无充分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亦无证据反映杜倩茹在萧志毅代偿部分借款后即放弃对其主张其他权利，故萧志毅主张其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李素贞作为澳科公司原唯一自然人股东已签署了上述《股东会担保决议》，同意澳科公司对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而公司股权的变更不产生法人主体变更的法律效果，故澳科公司以其此后发生股权变更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主合同债权转移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因此，陈海涛要求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对萧嘉宇所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萧嘉宇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陈海涛偿还借款本金2146905.9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2146905.9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5月21日起计至萧嘉宇付清此借款本金之日止)；二、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对前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7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9278.1元(已由陈海涛预交)，由陈海涛负担4278.1元，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负担35000元(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澳科公司、首鸣公司负担部分，由其在支付上述标的款时一并支付给陈海涛，一审法院不再作收退)。二审期间，澳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确认书、股权转让协议各1份，拟证明澳科公司原股东李素贞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杨某雨和邓某清，并保证除协议书载明的债务外，公司没有其他的对外债务，股权始终处于清洁的法律状态，若确定澳科公司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必造成现股东的经济损失，对现股东不公平；证据2.房地产权证、13484号案民事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案涉债权实际出借人是梁某红，并非杜倩茹。杜倩茹只是梁某红的财务人员。同时案涉债权的转让可能是虚假的，从13484号案判决书可见，该案债权人也是通过杜倩茹的转让获得债权，其代理人与本案陈海涛的代理人为同一人，两案的立案日期相同，该案的判决书并未申请执行。基于杜倩茹与梁某红的亲密关系，两人才会有共同共有房地产权证所涉的土地，假如梁某红真的拖欠杜倩茹的款项，不可能不通过该不动产权的份额来实现债权，而是通过债权转让来实现；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杜倩茹的资金并非其合法收入的资金，而是其背后他人或其他公司的资金，案涉借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出借人或债权受让人无权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支付利息。杜倩茹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企业机读档案资料1份、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1份、房地权证2份、不动产权证1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份、李某英的房地产权证3份、投资办厂协议书1份，连州XX化工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证1份，拟证明杜倩茹在出借本案款项期间有多项不动产，其拥有的资金足够出借，并非如澳科公司所述的杜倩茹为梁某红的会计，使用他人的资金出借，李某英是杜倩茹的丈夫，连州XX化工有限公司由杜倩茹实际经营，2009年11月27日杜倩茹作为佛山市顺德区XX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曾与英德XXX镇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办厂协议书，投资8500万元，杜倩茹自有资金雄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法有效；证据2.佛山市顺德区XX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往来明细清单共3页、告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业务凭证各1份，拟证明佛山市顺德区XX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资金都是杜倩茹注入的，杜倩茹已经购买了梁某红对中山市********的土地使用权份额；证据3.XX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1份、XX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企业登记1份，拟证明杜倩茹不是上述两家公司的财务人员；证据4.无犯罪记录证明1份，拟证明杜倩茹无犯罪记录。陈海涛、萧嘉宇、吴省行、萧志毅、李素贞、首鸣公司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澳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无关，本院不予审查。陈海涛、杜倩茹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陈海涛、杜倩茹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也无法看出澳科公司主张的证明内容，故本院不予采信。杜倩茹提交的证据中，澳科公司对证据1中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的其余部分，澳科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4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无关，本院不予审查。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杜倩茹曾经是佛山市顺德区XX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澳科公司应否承担本案借款的担保责任。对于澳科公司主张其免于承担或减少保证责任的以下理由，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借贷是否合法问题。首先，关于杜倩茹出借款项的来源。1.杜倩茹转账本案1400万元给萧嘉宇的8209账户，虽然如澳科公司所言确实存在频繁的与其他公司或个人的经济往来，但是，杜倩茹曾经为佛山市顺德区XX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东运用其个人账户处理报销费用、工资、社保费、建账费之类的业务，在商业操作中并不鲜见，不能由此断定杜倩茹是相关公司的财务，以及账户内的资金属公司所有，不属于杜倩茹所有。2.澳科公司提交的13484号案民事判决书，内容为梁某红于2012年2、3月份向杜倩茹借款200余万元，2017年仍然未清偿。杜倩茹提交的裁判文书，反映梁某红于2016年因拖欠他人借款被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杜倩茹以122.6万元取得梁某红某一不动产的份额。由上可见，杜倩茹的经济实力较为雄厚，优于梁某红，故此，对澳科公司以杜倩茹不具备出借本案款项的经济条件，质疑款项来源并非杜倩茹自有资金，出借人实为梁某红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杜倩茹是否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本案中，澳科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杜倩茹具备上述特征，故对其关于杜倩茹为职业放贷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债权转让对价并非认定债权转让是否合法的依据，故即便杜倩茹与陈海涛没有披露本案债权转让的对价，亦不能因此否定转让的合法性。综上，澳科公司提出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借款交付问题。杜倩茹在出借本案借款给萧嘉宇之前，双方已经有多次借贷往来。杜倩茹陈述双方之前的借贷已经结清，澳科公司则认为在之前的借贷中，2014年8月15日转账的200万元、2014年8月22日转账的300万元（转账人均为案外人吴某燕）并非杜倩茹交付的借款，萧嘉宇多还款给杜倩茹，多还部分应在本案借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杜倩茹在一审法院尚未调取银行流水时已经表示以前的借款其已足额交付，只是尚未查询到500万元的流水而已，还希望法院调取相关流水。萧嘉宇作为借款人，在本案诉讼中并未提出以前的借款杜倩茹没有足额交付的抗辩意见，而且若存在该情形，按照常理，同一借款人萧嘉宇在借取本案借款时亦会提出抵扣之主张。其次，吴某燕在一审诉讼中已经通过提供书面证言的方式表示其是受杜倩茹之委托而转账。对于吴某燕转给萧嘉宇的上述两笔转账，萧嘉宇表示“不清楚”，可见萧嘉宇与吴某燕并不存在澳科公司所称的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对澳科公司提出在本案中抵扣前面借款多还部分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驳回。虽然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期是从2015年3月30日开始，而本案200万元的转账发生在2015年5月5日，但没有证据显示杜倩茹与萧嘉宇就该笔转账另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该笔转账与第一笔1200万元的转账相加合共1400万元，亦未超出澳科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合同所约定的2000万元借款，加之萧嘉宇作为借款人，并未指出上述200万元转账指向的是其他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就本案借款合同，杜倩茹已交付的借款总额为1400万元并无不当，澳科公司认为上述200万元转账不应纳入其保证范围之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还款应否先扣除本金问题。澳科公司无证据证明双方有还款先抵扣本金的约定，从萧嘉宇等人的还款情况看，亦看不出先本后息的还款规律，因此，澳科公司要求先抵扣本金的上诉请求，亦没有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澳科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75.24元(佛山市澳科化工有限公司已预交34278.1元），由上诉人佛山市澳科化工有限公司负担，佛山市澳科化工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2.86元，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红审 判 员  周 珊审 判 员  吴绮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车 驰书 记 员  张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