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1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宪龙，男，1954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艺，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茂光，男，194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宝珍，女，196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高祥，男，199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高辉，男，199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高颜，女，198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培，广东爱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孔宪金，男，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信宜市**********，现住广东省信宜市竹山****。原审被告：孔宪永，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原审被告：孔宪业，男，196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原审被告：何成海，男，198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孔宪龙因与被上诉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原审被告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3民初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孔宪龙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信宜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3民初71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的诉讼费出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错误：“2019年1月11日早上何成海驾驶钩机把该块坡地平整好后离开，当天中午孔宪龙发现早上挖泥的地方有水渗出，便要求李国铨他们优先砌该处的挡土墙。李国铨和其他五人吃完午饭后即到该处砌石头，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述事实认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前后矛盾，一方面认定2019年1月11日早上何成海驾驶钩机把该块坡地平整好后离开，然后又认定中午时李国铨等人砌石头时，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明显前后矛盾，既然认定何成海早上已离开，又何来中午砌石头时，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当天中午孔宪龙发现早上挖泥的地方有水渗出，便要求李国铨他们优先砌该处的挡土墙。”不是事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涉案砌石头工程已包工给李国铨施工，每天砌多几个立方米，其就能多赚些钱，即用最短的工期赚最多的钱，事发当天，大家发现早上挖泥的地方有水渗出，李国铨便提出要优先砌该处的挡土墙，李国铨和其他五人吃完午饭后即到该处砌石头。这一事实得到何成海的确认，其在一审时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表示：“业主孔宪龙发现早上开挖的地方有出水的现象，李国铨便组织工人进场砌石。”，一审判决罔顾事实，认定事实错误。最后，一审判决认定“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不是事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首先，事实上，上诉人只是聘请何成海钩机挖泥的，并没有让其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且事发当时上诉人根本不在工地现场，不可能指挥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其次，对于上诉人不在现场这一事实一审判决在《民事判决书》第十页顺数第三行及第四行“李国铨、何棉嵩、傅英新三人被崩塌的泥土掩埋，在场的蓝宝珍、周飞、何成海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来挖土救援，孔宪龙的妻子打电话告知孔宪龙并报警。”，也就是说，事发时孔宪龙根本不在现场，事发时，需要上诉人妻子打电话通知才得知此事，又何来在现场指挥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一审判决明显是罔顾事实。最后，对于远处的石头搬运问题，上诉人专门提供了一辆手推车给工地，用于拉石头，鉴于事发当天中午上诉人不在工地现场，不排除李国铨为省工，直接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国铨、何棉嵩、傅英新三人被崩塌的泥土掩埋，在场的蓝宝珍、周飞、何成海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来挖土救援”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李国铨、何棉嵩、傅英新三人被崩塌的泥土掩埋后，何成海如果能用钩机挖泥进行救援，根本就不会发生此次悲剧，甚至在派出所干警到场明确要求何成海用钩机挖泥救援时，何成海亦不为所动，不肯用其钩机挖泥进行救援，最终导致此次悲剧的发生。(三)一审判决认定，李国铨与上诉人孔宪龙之间符合承揽性质，属于承揽关系，事发当天孔宪龙雇请来的何成海驾驶钩机平整屋地，孔宪龙见到早上钩泥的地方渗水，便要求李国铨先砌该处渗水地方的挡土墙，最终导致李国铨被坍塌的泥土掩埋死亡，孔宪龙作为定作人，其指示李国铨的行为属于严重指示不当，应承担主要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孔宪龙承担80%责任。李国铨自身作为承揽该建筑工程的包工头，对建筑工地周围环境安全缺乏基本评估和判断，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酌定李国铨自负20%责任。何成海属于孔宪龙雇请来的雇员，其听从雇主孔宪龙的指挥进行平整屋地，事发当时何成海的钩机已经不在该处挖泥，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对李国铨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述责任划分错误。如上所述，涉案砌石头工程已包工给李国铨施工，每天砌多几个立方米，其就能多赚些钱，即用最短的工期赚最多的钱，事发当天，大家发现早上挖泥的地方有水渗出，李国铨便提出要优先砌该处的挡土墙，李国铨和其他五人吃完午饭后即到该处砌石头。因此，不存在严重指示不当的问题，且事发时，上诉人根本不在现场，不可能对此进行指示。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这事实，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上诉人对于李国铨的死亡不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基于错误的本案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认定上诉人对于李国铨的死亡不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由提起上诉，缺乏法律支持。一、李国铨按照上诉人孔宪龙的安排进行工作。上诉人孔宪龙在2018年年底找到李国铨、何棉崇、周飞、傅英新等人，要求帮其在信宜市**********屋地处建石墙，双方商定按每立方米110元包工，没有签订协议。2019年1月1日李国铨、何棉崇、周飞、傅英新及蓝宝珍五人一起到孔宪龙屋地砌石头，上诉人一直在施工现场指挥工作，此外还雇请了何成海开钩机到屋地处进行挖掘工作。砌石墙和开挖泥地的位置和时间都是由上诉人安排的，工程进度和工程设计也都是由上诉人完成。李国铨等人和何成海作为上诉人雇佣的工人，不会擅自违背上诉人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标准。上诉人应当确保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其雇佣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二、上诉人主张其不承担责任无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歪曲事实并主张其不承担责任，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存在前后矛盾。原审被告何成海在一审答辩状中已承认2019年1月11日早上在完成上诉人平整坡地的工作任务后离开，当日12点之后，开钩机从远处钩石头到砌石现场。原审被告何成海受雇于上诉人，在没有完成全部工作前，肯定不会擅自将钩机完全撤离施工地。因此，原审被告何成海完成11日早上上诉人安排的工作后暂时离开施工现场，之后再在上诉人的通知下在中午过来工作的事实是符合常理的，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其次，11日中午李国铨等五名砌墙工人和原审被告何成海都是在上诉人的指示下开工。李国铨等工人已经与上诉人约定以面积计算工钱，工期长短不会影响工钱的计算，李国铨等五名砌墙工人不存在需要抢工期而进行加班的需要；李国铨等五名砌墙工人已经工作多天，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时间，不会突然进行改变；上诉人才是该建设地的主人，发现渗水情况后一定会比其他工人更加紧张工程情况。所以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李国铨等人突然在中午开工是在上诉人的安排下进行的，不是擅自行为。最后，上诉人认为其不在现场就不用负责任的主张明显错误。上诉人聘请李国铨等五名砌墙工人为其工作，应对受雇佣人在雇佣活动中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该该工程的设计及施工都是由上诉人安排的，上诉人一直都在该施工现场进行安排及监督，事发当天上诉人安排李国铨等五名砌墙工人加班，无论上诉人是否在现场不影响其对工程的安排和控制。三、原审被告何成海也应当承担责任。原审被告何成海是上诉人雇佣的特种机械从业人员，应当以雇主提出的工作任务为基础，给出专业人员的安全性和专业性的判断。原审被告何成海于1月11日在上诉人的指示下进行开挖、平整屋地，却导致开挖的地方渗水，作业过程中可能就存在纰漏。并且作为特点领域的专业人员，原审被告何成海在发现渗水的现象后，不仅不提醒上诉人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还在上诉人的要求下协助李国铨等人在危险的地方进行施工。之后，原审被告何成海早上所挖的地方在李国铨等人施工不久后就开始坍塌，崩塌下来的泥石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原审被告何成海开挖泥地的行为是造成李国铨死亡，何棉崇、傅英新等人受伤的直接原因，作为特种机械从业人员也没有承担对工程安全性作出专业的判断的责任。因此，原审被告何成海也应当对李国铨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四、李国铨对本次事故无过错。1.砌墙工作的地点完全由上诉人安排，李国铨等人对砌墙的位置没有任何选择权利，上诉人应当确保李国铨等人的施工安全；2.本次崩塌的是石墙外的泥土，不是李国铨等人所建的石墙；3.倒塌泥石与砌墙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此次事故责任应当由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何成海共同承担。上诉人的上诉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原审被告何成海述称，一、本案中，何成海不是屋地的业主，也不是砌石包工头(负责人)，何成海对砌石工地没有安全管理责任，也没有工地风险评判责任。基坑崩塌时，何成海已开钩机离开现场几小时。二、出险后，何成海刨泥救人，已尽救助义务。孔宪龙在上诉状中说“何成海亦不为所动，不肯用其钩机挖泥进行救援。”孔宪龙该说法是不对的。受害人埋在泥土下的位置不明，何成海当然不敢贸然用钩机挖泥救人。钩机是重型机械，力大无比，如果草率地用钩机挖泥救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二次伤害，造成更多人伤亡。三、《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整个案件中，何成海没有过错，何成海不应承担责任。二审中，何成海不是被上诉人。一审认定何成海没有责任，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被告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不作陈述意见。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孔宪龙、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共同赔偿391023.6元给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2.本案诉讼费用由孔宪龙、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年底，孔宪龙准备在信宜市**********老屋地处建新屋，该屋地与公路落差较大，在靠公路边下沿10米处。孔宪龙请同村的李国铨到孔宪龙的屋地处砌石头建挡土墙，防止公路边泥土崩塌到屋地。当时孔宪龙与李国铨说好按砌石头每立方110元包工给李国铨，双方没有签订协议，2019年1月1日李国铨叫其妻子蓝宝珍、同村的傅英新、何棉嵩、周飞等五人一起到孔宪龙屋地砌石头。孔宪龙还雇请了何成海开钩机到屋地处进行挖掘工作。李国铨及其妻子蓝宝珍、同村的傅英新、何棉嵩、周飞等五人、何成海在孔宪龙屋地工作几天后，孔宪龙叫何成海开钩机把屋地旁边的一处坡地挖下来平整为屋地，2019年1月11日早上何成海驾驶钩机把该块坡地平整好后离开，当天中午孔宪龙发现早上挖泥的地方有水渗出，便要求李国铨他们优先砌该处的挡土墙。李国铨和其他五人吃完午饭后即到该处砌石头，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他们砌。中午13时许，李国铨和何棉嵩、傅英新在该处砌石头时该处屋地上方的泥土坍塌下来，李国铨、何棉嵩、傅英新三人被崩塌的泥土掩埋，在场的蓝宝珍、周飞、何成海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来挖土救援，孔宪龙的妻子打电话告知孔宪龙并报警。何棉嵩和周飞先被挖出送至信宜市中医院抢救，无生命危险。李国铨由于被泥土埋得较深所以最晚被挖出，被挖出后送至信宜市中医院抢救，于当天下午抢救无效死亡。广东省信宜市********出具《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李国铨符合泥土掩埋至其窒息死亡。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支出了李国铨的医疗费用2192.2元。李国铨死亡后，李国铨的儿子李高祥到孔宪龙处领到工钱5000元。孔宪龙另支付了30000元给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事发后，双方因赔偿问题到信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2019年1月18日调解终结。2019年3月13日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认定，李国铨于1968年12月30日出生，蓝宝珍是李国铨的妻子，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是李国铨的子女，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均已成年，李国铨死亡后三个子女从深圳赶回信宜办理丧葬事宜。李国铨的母亲已先于李国铨死亡，父亲李茂光于1940年8月4日出生，共生育包括李国铨在内的四个子女。何成海是孔宪龙雇佣来挖泥的，自带挖掘机并具有挖掘机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责任问题，李国铨是孔宪龙请来到孔宪龙新屋地处砌石头的建筑工人，双方约定以每立方石头110元计算包工给李国铨，李国铨带领其妻子蓝宝珍、同村村民何棉嵩、傅英新、周飞等人一起到工地工作，何棉嵩、傅英新、周飞的工钱按总方量并结合个人的出勤情况计算，孔宪龙只是在李国铨工作过程中监督李国铨等人的工作，因此李国铨与孔宪龙之间符合承揽性质，属于承揽关系。事发当天孔宪龙雇请来的何成海驾驶钩机平整屋地，孔宪龙见到早上钩泥的地方渗水，便要求李国铨先砌该处渗水地方的挡土墙，最终导致李国铨被坍塌的泥土掩埋死亡，孔宪龙作为定作人，其指示李国铨的行为属于严重指示不当，应承担主要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孔宪龙承担80%责任。李国铨自身作为承揽该建筑工程的包工头，对建筑工地周围环境安全缺乏基本评估和判断，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酌定李国铨自负20%责任。何成海属于孔宪龙雇请来的雇员，其听从雇主孔宪龙的指挥进行平整屋地，事发当时何成海的钩机已经不在该处挖泥，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对李国铨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没有与李国铨签订或口头约定任何协议，也没有任何相关产权手续证实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是该屋地的共有产权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也没有证据证实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与李国铨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不能证明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对李国铨的死亡存在过错，由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不承担赔偿责任。经济损失问题。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2192.2元；2.死亡赔偿金315600元(农业居民标准15780元/年×20年)；3.丧葬费(93569元÷12个月×6个月=46784.5元)；4.精神抚慰金50000元；5.被抚养人生活费(农业居民消费标准13200元/年×5年÷4个子女=16500元)；6.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虽没有提交交通发票，但李国铨死亡后三个子女即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从深圳赶回信宜办理丧葬事宜确实支出交通费，深圳至信宜的车票约为100元/人次，信宜至大成的车票约10元/人次，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700元交通费；7.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从事农业收入标准40578元/年÷365天×10天×4人=4446.9元)；以上七项合计436223.6元，孔宪龙负担80%的赔偿责任，计得348978.88元，减去孔宪龙已支付给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的30000元，则尚应支付318978.88元给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孔宪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赔偿318978.88元给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二、驳回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对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83元，由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负担540.5元，由孔宪龙负担3042.5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提供以下证据：《说明》两份，拟证明：当日是上诉人孔宪龙要求李国铨、何棉嵩、周飞、傅英新等人中午去事发的地方施工的，孔宪龙曾经许诺李国铨、何棉嵩、周飞、傅英新等人的工钱是本案的上诉人四兄弟一起结算工钱的，本案的工程是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等四人的工程。上诉人孔宪龙质证称：一、上述材料不属于新证据的内容；二、上述材料很明显是打印好才签名的，并非是签名人的本意；三、签名人是否本人签名无法证实；四、被上诉人在工作期间所讲的参与工作的人并非签名的这几个人，上述材料很明显是针对上诉而伪造的证据。原审被告何成海质证称：其开挖是在雇主和施工方的要求、指挥下进行的，只是按照雇主和施工方要求去做的，不知道各方面的评估和安全。原审被告孔宪永质证称：其很少回家，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这块地是分给孔宪龙的，与其无关，其根本没有责任。结算工钱也与其无关。原审被告孔宪金、孔宪业没有质证。对此，本院认证如下：该《说明》2份既非书证，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的根据；经本院通知被上诉人李茂光等人联系何棉嵩、周飞、傅英新到庭接受询问，但没有到庭。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被上诉人李茂光等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孔宪龙及原审被告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底，孔宪龙准备在信宜市**********老屋地处建新屋，该屋地与公路落差较大，在靠公路边下沿10米处。孔宪龙请同村的李国铨到孔宪龙的屋地处砌石头建挡土墙，防止公路边泥土崩塌到屋地。当时孔宪龙与李国铨口头约定按砌石头每立方110元包工给李国铨，没有签订书面协议。2019年1月1日，李国铨叫其妻子蓝宝珍、同村的傅英新、何棉嵩、周飞等人一起到孔宪龙屋地砌石头。孔宪龙还雇请了何成海开钩机到屋地处进行挖掘工作。李国铨、蓝宝珍、傅英新、何棉嵩、周飞、何成海在孔宪龙屋地工作几天后，孔宪龙叫何成海开钩机把屋地旁边的一处坡地挖下来平整为屋地，2019年1月11日早上，何成海驾驶钩机把该块坡地平整好后离开。当天中午，李国铨、蓝宝珍、傅英新、何棉嵩、周飞等人吃完午饭后即到该处砌石头。13时许，李国铨和何棉嵩、傅英新在该处砌石头时，该处屋地上方的泥土坍塌下来，李国铨、何棉嵩、傅英新三人被掩埋，在场的蓝宝珍、周飞、何成海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来挖土救援，孔宪龙的妻子打电话告知孔宪龙并报警。何棉嵩和周飞先被挖出送至信宜市中医院抢救，无生命危险。李国铨最晚被挖出，后被送至信宜市中医院抢救，于当天下午抢救无效死亡。广东省信宜市********《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证明死者李国铨符合泥土掩埋致窒息死亡。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支出了李国铨的医疗费用2192.2元。李国铨死亡后，李国铨的儿子李高祥到孔宪龙处领到工钱5000元。孔宪龙另支付了30000元给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事发后，双方因赔偿问题到信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2019年1月18日调解终结。2019年3月13日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李国铨于1968年12月30日出生，蓝宝珍是李国铨的妻子，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是李国铨的子女，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均已成年，李国铨死亡后三个子女从深圳赶回信宜办理丧葬事宜。李国铨的母亲已先于李国铨死亡。李国铨的父亲李茂光于1940年8月4日出生，共生育包括李国铨在内的四个子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一、一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是否错误：（一）孔宪龙要求李国铨优先砌后来事故发生处挡土墙；（二）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等人砌；（三）何成海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来挖土救援。二、一审判决确定孔宪龙、李国铨对于李国铨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比例以及何成海不承担责任，是否正确。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一）关于待证事实“孔宪龙要求李国铨优先砌后来事故发生处挡土墙”，仅有当事人蓝宝珍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当事人蓝宝珍陈述为孤证，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待证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该待证事实存在是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关于待证事实“孔宪龙叫何成海用钩机从远处钩石头过来给李国铨等人砌”，仅有当事人何成海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当事人何成海陈述为孤证，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待证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该待证事实存在是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三）关于“何成海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赶来挖土救援”，信宜市公安局大成派出所民警于2019年1月17日询问蓝宝珍时，当事人蓝宝珍陈述：事故发生后，蓝宝珍、周飞、“十四（钩机佬）”就冲去救人。当事人何成海在一审法庭审理过程中陈述：事故发生后，何成海听到呼救声才知道出事，后来过去抢救。二人陈述能相互印证，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二、孔宪龙与李国铨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约定由李国铨在孔宪龙建设用地处用石头砌挡土墙，李国铨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等完成工作，孔宪龙按每立方石头110元支付报酬给李国铨。孔宪龙与李国铨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孔宪龙是定作人，李国铨是承揽人。李国铨作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应当自行承担损害后果。同时，孔宪龙作为定作人对于施工过程中应尽必要的注意安全义务，而不是全无相关义务，但孔宪龙对其要求李国铨完成的工作所具有的较大程度的危险性估计不足，不在施工现场协调不同种类施工行为，没能对可能即时发生的危险及时作出合理指示，在事故发生后没能及时组织救援，对李国铨死亡的损害后果负有责任。本院酌定李国铨、孔宪龙对于李国铨死亡的损害后果各承担50%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的行为与李国铨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一审判决确定孔宪金、孔宪永、孔宪业、何成海均不承担责任正确，但确定孔宪龙、李国铨承担责任的比例不当，应予纠正。李国铨死亡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436223.6元，孔宪龙应当赔偿218111.8元，孔宪龙已支付被上诉人30000元，还应支付188111.8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孔宪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其余部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3民初7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3民初7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上诉人孔宪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188111.8元给被上诉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三、驳回上诉人孔宪龙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83元，由上诉人孔宪龙负担1720元，由被上诉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负担18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66元，由上诉人孔宪龙负担4228元，由被上诉人李茂光、蓝宝珍、李高祥、李高辉、李高颜负担2938元；上诉人孔宪龙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166元中的2938元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忠圣审 判 员 潘泽茂审 判 员 阮树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 苗书 记 员 陈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