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05民初4126号原告：石忠泽，男，苗族，住广西宜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健辉，系广东弘新君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颖哲，系广东弘新君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丽女，女，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标，系广东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志强，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忠强，系曾志强的胞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炜泉，系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秾波，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被告：褚艳波，男，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被告：叶厚良，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烈勤，系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石忠泽诉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11月13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遂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忠泽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健辉、马颖哲，被告林丽女及其诉讼代理人黄国标，被告曾志强及其诉讼代理人吕炜泉、曾忠强，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烈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曾因追加被告、鉴定等扣除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石忠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林丽女、曾志强连带向原告支付赔偿金781976.56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林丽女、曾志强承担。事实和理由：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是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合伙经营的企业，2017年11月初，被告曾志强雇佣原告到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处从事卸货工作，工作时间不固定，每一次有货需要卸货时，被告曾志强便通过微信群通知原告及其他卸货工友，然后原告就到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的厂区进行卸货，卸货前原告会与被告曾志强约定好每个货柜的劳动报酬，按照实际卸货的柜数计算劳动报酬，每隔几天结算一次，并由被告曾志强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将劳动报酬支付给原告。2017年12月7日下午，原告在卸货过程中出现意外被货柜里的木头砸伤，然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刚开始被告曾志强还算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并支付了医疗费90000元、生活费10000元（5000元现金，5000元微信转账），但由于原告伤情严重，被告曾志强预付的90000元赔偿款很快就用完了，当原告要求被告曾志强继续支付医疗费时，被告曾志强却否认自已雇佣原告，并且拒绝支付赔偿款，原告的亲属因此而多次找被告曾志强协商。直到2018年1月22日，被告曾志强强迫要求原告在其打印好的收据上签名，否则不再支付任何赔偿款，而该收据的内容完全颠倒是非黑白，竟然要原告冤枉自己的三个工友才是老板。原告起初不愿意签名，但由于原告的伤情严重急需巨额的医疗费，如果再拿不到赔偿款必定影响自身的治疗。无奈之下，原告只好在被告曾志强事先打印好的收据上签名。原告签署了该收据之后，被告曾志强又支付了赔偿款88300元给原告，但此后被告曾志强和林丽女均没有再支付过任何补偿款给原告。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被告林丽女还在2018年3月14日在工商局注销了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的营业执照。2018年6月20日，原告的伤情已基本稳定便到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该鉴定所作出了广天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6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一项二级伤残，并且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是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的雇员，原告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应当由作为雇主的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承担。由于众盛木厂是以被告林丽女的名义设立的个体工商户，而会城众盛木厂已经被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9条规定，即使众盛木厂已经被注销，但被告林丽女仍应当以其个人的全部财产承担众盛木厂在经营活动中的民事责任。由因众盛木厂是被告林丽女和被告曾志强合伙经营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38、39条的规定，被告林丽女和被告曾志强应当对众盛木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原告石忠泽申请追加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连带向原告支付赔偿金781976.56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从由被告曾志强雇佣到众盛木厂从事搬运小工工作以来一直以为自己与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同样是受雇于被告曾志强经营的众盛木厂，只是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从事叉车司机岗位，原告并不清楚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与林丽女、曾志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但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告曾志强书面答辩并提供证据辩称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接了众盛木厂的货物装卸业务，而且被告曾志强认为原告是受雇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并且认为原告所受的伤害是因为叶厚良操作不当导致的。根据被告曾志强的答辩及举证，虽然叶厚良有叉车司机从业资格证，但该从业资格证只能证明叶厚良可以在固定的工作单位驾驶叉车，不能证明叶厚良具有对外独立经营装卸业务的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被告林丽女、曾志强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真的存在承包关系，那么被告林丽女、曾志强作为众盛木厂的实际经营则在明知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不具备经营装卸业务资质的情况下依然将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的货物装卸业务发包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并因此导致本案的事故发生并造成原告损害的，不管原告与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存在劳务关系，还是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存在劳务关系，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均应当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林丽女辩称，一、我方并不是适格被告，原告因受伤其损伤与我方无因果关系，不具备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无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照法律，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以下简称“众盛木厂”）没有聘请原告工作，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也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称“原告是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的雇员”这明显错误，法院对原告该一说法应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认为与众盛木厂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赔偿，但就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述事实，亦无法证明众盛木厂存在过错，与原告遭受人身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我方于本案原告受伤也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事实上，原告根本没有与众盛木厂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保记录、没有上下班的打卡记录、不接受众盛木厂的管理，双方没有劳动关系。原告无法举证接受众盛木厂或林丽女的安排提供劳务服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双方也不存在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原告本次受伤，与众盛木厂、林丽女毫无关系，林丽女以及众盛木厂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众盛木厂注销营业执照是因为生意清淡，并不是逃避债务，更不是因为原告的受伤怕承担债务而注销。三、众盛木厂并不是我方与曾志强合伙经营的企业，被告曾志强也不是众盛木厂的员工，我方不认识原告，至于原告受伤过程、住院情况，我方不清楚，与我方无关。被告曾志强与原告是何关系，我方也不清楚。我方也是后来才得知原告受伤的事实。四、我方于本案原告受伤也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原告的诉讼事实和理由歪曲事实真相，无理诉我方承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赔偿，这是掩盖事实的不实之辞，是毫无理由和依据的，是明显错误。本案中，我方在厂办公室门口和必经通道和显眼地方均已设立木材装卸人员作业的安全责任提示警告标志。这一点，有现场照片予以佐证。事实上，我方一直十分明确表明叉车操作人员和小工人员在木材装卸作业必须确保安全生产，负责安全生产的全部责任。因此，我方在本案中，既非侵权人，也非违约人，理应无任何民事的或者其他的法律责任。五、事故划分的责任不明确，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事故发生时，原告是否存在不注意安全，对本案的发生也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六、关于原告诉求的各项费用，均与我方无关，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对各项费用的标准具体答辩如下：1、营养补助费4000元过高，应以25元/日×65日（住院期间）=1625元为宜。另外，我方认为，原告是否需要补充营养，应根据治疗医院的医嘱的意见确定，如果医疗机构没有明确出具营养数额意见，可以推定为不需要辅助治疗的营养，不应对营养费进行赔偿；2、住院护理费和出院后护理费每日150元、120元的标准过高，均应调整为每日80元；3、误工费24902.66元不予认可，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的收入情况，以及事故发生后造成的实际减少的收入；4、鉴定费2730元属于原告的举证成本费用，应当依法由原告负担，该费用不属于因为事故而产生的损失费用；5、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不予确认，在没有确认事故过错责任划分之时，无法确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原告的各项赔偿费用应当把原告的过错责任所应当由原告承担的份额计算在内。被告曾志强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事实理由如下：1、原告并非由我方或者众盛木厂雇请，我方无须对原告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众盛木厂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林丽女，我方并非该企业的经营者，也没有和林丽女合伙经营，也没有受聘于众盛木厂。我方也没有以个人名义雇请原告工作，我方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事实是从2017年12月1日起，我方没有再找工人在众盛木厂卸木，各个木材货主将购买的木材运至众盛木厂进行加工时，均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组织工人将运至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德木材卸下，木材货主是直接把卸货的费用支付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然后由三人支付给其雇请的工人。原告受伤期间，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一直下落不明，在各个木材货主处的劳务费也没有收取，导致拖欠徐某、罗来金、黄某等人的劳务费。由于临近农历新年，该部分工人急需工资回家过年，以及原告需要大笔医疗费治疗，经过协商，木材货主们同意将尚欠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的劳务费集合起来，先行解决劳务费及医疗费的问题。我方配合原告解决医疗费的需要，依法行使告知的义务，多次通知了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但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却置之不理。2018年10月1日到2018年10月4日之间，我方通过ＥＭＳ快递分别向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送达书面《函》催告三人履行义务，并告知具体情况。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亲自签收了《函》满1个月后，三人至今还未偿还60200元给我方。基于上述，原告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雇请的，该三人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在提供劳务时所遭受的损失应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属于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叶厚良使用机械叉车与原告之间的安全作业配合工作出现失误导致原告受伤，原告的损失依法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按各自的过错进行承担。叶厚良与原告开叉车进行卸木材时，原告作业时爬到车货柜木材上，没有谨慎操作和做好防止木材坠落的意识，叶厚良叉车操作不当，承受不起木材的重量遭受断落，导致原告在货柜内被倒塌木材砸伤。当时详细具体情形原告与叶厚良十分清楚。叶厚良作为叉车操作人员与配合小工原告在作业时实际上没有确保安全生产，更没有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严重违章作业，造成木材倒塌，在旁小工原告进行卸木材作业没有时刻注意躲避，造成伤亡事故，应由原告与叶厚良自行承担责任。原告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是雇工双方的劳务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特征。原告在提供劳务中受叶厚良的控制、指挥和监督，由此可以认定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原告的真正雇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失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规定，本案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雇主，应对其雇员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尽管我方非本案赔偿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为了更好地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对原告诉请赔偿的项目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不予认同。住院期间护理费：原告要求护理费计算标准超过法定标准，护理费应按当地护工工资计算，最高每天不超过80元，医疗机构证明住院期间需一人陪护，按当地一般陪护费标准80元／天计算予以确认，即护理费为80元／天×65天＝5200元，对超过部分不予认可。出院后护理费：原告要求护理费计算标准超过法定标准，护理费应按当地护工工资计算，最高每天不超过80元，按当地陪护费标准80元／天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因本案纠纷叶厚良、原告双方均有过错，对此事的发生原告有过错，故该请求应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误工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其余项目于法无据，结合实际情况对合理部分认可。上述赔偿部分，应按责任大小划分比例后，由原告承担自身过错部分，请法院依法核实。四、关于原告在收据单上签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原告称“被告曾志强强迫要求原告在其打印好的收据上签名”，根据法律规定，只要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并自愿在收据单上的签名，原告该签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相继签收据也是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名，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应对原告收据有效性予以确认。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叉车属于特种设备，叶厚良驾驶叉车需要具有特种设备从业资格，而原告并不具有该从业资格，却受雇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进行叉车卸货的工作，其对本次事故存在很大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于民事赔偿部分，结合本案事实及侵权因果关系分析，被告叶厚良应负主要责任，赔偿原告因伤造成的合理损失的60%为宜。原告对本案的发生也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对我方不享有法定的或约定的追偿权，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本案发生纠纷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共同答辩称，一、我方三人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1、我方三人先后于2017年4月份左右经被告曾志强的招聘到众盛木厂处从事叉车司机工作。我方三人与原告为工友关系，双方的工作内容、上班时间等均受曾志强的指挥管理及安排。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请的事实是基于雇佣或劳务关系，但我方三人与原告由此至终都不存在上述的关系，更不属于接受劳务的一方，不应作为本案的责任主体。2、2017年11月5日，原告经被告曾志强的添加操作将其拉入“众盛工作群”的微信群里。根据上述微信群的聊天内容反映，在每次众盛木厂的客户有木材需要卸货的时候，曾志强均会将相应客户的名字及货物件数发到工作群，并通知各人在指定时间上班，包括原告。在原告被拉入工作群的第一天，曾志强即向其发出工作指令，而原告也予以回应。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与曾志强、众盛木厂的关系为事实的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3、我方三人与原告一直由曾志强安排工作，并由其发放劳务报酬。我方甚至原告的微信都没有添加，也从来没有向其支付过任何的报酬款项，被告曾志强为逃避承担责任，故意捏造事实，将其应承担的责任推给我方三人。二、原告受伤的经过情况。原告的受伤与我方三人毫无关系。原告的受伤是发生在2017年12月7日下午上班时间，当时原告是在货柜内自行卸货的过程中被木头砸伤，而我方三人分别开叉车在其他地方进行卸货，两者之间的工作根本没有任何交集。并且，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已经陈述了其受伤的经过，是其自己卸货过程中被木头砸伤，而并非我方在操作叉车卸货过程中导致其受伤的。更为重要的是，原告受伤时是由曾志强送往医院救治的，根据原告的妻子与曾志强的通话录音可以明确的证明，对于抢救原告及支付医疗费用等事宜，均是由原告或其家属与曾志强联系的。本案接受劳务的一方为曾志强、众盛木厂，他们才是实际的老板。三、原告与曾志强、林丽女存在事实的雇佣或劳务关系。1、我方三人与原告提供劳务的地点是众盛木厂的场地范围内，工作内容均由曾志强负责指挥安排，将众盛木厂的客户交付的木材进行卸货堆放好，然后根据工作量计付报酬。众盛木厂在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林丽女。我方三人的报酬有时是通过现金发放，有时是通过微信由曾志强发放的。其中现金的发放都是由林丽女将各人对应的报酬交给曾志强，由曾志强交付给各人。2、本案中，原告的劳务工作安排、提供劳务的地点、报酬的发放等一切事宜均与我方三人无任何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以及我方三人所了解的情况，众盛木厂对于在厂区内工作的人员均缴纳了商业意外保险，以此降低其用工的风险。以上事实进一步地证明了原告与曾志强、众盛木厂的关系，接受劳务的一方为曾志强、众盛木厂。3、在原告受伤后，我方三人仍在众盛木厂上班。无论是从“众盛工作群”还是通过曾志强与我方三人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均可以客观地反映我方三人根本没有离开，更不存在所谓的“逃避”。本案中，曾志强所提供的《收据》大部分均是捏造事实所伪造的。4、我方三人由此至终都没有收过所谓“木材货主”的费用，更没有向任何工人支付过报酬。从我方三人及原告所提交的资料均可清晰反映，原告的报酬是通过曾志强的微信转账方式收取的，即便是在2017年12月1日后，被告曾志强依然是通过“众盛工作群”向我方三人及其他工人发出工作指令，包括上班时间及须卸货的客户及数量信息等，根本不存在被告曾志强所述我方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四、原告申请追加我方三人为本案被告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所陈述的内容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申请追加我方三人为本案被告完全缺乏事实依据，并且原告自身的陈述与其追加被告的行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的受伤是其提供劳务期间自行造成的，与我方无关。本案事实的雇佣或劳务关系是建立在原告与曾志强、林丽女之间，我方三人与原告纯属是工友关系。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供的《机读档案资料》，被告林丽女、曾志强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众盛木厂进行注销的原因是起生意惨淡而非因逃避债务。经审查，该机读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并加盖公章，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效力将结合全案证据于下文再行详述。2、对原告提供的《众盛工作群聊天记录》、《原告与被告曾志强微信聊天记录及劳动报酬微信转账记录》，被告林丽女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该微信的原始载体进行核对，且该微信聊天的对象及转账记录的对象均不是发生在众盛木厂、林丽女与原告之间；被告曾志强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2017年12月1日前的确受雇于被告曾志强从事卸木工作，但在事故发生时，已经由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事故发生之后，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为逃避责任，拒绝赔偿医疗费给原告，被告曾志强出于好意为原告垫付生活费5000元，该笔费用并非被告曾志强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款。经审查，原告提供的上述众盛工作群聊天记录经被告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确认，且与各被告所提供的众盛工作群聊天记录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曾志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此均予以确认，故对该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对原告提供的《原告及原告妻子与被告曾志强的电话录音》，被告林丽女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也没有证据证明录音对话两人的身份，且该录音与被告林丽女及众盛木厂没有关系；被告曾志强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在2017年12月1日前，原告仍由被告曾志强雇请卸木，并且长期在该木厂进行工作，为保障双方利益，因此借木厂的名义购买意外保险。经审查，上述电话录音均由通话当事人即原告及被告曾志强进行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效力及证明内容将结合全案证据于下文再行详述。4、对原告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被告林丽女、曾志强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在鉴定前应与各被告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并不能自行委托进行鉴定，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的要求，鉴定费用属于原告举证成本，应当依法由原告负担；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与原告是工友关系，且原告受伤经过是基于其自身的原因在卸货过程中造成的，而并非由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行为导致其受伤的，相应赔偿责任不应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负担。诉讼中，被告林丽女申请对原告石忠泽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本院经审查后同意其申请，且已摇珠选定鉴定机构，并向被告林丽女送达《司法鉴定交费通知书》，但被告林丽女没有按时预交相应的鉴定费用，视为其放弃申请重新鉴定。经审查，原告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由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鉴定过程合法，故对其鉴定结论予以采纳。5、对被告林丽女提供的《照片》，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原告在众盛木厂工作时并未见过上述警示标语，该证据均是被告林丽女事后制作出来的，要求核实该照片的拍摄时间，另外若这些警示标语存在也不能确认被告林丽女已经履行安全义务，警示标语仅要求叉车工作人员及小工人员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但并未提及具体操作流程。经审查，被告林丽女并未能提供上述照片的原始载体以证明其拍摄时间，亦无法证明相应的警示标语于何时挂出，故对其所提交的照片不予采纳。6、对被告曾志强提供的三张《收据》，原告对其中载明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原告老板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张收据是被告曾志强停止支付医疗费导致原告陷入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无奈而签署的，里面的内容全是被告被告曾志强单方写好要求原告签署的，原告从来没有受雇于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对另外两张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方确认收到被告曾志强支付的款项。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质证对其中载明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原告老板的收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原告在起诉状当中已经确认该收据是基于其不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且原告只确认收到收据上的款项而不确认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是原告老板的情况。经审查，被告曾志强所提供的三张收据均由石忠泽本人签名并按捺指纹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原告所称其签署其中一张收据是其迫于无奈，但其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签署收据时受到被告曾志强的胁迫，故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被告曾志强所提供的三张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7、对被告曾志强提供的由黄某、罗来金、徐某签名的《收据》，原告石忠泽及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三张收据内容、格式基本一致，款项收集人由陈某签名确认但原件却掌握在被告曾志强手上，应该是由曾志强事先准备好然后再由相关人员签名后交给曾志强的，该三份收据不能真实反映相关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且收据上所写的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为叉车老板的情况与证人黄某、徐某当庭陈述有相互矛盾的情况。经审查，证人黄某、徐某当庭作证确认上述《收据》由其本人签名并按捺指纹，并且确认已经收到收据上所确认的款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告石忠泽与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主张上述收据无法反映相应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不能仅凭收据内容、格式基本一致而否认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8、对被告曾志强提供的《收条证明》，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八份收条证明除了证明人、货柜数量、涉及金额不相同外，其他的内容基本是统一格式的，显然是根据被告曾志强事先提供的模板抄写的，不能排除木材商集体配合曾志强制作证据的可能。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曾志强为了推卸责任而要求供应商按照其意思表示出具的，并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经审查，上述收条证明由各木材商老板所出具，本人所书写并按捺指纹，其中证人陈某亦出庭作证证明该收条证明为其本人所书写，并确认其所写为真实。原告及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认为上述收条证明为被告曾志强提供模板，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至于上述收条证明的证明内容及证明效力将结合全案证据于下文再行详述。9、对被告曾志强提供的《函件》，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函件由被告曾志强单方制作，且不能证明被告曾志强所主张的事实；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函件内容由被告曾志强单方制作，该函件只是被告曾志强将原告受伤责任推卸给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经审查，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当庭确认收到被告曾志强所寄出的上述函件，故本院对上述函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内容及证明效力将结合全案证据于下文再行详述。10、对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提供的《送货单》，被告林丽女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送货单仅显示送货地址是众盛木厂而非收货单位是众盛木厂，送货单没有众盛木厂的盖章也没有林丽女的签名，故不能证明送货单上显示的柴油是众盛木厂或者林丽女所收取的。经审查，上述送货单由罗来金出具，并有叶厚良签收，两人均签名予以确认，且对于收取货物的数量、金额等，叶厚良亦无异议，故对该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叶厚良收取柴油的行为是否为代收，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于下文再行分析。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采纳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新会区会城众盛木厂（以下简称“众盛木厂”）系被告林丽女于2013年12月20日投资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木制品，后于2018年3月14日以生意清淡为由注销工商登记。该厂的经营方式为：由其提供场地供不同的木材供应商寄售木材，在木材售出后交由众盛木厂负责加工则仅收取加工费用，免除相应的场地费，若不交由众盛木厂进行加工则需收取相应的场地费。期间，各木材供应商自行聘请人员对木材进行运输及卸木、摆放等工作。2017年11月5日，原告石忠泽作为小工应被告曾志强邀请加入“众盛工作群”的微信群，该群内有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黄某、徐某等七人，其中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叉车司机，黄某、徐某、石忠泽作为小工。如众盛木厂内有木材供应商需雇请叉车卸货的，则由曾志强或叶厚良在该群内发布供应商的货柜数量，由各人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该工作，并到众盛木厂范围内进行卸木工作，工作时间并不固定，报酬按照各人实际卸木的货柜个数进行结算。2017年12月7日下午，因有木材供应商的木材运送至众盛木厂，需人从货车上将木材卸下并摆放。原告石忠泽与被告叶厚良一起，由被告叶厚良负责开叉车，原告石忠泽作为小工承接上述工作。期间，原告石忠泽对一辆货车上的木材进行套绳过程中，由于货车上堆放的木材掉落致使石忠泽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随即被送至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2月10日出院（共65天），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11173.90元。原告出院后，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向其出具疾病证明书一份，诊断原告伤情为：1、腰1椎体粉碎性骨折并脱位；2、截瘫（腰1水平，ASIA分级A级）；3、胸12椎体及附件多发骨折；4、腰1、2双侧横突骨折；5、双肺挫伤；6、泌尿系感染。同时证明原告住院期间曾留陪人1名，出院后休息叁个月。建议原告继续康复治疗；肢体功能锻炼，佩戴支具坐立，坐轮椅活动；加强营养支持。2018年1月8日，原告石忠泽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花费2000元。2018年2月5日，购买AJ105轮椅一台花费1080元。2018年6月19日，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再次为原告出具疾病证明书一份，诊断原告为：1、中医诊断：腰1椎体骨折并截瘫（二便失禁）术后；2、西医诊断1：腰1椎体骨折并截瘫（二便失禁）术后。事故发生后，原告石忠泽委托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7月18日出具广天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609号《司法鉴定书》，认定：1、石忠泽双下肢截瘫伤残程度构成二级伤残；2、石忠泽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为此，原告石忠泽花费鉴定费273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曾志强及案外人陈某向各木材供应商收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的卸木款项共168900元，并将该款项用于支付原告石忠泽的医疗费188300元、其他小工的劳务费27360元以及柴油费13440元等，超出部分60200元由被告曾志强垫付。2018年1月22日，原告石忠泽向被告曾志强出具收据三份，确认其收到被告曾志强交来款项188300元，其中一张收据载明：“本人石忠泽已收到曾志强垫付的医疗费共9万元整，因本人老板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在我出事后一直逃避责任。本人同意由曾志强直接向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追索一切费用，现由曾志强垫付8300元（大写：捌仟叁佰元整）医疗费，此款由曾志强存入医院账号。”2018年9月5日，原告石忠泽向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日作出新劳人仲不字【2018】第10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据石忠泽的陈述，其在众盛木厂处从事卸货工作期间，对其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约定劳动报酬的标准及支付劳动报酬的主体均是曾志强，而且其不认识林丽女，故其与众盛木厂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而且曾志强是自然人，不符合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因此，本委决定不予受理。另查明，众盛木厂于2017年5月31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支公司投保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保额15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保额3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保额18000元。被保险人人数共84人，其中新增被保险人：石忠泽，保单号为2017441300845700967413，保险期间为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5月30日。再查明，原告的父亲石国行于1947年7月17日出生，母亲梁玉明于1945年4月17日出生，石国行与梁玉明另生育了女儿石桂群（1971年9月3日出生）、石爱群（1976年5月10日出生）、石利群（1981年1月8日出生）、儿子石忠庆（1973年7月15日出生）、石忠魁（1982年2月25日出生）；原告石忠泽与妻子韦海艳于2016年7月6日育有一子石吉峰。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各方对原告石忠泽受何人雇请从事案涉的卸木工作有争议。原告石忠泽主张，众盛木厂是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合伙经营的企业，是曾志强雇请原告众盛木厂从事卸货工作，原告是众盛木厂的雇员。另曾志强违法将木材装卸业务转包给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故上述被告均需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林丽女认为，众盛木厂没有卸木业务，相关卸木工作是各木材供应商自行雇请，众盛木厂从没有聘请原告进行工作。被告曾志强认为，其已于2017年11月30日，将三辆叉车及相关卸木业务转让给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原告石泽忠是受张秾波等三人雇请。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认为，其三人及原告石忠泽均是由被告曾志强雇请从事卸木工作，应由被告曾志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石忠泽于2017年12月7日下午在众盛木厂内从事卸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各被告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原告石忠泽受何人雇请从事卸木工作而致使受伤？2.原告因案涉事故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多少？五被告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为多少？本院对上述二个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原告石忠泽与众盛木厂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经查明，众盛木厂的经营范围是加工、销售木制品，并不包含卸木业务，该厂仅是提供场地供各木材供应商寄售木材。事发当日，原告所负责卸下的木材是属于木材供应商所有，其劳务报酬亦是由木材供应商负责支出，原告所提供的劳务并非众盛木厂业务的组成部分。其次，原告与众盛木厂从未有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原告接受工作的微信群亦非由众盛木厂或林丽女所组建，该群的组成人员亦仅是有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等七人，并没有众盛木厂的其他员工在内，且原告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工作，原告与众盛木厂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最后，据原告所陈述，其是由被告曾志强所雇请，由曾志强管理及支付报酬，且其并不认识众盛木厂的经营者林丽女，而被告林丽女、曾志强对双方合伙经营众盛木厂的事实均予以否认，且曾志强亦非众盛木厂的员工，故原告石忠泽无论是否由曾志强雇请，均不足以证实其是众盛木厂的员工，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虽原告作为新增被保险人在2017年11月13日加入至由众盛木厂作为投保人所购买的团体保险中，但由于该保险为团体险，需以单位名义购买，存在原告以众盛木厂名义购买该保险的可能，单凭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是众盛木厂的员工。综上，原告与众盛木厂之间没有形成劳动或劳务关系。（2）原告石忠泽与被告曾志强、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石忠泽从事卸木工作，是根据“众盛工作群”发布的工作任务而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工作，其报酬亦是按完成货柜的柜数按次进行计算。因此，原告与用工者之间是形成劳务关系。要确定各被告中何人需对原告在案涉事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判断事故发生当天何人聘请原告石忠泽，即何人属于接受劳务的一方，对原告石忠泽的工作起直接安排、管理作用，并向原告石忠泽支付报酬。结合全案证据分析，案涉事故发生当天即2017年12月7日，原告石忠泽是由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其工作受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安排和管理。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曾志强提供了下列证据用于证实其主张：1.原告石忠泽于2018年1月22日向被告曾志强出具的《收据》（以下简称“1.22收据”）以及证人徐某、黄某等小所工出具的收据，证实2017年12月是由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其进行卸木工作，并确认收取其相应报酬，同时黄某、徐某在出庭作证时亦明确表示事发当天，他们与原告均是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雇请的，以及2017年11月30日，曾志强已将叉车及相关卸木业务转让给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2.证人丁某的证言证实其是负责维修叉车的，2017年12月开始，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包了曾志强的叉车，叉车的维修及费用均是由被告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负责，事发当日（即2017年12月7日）上午，亦是叶厚良打电话叫其维修叉车，费用应由叶厚良支付；3.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其为众盛木厂内的木材供应商之一，2017年11月份曾志强已向其表明不再做卸木业务，由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使用叉车卸木经营卸木业务，同时张秾波亦向其谈及相关事宜，后因石忠泽受伤，故由其向各木材供应商代收费用并支付等；4.罗来金所出具《收据》证实其于2017年12月间为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叉车进行加油，并确认收取相应的加油款项；5.吴云日、陈海青、张少绿、李康涛、黄国腾等木材商老板所出具的《收条证明》证实曾志强将所收集起来的本应交给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的卸木款项，用于支付原告石忠泽的医疗费、其他小工的劳务费以及柴油款项等；6.曾志强与褚艳波于2017年12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有提及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内部出现矛盾，被告曾志强正为三人调和；7.曾志强与张秾波于2018年1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张秾波向曾志强要叉车保养人的电话，提及叉车全部分开，修车、保养都是自已承担。上述证据反映事实高度一致，足以证实是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雇请原告从事案涉的卸木业务以致原告受伤。对于原告石忠泽及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主张上述收据及收条证明并非出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主张不予确认；第二，作为提供劳务一方的原告石忠泽理应清楚其是由何人雇请，但原告先后作出多种不同表述，其在诉讼中主张是由曾志强雇请，又认为与众盛木厂存在劳动关系；同时，“1.22收据”中又确认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三人为其老板。而原告石忠泽以及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在诉讼中所提供的“众盛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仅能证明曾志强曾雇请他们其从事卸木工作，并不能证实事发当日是由曾志强雇请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被告曾志强所提供证据中，既有原告所出具的书证，又有与原告一同工作的黄某、徐某及木材供应商、维修叉车工人、叉车加油商等知情人的证言，上述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使人产生内心确信，足以证实事故发生时原告石忠泽受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聘请，而非受被告曾志强聘请。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作为接受原告石忠泽提供劳务的一方，应对原告石忠泽在案涉事故中所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被告曾志强、众盛木厂及林丽女并未聘请原告石忠泽工作，无须对其在此次事故中所产生损失承担责任。至于原告主张被告曾志强、林丽女与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之间存在承包关系，被告曾志强、林丽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经审查，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从事的卸木业务中的木材属于木材供应商所有，相关的劳务费用也是由木材供应商进行支付，且众盛木厂、林丽女并未经营卸木业务，曾志强亦只向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收取叉车转让的费用，因此不存在众盛木厂、林丽女及曾志强将卸木业务转包的事实，故原告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石忠泽自身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原告石忠泽从事的卸木工作，需要其进入货柜中爬上木材堆上将绳索套于木材两端，配合叉车司机将木材卸下，其应清楚卸木过程中存在的危险，但其在工作过程中并没有佩戴相应的安全护具，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即其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自身过错，经综合考量，本院酌定原告承担20%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石忠泽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石忠泽自行承担20%责任。原告石忠泽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111173.90元。有相应的收费票据和费用清单予以证实，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6500元。原告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残疾赔偿金412740元。有相应的病历、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定残时年满39周岁，原告诉请按农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68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被评定为二级伤残，故其残疾赔偿金为309024元（17168元/年×20年×90%），原告主张284040元未超过上述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原告定残时，其儿子石吉峰年满2岁、其母亲梁玉明年满73岁，其父亲石国行年满71岁，属被扶养人的范畴，原告诉请被扶养人生活费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定残时，其父亲石国行年满71周岁，依法应扶养9年，其母亲梁玉明年满73周岁，依法应扶养7年，原告与石桂群、石忠庆、石爱群、石利群、石忠魁为共同扶养人；其儿子石吉峰年满2周岁，依法应扶养16年，原告与韦海艳为共同扶养人；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411元/年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47945.60元（15411元/年×9年×90%÷6人＋15411元/年×7年×90%÷6人＋15411元/年×16年×90%÷2人），原告诉请被抚养人生活费128700元未超出该数额，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412740元（284040元＋128700元）；4、营养费4000元。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为原告石忠泽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建议原告加强营养补充，故原告诉请营养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评定为二级伤残，其营养费为4500元（5000元×90%），原告诉请4000元未超过上述数额，本院予以确认；5、住院期间护理费9750元。原告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6、出院后护理费350400元。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原告石忠泽构成二级伤残，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诉请10年护理期限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计算得原告出院护理费用为350400元（120元/天×365天×10年×80%）；7、误工费24902.66元。事故发生后，原告石忠泽自2017年12月7日止2018年2月10日共住院65天，出院后医嘱建议休息三个月，但由于原告伤情较为严重，确实无法工作，故原告的误工期限可计至其定残前一日（即2018年7月17日），即其误工天数为223天。又由于原告属农村户口，且无固定收入，故其误工损失参照2018年度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即原告误工损失为26471.02元（43327元/年÷365天×223天=26471.02元），原告诉请误工费24902.66元未超过上述数额，本院予以确认；8、残疾辅助器具费3080元。江门市新会中医院为原告石忠泽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建议原告佩戴支具坐立，坐轮椅活动，故原告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及轮椅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9、精神抚慰金45000元。原告因本次事故伤致二级伤残，确实给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定的不便，精神受到一定程度的痛苦，故原告方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10、鉴定费2730元。鉴定费用是诉讼参与人辅助诉讼的费用，属于诉讼费用，应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但原告在其总损失之内主张鉴定费用，是原告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石忠泽的损失合共970276.56元，结合前述应由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原告石忠泽自行承担20%责任，即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应向原告赔偿776221.25元，扣除被告曾志强及木材商老板为原告石忠泽垫付的188300元，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仍应向原告石忠泽支付赔偿款587921.2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石忠泽支付赔偿款587921.25元；二、驳回原告石忠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9.88元（已由原告石忠泽预交），由原告石忠泽负担1094.04元，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负担3315.84元。原告石忠泽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315.8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张秾波、褚艳波、叶厚良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3315.8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伟亮审判员  冯豪德审判员  陈仲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