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426刑初48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永红，男，195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初中文化，原系祁东县太和堂镇大塘村党支部书记。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8年4月23日被祁东县公安局传唤到案，次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受贿罪，于同年5月24日被逮捕，同年5月29日被祁东县公安局决定监视居住，同年7月4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7月17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辩护人邓雅文，女，198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个体工商户（系被告人邓永红之女）。 被告人何移民，女，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初中文化，原系祁东县太和堂镇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8年4月23日被祁东县公安局传唤到案，次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受贿罪，于同年5月25日被逮捕，同年10月22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7月17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检察院以衡祁检公诉刑诉（2018）2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犯受贿罪，于2018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湘0426刑初20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不服，提起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邓永红、何移民身为村干村，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208，000元的部分事实不清，尚需进一步查证”为由，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湘04刑终514号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湘0426刑初204号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祁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延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永红及其委托辩护人邓雅文、被告人何移民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身为村干部，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危房改造户和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财物共计218，500元，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邓永红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何移民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还应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有坦白情节。公诉机关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提请本院对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依法判处。 被告人邓永红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并自愿认罪。但辩称，收钱是事实，但是经过领导一起研究的。有自首情节，与何移民虽然共同收受了218，500元，但其中9万多元确系是为村民办理危房改造和易地搬迁准备申报资料、拍照等实际开支花掉了，这部分实际开支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具体为：①为每户准备申报资料等实际开支按500元计算，43户共计开支21，500元；②从好处费中补贴了26，300元给五保户李某某用于危房改造；③原村主任佘某某拿了15，000元，加上为佘某某支付建房打基础等费用共计44，700元。辩护人的意见是：（1）被告人邓永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受贿罪主体资格，邓永红的身份是农民、村干部，不享有国家财政支付的工资，也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2）被告人邓永红没有主观故意，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设卡、要挟，邓永红也没有这个权利。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永红在13户群众找到邓永红帮忙申请补助资金，承诺事后给予好处，这仅仅是一种友邻的乡亲关系。大塘村是祁东县最远的一个村庄，交通极不便利距太和堂镇有14公里，从前都是泥泞小路，被告人邓永红动员全村老小修路，总负债280多万元，实现了全村户户通路，到目前村里还欠账150多万。大塘村危房改建和异地搬迁共有43户，由于大塘村出行不便，一般大小事情都会找村干部代行办理，是历史形成的习惯，被告人受大家的委托帮忙办理，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统一收取存折只是为了顺便拿到好处费这是断章取义。实际上是这21户向村委会兑现之前修路的承诺，拿出部分钱用于村里的开支，用于村里生活费和招待费开支、交通油料费开支，解决五保户李某某住房问题，村委会相关人员达成共识，决定接受21户村民对村委会的支助，钱用于村里建设及公益，由何移民记账各生活开支，这有村委会议记录记载，会议记录是村部的一本通，记录村部的日常工作，年底交由镇政府保存。原村会计佘某某被确诊为脑癌，从支助费中拿出了15，000元给其看病，在佘某某垂危之际，为了满足其最大的心愿，为其将破旧的土屋改建了新房。以上各项开支共计有172，180元，不应该记在邓永红个人的头上。邓永红到案后，全部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邓永红主动退赃态度好，认罪悔罪，情节非常轻微。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请准确查明案情，对被告人作出公正判决，给予免除刑事处罚。 被告人何移民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提出异议，辩称起诉指控其收取的3.7万元钱，是邓永红给她用于公家开支的，她没有收取老百姓的钱，也没有私分一分钱，她没有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邓永红原系祁东县太和堂镇大塘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人何移民原系祁东县太和堂镇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自2016年以来，二被告人利用协助祁东县太和堂镇人民政府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便利条件，收受太和堂镇大塘村村民邓某某、邓某某1等21户农村危房改造户和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财物，具体事实如下： 1、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共同收受祁东县太和堂镇大塘村村民邓某某等13户农村危房改造户给予的财物123，300元人民币。祁东县201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启动后，大塘村邓某某等13户村民分别找到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请求帮忙申报，争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承诺事后给予好处费，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二人表示同意。2016年底，大塘村村民的危房改造通过验收，补助资金统一由镇财政所拨付到危房改造户的粮补存折中。为了顺利获得不正当利益，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商量将村民的粮补存折统一收集上来，到银行代为取款。之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在送危房改造补贴给村民时，共同收受大塘村危房改造户村民邓某某、邓某某1、彭某某、彭某某1、张某某、雷某某a、雷某d各10，300元、邓某某a12，300元、雷某某b9，300元、刘某某a8，000元、程某某a7，000元、邓某某b6，300元、雷某某c8，300元，以上共计收受123，300元，其中被告人邓永红分得86，300元，被告人何移民分得22，000元。 2017年农历12月下旬，被告人邓永红送给佘某某(原系大塘村村主任，已故)15，000元。 2、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共同收受大塘村村民邓某3、邓某某4等8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给予的财物95，200元。祁东县2016年度、2017年度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启动之后，大塘村邓某3、邓某某4等8户村民分别找到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请求帮忙申报，争取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并承诺事后给予好处费，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表示同意。2017年至2018年，大塘村易地扶贫搬迁补贴陆续发放到易地扶贫搬迁户账户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共同收受邓某某420，000元、邓某318，200元、邓某某e10，000元、程某某e10，000元、王某某e，000元、程某某f10，000元、彭某某f3，000元、邓某某f母亲王某b云4，000元，以上共计收受95，200元，其中被告人邓永红分得80，000元，被告人何移民分得15，200元。 案发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已分别退出非法所得181，300元、37，200元。 2018年2月28日，群众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映祁东县太和堂镇大塘村村干部向村民索要扶贫房屋补贴，最低2万元，最高3-4万元，基本家家都被索要。祁东县公安局于2018年4月19日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案侦查。同年4月23日，祁东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要求太和堂镇纪委负责人通知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到该镇纪委接受谈话，随后派人与祁东县公安局民警赶赴太和堂镇。祁东县公安局遂将正在镇纪委接受谈话的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依法传唤到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接受调查。到案后，被告人邓永红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2018年4月23日13时38分至24日1时21分)讯问中，并未主动交待收受任何财物的问题，称在为村民办理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没有收受任何财物。后经做思想工作，被告人邓永红在次日即第二次(2018年4月24日6时38分至8时30分)讯问中交代了其与何移民共同收受大塘村6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好处费83，000元并私分的问题。后经多次讯问，被告人邓永红才陆续交代了其与被告人何移民共同收受大塘村8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好处费95，200元的问题。在看守所关押期间，被告人邓永红交代了其与被告人何移民共同收受大塘村13户农村危房改造户的好处费123，300元并私分的犯罪事实。被告人何移民到案后经思想教育，逐步交代其与邓永红共同收受大塘村易地扶贫搬迁户、危房改造户好处费并私分的问题。同年4月26日，祁东县监察委员会认为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在协助政府开展国家扶贫工作中实施的犯罪行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并以涉嫌受贿罪立案调查。同年5月22日，祁东县公安局将本案件移送祁东县监察委员会。 另查明，两被告人在为13户农村危房改造户和8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办理申报手续过程中，为每户准备申报资料、拍照和车辆油料的实际支出按每户500元计算，共实际支出10，500元，此款项并未在村财务上予以报销。 大塘村委会在2016年至2017年度期间生活（含交通）费支出共计25，538元，未在村财务报账，由两被告人从21户收取的“好处费”中支付。 大塘村为五保户李某某改建危房除由政府拔付补助资金22，300元外，尚有缺口资金32，100元由被告人邓永红从21户收取的“好处费”中支付。 还查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举报雷奇诈骗犯罪线索，被举报人雷奇因涉嫌犯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案件来源，证明本案的来源情况。 2、扣押决定书、扣押款物文件清单，证明祁东县监察委员会扣押被告人邓永红收受的贿赂款175，500元，扣押何移民收受的贿赂款37，200元。 3、相关文件、证明，证明被告人邓永红自1995年8月至2018年5月任太和堂镇大塘村支部书记，被告人何移民自2008年8月至2017年6月任太和堂镇大塘村计生专干；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任大塘村支部委员、村主任。 4、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接祁东县纪委监委电话通知到案接受调查的情况。 5、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的年龄等有关身份信息。 6、大塘村委会证明，证明大塘村原村主任佘某某已于2017年8月份去世。 7、银行交易明细、取款凭条，证明邓某某等17人邮政银行交易信息、取款凭条经邓永红、何移民确认系其代为取款的情况；邓永红、何移民个人邮政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银行存款情况。 8、易地扶贫搬迁拔款资料，证明易地扶贫搬迁补贴系通过太和堂镇财政所转拔。 9、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证明大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关情况。 10、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文件，证明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策及实施的相关情况。 11、危房改造申报、资金拔付资料，证明农村危房改造补贴由村民本人申请，需通过村委、镇政府和县危房改造办三级审核，危房改造竣工需通过村委、镇政府和县危房改造办三级验收，之后拔付资金。 12、易地扶贫搬迁申报、资金拔付资料，证明易地扶贫搬迁补贴由村民（需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本人申请，村干部组织民主评议并审核，之后报镇政府审核。 13、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其2013年5月至2017年1月期间任太和堂镇人民政府镇长，2017年2月至今任太和堂镇党委书记。从2016年开始太和堂镇实行村账镇管。危房改造是他到太和堂镇任职之前就开始实施了。2016年以前的危房改造指标不限，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村委会研究，再召集组长、村民代表、党员进行集体评议筛除不符合条件的村民，评议后将名单报镇危房改造领导小组研究审核，再报县危改办审批后再公示。房子建好后，县危改办与镇、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家进行工程验收，符合拔款条件的由县财政将危房改造专项资金拨付到镇财政所，再由镇财政所将款打到村民的粮食补贴账户存折或卡上。村干部的职责一是协助政府危房改造的申请进行初步审核，二是组织召开集体评议会议，三是协助政府填报危房改造申报资料，四是督促村民按时施工竣工，五是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对工程进行验收。村干部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对易地扶贫搬迁申请对象进行初步审查，与村党员、村小组长、镇政府包村干部一起集中统一对申请对象进行评议票决，上报村两委评议出来的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的困难户名单，协助镇政府底线办收集、办理申请易地扶贫搬迁补贴资金的资料。易地扶贫搬迁条件，第一必须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第二是居住地不适合居住需要搬迁的，三是分村内自建和购房安置两种补贴标准。2016年村内自建房的补贴标准是每人2万元，2017年自建房的标准是每人2.38万元，购房补准是每人3.37万元。易地扶贫搬迁补贴资金是由镇财政所直接拨付到享受易地扶贫搬迁补贴资金贫困户提供的粮补银行账户上，都全部发放到位了。他没有想到大塘村邓永红、何移民竟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这是其个人行为，没有向镇干部报告。 14、证人肖某某的证言，证明他自2016年4月担任太和堂镇纪委书记至今。大塘村的财务目前都是村账镇管，所有村里的收支都要由镇财政所和经管站严格把关，包括每一笔项目资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以及上级拨付的资金，村里主要是通过到经管站报账的形式获取资金，不允许收入不入账的情况。大塘村的危房改造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是由镇财政所直接打卡到村民粮补账户发放的。易地扶贫搬迁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其次必须要无房或危房，家里条件特别困难。大塘村主要是分散安置，补贴标准自建房2016年每人2万元，2017年2.38万元，自购房每人3.37万元。大塘村的易地扶贫搬迁补贴资金已全部打到易地搬迁户的粮补卡上发放到位。他没有听说过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被挪用、截留、占有的事情。 15、证人刘某某5的证言，证明其自1994年起任太和堂镇城建站负责人（站长），2017年任太和堂镇底线办主任至今，2013年开始负责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2016年大塘村的危房改造前期申报工作由村书记邓永红、村主任佘某某、村会计王某某3、计生专干何移民等人负责实施，后期由邓永红、何移民具体负责。村干部根据镇政府的安排负责危房改造政策宣传，对申请对象进行筛选、组织民主评议，协助镇政府及城建站现场勘察申请对象的住房，收集指导村民填写申报资料、督查施工，以及协助政府对竣工房屋验收。村干部在易在扶贫搬迁工作中的职责是，根据镇政府的安排村干部负责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对申请对象进行筛选、组织民主评议，协助镇政府及底线办勘查对象住房，收集并指导村民填报申报资料。大塘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由村书记邓永红、何移民（原任计生专干，2017年6月任村主任）两人负责实施。大塘村的危房改造补贴、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按照政策全部发放到位，没有听说有村民反映村民的危房改造补贴、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被他人索拿卡要的情况。 16、证人王某某3的证言，证明其自2005年至2017年5月期间担任大塘村会计。大塘村从2016年开始实行村账镇管实行报账制，村级危房改造从2013年开始的，2016年国家提高了补贴标准。村危房改造成立了领导小组，邓永红为组长，危房改迁工作邓永红具体把关，何移民负责拍照和收集资料，他负责报表。房改对象首先必须是五保户、低保户、重度残疾户和特困户，2016年度的危房改造指标不限，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村委会研究、再召集组长、村民代表、党员进行集体评议筛除不符合条件的村民，评议后再将名单报到镇危房改造领导小组，镇领导小组到村里核实，对符合条件的交由村里公示七天，再由镇上报县危改办审批。房子建好后由县危改办组织验收后再将专项资金拨付到镇财政所，再由镇财政所将钱打到村民的粮食补贴账户存折或卡上。大塘村危改房对象申请补贴的相关手续都是邓永红、佘某某、何移民三人在办。2016年危房改造补贴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22,300元，不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每户8,000元。2017年5月他因没有连任申请辞职了，对异地搬迁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17、证人唐某某2的证言，证明其自2017年6月至今担任大塘村计生专干。村危房改造工作她没有参与，具体情况不清楚。她了解到2017年大塘村的易地扶贫搬迁户有9户，其他情况不清楚。 18、证人程某某a的证言，证明他家的房屋在2016年5月份的时候倒了，之后申请危房改造，房子重建后，2017年1月份左右，邓永红告诉他危房改造的钱到账了要他去查一下，他连去了二天因银行的人太多都没有查成，于是他就将存折交给邓永红并说如果钱到位了就顺便帮他取回来。过了几天，邓永红来到他家里拿了13，000元钱交给了他（当时他母亲黄某某2也在家），另外抵扣了他之前欠邓永红的2,300元。当时邓永红将粮补存折还给了他，并讲其他的钱其需要协调关系开支，因为之前他承诺了给其好处费，也就没说什么，剩余的7,000元都被邓永红当做好处费拿走了。 19、证人邓某某6的证言，证明他与其小儿子邓某某1住在一起，2016年以他的小儿子邓某某1的名义享受危房改造的，他和邓某某1都找了邓永红、何移民打招呼，希望能够帮忙争取危房改造补贴，解决一些建房资金，到时会感谢的。邓永红、何移民都答应帮忙。具体都是邓某某1在办理的，具体情况他不清楚。后来邓某某1对他说危房改造补贴是邓永红、何移民代取的，2016年底的某一天，邓永红、何移民到其家给了邓某某112，000元危房改造补贴。当时他没有在家。具体补贴标准他不清楚，他家只拿到了12，000元。 20、证人邓某某1的证言，证明他家现有7口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016年是以他的名义享受危房改造补贴的。他家原先住的房是2004年修建的，经常漏水。2016年春节他听说当年有危房改造指标，就特地跑到村书记邓永红的家要其帮忙争取当年的指标，并说到时会感谢他们的，邓永红答应帮忙。先后经过村干部审查、群众评议、镇政府实地考察等程序，他的指标批下来了，当年11月份他就修建好新房子，当时建了两层。因为危房改造要求房子只能建一层，两年后才能加层，所以在房子建好第一层后便验收了，何移民叫他在新房子前拍了照片，还拿走了他的身份证和用于发放危改房补贴的粮补存折，说是和邓永红书记一起去帮他办理申请危房改造补贴。之后他就去广东务工了两个月，2018年底他回家过春节时，邓永红、何移民两人到他家来，交给了他12，000元，说是危房改造补贴。邓永红还说他的危房改造补贴的两万多，因其办事要开支，其他的钱就不给了，因之前他找邓永红时就承诺过事办成后会给他们好处费，所以也就没说什么了。后来他听说危房改造补贴有22，300元，邓永红从他这里拿走了10，300元的好处费。 21、证人刘四妹的证言，证明她家在2016年申请危房改造，找村书记邓永红、村主任何移民帮忙，说到时候再来感谢他们。后来事情办成了，2017年1月份，何移民告诉她说危房改造资金下来了，钱打在她老公邓某某b的邮政银行的“田亩册”上，她把“田亩册”交给了何移民，过了几天她和她儿子两人一起到何移民家去拿钱，当时邓永红与何移民在一起，然后邓永红把“田亩册”还给了她，还给了她16，000元现金，她看到“田亩册”上取款记录是22，300元，就问邓永红为什么只有16，000元，邓永红讲危房改造资金有22，300元，其中6，300元是其和何移民帮她争取危房改造资金的辛苦费，她原来就说过事情办好后要感谢他们的，所以她拿到钱之后说了些感谢的话就走了。 22、证人刘某某6、雷某d的证言，证明他们家是2015年时搬迁重建的新屋，当年没有享受到危房改造政策。2016年的时候，危房改造政策放宽后，他就找到村支书邓永红和计生专干何移民，请求他们帮忙拿到危房改造指标，并承诺事成后不会亏了他们，会给好处费给他们。农历2016年底危房改造补贴发放下来后，邓永红和何移民找到他，让他把发放危房改造补贴的粮补存折交给他们帮他到太和堂邮政储蓄将钱取出来。几天后的一天晚上，在他堂哥雷某某a家中，邓永红当着他和雷某某a的面，分别给了他和雷某某a12，000元，同时将粮补存折还给了他，他看到存折取款记录是22，300元，当时邓永红讲其他的钱就没给他们了。因为之前他说了会感谢邓永红的，所收下钱后也没有说什么，回家后将12，000元钱给了老婆刘某某6，并告诉她是邓永红给的危房改造补贴。 23、证人唐某某6的证言，证明她三儿子彭某某4、四儿子彭某某享受了政府的危房改造政策，一共得了24，000元（每人12，000元），2016年12月份的时候，邓永红和何移民到她家说危房改造的资金到了，要她将两人的“田亩册”拿给他们去取钱，她就将“田亩册”拿给了他们。过了几天，邓永红和何移民两人一起到她家里来，邓永红将“田亩册”还给了她，同时给了她24，000元钱现金，邓永红说是危房改造的钱，彭某某1和彭某某每人12，000元。她看到两人的“田亩册”上都是取了22，300元，就问邓永红为什么每人只有12，000元。邓永红讲彭某某1和彭某某每人的危房改造资金有22，300元，共有44，600元，其中20，600元（每人10，300元）是其和何移民为彭某某1和彭某某争取危房改造资金的辛苦费。她听到后就想这个事能办成全靠邓永红和何移民两人帮忙，剩下的钱她也要兑现承诺作为他们的好处费。 24、证人雷某某b的证言，证明他家的房子开裂了，在2016年8、9月份的时候找到村书记邓永红，要邓永红帮他争取危房改造资金，如争取到了他到时候再来感谢。邓永红说可以争取。到了2016年11月份的时候，何移民到他家来拿他的邮政银行的“田亩册”，说是等危房改造资金下来后，她和邓永红帮他把钱取出来，于是他将“田亩册”给了何移民。到了2016年12月份，邓永红和何移民到他家给了他13，200元现金，并将“田亩册”还给了他。他看到“田亩册”上危改资金22，300元，取了22，500元，就问邓永红为什么只有13，200元。邓永红讲他家的危房改造资金有22，300元，卡里原来有200元，只能给他12，200元，但看到他老婆的身体不好就照顾了1，000元，给他13，200元，余下的9，300元是其帮他争取危房改造资金的辛苦费。他听到后就想自己原来说过，事办好后要感谢其帮忙的，他就接过这13，200元钱后说了感谢的话。 25、证人邓某某的证言，证明他于2016年阴历12月份找村书记邓永红争取危房改造资金，并说到时再来感谢。后来危房改造资金下来了，是邓永红和何移民代为取的款，危房改造资金共有22，300元，给了他12，000元，其中10，300元是邓永红和何移民为他争取危房改造资金的好处费。 26、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明他家的房子2015年就修好了，但当年没有享受到危房改造指标，2016年指标放宽了，他就找到村支书邓永红和计生专干何移民帮忙，并承诺如帮他争取到危房改造补贴后给他们好处费。2016年农历年底的一天晚上，邓永红一个人到他家说危房改造补贴下来了，当时给了他12，000元，并将粮补存折还给了他。存折上显示有22，300元，邓永红说办这个事需要一些开支，他知道其他钱是其拿走了，因为他之前说过事成之后要感谢的，就没说什么。 27、证人程某某e的证言，证明他家有6口人，在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政府补贴了12万元（每人2万），他给了邓永红1万元的好处费。 28、证人邓某某e的证言，证明他家作为贫困户于2017年度易地扶贫搬迁，享受资金补贴11.9万元，送了1万元给邓永红作为好处费，邓永红收下了。 29、证人邓某3的证言，证明他家有5口人，属于贫困户，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享受政府补贴共计16.85万元（每人3.75万元），他为了感谢邓永红和何移民，给了邓永红、何移民每人1万元好处费，后来邓永红退回了1800元，共给了1.82万元给邓永红和何移民。之前为他的侄女办户口给了1000元钱给其二人。 30、证人彭某某f的证言，证明他家有5口人，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政府补贴了11.9万元，在2018年清明节前给了邓永红3000元钱的好处费。 31、证人程某某4的证言，证明他家有4口人，享受了2017年度易地扶贫搬迁补贴共9.52万元，为感谢邓永红帮忙，拿了1万元给邓永红。 32、证人王某某4的证言，证明他家有5口人，享受了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补贴11.9万元，为感谢邓永红帮忙，送了2万元给邓永红。 33、证人邓某某4、刘团秀的证言，证明他们家作为贫困户，享受了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补贴7.14万元，给了邓永红2万元好处费。 34、证人雷某5的证言，证明他的弟弟雷某某c和雷某某6在2016年都享受了危房改造政策。雷某7的危房改造补贴是邓永红到银行代取的，2017年春节左右，邓永红给了他1.5万元，说是雷某某c的危房改造补贴，他当场又拿了1000元给邓永红作为感谢费。事后他将这1.4万元给了雷某某c，并在电话中告了他弟弟这件事。危改房补贴2.23万元，他弟弟获得1.4万元，其他的钱都被当做好处费被邓永红拿走了。 35、证人雷某某6的证言，证明他在2017年6月当选村会计，之后辞职外出打工了。2016年危房改造有两种标准，即22，300无和8，000元。他本人和他哥哥雷某某c在2016年享受了22，300元的危房改造补贴。他的危房改造补贴22，300元取出后，给邓永红的车加了200元的油。雷某某c的危房改造补贴是邓永红帮忙从银行代取的，当时雷某某c不在家，邓永红给了他的大哥雷某515，000元，雷某5当场又拿了1，000元给邓永红，雷某某c实际拿到危房改造补贴只有1.4万元，雷某5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36、证人刘某某8的证言，证明他家有6口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家的房子是2015年维修过，2016年没有建新房子，2016年享受了危房改造补贴。他家的危房改造补贴是2.23万元，邓永红给了他1.2万元，另外扣除了此前借邓永红3000元，他存折原有700元也被取出了，邓永红、何移了实际从他这里拿走了8，000元的好处费。 37、证人邓某某a的证言，证明他家有3口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家在2016年作为危房改造户，危房改造补贴是邓永红、何移民代领的，2016年12月26日邓永红、何移民到他家给了他1万元钱，并将粮补存折一并交给了他。邓永红讲他家的危房改造补贴有2万多，要协调关系等开支，其他的钱就不给他了，他此前承诺过要感谢的，所以他收下1万元没就说什么了。他当时看到粮补存折危房改造补贴实际有22，300元，邓永红、何移民从他这里拿走了12，300元的好处费。 38、证人刘某某9的证言，证明他家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016年享受了国家危房改建夫贫政策。他家的危房改造补贴22，300元已全部拿到了。但为给孙子、孙女登户口自己给了邓永红5000元。 39、证人王某b云的证言，证明她家有5口人，按自建房标准享受了16.85万元的易地扶贫搬迁补助，为了感谢邓永红、何移民的帮忙，她分别送给了何移民、邓永红各2千元钱。 40、证人雷某某a的证言，证明他家有6口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家在2016年享受了危房改造的扶贫政策，他弟弟雷某d和雷某某b2016年也享受了危房改造的补贴。他的危房改造补贴应该是22，300元，但实际上邓永红只给了他12，000元，其余的钱被邓永红当做好处费拿走了。 41、被告人邓永红的供述，对其与被告人何移民在利用协助祁东县太和堂镇人民政府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收受8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及13户农村危房改造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2、被告人何移民供述，她与邓永红在2016年度大塘村危房改造以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收受村民的好处费，其中：收受邓某某、邓某某a、邓某某1各1.03万元、收受邓某某b6300元、收受刘某某a1万元左右、收受彭某某、彭某某1兄弟各1.03万元、收受张某某1.03万元、收受雷某某a、雷某d各1.03万元、收受程某某a9300元、收受雷某某c1万无左右、收受刘某某95000元。危房改造好处费邓永红分给了她22，000元，易地扶贫搬迁好处费，她分得了15，200元（其中：包插邓某3的8，200元、邓某某4的5，000元、邓某某f的2，000元）。 43、关于雷奇诈骗案线索来源说明、案件移送函、立案决定书，证明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举报雷奇诈骗犯罪线索，被举报人雷奇因涉嫌犯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上列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邓永红均没有异议，但辩解收钱是与原村主任佘某某（已故）商议的，所收的钱用于公家开支了。被告人何移民辩解所收的钱都是用于公家开支了。经查，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证人陈某、程某某a、程某某e等证言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人当庭辩解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人邓永红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祁东县太和堂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太和堂镇大塘村自2016年至2017年在村级财务上没有任何招待及交通油料费用开支。 2、大塘村委会审计报告，拟证明大塘村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收支相抵余额-178，124.05元，其中：村账部分欠唐某某5、刘某某10、唐某某6、张某某2、唐某某7等人224，037.5元，欠匡某某18，600元，欠何移民垫付资金8，741.2元。 3、大塘村生活开支明细及原始账本，拟证明大塘村2016年至2017年生活费（包括交通油料费）开支共计25，538元（其中2016年生活费开支9，343元，2017年生活费开支16，195元）。 4、大塘村委会2016年6月26日、12月22日会议记录，拟证明大塘村委会为五保户李某某建房资金缺口不足部分经村委会研究从收取对象户开支资金中解决；村里招待生活费和交通油料费开支从D级危房改建对象户收取的资料开支费中解决。 5、驻村干部考勤表，拟证明大塘村2015年6月至2017年3月5名驻村干部驻村期间有生活费开支的情况。 6、证人刘某某11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他承建太和堂镇大塘村公路约14公里，大部分都是垫资建设，大塘村分年度付了一部分，目前尚欠他1，572，000元。 7、证人邓某某8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她母亲李某某系大塘村五保户，村干部邓永红、何移民帮助李某某修建房屋共开支54，400元，其中：政府补助22，300元，旧房拆除3，000元，材料及房屋部分工程款26，300元由邓永红、何移民支付。 8、证人刘某某12出具的收条四份，拟证明李某某房屋承建人刘某某12分别收到李某某房屋改造材料费、工程款26，300元、22，300元，基础工程款2，800元、旧房拆除工资3，000元。 9、证人王海、刘某某10分别出具的证明，拟分别证明2016年佘某某建房购卯石、冻基础款8，200元，材料运费3，500元、打基础挖机、铲车工程款18，000元共29，700元是由邓永红支付。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公诉机关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列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定。但被告人邓永红为原村主任佘某某支付建房款29，700元，属于邓永红与佘某某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身为村干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二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被告人虽共同收受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村民财物共计218，500元，但考虑到在申报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二被告人需要帮申请人准备所有的申请材料，确有部分实际开支，在庭审中，被告人邓永红提出以每户500元的标准计算开支，公诉人亦予以认可，因此，对二被告人为21户申报人准备材料的开支共计10，500元不予认定为受贿金额。被告人邓永红辩称用收受的好处费补贴五保户李某某危房改造32，100元、大塘村2016年至2017年度生活费支出25，538元、给原村主任佘某某15，000元以及为佘某某建房支付部分费用29，700元，亦不能计入受贿金额。经查，大塘村2016年和2017年度村公共财务账确实未有生活费及车辆燃油费支出，考虑大塘村地处偏僻，因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实存在这方面开支的需求，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将其从21户村民收取的“好处费”用于支付大塘村公共（招待生活费及交通费）支出25，538元，可予核减，不计入其受贿金额；另大塘村为五保户改建危房，被告人邓永红从其收取的“好处费”中支付了32，100元，该款亦可予以核减，不计入其受贿金额。被告人邓永红为原村主任佘某某建房支付部分建房费用29，700元，属于公民个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另其给予佘某某的15，000元，不影响受贿金额的认定。故本案邓永红、何移民共同受贿金额应为150，362元。被告人邓永红的辩解其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犯受贿罪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邓永红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何移民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本案中，办案机关在掌握了两被告人收受村民异地搬迁户的好处费的线索后，对两被告人采取了侦查措施，被告人邓永红经传唤到案后，在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并未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是经办案民警多次做思想工作后，在第二次讯问中只交代了其与被告人何移民共同收受6户异地搬迁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事实，后经多次讯问才全部供述了收受8户易地搬迁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事实，在关押期间供述了收受13户农村危房改造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事实。这一事实表明，被告人邓永红是在经过思想教育后在第二次讯问中才部分供述收受村民异地搬迁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事实，不属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并未掌握的主要犯罪事实的情形，不符合自首的条件。被告人邓永红供述办案机关并未掌握的收受13户农村危房改造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事实，属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并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但该事实与收受异地搬迁户的好处费并私分的事实属于同种罪名的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因此，被告人邓永红辩称及其辩护人的“有自首情节，在归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并未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的意见，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有悖于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到案后如实向侦查机关供述各自的罪行，并自愿认罪，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向有关部门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经本院委托祁东县司法局对被告人邓永红是否符合社区矫正进行评估，祁东县司法局经调查并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建议对被告人邓永红适用社区矫正。核被告人邓永红、何移民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程度，本院决定对被告人邓永红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被告人何移民从轻处罚。为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二、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对被告人邓永红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对被告人何移民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邓永红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何移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2018年10月22日止，已执行完毕；罚金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追缴被告人邓永红的违法所得113，162元、被告人何移民的违法所得37，2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八份。 审 判 长  胡建生 人民陪审员  周 波 人民陪审员  肖志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洪 桥 书 记 员  肖小燕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的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尾服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