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桂05行赔初21号 原告孙亚妹（曾用名孙十姑），女，192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代理人朱其荣，男，195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系两原告之子。 原告朱钦（曾用名朱汝贵），男，192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代理人朱其光，男，195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系两原告之子。 两原告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李**，广西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北海市和平路东二巷**。 法定代表人蔡锦军，市长。 委托代理人杨华春，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裕成，广西海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北海市四川路南部明珠花园内，现办公地址为广西北海市贵州路32号路国贸大厦1106号。 诉讼代表人北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代理人刘福旺，广西启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亚妹、朱钦因与被告北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海市政府”）行政赔偿、第三人北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实业公司”）参加诉讼一案，两原告于2018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桂05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孙亚妹、朱钦的起诉。原告孙亚妹、朱钦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桂行赔终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桂05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8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亚妹的委托代理人朱其荣、朱钦的委托代理人朱其光、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被告北海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华春、吴裕成，第三人北海实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福旺到庭参加诉讼，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亚妹、朱钦诉称，被告北海市政府于2002年3月对北海市海城区旺盛路改造工程进行征收拆迁，原告所有的位于北海市海城区外沙岛四巷4号房屋在此次征收拆迁的范围内。因原被告之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协议，被告于2003年3月24日发出北政发[2003]16号强制拆迁通知，随后将原告位于北海市海城区外沙岛四巷4号房屋强行拆除。改造工程强拆所涉部分相对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03）海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北行终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2005）北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均确认被告的此次强制拆迁行政行为违法。被告的此次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了原告合法财产的损失。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履行赔偿义务。 2014年11月25日，原告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贵院作出（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的行政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对起诉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决认定“原告的诉讼应视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由于原告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才驳回了原告的上诉。”原告随后多次向自治区党委、北海市市委有关领导及被告提出赔偿诉求，有关领导将原告的诉求于2017年10月份批转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处理。该局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不予赔偿。原告不服于2017年11月30日向被告申请复查，北海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5日复查复核后作出《关于孙十姑、朱钦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原告所反映的诉求依法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不属于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受理范围，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随后，原告根据广西区高院的裁定意见，于2018年4月20日书面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被告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现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的此次征收拆迁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已经北海市两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此次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了原告合法的财产损失，被告依法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现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判令被告按拆迁补偿的规定赔偿两原告临街回建地60平方米；2.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75600元，其中拆迁房屋损失按1700元/平方米计算，60平方米共计102000元；房屋被拆迁后的房屋租金损失按每月400元计算，每年4800元，16年共计76800元；原告租房居住的费用按每月400元计算，每年4800元，16年共计76800元；房屋拆迁造成的电表、水表、电视开户费等损失10000元；为行政机关索赔造成交通费损失10000元；因物价上涨造成的损失100000元。以上共计375600元。 原告孙亚妹、朱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2.北房权证（2001）字第000246**《房屋所有权证》、北国用（1992）字第1005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位于北海市海城区外沙岛四巷4号房屋是两原告的合法财产； 3.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北政办［2002］2号《关于成立北海市旺盛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通知》、北政办函［2002］23号《关于市旺盛路改造工程拆迁补偿问题的批复》、北海市人民政府公告及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政发［2003］16号《关于强制拆迁旺盛路改造拆迁范围内房屋的通知》、房子被强拆后的照片，证明被告进行北海市旺盛路改造并对原告合法的房子进行了强制拆迁；4.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03）海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北行终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2005）北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组织进行的北海市海城区旺盛路改造强制拆迁的行政行为经北海市两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5.《关于再次要求解决违法拆迁回建用地的请示》、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1年4月29日《关于原旺盛路被拆迁户孙十姑要求解决拆迁回建地等问题的答复意见》，证明原告自房屋被强拆后，一直不断多次向被告提出请求，要求解决违法强制拆迁造成的损失，均被被告拒绝；6.行政诉状、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上诉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证实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因未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而被驳回起诉；7.赔偿控诉书、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复查申请书》、《关于孙十姑、朱钦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答复原告拒绝赔偿并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8.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5行赔初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9.撤诉申请书、（2018）桂05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证明原告2018年4月9日申请撤诉，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10.行政赔偿申请书、邮政回执、北海市政府北政赔决字［2018］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1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赔终3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起诉没有超出诉讼时效的规定。12.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房屋所有人孙十姑没有委托其与第三人签署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其是受到上级领导的安排，为了配合完成拆迁改造任务，是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事后也没有告知孙十姑，没有得到孙十姑的认可，房屋拆迁补偿款现在还没支付给房屋所有人。 被告北海市政府辩称，一、原告与北海实业公司（即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选择了货币补偿，涉案房屋是协议拆除的，并非强制拆除，原告以涉案房屋被强拆为由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北海市旺盛路改造工程需拆迁所涉区域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原告的涉案房屋在改造工程的规划红线范围内，需要进行拆迁，由于原告不能与北海实业公司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经北海实业公司向北海市房产管理局申请裁决后，北海市房产管理局于2003年3月19日作出北房裁字（2003）第12-1号《北海市房产管理局城市拆迁纠纷裁决书》并送达给原告，同时告知原告如不服裁决的，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告或自治区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既没有申请复议也没有提起诉讼。2003年3月23日，在被告组织有关单位对旺盛路改造工程范围内部分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前，原告与北海实业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选择了货币补偿，并约定了涉案房屋拆除。因此，原告涉案房屋属于协议拆除，而非强制拆除，现原告以房屋遭强拆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如前所述，涉案房屋是原告与北海实业公司之间达成补偿协议后协议拆除的，不存在强拆行为，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即使原告认为涉案房屋是被强制拆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的规定以及根据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最迟应于2012年1月9日已经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事实，本案原告不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等阻碍行使申请国家赔偿请求的情形，而原告直至2018年4月20日才通过邮政快递向赔偿义务机关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因此，原告已经超过了申请国家赔偿的法定时效，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也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其起诉。三、原告申请国家赔偿超过法定的时效，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通过邮政快递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提起国家赔偿，而根据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原告申请国家赔偿超过了法定的申请赔偿期限。因此，被告作出《不子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海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土地估价报告》，证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时的土地评估价格；2.《房产价格评估报告》，证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时的房屋评估价格；3.《裁决申请书》，证明因原告不能与拆迁人北海实业公司达成拆迁补偿协议，该司向北海市房产管理局申请裁决等事实；4.《通知》，证明北海市房产管理局收到裁决申请书后送达给了原告等事实；5.北房裁字（2003）第12-1号《裁决书》，证明北海市房产管理局就房屋拆迁补偿事宜作出裁决并告知了原告申请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时效等事实；6.《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证明原告在北海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裁决后，既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而是与拆迁人北海实业公司达成货币补偿协议，选择货币补偿并且协议拆除涉案房屋等事实；7.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已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原告最迟应在2012年1月9日已经知道房屋被拆除的事实；8.《行政赔偿申请书》、北政赔决字[2018]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等，证明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才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已超过申请国家赔偿的法定时效，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9.《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 第三人北海实业公司述称，同意北海市政府的意见。 第三人北海实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估价报告》，证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时的土地评估价格；2.《房产价格评估报告》，证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时的房屋评估价格；3.《裁决申请书》，证明因与原告不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第三人向北海市房产管理局申请裁决；4.《通知》，证明北海市房产管理局收到裁决申请书后送达给原告；5.北房裁字（2003）第12-1号《裁决书》，证明北海市房产管理局就房屋拆迁补偿事宜作出裁决，并告知原告申请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6.《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证明原告在北海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裁决后，既未申请复议又未提起诉讼，而是签订货币补偿协议，选择货币补偿并且协议拆除涉案房屋；7.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已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原告最迟在2012年1月9日已经知道房屋被拆除的事实；8.《行政赔偿申请书》、《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申请国家赔偿已过法定时效，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正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评估价格是2002年房屋及土地的价格，不能真实反映现在房屋土地的真实价格，该两组证据与被告的合法拆除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是通过协议拆迁的，与强制拆迁是矛盾的；对证据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两原告没有收到过通知，留置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送达人并不是拆迁小组的工作人员，送达程序违法，被拆迁的房屋两个原告不在北海市海城区外沙岛四巷4号房屋住，没有收到拆迁小组的通知，原告是居住在北海市海城区中××号；对证据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证实在2003年3月19日由北海市房产管理局作出了裁决书，由于两原告没有和被告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故相关行政部门作出了拆除的强制裁决书，原告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正好相反，证明原告和被告没有达成补偿协议，才有了这份裁决书的出现；对证据6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该补偿协议书两原告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拆迁补偿的内容，今天申请出庭的证人没有得到两原告的授权委托，也没有证据证明受两原告的委托才签订的该补偿协议书；对证据7，与原告证据6是相互吻合的，对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属于诉讼时效的性质，自我们知道并提出行政赔偿时起，没有间断过向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的意思表示，没有放弃要求行政机关赔偿的权利，2018年11月6日开庭后以超过诉讼时效2年驳回原告的起诉，经上诉后区高院认为一审法院以超过2年时效驳回两原告的起诉错误，区高院已纠正；对证据8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在2018年4月20日书面向赔偿机关提出申请以外，曾经多次向被告及被告的职能部门提出过赔偿的意思表示，形式上无论是上访还是信访或者其他，都表达了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违法拆迁造成的损失，被告也多次口头或者书面回复两原告，基于对被告的行政信赖，最后得到的书面结果是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之后才书面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赔偿请求及本案的诉讼；对被告主张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对被告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2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涉案房屋是协议拆除，不是强制拆除；对证据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作为两原告提起行政赔偿的依据；对证据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涉案房屋是协议拆除的，不是原告主张的强制拆除，原告提起的是上访，针对原告的上访，被告的职能部门已经做出了答复；对证据6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实了两原告最迟在2012年1月9日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对证据7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实原告曾经提起过上访；对证据8、证据9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10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结合原告的证据6证实了两原告在2012年1月9日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在2018年4月20日才提起的国家赔偿，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时效；对证据11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高院这份裁定书认定的是国家赔偿时效，从性质上来说是诉讼时效，并没有直接认定原告申请国家赔偿没有超过时效，诉权是有的；对证据12，被告认为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人与原告是亲子关系，证人2次出庭作证前后矛盾，只挑对原告有利的来说，对于不利的一面则以“不知道”或“记不清”来回避，其证人证言不可采信，但是其在本次作证中提到其是在拆迁涉案房屋之前一直由他打理房屋和收取租金，可以理解为得到父母授权来处理房屋，对于签收协议也应当得到父母的授权。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被告证据发表的意见是由法庭依法认定，第三人补充举证的证据与被告的证据1-8基本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对原告证据1-7、证据10、证据11及被告、第三人证据3、证据5、证据7、证据8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证据8、证据9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证据12是证人证言，两次出庭的证言存在矛盾，但朱某均认可是其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被拆迁人经办人处签字并收到补偿款，故其当庭作证的证言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的证据1、证据2是土地房产的估价报告，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4是送达告知房地产价格评估和土地价格评估的结果并告知提出重新评估申请的权利，该通知左下方已注明为留置送达，原因为被送达人拒绝签收，送达时间为2003年2月23日，送达人及见证人均有签名，基本符合留置送达的形式要件，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6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由两原告的儿子朱某签字的，并领取了补偿费用，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被告的证据9为法律依据，不作为证据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孙亚妹（曾用名孙十姑）与朱钦是夫妻。原告孙亚妹持有北国用（1992）字第1005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北房房权证（2001）字第000246**房屋所有权证》，对北海市外沙四巷4号18.02平方米土地及36.12平方米的房屋享有使用权和所有权。2002年，被告北海市政府决定实施旺盛路改造工程项目，原告孙亚妹的房屋在改造工程的规划红线范围内，需要进行拆迁。因原告与拆迁人北海实业公司未能就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北海实业公司于2003年1月19日向北海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对外沙四巷4号房屋拆迁进行裁决。2003年2月23日，北海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告孙亚妹送达《通知》，告知外沙四巷4号的房屋应予拆迁，因其不能与拆迁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拆迁人已申请房屋拆迁裁决，经评估该房屋拆迁补偿金额为38903.1元，如对拆迁补偿金额有异议可在三日内提出重新评估申请，如不提出异议又不能达成房屋拆迁协议的，将依法进行房屋拆迁裁决。2003年3月19日，北海市房产管理局作出北房裁字（2003）第12-1号《裁决书》，裁决北海实业公司对原告孙亚妹进行货币补偿，对土地置换补偿的要求不予支持。2003年3月23日，两原告的儿子朱某与拆迁人达成协议并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上被拆迁人经办人处签名捺指印，后朱某收到补偿款。2003年3月24日涉案房屋被拆除当天，朱某亲自到场捅瓦片。2003年6月宾祖人起诉北海市房产管理局向北海实业公司核发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海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北海市房产管理局给北海实业公司核发拆许（2002）第004号、拆许字（2002）第008号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北海市房产管理局不服上诉，本院2004年6月14日作出（2004）北行终字第7号行政判决，以旺盛路改造工程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及市容市貌的改观，且工程已在建设之中，撤销004号、008号拆迁许可证将会给国家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一审法院对004号、008号拆迁许可证不作出撤销，而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正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3年，吴世珍、林建强等人诉北海市政府、北海市房产管理局房屋拆迁行政强制一案，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海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北海市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行为违法，对造成的财产损失采取补救措施；驳回对北海市房产管理局的诉讼请求。吴世珍等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2005年11月28日作出（2005）北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核发的拆许字（2002）第004号、008号拆迁许可证被（2004）北行终字第7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导致强制拆迁没有合法的依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开始，原告孙亚妹及亲属多次向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北海市信访局等部门反映要求解决回建用地及赔偿拆迁造成的损失。原告认可涉案房屋被拆除前由朱某管理出租并收取租金。2012年1月9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在孙亚妹《关于再次要求解决拆迁回建用地的请示》上注明：“孙亚妹是我区海角办事处外沙社区居民，其本人（家属）为旺盛路拆迁问题，多次到我区相关部门上访，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妥善处理”。2015年1月27日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本院于2015年2月3日作出（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认为孙亚妹最迟应于2012年1月9日已经知道北海市人民政府强拆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行政起诉已过法定期限，行政赔偿请求视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裁定对孙亚妹、朱钦的起诉不予受理。两原告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10月23日，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两原告提出的信访事项予以受理并于同年11月27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法律规定的可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者货币补偿，孙十姑的儿子朱某已办理了货币补偿手续，拆迁人提供宅基地购买是市场行为，不属于政策福利的范围。两原告不服，向北海市人民政府提出信访复查申请，北海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2018年3月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后以没有正式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行政赔偿为由申请撤诉。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桂05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8年4月20日，两原告向被告北海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赔偿临街回建用地60平方米、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2018年6月14日作出北政赔决字［2018］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已超过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两年时效，决定不予赔偿。两原告不服，于2018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8年12月21日，本院作出（2018）桂05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孙亚妹、朱钦的起诉。两原告不服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桂行赔终3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桂05行赔初7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九条第一款“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规定，侵权的行政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是当事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原告孙亚妹、朱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北海市政府强制拆迁其房屋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并不符合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即便拆许字（2002）第004号、008号拆迁许可证被（2004）北行终字第7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对两原告有羁束力，但两原告未及时起诉确认强制拆迁违法。两原告于2015年1月27日才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北海市政府强拆北海市外沙四巷4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本院以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维持了不予受理的裁定。两原告2018年再次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应裁定驳回起诉，鉴于（2019）桂行赔终31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8）桂05行赔初7号驳回起诉的行政赔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不宜再裁定驳回两原告的起诉。关于涉案房屋属协议拆除还是强制拆除的问题。两原告的儿子朱某与第三人北海实业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并领取了补偿款，带领拆迁工作人员对涉案房屋亲手实施拆除，虽无两原告的书面委托，但朱某是两原告之子，且其时任北海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其长期代为管理涉案房屋的出租、收取租金事宜，行政机关有理由相信朱某经其父母同意签订协议；即便朱某签协议时两原告不知情，朱某在签协议特别是领取补偿款后，有义务及时告知两原告并给付补偿款，两原告应当知道朱某签协议、领取补偿款以及房屋被拆除的事实。至今为止，两原告并未提起撤销《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之诉，在第三人履行协议已支付补偿款的情况下，不能未经审理认定协议无效。另，朱某当庭承认在签订协议后到拆除现场捅了瓦片与原告证据2011年11月7日的《关于再次要求解决违法拆迁回建用地的请示》中“朱某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带着其单位的职工将我的房屋扒了瓦面”的表述相印证。涉案房屋的拆除没有协议无效的前提，属协议自愿拆除，故两原告关于对朱某签订补偿协议及领取补偿款不知情，涉案房屋属强制拆除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即便涉案房屋的拆除属于强制拆除，涉案房屋2003年已拆除，两原告2015年1月才提起确认违法及赔偿之诉早已过起诉期限，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文书（2015）桂立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确认原告孙亚妹最迟应于2012年1月9日已经知道被告北海市政府强拆涉案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就算按两原告在不服本院（2015）北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的上诉状中，明确提出北海市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已于2004、2005年北海市两级法院的判决确认违法，起诉时效的起算点2014年10月23日开始计算，两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才正式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且两原告的主张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主张一直通过信访或信件形式要求提出赔偿，从未间断主张权利；一方面又主张两原告对房屋被拆除不知情，直到2014年某副市长接访后才知情。但信访并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不计算时效期间的事由，且国家赔偿法是公法，更注重的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公法秩序的稳定，赔偿时效期限届满后，赔偿请求权人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和法院保护其赔偿权的权利即告消灭，会导致法律维护现在的事实状态，确定新的法律秩序。故北海市政府以两原告已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的规定。因朱某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且补偿款项（包括土地补偿、房屋补偿、拆迁补助、电话、有线电视、水电等补偿项目）已支付给朱某，两原告要求补偿临街回建地、房屋损失102000元、房屋租金、水电表、物价上涨的损失等各项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北海市政府在收到国家赔偿申请两个月内以两原告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已超过两年的时效为由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支持。两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已过法定时效且所提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亚妹、朱钦的赔偿请求。 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退还原告孙亚妹、朱钦。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慧 审 判 员  席淑燕 审 判 员  曾志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恩意 书 记 员  许 彬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