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1行初224号原告：吉三江，男，193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昆明市。被告：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昆明市华山西路**。法定代表人：王秀江，代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吉三江与被告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华区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向被告五华区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2019年12月4日，本院对起诉是否符合法定受理条件问题组织询问，原告吉三江、被告五华区政府代理人李红梅到庭参加。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吉三江起诉称：诉讼请求：1、2018年8月13日原告与五华区龙翔街道办事处征收办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号：1039）是在将被强拆的压力下被迫签订的不公平的协议，要求变更不合理的补偿条款，并增加补偿款；2、请求法院判定五华区政府对昆明学院西校区住户的征地拆迁是为商业利益征地拆迁，属于民事交往，应按双方平等协商征地及赔偿事宜，而五华区政府依照自行制定的补偿方案并下达强迫性行政文件：昆五政征补字（2018）第1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被征收人是不公平的，请求法院撤销该文件；3、五华区赔偿我的总补偿款约122万元，而按照征收办核定我的回迁建筑面积106.5㎡东大坝村买一套同样大的农民回迁的毛坯房计算我应该得到补偿款约182万元，目前花去全部补偿款还欠房贷64万余元，绝无还款能力，为此请求法院判处五华区政府增加补偿款6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8月上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征收补偿不合理，不符合国务院590号令的精神，原告和部分被征收人未能签订协议，并不断反映原告的合理要求，但未得到答复或解决。2018年5月2日，五华区政府对原告下达昆五政征补字（2018）第1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该决定书大幅降低对原告的补偿，并限定期限，并告知若不在60日内复议或6个月内起诉则五华区政府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月中旬，征收办工作人员柳某某直接询问我为何还不签协议、是否要强拆，次日挖土机开始拆除与原告住宅相连的第1单元，并有拆迁工人向原告住房防盗笼上抛扔拆迁的上层楼门窗。眼看要强拆原告的住房了，为了生命财产安全，原告只能被迫签下协议，此时距离五华区政府给予的向法院起诉期限还有3个月，原告也正在准备起诉的工作中，五华区政府出尔反尔，以强拆相逼，违法使原告丧失起诉的权利和时间，使这场早该起诉的官司不得不拖延至今日，使原告饱受折磨与痛苦。请求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有关法规准予变更原协议。（二）五华区政府关于昆明学院西校区的征地是为商业利益，按征收办出示的规划图，是转让该地给香港大公报传媒集团建办公大楼。为商业利益的拆迁只能按一般民事行为，由双方平等协商，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按拆除自己房屋的模式进行拆迁。原告赞成此项拆迁，但征收办及五华区政府未实行双方平等协商，而是采取强制并自行决定的低补偿政策，违反国务院590号令，请求法院裁定并增加对原告的补偿。（三）按照国务院590号令，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的结果应该是等值的，原告因身患癌症，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时不我待，只有选择货币补偿，而五华区的补偿政策有偏差，货币补偿标准太低，所以95%以上的被征收人均选择回迁以实现补偿收益的相对最大化。按征收办补偿清单确定的原告回迁建筑面积106.5㎡，参照回迁的实物补偿价值计算原告的补偿款是公平合理的，具体计算方法，是以2018年7月购买大坝村农民回迁房的单价15728.74乘以106.5㎡，算出应补房款1675110元，再加上装修补偿41498元、奖励费30000元、面积奖25407元、搬家费3000元、车位优惠费50000元，以上应补偿总计1825006元，减去征收办已发补偿款1222673元，要求增加补偿款602333元（可省略为60万元）。被告五华区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五华区昆明学院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程序合法，内容合法。（二）被告与原告签署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已经实际领取了所有协议约定的款项。昆五政征补字（2018）第1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未实际发生效力。（三）涉案“五华区昆明学院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是旧城改造项目，是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提升城市品质而实施的项目，并非为了商业目的而进行征收。项目已经过了昆明市专项规划同意并且已经纳入了五华区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征收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四）被征收人提出的要求补偿的项目缺乏法律依据，被征收人的房屋面积已经三方确认，面积为84.69平方米，房屋价值也只能按周边区域同类房屋价值进行赔偿，原告要求按照与被征收位置不具备参考价值的其他区域房屋价值赔偿，主张不应得到支持；车位优惠费仅限于选择回迁安置的被征收人，原告选择货币补偿，不应适用车位优惠费。综上，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合法有效且已全部实际履行完毕，原告合法权益已得到保障，不存在任何变更、撤销的法律情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诉辩意见及双方证据，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原告吉三江系原昆明市人民西路**3—****房屋产权人，该房屋所有权证载面积71.45㎡，实测套内建筑面积75.18㎡，实测建筑面积84.69㎡。被告五华区政府启动“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于2017年7月12日发布《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关于五华区昆明学院人民西路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及房屋征收与补偿公告》，原告的房屋在公告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因原告未在公告限定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2018年5月2日，五华区政府对原告作出昆五政征补字（2018）第1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公告，经本院询问原告自认于同日收到该决定书。2018年5月10日，原告与其余数名被征收人共同至五华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就《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的相关内容向该局陈述意见，形成谈话记录并签字确认。2018年8月13日，原告向被告五华区政府提交书面申请，称“我是昆明学院被征收拆迁的业主，现在我表示拥护五华区政府关于昆明的征地拆迁工程，特申请：1、终止《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昆五政征补字（2018）第1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2、我表示支持该征收改造工程，要求按第一阶段的优惠和奖励办法对我进行补偿；3、我是一名85岁身患癌症、脑梗阻症的老教师，因长期多次住院治疗疾病，推迟了征地签约的时间，甚感遗憾”。2018年8月13日，原告与五华区政府龙翔街道办签订《五华区昆明学院地块及周边片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协议号1039，对人民西路79号3—2幢302号房屋的征收补偿事项予以约定，协议显示：对原告的补偿，系采用第一时段签约的奖励政策，即对被征收房屋给予评估价值上浮20%的奖励，最终补偿价为13078.8元每平米，并给予每平米300元的面积奖和30000元的搬迁奖励。该份《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上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13日”，但真实缔约时间是2018年8月13日，原、被告对此均予认可。2018年8月16日，原告将被征收房屋交付拆除。2018年8月29日、30日期间，原告已实际领取《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约定的补偿款，协议履行完毕。2019年9月20日，原告以五华区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交起诉状，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请求变更征收补偿协议不合理的补偿条款并增加补偿款。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吉三江所提诉讼请求，在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本案审理的行政行为亦只限于房屋征收补偿活动中的补偿行为，包括征收补偿决定与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而对于“征收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等关系到征收决定的合法性的争议，属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五华区政府于2018年5月2日向原告作出昆五政征补字（2018）第1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且当日就已送达原告，原告于2018年5月10日曾就该决定书内容向五华区城市更新改造局陈述意见，因《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已告知起诉期限为文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故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才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显然已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其次，原告起诉要求变更1039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不合理的补偿条款并增加补偿款。根据查明事实，该补偿安置协议系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原告作为签约人，当时就已知道协议内容，因行政机关未告知原告不服协议的起诉期限，亦无证据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起诉期限，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主张2018年8月13日的签约行为系被逼迫，主张协议约定的补偿不公平，则应于签约之日起一年内起诉，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才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在本院询问结束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事实上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作为主张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该条款规定的二十年、五年期限，属行政法上实体权利的最长保护期限，一旦超期则对起诉不予受理;但该条款不能被反向理解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未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未超过五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否则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六个月、一年起诉期限制度的规定完全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并对前述起诉期限条款予以体系化地理解后可知：二十年、五年期限仅适用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知晓行政行为内容，故客观上不可能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一旦知晓行政行为内容，即应适用六个月或一年的起诉期限。综上，对原告关于“适用二十年、五年期限故起诉未超期”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此外，原告主张拆迁办威胁要强拆，故未对征补决定及时起诉，主张因买房子后忙于装修，故未及时对协议起诉，原告所称理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等可扣除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不影响对其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判断。综上，原告起诉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起诉请求变更《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不合理的补偿条款并增加补偿款，均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已无职权再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对原告的起诉应不予立案，已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院注意到：征收补偿决定与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属相互区别的两项行政行为，原告对两项行为不服应分别起诉立案而非在一案中起诉；本案中对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起诉，原告将五华区政府列为被告是否正确仍有疑问。但因原告对两行政行为的起诉均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驳回，为避免诉累，并无分案驳回及厘清适格被告之必要。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吉三江的起诉。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吉三江。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鸿章审判员  颜瑶瑶审判员  张 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保卓成叶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