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初3611号 原告：谭长梅，女，汉族，1973年5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朝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润，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文林，男，汉族，1974年1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孙建华，男，汉族，1956年6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被告：高立，女，汉族，1966年8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松涛，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长梅、王文林诉被告孙建华、高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2019年3月14日，王文林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依法口头裁定准予其撤诉。2019年12月6日，本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谭长梅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朝燕，被告孙建华、高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松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长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书》《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及其附件；2.二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款2200万元，并判决二被告按原告已支付价款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完为止（自2017年6月8日起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8月20日为：438*0.1%*2200万元=963.6万元）；3.二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20万元；4.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案件审理过程中，谭长梅变更诉请请求为：1.解除谭长梅与孙建华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2.孙建华、高立共同承担谭长梅已支付2200万元的返还责任；3.孙建华、高立共同承担违约责任，向谭长梅支付以2200万元为基数每天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起诉时暂计963.6万元；4.孙建华、高立共同承担谭长梅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40万元和保全费；5.孙建华、高立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孙建华系四川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股东。2017年5月7日，谭长梅与孙建华达成《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谭长梅有意向收购孙建华持有的华卫公司股权。2017年5月23日，双方达成正式协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对股权转让的具体细节作出约定。但孙建华新设立与目标公司经营范围高度重合的新公司，违反了双方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也未将全部专利转让给华卫公司，而是转移给了第三方，并用于其新设立公司，属于根本违约，导致谭长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孙建华未按约定办理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应当返还谭长梅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承担违约责任及已发生的实际律师费40万元，高立与孙建华系夫妻关系，应承担连带责任。 孙建华辩称，1.谭长梅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战略合作协议书》是虚假的并且未实际履行。孙建华给谭长梅提供过两份空白的A4纸，纸上有孙建华签字，《战略合作协议书》可能系谭长梅利用该纸张形成；2.谭长梅支付款项用作收购华卫公司另外两位股东的股权和承担公司的债务，孙建华并未得到任何款项，谭长梅的诉讼对象错误，其应当起诉的是华卫公司及其另外两位转让股权的股东；3.王文林已经实际控制公司，并且开展了业务。孙建华已就13项专利已签署转让合同，实际转让给了华卫公司，但并未指定只有华卫公司能实施该13项专利。在2019年1月29日时王文林变更了华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地址，股权转让已完成，只差形式上的过户。所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法律依据；4.解除合同一年的除斥期间已过，《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谭长梅最后一笔付款的时间为2017年6月8日，故谭长梅在2018年9月以后起诉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5.违约金及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不予认可。 高立辩称，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应当承担合同义务。同时，高立也不是华卫公司股东，即使孙建华在本案中应当承担退款责任，该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谭长梅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书》；2.转账记录汇总及转账凭证；3.孙建华的银行流水；4.王文林与孙建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谭长梅与孙建华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对华卫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谭长梅按照《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向孙建华及华卫公司转账共计2200万元。 第二组：证据1.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2.绵阳市新闻网网页截图；3.CCTV创新中国栏目组于优酷平台上传的“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走进《创新中国》栏目组视频光盘”；4.（2019）川成郫内证字第1718号公证书，拟证明孙建华违反《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未按时变更股权登记、增资扩股。同时另行开设关联公司，违反竞业限制，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的业务，未将全部专利转让至目标公司名下。 第三组：证据1.《华卫2017年1月-10月财务说明》；2.转账说明；3.5-9月偿还公司负债一览表，拟证明华卫公司收取谭长梅支付的款项后，由孙建华掌控和使用。 第四组：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2.增值税发票及转账凭证，拟证明谭长梅为本案诉讼先后与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和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并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40万元； 第五组：证据1.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孙建华与高立系夫妻关系；2.孙建华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孙建华在收到谭长梅转款的次日就向高立转账420万元；3.四川省绵阳市安防科技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拟证明孙建华与高立系该公司股东，二人存在共同经营的情况；4.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登记表，拟证明孙建华与高立共同成立该公司，同为该公司股东，二人违反了《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竞业限制条款，应当共同承担退款责任。 孙建华、高立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非由孙建华签订，该协议也不是双方应当履行的协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证据2显示转账的大部分时间在5月，当时《战略合作协议书》还没有签订，只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由此可见《战略合作协议书》是虚假的；对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中王文林发出的是《合作协议书》，不是谭长梅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且《合作协议书》是双方讨论稿，没有签署。孙建华在聊天记录要求履行的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公证书》证明孙建华已经转让了13项专利，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不能证明孙建华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且与谭长梅的诉讼请求无关；对第三组证据《华卫2017年1月-10月财务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900万元转款并非由孙建华使用，仅是孙建华根据财务报告所做的情况说明；对第四组证据中《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发票、转账凭证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高立不应当承担责任，高立不是华卫公司的股东。 孙建华、高立围绕其抗辩意见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银行交易记录，拟证明双方履行的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第二组：1.孙建华与华卫公司签订的《专利转让合同》，拟证明孙建华转让13项专利系履行的《专利转让合同》而非《战略合作协议书》；2.孙建华分别与华卫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出资协议》，拟证明孙建华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收购了原股东罗健生、蒋勇的股权；3.银行流水，拟证明孙建华向罗健生、蒋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计700万元。 第三组：1.2018年4月14日王文林与孙建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文林并未向孙建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的工商查询，华卫公司的地址、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月29日均发生变更，拟证明王文林已经实际掌控并经营华卫公司。 谭长梅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转款时间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前是因为王文林、孙建华、董保成最开始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但最后由于董保成的退出，也由于谭长梅支付了部分款项，最后谭长梅、孙建华双方拟定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对第二组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罗健生、蒋勇持有的股权已经转让给孙建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孙建华未将其取得股权转让给谭长梅，属于根本违约；对第三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王文林与孙建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因董保成退出，已经由谭长梅与孙建华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权利义务的主体已经变成了谭长梅与孙建华；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孙建华的证明目的。 对谭长梅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转账记录汇总及转账凭证、孙建华的银行流水、第二组证据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绵阳市新闻网网页截图、CCTV创新中国栏目组于优酷平台上传的“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走进《创新中国》栏目组视频光盘”、（2019）川成郫内证字第1718号公证书、第三组证据《华卫2017年1月-10月财务说明》、转账说明、5-9月偿还公司负债一览表、第五组证据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孙建华银行流水、四川省绵阳市安防科技公司企业信息公示、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登记表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孙建华、高立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银行流水、第二组证据3银行流水、第三组证据1.2018年4月14日王文林与孙建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的工商查询，华卫公司的地址、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月29日均发生变更因各方当事人无异议，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孙建华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专利转让合同》、孙建华与华卫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出资协议》及转账凭证，因合同相对方未参与诉讼，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谭长梅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真实性本院在后文中阐释、认定。 在审理过程中，因诉争双方对《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孙建华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战略合作协议书》上孙建华签名的真实性、签名形成时间；前5页和最后一页打印形成时间是否一致，是否为同一打印机打印形成；前5页和最后一页纸张新旧程度是否一致；打印体字迹油墨形成时间和签字时间先后顺序及打印时间和签字时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基于诉讼程序中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必要性原则，本院依法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战略合作协议书》最后一页“孙建华”签字的形成时间及真实性；正文部分打印字体形成时间；前五页和最后一页打印字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9月16日，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因申请人孙建华未缴纳鉴定费用，鉴定无法进行，鉴定中心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孙建华于2019年9月29日向本院递交《撤回司法鉴定申请书》，以本院移送鉴定的事项与其鉴定申请书中载明的事项不完全一致，鉴定机构对部分鉴定事项无法鉴定为由，撤回鉴定申请。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5月7日，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内容为：一、截止2017年5月6日，四川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比例情况，孙建华45%、蒋勇25%、罗健生25%、中发科创专利发展（北京）有限公司5%。二、由王文林、董保成支付孙建华现金1300万元，其中700万元用于孙建华收购蒋勇、罗健生相应股权，600万元用于偿还孙建华原安防公司债务。三、由王文林、董保成后期向公司注册17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发展，三方协商完成公司注册资本的调整。四、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只对自然人王文林、董保成受让孙建华持有的四川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55.00%的股份的相关事宜有效。五、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四川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成王文林持有公司45%股份，董保成持有公司10%股份，孙建华持有45%股份。六、……约定在2017年5月31日前完成资金支付和股权变更，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 审理过程中，谭长梅提交一份由其作为甲方、孙建华作为乙方，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作为持有华卫公司100%股权的股东，同意由甲方出资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吸收甲方作为华卫公司股东（增资扩股协议另行签订）。第一条，合作方式，1……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分别向乙方和华卫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的价款，作为乙方收购华卫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处理个人债务以及对华卫公司增资扩股、进行资本公积金注入之用。第二条，合作价款及支付，1.甲方为本次合作，需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价款；2.支付方式及时间：（1）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300万元作为乙方收购华卫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处理个人债务的费用，乙方收到该款项后自行负责办理完毕；（2）乙方完成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目标后10日内，甲方向华卫公司支付人民币907.9365万元，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后10日内负责办理完毕对华卫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增资扩股完成后，工商登记中显示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650.79万元。其中甲方出资为人民币907.93万元，持有华卫公司55%股权；乙方出资为人民币742.85万元，持有华卫公司45%股权……（3）增资扩股完成后的10日内甲方向目标公司支付人民币792.06万元，作为华卫公司资本公积金……7、乙方承诺：在甲方向其支付人民币1300万元后10日内，乙方办理将本人名下的全部专利（包括已授权、已受理和以后申请获得的专利）授权赠予给华卫公司的转移登记手续；8、乙方现有全部专利包括（已授权、已受理和以后申请获得的专利），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不得将其所有任何专利转让给除华卫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第四条，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损失包括守约方所受实际损失、因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产生的律师费、调查费、咨询费、差旅费等；3、乙方未按约定办理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的，应按甲方已支付价款的0.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亦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此情形下，乙方和华卫公司应将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给甲方，且不免除乙方的违约责任；4、乙方未按约定授权办理专利权相关过户、更名事宜，乙方应向目标公司支付违约金10万元……。 谭长梅于2017年5月9日、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9日，向孙建华转款5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5月24日、6月8日向华卫公司转款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 另查明，王文林与孙建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微信往来，其中，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向王文林发送信息“王总您好，最好公司500，个人300。如不便，公司300，个人200”“签约黄道吉日定在5月23日上午10点10分”王文林回复“好的，下周二”。2017年5月17日，王文林向孙建华发送一份名为《合作协议》的文件，该份文件的内容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除履行时间和一部分细微差别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合作协议》载明的签约主体为谭长梅、孙建华。2017年6月5日，孙建华向王文林发送一条内容为“合作协议您还没有返回给我”的信息，王文林回复“哦，前天忘记了”“股东名称谭长梅、杨成仲”。2017年11月1日王文林发送信息“明白孙老师，咱们严格按照当初2200万结算协议来执行，也就是我们支付2200万元清理完5月1日前所有债权债务，您交给我一个零资产的公司重新开始经营，现在会计正在理财务数据“不会有任何问题”。孙建华回复“好的。” 再查明，王文林与谭长梅系夫妻关系；孙建华、高立于2005年8月22日结婚，系夫妻关系。 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2日孙建华分三次向高立个人账户转款420万元。 四川省绵阳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孙建华。华卫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王廷文，现登记股东为孙建华、项庆帅，孙建华持股95%、项庆帅持股5%。四川华立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14日，现股东为孙建华、高立。孙建华持股95%，高立持股5%。 孙建华已将13项专利权转让给华卫公司。 谭长梅为证明其产生律师费损失，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8月1日与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开具的10万元增值税发票；2019年3月31日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支付律师费3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增值税发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二、《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三、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谭长梅主张的律师费能否成立。对上述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述如下： 一、《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 诉争双方对2017年5月7日，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而对谭长梅诉请解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争议。谭长梅陈述《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因在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过程中，董保成退出合作，谭长梅已向孙建华支付了部分款项的情况下，王文林、孙建华为进一步履行股权转让及向华卫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订立；孙建华陈述其仅与王文林存在合同关系，而不认识谭长梅，《战略合作协议书》并非由孙建华签署，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款项系基于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而支付。本院认为，首先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孙建华的合同义务均为收购华卫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吸纳新股东进入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两者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在大方向上除新股东支付的合同总价款存在差异外，其余一致，两份合同的目的均系吸纳新股东、对华卫公司增资扩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文末有“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的表述。由此可见，《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仅是各方签约主体达成的初步协议，各方最终的权利义务需另行订立合同确认。由此，谭长梅陈述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另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具有合理性也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相符。虽然《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约主体为王文林、孙建华、董保成，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为谭长梅、孙建华，但谭长梅系王文林的妻子。王文林以其妻子谭长梅的名义与孙建华订立《战略合作协议书》并非孙建华否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合理理由，实际上王文林与谭长梅为共同的履约主体。其次，孙建华与王文林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发送信息告知王文林，要求其向华卫公司支付500万元，向孙建华个人支付300万元，谭长梅遂于2017年5月16日向华卫公司转款500万元，于2017年5月19日向孙建华转款300万元。此后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了《合作协议》。该份《合作协议》从内容上看，部分内容存在空白，其余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大致相同，由此可见，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的《合作协议》应系《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初稿。之后，王文林在与孙建华的微信记录中强调双方按照2200万元结算协议来履行，孙建华予以了认可。事实上2200万元系《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谭长梅的付款总额。另外，谭长梅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该时间节点正是孙建华在微信中告知王文林的“签约黄道吉日”。再次，在审理过程中，孙建华对《战略合作协议书》上签署的其姓名的真实性未做确定性陈述，仅表示其曾经在两张空白的A4纸上书写自己的名字。本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的过程中，在可以对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条件下，孙建华未缴纳鉴定费用，而使鉴定程序不能启动。基于上述事实及各方当时人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和表现，本院认为，谭长梅陈述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形成过程、签订的历史背景情况与双方的微信记录显示的情况一致、谭长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和金额与微信记录显示的情况一致，而孙建华在庭审时陈述的意见与在案证据不能完全吻合。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孙建华、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约定若孙建华未按约定办理增资扩股工商登记，谭长梅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协议，在此情况下，孙建华及华卫公司应将谭长梅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且不免除违约责任。本案中，孙建华已经实际取得了华卫公司95%的股份，是华卫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未按照协议第二条约定在收到谭长梅支付的2200万元后，办理华卫公司增资扩股的相关手续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诉讼过程中，孙建华亦表达了在谭长梅未支付至3000万元的情况下，不同意将股权变更至谭长梅名下的意见。本院认为，孙建华提出的要求谭长梅支付3000万元后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及华卫公司增资扩股手续的意见与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不一致，系明确表示不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违约行为。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谭长梅主张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孙建华应按照约定退还谭长梅向其及华卫公司支付的22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数额，谭长梅提出《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为“已支付价款的（0.01%）”系笔误，按照全文各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双方对违约金的真实约定应为“以已付款为基数，每日0.01%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若违约金低于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增加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诉讼过程中，谭长梅以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损失为由，提出增加违约金的请求。本院结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实际履约的情况，酌情认定孙建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违约行为开始之日（谭长梅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后第10日），即2017年6月18日起支付违约金。 三、关于高立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孙建华与高立系夫妻关系，在孙建华与谭长梅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孙建华存在将大额资金转账至高立个人账户的行为。诉讼中，高立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孙建华之间资金往来的性质。结合在孙建华与谭长梅发生争议的过程中，孙建华、高立另行设立四川华立安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实，本院认为，高立对孙建华与谭长梅之间履约的情况应清楚知悉，本案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孙建华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孙建华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院对谭长梅提出的由高立与孙建华共同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四、关于谭长梅主张的律师费因否应由孙建华承担的问题。 本院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关于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作出了明确约定。如前所述，孙建华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按约承担谭长梅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对于谭长梅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有支付凭证及增值税发票证明该费用已实际发生，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谭长梅在诉讼中更换律师前产生的律师费10万元，因未提交支付凭证，且本院认为并非合理开支，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解除孙建华、谭长梅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 二、孙建华、高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谭长梅返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22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孙建华、高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谭长梅支付律师费30万元； 四、驳回谭长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0980元，由孙建华、高立负担153300元，谭长梅负担476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孙建华、高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勇 审 判 员  冷 雪 人民陪审员  裴幼郡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明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