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37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伟，男，199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16。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树铭，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厂房。负责人：孙丽，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峻博，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伟银，男，198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97X。上诉人黄志伟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分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公司”）、原审第三人黄伟银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2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志伟上诉请求：1、判令确认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申通公司支付黄志伟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的工资7496.50元。3、判令申通公司支付黄志伟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17242.43元。4、判令申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证据不能认定申通公司与黄伟银存在承揽关系。申通公司与黄伟银在仲裁阶段未提交《承揽合同》、《承包经营合同》，且在仲裁阶段均不承认曾有协议，申通公司一审提交的该两份合同明显与仲裁阶段陈述不一致。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承揽合同》与《承包经营合同》不应采纳。退一步来说，《承揽合同》、《承包经营合同》形成早于劳动仲裁，应当在仲裁阶段提交，一审也不应采纳。二、《承揽合同》、《承包经营合同》是申通公司与黄伟银之间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对黄志伟无约束力，不能作为事实认定依据。三、基于《承揽合同》、《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可认定黄伟银是申通公司员工，理由：黄伟银工资是从申通公司处获得，从事工作是申通公司业务，也受黄伟银约束，足以证明黄伟银与申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四、从申通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可看出黄伟银负责账单管理，掌握金钱，是申通公司杜阮网点负责人，因此，黄伟银为申通公司招聘人员是合理行为。黄伟银是掌握了财务的人员，一审不能从黄伟银支付工资就反推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相反可以推定黄志伟与申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资是申通公司间接支付。五、黄志伟工作的对象是申通公司不是黄伟银。黄志伟有申通公司的工作服、盖有申通公司公章的空白收据、使用了申通公司申行者APP软件、申通官方物流派送信息也显示黄志伟的名字，足以证明黄志伟为申通公司工作，受申通公司管理，工作对申通公司负责。如黄志伟为黄伟银工作，也不会出现黄伟银在仲裁陈述与黄志伟是合作关系，在一审又改口说自行聘请黄志伟的情形，黄伟银的陈述前后矛盾，故意隐瞒事实，不能仅凭其陈述就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再者，黄伟银在仲裁阶段也承认在杜阮站点悬挂申通快递招牌，可见其对外是以申通公司名义经营，黄志伟也是基于相信该站点是申通公司直营店才会接受面试而入职申通公司。实际上，黄志伟入职后从事工作都是申通公司的相关业务，并非是黄伟银的个人业务，也从未以黄伟银的名义对外从事业务。黄伟银也没有明确与黄志伟签订劳务协议，所以黄伟银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足以令黄志伟相信是申通公司在招用快递员，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六、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与工资问题，仲裁委作出的裁决有理有据，应予以维持。七、上诉补充意见。1、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有误。一审查明，黄伟银与申通公司在2017年3月11日签订了期限为一年的承揽合同，期满双方未再续签。黄志伟入职申通公司的时间2017年3月11日之后，所以黄志伟不可能看到他们签订合同。2、即使一审认定黄伟银与申通公司存在承揽关系，也应判决黄伟银与申通公司支付黄志伟工资。根据《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黄伟银与申通公司存承揽关系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申通公司应支付黄志伟工资。3、黄志伟是通过黄伟银确认为申通公司提供劳动。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点，黄伟银是自然人，不可能构成“用工单位”。该“用工单位”是指依法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法人单位，而不是个人。黄志伟是根据黄伟银描述的服务对象是申通公司而入职，而不是为黄伟银服务而入职。黄志伟在日常工作中直接接受申通公司的监督，而不是黄伟银，所以黄志伟从事的工作是为申通公司提供劳动，并不是由黄伟银聘请为其服务。申通公司辩称，第一，申通公司与黄伟银之间成立的是承揽关系，在仲裁及一审庭审的过程中，黄志伟及黄伟银均确认黄志伟是在黄伟银以其个人名义对外招聘的情况下入职的，黄伟银在招聘黄志伟的时候并没有以申通公司的名义，至于招聘之后，黄伟银是否使用申通公司的有关标识及黄志伟是否在入职之后产生误解，与申通公司无关。一审中，申通公司已经提交了与黄伟银在多年所形成的承揽合同、聊天记录以及承揽费用结算的银行流水，前述证据均能充分证实申通公司与黄伟银之间是承揽关系。第二，申通公司与黄志伟之间不可能成立劳动关系。黄志伟的入职是由黄伟银以其个人名义招聘的情况下入职的，面试及日常的管理均由黄伟银进行管理，申通公司是从未对黄志伟进行管理，申通公司的企业规章制度也未曾用于黄志伟。劳动报酬的支出也并非由黄志伟支付给申通公司的，而是由黄伟银进行支付。黄志伟的直接工作对象是黄伟银，因此黄志伟和申通公司之间是不成立劳动关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伟银述称，黄志伟是由黄伟银招聘与管理，具体意见与一审一致。申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申通公司与黄志伟在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申通公司无需向黄志伟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的工资7496.5元；三、申通公司无需向黄志伟支付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17242.43元；四、本案诉讼费由黄志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志伟在黄伟银的档口处得知招聘快递员，便经黄伟银面试达成口头协议，约定黄志伟做快递员，工资按每件1.1元/件计算，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6点，直至当日快件派完为止，黄志伟每周需到申通公司处拉一次货、并以黄伟银的名义在申通公司处打卡，工作地点为杜阮镇松园大道48号。黄志伟开始工作后，其每月报酬均由黄伟银以现金方式支付，黄志伟的工作由黄伟银安排和管理。黄志伟与申通公司、黄伟银均未建立社会保险关系。2019年1月5日，因为黄伟银将派件费由1.1元/件降为1元/件，黄志伟不同意，便未再回去派件。2017年3月11日，申通公司与黄伟银签订《地区收件、派件以及代收款承揽合同》，约定：由黄伟银承揽杜阮镇的申通快递收件、派件以及代收款业务，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3月11日。黄志伟提交与黄伟银的群聊天记录欲证明其离职的原因，该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5日，黄伟银发消息称“都不愿意来拉货，1月份起不愿意来拉货人员将从原派费中扣除0.05元补偿给当月轮值拉货人员，也可以另谋高就”。黄志伟提交的派单信息手机截图显示：黄志伟2018年12月的派件数量为6205件、2019年1月的派件数量为610件。2019年1月29日，黄志伟向江门市蓬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申通公司在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申通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的工资7496.5元；二、申通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22099元。仲裁委经审理后作出裁决：一、确认黄志伟与申通公司在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申通公司向黄志伟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的工资7496.5元；三、申通公司向黄志伟支付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17242.43元；四、驳回黄志伟的其他仲裁请求。申通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如前所请。一审庭审中，申通公司及黄伟银均确认2018年3月12日以后双方也一直保持承揽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一直按《地区收件、派件以及代收款承揽合同》履行。黄伟银称其承接了申通公司的派件业务后自行招聘了黄志伟，并确认拖欠黄志伟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的报酬共7371元。黄志伟认为其与申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其与黄伟银之间的劳务纠纷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查明，在仲裁庭审中，黄志伟称黄伟银是申通公司的“承包商”，且曾见到黄伟银与申通公司的负责人孙丽签订承包协议，其工资也是孙丽给黄伟银后，再由黄伟银发放给黄志伟的。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申通公司与黄志伟在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申通公司无需向黄志伟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的工资7496.5元；三、申通公司无需向黄志伟支付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17242.43元。一审受理费10元，由黄志伟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黄志伟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者提供劳动、实现劳动价值的过程中形成的继续性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劳动关系的特征是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接受劳动并支付相应报酬，而其本质特征是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和财产关系。由于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判断劳动者与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结合劳动关系的内在特征和外在显征综合认定。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本案具体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申通公司与黄伟银之间的关系问题。申通公司与黄伟银均确认双方存在的仅是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属于自认，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予以确认。经审查，虽然在2018年3月12日之后申通公司与黄伟银之间未续签承揽合同，但根据申通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支付派费给黄伟银的转账记录证据，结合黄伟银聘用黄志伟等派件的基本事实，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实际仍保持承揽关系。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无权将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黄伟银所承揽的派件工作由黄志伟以及其他黄伟银聘用的人员完成，而非本人独立完成，黄伟银与申通公司之间显然并非劳动关系，双方之间更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黄志伟认为申通公司未在仲裁中提供《承包经营合同》、《承揽合同》一审不应采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黄志伟认为黄伟银与申通公司恶意串通、黄伟银虚假陈述，以本案证据难以认定，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黄志伟认为《承包经营合同》、《承揽合同》无效、申通公司基于违法承包也应承担支付工资等责任的意见，因本案系申通公司起诉，黄志伟应另循法律途径主张。其次，关于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建立劳动关系合意的问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是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本案中，黄志伟与申通公司均系适格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黄志伟从事的派送快递的工作是申通公司的业务范围，但黄志伟确认其是由黄伟银招聘并管理，有关劳动报酬计算、发放、上班时间等均是与黄伟银协商后确定，黄志伟并未与申通公司就工资标准、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进行约定。黄志伟在开始派件后，申通公司并未对其进行岗前培训以及规章制度的培训，以本案在案证据，应当认定黄志伟对其所提供劳动对象即用工主体为黄伟银而非申通公司、用工性质为劳务而非为申通公司提供劳动是明知的。故此，本案不足以确认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合意。最后，关于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本质特征的问题。黄志伟定期至申通公司处以黄伟银名义打卡取件，是基于黄伟银的工作安排，目的是在取件后完成派件任务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不能认定为是申通公司对黄志伟进行的用工管理。黄伟银为黄志伟在申通公司业务APP注册个人信息、黄志伟穿着申通公司的工作服以申通公司快递员身份派件，也是基于所从事派送邮件工作以及获取每月派件报酬的需要，不是申通公司对黄志伟进行用工管理的实质表现。黄志伟自备交通工具开展派件工作，申通公司并未提供车辆等劳动工具，黄志伟所提供的劳动是结合了自备交通工具之后形成的劳动产品，性质更接近于劳务。黄志伟所得的报酬源自黄伟银每月按派件量支付的派件费而不是申通公司发放的工资，没有底薪，每月报酬数额也并不固定，而且在完成每日派件工作后，剩余时间均自行安排，黄志伟对其所从事快递业务的安排有很强的自主权，可见其无需接受申通公司日常的劳动管理。综合本案事实，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实质上用工管理关系，以及形成人身隶属和财产关系，黄志伟与申通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综上所述，黄志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志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麦芷菁书 记 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