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8民初139号原告：凌成志，男，199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星，江西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伟，江西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凌裕文，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星，江西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伟，江西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章斌，男，汉族，1970年7月24日出生，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晨明，江西秉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斌，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住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元创国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000491012371D。法定代表人：何东昌,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江西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吉安分中心主任。原告凌成志、凌裕文与被告章斌、江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江西体彩中心）彩票、奖券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成志、凌裕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星、李章伟，被告章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晨明、李茂斌，江西体彩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成志、凌裕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间体育彩票买卖合同无效；2.被告章斌、江西体彩中心向原告凌成志、凌裕文连带返还已付彩票购买款9623793元；3.本案诉讼费由章斌、江西体彩中心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份起，原告凌成志、凌裕文合伙在被告章斌处大额购买体育彩票，购买彩票共计11975168元，原告凌成志通过“口袋彩店”APP采取微信扫码选号的方式购买彩票，购买彩票的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期间共中奖2351375元，中奖金额直接由被告章斌的账户转入原告凌成志的账户，根据《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互联网销售彩票是指使用浏览器或客户端等软件，通过互联网等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销售彩票”。及第四条“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的规定，互联网销售彩票必须经财政部批准。原告认为被告章斌通过“口袋彩店”APP销售彩票的行为明显属于互联网销售彩票，且未经财政部批准，该行为已违反了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与被告章斌之间的彩票买卖合同应属无效。被告章斌与被告江西体彩中心之间是委托代售关系，彩票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及受益者是被告江西体彩中心，因此被告江西体彩中心应当承担责任。被告章斌辩称：一、凌裕文不是彩票销售合同的相对方，无权提起彩票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其原告主体不适格。二、章斌经江西体彩中心授权，系彩票合法的代销者，代表江西体彩中心与原告凌成志签订并履行彩票购销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章斌按照江西体彩中心委托，对外销售体育彩票，其并非合同的主体，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三、原告凌成志自愿在章斌处购买体育彩票，彩票购销合同成立并生效，且所有体育彩票均已开奖，并全部兑付，作为射幸合同的彩票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返还可能。被告江西体彩中心辩称：一、江西体彩中心系依法授权管理机构。按照《彩票管理条例》规定，江西省体育局依法设立体育彩票销售机构（江西体彩中心）负责本省体育彩票销售工作。江西体彩中心与章斌已签订代销合同，发放了代销证，章斌的销售网点得到了江西体彩中心的授权。二、江西体彩中心没有收取或截留原告款项，不承担退款义务。彩票资金包括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彩票奖金（50%-71%）用于支付彩票中奖者，彩票发行费（9%-15%）专项用于彩票发行、销售费用支出。彩票公益金（18%-37%）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缴入国库。彩票交易属于射幸合同，在彩票交易时机已完成的情况下，无法撤销恢复原状。三、未经财政部批准不得从事互联网彩票经营属于部门规章、管理性规范，并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范而导致合同无效。江西体彩中心对网点交易情况履行了监管职责，监管上未发现网售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向本院递交了四组证据：证据一、原告凌成志、凌裕文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凌裕文不是适格主体。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凌裕文的主体资格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二、彩票购买记录、口袋APP二维码一份，以证明原告在被告章斌处通过口袋彩票APP购买彩票，被告行为属于互联网销售彩票。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来源无法得知，并且原告提供的二维码明确载明了是选号的功能。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彩票购买记录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口袋彩店”APP二维码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据三、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建设银行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以证明原告在被告章斌处通过“口袋彩店”APP采取微信扫码选号的方式购买彩票共计11975168元，中奖金额2351375元。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提供的招商银行2018年7月29日、7月31日、8月2日三笔转账金额合计259168元，建设银行2018年8月6日兑奖金额56876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真实性予以确认，具体金额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予以核算。证据四、原告与被告章斌、江西体彩中心吉安分公司的通话录音，以证明章斌未获得江西体彩中心的授权。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章斌的代销资格是否合法应以是否存在真实有效授权合同、授权证书为准，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被告章斌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证据一、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编号：36080200036）一份，证明章斌系江西体彩中心依法授权的彩票代销方，章斌与江西体彩中心系代销关系，被告章斌主体不适格。原告质证认为，证据一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章斌提供的代销证载明的销售场所为井冈山大道97号，彩票上载明的地址是井冈山大道157号，根据代销点一证一个地址的规定，被告章斌涉嫌无权代销。被告江西体彩中心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被告章斌提供的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代销证地址记载错误并不影响章斌代销资格的取得，被告章斌系经过江西体彩中心授权，有权代理销售体彩。证据二、原告凌成志2018年9月至11月购买彩票金额明细，证明原告凌成志还向被告购买了2894824元的彩票。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诉请返还2018年8月31日前购票款。被告江西体彩中心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上述购买明细有银行流水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自2018年9月至11月间共向被告章斌购买体育彩票2894824元的事实。证据三、章斌支付凌成志体育彩票兑奖款项明细，证明被告章斌向原告凌成志交付兑奖金额合计人民币3995107元。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章斌提供的2018年9月1日转账398626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江西体彩中心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兑奖明细有银行流水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章斌向原告兑奖3995107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章斌为被告江西体彩中心彩票销售代理人，持有江西体彩中心核发的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原告凌裕文、凌成志系叔侄关系，双方合伙从事经营活动。2018年6月，原告凌成志在被告章斌处下载“口袋彩店”APP，在“口袋彩店”APP上扫码选号后，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的方式向章斌支付彩票购买资金，由章斌在其代销店的彩票销售系统终端机输入票号再出票的方式大额购买体育彩票。自2018年7月至8月31日间，凌成志向被告章斌支付体育彩票资金11940700元，自2018年9月1日至11月15日支付体育彩票资金2894824元，合计金额14835524元。自2018年7月11日至9月1日间，被告章斌向原告兑奖3995107元。现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原被告间体育彩票购买合同无效，要求被告连带向其返还已付彩票购买款9623793元。另查明，被告凌成志还在被告章斌处购买双色球福利彩票40余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凌裕文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章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3.原被告间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被告应否返还原告彩票购买款。关于争议焦点1，凌成志、凌裕文向本院主张系合伙购买彩票，由凌成志向被告章斌支付彩票资金，当事人对其所有的财产具有自由处分权，并且凌成志、凌裕文的该自认合伙不影响本案其他当事人及本案实体权利的处理，系凌成志、凌裕文内部财产、经营方式的约定，故对其双方合伙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凌裕文作为彩票购买共同合伙人，与本案争议事实、民事权益的处理具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凌裕文可以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关于争议焦点2，章斌系江西体彩中心的代理人，在江西体彩中心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彩票销售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一条规定：“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原告在章斌处购买彩票，与江西体彩中心建立彩票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起诉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要求章斌与江西体彩中心共同返还彩票款。章斌作为江西体彩中心的代理人，为本案适格被告。关于争议焦点3，即原被告间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彩票是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彩票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本案原告所购体育彩票经过国家特许发行，江西体彩中心为国家特许的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章斌为江西体彩中心依法授权的销售代理人。原告向江西体彩中心购买体育彩票，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彩票合同主体、标的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其通过章斌提供的“口袋彩店”APP购买彩票的行为属于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依照《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被告违法销售彩票，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章斌通过互联网非法销售彩票，违反了《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的禁止性规定，而《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由财政部制定，属于部门规章，并且该办法第三条系对互联网销售彩票的定义，第四条规定：“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上述规定系管理性规定，禁止非法的彩票销售主体和销售方式，并非禁止彩票发行、销售行为本身。当事人违反上述管理性规定销售彩票，并不必然导致彩票合同无效。章斌经江西体彩中心授权，具备销售主体资格。章斌提供给原告下载使用的“口袋彩店”APP，仅具备彩票选号功能，彩票购买资金还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章斌根据原告所选号码在其实体销售店安装的终端机中输入号码再出票，中奖资金也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方式兑付，本案彩票交易依然在江西体彩中心管控的内部彩票销售系统中完成。“口袋彩店”APP未与江西体彩中心彩票销售系统连接，不具备出票和支付功能，当事人不能在“口袋彩店”APP中完成彩票交易。故章斌向原告提供“口袋彩店”APP购买彩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未对国家彩票发行、销售安全秩序构成实质影响，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告以此主张彩票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向被告支付购票款，原告所选相应号码已经出票，并兑付了中奖彩票，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诉请返还购票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凌成志、凌裕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651元，由原告凌成志、凌裕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雪春审判员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