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6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达川，男，汉族，1978年9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重庆天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丁字口东方百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09516645R。法定代表人：童登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辅智，贵州承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贵州承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汪从强，男，汉族，1971年9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县。上诉人邓达川与上诉人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及第三人汪从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6）黔03民初392号民事判决，邓达川及东方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8）黔民终1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邓达川及东方公司仍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达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本诉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致使判决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对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认定不清。1.一审判决第5-6页中查明被上诉人的工程承包范围有“基础”工程，而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不包括基础部分工程；且《劳务分包合同》“承包范围”4“基础工程：钢筋笼、地梁、模板制安、混疑土浇筑（另行计价）”。在高院开庭时，被上诉人申请的黄某（公司的关系人）出庭质证，黄某承认是单独承包的基础工程。重审开庭时，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童登健也当庭认可黄某是单独承包的基础工程。故上诉人的合同单价不包括基础部分工程的价格。涉及基础工程的劳务费、钢筋笼、地梁、模板制安、混疑土浇筑的工程款均不应计算在已付工程款内。2.《劳务分包合同》“承包范围”3明确约定本合同不包括“外墙保温、外墙装饰、底层地坪面以下的回填、夯实等工作内容”。上诉人没有承包外墙装饰部分工程，且“抹灰工程”分外墙抹灰和内墙抹灰，而建筑规范说明外墙抹灰属于外墙装饰部分工程。故涉及外墙抹灰、底层地坪面以下的回填、夯实等工程、租赁钢管搭设外架的租赁费和人工费用均不应计算在已付工程款内。3.被上诉人公司制作的三张统计表也证明上诉人只承包“主体结构”，其余工程是他人承包施工。第一张《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工程款（主体）统计表》证实：            序号              班组负责人              施工内容              工程款总额（万）              已付款（万）              剩余款（万）                  Z-1              邓达川              主体结构              2262.03              1744.7419-黄静36              517.28881+36                  Z-2              王志虎              防水保温工程              443.6              190              253.6                  Z-3              黄静              挡土墙防水砖工程              5.55              5                                Z-4              石楼              腻子工程              107.54              50              57.54                  Z-5              汪秀英              主体外墙抹灰              87.38              待定              87.38                  Z-6              黄静              地下室内地坪回填及浇筑混疑土              28.41              35                                Z-7              黄静              下沉庭院清理              11.07              1                    第二张《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工程款（零星点工）统计表》证实为：            序号              班组负责人              施工内容              工程款总额（万）              已付款（万）              剩余款（万）                  L-1              郑光友              外架搭设              12.38                                              L-2              杨正超              集水井盖板植筋              0.3                                              1-3              徐小兵              项目零星点工 5月份起              10                                  第三张《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工程款（基础）统计表》证实为：            序号              班组负责人              施工内容              工程款总额（万）              已付款（万）              剩余款（万）                  J-1              黄静              基础工程              59.24              59              0.24                  J-2              王长勇              基础钢筋工程              36.72                                              J-3              王老六（王祖亮）              基础钢筋工程              19.47                                              J-4              唐全勇              基础模板工程              21                                              J-5              汪秀英              下沉庭院基坑内抹灰              2.88                                              J-6              陈阳              集水井顶板模板工程              0.81                                              J-7              张正华              基础混疑土工程              20.56                                  从以上三张表可见：本案上诉人只承包主体结构工程，黄某、汪某、王某2、王老六（王某1）、唐全勇、郑某、徐小兵既在上诉人承包范围做工，又与被上诉人单独承包做工。故黄某、汪某、王某2、王老六（王某1）、唐全勇、郑某、徐小兵与被上诉人单独承包部分的工程款不应计算在已付工程款内。一审判决将支付基础、外墙装饰工程款等计入已付工程款事实不清。二、以下工程款的认定错误：1.2014年12月8日付款5万元。该5万元是基础工程款，与上诉人无关。2.2015年6月29日付款7.3万元给王某1。该《费用报销单》及《领条》上既无上诉人签字，并且《费用报销单》还备注“由于特殊原因”付款。故与上诉人无关。3.2016年6月14日付款100万元给汪从强，其中70万元给汪某的问题。在高院开庭和重审开庭，汪从强均陈述只收到30万元，另70万元是被上诉人支付给汪某。4.付款422万元给黄英，而认定为327.5万元的问题。（1）认定黄英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无客观证据。（2）涉及黄英的两张《费用报销单》是涂改伪造的，依法无证据效力。（3）被上诉人支付给黄英、王某2、唐全勇的款项是基础工程款和其它款项。5.付款给黄某的81.24万元、王某2的23万元、郑某的10万元与上诉人的分包合同无关。6.付款给红花岗区荆黔建筑物资设备租赁站的租金283801元不应由上诉人承担。7.对工伤赔偿责任的判决问题。虽然分包合同有约定，但合同无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建筑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为建筑工人参加工伤保险，投保意外伤害保险，故周延坤、王正论、韩继跃的工伤赔偿责任应当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8.鉴定费5000元应当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被上诉人因提供虚假证据，引起鉴定，为此应当承担全部鉴定费。东方公司针对邓达川的上诉答辩称，1.原判根据涉案工程分包情况和施工情况对确有证据证明基础部分在施工过程中由邓达川实际施工的客观情况予以认定，除了实际行为之外，邓达川和黄英、汪从强均对分包班组所实施的内容有签字确认请求东方公司代付工程款的签字确认行为，原审对工程范围内容的认定是清楚且证据充分；2.对于上诉人出示的三张统计表，除了统计表载明的姓名、工程内容外，一审东方公司提交了这些工程内容实施后由邓达川、汪从强向东方公司签字确认了代付工程款的亲笔签单，故对上述内容确认是由邓达川和汪从强亲自确认的；3.关于工程款的认定，一审说理部分清楚准确。涉案工程是由邓达川和黄英共同合伙，只是以邓达川名义和东方公司签订合同，一审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可以充分印证。黄某的81.24万、王某2的23万、郑某的10万是由邓达川和汪从强分别确认由东方公司代付。东方公司付给红花岗区荆黔建筑物资设备租赁站的款项是因为邓达川和黄英共同承包后，在该笔款项租金支付上，承租人是邓达川和黄英，所签合同有邓达川和汪从强、黄英分别在租赁合同和材料接受单上签字。关于工伤赔偿，合同虽无效，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不能否认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一审根据合同约定认定双方责任分担正确。邓达川申请鉴定目的未达到，应自行承担鉴定费。东方公司上诉请求：改判为邓达川向东方公司返还多支付工程款1643630.56元。事实和理由:一审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不予确认2014年12月18日童登健取现金20万元、2015年2月13日、2月15日童登健分别取现金35万元、15万元、2015年2月15日童登健取现金20万元、取现金4.5万元，共计金额94.5万元，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公司均有财务账簿记账，本案412万元《费用报销单》系东方公司2015年财务账簿凭据，附有412万元付款凭证在账簿，且有黄英签字确认；2.虽经鉴定确定小写金额有二次书写情况，但因该款并非一次性付款，系2014年12月18日-2015年2月16日历时两个月支付，正值春节前，属发放民工工资高发期，符合建筑行业规则；且有黄英签字确认，并附有付款凭据佐证，二次书写的情况并非不客观、真实，该94.5万元系412万元的组成部分，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二、一审不予确认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承担或支付的材料费、人工费、工人受伤赔偿款等问题。（一）对照高新产业园公司与东方公司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范围，东方公司与邓达川所签《劳务分包合同》施工范围，可以印证以下基本事实：1.东方公司转包给邓达川、黄英实施的工程项目及内容为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项目的基础、主体、内外初装，但不包含外墙装饰部分，根据合同约定，对于外墙装饰部分因邓达川、黄英未承包，故该部分由东方公司支付实际发生外墙架费用；2.东方公司再未将涉案项目基础、主体、内外初装转包给任何第三方，即邓达川、黄英为该项目基础、主体、内外初装的唯一实施人；3.施工中所有机械设备线缆及材料（包括一切施工用辅料）均由邓达川、黄英提供。（二）关于东方公司与贵阳金阳星燃建筑设备租赁站租金1442278.36元问题。该租金系邓达川、黄英为实施转包项目工程以“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项目部”名义向贵阳金阳星燃建筑设备租赁站承租周转材料而发生（该案判决已生效,东方公司已实际支付），实际经办人为邓达川所聘用的工作人员罗安东，因邓达川不符合法定民事责任承担主体资格，而东方公司系涉案项目承建主体，故在东方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后，依东方公司与邓达川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该工程结算价款为大清包，东方公司依约应将该款从支付给邓达川的工程款中扣除。双方所签《劳务分包合同》亦明确约定所有机械设备线缆及材料（包括一切施工用辅料）等应由邓达川、黄英提供。（三）关于东方公司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久鑫建筑物资租赁站（下称久鑫租赁站）租金90万元问题。双方所签《劳务分包合同》明确约定所有机械设备线缆及材料等应由邓达川、黄英提供，结合久鑫租赁站材料（发）货凭证均系由黄英签字收货，黄英向久鑫租赁站出具的委托书、汪从强与久鑫租赁站结算的《租赁费用计算单》及建设银行转账回执等证据，足以证明该笔费用应由邓达川承担，且已实际产生。（四）关于东方公司代邓达川向郑某支付涉案工程返工部分123800元工程款问题。虽然邓达川对此款予以否认，但东方公司出示了经该项目部经理钟某签字确认返工内容、具体实施返工工程内容的郑某领取工程款清单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结合2014年7月28日东方公司与邓达川所签《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二、承包内容2.架子工程……”及2018年2月1日郑某在二审调查笔录中的出庭证言，郑某称该款是劳务班组撤出后，东方公司叫其重新搭设外架产生，该工程款依法应从支付给邓达川的工程款中扣除。（五）关于东方公司代邓达川向汪某支付抹灰工程款223799元、生效判决确定并执行268600元问题。1.根据东方公司转包给邓达川、黄英实施的工程项目及内容为“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项目的基础、主体、内外初装，但不包含外墙装饰”约定，黄英实施的工程内容为“2.架子工程，砌筑工程，模板工程，砼工程、抹灰工程、钢筋制作安装、钢筋对焊接工程、安全防护工程（外墙装饰部分如不由乙方承包，甲方支付实际发生外墙架费用）”中的抹灰工程；2.其中抹灰工程款223799元系2016年9月12日东方公司在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高坪派出所、汇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见证下向汪某支付，邓达川、汪某在东方公司代其支付的工人工资清单上签字确认；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童登健在汪从强代表邓达川与汪某的结算单上签字行为，仅仅是童登健作为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监督该工程款项在邓达川与东方公司结算的剩余工程内支付，并不是上诉人拖欠的劳务费用。3.其中抹灰工程款245739.3元、案件受理费2495元、保全费1820元、执行费380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共计被执行26.86万元，根据遵义中院（2017）黔03民终1190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并执行）第3页“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童登健在向汪某承担付款责任后，也可另行与案外人邓达川进行结算，故对其申请未予准许”所载内容，东方公司系因其主体适格而承担责任，但该工程内容系邓达川向汪某发包，故东方公司在与邓达川结算时应依约从应支付给邓达川的工程款额中予以扣除。（六）关于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徐孝兵民工工资83711元和33405元问题。因徐孝兵原属黄某班组负责人，工程临近结束时，邓达川与东方公司发生纠纷，尚有部分扫尾工程未完善，该工程属于邓达川承包范围，故该款项系徐孝兵班组在工程完善后由东方公司向其支付的民工工资，有徐孝兵出具的《领条》及工人领取工资的签字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邓达川应向东方公司返还多支付工程款。邓达川针对东方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422万元的问题，具体阐述见一审中我方的代理词第7-11页,422万元由两张单子组成，10万元的单子上是涂改添加的付款事由，人工费后面标注“基础”，之后将“基础”涂改，这10万元是基础款，不是我方承包范围；412万元的单子一审鉴定已确定东方公司有涂改添加。412万元的付款组成与单子的形成不符合整个案件的付款常情，同时以往付款都有邓达川的签字，这412万元的单子都没有邓达川签字，只有黄英签字，且412万元是多笔款项，与以往付款习惯不同，以往每笔请款单针对每一次付款。在申请鉴定时，东方公司举示了黄英另外三十多份欠款凭条，均不是本案工程的签单，如果这412万元的签字是黄英的签字，那也不是本案工程的签字。故一审法院折中认定我方认为不正确。2.代付材料费、人工费的问题，东方公司上诉状陈述与原高院开庭和重审一审开庭陈述矛盾，在一审黄某证人证言，东方公司认可其是将基础工程单独包给黄某做的，基础工程不是我方的合同范围，合同同时约定，如果做基础工程要另行计价，但我们结算时完成的都是主体工程，并无基础工程。3.外装工程在原高院开庭时证人作证和合同约定，均不包含在邓达川承包范围内，外装主要是汪某，东方公司上诉状的陈述又混淆了。4.租赁费用不应由我方承担，8000多万的工程中，我方只做2000多万的部分，所以整个工程中不是所有的租赁设备都是我们使用，本案凡是应由我方支付的租赁费用，都有邓达川签字的支付凭据或者委托支付报销单据。凡邓达川没有在支付凭据或者委托支付报销单据签字的付款我方不认可。5.郑某的返工费不应由我方承担，郑某一审中已出庭作证，是东方公司叫郑某返工做的，返工的工程并不是我方承包范围的主体工程，这点在三张统计表中也能相互印证。6.抹灰工程是外墙装饰，汪某做内、外墙装饰。邓达川只做内墙装饰，外墙装饰不是施工范围。东方公司第（五）2、3的费用其实是一笔钱。汪从强签的100万元报销单，东方公司转30万元给汪从强，转70万元给汪某。转的70万元和抹灰工程款20多万其实就是主体统计表中的汪某主体外墙抹灰87.38万元，东方公司能够拿出的也就是20多万的支付凭据。7.徐孝兵的民工工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汪从强述称，邓达川施工了大半年后请我来本案工地施工，具体做管理。我当时签了100万元的条子，东方公司只打了30万给我，另外70万元东方公司打给了汪某，汪某一审中出庭做证且也起诉了，该70万元跟邓达川没有关系。邓达川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东方公司向邓达川支付13160316.8元劳务工程款；2.东方公司返还保证金100万元；3.东方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从2016年5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同期利息；4.诉讼费、鉴定费由东方公司承担。在重审中，邓达川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东方公司向邓达川支付764.6万元工程款，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东方公司返还保证金34万元。东方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1.邓达川向东方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132957.36元；2.邓达川承担本诉及反诉全部费用。在重审中，东方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邓达川向东方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1931485.36元。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4日，高新产业园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高新产业园公司将位于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标准厂房项目”发包给东方公司施工，施工范围为：“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项目的基础、主体、内外初装、给排水安装、强弱电安装除变配电及室外高低压部分、室外附属等”。2014年7月28日，东方公司（甲方）与邓达川（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东方公司将遵义Ｖ谷企业独栋创意中心的劳务工程分包给邓达川施工，承包内容为：“1、劳务部分（产生劳务部分全部为最底层地坪面积以上部分，含底层地坪），按施工图纸的所有土建全部内容施工；2、架子工程、砌筑工程、模板工程、砼工程、抹灰工程、钢筋制作安装、钢筋对焊接工程、安全防护工程（外墙装饰部分如不由乙方承包，甲方支付实际发生外墙架费用）；3、本合同不包括：水、电气消防安装、门、窗、防水、涂料、楼梯阳台栏杆、外墙保温、外墙装饰、底层地坪面以下的回填、夯实等工作内容；4、基础工程：钢筋笼、地梁、模板制安、混凝土浇筑（另行计价）”。合同第三条单价约定“以甲方与开发单位核准的面积，按380元／㎡，该单价含劳务承包所产生的一切税费。按人工花名册支付”。合同第四条约定“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在签订合同2日内全额缴纳。按施工组团竣工验收合格面积比例分次返还”。双方在合同第九条第5款中还约定“乙方在施工中，安全措施及监管工作到位而不慎发生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在三万元以内由乙方负责承担，超出部分甲方承担50%，乙方承担50%”。2014年7月28日，东方公司与邓达川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劳务分包合同》第三条、第四条补充如下：“1、劳务费按355元/㎡计付；2、履约保证金壹佰万元”。2014年8月1日，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童登健向邓达川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遵义V谷二期厂房工程劳务班组邓达川履约保证金一百万元”。2016年6月30日，东方公司对邓达川班组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收方，方量为59211.36㎡。2016年8月3日，高新产业园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工程结算定审表》，共同审定“遵义市高新产业园二期工程”土建部分工程款为81646566.50元。2017年8月8日庭审中，高新产业园公司与东方公司均认可双方已于2017年4月18日对东方公司承建全部工程（土建、水电、消防）进行审计，审定金额为103182088.13元，截至2017年8月8日，高新产业园公司共计向东方公司支付工程款101550840.64元。本次重审中，邓达川撤回了对高新产业园公司的起诉。重审中，东方公司主张其已支付或代邓达川支付工程款金额为17639824元（含律师费10.1万元），已实际退还保证金66万元。具体组成如下：一、有邓达川签字或转账记录的款项共计966万元。1.2014年12月8日劳务工程款5万元；2.2015年2月15日钢建尾款14万元；3.2015年4月17日银行转账20万元；4.2016年2月5日劳务人工费35万元；5.2016年2月5日工程进度款130万元；6.2016年2月5日塔吊租金费20万元；7.2016年2月5日木板费用20万元；8.2016年2月5日外架架料工程款20万元；9.2016年2月5日工程进度款10万元；10.2016年2月5日劳务工程进度款270万元；11.2015年6月3日劳务工程款2万元；12.2015年6月25日工程进度款240万元；13.2015年11月4日劳务人工费180万元。经庭审质证，邓达川认可其签字领款的金额为961万元，对2014年12月8日的有黄某、邓达川签字的5万元不予认可。二、东方公司主张代邓达川支付杂费228499元，具体为：1.2014年11月11日邓达川借款7万元；2.2014年12月17日付植筋费用3480元；3.2015年4月1日付基础植筋费用991元；4.2015年4月22日付劳务班组植筋费用525元；5.2015年6月25日对邓达川罚款11700元；6.2015年6月29日退钢筋班组王某173000元；7.2015年7月6日付住建局罚款2000元；8.2015年11月4日付验收清理施工现场人工费3400元；9.2015年11月17日付加工费21220元；10.2015年2月13日付套同丝接费用10000元；11.2015年7月3日付钢筋车丝人工费30000元；12.2016年3月7日付电线、开关等杂费2078元；13.2016年4月9日付电锤修理费105元。经庭审质证，邓达川认可其于2014年11月11日向东方公司借款7万元；对2015年6月25日罚款11700元予以认可；对东方公司主张的其余款项均不认可。三、有汪从强签字或转账记录的款项232.5万元。1.2015年7月19日付劳务生活费10万元；2.2015年8月3日付劳务工程款10万元；3.2015年8月31日付劳务工程款10万元；4.2015年9月7日付劳务生活费15万元；5.2015年9月27日付劳务生活费10万元；6.2015年10月30日付劳务人工费10万元；7.2015年11月7日汪从强借款1万元；8.2015年12月3日付劳务人工生活费15万元；9.2015年12月15日付劳务现金5000元；10.2015年12月20日付劳务借款10万元；11.2016年1月6日付劳务生活费10万元；12.2016年3月25日付劳务人工生活费20万元；13.2016年4月11日付劳务借款2万元；14.2016年4月14日付人工医疗生活费9万元；15.2016年6月14日付劳务班组人工费1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汪从强收到30万元，汪某收到70万元）。第三人汪从强在第一次一审证据交换笔录（2017年4月18日）中对其签字领到232.5万元无异议，称其是受邓达川雇佣管理涉案工程，并在2017年8月8日庭审中认可其签字确认了232.5万元，称其领取的款项已用于工程建设。汪从强在二审及本次重审中改变说法，称2016年6月14日付劳务班组人工费100万元中，其收到30万元，另70万元是东方公司支付给汪某的；2015年8月31日的10万元，其只得到5万元，剩余5万元是黄某领取的，与其无关。邓达川在此次重审中认可汪从强的意见，除汪从强提出异议的两笔款项外，对其余汪从强签字的款项予以认可。东方公司提供的2015年8月31日的报销单上载明“备注：汪5万劳务；黄5万基础剪力墙”，该报销单为汪从强与黄某共同签字。四、东方公司主张支付给黄英的422万元。其中一笔为2015年2月16日黄英签字的报销单载明的主体人工费412万元，另一笔为2015年2月15日由黄某代黄英签字，直接转账给黄英的10万元。2015年2月16日412万元报销单的组成如下：1.2014年12月18日童登健取现金20万元支付给黄英用于购买材料；2.2015年2月13日、2月15日童登健分别取现金35万元、15万元交给黄英发放民工工资；3.2015年2月16日童登健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给黄英（银行交易明细单反映2015年2月16日转款5万元给黄英，2015年3月3日转款5万元给黄英）；4.2015年2月15日童登健通过贵州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给黄英，取现金20万元交给黄英用于发放民工工资，转款7.5万元、取现金4.5万元合计12万元用于发放郑某外架班组民工工资；5.2015年2月13日东方公司通过农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黄英18万元、转账给唐全勇木工班组114万元、转账给王某2钢筋班组68万元。经庭审质证，邓达川对以上款项不予认可，意见如下：1.2014年12月18日取款回单和报销单与黄英无关联，该20万元报销单上没有黄英签名，同时与本案的412万元也没有关联，不应当出现两次报销单，而且上次鉴定时东方公司提交的报销单均有黄英签名。2.对取款5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报销单上注明的内容是取现金备用，并且没有黄英及其他人签名，不能认定为支付412万元的组成部分。3.对建行转账两笔各5万共计10万元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与本案的412万元有关联，应当是其他工程的款项。4.对转款100万元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与本案的412万元有关联，应当是其他工程的款项；对2015年2月15日取现20万元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支付给黄英，因同一天时间童登健转账100万元；取现4.5万元不能说明与本案有关联，另7.5万元是支付给郑某的，与412万元无关。当天邓达川是去了的，但这些款项与其无关，也没有经其认可。5.对支付给黄英的18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备注上是还款，不是支付工程款，与412万元无关；对转账给唐全勇114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备注上是还款，属于基础工程的工程款；对转账给王某268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备注上是还款，属于基础工程的工程款。第三人汪从强未发表质证意见。五、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主体劳务班组黄某工程款81.24万元、钢筋劳务班组王某2工程款23万元、外架班组郑某工程款10万元。（一）支付黄某工程款81.24万元：1.2015年5月19日付劳务工程款5万元；2.2015年11月20日付砖工工资10万元；3.2015年12月10日付劳务人工生活费10万元；4.2016年3月28日付劳务人工费19万元；5.2016年6月14日付35万元（报销单注明为：地下室回填、打混凝土）；6.2016年3月24日付人工费12400元；7.2016年5月16日付预支款1万元（报销单注明为：付地下室地平预支款）。（二）支付王某2工程款23万元：1.2015年6月5日支付3万元；2.2015年12月15日支付20万元。（三）支付郑某工程款10万元：2015年11月5日支付外架工程款10万元。经庭审质证，邓达川认可其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黄某、王某2、郑某，三人是其组织的班组，但不认可三人领取款项。在第一次一审证据交换笔录（2016年9月12日）中，黄某出庭作证称，其在工地上做砖，直接与邓达川结算，东方公司支付给其10万元，在邓达川处领款80万元，还差61.6万元没有支付，应当由邓达川支付，并称其领取的912400元是工程款和工资，应当由东方公司支付给邓达川，再由邓达川支付给自己，但是由东方公司直接支付给自己了。在第一次一审中，东方公司提供了一份于2016年8月29日对黄某的调查笔录，黄某在该笔录中称，2014年8月中旬其受姐姐黄英及表哥邓达川聘用作为基础工程负责人参与Ｖ谷工程施工，2015年3月初基础施工完毕，同年3月10日黄英请其管理砌砖。黄某在2016年9月12日证据交换笔录中认可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黄某在2018年2月1日二审庭审中出庭作证称，其从黄英处承包砖的工程，基础工程是其向东方公司单独承包的,还称2016年6月14日地下室回填款35万元及2016年5月16日付地下室款1万元涉及的劳务是主体做完后，项目部叫其做的点工。六、退还保证金66万元。第三人汪从强分别于2015年6月26日、2015年8月3日签字申请退还保证金100万元。庭审中，东方公司与汪从强均认可实际退还保证金为66万元。七、东方公司主张其代邓达川承担或支付了材料费、人工费、工人受伤赔偿款等共计5651693.36元，具体组成为：1.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执1435号执行通知书、《和解协议书》（被汇川区人民法院扣划327799.36元、自行和解履行108万元、执行费17614元），（2017）黔03民终1607号一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5元，东方公司支付贵阳金阳星燃建筑设备租赁站租金等费用共计1442278.36元；2.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执1752号执行通知书（东方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费用197708.75元、赔偿款21211.4元、违约金5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665元、执行费4260元以及从2016年8月19日至材料退清之日的租金，共计被执行288061元），（2017）黔03民终528号一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330元，东方公司支付红花岗区荆黔建筑物资设备租赁站租金等费用共计293391元；该案生效判决认定“合同尾页乙方经办人签名为罗安东、邓达川，并加盖了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高新产业园二期标准厂房项目部印章”；3.东方公司支付给陈某的46.3万元。2014年8月11日邓达川与贵州康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塔吊租赁合同》，2016年4月26日邓达川与汪从强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出具46.3万元欠条，2016年9月12日邓达川向东方公司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东方公司支付塔吊租金46.3万元，此款由东方公司支付，从邓达川Ｖ谷工程款中扣出”，2016年9月13日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童登健转款30万元给陈某；4.2016年9月13日东方公司支付给汪从强3万元，费用报销单载明付劳务（工伤保险2.5万元、人工工资5000元）；5.汪从强代表东方公司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久鑫建筑物资租赁站结算的《租金费用计算单》等共计90万元；6.2016年9月12日邓达川向东方公司出具的5万元《领条》，载明“今领到东方公司退还郭义寿工程保证金5万元，同意从工程款中扣出”；7.2016年9月12日邓达川向东方公司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Ｖ谷返还吴某工程保证金5万元，同意从邓达川工程款中扣出”；8.2016年9月12日邓达川向东方公司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Ｖ谷项目支付郑某工程尾款18.89万元，同意从邓达川工程款中扣出”。同时，郑某代邓达川返工部分（外墙抹灰补架子43400元、下沉庭院抹灰58500元、搭安全防护架楼梯护手21900元）产生的支出123800元，东方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支付给郑某；9.2016年9月12日邓达川向东方公司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Ｖ谷支付黄某工程尾款615968元，此款从邓达川工程款中扣出”，2016年9月16日，东方公司向黄某实际支付40万元；10.2016年9月12日，王某2、邓达川向东方公司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Ｖ谷支付王某2工程尾款31.8万元，此款从邓达川工程款中扣出”，2016年9月16日，东方公司向王某2实际支付25万元；11.2016年9月12日，东方公司在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高坪派出所、汇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见证下向汪某支付工程款223799元（工资发放清单上有汪某和邓达川的签名，邓达川注明为外墙装饰），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执1750号执行通知书（东方公司支付汪某劳务费用245739.3元、案件受理费2495元、保全费1820元、执行费380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共计被执行26.86万元），（2017）黔03民终1190号一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990元；2016年9月12日东方公司向汪从强支付工程款253931元（邓达川认可）；12.周廷坤与东方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达成《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赔偿费用为73000元，邓达川在第一次一审庭审（2017年8月8日）中认为根据分包合同约定其承担一半；13.韩继跃诉东方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东方公司与韩继跃达成《和解协议》后，于2017年12月21日支付给韩继跃9万元；14.王正伦诉东方公司、邓达川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东方公司与邓达川连带赔偿王正伦8.5万元，东方公司于2017年8月4日向王正伦转账支付8.5万元，邓达川在第一次一审庭审（2017年8月8日）中认为根据分包合同约定其承担一半；15.邓达川在工程进场初期，东方公司为其购买搅拌机等代支付款项31300元；16.2016年8月27日、2017年1月25日东方公司分别代邓达川支付徐孝兵工资83711元和33405元；17.杨绍中诉东方公司、邓达川加工合同纠纷（2017）黔0303民初5061号一案达成调解，东方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向杨绍中支付调解款25000元。重审中，邓达川对东方公司主张的第1、2笔款项不予认可；对第3笔陈某的46.3万元认可；对第4笔汪从强签字领取的3万元不予认可；对第5笔款不予认可，其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6笔郭义寿领取的5万元予以认可；对第7笔吴某领取的5万元予以认可；对第8笔郑某领取的18.89万元予以认可，对其余12.38万元不予认可，认为该部分款项属于外墙工程，与邓达川承包的劳务工程无关；对第9笔黄某领取的615968元予以认可；对第10笔王某2领取的31.8万元予以认可；对第11笔款项，认可有汪从强、邓达川签字的253931元，其余款项不予认可；对第12笔周廷坤的赔偿款，认可周廷坤是其劳务班组雇佣的工人，但认为根据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邓达川只承担一半金额；对第13笔韩继跃的赔偿款，认为根据双方约定应各自承担一半，但按法律规定应由东方公司全部承担；对第14笔王正伦的赔偿款，认为根据双方约定应各自承担一半，但按法律规定应由东方公司全部承担；对第15笔款项认可其中28370元，另外2230元没有邓达川签字不予认可；对第16笔款项不予认可；对第17笔杨绍中的调解款项不予认可，但认可向东方公司出具了杨绍中人工费的收条，出具收条的目的就是同意对方支付。第一次一审庭审中，东方公司申请证人吴某、王某1、王某2、郑某、钟某、邬某、黄某、汪某、陈某出庭作证。吴某称，其和黄英协商的价格，保证金是在2014年8月进场前交给黄英的。王某1称：“2014年7月，我与吴某、黄英在办公室协商合同价格，并签订了协议，2014年8月份我进场，一直到10月底，中途由于黄英对工人太苛刻，我于2014年11月份就自动退场了”、“我在黄英那里一共领了34万元，我交给黄英的保证金是10万元，只退还了5万元给我”。王某2称，2014年黄英和东方公司在办公室支付了一笔工资。郑某称，第一笔工资是黄英和东方公司转账给自己的，第二笔是唐全勇转账给自己的，后邓达川支付了20万元；承包协议是其与黄英、邓达川签订的。邬某称，其是做木工的，唐全勇和黄英签订了分包协议，黄英去世前在管理施工现场。黄某称，其在工地上做砖，与邓达川直接结算，工程现场主要是黄英负责。汪某称，邓达川介绍其进场做劳务，内粉是邓达川支付，外粉是东方公司支付，内墙做完后，童登健叫其继续做外墙，外墙工程款直接找童登健支付。陈某称，其先是和黄英协商合同的事，协议是黄英叫其和邓达川签订的。上述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1.黄英实际参与了邓达川承包工程的管理，并与部分班组负责人就具体劳务项目进行协商及收取保证金，在东方公司处领取部分工程款及支付劳务班组工程款；2.吴某、王某1、王某2、郑某、邬某、黄某是邓达川各劳务班组负责人。第一次一审中，东方公司提供了一份2016年8月29日对邬某的调查笔录，邬某在该笔录中称，其与唐全勇合伙承包了主体工程的支模部分，是在邓达川处承接的工程。邬某在第一次一审证据交换笔录（2016年9月12日）中出庭作证称，其是做木工的，唐全勇与邓达川签订的分包协议。另查明，第三人汪从强与黄英系夫妻关系，黄英因车祸已于2015年4月去世，其继承人逯明秀（黄英之母）、汪霜、汪桐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明确不参加本案诉讼，涉及黄英的权利由汪从强主张。黄某与黄英系姐妹关系。重审中，邓达川申请对2015年2月16日有黄英签名的412万元报销单中小写金额“41”和大写金额“肆佰壹”是否为添加形成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43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5年2月16日”、报销人为“黄英”的《费用报销单》原件表格第一行填写的小写金额“41”及其后“2000000”数字组合不是一次性书写，“41”应为二次书写形成；不能确定大写金额“肆佰壹”字迹是否为添加形成。邓达川支付了鉴定费5000元。邓达川对鉴定结论确定的意见无异议,认为证明该报销单据不能作为东方公司支付了412万元的证据。东方公司对鉴定结论无异议,认为相应证据能够认定黄英作为邓达川合伙承建涉案工程的合伙人向东方公司领取了该412万元款项,黄英领取的款项数额由数次金额组成,报销单所设置的小写及大写金额没有百万元设置的客观情况,所以形成了超出空格书写的状况,其能提供412万元银行取款和转账凭证来对应这笔钱的构成，该鉴定结论未达到邓达川申请鉴定的目的,鉴定费应由邓达川承担。汪从强对鉴定意见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邓达川与东方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二、东方公司尚欠工程款为多少以及应否返还保证金。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邓达川与东方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邓达川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从事建设工程劳务作业承包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该《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虽然邓达川与东方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但双方已于2016年6月30日对邓达川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收方，共同确认邓达川完成的工程量为59211.36㎡，且东方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东方公司应参照合同约定向邓达川支付工程款。关于东方公司尚欠工程款金额的问题。虽然东方公司与邓达川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工程款按固定单价380元/㎡计算，但双方于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将单价变更为355元/㎡，现双方均认可邓达川已完成的工程量为59211.36㎡，故邓达川应得工程款为59211.36㎡×355元/㎡＝21020032.8元。对于东方公司主张已支付或代邓达川支付的相关款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对于东方公司主张直接向邓达川支付的966万元，东方公司提供了邓达川领款961万元的凭证，且邓达川认可其在东方公司签字领款961万元，予以认定。至于邓达川否认的5万元（2014年12月8日），东方公司提供了有黄某、邓达川共同签字的《费用报销单》及《收条》，足以证明东方公司付款5万元的事实。故对东方公司主张直接向邓达川支付966万元的主张，予以采纳。二、对于东方公司主张代邓达川支付的杂费228499元。1.邓达川认可其于2014年11月11日向东方公司借款7万元，予以确认。2.邓达川认可在工程款中扣除罚款11700元，予以确认。3.对于东方公司支付王某1的73000元，东方公司提供了有王某1签字的《领条》予以证明，且王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能够证明其是从邓达川处承接劳务分包作业的劳务班组负责人，亦能证明东方公司代邓达川退还其50000元保证金及支付其23000元补偿款。因此，该73000元应在邓达川应得的工程款中扣除。4.至于东方公司在此项费用中主张的其余费用，因东方公司提供的凭证中均没有邓达川签字，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余费用应由邓达川承担以及邓达川同意东方公司代为支付，故不予支持。因此，对东方公司提出在邓达川应得工程款中扣除杂费228499元的主张，支持扣除154700元。三、对于东方公司主张支付给汪从强的232.5万元应作为已付工程款的问题。东方公司提供了汪从强签字领款232.5万元的凭证，汪从强在本案第一次一审笔录中对其签字领到232.5万元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而在其后的二审和重审中对2016年6月14日100万元中的70万元及2015年8月31日10万元中的5万元提出异议。对于2016年6月14日的100万元，虽然东方公司提供的支付凭据显示其中有70万元是转账给汪某的，但汪从强已在该100万元报销单上签字，且汪某是邓达川的劳务班组负责人，故东方公司将70万元支付给汪某应视为已经汪从强同意，结合汪从强在第一次一审中的自认，对该100万元予以确认。至于2015年8月31日的10万元，从东方公司提供的报销单载明的备注内容以及黄某签字看，其中5万元是支付给黄某的外墙工程款，与邓达川无关，该10万元中只有5万元属于支付给邓达川的工程款。故一审法院确认汪从强在东方公司实际领到工程款的金额为227.5万元。根据东方公司提供的证据、汪从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汪从强系邓达川所承包劳务工程的管理人员，且其领取的款项亦用于工程开支，故对东方公司主张的该部分款项中的227.5万元，予以确认。四、对于东方公司主张支付给黄英的422万元应作为已付工程款的问题。因黄英实际参与了邓达川承包工程的管理，并代表邓达川领取和支付工程款，故2015年2月15日由黄某代黄英签字后，由东方公司直接转账给黄英的10万元，应认定为支付邓达川和黄英的工程款。至于412万元的问题，由于东方公司提供的有黄英签名的412万元报销单，经鉴定确定小写金额有二次书写的情况，且东方公司认可该412万元不是一笔款，而是由多笔款项组成，故仅凭该412万元报销单不足以证明东方公司向黄英支付了412万元。根据东方公司提供的412万元的具体支付凭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2014年12月18日童登健取现金20万元，无充分证据证明已支付给黄英，不予确认；2.2015年2月13日、2月15日童登健分别取现金35万元、15万元，无充分证据证明已支付给黄英，不予确认；3.2015年2月16日童登健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给黄英，应认定为已支付给黄英，可作为已支付的工程款，予以确认；4.2015年2月15日童登健通过贵州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给黄英，取现金20万元，转款7.5万元给郑某、取现金4.5万元合计12万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给黄英的100万元，应认定为已支付的工程款，予以确认；东方公司主张的取现20万元，无充分证据证明已支付给黄英，不予确认；东方公司主张支付给郑某的12万元，其中7.5万元转账给郑某，因郑某是邓达川的班组负责人，故认定该7.5万元是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的工程款；另4.5万元，东方公司提供的银行明细载明为取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款系由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给郑某的工程款，不予确认；5.2015年2月13日东方公司通过农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黄英18万元、转账给唐全勇木工班组114万元、转账给王某2钢筋班组68万元，其中东方公司支付给黄英的18万元，应认定为支付的工程款，至于东方公司支付给唐全勇和王某2的182万元，因二人为邓达川所请班组负责人，且与支付给黄英18万元的时间为同一天，故该182万元应认定为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唐全勇、王某2两个班组的人工工资。综上，东方公司主张的此项费用中可认定为已支付给邓达川的工程款为327.5万元，予以确认。五、对于东方公司提出代邓达川支付黄某、王某2、郑某的工程款。首先，东方公司提供的领款凭证证明其向黄某支付工程款81.24万元、向王某2支付工程款23万元、向郑某支付工程款10万元。其次，邓达川认可其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黄某、王某2、郑某，且黄某、王某2、郑某三人在本案中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能够证明东方公司所支付的上述款项系代邓达川支付的工程款，应在邓达川应得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故对东方公司主张的该部分款项114.24万元，予以确认。六、关于东方公司主张其代邓达川承担或支付了材料费、人工费、工人受伤赔偿款等共计5651693.36元的问题。1.东方公司支付给贵阳金阳星燃建筑设备租赁站租金等费用共计1442278.36元，因该案中邓达川作为被告参加了诉讼，生效判决没有判决邓达川承担责任，且本案中东方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费用应由邓达川承担以及邓达川同意东方公司代付该费用，故此项费用不予确认；2.东方公司支付给红花岗区荆黔建筑物资设备租赁站租金等费用共计293391元，因该案生效判决认定“合同尾页乙方经办人签名为罗安东、邓达川”，应认定邓达川为工程租赁材料，该案涉及的租金、赔偿款、违约金应由邓达川承担，故除执行费4260元及二审诉讼费5330元不应由邓达川承担外，其余283801元应当认定为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承担的费用，予以确认；3.东方公司支付给陈某的46.3万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4.2016年9月13日东方公司支付给汪从强3万元，费用报销单载明付劳务（工伤保险2.5万元、人工工资5000元），已由汪从强签字，予以确认；5.汪从强代表东方公司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久鑫建筑物资租赁站结算的《租金费用计算单》等共计90万元，东方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费用已实际产生以及应由邓达川承担，故不予确认，如东方公司确有证据，可另案主张；6.东方公司代邓达川退还郭义寿工程保证金5万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7.东方公司代邓达川返还吴某工程保证金5万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8.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郑某工程尾款18.89万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东方公司支付给郑某的其余123800元，因未经邓达川认可，且同日邓达川出具了18.89万元的领条，而东方公司没有提供邓达川出具123800元的领条，结合2018年2月1日郑某在二审调查笔录中的出庭证言，郑某称该款是劳务班组撤出后，东方公司叫其重新搭设外架产生的，故不予确认；9.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黄某工程尾款615968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10.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王某2工程尾款31.8万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11.东方公司向汪从强支付工程款253931元，邓达川认可，予以确认；东方公司向汪某支付工程款223799元，邓达川注明为外墙装饰，不属于双方合同范围，且汪某出庭作证称其承包的外墙粉刷工程是由东方公司直接向其分包的，加之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执1750号执行的（2016）黔0302民初6453号一案中，汪某称童登健找到其要求组织人员施工，与邓达川无关，故对东方公司支付给汪某的该两笔费用不予确认；12.东方公司赔偿周廷坤的73000元，邓达川认可周廷坤是其劳务班组雇佣的工人，但认为根据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邓达川只承担一半金额，故根据东方公司与邓达川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第九条第5款“乙方在施工中，安全措施及监管工作到位而不慎发生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在三万元以内由乙方负责承担，超出部分甲方承担50%，乙方承担50%”之约定，邓达川应承担51500元（30000＋43000÷2）；13.东方公司支付给韩继跃的赔偿款9万元，同理，邓达川应承担60000元（30000＋60000÷2）；14.东方公司赔偿王正伦的8.5万元，同理，邓达川应承担57500元（30000＋55000÷2）；15.东方公司主张代邓达川支付款项31300元，邓达川认可28370元，予以确认，其余部分无邓达川签字，不予确认；16.2016年8月27日、2017年1月25日东方公司分别支付徐孝兵工资83711元和33405元，邓达川不予认可，虽然东方公司提供了徐孝兵出具的收条，但不足以证明该笔费用应由邓达川承担，不予确认；17.东方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向杨绍中支付调解款25000元，虽然邓达川不予认可，但东方公司提供的杨绍中出具的收条上载明为代付邓达川人工费，且邓达川在庭审中称东方公司要求把杨绍中的人工费先支付给邓达川，再由邓达川统一支付给杨绍中，并认可向东方公司出具了杨绍中人工费的收条，目的是同意对方支付给杨绍中，故该笔费用应认定为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予以确认。至于东方公司主张相关诉讼的律师费由邓达川承担，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确认。综上，此项费用中的2475970元，应认定为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的费用，应在工程款中抵扣。综合以上分析，邓达川完成的劳务工程款为21020032.8元，东方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及代邓达川承担的费用为966万元+154700元+227.5万元+327.5万元+114.24万元+2475970元=18983070元，东方公司尚欠工程款为2036962.8元。关于欠付工程款利息的问题。因邓达川与东方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应视为双方未对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以及第十八条关于“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因邓达川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工程的时间，加之双方未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故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应以欠付工程款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7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邓达川支付利息。关于邓达川要求东方公司返还保证金的问题。邓达川向东方公司交纳了100万元保证金，因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无效，且东方公司已返还66万元保证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东方公司应返还邓达川保证金34万元。至于东方公司提出要求邓达川返还多支付工程款的反诉请求，基于以上论述，东方公司并未超额支付邓达川工程款，故一审法院对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由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邓达川劳务工程款2036962.8元及利息（以2036962.8元为基数，从2016年7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由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反诉被告）邓达川保证金340000元；三、驳回邓达川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邓达川预交的本诉案件受理费107122元，因邓达川在法庭调查终结前减少诉讼请求数额，故由一审法院退还邓达川多预交的诉讼费31622元，剩余75500元，由邓达川负担50500元，由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437元，由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鉴定费5000元，由邓达川和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2500元。本院二审期间，邓达川无证据提交。东方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基础部分木工由唐全勇、邬金学合伙完成，该工程工程款为20万元左右，许金龙于2017年1月26日代表东方公司支付25万元给邬金学，该部分工程未计算在邓达川承包范围内，不存在邓达川所述应将唐全勇所完成的单独承包予以剔除问题，东方公司所主张已支付邓达川工程款不包含该部分。第二组：智慧柜员机业务回执两份、《收条》一份，拟证明基础部分钢筋由王某2单独完成，该工程工程款为36万元左右，东方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16日转账支付王某210万元、2017年8月18日转账支付王某218万元、现金支付2万元（王某2于2017年7月24日出具20万元《收条》），该钢筋工程未计算在邓达川承包范围内，东方公司所主张已支付邓达川工程款不包含该部分。第三组：《承诺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两份、《领款单》一份，拟证明基础部分商砼（商品混疑土做工）由张政华、李定红、黄某完成，该工程工程款为20万元左右，经协商为15万元，东方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3日转账支付张政华4万元、2018年2月26日转账支付李定红4万元、2018年2月12日现金支付黄某7万元，该部分工程未计算在邓达川承包范围内，东方公司所主张已支付邓达川工程款不包含该部分。第四组：《装饰安装工程合同》，拟证明涉案项目外墙装饰工程系由遵义市高新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承包给福建省恒达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完成，东方公司未承包该部分工程，相应不存在邓达川所主张外墙装饰工程由汪某完成，东方公司支付给汪某的工程款系属于邓达川承包范围，应计算在邓达川工程款中。邓达川对东方公司所提交以上证据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承包范围与邓达川做的主体工程没有关系，且互相矛盾，黄某做的装饰工程与本案及邓达川做的工程无关，法院不应采信。本院认为，因东方公司所提交以上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邓达川是否有权主张本案工程款？2.施工范围如何确定？3.双方争议的已付款项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涉案工程系邓达川与东方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分包施工的工程，邓达川已按合同约定缴纳保证金，并组建砖体、抹灰、混凝土、钢筋、外架班组等进行施工，聘请汪从强为其项目的管理人。黄英的继承人明确黄英的权利义务由汪从强主张，而汪从强对邓达川主张工程款未提出异议，并明确在本案中不主张工程款，待本案处理后另行解决黄英与邓达川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故邓达川有权主张本案工程款。关于争议焦点2，邓达川主张其只承包主体结构工程，不含基础部分；而东方公司则主张其转包给邓达川、黄英实施的工程包括基础、主体、内外初装，不包含外墙装饰部分。对双方争议的基础部分是否属于涉案施工范围，本院认为，邓达川的施工范围包括基础部分，理由如下：其一，从东方公司与邓达川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看，双方约定的施工范围有基础工程，基础属于邓达川的承包范围，只是不属于包干价，需另行计价。因此，基础工程按合同约定属于邓达川的承包范围。其二，邓达川主张2014年12月8日东方公司所付5万元款项实际是黄某所作的基础工程款，但却系黄某与邓达川一起签字确认，可证明邓达川参与了基础施工。关于争议焦点3，针对邓达川上诉异议款项，本院分述如下：1.2014年12月8日付款5万元问题。邓达川虽主张该5万元是基础工程款，与其无关，但其在《费用报销单》和《收条》上均签字确认，根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基础工程款，故应认定为涉案工程已付款。2.2015年6月29日付款7.3万元给王某1问题。王某1原为邓达川钢筋班组负责人，于2014年11月与邓达川签订终止协议退场。从吴某的证词可知，黄英将涉案工程的钢筋部分交于王某1施工，并收取保证金的事实。王某1出具的7.3万元的收条内容亦涉及保证金退还及补偿款，因此应认定系东方公司代邓达川支付的款项，予以扣除。3.2016年6月14日付款100万元给汪从强，其中70万元付给汪某的问题。汪从强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对该70万元不予认可，汪某亦出庭称该款是东方公司支付其外墙装饰工程款。由于汪某与汪从强系亲兄妹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汪从强作为邓达川的工地管理人，对于包含70万元的100万元《费用报销单》载明的“付劳务班组人工费”予以签字确认，并未明确该70万元系外墙装饰款，该转款30万元、70万元和《费用报销单》签字日期为同一日期，且在第一次庭审中，汪从强对该100万元收款予以认可，因此，一审对该100万元款项认定为已付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4.付款422万元给黄英，而认定为327.5万元的问题。一方面，从多位证人的证言来看，黄英系汪从强之妻，与邓达川系亲戚关系，黄英确实在涉案工程中参与了管理、施工。另一方面，两张《费用保险单》有黄英签名或黄某代黄英签名收款，虽存在有二次书写、修改痕迹，但一审法院并非仅以此作为涉案款项支付的唯一根据，而是结合银行支付凭据予以认定款项支付情况，对于取现部分因无收款人签名确认，不足以认定该款已实际支付而不予确认为已付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认定327.5万元为已付款予以维持。5.付款给黄某的81.24万元、王某2的23万元、郑某的10万元问题。黄某、王某2、郑某分别是邓达川手下砖体班组、钢筋班组、外架班组的负责人。关于黄某签字领取的共计81.24万元款项，从《费用报销单》、收条载明内容看，摘要分别涉及做砖工资、付劳务人工费、付地下室预支款（泥工班组预支款）、打混凝土、付劳务泥工人工费，且邓达川、汪从强出具有两张《欠条》载明欠黄某现金、工资等，故该款应认定为本案已付款。王某2签字的3万元及20万元《费用报销单》载明的摘要为钢筋工程款，故该款应认定为本案已付款。郑某签字的10万元《费用报销单》上载明的摘要为付外架（劳务工程款），故该款亦应认定为本案已付款。6.荆黔建筑物资设备租赁站租金283801元问题。由于与该租赁站签订的合同中有邓达川签字，一审据此认定邓达川为工程租赁材料，所涉租金等应由邓达川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东方公司上诉异议款项，本院分述如下：1.童登健取现共计94.5万元问题。除了东方公司自称该款系本案412万元《费用报销单》的款项外，无其他证据佐证付款事实，一审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贵阳金阳星燃建筑设备租赁站租金1442278.36元问题。《劳务分包合同》虽约定邓达川提供能满足施工要求的所有机械设备线缆及材料（施工用塔吊、搅拌机钢管基建、夹具等一切施工用辅材），东方公司所承包的整体工程只有部分分包给了邓达川，其并不能证明租赁的钢管、扣件、管托系邓达川施工使用所产生、应由邓达川承担。对邓达川辩解整个工程不是所有租赁设备都是其使用，应由其支付的租赁费用都有签字凭据或者委托支付报销单据的理由，本院予以采信。3.遵义市红花岗区久鑫建筑物资租赁站租金90万元问题。一审法院以汪从强代表东方公司与久鑫租赁站结算的《租赁费用计算单》，东方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费用已实际产生以及应由邓达川承担为由暂不予确认，并明确东方公司可另案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4.郑某返工部分123800元工程款问题。郑某称该款是劳务班组撤出后，东方公司叫其重新搭设外架产生，且东方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郑某返工的工程系邓达川承包范围的返修工程。一审不予确认该工程款为已付涉案工程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5.汪某抹灰工程款223799元问题。汪某既做邓达川的抹灰工程、也给东方公司做外墙抹灰工程。该223799元邓达川在汪某制作的人工工资表上备注系外墙装饰（外墙抹灰部分），而外墙抹灰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一审据此确认该款不属于涉案工程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6.徐孝兵民工工资83711元和33405元问题。徐孝兵虽原属黄某班组负责人，但称系项目部经理钟某安排其完善后续工程，已领取83711元，扫尾工程具体是做地下室、庭院卫生及混凝土。东方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费用应由邓达川承担。一审据此不予确认该已付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邓达川、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达川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5500.00元，由邓达川负担；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3.00元，由遵义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陆坤审判员  张 文审判员  伍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杨胜英书记员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