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日光，男，汉族，1955年8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442************957。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娥英，女，汉族，1952年5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442************922。上诉人（原审原告）：魏伟鹏，男，汉族，1983年8月2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441************315。上诉人（原审原告）：赖巧媚，女，汉族，1989年12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441************521。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梓希，男，汉族，2017年10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441************310。法定代理人：魏伟鹏，系魏梓希父亲。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银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均田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魏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办事处新桥村均田村民小组，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负责人：魏某1。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燕，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定坤，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日光、彭娥英、魏伟鹏、赖巧媚、魏梓希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均田经济合作社（下称均田合作社）、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下称均田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4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魏日光、彭娥英、魏伟鹏、赖巧媚、魏梓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案件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并导致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恳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或发回重审，详情如下：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片面采用惠州市惠阳区********办事处《关于新桥村委会均田小组长魏某1、村民魏日光信访问题情况汇报》的内容，导致一审判决在案情未被查清的情形下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更未依职权调查惠阳区监察委及惠阳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涉案事实的最终处理意见及侦查意见，程序上同样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载明：“惠阳区街道办2019年4月向惠阳区监察委汇报原告魏日光涉嫌公余粮造假问题时认为，魏日光1993年作为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私自将其家公余粮数提至1416。6斤，实际缴交490斤，虚报926.6斤。”2.上述内容为援引惠阳区淡水街道办2019年4月25日作出的《关于新桥村委会均田小组长魏某1、村民魏日光信访问题情况汇报》（下称“《惠阳区淡水街道办汇报》”）中的部分内容。但是，该内容不是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作出的最终处理意见，并非是一审判决载明的“认为”意见，《惠阳区淡水街道办汇报》载明的表述为“据了解，……魏日光1993年作为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私自将其家公余粮数提至1416.6斤，实际缴交490斤元，虚报926.6斤”，而惠阳区淡水街道办工作人员所了解的对象仅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均田村现任村小组长魏某1等人，与上诉人同为可分配分红款项的均田村村民，在剥夺上诉人的涉案分红款项后毫无疑问可以因此而多分配分红款项，显然，该等了解对象的意见在本案中不存在客观性及公允性，且无其他证据支持其主张，其证明力应被排除，因此，一审判决采用《惠阳区淡水街道办汇报》了解的内容作为判决的依据明显过于草率，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惠阳区淡水街道办汇报》是惠阳区淡水街道办向惠阳区监察委的回复函件，并非对涉案事实的最终处理意见，而一审法院没有依据职权向惠阳区监察委调查其作出的最终处理意见；另外，惠阳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也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虚报公余粮数一事进行了调查，但因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涉嫌犯罪事实而未予立案，一审法院同样没有依据职权向惠阳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调查其作出的侦查意见。显然，一审法院在程序上出现严重错误，理应在二审程序中予以纠正。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剥夺上诉人的涉案分红款项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其证据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且该些证据因作出主体与本案争议款项存在利害关系而应排除其证明力；而一审法院完全没有依职权对上诉人的公余粮数发生变更的真正原因、由谁申报及核定上诉人的公余粮数1416.6斤、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作出仅不利于上诉人的公余粮数的调整是否合理性及公平性等关键事实进行必要调查，仅基于被上诉人的证据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一审判决，因而该等判决完全错误。1.一审判决载明：“根据被告均田合作社的决定，……，而公余粮数以1990年粮食局登记的公余粮数额为标准分红，其中原告魏日光家庭户公余粮数为490斤。2019年1月，被告均田合作社进行第三次分红时对原告魏日光一家的公余粮数再次确定为688.6斤计算，……”。显然，一审法院完全仅根据被上诉人的主张及证据进行事实认定，而对于上诉人的公余粮数发生变更的真正原因、由谁中报及核定上诉人的公余粮数1416.6斤、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作出仅不利于上诉人的公余粮数的调整是否合理性及公平性等关键事实未做任何调查及核实，并导致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2.正如前述，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决定因参与决定人员均为均田村村民，该等人士与本案存在多分或少分分红款项1经济上利害关系，因而应排除该些证据的证明力，而应将案件焦点转入上诉人的公余粮数发生变更的真正原因、由谁申报及核定上诉人的公余粮数1416.6斤、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作出仅不利于上诉人的公余粮数的调整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等事实的查明。3.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魏日光从未向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主动申报公余粮数1416.6斤，该数额是原村会计魏庚（即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负责人魏某1的父亲，其负责制作及核实每位均田村村民的公余粮数）根据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掌握的1990年度的《新桥管理区均田村委会粮食任务落实情况表（三）》（下称“粮食情况表”）、魏春华、魏庚及魏日光当年将部分责任田转交给移民村的移民使用的特殊情况和魏春华、魏庚及魏日光曾是村干部的身份予以核实及增加，并由两被上诉人最终确定，因此，上诉人魏日光不存在故意欺瞒申报之情形，事实上，上诉人魏日光本人当时并不知道1990年度粮食情况表的内容，直至其妹妹魏月浓于2017年8月针对上诉人魏日光本人就分红款项分配纠纷提起起诉后才获知粮食情况表的内容。况且，两被上诉人也不可能仅根据村民主动申报而不予核实就确定分红款项依据之公余粮数，因为这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及生活常识，因此，该等经两被上诉人第一次核实确定的上诉人魏日光的公余粮数1416.6斤是准确及正确的。4、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新桥村委会均田小组公余粮增减后实际情况表》（下称“公余粮情况表”），被上诉人确认将粮食情况表第及第二项载明的魏春华（变更继承人为魏勇求）、魏庚（变更继承人为魏某1）的公粮数分别由112公斤及252公斤分别增加至1340市斤及1096市斤，增加额分别为1116市斤及592市斤，理由是“属村干部调整，户代表同意无异议”；但却认定上诉人魏日光的公粮数由245公斤调整至1416.6市斤中的926.6市斤为虚报数额，显然，被上诉人采用不同的标准调整上诉人魏日光的公余粮数不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完全不能成立，详情如下：（1）粮食情况表仅载明了“魏春华”的身份为“村干”，而并未载明“魏庚”及“魏日光”的身份为“村干”，因此，如果被上诉人仅根据村干部的标准来确定是否增加公余粮数，则“魏庚”及“魏日光”应适用相同标准，但事实是，被上诉人却仅增加了“魏庚”的公余粮数，而拒绝承认上诉人魏日光的增加额；（2）被上诉人已经承认上诉人魏旦光曾担任均田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因而上诉人魏日光同为均田村干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因此，如果未在粮食情况表上备注为“村干”的“魏庚”能被定性为村干部，则同样为均田村委会提供服务的上诉人魏日光应同样被认定为村干部的身份，并理应与“魏庚”享受相同待遇；（3）《惠阳区淡水街道办汇报》载明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了解的“时任村长魏春华、会计魏庚两户增加1116斤、592斤，由于当年粮食局对其两户作为村干部有减免政策，其实际要承担的公余粮数为1340斤、1096斤”、“魏日光1993年作为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私自将其家公余粮数提高至1416.6斤（实际缴交490斤），虚报926.6斤”的内容仅为两被上诉人单方陈述，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其为被上诉人均田合作社成员，且该事实已经获得被上诉人的确认，因此，举证责任发生倒置，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上诉人存在故意错误申报公余粮数和其已公平合理适用相同标准之事实，否则，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1.相关第一次公余粮数的核实及确认工作及文件由被上诉人负责及制作，假使上诉人魏日光曾向被上诉人主动申报公余粮数为1416.6斤，被上诉人必定保留上诉人魏日光的申报文件；或者，如果有关全村的公余粮数仅由被上诉人核实及确定，被上诉人也必定保存有涉案公余粮数第一次确定及形成依据的原始文件，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2.粮食情况表载明的三位公余粮数存在较大增幅的魏春华、魏庚及上诉人魏日光均是为均田村干部，被上诉人无法合理说明为何区别对待、适用不同认定标准的原因，又无法提供其所称的当年粮食局对前两户作为村干部有减免政策的证明文件，因而两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3.正如前述，因上述三人的部分责任田当时转交给移民村的移民使用，故公余粮数发生较大增加，其他均田村居民均知道该等事实，但因与本案存在你输我赢的利害关系，上诉人无法获得村民作为证人予以证明。为此，上诉人恳请贵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公正裁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辩称，一、被答辩人魏日光虚报公余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首先，根据答辩人提交的《魏日光承包土地使用证》《常住人口登记表》《1987年均田村小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及《1990年均田村小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等证据，充分证实了被答辩人家庭依据其等承包的土地情况及家庭人数向政府缴纳公余粮490斤，而且被答辩人魏日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就该实际情况予以确认。其次，据答辩人向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及惠阳区粮食主管部门了解，原惠阳县（含现惠阳区）于1990年之后即不再实施公余粮制度，也即自199年之后，村集体土地的承包人无须再向国家缴纳公余粮，土地承包人的公余粮缴纳数额在1990年即已固定且此后未曾做过任何调整及变更。本案中，被答辩人家庭的公余粮缴纳数额在1990年为490斤，但在1993年却变成了14166斤，而且该变更没有任何的依据，而且与其一审庭审的自认相互矛盾，这充分证实被答辩人魏日光虚报公余粮数额。最后，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就答辩人对被答辩人魏日光虚报公余粮数额的行为提出信访请求后，经过调查了解，核实到被答辩人魏光1993年作为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私自将其家公余粮数提高至14166斤（实际缴交490斤），虚报926.6斤，其家从分配以来一直按照1416.6斤公余粮数分配至今，并就该情况向区监察委作出《关于新桥村委会均田小组长魏某1、村民魏日光信访问题情况汇报》（下称“情况汇报”）。淡水街道办事处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并通过调查了解所核实的情况有事实依据，其所作出的《情况汇报》可以作为被答辩人魏日光虚报公余粮数额的依据。各被答辩人认为淡水街道办事处调查了解的对象为现任组长魏某1，存在利益关系，缺乏客观性及公允性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等既没有提出证据证实魏某1的陈述缺乏客观性及公允性，也无法证实淡水街道办事处所核实的情况与事实情况不符，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答辩人的分配方案及决议合法有效，对答辩人全体集体成员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答辩人根据被答辩人家庭真实缴纳的公余粮数额，同时结合相关人员（如原村干部、退伍军人、五保户、医疗人员等）对集体及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及保障特殊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对被答辩人家庭及相关人员的集体利益作出相应的调整及纠正（增加彭娥英1986斤公余粮，将魏日光虚报的公余粮数额予以扣减），并作出的分配方案依法获得集体成员的表决通过，该分配方案是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自治的体现，对答辩人全体集体成员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被答辩人魏日光认为其曾担任村理财小组成员，属于村干部，应与其他村干部（魏春华、魏庚）同样享有公余粮增加调整的待遇，并认为答辩人采用不同的标准调整被答辩人魏日光的公余粮数额不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针对被答辩人的上述主张，答辩人认为没有任何依据：1.魏春华、魏庚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即担任答辩人的村长、会计，其等由村集体选举产生，属于村民自治的负责人，系村小组的干部成员；而村理财小组系村集体自发形成的监督村小组及村干部财务情况的临时人员，无须通过选举产生，不属于村小组的干部成员，被答辩人魏日光认为其系村干部，并应享受村干部待遇，没有依据。2.就算理财小组成员应享受村干部待遇，但被答辩人魏日光担任理财小组成员的时间为1993年，此时本行政区域已取消公余粮缴纳制度，其没有与魏春华、魏庚等人一样在缴纳公余粮时期为村集体作出相应的贡献，因此，也无权与魏春华、魏庚等人一样获得公余粮增加调整的待遇。3.答辩人就魏春华、魏庚等人公余粮增加调整已获得集体表决同意，但并未同意被答辩人魏日光公余粮增加调整被答辩人的请求不具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答辩人集体通过表决，同意对被答辩人家庭多领取的款项进行追讨，并在其等尚未领取的集体分红款中予以扣除，该决议符合法律规定，体现公平原则，对各被答辩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也反映出各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以维持。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答辩人提交的《魏日光承包土地使用证》、《常住人口登记表》、《1987年均田村小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及《1990年均田村小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等证据，同时，结合被答辩人提交的历次分红方案，以及被答辩人魏日光在庭审中对其1990年缴纳490斤公余粮的事实予以确认的实际情况，已足以查明及确认被答辩人魏日光存在虚报公余粮数额的行为，而且根据上述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与淡水街道办事处所核实的情况是一致的，在此前提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本案事实是清楚、正确的，不存在任何错误及片面的情形。其次，各被答辩人认为《情况汇报》并非对涉案事实的最终处理意见，而且一审法院也没有依职权向监察部门、公安部门调查其作出的最终处理意见及侦查意见，程序上出现严重错误。对此，答辩人认为：1.一审法院已根据答辩人代理人的申请出具《律师调查令》向惠阳区监察委调查其对淡水街道办事处《情况汇报》的最终处理意见，但监察部门以涉密为由，无法提供相关的处理意见。就该行为而言，一审法院已依法行使其调查职权，无程序瑕疵。另外，监察部门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专责机关，对普通人或普通犯罪行为不在监察部门的职责范围内，也就是说，淡水街道办事处《情况汇报》中所反映的情况不在监察部门的职责范围内。也就是说，监察部门是否出具最终处理意见均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2.公安部门的侦查意见仅能代表公安部门对魏日光虚报公余粮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的意见，其不能对魏日光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进行认定，而该侵权的认定部门恰恰是行使司法裁判权的人民法院，无论公安机关的侦查意见如何，都不影响一审法院对魏日光行为的定性。3.一审法院在本案证据已足以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事实认定，并作出公正的判决，被答辩人的上述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最后，各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应举证证明各被答辩人存在故意错误申报公余粮数额和答辩人已公平合理适用相同标准之事实。事实上，答辩人已充分举证证明被答辩人魏日光存在虚报公余粮数额的行为，而且已根据公平、平等的原则对各被答辩人超过分配方案制定的分配标准领取的集体款项予以追讨和抵扣，从而证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在此情况下，各被答辩人如认为答辩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则应就答辩人的抗辩理由继续举证，也就是说，此时的举证责任仍然由各被答辩人承担，而不是如被答辩人所主张的一刀切的举证责任倒置，否则，应由各被答辩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一、二向原告魏日光支付分红款852545元及利息（利息以653802.2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以198742.8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2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二、判决被告一、二向原告彭娥英支付分红款85254元及利息（利息以653802.2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以198742.8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2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三、判决被告一、二向原告魏伟鹏支付分红款852545元及利息（利息以653802.2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以198742.8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2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四、判决被告一、二向原告赖巧媚支付分红款852545元及利息（利息以653802.2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以198742.8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2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五、判决被告一、二向原告魏梓希支付分红款852545元及利息（利息以653802.2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以198742.8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25日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六、判决被告一、二日后按时足额向五名原告发放股份分红款；七、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上述金额不含利息暂合计：42627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魏日光出生于惠州市惠阳区***********民小组，其母叶吉红。原告彭娥英、魏伟鹏、赖巧媚、魏梓希分别是原告魏日光之妻子、儿子、儿媳、孙子；被告均田合作社、均田村小组均认可五原告是被告均田合作社成员和被告均田村小组成员。1984年，原告魏日光一户9人共承包水田9亩、輋坝地1.5亩，有承包土地使用证为凭。惠阳区粮食局关于被告均田村小组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中登记，原告魏日光1987年全年粮食任务为490斤，1990年粮食任务为245公斤即490斤。被告均田村合作社分红按现有人头50%，公余粮数50%进行分配。2017年至2019年，被告均田合作社共分红4次。2017年4月10日，被告均田合作社、均田村小组第一次造表分红，原告魏日光按公余粮数1416.6斤，每斤2689.097元计算，公余粮部分应分红3809374.8元；人口分红为5人按每人328947.36元计算，应分红1644736.8元，分红款共计5454111.6元。被告均田合作社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魏日光5454111.6元。2017年9月，被告均田合作社、均田村小组第二次造表分红，原告魏日光按公余粮数1416.6斤，每斤806.7元计算，公余粮部分应分红1142771.22元；人口分红为5人按每人93750元计算，应分红468750元，分红款共计1611521.22元。被告均田合作社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魏日光1611521.22元。被告均田合作社2018年第三次造表分红，原告魏日光分红公余粮数为1176.6斤、按每斤1882.368元计算，公余粮应分红2214794.18元，原告魏日光与其母亲叶吉红已分户，叶吉红另单独已分得公余粮款451768.32元（240斤，每斤1882.368元，该款和叶吉红个人人头分红款均已支付至叶吉红账户）；人口分红为5人按每人210843.37元计算共应分红1054216.85元，合计3269011.03元。被告均田合作社成员除原告等三户外，其余每户均签名领取分红款。因原告魏日光家庭的公余粮数额被核减，原告有异议不同意领取，被告均田合作社未支付各原告该次分红款。2019年1月，被告均田合作社、均田村小组召开全体村民户代表会议，决定以1990年粮食局登记的公余粮数额为标准分红，其中原告魏日光家庭公余粮数核准为490斤，减少926.6斤。2019年1月，被告均田合作社进行第四次分红，对原告魏日光一家的公余粮数再次确定为688.6斤计算（因原告彭娥英当时是村医疗站工作人员，村小组集体同意增加198.6斤，与其他村干部工作人员一致），每斤583.512元，应分红401806.36元；人口6人，每人60975.61元，应分红365853.66元，合计为767660.02元，均田村小组除原告一户外其余各户均签名领取分红款。因原告魏日光不认可公余粮数未签名，被告均田合作社未支付各原告第四次分红款。惠阳区街道办2019年4月向惠阳区监察委汇报原告魏日光涉嫌公余粮造假问题时认为，魏日光1993年作为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私自将其家公余粮数提至1416.6斤，实际缴交490斤，虚报926.6斤；其家从分配以来一直按1416.6斤公余粮分配至今，现村小组要求其退回虚报的926.6斤公余粮分配所得。另，村民同意给予原医疗站工作人员彭娥英、退伍军人魏观通、原生产队粮仓管理人员魏楠谷各198.6斤公余粮数额的照顾。上述决议除原告魏日光外，其他村民对公余粮数的增减决议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均田合作社是由被告均田村小组依法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有关规定，均田村小组全部财产均由被告均田合作社管理、支配。被告均田合作社是本案适格被告，均田村小组是基层群众组织，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应驳回原告对被告均田村小组的起诉。被告均田合作社确认各原告是被告均田合作社成员，有权与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样平等获得集体收益的分红款。根据被告均田合作社的决定，分红按现有人头50%，公余粮数50%进行分配；而公余粮数以1990年粮食局登记的公余粮数额为标准分红，其中原告魏日光家庭户公余粮数为490斤。2019年1月，被告均田合作社进行第三次分红时对原告魏日光一家的公余粮数再次确定为688.6斤计算，故魏日光等各原告在第一、二次分红时公余粮数均多分728斤（1416.6斤-688.6斤），多支付魏日光等各原告2544940.22元（728斤×2689.097元/斤+728斤×806.7元/斤）。被告均田合作社应向魏日光等各原告支付第三次分红款1898647.13元（688.6斤×1882.368元/斤+人头分红1054216.85元，应扣减已支付给叶吉红的公余粮分红款451768.32元）、第四次分红款566641.53元（688.6斤×583.512元/斤+人头分红365853.66元，应扣减叶吉红应得分红款共201018.49元），相互抵扣后，被告均田合作社多支付魏日光等各原告分红款79651.56元[1898647.13元+566641.53元-2544940.22元]。原告诉请被告均田合作社支付各原告分红款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应由各原告向村集体返还分红款79651.56元，因被告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依据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不予处理，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各原告作为被告均田合作社的成员，有权与其他村民一样平等享受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被告均田合作社已足额向原告发放分红款。但对于将来可能的利益，尚未形成纠纷，不是人民法院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魏日光、彭娥英、魏伟鹏、赖巧媚、魏梓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901.8元，由原告魏日光、彭娥英、魏伟鹏、赖巧媚、魏梓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1.请求法院依职权向惠阳区监察委调取该委就涉案事实的最终处理意见及资料；2.请求法院依取权向惠阳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调取该队就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上诉人虚报公余粮数一事作出的侦查意见及资料；3.请求法院依取权调取被上诉人保存的涉案公余粮数第一次确定及形成依据的原始文件；4.请求法院依法调查上诉人魏日光、魏春华、魏庚在涉案公余粮第一次确定及形成前将部分责任田转交给移民村的移民使用之事实；5.请求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其所称的当年惠州市粮食局对魏春华、魏庚作为村干部有减免政策的文件。本院认为：本案是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上诉人魏日光等5人作为村集体成员并享有村集体分红的权利，以及新桥村均田经济合作社分红按现有人头50%、公余粮50%进行分配，上述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魏日光等5人的集体分红款系应当按照490斤计算抑或按照1416.6斤计算的问题。具体判析如下：首先，根据均田经济合作社提交的《魏日光承包土地使用证》《常住人口登记表》《1987年均田村小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1990年均田村小组粮油任务落实情况表》等证据，可以确认，上诉人魏日光家庭户实际向政府缴纳公余粮为490斤，而上诉人魏日光家庭户前两次受领分红则按照1416.6斤公余粮计算，不管是村小组理财人员登记错误，还是上诉人故意虚假申报，上诉人前两次分红按照1416.6斤公余粮计算，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缺乏相应依据。因此，上诉人在第一、二次分红时多领取的分红部分，应当在后续分红款中予以抵扣，经核算，截止目前为止上诉人应分得款项抵扣后，均田经济合作社仍多付79651.56元，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请求均田经济合作社支付分红款，并无不妥，应当予以维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魏春华、魏庚、魏日光当年将部分责任田转交给移民村使用的特殊情况和魏春华、魏庚、魏日光曾是村干部的身份，予以核实及增加公余粮。”上诉人对于上述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再次，惠阳区街道办于2019年4月25出具的《关于新桥村委会均田小组长魏某1、村民魏日光信访问题情况汇报》载明：“魏日光1993年作为村小组理财小组成员私自将其家公余粮数提至1416.6斤（实际缴交490斤），虚报926.6斤，其家从分配以来一直按1416.6斤公余粮分配至今，现村小组要求其退回虚报的926.6斤公余粮分配所得。除魏日光外，该小组民对公余粮增减情况均无提出异议。”上述情况汇报由政府部门书面出具，具有高度可信性，进一步印证上诉人实际缴交公余粮490斤，并且虚报926.6斤从中获取超额的利益分配。最后，调查取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称或者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书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书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七条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其一，上诉人申请向惠阳区监察委调取该委就涉案事实的最终处理意见及资料。上述请求事项，在原审期间，惠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9年11月28日已经明确回复：“根据相关规定，信访人的举报材料及相关证据属于涉密材料，应严格保密，无法提供。”其二，上诉人请求调取惠阳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的意见资料。上述部门仅对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作出处理，对本院的实体处理无实质影响。其三，调取被上诉人保留的原始文件、减免政策文件等。上诉人请求向被上诉人调取的上述证据，应当有充分的依据由被上诉人持有，而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没有相关的证据。第四，调查上诉人魏日光、魏春华、魏庚在涉案公余粮第一次确定及形成前将部分责任田转交给移民村的移民使用之事实。该项请求的调查事项不具体、不明确且无明确的调查线索。因此，上诉人二审申请的调查取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应当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40902元，由上诉人魏日光、彭娥英、魏伟鹏、赖巧媚、魏梓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苗苗书 记 员 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