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0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民航机场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3326-3328。法定代表人：梁海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君奇，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华，广东金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美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屹，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民航机场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美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银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美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美银公司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其事实与理由是：第一，《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咨询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期限是至合作一事终止时止,而不是至某事项办理完成时止,由此可证明合同的主要义务不仅仅是居间撮合、办理代持入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咨询服务主要是居间撮合、办理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深圳市锦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某公司）一事，依此逻辑，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锦某公司一事已于2016年5月办理完成，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也依约支付了2016整年度的服务费用。至此,因合同义务已按约履行完毕，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就应当终止。但一审法院判决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向美银公司支付2017年以后的咨询服务费的前提是合同仍处于有效履行的状态，故一审法院在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结果上相互矛盾。根据《咨询服务协议》关于“美银公司受托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全权办理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锦某公司合作一事,至合作一事终止时止”的表述，股权代持合作应理解为一个持续性的法律行为，从居间撮合起至代持结束止。因此，美银公司受托事项不仅包括代持协议的签订、股权的变更，还包括代持协议的顺利履行、综合费用的按时足额支付、参与或协调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和锦某公司的沟通、谈判，直至代持退出的顺利完成。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美银公司之间的合作模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关于概括性委托之规定。庭审中,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从未认可咨询服务等同于居间撮合及办理股权代持,咨询服务应理解为贯穿整个股权代持合作的始终。第二,《咨询服务协议》中咨询服务费的计算是以综合费用为基础,而不是按事项计收固定费用,由此可以证明委托事务是否完成的标志之一是综合费用是否正常收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咨询服务协议》委托事务的条款约定不明确,美银公司认为仅包括代持协议的签订及股权的转让；机场联合控股公司认为除此之外，还包括综合费用的按时足额支付、参与或协调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和锦某公司的沟通、谈判、代持退出的顺利完成。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约定“咨询服务费总额为：锦某公司每年支付美银公司480万元综合费用的40%（192万元）…直至锦某公司或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合作一事终止时止”，该条款足以认定，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美银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保证代持合作的顺利终止,即代持退出的顺利完成。在此之前,美银公司的受托事项当然包括使机场联合控股公司顺利收到综合费用,只有当机场联合控股公司顺利收取综合费用后,才有义务按照该费用的40%向美银公司支付服务费用。易言之，若美银公司并不提供该服务,却有权收取如此高昂的服务费,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交易习惯。被上诉人美银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机场联合控股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美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美银公司咨询服务费（以16万元/月的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月为止，至起诉之日暂计17个月为272万元）；二、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23日，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变更前名称，以下简称机场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美银公司签订编号为20160525#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美银公司接受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有偿委托，美银公司全权办理机场金融控股公司代持锦某公司合作一事。协议有效期从美银公司向机场金融控股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开始提供咨询服务时起，至锦某公司或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合作一事终止时止。咨询服务费按以下第1-2项规定的方式支付：1.咨询服务费总额为锦某公司每年支付美银公司480万元综合费用的40%（192万元），由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按每个月1-3日支付美银公司咨询服务费16万元，直至锦某公司或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合作一事终止时止。2.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每年度实收锦某公司年度利润双方按照60%：40%分配，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每年度收款后1-10日内支付40%给美银公司，直至锦某公司或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合作一事终止时止。2016年5月25日，锦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志某与机场金融控股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1.机场金融控股公司代持锦某公司80%的股权；2.锦某公司每年支付给机场金融控股公司代持费480万元；3.若公司盈利，以公司每年净利润的26%向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支付相应款项（扣除每年已支付的480万元）；4.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委派案外人刘某（美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出任锦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并协调公司工作。2016年5月25日，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向锦某公司出具编号为160525-1号的委托支付书，明确告知锦某公司每月需向其支付的480万元的代持费分两部分支付，其中60%支付给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剩余40%支付给美银公司及案外人刘某（美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2016年6月7日，锦某公司更名为深圳民航机场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出资2400万元，占股80%。2016年11月18日，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向美银公司转账20万元；2017年3月20日，机场金融控股公司再次向美银公司转账40万元，合计转账60万元。2017年1月19日，刘某收到一笔14万元的转账汇款。美银公司当庭表示此三笔合计74万元及其他应收账款相互抵扣，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给美银公司的2016年的咨询服务费。庭审中，美银公司、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双方均认可2016年的咨询服务费已付清，从2017年1月起未再支付咨询服务费。机场金融控股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与2016年11月17日分别开具两张服务费及咨询服务费发票，发票金额合计40万元。2017年4月26日，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更名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2018年5月9日，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因刘志某未按时支付代持款项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未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或变更美银公司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也未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或变更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刘志某之间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要审理的主要问题是：一、美银公司是否尽到咨询服务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二、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是否应当继续向美银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的《咨询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美银公司、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提出解除合同，也未提起撤销、变更合同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美银公司、机场联合控股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美银公司须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锦某公司一事提供咨询服务，但咨询服务协议未详细约定咨询服务的具体内容。从庭审中双方的陈述来看，双方约定的咨询服务主要是居间撮合、办理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锦某公司一事。咨询服务协议签订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入股锦某公司，占有锦某公司80%的股权，并将锦某公司更名为深圳民航机场置业有限公司。至此，咨询服务协议项下美银公司撮合办理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的合同义务已经实现，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主张美银公司未提供实质性的服务，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美银公司已经完成咨询服务协议项下的受托事项，不存在违约行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协议约定，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应当支付美银公司咨询服务费，咨询服务费分两种方式计算：1.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每月支付美银公司16万元；2.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将实收锦某公司的年度利润的40%支付给美银公司。约定的履行期限为从美银公司向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开始提供咨询服务时起至锦某公司或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合作一事终止。截至本案庭审时，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仍为民航机场置业公司（锦某公司）股东，即锦某公司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仍为股份代持合作关系，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应按约继续向美银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但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仅支付咨询服务协议项下2016年的咨询服务费，未支付2017年1月之后的咨询服务费，存在违约行为。美银公司按照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诉请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拖欠的咨询服务费，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美银公司诉请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美银公司咨询服务费至付清之月，一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到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判决: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美银公司支付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的咨询服务费32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美银公司预交），均由机场联合控股公司负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确认。另查，2016年5月30日锦某公司的股东由刘恒某持股1%、刘志某持股99%变更为刘恒某持股1%、刘志某持股19%、机场金融控股公司持股80%。2016年6月7日锦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深圳民航机场置业有限公司”，目前股东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持股80%、杨宝才持股20%。再查，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刘志某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为有偿代持标的股权，刘志某同意以标的公司锦某公司每年的净收益为基数，按26%支付给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作为综合费（刘志某保证支付保底收益），保证支付给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综合费暂定为480万元。对于《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咨询服务费，二审调查中美银公司称是与刘志某向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代持费同步的，美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吉与刘志某是朋友，锦某公司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之间的代持合作持续期间需要美银公司起到一个关系磨合的作用，刘志某出于感谢愿意将代持费提高到每月40万元，由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从中支付给美银公司劳务报酬即咨询服务费16万元，锦某公司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都答应每个月持续向美银公司支付16万元的咨询费，刘志某已经按照约定向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了每月40万元的代持费，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不应从中截留。另外，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以刘志某为被申请人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主要为要求刘志某赔偿代持行为应得利益损失680万元（自2017年1月5日起至全部款项偿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8日）。深圳仲裁委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深仲裁字第949号裁决书，该仲裁案件中刘志某答辩称《协议书》实际已于2017年12月28日解除。当时由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去公安部门报案双方无法继续合作，《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又于2018年7月10日以刘志某为被告提起诉讼，进一步证实《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仲裁裁决查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向刘志某出具3张收款收据，其中编号为337004的收款收据记载收到代持标的公司交来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共9个月的综合费360万元；编号为337005的收款收据记载收到代持标的公司预付综合费480万元……。”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效力，仲裁裁决认为双方当事人均未对《协议书》的效力提出异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代持标的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机场联合控股公司登记为名义股东之前，代持公司不涉及国有资产成分，故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精神，《协议书》系有效合同。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目的，仲裁裁决认为，刘志某是代持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代持标的公司由于是民营企业，较难获得银行融资；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在银行融资方面具有某些方面的优势，双方当事人遂协商一致由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担任代持标的公司的名义控股股东，再变更一下代持标的公司的名称，上述操作完成，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以控股股东身份提供担保，代持标的公司申请银行融资，成功获得渤海银行8000万元的借款，可见，《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代持标的公司申请银行融资。关于股权代持《协议书》有无解除的问题，在仲裁程序中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主张于2018年1月24日向刘志某发出的《告知函》属于解除合同通知书，但由于刘志某不予理会也不配合办理股权回转手续，所以《协议书》并未解除；刘志某表示收到《告知函》后同意解除，但由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要求另行付费才能办理股权回转，所以没有进行代持股权的变更登记，《协议书》已解除。仲裁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并经分析认为，不能因为代持股权仍然登记在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名下而推导出《协议书》尚未解除的结论。该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委托人或受托人可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刘志某向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综合费”即股权代持费用的问题，仲裁裁决经分析相应收款收据后认为，刘志某预付综合费480万元按每个月40万元计算，可视为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共12个月的股权代持综合费。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2月之前的综合费并无异议，且仲裁庭推定股权代持《协议书》自2018年2月1日起解除，则应视为刘志某已足额支付了《协议书》解除之前的综合费。据此仲裁裁决驳回申请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的仲裁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美银公司诉请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支付2017年1月起的咨询服务费每月16万元。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上诉称美银公司为其代持入股锦某公司一事已于2016年5月办理完成，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向美银公司支付了2016年整年度的服务费用，双方合同关系已终止，还称美银公司未提供相应服务，锦某公司亦未及时向其支付代持费，据此认为无需支付服务费。对此，本院认为，《咨询服务协议》前言部分载明美银公司接受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有偿委托、全权办理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入股锦某公司合作一事，协议条款中并未约定咨询服务的具体方式及内容。在双方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的同一天，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锦某公司的股东刘志某签订《协议书》，刘志某将其持有的锦某公司的80%股权委托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代持，工商信息显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已变更为锦某公司持股80%的股东，《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有效期是从美银公司2016年5月12日开始提供咨询服务时起，至锦某公司或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合作一事终止时止，同时约定在此期间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每月支付美银公司咨询服务费16万元，每年合计192万元，系锦某公司每年支付给机场联合控股公司的480万元代持综合费用的40%。据此，《咨询服务协议》实则可理解为只要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锦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书》处于正常履行状态，该两方合作未终止，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即应按月支付美银公司咨询服务费16万元。美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深圳民航机场置业有限公司即锦某公司的代持合作已终止，双方确认2016年度服务费已结清，故美银公司有权依据《咨询服务协议》主张2017年1月起后续的服务费，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上诉主张代持成立后无需再支付服务费显然不能成立。鉴于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后来因与刘志某产生股权代持费用的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深圳仲裁委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了（2018）深仲裁字第949号裁决书，该裁决书根据机场联合控股公司2018年1月24日向刘志某发出的《告知函》的内容并结合刘志某关于《协议书》已解除的主张推定机场联合控股公司与刘志某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自2018年2月1日解除，并认定锦某公司已向机场联合控股公司足额支付2018年2月1日之前的代持费。基于该新发生的事实，本院认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尚需向美银公司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应计至2018年1月，一审法院判决机场联合控股公司向美银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至2018年8月不妥，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有不当之处，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深圳民航机场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美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的咨询服务费208万元；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美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机场联合控股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3560元，由上诉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负担25505元，由被上诉人美银公司负担80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由上诉人机场联合控股公司负担18564元，由美银公司负担元99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