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内0603行初141号原告：扎某，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某，公民身份号码×××，现住乌海市。被告：乌审旗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52727011738772Q。负责人：吉某，该苏木的苏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萨某，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扎某不服被告乌审旗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扣发其草牧场等各类补贴，于2019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某，被告乌审旗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萨某、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扣发原告草木场等各类补贴存在行政过错；2、判令被告补发2010年至2018年草木场各类补贴160399.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8年3月，原告以户主身份代表妻子傲特根伊希格、女儿哈斯其木格、哈斯高娃、儿子斯庆必力格与呼和芒哈嘎查签订第二轮草木场承包合同一份，承包草木场3205亩。2008年11月9日，经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鄂民一终305号判决书判决与傲特根伊希格离婚。2009年3月13日，乌审旗政府乌政发（2009）6号文件规定给自愿退出草牧场的牧民，除安排住房以外发放各类草木场、生活等补贴至2027年。原告除2002年1月与前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共同转包给额尔德尼其莫格的位于陶利河边1408亩（其中可使用的标准草场330亩，其余均为沙漠），以外的1797亩草木场全部退给了国家。按旗政府（2009）6号文件，哈斯高娃的户口已迁至沙力格嘎查，并参加了当地第二轮草木场承包。因此，依文件应当享受草木场补贴的人是原告、傲特根伊希格、哈斯其木格、斯庆必力格四人。当时原告和傲特根伊希格已经离婚，无法共同居住，被告给原告房屋一处。但被告在统计申报应享受草木场等各类补贴的人员时，将原告名字删除，并于2009年11月17日伪造一份《生态自然恢复区人口整体搬迁自愿退出合同书》（以下简称自愿退出合同书）一份，剥夺了原告应享受的各类草木场补贴的权利。反而与傲特根伊希格又签订了一份自愿退出合同书，将原承包合同的3205亩重新调整后的4000亩草木场和14亩水地的补贴约定给傲特根伊希格等三人。因原告自2010年至2018年没有领到任何草木场补贴，认为前妻冒领，就于2018年9月向乌审旗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乌审旗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以（2018）内0626民初2245号判决，认定傲特根伊希格自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8月8日共领取的481199.58元的草木场补贴，是给傲特根伊希格、哈斯高娃、斯庆必力格三个人的，该补贴中不包括扎某、哈斯其木格二人的，由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提起上诉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以（2019）内06民终518号判决书确认一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按两级法院判决481199.58元只是三个人的补贴，而原告和哈斯其木格的320799.72元（481199.58÷5×2）被被告扣留。综上所述，被告在行使执行乌审旗人民政府（2009）6号文件的行政行为时，明知原告符合政府6号文件规定的要求，应当享受各类草木场补贴的情况下，弄虚作假，在《生态自然恢复区人口整体搬迁自愿退出合同书》上伪造原告签字（蒙文写成“扎木雅恩）”，取消原告享受草木场补贴资格，随意填写合同项空格，并没有告知原告，侵犯了知情权。被告在执行乌政发（2009）6号文件时，存在行政过错。使原告多年拿不到应得的草木场等各类补贴160399.86元（481199.58元÷3人），是被告行政过错造成，理应纠正过错，弥补原告损失。被告乌审旗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理由1、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从原告诉状陈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的实际是生态移民补贴，而非草牧场等各类补贴。草牧场等各类补贴和生态移民补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原告目前享受政府给予的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牧民生产资料补贴、库区移民补助、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助、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宗教人士补助、农牧民冬季取暖补贴、农村三民定期定量补助、长寿补贴、牧民燃油补贴等十类补贴。而生态移民补贴是针对生态移民户发放的补贴。2009年，乌审旗人民政府实施生态移民时，原告作为呼和芒哈嘎查社员，也是移民户，但不享受生态移民补贴。因为1997年，第二轮草牧场承包时，原告一户（5口人）承包了呼和芒哈嘎查3205亩草场（草场分两块，其中一块为2078亩，另一块为1408亩，但草原证为一本）。原告与前妻离婚后，其前妻经营2078亩草场，原告经营1408亩草场。2002年，原告将自己经营的1408亩草场有偿转让给本嘎查牧民额尔德尼其莫格。2009年，生态移民前，政府进行摸底调查，因原告既不能提供草原证，也没有实际经营的草场，在《整体搬迁基本情况统计表》上草场面积、水浇地、房屋等一栏都没有填写内容。而生态移民补贴，就是依据《整体搬迁基本情况统计表》所填写的内容进行补贴。因原告没有可退出的草场、房屋、水浇地，故不享受生态移民补贴。至于给移民户每人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助，按照乌审旗人民政府（2009）6号文件精神，转移的农牧民性年满55周岁，女性50周岁直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不享受生活补助。2009年，原告已年满65周岁，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不享受生活补助。苏木政府和嘎查考虑到原告的实际情况，为了照顾原告的生产生活，还是给原告分了80平方米的移民安置房。现该移民安置房一直由原告居住、使用。因此，根本不存在扣发原告草牧场各类补贴的情况，原告按政策规定该享受的各种补贴、补助全部由原告本人获得；2、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首先，从农牧民享受的财政补贴资金的来源上讲，财政补贴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盟市财政、旗县财政。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后，乡苏木已没有财税权，乡苏木政府并不是财政补贴资金的提供者。所以，如果原告主张补发草牧场补贴，应当向旗财政主张。其次，从财政补贴资金发放流程来讲，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综改办《关于旗县财政与代理银行（社）“一卡通”系统直连改革的通知》内财农改（2011）696号文件要求，农牧民财政补贴资金通过直连改革实现了“无缝对接”，也就是说，所有的财政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直接到了农牧民手里，财政补贴资金由旗财政直接划拨到银行，由银行代付。因此，作为乡苏木政府想要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资金，首先在技术上做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告并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3、从财政补贴资金的来源和发放流程可以看出，原告的主张与苏木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案并不是行政诉讼案件，原告曾以前妻冒领其草牧场补贴，要求前妻退还草牧场补贴为由，起诉至乌审旗人民法院，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被驳回的理由是“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那么，原告完全可以收集证据后重新提起民事诉讼，来救济自己的权利。综上，建议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3日，乌审旗人民政府印发《2009年乌审旗图克镇和苏力德苏木生态自然恢复区整体搬迁工作实施方案》。搬迁区基本情况，图克镇梅林庙嘎查、苏力德苏木陶尔庙嘎查和呼和芒哈嘎查三个嘎查户籍总人口**、2670人，总土地面积为1089平方公里，其中水浇地26561亩、牲畜总头数95112头（只），人均水浇地9.9亩，耕地保肥保水性差，单位面积产量低。2009年2月底前完成搬迁协议签订和住宅区规划设计及征地工作，由图克镇和苏力德苏木完成签订协议工作，由规划局完成迁入区规划设计，由国土局负责征地工作。整体拆迁政策：1、土地政策，搬迁区内现有水浇地从2009年起每年每亩补贴300元，连续补贴至2027年；草牧场补贴按人口总数平均分配，退出区草牧场每亩补贴5元，补贴不足的由财政补足，连续补贴至2027年。2、房屋及养殖设施补贴政策，3人以下的住户提供80平方米住房，4-6人的住户提供90平方米住房，7人以上的住户提供100平方米的住房，所得住房不得出售。拆除砖混、砖木结构的住房、凉房，砖木结构和砖混结构的棚舍给予适当补贴。3、生活补贴政策，转移的农牧民，每人每年发放4000元，连续发放至2027年。年满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农牧民不再享受每年4000元生活补贴。4、牲畜出售补贴政策，退出区牧民每处理一只羊补贴50元，每处理一头牛补贴200元。还包括就业、创业、教育及参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等。适用范围，以第二轮双权一制和家庭联产承包时到户土地草牧场为基础，以现有户籍户籍人口享受补贴，的草牧场由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时的原承包方享受补贴政策。为人口整体退出区项目，成立了乌审旗农村牧区生态自然恢复区人口整体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旗人口转移办，负责整体退出区人口转移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落实、全面实施等工作。旗财政每年足额安排预算，统筹解决农牧民转移所需资金。2009年11月17日，原告扎某（一户一人）与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呼和芒哈嘎查人民委员会三方签订《生态自然恢复区人口整体搬迁自愿退出合同书》。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于2011年1月25日分给原告扎某南丁社区15号2单元202号（面积79.85平方米）住房**。2010年6月17日至2019年8月2日，原告扎某账户转入“停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停发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牧民生产资料补贴”、“库区移民补助”、“农村居民临时救助补助”、“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助”等共计75519.64元（包括伟林花的生态移民补贴24000元）。2009年11月18日，傲特根伊希格（一户三人，包括哈斯其木格、斯庆毕力格）与苏力德苏木人民政府、呼和芒哈嘎查人民委员会三方签订《生态自然恢复区人口整体搬迁自愿退出合同书》。2010年5月13日至2019年4月22日，傲特根伊希格账户转入各项补贴共计517686.39元（包括哈斯其木格、斯庆毕力格各项补贴）。另查明，2018年9月10日，原告扎某诉傲特根伊希格、哈斯其木格、斯庆毕力格、哈斯高娃至乌审旗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傲特根伊希格、哈斯其木格、斯庆毕力格、哈斯高娃返还草原补贴96239.86元及其利息23315.45元，共计119555.31元。2018年12月4日，乌审旗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626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扎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傲特根伊希格、斯庆毕力格、哈斯高娃领取的各项补贴中包括其承包的草原补贴，故驳回原告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扎某不服判决，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3日，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6民终51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扎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应得补贴数额，无法明确其诉讼主张，应由上诉人进一步证明，故维持原判，驳回扎某的上诉。又查明，2018年12月12日，原告扎某的弟弟，即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某给苏力德苏木党委书记呼日亚图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明确或解决傲特根伊希格究竟领取多少亩草场补贴？其中是否包括1998年扎某名下承包的3205亩草场？如果包括，扎某的补贴发给谁了？如果不包括，各种证据证实而且傲特根伊希格自己承认的已经拿了4000亩草场补贴如何解释？”信中还请求“对傲特根伊希格已经领取的481199.58元的各种草场补贴中包括不包括扎某的份额尽快查清并给予书面答复”。2019年4月16日，苏力德苏木呼和芒哈嘎查人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上书：呼和芒哈嘎查希日朱力格牧社傲特根伊希格的草牧场承包合同所涉及的各项补贴关系到傲特根伊希格、扎某、哈斯其木格、哈斯高娃、斯庆毕力格五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扎某所在的乌审旗苏力德苏木芒哈嘎查在2009年乌审旗生态自然恢复区整体搬迁范围内，被告按《2009年乌审旗图克镇和苏力德苏木生态自然恢复区整体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与原告扎某签订《生态自然恢复区人口整体搬迁自愿退出合同书》，并于2011年1月25日向原告交付上述合同书约定的住房一套。综上所述，从2011年至原告2019年起诉之日，已经超出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扎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扎某。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 文 静审 判 员 庆达玛尼人民陪审员 杨  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吕 佳 音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经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