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823民初620号原告：王和平，男，195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尉犁县。被告：周建超，男，1976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尉犁县。被告：刘玉玲，女，197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尉犁县。被告：李学智，男，1957年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江苏省徐州市。原告王和平与被告周建超、刘玉玲、李学智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和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伦勤，被告周建超，被告刘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陇河，被告李学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毅、马新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和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棉花产量损失（每亩损失15公斤×7.2元×280亩）=30240元，棉花衣分差价损失（3937.66公斤×15元）=59064.9元，合计89304.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被告周建超、李学智在尉犁县湘川餐厅召集原告和十几户棉农吃饭，宣传并推销其加工的“苏丰一号”棉种，被告李学智口头承诺销售的棉种属于合法棉种，还发了“苏丰一号”棉种宣传单，被告李学智当众书面承诺：“凡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如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原告2016年购买了750公斤（30袋×25公斤）苏丰一号棉种，原告共计付现金15000元，被告周建超出具了收条。2016年原告种植了280亩地“苏丰一号”棉种的棉花，棉花播完后原告才知道被告卖给原告的“苏丰一号”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2016年5月初到7月底因棉种带有枯萎病病菌，棉花苗陆续死亡，造成原告种植的280亩棉花减产4200公斤（每亩最少减产15公斤，籽棉平均价7.2元/公斤，产量损失30240元）。棉花衣分损失59064.9元（被告承诺衣分44-46%，实际衣分平均不到39%最少差4个衣分，原告衣分差价是3937.66公斤，平均皮棉价为15元=59064.9元），共计损失：89304.9元。原告多次给两被告打电话，被告李学智（4月份回江苏）电话说：“让周建超用药物处理。”被告周建超2016年5月至8月多次到地里看过棉花，每次都承诺等李学智来就解决。被告周建超与刘玉玲系夫妻关系，周建超棉种经营收入用于维持家庭生活，被告刘玉玲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11月30日原告和30多户棉农多次找被告周建超，被告周建超承诺并保证：“近期处理损失问题。”久拖不予赔偿。无奈诉至法院。被告周建超辩称：原告所诉属实，对原告主张的棉花产量损失30240元和棉花衣分差价损失是58134.6元没有异议。被告刘玉玲辩称：对原告起诉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周建超和刘玉玲已于2018年1月31日离婚，原告起诉的棉花损失周建超并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被告刘玉玲不应当赔偿相应的责任。被告李学智辩称：1.本案的诉讼系原告王和平、被告周建超、刘玉玲恶意串通，提起的民事诉讼，目的就是要逃避或者挽回向李学智承担买卖债务，李学智在江苏省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被告周建超、刘玉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提起了诉讼，一审、二审的结果都是周建超、刘玉玲向李学智支付棉种款215625元。2019年3月20日作出的终审判决，后就出现本案王和平向周建超、刘玉玲、李学智提起了诉讼。2.从诉讼主体上来说，李学智并未向王和平卖过种子，即便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应该是周建超是直接的责任人，不该起诉李学智。3.原告在诉讼请求构成说的很清楚，有一部分是棉花衣分差价的损失，按皮棉来计算损失，谁都知道，收购棉花是按每公斤籽棉多少钱为单位来收购，不是说你卖了多少皮棉，按皮棉来给价格结算，周建超对这个情况也是很清楚的，但在答辩中直接说这是事实，从这可以反应中他们是恶意串通。4.关于产量损失的计算方法不适当，不能以前后两年的产量来得出其中一年的产量减产没有，因为影响产量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品种以外，种植模式、播种期的早晚，土壤肥力，管理水平，投入的肥料和人工等因素来综合确定的，不是单凭种子有问题就会减产，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要求驳回原告对被告李学智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底,周建超、李学智召集包括原告王和平在内等农户向其宣传“苏丰一号”棉种，所散发的“苏丰一号”宣传单载明：一、品种特性，中熟品种，生育期130天左右，枝株塔形，茎杆粗状，中花单铃重7.5克左右，衣分44-46%，纤维长度28-30mm，马克隆值4.7，霜欠花率93%，吐絮畅、好捡花，抗棉铃虫，红铃虫，抗枯萎，耐黄萎等。二、栽培要点，4月5日-20日播种，一般肥力棉田每亩8000-10000株。科学灌溉施肥，株高控制在80cm,7月上旬打顶结束。售后服务承诺，凡购买“苏丰一号”，播种时不得混合，如出现黄萎枯萎病供种方提供预防指导，衣分在尾期可达40%以上……等。2016年4月1日李学智在宣传单的背面出具承诺书，“凡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如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承诺人李学智（江苏徐州铜山王套村）。”2016年4月9日，原告王和平向被告周建超购买了“苏丰一号”棉种750公斤，并支付棉种款15000元。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显示王和平2016年种植280亩，细绒棉折合单产409.04公斤/亩。共销售16车棉花。重量、衣分分别为1.2016年11月14日重量5400公斤、衣分38%，单价7.02元。2.2016年11月20日重量2240公斤，衣分36%、单价5.9元。3.2016年11月5日重量5860公斤，衣分38.5%、单价7.05元。4.2016年11月1日重量5160公斤，衣分39%、单价7.2元。5.2016年10月29日重量6060公斤，衣分38.7%、单价7.17元。6.2016年10月27日重量4240公斤，衣分39.7%、单价7.17元。7.2016年10月26日重量4380公斤，衣分40%、单价7.2元。8.2016年10月25日重量4620公斤，衣分40%、单价7.2元。9.2016年10月24日重量5240公斤，衣分40%、单价6.9元。10.2016年10月17日重量5700公斤，衣分39.8%、单价7.48元。11.2016年10月10日重量6260公斤，衣分40.8%、单价7.68元。12.2016年10月6日重量5460公斤，衣分41%、单价7.6元。13.2016年9月19日重量6560公斤，衣分41%、单价7.3元。14.2016年9月22日重量5760公斤，衣分40.6%、单价7.26元。15.2016年9月24日重量9020公斤，衣分40.2%、单价7.12元。16.2016年10月15日重量6080公斤，衣分38.7%、单价7.5元。原告种植的被告提供的“苏丰一号”棉种，原告销售的籽棉平均价格为7.17元。2017年11月30日周建超给原告出具保证书，“尉犁县种植苏丰一号棉种的农户，2016年种植我们苏丰一号棉种的用户，凡棉花衣分达不到李学智承诺的标准，造成棉花衣分损失，我和李学智已商量，近期就来我县解决损失事宜。保证人，周建超。”另查明，案涉的“苏丰一号”棉种，系2014年4月16日湖南隆平高科亚华棉油种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李学智（乙方）签订杂交棉种生产合同。李学智通过案外人周建伟联系到被告周建超销售苏丰一号，经与被告周建超协商，被告李学智将棉种以邮寄的方式送至新疆尉犁县，被告周建超收到棉种后对外销售2016年3月28日周建超给李学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李学智棉种共计：贰拾叁吨陆佰（23600）公斤，计944袋”等内容。后被告周建超陆续给付原告棉种款75000元，并退回棉种4225公斤。收条在（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卷中。被告周建超和李学智因案涉的“苏丰一号”棉种款发生纠纷，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元25日依法作出（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内容载明“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李学智将合法培育的棉种出售给周建超，周建超辩称因李学智未取得种子销售许可，涉案合同系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因此本案中李学智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而将棉种对外销售，该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涉案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返还必要的应当折价赔偿。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涉案买卖合同无效，但因对外销售的棉种系合法培育形成，涉案棉种已由被告周建超对外销售完毕，无返还的可能，并且被告周建超就收到棉种向原告出具收条，被告周建超应将尚欠棉种款给付原告”。该判决向被告周建超、李学智送达后，周建超,刘玉玲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已生效。再查明，被告周建超与被告刘玉玲原系夫妻关系，在新疆尉犁县共同生活，于2018年1月31日离婚。被告刘玉玲参与了案涉棉种的部分销售工作。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收据一张、《苏丰一号》品种宣传单二份、承诺一份、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信息平台王和平2016年、2017年棉花交售信息二份，王和平的棉花衣分损失清单一份、《今日头条》、《全国棉花收购加工月报（2016年9月）》各一份、收购单一组16份。被告周建超提供（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2018）苏03民终4226号、尉犁县种子管理农业执法大队扣押清单一份、被告刘玉玲提供离婚证一份。被告李学智提供（2017）苏0312民初10498号、（2018）苏03民终4226号。江苏省徐州市中院庭审笔录13、14页、2017年11月13日李学智与周建超就卖种子算账的单子一份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证实。本院认为：一、对被告李学智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案是因棉种是否符合所宣传的质量、性能引起的诉讼。被告李学智是案涉棉种的经营者，属于本案适格主体，对被告李学智提出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二、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棉花减产损失30240元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出示的是其2016年和2017年棉花产量的对比证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2017年的棉花产量比2016年的棉花产量多，不能直接证明2016年棉花产量比2017年少，系“苏丰一号”棉种存在质量问题所致。影响棉花产量的因素有很多，除品种以外，种植模式、播种期的早晚，土壤肥力，管理水平，投入的肥料和人工、天气等因素都会影响棉花的产量。对被告该项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仅依2016年和2017年棉花产量多少的证据，拟证明2016年棉花产量减产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对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棉花衣分差价损失59064.9元的诉讼请求。被告周建超、李学智在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户宣传销售案涉的“苏丰一号”棉种过程中，所散发的宣传资料中宣称“苏丰一号”棉花衣分为44%-46%，并且被告李学智以书面承诺书形式再次向农户承诺“凡周建超销售的苏丰一号种子，如出现质量问题，由我承担经济责任。”原告庭审中出示的其2016年销售的16车棉花衣分为36%-40%，未达到被告承诺的最低衣分4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原告要求被告李学智承担其棉花衣分的损失有法可依，本院予以支持。籽棉检验过程中，将籽棉轧成皮棉才能检验出棉花衣分，对原告提出棉花衣分应按皮棉计算的主张，予以采纳。原告棉花衣分损失应为：1.2016年11月14日重量5400公斤、衣分38%，5400公斤×衣分38%=2052公斤,540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376元,即2376-2052=324公斤。2.2016年11月20日重量2240公斤，衣分36%、即2240元×衣分36%=806.4公斤,224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985.6公斤,即985.6公斤-806.4公斤=179.2公斤。3.2016年11月5日重量5860公斤，衣分38.5%、5860公斤×衣分38.5%=2256.1公斤，58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78.4公斤,即2578.4公斤-2256公斤=322.3公斤。4.2016年11月1日重量5160公斤，衣分39%、5160公斤×衣分39%=2012.4公斤,51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270.4公斤,即2270.4公斤-2012.4公斤=258公斤。5.2016年10月29日重量6060公斤，衣分38.7%、6060公斤×衣分38.7%=2345.22公斤，60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666.4公斤,即2666.4公斤-2345.22公斤=321.18公斤。6.2016年10月27日重量4240公斤，衣分39.7%、4240公斤×衣分39.7%=1683.28公斤,424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1865.6公斤,即1865.6公斤-1683.28元=182.32公斤。7.2016年10月26日重量4380公斤，衣分40%、4380公斤×衣分40%=1752公，438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1927.2公斤,即1927.2公斤-1752公斤=175.2公斤。8.2016年10月25日重量4620公斤，衣分40%、4620公斤×衣分40%=1848公斤，462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032.8公斤,即2032.8公斤-1848公斤=184.8公斤。9.2016年10月24日重量5240公斤，衣分40%，5240公斤×衣分40%=2096公斤,520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305.6公斤,即2305.6公斤-2096公斤=209.6公斤。10.2016年10月17日重量5700公斤，衣分39.8%、5700公斤×衣分39.8%=2268.6公斤，570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08公斤,即2058公斤-2268.6公斤=239.4公斤。11.2016年10月10日重量6260公斤，衣分40.8%、6260公斤×衣分40.8%=2554.08公斤,62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754.4公斤,即2754.4公斤-2554.08公斤=200.32公斤。12.2016年10月6日重量5460公斤，衣分41%、5460公斤×衣分41%=2238.6公斤，54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402.4公斤,即2402.4公斤-22238.6公斤=163.8公斤。13.2016年9月19日重量6560公斤，衣分41%、6560公斤×衣分41%=2689.6公斤，65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34.4公斤,即2886.4公斤-2689.6公斤=196.8公斤。14.2016年9月22日重量5760公斤，衣分40.6%、5760公斤×衣分40.6%=2338.56公斤，576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534.4公斤,即2534.4公斤-2338.56公斤=195.84公斤。15.2016年9月24日重量9020公斤，衣分40.2%、9020公斤×衣分40%=3608公斤,902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3968.8公斤,即3968.8公斤-3608公斤=360.8公斤。16.2016年10月15日重量6080公斤，衣分38.7%、6080公斤×衣分38.7%=2352.96公斤,6080公斤×承诺最低衣分44%=2675.2公斤,即2675.2公斤-2352.96公斤=322.24公斤。以上合计3835.8公斤，即3835.8公斤×15元/公斤的皮棉价（2016年新疆皮棉销售价格为15300元/吨，皮棉每公斤为15.3元，原告选择15元）=57537元。四、本案责任承担方面。被告周建超和李学智均是案涉棉种的经营者，应承担经营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被告周建超和李学智应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被告刘玉玲与被告周建超在本案棉种销售期间系夫妻关系，并且参与了本案棉种销售工作，被告刘玉玲作为当时被告周建超的妻子和实际销售者，应当与被告周建超、李学智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对被告刘玉玲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建超、刘玉玲、李学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王和平棉花衣分差价损失57537元。二、驳回原告王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2元，减半收取1016元，保全费920元，由原告王和平承担361.4元，由被告周建超、刘玉玲、李学智承担157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侯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康宁宁本院特别提醒当事人注意：（1）债务人必须按本裁判文书确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和要求，履行债务。否则将受到民事或刑事制裁。（2）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的第二日起算，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3）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时债权人有义务提供被申请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的证据。（4）执行有风险，如果债权人提供不出相关的证据，本院又没有找到被申请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风险责任由申请执行人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