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602行初113号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昌文，总经理（未到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3686172703W。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屹谷，云南金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申时燕，系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未到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00015133578L。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欢。第三人邓大林，男，汉族，1971年03月04日出生，云南省盐津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盐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丽，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昭通市人社局）、第三人邓大林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于2019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1月26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屹谷，被告昭通市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欢、第三人邓大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邓大林在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桃子煤矿井下从事采煤工作，长期接触粉尘。2018年1月24日，经昭通市中医院诊断为：职业性煤工尘肺贰期。2018年8月15日，第三人邓大林向盐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盐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8月31日予以受理，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经调查核实邓大林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诉称，一、被告认定事实不清。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于2013年10月在原告处打零工，2014年3月31日全省煤矿政策性整体停产停业，所有员工和零时工均整体退出岗位，不再上班。2015年3月原告单位开始井下检修准备复工作业。接上级主管部门通知，要求在职职工和合同工、零时工均实行“上岗前体检”，身体不合格的职工和合同工、零时工不得录用井下作业。为此，原告单位于2015年4月28日组织全体职工和合同工、零时工到煤监局指定的水富云天化医院体检，本案第三人也在本次体检人员内。因本案第三人检查诊断为：“两肺纹理增多紊乱模糊，两肺模糊结节影，肺间质××变”。未被原告单位录用，从此未在原告单位上班，与原告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2018年9月3日突然收到盐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的（盐人社告〔2018）18号《举证告知书》，要求原告对第三人反映情况：申请人（第三人邓大林）在原告单位桃子煤矿井下从事采煤工作，2018年1月24日经昭通市中医院诊断为煤工尘肺贰期是否属于工伤进行举证。原告单位认为，本案第三人于2014年3月31日就已经不在原告单位上班，且2014年3月31日前也只是几个月的零时工，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未建卡建档，何来举证。再说，第三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已经5年之久，何来劳动关系？再者，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过程中，应当举证证明最基本的事实劳动关系吧。所以，原告未举证没有基本事实的强加的“举证责任”。2019年8月20日收到盐津县人社局送达的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昭人社工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同时收到昭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8月7日作出的昭劳鉴（2019）497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一份，鉴定结论为：邓大林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程度）肆级。对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实属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二、被告认定程序严重违法。1、根据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工伤认定办法》第18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本案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日期是2018年10月31日，严重超越法定行政认定时限，属于严重程序违法。2、根据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工伤认定办法》第22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日期是2018年10月31日，原告于2019年8月20日才收到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这期间相隔294天，即送达时长超过了10个月。这样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不得不让原告合理怀疑其中的假设。3、原告于2019年8月20日收到被告单位作出的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还收到昭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昭劳鉴（2019）497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即被告单位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尚未生效，怎么就已经申请了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理。法律规定申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应当提供《认定工伤决定书》。本案原告还没有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怎么就《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己经作出。为此，被告单位的违法行政行为，剥夺了原告单位参与鉴定的权利，不得不让原告单位对第三人（被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提供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存在异议。三、被告的行政认定证据不足，第三人申请认定举证不能。被告在作出昭人社工（2018）107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过程中，未敦促第三人应当举证证明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申请“认定工伤”的前置条件必须是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单位应当告知第三人邓大林（申请人）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要求其依法就存在“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为此，被告在作出昭人社工（2018）107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过程中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昭人社工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3、《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复印件1份，证明：①、第三人在2015年3月发病没有被聘用，做出职业病鉴定的时间是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保护期限；②、在工伤认定之前没有进行劳动关系的认定；③、被告的送达时间超过了工伤认定的期限，程序违法。经质证，被告昭通市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2、3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送达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限对原告的权利并没有影响，反而对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有影响。经质证，第三人邓大林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认为，根据《认定工伤决定书》所载明的事实，第三人在患病后于2018年经过医院诊断为职业病后，在一年之内向被告提起工伤认定是在法定的时限之内；对第3组证据认为，该《鉴定结论》没有发挥其法律效力，原告已经申请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重新鉴定，等待新的鉴定结果。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答辩人认定第三人邓大林患职业病为工伤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一）事实：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邓大林在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桃子煤矿井下从事采煤工作，长期接触粉尘。于2018年1月24日，经昭通市中医医院诊断为：职业性煤工尘肺贰期。(二）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邓大林《工伤认定申请书》、邓大林《身份证》复印件、《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企业登记基本信息、邓大林持证照片、邓大林委托法律顾问资料、《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编号：49)及送达回证、《举证告知书》（盐人社告〔2018〕18号）及送达回证、原告举证资料（《报告》、盐津县煤炭工业局《证明》、《云南省煤矿建设项目复建验收确认表》）、第三人再次提交证据资料（《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CT检查报告单》、《水富云天医院放射科检查报告单》、《昭通市中医医院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2017）云0623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终2361号《民事判决书》）、调查笔录（余天华、余天群、邓大林）、桃子村海子小组《证明》、《认定工伤决定书》昭人社工（2018）1076号及送达回证。(三）法律依据：第三人邓大林在从事工作过程中因长期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导致患职业病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答辩人依法予以认定邓大林患职业病为工伤。二、原告主张撤销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答辩人认为，一是根据生效的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与第三人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向两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确认的事实，完全能确认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依法成立，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的从业时间与第三人提供的昭通市中医医院《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中载明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时间相吻合。二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之规定，第三人提供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由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昭通市中医医院出具，完全属于依法取得。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中载明的用人单位名称是“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因此，答辩人本可对第三人依法取得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无需再调查核实，直接予以认定工伤即可，但鉴于原告在认定阶段进行了举证，本着行政机关应遵循的“客观公正中立”原则，原告经全面调查核实后才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三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答辩人在办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程序中，依法向原告送达了《举证告知书》。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书面举证材料中并未对第三人提交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所载明的事项、结论等提出任何异议，说明原告完全承认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的职业危害接触史等内容。四是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在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时超过规定的时限，主要原因是原告方在工伤案件办理过程中拒不积极配合行政机关（答辩人）的工作，寻找各种理由故意不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消极应对导致，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原告方的法律救济途径和时效，并不足以撤销答辩人所作客观公正行政决定。综上，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依法成立，第三人在从业过程中患职业病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答辩人所作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昭阳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身份证明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2、《工伤认定申请表》、邓大林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邓大林的《身份证》、《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原告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表》、邓大林持证《照片》、邓大林的《授权委托书》、《指派代理人函》、复印件各1份，证明第三人依法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3、《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依法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4、《举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依法告知用人单位进行举证的权利；5、原告提交的《报告》、盐津县煤炭工业局《证明》、《云南省煤矿建设项目复建验收确认表》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进行了举证，但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6、第三人再次提交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报告单》、《水富云天医院放射科检查报告单》、《昭通市中医医院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2017）云0623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终236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第三人进一步积极举证，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7、盐津县人社局对余天华、余天群、邓大林作的《调查笔录》、三人《身份证》、桃子村海子小组小组长及村民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在不需要调查的情况下，本着认真负责客观公正中立的原则，进一步开展调查核实，确定邓大林所主张的事实属实；8、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经过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本案虽然于很长一段时间才送达给原告是因为原告方多次推脱，被告最后依法送达后对原告方的权利并没有任何影响，反而对第三人的权利有影响。经质证，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交的8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1、第三人在2015年3月发病后没有被原告聘用，第三人是在2018年才做出职业病鉴定，已经超过了保护期限；2、第三人在工伤认定之前没有进行劳动关系的认定；3、被告的送达时间已经超过了工伤认定的期限，属于程序违法。经质证，第三人邓大林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第三人邓大林述称，本案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当予以维持。原告诉请所依据的三个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1、第三人在原告处上班属于客观事实，根据检查确认其患有职业病，第三人在发病后，其劳动关系就已经经过仲裁委进行确认;2、被告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送达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影响，原告在收到第三人的劳动能力鉴定书后，已经申请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并没有剥夺原告的救济权利；3、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阶段就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若原告方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不具有劳动关系，其举证责任在原告方。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邓大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经过庭审举证和质证，本院认为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3组证据客观真实，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昭通市人社局提交的8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原则，能够证明第三人邓大林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经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盐津县人民法院及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邓大林向盐津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5月27日，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第三人邓大林的申请作出盐劳人仲（2016）裁字第35号《仲裁决定书》，认定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第三人邓大林与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成立。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收到上述裁定书后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盐劳人仲（2016）裁字第35号《仲裁决定书》中未确定第三人邓大林的工种，影响到邓大林的职业病诊断。后第三人邓大林再次向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第三人于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在原告处从事采煤工作。2017年5月5日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盐劳人仲（2017）裁字第61号裁定书，认定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第三人在原告公司从事采煤工作。2017年6月12日原告收到上述裁定书后不服，于同月26日向盐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第三人邓大林不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9月1日，盐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23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邓大林与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1月10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6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经盐劳人仲（2016）裁字第35号裁决书裁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成立，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又起诉请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驳回。2018年1月24日，昭通市中医医院作出昭市中医职（尘）诊字二〇一八年NO087《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第三人邓大林为职业性煤工尘肺贰期。2018年8月10日，第三人邓大林向盐津县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盐津县人社局于2018年8月31日同意受理。2018年9月7日，盐津县人社局向原告送达盐人社告（2018）18号《举证告知书》。2018年9月10日，原告向盐津县人社局提交《报告》及《云南省煤矿建设项目复建验收确认表》等证据材料，欲证明原告单位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后第三人邓大林再次向盐津县人社局补充提交了《云南省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CT检查报告单》、《水富云天医院放射科检查报告单》、桃子乡海子小组长书写的《证明》等证据材料。为查明案件事实，盐津县人社局向余天华、余天群等人进行了调查。2018年10月31日被告昭通市人社局根据盐津县人社局上报的材料作出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邓大林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2019年8月20日，被告昭通市人社局向原告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8月30日，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本院认为，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经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盐劳人仲（2016）裁字第35号裁决书认定：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第三人邓大林与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成立。故原告提出的其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当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可以自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及《云南省职业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三条“劳动者离开原岗位或者原用人单位后，两年内出现疑似职业病症状的，可以向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诊断，申请人应当提供诊断所需资料”之规定，第三人邓大林2015年4月28日及5月25日到达水富云天医院及云南省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后的影像学诊断结论均为“双肺病变、结核、粉尘所致肺部改变待鉴别”。根据上述二份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邓大林在2015年时已经出现职业病疑似症状。2018年1月24日，第三人邓大林经昭通市中医医院诊断为：职业性煤工尘肺贰期。本案中，虽第三人邓大林的职业病鉴定时间为2018年1月，但从2016年起第三人邓大林一直就其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而职业病的鉴定须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故第三人申请诊断职业病的期限也应当予以顺延。第三人邓大林于2018年1月24日经昭通市中医医院诊断为职业性煤工尘肺贰期后，于2018年8月10日向盐津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符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虽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出邓大林被诊断为煤工尘肺贰期时其未被原告单位录用长达三年之久,无法确定邓大林遭受意外伤害系在原告公司采煤务工期间造成,但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第三人邓大林2015年4月离开原告单位后又到其他从事接触粉尘作业的单位工作过。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收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邓大林的职业病系在其它单位工作造成，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作出的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三、关于被告程序是否违法，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问题。盐津县人社局于2018年8月31日受理了第三人邓大林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作出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被告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原告的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已经超过了《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送达时限，且并未提交任何部门同意延期处理的依据，故被告昭通市人社局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违法。但被告的该违法行为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如因此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将不利于及时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综上所述，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虽程序违法，但依法应不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昭人社工（2018）107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违法；二、驳回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盐津万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兴慧人民陪审员  张 浩人民陪审员  吴桂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马世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