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03民初17934号原告：卢智敏，女，195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长汉，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祖国，男，195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欣栗，重庆中联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泰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鱼洞金竹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622044710E。法定代表人汪祖国，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欣栗，重庆中联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智敏与被告汪祖国、第三人重庆泰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公司）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经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诗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赵婧担任法庭记录。原告卢智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长汉、黄敏，被告汪祖国（也是第三人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欣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智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原告卢智敏依法分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泰通公司11.7%的股份的50%；二、原告卢智敏分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泰通公司的股东分红款1294.333334万元，该款由汪祖国向卢智敏支付；三、本案的案件受理费134920元及财产保全费10000元由被告汪祖国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卢智敏与被告汪祖国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5月13日经（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准予离婚。2016年8月15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渝05民终526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被告汪祖国撤回上诉，原一审民事判决书生效。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卢智敏与被告汪祖国共计持有第三人泰通公司90%的股份（其中原告卢智敏持股比例为18.3%，被告汪祖国持股比例为71.7%），并判决由原告卢智敏与被告汪祖国各自分得第三人泰通公司39.15%的股份，尚余11.7%的股份未分割，卢智敏应分得11.7%股份的一半。此外，第三人泰通公司在2010年至2014年10月13日期间累计向各股东分红1100万元，上述分红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汪祖国应分702.66万元（具体计算公式为71.7%×500万元+600万元×71.7%×0.8）。卢智敏应分款179.34万元已由汪祖国实际领取，因此卢智敏应分得（179.34万元+702.66万元）÷2=441万元，由汪祖国向卢智敏支付。2014年10月、12月，第三人泰通公司又先后向各股东分红3200万元、800万元，卢智敏和汪祖国双方已实际分得2880万元，卢智敏已经得到了586.66666万元，汪祖国实际分得2293.333334万元，还应分配给卢智敏853.333334万元（2880万元÷2-586.666666万元），被告汪祖国应当将上述1294.333334万元（441万元+853.333334万元）支付给原告卢智敏。被告汪祖国辩称，对原告卢智敏要求分得泰通公司11.7%股份的50%没有异议，请求驳回原告卢智敏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卢智敏诉称2010年-2014年10月13日前泰通公司曾经向股东分配了1100万元的分红款，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无法证明泰通公司向汪祖国支付了分红款，泰通公司没有1100万元分红相应的记账凭证和支付凭证。因为当时汪祖国持有的股份并没有71.7%，还没有收购李云和卢延易的股份，原告卢智敏对1100万元中汪祖国的分红计算方式有误。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上面记载泰通公司于2010年-2014年分红1100万元，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卢智敏对此予以认可，即使该1100万元的分红实际发放，卢智敏也通过事后的追认将分红款交予汪祖国支配，用于家庭生活消费以及投资经营，不再需要征得卢智敏的同意。第二，对2014年10月、2014年12月泰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进行4000万元分红，虽然泰通公司向汪祖国名义上支付了分红款2293.333334万元，但是汪祖国在同一时间段就向泰通公司归还了1810万元，实际上汪祖国并没有领取到2293.333334万元的分红款，剩余的分红款，汪祖国也随后用于了家庭生活及泰通公司的投资经营，该分红款在原被告双方离婚之前均用完，所以不存在再进行分割。同时，汪祖国将分红款1810万元归还给泰通公司以后，该款性质发生变换，其所有权归泰通公司，也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从泰通公司的财务帐上可以看出，在2014年、2015年实际支付分红款的时候，泰通公司的银行存款余额以及收入在支付了公司日常费用以及其他股东的分红款以后已经没余额再向汪祖国支付上述分红款，其实质均是用汪祖国归还给泰通公司的款项再通过财务走账的方式转圈式的支付给汪祖国后又回到了泰通公司，所以汪祖国也没有实际领取到分红款。第三人泰通公司述称，同意被告汪祖国的答辩意见。原告卢智敏围绕诉讼请求举示了以下证据：1.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民终5263号《民事裁定书》及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2.2014年12月18日的《协议书》及同日的《股东会决议》、《3200万元利润分配计算表》、《利润（800万元）分配计算表》、《明细分类表》、《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档案证明》、（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4299号离婚案的两次庭审笔录、卢智敏与汪祖国领取部分分红款的银行交易凭证14张。拟证明2010年-2014年全体股东共计分红5100万元，被告汪祖国作为泰通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经收到分红款，且原告卢智敏应得分红中的179.34万元已由被告汪祖国实际代卢智敏领取。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3民初98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被告及泰通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申请书及提供的银行账号、2016年9月30日汪祖国与卢华签订的《泰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传票一张、2016年10月31日卢华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2016年7月4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案外人卢华与被告汪祖国于2015年1月18日签订的《泰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汪祖国转让给卢华泰通公司11.7%的股权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此外，卢华与被告汪祖国于2016年9月30日再次签订《泰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案外人卢华明知原、被告在离婚期间，仍与被告签订合同，系与被告恶意串通，帮助被告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4.根据原告卢智敏的申请，本院调取的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的交易明细流水。拟证明由被告汪祖国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第三人泰通公司与被告汪祖国个人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且被告汪祖国已经实际领取泰通公司全部分红款。5.泰通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两页，包括《出资者（股东）情况》、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6.原被告购买7套房屋的产权资料、合同及缴款发票。7.1999年泰通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股东投入资本明细表及验资报告。8.原告卢智敏申请证人唐天贵、徐熙出庭作证。证人唐天贵陈述：2004年成为泰通公司的股东，持有泰通公司5%的股份。2014年9月之前泰通公司总共向股东分红1100万元，2014年10月分红3200万元，2015年1月或2月（实际收到分红款的时间）分红800万元。从2009年到最后一次2015年1、2月泰通公司总计分红5100万元。汪祖国和卢智敏发生了矛盾，卢智敏申请冻结公司账号，唐天贵想从中调和，唐天贵起草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汪祖国、卢智敏对《协议书》作了修改。唐天贵陈述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中第二条：“各方确认自2010-2014年以来，泰通公司共计分红4300万元”，这4300万元是指2009年至2014年9月的分红1100万元，以及2014年10月的3200万元，不包括2014年12月泰通公司股东决议分红的800万元。《协议书》中第二条“2010年-2014年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具体是指的2010年至2014年9月之前分红1100万元。关于《协议书》第二条载明“2010年--2014年泰通公司1100万元分红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唐天贵不是很清楚汪祖国是否代卢智敏领了分红款。协议本身来讲，卢智敏是同意汪祖国代领这个事情，至于拿没拿，怎么拿唐天贵不知道。唐天贵在泰通公司2009年分红5万元，2010年分红25万元，2011年分红5万元，2012年分红10万元，2013年分红8万元。2014年9月之前，唐天贵的分红都是由公司的会计曹忠芬直接转到其存折上。从2009年-2014年9月之前，泰通公司分红有时候有股东会决议，有时候没有。证人徐熙陈述：2010年之前成为泰通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5%的股份，是卢智敏代持的。分红有时是卢智敏，有时泰通公司转给徐熙的。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签订时汪祖国、卢智敏、唐天贵、徐熙都在场。大家一起去了医院，汪祖国当时在医院看眼睛，后来大家就在医院签了字，《协议书》后来拿回泰通公司补盖的章。《协议书》中所述的2009年-2014年这几年的分红款徐熙已实际得到了。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原告卢智敏举示的第1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汪祖国为了达到与卢智敏不离婚才在不是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形下签订了《协议书》。泰通公司只在2014年10月及2015年5月进行了两次分红，税前共计4000万元，没有原告所诉称的另外有1100万元的分红，该1100万元在泰通公司的财务账上没有体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泰通公司实际向各股东支付了该1100万元的分红款及具体金额。假设该1100万元实际进行了分红，但该分红款已经用于原被告双方的家庭生活所需以及对外经营所需，已经不存在，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同时，根据2014年12月18日的《协议书》，在第二条的第二行上面有一句话：“分红1100万元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卢智敏予以认可”。即使1100万元实际进行了分红，那么该句话表明卢智敏与汪祖国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卢智敏已将该分红款交由汪祖国进行支配并处理，且汪祖国可以将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及对外投资经营所需，而无需另行征得卢智敏的同意。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汪祖国转让股份给卢华是因为泰通公司支付了3200万元的分红款，缺乏流动资金，因此才予以转让，且价款用于泰通公司日常所需，并没有恶意串通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首先，银行流水显示了汪祖国于2014年10月和2015年5月领取分红款以及汪祖国用分红款向泰通公司归还借款1810万元的事实，证明了汪祖国实际上并没有全部领取到原告所称的分红款金额。其次，流水看出汪祖国与泰通公司之间有频繁的资金往来，印证了被告汪祖国所提出的在原被告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汪祖国的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有大量的混同，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以及投资购买固定资产且具有合理性。原被告双方除了经营泰通公司获取经营收入以外，没有其他经济收入来源，被告以向泰通公司借款的方式来支付家庭共同生活和经营所需符合事实情况。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第5组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反映的内容有异议。因为关于出资者股东情况上面所记载的泰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但实际上注册资本只有600万元，因为在此前泰通公司的各个股东进行了虚假增资2400万元，后来被重庆市巴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获，最终出具了处罚决定书，要求将其注册资本调回到真实的出资额600万元，同时上一事实还被重庆市巴南区经济侦查支队立案进行侦查，并对股东制作了询问笔录，可以印证该事实。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被告认为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同时李云只是名义股东，是代持股，其本身不参加公司经营活动。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第6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上述房屋的购买时间以及具体情况，在原被告之前的离婚诉讼中已经查明，并作出了分割，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汪祖国及第三人泰通公司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验资报告上面所记载的卢智敏、李云的出资均不是真实状况，那么实际的出资人是被告，不论是谁出资，都是夫妻投资所形成的共同财产。验资报告上面的资金是夫妻共同出资，其中35万元是汪祖国找朋友借的。第一次离婚诉讼当中的庭审笔录中原告卢智敏认可了出资情况。第二次的判决书上也注明了是汪祖国出资，都是共同财产。被告汪祖国对证人唐天贵、徐熙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人对当年的客观事实已经记不清了，无法正确的表达当时所感知的事实情况，使用了大量的推测和揣测的语言。第三人泰通公司对证人唐天贵、徐熙的证人证言质证意见是：泰通公司分红时必须要有股东会决议，并依法上税，据实做账，不能通过私下的协议书对泰通公司的分红行为以及未发生过的分红事实，分红款单独进行约定，而且约定也是无效的，应当以客观的书面证据作为认定本案分红款基本事实的依据，而不能依据协议书。本院对原告卢智敏举示的第1组至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综合本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评判，两名证人的证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被告汪祖国举示以下证据：1.2014年9月6日及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签字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8日），拟证明泰通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分红3200万元和800万元，其中3200万元的分红在2014年10月30日前打入股东账户，800万元分红在2015年10月30日前打入股东账户。2.2014年《3200万元利润分配计算表》及2014年12月16日《利润分配计算表》，拟证明各个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应当分配的分红款金额，包括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3.汪祖国分红款发放证据及明细表，拟证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17日，泰通公司累计向汪祖国支付分红款1834.666667万元。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6月19日，泰通公司累计向汪祖国支付分红款458.666667万元。汪祖国共计收到分红款2293.333334万元。4.卢智敏分红款发放证据及明细表，拟证明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月7日，泰通公司累计向卢智敏支付分红款469.333333万元。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5月25日，泰通公司累计向卢智敏支付分红款117.333333万元。卢智敏共计收到分红款586.666666万元。5.被告汪祖国向本院举示汪祖国将分红款1810万元还给泰通公司的明细表及凭证证据，拟证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17日，汪祖国在该期间收到分红款1834.666667万元后，同一期间向泰通公司归还1460万元，其后又归还350万元，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2月29日用领取的分红款归还泰通公司1810万元的事实。6.被告汪祖国向本院举示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借款明细表及记账凭证、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汪祖国因家庭共同生活所需以及泰通公司经营所需累计向泰通共计借款11907.3037万元。7.被告汪祖国向本院举示2011年1月1日—2016年7月31日汪祖国向泰通公司还款记账凭证及后附承兑汇票、费用报销单、银行转账凭证、报账借支款明细表，拟证明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汪祖国累计向泰通公司报账和还款共计8731.5418万元，主要用途是归还汪祖国向泰通公司的借款（包括分红后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归还分红款1810万元）以及支付泰通公司日常经营费用。8.被告汪祖国申请司法审计，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9.被告汪祖国向鉴定机构提交的泰通公司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8日资金来源及去向明细表。拟证明汪祖国在2014年10月第一次分红，实际没有分取得1834万元的分红款，而是将该款项还回了泰通公司。10.被告汪祖国向鉴定机构提交的泰通公司四个银行账号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向法院以及鉴定机构提交的证据当中涉及被告与泰通公司的资金往来均有相应的银行流水作为证据予以印证。11.2012年6月6日、6月25日、6月26日三张泰通公司记账凭证及2012年6月4日借款申请单、付款凭证，拟证明这三张记账凭证共用一个借款申请单，金额共计500万元。12.2012年10月9日、10月15日、10月27日三张泰通公司记账凭证及2012年10月8日借款申请单、付款凭证，拟证明这三张记账凭证共用一个借款申请单，金额共计500万元。13.2013年3月25日泰通公司记账凭证两张、借款申请单一张、2013年3月27日借款申请单、2013年3月14日借款申请单，借款金额共计800万元的付款凭证。14.2013年3月29日泰通公司记账凭证、2013年3月28日借款申请单，借款200万元的付款凭证。15.2013年12月30日泰通公司记账凭证、2013年12月25日借款申请单、借款1100万元的付款凭证。16.2013年12月31日泰通公司记账凭证、借款130万元的付款凭证。17.2012年1月9日泰通公司收款凭证、2012年1月6日银行现金交款单。18.2013年1月19日泰通公司记账凭证两份、银行收款凭证两份、2013年1月16日现金缴款单两份。19.手机短信记录11页(提交打印件)，养老待遇领取人员指纹，人脸采集登记表（复印件）、重庆高压开关厂文件一张（复印件）,拟证明正因为当时卢智敏向汪祖国索要450万元的分红，为了不离婚，满足卢智敏的要求，以卢智敏持有的18.3%的股份根据450万元的分红款金额倒推公司就应当总体分红3200万元，以此来说明这次分红以及签订协议书都是为了不离婚而满足卢智敏的要求。原告卢智敏对被告汪祖国举示的第1、2、3、4组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该金额只是2014年和2015年的分红款项，没有包括2010年-2014年9月以前的1100万元应分配的分红款项。原告卢智敏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泰通公司被汪祖国实际控制，财务凭证资料以及账目的设置均系汪祖国虚构，即使认定归还1810万元，也是汪祖国以夫妻共同财产归还个人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卢智敏的个人利益。原告卢智敏对第6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被告汪祖国的证明目的，第一，银行凭证和账目的设置由公司单方制作，汪祖国又实际控制公司，带有片面性。第二，借款系汪祖国虚构，实际上不存在。第三，即使有借款，也是汪祖国的个人行为。借款明细中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属于以材料款的名义借出，其实该部分款项账目一进一出是平的，第二部分是汪祖国以个人名义来借的款项，该部分款项没有用在家庭共同生活开支，且借款单上卢智敏也没有签字，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属于汪祖国的个人债务。原告卢智敏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理由同上。原告卢智敏对第8组证据审计报告的质证意见是：1、原告不同意进行本次司法鉴定。2、鉴定报告与本案是没有关联性的，包括鉴定结论都是根据泰通公司和汪祖国提供的凭据所下的结论，而汪祖国和泰通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来就带有片面性，因此该鉴定报告中所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3、该鉴定报告其实只是对泰通公司和汪祖国提供资料的重复。4、该鉴定报告中所称借款以及还款，由于公司被汪祖国实际控制，这些财务账目都是他凭空虚构的。5、根据鉴定报告汪祖国的借款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材料款的名义借出，以材料款的名义借出的那部分款项，一进一出账目是平的，另一部分显示的是汪祖国的个人借款，卢智敏从未签字，也不知情，也未得到一分钱，是属于汪祖国的个人行为及个人债务。6、卢智敏和汪祖国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泰通公司所得到的分红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使汪祖国将1810万元分红款项偿还了其个人借款，该行为也损害了卢智敏的个人利益，卢智敏坚决不同意，要求将该共同财产予以分割。7、该鉴定报告仅仅是根据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供的部分资料而进行的鉴定，而被告和第三人所提供的资料只是泰通公司财务资料的一部分，因此该鉴定报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能真实客观的反映汪祖国与泰通公司的真实资金往来，此外报告中1810万元分红款的界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没有其他依据来认定该1810万元就属于分红款。原告卢智敏对第9组和第10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1年3月份税务查账，查到泰通公司的账目有问题，从那时候起，泰通公司的每一笔收入只要到了泰通公司的账上就全转入汪祖国的私人账户上，接近4000万元的现金汪祖国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并没有划回泰通公司，泰通公司需要用钱的时候是由汪祖国从私人账户上划回公司。从2010年开始原告卢智敏已经离家出走，被告汪祖国实际控制泰通公司，所以关于财务凭证以及账目怎么做都是泰通公司财务按照被告汪祖国的意思来做。被告汪祖国用分红款1834万元归还了借款仅仅是被告的单方陈述，而且被告汪祖国与泰通公司的借款是虚假，都是为了应付税务检查和财务做账，但是可以印证被告汪祖国已经实际领取到分红款项。原告卢智敏对证据第11组至第18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记账凭证下面的签名是打印的，有些是空起的，不符合财务制度，没有本人签字。并且所有的凭证也是在汪祖国独自掌控公司的情况下要求财务单方制作的。原告对第19组证据短信打印件、养老待遇领取人员指纹，人脸采集登记表、重庆高压开关厂文件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汪祖国举示的以上证据没有异议。虽然原告卢智敏对第11组至第18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被告汪祖国均当庭出示原件，故本院对被告汪祖国举示的以上证据真实性的予以确认，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评判。第8组证据审计报告的证明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第三人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2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拟证明2012年12月20日各股东决定税前分红200万元。2.2012年12月27日记账凭证（银73）和2013年2月1日记账凭证（银1），《股东分红款明细表（银行）》二张、银行划款凭证。拟证明2012年度汪祖国持股65%，卢智敏持股18.3%，二人合计分得税后分红款133.28万元，泰通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分两次划给汪祖国。3.2013年12月18日《股东会决议》，拟证明2013年12月18日各股东决定税前分红200万元。4.2014年1月22日记账凭证（付87），《2013年股东分红计算表》、中国工商银行划款凭证。拟证明：2014年1月17日，泰通公司将汪祖国和卢智敏总计应分得的税后分红款133.28万元划给汪祖国。5.2014年1月22日记账凭证（收11），中国工商银行划款凭证。拟证明：汪祖国在2014年1月17日收到2013年分红款133.28万元后，于同日将其中100万元还给泰通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又将其中30万元还给泰通公司，用于泰通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原告卢智敏对第1组证据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股东决议会内容卢智敏不知情，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对2012年泰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分红20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告卢智敏对第2组证据中泰通公司记账凭证真实性有异议，记账凭证下面的签名是打印的，没有本人签字，凭证也是在汪祖国独自掌控公司的情况下要求财务单方制作的。两份《股东分红付款明细表》卢智敏的签名也是汪祖国代签的，对该两份表格中分红款的计算方式和应分的金额没有异议，足以说明汪祖国为卢智敏代领分红款的事实。对《客户借记通知单》8张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对第3组证据即2013年12月18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2年12月泰通公司分红2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股东会决议》签名不是卢智敏的。原告对第4组证据中2014年1月22日记账凭证（付8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3年股东分红计算表》上的签名也不是卢智敏所签，对该计算表中分红款的计算方式和各股东应分的金额没有异议。对中国工商银行划款凭证形式的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原告对第5组证据中2014年1月22日记账凭证（收1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制作是汪祖国掌控的。对第5组证据中的中国工商银行划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同意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如系汪祖国向泰通公司还款没有证据加以证明。被告汪祖国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查，第三人所提交的所有凭证及银行划款单均出示原件，本院对所有凭证及银行划款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股东会决议》及《股东分红付款明细表》上是否为卢智敏签名不予确认。本院确认：2012年泰通公司分红200万元，卢智敏应分29.28万元，汪祖国应分104万元，泰通公司将卢智敏、汪祖国合计应分的分红款133.28万元，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分两次划给汪祖国。2013年泰通公司分红200万元，卢智敏应分29.28万元，汪祖国应分104万元，泰通公司将卢智敏、汪祖国合计应分的分红款133.28万元，于2014年1月17日划给汪祖国。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卢智敏与被告汪祖国于1992年11月2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前各育有一子，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1999年12月7日，泰通公司依法设立。重庆嘉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泰通公司验资报告载明：卢智敏出资40万元，占注册资本80%，李云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10%，谭小乔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10%。2007年12月17日，该公司负责人（法定代表人、首席代表、合伙事务执行人等）由李云变更为汪祖国。法定代表人汪祖国担任董事长，唐天贵、卢智敏、徐熙、李云担任董事，马晓霞、江静秋担任监事，卢延易担任经理。2008年李云将其持有的泰通公司股份5%转让给汪祖国，汪祖国支付了转让价款120万元。2010年李云将其持有的泰通公司股份1.7%转让给汪祖国，汪祖国支付了转让价款67万元。2012年泰通公司向股东分红共计200万元，股东卢智敏应分29.28万元，汪祖国应分104万元。泰通公司将卢智敏、汪祖国合计应分的分红款133.28万元，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划给汪祖国。2013年8月李云将其持有的泰通公司股份5%转让给汪祖国，汪祖国向其支付了转让款300万元。2013年泰通公司向股东分红200万元，卢智敏应分29.28万元，汪祖国应分104万元。泰通公司于2014年1月17日将卢智敏、汪祖国合计应分的分红款133.28万元划给汪祖国。2014年7月23日，原告卢智敏向本院起诉要求与被告汪祖国离婚，本院以（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7168号案件立案受理。2014年9月6日，泰通公司股东汪祖国、卢智敏、唐天贵、李云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1)本年内公司将在税后净利润中，支出人民币3200万元，按股份比例分配给股东；(2)股东所得股利，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3)本次利润分配于2014年10月30日前打入各股东指定账户。2014年9月22日本院以（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716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卢智敏的诉讼请求。2014年10月泰通公司根据2014年9月6日《股东会决议》向汪祖国支付分红款1834.666667万元，其中：于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4日分别向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为4813账户转入分红款770.666667万元、200万元，合计970.666667万元；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17日向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为7870账户转入160万元、600万元、104万元，合计864万元。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为4813账户流水显示：汪祖国于2014年10月13日、10月14日、10月15日用该账户分别向泰通公司账户转入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向汪祖国尾号为7336的账户转入300万元。汪祖国该账户2014年10月21日的余额为25921.43元。汪祖国又用该账户于2014年11月7日、12月26日、12月29日分别向泰通公司账户转入1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汪祖国用其尾号为7336的账户向泰通公司转账280万元。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7870账户流水显示：该账户于2014年10月13日、10月14日、10月15日分别向泰通公司账户转入130万元（其中30万元和100万元各一笔）、200万元、150万元。其中，该账号2014年10月13日向泰通公司转入30万元的时间在该账号当日收到泰通公司第一笔分红款160万元之前。2014年12月5日，泰通公司根据2014年9月6日《股东会决议》向卢智敏支付分红款2万元。2014年12月18日，汪祖国、卢智敏、唐天贵、李云、徐熙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本年内公司将在税后净利润中，支出人民币800万元，按股份比例分配给股东；(2)股东所得股利，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3)本次利润分配于2015年10月30日前打入各股东指定账户。2014年12月18日，甲方（泰通公司、汪祖国）、乙方（卢智敏、徐熙）、丙方（唐天贵）签订《协议书》，载明：三方本着平等自愿原则，经协商一致，就泰通公司的利润分配和其他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各方确认泰通公司现在的股权结构如下：汪祖国占股71.7%（含李云转让给汪祖国的6.7%，但未做工商变更登记），卢智敏占股18.3%，徐熙占股5%（由卢智敏代持并登记在其名下），唐天贵占股5%。二、各方确认自2010—2014年以来，泰通公司共计分红4300万元，乙方卢智敏应分得利润775.82万元，2010—2014年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卢智敏对此予以认可，卢智敏剩余应分配的利润585.6万元由甲方依法代扣代缴个税117.12万元后将余额468.48万元（承兑汇票亦可）在当日内支付给丙方，待卢智敏向重庆渝中区法院解除对甲方的保全措施后，由丙方在一周内支付给乙方卢智敏468.48万元现金。三、各方确认乙方中的徐熙已由其本人从泰通公司领取了其应分配的利润55万元（不含最后一次即2014年10月分配的利润），2014年10月应分配的利润和之后应分配的利润，由徐熙本人领取，与卢智敏无关。四、乙方卢智敏今后不再参与公司日常事务，但甲方应每月向乙方提交真实的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并在分配利润的当月向乙方卢智敏支付18.3%的利润款。若卢智敏对财务报表、利润有疑问，有权随时查账。五、本协议签订并履行后，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家庭，且不得再因家庭纠纷影响泰通公司的生产经营，卢智敏不得再因旧事起诉离婚。六、汪祖国诚心希望卢智敏早日回家。七、本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应，各方均应恪守。本协议一式五份，各方各持一份。上述协议签订后，泰通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12月29日、2015年1月6日、1月7日向卢智敏中国银行尾号为3750账户支付分红款15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17.333333万元，合计467.333333万元。至此，根据2014年9月6日股东会决议，泰通公司向卢智敏共计支付分红款469.333333万元。2015年1月18日，汪祖国与案外人卢华签订《泰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汪祖国将其持有的11.7%股份转让给卢华，转让价格为500万元。协议签订后，卢华向汪祖国支付了转让款共计500万元。2015年4月23日，卢智敏再次起诉来院要求与汪祖国离婚，本院以（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立案受理。2015年5月泰通公司按照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决议》向卢智敏支付分红款117.333333万元，其中2015年5月18日支付20万元、5月20日支付50万元、5月25日支付47.333333万元。2015年5-6月泰通公司按照2014年12月18日《股东会决议》向汪祖国支付分红款458.666667万元，其中于2015年5月18日支付分红款200万元、5月20日支付42.666667万元、5月25日支付100万元、6月3日支付36万元、6月19日支付80万元。在（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案件2015年7月2日的庭审笔录中，卢智敏作为原告举示证据《协议书》、《股东会决议》并陈述：“2010年至今泰通公司共计分红5100万元，4300万元+800万元，2010年-2014年9月前分红1100万元，原告应分得红利179.34万元已由被告代领，2014年10月分红3200万元，原告分得红利468.48万元，2014年10月分红800万元，原告分得红利117.12万元，原告分得红利共计764.94万元，但是实际得到585.6万元，被告分得红利共计2925.36万元。上述金额均已扣除个人所得税”。汪祖国陈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卢智敏陈述的分红情况均属实，代领的情况不属实。”在（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案件2015年9月7日的庭审笔录中，汪祖国答辩称对于卢智敏分割分红款的请求，汪祖国没有分得分红款3104.7万元。2015年11月20日，卢智敏以虚假股份转让且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起诉来院要求撤销汪祖国与案外人卢华于2015年1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本院以2016渝01**民初988号立案受理。2016年5月13日，我院以（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对卢智敏与汪祖国离婚案作出判决：一、准许卢智敏与汪祖国离婚；二、泰通公司78.3%的股份，由卢智敏和汪祖国各自分得39.15%的股份；三、共同房产8处（重庆巴南区1处、南岸区1处、武隆仙女山1处、渝中区嘉滨路2处、渝中区临江门1处、沙坪坝区1处、海南三亚1处），由卢智敏分得其中6处，汪祖国分得其中2处，并由卢智敏给付汪祖国房屋补偿款254万元。在该判决中还认定：卢智敏、汪祖国、李云审理中均确认，登记在李云名下的6.7%股份转让给汪祖国，但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卢智敏持有的23.3%股份中有代案外人徐熙持有的5%的股份，卢智敏实际持有泰通公司股份18.3%，汪祖国实际持有泰通公司股份71.7%，双方共持有泰通公司90%的股份。又因卢智敏提起的2016渝01**民初988号股权转让案件尚未审结，扣除涉诉的11.7%股份，该案仅就卢智敏与汪祖国持有的泰通公司股份78.3%进行了分割。汪祖国不服（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2016年7月4日，本院作出（2016）渝0103民初9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汪祖国与卢华于2015年1月18日签订的《泰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2016年8月15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5民终52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汪祖国撤回上诉。本院作出的（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自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9月1日，原告卢智敏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依法分割泰通公司股份11.7%以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东分红款。2016年9月30日，汪祖国与卢华签订《泰通公司股份转让协议》。2016年10月31日，卢华向本院起诉要求判令汪祖国将持有的泰通公司11.7%的股份比例变更登记至卢华名下。2018年5月28日卢华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本院于以（2016）渝0103民初229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卢华撤诉。还查明，卢智敏与汪祖国的婚姻存续期间购置的主要资产8套房产，除武隆县仙女镇步云路16号20幢1-2号房屋购买时间为2012年外，其余7套房屋的购买时间在2010年之前。经查询工商档案，泰通公司2016年4月核准的出资情况显示：卢智敏出资额700万元，出资比例23.333333%，李云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比例6.666667%，唐天贵出资150万元，出资比例5%，汪祖国出资1950万元，出资比例65%。本案审理中，被告汪祖国申请对以下三项内容予以司法审计：1、汪祖国从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在泰通公司支取借款情况及还款情况，明确借款和还款金额及借款用途；2、汪祖国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将股东分红款合计1810万元划回泰通公司后，该款项的用途和支取情况；3、股东分红前泰通公司的银行账户余额。汪祖国因此支出鉴定费50000元。本院依法委托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委托事项进行司法审计，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关于卢智敏与汪祖国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司法鉴定报告》，报告载明：鉴定意见(一）汪祖国从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在泰通公司支取的借款情况及还款情况汪祖国从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在泰通公司支取的借款送检金额为119,073,037.32元，鉴定金额为118,069,437.32元。不予认定金额100.36万元，不予认定的原因系银行回单收款人不是汪祖国，其中56万元收款人为韩佳蕙，35.36万元收款人为潘祥，7万元收款人为卢智敏，2万元收款人为卢延易。予以认定借款金额中依据银行回单认定的金额为110,309,811.97元，根据汪祖国签收的银行承兑汇票认定7,759,625.35元。借款用途系根据记账凭证摘要认定。汪祖国从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向泰通公司还款送检金额为88,615,417.67元，鉴定金额为88,615,417.67元。还款金额系依据提供的还款记账凭证认定。(二）汪祖国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将股东分红款合计1810万元划回泰通公司后，该款项的用途和支取情况根据泰通公司2014年9月6日及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在税后净利润中支出人民币4000万元，按股份比例分配给股东。汪祖国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17日分得分红款18,346,666.67元，于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6月19日分得分红款4,586,666.67元，共计22,933,333.34元。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2月29日，汪祖国将股东分红款1810万元划回泰通公司用于归还借款。根据汪祖国提供的泰通公司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8日资金来源及去向明细表，2014年10月10日泰通公司资金余额为7,550,889.00元，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8日期间泰通公司累计收款35,926,032.16元，累计付款42,117,752.45元。其中收款部分23,410,000.00元为汪祖国还款（该款项包含于上文汪祖国还款金额中），其他收款12,516,032.16元为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款及货款等；支出部分见下表：            序号              项目              金额              备注                  1              汪祖国分红款              18,346,666.67                                2              唐天贵分红款              780,000.00                                3              徐熙分红款              780,000.00                                4              卢智敏分红款              4,693,333.33                                5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6,401,111.61                                6              汪祖国借款              40,000,000.00              包含于上文汪祖国借款中                  7、              其他支出              7,116,640.84              汪祖国垫付车款、材料款、手续费                                合计              42,117,752.45                    (三）股东分红前后泰通机电银行账户余额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17日汪祖国收到泰通公司第一次分红款，泰通公司第一次支付汪祖国分红款前银行账户余额为10,550,881.67元，第一次支付汪祖国分红款后银行账户余额为7,510,332.52元；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6月19日汪祖国收到泰通公司第二次分红款，泰通公司第二次支付汪祖国分红款前银行账户余额为2,088,069.87元，第二次支付完汪祖国分红款后银行账户余额为402,323.08元。该报告的附件包括：附件1：借款明细表；附件2：还款明细表；附件3：汪祖国收分红款明细表；附件4:1810万元还款明细表；附件5：汪祖国收到分红款前后泰通公司银行账户余额。同时，被告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庭审中，鉴定人陈述：1、鉴定报告所依据的资料中除了法院向鉴定人提交的送检材料外，鉴定中还增加了该公司的四个账户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由泰通公司直接向鉴定人提交。2、根据委托事项，鉴定报告没有认定所有还款来源的资金性质，1810万元是根据鉴定委托书对应鉴定泰通公司款项支付、用途及支取情况，1810万元的构成并不是鉴定范围。鉴定报告中所载“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29日汪祖国将股东分红款划回泰通公司用于借款”这是根据委托事项的陈述，不是鉴定结果。3、认定还款金额886.1541767万元的鉴定依据包括以下几项：（1）汪祖国以银行承兑汇票还款的，有记账凭证以及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2）以汪祖国垫付方式还款的，依据包括记账凭证、汪祖国签字的费用报销单、发票、部分还有验收单。（3）以现金方式还款的，是依据盖了公司财务章的现金缴款单以及记账凭证。（4）以银行存款方式还款的有银行回单、记账凭证。汪祖国将汇票交回泰通公司有交接手续，就认定为还款。之后汇票是不是兑现或者背书给其他人了，鉴定人没有审查。另查明，前述鉴定报告中，附件一《借款明细表》中载明，汪祖国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以借款、经办银行承兑汇票款、借材料款、借货款等名义，从泰通公司支取的金额共计为11806.943732万元，共计61笔，其中在泰通公司记账凭证上载明借材料款、垫付车款、垫支银行承兑汇票、货款的借款合计5709.830802万元，记账凭证上没有载明借款用途的借款金额总计6097.11293万元。该附件《借款明细表》列举的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汪祖国向泰通公司61笔借款中，经本院审查，第2笔借款，记账凭证时间为2011年8月30日，记明汪祖国借款5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的支票存根上用途载明劳务费。第12、13、14笔，记账凭证时间为2012年6月6日、25日、26日，记明汪祖国借货款、材料款，金额共计5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的《客户借记通知单》上用途注明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第15、16、17笔，记账凭证时间为2012年10月9日、10月15日、10月27日,记明汪祖国借货款、材料款，金额共计5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的银行《国内跨行大额付款凭证》上附言及摘要注明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第18笔，记账凭证时间2013年3月14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2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的《客户借记通知单》上用途注明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第19、20、21、22笔，记账凭证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两笔）、26日、29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共计10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的银行《国内跨行大额付款凭证》上附言及摘要注明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第23笔，记账凭证时间为2013年5月24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4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银行凭证上用途注明货款。第26笔，记账凭证时间2013年6月3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4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银行凭证上用途注明货款。第27笔，记账凭证时间2013年6月30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4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银行凭证上用途注明货款。第28笔，记账凭证时间2013年9月25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200万元，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银行凭证上用途注明货款。第31笔记账凭证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记明汪祖国借款，金额共计1100万元，记账凭证为汪祖国借款，后附的泰通公司2013年12月25日向汪祖国转300万元转账回单上摘要及用途均注明货款。鉴定报告中，附件二《还款明细表》中列举载明汪祖国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还款，共计143笔，金额共计8861.541767万元，其中以垫付方式还款1897.155987万元，以现金方式还款5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还款1074.104445万元，以银行存款方式还款5885.281335万元。经本院审查，《还款明细表》所列举的汪祖国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汪祖国向泰通公司还款143笔的凭证中，第14笔还款，记账凭证时间2011年11月4日，凭证上注明汪祖国还借款140万元，没有汪祖国付款的凭据。第15、16笔还款，记账凭证时间2012年1月9日、2013年1月19日，凭证上注明汪祖国还借款，金额共计310万元，后附的银行现金缴款单上存款（代办）人及客户处签名均为奚颖。第19、20笔还款，记账凭证时间2013年2月27日，记账凭证为汪祖国垫付银行承兑汇票还款，金额400万元，凭证后没有附承兑汇票。第76、77、86、88笔还款，还款记账凭证时间2014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26日、12月4日，载明汪祖国垫支购车款还款共计108.126955万元，但凭证后没有汪祖国垫付购车款的银行付款依据。第107笔还款，记账凭证时间2015年1月29日，载明汪祖国银行存款还款7.2万元，后面附的是江北区芊芊电脑配件经营部向泰通公司转账的支票。在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20日期间以汪祖国垫付费用方式向泰通公司还款共计10笔，记账凭证后没有汪祖国垫付费用的银行付款凭证。审理中，泰通公司的会计当庭陈述，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借款需要先提交借款的申请单，本人（汪祖国）提出申请然后由汪祖国审批，交到会计处，会计就按财务的规定把凭证做在里面，然后交出纳付款给汪祖国。记账凭证后面必须要附银行的付款凭证。有些借款申请单是汪祖国后来补的，汪祖国先电话通知会计付款，再补的申请单。银行汇款要写备注，出纳自己输入的时候随便填的，内部要以记账凭证为准，备注作为另外的参考意见，不作为会计科目的处理意见。用途是出纳或银行操作，原则是根据公司的要求来载明用途。银行划款凭证上的备注用途和会计的记账凭证不一致的话，会计不管，能满足内部管理就可以了。2011年11月4日汪祖国还借款140万元的情况是，承兑汇票回来后挂在其他应收款里面，往来性质的不附票据。这是泰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吴晓安交回来承兑汇票，吴晓安交给财务，吴晓安在与汪祖国协商后，汪祖国告诉财务这个票据作为汪祖国向公司的还款。然后会计就按汪祖国说的做的帐，票据的复印件应该在应收票据账目凭证上。2013年2月27日，还款记账为汪祖国垫付承兑汇票三笔700万元，没有承兑汇票作为附件是因为：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账款都属于财务内部做账，公司其他员工交回的汇票挂在了公司账上，汪祖国告诉财务用公司的票据来还汪祖国在公司的借款，会计就把公司的票据金额作为汪祖国的还款做账。汪祖国以垫付费用的方式向公司还款的记账凭证，没有汪祖国垫付费用的支付凭证，财经制度规定需要提交垫付费用的支付凭证。但是有时候汪祖国没有交回来银行支付的凭证。因为这是私人企业，没有这么规范。关于2015年1月29日记账凭证载明汪祖国还款，银行存款还款，但是后面附的是江北区芊芊电脑配件经营部的票据的问题。泰通公司的会计称是以支票的形式进账到泰通公司，支票的开票人是江北区芊芊电脑配件经营部。是江北区芊芊电脑配件经营部划给泰通公司，是对方直接支付给泰通公司，钱到了公司之后，汪祖国说钱是属于汪祖国的，然后会计就记在汪祖国的应付款上。2012年1月9日及2013年1月19日的还款凭证后附的现金交款单上存款人及客户签字是奚颖，是因为泰通公司出纳奚颖到银行交了钱之后回来告诉会计，现金缴款单上的钱是汪祖国的还款，会计只是根据出纳交给会计的现金缴款单做账。奚颖是汪祖国的侄女。审理中，原告卢智敏陈述，1999年-2010年1月自己在管理公司，2010年1月以后由于被告有家暴行为就离家出走了，汪祖国趁机掌握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和公司印章由汪祖国实际控制。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资产主要是8套房屋和本案诉争的分红款。8套房屋中除了仙女山那套之外，其他都是在2010年之前购买的。仙女山房屋购买时间在2012年，价格57万元，卢智敏支付5万元，汪祖国支付52万元。2008年因曾昱松（卢智敏与前夫之子）出国留学汪祖国给了2万元。2011年曾昱松结婚汪祖国给了7万元，2012年汪祖国出资195万元给曾昱松在上海购买了一套房屋，卢智敏2010年收到汪祖国支付的生活费5万元。2014年卢智敏儿媳韩佳惠生小孩收到汇款56万元，但卢智敏不同意汪祖国将该笔款项交由儿媳韩佳惠支配使用。被告汪祖国陈述，因为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7336的卡需要冲流水，因此2014年10月17日汪祖国4813号卡将分红款打款300万元至7336号卡，然后用7336号卡向泰通公司还款280万元。因为借款主要是指财务凭证上以汪祖国个人名义借支的借款和材料款，借款和还款金额过大，笔数众多，不能明确转账回公司的分红款是归还哪一笔借款。借款中有5000万元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卢智敏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收入，最高时候年工资收入为6万元，不可能支付卢智敏儿子在上海购买2套房屋，在重庆购买3套房屋的费用以及其子英国留学费用，主要家庭开支有3000万元交由卢智敏支出。如果汪祖国垫付了款项，一是汪祖国用现金支付后，以收款方出具的发票及附带的合同、票据以费用报销的方式冲抵借款，二是汪祖国直接以个人账户向收款方支付，然后用银行转账单据交回公司冲抵借款。还款的记账凭证很少能与借款凭证对应，为了交易方便，减少交易时间都是用汪祖国的个人账户向交易对象付款，然后用相关凭据向公司报账，冲抵其借款。垫付了材料款可以以收款方所出具的发票以及附带的合同、票据等以费用报销的形式或者直接以个人的账户向收款方转账支付材料款冲抵借款，但无法提交所有的支付凭证。被告汪祖国本人陈述，关于2010年—2014年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的情况，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汪祖国没有看，当时汪祖国刚做了白内障手术出来在治疗。2010年-2014年只分了400万元，怎样分的记不清了，账面上可以查证如何分的，也交了税的。179万元记不清汪祖国与卢智敏各分了多少钱了。2011年、2013年分了钱，可能是汪祖国领了交给卢智敏了。唐天贵、徐熙、李云都作为股东领了钱的。李云是按6.7%领取的。卢智敏在2010年后就离开泰通公司，没有在泰通公司工作了。2010年以后是汪祖国在管理财务，每一笔付款都是由汪祖国签字确认的。泰通公司是家族公司，亲戚都在里面工作。本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原告卢智敏与被告汪祖国原系夫妻，经本院（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卢智敏与汪祖国离婚，该判决已于2016年8月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双方离婚时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卢智敏有权要求进行分割。关于原告卢智敏请求依法分得的泰通公司11.7%的股份的50%的问题。2014年12月18日汪祖国、卢智敏、徐熙、唐天贵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被告汪祖国辩称该《协议书》是为不与卢智敏离婚签订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汪祖国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人泰通公司所称，根据公司法当事人不能通过私下的协议书对泰通公司的分红行为进行约定，《协议书》应属无效。经审查，该《协议书》的内容是对泰通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泰通公司2010年—2014年10月累计利润分配的确认，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有效，对签订《协议书》的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协议书》中确认泰通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汪祖国占股71.7%（含李云转让给汪祖国的6.7%，但未做工商变更登记），卢智敏占股18.3%，徐熙占股5%（由卢智敏代持并登记在其名下），唐天贵占股5%，因此卢智敏与汪祖国合计持有泰通公司90%股份，应系卢智敏与汪祖国夫妻共同财产，其中78.3%股份在2016年5月本院判决双方离婚时已作分割，余下的泰通公司11.7%股份在离婚时未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现卢智敏请求分割尚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泰通公司11.7%股份，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卢智敏请求依法分得泰通公司11.7%股份的50%的请求予以支持，（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案件中卢智敏和汪祖国未分割的泰通公司11.7%的股份，应由卢智敏与汪祖国各分得5.85%的股份。关于原告卢智敏请求分得泰通公司的股东分红款1294.333334万元，该款由汪祖国向卢智敏支付的问题。结合双方的诉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从2010年至2016年8月泰通公司向股东分红的数额是多少？卢智敏、汪祖国领取了多少分红款？二、2014年12月18日的《协议书》约定“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卢智敏对此予以认可”是否为卢智敏事后追认卢智敏将该分红款179.34万元交由汪祖国代为支配并处理？三、汪祖国在2014年10月划回泰通公司1810万元的款项性质是否为分红款？汪祖国在2014年10月将分红款划回泰通公司是否为合理支出？本院对以上焦点问题，分述如下：一、从2010年至2016年8月泰通公司向股东分红的数额是多少？卢智敏和汪祖国领取了多少分红款？首先，如前文所述，2014年12月18日汪祖国、卢智敏、徐熙、唐天贵签订《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第二条载明，自2010年—2014年以来泰通公司共计分红4300万元。《协议书》第三条确认“徐熙已领取了其应分配的利润55万元不含最后一次即2014年10月分配的利润”，表明2014年12月18日签订《协议书》时把2014年10月分红作为最后一次分红，因此《协议书》计算2010年—2014年泰通公司分红总额4300万元截止时间应在2014年10月，《协议书》第二条中“2010—2014年以来泰通公司共计分红4300万元”不应包括2014年12月股东会决议的800万元分红。其次，《协议书》的起草人泰通公司的股东唐天贵陈述，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第二条载明的“自2010年—2014年以来泰通公司共计分红4300万元”是指2009年至2014年9月的分红1100元，以及2014年10月的分红3200万元，不包括2014年12月泰通公司股东决议分红的800万元。《协议书》中第二条“2010-2014年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具体是指的2010年至2014年9月之前分红1100万元。2009年至2015年1、2月泰通公司累计分红5100万元。第三，（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离婚案件2015年7月2日庭审中卢智敏陈述，从2010年至今泰通公司分红共计5100万元，2010年-2014年9月前分红1100万元，2014年10月分红3200万元，2014年12月分红800万元，汪祖国本人庭审中承认卢智敏陈述的分红情况属实，应当视为汪祖国对于已不利的事实的明确承认。综合以上证据，本院依法确认：泰通公司2010年-2014年9月前累计向股东分红1100万元，2014年10月、2014年12月泰通公司两次股东会分别决议分红3200万元、800万元，2010年至2016年8月卢智敏与汪祖国离婚时，泰通公司向股东分红共计5100万元。至于被告汪祖国称泰通公司2010年-2014年9月分红400万元，第三人泰通公司亦提交了该公司2012年及2013年的股东会决议，但这两份决议只能证明2012年及2013年泰通公司分红400万元的情况，不能证明2010年至2012年期间泰通公司没有分红，且根据《协议书》载明2010年-2014年9月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泰通公司股东唐天贵也证实2010年、2011年泰通公司均进行了分红，泰通公司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卢智敏所举示的《协议书》、庭审笔录以及证人证言，本院对被告汪祖国关于2010年-2014年9月分红400万元的辩解不予采信。现已查明，根据2014年10月、2014年12月泰通公司两次股东会决议卢智敏作为股东已领取分红款586.666666万元，汪祖国作为股东实际已领取分红款2293.333334万元。关于2010年-2014年9月前泰通公司向股东分配的1100万分红款中汪祖国分红的数额。泰通公司提交的2012年、2013年该公司分红的证据表明汪祖国2012及2013年领取分红款208万元。现已查明，《协议书》载明2010-2014年9月前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泰通公司的股东也证实2010年、2011年泰通公司都进行了分红，并已实际领取分红款，汪祖国作为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负责财务，应当持有2010年及2011年泰通公司分红的财务证据，但汪祖国不认可2010年及2011年泰通公司进行了分红也未提供2010年及2011年分红的财务证据，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汪祖国，应当推定原告卢智敏的主张成立。卢智敏认为应按照汪祖国的持股比例71.7%计算汪祖国2010年-2014年9月应得分红款702.66万元即（71.7%×500万+600万×71.7%×0.8），由于李云在2010年和2013年向汪祖国转让6.7%股份后汪祖国才持有71.7%的股份，汪祖国提出该分红款计算公式有误的理由成立。又因汪祖国本人在（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离婚案件2015年7月2日庭审中对卢智敏陈述的2010年至2015年7月2日汪祖国分得分红款2925.36万元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应当视为汪祖国对于己不利事实的自认，虽然汪祖国在该案的第二次庭审（2015年9月7日）中又否认收到分红款3104.7万元，但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在前次庭审中汪祖国本人承认“分得2925.36万元分红款”受到胁迫或有重大误解，因此本院确认2010年-2015年7月汪祖国分得分红款2925.36万元的事实。从汪祖国2010年-2015年7月分得的2925.36万元中减去2014年10月及12月两次股东会决议汪祖国已领取的分红款2293.333334万元即为汪祖国2010年-2014年9月分得的分红款632.026666万元，据此本院确认2010年-2014年9月泰通公司的1100万元分红中汪祖国分得632.026666万元。关于1100万元中卢智敏分红的数额。2014年12月18日《协议书》第二条载明“2010-2014年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卢智敏对此予以认可”。该条款明确指出了1100万元分红中，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虽然汪祖国未认可代卢智敏领取了分红款179.34万元，但泰通公司股东唐天贵证实已实际领取2010年、2011年泰通公司的分红款，泰通公司举示的证据也表明2012年及2013年卢智敏应得的分红款共计58.56万元已于2014年2月前由泰通公司转账支付给汪祖国，同时汪祖国作为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财务，应当持有2010年及2011年分红的财务证据，但汪祖国不认可2010年及2011年泰通公司进行了分红也未提供2010年及2011年分红的财务证据，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汪祖国，应当推定原告卢智敏主张的“汪祖国已代卢智敏领取2010年-2014年9月卢智敏应得的分红款179.34万元”的事实成立。2014年12月18日的《协议书》是卢智敏对汪祖国已代卢智敏领取分红款179.34万元的追认。综上所述，2010年至2016年8月卢智敏领取泰通公司分红款586.666666万元，汪祖国领取分红款3104.7万元（2925.36万元+179.34万元=3104.7万元），双方领取的分红款共计3691.366666万元，该收益3691.366666万元取得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系巨额资金，且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在离婚时未作分割，汪祖国、卢智敏均应举证证明其所领取的大额分红款是否已合理支出，对不属合理支出的资金均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二、2014年12月18日汪祖国、卢智敏等人签订《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泰通公司分红1100万元，卢智敏应分179.34万元，由汪祖国代领，卢智敏对此予以认可”是否为卢智敏事后追认卢智敏将该分红款179.34万元交由汪祖国支配并处理？被告汪祖国辩称《协议书》的上述约定表明卢智敏事后追认卢智敏将该分红款179.34万元交由汪祖国代为支配并处理，无需征得卢智敏同意。原告卢智敏认为，上述约定的意思是卢智敏认可汪祖国代领了179.34万元的事实，并未认可汪祖国代为支配这笔钱，该笔款项应在双方离婚后再进行分割。原被告对《协议书》中的上述条款理解发生了争议，应当结合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及合同的目的进行解释。从条款本身使用的词句来看，表述为卢智敏认可由汪祖国代领179.34万元，而并未有认可由汪祖国代为支配处理的内容，从该条款的签订目的来看是确认2010年至2014年10月泰通公司利润分配数额及卢智敏利润分配数额，并不是卢智敏拟将其分得的利润交由汪祖国支配处理。被告汪祖国辩称该协议书授权其支配处理其代领的卢智敏分红179.34万元缺乏事实依据，该辩解不能成立。汪祖国代领179.34万元分红后，该笔资金仍属夫妻共同财产，对该笔资金汪祖国、卢智敏有平等的处理权，汪祖国对代领的分红款179.34万元未举证证明已合理支出，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三、汪祖国划回泰通公司1810万元款项性质是否为分红款？汪祖国在2014年10月将所得分红款项划回泰通公司，是否为合理支出？首先，被告汪祖国称划回泰通公司1810万元均系分红款，但从划款的时间和账号上看，被告汪祖国所称的以下5笔划入泰通公司的款项不应认定为汪祖国在2014年10月领取的分红款。1、汪祖国称划回泰通公司的分红款1810万元中有一笔为汪祖国用其尾号为7336的账户于2014年10月17日向泰通公司转账280万元，还陈述由其中国银行4813账号在2014年10月17日向7336账号划入300万元后，通过7336账号向泰通公司转入还款280万元。现已查明，被告汪祖国2014年10月收取分红款的账号为中国银行尾号4813账号及7870账号。由于汪祖国的7336账号并非汪祖国分红款的收款账号，4813账号转入300万元的资金已与7336账号的资金混同，汪祖国称7336账号转入泰通公司的该笔资金280万元系分红款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故7336账号于2014年10月17日向泰通公司划入的280万元款项性质不应认定为分红款。2、汪祖国称划回泰通公司的分红款1810万元中有三笔为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4813账号在2014年11月7日、12月26日、12月29日向泰通公司转入的1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现已查明，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4813账号在2014年10月13日至14日收到970.666667万元分红款，在2014年10月13、14、15日向泰通公司划入700万元。尾号4813账号在2014年10月21日显示账户余额为25921.43元，该账号于2014年11月7日、12月26日、12月29日向泰通公司账户转入1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但被告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这350万元的资金来源系汪祖国收取的分红款，故汪祖国尾号为4813账号于2014年11月7日、12月26日、12月29日向泰通公司转入的350万元款项性质不应认定为汪祖国收到的分红款。3、汪祖国称划回泰通公司的分红款1810万元中有一笔系汪祖国中国银行尾号为7870账号在2014年10月13日向泰通公司账户转入的30万元。现已查明，汪祖国中国银行7870账号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10月13日该账号向泰通公司转入30万元的时间在该账号当日收到第一笔分红款160万元之前，对此，汪祖国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该30万元系汪祖国收到的分红款，因此这30万元的款项性质也不应认定为汪祖国收到的分红款。同时，鉴定人审理中陈述，鉴定报告没有认定所有还款来源的资金性质，1810万元是根据鉴定委托书对应鉴定泰通公司款项支付、用途及支取情况，1810万元的构成并不是鉴定范围。鉴定报告中所载“2014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29日汪祖国将股东分红款划回泰通公司用于借款”这是根据委托事项的陈述，不是鉴定结果。综上，汪祖国称上述划回泰通公司的660万元系分红款缺乏相应的证据，汪祖国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2014年10月领取的分红款660万元的合理用途，分红款660万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其次，关于汪祖国辩称在2014年10月将分红款1810万元划回泰通公司用于归还泰通公司的借款是否系合理支出的问题。汪祖国陈述向泰通公司借款主要是指财务凭证上以汪祖国个人名义借支的借款和材料款，借款和还款金额过大，笔数众多，不能明确转账回公司的分红款是归还哪一笔借款。汪祖国与泰通公司之间有频繁的资金往来，汪祖国的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有大量的混同，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以及投资、购买固定资产具有合理性。关于汪祖国向泰通公司的借款情况。虽然司法审计的意见为认定汪祖国在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在泰通公司借款金额为11806.943732万元，但其认定借款数额及用途的鉴定依据是汪祖国提交的财务凭证记载的内容，该凭证由泰通公司制作并提供，汪祖国作为公司的法定表表人、董事长，对财务有控制权。经本院审查，审计报告附件《借款明细表》中所列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借款61笔的鉴定依据中，有16笔借款泰通公司记账凭证为汪祖国借款，金额累计3950万元，但凭证后附的泰通公司向汪祖国转账的银行凭证上用途或摘要注明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或货款。泰通公司的会计对此解释为：银行汇款要写备注，用途是出纳或银行操作，原则是根据公司的要求来载明用途。银行划款凭证上的备注用途和会计的记账凭证不一致的话，内部要以记账凭证为准，备注作为参考意见，不作为会计科目的处理意见。鉴定机关依据泰通公司部分财务凭证作出的司法审计鉴定意见难以客观真实反映汪祖国向泰通公司借款的数额及借款用途。同时，汪祖国辩称借款中5000万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汪祖国未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汪祖国向泰通公司的还款情况。审计报告中载明认定汪祖国还款金额为8861.541767万元，还款金额系依据汪祖国提供的泰通公司还款记账凭证认定。审计报告附件《还款明细表》所列举在2011年起至2016年7月期间向泰通公司还款的鉴定依据中，经本院审查，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20日期间，以汪祖国垫付费用方式向泰通公司10笔还款记账凭证没有汪祖国垫付费用的付款凭证，泰通公司会计称这样做账不符合财经制度，私人企业不规范。泰通公司会计陈述按汪祖国的指令，用该公司其他员工交回泰通公司的承兑汇票归还汪祖国在泰通公司的借款。2015年1月29日江北区芊芊电脑配件经营部用支票划给泰通公司的钱到了泰通公司之后，汪祖国说钱是属于汪祖国的，会计就记在汪祖国的应付款上作为汪祖国的还款。据此，依据汪祖国提供的泰通公司还款记账凭证作出的司法审计报告中关于汪祖国还款鉴定数额是否客观真实无法确定。关于审计事项“汪祖国于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将股东分红款合计1810万元划回泰通公司后，该款项的用途和支取情况”，鉴定报告所依据的汪祖国提供《泰通公司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8日资金来源及去向明细表》及泰通公司四个银行账号的银行流水。鉴定人并没有在审计报告附件中详细列举在2014年10月汪祖国划款回泰通公司后资金支出的时间及支付的对方账号，仅仅列出了支出的项目及金额，在报告中所列出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8日的支出项目中包括卢智敏分红款469.333333万元。现已查明，泰通公司向卢智敏支付分红款469.333333万元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4年12月、2015年1月。如前文所述，鉴定报告没有认定所有还款来源的资金性质，1810万元的构成并不是鉴定范围。经审查，汪祖国划回泰通公司的1810万元中660万元的性质不应认定为分红款，汪祖国将其余的分红款1150万元在2014年10月13日-17日期间划回泰通公司。时隔多日后，泰通公司于2014年12月向卢智敏支付分红款的资金是否为汪祖国划回泰通公司的分红款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因此，鉴定报告中对汪祖国将分红款划回泰通公司后资金的支取、流向情况的鉴定是否客观也无法确定。汪祖国自2007年起担任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后负责泰通公司的财务，与第三人泰通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泰通公司的材料款、货款属于公司债务，汪祖国以巨额、频繁向泰通公司借款向收款方支付方式，支配、控制泰通公司大量资金。汪祖国在卢智敏提起第一次离婚诉讼后，将其2014年10月所得分红款划回泰通公司，资金去向即使经过司法审计也难以查明，汪祖国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汪祖国所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在2014年10月将所得分红款项划回泰通公司系合理支出，本院对于被告汪祖国将分红款1810万元划回泰通公司用于还款系合理支出的辩解不予采信，汪祖国划回泰通公司的分红款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理中，卢智敏陈述，2012年因购买武隆仙女山住房一套汪祖国支付购房款52万元，卢智敏支付5万元。2010年、2013年汪祖国购买李云在泰通公司11.7%股份支出367万元。2010年汪祖国向卢智敏支付生活费5万元。此外，因曾昱松（系卢智敏与前夫之子）结婚，2011年汪祖国支付婚礼费用7万元。2012年汪祖国出资195万元为曾昱松在上海购买了一套住房，但卢智敏不认可汪祖国2014年将56万元交由曾昱松之妻韩佳惠作为生小孩支出费用。本院认为，汪祖国因卢智敏儿媳生小孩赠与56万元作为费用，符合常情常理，应认定为家庭合理支出。2010年-2016年8月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汪祖国为家庭生活所需支出的682万元系合理支出。虽然汪祖国自述有工资收入，但不足以支付以上费用，应从汪祖国领取的2010年至2016年8月分红款3104.7万元中扣除。在扣除上述支出费用后，汪祖国领取的分红款尚余2422.7万元（3104.7万元-682万元=2422.7万元），应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卢智敏领取的分红款586.666666万元时间在2014年12月之后，故2012年卢智敏支出的5万元购房款不应从其所得分红款中扣除。综上，2010年至2016年8月卢智敏和汪祖国在泰通公司领取的分红款尚余3009.366666万元（2422.7万元+586.666666万元=3009.366666万元）在2016年8月离婚时未予分割，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平均分割，卢智敏、汪祖国各自分得1504.683333万元。现已查明被告汪祖国领取分红款尚余2422.7万元，卢智敏已领取586.666666万元，被告汪祖国还应支付原告卢智敏918.016667万元（1504.683333万元-586.666666万元=918.016667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卢智敏与汪祖国合计持有重庆泰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90%的股份，由卢智敏和汪祖国各自分得5.85%的股份（其余78.3%股份在（2015）中区民初字第0429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作分割）；二、卢智敏与汪祖国领取重庆泰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分红款30093666.66元，由卢智敏和汪祖国各自分得15046833.33元，扣除卢智敏已领取的5866666.66元，汪祖国应给付原告卢智敏9180166.67元，此款由汪祖国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卢智敏支付；三、驳回卢智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4920元、财产保全费10000元，审计费50000元，合计194920元，由原告卢智敏、被告汪祖国各自承担97460元。如果未按照本院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 萍审 判 员  陈晓红审 判 员  巫 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 诗书 记 员  赵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