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3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志雄，男，196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216。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沃明，男，196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之一302房，公民身份号码：440************016。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鹤山市沙坪同兴五金商贸行，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经营者：刘同业，男，195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190315。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柳，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志雄、李沃明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沙坪同兴五金商贸行（下称“同兴商贸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志雄、李沃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同兴商贸行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同兴商贸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同兴商贸行一审中提交的《签收单》自认(已收30000元正)与《收据》是粘贴在一起，故形成证据链错误。同兴商贸行提交的该证据原件是自编自贴的会计账册，当然粘贴在一起。一审应还原或分开单独证据进行认定。其中，《签收单》应认定为2015年2月12日确认任志雄、李沃明已付叁万元正的事实。《收据》内容应认定为2015年2月12日确认收到任志雄、李沃明叁万元正，尚欠29266.5元为网转收的事实。同时，结合任志雄、李沃明在2015年2月12日网转30000元的事实，足以证明任志雄、李沃明合计支付60000元给同兴商贸行的事实。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审中，同兴商贸行应提交依据证明任志雄、李沃明欠款的事实。但根据同兴商贸行提交的《签收单》，同兴商贸行在2015年2月12日对账单中已自认：“2014年3月4日-2015年1月29日的止37单共59266.50元，已付叁万元正。”但一审以推理的形式否定同兴商贸行的自认行为，反而推理属同兴商贸行的备注或提醒，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一般理解，同兴商贸行已自认其在2015年2月12日确认任志雄、李沃明已付叁万元正。因此，一审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涉案货款分别是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1月29日货款金额59266.50元，已超出诉讼期限，任志雄、李沃明不同意支付。另一笔货款5899.1元双方没有争议。同兴商贸行答辩称，第一，任志雄、李沃明在2015年1月12日没有支付3万元货款。1、任志雄、李沃明没有提供收款收据；2、任志雄、李沃明与同兴商贸行在2018年11月1日对账时，双方争议的只是在2015年2月29日是否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9266.5元，未提及2015年2月12日的款项；3、2015年2月12日对账时，确认货款总额是59266.5元。任志雄、李沃明是在对账第二天支付了3万元。如任志雄、李沃明在2015年2月12日支付3万元货款，超过了欠同兴商贸行的货款，这是不可能的；4、同兴商贸行在2015年2月12日是写了一张收据给任志雄、李沃明，收据明细是银行转账，但任志雄、李沃明是在收到收据的第二天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万元。如任志雄、李沃明是在对账的当天支付3万元的货款，同兴商贸行不可能不写书面收据给任志雄、李沃明。第二，本案货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之间的交易没有书面买卖合同，每一次交易都是在记录本上记录交易明细及金额，2014年到2018年双方一直有经济往来。任志雄、李沃明与同兴商贸行在2018年11月1日进行了对账，承诺若在2015年2月29日未支付29266.5元，则双倍支付另一笔货款，因此，同兴商贸行2019年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同兴商贸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任志雄、李沃明立即支付货款41064.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给同兴商贸行(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5165.50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为4835元)；2.本案诉讼费由任志雄、李沃明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3月4日至2016年7月27日期间，任志雄、李沃明因承接工程需要多次共同向同兴商贸行购买五金产品。每次购货后，任志雄或李沃明均在同兴商贸行的货物签收单上签名确认。2015年2月12日，经同兴商贸行的经营者刘同业与任志雄、李沃明对账，双方确认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1月29日期间，任志雄和李沃明共签收了37份货物签收单，金额合计59266.50元。其后，2015年9月14日至2016年7月27日，任志雄、李沃明继续向同兴商贸行购货，共签收了7份货物签收单，金额合计5899.10元。在2015年2月12日对账时，同兴商贸行与任志雄、李沃明实际上漏算了一份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1月29日的货物签收单，该货物签收单上所记载的货物金额为1405.90元。诉讼中，同兴商贸行明确表示其对该部分的货款在本案中不作主张。2015年2月12日，同兴商贸行的经营者刘同业向任志雄、李沃明出具了一份《收据》，载明：“李沃明、任志洪(注：应为任志雄)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1月29日止货款59266.50元，已收30000元，尚欠29266.50元，网转收”。同日，刘同业在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1月29日的货物签收单下方空白处备注：“2014年3月4日-2015年1月29日止37单共59266.50元，已付叁万元正。2015.2.12日”。2015年2月13日，任志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同业支付了30000元。2018年11月1日，刘同业与任志雄、李沃明就是否已付清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1月29日的货物余款29266.50元产生分歧，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查2015年2月29日后李沃明、任志雄网银是否支付数额29266.50元，(若)双方确认已支付29266.50元的，同兴同意免支付尚欠5899元，但(若)未支付29266.50元的，李沃明、任志雄同意支付双倍(5899×2)金额及29266.50元全部给同兴”。2019年3月15日，同兴商贸行以任志雄、李沃明欠其货款未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诉讼中，同兴商贸行未能出示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原件，同兴商贸行解释称该协议书原件只有一份，在任志雄手上。李沃明、任志雄则承认当时确实曾签订过该份协议书，但协议书是一式两份，由同兴商贸行与任志雄、李沃明各执一份，后来双方发现协议内容有误就将该协议书作废并撕毁了，所有没有原件保留。一审法院判决：一、任志雄、李沃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同兴商贸行支付货款35165.5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实欠货款35165.5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二、驳回同兴商贸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7.48元，同兴商贸行负担221.58元，任志雄、李沃明共同负担725.9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任志雄、李沃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双方对2015年9月14日至2016年7月27日的尚欠货款5899元无异议，对任志雄于2015年2月13日网转30000元货款的事实也无争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任志雄、李沃明是否已向同兴商贸行支付了2015年2月12日对账货款金额中的2926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同兴商贸行主张任志雄、李沃明仅转账支付30000元，签收单上记载的已付叁万元实际为转账支付的30000元，剩余29266.5元货款并未支付，并提供了货物签收单、收据、银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等予以证明。经审查，本院认为，同兴商贸行对自己提供的上述证据已经作出了合理的说明和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同兴商贸行所提供的证据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予以证明任志雄、李沃明仅于2015年2月13日向同兴商贸行支付30000元，剩余29266.5元货款尚未支付的事实。相反，任志雄、李沃明上诉主张29266.5元已实际支付，根据签收单及收据中同兴商贸行的自认和转账记录可确认任志雄、李沃明已合计支付60000元给同兴商贸行的事实，但其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仅能证明其于2015年2月13日转账30000元的事实，对其同时已于2015年2月12日以现金支付30000元货款的事实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任志雄、李沃明与同兴商贸行2015年2月12日的对账，双方确认购货金额为59266.50元，若按任志雄、李沃明上诉主张其实际付款为60000元，已超出双方对账金额，不符合常理，且在双方已对账确认货款为59266.50元的情况下，任志雄、李沃明对超出的部分货款所作解释并不合理，本院不予采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经查，任志雄、李沃明一审中并无提出此项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对任志雄、李沃明认为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解释，确认任志雄、李沃明还有剩余29266.5元货款尚未支付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任志雄、李沃明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7.48元，由任志雄、李沃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麦芷菁书 记 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