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8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健平，男，汉族，1965年10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雄，男，汉族，1973年1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少龙，男，汉族，1976年5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会君，女，汉族，1974年5月21出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邹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红晖，男，汉族，1970年3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孙会君、胡红晖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道波，广东莞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会君、胡红晖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仲绅，广东莞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微，女，汉族，1981年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桉，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兰，女，汉族，1954年11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萍乡市湘**。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旦平，广东乌尔比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龚坜鉴，男，汉族，1973年12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王滔，男，汉族，1967年8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审被告：代豪，男，汉族，1993年10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天门市。原审被告：王**，男，汉族，1962年12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烨，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应伟，男，汉族，1964年7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刘文华，男，汉族，1972年5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原审被告：费新，女，汉族，1982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林界群，男，汉族，1972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审第三人：深圳文华泰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0265051T。法定代表人：龚坜鉴。上诉人王健平、陈雄、王滔、任少龙、孙会君、胡红晖、张微与被上诉人杨金兰、原审被告龚坜鉴、王滔、代豪、王**、应伟、刘文华、费新、林界群、深圳文华泰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以下简称文华泰富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健平、陈雄、任少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二、三、五项，驳回杨金兰对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诉讼请求；2、杨金兰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在原审答辩时称没有与其他原始股东共同设立文华华泰富公司。文华泰富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法定代表人信息》《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登记委托书》《全体投资者声明》《执行董事、监事任命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等一切公司设立所需要的文件全部不是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签名,都是实际控制人龚坜鉴委托其他人冒充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签名的，包括文华泰富公司在成立后的经营过程中，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改正案》也不是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签署的，因此，王健平、陈雄、任少龙不应因表面成为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上述文件，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已向工商部门调取，并已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向法庭申请笔迹鉴定，但原审法院认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是真实、合法的股东是错误的。虽然原审法院认为是基于公示公信原则，到目前为止，没有生效法律文件否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曾经是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因此必须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既然各当事人对该公示的内容的真实性有争议，可能存在虚假、瑕疵的情况，原审法院就必须承担起查明事实真相的责任。2、原审法院认为，文华泰富公司在成立后第五天，各股东首期出资款1000万元中的9999730元被转走，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及文华泰富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系正常的经营行为，因此应认定该行为是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抽逃出资行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首先，文华泰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现在还在监狱里服刑，文华泰富公司已经没有人在上班、经营，因此未到庭应诉，也无法提供或者证明该业务的真实情况，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又因为一开始就不是该公司的合法股东，也从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更加不可能知道该业务。其次，对于股东，只要把股本金投入到公司账户，公司怎么经营、怎样处理该股本金，是公司的行为，不是小股东所能控制的，也与股东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杨金兰认为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有抽逃出资，就必须举证证明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有将股本金抽回到自己账户的直接证据，才能认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有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否则，都属于主观臆测。3、原审法院认定：“龚坜鉴作为文华泰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协助上述其他五股东抽逃出资，依法本还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在原审中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文华泰富公司的合法股东，也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更加不可能去抽逃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并由实际控制人来帮忙协助抽逃。即使真的有出逃出资，也只能是实际控制人龚坜鉴所为。二、原审法院适应程序错误。1、关于管辖权的问题，本案张微已提出管辖异议，本案中众多被告及文华泰富公司的住所不在福田区，只有王**的住所在福田区，但王**最终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这就说明杨金兰故意追加王**为被告，增加管辖的联结点。对此，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曾经也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已经有人提出管辖异议，没有必要再提出。2、原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到广东省阳春监狱向文华泰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龚坜鉴调查取证，并制作了笔录。笔录中，对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是否是真实股东的问题，龚坜鉴已作明确的回答，且该回答与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答辩是截然相反的，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在收到原审的取证证据时，准备了质证的意见，本想在开庭时进行质证和回应，可原审法院却没有组织开庭，剥夺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对此证据的质证权和抗辩权。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享有的债权发生在王健平、陈雄、任少龙退出股东之后，此时，王健平、陈雄、任少龙也已经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按照王健平、陈雄、任少龙与现有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是不用承担新股东的经营、损害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最终判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要承担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2.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是合伙关系，文华泰富公司能不能回购杨金兰的投资款，约定回购有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才能作为证据，不能因为有深圳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就能作为证据并加以认定，而应重新审理该债权的合法性。况且，已告知有些被告向其他法院起诉，要求认定约定条款无效，并请求原审法院中止审理，对此，原审法院仍然认可其合法性是错误的。综上，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都有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核实，同时启动笔迹司法鉴定程序，并根据鉴定结果，驳回杨金兰对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胡红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十项。2、改判驳回杨金兰对胡红晖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杨金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遵循“先刑后民”的审理程序，导致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错误判决。因本案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月10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七大队受理并立案侦查，案件正处于刑事侦查阶段，即将进入审查起诉。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正是本案的胡红晖等。诈骗的标的正是本案涉及的增资扩股资金。诈骗的手段和方法也正是利用股权转让的方式吸引受害人作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注册为股东，然后骗取胡红晖缴纳的增资扩股的注册资金。因此，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必将影响本案胡红晖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所有证据的有效性和关联性。一旦刑事案件审理确定龚坜鉴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注册为股东的方式诈骗胡红晖增资扩股资金，意味着胡红晖与龚坜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注册为股东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支付给龚坜鉴的500万元资金的性质属于被诈骗的增资扩股资金。因此，胡红晖作为受害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受让股东，不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一审答辩和开庭时，胡红晖均提出一审法院应当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定案后再启动审理程序。二、一审法院未认定胡红晖已经向龚坜鉴汇款500万元属于增资扩股资金的事实是错误的。1、胡红晖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已经缴付了500万元出资。胡红晖在2013年9月29日办理股权转让，于2013年9月13日、9月18日、9月23日和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出资款500万元支付至龚坜鉴的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62×××27账户。在另一案件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855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文华泰富公司多次委托龚坜鉴向大连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付款，实际款项是进入到文华泰富公司运营。2、根据一审法院2018年5月3日在广东省阳春监狱向龚坜鉴做的询问笔录也可以证实：胡红晖的汇款均是增资扩股的资金。3、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罪的诈骗标的也是这500万元增资扩股资金。三、一审法院认定“对杨金兰而言，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第二期出资期限未变更”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文华泰富公司股东对第二期出资期限的变更是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股东决议，对文华泰富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延长出资期限的是股东对公司的经营自主权的体现，是股东基于文华泰富公司的运营等实际情况依法正当行使其股东的基本权利，符合《合同法》《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并已经向社会公示，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无权干涉。股东依法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修改的《公司章程》等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公示的合法章程对任何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对杨金兰无效缺乏法律依据。2、文华泰富公司股东修改《公司章程》是因为换了新的股东，新股东要求延长出资期限，并非因为杨金兰的债务。杨金兰的债务确定时间是［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仲裁裁决书》作出时间2016年7月18日。而章程的修改是在2014年12月，公示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855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期间，正是文华泰富公司对外频繁发生交易的时间，该判决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大连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偿还文华泰富公司17280000元的借款本金，并由另五位自然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文华泰富公司并非像一审法院认定的“该决定损害了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章程的信赖，导致文华泰富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杨金兰的债权未能受偿，损害了杨金兰的合法权益”。3、《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解释是为了公平、平等地保护所有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在公司解散时，债权人才有权主张未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本案并没有进入解散程序，实际上，文华泰富公司对外的债权也正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文华泰富公司在未解散或破产的情况下，包括杨金兰在内的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强迫股东提前缴付剩余出资，认缴剩余出资的股东也无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债权人认为文华泰富公司资不抵债，完全可以依法申请文华泰富公司破产，由股东在破产程序中依法承担提前缴付认缴的剩余出资等相应的责任，而无权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股东提前缴付剩余出资。法院据此判决没有解散的公司股东承担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属于越权判决。4、文华泰富公司修改的章程经过登记公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任何交易对手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均应当知道可能被修改，杨金兰也不例外。因此，一审法院在注册资本缴款期限到来之前就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也是违背公司法律关于注册资本缴纳期限的基本原则。四、一审法院对杨金兰提交的作为证据的《仲裁裁决书》的合法性没有审查，对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的合法性没有审查，对杨金兰仲裁文华泰富公司的债权的合法性未进行审查，没有回应胡红晖及一审其他被告对其债权的合法性的合理、合法的质疑。1、杨金兰起诉的基础事实来源于其对文华泰富公司的债权。但该债权的形成不具有合法性。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和《合伙协议》约定，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均为深圳中融桃花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融投资企业）的合伙人。根据《合伙法》的规定，合伙人应当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而不能约定只想利润而不承担亏损。2、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明显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合伙人共同承担风险和亏损的规定。协议的内容违背了合伙基本法律原则。因此，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应属违法无效的。3、《回购协议》的无效性直接决定了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债权的无效。因此，杨金兰缺乏合法的债权，失去了基础事实。4、因一审被告均不是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仲裁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仲裁裁决的合法性和强制执行从程序上无法提出质疑，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救济手段。因此一审期间，所有的被告均提出了对杨金兰债权合法性的审查请求，要求对杨金兰提交的作为证据的《仲裁裁决书》的合法性审查。上诉人张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十一项；2、改判驳回杨金兰针对张微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费用由杨金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因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时间（2014年12月）早于确定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负有债务的仲裁裁决作出之日（2016年7月18日），故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并不能被认定为逃避公司债务的恶意行为。原审法院以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的债务发生时间(2014年6月至9月期间）早于延长出资期限的时间为由，认为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损害了杨金兰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审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判决张微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述规定中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是指在出资期限届满以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如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则不能直接适用该条款。原审法院在适用该条款进行判决时，认为因为公司债务发生在股东延长出资期限之前，债权人对该公司的章程存在信赖利益，故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存在恶意逃避公司债务的嫌疑，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故应当认为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对于杨金兰而言无效。在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确定公司对债权人负有债务之前，不能仅仅因为公司对外产生了不确定的债务就限制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权利。债权人对公司已经公示的章程确实存在信赖利益，但债权人也应当能够预见到公司章程包括股东出资期限在内的约定是可以根据股东的约定进行变更的。原审法院以债权人对公司章程有信赖利益为由，认定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债务发生之后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对该债权人无效，变相限制了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权利。若因为公司对外发生了债务，而在此债务发生之后股东约定延长出资期限就认为该行为是在逃避债务，那么将彻底违背公司法的宗旨和原则，也损害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具体到本案中，文华泰富公司股东作出延长出资期限的决定是在2014年12月，此时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的债务尚处于存在争议的状态，一直到2016年7月18日仲裁裁决作出后杨金兰的债权才得以确定。因此，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存在债务的事实是在股东约定延长出资期限之后才确定的，文华泰富公司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并无恶意逃避债务的目的，该延长出资期限的决定应该对杨金兰的债权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审法院未查明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未确认杨金兰所主张的对文华泰富公司的债权不成立。(一）《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条款因违反《合伙企业法》中合伙人“共担风险”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应属无效。2014年6月5日，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了《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合伙协议》《回购协议》。根据《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的约定，杨金兰是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中融投资企业并认购有限合伙份额105万元。因此，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均为中融投资企业的合伙人，建立的是合伙关系，应依照《合伙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合伙人的相应权利和承担合伙人的相应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等。《回购协议》第二条约定:“在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杨金兰有权要求文华泰富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回购”，第三条约定了回购价格的计算方式。由此可见，杨金兰虽为中融投资企业的合伙人，但可以完全脱离中融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取得固定收益，而对中融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亏损却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是变相约定由文华泰富公司等其他合伙人承担中融投资企业的全部经营风险和亏损，该约定明显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合伙人共同承担风险和亏损的规定。(二）《回购协议》损害了中融投资企业及企业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属无效。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中融投资企业的合伙期限为自2013年8月5日至2018年8月5日。在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于2014年4月1日签署《回购协议》时，距离合伙期限结束还有4年零4个月。然而，《回购协议》第二条约定：“在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回购：1、自合伙企业投资款支付到被投资项目指定账户之日起满3个月后的5个工作日内，合伙企业未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向乙方分配本金及全部收益……”该条款间接约定中融投资企业需要在自投资款支付到被投资项目指定账户之日起满3个月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杨金兰分配本金及全部收益，损害了中融投资企业及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中融投资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应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文华泰富公司的财产状况将直接影响其对中融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能力，影响中融投资企业债权人的权益。《回购协议》违反合伙企业亏损共同分担原则，约定文华泰富公司需对杨金兰承担有限合伙出资份额回购义务，将对文华泰富公司的财产状况带来不利影响，降低了其对中融投资企业债权人的债务偿还能力，损害了中融投资企业债权人的利益。三、张薇已向文华泰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龚坜鉴付款300万元，并委托其进行缴纳出资，已经履行了300万元的出资义务。张薇受让股权并成为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时，已通过其丈夫苗志国将出资款300万元付给文华泰富公司的实际人控制人龚坜鉴，委托龚坜鉴代为向文华泰富公司缴纳出资。该300万元分三次支付：2013年7月11日通过工商银行支付了200万元、2013年12月20日通过工商银行支付了54万、2013年12月20日通过建设银行支付了46万元。因此，张薇实际上已经履行了300万元的出资义务。因张薇已出资300万元，其余未出资金额的出资期限也尚未届至，因此无需在未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诉人孙会君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九项；2、改判驳回杨金兰针对孙会君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杨金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案仍在侦办尚未结案前即对本案先行判决，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文华泰富公司的包括孙会君等在内的股东缴付的出资款，现正被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办，目前尚未结案；而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案的审判结果涉及包括孙会君等在内的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的确定，与本案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一审法院应暂缓本案的审理，待龚坜鉴涉嫌合同诈骗案的相关刑事判决生效、本案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等相关事实确定后再继续审理本案。二、一审法院遗漏了孙会君已经缴付出资400万元的事实。孙会君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充分、确凿地证明孙会君已经缴付了400万元出资，即孙会君在2013年9月29日办理了股权转让见证，受让了龚坜鉴所持的文华泰富公司10%的股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3年10月14日对该次股权转让予以核准登记：孙会君在2013年11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账户为62×××64,开户行为中信银行广州白云支行，开户名为孙会君）将出资款400万元支付至龚坜鉴的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62×××27账户。三、一审法院认定孙会君等文华泰富公司股东应承担提前缴付出资的义务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作出相应的决议对文华泰富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延长出资期限等，是股东基于文华泰富公司的运营等实际情况依法正当行使其股东权利，应依法予以尊重和保护。股东依法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修改的《公司章程》等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2、根据文华泰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剩余4000万元出资的缴付期限为十年，缴付的最后截至时间为2023年1月11日。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首期出资己经缴足、剩余出资缴付期限未届至、文华泰富公司更未解散或破产的情况下，包括杨金兰在内的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强迫股东提前缴付剩余出资，认缴剩余出资的股东也无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杨金兰认为文华泰富公司资不抵债，完全可以依法申请文华泰富公司破产，由股东在破产程序中依法承担提前缴付认缴的剩余出资等相应的责任，而无权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股东提前缴付剩余出资。3、杨金兰提供的（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仲裁裁决书》，其作出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而张会君等文华泰富公司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和修改文华泰富公司《公司章程》是在2014年12月，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由此可见，2014年12月在孙会君等文华泰富公司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和修改文华泰富公司《公司章程》时，文华泰富公司是否对杨金兰承担回购义务等尚未确定，该债务是否合法成立有效等均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由此可见，孙会君等文华泰富公司股东在作出股东会决议和修改文华泰富公司《公司章程》时，并非基于损害杨金兰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在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决定将出资期限延长至2021年。该决定损害了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章程的信赖，导致文华泰富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杨金兰的债权未能受偿，损害了杨金兰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仅仅因为文华泰富公司对外存在不确定的债务就将该不确定债务产生之后的股东延长出资期限的股东会决议认为股东是基于逃避该不确定债务的非法目的所作出的并进而认定为无效，违背了《公司法》的宗旨和原则，是对股东正当延长出资期限等权利的不当干涉和限制，严重损害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4、《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本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是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以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包括孙会君在内的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尚未届至，不具备直接适用本条款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却据此判决孙会君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违法无效，未依法确认杨金兰所主张的对文华泰富公司的债权不成立。1、2014年6月5日，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了《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合伙协议》《回购协议》。根据《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的约定，杨金兰是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中融投资企业并认购有限合伙份额。因此，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均为中融投资企业的合伙人，建立的是合伙关系，应依照《合伙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合伙人的相应权利和承担合伙人的相应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等。2、在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中，第二条约定：“在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杨金兰有权要求文华泰富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回购”，第三条约定了回购价格的计算方式。由此可见，杨金兰虽为中融投资企业的合伙人，但可以完全脱离中融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取得固定收益，而对中融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亏损却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是变相约定由文华泰富公司等其他合伙人承担中融投资企业的全部经营风险和亏损，该约定明显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合伙人共同承担风险和亏损的规定，即：“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应为无效。3、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即“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杨金兰作为中融投资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应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中融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文华泰富公司作为中融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应对中融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署的《回购协议》第二条却约定：“在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杨金兰有权要求第三人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回购：1、自合伙企业投资款支付到被投资项目指定之日起满三个月后的5个工作日内，合伙企业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申请人分配本金及全部收益”，据此，一方面，需向杨金兰分配其出资本金及支付全部收益，另一方面，《回购协议》又约定文华泰富公司应回购杨金兰的合伙出资，并变相约定杨金兰不承担中融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及亏损而是由其他合伙人承担，从而不但损害了中融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中融投资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杨金兰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各方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王滔、龚坜鉴、代豪、王**、应伟、刘文华、费新、林界群及原审第三人文华泰富公司均未到庭，亦未答辩。杨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龚坜鉴、王健平、陈雄、王滔、任少龙、代豪在各自抽逃出资的本金和利息（利息以各自抽逃出资的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月1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因[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所确定的对杨金兰所负债务（暂算至2017年1月1日为1427985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王**在受让陈雄、代豪的股权份额范围内对陈雄、代豪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伟在受让龚坜鉴、任少龙的股权份额范围内对龚坜鉴、任少龙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文华在受让王滔的股权份额范围内对王滔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林界群在受让龚坜鉴股权份额范围内对龚坜鉴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龚坜鉴、刘文华、孙会君、胡红晖、张微、费新在未出资本金及利息（利息以各自抽逃出资的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因[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所确定的对杨金兰所负债务（暂算至2017年1月1日为1427985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上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8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即杨金兰与被申请人即文华泰富公司的合同纠纷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查明：2014年6月5日，杨金兰与文华泰富公司签订了《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合伙协议》《回购协议》等三份协议，同日，杨金兰向文华泰富公司支付了投资款100万元；投资期限于2014年9月4日到期后，文华泰富公司没有回购，也未支付收益。仲裁委认为：三份协议合法有效，回购条件业已成就，文华泰富公司未履行回购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裁决：文华泰富公司向杨金兰支付出资份额回购款1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标准，从2014年9月5日起计算至裁决给付之日止，已付10万元违约金应予扣除）；文华泰富公司补偿杨金兰律师费5000元；仲裁费30370元，已由杨金兰预交，由文华泰富公司承担，文华泰富公司迳付杨金兰。仲裁裁决后，文华泰富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债务，杨金兰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粤03执2676-2679号之一执行裁定，认为被执行人即文华泰富公司目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3年1月11日，文华泰富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龚坜鉴任法定代表人，成立时的股东及各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龚坜鉴69%，王健平7%，陈雄、王滔、任少龙及代豪分别为6%。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于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两年内分期缴足，首期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0%，于公司注册登记前缴付，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询证函回函显示：2013年1月11日，文华泰富公司在建设银行开立的尾号为8393的人民币验资存款账户收到上述股东缴存的投资款共计1000万元，其中龚坜鉴缴存690万元，王健平缴存70万元，其余股东分别缴存60万元。其后，上述股东之间发生了多次股权转让，上述股东还将部分或全部股权多次转让给其他被告，各被告间也多次发生股权转让。上述股权转让均签订了转让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均为1元。至2014年6月16日最后一次股权变更登记后，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及出资额分别为：龚坜鉴750万元，刘文华950万元，费新18**万元，孙会君、胡红晖和张微分别为500万元。2014年12月25日，文华泰富公司作出章程修正案，将股东出资期限修改为：首期出资1000万元，已由原股东于公司注册登记前缴足，余额4000万元，经全体股东一致约定，于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十年内缴足。2015年1月23日，上述章程修正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诉讼期间，原审法院依杨金兰的申请，向建设银行调取上述文华泰富公司在建设银行开立的尾号为8393的人民币验资存款账户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交易记录。记录显示：2013年1月11日，龚坜鉴向该账户汇入690万元，王健平汇入70万元，陈雄、王健平、陈雄、王滔、任少龙、代豪分别汇入60万元，截至该日，该账户余额为1000万元；2013年1月15日，该账户向深圳市福田区鹏俊达建材商行（以下简称鹏俊达商行）电子汇出9999730元，支出手续费260.49元，账户余额为9.51元；其后至2013年3月21日，该账户发生了十几笔金额为15元至11850元不等的交易，截至2013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为3.95元，其后未发生交易。被告及文华泰富公司未提供文华泰富公司与鹏俊达商行进行交易的合同或送货单、发票等证据。对于文华泰富公司为何会向鹏俊达商行汇出上述款项，龚坜鉴称“不记得了”。龚坜鉴一直是文华泰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坜鉴承认其是文华泰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同时认为其他股东也有参与经营管理，是文华泰富公司的真实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仲裁裁决，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享有债权。龚坜鉴对此亦予认可。部分被告关于涉案《回购协议》无效的辩解，与仲裁裁决的认定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如果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即本案各被告存在瑕疵出资情形，则应依法向杨金兰承担责任。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健平、陈雄、王滔、任少龙是文华泰富公司的原始股东，目前没有生效法律文书否定该四人曾经是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因此，基于公示公信原则，在对外法律关系上，该四人应承担法律规定的作为股东应承担的责任。该四人辩称其不是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因而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同理，其余被登记为股东的被告，亦应承担法律规定的作为股东应承担的责任。关于龚坜鉴、王健平、陈雄、王滔、任少龙、代豪是否抽逃出资的问题。文华泰富公司成立后第五天，各股东首期出资款1000万元中的9999730元即被转走，被告及文华泰富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系因正常的经营行为而支出该款项，因此，应认定属抽逃出资。该六人依法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的涉案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杨金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金兰请求该六人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龚坜鉴作为文华泰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协助上述其他五人股东抽逃出资，依法本还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但杨金兰未提出此项请求，故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其他股东受让股权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六人股东抽逃出资，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从《公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来看，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与股东抽逃出资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系规定受让股东应对出让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受让股东应对出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上述六人已履行缴存第一期出资款的义务，该六人最后一次出让股权时，原章程约定的2年的第二期出资款缴存期限亦尚未届至，故在其他被告受让股权时，并不存在出让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杨金兰请求受让股权的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以1元的价格受让股权，亦不能据此即推定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出让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可能出让人并不存在瑕疵出资的行为，只是公司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严重亏损，造成股权贬值。杨金兰主张受让股权的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出让人抽逃出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延长第二期出资期限，当时的股东龚坜鉴、刘文华、孙会君、胡红晖、张微、林界群、费新等六人因此应否对文华泰富公司欠杨金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延长出资期限是股东的单方法律行为，应仅对之后发生的公司债务产生法律效果，对之前已发生的公司债务不产生法律效果，除非延长出资期限对之前的公司债权人有利。本案中，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的债务发生在2014年6月至9月期间，当时的公司章程规定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第二期出资期限至2015年1月11日届满。2014年12月，在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决定将出资期限延长至2021年。该决定损害了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章程的信赖，导致文华泰富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杨金兰的债权未能受偿，损害了杨金兰的合法权益，因此，应认定对杨金兰而言，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第二期出资期限未变更，即出资期限仍为2015年1月11日。至该期限届满时，当时的六位股东未出资，依法应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欠杨金兰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龚坜鉴应在未出资600万元（750万元×80%），刘文华应在未出资760万元（950万元×80%），费新应在未出资1440万元（1800万元×80%），孙会君、胡红晖、张微分别应在未出资400万元（500万元×80%）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金兰请求该六位股东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在诉状中，第三项诉讼请求写为请求该六股东“在未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括号内又写明利息以“抽逃出资”的本金为计算基数，表述不一致。结合诉状所附《各被告应承担金额统计》第二部分“逾期未出资部分”的内容，可以认定上述括号内的“抽逃出资”应系“未出资”的笔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龚坜鉴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69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69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至被告龚坜鉴重新缴存完毕该69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王健平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7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至王健平重新缴存完毕该7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第三人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告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陈雄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至陈雄重新缴存完毕该6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王滔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至王滔重新缴存完毕该6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任少龙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至任少龙重新缴存完毕该6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六、代豪应在抽逃出资的本金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1月16日起计至代豪重新缴存完毕该6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七、龚坜鉴应在未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的本金6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6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2日起计至龚坜鉴缴存完毕该60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八、刘文华应在未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的本金7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76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2日起计至刘文华缴存完毕该76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九、孙会君应在未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的本金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2日起计至孙会君缴存完毕该40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十、胡红晖应在未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的本金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2日起计至胡红晖缴存完毕该40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十一、张微应在未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的本金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2日起计至张微缴存完毕该40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十二、费新应在未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的本金144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144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月12日起计至费新缴存完毕该1440万元出资之日止）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依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763号裁决对杨金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十三、上述任一被告依判决承担了补充赔偿责任后，其余被告在该被告承担责任的范围内，相应免除对杨金兰所负补充赔偿责任。十四、驳回杨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652元，由龚坜鉴、王健平、陈雄、王滔、任少龙、代豪、刘文华、孙会君、胡红晖、张微、费新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判决原审被告龚坜鉴、代豪、刘文华、费新承担责任后，龚坜鉴、代豪、刘文华、费新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原审被告王滔提起上诉后未依法缴纳上诉费，本院已作出按其撤回上诉的民事裁定，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作审查。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一、关于杨金兰是否为案涉合法债权人的问题。深圳仲裁委员会已于2016年7月作出生效裁决书，裁决认定杨金兰对第三人文华泰富公司享有债权。因文华泰富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债务，杨金兰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因文华泰富公司没有可供执行财产，本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杨金兰据此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上诉人关于案涉《回购协议》无效，杨金兰不是案涉合法债权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是否为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的问题。本院认为，工商登记显示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均系文华泰富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其中王健平、任少龙分别担任公司设立时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监事职务。之后，2013年3月27日王健平将其持有的华泰富公司7%股权转让给龚坜鉴；2013年7月9日陈雄、任少龙将其持有的华泰富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应伟、王**。在相关《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见证书》等文件上均有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签名确认。原审据此认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是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应依法承担作为股东应负的责任，并无不当。王健平、陈雄、任少龙上诉称华泰富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法定代表人信息》《执行董事、监事任命书》等公司设立所需要的文件、以及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改正案》等文件均不是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签署的，而是龚坜鉴委托他人冒充其签名。本院认为，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就其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且所谓的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予以登记的行为。判断是否存在冒名行为最主要的核心是被冒明者对其名称被冒用是否知情。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允许股东委托他人持合法身份证件代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由此可见，设立公司并非必须要求股东本人到场，代办公司设立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因此，即使工商登记材料非股东本人所签亦不足以否认股东资格。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的该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王健平、陈雄、任少龙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文华泰富公司成立后第五天即2013年1月15日从其公司账户向鹏俊达公司转账9999730元，鹏俊达公司为从事建筑材料及服装购销的个体工商户，包括王健平、陈雄、任少龙在内的文华泰富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文华泰富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系因正常的经营活动而支出该巨额款项，原审据此认定王健平、陈雄、任少龙、王滔、龚坜鉴、代豪六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并判令其在各自的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的案涉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四、关于孙会君、胡红晖、张微的出资应否加速到期问题。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的债务发生在2014年6月至9月期间，当时的公司章程规定文华泰富公司股东的第二期出资于2015年1月11日前缴纳，这是文华泰富公司股东对文华泰富公司所作的认缴出资的承诺，也是对公司债权人作出的承诺，这种承诺对公司债权人会产生一定的预期作用。2014年12月在文华泰富公司对杨金兰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文华泰富公司的股东通过修订章程决定将余额4000万元的出资期限延长至2021年，该行为损害了杨金兰对文华泰富公司章程的信赖，导致文华泰富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及杨金兰的债权未能受偿，侵害了杨金兰的合法权益。原审认定此种情况下认定对债权人杨金兰而言，文华泰富公司当时的六股东孙会君、胡红晖、张微、龚坜鉴、刘文华、费新的出资期限仍为2015年1月11日，其应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文华泰富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孙会君、胡红晖、张微提出修改章程延长出资期限时案涉债权尚未作出仲裁裁决，其作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013年10月孙会君、胡红晖、张微通过受让龚坜鉴持有的文华泰富公司股权成为文华泰富公司股东后，其作为股东负有义务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认缴期限的约定向公司缴纳出资。孙会君、胡红晖、张微提交的银行转款记录仅能证实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期间三人向龚坜鉴转款的事实，而不能直接证明其已实际向文华泰富公司缴纳第二期出资款。孙会君、胡红晖、张微据此主张其已履行出资义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需要说明的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在履行一审判决时，涉案利息应明确为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0.3元，由王健平负担12879.48元，陈雄负担11582.41元，任少龙负担11582.41元，孙会君负担17652元，胡红晖负担17652元，张微负担176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东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