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802民再7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男，1980年11月15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爱侠，女，1980年4月1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以上二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田猛，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爱丽，女，1979年1月9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田锐，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海英，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以上五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男，1965年6月1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系王兴民亲属），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大龙，男，1985年4月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杨艳玲，女，198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龙（系杨艳玲之夫），男，1985年4月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5号民事调解书，向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提级审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冀08民申156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再审申请人田锐、杨海英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被申请人王兴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罗海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2017）冀0827民初2065号民事调解书；2、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有证据证明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5号民事调解书明显违反自愿原则。（一）根据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的银行往来凭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5号民事调解书中所涉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之间的“借条”项下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申请人王兴民长期从事高利贷放款业务，经常以申请人袁长伟的名义及账户对外放款、走账，王兴民要求袁长伟以其名义出借的每笔款项都需要袁长伟出具“借条”，其实袁长伟向王兴民出具的“借条”项下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袁长伟实际上就是王兴民对外放款的“白手套”。袁长伟作为王兴民的“白手套”代替王兴民向借款人收取借款本息，然后再转回王兴民或其妻子杨淑艳的账户。未按期收到的本息，王兴民再以袁长伟的名义进行诉讼，待案件胜诉后由袁长伟将执行回款转入王兴民妻子杨淑艳的账户。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袁长伟也已将债权转让给王兴民。（二）本案应属虚假诉讼。2016年1月6日，申请人袁长伟的妻子刘爱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的儿子王立权、妻子杨淑艳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依照该买卖合同，刘爱侠购买宽城县宝生现代城项目27套商品房，总价款约12000000.00元，但袁长伟、刘爱侠并无钱支付给王兴民。后来王兴民提出，用刘爱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套现）支付给王兴民，但袁长伟得先支付一部分房款，剩余房款用袁长伟此前年度出具给王兴民的“借条”并找担保人担保履行，这就是本案中保证人所指的并非给“借款”提供担保，而是给袁长伟、刘爱侠购买宝生现代城的房屋提供担保。同时，担保人杨文元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提供担保后，该房产即在房产局备案于刘爱侠名下。但截至目前，宝生现代城的房子王兴民早已收回，由刘爱侠名下过户到王立成、王立权。袁长伟、刘爱侠没有买到房屋反而还“倒欠”王兴民巨额款项。2017年7月，王兴民拿出此前的“欠条”、“担保还款协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欠款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实为虚假诉讼。另外，本次申请再审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借款”本金为2920000.00元。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即便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的借贷真实，袁长伟也已经偿还了30586020.00元，具体如下：1、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间袁长伟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将执行回的款项全部转入王兴民妻子杨淑艳的账户内，共计7956090.00元。2、袁长伟及其妻子刘爱侠于2013年6月至2017年7月间共向王兴民及其妻子杨淑艳累计汇款约10019650.00元。3、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袁长伟累计向王兴民转让12610280.00元债权。前述三项共计30586020.00元，远远超出了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借款”本金2920000.00元。因此，从这一点上更充分的说明，袁长伟就是王兴民对外放款的“白手套”，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虚假诉讼。（三）授权委托不真实。1、表面上看，孟宪利为申请人（保证人）委托的律师，但孟宪利实为王兴民司机所聘，保证人没有与孟宪利及其律师事务所签订过代理合同，没有支付过代理费用，也没有任何委托事项的沟通交流。2、申请人所签授权委托书系被骗所签，且委托书内容、代理权限、日期等均为空白。当时袁长伟说王兴民已经找好了律师，保证人签字后此事走个程序就解决了。故授权委托书是在虚假哄骗隐瞒真相情况下所签，保证人非真实意愿授权，更非自愿为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虚假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申请人在法院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每个案卷中均有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中一份明显非杨海英、田锐所签。另外，每个案卷中均有两份孟宪利制作的询问笔录，所有申请人均未接受过孟宪利的询问，笔录内容完全是孟宪利编造的虚假笔录。综上，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之间并无真实的借贷关系，不应偿还任何款项，担保人亦无需承担任何连带保证责任。在此情况下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达成，且明显违背了自愿调解的法律原则，原调解书均应当予以撤销。二、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5号调解书程序及内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1、法院的开庭传票送达程序不合法，袁长伟并非田猛、田锐、杨海英、刘爱丽的代理人，法院不能让其代领传票，这样做的后果直接导致担保人不知开庭时间。2、据袁长伟所述，此案的调解并非在宽城满族自治县法院民三庭所作，而是在王兴民办公室，当时在场人员只有王兴民、袁长伟及主审法官刘文海，张春光、孟宪利律师及法院书记员均未在场，而且调解笔录也是事先打印好的，这样的调解内容明显违法。三、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名为民间借贷纠纷，实为委托合同纠纷。即被申请人将贷款以出借的形式交付给申请人袁长伟，申请人袁长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放贷款、回收贷款，贷款回收后交付给被申请人；在发放贷款、回收贷款过程中，申请人袁长伟收取部分利息差作为报酬。这是双方之间基本的合作事实。在此过程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欠条、还款承诺等均是被申请人控制申请人能够将贷款本息回收并且交付给被申请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通过这种运作模式，申请人将收回的大部分贷款本息交付给被申请人，另有一小部分未回收款项，申请人以自己名义诉讼，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回款结案，交付被申请人；未执行终结的案件，申请人袁长伟也通过债权转移的方式，将权利转让给被申请人。可以说，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已经处理完毕，不存在任何纠纷。四、按照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规定和（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指导案例，本案所涉借款及欠款合同应属无效，作为借款和欠款合同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应无效。合同无效后，将本案涉及的包括房产、车辆、矿石、手表等属于买卖合同内容另案处理。五、本案所涉借款金额不能确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状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建议把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所有银行账户中的总收入和总支出进行审计。 王兴民辩称，一、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针对调解书申请再审，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调解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再审申请人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调解协议中的签字不真实，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针对调解受到了被申请人或者法院的欺骗、胁迫。再审申请人陈述的所有理由均与自愿原则没有丝毫关系。二、本案借款及担保关系真实存在，有借据、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予以证实。本案在调解过程中，被申请人提交了借条、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等证据，所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借款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签字都是真实的。如果再审申请人想要否认借款事实，需要提供证据推翻以上所有书证的真实性。三、再审申请人一方面认为本案借款是在帮助王兴民对外出借款项时形成，一方面又说是购买王立成、王立权的商业用房时形成，自相矛盾且都是虚假陈述。1、王兴民委托袁长伟收回第三人欠王兴民的钱，双方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王兴民认可在与白莉莉、何贵敏、李宝臻、任航、宽城满族自治县利达矿业有限公司、宽城满族自治县顺兴矿业有限公司、王志强、张玉宝等人形成民间借贷时，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的事实，但本案中双方实际借款纠纷与上述代为出借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更不存在所谓“高利贷”放款的事实。因上述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违反国家限制利率，也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24%或36%标准的上限标准，所以，根本不存在高利放贷和什么所谓“白手套”的事实。双方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真实债权人确认书》也以书证形式明确了上述合计债权11816000.00元真实出借人是王兴民，而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在以上代理关系中，袁长伟的确向王兴民出具过借条，但借条中都明确了实际借款人的姓名，并写明“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顶名”。这些借条都标注了实际借款人的姓名，与袁长伟欠王兴民钱时所出具的借条完全是两种借条，并未混同。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关于强制执行和债权转移两笔款实质上均是一笔账，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依照双方签订的《真实出借人确认书》，李宝臻等人的法院执行款就应当依法给王兴民，法院执行款和债权转移的数额不能重叠计算，而且该款与王兴民、袁长伟之间的借款纠纷事实上没有关联。袁长伟、刘爱侠向王兴民及杨淑艳有过银行转账，但扣除顶名出借人的还款外，确有部分是借款本金、利息。现起诉部分已经扣除了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述借款的实际所有人就是王兴民，但袁长伟等人为达到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目的，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意图将本来明确的法律事实人为复杂化、模糊化。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系高利贷及“白手套”，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构成刑法上的诬告陷害罪。2、袁长伟、刘爱侠曾想要购买王立成、王立权所有的商业用房，但因未支付房款，双方解除合同。期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及担保关系，而且与本案欠王兴民的钱无关。（1）从本案原审出示的证据而言，王兴民主张的借款从未涉及过《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宽城宝生现代城的商业用房，从证据上否认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本案借款事实上存在的关联性。（2）从时间上，本案借款的事实均发生在2015年9月份之前，而王立成、王立权同袁长伟、刘爱侠之间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月6日，在时间上无重叠。（3）从合同当事人来看，《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王立成、王立权、袁长伟、刘爱侠；而非本案借款纠纷的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而《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中的担保人是杨文元、袁海存，而非本案借款纠纷的担保人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袁宏伟等人。（4）2017年10月22日，袁长伟、刘爱侠、案外人王立成、王立权、杨文元、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士敏、经理许述泉、宋宝生共同签订了《备忘录》，已经清楚明确了《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签订时，袁长伟、刘爱侠从未向商业用房的开发商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也未向王立成、王立权给付购房款，故袁长伟、刘爱侠未因与王立成、王立权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而形成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再审申请人主张因履行商业用房合同与本案借款合同混同的唯一诉讼目的就是混淆视听。综上，本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何大龙、杨艳玲未提交陈述意见，亦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交证据。 王兴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金2920000.00元，利息2044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29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为标准给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2.判令七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借款本息的给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九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调解，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冀0827民初2065号民事调解书，达成的协议为：一、被告袁长伟、刘爱侠给付原告王兴民借款本金2920000.00元及利息（2015年12月31日以前的利息为204400.00元，2016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分期偿还即2017年9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0元，2017年10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0元，2017年11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50000.00元，剩余借款本息于2017年12月15日前付清；二、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如九被告未按上述约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原告有权执行剩余全部款项，同时原告有权主张九被告从逾期之日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分析认定如下：王兴民提交的1-1号证据2015年9月7日还款协议书，拟证明其与借款人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签订的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1-2号证据2016年1月4日袁长伟签署的还款计划，拟证明袁长伟在未按1-1号证据还款的情况下，又出具了还款计划，对上述借款进行确认；1-3号证据2016年1月5日还款协议书，拟证明袁长伟出具还款计划后，王兴民与借款人及各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书，对欠款及利息、利率、还款期限、担保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均本人签字确认；1-4号证据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签署的四份保证书，拟证明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1-5号证据杨文元在宽城县公安局所作的笔录，拟证明袁长伟欠王兴民总计1700多万元的事实，并证明欠款与宝生现代城的房屋无关。袁长伟、刘爱侠对王兴民提交的1-1至1-4号证据认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只是王兴民委托袁长伟收回贷款的一种方式，四份保证和承诺是应王兴民要求而书写，且金额与案件诉讼金额不符；认为1-5号杨文元的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且杨文元只是听说存在借款，借款时间及借款形成过程并不清楚。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同意袁长伟、刘爱侠的质证意见，并认为王兴民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袁长伟欠款，既然没有欠款就没有担保，且王兴民应属于职业放贷人，所签合同应属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后，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属无效。何大龙、杨艳玲对王兴民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1-1号还款协议书中有借款人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的本人签字及指纹确认，且还款协议对所欠款项约定明确具体，当事人对签名捺印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1-2号还款计划中所列应还款项目与1-1所列金额及时间相符，并有袁长伟本人签字，亦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1-3号还款协议书中每页均有借款人、担保人捺印，署名均为本人所签，所反映出的事实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1-4号承诺及保证书均有袁长伟本人签字，且均有借款、还款的内容，能够直观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本院予以采信。1-5号杨文元的笔录，杨文元仅是听说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的借贷关系，为传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根据。王兴民提交的2-1号借款合同、2-2号借据、2-3号转账凭证，拟证明2013年12月7日袁长伟、刘爱侠自王兴民处借款1500000.00元，双方签订了合同，王兴民向其支付款项1470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上述1470000.00元已经还清。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反映了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达成借款协议，且王兴民已经将1470000.00元借款给付袁长伟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的借贷数额，本院认定为1470000.00元。2-4至2-5号证据借款合同、借据、袁国萍笔录，拟证明王兴民将牧马人越野车以420000.00元价款出售给袁长伟，袁长伟出具了借款合同及借据，该款至今未还。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车的实际价格是250000.00元，被田猛买去，车款已经付清，合同中的款项没有根据。何大龙、杨艳玲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所签借款合同内容与袁国萍证言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信。2-6至2-10号证据借款合同、借据、转账凭证、补充协议、王艳华证明，拟证明2014年3月17日袁长伟、刘爱侠自王兴民处借款1000000.00元，王兴民向其支付980000.00元的事实。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上述款项已还清。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借条、借款合同能够与转账记录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信，但实际借款金额应为980000.00元。3号证据宽城县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债权转移确认书、说明等，拟证明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袁长伟、刘爱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证明双方是委托放贷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能够证明王兴民长期以袁长伟的名义对外放贷。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4号证据《商业用房买卖合同》、欠据、备忘录、解除商业用房买卖协议书，拟证明袁长伟曾欲购买原告位于宝生现代城的房屋，但未买成，本次诉讼与上述房屋买卖无关。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买卖合同已经解除，房屋已经收回，袁长伟买房支出的房款应予返还。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如袁长伟等担保人认为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尚有购房款未返还，可另行主张权利。5号证据宽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袁长伟的三次询问笔录，拟证明在该笔录中袁长伟承认向王兴民借款。袁长伟、刘爱侠认为该笔录涉及的案件未经法院审理，最后不了了之，笔录能够证明王兴民以袁长伟的名义放贷。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笔录能够证明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存在合作放贷关系，但不能证实本案借贷金额的实际发生，借款事实应以转账、借据以及合同为准。本院认为，该笔录属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号证据王艳华证人证言，拟证明袁长伟、刘爱侠曾向其借款2000000.00元，后来还款时袁长伟、刘爱侠将款存入王艳华之子李冰的账户，该笔借款、还款与王兴民无关。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证人对2000000.00元借款叙述不清，且其与王兴民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不予认可。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本院认为，李冰与袁长伟、刘爱侠之间的转账不能反映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间的借贷关系，该证言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故对该证言不予采信。 袁长伟、刘爱侠提交的1号证据袁长伟尾号为3360的农行卡银行流水，拟证明2014年3月17日王艳华转给袁长伟980000.00元，袁长伟收款后转给杨欢1000000.00元。2号证据2014年5月28日银行卡转款凭证，拟证明杨欢同日向袁长伟还款500000.00元。3号证据袁长伟尾号3360卡2014年5月29日银行流水及杨淑艳尾号7168农行卡2014年5月29日银行流水，拟证明袁长伟分三次共计向杨淑艳转款462767.00元。4号证据袁长伟尾号3360农行卡2015年12月26日银行流水，拟证明杨文元（杨欢父亲）还款500000.00元后，袁长伟当日转给杨淑艳500000.00元。王兴民对上述转账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袁长伟与杨欢之间的转账与王兴民无关；2014年5月29日袁长伟陈述其向杨淑艳转账的共计462767.00元中，王兴民没有看到其中100000.00元的转账记录，剩下的200000.00元系偿还王兴民其他欠款，还有162767.00元系袁长伟偿还的王兴民为其垫付的吉姆尼车款，与本案无关；袁长伟2015年12月26日转给杨淑艳的500000.00元，已在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7号案件中扣除，与本案无关。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银行流水，具有真实性，但其中3号证据中的转账100000.00元不能确定转出人是否为袁长伟、刘爱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将结合整个案件证据、事实对上述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王兴民针对袁长伟、刘爱侠提供的证据，出示反证：记账凭证、王丽红说明、2014年4月22日借条、王兴民银行流水，拟证明袁长伟于2014年5月29日向杨淑艳转账200000.00元及162767.00元是清偿的其他债务，与本案无关。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且2014年4月22日的借条中已注明了“吉姆尼车款”，能够反映与本案无关，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及本院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2月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自王兴民处借款15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7日至2014年12月7日，月利率为2%。当日，袁长伟、刘爱侠出具借条一张，同时担保人何大龙在借条中签字。同日，王兴民分三次向袁长伟转款1470000.00元。 2014年1月9日，王兴民将牧马人越野车一辆卖予袁长伟、刘爱侠，该二人当时未给付王兴民车款，三人当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42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9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同日，袁长伟、刘爱侠出具借条一份。 2014年3月1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人自出借人处借款1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6月17日，月利率为2%，袁长伟、刘爱侠为王兴民出具借条一张。当日，王艳华听从王兴民指示向袁长伟账户转款980000.00元。2014年8月7日，出借人与借款人将还款期限更改为2015年6月17日。 另查明，2015年9月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二借款人同意在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920000.00元（该款含2014年12月7日1500000.00元、2014年12月31日420000.00元、2015年6月17日1000000.00元），并应结清应付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204400.00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书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借款人、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签字、捺印。 再查明，2016年1月5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二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合计2920000.00元（合计三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借款人现暂时不能清偿借款本金、利息合计3124400.00元，在七担保人提供担保并经各方一致同意前提下（该借款属于应还未还款延期形成，各担保人对此明知并同意提供担保），现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事宜，经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并签订本协议书，以供各方共同遵守，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贰佰玖拾贰万元（该款含2014年12月7日1500000.00元、2014年12月31日420000.00元、2015年6月17日1000000.00元）。二、二借款人同意偿还2015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2044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292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随本金一并付清。三、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无论该借款是否有其他担保与否，担保人均不以此为抗辩，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四、……。借款人及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落款部分签字、捺印，并在抬头部分每人人名处捺印。 本院再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3年12月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袁长伟、刘爱侠自王兴民处借款1500000.00元。当日，王兴民将1470000.00元存入袁长伟账户，王兴民已履行完毕出借人的出借义务，作为借款人的袁长伟、刘爱侠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利率履行还款义务，逾期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双方该笔借款的本金本院认定为1470000.00元。2014年1月9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就牧马人车辆以借款形式进行买卖，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袁长伟、刘爱侠已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应按照合同约定还款，逾期未还，已构成违约。 2014年3月17日，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借款10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同日，二借款人出具了借条，王兴民指示王艳华给袁长伟转账980000.00元，已履行出借义务，本次借款的实际金额应为980000.00元。该合同签订后，袁长伟、刘爱侠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亦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2015年9月7日，在上述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又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进行了重新约定，该行为系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同时，出借人、借款人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2004400.00元不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且低于双方初始合同中约定的利率，应视为双方对截至该日的利息也进行了协商一致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变更。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5日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是对还款期限所作的再次有效变更。在该协议中，袁长伟、刘爱侠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偿还本金，但至今未偿还，故对王兴民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该协议中，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借款本金为2920000.00元，但经本院核实，实际金额为2870000.00元，本院对该借款本金予以支持。同时，自2016年1月1日计算的利息，亦应以287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进行计算。 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借贷和欠款关系予以否认，但其与王兴民之间的转账记录、借条以及还款协议却实际存在。在其辩称已经偿还相应借款时，王兴民亦能举证其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在双方对还款事宜进行重新约定时，袁长伟、刘爱侠在还款协议上再次签名捺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的借据和还款协议上签名捺印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信袁长伟、刘爱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在借条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该是明知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袁长伟、刘爱侠所作辩解意见多与常理不符，本院难以采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月5日，在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保证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均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应按照该协议中对担保人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在其未履约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对担保事宜无异议，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自称对担保债务不清楚，不知道是为袁长伟和刘爱侠的借款提供担保，但对本人在还款协议落款处的签名和所按指纹均无异议。庭审中所出示的还款协议原件的文字内容不小于小二号字体，而且通篇为清晰的打印件，担保人对协议内容视而不见，令人费解。作为正常的自然人，对在还款协议上担保人项下的签名捺印没有考虑过后果，甚至以“不知情”作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合理的抗辩事由。因此，本院对上述保证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认定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条内容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其中对非法人的自然人界定了“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标准，从本案来看，王兴民虽然与袁长伟之间发生过多笔借贷，袁长伟也与他人之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但如果将其二人认定为以民间借贷为业，尚需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衡量标准，对“以民间借贷为业”不宜做随意性自由裁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项下，明确要求“《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鉴于本案系再审案件，按照通知要求不在该《会议纪要》适用范围。综上，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民事专业法官会议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5号民事调解书； 二、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借款及欠款2870000.00元、利息204400.00元及以287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三、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本息的给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驳回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31795.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31395.00元、由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负担400.00元；案件保全费500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孟庆九 审 判 员  姜朋飞 人民陪审员  刘建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孙 超 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