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国津，男，199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玲，广东百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怡秋，广东百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彭新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三财，男，197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敬鹏，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国津因与被上诉人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曾三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5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国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时利和公司、曾三财向冯国津返还购车款356900元、赔偿冯国津的损失（银行贷款服务费）35600元及利息（利息从冯国津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请求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时利和公司、曾三财承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冯国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93.75元，由冯国津负担。冯国津上诉请求：1.改判时利和公司、曾三财向冯国津返还购车款356900元、赔偿冯国津的损失（银行贷款服务费）35600元及利息（利息从冯国津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计至时利和公司、曾三财实际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时利和公司、曾三财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的四点事实认定完全罔顾证据、时利和公司、曾三财在庭上自认的事实。一审判决认为：1.冯国津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时利和公司达成合意购车的意向并签订购车合同，整个交易过程是曾三财与时利和公司进行沟通，冯国津没有与时利和公司进行洽谈，因此双方不可能存在买卖车辆的合意，冯国津只是想贷款创业并与中国银行里水支行签订了《中国银行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冯国津仅是与中国银行里水支行之间形成借款关系；2.车辆首付款不是冯国津支付，时利和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为曾三财，且双方已完成交易；3.冯国津未提交购车合同用以证明贷款实际用于购买车辆；4.冯国津所述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冯国津与时利和公司没有购车买卖合同关系。上述事实与冯国津、时利和公司、曾三财提交的证据以及三方在庭上的陈述均矛盾，具体如下：（一）关于贷款目的、用途问题冯国津在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第一条明确，分期额度为178000元；第二条明确分期额度的用途为购车:借款人支付其购买凯迪拉克XT5汽车的款项；第六条分期额度的使用约定，交易金额划至借款人指定专用账户，即时利和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的账户。最后该笔款项也确实由时利和公司收取了，这一点时利和公司在庭上是承认的。冯国津在庭上明确表示确实是想通过贷款购车然后把车卖了获得创业资金，而非一审法院所述的只是想贷款创业，贷款创业为冯国津的目的，但过程是购车。一审判决无视《借款合同》如此明确的内容，无视时利和公司的自认，只看目的无视过程、歪曲冯国津所述，就以冯国津没有提交购车合同为由认为冯国津无法证明贷款实际用于购车，然后机械地认定冯国津与时利和公司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冯国津未与时利和公司洽谈、零首付的问题冯国津确实未支付所涉车辆的首期款，但尾款是冯国津支付的，曾三财及案外人陈某作为中间方促成冯国津和时利和公司的交易，冯国津在此期间无需与时利和公司接洽，由中间方代为支付首付款符合常理。事实上现在很多中介的居间服务均涉及到零首付消费的项目，所以不能据此否定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时利和公司：李某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的款项有无注明是冯国津购买车辆的首付款？时利和公司答：形式上有，因为购买车辆的发票也是冯国津的名字。（三）关于曾三财与时利和公司之间是否就涉案车辆构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曾三财在庭上表示其只是中间方，并非买卖相对方，其与时利和公司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洪某明确和曾三财说是冯国津要购买车辆。事实上首付款也非曾三财支付的，是由案外人李某支付的，且形式上写了冯国津购车的首付款。如曾三财是涉案车辆的买方，那为何首付款形式上写冯国津，剩余的车款是由冯国津贷款支付，同时曾三财也否定其与时利和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李某支付的，形式上写了冯国津购车的首付款这一事实不重要，尾款是冯国津贷款支付的这一事实不重要，在无证据证明首付款、尾款是曾三财支付，曾三财否定双方有交易关系的情况下，主观、擅自将该买卖关系强加给了曾三财而否定了冯国津与时利和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逻辑，涉案车辆根本不存在购买方，因为支付首付款、贷款支付尾款、交易接洽、提车的人均不重合。二、冯国津和时利和公司双方构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冯国津形式上支付了购车首付款，实质上支付了178000元购车尾款。（二）时利和公司开具了以冯国津的名字为购买方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发票上的购买方即是合同相对方，如时利和公司与冯国津之间没有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没有收取冯国津的178000元贷款，就不会将发票购买方的名称开为冯国津的名字。（三）在庭上，时利和公司和曾三财都承认案外人冯某持冯国津的身份证（不论真假）前往时利和公司提车。如果时利和公司不是与冯国津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为何案外人冯某要持冯国津的身份证前往提车，时利和公司为何会在庭上陈述是案外人冯某持冯国津身份证提车并完成交付。时利和公司在无法否定冯国津购车的事实的情况下否定其与冯国津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完全是因为时利和公司的提车程序存在巨大漏洞，时利和公司为逃避责任而罔顾事实否认双方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而且，在时利和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曾三财、案外人洪某与时利和公司的员工钟某通过微信沟通车款支付情况、提车情况时，均提及冯国津。时利和公司庭审称曾三财持冯国津的身份证订购涉案车辆，冯国津有明确的付款记录和购买发票，以冯国津的名义提车，曾三财表示自己只是中介冯国津才是购买方。这一系列的事实和证据都足以证明冯国津就是车辆的购买方。一审法院仅仅以冯国津无法提供购车合同，冯国津没有与时利和公司之间洽谈为由否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依据。三、一审法院的判决助长违法犯罪行为，对冯国津极度不公平冯国津多次到公安机关报案未能立案，才起诉到法院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冯国津是本案的受害者，至今仍背负178000元的贷款而车辆不知所踪。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受害者的现况，无视本案的事实，无视时利和公司的提车程序存在重大漏洞，无视时利和公司和相应中介的不当操作，草率判决，对冯国津极度不公平，也在助长时利和公司与相应中介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当操作。事实上，在时利和公司与另一案受害者梁某、中国银行里水支行的另一诉讼中，时利和公司是承认与梁某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而该案的全部案件事实与本案一模一样。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冯国津的请求。时利和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冯国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从冯国津的一审请求内容来看，其诉请成立的条件包括两点，第一点是冯国津必须证明自己是案涉车辆的实际权利人，第二点是冯国津作为原告必须已经支付了购车款356900元且没有收到时利和公司交付的案涉车辆。在本案一审中冯国津主张已经支付了所有的购车款项且没有收到案涉车辆，事实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反映冯国津不能证明自己是案涉车辆的实际权利人，而且根本不知道案涉车辆的首付款由谁支付，就算冯国津是案涉车辆的实际权利人，冯国津也承认其已经收到案涉车辆，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从本案纠纷起因来看，冯国津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为其意图通过转卖案涉车辆取得贷款做生意，冯国津与时利和公司之间不存在纠纷，冯国津可能是因为与其委托人陈某等人之间因款项分配不均发生问题，但与时利和公司及曾三财无关，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冯国津的上诉请求。曾三财辩称，一、在本案中，曾三财只是汽车资源渠道中介，与冯国津没有任何接触，亦未收取过冯国津任何中介费，冯国津上诉请求曾三财返还购车款、赔偿损失及利息没有依据。曾三财是汽车资源渠道中介，是洪某找到曾三财称冯国津想购买涉案型号车辆，曾三财再将洪某提供的购车信息转发给时利和公司而已。冯国津在一审庭审中亦称不认识曾三财，曾三财对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情况、冯国津每月贷款归还情况、车辆发票的开具情况以及车辆使用情况不知情，曾三财亦未向时利和公司支付过任何购车款。一审判决认定时利和公司的员工钟某于2018年5月23日将《新车销售合同》通过微信方式发予曾三财的事实及曾三财与时利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有误。钟某是于2019年4月12日通过微信方式将《新车销售合同》发给曾三财的，是在收到冯国津一审起诉材料后才发给曾三财的，因该合同购买方消息处注明是曾三财（网点），但曾三财并非案涉车辆的购买方，因此曾三财未曾在微信上予以确认。二、冯国津已收到案涉车辆并已将案涉车辆转卖，其上诉请求曾三财返还购车款、赔偿损失及利息没有依据。曾三财于2019年4月15日与洪某面谈才得知洪某手上有冯国津收到案涉车辆并已将案涉车辆转卖的视频，在视频中冯国津拿着身份证，说自愿将案涉车辆卖给某某车行，并说出了案涉车辆的车架号，曾三财在面谈过程中亦已录音并已将面谈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冯国津在一审庭审中称，其是经陈某介绍到银行贷款零首付购买案涉车辆，目的是转卖后拿钱去创业，所谓的车辆转卖视频是陈某让他录制的，其对陈某的一系列操作并不知情。由此可知，冯国津与陈某双方之间其实是有约定的：购买车辆的一切事宜均由陈某负责安排，其只需配合陈某到银行办理贷款支付案涉车辆的尾款，然后陈某再转卖车辆后将相应钱款交付给冯国津。而冯国津现上诉称“多次到公安机关报案未能立案，才起诉到法院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至今仍背负178000元的贷款而车辆不知所踪”，曾三财认为，若陈某没有履行当初约定，造成冯国津的损失，冯国津应追究陈某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并非请求曾三财返还购车款、赔偿损失及利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上述事实后，驳回冯国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冯国津向本院提交新车销售合约图片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冯国津向时利和公司购买了案涉车辆。时利和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曾三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时利和公司、曾三财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该证据无原件核对，且时利和公司、曾三财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法庭调查中，冯国津出示拍摄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的视频一份，冯国津在视频中手持其居民身份证并作出如下陈述：“本人身份证号440************675自愿将凯迪拉克牌车，车架号LSG**********044卖给玉成国际名车。”车架号为LSG**********044的凯迪拉克牌小汽车即案涉车辆。另查明2，二审法庭调查中，本院询问：“冯国津，有没有就案涉车辆的银行贷款向银行还过款？如果有还款，还款的金额？”冯国津回答：“从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冯国津已经还款五期，第一期是2018年7月7日3010元，第二期2018年8月5日3575元，第三期是2018年9月6日3560元，第四期是2018年10月6日3560元，第五期是2018年11月6日3560元，后来因为一直没有收到案涉车辆，就没有再还款。”在本院提醒各方当事人诚信诉讼，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冯国津改称系陈某偿还了前述银行贷款。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时利和公司、曾三财应否向冯国津返还购车款356900元并赔偿损失的问题。经审查，首先，涉案车辆交易的首付款并非冯国津所支付，而是由案外人李某支付，但冯国津自述其不认识李某。本案中，冯国津仅向中国银行里水支行贷款178000元，并指示该行将该款项转入时利和公司账户，冯国津不但未支付涉案车辆的首付款，前述银行贷款亦非由其偿还。故冯国津诉请时利和公司返还购车款356900元显然没有依据。其次，冯国津主张解除合同、返还款项的前提是其与时利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一方面，冯国津并未与时利和公司接触协商购车事宜，案涉交易系由曾三财与时利和公司磋商达成，而冯国津与曾三财并不认识。另一方面，冯国津虽然提交了购车发票及《借款合同》等证据，但如时利和公司所述，在实际交易中存在由他人代为支付购车款或者购车人将车辆指定登记在他人名下并出具他人名字的发票等交易习惯，故仅凭冯国津提交的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时利和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关系。此外，冯国津在诉讼过程中未提交购车合同或者其他足以证实其与时利和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关系的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冯国津在本案中就相关案件事实所作陈述前后不一致，从其在诉讼中的表现及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来看，其缺乏诉讼诚信且回避案件关键事实意图明显，故其所作陈述可信度极低。另，冯国津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向银行调取其与时利和公司签署的购车合同，但该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范畴，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冯国津关于时利和公司返还购车款并赔偿损失的主张缺乏依据，其所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87.5元，由上诉人冯国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何希红审 判 员 贾小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