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占爱珍，女，汉族，1956年12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松学，系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广明，系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华贸大厦2单元18层07号。法定代表人：邬国邦。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欢，系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邬国邦，男，汉族，1974年4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华，男，汉族，1971年12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系单位推荐个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华贸大厦******。法定代表人：邬国邦。上诉人占爱珍因与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占爱珍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57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占爱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松学、廖广明，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欢，被上诉人邬国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占爱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为：1、判令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共十二笔，自每笔借款银行转账时间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被上诉人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为了进一步说明事实，上诉人与原审庭审后提交了五份借条，借条显示借款金额合计2900万元，该借条既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加盖了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同时还有见证人王某的见证；另，上诉人还提交了加盖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3000万元），这些证据明确指向了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借款人，然原审法院忽略了这一重要事实，以借款未入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为由，草率排除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责任，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未提供前述借条及收据，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指定将借款汇入第三方账户的行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更没有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发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邬国邦作为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其代表公司所为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邬国邦的指定将借款汇入第三方帐号，借款手续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有借款人（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及财务章进行确认，出借人在借贷过程中无任何过错，无论三被上诉人与其他债权人（包括成都农商银行）之间存在任何其他协议安排，对于出借人来讲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上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人公司，一人公司为自己的全资母公司提供担保合情合理，也不违背法律规定。然原审法院置上述法律和事实于不顾，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与代理人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法律概念。法定代表人的权利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当然代表公司意志，其代表行为直接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而代理人的权利来源于授权性约定，代理人的行为必须获得被代理人的明确授权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将邬国邦法定代表人身份当做代理人身份来处理，混淆了法律概念，导致适用法律严重不当，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辩称，2015年开始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就处于与成都农商行共管状态，上诉人提供借条显示出具是时间是2017年在这个时间点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不可能出现在借条上，印章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借条不属于新证据，根据该六份证据落款时间，可见该部分证据在一审开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且为上诉人持有，上诉人是因此自身原因未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范畴，此外上诉人在一审辩论结束后才提交这些证据的行为反面应证证据真实性存在问题，否则上诉人自然在一审立案阶段就提交。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借款需要董事会过半数审批同意，邬国邦无权自行决定，其在一审借条上签字行为属于越权行为，不能代表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案涉款项自始至终未进入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根据全责一致的基本原则，被2没有实际使用款项，自然也不用承担还款。被上诉人邬国邦辩称，对借款事实无异议，对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法人向上诉人借款用于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开支和运营。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占爱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共十二笔，自每笔借款银行转账时间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3、请求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9月22日，第二被告因为支付深圳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在惠州市上东平片区荷兰水乡九期一组团1#楼、2#楼工程施工的工程款资金周转的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指定的账户，户名：惠州金源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账号：************、开户银行：惠州市广发银行南坛支行转入人民币3000万元（第一笔2017年4月27日170万元、第二笔2017年4月28日330万元、第三笔2017年5月16日300万元、第四笔2017年5月17日300万元、第五笔2017年5月17日200万元、第六笔2017年5月18日200万元、第七笔2017年6月16日400万元、第八笔2017年7月3日300万元、第九笔2017年7月11日200万元、第十笔2017年8月3日300万元、第十一笔2017年8月8日200万元、第十二笔2017年9月22日100万元），第二被告收到款项后于2017年9月22日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了借款期限为六个月，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九个月，借款利息为月利率的3%。庭审中原告自愿将利息调整为月利率的2%。《借款协议》还约定，涉案借款实际出资人为占爱珍、王祖清、刘桂华三人，均委托占爱珍与借款人签订借款手续，上述《借款协议》并未有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加盖的公章，借款方、担保方只有“邬国邦”个人签名。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由此酿成诉讼。另查一，本案一审阶段，被告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授权委托书》，均委托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监邬亚文，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风控部周军华作为其诉讼委托代理人参加一审诉讼，但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至今未能加盖上述两个公司的公章，本院对其《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邬亚文、周军华的代理人资格不予认可。另查二，第一被告有两个股东：上海天金投资合伙企业（占股份51%）、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占股份49%）。第三被告是第一被告名下的全资下属公司，第一被告占该公司100%的股份。再查，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2013年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向光耀地产有限公司发放了一笔20亿融资，后追加金源联合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作为共同债务人。2015年，因项目发生风险，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与金源联合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签订《公司共同管理协议》，金源联合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签订《公司共同管理协议》，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从2015年开始委派人员对金源联合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的印章、财务章、账户U盾等都有双方共同管理，公司的对外用印、财务收支等都需由双方同意才能进行。目前，邬国邦因本项目融咨洗嫌刑事犯罪己被公安部督办，由成都公安立案侦查，现处于取保候审中。经成都农村商业银行排查核实，自2015年由该行进行共管以来，金源联合集团公司从未作出对外借款的任何决策和行为。2017年4月至今，据金源联合集团公司提供的数据，该行监管账户支付资金金额为1551万元，远远低于本案所涉的3000万，且根据本案的借款时间段，所涉款项从未流向金源联合集团公司账户，《借款协议》也并未加盖金源联合公司公章。邬国邦违反共管协议，私自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应属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根据申请人占爱珍的申请，2018年12月5日，本院作出（2018）粤1302财保1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冻结被申请人邬国邦在北京金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中所持有的50%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二、冻结被申请人在上海山水元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所持有的94%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三、冻结被申请人在上海昕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40%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四、冻结被申请人在上海臻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所持有的90%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五、冻结被申请人在上海岳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所持有的50%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上财产冻结金额以人民币3900万元为限。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资格信息、《借款协议》、《借款条》、银行转账记录、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可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确定本案的实际借款人。虽然原告提供的其于2017年9月22日与三被告签订的《借款协议》及三被告于同日出具的《借款条》均列明涉案款项的借款方为第一被告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但根据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2013年，该行向光耀地产有限公司发放了一笔20亿融资，后追加金源联合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作为共同债务人。2015年，因项目发生风险，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与金源联合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签订《公司共同管理协议》，金源联合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签订《公司共同管理协议》，该行从2015年开始委派人员对金源联合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的印章、财务章、账户U盾等都有双方共同管理，公司的对外用印、财务收支等都需由双方同意才能进行。经该行核实，自2015年由该行进行共管以来，金源联合集团公司从未作出对外借款的任何决策和行为。本案所涉的借款3000万元并未流向金源联合集团公司账户，《借款协议》也并未加盖金源联合公司公章。邬国邦违反共管协议，私自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应属个人为而非公司行为。从原告出借的涉案12笔款项的时间节点看，均发生在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9月22日期间，而此时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因涉及与光耀地产有限公司欠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巨额借款未清偿事宜，印章、财务章、账户U盾均由该行派员共同监管，涉案《借款协议》、《借款条》虽然均列明借款方为第一被告，但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否认了在此期间有第一被告对外借款的事实，2017年4月至今，本案所涉的借款3000万元并未流向金源联合集团公司账户，结合《借款协议》、《借款条》借款方只有“邬国邦”签名但未加盖“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第二被告在《借款协议》、《借款条》签名也未取得第一被告授权委托的事实，涉案借款只能认定为第二被告的个人债务，而不能认定为的公司债务。二是关于第三被告是否系第二被告上述债务的保证人的问题。同理，由于第二被告的上述债务发生在第一被告、第三被告被成都农村商业银行监管期间，《借款协议》、《借款条》均只有“邬国邦”签名但未加盖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公章，此时第二被告邬国邦虽然名义上仍是第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第三被告处于被成都农村商业银行监管期间，因此，第二被告邬国邦如果要以第三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必须经得共管双方的一致同意并获取特别授权，事实上，第三被告也未授权第二被告在上述文件上作为保证人签名，且事后第三被告及共管方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对第二被告的上述行为又未予追认，所以，第二被告代表第三被告对涉案债务进行担保是无权代理行为，第三被告不是第二被告上述债务的保证人。综上，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从本案证据看，涉案借贷关系发生时，第一被告的公司印章、财务章、账户U盾等因涉及其它案件处于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共同管理的状态下，公司的对外用印、财务收支等都需由双方同意才能进行。经该行核实，本案所涉的借款3000万元并未流向金源联合集团公司账户，故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第二被告而非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万元的事实，有《借款协议》、《借款条》、银行转账记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第二被告未依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原告诉请其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被告并未在《借款协议》、《借款条》中加盖“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为第二被告的上述债务进行担保，也未授权第二被告代理上述行为，因此，在第三被告公司的一切对外行为处于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共同管理的状态下，第二被告邬国邦虽然仍是第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未经成都农村商业银行的同意代表第三被告签名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效的，对第三被告没有约束力。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依法应作缺席判决。原审法院判决：一、第二被告邬国邦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占爱珍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7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27日起，以33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28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16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17日起，以200万元为本金起从2017年5月17日起，以2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18日起，以4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6月16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3日起，以2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11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8月3日起，以2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8月8日起，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9月22日起均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欠款全部还清为止）。二、驳回原告占爱珍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提交两份新证据，为五份借条（无原件可予以核对的复印件，上诉人的代理人称证据来源于邬国邦）和收据（复印件，已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欲证明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办理了借款法律手续，其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邬国邦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予以认可。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三性均不认可，一、2017年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处于与成都农商行共管状态，在这个时间点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不可能出现在借条上。二、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五张借条载明金额与其一审提交的转账凭证上显示出借时间和金额大部分对不上。三、在已经向上诉人出具了一审中出示的借条的情况下，又再次向上诉人出具二审提交的借条和收款收据，且考虑到二审提交的借条记载金额与一审提交的借条转账凭证的金额大部分对不上很可能被视为债务，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可能冒险作出这种反复出具借条违反常理的行为。被上诉人邬国邦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民事裁定书，上诉人自称该证据来源于法院裁判文书网，证明内容：只要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借贷合同上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即对企业发生效力，公司是否加盖印章以及印章真伪不影响企业应承担的责任。证据二为自行制作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北支行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内容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自2014年资产被法院查封以来，资金断流，至今无任何营业收入。这段期间公司靠对外借款维持，案涉借款实际用于公司的日常开支。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裁定书的三性没有异议。对银行交易流水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绝大部分是有关联的，对三性认可。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个案例基本事实与本案有差异。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最高院裁定也对本案没有约束力和参照性。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流水中可见案涉叁仟万元款项没有进入我方账户，邬国邦说我方对外代付款项，但是没有就所称的代付出具委托书或对代付行为认可的证据，没有收款方确认的相应款项是用于为我方代付的证明。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一份新证据，为金源地产公司章程，证明根据章程第十六条（十二）项规定，公司对外借款需要董事会过半数审批同意，邬国邦无权自行决定，其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属于越权行为，不能代表金源地产。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章程公司并不是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称，章程内容不能约束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即使章程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但是他不能约束其他第三人，且借款是一种收益性行为，款项介入不损害公司利益，对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邬国邦的质证意见为：三性予以认可，其他意见同意上诉人意见。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应上诉人的质证意见称：名字做了变更，企业公司信息网可以查到，庭后可以提交原件核对。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偿还涉案债务。2、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偿还涉案债务的问题。关键在于借款主体的确定以及上诉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一审期间，涉案的《借款协议》并未有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加盖的公章，借款方、担保方只有“邬国邦”个人签名。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五份《借条》虽有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邬国邦签章，但上述证据未在一审举证期限提交，来源不明，且无原件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结合2015年因项目发生风险，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与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邬国邦、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签订《公司共同管理协议》，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从2015年开始委派人员对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的印章、财务章、账户U盾等都有双方共同管理，公司的对外用印、财务收支等都需由双方同意才能进行。经该行核实，自2015年由该行进行共管以来，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从未作出对外借款的任何决策和行为。本案所涉的借款3000万元事实上并未流向金源联合集团公司账户，邬国邦提交的银行流水凭证的往来主体亦非本案的被上诉人，案涉《借款协议》也并未加盖公司公章。邬国邦违反共管协议，私自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且有违公司章程，应属个人为而非公司行为。至于上诉人所称的本案涉及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代表行为因上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而有效。本院则认为，从上诉人出借的涉案12笔款项的时间节点看，均发生在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9月22日期间，而此时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涉及与光耀地产有限公司欠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巨额借款未清偿事宜，印章、财务章、账户U盾均由该行派员共同监管。同时，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2014年5月26日名称变更前的名称为光耀金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因2014年爆发资金链危机，多个项目停工，旗下多处资产陆续被查封，并被司法拍卖或变卖，各大媒体接连报道。上诉人作为一个常住惠州的从事房地产的商人，甚至自称明知出借款项是用于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在邬国邦未能提交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仍出借，且对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其此前有案件仅出借100万元即设立抵押担保，但本案涉及3000万元之巨却未设立抵押担保而出借的有违常理的做法，上诉人未能予以合理解释，故对上诉人提出其系善意相对人的主体，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涉案借款只能认定为被上诉人邬国邦的个人债务，而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关于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未在《借款协议》、《借款条》中加盖“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为被上诉人邬国邦的涉案债务进行担保，也未授权邬国邦代理对外担保行为，且对于上诉人是否构成善意相对人的理由本院已在上一个争议焦点予以阐述，不再赘言。综上，在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切对外行为处于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共同管理的状态下，被上诉人邬国邦虽然仍是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未经成都农村商业银行的同意代表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名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对被上诉人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没有约束力。原审的处理结果无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占爱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102元，由上诉人占爱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