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7民初2616号原告：袁亚兰，女，1977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苏州市相城区。原告：徐意洋，男，1994年6月9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鹏程，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甫方，男，1969年10月6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辉，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伟，男，1970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委托诉讼地代理人：孙良才，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地代理人：王宏，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亚兰、徐意洋与被告胡甫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灿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庭审，于2019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审理过程中，根据被告胡甫方的申请，本院追加朱伟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并通知其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组成由审判员唐灿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朱叶敏和张龙庆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陪审员工作安排调整，重新组成了由审判员唐灿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鲍建英和周福林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亚兰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鹏程（同时代理原告徐意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甫方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亚兰、徐意洋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购车款46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假一赔三”的赔偿款1380000元(以460000元为基数)；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袁亚兰、徐意洋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决撤销两原告与被告胡甫方签订的《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事实与理由：原告袁亚兰、徐意洋约定共同向被告胡甫方购买二手汽车一辆(型号保时捷，发动机编号CYP030012)。2019年2月18日，原告袁亚兰就上述车辆与被告胡甫方签订了《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约定该车价格为460000元，并约定该车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重大损伤，罗盘保证是新的，否则假一赔十。之后，两原告陆续支付了460000元的购车款，并于2019年2月25日将该车过户至原告徐意洋名下。但是，原告袁亚兰在驾驶该车行驶过程中出现方向盘锁死的紧急情况，受到惊吓，精神至今处于恍惚状态。事后，原告袁亚兰、徐意洋经了解得知该车曾发生过重大事故。综上，两原告认为，被告胡甫方出售发生过重大事故的车辆，不仅违反了《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也危害了原告的人身安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上述请求，望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被告胡甫方辩称：协议书并非我方签订，而是由第三人朱伟和原告签订；案涉车辆是由我方出售给第三人朱伟，由朱伟再出售给原告；我方已经举证证明不存在欺诈的故意，本案应按重大误解而非故意欺诈来处理；即使法院认定原告与我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我方也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的主张的费用、违约金等费用也过高；被告胡甫方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第三人朱伟述称：本案最多只是车辆质量纠纷，被告承担的应当是质量瑕疵担保责任，而并非是欺诈的责任；我们认为请求权基础应当是解除，而非是撤销；对撤销协议书的诉请，我们请求驳回。原告、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见附1），第三人朱伟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对在案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组织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案情相关事实进行了确认。依照当事人的一致确认、在案客观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9年2月18日，原告袁亚兰以自己的名义订立了《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合同载明的出售方为“胡甫方”，在出售方签字栏写明“胡甫方”。合同约定价款为46万元整，合同标的物为车辆号码为苏Ｅ×××**的保时捷小型越野车。合同备注条款中约定：“本车无重大事故，该车无泡水、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重大损伤。罗盘保证是新的”，同时在“罗盘保证是新的”后写有“假一赔十”。合同上还注明了朱伟的签名，还有见证人崔某的签名。胡甫方主张，协议书中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是第三人朱伟代签，朱伟对此予以认可。协议书签订后，原告袁亚兰向被告第三人朱伟及其子朱超凡支付了184500元，剩下部分车款以贷款的方式支付给朱伟，合计支付车款460000元。上述460000车款中，被告胡甫方认为其仅收到416000元，另外支付给杨林金中介费20000元，剩下24000元由第三人朱伟所赚取。杨林金出庭作证时承认收取中介费20000元，朱伟当庭确认收到上述24000元。被告胡甫方曾向杨林金和朱伟出具《委托书》一份，署名日期是2019年的2月18日，内容是“今由本人委托杨林金、朱伟代为中介处理苏Ｅ×××**保时捷转让事宜，并委托朱伟代收车款，此车过户后所产生的一切事宜与我本人无关”。2019年2月25日，被告胡甫方还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中介方朱伟车款肆拾叁万陆仟元整（￥436000元），其中贰万元为杨林金中介费，以后所产生的车辆事宜与我本人无关。转入账号：62×××96建行车号苏Ｅ×××**保时捷”。被告胡甫方认为上述委托书日期系倒签，并提供了证人杨某和孙某的证言。另查明，案涉的保时捷机动车在出售给原告之前是登记在被告胡甫方名下，被告胡甫方于2019年1月7日被登记为车主，之后于2019年2月25日转移登记至原告徐意洋名下。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胡甫方还提交了由案外人胡勇和蒯福荣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被告胡甫方与蒯福荣之间的聊天记录。案外人胡勇和蒯福荣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证明胡方购买保时捷迈凯，车架号WP1A2955HLB15830，发动机号CYP030012，车价肆拾万元整。车主陈小会”。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曾收到蒯福荣于2019年1月6日向胡甫方车况报告，报告中并没有显示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情况。被告胡甫方还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以证明其向胡勇及蒯福荣付款情况。该交易明细显示，被告胡甫方于2019年1月7日向胡勇支付290000元、向蒯福荣支付13000元，于2019年1月8日向蒯福荣支付100000元，合计支付款项403000元。另外，在本院的审理过程中，原告曾经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去调取案涉机动车在4S店的维修保养情况。从原告实际调取的维修保养记录来看，没有显示出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维修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照原告袁亚兰、徐意洋的申请，委托杭州标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对案涉保时捷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是否发生或重大损伤以及是否存在安全行驶风险进行鉴定。杭州标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鉴定后出具[2019]杭标质鉴字第124号质量鉴定报告，认为涉案保时捷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没有发生过重大损伤，右侧车门、车尾部位与底盘右后侧曾经发生过碰撞事故，碰撞开裂的大梁至今没有修复，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该鉴定报告还明确写明：涉案保时捷车辆右侧曾发生过严重碰撞，纵梁等车身结构件没有得到修复；现场勘验发现，拆除右侧底部的塑料护板与底盘护板，可见右侧多处焊接焊缝、3处边角碰撞折痕，右侧底盘部位焊接后喷涂了一层黑色护漆；中央通道下部左右与加强横梁两端固定处，以及车辆左、右纵梁内侧都有凹陷、接缝密封胶开裂、钢板开裂等现象，说明涉案保时捷车底部发生过严重碰撞。鉴定过程中，原告袁亚兰、徐意洋向鉴定机构预缴了费用70000元，并支付了鉴定过程中借用场地以及工人发生的费用2100元，合计72100元。庭审中，第三人朱伟还表示，如果本案被判决撤销合同，将同意返还自己收取的24000元。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自认，案涉汽车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向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尚有282632.49元贷款本息未归还。被告胡甫方自认，其是从事二手车倒卖的“黄牛”，主要业务是从事二手汽车买卖，有时以自己的名义交易，有时挂靠在他人名下交易。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胡甫方是否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二、被告胡甫方能否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三、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四、被告胡甫方及第三人朱伟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胡甫方是否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认为，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写明当事人为胡甫方，故相对人应当认定为被告胡甫方。被告胡甫方认为，《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上并非其本人签名，其是将车辆出售给第三人朱伟后，朱伟转让给原告，委托书系事后倒签，其不是合同当事人。第三人朱伟认为，协议书上虽然是朱伟代签，但系以胡甫方的名义签订，且原告也认为相对人为胡甫方，故朱伟不是合同当事人。本院认为，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车辆登记在被告胡甫方名下，且协议书以“胡甫方”的名义签订，落款处的签名虽然不是胡甫方本人所签，但也署名为“胡甫方”而并非朱伟。被告胡甫方事实上接受了该协议书的约束，收取了车款、交付了车辆并配合办理了过户登记，实际履行了该协议书。此外，即使被告胡甫方主张的委托书系倒签的事实成立，但倒签的文书并非不生效的文书，补签可以认定为对委托代理关系的追认或者补正书面手续，故倒签的事实是否存在不影响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成立。因此，本院认定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交易相对方为被告胡甫方，第三人朱伟作为交易时被告胡甫方的代理人，其代理签订协议过程中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告胡甫方发生法律效力。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胡甫方能否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认为，被告胡甫方实际从事二手车经营，应当认定为经营者。被告胡甫方及第三人朱伟认为，被告胡甫方仅为个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该法虽未明确定义经营者的身份属性，但并未将个人排除在经营者范围之外。本院认为，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不应片面以是否个人或者企业的主体身份而定，而应考量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并将偶然出售个人财产的行为与长期从事牟利经营活动区分开来。对于借用个人身份，以营利为目的，多次、反复从事经营活动牟利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从而纳入该法调整范围，依法打击非法经营活动、保护市场诚信经营秩序。被告胡甫方自认其是从事二手车倒卖的“黄牛”，主要业务是从事二手汽车买卖，有时以自己的名义交易，有时挂靠在他人名下交易。被告胡甫方以营利为目的，主业从事二手车交易，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认为，案涉车辆经鉴定确定为大梁严重受损未修复、存在安全隐患，被告胡甫方对此系明知，故应构成欺诈。被告胡甫方认为，虽然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但胡甫方是以403000元购买而得，持有一个多月即出售给原告，其并不知道车辆的质量问题，不构成欺诈。第三人朱伟认为，案涉车辆仅存在质量瑕疵，不应认定为欺诈。本院认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对消费者不履行上述义务的，应当认定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欺诈。本案中，结合当事人举证的证据和庭审陈述，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和市场交易法则，本院认定被告胡甫方在出售案涉保时捷车辆时明知重大安全隐患和大梁质量瑕疵的存在而故意隐瞒事实，诱使两原告错误作出了购买车辆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理由如下：第一，经营者对商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负有检验义务，在商品存在安全隐患且该瑕疵并非难以查明的前提下，应当推定经营者知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据此，对于出售的商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应当由经营者在出售前进行检验，以保证不使得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流入市场。从本案中鉴定形成的报告来看，案涉保时捷汽车大梁经重大事故受损后尚未进行修复，其损伤状况的显著程度已达到通过肉眼能够识别的标准，故不存在质量瑕疵难以查明的情况。被告胡甫方作为二手车经营者，在出售前负有排除商品安全风险的义务，其关于对案涉车辆中显著易见的安全隐患不知情的抗辩，当然难以被法院采信。第二，经营者对机动车等耐用消费品在售出后六个月内发现的瑕疵有关问题的举证责任，其不能证明出售时确实对质量瑕疵不知情，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订立于2019年2月18日，两原告于2019年4月12日即提起了本案诉讼，故可以认定两原告系在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胡甫方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此处的举证责任，既包括瑕疵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也包括其对瑕疵是否明知的举证责任，被告胡甫方就本案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签订时其对质量瑕疵确不知情，应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被告胡甫方主张的车辆转售利润过分低于其支付的中介费用，不符合常理且其未提供合理解释。依照被告胡甫方的主张和第三人朱伟、证人杨林金印证的内容，被告胡甫方系于2019年1月7日以403000元的价格买入案涉保时捷汽车，随后于2019年2月18日即以460000元的价格售出，在此过程中还支付了杨林金中介费20000元和朱伟中介费24000元。假定以上情况属实，则被告胡甫方在支付了44000元中介费用的同时，自身利润仅为13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胡甫方确实以403000元的价格购入车辆，在确信车辆无重大质量瑕疵、方便出售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支付远超过自身所得的中介费用，被告胡甫方对此未提供合理解释。第四，被告胡甫方在《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中承诺大梁等重要部件无重大损伤且“假一赔十”，应当据此认定被告胡甫方对案涉保时捷汽车的大梁等重要部件进行了质量检验，其对质量瑕疵状况应系明知。对于上述“假一赔十”承诺所适用的质量担保范围，双方当事人虽然存在争议，但被告胡甫方通过其代理人朱伟在协议书内明确承诺了车辆大梁无重大损伤。原告袁亚兰、徐意洋基于诚实信用，有理由相信被告胡甫方已经全面检查了车辆质量状况，特别是排除了安全隐患，这一信赖利益理应得到法律保障，被告胡甫方不得以其实际不知情为由对抗本案两原告。四、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被告胡甫方及第三人朱伟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本案中，原告袁亚兰、徐意洋所主张的消费欺诈行为成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两原告关于撤销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被告胡甫方赔偿商品价款三倍即138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均予以支持。但是，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自认，案涉汽车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向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尚有282632.49元贷款本息未归还。被告胡甫方在撤销合同后，应当返还车款460000元，但返还价款的同时应当由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返还车辆，现案涉保时捷汽车存在抵押权的负担尚未涤除，无法同时履行相互退款退车义务，故本院对两原告要求返还车辆价款460000元的诉讼请求暂不予支持。待两原告涤除上述权利负担后，可另行主张权利。此外，第三人朱伟虽在本案中承诺如果本案被判决撤销合同则同意返还自己收取的24000元，但因本案中对于退车退款的诉讼请求未予以支持，而第三人朱伟所自愿返还的款项也属于购车款的一部分，且两原告并未针对第三人朱伟提出诉讼请求，故本院也不宜判决第三人朱伟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袁亚兰、徐意洋与被告胡甫方于2019年2月18日签订的《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二、被告胡甫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亚兰、徐意洋赔偿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即1380000元。三、驳回原告袁亚兰、徐意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60元，由被告胡甫方负担（被告应负担的受理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营业部，收款账号32250199743600001331038480）。鉴定费用人民币70000元及鉴定过程中发生的借用场地、人工费用2100元，合计72100元，由被告胡甫方负担（该款已由两原告预缴，应由被告胡甫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两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数额由本院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3日内，在区分财产类和非财产类案件并结合当事人上诉请求数额计算出应预交的上诉费用，并向上诉人催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0×××76。审 判 长  唐 灿人民陪审员  周福林人民陪审员  鲍建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邓 菲书 记 员  杨振东附1原告袁亚兰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汽车价格为460000元，并约定该车无重大事故、无泡水，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重大损伤，罗盘保证是新的，否则假一赔十。证据2.银行转账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代理人支付了184500元的事实。证据3.行驶证复印件一份，证明：2019年2月25日汽车过户至原告徐意洋名下的事实。证据4.调取的涉案车辆在4S店的维修保养记录一份，证明：该车车门保险杠前盖等存在维修的事实，并且原告在维修记录中反映过车辆行驶转向助力不畅的情况，印证原告所称的汽车方向盘失控的事实。证据5.[2019]杭标质鉴字第124号质量鉴定报告一份，证明：案涉车辆发生过事故，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实。被告胡甫方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杨林金签署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案涉车辆是由杨林金介绍卖给朱伟，由朱伟再转售给原告。后来朱伟在3月28日要求胡甫方出具一份委托书和收条，日期倒签在2019年2月18日的情况。证据2.胡甫方与朱伟的微信聊天截图复印件26份，证明：2019年2月19日前，胡甫方并不认识朱伟，并且该车实际是由朱伟出售给原告的事实。证据3.胡甫方与杨林金微信转账截图、查询汇款明细截图复印件各一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原件一份，证明：杨林金将案涉车辆购车定金微信转给胡甫方。2019年2月25日车辆办理过户手续后，朱伟将案涉车辆的购车款余款416000元转给胡甫方，原告与被告胡甫方并无直接关系，车辆实际是由胡甫方出售给朱伟，朱伟再出售给原告的情况。证据4.二手车交易备案信息截图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韵通旧机动车交易信息咨询服务部工商登记信息、苏州恒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证明：案涉车辆是胡甫方在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韵通旧机动车交易信息咨询服务部挂牌寻找买家出售的，被告并未到场参与过户手续的情况。证据5.胡勇、蒯福荣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案涉车辆在2019年1月7日由被告购买时的车款与中介费为403000元，在出售给朱伟后只获利16000元，被告不存在欺诈原告的动机。证据6.蒯福荣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一份，证明：2019年1月6日，蒯福荣发送给被告的案涉车辆的车况报告中，车辆不存在重大事故的情况，被告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已尽到调查义务，对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也不知情，没有故意欺诈原告的情况。第三人朱伟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微信截图一份，证明：第三人是在签订合同并收到原告定金后，才向中介人杨林金支付定金的情况。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的境内汇款电子回单一份，证明：付款方徐真（朱伟配偶）于2019年2月25日（案涉车辆办理过户后）向被告胡甫方转账416000元的事实。证据3.收条一份，证明：被告及中介人杨林金收到第三人朱伟车款436000元，中介费2万元的事实。证据4.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委托案外人杨林金及第三人朱伟代为处理案涉车辆的转让事宜并由第三人代收车款的情况。附2：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第四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七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第十八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十九条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采取召回措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消费者因商品被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第二十三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