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1行初188号原告周凯，男，汉族，1960年3月28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法定代表人周燕，代区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天彩，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法定代表人杨云昆，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金靖，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佘映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岔街63号。法定代表人施飞，主任。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魏巍，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周凯因与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吴井街道办）作为涉案地块征收委托实施单位，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以下简称：官渡城改局）作为涉案地块的征收部门，均和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凯，被告官渡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文庆、杨天彩，第三人官渡城改局负责人金靖及委托代理人邱文庆，第三人吴井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邱文庆、魏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凯诉称：原告系昆明403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合法拥有位于昆明市官渡区住房一套，并依法取得该房屋的土地证和房屋所有权证。2013年2月18日，被告发布了关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ＣＢＤ）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决定，原告的住房属于该征收决定的Ａ地块范围内。2017年6月初，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ＣＢ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逐步推进。因双方对房屋补偿价款未能达成一致，双方未达成补偿协议。被告授权组织大批人员于2018年6月25日对原告家中进行断水断网，拆除原告的水箱、水表、太阳能及楼道内的栏杆。2018年7月31日和2018年8月4日两次组织大量人员手持棍棒等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暴力拆除，原告家中合法财产被毁于一旦。被告强拆前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事先书面催告、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未告知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未告知原告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等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程序严重违法。综上，被告强拆行政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和实体严重违法，给原告造成极大损失。被告作为涉案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征收人，理应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故原告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8月4日强拆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官渡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答辩称：其意见与第三人提交的书面意见一致。第三人官渡城改局、吴井街道办陈述称：一、官渡区政府作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的房屋征收主体，依法依规发布了《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及《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遵循了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征收程序合法。二、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作为五里项目的房屋征收具体实施机构，在拆除原告房屋之前与原告签订了《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片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违法拆除行为。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征收补偿的相应义务。综上，原告主张官渡区政府暴力强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官渡区政府的房屋征收程序合法，且依法依规履行完毕征收补偿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周凯庭审当日与第三人官渡城改局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A-19S-1061（回迁））（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庭审中，原告周凯及被告、第三人均对《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原告已经选房入住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原告周凯庭审之前未向本院披露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庭审中陈述《补偿安置协议》系被迫签订，签订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和17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当事人起诉时应当初步证明起诉具有事实根据，亦即存在被诉行政行为。具体到本案，周凯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官渡区政府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8月4日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故周凯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有事实根据”，即周凯应当提供基本的证据证明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客观存在。本案中，原告周凯及第三人官渡城改局提交的《补偿安置协议》，均能证明周凯已与相关主体就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达成协议，《补偿安置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补偿安置协议》“第八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第2项明确约定：“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将房屋腾空并交甲方验收。如乙方不能按时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交甲方验收的，本协议约定的乙方优惠及奖励全部自动丧失，且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根据《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当履行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的义务，故原告主张在《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后的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8月4日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对于原告周凯庭审中陈述存在被迫签订协议且协议签订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和17日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截止本案庭审当日，周凯并未针对《补偿安置协议》提起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补偿安置协议》目前仍是合法有效的；其次，本案开庭之前，原告从未披露其与相关主体达成上述《补偿安置协议》，直到庭审中才提交《补偿安置协议》并陈述协议签订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和17日，《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其已经入住回迁安置房。原告在开庭前的陈述明显隐瞒真实情况，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对其后续陈述真实性的判断。原告提交的报警单及短信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当庭的陈述成立，即不足以证明《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时间在案涉房屋拆除之后。短信记录记载的“洽谈征收事宜”内容亦不能排除涉及签订协议之后的搬迁、腾房事宜；再次，原告已按照《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选房入住，《补偿安置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已经实现，其起诉的强拆行为并不存在。其坚持起诉强拆违法亦无实际意义，不仅徒增诉累，且浪费司法资源。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官渡区政府存在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凯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周凯。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颜瑶瑶审 判 员  张 锐人民陪审员  刘 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叶 倩保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