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627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兴潮，男，194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清，山东坤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城区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太白楼中路**。 负责人：陈志刚，该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陈兴潮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城区支行（以下简称城区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2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兴潮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新证据即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两份足以推翻原判决。该两份证据的原件能够证明转账行为并非陈兴潮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输入转账密码是受到他人诱骗，城区支行对此存在过错。该两份证据与案外人刘世洪、江丽、宋晓虎在《讯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相互佐证，能够证明陈兴潮基于在城区支行的营业场所及刘世洪的银行负责人的身份才将200万元存入该行，其真实意思是将200万元存入该行。此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民终133号、134号民事判决能证明该两案中也存在储户在银行提供的业务回单上签字确认行为，但因签字行为系银行监管不严，被犯罪分子利用，该两案判令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中城区支行也应对陈兴潮的200万元存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判决认定城区支行在200万元交易中不存在过错，缺乏证据证明。（一）刘世洪、江丽、宋晓虎在《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具有法律效力，原判决对此未全面审核，认定其三人在《讯问笔录》中关于陈兴潮的案涉款项如何转出的陈述存在矛盾缺乏依据。（二）原审法院未全面审核本案证据材料，错误认定城区支行对陈兴潮的200万元存款损失不存在过错。陈兴潮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即另案系列判决均依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支持存款人的诉讼请求，宋晓虎、江丽、刘世洪预谋转出陈兴潮存款的行为与宋晓虎参与的上述案件作案手段雷同，但原审法院却未全面审核认定上述证据材料。（三）刘世洪等人通过其身份挪用案涉款项，200万元与100万元都是同一天操作，手段相同，均是刘世洪诱骗陈兴潮打印对账单的情况下存入，但原判决却仅认定城区支行对100万元存在过错，对200万元不存在过错。（四）城区支行违反《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存在过错。《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200万元的金额有涂改现象且不清晰，不能作为转款依据，城区支行也未依照规定将该凭证的客户留存联交给陈兴潮，违反《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具有明显过错。（五）原判决将城区支行应当承担的100万元赔偿责任扣除42万元缺乏法律依据。（六）城区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交易活动中具有优势，在维护和保障交易安全上应承担明显高于储户的义务和责任。本案是一起典型银行内部员工刘世洪利用银行的名义在银行营业场所诈骗给储户造成损失而引发的纠纷，城区支行对此疏于监管，存在过错。三、原审法院明知本案涉及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却不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且认定城区支行对200万元的转出行为不存在过错，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陈兴潮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一、关于陈兴潮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能否推翻原判决的问题。（一）关于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原件。原审阶段，陈兴潮曾提交该清单的复印件，原审未采信该证据并非仅因该证据系复印件，还有陈兴潮关于证据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等原因。且即使该原件能够证明存在打印明细清单的事实，也无法否定原判决认定的陈兴潮在200万元转账凭证上签名确认的事实，该事实才是原判决未支持陈兴潮关于城区支行支付200万元的主要依据。双方当事人对陈兴潮将200万元款项存入银行的事实并无争议，无需明细清单原件和《讯问笔录》证明。（二）关于两份另案判决。（2017）鲁民终133号、134号民事判决认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山县支行（以下简称梁山农行）监管不严，致使该行工作人员丁庆岭将存入款项转走，故梁山农行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叶小萍、万福康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这两份判决依据的是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梁山农行工作人员丁庆岭与宋晓虎串通、实施犯罪转出款项的相关事实，且刑事判决认定叶小萍和万福康签名确认的是开通网银等单据。但是，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并无刑事判决认定本案中城区支行刘世洪与宋晓虎串通实施犯罪，本案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刘世洪与宋晓虎串通骗取陈兴潮在转账凭证上签字、转出款项的事实。故陈兴潮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城区支行对200万元款项的转出不存在过错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案涉200万元转账时，城区支行柜员对陈兴潮的身份证及银行卡进行了联网核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客户备注”栏显示，“收款人姓名江丽，收款人账（卡）号622208108000665626，金额为￥2000000”，陈兴潮在“客户确认”处签名。二审中，陈兴潮认可身份证及银行卡均在其控制下。以上事实足以证实转账200万元系陈兴潮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兴潮主张其输入转账密码的行为是受到他人诱骗，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在“客户确认”栏签字转账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对此应当责任自负。陈兴潮还主张，本案系城区支行工作人员刘世洪与外部人员江丽、宋晓虎勾结利用银行名义在银行场所进行诈骗给储户造成损失所引发的纠纷，城区支行对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如前所述，并无刑事判决认定陈兴潮的300万元存款损失系因刘世洪等人的犯罪行为所致，公安机关《讯问笔录》记载的刘世洪等人的陈述也不足以证明刘世洪与他人存在串通欺骗陈兴潮的行为，陈兴潮主张原判决未全面审查有关证据材料，致使未能认定城区支行的过错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陈兴潮主张城区支行违反有关金融业务操作规范的问题，本院认为，从200万元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载明内容来看，200万元金额清晰可辨，即使确实存在数额涂改以及城区支行未将《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交给陈兴潮的情形，亦属于违反内部操作规范的行为，陈兴潮在转款凭证上确认转款的签名并无涂改，城区支行也履行了其他核验身份等程序，原判决据此认定陈兴潮存在转款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 从现有证据来看，陈兴潮在200万元的转款凭证中签字，而100万元的转款凭证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原判决未认定城区支行在200万元转款交易中存在过错，而认定城区支行在100万元的转款交易中存在过错，不属于确认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也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三、关于100万元应否扣除高息的问题。因10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上“客户备注”及“客户确认”栏中的信息均非陈兴潮填写，原审认定城区支行对此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陈兴潮受高息揽储的诱惑，前往城区支行办理活期存款业务，其虽未在转账凭证上签字，但根据100万元转账业务的联网核查结果证明及电脑截屏照片显示，城区支行对陈兴潮的身份证及银行卡进行了联网核查，而陈兴潮又认可身份证及银行卡均在其控制下，故陈兴潮向城区支行提交身份证和银行卡甚至输入密码的行为对100万元被转走亦存在一定因果联系。原审鉴于陈兴潮已经收回42万元的高息，将该42万元从100万元存款本金中予以扣除，判令城区支行返还其58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兴潮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兴潮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潘勇锋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吴景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唐荣娜 书记员朱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