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权，男，196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道田，湖北合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慧敏，女，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姣，广东协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兰才，广东协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卜金星，男，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良梅，广东金桥百信（肇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艺诗，广东金桥百信（肇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江南锋，男，198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审被告：肇庆市雄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丰盈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梁源开。原审被告：梁源开，男，1954年3月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黄权、周慧敏因与被上诉人卜金星、原审被告江南锋、肇庆市雄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业公司）、梁源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肇中法民四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萍、黄道田，上诉人周慧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姣，被上诉人卜金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良梅、夏艺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江南锋、雄业公司、梁源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权、周慧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卜金星对黄权、周慧敏的诉讼请求；2．判令卜金星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仅凭黄权出具的《收据》认定本案事实，没有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导致本案实体判决错误。1．2013年4月10日，江绍华与黄权签署《此据》，约定通过黄权银行账户向雄业公司法人代表梁源开借款2,000,000元。2．2013年4月11日，黄权向江绍华出具《收据》，实质上是江绍华履行《此据》约定的义务。3．雄业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梁源开通过黄权转给江绍华、其子江南锋的利息，黄权在收到的当天均全额转给江绍华、江南锋，黄权并未从中谋利。4．从梁源开向江南锋出具的《借据》及江南锋收取利息的行为来看，江绍华去世后，其生前与雄业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梁源开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得到其家庭成员认可。5．江南锋事后邀请黄权向公安机关咨询，认为雄业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梁源开涉嫌诈骗资金，其行为表明了认可江绍华与雄业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梁源开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江绍华去世后，其继承人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卜金星未依法告知黄权、周慧敏。卜金星提供的（2015）粤肇高新第000026号公证书，仅仅只是证明江南阳邮寄行为，并不能证明黄权、周慧敏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从卜金星提交的“国内标准快递邮件详情单”的“收件人签收”栏处可以看出，没有黄权、周慧敏的签名。因此，该债权转让行为对黄权、周慧敏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因雄业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梁源开向江绍华借款后负债潜逃，江绍华的继承人与卜金星在无法实现债权的前提下，故意隐瞒证据，以合法形式达到损害黄权、周慧敏利益的非法目的。（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周慧敏补充事实和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债务没有周慧敏的签字确认，也没有事后追认，且本案债务并非用于黄权、周慧敏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本案债务不能认定为黄权、周慧敏的夫妻共同债务，周慧敏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卜金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江绍华与黄权的借贷关系于2013年4月11日成立并且生效。2013年4月11日，江绍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2,000,000元到黄权在广发××××新区支行62××××53账户。同日，黄权出具《收据》给江绍华，确认汇款事实。江绍华根据双方约定将借款汇入黄权的账户，而黄权也向其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借款的事实，足以证实了江绍华与黄权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二）黄权收到江绍华借款后再转给雄业公司，属于黄权的转贷行为，与卜金星无关。黄权一再辩称涉案的借款人是雄业公司，但雄业公司并没有向江绍华提供收据，确认收到江绍华出借款项的事实，实际上雄业公司也没有收到任何通过江绍华账户汇入的款项。2013年4月11日梁源开向黄权出具了《收据》，确认黄权从其广发××××新区支行62××××53账户汇入2,000,000元。因此，从资金流向来看，先是从江绍华汇入黄权，再到黄权汇入梁源开的账户；再从黄权向江绍华出具《收据》，到梁源开向黄权出具《收据》；最后从利息收取的情况来看，先是雄业公司向黄权支付利息，再有黄权向江绍华支付利息。上述事实与证据足以反映出这两个借贷关系，一个是江绍华与黄权之间的借贷关系，另外一个是黄权与雄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三）黄权获取本金差额及利息差额的行为同样可以佐证其行为应认定为转贷行为。从黄权提供的对账明细可以反映，2013年4月11日其收取江绍华2,000,000元本金后仅向梁源开转账其中的1,900,000元。黄权提供的利息明细反映，其已收取的利息为290,000元，但江绍华一方仅仅收取其中的160,000元利息。（四）卜金星提供的公证书已经足以证实，在江绍华去世后，其继承人已经将债权转让事宜告知黄权、周慧敏。一审庭审期间黄权、周慧敏一再否认收到债权转让的相关文件资料，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收到相应单号的快递内容不是《债权转让通知书》。江绍华的继承人为了保全送达的相关证据特意对送达相应文书的行为进行了公证，整个送达、寄送快递的行为经过公证员见证、拍摄，是强有力的证据，况且相应的快递单号经过查询确实是黄权、周慧敏查收的。黄权、周慧敏在明知案件证据对其不利的情况下，故意狡辩，明显是推卸责任的行径。（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颁布实施，但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8月25日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之规定。”鉴于本案受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采纳卜金星请求的利率计算标准，并无任何不当。即使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卜金星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借款利息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因双方在借款时约定的借款月利率是3%，卜金星在起诉时主动调低了利率，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卜金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权立即向卜金星返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整及利息779,000元（暂从2013年4月11日计算至2015年3月1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到三年利率6.15%的四倍计算，扣除已还利息160,000元，2015年3月10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仍按上述标准计算）；2．判令周慧敏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保全费等均由黄权、周慧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1日，江绍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2,000,000元到黄权在广发××××新区支行62××××53账户，汇款用途为“货款”。卜金星主张是江绍华出借给黄权的借款，黄权主张是江绍华出借给雄业公司的借款。同日，黄权出具《收据》给江绍华，确认汇款事实。《收据》写明“转给雄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作流动资金使用”，利息为3%，每月支付利息60,000元。收款同日，黄权将上述款项分两笔共转账1,900,000元到梁源开账户，转账给江绍华50,000元，大额支付转出45,000元。又同日，梁源开出具《收据》给黄权，确认黄权从其广发××××新区支行62××××53账户汇入2,000,000元，公司作流动资金使用，利息分红按约定每月支付，每月11日准时将红利汇入黄权在广发银行肇庆高新区支行的62×××53账户，月利息3%。落款处雄业公司没有盖章，只有手写“雄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013年5月7日，江绍华死亡。2014年6月5日，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向肇庆市高新区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肇庆市高新区公证处于2014年6月21日出具《公证书》对继承权进行了公证，公证内容没有涉及涉案借款。2015年3月5日，卜金星与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1．2013年4月11日，江绍华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黄权转让（转账）2,000,000元，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已依法继承上述债权，同意转让给卜金星。2．转让范围为借款本金2,000,000元、利息（暂从2013年4月11日计算至2015年3月1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到三年利率6.15%四倍计算，扣除已还利息160,000元，2015年3月10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仍按上述标准计算）。2015年3月12日卜金星与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共同签署《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黄权、周慧敏，告知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黄权、周慧敏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2日内向卜金星履行债务，并提供江南阳于同日寄送快递的《国内标准快递》单，主张已经将《债权转让通知书》寄送给黄权、周慧敏。诉讼中，黄权、周慧敏否认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卜金星提供户名为江绍华的广发银行肇庆高新区支行62×××89账户客户交易流水账和客户交易流水账记载：2013年4月11日黄权转账存款50,000元到江绍华上述账户。2013年5月30日梁源开转账存款50,000元，5月31日转账存款10,000元，8月17日转账存款30,000元,8月28日转账存款20,000元到黄权账户，四次汇款黄权均于当日转账到江南锋账户。卜金星主张是黄权支付部分借款利息。黄权、周慧敏则主张是雄业公司和梁源开支付给江南锋的借款利息。2015年8月27日，江南锋、江南阳分别出具《声明书》给卜金星，确认债权转让事实。黄权提供2013年7月17日“借款人”一栏由梁源开签名和雄业公司盖章的《借据》，主张涉案借款是雄业公司向江南锋借款，应由雄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借据》写明向江南锋借款2,000,000元，借款期限计划半年。2013年7月10日、10月10日和11月10日，梁源开和雄业公司分别开具金额2,000,000元的支票作为借款担保。黄权主张支票是开具给江南锋作为担保，每三个月开具一次。一审法院另查明：江绍华与彭梅花是夫妻关系，生育江南锋、江南阳。江绍华的父母均已先于其本人死亡。黄权与周慧敏是夫妻关系，涉案借款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中，卜金星与黄权、周慧敏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梁源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所有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均在肇庆××产业开发区，借款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者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江南锋、雄业公司、梁源开经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同时，还应视为放弃选择本案适用的准据法。鉴于卜金星与黄权、周慧敏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当事人争议的准据法。综合双方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借款是否属于黄权向江绍华借款，借款关系是否成立；2．债权转让是否成立有效；3．周慧敏应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属于黄权向江绍华借款，借款关系是否成立。黄权否认向江绍华借款，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和借款事实，涉案借款属于雄业公司向江绍华借款。但是，从查明的事实看，江绍华是将借款支付给黄权，黄权出具了《收据》而且通过自己账户支付利息给江绍华和江南锋，可见，江绍华与黄权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已经形成借款的关系。至于黄权将所借款项支付给雄业公司，根据黄权出具的《收据》，虽然显示黄权与雄业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但是该借款关系不能否定黄权与江绍华之间的借款关系。至于黄权提供雄业公司出具的向江南锋借款2,000,000元的《借据》，主张涉案借款已经转变为雄业公司向江南锋借款，因卜金星与江绍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均不予确认，故其主张依法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江绍华与黄权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黄权拖欠借款，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卜金星请求黄权偿还借款，理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黄权与雄业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因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黄权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债权转让是否成立有效。江绍华死亡，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是江绍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利，继承范围包括财产和债权债务。虽然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在进行继承公证时没有对涉案债权进行公证继承，但是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并不丧失对涉案债权的继承权利，在未分割之前，涉案债权应属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共有。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与卜金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卜金星，债权转让关系成立。卜金星与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共同签署《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黄权、周慧敏，告知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黄权、周慧敏向卜金星履行债务，并提供江南阳寄送快递的《国内标准快递》单，主张已经将《债权转让通知书》寄送给黄权、周慧敏。黄权、周慧敏否认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是黄权、周慧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的快递不是《债权转让通知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黄权、周慧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江南阳寄送的快递是《债权转让通知书》。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与卜金星的债权转让关系成立，并且依法通知了债务人黄权、周慧敏，债权转让成立有效，卜金星与黄权、周慧敏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黄权、周慧敏抗辩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债权转让不成立，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周慧敏应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虽然涉案债务发生在黄权与周慧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卜金星就涉案以黄权名义借款提起诉讼，主张权利，黄权与周慧敏未能举证证明作为债权人的江绍华、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或卜金星与黄权曾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黄权的个人债务，或者举证证明其作为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而且江绍华、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或卜金星知道有该约定。因此，涉案债务应按黄权与周慧敏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卜金星要求周慧敏对黄权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理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借款利息，双方约定为月利率3%，因卜金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前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不予保护的规定”的规定，约定的利率超过法定标准，应当以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卜金星请求从借款之日即2013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到三年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理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黄权、周慧敏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清偿欠款人民币2,000,000元给卜金星，并从2013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到三年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给卜金星至还清之日止。黄权已经支付的部分利息，在执行中予以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29,032元，由黄权、周慧敏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本案在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肇庆市公安局大旺分局民警黄敏出庭作证称：2013年10月某天下午，黄权打电话称其亲戚借2,000,000元给别人，现在借款人跑了，公安机关是否可以介入。黄敏要求到公安局详细说明，随后黄敏和另一位民警潘如星接待了黄权与江南锋。据江南锋称，其父亲江绍华在2013年借了2,000,000元给雄业公司的老板梁源开，因其父亲病逝，现在其是该笔借款的继承人，借据也由江绍华变更为江南锋。虽然梁源开还过利息和开出支票作担保，但现在雄业公司停产，梁源开已回香港、去向不明，所开的期票到期也无法兑付，是否可以告梁源开诈骗，并出示了雄业公司梁源开借江南锋2,000,000元的借据及相关票据。在听取江南锋的陈述及审阅了相关材料后，在场人员认为该事属于债务纠纷，不在公安管辖范畴内，现场告知江南锋应通过协商或诉讼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益。（二）黄权与周慧敏于2018年6月21日离婚。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所述，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江绍华与黄权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2．周慧敏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涉案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发生效力。一、关于江绍华与黄权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经查明，江绍华将2,000,000元款项转到黄权的银行账户后，黄权在当日将1,900,000元款项转入梁源开的银行账户。黄权出具的《收据》中写明收到江绍华转来2,000,000元，转给雄业公司作流动资金使用，利息为3%，每月支付利息60,000元到江绍华银行卡。梁源开出具的《收据》中写明收到黄权汇入2,000,000元，公司作流动资金使用，利息分红按约定每月支付，汇入广发银行卡号62×××53（即黄权银行卡），利息为月息3%。卜金星主张上述2,000,000元款项由江绍华出借给黄权，黄权将1,900,000元款项转账给梁源开属于黄权的转贷行为。但梁源开出具的《收据》并非由黄权持有，而是在本案诉讼中由卜金星作为证据提交。该《收据》的持有情况与卜金星的主张相悖，不符合常理。江绍华去世后，梁源开在2013年5月30日、5月31日、8月17日、8月28日分别转账50,000元、10,000元、30,000元、20,000元至黄权的账户，而黄权均于当日将收到的款项转入江南锋的账户。卜金星主张黄权已收取利息290,000元、江绍华一方仅收取利息160,000元，但卜金星没有证据证明黄权获取了利息差额。结合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江南锋曾向公安机关咨询涉案借款一事，本院认定，涉案1,900,000元款项是江绍华出借给雄业公司、梁源开的款项，并非江绍华与黄权之间的借款。黄权在收到江绍华转来的2,000,000元后，除了转给梁源开1,900,000元，又将50,000元转回到江绍华的银行账户。关于余下的50,000元款项，黄权主张因其与江绍华之间有其他借款，该50,000元是江绍华偿还的款项。黄权主张《此据》中载明2,000,000元中有300,000元是黄权的，但其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又表示3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系。因黄权关于收取该50,000元款项的理由存在前后矛盾，也没有证据证明收取该50,000元款项具有其他合法依据，故本院认定，该50,000元属于江绍华与黄权之间的借款。二、关于周慧敏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涉案借款发生于江绍华与黄权之间，周慧敏没有在黄权出具的《收据》上签字，也没有事后追认，卜金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黄权与周慧敏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涉案借款不应认定为黄权、周慧敏的夫妻共同债务，周慧敏无需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关于涉案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江绍华去世后，其继承人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与卜金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卜金星。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对《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向黄权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过程进行了公证保全，并出具了公证书。黄权否认其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彭梅花、江南锋、江南阳与卜金星的债权转让关系成立，并且依法通知了债务人黄权，债权转让行为已发生效力。现卜金星主张黄权偿还借款，黄权应向卜金星偿还借款50,000元。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计算问题，因卜金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不予保护的规定”的规定计算借款利息，并无不当。黄权出具给江绍华的《收据》中约定月利率是3%，卜金星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到三年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卜金星在起诉时主动调低利率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黄权、周慧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肇中法民四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二、黄权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卜金星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一到三年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卜金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32元，由卜金星负担27,381.53元，黄权负担1650.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032元，由上诉人黄权负担1650.47元，由被上诉人卜金星负担27,381.53元。黄权、周慧敏已向本院预交29,032元，本院予以退回27,381.53元。卜金星应向本院交纳诉讼费27,381.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堂审判员  辜恩臻审判员  张怡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金迪书记员古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