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603民初3804号 原告：董自强，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跃，四川朗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燕，四川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秀峰，男，196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汉市。 被告：钟华，男，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卿，四川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营业场所四川省德阳市天山南路二段162号一层。 负责人：李建平，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四川维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顶镇，四川维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自强与被告李秀峰、钟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自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跃、周海燕、被告李秀峰、被告钟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卿、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廖顶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自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秀峰、钟华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自2015年7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本金付清止，至2019年8月30日暂计算为248833.33元；2.判令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被告李秀峰通过电话联系原告，称因购买存款需借款，询问原告是否有资金参与。原告与李秀峰在电话上约定借款金额1000000元，借款期限暂定10日，借款利息20000元。2015年7月20日，原告前往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李秀峰的办公室，李秀峰将事先准备好的借款协议交给原告，借款协议上有李秀峰和钟华签名。原告收到该借款协议后，于同日将1000000元借款本金直接打入借款协议指定的邓丽琼账户。暂定的借款期限到期后，原告向李秀峰催促还款，李秀峰以资金紧张为由一再推迟还款。2016年11月25日，李秀峰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在2017年春节前偿还100000元、2017年6月底前偿还300000元、2017年9月底前偿还300000元、2017年11月底前全部还清。2017年春节后，因李秀峰未按照承诺还款，原告再次找到李秀峰主张还款，李秀峰向原告披露该笔借款实际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用于高息揽储之用，其借款行为也是银行授意。原告认为，商业银行高息揽储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所明令禁止的行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明知禁令而为之，授意李秀峰、钟华在基本账户外设立周转账户，向民间大肆借贷资金用于购买存款。因此，三被告共同实施了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被告李秀峰辩称，借款事实真实存在，借款协议上的收款人邓丽琼系答辩人之岳母，邓丽琼银行账户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回报”、贷款“过桥”业务操作所借用的账户，邓丽琼本人并不知晓此账户的实际用途，所有资金往来均由答辩人操作，但借款并非答辩人个人所用，而系答辩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开展“贷款过桥、回报业务”等违规业务开展所形成，应由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偿还责任，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1.答辩人从2012年8月开始任职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部总经理，在此之前，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就已经开始开展“存款回报、过桥贷款”业务。案涉借款使用的《借款协议》、《三方协议》也是之前开展业务一直使用的版本，答辩人任职期间没有进行过修改、调整。案涉借款进入邓丽琼账户后，同日转账用于偿还前出借人王**账户1000000元，同时向董自强支付了25000元资金占用利息。王**的借款于2015年3月18日产生，共计5300000元，也是进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占用的邓丽琼账户，目前尚欠4300000元及利息。案涉《借款协议》上“李秀峰”签名系答辩人本人所签，钟华的签名包括签字章的形成，《借款协议》是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办公区签署形成并交付董自强。对于借款的事实以及借款的用途，邓丽琼本人均不知晓。2.答辩人使用“谢涛”、“邓丽琼”账户开展“存款回报、过桥贷款”业务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只能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答辩人个人不应承担责任。首先，虽然答辩人的岗位职责没有明确包括“存款回报、过桥贷款”业务，但答辩人开展该两项业务确实是受银行的安排。答辩人离职时作为工作交接办理的“交接清单”主要是涉及该业务的资料，也充分说明了答辩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次，实际使用、控制、占用“谢涛”、“邓丽琼”账户的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该账户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用于收取“统筹费用”、职工罚款、中介费用，发放职工福利、营销费用报销、奖金发放的账户。从之前的相同案件庭审调查来看，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也承认该两账户的上述用途，其提交的证据也反映出该两账户的上述用途，包括其在职营销人员通过转账向该两账户转入“统筹费用”的转账凭证；其申请出庭作证在职营销人员对该账户上有关报销费用交易的认可；其代理人对有关报销费用交易的陈述；该两账户交易明细中大量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高管、营销人员的关于“统筹费用”转入、营销费用报销、福利发放、奖金发放的交易；从答辩人处以各种名义领取大量现金的证据。从该两账户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答辩人在职期间，该两账户除了上述收取“统筹费用”、职工罚款、中介收费，发放职工福利、营销费用报销、奖金的交易外，其他交易均是渤海银行开展的“存款回报、过桥贷款”交易，没有其他交易存在。从答辩人支付的有关应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的费用是否大于答辩人收取的应归属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有关费用的数额上进行判断，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从该两账户的“存款回报、过桥贷款”交易中获取了收益，该两账户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结算账户，而是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为了规避监管而借用并实际占有、控制、使用的账户。3.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开展的“存款回报、过桥贷款”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该种业务，出借人提供的借款无法区分用于“存款回报”还是“过桥贷款”。4.资金缺口形成的原因是：2014年一季度分行公司部要求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对公存款须完成2.6亿元，由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客户在一季度到期的少，支行领导对此压力较大（钟华说也有为保住行长职务的原因），遂决定以借支方式提前完成一季度后企业到期的回报，但回报做完后因中小企业授信审批未通过、主动退出或出现贷款不良等原因，造成无“回报”资金来源，无法按期偿还对外的借款，因此采取滚动借款的方式进行偿还，形成一定的资金缺口。 被告钟华辩称，1.原告以答辩人为共同借款人作为给付请求权基础，缺乏依据。原告主要证据《借款协议》《还款计划》等，均是李秀峰亲笔签名，无答辩人亲笔签名，答辩人没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借款协议》上答辩人签字章，李秀峰在庭审中承认该签字章一直由其保管，其未征得答辩人同意而加盖；签字章在他人未征得本人授权或同意、或者本人事后未追认他人加盖行为的，对签字章本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签订《借款协议》时，答辩人不在场，只有李秀峰在场，拿了一份准备好的已加盖了答辩人签字章的协议交由其签订。原告所举证据中德阳中院的判决书，与本案事实迥异，不具有关联性。2.原告以李秀峰、答辩人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揽储等违法行为作为请求权基础，也无事实依据。案涉借款形成于2015年7月20日，当时答辩人已于2014年5月调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到四川省分行任职，调离时已将德阳支行的事务全部交接，不具有继续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相关业务的资格和权限，李秀峰庭审所称答辩人调离时有部分业务未交接并无事实依据。即便案涉借款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法揽储或拆借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答辩人调离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揽储或拆借的处置措施或补救措施应由银行继续处理，答辩人其时作为省分行的工作人员，并无任何法定义务和事由介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具体事务，更谈不上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辩称，1.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董自强为主张权利出具的基础证据《借款协议》上，没有任何与答辩人有关系的内容与印章，答辩人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所载全部内容均与答辩人毫无关系。本案中被告李秀峰、钟华的借款行为当属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案涉借款发生在2015年7月20日，当时李秀峰仅为答辩人的部门负责人，钟华已于2014年5月13日免职并调离答辩人处一年有余，答辩人从未授权或确认任何人从董自强处借款，也未授权任何人与其签署借款协议；向个人高息借款不属银行经营范围，也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银行不可能从事该行为，故李秀峰根本无权以答辩人名义进行借款，案涉借款发生时答辩人的负责人已经变更为马驷并对外登记公示，钟华并不能代表答辩人对外签署任何文件，更何况借款协议仅是李秀峰擅自加盖钟华的个人签名章，不是钟华担任答辩人负责人的负责人名章，银行也从未授权或认可；银监德阳分局在李秀峰信访的处理意见书中查明借用民间资金进行放贷是钟华、李秀峰的个人行为，与答辩人无关；案涉借款从未进入答辩人的单位账户，答辩人并非该借款的实际使用人。2.答辩人从未从事过原告所称的“高息揽储”业务，答辩人所有经营的产品均符合国家政策，满足监管要求。原告所称的“购买存款需借款”仅仅是李秀峰、钟华为达到借款目的的托词，答辩人从未购买过存款。3.司法实践中，认定职务行为应符合职权、时空、名义、目的这四点认定标准，本案中，李秀峰、钟华与董自强发生借款行为时，钟华早已不是答辩人的行长，其不可能具备职权或授权对外借款负债，李秀峰仅是部门负责人更谈不上以“工作”或“职务”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实施借款，所以李秀峰、钟华的借款行为从上述四点标准与职务行为认定标准完全相悖，故李秀峰、钟华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答辩人不应对原告的借款承担任何法律责任。4.原告董自强未尽到善意相对人谨慎的注意义务，李秀峰、钟华的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因此，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是表见代理适用的必备条件，在相对人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则无表见代理适用的余地。董自强作为债权人，应在出借资金前核查能用以证明借款人是否真实具有借款权限的授权文件和能表明借款人身份的合法证明材料等，并同时判定借款用途和汇入账号、户名是否符合逻辑，借款协议签订是否正式，以做到善意相对人谨慎的注意义务。但纵观本案，董自强并未尽到上述注意义务，因其自身未尽到义务的原因，导致资金受损，故李秀峰、钟华的借款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原告董自强不应将其自身的过错转嫁至答辩人。5.原告董自强主观臆断认为李秀峰、钟华借款行为是代理答辩人，而答辩人作为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李秀峰、钟华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因而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秀峰、钟华与答辩人具有法律代理关系，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确认以下事实： 2009年12月23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下文决定任钟华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2014年5月13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下文免去钟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职务。钟华任职期间为工作方便刻有一枚签字章，该签字章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工作人员魏芳芳保管，2014年8月魏芳芳将该章交给李秀峰保管，至2016年2月1日该签字章仍在李秀峰处。2015年7月20日，时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经理的李秀峰将事先准备好的借款协议交予董自强，借款协议中甲方处为空白，抬头及尾部乙方处李秀峰本人签名捺印并加盖了由其保管的钟华签字章，协议主文：因业务往来需要，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借给乙方周转资金人民币壹佰万整，期限十天，从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29日；2.借款期限以实际使用时间为准；3.借款期间甲、乙双方若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自行解决；4.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该协议下方手书“收款人：邓丽琼，开户行：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卡号：62×××50”。同日，董自强向上述户名为邓丽琼账户转入1000000元，该邓丽琼账户随后向尾号为6322王**账户转入1000000元，并向董自强账户转入25000元。 2016年11月25日，李秀峰以个人名义向董自强出具还款计划，载明：“今承诺如下还款计划：借董自强借款壹佰万元分四次还清：2017年春节前偿还壹拾万元；2017年6月底前还叁拾万；2017年9月底前还叁拾万元；2017年11月底前全部还清。”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主张案涉借款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授意李秀峰、钟华对外借款，所借款项均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占有、使用，用途为该行的高息揽储。为证明该事实，原告出示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6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009号二审判决）予以证明。1009号二审判决确认事实中载明：“李秀峰原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经理，其岗位职责为向支行行长、分管行长负责，牵头组织批发银行市场拓展与客户营销，组织落实分行和支行下达的各项营销任务和工作任务，组织开展贷后管理，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制度、规定，负责支行批发银行部团队建设，开展业务培训，有效提升本部门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李秀峰于2015年12月4日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解除劳动关系。李秀峰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于其认为包括案涉两笔借款在内的有关民间借贷系为完成银行的工作任务，即以存款回报对外借款操作，但由于尚有部分借款未妥善处理，债权人要求其偿还债务，为此，其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以下简称为德阳银监分局）就相关问题进行举报。2016年9月1日，该分局作出处理意见书，主要答复意见如下：一、关于举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开展‘存款回报’业务等问题。经调查，从2013年起，你和钟华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任职期间，为做大本行存款规模，要求借款客户要按照贷款比例组织一定存款存入德阳支行。借款客户自身无资金又无法找到存款来源的，则由你和钟华帮助协调联系组织存款，但借款客户要承担组织存款所需费用。在此种操作模式下，根据你和钟华是否参与了支付给存款出资人的费用分配，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你和钟华联系适合的存款出资人后，组织存款的费用全部支付给存款出资人，未参与费用分配。另一种是如未找到适合的存款出资人，你和钟华则以个人名义从民间资金出借人处借入民间资金作为存款来源，并按照约定比例参与民间资金出借人收益的分配，归集到你所控制的谢涛或邓丽琼账户。从2014年6月起，你和钟华以个人名义分6次从10余名自然人处反复、滚动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存款回报费用的前手欠款，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截至2015年9月，该笔回报费用本金累积至1292.6万元。你和钟华多次从民间资金出借人处借入资金作为‘存款回报’来源，并参与民间资金出借人收益分配的行为，违反了监管部门关于严禁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不得充当资金掮客的规定。二、关于举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借入民间资金周转本行到期贷款的问题。经调查，德阳信达农产品有限公司和德阳市宏霸饲料有限公司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借款客户，曾先后在该支行贷款400万元和2450万元，分别于2012年10月和2014年4月到期。上述两笔贷款到期后，两户企业均无法正常偿还贷款。你和钟华为掩盖两笔贷款的信贷风险，并个人获取介绍融资费用，主动协调和联系民间资金出借人，帮助为贷款提供担保的融资担保公司负责人及借款企业借入民间资金，并用该资金偿还了渤海银行贷款，同时你和钟华在其中获取了介绍融资费。此后，或因借款企业法定代表人入狱服刑丧失还款能力，或因续授信后上级行对贷款额度进行了削减等原因，为归还民间资金，你和钟华通过帮助协调联系或直接以个人名义参与等方式，从民间出借人处多次反复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前手借款，并继续获取介绍融资费，结果造成借入民间资金越累越高，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三、关于民间借贷资金缺口应由银行承担偿还义务的问题。经调查，由于谢涛、邓丽琼账户上的资金，主要包括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客户经理获得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等两个部分，且两个账户资金进出频繁，形成事实上的资金池，在无有效证据情况下难以对每笔进出资金进行逐一匹配。为此，我分局调查组将上述两账户中来自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客户经理获得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部分的资金，与你提供的银行及员工使用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的相关证据进行总额比较。通过比较，绩效奖励留存部分额度能够覆盖你提供的银行及员工使用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相关证据的金额总额，不足以证明渤海银行及其员工（你和钟华除外）从中获取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收益。在此次调查中，一是我分局获取的民间资金《借款协议》复印件，仅能看到‘借款人’一栏有你和钟华个人签名，但无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单位公章，你也未有效提供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签章的《借款协议》。二是我分局未发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以单位名义组织、操作上述形成资金缺口的民间借贷交易的决策、管理资料。三是我分局获取的有关信访人提供的证据资料，不足以证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及其员工（你和钟华除外）参与分配了因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形成的收益。综上，我分局经调查，未发现你信访反映的关于形成民间资金借贷关系系渤海银行单位在业务经营中组织实施，并由银行及其员工获取收益的问题。如你对本处理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之日起30日内向中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书面提出复查。……从2013年1月开始，李秀峰多次以邓丽琼、谢涛的名义向包含唐鸿军在内的多人借款，并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名义签订《三方协议》，为这些借款提供担保。签订的《三方协议》格式统一，……2015年11月7日，李秀峰在离职前制作了交接清单，载明‘2012年12月29日支行买存款3000万订金叁万元收条壹张，2012年12月30日支行买存款3000万订金贰万元收条壹张，信达农产品与罗林借款合同壹份（复印件）信达农产品与罗林抵押协议壹份（复印件）信达农产品与罗林《借款协议》壹份（复印件）动产抵押登记书壹份，个人名章李秀峰四枚，罗林壹枚，柜子钥匙一把’。……邓丽琼、谢涛账户中包含以下几种资金：一是贷款回报费用（即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其贷款客户存入一定金额的存款，如果客户未存入存款，则需加收6%的利率，该部分费用用于“买”其他存款）、二是统筹费用（从员工完成吸储任务的提成中抽取部分费用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统筹使用）、三是上级行奖励、四是民间借贷利息收取30%的回扣，支出情况包括转给李秀峰垫支的还款费用、报销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员工垫支的客户营销费用等。……2018年邓丽琼已死亡，其对案涉账户的资金往来均不清楚，均由李秀峰操作完成。”1009号二审判决法律认定部分载明：“关于案涉借款的用途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为了单位利益还是李秀峰、钟华为了个人利益问题，根据德阳银监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调查意见及二审查明的事实，为扩大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存款规模，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借款客户要按照贷款比例组织一定存款存入德阳支行，李秀峰和钟华为存款客户寻找民间资金，此后，由于反复滚动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存款回报费用的前手欠款，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案涉借款正是为了弥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贷款客户资金缺口产生，其实质是为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利益产生的借款。……虽然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一直辩称邓丽琼、谢涛账户与其无关，但邓丽琼、谢涛账户中包含贷款回报费用、统筹费用、上级行奖励、民间借贷利息的回扣，且员工报销垫支费用亦从该卡中转出。虽然每笔进出资金难以逐一匹配，但存入银行账户的资金属种类物，并非特定物，因此，不能依据员工报销垫支费用小于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就当然得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使用的是自有资金的结论。虽然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称统筹费用系银行内部土政策，仅能放置于私人账户中，但该理由无法解释为何上级行发放的绩效奖励也通过案涉的私人账户发放，故本院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占有并使用了案涉借款的资金回报费用。关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知晓李秀峰、钟华对外为贷款客户寻找民间借贷资金以存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为问题。钟华原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负责人，其在任期间，从2014年开始便在多笔类似业务中的《三方协议》上签字并加盖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政公章；钟华离职后，案涉纠纷的《三方协议》亦加盖有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个人信贷业务章；此后，李秀峰在离职时，亦将买存款的定金收条、借款合同等资料交接给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副行长马建川，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称其对该类业务不知情的辩解理由与查证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知晓李秀峰、钟华对外为贷款客户寻找民间借贷资金以存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为了单位壮大存款规模，通过揽储，并要求贷款人存入资金、增加贷款利息等方式以解决存贷资金问题。在此过程中，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安排或授意银行工作人员为不能存入资金的贷款客户协调民间资金，并向客户收取利息并按比例与民间资金出借人分成利息，用以解决部分营销费用。该操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四条‘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本行的财务、会计制度。’第五十五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时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财政部门报送。商业银行不得在法定的会计账册外另立会计账册。’之规定，在钟华离职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违规操作不及时制止，致使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对钟华、李秀峰经手的借款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对1009号二审判决，被告李秀峰质证不持异议；被告钟华质证认为本案中借款协议上为钟华签字章，并无钟华亲笔签名或钟华授权李秀峰所签，且钟华与董自强并不认识，故本案事实与1009号二审判决的事实并不一致；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质证认为1009号二审判决已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民再4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79号再审判决）所撤销，故该案法律认定部分不成立，但对于相同部分的事实予以认可。经审查，479号再审判决虽然撤销了1009号二审判决，但对1009号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479号再审判决认为，该案借款发生时，唐鸿军、李秀峰、钟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于借用私人资金通过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放贷进行违规操作均系明知，原审对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责任认定正确。本院认为，1009号二审判决及479号再审判决均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知晓李秀峰、钟华对外为贷款客户寻找民间借贷资金用以“过桥”或存款“回报”，最终形成大额资金缺口的事实，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于李秀峰、钟华的违规操作属于明知。结合李秀峰所举示的邓丽琼、谢涛账户流水来看，邓丽琼账户与尾号6322、尾号0128王**账户有多笔资金往来，尾号0128王**账户于2015年3月18日向邓丽琼账户转入6300000元，随后向尾号2664唐鸿军账户转入6500000元，而谢涛账户于2014年10月31日由唐鸿军转入6500000元；案涉借款发生当日，董自强向邓丽琼账户转入1000000元后该账户即向王**账户转入1000000元，故本案所涉借款正是基于为填补资金缺口归还前手借款所产生这一事实根据在案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李秀峰借用邓丽琼账户向原告借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抑或是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为？二是钟华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如何？三是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一、李秀峰借用邓丽琼账户向原告借款的行为属于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为，而非职务行为。首先，案涉借款发生时李秀峰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经理，其岗位职责中并无代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外借款，案涉借款实质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贷款客户出现还贷风险后为按期归还银行贷款所用，以及贷款客户为完成银行“授信业务客户综合定价收益回报”（即按贷款客户与贷款银行达成的协议，贷款银行在贷款成本方面给予优惠，贷款客户须介绍其关联企业或上下游企业等第三方到贷款银行存款，贷款客户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给第三方）所支出成本所用，李秀峰帮助贷款客户协调筹措借款，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分成仍然进入邓丽琼账户，该账户由李秀峰掌控，其中的资金来源、支出均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有关，但均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行业监管规定。其次，李秀峰对外借款虽未得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明确授权，但该借款系因之前违规充当资金掮客，无法按期偿还对外借款，采取滚动借款的方式进行偿还，填补资金缺口所形成，案涉借款发生时，钟华已非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不能得出李秀峰系受上级安排履行职务的结论。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邓丽琼账户中包含了贷款回报费用（即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其贷款客户存入一定金额的存款，如果客户未存入存款，则需加收6%的利率，该部分费用用于“买”其他存款）、统筹费用（从员工完成吸储任务的提成中抽取部分费用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统筹使用）、上级行奖励、民间借贷利息回扣几种情况，支出包括转给李秀峰垫支的还款费用、报销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员工垫支的客户营销费用等，李秀峰在离职时就该账户所涉有关资料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负责人马驷的监督下与该行副行长马建川进行了交接，故该账户应当认定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使用而由李秀峰直接管理控制的账户，李秀峰的对外借款行为应当认定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明知而授意或者默认的代理行为，并非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案涉借款李秀峰应当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关于钟华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综合本案证据来看，案涉借款发生时，钟华已调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其对外已无权代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确系进入因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利益而由李秀峰控制的邓丽琼账户，李秀峰离职时在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交接内容中也有其个人签名章，故个人签名章应因其岗位职责所产生，钟华抗辩其个人签名章系因工作所需而刻制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钟华任行长时刻制的签字章在其调离时并未及时收回，后由魏芳芳交予李秀峰，案涉借款协议上钟华的签字章系由李秀峰私自加盖形成，是否事先得到钟华授权并无证据证明，也无证据表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授意钟华在调离后仍继续为该账户的事情负责，且钟华事后也未对案涉借款予以追认，故原告主张被告钟华亦为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主张钟华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按照年利率6%主张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秀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董自强借款本金9775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董自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被告李秀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荣书 审 判 员  张 军 人民陪审员  钟 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