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民终25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五桥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五桥百安坝宁波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9079122783。法定代表人：魏光健，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邓仟元，重庆佳施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培安，男，生于1962年6月26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务农，住利川市。委托代理人：周芳，系周培安女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军，男，生于1974年12月8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务农，住利川市，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五桥支公司（以下简称财险五桥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周培安、谭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2民初3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财险五桥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谭军驾驶的渝Ｄ×××**轻型自卸货车不是本次交通事故的参与车辆，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谭军驾驶货车与周培安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接触，并致周培安受伤的事实”进而推定双方承担同等事故责任，系明显的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周培安仅举示了事故证明，事故证明记载“仅谭军驾驶的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与周培安同向行驶经过现场路段，有证据证明谭军驾驶的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周培安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过接触”。上诉人认为仅凭事故证明，不能推定被上诉人谭军承担本次事故同等责任。（一）根据一审庭审，被上诉人谭军能够将事故的经过讲得非常清楚明确，即被上诉人谭军驾车与被上诉人周培安为同向行驶，在距离被上诉人二轮摩托车50米左右的时候就看见了有摩托车倒地在公路中间靠右的地方。被上诉人谭军行车缓慢从二轮摩托车左侧通过（即正常超车）。而上诉人并不能将事故的经过陈述清楚，只是草草的讲“被上诉人谭军驾车行驶在被上诉人周培安的后面，谭军想超车，从左边通过的时候将周培安逼倒。”至于是否是被上诉人谭军驾车将其刮倒或者撞倒，周培安未讲清楚明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昀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仅有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未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划定。不能证明原告的此次交通事故应由被上诉人谭军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周培安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事故认定书记载的“有证据证明谭军驾驶的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周培安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过接触”不能证明原告系被告谭军驾车撞倒或者刮倒。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举示了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右前轮的螺帽提取的红色附着物与无号山洋牌两轮摩托车脚踏板右侧饰板提取的红色贴纸属于同种类物质”。结合该鉴定意见书附图1、2、3及鉴定结论，可以得出的结论为周培安电动二轮摩托车与谭军驾驶的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的接触点均为右侧。按照行车通行规则，若系谭军驾驶的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在行驶超车过程中将在行驶中告周培安撞倒或者刮倒，则应当是渝Ｄ×××**号轻型自卸货车的右侧与无号山洋牌两轮摩托车的左侧发生擦挂或者接触。（三）本次交通事故系被告谭军拨打110报警电话报案，而后被告谭军也一直陈述原告倒地受伤并非自己驾车造成。试想，事发路段没有视频监控，被告谭军作出的上述陈述若只是图不想承担赔偿责任，完全可以驾车离开，何须拨打110报警。同时，渝Ｄ×××**轻型自卸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并保有不计免赔险），原告此次的损失，完全能够在保险限额内赔付，而完全没有必要撒谎称“非自己驾车造成”。（四）根据事故证明书记载，“事故发生后，万**村村民谢杰亦驾车经过该路段。”与被告谭军在庭审过程中陈述的情况一致。然而谢杰亦未证明该事故系被告谭军驾车造成的。综上，周培安骑行二轮电动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倒地受伤的交通事故并非谭军驾驶渝Ｄ×××**轻型自卸货车撞倒或者刮倒，渝Ｄ×××**轻型自卸货车不是本次交通事故的参与车辆，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上诉人作为渝Ｄ×××**轻型自卸货车保险承保公司，更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周培安、谭军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周培安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21486.82元、护理费11326元、误工费257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3800元、残疾赔偿金299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560元，共计99671.82元。一审查明：2018年8月18日，被告谭军驾驶货车在谋道镇桃园石场装载碎石后运送到上磁花椒厂，傍晚19时55分左右，当车辆行驶至谋××下坡路段（乡村道路）时，与驾驶摩托车同向行驶的周培安发生接触，造成车辆受损、周培安受伤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交警于20时35分赶抵现场调查，当时未发现货车有碰撞痕迹，次日再次查看时发现货车右前轮螺帽与摩托车有接触痕迹。2018年9月23日，利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在货车右前轮螺帽上提取的红色附着物与摩托车脚踏板右侧饰板上提取的红色贴纸进行成分是否相同的比对检验，鉴定结论为货车右前轮螺帽上提取的红色附着物与摩托车脚踏板右侧饰板上提取的红色贴纸属同种类物质。2018年11月13日，利川市公安局交通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查明了事故部分事实：现场附近无视频监控设备；周培安无饮酒驾驶行为；事故发生时段内，仅有谭军驾驶货车与周培安同向行驶经过现场路段，谭军驾驶的货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周培安驾驶的摩托车发生过接触。周培安受伤后在利川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6天，支出住院费20300.92元，诊断为：1、中型颅脑损伤：左侧额颞部脑挫伤，SAH,右侧颞骨骨折并累及乳突，右侧颞部头部血肿2、左手背软组织损伤。出院后支出CT等门诊检查费1185.9元。2018年9月6日，经利川腾龙司法鉴定所鉴定，周培安伤后误工时间需180日、护理时间需60日、营养时间需60日。2019年3月21日，经利川腾龙司法鉴定所鉴定，周培安的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2019年5月5日，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等费用共计99671.82元。另查明，涉案货车的法定车主系程燚，实际车主系谭军，谭军具备合法驾驶资格，该车在财险五桥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含不计免赔）等险种。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谭军提交的驾驶证、行驶证、保险单，被告财险五桥支公司提交的《湖北平安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经济损失。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交通事故参与各方的过错责任比例进行赔偿。本次事故发生后，经利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在货车右前轮螺帽上提取的红色附着物与摩托车脚踏板右侧饰板上提取的红色贴纸进行成分比对检验，鉴定结论属同种类物质，足以推定两车发生过接触。利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虽然没有进行责任认定，但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明确了事发时段内，仅有谭军驾驶货车与周培安同向行驶经过现场路段，进一步证明了两车发生过接触，并致周培安受伤的事实，至于具体怎样接触、周培安怎样受伤，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二被告辩称货车与周培安没有发生过接触，谭军不是事故参与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本次事故发生在乡村公路陡下坡路段，事发时已是傍晚，视线不好，谭军驾驶货车满载重物，危险回避能力优于同向行驶的周培安，在超越周培安时没有尽到谨慎驾驶义务、没有慢行仔细观察，确保交通安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周培安在陡下坡路段骑行摩托车，不注意交通安全，发现后面来车不及时避让，对事故的发生亦有过错。本次事故现场没有视频监控设备，事发时没有目击证人，事发后没有固定现场，事故成因无法判断，法院推定双方承担同等事故责任。谭军所驾驶的货车在财险五桥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险（含不计免赔），谭军的赔偿责任应由财险五桥支公司在险额内代为承担，不足部分由谭军承担。关于原告主张的相关损失：周培安2018年8月18日受伤，2019年3月21日定残，误工时间应为212天，周培安因伤致残持续误工造成的损失应为19910元（34280元÷365天×212元），原告要求按赔偿误工费25743元，属于计算有误；原告主张的医疗费21486.82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发票，系实际发生的数额，予以支持；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原告伤后营养、护理时间均为60日，营养费应为3000元（60天×50元）、护理费应为5635元（34280元÷365天×60天），原告要求赔偿营养费3800元、护理费10253元，计算时间及标准有误；原告系十级伤残，结合受到的伤害情况，其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3000元；原告主张的鉴定费1560元，予以支持，财险五桥支公司辩称不应承担鉴定费的意见，予以采纳；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27624元（13812元/年×20年×10﹪）、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16天×50元），二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据此，原告周培安受伤后的各项损失共计为83015.8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周培安主张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应得损失共计83015.82元，由被告财险五桥支公司赔偿73812.41元；被告谭军赔偿780元；原告周培安自行承担8423.41元。二、驳回原告周培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案件受理费796元，依法减半收取398元，由被告谭军承担199元、原告周培安承担199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本院依据周培安申请，调取了利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关于本起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上诉人财险五桥支公司对案卷材料无异议，但认为应以谭军的询问笔录为准；谭军认可自己在交警部门的陈述、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周培安认可自己在交警部门的陈述、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并认为谢杰并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发生瞬间。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谭军在交警部门陈述“在我前方50米远的地方，我看见我的前方路中间有灯光，于是我打喇叭、闪灯，那辆车子都不让。我就减速到1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当我离前方那辆车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看见那辆二轮摩托车倒在路中间，我心里明白，在这么短的距离，我是停不下来的，我看见我的左边（车行方向）还有那么宽，我的车子应该可以过去，于是我往左边行使了”，并陈述发生事故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以及谭军车辆与周培安车辆没有发生接触。周培安在交警部门陈述“当时有一辆大货车从我的左边超车，然后后面发生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躺起了”。谢杰在交警部门陈述“刚刚我把摩托车骑出来几百米远的时候，我就看见一辆二轮摩托车倒在地上的，摩托车把一个人压起的，摩托车的前面还停了一辆大货车”。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记载，道路宽4.52米；谭军车辆朝向兴隆场方向，距路右侧远近分别为1.75米、1.48米；周培安车辆朝向谋道方向，据路左侧远近分别为3.1米、2米；血迹点距路右侧1.75米；路面第一刮痕距离路右侧1.2米，第二刮痕距离路左侧约2米。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瞬间，只有当事人周培安、谭军在现场，谢杰并未目睹该事故瞬间。因此周培安、谭军的陈述成为本案主要证言，而周培安只知道一辆大货车超车后自己就倒地昏迷了，那么谭军的陈述对本案至关重要。因此，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谭军的陈述进行分析，以确定一审划分责任是否恰当。谭军陈述“在我前方50米远的地方，我看见我的前方路中间有灯光，于是我打喇叭、闪灯，那辆车子都不让”，谭军既然在离其50米远的地方就发现周培安车辆，并且在打喇叭、闪灯后，周培安车辆都没让的情况下，谭军理应停车查看情况，而不是强行超车，谭军的该行为加剧了前方车辆行驶的危险性。谭军陈述“我就减速到1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当我离前方那辆车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看见那辆二轮摩托车倒在路中间，我心里明白，在这么短的距离，我是停不下来的，我看见我的左边（车行方向）还有那么宽，我的车子应该可以过去，于是我往左边行使了”,并陈述发生事故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以及谭军车辆与周培安车辆没有发生接触。谭军驾驶车辆距离周培安车辆十几米远的时候，若按谭军所述当时车辆速度在10公里/时，不可能刹不住车。谭军当时停不下车的原因只可能是超速超载行使，这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又一原因。谭军陈述路左边宽，其车辆可以通过，但从交警出具的现场图看，道路宽4.52米，摩托车距离道路左侧最远距离3.1米，最近2米，路面刮痕距离路左侧2米左右，血迹点距离左侧2.8米左右，而谭军的车辆宽度在2.2米，即使按谭军所述10公里/时车速，无刮擦通过是不可能的。相反，根据湖北省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从谭军车辆右前轮螺帽上提取的红色附着物与周培安摩托车脚踏板右侧饰板上提取的红色贴纸进行成分比对检验，鉴定结论属同种类物质，该鉴定结论足以推定两车发生过接触。上诉人财险五桥支公司认为谭军车辆与周培安车辆同向行驶时，两车右侧不可能发生接触，但从双方当事人描述和交警部门出具的现场图看，周培安摩托车车头朝向与谭军车辆方向相反，由于证据有限，无法复原摩托车如何发生转向，但两车于摩托车转向后在空间上是能够接触的。综上分析，谭军的不当驾驶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损害具有一定因果联系，谭军应对交通事故损害承担相应责任，考虑到周培安在本案交通事故中自身也具有过错，一审根据本案案情酌情要求谭军、周培安在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正确。鉴于谭军车辆在上诉人财险五桥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上诉人财险五桥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财险五桥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6元，由上诉人财险五桥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覃恩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方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