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6民终22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仲录，男，汉族，1958年12月23日出生，农民，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内蒙古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琴，女，汉族，1960年3月27日出生，农民，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祥，男，1960年3月13日出生，农民，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玉，内蒙古赛吉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强，男，194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上诉人罗仲录因与被上诉人王瑞琴、胡志祥、王志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3民初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仲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被上诉人胡志祥及王瑞琴、胡志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志强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仲录上诉请求：1、撤销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3民初508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瑞琴、胡志祥的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王瑞琴、胡志祥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对相关法律理解、适用不当。1、一审法院认定“无权处分行为”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讼争土地前后共发生两起纠纷,即本起确认合同纠纷和之前的侵权责任纠纷,皆由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作为初审。讼争土地自2003年10月29日由王志强交由罗仲录实际占有使用收益至今。以上事实有案涉书证《证明书》、《国家公益林管护合同》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为证，亦是本案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而对于王瑞琴、胡志祥自称“2001年原告一家因外出打工，将自己承包经营的160亩左右土地委托给父亲王志强无偿经营管理。2014年6月14日，原告向村主任领取林业补贴时，经村主任告知160亩左右土地及林地，已被被告罗仲录占有”的事实，罗仲录除对其陈述委托管理的土地面积持有异议外，认为其关于讼争土地被占事实知晓的时间的陈述也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试想,王瑞琴、胡志祥自认打工之地止于乌海，距黄海子村不过200余公里，采用长途客运这一交通方式，两地全程仅需3小时左右，而黄海子村亲友皆在，房屋、承包土地亦存，更兼代王瑞琴、胡志祥照管讼争土地的是其父亲、岳父王志强。平素即使发生日常琐事，双方亦可采取电话联络的方式。更何况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对普通农民来说是关乎一家生计的大事。故13年后，二人才知晓作为父亲、岳父的王志强恶意串通罗仲录侵占了讼争土地的谎言不言自明。在王瑞琴、胡志祥不能举证证明王志强与罗仲录恶意串通,即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和私下串通行为处分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的情况下，应当推定王志强处分讼争土地承包经营经王瑞琴、胡志祥事前同意或得到二人事后追认。究其实质,讼争土地在罗仲录占有使用收益十多年间，发生了从承担税赋到发放林业补贴的质的反差以及王瑞琴、胡志祥自身条件、认识的某些变化，加之证明书本身存在法律瑕疵及其它因素造成的可乘之机，促使王瑞琴、胡志祥为利益驱动，违背诚信，一改初衷，兴此不义之讼。然而,一审法院却对前述事实视而不见，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适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内容，错误地作出了相关无权处分行为的事实认定。2、一审法院以讼争土地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判决案涉《证明书》无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而适用《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更是明显有误。《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它方式流转，当事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它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案涉《证明书》签订于2003年10月29日,依照该《证明书》第3条“如有国家任务和其它费用由买方负责”之约定内容,受让讼争土地后几年间,因该土地承担的农业税皆由罗仲录向发包方黄海子村村民委员会交纳。上诉人认为，在《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仅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内容，而并未强调一定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黄海子村民委员会收取罗仲录缴纳的税款，系对案涉《证明书》的认可，应视为以其它方式经发包方同意。另外，查看《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内容,可知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有误。基于前述事实与理由,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裁决，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瑞琴、胡志祥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起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本案涉案流转的土地属于林地，对于林地的管护通常采取的是网护管理，结合随机的巡查。这和水浇地需要每年春耕夏作秋收，草牧场需要每日的放牧，打草的特点不同。因此，被上诉人仅从偶尔的几次回家，是无法从外观上发现林地已经归他人承包经营的实质问题的。2、我国是从2004年开始，国务院颁布了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的。本案涉案林地的流转时间是2003年10月29日，所以上诉人并没有缴纳过任何的税费，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因此，单从缴纳税费的情况，被上诉人也是不会知晓林地已经被转让的事实。3、我国对于林地补贴是从2012年普遍开始的，但林地补贴的发放，需要个人申报，村委会核查并逐级上报，然后相关部门验收、核对、批准，最终由财政部门发放。所以林地的补偿从申报到林地承包人取得补偿款，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一般来说，2012年的补贴款常常在2013年才可以领取。所以，被上诉人在2014年知到林业补贴被他人领取，是合情合理的。4、涉案的土地一直是由被上诉人的岳父王志强管理，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王瑞琴的舅舅。所以，他们替王瑞琴管理林地，其他人是不会问长问短的，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5、在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流转证据--《证明书》中第三条的内容中有这样的描述:“关于有原胡志祥（妻子王瑞琴）1人的户口问题，如有国家任务和其他费用由买方（上诉人罗仲录）负责”。该条内容可以证实两个事实，一是证实了上诉人所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属于被上诉人王瑞琴的，否则被上诉人王瑞琴是不会在涉案土地上有摊派“国家任务和其他费用”的问题的，当然被上诉人胡志祥及其妻子王瑞琴的名字更不会在转让土地的《证明》里出现；二是该转让行为是上诉人罗仲录在明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属于被上诉人王志强的情况下与其签订转让合同的，这是一种明显的恶意串通的侵权行为，而且上诉人罗仲录在数次诉讼中一直是称其买的是王志强的地，与二被上诉人没有关系。6、依据法律规定，对财产的处分权是属于所有人的权利，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也是对他人财产的侵害。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被上诉人的利益，合同无效”。二、上诉人的土地转让行为并没有通过村委会同意，因此，流转合同无效。1、被上诉人王志强是另一个集体组织羊场壕村的村民，所以不会在黄海子村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本案在数次的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一直辩称，就是被上诉人王志强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上诉人罗仲录，那么，被上诉人王志强在没有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转让给上诉人罗仲录的土地，必然是不合法。2、本案发包方村委会并没有任何同意转让的形式。因为按照上诉人的陈述，涉案土地首先是由被上诉人转让给了另一集体组织成员被上诉人王志强，然后由王志强再转让给上诉人，在这两次的转让过程中，上诉人均不能提供村委会同意转让的证据，况且村委会也是无法表示同意。因为羊场壕村的村民王志强将黄海子村胡志祥、王瑞琴的土地转让给上诉人，在未经二被上诉人胡志祥、王瑞琴同意签字的情况下，是无法批准的。同时王志强和胡志祥、王瑞琴也没有转让土地的合同或相关证据；因此，两次转让均没有土地承包权人胡志祥、王瑞琴的参与，村委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同意这样的转让活动的。因此，两次转让均没有通过发包方同意。3、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本案二上诉人转让二被上诉人的土地，发包方村委会既不知情，也未同意，故该转让合同即《证明书》是无效的。4、被上诉人王志强是以自己的名义将土地流转给上诉人罗仲录的，这就排除了表见代理的形式；二上诉人在双方的“证明书”中明确指出了涉案的土地是属于被上诉人的，所以上诉人罗仲录在明知被上诉人王志强没有取得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与王志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属于恶意串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也应定为无效合同。 被上诉人王志强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王瑞琴、胡志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罗仲录与王志强于2003年农历10月29日签订的《证明书》土地流转合同无效，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瑞琴与胡志祥系夫妻关系，原告王瑞琴的户口所在为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6社，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王瑞琴作为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的村民，向黄海子村村集体承包了约100亩土地，后原告一家外出务工，故原告王瑞琴所承包的土地由本案被告王志强（系原告王瑞琴的父亲）经营管理。2003年10月29日（农历），被告王志强将原告王瑞琴所承包的上述土地以1868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被告罗仲录，为此，被告王志强与罗仲录之间签订一份“证明书”，该“证明书”中约定了转让上述土地的价格、付款方式等事项。被告王志强与罗仲录之间转让土地的事宜未通过黄海子村民委员会。另查明，2016年8月20日，本案原告王瑞琴、胡志祥以罗仲录为被告、以王志强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侵权之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1日做出（2017）内0623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的原告诉讼请求，但二原告不服，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9日做出（2018）内06民终764号民事判决书，以“在王志强给罗仲录的转包行为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罗仲录占用使用涉案土地有过错构成侵权，二上诉人请求罗仲录返还涉案土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从而驳回了其二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为此，本案二原告将二被告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首先被告王志强所流转给被告罗仲录的土地的实际承包人王瑞琴，王瑞琴仅委托王志强对本案所涉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并未将流转土地的权利授权给王志强，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证明书》的性质为转让，即王志强将本案所涉土地转让给罗仲录的行为，实为无权处分；其次，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程序上，“须经发包方同意”，且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若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而被告王志强将本案所涉土体转让给罗仲录时，作为涉案土地的发包方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村民委员会，对此根本不知情，即未取得黄海子村村民委员会的同意，综上，被告王志强与被告罗仲录所签订的《证明书》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罗仲录与被告王志强于2003年10月29日（农历）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罗仲录、王志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白某某、罗某某及城川镇黄海则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于2003年因诉争土地向黄海则村民委员会交付相关税费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公章明显是先盖章后填写内容，且没有村长高某某的签字；证明人罗某某是上诉人的亲弟弟；上诉人缴纳的不是税费，缴纳该笔费用是上诉人为了通过当时担任村长的弟弟罗某某，把自己外甥的土地包括在自己的林地内以套取国家林业补贴。因该证据待证事实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对该证据拟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王瑞琴、胡志祥、王志强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志强将王瑞琴、胡志祥交由其管理的该土地转让给上诉人罗仲录，属无权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被上诉人王志强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未经王瑞琴授权，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认定王瑞琴对该行为进行了追认或王志强在事后取得了处分权。从《证明书》的内容可以反映出上诉人罗仲录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被上诉人王瑞琴而非王志强是知情的，但其仍与王志强签订《证明书》并实际履行，损害了实际权属人王瑞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王志强与罗仲录签订的《证明书》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对《证明书》被认定为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其法定权利。 综上所述，罗仲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罗仲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拴东 审 判 员  李顺和 代理审判员  樊 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张 媛 书 记 员  赵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