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05行初121号 原告袁志富，男，汉族，1963年6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代理人袁洪文，男，汉族，1986年11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简阳市，特别授权。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江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100009187529U。 法定代表人徐晖，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佼，该局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赵建，该局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第三人邹洪邦，男，汉族，1979年10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代理人王佳，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袁志富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以下简称青羊公安分局）行政处罚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4日受理后，向被告青羊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邹洪邦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袁洪文，被告青羊公安分局行政负责人吴杰及该局委托代理人徐佼、赵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王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志富诉称，2015年5月11日上午8时35分左右，原告在清水河畔小区门口停放电动三轮车等候载客，后因车辆较多，道路拥堵，与第三人邹洪邦发生争执，随后抓扯、打斗。原告被邹洪邦打倒在地，头部撞到路边石头，但邹洪邦仍对原告实施脚踢。经报警，110处警。原告已被打到无法说话，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被送到成飞医院紧急治疗，被初步诊断为头皮血肿，继而引发肺部感染、糖尿病、继发性癫痫等。同日下午16时被送到解放军第452医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颅脑损伤，其他诊断有继发性癫痫、重症肺部感染、糖尿病、肺部肿瘤、颅内占位××变等。其后，又到成都市西区医院治疗，经过长达90天的后期治疗，原告半身瘫痪、脑梗、肺部感染，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关于被告违法的问题：第一、被告接警后，指派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苏坡桥派出所（以下简称苏坡桥派出所）民警出警，被告的民警在小区门口明明有监控视频的情况下，公然声称没有视频，并称是死角无法看到。同时，第三人邹洪邦殴打原告，被告办案民警却称第三人并没有殴打原告。另，被告的民警在原告被打伤且神志不清、无法说话的情况下，执意要求原告说出自己的名字，与《人民警察法》第二十条（三）项的规定相悖，被告未能做到文明执法。第二、原告被邹洪邦殴打至重伤，被告未对其进行任何处罚，仅在三年后即2018年因无法进行伤情鉴定，才对邹洪邦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从轻处罚。邹洪邦其行为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仅对其作出拘留5日的处罚，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该减轻处罚缺乏法律依据。第三、原告被打伤后，被告办案的两位民警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原告送医救治，而是将原告送到被告下属苏坡桥派出所，而为第三人办理取保候审。被告办案民警明显违反了《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未对案件及时查处，履行查清案件事实的法定义务。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定职责、程序违法且处理方式明显不当。第四、苏坡桥派出所对第三人将原告殴打至至重度昏迷的严重行为，没有制作笔录，对监控视频的陈述也从最初的没有监控视频到后来的死角看不到加以辩解，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安机关接警处理工作规范》第十二条及第十五条的规定，其行为违法。第五、被告直到2018年9月18日，才出具伤情鉴定的委托函，与公安部要求24小时内开具的规定相距甚远。被告作出委托函后，伤情鉴定也因被告不作为，不向鉴定机构出具《情况说明》，致使鉴定机构未能作出伤情鉴定书，被告的行为明显违法，且被告受案后，也未将相关的受案回执等送达原告，被告该行为也违法。因被告不履行职责，原告错失了进行鉴定的条件，在原告起诉加害人邹洪邦赔偿的民事案件中，法院先后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未果。故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在办理原告被侵害行政案件过程中，伤情鉴定聘请书、受案回执未依法及时送达或通知原告的行为违法；2、确认被告在办理原告被侵害行政案件过程中，玩忽职守、包庇侵权人邹洪邦，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的行为违法；3、确认被告在办理原告被侵害行政案件过程中，未对邹洪邦作出与其违法行为相当的行政处罚的行为违法；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原告受伤的照片； 2、原告的住院病历材料（成飞医院急救病历、解放军第452医院的住院病历、成都市西区医院住院病历）；成飞医院2019年5月16日病危（重）通知书及5月24日《关于来院处理患者“袁志富”》病情相关事宜的函）； 3、原告提交的苏坡桥派出所于2015年5月25日、6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 4、青羊公安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传唤证、鉴定聘请书、鉴定委托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通知书》； 5、解放军第452医院2015年5月11日《病重通知书》、5月13日《病危通知书》、6月11日《病危通知书》。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有《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调取“青羊公安分局开具的鉴定聘请书、原告在2015年5月11日被殴打的视频资料、成都市拘留所对邹洪邦行政拘留五日的监控视频、原告在苏坡桥派出所协调视频及录音资料”。 被告青羊公安分局辩称，2015年5月11日8时许，原告袁志富在成都市青羊区门口摆放电动车揽客时，因车辆较多，邹洪邦驾驶汽车受阻，遂与原告发生争执，后双方打斗，2019年1月17日经派出所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同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分别对袁志富作出行政拘留5日（成青公（苏）行罚决字［2019］278号），对邹洪邦作出行政拘留5日（成青公（苏）行罚决字［2019］277号）的行政处罚。袁志富、邹洪邦因争执发生抓扯、打斗，袁志富持酒瓶将邹洪邦头部打伤，邹洪邦击打袁志富致其倒地，后邹洪邦对其进行脚踢。经医院检查，邹洪邦右额部头皮破裂约3ｃｍ，右额部、顶部头皮血肿，袁志富颅脑损伤、继发性癫痫、重症肺部感染、双侧胸腔积液、低蛋白血症、急性肝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症、肺恶性肿瘤放化疗后、颅内继发性恶性肿瘤放疗后。案发后，申请伤情鉴定，司法鉴定所均作不予受案处理，现无证据证明原告袁志富所患病症与2015年5月11日双方发生打斗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邹洪邦作出的处罚决定适当。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驳回。 被告青羊公安分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2015年5月15日《受案登记表》、2019年1月17日《受案登记表》； 2、2019年1月17日的《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成青公（苏）行罚决字[2019]2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青公（苏）行罚决定子[2019]2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成都市拘留所的《执行回执》、《呈请停止执行拘留报告书》； 3、2019年1月17日《呈请传唤报告书》、传唤证； 4、2019年1月17日《到案经过》、苏坡桥派出所于2015年5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2015年5月15日对邹洪邦所作的《询问/讯问笔录》、2019年1月17日对邹洪邦、袁志富所作的《询问笔录》、2015年5月11日对郭金伟所作的《询问笔录》、2015年5月15日对孙轲所作的《询问笔录》、2018年9月20日、10月25日对袁洪文所作的《询问笔录》；袁志富的伤情照片；邹洪邦的病历、袁志富的病历； 5、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关于“袁志富一案”不予受理的情况说明》； 6、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5）青羊民初字第10443号《民事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5525号《民事判决书》； 7、被处罚人的身份材料； 8、执法查询通知书； 9、袁志富、邹洪邦打斗的监控录像。 第三人邹洪邦称，邹洪邦在民事责任方面经过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最终在苏坡桥派出所民警的支持下将民事赔偿的所有款项已经全部支付。第三人邹洪邦已经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虽然邹洪邦本身对行政处罚有意见，但仍然接受该处罚，被拘留五天。第三人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上都已经完全履行完毕，本案与第三人邹洪邦不再有任何关联。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青羊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认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报案者，双方都应该有回执单；对证据2认为只要有伤情鉴定就需要判刑；对证据3、5-8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清楚证人是自己到派出所做的笔录，还是被告找证人到派出所做的笔录；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提出当时原告要求查阅监控录像，但被告答复是监控死角，看不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照片来源不清楚；对证据2中“成飞医院急救病历、解放军第452医院病历的三性无异议，对2015年6月30日的出院证明三性无异议，对2015年7月18日的诊断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诊断证明和第三人的打斗有因果关系；对成飞医院2019年5的原告病情相关事宜函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质证，因为来源不清楚；对证据4中“行政处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传唤证的三性无异议；对不予鉴定聘请书、鉴定委托书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不是原件。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成飞医院急救病历、解放军第452医院、成都市西区医院的住院病历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属于原告治疗其自身疾病的病历，与本案第三人不具有任何的关联性；对2018年4月原告在成都市西区医院的病历及成飞医院2019年5月的病历、成飞医院处理相关事宜函件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自身疾病的问题；对证据3-5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青羊公安分局、所提交证据1-9，系被告在办理治安管理行政案件所调查收集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材料本身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的证据1、3-5，证据2中的“2015年5月原告在成飞医院急救病历、解放军第452医院的住院病历，同年7月在成都市西区医院住院病历”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2018年4、5月成都市西区医院住院病历、成飞医院2019年5月16日病危（重）通知书及5月24日《关于来院处理患者“袁志富”》病情相关事宜的函）”的合法性、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事实的直接关联程度相对较弱。 原告申请本院调取“青羊公安分局开具的鉴定聘请书、原告在2015年5月11日被殴打的视频资料”，因被告已提交此方面的证据材料，故并无调取必要；原告要求调取的“成都市拘留所对邹洪邦行政拘留五日的监控视频”，因属于行政拘留的执行行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存在直接关联性，故并无调取必要；原告要求调取“原告在苏坡桥派出所协调视频及录音资料”，因被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办案机构虽对原告及第三人进行过调解，但无调解视频等方面材料；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如存在上述证据材料而拒不提供给法院，由被告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5月11日上午8时35分左右，原告袁志富在成都市青羊区清水河畔小区门口停放电动三轮车等候载客，后来因为三轮车、汽车较多，道路发生拥堵。第三人邹洪邦所驾车辆受阻，要求原告移动其电动三轮车，双方先是发生争执；期间，原告也有挪动三轮车的动作；后第三人从汽车上下来冲至袁志富三轮车后面，袁志富此时亦从其三轮车的侧面走到车后面，在袁志富的三轮车被碰动后，双方随即发生抓扯、打斗。双方互殴过程中，袁志富持啤酒瓶击打邹洪邦并造成其头部外伤，其后，袁志富被打倒在地上，其头部撞击到路边石头，邹洪邦仍对袁志富实施脚踢，袁志富起初倒在地上回击邹洪邦的脚踢，不久，袁志富仰面躺在地上未动弹后，第三人邹洪邦对袁志富身体正面连踹两脚。安装在此处的摄像头拍摄下了双方斗殴的场面。 （二）双方打斗纠纷发生后，“110”巡警到现场处置。上午8时40分左右，被告青羊公安分局所属苏坡桥派出所民警接分局指令到现场处警。苏坡桥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发现“110”巡警、“120”车和袁志富在清水河畔小区门口，据巡警反映另外一名当事人已经到社区医院看伤。“110”巡警将案件移交苏坡桥派出所处理。后袁志富到苏坡桥派出所后，办案民警发现其情绪激动、烦躁、不正常，于是拨打“120”，成飞医院“120”来派出所将袁志富接到医院。同日的《接（报）处警登记表》上载明：苏坡桥派出所对该起治安案件以行政案件受理查处。 2015年5月15日，苏坡桥派出所作出《受案登记表》，载明：接第三人邹洪邦报警，2015年5月11日上午8时30分许，其在成都市青羊区清水河畔大门口，因一电瓶三轮车挡道理论时被打伤。苏坡桥派出所将该起治安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处理，予以受案登记。 苏坡桥派出所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于事发当日向在场的郭金伟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询问笔录》，郭金伟陈述“2015年5月11日上午8时许看到一辆黑色轿车从清水河畔小区里面出来向左拐，有一辆三轮车在此处等客，开轿车的人就喊三轮车男子让一下，开三轮车男子不让，反而骂开轿车那名男子，之后双方发生口角，其去后面指挥其他车辆，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太清楚。” 苏坡桥派出所于2015年5月15日对在场的第三人同事孙轲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孙轲陈述“2015年5月11日上午坐其同事(邹洪邦)的汽车上班，当时坐在车辆副驾位置，准备出小区大门往左转，对面有车过来，无法左转；在其车的左后边有三轮车停在旁边；就要求三轮车挪一下，三轮车师傅说没地方挪，同事就下车与三轮车师傅理论，就看见三轮车师傅拿啤酒瓶往邹洪邦头上敲了一下，邹洪邦头上就出血了，孙轲把两人拉开，然后将邹洪邦送到医院包扎。” 苏坡桥派出所于2015年5月15日对第三人邹洪邦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讯问笔录》，邹洪邦陈述“当天早上8时30分许，其开车送孩子上学，在清水河畔小区大门口时，一辆红色电动车在大门口等客挡住汽车去路，遂要求三轮车师傅（即袁志富）移动其三轮车，三轮车师傅说是自己排起队的不能让，双方发生争执，其下车叫三轮车师傅让开，当其走到三轮车师傅旁边时，三轮车师傅就用啤酒瓶打在其头上，当时鲜血直流，其也用手挡了他一下。其朋友将其送到医院包扎去了。其被打了3厘米的口子。” （三）第三人邹洪邦当日伤情为右额部破裂约3cm，其当时离开现场到青羊区苏坡卫生服务中心缝合包扎对治处理。其后，邹洪邦还到成都市西区医院诊疗，经该院CT检查为“右额部、顶部头皮血肿。” 原告袁志富当日在苏坡桥派出所身体出现不正常状况后，于10时30分被送到成飞医院急救治疗，被初步诊断为“肺癌放疗后、颅脑转移癌、肺部感染、糖尿病、继发性癫痫、头皮血肿”等。同日16时，袁志富被送到解放军第452医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颅脑损伤，其他诊断有继发性癫痫、肺部感染、糖尿病、肺部肿瘤、颅内占位××变。袁志富在解放军第452医院治疗期间，该院向袁志富家属发出有病重、病危等通知书。2015年6月30日袁志富出院，出院诊断为：颅脑损伤、继发性癫痫、重症肺部感染、双侧胸腔积液、低蛋白血症、急性肝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肺恶性肿瘤放化疗后、颅内继发性恶性肿瘤放疗后。2015年7月17日，袁志富到成都市西区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8月7日袁志富出院，出院诊断为：1、继发性癫痫、转移性颅内恶性肿瘤放化疗后；2、肺恶性肿瘤放化疗后；3、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4、肺部感染、双侧胸腔积液；5、气管切开术后；6、低蛋白血症；7、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钠低氯血症。 （四）2015年11月30日，袁志富向本院提起了对邹洪邦人身侵权民事赔偿诉讼，本院依法受理[案号（2015）青羊民初字第10443号]。审理中，本院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等鉴定机构“就袁志富疾病、治疗费用等与双方殴打的因果关系、关联参与度以及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用等进行司法鉴定”。上述鉴定机构以“难以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鉴定内容案情复杂、超出该机构能力范围”等为由未予鉴定。本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另查明：成都友谊医院、四川省红十字肿瘤医院、成都平安医院病例载明：2008年4月29日的《病例诊断报告》载明诊断意见查见癌细胞，小细胞癌可能性大。袁志富因“右肺癌放疗后2月+”于2008年9月15日至2008年9月23日住院，出院诊断为右肺小细胞肺癌放疗后、颅内继发性恶性肿瘤放疗后。袁志富因“右肺癌放疗后4月-”于2008年10月21日至2008年10月28日住院，出院诊断为右肺小细胞肺癌放疗后、颅内继发性恶性肿瘤放疗后。袁志富2010年6月12日入院，2010年7月17日出院，入院诊断为肺癌脑转移放化疗后、2型糖尿病；出院诊断为肺癌脑转移放化疗后、2型糖尿病。 2017年8月8日，本院作出（2015）青羊民初字第104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邹洪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志富43994.37元；驳回袁志富其他诉讼请求”。 袁志富与邹洪邦均不服上述民事判决而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8）川01民终5525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驳回袁志富、邹洪邦的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判决书载明有“……1、医疗费。依据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苏坡桥派出所作出的《情况说明》载明内容，以及苏坡桥派出所对在场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内容，能够认定袁志富在与邹洪邦的纠纷中遭受损害导致颅脑损伤、头皮血肿的事实……”。 （五）2018年9月3日，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对被告青羊公安分局出具《关于“袁志富一案”不予受理的情况说明》，载明：青羊公安分局委托该所对“袁志富一案”相关损伤程度进行法医学鉴定，并依法出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项“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之规定，本案作不予受理处理，所提供之全部鉴定材料一并退回。 （六）2019年1月17日，苏坡桥派出所作出行政案件《受案登记表》，载明“2015年5月11日上午8时许，邹洪邦、袁志富在本市青羊区金福南路55号小区门口因口角发生打斗，致袁志富现丧失行为能力生活不便，要依靠药物维持生命。今日通知双方到派出所进行处理调解，无法达成统一，双方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事。”苏坡桥派出所当日并向袁志富与邹洪邦出具了传唤两人到派出所接受询问的《传唤证》。 苏坡桥派出所办案民警当日对邹洪邦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邹洪邦陈述“袁志富骑电动三轮车在小区门口揽客挡住了小区汽车出口道路，其开车无法通过，其下车查看并询问袁志富为什么不让并走到袁志富面前，袁志富什么都未说就拿一个啤酒瓶对着其头部打了一下，当时其头上流血，眼镜被遮住看不清楚；袁志富继续打其，其一直躲，后来被人拉开去医院了。”当办案民警询问其是否动手打袁志富，邹洪邦回答“记不到了，其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办案民警就所播放的当时监控录像，询问邹洪邦“其在袁志富倒地后有多次对袁志富进行踢踹的行为如何解释”，邹洪邦回答“其一直处于跳跃躲避状态，不清楚脚下是什么东西，其不知道脚踢了袁志富，其以为是石头”。当办案民警再次询问邹洪邦“其对袁志富的踢踹动作是对着袁志富身体去的”，邹洪邦回答“其就是在躲避跳跃”。 苏坡桥派出所办案民警当日对袁志富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袁志富陈述“其和往常一样在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轮车等客，有一男子（邹洪邦）驾驶一辆汽车准备进入小区里，当时其的三轮车估计挡到该男子行车路线，该男子就让其让一下，当时因三轮车是排队等客，有点拥堵，其在移动三轮车过程中争吵起来，后双方下车互骂，抓扯，该男子把其从三轮车左边打到三轮车右边，在其无力还击的时候，其才捡了一个啤酒瓶打在这名男子身上，然后该男子继续将其打倒在地，其倒地的瞬间头部撞到石头上面，该男子继续用脚踢继续殴打。”办案民警询问袁志富身体受到什么伤害，袁志富回答“因为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就行动不能自理了，行动相当不方便，感觉每天都是头昏脑胀，每天都需要用药才能维持生命”。当办案民警询问袁志富用的啤酒瓶打在对方哪里，袁志富回答“只知道打在身上，具体打在哪里已经记不到了。” 同日，苏坡桥派出所对原告袁志富、第三人邹洪邦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分别对袁志富、邹洪邦各行政拘留5日，并告知袁志富、邹洪邦有陈述及申辩的权利，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袁志富、第三人邹洪邦均提出了陈述和申辩的理由。苏坡桥派出所民警同日告知原告袁志富、第三人邹洪邦，双方的陈述和申辩的理由公安机关不认可。 同日，青羊公安分局对第三人邹洪邦作出成青公（苏）行罚决字[2019]2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违法行为人邹洪邦……查明2015年5月11日8时许，违法行为人邹洪邦在本市青羊区金福南路55号小区门口与袁志富因口角发生打斗，双方于2019年1月17日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后双方无法达成统一，现双方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邹洪邦行政拘留五日……送成都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期限为2019年1月17日至2019年1月22日。同日，成都市拘留所向被告出具《执行回执》，载明被执行人邹洪邦已于2019年1月17日入所。 同日，青羊公安分局以相同的“查明事实、适用的法律、拘留天数、送交执行场所”对原告袁志富作出成青公（苏）行罚决字[2019]2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袁志富行政拘留五日。因原告身体原因，青羊公安分局审批同意停止对原告执行拘留。 本院认为，本案治安纠纷案件发生在成都市青羊区辖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青羊公安分局作为案涉辖区地的公安机关，对发生在其辖区内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作出处理的行政职权。 本案争议的焦点系被告在办理原告与第三人违反治安管理行政案件中，被告就第三人的违法性质、情节、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对第三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是否明显不当，对原告而言是否显失公平，以及被告程序是否合法。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与第三人因事发小区门口车辆较多，道路拥堵，双方因车辆通行避让问题发生争执，进而发展到相互斗殴，在此过程中，双方都实施了伤害对方身体的违法行为。首先，就纠纷发生的起因及原告在斗殴过程中使用啤酒瓶击打第三人，原告本身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不过，在原告被打倒在地其头部撞击到路边石头，第三人仍对原告实施踢踹，尤其是在原告躺在地上未再动弹的情况下，第三人对着原告身体正面连踹两脚，其违法性质、情节更为严重。其次，就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第三人在斗殴中虽造成右额部头皮破裂，但伤害较轻；而原告受到第三人伤害后，当日送医院抢救并转院治疗，在解放军第452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因身体状况恶化，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虽然在本次纠纷发生前，原告自身已存在多种较为严重的疾病，但不可否认第三人的加害行为系造成原告当日送医院抢救并住院治疗的直接原因；再者，在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方面，原告在办案民警对其询问时，原告并未否认当天用啤酒瓶击打第三人的事实，而第三人在办案民警给其观看当天事发监控视频的情况下，竟然把自己对原告身体实施脚踹以为踢的是“石头”，故第三人并未认识到自己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悔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显然，第三人不具有“处五日以下拘留”的较轻情节，且就全案，第三人的违法情节较原告更为严重，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情况下，对第三人也同样拘留五日，单就处罚结果而言对原告也显失公平。 2015年5月11日原告与第三人斗殴伤人事件发生后，110巡警到场并在当日移交被告所属办案机构苏坡桥派出所处置，苏坡桥派出所于同月15日以第三人报案而将该案件作为治安行政案件处理，但直到2019年1月17日被告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办案机构在办案过程中既未延长办案期限，案件也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导致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客观原因。而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虽表明其办案人员在2018年9月委托有相应鉴定机构对原告损伤程度进行鉴定，但该委托鉴定行为已发生在办理行政案件超期之后，且鉴定实际也未能进行。虽然原告住院抢救治疗对被告办案期限造成一定影响，但并非案件长期未决的正当理由。再则，被告办案机构在案发同月15日已立案受理的情况下，于2019年1月17日再次立案并无法律依据。故被告在程序方面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对第三人邹洪邦作出的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明显不当，且程序违法，故应予撤销，并由被告对第三人邹洪邦伤害原告袁志富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于2019年1月17日对第三人邹洪邦作出的成青公（苏）行罚决字[2019]2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依法对第三人邹洪邦伤害原告袁志富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东 人民陪审员  杨希泉 人民陪审员  王蜀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李金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