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苏10行初9号原告丁蓉慧，女，197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沈燕，江苏东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施桦，江苏东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邮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在高邮市海潮东路**。法定代表人张利，市长。委托代理人付琴，江苏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付元季，男，197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胡秀琴，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孙慧，上海东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高邮市送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在高邮市送桥镇负责人顾吉林。委托代理人丁玉忠，高邮市送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原告丁蓉慧因诉被告高邮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邮市政府）第三人付元季、胡秀琴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4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高邮市送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送桥镇政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9月20日、2019年12月23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应第三人付元季、胡秀琴的申请，本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两次庭审，原告丁蓉慧的委托代理人施桦，被告高邮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付琴,第三人胡秀琴的委托代理人孙慧,第三人送桥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丁玉忠到庭参加了诉讼。受被告高邮市政府的委托，高邮市司法局工作人员施欢代表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蓉慧诉称：原告于2006年7月6日与付元季在上海登记结婚，2011年10月10日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2017年5月3日，胡秀琴持被告高邮市政府于1995年2月12日为其与付元季颁发的结婚证起诉原告，认为其与付元季之前存在婚姻关系、原告与付元季的婚姻关系无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2017）沪0115民初35014号判决确认该结婚证能够证明胡秀琴与付元季的夫妻关系而认定原告与付元季的婚姻关系无效。原告认为，被告为胡秀琴与付元季颁发的结婚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告不具有该结婚证的职权。依照1994年1月12日发布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有权办理婚姻登记机关的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且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亦未查询到被告的婚姻登记档案资料。2、被告颁发的结婚证明显错误。一是胡秀琴与付元季的照片与其年龄严重不符；二是结婚证上载明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与当时的规定不符。我国自1999年10月1日起居民身份证号码由15位升至18位，而该证于1995年2月颁发时居民身份证号码已经升至18位，但该结婚证载明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为15位，明显是虚假的。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高邮市政府于1995年2月12日为胡秀琴与付元季颁发的结婚证。原告丁蓉慧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丁蓉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计1页；2、落款日期为1993年2月12日，胡秀琴与付元季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计2页；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350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计24页。诉讼中，原告丁蓉慧向本院提交了其与付元季婚姻登记档案材料复印件一份计8页。其向高邮市档案馆调取了胡秀琴与付元季（弟）婚姻登记档案材料复印件三份。原告丁蓉慧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其身份、其与被诉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被告为胡秀琴与付元季颁发结婚证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高邮市政府辩称：一、涉案结婚证并非被告颁发。首先，胡秀琴与付元季的户籍在农村，不论依照1986年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第三条，还是依照1994年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被告均不具备为胡秀琴与付元季办理婚姻登记的职能，被告也没有为其办理婚姻登记；其次，被告没有“高邮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1、被告在1991年就撤县建市，而发证日期是1993年；2、经查档，被告作为发证单位使用的印章在1991年前是“高邮县人民政府”，后是“高邮市人民政府”。二、婚姻关系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确定，涉案证件是否撤销不影响原告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历史原因，我市少数乡镇在90年代为降低成本，擅自购买结婚证件而没有使用省民政厅统一印制的结婚证件，存在不规范。但结婚证的瑕疵不能证明胡秀琴与付元季不存在夫妻关系。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应当根据当时的婚姻登记或者当时法律规定是否存在事实婚姻予以确定。因此，涉案证件撤销或者无效都不影响原告权利义务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高邮市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是：1993年前后不同版本结婚证所加盖的被告印章（计9页，考虑到结婚证涉及人员的隐私，已经隐去照片及相关身份信息）。被告提供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涉案结婚证不是由被告所发。被告高邮市政府提交的依据是：1、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2、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3、江苏省人民政府1991年2月25日苏政发[1991]19号《关于设立高邮市的通知》、中共高邮市委文件1991年4月1日邮发[1991]10号《关于高邮撤县设市机构、人员职务成为变更的通知》、高邮市民政局1995年3月7日邮民发[1995]17号《关于切实加强婚姻证件管理的通知》、高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5年11月28日邮政办发[2005]173号《关于在全市实行集中办理婚姻登记的通知》。被告提供上述法律依据用以证明其不具有发放涉案结婚证的行政职能；原告所诉的结婚证并非被告颁发。第三人胡秀琴与付元季述称：一、原告要求撤销被告1995年2月12日颁发的结婚证，是原告对事实的认识错误。两第三人是1990年2月12日登记结婚，与原告所诉请求撤销1995年2月12日颁发的结婚证时间不符，是笔误导致。二、胡秀琴与付元季是合法婚姻关系。胡秀琴与付元季于1990年1月24日举办婚礼，并领取了结婚证，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因该证上存在年龄、姓名等错误，给第三人婚后带来很多困扰。2000年，为便于胡秀琴与付元季将户籍迁至上海，遂申请高邮市送桥镇民政部门补办结婚证，即落款日期为1993年2月12日的结婚证。三、涉案结婚证是后来补办的。两第三人申请补办结婚证的机关是高邮市送桥镇人民政府民政科，但印章为什么是“高邮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两第三人并不知情。四、原告系恶意诉讼。原告的诉讼目的系为了取得第三人合法财产而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首先，原告的起诉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原告于2017年6月1日就知道案涉结婚证，其最迟应当在2018年6月1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其次，原告的起诉也超过了5年的最长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诉讼中，第三人胡秀琴又认为，原告丁蓉慧与被诉的颁发结婚证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第三人胡秀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1、落款日期为1990年2月12日、印章为“高邮县人民政府”的胡秀琴与付元弟结婚证复印件一份1页；2、付道闯的出生医学证明书存根复印件一份计2页；3、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21日高邮市送桥镇送驾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复印件一份1页；4、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高邮市送桥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的“证明”复印件一份1页；5、落款日期为2000年10月23日邗江县公证处的《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计2页；6、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复印件一份1页；7、户口簿复印件一份7页。诉讼中，第三人胡秀琴向本院提交了其调取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35014号案件中的相关材料：8、胡秀琴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提交的证据清单复印件一份1页；9、落款日期为1993年2月12日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2页；10、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复印件两份2页；11、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的送桥镇政府民政科出具的“说明”复印件一份1页。第三人胡秀琴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其夫妻关系合法有效；原告提起的本次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第三人送桥镇政府述称：原我镇居民胡秀琴与付元季于1990年2月12日来我镇民政办公室办理结婚登记，由于登记疏忽，误将该夫妻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写错。2000年，付元季因结婚证遗失要求补发结婚证，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基于原婚姻登记档案相信给予补发结婚证。由于当时管理不够规范，导致该证仍有瑕疵，但记载的信息是正确的。应胡秀琴与付元季要求，我镇民政办公室分别在2018年1月18日和2019年4月29日出具证明，证明该夫妻是合法夫妻。我们说明的是一个基本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送桥镇政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法向高邮市档案馆调取了胡秀琴与付元季（弟）婚姻登记档案材料复印件两份。经庭审质证，原告丁蓉慧对被告高邮市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提出异议。对第三人胡秀琴提交证据，原告丁蓉慧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高邮市政府对原告丁蓉慧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上的“高邮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实际不存在；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判决尚未生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三人胡秀琴提交的证据9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丁蓉慧证据2的质证意见相同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第三人胡秀琴对原告丁蓉慧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证据2的落款日期是1993年2月12日，而不是原告丁蓉慧所诉的1995年2月12日。第三人送桥镇政府对原告丁蓉慧提交的证据中关于其与付元季登记结婚相关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原告丁蓉慧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被告高邮市政府、第三人胡秀琴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丁蓉慧，被告高邮市政府，第三人胡秀琴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胡秀琴与付元季于1990年2月向第三人送桥镇政府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第三人送桥镇政府于1990年2月12日向第三人胡秀琴与付元季颁发了结婚证，该结婚证上记载为“付元弟（1968年8月12日出生）和胡秀琴（1967年10月5日出生）申请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发证机关为高邮县人民政府（印章），落款日期为1990年2月12日。2000年，第三人付元季以其与胡秀琴的结婚证遗失为由向第三人送桥镇政府申请补发结婚证，第三人送桥镇政府为第三人胡秀琴与付元季补发了结婚证，该结婚证上记载为“付元季，男，1970年9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胡秀琴，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身份证号。申请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发证机关为高邮县人民政府（加盖高邮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的印章），落款日期为1993年2月12日。2019年1月28日，原告丁蓉慧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高邮市政府于1995年2月12日为胡秀琴与付元季颁发的结婚证。另查明，原高邮县于1991年2月25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设立高邮市。又查明，原告丁蓉慧与第三人付元季于2006年7月26日经上海市××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A）登记结婚，2011年10月10日经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登记离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丁蓉慧提起的本次行政诉讼，是否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起诉与受理条件。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丁蓉慧提起的本次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丁蓉慧要求撤销的结婚证落款日期虽然是1993年2月12日，但本案事实表明被诉的婚姻登记行为发生在2000年。该行为无论是发生结婚证上载明的1993年，还是2000年，又或是原告丁蓉慧所诉的1995年，原告丁蓉慧于2019年1月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皆已超过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5年最长起诉期限。二、关于原告丁蓉慧请求撤销被告高邮市政府于1995年2月12日为胡秀琴与付元季颁发的结婚证，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丁蓉慧所要求撤销第三人胡秀琴、付元季结婚证的落款日期为1993年2月12日，而非原告丁蓉慧所诉的1995年2月12日，且该证并非被告高邮市政府所颁发，而是第三人送桥镇政府在2000年为第三人胡秀琴、付元季补发的结婚证。其次，上述结婚证上虽然加盖有“高邮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的印章，但其实高邮县已经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撤销设立高邮市，被告高邮市政府不可能再使用原高邮县的相关印章，且被告高邮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在1993年前后进行婚姻登记时皆未使用过“高邮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因此，原告丁蓉慧所诉上述结婚证系被告高邮市政府颁发，无事实依据。三、关于原告丁蓉慧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诉讼中，第三人胡秀琴认为原告丁蓉慧与本案的被诉婚姻登记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此本院认为，第三人胡秀琴、付元季于1990年2月12日登记结婚、1993年2月12日补办结婚证，虽然两张结婚证上记载的信息有误，但结婚证上所附照片证明婚姻当事人即为本案的第三人胡秀琴、付元季。而第三人付元季又于2006年7月26日与原告丁蓉慧登记结婚。婚姻登记后，不仅涉及婚姻当事人的人身权，也涉及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事实上，本案第三人胡秀琴、付元季与原告丁蓉慧为相关财产处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经形成了民事诉讼。故原告丁蓉慧与本案被诉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所述，原告丁蓉慧所诉被告高邮市政府于1995年2月12日为第三人胡秀琴、付元季颁发结婚证，无事实依据。其提起的本次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该诉讼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起诉与受理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丁蓉慧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沐阳审判员  王岚林审判员  吕 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肇睿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