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行终172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伟珍，女，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 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汉文，男，196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秦锦涛，广西贵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毅源，广西贵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贵港市港**荷城路**。 法定代表人：黄英梅，区长。 上诉人钟伟珍、梁汉文因与被上诉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港北区政府）确认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8行初7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查明，钟伟珍、梁汉文于1985年结婚，梁汉文于1989年调入西江农场中学，钟伟珍于1992年入职该校。1990年，钟伟珍、梁汉文自凑资金购买建筑材料并请人在校内建造一处砖木结构平屋，其中自建住房面积约36平方米，自建厨房及卫生间约26.4平方米，建成后钟伟珍、梁汉文一直居住使用，2004年5月25日钟伟珍、梁汉文离婚后仍继续使用。 2003年1月28日，西江农场（甲方）与贵港市人民政府（乙方）达成以下协议，其中协议第一条规定，“甲方把西江农场学校（含中学、小学各一所）整体分离出来，一次性整体移交给乙方，由贵港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第二条规定：甲方把西江农场学校现使用的土地共291.93亩一次性无偿划拨给乙方，继续用于办学；第三条规定：甲方把农场学校所有的建筑物一次性无偿移交给乙方，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今后，学校建设、发展需要拆迁，所有人员都必须服从；第十条规定：西江农场学校与贵港市达开高中合并，同时更名为贵港市达开高中。”2014年3月19日，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达开高中增容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贵发改社会〔2014〕98号），同意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达开高中）增容工程项目重新立项，主要建设教学楼、实验楼等建筑及附属设施。钟伟珍、梁汉文的上述房屋正位于该增容工程的建设范围内，需征收拆迁。2016年5月11日，达开高中作出《达开高中校园范围内涉及拆迁建筑物及地上作物补偿方案》，并报送贵港市教育局、原贵港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原贵港市国土资源局、贵港市人民政府等部门审定通过。钟伟珍、梁汉文因补偿标准问题，未能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11月30日，港北区政府组织人员对钟伟珍、梁汉文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梁汉文获知后，赶到现场，并在隔离带外观看。 一审法院认为，钟伟珍、梁汉文诉港北区政府强拆其位于达开高中内的房屋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为进行达开高中增容工程项目建设而被拆迁，因此本案实际上是诉强制拆迁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 关于港北区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问题。首先，从公权力行使的依据来看，根据《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港市市本级房屋征收与补偿暂时办法的通知》（贵政发〔2017〕4号）第三条“市人民政府负责监督各城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规定，港北区政府可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责任主体，享有根据法规规章授权开展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职权；从本案的事实来看，涉诉的房屋位于达开高中增容工程项目建设范围内，港北区土地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港北区征收办）作为该项目房屋征收的实施单位，负责项目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具体实施及拆迁完成工作；从整个拆迁过程来看，贵港市港北区“双违”整治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港北区“双违”整治办）根据港北区政府行动方案安排，于2017年11月30日对达开高中增容工程项目内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而作为强制行为实施部门的港北区“双违”整治办属于港北区政府临时设立机构，不是独立的组织机构，也不具有法人资格，该办公室组织对钟伟珍、梁汉文房屋进行的拆迁行为产生的责任应当由港北区政府承担。因此，根据“谁行为、谁被告”原则，本案被诉房屋行政拆迁行为的法律责任依法应当由港北区政府承担，港北区政府作为本案适格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港北区政府认为其不是房屋征收实施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钟伟珍、梁汉文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被诉强制拆迁行为系2017年11月30作出，港北区政府在作出该强制拆迁行为时虽然未向钟伟珍、梁汉文告知诉权以及起诉期限，但钟伟珍、梁汉文在强拆当日也赶到了现场，即钟伟珍、梁汉文在2017年11月30日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强制拆迁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会对自身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由于港北区政府未向钟伟珍、梁汉文告知诉权及起诉期限，根据上述规定，钟伟珍、梁汉文应当于2019年2月7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就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及赔偿问题通过法定渠道进行救济。虽然钟伟珍、梁汉文曾就强拆赔偿问题向信访部门提出过诉求，但钟伟珍、梁汉文此种不走法定渠道救济却进行信访而耽误的期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因此，钟伟珍、梁汉文于2019年5月6日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综上,钟伟珍、梁汉文起诉港北区政府强制拆迁行为违法及赔偿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但需要在本案中指出的是，钟伟珍、梁汉文使用的房屋确实在学校增容项目范围内并已经被征收拆除，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钟伟珍、梁汉文对强制拆迁行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不影响钟伟珍、梁汉文因征收而依法取得补偿的权利，因此钟伟珍、梁汉文可以向港北区政府提出书面补偿要求予以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钟伟珍、梁汉文的起诉。 上诉人钟伟珍、梁汉文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主动审查法定起诉期限，程序严重违法。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及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是否行使起诉期限抗辩权，应由港北区政府决定，法庭主动审查替代港北区政府行使抗辩权，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未经法庭调查和辩论，认定起诉超过起诉期限错误。钟伟珍、梁汉文已于2018年7月10日就强制拆除一事提起民事诉讼，因无法确定执行强制拆除主体，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不予受理起诉，2018年9月20日本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即钟伟珍、梁汉文一直积极寻求救济渠道。（三）一审法院认定钟伟珍、梁汉文在2017年11月30日强制拆除当天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错误。1.钟伟珍、梁汉文看到房屋被拆，并不等于应当知道实施强制拆除的单位，更不可能应当知道实施单位是港北区政府；2.港北区政府没有告知强制拆除行动方案，执行人员没有出示工作证；3.港北区政府在诉讼阶段仍否认其是强制拆除行为责任承担者；4.钟伟珍、梁汉文是通过信访获政府部门书面确认，是港北区“双违”整治办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而决定强制拆除方案的是港北区政府。因此，钟伟珍、梁汉文收到信访部门答复的时间，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判决支持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2018年7月，钟伟珍向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民事诉讼，请求判决达开高中支付房屋及土地价款1096330元、过渡期间租房费用19200元。起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是：达开高中于2017年11月30日强行拆除钟伟珍的房子，导致钟伟珍全家无家可归。2018年1月5日，钟伟珍就上述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但达开高中拒绝钟伟珍的合理意见。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桂0802民初2312号民事裁定，以纠纷属于房屋拆迁纠纷为由不予受理起诉。2018年9月20日本案一审法院作出（2018）桂08民终1321号民事裁定，以起诉缺乏事实依据为由驳回钟伟珍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已于同月送达钟伟珍。 本院认为，钟伟珍、梁汉文以港北区政府违法强制拆除其位于达开高中校园内的房屋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涉案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判决港北区政府给予行政赔偿，支付过渡补偿费用，则本案实质是违法确认及行政赔偿之诉，被诉行政行为系强制拆除行为。一审法院以钟伟珍、梁汉文的本案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因没有证据证实钟伟珍、梁汉文被告知诉权，故本案起诉期限应为一年，从钟伟珍、梁汉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2017年11月30涉诉强制拆除行为作出，钟伟珍、梁汉文知情，一审法院关于钟伟珍、梁汉文自此时应当知道强制拆除行为内容的认定，理由成立。亦即自涉诉强制拆除行为作出时起，至钟伟珍、梁汉文2019年5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过1年5个月。 其次，信访行为以及民事诉讼行为不影响钟伟珍、梁汉文在本案起诉超过一年期限的认定。钟伟珍和梁汉文在起诉前向有关部门反映涉案强制拆除问题的信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规定的情形，不适用扣除起诉期限的规定。至于钟伟珍以达开高中为被告提起民事侵权之诉的行为，诉讼程序起于2018年7月，终结于2018年9月，扣除3个月的民事诉讼期间后，钟伟珍的起诉仍超过1年。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是人民法院受理起诉的前提条件之一，属人民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的程序法律问题，不以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就起诉期限提出抗辩意见为前提。钟伟珍、梁汉文提起的本案诉讼为行政诉讼，不适用民事诉讼时效制度，钟伟珍、梁汉文关于一审法院主动审查起诉期限违法的主张，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 最后，一审法院以钟伟珍、梁汉文的涉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确认之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迳行裁定予以驳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以及第三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相应地，本案的行政赔偿之诉失去受理基础，亦应一并驳回。 根据在案材料反映，本案争议的实质是补偿安置争议，钟伟珍、梁汉文可以依法另行解决。 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钟伟珍、梁汉文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钟伟珍、梁汉文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文 东 审判员 潘 莉 审判员 梁冬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