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8民初1141号 原告：重庆吉宜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亚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30GM1G。 法定代表人：周彦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胜，重庆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玉龙，男，196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杉，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蒋君承，男，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 第三人：赖玖华，男，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原告重庆吉宜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宜坤公司）与被告李玉龙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9年1月7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受理。本院受理案件后，被告李玉龙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案管辖权异议处理终结后，于2019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原告吉宜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胜，被告李玉龙的委托诉讼代理刘晓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为此于2019年7月19日依法裁定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与此同时，因案件的审理与蒋君承、赖玖华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通知蒋君承、赖玖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第三人蒋君承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公告期满，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组成合议庭对案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宜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胜，被告李玉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杉，第三人赖玖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蒋君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吉宜坤公司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预支费用103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8年3月1日起，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直至款项还清为止。 事实以及理由：2015年6、7月左右，原告了解到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二建司）承建了位于巴南区一品街道乐遥村的批发市场项目，于是参与了投标并于同年8月7日与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了《重庆一品批发市场劳务分包合同》。为了该项目的正常运转，原、被告双方达成合伙协议，约定由被告负责该项目的外围联系工作。为此，被告以前期开展工作需要费用为由，要求原告先行支付一部分费用，后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了103万元。此后，针对合伙关系，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利润分配协议书》，约定被告负责该项目的外围联系工作，占项目30%的股份，享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约定被告前期预支的103万元费用在其利润中扣除。由于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工程，北二建司和业主方重庆顺世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世公司）的原因，导致原告承接的劳务分包合同未履行完毕即撤场。后原告通过司法程序提起的（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获得法院支持的工程款为2935299元、各类损失229312.09元，共计3164611.09元，目前正处于强制执行过程中。但是，由于原告在前期运营过程中产生实际费用1876189.87元，加上还需要支付给崔益班组的工程款1522684.4元，两项合计已达3398874.27元，还有需要支付其他班组的工程款。因此，原告承建该工程不仅没有利润，甚至还亏损了近百万元，没有任何利润可供分成。因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支的费用。 被告李玉龙答辩：1、《利润分配协议书》从形式到内容上看，均不具备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合伙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作为合伙协议，应当明确约定合伙各方的出资额、盈余分配方式、债务承担方式，以及入伙、退货、合伙终止等各项内容。但《利润分配协议书》没有任何有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不具备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因此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2、原、被告之间真实的合同关系，是居间合同。该合同是被告作为居间人，促成原告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被告后期继续负责协调建设工程过程中的外围联系工作而签订。被告所获得的103万元费用，是原告支付与被告的综合居间费用。《利润分配协议书》当中所约定的，被告分配30%的利润，也是后期居间费用的分配方式的约定，而非被告所占有的合伙份额所分配的合伙盈余。被告已经促成原告和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合同，且后期也已经为原告的施工行为实施了外围联系服务工作，被告有权获得其支付的综合居间费用，且不应当退还原告。3、《利润分配协议书》仅约定了在有利润时，被告分配取得居间费用的方式和比例，即按照利润的30%进行分配。《利润分配协议书》并未约定原告在建设工程未获得盈利时，被告应当退还其获得的综合居间费用。因此，原告以其实施建设工程未获利为由起诉要求被告退还，没有合同依据。4、即便《利润分配协议书》隐含有在当建设工程无盈利时，被告应当退还其取得的综合居间费用的约定。则对此原告也应当举证证明建设工程未的盈亏情况，但原告并无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综上，原告起诉要求被告退还综合居间费用103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赖玖华陈述称：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是通过李玉龙联系的。李玉龙称，为了促成合同的签订，他需要进行打点，为此要求吉宜坤公司先支付103万元的前期费用与他。并且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达成约定，施工的利润要分配30%给李玉龙，吉宜坤公司分配70%。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进场施工之后，李玉龙为保障自己的利益，要求成为吉宜坤公司的股东，为此吉宜坤公司的其他股东就转让了部分股权给李玉龙。后来李玉龙说自己没有文化，不想参与项目的管理，但他又担心吉宜坤公司有其他债务，为此就退出了吉宜坤公司。退出之后，才与吉宜坤公司之间签订《利润分配协议书》，约定就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要分配30%的利润给李玉龙。《利润分配协议书》当中约定的利润分配双方是吉宜坤公司和李玉龙，将赖玖华、蒋君承列为丙方的原因是，赖玖华的配偶霍文胜是吉宜坤公司的股东，且赖玖华负责项目的预算工作；蒋君承是李玉龙的朋友，也是吉宜坤公司的股东，他的股权登记在王浪名下，且蒋君承负责项目施工工作。所以我们两人知晓工程的具体情况，且各自与两方关系较好，能够掌控盈余状况。《利润分配协议书》上列明丙方包括赖玖华，协议上的签名也是赖玖华本人签的，只是因为霍文胜是赖玖华的配偶又是吉宜坤公司的股东，为此赖玖华在协议上签的霍文胜的名字。蒋君承的名字是蒋君承自己签的。吉宜坤公司前期支付给李玉龙的103万元，在支付的时候说的是先借给李玉龙用，后期从他应得的30%的利润当中扣除。 第三人蒋君承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原告为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 1、《利润分配协议书》，拟证明：被告参与了建设项目的前期外围工作，并占有项目30%的股权，同时被告所取得的收益与项目所得利润挂钩，因此《利润分配协议书》是一个三方签订的合伙协议而非居间合同。 2、委托支付说明、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原告委托赖玖华向被告支付73万元，另原告直接支付被告30万元，累计支付被告103万元的预支利润与被告。 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建设项目因业主方原因导致未施工完毕，原告已完工工程款2935299元、窝工损失229312.09元，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同时证明原告在该建设工程中的实际收益仅为工程款，窝工损失应当支付实际产生的人工损耗，不应当计入原告的收益当中。 4、《赔偿说明》，拟证明：原告与业主单位针对原告在建设工程中实际发生的费用确认为1876189.87元，其中包括原告在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工、场地、设备以及工资支出，属于原告在建设工程在的实际支出费用。 5、《一品市场已做工程审核确认》，拟证明：该工程已完工部分工程款为2935299元，其中涵盖了土石方、河道、计工等所有的费用，此部分费用是原告应当实际支付与各班组的费用，属于原告支出的成本。 6、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民事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尚有3618684.32元未执行到位，且能够确定涉案工程原告实际取得的工程款以及尚未执行到位的工程款。 7、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终190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涉建设工程原告下属的施工人崔益起诉要求原告支付窝工损失的事实，该判决已经确定原告应当支付崔益工程款1522684.4元、窝工损失3428126元以及自2016年9月22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至款项付清为止的资金利息，总数约500万元。 8、《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被告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了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合同，以此证明被告曾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作为合伙人参与了涉案工程的合同签订以及前期的履行工作。 9、原告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拟证明：2015年12月15日，吉宜坤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李玉龙成为公司股东，持有33.3%的股权；2016年2月29日，李玉龙退出公司，将其股权转让与其他股东的事实。 被告为主张自己的答辩意见，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 1、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为原告承揽建设工程进行了居间服务的事实。居间服务的内容包括前期施工的达州辉美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美公司）的退场、原告的进场，以及双方之间的结算。 2、证人潘传兵的证人证言。 证人潘传兵出庭作证陈述称：2015年6月，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组建班子准备建设，业主单位是顺世公司，总承包单位是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证人当时因为挂靠辉美公司承建了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承包的学府大道69号三期别墅建设工程的劳务总包，因此与该公司比较熟悉，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由业主单位和总包单位达成协议后，总包单位就联系证人，让证人继续进场总包劳务。2015年6-8月，证人继续以辉美公司的名义，总包了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劳务工程并负责前期施工，包括机械设备进场、施工便道的开挖、办公室租用、生活配套用房的建设、当地农民的协调、前期土石方的开挖和地表清空等。证人进场施工的时候，是与李玉龙一起合作的，证人负责垫资和施工，李玉龙负责协调业主、总包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协调工作。2015年8月6日，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举行了开工典礼，由顺世公司的一个副总，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的董事长、书记、副总各1人，辉美公司的副总桂辉，以及证人和李玉龙一起参加了开工典礼。2015年8月6日、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7日，证人通过辉美公司，先后三次向总包方交纳了保证金300万元。 2015年8月中旬，由于辉美公司自身的原因，加之证人承包的学府大道69号三期别墅劳务工程资金紧张，证人就准备退出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劳务总包。为此，证人就找到李玉龙，问他是否能够联系其他人来承包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劳务工程。后来李玉龙就找来了赖玖华、龙艳和蒋君承，他们三人打算以吉宜坤公司的名义从证人手中承接该劳务工程。2015年8月开始，证人就在与赖玖华、龙艳和蒋君承协商工程转包的事情，这个时候由于证人前期施工应当支付工程款158万元，连同证人交纳的保证金，因此证人就向赖玖华、龙艳和蒋君承提出，将前期工程款和保证金支付与证人，证人就将劳务工程转包给他们。当时龙艳他们三人只愿意支付证人保证金，不愿意承担前期工程款的支付，为此李玉龙一直在中间协调。此时由于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而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确定的保证金支付时间到了，所以证人在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7日又两次向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支付了保证金，保证金总计支付了300万元。 2015年8月的时候，证人还在和龙艳、赖玖华、蒋君承三人协商劳务分包转让的事宜，此时吉宜坤公司就已经派人进场作前期的资料交接工作。2015年10月中旬之后，吉宜坤公司才签到合同并进场开始施工。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倒签的2015年8月的时间。 2015年10月中旬，证人与龙艳、赖玖华、蒋君承他们三人协商一致，龙艳、赖玖华、蒋君承承担300万元的保证金和前期158万元的工程款，并口头承诺一周之内支付与证人，所以证人与他们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2015年10月16日左右，证人就带着吉宜坤公司的会计，到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将300万元保证金的交款人名称从辉美公司变更为吉宜坤公司。2015年11月初，吉宜坤公司转账100万元给辉美公司，过几天之后又转了90万元，大概一天之后龙艳又转了10万元，总共200万元的保证金。2015年12月份，证人找到龙艳，要求支付剩下的保证金和前期工程款，但他们以工程未收到款为由，拒绝支付。2015年12月，证人再次找到龙艳、赖玖华、蒋君承他们，要求支付剩余款项，他们答复要等工程款收到后再支付。在此之后，由于吉宜坤公司一直在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扯皮，吉宜坤公司或者龙艳、赖玖华、蒋君承就未再向证人支付任何款项，并且还告诉证人，要证人直接去找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 就证人所知道的情况，吉宜坤公司进场施工后，由于吉宜坤公司与业主单位、总包单位之间不熟悉，所以吉宜坤公司进场施工之后，李玉龙还是一直在为吉宜坤公司做协调工作。至于李玉龙是否与吉宜坤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人不清楚。证人只清楚李玉龙继续在为吉宜坤公司协调工程上的合同签订、农民闹事、工程进度等事宜。凡是涉及到施工过程中的事情，包括劳务公司、业主单位、总包方，以及外围工作都是由李玉龙在协调。 3、收条1份、开工照片2张，以佐证潘传兵证言的真实性，以及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 4、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的卷宗材料，拟证明：原告在本案中起诉要求被告返还的103万元款项，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当中，原告已经进行了主张，款项的真实性质是综合居间费，而非预先分配与被告的利润或者被告预支的费用。 本案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一、关于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关系的事实 2015年8月25日，赖玖华向李玉龙转账23万元；2015年9月15日，赖玖华再次向李玉龙转账50万元。2015年10月21日，吉宜坤公司向李玉龙转账30万元。 吉宜坤公司在2015年12月25日之前的股东分别为龙艳、王浪、霍文胜，且龙艳为吉宜坤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25日，吉宜坤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龙艳、王浪、霍文胜分别将其持有的吉宜坤公司11.1%的股权转让与李玉龙，同时免去龙艳执行董事的职务，选任李玉龙担任执行董事。股权变更后，李玉龙、龙艳、王浪、霍文胜分别持有吉宜坤公司33.3%、28.9%、18.9%、18.9%的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6年2月29日，吉宜坤公司再次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李玉龙将其持有的吉宜坤公司33.3%的股权，分别转让11.1%与龙艳、王浪、霍文胜，转让完成后李玉龙不再是吉宜坤公司的股东，且免去李玉龙的执行董事的职务，另选任夏平担任执行董事。股东会决议形成后，吉宜坤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李玉龙退出吉宜坤公司。 2016年3月16日，吉宜坤公司作为甲方、利润分配人，李玉龙作为乙方、利润分配受授人，赖玖华、蒋君承作为丙方、第三方，签订《利润分配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并经丙方同意，就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的重庆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工程建设项目所获净利润分配事项，甲、乙、丙三方就利润分配具体事项约定如下：1、利润分配方案：乙方在该工程项目中占30%股份，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2、乙方负责项目的外围联系工作，不具体参与该项目建设及经营活动。但甲方有义务每月向乙方汇报财务数据，乙方对财务动向有知晓权。乙方前期在甲方所预支费用在乙方的利润所得中扣减。3、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庭审中，吉宜坤公司、李玉龙均认可，在2015年8月、2015年10月，赖玖华和吉宜坤公司所支付与李玉龙的，总计103万元的款项，即为《利润分配协议书》当中所约定的，李玉龙前期预支且应当从李玉龙应当获得的30%利润中扣减的款项。但对于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双方存在争议。 与此同时，从吉宜坤公司所举示的银行交易历史明细可知，吉宜坤公司在2015年10月28日向辉美公司转账支付了100万元款项。 二、关于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有关的事实 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业主单位为顺世公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为施工总承包单位，辉美公司为前期的劳务分包单位，但实际的劳务分包人为潘传兵，潘传兵系挂靠辉美公司，以辉美公司的名义在建设工程从事劳务分包。2015年8月3日，顺世公司盖章签署《重庆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工程合同》并将合同交付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但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以业主单位未提供规划手续为由，未签字盖章确认。但2015年8月6日，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即与业主单位、劳务分包单位一起，举行了开工仪式。开工仪式举示之后、施工合同、劳务分包合同签订之前，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即将项目的前期工程交与潘传兵承建。潘传兵在施工过程中，由李玉龙为其协调施工的外围工作。 潘传兵为实施建设工程，于2015年9月7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7日、2016年1月5日，通过辉美公司或者其他组织，分别向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支付保证金70万元、110万元、40万元、60万元，共计280万元。潘传兵在施工过程中，因自身原因决定退出，为此潘传兵希望李玉龙为其寻找可接手施工的下家。经李玉龙联系，吉宜坤公司决定承建该建设工程，并于2015年10月20日进场施工。与此同时，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署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7日的《重庆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劳务分包合同》，李玉龙作为吉宜坤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该合同签署栏“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签名。 由于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未取得完整的建设施工手续，吉宜坤公司施工一段时间后停工。之后，吉宜坤公司以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顺世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诉讼。吉宜坤公司在该案起诉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顺世公司（以下统称：三被告）支付工程款2935299元；2、三被告支付窝工损失5807849.87元；3、三被告支付分别以保证金支付的时间点为起算点以及以欠付工程款的支付时间点为起算点计算所得的资金占用损失120万元；4、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共同偿还综合居间服务费103万元；5、顺世公司自2017年1月26日起以2026218.4元为基数，按每月3%的标准支付补偿直至款项付清为止。 吉宜坤公司在该案起诉中，要求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偿还的综合居间服务费103万元，即为吉宜坤公司在本案起诉要求李玉龙返还的预支费用103万元。 吉宜坤公司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中起诉要求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偿还的综合居间服务费103万元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是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于2016年5月26日出具的《一品工地结算汇总》（以下简称：5.26结算汇总）。在5.26结算汇总中载明：一品工地总造价为17838619.92元，其中：1、道路工程造价4496201.89元（土石方为1972471.6元、计时工及其他188894元；2、涵洞工程造价2253918.03元；3、一品工地管理人员及房屋、机械停置费用6888500元；4、资金利息120万元；5、综合居间费300万元。在5.26结算汇总附件当中的《一品项目部资金利息及综合居间费》当中载明，综合居间费按合同总价的2%计算，合同总价为5亿元，现已支付300万元。 吉宜坤公司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陈述称，5.26结算汇总载明综合居间费300万元，但因实际只支付了103万元，因此只起诉要求返还该103万元综合居间服务费。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的庭审中，对5.26结算汇总及附件所发表的质证意见认为，5.26结算汇总并非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的结算汇总，而是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出具用以交付业主单位顺世公司结算使用的结算汇总。因吉宜坤公司向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出具了委托书和承诺书，所以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才将5.26结算汇总交付吉宜坤公司，并让其转交顺世公司。顺世公司则认为5.26结算汇总已经被之后的9.21审核确认和赔偿说明所涵盖，且5.26结算汇总与顺世公司无关。 与此同时，吉宜坤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与顺世公司签订《工程审核确认》和《赔偿说明》（即9.21审核确认、9.21赔偿说明）。9.21审核确认和9.21赔偿说明确认：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工程总造价2935299元；吉宜坤公司窝工损失180天，其中顺世公司承担22天的损失以及吉宜坤公司挖运班组（即崔益班组）窝工损失503534元。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书。（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吉宜坤公司与顺世公司之间的9.21审核确认、9.21赔偿说明，可以确认顺世公司应当支付吉宜坤公司的工程款为2935299元，应当承担的窝工损失为732846.09元。因吉宜坤公司与顺世公司之间已经确认工程款为2935299元，因此吉宜坤公司并未认可5.26结算汇总当中载明的工程造价17833619.92元，且吉宜坤公司并未举示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与其有其他结算的相关证据，因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无法确认5.26结算汇总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吉宜坤公司未举示综合居间费103万元的相关证据，对该项诉讼请求，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认定以及其他认定，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判决：一、顺世公司支付吉宜坤公司工程款2935299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16年9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利随本清；二、顺世公司支付吉宜坤公司窝工损失还732846.09元，并以其中的50353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付利息损失，利随本清；三、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支付吉宜坤公司以保证金为基数，分段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与本案无关，在此不予赘述），且北二建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吉宜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吉宜坤公司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过程中，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履行了（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的全部给付义务，向吉宜坤公司支付款项69110.77元；强制执行过程中未发现顺世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吉宜坤公司不能提供财产线索，为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渝0113执34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崔益作为原告，以吉宜坤公司、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顺世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各被告向其支付窝工损失3428126元以及资金占用损失。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一审审理后，作出（2018）渝0113民初7996号民事判决：一、顺世公司向崔益支付窝工损失2026218.4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崔益的其他诉讼请求。崔益不服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渝05民终190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7996号民事判决；二、吉宜坤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崔益窝工损失3428126元；三、吉宜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崔益以3428126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利随本清；四、顺世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崔益自2017年1月26日起至2018年2月11日止以2026218.4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2日起至款清时止以1826218.40元为基数，按每月3%计算的补偿款，利随本清；五、驳回崔益的其他诉讼请求。 吉宜坤公司认为，基于《利润分配协议书》的签订，其与李玉龙、赖玖华、蒋君承之间构成合伙关系，李玉龙占30%的合伙份额，其前期预支的103万元，属于吉宜坤公司预支与李玉龙的利润分配。现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工程，吉宜坤公司从中不仅未获得利润，根据（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和（2019）渝05民终1901号民事判决的裁判结果，吉宜坤公司应当获得的工程款和窝工损失不足以支付崔益的窝工损失，存在亏损。因此，整个建设工程无利润可供分配，为此遂要求李玉龙返还预先分配的利润103万元，并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就本案的处理，应当厘清两个问题：一、103万元款项的性质是综合居间费还是预先分配与李玉龙的利润？二、《利润分配协议》的性质是合伙协议还是其他？对此，本院分别作如下评述： 一、103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 就吉宜坤公司支付与李玉龙的103万元款项，本院认为其性质属于综合居间费，理由如下： 1、吉宜坤公司主张该款项为综合居间费的陈述在先，主张属于预先分配利润的陈述在后。按照纠纷认定的基本规则，越接近于纠纷发生之时当事人所作出的陈述越接近于客观事实；纠纷发生之后延续的时间越长，当事人所作出的陈述越背离客观事实。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吉宜坤作出认为该103万元是综合居间费的陈述，其形成时间为2017年9月17日起具状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诉讼之时。而吉宜坤公司作出认为该103万元属于预先分配与李玉龙的利润的陈述，形成于2019年4月10日本案的第一次庭审当中。吉宜坤公司认为款项性质为综合居间费的主张，远早于其在本案中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吉宜坤公司原本认为此笔款项应当由建设单位北二建司和业主单位顺世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而吉宜坤公司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诉讼当中，因其在103万元综合居间费的主张未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情形下，吉宜坤公司才改变其主张，反而向李玉龙进行追索。因此，吉宜坤公司作出改变主张的意思表示，其客观原因并非在于认识错误，而是在于其诉讼请求未获主张。在此种情形下，吉宜坤公司重新作出的意思表示，违背客观事实的可能性大大高于符合客观事实的可能性。 2、从（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吉宜坤公司、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均认为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工程，存在综合居间费，且应当得以主张。虽然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未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判决中主张吉宜坤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但人民法院未主张该项诉讼请求的原因，是证据不足而非此项费用不属于工程款范畴，不应当得到主张。从证据和庭审陈述来看，可以得知以下事实：1、北二建司、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认为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业主单位顺世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综合居间费300万元，并据此制作了5.26结算汇总。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制作的5.26结算汇总认为300万元综合居间费主张的依据，本应是根据合同总造价5亿元的2%计算得出，但施工过程中实际产生300万元，为此制作5.26结算汇总。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的行为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即综合居间费的计算方式存在约定，不论其约定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均能够表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认为业主单位依约应当支付综合居间费。2、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主张在整个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产生综合居间费300万元，即此300万元综合居间费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认为是属实的。3、吉宜坤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综合居间费103万元，其理由是认为在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的5.26结算汇总中所载明的实际产生并应当由业主单位支付的综合居间费300万元当中，其中的103万元是由其实际支付的，因此提出主张。由此可知，在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吉宜坤公司作为劳务分包单位，其与施工单位自始均认为本案所涉103万元款项的性质为综合居间费而非其他。吉宜坤公司直至其诉讼请求未得以支持的情形下，才改变主张，其改变后的主张背离客观事实的可能性，是大大高于其他情形下的可能性的。 3、吉宜坤公司认为其之前的主张属于认识错误，经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才作出正确的认识的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且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的合理性。当事人对于自己亲历的事实，可以对该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存在认识错误，不可能对事实本身存在认识错误。吉宜坤公司对于103万元款项的性质所作出的前后矛盾的陈述，不属于对该款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包括给予对象、法律依据的认识变化，而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本身的性质所作出的矛盾陈述。吉宜坤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组织，其不可能对于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性质，产生错误认识。更何况该103万元款项数额巨大，吉宜坤公司在支付款项的时候，其必然明显知晓支付款项的性质为何，其不可能对于款项性质产生错误的认识。即，吉宜坤公司在（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民事诉讼当中所陈述的款项性质，才是客观真实的款项性质，而在本案中所作出的陈述并非客观真实的陈述。 4、吉宜坤公司在两起诉讼中所作出的前后矛盾的陈述，违反“禁止反言”的基本诉讼规则，其在后作出的陈述不符合诚实信用的基本精神，应不予采信。吉宜坤公司在后案中否认前案自己的主张，没有任何合理依据。其仅因在前案中自己的主张未获支持，则在后案中改变自己的主张，其行为违反“禁止反言”的诉讼基本原则。 5、作为没有参与（2017）渝0113民初14593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李玉龙，其事先并不知晓该案的审理情况，但李玉龙始终坚持认为吉宜坤公司支付的103万元款项属于综合居间费。李玉龙的主张与吉宜坤在前案当中的主张一致，而基于前述认定，吉宜坤公司在前案中的陈述较本案中的陈述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因此本案可以认定款项性质是综合居间费而非预先分配的利润。 综上所述，对于本案所涉103万元款项，其款项性质为综合居间费而非预先分配的利润。 二、《利润分配协议书》的性质认定 吉宜坤公司主张《利润分配协议书》的性质是合伙协议，而虽然《利润分配协议书》第一条当中，确有李玉龙在该工程项目中占30%股份的约定。但是，将《利润分配协议书》认定为合伙协议，则存在以下不可给予合理解释的矛盾冲突： 1、假定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系合伙关系，则综合居间费103万元则属于合伙组织的开支，应当纳入合伙的成本进行综合结算，而非由李玉龙独自承担。但《利润分配协议书》则明确约定，李玉龙前期预支费用从其应得利润中扣减。那么，在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进行合伙经营的情形下，李玉龙独自承担合伙经营中高达103万元的成本支出，其同意此种合伙方式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这严重违背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逻辑，明显不合常理，因此，《利润分配协议书》为合伙协议，此种主张不成立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成立的可能性。 2、从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先后实施的行为来看，双方存在愿意共同经营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工程的合意，其不成立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成立的可能性。已知李玉龙于2015年12月25日受让吉宜坤公司原股东的部分股权，成为吉宜坤公司的股东，对吉宜坤公司持有33.3%的股权并担任吉宜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之后的2016年2月29日，李玉龙即将其持有的吉宜坤公司的全部股权，原路返还吉宜坤公司的原股东。在此之后半个月的极短时间内，李玉龙即与吉宜坤公司签订《利润分配协议书》。从上述客观事实的发展来看，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在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先后数次实施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订立合伙关系的行为逻辑。当李玉龙已经成为吉宜坤公司的大股东，且已经担任吉宜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李玉龙已经能够实际掌控吉宜坤公司的经营行为，包括利润分配。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当李玉龙已经能够代表并实际控制吉宜坤公司的行为并进行经营的情形下，李玉龙放弃对吉宜坤公司的持股、经营、控制，反而与之订立合伙协议，且在合伙中不参与吉宜坤公司的经营，只需要吉宜坤公司定期向其披露财务状况。李玉龙实施这些行为的逻辑何在？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资合与人合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主体，其相较于仅存在人合特性的合伙组织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能够更加有效率的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也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商事活动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李玉龙确与吉宜坤公司形成合意，愿意共同经营涉案建设项目，那么李玉龙作为吉宜坤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则应当能够更加容易、清晰的知晓财务数据和经营状况，并且能够实际有效的掌控利润分配。在李玉龙能够更加简单的实现前述目的的情形下，其放弃更加简单、直接的方式，反而订立合伙的行为，明显违背日常生活逻辑，不符合经济规则。因此，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性极低。 再者，在有限责任公司背景下，股东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商事活动主体以股东身份从事商事活动，只需要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承担有限责任即可，其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小。而合伙则是由各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商事活动主体以合伙人的身份从事商事活动，其面临的风险远高于其以股东的身份从事商事活动所面临的风险。那么，在李玉龙已经成为吉宜坤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其放弃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的有利地位，反而采用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不利方式去从事商事经营活动，此种行为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完全不合逻辑。因此，根据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来看，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性极低。 3、假定合伙关系成立，那么吉宜坤公司作为合伙人，其必然自合伙协议订立之时，即清晰知晓各方合伙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在合伙中的地位。但是，吉宜坤公司在本案当中关于此问题的陈述，明显与协议内容以及其认为属于合伙人的其他一方当事人的陈述相矛盾。由此亦可以得知，合伙的主张，并非自协议订立之时即已经明确，而是在纠纷形成的过程中，吉宜坤公司单方提出的，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主张。 吉宜坤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陈述称，合伙的各方当事人，包括吉宜坤公司、李玉龙、赖玖华和蒋君承。但从《利润分配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来看，利润分配仅存在于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吉宜坤公司只需要向李玉龙分配利润即可，赖玖华、蒋君承从中不分得利润。作为合伙而言，合伙人参与合伙从事商事活动的目的，必然是获取利润，这才符合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吉宜坤公司主张赖玖华、蒋君承为合伙人，但协议并未约定其共同作为丙方，在合伙关系当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协议所体现的最核心的内容，利润分配。那么，赖玖华、蒋君承是合伙人的身份，毫无逻辑可言。更为重要的是，吉宜坤公司与赖玖华之间的陈述是矛盾的。从赖玖华关于其与霍文胜系夫妻关系、霍文胜是吉宜坤公司的股东的陈述可知，赖玖华与吉宜坤公司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利害关系，在此种情形下，赖玖华关于其与蒋君承在协议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陈述，仍然与吉宜坤公司的主张不一致，这就能够充分的说明，吉宜坤公司认为合伙关系成立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赖玖华在庭审中陈述称，其与蒋君承共同成为丙方的原因，是他们二人分别负责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施工和预算，他们二人能够清晰的知晓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财务数据。并且蒋君承是李玉龙的朋友，赖玖华的配偶霍文胜是吉宜坤公司的股东。从这一点判断可以知晓，赖玖华、蒋君承共同作为丙方的原因，是因为其分别与吉宜坤公司、李玉龙之间存在信任关系，且二人均能够清楚、准确的知晓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财务状况，他们二人作为协议的丙方，能够增强甲乙双方的信任，并有效的保障双方的权益。赖玖华的陈述，与《利润分配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协议的订立方式是吻合的，能够有效的表明，赖玖华与蒋君承并非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其仅仅是作为保障协议双方当事人权利能得以有效实现的保障措施而成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此，从吉宜坤公司与赖玖华的陈述内容的差异可以得知，吉宜坤公司主张合伙关系成立的陈述，与客观事实相悖。 综上所述，吉宜坤公司主张其与李玉龙、赖玖华、蒋君承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吉宜坤公司的主张违背客观事实，其与李玉龙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性极低，且认定合伙关系成立将面临诸多无法给予合理解释的逻辑错误和矛盾冲突。因此，吉宜坤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定《利润分配协议书》的性质，不是合伙协议，且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合伙关系。 根据上述认定，吉宜坤公司认为其与李玉龙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合伙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那么，李玉龙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为居间合同关系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对于此，本院亦认为不能得出当然的结论，但从客观事实来看，李玉龙为吉宜坤公司承揽建设工程，为后续施工提供外围协调服务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利润分配协议书》的性质是服务合同、复合合同、无名合同的可能性更大。主要理由如下： 1、从李玉龙在极短时间内持有吉宜坤公司的股权并担任吉宜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来看，其真实目的必然不是行为本身所表明的目的，背后必然有其真实的原因。 李玉龙只在极短的两个月时间内持有吉宜坤公司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行为本身即已经表明，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共同实施上述行为的目的，并不是李玉龙参与公司的经营。从现有证据来看，李玉龙成为吉宜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从事了一项活动，即以吉宜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虽然劳务分包合同的落款时间与李玉龙担任吉宜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时间没有重合，但劳务分包合同本身签订的时间即不是落款时间，且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时间是未得以查清的。 综合各方的证据可以得知，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劳务分包，原系潘传兵挂靠辉美公司，以辉美公司的名义承包并向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交纳了保证金，该工程于2015年8月6日开工。潘传兵施工途中准备退出，遂联系李玉龙，让其帮助寻找下家。之后，李玉龙联系了吉宜坤公司，吉宜坤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进场施工。从吉宜坤公司所举示的银行交易历史明细亦可得知，吉宜坤公司在2015年10月28日向辉美公司支付了100万元，这一事实与潘传兵所称的，吉宜坤公司在2015年11月初向辉美公司转账支付保证金100万元的陈述基本接近，可以认定是同一事实。那么在前述各方所陈述或者客观证据所显示的事实，能够得以相互印证的情形下，李玉龙为促成吉宜坤公司承揽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其短期表现为吉宜坤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能够得以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即按照李玉龙的主张，其实施了居间行为，促成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但其实施的“居间”行为，并非以自己作为居间人的身份而事实，而是以吉宜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实施，并最终以吉宜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同时通过李玉龙的协调，吉宜坤公司承接了以辉美公司名义向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交纳的保证金，再由吉宜坤公司将保证金的相关款项，支付与辉美公司。那么，从这一方面来分析，李玉龙短期持有吉宜坤公司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其行为原因即能够得以解释。而这一解释，是本院对李玉龙和吉宜坤公司共同实施的，极短时间内对吉宜坤公司股权结构、法定代表人进行连续变更的不合理行为，能够给予的唯一的合理解释。除此以外，无法对吉宜坤公司股权的连续转让、法定代表人的连续更迭作出符合逻辑的理由解释。 2、从《利润分配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构成构成服务合同、复合合同、无名合同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李玉龙为吉宜坤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仅包括介绍工程并促成合同的签订。那么，当李玉龙以吉宜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之后，其服务的目的已经实现，且提供服务的义务即应当终止。那么，假定双方只存在此种约定，李玉龙已经促成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签订合同，则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只需要实施一种行为，即李玉龙让渡股权、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吉宜坤公司根据相关手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即可。在此种情形下，李玉龙有权要求吉宜坤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支付服务报酬的数额可以是一种确定的数额，也可以按照《利润分配协议书》的约定，根据吉宜坤公司能够获得的利润，按比例收取报酬。但是，在此种情形下，李玉龙无需再对吉宜坤公司后期的施工行为提供外围协调服务。而客观事实又是，李玉龙还需要继续对吉宜坤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行为，提供外围的协调服务。即李玉龙的服务义务，在促成劳务分包合同之后还会继续持续提供。那么，在此种情形下，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的《利润分配协议书》的签订，在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合同关系，不仅包括对前期李玉龙促成吉宜坤公司与北二建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吉宜坤公司应当向李玉龙支付报酬的约定；还包括李玉龙后期继续对吉宜坤公司的施工行为提供外围协调服务，吉宜坤公司继续支付报酬的约定。因此，基于《利润分配协议书》的签订，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合同关系，是复合合同，不仅包括对促成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应当支付的报酬，还包括对后期施工提供外围服务所需支付的报酬的约定。因此，该协议是服务合同、复合合同、无名合同。 3、《利润分配协议书》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也更加接近于服务合同的形式，而非合伙协议的形式，因此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形成服务合同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成立合伙的可能性。 第一，《利润分配协议书》的内容，仅涉及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利润分配的相关事宜，不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利润分配协议书》开篇即表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一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工程所得净利润分配事宜约定如下。就协议所表明的态度可以看出，吉宜坤公司和李玉龙之间，在签订《利润分配协议书》之前，已经就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进行了明确，在已经明确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仅就利润分配事宜签订《利润分配协议书》。如果吉宜坤公司的主张成立，其与李玉龙之间基于《利润分配协议书》的签订而订立合伙关系，那么必然在协议当中应当不仅就利润分配事宜进行约定，还应当对合伙各方的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合伙形式、利润分配、亏损负担，合伙的加入、退出、转让，以及合伙的解散等与合伙有关的重要事项，均应当进行约定，而非仅对合伙当中的利润分配进行约定，对其他事项不作任何约定。 2、《利润分配协议书》第一条当中所确定的，李玉龙享有的权利义务，在协议当中已经予以明确，是限定在利润分配项下的权利义务，而非在合伙当中的权利义务。如果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那么吉宜坤公司和李玉龙均应当对于整个合伙享有权利并应当负担义务，且这些权利义务均应当是通过协议予以明确的，其不可只对利润分配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而不对其他诸多与合伙有关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3、从丙方的参与可以得知，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的人合特性弱，双方之间的信任度需要通过第三人的参与才能够得到保障，这也不符合合伙关系所具备的高度人合性的法律特征。从丙方的身份以及丙方分别与吉宜坤公司、李玉龙之间的关系可以得知，丙方当中的赖玖华能够得到吉宜坤公司的信任，蒋君承能够得到李玉龙的信任；而赖玖华、蒋君承分别负责预算和施工，其所知晓的建设工程当中的财务数据只有相互吻合或者得到丙方共同确认的，方可具有真实性。而也正是基于此，吉宜坤公司、李玉龙分别选任赖玖华、蒋君承作为财务数据真实性的保证方式，才能够建立信任基础。这就能够充分的说明，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不具有合伙关系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 4、从《利润分配协议书》所约定的利润分配方式仅包括盈余分配，未涉及亏损负担来看，《利润分配协议书》的性质仍然更加接近于服务合同而非合伙协议的法律性质。作为服务合同而言，李玉龙为吉宜坤公司提供服务，其有权获得服务报酬。那么李玉龙与吉宜坤公司之间协商约定，服务报酬的计收方式按净利润的比例计算并收取。此种方式的约定具有合理性，并且在服务合同项下，李玉龙有权收取服务报酬，有义务提供服务义务，但其无需承担吉宜坤公司的经营亏损。那么，《利润分配协议书》作为服务合同，不予约定亏损负担的合同条款，就具有合理性。而在合伙协议项下，合伙人应当共负盈亏，合伙协议必然应当对盈亏分担模式均进行约定，而非仅对盈余分配进行约定。即便在合伙关系中，李玉龙无需负担亏损，那么对于如此重要的条款，也必然应当以明确的方式记载如协议当中。因此，只有当《利润分配协议书》的性质为服务合同而非合伙协议时，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才具有合理性。 综合上述各项分析，本院认为，吉宜坤公司起诉主张其与李玉龙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李玉龙前期已经预支103万元的利润，而整个合伙事务最终亏损，因此李玉龙无权分配利润，其预先获取的利润103万元应当予以返还的主张以及相应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吉宜坤公司认为其与李玉龙之间存在合伙协议的主张证据不足，其主张的事实无法得以采信。就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吉宜坤公司与李玉龙之间的《利润分配协议书》，其性质更加接近于服务合同而非合伙协议，李玉龙前期预支的103万元款项，更加接近于其为吉宜坤公司提供服务应当获得报酬而非合伙盈余分配。作为服务报酬而言，不论吉宜坤公司经营建设项目是否亏损，李玉龙均有权向其提出主张。根据《利润分配协议书》第二条所约定的服务报酬的支付方式可知，李玉龙至少应当获得103万元的服务报酬，其余的服务报酬则以建设工程净利润的30%计算所得数额，扣减该103万元之后再行支付，即李玉龙至少有权获得103万元的服务报酬。因此，吉宜坤公司要求李玉龙返还服务报酬103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第三人蒋君承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重庆吉宜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4070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重庆吉宜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阳清 人民陪审员  邬文碧 人民陪审员  田锦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桂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