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1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有贵，男，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伉，广西金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芬，广西金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隆安县华侨管理区富侨大道延长线**。 法定代表人：陈长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高明，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铸，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有贵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莱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2018桂0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12月1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询问。上诉人李有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伉、杜慧芬，凯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长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高明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有贵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决凯莱公司向李有贵支付拖欠的奖励报酬300万元及拖欠期间的利息108万元（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25日止，按每月3%计算）；2.由凯莱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李有贵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凯莱公司欠付奖励报酬，但一审判决认定凯莱公司提供的证据形成优势证据，并据此驳回李有贵的诉讼请求，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是不公平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凯莱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凯莱公司原名称为南宁凯莱镀锌有限公司，于2009年4月1日登记成立，公司发起人为陈将能、陈长权，注册资本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长福，经营范围为镀锌产品销售、铁件加工等，经营场所为南宁市高新区。2011年10月12日更名为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6月搬至隆安县华侨管理区。2014年5月28日，变更经营场所由南宁市区改为隆安县华侨管理区，法定代表人由陈长福变更为陈威铭；股东发起人由陈长福（出资50万元、占8.33%）、陈长权（出资550万元、占91.67%），变更为陈长权、陈威铭；2014年7月15日，凯莱公司将管理人员由陈长权、陈威铭变更为陈长权、陈将能，法定代表人由陈威铭变更为陈将能（现任法定代表人为陈长权）；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由陈长权、陈威铭变更为陈将能、陈长权。 二、李有贵曾用名李石，2009年6月1日，与凯莱公司原公司南宁凯来镀锌有限公司签订《供销人员聘用协议》，约定聘用期从2009年6月1日至2014年6月1日...凯莱公司聘用李有贵为供销人员，主要职责是“服从公司领导安排，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负责与客户进行有效之沟通，传递质量改进信息，发挥信息反馈之桥梁作用，...工资待遇及社保缴纳：按照甲方与乙方约定的工资标准执行，甲方以现金方式每月补贴给乙方，由乙方自行购买（附乙方承诺书）。凯莱公司的主要投资人陈长权、李有贵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当天，李有贵向凯莱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乙方在甲方单位工作期间，需负担的社保费用每月500元，由甲方以现金形式结算给乙方，由乙方自行购买，乙方保证不与甲方发生任何劳动关系争议。此后李有贵在凯莱公司单位从事供销工作，其工资自2009年5月起按完成业务量每吨提成约50元发放。2012年3月15日，凯莱公司召开供销会议，制定2012年度供销科各组任务，其中厂部陈总（陈长权）任务为10500吨，陈长福组6000吨，李石组（李有贵）2500吨，石建东组8000吨，凌兆振组3000吨。各参会人员均在当天的《供销会议记录》上签字。2013年2月22日，凯莱公司召开另一次供销会议，会议内容之一，是对部分业务客户进行重新定组划分，给李石、凌兆振、滕勋、公司总部等组重新划分业务客户，其中李石负责“青山工贸按40元/T、柳州展宏、其他按50元/T不变”，凌兆振负责“陆川温泉、江苏泓毅，其他按50元/T不变”。会议还重申，自2009年5月起业务提成已包含供销人员工资收入及社保等福利待遇。凯莱公司制作的工资表显示，表上每个人均标明工种，分为业务员、司机、电工、厨房、仓管，李有贵与凌兆振、滕勋的工种均标为“业务员”，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各人每月从凯莱公司处领取数额不等的工资，期间九个月李有贵月工资依次为4913元、6126元、6570元、8508元、8274元、839元、3322元、13674元、2699元。同期同为业务员的凌兆振的月工资为6797元、16580元、11600元、267元、8316元、3981元、2752元、15214元、428元。与凌兆振、滕勋的业务提成（月工资）相比，李有贵有的业份高于凌兆振、滕勋，有的低于凌兆振、滕勋。工资表登记陈将能2014年5月、6月、7月的工种为“厨房”，工资为3739元。 三、2015年5月24日，李有贵拨通陈将能的手机，李有贵对双方的通话内容做了录音。从通话内容来看，李有贵在自我介绍前，陈将能想不起李有贵是谁，李有贵自我介绍是李石后，陈将能叫李石为“李总”，陈将能在电话中说好久没有李有贵的消息了，在李有贵说“老大”说他分文不值时，陈将能说他不过问他们两个的事，自称是炒菜的，客人来的话可帮炒菜，承认李有贵在凯莱公司处工作了六年。双方的通话内容没有涉及涉案的300万元劳动报酬。 四、2015年9月30日，李有贵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凯莱公司支付劳动报酬300万元及利息108万元。该案法院以未经劳动仲裁程序为由，裁定驳回李有贵起诉。后来李有贵向隆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隆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期间，凯莱公司的主要投资人陈长权，于2015年10月27日，以个人名义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有贵偿还2011年3月向其借的本金16万元及利息。2016年4月20日，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有贵偿还陈长权16万元及其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法院强制执行完毕。 五、2016年4月7日，李有贵第二次向法院起诉，以《聘任合同》、《业绩表》、《欠条》、与陈将能的通话录音等为依据，请求判令凯莱公司支付劳动报酬300万元及利息108万元。《聘用合同》、《业绩表》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30日。李有贵自述，该聘用合同是凯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将能于当天盖好公章后交给他的，然后由李有贵自行填写日期。《聘用合同书》主要约定，甲方（凯莱公司）从2009年6月1日到2019年5月30日止聘任乙方为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理，合同期为十年；甲方从2009年6月1日到2019年5月30日止每年支付乙方策划、销售、销售总监管等奖励酬金总额60万元，另加乙方个人拉回公司的业务每吨提成五十元，由甲方财务每月统计结付给乙方，作为乙方每月业务经费及日常开支费用；甲方在聘用乙方期间，乙方负责提供市场信息，拉关系并维护客户关系，维持每年平均生产总量达二万吨或以上；甲方不能限制乙方到甲方公司上下班的时间和乙方自由在其他公司兼职或自立公司经营等；甲方从2009年6月1日起到2014年5月30日止，满5年一次性付清300万元给乙方。第二个五年从2015年5月30日开始付到2019年5月30日止，每年5月30日一次性付六十万给乙方，连续付足五年为止；乙方在投资人陈长权处所借的款项，乙方在甲方公司工作满5年由甲方负责帮乙方归还，乙方不用归还陈长权；甲方应付给乙方的奖金...逾期甲方应按月息3%付给乙方；本合同经由甲方公司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原南宁凯莱镀锌有限公司与乙方签订的合同同时作废。对《业绩表》，李有贵自述，该业绩表是凯莱公司的法人代表陈将能于当天盖好公章后交给他，然后由李有贵自行填写日期。《业绩表》内容为“2009年—2014年共5年总产量已超过15万吨；长期委托我公司加工单位：1、广西汉普铁塔有限公司2、南宁保顺铁塔有限公司...“等12个单位,右下解落款单位为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日期为2014年5月30日，“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未盖在“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文字上，而是盖在“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文字右上空白处。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的《欠条》，李有贵自述，该欠条是凯莱公司的法人代表陈将能于当天盖好公章后交给李有贵，然后由李有贵自行填写日期。《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李有贵同志在本公司应得的2009年到2014年共五年（每年60万元）奖励报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待本公司搬迁加工厂到隆安县那桐华侨管理区（2014年6月18日开业）生产三个月后（2014年9月25日前归还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2016）桂012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有贵的诉讼请求。李有贵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期间，凯莱公司申请对李有贵提交的《聘任合同》、《欠条》上“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及《业绩表》、《聘任合同》、《欠条》上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凯莱公司在南宁市公安局备案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是否为同一枚盖印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4月23日，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认为《聘任合同》、《欠条》上“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是先形成文字后盖印印文；《业绩表》、《聘任合同》、《欠条》上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凯莱公司在南宁市公安局备案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后来二审法院对本案发回法院重审。法院在重审期间，李有贵申请对《业绩表》上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凯莱公司提交给南宁市颖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号为450100200086625营业执照上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进行印章印文司法鉴定。2018年11月15日，广西天宏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李有贵提交的《业绩表》上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的印文与凯莱公司使用过的注册号为450100200086625营业执照上的“南宁凯莱投资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六、凯莱公司为反驳李有贵，提供的短信截图显示，2018年5月至6月间，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负责人廖斌的收到名为“李石（新）”的多份短信，其中5月24日的短信内容为“斌，能帮我找到凯莱公司2014年7月后盖有凯莱公章的合同成其他资料文件吗？很急，帮我找找看，以后凯莱四百万到手我再帮你一把”。5月28日收到的短信内容为“斌，法院查到工商证明凯莱几年来用过几个不同的公章，说明他们盖给客户和个人的公章被怀疑是他们另有不同公章所为，希望认真找到为盼，这样我也赢定了，赢后资金到位后我可以给你一百万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问题。李兄拜托了”。6月11日收到的两条信息内容分别为“有空来电，危险降临，命中注定，家不安宁，破财消灾，后代清静”、“知我天命，你许不信，由我一点，三月便明”。对上述短信，李有贵否认是其所发。 七、本案原审、重审审理中，凯莱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陈将能、蒙加设、梁建辉、陈威铭、凌兆振、滕勋等证人均是或曾经是凯莱公司单位的员工，陈将能与凯莱公司主要投资人陈长权是兄弟关系，陈威铭与陈长权是父子关系，他们出庭作证的证言，主要内容是凯莱公司单位没有市场销售总监理这个职位，李有贵是凯莱公司的业务员。 一审法院认为：李有贵系凯莱公司单位的职工，双方之间签有以《供销人员聘用协议》为名的劳动合同。李有贵起诉要求凯莱公司支付300万元的劳动报酬及利息，并提供了《聘任合同》、《欠条》为依据，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动合同的法律关系。综合李有贵与凯莱公司双方在诉讼中的分歧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李有贵是凯莱公司单位普通的业务员还是市场销售总监理。李有贵为证明自己是市场销售总监理，提供了以《聘任合同》为主的系列证据，凯莱公司为证明李有贵是普通业务员，提供了以《供销人员聘用协议》为主的系列反驳证据。从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来看，李有贵提交的证据即《聘任合同》，从形式上看，与凯莱公司的提交的《供销人员聘用协议》对比，《供销人员聘用协议》签订的时间在前，即在李有贵入职时签订，符合法定程序、逻辑顺序，协议尾部有双方的亲笔签名并填写日期，加盖单位印章，原、凯莱公司双方均承认是双方签名。而《聘任合同》签订的时间在双方签订的五年期限劳动合同期满后，对于数额几百万元的报酬为何此时才签书面合同令人困惑，合同只盖单位印章而无凯莱公司代表签名，合同签订的日期包括作为用人单位的凯莱公司签订的日期均由李有贵单方填写。从合同的表面形式上看对比，《供销人员聘用协议》比《聘任合同》更完备。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凯莱公司单位的多位证人包括与李有贵同期同为业务员的人员，均出庭作证证明，凯莱公司单位不存在市场销售总监理这个职位，在凯莱公司质问李有贵作为市场销售总监理，谁是李有贵的被管理人时，李有贵也拒不回答；在凯莱公司单位于2012年3月15日、2013年2月22日的召开的供销会议上，李有贵是作为普通的业务人员被分配任务，而不是以总监理的身份安排其他业务人员的工作；在凯莱公司单位的工资表中，李有贵均与其他员工一样，每月以“业务员”的身份签名领取业务提成；再从李有贵领取的工资数额即业务提成来看，每月领取的业务提成并不比其他业务员特殊，其社会保险金也是按照《供销人员聘用协议》的附件即《承诺书》的约定从提成中缴纳；再从李有贵如何履行销售监理的职责来看，李有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如何履行《聘任合同》规定的“策划、销售、销售总监管”的职责，相反，李有贵在凯莱公司处的工作过程，从业务的安排到工资的领取，体现的是一个普通业务员在履行《供销人员聘用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比原、凯莱公司双方提交的证据，凯莱公司提交的以《供销人员聘用协议》为主的反驳证据，从形式上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其证明力明显大于李有贵提交的以《聘任合同》为主的系列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根据本条规定，对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法院予以确认，凯莱公司提出与李有贵签订的《供销人员聘用协议》成立并有效。李有贵提出与凯莱公司签订的《聘任合同》不成立，对李有贵主张其是市场销售总监理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李有贵诉请凯莱公司按《聘任合同》的约定支付其市场销售总监理报酬300万元及利息，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有贵要求凯莱公司支付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有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40元（李有贵已预交）、鉴定费2040元，由李有贵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李有贵提交一份经过一审质证的证明，系南宁市颖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周自东出具，在该证明中提到李有贵是凯莱公司的销售总监。李有贵以此补充证明其在凯莱公司的职务是销售总监，并得到凯莱公司客户的认可。凯莱公司对该份证明系客户单位出具的事实无异议，但不同意李有贵主张的待证事实。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予以采纳，并作为二审定案事实。本院在此不再赘述。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凯莱公司应否支付李有贵奖励薪酬300万元及利息？ 本院认为，李有贵于2009年至2014年期间在凯莱公司工作，对此双方不持异议。本案讼争的关键在于凯莱公司是否与李有贵签订了《聘任合同》并向李有贵出具了欠付300万元奖励薪酬的欠条。根据一审法院组织对上述文件上加盖的凯莱公章的鉴定结论，上述公章虽然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同，但确系凯莱公司曾经对外使用的公章，故该两份证据形式上具备证据资格。鉴于本案讼争的《聘任合同》与凯莱公司与李有贵于2009年签订的《供销人员聘用协议》约定的李有贵的职务、岗位、职责、薪酬、工作时间等内容截然不同，讼争双方对此观点也截然相反。因此，本案必须对双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对比分析，形成证据优势的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才能获得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形式、合同内容的合理性、履行情况、证人证言进行了综合比对，结论是凯莱公司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的证据形成优势证据。李有贵认为凯莱公司员工或者近亲属与凯莱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这些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证结论背离公平原则。对此，本院认为，为证明李有贵系凯莱公司供销业务员，凯莱公司提供了公司员工的证人证言，虽然证人确实与凯莱公司有利害关系，但李有贵的职务及工作职责问题，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只有公司员工距离该待证事实最近，故其证言只要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则具有证明力。在一审中，凯莱公司除提供证人证言外，还提供了《供销人员聘用协议》、供销科会议纪要、工资表等原始书证予以证实，上述书证均有李有贵亲笔签名，且时间脉络清晰完整，内容逻辑严谨，与凯莱公司员工的证人证言完全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如此，凯莱公司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李有贵受聘为凯莱公司的销售业务员，根据销售额提成按月领取薪酬。反观李有贵提供的三份证据，存在以下不符合常理之处：第一，合同双方未在任职之初签订，而是在双方劳动合同即将到期时仓促签订；第二，对于如此大额的薪酬约定及欠条，凯莱公司仅加盖了公章，并无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第三，合同内容约定的部分条款内容明显对凯莱公司不公平，如李有贵所欠债务无须偿还、凯莱公司不能限制李有贵上下班时间或在外兼职及独立经营等。另外，一个公司针对同一名员工制定两套内容悬殊的薪酬标准，也有悖常理。李有贵除提供了《聘任合同》及《欠条》外，也没有提供证据补强证明其对凯莱公司的销售业务有特殊贡献，或者该合同条款的磋商过程及已获履行的事实。而凯莱公司的客户出具的证明中提到李有贵系凯莱公司的销售总监，证明力较弱，并不能推翻凯莱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有贵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五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有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桂芬 审判员  姚 娟 审判员  罗 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