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17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铭强，男，198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玲，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荣刚，男，197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容，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钿，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百思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自编4F003室）。法定代表人：侯铭强，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江门市蓬江区合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万达广场******。法定代表人：袁荣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容，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钿，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中慧，女，198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侯铭强因与被上诉人袁荣刚、原审第三人江门市百思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诚公司）、江门市蓬江区合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公司）、李中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3民初7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铭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袁荣刚向侯铭强返还不当得利共1173141元及利息(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生效判决确定袁荣刚具体还款日后逾期的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袁荣刚承担。后变更上诉请求第1项为：依法改判袁荣刚向侯铭强返还不当得利共1323141元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676459.56元（暂计至2017年12月30日）。事实和理由：一、袁荣刚一审期间主张侯铭强向其借款1422946元是与事实不符的，其中双方真实借款仅为235500元，业务往来款38300元，余下1149146元，袁荣刚自始并未实际向侯铭强出借。（一）关于与一审判决对应编号的（4）－（10）“借款”，即：（4）2014年5月31日“借款”35400元；（5）2014年7月25日“借款”109000元；（6）2014年9月15日“借款”96800元；（7）2015年7月1日“借款”238000元（后延期至2017年10月30日）；（8）2015年10月31日“借款”231000元；（9）2016年6月30日“借款”301446元；（10）2017年9月11日“借款”133000元。首先，上述“借款”是由于侯铭强与袁荣刚双方经营的公司(即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袁荣刚利用百思诚公司对合利公司的欠款，进行收取超高额利息的违法行为，并要求侯铭强以该些无力偿还的超高额利息为“借款本金”以侯铭强及李中慧的个人名义与袁荣刚签订《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由此产生出前述编号为（4）－（10）的“借款”共1149146元。但事实上，侯铭强自始并未收到上述1149146元。其次，虽然编号为（4）－（10）“借款”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上的签名确实为侯铭强的亲笔所书，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由于袁荣刚主张出借的款项高达1149146元，单笔借款更是高达301446元，但却陈述为现金借款，这显然与袁荣刚对侯铭强及李中慧的真实交易习惯极为不同。袁荣刚对侯铭强及李中慧的实际转账记录如下：A、2011年10月27日，袁荣刚向侯铭强银行转账28800元；B、2012年4月28日，袁荣刚向侯铭强银行转账9500元；C、2013年1月8日，袁荣刚向李中慧银行转账140000元；D、2014年7月29日，袁荣刚向侯铭强银行转账48500元；E、2014年8月18日，袁荣刚向侯铭强银行转账47000元。从上述交易习惯不难看出，袁荣刚少至数千元多至十多万元均是采用转账方式向侯铭强支付的，根本不可能存在向侯铭强现金支付过百万元的情况，这也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及认知背道而驰。再者，袁荣刚在一审时提交了其多张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企图通过其自行制作的《现金明细表》混淆视听，证明其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去支付“借款”。但从庭审过程了解到的情况及其各银行卡真实具体的交易明细中，明显可看出如下问题：a、袁荣刚的私人账户“私账公用”，与其经营的合利公司账目混同，袁荣刚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每月从私人账户提取的“备用金”是用于公司经营还是用于自身，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其提取的“备用金”就是用于出借给侯铭强的；b、若袁荣刚每月均提取数万元“备用金”用于自身日常生活并“顺便为了随时出借给亲朋好友”又显然与我市乃至我国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度不相符；c、从袁荣刚各银行卡真实具体的交易明细中可以看出，袁荣刚每月数万元的“备用金”也并非每月固定日期一次性提出的，反而大多是每次提取金额不固定的数千元。按照常理推断，若在之前提取的“备用金”有大量剩余的情况下，常人是不会再次提取“备用金”的。那么既然袁荣刚一而再地提取，却反而正好说明了袁荣刚手头缺乏现金，不可能向侯铭强一次性出借数十万的现金。d、袁荣刚费尽心机提供大量与本案无关的取现记录，但唯独未能提供与本案前述“借款”金额或时间相匹配的取现记录。例如：一审判决对应编号的（5）的“借款”109000元，与之匹配的《收款收据》显示“收款日期”是2014年7月31日。但刚好袁荣刚于此前2天（即2014年7月29日）向侯铭强真实转账出借了48500元，那么按照袁荣刚自述的交易习惯“是因为没有现金了才转账出借款项”，可以推断袁荣刚于2014年7月29日现金已经用尽，但2014年7月29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又未见袁荣刚提取现金109000元，因此，袁荣刚根本没有向侯铭强出借前述借款。又如袁荣刚于2014年8月18日向侯铭强真实转账出借了47000元，那么按照其前述的交易习惯，可以推断袁荣刚于2014年8月18日现金已经用尽，那么统计袁荣刚提交的各银行卡具体交易明细可知，袁荣刚于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期间各银行卡仅共提取现金17000元，因此根本不存在袁荣刚于2014年9月17日向侯铭强出借现金96800元的情况。其他的不一而足。而从当事人财产的变动情况来看，侯铭强及李中慧提供的银行流水也未见有在“收到”数十万现金借款后的大额现金存款情况。由此可见，袁荣刚提供的银行流水漏洞百出，正好从另一面证明了袁荣刚自始并未实际向侯铭强出借1149146元的事实。此外，一审过程中袁荣刚申请证人余晓斌出庭作证，但事实上该证人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并未看见侯铭强从袁荣刚处提走大量现金，对其要证明的事情细节又未能清楚、准确、充分描述，而且证人余晓斌承认其与袁荣刚是合作伙伴，有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应当明确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在忽略上述显见的漏洞的情况下，对编号（4）－（10）的“借款”简单粗暴地认定“虽然原告否认收到款项，但是原告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要求侯铭强对一个不存在的消极事实进行举证，显然是无理加重了侯铭强的举证责任，也是与现今法律以及法理所相违背的。此外，一审判决中以“原告在诉讼中也确认已支付过多笔利息”为由对编号（4）－（10）的“借款”予以认定更是无稽之谈。法律对民间借贷中超出年利率36%的已支付利息都尚且支持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更勿论本案中的所谓“借款”根本没有实际发生，侯铭强是在对法律错误的认识下才会一直向袁荣刚支付“利息”。现侯铭强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袁荣刚返还前述“本金及利息”(实为袁荣刚的不当得利)是合法合理的。综上，一审判决对编号（4）－（10）的“借款”予以认定是严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二）关于与一审判决对应编号的（11）－（12）“借款”，即：（11）2011年10月27日，袁荣刚转给侯铭强28800元；（12）2012年4月28日，袁荣刚转给侯铭强9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袁荣刚对对应编号（11）－（12）的款项仅提供了转账凭证，而侯铭强提出抗辩且庭审过程中又查明了侯铭强与袁荣刚之间确实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袁荣刚仍应就编号（11）－（12）款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显然袁荣刚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然而，一审判决却为“方便统一处理”将上述两笔款项统一纳入计算，这无疑是错误的。原因如下：a、不同往来款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无法认定为借款，那侯铭强就没有向袁荣刚归还的义务，一审判决将两者混为一谈，相互扣减，显然是错误的。b、退一步说，即使上述两笔款项被认定为借款，那借款也是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就算没有归还，那也是已过诉讼时效的，侯铭强不同意将后来向袁荣刚支付的款项对此进行扣减。综上，一审判决对编号（11）－（12）的“借款”予以认定也是严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三）关于百思诚公司及合利公司之间的款项321438.92元。一审判决中审理查明“两公司存在居间业务及电视广告发布等业务往来，双方表示对公司业务未进行过对账”，证据三《合利对百思诚应收应付款明细》也并未得到两公司的盖章认可。在一审两次庭审过程中，由于袁荣刚及合利公司仅对证据三《合利对百思诚应收应付款明细》中百思诚公司对合利公司的支付款项予以确认，但对合利公司对百思诚公司的应付款项不予确认。而一审判决中出现的“321438.92元”是侯铭强自行根据印象总结出的百思诚公司对合利公司的应收款及百思诚公司对合利公司的应付款，两数相减得出的(详见证据三《合利对百思诚应收应付款明细》)。但既然袁荣刚及合利公司对前述两个计算依据的其中之一不予认可，自然也就无从认可“321438.92元”。也正是因为基于庭审中袁荣刚及合利公司对部分数据予以否认，根本无法同时清楚审理侯铭强与袁荣刚的民间借贷关系、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的居间关系，因此侯铭强才要求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剥离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间的经济纠纷，将本案回归至侯铭强与袁荣刚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及不当得利纠纷当中。所以，侯铭强才在一审时将前述321438.92元及其相应利息155610.08元一并视作是侯铭强个人向袁荣刚个人支付的款项，从而增加诉讼请求至1173141元。因此，一审法院在查明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双方未对账，证据三《合利对百思诚应收应付款明细》也并未得到两公司的盖章认可，且侯铭强为此明确变更诉讼观点及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草率将侯铭强个人向袁荣刚个人支付321438.92元视作百思诚公司向合利公司支付的款项予以抵扣是错误的。（四）关于袁荣刚提交的证据七《还款明细》。首先，从《还款明细》第10行显示，袁荣刚认为对应一审判决编号为（4）的2014年5月31日“借款”35400元应当从2014年9月开始计算利息，但其实际从《还款明细》第16行（即2013年9月）开始计算利息，多计利息11108.70元。其次，在上述明显错误多计算利息11108.70元的情况下，袁荣刚提供的《还款明细》竟然在第26行至第28行间出现-44847.07元。那么按照袁荣刚的逻辑，加上前述的多计利息11108.70元，侯铭强截至2014年7月17日是向袁荣刚无故“超额还款”55955.77元。再者，《还款明细》中第36及第39行中的分别两次“代百思诚支付广告费”150000元，共300000元，也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胡编乱造。此外，《还款明细》中第171行记载的百思诚公司应代信昌贸易向合利公司支付260667元，其实正是本案袁荣刚借以要挟侯铭强支付超高额利息的根源之一。如前文观点所述，若袁荣刚认为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百思诚公司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那么也应当从证据三《合利对百思诚应收应付款明细》中的应付、应收款两项同时扣除，方能使账目平衡。这也再次说明，证据三《合利对百思诚应收应付款明细》中的数据“321438.92元”无法获得双方一致认可，不适宜在本案中直接扣除。最后，由于侯铭强与袁荣刚双方对对应一审判决编号为（1）2013年1月8日借款140000元(双方未签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利息，而袁荣刚在《还款明细》第3行中明确表示该140000元借款“无利息”，因此，侯铭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增加诉讼请求至1173141元。综上，袁荣刚试图通过《还款明细》，使用毫无事实依据、胡编乱造的数据去“梳理”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无法立足于事实之上的，袁荣刚错漏百出的证据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五）关于侯铭强一审提交的证据八《微信记录》。首先，对于侯铭强一审提交的证据八《微信记录》，袁荣刚在答辩中并未否认其真实性，仅是认为“原告仅对借款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提出了超出法律规定的异议，但是从未对借款的本金进行否认”。由此可见，虽然一审判决未对侯铭强一审提交的证据八《微信记录》是否采纳发表明确意见，但袁荣刚对证据八《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是认可无疑的，但显然袁荣刚对侯铭强诉讼观点的理解存有偏颇，侯铭强不是“对借款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提出了超出法律规定的异议”而是抗辩该些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因此，不可能对所谓的本金进行默认或确认。其次，证据八《微信记录》显示，袁荣刚于2016年10月13日在微信上向侯铭强表示，截至2016年10月13日共欠本金239000元，但这与袁荣刚提交的证据七《还款明细》第116行显示2016年10月13日的欠款余额301733元又是相互矛盾。此外，证据八《微信记录》中2016年10月13日的对话显示，袁荣刚以239000元为本金，按月息12%向侯铭强计收利息，每月利息28680元，还计算每日复息115元。一字一句清楚描述袁荣刚对侯铭强进行收取超高额利息的违法行为，但显然一审判决对此熟视无睹，在判决中对该证据也只字未提。（六）补充事实和理由。1.对于一审判决提到的编号为（4）-（10）的“借款”，袁荣刚主张其以现金形式支付，但是从侯铭强确认的三笔借款140000元、50000元、50000元来看，虽然在实际借款过程中，袁荣刚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借款，但是至少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金额是整数，这也与一般民间借贷习惯相符。但是对于侯铭强否认存在借款关系的（4）-（10）的“借款”，部分金额的最小单位是百位，甚至还有个位，从数额来看就已经与一般的交易习惯及侯铭强、袁荣刚之间的借款习惯不相同，反而更符合侯铭强所说的袁荣刚将利息转化为本金，要求侯铭强签订借款合同的说法，因为利息才会随时间变化出现个位、十位、百位的数。2.百思诚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一份《声明书》，认为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之间的对公账款应当另案处理，并不同意在本案侯铭强与袁荣刚的私人款项中进行扣减。一审法院在侯铭强、李中慧转账款项1656818元中扣减百思诚公司付给合利公司的321438.9元，并据余下款项认定袁荣刚不构成不当得利，是错误的。合利公司仅确认百思诚公司要支付给合利公司的款项，对合利公司要支付给百思诚公司的款项不予确认，既然两公司无法对账，一审法院则不能在本案中先行扣减百思诚公司要支付给合利公司的账款。3.借款金额为238000元和231000元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第一条就约定“以现金出借给乙方”，因借款数额大，双方在一开始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时就约定以现金出借不符合常理和实际。袁荣刚称通过现金“出借”给侯铭强的金额高达1149146元，但根据袁荣刚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工商、邮政/农商银行提取现金明细表》来看，袁荣刚多年来的取现金额仅仅与所谓“出借”的金额差不多，其中还包含了所谓用两笔30000元的美金兑换的人民币现金。袁荣刚取出来的现金不可能全部用于出借，而无需用于其生活、家庭开支和业务开支。所以，仅凭袁荣刚提交的取现记录不足以证明袁荣刚有以现金支付涉案“借款”的经济能力。4.从袁荣刚和侯铭强2016年6月24日、10月13日、12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袁荣刚称侯铭强“拖欠”的本金从233318元增加至239000元，后又增加至241677元，从袁荣刚在2016年12月1日的聊天内容清晰可见，袁荣刚将复息计入本金，不断以调整后的本金计算利息及复息，可证明袁荣刚将利息转为本金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不能计算复利，所以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提及的有关罚息、复息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袁荣刚收取利息之余，多收取的罚息、复息部分应为不当得利。5.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袁荣刚存在恐吓侯铭强或骚扰、恐吓侯铭强的家人的行为，以此逼迫侯铭强支付高息及未实际发生的本金。侯铭强是害怕袁荣刚、为了公司经营和生存、家人的生命安危才不得不听从袁荣刚的安排签下（4）-（10）的《民间借贷合同》，并向袁荣刚支付复息、罚息的。6.证人张海明的证言可证实其与侯铭强搭档期间，同样受到袁荣刚以同样的手段将业务费及分期支付业务费而产生的利息转为借款本金，并被逼迫签下欠款确认书的情况，袁荣刚同样按月12％、10％的标准向张海明收取复息、罚息。证人吴剑锋也在袁荣刚的要求下签订并未实际发生的借款协议，而被袁荣刚以未实际发生的借款协议提起诉讼。二、袁荣刚应当向侯铭强返还不当得利1173141元。基于本文前述观点及已知事实得出如下结论：a、一审判决对编号（4）－（12）的“借款”予以认定是错误的，侯铭强对袁荣刚实际欠款为235500元；b、一审判决草率将侯铭强个人向袁荣刚个人支付321438.92元视作百思诚公司向合利公司支付的款项予以抵扣是错误的；c、袁荣刚在《还款明细》第3行中明确表示2013年1月8日140000元借款是“无利息”，因此，侯铭强不用支付前述140000元借款的利息；d、在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4民初770号案明确侯铭强已代百思诚公司向合利公司(由袁荣刚账户代为收取)支付150000元补偿协议款。因此，可以认定侯铭强与李中慧自2013年1月8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共转账1558641元给袁荣刚，其中扣除150000元是百思诚公司根据（2018）粤0704民初770号案向合利公司支付的款项后，为1438641元。扣除实际借款235500元后，袁荣刚不当得利共1173141元。计算公式如下：1558641元-150000元-235500元=1173141元。补充意见如下：经核算，按照《侯铭强向袁荣刚支付还款及多还款的明细》的计算方式，袁荣刚应返还不当得利共1323141元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676459.56元（暂计至2017年12月30日）袁荣刚及合利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由是：（一）侯铭强对本案的事实与理由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和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及在庭审中变更以及上诉状所陈述的所谓的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因为无论案由是不当得利还是民间借贷，其事实应当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侯铭强在一审的诉状和二审的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是值得商榷的。（二）关于上诉状中所谓的业务往来款38300元，由于百思诚公司是2014年7月才成立的，而该两笔款是2011年袁荣刚出借给侯铭强的，因此侯铭强认为该两笔款项是业务往来款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的百思诚公司并未成立。（三）关于侯铭强陈述复利、罚息等，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只是袁荣刚要求侯铭强还款所作的一系列陈述而已，而且如果按侯铭强陈述收取了10%或20%的利息或罚息的话，那么借款20多万元所计算的利息远远不止那么多。从民事上诉状的补充和变更的事实理由第四项，侯铭强利用现金的交付认为袁荣刚收取了罚息、复利，如果从其陈述中收取了每月10%或12%的复息的话，那么袁荣刚收取的利息远远不止现在的数额。从一审所提交的证据来看，袁荣刚所收取的利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未收取任何的复利、罚息或高额的利息，双方的借款行为也是完全自愿合法的，而且在一审庭审中侯铭强与李中慧也确认了《借款合同》、《收款收据》为他们亲手签署，而且袁荣刚还有相应的证人证言，袁荣刚向侯铭强进行了现金的交付，因此可以看出侯铭强与李中慧因为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而故意进行了一系列的诉讼。（四）关于现金的储备与支付。袁荣刚在一审中多次陈述其现金的准备并不是为了相应的借款，而是为了公司业务，而且侯铭强利用一段时间的某一个账号的取款记录，断章取义，混淆本案的事实。（五）关于是否恐吓、欺骗侯铭强逼迫其支付高息及支付本金的行为。从侯铭强、李中慧借款长达几年至今，仅仅是在一审诉讼时为了配合诉讼而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所谓的举报。在长达几年中，侯铭强与李中慧一直向袁荣刚归还借款，从未提出任何的不符合法律或违法的异议或控告，而且侯铭强所提交的微信记录等等也只是袁荣刚向其催款，并没有如侯铭强、李中慧所述的具有恐吓、骚扰甚至威胁的成份在内，而且虽然说侯铭强也已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但至今没有任何的部门向袁荣刚进行调查。因此也可以看出，侯铭强、李中慧和袁荣刚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合理合法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从一审法院对法律的适用可见：侯铭强没有对其所陈述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侯铭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到，其不清楚法律的规定，也不知道利息组合为借款是违法的。这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侯铭强与李中慧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学习会计专业，完全知道什么是借款本金、利息、利率及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且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全部的借款一共是12项，其中有三项是全额转款，有两项是部分转款与部分现金，有七项是现金交付，因此可以看出，双方的借款交易习惯是以现金交付的，而且袁荣刚也是应侯铭强的要求进行现金交付，在整个的借款过程中，侯铭强并未对本金提出任何的质疑，每次袁荣刚催促还款时，侯铭强就仅对利息是否降低一点进行了商量，但是从整个的利息支付行为来看，并没有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可以证明侯铭强与李中慧向袁荣刚借款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因此，一审判决符合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百思诚公司述称：关于38300元的业务往来款。侯铭强与袁荣刚在2011年已经认识，而且有业务往来，并且侯铭强介绍客户例如国翔领荟、广汽丰田等到袁荣刚开办的公司。袁荣刚也向侯铭强支付了一定的业务提成。综合起来就是38300元，也因为有了一些利润，袁荣刚才提出让侯铭强成立公司，专门承包镇区电视广告业务，也因此产生了客户的重叠，后来的恐吓、骚扰也是由重叠的客户开始。李中慧述称：袁荣刚陈述侯铭强等在一审之后向相关部门举报的事情是为了诉讼而为，该说法不符合事实。确实有朋友告诉侯铭强、李中慧，该事情可以到相关部门进行举报，让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因为公司员工、家人、朋友确实受到了袁荣刚一方的恐吓、骚扰。侯铭强的公司在经营期间经常有人上门讨债，侯铭强、李中慧一直在受到很大的困扰，袁荣刚恐吓要在广告界唱衰侯铭强、李中慧，所以侯铭强、李中慧一直以1000元、2000元等向袁荣刚支付。侯铭强、李中慧提起诉讼和向有关部门举报的原因就是因为侯铭强、李中慧已经支付了很多款项，为了讨回这些款项，也为了挽回在广告行业的声誉，还侯铭强、李中慧一个清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铭强多次向袁荣刚借款。（一）⑴2013年1月8日借款140000元（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侯铭强确认）；⑵2014年7月29日借款50000元（双方有签订借款合同，收款收据50000元，侯铭强主张只有转账48500元，袁荣刚主张另有现金1500元）；⑶2014年8月18日借款50000元（双方有签订借款合同，收款收据50000元，侯铭强主张只有转账的47000元，袁荣刚主张另有现金3000元）；上述⑴、⑵、⑶项，侯铭强确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二）⑷2014年5月31日借款35400元；⑸2014年7月25日借款109000元（侯铭强与李中慧共同借）；⑹2014年9月15日借款96800元；⑺2015年7月1日借款238000元（后延期至2017年10月30日）；⑻2015年10月31日借款231000元；⑼2016年6月30日借款301446元；⑽2017年9月11日借款133000元；上述⑷-⑽项均有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侯铭强确认借款合同及收款人处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但否认收到款项。（三）⑾2011年10月27日袁荣刚转给侯铭强28800元；⑿2012年4月28日袁荣刚转给侯铭强9500元，袁荣刚主张两笔为借款，侯铭强确认收到上述⑾、⑿中的款项，但主张非借款，而是其他往来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一）、（二）、（三）项合计为1422946元。侯铭强、袁荣刚表示未进行过总体对账，袁荣刚主张侯铭强尚有40多万元借款未偿还。经核算，从侯铭强个人账户转至袁荣刚个人账户的金额有1129325元，从李中慧个人账户转至袁荣刚个人账户的金额有527493元，合共1656818元。侯铭强自认其中有321438.92元是百思诚公司付给合利公司的款项，以及借款利息898029元。袁荣刚及合利公司对上述321438.92元的支付用途没有异议。另查，百思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侯铭强，合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袁荣刚，两公司存在居间业务及电视广告发布等业务往来，双方表示对公司业务未进行过对账。再查，李中慧与侯铭强表示两人于2015年4月登记结婚，2015年7月登记离婚，2018年10月登记复婚，2018年同月又登记离婚。李中慧表示其与侯铭强及袁荣刚的所有借款合同发生的一切纠纷及不当得利款项的返还事宜统一由侯铭强作为原告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侯铭强、袁荣刚借款关系的认定问题；二为袁荣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侯铭强、袁荣刚均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对借贷的次数及金额有争议。侯铭强认为只有三笔〔即上述查明事项中的⑴、⑵、⑶〕，袁荣刚则认为有十二笔〔上述中的⑴-⑿〕。一审法院认为，（一）对于⑴、⑵、⑶项借款数额的认定。第⑴项2013年1月8日的借款140000元，侯铭强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第⑵项2014年7月29日的借款50000元，虽然侯铭强主张只有转账的48500元，但是袁荣刚主张另有1500元现金并提供借款合同和袁荣刚签名的收款收据为证，对此一审法院对借款5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第⑶项2014年8月18日的借款50000元，虽然侯铭强主张只有转账的47000元，但是袁荣刚主张有3000元现金并提供借款合同和袁荣刚签名的收款收据为证，对此一审法院对借款5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对于有争议的⑷-⑽项，袁荣刚均提供了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为证，侯铭强也确认借款合同及收据的签名由其本人签具，虽然侯铭强否认收到款项，但是侯铭强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并且该出借款项是多笔，发生在不同时间且时间较长，侯铭强未能举证其曾提出过异议，且侯铭强在诉讼中也确认已支付过多笔利息，故侯铭强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⑷-⑽项借款事实予以认定；（三）对于⑾及⑿项，侯铭强确认收到该两笔款项，但主张非借款，而是其他往来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荣刚主张是借款关系，对此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综合本案的案由及方便统一处理，一审法院将该两笔款项统一纳入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按上述的认定，侯铭强与李中慧共转账1656818元给袁荣刚，扣除百思诚公司付给合利公司的321438.90元之后，为1335379.08元，而侯铭强从袁荣刚处收到1422946元，故袁荣刚并未得到不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于侯铭强请求袁荣刚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侯铭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331.29元减半收取9665.65元，全部由侯铭强负担。二审中，袁荣刚、百思诚公司、合利公司、李中慧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侯铭强依法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袁荣刚名下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袁荣刚在（2018）粤0703民初101号案中提交了其名下的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流水，根据该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可见，2015年7月份前后袁荣刚邮政储蓄卡的最大的存款金额只有9万多元，而且最大的取现金额只有50000元。同样，袁荣刚2015年10月最大的存款金额只有11万多元，虽然2015年10月14日当天袁荣刚转账出借了100000元，但该100000元是出借给他人的，也与其以“备用金”出借款项的习惯不相符。该证据是袁荣刚在其他案件中提交，无法提供原件。（2018）粤0703民初101号案现在处于二审阶段。证据二、证人证言。侯铭强申请证人张海明、吴剑锋出庭作证，以证明袁荣刚存在高利贷的非法行为，并经常在没有实际发生借贷的情况下以恐吓、强迫、哄骗等方式让他人与其签订借款协议，袁荣刚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侯铭强二审庭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三、袁荣刚名下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的2012年7月23日至2017年12月23日的交易明细，证明：1.袁荣刚不定期将其公司的款项转到其私人银行账户中，既然其公司账户有资金，可直接向侯铭强支付借款，不需要取大量现金放在公司备用；2.从2016年6月22日开始，当袁荣刚的银行账户资金达到20000元时，袁荣刚就设置自动将不定的资金划至其理财账户中，而该部分划至理财账户的资金部分是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所以袁荣刚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出借给侯铭强，也不可能取出大量现金存放于公司作“后备金”。因此，袁荣刚称以现金出借给侯铭强的款项，实际上是袁荣刚为掩饰其向侯铭强收取高息、复息，并将侯铭强无法支付的高息、复息转化为本金的违法行为而强迫侯铭强签下借款协议而产生的；3.袁荣刚所有借出款项均为银行转账，没有提现金的记录，其称以现金出借款项给侯铭强的说法与其一般的交易习惯不一致；4.袁荣刚从2012年7月23日至2017年12月23日共将合利公司账户的5556762元转到其私人银行账户，其涉及违反税法和偷逃个人所得税。根据侯铭强二审庭后的申请，本院依法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查取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向本院作出《调查函回函》。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袁荣刚、合利公司对侯铭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法院核实。因为无法核实原件，所以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明细只是袁荣刚在另案中提交的其中一个银行账户的流水，而且从证明内容看，侯铭强完全是断章取义，在一审中袁荣刚也多次陈述，该现金是用于日常业务或者是家里的生活开支，并不是仅仅用来作借款的储备。在（2018）粤0703民初101号案二审时也已经针对了袁荣刚的经济支付能力进行了调查，袁荣刚是完全具有支付能力的。对证据二，关于证人张海明的证言。其所述的所谓的借款为当时与侯铭强合伙公司的中介费。张海明与侯铭强有利害关系，而且张海明也明确说到2014年4月之后对侯铭强借款的情况都不知情。因此，不能认定张海明庭审的陈述是事实。而且张海明所谓的付了二十几万元给袁荣刚，但说不清楚关于款项的组成，而且其所陈述的320000元与第三方公司的代理费也包含在里面，因此张海明所述的所谓的中介费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支付高额利息是不足以认定的。关于证人吴剑锋的证言。在袁荣刚与吴剑锋的民间借贷诉讼中，侯铭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吴剑锋在本案中又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来证明侯铭强的行为事实，该相互的关系请法院审查。在与吴剑锋的纠纷一审中，吴剑锋以反诉的形式要求袁荣刚还给他十几万元，但是在证言中，他又称尚欠袁荣刚十几万元，其说法前后不一致。对证据三，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1.袁荣刚并不是为了借款而在公司备用相应的现金，而是因为广告业务的需要而储备的，而且在与侯铭强的民间借贷关系中，是应侯铭强的要求而向其提供现金，在证人余晓斌的证人证言中也可以知道，双方具有现金交付的情形，因此该借款是完全成立的，而且是生效的，并非如侯铭强所说是没有收到此借款的所谓的套路贷的不合法方式。2.关于本案中民间借贷的事实，侯铭强给出了多种说法，在一审中其声称因无法支付的高息复利转化为本金而被强迫签下借款协议，但是在二审的第一次庭审中又声称是因为不能向合利公司按时支付广告业务款而被迫签下高额利息的民间借贷合同。但是，在二审第二次补充证据的证明内容第二点中再一次声称本案中的民间借贷是由侯铭强无法支付的高息复息转化为本金的违法行为而被迫签下的借款协议。无论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不当得利的关系，其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是不可能由两种事实组成的。因此，侯铭强在陈述涉案关系的时候存在两种不同的、完全不一致的说法。3.从袁荣刚的账户明细来看，不仅有转款，还有取现记录，而且该借款由几万至三十万不等陆续借出，并不是一次性支付了上百万的借款。因此，侯铭强在证明内容中偷换概念，仅以全部借款的总额来作为袁荣刚是否能够支付的证据，显然是不具体的。4.关于袁荣刚是否存在涉税的违法行为，并不是以公司账户的款项转向个人账户为标准，而是如果有相应的凭证证明该转款是实际用于公司业务，则该行为也是符合会计法规定，因此侯铭强仅以公司账户转向个人账户认为袁荣刚及合利公司有涉税违法行为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而且事实上侯铭强也在案件审理期间多次向税务部门进行反映，但至今税务部门没有查实到袁荣刚任何的违法行为。5.从整个证据来看，侯铭强一直否认实际借款的交付，并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加以证明，反而在几年中一直按照双方所约定的合法的利息进行还款，由此可见双方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合法的，而且是侯铭强自愿且认可的。百思诚公司、李中慧对侯铭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表示没有异议。侯铭强、袁荣刚、百思诚公司、合利公司、李中慧均对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调查函回函》没有异议。对侯铭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侯铭强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均无法证明其主张，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院作出《调查函回函》，答复如下：微信号xxxxxx与微信号Y139*xxxxxx自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聊天记录，因有关聊天记录并不保存于服务器，仅可通过用户接收有关聊天记录的终端设备查看。因此，我司无法协助提供。再查明：根据侯铭强、袁荣刚各自制作的明细表，双方对侯铭强于2016年7月1日（还款18000元）开始至2017年12月30日（还款3000元）之间的还款记录均没有异议，经核对：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1月7日，侯铭强一共还款135570元；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7月25日，侯铭强一共还款243500元；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2月30日，侯铭强一共还款67000元。又查明：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短期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35％。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侯铭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中，侯铭强主张其经营的百思诚公司与袁荣刚经营的合利公司有多次交易合作，其也曾三次向袁荣刚借款，但袁荣刚以电话、微信、上门等各种滋扰恐吓方式要求侯铭强支付两公司之间的交易款项及偿还借款与高额利息，并签订数份借款合同，其与李中慧支付给袁荣刚的款项已超过两公司之间的交易款项、实际借款的本金及利息，袁荣刚超额收取的款项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袁荣刚则辩称侯铭强向其多次借款，双方签订相应的民间借贷合同，约定的利息不超过法律规定，侯铭强出具收款收据，其并未强迫侯铭强超额支付相应的款项。从诉辩双方的主张分析，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侯铭强经营的百思诚公司与袁荣刚经营的合利公司的业务往来款如何确定；二、侯铭强、李中慧与袁荣刚的借款关系如何确定；三、袁荣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侯铭强经营的百思诚公司与袁荣刚经营的合利公司的业务往来款如何确定的问题。侯铭强一审中主张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的业务往来款经核对后，百思诚公司应支付合利公司业务款为321438.92元，袁荣刚则只确认百思诚公司应付合利公司的款项，对合利公司应付给百思诚公司的款项不予确认。因侯铭强、袁荣刚对百思诚公司与合利公司的业务往来款无法核对，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不作处理。双方当事人可另行协商。关于侯铭强、李中慧与袁荣刚的借款关系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第⑴笔2013年1月8日的借款140000元，侯铭强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第⑵笔2014年7月29日的借款50000元和第⑶笔2014年8月18日的借款50000元，虽然侯铭强主张袁荣刚两笔借款实际转账金额均不足50000元，但袁荣刚已提供借款合同和侯铭强签名的收款收据为证，本院对该两笔借款事实予以认定。关于第⑾笔2011年10月27日的款项28800元、第⑿笔2012年4月28日的款项9500元，袁荣刚主张该两笔款项为借款，侯铭强确认收到上述第⑾、⑿笔的款项，但主张非借款，而是其他往来款。因袁荣刚仅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其应就两笔转账款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该两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在本案中应不予处理。关于第⑷笔2014年5月31日35400元、第⑸笔2014年7月25日109000元（侯铭强与李中慧共同签名）、第⑹笔2014年9月15日96800元、第⑺笔2015年7月1日238000元（后延期至2017年10月30日）、第⑻笔2015年10月31日231000元、第⑼笔2016年6月30日301446元、第⑽笔2017年9月11日133000元共七笔款项的性质问题。首先，袁荣刚均提供了七笔款项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侯铭强对借款合同和收款收据上的签名也予以确认，虽然侯铭强主张上述借款没有实际发生，而是袁荣刚重复计算利息、将高利贷计入本金，不断累计得来，并且借款合同不予作废，但侯铭强对其主张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对于前述第⑴笔到第⑶笔侯铭强确认的借款和第⑷笔到第⑻笔借款，虽然侯铭强只确认三笔借款，但从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间，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侯铭强、李中慧不定期、数额不等地向袁荣刚偿还借款，侯铭强也没有提供证据可证实在此期间其对多次借款的事实提出异议。由此可见，侯铭强、李中慧与袁荣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且双方有多次借款的事实。再次，根据双方现有的微信聊天记录，袁荣刚于2016年6月24日主张本金233318元、2016年10月13日主张本金239000元，2016年12月1日主张本金增加至241677元，虽然袁荣刚存在将复利累计至借款本金的不当行为，但侯铭强对其仍未偿还借款本金的事实并无提出异议。由此可确认，截止至2016年12月1日，侯铭强仍欠袁荣刚借款本金。最后，侯铭强、袁荣刚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借款金额为301446元，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国家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如果侯铭强不按时偿还本息，则其仍欠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及后侯铭强一直不定期偿还借款，其中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8日至11月30日没有还款记录），侯铭强一共还款135570元，因双方对还款属于本金还是利息并无约定，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侯铭强所偿还的款项先支付利息，再偿还本金。据此，截止至2016年11月30日，对于2016年6月30日《民间借贷合同》涉及款项301446元及利息，可推定侯铭强尚未还清。因侯铭强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仍有借款，但尚欠的借款数额无法确定，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袁荣刚2016年10月13日至12月1日均主张本金为239000元）、侯铭强还款记录，可推定截止至2016年12月1日，侯铭强仍欠借款本金239000元，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国家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假设侯铭强没有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则估算计至2017年7月的利息约为27724元（239000元×4.35％×8个月÷12个月×4倍），上述本息合计266724元。再根据侯铭强的还款记录，其于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7月25日（2016年12月1日至12月19日、2017年7月26日至7月31日没有还款记录）一共还款243500元，因双方对还款属于本金还是利息并无约定，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侯铭强所偿还的款项先支付利息，再偿还本金，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对于涉及款项239000元及利息，可推定侯铭强尚未还清。2017年9月11日，侯铭强、袁荣刚再次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借款金额为133000元，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国家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假设侯铭强没有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则估算计至2017年12月的利息约为7714元（133000元×4.35％×4个月÷12个月×4倍），上述本息合计140714元。再根据侯铭强的还款记录，其于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2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没有还款记录）一共还款67000元，因双方对还款属于本金还是利息并无约定，而侯铭强在2017年9月11日之前仍有借款未还清，其应先清偿旧债，再偿还新债。同时，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侯铭强所偿还的款项先支付利息，再偿还本金，则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可推定侯铭强尚未还清相关借款本息（包括239000元及利息的余款、133000元及利息的余款；或者239000元及利息的余款已还清，尚欠133000元及利息的余款）。综上，侯铭强、李中慧与袁荣刚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侯铭强尚有借款本息未还清。关于袁荣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是认定“不当”的核心内容。如前所述，侯铭强、李中慧与袁荣刚存在业务往来及民间借贷关系，袁荣刚收取侯铭强、李中慧的款项有相应的合同依据，虽然侯铭强、李中慧已偿还大部分款项，但仍有借款本息未还清，袁荣刚不构成不当得利。侯铭强主张袁荣刚返还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侯铭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虽然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31.29元，由侯铭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敏忠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肖文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梁淑珍书 记 员 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