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1刑终825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国明，男，1986年5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方山县，汉族，大专文化，煤炭集团职工，户籍地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因本案于2018年10月26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王小兵，广西佳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邓桂华，广西佳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川，男，1998年8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因本案于2018年10月26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苏文平，广西双贺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南宁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审理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高国明、胡川犯绑架罪一案，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桂0107刑初21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高国明、胡川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卷宗，讯问上诉人高国明、胡川，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7刑初217号刑事判决认定：2018年9月底，被告人高国明通过ＱＱ认识了覃某（网名“原来如此”，另案处理），两人商量找个帮手一起实施绑架，后高国明通过ＱＱ群邀约被告人胡川一起实施绑架。2018年10月，三人到山西阳泉、太原寻找作案目标，并准备了电棍、喷雾器、汽车解码器等作案工具，准备了非本人实名制登记的杂牌手机作为三人的通讯工具。2018年10月24日，高国明、胡川到南宁与覃某汇合，打算到沿海一带寻找作案机会，三人于次日晚到北海寻找目标未果。2018年10月26日，高国明、胡川在南宁市兴全灌招待所被公安机关抓获。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户籍证明，扣押清单，ＱＱ聊天记录，证人覃某的证言，被告人高国明、胡川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国明、胡川伙同他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二人的行为已构成绑架罪，系共同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高国明和覃某负责谋划犯罪和购买犯罪工具，是组织者，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胡川是在高国明的邀约下参与，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国明、胡川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高国明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二、被告人胡川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三、作案工具ＳａｎＣｕｐ牌手机2部、0ＰＰ0牌手机1部、三星牌手机1部予以没收。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国明上诉称：1.整个案件提及绑架是由同案人覃某策划，并提供资金，其在本案中应为从犯；2.覃某、胡川的供述与事实不符；3.案发当日其回到宾馆后，即主动提出不做，和胡川定好睡醒订票回家，是主观放弃，非因客观不能，应认定为犯罪预备；4.案发后，积极配合办案单位，提出协助抓捕覃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证据，对认定其系犯罪预备中止阶段的从犯。 上诉人高国明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1.一审采信同案犯覃某的证言，认定高国明系主犯，与事实不符。根据在案证据证实，本案中，犯意的提起、作案工具的购买、作案目标的选定均为覃某所主导，故，高国明应为从犯；2.高国明被传唤后，如实供述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属于自首，一审没有认定自首不当；3.高国明及同案人虽然准备了作案工作，辗转山西太原、石家庄、广西北海，但均未使用过，也没有踩点物色作案对象及如何实施，符合犯罪预备。根据高国明的供述，其计划2018年10月26日回家，说明其意识到这个事情是违法的，自己还有家庭及工作，所以放弃了犯罪，是犯罪中止；4.高国明认罪态度好，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无前科，主观恶意轻，对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综上，建议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高国明在两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川对原判认定其犯绑架罪的事实没有异议，其上诉提出的辩解意见是：1.原判认定其和同案人于2018年10月25日晚去北海寻找绑架目标，与事实不符，其当晚去北海市因为想看海，并非寻找作案目标；2.一审认定其有电棍、喷雾剂、汽车解码器与事实不符，其只听过有电棍和喷雾剂；3.其系初犯、偶犯，且系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社会危险性小，希望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或适用缓刑。 上诉人胡川的辩护人对原判认定胡川犯绑架罪没有异议，但认为量刑过重，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是预备犯，胡川是从犯，且犯意、出资和工具均不是胡川完成，参与度小；2.胡川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且系初犯、偶犯，建议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对胡川免除处罚。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高国明、胡川实施了预谋绑架他人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二人行为已经构成绑架罪，属于犯罪预备。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以绑架罪判处高国明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胡川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定性准确，量刑并无不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二审期间，上诉人及辩护人、检察机关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故，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国明、胡川伙同他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高国明与同案人覃某（另案处理）负责谋划犯罪和购买作案工具，是组织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胡川在高国明的邀约下参与犯罪，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高国明、胡川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关于高国明、胡川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的问题。经查，本案的侦破系来源于广西网安总队对犯罪线索的掌握，高国明、覃某、胡川的ＱＱ聊天记录也印证了三人曾在山西太原预谋实施绑架，在案证据亦证实高国明通过ＱＱ与覃某就寻找同案人、准备作案工具、犯罪预备地的选择、如何将犯罪工具运到作案地等方式进行了详细的策划。覃某与高国明谋划到广西沿海一带寻找目标的聊天内容，与其三人深夜开车到北海的行为是相互印证的。虽然三人均辩解去北海是看海，但结合其选择深夜出发，几个小时后又连夜返回南宁的事实，该辩解显然不符合常理。从高国明、胡川先后到山西太原、石家庄、广西北海的行动轨迹，均证实二人在共同实施绑架的犯意联络下不断寻找合适的作案地点及对象，其二人未能着手实施绑架，系因公安机关积极侦破，并在南宁市兴全灌招待所将刚从北海返回的二人查获到案的结果。故，上诉人高国明、胡川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高国明、胡川属于犯罪中止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高国明、胡川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是自动投案。本案中，受案登记表和抓获经过等在案证据，证实侦查机关是在接到广西网安总队“有网民预谋在南宁市实施抢劫并勒索其财物”通报，于2018年10月26日在南宁市兴全灌招待所将高国明、胡川查获，并传唤至南宁市亭派出所，高国明和胡川均系侦查机关掌握办案线索并查获归案，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故，上诉人高国明及辩护人提出高国明有自首情节，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量刑的问题。绑架是一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公众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其对公民人身权利、社会治安等各个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危害性，法律亦在绑架罪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罚。本案中，高国明、胡川伙同他人预谋实施绑架，购买作案工具并通过快递方式规避监管，运至预备作案的城市，并积极寻找作案目标，行为性质极为恶劣。原判根据高国明、胡川的犯罪动机、犯罪事实及情节，充分考虑其犯罪行为仍处于犯罪预备的状态，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年，该量刑并无不当。故，高国明、胡川及其辩护人提出再对二人减轻处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提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秀贞 审判员  郑晓霞 审判员  王肖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施甫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