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行初1号原告王树兰，女，汉族，1957年2月6日出生，现住昆明市盘龙区。原告王长所，男，汉族，1976年11月21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告王长友，男，汉族，1977年12月2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原告王树兰、王长所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长友，系王树兰之子、王长所之弟。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法定代表人沃磊，区长。委托代理人卫明见。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朱蓉，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尚义街****div>法定代表人冯登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治，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德恒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盘龙区北京路与北辰大道交口西南角领域时代大厦******v>法定代表人张玲，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许韶营，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领取相关法律文书。原告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因要求解除《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村民自建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以下简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盘龙区政府）及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昆明德恒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恒房地产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作为原告之一及王树兰、王长所委托代理人的王长友，被告盘龙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卫明见、朱蓉及第三人建投公司委托代理人黄治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经报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本案的审理期限。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4月3日，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拆迁方），与乙方（被拆迁人）孙配签订关于任××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诉称：2009年2月25日，盘龙区政府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金辰街道办事处两个社区所辖“城中村”纳入计划改造的批复》将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纳入城中村改造计划。2010年12月1日，盘龙区政府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一级开发整理责任主体的通知》，确定建投公司作为金辰街道办辖区内城中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整理责任主体。2011年4月15日，建投公司经盘龙区政府同意，以招投标方式选定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作为涉案任旗营新村城中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整理的社会投资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2012年5月29日，建投公司招标选定昆明富大建筑有限公司作为涉案土地一级开发的拆迁单位，德恒房地产公司与之签订拆迁拆除委托协议。2012年7月20日，盘龙区政府印发《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成立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推进领导小组）；组长由一名副区长担任；成员有被告内设机构或部门，以及不具资格的建投公司和德恒房地产公司；推进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和各专业工作组，工作人员从成员单位抽调包括两第三人公司也抽调了人员。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原告的家人孙配于2014年4月3日就任××号房产与推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并根据协议约定将房产进行了交付，随后被昆明富大建筑有限公司拆除。在房产移交的同时，房产所在宅基地也一并移交，但是因拆迁协议中并未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被告一直未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补偿。2015年10月12日，原告的家人孙配突发疾病去世，原告应推进领导小组的要求，在云波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办理了分割协议所涉拆迁补偿权益的手续。原告因此取得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告长期不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过渡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累计拖欠了20多万元的过渡费，且至今未向原告交付协议约定的524平方米回迁安置房，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生活，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在等待被告履行义务期间，2016年3月原告曾依法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并由被告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后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相关裁判文书也认可了原告主张的拆迁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告是行政协议的责任主体，负有履行征地补偿义务的观点。原告认为：既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告是行政协议的责任主体，负有征地补偿义务，那么被告就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过渡费和交付回迁安置房的义务，并应按照市场公允价值对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补偿。为此，原告于2018年3月份发函要求被告尽快付清拖欠的过渡费，并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交付符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回迁安置房。但是被告至今仍然拖欠过渡费，且未向原告交付回迁安置房。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付清拖欠的过渡费，支付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款，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导致合同解除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任××号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2、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过渡费188640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付拖欠过渡费的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3、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款100万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付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款的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4、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384000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付赔偿款项的利息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5、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费、公证费用和司法鉴定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关于对金辰街道办事处两个社区所辖“城中村”纳入计划改造的批复》；欲证明：被告早在2009年就在计划和组织实施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一级开发整理责任主体的通知》；欲证明：被告明确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一级开发的“责任主体”，“责任主体”的选定是由被告决定的。（三）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关于同意以竞争性谈判方式选择和确定任旗营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社会投资人的批复》；（四）德恒房地产公司被建投公司选为土地一级开发社会投资人的《中选通知书》；（五）德恒房地产公司和建投公司签订的《盘龙区金辰街道办事处任旗营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协议》；以上三份证据材料欲证明：经过第三人建投公司请示被告同意，由第三人建投公司通过比选程序选择了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作为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社会投资人并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社会投资人的选择也是由被告决定的。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的分工职责，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负责筹措项目各阶段所需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兑付，负责完成拆迁、安置、土地整理等相关工作。（六）昆明富大建筑有限公司中标土地一级开发整理拆迁拆除单位的《中标通知书》；（七）德恒房地产公司和昆明富大建筑有限公司签订的《任旗营村城中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拆迁拆除委托协议》；以上两份证据材料欲证明：第三人建投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程序选择拆迁公司，由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与拆迁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委托拆迁公司实施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拆迁拆除工作。（八）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关于印发〈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欲证明：被告发文成立“推进领导小组”，第三人建投公司和德恒房地产公司都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推进领导小组没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推进领导小组及其成员单位对外实施的与涉案城中村改造有关的行为，应由设立该小组的被告盘龙区政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九）《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及其上报、审议文件；欲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也是被告决定的。且被告批准的补偿实施方案明确了过渡期是从“腾房交验之日”起算。该实施方案是签署拆迁协议时明确约定的签署协议的基础文件之一，相当于政府方面对拆迁户的书面承诺。（十）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盘龙区任旗营城中村改造项目签约时段划分的通知》；欲证明：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时段划分及相应的奖励标准也是被告（推进领导小组）决定的。（十一）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百姓之声问答》；（十二）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另外一种版本的《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百姓之声问答》；以上两份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推进领导小组）在动员村民签署拆迁协议时，曾多次以书面形式向村民承诺其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履行负有责任和义务及具体内容。（十三）《盘龙区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宣传手册》；欲证明：被告（推进领导小组）在签署协议时向村民发放宣传手册，明确了过渡期是从“腾房交验之日”起算，并对回迁安置房的周边环境、配套设施、户型、居住品质等进行了承诺。（十四）有关涉案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欲证明：涉案的拆迁补偿协议内容。（十五）《情况说明》。欲证明：原告没有持有拆迁补偿协议的正本，协议正文由政府指定居委会代管。（十六）《房屋验房单》；（十七）《温馨提示》；以上两份证据材料欲证明：涉案房产已经交由被告指定的拆除单位拆除。（十八）盘龙区政府2015年5月14日作出的《关于盘龙区任旗营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征收土地公告》、（2015）昆行初字第197号裁定书（征地公告一审）、（2015）云行终197号裁定书（征地公告二审）、《关于任旗营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征收公告需要核实问题的回复》、任旗营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地块示意图；欲证明：被告在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之后一年多，才做出了回迁安置房建设地块的征地公告。在有关该征地公告的行政诉讼中，被告明确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是分期实施的，优先建设回迁安置房，因此只对建设回迁安置房的地块进行了征收。因此，任旗营村其余地块上的房屋拆迁与否与回迁安置地块征收和回迁安置房的建设无关，不能成为被告不履行交房义务的抗辩理由。（十九）《春城晚报》2015年7月10日有关涉案回迁安置房启动建设的开工仪式新闻报道；《公证书》（同一时期多家网络媒体有关涉案回迁安置房启动建设的开工仪式新闻报道、开工仪式现场照片）；欲证明：被告（推进领导小组）于2015年7月10日举办了涉案回迁安置房启动建设的开工仪式，并召集昆明市知名报纸《春城晚报》和多家网络媒体进行了报道，涉案回迁安置房的预定建设地块早已具备启动建设的条件，不存在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的阻碍。（二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行初28号判决书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终341号判决书；被告在上述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时的答辩状和证据清单；公证邮寄函件及签收记录、公证费发票；以上证据材料欲证明：原告基于与本案同一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反复否认自己是行政协议当事人，拒不承认自己是行政协议的履约主体，意味着被告在正式、严肃的维权诉讼中，仍然从根本上否认自己对履行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负有义务和责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行政协议整体有效以后，被告理应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但是在原告发函催告并给予合理期限之后，被告至今仍拖欠过渡费，且没有向原告交房，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二十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99号判决书；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拖欠多笔巨额债务的失信被执行人记录；以上证据材料欲证明：分工负责筹措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兑付，负责完成拆迁、安置、土地整理等相关工作的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不仅自身没有履约能力，还利用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取意向施工单位4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被人民法院判决归还款项后，至今没有归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录。此外，该第三人还拖欠多笔巨额款项，合计约4.5亿元，已经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失去了继续推进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能力，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已经不可能完成，涉案行政协议的合同目的，因被告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十二）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周边新建商品房项目信息；欲证明：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周边新建商品房项目在2018年12月底的销售价格。被告如按约履行，原告本应得到与周边商品房同质同价的新建房产。这是原告在合同按约履行的情况下可以合理获得的预期利益，属于被告造成合同解除后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二十三）《亲属关系证明》、《建房协议书》；以上证据材料欲证明：原告家人孙配曾用名孙沛的情况，以及早年依法取得涉案房产所在地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二十四）云波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申请书》、《人民调解协议》、《人民调解记录》、（2016）云01行初28号《行政裁定书》；以上证据材料欲证明：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原告家人孙配因病去世，原告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取得涉案房产相关权益和本案诉权的情况。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一）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云波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任旗营股份合作社联合发出的《通告》；欲证明：涉案城中村改造项目长期停滞且拖欠过渡费，项目长期停滞的原因和被拆迁户无关，是政府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被告盘龙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方请求解除任××号房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仍在继续履行之中，该协议是因集体土地征收而签订。截至2019年8月10日，原告方已从答辩人处领取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安置过渡费共计226368元。因此，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中“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或者“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等诉求主张于法无据。其次，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九条、第十三条第（五）项中明确约定了被告交付回迁房的时间起算点，即“在所有村民（居民）搬出、腾空房屋，将房屋及相关资料交给甲方（投资方）并拆除完毕后，于36个月内完成回迁安置房建设。”现项目地块中，尚有五户村民（居民）未搬出、腾空房屋，这是土地一级开发尚未完成。故要求被告履行交付回迁房的义务，条件尚未成就。原告方诉请中认为被告迟延交付回迁房属于迟延履行债务之依据不成立。再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之规定，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且仍在继续履行之中，原告主张解除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方请求被告立即向其支付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款于法无据。首先，宅基地属于集体土地性质，所有权归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义务，该内容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其次，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明确该城中村改造项目依据的是《昆明市主城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法》（昆政办〔2009〕53号）等法律、法规确定的标准进行的补偿，且原告已领取相关补偿款，现原告单独针对宅基地补偿款问题提起诉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方请求被告向其支付利息和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并无拖欠过渡费的事实存在。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九条、第十三条第（五）项以明确交付回迁房时间的起算点和条件。现在交付回迁房时间的起算点条件尚未成就，故原告无权主张双倍支付过渡费，亦无权针对房屋问题单独主张经济赔偿，且原告方无权就集体所有的土地单独针对宅基地主张补偿。基于上述情况，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盘龙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1、（2016）云01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2、（2017）云01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的拆迁安置行为合法有效。第二组：3、安置补偿实施方案；4、《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明确约定有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存在导致解除的情形。第三组：5、支付凭证；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安置过渡费，按约履行，不存在不履行、延迟履行的问题。第四组：6、拆迁情况说明；7、拆迁项目地块照片；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项目地块中，尚有拆迁对象未进行拆除，被告不存在拒不履行、延迟履行的情形。第五组：8、工作记录；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一直在积极推进项目进展，不存在拒不履行、延迟履行。第六组：9、银行流水；10、任旗营（西）城中村改造项目回迁村民户生活费借款发放表（自建房）；该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过渡费已实际发放到原告方，并且原告方已经签字领取。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一组：1、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关于加快推进任旗营、马家营城中村改造项目专题会会议纪要（2016年11月26日）；3、关于任旗营项目专题会会议纪要；4、任旗营等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推进会会议纪要；5、关于研究认清城中村改造项目、栗树头旧城及城中村改造项目后续建设工作推进会的会议纪要；6、盘龙区人民政府金辰街道办事处关于提请研究清退任旗营（西）城中村改造项目社会投资人的紧急报告；7、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9年9月2日）；8、工作联系函、通知；9、公证书；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一直在积极清退社会投资人，且现仍在清退过程中；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社会投资人，并不断调整规划方案来解决征收项目停滞问题的事实。第二组：情况说明。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已针对征收工作如何开展作出相应的计划和安排。第三组：1、盘龙区任旗营村拆迁改造项目村民自建房补偿协议第20批至121批付款明细（自建房）及《收条》；2、《关于孙配、王长所过渡费支付情况明细表》；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被告已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全部安置补偿款；而且2014年至2016年12月期间，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过渡费132048元的事实。第三人建投公司述称，首先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我方认为原告不具备解除行政合同的权利。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声称他的这一解除的依据是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方认为本案是属于行政诉讼，行政案件不能当然地适用民事诉讼或者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应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这一项规定就没有规定原告有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是对应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行政诉讼法中就没有关于原告可以解除行政合同权利的相关规定。行政合同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而是带有行政管理性质的一个协议，行政相对人不能够解除行政合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涉案行政协议合法有效，所以应当是要继续履行合同。原告的第二项诉请是关于支付过渡费的问题，过渡费的问题，我方同意政府的答辩意见。因为过渡费是履行协议的一个具体内容，而在履行协议过程当中，政府是在按照协议约定发放过渡费，作为原告来讲他也领取了过渡费，所以不存在政府违约的情况。第三项诉请是关于土地补偿款的问题，我方同意政府的答辩意见，稍做一下补充，我方在签署补偿协议的时候，所依据的是《昆明市主城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法》（昆政办〔2009〕53号），该文件已经明确规定，补偿采用的是房地合一的补偿方式，所以也不存在单独对土地进行一个补偿，而且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我方对集体实际上是有土地补偿的。原告第四项诉请是关于经济损失的问题，原告没有提交关于经济损失的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而且也不能够解除协议，所以不存在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关于原告第五项诉请，即诉讼费用、公证费用、司法鉴定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第三人建投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第三人德恒房地产公司未提交书面诉讼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及书面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对原告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一）至（十二）、（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三）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十三）、（十四）、（十六）、（十七）、（二十）中的（2016）云01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及（2017）云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二十四）的三性均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二十）中的“邮寄函件材料”、（二十一）、（二十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一）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建投公司对原告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盘龙区政府相同。经庭审质证，对被告盘龙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第1-5号及第8-10号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予认可；对第6、7号证据材料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被告补充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被告补充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材料1的三性均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材料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人建投公司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予认可。本院对各方提交证据材料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均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要求，确认为本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十）、（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及补充证据材料（一）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作为本案证据收录；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均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要求，确认为本案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3日，孙配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甲方（拆迁方）德恒房地产公司、甲方委托方（拆迁公司）昆明富大建筑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对任旗营6号房屋的拆迁补偿问题进行约定。其中对安置过渡费的发放作出约定，即“乙方选择产权置换安置的，自行解决过渡房，临时安置过渡费（补助）每六个月发放一次，过渡费自村民（居民）搬出、腾空房屋，次日起开始计算。”2015年10月12日，孙配去世。2016年1月11日，经云波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确认涉案任旗营6号房屋为家人共有。2014年5月6日原告交房后，德恒房地产公司开始计发安置过渡费，其中2014年5月16日，原告领取48428元“安置补偿款”；第二笔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发放时间不明，但发放金额为37728元（2014年11月7日-2015年5月6日）；2015年6月24日，发放了第三笔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37728元（2015年5月7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2月25日，发放了第四笔三个月的安置过渡费18864元（2015年11月7日-2016年2月6日）。此后，由于德恒房地产公司自身原因导致不能按期支付安置过渡费，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今的安置过渡费均已由盘龙区政府安排金辰街道办事处以“生活费借款”的方式实际支付，即：2016年12月23日，发放了第五笔三个月的安置过渡费18864元（2017年1月1日-2017年3月31日）；2017年5月23日，发放了第六笔两个月的安置过渡费12576元（2017年4月1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8月24日，发放了第七笔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37728元（2017年6月1日-2017年11月30日）；2018年1月3日，发放了第八笔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37728元（2017年12月1日-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22日，发放了第九笔七个月的安置过渡费44016元（2018年6月1日-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25日，发放了第十笔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37728元（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2019年9月12日，发放了第十一笔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37728元（2019年7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另查明，涉案的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重建改造项目还存在被拆迁户尚未交房及拆除的情况。原告曾于2016年3月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经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6）云01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3月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故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解除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并赔偿因该协议解除给原告造成的相应经济损失。本院认为，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行终341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就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享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盘龙区政府系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责任主体，也即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第一就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否应当解除而言，原告主张被告至今仍拖欠过渡费，且未向原告交付回迁安置房，经原告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被告仍未履行上述安置补偿义务，被告的行为已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依法应解除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的安置补偿义务是指被告不履行回迁安置房交付义务及拖欠安置过渡费的问题。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十三条第（五）项，明确约定“甲方在所有村民（居民）搬出、腾空房屋，将房屋及相关资料交给甲方并拆除完毕后，于36个月内完成回迁安置房的建设，保证回迁安置房顺利搬迁……”从本案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目前征地范围内仍有未搬出、腾空房屋的情况存在，简言之，依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目前向原告交付回迁安置房的条件尚未成就，交付回迁安置房的时间即履行期限尚不能确定，故不存在迟延交付或不交付回迁安置房的问题，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解除条件。就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本院认为，就现状而言，原告要求交付回迁安置房的条件尚未成就，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涉案的征收拆迁及安置补偿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就安置过渡费的发放而言，从已查明的事实看，在德恒房地产公司向原告发放安置过渡费时，存在拖欠的问题。但从2017年1月1日起已由被告开始向原告发放安置过渡费，虽然名为“生活费借款”，但被告发放的“生活费”都是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安置过渡费的数额和期间进行发放的，实质是在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发放安置过渡费的义务，在诉讼中，被告提交发放“生活费”的证据也是用以证明其仍在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支付安置过渡费的义务，不存在不履行协议义务的情况，且自2017年1月1日起，原告的安置过渡费已不存拖欠的问题。故，原告声称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解除条件。至于拖欠原告的部分安置过渡费，被告应当及时支付。综上，原告要求解除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依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十三条规定的安置过渡费的发放方式，即过渡费自村民（居民）搬出、腾空房屋次日起开始计算，安置过渡费（补助）每六个月发放一次。就原告于2014年5月16日领取的48428元安置补偿款中是否包含首期六个月37728元安置过渡费的问题，本院认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七条对货币补偿金额及项目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一）项明确乙方的货币补偿款总金额为64028元，但对该金额包含的具体项目仅进行了部分列举。而《盘龙区任旗营村拆迁改造项目村民自建房补偿协议第43批付款明细（自建房）》中具体列举了货币补偿款总金额64028元所包含的全部具体补偿项目，从具体的补偿项目和金额上看，可以印证货币补偿款总金额64028元中包含着六个月的过渡费37728元，且货币补偿款总金额64028元分两笔即一笔15600元、一笔48428元进行了发放。故对原告认为48428元补偿款仅为附属设施补偿费而不包含六个月过渡费37728元的主张，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于2014年5月6日交房，依据《拆迁安置协议》中的约定，从交房次日起计算安置过渡费也即首期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应当是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11月6日，对应的2014年5月16日发放的48428元中即包含首期六个月安置过渡费37728元；第二期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应当是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5月6日，原、被告均认可安置过渡费发放了37728元，只是发放时间不明；第三期六个月的安置过渡费应当是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1月6日，于2015年6月24日发放安置过渡费37728元；第四期原告仅于2015年12月25日领取到三个月安置过渡费18864元，对应的安置过渡时间应为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2月6日。被告主张并提交证据证明其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共向原告支付了七笔安置过渡费且已全部支付完毕，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就安置过渡费而言，被告尚拖欠原告2016年2月7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也即十个月另25天的安置过渡费，按照每月6288元的标准计算，拖欠的安置补偿费总计为6288元／月×10.81月＝67973.28元。对于原告主张超期双倍支付过渡费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本案中尚不存在超期的问题，故对于原告双倍支付过渡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被告应当按期、及时支付过渡费，故对于拖欠原告的67973.28元安置过渡费，被告应当及时给付。对于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12％支付拖欠过渡费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十三条第（五）项中，对超过约定期限后的安置过渡费有双倍支付的约定，但对在约定期限内迟延支付安置过渡费是否应当支付利息并没有明确约定，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三对于原告主张支付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款100万元、经济损失838.4万元及各自相应利息的诉请，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对象是集体组织。就集体土地上建盖的房屋而言，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然附着在房屋上，对房屋的补偿价格包含房屋坐落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这是对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的应有之义，也符合征收补偿实践中“房地一体补偿的原则”。故，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房屋补偿金额中，已经包含了宅基地使用权的价格，原告在本案中再行主张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款与客观实际不符，也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对该项主张的利息请求亦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原告主张838.4万元的经济损失，原告是以解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被拆除房屋比照相邻商品房的市场价格进行估算的，本院认为，如前文所述，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具有解除的事由，该协议还在履行，故原告主张协议解除后产生838.4万元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相应的利息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对于原告主张的司法鉴定费，因本案中未实际发生相应费用，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公证费而言，因本院认为公证所涉及的相关证据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该公证书没有作为本案证据收录，要求被告承担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材料所产生的费用于法无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具有解除的法定事由，原告要求解除该协议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该协议仍应继续履行，被告亦应当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安置过渡费。原告所提其他诉讼请求因没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要求解除《任旗营金汁河西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村民自建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编号：自回037）的诉讼请求。二、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支付拖欠的安置过渡费共计67973.28元。三、驳回原告王树兰、王长所、王长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锐审 判 员  洪 琳人民陪审员  罗利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保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