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29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民，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委，公民身份号码：440************517。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瑞芬，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云，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伟业，男，199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518。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树志，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卫生，男，汉族，1963年9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5X。上诉人何伟民因与被上诉人罗伟业、原审第三人罗卫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伟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罗伟业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罗伟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伟民取得案涉215万元有合法依据。1、罗伟业是主动向何伟民和王某划付款项，给付数额、给付对象均明确；罗伟业在民间借贷案中主张何伟民偿还借款，只是无证据证明而被驳回起诉；该民间借贷案中，罗伟业与罗卫生均对案涉215万元的性质确认为借款。因此，罗伟业支付案涉215万元并非缺乏法律依据，相反，是有明确的基础法律关系。2、罗伟业在民间借贷案败诉后，现以不当得利再次起诉，目的是为了规避举证责任。民间借贷案认定案涉215万元是借款，款项支付有明确法律关系基础。二、一审法院颠倒举证责任划分。1、罗伟业以不当得利起诉，其应对不当得利构成之事实举证，尤其需要对何伟民收取案涉款项“缺乏法律依据”主张举证。罗伟业只是初步举证，并未能继续举证证明其所主张。尤其是对何伟民如何向罗伟业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指示向王某划款等未能作出合理解释。2、罗伟业作为不当得利请求人，其应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其是主动给付，是财产发生变动的操作主体，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风险。罗伟业并不能对给付原因作出合理证明，也未能对欠缺给付原因情形予以证明，反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确认为借款，且在何伟民充分抗辩后仍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罗伟业主张何伟民取得215万元无法律上的原因，难以令人采信。3、一审完全无视罗伟业举证不能，且将举证责任全部转移至何伟民身上。在何伟民充分举证还原事实的情况下，一审仍忽略本案事实，仅根据罗伟业的初步举证作出对何伟民不利判决，明显不公。三、关于案涉215万元款项的权属。1、在鹤山市沙坪生生鞋行成立前（2013年3月5日），罗伟业银行账户中即已有多笔大额资金往来记录，这明显与其年龄、工作能力、收入极不相符。2、一审认定罗伟业对案涉款项来源能作出合理解释，并认定款项权属为罗伟业所有明显有误。3、罗伟业主张的215万元实质是罗卫生的资金，罗卫生只是通过使用以罗伟业名义开的银行账户将其自有资金215万元出借给何伟民（已结清）。4、前民间借贷案件经一、二审已查明认定罗伟业并非其所主张主民间借贷关系的债权人，罗伟业并非该215万元的权属人。5、罗伟业5年期间从未向主张过任何权利，对此有违常理及逻辑的行为，其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如确实是错误划款，且是215万元如此巨大的数额，岂会不知情，不急于追回。罗伟业事实上是自始不清楚尾号7254工商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状况，且该账户内资金亦并非其所有，其对资金并无控制、处分的权利。补充上诉意见，一、罗伟业、何伟民之间的转款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依据”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民间借贷被否认与不当得利被承认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罗伟业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提出的借贷被否定，只表明欠款不是因为罗伟业借贷而转移给何伟民，但并不能由此便得出结论何伟民取得系争款项就一定是不当得利。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罗伟业需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罗伟业应承担对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具体事实负举证责任。罗伟业作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一方，其应当就请求权发生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包括应举证证明该给付行为不具有合法根据。无论在前案或本案中，罗伟业一直都认为其转帐的事实是有合法根据的。2、一审法院没有区分本证与反证，对何伟民为了否认罗伟业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主张的法律关系提出了过高的证明要求，加重了何伟民的举证责任。罗伟业承担的是本证，需要提供高度盖然的证据证明其向何伟民的给付是“无法律上依据”的；何伟民承坦的是反证，只需证明罗伟业所陈述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即可，一审法院的认定，加重了何伟民的举证责任。3、前案民间借贷不成立不能成为本案不当得利“无法律上依据”依据，以此免除罗伟业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两种不同法律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查明本案相关事实。一审期间，法院并未查清罗伟业从何渠道获得何伟民账号以及在何种情形下转给何伟民款项。事实上是何伟民指定罗卫生将案涉款项转到何伟民及王某的账户。案涉215万元系罗伟业主动支付，给付数额给付对象均明确具体，且罗伟业还转账给何伟民指定的收款人王某，因此罗伟业应就其行为作出合理原因解释。罗伟业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第一，（2018）粤07民终3810号民事裁定明确载明：由于罗伟业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借款合意，不足以证实借贷事实存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罗伟业与何伟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其他法律关系。在释明后罗伟业仍坚持原起诉诉求的情况下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可，实际上已经认定本案中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关系，要求罗伟业以不当得利起诉。第二，罗伟业在第一次诉讼中解释了自己为何把款项转给何伟民的原因，也就是认为与何伟民之间已经就借款问题达成合意，给付目的是出借款项，但由于该给付目的已经被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所否定，该给付目的在法律上视为不存在，罗伟业的给付目的欠缺，何伟民取得涉案款项就没有合法的根据。罗伟业已完成了自己对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第三，罗伟业已经举证证明涉案的215万元是从罗伟业的账户划入何伟民的账户或者何伟民指定的账户，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涉案的215万元的权利属于罗伟业。何伟民辩称该账户实际上是罗卫生的，而且是罗卫生将涉案款项划付给何伟民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罗卫生和罗伟业对此均予以否认。何伟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215万元款项的账户属罗卫生所有或者支配，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罗伟业划付上述款项是受罗卫生委托。相反，罗伟业证实涉案款项给付何伟民时，罗伟业已经结婚并且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另外，何伟民认为罗伟业确认其拥有的资金来源于其父罗卫生并没有此事，罗伟业只是确认罗卫生打本给其做生意。第四，罗卫生与何伟民在2016年7月1日签订协议书，载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从何伟民提供的双方款项往来情况来看，如记录涉案的215万元，则罗卫生给付何伟民的款项比何伟民给付罗卫生的款项多出200多万元。如不记录涉案的215万元，则双方往来款项数额基本相等。罗卫生认为双方是在债权债务基本等额的基础上平账结清，何伟民认为由于双方合作出借款项给案外人李某，出借的款项没有全部收回，双方是折让结清，也就是说罗卫生折让了200多万元恰好是本案中诉求的数额。两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涉案215万元的权利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是由于折让结清情况更为特殊，何伟民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何伟民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罗卫生之间有出借款项给案外人李某的合作关系。相反，罗卫生本人与李某另有借贷关系已为生效判决所证实。同时何伟民也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李某仍拖欠其款项未还。相关生效判决显示，何伟民起诉李某的民间借贷诉讼的诉讼请求并驳回，因此何伟民主张的二人之间有合作出借款项关系，出借款项未能收回，因而折让结清的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不应当采信。何伟民和罗卫生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平账结清，更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盖然性更高。由此推导涉案的215万元的款项属于罗伟业的盖然性也就更高。罗卫生未作陈述。罗伟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伟民向罗伟业返还2150000元及利息（其中1500000元的利息从2013年5月3日起计算，其中650000元的利息从2013年7月18日起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至款项返还日止，截止至2019年1月15日为876582.81元）；2．本案诉讼费由何伟民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罗卫生是罗伟业的父亲，罗卫生与何伟民自2011年8月起至2016年7月期间各自银行账户内发生多次资金往来。2013年5月3日，罗伟业通过尾号为7254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何伟民尾号为3886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后又于同年7月18日，罗伟业通过尾号为7254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何伟民指定的收款人王某尾号为2031的鹤山农信社账户转账65万元。2016年7月1日，以何伟民为甲方与第三人罗卫生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6年7月1日经对账，双方确定：甲方将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小写￥1600000元）转账给乙方后，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甲方承诺于2016年7月5日前，将上述款项汇入乙方的账户（收款账户罗卫生，账号622*************859）。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签名（画押）即时生效，之前双方签订过的任何协议即时无效。同日，何伟民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160万元给第三人罗卫生。2018年7月11日，一审法院受理了罗伟业与何伟民、第三人罗卫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粤0784民初2043号民事裁定书，以罗伟业、何伟民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及罗伟业不是适格主体为由驳回罗伟业的起诉。罗伟业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粤07民终38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查明：1、鹤山市沙坪生生鞋行成立于2013年3月5日，经营者为罗伟业。现已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上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由于双方均确认罗伟业先后两次向何伟民或何伟民指定的账户汇款215万元且该款项由何伟民收取的事实，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伟民收取案涉款项215万元是否有法律上依据及是否应向罗伟业返还相关款项的问题。本案中，罗伟业主张其向何伟民汇款215万元为不当得利并提供了转账凭证、裁定书等证据，罗伟业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何伟民主张该款项并非不当得利，而是涵括在2016年7月1日的《协议书》所对账的范围中，并提供了《协议书》、出入境证明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何伟民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获得案涉款项有法律上依据，具体如下：一、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案涉款项215万元权属于罗伟业。1、根据罗伟业提供的账户，可证实案涉款项215万元是从罗伟业的账户划入何伟民的账户或者其指定的账户；2、何伟民虽辩称划出账户实际上是第三人罗卫生所有且不排除是罗卫生将案涉款项划付给何伟民，但何伟民无提供证据证实尾号为7254工商银行账户为罗卫生所有或支配，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罗伟业是受罗卫生委托划付上述款项；3、罗伟业于2013年3月5日开设鹤山市沙坪生生鞋行，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能对案涉款项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4、从何伟民所提供的证据来看，罗卫生于2011年8月29日至2015年2月2日期间转给何伟民的金额为1073.92万元；何伟民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6年5月14日转给罗卫生的金额为883万元，加上2016年7月1日所转账款项160万元后，款项总额为1043万元，如再包括何伟民所述“另给罗卫生现金16万元”，此时，双方款项数额大致相当，因此才能更好理解2016年7月1日的《协议书》中“何伟民于2016年7月5日前将160万元转账给罗卫生后，双方的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的内容。但如包括案涉款项，则罗卫生转给何伟民的金额为1288.92万元；何伟民转给罗卫生的款项总额为1043万元，两者相差近250万元。且在《协议书》中未载明折让结清是否已包含案涉215万元的情况下，何伟民应提供证据以证实其所主张的折让结清的款项已涵括案涉款项215万元，但其未能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故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所记载的仅仅是何伟民与罗卫生之间款项往来的折让结清而不涵括案涉款项，案涉款项215万元权属于罗伟业。二、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215万元无法律依据。1、在（2018）粤0784民初2043号案及（2018）粤07民终3810号案中，罗伟业均认为与何伟民之间已经就借款问题达成了合意，给付目的是出借款项，但因何伟民否认，该给付目的已被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则该给付目的在法律上视为不存在，由于罗伟业的给付目的欠缺，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即没有合法根据；2、何伟民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取得案涉款项有合法依据。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在（2018）粤0784民初2043号案中，罗伟业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因罗伟业、何伟民之前并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如双方构成民间借贷则诉讼时效应从罗伟业起诉之日起计算。在一审、二审均认为罗伟业、何伟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罗伟业认为双方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并于2019年1月30日诉至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则诉讼时效应当从罗伟业认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时即2019年1月30日起开始计算。故罗伟业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虽然罗伟业、何伟民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进行的给付，但由于给付目的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即没有合法根据，且其继续占有该款项导致罗伟业的利益受损，且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罗伟业请求何伟民返还21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的规定，罗伟业要求何伟民从给付款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分别计算利息（其中1500000元的利息从2013年5月3日起计算，650000元的利息从2013年7月18日起计算，均计算至款项返还日止）亦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何伟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伟业返还2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00000为本金，从2013年5月3日起算；以65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7月18日起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31012.66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费合计36012.66元，由何伟民负担36012.6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何伟民提交书面申请，请求本院通知罗伟业、罗卫生出庭参加诉讼。何伟民还提交书面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调取罗伟业两个银行账户分别转款150万元、65万元的转账原始凭证。经审查，本院认为，罗伟业、罗卫生本人是否出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对本案争议问题的处理；民事诉讼应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罗伟业银行账户下的转账凭证是否调取也不影响对本案争议问题的处理，故此，对何伟民的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何伟民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罗伟业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何伟民未提出上诉，本案不予审查处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伟民取得案涉215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并应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上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其目的是为了矫正财产变动中失衡的利益关系。不当得利构成的要件为：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失；3.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一方获得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是指取得利益并继续保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法律上的依据，具体包括自始欠缺合法依据或嗣后丧失合法依据两方面的情形，是认定不当得利构成的首要和关键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规则。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在法律未作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遵循这一举证规则，尤其是在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案件中，作为主动作出给付行为的一方，请求人的损失是因为自身的给付行为而引起，请求人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实质是建立在否定自身给付行为基础之上，取得利益无法律上依据并非单纯消极事实，因此，请求人应当对无法律上依据这一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且该举证责任应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在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下，作为不当得利请求人，罗伟业应当承担无法律上依据这一构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只有在其举证证明何伟民取得案涉215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上依据的前提下，举证责任方可发生转移，即由何伟民对存在阻断罗伟业不当得利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罗伟业于2013年5月3日、7月18日分别转账150万元、65万元合共215万元给何伟民及指定的收款人王某，双方均无争议，争议的在于案涉215万元款项是否因存在无法律上的依据进而构成不当得利并应返还。何伟民认为，案涉215万元实际属于其与罗伟业的父亲罗卫生之间的借款，罗卫生仅是使用罗伟业的银行账户转账，何伟民取得案涉215万元款项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且因双方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而结清；在罗伟业就争议款项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经一审、二审均驳回起诉的情况下，罗伟业又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不应予以支持。罗伟业则认为，案涉215万元属于罗伟业与何伟民之间的借款，给付目的是出借款项，但由于该给付目的业经此前民间借贷诉讼一审、二审生效裁判所否定，故该给付目的在法律上视为不存在，罗伟业的给付目的欠缺，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进而构成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一审、二审中，关于案涉215万元款项的转款原因，罗伟业均陈述系其出借给何伟民的借款，即罗伟业于本案主张的转账原因仍是基于借款关系，显然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不存在自始无法律上依据的情形。其次，罗伟业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就案涉215万元款项以民间借贷为诉因起诉何伟民，经一审法院、本院审理，作出（2018）粤0784民初2043号民事裁定、（2018）粤07民终3810号民事裁定，均以罗伟业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借款合同存在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借贷事实存在为由，驳回了罗伟业的起诉。经审查，前述生效裁判仅是因证据不足驳回了罗伟业起诉，而不是驳回了罗伟业的诉讼请求，即并未对罗伟业与何伟民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作出实体上的认定，如罗伟业取得相关证据则可以另行就民间借贷关系起诉主张权利。故此，并不能依据前述生效裁判结果得出何伟业取得案涉款项存在嗣后无法律上依据的结论。因罗伟业于本案又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所述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以及因该民间借贷关系嗣后被确定无效、撤销或者解除，进而构成嗣后无法律上依据的情形。因此，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不存在嗣后无法律上依据的情形，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认为罗伟业的给付目的被生效法律文书所定否定，则该给付目的在法律上视为不存在，并据此认定案涉款项的给付构成不当得利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不当得利是债权发生原因之一，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与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罗伟业此前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在被驳回起诉后，又以不当得利于本案起诉主张权利，所针对的仍是同一给付行为，构成诉因选择权的不当行使，有违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故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最后，关于案涉款项的归属、何伟民与罗伟业还是与罗卫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有关民间借贷款项是否结清的问题，因前述民间借贷生效裁判结果为驳回起诉，本案已认定何伟民取得案涉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处理。综上，罗伟业所举示证据不足以证明何伟民取得案涉215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上依据，案涉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罗伟业在民间借贷案件所提诉讼被驳回起诉后，又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诉请何伟民返还案涉215万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伟民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伟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012.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6012.66元（已由罗伟业预交），由罗伟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012.66元（已由何伟民预交），由罗伟业负担。何伟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012.6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罗伟业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31012.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麦芷菁书 记 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