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2民初2985号 原告：黄杨辉，男，汉族，1947年7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原告：黄元文，男，汉族，1973年12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原告：黄峥艳，女，汉族，1979年5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诸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洪，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律师 诸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恩，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法定代表人：朱鹏立，职务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敏，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杨辉、黄元文、黄峥艳与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元文及诸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洪，被告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诸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人身损害赔偿金总计928251.48元。其中患者住院治疗费用201865.48元、陪护费1400元、住院伙食补贴费350元、营养费700元、死亡赔偿金673936元、丧葬费40000元；原告治疗及处理丧事期间误工及交通费用10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司法过错鉴定费用12000元及鉴定人员出庭费用600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实际支出费用。 事实和理由：已故患者郑金玉因“头晕、颈部酸痛伴胸闷1月”于2018年9月5日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6医院，检查疑诊为“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等症。为进一步治疗，患者于2018年9月10日由476医院办理出院后直接入住被告医院神经内科。当时入院诊断为“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2、头晕待查脑供血不足可能3、头痛待查血管性头痛可能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可能；……”。入院后经初步检查，被告医师于2018年9月13日（周四）上午9:30开始为患者实施了“主动脉弓造影+脑动脉造影+颅内脑动脉栓塞术（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囊性动脉瘤支架辅助血管内栓塞术）”，手术历时2小时30分钟，术后即送回普通病房观察。术前医生明确告知患者及原告“关系不大，手术后很快就可以恢复”，然而术后患者恢复情况一直较差，9月14日（术后次日）起即出现明显头晕头痛，性质和程度较术前有明显不同，且持续不缓。患者及家属为此多次向主管医护人员反应，被告医师考虑有“脑梗塞”可能，为患者急诊进行了脑部CT及核磁共振（MRI)检查，均未发现异常，被告医院据此告知患者家属上述症状属于正常的术后反应。同时为防止梗塞，被告医师再次加强了患者的抗凝措施。9月15日（周六）患者头疼痛症状无明显变化。被告医师也未对患者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9月16日（周日）午时前后，患者头痛症状突然明显加据，且病情呈持续发展。患者家属立即向主管医护人员反映病情，但当时值班人员草草看了一下，仅给予患者止痛片对症治疗。当日下午2时左右，患者病情继续恶化，出现“视物不清，恶心呕吐，神志不清”等症状。主管医师上班时间来到病房，急送患者进行了脑部CT检查，确诊患者存在“脑出血”可能，因治疗效果不佳，患者持续昏迷，当晚患者再次进行脑部CT检查，并于23点为患者进行“右侧颅脑血肿清除术+颅骨切除减压术”，手术历时3小时，术后患者送病房观察，但患者病情没有任何缓解，始终处于重度昏迷状态。9月17日（周一）下午18：00，患者开始出现左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自主呼吸消失，被告医师诊断为“左侧再发脑出血可能，枕骨大孔疝，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因抢救无望，患者家属在被告医师劝解下无奈于当晚18：30左右为其办理出院。出院时生命体征已基本消失，半小时后患者于家中宣布临床死亡。 患者入院后，原告作为患者家属一直对院方及主管医生的诊疗行为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并积极配合院方进行治疗。然而在后续的治疗过程及有关专家的指点下，原告却逐渐意识到，患者的死亡完全是由被告方在手术前后的医疗过错行为所造成，她的死亡根本不应该发生。 首先，在手术适应症的选择方面，被告医生存在明显过失。由于颈内动脉海绵窦段解剖关系复杂，且外面有硬脑膜保护，对于发生于这一部位的颈内动脉瘤在治疗上有直接手术、血管内治疗和内科保守观察治疗等措施，临床上应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决定处理方法。已故患者生前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腔隐性脑梗死、轻度脑萎缩、高尿酸血症、慢性鼻窦炎、甲状腺腺瘤及胆囊切除术后”等多种疾病，同时入院后主动脉弓及脑部CT造影（DSA）均明确认定患者的脑部血流供应基本正常，“未见血管狭窄及闭塞现象”，血管因素并非引起“头痛症状”的根本原因。结合患者的基本情况，依照临床诊疗常规，患者此时进行“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囊性动脉瘤支架辅助血管内栓塞术”并无明显的必要性，并且存在可能的“手术禁忌症”。被告医师没有充分考虑到患者的个体情况，在没有完全的手术适应症且可能存在手术禁忌的情况下匆忙为患者实施了血管内治疗手术，其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临床诊疗常规，也大大增加了手术风险，是导致术后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并最终死亡的重要因素。 其次，患者生前因疑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严重心脑疾患，曾长期服用抗凝、防栓塞系列药物（如帅康泰、氟伐他汀等），血液长期处于低凝状态，此次在被告医院进行血管内治疗手术及检查时，被告医师又再次给予患者大剂量的抗凝药物及措施，作为被告医师，其理应知道此时患者血液已经处于明显低凝状态，理应密切监测患者的凝血情况，尤其是在手术之后，不仅要防止血栓的发生，更要密切监测脑部组织及其他脏器出血的可能性。但被告医师却未能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不仅术前对患者的抗凝药物的使用未能酌情减量处理，在术后也没有及时对患者的血凝情况做细致的监测，尤其是在患者术后首日即出现与术前性质不同的头痛症状后，没有充分考虑到患者除了脑血栓之外，还有发生脑出血意外的可能，治疗措施存在严重失误，这也是造成术后患者脑出血病情得以发生并失去控制的根本原因。 其次，患者作为一个患有严重心脑疾患及其他重大疾病的老人，实施脑部手术的风险较一般患者明显增大，而其入院前因“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囊性动脉瘤”的存在而导致头痛症状的证据并不明确，“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囊性动脉瘤支架辅助血管内栓塞术”的实施并非属于急症手术，相较于手术风险，对患者采取内科保守观察治疗的措施更为妥当。但被告并未依法将多种治疗措施的可选择性及手术可能增大的手术风险向原告进行详细告知，从而误导了原告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这也明显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及自我决定权，应属重大过失。 此外，被告医师在为患者诊疗过程中，无论是术前准备，手术过程，还是术后康复护理过程，被告医师均存在明显失误，并导致患者病情持续恶化并最终死亡的合并因素。 被告方的主管医生在对患者诊断及治疗过程中，潦草马虎，失误频频，致使患者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而死亡，其显然应对患者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但被告对患者家属的质疑却百般狡辩，而对原告合理的赔偿要求更是置之不理。为此，原告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省立医院辩称，一、患者具有明确的手术指征，被告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医疗常规、规范，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患者术后非手术部位突发脑出血与被告的手术行为无关，属于医学上的意外，与被告的手术行为无关。 患者的动脉瘤大小约9.57mm*8.60mm，大于5mm，若破裂出血会造成颈动脉海绵窦瘘，有介入手术指征。患者家属诉患者既往病史中有“冠心病、腔隙性脑梗死、脑萎缩、高尿酸血症、慢性鼻窦炎、甲状腺腺瘤及胆囊切除术后”等多种疾病，但入院后经我们详细术前检查，如血常规、生化全套、凝血全套、甲功六项、BNP、肌钙蛋白、心电图、胸部CT、动态心电图及动态血压等，均未发现有明显手术禁忌症。且患者为了治疗冠心病，长期服用氯吡格雷抗栓治疗，该药物虽不会增加动脉瘤破裂风险，但动脉瘤一旦自发破裂出血，该药可能导致出血量增多。故对于既存在冠心病又有大动脉瘤的患者，在动脉瘤治疗后继续冠心病的抗栓治疗，在医学上均被认为是更安全和明智的选择。 患者手术过程顺利，手术历时2小时30分钟顺利结束。术后患者神志转清，生命征平稳，神经系统检查无阳性体征，安返病房。术后第一天（9月14日）早上查房时，患者诉出现阵发性头晕，与既往的头晕性质不同，无头痛，无其他不适，BP111/62mmHg，查体发现左侧巴彬斯基征及查多克征可疑阳性，当天上午11:55分急查头颅CT，报脑动脉瘤介入术后改变，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脑萎缩，未见脑出血，下午16:44又查颅脑磁共振，报告示腔隙性脑梗塞，轻度脑萎缩，部分副鼻窦炎症，双侧中耳乳突轻度炎症。患者颅脑CT及磁共振均未见出血灶，亦未见脑肿胀征象，虽磁共振未提示新发脑梗死病灶，但仍考虑患者可能有脑缺血发作，所以继续予低分子肝素抗凝，及拜阿司匹林和波立维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并予依达拉奉注射液清除氧自由基、保护脑细胞，敏使朗改善耳蜗微循环。患者经上述治疗后，头晕症状减轻，术后第二天（9月15日，周六）患者头晕较前明显好转，偶在头部活动时出现晕沉感，生命征平稳。术后第三天（9月16日，周天）早上查房时，患者精神状态改善，诉头晕缓解，偶有头部活动后轻度昏沉感，无诉头痛，无诉其他不适，生命征平稳，神经系统检查仅左侧查多克征可疑阳性，无其他阳性体征。予停用低分子肝素，继续拜阿司匹林+波立维抗血小板聚集治疗，以防支架内血栓形成及支架再狭窄。 患者术后72小时以后（9月16日13：30）出现头痛，值班医生予对症治疗同时，建议患者即行头颅CT检查明确，但患者家属拒绝，直至患者头痛加重，值班医生反复动员后，才于17点以后行颅内CT检查，颅脑CT示右侧颞顶枕叶脑出血，为非手术部位的脑出血，考虑与手术无关，可能与患者使用抗栓药物有关。一发现脑出血，值班医生急予停用抗血小板等药物，即刻脱水降颅压、减轻脑水肿，止血，乌拉控制血压，镇静止痛、止吐、加强制酸保胃等抢救治疗，并急查相关血液指标，程琼主任医师一接到病房值班医生电话，就从家里赶到医院，9月16日17:10开始参与患者抢救，直至17日晚上患者自动出院为止。在抢救过程中发现患者出现脑疝，急请神经外科会诊，当晚行开颅右侧脑内血肿清除术及颅骨切除减压手术，并在术前向血库申请血小板及血浆输注，术后继续输注血浆、红细胞及血小板，继续呼吸机辅助呼吸、加强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抗感染、制酸保胃、维持生命征稳定等治疗，但患者于17日18:00终因可能再次脑出血，致枕骨大孔疝，自主呼吸消失，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极危重，预后极差，家属办理自动出院。在整个抢救过程中，全体医护人员是全心全力抢救，抢救措施得当，不存在延误及差错。 二、被告已尽到术前充分的告知义务，原告所谓的未尽到告知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患者在入院前，不论是外院神经内科主任，或被告处的程琼主任都反复跟患者儿子说未破裂动脉瘤可手术亦可选择不手术、继续观察，该动脉瘤若行血管内介入手术，手术指征是什么，让其慎重考虑，是患者家属表态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的前提下，我们才收患者住院的。不存在诱骗患者入院的情况。 其次，在入院前、在行术前，被告与患者及家属对手术的风险及并发症沟通多次，不存在未尽充分告知义务的情形。患者住院治疗前，其儿子曾于9月10日上午带着患者在外院行的CTA片子到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内科找程琼主任咨询，程琼主任详细跟患者家属讲解了患者的CTA片，以及未破裂动脉瘤治疗方案和介入治疗指征，明确跟患者儿子说明患者是未破裂动脉瘤，可选择介入治疗也可以选择不做，继续观察。患者介入治疗的指征是动脉瘤大小超过0.5cm，若破裂出血可能造成颈内动脉海绵窦瘘。让患者及家属慎重考虑后再决定是否住院进一步行脑血管造影检查和介入治疗，患者儿子当场表态要求住院进一步诊治，遂开住院单于9月10日下午收其住院。9月11日程琼主任第一次与患者儿子进行了全面的谈话，详细介绍了脑血管造影及脑动脉瘤栓塞术手术步骤、术中及术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发症等，并将脑血管造影知情同意书及脑血管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打印出来，让患者儿子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不理解的可以随时提出来，并让其与患者及家人好好沟通商量。9月11日我科介入小组成员及本治疗小组成员进行了详细的术前讨论。9月12日晚7点多，程琼主任在看完门诊后，赶回病房，再次与患者儿子对着知情同意书逐条细致地讲解谈话，并反复强调脑动脉瘤的血管介入手术虽然是微创手术，但仍是关键部位的大手术，一旦出现并发症，会遗留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患者儿子再次表态已决定行脑血管造影检查及进一步脑动脉瘤介入手术，并与患者一起签署了委托书及知情同意书。显然在术前已经就本案跟患者儿子详细讲解脑血管造影及动脉瘤栓塞手术如何做，术中、术后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及并发症，以及我们的防范措施等，家属表示充分理解，认真阅读脑血管造影及脑动脉瘤介入治疗知情同意书后，患者及儿子才签字的。9月13日我们在局麻下先行主动脉弓造影+全脑动脉造影，证实患者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囊型动脉瘤，大小约9.57mm*8.60mm，瘤颈较宽，瘤体内血流呈“涡流”，存在支架辅助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术的指征，让患者家属看了造影结果，再次详细说明脑动脉栓塞如何做，及针对这个动脉瘤在术中、术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发症再次跟患者家属强调，患者家属表示理解，再次签字要求行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术。显然在行术前，被告对患者诊断是明确的，医生对手术是做了充分准备，患者家属术前也充分了解手术风险，并两次签字表示理解，是患者和家属自愿要求手术，以签字为证。 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关于医疗费，均系用于治疗患者自身的疾病应当由患者自行承担，同时仅应包含其自付部分，应扣除统筹医保报销部分，从票据上显示，其统筹医保报销部分金额为156112.23元。结合本案该部分费用已经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显然本案原告未实际支出该部分的费用，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该部分的费用。同时，根据该条的法律规定，有权主张的应当是医疗保险基金，而非本案原告。 2.关于陪护费用，人身损害的案件的赔偿项目应当依照法定的项目主张，而该条的规定中并无关于陪护费用项目，原告向被告主张该项目于法无据。 3.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基于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该部分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4.关于营养费，根据法律规定，应当遵循医嘱，未见有医嘱支持，该部分的费用于法无据， 5.关于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基于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上述费用也均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综上,被告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原告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之诉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 患者郑金玉以“发现颅内动脉瘤3天”为主诉于2018年9月10日入住被告省立医院，入院诊断：1.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2.头晕待查，脑供血不足可能；3.头痛待查，血管性头痛可能；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可能；5.腔隙性脑梗死…。2018年9月14日，省立医院对患者郑金玉全麻下行主动脉弓造影+脑动脉造影+颅内动脉瘤栓塞术。术后第一天即2018年9月14日患者郑金玉诉头晕，术后第三天即2018年9月16日患者突发头痛，省立医院当日对患者行右侧脑内血肿清除术+颅骨切除减压术。2018年9月17日，患者郑金玉出现左侧瞳孔散大，伴双侧瞳孔对光反射、角膜反射、睫毛反射均消失，自主呼吸消失，患者于当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1.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2.脑出血；3.右侧颞顶枕叶脑出血；4.左侧脑出血可能…。2018年9月18日，患者郑金玉死亡。 另查，患者郑金玉在被告省立医院处共支出医疗费用201865.48元。原告黄杨辉与患者郑金玉夫妻关系，两人生育有黄元文、黄峥艳。 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并经双方抽签选定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省立医院对患者郑金玉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对损害后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闽鼎【2019】临鉴字第57号），认定：福建省立医院在对患者郑金玉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介入手术后血凝检测诊查不全的不足之处，未尽谨慎注意的义务，不排除脑出血与联合使用抗凝抗拴药物诊疗行为有关联。鉴于患者郑金玉自身患有的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瘤体大，伴右侧颞极及额部局部蛛网膜下腔囊状增宽改变，而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仅存在轻微因素作用的因果关系，故综合考虑医疗过错参与度为5%-15%。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在其遭受到其他公民、组织非法侵害时，有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患者至被告医院处就诊，双方由此建立了医疗法律关系。被告作为医疗机构，据此应负有特定的注意义务，亦即诊疗义务。作为医务人员执业义务的核心内容诊疗义务要求，医务人员对患者生命与健康利益具有高度责任心，在实行医疗行为过程中，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诊疗规范，保持足够的审慎，以预见医疗行为结果和避免损害结果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亦进一步明确“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医疗行为是一种复杂而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动，病员出现的最终后果，往往与病员自身疾病的发展、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局限性等事实密切相关，所以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必须综合考虑：患者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该损害后果是否系被告在医疗行为中的过错行为导致、医疗过错对损害后果发生所起的损害作用比例。由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对该上述情形作出合理判断，除依照一般常理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外，还需由相关的权威机构做出鉴定，从而科学地、理性地分析结果产生的原因。综合全案及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医方的诊疗过错与患者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院认为患者因诊疗行为所引发的相关经济损失应由被告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原告诉请各项赔偿费用，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做如下分析认定： 1.医疗费，原告诉请医疗费201865.48元并提交医疗费票据，本院予以确认。 2.陪护费，原告主张陪护费，即护理费，患者住院7日，原告主张护理费每日200元过高，本院酌定每日护理费180元，故护理费为1260元（180元×7日）。 3.住院伙食补助费，患者住院共计7天，原告主张按50元/天标准计算合理，即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元/天×7天=350元。 4.营养费，因患者业已去世，故对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5.死亡赔偿金，按照《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提交户籍证明可以证明患者郑金玉生前系城镇居民，同时患者过世时为64周岁，故其死亡赔偿金可按上一年度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42121元/年×16年=673936元。 6.丧葬费，按照《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即福建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付6个月计算，福建省2018年职工平均年工资为76266元，则丧葬费为38133元（76266元/12月×6月）； 7.原告在患者治疗期间及办理丧事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原告诉请上述费用未提供相应票据、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酌定上述费用4000元。 综上原告本次诉讼各项费用损失共计919544.48元，因被告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患者郑金玉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司法鉴定书中体现医疗过错参与度为5%-15%，综合本案案情，本院认为其应承担12%的责任，具体金额为919544.48元×12%=110345.34元。另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结合被告之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原告另诉请鉴定人出庭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省立医院共计需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30345.34元(110345.34元+20000元=130345.34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杨辉、黄元文、黄峥艳经济损失130345.34元； 二、驳回原告黄杨辉、黄元文、黄峥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13328元，由诸原告负担6664元，被告负担6664元；鉴定费12000元，由诸原告负担5000元，由被告负担7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心恩 人民陪审员  宋建文 人民陪审员  赵功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郑文欢 书 记 员  庄培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第三十五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三十五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17页共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