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95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江元，男，1988年9月12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贵华，男，汉族，1965年12月24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红玉，女，汉族，1968年8月7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女，汉族，2000年8月24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汉族，2019年6月28日生，户籍地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法定代理人：袁某，身份信息同上，系孙某的母亲。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坤，云南东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陆良支公司，住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春光东路**。负责人：张洪周。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华芬，云南湛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江元因与被上诉人孙贵华、袁红玉、袁某、孙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陆良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6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江元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的比例计算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该事故30%的次要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项下赔偿110000元，超出的713711元，在商业第三者险中承担30%，即713711X30%=214113.3元。因上诉人车辆超载，保险公司具有10%的免赔率，上诉人只应承担次要责任30%中的10%，即214113.3X10%=21411.33元。因此，一审法院按交强险赔付后超出部分713711元的10%，判决上诉人承担71371元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收入证明、租房合同等，也未提供所租房屋的房产证，不能证明租房合同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死者在城镇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无事实依据。三、上诉人只承担10%的免赔率即21411.33元，而上诉人已支付47844元，上诉人请求返还26432.67元。被上诉人孙贵华、袁红玉、袁某、孙某答辩称，一、关于死者孙梓煊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认定问题。事实上，孙梓煊生前系陆良畅达物流有限公司职工，其自2017年4月5日起受聘于该公司至事故发生时一直为该公司从事货物运输业务，2018年12月5日19时24分许，其正在为公司运输玻璃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其生前一直租房居住在陆良丝绸厂生活区，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列举了陆良畅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收入证明、居住证明、租房证明、劳务合同、租房合同、房屋租金收款收据等证据予以证实，该组证据能够证实孙梓煊生前居住在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已有一年以上。因此，孙梓煊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孙梓煊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赔偿。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相关法律认定孙梓煊生前一直居住在城镇，且为他人从事于运输行业，不依赖于农业生产为自己的生活、消费来源，故依法可以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此外，尽管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对孙梓煊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赔偿提出异议，但其在一审判决之后并未提出上诉，其也认可一审法院对孙梓煊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赔偿的结果。二、一审法院将赔偿总额先减保险公司承担的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再按责任比例分担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将赔偿总额先减保险公司承担的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再按责任比例分担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三、关于本案责任划分承担比例问题，依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主要责任赔偿比例为60%-90%之间。本案中，孙梓煊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死者孙梓煊承担责任的比例为70%，也是适当的，且在一审庭审中，保险公司也同意按照70%来处理。四、对超过交强险的部分，即超出的713711元在商业第三者险中承担30%为214113.3元。因上诉人车辆超载保险公司具有10%的免赔率，上诉人只应承担次要责任30%中的10%为21411.33元。因此，一审法院按交强险赔付后超出部分713711元的10%，判决上诉人承担71371元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孙梓煊应该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以维持。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第一，我方认为一审判决的计算正确；第二，我方认为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正确，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审原告孙贵华、袁红玉、袁某、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10000元，超过交强险的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三者商业险范围内及被告高江元按事故责任比例的30%承担责任，即253029.75元，扣除已支付的47844元外，还应赔偿205185.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5日，孙梓煊驾驶云Ｄ×××**号东风牌重型普通货车载浮法玻璃由陆良县前往昆明，途中，孙梓煊驾车沿西石公路辅道由北向南行驶至石林县西石公路辅道天生关村附近路段时，所驾车辆车头部位与前方同向行驶的高江元驾驶的转向系、反光标识、车后部防护装置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云Ｄ×××**号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该车核定载质量16.04吨，发生事故时实载61.96吨）尾部相撞，造成孙梓煊当场死亡、两车及云Ｄ×××**号东风牌重型普通货车所载货物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石林县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梓煊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高江元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后，孙梓煊经法医检验：孙梓煊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孙梓煊死亡后，被告高江元支付给原告现金47844元作为丧葬费。另查明，被告高江元所驾驶的云Ｄ×××**号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系被告高江元所有，该车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保额为1000000元的三者商业险（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被告高江元在投保时在投保人声明上签过字确认免责事由。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双方具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责任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高江元所驾驶的云Ｄ×××**号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系被告高江元所有，该车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三者商业险（不计免赔），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期间。故原告主张的合法的经济损失，首先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进行分项赔付，赔付不足部分再由双方当事人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在交强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被告高江元承担30%的主张，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责任为主次责任，故其请求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被告高江元为事故车辆购买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因商业三者险系一种替代责任，在被告高江元投保有商业三者险的前提下，应由其承担的责任根据商业保险合同转嫁由保险公司承担，但因被告高江元超载驾驶，且在保险公司的声明上签过字，故可确认其已知悉免责事由，故按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在投保人超载之情形下，可免责10%，故保险公司在交强赔付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承担20%的赔偿额，由被告高江元自行承担10%的赔偿额，若仍有不足的，再由高江元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死者生前一直居住于城镇，且为他人从事于运输行业，已不依赖于农业生产为自己生活、消费的来源，故依法可以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故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予以支持；关于原、被告对丧葬费的争议问题，尽管丧葬费有法定标准，但在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后，由被告高江元已按当时的标准支付了47844元作为孙梓煊的安葬费，原告相关人员出具的收条也列明为丧葬费，且已履行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故被告已支付的丧葬费系双方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双方合意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强行法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再行调整，故原告主张的丧葬费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为47844元。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被告对该赔偿项目并无异议，仅认为其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不对，一审法院认为，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尽管本案的死者孙梓煊与孙某之母袁某同居之时因袁某未达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可证实原告孙某系孙梓煊与袁某同居时所生子女，故在被告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袁某、孙梓煊为孙某的法定抚养义务人，但原告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与本案孙某现居住、生活于农村的这一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精神，认为其计算标准依法据实仅能按农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82107元（9123元／年Ｘ18年÷2）；对于原告袁某，虽然系原告孙某的母亲，但因其没有与死者孙梓煊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双方之间并没有法定的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故对其因孙梓煊死亡提出的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处理交通事故的误工费、交通费6000元，虽未提交相应的交通费发票和误工人员的收入证明，但客观上必然产生相应的误工费、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支持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受害人作为原告的亲属，其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确实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但受害人的行为对形成此次事故存在重大过错，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0元。综上，原告的经济损失确认为：死亡赔偿金669760、丧葬费4784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2107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823711元。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孙贵华、袁红玉、孙某亲属孙梓煊在交通事故中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共计823711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陆良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110000元，交强险赔付后不足的713711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陆良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项下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2742.20元，被告高江元赔偿71371.10元，扣除已支付的47844元，实际被告高江元还应赔付23527.10元；二、驳回原告袁某的诉讼请求及原告孙贵华、袁红玉、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事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均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死亡赔偿金如何计算？2、孙贵华、袁红玉、孙某等主张的损失如何承担？争议焦点1：高江元及保险公司虽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孙贵华、袁红玉、孙某等一审时提交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收入证明、居住证明、租房证明、劳务合同书、租房合同、租房租金收款收据等能够证明死者孙梓煊生前长期在城镇居住及生活，故一审法院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费用，各方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不再评述并予以维持。争议焦点2：结合争议焦点1，孙贵华、袁红玉、孙某等的经济损失应为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478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2107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82371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交通事故认定高江元承担次要责任，高江元所驾驶的云Ｄ×××**号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三者险，故前述损失823711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剩余713711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30%，即214113.3元，但因高江元超载驾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应扣减10%的免赔率，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承担的金额为：192701.97元＝214113.3元-214113.3元×10%，剩余21411.33元由高江元赔偿，同时各方均同意本案中一并处理高江元垫付费用，故扣减高江元已垫付47844元，孙贵华、袁红玉、孙某应返还26432.67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计算错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6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陆良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贵华、袁红玉、孙某损失302701.97元；三、孙贵华、袁红玉、孙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江元26432.67元；四、驳回袁某的诉讼请求及孙贵华、袁红玉、孙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4378元，由高江元负担1313.4元，孙贵华、袁红玉、孙某负担306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杨章亮审判员 李 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李莹书记员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