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53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占军，男，1981年5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城区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国，内蒙古兴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园，女，汉族，农民，现住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城区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军，男，198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武，内蒙古富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占军、刘淑园因与被上诉人李艳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2民初第2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占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案由应认定为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审认定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不当；2、2011年双方约定的份养合同于2015年到期后，上诉人返还了母羊58只，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6只。3、2016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将自家绵羊寄养在上诉人家中，而非份养，因此不应按份养协议返还双倍的羊。刘淑园辩称：李占军与李艳军的交易是私下交易，我不知情，我也不同意出钱。刘淑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艳军对我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李占军与刘淑园在两次婚姻期间，双方没有共同生活且长期分居，只存在一个名义上的婚姻关系，这一点李艳军是明知的。涉案羊群的收入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案涉的标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外债，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与上诉人也并无任何关联，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给付义务。李占军辩称：对刘淑园的上诉没有意见。李艳军对二上诉人的辩解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艳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李占军2016年4月10日签订的《份养合同》。2、判令二被告按约定返还份养原告的母羊221只、羊羔32只（母羊1400元/只、羊羔600元/只，总价值约328600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李占军签订一份《份养合同》，约定份养原告绵羊58只（母羊47只、公羊1只、羊羔10只），份养周期是4年，以47只母羊为基数，到期后返还94只，羊羔保持原数。2015年5月14日，原告去二被告处拉羊，因多数母羊孕羔，二被告与原告口头协商，返还36只、羔羊10只，剩余58只母羊继续由二被告份养，延续《份养合同》的约定，至2019年5月14日到期，二被告再返还原告母羊116只。被告李占军承认原告和刘某拉走107只羊，其中李艳军的是58只大羊、10只小羊。刘某证实原告拉回大羊36只，羔羊10只，被告李占军还欠原告大羊58只。2016年4月10日，原告称与被告李占军签订第二份《份养合同》，被告份养原告绵羊92只（母羊60只、羊羔32只），份养周期仍然是四年（至2020年4月10日），到期后返还原告母羊120只，羊羔32只。被告不承认2016年收到的大羊60只、羔子10只、小羔子22只是份养，认为是寄养。原被告所做的合同只是“大羊60只、羔子10只、小羔子22只。2016年4月10日、2020年4月10日、李占军。”双方没有约定孳息的问题。2019年5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母绵羊116只，被告只同意返还36只。原告找二被告要求按合同返还其份养的绵羊，被告拖延至今未能返还原告的绵羊。原告称被告又明确告知其份养绵羊都卖了，无法返还。因被告不履行合同，判令二被告返还第一份《份养合同》约定的116只大绵羊；以60只母羊为基数按每年增加母羊15只，羊羔保持原数按约定计算，返还大绵羊105只、羊羔32只。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刘淑园和被告李占军虽然两次离婚，但其份养羊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李艳军和被告李占军形成了委托理财关系。原、被告均认可2015年原告和刘某从被告处拉走份养的羊是107只，刘某证实：原告拉走份养的母羊是36只，羔羊是10只，被告还应返还原告58只，按份养合同约定，被告在2019年5月应当按合同约定返还原告份养的大绵羊116只。在2016年4月10日原告又将92只羊交给被告，合同没有约定是份养但按合同分析应当认定该份合同是份养合同，合同到期是2020年的4月10日。被告由于将绵羊全部卖掉，致使原告份养绵羊的目的不能实现，被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原告应当按约定返还原告份养三年的数额。同时按年计算原告应当每年返还原告份养的羊数是15只，被告应当返还原告45只大绵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被告将份养的绵羊全部处理，没有和原告商量，也没有将款项转交给原告，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要求其按合同约定返还份养的绵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李占军份养绵羊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份养绵羊是为了家庭的生活，原告要求被告刘淑园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占军、刘淑园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李艳军大绵羊116只。二、被告李占军、刘淑园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大绵羊105只，绵羊羔子10只、小绵羊羔子22只。二审中，李占军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盘一张，用以证明案外人刘某在一审期间出具的书面证明内容不属实，李艳军在2016年拉走母羊58只。李艳军质证称，该证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应予以采信；刘淑园质证称，不清楚录音光盘的事。经审查，该证据无法证明李占军要证明的内容，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1年，李占军与李艳军签订《份养合同》，一份,约定份养原告绵羊58只（母羊47只、公羊1只、羊羔10只），份养周期是4年，以47只母羊为基数，到期后返还94只，羊羔保持原数，2015年5月14日返还羊群。2015年5月14日，李艳军到李占军处拉羊，因多数母羊孕羔，李占军与李艳军口头协商，返还大羊58只、羔羊10只，剩余36只母羊继续由李占军份养，延续《份养合同》的约定，至2019年5月14日到期，二被告再返还原告母羊72只。2016年4月10日，李占军到李艳军家中，将其家中羊群拉走，并留下“大羊60只、羔子10只、小羔子22只。2016年4月10日、2020年4月10日、李占军。”的字据。刘淑园与李占军于2009年12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6月27日协议离婚；于2016年9月27日登记复婚，于2018年5月21日协议离婚。本院认为，李艳军与李志军二人于2011年签订的《份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该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李艳军主张自己于2015年5月14日，在李占军家中拉走大羊36只，羊羔10只，提交了案外人刘某的书面材料一份予以证明。因刘某本人未能出庭作证，李艳军本人亦认可该书面材料系自己书写，刘某仅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故本院对该书面材料不予采信。李占军自认已交付李艳军大羊58只，羊羔10只，剩母羊36只，本院对其自认予以采信。李占军主张2015年5月14日后，双方就剩余的母羊仅形成寄养协议，未形成份养协议，但根据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能够推定剩余的36只绵羊延续了之前的份养合同，故李占军应按合同约定返还李艳军大绵羊72只。李占军主张自己于2016年4月10日在李艳军家中拉走羊群的行为，属于寄养，但其留下的收据上注明了“2016年4月10日、2020年4月10日”，其约定的时间为4年，与之前签订的《份养协议》时间一致，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协议仍为份养协议并无不当。现李艳军称李占军已经将绵羊卖掉，构成根本违约，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李占军亦称涉案绵羊仍在自家羊圈内饲养，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均应按原有协议履行。李占军几次份养绵羊的时间，均在与刘淑园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李占军本身以养羊为业，饲养绵羊获取收入亦是用于维持家庭生活，刘淑园称自己不应承担给付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占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2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二、李占军、刘淑园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李艳军大绵羊72只。三、驳回李艳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14.5元，保全费2195元由刘淑园、李占军承担3353元，由李艳军承担195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43.50元，由李占军承担1158元，由刘淑园承担4272.5元，由李艳军承担39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晓东审判员 王旭文审判员 张欢欢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魏 乐书记员 王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