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12民初3337号 原告：罗某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剑军，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培胜，广西金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刚，该公司员工。 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某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清蓉，该公司员工。 被告：于某暄。 被告：于某疆。 原告罗某伟与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益公司）、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于某疆、于某暄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某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韦剑军，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培胜、肖某刚，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婷、胡清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于某疆、于某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缺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某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桂林市临桂区房屋归原告所有；2、判决停止对位于桂林市临桂区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该房屋的查封；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10月16日，原告罗某伟与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以下简称和益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和益分公司所有的位于桂林市临桂区房屋，房屋的总价款为75000元人民币。2006年，原告分四次性向和益分公司指定的邓天雄账户存入购房款合计75000元，同年10月16日原告向和益分公司支付了购房契税、维修基金、配套费现金合计5325元。原告支付完以上款项后，和益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上述款项的收款凭据。2008年，和益分公司向原告交付房屋，原告接收房屋后委托邓亚萍对该房屋进行出租，并按时交纳水电费及物业费，但由于和益分公司的原因，该公司至今没有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证书。2018年12月21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向桂林市临桂区房屋住户发出执行通知，原告才知道其购买的位于桂林市临桂区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原告随后向临桂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临桂法院以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天雄收取原告购房款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购房款未进入和益公司的帐户，原告无法证明其交了购房款及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为由作出（2019）桂0312执异7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认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桂市民初字第306号生效判决书确认了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天雄收取购房款的银行卡是公司使用，售房款和融资款均使用邓天雄个人账户开展业务，邓天雄收取购房款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事实，因此，原告存入邓天雄个人账户的75000元应当视为原告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义务的行为。另外，原告接收房屋后委托邓亚萍将该房屋对外出租，承租人在该房屋从事经营活动及交纳物业费、水电费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合法占有了该房屋。本案中，被告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或者否定原告与和益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的合法性，没有证据否认原告因出租该房屋所形成的事实占有的情况下，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原告依法应享有排除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位于桂林市临桂区房屋的权利。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辩称，罗某伟提出的理由为：其已经交付G1栋1单元2层2号房屋的全部房款，已经占有房屋并使用（出租），广西和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然没有为其办理房产证，过错不是其造成的，是和益公司造成，且其认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市民初字第306号判决书确认了邓天雄个人收取的款项是购房款和融资款，在本案中其提供的邓天雄个人的转账回执就是购房款。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所述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是不能成立。一、罗某伟所提出的诉请及提供的证据并不符合最高院对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理由如下：1、合同付款方式与实际不符合，在合同签定日之前已付完款项，但合同仍约定在2006年10月底前付清，自相矛盾合同真实性存在疑问。2、所有款项为现金存入邓天雄账户，无法证明是罗某伟所存，也无法证明该款项为购买该房的房款。罗某伟也没有证据证明邓天雄收取的该笔钱是购房款且把该笔款项存入公司。3、罗某伟也没有提供相关的完税证明，且从罗某伟在执行阶段提供的邓天雄出具的关于碧水山庄在某一时段房屋销售实际情况的说明里，已经清楚的说明是由于被执行广西和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罗某伟已经交款完毕，在法律上却不能保证房产权利，应该是罗某伟与和益公司的纠纷，罗某伟可通过其他法律诉讼解决，与本案执行无关。故罗某伟所提供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占有房屋不具有合法有效性。4、罗某伟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收费收据并不代表被答辩人罗某伟是合法占有房屋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罗某伟对其真实性存在疑问，这是由于和益公司内部存在着经济纠纷，罗某伟存在强行占有房屋的情况。5、我方作为债权人，合法诉请自己的债权，经过法律手段查封和益公司所有的房屋，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让其立刻还款，和益公司却与罗某伟串通好把房屋出售。合同约定在签订合同后30天之内要进行合同备案登记，合同还约定在2007年交房后的200天之内要办理得房产证，但是一直没有办理合同备案，也没有办理房产证，罗某伟应该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意识,如果因为此事有相应的损失，也应该与和益公司之间去解决，而不是对抗作为善意的我方。再者法院成功办理了涉案房屋查封登记手续，要求和益公司返还欠款，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被当事人并没有依法登记，但是法院已经成功查封了涉案房屋，属于合法行为，没有任何法律瑕疵。依据《民法通则》的法律规定，我方作为善意第三人有权查封该房屋，并在和益公司不还款的情况下，变卖抵押物优先获得偿还款项。6、本案中我方强烈要求罗某伟提供合同签订当时交款给和益公司的银行清单或银行回执，因为我方有理由怀疑是和益公司防止被查封的房子被法院拍卖，而与罗某伟串通搞假的房屋买卖，故不能只凭收款收据来证明其已经支付房款。且其提供是邓天雄的银行回执，其中有银行回执是在2006年10月16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即2006年4月8日、2006年3月31日、2006年10月12日、2006年8月22日就有了银行转账记录，这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如果是罗某伟转款，在银行回执上应该有罗某伟的银行账号、姓名和邓天雄的银行账号和邓天雄的姓名，但是我们只看见邓天雄的银行账号和邓天雄的姓名，所以该银行回执不能证明罗某伟有转款给和益公司。假设罗某伟是存现金，那罗某伟应该提供取款证明。7、罗某伟认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市民初字第306号判决书、广西高院（2015）桂民申字第236号民事裁定书、桂林中院（2015）桂市民四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认可邓天雄的银行账号收取的款项就是购房款是错误的，这几份判决书于本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性，且不能证明罗某伟的证明目的，更加不能证明罗某伟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二、罗某伟没有在房产局进行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和预登记通知单后，在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30日内，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项目管辖范围的房产交易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起30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罗某伟连最基本的合同备案都没有，其在本案中签订的所谓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有效性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其有什么权利来主张物权，来提执行异议之诉？其提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都有问题的。三、罗某伟没有在房产局进行预告登记。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二十条：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很明显罗某伟也不符合预告登记的条件，也不符合物权法关于物权的规定。四、罗某伟没有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证是购房者通过交易，取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可依法对所购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证件即《房屋所有权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此可知，罗某伟在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获得物权法认定的物权，由凭什么能说房子是其所有的。五、关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宜在本案中主张，原告应当另行起诉确权官司，如果原告一定要在本案中确认，请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依法驳回。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罗某伟的执行异议之诉。 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原告未实际交付购房款给答辩人、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虚假合同。原告提供的证据银行凭证，全部为存款或汇款进邓天雄账户的凭证，只能证明案外人邓天雄账户收款的事实。首先该凭证上未写明存款人或汇款人的姓名以及款项用途，因此不能证明该款为原告作为缴纳诉争房产的房款所存（也可能是其他人存的或是邓天雄自己存的款也未可知）。希望法院对此进行调查，以查明事实真相。而且，四张邓天雄的银行个人业务凭条都是在临桂办理的，原告罗某伟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柳州的人，为何要跑到临桂来办理存款手续而不是直接到银行转账呢？而且到临桂办理完后又不马上到答辩人和益公司索取收款收据。签订购房合同以确认自己交款的事实、保障自己的权利？按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最后一次存款是2006年10月12日，但是邓亚萍开具收据的时间及合同签订时间都是2006年10月16日，而在2006年4月8日、2006年3月31日、2006年8月22日、2006年10月12日原告既然可以多次跑到临桂来存钱，却不到也在临桂的和益公司开具收据及签订合同以尽快确权？这样违背常理的操作方式，不得不令人质疑原告缴款的真实性。而且，原告自诉配套费2700元（与合同约定的配套费不一致）、契税1125元、房维金1500元共5325元是现金缴款，但是答辩人财务账上至今也未有收到该笔款项。其次，如果上述款项为原告存给邓天雄，也只能证明原告与邓天雄之间有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该款项是原告付给答辩人和益该公司的购房款，两者没有交付房款的必然关系，原告并不能证实这些款项是自己作为交付房款的资金。原告提供的凭证上邓天雄的账户并不是和益公司指定的收款转户，而且邓天雄在（2011）桂民二终字第29号《法庭审理笔录》中说“只有我转入公司的钱才是公司的钱，没有转入公司账户上的都是我个人的钱。”，因此不能依据原告提供的邓天雄的存款或汇款凭证就认定为原告交购房款。而且该付款方式及收款收据开具都违背房地产交易的一般付款习惯。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收据”，收据中“经手人”为邓亚萍，她当时并非和益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具备收受房款、开具收据的职能。答辩人和益公司的账上从未收到“收据”所示的款项（购房款）。答辩人当时的财务专用章及公章均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的邓天雄一手掌控，其个人意志可以超控整个项目购房流程。且从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书》可见，G1-1-202号房的租赁合同都是邓亚萍代罗某伟签订，甚至连收租金的人都是邓亚萍，原告从未实际占有并管理该房，租金也不是进入原告账户，如果诉争房产是原告的资产，这样的做法情理不通，也违背一般房屋租赁市场的交易习惯。这就说明该房的实际占有人为邓亚萍夫妇。因此，该“收据”为邓天雄、邓亚萍夫妇恶意串通、虚开收据所为，其目的就是为侵吞和益公司财产。该“收据”应从证据中排除。从以上答辩可以看出，原告未实际交付购房款给答辩人、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为虚假合同，是邓天雄、邓亚萍一手炮制的虚假购房手续，其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侵吞公司资产。二、原告在G1-1-202号房查封之前并未合法占有该房屋。原告未提供G1-1-202号房在查封前已被原告占有，也未提供与物业公司或者和益公司出具的合法交房手续等证据。1、根据原告提供的三份《房屋租赁合同书》可见，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6年5月1日，诉争房屋被查封时间为2006年4月份。2、G1-1-202号房从2016年到2018年的租赁合同都是邓亚萍代原告签订的，合同书中所留甲方联系电话均为邓亚萍的电话，就连租金也都是转入邓亚萍的账户。原告只是挂个名，从未对被执行房屋进行管理、收取房租，如果原告是实际业主，为何房租不是转入自己的账户？而是多此一举转入邓亚萍账户？因此该房屋不是原告实际占有而是邓亚萍实际占有，且是非法的。3、根据国务院于2008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按本办法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房人”，但是至今原告也未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未提供正式的交房接受单，所以该涉案被执行房产为原告非法占有。结合原告与时任法定代表人的邓天雄（邓亚萍的丈夫）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当时并非财务人员的邓亚萍出具的收款收据，和邓天雄的取款凭证，及邓亚萍管理房屋及收取该房租金的事实，答辩人有理由怀疑，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G1-1-202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邓天雄、邓亚萍夫妇利用原告之名，办理一系列虚假购房手续，以将该房据为己有的虚假合同。三、G1-1-202号房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过错在原告。以上答辩已证明原告并未实际交付房款，购房合同为虚假合同，且非法占有该房屋。即使按正常购房业主来说，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的责任也不在答辩人。从2006年到2012年期间，答辩人与碧水山庄业主所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基本做到第一时间到房产管理所办理备案手续。且至2015年，碧水山庄小区业主多数已办理好房产证。事实上在2003年至2012年6月期间，和益公司为194户购房业主办理了房屋预售登记，至2015年，已为95户业主办理房产证。2012年7月1日答辩人为帮助购房业主尽快办理房产证，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通知碧水山庄业主购房合同等资料到“碧水山庄”物业办公室，以便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原告至今未向答辩人提供任何其购买碧水山庄G1-1-202号房办理产权登记的相关资料，甚至连购房应缴纳的契税都未缴纳（由购房人拿购房合同到税务部门缴纳）以及未缴纳公共维修金金等费用。原告在有条件、有时间的情况下，怠于行使权利，长时间未提交资料办理房屋登记手续，诉争的房屋至今仍在答辩人名下，是原告人为使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存在明显的过错，且过错的责任在原告而非答辩人。对于原告而言，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如果有效，按照该合同附件六约定，“买受人在收到出卖人办理该商品房屋产权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到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领取办理产权资料。如买受人没有按照上述约定时间到本公司领取办理产权资料的，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自负”。答辩人和益公司已于2012年7月1日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的公告，按合同约定该后果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第3款“买受人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及未缴纳相关费用的，造成办理产权证延误，责任由买受人承担。”。原告从未提交办证资料，即使合同有效，按合同约定，产权证未能办理的过错责任也在原告。四、G1-1-202号房目前处于出租状态，因此该房不是原告用于居住且原告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该涉案被执行房产目前的状况是出租状态，说明不是原告用于居住的唯一房产，而且原告也未提供没有其他住房的证明。综上所述，原告所提的执行异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二十九条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被告于某疆、于某暄未作答辩，也未出庭参加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就答辩、举证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于某疆、于某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与本案原、被告双方诉辩事由及本案事实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执行的（2017）桂0202执1975号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与和广西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诉讼保全阶段以（2016）桂0202民初34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查封了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广西临桂碧水山庄的房产353套【实际查封76套】，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的G1幢1单元2层2号房屋。在执行过程中，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桂执协13号《协调决定书》，将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执行的（2017）桂0202执1975号案件指定由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原告对法院查封的G1幢1单元2层2号房屋，认为自己已购买并使用，请求法院解除查封。 2019年7月25日，本院作出（2019）桂0312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2006年10月16日罗某伟与和益公司于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罗某伟向和益公司购买碧水山庄G1栋1单元2层2号房屋，房价7.5万元，该合同没有到有关的房屋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在交购房款方面，除了开具的收款收据外，没有提供银行转款凭证。提供的邓天雄的四张银行交易凭证，只是邓天雄的个人行为，证明不了与案外人有关联，也没有开具购房税务发票及房屋维修基金的正式发票。现被执行人和益公司也没有认可该笔该房款进了公司账户，案外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交了购房款。在房屋占有方面，邓亚萍代签了两份、李庚代邓亚萍签的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案外人本人没有将房屋租出去，也没有提供收取租金的收款单据和银行转款凭证，房屋是否实际租出去，租金是谁收取，《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履行，无证据证明，因此，案外人不能证明其对G1栋1单元2层2号房屋的合法占有。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案外人罗某伟的异议请求。 2006年10月16日原告与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向和益公司购买临桂区世纪大道碧水山庄G1幢1单元2层2号房（房屋建筑面积49.48平方米，商品房用途为住宅），房款为75000元，原告在买受人栏签名捺手印，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签在出卖人栏加盖公章，原告提供其于2006年3月31日10000元、2006年4月8日25000元、2006年8月22日10000元及2006年10月12日30000元与邓天雄的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2006年10月16日和益公司向原告出具G1-202#房购房款75000元、契税1125元、房维金1500元、配套费2700元，共计80325元《收据》（加盖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签财务专用章）。 2016年5月1日原告与马东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租期从2016年5月1日到2017年5月1日；2017年5月1日原告与孙启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租期从2017年5月1日到2018年4月30日；2018年9月8日原告与高宏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租期从2018年9月10日到2019年9月10日。 另审理查明，2005年9月30日，被告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获颁发编号：临房预售字××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07年5月20日，涉案房屋通过五方竣工验收。 2012年7月1日，被告和益公司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的公告“我公司开发的临桂碧水山庄目前已开始为各位业主办理产权登记，请各位业主于即日起至2012年7月30日期间，持身份证、户口本、购房合同、购房发票（或收据）及物业手续等资料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到碧水山庄物业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以便为您办理产权登记”。涉案房屋仍登记在被告和益公司桂林市临桂分公司的证上（临房权证临桂镇字第××号）。 本院认为，一、原告诉请“判决确认桂林市临桂区房屋归原告所有”。本案中，涉案的房屋没有到有关的房屋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亦未办理物权转移登记，被告和益公司2012年7月1日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的公告，通知购买人办理产权证，原告没有联系出卖人，关心自己房屋是否备案或者办证，不符合常理，也未能提供其向被告和益公司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材料和相关部门收取其税票、房屋维修基金、发票、配套费的发票予以证实，涉案房屋没有到相关部门办理物权登记，过错责任在于原告。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房屋租赁合同书》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合同合法有效，房款已付清并实际占有等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院认定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虽对该买卖合同关系及房款交付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仅仅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银行凭证等，只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并非物权，涉案房屋物权仍然登记在被告和益公司名下，原告证明不了涉案房屋物权已经变更登记在其名下，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综上，原告的该项请求不符合上述规定，对将涉案房屋确认为其所有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原告诉请“判决停止对位于桂林市临桂区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该房屋的查封”。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如果被执行财产不属于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之上拥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关于原告是否对临桂区世纪大道碧水山庄Ｇ1栋1单元2层2号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本案认定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原告对Ｇ1栋1单元2层2号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㈠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㈡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㈢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㈣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该规定是不动产买受人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形。依据该规定，购买的案涉房屋虽然符合第㈠、㈢二种情形，但是不符合第㈡、㈣中情形，故原告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1.因书面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10月16日，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执行裁定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故原告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2.原告与被告和益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第三项“买受人未能在约定时间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及未缴纳相关费用的，造成办理产权证延误，责任由买受人承担”。原告亦未能向本院提供“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及缴纳相关费用”的凭证。被告和益公司于2012年7月1日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的通知”的公告，原告亦未能向本院提交其申请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故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出卖人的原因。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全部条件，不能依据该条规定享有排除执行的物权期待权。（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㈠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㈡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㈢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规定是房屋消费者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形。本案中，虽然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并已支付全部房款，但是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所购房屋用于居住，而是将案涉的房屋用于出租他人，获取租金，故原告也不能依据该条规定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被告经于某暄、于某疆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对其造成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当。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某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原告罗某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675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石 剑 人民陪审员  秦玉琼 人民陪审员  何永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韦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