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10643号原告:罗锦伦，男，汉族，1958年10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龙门县，委托代理人：何晓筠，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龙钊，男，汉族，1973年6月9日出生，住海南省定安县，委托代理人：陈柳勇，广东深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罗锦伦诉被告黄龙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黄龙钊于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被告黄龙钊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0月21日、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锦伦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晓筠、被告黄龙钊的委托代理人陈柳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锦伦起诉时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120853元及利息（利息以实际欠款金额120853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为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9668.24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12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12月3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原告120853元，并承诺于2019年4月30日前清偿上述款项，否则按约向原告支付利息及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全部费用，上述期限届满后，被告未能按约还款，后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仍不还款。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主张案涉《欠条》的120853元的组成部分有30000元现金借款，90853元的饭堂承包款，当时被告组织员工在原告承包的工业园饭堂长期用餐，按月结算，后因被告工厂倒闭后尚欠90853元的款项未付，经原告多次催收后，被告连同之前的30000元借款出具了案涉的《欠条》给原告。因原告的诉请涉及两个法律关系，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以合同纠纷主张，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支付餐费90853元及利息（以9085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12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黄龙钊答辩称，1.截至2016年2月5日，被告认为就伙食款项只欠原告3000元，被告于是通过其妻子熊联耀的银行账户支付了3000元给原告，至此不再欠原告伙食款项，原告经营的饭堂是在工业园内，不仅服务被告一家，还有一家负责人叫郑明的公司也有用餐，郑明的公司与被告有业务上的往来，也欠了被告的货款，所以被告一直委托郑明与原告对伙食费进行结算，在被告2016年2月5日支付原告最后一笔款3000元之前，郑明还代被告支付了4000元作为伙食费，郑明告知被告只欠原告伙食费3000元，故被告就根据郑明的意见支付了原告伙食费3000元；2.2016年2月5日之后，直到本案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之前，此间原告未就此伙食款项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因此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伙食款项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3.即便是被告2018年12月31日签署的欠条，也仅是按被告2015年2月9日的借款计算利息再计算利息即复利所得，且是根据原告的表述所写，所表达的意思与字里行间都完全没有涉及到伙食款项的事宜，计算的结果与伙食款项也没有任何关联与联系，同时被告及其妻子当时是在原告带了好几个人威逼之下，不签就不准离开，一直延续到午夜11点多，被告才迫不得已签下欠条，所以此欠条无论是计算结果还是签署方式都是违法的，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提交了2018年12月31日《欠条》，内容为：今本人黄龙钊欠罗锦伦120853元，于2019年1月份还款60000元，剩余60853元在2019年4月份还完，本欠条自动作废，如四月份未还清，以每月3000元利息计算到还清为止，之前单据一并作废。欠款人落款处有被告的签名、捺印，原告在《欠条》底部备注“同意”，并签名、捺印。被告确认《欠条》系其所签，但抗辩称系受原告逼迫所签，该金额系根据被告于2015年2月9日向原告借款的30000元利滚利而来，利息已远超合法范围，120853元该数额系原告计算得出，被告不清楚如何计算得出。原告提交了2015年2月9日《借条》，载明黄龙钊向罗锦伦借款30000元，定于2015年3月28日至4月5日前还清。被告对该《借条》真实性确认，但主张已在2018年12月31日还款5000元，剩余25000元借款未还，为此提交了转账凭证佐证。原告提交了餐费统计及部分月份用餐明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的妻子熊联耀与原告间的转账记录，主张《欠条》中的120853元款项，其中30000元为借款，剩余的90853元系餐费，被告曾组织其公司员工在原告承包的工业园饭堂用餐，早餐2元、午餐10元，没有提供晚餐，员工用餐是12元一天，管理人员用餐17元一天，每月对账单都是被告的文员自己统计出来，由被告的妻子核实后再打印出来给原告，原告确认数额后在对账单上签字，对账单上有被告的文员莫丽柳、王靖芳签字，被告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不定期支付餐费，如果被告支付了餐费，原告就会把对账单给回被告，《欠条》上的90853元是被告自己核算书写的，故与实际核算的金额不一致。其中2015年4月、5月的用餐明细上有莫丽柳的签字确认，金额分别为20799元、15725元。原告庭审时明确其诉请的是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餐费，各月餐费分别为：2014年12月15724元、2015年1月13905元、2015年2月3975元、2015年3月20045元、2015年4月20799元、2015年5月15725元，共计90173元。被告认为餐费统计及用餐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签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原件核对，内容亦与本案无关，故对该两组证据不予认可，对熊联耀与原告的转账记录予以认可。被告庭审后提交了《“供应商罗锦伦”对账明细》、平安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收据》、《收条》，主张被告实际未支付的餐费为13639元，被告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被告应付原告餐费为137612元，后被告通过其自己支付、其妻子熊联耀转账、郑明代付的方式已向原告支付了123973元，只剩余13639元未付。“《“供应商罗锦伦”对账明细》上载明2014年10月应付金额11123元+785+1000（三月）工资，已付金额12908元（黄，15年6月3日），累计欠数一栏有“熊”的签名并标注“/”，罗锦伦在最后备注一栏签名确认；2014年11月应付12304元、2014年12月应付15724元、2015年1月应付13120元、2015年2月应付3975元、2015年3月应付20045元、2015年4月应付20799元、2015年5月应付15725元、2015年6月应付11355元、2015年7月应付10215元、2015年8月应付3310元、2015年9月应付3950元、2015年10月应付2720元、2015年11月应付2510元、2015年12月应付1860元，合计137612元。平安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记载的付款方均系熊联耀，收款方系罗锦伦，转账情况分别为：2015年4月7日转账5493元、2015年4月16日转账6470元、2015年4月30日转账35500元、2016年2月5日转账3000元。2015年12月13日、12月31日、2016年2月2日、2月5日的《收据》系东莞市谢岗嘉福膳食公司出具，经手人为“罗”，2015年12月13日《收据》（编号042384）记载收到10月份伙食费3500元、2015年12月31日《收据》（编号042389）记载收到黄老板11月份伙食费1800元、2016年2月2日《收据》（编号042400）记载收到黄老板交来12月份伙食费1800元、2016年2月5日《收据》（编号083782）记载收到黄老板3000元；其余《收据》系罗锦伦出具，2015年10月17日《收据》（编号0062242）记载收到黄老板8月份伙食费3310元、2015年10月17日《收据》（编号0062243）记载收到黄老板交来9月份伙食费3950元、2015年9月21日《收据》（编号0062238）记载收到黄老板交来伙食费5200元、2015年8月25日《收据》（编号0062235）记载收到黄老板交来伙食费2800元。《收条》记载罗锦伦收到黄总付工资20000元。上述证据显示的共计付款金额为95873元。原告质证认为2015年2月31日《收据》（编号042389）系2013年12月31日出具，支付的系2013年11月份的伙食费，故与本案诉请无关；2016年2月5日《收据》（编号083782）未载明系支付伙食费，实际上该款项系被告用于归还原告的部分借款，与本案诉请无关；剩余6张《收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主张该6张《收据》共计金额20560元已经在在2018年12月31日对账时进行了扣减，故原告在本案并未主张；对于《收条》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主张该2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归还的借款，之前被告曾向原告借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该20000元并非伙食费。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前述证据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尚欠原告餐费的具体金额以及原告诉请餐费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是否支付律师费。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被告尚欠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的餐费90853元没有支付，则原告需对其主张进行举证。原告主张与被告于2018年10月31日对双方之间的借款及餐费进行结算后，被告出具了案涉《欠条》，但《欠条》仅载明欠款120853元，并未明确款项性质，无法直接证明被告尚欠伙食费90853元，且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故原告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原告提交的餐费统计、用餐明细显示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期间共发生餐费209306元，但该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除2015年4月份、5月份用餐明细有被告员工签名外，其余均无被告确认，无法体现每月用餐费用，故本院以被告提交的《“供应商罗锦伦”对账明细》中被告所确认的用餐费用为准，从《“供应商罗锦伦”对账明细》记载的用餐明细统计，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被告用餐费用共计150520元，对于前述期间以外的餐费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了2015年4月7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的平安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收据》、《收条》以证明其支付餐费情况。其中，原告主张2016年2月5日《收据》（编号083782）的3000元系被告向原告个人偿还的借款，但该《收据》上盖的系“东莞市谢岗嘉福膳食公司”，与其他载明支付伙食费的《收据》上盖的章一致，故本院采信被告主张，认定该3000元系用于支付伙食费；《收条》上仅载明原告“收到黄总付工资20000元”，没有显示系支付餐费，原告主张因被告之前向原告借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该20000元系用于偿还该款项，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认定该20000元并非用于支付餐费；《“供应商罗锦伦”对账明细》显示2014年10月份餐费被告已于2015年3月6日结清，均在被告提交的前述证据发生日期之前，故本院认定被告已支付了2014年10月份餐费12908元。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前述费用已于2018年12月31日对账时扣减，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共向原告支付餐费88781元，剩余未付餐费61739元。《欠条》约定被告应于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款项，逾期需按每月3000元（相当于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全部清偿之日止，被告作为付款义务一方，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支付剩余餐费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餐费61739元及从2019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全部餐费付清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2018年10月31日之前未对餐费进行结算，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餐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关于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现无证据显示双方约定被告应承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12000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本院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黄龙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罗锦伦支付餐费61739元及利息（利息以61739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全部餐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罗锦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1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龙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朱     畅审  判  员 周  淑  君人民陪审员人 民陪审员陈炳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吴  珮  君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