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90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纪伟，男，197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夫纯，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海生，男，197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传斌,山东沂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超超，男，198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罗庄区。 上诉人刘纪伟因与被上诉人虞海生、吴超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4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纪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夫纯，被上诉人虞海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传斌，被上诉人吴超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纪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刘纪伟不承担给付石粉款连带责任；2.一、二审诉讼等费用由虞海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纪伟认为，刘纪伟偶然仅受朋友吴超超之托，临时提供临商银行卡号代其收取货款，并随即交付给了吴超超，期间并无任何获利，且，虞海生自始至终对刘纪伟代收货款事实明知，吴超超自始至终并未获得过刘纪伟账户的支配权，刘纪伟行为不应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出租出借账户”，刘纪伟不应承担责任，具体论述如下：一、本案刘纪伟“受托用本人账号代收他人货款”行为，明显不属司法解释规定的“出租、出借银行结算帐户”行为。两者貌似相同，但却存在本质区别，即：“借用（委托）人是否实际获得”案涉账户的“支配权”。首先，“用自己账号偶然代他人收款”行为，属于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委托代理行为”，该行为一般不需转移账户信息（账号、密码及介质）的控制权，代理人一般主动参与收、取款过程，根据货币“谁持有谁享有所有权”之特性，代理人立即享有经流钱款的所有权、自由支配权，委托人自始至终未能获得案涉账户的“实际支配权”，且一般此种情形属偶然行为，并非长期“出租、出借账户”甚至以此获利。其次，法律意义上的“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行为系明确将自己账户信息（账号、密码及介质）交由他人掌控、管理，借用人实际获得了“银行结算账户”的实际支配权（包括直接支配和间接支配），出借人一般消极而不主动参与收、取款过程，出借人一般不能获得账户经流款项的自由支配权，且因介质一般在借用人处，而未获货币所有权。本案中，虞海生首先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刘纪伟与吴超超系合伙关系的证据，且莒南、兰山法院前后两案均对其主张之“刘纪伟与吴超超系合伙关系”未予认定。事实上，刘纪伟与吴超超系好友关系，因吴超超名下并无虞海生所要求其接收转账用的“临商银行”卡，才求助于刘纪伟，刘纪伟作为朋友临时帮忙，而使用自己的“临商银行”卡帮忙代收该笔货款，并随即将全款给付吴超超。如从法律上评价该行为，刘纪伟确系受吴超超委托，而作为其代理人代收货款（事后也随即将该款转交给吴超超），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代理人损害本人利益”诸种情形，刘纪伟一般不承担责任。且，吴超超在刘纪伟代收货款行为的始终，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吴超超获得过刘纪伟名下银行账户的“间接支配”（借用人通过指示出借人随时操作资金），也无证据证实吴超超获得刘纪伟名下银行账户的“直接支配”（借用人不用经过出借人即可使用账户），更不存在刘纪伟与吴超超“共同支配”账户。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由他人代付、代收货款情形非常普遍，本案查明事实部分即明确载明，虞海生就是使用了“亲属马永辉的临商银行账户（账号：6230××××4271）”转款33万元。如按虞海生主张的逻辑，根据《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该行为也属法律禁止的“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亦应按法律规定承担行政、民事责任，而事实上该马某行为并未受任何追究。因此，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法庭无疑应明确区分“偶然代他人收货款”和法律意义上的“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严格区分认定最高院1991年“批复”适用情形，对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代收货款行为，准确分情形适用法律，力戒机械适用。二、最高人民法院《“出借账户”批复》中，并无任何“连带责任”之规定，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适用法律。民法连带责任的产生，须有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没有约定或法定情形的，法院判决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须持谨慎保守态度。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1991年）全文中，并无任何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需要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如果只要使用了他人银行账户，就不问缘由、不分情况都要承担民事责任显然不公。一审判决虞海生对吴超超“买卖合同石粉款27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该1991年9月27日《批复》，是最高院对江苏省高院《关于如何确定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民事责任的请示》的答复，但在1995年江苏省高院《经济审判会议纪要》又对此批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即：第116条规定，“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应区别对待。如果出借人仅是将自己的银行帐户供他人办理转帐，当借用人与第三人发生纠纷时，出借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出借人利用出借帐户的便利，占用他人资金，应承担返还占用资金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出借人无力偿还，由借用人偿还；如果出借人与借用人合谋，利用帐户套用第三人资金的，出借人应与借用人共同承担返还资金和赔偿损失的责任”。江苏省高院《经济审判会议纪要》的详细规定，系区分具体情形适用法律，既可免除单纯出借账户，未取得非法所得的出借人的责任，为经济便利保驾护航；又能同时打击“出借账户赚取非法利益”，一箭双雕。三、合同相对性不能突破，本案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等纠纷。1、刘纪伟不是石粉买卖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明确查明，2017年7月5日，虞海生与吴超超签订《石粉转让协议》，既然法庭审理之案由既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该买卖合同之权利义务应在虞海生与吴超超之间产生。本案刘纪伟绝非买卖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石粉款27万元”返还责任。2、退一步讲，“账户出租、出借”行为有效，因此产生的纠纷不宜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处理，应另行起诉。首先，“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行为有效。理由如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确定的规范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法律依据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无“部门规章”。因此，作为部门规章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载明的“禁止出租出借账户”，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退一步讲，从法律保护、活跃经济发展、不轻易认定无效的原则看，上述“禁止性规定”也属“管理性”强制规定，因此，出借银行账户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当予以确认，即：出租、出借账户行为有效。其次，因账户出租、出借行为而产生之纠纷，显属另外案由。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账户出租、出借”行为产生之纠纷，不宜合并至买卖合同纠纷中审理，否则造成案由杂糅，极易导致案件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告知当事人就该纠纷另行起诉。综上，仅仅因朋友买卖石粉无对方指定之“临商银行”卡，刘纪伟才临时帮忙，使用自己名下“临商银行”卡，受托代其收取了石粉货款，并随即将该款交付了吴超超，其中刘纪伟并无任何获利，吴超超也从未获得该涉案账户的支配权，刘纪伟行为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如法庭不分情况、无论缘由而简单草率认定属于法律规定的“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明显违反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显然对刘纪伟不公。况且《最高院“出借账户”批复》并未明确规定“连带责任”，在无明确法律依据、且刘纪伟与虞海生、吴超超均无明确约定情况下，法庭不应违反生活常识让刘纪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因“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行为有效，因该行为产生纠纷应当另行处理，而不宜与买卖合同纠纷杂糅。请求支持刘纪伟的上诉请求。 虞海生二审庭审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纪伟在一审中陈述出借账户代收货款是因为吴超超欠他的钱，后又陈述仅仅是代收，所有的钱都已转给吴超超，并且陈述对于买卖合同没有参与，但是又承认买卖协议是其书写，刘纪伟多次陈述多次出现矛盾，一审法院根据庭审的事实认定其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最高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批复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刘纪伟的上诉请求。 吴超超二审庭审中辩称，我和刘纪伟是朋友关系，当时汇款的时候因为我没有银行卡，就用了刘纪伟的银行卡，虞海生转了钱后，刘纪伟分期拿现金把钱又还给我了。 虞海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吴超超、刘纪伟偿还虞海生本金35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吴超超、刘纪伟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5日，虞海生与在营南华航石料厂合伙经营石粉生意的刘纪伟、吴超超签订石粉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刘纪伟、吴超超按照每吨七元价格向虞海生转让五万吨石粉。虞海生支付35万元货款后，刘纪伟、吴超超却以各种理由推辞交货,按照协议约定吴超超、刘纪伟无法交付货物的应当退还货款,虞海生虽多次向吴超超、刘纪伟要求退还货款,但吴超超、刘纪伟以各种理由推辞,迟迟不予给付。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期间，虞海生当庭要求自2017年8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吴超超在一审中辩称，虞海生就该案已于2018年在莒南县人民法院起诉过,莒南县法院判决驳回了虞海生的诉讼请求。现在虞海生就同一事实理由及证据再次诉讼，违反了民诉法一事不再理的相关规定,请求依法驳回虞海生诉求。吴超超收到货款属实,在吴超超收到货款后虞海生已拉走大部分货物,后经双方协商吴超超将剩余部分货款退还虞海生。 刘纪伟在一审中辩称，虞海生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刘纪伟与虞海生从未签订过石粉转让协议,也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关系。虞海生就本案所诉的买卖合同纠纷已于2018年8月30日诉至莒南县人民法院，莒南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虞海生与吴超超签订石粉转让协议书，协议签订次日,虞海生使用亲属马永辉(连襟关系)的临商银行账户向吴超超所用朋友刘纪伟的账号转入石粉款33万元,后,刘纪伟将该款交付给吴超超。该上述事实在庭审过程中已查清,虞海生与刘纪伟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关系。后莒南县人民法院以（2018)鲁1327民初49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虞海生要求刘纪伟偿还石粉款的诉讼请求。因此、根据民诉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虞海生就同一事件再次诉刘纪伟买卖合同纠纷,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虞海生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5日，虞海生与吴超超签订《石灰粉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吴超,乙方虞海生。甲方在莒县小店镇石料厂预付了壹拾万吨石粉,现双方协商将其中的五万吨转让给乙方使用,协议如下:一、转让五万吨石粉,每吨按按7元,合计35万元。二、甲方保证乙方每天不低于500吨左右的石粉给乙方使用。三、如果因甲方原因,乙方不能继续拉时,甲方将根据乙方实际吨位计算,剩余石粉按每吨7元价格将石粉款退还给乙方。……”吴超超、虞海生分别在协议中的甲方和乙方落款处签名。上述协议内容系由刘纪伟书写，但刘纪伟未在协议中签名。协议签订次日,虞海生使用亲属马永辉的临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30××××4271）向刘纪伟的账户转款33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8月30日，虞海生诉至莒南县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判决刘纪伟偿还本金31万元及利息。同年11月9日莒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327民初497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虞海生主张与刘纪伟之间存在买卖石粉关系举证不足，遂判决驳回了虞海生的诉讼请求。 虞海生为证实吴超超与刘纪伟之间系合伙关系，向法庭提交2018年9月25日、27日、10月5日其与吴超超的三次通话录音。在通话录音中，虞海生自认拉了2万来块钱的货，吴超超向其付款4万元，还欠29万元；吴超超自认还欠27万元。同时，双方在2018年9月27日的通话录音中商定给吴超超三个月的付款时间。该三次通话录音中未有提及吴超超与刘纪伟是否合伙的内容。 虞海生当庭表示刘纪伟、吴超超系合伙人,要求刘纪伟、吴超超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还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账户结算管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刘纪伟出借银行账户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相关书证、当事人陈述而认定，相关证据均经过庭审质证认证，且均已收录在卷。 一审法院认为，虞海生与吴超超签订石粉转让协议后，虞海生支付到刘纪伟账户转让石粉款33万元的事实，由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银行回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虞海生提交的通话录音，虞海生自认拉了2万元的石粉以及吴超超给付其4万元货款的事实，扣除该部分款项，吴超超未交付给虞海生的剩余石粉款应为27万元。因吴超超无法向虞海生交付石粉，其应按协议约定将剩余石粉款27万元返还给虞海生。虞海生主张向刘纪伟、吴超超支付35万元货款，因其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转账金额为33万元，且其他证据亦不能证实其向刘纪伟、吴超超支付35万元货款的事实。故对虞海生的上述主张，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虞海生主张刘纪伟、吴超超系合伙关系，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刘纪伟、吴超超合伙的事实，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虞海生与吴超超在2018年9月27日的通话中商定给吴超超三个月的付款时间，故本案利息应自2018年12月2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款之日止。 关于虞海生主张刘纪伟出借银行账户给吴超超，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刘纪伟出借其个人账户，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是违法行为，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虞海生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相关规定问题。莒南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7民初4972号案与本案并非同一被告、同一法律关系以及同样的诉讼请求等，虞海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综上所述，对虞海生要求吴超超偿还货款及利息，刘纪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吴超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虞海生石粉款27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27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刘纪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虞海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虞海生负担1200元，吴超超、刘纪伟负担53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刘纪伟提供一份证据，即：当时转账的刘纪伟名下的临商银行银行卡及该卡以后的《活期存款帐户交易明细》。证明：涉案的该笔转款确系通过刘纪伟临商银行卡代为收取，金额为33万元，该卡一直由刘纪伟持有，其密码账号从未被别人知悉，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出租、出借账户的情形，仅仅是临时替朋友帮忙代收货款的事实。 虞海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的关联性有异议，我方向这个银行卡转账属实，但是刘纪伟主张的该卡由其持有，密码未被别人知悉，通过该证据无法证实。 吴超超质证称，属实。 本院认定：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系本案的有效证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刘纪伟只是临时帮朋友代收货款。 虞海生、吴超超二审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7月5日，虞海生与吴超超分别在《石粉转让协议书》中签字，2017年7月6日，虞海生通过其连襟马永辉的账户向刘纪伟银行帐户转款33万元。 吴超超与虞海生因石粉生意进行联系，虞海生称其去莒县小店镇石料厂现场看过石粉，当时刘纪伟、吴超超均在场。 2017年7月5日，其在临沂市罗庄区××村附近，其与刘纪伟、吴超超协商价格，并签订协议，该协议由刘纪伟起草，协商价格、签订协议时刘纪伟均在场。 吴超超和刘纪伟则称，虞海生去莒县小店镇石料厂现场看过石粉时，其两人均不在场，在临沂市罗庄区××村协商价格时刘纪伟也不在场，刘纪伟后来到场，由刘纪伟只是负责起草协议，起草完后，刘纪伟就离开了，签订协议时刘纪伟也不在场。 2018年8月30日，虞海生在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起诉刘纪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第一次庭审中刘纪伟对虞海生提交的个人业务回单质证称“此转款为第三人吴超用于向刘纪伟还款所用，并非虞海生所述是转的石粉款”。第二次庭审中，刘纪伟则改口称“该笔打款系刘纪伟朋友吴超超借用刘纪伟账户收的款”，两次庭审刘纪伟本人均到庭。该次庭审中，吴超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当时陈述“我与虞海生签订了石粉转让协议，我（将石粉）转给虞海生的，转让款33万元，当时我是银行黑户，没有银行卡，所以虞海生转款到刘纪伟的银行卡上，过了20天左右，刘纪伟给我现金33万元。” 本次二审庭审中，刘纪伟称系吴超超临时借用其银行账户收款，收款后的一两天正好有现金，就把钱给吴超超了，现在其在外面做小买卖。 吴超超和刘纪伟系朋友、把兄弟关系。 二审中，刘纪伟提供的其《活期存款帐户交易明细》载明： 2017年7月6日，虞海生向刘纪伟银行帐户转款33万元。帐户余额为330228.10元。 2017年7月6日，现金支取5万元 2017年7月7日，四次向案外人王振德帐号转款共20万元，每次5万元。 2017年7月21日，现金支取2.8万元。 2017年8月15日，手机银行向案外人孙家堂转款2万元。 2017年9月4日，现金消费2000元。 2017年9月14日，现金支取3万元，余额10288.10元。 刘纪伟在一审答辩中所述的“后,刘纪伟将该款交付给吴超超”不属实。 本院查明的其他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法律赋予法官了自由裁量权，即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在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为求得社会的公平正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独立、正确地处理各类案件的一种权利。刘纪伟与吴超超系朋友关系，涉案的协议系刘纪伟书写起草，其知道石粉买卖过程，协商将石粉出售给虞海生，由刘纪伟书写合同，并提供了银行卡。虞海生将涉案合同借款33万元汇入到刘纪伟的账户，刘纪伟在其他案件中曾陈述该款是吴超超欠其的借款，后刘纪伟和吴超超又称刘纪伟通过现金将该款支付给了吴超超。在现如今支付手段如此方便的情况下，刘纪伟和吴超超主张是给付了现金，而且大额的现金，刘纪伟和吴超超对此不能给予合理解释，且，刘纪伟的收虞海生汇款的银行卡《活期存款帐户交易明细》不能证明其提取现金将本案的33万元交付给吴超超，其也无证据证明将该款返还给了吴超超。且，石粉非虞海生的原因不能拉出，而是基于出售方的原因不能拉出。基于上述案情，刘纪伟参与了整个交易协商过程，刘纪伟用自己的银行款收取货款，且不能证明将款给付了吴超超，多次陈述不一，一会称该款是吴超超偿还的借款，一会又称吴超超借其银行卡使用、其将收到的款返还给吴超超，但银行卡上的33万元并没有用于返还给吴超超。现在，因石粉出售方吴超超的原因导致不能继续交付石粉，虞海生仅拉出了2万元的石粉，吴超超只返还了4万元的货款，剩余27万元货款应予继续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案情，即“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判决刘纪伟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批复并未区分“借用（委托）人是否实际获得”案涉账户的“支配权”而以此划分责任，刘纪伟上诉诉称的以是否实际获得案涉帐户的支配权作为划分责任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故，刘纪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纪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刘纪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法宝 审 判 员 田开玉 审 判 员 姚玉蕊 法官助理 葛志龙 法官助理 朱萱萱 法官助理 王靖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季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