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桂01民终8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梧州保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梧州市新兴三路**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05932032325。 法定代表人：蒋奕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晰，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启宁，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前进南二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561564893U。 法定代表人：罗建艺，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开发区百灵路**荷花园****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711428433N。 法定代表人：罗祖晓，董事长。 以上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昶，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华，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梧州保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润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广西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润贸易公司”）、原审第三人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5）良民二初字第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保润投资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保润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错误的认定了案外人罗建艺与保润投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1、保润投资公司于2012年3月成立，成立时的原始股东为罗建艺与韩霖两名自然人，但实际控制人是罗建艺的父亲罗祖晓与韩霖的父亲韩超。罗祖晓与韩超设立保润投资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以该公司为主体竞买位于梧州市北侧的两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并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投资建设梧州市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项目。2012年3月27日，罗建艺与韩霖将注册资本1000万元转入保润投资公司的银行帐户，第二天完成验资手续之后立刻以个人工程款的名义分别向禤少群、黄金莲两人支付了500万元，但此时保润投资公司名下并没有任何在建工程或已完工工程，罗建艺与韩霖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抽逃出资。由该情形可见，罗祖晓、韩超两人的资金实力并不雄厚，而梧州市人民政府将于2012年7月挂牌出让上述两宗土地，罗祖晓、韩超二人在公司成立之后不久即急于四处寻找合作方。2012年6月，罗祖晓、韩超经人介绍认识了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三人，经初步沟通后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有意参与投资，并要求罗祖晓与韩超先行提供与土地挂牌事宜相关文件及公司股东出资已到位的证明。然而，因当时保润投资公司的银行帐户的资金余额为零，罗祖晓只得通过其控制的华大公司向保润投资公司的银行帐户汇入1000万元以应付蒋奕光等人的要求。也就是说，该1000万元实际上也并非保润投资公司的资产，而属于罗建艺、韩霖向华大公司所借的、用于证明保润投资公司账面资金余额的款项，在保润投资公司收到该1000万元之后，公司资产为零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但是，罗祖晓与韩超当时却告知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华大公司曾向保润投资公司提供过1000万元借款，由于三人当时无法查看公司的财务资料，就轻信了罗祖晓与韩超两人的说法。2、正是由于罗祖晓与韩超已无力继续向保润投资公司追加投资，要实现取得上述两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并开发建设项目，只能寄希望于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及时向保润投资公司投入资金。但保润投资公司名下除在帐的1000万元（实际就是华大公司汇入的款项）之外没有任何资产，且也并未取得上述两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即保润投资公司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资产的空壳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也不同意因受让罗建艺、韩霖所持公司股权而向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罗祖晓、韩超、蒋奕光、赵青梅、蔡跃忠各方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决定罗建艺、韩霖二人合计向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无偿转让45%的公司股权，此后再按照股权转让之后五方各自所持的股权比例向保润投资公司投入取得土地使用权所需的资金。3、2012年7月，罗祖晓（代表罗建艺）、韩超（代表韩霖）、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完成后，罗建艺的持股比例为27%、韩霖的持股比例为18%，蒋奕光与蔡跃忠的持股比例各为24.5%，赵青梅的持股比例为6%。合同还约定，各方应按各自所持的股权比例向保润投资公司投入资金用于缴纳前述两宗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具体如下：（1）、根据罗祖晓、韩超与梧州市政府事先签订的合作协议，上述两宗土地的面积共计130亩，土地单价为每亩26.8万元，加上1000万元的三通一平费用，实际单价为每亩34.49万元。为便于计算投资总金额，罗祖晓、韩超、蒋奕光、赵青梅、蔡跃忠同意对土地单价取整，将每亩土地的价格设定为35万元，拟投资总金额则为4550万元。（2）、将公司全部股权分为100份，每股价格则为45.5万元。据此，五方各自应投入公司的资金为：罗建艺与韩霖合计持股45%，两人共应投资2047.5万元；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合计持股55%，应投资2502.5万元。此外，蒋奕光、赵青梅、蔡跃忠还应承担前期费用380万元。（3）根据梧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挂牌公告，两宗土地挂牌合计为3410万元，竞拍人应缴纳挂牌价50%的保证金即1705万元，并在摘牌后6个月内付清剩余的土地出让金，而由于罗建艺和韩霖应缴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已在公司账上（实际上就是华大公司汇入的1000万元），也就是说，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三人在竞拍之前只需投入认缴资金的一半即可满足保润投资公司参与竞拍及进行下一步运营的资金需求。因此，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三人于2012年7月18日合计向保润投资公司的银行帐户汇入了1251.25万元，此后再于2013年3月6日汇入了认缴投资金额的另一半即1251.25万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建艺与韩霖退出之前保润投资公司所召开的全部股东会会议、董事会会议中，各方均未明确指出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应向罗建艺、韩霖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汇入保润投资公司的2502.5万元的性质实际上并非应向罗建艺、韩霖二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是依照五方约定而向公司投入的用于缴纳前述两宗土地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股东投资款。也就是说，保润投资公司与罗建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但是保润贸易公司与华大公司却主张，由于罗建艺与韩霖主张该笔款项是二人应收的股权转让款，二人将该笔款项出借给保润投资公司使用，故罗建艺与保润投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华大公司只是代二人收取了股权转让款，所以保润投资公司2012年8月付给华大公司的921.15万元是保润投资公司接受韩霖与罗建艺的共同委托而付至华大公司账户的股权转让款，这一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二）、一审判决对于保润投资公司2012年8月向华大公司所付款项性质的认定也是错误的。2012年8月，由于罗祖晓、韩超告知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华大公司要求保润投资公司归还借款，三人在仍误认为保润投资公司的确对华大公司负有借款债务的情况下，同意保润投资公司分两笔共计向华大公司支付了921.15万元，该两笔款项的银行转帐凭证载明其用途为往来款，而并非写明属于支付给罗建艺的款项，此后又通过债务抵销、现金还款等方式归还了788500元，共计向华大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这就应当认定该两笔款项是归还华大公司的借款。但是，保润贸易公司和华大公司却主张该笔款项是罗建艺委托保润投资公司存入的“转让股份的股金款”，即华大公司只是代罗建艺收取该笔款项，他们实际上是以收款人的主张来确定借款人所付款项的性质，这显然是与借款合同的实践做法相违背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假设保润投资公司在2012年8月之前存在两笔债务，那么由于罗建艺当时既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是公司的债权人，罗建艺与公司之间在决定公司应先归还哪一笔债务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利害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通过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开会讨论且罗建艺必须回避才能决定先归还哪一笔债务，而不应根据华大公司和罗建艺的意愿来确定公司所还款项的用途。因此，就本案的客观事实而言，保润投资公司早在2012年8月就已经还清了所欠华大公司的1000万元。综上，在保润投资公司主张罗建艺与其不存在借款关系、且保润投资公司已于2012年8月偿还华大公司921.15万元的情况下，要认定保润投资公司是否已经归还案涉借款，就必须以确认“案外人罗建艺与保润投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这一问题为前提。但一是法院既未对该事实进行审查，也未对该问题进行评述，仅根据（2017）桂07民终151号民事判决的内容而径行认定保润投资公司2012年8月付给华大公司的921.15元款项是保润投资公司接受韩霖与罗建艺的共同委托而付至华大公司帐户的股权转让款，即认定了罗建艺与保润投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错误采信了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伪造证据，进而错误的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根据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结论，在保润投资公司申请鉴定的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大多数证据的形成实际与标注时间为2015年时间段样本的形成时间相接近，即这些证据实际形成时间均为2015年。保润投资公司认为，该鉴定结论充分证明了保润贸易公司与华大公司实施了伪造用于证明保润投资公司、保润贸易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的相关证据的违法行为。1、由于保润投资公司的印章管理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在罗祖晓、罗建艺父子于2015年2月转让公司股权、退出公司之前，仍有机会自由接触、使用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保润投资公司成立之后至2014年5月期间，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一直存放于公司办公室的保险柜内，保险柜的一套两枚钥匙和密码均由罗祖晓、罗建艺父子掌握、保管。2014年5月，经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要求，公司印章改为由罗祖晓、韩超和蔡跃忠共管，各方同意仍使用原保险柜存放印章，由韩超管理保险柜密码，罗祖晓、蔡跃忠分别保管一枚钥匙，但既没有变更保险柜密码、也没有更换保险柜的钥匙，罗祖晓、罗建艺父子完全有机会在移交之前复制并私留一套钥匙，加之保险柜密码与共管之前的密码一样，罗宜晓、罗建艺父子在2015年2月退出公司之前仍然可以利用这一漏洞秘密接触、使用公司印章。也就是说，二人具有在2015年2月期间制作文件并在其上加盖公司印章这一伪造公司法律文件的条件。2、在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形成于罗建艺被免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之前（2014年6月19日之前）的所有合同类文件均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就是说，罗祖晓、罗建艺父子在签订合同时间有要求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习惯做法，但在这些证据中，形成于2014年6月19日之后的合同类文件却没有时任法定代表人蒋奕光的签字，这显然不符合罗祖晓、罗建艺父子的习惯做法。也正是因为罗祖晓、罗建艺明知蒋奕光不可能同意签署这些文件，才无法要求蒋奕光签字，这进一步证明这些文件是在包括蒋奕光在内的公司新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的。3、在本案中，保润贸易公司提交了大量保润投资公司的财务资料原件，而在韦尚光诉保润投资公司、第三人罗建艺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中，韦尚光也提交了大量保润投资公司的财务资料原件，且罗祖晓在代理罗建艺出庭时也明确表示这些财务资料的原件系由其掌握、保管。可见罗祖晓与罗建艺在退出公司之后仍能够取得公司财务资料的原件，这一情况又进步证明罗祖晓、罗建艺父子有机会接触印章并利用印章制作法律文件。4、保润贸易公司与华大公司均称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的形成时间均为其标注时间。那么，即使假设保润投资公司知道借款关系与债权转让关系存在的事实并且现任法定代表人也同意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也应当在这些文件形成后及时加盖单位公章，而不会拖延两、三年后才补盖公章。退一步来说，即使假设罗祖晓、罗建艺父子是在2015年才制作这些法律文件并要求保润投资公司盖章追认相关事实，而且保润投资公司知情并且同意追认，那么这些文件的落款日期也可以落在2015年，并由当时已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蒋奕光签字。但在这些实际形成时间与标注时间不一致的相关证据中，不但存在倒签落款日期的情形，且其中标注时间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标注时间2013年12月28日的《关于债权转让确认函》、标注时间2014年5月7日的《催收借款函》居然是由原任法定代表人罗建艺签字或书写确认债权本息的文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罗祖晓、罗建艺的习惯做法。由此可见，保润贸易公司与华大公司在制作这些文件并使用公章时，保润投资公司及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蒋奕光是完全不知情的，这些文件并非保润投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标注时间为2015年的所有证据显然全部属于伪造的证据。另据保润投资公司了解到的情况，廖健平一直担任保润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华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罗祖晓的司机，一直与罗祖晓实际控制的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由该企业向其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廖健平于2014年接受罗祖晓的委派担任保润投资公司的监事长，在罗祖晓、罗建艺、华大公司于2015年将保润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给现任股东并完全退出公司之后，廖健平至今仍担任保润投资公司的监事长职务，在本案中却作为保润贸易公司的代理人参加了本案的诉讼程序。但是，廖健平却在2015年2月16日的一份《确认函》上签字确认了华大公司已将借款债权转让给保润贸易公司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廖健平不仅了解本案的真实情况，还实际参与了保润贸易公司、华大公司伪造本案证据的过程。因此，2015年2月16日的《确认函》同样也不应予以采信。5、如前所述，罗建艺与韩霖主张蒋奕光、赵青梅与蔡跃忠三人向保润投资公司汇入的2502.5万元是二人应收的股权转让款，二人将该笔款项出借给保润投资公司使用，故罗建艺与保润投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将该笔借款债权转让给了韦尚光（其曾任保润投资公司的董事，并一直担任华大公司的董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保润贸易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韦尚光也在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保润投资公司的借款。保润投资公司认为，尽管本案与该案都与“三人是否应当向罗建艺、韩霖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这个问题有关，但该案中转让的债权就是罗建艺所主张的应收股权转让款本身，案件事实的争议也恰恰在于这个问题本身，而本案的争议是华大公司2012年6月所付1000万元是否属于借款以及保润投资公司是否已经归还借款，与股权转让款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华大公司关于2012年8月所付的921.15万元属于代收的股权转让款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在韦尚光起诉的案件中，也存在着罗祖晓、罗建艺与韦尚光合谋伪造证据的情形。然而该案一审、二审法院却不同意对韦尚光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错误认定了其中与本案证据为同一文件的标注时间2012年8月9日的《协议书》、《确认书》及标注时间2012年8月23日的《确认书》为真实、合法并在该案中予以采信。本案中，在《鉴定意见》已确认上述标注时间2012年8月9日的《协议书》、《确认书》及标注时间2012年8月23日的《确认书》的实际形成时间均为2015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对上述证据的鉴定意见不予评判，不但既不考虑这一情况已足以证明罗祖晓、罗建艺父子在2015年2月退出公司之前一直有机会接触公司印章制作法律文件的客观事实，也不考虑这些证据存在落款日期倒签、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罗建艺签字等极不合理的情形，反而仅仅因为标注时间2012年7月16日的《借条》、标注时间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标注时间2015年1月13日《债权转让协议》以及与标注时间2015年2月16日的《确认函》上的印章印文形成于保润投资公司现任股东保管公章之后，就认定这些法律文件真实有效，并认定案涉借款关系与债权转让关系真实有效，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错误的认定了保润贸易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由于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标注时间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故该《借款协议书》中所谓的“借款期限为贰年（即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的约定并非保润投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本案中关于保润投资公司曾经做出过还款承诺的其他证据同样也不是保润投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华大公司与保润贸易公司在2012年8月24日（即保润投资公司向该公司归还最后一笔借款之日的第二日）之后也从未向保润投资公司主张过债权。可见，自2012年8月24日起至保润贸易公司起诉前，本案不存在导致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任何情形，而保润贸易公司迟至起诉书落款日期即2015年9月14日才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但一审判决却认为，标注时间2015年1月1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与标注时间2015年2月16日的《确认函》系保润投资公司做出继续承担还款承诺从而引起时效中断，完全不考虑该两份证据为伪造证据的客观事实。（五）、一审判决关于保润投资公司应向保润贸易公司支付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来说，即使假设保润投资公司未归还借款且应支付借款利息，由于保润贸易公司本案提交的标注时间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标注时间2012年7月16日的《借据》均系伪造，这些证据不能证明华大公司与保润投资公司曾就利息计算达成一致。因此，保润投资公司无需向华大公司支付任何借款利息。二、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程序违法。本案中，保润贸易公司提交了两份证据《协议书》与《确认书》，以证明保润投资公司2012年8月付给华大公司的921.15元款项是保润投资公司接受案外人韩霖与罗建艺的共同委托而付至该公司帐户的股金款。但在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中，均没有经韩霖本人签字确认的文件证明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即使假设保润投资公司应向案外人韩霖与罗建艺支付股权转让款，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也都不能证明案外人韩霖同样也委托了保润投资公司将其应收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华大公司。显然，韩霖是否委托的事实将会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且该审理结果与韩霖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此，保润投资公司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韩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却驳回了该项申请，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保润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告保润贸易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本借款1000万元尚未偿还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借款的事实及证据1、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于2012年7月16日借到广西华大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广西华大公司2012年7月16日，通过银行汇款汇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银行帐户，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出具《借条》及签订《借款协议》予以确认该借款的事实，本案借款有《银行流水帐》、《银行业务回单》、《借条》及《借款协议》予以证明确认本事实。2、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予以确认本案借款的事实，据有庭审笔录和所提交的书证文件及其陈述予以证明。(2015)良民二初字第548号一审判决书中论述“对于标注2012年7月16日的《借条》，标明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该两份证据均确认了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借到第三人1000万元借款的事实，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一致。”(一审判决书第8页5-7行)，“各方当事人对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之间曾经存在借贷关系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书第16页3-5行)充分说明对这两份证据及本事实，一审法院己查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也予以确认借到广西华大公司该笔款项的事实。3、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辩称:“《借条》、《借款协议》有存在倒签日期的情形，即印文形成时间与标注时间与2015年的时间段样本文件内同名印章印文形成时间相接近。”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辩说以及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作出的错误意见，我方坚持确认这两份证据落款时间与标注时间是一致的。就假设，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说法成立，也是其之所为，因为罗建艺已于2013年8月19日及2014年7月16日分别将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财务章和公章交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保管，也同时证明两证据是梧州保润公司所出具，两份证据内容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一致的，说明本事实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予以确认，如一审判决书所论述“《借条》、《借款协议书》中的公章及财务章均系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公章、财务章所实施，充分说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对《借条》、《借款协议书》的内容并无异议”(一审判决书8页第16行一17行〉。因此，对本案借款的事实，有《借条》、《借款协议书》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又有《银行流水帐及银行汇款凭单》予以印证，再有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庭上的笔录和陈述确认来佐证。正如一审判决书所述“各方当事人对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之间曾经存在借贷关系均没异议。”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借到广西华大公司1000万元的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借到广西华大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未有偿还，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的2笔款921.15万元，是代支付给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并非还款。事实和证据如下:1、(2015)良民二初字第548号一审判决书论述“本院认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通过第三人的银行帐户支付罗建艺、韩霖款额921.15万元的性质，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7民终151号民事判决书己经确认该款系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通过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的帐户支付给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因此，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辩称该款系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偿还第三人借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采信”(一审判决书第16页12行-17行)。一审法院判决书又论述：“再查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7民终151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2012年8月9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通过广西华大公司帐户付给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502万元，8月23日付419.15万元，两次共支付给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921.15万元，其中罗建艺691.15万元，韩霖230万元”(一审判决12页8-13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事实，并依据(2017)桂07民终15号《民事判决书》二审生效的判决书来证明本事实。充分证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2012年8月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的2笔款921.15万元，不是偿还本案的借款，而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上诉状辩称:“此后又通过债务抵销、现金还款等方式归还了78.85万元。”（见上诉状6页)，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编造的谎言，是为凑够借款额1000万元而编造的数字，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一审既没能提交一份证据来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书所论述:“另外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还辩称采用债务抵销、现金方式归还广西华大公司借款78.85万元，但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辩解本院亦不采信。”(见一审判决书16页18-19行)，但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又不断地改变主张，可见其是极不守诚信，只是满口胡说，凭空捏造。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来支持其主张。3、2013年3月5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罗建艺签订《公司转让股份协议》、《股东与前期费用款的财务结算书确认及约定》(见反证6)，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出让方的罗建艺进行结算确认及约定。结算书确认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代收到股权受让方，支付给出让方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2882.5万元，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并确认了2013年8月9日汇入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账户502万元，及2013年8月23日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419.5万元，两笔款共计921.1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和韩霖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和前期费用款。减除此两笔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921.15万元款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之后，确认仍尚欠到股权出让方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1949.25万元，借于支付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土地出让金，其中借到罗建艺1169.55万元。本证据足够证明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的2笔款921.1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4、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7月18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蒋奕光，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蔡跃忠、赵青梅及其代理詹益强分别出具《确认书及特别说明》(见补充证据清单2)给罗建艺，予以确认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从2012年7月11日至2012年7月18日收到9笔进帐款，是支付购买罗建艺、韩霖股权的一期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1631.25万元(其中6笔是支付股权转让款1251.25万元，3笔是支付前期费用380万元)的事实。在《确认书及特别说明》的书证上，对每笔款的支付时间、用途及属性(是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资金来源、银行帐户都清楚载明，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及代理人詹益强分别在《确认书及特别说明》的书证上亲笔签名并捺印指模，予以确认汇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银行帐户的9笔款1631.5万元是支付购买罗建艺、韩霖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的事实。如果事实不是真的，有谁能违背其意愿强逼他们分别在《确认书及特别说明》上对支付款的性质用途载明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款”又有谁能违背其意愿强逼他们分别在《确认书及特别说明》上来签字画押呢？5、2013年3月5日、6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蒋奕光、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蔡跃忠及其代理人出具《确认书及银行凭证))(见补充证据清单3)给罗建艺，予以证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帐户从2013年5月、6月期间，收到4笔是支付购买罗建艺、韩霖的股权的二期股权转让款1251.25万元的事实。同时证明从2012年7月11日至2013年3月6日期间，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己代收到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支付购买罗建艺、韩霖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2882.5万元(其中10笔是支付股权转让款2502.5万元，3笔是支付前期费用380万元)的事实。在《确认书及银行凭证》书证上，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代理人亲笔签名捺印指模，予以证明汇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帐户的款1251.25万元是支付购买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如果事实不是真的，有谁能违背其意愿强逼他们在《确认书》上对支付款的用途性质载明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说明又有谁能违背其意愿强逼他们来签名捺印指模呢6、2012年7月11日至2012年8月23日前，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银行流水帐》（见反正5）清楚地记载:受让方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分别9笔支付购买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1631.25万元汇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帐户(其中支付一期股权转让款6笔款1251.25万元，支付前期费用3笔款380万元)。此前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银行流水帐》进帐记录仅9笔属于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及前期费用和借到第三人借款1笔的进帐款。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帐户再没有其它的大额款汇入进帐的记录，2012年7月18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银行帐户余额为2251.2万元(除借第三人借款1000万元外)(见反证据5《银行流水帐第23页6行》)，此时，银行帐户余额恰恰与一期股权转让款1251.25万元相吻合，足以证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银行余额仅存有属于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所确认支付给罗建艺、韩霖的1251.25万元股权转让款。既然股东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及全体股东都确认此时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帐户的余额款是属于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由此可见在2012年8月23日前，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所分别在2012年8月9日、23日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的两笔款921.15万元，是使用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来支付的，也充分证明此时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汇入广西华大公司帐户的两笔款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此时帐户的余款仅存有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其所辩称还款，没有还款的资金来源，所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及证据支持。7、《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见反证1），三份《股东决议》(见反证2）《银行流水帐》(见反证5)，《确认书及特别说明银行凭证》、《确认书及银行凭证》(见补充证据清单2、3)、《财务结算书确认及约定》(见反证6)，上述6份证据均明确载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己收到受让方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支付购买出让方罗建艺、韩霖股权的股权转让款2502.5万元及前期费用380万元，合计2882.5万元的事实，同时也证明2012年8月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汇入广西华大公司的2笔款921.1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并非还款的事实。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蒋奕光、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察跃忠、赵青梅及其代理人在《确认书及特别说明》均予以确认本事实，且《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与《确认书及特别说明》、《银行流水帐》、《银行凭证》、三份《股东决议》、《财务结算确认及约定》等6份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与款额完全吻合一致，上述6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环环相扣，相互印证，且对6组证据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经一审庭审质证，未提出异议并予以确认。这充分证明我方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本案债权广西华大公司依法转让给广西保润贸易公司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上诉状称“一审法院错误的采信了保润贸易公司提交的伪造证据进而错误的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编造的谎言，诬陷我方当事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所提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1、2013年12月20日、2015年元月13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广西保润贸易公司分别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见证据清单4，反正证据15)，本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三方当事人予以确认“本债权广西华大公司依法转让给广西保润贸易公司”的事实，两份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条款清楚，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2、2013年12月28日、2014年8月20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分别出具两张《欠条》，(见证据清单5，反正证据14)，在两张《欠条》清楚的载明“本借款原来为借到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现己将债权转让给广西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现确认本债权所欠的本息数，特出具此《欠条》。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出具这两份《欠条》均予以确认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所欠广西华大公司的借款债权，本金1000万元及所产生的利息己转让给广西保润贸易公司的事实。同时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并对本债权的本金1000万元及截止日所产生的利息302.4万元予以确认的事实。3、2015年2月16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出具《确认函》清楚载明“本公司广西梧州保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借到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款额人民币壹千万圆整(￥10000000.00元)，此款通过银行转账，己出具了借据，原借款期限内尚未归还。现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广西保润贸易有限公司。”予以证明广西华大公司将本债权转让给广西保润贸易有限公司，己告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同时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予以确认本债权转让的合法性并作出承诺。由此可见，本债权转让己依法告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本债权转让是合法、有效的。4、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对上述5组证据全部提出异议，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诬告我当事人，胡说什么“伪造证据”，“利用加盖公章及财务章的空白纸张伪造债务行为”，“我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的所盖的印章与其使用的公章不一致，是伪造公章”，“文件落款的时间与形成的时间不一致”等谬论，经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桂公明司鉴定字【2017】第2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上述5份证据材料的鉴定意见是，“印章印文与打印文字朱墨时序为打印在先印章印文盖印在后；印章印文与样本内同名各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的；文件形成的时间与样本时间相接近。”上述5份证据所得出的鉴定意见，使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谎言不攻自破，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自我打脸。如一审判决书所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确认书》体现了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法有效。”（见一审判决书第17页13-14行)。充分证明我方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同时也证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的。 三、本案广西保润贸易公司诉讼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上诉状辩称“一审判决错误的认定了保润贸易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不顾事实依据而编造的谎言。广西保润贸易公司所提交的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2013年12月20日《债权转让协议》、2013年12月28日《欠条》、2014年8月20日《欠条》、2014年12月29日《借条》等证据，均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在此之后，2015年元月13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广西华大公司、广西保润贸易公司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5年2月16日，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又出具《确认函》，作出按照有关借据的约定继续履行义务，继续承担债权偿还义务及责任。本案广西保润贸易公司起诉时间是2015年9月14日，未超过诉讼时效。如一审判决书所述“从承诺之日至原告向本院起诉时效时(2015年9月14日)，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及期间，因此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采信”(见一审判决书第17页24-26行)。 四、一审判决关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应向广西保润贸易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有事实依据。1、2012年7月16日的《借条》及2012年8月25日《借款协议书》及证据清楚的载明计取利息的方式：“以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贰年期按借款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倍计取利息，超期按借款总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取利息”条款约定清楚，且未超过法律规定年利率24%的范围。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编造谎言，辩称：这两份证据是“伪造”证据，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凭空捏造，陷害我当事人。正如一审判决书所述：“如《借条》、《借款协议书》中的印章印文形成时间为2015年间，则说明《借条》《借款协议书》中的公章及财务章均系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保管公章，财务章时所实施，表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对《借条》《借款协议书》的内容无异议。”2、2013年12月25日，《债权转让协议》条款约定：“乙方确认甲方转让本债权为：乙方尚欠贷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201.6万元（截止2012年8月25日至2013年12月25日确认16个月计，月利率6.3‰的2倍计算，以后利息数另计）”，条款中约定计算利息的方式，及利息率作出约定并进行利息结算，且也未超过法律规定年利率24％的范围。3、2013年12月28日《欠条》也清楚约定：“确认结算欠款所产生的利息为人民币贰佰零壹万陆仟圆整(￥201.6万元(截止2012年8月25日至2013年12月25日止以后利息另计)。”本《欠条》清楚地记载本债权的由来及本金及利息数，并详细载明本借款利息计算起止时间，并说明以后的利息另计，所结算的利息数201.6万元是经各方当事人予以确认的，且没有超过法律规定年利率24％的范围。上述《债权转让协议》、《欠条》4份证据，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均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对4份证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印章印文与样本内同名各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的；及印章印文与打印文字注墨顺序为打印在先，印章印文盖印在后；印章印文形成时间是本案时间倾向认为该文件文书形成时间与样本时间相接近”，由此可见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所编造我方什么“伪造证据”、“一审法院错误采信伪造证据而错误地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谎言不攻自破，其辩称及诬告我当事人的主张不成立，自己打脸。如一审判决书所述:“对辩称2013年12月20日的《债权转让协议》、2013年12月28日《欠条》该两份证据内容与《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该两份证据的鉴定意见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9页1-2行)。为此一审判决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应向梧州保润贸易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依法有据。 五、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申请追加案外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上诉状辩称：“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程序违法”这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陷害一审法院的行为。1、在一审的五次开庭中，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一直未提出申请要追加韩霖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最后一次庭审中也仅用口头说说，且已超过法律申请有效期限。2、本案《协议书》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是广西华大公司与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合同的主体不是案外人韩霖和罗建艺，《确认书》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所出具，两份《协议书》及两份《确认书》4份证据的内容均证明2笔款921.1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东转让款的事实，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确认书》予以确认本事实，也就是说，本案的审理结果与韩霖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3、本案的当事人是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与广西保润贸易公司、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根本与韩霖没有牵扯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不须案外人韩霖签字确认，如本笔股权转让款财务结算有问题，也只是罗建艺与韩霖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为此，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该项申请，依法有据。 六、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不停续地捏造事实载赃陷害罗建艺， 多次诬告举报罗建艺，但其所举报材料所涉及本案的内容和事实， 恰恰证明我方在本案的主张符合事实。1、2015年初，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举报罗建艺至梧州公安局，举报内容为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犯罪嫌疑。梧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罗建艺立案初查，经侦查结论是“举报无事实证据，不予立案。”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举报内容为:2012年7月10日，罗建艺、韩霖为转让方(甲方〉与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为受让方(乙方)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罗建艺、韩霖使用本合同进 行诈骗，继而诬告说2012年8月汇入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帐户所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2笔款921.15万元，是罗建艺利用职务私自汇出，是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在本案其举报内容主张本协议是虚假合同，并主张所汇入华大公司921.15万元是罗建艺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的行为。但又在(2015)良民二初字第548号案中，又主张所支付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的2笔921.15万元，是偿还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与举报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的性质不符，其举报内容及主张与其在本548号案的主张恰恰相违背，充分证明我当事人的主张事实清楚。请问:罗建艺拿自己的股权转让款，何来职务侵占、挪用公款之嫌？2、2018年初，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再次举报罗建艺、韩霖偷 税漏税嫌疑，广西区地税局梧州稽查局立案调查，举报内容是:2012年7月10日，罗建艺、韩霖为转让方(甲方)与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为受让方(乙方)签订即本案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罗建艺、韩霖偷漏本合同股权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合同印花税申报缴纳的偷税犯罪行为。在举报中列举2012年8月，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通过汇入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帐户已支付了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921.15万元，但罗建艺、韩霖取得股权转让款收入，不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偷税漏税的犯罪行为，请求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并按有关税法收取滞纳金对其进行处罚。现经广西区地税局梧州稽查局对罗建艺、韩霖偷税漏税一案进行立案调查，作出了桂地税稽处(2018)2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采信了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举报内容及事实，认定2012年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合同，2012年8月，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汇入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帐户2笔款921.1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其中罗建艺己收到股权转让款691.15万元，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尚欠其1169.55万元，韩霖己收到股权转让款230万元，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尚欠其779.7万元，罗建艺应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3074190.5元，现己收到股权转让款691.15万元，应即缴纳个人所得税722300.00元[(692.15万元-注册资本金330×20%)](见桂地税梧稽处[2018]2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附税收缴纳书)。广西区地税局梧州稽查局经调查并查明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财务帐簿、银行流水帐，并根据2012年7月10日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财务结算书确认及约定》和《钦州市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桂07民终151号所确认的事实， 而作出本决定，采信了举报人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举报所确认《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本案是股份转让合同，所汇入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2882.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汇入华大公司2笔款921.1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取得股权转让款，完全采信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所举报的内容及事实。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与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举报内容相吻合，但与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在本案的主张恰恰相违背，恰恰是与我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主张相吻合。本《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股权转让款与《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的股权转让款相吻合，又与《财务结算书确认及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及事实相吻合。这充分证明国家税务机关予以确认本案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对2012年7月10日《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予以确认是股权转让合同；予以确认受让方蒋奕光、蔡跃忠、赵青梅所汇入上诉人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帐户的2882.5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并非投资款，予以确认所汇入广西华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2笔款921.15万元(其中罗建艺收到股权转让款691.15万元，韩霖收到股权转让款230万元)，是支付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并非偿还款的事实。本案事实在法律上已经得以确定。综上所述，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借到第三人广西华大公司借款1000万元，债权己依法转让给广西保润贸易公司，本债权梧州保润投资公司至今未有偿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作出(2015)民初字第548号《民事判决书》公平正义，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梧州保润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第三人华大公司述称：认可并同意保润贸易公司的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保润贸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保润投资公司向保润贸易公司偿还借款1000万元；二、判令保润投资公司向保润贸易公司支付利息约302.4万元（截至2014年8月25日，以后利息另计至实际偿清之日）。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7月16日，华大公司向保润投资公司账户转款1000万元，业务回单摘要中备注为“往来款”。当天，保润投资公司向华大公司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兹梧州保润投资公司于2012年7月16日借到华大公司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期限为两年，借款通过银行转账已收。从2012年7月15日起至2014年7月15日止。利息计取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倍计取利息，超期不归还则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取利息给华大公司。保润投资公司在借条上分别盖上公章及财务章。2012年8月25日，华大公司（甲方）与保润投资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因资金困难需要向甲方借款。甲方借给乙方资金壹笔，人民币1000万元。付款银行转账，转入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出具借款凭据给甲方。二、借款期限为两年（即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从甲方将借款汇入乙方的指定账户之日算起。三、利息计算及收取:每年底收取一次利息，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贰年期按借款总额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倍计取利息给甲方，超期不归还则按所借款总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给甲方。协议书还约定了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双方分别在协议上盖章，各法定代表人罗祖晓、罗建艺也分别在协议上签字。2013年12月20日，保润贸易公司（丙方,时任法定代表人为罗建艺）、保润投资公司(乙方，时任法定代表人为罗建艺)、华大公司（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将乙方借款所欠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丙方保润贸易公司。二、乙方确认甲方转让本债权为：乙方尚欠贷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201.6万元（截止2012年8月25日至2013年12月25日止，确认按16个月计，月利率6.3%的2倍计算，以后利息另计）。本债权本息至今为1201.6万元。并同意甲方变更债权为丙方保润贸易公司，乙方予以确认。本案三方当事人均在协议上盖章，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建艺、罗建艺亦在协议上签名。2013年12月28日，保润投资公司向保润贸易公司出具《欠条》，欠条载明：兹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欠到广西保润贸易公司的债权欠款壹笔即人民币1201.6万元。借款债权本金1000万元，确认结算借款产生利息为人民币201.6万元）（截止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3年12月25日止，以后利息另计）。本金借款原来为华大公司借款，现已将债权转让给保润贸易公司。现确认本债权所欠的本息数。特出具此欠条。2014年8月20日，保润投资公司向保润贸易公司出具《欠条》，欠条载明：兹梧州保润投资公司欠到广西保润贸易公司的债权欠款一笔，即人民币1302.4万元。本借款债权本金为1000万元，确认结算借款所产生利息为302.4万元（截止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以后利息另计），本笔借款原来为借到华大公司的借款，现已将债权转让给保润贸易公司。现确认本债权所欠的本息数。保润投资公司用其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欠条上盖章。2015年1月13日，保润贸易公司（乙方）、保润投资公司(丙方)、华大公司（甲方）再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一条，转让债权的范围：1、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保润投资公司(丙方)所欠甲方的借款债务。债权标的为借款本金1000万元，转让债权包括借款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第二条，债权的价值：1、转让的债权为此前丙方所借到甲方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丙方承诺按有关借据约定继续履行义务。协议还对其他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各方当事人均在协议上盖章。2015年2月16日，保润投资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函载明：本公司梧州保润投资公司借到华大公司款一笔1000万元。此款通过银行转账，已出具了借据，原约定期限内现尚未归还。现华大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保润贸易公司。债权主体变更为保润贸易公司，本公司（债务人）同意相互转让，认可有关借款凭据和转让的合法性并予以确认，承担责任后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现再次给予确认本金债权不列入华大公司与蒋奕光于2015年2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让方与受让的债权债务范围。本公司承诺继续承担债权的偿还义务及责任，尽快偿还给变更后的债权人。保润投资公司在确认函上加盖了公司行政公章及财务专用章。 一审法院另查明:1998年10月7日，华大公司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分别为罗祖晓、韦尚光，罗祖晓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6日，保润贸易公司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分别为胡伟智、黄元正、罗建艺，罗建艺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3月22日，保润投资公司经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分别为罗建艺、韩霖。2012年7月1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罗建艺、韩霖、蔡跃忠、蒋奕光、赵青梅。2014年6月19日，法定代表人由罗建艺变更为蒋奕光。罗建艺于2013年8月19日移交财务专用章，2014年7月16日移交公司行政公章和法人私章，均由时任保润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代理财务总监蔡跃忠接收。2015年2月16日，罗建艺转让其持有的保润投资公司全部股权后，退出股东身份。 一审法院再查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7民终151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2012年8月9日，保润投资公司通过华大公司账户支付给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502万元，8月23付419.15万元。两次共支付给罗建艺、韩霖股权转让款921.15万元，其中罗建艺691.15万元，韩霖2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定性问题。受理保润贸易公司起诉后，确定案由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系在履行保润投资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所产生，因此，应当以基础的法律关系作为本案确定的案由依据，因此，本案应确定为企业借贷纠纷。关于保润投资公司是否已经偿还华大公司借款问题。各方当事人对保润投资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曾经存在借贷关系均没有异议，予以确认。但保润投资公司认为，保润投资公司在借款期限内已经全部归还华大公司借款，其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2年8月9日还款502万元，于2012年8月23日还款419.15万元，两次合计还款921.15万元，余款78.85万元则在2012年8月23日之前通过支付现金等方式归还了华大公司。保润贸易公司认为，保润投资公司汇入华大公司账户的款额921.15万元，是代保润投资公司支付给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不是偿还华大公司的借款。法院认为，保润投资公司通过华大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给罗建艺、韩霖款额921.15万元的性质，广西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7民终15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该款系保润投资公司通过华大公司的账户支付给罗建艺、韩霖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保润投资公司辩称该款系保润投资公司偿还华大公司借款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另外，保润投资公司还辩称采用债务抵销、现金方式归还华大公司借款78.85万元，但保润投资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辩解亦不采信。据此，法院认定保润投资公司于2012年8月间尚未偿还华大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关于保润贸易公司与华大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根据上述规定，债权转让的条件有三：一是存在有效债权；二是依据法律和合同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三是债权人与受让人的转让意思表示一致。本案中，上述已经认定保润投资公司于2012年8月间尚未偿还华大公司借款本息，因此，保润投资公司与华大公司存在有效债权；其次，本案三方当事人于2013年12月20日、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禁止性约定，且本案三方均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盖章，说明双方已就债权转让达成合意。虽然，本案三方当事人于2013年12月20日、2013年12月18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确认函》时，保润贸易公司及保润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罗建艺，现保润贸易公司及保润投资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冲突，但罗建艺于2014年7月16日将保润投资公司的公司行政公章移交保润投资公司后，本案三方又于2015年1月13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且三方均在协议书盖章，表明各方对协议书上的内容均予认可，因此，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确认函》体现了本案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法有效。保润投资公司关于保润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建艺窃取保润投资公司保险柜钥匙，偷盖公司印章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保润投资公司提出的保润贸易公司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015年1月13日，保润贸易公司、保润投资公司及华大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保润投资公司承诺按照有关借据的约定继续履行义务。同时，2015年2月16日，保润投资公司向保润贸易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作出继续承担债权的偿还义务及责任，尽快偿还给保润贸易公司的承诺。保润贸易公司的两次承诺，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从承诺之日至保润贸易公司向法院起诉时（2015年9月14日），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保润投资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亦不采信。关于利息问题。标注2012年7月16日的《借条》及2012年8月25日的《借款协议书》系双方对同一笔款项的不同约定。《借条》确定的计息期限为2012年7月25日至2014年7月25日，而《借款协议书》约定计息期限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因此，保润投资公司支付的利息的期限应为2012年8月25日至2014年8月25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倍计付利息，从2014年8月26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计付利息。遂判决：一、保润投资公司偿还保润贸易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二、保润投资公司支付保润贸易公司借款利息（利息计算：1、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1-3年期）利率的2倍计算；2、从2014年8月26日起，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1-3年期或1-5年期）利率的3倍计至付清款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99944元，鉴定费264000元，由保润投资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根据广西梧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梧公长受案字00330号）、《立案决定书》（梧公长立字00602号）查明：保润投资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到公安机关报案，称罗建艺、韩霖、罗艳三人在2015年从该公司离任后，以拒交、借阅不归还等手段将公司2012年、2013年两年的会计及会计凭证进行藏匿。梧州市公安局已对该举报正式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在于对2012年8月保润投资公司向华大公司两笔汇款（合计921.15万元）性质的认定，而该事实的查明应以公司留存的会计账册及凭证作为还原事实真相的原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案涉汇款发生时，保润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建艺、韩霖是保润投资公司的原有股东，保润投资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蒋奕光等则是该公司新入股东，而新、旧股东之间在获取公司信息方面的渠道及来源是不对等的，故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旧股东应负有向新股东如实披露公司信息的义务，以保障新股东的知情权以及在该基础上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而在新、旧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且无证据证实新股东知情权已获充分保障的情形下，不排除新股东在错误信息下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即不能片面以某个表面行为来推定其意思表示真实。因此，本案争议事实的查明有待于还原全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及事实，特别是对公司股东之间的款项产生及往来而言，公司会计账册、凭证的原始记载尤其重要。其次，根据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显示，保润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建艺等存在隐匿保润投资公司2012年、2013年会计账册、凭证的涉嫌犯罪行为，而2012年正是蒋奕光等人入股保润投资公司以及发生案涉转款的期间，罗建艺等人隐匿上述期间的会计账册、凭证，不难推断其出于某种动机有意隐瞒公司当时的真实财务状况及信息，亦更加印证了该被隐匿的会计账册、凭证对于案涉款项的产生原由及性质认定至关重要。综上分析，本院认为罗建艺上述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纠纷密切相关，鉴于公安机关也已正式立案侦查，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5）良民二初字第548号民事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广西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一审案件受理费99944元（广西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一审法院退回给广西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99944元（广西梧州保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本院退回给广西梧州保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覃若鹏 审判员  覃 斯 审判员  黄向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甘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