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49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住所地乐陵市阜盛西路**。 负责人：王**，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升，山东胜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银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上海路与汶河路交汇处府东大厦******。 法定代表人：姚玉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逢学，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喆，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飞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山东省乐陵市五洲西大道**iv> 法定代表人：崔俊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洪涛，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乐陵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银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鸿公司），原审第三人山东飞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9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乐陵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卿，被上诉人银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逢学、刘喆，原审第三人飞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洪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乐陵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956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农行乐陵支行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银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监管协议实际早已解除错误。银鸿公司向农行乐陵支行出具的监管方案第五条明确载明：“质押贷款到期时，飞达公司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我公司将根据贵行要求对质物继续监管，直至我公司收到贵行关于质押解除的书面通知，贵行负责协助我公司向借款人催收产生的额外费用”。农行乐陵支行与银鸿公司及飞达公司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第五条明确载明：“交付完成后，质物监管的期间开始。质物根据本协议被提取后，监管期间相应终止。乙方收到甲方关于质押解除的书面通知后，乙方监管责任解除”。监管协议只有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才终止，农行乐陵支行没有向银鸿公司出具过质押解除的书面通知，银鸿公司也没有向农行乐陵支行交付过质押物，依照上述规定监管协议并未解除，银鸿公司的监管责任也没有免除。一审法院以质押物已不存在为由认定监管协议已解除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农行乐陵支行已另案起诉，不能证明因银鸿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驳回农行乐陵支行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农行乐陵支行是依据质押动产监管协议诉求银鸿公司赔偿损失，监管协议第14条明确约定了银鸿公司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因银鸿公司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质物发生变质、短少受污染等情形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银鸿公司在监管期间导致质物减少或灭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客观存在，至于农行乐陵支行向银鸿公司主张质物损失赔偿的数额，并不受制于质押担保所涉及债权是否已经实现。飞达公司为担保借款的履行，将质物质押给农行乐陵支行，银鸿公司接受农行乐陵支行的委托占有质物，并按协议履行监管责任，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具有保管合同性质的委托监管关系，与农行乐陵支行和飞达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或质押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互不冲突。银鸿公司在监管期间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质物灭失，即使农行乐陵支行通过执行飞达公司实现部分债权，也不免除银鸿公司因监管协议产生的违约赔偿责任。农行乐陵支行主张的赔偿数额是按照质物质押的贷款数额及相应利息计算的，没有超出质物价值，是合理合法的。三、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60条、94条、107条、113条款的规定，应当支持而非驳回农行乐陵支行的诉讼请求。 银鸿公司当庭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公正，农行乐陵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一审判决确认三方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实际早已解除，是正确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6.5条约定“监管期间，国家有权机关要求乙方协助冻结、查封或处置质物，或者除本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任何权利、提起诉讼或者扣押质物的，乙方应当立即通知甲方。甲方按有关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监管义务终止”。农行乐陵支行于2018年1月15日对飞达公司的借款向乐陵市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上述约定银鸿公司的监管义务已经终止，监管协议已经实际解除。二、银鸿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向农行乐陵支行提交的《动产质押监管报告》显示，截至1月15日质押物的总数量为6686吨，总价值为5090万元，农行乐陵支行及飞达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其中一笔贷款质押物直至2月15日农行乐陵支行还盖章确认。这说明在农行乐陵支行提起诉讼时，质押物总价值高于三方约定的最低控制线5000万元，质押物足值。三、农行乐陵支行要求银鸿公司赔偿损失证据不足。若按照农行乐陵支行的理由只要质物毁损灭失，银鸿公司就应当赔偿，这显然是强盗逻辑。本案中农行乐陵支行既要证明银鸿公司监管中有过错，还要证明损失数额，且损失与银鸿公司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一方面，农行乐陵支行认为其向银鸿公司主张质物损失赔偿的数额，并不受制于质押担保所涉及债权是否已经实现，另一方面，其主张的损失数额却又是债权数额，自相矛盾。农行乐陵支行诉飞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与本案有关联性，农行乐陵支行通过执行飞达公司实现债权当然会免除银鸿公司的赔偿责任。否则，农行乐陵支行通过两次诉讼，会实现双倍的债权。一审法院在无法确定农行乐陵支行损失的范围，且农行乐陵支行也没有证据证实其损失是银鸿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的情况下，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四、农行乐陵支行于2018年1月15日对飞达公司的借款向乐陵市法院提起诉讼，其应一并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但本案质物的保全直至2018年3月13日才得以实行。飞达公司承认处置质物的时间在2018年3月份，如果农行乐陵支行及时行使权利，质物就不会被非法处置。农行乐陵支行对飞达公司起诉后，飞达公司就拒绝继续履行监管协议，监管协议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因此，银鸿公司对质物的灭失或者被非法处置，并不存在任何过错。综上，农行乐陵支行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农行乐陵支行无理的上诉请求，维持公正的一审判决。 飞达公司当庭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农行乐陵支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判。 农行乐陵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农行乐陵支行与银鸿公司及飞达公司于2017年5月5日、2017年6月22日、2017年7月24日签订的三份质押动产监管协议，银鸿公司赔偿农行乐陵支行经济损失20335633.02元；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银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农行乐陵支行与银鸿公司及飞达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5日、2017年6月22日、2017年7月24日签订三份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协议编号分别为ＳＤＹＨ动质字（2017）第0426号、ＳＤＹＨ动质字（2017）第0616号、ＳＤＹＨ动质字（2017）第0710号，银鸿公司根据协议对飞达公司提供的出质物进行监管、保管。质物清单编号×××66-1对应动产质押借款合同及500万元借款合同；质物清单编号×××03，对应动产质押合同及500万元借款合同；质物清单编号×××32-1对应动产质押合同及1000万元借款合同。因飞达公司未能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农行乐陵支行向乐陵市人民法院起诉飞达公司偿还借款，申请法院对质物采取保全措施时，飞达公司称质物已经全部用于生产，质物已经不存在了。根据质押合同监管协议约定，银鸿公司负有对质物监管、保管的责任，现因银鸿公司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质物灭失，农行乐陵支行2000万元债权不能以处置质押物的方式实际回收，经农行乐陵支行造成了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农行乐陵支行的诉讼请求。 银鸿公司在一审中辩称，我公司已按合同履行监管义务，监管期限届满时质押物足值，三份《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已无解除必要，农行乐陵支行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农行乐陵支行对飞达公司提起诉讼追偿债权时，我公司的监管义务已经终止，并且此时质押物足值。在贷款尚未到期时，农行乐陵支行于2018年1月15日对飞达公司借款向乐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事实上已经宣布全部借款提前到期，我公司的监管义务已经终止。动产质押协议第6.5条约定“监管期间，国家有权机关要求乙方协助冻结、查封或处置质物，或者除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任何权利、提起诉讼或者扣押质物的，乙方应当立即通知甲方。甲方按有关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监管义务终止”。因此本项目三笔贷款质押物的监管期限均于2018年1月15日到期，我公司的监管义务已经终止。另，我公司在2018年1月15日向农行乐陵支行提交的动产质押监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月15日质押物的总数量为6686吨，总价值为5090万元，农行乐陵支行与我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这说明农行乐陵支行在提起诉讼时，质押物总价值高于三方约定的最低控制线5000万元，质押物足值。二、本案设定的质押权无效。本案所涉质物用《质物交接清单》代替实际转移交付，实际仍然由飞达公司占有、支配，并没有实际转移给农行乐陵支行占有，农行乐陵支行委托我公司监管质物，监管场所为飞达公司仓库，我公司只是履行了对质物统计、查验、核对及原材料的现状进行记录等具体工作，代为监管，并非代为占有、保管。质权的设立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和动产质权的交付公示原则，质权未依法设立。三、飞达公司一直正常生产，虽资金紧张，但并非无偿还借款的能力，飞达公司已经在执行阶段提供了对质物的替代担保，法院已经对担保的第三方资产采取了保全措施，现案件尚未强制执行，农行乐陵支行的损失又当如何计算。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农行乐陵支行的诉讼请求。 飞达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因我公司的行为给农行乐陵支行、银鸿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带来影响和干扰，现将案发原因及目前采取的措施作如陈述：一、2018年2月28日前，依据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我公司依约落实监管质物数量及担保价值。为按时发放工人工资，落实生产资金需求，我公司于2018年3月份不得不紧急处置协议下的质物。虽违背协议，我公司的行为也确属无奈之举。二、案发后，我公司想方设法偿还农行乐陵支行银行贷款，在多方筹措、仍难以落实的情况下，我公司积极提供股东证券、房产和合伙公司的土地及房产，继续为借农行乐陵支行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经核算，飞达公司提供的财物价值达2000余万元，已与我公司借农行乐陵支行贷款的价值相当。三、依据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六条第五款关于“甲方按有关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监管义务终止”的规定，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已经解除。因此鉴于我公司已对农行乐陵支行贷款提供足额担保，且目前正想法设法回笼资金，以偿还农行乐陵支行债务，银鸿公司也不再负有监管义务，故请求法院能够减免或免除银鸿公司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飞达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5日、2017年6月22日、2017年7月24日向农行乐陵支行乐陵农行借款500万、500万、1000万元，并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各一份。为了确保上述债权的实现，第三人飞达公司以公司所有的原料及产品出质，并与农行乐陵支行乐陵农行签订了《动产质押合同》三份，编号分别为×××66、×××71、×××32，上述质押合同约定的出质物由银鸿公司负责监管。农行乐陵支行、银鸿公司及飞达公司于借款当日又分别签订了《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各一份，合同编号分别为ＳＤＹＨ动质字（2017）第0426号、ＳＤＹＨ动质字（2017）第0616号、ＳＤＹＨ动质字（2017）第0710号，监管协议均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6.5条规定：监管期间，国家有权机关要求银鸿公司协助冻结、查封或者处置质物，或者除本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任何权利、提起诉讼或者申请扣押质物的，银鸿公司应当立即通知农行乐陵支行，农行乐陵支行按有关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监管义务终止；飞达公司根据约定将质物进行出质并将质物以委托保管方式交与银鸿公司进行了监控、保管，但存放质物的厂房钥匙由飞达公司掌管，银鸿公司亦没有收取飞达公司的监管费用。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月15日，农行乐陵支行以飞达公司为被告向乐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其与飞达公司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并提前偿还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等，案号为（2018）鲁1481民初177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农行乐陵支行要求查封飞达公司出质的物品，该院于2018年3月13日出具的执行笔录中显示，飞达公司因资金短缺，所质押的物品均用于生产了，该院另行查封了飞达公司及保证人的其他部分财产。经审理，该院出具了（2018）鲁1481民初177民事判决，判决解除双方的借款合同并判决飞达公司偿还农行乐陵支行借款2000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书生效后，农行乐陵支行向乐陵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该案仍在执行过程中。 一审法院认为，农行乐陵支行与银鸿公司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出质物品现已灭失，协议的标的物已不存在，对此双方均已明知，监管协议实际早已解除，故无需再行判决解除涉案监管协议。农行乐陵支行要求银鸿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335633.02元，因农行乐陵支行在另案中已起诉飞达公司偿还借款并已立案执行，并且该案现正在执行过程中；综合本案各方举证材料，农行乐陵支行诉称的损失现无法具体计算，农行乐陵支行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其因银鸿公司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故农行乐陵支行应承担于已不利的法律责任，农行乐陵支行的该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农行乐陵支行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478.17元，由农行乐陵支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本案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二、质押动产监管协议是否还需要解除；三、农行乐陵支行能否获得双倍赔偿，即其在本案中要求银鸿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应否得到支持。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 本院认为，农行乐陵支行与飞达公司之间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飞达公司作为出质人将其干辣椒4050吨（1250＋1200＋1600）、蒜片290吨（50＋240）、腌渍希腊椒2200吨分三次质押给农行乐陵支行，双方之间基于主合同金融借款合同又形成了从合同质押合同关系，同时，银鸿公司（监管人）又与农行乐陵支行（质权人）、飞达公司（出质人）就质押的干辣椒4050吨、蒜片290吨、腌渍希腊椒2200吨达成了三份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由银鸿公司对质押的干辣椒4050吨、蒜片290吨、腌渍希腊椒2200吨进行监管，三方之间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故本案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含质押合同）和保管合同两种法律关系。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2018）鲁1481民初177号民事判决所审理的是上述前一个法律关系――金融借款合同（含质押合同），本院所审理的系后一个法律关系――即保管合同关系，因本案合同（质物的监控、保管）与纯保管合同还存在一定差异，保管合同无法涵盖本案纠纷，故，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 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是否还需要解除。 本院认为，农行乐陵支行与银鸿公司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出质物品现已灭失，协议的标的物已不存在，对此双方当事人均已明知，保管物均已不存在了，无需再进行监管，监管协议实际了名存实亡，实际上早已解除，故无需再行判决解除涉案质押动产监管协议。 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农行乐陵支行能否获得双倍赔偿，即其在本案中要求银鸿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农行乐陵支行基于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中的第一个基础法律关系，其享有请求飞达公司履行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及基于质押关系享有对质物的优先受偿请求权；农行乐陵支行基于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中的第二个基础法律关系，其享有请求因银鸿公司未能履行监管责任所造成的因质物的灭失、其不能享有对质物的优先受偿请求权、而产生的要求银鸿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金融债权损失的请求权。若上述两个请求权在一审中一并审理，可判决飞达公司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可根据银鸿公司过错责任判决银鸿公司对于飞达公司不能给付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承担一定比例的补充赔偿责任。 农行乐陵支行在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提起了第一个诉讼，即（2018）鲁1481民初177号，支持了其诉讼请求，现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又提起了本案诉讼，若支持其诉讼请求，农行乐陵支行将获得双重赔偿。 一审法院基于以上原因认为“农行乐陵支行要求银鸿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335633.02元，因农行乐陵支行在另案中已起诉飞达公司偿还借款并已立案执行，并且该案现正在执行过程中；综合本案各方举证材料，农行乐陵支行诉称的损失现无法具体计算，农行乐陵支行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其因银鸿公司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故农行乐陵支行应承担于已不利的法律责任，农行乐陵支行的该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农行乐陵支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78.17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法宝 审 判 员 田开玉 审 判 员 姚玉蕊 法官助理 葛志龙 法官助理 朱萱萱 法官助理 王靖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季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