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12民初3338号 原告：郑某元。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剑军，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培胜，广西金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刚,该公司员工。 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某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蓉,该公司员工。 被告：于某暄。 被告：于某疆。 原告郑某元与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益公司）、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于某疆、于某暄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韦剑军，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培胜、肖某刚，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婷、胡某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于某疆、于某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缺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某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仕通路碧水山庄Ｆ2-1-Ｍ9、Ｍ10两套商铺归原告所有；2、判决停止对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仕通路碧水山庄Ｆ2-1-Ｍ9、Ｍ10两套商铺的强制执行，并解除该两套商铺的查封；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4月8日，原告郑某元与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以下简称和益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和益分公司所有的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仕通路碧水山庄Ｆ2-1-Ｍ9、Ｍ10两套商铺，两套商铺的总价款为41万元人民币（其中Ｍ9号商铺为22万元、Ｍ10号商铺为19万元）。2006年，原告分四次向和益分公司指定的账户存入购房款合计41万元，和益分公司收款后向原告出具了两张购房款的收款凭据。2007年7月5日，原告向和益分公司支付了两套商铺的购房契税、维修基金、配套费合计24976元（其中Ｍ9号商铺为13238元、Ｍ10号商铺为11738元），同日和益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上述费用的两张收款凭据。2008年，和益分公司向原告交付房屋，原告接收房屋后委托邓亚萍对该房屋进行出租并按时交纳水电费及物业费，但由于和益分公司的原因，该公司至今没有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证书。2018年12月21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向桂林市临桂区仕通路碧水山庄Ｆ2-1-Ｍ9、Ｍ10号商铺经营户发出执行通知，原告才知道其购买的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仕通路碧水山庄Ｆ2-1-Ｍ9、Ｍ10两套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原告随后向临桂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临桂法院以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天雄收取原告购房款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购房款未进入和益公司的帐户，原告无法证明其交了购房款及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为由作出（2019）桂0312执异1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认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桂市民初字第306号生效判决书确认了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天雄收取购房款的银行卡是公司使用，售房款和融资款均使用邓天雄个人账户开展业务，邓天雄收取购房款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事实，因此，原告存入和益公司指定账户的41万元应当视为原告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义务的行为。另外，原告接收房屋后委托邓亚萍将该房屋对外出租，承租人在该房屋从事经营活动及交纳物业费、水电费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合法占有了该房屋。本案中，被告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或者否定原告与和益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的合法性，没有证据否认原告因出租该房屋所形成的事实占有的情况下，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原告依法应享有排除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仕通路碧水山庄Ｆ2-1-Ｍ9、Ｍ10两套商铺的权利。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辩称，被答辩人提出异议之诉的理由为：其已经交付F2-1M9和M10号商铺的全部房款，已经占有商铺并使用（出租及缴纳物业费、水电费），广西和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然没有为其办理房产证，过错不是其造成的，是和益公司造成，且其认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市民初字第306号判决书确认了邓天雄个人收取的款项是购房款和融资款，在本案中其提供的邓天雄个人的转账回执就是购房款。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所述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是不能成立。一、被答辩人所提出的执行异议并不符合最高院对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理由如下：1、2006年10月11日存入的3万元是由伍巧玲存入邓天雄账户，而伍巧玲为和益公司原来的实际控股股东，邓天雄的老板，由伍巧玲汇款与实际交易行为不符，显然是为了拼凑房款。其余的款项均为现金存入邓天雄账户，无存入人及资金用途，无法证明是被答辩人所存的购房款。2、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合同约定是一次性付款。提供凭证是分多次付款且时间跨度从2006年3月7日至2006年10月11日。3、被答辩人提供公司银行账收入清单备注中没有注明是存入房款，而若是房款的话，该清单备注栏都有标注，因此该清单反而证明所存款项并非房款。4、该房屋为商铺性质非被答辩人唯一住宅不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5、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相关的完税证明，且从被答辩人提供的邓天雄出具的关于碧水山庄在某一时段房屋销售实际情况的说明里，已经清楚的说明是由于被执行广西和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被答辩人已经交款完毕，在法律上却不能保证房产权利，应该是答辩人与和益公司的纠纷，答辩人可通过其他法律诉讼解决，与本案执行无关。且故被答辩人所提供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占有房屋不具有合法有效性。6、被答辩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或相关收费收据并不代表被答辩人是合法占有房屋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答辩人对其真实性存在疑问，由于和益公司内部存在着经济纠纷，被答辩人存在强行占有房屋的情况。7、答辩人作为债权人，合法诉请自己的债权，经过法律手段查封和益公司的房屋，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让其立刻还款和益公司却与被答辩人串通好把房屋出售。合同约定在签订合同后30天之内要进行合同备案登记，合同还约定在2008年交房后的200天之内要办理得房产证，但是一直没有办理合同备案，也没有办理房产证，被答辩人应该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意识,如果因为此事有相应的损失，也应该与和益公司之间去解决，而不是对抗作为善意的答辩人。再者法院成功办理了涉案房屋查封登记手续，要求和益公司返还欠款，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被当事人并没有依法登记，但是法院已经成功查封了涉案房屋，属于合法行为，没有任何法律瑕疵。依据《民法通则》的法律规定，答辩人作为善意第三人有权查封该房屋，并在和益公司不还款的情况下，变卖抵押物优先获得偿还款项。8、本案中答辩人强烈要求被答辩人提供合同签订当时交款给和益公司的银行清单或银行回执，因为答辩人有理由怀疑是和益公司防止被查封的房子被法院拍卖，而与被答辩人串通搞假的房屋买卖，故不能只凭收款收据来证明其已经支付房款。且其提供是邓天雄的银行回执，如果是被答辩人转款，在银行回执上应该有被答辩人的银行账号、姓名和邓天雄的银行账号和邓天雄的姓名，但是我们只看见邓天雄的银行账号和邓天雄的姓名，所以该银行回执不能证明被答辩人有转款给和益公司。假设答辩人是存现金，那被答辩人应该提供取款证明。9、郑元培认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市民初字第306号判决书、广西高院（2015）桂民申字第236号民事裁定书、桂林中院（2015）桂市民四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认可邓天雄的银行账号收取的款项就是购房款是错误的，这几份判决书于本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性，且不能证明郑元培的证明目的，更加不能证明郑元培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二、被答辩人没有在房产局进行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和预登记通知单后，在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30日内，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项目管辖范围的房产交易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企业应当自签约之日起30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被答辩人连最基本的合同备案都没有，其在本案中签订的所谓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有效性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其有什么权利来主张物权，来提执行异议？其提执行异议的主体都有问题的。三、被答辩人没有在房产局进行预告登记。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二十条：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很明显被答辩人也不符合预告登记的条件，也不符合物权法关于物权的规定。四、被答辩人没有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证是购房者通过交易，取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可依法对所购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证件即《房屋所有权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此可知，被答辩人在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获得物权法认定的物权，由凭什么能说房子是其所有的。五、关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宜在本案中主张，该确权官司还涉及到其他的案外人，原告应当另行起诉，如果原告一定要在本案中确认，请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依法驳回。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郑元培的执行异议之诉。 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原告与答辩人于2006年4月8日所签订的M9、M10号门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商品房买卖合同才有效。按照建设部（88号）《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的主要内容有：（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首先，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条，买卖双方应约定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但是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第六条付款方式及期限，虽然明为一次性付款，但是在合同中却没有约定付款时间。也就是说，买受人在什么时候付款是没有约定的，但是出卖人的交房时间又有明确约定，这种买卖双方权利不对等的购房合同，违背常理，违背房地产交易的一般规则，也不符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必然要素。该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填写的是按第1、2种方式进行处理，而该两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所以答辩人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质疑。该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缴付期限“出卖人应当在2008年12月25日前，……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中约定的交付日期“2008年12月25日”明显有涂改痕迹。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标准及要求，签订的合同有涂改的地方，双方对修改部分又没有签字盖章确认，合同的有效性也是值得质疑的。2、而且，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4月8日，原告提供的邓天雄第一、二次的取款时间为2006年3月7日、2006年3月28日，该部分房款收据开具时间是2006年5月23日，为何原告在和益公司签合同当日2006年4月8日不要求邓天雄、邓亚萍开具收款收据以确认自己缴纳房款的事实，而是在事后才开具收据呢？而且，如果交款是事实的话，原告在第一、第二次任何一次来临桂办理交款业务的时候，都可以来和益公司办理签订合同的手续以及开具收据，但是却都没有及时办理，这也是原告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证明。这种转款时间与开票时间、签合同时间不相符，而且这些所谓的交款证据都与原告无关，不能证实这些款项是原告的款项缴付了购房款。所以，原告没有发生真实交易的合同当然是无效合同。3、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合同为一式三份，出卖人一份，买受人一份，临桂房管所一份。但是作为出卖人和益公司居然一份合同原件也没有，这也是违背常理，违背房地产交易的一般规则。二、证据证明原告未实际交付购房款给答辩人。1、原告提供的证据“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并不能证明原告已交付房款的事实。邓天雄工行尾号为009的账户并不是和益公司指定的收款转户，该账户是邓天雄个人使用的私人账户，根据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柳市中法协查字第173号，查询邓天雄个人银行流水明细（工行，9558882103000035009的明细账），2006年3月7日、2006年3月28日、2006年9月12日邓天雄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均为取款凭证，只能证明是邓天雄的个人取款，虽然在同一天邓天雄以“周转金”的名义存相同款项进答辩人和益公司账户，但是这些款项没有一笔是出自原告账户，与原告缴纳购房款毫无关系，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转账记录来证实其已经将购房款转入答辩人和益公司的账户，也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已收到原告所交的购房款。还有一笔3万元邓天雄转给伍巧玲的转账凭证，也只能说明邓天雄与伍巧玲之间的个人往来，与交房款毫无关系。没有原告的转账凭证，只有邓天雄的取款凭条，如何能证明原告已交房款呢？原告所谓的购房款的给付方式违背一般的房地产购房的交易习惯，于情于理不符。且在同类执行异议诉讼案件中（即（2019）桂0312民初3334号、3335号、3336号、3333号、3339号、3337号中）原告都称转入邓天雄9558882102000107297账户中的款项为交给和益公司的购房款，邓天雄的账户是和益公司用于收取购房款的账户。如果该说法成立，那么邓天雄将上述账户上的钱取出，则是将和益公司的钱款取出，原告提供的取款凭证只能证明和益公司的款项发生变动，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款项是原告的资金。2、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据”，是邓天雄的妻子邓亚萍（并非公司财务人员）所开具的，且当时邓天雄既掌握了答辩人和益公司的公章，也掌握了财务专用章，即从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到开收款收据，甚至到交房，都是其一手操作。该收据只能证明邓天雄、邓亚萍在未实际收到房款就开具收据的不法行为。在邓天雄的任职期间其不作为、乱作为，且大量的挪用公司资金以及签订虚假购房合同致使公司有较大的经济损失。三、原告占有使用答辩人名下的M9、M10号商铺为非法占有。1、原告提供的证据租赁合同，均为邓亚萍代理办理，留的电话以及联系人等都是邓亚萍。通过原告提供的第一份租赁合同可见，甲方为“邓亚萍代”，M10号门面的2016年《房屋租赁合同》的字也是邓亚萍的字迹。2、根据国务院于2008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按本办法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房人”，而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08年12月25日，但是至今原告也未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未提供正式的交房接受单，所以，该涉案被执行房产为原告非法占有。3、原告并没有提供与答辩人履行了正常的交房手续。结合原告提供的邓天雄取款凭证以及邓亚萍开具的收据、邓亚萍代签的租赁合同等证据来看，实际上原告并没有转款给答辩人和益公司用于缴纳M9、M10号门面的购房款，而且，邓亚萍开具的契税、房维、配套费的收据的款项共13238元，该款项和益公司也并未收到。综上，答辩人有理由相信该诉争房产是假借郑某元之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达到侵占和益公司资产的目的。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邓天雄、邓亚萍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应当将“收据”从本案的证据中排除。四、M9、M10号商铺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过错在原告。以上答辩已证明原告并未实际交付房款，购房合同为虚假合同，该房屋也为非法占有。即使按正常购房业主来说，未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的责任也不在答辩人。1、从2006年到2012年期间，答辩人与碧水山庄业主所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基本做到第一时间到房产管理所办理备案手续。且至2015年，碧水山庄小区业主多数已办理好房产证。事实上在2003年至2012年6月期间，和益公司为194户购房业主办理了房屋预售登记，至2015年，已为95户业主办理房产证。2、2012年7月1日答辩人为帮助购房业主尽快办理房产证，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通知碧水山庄业主将购房合同等资料交到“碧水山庄”物业办公室，以便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目前碧水山庄大部分已交房业主已办理房产证。但原告却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今未向答辩人提供任何其购买碧水山庄M9、M10号门面办理产权登记的资料，包括契税完税证明、公共维修金金缴纳证明等。因此即使原告购买了M9、M10号门面是事实，但原告在有条件、有时间的情况下，怠于行使权利，长时间未提交资料办理房屋登记手续，致使诉争的房屋至今仍在答辩人名下，是原告人为使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存在明显的过错，且过错也在原告而非答辩人。3、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第3款“买受人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及未缴纳相关费用的，造成办理产权证延误，责任由买受人承担。”。原告从未提交办证资料，答辩人和益公司的人员打电话给原告核实原告身份及要求其提供购房资料，原告回复说所有关于房子的事情都要找邓天雄。即使合同有效，按合同约定，责任也在原告。4、对于原告而言，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如果有效，按照该合同附件六约定，“买受人在收到出卖人办理该商品房屋产权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到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领取办理产权资料。如买受人没有按照上述约定时间到本公司领取办理产权资料的，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自负”。答辩人和益公司已于2012年7月1日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的公告，按合同约定该后果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明显的过错。三、M9、M10号商铺并非原告所购的用于居住且原告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M9、M10号商铺的用途为商业经营，且该铺一直处于非法占有并属于出租状态，因此该案涉房产并非原告用于居住的房屋，所以原告所提执行异议之诉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所提的执行异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二十九条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被告于某疆、于某暄未作答辩，也未出庭参加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就答辩、举证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于某疆、于某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与本案原、被告双方诉辩事由及本案事实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执行的（2017）桂0202执1975号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与和广西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诉讼保全阶段以（2016）桂0202民初345号《民事裁定书》保全查封了被告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广西临桂碧水山庄的房产353套【实际查封76套】，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的F2幢M9号、M10两套商铺。在执行过程中，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桂执协13号《协调决定书》，将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执行的（2017）桂0202执1975号案件指定由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原告对法院查封的F2幢M9、M10两套商铺，认为自己已购买并使用，请求法院解除查封。 2019年年7月25日，本院作出（2019）桂031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2006年4月8日郑某元与和益公司于签订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郑某元向和益公司购买碧水山庄F2-1-M9、M10号两套商铺，房价M9为22万元、M10为19万元。在交购房款方面，除了开具的收款收据外，没有提供银行转款凭证，提供的邓天雄的四张工商银行交易凭证，只是邓天雄的个人行为，证明不了与案外人有关联，提供的银行帐收入清单，也无法看出案外人交了购房款，且该收入清单也没有加盖银行的公章，也没有开具该房的税务发票及房屋维修基金的正式发票。现被执行人和益公司也没有认可该笔该房款进了公司账户，案外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交了购房款。在房屋占有方面，只签了几份《房屋租赁合同》，提供些物业公司开具的水电费收据，没有提供收取租金的收款单据和银行转款凭证，房屋是否实际租出去，租金是谁收取，《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履行，无证据证明，因此，案外人不能证明其对M9、M10号两套商铺的合法占有。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案外人郑某元的异议请求。 2006年4月8日原告与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向和益公司购买临桂区世纪大道碧水山庄F2幢底层9号铺面（房屋建筑面积102.52平方米，商品房用途为商铺），房款为220000元（一次性付款）及F2幢10号铺面（房屋建筑面积100.81平方米，商品房用途为商铺），房款为190000元（一次性付款），原告在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栏签名捺手印，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在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栏加盖公章。2006年5月23日和益公司向原告出具250000元门面首付款《收据》（其中M9#130000元、M10#120000元，加盖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6年12月8日和益公司向原告出具160000元门面款《收据》（其中M9#90000元、M10#70000元，加盖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7年7月5日和益公司向原告出具M9#门面契税6600元、房维4400元、配套费2238元，共计13238元《收据》（加盖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7年7月5日和益公司向原告出具M10#门面契税5700元、房维3800元、配套费2238元，共计11738元《收据》（加盖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财务专用章）。 2009年3月21日原告与莫晓林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F2幢M9号商铺），租期从2009年4月1日到2014年3月31日；2014年3月31日原告与明文桂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书》（F2幢M9号商铺），租期从2014年4月1日到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1日原告与李姣姣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书》（F2幢M9号商铺），租期从2016年4月1日到2019年4月1日。 2008年7月8日原告与秦杰荣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F2幢M10号商铺），租期从2008年7月16日到2011年7月15日；2013年11月11日原告与明文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F2幢M10号商铺），租期从2013年11月11日到2015年11月10日；2016年4月18日原告与侯日升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F2幢M10号商铺），租期从2017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 2016年7月至2018年12月，原告向桂林德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交纳水、电费。 另审理查明，2005年9月30日，被告和益公司桂林临桂分公司获颁发编号：临房预售字××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07年5月20日，涉案房屋通过五方竣工验收。 2012年7月1日，被告和益公司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的公告“我公司开发的临桂碧水山庄目前已开始为各位业主办理产权登记，请各位业主于即日起至2012年7月30日期间，持身份证、户口本、购房合同、购房发票（或收据）及物业手续等资料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到碧水山庄物业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以便为您办理产权登记”。涉案商铺仍登记在被告和益公司桂林市临桂分公司的证上（临房权证临桂镇字第××号）。 本院认为，一、原告诉请“判决确认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仕通路碧水山庄F2-1-M9、M10两套商铺归原告所有”。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涉案房屋《商品买卖约合同》、《收据》、《房屋租赁合同书》等证据，证明涉案商铺合同合法有效，房款已付清并实际占有等事实。对原告提供的2006年3月7日100000元、2006年3月28日150000元、2006年9月12日13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临桂支行业务清讫凭证均系邓天雄于上述时间取款凭证，不能认定原告向邓天雄银行账号存款。对原告提供的2006年10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临桂支行30000元业务清讫凭证，该凭证系从邓天雄的银行卡转入户名为伍巧玲的银行卡中，不能认定原告向邓天雄银行存款30000元。涉案的商铺没有到有关的房屋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被告和益公司2012年7月1日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通知”的公告，通知购买人办理产权证，原告没有联系出卖人，关心自己房屋是否备案或者办证，不符合常理，也未能提供向被告和益公司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和相关部门收取的税票、房屋维修基金发票、配套费发票予以证实，涉案商铺没有到相关部门办理物权转移登记，依然登记在被告和益公司的名下，过错责任在于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仅仅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银行凭证等，只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并非物权，涉案商铺物权仍然登记在被告和益公司名下，原告证明不了涉案商铺已经变更登记在其名下，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综上，原告的该项请求不符合上述规定，对将涉案商铺确认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原告诉请“判决停止对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仕通路碧水山庄F2-1-M9、M10商铺的强制执行，并解除该两套商铺的查封”。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如果被执行财产不属于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之上拥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关于原告是否对临桂区世纪大道碧水山庄F2幢M9号、M10号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本案认定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原告对F2幢M9号、M10号商铺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㈠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㈡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㈢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㈣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该规定是不动产买受人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形。依据该规定，购买的案涉商铺虽然符合第㈠种情形，但是不符合第㈡、㈢、㈣中情形，故原告对案涉商铺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1.因书面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4月8日，案涉商铺的查封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执行裁定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故原告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2.原告与被告和益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第3项“买受人未能在约定时间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及未缴纳相关费用的，造成办理产权证延误，责任由买受人承担”。原告亦未能向本院提供“提交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及缴纳相关费用”的凭证。被告和益公司于2012年7月1日在桂林晚报上刊登了“配合办理产权证的通知”的公告，原告亦未能向本院提交其申请办理产权证的相关资料，故案涉商铺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出卖人的原因。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全部条件，不能依据该条规定享有排除执行的物权期待权。（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㈠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㈡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㈢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规定是房屋消费者享有的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形。本案中，虽然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但案涉商铺属投资收益行为，不属消费者必须物品，故原告也不能依据该条规定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被告经于某暄、于某疆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对其造成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当。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某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原告郑某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45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石 剑 人民陪审员  秦玉琼 人民陪审员  何永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韦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