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8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花，女，1984年6月2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浩，云南新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三信，男，1977年10月4日生，汉族，现住广东省清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超，广东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昆明市索佩克进口汽车配件经营部，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东聚汽配城大车配件市场****。法定代表人：李云光，总经理。原审被告：云南索佩克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开区出口加工区**地块新广丰工业标准厂房******iv>法定代表人：张有富，总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志祥，男，1991年8月22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昆明南亚勇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法定代表人：杨幼才，总经理。原审被告：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关雨路东聚汽配城******投资人：杨幼才，总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泊江、唐凤（实习），云南泊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花因与被上诉人王三信，原审被告昆明市索佩克进口汽车配件经营部（以下简称昆明索佩克公司）、云南索佩克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索佩克公司）、昆明南亚勇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亚勇坤公司）、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以下简称南亚三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南亚勇坤、南亚三菱出具的《委托书》只能证明王三信委托委托刘花处理某种事情，不能证明昆明四海就是王三信所经营的“力信”，在庭审中，南亚勇坤、南亚三菱也陈述与王三信之间具有其他业务往来关系，委托书也不能证实就是本案所涉款项。一审法人认定2017年8月19日王三信与刘花签订的《协议书》对本案有直接约束力与客观事实不符。协议约定的是“货款”而非运费，虽然双方均在从事货运行业，但是不排除存在“货款”的可能。该条约所指向的范围为“全部”由于王三信与刘花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约定全部款项由王三信取走，违反了法律公平正义。王三信没有事实基础全部收取刘花的货款，王三信凭什么收取刘花的劳动成果。刘花经营的“四海”与王三信经营的“力信”属于两个不同经营实体，通过法庭调查可以确认，原告王三信一直在广州经营“力信”，而刘花有证据证明自己是“昆明四海”的实际经营者，（租房、车辆、劳务、财务及其他一直是刘花亲力亲为）。上诉人出钱、出力、辛苦经营的劳动所得，被上诉人仅因一句约定不明的条款，将被告的劳动所得给予原告，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原告王三信并未举证证明，昆明“四海”的经营实体为王三信出资创办或者该实体具有股份，反之刘花有充分证据证明昆明“四海”为其投资、经营，故王三信的拿走昆明四海的经营所得，缺乏依据，王三信的行为无异议窃取刘花的劳动成果。刘花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是在收到威胁的时候所签订，虽然一审法院庭审中，陈述在签订合同时，只有王三信及其妻子和刘花三人，但一审法院忽略了签订协议的大前提是，刘花的丈夫因与王三信打架事件，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需要王三信出具谅解书、协议书、才能不被公安机关拘留，其威胁表现为刘花老公的人身自由的威胁，而并非本案认定的是否是对刘花的生命健康的威胁。被上诉人王三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昆明索佩克公司、云南索佩克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南亚勇坤公司、南亚三菱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三信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判决刘花向王三信支付109912元及利息（利息请求以109912元为本金按照6%年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决昆明索佩克公司、云南索佩克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20492元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决南亚勇坤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24686元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决昆明顺雅商贸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27050元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过程中，因昆明顺雅商贸有限公司已注销，王三信已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五、判决南亚三菱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37684元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三信、昆明索佩克公司、云南索佩克公司、南亚勇坤公司、昆明顺雅商贸有限公司、南亚三菱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王三信系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现已注销。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原以四海物流的名义开展业务。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日委托刘花处理昆明分公司所有事项。王三信（乙方）与刘花（甲方）于2017年8月19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刘花（甲方）不能在以任何方式向王三信（乙方）经营的昆明官渡区力信货运部收取货款，昆明官渡区力信货运部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由乙方自行处理。刘花在该协议书备注：本人刘花申明截止2017年7月19日前的货款全部由王三信收。协议签订后，刘花向昆明顺雅商贸有限公司收取了27050元款项。2017年12月5日，刘花出具收条，证实已收到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的运费款3万元，截止2017年6月30日止结清，南亚三菱已无拖欠四海快运任何运费。2018年2月5日，刘花出具收条，证实已收到被告昆明南亚勇坤支付的四海快运运费，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运费24686元。2018年9月20日，被告云南索佩克经贸有限公司与刘花签订协议书，并于2018年10月15日向刘花支付了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四海快运运费款20492元，刘花出具收条予以确认，且载明已结清，现与广州四海货运无运费牵扯。现王三信认为，刘花无权收取属于王三信的运费款项，其越权收取的款项应当返还给王三信；其他被告未经作为债权人的王三信同意擅自将属于王三信的款项向刘花支付，应当在各自向刘花支付的款项范围内与刘花一并向王三信连带清偿，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原四海物流）于2016年1月2日委托刘花处理昆明分公司所有事项，且王三信已与刘花约定“2017年7月19日前的货款全部由王三信收”，后刘花又向其他被告收取了属于四海物流的相关款项，且并未将款项交予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应认定其违约，其应当向广州市力信物流有限公司交付上述款项，款项为昆明市索佩克进口汽车配件经营部、云南索佩克经贸有限公司20492元、昆明南亚勇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4686元、昆明顺雅商贸有限公司27050元、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30000元，共计102228元。王三信主张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的款项为37684元，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已向刘花支付30000元，且刘花出具的收条已载明截止2017年6月30日止结清，南亚三菱已无拖欠四海快运任何运费，故一审法院认定为30000元。昆明市索佩克进口汽车配件经营部、云南索佩克经贸有限公司、昆明南亚勇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市南亚三菱汽车特约维修中心已向刘花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应认定其针对四海物流已履行了付款义务，王三信主张由四被告再向其支付相应的款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三信支付款项102228元；二、驳回王三信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8元，刘花负担2323元，被告王三信负担175元。二审中，上诉人刘花提交了如下证据：微信截图记录、录像视频照片、医院诊断报告、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微信记录、第2种版本的“协议书”、2013年王三信欠我运费款、我付费给第三方物流的费用汇总清单、我赔偿给客户的货损清单细汇总、王三信向客户收取的运费金额明细汇总、我先生给给我的经济支持打款记录、顺雅提供的收据、聚盛未付款金额明细、调解书、打款清单。经质证被上诉人王三信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原审被告昆明索佩克公司、云南索佩克公司、南亚勇坤公司、南亚三菱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除协议书与一审证据重复外，其它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均未提交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争议焦点是：《协议书》对王三信及刘花是否具有拘束力？刘花是否应向王三信返还本案所收取的运费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主张胁迫事实存在的一方，应当提交证据证实该胁迫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上诉人既无证据表明其在签署《协议书》时人身、财产等方面受到被上诉人限制，亦未在受限事由解除后向公安机关等部门反映胁迫事实的存在。故上诉人主张胁迫事实存在，但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本院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协议书》对王三信及刘花具有拘束力，刘花应按协议书约定，不再收取相应货款。《协议书》上备注一栏，刘花亦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而刘花已经收取的本案诉争运费确系2017年7月19日之前的运费，故刘花应向王三信返还本案所收取的运费款。对刘花主张的“货款”和“运费”不是同一概念，因本案涉及的是物流运输行业运输费用的收取问题，刘花认为存在“代收货款”的问题，但未就代收货款提交相应证据，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8元，由刘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庆审判员 姚 丹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