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2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荣浩，男，197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外卖员，租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湖北举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森，男，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东风（十堰）车身部件有限公司员工，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映娟，女，1979年7月9日出生，汉族，现职业、住址不详，原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上诉人常荣浩因与被上诉人李德森，被上诉人殷映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2019）鄂0303民初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及询问调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荣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中双倍返还定金中的48600元的判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辩论的权利。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传票，通知上诉人于2019年3月25日开庭，上诉人按时到达法院后却被告知延期开庭需回家等通知。上诉人在未接到任何法院通知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开庭并缺席判决，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有意隐瞒事实，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双倍支付定金。1、上诉人签署的收条上注明的内容是“押金”已经支付。被上诉人李德森于2019年4月份让上诉人将收条上“押金”改成“定金”的行为，应视为无效；2、上诉人收取的5万元应当是购房“押金”，而非作为“订金”双倍返还。三、购房合同上明确写明余款在办理过户手续后付清，而李德森在常荣浩与殷映娟离婚后，以信任殷映娟为由支付了9万元，有悖常理，常荣浩不应当承担该9万元的返还责任。四、从2016年7月份至今，房屋一直由李德森居住，其应当支付三年的房屋占用费，并退还房屋。李德森未予书面答辩。殷映娟未予到庭和答辩。李德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书》；2、判令常荣浩、殷映娟返还购房款140000元，支付违约金50000元；3、由常荣浩、殷映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1日，李德森与殷映娟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常荣浩和殷映娟将其夫妇所有的、“位于张湾区车城街办××路××号”房屋[产权证号为鄂（2017）十堰市不动产权第0008722号、权利人为常荣浩]作价243000元出售给李德森，“甲（常荣浩和殷映娟）乙（李德森）双方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先行付给甲方定金伍万元整，余下房款于过户时付清。乙方在交清房款当日，甲方将钥匙和房屋相关、水电卡等物品交于乙方。若乙方违约甲方不退定金，若甲方违约，双倍赔偿乙方违约金拾万元整”，后来常荣浩在该协议书上补写了签订时间等内容。协议签订后，李德森即支付给殷映娟购房定金10000元，2016年5月13日李德森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殷映娟购房定金40000元。2016年6月13日，李德森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次支付给殷映娟购房款80000元、支付现金10000元共计90000元，同日由常荣浩、殷映娟给李德森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李德森购房现金玖万元整（￥90000.00）”，后又在该《收条》下备注“注：定金伍万元整（￥50000.00），共计拾肆万元整”。2016年7月，常荣浩将上述房屋交付给李德森，李德森要求两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未果后，经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发现上述房屋在2013年11月13日设定了160000元的抵押（他项权证号十堰房他证张湾区字第××号、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城中支行），在2014年9月23日设定了250000元的抵押（他项权证号十堰房他证张湾区字第××号、抵押权人为王志红），李德森遂与常荣浩于2017年4月13日就上述房屋又设定了一份抵押，证号为鄂（2017）十堰市不动产证明第0010248号，抵押权人为李德森。因房屋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李德森要求解除购房协议，并要求退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未果，故而成诉。另查：常荣浩与殷映娟于2006年12月11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6月3日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李德森与殷映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常荣浩事后知晓并认可，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但常荣浩、殷映娟所出售的房屋，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已设定了两份抵押，在不解除抵押的情形下，房屋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李德森购买房屋的目的无法实现，且系常荣浩、殷映娟的过错而导致，故李德森要求解除上述《房屋买卖协议书》，理由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房屋买卖协议书》解除后，常荣浩、殷映娟根据该合同所收取的购房款应予返还，收取的定金应当依法双倍返还；但定金的数额依法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涉及到本案，定金数额的最高限额为48600元（合同标的243000元×20%），因此李德森主张双倍赔偿的定金数额只能认定为48600元，多余的金额1400元（50000元－48600元）可认定为购房款，故李德森支付除定金外的购房款金额应当认定为91400元（90000元＋1400元）。常荣浩与殷映娟在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协议书》时尚系夫妻关系，且收取了李德森的50000元购房定金，随后双方离婚，但李德森向殷映娟的银行账户上转付购房款后，又由常荣浩、殷映娟共同给李德森出具《收条》，两人的行为应当认定在继续共同履行《房屋买卖协议书》，故应当对解除《房屋买卖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共同承担责任。殷映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其抗辩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解除李德森与常荣浩、殷映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二、常荣浩、殷映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给李德森购房款人民币91400元，双倍返还给李德森购房定金人民币97200元（48600元×2），共计人民币188600元。三、驳回李德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常荣浩、殷映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财产保全费1470元共计5570元，由常荣浩、殷映娟共同承担。二审期间，常荣浩提交了一份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区分局东岳路派出所于2019年12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是2017年7月30日22时许和2018年9月21日20时许，常荣浩与李德森因纠纷两次报警的情况），拟证明：2016年6月13日的收条上“押金”改为“定金”的时间是在2019年4月份，是在李德森的胁迫下更改的。李德森质证认为：报警记录属实，但2016年6月13日收条上的“押金”改为“定金”就是常荣浩出具收条时更改的。本院认为：虽然两次报警记录属实，但报警时间与常荣浩自述的修改时间并无对应关系，也不能证明更改系李德森对其采取了胁迫手段，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经过等基本事实属实。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李德森分两次支付的5万元能否认定为“定金”以及应否双倍返还的问题。第一，常荣浩、殷映娟与李德森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中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定金5万元”，也明确约定了“甲方常荣浩、殷映娟违约，双倍赔偿违约金10万元”，表明双方对交纳收取定金以及违约适用定金罚则均进行了约定；第二，常荣浩对其2016年6月13日出具的收条上“押金”改动为“定金”的真实性并不否认，其主张改动系2019年4月份在李德森的胁迫下进行并无证据证明，无法采信。第三，案涉房屋因出售前设置了抵押导致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而被解除，房屋出售人常荣浩、殷映娟负有责任，按照定金罚则，二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97200元。2、关于常荣浩应否承担9万元款项返还责任的问题。常荣浩、殷映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售房屋，虽然在2016年6月3日双方协商办理了离婚登记，但6月13日李德森向殷映娟的银行账户上转付购房款后，常荣浩、殷映娟仍然共同给李德森出具收条，一审判决认定二人的行为属于继续共同履行《房屋买卖协议书》的行为，应当对解除《房屋买卖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共同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常荣浩主张其不承担9万元款项的返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3、关于一审程序问题。第一，一审法院按照常荣浩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通过特快专递向常荣浩送达开庭传票的方式合法，常荣浩系因自身的原因未签收法院的特快专递而未参与庭审，但庭审后，一审法院又通过询问和庭后调解的方式，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了审查，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并未实际剥夺常荣浩参与诉讼、进行辩论等诉讼权利，未对本案的实体审理造成不利的影响。至于常荣浩上诉提出的房屋占用费、返还房屋等问题，均属于独立的“诉”的内容，因其一审期间并未主张，故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虽审理程序上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5元，由上诉人常荣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广泉审判员  袁 昆审判员  王宇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