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4民初5771号 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大道****。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委托代理人朱宇亮、孙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旧馆镇潘家庄村iv> 法定代表人朱柏荣。 委托代理人程福如、唐丽莎，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丹，女，197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被告沈朝晖,男,197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海斌、肖书宜，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胡国琴,女,197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胡国琴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朱宇亮，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程福如、唐丽莎，被告安丹、沈朝晖委托代理人蒋海斌、肖书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国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了编号为0221321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贷款期限为7个月，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上浮20%；逾期罚息利率为合同利率上浮50%；按月付息，还息日为每月21日，每个还息日均应清偿就原合同项下全部未偿本金按照实际天数计算的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借款人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利息、本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构成借款人的违约事件。同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安丹、被告沈朝晖、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唐云松、被告胡国琴分别签订了编号为0221321-001、0221321-002、0221321-003、0221321-004、0221321-005、0221321-006的《保证合同》，约定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安丹、被告沈朝晖、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唐云松、被告胡国琴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号为0221321的《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以及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款项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于2014年6月3日、2014年7月15日向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放贷合计2000万元，均于2014年12月29日到期。然，截至2017年7月28日，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尚有本金18981837.78元以及利息、罚息未偿还，各被告作为连带保证责任人，亦至今未能偿还款项。 2017年6月21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原告签署编号京杭资转2017-01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对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债权）依法转让给原告。2017年7月19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原告就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发布联合公告，该笔债权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即向原告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各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借款本金18981837.78元、应还未还利息33409.94元（按同期基准利率上浮20%的标准，从2014年12月21日计算至2014年12月29日）、罚息5452241.86元（按前述合同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4年12月30日计算至实际偿还全部本息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6月18日）；2、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辩称，一、原告转让本案所涉债权收益权的行为本质就是债权转让，浙商资产已不具备本案诉讼资格，且其将债权转让包装成收益权转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保证人合法利益。 1、所谓的债权收益权转让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根据物权法的相关理论规定，所有权人可以将所有权中的部分权能与所有权本身相分离而单独转让给其他人，在其物上设立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以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而债权是一种请求权，请求权是一种相对权，是权利人请求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中不包括收益权的要素，也不具有可分离性，不存在独立区分存在的可能。结合我方提交的相关转让公告，原告与案外第三人名为债权收益权转让，实质其转让的就是债权本身，本质是债权转让。因此，原告转让本案债权后即不具备本案原告资格，应由第三方重新起诉。同时，根据最高院(2013)执他字第4号的规定，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自受让日后不再计付利息，故原告将该次本质为债权转让的转让包装成收益权转让，实际损害了本案全体保证人的合法利益。 二、就本案保证合同效力而言，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首先，本案借款已被吴兴区法院认定为骗取银行贷款的刑事犯罪，发生法律效力的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刑初5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系实际控制人唐云松以欺骗手段非法取得，现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所依据的贷款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唐云松实际控制的湖州智冠包装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与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唐云松实施非法手段获取的资金。 骗取贷款是一种刑事犯罪，其犯罪构成及处罚由《刑法》规范来调整，而合同效力则应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然而，由于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是犯罪和刑罚，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禁止一定的事实行为，更重要的是“以否认其法律行为为目的”。如果刑事判决对自然人或单位欺诈行为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则表明在此种情形下，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且已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并非单纯的民事欺诈问题，此种《借款合同》己成为了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该欺诈行为已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刑法是最严厉的强制性规范，对犯罪行为处以刑罚惩罚，意味着该犯罪行为系为法律所禁止，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同时，结合最新出台的 综上，本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出借款项的行为在生效刑事判决中已经得到完整评价，系唐云松的个人犯罪，且贷款人及保证人均为唐云松犯罪行为的被害人，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构成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实际上，在唐云松个人犯罪的背景下，本案借款人智冠包装及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也已沦为唐云松个人骗取贷款犯罪下的犯罪的手段和工具，相应的《借款合同》完全失去了民事行为的独立属性。所以涉案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刑法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本案保证合同系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根据《物权法》及《担保法》的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基于保证合同的从属性，本案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 三、本案责任承担应当结合各方过错，案涉贷款的贷款机构系存在严重过错，保证人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同时，2019年8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也再次强调了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会议纪要》第54条明确：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调整的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具的独立保函外，其他主体出具的独立保函一律无效。判断独立保函的效力主要看其开立人是否为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不问其适用领域是国内交易还是涉外商事交易。当事人在国内交易中适用独立保函，一方当事人以独立保函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独立保函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其提供的担保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此类约定因不符合担保的从属性而无效。该约定无效不影响整个担保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的，担保人仍应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应视担保人有无过错来确定其应否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我方向法院等机构调取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办理该笔流动资金贷款时的相关资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在该笔贷款的办理过程中存在诸多违反《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不合法合规的行为： (1)未进行现场尽职调查、未核实贷款资料的真实性。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贷款人应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但是根据负责办理该笔贷款的信贷员潘洪及智冠包装财务负责人张成向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据2），该笔贷款办理过程中，相关购销合同、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办理该笔贷款所需的资料均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将资料复印件提供给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仪表面审查了上述复印件资料，未核实上述资料的真实性。 根据我方向法院调取的资料，该笔贷款项下购销合同的采购方上海保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根本未签订该笔贷款合同项下的购销合同；同时，智冠包装向银行提交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等资料同样也是智冠包装相关人员篡改了报告上重要数据，与审计报告原件反映的公司真实财务数据大相径庭。 在该笔贷款在骗贷的刑事案件中，法院认定了智冠包装系通过伪造购销合同和财务资料的方式骗取的银行贷款，但骗贷人的欺骗方式和手法并不隐蔽和高明，只要银行信贷人员通过原件核对或与相关采购方、审计单位进行简单确认，就能发现借款人提供的资料系伪造的，不真实的，这也是对银行信贷人员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保证尽调内容真实性的最低工作要求，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却连上述最简单的工作都没有做，完全没有履行保障尽调内容真实性的举措，违反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也给相关犯罪分子提供虚假资料骗取贷款提供了机会。 (2)未尽到审慎的尽调义务。《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借款人的组织架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及法定代表人和经营管理团队的资信等情况；（二）借款人的经营范围、核心主业、生产经营、贷款期内经营规划和重大投资计划等情况；（三）借款人所在行业状况；（四）借款人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等真实财务状况；（五）借款人营运资金总需求和现有融资性负债情况；（六）借款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等情况；（七）贷款具体用途及与贷款用途相关的交易对手资金占用等情况；（八）还款来源情况，包括生产经营产生的现金流、综合收益及其他合法收入等…”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在该笔贷款贷前审查过程中未能按上述要求履行尽调义务，例如：A.就上述第（一）、（六）项尽调要求而言，根据信贷员潘洪向公安的陈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明知智冠包装及镭宝机械等公司均系唐云松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而镭宝机械在2011年在工商银行就已出现贷款逾期展期的不良风险记录(补充证据8)，按照银行风险划分类别属于高风险客户，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对此未做审查或放任上述风险，从而放大了本次贷款的风险。B.就上述第（七）项尽调要求而言，根据购销合同上采购方上海保印公司向公安提供的书面（证据4）情况说明：上海保印公司与借款人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自2013年有业务往来以来合计产生的货款为1073799.69元，而本次贷款购销合同合计总货款金额为2000万元，与以往历史交易数据差距非常大，有违常理，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有义务结合历史数据进一步核实该次业务往来的真实性、合理性。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却仅仅审查了购销合同的复印件，未做任何实质性审查。C.就上述第（四）、（五）项目而言，对比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提供给公安的贷款资料中智冠包装的财务资料（补充证据10），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在2012年即开始全面亏损，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能够结合相关财务资料及其他证据发现其提供的财务数据存在的问题。D.就上述第（八）项而言，根据智冠包装财务负责人张成向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据2），智冠包装在本次贷款之前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就有2000万元贷款，于2014年到期并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续贷，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拒绝了其续贷申请，要求其想办法先还清旧贷后，再通过一定方式重新向其发放同等数额的即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说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本身就意识到借款人资金紧张，出现了偿还困难的情况，在此背景下仍继续向其发放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明显放大了该笔新贷的风险，而且也加重作为新加入的不知情的保证人即我方的法律风险及责任。 (3)未履行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的贷款跟踪义务。《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贷款人应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固定资产、股权等投资，不得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流动资金贷款不得挪用，贷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检查、监督流动资金贷款的使用情况。” 但是，根据负责办理该笔贷款的信贷员潘洪向公安机关的陈述，银行未就该笔贷款的使用情况做任何贷后监督检查的工作，未尽到相应的贷款审查及跟踪义务。根据上海保印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上海保印公司在收到上述2000万元后立即根据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书转账至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关联公司（证据4），上述贷款实际被唐云松用于归还其他银行的贷款。 上述各项情况均表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没有按照银监会指定的办法的规定及职业准则尽到应有贷前贷款审查跟踪义务，也正是因为银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没有尽到作为金融机构应当尽职履责义务，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骗贷行为的产生，也给其自身及保证人造成了严重损失。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和第九条及《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了，存在明显过错。故代理人认为，在发放本案贷款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不合理的行为，有严重过错。 而且结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种种违规行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很有可能明知该笔贷款存在高风险，未达到银行放款要求而违规放贷的行为，故增加了我方作为保证金转嫁风险，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贷款人对骗贷人的欺诈行为是知情的或是放任的。 而结合唐云松等人的笔录可以证明本案保证人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相关犯罪行为是完全不清楚的，而且对本案贷款实际是续贷等风险是完全不知情的，若知道存在这么大的风险，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肯定不会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敌保证人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 综上，本案贷款人作为专业的贷款发放金融机构，未尽到最基础的贷前审查义务及贷后跟踪及时挽回损失的责任，而本案保证人对借款人的上述违法行为并不知情且保证人是基于对银行尽到了相应审查责任的信任前提下与银行订立了案涉的保证合同。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保证人实际才是本案真正的受害人，不存在任何过错，若要求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也违背公平公正原则。 四、债务人破产分配抵扣在本案判决书应结合实际进展予以考虑。其次，2019年8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第55条担保责任的范围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能大于主债务，是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本案中，在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利息、罚息和本案原告律师费等费用自然也不应由保证人承担。最后，案涉债权在原告进行公开处置时的成交价是1250万元，其中包括另外两笔抵押债权（证据11），据我方了解，其中债务人湖州集全的抵押债权2019年11月3日司法处置的拍卖成交价为1646万元，债权受让方已在三笔债权成交价的基础上取得400余万元的收益，在债权转让的短短5个月时间内，收益是非常巨大的，若仍要求本案保证人全部承担本案借款本息，明显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综上，原告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为感。 被告胡国琴未作答辩。 经审理本案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5月30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贷款人）与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人）签订了编号为0221321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本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贷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7个月；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上浮20%；逾期罚息利率为合同利率上浮50%；按月付息，还息日为每月21日，每个还息日均应清偿就原合同项下全部未偿本金按照实际天数计算的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同日，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对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本金20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同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安丹、被告沈朝晖、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唐云松、被告胡国琴分别签订了编号为0221321-001、0221321-002、0221321-003、0221321-004、0221321-005、0221321-006的《保证合同》，约定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安丹、被告沈朝晖、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唐云松、被告胡国琴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号为0221321的《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以及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款项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于2014年6月3日、2014年7月15日向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合计2000万元，上述贷款均于2014年12月29日到期。 2015年6月8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将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唐云松、胡国琴诉至本院，该案在审理中查明，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1月21日决定对唐云松等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其侦查范围包括该案所涉借款。2015年8月12日，本院依法作出（2015）杭江商初字第1323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起诉。 2016年4月18日，唐云松因犯骗取贷款罪被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30日，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浙05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唐云松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9月20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对涉案财产和犯罪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唐云松退赔其余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单位（附财产清单）。该判决业已生效。 经该案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唐云松采用向银行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财务报表等手段，通过受其控制的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等向多家银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至侦查机关立案时，尚有人民币7800余万元未予归还。 2014年6月，被告人唐云松采用上述手段，以智冠包装公司名义向北京银行杭州分行骗取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同年7月，被告人唐云松采用上述手段，以同一公司名义向北京银行杭州分行骗取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已支付本息人民币170余万元。 2016年11月15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湖商破字第2-1号民事裁定，裁定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2017年11月28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合并破产清算。 2017年8月16日，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保证合同纠纷为案由将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唐云松、胡国琴、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湖州天外绿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依法作出（2017）浙0104民初624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因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服（2017）浙0104民初6246号民事裁定，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15日依法作出(2017)浙01民辖终1893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该案移送至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28日，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8年6月1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浙05民初27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撤诉。 2017年6月21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原告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京杭资转2017-01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对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赔偿债权）转让给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7月19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原告就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发布联合公告，载明：“该笔债权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即向原告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该公告刊登于《浙江法制报》。2019年6月，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案涉债权收益权转让第三方。 上述事实，有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编号为0221321-001、0221321-003、0221321-004、0221321-006）、《债权转让协议》、公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交的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浙05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书、案涉债权收益权竞拍材料及本案庭审记录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及与各担保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刑初595号刑事判决的认定，案涉贷款系唐云松采用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财务报表等的手段，以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名义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骗取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案涉主合同不存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不应据此认定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被骗签订案涉主合同，属于被欺诈的一方，依照上述规定，其有权请求撤销案涉主合同而未主张撤销，故案涉主合同应认定有效。 至于《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在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之情形的情况下，本案《保证合同》应为有效，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胡国琴均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订立了《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情形,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本案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12号)(以下简称《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2005]62号)第一条的规定,上述转让均通过《浙江法制报》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本院认定转让行为对债务人及担保人产生法律效力。对于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辩称案涉债权收益权业已转让给第三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本院认为，债权收益权的转让系收益尚不确定并需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原告与第三方对于风险转移的约定，故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仍为本案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的权利人。 根据案涉《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借款人湖州智冠包装新材料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利息、归还借款本金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依法受让取得保证债权后,有权要求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胡国琴按约就本案债务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辩称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可分配200余万元的款项，因未有证据证明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实际受偿，故可在执行时扣除通过破产程序已受清偿的部分。 对于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提出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自受让日后不再计付利息的辩称。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解决的是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与本案情况不符,本案不应适用该函。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胡国琴向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本金人民币18981837.78元，利息人民币33409.94元，罚息人民币5452241.86元（罚息暂计算至2018年6月18日，此后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执行时应扣除通过破产程序已受清偿的部分）。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4237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69237元，由被告浙江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丹、沈朝晖、胡国琴承担。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韩 涛 人民 陪 审员 俞雪莲 人民 陪 审员 于会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沈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