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8民初17962号原告：李涪渠，男，1949年4月30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禄，重庆市涪陵区中心法律事务所（特别授权）。被告：邱月，女，1993年2月20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强，中豪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被告：重庆奥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道**商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1059035XU。法定代表人：廖元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菊，女，1973年8月2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仪，女，1994年9月25日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原告李涪渠与被告邱月、重庆奥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誉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常凌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涪渠及其委托代理人冉启禄，被告邱月的委托代理人刘振强，被告重庆奥誉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郭菊、程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涪渠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合计人民币330414.44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4日）16190元（330414.44元×4.9%×1年）；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委托亲戚陈子荞联系购房，陈子荞遂到被告重庆奥誉置业有限公司奥园售楼部，定购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智越路*号*-2*及*-2*两个面积价款相同的门面。并于2018年6月13日在该售楼部当即被指定POS机转账100000元作为购房定金。售楼部两名工作人员收款后并要求陈子荞代原告在预先打印好的格式《购房协议书》上签字。2018年6月14日，原告及陈子荞到奥园售楼部，在售楼部工作人员安排下，又签订了重庆市南岸区智越路*号*-2*及*-2*房屋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将银行卡交给奥园售楼部，工作人员用POS机转账刷卡支付购房款1288717.96元，加上定金100000元，共计支付购房款1388717.96元。事后原告取得的发票总金额只有1058303.52元，原告此时才知道被多刷330414.44元。原告为此多次要求被告退款无果。原告认为被告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原告330414.44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16190元。同时原告认为被告邱月构成合同诈骗罪，应移交公安机关侦查。被告邱月辩称：一、被告邱月系重庆旭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耀公司）员工，受公司委托以其个人名义（隐名代理）与原告李涪渠签订《购房协议书》转让了涉案商铺认购权，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有效。2018年4月，旭耀公司与被告奥誉公司签订《奥园时代认购书》，认购了涉案商铺并支付了认购定金（4万元/套）。2018年6月13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子荞前往奥园售楼部看房，并选中了旭耀公司已经认购的商铺，陈子荞在被告知“该商铺已被认购，如购买该房屋旭支付相应的认购权转让费”后仍然选择了购买涉案商铺。旭耀公司随后安排员工邱月与原告签订了《购房协议书》，根据法律规定，被告邱月与旭耀公司之间依法成立隐名代理法律关系，《购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另，《购房协议书》中明确载明房屋实际情况，且明确约定了相关费用的实际组成。协议签订后，原告李涪渠与旭耀公司共同向被告奥誉公司出具《申请书》，申请对涉案房屋的认购更名，该《申请书》的出具也证明原告李涪渠在当时已经知晓涉案房屋系旭耀公司认购，被告邱月仅以及名义代表旭耀公司进行签约。故本案中被告邱月并未故意陈述虚假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双方关于商铺认购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购房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费的事宜，转让费的收取有合理的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告李涪渠支付转让费后取得了涉案商铺的认购权并成功取得涉案商铺所有权并不存在任何损失，原告李涪渠主张被告收取转让费属于不当得利缺乏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涉案的两份《购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和强制性法规的无效情形，涉案款项系两份《购房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转让费（其中B*-*-6为149404元，B*-*-5为179404元），涉案款项具有相应的合同和法律约定。其次，原告签订《购房协议书》并支付相应的转让费后，被告邱月协助原告李涪渠办理了认购房屋的更名手续、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完成了房屋产权登记，原告李涪渠取得了涉案商铺的所有权。因此，被告邱月转让相应权利获得转让费并不存在取得不当利益的情形。综上，被告邱月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被告奥誉公司辩称：一、被告奥誉公司在收到原告及原认购人的《申请书》后将该商品认购人更换为原告，且依据《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向原告履行了交房及办证义务。2018年4月28日，被告奥誉公司与旭耀公司签订了编号为0005538号及0005537号的《奥园时代认购书》，约定旭耀公司认购奥誉公司“奥园·越时代”B区*幢裙房商业*-5号以及*-6号商铺。2018年6月14日，旭耀公司与原告共同向被告奥誉公司出具了书面的《申请书》，载明旭耀公司和原告申请将涉案商铺的认购主体变更为原告，被告奥誉公司同意变更。2018年6月14日，被告奥誉公司与原告就涉案商铺签订了编号为0006554号及0006322号《奥园越时代认购书》，同日，双方签订了涉案商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2018年7月履行了交房义务，且于2018年8月15日办理了不动产产权登记，原告已取得涉案商铺的不动产产权证。二、被告奥誉公司未收取原告《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外的所述款项，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被告奥誉公司与原告就涉案商铺签订的两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两个商铺余款总价1021192元，被告奥誉公司按照约定收取了原告房款，原告诉称的多付的330414.44元并非由奥誉公司收取，被告奥誉公司没有不当得利的事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奥誉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被告奥誉公司与旭耀公司签订了《【奥园越时代】认购书》两份（编号：005537、005538），约定由旭耀公司认购被告奥誉公司开发的奥园越时代B区*幢裙房商业*-5号、*-6号商品房，套内单价9512.77元/㎡，每套原总价582752元，折后总价510596元，旭耀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前支付定金40000元/套。2018年4月27日，旭耀公司向被告奥与公司通过银行转账2960000元。2018年6月13日，原告李涪渠（乙方）与被告邱月（甲方）就奥园越时代B*-*-5签订了《购房协议书》，由陈子荞代李涪渠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已经签订认购并支付相应款项给开发商，现乙方自愿购买并经双反友好平等协商签订如下购买协议。乙方购买重庆奥园越时代B*-*-5商业。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成交价格690000元，由乙方与开发商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的房款和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两部分，其中乙方须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价为510596元，由乙方按照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乙方须支付甲方转让费179404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给甲方转让费50000元，剩余转让费129404元于2018年6月19日补交。协议还约定，乙方认可并同意房款发票由开发商按照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金额出具，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与本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的成交价格差额没有发票。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5日内前往签约中心办理签约更名流程及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双方就奥园越时代B*-*-6签订了《购房协议书》，由陈子荞代李涪渠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约定：乙方购买重庆奥园越时代B*-*-6商业。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成交价格660000元，由乙方与开发商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的房款和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两部分，其中乙方须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价为510596元，由乙方按照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乙方须支付甲方转让费149404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给甲方转让费50000元，剩余转让费99404元于2018年6月19日补交，协议其他内容同前述协议。当日，原告李涪渠向陈子荞银行汇款100000元，陈子荞将该100000元用于支付上述协议约定款项。2018年6月14日，旭耀公司向被告奥誉公司提交了《更名转让告知函》和两份《申请书》，《更名转让告知函》载明：我司认购房源已通过我司员工名义进行转让，需贵公司配合更名，项目及房号为奥园越时代B*-*-5、B*-*-6，经办人为邱月。两份《申请书》载明更名的商铺为B*-*-5、B*-*-6，新认购方为李涪渠。原告李涪渠在两份《申请书》上签字捺印。同日，原告李涪渠与被告奥誉公司就前述两处房屋分别签订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李涪渠以每套510596元的价格全款购买被告奥誉公司开发的上述两处房屋，分别坐落于南岸区智越路*号*-*3、*-*4。同日，原告李涪渠通过POS机刷卡支付1288717.96元，其中1059909.96元由被告奥誉公司收取。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28808元为“801690072709A6服务咨询个人”收取。原告李涪渠支付给被告奥誉公司的款项中，两套房屋的房款金额共计1021192元，其他税费（含契税、印花税、大修基金、不动产登记费、国土附图费）合计37259.12元，剩余1458.84元由被告奥誉公司于2019年5月8日退还原告李涪渠。2018年8月13日，原告李涪渠取得前述两处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另查明，被告邱月系旭耀公司员工，任营销经理。2019年8月30日，旭耀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邱月系其公司在职员工，重庆奥园越时代项目B*-*-5、B*-*-6商铺是其公司从被告奥誉公司认购，2018年6月13日，其公司委托员工邱月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了《购房协议书》转让了上述商铺的认购权。在《购房协议书》签订前，其公司已经将商铺认购情、转让费用的情况如实向李涪渠进行了介绍。协议签订后，其公司收取相关转让费后按约定将商铺认购更名给李涪渠并协助他与开发商进行买卖合同签约。庭审中，原告李涪渠申请了证人陈子荞出庭作证，陈子荞当庭陈述：原告李涪渠是陈子荞外祖父，李涪渠让陈子荞去奥园看房子，并给了陈子荞十万元，告知陈子荞若遇到合适的房子可以定下来。陈子荞在某商品房渠道代理公司工作，该公司也是奥园越时代的渠道代理商之一，陈子荞也是该项目的渠道销售人员，其从公司群消息得知奥园越时代有商铺出售。陈子荞告诉李涪渠两间门市位于二楼，单价相同，每套五十几万元，李涪渠同意后，陈子荞就先支付了十万元定金，并签订了两份《购房协议书》。证人陈子荞还陈述：其不清楚涉案房屋是其他公司认购，也不清楚房屋的转让费，在《购房协议书》上签字时并未在意协议甲方的身份，也未仔细看协议书中手填的内容。上述事实，有购房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POS机刷卡单、购房发票、完税证明、专项维修资金收据、不动产登记费票据、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书、认购书、银行汇款回单、劳动合同书、入职声明、情况说明、更名转让告知函、申请书、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李涪渠所支付款项中除去房款、相关税费外的328808元是否系被告方的不当得利，关键在于陈子荞代李涪渠与被告邱月所签订的两份《购房协议书》是否有效。第一，陈子荞、邱月的代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原告李涪渠委托外孙女陈子荞为其选购商铺，故陈子荞代原告李涪渠进行的选购商铺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对原告李涪渠具有约束力。被告邱月以自己的名义将旭耀公司认购的涉案两间商铺转让给原告李涪渠，随之与原告李涪渠的代理人陈子荞签订两份《购房协议书》，事后旭耀公司向被告奥誉公司出具了《更名转让告知函》，该函件中明确载明“我司认购房源已通过我司员工名义进行转让，需贵公司配合更名……经办人邱月”，该函件中旭耀公司对邱月的签订两份《购房协议书》的行为进行了确认，故邱月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其实施的签订的《购房协议书》的代理行为有效。另，被告邱月虽未以旭耀公司的名义签订《购房协议书》，但旭耀公司在次日的交易中以出具《更名转让告知函》、提交更名《申请书》的方式履行了认购房屋转让义务，原告李涪渠因此与奥誉公司签订了涉案两间商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取得了该两间商铺的所有权，最终完成了交易。第二，被告邱月是否向原告李涪渠隐瞒转让费。《购房协议书》约定了涉案两间商铺的转让费，原告李涪渠的代理人陈子荞陈述签字时转让费的金额未填写，但其中一份协议中转让费金额填写后，陈子荞加盖了手印，加之陈子荞自述的职业信息，本院认为，陈子荞理应知晓涉案两间商铺存在转让费，且应知悉转让费金额，更应将该内容告知其委托人李涪渠。故对陈子荞陈述的不知道转让费一说，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两份《购房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两份《购房协议书》对原告李涪渠具有约束力，原告李涪渠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涉案两间商铺认购方即旭耀公司的转让费共计328808元。故原告李涪渠认为该328808元系被告邱月、奥誉公司不当得利的主张不成立，本院对原告李涪渠要求被告邱月、奥誉公司返还该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涪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99元，减半收取3249.50元，由原告李涪渠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常 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彭 汭书 记 员  何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