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203民初2165号 原告：王彩云，女，汉族，1976年6月16日出生，住景德镇市珠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翊，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东，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住所地景德镇市昌江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0858791253A。 法定代表人：黄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莉莉，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莉，系公司员工。 第三人：杨招弟，女，1945年10月19日出生，住景德镇市。 第三人：邵茹英，女，汉族，1975年4月12日出生，住景德镇市。 原告王彩云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景德镇分公司”）、第三人杨招弟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5）珠民二初字16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不服判决，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1月20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02民终8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5）珠民二初字16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经原告王彩云申请，依法追加邵茹英为第三人，本院又于2019年7月9日作出（2019）赣0203民初130号民事裁定书，原告王彩云不服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赣02民终6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9）赣0203民初130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原告王彩云申请追加邵茹英为本案第三人，本合议庭依法予以追加邵茹英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彩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翊、何文东，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莉莉及熊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招弟、邵茹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交付的保险费用5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至2011年初，原告经朋友邵茹英(第三人杨招弟女儿)介绍认识被告保险销售员汪君。汪君向原告推荐其公司最新推出的险种“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型)”，并称该保险回报率很高。由于汪君系被告单位保险销售员身份，加之朋友推荐该险种且身边许多朋友都在汪君处投保且获得了可观的回报。王彩云便陆续多次支付保费购买该保险，交纳的保费共计530万元。因原告这些年长期在外经商无暇顾及，且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原告委托朋友邵茹英办理该保险签单等相关事宜。2014年下半年，原告获悉汪君因诈骗罪入狱，许多投保户因受骗都已相继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退回保费并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原告立即找到在服刑的汪君，汪君告知原告己支付的530万元保费被汪君私自截留，未交到保险公司。原告着急之下，向邵茹英索要自己投保的保单维权，卲茹英将保单交付给原告，原告才知道保单上投保人为杨招弟，且保单共为三份(金额分别为250万、80万、200万)。综上，原告认为:汪君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其从事保险相关业务多年，原告有理由相信其行为是有代理权的，且三份保单和保险发票上均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保险合同无效，汪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保单上投保人虽填写为杨招弟，但原告为实际出资人，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支付的保费530万元，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辩称，1.原告非涉案合同当事人，第三人杨招弟名下的“保险合同”不成立亦无效，涉案所谓“保险”非通过正常手段或途经购买，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任何关系，其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1）涉案“保险合同”非原告本人签署，也不能证明委托他人代办保险，原告非合同相对方，作为证据提供的三份第三人杨招弟名下的保险合同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原、被告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2）名为杨招弟的所谓“保险合同”不成立且无效，是汪君刑事犯罪的手段，被告未与名义投保人杨招弟依据该合同建立保险关系。涉案三份“保险合同”所涉险种是虚构的且缺少作为保险合同核心内容的保险单、保险条款等，该通用机打发票有多处手改机打内容的痕迹，该三份“保险合同”形式上不真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汪君的犯罪手段。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中汪君的口供，涉案“保险合同”全是汪君一人签字，原告、第三人杨招弟、邵茹英均没有签字，该合同除汪君外未经任何他人签字，根据合同法合同订立相关规定，合同需两方或两方以上当事人，因此，该合同没有成立。128号刑事判决证明三份“保险合同”投保单中显示的产品是虚构的，是汪君通过犯罪手段伪造，实质上不真实，该“保险合同”无效。（3）根据128号生效刑事判决和原告起诉书所陈述，可证明涉案三份“保险合同”非通过正常程序购买和签署，不是正常保险合同履行方式，该“保险合同”性质等同于收条，用于记载和证明原告与汪君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汪君本人签署的收条无任何差异。王彩云作为汪君诈骗案的受害人，128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汪君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判令汪君向王彩云予以退赔赃款，汪君属个人犯罪，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2.虽有证人证言称原告借用其账号给汪君汇款，但该证言无证明力，由于汇款金额与保单金额不一致，转账时间与保单时间相差半年之久，案外人转给汪君的钱不是保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保费关系。3.刑事案件查明原告与汪君自2010年起就存在金钱往来，刑事案件查明的汇给汪君的3478054.19元款项即便真是原告的，也极有可能与汪君、原告之前的高息借贷有关，不能认为是对保险合同的出资。4.原告与汪君自2010年即存在高息借贷关系，与汪君之间一直通过现金、实物等方式进行分红，原告明知所谓“保险合同”约定收益率畸高，未进行最基本的查实便将资金交给汪君，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非善意第三人，汪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保险公司不对汪君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任何责任。5.原告未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害人，无权依据该条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6.本案与（2012）珠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汪君刑事案件引发的民事诉讼不同，法庭不应参照甚至沿用之前判决；7.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法律事实，还与刑事案件认定的汪君诈骗金额不一致，法庭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8.原告长时间不主张权利，资金来源不明，未能对其所称的不想让人知道办理保险等合理说明，本案涉及虚假诉讼，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王彩云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1年4月10日、2011年4月29日、2011年5月5日签订的三份保险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三份保险合同保费共计530万元；2.收条(2011年6月23日)一张，证明汪君代保险公司收到原告保费530万元。 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就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2）珠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汪君犯诈骗罪，原告所主张的530万元未经该判决认定是被汪君通过虚构保险方式骗取，被告对此不承担责任。2.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一证明该险种的保险合同构成有诸多材料，详见第一条；二证明该合同约定了投保人的条件为出生30天以上、55岁以下，保险期间为10年，也可以约定为5年；三证明保险责任有明确规定；四证明即使有红利，要根据会计年度的经营状况来确定而非一开始就能确定具体数据的。3.关于保险业务流程业务情况的说明，证明保险业务有着基本的流程要求。4.保险合同样本，证明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5.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证明国务院1998年下文明确不允许非法吸收存款和变相吸收存款。6.（2012）珠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第三人杨招弟与汪君签署的两套保险材料中的投保单，证明杨招弟作为投保人与汪君签订的投保单已被刑事判决所认定，原告现提供的以杨招弟作为投保人的投保单与该刑事判决矛盾。7.（2012）珠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保险公司履行调解书的材料，一证明在法院主持下，杨招弟就汪君诈骗行为受到的损失赔偿问题与保险公司达成调解书，杨招弟确认损失共计130万元，承诺调解协议签署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汪君诈骗行为向人寿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调解书已经生效；二证明被告已经按照调解书的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三证明根据调解书第五条，汪君曾以诈骗所得赃款，假借杨招弟名义购买保险，而杨招弟与所购保险无关。我们有理由怀疑原告提供的投保单中汪君出于某种原因假借杨招弟名义制作的，杨招弟根本就没有购买保险的意图以及购买的事实。8.（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汪君犯诈骗罪，共计诈骗金额为3566054.19元，其中诈骗王彩云人民币3366054.19元，是汪君个人犯罪行为。 第三人杨招弟和邵茹英未答辩，亦未举证。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三份保单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保单金额与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金额并不一致；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收条是由汪君个人出具的，与被告无关，却可以证明原告与汪君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第2-5组证据与原告并无关联性，对于其它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合议庭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合议庭对于原告提交的三份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合同上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结合第三人邵茹英与汪君的笔录，杨招弟系文盲，合同其它内容均为汪君个人填写，杨招弟的签名也是由汪君代签的，并非杨招弟本人签名，邵茹英陈述杨招弟根本就不曾购买此保险，对此事也不知情，因此，合议庭对于原告提交的三份保险合同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采信，关联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对于原告提交的收条，经汪君本人认定，其真实性无异议，合议庭对借条本身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其合法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结合（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通过他人向汪君个人账户汇款金额为3478054.19元，与原告提交的530万元借条，金额明显不一致，而且，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第6页第（5）项被告保险公司的说明，其并未收到原告所称的保额入账，因此，合议庭对借条的合法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3、合议庭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部分予以采信。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杨招弟为邵茹英之母。原告王彩云经第三人邵茹英介绍认识汪君，汪君当时系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聘用制员工。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08年底至2011年期间，汪君在外谎称保险公司内部有一种名为“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型）的保险业务，该业务是高息揽储业务，每存一万元只需三天可获得100元的利息，存款五万元以上还有额外的奖励。2010年下半年，汪君通过从保险公司拿出空白的保险单、填制好虚假的保险合同、偷盖保险合同公章、手填保险发票等手段，骗得王彩云向其购买了该险种。原告王彩云通过案外人占冬梅、符韵秋账户分别于2010年8月9日、9月8日、12月29日分三次向汪君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共计3478054.19元。2010年10月10日，汪君以分红为由支付11.2万元给王彩云。汪君出具了三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及三张《江西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分别为：1、保单编号为NO.1067360900013235，保险合同号为1108360910568577，载明的险种名称为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投保人为杨招弟，保险金额为250万元，保险期间2011年4月10日至2011年6月10日，投保申请日期为2011年4月10日。2、保单编号为NO.1067360900013219，保险合同号为1108360910568576，载明的险种名称为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投保人为杨招弟，保险金额为80万元，保险期间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7月1日，开票时间为2011年4月29日，投保申请日期为2011年5月1日。3、保单编号为NO.1067360900013476，保险合同号为1108360910568524，载明的险种名称为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投保人为杨招弟，保险金额为200万元，保险期间2011年5月10日至2011年7月10日，开票时间为2011年5月5日，投保申请日期为2011年5月10日。该三份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系第三人杨招弟，该三份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字均由汪君签署。该三份保险合同均盖有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保险合同由保险封面、投保单、机打发票构成，机打发票有手写字迹，但盖有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收款专用章。汪君于2011年6月23日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本人汪君收到王彩云人民币伍佰叁拾万元整。（存入名为杨招弟）。如有后果，本人承担一切责任。如到期，未提到现金，本人承担。”汪君将所骗得的赃款用于购买商品房、完成个人公司业绩、个人挥霍以及支付其他虚假保险合同的利息。 汪君于2011年8月17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景德镇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本院于2013年4月8日做出（2012）珠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汪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邵茹英、杨招弟等人钱款，判决汪君犯诈骗罪。原告王彩云于2015年10月19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寿保险景德镇分公司赔偿原告王彩云已交付的保费530万元，本院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发现汪君涉嫌漏罪，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依法移送景德镇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中止了对原审的审理。2017年8月17日，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赣0203刑初82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汪君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12月15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汪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保险公司有高额利息保险业务的事实、隐瞒其无力偿债的财务状况，骗取王彩云、刘凯共计3566054.19元，依法判决汪君犯诈骗罪，并责令汪君发还王彩云人民币3366054.19元……。 另查明，杨招弟其本人没有购买上述三份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上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 再查明，被告提供的保险合同样本中的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第二条投保范围载明:“凡出生三十日以上六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筒称本公司)投保本保险”。第四条保期间载明:“保险期间分五年和十年两种，投保人可选择其中一种作为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但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的年龄不得超过六十五周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以杨招弟名义与被告签订的三份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生效；二、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三、被告是否存在疏于管理的责任，以及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一、关于以杨招弟名义与被告签订的三份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原告主张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虽涉案三份保险合同所载明的投保人均为杨招弟，但该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害人为王彩云，王彩云系三份保险合同的真正权利人，本案所涉三份保险合同，在形式上、内容上虽然存在被告所称的一些问题，但涉案三份保险合同均加盖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保险合同已成立，至于该合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因涉及刑事犯罪而对其效力有所影响，均不影响其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被告抗辩称：（1）涉案“保险合同”非原告本人签署，也不能证明委托他人代办保险，原告非合同相对方，作为证据提供的三份第三人杨招弟名下的保险合同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原、被告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2）名为杨招弟的所谓“保险合同”不成立且无效，是汪君刑事犯罪的手段，被告未与名义投保人杨招弟依据该合同建立保险关系；涉案三份“保险合同”所涉险种是虚构的且缺少作为保险合同核心内容的保险单、保险条款等，该通用机打发票有多处手改机打内容的痕迹，该三份“保险合同”形式上不真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汪君的犯罪手段。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中汪君的口供，涉案“保险合同”全是汪君一人签字，原告、第三人杨招弟、邵茹英均没有签字，该合同除汪君外未经任何他人签字，根据合同法合同订立相关规定，合同需两方或两方以上当事人，因此，该合同没有成立。（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证明三份“保险合同”投保单中显示的产品是虚构的，是汪君通过犯罪手段伪造，实质上不真实，该“保险合同”无效；（3）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生效刑事判决和原告起诉书所陈述，可证明涉案三份“保险合同”非通过正常程序购买和签署，不是正常保险合同履行方式，该“保险合同”性质等同于收条，用于记载和证明原告与汪君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汪君本人签署的收条无任何差异。王彩云作为汪君诈骗案的受害人，（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汪君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判令汪君向王彩云予以退赔赃款，汪君属个人犯罪，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三份保险合同，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以及庭审调查的事实，三份保险合同均为汪君个人填写，杨招弟并未签名。原告陈述其是委托邵茹英代为办理的，根据汪君的证言，王彩云是通过邵茹英和杨招弟办理相关保险合同的，但是，邵茹英、杨招弟进行了否认，邵茹英称其仅是介绍王彩云认识了汪君，但未代理其办理相关保险合同，鉴于邵茹英、汪君与本案均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邵茹英、汪君所作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原告与邵茹英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依据，原告王彩云应对自己与邵茹英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提供证据，在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至此，原告王彩云与邵茹英、杨招弟之间并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另，三份保险合同投保人名义上均为杨招弟，但杨招弟并没有发出要约，并没有与被告或汪君签订涉诉三份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也否认其本人的签名，三份保险合同均未汪君个人虚构。因此，作为以杨招弟名义签订的三份保险合同，杨招弟、邵茹英否认代为签订合同的事实，三份保险合同上也未有杨招弟的签名，不符合合同成立的法定要件，因此，本院认定涉案三份保险合同尚未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关于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问题。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合议庭向原告示明是否以用人单位责任纠纷进行审理，原告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认为本案应属用人单位责任纠纷，应适用侵权责任纠纷相关法律规定审理。被告抗辩称，原告未与被告签订和成立保险合同，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其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对“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进行了明确规定，而本案中王彩云与被告根本不存在保险合同，王彩云作为证据提交的杨招弟名下的合同亦不成立，王彩云与该合同也无任何关联；因此，原告不符合上述规定受欺骗签订经济合同这一法定条件，原告无权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向被告主张赔偿。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前述三份保险合同并未成立，而未成立的原因并非是被告的过错，而是杨招弟本人并没有签名，均由汪君填写，缺乏合同成立的法定要件。其次，庭审调查中，关于原告是否对保险合同的内容知晓的问题，原告陈述是国寿鸿丰两全险，10000元三天可以获利100元，而对于其他内容均不知晓。原告分三次通过占冬梅和符韵秋向汪君转账，分别是2010年8月9日转账188.8万元、9月8日转账88.8万元、12月29日转账702054.19元，共计3478054.19元；而三份“保险合同”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10日、2011年4月29日、2011年5月5日，均是先转账再签订合同，而且，三份保险合同的金额与（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金额并不一致，王彩云是先去汪君家让其出具了收条，出具收条的时间是2011年6月23日，而王彩云收到保险单已经是2014年下半年。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本条规定，应是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而本案中，原告是先向汪君转账，再签订合同，时隔至少4个月，原告对“保险合同”的真实内容也并不知晓。根据（2012）珠刑初字第76号和（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汪君犯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保险公司有高额利息保险业务的事实、隐瞒其无力偿债的财物状况，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综上，本院认为，汪君是以虚构事实的手段进行犯罪，并非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汪君与王彩云未签订任何保险合同，以杨招弟名义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在转账后签订，保险合同也未成立，被告在汪君的犯罪行为中并无明显过错，因此，本院对于原告以此为法律依据主张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是否存在疏于管理的责任，以及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虽然，被告在本案中没有明显过错，但是，汪君通过从被告处拿出空白保险合同，并偷盖保险发票收款专用章等手段，骗取他人与其签订保险合同，被告是否存在疏于管理的责任呢？关于王彩云与汪君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由（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本案中，就原告与被告之间各自过错进行厘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之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汪君当时作为被告的员工，根据（2012）珠刑初字第76号和（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汪君以虚构保险公司高额利息保险业务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在汪君进行违法犯罪行为时，由于被告疏于管理责任，使汪君能够拿到空白的加盖公章的保险合同，以及偷盖保险发票收款专用章，使他人对于汪君产生信任，骗取他人财物，因此，被告对于汪君疏于管理的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次，本案中，关于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审慎义务，汪君长时间代理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取得了被告以及其他投保人的充分信任，三份保险合同均盖有被告公章，过分要求合同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有悖公平正义原则。被告抗辩称原告与汪君自2010年即存在高息借贷关系，与汪君之间一直通过现金、实物等方式进行分红，原告从未有过与被告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明知所谓“保险合同”约定收益率畸高，仍一味追求高额回报，未进行最基本的审核义务，不通过正常方式和程序投保，便将资金交给汪君，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其资金损失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王彩云非善意第三人，被告不对汪君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本院认为，第一，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原告完全可以向被告进行核实是否有该项保险业务，原告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中王彩云自己的陈述：“2010年7月5日，占冬梅转给汪君94万是其向汪君购买保险的钱，2010年7月9日汪君转给占冬梅100万是保险到期退还其的保险金及分红”，王彩云被汪君虚构的“每存一万元只需三天可获得100元的利息，存款五万元以上还有额外的奖励”的事实欺骗，未及时与被告进行核实，而是存有获得高额回报的侥幸心理，是其被骗的主要原因。第二，原告王彩云陈述其委托他人办理保险合同业务，并以他人名义签订保险合同，甚至对保险合同的具体内容也不清楚，本院认为，原告王彩云没有与被告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而只是为了获得高额回报，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应当按照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宜承担20%的侵权责任，根据（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金额3366054.19元，被告应当支付原告3366054.19元×20%=673210.84元。其余部分，已由（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汪君返还，本案中，本院不予支持。另（2017）赣02刑终12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汪君承担返还责任款项与本案判决支持的款项重合部分只能申请支付一次，不得重复申请支付。 本案经过审委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彩云67×××××.84元。 二、驳回原告王彩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489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承担10532元，原告王彩云承担383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洪莉倩 审 判 员  龙 飞 人民陪审员  胡宁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方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