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2民初2398号原告：王应前，男，1975年7月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原系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职工，户籍住址武汉市汉阳区，现住武汉市汉阳区，被告：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实际办公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道银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41413494X。法定代表人：容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办公室文员。第三人：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住，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德盛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51420100522732137F。法定代表人：王立新，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住所地武汉，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用代码12420100441353696Y。法定代表人：金文胜，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舒玥，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应前与被告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沈婧玉独任审判，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应前、被告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到庭参加了诉讼；之后，原告王应前向本院申请追加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以下简称出租车协会）、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以下简称出租车管理处）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予以追加。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李蜀军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沈婧玉、人民陪审员李召祥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应前、被告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第三人出租车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出租车管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舒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应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通公司补偿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10,350元【（8+9）个月×（1,300元/月-900元/月）+4个月×（1,550元/月-900元/月）+2个月×（1,750元/月-1,600元/月）+0.5个月×1,300元/月】。事实与理由：我于2014年3月11日入职大通公司从事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工作。入职当天与被告大通公司签订了《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合同编号：客双班K42014003），合同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其中约定每月发放工资性补贴每人900元。双方于2015年12月26日签订《出租汽车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合同编号：经42015060），约定每月发放工资性补贴每人1600元。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武政办【2010】109号文件规定，被告大通公司应按月向我发放工资，而非工资性补贴。且该公司向我发放的工资低于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现我不服原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大通公司辩称，2014年3月原告王应前作为我公司驾驶员，双方签订了《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该合同是出租车管理处统一制定，出租车管理处已发文对承包费所包含的项目进行规定，其中规定工资性补贴为900元/人。对于出租车行业而言，驾驶员的工资并非出租车公司发放，双方虽签订经营合同，但驾驶员的收入在扣除承包费后，多劳多得。我公司已将工资性补贴发放给原告王应前，原告王应前的工资标准实际高于1,300元/月。原告王应前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均不由我公司安排。原仲裁裁决已明确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高于行业标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王应前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出租车协会述称，第一、原告王应前根据承包合同或者劳动合同起诉被告大通公司，双方之间因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我协会无关。第二、我协会是行业自律组织，根据行业协会的章程以及上级指导部门的指导政策意见制定了相关文件，对出租车辆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估算，并不在价格法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原告王应前针对我协会的诉求与针对被告大通公司的诉请是不同的案由，原告王应前应另案起诉，本案不能合并审理。请求驳回原告王应前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出租车管理处述称，第一、本案属于原、被告之间的民事纠纷，原告王应前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与我管理处并无关系。第二、根据《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市客运出租汽车监督管理工作。我管理处作为本市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具有对本市出租汽车行业实施具体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诉称的文件是依法依规制定，原告王应前针对我管理处的诉求与针对被告大通公司的诉请是不同的案由，因另案起诉，本案不能合并审理。请求驳回原告王应前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王应前于2014年3月19日与大通公司签订了一份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大通公司招用王应前在出租汽车岗位工作，王应前应按照营运合同以及岗位责任制要求完成规定的营运任务；合同期限与客双班K42014003的经营合同期限一致，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经劳动部门批准王应前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王应前在保证安全行车、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自主安排作息时间和休假；劳动报酬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具体约定为在王应前缴纳出租车承包费和承担部分营运成本后的营运收入中支付；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双方还约定王应前应遵守大通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如有违反，大通公司有权依规处理。在2014年3月大通公司与王应前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大通公司与王应前及对班司机游亮还签订了一份《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客双班K42014003），约定大通公司提供凯旋出租车鄂Ａ×××**给王应前、游亮承包经营；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大通公司向王应前、游亮各收取安全服务保证金20,000元，合同终止时，未发生违反本条约约定情形的，大通公司将安全服务保证金分别退还给王应前、游亮；王应前、游亮应于每月10日前向大通公司交缴每月营收定额9,907.90元（每人50%），王应前缴纳4,953.95元，月营运收入定额内容包括：税费、经营权有偿出让金、车辆折旧、车辆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车费发票及耗材费、座套制作及更换费、工资性补贴、企业收益；本合同期满终止时，如车辆使用期满，或王应前等未提出继续营运的书面申请，王应前等应在本合同终止之日起1天内，王应前、游亮向大通公司交回营运证照、车辆及附属设备；双方还就车辆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进行了约定。同日，王应前与大通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车辆维修、保养由王应前、游亮按各50%承担、据实支付，大通公司设立大修理基金，建立单车账户、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大修基金在车辆运行前36个月每人每月400元，后24个月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向大通公司交缴；车辆安装天然气设备的，王应前与游亮向大通公司交纳设备折旧及收益各100元/月。《补充协议》后附有《2011年新增凯旋车承包费》，其中载明承包费用中含工资性补贴1,800元/月。合同到期后，被告大通公司收回该出租车。2015年12月26日，大通公司与王应前、曹俊签订了一份《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42015060），约定大通公司提供东风风神S30车牌号鄂Ａ×××**出租车（车辆登记时间2015年12月23日）给王应前、曹俊承包经营；合同期限自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大通公司向王应前、曹俊各收取安全服务保证金10,000元，合同终止时，未发生违反本条约约定情形的，大通公司将安全服务保证金分别退还给王应前、曹俊，王应前、曹俊应于每月15日前通过银行卡划账方式向大通公司交缴每月营收定额11,200元（每人50%）；本合同期满终止时，如车辆使用期满，或王应前等未提出继续营运的书面申请，王应前等应在本合同终止日向大通公司交回营运证照、车辆及附属设备；大通公司应每月向王应前等各发放基本工资1,600元，发放工资时预先扣除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王应前等在完成交缴营收定额任务及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营运支出后可多劳多得；双方还就车辆维修、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到期后，双方在原合同基础上续签了一年，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王应前与大通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再次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大通公司招用王应前在出租汽车驾驶员岗位工作；合同期限自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王应前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王应前在保证安全行车、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自主安排作息时间和休假，不得疲劳驾驶；劳动报酬具体约定见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应缴部分由大通公司从王应前工资中代扣代缴，如有调整，按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约定办理；双方还约定王应前应遵守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和大通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如有违反，大通公司有权依规处理。2018年1月16日，大通公司向王应前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大通公司与王应前签订的《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营自编号4152（车牌号鄂Ａ×××**）号车合同到期截止日2017年12月31日，依照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王应前在合同期内经营表现中“信守合同”考核扣分达到100分以上，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不予续签，经营合同到期终止，并要求王应前于2018年1月20日前携带安全服务保证金押条到公司办理终止清算手续，包括欠缴的2017年12月份营收定额1,750元及滞纳金1,353.45元。另查明，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大通公司每月向王应前支付工资900元；2016年至2017年期间，大通公司每月向王应前支付工资1,600元。再查明，2010年11月18日，出租车协会下发武租协【2010】6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规定：企业向驾驶员核定下达单车月劳动收入定额标准不超过9,756元/车/月，月营运收入定额的项目包括税费、经营权有偿出让金、车辆保险费、车辆折旧、社会保险费、车票发票及耗材、工资性补贴（不低于900元/人/月）、座套制作及清洗更换费、企业收益等，以上费用中税费、车辆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等项目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而调整。王应前于2019年2月25日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大通公司支付其2014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0,450元。该委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东劳人仲裁字【2019】第178号仲裁裁决，驳回王应前的仲裁请求。王应前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如诉称。上述事实，有王应前提供的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劳动合同》、《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客双班K42014003）及《补充协议》、《2011年新增凯旋车承包费》、《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42015060）、《解除合同通知书》、武租协【2010】6号《关于印发的通知》、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庭上的陈述在卷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客双班K42014003）及《补充协议》、《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42015060）等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双方约定两份劳动合同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主要内容均按照《经济责任制合同》的约定履行，故《经济责任制合同》为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补偿最低工资标准差额部分的诉请。一方面，王应前系大通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其工资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通公司按月支付的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扣除缴纳给大通公司的营运定额后的营运所得。而根据行业惯例，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营运所得，其运营时间、地点均系驾驶、地点均系驾驶员自行安排劳多得。大通公司按月支付的部分仅系行业惯例规范的要求，故王应前主张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另一方面，王应前亦未举证证明其基本工资与扣除缴纳的营运定额后，所得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对王应前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应前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蜀军审 判 员  沈婧玉人民陪审员  李召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高云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