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24民初3949号原告：李遥，女，汉族，1988年3月22日出生，住修水县，系死者熊佳配偶。原告：熊修宁，男，汉族，1963年3月5日出生，住修水县，系死者熊佳父亲。原告：黄梅花，女，汉族，1962年1月2日出生，住修水县，系死者熊佳母亲。原告：熊某1，女，汉族，2010年3月1日出生，住修水县，系死者熊佳之女。原告：熊某2，女，汉族，2015年5月29日出生，住修水县，系死者熊佳之女。原告：熊某3，男，汉族，2017年5月14日出生，住修水县，系死者熊佳之子。以上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淦作斌，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伟，男，汉族，1977年5月25日出生，住修水县。被告：喻海鹄，男，汉族，1976年3月20日出生，住修水县。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冷秋雨，江西法启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凌，江西法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慎仲池，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修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以力，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修水县坑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修水县复源乡黄沙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4772385326P。法定代表人：吴绍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助成，江西坚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明星，江西坚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遥等六人诉被告熊伟、喻海鹄、慎仲池、修水县坑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坑口水电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淦作斌、各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已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676380元、丧葬费35386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152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9000元，共计1167966元，上述损失由各被告承担40%即467186.4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29日被告熊伟、喻海鹄约死者熊佳前往被告坑口水电公司经营管理的修水县复源乡五丰村电站水库抓鱼，死者熊佳下水后四十多分钟都没有上岸，后经救援打捞上岸时已经溺亡。原告认为被告熊伟、喻海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水库抓鱼的邀约人，其对水库抓鱼这一危险行为是否会危及生命安全具有完全认知能力，其邀约死者熊佳共同前往，作为相约的成员，相互之间应当履行必要的照看和救助义务，有效避免因先危险行为而导致的侵害。然而，被告熊伟、喻海鹄在死者熊佳下水遇险后均未能切实履行好对相约人之间的照顾义务，导致死者熊佳溺亡这一后果。对此，被告熊伟、喻海鹄均存有一定过错，其均应当各自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此外，被告坑口水电公司作为死者熊佳溺亡水库的经营者，并未在水库四周设立明显的禁止性标识，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死者熊佳溺亡这一后果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死者熊佳的死亡给其家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经济损失，父母及三个年幼的孩子将面临严重的生活困境。三被告对死者熊佳的死亡后果均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故此，原告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熊伟、喻海鹄共同辩称，一、被害人熊佳与两被告一起到五丰电站游玩，被害人携带潜水设备下潜抓鱼不幸溺水身亡，而两被告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带小孩到水坝下游河滩上捡螺蛳游玩，双方自始就没有约定一同潜水抓鱼，因此双方的共同行为仅是一起从修水坐车到电站，该行为不致于使被害人陷入危险状态，被告对其死亡无法定救助义务，也无侵权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二、被害人熊佳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自身应具备分辨是非，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在明知到水坝下抓鱼具有危险的情况下仍自陷风险，应对自身行为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三、电站管理人员在本该正常发电的时候，听从被告慎仲池的意见擅自关闸，让被害人熊佳进入大坝下抓鱼，是引发事故的先行行为，电站管理人员和被告慎仲池对其引发的危险行为应依法加以排除，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在本案中两被告未有任何侵权行为，造成熊伟溺水身亡的原因为其自陷危险及被告慎仲池和电站管理人员的先行行为，与两被告无关，因此两被告不应该对熊佳死亡的损害结果承担侵权责任，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慎仲池辩称，受害人的死亡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被告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熊伟、喻海鹄申请追加慎仲池作为本案被告的理由不成立且证据不充分，被告并未和电站工作人员联系要求其关水，也没有撑竹排将受害人送到深水区。被告熊伟、喻海鹄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陈述不一致且熊伟作为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其陈述并不客观。被告网鱼的行为和受害人电鱼的行为是两个事实，被告和受害人没有相约也没有共同捕鱼的合意。综上，被告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坑口水电公司辩称，受害人及其他被告置自己及他人的生命而不顾，共同违法电触鱼，同行其他被告又未尽到谨慎的照顾义务是损害后果发生的唯一原因。被告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与受害人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一方面，受害人置自己的生命不顾，未经许可通过非正常方式非法进入坝渠水底电触鱼盗窃国家鱼资源。既属重大过失，也构成违法行为。首先，以极端非正常方式和途径进入坝渠水底。受害人绕过防护设施在一公里外的下游爬越陡坡到河床，然后穿着潜水服等特种装备从水渠逆流而上进入坝渠水底电触鱼。任何人都不会以此极端方式和途径进入，更不可能借自潜水服等特种设备进入。其次，未经允许非法进入。坝渠水底属企业所有的空间领域，受害人属非法侵入。再次，受害人等共同实施违法行为。此水域属东津水电站饮水源保护库区，受害人等却在此水源地从事电触鱼违法行为，而且电触鱼捕鱼方式违法，相关鱼种也属禁止捕捞的国家保护水产品。最后，受害人盗窃被告合法占有、国家所有的鱼资源。滞留在被告坝渠水底鱼类资源，属被告合法占有，归属国家所有。另一方面，被告已在水电站周围设置了防护栏、护坡及警示牌，已经尽到了充分的警示及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错。综上，被害人及同行人员主观上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客观上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且其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唯一原因，被告没有任何过失，其损失应由其本人及同行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熊佳（死者）与被告熊伟、被告慎仲池系朋友关系，被告熊伟与被告喻海鹄系朋友关系。事发前一天，熊佳与被告熊伟相邀至修水县丰电站水库游玩，熊佳欲去抓鱼，被告熊伟欲去捡螺蛳。2019年6月29日早上，被告熊伟通过电话邀请被告喻海鹄共同前去捡螺蛳。当天上午，熊佳驾驶车辆载被告熊伟及其两儿子、喻海鹄及其儿子共同前往修水县复源乡。熊佳一行人员在复源乡朋友家中中午就餐后来到涉事电站区域，发现涉事电站正在发电，便返回朋友家中，期间熊佳通过电话多次联系被告慎仲池。至下午2点许，熊佳一行人及被告慎仲池来到涉事电站区域，被告慎仲池进入五丰电站内查看情况后不久，涉事电站便关闸关水停止发电。其后，熊佳穿着潜水设备至涉事电站发电出水口河沟中电鱼，而被告熊伟及喻海鹄带着其儿子在河流下游浅水区捡螺蛳，被告慎仲池则在河流中网鱼。大约一小时后，被告熊伟发现熊佳并未正常潜出水面，便同被告喻海鹄到熊佳潜水区查看情况，并尝试施救，在发现熊佳相关设备浮在水面上后，意识到熊佳发生危险，便通过他人电话报警及通知死者家属。不久后，熊佳自行浮出水面，已溺水身亡。2019年7月31日南昌大学司法医学鉴定研究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熊佳的死亡原因符合溺死，原告花费鉴定费19000元。另查明，涉事电站系被告坑口水电公司经营管理，熊佳潜水电鱼区域系该电站发电出水口正下游河沟。从熊佳一行人来到涉事电站区域游玩至事故发生时，该电站工作人员并未发现熊佳一行人在电站区域游玩，更无劝阻驱离熊佳在电站出水口河沟的潜水电鱼行为。另根据电站的正常经营管理制度，电站管理应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岗，而在事发期间，该电站仅有一名工作人员且正在休息。再查明，熊佳于1987年8月19日出生，户籍地为修水县，系居民家庭户口。熊佳与其配偶李遥共同生育三子女（长女熊某1，次女熊某2，三子熊某3）需要抚养，家有母亲黄梅花（1962年1月2日出生）需要赡养，赡养义务人为一人。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证明、户口簿、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收据、派出所证明、询问笔录、110警情信息、死亡证明、火化证、电话通话详单、照片等相关证据及当事人相一致的陈述在卷佐证，且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2019年6月29日熊佳在修水县复源乡五丰电站出水口河沟中潜水电鱼不幸溺水身亡，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各被告对熊佳溺水身亡所造成损失的责任承担；二、原告的损失范围。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熊佳携带潜水装备下河电鱼，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高度注意的义务，对该行为的危险性应当有明确的认知，其自行潜入河沟中电鱼属于自甘风险行为，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熊佳与被告熊伟相邀去发电站发电区域游玩，被告熊伟对熊佳携带潜水装备下河电鱼行为先行负有提醒劝阻义务，基于熊佳作为成年人，被告熊佳的提醒劝阻义务仅为道德义务，而非法定义务，未尽道德义务并不当然承担民事责任；在得知熊佳可以发生危险时，被告熊伟负有一定施救义务，但不能苛求没有施救设备的被告熊伟下河潜水对熊佳进行施救，而只能仅限于拨打报警电话、向当地群众求救、乘竹筏尝试救援等一般性施救措施，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熊伟已尽到相应的义务，其对熊佳的溺水身亡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喻海鹄与熊佳并不相识，其于事发当天早上受被告熊伟相邀去发电站下游捡螺蛳，与熊佳无共同从事活动的意思表示及故意，其义务相比被告熊伟更轻微，其对熊佳溺水身亡并无过错，亦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慎仲池系受熊佳再三相邀而来，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发电站于事发前的关闸关水行为，是否是熊佳与被告慎仲池进入发电站内后，发电站工作人员应其要求而为之，还是发电站正常的经营模式，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无论是否是被告慎仲池利用竹筏载熊佳及装备至潜水区域潜水电鱼，该行为属于朋友之间的情谊行为，亦属正常。故无证据证明被告慎仲池与熊佳溺水身亡存在过错或过失，被告慎仲池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坑口水电公司作为涉事发电站的经营管理者，其对发电区域的活动负有管理义务。事发地处于发电站发电出水口正下游河沟，该区域属于发电站管理区域。从事发当日下午两点左右熊佳等人下河游玩到死者溺水身亡，在此期间，被告坑口水电公司并未发现在其管理区域内有违法行为存在，更无劝阻驱离死者在电站出水口河沟的潜水电鱼行为，且在事发前死者等人还进入发电站内查看询问情况，其工作人员应知晓熊佳等人在发电站区域游玩，而未采取任何预防应对措施；另外根据被告坑口水电公司的管理制度，发电站运营期间应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岗，而案涉事故发生时，发电站仅有一名工作人员且正在休息，发电站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有放任事故的发生的过失。综上，被告坑口水电公司对熊佳的溺水身亡存在一定过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熊佳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坑口水电公司存在一定过失，承担次要责任，被告熊伟、喻海鹄、慎仲池不承担民事责任，结合实际情况及过错责任大小，本院认为由熊佳自身承担80%的责任，被告坑口水电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宜。对于焦点二，本院认为，熊佳户籍地为修水县，系城镇居民，原告主张按江西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3819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为676380元，丧葬费为35386元。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问题，本院认为死者生前生育三子女，且其母亲黄梅花于1962年1月2日出生，已年满55周岁，推定其属于无劳动能力人，原告主张三子女的抚养费及母亲的赡养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经庭审查明，死者母亲的赡养义务人为一人即熊佳，现年57周岁，且其户籍地为修水县，属于城镇居民，其赡养费应按江西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满额计算18年；死者长女熊某1、次女熊某2、三子熊某3中，最长的抚养年限为三子熊某3的16年，死者母亲及子女的赡养费及抚养费的年赔偿总额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计算数额，故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以江西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0760元／年按最长扶养年限18年进行计算，即被抚养人生活费为3736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之规定，原告主张2000元交通费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精神抚慰金问题，本院认为熊佳于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且其从事的潜水电鱼行为被法律而禁止，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根据江西省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确认原告的损失范围为：死亡赔偿金676380元、丧葬费3538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7368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9000元，合计1106446元。按事故责任划分比例，此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80%即885156.8元，由被告坑口水电公司承担20%即221289.2元，被告熊伟、喻海鹄、慎仲池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修水县坑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遥、熊修宁、黄梅花、熊某1、熊某2、熊某3损失款221289.2元。二、驳回原告李遥、熊修宁、黄梅花、熊某1、熊某2、熊某3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90元，由原告李遥、熊修宁、黄梅花、熊某1、熊某2、熊某3承担4145元，修水县坑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41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江碧云人民陪审员  樊后富人民陪审员  樊友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巢尘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