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6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继海，男，1976年9月8日生，汉族，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兰，高平市朝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利顺，男，1973年2月13日生，汉族，山西省吕梁市人，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完中，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崔战明，男，1972年10月25日生，汉族，山西省高平市人，无业。原审被告：袁玉清，男，1974年4月17日生，汉族，山西省高平市人，无业。上诉人崔继海因与被上诉人高利顺、原审被告崔战明、原审被告袁玉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继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兰，被上诉人高利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完中、李哲，原审被告袁玉清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崔战明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继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高利顺对崔继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实际借款人是袁玉清，应当由实际借款人还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民间借贷关系，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袁玉清已经还款60万元，应予认可，加上崔继海给高利顺的40万元担保款，100万借款已经还清了。从2013年5月18日到起诉前，被上诉人高利顺没有主动向崔继海主动要过款，本案已超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高利顺辩称，一审已经查明崔继海与高利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管崔继海在借据上的签字是不是补签都是借款人内部协调问题，不能对抗出借人。根据《民法总则》第192条第二款的规定，超过诉讼时效后，债务人表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崔继海在2018年还承诺还款，所以不超诉讼时效。高利顺与三借款人之间还有其他借款往来，崔继海称的40万元以及袁玉清还的60万元都与本案这笔借款无关。原审被告袁玉清辩称，100万元已经还清了，当时只是欠了些利息没还，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原审原告高利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17日，被告崔战明、被告袁玉清、被告崔继海与原告高利顺签订一支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利顺现金1000000元，利息三分，利息月结，年底结清。借款人：崔战明、袁玉清、崔继海。2013年5月17日。”原告高利顺于2013年5月18日分别向被告袁玉清和被告崔战明的银行账户各转款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高利顺与被告崔战明、被告袁玉清、被告崔继海的借贷事实有借条、转账凭证及原、被告陈述在案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三被告是否是本案借款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三被告均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字，足以证明此案系共同借款，至于原告是否向其转款以及该款项最终转入谁的账户，系共同借款人的内部协商问题，不可对抗出借人，因此，三被告均是本案的借款人，应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案涉借款于2015年年底到期，时至起诉之日，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但从原告高利顺提供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被告崔战明与被告崔继海于2018年均承诺过会偿还原告借款，虽被告主张通话所述并非案涉借款，但并未提供证据推翻原告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综上，对于被告崔战明与被告崔继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借款的金额以及是否已偿还的问题，第一，被告袁玉清与崔继海主张在借款前原、被告双方约定预先支付400000元的保证金，并提供转账凭证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该400000元的转账发生在借条签订前，原告对被告此款系保证金的主张不认可，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第二，被告袁玉清主张其通过秦利民的农行卡向原告转了一部分钱，并提供秦利民的记账本以及秦利民的农行卡明细清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记账本系案外人秦利民制作，账目上记载的“小高利”、“二高利”等字样是否与原告有关，无法从证据中得出，该记账本也无法与农行卡交易明细相互印证，且明细清单上仅记载了交易日期和金额，没有交易相对人的具体信息，无法证明其标注的款项是否转给了原告，故对被告袁玉清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被告袁玉清称原告将国新能源的欠条拿走等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告该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受理范围。第四，被告袁玉清主张其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原告还款600000元，并提供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认为，该交易明细系复印件，被告又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足以为一审法院采信，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因原、被告约定的借期利息为月利3%，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告主张按年率24%计算，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崔战明、被告袁玉清、被告崔继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高利顺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截止2019年1月10日的利息1295333元。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崔继海与被上诉人高利顺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2、案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3、本案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崔继海与被上诉人高利顺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和本案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的问题，崔继海虽主张其不是实际用款人，而是担保人，但其对案涉借据上的签名真实性并不否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借款借据往往是借贷合同的简要形式，如无相反证据，应当认定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案涉借据上，借款人处共有崔战明、袁玉清和崔继海三人的亲笔签名，应当认定为三人均做出了以借款人身份参与本起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崔继海与高利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理应与其他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另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本案高利顺一审所提供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崔继海确曾于2018年承诺过会偿还高利顺借款，所以一审认定本案不超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故本案最大的争议在于案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已清偿完毕的问题，上诉人崔继海主张其签订案涉借据前转给被上诉人高利顺的40万元是案涉借款的担保金，可以抵为还款，加上袁玉清已还60万元，其中2013年11月25日还款50万元，2013年12月10日还款10万元，合计100万元借款均已还完。被上诉人高利顺当庭认可这三笔款均已收到，但辩称均与本案无关，崔继海转的40万元实际是以前崔战明欠高利顺的50万元，通过崔继海的账户还了40万。另外在案涉100万元借款之后，2013年8月1日崔战明、袁玉清和崔继海三人还曾向其借过另外一笔100万元借款，袁玉清还的这60万元是还的后一笔借款，并提供2013年8月1日的100万元借据一支作为反证。袁玉清质证认可该2013年8月1日的100万元借据的真实性，并称这笔钱也是其和崔战明为了做煤炭生意借的，借款后高利顺又找到崔继海让他签的字。这笔钱通过其会计秦利民还给了高利顺一部分，还有的是崔战明还的，案外人李天元也还过一部分。崔继海质证称，其认为袁玉清还的60万不是后来这笔100万借款。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在一审辩论环节袁玉清曾向法庭陈述，“本案原告与被告崔战明和袁玉清之间存在大量业务往来，被告崔继海曾给过原告40万元，说明原告与崔继海之间也有业务往来”。另查明，袁玉清一审提交的秦利民给高利顺的转账明细以及崔继海的代理人二审庭后调取的秦利民给高利顺的转账明细账中有大量转款均备注了“购煤”、“预付煤款”、“煤款”或“借款”等内容。本院认为，依据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除本案所涉借款外，高利顺与崔战明、袁玉清、崔继海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和较为繁多的经济往来，总数难以核实。但该笔借款的债权凭证始终保存在被上诉人高利顺手中，崔战明、袁玉清、崔继海三人称涉案借款已经清偿，但一来不能解释为何清偿后不索回借据，二来直至2018年还曾作出愿意还款的意思表示，第三也不能针对此笔借款提供确凿的还款证据，故一审认定涉案此笔借款仍未归还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162元，由上诉人崔继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天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晓健书 记 员 徐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