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1行初261号原告黄丽萍，女，汉族，1962年11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黄巍、杨芳，云南雁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法定代表人周燕，代区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赵倩，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站岔街63号。法定代表人施飞，主任。委托代理人邱文庆、赵倩，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2号楼四楼。法定代表人杨云昆，局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赵倩，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住址：昆明市民航路27号。法定代表人臧庆虎。委托代理人侍向东，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贾玮舟，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黄丽萍因认为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强制拆除其居住的房屋，要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吴井街道办）作为案涉地块征收委托实施单位，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以下简称：官渡城改局）作为涉案涉地块的征收部门，云南建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作为案涉房屋的被征收人，均和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经询问、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昆明市住房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物及租金损失93100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系建投公司的在册退休职工，曾居住于7433工厂分配的昆明市福利房内。原告入住该福利房后于2008年离婚至2012年退休均未动迁过。2018年7月3日早晨，原告从金马寺回家时，到门口发现自己居住的房屋已经被推倒压平了，原告当即拨打110报警，菊花派出所的民警出警后说是拆迁纠纷，他们管不了。此次征收拆迁的主体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强拆原告住房系违法行为，理由如下：一、原告居住的房屋系工厂分配的福利房，是合法建筑，不是违法、违章建筑。被告作为行政机关无权对其采取强制拆除措施。二、被告在拆除该房屋前两个多月就采取断水、断电等措施，此种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影响原告的正常生活。三、被告在拆除该房屋时并未与原告达成任何补偿协议，也未通知原告到场，更未让原告收拾自己在房屋中的私人财产，而是趁原告不在家之际，采用暴力拆除原告的房屋，造成原告财产损失折合人民币93100元。四、被告并没有法院下达的强拆令。综上，被告的以上行为明显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7条、28条、31条的规定，是强权对付弱势的被拆迁户，用暴力拆除原告住房的典型事例。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官渡区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不具有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对象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被答辩人作为公房住户，不享有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答辩人不负有向被答辩人履行补偿安置的义务，况且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已经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并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补偿安置义务。二、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的征收程序合法，且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在拆除涉案房屋前，已经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合法合理地履行了补偿安置义务，不存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三、被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于2018年7月3日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但其于2019年11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被答辩人不具有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已经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合法合理地履行补偿安置义务，被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望贵院依法裁判，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第三人吴井街道办、官渡城改局陈述意见均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建投公司陈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我方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我方同意被告拆除案涉房屋，被诉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不存在。经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2月18日，被告官渡区政府发布《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其中包含附件《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中明确载明：“房屋征收主体系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单位系吴井街道办，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系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昆明四零三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四零三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名称为建投公司）系昆国用（2007）第0079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使用权人。该地块使用权类型系划拨，地类（用途）为住宅用地。昆明四零三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地块盖有不配套住房（没有卫生间），不配套住房均没有房屋所有权证。上述不配套住房位于官渡区政府发布的《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内。原告系居住在上述不配套住房内的租住户，每月交纳租金、水、电等费用。原告自称案涉房屋于2018年7月3日被强制拆除，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对案涉房屋被拆除的时间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自称2018年7月3日其知晓案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因行政机关未告知原告不服拆除行为的起诉期限，亦无证据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起诉期限，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起诉期限应从原告知晓行政行为内容即2018年7月3日房屋被拆除之日起计算，原告应至迟于2019年7月3日起诉，而原告于2019年11月20日才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在本院询问中及询问结束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陈述：“拆除房屋时原告不在家，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主体拆除了居住的房屋，也不知道该拆除行为是什么性质，事后也没有任何部门告知原告相关诉权及起诉期限......直到2019年10月18日，刘胜希在贵院旁听了另外一件关于403厂无产权住户诉请要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的案件，才知晓强拆房屋的主体系受官渡区政府委托行使的是行政强制行为，法律后果由官渡区政府承担......因此，起诉期限应从2019年10月18日起算，原告于2019年11月20日递交起诉状，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对于原告陈述的上述意见，本院认为，首先，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来看，未告知起诉期限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该条款并未规定从知晓“行政主体”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其次，2013年2月18日，被告官渡区政府发布了案涉地块的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决定中明确载明了房屋征收主体、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单位等内容，原告应当知晓案涉地块被征收及相应的征收主体、征收部门等事实，且原告提交的2018年7月3的报警单可以证明原告已知晓拆除房屋的行为系拆迁纠纷。再次，即便原告不知拆除房屋的行政主体，对此，法律对于起诉被告不适格的情形，亦规定了人民法院有释明的义务，并不影响原告诉权的行使。因此，原告所称上述理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等可扣除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不影响对其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本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黄丽萍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黄丽萍。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颜瑶瑶审判员  张 锐审判员  赵鸿章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叶 倩保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