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1085号 原告楼新琴，男，195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骏飞（特别授权）,浙江越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丽娟，女，196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沈宝林，男，193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陈美云，女，193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沈楼丹，女，198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以上四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汪禹光（特别授权），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丽萍，女，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翁佳，女，198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楼新琴为与被告沈丽娟、沈宝林、陈美云、沈丽萍、沈楼丹、翁佳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维专独任审判，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楼新琴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骏飞，被告沈丽娟及沈宝林、陈美云、沈丽娟、沈楼丹的委托代理人汪禹光，被告沈丽萍、被告翁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楼新琴起诉称：2010年3月15日，原告与各被告达成《庭外调解协议》，约定杭州市江干区拆迁之后，各被告将拆迁安置房屋分割出55平米归原告所有，购置该面积的房款由原告自行承担。上述约定达成之后，原告与前妻沈丽娟经法院调解离婚。其后至今，原告曾多次向各被告询问拆迁安置情况，并提出55平米的约定如何履行问题，但各被告均支吾其词，一直拖延至今。直至今年年初，原告才不得已委托律师协助查询各被告拆迁安置情况，但有关部门仍未能予以查询。直至2018年12月初，原告才通过友人帮助，在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查到了上述各被告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原告认为，各被告的拆迁安置问题迄今已逾八年，另据了解，各被告均已入住新居，想必早已获得安置。但各被告却毫无履行庭外和解协议的诚意。现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各被告履行庭外调解协议的约定，分割5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屋归原告所有；2、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沈丽娟、沈宝林、陈美云、沈楼丹辩称：1、原告依据《庭外调解协议》要求分割55平方米的安置房的条件并不成就，《庭外调解协议》中虽有同意将拆迁安置房分割出55平方米单独归原告所有，但该协议分割房产的前提是原告本身是属于被安置人口，可以享受55平方米的安置房份额，现依据被告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可知，目前征迁部门没有认定原告属于被安置人口，其无法享受55平方米的安置房份额，故《庭外调解协议》约定分割房产的条件并不具备。2、2010年3月15日，在原告与被告沈丽娟离婚时，征迁部门是认可原告的被安置人身份的，在此前提下，各被告才会签署《庭外调解协议》，同意将属于原告的安置房份额单独分割出来。所以签订该协议的合同目的不是将各被告的安置房份额进行分割并赠与给原告，而是为了原告与沈丽娟离婚后各自居住方便，才将原告本就能享有的安置房单独分割出来安置。另外，原告在2008年5月11日就出具过一份承诺书，其中明确表示如果原告提出离婚，则自愿放弃家庭财产，而2010年3月15日是原告主动起诉与沈丽娟离婚的，沈丽娟不可能为了要求尽快离婚出于让步而将属于自己的安置房份额赠与给原告，其他家庭成员更不可能放弃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所以该份协议中约定的分割给原告55平方米安置房是有明确指向的，它仅仅是指分割原告可以享有的安置房份额。目前，在原告不能被认定为被安置人口，无法享有安置房份额的情况下，《庭外调解协议》中的房产分割条件不成就。3、原告与沈丽娟离婚后，已享受了单位经济适用房待遇，依据杭州市的征迁安置政策，原告无法再享受案涉的拆迁安置房待遇。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可知，2012年3月29日，原告就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享受了单位经济适用房的待遇，而原告是否享受经济适用房福利分房待遇是征迁部门认定原告能否享受本案55平方米安置房份额的条件之一。在陈美云与征迁部门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第六条就约定了，如过渡期限内发现另有住房及人口不符，按文件处理，拆迁协议第二条还规定了安置面积，是根据《关于扩大撤村（乡镇）建居（街）改革试点推广农居多层公寓的意见》的规定确定的，在《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中就明确规定，在原农户中的每个居民户口，按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40平方米，建安价加10平方米，成本价标准计算已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由此可见，虽然在陈美云户签约时，原告被认定为安置人口，但是由于原告之后选择享受单位经济适用房，征迁部门才没有认定原告最终是属于被安置人口，原告无法被认定为安置人口分得55平方米安置房，完全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原告在离婚后，不能一边享受经济适用房待遇，一边又向被告主张征迁部门都不予准许的安置房待遇，否则就会严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在签署《庭外调解协议》后，在2010年12月份就向单位申请经济适用房，目前其已经取得该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证，并在该房屋内居住，原告的居住权利已经获得了充分的保障。而杭州市的拆迁安置政策明确规定，被安置人不能在已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下，又享受安置房待遇，否则就有违公平原则。综上，要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沈丽萍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当时双方都是知道原告也有拆迁资格的，因为要离婚，他和沈丽娟不可能在一起了，所以单独分给原告，要不是这样的话，被告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份额分割出来给原告，不可能的。 被告翁佳辩称：当时签订的时候是有前提条件，原告有安置资格，他应分得的55平方米，被告同意给他。但是后来分房的5个部门共同决定，认为原告不符合安置条件。在此情况下，不可能再从被告这里分得属于被告的房子。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庭外调解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在与前妻离婚之前，与前妻及其家人达成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协议； 2、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原告与前妻经法院调解离婚； 3、收条一份，证明原告根据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 4、《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已在2008年即处于被拆迁安置状态； 5、回迁安置公告一份，证明各被告已在2013年8月回迁。 以上证据，经出示，被告沈丽娟、沈宝林、陈美云、沈楼丹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分割原告55平方米的安置房的前提原告享有安置资格；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在离婚当时是没有享受过经济适用房待遇，认为原告是可以获得安置房待遇的。且离婚是原告主动提起；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与沈丽娟离婚时，对家庭其实是有亏欠的，所以原告才支付沈丽娟补偿款；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征迁部门是认可原告是被安置人口的，正是基于此，各被告才会签署了庭外调解协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注意的是，该公告第四条第四款明确表述了安置人口认定的截止时间是2013年7月29日，这时，征迁部门已经认定原告不具备安置资格。 被告沈丽萍、翁佳的质证意见：同意上述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认为《庭外调解协议》还约定了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被告沈丽娟、沈宝林、陈美云、沈楼丹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一份，证明2008年3月15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属于被安置人口，可以享受55平方米的安置房待遇。同时，该协议也明确约定了最终安置人口的认定需要进行审核； 2、承诺书一份，证明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曾经承诺，如其与沈丽娟离婚自愿放弃家庭一切财产； 3、民事调解笔录一份，证明原告与沈丽娟经法院调解离婚； 4、《庭外调解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在2010年3月15日签署协议，但当时是有前提条件的，并非是将被告的安置房份额部分赠与给原告； 5、《杭州市农转居多层公寓安置确认表（表三）已享受住房表》一份，证明2010年原告还没有享受过经济适用房待遇，当时被告均认为原告能够享受安置房份额，现在因为原告享受了经济适用房待遇，其再主张分割的条件不具备； 6、房屋回迁安置表一份，证明原告目前他不符合安置政策；7、《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以及《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 同（经济适用房）》各一份，证明原告与沈丽娟离婚后，原告已享受单位经济适用房待遇，其不符合安置政策，无法获得案涉安置房。 以上证据，经出示，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中没有约定前提条件，且拆迁安置中约定过渡期内发现另有住房及人口不符，按文件办理，但是按什么文件办理，没有任何约定。据原告了解，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文件；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这是离婚前两年写的，后由于情势变更，大家改了主意，不仅是原告本人改了主意，被告也改了主意，所以才有《庭外调解协议》，承诺书与本案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待证事项，协议里没有约定被告所说的前提条件；对证据5，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因原告已享受了单位经济适用房，故征迁部门未将其认定为安置人口这是各被告自己的想象和分析，不是房改办的审核意见；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被告沈丽萍、翁佳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沈丽萍、翁佳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被告提交的证据4一致，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庭外调解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与被告提交的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沈丽娟经本院调解离婚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履行离婚协议的付款义务，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5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5、6，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情况，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原告曾经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7，可以证明原告在离婚后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案涉拆迁房屋坐落于杭州市，户主为被告陈美云。被告沈宝林系陈美云丈夫，被告沈丽娟、沈丽萍系陈美云女儿。被告翁佳、沈楼丹系陈美云的外孙女。原告楼新琴与被告沈丽娟原系夫妻关系。 2008年3月15日，陈美云（乙方）与杭州市钱江新城核心区二期征迁指挥部（甲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需拆除乙方在下车路136号房屋；乙方在册常住人口捌人，其中独生子女贰人；安置和购买建筑面积共计550平方米；过渡时间期为两年半；乙方要如实申报住房和常住在册的人口情况，如过渡期限内发现另有住房及人口不符，按文件办理；等等。 2010年2月1日，原告楼新琴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沈丽娟离婚。 2010年3月15日，原告楼新琴与被告沈丽娟、沈宝林、陈美云、沈丽萍、沈楼丹、翁佳签订《庭外调解协议》一份，约定：1、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房屋现拆迁，陈美云、沈宝林、沈丽萍、翁佳、沈丽娟、沈楼丹均同意将拆迁安置房分割出共55平方米单独归楼新琴所有，该购房款由楼新琴负担；2、沈丽娟与楼新琴离婚后，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名下债务归各自偿还；3、以上协议一式四份。 同日，楼新琴与沈丽娟达成离婚调解协议，本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协议如下：一、楼新琴与沈丽娟自愿离婚；二、楼新琴补偿沈丽娟人民币90000元，于2010年7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三、个人名下所有的财产及债务归个人所有，各自的衣物及生活用品归各自所有；四、双方无其他财产争议；等。 2010年6月30日，沈丽娟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楼新琴根据民事调解书支付的补偿款9万元。 2012年3月，楼新琴与浙江天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购买杭州市滨江区江畔云庐12幢2单元1701室房屋，该房屋为经济适用房，享受面积80平方米。 2013年7月，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刊登了钱江新城核心区二期（常青）回迁安置公告，并于2013年8月对各被告进行了回迁安置，但回迁安置表上没有原告楼新琴的名字。 另查明，2008年5月11日，楼新琴曾出具过承诺书，如今后提出离婚要求的，自愿放弃家庭等一切财产。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与各被告在2010年3月15日签订的《庭外调解协议》第1条中约定，各被告“同意将拆迁安置房分割出55平方米单独归楼新琴所有，该购房款由楼新琴负担”。现双方对该条款有不同的理解，原告主张无论其是否符合安置条件，各被告均应分割55平方米房屋给原告。各被告则主张分割55平方米房屋给原告的前提是被告系征迁部门认可的安置人口。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房屋是家庭共有产，拆迁时，涉及到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原告与沈丽娟之间的利益。如若是在原告本身就享有55平方米房屋安置权益的情况下，各被告分割出55平方米单独给原告，其实质意义是各被告承诺配合原告将来顺利析产且能单独安置，不给原告在析产手续上设置障碍，实际上不会影响到各被告自己的拆迁安置利益。如若是在原告本身不可能享有55平方米房屋安置权益的情况下，分割出55平方米单独给原告，其实质上就是将各被告自己的权益进行让渡，实际影响到的是各被告自己切实的利益。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2008年3月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的在册常住人口中包括原告在内，至原告与被告沈丽娟在法院调解离婚以及原告与各被告共同签订《庭外调解协议》时，案涉房屋仍在拆迁过渡期，且此时，原告也还没有购买经济适用房。鉴于此，本院认为，各被告关于分割出55平方给被告是附有前提条件的主张，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当事人签订《庭外和解协议》时的本意。至本案辩论终结，征迁部门也还没有最终确认原告的安置资格，原告目前还不享有55平方米的房屋安置权益，各被告配合分割的条件尚未成就，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系因各被告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因此，原告要求各被告分割55平方米拆迁安置房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楼新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900元， 由原告楼新琴负担。 原告楼新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维专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李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