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2民初7075号原告：宋国培，女，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昌毅，重庆洲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华夏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新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203535670H。法定代表人：贺伦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伦桓，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南源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新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220983729。法定代表人：贺伦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伦桓，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国培与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华夏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重庆市渝北区南源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雷元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婉莉、王成红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国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昌毅，被告华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贺伦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伦桓，被告南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贺伦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伦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国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间的《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2、被告退还购房款15万元、赔偿损失78.37万元；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07年，二被告共同开发建设经济适用房XX城，2007年1月10日，案外人唐念与被告华夏公司订立购房合同，约定唐念购买被告开发的房屋一套，房屋建筑面积为120.63平方米，唐念分别于订立合同时、2007年4月13日支付购房款5万元、7万元。2007年7月14日，唐念将上述所购房屋转卖给原告，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于2007年7月23日办理过户手续，原告为此支付6万元转让费，双方亦在被告华夏公司处办理了转户事项，将原合同买方唐念变更为原告，原告并于2007年7月23日支付被告华夏公司房款3万元。后被告拒绝向原告交付房屋，经查，被告南源公司已于2013年10月31日将案涉房屋以235796.06元出售给案外人秦晨，该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为91.54平方米，秦晨后于2015年4月23日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陈学文、陈敏。二被告的上述行为致使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起诉来院。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共同辩称，1、被告华夏公司与原告宋国培签订的《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因被告华夏公司系无权处分且原告宋国培并非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应属无效协议；2、购房协议书性质上属于房屋买卖预约合同，并非本约合同，且该协议未能实际履行，办理协议终止、退回房款等善后事宜未能及时解决，原告宋国培存有重大过错；3、原告主张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份鉴定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4、二被告并未共同开发建设“XX城”，且二被告均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系两个独立法人，被告南源公司并非《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被告南源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5、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出资者（股东）情况2张、《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收款收据3张、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协议书2份、重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及附图、《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产权证、证明、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司法鉴定估价报告3份、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关于确认XX城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通知、重庆市物价局关于XX城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的复函、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因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举示的房屋转让协议、说明、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因有相关部门的盖章或当事人的签字，且被告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予以采纳。对原、被告双方举示的其他证据，或真实性无法核实，或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1月10日，唐念作为乙方，华夏公司为甲方，双方签订了《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认购甲方“XX城”X幢号房，该房设计建筑面积120.63㎡，按建筑面积2050元/㎡计价，五通费、大修基金、合同备案登记和产权证办理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于2007年1月10日前预付购房款5万元。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预付款自动转为该房首付款。房屋面积以房管局测绘报告为准，按揭首付多退少补。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自动失效。乙方处唐念签字。2007年1月10日、2007年4月13日，华夏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分别收到唐念交来购买XX城X栋X房房款5万元、7万元。2007年7月14日，唐念（甲方）与宋国培（乙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现有XX城X-X/X-B户型壹套，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原售价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按原价2050/平米，另加60000元转让费，甲方将此房转让乙方。二、甲方收乙方500元订金，于2007年7月23日之前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并交齐房款及转让费，逾期此协议自动作废，订金不予退还。如甲方在此期限内不予转让，承担四倍赔偿。以上协议，双方明晰签字有效。合同甲方处唐念签字，乙方处宋国培签字。7月23日，唐念出具说明，载明：鉴于7月14日的转让协议条款，于本月23日完清房款及其转让手续。2007年7月23日，宋国培向被告华夏公司支付购房款3万元，华夏公司对此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宋国培（唐念）交来3万元，系第三次交款。同日，被告华夏公司的刘主任将《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上的乙方唐念及2007年1月10日、4月13日收款收据上的唐念划掉并更改为宋国培。但《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上无宋国培的身份信息、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2011年3月14日，南源公司取得XX城（坐落于渝**XX路**，含案涉房屋）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2012年3月8日，南源公司取得XX城（X-X栋，含案涉房屋）的重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该证上载明XX城（X-X栋）的建设单位为南源公司。2012年3月30日，南源公司提交《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申请将北部新区XX路X号8栋办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的初始登记权利人为南源公司。2012年8月21日，重庆市渝北区XX路X号8幢房屋登记至权利人南源公司名下，产权证上载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楼层为名义层X-32，记事一栏载明：该房系经济适用住房。2013年10月31日，南源公司（甲方、卖方）与案外人秦晨（乙方、买方）签订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X路X号X幢21-2号房屋（即案涉房屋）作价235796.06元出售给乙方，房屋建筑面积91.54平方米，甲方应在2013年11月4日前将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2015年4月23日，秦晨（甲方、卖方）与陈学文、陈敏（乙方、买方）签订了《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路X号X幢21-2号房屋（即案涉房屋）作价235796.06元出售给乙方。后案涉房屋登记在陈敏、陈学文名下。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并未按《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约定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宋国培不是华夏公司的员工。关于合同履行情况，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陈述，华夏公司与宋国培签订预定协议是在2007年7月，宋国培唯一一次自己向华夏公司交纳房款是在2007年7月23日，此后双方再无交集、往来。宋国培没有在华夏公司处留下电话号码、身份证复议件等任何联系方式，导致华夏公司无法联系宋国培，进而导致双方预定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合同履行的障碍、善后事宜等也无法解决。原告宋国培陈述，签订购房协议时说是等通知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我方一直等待，并在华夏公司处的刘主任处留下了我的联系电话、身份证复议件，刘主任的名字不清楚，收款收据制票人处的“刘”就是刘主任。因2007年缴纳房款时，案涉房屋还在打基础，房屋的修建时间也很长，我本人居住在云阳，房屋建成后我一直未收到接房通知。2017年5月，我方见被告迟迟没有交付房屋，也没有通知接房，我方到重庆要求被告华夏公司交房，但被告知案涉房屋已经出售。所以我就在2017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华夏公司交付房屋，在诉讼中通过向法院申请调查才知晓案涉房屋的买卖情况。我方在2007年交纳完款项后没有联系被告要求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交房，但被告应在房屋竣工后及时联系我方。被告称其无法联系我方不属实，签订购房协议书时我在华夏公司刘主任处留下我的联系电话及身份证复印件，且被告通过唐念是可以联系我的。关于宋国培是否在被告处留下了联系方式，宋国培举示了以下证据：1、移动公司截屏的照片，拟证明宋国培的电话号码为15823******，从2007年9月13日开户至今没有变更。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质证后表示，双方签订预订协议是在2007年7月，宋国培唯一一次自己向被告交款的时间为2007年7月23日，此后双方一直没有交集往来，而宋国培的该电话号码从2007年9月13日才启用，恰恰说明了该号码被告根本不知道，据此可以证明被告客观上无法与原告取得联系。宋国培则表示，其在2007年9月前用的是小灵通电话，其在启用该手机号码后给被告打了电话，并告知该电话号码为新的联系电话，况且水电开户的电话号码仅有开发商可以向水电部门提供。2、宋国培在2018年10月2日、2019年2月3日收到的短信两条。该两条短信从内容上看系重庆中法供水发送，主要载明客户宋国培的水卡号：********，地址：XX城XX路******。截止20181001，欠费总额14元，截止20190201欠水费24.5元，催促缴纳水费。3、2018年11月1日的电费发票一张。该电费发票显示：户名宋国培，地址，地址为XX城XX路******，费10.92元，实收电费10.92元。宋国培举示以上证据2、3拟证明其与被告华夏公司签订预定协议时向被告提供了有效的通讯号码，且被告也用于宋国培所购买房屋的水电开户，足以证明宋国培提供了联系方式，而被告没有履行接房通知义务，过错在被告，宋国培没有过错。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同时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是被告向水、电部门提供，更不能证明该手机号码是在何时向水、电部门提供。相反，被告于2011年就与XX城的所有购房者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XX城项目在2012年3月也已经竣工交付，正常情况下，竣工交付后买房人就能收到水电经营单位的相关信息，但原告却迟至2018年10月才第一次收到水、电信息，明显不合常理，足以说明原告该手机号码不是被告向水、电部门提供的。同时，案涉争议房屋系XX城X栋2102号，假设是被告向水电部门提供的联系方式，那么登记房号亦应是2102号，但原告举示的证据中显示水电信息房号均为2101号，也可证明该手机号码不是被告向水电部门提供。本案审理中，宋国培申请对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31日、2015年4月23日、2018年4月16日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委托重庆众城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后该评估公司出具房地估价报告，上载明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52.64万元、在2015年4月23日的市场价值为54.47万元、在2018年4月16日的市场价值为93.37万元。原告为此支付司法评估费10000元。另查明，2006年4月14日，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向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发送《关于确认建工.华夏城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主要载明：同意确认建工.华夏城为2006年重庆市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根据《重庆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17号）的相关规定，该项目属经济适用住房小区项目，项目在预售或销售前，必须经市物价局、市建委和市国土房管局核定售价，并按核定的价格公示后进行预售或销售。2010年11月26日，重庆市物价局向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发送《关于XX城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其中主要载明：一、单套面积符合国家现行政策规定的住宅，其销售基准价格：套内建筑面积2922元/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元/平方米）。在此基础上，你司在销售单套住宅时，其销售价格可根据楼层和朝向因素上下浮动，但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10%，下浮幅度不限。……三、依据我局批准的基价和浮动幅度，自行确定单套住宅销售价格，并制作“一套一标价”明细表报我局备案。四、严格执行商品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一价清”政策，你们应当将我局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批文和你们制作的单套住宅销售价格公示栏在售房场所醒目位置予以公示，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关于损失，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陈述，第一，宋国培于2007年7月与被告华夏公司签订《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直至被告南源公司于2013年10月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秦晨，此期间宋国培从未与华夏公司联系，也未要求华夏公司签订案涉房屋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按其自己所陈述的2017年5月才找华夏公司交付房屋，可以证明宋国培在2007年7月签订协议后长达十年有余的时间里一直未要求华夏公司签订本约，长期怠于行使权利，存在重大过错，理应对自身损失承担全部承担。第二，由于双方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不应向宋国培承担违约责任。第三，《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属于预约合同，即使合同有效，且过错完全在宋国培，被告华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也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限，而定金不应超过合同总额的20%。第四，案涉房屋系经济适用房，须按照政府定价销售，即案涉房屋套内单价不能高于3214.2元、建筑单价不能超过2640元，而南源公司将案涉房屋处分给案外人秦晨套内单价为3114.05元，是在物价局限价范围内，不存在恶意降价销售，也没有因转让案涉房屋而获利，加之宋国培存在重大过错，即使被告华夏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应超过总房款的20%。第五，三份鉴定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即便被告华夏公司构成违约，依据合同法之可预见性规则，也应以南源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的房价作为衡量原告损失的标准，此后的房屋价值不能作为评判标准，因为任何单位或个人皆不能未卜先知。关于损失，宋国培陈述，其在2007年7月23日交纳房款时向被告留下了电话、身份地址信息等，被告一直没有通知原告接房，而合同没有约定交接房具体时间，依据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债务人可随时履行，债权人可随时要求履行。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房屋不能交付，合同不能履行，被告应赔偿损失78.37万元，即案涉房屋在2018年4月16日的市场价值93.37万元再减去原告已交付的房款15万元。因宋国培举示的催缴水费的短信及电费的发票显示房屋地址为XX城XX路X号X栋2101号，宋国培后又称：合同约定我购买的是2102房屋，被告将我方购买的2102号房屋房号变更为2101号房屋，并在2017年11月2日出售给案外人魏嵩华，故我方购买的房屋就是现在的2101号房屋，应当以案涉房屋在2017年11月2日的市场价确定损失。被告则表示，宋国培购买的是2102号房屋，2101号房屋与本案无关。再查明，被告华夏公司、南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贺伦江，股东均为贺冰菁、贺伦江。宋国培认为，两被告具有相同的股东，同属于股东控制、出资、经营管理，系关联公司，且构成财产混同，故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唐念与华夏公司于2007年1月10日签订的《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以下简称《购房协议书》），约定唐念认购华夏公司“XX城”X-8号房屋，后唐念于2007年7月14日与宋国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将该房屋转让给宋国培，双方并在2007年7月23日到华夏公司处将《购房协议书》中乙方唐念划掉并更改为宋国培，华夏公司亦在2007年7月23日收取宋国培缴纳的房款并出具收据，故唐念在《购房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在2007年7月23日时已转让给宋国培，此时《购房协议书》的双方应为被告华夏公司与原告宋国培。从查明事实看，“XX城”虽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但可对非特定的对象进行出售，《购房协议书》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购房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宋国培与华夏公司均具有约束力。被告华夏公司辩称购房协议书因其系无权处分且宋国培并非华夏公司的职工，应属无效协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解除协议、返还房款。从2007年1月10日的收款收据及《购房协议书》可以看出，宋国培购买的是XX城X-8栋21-2房。宋国培称被告将其购买的2102号房屋房号变更为2101号房屋，其购买的房屋就是现在的2101号房屋，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并未按《购房协议书》的约定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被告南源公司在2013年10月31日已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秦晨，秦晨亦于2015年4月23日将案涉房屋再次出售，故《购房协议书》实际已无法履行，原告宋国培请求解除其与被告华夏公司间的《购房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购房协议书》解除后，被告华夏公司应将因该协议书收取的房款予以返还。唐念、宋国培分别于2007年1月10日、2007年4月13日、2007年7月23日支付被告华夏公司房款5万元、7万元、3万元，共计15万元，故原告宋国培要求被告华夏公司返还购房款15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购房协议书》中仅约定了宋国培购买房屋的建筑面积、单价，且明确约定“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预付款自动转为该房首付款”，即双方均清楚《购房协议书》签订后还需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购房协议书》符合预约合同的特征，性质应为预约合同。但预约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履行。《购房协议书》未约定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在案涉房屋具备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时，华夏公司应及时通知宋国培签订合同，宋国培也应及时主张权利，要求华夏公司与其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协议书》上并无宋国培的身份信息、电话等联系方式，宋国培的电话号码15823******是从2007年9月13日才启用，而《购房协议书》在2007年7月签订，也无证据表明宋国培在该电话号码启用后告知过被告华夏公司，宋国培举示的催缴水费的短信及电费发票中显示的房屋并非案涉房屋，且其最早是在2018年10月才收到该短信，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宋国培所主张的其向被告华夏公司提供了联系方式。同时，案涉房屋在2011年3月14日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此时具备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现并无证据表明华夏公司在案涉房屋具备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时通知过宋国培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宋国培在2007年7月23日向华夏公司交纳购房款3万元后至2017年近十年时间也未主动联系被告华夏公司要求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如前所述，即便华夏公司未及时通知宋国培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宋国培也应及时主张权利，要求华夏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案涉房屋至今未为止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宋国培与华夏公司均存在责任。在案涉房屋于2013年10月31日出售给案外人秦晨前，虽然双方对未及时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存在责任，但并不会导致《购房协议书》的订立目的无法实现。因《购房协议书》对宋国培与华夏公司具有约束力，在《购房协议书》未解除前，被告南源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秦晨，此时《购房协议书》的订立目的已无法实现，而被告华夏公司在《购房协议书》解除前负有保证与宋国培就案涉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义务，故此时被告华夏公司构成违约，应向宋国培赔偿信赖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订立的信赖利益损失。关于赔偿损失的金额。第一，因宋国培与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系关于购买案涉房屋的预约合同，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本约。违反预约合同的后果是正式合同不能签订，交易机会丧失，造成当事人信赖利益损失，这不同于违反本约合同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可得利益损失。而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与房屋总价款之间的差额所确定的损失应为合同无法履行的可得利益损失，宋国培直接要求华夏公司赔偿合同无法履行的可得利益损失无法律依据，且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31日后的市场价值与房屋价款之间的差额即便算作损失，也属于扩大损失，宋国培主张将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31日后的市场价值与房屋价款之间的差额来确定其损失无法律依据。第二，虽然被告华夏公司构成违约，但从查明的事实看其并不存在故意违约不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情形，且宋国培对双方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存在过错，需自行承担部分信赖利益损失。第三，从重庆市物价局于2010年11月26日下发的《关于XX城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的复函》看，案涉房屋属于经济适用房项目，政府相关部门对房屋销售价格有限制。事实上，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31日出售给案外人秦晨的价格为建筑面积2575.88元/平方米，而《购房协议书》中约定出售给宋国培的价格为建筑面积205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价差525.88元，按该房屋建筑面积91.54平方米计算，则被告另行出售获得的利益仅为48139.06元（525.88元/平方米×91.54平方米），即被告华夏公司并非故意违约以谋取利益。综上，考虑到案涉房屋为经济适用房项目，政府相关部门对房屋销售价格有限制以及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31日实际另行出售的总价款，结合华夏公司持有宋国培交付的购房款15万元的时间、双方的过错程度，对原告宋国培要求被告华夏公司赔偿损失60000元，本院酌情予以支持，对其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南源公司的责任承担。因被告南源公司并非与原告宋国培签订《购房协议书》的相对方，且被告南源公司与被告华夏公司系独立的法人，原告宋国培要求被告南源公司共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原告宋国培与被告华夏公司间的《购房协议书》在本判决生效前尚未解除，《购房协议书》解除后，原告宋国培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故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宋国培与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华夏物业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10日签订的《重庆华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购房协议书》；二、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华夏物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宋国培退还购房款150000元；三、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华夏物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宋国培赔偿损失60000元；四、驳回原告宋国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54元，由原告宋国培负担9449元，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华夏物业有限公司负担3505元。司法评估费10000元，由原告宋国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雷元亮人民陪审员  王婉莉人民陪审员  王成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 助理  周 文书 记 员  龙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