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935号原告：姚立文（KANDARISA），女，1962年5月19日出生，日本国公民，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姚立英，女，1960年3月13日出生，回族，北京市政集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姚立芹，女，1958年10月29日出生，回族，北京市海淀区太平庄街道办事处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庆，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立华，女，1957年1月30日出生，回族，北京市政集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大力，男，1946年8月20日出生，回族，北京市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退休工人，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喜，男，1954年2月11日出生，回族，北京市动物园退休工人，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人民政府，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负责人：尹航，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潇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立文（KANDARISA）、原告姚立英、原告姚立芹（以下均简称姓名，一并提起时合称三原告）与被告姚立华（以下简称姓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管庄乡政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姚立文、姚立英及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庆，姚立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大力、姚春喜，管庄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潇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确认2003年11月11日，薛某作为被腾退人与管庄乡政府签订的《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有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中有关姚立华拥有拆迁利益部分内容无效。事实与理由：薛某与姚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姚立华、姚立文、姚立英、姚大力、姚某1、姚某2、姚春喜、姚立芹八名子女。2006年4月12日，姚某3去世，2014年1月6日，薛某去世。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西会村**（以下简称61号院）原为薛某母亲薛某2之祖业产，1995年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登记在薛某名下。2003年因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改造，管庄乡政府腾退61号院，安置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1001号房屋（以下简称1001号房屋）。2010年11月5日，1001号房屋取得房屋产权证，登记在薛某名下，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建筑面积为86.59平方米。2011年9月9日，薛某与姚立文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由姚立文购买1001号房屋，并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登记至姚立文名下。2013年，姚立华将姚立文、薛某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其为《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中“实际居住人”，1001号房屋涉及其拆迁利益为由，请求确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将1001号房屋产权登记恢复至薛某名下。但姚立华实际并未在61号院内居住，2003年薛某作为被腾退人与管庄乡政府签订腾退安置协议时，姚立华作为薛某的代理人虚构其在61号院内实际居住的事实，与管庄乡政府串通在腾退安置协议中确定其为实际居住人，从而使其获得拆迁利益，侵害三原告的合法利益。姚立华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我自幼在61号院居住，由薛某2抚养长大，多年来与其相依为命，生活、学习、工作均在管庄乡西会村。1976年唐山地震，61号院内原有房屋倒塌，由我出资，在生产队和家人的帮助下翻盖北房三间。1978年1月15日薛某2去世之后，我在61号院居住至1984年。2003年11月11日，管庄乡政府腾退61号院，对薛某、姚某3和我进行安置，安置1001号房屋。签订拆迁协议时，根据相关拆迁安置政策，我被确定为实际居住人口。家庭中重大事项由姚春喜、姚大力决定，我代薛某签订《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当时姚春喜、姚大力均在场，薛某知情并同意。因考虑家庭成员和睦，1001号房屋登记在薛某名下。管庄乡政府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管庄乡政府与薛某签订的《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并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与姚立华恶意串通的行为。在签订《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前，管庄乡政府进行入户核实并同西会村村委会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确认，姚立华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拆迁政策规定，应当被确认为实际居住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薛某与姚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初婚，育有姚立华、姚立文、姚立英、姚大力、姚某1、姚某2、姚春喜、姚立芹八名子女。薛某之母薛某2，1978年1月1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薛某之父薛某3，1966年3月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2006年4月12日，姚某3去世，2014年1月6日，薛某去世。61号院原为薛某2之祖业产，1995年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登记在薛某名下。2003年11月11日，薛某作为被腾退人（乙方）与腾退人管庄乡政府（甲方）签订《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内容为：“一、被腾退房屋：乙方在腾退范围内居住的正式房屋柒间；建筑面积83.46平方米。乙方现有实际居住人口叁人，其中在册人口壹人，分别是薛某；册外人口贰人，分别是之夫姚某3、之女姚立华。二、安置房屋：1、地址：杨******；楼号X；层次X；房号1001；建筑面积86.59平方米，单价2460元每平方米。安置房屋总面积：86.59平方米，安置房屋均价2460元。三、腾退补偿款：甲方应支付乙方各项补偿款合计268527元。其中区位价补偿款208650元；房屋及地上物补偿款57477元；搬家补助费1400元；电话移机费240元；空调拆装费400元；有线电视360元。四、安置用房款：乙方应支付甲方安置用房款合计199211.40元。其中每人10平方米优惠（2000元每平方米）6000元；原面积1:1置换（按安置房屋均价）139211.40元。五、差价计算、付款方式和期限：根据补偿安置，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叁日内，向乙方支付腾退安置差价款69315.60元，不包括提前搬家奖和提前腾退奖……九、协议生效：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书甲方签字盖章处为管庄乡政府公章，乙方签字盖章处为“薛某”，委托代理人为姚立华。根据《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办法》、实施细则及补充规定，在腾退范围内，只有住房没有户口的，根据市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发[2000]X号文件第十四条规定执行；下列人员可计入被腾退安置人口：1、服现役的士兵……5、市、区有关政策规定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的其他人员；宅基地以内持有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1993年及以后合法的《宅基地使用证》和乡政府批准的新建、翻建的房屋，视为符合腾退条件的正式建筑面积，按区位价每建筑平方米2500元补偿；在本乡腾退范围内的被拆迁人、腾退人，户口没有在本乡，但本人一直同有本乡户口的配偶、子女长期居住在本乡，属自然家庭的，可以计入现有实际人口给予分配。另查，市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发[2000]X号文件第十四条规定，凡居住在行政村内有正式住房并是当地户口的城镇居民，其合作建房的义务和利益与农民一样，有正式住房但户口不在当地的，参与合作建房后自住房面积为当地农民的50%。庭审中，姚立华称61号院院内房屋于1976年因地震倒塌，由其出资在生产队和家人的帮助下建成北房三间，此后姚立华一直在此居住至1984年。为此，姚立华提交管庄乡西会村出具的《证明》两份，其中2013年10月24日的证明内容为“姚立华在管庄乡西会村61号院长期居住，照顾其姥姥生活并为其养老送终，受七六年唐山地震影响61号院住房倒塌，姚立华在西会生产队及其家人帮助下原地翻建三间北房，考虑到姚立华多年赡养老人并且翻建61号院的事实，2003年11月11日管庄乡政府在对朝阳区管庄乡西会村61号院进行拆迁时，为薛某、姚某3和姚立华进行了安置，安置房为朝阳区1001室。”2015年8月10日的证明内容为“我村于2003年开始拆迁，是管庄乡政府按北京市朝阳区绿化隔离带腾退村民搬迁上楼政策进行的。我村散居居民薛某、姚某3、姚立华于2003年11月11日按管庄乡政府规定进行了腾退，当时姚立华与她的两个哥哥同时来办理此事，和我村协商办理了一套两居室。又于2008年下半年我村开始办理房产证，姚立华和姚立英前来办理，当时姚立英要求把房产证办理在姚立文名下，我村主管人杨秀玲、佟桂荣回答说不行，因为姚立文不是腾退协议上的被安置人，协议中没有此人是不可以办理房产证的，房产证只能办理在薛某或姚立华的名下。”姚立华提交部分西会村村民签字的证明信，证明其翻建61号房屋、赡养薛某2以及在西会村居住的事实；另提交北太平庄派出所、管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其户口迁入西会村工作后迁出的事实。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姚立华并未在61号院实际居住，并不符合被确认为实际居住人的条件，并提交北太平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关于确认姚立华被腾退房屋实际居住人口的依据，管庄乡政府称确认姚立华为实际居住人是基于历史和事实考虑，符合相关法律及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61号院拆迁腾退前，管庄乡政府已进行实地考察并向西会村村委会进行调查，西会村村委会出具多份证明文件证明姚立华在61号院居住并出资建房；姚立华响应国家政策在西会村插队期间对乡村发展作出贡献，后因知青返乡户口迁出西会村，但其在西会村居住并拥有房屋，姚立华属于市、区有关政策规定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的其他人员，管庄乡政府据此将其确认为实际居住人口。姚立华对此表示认可。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表示61号院拆迁腾退时，薛某系61号院产权人与其配偶姚某3应为实际居住人，姚立华并非61号院的产权人，户口并未在此，亦不在此居住，不符合认定实际居住人的条件，管庄乡政府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将姚立华认定为实际居住人，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损害国家利益，故《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中有关姚立华拥有拆迁利益部分内容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薛某与管庄乡政府所签订的《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三原告称姚立华与管庄乡政府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陈述及各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姚立华与管庄乡政府恶意串通，三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三原告要求确认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中有关姚立华拥有拆迁利益部分内容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立文（KANDARISA）、原告姚立英、原告姚立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28元，由原告姚立文（KANDARISA）、原告姚立英、原告姚立芹负担（已交纳2664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赫人民陪审员  杜月霞人民陪审员  苏贵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