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1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运端，男，汉族，1965年1月4日出生，住河南省确山县*******委杨西庄，公民身份号码412************01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上海旭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盛红塑料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七滘工业园光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89N。投资人：于飞龙，厂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飞龙，男，汉族，1975年12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太和县**************，公民身份号码341************172。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明裕，广东昊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帮华，男，汉族，1972年7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固始县***************，公民身份号码413************038。上诉人张运端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盛红塑料厂（以下简称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彭帮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运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改判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彭帮华连带向张运端支付拖欠的货款130000元；2.判令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彭帮华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张运端提起的是买卖合同纠纷，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确认了两个争议焦点：1.彭邦华欠张运端具体数额是多少；2.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是否应对上述欠款承担相应责任，张运端认为一审判决确认的两个焦点是错误的，没有真实体现双方争议的内容。张运端认为争议焦点应当是：1.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是否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2.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供货产生的货款是多少；3.盛红塑料厂是否向张运端支付了拖欠的货款；4.彭帮华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5.于飞龙作为个体经济主体的投资人是否应当承担盛红塑料厂拖欠的货款，彭帮华作为合伙人是否应当承担盛红塑料厂拖欠的款项。二、根据张运端分析的争议焦点，一审判决解决了前两个争议焦点，即确认了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确认了两笔货款为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供货产生的。那么第3个争议焦点，盛红塑料厂是否向张运端支付了拖欠的货款。庭审可以确认没有支付，既然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二笔货款也是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交易产生的货款，那么盛红塑料厂就是支付货款的主体，盛红塑料厂主张货款支付给了彭帮华，但张运端并没有授权盛红塑料厂将其拖欠的货款支付给彭帮华，彭帮华出没有向盛红塑料厂出具张运端本人签署的收款委托书，盛红塑料厂将拖欠张运端的货款支付给彭帮华没有依据。一审判决并没有对此焦点予以释明。第4个争议焦点，彭帮华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虽然工商信息登记于飞龙是投资人，实际上于飞龙是与彭帮华合伙做生意，彭帮华收货及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是对盛红塑料厂拖欠张运端货款的确认行为，一审判决将其出具借条的行为主观地认为是民间借贷，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第5个争议焦点，于飞龙作为个体经济主体的投资人是否应当承担盛红塑料厂拖欠的货款。盛红塑料厂是个体经济组织，根据法律的规定，投资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个体经济组织财产分离的，投资人应当对其投资的个体经济组织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彭帮华作为合伙人，同样应当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张运端的一审诉讼请求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将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转变为民间借贷关系，将盛红塑料厂本应支付给张运端的货款转变为借款，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完全是主观臆断和主观认识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混淆了借款与欠条、借条与欠条的原则区别，二者的性质不同，本案是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提供货物，盛红塑料厂确认收到货物而出具拖欠货款的凭证，并非是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出借金钱。其次，对于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所供的两批货物，在第一次庭审中，彭帮华清楚地述称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供货2次，产生货款11万多元。从彭帮华的陈述可以确认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供货的客观事实，既然有供货事实，客观上就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第三，盛红塑料厂及一审判决并没有证据证明张运端同意将盛红塑料厂拖欠的货款支付给彭帮华，盛红塑料厂陈述是与张运端及于飞龙达成的协议，但彭帮华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况且于飞龙予以否认，一审判决仅凭彭帮华的个人陈述而认定其借贷关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四，盛红塑料厂与于飞龙是否将拖欠张运端的货款确实支付给彭帮华，盛红塑料厂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在张运端有理由确信，盛红塑料厂所陈述的拖欠的两笔货款支付给彭帮华就是一个骗局。一审判决既然确认张运端主张的案涉两笔货款属于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的交易，那么盛红塑料厂就应提供证据支付两笔货款的证据，但其在一审庭审时没有提供。第五，一审判决以张运端仅向彭帮华追偿拖欠的货款，而没有向于飞龙追偿拖欠的货款为由主观认为张运端与彭帮华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张运端多次向于飞龙追偿拖欠的货款事实客观存在，张运端从未放弃向盛红塑料厂和于飞龙追偿拖欠的货款，盛红塑料厂及于飞龙没有证据证明张运端放弃追偿拖欠的货款，一审判决仅凭只言片语而推断是借贷关系于法无据。张运端在二审期间补充以下上诉意见：1.彭帮华与于飞龙是合伙关系，应共同承担所有欠款，一审中尽管彭帮华否认与于飞龙的合伙关系，但张运端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两人的合伙关系。为了进一步证实彭帮华与于飞龙推托不还款的行为，张运端委托第三人与彭帮华进行了电话联系，在联系后送货、看货、转账货款过程的电话录音中，彭帮华及于飞龙的老婆清楚说明了他们是搭档以及几年的合伙关系，既然是合伙关系，而非独立主体，所欠货款就应该共同偿还。2.本案从法律角度及庭审事实，可以确认，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的买卖关系，而盛红塑料厂是合伙主体，合伙主体债务应由合伙共同体承担，而不是只由声称自己没有偿还能力的彭帮华个人承担。3.从判决查明的事实，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事实，盛红塑料厂理应将货款直接支付或转账给张运端。在没有张运端同意的情况下，于飞龙擅自将货款支付给彭帮华，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为张运端应向彭帮华追要货款是错误的，认定为借款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主观臆断，违背客观事实。盛红塑料厂、于飞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彭帮华立给张运端的欠条及案涉的其他证据均清楚地表明了案涉货款130000元系彭帮华所欠，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无关，盛红塑料厂、于飞龙依法不应对欠条上的货款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从张运端接收彭帮华立给其的欠条可以证实张运端对欠款对象及交易主体是认可的，即案涉货款是彭帮华与张运端交易所欠，该货款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无关，再结合张运端起诉所述内容及其账户交易明细的付款记录均能证实系彭帮华欠张运端的货款130000元。且张运端与彭帮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均有各自独立的货物买卖交易，特别是于飞龙在彭帮华立欠条之后有多次付款给张运端的转账记录，若案涉的货款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有关，那张运端应向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催收欠款，而张运端未提及欠款还款的事宜且还和于飞龙继续交易，显然不合常理，只能证明案涉欠款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无关。于飞龙在欠条后还有多笔款项转账给张运端，若案涉款项是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所欠，付款应先支付之前的欠款，但张运端明确确认是支付之后交易的货款，也不合情理。再从彭帮华催还欠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更加印证了系彭帮华欠张运端货款的事实。而彭帮华在庭审中一直确认案涉货款系其急需用钱而挪用，且征得了张运端的同意，张运端另外还借了部分款项给彭帮华形成的欠款总数，并明确确认案涉欠款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无关。彭帮华在盛红塑料厂工作期间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做点塑料转手交易的买卖来赚取差价，但这与其开叉车的本职工作无关。因此，本案无论是欠条、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户明细还是张运端的起诉状、彭帮华庭审所述均能清楚地证实案涉货款系彭帮华所欠，张运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彭帮华与于飞龙系合伙关系，更没有证据证实案涉货款系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所欠，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彭帮华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张运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帮华向张运端支付货款130000元，并支付逾期支付货款期间的债务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8年10月2日起计算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暂从2018年10月2日计算至2018年11月2日为650元，合计130650元；2.判令彭帮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判令盛红塑料厂应与彭帮华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飞龙应对盛红塑料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日，彭帮华向张运端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彭帮华（413************038）于2018年9月2日欠张运端（412************013）合计货款壹拾叁万元正（130000元），定于2018年10月1日前还清”，后彭帮华在上述欠条上添加如下内容：“彭帮华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张运端最少款捌万元正（80000元），否则付法律责任413************038。”另查，彭帮华的居住证办理历史记录显示彭帮华自2012年4月12日起的居住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七滘工业园光华区******即盛红塑料厂的经营住所地。2017年10月24日、10月25日、10月26日、10月29日及10月30日于飞龙向彭帮华银行转账了各31574元、19150元、20910元、16224元及9575元。2017年10月24日、10月30日，彭帮华向张运端银行转账了各10000元、5000元。2017年11月4日、11月23日及12月5日，彭帮华向张运端微信转账了各5000元、5000元及6204元。2017年12月18日、2018年1月12日、1月14日、1月23日、2月8日、3月12日、3月23日、5月3日、6月1日、10月3日及11月10日，于飞龙向张运端银行转账了各43500元、25463元、20000元、56460元、12766元、20000元、37090元、59360元、52770元、54375元及43657元。2018年1月12日，彭帮华在微信聊天中向张运端发送于飞龙于2018年1月12日向张运端银行转账25463元的记录截图，并告知张运端“张总你好！剩下的明天晚上办理，还有25000元”；2018年1月14日，彭帮华在微信聊天中向张运端发送于飞龙于2018年1月14日向张运端银行转账20000元的记录截图，并告知张运端“张总你好！还有5000元，卡上暂时就这么多，下车能不能还给我啊!过两天给你，谢谢”；2018年2月6日，彭帮华在微信聊天中告知张运端将在8号安排货款，2018年2月8日，彭帮华在微信聊天中向张运端发送于飞龙于2018年2月8日向张运端银行转账12766元的记录截图，并告知张运端“张总，我给你转了一万多，从公账上转的一万多，还欠五万七，五万七到时几号方便，从微信中转三千，总共欠你六万……”2018年3月12日，彭帮华在微信聊天中向张运端发送于飞龙于2018年3月12日向张运端银行转账20000元的记录截图，并跟张运端说“张总你好！不好意思，谢谢你的支持”；2018年3月23日，彭帮华在微信聊天中向张运端发送于飞龙于2018年3月23日向张运端银行转账37090元的记录截图，并跟张运端说“不好意思张总”，当天晚上9︰30，张运端回复彭帮华称“你借的什么时候到位”。2018年6月5日，彭帮华在印有客户名称为“盛红”、写有“64656元”的地磅称量记录单上签名确认。2018年6月11日，张运端在微信聊天中向于飞龙催收货款，并于2018年7月12日向于飞龙留言称“老于，你想清楚了，你是跟老彭合伙的，货是你们厂收的，你自己想想吧”；2018年10月2日，张运端在微信聊天中向于飞龙询问收货价格，2018年10月3日于飞龙向张运端询问张运端的银行账号；2018年11月8日，张运端与于飞龙就收货价格等业务问题进行了微信聊天沟通；2018年11月10日，张运端在微信聊天中向于飞龙提供了银行账号，并于飞龙在微信聊天中向张运端微信转账了250元。2018年11月28日、2018年12月23日张运端曾致电彭帮华进行催款。另外，张运端在庭审中陈述“当时是这样约定的，由于他们两个人合伙，于飞龙把货款转给彭帮华，所以货款就由彭帮华负责给我，但他一直没给，后来我供货给于飞龙，就由于飞龙支付货款给我”；在第二次庭审时法院向张运端询问案涉的货款张运端是跟谁联系交易而产生时，张运端回答是跟于飞龙；在第三次庭审时法院向张运端询问张运端一直以来是跟谁进行交易时，张运端回答其一直是跟彭帮华、于飞龙两人的合伙体进行交易，没有与个人独立交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彭帮华欠张运端款项的具体数额是多少；2.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是否应对上述欠款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彭帮华欠张运端款项具体数额的问题。诉讼中，张运端主张认为案涉欠条中所写的130000元是由2018年1月双方交易的一笔货款57000元、张运端微信转账出借给彭帮华的3000元、2018年6月5日称量记录单的64656元以及彭帮华称要弥补一直拖欠张运端造成张运端损失5000多元四部分构成，对此，由2018年2月8日彭帮华与张运端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印证张运端上述所称2018年1月双方交易的一笔货款57000元、张运端微信转账出借给彭帮华的3000元的真实性，故张运端对此予以确认，而2018年6月5日称量记录单的64656元，张运端与彭帮华对此数额均无异议，故张运端亦予以确认，至于130000元扣减上述三部分后的差额5344元，张运端认为属于彭帮华自己要给张运端弥补的损失，彭帮华认为属于支付上述三部分款项的利息，对此，张运端确认该5344元属彭帮华确认向张运端支付的利息，且彭帮华已于2018年9月2日出具欠条时确认将该部分款项亦作为欠款本金，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张运端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中，彭帮华未能依约于2018年10月1日前向张运端清还上述欠款130000元，显属违约，故张运端主张彭帮华清还上述欠款130000元及相应利息有理，张运端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的计算，由于双方对逾期支付欠款的利息利率没有进行约定，故彭帮华应从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即2018年10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张运端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是否应对上述欠款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张运端主张认为案涉欠条涉及的货款属于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产生交易而形成的，彭帮华出具欠条是属于债务加入，于飞龙是盛红塑料厂的投资人，故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彭帮华应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对于案涉两笔货款（57000元及64656元）属于哪一方与张运端交易而形成的问题，本案中几乎每次于飞龙向张运端转账货款的当天都是由彭帮华向张运端发送于飞龙向张运端转账付款的记录以及告知转账支付货款的具体情况，对此于飞龙亦确认该些转账付款记录是由其提供给彭帮华的，且案涉2018年6月5日的称量记录单亦显示客户为“盛红”，2018年6月11日张运端也曾通过微信向于飞龙催收货款，虽然彭帮华与于飞龙均辩称其各自均有与张运端进行买卖且分别各有向张运端转账付款，但由付款记录可知，彭帮华与于飞龙分别向张运端付款的期间并不存在重叠，且在彭帮华出具欠条前于飞龙向张运端转账支付货款的期间仅有彭帮华就该些货款支付问题与张运端进行微信聊天沟通，却没有证据显示于飞龙有与张运端对于货款的支付进行过沟通，因此，张运端主张案涉两笔货款属于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交易所形成合理可信，张运端予以采信。但对于上述货款支付的约定，首先，2018年2月8日彭帮华跟张运端微信聊天时称由张运端从微信向其转3000元后总共欠张运端60000元，2018年3月23日张运端在微信聊天中问彭帮华“你借的什么时候到位”，而在这2018年2月8日后至2018年3月23日期间，于飞龙共向张运端转账支付了57090元（20000元加37090元），此后于5月、6月等有一直向张运端付款，按正常来说，若上述彭帮华所称的欠款60000元双方均认为属于是盛红塑料厂所欠货款的话，于飞龙后来向张运端转账支付款项应会是向张运端支付拖欠的该笔货款才符合常理，但双方均主张所有款项均属于于飞龙支付的另外的交易的货款，结合2018年3月23日张运端微信向彭帮华催收借款，由此可推定张运端对于该60000元属于彭帮华的借款是确认的；其次，彭帮华于2018年9月2日出具欠条后，于飞龙曾于2018年10月3日、11月10日均有向张运端转账支付款项，若各方均认为欠条上涉及的货款属于盛红塑料厂拖欠张运端的货款，那么正常来说，于飞龙在欠条出具后向张运端转账支付的款项应会是向张运端支付拖欠的货款，但对此张运端与于飞龙均主张上述两次转账均属于后来另外交易的货款，且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在欠条出具后，张运端有向于飞龙或盛红塑料厂催收过其认为盛红塑料厂拖欠的旧货款即欠条涉及的货款，反而一直向彭帮华致电催收货款，这与常理严重不符，另外结合彭帮华第一次庭审答辩称“当时本人在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盛红塑料厂打工，张运端向盛红塑料厂供货两次，本人跟张运端达成协议，盛红塑料厂欠张运端的货款，由盛红塑料厂直接支付给本人，就当做张运端将货款出借给本人”、张运端起诉时称“张运端联系到盛红塑料厂的老板于飞龙才知道，盛红塑料厂拖欠张运端的货款130000元已转至给彭帮华，彭帮华也承认该笔款项盛红塑料厂的老板于飞龙已转入自己账户，但已被挪用。因暂时没有钱支付给张运端，彭帮华于2018年9月2日给张运端写下一张《欠条》，《欠条》写明彭帮华于2018年9月2日欠张运端货款130000元，定于2018年10月1日前还清”以及张运端在庭审中曾陈述“当时是这样约定的，由于他们两个人合伙，于飞龙把货款转给彭帮华，所以货款就由彭帮华负责给我，但他一直没给，后来我供货给于飞龙，就由于飞龙支付货款给我”，由此，结合张运端手持的案涉欠条由彭帮华出具并有彭帮华二次添加承诺还款内容的情况，彭帮华陈述的当时双方已协商约定好案涉两笔货款已由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支付给彭帮华，然后该款项就当作彭帮华向张运端的借款的陈述合理可信；综上，由于各方已约定了案涉货款已转为彭帮华向张运端的借款，因此张运端再主张盛红塑料厂及于飞龙对该欠款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彭帮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运端清偿欠款13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的具体计算方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张运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6.5元，由彭帮华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张运端提供了电话通话记录以及短信截图和全电子汽车衡称记录单拟证明于飞龙与彭帮华存在合伙关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张运端所提证据的认证，本院在后文的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认定。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是否已转为彭帮华向张运端的借款，张运端要求于飞龙、盛红塑料厂对案涉款项承担清偿责任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于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货款是张运端与盛红塑料厂交易形成，双方均没有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关键在于案涉货款是否已转为彭帮华向张运端的借款，若未发生转化，才存在进一步审查张运端上诉所提于飞龙与彭帮华合伙经营盛红塑料厂是否属实的问题，若已发生转化，则无需审查该问题。根据彭帮华于2018年9月2日出具给张运端的案涉《欠条》的内容，彭帮华明确是以个人名义确认其本人欠张运端130000元款项，而并非是以盛红塑料厂的名义出具，且在此后仍由彭帮华二次添加承诺还款的内容，可以证明张运端当时对相应款项的欠款人为彭帮华是清楚并确认的。彭帮华在一审答辩时确认案涉货款由盛红塑料厂支付给彭帮华当作张运端将货款出借给彭帮华，而张运端起诉时的称其联系于飞龙后才知道盛红塑料厂拖欠张运端的货款130000元已转至给彭帮华，彭帮华对此亦确认但表示款项已挪用，故彭帮华于2018年9月2日出具案涉《欠条》确认欠张运端货款130000元并定于2018年10月1日前还清，双方的陈述和案涉《欠条》反映的事实以及张运端一直向彭帮华催收款项而非向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催收的事实基本吻合。此外，根据彭帮华与张运端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2月8日，彭帮华确认尚欠张运端57000元并要求张运端向其微信转账3000元以达到共欠60000元，张运端在二审庭审期间亦确认2018年1月未付货款为57000元，为凑够60000元，张运端向彭帮华转账3000元。按照常理，若案涉款项始终为盛红塑料厂所欠的货款，张运端作为债权人并无任何必要通过向彭帮华转账3000元以使货款数额凑足为60000元，张运端对此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该行为应更为符合张运端再向彭帮华出借3000元以使得借款数额凑成整数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约定案涉货款已转为彭帮华向张运端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张运端要求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对彭帮华所借款项承担责任，没有充分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认定，本案中无需再审查于飞龙与彭帮华是否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因此张运端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张运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张运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