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刑初1149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迪立，男，1992年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高中文化，经商，户籍地广东省五华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峰，浙江勤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谭春辉，男，1987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全南县，汉族，中专文化，经商，住江西省全南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马晓旻，上海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家明，男，1990年5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龙川县，汉族，初中文化，经商，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超仁，男，1994年12月23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汉族，大专文化，经商，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26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1日转取保候审，同年6月24日由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媛媛，浙江永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黄贵勇，广东一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礼佳，男，1993年7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广东省揭阳市揭**。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缪仁凌，上海光盛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戴伟霖，男，1990年8月30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福建省南安市。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丁飞军，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系诸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人邓权威，男，1999年4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中专文化，务工，住广东省五华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凌国良、庞佳轶，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谭晖，男，1992年1月4日出生于江西省全南县，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江西省全南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2月21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骏，浙江半开律师事务所律师（系诸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诸检刑诉（2019）110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犯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谭晖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刘礼佳犯诈骗罪，于2019年9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红光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迪立及其辩护人黄峰、被告人谭春辉及其辩护人马晓旻、被告人吴家明及其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被告人陈超仁及其辩护人李媛媛、黄贵勇、被告人刘礼佳及其辩护人缪仁凌、被告人戴伟霖及其辩护人丁飞军、被告人邓权威及其辩护人凌国良、庞佳轶、被告人谭晖及其辩护人王骏到庭参加诉讼。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一次，补充侦查完毕后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年4月左右，被告人徐迪立伙同被告人谭春辉、林某2、曾某1（均另案处理）等人成立小型网贷工作室，设置“套路”，以网络“借贷”之名骗取需要网络借贷人的款项。于同年6月22日成立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中被告人徐迪立以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10万元作为投资并负责整体运营，占股35%；被告人谭春辉以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5万元作投资，并负责公司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渠道，占股27%；曾某1以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5万元作为投资，并负责催收业务，占股18%；被告人吴家明出资45万元保障公司资金运转，占股10%；被告人陈超仁出资40万元保障公司资金运转，占股10%。公司招收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等人，通过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模式对公司招募的陈某5等（均另案处理）20余名审核员进行欺骗话术培训，并沿用小型网贷工作室的方式放款实施诈骗。同年8月成立催收部，招募陈某3（另案处理）为负责人，被告人谭晖、曾某3（另案处理）为催收员。同年8月又成立江西赣州工作室，其中陈某2（另案处理）投资30万元占股20%，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曾某1各出资3万元平均分配总共占股40%，招募陈某6、钟某1等（均另案处理）10余人沿用深圳团队的方式实施诈骗。于同年10月在四川省邻水县成立四川如意贷团队，其中被告人徐迪立以业务指导占股10%，被告人谭春辉负责团队客户个人信息占股10%，张某2（另案处理）出资8-9万元占股40%，招募李某4、沈某等（均另案处理）10余人亦沿用深圳团队的方式实施诈骗。 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逐步形成以徐迪立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及曾某1、陈某2、张某2为重要成员，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及钟某2、陈某3、曾某3、赖某1、陈某7、刘某、钟某3、马某、李某3（均另案处理）等人为主要骨干，有业务部、审核部、财务部、客服部（催收部）等部门成员组成的，成为纠集者较为固定、集团内部成员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层级分明、成员固定，配合严密的犯罪集团。 以徐迪立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实施犯罪中采用固定的“套路贷”话术、老员工带新员工培训等制度前后纠集人数多达40余人（其中深圳团队纠集人数多达20余人；赣州团队纠集人数多达10余人；四川团队纠集人数多达10余人）,在各成员之间分工明确，配合严密下，先后向上万人实施诈骗、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活动。已造成众多被害人正常家庭、生活秩序受到影响。该犯罪集团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已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 （一）诈骗 在实施犯罪活动中，按照集团内部分工为：被告人徐迪立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手机充值、工资发放以及一些流量技术问题，编写欺骗“话术”等；被告人谭春辉主要负责寻找公民个人信息渠道及购买客户流量等；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主要负责提供资金保障；曾某1主要负责催收、技术问题指导；陈某2为赣州工作室股东之一主要提供保障资金，张某2为四川如意贷股东之一主要提供保障资金，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深圳团队）及刘某、钟某3（江西团队）、马某（四川团队）为团队长带组员开单，刘礼佳（负责深圳、江西团队）、马某（四川团队）为风控主要审核客户资料决定是否放款；林某2、钟某2（深圳团队）、陈某7（江西团队）、李某3（四川团队）、何某2（江苏团队）为财务，主要负责对客户贷款的收放款、收取撕条费；林某3、刘某1、韦某、吴某1、何某3、吴某2、钟某4、郭某、黄某2、王某2、林某4、廖某、刘某2、刘某3、余某1、余某2、陈某4、练某等共计四十余人为审核员，主要用微信等利用公司欺骗话术收集客户资料；李某2同时兼职整理财务报表、报销报表；钟某1为文员，主要整理财务报表、报销报表，偶尔开单；陈某3、谭晖、曾某3为客服部成员，主要利用电话轰炸软件、发送P图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并且收取逾期费、违约金等。组织设置有严格的考勤制度，有固定的流程规范，每日有详细的财务报表（每日收放明细表、营业额表、逾期表、流量及流量统计表、支出明细表）、月工资表，有固定的话术、上岗培训等。 在具体的实施犯罪活动中，被告人徐迪立等人采用从菠萝贷等平台购买需要贷款客户的个人信息，后将信息由团队长分派给审核员，审核员收集好借款客户的资料后提交给复审员，然后叫复审通过的客户在有凭证、米房平台上写借条，并让客户添加财务微信进行放款（扣除30%的费用）。财务放款之后于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还款后骗客户支付16-30元不等的消条费。若是客户在第6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将该批逾期客户名单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催收，如果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P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逾期客户还款、催收，并收取100-500元的高额逾期费、撕条费。经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至2018年12月被抓，深圳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438万余元，未遂48万余元；赣州工作室累计诈骗金额既遂95万余元，未遂16万余元；四川如意贷团队累计诈骗既遂7.7万余元，未遂2.9万余元；江苏团队既遂7.8万余元。 该犯罪集团采取上述手段，共实际骗得何某1等众多被害人人民币548.5万余元（未遂66.9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参与骗得既遂548.5万余元，未遂66.9万余元；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参与骗得394万余元，未遂66.9万余元；被告人刘礼佳参与骗得96万余元，被告人戴伟霖参与骗得93万余元，被告人邓权威参与骗得38万余元，被告人谭晖参与骗得7万余元。 （二）敲诈勒索 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要求财务放款之后于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还款之后骗客户支付16-30元不等的消条费。若是客户在第六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将该批逾期客户名单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催收，如果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P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逾期客户还款、催收，并收取100-500元高额逾期费、撕条费。该犯罪集团采取上述手段，向何某1等多名被害人强行索要款项共计人民币26330元，其中被告人谭晖参与索要资金共计19850元，未能得逞600元。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11月7日，以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等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向广州团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被告人等俗称“流量”）54次，总计金额55万元，按照该恶势力犯罪团伙主要使用菠萝贷平台个人信息及菠萝贷平台个人信息价格为13-15元/条之间，以15元/条的价格确定，总计购买公民个人信息3.6万余条，将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犯罪集团实施诈骗犯罪。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3.6万余条，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7000余条。 为证明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相应证据，认为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而招收人员，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已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以被告人徐迪立等为首的犯罪团伙系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徐迪立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系主犯；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运用欺骗话术骗取客户的高额利息以及撕条费，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谭晖系数额较大，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系犯罪集团从犯；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招收被告人谭晖等为催收员运用轰炸机软件、发送P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恫吓逾期客户及其亲友，多次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敲诈勒索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谭晖系从犯；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为实施诈骗使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之规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系从犯。故对上述被告人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并且对所涉案财物依法处理。 被告人徐迪立提出辩解：1.其对公司没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其不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也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2.确实存在“话术”，但也不是对每个人都使用，公司没有实施诈骗，即使是诈骗的话，诈骗金额也没这么多；3.其不知道陈某3使用什么方法催收，其将催收外包给陈某3他们，其只同他说打电话、发短信通知；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没这么多。因为菠萝贷“APP”给我们一个广告位置，客户只要点击一次，就要向我们收钱。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黄峰提出的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不能成立。各被告人用1050元的成本去收取450元的利益是要承担成本不能收回的风险，这与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成立的构成要件不符。 二、即使诈骗罪名成立，则起诉书指控的诈骗既遂548.5万元依据不足，犯罪数额只能以被害人的第一次借款数额认定。 1.公诉机关指控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的犯罪集团实施诈骗时采用固定的“套路贷”话术，对上万借款人实施诈骗，其前提是所有审核员都与所有借款人都使用了同一借款协商模式，但有相当数量的借款人对审核员提出的放款条件及责任等未提出异议，审核员并未使用“套路贷”的话术；2.上万名借款人借款目的各不相同，存在多次借款，还存在连续借款十多万元的，还有本身就借了不想还的，所以公诉机关的推定就失去了基础；3.多次借款人对公司的借款模式是清楚的，其连续借款时并不能再次使用话术，故多次借款人的再借款金额不能认定为诈骗金额。 三、对被告人徐迪立涉嫌敲诈勒索罪的定性无异议。但辩护人认为公司与催收人员陈某3、谭晖等人之间是外包性质，被告人徐迪立对具体催收方式等不管不问。 四、对被告人徐迪立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无异议，但犯罪数额并没有3.6万条。广州团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按点击量收费，而不是按实际的信息量收费，且这些信息都是借款人自愿提供，并没有改变其实际用途。 五、被告人徐迪立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徐迪立不控股，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其只是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也仅仅是股东间分工不同。 六、被告人徐迪立系初犯、偶犯，庭审中也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综上，请求法庭重证据重事实，依法对被告人徐迪立公正、合法定罪量刑。 被告人谭春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本身无异议，但辩解其没有诈骗，也没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至于敲诈勒索其不知情；关于流量计费问题，刚开始时点击是不收费的，后来只要点击就收费（大概9月份开始），而不管客户是否提交了个人信息。 辩护人马晓旻提出的辩护意见： 一、诈骗罪部分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谭春辉犯诈骗罪定性错误，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本案中，所有被害人在借款前均被明确告知相关本金、利率及其他费用等情况，不存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情况；本案部分被害人存在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借款，后续的借款被害人并未陷入错误认识；本案中若只对被害人发放一次借款，则各被告人不可能盈利；本案中只收集了40余份被害人陈述，证据不足。故辩护人认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非法放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二、敲诈勒索罪部分 被告人谭春辉对此并不知情，相关催收业务极有可能属于外包，被告人谭春辉没有主观上的共同犯意，亦无客观上的共同犯罪行为。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谭春辉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部分 根据在案证据及庭审情况，涉案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均为其自愿提供，并非非法获取，同时被害人明知信息提供的对象及用途。另外，被告人与菠萝贷平台亦不是信息买卖关系。 四、涉黑涉恶的定性 辩护人认为，从各被害人的行为特征和组织特征来看，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的犯罪，但尚未达到涉黑涉恶程度。 综上，恳请法院按照“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的法律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本案予以定罪量刑。 被告人吴家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辩解其不知道是否构成诈骗罪，且其是2018年9月份加入公司，没有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敲诈勒索其不知情。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提出的辩护意见： 一、本案侦查机关立案依据严重不足，诸暨市公安局没有管辖权，其侦查不具有合法性。1.网警大队发现内容无具体证据；2.立案前的材料不符合立案条件，诸暨市公安局无管辖权，虽然有何某1的报案笔录，但本案与该事实无关联性，且何某1也仅被骗了450元，不符合立案条件；3.根据浙江检察网公布的信息，本案带队抓捕的民警已涉嫌诈骗犯罪，该民警的涉案行为是否对本案的立案和以后的侦查带来影响。 二、本案所指控的事实不属于“恶势力”犯罪范畴，被告人吴家明也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犯。公司成立前，本案人员不存在勾结成为“恶势力”的情形，且被告人吴家明系公司成立后加入，至案发才2个月，更不可能与他们勾结成为“恶势力”；“启宏公司”成立后的行为也不符合“恶势力”犯罪的客观表现；被告人吴家明也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犯。 三、“启宏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吴家明也没有参与共同诈骗，更没有为实施诈骗提供资金保障。“启宏公司”的放款模式仅有“砍头息”行为，没有设置套路的行为，不符合“套路贷”的特征；“启宏公司”的放款模式不符合诈骗罪的特征；被告人吴家明对“启宏公司”的员工是否有话术诱骗借款人及如何催收不知情，更没有为实施诈骗提供资金保障。 四、被告人吴家明的涉案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从主观上来看，被告人吴家明对公司具体经营模式不甚了解，仅仅只是知道从事民间借贷行为；从客观行为上来看，被告人吴家明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不存在有诈骗的行为。 五、被告人吴家明的涉案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催收部”有构成敲诈勒索的嫌疑，但被告人吴家明对此毫不知情，故其也不存在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非法目的。 六、如果被告人吴家明的行为涉嫌犯罪，在本案中参与时间短，主观恶性小，起次要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辩护人认为是否认定主犯并不是根据是否具有股东身份，而应当围绕“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一标准来考察。本案中，被告人吴家明仅仅是在公司成立后期投资了45万元，既不是起意者、指挥者，也不是纠集者、实行者。公诉机关仅仅以被告人吴家明的股东身份而指控其为主犯，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家明参与时间错误，相应的犯罪金额也错误。 八、被告人吴家明系初犯、偶犯，没有任何前科劣迹。 综上，望合议庭综合全案证据以及被告人吴家明的地位、作用，对被告人吴家明从轻、减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超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自愿表示认罪认罚，并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李媛媛、黄贵勇提出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性，辩护人认为本案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本案中被告人陈超仁等人的行为的危害性特征没有达到恶势力认定的要求。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恶势力的认定标准是：1.组织特征，即一般为三人以上，且纠集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并且经常纠集在一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2.行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暴力或者威胁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聚众斗殴等；3.危害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虽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但也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超仁涉嫌诈骗394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本案诈骗金额是按涉案借条金额乘以30%得出。但本案中存在同一借款人多次向公司借款的行为，对同一借款人的后续借款数额不能认定为诈骗金额。 三、被告人陈超仁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首先被告人陈超仁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对公司如何催讨债务等并不知情；其次，所谓购买流量，也就是借款人的身份号码、通讯录及通话记录等，是由借款人自行提供到借贷平台，不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四、被告人陈超仁有如下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参与程度较低，应认定为从犯；2.被告人系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构成自首；3.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已退赃30万元；4.被告人系初犯、偶犯；5.被告人家中尚有两个年幼的儿子需要抚养；6.部分借款人也有过错。 综上，请求法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陈超仁宽大处理，给予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刘礼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表示不知指控的犯罪数额是如何计算，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缪仁凌提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刘礼佳犯罪情节较轻；其在公司中地位较低、作用较小；被告人已积极退赃2万元。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刘礼佳从轻处罚。 被告人戴伟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丁飞军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戴伟霖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性及基本事实无异议。提出：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戴伟霖属从犯；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积极的悔罪表现；被告人以前一贯表现较好，系初犯。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戴伟霖能最大限度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邓权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自愿表示认罪认罚，同时辩解公安机关对新启宏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抓捕时其不在现场，但目睹了全过程，其是主动进入公司后被抓。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凌国良、庞佳轶提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邓权威的诈骗数额请法庭核定；对被告人邓权威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请法庭依法认定；被告人邓权威系从犯，并积极退缴2万元赃款。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邓权威予以最大限度的减轻处罚。 被告人谭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王骏提出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谭晖仅为公司员工，非法获利较少，当庭表示愿意退赃；本案中被害人存在过错。请求对被告人谭晖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18年4月左右，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伙同曾某1等人在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1034号启创低碳创业园C02室成立小型网贷工作室，设置“套路”，以网络“借贷”之名骗取有网络借贷需求客户的款项。2018年6月22日成立“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为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为徐某（系被告人徐迪立之父）。其中被告人徐迪立以其在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10万元作为出资并负责公司整体的运营，最终占股35%；被告人谭春辉以其在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5万元作出资，并负责公司内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渠道的业务，最终占股27%；曾某1以其在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5万元作为出资，并负责公司的催收业务，最终占股18%；被告人陈超仁于2018年7月将出借给被告人徐迪立的40万元作为出资以保障公司的资金运转，最终占股10%；被告人吴家明于2018年9月份出资45万元以保障公司的资金运转，最终占股10%。后公司招收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等人，通过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模式对公司招募的陈某5等20余名审核员进行欺骗“话术”培训，并沿用小型网贷工作室的方式实施诈骗。同年8月该公司成立催收部，招募陈某3为催收部的负责人，被告人谭晖及曾某3为催收员。2018年8月该公司成立江西赣州工作室（以下称赣州团队），其中陈某2出资30万元（占股20%），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及曾某1各出资3万元（总共占股40%，3人平均分配），招募陈某6、钟某1等10余人沿用深圳团队的方式实施诈骗。2018年10月该公司在四川省邻水县成立四川工作室（又称“如意贷”、以下称四川团队），其中被告人徐迪立以业务指导占股10%，被告人谭春辉负责团队客户的个人信息占股10%，张某2出资8-9万元占股40%，招募李某4、沈某等10余人亦沿用深圳团队的方式实施诈骗。 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逐步形成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及曾某1、陈某2、张某2为重要成员，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及钟某2、陈某3、曾某3、赖某1、陈某7、刘某、钟某3、马某、李某3、何某2等人为主要骨干，有业务部、审核部、财务部、客服部（催收部）等组成部门，成为纠集者较为固定、集团内部成员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层级分明、成员相对固定、配合严密的犯罪集团。 以徐迪立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实施犯罪中采用固定的“套路贷”话术、以老员工带新员工培训等制度前后纠集人数多达数十人，其中深圳团队纠集人数多达20余人；赣州团队纠集人数多达10余人；四川团队纠集人数多达10余人。该犯罪集团内部的各成员之间分工明确，配合严密，先后向上万人实施诈骗、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活动。已造成众多被害人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受到影响。该犯罪集团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已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具体实施的犯罪活动如下： （一）诈骗 在实施犯罪活动中，按照集团内部的分工为：被告人徐迪立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手机充值、工资发放以及一些流量技术问题，编写欺骗“话术”等；被告人谭春辉主要负责为公司寻找公民个人信息渠道及购买客户流量等；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主要负责为公司提供资金保障；曾某1主要负责公司的催收、技术问题指导；陈某2为赣州团队股东之一，主要负责提供保障资金；张某2为四川团队股东之一，主要负责提供保障资金；赖某1、马某分别为赣州团队和四川团队的负责人，负责团队的日常工作；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为深圳团队的审核团队长，刘称华、钟某3为赣州团队的审核团队长，马某为四川团队的审核团队长，各审核团队长主要负责带组员开单；被告人刘礼佳为深圳、赣州团队的风控，马某为四川团队的风控，主要负责审核客户资料并决定是否放款；林某2、钟某2为深圳团队财务，陈某7为赣州团队财务，李某3为四川团队财务，何某2为江苏团队财务，主要负责对客户贷款的收放款、收取撕条费；林某3、刘某1、韦某、吴某1、何某3、吴某2、钟某4、郭某、黄某2、王某2、林某4、廖某、刘某2、刘某3、余某1、余某2、陈某4、练某等四十余人为审核员，主要负责用微信等利用公司欺骗“话术”收集客户资料；李某2兼职整理财务报表、报销报表；钟某1为文员，主要整理财务报表、报销报表，偶尔开单；陈某3、曾某3及被告人谭晖为客服部成员，主要负责利用电话轰炸软件、发送P图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并且收取逾期费、违约金等。组织设置有严格的考勤制度，有固定的流程规范，每日有详细的财务报表（每日收放明细表、营业额表、逾期表、流量及流量统计表、支出明细表）、月工资表，有固定的话术、上岗培训等。 在实施犯罪活动的过程中，被告人徐迪立等人采用从“菠萝贷”等平台购买需要贷款客户的个人信息，该信息由审核团队长分派给审核员，审核员运用编制好的“话术”与客户商谈，并进一步收集有贷款意向的客户身份证正反面照片、通讯录及通话记录、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定位以及客户支付宝截图，“米房”、“今借到”、“有凭证”等平台上的负债截图等资料后提交给复审员（即风控），通过复审后，由审核员通知客户在“有凭证”、“米房”平台上写借条，并让客户添加财务微信进行放款（扣除30%的费用）。财务放款之后于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还款时收取人民币16-30元不等的撕条费。若客户在第6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每天会将逾期客户的相关信息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进行催收。如果电话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轰炸客户通讯录上相关亲友电话、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P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逾期的客户，要求其还款，并收取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高额逾期费及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经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至2018年12月14日该犯罪集团被查获，深圳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438万余元，未遂人民币48万余元；赣州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95万余元，未遂人民币16万余元；四川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7.7万余元，未遂人民币2.9万余元；江苏团队（须进一步侦查）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7.8万元余元。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参与诈骗人民币548.5万余元，未遂人民币66.9万元；被告人陈超仁参与诈骗人民币328万余元，未遂人民币33.8万余元；被告人吴家明参与诈骗人民币154万余元，未遂人民币19.7万余元；被告人刘礼佳参与诈骗人民币96万余元，被告人戴伟霖参与诈骗人民币93万余元，被告人邓权威参与诈骗人民币38万余元，被告人谭晖参与诈骗人民币7万余元。 （二）敲诈勒索 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要求财务放款之后的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按时还款时骗客户支付人民币16-30元不等的撕条费。若是客户在第6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将逾期客户相关信息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催收。如果电话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轰炸客户通讯录上相关亲友电话、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P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逾期的客户还款，并收取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高额逾期费及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该犯罪集团采取上述手段，向何某1等多名被害人强行索要款项共计人民币26330元，未能得逞计人民币600元。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参与的既遂数额为26330元，未遂为600元；被告人谭晖参与的既遂数额为19850元，未遂为600元。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12月，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向广州团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购买公民个人信息54次，总计金额55万元，按照在案证据计算，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总计购买公民个人信息3.1万余条，将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犯罪集团实施诈骗犯罪。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3.1万余条；被告人陈超仁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2.48万余条；被告人吴家明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2.14万余条；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分别为7000余条。 2018年12月14日，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被抓获归案；2018年12月26日，被告人陈超仁主动到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2月21日，被告人谭晖被抓获归案。 案发后，侦查机关从被告人徐迪立的深圳团队处扣押联想笔记本电脑二台、手机十八只、电脑主机机箱十六只、银行卡两张、人民币8200元、营业执照一份、公司印章三个、租房合同二份；另从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处分别扣押手机二只。 另，被告人陈超仁、吴家明分别向公安机关退缴人民币30万元、15万元；被告人邓权威向诸暨市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刘礼佳向本院退缴人民币2万元。2019年6月19日，公安机关冻结被告人徐迪立在工商银行深圳坪地支行62×××25账户的内资金40万元（已扣划至本院账户）。 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被告人徐迪立的供述和辩解，证实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及曾某1于2018年4月共同出资在深圳市龙岗区，三人分别出资10万元、5万元、5万元，分别占股50%、30%、20%，同时雇佣何某2、邓权威、林某2、钟某2等工作人员。徐迪立负责复审，财务一开始是林某2，林某2离职后变成钟某2，其余人员都为审核员。具体工作流程：花每条13元从“菠萝贷”平台买来客户资料后，由审核员联系客户问是否需要贷款，需要的话，就把“金数据”软件的链接发给客户，让客户按要求补填身份证正反面及手持身份证照片、支付宝截图、“米房”、“今借到”、“有凭证”等借贷平台负债截图、失信查询、通讯录等个人信息后发给其审核，其会根据情况作出是否放款的决定。其同意放款的客户，审核员会按照公司的“话术”同客户商谈，谈好后就让客户加财务钟某2的微信，钟某2会让客户在“有凭证”平台打借条，最后放款。首次放款一般是1500元，期限7天，扣除30%的费用，客户实际到手1050元。2018年6月份，其想壮大工作室就成立了“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是其父亲徐某，其和谭春辉、曾某1以之前工作室的投资做出资，并由陈超仁出资40万加入，占股分别为其40%、谭春辉30%、曾某120%、陈超仁10%，9月份左右吴家明出资40万元加入（款项转入其工商银行卡），最终占股分别为其约35%（其个人给吴家明2%的股权）、谭春辉约27%、曾某1约18%、陈超仁10%、吴家明10%，又招收了不少员工，经营模式同之前的小型工作室一样。公司具体分工为由其负责公司所有工作，包括人事管理、工作机充值、工资发放等，曾某1、谭春辉不负责实际工作，陈超仁、吴家明不干活；复审（风控）刘礼佳，负责深圳团队、赣州团队的客户复审；钟某2为财务，负责放款收款；戴伟霖、邓权威为审核团队长，带领组员开单，自己也做单；2018年8月份，因借款逾期比较多，公司成立了客服部，由陈某3（工作地点在富华苑原吴家明住处，工作手机、电脑都由其提供）他们负责催收工作，公司财务每天会把逾期客户的名单发给陈某3，由陈某3负责催收。深圳公司建了一个微信群“深圳CW”，文员李某2（后为钟某1）会把每日报表发到群内给几个股东看。每次有新股东加入，都要召开股东会商量分工及股份分配情况，对于公司的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陈超仁、吴家明都是了解的，否则他们也不会来投资。 2018年8月份成立江西赣州团队，负责人赖某2（赖某1），其、谭春辉、曾某1各投3万元，陈某2投资比较多，由陈某2占股20%，40%由其、谭春辉、曾某1平分，谭春辉还负责提供流量。2018年10月成立四川团队，负责人是张某2，其负责业务指导，谭春辉负责提供流量，其占股10%，其他人其忘了。另在江苏徐州也成立了一个团队。 “话术”是由其编写好发到工作电脑上（后来由其和财务不断改善），培训是由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方式进行。“话术”的主要内容：第一笔是试单，额度1500元，收取10%的利息和20%的平台服务费，借款周期7天；只要按时归还，第二期开始可以提额降息，即额度可升至5000元至8000元，不收服务费，利息只要10%甚至更低；借款周期可变为15至30天，而且还不用审核等。其实际是为了诱使客户前来借钱并按时还钱，其就可赚取30%的费用。至于第二期借款，审核通过后还是会放的，但额度一般不会超过5000元，收取的费用还是30%（最多便宜50元或者100元）；对于提前归还急于想借更多钱的客户，则一律不借第二期，如遇到客户质问，商量好的对外口径是：最近风控紧，政策很严，暂时降不了太多利息，或者可过段时间来找，利息就会降到正常水平等搪塞过去等事实。至于个人信息的购买，是“菠萝贷”平台“APP”给其公司一个广告位置，只要客户点击一次，“菠萝贷”平台就要收取其公司的费用。 2.被告人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及同案犯曾某1等人的供述和辩解，上述被告人及同案犯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均能证实小型网贷工作室及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人员组成及分工、组织架构，实施“套路贷”的具体流程和催收等事实。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及曾某1系公司股东，由被告人徐迪立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被告人谭春辉主要负责公司的流量，曾某1主要负责催收，被告人陈超仁、吴家明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有业务部门，具体由审核团队长负责；有审核（风控）部门，具体由刘礼佳负责深圳团队及赣州团队、马某负责四川团队；有财务部门，具体由钟某2负责深圳团队，陈某7负责赣州团队，李某3负责四川团队，何某2负责江苏团队；有客服部门，具体由陈某3负责。被告人谭春辉还供述菠萝贷平台是按点击量收费，而不是按实际信息量收费。被告人陈超仁还供述其感觉借款期限七天、而利息达30%会不会触犯法律，后其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说不涉及套路贷、裸贷、骗就没事，所以其就放心参股了，吴家明是在其之后才入股。被告人吴家明还供述其得知徐迪立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后向徐迪立了解情况，徐迪立介绍说是从事“APP”网络借款业务，并介绍了基本运作情况，其问徐迪立这么高的利息会不会涉及犯罪，徐迪立回应说最多算违法，不是犯罪，之后其表示也想参股，徐迪立表示同意。被告人谭晖还供述催收是用软件，该软件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骚扰模式，即连续轰炸对方电话50次；第二种语音模式，即打通对方电话后就播放一段语音；第三种是骂人模式，即对方接电话后就一直用“操你妈”骂十秒，一般是轰炸客户本人和通讯录上的亲友；如果电话轰炸客户后其还不还钱，就向其本人发送诅咒性P图等。同案犯钟某2、陈某7、李某3、何某2还供述当客户正常还款时还需收取15-30元不等的撕条费等事实。 3.同案犯张某2、陈某2、马某、李某3、陈某7、赖某1等人的供述和辩解，上述同案犯均能如实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证实张某2、陈某2分别为四川团队和赣州团队的股东之一，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及张某3亦占相应股份，赖某1为赣州团队的负责人，马某为四川团队的负责人，李某3为四川团队的财务，陈某7为赣州团队的财务，分别招收审核员沿用深圳团队的“套路”方式实施诈骗等事实。 4.同案犯林某3、韦某、刘某1、吴某1、钟某4、吴某2、练某、郭某、何某3、廖某、余某2、刘某2、余某1、陈某4等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上述同案犯均系以徐迪立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分别属于深圳团队、赣州团队、四川团队的审核员，实施首贷的具体流程及“话术”等主要内容；同时证实审核员只负责首次放贷的事实。 5.被害人何某1陈述，证实2018年10月27日，一微信昵称“速贷宝客服审核员05”的加何某1为好友，问何某1是否需要借款，如需要可从他们处借1500元，扣除24%年化利息等费用后实际到手1050元，并询问其在“米房”、“有凭证”、“借贷宝”等平台借款及负债等情况，其同意。对方让其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并将其手机通讯录同步给他，还让其在“有凭证”平台打了一张欠条（出借人陈望）并拍一段视频，最后让其添加昵称为“速贷钱包1号财、别发”的为好友后转给其1050元。到11月2日11时其收到“速贷钱包1号财、别发”的微信要其于18时前还款，因当时其正在上班没看手机，下午7时看到后其就还了1500元，“速贷钱包1号财、别发”在收到钱之后推荐给其一个昵称叫“九号财”的微信，让其到“九号财”处消除欠条，但“九号财”说其逾期，需另交500元的服务费，其又支付了500元。之后“九号财”推荐一个昵称叫“处理专员，老三”的微信，让其到“处理专员，老三”处消除欠条，联系了“处理专员，老三”后，又要其交600元的撕条费，其不肯交。到11月2日20时许，其朋友宋某微信联系其说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来叫其还钱，之后他们打给宋某五六十个电话，第二天其弟弟郑某及同事黄某联系其说他们的手机被打了五六十个电话催款，弄得他们都没法上班了，所以其到诸暨市公安局报警等事实。 6.被害人林某1、王某1、申某、胡某、张某1、李某1、苟某、陆某等人的陈述，证实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深圳团队、赣州团队、四川团队及江苏团队向众多被害人实施诈骗的具体套路，各被害人的受骗经过、受骗数额、收取撕条费及部分被害人被“电话轰炸”等事实。 7.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徐某系被告人徐迪立之父，2018年6月份，徐迪立要用其的身份证注册一个公司，其答应之后花300元托他人办了营业执照并交给了徐迪立。该公司具体干什么其不清楚等事实。 8.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7月中旬，徐迪立要其帮他（兼职）做报表，一个月付给其2000元工资，其答应。报表主要是每天放出、收回的款项数额，逾期客户的滞纳金之类，一直做到10月中旬等事实。 9.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从深圳团队及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处扣押物品情况。 10.调取证据通知书、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光盘，证实侦查机关从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瑞安市米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借条数据、各被告人相关转账记录及交易明细等事实。 11.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电子证物检查笔录、勘验检查照片记录表、提取电子证据清单、原始证物使用记录及数据光盘等证据一组，证实从被扣押的各被告人及同案犯使用的电脑、手机中提取相关报表、“话术”及QQ、微信、短信、图片等涉案内容数据并刻录成光盘等事实。 另有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陈某1、黄某1等人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催收P图截图，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启创低碳创业园租赁合同书、收据，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数据光盘及光盘制作说明、平台借条明细，电脑证据提取记录、数据光盘及制作说明，调取证据通知书、财付通转账数据光盘、徐迪立微信数据光盘，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相关银行账户资料及交易明细清单，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回执），抓获经过、归案经过，退还赃款票据、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人口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证据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经公诉人当庭宣读，并经庭审质证，已形成证据链，能证实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及各被告人提出的辩解，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各被告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各被告人、同案犯供述及被害人陈述均证实在实施首次借款时使用了事先准备好的统一“话术”，借款期限为七天（实际只有六天，理论上借款月利率至少在120%以上），“砍头息”高达30%，该30%的“砍头息”是以利息、平台服务费等名义收取，且在客户正常还款后还需收取16-30元不等的撕条费。客户如在第六天18时前未归还借款，还要收取100-500元不等的逾期费及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据此，可以认定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发放“网贷”时借民间借贷之名使用了“套路”，诱使被害人签订“借条”，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并借助电话轰炸、辱骂、发送诅咒性P图等手段占有被害人财物，属于“套路贷”。至于重复放贷，则是各被告人为获取更多利益，在首次借款的客户中挑选其自认为信誉较好的客户进行重复放贷，此时，无论客户是否明知其有“套路”，均不影响各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本案被害人众多，且借款目的各不相同，不排除有部分所谓的被害人以借后不还的手段来骗取公司借款的情形，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对各被告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故本院认定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辩护人黄峰、姚品信、姚世榜、马晓旻提出的本案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诈骗金额的认定问题。本案诈骗金额（既遂）是按“有凭证”平台上“已撕毁”的借条所涉的借款金额乘以30%、“米房”平台上“已完成”的借条所涉金额乘以30%以及违法收取的撕条费、逾期费来计算的；未遂是按“有凭证”平台上“已生效”的借条所涉金额乘以30%、“米房”平台上“进行中”的借条所涉金额乘以30%来计算；其余在平台上备注为“已冻结”、“已拒绝”、“待确认”等借条均排除在外。结合被告人徐迪立首次贷款扣除30%的利息、后续贷款也是扣除30%的利息、最多便宜50-100元的供述，故以上述方式计算各被告人诈骗犯罪金额适当。而被告人吴家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被告人徐迪立供述被告人吴家明于2018年8、9月份加入；被告人吴家明多次供述其于2018年9月份加入公司，其45万元出资款到位后才算正式入股，只参与了2018年10月份、11月份的分红。故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被告人吴家明于2018年9月份入股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另，因本案系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施诈骗，涉案被害人众多且区域分布广，无法逐一收集所有的被害人陈述。本案系根据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各被告人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故相关辩护人提出的本案诈骗数额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吴家明的相关辩解本院予以采信，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就被告人吴家明的诈骗犯罪金额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被告人吴家明的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提出的管辖权的问题。经查，被害人何某1系在诸暨市工作期间，在网络上贷款被骗后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犯罪的实施地、犯罪结果的发生地均在诸暨市境内，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故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辩护人马晓旻、姚品信、姚世榜、李媛媛提出被告人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公司的客服部（催收部）并非外包，是新启宏公司的内设部门，催收部人员陈某3、谭晖、曾某3的基本工资由公司发放，其办公场所及办公设备均由公司安排。被告人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均系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被告人谭春辉负责公司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渠道，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提供资金保障公司的运转，均系以徐迪立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不能以对敲诈的过程不是很了解或未实施具体的敲诈行为而免责，均应当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上述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五）关于本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公诉机关以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用于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所花费的55万元，除以每条信息需支付的最高价格15元，按照最低的数值计取为3.6万条。但庭审中，各被告人辩解“菠萝贷”平台是按点击量收费的，即只要客户点击了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置在“菠萝贷”平台上的页面，“菠萝贷”平台就向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收费，该点击量与公司实际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存在差距。因点击页面的每一个客户未必都有借款意向，只有有借款意向的客户才会录入其个人信息，导致其个人信息被犯罪集团掌握。因此，依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按照录入个人信息的客户数量再扣除已在诈骗犯罪中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计取（被扣除部分作为犯罪手段已在诈骗犯罪进行评价）。具体由深圳团队的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审核团队，赣州团队的钟某3、刘某审核团队所涉公民个人信息总数乘以90%（诈骗成功率约10%）作为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的犯罪数额；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以其各自审核团队的实际所涉公民个人信息数乘以90%作为其犯罪数额。不管被害人是否自愿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因被告人将该信息实际获取并准备或实际用于犯罪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谭春辉、陈超仁作为公司的股东，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应当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相关辩护人对本案各被告人所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数额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马晓旻、姚品信、姚世榜提出的被告人谭春辉、陈超仁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六）关于被告人吴家明的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提出的被告人吴家明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吴家明系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其入股45万元保障公司的资金运转，但其在公司中所占股份只有10%，且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作用虽相对于其他股东即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及同案犯曾某1较小，但不应认定为从犯。两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七）关于被告人陈超仁的辩护人李媛媛提出的被告人陈超仁系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陈超仁与同案犯曾辉鹏主动到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故被告人陈超仁应认定为自首。辩护人李媛媛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八）关于被告人邓权威提出的其系自首的辩解。因其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且在案证据无法印证，故被告人邓权威提出的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九）关于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提出的本案办案民警涉嫌诈骗犯罪问题。经查，原诸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殷某曾参与本案的侦查，因其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7月15日被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并于同日被刑事拘留。因殷某诈骗的被害人系被告人陈超仁、曾某1的家属，故由殷某参与侦查制作的相关笔录本院不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及曾某2为获非法利益，以网络“借贷”为名、以“套路贷”的方式骗取客户的款项，先投资成立小型网贷工作室，后为获更大利益，又注册成立了“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被告人陈超仁、吴家明作为股东先后加入公司。以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方式对新招募的员工进行“话术”等培训，并设置风控、财务、催收等部门，又在江西赣州、四川邻水及江苏徐州设立相应工作室。被告人徐迪立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被告人谭春辉负责公司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渠道，同案犯曾某1负责公司的催收业务，被告人陈超仁、吴家明负责保障的资金运转，被告人刘礼佳负责风控，同案犯钟某2、陈福权等负责财务，被告人谭晖及同案犯陈某3等负责催收，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等审核团队长带领审核员进行开单等，逐步形成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及曾某2、陈某2、张某2为重要成员，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及钟某2、陈某3等为骨干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人数多达数十人，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有相对完整的公司制度和操作流程，以“套路贷”的方式实现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对逾期客户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进行催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侵害，该公司成员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的犯罪集团，系组织较为严密、成员较为固定的，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犯罪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应对其组织、领导集团所犯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应对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邓权威犯罪数额巨大，被告人谭晖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分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系从犯，本院依法对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邓权威、谭晖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谭晖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方式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分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谭晖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戴伟霖、邓权威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分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戴伟霖、邓权威、谭晖均一人犯数罪，依法予以并罚。被告人陈超仁犯罪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吴家明、陈超仁、刘礼佳、邓权威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且被告人陈超仁、邓权威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其社会危害性，对其不宜减轻处罚，更不宜适用缓刑。被告人徐迪立、吴家明、陈超仁、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从轻处罚之请求予以照准；辩护人姚品信、姚世榜、李媛媛、黄贵勇分别提出对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黄峰、马晓旻、姚品信、姚世榜、李媛媛、黄贵勇提出的其余辩护意见及辩护人缪仁凌、丁飞军、凌国良、庞佳轶、王骏提出的辩护意见均酌情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徐迪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七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二0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止。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谭春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七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二0三三年八月十三日止。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吴家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八千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二0三一年六月十三日止。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陈超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六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0三一年二月七日止。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刘礼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二0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戴伟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二0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邓权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二0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八、被告人谭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二0二0年八月二十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九、被告人吴家明退缴的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陈超仁退缴的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刘礼佳、邓权威各退缴的人民币2万元及被告人徐迪立的人民币40万元发还各被害人；继续向各被告人追缴违法所得并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各被告人退赔； 十、扣押的物品由扣押机关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邓华庚 审 判 员  傅筱云 人民陪审员  石 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 仁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文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某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某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本法分则的规定。 第五十八条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