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初542号原告张亚锋，男，199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登封市。被告登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登封市少林大道**。法定代表人杨金军，登封市市长。委托代理人程雅南，登封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明丽，河南泽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住所地登封市少林大道**法定代表人张遂旺，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泽鹏，登封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成浩，登封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刘丹，女，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登封市。原告张亚锋诉被告登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登封市政府）要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2019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追加刘丹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亚锋，被告登封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程雅南、张明丽，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泽鹏、孙成浩，第三人刘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登封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登政（行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判决维持登公（崇）刑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1日零时许，原告在位于登封市大禹路蒸蒸日上旁边巷子“杯莫停”饭店内吃饭时被刘丹打伤。2019年5月21日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刘丹作出了故意伤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后刘丹于2019年6月10日向登封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9月2日登封市人民政府作出登政（行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9月17日向原告送达。原告认为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而登封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罔顾事实，决定错误。现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登封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行政处罚必须建立在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而案涉治安行政处罚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张亚锋的伤情是其自己摔杯子所致，还是被处罚人刘丹摔杯子所致，这涉及到被处罚人刘丹违法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是行政处罚的基础。对此，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的该方面证据均为言辞证据，而言辞证据本身就具有主观性、易变性的特点，登封市公安局的证据固定、采信并不能支持其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1、现场处警过程中，应当能够就杯子破碎的位置等基本情况予以初步固定，但登封市公安局没有实施该措施，影响了主要事实的后期判断，属证据体系缺失。2、刘丹陈述其与原告张亚锋双方发生语言争执后，张亚锋将啤酒泼向刘丹面部、并起身击打刘丹时右手打碎刘丹端的玻璃啤酒杯子而受伤。登封市公安局不予采信该证据，但没有提供理由。3、刘丹、张亚锋、相关证人均认可张亚锋冲向刘丹但被拉开的情节，是否能够与刘丹“伤情系张亚锋自己所致”的陈述形成共同证明指向。未显示登封市公安局合理排除的理由。4、相关证人证明张亚锋期间存在摔碎玻璃啤酒杯子、向刘丹泼啤酒的行为，张亚锋伤情是否系自己摔碎杯子所致。未显示登封市公安局认定该情形不存在的证据分析及理由，无法排除答辩人的合理怀疑。5、张亚锋陈述及证人郝某某、孙某1某、赵某某、闫某1某均陈述涉案伤情系刘丹用玻璃啤酒杯子砸到张亚锋右手所致。除张亚锋外，基于四位证人与张亚锋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且与2、3、4部分证据证明内容存在的冲突没有解决的前提下，答辩人认为无法径直采纳该证人证言。因此，答辩人认为登封市公安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二）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本案中，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不显示刘丹本人的签字，该告知笔录未附送达回证，不能证明已经送达给了刘丹；该告知笔录为格式打印，机打字体显示的告知人与最后手写字体显示的落款人不一致，不显示落款时间，不能证明何时出具；内容载明刘丹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时载明刘丹拒绝签字。答辩人认为，一方面，登封市公安局并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对刘丹进行了处罚前的事先告知；另一方面，即便刘丹对告知笔录内容知情，本案也根本无法判定刘丹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因此，登封市公安局于立案当日即作出行政处罚，并未充分保障刘丹的陈述、申辩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属程序违法。综上，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基于此，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决定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9年6月10日，刘丹因不服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答辩人于2019年6月11日依法受理刘丹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当日向登封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因该案案情复杂，答辩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于2019年8月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作出通知书》，将复议期限延长至2019年9月6日。因认为原告张亚锋与该复议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答辩人于2019年8月19日通知张亚锋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复议活动。张亚锋经通知后，未提交复议请求有关材料和证据。2019年9月2日，答辩人按照现有证据作出登政（行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答辩人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综上所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发表陈述意见如下：一、原复议机关不顾事实真相，对第三人所取证据妄加猜测，并以此作为其错误决定的理由与根据。1.原行政案件被侵害人张亚峰与其他证人郝某、孙某1、赵某、闫某1对案件发生时的描述清晰的反映了案发过程，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侵害人张亚峰伤情由违法行为人刘丹造成的事实及因果关系。该案中除违法行为人在被询问过程中否认这一事实外，其他证人及被侵害人均能清晰准确的对此作出陈述，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违法行为人刘丹实施了侵害行为。另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人刘丹在与处警民警接触的第一时间内承认其实施了伤害行为，基于趋利避害及逃避法律责任的心理，在后来对其进行的询问中否认了先前的供述。但这一情形并不影响本案认定违法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证据链的完整性与一致性。2.复议机关以证人与被侵害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相关证据不予采纳的理由牵强。首先，证据不具有创设性：与案件相关证人确实为在场人无疑，与被侵害人存在某种关系以及时值凌晨是客观条件，任何人均不可能创设出与案件当事人无任何关联的其他证人来某案发过程。其次，四位证人与被害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闫某1为被侵害人妻子就职公司的老板，郝某与赵某同为该公司职员，与被侵害人妻子为同事关系，孙某1为该公司另一职员家属，相关证人与被害人甚至并不熟悉（张亚峰笔录中表示其与孙某1不熟悉）。如果仅仅以相识即作为判断利害关系的条件，闫某1与违法行为人刘丹也相互认识（笔录中自述经朋友介绍认识老板），则至少应采纳该证人证言。最为关键的是：无论证人与被侵害人或违法行为人存在何种关系，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客观还原案发过程至关重要。3.复议机关仅对与违法行为人相害的证据进行剖析并提出质疑，却对违法行为人的言辞全盘接受，有失偏颇。复议决定书中关于理由阐述，明显以违法行为人所言作为分析其他证人证言的起点与圆点，从而提出相关质疑，但对违法行为人自身所言的真实性不作任何分析。实际情况是违法行为人的陈述与申辩存在极大漏洞与逻辑不合理性。其一，各方当事人都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描述，其中关于就餐的餐桌直径表述虽然存在误差，以该餐馆老板所言，可以认定该餐桌直径在1.5米左右。试想，两个相隔而坐的人发生争执，除非刻意接触对方，否则很难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更不要说用手揪扯对方头发。其二，以违法行为人所言，是被侵害人伸手扇了自己拿杯子的手，造成杯子破碎，进而伤到被侵害人。与此同时，违法行为人当时分别使用“大拇指头和食指、中指、无名指捏着酒杯，小指头在酒杯下面托着酒杯”，以正常人认知：杯子破碎一定需要相应的应力，违法行为人与杯子接触最为紧密，却毫发未伤，而与杯子接触并不紧密的被侵害人却是右手拇指背侧及面部多处伤害，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再者，结合被侵害人伤害部位，在相隔1.5米的基础上，即要使杯子破碎，又要保证碎玻璃有一定动能对面部划伤，该力道应该多大？不可理解的是，距离杯子最近的违法行为人依然毫发未伤。这完全超出正常人对日常生活所见的理解。其三，上述基于违法行为人描述而超出正常理解的现象，如果换做证人证言对该情况的描述则简单而正常：违法行为人用杯子砸了被侵害人，被侵害人伸手抵挡，造成杯子破碎，所以拇指背侧及面部有了相应伤情。《行政复议法》第22条赋予了复议机关相应的调查权，而复议机关在诸多质疑悬而未决的情况却放弃调查，对大量证据不予采纳，对违法行为人陈述合理性不作任何分析，最终做出错误决定。二、伤情鉴定意见可以作为伤害类案件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必然，伤情鉴定意见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区分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基于上述分析，公安机关已经查明案件事实，并查明伤情与违法行为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做出相应处罚。三、复议机关认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为格式打印，不能判定申请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理由不当。《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虽为打印，但是在公安机关问询嫌疑人后形成的，如同询问笔录，不能因为是打印的就认定为格式打印。况且，公安机关在询问违法嫌疑人之前已向其告知了《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由其本人签名确认。其中第六条告知被告知人有核对笔录权利，没有阅读能力的办案人员应当向其宣读；如果存在记载遗漏或差错的，有权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第九条告知被告知人对笔录及依法送达的其他法律文书确认无误后，有签名、捺印的义务。该告知笔录向违法行为人送达后，其仅表示不予签字捺印，而未提出需要改正的要求，应当视为其放弃相关权利。办案人员对此作出说明符合相关程序规定。四、复议机关对所谓的社会效果理解狭隘。公安机关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既体现了公平公正，又体现了行政效率，更是对社会效果的良好体现。众所周知，迟来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相反，复议机关基于上述多方面不当分析所得出的错误结论，不仅会助长违法行为人逍遥法外之心，还会使受害之人遭受经济、身体、心灵之痛。这才是对社会效果的最大蔑视，也是预埋社会矛盾的直接推手。五、复议机关出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登政（行复决）【2019】14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律文书，但其表述存在明显歧义，应当对该决定书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复议机关在对登封市公安局依法对刘丹行政处罚案中，对相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把握偏颇，程序认定不当，对社会效果进行狭隘理解，存在文书制作不严谨等多种问题并存的情形，应当依法撤销其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第三人刘丹的陈述同被告登封市政府的答辩意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14号。证据二、送达回证。证明登封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是错误的。被告登封市政府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所提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方向及证明目的同第三人在先前的陈述中意见一致。第三人刘丹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2019年6月10日《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刘丹于2019年6月10日向登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证据二、2019年6月11日《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登封市政府经审查后，依法受理了刘丹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证据三、2019年6月11日《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后，已依法告知登封市公安局提出答复，并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法律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证据四、2019年6月25日向刘丹送达《行政复议答复书》的送达回证。证明：登封市政府将登封市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送达给刘丹。证据五、2019年8月8日《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作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因本案情况复杂，决定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证据六、2019年8月19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登封市政府通知张亚锋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复议活动，并告知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复议请求有关材料和证据。证据七、《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给当事人。以上证据共同证明：登封市政府办理复议案件的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证据八、2019年6月16日登封市公安局《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登封市公安局提出答复意见的情况。证据九：登封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材料，包括（一）受案登记表；（二）受案回执；（三）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四）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记录；（五）询问笔录；（六）辨认笔录；（七）诊断证明书；（八）鉴定书；（九）鉴定意见告知笔录；（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十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十二）送达回执；（十三）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十四）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证明：1、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的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情况。2、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的认定刘丹存在故意伤害张亚锋违法事实的证据均为言辞证据，没有客观证据。言辞证据共六份询问笔录，包括：违法嫌疑人刘丹的陈述和申辩一份，被侵害人张亚锋的陈述一份，证人郝某某、孙某1某、赵某某、闫某1某的证言四份，该六人中，证人郝某某、孙某1某、赵某某、闫某1某均是案发时与张亚锋一同喝酒的人，与张亚锋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而该六人的言辞证据关于“张亚锋伤情是其自己摔杯子所致，还是刘丹摔杯子所致”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登封市公安局的证据固定、采信不能支持其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因此，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登封市公安局将2019年6月11日关于张亚锋的伤情鉴定结论作为证据附在行政处罚卷中；结合登封市公安局在行政答复书中称其认定本案违法事实的证据中包括“鉴定意见”，那么处罚（2019年5月21日）在前，鉴定在后的程序是不妥当的。4、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不显示刘丹本人的签字，未附送达回证，该告知笔录在记载刘丹拒绝签字的情况下也没有见证人签字，不能证明已经送达给了刘丹；告知笔录为格式打印，机打字体显示的告知人与最后手写字体显示的落款人不一致，告知笔录不显示落款时间，内容载明刘丹不提出陈述和申辩。答辩人认为，一方面，登封市公安局并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对刘丹进行了处罚前的事先告知；另一方面，即便刘丹对告知笔录内容知情，本案也根本无法判定刘丹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因此，登封市公安局于立案当日即作出行政处罚，并未充分保障刘丹的陈述、申辩权，属程序违法。原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第一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二组证明目的认为伤情形成原因呈现两种观点，不认可，我的伤情是刘丹造成的，脸上和身上的伤至今未愈。第三人公安局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市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中，证明目的显示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不显示刘丹本人的签字，未附送达回证。登封市公安局做如下说明，首先登封市公安局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送达是符合程序规定的，程序规定中也并未要求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需要进行送达。其次，关于见证人的问题，公安民警办理行政案件，对当事人拒绝签字的各种法律文书是不一定要求必须有见证人作为见证。就本案而言，刘丹本人因拒绝签字，公安民警对该拒绝签字情形在相关文书中进行说明，符合程序规定。第三人刘丹认可被告登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提交光盘一张，证明公安机关在案发之后第一时间与当事人进行接触，当事人在现场所反映的各种情形与公安机关比如以及现有材料中是一致的。用于证明第3人刘丹在案发时对原告张亚锋实施了侵害。原告张亚锋认可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被告登封市政府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登封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期间未向登封市人民政府提供该光盘，登封市政府在给登封市公安局发送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当中说的很明确，要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当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法律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逾期没有提交的，视为没有证据依据。公安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而没有提交，现在当庭提交，我们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9年5月21日零时许，原告张亚锋等一行多人在第三人刘丹经营的饭店聚餐饮酒，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执。登封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1日零时22分接110指令，并于当日受理该案。登封市公安局对原告、第三人和在场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安排证人进行辨认、调取了登封市人民医院当日制作的诊断证明书，并于受案当日作出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刘丹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第三人刘丹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6月10日向被告登封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9月2日，登封市人民政府作出登政（行复决）[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登公（崇）行罚决字[2019]10461号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第三人张亚锋不服该复议决定，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首先,对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复议机关认为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本院具体分析如下：1.本案中复议机关登封市政府认为相关伤情鉴定结论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因此行政处罚程序不当。因伤情鉴定结论影响的是案件的定性问题，即应为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并不影响公安机关在接警后对案件作出处理，且本案中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立案次日就已委托鉴定，程序合法，因此复议机关认为“鉴定结论是案件处理的前提和基础之一”的理由不当，本院对此不予认可。2.关于诊断证明的告知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人身伤害的程度的依据的，应当将诊断证明结论书面告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依据该规定，只有在诊断证明用于作为人身伤害程度依据时，公安机关才应当书面告知。本案中诊断证明仅仅用于证实原告受到了人身伤害的事实，与伤害程度无关，因此公安机关对诊断证明没有告知并不构成对第三人刘丹权益的侵害。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本案中告知笔录为格式打印，且办案民警已在笔录中备注“违法行为人刘丹拒绝签字”，并签署姓名，因此可以认定公安机关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故复议机关登封市政府认为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并未保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的理由不当。综上，复议机关登封市政府认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认定理由并不成立。其次，对涉案行政行为实体合法性的审查。1.依据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提交的视频及对刘丹的《询问笔录》，刘丹称双方矛盾的起因系原告张亚锋及其朋友醉酒扰民，及对刘丹言语羞辱所致，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对刘丹的陈述未向附近居民进行调查取证，对双方矛盾的起因未予核查，部分证据缺失以致案件事实不清。2.第三人刘丹的陈述及证人闫某2、孙某2的证言均证实原告张亚锋先向刘丹身上泼酒的事实，公安机关对该事实未做任何调查及认定。且在刘丹也已入院的情况下，并未调取刘丹的诊断证明，可能造成刘丹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后果。3.本案争议的实质是原告张亚锋的伤情究竟是因自己不慎所为，还是因刘丹伤害所致。在双方对原告伤情起因的表述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下，第三人登封市公安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对刘丹所陈述的伤情原因及事情经过未进行任何的证据分析，对相关证人证言径直采纳，以致本案争议的焦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本案复议机关登封市政府对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及证据采信存疑，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本院认可复议机关事实认定方面的理由及依据。综上所述，被告登封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亚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亚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