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25民初347号原告：周玉萍，女，汉族，1955年5月15日生，住云南省个旧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如光，男，汉族，1957年4月13日生，住云南省个旧市。系周玉萍兄弟。特别授权诉讼代理。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28-1-101。法定代表人：苏宁，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超亚、杨莹。特别授权诉讼代理。被告：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空港商务园****。法定代表人：雷起秀。委托诉讼代理人：艾传涛，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诉讼代理。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旧支行。营业场所：云南省个旧市金湖西路380号。负责人：张建忠，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平。特别授权诉讼代理。原告周玉萍与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贵所”）、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富金汇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旧支行（以下简称“个旧建行”）期货交易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周玉萍诉称：1、确认原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络开户及在其交易平台上发生的所有交易均因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而无效；2、判令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返还或赔偿原告的交易保证金95404.8元；3、判令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占用原告资金的利息；4、判令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证据保全公证费620元；5、判令由被告三对第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6、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原告因听信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贵所）及其第222号会员单位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富公司）的虚假宣传，通过益富公司在津贵所开户并获得了交易账号（22×××24）和密码，下载安装了交易软件，准备在津贵所网上交易平台进行贵金属合约投资交易。为实现交易入金出金，原告按津贵所的要求同意将原告在中国建设银行个旧天桥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天桥支行）开立的62×××76银行账户与建设银行的“Ｅ商贸通”业务进行绑定，与建行天桥支行建立了储蓄关系以外的法律关系。2014年12月17日开始，原告通过交易软件入金，所入资金随即通过“Ｅ商贸通”通道被划入津贵所12×××94帐户，以作为交易保证金进行贵金属合约的网上投资交易，而益富公司则指派“指导老师”电话诱骗原告频繁下单交易。仅2015年1月9日一天就下单操作20次，扣划手续费2万9千多元，亏损本金超过8万。截止2016年9月28日，合计入金320104.80元、出金224700元，原告实际在津贵所的银行账户内损失交易保证金95404.80元。从津贵所官网刊载的上市产品信息表以及交易系统中原告的《客户报表》可以看出，原告在津贵所交易平台上进行的所有交易，交易对象均是标准化合约，采用了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等集中交易方式，是保证金交易，为Ｔ＋0双向交易模式，可以做空，即客户手中不持有实物时可以下卖单，全部订单均通过建仓平仓方式在5日内完成对冲，无一例实物交割，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而是利用价差获得利润。交易系统当日自动扣划手续费延期费和盈亏。目前原告的上述交易账号已经不能登录。原告通过媒体、证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宣传，通过学习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002号，（2017）最高法民申3792号，（2017）最高法民申3794号、（2017）最高法民申4790号（2017）最高法民申4792号（2017）最高法民申4816号等裁判文书，发现原告在津贵所交易平台上发生的所有的所谓现货交易，均系津贵所超越经营许可范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而益富公司属于擅自从事期货业务，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告在津贵所的开户及在其交易平台上进行的所有交易应属无效，津贵所和益富公司应返还交易无效而占有的原告的交易保证金，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及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与建设银行的“E商贸通”具有法律关系，但原告后来才知道“E商贸通”是建设银行违法开办的业务。根据津贵所及益富公司的宜传，原告的资金应该是委托银行第三方存管，但实际并非如此，原告的资金一入金就直接被划入津贵所账户，因此建行天桥支行存在失职行为，其违反银监会的规定，擅自为津贵所组织的案涉交易提供资金划转、清算服务，与津贵所，益富公可分享客户收益，具有明显的过错。通过学习中国裁判文书网刊载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再584号再审判决，原告知道，原告在津贵所设立的交易平台注册账户后，就与津贵所建立了合同关系。而且，原告参与的“E商贸通”，除银行外，第三方就是津贵所；交易商品的品种、报价、交易方式等均是由津贵所及其平台提供；原告的交易资金均是进入津贵所的银行账户；原告就“指导老师”的欺骗行为向益富公司要求赔偿时，该公司也说原告的资金进入的是津贵所交易平台市场。通过学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160号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原告得知本案可以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建行天桥支行违法为津贵所组织的非法交易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对原告的损失负有责任，原告要求其对期货交易纠纷返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非主张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原告的财产权因建行天桥支行的违法金融服务受到侵害，根据《民诉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可以在被告住所地或自己住所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原告与津贵所的合同关系中，原告有入金义务，津贵所有出金义务，故合同性质为双务合同。原告与津贵所并非是因实物交割产生纠纷，双方争议的标的并非是否履行合同义务，而是合同的效力认定及应否返还财产，原告出金比入金减少95404.80元是事实。原告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并请求返还入金，作为双务合同中的入金方和返还入金的接受货币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原告与津贵所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网上交易贵金属合约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津贵所属于现货交易所，不是期货交易所。原告原来只知道将在津贵所交易平台上参与的是延期模式现货交易，津贵所也不认为其是期货交易所并组织了期货交易。原告与津贵所的纠纷并非与期货交易所的纠纷，而是在现货交易所被骗参与了期货交易引发的纠纷。故原告对津贵所的诉讼并非“以期货交易所为被告”的诉讼，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此诉讼符合法律的规定。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主管权及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1、被申请人周玉萍网上开户时自愿与被告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申请人的交易规则中约定其与申请人、合作银行等主体之间产生争议，本案争议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人民法院并无主管权。周玉萍通过天津贵交所网上开户平台自助进行签约开户，仔细阅读并确认了《协议书》、《风险揭示书》、《交易数据托管投资者权责告知函》等法律文件，因此，《协议书》等法律文件对其具有约束力。《协议书》第十五条第3款约定“如甲、乙双方就本协议书发生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应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可见，周玉萍就涉案交易纠纷对申请人、合作银行等主体所提起的诉讼应受上述约定限制。上述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任何无效之情形，应合法有效，有效的仲裁条款排除了法院的管辖。2、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周玉萍以期货交易纠纷作为案由起诉，没有法律依据。天津贵交所系2008年12月经天津市金融办批准设立的地方性交易场所，其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黄金、白银）、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属材料、钢材及其制品、矿产品及其原料（不含煤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现货批发、零售、延期交收，并为其提供电子交易平台”等，并非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期货交易场所，且益富金汇公司系合法登记注册，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的经营、投资咨询服务，并非从事期货交易的公司企业。涉案交易软件即协议文件中均明确约定涉案交易业务的性质为现货及现货挂牌交收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业务，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即使本案由人民法院管辖，也不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级别管辖，而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此外，如法院在立案时根据原告主张交易系期货交易，案由定为期货交易纠纷，期货交易纠纷实行专属管辖制度，而非地域管辖，亦应由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不能由贵院管辖。3、周玉萍的起诉违反了地域管辖的法律规定。原告所在地并非本案合同履行地，原告所在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请求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管辖。从周玉萍的起诉状内容来看，其诉讼请求表现为返还给付货币，但却是以确认天津贵交所与其的交易行为无效或者解除交易合同为前提，实际上天津贵交所与周玉萍仅存在交易平台服务关系，并不存在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实际涉案交易是周玉萍与第二被告益富金汇公司之间进行，本案不能以买卖合同确定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未约定合同履行地，在确定管辖权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等因素对双方争议标的作出判断。鉴于周玉萍的诉讼请求，本案应为合同确认之诉，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4、原告将与本案无关联关系的个旧建行列为本案被告，系恶意规避地域管辖的相关规定，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其在天津贵交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无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选择与其具有交易合同关系的人作为被告，不得将其他无关的第三方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与个旧建行仅存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仅向原告办理银行卡交易业务，不存在交易合同法律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共同诉讼的基本要求。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亦应根据诉争交易合同效力及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天津贵交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被告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周玉萍通过银行网银系统确认来办理“签约”手续，属于电子化开户。《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子签名是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效力，客户电子化开户后入金操作，从而与我司形成合同关系。周玉萍通过电子化网银系统在我司开户，理应遵守开户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在签署一系列包括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投资者权责告知函等文件中，《客户协议书》第15条第4点明确约定，“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向交易所申请调解或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金融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依据《天交所电子化开户管理办法》，周玉萍通过银行网银系统确认办理“签约”手续，其中被申请人签署的《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风险提示书》、《投资确认函》、《交易数据托管投资者权责告知函》等文件在电子化开户过程中视为投资者确认并知悉相关内容，根据《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周玉萍通过电子签名的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周玉萍进行电子化开户后入金操作，从而与申请人形成合同关系。如有分歧或纠纷，理应遵循《客户协议书》第15条第4点规定，向约定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依据《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鉴于本案存在仲裁条款，申请人认为，贵院不应当受理本案，应驳回起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旧支行答辩称：原告周玉萍诉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建行个旧天桥支行期货交易纠纷一案，认为建行个旧天桥支行为其办理了“Ｅ商贸通”业务，与其、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三方服务协议》，因此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不具备期货交易资格为由要求赔偿交易保证金95404.80元，以对交易所资格审核不到位为由要求建行个旧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事实上签署三方服务协议并为周玉萍办理“Ｅ商贸通”业务的并非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只是周玉萍的活期账户开户机构，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此外，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属于建行个旧支行下属营业网点，未独立核算，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一、“Ｅ商贸通”业务由建行业务主办行负责签署协议并提供服务，会员可以关联任何金融机构的活期账户供资金进出，活期账户开户机构不参与“Ｅ商贸通”业务办理。“Ｅ商贸通”是我行以企业级电子商务平台为服务对象，为该类商户（多为各类交易所）及其会员（在我行或他行开立活期账户的企业或个人客户）提供资金划拨、结算、托管等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商户与会员之间自行建立投资关系，签署投资协议。“Ｅ商贸通”业务主办行为商户提供查询、转账、佣金扣收、会员出金审批等服务，为会员提供查询、入金、出金等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该类业务办理过程中，商户首先与建行“Ｅ商贸通”业务主办行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并开立相应的支付结算专户。其次，客户（企业或个人均可）与商户签署投资协议，成为商户会员。随后，会员通过业务主办行柜面渠道或电子渠道申请开通“Ｅ商贸通”业务，与业务主办行和商户签署书面或电子的三方服务协议，业务主办行为其开通参与商户提供市场交易的会员结算账户；最后，会员关联在我行或他行开立的普通活期账户，用于与会员结算账户之间进行资金结算。在会员进行各类投资交易过程中，活期账户开户机构（可能是建行也可能是他行）仅为客户提供活期账户的常规支付结算服务，不参与“Ｅ商贸通”业务办理，不签署也不掌握纠纷各方之间的协议，更不知晓会员与商户之间的具体投资交易情况。二、周玉萍通过网上银行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业务主办行签署三方协议，建立了Ｅ商贸通业务关系，并关联在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开立的活期账户供资金进出。周玉萍在诉状中自我陈述，其于2014年12月，因听信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其会员单位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的虚假宣传，通过天津益富金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并获得了交易账号和密码，通过网络下载安装了交易软件；同时，绑定了在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开设的银行卡（账号62×××76）。原告起诉后，答辩人通过上级机构查询原告打印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得知，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合作的“Ｅ商贸通”业务主办行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原告周玉萍要完成贵金属合约投资交易，需要通过网上银行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业务主办行签署《三方服务协议》，并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并获得交易账号和密码后方能进行；同时绑定在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开设的银行卡（账号62×××76），与在交易所开设的会员结算账户（账号22×××24）进行资金结算。但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清单里无《三方服务协议》，在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证明建行个旧天桥支行是为其办理“Ｅ商贸通”业务的主办行，也不能证明建设银行红河州分行的任何分支机构与其签署过《三方服务协议》。三、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并非原告主张“Ｅ商贸通”业务的主办行，未签署与该业务相关的《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第三方服务协议》等协议，更不知晓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与周玉萍之间的具体投资交易情况。建行个旧天桥支行作为原告银行卡（账号62×××76）的开户机构，仅为原告提供活期账户的常规支付结算服务，与原告之间只存在普通的储蓄合同关系，并非原告主张期货交易纠纷的适格被告。综上，原告《民事起诉状》所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建行个旧天桥支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应为原告所谓“损失”承担任何责任。请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针对津贵所所称的仲裁条款，是原告与被告益富金汇公司所签《客户协议书》中的约定，并非与津贵所之间签订，津贵所主张仲裁条款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本案不应由法院管辖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原告的起诉请求，其诉请的核心系主张在津贵所平台上进行的交易无效，提起的是对津贵所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性质的确认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以期货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因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由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被告津贵所提交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不包括期货交易，其不属于期货交易所，且益富金汇公司经营范围为贵金属的经营，投资咨询服务，亦非从事期货交易的企业，故本案纠纷亦不属于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因此不符合上述规定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形。再次，本案系原告在津贵所的平台与益富金汇公司进行贵金属交易引起的纠纷，建行个旧支行并非原告起诉的交易关系的相对方，亦未参与交易，其与原告之间仅仅是储蓄存款关系，与本案非统一法律关系。本案应以主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即以原告与被告津贵所、益富金汇公司之间的纠纷确定管辖法院。被告津贵所、益富金汇公司所在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本案应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曾国忠审判员  薛少倩审判员  张 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