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6民终27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式云，男，196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玉环，女，196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军，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一路学院花苑172号。统一社公信用代码91371600MA3C4AGF7U。 法定代表人，吴斌，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斌，男，汉族，住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一路学院花苑172号，现羁押于滨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张式云、吕玉环因与被上诉人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吴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54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式云、吕玉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549号民事裁定书；2.指令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未区分是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涉嫌单位犯罪还是作为自然人的吴斌涉嫌个人犯罪。本案中，作为自然人的吴斌承认借到了上诉人的资金，对于归还上诉人的借款具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不但对单位提起了诉讼，同时对自然人吴斌提起了诉讼。吴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法律依据之一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该项是关于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为民间借贷发生纠纷，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滨城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立案受理，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的诉讼符合该项规定。(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法律依据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是裁定文书的适用情形，是关于适用判决还是适用裁定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不应用裁定文书驳回起诉。(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法律依据之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首先，本案符合起诉条件：(一)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是本案的债权人。(二)有明确的被告：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自然人：吴斌。(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债务人违约。(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借款合同》第十一条关于争议解决，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该合同签发地是滨州市滨城区。滨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11月7日受理此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告知原告申请再审、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离婚案件七种情形，本案显然不属于该条第(一)(二)(四)(五)(六)(七)项，对于是否符合第(三)，一审法院并未说明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第四个法律依据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一条是关于认定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第三条是关于“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述两条并不是驳回民事起诉的规定。(五)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第五个法律依据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该法条是关于管辖问题，规定了办理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多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立案侦查”、“管辖不明或者有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由其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协调确定或者指定有关公安机关作为案件主办地立案侦查”，该条款与本案无关联性。(六)十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第六个法律依据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只是与刑事案件有交叉，不应驳回起诉。 三、上诉人认为本案可以“刑民并行”。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属于经济纠纷民间借贷案件。已向滨城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出借人与借款人签名捺印的合同、借款收据、银行流水账目、债权人吕玉环与债务人吴斌的通话录音，足以证明此案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线索、楼道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四）被上诉人的行为只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他们与我方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的成立而归于无效，既不需要以刑事诉讼来辨别是非、分清责任，也不需要以刑事诉讼的结果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故不必按“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可以“刑民并行”。1.刑事诉讼是国家有关机关在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解决被追诉者有无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大小的问题。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有关诉讼行为，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或特定类型案件纠纷的诉讼活动，主要是界定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边界，并以施加民事责任的方式救济受害人，修复被损害的民事法律关系，恢复社会秩序。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在产生原因、适用法律法规、承担责任方式、追究责任形式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应根据案件情况认真加以区分处理。2.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仅为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向社会公众公开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行为认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入罪的标准，以被吸收存款数额、人数、造成的损失数额进行界定。这表明，单个民间借贷行为构不成犯罪，只有单个借贷行为集合达到一定量的标准才能罪，也就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对于单个借贷行为，一方出借资金，一方收取资金，并以利息为交易对价，是正常的债关系，涉及不到犯罪。3.“先刑后民”原则并非法定原则。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即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刑民并行”审理。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5.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具有民事法律效力的问题。被上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及案涉借款行为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更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恶意串通的事实，故案涉合同应为有效。6.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在借款时存在犯罪的故意，这种单方的故意亦不能否定案涉借款合同的民事法律效力。就民事法律关系而言，被上诉人的犯罪故意直接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赋予合同相对人上诉人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即上诉人可以以受到欺诈，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撤销案涉借款合同。在上诉人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案涉合同是民事上有效的合同。7.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真实合法，其单个借款行为仅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从而从量变到质变，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与单个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等价。况且，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案涉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8.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被上诉人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纠纷。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问题。涉嫌犯罪的当事人单个的借贷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有达到一定量后才发生质变，构成犯罪，即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鉴于此，法院受理、审理可以“刑民并行”。“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被上诉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行为含括案涉借款行为，但并不必然导致一审法院不能立案审理案涉民事争议。 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诉人希望同案同判。案例一：2015年9月1日起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9民终4677号判决。法院认为“非吸构不成先刑后民的理由”。法院认为：范某的行为只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没有涉嫌集资诈骗罪，他们与原告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而归于无效，既不需要刑事诉讼来辨别是非、分清责任，也不需要以刑事诉讼结果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故不必按“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可以“刑民并行”。案例二：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836号一案，系原告张允明诉被告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于2018年12月4日受理。滨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并给原告出具借款的财务收据，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证明能够确认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双方借款合同关系已成立并生效，被告应承担还款责任。滨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8日已判决：“被告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允明借款11万元及利息。”本案：上诉人诉被告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吴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滨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受理，早于案例(二)(2018年12月4日受理，2019年1月8日判决)，本案却被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吴斌未提交答辩意见。 张式云、吕玉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吴斌偿还张式云、吕玉环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吴斌支付违约金300000元；3.案件受理费及实际费用由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吴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30日，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作出滨城公（经）立字[2018]210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驳回张式云、吕玉环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张式云、吕玉环的起诉。 二审期间，张式云、吕玉环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张式云、吕玉环所起诉的民间借贷事实与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涉嫌犯罪系同一事实，滨州市嘉家日盛信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斌也已因此被羁押，故本案当事人应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等方式来实现其权利，一审裁定驳回张式云、吕玉环的起诉并无不当。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慧莲 审判员  崔诗君 审判员  吴金魁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崔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