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9民终118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耀群，男，1959年6月8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台胞证号码：00013447。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漠，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颖芳，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泰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杜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达人，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三燕，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耀群因与被上诉人东莞泰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都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15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吴耀群上诉请求：1.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1513号民事裁定；2.驳回泰都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事实与理由：本案当事人之间并无仲裁协议，而且约定了法院管辖，大陆租赁合同和香港租赁合同当事人不同、价款不同、履约方式及对应法律关系不同，一审裁定错误适用关于仲裁的法律规定，不仅造成案涉纠纷在大陆及香港均没有渠道解决，而且违背了中国大陆不动产适用专属管辖及法律适用规则的规定，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通过管辖权异议程序，剥夺了当事人全部实体诉权，应予以纠正。一审裁定认定的已经启动的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是合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群公司）、星宝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宝公司）和泰特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特乐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本案当事人无法参与该仲裁程序。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所依据的《租赁协议》及香港仲裁均适用香港法律，一审法院在查明阶段也没有进行任何外国法查明。二、一审裁定存在事实查明错误。本案是基于《租赁厂房合约》提起的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当事人也仅为《租赁厂房合约》的当事人，《租赁厂房合约》没有仲裁条款，且明确约定由东莞法院管辖。而《租赁协议》的签署主体为合群公司、星宝公司、泰特乐公司，《租赁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与本案的当事人无关。《租赁厂房合约》系在2018年1月1日签署，《租赁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06年9月11日，《租赁厂房合约》形成时间在后，显然在各方签署《租赁厂房合约》时早已知道《租赁协议》的管辖为仲裁，但仍然明确约定由法院管辖，也证明案涉纠纷由法院管辖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三、《租赁协议》与《租赁厂房合约》之间合同当事人、租金金额、支付方式、适用法律、管辖条款等内容均不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能相互替代，属于完全不同商务安排下的两个合同。四、本案当事人均在实际履行《租赁厂房合约》，泰都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即为租赁厂房所在地，不仅实际租用案涉物业，而且按照约定支付方式向吴耀群支付多笔租金，并无存在《租赁厂房合约》未实际履行的情况。村委会出具权利证明，证明吴耀群系案涉租赁厂房的权利人。五、《租赁协议》与《租赁厂房合约》属于共同履行的两个合同，而非一份真实、一份虚假。案涉物业周围同类厂房的市场价格在15元/平方米-20元/平方米，《租赁厂房合约》约定的租金价格为7元/平方米，《租赁协议》中约定的租金为7.25港币/平方米，两份合同同时履行，合计租金价格仍低于市场价，显然两份合同同时履行才是当事人根据市场租金进行的商务安排。《租赁厂房合约》形成在后，基于历史原因，香港《租赁协议》形成在先，为明确权利义务、符合实际出租情况，各方当事人通过《租赁厂房合约》履行案涉物业的出租，同时将历史产生的厂房出租及对应的部分境外支付的租金，在香港的《租赁协议》下履行。两者共同履行，才一并完成了案涉厂房的出租及租金支付，也衔接了大陆《租赁厂房合约》形成之前的厂房出租等历史情况，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更符合事实情况。实践中，同一租赁厂房存在多份租赁合同的情况大量存在。六、本案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且明确约定了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明确：“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前提是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一审法院以“合群公司依据仲裁协议已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为由，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但合群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七、《租赁协议》约定适用香港法，一审法院在未进行香港法查明的情况下，即自行认定香港仲裁的仲裁请求范围，并得出与本案诉讼请求重叠的结论，存在适用法律即程序错误。香港仲裁程序是解决合群公司、星宝公司和泰特乐公司解除《租赁协议》及欠付《租赁协议》项下租金的纠纷，而本案诉讼程序，是解决吴耀群与泰都公司解除《租赁厂房合约》及欠付《租赁厂房合约》项下租金的纠纷，两个程序解决的纠纷完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八、案涉厂房位于东莞市，本案依法属于专属管辖，而且依法应当适用中国法律，在《租赁厂房合约》明确约定法院管辖，而另案香港仲裁适用香港法的情况下，一审裁定违反了专属管辖的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关系适用法》。被上诉人泰都公司辩称：一、吴耀群主张两份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均在实际履行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租赁厂房合约》并非各方实际履行的合同，签订该合同仅为备案及报税之用，不应获得任何救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第一，《租赁厂房合约》和《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租赁标的（即案涉租赁厂房，下同）完全一致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不仅吴耀群在上诉状中已进行自认，《租赁厂房合约》与《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标的厂房地址相同（均为东莞市石排镇李家坊工业区）、面积相同（均为56,988平万米）也足以证明这一事实。第二，合群公司才系案涉租赁厂房的所有权人及厂房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人，即只有合群公司才有权出租案涉厂房。2006年11月，合群公司作为甲方、星宝公司作为乙方和东莞市*******委会（下称村委会）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Agreement》（下称协议），吴耀群作为合群公司的负责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第2条约定：“该物业位于由丙方管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LiChiaFang工业园内。丙方在此确认为该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协议》第3条约定：“甲丙双方在此确认甲方拥有在该物业范围内建筑物的所有权，除了乙方按照租赁协议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外，对该物业没有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主张任何权利。甲丙双方并确认丙方已将该土地的使权授予甲方，其有效期至2062年9月。”《协议》第4条约定：“丙方同时确认甲方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将该物业使用权转让给乙方20年，且丙方进一步确认将取一切合理行动以确保该物业的转让得到认可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本案存在多份关于案涉厂房的法律文件时，应当首先采信权利方合群公司参与签署的《租赁协议》及系列补充协议，为实际履行的唯一合同。第三，吴耀群并非案涉租赁厂房的权利人。《租赁厂房合约》的出租人是吴耀群（即甲方），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但是吴耀群获得案涉租赁厂房土地的时间却是在2019年7月10日，存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明显系吴耀群为本案另行准备，真实性存疑。同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吴耀群在一审中为证明吴耀群系案涉租赁厂房的所谓权利人，也提交了一份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但是该证明出具的时间却是2018年9月14日。因此，有理由相信，吴耀群和村委会之间存在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导致村委会可罔顾事实随意为吴耀群出具不同时间的相关证明，或说该《证明》系吴耀群伪造，故该等证明文件均不予采信。第四，吴耀群在上诉状中称其系案涉租赁厂房的权利人，但又承认合群公司先后同星宝公司、泰特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为合法有效且实际在履行的合同，试问吴耀群到底认为是“吴耀群”还是“合群公司”系案涉租赁厂房的权利人？综上，只有合群公司才是有权出租案涉厂房的合法主体，吴耀群作为合群公司的负责人对此明显知情，故只有合群公司作为出租人签署的《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才是各方关于案涉租赁厂房所签订的、合法有效、具备权利基础且实际履行的唯一法律文件。需再次强调的是，吴耀群明知自己非案涉厂房的权利人，在缺乏权利基础的情况下仍要求同泰都公司签订《租赁厂房合约》，完全是出自为其避税和备案的目的所作的安排，两合同的签订主体不同恰恰说明了各方绝无履行该合约之意。因此，吴耀群基于《租赁厂房合约》所主张的任何权利不应得到救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正确，不存在所谓的遗漏重要事实等错误。二、《租赁厂房合约》不仅在签订之时无履行之意，在签订之后更未实际得到履行，泰特乐公司从始至终只按照香港《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条款的约定支付租金、承租案涉租赁厂房供泰都公司使用。吴耀群在上诉状中承认《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且各方一直在履行的合同，泰都公司完全同意。然而，吴耀群关于《租赁厂房合约》与《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共同履行的主张实属荒谬，《租赁厂房合约》仅作为备案及报税之用，并未由各方实际履行。第一，从合同的约定精神来看，《租赁协议》第5条约定“……本协议为实履行合同，乙方与村委所签订的协议仅仅作为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使用，不得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可见各方明确认可关于租赁厂房的适用法律文件以《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为限，其他基于对外登记、备案、报税为目的而可签署的协议文件，不得对抗《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第二，从合同签订情况来看，自《租赁协议》签订、首期1-5栋厂房完成交接后，各方又通过后续于2006年至2018年期间内签署的6份补充协议，补充约定了租赁宿舍区、加建6栋／7栋厂房、增加配套设施等事宜，最后明确申报租赁面积为569888平方米，符合大型厂房租赁合同的正常履行过程。因此，本案争议厂房的租赁事宜已通过《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完成明确、完整约定，根本无需又通过不同签约方、针对同一标的物、同一事宜签署《租赁厂房合约》进行补充，可见《租赁厂房合约》显然是出于报税及备案的目的（基于7元/月/平方米租金标准）而设计，并未实际履行。第三，泰都公司从未支付过《租赁厂房合约》项下租金。首先，吴耀群关于泰都公司支付了《租赁厂房合约》项下2018年度欠付租金人民币60万、240万、95万、40万元的主张并不属实。实际上，该四笔款项均非所谓《租赁厂房合约》下的租金，而为按照《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所计算的应付租金，且该等款项均有合群公司开具的发票（Invoice）为证。其次，相关银行票据和发票信息也不能证明《租赁厂房合约》存在实际履行情况。吴耀群提交的四张银行票据中，两张广发银行进账单（64万元、240万元）均显示收款人为《租赁厂房合约》外的第三方“东莞石排李家坊合群礼品厂”，非吴耀群；虽然剩余的一张进账单及一张支票收款人为吴耀群，但之所以泰都公司会向吴耀群、东莞石排李家坊合群礼品厂账户支付部分租金，系合群公司向承租人提出的要求，其作为出租人，向承租人指定不同的收款账户，要求承租人就香港《租赁协议》项下的租金向其完成支付，承租人向指定收款账户付款后，即视作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因此，存在几笔向《租赁厂房合约》外指定第三方账户支付部分租金的情况，并不能证明《租赁厂房合约》存在实际履行的情况，各方关于应付租金的计算标准、合群公司开具的发票信息，始终遵循《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而执行。最后，从商事角度来看，《租赁协议》第1条已明确约定“甲方将该物业租予乙方，租期为20年”，而《租赁厂房合约》的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1日，彼时，《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仍合法有效且将继续生效至2026年。需要向法庭指出的是，泰都公司是泰特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公司内部安排，泰特乐公司将根据《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承租的案涉厂房交给泰都公司实际使用。在泰都公司已有权合法使用（且实际上在2018年以前就已经在实际使用）案涉租赁厂房的情况下，再签订一份《租赁厂房合约》致使其额外负担每月每平米7元的租金的行为不符合正常的商事逻辑，故吴耀群关于《租赁厂房合约》与《租赁协议》共同履行的主张实属荒谬。三、关于管辖问题，基于案涉租赁争议只受各方实际履行的《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约束，而《租赁协议》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香港仲裁，故案涉厂房的租赁合同争议存在仲裁协议约束，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第一，《租赁协议》第32条明确约定：“任何由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及索赔将按照UNCITRAL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指定的仲裁机构为香港国仲裁中心，仲裁地点为位于香港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鉴于《租赁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为各方唯一实际履行的法律文件，各方均应受该仲裁条款的约束。同时，合群公司已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星宝公司、泰特乐公司为被申请人，依据《租赁协议》中的本仲裁条款提起仲裁，仲裁机构已立案审理，故合群公司、吴耀群及相关的仲裁机构均已经确认该等仲裁协议有效。第二，虽然不动产租赁合同纠纷属于专属管辖，但依据我国法律规定，约定仲裁应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的除外。”所以，虽然案涉为不动产租赁合同纠纷，但是合同当事人选择香港仲裁机构解决并不违反强制法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也即案涉争议存在可适用的、约束各方的仲裁协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争议存在仲裁协议，且同一租赁纠纷已提起仲裁并受理，依法作出驳回吴耀群的起诉的裁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双方进行询问，吴耀群确认，从字面来看，2008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厂房合约》的租赁物包含了2006年9月1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的租赁物。可见，《租赁厂房合约》与《租赁协议》的租赁物存在重合甚至是同一租赁物。其中《租赁协议》约定“任何由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及索赔通过仲裁解决，指定的仲裁机构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而合群公司依据仲裁协议已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仲裁请求包括解除租赁合同、支付租金等，与本案的诉讼请求存在重叠的情况。由于同一租赁纠纷已提起仲裁并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的规定，泰都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吴耀群的起诉。本院经审查后认为，2006年11月9日合群公司与StarryLimited（即双方所称星宝公司，以下称星宝公司）签订LeaseAgreement一份（即双方所称《租赁协议》，以下称《租赁协议》），约定合群公司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LiChiaFang工业园内建筑物及宿舍区租予星宝公司，租期20年，《租赁协议》约定任何由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及索赔将按照UNCITRAL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指定的仲裁机构为香港国仲裁中心，仲裁地点为位于香港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租赁协议》落款合群公司处由吴耀群签名，双方之后又签署了多份补充协议。2017年2月8日，星宝公司与泰特乐公司签署《转让协议》，约定星宝公司将《租赁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泰特乐公司，合群公司确认处亦由吴耀群的签名。2018年1月1日吴耀群与泰都公司签署《租赁厂房合约》一份，约定吴耀群将位于东莞市石排镇李家坊工业区的厂房和宿舍出租给泰都公司，《租赁厂房合约》约定租赁期间发生纠纷，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商处理，协商未果得交东莞市人民法院处理。吴耀群确认《租赁厂房合约》与《租赁协议》所涉的租赁标的物基本重合。吴耀群确认其为合群公司的股东之一，泰都公司为台港澳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为泰特乐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合群公司以泰特乐公司、星宝公司为被申请人依据《租赁协议》项下的仲裁条款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本院认为，《租赁协议》与《租赁厂房合约》为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的效力、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各当事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以及谁享有案涉租赁物的权利等问题，均属于案件的实体问题，有待实体审理时查明，不宜在本案的程序审查中作出认定。因两份合同的签约主体不同，虽然《租赁协议》中有约定仲裁条款，但本案的当事人吴耀群、泰都公司并非《租赁协议》的当事人，仲裁条款的效力依法不能及于吴耀群和泰都公司。至于一审裁定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的规定，应理解为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提交了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仲裁协议。如上所述，《租赁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不能及于吴耀群和泰都公司，本案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综上，吴耀群主张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前述援引之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151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丽莉审判员  殷莉利审判员  杨 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子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