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05民初3687号 原告：林声扬，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康，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瑞，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芳宗，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海，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涛，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十建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埭头天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687534833N。 法定代表人：涂育梁，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组织机构代码：79127586-X。 法定代表人：吕芳宗。 原告林声扬与被告吕芳宗、被告福建十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建公司)、厦门爱维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维达公司）、第三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远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书。吕芳宗和十建公司因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15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厦民终字第2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十建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9月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民再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林声扬撤回对被告爱维达公司的起诉，本院已另行裁定准许，并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2018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声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康、被告吕芳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海、被告十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升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声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吕芳宗代表第三人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十建公司依法拆除利用前述无效合同在厂区内的土地上所搭建的围墙及违章建筑；3.判令爱维达公司退还因无效租赁所占用的升远公司4号厂房；4.诉讼费用由吕芳宗、十建公司承担。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林声扬当庭撤回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林声扬与吕芳宗于2006年10月共同创办升远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下同），双方各出资300万元，各占50%股权。同年10月25日，升远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升远公司在厦门市海沧区。从2008年6月24日起，吕芳宗担任升远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09年10月，吕芳宗在林声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升远公司所有的三、四号厂房进行出租。林声扬发现该损害事实后，向法院提出股东代位权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吕芳宗提供了其代表升远公司与被告十建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并声称，三、四号厂房系由十建公司进行转租。林声扬收到吕芳宗作为证据的《厂房租赁合同》后，向税务部门进行了咨询，吕芳宗向税务部门也出具了《情况说明》，在对这二份材料进行审查时，林声扬发现了如下问题：1.吕芳宗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未经拥有50%公司股份的林声扬同意，公司厂房的租赁属于经营方针，吕芳宗在签订该合同前应先征求林声扬同意，然而林声扬对此却毫不知情；2.该合同系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所签订的，依照签约习惯，合同除在公司署名上该公司公章，还应在每页盖上骑缝章，然而该合同除最后一页盖升远公司的公章，其他各页均由吕芳宗本人签字，而十建公司盖了骑缝章，显然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在事先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上打印合同内容；3.合同虚构了公司存在4018148.73元的应付款，合同中所谓的标书也不存在；4.因虚构应付款，合同竟然约定了8年9个月租金折抵应付款，再加上免租期，公司将厂房租给被告十建公司却9年不收租金，导致合同极不公平；5.合同价款每平方米2元，十建公司转租的价款是每平方米12元（不含税），低廉的合同价款对作为出租房的公司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这显然也是恶意串通的结果；6.合同虚构了供水供电工程，就供水供电工程升远公司已支付了相应的款项，根本不存在还应当为此支付工程；。7.被告吕芳宗在《情况说明》中虚构了已获得林声扬同意等事实；8.如此重要的合同竟然没有签订时间，林声扬认为是吕芳宗与十建公司为了避免林声扬提出鉴定合同签订时间而故意不注明合同的签订时间；9.合同约定一式两份，在另一个案件吕芳宗提供证据时，仅提供一份合同原件，并不存在一式两份，更加清楚证明恶意串通的事实。10.2011年8月举行的股东会会议上，吕芳宗仍称其未出租厂房；11.该合同约定厂房租赁二十年时间竟然未召开股东会，没有股东会决议；12.至今吕芳宗控制四幢厂房，不让林声扬接近厂房。另外，厂房出租后，吕芳宗与十建公司将厂房的围墙打开一个口作为通路使用，损害了厂房的整体结构。对上述事宜，林声扬于2012年4月28日向第三人发函要求起诉，第三人未答复或起诉。林声扬遂于2012年6月就上述事项提起诉讼，法院受理案号为（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后林声扬于2012年12月撤诉，法院作出撤诉裁定，林声扬现再次以与（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案件相同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综上，吕芳宗身为第三人升远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违背其职责，严重侵犯公司的利益，损害了股东利益，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极不公平的《厂房租赁合同》，违反了《公司法》禁止性规定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林声扬作为公司股东，在依法通知公司起诉却在法定期限内未得到答复，林声扬有权代位提起诉讼。 吕芳宗辩称，一、林声扬在本案中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未依据《公司法》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其无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首先，本案中，林声扬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并没有履行前置程序要求公司的执行董事向法院起诉。林声扬在起诉状及证据中均表明其要求提起诉讼的主体是公司，而法律规定股东请求起诉的主体应为董事会或者是执行董事。吕芳宗的身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二者的身份及职能是不同的，法定代表人代表的是公司，而执行董事则是公司内部的职能机构。林声扬未按照《公司法》规定向公司的执行董事提出要求起诉的书面请求，其提出股东代表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驳回其诉求。其次，林声扬在告知函中告知的内容是占用第三人升远公司的厂房，而不是林声扬起诉状和诉讼请求中所称的合同无效。林声扬身为公司的监事，本就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无需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且林声扬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并没有履行前置程序要求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三，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及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在侵占公司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才构成股东代位诉讼。也就是说，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纠纷范围为侵权之诉，而本案为确认之诉，因此本案不属于股东代表诉讼的事项。林声扬无权以股东的身份提起提起本案诉讼。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林声扬无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所谓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一定法律关系的请求。本案讼争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双方分别为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吕芳宗与林声扬均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且本案中也仅有合同一方当事人即十建公司被列为被告，而升远公司没有被列为本案的被告，故林声扬无权提出确认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三、林声扬起诉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林声扬在起诉状中列举了十二条理由主张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但上述理由都是林声扬推测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因其本人事后反悔，栽赃陷害。四、《厂房租赁合同》是林声扬和吕芳宗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合同也是升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1、林声扬自升远公司成立以来就保管公司印章。2、另案中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经过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确认《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上的升远公司的印章形成于合同文字之后。因此，《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代表了林声扬的真实意思，也代表了升远公司的真实意思。五、林声扬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恶意串通，但其举证并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9条规定，林声扬主张的恶意串通应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但是本案的升远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并且已经证实是在文字打印后加盖，而合同签订期间公司印章是由林声扬保管，故林声扬的举证未达到证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六、关于林声扬所主张的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且先不论林声扬已经知晓该合同，首先，合同的主体是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该份合同并非吕芳宗与十建签订的；其次，合同法中所谓恶意串通应是为了牟取非法的目的，而吕芳宗根本不存在牟取非法目的的前提，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与吕芳宗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利益关系，吕芳宗完全不存在恶意串通的动机，并且该份合同是吕芳宗与林声扬一致同意的，并没有损害到升远公司的利益，恰恰对升远公司最为有利。七、林声扬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重复起诉、撤诉，原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被告利益，影响司法公正，浪费司法资源。八、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理由和本案合同的效力无关，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十建公司是否施工、工程款是否存在，是认定十建公司与吕芳宗是否恶意串通的关键，该意见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综上，林声扬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其请求。 十建公司辩称，一、林声扬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首先，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的主体只能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即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必须是与合同无效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人。林声扬系升远公司的股东，并不属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在升远公司已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形下，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股东代位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其次，林声扬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程序不合法。林声扬以股东身份代位提起诉讼的依据是2012年4月28日其发给吕芳宗及升远公司《关于要求起诉占用公司厂房的函》，但该份函件内容仅提及公司厂房被爱维达公司及厦门豪源塑胶有限公司占用，要求公司起诉占用厂房，属于侵权之诉，并未提及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效力问题。因林声扬所发通知函件知会的内容与确认合同效力无关，该函件未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且合同效力的确认不属于“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情形，所以林声扬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提起诉讼有违法律规定。二、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有效，林声扬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1.与十建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的主体是升远公司，并不是吕芳宗。合同明确的出租人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并加盖由林声扬保管、控制的升远公司公章，吕芳宗只是作为升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文件上签名，不是合同的签约主体。因此合同签订时是否存在林声扬指称的吕芳宗未经其同意出租、未召开股东会、在加盖公章的空白纸上打印合同之类的事项，均属于升远公司内部事务，与十建公司无关，林声扬不能以此为由来否认合同效力，对抗十建公司。2.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并不存在十建公司与吕芳宗恶意串通、损害升远公司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之情形。（1）从原审一审、二审至再审阶段，升远公司及十建公司都明确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包括对合同形式及内容的确认。形式上，双方都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也一并签名，符合《厂房租赁合同》第十条约定的生效条件；升远公司还依法向税务机关缴纳了树立合同应缴的印花税。内容上，以施工款抵租金的租赁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升远公司依约提供了厂房，十建公司按约履行完善室外配套工程的抵租金部分工程，合法性不容置疑。（2）依《公司法》及升远公司章程之规定，吕芳宗作为升远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完全有权代表升远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在升远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都确认《厂房租赁合同》效力的情形下，林声扬以不知情为由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没有事实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并不属于升远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召开股东会、须由股东会一致决议通过事项，林声扬以其不知情、未召开股东会为由否认合同效力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因此，即使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一事属于公司的经营投资计划应由升远公司股东会会议决定事项，林声扬作为股东及保管、控制公章人员，其在《厂房租赁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可以推定为其知情且书面同意厂房对外出租，而吕芳宗作为股东、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亦推定其书面同意，上述形式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升远公司章程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之情形。（4）林声扬提出的诸如“升远公司未依签约习惯在合同上加盖骑缝章、重要的合同上没有签订时间，合同内容是打印在事先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上”等合同无效理由均无法证明十建公司与吕芳宗恶意串通。依《厂房租赁合同》第十条的约定，租赁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是“双方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否有签约时间、有否加盖骑缝章并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林声扬提交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所签订的多份合同也都只有公章，没有签约时间，没有加盖骑缝章，是否可以同理反推林声扬与其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第三人也可因此提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呢？（5）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的工程内容是真实的，不存在虚构工程应付款、供水供电工程项目之说。首先，升远公司的厂房虽竣工验收但签约时并不具备出租使用功能，因其室外配套工程工程并未建成。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所完成的工程只有“地;地基与基础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给排水工程、建筑电气、电梯工程等7个分部”，并不包括室外建筑环境工程、室外安装工程。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的厂房现状为“主体结构、泥水工程已竣工验收，但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和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等尚未投资建设&rdquo一个配套不全，道路、水电、管网不通的厂房本就无人愿意承租，即便能出租，价钱也是极其低廉。林声扬以其它完善配套、通水通电后具备出租条件的厂房租金来臆断合同约定租金低廉，以此反推十建公司与吕芳宗间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按林声扬主张，没有供电的房子是不能出租的，所以仅通过主体结构竣工验收、未完成供水供电、道路等配套管网建设的厂房根本就不具备出租使用条件，更无法按市场价格计取租金。升远公司明知厂房不具备出租使用条件却同十建公司签订了以施工款抵租金的《厂房租赁合同》，原因在于升远公司面临需诸多现实困难：如拖欠地矿集团1400万元的工程款，施工方随时有可能行使工程款优先权；土地是霞阳居委会村办企业用地，必须在2009年全面竣工并投产，否则面临赔偿；林声扬代表升远公司签订环网柜供电协议但拒不支付款项，与共建方交恶，无法获得供电电源端，厂房未通电不能以正常市场价格对外出租；拖欠村民的材料款，村民阻挠升远公司的道路出行；升远公司的股东均无力再投入款项继续完善使厂房具备使用条件等。在此情形下，十建公司通过考察谈判，采取垫资施工、自行解决承租后的施工、经营用电、代垫环网柜建设费用等方式换取较长、较低租金并无不当。所以，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基于各自利益考量签订的以施工款抵租金的《厂房租赁合同》，合情合理，符合市场交易规律，未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林声扬以租金低廉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再次，十建公司并未在合同中虚构供水供电工程。林声扬称升远公司已经支付过的供水供电工程款，是指由其申请的市政供水供电，而非十建公司施工的厂房室外配套中的水电管网工程，即从厂房给水供电端口接至市政供水供电端口的中间部分，与林声扬主张的室内、市政供水供电工程内容并不相同，也未重叠。林声扬申请并施工的正式用电工程并未完工，也未投入使用实现正式通电，市政供水在租赁合同签订之后才建设。3.从租赁合同签订至十建公司完成厂房室外工程配套工程的施工期间，林声扬多次前往现场查看，从未就合同效力向十建公司或吕芳宗、升远公司提出过异议，直到厂房完成配套设施建设，对外转租时开始产生收益，林声扬就跳出来，以“租金低廉、虚构应付款、出租9年不收租金、合同极不公平、损害原告利益”等理由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法律对于显失公平的合同，赋予的是合同撤销权，而非确认合同无效。三、十建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内容，不存在虚构工程款之事实。首先，十建公司为了能够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的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内容，在升远公司未提供正式用电的情形下，于租赁合同签订之前先行与厦门亿兴达有限公司签订用电《备忘录》，代升远公司垫付环网柜建设费用以解决租赁后的施工、经营用电问题。其次，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以施工款抵租金工程范围，并按照升远公司提供的厂房室外工程设计图列工程内容进行预算报价，并不存在虚构工程项目及工程款。林声扬在原审中不仅确认其“看到有人在厂房室外施工”，还看到施工现场的“牌子上挂的是十建承建”，并拍摄了现场施工照片，以此向行政执法局投诉要求十建公司拆除违章搭盖，林声扬的自认足以证实十建公司有对室外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再者，林声扬要求爱维达公司退还厂房的诉求、升远公司确认十建公司完成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后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建筑业统一发票》、十建公司按照规定向税务机构申报缴纳建筑安装税款、升远公司将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造价纳入厂房总值中用以申报退税奖励金等行为均证实十建公司已实际履行并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程，不存在虚构工程款。四、原告在[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撤诉之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相同的证据重新起诉，明显属于恶意诉讼，浪费诉讼资源，其诉讼行为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林声扬2012年6月21日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与吕芳宗之间存在股东利益纠纷，并不在于合同本身。在十建公司及林声扬所在的升远公司及另一股东即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吕芳宗均认可《厂房租赁合同》效力、林声扬也确认公章真实性的情形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将其与吕芳宗之间的股东权益纠纷扩大到与升远公司利益无关的十建公司，极大地损害了十建公司的合法权益，明显就是恶意诉讼。综上，林声扬的诉讼请求无理无据，应予驳回。 升远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6年10月18日，林声扬与吕芳宗签订一份《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林声扬与股东吕芳宗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制定并签署本章程。公司名称为厦门升远橡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为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公司股东共两人，林声扬、吕芳宗两股东各占公司50%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十）修改公司章程。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随后，林声扬与吕芳宗依据上述公司章程注册成立升远公司。 二、2006年12月1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复（厦府地【2006】863号）同意出让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国有存量土地22743.143平方米给升远公司，作为升远公司建设用地，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年限为五十年，用地批准后逾两年项目的主体建设未动工的，所批用地由市政府收回，另行安排。2007年10月15日，升远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与作为施工单位的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地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地矿公司承建升远公司4栋厂房，承包范围为桩基、基础、土建、水电、装修内容等；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47.7及47.8条明确“给排水管道、强电及弱电进户管施工至墙外2.0M处”、“传达室、电梯、围墙、道路、室外综合管网等工程不在本合同的包干范围内”。2007年10月30日，升远公司（甲方，发包人）与地矿公司（乙方，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补充事项如下：一、合同价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仟柒百柒拾捌万伍仟捌佰元整；二、合同工期为272个日历日；三、项目地面及楼梯施工以亿兴达项目作为标准；四、有关室外管网事宜另行商议；五、变配电室供电局安装部分由建设单位负责……。该工程的设计单位为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2007年12月18日，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建设局向升远公司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审查认定升远公司升远橡塑厂项目建筑工程复合法律规定，准予施工。建筑结构形式为框架，层数5层，栋数4栋。 2008年7月17日，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向升远公司填发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厦国土房证地第00010164号），载明权利人为升远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批准土地用途为工业用途等。 2009年9月3日，升远公司与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对升远公司四个厂房工程的竣工项目进行审查验收并签订了《厦门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该报告中的“竣工项目审查”部分载明“经审查，地，地基与基础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给排水工程、建筑电气、电梯工程七个分部均符合设计要求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规定要求，该工程已按施工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 2010年8月9日，地，地矿公司以升远公司为被告升远公司未完全支付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工程款为由，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升远公司支付工程余款14859315.3元及利息，林声扬代表升远公司参加诉讼。2011年7月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0）厦民初字第319号判决。判决生效后，2011年8月17日，地，地矿公司向升远公司发出《催款函》明：“贵公司2007年与我司签订的关于贵司厂房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我司已依照合同之规定施工完毕，施工范围为厂房的地基与基础、厂房的主体结构、厂房的建筑装饰装修、厂房的建筑屋面工种、厂房的给排水及燃气工程、厂房的建筑电气安装工程、电梯工程。……现我司要求贵司履行该判决书中贵司应履行的付款义务，否则我司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2007年10月27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厂房基建的一切手续由林声扬保管。 2008年6月20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法定代表人由林声扬变更为吕芳宗，本协议作出10日内双方共同到海沧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四、关于厦门升远公司的供用电，由于股东吕芳宗要求升远公司所分配二栋厂房的用电由其自行解决，所以吕芳宗不再对升远公司的用电申请作任何投资和承担任何责任及费用。吕芳宗同意林声扬个人以升远公司名义直接向相关供电部门提出用电申请，供其所分配二栋厂房的用电需要；林声扬亦不得以升远公司名义对吕芳宗所分配厂房用电进行任何阻扰；……。 2011年8月22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就如何解决法院判决升远公司向地矿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事项进行商议。在此会议中，林声扬陈述“你（吕芳宗）作为法人应和对方进行交涉关于房子的交付问题。现在尚未分家，两栋房的租金应收回。”吕芳宗陈述“我并未出租房子……”。林声扬“房子还占用，房子还给你可以抵租金。厂房一、二尚未移交，你有义务要求他们移交……我们向地矿主张房租，可以用房租抵扣工程款”。在该案原审庭审中，吕芳宗对“我并未出租房子”这句话的意思解释为出租房子并非吕芳宗的个人行为，是公司行为。 2011年10月13日，林声扬与吕芳宗召开股东会，就如何应对地矿公司起诉升远公司工程余款一案进行商议。吕芳宗同时委托了谢栋辉作为其代理人出席会议。会中，谢栋辉述称“4月29日，地，地矿与吕芳宗移交单签了一份7月23日法院判决没移交，也就说地矿写的这一份他没有完全移交，其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吕芳宗陈述“先移交是办了，但实质动作没做完，所以地矿公司说没移交”。 四、升远公司（出租方，甲方）与十建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未落款签订日期，其中约定：“一、甲方出租给乙方的系坐落在海沧区南面的两栋厂房（注：三、四号），租赁建筑面积经甲乙双方认可确定为19200平方米。出租厂房状况为主体结构、泥水工程已竣工验收，但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和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等尚未投资建设见施工图纸），此工程在开工建设时未申请临时用水用电。现因甲方缺乏资金无法继续施工，拟以施工款抵租金的方式出租给乙方，乙方也同意接受该出租方式。二、经双方协商并测算，该厂房完成上述约定工程内容需投资工程款人民币4018148.73元，双方同意以该工程款抵扣租金，不计利息。厂房施工期限十二个月，自2009年10月8日至2010年10月7日，施工期间不计算租金。厂房施工完毕后，甲方同意给乙方四个月的装修期，装修期内租金免收。厂方租赁期限为20年，即自2011年2月8日起至2031年2月7日止。厂房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贰元，每月租金共计人民币38400元，年租金共计人民币460800元，4018148.73元的工程款可折算八年九个月的租金，剩余11年3个月租期租金不变，乙方应于第9年的1月1日一次性支付剩余11年3个月的租金，租金总计人民币5184000元。三、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工程款由乙方以施工款抵租金的方式垫付，施工完成后，由甲乙双方共同进行验收，应当由相关政府部门验收的部分由甲方负责。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完成施工，逾期的期限直接在以后的租赁期限抵扣。十、本合同附件有工程图纸、施工方案及图纸、招投标文件等。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一、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合同尾页出租方署名处盖有升远公司公章，并有吕芳宗签名，合同每页底部均有吕芳宗签名，合同尾页承租方署名处十建公司盖有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名。 五、在《厂房租赁合同》签订同时期，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十建公司对于升远公司三、四号厂房的道路、绿化、地、地面、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工程进行施工金来源是十建公司垫资；开工工日是2009年10月8日，竣工验收日期约定为2010年10月7日；工程造价4018148.73元，付款方式以租代付。在该合同尾部，升远公司和十建公司均加盖公章，吕芳宗和对方的法定代表人分别签字。 自2011年起，十建公司陆续将升远公司三、四号厂房转租给爱维达公司等案外人。 六、在本案原审【（2013）海民初字第352号】过程中，林声扬曾于2013年1月9日向本院申请调取（2011）海民初字第1472号、（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两个案件卷宗，在申请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林声扬述称其于2009年10月发现吕芳宗擅自将三、四号厂房进行出租，因此才提起了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以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即上述两个案号。 经查，（2011）海民初字第1472号案件本院系于2011年7月19日立案。 七、关于讼争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履行问题。吕芳宗述称，由于升远公司拖欠地矿公司、建材商巨额的工程款，还面临厂房未全部施工完毕无法按时投产可能被居委会巨额罚款的困境，为了避免升远公司的厂房被法院执行以及完成厂房后续建设，吕芳宗便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即十建公司）垫资施工厂房室外工程，同时进行出租；在签订租赁合同及承包合同前，吕芳宗多次通过电话沟通以及现场交流方式与林声扬就租金价格进行商量，双方未就此事正式召开过股东会，最后租金价格确定为每月每平方米2元，由升远公司拟好合同，林声扬打印盖章，盖章后交由十建公司盖章，当时十建公司要求林声扬签字盖骑缝章，林声扬说不用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即可。林声扬对吕芳宗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如此大标的额的合同肯定会通过股东会决议。 对于厂房室外工程的施工过程，十建公司述称由于该工程是非标工程，因此未有监理单位，其与升远公司确定的工程造价是包干价，工程建设完十建公司自己内部结算；施工材料有些是用现金购买有些则是从其他工地调剂过来的。 八、十建公司提交《投标总价》、《造价汇总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项目清单与计价表》、《综合单价分析计算表》、《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表》以及升远公司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的设计图纸作为证据，拟证明十建公司投标报价的工程量均为室外工程项目，与厂房主体项目无关，且升远公司提供的室外工程设计图纸列明的工程项目与《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报工程项目的情况；以施工款抵租金的约定实质上是十建公司承租讼争厂房后先行垫资完善升远公司的室外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以达到可使用条件，为此十建公司提前支付了8年9个月的租金，未损害升远公司的利益，不存在与吕芳宗恶意串通的情形。《投标总价》、《综合单价分析计算表》等证据显示：工程名称为升远橡塑厂项目厂房三、四室外工程，投标总价4052542.98元，项目包括室外管道安装、室外给水、路面工程、围墙等。对投标总价与《工程承包合同》上约定的工程造价不相一致问题，十建公司辩称系因其将预算造价4052542.98元及租赁合同、承包合同初稿报送给升远公司后，升远公司对合同价款进行了修改并加盖公章，十建公司见对方公章已盖且差额不多，故未对价格提出异议。设计图纸显示：该图纸的制作单位为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编号“2007-05”，图纸内容包括道路总平面图、围墙平面图、给水及消防平面图、雨水管总平面图、电线管总平面图、污水管总平面图、综合管线图，图上盖有“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效期至2015年04月”等字样的印章。关于图纸制作年份问题，十建公司述称该图纸是2007年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做讼争厂房主体设计时一并设计制作的。 林声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投标总价》等均是由十建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实际施工所需要的手续（如竣工验收单、验收报告、施工许可证等），无法证明工程施工系由十建公司完成；设计图纸的真实性存疑，工程编号是2007年，当时主体工程还在施工。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投标总价系十建公司报价给升远公司的，之后其便是按400多万元价格抵租金的方式进行承租；设计图纸反映了讼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 在诉讼标的物为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的另案【（2017）闽0205民初3843号】中，十建公司提交了一、二号厂房室外工程的设计图纸并附有一张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关于升远橡塑项目厂房一、二号室外工程图纸的说明》，该份《说明》载明：1.升远橡塑项目厂房一、二号室外工程图纸系十建公司在2014年11月期间向我单位调取，因此加盖出具图纸当年的设计专用章，即有效期至2015年4月；2.该项目工程的主体厂房一、二号系我设计院在2007年设计，根据升远公司委托，我司在2010年对一、二号厂房的室外工程项目进行设计，但工程编号自用厂房主体的2007-05；3.该项目工程施工图纸并未经图审，图纸上的施工图审查批准单位“漳州市建筑工程施工图咨询审查有限公司”系因我司在进行电脑出图时，出图人员未删除原来的设计底稿备注；4.我设计院向十建公司提供的图纸为电子图纸，非设计原图及施工蓝图。 九、十建公司提交《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税收通用完税证》，拟证明十建公司已实际履行完《工程承包合同》、《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内容，升远公司确认以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工程造价后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给十建公司，十建公司已按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莆秀地税税外证【2011】9号）载明：2011年11月22日，莆田市税务部门确认十建公司应就其建筑安装升远公司厂房道路、绿化、地、地面、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工程劳务缴税同金额4018148.73元；2011年11月23日，厦门市地税局确认十建公司应缴税额为136215.23元、企业所得税8036.3元。《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开具时间为2011年11月23日，显示的付款方为升远公司，收款方为十建公司，金额4018148.73元。《税收通用完税证》显示：2011年11月23日，十建公司向厦门税务部门缴纳建筑安装营业税和印花税等共计136215.23元、建筑安装企业所得税8036.3元。 林声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税收凭证系十建公司补缴税款之后开具的，无相应的建筑报备手续来佐证，无法反映案涉工程是十建公司施工。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恰证明十建公司按厂房租金合同约定的项目垫资完工后依法进行纳税。 十、吕芳宗提交一张《税收通用完税证》作为证据，拟证明吕芳宗已代升远公司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缴纳了三、四号厂房租赁合同的印花税总计9216元，该9216元是按三四号厂房总面积19200平方米*2元/平方米/月*12月/年*20年*0.1%计算得出。《税收通用完税证》显示：2012年5月7日，升远公司向税收部门缴纳了金额为9216元的财产租赁合同印花税，载明的税款所属期为2009年10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 林声扬质证认为，《税收通用完税证》与本案无关。十建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充分证明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升远公司不仅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还依法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租赁合同的印花税，林声扬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十一、吕芳宗提交一份《税务处理决定书》（厦地税沧稽处【2018】1011号）作为证据，拟证明2018年3月5日，海沧区地税局根据本案讼争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和数额及其他财务和工程资料对升远公司作出补充营业税、房产税的决定，以及根据讼争的《工程承包合同》对升远公司作出补充印花税的决定，即国家机关已经将上述两份合同作为了计税依据，并没有认为租金标准不当，也没有认为工程不存在。 林声扬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2011年林声扬确有到税务局举报升远公司偷税漏税，所附的举报材料包括讼争的厂房租赁合同和承包合同，但这两份合同都是没有经过法庭审理核实的，所以税务处罚决定书、计税依据是错误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工程存在的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要以民事案件最终认定的事实为依据。 十建公司则质证认为，税务机关稽核上述税款时，将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抵扣租金的工程款部分作为升远公司应得的租金予以认定，可见税务机关对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是认可的；工程承包合同也明确被纳入房产税计税范围，说明两份合同所约定的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已经得到履行。林声扬举报时自行将上述两份合同作为证据提供，也进一步证明了租赁合同存在的事实以及施工款抵租金部分得到履行的事实。该份证据说明税务机关已对工程施工事实的发生和工程款的存在以稽核的形式予以确认。 十二、关于升远公司供电工程系由谁建造问题，在案证据显示: 2008年1月11日，亿兴达公司、升远公司与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居委会签订了《合建配电设施的三方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建设环网柜以解决升远公司的用电问题。 2008年9月3日，林声扬以升远公司名义向厦门电业局申请630KVA用电。 2009年2月18日，林声扬代表升远公司（甲方）与厦门安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力电力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电力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甲方的正式用电工程的施工安装任务，竣工日期为现场具备条件、款到后95天内竣工。合同的尾页盖有升远公司公章，公章下方有林声扬签字，安力电力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该份合同未见升远公司加盖骑缝章。 2009年8月27日，安力电力公司向升远公司发送一份《关于要求协调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正式用电进线电源点施工受阻的函》，载明：8月17日安力电力公司在10KV艺达环网柜施工土建部分时遭10KV艺达环网的投资人阻挠，该户主要求若本期工程要T接该环网柜必须分担该环网柜投资金额，请升远公司尽快协调此事。 2009年9月30日，厦门亿兴达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兴达公司）、十建公司、升远公司签订《备忘录》，载明：“鉴于2008年1月11日，升远公司与霞阳居委会、亿兴达公司签订关于环网柜的《合作配电设施的三方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建环网柜，但是升远公司一直未能支付共建费用，2008年2月经区建设局协调会议要求升远公司在七天内缴费但升远拒绝缴费。后该供电共建费用由霞阳居委会成承担三分之一543983.33元，亿兴达公司承担三分之二共计1087966.66元。环网柜设计建在共建单位亿兴达公司围墙内，亿兴达公司拒绝为升远公司接入供电线路。……本备忘录签订后十日内，十建公司代垫升远公司支付环网柜共建费用人民币543983.33元及资金占用成本195834元；在十建公司履行完毕上述第一条的付款义务后，亿兴达公司需将投资约200万元的变压器供电给升远公司的厂房使用，电费由十建公司自行承担；如十建公司未能按期支付费用或十建公司未能承租升远厂房，亿兴达公司有权终止对升远公司的供电，直至其收到上述共建费用及资金占用成本。”对于该份《备忘录》中约定的环网柜共建费用十建公司是否有实际代垫问题，十建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因其了解到代垫该费用后还需垫资100余万元建设升远公司的专用高、低压变电室后才能使用由升远公司申请的正式用电，而其租赁限期仅20年，垫付成本过高，故其权衡后未实际垫付环网柜共建费用，而是改变用电方式，采取向亿兴达公司借电的方式解决租赁后的施工、经营用电。 2012年11月14日，厦门安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用电工程暂停施工的说明函》，载明：“我司在与升远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即安排施工队进行前期土建电缆管沟埋管施工，并已完成。在后续进行停电T接时，因电源引接点为专用变遭业主阻挠而无法施工，升远需与专用变业主协商解决。后经我司多次催促升远尽快解决，同时发函告知对方，均未有答复。” 同日，霞阳社区居委会就“升远公司在《合建配电设施协议书》、《会议纪要》的履行情况及其没有获得供电的原因”等事项向本院函复如下：2008年1月11日，亿兴达公司、升远公司与本居委会签订了关于环网柜的《合建配电设施的三方协议书》，其中升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声扬代表公司表示愿意共建该环网柜并签订了该协议，经本居委会与亿兴达公司多次催促林声扬缴纳共建费用，但升远公司一致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拒付环网柜的建设费用。后该环网柜的建设费用本居委会支付三分之一，亿兴达公司支付三分之二。” 2012年11月21日，集海客户服务中心就升远公司申请的正式用电是否有送电问题函告本院：“经查，升远公司申请的正式用电尚未送电。” 2012年12月4日，供电部门向亿兴达公司发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告知其转供电给隔壁厂房，属违约转供电行为，请立即拆除转供电的线路。2012年12月28日，供电部分向亿兴达公司发出《违约用电处理通知单》，要求亿兴达公司补缴违约使用电费82500元。 十三、林声扬提供一份《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及付款凭证，拟证明升远公司已经支付了供水工程款项，《厂房租赁合同》虚构了供水工程款。《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及付款凭证显示：2009年11月9日，供水单位告知升远公司其给水工程施工预算为74338.51元，加上设计费等费用，总造价80521.44元。2009年12月8日升远公司向厦门水务集团支付了上述费用。 吕芳宗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该份证据发生于《厂房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因十建公司仅负责红线内即围墙内的供水的工程施工，为履行该租赁合同，升远公司应当申请建设红线外即围墙外的供水工程，俗称的自来水开口费，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就是因建设红线外的供水工程向相关部门申请过程中产生的材料。 十建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发生于厂房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后，可证明升远公司的厂房出租时“供水未投资建设”之事实；升远公司申请的给水工程是升远公司在红线外的市政供水开口的建设费用，款项交予水务公司，与十建公司施工的厂房给水管道端口接通至红线内市政供水端的室外管网工程是不同的，这部分水务公司并不负责施工。 十四、在诉讼标的物为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的另案即（2017）闽0205民初3843号案件庭审过程中，林声扬向法庭确认地矿公司施工范围不包含厂房外部，但又称厂房外部的水电工程原来即已建好，其也未曾聘请其他施工队建设水电工程。 十五、2012年4月28日，林声扬以股东身份发函给法定代表人吕芳宗、监事林声扬以及升远公司，认为厦门豪源塑胶有限公司（三号厂房）、厦门市爱维达电子有限公司（四号厂房）占用公司厂房，要求升远公司起诉。 另查明： 1.关于升远公司公章的管理使用。在本院审理的（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案件庭审过程中，林声扬明确升远公司公章的管理使用方式为“因升远公司未实际经营，使用公章仅针对工程相关手续，均由吕芳宗找林声扬加盖公章”。 在本案中，林声扬主张讼争租赁合同签订期间其所保管的升远公司公章曾失窃，其对签订合同并不知情，合同上所盖的公章不排除是有人盗窃或伪造，但林声扬对公章曾被盗窃之事实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林声扬举证一份《海沧区人民检察院答复通知书》，拟证明升远公司公章曾有被伪造使用的记录，厂房租赁合同不排除是用伪造的公章偷盖的可能。《海沧区人民检察院答复通知书》显示：2012年8月2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回复林声扬称，林声扬反映的升远公司公章被伪造的案件情况，尚未达到伪造公司印章犯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将该案以治安处罚案件立案调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妥，目前该案仍在查办中。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就本案讼争合同林声扬曾申请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其自行撤回鉴定申请，从法律上可以推定本案讼争合同的公章是真实的。十建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检察院通知书的时间是在讼争租赁合同签订日之后，在答复中没有反映升远公司的公章被伪造的具体时间段，因此无法确认伪造公章的事情到底是否真实。 2.林声扬在诉讼标的物为一二号厂房的另案原审【案号为（2015）海民初字第1499号】中申请对一二号厂房的租赁合同及工程承包合同上的公章与文字先后顺序和时间间隔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印章形成于打印文字之后，不能确定印章与文字的具体时间间隔。在本案庭审中，本院询问林声扬是否申请对三四号厂房的租赁合同及工程承包合同上的公章与文字先后顺序申请鉴定，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 3.林声扬在本案原审中（2013年4月9日的询问笔录)自认其曾发现有人在升远公司厂房室外施工，牌子挂的是十建承建，其当时立即向海沧区行政执法局反映要求拆除违章建筑，海沧区行政执法局口头告知其已要求建设方停止建设。 4.林声扬提供一份海沧区工商局对案外人厦门润誉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所做的《询问（调查）笔录》及十建公司与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作为证据，拟证明吕芳宗将升远公司厂房租给润誉公司的租金约为每月每平米12元，十建公司转租升远公司厂房的价格为每月每平米14.572元，可见本案吕芳宗代表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月每平米2元的租赁价格明显不符合常理。《询问（调查）笔录》载明：厦门润誉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述称其向厦门市亿兴达塑胶有限公司租赁了位于海沧区的一楼用于生产经营，租赁面积1130平方米，年租金约16.3万元；十建公司与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载明：租赁地址为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霞美东路8号，租金为第月每平方米14.572元。 吕芳宗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询问（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润誉公司租赁的是案外人的厂房，该厂房具备完整的使用条件，而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仅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而厂房还不具备使用条件的前提下签订，二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合同的租金也无法比较；《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该租赁价格是十建公司完成厂房户外工程之后的的价格，与完成户外工程之前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完成户外工程之前的厂房不具有使用价值。 十建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询问（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润誉公司是向亿兴达公司租赁的厂房，而非吕芳宗，也与升远公司和林声扬无关，且润誉公司所承租的厂房一楼面积仅有1130平方米，租金自然会比十建公司整体大面积租赁高得多，林声扬以润誉公司的租金标准对比讼争合同租金，并以此主张合同不公平，缺乏事实依据；对《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因为宸鸿科技签订的合同标的是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而一、二号厂房是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施工之后出租的，时间上相差约3年，从不具备出租条件的厂房到设施配套完备的厂房租金是不同的，不能以设施配套完备的厂房租金来反推之前不具备出租条件的厂房的租金。 在以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为标的物的关联案件原审【案号为（2015）海民初字第1499号】中，十建公司提供一份《咨询函》 及《关于厂房相关租金评估的说明》作为证据，拟证明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之时，厂房因未完成综合验收，不具备合法使用状态的评估条件，此时的租金价格无法以市场价评估，双方约定的租金价格合理，林声扬主张租金远低于市场不能成立。《咨询函》系十建公司向厦门大成资产评估事务所所发送，载明：“请贵司予以评估我司垫资建设前厂房现状时的出租价格；在完善厂房道路、绿化、地、地面工程和地下工程及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后体厂房出租价格的评估价为多少？”《关于厂房相关租金评估的说明》系厦门大成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载明：“未完成综合验收的厂房，不具备合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原则上也不具备合法使用状态的评估条件，如确需评估，只能评估由委托方设定估价对象具备合法使用条件下的厂房价格或出租价格。” 5.十建公司提交银行转账流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一组证据，拟证明其建设升远公司室外工程的工程款真实存在，在一二号厂房的工程款抵扣完租金后，其已将后续租金按时支付给升远公司，而三四号厂房的工程款尚未抵扣完租金，故后续租金尚未缴纳。该组证据显示：2017年11月7日，十建公司向厦门烁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烁芯公司）转账支付499200元；烁芯公司于当日分三笔将该款项转账给升远公司，但由于升远公司账户异常，款项悉数退回。2017年11月18日，厦门中院向十建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福建十建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据此作出（2017）闽02执恢28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执行需要，请你司协助执行下列项目：将你司应付厦门市升远橡塑有限公司的租金支付至本院账户，以6864750元为限。”2017年11月20日，十建公司向烁芯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将十建公司应支付给升远公司北面两栋厂房的租金499200元支付至厦门中院账户。2017年11月22日，烁芯公司依委托将上述款项如数转账给厦门中院。厦门中院开具了执行款专用票据。 林声扬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十建公司事后增补的，与讼争工程是否有实际施工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不能代替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与工程实际相关的材料。 吕芳宗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这些证据证明了十建公司根据其与升远公司所签订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了相应的租金。 6.林声扬在原审中曾申请对讼争厂房的室外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进行评估，后撤回鉴定申请。在本案中，林声扬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工程造价依法进行鉴定。各方当事人一致明确《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及图纸上表明的项目是否有做应以现场确认为准，租户自建的不属于鉴定范围。本院依法准许林声扬的鉴定申请，并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及鉴定机构共同到升远公司厂房现场对室外工程的具体项目和量进行了勘查和测量。 2019年11月28日，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厦天亚鉴字（2019）2号】，载明：“鉴定结论意见：（二）案涉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工程造价鉴定结果：1.可确定的造价结论意见为3440425.26元；2.部分鉴定项目依据不足，且当事人争议较大无法达成妥协的项目造价如下：（1）围墙工程无法判断为十建公司施工，工程造价为170435.18元；（2）土方工程外运运距有争议，运距7公里的工程造价为323871.74元，运距24公里的工程造价为905244.03元。（三）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造价结论意见为460290.21元。鉴定结论说明：1.（1）工程数量根据工程施工图结合现场勘察实际施工情况进行计算；（2）工程单价按照省市造价主管部分颁布的施工期间的定额、费用标准、价格信息及市场询价后的综合单价计算。” 林声扬对上述鉴定报告质证认为，该工程造价意见书是根据非法无效的图纸作出的，属于毒树之果，无法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依据，即本案室外工程由谁施工，具体工程量多少仍处于真伪不明，待查明状态。首先，正如林声扬之前在鉴定检材质证时一再强调十建公司提供的作为鉴定检材依据的工程图纸，缺乏有资质的设计机构及设计人员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缺乏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合格专用章及审查人员签字盖章，也没有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图专用章。而根据相关法规规章规定，不合格的施工图纸不得使用，本案作为鉴定依据的图纸欠缺了上述法律要件，是非法和无效的。根据非法无效的图纸作出的鉴定结论，自然也是非法、无效的，是为毒树之果。（2）一份完整的有效的有说服力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应当附有经各方确认的设计变更图、设计变更单、工程技术联系单、工程签证单、隐蔽工程验收单，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图、主要设备及材料品牌。而本案鉴定结论形成过程同样欠缺上述资料，鉴定检材过于单薄，相应的数据指标也由十建公司自行填充制作，无法反映案涉工程施工过程全貌，更无法体现实际施工主体及工程量、工程造价。（3）从该《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员声明第三点“未考虑其他方面的关联”及鉴定报告第五页第六点鉴定结论说明的第二点及第三点可知，本案存在资料失实的情况，把工程按照验收合格的标准予以鉴定，说明鉴定机构也无法保证施工的具体过程。（4）关于围墙部分，围墙是原地矿公司完成的施工，之前地矿公司在围墙施工时器械压坏人行道被城管处罚，升远公司有缴交罚款的情况，十建公司也无法提交增加工程量方面的施工技术资料及材料清单和工人支付工资情况，对该围墙部分的造价林声扬不予认可。（5）关于门卫室，没有报建手续，也没有有效的施工图标识及相关施工技术资料加以佐证，林声扬也不予认可这方面的造价。（6）关于土石方外运，缺乏运输合同及支付运费的证明，也没有土石方挖掘、装载的称量数据，无法确认土石方的工程量。 吕芳宗对上述鉴定报告质证认为，对《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林声扬申请鉴定的证明对象有异议。首先，该《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鉴定内容是“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吕芳宗与福建十建建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由此可见，鉴定内容与争议焦点无关，因此，该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对于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有异议。（1）鉴定内容超出委托鉴定范围。《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受委托鉴定的内容为“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工程造价。上述工程是否存在争议以及判定是否由十建公司施工属于法律评判的范围，不在委托鉴定范围之内。因此，鉴定机构未将其余两部分造价列入可确定的造价中明显不妥。另外，林声扬在庭审中已经确认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的施工范围仅为厂房的主体部分，竣工报告中也显示地矿公司施工部分仅为厂房的主体部分，地，地矿公司出具的催款函涉及的施工内容也仅为厂房主体部分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施工范围为户外工程。因此《鉴定意见书》认为的争议范围均在十建公司的施工范围内，应当将该工程造价列入可确定的造价中。（2）鉴定价格并非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工程项目造价加上因客观原因未施工项目的工程造价计算，工程的总造价已超过了一千万元，已达到了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即使如此，《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所体现的工程综合单价均按定额套取，该价格低于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的价格，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3）鉴定机构将围墙、门卫、红线外项目工程以及运距纳入无法确定项目造价工程中与客观事实不符。经鉴定机构等实地勘察，围墙、门卫以及红线外项目工程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该工程是户外工程，并非厂房主体工程。而林声扬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项目是由林声扬、地、地矿公司或升远公司施工完成上述工程在升远公司与十建公司合同所约定的施工范围内。因此鉴定机构认为上述项目无法判断是否为十建公司施工明显不妥。另外，鉴定机构以7公里和24公里来认定土方工程运距是没有依据的。鉴定人认为的常规7公里，但其未举出常规来自哪里，明显没有依据；24公里虽有合同依据，但从客观事实来看，24公里也远远少于实际运距。另，案涉工程发生在2009、2010年期间，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现在可以通行的桥梁、隧道当时根本没有开通，或者土方车不能通行。因此鉴定公司所认定的所谓的常规运距为7公里与客观事实不相符。 十建公司对鉴定报告质证认为，对《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林声扬申请鉴定欲证明的对象有异议。首先，十建公司对于《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列明的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可确定的造价3440425.26元予以认可。其次，对于鉴定机构提到“由于部分鉴定项目依据不足，且当事人争议较大无法达成妥协”而列入无法确定部分项目的造价的表述有异议。（1）鉴定机构将围墙、门卫等项目工程纳入到无法确定部分项目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围墙、门卫均属于室外工程项目，在升远公司提供给十建公司的《升远橡塑厂项目厂房一、二、三、四室外工程图纸目录》上均有体现，十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的《投标总价》中也有就上述项目进行投标报价，鉴定机构去现场亦能看到围墙、门卫等实物，在林声扬明确鉴定内容为“区别于福建地矿建设集团公司施工部分的工程量”及双方共同确认鉴定范围情形下，鉴定机构将上述两项工程定为有争议、无法判断为十建公司施工项目，未将三、四号围墙工程170435.18元纳入可确定的造价中明显不妥。（2）鉴定机构已确定土方工程项目存在的真实性，且在现场勘查后根据图纸等资料测算出具体的工程量，按现在的7KM、24KM运距计算土方工程造价有违施工当时客观事实。十建公司提交的《投标总价》上明确余方弃置的地点为“外运到同安黄金工业园，约七十公里”，与本次鉴定机构主张的运距7KM、24KM相差太多。因涉案的土方工程项目发生在2009、2010年期间，当时新阳大桥和杏滨路严禁行走土方车，海翔大道尚未建成，十建公司外运土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海沧霞美东路往东孚、灌口、后溪、黄金工业园，该线路当时约为70公里。现鉴定机构以2019年岛内24KM、岛外7KM的常规运距来计算2009、2010年时期十建公司外运土方运距明显与客观实际不符；就算按鉴定机构运距24KM来计算土方工程造价，三、四号厂房为905244.03元，也与十建公司按投标价运距70KM报价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能证明十建公司存在虚报工程量的情形，因为两者的计算依据并不相同。既然鉴定机构认为双方对土方运距存在争议，在没有依据的情形下，应以实际运输距离来计，而不应以鉴定机构自定的常用规7KM、24KM来计算。（3）《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列出“案涉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的工程造价460290.21元，虽不在《设计图纸》、《投标总价》中，但上述工程项目属于升远公司出租厂房时未完成、十建公司租赁期内完善升远厂房配套工程时必需施工的红线外与市政水电端口接驳工程，十建公司也实际施工，故上述室外工程红线外项目工程造价完全直接计入可鉴定工程范围内。综上，十建公司认为，《工程造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工程项目仅限于鉴定机构在本次现场查勘已建成的、属于《工程承包合同》及设计图纸上的工程项目，并不包括原图纸有设计、十建公司有进行报价而租赁期内因霞阳居委会外口公寓建设需要阻止后未能施工的工程项目（如一、二号厂房面朝外口公寓拟建店面混凝土灌注桩、桩承台础工程造价2610911.07元），以及十建公司租赁后为经营所需自行建设的食堂等其他添附物工程造价。虽然《鉴定意见书》中所体现的工程综合单价均按定额套取，且低于十建公司的投标报价和双方签订合同的协商价格，但在扣除未施工项目造价2610911.07元外，十建公司的所施工项目工程造价仍有8785729.72元，足以证明十建公司有实际施工升远公司一至四号厂房室外工程项目，并不存在林声扬主张的虚报工程项目、工程量的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林声扬主张吕芳宗在未履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林声扬的利益而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无效。林声扬作为升远公司的股东，其系《厂房租赁合同》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方，依法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林声扬在庭审中明确其主张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乃基于该合同系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所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依照此规定及林声扬的主张，若要认定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无效，则需证明十建公司与吕芳宗二人主观上有损害林声扬或升远公司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而关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民事案件构成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高于一般民事行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林声扬的举证并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尚不足以认定十建公司与吕芳宗之间构成恶意串通，理由如下： 一、林声扬对于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是知情的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认为，对于合同的签订是否知情属于主观状态，对其认定应采取推定方式，在综合具体的客观行为的基础上，按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根据盖然性原则予以判断和认定。本案中，根据2007年10月27日原告林声扬与被告吕芳宗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可知，从2007年10月27日起，升远公司的公章已由林声扬控制。此后，除非林声扬有确定的证据，否则在相关文件上出现的升远公司的公章，应认为是林声扬所盖。林声扬在本院审理的（2012）海民初字第1908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也明确“升远公司的公章仅针对工程相关手续，均由吕芳宗找林声扬加盖公章”。而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升远公司厂房主体结构、泥水工程竣工验收后，即2009年9月3日之后。此时，公章已在林声扬控制之下。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也明确《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形成在文字之后；且两份合同虽未有加盖升远公司的骑缝章，但林声扬所提供的其代表升远公司与厦门安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电力工程施工合同》也未加盖升远公司骑缝章，说明本案不存在林声扬所主张的两份合同系吕芳宗于其控制公章期间用公章加盖了若干空白纸张、后又用这些盖有公章的空白纸张打印合同内容的可能性。林声扬作为控制公章的人应对公章被加盖的行为负责。林声扬虽辩称其在保管公章期间曾发生失窃事件以及公章存在被伪造的嫌疑，并提供《海沧区人民检察院答复通知书》作为证据，但该份通知书中并未明确认定升远公司的公章确有被伪造以及被伪造的具体时间段，也未提及公章曾被盗窃，故仅凭该份证据无法认定林声扬所辩称的事实，林声扬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林声扬在2011年8月22日的股东会议中虽尚在与吕芳宗讨论向地矿公司交涉厂房移交问题，但该次会议针对的是一、二号厂房而非本案的三、四号厂房，故林声扬在此会议中的发言无法证明其对三、四号厂房出租给十建公司的事实不知情。综上，林声扬抗辨其对于《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不知情与其持有公章的事实相悖，林声扬作为公章的持有人，在其持有公章期间公章被加盖在《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上，应推定其对这两份合同的签订是知情且同意的。而在林声扬同意合同签订的情况下，其再主张《厂房租赁合同》乃签订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于法无据。 二、本案不能排除《厂房租赁合同》系属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正常交易结果的可能性。本案中，即便林声扬对于《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确不知情，也仅能证明吕芳宗向林声扬隐瞒了将厂房对外出租的事实，林声扬若认为吕芳宗的隐瞒行为侵害了其利益，此也属于其与吕芳宗之间的公司内部股东纠纷，非认定《厂房租赁合同》无效的要件。认定《厂房租赁合同》无效应以十建公司与吕芳宗有相互串通行为且存在着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为要件。而相互串通即所谓通谋，指表意人与相对人共同故意为非真意的意思表示，具体到本案，即《厂房租赁合同》非十建公司与吕芳宗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此，若能认定《厂房租赁合同》系十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也无损害林声扬或升远公司合法权益之主观恶意的，则《厂房租赁合同》即为双方正常交易之结果，该份合同不能被判定为无效。 （一）关于《厂房租赁合同》是否为十建公司与吕芳宗通谋的结果、是否非属十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与上述所分析的对合同签订是否知情同属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也需通过具体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具体到签订合同是否系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可通过行为人是否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进行判断。本案中，林声扬主张十建公司与吕芳宗虚构了《厂房租赁合同》、《工程承包合同》中用以抵扣租金的工程款4018148.73元，《工程承包合同》未实际履行，《工程承包合同》对应的工程非十建公司所施工。然在案证据却显示十建公司实际施工升远公司厂房室外配套工程、实际履行《工程承包合同》、《厂房租赁合同》具有高度盖然性。 首先，关于涉诉三、四号厂房的室外配套工程的施工主体问题。1.涉诉三、四号厂房的室外配套工程在林声扬起诉前已经完成施工，而根据地矿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催款函》、《厦门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可知，地，地矿公司的施工范围仅为厂房主体工程包括强电及弱电进户电缆、传达室、围墙、道路、绿化、室外综合管网等室外工程，而且给排水管道、强电及弱电进户管仅施工至墙外2.0M处，也即升远公司厂房室外配套工程非地矿公司所施工。对此，林声扬在诉讼标的物为升远公司一二号厂房的关联案件【（2017）闽0205民初3843号】庭审过程中也当庭予以了确认。2.关于供电工程。虽林声扬主张室外供电工程系由其以升远公司名义委托安力电力公司进行施工并提供了相应的《电力施工合同》，然根据《备忘录》、安力电力公司出具的《说明函》以及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向本院出具的函可知，安力电力公司对该电力工程仅进行到前期土建电缆管沟埋管施工，后续T接环网柜时，因升远公司未对该环网柜进行投资而遭到环网柜产权人拒绝，《电力施工合同》已自2009年8月27日暂停施工并且从未恢复履行。而从《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违约用电处理通知单》、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电业局集海客户服务分中心出具的说明以及十建公司参与了《备忘录》的签订并承诺代升远公司垫付环网柜共建费用、十建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自认因垫付环网柜共建费用过高故而其转采向亿兴达公司借电的方式解决升远公司用电问题等事实亦可知，升远公司在主体厂房竣工后至2012年11月21日电业局出具说明时，仍未获得电业局的正式送电，十建公司在占有升远公司厂房期间之所以能保障厂房的生产经营用电，系通过向亿兴达公司借电的方式实现，此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安力电力公司所施工的电力工程并未完成的事实，也即林声扬主张其投资建设了升远公司厂房室外供电工程与事实不符。3.关于供水工程。林声扬主张厂房室外的供水工程系由其代表升远公司自行委托相关单位所建设，并提供《自来水供水工程造价审核单》及向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80521.44元的付款凭证作为证据。吕芳宗及十建公司均抗辩此工程款仅为支付在厂房红线外的市政供水开口的建设费用，与十建公司施工的厂房给水管道端口接通至红线内市政供水端的室外管网工程是不同的。本院认为，从付款凭证来看，80521.44元款项系支付给水务公司而非一般工程施工单位，金额也不足10万元，而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仅三、四号厂房的室外供水工程造价即远超8万元，根据付款对象及款项数额特征，该供水工程更符合吕芳宗及十建公司所抗辩的仅为市政供水端开口的建设工程，而非厂房室外红线内的供水工程。故林声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升远公司室外供水工程系由其委托水务公司所建设。4.林声扬虽主张室外配套工程并非十建公司完成，然其在本案原审中接受本院调查询问时（2013年4月9日的询问笔录)却自认其曾发现有人在升远公司厂房室外施工，牌子挂的是十建承建，并因此向行政执法局反映要求拆除违章建筑，此自认与林声扬的主张相互矛盾，系属对林声扬不利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本院对该自认内容予以确认，此可作为印证十建公司施工升远公司室外配套工程的证据之一。5.十建公司提供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记账联》、《税收通用完税证》可证明十建公司已就案涉升远公司厂房室外工程建设施工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了相应的税款；《税务处理决定书》则可证明林声扬以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和《工程承包合同》为依据向税务机关举报升远公司偷税漏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林声扬对该两份合同已得到履行这一事实是认可的，而税务机关也根据两份合同上约定的数额对升远公司作出补充各种税收的处理决定，说明税务机关对案涉室外工程施工事实的发生和工程款的存在以稽核的形式予以确认。综合以上几点，虽十建公司未能提交其施工升远公司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的直接证据，然在林声扬未有证据表明该工程系除十建公司之外的他人所施工而该工程确实存在的情况下，结合以上分析的几方面证据，本院认为十建公司实际施工升远公司厂房室外配套工程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即十建公司有实际履行了《工程承包合同》，此合同系十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非与吕芳宗通谋之结果。 其次，关于《厂房租赁合同》的履行问题。十建公司提供的《税收通用完税证》可证明十建公司按照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总金额缴纳了相应的印花税。在本院审理的（2017）闽0205民初3843号关联案件中，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1年5月8日起至2031年5月7日止，每月租金83200元；同本案案情类似，该合同中亦有以工程款抵租金部分，约定以650万元的工程款抵扣六年六个月的租金，抵扣完之后，十建公司应于2017年的11月8日起每半年支付租金499200元。而十建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及银行转账流水一组证据可证明十建公司已按租赁合同约定支付了499200元租金，说明十建公司依约履行了该案所涉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本案《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十建公司应于抵扣完工程款后的2020年1月1日一次性支付剩余租金5184000元，因该支付时间尚未届至，故本案尚未有十建公司实际支付租金的证据。然结合上述《税收通用完税证》、十建公司在关联案件中依《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及时缴纳抵扣工程款结束后的剩余各期租金以及十建公司有实际施工本案《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抵扣租金部分的工程之事实，仍可认定十建公司依约持续履行了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即《厂房租赁合同》也属十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非与吕芳宗通谋之结果。 （二）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十建公司有恶意损害林声扬或升远公司合法权益的主观故意。十建公司是否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可从其与升远公司所约定的用以抵扣租金的工程造价是否畸高、租金标准是否合理两方面进行考量。首先，关于工程造价。本院经林声扬申请，依法委托厦门天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案涉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在经过现场勘查并参考十建公司提供的工程施工图的基础上，确定了工程数量，并出具了《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林声扬主张该工程造价意见书系根据非法无效的图纸所作出，属于毒树之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毒树之果系指经由通过非法手段或方式获取的证据而获得的二手证据，本案林声扬未举证证明十建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系经过非法手段获取，故其主张《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属于毒树之果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十建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来源于设计升远公司厂房主体的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对此本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2017）闽0205民初3843号案件原审中也出具了相应的《说明》，该图纸虽并未经图审，但鉴于本案鉴定系主要依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和鉴定机构在现场勘查的工程现状进行鉴定，施工图纸仅为参考资料，而林声扬未有相反的施工图纸提供给鉴定机构作参考，且该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工程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故其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关于工程量及工程造价部分可予以采信。《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载明：三、四号厂房室外工程可确定的造价为3440425.26元；当事人有争议的土方外运运距7公里的造价为323871.74元，运距24公里的造价为905244.03元，围墙工程造价170435.18元，一、二、三、四号厂房室外红线外项目造价460290.21元。根据以上各项目造价，考虑到工程施工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土方外运的需求以及运距的合理性，本院认为土方外运工程应纳入本案室外工程量范畴，运距宜确定为7公里；关于围墙，如上分析已按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属于十建公司所施工，则该部分造价也应纳入本案室外工程量范畴。则以上三部分造价合计3934732.18元，此造价仅比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4018148.73元工程造价低2%，属于当事人协商议价与按定额套取单价之间的合理偏差范围。因此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并未畸高。其次，关于租金标准。从林声扬提供的海沧区工商局对案外人厦门润誉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所做的《询问（调查）笔录》及十建公司将案涉厂房转租第三方的租赁价格可知，讼争《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月每平米2元的租赁价格确属低廉，但考虑到租赁合同签订时，升远公司厂房室外工程尚未建设，未通水通电，不具备出租和使用条件，此时厂房租赁价格不能以当时已经具备完全使用条件的厂房的正常市场租赁价格作为参照和对比，且案涉厂房属于大面积整体出租，依常理出租单价亦会低于分部分小面积出租的价格；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厦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亦可知，讼争《厂房租赁合同》签订之前升远公司已无力支付厂房主体部分的施工工程款，此种情况下升远公司为引入垫资方施工户外工程以盘活厂房的使用功能从而可能采取降低租赁价格的策略招揽垫资方也属常理，不违背商业规则；再者，通过垫资施工方式进行的租赁交易不同于普通的租赁交易，垫资方将遭受短期投入大额资金用以施工的资金利息损失，其承租价格自然也会低于普通的租赁价格。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讼争《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每月每平方米2元的租赁价格尚难以认定是否极度不公平，且升远公司虽降低出租价格却因此盘活了厂房的使用功能，同时可以获取的租金收入解决部分资金困境，可见《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并无导致仅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完全受损的情形，加上本院前述认定的林声扬对于签订合同知情的事实，也即案涉厂房租赁价格乃各方协商之结果，故本案仅凭租赁价格低廉并无法直接认定十建公司承租升远公司三、四号厂房系出于恶意损害林声扬、升远公司合法权益的故意。 综上，十建公司实际履行了《厂房租赁合同》，也无充足证据证明其系出于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签订，故该合同乃十建公司与升远公司正常交易结果具有高度盖然性。林声扬虽主张吕芳宗与十建公司恶意串通，但举证未达到排除上述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林声扬基于此项主张而诉求确认讼争《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亦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声扬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林声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碧娥 审 判 员  李庆东 人民陪审员  杨婷琴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林斌煌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并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