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29民初3589号原告：边国贞，男，194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边文革，男，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边长青，男，194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崔志海，男，195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崔志祥，男，194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范民，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黄芳，女，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焦春平，女，196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李进瑞，男，193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李小艳，女，197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李占稳，女，195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苏宝台，男，194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魏兰香，女，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张娥，女，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张建芳，男，196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张庆怀，男，195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张铁马，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赵运成，男，194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郑福桂，男，195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原告：苏文奎，男，194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献县。上列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金昌，男，195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福旺，河北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与被告范金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边文革、郑福桂、范民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被告范金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福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边国贞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各原告人民币共计484000元，并按照同期人民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4年起，被告范金昌以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向原告吸收存款，并承诺给付高利息，各原告因此交给被告人民币484000元，但是被告不仅没有给付利息，甚至连本金也没有给付。经查，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根本没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范围，已经被献县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其法定代表人蔡强红已经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肃宁县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被告作为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本村的代办人，多次宣传该合作社有经济实力、有吸收存款的经营能力，恶意隐瞒了蔡强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鼓动并收取原告的款项，具有重大过错，应当对蔡强红返还原告的钱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多次索要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请依法裁判。范金昌辩称，一、原告起诉主体错误，案外人蔡强红开办的献县晨旭玉米种植合作社是吸收原告股金的主体，而非答辩人，原告提供的股金单上均盖有合作社的印章及蔡红强的私章，并没有答辩人的签字，蔡强红的行为经法院判决已经构成犯罪，其犯罪行为才是原告的股金无法退还的原因；二、答辩人只是合作社的代办员，其行为是受该合作社的委托的职务行为，从未超越职权范围，其法律后果，应由该合作社或蔡强红承担；三、在肃宁县人民法院的（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中已经就原告的损失责令蔡强红予以退赔，根据一事不再诉的原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原告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答辩人并不存在“恶意隐瞒”的情形，答辩人只是提供了场地，并不是知道该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且包括被告及亲属均在合作社存款且有20余万元无法追回。综上，原告向合作社缴纳股金均是自愿的，答辩人并没有强迫或动员，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了下列证据：1、股金单33张；2、被告给边文革出具的收条一张，拟证实被告收到了边文革的现金10000元；3、2014年12月4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二联单两份，拟证实原告张建芳缴纳的26000元的股金由被告私自取出存在被告处；4、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一份；5、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股金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合法性；被告给边文革的收款条是因为收款是大年三十，故只给其打了收款条，以后出具了股金证，但未收回该条，可以与肃宁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对照；二联单上是被告的退股、入股的记载与张建芳无关：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证实：2013年10月17日，蔡强红等人利用献县本地人的身份证注册成立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到献县各村联系代办员，通过发放传单等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以承诺高额利息及物质奖励为诱饵向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至案发时非法吸收公共存款5249871.2元，已支付本金39.77万元，其中范金昌是村里的信贷员，承诺月息五厘六，吸收资金时给一份入社凭证和股金单，认定蔡强红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责令蔡强红将非法吸收的存款退赔受害人（受害人包括本案原告在内）。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33份《农民专业合作社股金单》，其中边国贞1张金额为10000元；边文革3张金额为25000元、边长青1张金额为10000元；崔志海1张金额为5000元；崔志祥1张金额为40000元；范民2张金额为51000元；黄芳1张1金额为10000元；焦春平1张金额为10000元；李进瑞7张金额为80000元；李小艳1张金额为20000元；李占稳1张金额为30000元；苏宝台2张金额为15000元；魏兰香1张金额为20000元；张娥1张金额为6000元；张建芳2张金额为36000元；张庆怀1张金额为5000元；张铁马2张金额为46000元；赵运成1张金额为15000元；郑福桂2张金额为20000元；苏文奎1张金额为10000元；以上合计464000元，原告出示的股金单子均加盖了“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印章和蔡强红的私章，没有被告范金昌的签字。原告边文学提供了一张被告范金昌于2015年2月28日出具的收条一张，金额为10000元，被告称是被告给边文学收款条是因为收款时间是大年三十，故只给其打了收款条，以后出具了股金证，但被告未提供2015年2月28日以后给边文学出具的股金单凭证。被告范金昌和本案原告张建芳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均认可是村里的储户将现金给代办员，由代办员将款项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开具股金单后再由代办员交给储户，合作社承诺存钱可随时支取、利息保证支付、用钱方便、信誉好，但原告只是和范金昌联系，并没有见过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蔡强红因非法吸收存款，给原告出具股金单，是一种变相的吸收存款，且已经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所确认，故原告和合作社之间并非借款合同纠纷，而是变相吸收存款，所以本案案由应定为储蓄存款纠纷。非法吸收存款罪是被告人非法吸收存款达到一定的数额，从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发生质变，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但具体到单独的一笔存款时并不构成犯罪，而应作为普通的民事案件来处理。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原告出具的股金单中只盖有合作社印章和蔡强红的私章，被告范金昌作为该合作社吸收存款的代办员并没有在股金单上签字或盖章，作为存款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合作社和原告一方，被告范金昌作为代办员是受合作社的委托履行职务的行为，双方并不构成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中被告范金昌只是作为证人，并没有确认被告范金昌存在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蔡强红相存勾结吸收存款的事实，原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被告范金昌明知蔡强红吸收存款是犯罪行为的证据，且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已经判令蔡强红经非法吸收的存款退赔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受害人，故原告要求被告范金昌与蔡强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范金昌于2015年2月28日给原告边文革出具的金额10000元的收条，被告范金昌称以后给边文革补发了股金单，但原告边文革予以否认，被告也未提交2015年2月28日以后给边文革出具股金单的证据，故被告范金昌无法证实边文革缴纳的10000元已经交给合作社，故被告范金昌应退还原告边文革1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金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边文革1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80元，由原告负担4000元、由被告负担2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文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魏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