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6229号原告：李洪峰，男，197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勇，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明昇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运达中央广场商务综合楼**。法定代表人：林明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望，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澎，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郑敏艳，女，1981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原告李洪峰（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长沙明昇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2016）湘0111民初5148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湘01民终190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上述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立案重审本案，并于2018年1月9日作出了（2017）湘0111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原、被告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8）湘01民终2312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湘0111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再次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案再次立案重审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通知郑敏艳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望、李澎到庭参加了诉讼，郑敏艳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洪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借款利息228万元（按月息2%计算，自2014年9月4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8月3日共23个月，直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3年6月4日向原告共借款5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三年，自借款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并约定借款利息按月息2.5%，每满三个月支付一次即37.5万元。自借款日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9月3日的15个月，被告按约定共支付了187.5万元利息。后被告只在2014年12月26日支付了2万元利息，此后被告分文未付，直至借款逾期。被告长沙明昇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未向原告借款500万元，被告不是该民间借贷关系的借款人。原告与被告未形成过借款合意，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或借贷关系，被告未收到过原告的500万元借款，该借款也未用于被告公司。原告自认在借条上时间的前一个月左右与庄新文个人达成的借款协议，而庄新文无权代表被告，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提供的《借条》上的文字内容日期部分和借款人庄新文签名均覆盖在“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印章之上，很可能系庄新文利用盖空白印章A4纸进行套打。（二）即使印章真实，打印时间无法鉴定，也不等于《借条》真实有效。（三）本案中《借条》落款处既有庄新文的签名也有被告印章，借条内容中却未明确借款人，故应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谁是借款人。原告将借款转入庄新文配偶郑敏艳银行账户时，原告与该二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生效，而庄新文与原告的借贷关系均发生在借条产生之前。在庄新文非被告公司法人代表，亦没有被告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原告将280万元巨款转入第三方郑敏艳的银行账户显然有悖常理。原告借款过程中存在诸多疑点和有悖常理之处，结合原告的陈述，可以认定与原告达成借款合意的是庄新文、郑敏艳，借款的实际使用和还款人也是该二人。（四）庄新文在《借条》上擅自加盖被告公司印章，被告不构成对债务的追认或担保。（五）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6月4日，而被告公司股东于2014年5月至7月期间发生重大变更，公司现股东向原股东收购了公司的全部债权，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公司审计和原股东债权债务的披露中，均未体现该笔500万元借款。而《借条》上签名的庄新文系公司前股东庄惟春的儿子，其当时任公司董事一职，公司股权完成收购后，法定代表人及原董事均进行了变更。2014年12月26日，郑敏艳最后一次支付2万元至原告起诉之日近两年时间内，原告从未向被告公司主张债权追索利息或本金，显然有悖常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郑敏艳未作陈述。经审理查明，被告原名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3年1月2日成立。被告股东及出资历经多次变更。2009年6月29日，被告公司股东及出资数额、登记经营范围由湖南宜发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发公司）（出资14600万元）变更为宜发公司（出资13550元）和庄惟春（出资1050万元）。2013年1月8日，被告公司登记经营为文化产业园开发建设、投资及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许可证或者审批文件方可经营）。2014年5月29日，被告公司股东由宜发公司和庄惟春变更为宜发公司（出资10630万元）、厦门明升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920万元）和庄惟春（出资1050万元）；经营范围变更为文化产业园开发建设、投资及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凭许可证或者审批文件方可经营）。2014年7月31日，被告公司股东由宜发公司、厦门明升集团有限公司和庄惟春变更为上海洺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1680元）、厦门明升集团有限公司（292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庄惟春变更为林明池。2014年12月11日，被告更名为现名。2013年5月27日，原告通过从自有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长沙东塘支行的银行账户62×××33（以下简称尾号为3733的银行账户）向郑敏艳的银行账户62×××46（以下简称尾号为6446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80万元。2013年6月4日，原告又通过自有的尾号为3733的银行账户向郑敏艳的尾号为6446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20万元。当日，原告打印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通过李洪峰网银转账至郑敏艳建行账户的方式，共借到李洪峰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约定借款期限叁年，自2013年6月4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借款利息按月息2.5%，每满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次付息人民币叁拾柒万伍仟元整（￥375000）到出借人指定账户。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并结清利息。如因特殊情况出借人要收回借款，应提前两个月正式通知借款人；或因借款人要求提前还款，也应提前两个月正式通知出借人”。落款处的借款人一栏留空。庄新文在借条上加盖了“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并在借款人一栏签名“庄新文”。另查明，2013年6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为庄惟春，庄新文系被告公司的董事及经理。2014年7月30日，被告公司召开董事会，免去了庄新文的董事和经理职务。庄新文与郑敏艳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4月12日登记结婚。再查明，2014年7月30日，被告原股东湖南宜发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一）、庄惟春（甲方二）与厦门明升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一）、上海洺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二）、福建宜发集团有限公司（丙方）、林明池（丁方）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协议各方于2014年7月30日在福建厦门市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甲方一、甲方二向乙方二转让目标公司（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80%股权；甲方及目标公司已依约向乙方披露，目标公司截至2014年7月21日，尚存在结欠蔡定初等人民间借贷债务款项合计12022万元，甲方承诺，股权转让款须专项用于清偿目标公司对外的民间借贷债务等。同日，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公司股东湖南宜发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庄惟春将其在被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海洺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签订上述协议前，厦门明升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厦门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7月21日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该公司的债权人中没有本案原告。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在（2016）湘0111民初5148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原告自述已收到了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9月3日期间的利息187.5万元，并提交了一份长沙芙蓉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其中显示郑敏艳于2013年9月13日从其银行账户62×××45（以下简称尾号为4045的银行账户）向原告的银行账户62×××78（以下简称尾号为8678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37.5万元。原告拟证明该37.5万元系就案涉500万元借款收取的第一个季度的利息。（二）经询问，原告自述：在2013年6月4日借条出具前一个月左右和庄新文达成了口头借款协议，庄新文通过手机短信息将收款账户告知原告，原告再向郑敏艳账户转款；庄新文系时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是公司的总经理，庄新文在借条签字和盖章时未出具被告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借款逾期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向庄新文追讨，没有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人联系。在（2017）湘0111民初3391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自述：“借条是我打印出来，到被告公司办公室有庄新文在借条上盖章签字”。法庭询问“庄新文是否出具公司授权他借款的委托书？公司是否出具收款收据？”。原告回答：“没有出具授权及收据，当时有借条了”。法庭询问“本案借款发生前你与郑敏艳、庄新文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回答：“没有”。（二）经被告申请，本院调取了原告及郑敏艳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郑明艳的尾号为4045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3年8月12日、9月13日、11月30日、2014年3月31日、4月19日、9月1日、12月26日向原告转款37.5万元、37.5万元、27.5万元、100万元、10万元、300万元、2万元，共计514.5万元。对此，原告称：其中郑敏艳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2014年3月31日、4月19日、12月26日的转款37.5万元、100万元、10万元、2万元，共计149.5万元系归还原告上述借款的利息，另还有40万元借款利息通过其他账户还款，但不能提供银行交易明细；郑敏艳另分别于2013年8月12日、11月30日、2014年9月1日的转款37.5万元、27.5万、300万元，共计365万元系归还庄新文个人于2012年1月21日向原告借款500万元的借款本息。原告另行提供了一张显示为庄新文于2012年1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一张《借条》（打印件、原件）及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该《借条》载明：“通过李洪峰网银转账至郑敏艳建行账户的方式，共借到李洪峰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约定借款期限两年，自2012年1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0日止；借款利息按月息2.5%，每满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次付息人民币叁拾柒万伍仟元整（￥375000）到出借人指定账户。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并结清利息。如因特殊情况李洪峰要收回借款，应提前两个月正式通知借款人；或因借款人要提前还款，也应提前两个月通知李洪峰”。原告另行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通过银行转账分别于2012年1月18日、1月19日、1月21日向郑敏艳的尾号为6446的建设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以上事实，有《借条》、银行卡交易明细、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营业执照、《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章程》、长沙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决议、《补充协议》（一）、审计报告、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分别于2013年5月27日及2013年6月4日合计向郑敏艳转账支付的500万元不应认定为被告对原告的借款。其一，庄新文在2013年虽时任被告公司的经理和董事，但并非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并无代表被告公司的职权。另据被告公司的经营范围看，对外借款500万元也不属于该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不属于作为经理的庄新文处理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范围。因此，庄新文本人在原告打印的借条上加盖公章以及指示原告向郑敏艳付款的行为属于无权代表，不能认定为庄新文代表公司向原告借款。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原告的自述，庄新文并未取得被告公司的书面授权。此外，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庄新文具有代理权限。另外，原告关于与庄新文、郑敏艳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陈述在审理过程中显然前后矛盾，原告也与庄新文、郑敏艳个人之间存在借款往来。因此，庄新文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及指示原告向郑敏艳付款的行为并无代理被告的权限，也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其三，根据本院已查明的银行交易记录，也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向郑敏艳转账支付的案涉款项用于被告公司的经营。综上，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向郑敏艳所付款项系基于其与被告公司的合意所付的借款，故原告以该款项系被告对原告的借款为由要求被告还款付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洪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27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7760元，由原告李洪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阳毅人民陪审员  邓正军人民陪审员  胡伟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廖薇薇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