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02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男，1980年11月15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爱侠，女，1980年4月1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以上二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田猛，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爱丽，女，1979年1月9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田锐，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海英，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以上五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男，1965年6月1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系王兴民亲属），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大龙，男，1985年4月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原审被告：杨艳玲，女，198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龙（系杨艳玲之夫），男，1985年4月3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向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向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提级审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冀08民申153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峰，再审申请人田锐、杨海英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被申请人王兴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卫、罗海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2、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有证据证明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明显违反自愿原则。（一）根据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的银行往来凭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中所涉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之间的“借条”项下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申请人王兴民长期从事高利贷放款业务，经常以申请人袁长伟的名义及账户对外放款、走账，王兴民要求袁长伟以其名义出借的每笔款项都需要袁长伟出具“借条”，其实袁长伟向王兴民出具的“借条”项下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袁长伟实际上就是王兴民对外放款的“白手套”。袁长伟作为王兴民的“白手套”代替王兴民向借款人收取借款本息，然后再转回王兴民或其妻子杨淑艳的账户。未按期收到的本息，王兴民再以袁长伟的名义进行诉讼，待案件胜诉后由袁长伟将执行回款转入王兴民妻子杨淑艳的账户。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袁长伟也已将债权转让给王兴民。（二）本案应属虚假诉讼。2016年1月6日，申请人袁长伟的妻子刘爱侠与被申请人王兴民的儿子王立权、妻子杨淑艳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依照该买卖合同，刘爱侠购买宽城县宝生现代城项目27套商品房，总价款约12000000.00元，但袁长伟、刘爱侠并无钱支付给王兴民。王兴民提出用刘爱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套现）支付给王兴民，但袁长伟得先支付一部分房款，剩余房款用袁长伟此前出具给王兴民的“借条”并找担保人担保履行，这就是本案中保证人所指的并非给“借款”提供担保，而是给袁长伟、刘爱侠购买宝生现代城的房屋提供担保。同时，担保人杨文元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提供担保后，该房产即在房产局备案于刘爱侠名下。但截至目前，宝生现代城的房子王兴民早已收回，从刘爱侠名下过户到王立成、王立权。袁长伟、刘爱侠没有买到房屋反而还“倒欠”王兴民巨额款项。2017年7月，王兴民拿出此前的“欠条”、“担保还款协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欠款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实为虚假诉讼。另外，本次申请再审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借款”本金为4500000.00元。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即便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的借贷真实，袁长伟也已经偿还了30586020.00元，具体如下：1、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间袁长伟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将执行回的款项全部转入王兴民妻子杨淑艳的账户内，共计7956090.00元。2、袁长伟及其妻子刘爱侠于2013年6月至2017年7月间共向王兴民及其妻子杨淑艳累计汇款约10019650.00元。3、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袁长伟累计向王兴民转让12610280.00元债权。前述三项共计30586020.00元，远远超出了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借款”本金4500000.00元。因此，从这一点上充分的说明袁长伟就是王兴民对外放款的“白手套”，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虚假诉讼。（三）授权委托不真实。1、表面上看，孟宪利为申请人（保证人）委托的律师，但孟宪利实为王兴民司机所聘，保证人没有与孟宪利及其律师事务所签订过代理合同，没有支付过代理费用，也没有任何委托事项的沟通交流。2、申请人所签授权委托书系被骗所签，且委托书内容、代理权限、日期等均为空白。当时袁长伟说王兴民已经找好了律师，保证人签字后此事走个程序就解决了。故授权委托书是在虚假哄骗隐瞒真相情况下所签，保证人非真实意愿授权，更非自愿为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虚假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申请人在法院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每个案卷中均有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中一份明显非杨海英、田锐所签。另外，每个案卷中均有两份孟宪利制作的询问笔录，所有申请人均未接受过孟宪利的询问，笔录内容完全是孟宪利编造的虚假笔录。综上，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之间并无真实的借贷关系，不应偿还任何款项，担保人亦无需承担任何连带保证责任。在此情况下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达成，且明显违背了自愿调解的法律原则，原调解书均应当予以撤销。二、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调解书程序及内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1、法院的开庭传票送达程序不合法，袁长伟并非田猛、田锐、杨海英、刘爱丽的代理人，法院不能让其代领传票，这样做的后果直接导致担保人不知道开庭时间。2、据袁长伟所述，此案的调解并非在宽城满族自治县法院民三庭所作，而是在王兴民办公室，当时在场人员只有王兴民、袁长伟及主审法官刘文海，张春光、孟宪利律师及法院书记员均未在场，而且调解笔录也是事先打印好的，这样的调解内容明显违法。三、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名为民间借贷纠纷，实为委托合同纠纷。即被申请人将贷款以出借的形式交付给申请人袁长伟，申请人袁长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放贷款、回收贷款，贷款回收后交付给被申请人；在发放贷款、回收贷款过程中，申请人袁长伟收取部分利息差作为报酬。这是双方之间基本的合作事实。在此过程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欠条、还款承诺等均是被申请人控制申请人能够将贷款本息回收并且交付给被申请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通过这种运作模式，申请人将收回的大部分贷款本息交付给被申请人，另有一小部分未回收款项，申请人以自己名义诉讼，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回款结案，交付被申请人；未执行终结的案件，申请人袁长伟也通过债权转移的方式，将权利转让给被申请人。可以说，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已经处理完毕，不存在任何纠纷。四、按照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规定和（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指导案例，本案所涉借款及欠款合同应属无效，作为借款和欠款合同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也应无效。合同无效后，将本案涉及的包括房产、车辆、矿石、手表等属于买卖合同内容另案处理。五、本案所涉借款金额不能确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状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建议把袁长伟与王兴民之间所有银行账户中的总收入和总支出进行审计。王兴民辩称，一、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针对调解书申请再审，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调解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再审申请人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调解协议中的签字不真实，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针对调解受到了被申请人或者法院的欺骗、胁迫。再审申请人陈述的所有理由均与自愿原则没有丝毫关系。二、本案借款及担保关系真实存在，有借据、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予以证实。本案在调解过程中，被申请人提交了借条、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书等证据，所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借款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签字都是真实的。如果再审申请人想要否认借款事实，需要提供证据推翻以上所有书证的真实性。三、再审申请人一方面认为本案借款是在帮助王兴民对外出借款项时形成，一方面又说是购买王立成、王立权的商业用房时形成，自相矛盾且都是虚假陈述。1、王兴民委托袁长伟收回第三人欠王兴民的钱，双方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王兴民认可在与白莉莉、何贵敏、李宝臻、任航、宽城满族自治县利达矿业有限公司、宽城满族自治县顺兴矿业有限公司、王志强、张玉宝等人形成民间借贷时，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的事实，但本案中双方实际借款纠纷与上述代为出借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更不存在所谓“高利贷”放款的事实。因上述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违反国家限制利率，也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24%或36%标准的上限标准，所以，根本不存在高利放贷和什么所谓“白手套”的事实。双方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真实债权人确认书》也以书证形式明确了上述合计债权11816000.00元真实出借人是王兴民，而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在以上代理关系中，袁长伟的确向王兴民出具过借条，但借条中都明确了实际借款人的姓名，并写明“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顶名”。这些借条都标注了实际借款人的姓名，与袁长伟欠王兴民钱时所出具的借条完全是两种借条，并未混同。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关于强制执行和债权转移两笔款实质上均是一笔账，王兴民是实际出借人，袁长伟是名义出借人，依照双方签订的《真实出借人确认书》，李宝臻等人的法院执行款就应当依法给王兴民，法院执行款和债权转移的数额不能重叠计算，而且该款与王兴民、袁长伟之间的借款纠纷事实上没有关联。袁长伟、刘爱侠向王兴民及杨淑艳有过银行转账，但扣除顶名出借人的还款外，确有部分是借款本金、利息。现起诉部分已经扣除了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述借款的实际所有人就是王兴民，但袁长伟等人为达到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目的，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意图将本来明确的法律事实人为复杂化、模糊化。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系高利贷及“白手套”，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构成刑法上的诬告陷害罪。2、袁长伟、刘爱侠曾想要购买王立成、王立权所有的商业用房，但因未支付房款，双方解除合同。期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及担保关系，而且与本案欠王兴民的钱无关。（1）从本案原审出示的证据而言，王兴民主张的借款从未涉及过《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宽城宝生现代城的商业用房，从证据上否认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本案借款事实上存在的关联性。（2）从时间上，本案借款的事实均发生在2015年9月份之前，而王立成、王立权同袁长伟、刘爱侠之间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月6日，在时间上无重叠。（3）从合同当事人来看，《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王立成、王立权、袁长伟、刘爱侠；而非本案借款纠纷的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而《商业用房买卖合同》中的担保人是杨文元、袁海存，而非本案借款纠纷的担保人田锐、杨海英、田猛、刘爱丽、袁宏伟等人。（4）2017年10月22日，袁长伟、刘爱侠、案外人王立成、王立权、杨文元、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士敏、经理许述泉、宋宝生共同签订了《备忘录》，已经清楚明确了《商业用房买卖合同》签订时，袁长伟、刘爱侠从未向商业用房的开发商承德嘉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也未向王立成、王立权给付购房款，故袁长伟、刘爱侠未因与王立成、王立权签订《商业用房买卖合同》而形成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再审申请人主张因履行商业用房合同与本案借款合同混同的唯一诉讼目的就是混淆视听。综上，本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何大龙、杨艳玲未提交陈述意见，亦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交证据。王兴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金4500000.00元，利息315000.00元；并按照借款本金4500000.00元为基数、月息2%为标准给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2、判令七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借款本息的给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调解，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达成以下协议：一、被告袁长伟、刘爱侠给付原告王兴民借款本金4500000.00元及利息（2015年12月31日以前的利息为315000.00元，2016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分期偿还即2017年9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2017年10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2017年11月29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0元，剩余借款本息于2017年12月15日前付清；二、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如九被告未按上述约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原告有权执行剩余全部款项，同时原告有权主张九被告从逾期之日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对有争议的证据结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王兴民提交的1-1号证据2015年9月7日还款协议书，拟证明其与借款人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签订的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1-2号证据2016年1月4日袁长伟签署的还款计划，拟证明袁长伟在未按1-1号证据还款的情况下，又出具了还款计划，对上述借款进行确认；1-3号证据2016年1月5日还款协议书，拟证明袁长伟出具还款计划后，王兴民与借款人及各担保人签订还款协议书，对欠款及利息、利率、还款期限、担保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均为本人签字确认；1-4号证据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签署的四份保证书，拟证明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1-5号证据杨文元在宽城县公安局所作的笔录，拟证明袁长伟欠王兴民总计1700多万元的事实，并证明欠款与宝生现代城的房屋无关。袁长伟、刘爱侠认为王兴民提交的1-1至1-4号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只是王兴民委托袁长伟收回贷款的一种方式，四份保证和承诺是应王兴民要求而书写，且金额与案件诉讼金额不符；对1-5号杨文元的笔录认为相互矛盾，且杨文元只是听说存在借款，具体时间及形成过程并不清楚。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同意袁长伟、刘爱侠的质证意见，并认为王兴民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袁长伟欠款，既然没有借款就没有担保，且王兴民应属于职业放贷人，所签合同应属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后，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属无效。何大龙、杨艳玲对王兴民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1-1号还款协议书中有借款人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的本人签字及指纹确认，且还款协议对所欠款项约定明确具体，当事人对签名捺印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1-2号还款计划所列应还款项目与1-1所列金额及时间相符，并有袁长伟本人签名，亦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1-3号还款协议书各页中均有借款人、担保人捺印，且协议书均为本人所签，所反映出的事实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1-4号承诺及保证书，均有袁长伟本人签字，且有相应的借款、还款内容，能够直观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本院予以采信。1-5号杨文元的笔录，杨文元仅是听说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的借贷关系，为传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根据。王兴民提交的2-1号及2-2号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款凭证、房款收条、房屋查封裁定，2013年3月24日记账凭证、农行明细对账单，拟证明王兴民将自郭冰处购买的房屋以2900000.00元的价款卖予袁长伟，袁长伟支付款项1700000.00元，尚欠1200000.00元及利息234000.00元，共计1434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对购买房屋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购房款为1700000.00元，已经付清，房屋已经登记在袁长伟、刘爱侠名下。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同意袁长伟、刘爱侠的质证意见。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针对所欠1200000.00元房款，被申请人所提交的单方欠款记账凭证和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欠款事实存在，且2900000.00元购房款与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价款严重不符，该房出售给袁长伟、刘爱侠时距王兴民从郭冰处购房仅一年多时间，当时购房价格为1550000.00元，出售价格1700000.00元更符合基本市场行情，且袁长伟、刘爱侠支付的1700000.00元已高于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价格，故本院对该项证据不予采信。2-3号证据2012年7月30日车辆转让协议及宋宝生笔录，拟证明王兴民与袁长伟车辆互换，袁长伟欠王兴民车价款350000.00元，截至结算时另欠利息59500.00元，合计4095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从协议中看出的差价款是200000.00元，非350000.00元，且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实为互换驾驶，所有权并未转移。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本院通过协议可认定实际车辆差价款为200000.00元，且协议中未体现换车差价款需另行支付利息，故对被申请人所主张计息不予采信。2-4号证据2013年1月25日借条，拟证明袁长伟将2012年7月30日转让给王兴民的车收回，承诺给付王兴民车价款330000.00元，截至双方结算时应付利息53000.00元，共计383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认为低价车换高价车不合常理。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袁长伟在该组证据中为王兴民出具了330000.00元借条，且未有证据显示已偿还该借款，故本院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2-5至2-7号2012年车辆转让协议、农行流水、姚莉证明、2013年8月15日取款凭证、2013年8月30日记账凭证，拟证明袁长伟将姚莉给付王兴民的购车款留用100000.00元，并另向王兴民借款100000.00元，加上利息，共计欠王兴民222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从未听说姚莉给付过500000.00元，2013年8月15日也未从王兴民处借款100000.00元。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以上各证据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姚莉的证人证言内容与袁长伟银行流水相吻合，能够证实袁长伟在姚莉支付王兴民的购车款中预扣了100000.00元，本院予以采信；同时，由于双方未就扣款是否支付利息进行约定，故对其主张的22000.00元利息不予支持。2013年8月15日王兴民取款凭证和单方记账所显示出借给袁长伟的100000.00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2-8号证据2013年6月27日借条及转账凭证，拟证明该日袁长伟自王兴民处借款150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已经还清。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该证据有袁长伟出具的借条和王兴民银行卡转账凭证证实，本院予以采信。2-9号证据2013年8月24日王兴民银行流水、大连增值税发票2张，拟证明该日王兴民买手表三块，自用一块价格205500.00元、袁长伟一块价格126000.00元、刘爱侠一块价格133875.00元，费用均为王兴民垫付，袁长伟、刘爱侠合欠表款259875.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手表系王兴民赠送给刘爱侠和袁长伟的，但袁长伟没有要。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以刘爱侠名义开具发票的133875.00元系王兴民付款，另外126000.00元无发票证实系王兴民为袁长伟购买，故本院对其中的133875.00元购表款予以采信。2-10号及2-13号证据2013年10月21日借条及取款凭证、2013年11月7日借条及取款凭证，拟证明袁长伟向王兴民借款各100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未收到该款。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上述证据既有取款凭证，亦有借条，时间吻合，能够达到袁长伟自王兴民处借款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本院予以采信。2-11号庞大奥兴销售凭证、银行卡明细，拟证明2013年10月12日袁长伟用王兴民的银行卡刷卡消费819000.00元购买奥迪A8车一辆。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车是以袁长伟的名义购买，但实际是王兴民的车，后来王兴民将该车卖到了北京。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上述证据中刷卡消费签字处为袁长伟署名，而车款是由王兴民支付，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2-12号证据2013年9月30日借条、借款合同、2019年5月20日证明，拟证明王兴民将宽城华峰公司以800000.00元抵顶的房屋又以800000.00元卖予袁长伟、刘爱侠，但该二人未付款，欠付本息816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房并未实际卖给袁长伟、刘爱侠，而是卖给了徐丽娜，房款也是王兴民和徐丽娜单独结算的。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袁长伟、刘爱侠于2013年9月30日与王兴民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为王兴民出具借款800000.00元借条，2019年5月20日宽城华峰公司出具了丰泽园小区商业楼7-003号房经王兴民和袁长伟指示转让给许家瑞的证明，以上证据中的借条和借款合同能够基本证实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之间存在欠款事实，且借条显示欠款金额与丰泽园小区商业楼7-003号房售价一致，各证据之间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2-14号证据借条，拟证明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向王兴民借款43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没有收到该款。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上述款项金额不大，不违背日常交易习惯，且借条系袁长伟本人书写，本院予以采信。2-15至2-16号2013年11月11日记账凭证、2013年10月27日农行交易明细，拟证明2013年11月11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就上述所有欠款进行了对账，袁长伟共欠王兴民4916900.00元，双方协议扣除利息4900.00元、扣除2013年10月27日袁长伟偿还的1000000.00元，再扣除袁长伟将奥迪A8销售后所得的755000.00元（已偿还王兴民），剩余欠款3157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记账凭证系单方制作，不予认可。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该项证据属于被申请人单方记账内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欠款事实的依据，具体欠款金额应综合其他相关证据一并认定。2-17号证据2013年11月12日工行转账凭证，拟证明该日杨淑艳向刘爱侠转账843000.00元，是为了与上述3157000.00元凑够4000000.00元的整数。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记账凭证中的数额是为了凑够4000000.00元自行计算的，杨淑艳的转账系偿还之前王兴民自刘爱侠处所借的1000000.00元。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18号证据2013年11月11日借款数额分别为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条各一份，拟证明双方就上述4000000.00元借款分成两个借款合同及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及利率，本案中的4500000.00元包含其中的2500000.00元，剩余的1500000.00元已另案诉讼。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目的是将之前的零数凑整，便于追款。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该证据系双方对之前欠款进行结算的结果，与王兴民提交的2-3号至2-6号及2-8号至2-14号、2-17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2-19号证据2014年1月14日借款合同、借条、转账凭证，拟证明该日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杨艳玲自王兴民处借款2000000.00元，同日，王兴民向袁长伟转账1960000.00元。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已经还清。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上述证据有转账及借款、借款合同，本院予以采信，但借款金额应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3号证据宽城县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债权转移确认书、说明等，拟证明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袁长伟、刘爱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证明双方是委托放贷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能够证明王兴民长期以袁长伟的名义对外放贷。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4号证据《商业用房买卖合同》、欠据、备忘录、解除商业用房买卖协议书，拟证明袁长伟曾欲购买原告位于宝生现代城的房屋，但未买成，本次诉讼与上述房屋买卖无关。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买卖合同已经解除，房屋已经收回，袁长伟买房支出的房款应予返还。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如袁长伟认为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尚有购房款未返还，可另行主张权利。5号证据宽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袁长伟的三次询问笔录，拟证明在该笔录中袁长伟承认向王兴民借款。袁长伟、刘爱侠认为该笔录涉及的案件未经法院审理，最后不了了之，笔录能够证明王兴民以袁长伟的名义放贷。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笔录能够证明王兴民与袁长伟之间存在合作放贷关系，但不能证实本案借贷金额的实际发生，借款事实应以转账、借据以及合同为准。本院认为，该笔录属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号证据王丽红、曾令坤证人证言，拟证明袁长伟欠付房款及奥迪车款的事实。袁长伟、刘爱侠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认为该证人与王兴民有上下级关系，不能采信。何大龙、杨艳玲无异议。上述证人证言与被申请人提供的书证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信。袁长伟、刘爱侠提交的1、2号证据袁长伟、刘爱侠银行卡明细，拟证明2013年6月29日袁长伟转给王兴民341000.00元、该款包含袁宏伟的181000.00元，已经还清2013年6月27日的借款150000.00元，并且多支付了191000.00元。王兴民认为袁长伟的上述转款是偿还为其垫付车款的费用，被申请人未在本案中主张该费用。3号证据刘爱侠、袁宏伟、王兴民银行流水，拟证明2013年10月27日、28日刘爱侠向袁宏伟借款830000.00元，于2013年10月23日出借给王兴民1000000.00元，杨淑艳向刘爱侠转款843000.00元是偿还上述款项，目前尚需返还157000.00元。王兴民认为刘爱侠的转款是偿还欠款，已经进行了扣除，杨淑艳的转款系为凑足4000000.00元的整数。上述证据均为银行流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应结合本案整体事实予以认定。王兴民针对袁长伟、刘爱侠出具的证据，出示反证：1、2013年6月9日王兴民工行消费凭证、机动车销售发票、王兴民银行流水、袁宏伟冀Ｈ×××**车辆信息，拟证明2013年6月9日，袁长伟购买精灵smart车一辆，车款102000.00元由王兴民垫付，该车登记在袁长伟妹妹袁梦琪名下。2013年6月28日，袁长伟购买冀Ｈ×××**车一辆，车款240950.00元由王兴民垫付，该车登记在袁长伟哥哥袁宏伟名下，上述两车合款342900.00元，后经协商由袁长伟偿还王兴民341000.00元，2013年6月29日袁长伟转款的341000.00元是偿还该笔款项，非偿还本案欠款。上述证据或为正式发票或为银行流水，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及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30日，袁长伟与王丽红签订两份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王丽红将其丰田CA6520U2E4越野车转让给袁长伟，价款为500000.00元；袁长伟将其丰田GTM6480GSL越野车转让给王丽红，价款为300000.00元；后袁长伟将其自王丽红处受让的车转卖予宋宝生。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条，自王兴民处借款330000.00元用于购车，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按月息5%支付利息。2012年6月18日，姚莉与王兴民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姚莉以500000.00元的价款自王兴民处受让丰田CA6520G2E4普通客车一辆。2012年10月10日，姚莉按照王兴民的指示将500000.00元车款交付袁长伟，袁长伟当日存入自己银行卡内，并于次日向王兴民转账400000.00元，留存100000.00元转为向王兴民的借款。2013年6月27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50000.00元的借条，约定于7月4日前还款。当日，王兴民通过转账方式向袁长伟支付150000.00元。2013年8月24日，王兴民在大连锦华钟表珠宝有限公司分两次支付465375.00元，购买手表三块，其中为刘爱侠购买手表支付金额为133875.00元。2013年10月21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0000.00元的借条，同日，王兴民银行卡内有取现100000.00元的取款记录。2013年10月12日，王兴民银行卡在承德庞大奥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出819000.00元，购买奥迪A8汽车一辆，该车以袁长伟名义购买，在王兴民银行卡刷卡消费单据上签名人为袁长伟。2013年宽城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丰泽园小区商业楼7-003号房屋抵顶其所欠王兴民的800000.00元欠款，王兴民将该房屋以800000.00元卖予袁长伟、刘爱侠。2013年9月30日，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签订借款8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并向王兴民出具借条。2013年11月7日，袁长伟为王兴民出具借款100000.00元的借条，同日，王兴民银行卡内有取现100000.00元的取款记录。2013年1月25日，袁长伟向王兴民出具借款43000.00元的借条一张，用途为家庭开支，并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按月息5%支付利息。2013年11月12日，杨淑艳向刘爱侠转账843000.00元。2013年11月11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就上述所有借款4000000.00元，分别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其中一份约定借款25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月息为1.8%，利息于每月11日之前给付。另一份约定借款15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月息为1.8%，利息于每月11日之前给付。对上述两份借款合同，袁长伟、刘爱侠均出具了借条。2014年1月14日，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杨艳玲共同与王兴民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自王兴民处借款20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7月14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出借人、借款人均在合同中签字。同日，上述四借款人为原告出具借条；当日，王兴民向袁长伟转账支付1960000.00元。2015年9月7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签订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二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肆佰伍拾万元（合计二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出借人现无力清偿借款本息、违约金，在二担保人提供担保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前提下，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达成如下协议，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00元）（该款含2013年11月11日2500000.00元、2014年7月14日2000000.00元），并结清上述借款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315000.00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书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借款人、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签字、捺印。2016年1月5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签订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二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合计4500000.00元（合计二笔借款）约定偿还期限已经届满，但二借款人现暂时不能清偿借款本金、利息合计4815000.00元，在七担保人提供担保并经各方一致同意前提下（该借款属于应还未还款延期形成，各担保人对此明知并同意提供担保），现就延期还款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事宜，经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并签订本协议书，以供各方共同遵守，一、二借款人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00元）（该款含2013年11月11日2500000.00元、2014年7月14日2000000.00元）。二、二借款人同意结清上述借款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3150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按借款月利率2%标准给付至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利随本清。三、七担保人为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本还款协议约定本利还清之日起满两年，无论该借款是否有其他担保与否，担保人均不以此为抗辩，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四、……。借款人及担保人均在该还款协议书中落款部分签字、捺印，并在该协议书抬头位置每人姓名处捺印。本院再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3年11月11日，袁长伟、刘爱侠与王兴民签订借款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两份借款合同，该日双方之间并无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金钱往来，该合同系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故具体借款数额应以实际发生为准。经本院核实王兴民所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对被申请人王兴民所主张的车辆置换款200000.00元、收回车辆款330000.00元、预扣姚莉购车款100000.00元、2013年6月27日借款150000.00元、2013年8月24日购表款133875.00元、2013年10月21日100000.00元、2013年10月12日购买奥迪车款819000.00元、2013年9月30日房款800000.00元、2013年11月7日借款100000.00元、2013年1月25日借款43000.00元、2013年11月12日843000.00元，合计3618875.00元予以支持。该款项再扣除王兴民自认袁长伟已经偿还的1000000.00元、奥迪车款755000.00元、免除的利息4900.00元后，剩余金额为1858975.00元。故2013年11月11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所签两份分别借款2500000.00元、1500000.00元的合同中，涉及本案的实际借款数额应为358975.00元（另一1500000.00元借款合同不再扣减）。2014年1月14日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何大龙、杨艳玲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实际转账金额为1960000.00元，应以该数额作为借款本金，即本案实际借款本金应为2318975.00元。综合双方在上述借款中关于利息的约定，其中330000.00元应自2013年1月25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1960000.00元应自2014年1月15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其余款项对利息约定不明，本院不予支持计算利息。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2015年9月7日，在王兴民及袁长伟、刘爱侠等人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及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又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进行了重新约定，该行为系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但同时出借人、借款人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利息的计算不应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标准，在该协议中，双方计算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315000.00元，已低于上述借款中一笔1960000.00元的借款利息，系双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在2015年9月7日，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双方又于2016年1月5日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对还款期限再次进行变更，该变更情形与前次变更一致，均为有效变更，双方应按变更后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逾期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在该协议中，袁长伟、刘爱侠同意在2016年1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但至今未偿还，属于违反协议约定情形，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王兴民要求袁长伟、刘爱侠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协议中，出借人、借款人约定的借款本金为4500000.00元，但经本院核实，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人的本金金额为2318975.00元，本院对该本金金额予以确认，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同时，自2016年1月1日计算的利息，亦应以2318975.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本案中，袁长伟、刘爱侠对其与王兴民之间存在的借贷和欠款关系予以否认，但其与王兴民之间的转账记录、借条以及还款协议却实际存在。在其辩称已经偿还相应借款时，王兴民亦能举证其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在双方对还款事宜进行重新约定时，袁长伟、刘爱侠在还款协议上再次签名捺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的借据和还款协议上签名捺印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信袁长伟、刘爱侠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在借条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该是明知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袁长伟、刘爱侠所作辩解意见多与常理不符，本院难以采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月5日，在出借人王兴民与借款人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保证人何大龙、杨艳玲、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均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应按照该协议中对担保人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在其未履约的情形下，债权人有权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担保人何大龙、杨艳玲对担保事宜无异议，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袁宏伟自称对担保债务不清楚，不知道是为袁长伟和刘爱侠的借款提供担保，但对本人在还款协议落款处的签名和所按指纹均无异议。庭审中所出示的还款协议原件的文字内容不小于小二号字体，而且通篇为清晰的打印件，担保人对协议内容视而不见，令人费解。作为正常的自然人，对在还款协议上担保人项下的签名捺印没有考虑过后果，甚至以“不知情”作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合理的抗辩事由。因此，本院对上述保证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规定认定王兴民与袁长伟、刘爱侠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该条内容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其中对非法人的自然人界定了“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标准，从本案来看，王兴民虽然与袁长伟之间发生过多笔借贷，袁长伟也与他人之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但如果将其二人认定为以民间借贷为业，尚需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衡量标准，对“以民间借贷为业”不宜做随意性自由裁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该纪要通知中“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项下，明确要求“《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鉴于本案系再审案件，按照通知要求不在该《会议纪要》适用范围。综上，再审申请人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民事专业法官会议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7民初2064号民事调解书；二、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借款及欠款2318975.00元、利息315000.00元，并以2318975.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三、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对上述款项本息负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4532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27871.00元、由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兴民负担17449.00元，案件保全费5000.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长伟、刘爱侠、袁宏伟、田猛、刘爱丽、田锐、杨海英及原审被告何大龙、杨艳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孟庆九审 判 员  姜朋飞人民陪审员  刘建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孙 超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