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陕01民终12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玲，女，1954年8月1日出生，汉族，华山冶金车辆厂退休职工，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科，陕西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梓瑜，女，197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西安市政道桥公司员工，住西安市碑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福麟,男,194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第三机床厂退休职工，住西安市新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新玲,女,195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西安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退休职工，住西安市莲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玲,女,195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环城建设委员会退休职工，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福麟,男,194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第三机床厂退休职工，住西安市新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小玲,女,195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西安市口腔医院退休职工，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玲,女,195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西安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退休职工，住西安市莲湖区。上诉人杨玉玲、朱梓瑜因与被上诉人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3民初9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玲、朱梓瑜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负担。事实与理由：其提交了西安中院(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朱文海的房屋所有权证、朱可镇的房屋所有权证、朱可镇的房屋建筑动土执照、朱文海的房屋建筑动土执照、朱可镇房屋价格评估表(编号:305号)、朱文海房屋价格评估表(编号:304号)、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于2011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及《关于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房屋共有楼梯(含楼梯间)及走廊的情况说明》、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于2003年4月24日给西安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的《证明》,由此可证明涉案房屋剩余未安置面积161.80平方米的实际权利人为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及朱福麟，原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于2012年7月11日出具的《证明》及2012年10月16日出具的《补充证明》所称涉案房屋为七人集资申请翻建的事实不足采信。其还提交了(碑林)国用(2001)第5004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涉案房屋剩余未安置面积161.80平方米所占土地的权利人为朱可镇、朱文海、朱小玲、朱福麟四人,不包括朱玉玲,朱新玲、李静逸，且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及房屋价格评估表显示,涉案剩余未安置面积161.80平方米中,朱文海被拆迁房屋(一、二层)面积为58.82平方米,扣除已安置的21.13平方米,应补充安置面积为37.69平方米(房屋净面积),加上楼梯及走廊面积,应补充安置面积为47.704平方米，朱可镇被拆迁房屋(一、二层)面积为60.20平方米,扣除已安置的18.53平方米,应补充安置面积为41.67平方米(房屋净面积),加上楼梯及走廊面积,应补充安置面积为50.304平方米。为进一步证实朱可镇享有其自己翻建的一、二层面积及朱文海翻建的一、二层面积，杨玉玲、朱梓瑜还提交了拆迁安置裁决书(市拆裁字[2003]16号)、西安中院(2017)陕01民终1785号民事判决书、朱文海于2001年11月20日给西安市房管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安置信访会议纪要虽依据“委托书”、“申请书”作出,但朱可镇出具“委托书”时并未授权朱福麟将本属于其本人的权利处分给其他人,“申请书”中虽称朱家全家同意将补充安置面积安置给朱玉玲、朱新玲及李静逸,但朱可镇未同意并签字,该申请书所表述之意思对朱可镇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以杨玉玲、朱梓瑜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杨玉玲、朱梓瑜要求确权的诉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辩称，杨玉玲、朱梓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与事实严重不符。西安中院(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主要是认定朱家翻建后院房屋是合法的，碑林区建设局应发未发建筑施工许可证是行政不作为，其中仅涉及到当时是由朱文海、朱福麟、朱可镇、朱小玲四个有房产证的家庭成员分别提出的翻建申请，并不涉及朱家翻建房屋具体是由谁出资及楼房建成后具体每间房屋归属的情况。实际情况是朱文海、李静逸、朱福麟、朱可镇、朱新玲、朱小玲、朱玉玲七人分别申请、共同出资，拆除后院祖屋鞍房三间和厦房一间，翻建为二层砖混楼房的，这一事实可以从朱可镇亲笔书写的“家庭会议决定”得到证实，而且，西安中院(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也将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追加为原告，因此，朱家上述七人都为涉案二层楼房的按份共有权利人。2003年市拆迁办的《拆迁安置裁决书》以及2003年4月24日碑林区建设局给西安市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出具的说明均是错误的，已经被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西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西安市西部城建置业有限公司(拆迁方)三方做出的《会议纪要》所否定。碑林区住建局于2011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由于存在问题，碑林区住建局查档后又重新出具了2012年7月11日的《证明》和2012年10月16日的《补充证明》，并将2011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原件收回并销毁，而朱可镇曾私自留存了一份此《证明》的复印件，朱梓瑜将该《证明》复印件提供给一审法院，这是在出具伪证，不应予以采信。涉案房屋的土地权利人登记为朱可镇、朱文海、朱小玲、朱福麟、朱益龙，但并不是说证权面积不包含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三个人的房子，更不能说明朱可镇因此就享有一楼、二楼4间房屋，二楼的房屋系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三人出资所建的房屋。西安中院(2017)陕01民终1785号民事判决只是确认朱文海将自己名下的鞍房北屋赠予给朱可镇的行为有效，但不能说明朱可镇对二楼的两间房屋享有所有权。由于拆迁方答应给朱家补偿安置，朱可镇因当年有病行动不便，自书委托书并签名，全权委托朱福麟代其处理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盖房是人生大事，把原三间鞍房翻建成二层楼房，是全家人商量好的，目的是为了给没房的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每人一间房屋，所以才集资盖房，否则，大家集资建房就没意义了。因此，二审法院应驳回杨玉玲、朱梓瑜的上诉请求。杨玉玲、朱梓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玉玲、朱梓瑜在西安市碑林区院内被拆迁未补偿安置房屋面积（一层扩建面积及二层加盖面积）161.80平方米中拥有98.008平方米的份额；2、诉讼费由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1999年，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四人（有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及家庭成员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共同向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提出申请将该局辖区建华南巷35号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名下有证鞍房三间、厦房一间在原基重建为两层楼房。碑林区建设局收取朱文海等人3400元保证金并实地勘查后，颁发四份碑林区居民房屋建筑动土执照后，朱文海等人将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于1999年12月底建成。2003年5月，西安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作出市拆裁字（2003）16号《拆迁安置裁决书》认为朱文海等人于1999年私自将原住房屋翻建成砖混二层房屋，其翻建的部分房屋应属违章建筑，不予安置，不予补偿，予以拆除。2003年6月21日，朱福麟、朱可镇、朱新玲、朱小玲、朱玉玲等人形成家庭会议决议，内容为：“咱们家在母亲的努力做工作下，经街道、区建设局批准，五姊妹投资，于1999年将居住在西大街建华南巷35号后院父亲名下面积21.13平方米，可镇名下18.53平方米，小玲名下21.13平方米的三间上房及可林名下面积8.86平方米一间厦房翻建为二层共8间楼房。因种种令人气愤的原因至2001年3月拆迁冻结时未办理到房产证或许可证。虽经多方努力，也不被市拆迁办及拆迁工程处认可。后经小玲、玉玲托人说合下，拆迁工程处同意在原五套房的基础上多给一套安置房，原有的五个房产证：父亲名下及可镇、小玲名下三个房产证每套按优惠商品价增加10个平方面积。为解决朱新玲、朱玉玲名下无房问题经家庭会议商议决定。参加人：朱福林、朱可镇、朱新玲、朱小玲、朱玉玲姊妹5人和妈，爸因有病未参加。有证面积：朱文海21.13平方米，朱福林30.36平方米，朱可镇18.53平方米，朱小玲21.13平方米，朱益龙29.98平方米。朱福林自愿将享受的有证面积30.36平方米安置在小区53平方米低层以货币安置价计人民币55269.13元卖给朱玉玲；朱可镇享受朱文海有证面积21.13平方米安置在小区43平方米低层房，另加朱新玲给补5平方米计人民币8779元实享受26.13平方米，另买第六套北苑小区低层43平方米一套（北苑小区第六套现内调给朱可镇买每平方米733元）；朱新玲享受朱益龙名下29.98平方米（拿出5平方米计8779元补给朱可镇，实享受24.98平方米）安置在小区53平方米低层；朱小玲享受自己名下21.13平方米安置在43平方米低层住房一套；朱玉玲享受原朱可镇名下18.53平方米安置在北苑小区43平方米低层住房一套，朱玉玲自愿以安置价35552.34元卖给朱小玲。注：内部调整后分在朱小玲名下的两套房经扩大面积后同为63平方米，仅向拆迁工程处交的房款不同。现朱可镇将差价补给朱小玲。这样朱小玲买第六套房，朱可镇仍买自己名下的房。该家庭会议决议有朱福麟、朱可镇、朱新玲、朱小玲、朱玉玲签字，无李静逸签字。2003年7月，朱可镇以朱文海名义就朱文海在.13平方米房屋与西安市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拆迁单位为朱文海在本市机关小区安置73平方米砖混结构住宅房屋一套。2007年4月29日回迁时，朱可镇向拆迁单位补交房款135872.4元，将安置房屋面积调整为99.80平方米。此安置房屋一直由朱可镇占有使用。2012年5月20日，该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所有人登记为朱文海，产权证由朱可镇持有。2003年7月，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提起行政诉讼，将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西安市规划局列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1、不按规定颁发施工许可证，而颁发动土执照违法；2、不给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换发建筑许可证的行为违法，是行政不作为；3、确认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西安市规划局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经一审、二审行政判决，当事人不服，向西安中院申请再审，西安中院于2005年5月12日作出（2005）西行申字第29号通知驳回其再审申请。2006年5月17日朱文海死亡。朱文海之妻李静逸、子女朱新玲、朱玉玲及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08年12月24日作出（2008）陕行监字第52号行政裁定，指令市中院再审。西安中院重新审理，作出（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判决：1、撤销西安中院（2005）西行申字第29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2006）西行申字第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2004）西行终字第312号行政判决及（2004）碑行初字第53号行政判决；2、确认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未给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颁发二层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不作为行为违法。朱福麟等人在西安中院作出（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后，长期向相关部门信访，以解决其拆迁安置遗留问题。2012年7月11日，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作出证明，证明原西安市碑林区朱文海、朱福麟、朱可镇、朱小玲与其家庭成员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共七人，于1999年6月共同出资在自家房屋原址翻建砖混二层楼房。共同申请将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三人名下房屋翻建成总长10.4米、宽8.7米，一层面积90.48平方米，共两层，上下共六间，总建筑面积为180.96平方米。该局审查后同意翻建砖混二层楼房，并发放动土执照，准许动工翻建。该户楼房建成后，办理原土地证换土地局所发新土地证并增补证载土地面积后予以颁发二层建筑许可证。该户于2001年4月9日取得碑林区土地局所发新土地证，由于该地区于2001年3月28日实施拆迁，该局当年认为拆迁期间冻结停办一切相关手续，未给办理二层建筑许可证，造成该户除动土执照面积以外的翻建面积被西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裁决为违章建筑，未按合法建筑给予安置、补偿。经西安中院（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判决该局未给七人颁发二层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不作为行为违法。因该局在2002年机构改革中有关房屋建设审批职能已经撤销，现无法为七人补办二层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但该局认为上述申请人翻建的二层楼房是合法的，七人均为建成后房屋的合法产权人。2012年10月16日，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作出“关于2012年7月11日《证明》的补充证明”对2012年7月11日该局作出的《证明》中的有些问题补充证明如下：1、1999年6月，朱文海、李静逸、朱福麟、朱可镇、朱小玲、朱新玲、朱玉玲七人分别申请，共同出资将位于祖屋（鞍房三间、厦房一间及厕所）翻扩建为两层楼房。为原鞍房建成两层楼房后，二层三间房给无房的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每人一间。该局审查后，认为符合政策规定。按照当年职权和惯例，先按朱家四个房产证，给朱文海、朱福麟、朱可镇、朱小玲四人分别颁发了动土执照，允许翻建两层楼房。楼房建成后，该局应分别为朱文海、朱福麟、朱可镇、朱小玲、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七人颁发居民临时建筑施工许可证。所以上述共同出资建房的七人，在楼房建成后应为七户。2013年11月19日，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对朱福麟拆迁安置信访问题形成会议纪要，纪要载明：“2001年，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开始对建华南巷地区实施拆迁改造，已对朱文海、朱福麟、朱可镇、朱小玲四人名下产权面积进行了安置。根据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依据碑林区建设局出具的“证明”和“补充证明”，剩余161.80平方米未安置。为此朱福麟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为彻底解决朱福麟家庭的拆迁安置历史遗留问题，由房管局牵头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召开专题协调会，经研究形成如下决定：一、同意朱福麟全家给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书写的全权委托朱福麟代理并办理全家的拆迁安置补偿等所有事宜的“委托书”。二、依据朱福麟全家的“申请书”，同意由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在地区给李静逸、朱新玲和朱玉玲各安置一套建筑面积不小于73平方米的单元房，按《2001年建华南巷地区拆迁安置实施方案》计算；物业费按物业公司的规定收缴；办理房屋产权证按有关规定执行。三、朱福麟家庭内部房屋方面的经济核算和所涉及的其它事宜，由其家庭自行消化解决。”2013年11月25日，西安市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与李静逸、朱玉玲、朱新玲三人签订三份西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给三人在机关小区各安置建筑面积73平方米房屋一套。协议中被拆迁人李静逸、朱玉玲、朱新玲原房屋建筑面积均为34.417平方米，协议备注栏载明“根据2013年11月19日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及市征收办会议纪要决定签订此协议”。协议下方乙方签名均为朱福麟代。2016年，李静逸起诉朱可镇要求依法分割位于西安市东关机关小区6号楼10707室房产一套（面积99.8平方米）的二分之一归李静逸。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03民初733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李静逸诉讼请求。李静逸不服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诉，西安中院作出（2017）陕01民终178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1月，朱可镇将李静逸、朱福麟、朱新玲、朱玉玲、朱小玲诉至法院，形成本案。朱可镇在诉讼期间死亡，西安中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在重审中，朱梓瑜、杨玉玲作为朱可镇的继承人参加诉讼，后李静逸在本案诉讼期间死亡。在第一次庭审中，朱可镇提供李静逸于2015年5月2日向其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西大街建华南巷35号朱家所盖的二层楼房，一楼北屋朱文海名下，后分给朱可镇，一楼中屋二楼中屋也分给朱可镇，盖房时每间交8000元，朱可镇交24000元。工程处补偿了三套房子，应该有朱可镇一套房子。李静逸对该份证明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因其本人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出庭，提供其与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益龙的视听资料一份，证明1999年朱家盖房时是七人集资盖房，并未将二楼中屋与二楼北屋分给朱可镇。朱可镇提交《关于朱福麟等要求追加补偿安置的基本情况》一份，证明西安市市级机关工程处就追加补偿安置问题给出意见，确定西大街建华南巷35号房屋拆迁前实际总面积为231.41平方米（含楼梯间、楼梯、走廊），已经安置房屋面积69.65平方米，应追加安置的房屋面积为161.80平方米。按照朱可镇所占拆迁前房屋份额，朱可镇应得补偿安置面积为98.008平方米。李静逸、朱福麟、朱新玲、朱玉玲、朱小玲对该份基本情况第一页载明的房屋实际总面积、已安置面积及应追加安置面积大小无异议，但提出朱可镇提供的该份书面材料的第二、第三页最终未得到征收办的认可，没有征收办负责人签字。李静逸在庭审中辩称，1999年6月，朱家父母子女共七人，即朱文海、李静逸、朱福麟、朱可镇、朱新玲、朱小玲、朱玉玲，分别向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申请，得到批准后，七人共同出资将建华南巷35号祖屋翻建为砖混二层楼，为的是将翻建后的二层房屋分给无房的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因拆迁时未对二层房屋进行安置，朱家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于2009年取得行政诉讼终审判决。经过朱福麟5年的艰难诉讼和上访，西安市房屋管理局于2013年11月会同相关部门召开会议，明确给李静逸、朱新玲、朱玉玲三人予以拆迁安置，故朱可镇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于1999年翻建，2003年被拆迁。对有证部分面积69.65平方米，拆迁部门于2003年给朱家安置了6套房屋，朱家于2003年6月21日召开家庭会议，对上述6套房屋在各家庭成员间进行了分配与处分。对翻建部分，拆迁部门认为属于违章建筑，不予拆迁补偿。朱家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西安中院于2009年作出行政判决确认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未给朱文海、朱可镇、朱小玲、朱福麟颁发二层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不作为行为违法。判决生效后，朱家以信访方式要求相关部门解决朱家安置历史遗留问题。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于2012年做出两份证明确定剩余161.80平方米未安置。据此，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3年11月19日对朱福麟拆迁安置信访问题形成会议纪要，在同意朱福麟全家给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书写的全权委托朱福麟代理并办理全家的拆迁安置补偿等所有事宜的“委托书”的前提下，依据朱福麟全家的“申请书”，同意由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对朱家161.80平方米未安置面积，在地区给李静逸、朱新玲和朱玉玲各安置一套建筑面积不小于73平方米的单元房,故对于被拆迁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的部分房屋，已由相关行政机关予以补充安置，且在安置过程中，朱家出具全权委托书及申请书，已对其权利义务进行了处分和分配。朱可镇提出1999年集资翻建房屋时，给李静逸交纳3间房屋集资款24000元，故除已给其安置的有证面积39.33平方米外，剩余161.8平方米未安置面积中，其还享有98.008平方米的份额。但其提供的2015年5月2日李静逸书面证明与李静逸提交的视频录像及对李静逸谈话笔录的内容相互矛盾，李静逸对书面证明的内容也不认可，否认朱可镇交纳3间房屋集资款。根据证据规则，朱可镇提交的李静逸书面证明系证人证言，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故该书面证明的证明力较弱，且结合2003年家庭会议决议来看，翻建房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家庭成员无房的问题，故仅以李静逸书面证明不能证明朱可镇在翻建房屋中享有的面积份额。对于朱梓瑜、杨玉玲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梓瑜、杨玉玲要求确认原告在2003年7月西安市碑林区拆迁中应补充安置（一层扩建面积及二层加盖面积）面积为98.008平方米的诉讼请求。诉讼费3174元，由朱梓瑜、杨玉玲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原西安市碑林区有证鞍房三间、厦房一间，其中鞍房的中屋（面积为18.53平方米）、北屋（面积为21.13平方米）属于朱可镇所有，该两间房屋在翻建后，其每间房屋所对应的面积均为34.417平方米。朱福麟等人在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3民初250号案件审理时，认可在2003年7月拆迁安置时，朱可镇仅就其原有证房（原鞍房的中屋、北屋）面积39.66平方米部分享受了补偿安置，在2013年11月25日就剩余161.80平方米房屋未补偿部分进行补充安置时，该161.80平方米未补偿房屋部分中，有朱可镇名下应补偿安置的面积29.174平方米。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涉案房屋于1999年翻建，2003年被拆迁。对有证部分面积69.65平方米，拆迁部门于2003年给朱家进行了安置，对翻建部分，拆迁部门认为属于违章建筑，不予拆迁补偿。上述有证房屋中，朱可镇对属于其所有的鞍房中屋、北屋共计39.66平方米的面积享受了补偿安置。本院于2009年作出（2009）西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后，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确定翻建房屋中剩余161.80平方米未安置，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3年11月决定由市级机关拆迁安置工程处对朱家161.80平方米未安置面积进行补充安置，该补充安置现已到位。朱可镇所有的原鞍房中屋、北屋两间房屋在翻建后，其每间房屋所对应的面积均为34.417平方米，共计68.834平方米，而朱可镇仅享受了39.66平方米房屋的补偿安置，对该两间房屋翻建后的增建部分29.174平方米并未享受补偿安置，故在有关部门决定补充安置的上述161.80平方米房屋中，朱可镇享有应补充安置房屋面积29.174平方米。因朱可镇已去世，作为其继承人的朱梓瑜、杨玉玲依法享有上述应补充安置房屋面积29.174平方米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朱梓瑜、杨玉玲主张在翻建后的房屋二层加盖部分中，朱可镇享有68.834平方米的份额，因朱福麟等人予以否认，且朱梓瑜、杨玉玲未能提供相应充分的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故其上述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朱梓瑜、杨玉玲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3民初9949号民事判决；二、杨玉玲、朱梓瑜在西安市碑林区院内应补充安置房屋面积161.80平方米中享有29.174平方米的份额；三、驳回杨玉玲、朱梓瑜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74元，由朱梓瑜、杨玉玲负担2224元，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负担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74元，由朱梓瑜、杨玉玲负担2224元，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负担950元。因朱梓瑜、杨玉玲已预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故朱福麟、朱玉玲、朱小玲、朱新玲应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其负担的上述费用支付给朱梓瑜、杨玉玲。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志刚审判员  张安品审判员  陈 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