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63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大兵，男，199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安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安丘景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振伟，男，197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进，男，1976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仲祥，河北宏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大兵因与被上诉人张文进、梁振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4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大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被上诉人梁振伟、张文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仲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大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梁振伟、张文进承担。事实与理由：曹大兵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是梁振伟通过微信联系曹大兵让其帮忙联系玉米卖家，曹大兵帮忙找到卖家侯信伊，侯信伊也多次委托曹大兵帮忙找玉米买家，曹大兵作为居间人促成两人之间玉米买卖交易。梁振伟与卖家侯信伊多次联系商定玉米数量、质量问题，一审庭审中曹大兵提供的梁振伟与侯信伊的通话录音足以证实，能够证明梁振伟、张文进与案外人侯信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梁振伟、张文进将购买玉米款转给曹大兵这一事实，曹大兵作为居间人同时也是买卖玉米行当中颇有诚信之人，因梁振伟、张文进与卖家侯信伊之前并不相识，双方基于对曹大兵的信任，双方也同意由曹大兵监督合同双方的履行情况，梁振伟、张文进将玉米款转给曹大兵，曹大兵再将玉米款转给卖家侯信伊，不定时的催促侯信伊将玉米发车。一审法院不能以梁振伟、张文进将玉米款转给曹大兵就认定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应结合案件的真实情况及交易习惯来综合认定。对于案外人侯信伊在安丘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当时在梁振伟的要求下，曹大兵以侯信伊涉嫌诈骗向安丘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在询问笔录中侯信伊陈述对曹大兵实施欺骗，与曹大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曹大兵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曹大兵的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故此，曹大兵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曹大兵的合法权益。 梁振伟、张文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振伟、张文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解除买卖合同；2.判令曹大兵返还货款744000元并赔偿梁振伟、张文进可得利益损失；占用梁振伟、张文进玉米款期间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梁振伟、张文进催促曹大兵履行合同所产生的通讯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和财产保全费；3.诉讼费由曹大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振伟、张文进合伙经营粮食买卖生意，曹大兵亦从事粮食买卖业务，双方经微信聊天相互认识。2018年10月20日，双方经电话协商约定：曹大兵将一批玉米卖给梁振伟、张文进，每吨1715元，共计14车，货款800938元；曹大兵负责联系车辆并组织装车，交货地点为邯郸大名正大饲料公司。2018年10月22日，梁振伟向曹大兵农业银行账号（62×××72）转进货款56460元；同时，张文进亦陆续向曹大兵该账户转款，分别为2018年10月22日转款58340元、54880元；同年10月23日转款171630元、55120元、54460元；10月24日转款115960元、56630元、56770元；10月25日转118150元；还通过微信向曹大兵转了部分款项。梁振伟、张文进共向曹大兵转货款800938元。曹大兵收到货款后即联系辽宁省凌源市的侯信伊供货，并陆续将大部分款转账至案外人刘大海（侯信伊的朋友）银行卡内。后侯信伊向曹大兵交付玉米一车，曹大兵于2018年10月25日向梁振伟、张文进交付了该车玉米，其余13车（货款744000元）侯信伊没有向曹大兵交付，曹大兵亦没有向梁振伟、张文进交付。2018年11月1日，曹大兵以案外人侯信伊涉嫌诈骗为由向安丘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11月中旬，安丘市公安局在内蒙古赤峰市将侯信伊抓获，并于同年11月21日将其押至安丘予以拘留。期间，安丘市公安局多次对侯信伊进行讯问，其均表示与曹大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对曹大兵实施欺骗，收取曹大兵13车玉米款74万余元，只向曹大兵发货一车，其余12车一直没有发货。侯信伊一直未表示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后因安丘市公安局的提请批准逮捕书未被检察机关批准，侯信伊被释放。梁振伟、张文进多次要求曹大兵返还货款未果，梁振伟、张文进遂于2019年1月24日诉至河北省大名县法院，要求曹大兵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后曹大兵提出管辖权异议，大名县法院遂将该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梁振伟、张文进的请求是否成立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可见，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合同主体不同，买卖合同只有买卖双方当事人，而居间合同除买卖双方当事人外还有居间人三方当事人；二是合同内容及履行不同，买卖合同是买卖双方当事人直接就买卖标的达成一致协议，无论是签订合同还是支付价款交付标的物均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完成，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思表示代替委托人完成合同的履行，无需委托人自己完成。三是法律后果不同，买卖合同由双方当事人对行为后果向对方承担相应责任，居间合同的居间人一般不承担责任，但在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当向委托人承担责任。据此可以对双方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首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举证责任上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曹大兵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将款转给侯信伊，其与侯信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梁振伟、张文进与侯信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曹大兵是居间人；至于曹大兵收到与转出的款项存在差异，只说明曹大兵赚取了差价，不能证明是居间费；曹大兵提供的录音资料时间均在曹大兵未按约交付标的物之后，且是梁振伟、张文进从曹大兵处了解案外人信息，并从案外人处进一步了解有关合同履行等情况，不能证明梁振伟、张文进事先知道案外人侯信伊的存在。而梁振伟、张文进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业务凭证、微信截图、通话记录、大名县公安局对侯信伊调查笔录等，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曹大兵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梁振伟、张文进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可以认定梁振伟、曹大兵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合同履行上分析。一方面，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协商了买卖事宜，虽然曹大兵是从案外人侯信伊处购货，但梁振伟、张文进当时不知案外人侯信伊的存在，亦没有与案外人取得任何联系，且梁振伟、张文进的货款也是交给曹大兵，曹大兵也实际向梁振伟、张文进交付了一车货物，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履行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并非案外人侯信伊，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上看，双方的关系符合买卖合同的性质，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性质；另一方面，曹大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梁振伟、张文进委托，并向梁振伟、张文进报告了案外人侯信伊的有关信息，促成梁振伟、张文进与案外人侯信伊之间订立买卖合同，梁振伟、张文进也否认与曹大兵存在委托关系，当时知道案外人的存在。结合侯信伊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只认可与曹大兵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认可与梁振伟、张文进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可以认定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曹大兵与案外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二，梁振伟、张文进与曹大兵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梁振伟、张文进依约向曹大兵支付了货款，履行了合同义务，曹大兵理应按约向梁振伟、张文进交付货物，否则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曹大兵尚欠梁振伟、张文进744000元的货物未按约交付的事实清楚，双方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曹大兵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梁振伟、张文进不能实现合同目，梁振伟、张文进依法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故梁振伟、张文进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梁振伟、张文进要求曹大兵返还货款，理由正当，依法应予支持。因双方为口头合同，对违约金未约定，梁振伟、张文进要求曹大兵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予支持，但计算标准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起算时间应从2019年1月24日梁振伟、张文进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起。梁振伟、张文进要求的可得利益损失、保全费等，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曹大兵亦提出异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曹大兵返还梁振伟、张文进货款744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曹大兵以欠款744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向梁振伟、张文进支付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梁振伟、张文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40元，减半收取5620元，由曹大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曹大兵提交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给其做笔录时送达的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一份，证明经公安及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予以查明侯信伊骗取梁振伟粮款74万元的事实，证明曹大兵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梁振伟、张文进与侯信伊存在买卖关系。梁振伟、张文进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内容中侯信伊骗取梁振伟、张文进粮款74万元与事实不符，且该证据是起诉书，并不是判决书，无法作为认定侯信伊骗取梁振伟、张文进粮款74万元的证据。梁振伟、张文进之后提交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检察院变更起诉决定书一份，该决定书将原查明的“骗取梁振伟粮款74万元”变更为“骗取曹大兵74万元”，证明与侯信伊存在关系的为曹大兵而非梁振伟、张文进。曹大兵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曹大兵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侯信伊诈骗是梁振伟让曹大兵在安丘报的案，梁振伟也在河北省大名县报案称侯信伊骗取其玉米款，案涉的款项与侯信伊诈骗案件的款项数额是相符的，且该款项均是梁振伟、张文进的，不是曹大兵的。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曹大兵提交的起诉决定书被梁振伟、张文进提交的决定书予以变更，故对于梁振伟、张文进提交的决定书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曹大兵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焦点问题，梁振伟、张文进就其主张一审中提供的向曹大兵转账的银行转账记录、业务凭证、微信截图、通话记录以及大名县公安局对侯信伊的调查笔录中所指向的与其之间进行买卖玉米交易的均为曹大兵，而曹大兵关于其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为居间合同的主张所提交的证据显示的内容却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也被梁振伟、张文进提交的证据推翻，与其主张的侯信伊骗取款项对象相矛盾，综合本案中的证据，不能认定其主张的居间合同关系，一审认定其与梁振伟、张文进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当返还货款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曹大兵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40元，由曹大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