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再73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城市海滨乡台子里。法定代表人：李洪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伟，辽宁杨洪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峰，男，汉族，1972年6月29日出生，个体，住葫芦岛市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英魁，辽宁易木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山寺港公司）因与被申诉人郭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4民再1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辽检民（行）监[2018]2100000007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辽民抗71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孙晓宁、付玉出庭。申诉人长山寺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伟，被申诉人郭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英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4民再12号民事判决认定“牛辉力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但后由企业的公章加以确认及认可，以此即证明公司对该《欠条》的内容予以确认及认可”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一)股权转让的双方是牛辉力和郭峰，而不是长山寺港公司。2012年5月9日，牛辉力出具欠条，“今欠郭峰人民币捌佰伍拾万元正，两个月内结清。欠款人:牛辉力，如到期还不上欠款，按30％股份转让给郭峰”。其内容表明，牛辉力个人欠郭峰捌佰伍拾万元，如若不还，转让个人股份偿还。2013年6月29日，牛辉力出具证明，“兹证明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所欠郭峰欠款捌佰伍拾万元正，另外有壹仟万元是利息加利润款。如不按期偿还用港口的股份30％转让郭峰(投资款8500000）。”并加盖了公司公章。根据郭峰的陈述，郭峰出资850万元收购牛辉力30％的股份，后牛辉力反悔，同意返还郭峰欠款850万元并补偿1000万元。“港口公司先收的是股权钱，未给股权后同意偿还款项，款项偿还不了又同意以股权代替，”从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本案争议事实系股权转让，股权转让的双方是牛辉力和郭峰。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的持有人系股东，本案是郭峰与牛辉力因股权转让产生的纠纷，长山寺港公司不是股权的出让人，虽然长山寺港公司加盖了公章，但转让股权的只能是股东，而不能是公司，公司并不持有股份。(二)没有证据证明牛辉力与郭峰之间的个人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郭峰在历次庭审中，均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出借的款项进入港口公司账户或款项用于长山寺港公司的生产经营。2012年5月9日的欠条说明欠款人为牛辉力，而并非长山寺港，郭峰及其代理人在原审中亦承认案涉款项支付给牛辉力用于购买股份，后因购买不成转换成债务。而且，长山寺港公司财务帐上也没有收到郭峰股权转让款的任何记载，也没有公司股东会关于此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的决议，因此郭峰要求长山寺港公司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郭峰与长山寺港公司之间债务的形成缺乏证据证明。郭峰没有举证证明债务的具体形成过程，也没有资金来源的证据。本案中，郭峰系普通工人，根据郭峰的陈述，资金来源是从亲属处借来的，其将钱款交付给牛辉力的时间是2011年末至2012年2月前，而胡跃和诉郭峰民间借贷案中认定胡跃和将钱款出借给郭峰的时间是2012年5月至2013年6月30日，胡跃和借钱给郭峰的时间在郭峰主张的投资之后，郭峰申请的证人沈某也没有举证证明资金的来源，因此郭峰没有证据证明资金来源及债务的形成过程。郭峰主张借款大部分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也有几次是转帐方式，但没提供资金交付的具体过程和转帐凭证，对于近千万的大额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有悖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对于债务的形成也仅有“欠条”和“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语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郭峰无证据证明债务的形成过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4民再12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长山寺港公司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被申诉人郭峰答辩称，一、抗诉书(一)关于“股权转让的双方是牛辉力和郭峰而不是长山寺港公司”和(二)“没有证据证明牛辉力与郭峰之间的个人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的意见不能成立。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长山寺港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19日，系牛辉力自然人独资企业，牛辉力出资注册资本金4500万元、享有100％股权。2、《转让协议书》证明牛辉力于2012年3月20日以1350万元价款将股权转让给高伟30％，牛辉力享有70％股权，是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3、牛辉力于2011年承诺郭峰投资850万元，享有长山寺港股份30％。因高伟2012年3月20日以1350万元价款受让股权30％，比郭峰多出资500万元。牛辉力将股份以更高价款转让给高伟后，违反转让股份给郭峰的承诺，为郭峰出具欠条。这份欠条右上角注明850万元系郭峰“前期投入”，证明850万元系发生于2012年5月9日之前的前期投入性质。债权性质应为公司债，并非牛辉力个人借贷行为。欠条后两行注明“原欠条作废，以今日欠条为准”，证明郭峰前期分多次投入到长山寺港公司，每次投入均有欠条，出具这份欠条同时原欠条作废，郭峰投入数额以这份总欠条为准。4、长山寺港公司2013年6月24日出具《证明》，证明郭峰对长山寺港公司享有债权850万元。债权性质为公司债，并非牛辉力个人债。5、《授权委托书》证明长山寺港因不能按期向郭峰偿还债务，委托郭峰办理长山寺港股权转让及整体出售事宜。6、《二零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证明股东高伟自2014年8月11日将股份转让给李洪海，牛辉力享有70％股权，仍然是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7、《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牛辉力于2015年2月10日将70％股份转让给李洪海，牛辉力在长山寺港公司不再享有股东地位也不再行使代表人职权。牛辉力2015年2月10日之前是长山寺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出具的《欠条》和长山寺港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书、《授权委托书》均有效，股权和债权转化并非牛辉力个人债向公司转化，而是自始至终均为公司债。郭峰对长山寺港公司享有的850万元债权为事实发生之债、合法之债。8、长山寺港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出长山寺港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书、《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不真实，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经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印章真实，进一步证实郭峰850万元债权性质系长山寺港公司的公司债。以上书证来自于长山寺港公司工商企业档案和法院审判卷宗，已经过多次质证，完全符合认定证据的“三性”原则。以上证据表明，抗诉书(一)、(二)意见不能成立。二、抗诉书(三)“关于郭峰与长山寺港公司之间债务的形成缺乏证据证明”的意见与抗诉书(一)、(二)意见相矛盾且不成立。1、工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郭峰自2004年开始经商，系葫芦岛市关东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又证明郭峰2010年设立葫芦岛市龙港区华馨玉器工艺礼品商行，系个体工商户。抗诉书称“郭峰系普通工人”不是事实。抗诉书并没有适用限制投资者身份的法律规定，不管是普通工人还是普通农民应当都有投资入股的权利，何况郭峰是两个公司的投资人和代表人，具备向长山寺港“前期投入”资金的能力和经济来源。2、葫芦岛市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和龙港区法院《民事调解书》。郭峰一方面维持自己的两家企业运营，一方面出资投入长山寺港口，由于长山寺港口长期欠债不还，不得已之下拆东墙补西墙，向胡跃和、沈某、梁英、史连珍、李春梅等人借贷，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被起诉，生效的判决书和调解书证明与长山寺港享有的债权有关联性。三、抗诉书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5】18号)第十条二款规定，忽略了该条款关于:“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前提条件。本案中，长山寺港公司和抗诉书只是认为郭峰的债权不是公司债而是牛辉力的个人债，属于对债权性质存疑，而不是“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抗诉书也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牛辉力与郭峰之间的个人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无论是长山寺港公司还是抗诉书都已经承认债的真实性。故抗诉理由(三)和抗诉理由(一)、(二)自相矛盾。关于举证义务，长山寺港公司没有履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二款关于“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规定义务，在诉讼中没有作出合理说明，无法否认《欠条》、《证明》文书、《授权委托书》的关联性和真实性。《欠条》、《证明》文书、《授权委托书》都是郭峰向法庭提供的书证，抗诉书认为郭峰举证不能没有事实依据。郭峰于2015年提起民事诉讼，牛辉力做为长山寺港公司的原独资投资人、2015年2月10日前的法定代表人，对案件事实负有关键性的证明义务。长山寺港公司有义务提供债务形成过程，也有义务追究股东责任。长山寺港公司既没有向法院申请牛辉力出庭作证，也没有对《欠条》、《证明》、《授权委托书》行使撤销权，没有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应当视为认可《欠条》、《证明》文书和《授权委托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形式的合法性。长山寺港甚至没有提供股东向牛辉力给付股份转让款的证明，牛辉力转让的可能只是长山寺港公司的债务而已。再审判決生效后，长山寺港公司服判，没有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本案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发生了牛辉力死亡的事实，长山寺港公司为了悬空郭峰的合法债权，企图把债务推到死者身上，才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抗诉书没有注意到长山寺港公司申请抗诉的恶意和这些基本事实，只是把长山寺港公司的观点照搬到抗诉书中，抗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葫芦岛市中级法院(2017)辽14民再12号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方面都没有问题，抗诉应当驳回。2015年12月10日，郭峰起诉至兴城市人民法院称，长山寺港公司经营港口缺少资金，于2011年末邀请郭峰入股，郭峰同意入股并向长山寺港公司缴纳股金850万元。事后长山寺港公司违约，没有同意郭峰入股，承诺两个月内退还郭峰股金850万元。到期后，长山寺港公司再次违约，长山寺港公司为弥补郭峰损失，承诺给郭峰退还1850万元（其中补偿款为1000万元），约定一个月内给付并按1850万元计算利息。至今长山寺港公司仍未履行约定，郭峰投入的入股资金系从多名亲属处借的，早已超过偿还期限，因长山寺港公司拖欠郭峰1850万元至今未还，郭峰也无力偿还给其他债权人，其他债权人分别向法院起诉，现已进入执行阶段。综上，郭峰、长山寺港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欠款数额准确真实，长山寺港公司的行为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长山寺港公司辩称，郭峰诉讼主体错误，郭峰诉的被告为葫芦岛市长山寺，我公司为葫芦岛长山寺港口，郭峰所诉与我公司并非一个公司。郭峰诉讼请求不明确，现在因为法庭询问，郭峰诉请明确，因为郭峰是当庭增加诉讼请求，但是，现在郭峰也没有明确利息给付方式，郭峰的此项诉讼请求没有明确，应当视为未主张利息。兴城市人民法院（2015）兴沙民初字第02763号民事裁定认为，郭峰与案外人牛辉力之间因借款偿还问题达成股份出卖协议，即牛辉力自愿将其在长山寺港所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价变卖给郭峰，其实质是郭峰与案外人牛辉力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所达成协议加盖长山寺港公章，但本案实质法律关系为郭峰与案外人牛辉力之间的借款关系。故依照合同相对性，郭峰与案外人牛辉力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并非与郭峰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起诉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郭峰起诉。一审法院再审中，郭峰提出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长山寺港公司立即给付1850万元，并以欠款之日主张利息；2、由长山寺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同原一审。长山寺港公司辩称，1、本案再审程序启动严重违法。兴城市人民法院（2015）兴沙民初字第02763号民事裁定驳回郭峰的诉讼请求，郭峰不服该裁定，于2016年4月22日提出上诉，兴城法院按法定程序向长山寺港公司送达了郭峰的上诉状并按法定程序将案件材料报送上级法院，二审程序已经启动，如果一审程序存在错误，郭峰完全可以通过上诉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本案却是在郭峰已经启动二审程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做出了再审裁定；2、郭峰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不明确，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民事诉讼法》第119条3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但本案中郭峰诉请的第一项为“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1850万元或者以30%股权偿还债务”，该诉请不明确、不具体，应驳回其起诉；3、如果郭峰要求偿还1850万元，其应证明债务形成过程。郭峰要求长山寺公司港偿还借款1850万元，郭峰提供欠条上记载的债务数额为人民币8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除了欠条外无任何其他证据，且郭峰未提供证据之间存在关联性的证据。另外，欠条只是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仅具有初步的证据效力。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辽高法（2009）第29条规定：“针对债务关系简单、证据材料单薄、当事人主张一致或相近的大额债务纠纷案件，应当认真审查债务的形成过程。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交证明债务关系形成的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债务关系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案件，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4、假使郭峰主张的债务存在，债务也系郭峰与牛辉力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也与答辩人无关。一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长山寺港的工商登记档案记载，该公司成立时股东共三人，分别是张利红、牛辉力、樊玉凤。其中两名股东张利红、樊玉凤于2012年1月13日分别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牛辉力。至2012年3月26日止，牛辉力拥有长山寺港100%股权。牛辉力于2012年3月26日将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高伟，高伟从2012年3月26日至2014年8月11日期间是该公司的股东，但由其丈夫李航参与公司的经营及管理活动。2014年8月11日，股东高伟将自己的30%股权转让给李洪海。2015年2月10日，牛辉力将自己拥有的70%股权转让给李春海。现长山寺港的股东为李洪海、李春海。案外人牛辉力于2012年5月9日给郭峰出具欠条，内容：今欠郭峰人民币八百五十万元正，两个月内结清。欠款人：牛辉力2012年5.9“如到期还不上欠款，按30%股份转让给郭峰”（原欠条作废，以今日欠条为准）。2013年6月24日，有牛辉力签名，加盖长山寺公司公章的《证明》，内容：兹证明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欠郭峰欠款八百五十万元正（￥8500000）。另外：有壹仟万元是利息加利润款，如不按期偿还用港口的股份30%转让郭峰（投资款8500000）。2013年7月23日，有郭峰、牛辉力签名，加盖长山寺港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委托人：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牛辉力。受委托人姓名：郭峰。我公司委托上述受托人办理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整体出售事项。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5）葫民初字第0006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的事实：2012年5月至2016年6月30日胡岳和陆续出借给郭峰本金人民币920万元，期间发生利息612万元。双方于2014年6月30日对多笔借款进行核对后，于同日郭峰为胡岳和出具两张借款，其中一张内容为“今向胡岳和借款人民币陆佰壹拾贰万元整（6120000.00元）。郭峰，2014年6月30日。”另一张内容为“今向胡岳和借款人民币玖佰贰拾万元整（9200000.00元）。借款人：郭峰，2014年6月30日。”郭峰于2016年8月6日给证人沈某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今欠沈某人民币壹佰壹拾叁万陆仟元整（1136000.00元），其中2011年12月6日港口投资借款本金伍拾伍万元，于2012年8月6日偿还利息三万元。截止2016年8月6日欠利息合计伍拾捌万陆仟元，本息合计壹佰壹拾叁万陆仟元整，以此据为证，原借据收回作废。欠款人：郭峰2016.8.6”。一审法院再审认为，郭峰、长山寺港公司双方对该《欠条》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仅对该《欠条》的欠款性质存有争议。案外人牛辉力于2012年5月9日给郭峰出具《欠条》，其内容的实质系牛辉力欲将公司的30%的股份转让给郭峰，但双方均未在约定的期限办理公司股份转让手续。该《欠条》订立时牛辉力系长山寺港的股东及法人，虽牛辉力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但后由企业的名章加以确认及认可，以此即证明公司对该《欠条》的内容予以确认及认可。长山寺港公司辩称公司其他股东对原法人牛辉力转让股份并不知情，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1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可仅对股东内部约束，而不能对抗第三人。郭峰与案外人牛辉力虽对股份转让已经达成协议，并已经按协议支付了股份转让金850万元，但因未进行实际转让，而导致转让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郭峰要求长山寺港公司支付本金850万元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2013年6月24日加盖长山寺港公司公章的《证明》中如不按期偿还转让30%股份另外“有壹仟万元是利息加利润款”，约定两项内容，且数额过高。酌定从2012年7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判决：1、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15）兴沙民初字第02763号民事裁定。2、长山寺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峰本金8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从2012年7月9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3、驳回郭峰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800元（缓交），由郭峰负担61500元，由长山寺港公司负担71300元。郭峰不服该判决上诉称，长山寺港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经长山寺港公司2013年6月24日核算，欠郭峰借款本金850万元，利息加利润计1000万元。长山寺港公司收取郭峰850万元后，一再违反承诺，本金一直未予偿还，约定利息和利润也不予支付。一审庭审过程中，长山寺港公司没有认为约定利息过高，也没有向法庭提出向下调整的请求，法院酌定长山寺港公司从2012年7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无事实依据。郭峰的850万元由入股资金变更为借款后，应属民间借贷性质，约定利息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部分应当保护，即使向下调整，利息也不应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约定利息加利润款两项内容对长山寺港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息并无实质性影响，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改判长山寺港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给付利息。长山寺港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判决已经认定2012年5月9日《欠条》的实质为股权转让，因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为郭峰和牛辉力，长山寺港公司非股权转让的当事人，故将长山寺港公司作为被告进行审理，并判决长山寺港公司承担责任明显错误。本案的基础关系为股权转让，而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系牛辉力与郭峰。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的持有人系股东。本案中，长山寺港公司系公司并非股权的持有人股东，更不是股权的出让人，虽然郭峰主张长山寺港公司系股权的转让方，但是郭峰的这一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郭峰与牛辉力因股权转让合同产生纠纷应该以牛辉力为被告，而不应以长山寺港公司为被告。二、长山寺港公司认为，郭峰未完成证明债务形成过程的举证责任，故一审判决长山寺港公司偿还8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明显错误。1、郭峰主张权利的证据单薄，且郭峰没有资金来源的证据，依法郭峰应承担不利后果。郭峰系一普通工人，其没有一次性出资850万元的经济实力和资金来源。虽然郭峰出示了胡跃和诉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生效判决，但该判决中胡跃和的借款郭峰并没有用于本次投资中，因为郭峰陈述其将钱款交付给牛辉力的时间是2011年末至2012年2月前，而胡跃和诉郭峰民间借贷案中认定胡跃和将钱款出借给郭峰的时间是2012年5月至2013年6月30日，胡跃和借钱给郭峰的时间在郭峰主张的投资之后。郭峰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但沈某也没有举证证明资金的来源，假使沈某证明的事实存在，其证明的资金来源也只有55万元，距离850万元相差太远，其他资金来源郭峰仍未完成举证责任。2、郭峰应该对债务的具体形成过程负举证责任。郭峰主张的借款交付方式，均有悖常理，其仅出示了牛辉力个人出具的《欠条》和长山寺港公司的一份《证明》来证明将款项出借，仅具有初步的证明效力，故郭峰还应该对款项来源、款项交付等负举证责任。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29条规定：“针对债务关系简单、证据材料单薄、当事人主张一致或相近的大额债务纠纷案件，应当认真审查债务的形成过程。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交证明债务关系形成过程的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依据职权调查取证。……债务关系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案件，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应由郭峰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因股权转让与长山寺港公司无关，故郭峰要求长山寺港公司承担责任还应当证明债务是如何转化为长山寺港公司债务的，但郭峰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长山寺港公司的财务账上也没有收到郭峰股权转让款的任何记载。故判决长山寺港公司还款8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该院认为，案外人牛辉力于2012年5月9日给郭峰出具《欠条》，其内容的实质系牛辉力欲将公司的30%的股份转让给郭峰，但双方均未在约定的期限办理公司股份转让手续。该《欠条》订立时牛辉力系长山寺港公司的股东及法人，虽牛辉力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但后由企业的公章加以确认及认可，以此即证明公司对该《欠条》的内容予以确认及认可。长山寺港公司称公司其他股东对原法人牛辉力转让股份并不知情，系牛辉力个人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虽然郭峰与案外人牛辉力对股份转让已经达成协议，并已经按协议支付了股份转让金850万元，但因双方未进行实际转让，而导致转让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审判令长山寺港公司给付郭峰本金人民币850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2013年6月24日加盖长山寺港公司公章的《证明》中如不按期偿还转让30%股份另外“有壹仟万元是利息加利润款”，约定两项内容，其中利息约定数额过高，应予调整。酌定从2012年7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维持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民再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三项及诉讼费承担部分；二、变更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民再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长山寺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峰本金8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从2012年7月9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为“长山寺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峰本金人民币8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息（从2012年7月9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长山寺港公司承担。”本院再审中，长山寺港公司提交两组新证据：1、2013年公司债权人葫芦岛银行瑞州支行申请拍卖我公司资产的评估报告，欲证明2012年、2013年该公司资产面临被拍卖，公司经营混乱的状态；2、三份已生效判决、裁定及这些判决、裁定中郭峰所使用的借条、欠条。该两组证据欲证明当时面临公司资产被拍卖的情况下，原法定代表人牛辉力利用其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制作大量虚假债务，在事先盖好公司公章的纸张上填写借据欠据，每张借据欠据的金额都在百万元之上。而债权人的共同特点与本案郭峰一样都不能提供资金来源以及债务形成过程，款项交付的证据。在这些判决中，人民法院经审查因为原告未完成上述的举证责任，驳回了这些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而这些债权人经一审判决均未上诉。郭峰质证认为，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拍卖的金额是2.6亿，牛辉力独资设立长山寺港公司当时注册资本金是4500万，注册资本金与评估价格的巨大差额证明长山寺公司在建设中是利用了其他债权人的资金。三份判决、裁定与本案无关，不应采信。牛辉力曾经先盖章后填写很多欠据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审判决认定郭峰对长山寺港公司享有的债权的基本证据是欠条、证明、授权委托书。欠条由牛辉力签字，牛辉力是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都是打印后加盖的公章。本院审查认为，长山寺港公司提交的两组新证据不足以否定郭峰与长山寺港公司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能否认定郭峰与长山寺港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案涉郭峰与长山寺港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要证据为：2012年5月9日牛辉力（时任长山寺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给郭峰出具欠条、2013年6月24日有牛辉力签名及手印并加盖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2013年7月23日委托人处盖有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公章和牛辉力签名及手印、受托人处有郭峰签名及手印的《授权委托书》。经审理，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各方无异议。从欠条内容所写的“原欠条作废”及标注的“前期投入”，表明欠款形成时间在出具该欠条时间之前，欠款是前期投入款，该欠条可以证明双方形成了欠款关系。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一是借款人牛辉力已于2016年8月3日死亡，不利于本案再审中对具体借款事实的进一步核实查清；二是从牛辉力发起筹建长山寺港过程看，时间跨度长达数年，期间2005年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4500万元，而在本案原终审判决生效后执行中，长山寺港公司全部资产的评估值为2.68亿元，客观分析建港期间应当有较大资金投入，但该公司财务账缺乏经营情况的记载，不能清楚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三是从审理情况看，亦不能否认牛辉力同郭峰等自然人之间习惯以现金方式借款事实的存在，如郭峰提交的生效判决及调解书可以证明郭峰曾向数人借款未能偿还而被起诉判决还款的事实；四是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郭峰系2004年3月17日成立的葫芦岛市关东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10月29日成立的葫芦岛市龙港区华馨玉器工艺礼品商行的经营者。综上，欠条作为债权凭证，是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证据，本案诉讼中长山寺港公司对欠据的真实性并不否认，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原判对牛辉力与郭峰之间的债务真实性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长山寺港公司以郭峰仅为普通工人、长山寺港公司财务帐上也没有收到郭峰股权转让款的任何记载为由，否认郭峰具备借款能力及出借款项真实性的主张，事实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案涉主要证据可以证明郭峰向长山寺港公司投入850万元用以受让牛辉力的30%股权，因转让股权并未实现，牛辉力于2012年5月9日给郭峰出具《欠条》。牛辉力时任长山寺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为持有公司70%股份的大股东，其向郭峰出具《证明》，对该笔债务加以确认并明确由公司偿还该笔债务本金及利息、利润。我国法律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而，法定代表人有权在法律和法人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直接代表法人对外行使职权，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即使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有所限制，也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其行为仍被视为法人的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担。案涉证据《证明》由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牛辉力签字及加盖公司公章，其行为系代表公司对外作出的行为，应视为公司行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股权发生转让后，后任股东无权否定前股东和经营者对外曾经作出的决定。长山寺港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否定前股东经营时曾经对外作出的债务确认，于法无据，不能得到支持。至于公司因股东变更，新旧股东之间产生的问题，属于公司内部事宜，可另行解决。法定代表人是企业的负责人，享有经营管理的权力，股东是公司的资金投入者，不具备经营权。2012年3月20日牛辉力与高伟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约定：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依法承担，如依法追及到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股东按比例承担股东义务。故即便牛辉力在出具《证明》时未告知持有公司30%股权的股东高伟，并不影响该证明的效力。综上所述，长山寺港公司称郭峰与该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案涉债务为牛辉力个人债务以及该债务缺乏证据证明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判认定长山寺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14民再1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晶审判员 张 昕审判员 宁久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孙秀玥书记员孙秀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