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6行初57号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扶隆村圩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邹才贵，组长。 委托代理人杨孙杰，广西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区防东路172号。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宇昌，防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迎宾路。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允毅、唐于琳，均为防城港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那其村红旗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张双华，组长。 委托代理人杨源山，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扶隆村圩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圩三组)因山林权属纠纷不服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圩三组的诉讼代表人邹才贵及委托代理人杨孙杰，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宇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允毅、唐于琳，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那其村红旗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红旗一组）的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张双华及委托代理人杨源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防城区政府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防区政处[2018]9号《关于防城区扶隆镇那其村红旗一组与防城区扶隆镇扶隆村圩三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认定如下事实： 双方争议的林地的林地旗角，东至江边（圩三组称）张军华山边（红旗组称）；南至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组称）；西至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组称）；北至岭边（圩三组称），担辽潭（红旗组称）。争议标的物为林地权属。面积36.406亩。 另查明：红旗一组在2010年10月取得防城区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编号：B451000180407,四至界至相符。2012年元月与广西十万大山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平龙山保护管理站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2012年2月26日因修建大垌水库时征用的青苗补偿款发放给红旗一组。红旗一组的权属主张应予支持。而圩三组虽提供有1962年《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清册一份，所记载标明为水田，其提出对林地权属主张不予以支持。 再查证：当年为了农业生产灌溉所修建的陂头以及水渠还依稀可现。岭顶坡地约在70年代后至80年度初为扶隆街上群众张超隆经营使用，80年代后是红旗组张军华经营使用至今。 防城区政府认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的原则。以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在调处期间，当事双方均提供自解放以来各个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证件，红旗一组提供的证件更符合林地权属主张，应予支持。而圩三组所提供证件证实的是水田，水田权属属于圩三组集体所有。因此，其林地权属主张不应予支持。综合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争议的旗角岭林地权属为红旗一组集体所有，该争议山岭四至界至：东至江边（圩三组称）、张军华山（红旗一组称）；南至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一组称）;西至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一组称）、此至岭边（圩三组××、××辽××（红旗××组称），面积：36.406亩。根据以上决定制作的《防城区扶隆镇那其村红旗一组与防城区扶隆镇扶隆村圩三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界线图》与本决定具有有同等法律效力。 圩三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9年2月28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告圩三组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因犄角垌土地纠纷申请调处，防城区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遗漏了当事人，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理由如下。一、本案在调处中，村民张军华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作为案件第三人，而防城区政府却在调处中遗漏了案件的当事人。该纠纷地不管最终如何确权，都会直接关系到作为第三人的村民张军华的利益。所以，所争议的土地的确权案必须要把张军华列为案件的第三人。防城区政府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二、1、所争议的土地，早在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当时的东兴县人民政府就已经作为耕地确权给了原告，而且原告一直经营管理耕种，并且缴纳公购粮（农业税），落实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后，特别是1988年至1995年间，由于该地块缺水，而且路途较远，原告的部分村民把原来种植农作物改成培育八角苗和玉桂苗。同时，期间扶隆街居民组的一些居民为了发展经济，还与原告租用一起在该地块是进行培育八角苗、玉桂苗及松树苗等种苗。1995年后，由于玉桂苗及八角苗需求量急降，造成滞销，原告的村民和扶隆街居民组的居民才暂停种苗的培育活动，但是，原告村民依然断断续续对该地块有进行经营管理活动，至今，争议地范围内依然可以明显看到作为耕地的块状地貌。再者，原告直至2005年国家宣布全面免除农业税之前，一直负责该地块的公购粮（农业税）的缴交。2、张军华只是在2006年国家免除公购粮后，见原告该片土地的原种植者退出，便过来种植经济林，2009年国家实行林权登记发证制度，在林权登记勘界中，张军华因为该地块上的经济林当时是他种植的，便瞒着原告所在的村及原告，私自领林业登记勘界测量人员（当时政府及林业部门为了能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林改任务临时聘请的人员）进行实地勘界测量，防城区政府不经核实，不经法定程序，便于2010年10月15日为张军华制作出防区林证字（2010）第0000081B61号《林权证》（该证具体何时颁发给张军华，原告无法知晓），据原告所知，2009年开展的林改林权登记制中，由于工作量较大，任务重，该项工作在一些村并未能完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于2010年赶制作出一大批《林权证》，但是只向公路沿线的发放（事后有些也收回），相当一大部分证是至今还没有发放到村民手中，而是存放在防城区林业局或乡镇林业站中。防城区政府却在毫无根据及所有权人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争议地所有权原东兴县早已划归原告所有的土地，在所制作的防区林证字（2010）第0000081B61号《林权证》中林地所有权项错误地打上“那其村红旗一组”。同时，对防城区政府在调处工作中，只凭本案第三人红旗一组的单方陈述，不经调查核实，便断然认定该争议地是本案红旗一组的祖公山，从1978年起该组村民张军华等便带头在该地上大力发展种植经济林，并管理收益有三十多年无任何人提出过争议，该片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所有权应归申请人张军华所有，不尊重历史事实。3、另外，原告与第三人红旗一组是分别在不同的两个行政村，相隔四、五公里，行政村与行政村之间的管辖地域划分的较为明显，而且都有所有权登记证。红旗一组不在原告的行政村内，而且原告是有明确的产权证的。张军华在他方借用土地所种植的经济林，政府征用时青苗补偿款归其所有，可以理解。但是，所用来种植经济林的土地不一定就是他户口所在的集体。这种情况在防城区扶隆镇以及相邻乡镇甚至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综上所述，防城区政府所作的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防城港市政府在复议期间，没有很好地到实地进行核实，也没有到争议的所在地向知情人及相关单位进行核对，更没有对原告申请复议中所提出的事实进行校对，只是对防城区政府的处理决定进行简单的书面审查和到扶隆镇组织一下双方到场坐谈，然后草率结案，并作出维持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同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二被告均无视法律对证据必须当庭质证，核实原件的规定，程序违法。在二被告办理案件期间，第三人唯一的证据就是《林权证》，但从立案开始到下达复议决定书止，期间原告没有收到过该书证，即作为定案的证据从来没有送达给原告，开听证庭时，原告要求查看该书证，但两次听证原告提出对《林权证》质证都被拒绝，以第三人持有《林权证》推托，作为定案的证据，原告从来没有得看过原件，实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一、撤销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二、撤销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圩三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明，证实邹才贵是扶隆村圩三组组长；2、居民身份证，证实邹才贵的身份情况；3、《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实争议的犄角垌已作了产权登记，四至界限清楚，产权明确；4、《证明》，证实犄角垌中的耕地、坡地历来属于圩三组集体所有；5、纳税人（农户）基本情况登记，证实申请人交纳农业税至2003年；6、公购粮交售通知书，证实申请人交纳公购粮至2002年；7、调解协议，证实张荣喜与案外人张军华一起占用申请人的坡地，经人民政府调解，张荣喜已将占用的坡地归还给申请人；8、张荣喜与圩三组争议红线图，证实申请人与张荣喜争议的范围，也标明了与张军华争议的范围；9、调解记录，证实张军华个人侵占原告的集体土地种植林木，2017年7月24日经扶隆镇政府调解，张军华个人提出要土地赔偿款40%，政府办案人员认为原告有土地所有权的事实，张军华个人有经营的事实，调解建议给6亩征收款给张军华；10、大垌水库土地测量现场登记表证实申请人和圩一组在2013年11月20日因犄角垌旱坡地与张军华争议，指挥部召集张军华和圩一组、圩三组进行调解；11、《证明》，证实争议的犄角垌不是林地，而是圩三组的耕地和坡地，在2013年大垌水库征地时，村委会派工作人员参加丈量，当时犄角垌属圩三组管理使用，但土地上没有种植任何作物；12《证明》，证实证人都是居民组的居民，他们在1984年起向申请人租用犄角垌种植八角玉桂树苗，至1994年止；13、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书，证实防城区政府不依法行政，偏听偏信，对原告持有合法的土地权属证据视而不见，对第三人违法行为和不实证据予以采信，作出错误决定；14、防政复决[2019]19号复议决定书，证实防城港市政府没有依法审查，草率办案，并作出错误的复议决定；15、1962年土地房产登记册（补充证据），证实争议的地权属原告所有，县人民政府已造册发证。 在庭审中，原告圩三组申请证人黄某到庭作证，黄某证明，其与扶隆街其他居民于1985年至1995年期间，经圩三组组长同意在争议地种植八角育苗，面积不清楚。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一、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在当事人申请后，防城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并经调解无效后作出处理决定，其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二、防区政处[2018]9号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现查明：双方争议的旗角垌（山）四至界至为：东至江边（圩三组称）、张军华山（红旗组称）；南：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组称）；西：江边（坪三组称）、江边田(红旗组称）；北：岭边（圩三组称）、担辽谭（红旗组称）。面积36.406亩。另查明：红旗一组在2010年10月取得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四至界至相符。2012年元月与广西十万大山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平龙山保护管理站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2012年12月26日因建大垌水库时征用的青苗补偿款发放给红旗一组。在调处期间，当事双方均提供自解放以来各个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证件。红旗一组提供的证件更符合林地权属主张，应予支持。而圩三组虽提供有1962年《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清册一份，所记载标明为水田，水田权属属于圩三组集体所有，其提出对林地权属主张不予以支持。三、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综上所述，请予以维持。 被告防城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申请调处书、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证实红旗一组向防城区政府提出调处申请，调处办依法受理、送达；2、《证明》，证实红旗一组提供证人及相关身份信息；3、编号：B451000180407《林权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山界林权版图》，证实林地使用、四至界至图；4、自治区公益林签订合同、生态公益林管护区域图，证实承包林地种植的说明；5、《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证实承包经营种植的数量、面积；6、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发放公示，证实生态公益林资金领取情况；7、8、9、调查笔录，证实被调查人对争议地的经营情况不清楚；10、答辩意见，证实圩三组对争议的林地提出答辩；11、提出答辩通知书；证实受理答辩并要求按期提供证据；12、送达回执，证实受理、送达回执；13、证据材料，证实圩三组对争议山提供权属证明材料；14、调查笔录，证实被调查人对争议地的经营情况不清楚；15、调查笔录；证实被调查人确认争议地四至界址；16、17、调查笔录；证实被调查人确认争议林地经营权使用；18、现场勘界记录及附图；证实工作组组织纠纷各方当事人进行勘界；19、纠纷调解会，证实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防城区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圩三组不服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受理申请行政复议后，对案件进行审查，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9]19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防城港市政府的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审查，查明：1、争议地的土地属性为林地，面积为36.406亩，以及四至界址。2、争议地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等时期，双方未能提供政府确定的归属证据。80年代左右岭顶坡地为圩三组群众经营使用，80年代后是红旗一组群众经营使用，根据防城区政府在调处过程调查知情人李建明、黄明常的调查笔录中，确认该争议地80年代后是红旗组村民经营管理使用。同时，2010年至今由红旗一组村民张军华使用该争议地，2012年元月那其村红旗组与广西十万大山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平龙山保护管理站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2012年12月26日因修建大垌水库征用争议地的青苗补偿款发放给红旗组村民张军华。3、圩三组提供1962年《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以下称登记册），争议地在登记册上记载的地名“其角垌”，类别为“旱田”，面积三处共6亩：分别为壹亩捌分、肆亩、贰分；四至界址：东至江边，南至江边，西至江边，北至岭边。红旗一组提供2010年《林权证》（编号：B451000180407),该争议地在《林权证》记载的地名为“旗角”，类别为“林地”，面积为68.4亩，四至界址：东至张有华林地为界，南至江边为界，西至江边为界，北至张荣喜林地为界。圩三组《登记册》争议地记载为“旱田”，第三人红旗组《林权证》争议地记载为“林地”，同时，经争议双方圩三组与红旗一组的代表在《现场勘界记录及附图》签字确认该争议地的类别为“林地”。因此，红旗一组提供的书证更符合林地权属主张。另查明：与本案争议地四至范围交界的土地，在大垌水库征收土地时，政府已将土地补偿款、安置费及青苗费等发放给相关生产队，本案争议地四至范围交界的土地已属国有土地。由于圩三组提供1962年《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不完整，现存一张，无法核实，同时《登记册》也没有县级以上政府核发的落款,难以确认《登记册》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红旗一组提供的《林权证》（编号：B451000180407),记载该争议地为红旗组所有，《林权证》有发证机关防城区政府以及填证机关防城区林业局的盖章。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二）农业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圩三组提供1962年《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的书证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能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定案依据，红旗一组持有的《林权证》符合上述规定情形，可以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定案依据。红旗一组持有《林权证》、与广西十万大山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平龙山保护管理站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及80年代后的管理使用事实，由此可以认定红旗一组对争议山的经营、管理的事实。防城区政府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法规轻微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结果认定。争议的36.406亩是红旗一组集体所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予以支持。三、防城港市政府的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实原告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复议；2、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实防城港市政府依法受理；3、复议庭笔录，证实核实案件情况；4、案件延长审批表，证实防城港市政府按法定期限延期审理；5、送达回证，证实防城港市政府依法送达；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第三人红旗一组述称，一、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和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本案争议的林地是第三人成员张军华的父母使用，后由张军华进行使用，2010年10月防城区政府颁发林权证确认了该林地属于第三人所有，该林地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等属于张军华所有。三、第三人提交的林权证等证实了张军华管理使用该林地的事实。 第三人红旗一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集体林地承包经营合同，证实争议的36.406亩林地属村民张军华的经营范围（68.4亩的其中一部分）；2、《林权证》，证实争议的36.406亩林地，在防城区政府颁发的林权证范围内（即含早68.4亩当中），38.406亩林地权属归第三人，36.406亩林地上的林木权属归张军华所有；3、公益林管护合同（附明细表、区域图），证实张军华经营的68.4亩林地（犄角山），属合同约定的管护范围，且张军华多年以来享受国家发放的公益林补偿金，相应的林地多年来无人提出经营异议；4、《竹木果树登记表》，证实犄角山的经济林木得到大垌水库指挥部的确认，相应的林地及林木多年来无人提出经营异议；5、公益林补偿金签领及公示，证实村民张军华多年来领取犄角林地范围内的公益林补偿金，无人对该幅林地的经营提出过异议；6、(2015)防市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证实：1、该判决涉及的争议林地，权属已得到防城区市两级政府的确认，最终又得到防城区法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2、该判决涉及的争议林地与本案争议的36.406亩林地均在80年代或70年代未开发经营，均由第三人的村民开发经营，两幅（处）林地的来源、性质、经营主体均一样，即与本案具有关联性；3、本案争议林地与(2015)防市行终字第21号案属于田比邻林地，按第2点理由，权属应归第三人。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第三人红旗一组均没有异议。原告圩三组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证据1、2、7至19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说明遗漏了第三人张军华，其中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原来是坡地，与原告提供的土地权属证据相吻合，原告圩三组与圩一组原是同一个生产组，所以间接证明了土地权属是原告的；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3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该证及当时和这批证一起的绝大部分没有依法进行颁发给使用者等，也没有签领的记录，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进行打印的，林权证中的林地、林木的登记表，将原告的所有权及原告的土地记载给红旗一组的张军华的名下，也没有明确其张军华是否提交有土地权属的来源证明，同时该林权证的四至和面积还记载错误，在复议过程中及调查过程都没有给原告查看过证件的原件和核发过程的所有材料是否合法；对证据4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争议地的林木90年代后期确实是原告不在争议地进行育苗种树，但有相当部分是原告的成员陆续补种上，同时有证人证明，土地是原告的，并且有土地权属证据，虽然部分林木是张军华的，但是其没有提交过土地权属的来源证明，最重要的是证据4的合同范围不在争议地的范围，签订时间也是在林权证颁发后补的，不能作为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的证据；对证据5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无权将权属归原告的土地进行发包，且该合同书也是在林权证之后，不能作为土地权属的来源证明，对其中的竹木登记表的三性都有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与土地权属无关联，不能作为土地权属确权的证据。 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区政府、第三人红旗一组均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对原告圩三组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区政府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和证据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证据1、2、4、7、9、10、13、1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4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3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阶段没有提交，因为是复印件，是否有原件存在，该证据的三性无法确认；证据5、6、8与本案无关联。且证据8没有相关单位的证明，不予质证；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对补充证据即证据15，1962年的登记册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在复议阶段不予认可。第三人红旗一组对证据1、2、13、1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均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其他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本案争议的林地不在证据3该房产所有权证的范围内；证据4的形式上该证明没有村委会的签字，内容上不能反应本案争议的林地在其所列的争议范围；本案争议的林地不在证据5、6所登记的范围；证据7、8该调解协议没有调解组织的盖章，还有调解的土地范围不是本案的争议地的范围；证据9该调解没有形成相应的调解协议，调解记录不具有法律上的证明力；本案争议的林地不在证据10该登记表的范围；证据11形式上也没有村委会的经办人和负责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内容上和客观事实不符，第三人和张军华就本案争议的林地签订承包合同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的村委会是对承包合同经过确认的；证据12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其次从该证明可以看出是由他人代写后，再由证人进行签字，该书面的证明不能反应客观事实和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对在庭审中原告圩三组申请证人黄某到庭作证的证言，原告圩三组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无异议，认为其证实涉案土地属于原告所有，且在1985年至1995年之间借用给证人黄名益等人使用和种植有八角育苗的，同时证明了该土地在第三人申请林权登记前为耕地和坡地，与原告提交的土地来源权属证明证据登记相互吻。被告防城区政府对其证明的争议土地的客观性有异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其是否在全部争议地经营的事实有异议；第三人红旗一组认为其陈述在争议山进行种植，但是没有书面证据进行佐证其当时使用了争议地，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也不能确定其陈述的犄角处一带种植的范围和本案争议地有关联性，其陈述经分析后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 对第三人红旗一组提供的证据1至5和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致，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已经发表的质证意见。对提供的证据6，被告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圩三组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2、7至19，原告圩三组提供的证据1、2，13、14，对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区政府、第三人红旗一组均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仅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主要证实行政复议阶段的程序问题，本院均予以确认。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3至6，与第三人红旗一组提供的证据1至5相同，因能够证明争议林地管业或经营管理的事实，具有关联性，原告圩三组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足以否认，故本院予以确认或参考。对原告圩三组提供的证据3、15（补充证据），虽未能提供原件，但复印件盖有防城区扶隆司法所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印章，互相印证，本院对其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载明的“崎角垌”“旱田”与争议地相关，其中涉及的四块旱田面积共计7.2亩，四至界线东、南、西均至“江边”，北均至“岭边”，由于北至“岭边”具体界线无法确定，总体上四至不清楚，本院仅作参考；对原告圩三组提供的证据4至10，与本案争议林地的确权没有关联性，证据4、9、11、12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种类的形式要件等证据规则要求，不具有证明力，均不能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的确权根据或参考，本院均不予确认；对原告圩三组申请证人黄某到庭作证的证言，其陈述与扶隆街其他居民于1985年至1995年期间，经圩三组组长同意在争议地种植八角育苗，除证实其曾经在争议地的坡地种植八角育苗之外，其余证明内容，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与被告防城区政府在调处阶段调查的相关知情人的证言不符，故本院不予确认。对第三人红旗一组提供的证据6，与本案争议林地的确权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地圩三组称“旗角垌”，红旗一组称“旗角山”，四至界址：东至江边（圩三组称），张军华山（红旗一组称）；南至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一组称）；西至江边（圩三组称），江边田（红旗一组称）；北至岭边（坪三组称），担辽谭（红旗一组称），虽称谓不一致，但属同一个位置。面积为36.406亩。 争议地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林业三定”等时期，双方未能提供政府确定的归属证据。圩三组提供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记载，圩三生产队在“崎角垌”有“旱田”四块，旱田面积共计7.2亩，其中涉及的四至界线东、南、西均至“江边”，北均至“岭边”，与争议地相关，但北至“岭边”具体界线无法确定。 争议地于解放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部分坡地由圩三组群众种植经营，其中，扶隆街群众于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也在部分坡地上种植八角育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圩三组丢荒后，红旗一组群众在争议地种植经营。2010年4月，红旗一组与其集体经济成员张军华签订《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将包括争议地在内的林地发包给张军华家庭承包经营，得到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那其村民委员会盖章同意。2010年10月，防城区政府给红旗一组及村民张军华核发《林权证》（编号：B451000180407),记载地名为“旗角”，类别为“林地”，面积为68.4亩，四至界址：东至张有华林地为界，南至江边为界，西至江边为界，北至张荣喜林地为界，经勘查涵盖争议林地。自2010年起，争议地一直为张军华一户经营管理。2012年1月，红旗一组与广西十万大山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平龙山保护管理站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2012年12月26日，因修建大垌水库征用争议地的青苗补偿款,发放给红旗一组村民张军华。2013年因修建大垌水库征用争议地的权属及补偿款，圩三组和红旗一组发生纠纷，经调解未果。现争议地的征用土地补偿款、安置费已由防城区政府提存。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防城区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圩三组主张，第三人红旗一组的村民张军华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作为案件第三人，而防城区政府却在调处中遗漏了案件的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被告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在办理案件期间，两次听证原告提出对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进行质证都被拒绝，无视法律对证据必须当庭质证，核实原件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并没有规定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过程中和行政复议过程中，将相关利害关系人明确列为必须参与的第三人，也没有规定将相关证据均应当听证质证，而是由行政机关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酌定，故原告圩三组的这一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1、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实体处理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一）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和司法实践，对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解放后有权属书证等权属定论的，以该定论为确权依据；没有权属定论的，按照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原则处理。本案中，争议山于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林业三定”等时期，未经人民政府确权归属，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权属书证等证据。原告圩三组提供的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经审查，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六）项规定，属于“四固定”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清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被告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在作出案涉争议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中均认定不能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定案依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纠正。但经审查，圩三组提供的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东兴县扶隆公社扶隆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土地房产登记册》载明的土地面积仅为7.2亩，主要处于江边坡地，且北边界线等四至不清楚，由于缺乏附图等其他证据佐证，未能确定具体位置，无法认定是否与面积为36.406亩的争议地有关联，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红旗一组提供的2010年的《林权证》，虽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但缺乏权属来源依据材料、亦未经宗地相邻人等确认无权属争议，不符合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三）项的规定要件，不具备《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被告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在作出案涉争议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中均认定可以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定案依据，适用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规章错误，应予纠正。但经审查，红旗一组提供的2010年的《林权证》，有其提供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山界林权版图》，以及提供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广西十万大山国际级自然保护区平龙山保护管理站签订自治区级以上的公益林管护合同、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发放公示等历史资料相互印证，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规定情形，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 本案争议林地在种植、管理方面，经审查，争议地于解放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部分坡地由圩三组群众种植经营，其中，扶隆街群众于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也在部分坡地上种植八角育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圩三组丢荒后，红旗一组群众一直在争议地种植经营，至2013年因修建大垌水库征用争议地的权属及补偿款圩三组和红旗一组发生纠纷。红旗一组对争议地形成了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有上述历史上管业资料等书证和多个知情人的证言证实。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圩三组未能提供其在争议山有管业和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 综上，被告防城区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18]9号处理决定和防政复决[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有事实根据，虽适用法律、法规有错误，应予指正，但实体处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切合实际，并无不当。原告圩三组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扶隆村圩三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镇扶隆村圩三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切合实际，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郭传亿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莫骐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判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 第三十条第一款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1）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 （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 （2）农业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下列书证，可以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 （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书证材料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书证材料记载面积清楚的，亦面积为准；书面材料面积、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