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21民初1556号 原告：苏建宗，男，196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竞忠、杨锦云，福建泉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国彬，男，197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基铂，福建邦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虞莉琴，女，197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骆锦东，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骆锦田，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苏建宗与被告苏国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根据原告苏建宗提出的申请，通知虞莉琴、骆锦东、骆锦田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建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竞忠，被告苏国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基铂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虞莉琴、骆锦东经本院传票传唤，第三人骆锦田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建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苏国彬对惠安县人民法院（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的虞莉琴、骆锦东尚欠原告苏建宗借款本金180.73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骆锦东和虞莉琴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4年9月29日向苏建宗借款20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3%。骆锦田及苏国彬为该笔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直至借款人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出借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为止，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担保人同意出借人与借款人如就本借款借据的还款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担保人仍对本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需就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再出具保证。借款后，骆锦东和虞莉琴未按期还本付息，经苏建宗多次催讨仍未履行还款义务，骆锦田及苏国彬也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苏建宗于2015年5月25日提起诉讼，要求骆锦东、虞莉琴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骆锦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6月24日，惠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虞莉琴、骆锦东结欠苏建宗借款本金200万元及2015年3月29日至2015年7月6日的利息12万元，合计212万元，定于2015年8月25日前支付利息12万元。本金200万元自2015年7月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定于2015年9月25日前偿还本金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015年10月25日前、2015年11月25日前各偿还本金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015年12月25日前、2016年1月25日前、2016年2月25日前各偿还本金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息随本清。二、如果虞莉琴、骆锦东未能依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还款，苏建宗有权申请执行，要求虞莉琴、骆锦东一次性偿还尚欠全部款项及利息(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7月7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骆锦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调解生效后，上述债务人仅于2015年9月1日支付12万元利息，同年10月19日支付10万元，同年10月31日支付20.8667万元，其余均未履行。苏建宗于2016年3月8日向惠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闽0521执969号。现上述债务人至今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且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骆锦东、虞莉琴尚欠苏建宗借款本金180.73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综上，苏国彬为骆锦东、虞莉琴的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苏国彬辩称，苏建宗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苏建宗在起诉本案借款人时已经将本案的借款合同原件拿给苏国彬，已经放弃对苏国彬的追诉，苏国彬不再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苏建宗把借款合同原件拿给苏国彬的行为，实际上可以视为苏国彬对本案的借款不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使苏国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苏建宗从未向苏国彬主张还款，本案也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或者诉讼时效。本案涉及虚假诉讼，2017年蔡明辉已经起诉苏国彬要求还款200万元，该笔200万元实际上就是苏建宗本案主张的借款200万元。 第三人虞莉琴、骆锦东、骆锦田未作陈述。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9日，骆锦东和虞莉琴以借款人名义、苏国彬和骆锦田以担保人名义共同向苏建宗出具借款借据1份，载明骆锦东、虞莉琴因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向出借人借款，借款人既有收取出借人部分现金，又要求出借人将其余款项汇入借款人指定的骆锦田在厦门建行文灶支行的账户。借款人确认收到出借人的借款200万元。借款月利率3‰，每月28日付清当月利息，未约定还款期限。担保人对该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直至借款人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出借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为止。担保人承诺，本借款合同即使无效，保证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仍应承担还款的保证责任，且担保人同意出借人与借款人如就本借款借据的还款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担保人仍对本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需就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再出具保证。2015年5月25日，苏建宗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骆锦东、虞莉琴偿还借款200万元，并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骆锦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在该案审理中，骆锦东、虞莉琴认可其二人向苏建宗借款200万元并约定月利率3%属实，借款后已支付6个月利息，但没有偿还本金；骆锦田认可其为骆锦东、虞莉琴向苏建宗借款200万元提供担保属实。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虞莉琴、骆锦东结欠苏建宗借款本金200万元及2015年3月29日至2015年7月6日的利息12万元，合计212万元，定于2015年8月25日前支付利息12万元。本金200万元自2015年7月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定于2015年9月25日前偿还本金1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015年10月25日前、2015年11月25日前各偿还本金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015年12月25日前、2016年1月25日前、2016年2月25日前各偿还本金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息随本清。二、如果虞莉琴、骆锦东未能依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还款，苏建宗有权申请执行，要求虞莉琴、骆锦东一次性偿还尚欠全部款项及利息(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7月7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骆锦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苏建宗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五、案件受理费22260元，减半收取11130元，由虞莉琴、骆锦东负担。本院于2015年6月24日作出（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苏建宗自认，调解生效后，骆锦田于2015年9月1日支付12万元利息，骆锦东于2015年10月19日支付10万元、于2015年10月31日支付20.8667万元。因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未能依约全面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苏建宗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6年3月8日以（2016）闽0521执969号予以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闽0521执969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截至2019年5月13日，本院未收到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支付的任何执行款。 以上事实，有苏建宗提供的借款借据、（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2016)闽0521执96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情况说明，以及苏建宗、苏国彬的陈述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关于苏国彬是否应对（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骆锦东、虞莉琴尚欠苏建宗的借款本息尚未偿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原告苏建宗认为，一、本案的200万元借款及担保的事实已在惠安县人民法院（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中得到确认，不存在苏国彬辩称的本案200万元借款没有发生的情况。本案借款200万元是由多笔款项合成的，其中包含骆锦田的借款100万元转化过来，另外100万元包含骆锦东、虞莉琴向苏建宗的借款及部分工程款，汇总成本案的借款200万元。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的变更是经过各方当事人协商同意转换的。苏国彬为本案骆锦东、虞莉琴向苏建宗借款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实存在。苏建宗要求苏国彬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依据为借款借据，而不是苏国彬辩称的借款合同，且借款合同也约定合同由各方当事人各执1份，苏国彬辩称其持有借款合同原件视为其不必为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苏建宗从未放弃对苏国彬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苏建宗与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在本案借款借据的范围之内，没有超过苏国彬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因此苏国彬应对苏建宗在（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二、苏国彬与骆锦田系作为共同的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苏建宗于2015年5月25日以骆锦东、虞莉琴及骆锦田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相应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苏建宗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之一的骆锦田主张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5月25日开始计算。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4日作出民事调解书，调解确定的最后一期还本付息为2016年2月25日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苏建宗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2月25日起计算。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苏建宗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保护期止于2019年2月25日前。苏建宗于2016年3月8日申请强制执行，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六）申请强制执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苏建宗因申请强制执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并于2016年11月29日重新计算止于2019年11月29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苏建宗在保证期间内向任一保证人主张权利，都意味着向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了权利，苏建宗对骆锦田主张保证责任的效力及于对苏国彬的主张，因此苏建宗对苏国彬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三、本案不涉及虚假诉讼，蔡明辉起诉苏国彬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且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相关的案件事实已经查清，与本案无关。原告苏建宗相应提供证据1即借款借据1份，以此证明2014年9月29日，骆锦东、虞莉琴向苏建宗借款200万元，约定月利率3%，骆锦田和苏国彬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证据2即（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1份，以此证明苏建宗与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证据3即（2016）闽0521执969号执行裁定书1份，以此证明因骆锦东、虞莉琴及骆锦田未履行还款义务，苏建宗申请强制执行，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证据4即失信被执行人案件信息查询情况，以此证明骆锦东、虞莉琴及骆锦田因未履行上述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证据5即执行情况说明，以此证明自苏建宗申请强制执行后，惠安县人民法院未收到骆锦东、虞莉琴及骆锦田支付的任何执行款。证据6即（2018）闽05民终3931号民事判决书及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以此证明苏国彬答辩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不符合事实，蔡明辉与苏国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定债权债务的实际情况。被告苏国彬质证称：对证据1无异议，但苏国彬在担保人处签字时借款借据的其他内容是空白的，对借款借据后来填写的内容没有意见。当时苏国彬共出具2份借款借据及1份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原件已经由苏国彬收回。另外的那份借款借据已经填写了蔡明辉的名字，并已经向法院起诉，在该份空白的借款借据中苏国彬系作为借款人。对证据2无异议，但苏建宗没有向苏国彬主张还款责任。对证据3、4、5无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就该案所涉借款借据，苏国彬出具空白借款借据，苏建宗、蔡明辉等人的放贷组织以蔡明辉的名义起诉苏国彬。 被告苏国彬认为，一、2014年6月15日，骆锦田作为借款人、苏国彬作为担保人向苏建宗、苏福南等人的放贷组织借款100万元，并出具空白借款借据1份。2014年9月29日，骆锦田再次向放贷组织借款并出具多份空白借款借据及借款合同1份(借款金额200万元)。空白的借款借据只有借款人、担保人签名捺印，其他都是空白的。借款合同的内容全部是打印的，并由出借人苏建宗签名捺印进行确认。但借款凭证出具后，苏建宗、苏福南等人的放贷组织反悔，并未再向骆锦田支付任何借款。2015年3月28日，本案借款200万元到期，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无力偿还借款本息。苏建宗在2015年5月25日提起诉讼前，让苏国彬催告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偿还欠款本息，但其碍于亲属关系而未向苏国彬主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苏国彬让骆锦田与骆锦东、虞莉琴沟通还款事宜，并要求其与苏建宗尽快协商还款事宜。苏国彬根据借款合同记载的房产信息，打听到虞莉琴在厦门的房产还没有出售，将该信息告知苏建宗，让其赶紧采取措施。之后，苏建宗与骆锦田、虞莉琴、骆锦东经协商到惠安县人民法院签署调解协议。苏建宗确定房产没有出售的事实且骆锦田同意与其签订调解协议时，于2015年5月25日之前已将正式的借款合同及骆锦田作为借款人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借据返还给苏国彬，该行为可视为苏国彬已不再为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6月24日，苏建宗与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在惠安县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约定骆锦东、虞莉琴分期偿还本金200万元、利息12万元及后续利息，骆锦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双方对本案借款偿还时间、利息计算及后期利息计算已重新协商约定。苏国彬并未同意上述调解协议内容，对苏国彬不具有约束力，苏国彬对此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本案借款借据所载“本借款合同即使无效，但保证合同仍然有效，担保方仍应承担还款的保证责任，且担保方同意出借方与借款方如就本借款借据的还款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担保方仍对本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需就出借方与借款方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再出具保证。”，该条款是针对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不适用借款人与出借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的情形，即使适用，因该条款明显加重一方的责任，也应认定无效。二、根据苏国彬提供的借款合同约定，本案借款2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9月29日至2015年3月28日，保证期间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至本案起诉之日，苏建宗从未向苏国彬主张还款付息。本案保证期间应从2015年3月29日起计算至2017年3月28日，苏建宗并未在保证期间内向苏国彬主张保证责任，因此，苏国彬无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借款期限至2015年3月28日，苏建宗于2015年5月25日提起诉讼，假设从2015年3月28日借款到期日或2015年5月25日起诉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至本案起诉之日也已4年多时间，苏建宗在此期间从未向苏国彬主张过连带保证责任，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期，苏国彬无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苏国彬相应提供证据7即借款借据1份、借款合同1份、(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1份，以此证明苏国彬向苏建宗取回借款合同，苏建宗已放弃对苏国彬的追诉，苏国彬不再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200万元的借款实际上是由之前骆锦田的借款100万元所形成的。借款合同有苏建宗的签名，借款借据没有苏建宗的签名。借款借据的借款人是骆锦田，担保人是苏国彬，金额是100万元，该借款实际上是骆锦田向苏建宗、苏福南等人的放贷组织借的，借款后骆锦田没有还款，后来骆锦田又向他们借款100万元，变成本案的借款借据200万元，借款人变成骆锦东、虞莉琴，担保人变成苏国彬、骆锦田，但后面的100万元苏建宗没有实际支付，骆锦田欠苏建宗的工程材料款，苏建宗用骆锦田所欠的工程材料款抵扣，再加上利息一起合成100万元。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的变更是经过各方协商同意变更的，苏国彬清楚本案债务的转换情况。证据8即借款借据1份，以此证明蔡明辉、苏建宗针对一笔200万元借款重复起诉苏国彬，蔡明辉、苏建宗已涉嫌虚假诉讼。蔡明辉起诉的案件经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11.69万元，但在本案中没有扣除该笔款项11.69万元，涉嫌虚假诉讼，请求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原告苏建宗质证称:对证据7中的借款借据、借款合同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支持苏国彬的举证主张。借款合同约定的200万元与本案系同一笔借款，但应按借款借据履行。本案借款与骆锦田的借款100万元有关联，可以证明本案债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假的。对民事调解书无异议，但无法证明苏国彬的举证主张，虽然苏国彬持有调解书原件，但其来源有可能是找虞莉琴、骆锦东、骆锦田拿来或其他途径取得，不能以此证明苏国彬不必为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证据8，应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3931号的判决结果为准，该证据不能支持苏国彬的证明目的。苏国彬抗辩的11.69万元与本案无关，该笔款项的转账收款人为苏国彬，不是本案所涉的借款人虞莉琴、骆锦东。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三人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未到庭参加诉讼，又未书面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可视为放弃陈述、举证、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苏建宗提供的上述证据1至证据6，苏国彬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1至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苏国彬提供的证据7，苏建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苏国彬提供的证据8，应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3931号的判决结果为准。本案所涉的借款200万元，根据苏建宗与苏国彬的陈述，系由之前骆锦田的借款100万元，以及部分工程欠款和其他款项汇总转化而来，对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的变更系经各方当事人协商同意，且在苏建宗提起的(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骆锦田、虞莉琴对借款200万元的债务予以认可，骆锦田对其为该200万元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也予认可，并达成分期还款的调解协议。因此，本案所涉的借款200万元的债务可予认定。苏国彬与骆锦田共同为该借款200万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相应的借款借据及借款合同的约定为据，事实清楚，应予认定。苏建宗在2015年5月25日提起诉讼时，虽未起诉苏国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其有明确表示放弃要求苏国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苏国彬以其取回借款合同及骆锦田借款100万元的借款借据，主张其可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和依据不足，不予采纳。苏建宗于2015年5月25日提起诉讼，请求骆锦东、虞莉琴偿还借款本息，骆锦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的保证合同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015年6月24日苏建宗与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达成调解协议后，苏建宗于2016年3月8日申请强制执行，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苏建宗于2019年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苏国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苏建宗与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达成的调解协议所约定的应偿还的借款本息债务，系在苏国彬原提供保证的范围内，故苏国彬应对(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借款本息债务至今尚未偿还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苏国彬为骆锦东、虞莉琴向苏建宗借款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实清楚，应予认定。苏国彬与苏建宗之间订立的保证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苏国彬应对本院(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骆锦东、虞莉琴尚欠苏建宗的借款本息债务至今尚未偿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骆锦东、虞莉琴追偿。苏国彬辩称其对本案借款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第三人骆锦东、虞莉琴、骆锦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苏国彬应对本院（2015）惠民初字第437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骆锦东、虞莉琴尚欠原告苏建宗的借款本息债务至今尚未偿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骆锦东、虞莉琴追偿。 本案受理费29498元，由被告苏国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成辉 审 判 员  刘素梅 人民陪审员  庄炳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蔡少萍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 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以其相互之间约定各自承担的份额对抗债权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