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民终14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紫荆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夏子金，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发林，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连峰，男，汉族，1966年1月4日出生，住所地：河南省南召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含笑，女，汉族，1976年11月2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李连峰、李含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保星，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春兰，女，汉族，1968年2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国锋，男，汉族，1989年1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法定代理人：胡丽萍，女，汉族，1990年6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系古国锋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丽玲，女，汉族，1990年6月1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华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国茂，男，汉族，1991年10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广东守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飞，男，汉族，1985年4月22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江陵县*********。上诉人广州紫荆医院有限公司（下简称“紫荆医院”）、李连峰、李含笑因与被上诉人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原审被告何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紫荆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发林，上诉人李连峰及李连峰、李含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保星，被上诉人古国茂及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原审被告何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紫荆医院、李连峰、李含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424民初732号民事判决，对本案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以胡丽萍作为法定代理人不损害古国锋利益，且以有助于解决纠纷和减轻当事人诉累为由，认定胡丽萍可代表古国锋行使诉讼权利是程序违法。1、胡丽萍如需享有法定代理人资格，必须是古国锋被依法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但是，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清楚认识到，胡丽萍在代为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古国锋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2、依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第四节的规定，认定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依民事诉讼之特别程序进行确定，由相关利害人向该被申请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出认定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书面申请后，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被申请人是否为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相应判决。换言之，除非上述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认定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胡丽萍迳行以古国锋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诉讼，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针对类似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也作了相关规定。因此，本案胡丽萍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的前提必须先通过特别程序宣告古国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一审判决在明知古国锋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前提下，就认定胡丽萍代理古国锋行使诉讼权利合情合理合法，明显就是程序不公正、有错。3、对于胡丽萍作为法定代理人的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三上诉人均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生效判例作为证据进行抗辩，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程序上的审查，避重就轻，明显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古汉环自身身体原因对本次事故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发生本次车祸事故以前，古汉环因肺癌晚期前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就诊，就诊过程中情况越来越严重，医院也已下病危通知，古汉环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情况已非常严重，需要氧气呼吸机助其呼吸，而这时古汉环家属选择了放弃治疗，上诉人李连峰接受其家属委托将古汉环等人送回五华县******落叶归根，但古汉环在此前已在垂死边缘，且在运送过程中古汉环已虚弱到不能正常呼吸，需要氧气呼吸机助其呼吸。根据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对受害人古汉环进行死因鉴定，其死因符合机械性损失致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根据该死因鉴定古汉环死亡原因有二：一是机械性损失致急性重型颅脑损伤、二是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根据一审前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调取的古汉环病例，已显示古汉环已不能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辅助呼吸，换言之，由于交通事故原因导致古汉环脱离了呼吸机致使其已不能正常呼吸，最后致死。对此，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在对古汉环的死因鉴定时，明确说明呼吸循环衰竭也是其死亡原因之一，但一审法院却单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记载内容，而忽略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病例资料及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的死因鉴定报告，主观、片面地认定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古汉环自身原因对本次事故后果有因果关系，而作出了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可想而知，如此主观、片面所作的判决也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古汉环的死亡赔偿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古汉环的户籍性质可根据古汉环的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来确定。首先，古汉环的亲属关系证明是由五华县******民委员会出具，五华县******行政级别为村，不属于城镇范围内，由此可知古汉环属于农村户口；其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户口簿显示：古汉环的户籍信息登记为居民，根据2017年12月6日发布的《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户籍登记为居民的，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户籍地城乡分类代码确定，城乡分类代码首位数是‘1’的，为城镇，首位数是‘2’的，为农村”，而根据国际统计局公布的户籍地城乡分类代码：“文葵村”的代码首位数是“2”，应为农村。综上可知：古汉环的户籍应为“农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受害人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的文件精神，上述规定均明确了受害人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只要受害人在城市经商、居住，亦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古汉环居住证明显示：古汉环居住在***********，而文葵村在城乡分类中属于“农村”，由此足以明确古汉环根本未在城镇居住，同时，且不论该竹园农庄是否由古汉环经营，但一审法院前往该农庄的实地勘察可知，该农庄所属地在“葵樟村”，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户籍地城乡分类可以确定“葵樟村”亦属于农村。因此可知，不管是古汉环的居住地，还是其所为的工作地均属于农村范围，根本达不到法律规定中“城市”的范畴，完全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文件精神。更为重要，法律上也并没有以距离远近来确定适用何种标准的规定，而一审法院却在明知法律上没有以此标准衡量赔偿标准情况下，却仍以古汉环居住地和工作地均距离文葵派出所、文葵中学等单位距离极近来如此草率认定其可适用城镇标准，完全就是枉法裁判，带有严重的不公性。(三)一审法院认定李含笑、紫荆医院需共同连带赔偿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案涉车辆粤A*****的实际所有人为上诉人李连峰，并非是上诉人紫荆医院或李含笑，该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均归李连峰个人所有，李连峰对该案涉车辆享有充分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且司机何飞亦由上诉人李连峰聘请，与紫荆医院及李含笑无关。上诉人紫荆医院、李含笑均没有出资购买案涉车辆，也未得到任何收益，而上诉人李含笑在《承诺书》和《情况说明》中签名仅是因为紫荆医院只认可李含笑本人，李含笑在这一过程只是处于担保的地位。同时，紫荆医院仅提供车辆借名，李连峰并没有挂靠紫荆医院，没有收取任何利益。上诉人为了客观、完整地还原案件事实主动提供了对自己不利证据，也是相信法律的公正，但一审法院却主观臆断，在事实不清且没有充分证据情况下，认定李连峰、李含笑共同经营粤A*****救护车，李连峰、李含笑与紫荆医院存在挂靠行为，明显就是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适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公布新标准计算损失，明显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作出的广公交(传)字(2019)291号《关于印发广东省2018年度相关统计调查数据的通知》，该文件明确适用区间为自2019年5月30日0时至2020年5月29日24时期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而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于2018年12月10日，明显不适用该新赔偿标准。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也并未公布新的赔偿标准，而一审法院却以该文件已抄送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为由，认定可参照该新赔偿标准进行赔偿，完全是主观臆断。(五)在被上诉人只要求三人五天误工费3000元前提下，一审法院主动调至四人五天误工费3192.22元，已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明显滥用职权。1、案件在审理中，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而在被上诉人仅要求三人误工费共计3000元前提下，一审法院却判断了被上诉人需赔偿其四人的误工费共计3192.22元，已超越了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明显违规。由此，亦可看出一审法院具有偏向性，实属不公。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及《关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粤高法[2018]39号】附件1《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标准(试行)》的规定，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村村民的误工费应按照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上一年年度平均工资，而被上诉人均属于“文葵村”或“长江村”，应属于农村户口，对于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应参照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上一年年度平均工资，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前提下，主观以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均明确农村户口，其住所地为农村地区情况下不能适用城镇标准，而一审法院却以所谓的文件精神主观臆断，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关于胡丽萍（系古国锋妻子）是否有权作为法定监护人（法定代理人）代表古国锋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从答辩人一审提交的疾病诊断证明、结婚证等证据可以表明，答辩人古国锋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颅脑受损，经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诊断为植物状态，至今仍系昏迷状态，应当推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胡丽萍作为其妻子，系法定监护人，有权为维护其丈夫的权益代为提起本案诉讼。且胡丽萍作为法定监护人（法定代理人）代古国锋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损害古国锋的利益，且受害人古汉环的其他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近亲属并无异议，应当认定胡丽萍有权代表古国锋行使诉讼权利。因此，被答辩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不合理，如认定需通过诉讼或其他程序先行认定胡丽萍的代理行为，将增加此类案件的诉累。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二、关于受害人古汉环的自身疾病是否导致其死亡原因的问题（即损害关联度的问题）。1、从答辩人一审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本次事故系因何飞驾驶粤A*****号牌救护车不当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并造成古汉环死亡，古国锋、古国茂和彭南鸿3人受伤的单方事故，事故责任认定何飞负全部责任，古汉环等人不负责任。因此，本次侵权行为的过错方系何飞，其他人无过错。2、从答辩人一审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第14至24页）载明，本次事故发生后，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委托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对受害人古汉环的尸表检验及死因鉴定，鉴定分析说明及鉴定意见表明：受害人古汉环的损伤主要集中在头面部（右颞顶部可见6×6头皮裂伤），事发时从车上被抛出车外，并当场死亡，其死亡原因系因机械性损伤致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也就是说，交警已对古汉环的死因委托鉴定，而鉴定表明本案的事故系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该报告未载明古汉环的自身疾病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之一）。且从同车因事故导致头部撞伤的古国锋的现状可以推测，撞击头部所能带来的严重创伤程度。因此，本次侵权行为与古汉环死亡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由受害人自身体质导致。3、被答辩人多次提及由于交通事故原因导致古汉环脱离了呼吸机致使其不能正常呼吸最后致死，且根据死因鉴定认为呼吸循环衰竭也是其死亡原因之一。答辩人认为，不管呼吸循环衰竭是否系受害人的死因之一，但呼吸机的脱离系因为本次交通事故导致，而交通事故系由何飞单方造成，受害人并无过错。综上1、2、3点，答辩人认为，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被答辩人何飞因车祸致古汉环死亡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当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古汉环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从事故认定书和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本案受害人古汉环的直接死亡原因系因事故致头部重型颅脑损伤，未有表明其自身疾病参与、加重了损害结果。况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4号指导案例精神和确定的裁判规则：“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注：如粤高法(2018)39号文关于医疗费亦有类似规定:“医嘱确定的与交通事故损害有关的院外购药费用以及受害人原有疾病控制资料费用应计入赔偿范围”】。因此，受害人对于本案的侵权损害结果没有过错，且死因系因事故致头部重型颅脑损伤，损害赔偿应当全部由侵权人承担。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过错相抵）：“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也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三、关于答辩人的赔偿是按城镇还是农村标准计算的问题。首先，从一审庭审调查及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对五华县************两委干部成员古战如、古其发、古育基以及竹园农庄杨映霞、李伟兰和古辉祥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可知，受害人古汉环生前基本在外（广东湛江、广州花都等地）务工，近三、四年才回家在安流镇文葵片区管理服务中心（即文葵社区居委会）旁租赁文葵社区居委会的场地与儿子古国锋共同经营超市，后又在近一、二年与儿子古国锋投资经营竹园农庄，该事实有答辩人提交的受害人的经营流水可以印证。从受害人投资经营的超市系在街镇（文葵社区居委会旁）便可以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被答辩人仅从竹园农庄所在的位置和受害人的户籍位置而选择性地认定其收入来源于农村，明显是有失偏颇。因此，受害人古汉环在生前的全部收入均系来源于投资经营超市及农庄等非农经济工作，应当认定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次，众所周知，文葵村属原建制镇文葵镇的镇政府所在地，后于2003年11月撤文葵镇，并入五华县安流镇，原文葵镇镇政府办公场所改为文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地，且文葵村的村两委干部人员至今亦系在该场所办公。而受害人经常居住地与经营场所均系在安流镇文葵片区管理服务中心附近，属于街镇范围（省道S120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精神【法明传（2019）513号】以及当下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城乡居民赔偿逐步统一化的趋势，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已是常态。况且本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受害人生前的收入来源于城镇且居住于城镇，上诉人无明显证据证明受害人系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过分要求按农村标准计赔明显与事实不符。最后，从兼顾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本案事故造成古汉环一人死亡，三人严重受伤的事实，被答辩人的侵权行为已经导致受害人家破人亡。本案的其余被侵权人亦均在城镇工作及生活，虽然本案并非3人以上的死亡事故，但“生命本无价，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关于“同命同价”规定，在同一起侵权案件中，按照同一标准计赔更有利于保障被侵权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体现生命的价值。综上，从答辩人一审提交的经营流水、村委会证明、庭审调查及走访调查结果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足以表明，受害人古汉环生前在街镇上开超市、开农庄，并非依靠农业生产为此生活，且生前生活在城镇。因此，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等赔偿。四、关于何飞是谁雇佣，被答辩人紫荆医院与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就事故车辆粤A*****的经营是否应认定属于挂靠关系，本案事故责任应当由谁承担的问题。首先，答辩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原审被告何飞属于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雇佣并无异议，答辩人认为：本次事故何飞负全部责任，应当认定存在重大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被答辩人何飞与其雇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答辩人认可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及判决结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其次，被答辩人紫荆医院一审提交由被答辩人李连峰和被答辩人李含笑出具的2份《承诺书》及《情况说明》辩称：“登记在广州紫荆医院有限公司名下的事故车辆（粤A*****）系由李连峰、李含笑管理和使用。”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紫荆医院就事故车辆的运营管理与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存在挂靠法律关系，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1、被答辩人李连峰和李含笑辩称系借被答辩人紫荆医院的名义经营救护车，未与被答辩人紫荆医院签订相关合作协议。但答辩人认为：救护车为特种车辆，双方亦在一审庭审中表明不允许私人经营，需要挂靠正规医疗单位名下运营。依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挂靠经营”含义的复函》【交办运函(2016)703号】：“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你厅《关于予以明确界定‘挂靠经营’含义的紧急请示》收悉，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答复如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所称‘挂靠经营’，是指道路客运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的所有(权)人不具备道路客运经营资质，但以其他具备资质的企业名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行为。挂靠经营者的相关经营行为由被挂靠的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紫荆医院与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存在挂靠的法律关系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虽然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和紫荆医院均表明紫荆医院未参与过事故车辆的运营管理，亦未收取过运营利益。但从一审庭审调查表明，粤A*****需要紫荆医院的协助才能正常运营（如提供停放场所、提供发票、每年代为投保保险等），且无法排除是否存在合作收费或通过收接病人入住紫荆医院的方式使得双方获益的可能（被答辩人紫荆医院亦当庭表示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运营的救护车有向其接送病人出入院）。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紫荆医院将救护车给私人挂靠经营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和紫荆医院对本案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3、被答辩人李连峰在一审中为包揽责任多次言辞反复、前后冲突（从交警的调查笔录及一审庭审的询问可以体现），且未正面回答和回避法庭调查。被答辩人李含笑亦在作出《承诺书》和《情况说明》后推诿责任，表明与其无关。三被答辩人之间明显存在将责任推由被答辩人李连峰一人承担的行为，在无明显证据表明本案事故应当由李连峰个人承担的情况下，依法认定三被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保障众多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且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答辩人李连峰、李含笑和被答辩人紫荆医院属于“挂靠”法律关系，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的认定应当予以维持。五、关于答辩人主张的相关计赔标准是否适用2018年度统计调查数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答辩人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非相关统计数据的出具单位，该解释亦未载明“相关统计数据”必须系由法院内部发文才能作为确定依据，而本案庭审时2018年度相关统计调查数据依据开始实施，且该通知已抄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粤高法（2019）100号；2019年8月9日印发】载明：“对于在本标准公布前本年度已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如适用了2018年计算标准的，二审或再审不再作调整。”反过来理解，即该文件适用未审结的一审案件。因此，一审法院以2018年度相关统计调查数据计算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何飞述称，同意三上诉人的意见。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四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古汉环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21284.5元（死亡赔偿金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丧葬费93569元/年÷12个月×6个月=4678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元/天×3人×5天=3000元）；二、判令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0日13时32分许，被告何飞驾驶粤A*****小型专用救护车承载四人（古汉环、古国锋、古国茂、彭南鸿）从河源往揭阳方向行驶，途经S14汕湛高速K140+110M梅州五华路段时，车辆碰撞到防护栏，造成乘车人古汉环受伤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古国锋、古国茂、彭南鸿3人不同程度受伤入院治疗，驾驶人何飞无受伤，及车辆和护栏设施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24日，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该起交通事故作出第441************0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何飞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古汉环、原告古国锋、原告古国茂、案外人彭南鸿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事发后，被告李连峰向原告方支付了丧葬费35000元，并要求在原告诉请的赔偿额中抵扣。2018年12月13日，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委托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对受害人古汉环进行尸表检验及死因鉴定。该所于同年12月14日出具韩江司鉴[2018]病鉴字第16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受害人古汉环的死亡原因系因机械性损伤致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19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李连峰、李含笑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请为赔偿总额914609.5元（包括：1、死亡赔偿金：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2、丧葬费：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53289.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4、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0元/天×3人×10天=3000元。以上五项合计949609.5元，扣除被告李连峰垫付的丧葬费35000元）。被告对原告变更的诉讼请求有异议，并认为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新计算标准不适用本案。被告何飞就本次交通事故正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阶段，而被告则认为应考虑此因素而酌情减少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另查明，一、受害人古汉环的父母均已逝世，其与原告古春兰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了原告古国锋、原告古丽玲与原告古国茂三个子女，其中原告古国锋已婚，其妻为胡丽萍。二、被告以受害人古汉环事发前因肝癌晚期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过程中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而放弃治疗及肇事车辆转送其回家途中其身体虚弱不能呼吸而需借助呼吸机为由，认为受害人古汉环自身原因对本次事故的死亡后果有因果关系，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三、粤A*****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被告紫荆医院，但被告紫荆医院认为粤A*****肇事车辆只是借名挂靠在其医院名下从事救护车业务而实际车主应为被告李连峰、李含笑（该两人为兄妹关系），并提交了由李连峰、李含笑分别于2018年12月11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5月28日签订的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根据该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记载内容反映李连峰、李含笑确认粤A*****肇事车辆属其两人所有及相关人员为其两人雇佣，与被告紫荆医院无关。而被告李连锋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该车属其与李含笑所有而与被告紫荆医院无关，在第二次庭审时又陈述为粤A*****肇事车辆属其个人所有及何飞为其雇佣并发放工资，与被告李含笑无关。被告何飞认可其由被告李连锋发放工资并指派出车工作，但表示不清楚被告紫荆医院、李连峰、李含笑之间的关系。被告李含笑认为其未参与出资购买车辆及当初在上述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中共同签名是为了向被告紫荆医院提供担保责任，但被告李含笑对其陈述未提供证据证实。同时，被告紫荆医院认为因被告李含笑为其老员工和基于人情考虑而愿意借名给被告李含笑。在一审法院向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调取的材料中，被告李连峰陈述为被告何飞是被告紫荆医院员工和负责出车任务，而其本人在被告紫荆医院处是管理车辆的负责人，被告紫荆医院法定代表人夏子金是其老板。四、被告对胡丽萍代表古国锋行使诉讼权利有异议，而原告提供的医院病案资料显示古国锋情况为脑损伤严重，神志不清，浅昏迷，无言语，病情重。五、原告主张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并提供了由安流镇文葵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房屋照片、居住房屋地图定位截图、五华县安流镇文葵国锋超市的相关营业证照及该超市的照片和地图定位截图、竹园农庄的相关营业执照和农庄照片及农庄经营说明、古汉环微信界面信息截图和微信交流来往信息截图及微信流水明细截图等证据拟证实古汉环在城镇居住并有收入，但四被告均不认可。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日组织案件当事人前往古汉环居住地文葵村勘查核实古汉环生前居住情况及居住地性质，根据现场实地勘察，古汉环生前无论是文葵村的居住地和还是葵樟村的工作地均距离文葵派出所、文葵中学、文葵卫生院、文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单位距离极近，而竹园农庄工作人员均陈述古汉环生前属该农庄经营者。六、文葵村原属五华县文葵镇镇府所在地，后因机构改革而撤镇并入五华县安流镇，而原文葵镇镇府所在地则变更文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场地。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了古汉环死亡，古国锋、古国茂、彭南鸿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此事故由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在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事发道路路况、事发现场勘验笔录、事发人员询问材料、车辆检测报告等基础上依法进行责任划分并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合理、适用法律准确，予以采信。据此，确认被告何飞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古汉环、原告古国锋、原告古国茂、案外人彭南鸿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关于胡丽萍代表原告古国锋行使诉讼权利的问题。根据病案资料显示古国锋大脑损伤严重，神志不清且昏迷，古国锋的妻子胡丽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并不损害古国锋的利益，而古国锋其他近亲属亦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胡丽萍代表古国峰行使诉讼权利，合情合理合法，且有助解决纠纷和减轻当事人诉累，予以认可。关于受害人古汉环自身身体原因对本次事故死亡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首先，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记载被告何飞因未按照操作规程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直接导致本次事故发生而需承担全部责任，无证据证实古汉环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其次，古汉环在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转院回家时虽病情严重但仍是一个活体，有生命特征，而在发生事故后古汉环才死亡；再次，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对受害人古汉环进行了死因鉴定，其死因符合机械性损失致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理由为被侵权人对损害结果有过错，与被侵权人自身身体原因无关。故被告认为受害人古汉环自身身体原因对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而需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过错情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何飞是受何人雇佣的问题。根据被告何飞庭审时的陈述其由被告李连峰发放工资并指派出车任务，结合被告李连峰庭审自认事实和被告李连峰、李含笑共同向被告紫荆医院出具的《承诺书》、《情况说明》可知，被告何飞是受被告李连峰、李含笑共同雇佣而并非被告紫荆医院的员工。关于被告李连峰、李含笑的法律地位问题。被告李连峰、李含笑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事故发生后签署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理应清楚知悉签署《承诺书》和《情况说明》后的法律后果。且被告李连峰在第一次庭审中亦陈述肇事车辆属其两人所有而与被告紫荆医院无关，与上述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的内容记载可相互印证。虽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李连峰改口陈述肇事车辆属其个人所有而与被告李含笑无关，但被告李连峰与被告李含笑为兄妹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且被告李连峰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亦与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中的记载内容相左，不予采信。因此，虽被告李含笑认为其非肇事车辆权属人及在上述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中签名是为了向被告紫荆医院提供担保责任，但在被告李含笑未能提供充分理由和证据推翻其原来自认的是肇事车辆权属人的情况下，基于现有证据，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李含笑、李连峰应系肇事车辆共有人，共同经营管理和收益。关于被告李连峰、李含笑和被告紫荆医院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虽被告李连峰在事发后交警部门对其询问时表示肇事车辆属被告紫荆医院所有，但其在事后却又向被告紫荆医院出具上述两份《承诺书》和《情况说明》及第一次庭审、第二审庭审中均认可肇事车辆与被告紫荆医院无关，结合被告紫荆医院陈述肇事车辆属借名挂靠从事救护车业务，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李连峰、李含笑与被告紫荆医院之间属挂靠的法律关系。关于原告诉请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的问题。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日组织案件当事人到五华县**********核实勘查古汉环生前居住情况和居住地性质。根据实地勘察，古汉环生前无论是文葵村的居住地和还是葵樟村的工作地均距离文葵派出所、文葵中学、文葵卫生院、文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以镇级标准进行配置的单位距离极近。结合文葵村村委干部和竹园农庄工作人员的陈述，古汉环生前已从事非农经济工作。而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文葵村属原建制镇文葵镇的镇府所在地，后因机构改革，五华县文葵镇并入五华县安流镇，原文葵镇镇府办公场所改为文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地。此外，文葵派出所、文葵中学、文葵卫生院等以镇级标准进行配置的单位均处于文葵村内，足见文葵村属圩镇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文件精神，结合现场实地勘查核实情况和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诉请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张的相关计赔标准是否适用2018年度统计调查数据的问题。虽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以文件形式发布新的赔偿标准，但未发布并不等于新的赔偿标准未施行。根据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的广公交（传）字[2019]291号《关于印发广东省2018年度相关统计调查数据的通知》，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止，2018年度相关统计调查数据已开始施行，且该通知已抄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因此，本着对受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角度，本案可按2018年度相关统计调查数据计赔原告的相关损失。综上，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有向赔偿责任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其主张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具体阐述如下：一、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古汉环事发时未满60周岁，死亡赔偿金可按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42066元/年核算20年为：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二、关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依法可核算为:106579元/年÷12月×6月=53289.5元。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此次交通事故造成了古汉环死亡的严重后果，必然会给作为近亲属的原告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被告支付能力及庭审当事人意见，酌定为30000元。四、关于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此次交通事故造成了古汉环死亡的严重后果，家属在处理丧葬事宜期间必然会支出一定的交通费用，故予以酌情支持交通费500元。同时，亦必然需要人手处理丧葬事宜，结合当地丧葬风俗，予以支持按4人5天计算误工费。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职业、收入情况等，按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258元/年计算为：58258元/年÷365天×5天×4人=3192.22元。综上，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为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532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元和误工费3192.22元，合计928301.72元。因被告何飞负事故全部过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为928301.72元。被告何飞为被告李连峰、李含笑雇佣的司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被告何飞在执行出车任务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损害，故被告何飞应承担的赔偿责任928301.72元由被告李连峰、李含笑共同连带承担。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李连峰、李含笑需承担的赔偿责任928301.72元应与被告紫荆医院共同连带承担。扣除报告李连峰已向原告家属支付的35000元外，被告李连峰、李含笑、紫荆医院仍须向原告共同连带承担893301.72元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连峰、李含笑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连带赔偿给原告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893301.72元。被告广州紫荆医院有限公司对此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对被告何飞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106元，由被告李连峰、李含笑、广州紫荆医院有限公司共同连带承担4823元，由原告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共同承担283元。二审中，古春兰、古国锋、古丽玲、古国茂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11月23日由文葵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于2019年6月6日及2019年8月5日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上述两组证据证明古国锋至今意识不清醒，医院诊断是植物人状态，可见古国锋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古国锋至今未出院，未治疗终结，所以未鉴定伤残等级。紫荆医院质证称，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不能判断一个行为人有无行为能力。对行为能力认定是要进行鉴定的，另外也可看出，被上诉人的住址就在农村，公章也是村委会所盖，说明其并不是城镇户口。李连峰、李含笑质证称，首先，同意紫荆医院的意见，另外认为该三份证据均非新证据，法院不应采纳；其次，文葵村村委会没有职权认定古国锋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再次，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所出具的诊断证明亦未证明古国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胡丽萍没有代理资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通过特别程序进行确定。何飞同意三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及其处理意见分析如下：关于胡丽萍是否古国锋的法定代理人问题。自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古国锋一直处于治疗中，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于2019年6月6日及2019年8月5日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证明古国锋处于植物状态，说明其无法表达意思。因此，由古国锋的妻子胡丽萍代表古国锋行使诉讼权利并无不妥。关于古汉环的死亡是否本案交通事故所致问题。经查，受害人古汉环事发前因肝癌晚期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需呼吸机助其呼吸，但仍有生命体征，经广东韩江司法鉴定所鉴定，受害人古汉环的死亡原因系因机械性损伤致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可见，古汉环是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且上诉人对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也未提出异议。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何飞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事实清楚。关于是否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古汉环的死亡赔偿金问题。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五华县******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房屋照片、居住房屋地图定位截图、竹园农庄的相关营业执照、照片及经营说明、古汉环微信界面信息截图和微信交流来往信息截图及微信流水明细截图等证据；且文葵村原属五华县文葵镇镇政府所在地，后因机构改革而撤镇并入五华县安流镇，而原文葵镇镇府所在地则变更为文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场地。因此，可以认定古汉环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并有收入，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古汉环的死亡赔偿金合适。关于紫荆医院是否承担本案责任问题。经查，涉案车辆登记车主为紫荆医院，李连峰、李含笑认可该车挂靠于紫荆医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令紫荆医院共同连带承担李连峰、李含笑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适用2018年度统计调查数据计算相关损失问题。2019年7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粤高法【2019】100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本标准公布前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可以适用。而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5日审结本案。因此，一审法院可以适用2018年度统计调查数据计算相关损失。至于三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误工费为3192.22元，而被上诉人请求误工费3000元问题，被上诉人表示可以在执行中减除多出金额，予以准许。综上所述，紫荆医院、李连峰、李含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6元（已由上诉人紫荆医院预交），由上诉人紫荆医院、李连峰、李含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