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341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蔡伟章，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居民身份证号码：440************990。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奇生，广东正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宝冶安装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883Y。法定代表人：刘奉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男，系该公司员工。一审被告：邓建德，男，195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居民身份证号码：452************457。上诉人蔡伟章因与被上诉上海宝冶安装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以及一审被告邓建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4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伟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宝冶公司就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与邓建德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宝冶公司与邓建德的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宝冶公司将案涉工程的部分桩基工程违法分包给邓建德，邓建德又将承揽的部分工程再次转包给蔡伟章。宝冶公司、邓建德、蔡伟章分别是违法分包人、转包人和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宝冶公司应就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与邓建德承担连带责任。现蔡伟章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判如所请，以维护蔡伟章的合法权益。宝冶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蔡伟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针对蔡伟章提出的证据，宝冶公司提出如下质疑：1、蔡伟章认为宝冶公司将工程违法分包给邓建德，该工程是宝冶公司以地基基础专业分包资格承接的，合同内容包括桩机测量放线定位、桩基成孔、钢筋笼制作、钢筋笼吊装、混凝土灌注、现场临时设施建设、现场施工管理。邓建德和宝冶公司是以劳务清包并提供打桩设备的方式建立合同关系，设备租金及劳务费以单位工程量综合单价的形式结算。劳务方仅承担成孔和灌注两项工序的劳务施工，并接受宝冶公司现场项目部的管理，工程专业分包、发包劳务部分工作量是合法的，不存在违法分包的事实。蔡伟章与宝冶公司无合同关系，宝冶公司也不了解蔡伟章与劳务方的事实关系，因此不应承担连带责任。2、蔡伟章提供的委托书没有宝冶公司及其授权委托人的签章，宝冶公司在本工程中的授权委托人是公司员工郭瑛，未经其本人签署并由本公司盖章确认的文件均无效。3、蔡伟章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三，本工程施工期间所有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以及工人均办理了边境地区临时作业卡，不能证明蔡伟章是施工承包人的身份。4、蔡伟章一审提供的证据四、五均无宝冶公司授权委托人签章及公司盖章，为无效证据。二、宝冶公司与邓建德关于案涉工程相关的款项已全部结清，蔡伟章与邓建德之间的所谓工程款费用应由其自行解决，与宝冶公司无关。邓伟德述称，同意蔡伟章的上诉意见。蔡伟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建德、宝冶公司向蔡伟章支付工程款120000元；2、判令邓建德、宝冶公司向蔡伟章支付利息，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6年3月31日起计算至邓建德、宝冶公司付清工程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6日为25556元；3、本案诉讼费由邓建德、宝冶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3月31日，邓建德向蔡伟章出具一份《委托书》，内容为“兹有我邓建德在观澳平台项目承包施工的桩基工程，现已施工结束，还未最终结算。施工期间所用两个设备班组袁一村、蔡伟章，截止目前还分别欠袁一村劳务费120000(大写：拾贰万元整)；欠蔡伟章劳务费120000(大写：拾贰万元整)；现特委托上海宝冶安装作业有限公司在工程结算完成，工程款余额够付以上两人的情况下，由公司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相应费用付给以上两人，如结算余额不足支付以上两人款项，则将结算款余额全部支付给以上两人，支付比例为两人平均分配，不足部分我本人邓建德另行支付。与张某洲之间的费用，我本人邓建德另行支付。”邓建德作为委托人在《委托书》上签字，蔡伟章和案外人袁一村人在《委托书》上签字，曾金贵《委托书》中上海宝冶作业有限公司旁边签字。一审庭审中，邓建德陈述对《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询问邓建德，蔡伟章是由谁通知去做案涉工程的，邓建德回答是其打电话给蔡伟章说有工程做；一审法院询问邓建德对欠付蔡伟章的12万元有何意见，邓建德表示没有意见。一审法院询问蔡伟章之前有无找宝冶公司领取过工程款，蔡伟章表示有找过，但是是宝冶公司让其写个单找邓建德签字后领取的，实际上是以邓建德的名义找宝冶公司付款。庭审中，蔡伟章和邓建德均确认蔡伟章的12万元工程款是包含在邓建德、宝冶公司结算的工程款里面，蔡伟章表示在2016年3月31日邓建德签署《委托书》时，宝冶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蔡伟章时还有余款未付给邓建德，是足够覆盖邓建德欠蔡伟章的工程款的。关于蔡伟章提交的2014年8月28日由邓建德与宝冶公司签署的冲孔工程桩邓建德劳务预结算表，邓建德主张上面甲方宝冶公司处签名是澎湃，代表郭瑛。对此，宝冶公司确认郭瑛是宝冶公司的正式员工，是涉案工程的代表人，但是宝冶公司对澎湃和曾金贵是谁不清楚。邓建德认为澎湃、曾金贵与郭瑛是有合作的。一审庭审中，针对宝冶公司提交的观澳平台二期工地分包账和费用报销单（35张），邓建德表示认可观澳平台二期工地分包账中统计的结算价4011945元，但是宝冶公司还剩余多少钱未支付给邓建德，邓建德、宝冶公司是存在争议的，因为时间太长了，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应该有30多万元，因为转账时是有几个人之间转来转去。一审庭审中，邓建德提交2013年3月29日案外人张某洲出具的凭据，凭据内容为“因观澳平台停工，甲方补给乙方务工费壹拾万元正（注：按进度款一次性付清）2013.3.29张某洲”。邓建德主张该凭据对应宝冶公司提交的2013年11月27日凭证号为16的费用报销单，是支付给案外人梁清的10万元，之所以支付给案外人梁清是因为梁清将机器设备拉进来，梁清交了3万元押金，因为停工，商定给梁清一定的赔偿费及工程款，并退梁清押金3万元，大约共有30万元，此处的10万元是其中一部分。一审法院另查明，宝冶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上领款人处有些系邓建德单独签名，有些系张某洲单独签名，有些系邓建德、张某洲共同签名，报销部门系观澳平台或观澳平台二期，款项用途有“邓建德、张某洲工程款（劳务费）”或“张某洲劳务费”、“邓建德冲孔桩”“邓建德钢筋班劳务费”等，备注项目有“付给梁清班组”、“郭总付款”、“广州市荔湾区晨佳建材贸易商行”、“郭总付（委托华筑沥青有限公司付）抵三轴的100000元”、“旋挖冯正茂、赵全国、曾永林”、“泥浆曾永林、赵全国”、“**锦代**政领取”等。宝冶公司另提交2014年1月13日邓建德出具的《借条》内容为“今借珠海市观澳平台郭总现金贰万元正”和2016年6月23日邓建德出具的《欠条》内容为“供北冲孔桩16000元，余款捌万陆仟元”。宝冶公司表示经与单位财务核实，本案涉及邓建德的费用报销单上很多款项是由实际施工人代领的，主要原因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生过邓建德领取了相应的款项，但并没有直接付给实际施工的工人，为了减少工人直接过来找宝冶公司闹事，所以就让邓建德签字后，宝冶将工程款或劳务费直接给实际施工人，所以才会出现付款情况代领多，款项出现混乱。针对上述费用报销单，邓建德主张宝冶公司提交的2013年12月19日费用报销单载明抵三轴的10万元与其无关，因为其提供的案涉工程机械没有三轴搅拌机；2013年12月7日的10万元也与其无关；2013年11月27日标注了付梁清10万元，是认可的；不认可2013年9月8日的5万元，因为没有拿到钱；2014年1月7日的5万元没有到其账户上，也没借过该笔前。除了付给梁清的10万元意外，所有没有邓建德签名，只有张某洲签名的款项，邓建德是不认可的。一审法院询问邓建德与案外人张某洲的关系，邓建德表示张某洲是郭总（郭瑛）的人，是把案涉工程介绍给他的人，其与张某洲不是合伙关系，张某洲在案涉工程中没有独立承包其他工程。宝冶公司主张张某洲是其公司底下的劳务分包老板，邓建德与张某洲是合伙关系，宝冶公司将观澳平台桩基工程是分包给张某洲与邓建德的，付款上既有张某洲单独签字的付款也有邓建德单独签字的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的规定，蔡伟章和邓建德作为自然人无工程施工资质，宝冶公司将案涉工程中的部分桩基工程违法分包给邓建德，邓建德携带工程设备并组织劳务人员承揽案涉桩基冲孔等工程，并将承揽的部分工程再次转包给蔡伟章，上述宝冶公司与邓建德、蔡伟章之间的分包、转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由于蔡伟章已完成相应的施工内容并通过宝冶公司的验收，宝冶公司也与邓建德完成工程结算，本案中未见宝冶公司反馈发包人对蔡伟章完成的案涉工程质量提出异议，应视为蔡伟章施工部分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蔡伟章与邓建德成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蔡伟章要求邓建德应向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2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蔡伟章与邓建德于2016年3月31日就双方之间的工程款结算完成，工程款数额已经确认，但因邓建德与宝冶公司之间的工程款结算与支付存在混乱，宝冶公司未能按照邓建德《委托书》中指示向蔡伟章支付剩余工程款。因向蔡伟章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人是邓建德，在出现蔡伟章工程款不能通过宝冶公司及时支付时，邓建德有义务及时向蔡伟章清偿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邓建德应向蔡伟章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关于宝冶公司责任。首先，宝冶公司与蔡伟章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负有向蔡伟章支付工程款责任的是邓建德；其次，蔡伟章主张宝冶公司违法将案涉工程分包给邓建德故应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但蔡伟章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对于蔡伟章要求宝冶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邓建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蔡伟章支付工程款120000元；二、邓建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蔡伟章工程款利息，利息以未付工程款12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三、驳回蔡伟章对宝冶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12元，由邓建德负担。本院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宝冶公司是否应当向蔡伟章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案涉工程的部分桩基工程是由宝冶公司分包给邓建德，邓建德再将部分工程转包给蔡伟章，邓建德与蔡伟章存在承包关系，蔡伟章与宝冶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赋予了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宝冶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分包人，并非发包人，蔡伟章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主张宝冶公司应向其支付本案的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蔡伟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2元，由上诉人蔡伟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朱 玮审判员  牟宏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梁 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