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507行初28号 原告：陶桂泉，男，1944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被告：苏州市相城区漕湖街道下堡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漕湖街道下堡村。 法定代表人：吴海花，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江苏同益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英，江苏同益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桂泉诉被告苏州市相城区漕湖街道下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堡村村委会）房屋拆迁管理（拆迁）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9年5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告陶桂泉补证后，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6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桂泉，被告下堡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吴海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奚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桂泉诉称，原告原在下堡35组老宅基上有三上三下楼房和三间老屋以及一间车库。2005年冬，原告又以80000元向被告购买二间地基自建小产权房。2015年9月，被告要求对原告老宅基房屋及购地自建的小产权房一起拆迁，经丈量，老宅面积为360.46平方米，自建小产权房面积为235.6平方米，二处房屋产权的名字都是原告陶桂泉。2018年7月15日，被告趁原告岳母过世，在办理丧事之时，在没有原告授权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把原告儿子陶红卫骗到村里，软硬兼施，强逼陶红卫签订了《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将上述二处房屋均予以拆迁并进行了补偿。现其对老宅基上的房屋拆迁补偿的部分予以追认，没有意见，但对其购地自建的面积为235.6平方米小产权房的拆迁补偿部分，因该部分的补偿标准比周边乡镇（黄埭镇、黄桥街道等）同类型房屋的补偿标准明显过低，补偿款仅得535000元，显失公平，故其不予追认与认可。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与陶红卫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涉及其在下堡购地自建房部分的协议内容无效；二、按照周边乡镇（黄埭镇、黄桥街道等）同类型房屋平均价重新计算，暂按黄埭镇标准8500元/平方米进行结算；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陶桂泉主动放弃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原告陶桂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社会代码查询记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本案原、被告主体资格。 2、答复对象为陶桂泉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复印件一份，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城分局向陶桂泉作出答复，称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存在，证明原告所述的房屋所在地目前未办理征地手续。 3、《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一份，证明原告的2处房屋经协议搬迁被拆除后拿到的总补偿款是1188000元，是2处房屋的总的补偿款，其中老宅基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是628000元，对该处房屋拆迁补偿部分予以追认，没有意见，我家是认可的。现在到法院起诉的是原告与其他到法院起诉的人一样的，即在下堡购买土地后自建二间房屋的拆迁部分，该部分仅得补偿金额535000元，比周边同类型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明显低了很多，要求确认这部分协议内容无效。 4、漕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邹卫星与徐建元的谈话录音光盘、整理文字材料各一份，证明下堡在2018年度拆迁中存在请黑帮人员的事实，录音中邹卫星确认被告请过第三方。 5、光盘一份，证明在2019年9月5日，原告等七、八个人去漕湖大厦，想见江苏省第八巡视组成员时，被下堡现任书记钱晓东等组织的一百余人截访，有视频为证，其中孙小明被推倒、受伤，还有押送我们车子的车牌、抢我们手机等情况。 6、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起诉的民事案件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其只能提起行政诉讼。 7、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证明原告的妻子是叶根娣，原告儿子是陶红卫，原告妻子的母亲叫叶阿妹，原告是叶阿妹的女婿。 8、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原告岳母叶阿妹于2018年7月13日死亡，同年7月14日注销户口，而陶红卫签署的协议是在2018年7月15日，以上材料证明被告与陶红卫签订的协议是乘人之危，同时原告并没有授权委托陶红卫签字。所以原告认为该协议中其不予追认的部分是无效的。 9、情况说明一份，情况说明由陶红卫写的，证明80000元购地费是原告给陶红卫的，虽然收据上写的是陶红卫的名字，但是是原告让其去代缴的。 10、评估报告二份，该份评估报告上的名字是原告的名字，丈量表上的名字也是原告的名字，证明户主是原告，不是陶红卫，所以陶红卫没有处分权利。 被告下堡村委会辩称，一、原告儿子陶红卫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民事协商搬迁行为。本案中陶红卫系租赁土地用于自建房屋，被告在充分考虑陶红卫权利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补偿，被告已经充分维护了陶红卫的合法权利。在此基础上，陶红卫与被告协商一致签订了该协议。同时，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并不涉及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所在的土地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仍为集体所有。因此，陶红卫与被告之间的协议搬迁行为并非征收行为，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协商搬迁行为，本案中的争议应是民事权益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被告下堡村委会属于下堡集体土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协议搬迁系被告基于高效集约利用土地的目的与租地建房者进行的民事权利处分行为，同时也是被告对下堡集体土地的经营和管理行为，协议搬迁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陶红卫系租地建房的权利人，陶红卫已领取了协议项下款项388000元，《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租地建房部分已切实履行。1、原告称其于2005年冬向被告以8万元购买二间地基自建小产权房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并不存在其所述的“下堡购房”这一情形。从被告提交的《黄埭镇统一收款收据》上看，该收据制作于2004年，系原始凭证，该收据交款单位清楚显示为陶红卫，且收据出具后，原告及陶红卫均未提出异议，该凭证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即租赁土地的权利人为陶红卫，而非原告陶桂泉。至于原告在庭审中举证的《情况说明》并不能得出租赁土地的权利人是原告的结论。2、从被告提供的陶红卫及原告补偿协议项下补偿款项的领取凭证，可证实原告对《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无异议。由于案涉补偿协议项下涉及租地建房补偿及宅基地房屋补偿二个部分，同时补偿协议还明确了应对搬迁的宅基地部分进行房屋安置，为保障被搬迁人能顺利购置安置房，实践操作中双方均在支取补偿款项时预留购置安置房部分所需款项，并就预留部分的补偿款给付利息。本案中，补偿协议约定安置房面积为180平方米，结合被搬迁人涉及双子女家庭，可另外获得安置房面积，以上安置面积预估购置价格将达到50万以上。故前期已申领的款项为无需安置仅需货币补偿的租地建房补偿费，符合常理和实际操作。从提交的《漕湖产业园拆迁户2018年下半年利息签领表》及《漕湖产业园拆迁户2019年上半年利息签领表》中可以证实，原告曾分二次领取补偿协议项下关于补偿款项的利息30768元及30173元，该利息的计算基数为宅基地补偿费与租地建房补偿费之和扣除已申领部分款项，因此从原告的领款行为可以看出，原告对协议中补偿款含租地建房补偿及宅基地房屋补偿均无异议，从而对补偿协议中租地建房部分亦不持异议。三、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与陶红卫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涉及到下堡购地建房补偿部分协议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案涉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中，《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订立的，没有任何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社会利益的情形，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涉及到下堡购地建房补偿的协议内容无效，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主张陶红卫受到了被告的逼迫后，才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无事实依据。首先，签约前原、被告双方经过了多次协商，进行了资产评估，双方在评估的基础上，对补偿款总额协商一致后签订了补偿协议，双方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及内容清楚并明确，签订时意思表示真实、自由，并不存在所谓的强迫签约，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所谓逼迫陶红卫签约的情形存在。其次，从陶红卫领取补偿款的时间及过程来看，亦不存在强迫的情形。本案中陶红卫系先签署补偿协议，后领取补偿款项。双方签订协议时间是2018年7月15日，此后陶红卫分三次领取了补偿款项下关于租地建房部分的补偿款项388000元，另外，原告本人也分二次领取了补偿款的利息30768元及30173元。如像原告所说，被告系采取了强迫的手段逼迫陶红卫签约，那么陶红卫及原告完全可以在签署补偿协议后立即采取包括报警在内的措施，并拒绝领取补偿款项，从行为上表明其不认可补偿协议的内容，而两人从签订协议到领取补偿款项期间，均未向任何部门提出异议。第三，陶红卫在补偿协议签订后，按约交付了房屋，领取了租地建房部分的补偿款项，案涉房屋也已被拆除，期间原告、陶红卫均没有对协议的内容及履行发生争议，以上行为表明原告是完全认可补偿协议的。四、原告并非是确认《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适格主体。现原告对补偿协议中租地建房部分提起诉请，由于陶红卫系租赁土地的权利人，原告并不是该部分请求的适格主体，因此原告不具有确认陶红卫与被告签订《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涉及租地建房部分补偿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无权就补偿协议中涉及租地建房部分补偿的效力提出异议。退一步讲，假设租地建房权利人为本案原告，而在本案中原告当庭表示补偿协议中所涉宅基地部分内容认可陶红卫的签署行为，结合原告提供的关于陶红卫的情况说明中原告确认陶红卫为租地建房办理手续的代理人（此处为引述原告证据，并不代表被告对原告该份证据内容的认可），被告有理由相信陶红卫对租地建房享有权利或者享有完整的代理权限，补偿协议应视为一个整体，原告认可陶红卫的部分行为而不认可其另一部分行为的理由无事实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补偿协议租地建房部分无效的诉请不能成立。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堡村委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 1、收款收据一份，证明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系陶红卫于2004年10月5日缴纳80000元，是该租赁土地的使用权人，通过租赁取得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并非原告或陶红卫的宅基地。 2、户籍证明一份，证明陶红卫系原告之子，与原告共同系在册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3、《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证明陶红卫与被告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无效情况。 4、评估报告二份，证明案涉房屋的价值经过了评估程序。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陶桂泉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下堡村委会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答复书明确申请人房屋所在土地目前未办理征地手续，申请的信息不存在，这也证明了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并没有涉及征收，是村委会与租地者之间的一个协议搬迁行为。对证据3，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补偿协议系租地建房者与村委会间的协议搬迁行为，性质上属于民事协议。现协议项下的补偿金额已部分领取，未领取的部分有相应的利息已按期结算给原告，案涉房屋也已拆除。对证据4、证据5，音频与整理的书面材料当中并不涉及黑恶势力，也不存在任何胁迫的内容，视频中并没有相关人员使用暴力对孙小明进行伤害的情况。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民事裁定书是对审理程序方面作出的，并不涉及协议性质，其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协议搬迁补偿，符合法律规定，完全属于民事协议。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该份证据从形式上来看是证人证言，因为证人未到庭，我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该份证明的内容上来看，当时本案有争议的租地建房上的权利人应该是陶红卫，而不是本案原告。因此原告对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不是适格的原告。陶红卫交款拿到被告开具的收据以后，至今未就出具收据上面的抬头向被告提出过异议。对证据10两份评估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为本案中案涉的被搬迁房屋涉及到两处，一处是宅基地，一处是租地建房。原告是该户中的一个成员，因此在搬迁评估单的抬头栏并未加以区分，但并不能证明租地建房上面房屋的权属是归属于原告。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10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6、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4、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排除。对证据9，因陶红卫并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予以排除。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下堡村委会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认为，对证据1、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认为是在趁人之危的情况下签字的，且是在没有原告的授权下与陶红卫签订的。对于证据4的评估报告，原告在起诉前在村里看了下，拍了照，对于老宅基地上的补偿款项及项目认可，但是对于买地自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不认可，认为金额太低。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被告下堡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4年10月5日，被告向陶红卫出具收据一份，收据载明：被告收到陶红卫支付80000元，收款事由为新村土地租赁费。经双方确认，该款项系原告儿子陶红卫租赁被告村集体土地建造2间房屋的土地租赁费，且建造房屋时需按照被告规定的房屋结构、样式与房屋的前后、左右、高低均一致的要求，从而形成一条街。后，原告方按照被告规定的要求建造了涉案房屋，但涉案房屋的土地性质没有改变，仍为集体土地，涉案房屋未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又查明，2018年7月15日，下堡村委会作为甲方与陶红卫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就下堡35组原告老宅基地上的房屋及下堡新街的案涉房屋的搬迁补偿达成协议。协议中明确：乙方自签订协议后二十日内将其个人物品（未作为补偿的动产）搬运完毕并交出钥匙。补偿后的被搬迁旧房归甲方所有，对已经作过补偿的属于房屋结构上的物品（主要包括门窗、封阳台的铝合金等）及室内装修，被搬迁人不得拆除取走，否则将从其补偿款中扣除。对已签的补偿资产归属甲方，由甲方负责拆除。协商补偿金额包括全部资产补偿款和各项奖金及其他补偿款总计1156697元，其中：房屋、地面附属物、装修、评估以外及遗留财产补偿金额计940909元，过渡费21600元，老人补贴2人计4000元，其他补偿款190188元。另有钥匙奖金31303元，在腾空房屋交出旧房钥匙后三十天内领取。搬迁补偿款付款方式为分两次发放，根据本人申请，在腾空旧房并交付旧房钥匙后30天内第一次发放/元，第二次1156697元由开发区财政局建立个人专用账户，并按月息千分之五的利息补贴给乙方；协议还明确公寓房安置为壹佰捌拾平方米安置面积。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事宜。该协议的落款处甲方由下堡村委会盖章，乙方由陶红卫签字。该协议中安置房系宅基地房屋搬迁享受的安置房，案涉新街房屋搬迁并未约定安置房。 协议签订后，陶红卫于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间分三次领取了388000元，其中356697元为搬迁补偿款，31303元为交钥匙奖。原告陶桂泉本人也分别在2018年12月与2019年8月二次领取了2018年下半年与2019年上半年补偿款的利息30768元及30173元。现原告对该《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涉及其老宅基地上房屋搬迁协议予以追认且无异议，但原告认为其子陶红卫在并未获得其授权，又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订了补偿协议，且下堡新街的案涉房屋搬迁协议中所获得的补偿金额与周边乡镇相比明显过低，该部分补偿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在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被驳回起诉后，现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应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案中，被告下堡村委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行政机关，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故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且被告与原告儿子陶红卫签订《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并非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管理权中作出的行政行为，综观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是基于行政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与陶红卫签订《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故陶红卫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陶桂泉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给原告陶桂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林泉 审 判 员  卢秋明 人民陪审员  卢芝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姚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