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02民初2468号 原告：韦庆群，女，1960年4月29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苏明，男，198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小女，女，1937年1月2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覃江丽，女，1974年10月18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石红萍，女，197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耐四，女，1962年1月7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金宋，男，1934年6月7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庆益，男，1963年12月26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顺萌，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承波，男，1981年11月8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春艳，女，1982年10月9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暖珍，女，1950年12月23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俊，男，1988年3月7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小现，女，1939年11月11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耐知，女，1963年8月25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英菊，女，1946年6月5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云凤，女，1972年9月21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覃献伍，男，1970年8月26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庆梅，女，1966年10月25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顺泽，男，1970年11月22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孟杰，男，1966年1月25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兰暖花，女，1925年6月19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承霞，女，1984年3月7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珊霞，女，1986年11月13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水英，女，1959年2月15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孟林，男，1953年1月3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苏朋，男，198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原告：韦暖玲，女，1984年11月18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西罗挥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教育社区六组。 负责人（组长）：韦建规，男，1975年8月2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三巷**，公民身份号码：4527011975********。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振勇（原六组组长），男，1976年7月19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告：河池市洋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三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690238760L。 法定代表人：曾自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顺乾，广西弘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睿，广西弘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韦庆群、苏明、韦小女、覃江丽、石红萍、韦耐四、韦金宋、韦庆益、韦顺萌、韦承波、韦春艳、韦暖珍、韦俊、韦小现、韦耐知、韦英菊、韦云凤、覃献伍、韦庆梅、韦顺泽、韦孟杰、兰暖花、韦承霞、韦珊霞、韦水英、韦孟林、苏朋、韦暖玲与被告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教育社区第六组（原老街七组，以下简称“教育六组”）、河池市洋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洋和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9月9日受理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韦庆群等28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原告韦孟林、韦庆益、韦云凤、韦英菊，被告教育六组的负责人韦振规及教育六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振勇、被告洋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自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顺乾、谭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庆群等28名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决确认两被告在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当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2010年9月27日两被告所签订的《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无效。 事实与理由：在2001年前后，为支持城市建设，根据河池市市委、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教育社区六组村民积极配合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将六组的全部土地由集体土地顺利征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以满足城市建设需要，征地后，政府为解决六组失地村民今后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又依据河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池市城市规划建设征收和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河政发(200945号)的有关规定，将位于旁，面积3335平方米(折合5亩)的国有土地给六组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用地使用，但由于六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该地块城市规划建设的要求，因此，为避免土地闲置，切实解决六组失地村民的今后生活出路问题，经六组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决定将该地块交由政府统一组织招商开发，由投资开发该地块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六组提供成品房和商铺作为安置补偿。 随后，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六组提出的队办企业土地招商开发安置条件以及与六组签署的《委托开发协议书》约定，制定了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招商方案，并报请了河池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报经河池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河池市城区2011-AB-0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第四条第1款特别约定“因该宗地需要安置金城江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村七队)集体创办企业用房，申请人在报名时必须书面承诺保证向金城江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村七队)提供以下住房、商铺及相关费用: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毛坯房(包括一至三层全部商铺及四、五层商品住房)作为安置用房，安置用房的建设成本及办理产权手续发生的所有费用，由受让人承担，具体交房标准由受让方与该社区村民小组自行签订协议…”上述约定明确表明，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该地块使用权的受让方须按上述条件向六组无偿提供安置房产及商铺用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 2012年6月13日，在依据上述方案而举行的该地块拍卖会上，被告洋和公司通过竞拍，最终以713.67万元的价格成为该 地块的受让方。而被告洋和公司在报名参与竟拍该地块时，并于2012年5月15日向河池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书面《承诺书》，再次明确承诺“保证向金城江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村七队)提供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毛坯房(包括一至三层全部商铺及四、五层商品住房)作为安置用房，安置用房的建设成本及办理产权手续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我方(洋和公司)承担，具体交房标准由我方与该社区村民小组自行签订协议约定…”，且该承诺第2条还约定“我方(洋和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并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于30日内先与金城江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村七队)就特别约定第一款约定内容及房屋的交付时间、办法等安置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安置协议书，凭成交确认书、安置协议书原件等材料到市国土资源部门办理用地手续…”。 被告河池市洋和公司的上述承诺表明，其依据市政府批准的《河池市城区2011-AB-0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第四条特别约定第1款的要求兑现对六组失地农民的安置承诺是其获得参与竞拍该地块的前置资格条件且是办理该地块合法用地手续的前提条件，然而，在被告洋和公司提交给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办理用地手续材料之一的《队办企业土地安置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中却完全否认了上述安置承诺的兑现，其在前述协议中声称上述安置承诺是“为了配合政府办理相关手续，确保乙方洋和公司顺利通过招拍挂取得该地块，真实符合甲方乙方利益的条款是:甲方以总价人民币柒佰陆拾万元整(¥760万元)卖给乙方，总面积3335平方米，折合5.0亩”，经原告的初步调查核实，前述《队办企业土地安置协议书》中的村民签名均系伪造，且该份协议书从拟定到双方最后签暑均未召开过村民大会征求过村民的意见，亦未上墙公布。而《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则更为虚假，完全是被告洋和公司与六组村干韦某某等人私下串通签暑。若将真实的安置条件告知六组村民并公开征求村民意见的话，上述两份协议书肯定难以获得我组村民同意通过，因为按市场价估算，12000平方米的安置商铺和住房的价值约为7200万元，因此，若在安置协议签订前公开所有土地开发安置的真实情况并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让六组村民在价值7200万元的安置商铺、、住房和760万元的卖地款之间作出选择六组村民肯定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另据原告所知，同一社区的另一村民小组教育社区四组亦将其位于城西六十米大道旁相同地段的土地通过类似方式引进房开公司合作开发，该组村民实际所获得的安置补偿即是既得商铺，又得住房，折算起来，该组土地的征收补偿安置高达576.5万元/亩，而六组上述的5亩地块总价才700多万元，平均价格为150多万元/亩，与教育社区四组相比，六组所获得安置补偿相差多了。基于以上事实，两被告所签订的协议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此协议无效，特起诉到法院，希望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教育六组辩称：一、2009年4月20日，六组收到土地批文，便召开群众会议，会议上大部分群众要求出让。经过竞价，洋和公司出价760万为最高价。2010年9月19日，六组召集群众进行开会，会议决定如没有老板再出高价，群众将以760万元出让该土地给洋和公司。2010年9月27日，六组群众包括原告与洋和公司签订了《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因此，《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二、《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没有改变《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的内容，签订补充协议是为了配合洋和公司办手续，没有侵犯群众的利益，如果不配合洋和公司办手续，就要按照协议承担责任，会损害群众的利益；三、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关于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安置用地的条件》、《委托开发协议书》等材料都是为了履行《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中的约定，目的是为了确保洋和公司得到土地，否则就应按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返还洋和公司之前支付的380万元，另外还要赔偿洋和公司380万元的损失；四、原告在诉状中称韦某某等人与洋和公司官商勾结的违法违纪行为根本不是事实。 被告洋和公司辩称：一、教育六组的绝大部分群众在《队办企业土地用途认可表》上签字，同意以680万元的价格将队办企业用地进行转让。通过竞价，洋和公司以760万元进行购买；二、《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是洋和公司与教育六组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三、因5亩队办企业用地属于国有土地尚未登记到教育六组名下，洋和公司为取得土地使用权需要经过招拍挂程序。本案中，《关于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安置用地的条件》、《委托开发协议书》等一系列招拍挂期间形成的材料都是洋和公司推动招拍挂的体现及结果，也是教育六组依约积极配合洋和公司的体现；四、《关于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安置用地的条件》、《委托开发协议书》等材料中关于受让方提供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毛坯房，包括一至三层全部商铺及四、五层商品住房作为安置用房的条件，不是洋和公司和教育六组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内容的设定完全是为了合法有效的《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得以顺利履行，保证答辩人能在招拍挂中顺利拿下该地块，否则教育六组需按《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赔偿各种经济损失并支付380万元的违约金；五、《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虽然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但该补充协议依据《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产生，未损害教育六组群众的利益，因此，不需经过村民会议程序；六、《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所开发的楼盘早已竣工并出售完毕。请求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本案当事人金城江教育六组，其原称谓为金城江老街七队，各原告系教育六组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2001年前后，为城市发展的需要，教育六组的原集体土地被征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为解决教育六组失地农民今后的安置问题，当地政府将位于旁约合5亩的国有建设用地提供给教育六组作为经营性安置用地使用。为避免上述安置土地闲置，并解决好六组村民的今后的生活安置问题，经六组村民集体讨论决定，将该待开发土地交由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利用。2010年8月25日，教育六组曾召开群众大会，对相关土地开发事宜进行讨论，经到会的六组村民群众签字认可（经统计,会议签到表上显示的签名人为47人），同意安置土地以680万元的底价对外予以“转让”。同时，教育六组制作《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土地用途认可表》一份，内容主要为：由于本组广大群众要求将六十米大道旁队办企业土地5亩以出让方式价格为6800000元，经统计该土地用途认可表上显示的同意出让的签字人有67人。此后，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洋和公司以760万元的最高竞价竞拍得该宗地块。 2010年9月27日，教育六组（甲方）与洋和公司（乙方）双方共同订立《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其与本案相关的约定内容主要概括为：甲方自愿将位于河池市办企业用地，折合5亩，以总价760万元卖给乙方，由甲方提供有关手续给国土局进行公开招拍挂，乙方竞得该地后可进行房地产开发；甲方负责组织召开村民会议，取得18周岁以上本组人员村民对本合同的认可并签字，使合同的签订合法化，甲方提供办理土地出让所需相关材料并积极协助乙方办理土地转让的相关手续；如甲方违约，除赔偿乙方为此地块投入的各种经济损失外，还需返还购地款380万元并向乙方支付违约金380万元，该协议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事项进行了约定。经统计，上述协议书所附同意签名表上显示的签名人数为98人。 上述协议订立后，为履行协议的约定，2011年开始，教育六组即配合洋和公司陆续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关于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安置用地的条件》、《委托开发协议书》等相关办理土地出让审批所需的材料，2012年5月15日洋和公司也向国土部门提交了《承诺书》，上述材料中出现有关于受让方提供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毛坯房（包括1至3层全部商铺及4、5层商品住房）作为集体经济用地补偿的安置用房的安置条件的表述，但并无受让方支付购地款而获得土地开发使用权的相关安置条件表述。随后，经过相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及招拍挂程序，2012年6月13日，洋和公司通过竞拍获得了上述国有建设用地的开发使用权。目前，洋和公司利用上述地块而开发所形成的楼盘已竣工交付使用并已售出。教育六组在获得洋和公司所支付的760万元后，已召集群众大会讨论并按决议对款项进行了内部分配，庭审中，教育六组认可目前尚有少数几户未领取其所得的分配款。 2012年期间，在前述地块的出让过程中，出现韦孟林等少数几户村民不满安置条件而向金城江街道办、金城江区农经局、河池市国土资源局金城江分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信访的事件，信访的主要诉求在于认为《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未经合法程序而产生，出让过程不透明，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经各相关部门调查并分别作出书面处理意见，认为教育六组对该队办企业用地的处置，经该队十八周岁以上村民三分之二以上参加并经半数人员以上同意，并已进行公示，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信访人提出的相关意见未予支持、采纳。同时，据政府相关部门所查明的情况，当时教育六组共有家庭户53户，人口120人。 因出现如上状况，洋和公司（乙方）为确保顺利获得待开发土地的使用权，遂与教育六组（甲方）补充签订了《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补充明确：甲方和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委托开发协议是为了配合政府办理相关手续，确保乙方顺利通过挂牌取得土地。真实符合双方利益的条款是：甲方以总价760万元卖给乙方，总面积3335平方米，折合5亩。本案中经询问，对于为何将实物安置作为招拍挂等出让程序中所提交的受让方承诺的安置条件的问题，洋和公司述称其目的在于提高竞拍条件防止其他竞拍人抢标。 以上案件事实有当事人所提交的《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土地用途认可表》、《关于教育社区六组（原老街七队）队办企业安置用地的条件》、《委托开发协议书》、案涉地块的相关出让审批文件、《拍卖成交确认书》、《承诺书》、教育六组召开群众大会的相关会议记录及相关签到表、相关签名同意表、相关部门所作的信访处理意见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 本案审理焦点归纳为：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是否系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以及由该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所延伸而产生的《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本案审理的关键问题。从原告本案的诉求理由来看，原告认为：二被告间关于土地的出让行为违法；洋和公司对教育六组予以商铺、房产等实物安置才是教育六组出让土地使用权应得的交易对价；案涉《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为二被告虚构而成，其损害原告的权益，应认定无效。针对原告的上述理由，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队办企业安置用地系国有建设用地性质，其使用权出让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及相关招拍挂程序，故该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合法有效。 同时，从二被告的真实意愿及交易的实质内容来看，案涉地块系以金钱补偿而非实物安置作为土地出让的权利对价，即教育六组自愿出让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给洋和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作为对价洋和公司向教育六组支付出让金760万元。至于《委托开发协议书》等办理出让手续时所提交的材料中显示的商铺、房产的实物安置内容，教育六组及洋和公司本案中均认为系为顺利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所形成，并非双方交易的真实意愿。该观点可从《委托开发协议书》等材料仅载明商铺、房产的实物安置条件，但并无受让方支付购地款而获得土地开发使用权的相关安置条件的表述可得知。 对原告关于案涉《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为二被告虚构而成，其损害原告的权益，应认定无效的相关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对于案涉土地使用权予以转让利用，教育六组内部系召开过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后方才启动相关竞拍程序，最后由被告洋和公司以最高竞价竞得，原告认为该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违法且损害原告的利益的答辩意见，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该意见。原告认为案涉《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系虚构而成，但对此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该项意见。况且，在交易双方多年前已经以其实际行为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完毕、交易对价已相互实现的情况下，案涉《队办企业土地买卖协议书》、《队办企业土地购买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的有效与否，并不能直接决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的有效与否。就本案而言，如仅以协议的有效与否作为判定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有效性的依据，势必容易引发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混乱以及违约责任的倒溯，从而造成严重的负面法律后果。综上，对原告本案的诉请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韦庆群、苏明、韦小女、覃江丽、石红萍、韦耐四、韦金宋、韦庆益、韦顺萌、韦承波、韦春艳、韦暖珍、韦俊、韦小现、韦耐知、韦英菊、韦云凤、覃献伍、韦庆梅、韦顺泽、韦孟杰、兰暖花、韦承霞、韦珊霞、韦水英、韦孟林、苏朋、韦暖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汇入：广西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河池分行城东分理处，账号：20×××98。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谢忠迎 审 判 员  莫孟姣 人民陪审员  韦树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 助理  韦 娜 书 记 员  韦媛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件将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由被执行人负担执行费及其他费用。 二、被执行人在限定时间内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将视情节轻重，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精神，将会受到多部门联合惩戒，采取如下联合惩戒措施：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聘）为公务人员或事业单位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从事特定行业；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住宿、高消费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限制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等，直至全部履行义务为止。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注：若当事人遭受黑恶势力的违法侵害，欢迎举报涉黑涉恶及其保护伞的犯罪案件线索。对相关举报，本院将严格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金城江区人民法院“扫黑除恶”举报电话：0778-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