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7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恒信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襄阳市襄州区春园东路189号。法定代表人：杜莹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程龙，男，198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襄阳恒信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恒信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洪程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阳恒信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关于赔偿损失19000元的部分；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其赔偿被上诉人损失19000元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在案外人襄阳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的为2019款宝马，然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的认定为2018款即“同款车”。商品车销售最终价格属于买卖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非政府指导价格，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被上诉人在案外人处高于上诉人约定价格购买车辆的价款不应当认定为损失。被上诉人加价购买的车辆与订购的车辆非同款车，非同款车型价格必定产生差异。众所周知，即使是同款车因为购买者的个人喜好改选配置或加装配置会导致价格发生变化，非同款车价格更是区别较大。被上诉人选择非订车协议约定的车辆而多支付的购车价款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支付，不应当认定为损失。2.2018年7月25日，双方签订订车协议，约定购买宝马530Li碳黑外观火山红内饰轿车。在协议签订时市场流通销售的仍然是2018款，市场并没有2019款新车发售的任何消息。上诉人也是在2018年9月14日才收到宝马厂家通知，停售2018款，推出2019款，2018款较2019款配置发生变化。上诉人无法交车，非上诉人主观故意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洪程龙辩称，服从原判。洪程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订车协议；2.襄阳恒信宝公司偿还订车款20000元；3.襄阳恒信宝公司赔偿其损失19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5日，洪程龙（乙方）与襄阳恒信宝公司（甲方）达成《车辆订车协议》一份。双方约定：1.乙方向甲方预定宝马-G38一辆，车辆型号：530Li领先型M运动套装；车辆颜色：416炭黑色；购车方式：一次付清；车价（人民币）：409500；订金：20000元。2.乙方向甲方交付的订金，在交车时可直接冲抵车款。3.交车的时间：车辆到店且交齐全额车款。4.交车地点：襄阳市襄州区春园东路189号。5.车辆到店后甲方通知乙方提车，乙方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未到店交齐车款，甲方有权处理乙方预定车辆。6.乙方确认车辆后，另与甲方签署《汽车销售合同》，双方的权力、义务以《汽车销售合同》为准。7.乙方支付任何款项必须到甲方财务室、收银处、或者汇入到甲方指定的公司账户，乙方没有到收银处交款或者未汇入甲方指定的公司账户，造成任何损失均与甲方无关，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8.乙方购车自愿接受支付恒信惠宝项目的费用3500元。上述订车协议，经甲、乙双方确认、知晓，并同意按以上协议条款购车。该订车协议由甲方销售顾问秦兆阳签字，甲方单位加盖合同专用章；乙方洪程龙签字。该订车协议签订后，洪程龙向襄阳恒信宝公司交付购车订金20000元。同时，甲方销售顾问秦兆阳还与洪程龙再次签字确认《新车销售明细清单》一份，清单中双方就洪程龙订购的车辆消费金额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车辆价格409500，其他（惠保）3500元，合计413000元，已支付20000元定金，购车余款为393000元。附加约定：客户在本店购买一年保险（车损、三者50万、不计免赔），10月提车，包含专属订制（娱乐套包）。之后，洪程龙对其订购车辆的生产、运输等相关信息，通过与襄阳恒信宝公司销售顾问秦兆阳微信方式，进行了跟踪了解。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8年7月30日11时21分，洪程龙问：“小秦，我的车订单下了么？”秦兆阳答：“下了一切正常预计9.17号左右到店”。2018年8月2日19时20分，洪程龙问：“小秦，我想问一下，我车是19款还是18款？”秦兆阳答：“1819没区别”。洪程龙：“哦，我随便问问”。秦兆阳：“嗯嗯您是9月份的最新车，应该是19款”。洪程龙：“我在论坛上说10月份的是19款，国六标准，带电尾，1819我是无所谓就是问一下，确认一下”。秦兆阳答：“好的明天给您回复”。2018年8月4日19时33分，秦兆阳回复：“线上也没说是18还是19的她不确定只是把订单交给厂家了具体估计在下个月初才看得到订单具体的情况和车架号这些。到时候有结果我再给您说下洪总您看可以吧”？洪程龙答：“可以，管它哪一款，下个月能提到车最关键”。秦兆阳答：“对这是最重要的，下个月提车没问题”。2018年8月15日16时40分，洪程龙问：“小秦，我的车能看到下线时间了么”？通过秦兆阳的回复，洪程龙又问：“配额是九月的，九月6号下线还是开始生产？”秦兆阳答：“9月6号生产好”。洪程龙回复：“好的，谢谢了，看来十一能出去旅游了”。2018年9月6日11时52分，洪程龙问：“小秦，快7号了，车是否生产好，能否帮我看一下，估计几号能运输？”2018年9月7日10时39分，秦兆阳向洪程龙发送一张以洪程龙为订购人的《车辆查询经销商》图片。图片中显示车辆的VIN(车架号)为：LBVKY5103KSR01154，车辆下线日期为：2018年9月12日。之后，洪程龙要求襄阳恒信宝公司按照订车协议约定的价款交付该订购车辆。襄阳恒信宝公司认为，秦兆阳向洪程龙发送的图片是经销商以洪程龙名义从厂家订购的车辆，并不表示该订购的车辆就是经销商要卖给洪程龙的车辆。2018年7月25日，双方签订订车协议时确定的车辆为“2018款”，但是9月份开始生产厂家对车辆配置进行了升级，现下线的车辆是“2019款”，“2018款”厂家不再生产，且车辆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不能再适用之前订车协议约定的价格交付“2019款”车辆。故不能按照订车协议交付车辆。为此，双方发生争议。为解决争议，洪程龙与襄阳恒信宝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在襄阳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协商当日，洪程龙向襄阳恒信宝公司交付《告知函》一份，内容为：1.请贵公司于收到本函5日内，对于逾期交付的理由及交付时间提供书面说明。2.请贵公司于收到本函10日内，提供书面解决方案，对于逾期交付的解决方案与本人达成一致意见。因车辆9月12日下线至今已达46天，该车辆仍处于未运输状态，本人已向贵公司提供了合理的履行时间。10日后，合同已超过最后交付时间，属于严重违约，故前列所述回函时间系正式合同履行催告，若未按前列致函内容提交书面回函，则本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正式告知贵公司：1.解除本人与贵公司的订车合同，并要求返还已交付的20000元，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本人将立即向有交付能力的车辆销售公司订购同款车型，本人订购车辆产生的价款与贵公司合同签订车辆价款的差额部分，作为本人的实际损失，将一并要求贵公司予以赔偿。收到该函，襄阳恒信宝公司坚持之前的意见，对洪程龙的主张未予回应。2018年11月12日，洪程龙以432000元的价格（包括原厂娱乐套装定制），向案外人襄阳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宝马5系-2018款530Li领先型运动套装一辆，车身炭黑，内饰火山红，车架号VIN:LBVKY5104KSR01342。该另购车辆的款型与《车辆订车协议》约定订购的车辆一致，但价格高出19000元。之后，为主张合同权利，洪程龙于2019年1月4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018年7月25日，洪程龙与襄阳恒信宝公司签订的《车辆订车协议》，明确约定了订购车辆的型号、颜色、价格，以及交车、付款的地点和方式。《新车销售明细单》中明确约定的内容应当认定为是对《车辆订车协议》的补充。《车辆订车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成立并生效。该《车辆订车协议》虽然约定：“乙方确认车辆后另行与甲方签署《汽车销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汽车销售合同》为准。”但是在《汽车销售合同》没有签订的情况下，《车辆订车协议》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未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有合法依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或解除协议内容。按照该协议约定，洪程龙交付了20000元订车款，襄阳恒信宝公司应当向生产厂家为洪程龙订购符合要求的车辆，并履行将订购车辆交付给洪程龙的义务，洪程龙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购车价款。襄阳恒信宝公司按照《车辆订车协议》约定，以洪程龙名义向生产厂家订购车辆后，2018年9月7日10时39分，其公司销售顾问秦兆阳向洪程龙微信发送了《车辆查询经销商》图片。该图片显示的车架号：LBVKY5103KSR01154的工厂正在生产的车辆，应当认定为洪程龙订购的车辆。该车辆于2018年9月12日生产下线后，襄阳恒信宝公司应当按照《车辆订车协议》的约定履行运输、交付义务。襄阳恒信宝公司认为，以洪程龙名义从厂家订购车辆，该订购的车辆信息发送给洪程龙，并不表示该订购的车辆就是经销商要卖给洪程龙的车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予采纳。襄阳恒信宝公司认为，《车辆订车协议》确定的车辆为“2018款”，现下线的车辆是“2019款”，“2018款”厂家不再生产，且车辆的市场价格上涨，不能按照订车协议价格交付“2019款”车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当事人在本案中提到的“2018款”和“2019款”的车辆区分问题在订车时尚不存在。“2019款”是在本案订车协议签订之后，由于厂家对车辆配置升级导致的结果。由此导致襄阳恒信宝公司按照洪程龙的订车要求订购到的是“2019款”车辆，对该订购结果洪程龙作为车辆订购人表示接受。至此，襄阳恒信宝公司应当按照《车辆购车协议》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其次，襄阳恒信宝公司认为车辆市场价格上涨不能按照订车协议价格交付“2019款”车辆，但未提供“2019款”车辆市场价格上涨的依据。一审庭审中，襄阳恒信宝公司提供2018年1月11日《2018款全新BMW5系Li轿车开始销售通知》显示：洪程龙订购车型(530Li领先型运动套装）的厂家建议零售价为479900元；2018年9月14日《BMW5系Li开始批售及开始零售的通知（G3809181)》显示：洪程龙订购车型（530Li领先型运动套装）的厂家建议零售价为476900元。同时，该通知还显示“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BMW5系Li轿车（0918）即已全系标配后行李箱盖带自动操控，并在外观内饰进行了细微调整，全系车型建议零售价格保持不变。”根据该通知，生产厂家对“2018款”和“2019款”的涉案车型价格并未上涨。综上，襄阳恒信宝公司认为不能按照订车协议交付车辆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案中，襄阳恒信宝公司拒不按照其与洪程龙签订的《车辆购车协议》交付车辆，构成合同根本违约，其违约行为导致了洪程龙另购合同约定车辆产生差价损失19000元。据此，洪程龙有权要求解除本案《车辆订车协议》，要求襄阳恒信宝公司返还已付订车款，并有权向襄阳恒信宝公司主张违约赔偿。综上，洪程龙诉请，1.解除双方之间的车辆订车协议；2.襄阳恒信宝公司偿还洪程龙订车款20000元；3.襄阳恒信宝公司赔偿洪程龙损失19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襄阳恒信宝公司辩称，对洪程龙诉请第3项应当依法驳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洪程龙与襄阳恒信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签订的《车辆订车协议》；二、襄阳恒信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洪程龙订金20000元，并赔偿洪程龙损失19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67元,由襄阳恒信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查明，襄阳恒信宝公司一审诉讼中提交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2018年9月14日向经销商发出的《BMW5系Li开始批售及开始零售的通知(G380918)》，记载“BMW5系Li轿车(0918)即已全系标配后行李箱盖带自动操控，并在外观内饰进行了细微调整，全系车型建议零售价格保持不变……即日起开始批售及零售”。2018年10月26日，双方当事人在襄阳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协商时，襄阳恒信宝公司提出：洪程龙订购的是“2018款”车辆，但“2019款”上后，“2018款”停产，洪程龙可在该公司购买同配置的“2019款”车辆，但需在原协议价格的基础上加付23800元。洪程龙与案外人襄阳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购买意向书》中车辆的名称及规格为“宝马5系-2018款530Li领先型M运动套装(09/18)”，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中车辆的名称及规格为“宝马5系-2018款530Li领先型M运动套装”。襄阳恒信宝公司认可，洪程龙所购买的车辆在配置上与双方《车辆订车协议》约定的并无区别，只是车辆出厂时自带后行李箱盖自动操控功能，该功能系2018年9月14日后全系车型的标配。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上诉人主张涉案车辆属于“2018款”还是“2019款”问题，一审中，洪程龙提交其与襄阳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买卖合同》记载：车辆名称及规格为宝马5系-2018款530Li领先型M运动套装。襄阳恒信宝公司提交的“华晨宝马经销商通函”中指出“BMW5系Li轿车（0918）即日起开始批售及零售”，并未明确指明该车型属于“2019款”。本院以《汽车购买意向书》记载车型予以认定，即洪程龙在其他经销商处购买的车辆为“宝马5系-2018款530Li领先型M运动套装”。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洪程龙与襄阳恒信宝公司订立的《车辆订车协议》，对车辆的型号、价款数额及支付方式、交付时间及方式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之间合同关系成立。虽然在交付车辆过程中，生产厂家对车辆进行了一些改进，但生产厂家未调整合同约定车型销售指导价格，因此，襄阳恒信宝公司以此为由要求洪程龙增加车辆交易价款，缺乏正当性；拒不交付车辆已构成违约，洪程龙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襄阳恒信宝公司赔偿损失。洪程龙在其他经销商处购买同款车辆，所多支付的价款，系因襄阳恒信宝公司违约而导致洪程龙所遭受的交易时间成本损失，襄阳恒信宝公司应予赔偿。综上所述，襄阳恒信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元，由上诉人襄阳恒信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红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