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民终15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兆，男，汉族，1941年10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蕉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男，汉族，1976年6月1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刘兆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华，男，汉族，1958年11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蕉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华，男，汉族，1963年12月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蕉岭县******。系黄建华的弟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明勇，男，汉族，1973年12月1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蕉岭县*******。上诉人刘兆因与被上诉人黄建华、吴明勇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7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刘宏伟，被上诉人黄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华、吴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1427民初53号民事判决，直接改判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财产损失97872元，或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原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依据不足1.2015年5月26日九岭村坜口村民小组长、九岭村伍湖四村民小组长和九岭村黄屋村民小组长签订了所谓的《协议书》不能作为界定土地承包范围的依据，不具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确权的法律效力。三小组长的签字行为既没有经过各自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大会的通过或确认，也没有经过三圳镇人民政府和蕉岭县人民政府的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据此，如果以上三村民小组对上诉人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应由上诉人和三村民小组首先进行协商。但从该《协议书》来看，三村民小组并没有与上诉人进行协商，更没有人民政府处理和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所以，三村民小组长达成的所谓《协议书》不能作为界定土地承包范围的依据，对土地承包权的处理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三村民小组长所形成的协议内容也不具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确权的法律效力。2.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范围应以《承包合同书》约定为准，《协议书》中重新划分的范围应属无效。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在1987年8月16日同发包人坜口生产队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双方明确约定了承包地的四至范围，并加盖了蕉岭县三圳镇人民政府和三圳镇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印章，内容合法有效。在1989年12月30日，承包人刘兆与坜口村委会又把1987年8月1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内容进行了明确，并在1990年9月1日经签证机关蕉岭县*圳***承包合同办理处盖章确认。随后在1992年1月20日又把上述承包合同内容明确在了《土地承包合同》中，并在1993年3月2日作了《见证》(三法[1993]第2号)。两份《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并经过了农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同意，因此，上诉人(承包人)的土地承包范围应以《承包合同书》中确定的四至范围为准。《承包合同书》是由上诉人与坜口生产队签订的有效合同，当时坜口生产队对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拥有实际管理权，双方明确约定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在承包合同实际履行28年之时，承包期还没到期的情况下，坜口村民小组长与九岭村伍湖四村民小组长和九岭村黄屋村民小组长却在2015年5月26日商定重新划定上诉人承包土地的范围，形成了该份《协议书》，这既违反了《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承包期限，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因此，该《协议书》的约定是无效的，不能否定《承包合同书》的法律效力，更不能以该《协议书》约定来取代《承包合同书》的内容。根据合同法原理，《承包合同书》与《协议书》的主体不同，九岭村伍湖四村民小组长和九岭村黄屋村民小组长不是《承包合同书》中承包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其无权否定《承包合同书》的法律效力。3.一审判决对《承包合同书》和《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没有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偏袒被上诉人据上所述，《承包合同书》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由上诉人通过发包人发包而承包的，承包内容合法有效。然而反观该份《协议书》，既没有承包人的认可，也没有集体土地管理机关的确权，完全是三个村民小组长的自行决定，根本不能作为争议土地位置范围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然而很遗憾，一审判决并没有对《承包合同书》和《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比较认定，反而直接就依据《协议书》来判定“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的村民”“维护”所谓的“自己的权益”，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尚未界定清楚的情况下，它都是农村集体的土地，而作为村民个人的被上诉人及其他村民何来权利毁损上诉人的个人财产?据此可以看出，一审判决在此完全忽视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被上诉人才是侵权行为的发动者和主动者。然而一审判决却把激化矛盾的原因推到上诉人身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4.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扩大种植范围的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承包九岭村坜口生产队的土地后，超出承包范围种植果树和树木，其超出承包范围的土地权属与相邻的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发生争议，经坜口村民小组与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老伍湖二)协商一致，双方签订《协议书》，划定了各自的土地范围……”对此认定，不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种植范围的扩大，而且在一审庭审当中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法庭调查，况且一审判决中也没有任何说理证实和提交相应的土地权属证据，怎么就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就认为上诉人扩大种植范围呢?很明显，一审判决属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不足。同时，一审判决在认定侵权人和侵权责任时，却以上诉人超出承包范围种植果树为由，认为引发争议，被上诉人未采取合法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以此为前提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责任进行划分。因此，该《协议书》是否有效，应是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依据的关键。然而，我们知道该份《协议书》商定的土地边界确定，明显违背了《承包合同书》约定及事实，且没有经上诉人刘兆的同意和签名，此《协议书》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属无效。因此，一审判决在以《协议书》的签订为由来否定《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明显违反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对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范围的认定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依据明显不足。二、一审判决划分过错责任比例缺乏依据，造成判决不公。1.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超出承包范围经营土地，未支付任何租金给权利人，超期承包，激化矛盾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自身也有过错，可以减轻被上诉人的侵权责任。然而纵观全案可以发现，一审判决的依据是完全错误的。第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超出承包范围无任何合法有效依据。据前所述，坜口村民小组长与九岭村伍湖四村民小组长、九岭村黄屋村民小组长在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既不符合土地承包程序，内容也不合法，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无效协议，根本不能作为一审判决的依据。如果说一审判决不是依据该份《协议书》认定上诉人超出承包范围，但在庭审中也没有反映出有其他事实和证据来证实上诉人有超出承包范围的依据。所以，一审判决没有提供上诉人超出承包范围的合法有效依据。第二，认定上诉人未支付租金的依据不足。其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在村组之间未签订任何承包合同，上诉人也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租金。其二，在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中没有任何涉及上诉人未支付租金的说明，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上诉人没有支付租金，所以一审判决的理由根本无法成立。第三，上诉人没有超期承包。从两份《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合同》上看，虽承包日期表述略有不同，但经过见证的《土地承包合同》已明确是承包期至2018年12月30日止。所以，在承包期还没到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权收回，更无权破坏上诉人的果树。第四，上诉人前后历时20多年不断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去改造承包的丢荒地，期间28年没有任何争议，为何到了改良土地成功特别是所种植的果树初具规模，到了丰产期后就变成了侵占被上诉人的土地?其中背后意思可谓一目了然，就是被上诉人眼红上诉人的劳动成果想通过聚众滋事、野蛮掠夺、持强凌弱将上诉人的劳动成果强行占为己有。2.上诉人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应完全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依据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合同》来承包土地，现实种植范围与承包范围基本一致，不存在超范围承包，也没有超期承包，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而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依据下，私自组织其他村民砍伐上诉人的果树，明显构成侵权。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有任何侵权行为，在法治的社会也应该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向人民政府申请处理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政府和法院依法做出相应的判决，而不是由被上诉人越俎代庖、假借公名，视国家法律为儿戏，置国家政府和司法机构而不顾。在上诉人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完全承担侵权责任。3.一审判决对侵权责任承担比例划分明显不当，判决结果不公。一审判决认为，两被上诉人及其他村民在与上诉人协商未果情况下，而私自砍伐、烧毁上诉人果树和树木，其行为存在过错，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从此认定可知，在双方协商不成时，依据法律规定，一方或双方应向人民政府申请处理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确定一方或双方是否构成侵权，在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都没确定侵权之下，一审判决也不能就简单认为被上诉人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被上诉人更不能侵犯上诉人的个人财产。所以在一审判决及之前都没确定侵权责任的情况下，两被上诉人私自砍伐上诉人的果树的行为属侵权行为，应承担完全责任。至此，一审判决在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情况下，被判处承担70%的责任，而被上诉人存在完全过错，却被判处承担30%的责任，根本不符合过错承担比例原则，造成了对上诉人判决结果的不公，上诉人对此无法接受。黄建华、吴明勇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两被告不是组织者，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应当举证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结果，不能将他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强行由被告承担。”2、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明确，被上诉人在现场时无进行伐树的行为，而上诉人也无证据予以证实。3、《协议书》是村集体间对土地归属的协商结果，与上诉人无直接关联。同时《承包合同书》及《坜口小组协议》均已证实。被上诉人所在的村民小组没有将土地租给上诉人，上诉人种植在伍湖四村民小组之时，村民小组也多次向原告提出异议。且村民伐木复垦时，也已向上诉人发出通知。上诉人应对本次事件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刘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20500元；2、判决二被告通过登报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3、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7年8月16日，原告与蕉岭县******经济联社（实际签订方为坜口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一、承包范围（四址）。北以芳心分界处为界，南以运保厕所的东西向沙堤为界，东以水湖的东岸为界，西至刘兆竹园为界，合计面积叁亩正。二、承包期为三十年，即1988年起至2018年止，承包款从1991年起开始交，按每亩20元/年，叁亩合计每年60元。三、为保证以后正常的生产耕作，不受他人的干扰，对承包耕地的种植使用权、经营权，特订立以上合约，此合同具有法律作用，签约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上述《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在1992年1月20日重新打印成《土地承包合同》形式，确认承包地段名称为坜口村上沙坝，承包土地用途为开发种养业，发包方为蕉岭县********坜**委会，承包方为蕉岭县*****坜*****民刘兆，1993年3月2日，蕉岭县三*法律服务所对《土地承包合同》作见证盖章。《承包合同书》签订后，原告在承包地上种植了沙田柚等果树，以后又在周边扩种了三红蜜柚树、龙眼树、罗汉松等其他果树和树木，种植的面积达7亩左右，扩种果树和树木的土地据伍湖四村民小组和黄屋村民小组村民陈述是属于伍湖四村民小组和黄屋村民小组所有的集体土地,是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旱铺地，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成员，每家每户都分到了种植农作物的旱铺地，故原告扩种期间曾有村民试图阻止原告种植果树和树木。围绕原告扩种果树和树木的土地争议，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村民不断向九岭村委会和三*镇政府投诉，在驻村律师、镇、村干部、镇司法所的协调下，2015年5月26日，甲方九岭村坜口村民小组与乙方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老伍湖二）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方与乙方经协商，就刘兆与甲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从1988年01月01日起至2018年01月01日止），四址内双方相邻土地争议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现公路边鱼塘一口的划分，刘汉旋东边电线杆量起35米处公路伸缩缝量起至对面的苦炼树直线为界，该界以西归甲方所有，以东归乙方所有（详见草图）。二、刘汉旋果园东边电线杆向东沿路量起25米处至北面石坎约22米及沿石坎以西归甲方所有，以东归乙方所有（详见草图）。三、刘兆承包期内，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不得改变，承包到期后，由双方另行协商。四、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起即时生效”。上述《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原告本人知悉。2018年1月1日，原告的儿子刘宏伟与伍湖四村民小组长吴明勇、黄屋村民小组长黄其文等人协商讨论土地问题，村民小组要求原告方交回土地，自行移走其种植的树木，原告方则要求村民小组补偿其种植的树木损失，引起村民群体愤怒。2018年1月2日，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几十位村民到上沙坝土地现场，要求原告交还土地被拒绝，有村民动手砍掉果树和树木，有村民放火烧树，原告报警，经三*派出所民警到场制止。2018年1月4日，经三*派出所现场勘查：被砍伐柚树有35条，大小不等，直径约8cm（离地面10cm高处）；罗汉松被砍伐50条，直径为5cm（离地高1米处）。2018年1月11日，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向原告发出《告知书》，内容为“您与九岭村老伍湖二队（即黄屋小组与伍湖四小组）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于2018年01月01日已经到期，现正式告知您，2018年01月17日前请自行清理承包土地上的作物、附作（着）物，逾期不清，视作无主、后果自负”。2018年1月18日，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几十位村民再次到上沙坝土地现场，按照《协议书》确认的土地位置，将属于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土地上的果树和树木砍掉，原告报警，经三*派出所民警到场制止。2018年1月18日，经三*派出所现场勘查：被砍伐沙田柚树有16条，大小不等，直径约8cm（离地面高30cm处）；三红柚树30条，直径约7-13cm（离地面高30cm处）；罗汉松被砍伐20条，直径约7cm；九里香树10条，直径约4-8cm（离地面高30cm处）；龙眼树2条，一条直径5cm,另一条为40cm（离地面高30cm处）。2018年1月15日、25日，蕉岭县公安局向曾桓超（原告的女婿）发出2份蕉公不立字[2018]00001、0000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曾桓超于2018年1月2日、18日提出控告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砍了其种植的柚子树、罗汉松、龙眼树，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2018年4月5日，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组长吴明勇、黄美云称经村民同意由两个村民小组出资安排钩机到上述现场清理果树和树木并填平土地，同时将原告的看护房推倒，填平。2018年4月24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主张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则提出上述抗辩意见。诉讼中，原告申请对其遭毁坏的果树、看护房、池塘等进行价格评定，一审法院依法将2018年1月4日和2018年1月18日经蕉岭县三*派出所勘查记录的果木损失委托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2019年6月3日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穗华价估（梅州）[2019]145号报告书，评定被砍伐的果树木价格为人民币97872元，原告支付评估费4000元。庭审中，原告称参与砍伐树木的村民有很多，但原告认为组织、策划、参与砍树活动的主要是两被告，故只起诉两被告。被告吴明勇则辩称砍伐树木完全是村民自发的集体行动，并非是其组织的，其两次砍树均在现场，是为了制止村民砍伐树木；被告黄建华辩称其只参与了2018年1月2日的砍树行动，只是砍伐了1棵小的龙眼树，2018年1月18日的砍树则没有参与。据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被告黄建华还参与2018年1月18日的砍伐行动，动手砍伐了罗汉松等。上列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书、报警回执、协议书、蕉岭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案件编号A441********02018010001）、视频资料等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询问笔录、庭审笔录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关于砍伐原告果树木的侵权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原告承包九岭村坜口生产队的土地后，超出承包范围种植果树和树木，其超出承包范围的土地权属与相邻的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发生争议，经坜口村民小组与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老伍湖二）协商一致，双方签订《协议书》，划定了各自的土地范围，在原告承包期内，双方维持现状，不得改变，承包到期后，由双方另行协商。原告承包到期后，关于土地的返还问题，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的村民在与原告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未采取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私自砍伐、烧毁原告果树木的方式来取回土地，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二、关于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问题。本案中，原告称两被告系砍伐其果树木的组织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被告黄建华参与了2018年1月2日和2018年1月18日的砍伐行动。被告吴明勇则参与了与原告家属协商返还土地的相关事宜，两次砍伐树木均在现场，送达告知书给原告，雇勾机将涉案土地平整等，其称其本人也有承包地被原告霸占，并称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全部村民都参与了砍伐原告果树木行动，被告吴明勇系九岭村伍湖四村民小组成员，故应认定被告吴明勇自己也参与了砍伐行动。被告吴明勇辩称其在现场制止村民砍树，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所有参与砍伐原告果树木的村民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应当对因此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且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现原告仅起诉两被告，系原告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两被告依法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原告损失确定问题。原告2018年1月2日和2018年1月18日被砍伐的果树木的品种、数量和大小，有三圳派出所的现场勘查记录予以证实，经一审法院委托价格评估为97872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诉请其他财产损失，如看护房、鱼塘、竹园、香蕉树等损失，因现场已被破坏，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该财产的品种、具体数量和大小等情况，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情况又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无法核算，故不予确认。四、关于原告损失的承担问题。《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两原告及其他村民关于土地的返还问题，在与原告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未采取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私自砍伐、烧毁原告果树与树木的方式来取回土地，其行为存在过错，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而原告超出承包范围经营土地，对超出承包范围经营的土地未支付任何租金给权利人，在承包期限到期后，经村民再三要求返还土地使用权后仍不返还，因此激化了与被告等村民的矛盾，造成损失的产生，故原告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被告等人的侵权责任。综合全案，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等因素，确定由侵权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余70%的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即两被告应赔偿29361.60元（97872元×30%）给原告。被告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由于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或精神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情形，本案中，原告所遭受的只是财产损失，故其诉请被告赔礼道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明勇、黄建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损失人民币29361.60元给原告刘兆；二、驳回原告刘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08元，由原告刘兆负担4000元，被告吴明勇、黄建华共同负担608元。评估费4000元，由被告吴明勇、黄建华共同负担。二审中，吴明勇、黄建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坜口小组协议（复印件），证明坜口小组发包承包地的情况；2、2019年10月16日蕉岭县******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确认于2015年5月26日在该村委会见证下由坜口村民小组和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书。经质证，刘兆对坜口小组协议没有异议，对这个证明由法庭来审查。对另一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和内容其不认可，因为是在2019年10月16日出具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1、刘宏伟（刘兆的儿子）在2018年1月2日接受蕉岭县公安局三圳派出所询问时，在被问及“你的柚子树种在什么地方;地方权属是谁的；丢荒地是谁的”。刘宏伟答：“地方一部分是五湖人的，一部分是沙堤改造;租的土地是坜口村民的，丢荒地是伍湖村村民的”。2、刘兆在2018年1月11日接受蕉岭县公安局三圳派出所询问时，在被问及“你种植柚子树哪里土地的权属是谁的？”刘兆答：“是九岭村伍湖四（老五湖二）和坜口村民小组；对2015年5月26日九岭村坜口村民小组和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鉴定的协议书是清楚的”。3、2015年6月7日沙坝塘出租租金收据一份，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各收取200元。刘兆称该鱼塘是其承包土地范围内，由其侄子经营，是其侄子在胁迫的情况下交的租金（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吴明勇、黄建华称这是在2015年的《协议书》签订后刘兆的侄子交给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的租金，足以反映出刘兆使用的土地侵占了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的土地，往后就没有交租金了。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处理意见如下：据刘兆陈述，其承包的涉案土地是其与九岭村坜口村民小组签订了《承包合同书》等一系列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到2018年1月1日止，承包期间其将承包地给其儿子刘宏伟和女婿曾桓超实际管理使用，承包面积合同上虽然约定是3亩（面积是大概约定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实际种植是7亩左右，且从承包当时到现在为止种植面积都是7亩左右没有变化。而吴明勇、黄建华则辩称刘兆的种植果树行为侵占了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的土地，多次反映无果。围绕刘兆扩种果树和树木的土地争议，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村民不断向九岭村委会和三圳镇政府投诉，在驻村律师、镇、村干部、镇司法所的协调下，2015年5月26日，甲方九岭村坜口村民小组与乙方九岭村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老伍湖二）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了“坜口村民小组和伍湖四、黄屋村民小组的地界”；第三条约定“刘兆承包期内，缔约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不得改变，承包到期后另行协商”。虽然刘兆在该协议书上没有签名，也不是缔约双方，但刘兆表示其对该协议书是清楚的，也一直未改变其种植的土地面积范围（承包约定面积3亩，实际种植7亩），结合本院的另查明部分刘宏伟和刘兆在接受蕉岭县公安局三圳派出所询问时的陈述及2015年6月7日沙坝塘出租租金收据，可以认定刘兆是认可《协议书》的约定，其种植行为存在超出承包经营土地情况。另外，刘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书》是无效合同，故对于刘兆认为《协议书》是无效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兆超出承包经营土地，对超出承包范围经营的土地未向相关权利人支付任何租金。且在承包期限到期后，未返还土地给相关权利人，经村民发布公告，再三要求返还土地情况下仍置之不理，激化了刘兆与吴明勇、黄建华等村民的矛盾，对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刘兆具有一定过错。而吴明勇、黄建华在与刘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未采取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私自砍伐、烧毁刘兆果树与树木的方式来维权，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吴明勇、黄建华是破坏涉案果树、树木的直接侵权人，其行为主观过错较大，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分析，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等因素，本院确定由破坏树木的侵权人吴明勇、黄建华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30%的损失由刘兆自行承担。经评估，被砍伐的果树木价格为97872元。因此，吴明勇、黄建华应共同向刘兆赔偿68510.4元（97872元×70%）。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刘兆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7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7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吴明勇、黄建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损失人民币68510.4元给上诉人刘兆；三、驳回上诉人刘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08元，由上诉人刘兆负担1388元，被上诉人吴明勇、黄建华负担3220元；评估费4000元，由被上诉人吴明勇、黄建华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47元（已由上诉人刘兆预交4608元），由上诉人刘兆负担677元，被上诉人吴明勇、黄建华负担1570元。本院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3931元给上诉人刘兆；被上诉人吴明勇、黄建华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黄基烽书 记 员 曾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