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11行初128号 原告：北京九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院**楼**13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305624XW。 法定代表人：王滨，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军，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芬，该公司员工。 被告：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新建街**。 法定代表人：沙万强，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讯，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玛赫李强，四川马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九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彩矿业公司）与被告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简称马边县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3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并于同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九彩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军、陈建芬，被告马边县政府出庭负责人李勤及该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讯、玛赫李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丽煤矿）与被告于2016年9月25日签订了《煤矿关闭协议书》，合同第三条（一）款约定“中央、省、市补富丽煤矿资金全部给予乙方，县级奖补乙方367万元（含县级所得资源价款）”，奖补款367万元中含县级奖补款100万元，退资源价款267万元。该协议在协商过程中，富丽煤矿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对政府掌握的局限性，出于信赖，完全相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向原告所作的政策讲解和计算方式，因此，在没有查阅政府相关文件规定的情况下签订了此协议。事后，富丽煤矿经办人在办理关闭煤矿后续注销相关证照过程中，拟请政府核查，解交中央财政的采矿权价款是否上缴，若仍在县级政府，恳请能否协调退还给富丽煤矿。在核查工作中获得了马边县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11月29日出具给财政局《关于富力煤矿采矿权价款收入的缴库说明》（以下简称《缴库说明》），该缴库说明清楚地反映了富力煤矿缴纳559.13万元的采矿权价款是根据川财综〔2008〕52号文件规定，按省级20%即111.826万元，市（州）本级20%即111.826万元，县（市、区）60%即335.478万元的比例入库。据此，富丽煤矿在县（市、区）留存采矿权价款的应该是335.478万元，而并非协议中的267万元。政府只退了富丽煤矿采矿权价款的267万元，少退富丽煤矿采矿权价款12.247%为68.478万元。富丽煤矿经办人立即向相关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导反映，要求严格按照文件规定进行奖补，经多次反映，一直未得到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煤矿关闭协议书》中奖补资金不符合文件规定，与具体的奖补政策相悖。遂诉至本院，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关闭煤矿少退的资源价款68.478万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少付资源价款68.478万元的资金利息87732元（暂计为从应付之日2016年10月起至2019年7月止）；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和所有为实现少付资源价款所产生的费用。 被告马边县人民政府辩称：1.《煤矿关闭协议书》系富丽煤矿与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被告已按月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2.原告关于县级奖补资金367万元中包括奖补款100万元、退资源价款267万元的说法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3.原告关于被告支付其关闭煤矿少退的资源价款68.478万元的诉请，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原告至少应在2018年6月4日前就已知晓马边县国土局2010年11月29日出具给马边县财政局的《关于富丽煤矿采矿权价款收入的缴库说明》中关于原告缴纳599.13万元采矿权价款的事实，其应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其于2019年7月23日才起诉要求支付少退的资源价款，实际上是要求撤销《煤矿关闭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的内容，已超过除斥期间。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29日，被告作出马府发〔2015〕8号《关于对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富丽煤矿实施关闭的决定》，主要载明：“经富丽煤矿自愿申请，县政府决定对富丽煤矿实施关闭”。2016年9月25日，富丽煤矿与被告签订《煤矿关闭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三条（一）款约定：“中央、省、市补富丽煤矿资金全部给予乙方，县级奖补乙方367万元（含县级所得资源价款），大写：叁佰陆拾柒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向富丽煤矿支付了县级奖补资金367万元。 2018年1月18日，富丽煤矿被注销。原告在办理关闭富丽煤矿后续注销相关证照过程中，得知马边县国土资源局曾于2010年11月29日出具给财政局《关于富力煤矿采矿权价款收入的缴库说明》，该缴库说明主要载明：“富丽煤矿采矿权价款收入1117.13万元，本次缴纳559.13万元……该价款收入属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价款收入。根据川财综〔2008〕52号文件规定，按省级20%，市（州）本级20%，县（市、区）60%，本次收入559.13万元应按以下级次和比例入库：即省级111.826万元，市（州）本级111.826万元，县（市、区）335.478万元，就地入库……”。2018年3月11日，原告以富丽煤矿的名义向马边彝族自治县煤矿关闭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关闭领导小组）出具《关于请求退还富丽煤矿资源价款的情况说明》，要求退还富丽煤矿67万元资源价款，该关闭领导小组未予回复。2018年6月4日，原告以富丽煤矿的名义委托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东平、庞思杰向被告发出《关于退还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工伤采矿权价款的律师工作函》，要求退还补足采矿权价款67万元。 另查明，2010年6月10日，富丽煤矿形成股东会决议，公司股权构成调整为王滨认缴出资额285万，出资比例95%，原告认缴出资15万元，出资比例5%。2010年6月21日，富丽煤矿形成股东会决议，富丽煤矿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权构成调整为原告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比例100%。2016年8月31日，富丽煤矿形成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成立公司注销清算小组，其成员由王滨、黎军组成，组长为王滨。 再查明，2017年4月18日，富丽煤矿采矿许可证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同意注销。2018年1月18日，富丽煤矿经马边彝族自治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 以上事实有马府发〔2015〕8号《关于对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富丽煤矿实施关闭的决定》、川采证销通字〔2017〕第42号《注销采矿许可证通知》、（马市质监）登记内注核字〔2018〕第40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信息、营业执照、川煤重组〔2014〕2号《四川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再关闭一批小煤矿工作的紧急通知》、马边彝族自治县国土局《关于马边县富丽煤矿采矿权价款加入缴库说明》、马府常定〔2016〕120号《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定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矿井关闭工作实施方案和马边三河口煤业开发有限公司白岩子煤矿二号矿井关闭工作实施方案议定事项的通知》《煤矿关闭协议书》《关于请求退还富丽煤矿资源价款的情况说明》《关于退还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价款的律师工作函》、财政资金支付凭证、收条、《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备案通知书》《马边富丽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财务状况清算专项审计报告》、川府发〔2013〕1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荐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川办函〔2013〕133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四川省煤矿整顿关闭程序标准暂时规定》、庭前会议记录、询问笔录、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行政协议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性与合同性相统一的特点，人民法院审查行政协议既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告主张《煤矿关闭协议书》中“县级奖补乙方367万元（含县级所得资源价款）”的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县级奖补款100万元，另一部分是退还县级财政留存的资源价款267万元、267万元的依据是按富丽煤矿已交资源价款559.13万元的48%计算而来，而实际上被告财政留存的是已交资源价款的60%，即335.478万元，由于富丽煤矿对此信息的掌握不对称，导致其错误理解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讲解和计算方式，误以为县级财政留存的资源价款仅为267万元，故请求被告支付少退的资源价款68.478万元。本院认为，纵观原告的诉讼主张及理由，其实质是认为富丽煤矿与被告签订的《煤矿关闭协议书》时因对被告留存资源价款比例存在重大误解，导致协议中约定的奖补金少算68.478万元，故其可以依据上述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煤矿关闭协议书》中关于奖补金的约定予以撤销。但原告自认从2018年3月11日即知道县级财政留存的资源价款为富丽煤矿已交资源价款的60%，其于2019年7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坚持认为被诉行政行政为系行政允诺行为，并非行政合同，故其不主张撤销。 本院认为，首先，行政允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履行行政职能，就特定事项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发出承诺，在相对人完成相应行为时，保证给予相关利益回报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而行政协议则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方位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原告据以起诉的《煤矿关闭协议书》系原、被告双方之间所达成的合意行为，并非被告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且《煤矿关闭协议书》对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分别进行了约定，具备协议的特性，故被诉《煤矿关闭协议书》系行政协议并非行政允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原告的主张《煤矿关闭协议书》具有行政允诺的属性，原告从2018年3月11日就已知晓县级财政留存的资源价款为富丽煤矿已交资源价款的60%，至2019年7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超过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间。 此外，原告还提出其知道资源价款留存比例计算有误后于2018年3月11日向关闭领导小组提交了情况说明，并委托律师于2018年6月4日向被告发出了律师工作函，但关闭领导小组和被告均未回复处理意见，故该期间应当扣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由此可见，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除斥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关于诉讼失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除斥期间届满，实体权利本身消灭。故对原告主张该期间应当扣除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如前所述，即使按照行政允诺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原告主张其向被告提出退还富丽煤矿资源价款要求一直未得到回复的期间应当予以扣除，但此情形显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应当扣除起诉期限的情形。除此之外，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其他扣除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能支持。 综上，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九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北京九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德军 审 判 员 钟小红 审 判 员 罗喆予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韩 俊 书 记 员 朱蕾汀 附：本案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