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10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达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95。法定代表人：钟琼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辉，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乐山，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石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新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75R。负责人：香杰新，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谢美琳，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贺美花，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达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93N。法定代表人：钟琼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辉，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乐山，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石碣镇鹤田厦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编号：粤农集字第190010006000号。法定代表人：刘柱荣，该联合社理事长。委托代理人：谭春松，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达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鑫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石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碣镇政府）及原审被告东莞市达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鑫实业公司）、第三人东莞市石碣镇鹤田厦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鹤田厦经联社）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19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石碣镇政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达鑫开发公司支付江滨新城白鹭湾16栋92套商品房共计建筑面积9335.98平方米的购房款37810719元，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向其支付购房款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上述92套商品房，按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与石碣镇政府签订上述92套商品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石碣镇政府办理上述92套商品房的转移登记手续（具体房号以及面积详见附件：江滨新城白鹭湾16栋92套房屋清单）；二、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碣镇政府支付逾期交付商品房的补偿款，补偿款自2012年4月30日起按每月140850元的标准支付至上述92套商品房实际交付之日止；三、达鑫实业公司对达鑫开发公司应向石碣镇政府支付的补偿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石碣镇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达鑫开发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274517.09元、反诉受理费57730.9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达鑫开发公司负担。达鑫开发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石碣镇政府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支持达鑫开发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石碣镇政府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查明“约定由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将……出让给被告进行达鑫·江滨新城（三）商品房项目建设”是错误的。首先，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根本就没有约定前述一审判决所表述的内容。其次，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于2009年4月29日，此时连“达鑫·江滨新城（三）”这个项目名称都还没有产生，整个“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开发主体达鑫开发公司是于2009年6月1日才成立的。（二）原审判决查明“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在签约主体上又是不顾《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下称《补充条款》）的明文所载。《补充条款》的落款签署处为：出让方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受让方达鑫实业公司以及第三方石碣镇政府；而且该《补充条款》首部载明：“出让方和受让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尽事宜，共同订立如下补充条款作为合同附件”。显然，作为土地出让合同补充条款与附件性质的该《补充条款》，签约主体仍然是土地出让合同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石碣镇政府仅是作为“第三方”签字盖章对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而已。（三）一审判决认定补充条款是达鑫开发公司迟延交付的违约行为所导致的结论及相关事实认定都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的第一点理由是以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经联社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约定有支付返租租金的责任条款为由，认定石碣镇政府不存在拒绝受领的动机与目的。该认定纯属臆断，本案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达鑫开发公司在《补充条款》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前及之后反复催告石碣镇政府办理受让手续，而石碣镇政府却一再怠于行使《补充条款》约定的优先选择商品房受让的权利，其之所以在2012年4月18日至2014年5月30日的最后催告期限内，都一直怠于行使权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石碣镇政府主要领导更换后，新官不理旧事所致，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没有“动机与目的”与“明显不合常理”。一审判决的第二点理由是以石碣镇政府于2012年4月13日有向达鑫实业公司发出通知，即认定“原告向被告主张交付，并不存在拒绝受领的意思表示或行为”，该认定是错误的，石碣镇政府该次发通知，只能证明该次有主张，不能证明其之后不存在拒绝受领。已如前述，达鑫开发公司接到该通知后，便于前述的两年多时间内多次催告其办理受让手续，而其不予办理，其怠于行使权利以及以默示的方式拒绝办理受让手续的事实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判决的第三点理由是以16栋直至2012年12月23日才竣工验收备案，之前并不具备交付的条件为由，认定达鑫开发公司于此前的通知不能产生有效交付的效果。该认定一方面不知所云，同时，本案已有达鑫开发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还在催石碣镇政府办理受让手续的证据，一审判决否定达鑫开发公司之前的催告行为毫无意义。一审判决第四点理由是：“根据被告提供的……被告在两份费项明细表中额外要求原告承担20项税费，并将案涉商品房的交付问题与置换地块的补差价挂钩，要求原告将置换地块以680元/平方米价格转让给被告一并发展作为本案商品房交付的履行前提。据此，原告主张被告为交付设定了补充条款约定以外的额外条件，拒绝按补充条款的约定交付商品房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该认定显系错误：达鑫开发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向石碣镇政府提交两份费项明细表，是由于2014年5月30日经公证向石碣镇政府发函催告后，石碣镇政府仍未在催告的合理期限（三个月内）办理受让手续，石碣镇政府以其行为表明其已放弃涉案《补充条款》约定的优先受让权，《补充条款》已解除后，达鑫开发公司为协助石碣镇政府解决回购用于安置补偿房屋而新发出的价款及税费承担方面的要求，因石碣镇政府不接受而不了了之。同时，一审法院将2012年3月7日的《专题会议纪要》中达鑫开发公司在回应政府方追缴三块置换地的地价协商过程中所提出的合理要求，认定为达鑫开发公司拒绝履行涉案商品房的事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此后达鑫开发公司于2012年4月、7月、10月乃至于2014年5月还在催告石碣镇政府办理受让手续。一审判决的第五点理由是认为达鑫开发公司“额外增加补充条款所约定的交付条件的行为”（应是指达鑫开发公司2015年提交给石碣镇政府的两份费项明细表中有要求石碣镇政府承担相关税费），是一种单方变更合同的行为，不产生合同变更的效力，石碣镇政府可以拒绝受领。该认定的错误已如上述，达鑫开发公司于2015年向石碣镇政府提交两份费项明细单，是涉案《补充条款》已因石碣镇政府怠于行使权利而视为其放弃权利，该《补充条款》已解除后，达鑫开发公司向石碣镇政府新发出的要约性质的文件，即使石碣镇政府不接受其中的税费内容，也不能否定其之前拒绝办理受让手续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补充条款》应归于无效，而一审判决对《补充条款》的效力未作正面认定，而是采取迂回手段毫无法律依据地作出“补充条款也理应得到履行”的认定是错误的。石碣镇政府于本案一审已提交的其与鹤田厦村委会于2008年4月18日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及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是查明涉案《补充条款》内容来由的关键证据，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该《土地征用协议》表明，石碣镇政府该次征用鹤田厦村的土地面积共201.27亩（134180平方米），涉案地块属于该次征地范围；征地补偿与安置方式均为货币方式，征地补偿安置费总额为5031.75万元。《土地征用补充协议》变更了补偿安置款的支付方式，达鑫开发公司至本案诉讼过程中才初次见到上述《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才发现涉案2009G009地块《补充条款》及另案2009G011地块《补充条款》中的相关物业面积数以及每月15元/平方米的补偿条款，都是直接来源于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显然，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在《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通过所谓的“以物代款协议”并“买空卖空”等技巧，将《土地征用协议》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计算的原本只有5031.75万元的征地补偿安置款，变成了石碣镇政府不仅要向鹤田厦村委会支付货币8012.8万元，而且还要向鹤田厦村委会提供18780平方米物业的产权，之后，石碣镇政府又隐瞒事实真相、以需“用于安置补偿”的名义将该18780平方米物业的提供义务以及上述每月15元/平方米的补偿责任条款捆绑在本案2009G009地块及另案2009G011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转嫁给达鑫开发公司。同时，《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等内容足以表明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较之《土地征用协议》超巨额增加了鹤田厦村的征地补偿安置利益及其他利益，而鹤田厦村委会是以配合办理征地手续（村民代表签署被征土地的《村民代表意见书》等）为唯一“对价”义务的，显然村委会或村民（代表）配合办理征地手续是不能成为受法律保护获得巨额经济利益之“对价”的，只能表明鹤田厦村委会是以不配合办理征地手续为胁迫手段逼迫石碣镇政府同意给予其更多的法外或非法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系石碣镇政府受鹤田厦村委会以不配合办理征地手续之胁迫而订立，同时石碣镇政府及鹤田厦村委会双方都明知或都应当知道其中“以物代款协议”本身就是规避征地补偿政策且其履行必将损害国家利益以及达鑫开发公司的利益而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的方式签订，也同时构成了恶意串通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或其中与“以物代款协议”有关的条款应归于无效。因此，为履行该无效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约定的上述相关内容而订立的涉案《补充条款》也当然随之无效。另外，《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8780平方米物业，因石碣镇政府按上述第六条的约定应支付的货币款项已经超过了《土地征用协议》约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款总额而明显属于非法利益，非法利益当然不能受法律的保护，该18780平方米物业所涉两地块的《补充条款》，如果真如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法院由其受让而直接判给鹤田厦经联社，或果真如一审判决认定的石碣镇政府受让后再转给鹤田厦经联社，石碣镇政府将再次遭受近8000万元“购房款”之经济损失，近8000万元的国有资产将因石碣镇政府自身或司法把关失职的错误而非法流失，则相关人员将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的一审法院虽然以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为由驳回了石碣镇政府起诉状所列的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但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可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上述92套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后再行与第三人指定的人员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相应的转移登记手续以解决第三人村民的安置问题”。一审法院完全没有审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合法性，完全没有考虑过上述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也完全没有查明是否真的存在受法律保护的需要石碣镇政府用商品房来解决的“第三人村民的安置问题”。由于石碣镇政府一审系以《补充条款》为合同依据提起第一项至第三项诉讼请求，以上述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为合同依据提起涉及第三人的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且鹤田厦经联社也是以《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为合同依据提出了相应主张，故一审判决应当对《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及涉案《补充条款》的效力进行审查，而一审判决均未作效力审查。同时，一审判决对涉案《补充条款》的效力未作正面认定，而是采取迂回手段以土地出让合同生效后已履行以及《补充条款》是土地出让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为由，毫无法律依据与法律逻辑，涉案《补充条款》应为无效。涉案《补充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后，石碣镇政府所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应予以撤销。同时，由于《补充条款》各方至今均未履行，本案也不存在合同无效后因《补充条款》取得财产的返还问题，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经联社作为过错方依法应赔偿达鑫开发公司因此遭到的损失，但达鑫开发公司同意另行处理。（二）一审判决认定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达鑫开发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向石碣镇政府出具了两份费项明细表为据，认定“可以证实原告一直有向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因原告主张权利而中断”，该认定是错误的。达鑫开发公司向石碣镇政府出具该两份明细表，已如上述，系达鑫开发公司向石碣镇政府发出的的要约行为，既非达鑫开发公司愿意继续履行已经解除了的涉案《补充条款》，更非石碣镇政府向达鑫开发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明，显然不能作为中断石碣镇政府涉案诉求诉讼时效依据。因此，从达鑫开发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向石碣镇政府发出经公证的《函》至石碣镇政府于2017年8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三）从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订立与形式上来说，涉案《补充条款》属于土地出让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一审判决将《补充条款》的签订认定为土地出让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是错误的。达鑫开发公司一审提交的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表明：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待签文本，均属于挂牌出让公开文件，该类待签文本的整个内容构成该次土地出让方公开发布的要约内容，竞买者必须同时接受才能竞买成功，达鑫实业公司竞买成功取得成交确认书后与出让方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该两份文本的行为，实则就是一个缔约行为，只不过是在两个文本上签字盖章而已。石碣镇政府在《补充条款》上签字盖章，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加入而已。同时，《补充条款》首部已明确该补充条款就是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款并作为该合同的附件。因此，从土地出让合同订立与形式上来说，涉案《补充条款》属于土地出让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涉案土地出让合同以及《补充条款》中，均没有约定“《补充条款》签订或生效后土地出让合同才生效”之类的内容，相反，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第四十一条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土地出让合同根本没有附其他生效条件。另外，《补充条款》首部载“出让方和受让方……就2009G009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尽事宜，共同订立如下补充条款作为合同附件”，《补充条款》本质上就是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且是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附件”来对待的，依据普遍的生活经验与事理逻辑即可知，是先有主体合同，才有补充协议，除非有明确约定主体合同需就其他事项签订补充协议后才生效，否则根本不可能主体合同需以补充协议的签订为生效条件。一审判决将《补充条款》认定为土地出让合同的生效条件，是既无合同约定等事实依据，又毫无法律依据，且不顾《土地出让合同》第四十一条关于合同生效的明确约定之故意错误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根据被告提供的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案涉2009G009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附条件的，所附的条件就是……该地块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只有满足上述所附的条件，出让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然而，前述的挂牌出让公告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条件”的措辞，仅是将《补充条款》的内容与其他3点内容均置于“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项下而已。而且，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待签文本，均属于挂牌出让公开文件，是与挂牌出让公告一并公开的，已如前述，达鑫实业公司签订涉案土地出让合同与《补充条款》的行为实则就是一个缔约行为，只不过分两个文本签署而已。另外，一审判决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与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关系，而特别法应优于一般法适用，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本身就是适用法律错误，且不顾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将同一个缔约行为，牵强附会地将《补充条款》的签订认定为土地出让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明显是错误的。（四）涉案《补充条款》又构成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补充条款》的法律性质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本案案由应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虽如上述，《补充条款》是《土地出让合同》附加的特别条款，但《补充条款》的内容所体现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仅涉及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且石碣镇政府以及达鑫实业公司都有签字盖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涉案《补充条款》的宏观层面的法律性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合同”，且该合同是可以独立于《土地出让合同》而存在的与待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受让（即买卖）有关的民事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在一手商品房的买卖方面，由于实行销售许可、正式买卖合同的签订及文本等都实行行政管控，因此，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是很常见的。结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规定以及众所周知的商品房交易习惯可知，法律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中存在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两类性质的合同。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或房屋竣工后签订的“一手房”销售合同。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主要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符合法定的销售条件之前与需求方（预购方、认购方等）签订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且现实生活中一般是房地产项目至少已经通过了设计施工图或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是以向需求方展示楼栋布局模型以及户型图的方式初步确定标的房屋的状况。但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然而，涉案《补充条款》于2009年4月29日签订时，在整个商品房开发建设与经营（销售）诸多环节中，仅仅由达鑫实业公司签了涉案宗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设计施工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等基础的用地与报建手续都没完成，甚至连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没有确定。且《补充条款》签订的主体中达鑫实业公司仅是土地的受让方，并非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企业达鑫开发公司，同时，《补充条款》根本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连商品房所在楼栋、房号、所有权转移、价款支付等基本条款都没有约定，达鑫开发公司也根本没有收取石碣镇政府支付的购房款。因此，涉案《补充条款》根本不符合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的法定基本特征。从《补充条款》约定的内容来看，“项目建成后，石碣镇人民政府优先选择建筑面积不大于9390平方米的商品房受让，用于安置补偿……”。这种有偿“受让”的意思就是“购买”，而购买商品房是必须要与开发企业签订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这显然是众所周知且无可争议的；同时，石碣镇政府一审的起诉本身也是按需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个事理逻辑提起的，其起诉状所列第四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达鑫开发公司以相应价格与鹤田厦村委指定的人员签订相关商品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可作同时履行判决，被告在原告支付购房款时向原告交付商品房，分别按……价格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且一审判决的第一判项也是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显然一审法院本身也是认为石碣镇政府还需与达鑫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后才能使涉案《补充条款》得以履行的。涉案《补充条款》实质上是约定了将来一定期限内（项目建成后，即土地出让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2012年7月28日之后）由石碣镇政府选择具体商品房后以约定价格与达鑫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预约合同的主要特征就是约定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同，显然，涉案《补充条款》作为民事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故一审判决一方面对《补充条款》到底属于什么法律关系性质不予认定，而实际上又是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来审判，显然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是错误的。已如前述，涉案《补充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同时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本身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其诉求应全部驳回。同时，因《补充条款》的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即使是达鑫开发公司拒不同意其所选房屋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石碣镇政府也只能诉讼请求达鑫开发公司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法院是不能通过判决的方式为当事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一审判决的“同时履行判决”也是错误的，合同法规定的同时履行只是一种抗辩权，而且就商品房买卖关系而言，只能用于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相关义务履行先后顺序不明的问题，而不能成为对预约合同纠纷的处理方法。而且，《补充条款》中约定的商品房交付方面的内容，应以石碣镇政府已经选定房屋受让（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前提，并非一审判决所称履行先后顺序不明。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与上述司法解释相违背，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司法行为取代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平等协商，强行将石碣镇政府已无权自行选定的商品房判定为买卖标的商品房，并强行以无效或已解除的《补充条款》中的约定价认定为买卖价款，并强行剥夺了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迟延付款达一定程度时则达鑫开发公司可解除合同等等基本的合同权利。（六）一审判决第二判项错误。已如前述，一审判决认定系达鑫开发公司迟延交付商品房的违约行为导致涉案《补充条款》未得到履行是错误的。同时,石碣镇政府直至本案起诉时才确定选择相关的具体商品房，而在此之前，根本不具备达鑫开发公司交付的前提条件，即使不论本案前述涉案《补充条款》无效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也不能认定为达鑫开发公司构成迟延交付方面的违约，而且，因石碣镇政府怠于行使权利及因其自身原因所导致的《补充条款》已解除等后果只能由其自行承担。而且，从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经联社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与涉案《补充条款》的对应性关系而言，《补充条款》中约定的“到期受让方不能按约定条件交付商品房的，受让方必须按……补偿给石碣镇人民政府”的内容是与《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第十条的内容相应的，该类内容的性质并非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责任条款，而是对履行提供安置补偿房义务的替代条款，且补偿款的性质系“返租租金”。另已如前述，《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鹤田厦经联社18780平方米物业及相关权益本身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利益。因此，一审判令达鑫开发公司承担自2012年4月30日起的“逾期交付商品房”的补偿款支付责任，是完全不顾事实与法律的错误判项。（七）一审判决第三判项要求达鑫实业公司对达鑫开发公司应向石碣镇政府支付补偿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达鑫实业公司与达鑫开发公司共同参与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开发推论出达鑫实业公司是达鑫开发公司是关联企业，并以此为由认定“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达鑫实业公司对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依据，本院亦予以支持”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根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只要是关联企业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除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外，不存在其他任何情形的连带责任。八、一审判决第五判项错误。《补充条款》约定的石碣镇政府优先以约定价格选择商品房受让用于安置补偿，既是约定了石碣镇政府的优先优惠受让权，同时也是其应及时选房受让的义务。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石碣镇政府虽经屡次催告仍不履行及时选房受让义务，其长达两年多怠于行使优先受让的权利，应视为已放弃权利，同时其不及时履行选定房屋办理受让手续的义务，必然造成达鑫开发公司的经济损失，既不能按《补充条款》的约定价及时获得相应价款，又不能以高于该约定价的市场价进行市场交易，故2014年5月30日达鑫开发公司经公证向石碣镇政府发出的《函》，因石碣镇政府仍未在该函催告的合理期限内履行受让义务，涉案《补充条款》因此已解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达鑫开发公司反诉请求确认该解除以及要求石碣镇政府赔偿损失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三、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但本案的主要当事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并没有加入本案诉讼。本案的案由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且鹤田厦经联社作为一审第三人不适格，真正第三人应为东莞市********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鹤田厦村委）及石碣镇政府，即2008年4月18日签订土地征用协议的当事人。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是无效的，因此鹤田厦村委应当成为本案的第三人，经达鑫开发公司查询国家工商网，一审第三人鹤田厦经联社不存在，请二审法院查明鹤田厦经联社和鹤田厦村委之间的关系。四、本案并非孤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关系，而是基于达鑫开发公司与石碣镇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合作合同为基础所形成的，根据双方2007年签订的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约定，达鑫开发公司以及达鑫实业公司与石碣镇政府对石碣镇政府自行规划的江滨新城项目达成了招商引资合作协议之后，再就该项目的土地分别出让、置换。案涉2009G009地块仅是江滨新城范围内的一块出让土地而已，石碣镇政府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履行该合作协议，共进行了6宗出让土地，该6宗出让土地都属于鹤田厦村范围内，涉案的所谓石碣镇政府回购部分商品房及另案的9390平方米商铺，都是针对石碣镇政府征收鹤田厦村201.27亩土地的征地补偿安置问题，而根据2007年2月2日签订的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第6条第8款约定，石碣镇政府应当退还达鑫实业公司及达鑫开发公司因以挂牌方式摘牌支付的出让金差额部分约4.24亿元，本案达鑫实业公司之所以签订优先受让条款正是基于该2007年2月2日该份协议所约定的前述条款。因此一审对本案的背景与关联事实未以认定，而是以普通的土地转让合同审理，是不正确的。五、由于本案一审对优先受让条款的效力以及法律性质、效力未予认定，法律性质认定错误，且原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及鹤田厦村委两个主要当事人至今未进入本案诉讼，建议二审法院驳回石碣镇政府所有诉讼请求，本案尚存在程序瑕疵，请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石碣镇政府答辩称：一、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无效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补充条款》为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本案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合同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有权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补充条款》是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开发公司以及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三方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其中《补充条款》针对达鑫开发公司未能按条件按时间向石碣镇政府交付商品房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即逾期交付商品房须按商品房建筑面积15元/平方米补偿给答辩人），达鑫开发公司在签订《补充条款》时，并未受到任何欺诈、胁迫，该违约条款本身亦未违反法律任何强制性规定，更不存在达鑫开发公司主张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二）《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与《补充条款》并不具备关联性，其是否有效对《补充条款》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石碣镇政府仅是按照《补充条款》的约定要求达鑫开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是在涉案土地征用过程中，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针对土地补偿事宜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属于有效合同。退一步讲，暂且不论《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仅从协议的签订主体来看，该协议系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签订，达鑫开发公司并非为该协议的当事人，与达鑫开发公司无关，石碣镇政府提交该协议的目的仅为了证明因达鑫开发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石碣镇政府按协议约定向鹤田厦经联社承担了违约责任。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来源于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试图通过论述论证该协议的效力来推定《补充条款》无效无任何法律依据。二、达鑫开发公司迟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商品房，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决达鑫开发公司应按照《补充条款》之约定向石碣镇政府承担违约责任合法有据。（一）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时间已超过《补充条款》约定的商品房交付时间，达鑫开发公司构成违约。《补充条款》明确约定“商品房交付标准为毛坯房，交付时间为土地出让成交三年内”，此条款约定的是商品房交付时间，而非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书》是商品房交付的必要条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显示，土地出让成交的时间为2009年4月29日，即达鑫开发公司必须在2012年4月29日前交付商品房，但从达鑫开发公司提供的《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可以看出，涉案工程于2012年的12月23日才通过竣工验收，该时间早已超过了双方在《补充条款》中约定的交付时间，达鑫开发公司已构成违约。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多次催促石碣镇政府接收商品房但石碣镇政府均怠于履行，并提供了《关于2009G009和2009G011地块受让物业给石碣镇人民政府的复函》、《关于交付2009G009地块商品房事项的函》、《关于抓紧落实2009G009地块交付9390平方米商品房事宜的催办函》予以证明。暂且不论上述函件的真实性，仅从上述三个函件出具的时间来看，均发生在涉案工程竣工验收之前，商品房交付条件尚未具备，房子都没建好，谈何交付，达鑫开发公司所谓催告不过是为逃避自身违约责任而制作，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根本无法完成房屋交付。（二）达鑫开发公司对商品房交付设置了障碍，以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的事实明确。石碣镇政府曾多次口头或书面催告达鑫开发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单价及条件交付商品房（其中石碣镇政府曾于2012年4月13日以东莞市石碣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的名义向达鑫开发公司出具《通知》，要求达鑫开发公司尽快落实交付方案（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明确确认已收到该通知），但达鑫开发公司却在《补充条款》约定的单价外，要求石碣镇政府额外承担商品房的水、电、气报装费、可视对讲系统工程、网络、有线电视、通讯工程、电梯、门锁、信报箱的安装建设费及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建设专项金等其他费用共约1766万元，并企图以石碣镇政府不同意承担该无理要求作为拒绝交付商品房的理由。达鑫开发公司的上述无理要求从其向石碣镇政府出具的《回购达鑫江滨新城（三）白鹭湾16栋商品房费项明细表》（方案一：回购92套）》及《回购达鑫江滨新城（三）白鹭湾16栋商品房费项明细表》（方案二：回购93套）》（下称“《回购方案一》、《回购方案二》”）也可以得到明确印证。达鑫开发公司提供的《关于2009G009和2009G011地块受让物业给石碣镇人民政府的复函》第一段明确记载：“事关2011年江滨新城3宗置换土地补差的突发事件，至今未能妥善协调解决，在处理结果未出炉期间，我司唯有尊重历史事实耐心等待。”可见，达鑫开发公司已明确拒绝履行；该复函第二段：“受让的9390平方米商品房于2007年底至2009年底经过多次的商议，最终我司忍痛作出让步，同意政府选定最好的位置……”也足以说明达鑫开发公司企图设置障碍。《补充条款》明确约定石碣镇政府对商品房享有“优先选择”，意味着石碣镇政府可以优先选择涉案工程商品房用于安置补偿，无须经过达鑫开发公司同意或“让步”，达鑫开发公司则认为是“忍痛作出让步”。可见，双方在履行《补充条款》中经过反复交涉，达鑫开发公司故意设置障碍怠于履行交付义务。（三）在达鑫开发公司自身违约的情况下，其依法不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达鑫开发公司未按时按条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商品房，在石碣镇政府多次交涉让其交付商品房的情况下，达鑫开发公司又额外增加《补充条款》所约定的交付条件的行为，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其依法不享有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单方解除权，无权单方解除《补充条款》，即使其单方发出解除通知，亦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故其主张《补充条款》已于2014年5月30日解除没有依据。综上，在具备充分证据证明达鑫开发公司违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开发公司签订的《补充条款》之约定，判令达鑫开发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法有据。三、一审法院判令达鑫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依据。达鑫实业公司是2009G009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签约方，且也曾以其自身名义向石碣镇政府出具过《关于2009G009和2009G011地块受让物业给石碣人民政府的复函》，由此可见，达鑫实业公司不仅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当事人，亦与达鑫开发公司共同参与了案涉达鑫项目的开发建设；同时，达鑫实业公司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补充条款》权利义务变更为达鑫开发公司承继时亦未经石碣镇政府签署同意。因此，不管是从合同的签约主体还是合同实际履行主体来说，达鑫实业公司均应为达鑫开发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四、石碣镇政府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达鑫开发公司曾于2015年8月4日向石碣镇政府呈递了书面的《回购方案一》及《回购方案二》，上述回购方案是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多次要求其交楼的情况下提交的正式书面回应，虽然附加了额外条件，应视为达鑫开发公司同意继续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因此而发生中断，则诉讼时效应从中断之日（即2015年8月4日上诉人同意履行义务之日）起重新计算两年，截至石碣镇政府起诉之日本案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达鑫开发公司主张石碣镇政府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说法不成立。达鑫开发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2015年8月4日的回购方案是新邀约，既无证据证明，也与事实不符。如上所述，达鑫开发公司竣工延迟、故意设置障碍企图额外索要巨额费用（但额外费用没有清单或计算方式），该回购方案是达鑫开发公司多年催促其履行义务的书面回应，在回购方案中明确了无理要求的额外费用清单和计算方式，石碣镇政府回绝了该方案。可见，该回购方案是达鑫开发公司故意违约的证据，根本不是什么新邀约。四、石碣镇政府认为，本案应该看到双方争议的实质问题，表面的事实都不影响根本问题，双方签订了补充条款，不管本案案由是什么，合同是什么性质，均对达鑫实业公司及达鑫开发公司具有约束力。石碣镇政府有权要求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履行合同，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不履行合同，就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达鑫开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鹤田厦经联社答辩称：一、达鑫开发公司拒绝按照约定条件按时交付案涉的商品房用于鹤田厦经联社村民安置补偿是不争的事实前提，其行为已经明显违约。（一）2008年4月30日，就石碣镇政府征用鹤田厦经联社北王西路、裕田南路约201.7亩集体土地的土地征用补偿事宜，双方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约定石碣镇政府应按照相应条件交付商品房楼栋四层以上面积9390平方米用于补偿安置。（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4《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规定，达鑫开发公司应在2012年交付相应的商品房给石碣镇政府用于鹤田厦经联社的补偿安置，但是至今为止，达鑫开发公司并未按照条件交付商品房，其行为明显已经构成违约。（三）据了解，达鑫开发公司迟迟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案涉商品房的原因，一是其并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给予“优先选择权”，达鑫开发公司在应交付商品房期间已经预先将部分商品房进行了对外销售，所谓的“优先选择”子虚乌有，已明显违约；其二是因为达鑫开发公司提出了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费用，导致交付一再推延，无法按照原约定条件按时交付，其责任在达鑫开发公司。（四）鹤田厦经联社已经将被征用土地实际交付，且达鑫开发公司亦已经进行了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并收获丰厚的利润。此时，达鑫开发公司没有理由更不应该以现如今的各种理由来拒绝相应约定的交付义务，不仅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更是违背了一个企业应具备的基本诚信和责任要求。二、达鑫开发公司提出所谓《补充条款》无效的主张毫无依据。一审中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已经解除，二审中又主张《补充条款》无效，其目的就是拒绝履行其法定义务，恶意拖延交付商品房的时间。但是，无论其如何主张，均不能否定《补充条款》的法律效力。该补充条款是达鑫开发公司与石碣镇政府以及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三方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该补充条款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与出让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按照达鑫开发公司的逻辑，该补充条款解除或无效，那《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应该解除或无效，达鑫开发公司应返还土地给鹤田厦经联社，达鑫开发公司该项主张显然是不成立的。三、达鑫开发公司应按照约定交付商品房用于村民的补偿安置，是当务之急。一审判决后，村民原以为达鑫开发公司可以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尽快履行义务，村民原期盼可以在春节前拿到商品房，而现如今，达鑫开发公司又提出所谓的各种理由来延迟交付商品房给村民，导致村民不满情绪很大。村民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交给达鑫开发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至今已经10余年，但是村民至今未能如愿得到应得的安置房。如此下去，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达鑫开发公司不负责任的违约行为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度的不稳定性。对此，恳请二审法院能尽快判决达鑫开发公司按照约定条件交付安置房，并协助鹤田厦经联社指定的村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以尽快平息村民的不满情绪。四、鹤田厦经联社是根据法律规定依法设立的村民集体组织，并取得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具有相应的法人资格，并非达鑫开发公司主张的没有资格的组织。五、鹤田厦经联社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到本案，依据是2017年1月19日鹤田厦村委发给石碣镇政府的确认函，明确确定案涉需交付的物业应全部交付到鹤田厦经联社或指定的权利人。鹤田厦经联社作为本案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鹤田厦经联社或鹤田厦村委的主体资格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达鑫开发公司提出该问题明显是恶意拖延相关商品房交付时间。从一审程序上看，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就该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其在二审提出该问题不符合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达鑫开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达鑫实业公司答辩称：支持达鑫开发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审期间，达鑫开发公司提交新的证据如下：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共四份），附《达鑫江滨新城项目中已由达鑫公司竞买成功的六宗挂牌出让地块信息表》，用于证明本次提交宗地编号分别为2010G055、2010G059、2010G067、2010G075四宗挂牌出让地块的出让合同，与案涉2009G009、2009G011两宗挂牌出让地块，总计面积187088平方米，原均属于鹤田厦村范围，案涉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于2008年4月18日所签《土地征用协议》征用鹤田厦村201.27亩（134180平方米）属于该六宗地块范围内，本次提交的四宗地是未附加任何其他交易要求进行的纯价款竞买方式的出让，案涉2009G009、2009G011两宗地的成交价比后续正常出让的四宗的均价还高，足以表明案涉两宗地出让所附的《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是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于2007年2月2日所签订《土地有偿转让协议》所涉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该协议第六条第8款约定石碣镇政府应退还挂牌地价差额部分等约定为前提的，本案一审未查明该关联事实；二、达鑫江滨新城所涉六宗出让地块位置示意图、达鑫江滨新城鸟瞰图，用于证明石碣镇政府所选择的达鑫江滨新证（三）白鹭湾16栋（住宅）、白鹭湾26-28栋（商铺）均不属于案涉2009G009、2009G011地块上的建筑物，与案涉《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之约定不符；三、达鑫江滨新城卫星图，用于证明石碣镇政府征收鹤田厦村201.27亩土地均没有集体物业或村民私宅的空地；四、现状卫星图，用于证明达鑫江滨新城现状，便于与相关地块位置对比。石碣镇政府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确认，对达鑫江滨新城所涉六宗出让地块位置示意图、达鑫江滨新城鸟瞰图、达鑫江滨新城卫星图、现状卫星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确认。鹤田厦经联社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些证据与鹤田厦经联社无直接关系，与本案处理无关。达鑫实业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4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向东莞市石碣镇鹤田厦股份经济联合社颁发《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与达鑫实业公司签订的东国土出让（市场）合[2009]第2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第十三条约定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符合市（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GP2009007）第一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第3款规定：2009G009宗地块的建设工期为2年，项目建成后，石碣镇政府优先选择建筑面积不大于9390平方米的商品房受让，用于安置补偿，受让方对外销售价低于4050元/平方米的，按销售价受让，高于4050元/平方米的，按4050元/平方米受让，商品房交付标准为毛坯房，交付时间为土地出让成交三年内，到期受让方不能按条件交付商品房的，受让方必须每月按未交付的商品房建筑面积支付15元每平方米的补偿给石碣镇政府。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达鑫开发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案涉《补充条款》的效力；三、究竟是谁违约，应如何认定违约责任；四、石碣镇政府的诉请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焦点一。首先，虽然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之一为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但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效力认定，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不属于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主体，故原审法院未追加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其次，鹤田厦经联社是依法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原审法院依据石碣镇政府的起诉状、一审的诉讼请求，及结合本案的证据，将鹤田厦经联社列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最后，鹤田厦村委不属于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主体，石碣镇政府也未将鹤田厦村委列为本案第三人，原审法院未追加鹤田厦村委作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综上，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首先，关于《补充条款》的性质。从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GP2009007）的内容可知，挂牌出让的土地，在项目建成后，石碣镇政府优先选择建筑面积不大于9390平方米的商品房受让，用于安置补偿。达鑫实业公司通过投标竞得该地块，并在其后与石碣镇政府签订了《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亦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约定。《补充条款》还约定，补充条款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补充条款》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一部分内容，并非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之间单独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纠纷系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因履行《补充条款》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故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补充条款》性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土地征用协议》、《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为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所签订，《补充条款》为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签订，三份合同签订主体不同，前两份协议的效力不影响案涉《补充条款》的效力认定。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土地征用协议》、《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无效导致案涉《补充条款》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最后，案涉《补充条款》为石碣镇政府、达鑫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综上，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补充条款》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此外，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与达鑫开发公司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补充条款）》，约定根据双方协议对原编号为东国土出让（市场）合[2009]第25号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如下：投资项目名称由达鑫实业公司改为达鑫开发公司。其后，案涉项目以达鑫开发公司名义进行开发建设，且达鑫开发公司就《补充条款》事宜多次向石碣镇政府发函。达鑫开发公司在本案中亦提起反诉，请求确认《补充条款》已解除及诉求石碣镇政府支付物业管理费及滞纳金等。结合以上情形，可认定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应共同履行《补充条款》的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关于焦点三。首先，根据《补充条款》约定，商品房交付时间为土地出让成交三年内，即2012年4月29日前。而达鑫江滨新城（三）16栋商品房在2012年12月13日才竣工验收备案，此时才具备交付的条件，显然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已经构成违约。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主张其在2012年4月18日、7月25日、10月30日多次通知石碣镇政府收楼，但在案涉楼盘不具备交付条件之前，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的通知行为，不产生有效交付的效果。其次，从达鑫开发公司出具给石碣镇政府的回购达鑫·江滨新城（三）白鹭湾16栋商品房费项明细表（方案一：回购92套）、回购达鑫·江滨新城（三）白鹭湾16栋商品房费项明细表（方案二：回购93套）、达鑫开发公司一审提交的2012年4月18日的通知、《专题会议纪要》，达鑫开发公司在两份费项明细表中额外要求石碣镇政府承担20项的税费，并将案涉商品房的交付问题与置换地的补差价问题挂钩，要求石碣镇政府将置换地块以680元/平方米价格转让给达鑫开发公司一并发展作为本案商品房交付的履行前提。据此，石碣镇政府主张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为交付设定了补充条款约定以外的额外条件，拒绝按《补充条款》的约定交付商品房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最后，虽然达鑫开发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向石碣镇政府发出《函》，要求石碣镇政府受让案涉商品房，但达鑫开发公司未在该函中明确石碣镇政府受让案涉商品房的条件，且如前所述，达鑫开发公司在此前与石碣镇政府就受让商品房事宜协商过程中已额外提出其他条件作为商品房交付的前提下，石碣镇政府有理由认为达鑫开发公司此次仍是不按照《补充条款》要求石碣镇政府受让案涉商品房，故不宜认定石碣镇政府怠于履行受让商品房的义务，达鑫开发公司以此主张其已于2014年5月30日解除《补充条款》，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单方额外增加了《补充条款》约定的条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商品房，不构成有效交付，石碣镇政府可拒绝受领。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及要求向石碣镇政府交付商品房，经查，达鑫·江滨新城（三）白鹭湾16栋92套商品房（具体明细同一审判决附件房屋清单）权属登记为达鑫开发公司，且没有销售给他人，《补充条款》具备实际履行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石碣镇政府可要求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及支付逾期交付商品房的补偿款。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等判令石碣镇政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达鑫开发公司支付江滨新城白鹭湾16栋92套商品房共计建筑面积9335.98平方米的购房款37810719元，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向其支付购房款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上述92套商品房，按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与石碣镇政府签订上述92套商品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石碣镇政府办理上述92套商品房的转移登记手续（具体房号以及面积详见附件：江滨新城白鹭湾16栋92套房屋清单），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碣镇政府支付逾期交付商品房的补偿款（补偿款自2012年4月30日起按每月140850元的标准支付至上述92套商品房实际交付之日止），及达鑫实业公司对达鑫开发公司应向石碣镇政府支付的补偿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因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未按期交付案涉商品房，导致《补充条款》无法按期履行，故达鑫开发公司反诉石碣镇政府请求确认《补充条款》解除及支付物业管理费和滞纳金等，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达鑫开发公司的反诉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焦点四。达鑫开发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向石碣镇政府出具两份费项明细表，石碣镇政府于2017年8月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关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石碣镇政府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此外，达鑫开发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影响前述判决认定，故本院对该些证据材料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达鑫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247.99元，由东莞市达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卫审判员 邹凤丹审判员 魏 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