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4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瑞璋，男，195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道森（系上诉人沈瑞璋的表弟），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由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居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正伟，男，198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艳，女，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正刚，男，198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征前（曾用名：余祯全），男，196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大安，男，196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少锋，男，198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龙，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瑞璋因与被上诉人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0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瑞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偿还沈瑞璋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起按月利率1.7%计算至还清之日止）；3.改判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根据各自担保数额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借款本金为1415600元错误。2016年3月20日，沈瑞璋与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及案外人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属意向性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且余正伟对沈瑞璋一审诉讼请求无异议。而一审法院以没有实际履行及没有生效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40万元债转股，扣减40万元本金，缺乏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以《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认定为债务届满之日，属认定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应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后方可转让。中山市瑞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是余正刚（占25%股份）、单春光（占72%股份）、邹冠生（占3%股份），而《补充协议》上只有余正刚一人签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且2018年9月26日股东变更时，也没变更沈瑞璋为公司股东。2.余正伟认可该协议没有实行履行，余正伟在答辩时对沈瑞璋起诉的款项无异议，没有提出债转股40万元扣减借款本息，进一步证实《补充协议》属意向性协议。3.《补充协议》没有催收内容，不属催收性质。该协议只是余正伟、余正刚、姚艳积极偿还沈瑞璋借款利息的一种意思表示，而《补充协议》从头到尾没有催收借款的内容。事实上，余正伟、余正刚、姚艳只有偿还借款利息的意向，而没有具体偿还借款利息的事实。4.《补充协议》应结合《借款合同》来认定其性质。《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2.1%，每月支付，如不按时支付利息转本金，并按未还本息总额另收取1%的违约金，但对偿还本金的时间未约定。余正伟、余正刚、姚艳自2015年12月开始未付利息，其三人考虑到以上因素，担心债务增大，于2016年3月20日与沈瑞璋签订《补充协议》，其目的有积极还款的意思表示，由此还要求降低利率。综上，一审法院对该协议理解有误，定性错误。三、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在《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上签字之日，应为债务履行到期日。1.2017年11月25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出具《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该确认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对借款未付利息进行结算，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将未付利息转为本金；第二，原来只是意向性的《补充协议》，本次结算后履行；第三，将借款利率调为月利率1.7%。《借款未付利息计算明细确认》有催收内容，具有催收性质。《借款未付利息计算明细确认》签字之日，为债务届满期限，此后开始计算诉讼及担保期限。2.沈瑞璋在起诉状及追加被告申请书中诉称涉案借款174万元，余正伟在2016年5月15日还款1万元，后经沈瑞璋多次催要没有偿还，属表述不清。本案借款有两笔：一笔是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共同借款170万元，该笔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17年11月25日，对借款本息进行确认对账，才是债务到期日；另一笔是余正伟临时借款4万元，2016年5月15日还款1万元，尚欠3万元定于2017年春节前还清。该笔借款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后余正伟未还。沈瑞璋的意思是2017年春节后多次催要，余正伟临时借款3万元，另170万元借款签了《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起诉前才开始催要。一审判决混淆了两笔借款的届满期限，错误理解沈瑞璋的意思表示。四、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担保在保证期间内，应该承担担保责任。1.《担保保证书》第3条约定，本担保书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两年止（主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该条约定的保证期间开始计算时间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另一种是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沈瑞璋与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沈瑞璋主张权利之日为2017年11月25日，沈瑞璋起诉之日没有超过二年的保证期间，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担保在保证期内，应该承担保证责任。2.沈瑞璋在2017年12月底及2018年3月初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担保在保证期间内。保证期间虽然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法律后果，但是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保证期间的“后半部分”就消失，保证责任确定。3.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自愿为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借款提供担保，而在诉讼中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推脱保证责任，说明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应结合本案事实，判令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承担保证责任。沈瑞璋认为，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支持沈瑞璋的上诉请求。余正伟辩称，对于上诉状第二点，沈瑞璋提及的借款本金170万元是包含利息部分在内，对于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保证责任由法庭认定。对于签订《补充协议》的各方当事人，签订当时曾口头约定实际上是沈瑞璋委托余正伟代持股份比例，代持的股份比例是随着余正伟的股份的变更而变更。对于一审判决无异议。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辩称，不同意沈瑞璋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二审期间，姚艳、余正刚未作答辩。沈瑞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偿还借款本金1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7%的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扣除40万元利息转投资后共计80万元），合计253万元；2.判令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诉讼过程中，沈瑞璋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支付本金173万元及利息120万元，总计293万元，此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应按月利率1.7%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一审辩论时，沈瑞璋补充：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应偿还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余正伟应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20日《补充协议》中约定将40万元未付利息转为中山市瑞宝电子科技公司股权，但对方一直不到工商局变更股权登记，即使2018年9月26日公司再次变更股权时，也没变更确认沈瑞璋的股权，可以认定未履行债转股补充协议，现申请该债转股《补充协议》作废，提出上述变更后的本息诉讼请求。沈瑞璋一审还申请追加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请求判令何少锋对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借款17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余征前对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借款170万元中12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大安对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借款170万元中5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瑞璋（或通过其妻子账户）于2013年1月23日转账20万元至余正伟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2月1日转账5万元至姚艳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2月7日转账25万元至姚艳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3月2日转账60万元至姚艳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8月20日转账30万元至余正伟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2月23日转账10万元至余正伟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2月24日转账10万元至余正伟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8月15日转账10万元至余正伟的银行账户，上述合共转账170万元。这些款项为借款，何少锋于2013年1月曾出具一份担保保证书，提供限额为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失效。2015年3月1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作为借款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甲方（即沈瑞璋）借款（以借据所示金额为准）用于生产经营，按月利率2.1%计算利息，每月2日前支付当月利息，如果到期不还，除将应付利息加入本金继续收取利息外，另按未还本息总额每月另加收1%的违约金；若沈瑞璋需要提前收回资金的，可提前30天向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提出，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应按沈瑞璋要求的时间归还借款本息；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提前偿还借款及利息，也需要提前30天向沈瑞璋提出。同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借条，确认：余正伟借到沈瑞璋170万元，另附借款合同和担保责任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6年3月20日，沈瑞璋（甲方）与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案外人（共同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从出借的本息中抽取40万元，按照每股5万元的价格购买乙方名下中山市瑞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8股，甲方持有的股份在2016年6月1日前由乙方代持，2016年6月1日后到中山市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任何一方违约，双方均同意按原借款合同约定，到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违约方应承担由此诉讼带来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2016年3月29日，沈瑞璋又转账4万元至余正伟的银行账户，余正伟其后出具借条确认向沈瑞璋借款4万元的事实，于2016年5月15日已还款1万元，余款3万元定于2017年春节前归还，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2017年11月25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在作为借款方在《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签名确认：至2015年10月底，借款方未付利息共339046元，余正伟找何少锋担保将未付利息转入本金，由此余正伟借款本金从原来的170万元增加至203.9万元，借款方已付清2015年11月的利息，自2015年12月起再没有支付利息（月利率2.1%），按月利率2.1%计算且本月所欠利息计入下月计算利息的本金，至2016年3月底之前未支付本息，时间2015年12月欠款203.9万元、本月利息4.28万元，本息合计208.18万元，……，2016年3月欠款217.01万元，本月利息4.56万元，本息合计221.5元；2016年3月20日，双方再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沈瑞璋从未付本息中抽出40万元按债转股方式购买借款方的中山市瑞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的股权；二、将2016年4月至10月前的利息转入本金至200万元；三、在借款方能按月支付利息的前提下，沈瑞璋同意将月利率下调至1.7%，虽然目前借款方至今仍未支付一分钱利息，但沈瑞璋仍决定将利率下调至1.7%，具体为：2016年4月欠款181.57元（已减债转股40万元），本月利息3.09万元，本息合计184.66万元；2016年5月……；2017年11月，欠款金额250.12万元，本月利息4.25万元，本息合计254.37万元；如果借款方能从2018年4月开始每月正常支付利息，并于2018年2月还清三万元临时借款本息，沈瑞璋同意从2016年4月起，不再按复利计算，即2016年4月至同年9月利息转为本金后，本金金额为200.09万元（181.57万元+按照月利率1.7%计算的6个月利息），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共14个月利息合计47.62万元；综上，至2017年11月，应付本息合计247.71万元，全部转为本金，每月按月利率1.7%计算。另查明，中山市瑞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查询时，登记的股东中并无沈瑞璋的名字。又查明，2015年3月10日，王大安出具担保保证书，确认根据沈瑞璋与余正伟签订的《借款合同》，沈瑞璋为余正伟提供用于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借款，王大安为余正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50万元，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两年止（主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2015年3月27日，余征前出具担保保证书，确认根据沈瑞璋与余正伟签订的《借款合同》，沈瑞璋为余正伟提供用于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借款，余征前为余正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120万元，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两年止（主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2015年11月15日，何少锋出具担保保证书，确认根据沈瑞璋与余正伟、姚艳、余正刚签订的《借款合同》，沈瑞璋为余正伟提供用于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借款，何少锋为余正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以余正伟出具的借据为准，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两年止（主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姚艳、余正刚是否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的争议。余正伟一审庭审中声称姚艳是其妻子，余正刚是其亲兄弟，姚艳、余正刚仅是担保人。但是，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借条上签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知道该签名的法律后果，显然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为共同借款人。关于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于2015年出具担保保证书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否担保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的争议。何少锋出具的担保保证书第一页清楚指明是为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向沈瑞璋的借款提供担保，至于何少锋所称担保保证书第一页内容被篡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详见一审判决书证据认定部分）。王大安、余征前出具的担保保证书明确记载是根据沈瑞璋与余正伟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他们两人未举证证实该担保所指向的《借款合同》是哪一份合同，沈瑞璋提供的《借款合同》中记载的共同借款人之一就是余正伟，况且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提供2013年的担保保证书作为证据时提到担保到期后才出具新的担保书（2015年的担保保证书），可见该担保具有连续性，而沈瑞璋实际出借借款的时间亦远早于2015年3月1日《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最早一笔出借就是2013年，与2013年的担保保证书出具时间吻合。可见，出具担保保证书就是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担保。关于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是否已免除保证责任的争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案涉担保保证书所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两年止（主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该约定就是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约定不明的情形，因此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案涉《借款合同》、金额为170万元的借条，均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只约定若沈瑞璋需要提前收回资金的，可提前30天向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提出，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应按沈瑞璋要求的时间归还借款本息；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提前偿还借款及利息，也需要提前30天向沈瑞璋提出。双方争议的是沈瑞璋是否曾要求余正伟偿还借款。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主张在2016年5月，余正伟曾偿还本金1万元，结合沈瑞璋起诉的诉称，可证实沈瑞璋已催收借款。鉴于《借款合同》中并无明确借款本金，只是明确以借据所示金额为准。同日，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出具的是170万元的借条，可见该借款合同中所指的借据应是指金额为170万元的借条。沈瑞璋于2016年3月29日再出借的4万元，无论从约定的偿还时间、计算利息方法（根据《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的记载，该借款及约定的利息未计入本金、复利等计算范畴），可见并非《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而是沈瑞璋与余正伟之间的临时借贷关系，故不能以余正伟曾偿还该4万元借款中的1万元作为沈瑞璋已催收《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依据。但是，2016年3月20日签订债权股《补充协议》，其后签订的《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记载“至2016年3月底之前未支付本息”“2016年3月20日双方再次协商，……，从未付本息中抽出40万元按债转股方式……”，显然在2016年3月前，沈瑞璋就其出借的借款本息曾追收，但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无力偿还而未付，其后协商债转股抵扣部分欠付本息，由此推断《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满在2016年3月前，即保证期间最迟应至2018年3月。退一步说，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的借条是事后补写的，因为已提到2016年5月15日已还款1万元，根据该内容可推定补写时间在2016年5月15日还款1万元后。沈瑞璋确实在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提到案涉174万元借款，余正伟在2016年5月15日还款1万元，后经沈瑞璋多次催要，均未偿还。可见，在2016年5月或之前，沈瑞璋曾催收174万元借款本息，即由此分析，债务履行期满亦应在2016年5月前，保证期间至2018年5月。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2017年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作为借款方签署的《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并不构成保证期间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据上分析，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关于保证期间已过、保证责任已免除的抗辩意见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沈瑞璋要求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相应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利息的认定。沈瑞璋起诉请求自2015年12月起按照月利率1.7%计算利息至借款清还之日止，该利率没有超过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的利息为11.56万元（170万元×1.7%×4个月）。2016年3月底，签订以借款本息中40万元购买股权的协议，即扣减该40万元后，自2016年4月起应按照本金141.56万元（170万元+11.56万元-40万元）计算利息，计算至2016年5月的利息为48130.4元（1415600元×1.7%×2个月）。另一笔借款4万元发生在2016年3月29日，已于2016年5月15日还款1万元，结合沈瑞璋诉讼主张的月利率，即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5月15日的利息为1088元（40000元×1.7%÷30天×48天），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利息272元（30000元×1.7%÷30天×16天）。自2016年6月起，按照借款本金1445600元，以月利率1.7%计算至2019年5月的利息为884707.2元（1445600元×1.7%×36个月）。综上，计算至起诉之月的本金是1445600元、利息是934197.6元（48130.4元+1088元+272元+884707.2元），自2019年6月1日起，以所欠本金14456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7%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根据借条上所签名的借款人及上述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息，由余正伟、姚艳、余正刚负责偿还借款本金1415600元及相应利息，余正伟负责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相应利息。至于余正伟等人未履行债转股《补充协议》，沈瑞璋主张协议作废，实质为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沈瑞璋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沈瑞璋偿还借款本金14156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的利息为914477.6元，之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7%计算至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实际还款之日止）；二、余正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沈瑞璋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的利息为19720元，之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7%计算至余正伟实际还款之日止）；三、驳回沈瑞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1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共20160元（沈瑞璋已预交），由沈瑞璋负担2847元，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共同负担17313元。本院二审期间，沈瑞璋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周国勇的书面证言及周国勇身份证复印件、广水市锦欣建材有限公司和曾都区府河龙祥大酒店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经销合同，并申请余建立出庭作证。余正伟、姚艳、余正刚、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传召了证人余建立出庭作证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周国勇的身份证无原件核对，周国勇亦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沈瑞璋提交的周国勇的书面证言不予采信；对广水市锦欣建材有限公司和曾都区府河龙祥大酒店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即证明周国勇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纳；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经销合同未经签约案外人核实，且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余建立的证言虽反映沈瑞璋在2017年6月中旬和2017年底曾两次找何少锋对余正伟的17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并让何少锋催促余正伟还款，但鉴于余建立与沈瑞璋之间有交易往来（即余建立与沈瑞璋有利害关系），且余建立约见何少锋目的在于洽谈水泥供应业务，但余建立在对与何少锋见面时同台吃饭的何少锋一行人员姓名均不记得的情况下却对沈瑞璋在茶余饭后提及但一直未露面的余正伟借款事宜印象深刻，明显不合常理，故本院对余建立的证言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第2页计算明细中包含以下内容：按2016年3月20日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满200万元以后借款方应按月支付利息，但至今借款方仍未履行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以致增加的本息一直延续至今。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沈瑞璋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于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沈瑞璋上诉主张，案涉《补充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补充协议》中约定的40万元债转股不应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经审查，沈瑞璋与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及案外人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各方当事人签字时成立，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应为合法有效。至于《补充协议》有否实际履行，涉及的是合同的履行问题，无关合同的效力。换言之，《补充协议》履行与否不影响其仍为合法有效，对签约当事人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即沈瑞璋以借款本息中的40万元购买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及案外人名下股权），对借款本金扣减4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除该40万元外，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其他部分的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异议，本院径行维持。关于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回到本案，需要处理三方面问题。首先，是保证期间的确定。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向沈瑞璋提供的担保保证书均约定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之日后两年止（主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时间，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该约定属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约定不明的情形，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另一方面，案涉《借款合同》、金额为170万元的借条均无约定借款期限或还款时间，但约定了出借方提前收回资金或者借款方提前还本付息均需提前30天向对方提出，属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保证期间自出借方要求借款方还本付息的30天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向沈瑞璋提供的连带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间自沈瑞璋要求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偿还借款债务满30天后起算二年。其次，是保证期间起算日的确定。本案已查明以下事实：1.案涉《借款未付本息计算明细确认》记载“到2016年3月20日双方再次协商，在出借方让步的情况下……”“按2016年3月20日补充协议约定……但至今借款方仍未履行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2.《补充协议》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约定沈瑞璋以其中40万元借款本息购买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及案外人名下的中山市瑞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股股权；3.沈瑞璋在起诉状中曾提及案涉借款174万元，余正伟在2016年5月15日还款1万元，后经沈瑞璋多次催要仍未归还。诉讼中，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提出，沈瑞璋是在向余正伟、姚艳、余正刚追讨借款本息没有得到清偿的情况下，双方才订立《补充协议》作为还款安排。结合以上事实分析，本院对该主张予以采信，并推定《补充协议》签订前，沈瑞璋曾催收案涉170万元借款本息，但余正伟、姚艳、余正刚无力偿还，其后双方协商债转股抵扣40万元未付本息等，并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换言之，沈瑞璋于2016年3月20日前已要求余正伟、姚艳、余正刚偿还借款债务，最迟至30天宽限期届满的次日即2016年4月20日起算二年保证期间。再次，是保证期间内有否主张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沈瑞璋作为债权人，诉请要求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在各自担保限额范围内对17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主张沈瑞璋曾于2017年6月中旬向何少锋口头催收本案债务，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曾在保证期间内（即2018年4月20日前）要求任一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沈瑞璋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却举证不能，应当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本院据以认定，沈瑞璋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均未要求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承担保证责任。据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余征前、王大安、何少锋的保证责任已免除，驳回沈瑞璋有关保证担保的诉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沈瑞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由上诉人沈瑞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涵玉书 记 员 邓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