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1民初22817号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蓝天路西21号汇亘大厦1302室。法定代表人：卞洪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红，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加芬，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26层。法定代表人：卫凯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革，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改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和平北路9号申海大厦B栋501房。法定代表人：赵洋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华，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世源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前街1号。法定代表人：周志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玉，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日月佳实业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儋州佳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23楼2305房。法定代表人：陈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春平，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贝公司）与被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被告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中公司）、被告北京市世源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世源公司）、被告海南日月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佳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红、解加芬与被告凯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革、杨改凤，被告卫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华，被告世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玉以及被告日月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春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清偿的债务39403392.6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02年8月6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偿付借款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凯立公司对长江公司所欠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2006年7月18日，原告宝贝公司受让了上述债权。通过执行，截至今日长江公司尚有39403392.66元未能清偿。原告认为四被告与长江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实际控制关系，四被告与长江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人事混同、业务混同与场所混同，四被告作为长江公司的关联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长江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依据公司法第20条与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案例，应当否认长江公司与四被告的法人人格，由四被告对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凯立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原告所谓“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人事混同、业务混同、场所混同”等不实指控，其时间均在1994年至1999年间，当时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相关规定，直至2005年公司法才有了关于股东滥用权利的责任条款，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原告无权依据现有公司法第20条要求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作为债权受让人无权追究其受让债权前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所谓的混同行为；3.原告不实指控的混同行为并未损害长江公司原债权人的利益，更不会损害到原告的利益；4.原告受让债权后其支付的对价已经获得巨额利益，其根本不存在任何损失；5.长江公司不存在逃废债务的情况；6.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所谓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存在混同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根本不能证明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混同；7.原告在凯立公司承担完毕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40%责任后又要求凯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超出上述判决确定的范围，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批复意见；8.原告对凯立公司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9.自1999年3月15日起，长江公司就不是凯立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其他股权关系，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不属于关联公司，不构成混同；10.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所称的1994年至1999年期间的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的混同情况距今已经超过20年；11.原告成立时间在后，原告主张四被告承担责任的理由和依据发生在前，诉讼逻辑关系不成立，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突破了其成立之前早已确定的债权范围；12.原告购买的是风险性质的债权，作为不良资产的购买者不能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原告提起本诉属于追求超出正常预期额外利益的滥诉行为。被告卫中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对其的起诉。理由如下：1.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主体及承担债务的数额和方式已经特定化，其他主体都不是该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人；2.原告受让的是特定债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原告无权对该判决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亦无权对该判决确定的债务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启动新的诉讼；3.原告与被告卫中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关于卫中公司与其他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告无权起诉卫中公司。被告世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世源公司不是长江公司的关联公司，世源公司仅是凯立公司的股东，对凯立公司无控制权，不参与经营管理，更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混同情况。被告日月佳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日月佳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被告日月佳公司取得长江公司持有的凯立公司股权不存在逃避债务的问题；2.被告日月佳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3.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4.其他同意被告凯立公司与被告卫中公司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交换和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债权的确定、转让与执行情况1994年10月8日，长江公司、凯立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书》，合同约定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借款3500万元，借款期限9个月。后经多次展期，还款期限至1999年8月11日。期限届满后，长江公司未能全部清偿。2001年7月16日，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江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2001年12月14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海中法民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等。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不服，提起上诉。2002年8月6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偿付借款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自1994年10月17日至1998年8月11日），并支付逾期还款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利率计算，自1999年8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长江公司已付的利息从以上应付的利息中扣除，如其已付的利息多出应付的利息，多出部分应冲抵其借款本金；凯立公司对长江公司所欠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2002年10月31日，依据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2003年5月9日，依据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长江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的地下室第1层（即底层的上一层，面积为1894.97平方米）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查封“旭龙国际大厦”公寓楼的第1层（面积568.44平方米）及相应土地使用权。2003年7月4日，依据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2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凯立公司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的凯立大厦共24546.61平方米的房产。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后变更为信达海南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对长江公司、凯立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公司。2006年2月27日，根据信达海南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5号民事裁定，将信达海南公司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2004年11月24日，信达海南公司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函表示不同意长江公司以其对海南银河塑料工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债权抵偿对信达海南公司负有的债务。2006年7月18日，信达海南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对长江公司、凯立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宝贝公司。2006年8月18日，根据宝贝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6号民事裁定，将宝贝公司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依宝贝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被查封的财产进行了续行查封。2008年4月21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海口海事法院执行上述案件。另，宝贝公司受让上述涉案债权后，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监字第81号民事裁定，指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0年12月3日作出（2009）琼民再终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宝贝公司取得的是原判决确定的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对长江公司和凯立公司的债权，而不是所涉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宝贝公司受让的权利要受到原判决所确认债权的限制，宝贝公司并不具有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最终裁定驳回了宝贝公司的申诉，维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2011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指出，“你院《关于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2009]琼民再终字第16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的，因其不具有申请再审人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2016年2月1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长江公司位于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地下室一至二层、地上一至三层的房产及其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67.402%份额作价23590579.22元，交付宝贝公司抵偿本案债务。2017年6月1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17）琼72执异64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上述抵偿后长江公司尚欠宝贝公司共计48656407.98元，凯立公司应向宝贝公司承担40%赔偿责任数额为9253015.32元。2018年1月5日，凯立公司履行了上述赔偿义务。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号《结案通知书》，通知宝贝公司、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对凯立公司的执行已经完毕。2018年1月29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14号执行裁定书，以长江公司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截至目前，长江公司尚有39403392.66元债务未清偿。二、长江公司、凯立公司、卫中公司、世源公司、日月佳公司的基本信息长江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30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为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法定代表人石勇，公司主要人员有董事长兼总经理石勇、董事卫凯征、董事卫星、董事张桂萍、董事赵晓炬，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住所地海口市沿江东三路大龙别墅B-15幢，唯一股东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书显示，该公司1993年11月23日成立，现任董事为陈卫、王楚鸿、海利亚洲有限公司。该公司设立时卫凯征持股比例为99%，凯立香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卫凯征为董事与代表人。2001年1月18日，股东发生变更，由卫凯征、凯立香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陈卫、海利亚洲有限公司，其中陈卫持股比例为1%，海利亚洲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99%，公司董事亦相应变更为陈卫与海利亚洲有限公司。卫凯征作为海利亚洲有限公司的代表人签署了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出任董事职位同意书与周年申报表）。2011年2月28日长江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6年11月25日，长江公司的股东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决定解散长江公司，并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组长为卫凯征。同日，长江公司填写《外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就解散清算事宜向工商机关申请备案。2018年7月5日，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决定长江公司清算组组长由卫凯征变更为杨绪臣，卫凯征退出清算组，清算组成员变更为杨绪臣、韩芳、赵晓炬。另据工商档案显示，长江公司原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9月15日，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唯一股东，并变更公司类型为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4月22日之前，卫凯征任长江公司总经理与法定代表人。1998年4月10日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及卫凯征出具《关于改选海南长江旅业公司董事会的决定》，委派石勇、卫星、张桂萍、赵晓炬为董事，卫凯征任董事长。1998年4月20日，长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补充会议纪要显示，会议根据1998年4月10日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的决议精神，同意聘请石勇兼任长江公司总经理职务。1999年4月21日，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卫凯征变更为石勇。凯立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2.1亿元，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卫凯征，经营范围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及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等，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26层，现股东为海南日月佳实业有限公司（出资比例77.619%）、北京市世源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出资比例9.5238%）、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出资比例5.7143%）、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3.3333%）、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比例2.619%）、海南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1905%）。另据工商档案显示，1998年6月11日，凯立公司住所地由海口市沿江东三路大龙别墅B15幢变更至海口市滨海大道8号南洋大厦901室。1999年10月11日，凯立公司住所地由海口市滨海大道8号南洋大厦901室变更至海口市龙昆北路35号旭龙大厦三楼。2017年6月7日，凯立公司住所地由海口市龙昆北路35号旭龙大厦三楼变更为海口市龙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26层。2017年6月7日，凯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经理等）备案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石勇、李怀祥、廖斌、王乐梅、赵连玉、刘琦、叶映、陈昌炎、卫星、艾明印、常树荫退出，变更后的高级管理人员为卫凯征、朱作满、卫国福、王振华、杨绪臣、王新层、韩芳、陈卫、吕标、刘林峰、罗玉吨。2019年7月10日，凯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再次变更，王振华与吕标退出，新增赵洋洋与刘汉泉。1994年12月29日，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批复称，同意凯立公司由定向募集设立改为发起设立，同意公司股本由40000万股调减至21000万股，调整后，全体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为长江公司16300万股、卫中公司550万股、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2000万股、海南省交通运输厅1200万股、海南经贸实业有限公司250万股、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700万股。1994年凯立公司发起设立时，股本总数为21000万股，长江公司为发起人之一，其认购股份16300万股。长江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卫凯征代表长江公司签署了《发起人认股书》。在该认股书上，长江公司明确表示以儋州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工程项目、大龙别墅B10与B15栋以及凯立商业城作为出资，上述资产评估值合计163071641.59元，其中16300万元入股，剩余的71641.59元转入公司资本公积金。1994年11月30日，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1994）第06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长江公司的上述实物出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儋州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工程项目、大龙别墅B10与B15栋以及凯立商业城（包括凯立商业城A、B、C、D四栋）合计估值163071641.59元。1994年12月23日，海南中达会计师事务接受委托对凯立公司截至1994年12月23日的实收股本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并出具（1994）第0108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显示，长江公司实物出资16300万元，另有7.16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处理，长江公司持股比例为77.62%。1994年凯立公司设立时，卫中公司亦系发起人之一，其认购股份550万股。王友亮代表卫中公司签署了《发起人认股书》。1994年11月5日，王友亮代表卫中公司与海南经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由海南经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欠付卫中公司的550万元工程款支付至卫中公司参股的企业即凯立公司账户，作为卫中公司的股权出资。1994年12月23日，海南中达会计师事务接受委托对凯立公司截至1994年12月23日的实收股本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并出具（1994）第0108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显示，卫中公司货币出资550万元，持股比例2.62%。卫中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3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洋洋（2019年3月28日法定代表人由常嘉伟变更为赵洋洋），现股东为卫萌（83.3333%）、卫娅（16.6667%），住所地海口市和平北路9号申海大厦B栋501房（1998年6月11日变更，原住所地为海口市沿江东三路大龙别墅B-15幢）。另据工商档案显示，1994年卫中公司设立时，卫凯征为股东与法定代表人，现金出资25万元，持股比例83.3%。1998年6月5日，卫凯征将其所有的海口市和平北路9号申海大厦B栋501房无偿提供给卫中公司作为办公地址。2018年6月19日卫凯征退出股东。2018年4月12日卫凯征退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4月12日之前系卫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世源公司成立于1987年7月16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全民所有制企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前街1号，股东为北京东方文化资产经营公司。世源公司为凯立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9.5238%。日月佳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25日，原名称为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7月13日名称变更为儋州佳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迁至海南省儋州市，住所地儋州市解放北路69号凯立商业城D栋二楼（海南儋州凯立商业城，成立于1993年4月12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汉泉，凯立公司为其唯一股东）。2019年2月14日名称又变更为日月佳公司，并迁至海口市，公司注册资本400万美元，外国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卫，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23楼2305房，现股东为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原股东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2月14日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退出，香港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唯一股东。2012年7月13日香港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退出股东，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唯一股东（依据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书显示，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于2000年8月18日成立于香港，注册资本港币一万元，现任董事为廖斌、卫凯征与ANANDARESOURCESLIMITED。该公司设立时，廖斌持股1%，ANANDARESOURCESLIMITED持股99%，卫凯征作为ANANDARESOURCESLIMITED的董事及代表人签署了股份分配申请表与出任董事职位同意书。2001年1月18日公司股东发生变更，ANANDARESOURCESLIMITED持股98%，陈卫持股1%，廖斌持股1%）。另据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2005年12月8日的章程修正案显示，“投资公司的名称修改为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公司的地址为香港天后琉璃街7号柏景中心七楼，法定代表人为卫凯征，职务董事长，国籍中国香港”。2012年11月28日之前，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儋州佳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括房地产综合开发，2012年11月28日之后经营范围变更为装饰装修工程、房地产咨询服务等。1993年12月29日至2012年7月13日，卫凯征任公司法定代表人。1999年6月14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长卫凯征、副董事长何军、董事冯道明变更为董事长卫凯征、副董事长何军、董事冯道明与总经理陈昌炎。2005年11月29日，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向武汉市工商局出具《任职说明》称，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我公司在国内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并于当年成立了董事会，当时董事由卫凯征、王友亮、常树荫组成，公司因人员调整，至2000年已将董事会成员变更为五人，分别为卫凯征、高树栋、卫国福、廖斌、陈昌炎，由于当时变更董事会成员未作备案，现特此向工商部门确认五位人员为现任董事会董事，并声明五位董事任职期间签名有效。2006年2月14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董事长卫凯征、董事总经理陈昌炎、董事经理廖斌。2012年7月13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董事长兼经理陈卫、董事廖斌、董事卫凯征。同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卫凯征变更为陈卫。三、关于长江公司将已属于凯立公司的财产重复出资的问题凯立公司工商档案显示，1995年9月18日，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批复同意凯立公司增资扩股，同意凯立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1000万股增加至100000万股，其中新增股本中货币资金入股至少在20000万股以上。1995年12月5日，凯立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形成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意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所属土地使用权入股成为新股东，同意长江公司与上海天宇经济开发公司增加股本投入，同意公司股本增至10亿元，其中长江公司投入股本7.4亿元（其中货币资金投入2亿元），占股本总额的74.06%，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投入股本1.22亿元，占股本总额的12.2%，上海天宇经济开发公司投入股本0.904亿元，占股本总额的9.04%等。1995年10月28日，凯立公司的章程亦做了相应规定。1995年12月1日，海南晋宇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该报告载明，“1994年12月30日登记注册，法定代表人卫凯征，注册资本21000万元，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批复同意凯立公司注册资本从21000万元增加为100000万元，要求我所对投入股本进行验证。经审查验证，该公司实际投入股本100000万元，股本组成结构如下：扩股前实际投入的21000万元占总股本的21%，新增股本为长江公司投入的619600000元，占股本总额的61.96%，上海天宇经济开发公司投入的48400000元，占股本总额4.84%。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投入的122000000元，占股本总额的12.2%。新增股本与原有股本折算后，长江公司合计共投入股本740600000元（其中货币资金200340900元），合计占股本总额的74.06%。”此次增资中，长江公司以海口旭龙国际大厦、海口富人国际大厦公寓楼、大龙别墅B-10、B-15幢、儋州商业城D座等多处实物资产作为出资入股凯立公司，折价合计41961.24万元。同时，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签署认股协议书，货币出资认购20000万元。另据原告提交的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进账单显示，1995年11月13日长江公司向凯立公司账户转账8000万元，1995年11月17日长江公司向凯立公司账户转账3000万元，备注为“入股款”，1995年11月23日长江公司向凯立公司账户转账800万元，备注为“入股款”，1995年11月24日，长江公司向凯立公司账户转账8200万元，备注为“入股款”。上述款项共计20000万元。原告认为，长江公司在1994年凯立公司设立时，已经将大龙别墅B-10幢、儋州凯立商业城等评估后作为其对凯立公司的出资，认购了凯立公司16300万股。1995年1月1日，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签订《富人大厦抵债合同》，约定长江公司将其所有的富人大厦在建工程折价130641046.41元冲抵尚欠凯立公司的债务，凯立公司即拥有富人大厦在建工程的所有权，长江公司对富人大厦不再享有任何权益。现长江公司将早已属于凯立公司的财产重复作为对凯立公司的出资，反映了两公司资产的混用，构成财产混同。另外，原告还认为，长江公司以2亿元现金与4亿多元的实物作为对凯立公司的增资出资，2亿元的现金已经入账凯立，但凯立公司并未实现增资，2亿元现金亦未返还长江公司，资金去向不明，反映了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资产的高度混同。被告凯立公司称，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与凯立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1995年凯立公司并未增资扩股。本院认为，原告一方面主张凯立公司存在增资事实以及长江公司存在重复出资行为，一方面又主张长江公司2亿元的现金增资已到账，但凯立公司增资未实现，逻辑前后矛盾。根据凯立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1996年1月22日，凯立公司的注册资本发生变更，从21000万元变为100000万元。据此并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认定1995年凯立公司存在增资扩股的事实。同时，在增资中，长江公司将已于1994年凯立公司设立时已出资的财产，对凯立公司进行增资，凯立公司亦未提出异议，此种行为有悖公司法的规定，涉嫌虚假出资，但原告据此主张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财产混同，依据尚不充分。四、关于凯立公司将长江公司的经营业绩列入上市申报材料的问题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2000）50号《关于退回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指出“凯立公司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2000年8月16日，凯立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辩称，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是两个企业法人，凯立公司成立时间晚于儋州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项目完工时间，截至1994年6月29日木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向长江公司预付工程款19104万元，在凯立公司1994年12月30日成立之前，木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长江公司至少已经结算了1757.5万元，凯立公司将上述19104万元的预付款全部作为自己1995年至1997年的工程款收入，必然导致会计资料不实。2000年12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退回凯立公司的申报材料，缺乏法律依据，该退回行为违法，判决确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0年4月28日退回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并责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恢复对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等。另，长江公司出具《收款证明》称，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预付工程款20项共19104.76万元，我司已分别于93年、94年收到入账，上述款项已于97年底前与凯立公司全部结清。原告认为，凯立公司将长江公司在其设立之前已经完工的项目作为其经营业绩的行为，充分说明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在财产上不分彼此。被告凯立公司认为，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构成财产混同，也违背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行政判决书的内容。本院认为，行政判决仅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案件中所涉凯立公司会计资料真实性问题未做实质审查。长江公司已将包括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项目在内的资产作为出资入股凯立公司，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亦已将凯立公司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凯立公司作为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项目的权利人，之后将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项目之收入列为其营业收入，并无不当。现无确切证据证明凯立公司会计资料不实，假使凯立公司将长江公司已入账的营业收入列为自己的营业收入，也仅是凯立公司在股票发行申报中涉嫌会计资料造假的问题，仅凭此无法达到原告有关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在财产上混同的证明目的。同理，对于本案中原告提出的其他凯立公司工商档案中“名称相同、内容矛盾”的文件材料等证据，可以说明凯立公司相关工商登记材料存在问题，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五、关于大龙别墅权属的问题1991年6月24日，长江公司与海南大龙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长江公司以90万元的价格购买大龙别墅B-15。1994年12月1日，长江公司将大龙别墅B-15出租给凯立公司筹建办公室。1994年凯立公司设立时，长江公司将其所有的大龙别墅B10与B15等财产作为出资入股凯立公司。1996年6月27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海市中法执字第18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长江公司的大龙别墅B-15幢房屋。1996年6月28日，凯立公司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称，“贵院于1996年6月27日……查封了原属于海口卫中实业公司所有，现属于我公司所有的大龙别墅B-10、B-15，……以上房产原为长江公司所有，但均早已合法投资入股归我公司所有，现在长江公司只享有我公司相应的股份,不再拥有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另，1995年7月3日大龙别墅B-10号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卫中公司。原告认为，长江公司、凯立公司与卫中公司在大龙别墅B-10的归属上混淆不清，体现了三个公司存在财产混同。被告凯立公司与被告卫中公司对上述事实与原告的意见均不予认可，卫中公司认为无论别墅产权是何状况，均与原告没有关系。本院认为，1994年凯立公司设立时，长江公司将大龙别墅B10与B15等财产作为出资入股凯立公司，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凯立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依据当时的公司法（1994年7月1日施行），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但综合考虑当时的法律环境与实际情况，仅以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与实际出资情况存在矛盾为由，主张长江公司、凯立公司、卫中公司财产混同，依据尚不充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公司及其他股东怠于向未实缴出资的股东追缴出资，并不能当然导致公司与该股东之间混同。六、关于长江公司将其债权由凯立公司执行并支付给卫中公司的问题1997年7月30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琼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长江公司支付木棠开发区“四通一平”项目工程款5053.44万元及相应利息。1997年9月28日，长江公司申请执行上述判决。1999年12月7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7）琼高法执字第26-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1994年12月长江公司发起设立凯立公司，长江公司已将包括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四通一平项目在内的资产入资凯立公司，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琼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儋州市木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于1997年12月2日致函凯立公司，承诺将判决给长江公司的款项直接支付给凯立公司，故裁定将凯立公司变更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琼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的申请执行人。2009年1月4日，凯立公司向实际执行法院海口海事法院提出《变更被执行人申请》，申请将（1996）琼经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的被执行人变更为儋州市人民政府。2016年4月21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07）海执字第72号通知书，告知凯立公司和儋州市人民政府，根据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儋州市人民政府已经履行完毕债务，本案不予恢复执行。该（2007）海执字第72号通知书还载明，儋州市人民政府已分9期合计支付了7500万元，履行完毕。另据原告提交的海口海事法院档案材料显示，该儋州市人民政府应向凯立公司履行的7500万元中，有5564.42万元实际支付至卫中公司账户。原告认为，凯立公司将应收取的执行款让儋州市人民政府直接支付给卫中公司，充分说明长江公司、凯立公司与卫中公司在财产不分彼此，存在混同。被告凯立公司称，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07）海执字第72号通知书所涉款项是其与儋州市人民政府之间的执行争议，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存在财产混同。被告卫中公司称，执行款为凯立公司的资产，凯立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其对宝贝公司的40%的补充赔偿责任，无论凯立公司与卫中公司有何经济往来，均与宝贝公司无关，亦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认为，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上述执行款项属于凯立公司所有，至于为何实际支付至卫中公司账户，凯立公司与卫中公司均未举证加以说明。本案中，原告主张各四被告作为长江公司的关联公司，与长江公司人格混同，故本院审查的重点是各四被告与长江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而对于四被告各自之间的关系则不做过多考察。原告以凯立公司的执行款支付至卫中公司为由，主张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卫中公司财产混同，依据尚不充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七、关于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之间的债务问题（一）2015年12月18日，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长江公司欠付卫中公司本金、利息合计1390.25万元，其中包括卫中公司1999年装修旭龙大厦的工程款388万元、2003年长江公司向卫中公司的借款67.93万元、2012年至2015年卫中公司代长江公司垫付的五笔律师费126.52万元等。2015年12月22日，海口市琼崖公证处就上述还款协议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原告据此认为，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在资金的使用上不分彼此，存在财产混同。被告卫中公司称，认可上述事实，但这是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之间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将债权债务关系等同于财产混同，是混淆视听。本院认同被告卫中公司的意见，原告据此主张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财产混同，依据尚不充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二）2016年7月2日，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签订《抵债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鉴于长江公司不能偿还卫中公司的工程款和有关借款，不履行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所载明的还款义务，卫中公司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为化解矛盾，双方协议将长江公司拥有的对定安县人民政府（定安县国土资源局、定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600万元债权及相应的利息抵债给卫中公司，协议生效后，其债权移转归卫中公司所有。双方商定抵债金额为3902500元，无论卫中公司实现债权多少，多出部分卫中公司不退，少的部分长江公司不补。抵债协议签署后，长江公司应以自己的名义对定安县人民政府提起相关诉讼，卫中公司认为有必要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者在执行中变更申请执行人。2009年4月28日，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双方因业务往来，产生债权债务，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6日签发（2002）振民督字第97号支付令，长江公司应清偿卫中公司1505000元，由于长江公司未能在期限内清偿债务，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9日裁定查封了长江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洪庵东北侧地段面积为6658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双方确定长江公司应付债务本息共计2885503.26元，长江公司同意将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洪庵东北侧地段面积为6658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折价300万元给卫中公司，用于清偿债务本息。折抵后的差额114496.74元用作该土地使用权办理过程中手续所需一切费用。2009年4月29日，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就上述《还款协议书》出具公证书。2018年6月13日定安县财政局账户向长江公司清算组账户汇入100万元，当日长江公司清算组将该100万元汇入卫中公司的账户，备注信息为“还款”。另，2017年3月15日，文昌市财政国库支付局向长江公司清算组账户汇入30227320元，次日长江公司清算组将该笔款项全额转入卫中公司账户，备注信息为“往来款”。原告述称，不认可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之间的还款协议书、支付令及公证书的真实性，即使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之间的债务是真实的，文昌市政府支付的征地补偿款依据约定仍应属于长江公司所有，长江公司清算组将款项转给卫中公司，属于“调拨资金到关联公司且无财务记载、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相互输送利益”的财产混同行为，体现了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资产的任意腾挪与财产混同。被告卫中公司称，执行到位的定安县100万元，按照抵债协议的约定，本来就属于卫中公司的财产，文昌市政府支付的征地补偿款30227320元依据2009年的协议亦属于卫中公司，长江公司清算组将该款转至卫中公司，属于履行协议，并非财产混同。本院认为，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抵债协议以及支付令、公证书等，原告虽不认可，但亦无证据足以反驳其效力，该用于抵债的资产权属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卫中公司接受长江公司清算组汇入的有关抵债资产的款项，从形式上并无不当。但考虑到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签订上述《还款协议书》、《抵债协议书》时，正处在原告宝贝公司以长江公司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期间，若原告认为长江公司存在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可另行主张。若原告认为长江公司作为债务人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可另行主张。若原告认为长江公司清算组将定安县、文昌市两笔款项转给卫中公司存在过错，损害其利益，亦可另行主张。但是，原告据此主张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财产混同，依据不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八、关于长江公司、凯立公司赴美买壳上市的问题1995年11月1日长江公司与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签订《咨询顾问合同》，约定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为长江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买壳上市提供咨询等服务，顾问费20万元。后长江公司根据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制定的初步方案与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推荐的美国第一中国资本投资银行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其在美国收购一家上市壳公司等，费用30万美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先后作出了《凯立公司买壳及赴美谈判的咨询报告》、《关于凯立公司购买CTL公司股票所拟各项协议的咨询报告》、《凯立公司买壳上市第二阶段实施设计方案》等文件。后买壳上市一事未果，双方诉讼。2003年11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西民初字第52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凯立公司在咨询合同、委托合同中实质上是隐名委托人，该合同对其具有直接约束力，凯立公司是合格的原告，立案时是以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作为共同原告的，基于上述认定，长江公司撤出诉讼。原告认为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在上述合同履行中，不分彼此地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履行、主张权利的行为，使交易对方难以将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加以区分，长江公司、凯立公司在实际控制人的控制下已经产生了人格混同。被告凯立公司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明确认定，在合同履行中，凯立公司为隐名委托人，原告据此主张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人格混同，依据不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九、关于长江公司无偿向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月佳公司）转让所持凯立公司股份的问题1999年3月1日，凯立公司作出《关于控股人发生变更的议案》。该议案称，本公司接到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的函，香港凯立为优化产业结构，拟对下属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其中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为主业，长江公司以高科技开发、热带高效农业开发为主业，凯立公司对此表示支持，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经香港凯立董事局通过，决定将长江公司所持本公司的16300万法人股无偿转让给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江公司不再是本公司的股东。1999年3月15日，长江公司与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凯立公司股份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长江公司与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均系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的企业，该公司拟对其在中国境内的投资企业进行业务重组，长江公司将其持有的凯立公司法人股16300万股（占凯立公司股份的77.62%）无偿转让给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及股份转让的相关税费，由双方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1999年3月23日，双方交割了上述股份。1999年4月6日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另，2004年6月7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后变更为信达海南公司）受让前述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对长江公司、凯立公司的债权后，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要求撤销1999年4月长江公司向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偿转让16300万股凯立公司股份的行为。2004年12月2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海中法民二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诉讼期间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提起上诉。2005年8月9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认定“长江公司1999年3、4月间无偿转让股权及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长江公司提供的其1999年资产负债表证明其在1999年尚有1个多亿的净资产，且1999年至2003年间，长江公司的大量财产被案外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因此，长江公司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当时没有对信达公司造成损害。”原告认为，卫凯征控股的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对其子公司长江公司、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达命令，任意将长江公司的法人独立财产无偿转让给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江公司与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卫凯征的实际控制下已经不分彼此，财产高度混同，且该笔股份的转让行为发生在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贷款之后，有明显的逃债意图。被告凯立公司与日月佳公司辩称，长江公司在1999年3月无偿转让其所持凯立公司的股份给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行为，并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长江公司在1999年尚有1个多亿元的资产，且1999年至2003年间，长江公司有大量的财产被案外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所以长江公司在1999年3月无偿转让股份的行为，当时没有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当时原告还未成立，更未受让债权，当然也不会给原告造成损害。本院认为，在无偿转让股份时，长江公司与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均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法人独资公司，作为实际控制方的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所谓业务布局需要，直接安排长江公司向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偿转让其所持凯立公司的16300万股份，实际上否定了长江公司与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独立意志，突破了法人财产独立原则。被告凯立公司与被告日月佳公司虽然不认可原告的意见，但亦未提出有关该无偿转让股份的行为合乎常理、合乎法律的相关反驳证据。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角度，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是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是撤销权诉讼审查的重点之一。虽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现已认定长江公司该无偿转让股份的行为并未损害当时债权人的利益，但该认定仅是基于对无偿转让行为本身，以及无偿转让后债务人是否还有足够财产保证债务的履行所做的判断，该认定与该无偿转让行为是否反映或导致关联公司财产彼此不清、人格混同状态的出现并不冲突。十、其他情况庭审中，四被告对原告受让涉案债权的事实均予认可，对长江公司尚欠原告39403392.66元的事实亦不持异议。原告陈述称，长江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已进入自行清算程序，没有人通知我们，我方在调取工商档案时才知道其清算，长江公司已经没有资产了，执行也终本了。被告凯立公司陈述称，原告在2009年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就曾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就是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这个责任，后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再审请求，从这个时间原告就知晓了所谓的利用关联公司逃避债务的情形。被告日月佳公司陈述称，自1993年12月29日，卫凯征变更为我公司董事长，2012年7月13日陈卫变更为董事长，陈卫与卫凯征是否有关系我方不清楚，自2012年7月13日至今卫凯征是我公司的董事，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曾经是我公司的股东，现在不是了，长江公司将其持有的凯立公司股份划给我方的事实有法院文书确认，不存在原告所称的逃避债务情形，至于为什么无偿划转股份，我方不清楚。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与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15号指导案例《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指导案例涉及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及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上述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明确了关联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债权人，主张凯立公司、卫中公司、世源公司与日月佳公司各被告与债务人长江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况，要求四被告对债务人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与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被告与债务人长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以及四被告是否应当对债务人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就此本院论述如下：一、关联公司认定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司法对关联公司尚未作出明确界定，对于关联公司的认定，需要结合公司之间的具体情况，并参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综合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所称关联方，是指与企业有下列关联关系之一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二）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控制；（三）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第五十一条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六条所称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国家税务总局《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第九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所称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一）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以上，或者双方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达到25%以上。若一方通过中间方对另一方间接持有股份，只要一方对中间方持股比例达到25%以上，则一方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按照中间方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计算。（二）一方与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之间借贷资金占一方实收资本50%以上，或者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担保。（三）一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是由另一方委派，或者双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为第三方委派。（四）一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同时担任另一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者一方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时担任另一方的董事会高级成员。（五）一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方提供的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特许权才能正常进行。（六）一方的购买或销售活动主要由另一方控制。（七）一方接受或提供劳务主要由另一方控制。（八）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质控制，或者双方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虽未达到本条第（一）项持股比例，但一方与另一方的主要持股方享受基本相同的经济利益，以及家族、亲属关系等。参照上述规定，具体到本案中，长江公司为法人独资公司，股东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卫凯征通过海利亚洲有限公司实际控股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日月佳公司亦为法人独资公司，其股东原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现为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卫凯征通过ANANDARESOURCESLIMITED实际控股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的现任董事为陈卫与海利亚洲有限公司，创佳国际投资有限的现任董事为廖斌、卫凯征与ANANDARESOURCESLIMITED。同时，卫凯征是长江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与现任董事，是日月佳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与现任董事。陈卫是日月佳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廖斌是日月佳公司现任董事。由此可见，卫凯征为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公司关系。长江公司为凯立公司的发起人，在1999年无偿转让股份前为凯立公司的控股股东，卫凯征现任凯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董事长，日月佳公司是凯立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77.619%）。故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公司关系。卫凯征是卫中公司控股股东（持股83.33%，2018年4月12日退出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4月12日退出）。卫中公司的现任股东为卫萌、卫娅，法定代表人与执行董事为赵洋洋，卫中公司是凯立公司的股东（持股2.619%）。在原告提起本诉时，卫中公司与长江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现卫凯征已退出卫中公司，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卫中公司与长江公司目前存在关联公司关系。世源公司是凯立公司股东（持股9.5238%），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世源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公司关系。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认定及责任承担的问题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两大基石。在公司法发展实践中，为了防止公司法人制度被滥用，成为逃避债务或者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引入并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由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身内涵丰富，现实情形多变，难以一一列举，对于人格混同的情形，公司法并未具体规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案例进一步拓展了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解，该案例中确认：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者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具体到本案，结合本院前述认定的事实与论述，卫凯征通过多层投资关系，实际控制支配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并同时担任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另，1999年3月，长江公司向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月佳公司）无偿转让其所持凯立公司的16300万股份时，长江公司与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月佳公司）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独资公司，卫凯征当时是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99%）、董事和代表人。此次股份无偿转让，系按照卫凯征、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的安排进行，实际控制人对所控制下属公司的财产随意调拨，属于权利滥用，不但侵犯了下属公司的独立人格，也模糊了下属公司之间彼此的财产界限，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故，作为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长江公司尚有39403392.66元的债务未能偿还原告，长江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人民法院亦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的混同已致原告的债权无法清偿，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日月佳公司对债务人长江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有关要求被告日月佳公司对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依据充分，应予支持。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卫中公司之间，虽在人员、业务、住所等方面存在某些交叉和关联，但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三者人格混同。另据现有证据，长江公司与世源公司亦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混同事实。原告有关要求被告凯立公司、被告卫中公司、被告世源公司对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被告凯立公司辩称，原告成立时间在后，原告主张四被告承担责任的理由和依据发生在前，诉讼逻辑关系不成立，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突破了其成立之前早已确定的债权范围。被告卫中公司辩称，原告受让的是特定债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原告无权对该判决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亦无权对该判决确定的债务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启动新的诉讼。被告日月佳公司同意上述二者的辩称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宝贝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基于其对长江公司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三被告有关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无权提起本诉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被告卫中公司的辩称意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误读，该批复主要针对的是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后，其受让人不具有就该生效判决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但该批复并没有否定债权受让人基于受让债权的实现依法提起其他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四、法律适用的问题被告凯立公司辩称，原告所谓“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人事混同、业务混同、场所混同”等不实指控，其时间均在1994年至1999年间，当时我国公司法对此没有相关规定，直至2005年公司法才有了关于股东滥用权利的责任条款，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原告无权依据现有公司法第20条要求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日月佳公司同意上述辩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前，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未做规定。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引入并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即该法第二十条，该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2006年3月27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虽原告主张的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等之间的混同情形发生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以前，但按照立法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对于本案的审理可以参照适用2005年修订后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故在本案审判中，亦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即第15号指导案例。被告凯立公司与被告日月佳公司有关法不溯及既往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五、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凯立公司辩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所称的1994年至1999年期间的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的混同情况距今已经超过20年。被告日月佳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六）申请强制执行；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构成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日月佳公司应对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为原告宝贝公司的连带债务人。原告受让涉案债权后，即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人民法院对长江公司的执行一直持续至2018年1月29日海口海事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原告于2017年12月5日提起本诉，故原告对连带债务人日月佳公司等提起本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是指关联公司之间的一种现实状态，一般为关联公司之间界限模糊，人员交叉，财产无法区分。本案中，长江公司与日月佳公司的混同状态以及该状态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害一直持续至今，原告基于此损害起诉被告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凯立公司与被告日月佳公司有关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海南日月佳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偿的债务39403392.6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815元，由被告海南日月佳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 宁人民陪审员  孙艳春人民陪审员  李春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宋丽萍书 记 员  李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