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606行初702号原告汤炜坤（曾用名汤嘉炜），男，汉族，1993年12月23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汤绍康，男，汉族，1963年4月6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系原告的父亲。委托代理人刘振海，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金融商贸区。法定代表人游剑锋，镇长。委托代理人熊劲峰，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谭彩仪，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负责人曾福堂，社长。委托代理人罗耀欣，男，汉族，1976年9月18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系第三人的副社长。原告汤炜坤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股份合作经济社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6日、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汤绍康、刘振海，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熊劲峰、谭彩仪，第三人的负责人曾福堂、委托代理人罗耀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沥府行决〔2019〕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的母亲黄洁霞系第三人的股东成员。1989年11月9日，黄洁霞与汤绍康登记结婚，婚后户口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黄洁霞与汤绍康于1990年8月13日政策内生育长女汤嘉欣，1992年3月25日政策外生育次女汤嘉仪，1993年12月23日政策外生育原告，属于违计超生行为。1994年4月19日，原告出生入户第三人处，此后从未迁出。2004年6月1日，原告取得第三人的股权证。2000年-2016年，第三人向原告发放了股份分红及成员股东相关待遇。2016年第三人根据沥府行决〔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落实了汤嘉欣的股权。2016年12月18日，第三人召开股东成员大会，表决同意原告退出成员资格，不再享受成员同等待遇。另查明，第三人于1993年12月30日实施《联胜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章程》（以下简称《1993年章程》）；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河东村农村股份合作社章程》（以下简称《2004年章程》）；于2016年12月9日起实施《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6年章程》）。2000年12月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原告的母亲黄洁霞与第三人约定配股子女为原告。2016年12月18日，第三人召开成员股东会议进行纠错决议，表决通过原告退出第三人股东成员资格。被告认为，首先，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并结合《1993年章程》的相关规定，原告的母亲黄洁霞是第三人的股东成员，原告于1994年4月19日出生入户第三人所在地，属于违计超生人员，并不符合无偿配股的资格条件，其需要履行组织章程规定的交纳购股金义务后，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股东资格。其次，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再结合《2004年章程》及《2016年章程》的相关规定，原告自1994年4月19日入户第三人处后，至2008年4月19日止，属于违反计划生育致停发股份分红时期，在处罚期满后，本应按照2008年的购股价进行出资购股后，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股东资格。但原告直至2017年1月31日24时（第三人固化股权时点）前，仍未交纳该购股款项，应视为自动放弃购股，其后不再具有出资购股的资格。至于第三人于2004年6月1日向原告发放股权证、并从2000年到2016年期间让原告无偿配有股权并发放股份分红及福利待遇的行为，由于违反了上述法规、规章及章程的规定，本应不予支持。但考虑到第三人已于2016年12月18日召开成员股东大会自行纠错，因此，被告对第三人同意取消原告的股东资格，停发相关股红分配及福利待遇的行为依法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五条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条规定，被告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原告所提出的各项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诉称，原告是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村村民，出生后户籍一直跟随母亲黄洁霞，自小与母亲一起务农，享有当地选举权。原告在2004年6月以曾用名“汤嘉炜”取得第三人成员股权10股，但2017年5月被第三人宣布从2017年1月起就取消原告所有股权。原告在2017年8月25日向被告申请处理原告在第三人处股权的问题，被告在同年10月20日作出《关于汤炜坤要求落实股份分红等权益的回复》，明确暂不受理原告的申请。原告不服提起诉讼，案经一审、二审，法院判决要求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在2018年10月9日就原告的申请作出沥府行决〔2018〕1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仅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不服该决定，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海区府）申请行政复议。南海区府作出南海府行复〔2018〕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明确认定被告在〔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仅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成员资格，未一并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成员同等待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最后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在收到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重新作出〔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但却以新的事实理由驳回了原告的申请。原告认为〔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存在如下错误：一、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告虽然是违反计划生育出生，但这不是原告的过错。根据《1993年章程》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于1993年出生，不可能是违反计划生育的对象。《1993年章程》主要是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父母限制股权。况且连超生四胎的婴儿都可以享受股权，原告在第一次界定股东资格前出生，当然也应具有股权，是原始股东。原告的父母在1993年12月1日已交清了针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原告行为的社会抚养费，原告完全具备享有股权的条件。其次，原告从2000年到2016年一直都享有第三人的10股股权和对应分红。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第三人对收益及待遇的分配属于自治范畴，即原告是否享有第三人的福利待遇，应当按照第三人章程的规定执行。原告的股权和待遇是经当时居委会主任安排，原告的父亲户口从农业转为居民，换取原告享有第三人股权，是第三人自治意思的表现。原告在全村的分红发放都要登记和公开公示，十七年来都没有人提出异议，股份已经固化。最后，被告称原告在股权固化时点前未履行出资购股义务，应视为自动放弃购股，其后不再具有出资购股的资格与事实不符。原告自2004年到2016年底一直有股权证并享有股权待遇，第三人虽在2016年12月24日召开村民成员大会否决原告的成员资格，但在2017年5月2日才对外公布。即使原告需要出资购买股权超过股权固化时间点2017年1月31日24时（第三人固化股权时点），也是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相应后果不能由原告承担。况且，原告属于原始股东，并不属于配股的情形。被告需要处理的是依照原告申请，审查原告股权和待遇被取消是否合理、合法，而不是审查原告初始申请股权。此外，被告适用的《2004年章程》是河东村的，并非原告主张权利所在的第三人的章程和集体成员待遇依据。二、第三人无权取消原告股东股权。原告的股权是在第三人所谓的2016年12月24日召开村民成员大会投票表决否决掉的，从其（2017）粤0606行初1428号、1429号案举证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第三人于2017年5月2日才公布正式结果。第三人在该案的答辩状中称有241人投票同意，但是其清单上的人数实际只有207人。从清单的附表可以看出。当时投票的决议根本不是因为原告涉违反计划生育出生问题，而是因为原告的姐姐汤嘉欣通过法院判决取得了股权，而《2016年章程》规定股份已经和家庭户籍固化，原告家庭多出了10股，所以取消原告股权的原因在开会表决前就明确为退出原告的股权，增加汤嘉欣10股，村委开成员大会取消原告的股权没有合法理由。《2016年章程》第四十一条授予成员大会的职权中并没有取消股东股权和待遇的事项。原告的股权是按《2016年章程》第九条规定自动取得。第三人通过虚假、不规范的成员大会取消原告成员资格违反章程和法律，属无效。只能修改章程才能处理原告股权。南海区南确办（2017）1号文《关于明确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尽的义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民主表决的形式侵害剥夺其合法权益。”依据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南发〔2018〕11号《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以下简称南发〔2018〕11号文）第三部分第三点意见“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按‘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以下简称‘五同’，即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相同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年龄相同的股东享有同等数目股数和股份分红）原则进行股权配置，具体依照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章程规定执行。”原告符合上述意见中所提及的“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要求，即应按照‘五同’的要求给予原告同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同的股权收益分配”。虽然《2004年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关于‘外嫁女’子女的待遇问题：根据过去的省计生条例的规定，农村妇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因夫妻双方均有抚养子女的义务，故在落实‘外嫁女’合法权益时，应允许其符合计划生育的一个子女随母享受本村村民同等待遇…”但河东股份合作制成立于1994年，现时的《2004年章程》在2004年才制定，原告在1993年就出生，理应在出生后获得村小组的无偿配股。但村小组当时没有落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第三人不给予原告股东身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及《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南发〔2018〕11号文中所称的“五同”原则。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的〔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错误。三、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中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已被（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处理和认定过，被告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同样的类似的处理决定。综上，请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股东资格，享有10股成员的同等待遇，并与其他股东同一时间地点发放，补发原告从2017年1月起至2019年在第三人处的分红10000元及社保补助850元；2.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户口簿，证明原告属于当地村民、社员。2.成员证及股权证，证明原告从2004年6月1日开始在第三人处一直享有股权。3.张贴《关于汤嘉欣、汤炜坤股权处理的公告》的照片，证明原告股权在2017年1月被取消，同年5月公布。4.《南海区大沥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2016年1月），证明原告父母的违法生育情况已纠正。5.《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经济社2016年上半年股东资料及股份分红确认签收表》，证明原告从2004年到2016年底都有股份分红。6.《2016年章程》节选，证明原告有股权资格，根据该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原告的股权属于自然过渡。7.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发的《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做好“全面两孩”相关政策衔接工作的通知》，证明原告符合计划生育政策。8.佛山市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明确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通知》，证明“出嫁女”及其子女要同股同权。9.《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维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的通知》，证明村规民约不能侵犯村民合法财产权。10.（2017）粤0606行初1428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06行终49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不作为，法院判决责令被告处理原告的申请。11.第三人在（2017）粤0606行初1428号案中提交的《答辩状》和《举证意见》、第三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关于汤嘉欣股权问题是否上诉中院以及汤炜坤股权问题讨论的会议记录、《同意汤炜坤退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股份合作经济社的成员签名表》（以下简称《签名表》），证明第三人否决原告股权的程序不合法。12.《2004年章程》，证明原告是原始股东。13.〔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有股东资格和股权。14.〔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处理结果不合法。15.南办发〔2008〕59号文，证明根据该办法第二条第4点规定原告是第三人的成员。16.《落实农村“出嫁女”股权权益！南海力争今年完成股权确权》的报道，证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民主表决的形式侵害剥夺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17.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汤嘉仪入股股金转支明细、群众投诉，证明第三人非法剥夺村民的股权，在股权固化后任意增加不符合条件的成员成为股民。1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证明原告具有第三人的集体成员资格和股权。19.南海府行复〔2018〕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汤嘉仪的成员资格与本案无关。被告辩称，一、被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对原告提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申请作出处理。二、被告作出的〔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查明的事实与《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记载的事实一致。依据查明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所称的第三人无权取消其股东股权没有依据，对第三人取消原告的股东资格，停发相关股红分配及福利待遇的行为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所提出的各项请求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在《行政处理决定书》已详细阐述。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8月18日的《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股份合作经济社成员资格确认申请书》（以下简称《确权申请书》）、授权委托书、黄洁霞与汤绍康的结婚证、原告及其父母汤绍康、黄洁霞的身份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的出生证及股东证2本（2004年、2009年）、《南海区大沥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2017年8月21日）、《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经济社2016年上半年股东资料及股份分红确认签收表》《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佛山市南海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确认表》5份（2012年-2016年）、《佛山市南海区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确认表》2份（2008年及2009年）、原告及其母亲黄洁霞的股份分红资料、客户通知单、《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6年章程》《关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村联胜一股份合作经济社对汤炜坤股权的处理意见》《1993年章程》《2004年章程》，证明原告于2017年向被告申请确认其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享受成员同等待遇。2.《关于汤炜坤要求落实股份分红等权益的回复》、EMS邮单及投递结果查询单、（2017）粤0606行初1428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06行终49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于2017年提交材料后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被告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就原告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3.被告对曾福堂制作的谈话笔录（2018年9月25日）、《1993年章程》《2004年章程》、常住人口登记表、沥府行决〔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6）粤0606行初548号《行政判决书》、（2017）粤06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签名表》、〔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EMS快递单及邮件投递记录，证明被告调取材料及作出〔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4.〔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EMS邮单及邮件投递结果查询单，证明南海区府撤销了〔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5.《2016年章程》《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证明被告调取材料，查明在2000年12月5日，原告的母亲要求第三人将子女的股权资格分配给原告，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规定，第三人在2016年进行纠错并无不当。6.〔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EMS邮单及邮件投递结果查询单，证明被告依法作出〔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供了《复议听证答辩书》《签名表》，证明第三人经过村民会议表决纠错，不同意原告享有成员资格。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10、12-15、18、19、证据17中的《情况说明》《证明》、汤嘉仪入股股金转支明细及证据11中除《签名表》外的证据，第三人提供的《复议听证答辩书》，被告提交的证据1、2、4-6及证据3中除被告对曾福堂制作的谈话笔录、《2004年章程》《签名表》外的证据，到庭的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16，只是新闻报道，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17中的群众投诉材料，内容不完整且模糊不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证据11中的《签名表》，被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签名表》及第三人提供的《签名表》，三份证据显示的签名人数不一致，无法确认实际签名的人员，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3中，对曾福堂制作的谈话笔录，因有第三人社长曾福堂的签名，本院对被告曾对其进行调查询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2004年章程》，因该章程已被生效判决所采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诉讼中，为查明原告的姐姐汤嘉仪是否已取得第三人成员身份的事实，本院向被告调取了（2017）粤0606行初1429号原告汤嘉仪诉被告行政不作为一案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行政诉状》、户口本、《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第三人《2016年章程》《行政处理申请书》、EMS快递单、（2017）粤0606行初1429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06行终496号《行政判决书》《入股通知书》《河东社区各经济社出资购股申请书》、南海区大沥镇集体组织收据（电子）、《河东社区各经济社出资购股资格审核申请表》、沥府行决[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告汤炜坤的母亲黄洁霞是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东联胜村村民，属于第三人的成员。黄洁霞与南海区里水镇汤村村民汤绍康登记结婚后户口一直保留在大沥镇河东联胜村。黄洁霞婚后分别于1990年8月13日、1992年3月25日、1993年12月23日生育了汤嘉欣、汤嘉仪和原告汤炜坤三名子女。三名子女出生后均随母入户到大沥镇河东联胜村，其中原告的入户时间为1994年4月19日。因原告的出生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其父母于1993年12月缴清了因违计生育原告的行为被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因第三人当时只允许外嫁女一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子女享有该社的成员资格，2000年年底，经原告母亲申请，第三人同意给予原告成员资格及待遇，并分别于2004年6月1日、2009年6月1日向原告发放了股权证及成员证。但汤嘉欣、汤嘉仪的成员资格没有被确认。2016年3月25日，被告根据汤嘉欣的申请，作出沥府行决〔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汤嘉欣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身份并享有成员同等待遇。第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作出（2016）粤0606行初548号行政判决，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案经二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6行终5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5月2日，第三人张贴《关于汤嘉欣、汤炜坤股权处理的公告》，主要内容为根据2016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三人18岁以上股东会议，对汤嘉欣及原告汤炜坤的股权配置问题作出如下处理：1.从2017年1月1日起纠错恢复汤嘉欣在第三人处的股权，享受第三人的福利待遇和应负的责任；2.从2017年1月1日起纠错原告汤炜坤的股权配置，取消原告汤炜坤在第三人处的股权，取消其原享受的第三人的一切福利待遇和应负的责任。2017年8月2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处理申请，请求被告确认其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及享有成员同等待遇。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以大沥镇运用行政及司法手段调处农村股权纠纷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的名义作出《关于汤炜坤要求落实股份分红等权益的回复》。因回复内容没有对原告的行政申请事项作出正面回应，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粤0606行初1428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了上述回复，并责令被告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行终49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向第三人的社长曾福堂调查及调取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但根据《1993年章程》规定，原告是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人员，不能享有股权，根据《2004年章程》规定，原告属于外嫁女生育的第三个小孩，第三人已落实了其姐姐汤嘉欣的股东待遇，故原告不能享有第三人的股东福利待遇，决定：一、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请求。原告不服，向南海区府申请行政复议。南海区府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处理结果不当，决定：一、撤销被告作出的〔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二、责令被告于收到该复议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行政复议请求。经重新调查，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重新作出〔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确认其具有第三人成员股东资格、享有10股成员的同等待遇的请求不予支持。上述决定书分别于2019年3月13日、3月14日邮寄送达给第三人及原告。又查，被告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沥府行决〔2018〕1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一、确认汤嘉仪具有第三人成员资格；二、驳回汤嘉仪要求享有股东成员待遇的请求。汤嘉仪不服，于2018年11月21日向南海区府申请行政复议。南海区府经审核，于2019年1月9日作出南海府行复〔2018〕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一、撤销被告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的沥府行决〔2018〕1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对该案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三、驳回汤嘉仪的其他行政复议请求。该决定书同时查明汤嘉仪的出生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2018年12月29日，第三人同意汤嘉仪按41700元的标准出资购10股股权。汤嘉仪当天履行了出资购股的义务。2019年3月11日，被告作出沥府行决〔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汤嘉仪属于政策外生育的子女，决定确认汤嘉仪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在其履行完出资购股（购股金额为41700元，购10股）的义务后享有该社股东成员同等待遇。另查，第三人于1993年12月30日适用的《1993年章程》第七条规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凡是本社社员（除嫁出、死亡、违反计划生育、违法被判刑和劳动教养等另作规定外）都有权享受本章程规定的股权。”第十一条规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新生婴儿参加本社分红基础股的，其父母可在当年12月31日前，按分红基础股每股金额的50%（即1000元）以现金一次性交给经济社其所属生产组，第二年起享受本社同龄人的股权。”第十六条规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凡超生第三胎，在接受违反计生罚款处理后，才可办理婴儿入户；其父母双方在十年内停止享受股权分红；凡超生第四胎以上的（含第四胎），则取消其父母双方的股权。入户的婴儿，按同龄人规定交纳股金后，享受本社同龄人的股权。”第三人于2004年7月1日实施的《2004年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入股金的设置：（一）在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前的入股金按原章程执行；（二）在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24时后入股的要出资购股，入股金按入股时上年股份分红的五倍金额交纳（如五倍金额总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交纳入股金）；（三）当年交纳入股金后，下一年参加股份分红。”第十四条规定：“定期扩股、调股：……（二）定期扩股、调股为每年一次，在每年12月底进行。”第十八条规定：“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违反政策生育的子女，经济处罚按《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处罚期内，不得享受农村股份合作制分红及其他集体福利。具体规定如下：……（三）凡无生育指标而超生一个或一个以上孩子的，即停止夫妇双方及超生小孩的股份分红十四年，落实结扎并交清社会抚养费和一切违约金后，从第十五年起恢复夫妇双方的股份分红；超生的小孩随父母恢复股份分红时，按新的入股金出资购股，享受本社股份分红。”第三人于2016年12月9日实施的《2016年章程》第八条规定：“本社以2016年12月15日24时为确权到户时点（以下简称‘确权到户时点’），以每户户口簿人口登记为基础，核定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把其股权数合计确权到户，以户为单位管理股权，按户股份分红。户内每个在册股东的股权数核定按本章程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办法处理。确权到户后的股权由户内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简称‘本社成员’）共享；本社的总股数长久不变，实行‘增员不增股，减员不减股’，不随本社成员人数的增减而变动。”第十条规定：“按法律和原章程规定可购（配）置股权的对象：（一）在2016年12月15日24时按原章程符合出资购股条件，但尚未办理配（购）股的人员（为了与原章程顺利衔接，原登记在册的股东新娶入或新出生的人员，如果结婚证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结婚登记日期或出生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24时前的，按原章程办理配（购）股手续）。（二）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精神应具有购股资格的人员。（三）上述人员一次性办理配（购）股手续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月31日24时前。当事人逾期没有办理配（购）股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购）股资格。出资购股后，从2017年度开始享受股份分红（违计生育的成员及违计生育的子女按本章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应原告的申请，对其请求事项予以处理，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第三人的母亲黄洁霞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作为第三人成员的子女，出生后随母入户第三人所在地。根据上述地方政府规章规定，原告在履行第三人章程规定的义务后可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不予支持是否合法。被告认为，原告属于超生人员，不符合无偿配股的条件，其需要履行组织章程规定的交纳购股金义务后，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股东资格，但原告直至第三人固化股权时点前仍未交纳购股款项，应视为自动放弃购股，其后不再具有出资购股的资格，第三人已于2016年12月18日召开成员股东大会对之前同意原告无偿配股并发放股份分红及福利待遇的行为进行纠错，故被告对第三人取消原告的股东资格，停发相关股红分配及福利待遇的行为依法予以确认。经查，原告出生入户的时间为1994年4月19日，根据第三人当时适用的《1993年章程》第七条、第十一条关于从1994年1月1日起新生婴儿均需要出资购股后才享有同龄人的股权的规定，原告理应在出资购股后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及享有成员待遇。但从被告提供的《河东管理区落实外嫁女政策申请表》可知，因当时政策只允许外嫁女一名符合计生政策出生的子女享有成员资格，经原告的母亲与第三人协商，约定无偿配股的名额为原告，由原告享受无偿配股取得第三人成员资格的待遇。该做法本不符合《1993年章程》的规定，也侵害了原告胞姐汤嘉欣的权利，故第三人在被告及法院就汤嘉欣的成员资格问题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及判决后，决定纠正之前不给予汤嘉欣成员资格的错误行为，并重新审查原告取得成员资格的方式是否合法，并无不当。但如上所述，当时同意原告无偿取得成员资格的错误行为是经第三人审批同意，并非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因此，第三人在决定纠正之前的错误行为时，应同时给予原告救济的权利，即重新给予原告出资购股的机会，在原告同意采取补救措施，履行出资购股义务后，重新确认原告的成员资格及为其配置股权。但第三人在未通知原告可出资购股的情况下，于2017年5月2日直接以张贴《关于汤嘉欣、汤炜坤股权处理的公告》的方式，宣布从2017年1月1日起取消原告的股权及一切福利待遇，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又因第三人宣布取消原告股权的时间后于第三人股权固化的时间2017年1月31日24时，致原告未能在股权固化前出资购股，且被告在针对原告成员资格确认申请作出的《关于汤炜坤要求落实股份分红等权益的回复》、〔2018〕《行政处理决定书》及南海区府作出的〔2018〕《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均未提及原告需要出资购股的问题，故被告以原告未在股权固化时点前出资购股为由，不支持原告的申请事项，处理明显不当，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认为其无需履行出资购股义务也应享有成员资格及待遇的主张，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第三人虽然在1993年12月23日出生，但其在1994年4月19日才登记入户，故应属于《1993年章程》第十一条规定的1994年1月1日后的新生婴儿范围，应履行出资购股义务后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及股权。第三人之所以在2000年同意原告不需履行出资购股义务即可取得成员资格，实际是以汤嘉欣不能同时无偿配股取得成员资格为条件，并非原告符合无偿配股的规定。但第三人已对之前不确认汤嘉欣成员资格的行为进行了纠错，也为汤嘉欣无偿配置了股权，在此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若原告要继续保留其成员资格及待遇，亦应按照章程的规定履行出资购股的义务，否则对其他1994年1月1日后入户并已按章程规定出资购股才获得成员资格的人员不公平。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在第三人未保障原告行使出资购股权利的情况下，以原告未在股权固化时点前出资购股为由，对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享有10股同等待遇的请求不予支持，处理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沥府行决〔2019〕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六十日内对原告汤炜坤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汤炜坤已垫支，原告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向本院申请退回），由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吴嘉敏人民陪审员  郭晓红人民陪审员  包怡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黎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