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3932号原告：唐学佳，男，198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灌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美丽（原告的姐姐），女，1984年10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被告：徐莉，女，198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行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学佳与被告徐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学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美丽，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行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逾期返还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6月24日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给被告20万元，双方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协议明确写明被告收到原告20万元入股向尚公司，但是协议原件被被告拿走了，原告没有原件。2017年10月17日，原、被告签订《关于向尚健身投资经营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原、被告及案外人杨丹共同投资广州向尚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尚公司），总入股90万元，以2017年12月30日被告最终收到的款项核算原告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但实际上签订该协议后并没有实际入股，原告实际入股就是2017年6月24日转账的2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0日，被告共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20万元。然而在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后，被告却迟迟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经查询工商信息，被告在2019年1月24日将对向尚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刘学军及刘春寿。2019年5月22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退还原告20万元及相应利息。但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迟迟未归还原告款项。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2018年8月6日至2019年1月，被告持有向尚公司100%股权，2017年10月17日，原、被告及案外人杨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以90万元价款向原告转让向尚公司20%股权，以45万元价款向案外人杨丹转让向尚公司10%股权，在2017年12月30日按实收的款项核算被告及案外人杨丹的持股比例。但补充协议签订后，三方后来并未切实履行，原告及案外人并未实际支付转让价款，也未修改公司章程或变更营业执照，该份协议在2017年12月30日已经终止。原告向被告转款的20万元发生在2017年6月24日，与补充协议无关。2、2016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借款12万元，并出具《借条》。2017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借款28万元，并出具《借条》，用于支付泰诺健和礼货大师的项目40%权益的投资款，并约定原告于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借款。2017年6月24日，原告依约归还部分借款即20万元，随后10月17日才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只是名称上的错误，虽然名称为补充协议，但实际上协议各方之前并未签订与转让向尚公司股权的协议，双方只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即该补充协议。原告付款后被告出具收条，如果有收条也应该在原告处，不可能存在原告将借条返还给被告的情况。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其中载明：原告今向被告私人借款120000（大写壹拾贰万元整），身份证号码：。原告表示其之所以出具该借条系因为被告当时以自己名义购车，车价为30万元，对原告称为员工福利，首付款61600元由被告支付，车贷每月3000元由原告支付，被告称两年后将车辆无偿过户给原告，但要求原告出具12万元的借条，原告归还了大约2年车贷总金额约为72000元及保险费5799元，之后车辆由被告开走后原告未继续还贷；被告则表示因当时原告没有上牌资格，所以双方口头约定由被告代原告购买，并帮原告支付首付款61600元和购置税44752.14元，双方核算好落地费用大约为12万元，故原告向被告出具该12万元借条。被告实际购买了车辆并交付原告实际使用两年后，原告明确表示不要该车辆，由被告将车辆提回，结清车辆尾款后再将车辆售出，故被告支付了20多万元提前赎回，将车辆转卖他人。为证实该主张，被告提交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显示：日期为2016年5月10日，购买方为被告，机动类型为轿车，厂牌型号为梅赛德斯-奔驰牌，价税合计为308000元，增值税金额为44752.14元，不含税价为263247.86元。2017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其中载明：今原告借被告280000（贰拾捌万元整），原告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还清借款，如在此期间泰诺健和礼货大师项目出现亏损，原告按40%比例承担。原告、被告均确认，泰诺健和礼货大师项目均由双方合作，金额均为3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原告出资40%，被告出资60%。但原告表示，该280000元的借条系因双方合作时原告当时没有资金，被告称借钱给原告，要求原告开具的，但被告并未实际借钱给原告进行投资，两个项目的出资各30万元均为被告出资，原告没有实际出资，之所以出具该借条是基于对被告的新人及当时确实想投资该项目；被告则表示因原告没有资金，所以向被告借款28万元（溢价）并出具该借条，原告承诺在2017年6月20日前归还，原告于2017年6月24日向被告转账的20万元是其归还该28万元借条项下的借款。2017年6月24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被告的银行账号62×××28转账200000元，摘要只注明为跨行汇款。2017年10月17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及案外人杨丹签订《关于向尚健身投资经营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因共同投资设立向尚公司事宜，特在友好协商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达成如下协议。股权比例：被告出资315万元，占总股本70%，原告出资90万元，占总股本20%，杨丹出资45万元，占总股本10%，各方投资款最迟于2017年12月30日汇到以下账号，开户名：徐莉，开户行：招商银行越秀支行，账号62×××28，三方按占股比例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甲方在收齐各方投资款后变更营业执照，如乙丙在规定日期内未补齐，将按12月30日最终收到的款项核算在公司持股比例。该补充协议有原告、被告及案外人杨丹的签名及捺印予以确认。2019年5月21日，原告委托北京市炜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报告在收到律师函后三日内立即退还原告的款项20万元及逾期退还违约金，被告收到该律师函。另查明，向尚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7月2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健身服务等，2019年1月24日，股东由原股东徐莉变更为现任股东案外人刘学军、刘春寿。原告以其已支付20万元股权投资款，但未成为向尚公司的股东为由，于2019年6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与向尚公司存在股权投资关系，向尚公司是被告独资设立的公司，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相当于将被告原有的100%股份进行部分转让。原告于2017年6月24日向被告转账20万元，转账记录并未注明款项用途，但该款项即为股权投资款，双方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明确写明被告收到原告20万元入股向尚公司，但协议原件被被告拿走了，原告没有原件，原告系先支付股权投资款后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主张补充协议签订后三方未实际履行，原告及案外人杨丹都未向被告支付投资款，按照约定，该补充协议在2017年12月30日就终止了。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10月17日，但转账20万元的时间为2017年6月24日，该20万元系归还借款而非投资款。被告为证实该主张，提交了杨丹于2019年8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杨丹系案涉补充协议的三方主体之一，就该协议的履行情况作出如下说明：原告、被告及杨丹曾经是朋友关系，三方在2017年10月签订该协议，杨丹与原告分别购买向尚公司10%、20%的股权，但是协议签订后，杨丹与原告均向被告表示不进行投资，实际上也没有投入任何资金，上述协议在2017年12月底到期就终止了，至始至终都未实际履行。原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提交了一份原告代理人唐美丽与杨丹的电话录音，主张其中杨丹提到：“如果股东之间有问题的话，肯定是不好的…我方都不想去搞了，因为就是太累了”证明原告与被告及杨丹都在履行补充协议。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关于向尚健身投资经营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明细清单、律师函，被告提交的两份《借条》、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情况说明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杨丹三方签订的《关于向尚健身投资经营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协议》是各方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其已经支付了该补充协议项下的出资款20万元，被告并未将其登记为向尚公司的股东，据此请求被告向其返还出资款2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当就其已经支付20万元股权出资款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原告、被告的诉辩及举证，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原告向被告转账20万元并无附言或摘要注明该款项的用途或性质，从时间上看，转账时间为2017年6月24日，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10月17日，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在补充协议之前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被告已收到原告20万元入股向尚公司，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补充协议也未就原告主张的已出资情况进行确认，仍约定各方最迟于2017年12月30日支付投资款，据此，原告主张系先履行了20万元出资义务后签订补充协议，这与常理不符。其次，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交了两张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借条》，原告主张其之所以出具欠条系因为被告要求原告出具或基于信任，被告并未向原告实际出借12万元及28万元，故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借条》项下的欠款。但双方均确认当时原告与被告约定合作投资，原告在借条中明确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还清借款，如在此期间泰诺健和礼货大师项目出现亏损，原告按40%比例承担，据此，该内容实际应为原告向被告借款28万元购买了泰诺健和礼货大师项目项下的投资权益，欠款28万元的对价即为获得上述两个项目的投资权益，该借条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20万元款项的转账时间为2017年6月24日，时间点在借条出具时间之后，正好在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届满之前，据此，被告关于该20万元系归还28万元借条项下借款的抗辩意见，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再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案外人杨丹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说明载明杨丹确认原告、杨丹分别购买向尚公司10%、20%的股权，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及杨丹均表示不进行投资，亦未投入任何资金，补充协议已经于2017年12月底终止。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杨丹提到：“如果股东之间有问题的话，肯定是不好的…我方都不想去搞了，因为就是太累了”的内容无法证明各方均有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被告提交的《借条》等证据反驳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原告亦未有其他证据证明涉案2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股权出资款，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2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学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8元，由原告唐学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晓惠人民陪审员  刘文珍人民陪审员  黄少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