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32行初7号 原告：陈耿君。 原告：张文珍。 原告：陈古友。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锋，四川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腾军龙，四川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理县杂谷脑镇西大街**。 法定代表人：王世伟，系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义仲，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文珍。 第三人：王富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鹏，四川旺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耿君、张文珍、陈古友不服被告理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王富康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耿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锋、腾军龙，被告理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文珍、义仲，第三人王富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陈远龙（已故，陈耿君之父）、张文珍、陈耿君、陈耿妹、陈耿圆以家庭名义承包了四川省理县杂谷脑镇原营盘村三组的集体土地大约4.3亩。2004年5月，被告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理县政府）为陈耿君家庭户颁发理府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权证编号：0003178）。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是：陈远龙、张文珍、陈耿君、陈耿妹、陈耿圆五人，地块名称：河坝地，承包面积4.3亩，等级：二级，地类：耕地，四至：东至马燕花、南至本户住房、西至陈耿全地、北至山边。 2008年12月21日，陈远龙作为转让方（甲方）、第三人王富康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一、甲方转让给乙方房屋一幢上下楼8间，围墙内含院坝葡萄三株一并归乙方长期经营和使用。...三、甲方所承包的土地中划出1亩地随房流转给乙方经营。...”2010年，陈远龙去世。陈耿妹、陈耿圆已迁出该户，2006年5月6日，陈耿君之子陈古友出生，现该家庭户户主为陈耿君，家庭成员张文珍、陈古友。 2017年，新一轮土地确权时，陈耿君家庭与王富康发生土地争议。2019年6月20日，陈耿君前往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查询，陈耿君家庭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显示，其原有承包地面积由4.3亩变为3.3亩，该部门工作人员告知，理县政府已就该集体土地中的1亩地向王富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陈耿君问及是否有留存该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该部门工作人员回复并未留存。此刻，陈耿君意识到，理县政府已将其合法承包的部分集体土地向王富康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 综上，三原告认为，农村集体土地系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原告方作为理县杂谷脑镇营盘村的村民，依法享有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因案涉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修正前，按照该法的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一般只能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所享有，本案王富康与陈远龙签订《协议书》前并非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在签订《协议书》后至今，王富康也未取得杂谷脑镇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故其无权承包案涉集体土地。另，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前）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之规定，本案王富康系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理县政府在向王富康颁证前，原营盘村村委会并未就此事按照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更未经过合法的表决和公示程序，征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理县政府就直接将上述承包证书颁发给了王富康。综上，理县政府给王富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已明显并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一、确认理县政府向王富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请求依法撤销理县政府为王富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2008年11月24日，陈远龙与王富康签订的《四川省理县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以下简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拟证明是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非承包权的流转。 第二组：杂谷脑镇营盘村土地确权协商会会议记录、签到表、开会的照片、杂谷脑镇营盘村村民委员会通知，拟证明由营盘村村委会、驻村工作组、农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参与协调案涉土地确权的问题，2019年6月，陈耿君到主管部门查询案涉土地台账情况，才被告知案涉土地的一部分已被确权给王富康。 被告理县政府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关联性持异议，陈耿君称是使用权流转，与合同约定、提出申请完全相反，在该合同上明确载明了：“甲方采用转让方式，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转让给第三人王富康经营。”陈远龙与王富康签订了该合同后才提出的转让的申请，理县政府在进行颁证时是依据转让协议和相关程序进行的办理，进一步证明颁证行为合法。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会议记录中涂文珍的签字并不是其本人签字，会议纪要中的个人观点，在法律上没有依据，确权和发包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该会议无权讨论。 第三人王富康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理县政府的一致。 本院对原告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 被告理县政府答辩称：一、被告理县政府向受让方王富康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律规定。王富康与陈远龙之间本着自愿、公平平等的原则于2008年签订《四川省理县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以下简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约定采用转让的方式将经营权出让。并且合同中约定只是转让陈远龙所承包土地的其中一亩土地，导致了原承包经营权的分立。合同签订也是经过土地所在村集体组织，进行确认属实并同意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未修订）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因转让、互换以外的其他方式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立、合并的，应当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第十六条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请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记载。第十八条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发、补发手续，应以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发证机关在确权发证时依照登记内容给王富康发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由于陈远龙与王富康签订合同时依据的是未修订的土地承包法，因此双方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未修订）“第三十三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签订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第三人各项条件符合法律规定，并且王富康依照合同支付对价，经发包人的同意，有权取得土地经营权。 又根据《物权法》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且该物权的变动未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根据《民事审判与指导》第56辑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让后土地被征收，征地补偿款是否归受让方所有”这篇文章中的最高院民一庭意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让后，原承包人即退出承包关系，受让方与发包方形成新的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发生变更，受让方成为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三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及的家庭承包只能是本集体组织成员，而王富康非营盘村集体组织成员，无权承包。又主张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对此理县政府认为三原告的此主张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并不涉及发包方向个人发包的情况，而是承包人向个人转让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不适用三原告所主张的法律规定。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主要是农户，也可以是法律和政策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综上，王富康完全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取得土地经营权，并且依照法律规定申请土地经营权证。理县政府给王富康发证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二、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2010年原告与第三人王富康分别向农业部门申请了办理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并且原告也是基于土地面积变更申请换发使用权证。理县政府认为自原告换证之日起到起诉之日止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对时效的规定，三原告的起诉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并且原告在2015年时就已经让王富康就房屋部分（当时与土地一起转让给王富康的房屋）补付了5000元，因此并不是才知道此事，基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行政诉讼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 被告理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2008年11月24日，陈远龙与王富康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复印件），该合同约定了土地转让的期限，土地流转的方式为转让。土地流转费用（一次性）13.09万元，拟证明陈远龙与王富康形成了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关系。 第二组：《证明》，内容为：“我村村民陈远龙（转让方）承包的1亩承包地，经与王富康薛城镇破碉房小组（受让方）协商，将陈远龙的1亩承包地转让给王富康长期经营，经村委会（发包方）研究同意该双方协商，望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加盖有杂谷脑镇镇政府和营盘村村委会的印章，有镇农经员张王金、营盘村村主任、营盘村村会计的签字，有陈远龙、王富康的签字和指印。拟证明陈远龙与王富康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关系，并经过发包××村委和××人民政府的同意批准。 第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载明：“经双方协商村委会出具证明将该地中划出转让给薛城镇大岐村破碉房组村民王富康1亩地长期经营。该户实地面积3.3亩，大写：三亩三分地。2008年11月24日王东德更正。”拟证明理县政府是依据《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和《证明》来进行变更登记。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做了相应的变更，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从该证变更时开始计算。 第四组：《房屋、土地转让协议的收条》《补充协议》及《证明》：拟证明王富康基于地质灾害，搬迁至营盘村安居生活。 经庭审质证，三原告对被告理县政府提交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和《证明》认为均是复印件，签字经过陈耿君辨认，均不是陈耿君父亲陈远龙所签署，该合同系无权处分的问题，案涉土地还存在其他承包经营权人，该合同系农经站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第四条明确注明“将案涉土地出让给乙方经营”第七条“权利义务约定案涉土地到期后甲方有权收回”第十二条“在合同期满后，若乙方需继续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结合该合同的名称、内容反映出该份合同并非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对《证明》中认为该签字并非陈远龙，记载的时间为2008年11月21日，但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时间为2008年11月24日，该合同没有签订时，就有了杂谷脑镇的证明，先后顺序不符合土地流转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反映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同时该证据第2页记载的内容，系主管部门单方面的行为，该行为三原告并不知情，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依据。 第三人王富康对被告理县政府的第一至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被告理县政府的第一至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第三人王富康述称：一、王富康与陈远龙（陈耿君之父）于2008年11月24日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首先，陈远龙与王富康基于自愿，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签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其次，合同签订后王富康已经足额支付土地转让费，基于信赖迁入该村并对受让土地进行长达10年的农业种植经营，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种植承包关系，所受让土地对王富康具有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陈耿君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综上，陈远龙与王富康自愿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禁止性法律规定，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其合法效力理应得到确认。 二、三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理县政府向第三人王富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求已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效，应当予以驳回。陈远龙与王富康在2008年11月24日自愿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于当日经理县杂谷脑镇政府农经员张王金签字，也就是在土地转让时已就在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进行签注，三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的时间，时至今日已有10年，因此三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时效。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经村、乡、县三级台账确认，被告理县政府依据该合同向第三人王富康颁证的行为合法有效。首先，王富康受5.12地震影响，依法享受搬迁政策，安置于杂谷脑镇××小组，具有政策性、公益性，在本县乃至本州土地转让，涉及人员众多，具有普遍性，王富康受让土地从事农业经营，避免土地闲置，符合土地政策法规。且长期、稳定居住于该村。其次，土地法并不限定于本集体组织成员之间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因此王富康具有受让土地的资格。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理县政府基于双方自愿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依据《不动产登记法规》的规定，为王富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陈远龙与王富康自愿采取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法律规定，该转让行为经发包方确认同意，行为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禁止性规定，理县政府的颁证程序及颁证行为均合法有效，三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于情相悖，请予以驳回。 第三人王富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房屋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收条》，拟证明陈远龙就1亩土地进行了转让处分，在转让协议中也明确了土地补偿费用的归属，归属于王富康，并强调一切政策优惠全归属于乙方（王富康）受益。在一份补充协议上，对土地进行再次确认，约定了乙方（王富康）永久性拥有出让土地，甲方（子孙后代）永不复返，在收条上关于对房屋和土地的价款130900.00元陈远龙已经收到，双方的土地转让行为已经完毕。 第二组：《安置证明》《地灾防灾避险明白卡》，拟证明政策原因迁入该村，与本村的村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三组：《发包证明》、乡、县两级出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拟证明双方转让土地后经过村委会同意并在乡、县两级台账上明确注明了原告方转让的土地过户至王富康名下，对原告方原有的土地面积4.3亩扣除了转让的1亩后，剩余3.3亩进行了说明，能证明原告方与2008年11月24日就已经知道土地权益处分的事实，其诉讼时效已过。 第四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王富康家庭土地面积为1亩”，与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的1亩相互应证，并经村、乡、县三级予以确认，拟证明理县政府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王富康受让土地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 原告对第三人王富康提交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陈远龙的签字不予认可，认为不是其父亲的签字，案涉土地还存在其他承包经营权人，系无权处分。该合同系杂谷脑镇农经站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第四条明确注明“将案涉土地出让给乙方经营”第七条“权利义务约定案涉土地到期后甲方有权收回”第十二条“在合同期满后，若乙方需继续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结合该合同的名称、内容反映出该份合同并非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对《房屋转让协议》认为只是对房屋的转让，最终确定土地流转性质应该依据《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补充协议》中对陈耿军的签字不予认可；对《薛城镇大岐村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出具证明的单位没有主体资格和权力；对《避险安置卡》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够证明王富康在营盘村应当享有同等权力。对《发包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反映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同时该证据第2页记载的内容，系主管部门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的单方面行为，该行为原告方并不知情。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除了本案王富康外还有其他的共有权人，但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没有涉及其他共有权人，因此认为颁证行为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理县政府对第三人王富康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认为《证明》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与其出示的复印件一致。 本院对第三人王富康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经本院审理查明，2004年，陈远龙（陈耿君之父）、张文珍、陈耿君、陈耿妹、陈耿圆以家庭名义承包了四川省理县杂谷脑镇原营盘村三组的集体土地大约4.3亩。2004年5月，理县政府为陈耿君家庭户颁发理府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权证编号：0003178），地块名称为：河坝地，承包面积4.3亩，等级：二级，地类：耕地，四至：东至马燕花、南至本户住房、西至陈耿全、北至山边。 2008年11月21日，理县杂谷脑镇营盘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我村村民陈远龙（转让方）承包的1亩承包地，经与王富康薛城镇破碉房小组（受让方）协商，将陈远龙的1亩承包地转让给王富康长期经营，经村委会（发包方）研究同意该双方协商，望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同日，陈远龙出具《收条》载明：按照协议书第七条，上述房屋、土地附着物等综合议价13.09万元（大写壹拾叁万零玖佰元整）。11月24日，陈远龙与王富康签订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土地流转的方式为转让，土地转让的期限，从2008年11月24日至2028年10月31日止，土地流转费用（一次性）13.09万元”。同日，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5-02-3）上载明：“经双方协商村委会出具证明将该地中划出转让给薛城镇大岐村破碉房组村民王富康1亩地长期经营。该户实余面积3.3亩，大写：三亩三分地。”同日，理县政府为王富康颁发了理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00841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该证上载明：“地块名称：河坝地，面积1亩，等级：二级，地类：耕地，四至，东至陈远龙、西至陈耿全、南至陈远龙老房、北至山边坟地”。12月21日，陈远龙与王富康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中载明：“一、甲方转让给乙方房屋一幢上下楼8间，围墙内含院坝葡萄三株一并归乙方长期经营和使用。三、甲方所承包的土地中抽划1亩地随房转让给乙方永久性经营。”2010年，陈远龙去世。陈耿妹、陈耿圆迁出该户，该家庭户户主为陈耿君，家庭成员为张文珍、陈古友（陈耿君之子）。 2015年7月30日，陈耿君与王富康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对转让的房屋和土地进行再次确认，约定王富康对出让房屋、土地的权属，并由再补付陈耿君5000元。 2017年，新一轮土地确权时，陈耿君户与王富康户就案涉土地发生争议，2019年6月25日，三原告以6月20日陈耿君前往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查询得知，理县政府已就案涉土地向王富康进行了颁证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2008年11月24日，理县政府为王富康颁发了理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0084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同时变更了陈耿君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承包土地面积由原来的4.3亩，变更为3.3亩。陈耿君户在2008年11月24日就应当知道理县政府为王富康颁证的行政行为，其诉称2019年6月20日才得知该行政行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陈耿君、张文珍、陈古友应当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内主张其权利，于2019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因此，陈耿君、张文珍、陈古友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经合议庭合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耿君、张文珍、陈古友的起诉。 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许志英 审判员  昌 玲 审判员  陈卉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秋里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适用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