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民终1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刘辉文，男，汉族，1967年1月11日出生，住所地：蕉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孟强、梁结明，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住所地：梅州市******。负责人：高国雄，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该分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云，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蕉岭县分公司，住所地：蕉岭县蕉******。负责人：魏军文，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云，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辉文、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众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蕉岭县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辉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孟强，上诉人众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黄长云（亦是被上诉人邮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辉文上诉请求：一、撤销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1、众由公司向刘辉文支付2017年、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7816.96元；2、众由公司向刘辉文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04480元；3、邮政公司对众由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刘辉文2003年7月至2007年12月31日与邮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显属错误。一审已经查明“从199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7日，刘辉文的工作地点、岗位及工作内容均未变化”,那么既然从未变化，何来中途改变劳动关系，纵使改变用工主体，也并非刘辉文本人主观原因造成，刘辉文签署《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是应单位的要求，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并没有过错，其从主观上也完全没有改变劳动关系的意愿。(二)一审认为“刘辉文离职原因是主动辞职而非众由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明显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均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洲、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故就其有关刘辉文“自动离职”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第十四条规定:“劳动者主张被用人单位口头辞退，而用人单位主张是劳动者自动离职，由用人单位就劳动者自动离职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的，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面提供的“证人证言”、“谈话记录”、“关于刘辉文退回众由公司的函”、“短信”就作出对刘辉文的不利推定，明显偏袒!对于“证人证言”，全部证人都是邮政公司的员工，跟邮政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且一审出庭作证的人员都没有见过所谓的“刘辉文书写的辞职申请的内容”，其证词不能采信；对于“谈话记录”，刘辉文已经明确重审其陈述是事后添加上去；对于“关于刘辉文退回众由公司的函”是众由公司和邮政公司的内部文件，完全可以事后制作:对于“短信”，是通过短信平台发送，不是个人手机发送，刘辉文不可能回复也没必要回复，刘辉文通过仲裁程序维护权益，是最好的异议方式。一审法院认为没有提出异议就认为没有异议，按照这个逻辑，难道一个普通老百姓收到“欠费”的诈骗短信，不回复“不欠费”，就表示没有异议了?这是什么逻辑?事实上，刘辉文年龄超过50岁但却没有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又没有其他技能和收入，根本不可能愿意主动辞职。在这个尴尬的年龄只要能保住饭碗再大的委屈都能承受，为此，在被辞退之后刘辉文三番五次去找邮政公司的领导乞求能留下来，但都被拒绝了。若法院不经查明，这么草率认定，确实对刘辉文来说是莫大的冤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和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对一审错误认定予以纠正。(三)邮政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其行为是造成众由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主要原因，造成了刘辉文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判决基于错误认定，作出错误判决。刘辉文万万没想到他服务了20几年的工作单位，会在把他硬生生辞退，并且不给任何补偿。他非常想回去继续工作到退休，但没能如愿，万不得已找律师维护权益，这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维权的真实写照。劳动仲裁阶段虽然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瑕癍，但不至于偏颇。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却完全颠覆事实，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因此，刘辉文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对事实所作的推定也完全是不利于刘辉文的错误推定，从而作出错误判决等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改判支持刘辉文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众由公司对上诉人刘辉文的上诉请求辩称：1、关于2008年1月1日之前双方关系性质问题，我方认为属于委代办合同关系，合同表现形式有口头和书面的两种，有双方签订的合同作为事实依据，以及根据相同事项、相同处理的原则，口头合同的委代办合同关系也应依法予以认定。关于合法性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可度，详见我方上诉意见。2、关于辞职的事实依据问题，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辞职的关键证据是谈话记录，上诉人刘辉文主张谈话记录事后添加，但是缺乏事实依据。至于其他的证据，包括刘辉文违反单位规章制度、证人证言、短信、退回的函、辞职后未再上班，双方交接的记录，这些都是辅助性的证据，刘辉文主张一审判决是推定，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不符。3、关于辞职的动机和原因问题，我方认为从谈话记录的内容来看，可以证实双方纠纷发生的原因是上诉人刘辉文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且经教育不改，众由公司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背景下，上诉人刘辉文所作出的选择。上诉人众由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向刘辉文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181.6元；2.责令刘辉文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上诉人认为，199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邮政公司与刘辉文之间建立的是邮政业务委代办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理由如下：1.邮政公司与刘辉文达成了口头或书面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此协议关系的确立，有国家邮电局《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办法》为据，其有合法性:2.邮政公司曾以本单位名义与刘辉文建立社会保验关系，该关系的建立系刘辉文委托所致，并非邮政公司履行劳动法义务所形成。一审判决以特定期间内，上诉人或邮政公司能提供书面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所涉年限，未视作劳动法上的工作年限，将特定期间内的其他年限均视为劳动法上的工作年限，并以此计算应体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违反了相同事项相同处理的定性原则，明显不当。上诉人认为，刘辉文所享有的属于劳动法上的工作年限，应从2008年1月1日起计算，截止于2018年11月27日。据此，2017年度应休年休假时，刘辉文的工作年限未满十年，年休假应为5天，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为318.16元×5天×200%=3181.6元:2018年度，因刘辉文在该年度并未工作满周年，且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不存在该年度能安排但未安排休年休假，而需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问题。可见，2017年度应休年休假，因未安排休年休假，即使该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未超过仲裁时效，该工资差额也仅有3181.6元。一审判决在应休未休年体假的工资差额计算方面，明显错误，其根源在于两点，一是工作年限计算错误，二是对应安排而未安排休年休假上，识别错误。请贵院依法予以纠正。补充上诉理由，1、关于委代办合同关系的法律依据，根据1987年版的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邮政法实施细则（1990.11.12）的规定，邮政企业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这是我方主张委代办法律关系的合法性。2、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委代办合同关系已为司法实践所认可，我方通过搜索裁判文书库，发现山东、湖北、青海、河北等地的法院都认可委代办合同关系的合法性。上诉人刘辉文对上诉人众由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上诉状事实与理由内容一致。补充一点，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代办协议，不影响双方之间从1997年开始建立的劳动关系。被上诉人邮政公司辩称：上诉人刘辉文主张邮政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的92条，我方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不属于用工单位对劳动者造成的损害问题，因此，上诉人刘辉文适用该法律规定主张邮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基于上述理由，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刘辉文的上诉。刘辉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众由公司于判决生效当天向刘辉文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04,480元；二、判决众由公司于判决生效当天向刘辉文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7,816.96元；三、判决邮政公司对众由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判决众由公司、邮政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众由公司、邮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众由公司、邮政公司不需向刘辉文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2,240元；二、判令众由公司、邮政公司向刘辉文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5726.88元；三、判令诉讼费用由刘辉文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1月1日，刘辉文入职邮政公司，从事普邮投递员工作，工作地址在蕉岭县。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1年，国家邮政局发布《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办法》。2002年4月10日，广东省邮政局对上述文件进行印发。2002年6月13日，梅州市邮政局发布“局字【2002】第46号”《关于规范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的通知》，要求邮政企业要与代办人员签订《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明确代办人员应自行办理社会保险，邮政企业与代办人员不存在劳动关系。据邮政公司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2003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刘辉文均与邮政公司签订了《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2003年的协议约定的协议期限为2003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1日）。其中2005年《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第一条关于双方关系的约定为：1.1双方同意建立一种乙方（刘辉文）为甲方（邮政公司）代办投递服务、甲方支付代办费的代理关系；1.2甲方基于本协议为乙方制作工作牌（或出入证、业务证等）、配发投递服装等邮政专用品，其目的是为便于乙方开展代办业务，乙方并不因此具有甲方雇员身份；1.3乙方确认乙方或乙方的雇员、同事、代理人不得基于任何原因成为或认为是邮政企业的员工、同事。因此，甲方对乙方或乙方的人员不承担任何劳务或雇佣责任；1.4甲、乙双方已明确双方未建立任何劳动合同关系，乙方保证关于甲、乙双方的代理关系，将如实告知第三人。其他年份的协议书格式内容一至，当中第一段均记载“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就甲方委托乙方代办部分邮政业务事宜订立如下协议：……”。因2007年签订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的协议期限是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止，2008年元月27日，刘辉文向邮政公司提交一份《提前终止委代办业务关系申请书》，申请提前终止邮政委代办业务关系。当天，邮政公司出具一份《邮政委代办业务关系终止证明》，证明双方委代办业务于2008年1月27日终止。刘辉文在该证明上签了名。2008年1月1日起，刘辉文入职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下简称“邮电人才公司”）。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甲方（邮电人才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将乙方（刘辉文）派往广东省梅州市邮政局及各县（市）邮政局从事邮政服务工作。2010年1月1日，刘辉文入职众由公司，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其中2010年、2012年、2014年的劳动合同均约定：甲方（众由公司）将乙方（刘辉文）派往梅州市邮政局及各县（市）邮政局从事邮政服务工作。2016年12月30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梅州市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众由公司签订一份《承揽服务合同》，约定众由公司承揽梅州市邮政分公司部分下属单位所辖的揽投、邮政营业、内部处理、运输、生产辅助、后勤服务以及邮政增值业务的生产作业；甲方下属的五华、大埔、丰顺、蕉岭、平远等5个县分公司劳务承揽业务由乙方进行劳务承揽，承揽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众由公司与刘辉文的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到甲方所承揽的业务网点或业务路线执行任务，乙方工作应达到甲方对业务承揽岗位所规定的工作标准，详细工作职责与服务及操作规范见甲方制订的代理各项业务员工手册。2018年11月27日，刘辉文从众由公司离职。离职原因刘辉文称是众由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众由公司、邮政公司则称是刘辉文工作期间多次违反相关工作规章制度，经领导谈话后，于2018年11月27日主动递交辞职书申请辞职。对于辞职书，邮政公司称2018年11月29日上午刘辉文携其岳母及儿子来到邮政公司办公室，刘辉文儿子以父亲不识字为由要求阅看辞职书，拿到辞职书后当场撕毁了。对于刘辉文儿子撕掉辞职书的主张，众由公司、邮政公司在仲裁阶段、诉讼阶段均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肖杰锋仲裁阶段作证称其亲眼看到刘辉文书写辞职书并签名的过程，辞职书内容为“本人因为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投递员的工作”，刘辉文写完后将辞职书交给其代交邮政公司；证人肖伟江、徐红生、丘秋筠诉讼中作证称其三人均是邮政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刘辉文儿子以阅看辞职书为由骗取辞职书并撕毁的过程。刘辉文对四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认可，认为四位证人均是邮政公司员工，与邮政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依法不应采信。据众由公司、邮政公司提交的书面谈话记录，2018年8月3日，邮政公司主管人员曾找刘辉文谈话，告知刘辉文有多起严重违反企业制度及业务规章制度的行为，给予扣罚绩效工资1300元。刘辉文当时无明确意思表态。2018年11月26日，邮政公司主管人员再次找刘辉文谈话，告知刘辉文又有多起严重违反邮件处理规则的情况，并传达公司党支部决定：1.由刘辉文自动提交辞职申请；2.由外包公司发通报并退回外包公司处理。刘辉文表态：愿意自动提交辞职申请，于明天（11月27日）上午8:30分提交并做好交接工作。上述两次谈话笔录刘辉文均签了名。但刘辉文辩称2018年11月26日的谈话记录中关于其自愿明天提交辞职申请的相关内容是邮政公司后来加上去的，其签名时并无该内容。刘辉文离职后，众由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向其发出短信。内容为“刘辉文同志：鉴于你已于2018年11月27日提交辞职申请，并办理完移交手续；现通知你与我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请于15个工作日内到我司办理解除手续。特此通知。回T退订”。另查，从199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7日，刘辉文的工作地点、岗位及工作内容均未变化。2019年2月25日，刘辉文向梅州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2019年4月24日，梅州市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一、众由公司应于裁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辉文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2,240元；二、众由公司应于裁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辉文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8272.16元；三、邮政公司与众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刘辉文其他仲裁请求。刘辉文与众由公司、邮政公司均不服裁决，先后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各自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1.199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刘辉文与邮政公司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刘辉文2018年11月27日离职原因；3.刘辉文要求支付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已超仲裁时效。对焦点1：2003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刘辉文与邮政公司签订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是基于2001年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办法》的出台而产生，其中2005年的委代办协议书非常明确指出合同双方未建立任何劳动合同关系，其他年份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开篇也明确“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甲方委托乙方代办部分邮政业务”。因此上述证据能证明刘辉文2003年7月至2007年12月31日与邮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辉文认为上述协议仅是邮政公司将部分邮政业务另行委派给自己，自己在完成本职投递工作外，顺带完成上述委派任务，因此协议的签订不影响自己与邮政公司原有的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辉文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理解协议书的内容及签订风险，其如与邮政公司原本就存在劳动关系，不可能愿意签订该协议，更不可能连续多年签订；而邮政公司亦不可能违反规定，将本应委托给社会力量的邮政业务委托给自身员工“代办”。综上，刘辉文相关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邮政公司主张签订《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前即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30日与刘辉文也是委代办邮政业务关系，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与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办法》的出台时间也相悖。而刘辉文的社保缴费清单却显示该期间社保缴费单位是“蕉岭县邮政局”、“邮政局投递组”。一审法院认定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邮政公司辩称1997年1月1日至2000年11月其是受刘辉文委托代缴社保，提交的反驳证据却是2005年7月1日刘辉文委托其从每月酬金中扣减相关费用缴交社保的《委托书》及2005年的代缴清单，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刘辉文与邮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03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则不存在劳动关系。对焦点2刘辉文离职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虽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邮政公司还提供了2018年11月26日对刘辉文的谈话记录、2018年11月27日《关于刘辉文退回众由公司的函》（仲裁时提交），众由公司还提供了2018年12月3日的短信进行佐证。在2018年11月26日谈话记录中，邮政公司明确提出刘辉文严重违反邮件处理规则，要求刘辉文主动提交辞职申请，刘辉文亦回应明天会主动提交；2018年12月3日短信内容中，众由公司明确称“鉴于你已于2018年11月27日提出辞职申请，……”。在刘辉文未提供证据证明谈话记录关于其陈述是邮政公司事后添加、接收到短信后曾向众由公司提出异议情况下，上述证据与证言能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仍可证明2018年11月27日刘辉文曾向邮政公司递交书面辞职申请。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刘辉文离职原因是主动辞职而非众由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刘辉文要求众由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依据，不应支持。对争议3：经查阅仲裁案卷，众由公司、邮政公司在仲裁阶段并未对刘辉文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的支付申请提出过仲裁时效抗辩，视为已放弃对方申请仲裁期限的程序性抗辩权利，因此对刘辉文2017年、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众由公司应予支付。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视为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刘辉文变更工作单位应认定非因其本人原因。又依《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刘辉文将之前邮政公司的工作年限（存在劳动关系的年限）与在众由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一审法院支持。经核算，刘辉文有劳动关系的工作年限累计18年，依法可享受年休假10天。依《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刘辉文日工资318.16元（月均工资6920元÷21.75天），2017年未休年休假天数10天，2018年未休年休假天数折算为9天（331天÷365天×10天），众由公司应支付给刘辉文2017年、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为318.16元×19天×200%=12,090.08元。刘辉文要求邮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其是主动辞职，邮政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无损害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辉文要求众由公司、邮政公司连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4,480元不予支持；众由公司、邮政公司要求判决无需向刘辉文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2,240元一审法院支持。众由公司应支付刘辉文2017、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2,090.08元。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辉文2017年、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2,090.08元；二、驳回刘辉文要求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4,48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刘辉文要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蕉岭县分公司对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合计20元，由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负担1元，刘辉文负担19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用人单位因刘辉文违反规章制度，未及时投递、虚假签收反馈、造成客户投诉等而作出的考核决定书及相应的有刘辉文签名的谈话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刘辉文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众由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刘辉文主动提出辞职，但从众由公司提交的2018年11月26日《干部、职工谈话记录》的内容可以认定是众由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刘辉文提出辞职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因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属于应当给予劳动合同补偿金的法定情形，刘辉文亦没有证据证明众由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据此，刘辉文要求众由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将刘辉文在邮政公司和众由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刘辉文的累计工作年限并据此计算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可以维持。刘辉文没有证据证明作为用工单位的邮政公司给其造成了损害，其请求邮政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已由上诉人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和刘辉文分别预交20元，多预交的部分由本院退回），由上诉人广东众由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和刘辉文分别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干忠审 判 员 孔宁清审 判 员 罗锡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赖志明书 记 员 黄怡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