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02民初8070号原告：肖忠杰，男，195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娟，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贺特力，男，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青，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红萍，女，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被告：杨暘（曾用名贺柏峻），男，199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青，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肖忠杰与被告贺特力、杨红萍、杨暘债权纠纷一案，经过原审及二审审理并判决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7）粤04民再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二审和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忠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娟，被告贺特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青，被告杨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红萍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忠杰在原审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肖忠杰偿还借款100万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某50万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02年3月11日暂计至起诉时止，应计至实际给付完毕日止）；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肖忠杰在原审中提出其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如下：肖忠杰与贺军双方原系朋友关系，贺军因生意周转需要向肖忠杰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并于2002年3月10日出具“欠款条”，但至今仍未归还。现肖忠杰要求贺军的继承人即各被告立即偿还该债务。肖忠杰在本案庭审中对案件事实补充如下：在本案二审终审后，肖忠杰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被告杨红萍和贺柏峻达成了和解协议，该二被告已经共向肖忠杰偿还约30万元债务，在香洲区法院执行局有笔录和相关文件，肖忠杰收到了这30万元后向二被告承诺剩余债务不再向其追讨，并同意将杨红萍和贺柏峻从失信人名单中删除，剩余债务一直没有得到执行。被告提交的再审申请上有杨红萍签名，其他几个人的签名我们没有比对样本不知道真假，但杨红萍的签名与其留在香洲区法院一审笔录的签名相差太远，我方认为该案再审程序并没有得到杨红萍的许可或授权，有可能是他人冒签名，杨红萍是几个被告中唯一了解本案事实经过的当事人，她的态度也说明了本案借款究竟是真是假。基于以上事实，被告杨红萍和贺柏峻在原审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已达成和解协议，履行了本案部分债务，且我方也免除了该二被告的原审余款的还款义务，但因为该二被告同时又在再审申请上签了名并作为再审申请人之二，我方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在本案重审过后申请执行回转，所以我方不对原审的诉讼请求做相应变更，待法院查明事实后对本案作出判决时再考量该二被告上述部分还款的事实，以最后确定本案其他被告应履行的其余债务。肖忠杰在原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欠款条1张（2002年3月10日由贺军书写）；2.肖中杰的证件5页；3.肖忠杰署名的《本人与贺军交往和借款的经过》；4.证人万某署名的《本人与肖忠杰、贺军交往的经过》；5.肖忠杰名下《卡账户交易历史表》6页。被告杨红萍在本案中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其在原审中辩称：1、肖忠杰主体资格不适格，肖忠杰的名字与借条上的名字肖中杰不同；2、对于第1项诉求，缺乏证据和事实依据。肖忠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贺军向肖忠杰借款100万元；3、对于第2项诉求，利某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肖忠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时效中断；5、借条中不能确定是贺军本人所写，不能确定该借条的性质，也不能确定金额单位数额，我方认为这个证据的名称是“交款条”，而非欠款条。内容是“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张”。6、肖忠杰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被告贺特力和被告杨暘在本案中述称其答辩意见和一审、二审的答辩意见和再审的申诉意见一致。其二人在原审中共同辩称：在肖忠杰本人向法庭提交的《本人与贺军交往和借款的经过》陈述该100万元是投资款折算而来，而且借条不是像肖忠杰在诉状所述2002年3月10日出具，而是在1993年出具的。因此肖忠杰的陈述与诉状的表述不符，肖忠杰的诉请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各被告在原审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在原审中查明了以下事实：肖忠杰举证一份名为“欠款条”的原件，内容是：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落款是“贺军2002年3月10日”。被告抗辩认为该证据名称是“交款条”，而非“欠款条”；内容是“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张”。肖忠杰举证名为“肖中杰”的毕业证（1988年7月颁发）、工会会员证（1989年2月1日颁发）以及党费缴纳证（2003年1月至2008年12月计费）等证件，显示肖忠杰长期习惯性使用“肖中杰”作为名字。肖忠杰举证其名下账户号为7638********《卡账户交易历史表》显示从2003年1月20日至2004年12月20日，从“鞍山”向肖忠杰转款23笔，共计161000元。肖忠杰主张是贺军向肖忠杰支付利某；被告主张公司账上没有这笔款项支出，不能确定款项是否为贺军汇入。为查明案情，本院依职权向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查询肖忠杰名下账户号为7638********《卡账户交易历史表》显示“鞍山”的23笔款项的来源，由于时间过长，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仅提供一份2004年9月27日转讫的《中国银行支付系统收付款通知》，显示“蔡类男”2004年9月24日从鞍山分行转账7000元至肖忠杰名下账户。原、被告均表示不认识“蔡类男”。肖忠杰提交了一份《本人与贺军交往和借款的经过》，内容为：80年代末与贺军相识，性情相投，因此交往十分频繁，大约在九三年左右，贺军看中了在鞍山的一个收购百货公司的项目，当时贺军既缺乏资金也缺乏经验，多次邀请本人，由于按照当时的政策，在鞍山的收购项目必须由一个有进出口资质的企业作为收购主体，我就找到了珠海旅游公司下属的永发集团，永发集团有控制的境外注册的外资企业，永发集团也同意参加这个项目。在贺军的多次请求下，本人与贺军共同前往鞍山，同行的有永发集团委派的助理经理万某与鞍山市糖烟酒公司谈判。在谈判和收购过程中，本人不仅主导整个收购过程，还投入了大部分的款项，但随后贺军却提出希望本人及永发集团退出这个项目，由他独立经营，而本人投入的款项折算为人民币100万元作为贺军对本人的借款处理，由鞍山公司先付一些利某，等贺军资金宽裕了再偿还本金。贺军当时即写了100万元的借条给本人，此后因贺军总是声称资金紧张无法清还本金，只好是过几年收回原来的借条再重新打借条，本案中提交给法院的书写日期为2002年3月10日的借条是贺军打的最后一张借条，书写地址是在新香洲骏开苑4栋101房本人的办公室。贺军曾经通过珠海公司和鞍山公司支付过少量的利某，但本金一直未有偿还。关于投入的资金，肖忠杰当庭陈述：我投入现金60万元，60万元是用我的奔驰车抵押给银行贷款，后来车被贺军拿走，银行的贷款由贺军偿还，肖忠杰理解就是60万元将车卖给贺军。肖忠杰申请的证人万某作证称：1994年至1995年期间，我任永发集团副总经理，公司派我以永发集团控制的香港亿洲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配合肖忠杰收购。后来我和肖忠杰、贺军一起到鞍山与当地的糖烟酒公司谈判了一段时间，收购成功，永发集团和亿洲公司都没有实际投入资金，也没有实际参与过鞍山公司的经营管理。后来肖忠杰告诉我，他的出资折算成人民币100万元，算作贺军对肖忠杰的借款，但是本金和利某都没有还。后来我见到贺军，对他说尽快把肖总（肖忠杰）的钱还了吧，贺军后来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肖忠杰欠款的利某他陆陆续续都有还。被告于2011年6月13日提交了（2010）湘邵罡证民字第2904号公证书，显示贺军已于2010年6月16日因病死亡，贺军第一顺序继承人共有5人，分别为配偶杨红萍、父亲贺文涛、母亲何远清、儿子贺特力和贺柏峻，其中贺文涛于2003年7月28日先于贺军死亡。本院根据该份公证书将被告变更为杨红萍、何远清、贺特力和贺柏峻。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在重审中补充查明了以下事实：一、肖忠杰在二审中明确陈述涉案100万元借款发生在1994、1995年间，是根据肖忠杰与贺军在鞍山合作糖烟酒公司项目折算而来的，包括60万元现金以及佣金、利某。二、肖忠杰本人在本院原审于2011年12月15日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曾经述称，其以自有的奔驰车向银行抵押贷款60万元，他是带60万元支票交给贺军的，至于该60万元贷款是以谁的名义贷的他记不清了，后来该奔驰车也给贺军拿走了，银行的账也是贺军还的，他的理解就是以60万元把车卖给贺军了，欠款条中的100万元就包括卖车的60万元。贺特力本人在该份笔录中述称，他知道这台奔驰车，小时候他也记得，后来这台车因为发大水被浸坏了；在这次开庭前，他也问过一些长辈，他们说肖忠杰与贺军唯一的纠纷就是这台奔驰车，但他们听贺军说这台奔驰车早就解决了，100万欠款条的事情他们不清楚。三、在本院原审于2011年9月20日所作的调查笔录中，证人万某述称，他当时是以香港亿洲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的身份参与收购鞍山当地的糖烟酒公司，他认为肖忠杰与贺军是一起（商谈收购事宜）的；将肖忠杰出资折算为100万元借款的事情是肖忠杰告诉他的，他没有参与到折算过程，他也没有亲眼看到肖忠杰为收购项目投入资金以及贺军是否写了100万元的欠条给肖忠杰；肖忠杰当时跟他说过贺军没给利某的事情，他自己也给贺军打过电话说本金还不了，利某还是要给肖忠杰的，贺军说会给利某的，后来他跟肖忠杰联系，肖忠杰说贺军已经给了利某；关于鞍山的收购项目，其称是由贺军负责运作，在谈判时是与肖忠杰一起去的，至于肖忠杰有无参与之后的运作，他不太清楚；他并认为整个欠款条的字包括签名应当是贺军写的，因为在谈判期间贺军也有写字。四、肖忠杰在本案庭审中自述，在本案二审终审后其已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被告杨红萍、贺柏峻与其达成了和解协议，该二被告已经共向肖忠杰偿还约30万元债务，其收到了这30万元后向二被告承诺剩余债务不再向其追讨，并同意将杨红萍和贺柏峻从失信人名单中删除，剩余债务一直没有得到执行。其后由于被告方提出再审申请，其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在本案重审过后申请执行回转，所以其不对原审的诉讼请求做相应变更，待法院查明事实后作出判决时再考量该二被告上述部分还款的事实，以最后确定本案其他被告应履行的其余债务。五、贺特力和杨暘在本案庭审中述称，在贺军去世后，全体继承人已开始继承、且一起继承了贺军包括以下财产在内的遗产：珠海市特力集团的60%股份、邵阳特力置业有限公司90%的股份、珠海市粤海国际小区的某房产、日产天籁汽车一台等。在本案原审于2011年9月1日的开庭笔录中，杨红萍述称贺军的遗产包括七套房子、三家公司，包括邵阳的房地产公司、珠海公司、鞍山公司，其四人（指何远清、杨红萍、贺特力、贺柏峻）通过公证处分了遗产。六、原审的被告之一何远清（贺军的母亲）已于2017年6月去世。七、在本案原审的多份开庭笔录中，肖忠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提问被告方“欠款条的签名是否为贺军书写”，贺特力本人回答“不清楚，对父亲的字迹不是很了解”以及“何远清、贺柏峻二人都没有看过这欠款条，也不知道这回事。”杨红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因贺军已于去年去世，我方无法核实，欠款条是关键证据，应当由原告自行证明签名的真实性。”本院认为：本案是债权纠纷，肖忠杰提交了一张“欠款条”用于主张其与贺军经沟通协商后，将其为双方共同做生意的投资结转下来，以贺军向肖忠杰偿还借款100万元的方式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了结；而作为贺军继承人的各被告则质疑该欠款条及肖忠杰投资的真实性。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欠款条”及其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对所有涉案证据的审核认定以及确定双方举证责任问题是解决上述争议的关键。本院对此评析如下：首先，肖忠杰主张其与贺军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其为此已提交证据“欠款条”原件一张，该书证载明“今收到肖中杰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的内容，落款处有“贺军”的签名及日期，且肖忠杰在原审中已举证证明其长期习惯性使用“肖中杰”作为名字。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欠款条”本身的含义可作“债权人已交付钱款、债务人确认欠款的凭证”的理解，且其记载的内容文字表达明确，应认定该书证具备结算效力，足以证实贺军收到并确认其欠肖忠杰100万元债务的事实，且根据肖忠杰书面和笔录中的陈述，可以反映该“欠款条”的形成和资金来源情况，即肖忠杰的奔驰车先是被贺军拿去抵押、后来实际系以该车卖给贺军作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肖忠杰退出项目后双方协商以此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某折算为“欠款条”的金额。至于贺军拿走肖忠杰的奔驰车后是否实际用去抵押贷款，也不足以否定后来贺军自愿认可肖忠杰以该车折价60万元投入项目、在劝退肖忠杰后再将此款项加上佣金和利某折算为“欠款条”100万元金额的可能性。况且，贺军继承人之一贺特力在原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知道这台奔驰车、肖忠杰与贺军就此存在纠纷，再加上证人万某出庭作证的证言，都基本可以与肖忠杰以上陈述的事由相互印证，共同反映该“欠款条”存在客观的债权债务事实基础，进一步印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本院认定肖忠杰已就其提出的债权债务（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主张履行了举证责任，贺特力等三被告作为贺军的继承人，若要否定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则应当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也具备相应的举证能力，如可以申请启动鉴定程序对“欠款条”签名字迹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等。但贺特力等三被告在诉讼中只是表示对该债权债务的质疑，而对于该“欠款条”的字迹是否贺军书写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且未提交任何证据推翻肖忠杰的上述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的规定，本院认定肖忠杰提交的“欠款条”原件可以证明贺军欠其钱款100万元的事实主张。其次，关于贺军已向肖忠杰偿还的161000元是归还本金还是利某的问题。肖忠杰自认贺军已向其归还了161000元，本院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但肖忠杰主张该还款是属于借款利某，则其应当对该项增加债权内容的主张提交证据证实。而从肖忠杰提交的“欠款条”看，双方并无利某的书面约定；肖忠杰另提交了证人万某的证言，证人仅仅陈述听肖忠杰说过贺军借款的本金和利某未还、贺军曾打电话告诉他有还过利某。而根据肖忠杰主张的该“欠款条”中的100万元是包括其投入的60万元加上佣金、利某折算而来的，即该100万元欠款中本身就包括了本金60万元和佣金、利某，故证人万某听说的“借款本金和利某未还”中的“本金”到底是指立据之前所投入的60万元，还是折算了佣金、利某并立据之后的100万元，并不明晰，同理，其听说贺军已付的利某是否就是“欠款条”中已折算的利某也不明确，故证人的该项证言无法印证肖忠杰的上述“利某说”主张，在肖忠杰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肖忠杰对于涉案“欠款条”项下100万元另存在利某约定的主张举证不足，同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确定贺军已归还的该161000元应从欠款总额中扣减，同时，还应扣减肖忠杰已认可的、在原审判决生效并执行过程中由杨红萍、贺柏峻（现已更名为杨暘）向其偿还的30万元，则肖忠杰在本案中可请求的债权余额为53.9万元。由于肖忠杰在本案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其与杨红萍、贺柏峻（现已更名为杨暘）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在收到上述30万元后免除该二被告对余款的还款义务，这是肖忠杰自主处分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和支持，在本案中不再判决杨红萍、杨暘承担其他义务。故上述剩余53.9万元的债务，应由贺特力在继承贺军遗产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清偿给肖忠杰。至于贺特力是否因此比其他继承人承担了更重债务负担的问题，由于各被告并未对其各自继承贺军遗产的价值、份额以及是否已约定对本案债务承担比例等问题提出抗辩意见，故不在本案审处的范围。关于对各被告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的评判：（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述“欠款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肖忠杰依法可以随时主张权利，而各被告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肖忠杰最后一次向贺军催要钱款且遭到贺军拒绝是何时，并无法证明及确定肖忠杰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故本院对各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2）关于肖忠杰对于借款经过的陈述是否前后不一致的问题。由于涉案“欠款条”本身的内容过于简单，并未直接反映债务的由来和性质，肖忠杰在诉状中根据该“欠款条”的表面内容仅作简单的事实陈述，这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在各被告应诉并提出相应抗辩意见后，肖忠杰才将“欠款条”产生的来由和经过进行补充陈述以回应对方的质疑，更属正常的诉讼行为表现，且其无论是书面或到庭的陈述与证人万某当庭作证的证言并无相互矛盾之处，故各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足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贺特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其继承贺军遗产的价值范围内向原告肖忠杰清偿539000元欠款；二、驳回原告肖忠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某。原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肖忠杰负担11712元，由被告贺特力在其继承贺军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65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潘 剑 平人民陪审员 陈 娟 贞人民陪审员 何 承 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王慧邝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