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2045号原告：罗火青，男，195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霞，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益昌，男，197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清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住址：惠州市惠阳三和经济开发区象岭村学联小组。法定代表人：陈章卫。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宁，系公司员工。原告罗火青与被告吴益昌、被告惠州市浩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长唐小波、审判员张文姣、人民陪审员练建忠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吴益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于2019年11月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吴益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浩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9月4日，原告通过生意往来认识了被告吴益昌，两被告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申请人借款10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5分即1.5%，并以其浩德公司作为担保。原告于2014年9月4日当天根据两被告的要求，通过原告本人妻子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吴益昌的银行账户转入100万元。同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此后，被告吴益昌代表其本人及被告浩德公司每月将利息转入原告本人妻子银行账户。2016年2月5日，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70000元。2018年7月，因两被告未能按原告的要求还款，两被告与原告口头约定将月利率提高至3%，即每月利息为15900元。但自2019年3月4日开始，两被告拒不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至今尚欠原告本金530000元及利息15900元（本金530000元以年利率3%自2019年3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共计545900元。原告已多次要求两被告偿还本金53万元及利息均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一、两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30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3月4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4日利息为159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告为其陈述的事实提交的证据有：1、借条；2、被告吴益昌身份证复印件；3、被告浩德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4、银行流水清单、结婚证5、两笔100万元借款的还款情况表；6、借条、民事调解书、开庭笔录；7、银行流水清单；8、短信。被告吴益昌辩称，一、被告吴益昌已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要求被告吴益昌偿还其借款本金53万元及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2012年9月4日，被告吴益昌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同日，原告通过其妻子陈春兰中国银行账户（账号为：70×××34）向被告吴益昌转账100万元，原告与被告吴益昌成立借款关系。2014年9月4日，被告吴益昌向原告补出具《借条》，约定利息以月息1.5分（1.5%）计算。之后被告吴益昌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及委托吴某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14）向原告妻子陈春兰中国银行账户偿还被告吴益昌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16年2月6日，被告吴益昌已偿还借款本金47万元，尚欠剩余借款本金53万元未还。自2016年2月6日开始，被告吴益昌向原告陆续还款，截止2018年3月4日，被告已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具体详见我方提交的证据《被告吴益昌还款情况表》、《代付款说明》及相应的银行流水，被告吴益昌与原告的借款关系已经消灭，原告主张被告吴益昌偿还其借款本金53万元及利息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关于被告吴益昌多支付的款项将会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返还。二、原告与浩德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浩德公司既不是借款人，亦不是保证人，浩德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与被告吴益昌于2012年9月4日成立借款关系，2014年9月4日，被告吴益昌向原告补出具《借条》，原告要求在借条上加盖浩德公司的公章，如果被告吴益昌不同意盖章，则被告吴益昌就立即还清所有的借款，故迫于无奈被告吴益昌加盖了浩德公司的公章，但事实上原告与被告吴益昌间的借款关系在2012年9月4日就已成立，浩德公司与原告无成立借款关系的合意，原告亦未向浩德公司交付借款，并且被告吴益昌所借款项系用于其个人生活开支及偿还债务，未用于浩德公司的经营，因此原告与浩德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该事实亦可以从原告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内容（变更前）可看出，如果浩德公司是借款人，原告是绝对不可能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浩德公司是案涉借款担保人，虽原告主张民事起诉状是叫别人代书写的，没有仔细看就递交法院，但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因为这一重大事实出现错误，原告怎么可能会在民事起诉状中签字并按捺手印，且时隔一个多月才发现向法院申请变更？综上，原告与浩德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浩德公司既不是借款人，亦不是保证人，浩德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无权对浩德公司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吴益昌为其陈述的事实提交的证据有：1、被告吴益昌还款情况表；2、银行流水；3、代付款说明、吴某身份证复印件及建设银行卡复印件。被告浩德公司辩称，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借条》并未说明被告吴益昌盖章时的身份是什么，被告浩德公司也未收到原告任何的借款，不能认定被告浩德公司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根据原告在2019年4月26日所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自认，其已经明确向法庭陈述了《借条》中被告浩德公司的身份是担保人。该自认对被答辩人不利，根据禁止反言规则，原告依法不得变更。因此，即使认定被告浩德公司为担保人，本案中被答辩人的保证期间已经超过，且被告吴益昌与原告擅自改变了借款的利息，被告浩德公司依法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浩德公司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借条》以及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吴益昌的借款支付及返还情况，以及原告在2019年4月26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自认，均可以得知本案的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被告吴益昌之间，被告浩德公司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承担借款人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告在民事起诉状所陈述的不利于己的事实，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依法应当予以确认，进而确认被告浩德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二、即使认定被告浩德公司系保证人，被告浩德公司也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一）涉案借款所涉债务已经超过了担保期间。根据原告在2019年4月26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以及《借条》所载明的还款情况，本案的被告吴益昌在2016年2月5日已归还了47万元给原告，足见双方认可在2016年2月5日时涉案借款已经到达了还款期限，即被告浩德公司的担保期限应当从该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此，即使认定被告浩德公司构成保证人，保证人的保证义务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涉案借贷关系的主债务已经发生变更，被告浩德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原告在2019年4月26日的起诉状中的自认，原告于2018年7月与被告吴益昌约定将涉案借款的利率调整成为了月利率3%，其利率比原告在2014年9月向被告吴益昌借款时的利率高出了一倍，且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由于被告吴益昌与原告在未经被告浩德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变更了《借条》中所约定的利率。因此，被告浩德公司不应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本案的债务应当由被告吴益昌负责偿还。综上，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被告吴益昌与原告之间，依法应当由被告吴益昌偿还，被告浩德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4日，原告向被告吴益昌的妻子陈春兰转账1000000元，2014年9月4日被告吴益昌（吴益昌向原告补出具上述款项的《借条》（以下简称“案涉借款”）载明，今借到惠东罗老板1000000元，以月息1.5分计算；2016年2月5日被告吴益昌在该《借条》空白处有写已还470000元；该《借条》中被告吴益昌的签名落款处均盖有被告浩德公司的公章。2015年6月30日案外人吴河昌向原告出具《借条》（以下简称“第二笔借款”）载明，案外人吴河昌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期为1年，月息20000元，该《借条》中案外人吴河昌落款处盖有被告浩德公司的公章；2015年8月4日被告吴益昌在该《借条》上签名且在空白处另行书写了“延期一年2016年6月30日”字样。2018年11月，原告就2015年6月30日的《借条》向本院起诉案外人吴河昌，该案的诉讼请求主要是要求案外人吴河昌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60000元（以本金1000000元按年利率24%自2018年9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主要是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通过转账借款给案外人吴河昌100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并约定月利息20000元，由吴益昌及浩德公司作为担保人为上述债务作担保等，该案于2018年12月11日以调解方式结案。根据原告及被告吴益昌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从2016年2月5日起算，款项的转账时间基本为每月的第3日），2016年2月5日，案外人吴某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支付188000元，2016年2月6日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支付282000元；2016年3月3日案外人吴某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支付28655元，2016年4月-2018年6月，案外人吴某或被告吴益昌每月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支付27950元，2018年7月-2018年8月被告吴益昌每月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支付35900元，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被告吴益昌每月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支付15900元（其中2019年2月未付，2019年3月付2笔15900元）。上述转账记录中未注明还款款项性质，原告解释称上述转账均是偿还利息，其中2016年3月-2018月6月每月的转账还款27950元（其中2016年3月的转账还款是28655元）组成为：案涉借款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7950元+第二笔借款利息20000元，2018年7月-2018年8月每月的转账还款35900元组成为：案涉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15900元+第二笔借款利息20000元，2018年9月-2019年3月每月的转账还款15900元组成为：案涉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15900元。被告吴益昌对原告的上述意见持异议，认为上述转账款项均是偿还案涉借款的本息：2016年3月转账的28655元，偿还借款利息7420元，冲抵借款本金21235元；2016年4月转账的27950元，偿还借款利息7631.48元，冲抵借款本金20318.53元；2016年5月转账的27950元，偿还借款利息7082.47元，冲抵借款本金20867.53元；…至2018年3月4日被告吴益昌已还清全部借款本息，至于此时间之后的还款，庭审时被告吴益昌表示是由于之前通过吴某、吴益昌两个账户还款，未对还款进行统计，在本案开庭前统计时发现多付了款项，对于多付的款项被告吴益昌会另行起诉返还。另查明，2019年3月-4月原告通过短信催被告吴益昌偿还案涉借款利息，被告回复“我已经和财务说了这几天会转给你”（2019年3月8日）、“下午打”（2019年3月12日）、“罗老板你好，不好意思，我欠你的伍拾叁万元钱，我投资失败，我暂时没有办法还你，利息也不要算，本金我会还给你。”（2019年4月25日）。再查明，被告浩德公司于2016年登记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法定代表人为吴益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9年3月1日登记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陈章卫，企业类型不变。庭审时，案外人吴某到庭作证表示：1、吴某与被告吴益昌是堂兄弟关系；2、吴某支付给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账户的钱是被告吴益昌自己的钱，吴某是代被告吴益昌向原告支付；3、被告吴益昌未表示吴某所转账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被告签订的《借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依法、依约向原告清偿借款。由于双方对于被告截止至2016年2月6日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告与被告的起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2016年2月6日之后案外人吴某、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还款的性质；2、被告吴益昌是否还需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及被告浩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2016年2月5日之后案外人吴某、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还款的性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被告吴益昌均对于2016年2月5日之后案外人吴某、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还款的性质作出了说明：原告提交了第二笔借款的借据、民事调解书等证明上述还款是分别按照两笔借款约定的利率合付的利息，被告通过案外人吴某的出庭证言证明上述还款均是案涉借款的本息并且还多偿还了部分款项。本院认为双方对于转账还款性质的证据均有一定的证明力但均不足以否定对方的证据，但进一步分析可知：原告对于每月转账还款的构成简单便于计算，还款数额上与两笔借款对于利息约定的计算标准相符合，尚欠金额上也与被告吴益昌在短信中自认还欠原告53万元借款本金的情况相吻合；对于被告吴益昌的证据，证人吴某虽证明了其转账还款均是代被告吴益昌偿还案涉借款，但由此导致被告对每月转账还款的本息构成分析复杂到近似于一般为银行机构所采用的等额本息还款方式，甚至还出现了多付借款本息的情况，不符合民间借贷对于还款本息支付便于结算的特点，而被告吴益昌所述每月偿还本息的金额及金额中分别冲抵本金、利息的数额并无双方约定或法律依据，也与原告提交短信证据中双方沟通支付利息、确定尚欠借款本金53万元等内容不相符。同时，在第二笔借款形成时间前后，被告吴益昌是被告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在第二笔借款借条上签名及签“延期一年”等字样，均代表被告吴益昌有与案外人吴河昌共同偿还该笔借款的意思表示，案外人吴某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转账支付给陈春兰的款项均是被告吴益昌的钱，故原告称被告吴益昌在偿还本案借款本息时同时在偿还第二笔借款的利息也有一定的依据。因此，本院经综合考虑分析双方证据并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原告对于2016年2月6日之后案外人吴某、被告吴益昌向原告的妻子陈春兰转账还款的性质的证据明显较被告的证据更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力更强，本院采信原告的该项主张。关于被告吴益昌是否还需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及被告浩德公司应否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还款本金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吴某及被告吴益昌的转账还款性质的分析可知，2016年2月6日之后的还款中对于案涉借款的还款均是利息并无本金，被告吴益昌在短信中也确认还欠原告借款本金530000元，故本院确认被告吴益昌还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30000元。其次，关于还款利息的问题。原告称双方口头约定从2018年7月起将还款利息从月利率1.5%提高至月利率3%与被告吴益昌在2018年7月-2019年3月的实际还款情况相符，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不予调整。被告吴益昌一方向原告方的转账基本集中在每月的第3日，故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每月还款日为每月的第3日。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吴益昌偿还借款利息以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3月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被告浩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案涉借款发生时被告吴益昌是被告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借条》上有被告浩德公司的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吴益昌的签名，虽然两被告均抗辩称案涉借款是被告吴益昌的个人借款，被告吴益昌是被迫加盖被告浩德公司的公章，但该抗辩意见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故被告浩德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代表其对案涉借款的认可，应当与被告吴益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浩德公司在借据上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推定其为担保人。因此，被告浩德公司不承担案涉借款的担保责任。被告认为原告曾自认被告浩德公司属于担保人，因该自认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反悔，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益昌、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原告罗火青偿还借款本金530000元及利息（以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3月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260元（原告已预交）、保全费3520元、公告费260元，由被告吴益昌、惠州市惠阳区浩德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小波审 判 员  张文姣人民陪审员  练建忠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一婷彭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