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84民初3276号原告：曾群英，女，197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24。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盛，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建文，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850。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丽焕、殷刚英，广东瀛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群英与被告梁建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12月3日、2019年12月10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群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盛，被告梁建文的曾丽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群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3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温谓全介绍与被告梁建文洽谈合作酒吧事宜，温谓全提出先向梁建文汇款30万元。2019年2月6日，原告按照温谓全提供的银行账户，分别将2笔款项20.5万元和9.5万元（合计30万元）汇入被告的银行账户。但原告向被告汇款后，被告没有与原告洽谈合作事宜，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合伙协议。原告认为被告取得上述款项及相应利息没有合法依据，被告应将该款项及相应利息返还给原告。诉讼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是返还不当得利款项。被告梁建文辩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被告之间从来没有建立合同关系，故被告梁建文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诉讼对象错误。1、原告没有充分举证证实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基本构成要件之一是合同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但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可见，原告亦确认与被告没有达成合作的意思表示。2、根据被告举证可见，原告转账给被告的30万元是原告与案外人温谓全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其与温谓全内部合作且对外由温谓全与梁建文合作的投资款而支付给被告梁建文的。可见，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温谓全而并非被告，被告只是与温谓全之间存在合作的意思表示。3、被告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取得款项没有合法依据的事实。如上所述，30万元的款项是案外人温渭全的投资款，是原告与温渭全达成了其内部的合作意向后作为温渭全与被告合作的投资款而支付给被告的，简单理解，可以认为该款项是原告受温渭全的委托而支付给被告的，案外人温渭全也确认款项是他叫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故该款项的取得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没有合法根据。4、原告既以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起诉，同时又主张被告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本身就存在矛盾之处，理应予以明确并择其一进行诉讼。原告曾群英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曾群英《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广东四会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汇款手续费收取凭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分别将20.5万元和9.5万元（合计30万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的举证不能证明被告取得该款项没有合法事实依据。被告梁建文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律师调查询问笔录》、温渭全《身份证》以及《律师调查询问笔录》、林桂全《身份证》，证明温渭全确认从来没有介绍原告曾群英与被告梁建文洽谈合作酒吧事宜，被告也从来没有就酒吧合作事宜与原告达成合作的意思表示，被告只是与案外人温渭全存在合作，但与原告并无任何合同关系，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温渭全陈述原告所投资款是属于原告本人的出资款项并非是由温渭全委托的款项汇给被告，因此从温渭全出庭作证可知，被告所收取的款项是没有依据的。对林桂全，其不知道被告以及温渭全到底出资多少款项，因此其之前陈述认为原告转账给被告的30万元是温渭全的投资款是有矛盾的，两位证人应当以出庭作证所作证言为准。诉讼中，被告梁建文申请证人温渭全、林桂全到庭作证，该两位证人到庭作证并接受了法庭的质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年底，被告梁建文与案外人温渭全等人一起筹备投资酒吧生意。原被告均确认，原被告互相不认识对方，从没有直接协商过投资酒吧事宜。2019年2月6日，原告按照案外人温渭全的指示分两笔将20.5万元和9.5万元，合计30万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证人温渭全向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的《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我满婶各出资30万，我和她在我的一成中各占一半，但我满婶并不是直接与梁建文合作，只是我资金不够就自己私下再找我满婶。谈好后，我就叫我满婶将30万元转给梁建文。梁建文收到钱后问我什么回事，我就告诉他这是我满婶给的1988酒吧的投资款……真正的关系是，我和梁建文合作做酒吧生意，但因为我资金不够，我自己私下再找我满婶和我另外合作投资的，梁建文当时对此不知情，是后来我叫我满婶汇款后才知道的”。证人温渭全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我和满婶以各自名义向被告各出资30万元；被告收钱之后，被告确实知道这笔款项来源是我婶（原告），这30万元是我婶的投资款，被告是知道这情况；原告没有直接与被告接触谈论合作事宜”。”证人林桂全陈述：被告占酒吧股份30%，被告、温渭全及林桂全每人占百分之十，三人的股份以被告的名义在酒吧占股权百分之三十。三方无书面投资协议，林桂全不知道三方分别出资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故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转账给被告的3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本案案情，认定被告收取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就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诉请请求提供证据。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而得利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对于被告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不仅原告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被告亦需就其抗辩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具体到本案，原告主张系由于在案外人温谓全的介绍下与被告合伙经营酒吧而向被告转账30万元，并提交了转账30万元至被告银行帐号的转账凭证，因此，本案关键的证据即温谓全的证人证言。温谓全关于是否有告知被告本案款项是以谁的名义投资，在《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我满婶各出资30万，我和她在我的一成中各占一半，但我满婶并不是直接与梁建文合作，只是我资金不够就自己私下再找我满婶。……”；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我和满婶以各自名义向被告各出资30万元”。由于温谓全在《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以及庭审中出庭作证的陈述前后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其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投资的款项是原告以自己名义出资的，且被告否认本案款项系原告以其自己名义投资的，因此，对原告主张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投资的意见，不予采纳，即原被告间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由于原告向被告转账是根据案外人温谓全的指示，虽然被告抗辩本案款项系案外人温谓全的投资款，但温谓全予以否认并否认是涉案款项的实际权益人，既然案外人温谓全否认自己是30万元的权利人，且被告收到款项并非基于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所以受益方的受益就失去了受益的法律依据，被告理应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0万元。鉴于被告在受益时不知其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即为善意受益人，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且只许返还通常人一般可收取的平均利益，因此，对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从2018年2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返还款项完毕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梁建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群英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并从2018年2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返还款项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曾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4920元，由被告梁建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邵 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淑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