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267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林某（Ｌ，男，1961年11月4日出生，马来西亚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宗焰，广东昊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罗永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文，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英，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邓丽，女，汉族，1986年3月5日出生，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宗焰，广东昊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某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克公司）、一审被告邓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4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邦克公司赔偿林某税款损失249267.17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邦克公司返还林某多付的货款189192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邦克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邦克公司未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一审中，林某对邦克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45份，在质证时提出观点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些增值税发票开具的品名与林某供货合同中名称根本不一致，且发票的日期和供货日期不对应，邦克公司除了林某订购的产品通过广东省顺德区土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某公司）出口外，其他产品也通过土某公司出口，邦克公司提供的这些增值税发票与林某产品无关。但是，一审法院对林某提出的无关联性的意见没有采纳，竟然认为发票上记载的事项与本案供需合同、发货清单等相印证予以采信。反而对林某出具的证据即土某公司的证明：2012年-2014年一共付款8423276元，2012年-2014年一共开发票金额5930604.28元的情况却没有采信。另外，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林某就邦克公司未开增值税发票导致林某不能出口退税的损失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法院向土某公司调查，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也没有说明未调查的原因。2.关于林某多付货款的问题。林某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就提出了反诉并提供了反诉证据的复印件，原件也由其带到庭上供法庭核对，但一审法院在该次开庭时却无对林某的反诉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有关反诉请求时，因林某不在中国境内故有关证据原件无法在庭上出示。林某的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期间已当庭提出庭后补交，并且在2017年3月27日再次将证据复印件交给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此后却未再开庭审理。由于一审法院没有对林某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分析，故其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根据林某提供的证据：①2013年7月23日、2014年1月20日的10张单据，其总金额只有697429元。双方2014年3月24日对账时，林某因过于相信邦克公司，其没有审核就在供货金额908139元的对账单上签名，林某后来发现此笔账目计算有误，事实上林某多付了210710元。邦克公司对此也应保有相同的供货清单，双方应对该笔数目重新核对。林某就案涉对账单已提供反证证明，若邦克公司拒绝提供证据，应采信林某的证据；②配件款28906元的发货清单。林某对该部分证据质证时确认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有部分款已经支付，为此提供发货清单8份作为证据，林某提供的发货清单上均有对账时邦克公司财务写明“已支付”字样，证明林某已支付配件款12250元；③18975元现金收入证明，证明邦克公司2012年10月22日收取林某18975元，欠林某配件。综上，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邦克公司答辩称：一、林某与邦克公司的交易往来中是否需要开具发票以及林某是否存在退税损失的问题。林某主张的该部分关系属于林某与土某公司之间的关系，且开具发票是税务部门的职责范围与邦克公司无关，与本案无关。二、林某与邦克公司往来中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发货后付款，故不存在林某多付货款的事实。其中2014年5月27日供货115690元和2014年7月16日的供货85582元，合计为201276元，是林某是在2014年10月31日合并支付的，此情况可证明双方是先发货后付款。双方不存在对账错误的问题，不存在多付货款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清楚，处理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邓丽答辩称：同意林某的意见。邦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某、邓丽立即连带支付拖欠邦克公司货款14775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5年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3月23日为10323元）；2.该案的诉讼费用由林某、邓丽承担。林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l.判令邦克公司赔偿林某税款损失249267.17元；2.判令邦克公司返还购货款205523元；3.本诉及反诉费用由邦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属债权纠纷，因林某为马来西亚公民，故该案系涉外商事纠纷。因邦克公司住所地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而一审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有权审理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故一审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因双方当事人对于该案应适用的法律没有作出约定，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适用的准据法。由于邦克公司住所地及侵权行为地均在中国，故中国法律与该案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应适用中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综合邦克公司、林某、邓丽的诉辩，该案争议的事实主要在于：一、邓丽是购货方还是林某一方的代表；二、林某是否存在拖欠货款或多付货款；三、邦克公司是否存在少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关于邓丽的身份。根据该案材料反映，供需合同上记载的“需方”均为林某，邓丽只作为部分的供需合同上“需方代表”签名和签认部分发货清单，邓丽也没有在对账单签认或作出其他承诺愿意对案涉货款承担清偿责任，也没有以自己名义支付过案涉货款；为此，邦克公司主张林某、邓丽共同向邦克公司订购货物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邓丽仅作为林某一方的代表。关于林某是否拖欠货款或多付货款。在没有其他证据反驳的前提下，对账单应是双方业务往来的总结。1.根据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21日、2013年4月8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10月23日、2014年3月24日的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截止至2014年3月24日，林某多付货款金额为8993.47元；2.根据2014年7月15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截止至2014年7月15日，林某多付货款金额为9431元；3.对2014年10月26日供需合同项下的货款118850元及配件款28906元，合共为147756元，林某对收到对应货物均无异议；4.对林某持有异议的2014年7月16日发货清单（货款85582元）、2014年11月3日发货清单（货款121000元）：因2014年7月16日发货清单仅为打印件，林某也没有签名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2014年11月3日发货清单，上面有邓丽的签名确认，因邓丽在其他供需合同、发货清单上也有代表林某进行签认，而林某也没有否认2014年11月3日发货清单上邓丽签名的真实性，为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合上述1-4，林某尚欠的货款数额应为52743元（147756元-9431元-85582元）。关于邦克公司是否存在少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庭审中，林某提供证据自认邦克公司已开具发票金额为5930604.28元，而邦克公司也提供了其他时间的增值税发票45份以证明还开具了发票金额为3309786元；因林某对邦克公司所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不持异议，且发票上记载的事项能与该案的供需合同、发货清单等相印证，应予以采信；为此，两者相加，邦克公司已开票金额为9240390.28元，对比林某反诉中自认已支付的货款数，不存在邦克公司少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综上，与邦克公司存在供购业务往来的仅为林某，林某尚欠的货款数额应为52743元，林某应对此予以清还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邦克公司主张邓丽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林某主张因对错账目存在多支付货款的情况，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邦克公司不存在少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林某反诉主张邦克公司应赔偿税款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林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邦克公司支付货款52743元及利息（从2015年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款日止）；二、驳回邦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林某的全部反诉请求。该案本诉受理费3461.58元，由邦克公司负担2215.9元、林某负担1245.68元；反诉受理费1730.79元，由林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林某提交证据如下：1.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月20日的10份发货清单，证明该十份发货清单的总金额合计697429元，但2014年3月24日的对账单记载为908139元，林某为此多付210710元；2.配件的发货清单8份，证明该发货清单上均有对账时邦克公司的财务人员写明的“已支付”字样，说明林某已支付配件款12250元；3.现金收入证明，证明邦克公司在2012年10月22日收取林某18975元，但尚欠林某的配件。被上诉人邦克公司经质证认为：首先，上述证据均已在一审法院提交，并非新证据，邦克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次，对关联性方面：1.对证据一的发货清单，双方的对账并非按发货清单的时间确定具体账目，邦克公司是根据林某的付款情况以抽取的方式将差不多金额的发货清单进行对账，林某提供证据一的10份发货清单并非属于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项下的单据。从邦克公司提交的各对账单可以看出2012年10月22日的对账单是就双方2012年1月至9月的发货清单对数，但2012年12月21日的对账单又对双方2012年6月至12月的发货清单对数。因此，并不存在林某多付货款的情况。2.对证据二的配件发货清单及证据三的现金收入证明，该8份配件发货清单中只有7份显示“已收款”，金额为11624元。邦克公司在2012年10月22日收取配件款18975元时，其向林某出具了证据三的现金收入证明。此后，邦克公司已按约定交付了相应配件给林某。2013年4月8日，双方在核对18975元配件款时，邦克公司提供了证据二中的7份发货清单及其他几份发货清单（因时间间隔太久，已无法找到其他的几份发货清单）进行对数，发货清单金额即为18975元。因此，林某提供的证据三与证据二实质为同一笔款项，在本案中不应重复扣减。此外，在双方的交易往来中，若邦克公司现金收款的，则必须出具收据。因此，林某在2012年10月22日现金支付配件款时，邦克公司出具了现金收入证明给林某。林某提供的证据二发货清单8份中只显示“已收款”，并未显示现金支付。故证据二发货清单8份“已收款”与证据三18975元现金收入证明实际为同一笔款项。一审被告邓丽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经认证，林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有原件可供核对，邦克公司对林某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该证据关联性则于“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二审另查明：1.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21日、2013年4月8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10月23日、2014年3月24日、2014年7月15日邦克公司与林某就其2012至2014年期间的交易进行对账，并形成《对账单》七份。其中，①2013年10月23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显示：“2013年7月至8月共2单￥1030828.00。收款：土产100万9.17。1000000+8.30余47960.47-1030828.00=17132.47。未结算如下：10.91609、9.26742、9.18165、7.23490380、7.23210710、还有一批焊片未算”；②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显示：“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月20日共10单共908139.00。收款：土产100万3.20900000.00+12.23余17132.47-908139=8993.47。未结算如下：2014.1.7￥229425.00、1.7￥21150”；③2014年7月15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显示：“2014年1月7日至2014年7月10日共8单合共550566.00。收款：土产5.6121004、6.17180000、7.8250000合551004。551004+3.24余8993-550566.00=9431.00。未结算如下：5.27￥115690-9431.00=106259.00”。2.①2014年4月15日，邦克公司与林某签订《供需合同》（合同编号：BK20140415），该合同约定：“供需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不锈钢水槽订购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订购产品明细：……二、单价含税……需方代表：林某”；②2014年5月5日，邦克公司与林某签订《供需合同》（合同编号：BK20140505），该合同约定：“供需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不锈钢水槽订购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订购产品明细：……二、单价含税……需方代表：邓丽”；③2014年6月4日，邦克公司与林某签订《供需合同》（合同编号：BK20140604），该合同约定：“供需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不锈钢水槽订购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订购产品明细：……二、单价含税……四、交货及付款：发货后30天内要付清货款……需方代表：邓丽”；④2014年8月2日，邦克公司与林某签订《供需合同》（合同编号：BK20140802），该合同约定：“供需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不锈钢水槽订购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订购产品明细：……二、单价含税……四、交货及付款：30-40天完成生产，出货后15天付清货款……需方代表：邓丽”；⑤2014年10月26日，邦克公司与林某签订《供需合同》（合同编号：BK20141028），该合同约定：“供需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不锈钢水槽订购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订购产品明细：……二、单价含税……四、交货及付款：发货后30天内要付清货款……需方代表：邓丽”。3.2013年1月8日至2013年10月12日期间邦克公司向土某公司开具《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应发票记载货物名称分别为“不锈钢洗涤槽”和“不锈钢水槽”，金额合计3309786元。4.订货时间为：2013年3月21日的发货清单、2013年12月30日的发货清单、2013年9月2日的发货清单、2013年7月2日的发货清单、2013年12月24日的发货清单、2013年10月8日的发货清单、2013年11月20日的样板清单、2013年10月9日的样板清单、2013年9月26日的样板清单、2013年9月12日的样板清单，合共10份单据上邦克公司签注“霞已收款”。5.订货时间为：2012年11月13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121112-配件第一次）、2012年11月13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121112-配件第二次）、2012年10月10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121010-配件第2次）、2012年12月1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配件-121201）、2013年1月8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130108-配件第二次）、2013年1月8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130108-配件第一次）、2012年10月22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配件-121022），上述七份发货清单均由邦克公司签注“已收款”，总金额为11625元；对2012年12月1日的发货清单（订单号：配件-121201）邦克公司无任何签注。6.2012年10月22日邦克公司收取林某现金18975元并开具《现金收入证明》，该证明记载：“欠林老板配件一批”。本院认为：林某是马来西亚公民，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于涉外民商事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林某、邦克公司、邓丽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上诉案争议焦点是：1.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的效力应否予以确认；2.邦克公司是否已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林某主张赔偿税款损失请求应否予以支持；3.邦克公司向林某主张的配件款28906元应否予以支持。关于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的效力应否予以确认的问题。林某认为该份对账单中货款金额结算错误，并向本院提交2013年3月21日至2013年12月24日的发货清单以证明该事实。首先，案涉数份《对账单》均是邦克公司与林某就一定时间内发生买卖交易情况的确认及对货款金额结算。有关对账单经邦克公司和林某双方签字即表明其双方已就具体的账目进行了结算并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对账单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应依法确认对账单的效力。其次，2014年3月24日的《对账单》虽载明“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月20日共10单共908139.00”，但上述对账单并未明确该时段内哪一部分的发货清单与之相对应。2013年10月23日《对账单》中的记载：“未结算如下：10.91609、9.26742、9.18165、7.23490380、7.23210710、还有一批焊片未算。”说明在2013年7月23日有两笔分别为490380元和210710元的货款未在2013年7月至2013年8月的对账时间段内结算。而2014年7月15日《对账单》中的记载：“未结算如下：5.27￥115690-9431.00=106259.00。”也同时说明2014年5月27日的一笔115690元的货款并未在2014年1月7日至2014年7月10日的对账时间段内结算。从上述2013年10月23日、2014年3月24日及2014年7月15日三份《对账单》的记录情况可以反映，虽然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结算的是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月20日期间10份发货清单的情况，但实际上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月20日期间双方发生的交易往来并非只有10单，该时间段内还有其他发货清单记载的交易并未在2014年3月24日的《对账单》中结算。因此，邦克公司提出双方是抽取某一时间段内的数份发货清单进行结算并形成对账单，对账单记载的交易时间段内的结算情况并非该时间段内发生全部交易，本院予以采信。由此，林某提供2013年3月21日至2013年12月24日的10份发货清单不能证明2014年3月24日《对账单》中的结算数额存在错误。鉴于林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对账单的结算数额存在错误，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邦克公司是否已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林某主张赔偿税款损失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首先，邦克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其向土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309786元的《广东省增值税发票》作为证据，证明邦克公司就双方的交易已全额开具发票。从上述发票的内容可知，邦克公司以货物名称“不锈钢水槽”和“不锈钢洗涤槽”向土某公司开具相应产品数量和金额的发票。林某主张“不锈钢水槽”和“不锈钢洗涤槽”并非同一产品，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邦克公司与土某公司还有其他交易往来，故本院对林某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邦克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是否依法开具发票属于税务部门的监管范围，林某若认为邦克公司在税务方面存在违法行为应向有关税务部门举报和投诉，其在本案中主张赔偿税款损失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邦克公司向林某主张的配件款28906元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林某提供了2012年10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的配件发货清单及2012年10月22日的《现金收入证明》，证明林某就双方的配件交易已向邦克公司支付配件货款12250元，此外，林某向邦克公司预付现金18975元后并未收到邦克公司的相应配件产品。首先，关于2012年10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的八份配件发货清单，该八份配件发货清单中除2012年12月1日的发货清单外，其余7份清单均由邦克公司注明“已收款”，金额合共11625元。邦克公司在二审期间自认其已收到该部分配件款项并请求对该部分数额作相应扣减，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2012年12月1日的发货清单，因该单据中未有相应收款情况的标注，邦克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林某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笔货款已支付，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由此，上述七份发货清单所记载之货款应在本案所欠总货款中予以扣减。经本院核算，林某应向邦克公司支付货款本金为41118元（52743-11625=41118）。其次，对于2012年10月22日的《现金收入证明》，该证据中注明“欠林老板配件一批”。从该记载可知，林某已向邦克公司支付了金额为18975元的配件预付现金，但邦克公司尚欠林某相关配件产品未作交付。邦克公司认为上述八份发货清单中记载的配件产品即为《现金收入证明》所欠的配件产品。经核对，《现金收入证明》为2012年10月22日出具，金额为18975元；而林某提供的配件发货清单的订货时间为2012年10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期间，金额为12250元，两者从时间及金额方面均不吻合。邦克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故有关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邦克公司承担，由此，本院确认邦克公司收取林某支付的18975元现金后未交付相应配件产品，林某在本案中反诉主张邦克公司向其返还购货款18975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林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缺乏理据部分，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二审依据新证据予以改判，一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470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47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林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118元及利息（以4111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月2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以及按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上诉人林某返还购货款18975元；四、驳回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上诉人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3461.58元，由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2498.28元，由林某负担963.3元；一审反诉受理费1730.79元，由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负担72.21元，由林某负担1658.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76.89元，由佛山市顺德区邦克厨卫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49.73元，由林某负担7327.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