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1314号原告（反诉被告）：张栗珲，男，196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代理人：王松林，北京行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伟灏，男，1984年8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告（反诉原告）：李伟瀚，男，1985年11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哲、李璇，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栗珲诉被告李伟灏、李伟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两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合并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松林，被告李伟灏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哲、李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栗珲诉称：张栗珲与汤蕙珊是朋友关系，2017年7月19日、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20日，汤蕙珊分三次从张栗珲处借款人民币共计400万元，2019年1月中旬，汤蕙珊中断与张栗珲联系。后得知汤慧珊去世，李伟灏、李伟瀚为汤蕙珊继承人，故请求判令：一、李伟灏、李伟瀚立即归还张栗珲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二、李伟灏、李伟瀚承担本案诉讼费。第一次庭审时，张栗珲增加诉讼请求，认为2017年3月25日至2019年3月24日为给汤蕙珊治病，张栗珲以自己独资的欣建国际环保材料（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建公司）与北京振明中医药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振明研究院）签订药品研发合同，合同金额4000万元，从委托事项开始直到2018年12月共发生药费660万元，均为张栗珲支付，属于汤蕙珊向张栗珲的借款，故增加诉讼请求二、李伟灏、李伟瀚归还张栗珲借款40000000元；诉讼请求三、李伟灏、李伟瀚归还张栗珲借款6600000元。李伟灏、李伟瀚辩称：汤蕙珊是其母亲，汤蕙珊生前确实与张栗珲认识。张栗珲第一项诉讼请求主张的400万元，应是其对汤蕙珊的还款。第二项诉讼请求我方认为不真实，未实际发生，也与我方无关。第三项诉讼请求660万元的药费，我方认为并非真实发生，与我方无关。另外，第二项及第三项的诉讼请求无论真实性、关联性如何，本质上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反诉原告李伟灏、李伟瀚反诉称：汤蕙珊已去世，其法定诉讼权利义务由其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继承。我方认同张栗珲称与汤蕙珊为民间借贷关系。但张栗珲不是出借400万元给汤蕙珊，而是归还汤蕙珊的部分借款。从汤蕙珊的银行流水可见，2017年3月13日至2018年7月29日期间，汤蕙珊一共分八笔，总共转借了3260万元给张栗珲。扣除张栗珲转回的一笔300万元，张栗珲仍欠汤蕙珊2960万元。2018年12月13日，张栗珲向汤蕙珊中信银行账户归还借款50万元，2018年12月20日，张栗珲向汤蕙珊中信银行账户归还借款50万元。综上，李伟灏、李伟瀚认为至今张栗珲尚欠汤蕙珊2960万元未归还，张栗珲反将归还欠款部分作为对汤蕙珊的借款向法院提起诉讼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判令：一、张栗珲归还欠款29600000元；二、张栗珲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按本金29600000元，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三、张栗珲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用。2019年5月18日，李伟灏、李伟瀚变更反诉请求，认为根据银行流水，除原2960万元外，张栗珲仍有500万元未归还，故变更诉讼请求一为张栗珲归还欠款34600000元；二、张栗珲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按本金34600000元，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三、张栗珲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保全费等。2019年9月23日开庭，李伟灏、李伟瀚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张栗珲归还欠款35600000元；二、张栗珲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按本金35600000元，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三、张栗珲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反诉被告张栗珲辩称：从反诉人的反诉状当中反诉人提到他们是通过打印银行流水才知道发生了三千多万元的款项，从反诉人的表述当中我们就能注意到，反诉人并不了解这笔钱是怎么形成的，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还能注意到两被告对他们的母亲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关心，对被告母亲的疾病是如何治疗、治疗的费用来自何方也毫不知情。中信银行的五百万元转账摘要是科技投资，这笔钱是与被告研发治疗被告母亲的癌症治疗研发费，并非借款。实际上反诉原告所称的款项是汤蕙珊在返还我方委托其出售字画的一部分，这些款项、汤蕙珊投资香港股市的1500万元及剩余的50幅未出售的字画均为原告所有，本应归还原告，故，该款项共4900万左右（1500万+汤蕙珊汇的3460万元）。法院可对汤蕙珊香港股票价格进行调查，买卖字画价格也是可以对应的。经审理查明：本案被告李伟灏、李伟瀚均为汤蕙珊的儿子。张栗珲称与汤蕙珊于2012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一直均有往来，并于2013年下半年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张栗珲提交《离婚证》主张其已于2004年7月28日与前妻离婚，虽没有与汤蕙珊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相处。张栗珲提交了2017年3月2日至2019年1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予以证明。在上述微信和短信记录中，张栗珲称汤蕙珊为“夫人”，汤蕙珊称呼张栗珲为“老公”。双方生活上交往密切，汤蕙珊有为张栗珲的女儿结婚准备金器、钻戒，安排张栗珲的女儿和女婿在香港度蜜月，为张栗珲及其家人购买衣物，向张栗珲赠送手表、茅台酒、中秋月饼等。张栗珲在汤蕙珊的孙子满月时也送上满月红包。双方在工作上也互相交流，汤蕙珊参与张栗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竞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推广工作，张栗珲也为汤蕙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西湖宾馆的土地问题提建议。张栗珲另提交其与汤蕙珊在外游玩、参与会议的生活照片若干以证明其与汤蕙珊关系密切。张栗珲称2017年汤蕙珊需装修广州市花都区宝玉苑的房屋向其借款300万元。张栗珲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7年7月19日其通过银行向汤蕙珊尾数为7843的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张栗珲另称，其出资为汤蕙珊上述房屋安装电梯，花费12万元，并提交了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北京鸿远实创电梯有限公司电梯销售合同》、付款凭证、收货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15号（宝裕苑A1）的电梯产品发运单，合同甲方和付款人均为欣建公司。张栗珲主张汤蕙珊曾说过要将该房屋送给他，但未有证据予以证明。张栗珲为证明2018年汤蕙珊在香港住院需要资金向其借款100万元，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转账凭证。2018年12月12日，汤蕙珊通过微信向张栗珲发送消息“下星期入院，现在看医生，一百万，银行不信我病了年底不放款”，张栗珲说“汇款给谁收！把账号发给我”，汤惠珊说“我收的，打给我收，刚才在看医生，明天给你”，张栗珲说“一家人怎么这么说，我明天能汇过去50万我接着办”，汤蕙珊说“好的，明天再去看病，星期一住医院”，张栗珲说“好多吃点药”。2018年12月13日张栗珲通过微信向汤蕙珊发送消息“50万元汇到你账户请查收惠珊”，汤蕙珊说“我很辛苦，等一会精神好一点再看”，随后汤蕙珊回复张栗珲“大哥收到了”。张栗珲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于2018年12月13日向汤蕙珊尾数为0115的账户转账50万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汤蕙珊尾数为0115的账户转账5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确认汤蕙珊的账户收到上述400万元，但李伟灏、李伟瀚主张上述400万元是张栗珲对汤蕙珊的还款。为证明上述事实李伟灏、李伟瀚提交房产证，显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龙珠路15号1栋一直登记在李伟灏名下，张栗珲主张汤蕙珊曾说过将房屋赠予给他与事实不符，汤蕙珊并非该房屋的所有人。李伟灏、李伟瀚提交汤蕙珊名下尾数为7843的银行账户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0日的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汤蕙珊向张栗珲转账9笔共计3260万元：1.2017年3月13日转账600万元；2.2017年3月23日转账360万元；3.2017年4月14日转账500万元；4.2017年5月16日转账1000万元；5.2017年7月19日转账300万元；6.2018年4月18日转账200万元；7.2018年5月9日转账300万元；8.2018年7月27日转账200万元；9.2018年7月29日转账100万元。汤蕙珊名下尾数为0115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4月26日，汤蕙珊向张栗珲转账400万元，备注科技投资；2018年8月9日，汤蕙珊向张栗珲转账20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另主张汤蕙珊按张栗珲的指示向欣建限公司转账100万元。李伟灏、李伟瀚提交汤蕙珊和张栗珲的微信聊天记显示，2018年9月22日，张栗珲向汤蕙珊发送欣建公司的收款信息，并说“把款打到，欣建国际环保材料（北京）有限公司”。李伟灏、李伟瀚另提交2018年9月28日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10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并提交惠州市西湖宾馆的营业执照和欣建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证明惠州市西湖宾馆的法定代表人是汤蕙珊，欣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栗珲，且是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故张栗珲共向汤蕙珊借款3560万元，应予返还。张栗珲称上述转账是其在得知汤蕙珊患癌之后，打算出卖其收藏的字画替汤蕙珊治病，故在汤蕙珊于2017年2月11日回香港时让其带走了200幅字画，汤蕙珊已售出150幅共卖得4900万元，留下1500万元投资股票，3400万元转回给张栗珲。且2017年4月26日，汤蕙珊向张栗珲转账400万元，汤蕙珊自行备注为科技投资，说明不是借款。张栗珲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和字画照片若干。2018年4月24日，张栗珲通过微信问汤蕙珊“卖了吗”，汤蕙珊说“是的”，张栗珲说“不给全款就不能签转让合同”。2018年7月16日，汤蕙珊通过微信问张栗珲“你说可入货吗”，对此张栗珲主张汤蕙珊是在问其是否要买入股票，汤蕙珊也将股票账户内容截图发送。李伟灏、李伟瀚称张栗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删减，并另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4月24日张栗珲与汤蕙珊的微信聊天记录。汤蕙珊向张栗珲发送其拍摄的风景小视频，并说“这次我们的榴莲园，三百多亩”，张栗珲问“卖了吗”，汤蕙珊说“是的”，张栗珲说“不给全款就不能签转让合同”。因此，李伟灏、李伟瀚主张两人实际上是在讨论榴莲园而不是字画的买卖问题。李伟灏、李伟瀚认为张栗珲称其让汤蕙珊带回香港出售的字画均为名贵字画，但未提供字画的所有权证明，仅仅提供了字画照片，而字画照片又可以从展览、博物馆等地方拍照获得，张栗珲无法证明其主张。张栗珲另主张其在得知汤蕙珊患癌后，通过其关系安排汤蕙珊2017年3月9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并提交了病历、住院申请单及汤蕙珊在医院拍摄的照片。2017年3月28日，其包机安排汤蕙珊回广州，花费216000元，并提交了包机合同和发票以及汤蕙珊和其他人在私人飞机上的照片，包机合同签订人和发票付款人均为欣建公司。张栗珲称在住院过程中了解到萃取分子细胞技术可以有效治疗癌症，由于汤蕙珊已经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治疗，于是张栗珲以其独资的欣建公司的名义与振明研究院于2017年3月25日签订了《药品研发委托合同》，委托该研究院为汤蕙珊研发针对其病情的抗癌专用药品。《药品研发委托合同》价款4000万元，两年内付清，欣建公司以其土地、办公楼和厂房作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约定振明研究院通过汤蕙珊的化验报告影像来分析汤蕙珊的癌变情况，按照汤蕙珊每个月的化验报告及影像情况而研发治疗进行配药，以汤蕙珊病历为准授权张栗珲。每月肺癌用药30万元，当月支付。汤蕙珊不能使用其他药物治疗，不能做放疗和化疗，不能吃肉类及饮酒等。但该《药品研发委托合同》并未有汤蕙珊签名。该合同另附有一篇题为《振明正生对人肿瘤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及其急性毒性试验》的论文。张栗珲向本院提交的微信及短信记录中，汤蕙珊有向张栗珲微信发送其检查报告并邮寄，张栗珲也有向汤蕙珊叮嘱吃素，有提及到“刚从中科院回来”、“院士看了报告……”“细胞让汤强带回广州了”等内容。张栗珲主张其已替汤蕙珊支付药品研发费用4000万元及22次药费660万元，并提交了振明研究院开具的收据19张（4000万元）、药费收据2张（660万元）予以证明。上述收据中，19张研发费收据的交款单位均为欣建公司，收款方式均为现金。药费收据未注明缴款方式，交款人为张栗珲。张栗珲主张微信和短信记录可以反映其有时亲自给汤蕙珊送药，有时委托他人送药，并提交了行程单及发票24张证明其前往广州深圳等地找汤蕙珊。张栗珲另提交欣建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2张，内容为上述研发费及药费4660万元、安装电梯的费用12万元由张栗珲向李伟灏、李伟瀚收取。李伟灏、李伟瀚对《药品研发委托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理由如下：1.合同约定汤蕙珊不能使用其他药物治疗，不能做放疗和化疗不符合常理，有贻误治疗、进行诈骗之嫌；2.根据工商公示信息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查询结果，振明研究院不具备相关能力和资质，不存在任何名为“振明正生合剂”的合法药品；3.合同所附文章《振明正生对人肿瘤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及其急性毒性试验》的作者与振明研究院没有关系，该文章发表在两本影响力极低的杂志，不具有权威性；4.《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约定研发费用4000万元，且在签订合同后当月就研发出了适合汤蕙珊的抗癌药物，实际上药企研发抗癌药物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与常理不符。5.上述收据均是手写的，且没有相应的发票，证明力不足。而且载明的收款方式均为现金，每张收据的金额都在100万元以上，使用现金进行交付与常理不符。张栗珲如果坚持为现金交付，应提交其从银行取款并运输大量现金的证据。6.欣建公司不具备支付能力。李伟灏、李伟瀚主张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欣建公司仅有3人参保，是一个空壳公司。李伟灏、李伟瀚另提交（2018）京03民终3391号判决书、（2018）京民申3359号民事裁定书，主张在该两件劳动争议案中，欣建公司自述“2016年春节后正式停产”、“申请人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转产、经营方式调整等需要裁员”，则自2016年起，欣建公司就没有收入，不具备支付4660万元研发费和药费的能力。7.合同中约定药费按月支付，收据则显示药费按年支付。李伟灏、李伟瀚另提出汤蕙珊不是《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的相对方，即使合同是真实的，汤蕙珊也不应承担该合同的产生的债务。庭审时，李伟灏、李伟瀚主张汤蕙珊在香港、澳门、广州及新加坡均有物业，资金雄厚，而张栗珲是欣建公司的出资人和法定代表人，欣建公司又是一个空壳公司，张栗珲不具备借款能力。张栗珲称其曾在军队工作，现年收入千万，是拥有研发能力的科学家。另，2018年12月17日，汤蕙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何和礼律师行立具《汤蕙珊的遗嘱》，内容为：本人汤蕙珊，居于香港九龙常盛街80号半山一号36座56楼及持有香港身份号码：H105147(6)，立此遗嘱为本人最后订立的遗嘱。1.本人声明此遗嘱为本人最后订立的遗嘱，并将本人所有以前订立遗嘱、遗嘱修订附件及遗嘱性质的产权处置，尽行作废。2.本人声明本人居籍在香港，此遗嘱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为依据。3.本人提名指定及委任本人儿子李伟灏（LEIWAIHO）（持香港身份证号码Z196111（0）），为此遗嘱的唯一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本人在下文中将本人的执行人及受托人称为“本人的受托人”。4.本人把所有由本人拥有的或在本人有权处置或因遗嘱而致使本人得到一般处置权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不论什么性质或什么类型，不论在任何地方）以信托形式给予本人的受托人，并委托他在认为的适当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出售、收回及将其或任何不含金钱的部分变换为金钱。我的受托人有权在他认为恰当的期间，延迟出售、将本人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全部或任何部分变换为金钱，或在我死亡时保留相同或任何部分的实际和个人财产而不承担损失的责任。5.本人的受托人须从出售、收回、收集及变换本人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而得到的金钱中支付本人的债务、殓葬费、遗产承办费用、及本人遗产需要缴交的税款。6.本人的受托人须将暂时持有上述款项和/或财产的剩余部分，即我的遗产暂时未售出和未转换的遗产部分（统称为“我的剩余遗产”）全部给予本人成立的信托（名称为：汤氏家庭信托）。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的受益人是本人儿子李伟灏（LEIWAIHO，持香港身份证号码Z196111（0））及李伟瀚（LEIWAIHON，持香港身份证号码Z65770（4）），平均享有。7.任何律师或其他从事任何专业或业务的人可就其处理本人遗产或信托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任何事情可由一些非从事任何专业或业务的人作出），所使用的时间，收取一般专业费及其他收费。经本院查明，香港法例第30章《遗嘱条例》第Ⅱ部第5条遗嘱的签署及见证：（1）除第6及[23D]（尚未实施）条另有规定外，遗嘱须符合以下规定，否则无效-（a）以书面订立，并由立遗嘱人签署，或由其他人在立遗嘱人面前并依其指示签署；（b）看来立遗嘱人是欲以其签署而令该遗嘱生效的；（c）立遗嘱人是在2名或2名以上同时在场的见证人面前作出该签署或承认该签署；及（d）每名见证人在立遗嘱人面前（但不必在其他见证人面前）-（i）作见证并签署该遗嘱；或（ii）承认其所作的签署，但无须符合任何见证的格式。[比照1982c.53s.17U.K.]（2）任何看来是体现立遗嘱人遗愿的文件，即使未有按照第（1）款所述规定订立，但只要有人提出申请，而法庭在无合理疑问的情况下信纳该文件是体现立遗嘱人的遗愿的，则该文件须当作已妥为签立。第8条无须公布遗嘱：按照第5条签立的遗嘱无须任何其他公布均为有效。第9条遗嘱不因见证人没有资格而无效：见证遗嘱签立的人，如于签立时或其后任何时间，没有资格获接受为可证明该项签立的见证人，该遗嘱并不因此而无效。第10条对见证人及其配偶的馈赠无效：（1）任何人如见证遗嘱的签立，而该遗嘱对该人或其配偶作出任何财产的处置或作出对任何财产有影响的处置（押记或偿债的指示除外），则该项处置中凡有关该名见证遗嘱签立的人，其配偶或根据该人或其配偶的权利而提出要求者的部分，均属无效。（2）遗嘱上尽管有该项处置，见证的人仍获接受为见证人，以证明遗嘱的签立，或证明该遗嘱具备或不具备效力。（3）为第（1）款的施行，获得该款所述的处置的任何人或其配偶，如为遗嘱作见证。而该遗嘱没有其见证或任何这些人的见证亦已属妥为签立，则该人所作的见证须不予理会。第19条遗嘱由立遗嘱人去世时起生效：除非有关遗嘱显示出相反的意愿，否则每份遗嘱就其所涵盖的遗产而言，须解释为在犹如该遗嘱是在紧接立遗嘱人去世前签立的情况下表达其意思和生效。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以及粤高法函[2018]11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的复函》移送本案至本院，李伟灏、李伟瀚向本院提起反诉，张栗珲未对管辖提出异议并应诉，本院依法取得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另因本案中李伟灏、李伟瀚依据汤蕙珊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中关于汤蕙珊所立遗嘱的效力以及该遗嘱指定的遗产信托人的权利义务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法律。一、张栗珲主张其与汤蕙珊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汤蕙珊尚欠其借款5060万元的主张。关于张栗珲主张汤蕙珊向其借款300万元用于房屋装修。就该300万元，张栗珲除银行转账记录外并未提交其与汤蕙珊签订的借款合同或汤蕙珊向其出具的借据等借款凭证。李伟灏、李伟瀚抗辩该转账系偿还之前对汤蕙珊的借款，并提交汤蕙珊名下银行账户的历史明细，显示在张栗珲向汤蕙珊转账上述300万元前，汤蕙珊已向张栗珲转账2860万元。并且，李伟灏、李伟瀚提交了张栗珲所称房屋的房产证，显示产权人为李伟灏并非汤蕙珊。张栗珲提交电梯合同等证据仅能证明其已为花都的房屋安装电梯花费120000元，并不能证明汤蕙珊向其借款装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张栗珲仍应就该笔300万元款项为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张栗珲并未继续举证证明上述3000000元为借款，故本院认定张栗珲与汤蕙珊并未就上述30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栗珲要求汤蕙珊的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返还上述3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张栗珲主张汤蕙珊向其借款100万元用于支付其在香港治疗的医药费。张栗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汤蕙珊2018年12月12日通过微信向张栗珲发送消息“下星期入院，现在看医生，一百万，银行不信我病了年底不放款”，张栗珲说“汇款给谁收！把账号发给我”，汤蕙珊说“我收的，打给我收，刚才在看医生，明天给你”，张栗珲说“一家人怎么这么说，我明天能汇过去50万我接着办”，汤蕙珊说“好的，明天再去看病，星期一住医院”，张栗珲说“好多吃点药”。李伟灏、李伟瀚仍抗辩上述款项属于还款。根据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汤蕙珊的银行账户明细，至汤蕙珊发送上述信息时，汤蕙珊已向张栗珲转账至少3260万元。如前所述，张栗珲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100万元系汤蕙珊向其借款，故本院认定张栗珲与汤蕙珊并未就上述10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栗珲要求汤蕙珊的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返还上述1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张栗珲主张其替汤蕙珊支付了研发费用4000万元及药费660万元，亦属于汤蕙珊向其所借款项。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针对本案出现的其余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范围，故本院对于李伟灏、李伟瀚提出需要对《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意见不予采纳。并且，《药品研发委托合同》是欣建公司与振明研究院签订的，虽然合同内容与汤蕙珊的病情治疗有关，但该合同并未有汤蕙珊的签名确认，也未有汤蕙珊明确表示自行支付相关费用的约定。根据《药品研发委托合同》的约定，研发经费由甲方即欣建公司承担。张栗珲提交的微信或短信显示，汤蕙珊知悉该合同的存在，但张栗珲并未有证据证明汤蕙珊与其就将上述研发经费与药费达成借贷的合意。故本院认定张栗珲与汤蕙珊并未就上述466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张栗珲要求汤蕙珊的继承人李伟灏、李伟瀚返还上述466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二、李伟灏、李伟瀚主张张栗珲与汤蕙珊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张栗珲尚欠汤蕙珊借款3560万元的主张。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汤蕙珊从其名下尾数为7843的银行账户向张栗珲转账3260万元，从其名下尾数为0115的银行账户向张栗珲转账600万元，汤蕙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1000000元。张栗珲主张汤蕙珊备注为科技投资的400万元，不是借贷关系。由于转账的备注能够从一定程度显示款项的用途，本案中从张栗珲与汤蕙珊的聊天记录可见，双方在工作上也互相交流，汤蕙珊有参与张栗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竞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推广工作，张栗珲也为汤蕙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西湖宾馆的土地问题提建议等。汤蕙珊的该笔转账确有属于投资款的可能性，故对于该400万元，本院不予认定为借款。张栗珲称汤蕙珊向其转账的另外34600000元是汤蕙珊买掉张栗珲的字画后转给张栗珲的卖画款，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和字画照片作为证据。从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更为完整的聊天记录显示，张栗珲提交的聊天记录确系经过删减。通过李伟灏、李伟瀚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对于汤蕙珊向张栗珲确认“卖掉了”的并非指张栗珲所提及的字画，而是位于柬埔寨的榴莲园。另张栗珲提交的字画照片，不足以证明其就是字画的所有人，更不能证明其将字画已交由汤蕙珊处理，故本院对张栗珲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至于惠州市西湖宾馆向欣建公司转账100万元，虽李伟灏、李伟瀚已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该笔款项是汤蕙珊受张栗珲的指示而支付，但该100万元款项发生的主体为惠州市西湖宾馆与欣建公司，并非张栗珲与汤蕙珊，而张栗珲与汤蕙珊分别为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则该100万元系惠州市西湖宾馆与欣建公司发生的款项往来关系，并非张栗珲与汤蕙珊之间的款项往来。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张栗珲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汤蕙珊存在其他债务，更不能举证证明上述汤蕙珊支付款项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本院认定，就上述3460万元汤蕙珊与张栗珲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李伟灏、李伟瀚确认张栗珲已返还借款400万元，张栗珲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还有其他还款，故截至起诉之日，张栗珲仍欠汤蕙珊3060万元。汤蕙珊与张栗珲未就借款约定借款期限和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李伟灏、李伟瀚主张自提起反诉之日起即2019年2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在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应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债权亦属于可继承的遗产，李伟灏、李伟瀚作为汤蕙珊的继承人，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参与本案本诉以及提起本案反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的条件。根据查明的香港法例关于遗嘱的规定，汤蕙珊生前立下的遗嘱有效。汤蕙珊生前立下遗嘱将李伟灏指定为遗嘱的唯一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则上述债权的权利应由李伟灏行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张栗珲的全部诉请请求；二、反诉被告张栗珲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3060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20日起以306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306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反诉原告李伟灏；三、驳回反诉原告李伟灏、李伟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诉讼受理费29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栗珲负担；反诉诉讼受理费减半收取1099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4900元由反诉原告李伟灏、李伟瀚负担16137元，反诉被告张栗珲负担98763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张栗珲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李伟灏、李伟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梦芷人民陪审员  胡大成人民陪审员  陈金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李小舟书记员黄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