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8民终46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法定代表人：李喜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班亚亚，陕西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军，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陕西省铜川市人，现住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个体工商户。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海峰，陕西本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9）陕0802民初7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平、班亚亚，被上诉人郭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海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榆阳区人民法院（2019）陕0802民初774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清案件事实。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凭主观推断认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本案涉案车辆的主车系被上诉人向吴峰购买，挂车系被上诉人向刘利平购买（该挂车原车主五寨县华盈货运有限责任公司，后张祥购买并登记于其名下，刘利平向张祥购买该车后，因车辆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故该挂车现仍登记于张祥名下）。其中约定主车价款为206000元，先付定金100000元，剩余车款被上诉人无力支付。挂车价款为55000元，其仍无力支付。故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处借款，因被上诉人称要将车辆挂靠于上诉人处经营，故双方协商一致后，由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涉案车辆的实际出卖人支付车款，上诉人共支付车款161000元。另挂靠产生的其他费用合计311241元，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一支，并约定分18个月还清，从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每月偿还17291元。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只存在借贷关系。二、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有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首先，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应当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一份车辆交易协议，该份交易协议系本案中唯一一份记载买卖双方的合同，对该案至关重要，被上诉人对此亦予以认可并表示签字部分系其亲笔书写，一审却仅以该份协议有笔误就对该份证据不予认证，显然有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其次，关于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仅仅以刘广存手机中的车辆交易协议原件照片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发送给证人便主观推断认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影响了本案证人刘广存的证人证言毫无依据。本案证人刘广存第一次的证言是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做的调查笔录记载，其并未出庭作证。其中的陈述是“头（主车）买的是榆林吴永斌的，挂车买的盛通汇公司的…”如果一审判决不采信刘广存当庭的证言，认为该份证言属实，那么该陈述起码可知本案主车的出卖人并非上诉人，如何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以及上诉人系出卖人身份？再次，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并未达到民事证据要求的高度盖然性，反观上诉人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的认定有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郭军答辩称，1、上诉人主张的主要依据是其提交的被上诉人与吴峰的车辆交易协议，完全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车辆时由上诉人为了逃避责任而设计的交易障眼法。上诉人不认识吴峰，也从未和吴峰存在交往和联系，不可能与吴峰达成车辆买卖的意思表示。本案一审法院是根据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以及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综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法律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本案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牛家梁派出所对该纠纷以涉嫌诈骗进行了调查，被上诉人榆林市盛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向牛家梁派出所提供了该案交易时的详细材料，可能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公安机关最终以双方签有买卖合同，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认定不构成诈骗罪。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13.4万元，赔偿损失2.1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份，原告以分期付款方式从榆林购买了二手车S牵引车和陕K840N挂车，支付首付款10万元，余款约定每月偿还17000元。嗣后，原告发现陕K840N挂车行驶证附页的检验记录中虽有“陕K840N挂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陕K（车管）”字样，但该挂车并无2017年度的检验记录，致该车辆无法办理运营手续而停运，其遂停付余款。2017年12月22日，被告公司派人擅自将上述车辆开回榆林，现已另售他人。车辆被取回后，原告向黄陵县公安局报警。该局于2018年1月17日向康小平调查并形成询问笔录。笔录中康小平称其为被告工作人员，并称：“他（郭军）去年在我们公司购买了一辆半挂车，车是从我手里卖给郭军的”。“我卖给他一辆红色红岩排半挂车，挂车是凯事成牌绿挂”。“这个车的手续是齐全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该挂车2016年至2017年未年审。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才知道挂车行驶证年审章是假的。后来我们将的手续进行补审，现在车辆处于正常状态”。“郭军给我打电话后，我经过了解，该车之前是赊销给一个山西人，这个人叫刘刚，他将车退还给我们时，他将车退还给我们公司时，他将车的手续给我们时，挂车行驶证上就显示2016年至2017年度正常年审，我们以为车辆处于正常状态，才再次将车卖给郭军”。“当时郭军正好没有打车款，我公司派人在郭军不知道的情况下区黄陵店头一停车场将车开回榆林，回到榆林后，我公司将手续补齐后，等郭军上来协商处理”。“我们发现车辆有问题后，我们通过车管、运管部门调取车辆相关信息，我又给刘刚打电话，刘刚在电话上明确告诉我说将车开到榆林费用太大，就私自刻了审验章并盖在行使证上。再说我们公司就在做卖车的生意，我们公司没有必要伪造车辆手续”。另查明：2017年9月16日，原告委托杨飞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万元给康小平。2017年10月29日和11月25日，蔡秋叶向康小平银行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17000元和17600元。S号车的车辆登记证书记载所有人为被告，移转登记日期为2017年9月19日。原、被告各提供了一份陕K840N挂车的行驶证。原告提供的发证日期为2016年10月24日，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被告提供的发证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其他记载内容均一致，记载的所有权人均为案外人张祥。2017年9月20日，原告郭军、其妻子蔡秋叶作为借款人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喜红个人出具了金额为311241元的借款凭据。2017年9月22日，康小平向案外人吴峰转账136000元，向刘利平转账50200元。2017年9月16日，康小平向魏文华转账7万元。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购买S牵引车和陕K840N挂车的相对人是被告还是吴峰、刘利平。原告主张出卖人系被告。其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提交的相关证据有原审代理人张斌对证人刘广存的调查笔录，黄陵县公安局与郭军、康小平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由于被告提供的车辆手续不合法，行驶证被扣，后由原告领出车辆时出具的领条一份，前述向康小平付款的交易转款记录，车辆质量协议书复印件、承诺书复印件、担保协议书复印件、同意处置车辆授权书复印件。被告主张上述两车的出卖人依次是吴峰、刘利平，以否定其买卖合同相对人的身份。其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为：车辆交易协议书一份、车辆登记证书复印件两份、行驶证复印件两份，以及前述原告郭军、其妻子蔡秋叶向李喜红出具的借款凭据和康小平向吴峰、刘利平、魏文华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其中的车辆交易协议书记载的出卖方为吴峰、买受人为郭军，标的车辆牌号为J。根据S号车登记证书记载，该车于2019年9月19日变更登记在被告公司名下之前的车牌号为A，变更之前的登记所有权人为李宁宁。与该待证事实相关的另一证据为证人刘广存的证言，其在原审中曾接收原告代理人的询问，以笔录方式提供了证人证言，其称涉案牵引车由案外人吴永斌出卖给原告，挂车由被告出卖给原告。而在本次审理中，该证人到庭作证，然变更了证言，其称涉案牵引车由案外人吴峰出卖给原告，挂车由刘利平出卖给原告，证人还以其手机显示的方式提供了一份车辆交易协议书的照片，该照片系前述被告提供的车辆交易协议书的照片，来源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喜红，又名李洪泽。证人称其从事二手车交易和中介工作，与李喜红认识已久，且因二手车中介发生交往。综合分析双方证据，郭军与康小平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采信。对于称述内容的客观性，被告的虽有异议，认为康小平所述与事实不符，但是因康小平系其工作人员，在交易中接收了价款并在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对该价款进一步处置，支付他人，且其在笔录中关于车辆行驶证中有虚假年检记载、虚假记载的发生原因、车辆被取回、年检虚假记载的处理等陈述详细、完整、清晰，也与已查明其他事实吻合，再结合该称述系在国家职权部门调查时所作，可信度相对较高的情节，本院对该证据以及原告其他相关证据一并采信。反观被告证据，首先，其提供的车辆交易协议书记载的出卖方虽为吴峰，但记载的车牌号与涉案车辆不一致，被告解释因笔误所致，虽有一定可能性，但对照车辆买卖交易过程的通常环节，被告对此项主张提供的证据仅涉及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的环节，而蹉商环节、履行环节、交易发生障碍后的处置环节等其他关键交易环节中，均无能显示吴峰作为合同出卖人应当作出合理应对行为的证据，相反这些环节中的行为实施人均为被告。其次，被告对刘利平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仅有证人的证言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该证人关于刘利平系出卖人的称述与其以往称述相悖，且其在作证前曾与被告法定代理人李喜红微信讨论了证言内容，故其证言因前后矛盾且已受一方当事人影响而不具形式合法性，本院不采信。而康小平向案外人刘利平和吴峰转账的行为，其动机可有多种合理解释，不能将被告主张证明至高度可能的程度，亦不采信其证明目的。第二、原告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此项损失为210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无法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书面合同中显示的当事人并非认定合同主体的唯一依据，否则可能使合同主体的判断流于形式、困于表象。认定合同主体应当综合全案事实，根据法律关系形成、建立、履行、补救等一系列行为内容、实施主体、参与程度以及相关主体对交易利益的牵连程度等综合判断。本案争议焦点之一：被告是否为合同出卖人的判定就需要综合书面合同与其他案件情节共同得出结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在缔约环节，原告经刘广存介绍在被告法定代理人办公室蹉商，购车协议由被告持有。在履约环节，被告工作人员接收了首付价款和后续两笔月供，并交付了车辆行驶证。在不完全履行的补救环节，被告在得知车辆未按期年检后积极查找原因，并补办相关手续；在原告拒绝支付后续车款时，被告迅速派人取回车辆并将其车辆另售他人。可见被告在合同运作的整个过程都履行出卖人义务，行使出卖人权利，自置于出卖人法律地位。反观被告主张的出卖人吴峰、刘利平在上述三个合同运作环节中，仅在合意记载方面有的车辆交易协议一份，其中还对没有正确书写车牌号这一重大交易内容，其余合同运行环节中均无此二人参与。综上，本院认定被告为本案买卖合同出卖人。被告相应抗辩意见不采纳。于此相关的原告追加当事人申请无必要，本院不准许。第二争议焦点为合同是否解除。涉案车辆目前已被出售，丧失继续履行的现实基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规定的解除条件，原告行使解除权的行为具备法定事由，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请求返还购车款134000元系行使上述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请求权，本院支持。原告请求的停运损失无证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郭军与被告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告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郭军购车款134000元。三、驳回原告郭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原告郭军负担461元，由被告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293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涉案车辆的购车协议由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持有，涉案车辆的首付价款和后续两笔月供均由该公司工作人员接收，并给被上诉人郭军交付了车辆行驶证。且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得知车辆未按期年检后积极查找原因，并补办相关手续，在被上诉人郭军拒绝支付双方约定的每月17291元款项时，及时派人取回车辆并将涉案车辆另售他人。且该公司工作人员康小平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被上诉人郭军在上诉人公司购买了一辆半挂车，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郭军之间存在车辆买卖的事实。综上，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称其与被上诉人郭军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上诉人榆林市盛通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幼涛审判员  闫 虹审判员  曹小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艾俊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