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002行初36号 原告王军，男，汉族，1961年3月27日出生，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伴月湾小区A-7号。 委托代理人王世坤，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山常佩，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28号。 负责人周德纯，主任。 出庭负责人徐伟，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宏业，威海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医疗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辛立森，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军不服被告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威卫医罚[2019]42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立案后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世坤、山常佩，被告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徐伟及委托代理人孙宏业、辛立森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申请延长审理期限6个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鲁法行复字第282号《对申请延长行政案件审理期限的批复》，批准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2月3日作出威卫医罚[2019]42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给患者孙美兰诊治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经山东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鲁医鉴[2017]44号）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该起事故的责任人为威海市立医院泌尿外科执业医师王军。以上事实有：1、询问笔录5份；2、威海市立医院授权委托书1份；3、威海市立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1份；4、刘新武身份证复印件1份；5、王军身份证复印件1份；6、王军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1份；7、山东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鲁医鉴[2017]44号）复印件1份；8、孙美兰住院病案复印件1份；9、祝晓明身份证复印件1份；10、马圣君身份证复印件1份；11、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司法鉴定所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莱卫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13号）复印件1份；12、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司鉴院［2018］病鉴字第87号）复印件1份；13、威海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协议书（威医人调字［2016］第033号）复印件1份；14、威海市立医院医院工作职责与流程中医疗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复印件1份；15、威海市立医院出具的孙美兰医疗事故案责任人认定书1份（2018年10月17日）；16、威海市立医院出具的孙美兰医疗事故案责任人认定书1份（2018年12月21日）；17、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同意延长对威海市立医院医师王军发生医疗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时限的批复；18、威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申请延长对威海市立医院医师王军发生医疗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时限的请示为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遵照《山东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属于较轻情形，“（1）违法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A．造成三级医疗事故由医疗机构负主要或完全责任的相关执业医师；B．造成二级医疗事故由医疗机构负主要责任的相关执业医师；C．造成一级医疗事故由医疗机构负次要责任的相关执业医师。（2）处罚标准责令暂停执业6个月。”决定予以原告责令暂停六个月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原告王军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首先，根据原告申请被告组织了听证程序，但在听证过程中，被告仅将部分证据出示给原告，且证据未经原告质证即结束听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次，被告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滥用职权组织了第二次听证，在该次听证中出具大量补充调查的新证据，且让旁听人员发言，该次听证程序违法，补充调查新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不清。（一）鲁医鉴[2017]4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该医方明确为威海市立医院，且在该鉴定书中并未认定原告在该起事故中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医学会系唯一有权认定医师在医疗责任事故中需要承担责任的机构，其他部门均无权认定医师需要承担责任。而被告在没有医学会认定原告为责任医师的情况下，仅依据原告所在医院单方出具的《证明》即认定原告为责任医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二）原告在本病例不存在过失，不是该医疗事故的责任医师。鲁医鉴[2017]4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明确了“诊断正确、具备手术指征、手术方式选择未违反处理原则”，原告仅为本病例的主刀医师，由此可知原告在本起病例中不存在过错。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意见，孙美兰病例被认定为医疗事故，并非医疗责任事故，故不存在对原告进行处罚的事实基础。如被告认为在该起病案中有相关医师需要对该起病案承担相关责任，应当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医方过错调查确认相关责任医师。对于手术风险，原告已经进行充分的评估与讨论，并与家属进行告知与沟通，该鉴定书中认定的医方过失与原告无任何关系。手术治疗结果系集体工作的结果，被告未经详细调查，仅因原告系本次治疗手术中唯一有资质的医师，即在原告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直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的前提是“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仅认定本起事故为医疗事故并非“医疗责任事故”，且认定医方（即医院）存在次要责任，并未认定本起医疗事故中原告存在的责任，不符合适用上述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威卫医罚[2019]42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程序违法。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威卫医罚[2019]42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期间，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计委）辩称，一、市卫计委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四十二条的规定，市卫计委在接到上级卫生计生行政机关交办的患者孙美兰在威海市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案后，依法对该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充分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并告知原告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在收到原告提出的听证申请后，市卫计委在法定期限内组织了听证并形成了听证笔录及听证意见，同时根据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证据依法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市卫计委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二、市卫计委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山东省医学会2017年10月31日作出的鲁医鉴[2017]4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本案诉讼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根据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司法鉴定所2016年9月1日作出的莱卫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13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认定，患者孙美兰因右侧肾上腺皮质腺癌切除术术中和术后出血量过多，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根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2018年4月16日作出的[2018]病鉴字第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威海市立医院对患者孙美兰的医疗行为存在手术方式选择不当、术中操作不当、术后止血不当等明显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述鉴定意见书均详细记载了本起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同时，因原告系本起病例的主治医师，治疗方案系其主导制定、手术过程亦系原告主刀操作完成，结合患者住院病案、询问笔录、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等证据，完全可认定原告在本次医疗事故中的责任。因此，市卫计委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存在事实依据。三、市卫计委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条“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适用本法”；第三十七条“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等规定，原告作为威海市立医院的一名执业医师，在医疗活动中因其过失导致医疗事故发生并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其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市卫计委依据上述规定并遵照《山东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条规定的“医生在执业活动中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裁量标准”，对原告处以责令暂停执业六个月的处罚决定，市卫计委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综上，市卫计委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卫计委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1、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报送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和医疗事故行政处理情况的通知》及附件。 2、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依法依规做好医疗事故行政处罚工作的通知》及附件，证明行政处罚案来源系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 3、案件受理记录。 4、立案报告，证明被告在收到上级通知后按规定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立案。 5、被告于2018年7月12日对市立医院医务科副主任科刘新武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刘新武身份证复印件、市立医院医疗执业机构许可证、市立医院对刘新武的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6、被告于2018年10月17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执业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7、患者孙美兰住院病案一宗。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8、山东省医学会出具的鲁医鉴[2017]4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9、威海市立医院出具的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一)，证明被告在案件调查终结之前针对本案收集的相关证据及身份信息。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10、案件调查终结报告（2018.10.17）。 11、合议记录（2018.10.19），证明被告在对案件调查终结之后针对原告的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进行了合议，拟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责令暂停六个月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 1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8.11.12）。 13、原告提交的听证申请书（2018.11.12）。 14、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2018.11.14）。 15、原告委托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王世坤律师、山常佩（实习律师）作为其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等复印件。 16、被告于2018年11月22日所作的听证笔录。 17、原告于2018年11月22日本次听证中提交的陈述和申辩书及证据。 18、听证意见书，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告知了拟对其处罚的意见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被告在收到原告提出的听证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组织了听证。 19、市卫计委《关于申请延长对威海市立医院医师王军发生医疗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时限的请示》。 20、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同意延长对威海市立医院医师王军发生医疗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时限的批复》。证明因本案案情复杂，被告对原告违法事实的认定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故向上级机关申请延长本案的办理时限并获批准。 21、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对市立医院医务科副主任刘新武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22、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对市立医院泌尿外科执业医师祝晓明的询问笔录及祝晓明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23、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对市立医院泌尿外科执业医师马圣君的询问笔录及马圣君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24、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莱卫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13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25、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鉴院[2018]病鉴字第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26、威海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威医人调字（2016）第0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 27、威海市立医院出具的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二），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本起事故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是本起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28、威海市立医院提供的《医院工作职责与流程》，证明在2018年11月22日听证之后，被告就原告在听证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及对原告违法事实的认定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补充了上述证据。 29、被告于2018年12月26日所作的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30、被告于2019年1月4日所作的听证笔录。 31、被告于2019年1月10日所作的听证意见书，证明被告在补充调查之后依法组织了听证，充分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质证等权利。经过综合评议，形成了听证意见书。 3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责令暂停六个月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决定中列明了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并告知了原告的救济途径。 33、送达回执（2019.2.3）。 34、市卫计委向市立医院发送的《关于对医师王军行政处罚情况的通报》。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依法定程序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并向原告所在单位发送了关于原告行政处罚的通报。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合理。 35、威发[2018]第40号关于威海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证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由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正确。 37、《山东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条，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适当。 38、参与本次执法人员、听证人员王洪等八人的执法证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山东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条、威发[2018]第40号关于威海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因其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通知的附件《医疗事故情况报表》、《2017年度医疗事故处理情况统计表》均为空白表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2因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通知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晚于本行政处罚案件立案时间2018年10月17日，仅能证明威海市立医院存在应受行政处罚的情况。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载明的案情摘要内容有异议。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没有体现被告对该案件进行了调查，只体现了被告直接对原告应受行政处罚进行了认定。证据5刘新武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其本人应持身份证原件到庭予以核实。威海市立医院对刘新武的授权委托书，因该授权委托书并未明确授权具体案件内容，且该授权时间在本行政处罚案立案前为2018年7月12日，故该授权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刘新武不具备代理威海市立医院参与调查的法定手续。对刘新武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因证据7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通过该病历，可以证明原告对患方进行了评估和告知、沟通。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鉴定书结论中的“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指出的是威海市立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并未提及原告是否承担相关责任。且该证据在分析意见（第四页）能够证实，原告所参与的手术，诊断正确，具备指征，手术方式选择未违反处理原则，并且患者存在病情严重的情况，手术难度及危险性很大，无法确认是原告的原因所导致。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5至9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10案件调查终结报告（2018.10.17）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证据11合议记录（2018.10.19）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通过证据10、11可以看出被告对于案件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仅凭其主观臆测作出了拟对原告作出暂停6个月医师活动行政处罚的决定。证据1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8.11.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3听证申请书（2018.11.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载明的听证主持人为殷虹霓，而非听证会实际召开时的主持人孙敬伦。听证主持人更换并无相关手续。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如下质疑：第一，听证主持人的更换无相关手续。第二，该听证笔录中载明的“相关证据”，听证主持人并未组织进行质证。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第三，该听证笔录可以证明，被告在该次听证会中并未提供省卫健委《关于报送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和医疗事故行政处理情况的通知》及附件、威海市立医院出具的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等作为证据。第四，原告在听证会中提出的意见，被告并未进行复核。第五，原告在听证中提出“医院无权对医疗责任事故进行认定”，被告也未按照规定进行复核和合理解释。第六，此次听证结束后，听证程序已宣告结束。被告应根据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而不应当进行补充调查。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2至18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证据12至18体现了被告在听证中未组织质证，未与原告提供的情况进行复核，违反法定程序。证据19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请示载明“鉴于该案案情较为复杂”，但未按照《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交由卫生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证据20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1刘新武的询问笔录（2018.12.14）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22中祝晓明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本人应持身份证原件到庭。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一，祝晓明作为参与手术的医师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纳。如果被告提供祝晓明的证人证言，应申请证人到庭，以备核实。第二，该询问笔录中记载“（手术方案）是由科室讨论，王军主任最终决定的”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手术方案是经过科室讨论，集体决定的，王军主任只是主刀。第三，其表述的“只有王军主任具有手术资质”是不准确的，手术分级管理仅是医疗机构进行的内部管理，并非有资质参与该手术就会成为责任人，确定是否存在责任要看医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常规。证据23中马圣君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其本人应持身份证原件到庭。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他意见同祝晓明的质证意见。证据24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仅加盖了威海市立医院医务科的印章。同时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证据25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证据26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仅加盖了威海市立医院医务科的印章，而非威海市医调委的印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28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为威海市立医院内部制定，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公示无从考证，且无证据证明威海市立医院将此制度告知原告，该制度是否适用于原告。证据21至28的证明内容不认可，根据行政处罚法听证程序是在案件调查已经终结后，行政处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的程序，调查、听证、处罚系三个不同的程序，且是不可逆的程序，即不可以在行政处罚程序完成后发现有问题又回到听证程序或调查程序，也不可以在听证程序完成后，发现有问题又回到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无权再次依职权作出听证的决定，补充调查取得的新证据不能通过再次举行听证进行举证和质证，从而成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29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证据30听证笔录（2019.1.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存在以下几处问题：第一，旁听人员张可友曾参与了2018年10月19日的案件调查合议，应当主动回避。第二，该次听证的组织并没有法律依据，前已详述。第三，对于该证据的其他质证意见详见起诉状及庭审意见。证据31真实性有异议，该听证意见书的前两页均无听证人员签字确认。证据3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程序违法，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证据3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34为复印件，但经与原告了解，被告已经于2019年2月3日给予原告行政处罚。证据3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法律依据即证据36、37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3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崔鑫鑫执法证号与公示的不相符），提交的证件中不包含第一次听证中书记员王建的执法证件。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2、13、15、17、19、20、33-35、38原告均予以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合法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1、2系案件来源文件，原告虽对其获取来源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因其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4能够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立案受理的程序。被告提交的证据5、21及6分别系被告依法对刘新武及原告进行调查询问，对案件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形成的笔录，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依法确认其为有效证据。证据7、8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9、27系威海市立医院基于对病案了解及原告的责任制，结合手术实际情况向被告出具的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并非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的直接依据。证据10、11、14、16、18均系被告在作涉案处罚过程中依法定程序收集和制作，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履行处罚前告知、听证及依法延长办案期限等情况，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2、23系被告在执法调查过程中依职权进行的询问笔录，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并能够与涉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24、25分别系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意见书，该两份证据均加盖了威海市立医院医务科的公章，且有本件与原件一致的字样，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因该两份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6能够证明威海市立医院就涉案医疗事故对患者作出了相应的赔偿。证据28系由被告依法从威海市立医院调取的医院规章制度，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可。证据29-31系被告补充调查后重新组织听证形成的程序性证据，该些证据是否合法，能否证明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程序违法，需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证据3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只能证明被告作出该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明其合法与否的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36、37，属于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军原为威海市立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案外人孙美兰因右肾上腺肿瘤于2016年4月14日入威海市立医院泌尿科治疗。2016年4月26日，孙美兰在全麻下行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该手术为腹腔镜手术，手术主刀医生为原告王军，助手为马圣君、祝晓明。后孙美兰于2016年4月27日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2016年9月1日，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司法鉴定所出具莱卫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13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孙美兰因右侧肾上腺皮质腺癌切除术中和术后出血量过多，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2017年10月31日，山东省医学会作出鲁医鉴（2017）4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书中专家鉴定组分析意见为：1、医方对患者肾上腺皮质癌的诊断正确，具备手术指征，医方采取腹腔镜下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手术方式选择未违反处理原则；2、医方对患者的病情估计不足，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病历记载不全面、不详细，且向患者告知沟通不规范，存在医疗过失；3、患者右肾上腺肿瘤巨大，其与周围重要脏器、大血管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及危险性很大，预后较差；4、患者术中出血多，术后出现肾上腺危象、凝血机制障碍，其死亡符合失血性休克所致，与自身疾病、医方医疗过失均存在因果关系，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该鉴定书中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2018年4月16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司鉴院（2018）病鉴字第87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威海市立医院对患者孙美兰的医疗行为存在手术方式选择不当、术中操作不当、术后止血不当等明显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60%-80%。2018年7月25日威海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患者孙美兰家属与威海市立医院之间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并作出威医人调字（2016）第03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威海市立医院同意赔偿孙美兰家属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643813.98元。 2018年6月28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向被告下发《关于报送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和医疗事故行政处理情况的通知》，要求被告上报辖区内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并做好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处理工作。2018年7月12日，被告依职权对威海市立医院医务科副主任刘新武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被告于2018年10月17日对患者孙美兰发生医疗事故一案进行立案调查。同日，被告依法对原告王军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18年10月17日，威海市立医院向被告出具涉案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该认定书中载明涉案事故责任人为泌尿外科执业医师王军。被告于2018年10月19日在案件调查终结后针对原告的违法事实及证据进行了合议，拟对原告作出责令暂停六个月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2018年11月12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向原告送达，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处罚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和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同日，原告王军向被告申请听证。2018年11月14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原告听证的时间和地点。2018年11月22日，被告依法组织听证，并制作了听证笔录。2018年11月22日，听证人员作出的《听证意见书》中提出以下意见：进一步核实孙美兰医疗事故手术责任人的认定依据；对当事人在听证中提出的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由调查人员进行复核。 2018年12月19日，被告向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延长该案办理期限。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批复，同意该案办理时限延长3个月。 2018年12月14日，被告依法对威海市立医院医务科副主任刘新武再次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刘新武证实，涉案孙美兰手术为四级手术，王军为手术中唯一有资质的手术医师，马圣君和祝晓明不具有手术资质，两位助手配合王军完成手术工作。同日，被告依法对孙美兰手术的助手马圣君和祝晓明分别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12月21日，威海市立医院向被告出具涉案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该认定书中载明：涉案手术为四级手术，王军主任医师是参与此例手术的三位医师中唯一经过授权具备手术资质的医师，是此例手术的主刀医师，且当时王军主任医师是该院泌尿外科主任，是科室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所以王军主任医师是该例医疗事故主要责任人。被告调取的威海市立医院《医院工作职责与流程》中载明，科主任是本科室诊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和持续改进第一责任人。被告依法调取了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司法鉴定所出具莱卫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13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司鉴院（2018）病鉴字第87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 被告在补充上述证据后，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通知原告进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2019年1月4日，被告再次组织听证。2019年1月10日，听证人员作出听证意见书，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合议一致认为，对当事人建议予以责令暂停六个月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2019年2月3日，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2019年2月19日，被告作出《关于对医师王军行政处罚情况的通报》，并向威海市立医院送达。 另查，2018年12月23日，因机构改革，原威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由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作为辖区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进行管理，并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适当。 （一）关于涉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1、被告就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如下事实：（1）本案中原告王军为患者孙美兰进行的右肾上腺肿瘤切除术为腹腔镜手术，其系手术主刀医生，为该台手术中唯一有资质的手术医师，后患者孙美兰在诊治过程中死亡；（2）患者孙美兰因术中和术后出血量过多，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与自身疾病、医方医疗过失均存在因果关系，本案诉讼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3）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手术方式选择不当、术中操作不当、术后止血不当等明显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鉴于原告系涉案病例的主治医师，手术过程亦系由其主刀操作完成，根据相关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结合患者住院病历、询问笔录、医疗事故责任人认定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属于应当对事故承担责任的医务人员，被告据此认定原告在本次医疗事故中的责任，并作出涉案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对于原告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认定医方存在次要责任，并未认定原告存在责任，故不应对原告处罚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以救死扶伤，为患者健康提供保障为宗旨，而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具有高度的注意，对患者尽到最善良的谨慎和关心，以避免患者遭受不应有的危险和损害。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均由医务人员具体实施。本案中，原告王军在为患者孙美兰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并未高度注意，这与孙美兰死亡间存在因果关系。发生医疗事故后，在医院对事故后果承担赔偿民事责任的同时，被告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下，进行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二）关于涉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处罚是否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行政处罚行为应当遵循适当性原则。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目的时，行政机关应该尽可能采取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手段。本案中，造成医疗事故的手术由原告具体实施，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既达到了处罚目的，又对威海市立医院的医疗工作产生最小的影响，符合行政处罚的适当性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医师在医疗、预防、保健工作中造成事故的，依照法律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山东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造成一级医疗事故由医疗机构负次要责任的相关执业医师”，属于较轻情形，处罚标准为责令暂停执业6个月。本案中，被告市卫计委针对原告的过失行为，及孙美兰的医疗事故等级等实际情况，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给予原告王军作出责令停止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并无不当。 对于原告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处罚前提是造成医疗责任事故，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认定本起事故为医疗事故，故被告法律适用错误。本院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结论中“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能够确定本病例属于一起医疗责任事故，即医方对医疗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且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现已废止）将医疗事故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医疗技术事故是指根据行为人的相应职称或相似情况下的一般水平，限于能力不及或经验不足，发生诊疗护理工作中的失误，导致不良后果的。而根据相关的鉴定结论，本案显然不属于医疗技术事故的范畴。故被告依据《执业医师法》对具体手术实施者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涉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受理、调查询问、进行处罚前的事先告知、听取原告的陈述及申辩，听证告知，且在收到原告提出的听证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组织听证等法定程序义务；同时，因案件于法定期限内无法办结，依法向上一级卫生行政机关申请延长办案期限，后根据调查的事实，于法定延长办案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故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对于原告提出被告在第一次听证结束后，补充调查证据，组织二次听证，故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四十二条规定，卫生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情况进行复核，违法事实清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与原来认定有出入的，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在查清事实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规定的目的在于要求行政机关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确保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处罚权的正确行使。可见，听证本身是案件事实调查的一个环节，是一种特殊调查处理程序，意义在于确保准确的查清案件事实。因此，查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是否成立，就有可能需要再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而听证系对被处罚人权利的保护，且较之原告申请举行听证，被告再次组织听证充分保障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并未对原告的程序性权利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亦未对原告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并非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原告所谓处罚程序不可逆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逻辑。故对原告所提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艳茹 人民陪审员  祝业昌 人民陪审员  雷 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敏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