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27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解放路44号综合楼1-25幢40-3号。法定代表人:郭成忠，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倬伶，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任万权，男，汉族，1963年11月4日出生，重庆市人，住重庆市垫江县，现住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任勇，男，汉族，1987年3月9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和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任勇、任万权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初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8月5日组织各方进行了二审调查询问，遵义和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任勇、任万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张瑜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遵义和圆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初283号民事判决；2、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本案事实，任勇、任万权的出资1000万元属于公司所有，二被上诉人2011年7月26日以还款的方式转出公司款项10000694.44元，该事实清楚，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2、平通公司曾经向上诉人支付了工程保证金800万元及项目合作款2250万元，以及向重庆农商行贷款5000万元，均属于上诉人公司财产（包含后续投入资本），上诉人公司的实际财产已经大于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因此，上诉人注册资本金与上诉人所有的法人财产不能等同，一审认定二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任勇、任万权二审辩称：1、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未及时缴交上诉费，本案应按撤诉处理。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但未在缓交期限内缴交，故应按撤回上诉处理。2、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被上诉人不存在虚构债权债务的行为，上诉人所述不符客观事实。理由如下：（一）结合（2015）渝三中法民初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东斗星公司（现和圆公司）与梁永贵（贵州瑞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土石方平场合同》、《补偿协议》真实性及合法性。即证明上诉人公司成立以来，被上诉人通过自身努力正面经营公司、发展项目，以个人及公司名义为公司生产经营积极筹资，其支出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对梁永贵所付工程款，被上诉人实际支出约3900多万，远远大于注册资金。且从该事实得知，梁永贵等人债权系合法有效债权。虽“东星鑫苑”工程项目在2012年才取得相关建设权，但并不影响工程开发建设过程中预先进场施工。且“东星鑫苑”工程项目本就是永诚房地产公司转让过来的，本就存在项目转让前有施工的客观情况存在。因此，支付工程款合情合理合法。另，“东星鑫苑”工程项目转让价款是3000万，该项目转让合同在2012年12月23日签订，签订即付款1000万元。而平通公司、徐小平正式参与案涉工程项目是在2012年10月30日。从上述时间点可以得知，若东斗星公司（上诉人）成立后没有运营、案涉项目没有开展、被上诉人没有投资或者被上诉人投资了却抽逃出资，那么梁永贵等人的工程款如何支付？永诚公司的项目转让价款从何而来？平通公司、徐小平从2012年10月30日才开始打保证金，介入案涉项目工程。显然从上述时间点对比可知不可能是平通公司、徐小平的投入。因此，上诉人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相反，被上诉人的投资远远大于其注册资金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抽逃出资。（二）提请法院注意的是：在2013年6月23日平通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时，平通公司就已对被上诉人当初的投资及所有账目进行查清，同意以2250万元的价款取得项目一半的开发利润，且让平通公司、徐小平实际参与并掌控公司运营。在此时，上诉人公司及徐小平、平通公司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亦可证明被上诉人投资没有任何问题。且在2013年12月6日平通公司（徐小下）实际掌控公司运营半年后，对公司债权债务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下，再次以3400万元的价格收购被上诉人所持共90％的股份，并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在签订本协议时双方对公司前期经营中的财务进行签字确认，账目中所列的所有债权债务均有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承担，若因公司未偿还所列债务，造成甲方（任万权、任勇）损失的，由公司及乙方承担损失。从上述平通公司（徐小平）的意思表示以及其绝对控股的行为再次表明：1、被上诉人已足额投资，公司财务没有任何问题，平通公司（徐小平）作为上诉人公司的绝对控股人一直知道并认可该事实；2、公司一直在正常运营，否则平通公司（徐小平）不会高价收购股权，更加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抽逃出资。3、即使被上诉人尚需支付，也属于转让之前的的所有债权债务范围，也应当由上诉人公司、平通公司及徐小平承担，与本案被上诉人无关。（三）上诉人曾起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借款1354万元，案号为遵义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初107号，该案已被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需要提及的是：上诉人公司从成立以来，仅有“东星鑫苑”一个工程项目运营。若如上诉人所述案涉项目从2012年8月底才开始运营，且被上诉人又抽逃全部出资，按照上诉人逻辑，在项目运营前上诉人公司并没有钱，那么在（2018)黔03民初107号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巨额“借款”从何而来？显然上诉人所述自相矛盾，其行为完全是浪费司法资源。（四）《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平通公司（徐小平）在支付被上诉人首期转让价款后，被上诉人将公司现有的合同、资料、档案等全部文件登记造册。该协议证明，平通公司（徐小平）掌握了被上诉人所有合法手续，被上诉人合理怀疑平通公司（徐小平）绝对控股的上诉人隐瞒事实。三、被上诉人未损害和圆公司（上诉人）的权益，且上诉人既未充分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有虚构债权债务行为，也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有损害公司权益。因此，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抽逃出资。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诉求系对法条的断章取义。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规定，认定抽逃注册资金要件有两个，一个实质要件，即“损害公司权益”。另一个是形式要件（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所列举）。若仅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不符合“损害公司权益”这一实质要件，不应认定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如前所述，梁永贵等人债权系客观真实存在的。且结合上诉人举示的《遵义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转让合同》第五条及被上诉人举示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得知，由被上诉人当时经营的东斗星公司（即上诉人公司）承担项目内所有拆迁换房安置及拆迁过渡费。试问，若没有被上诉人的出资及经营，上诉人公司何来的金钱来支付这些费用。另，东斗星公司（即上诉人公司）与平通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开发项目土地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后的所有一切前期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土石方开挖工程款、拆迁过渡费、土地服务费、工资、材料费、审计费、税费、水电费等费用）约4500万元由东斗星公司支付。由此协议可知：1、被上诉人当时经营的公司已经投入巨额费用，结合《项目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实际投入约3900万元，远大于注册资本；2、案涉工程早已经进行土石方开挖工程。因此，被上诉人不仅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相反还为公司发展立下汗马功劳。遵义和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1年7月26日起至二被告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截止起诉之日利息暂计为31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遵义和圆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股东为被告任万权和被告任勇，其中被告任万权以货币出资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被告任勇以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二被告于2011年7月26日从原告公司账户转出款项共计1000万元。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之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成立后，股东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转出，或者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均可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二被告从原告公司账户转出资金的行为，损害了公司财产利益，应当依法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任勇、任万权一审辩称：1、本案并非遵义和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系原告冒充遵义和圆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并参加诉讼，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起诉，并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对原告进行处罚。2、二被告不存在虚构债权债务的行为，原告所述不符客观事实。理由如下：(1）结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民初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16页），证明原告与被告均认可，且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遵义东斗星公司（现名遵义和圆公司）与梁永贵（贵州瑞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土石方平场合同》、《补偿协议》真实性及合法性。即证明原告公司成立以来，被告通过自身努力经营公司、发展项目，以个人及公司名义为公司生产经营积极筹资，其支出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对梁永贵所付工程款，被告实际支出约3900多万元，远远大于注册资金。从上述事实可知，梁永贵等人债权系合法有效债权。虽然“东星鑫苑”工程项目在2012年才取得相关建设权，但并不影响工程开发建设过程中预先进场施工。且“东星鑫苑”工程项目本就是从遵义市永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在项目转让前就存在施工，支付工程款合情合理合法。其次，“东星鑫苑”工程项目转让价款为3000万，该项目转让合同在2012年8月23日签订，签订即付款1000万元。而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正式参与案涉工程项目是在2012年10月30日，在此之前的投资系二被告以个人及公司名义为公司筹资。(2）重庆平通公司与原告在2013年6月23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时，重庆平通公司已对被告当初的投资及所有账目进行查清，同意以2250万元的价款取得项目一半的开发权利，该行为可证明原告已知晓本公司账目情况及被告投资情况，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实际参与并掌控公司运营，对被告投资也未提出任何异议。2013年12月6日，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实际运营原告公司半年后，再次以3400万元的价格收购被告所持90%的股份，并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在签订本协议时双方对公司前期经营中的财务进行签字确认，账目中所列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承担，若因公司未偿还所列债务，造成甲方（任万权、任勇）损失的，由公司及乙方（徐小平）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的意思表示以及其绝对控股的行为再次表明：第一，被告已足额投资，公司财务没有任何问题，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作为原告公司的绝对控股人一直知道并认可该事实；第二，公司一直在正常运营，否则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不会高价收购股权，被告未抽逃出资。第三，即使被告尚需支付，也属于转让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范围，应由原告公司、重庆平通公司及徐小平承担，与本案被告无关。（3）原告曾起诉被告要求返还借款1354万元，案号为遵义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初107号，该案已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从成立以来，仅有“东星鑫苑”一个工程项目运营，若被告抽逃出资，在（2018)黔03民初107号中被告向原告的巨额“借款”从何而来？原告所述自相矛盾。（4）《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在支付被告首期转让价款后，被告将公司现有的合同、资料、档案等全部文件登记造册，由双方签字进行移交。该协议证明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掌握了被告所有合法手续，被告合理怀疑重庆平通公司（徐小平）绝对控股而隐瞒事实。3、被告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原告既未充分举证证明被告有虚构债权债务行为，也未举证证明被告有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因此，不能认定被告抽逃出资。理由如下：(1）原告诉求系对法条的断章取义。梁永贵等人债权客观真实存在。且结合原告举示的《遵义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转让合同》第五条及被告举示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得知，由被告当时经营的遵义东斗星公司（即原告公司）承担项目内所有拆迁还房安置及拆迁过渡费。试问，若没有被告的出资及经营，原告公司何有款项支付这些费用。其次，遵义东斗星公司与重庆平通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开发项目土地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后的所有一切前期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土石方开挖工程款、拆迁过渡费、土地服务费、工资、材料费、审计费、税费、水电费等费用）约4500万元由东斗星公司支付。由该协议可知：第一，被告当时经营公司已投入巨额费用，结合《项目转让协议》，被告实际投入约3900万元，远大于注册资本。第二，案涉工程早已经进行土石方开挖工程。原告企图将股东出资与公司运营分裂开来，其混淆了案件事实。公司从设立到正常运营、发展，离不开股东出资及合法经营，被告因设立公司所支付的前期开办费用也应作为股东的投资款纳入公司财务核算。(2）原告未能完成其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虚构债权债务，相反更加证明被告已足额出资，被告并无抽逃出资行为。一审审理查明：2011年7月11日，任万权、任勇签订《遵义东斗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任万权出资800万元、持股80%，任勇出资200万元、持股20%。同日，遵义东斗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东斗星公司）《股东会决议》：任万权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任勇任监事。2011年7月21日，遵义东斗星公司成立。2011年7月21日，遵义正阳会计师事务所出据遵正会所验资字［2011］232号《验资报告》载明：根据章程的规定，该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由股东任万权、任勇共同出资于2011年7月21日之前一次缴足。2011年7月21日出票人为任万权，收款人为遵义东斗星公司的中国银行进账单显示收款金额800万元，注明为投资款。2011年7月21日出票人为任勇，收款人为遵义东斗星公司的中国银行进账单显示收款金额200万元，注明为投资款。户名为遵义东斗星公司，开户行为中国银行遵义市南京路支行，账号为13×××31于2011年7月26日进账10000694.44元。同日，该账户分三次分别转出款2000690.44元，300万元，500万元，摘要栏均注明为：还款。2012年8月23日，甲方遵义市永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永诚公司）与乙方遵义东斗星公司签订《遵义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转让合同》约定：……四、项目转让条件，甲方负责将项目土地使用权属办理到乙方公司，承担项目土地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含铁路土地部份）及铁路土地手续办理。五、乙方责任：项目转让后由乙方独立经营，自行承担该项目改造中的一切事务，承担项目内所有拆迁还房安置及拆迁过渡费的发放。六、转让价款3000万元。七、支付方式。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1000万元，项目规划指标审批通过，土地招、拍、挂到乙方单位时乙方在五个工作日付清全部转让费。2013年遵义东斗星公司取得涉案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面积为12778平方米。2013年6月22日，遵义东斗星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任万权）与重庆平通公司（乙方，徐小平为委托代理人）签订《遵义市红花岗区沙河小区铁路周边棚户区改造工程“东星鑫苑”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第四条合作方式。1、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开发项目土地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后的所有一切前期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土石方开挖工程款、拆迁过渡费、土地服务费、工资、材料费、审计费、前期开办费、安全措施费、劳保费等）约4500万元全部由甲方遵义东斗星公司负责垫付。2、该项目在甲方取得土地使用证以后由乙方出资2250万元，占该项目开发利润的50%的股权。在办理该开发项目的各种手续时和该工程的建设时，所需差的资金由甲乙双方按股份共同负责承担至该工程项目完工为止。2011年6月就涉案项目的开发遵义永诚公司与案外人朱长碧、王顺平、王成良、张素琼分别签订了《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3年12月6日，任万权、任勇（转让方、甲方）与徐小平（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将其所持有的遵义东斗星公司100%的股权中90%转让给乙方徐小平，转让价款为3400万元。转让后徐小平持有该公司90%的股权，任万权享有该公司10%股权。第六条第二项载明：在签订本协议时双方对公司前期经营中的账务进行签字确认，账目中所列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承担。若因公司未偿还所列的债务，造成甲方损失的，由公司及乙方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还载明：股权转让后，甲乙双方以东斗星公司与平通建设公司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全部作废。该协议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印鉴、档案移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徐小平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后，余下款项未支付，任万权、任勇据此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该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终审判决，即（2016）渝民终48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民初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二、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任万权、任勇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及资金利息（从2013年12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24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三、驳回任万权、任勇的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9月16日，遵义东斗星公司（甲方）与梁永贵（乙方）签订《补偿协议》约定：关于沙河小区城市金典项目土石方由于甲方原因导致停工，从2011年至2013年6月，乙方误工损失，两台挖机停放6个月之久，直接损失48万元。经双方协商，甲方承担经济损失26万元，乙方承担经济损失为22万元。2016年4月12日梁永贵出据《关于任万权补偿梁永贵26万元损失的情况说明》载明：任万权应支付我经济损失22万元，至今也未能按时支付给我方。2013年12月9日遵义东斗星公司《股东会议》载明：参会人员为重庆平通公司、任勇，主要内容为公司股东股权比例为重庆平通公司占90%的股权，股金为900万元，任勇占10%的股权，股金为100万元；选举徐小平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选举任勇继续担任监事。2016年2月4日遵义东斗星公司名称变更为遵义和圆公司。经原告委托，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8月8日出据遵中审所专审字[2017]085号《关于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及往来事项的专项审计报告》载明：四、审计情况。（一）股东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的到位情况。经审计，公司注册登记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收入690.44元已于2011年7月26日分三笔从银行转出，并在会计账务进行核算反映。（二）任万权、任勇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1、截止2013年12月31日任万权、任勇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1）其他应收款—任万权、任勇出资款账面余额10000690.44元，系公司成立时中介公司代办验资取得营业执照后划转垫资金额，任万权、任勇出资未实际到位的部份金额。（2）其他应收款—任万权、任勇借款账面余额21392751.94元。其中：A、个人借款挂账7908570.80元，经审计调减169246.80元，审计调整后余额7739324.00元。B、代付刘锡勇利息挂账2100000元。C、代付其他个人及公司挂账11314515.64元。经审计，调减任万权向袁琳借款3000000元由公司担保挂账款项，审计调整后余额8314515.64元；D、任勇报销费用挂账69665.50元，经审计，调整减少69665.50元，审计调整后余额0.00元。经审计，本账户余额为18153839.64元。（3）其他应付款—任万权、任勇项目投入款19073776.48元。其中：A、代垫成本、费用投入款项1911339.14元，经审计调增10332.00元，审计调整后金额1921671.14元；B、货币资金投入款项9612437.34元，经审计调减1111065.50元，审计调整后金额8501371.84元。C、垫付永诚房开、陈学款项6000000.00元；D、垫付其他个人款项1550000.00元。经审计，本账户余额为17973042.98元。六、审计结论。1、股东任万权出资800万元，任勇出资200万元，在验资、办理营业执照后出资款已全部转出，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未实际到位。2、截止2013年12月31日，任万权、任勇资金往来情况如下：其他应收款：应收出资款，借方发生额10000690.44元。其他应收款：借款，借方发生额18153839.64元。其他应付款：项目投入款，贷方发生额17973042.98元。3、2014年1至7月任万权、任勇资金往来情况。其他应收款：应收出资款，借方发生额10000000.00元。其他应收款：借款，借方发生额8080000.00元。2018年9月3日遵义和圆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公司由任勇、郭敏、重庆九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组建，其中任勇持有本公司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郭敏持有本公司1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重庆九富投资中心持有本公司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免去李茂全的总经理职务。选举郭成忠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2018年11月6日遵义和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茂全出据《情况说明》载明：现本人李茂全作为原遵义和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为：2016年2月4日起至2018年9月4日）作如下说明，原告遵义和圆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向法院提交起诉任万权、任勇股东出资纠纷民事起诉材料，以及委托刘晋、刘倬伶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系原告遵义和圆公司的真实表示。2018年11月7日，重庆平通公司出据《情况说明》载明：现说明人重庆平通公司作为原遵义和圆公司持股80%的股东（2013年12月25日起至2018年9月4日）作如下说明，原告遵义和圆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向贵院提交起诉任万权、任勇股东出资纠纷民事起诉材料，以及委托刘晋、刘倬伶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系原告遵义和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遵义东斗星公司章程》、《验资报告》、银行流水、《遵义火车站棚户区改造项目转让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情况说明》、遵中审所专审字[2017]085号《关于遵义和圆公司股东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及往来事项的专项审计报告》，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合作协议》、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民初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481号民事判决书、《土石方平场合同》、《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交的以下证据：1、2011年8月4日梁永贵领款单，土石方工程款48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未支付工程款，挂靠任万权的账。2、2011年8月5日陈科领款单，付重庆天宇工程款3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3、2011年8月10日罗德良领款单，付贵州华语堂销售预付款21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4、2011年8月11日陈科出据收条，收到东斗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付工程款100万元。批注：实际未支付，挂任万权的账。5、2011年9月7日罗德良领款单，付贵州华语堂销售预付款20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6、2011年9月8日陈科领款单，付重庆天宇工程款58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7、2011年9月15日梁永贵领款单，付贵州瑞和土石方工程款37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8、2011年10月15日陈科领款单，付重庆天宇工程款45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9、2011年10月21日梁永贵领款单，付贵州瑞和土石方工程款45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10、2011年11月16日梁永贵领款单，付贵州瑞和土石方工程款35.6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11、2011年11月20日陈科领款单，付重庆天宇工程款50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12、2011年12月8日罗德良领款单，付贵州华语堂工程款15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13、2011年12月8日梁永贵领款单，贵州瑞和工程款30万元，袁琳批注：实际无此工程，挂靠任万权的账。上述13份证据证明：二被告抽逃出资后，于2011年8月至12月期间，在原告公司财务凭证中将所有抽逃出资款以工程款、销售预付款的名义记账。财务人员袁琳在领款单、收条右上角予注明。被告任万权、任勇质证意见为：对上述13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领款单中袁琳签字字迹与领款单上其他字迹不是同时期产生，领款人处领款人签字并非是其本人所签字。领款单不具有真实性，原告公司在成立时就与梁永贵签订了合同，且梁永贵等人在本案项目中实际进行了施工，原告多次支付了工程进度款和预付款，即使袁琳的签字是真实的，也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经质证，二被告对13份证据均不予认可，且原告提交的公司至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均未记载有上述凭证，故一审法院对上述13份证据均不予认定。关于二被告提交的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13-03民初107号民事判决，因该判决并未生效，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二被告提交的任勇与重庆九富投资中心工作人员刘誉勇的通话录音，证明原告公司的印章一直由重庆九富投资中心所持有，公司并没有提起诉讼。原告质证意见为：即使能够明确刘誉勇是重庆九富投资中心工作人员，但其并非法定代表人也非授权代表，其个人陈述并不能代表重庆九富投资中心。经双方进行质证，刘誉勇并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并不能代表该中心，也无相应证据证明其代表该公司，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2、二被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第一、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主张股东履行出资义的主体为公司、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本案中，任万权为遵义和圆公司原股东，任勇为原告遵义和圆公司现任股东，原告遵义和圆公司以二股东存在抽逃出资为由提起诉讼，故原告主体适格。二被告辩解其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二被告认为本案系个别股东冒用原告遵义和圆公司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问题。对此，原告提交公司在提起诉讼期间任职法定代表人的李茂全（任法定代表人期间：2016年2月4日起至2018年9月4日）所作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提起诉讼期间对公司享有80%股权的重庆平通公司出据的《情况说明》均表明原告遵义和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系其真实表示，不存在个别股东冒用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的行为。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股东认为其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股东亦可单独提起诉讼，故其辩解本案系虚假诉讼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一）关于二被告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之规定，被告任万权、任勇于2011年7月11日签订《遵义东斗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任万权出资800万元、持股80%，任勇出资200万元、持股20%。2011年7月21日，遵义东斗星公司成立。2011年7月21日，遵义正阳会计师事务所出据-正会所验资字[2011]232号《验资报告》载明：根据章程的规定，该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由股东任万权、任勇共同出资于2011年7月21日之前一次缴足，被告任万权、任勇实际在2011年7月26日缴存1000万元进入公司账户，被告任万权、任勇履行了出资义务。（二）、关于被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首先，被告履行出资义务后又转出该注册资金，之后被告又投入大量资本，该投入资本远大于注册资金，被告所投入资本行为能否认定为履行出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该规定明确法律禁止股东抽逃出资，体现了维护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禁止股东抽逃出资还在于依法维护公司资本充实，保障公司正常营运，因公司承载众多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抽逃出资既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社会的公平交易和经济秩序。一审法院认为，在股东对公司存在持续投资的情况下，判断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不能以单纯的投入或转出资金进行判断，应结合股东整体投入资本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中，虽然二被告在履行出资义务后于当日转出1000万元，但二被告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根据原告提交的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即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8月8日出据的遵中审所专审字[2017]085号《关于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及往来事项的专项审计报告》载明：任万权、任勇个人投入的公司开发项目投入款17973042.98元，该款项系被告实际投入资本，已超过其应缴纳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虽然财务会计列为任万权、任勇个人对公司所开发项目的投入款项，该审计报告也将该投入资本列为公司应付款项，但该项目为公司所开发项目，财务会计注账有不规范情形，而该资本为二被告实际投入，显然应为公司投资，故一审法院认定二被告实际履行了出资行为。二被告辩解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遵义东斗星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任万权）与重庆平通公司（乙方，徐小平为委托代理人）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遵义市红花岗区沙河小区铁路周边棚户区改造工程“东星鑫苑”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载明了涉案遵义东斗星公司开发“东星鑫苑”项目，公司对该项目开发垫付经双方确认的前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土石方开挖工程款等共计约定4500万元，也包括了二被告投入的经审计的资本17973042.98元，该投资合作协议进一步证明了二被告持续投入资本的行为。被告任万权、任勇（转让方、甲方）与徐小平（受让方、乙方）于2013年12月6日签订的遵义东斗星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所持有的遵义东斗星公司100%的股权中90%转让给乙方徐小平，转让价款为3400万元。该协议同时还明确在签订本协议时双方对公司前期经营中的账务进行签字确认，账目中所列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承担。该协议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印鉴、档案移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从该协议可知，徐小平支付的股权转让受让价款达3400万元，乙方徐小平对股权价值及任万权、任勇的出资行为有充分的考量，对公司经营的前期债权债务有审查确认行为，并且对财务档案进行了移交，该协议也可进一步印证受让方徐小平对公司原股东任万权、任勇履行出资行为认可。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虚列工程款抽逃出资的行为。原告提交的2011年8月至12月的公司13份注明领款人为梁永贵、罗德良、陈科等人的转款凭证，该凭证均有公司财务人员袁琳在右上角上批注：实无此工程，挂任万权的账。原告以此证明二被告虚列工程款抽逃出资达500余万元。被告任万权、任勇质证意见为：对上述13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领款单中袁琳签字字迹与领款单上其他字迹不是同时期产生，领款人处领款人签字并非是其本人所签字。领款单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公司从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均未记载有上述凭证，且该财务审计报告注明是《关于遵义和圆公司股东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及往来事项的专项审计报告》，13份凭证载明金额高达500余万元却在该专项审计报告的明细中及审计报告内容中均未体现，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公司实际支付了上述高达500余万元的工程款，且二被告也不认可，故原告认为虚列工程款抽逃出资的理由也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关于《审计报告》中所记载的被告任万权、任勇对公司的个人借款能否认定其抽逃出资的行为。原告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即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出据的《关于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任万权、任勇投入资本及往来事项的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其他应收款—任万权、任勇借款账面余额21，392751.94元，审计调整后为18153839.64元。其中，个人借款挂账审计调整后余额7739324.00元。代付刘锡勇利息挂账2100000.00元。代付其他个人及公司挂账11314515.64元。经审计，调减任万权向袁琳借款3000000元由公司担保挂账款项，审计调整后余额8314515.64元；任勇报销费用挂账69665.50元，经审计，调整减少69665.50元，审计调整后余额0.00元。上述金额能否认定二被告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上述金额列有明确的支付科目，借款有挂账，代付利息也有挂账，不论个人向公司借款还是公司代付的相关利息，公司可按凭证内容主张相应的权利，个人借款并不妨碍公司相关权利的行使，个人借款并不能证明其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经原告委托中介机构对公司账务进行审计得出被告任万权、任勇持续投入资本的金额达17973042.98元，以及重庆平通司受让遵义东斗星公司涉案项目“东星鑫苑”项目协议，徐小平受让任万权、任勇股权协议可印证任万权、任勇履行了股东出资行为，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被告辩解其履行了出资义务的理由成立，予以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700元，由原告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各方二审中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结合双方二审诉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构成有效的上诉行为，2、任万权、任勇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如是，是否应对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是否构成有效的上诉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审法院2019年2月13日作出预交上诉费通知并于2019年2月19日送达给遵义和圆公司，遵义和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缓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月20日，一审法院向遵义和圆公司员工田印华释明，对其缓交诉讼费的申请不予准许，并将笔录随卷移送至本院。本院审查后认为，遵义和圆公司的申请不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四、四十七条之规定，于2019年4月2日作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通知》，责令遵义和圆公司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缴交上诉费用100700元，并于2019年4月18日送达遵义和圆公司，遵义和圆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向本院缴交了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00元。本院认为，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双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分别预交。上诉人在上诉期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在7日内预交”之规定，遵义和圆公司在接到本院的诉讼费收费通知后，在指定期限内缴交了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已构成了有效的上诉，任勇、任万权主张遵义和圆公司没有在指定期限内缴交上诉费应按撤回上诉处理没有法律依据。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任万权、任勇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如是，是否应对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主要的核心问题在于，任勇、任万权在后续持续投资的17973042.98元能否作为履行出资义务的相关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任勇、任万权已履行了出资义务，无需再承担补缴责任。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任勇、任万权确已对原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在验资后转出，但经审计，任勇、任万权虽然在前期对注册资本进行了转移，但在公司成立之后，任勇、任万权又陆续投入了17973042.98元进入公司进行运营，已超出其原出资额，该款项的投入系任勇、任万权对遵义和圆公司的出资义务的履行，成为了公司的资产，并已在后续任勇、任万权对外转让股权时获取了相应的对价，故一审认定其未构成抽逃出资的认定准确，依法应予维持，遵义和圆公司上诉主张任勇、任万权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遵义和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00元，由遵义和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二审判员 范淑婷审判员 潘育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