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初4755号 原告：高吉鑫，男，1950年6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发，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报建，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岸，男，196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青，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菱，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裘黎，女，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吉鑫诉被告何岸、第三人裘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于2019年3月28日进行公开开庭，原告高吉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发、吴报建、被告何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青、巴菱、第三人裘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汀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又于2019年9月5日进行补充调查，原告高吉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发、吴报建、被告何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巴菱、第三人裘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汀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吉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何岸和裘黎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2.判令何岸承担高吉鑫为提起本案撤销之诉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40000元、保全担保费人民币3300元、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3.由何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高吉鑫、何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08年12月、2009年1月何岸以“做生意资金周转”为由，分四次向高吉鑫借款，但其后一直未归还。2017年3月30日，高吉鑫就其中一笔借款（借款日期为2008年11月26日）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2017年12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民初329号民事判决，判决何岸向高吉鑫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42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09年1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242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该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案号为（2018）浙01执793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确定案件执行标的至2018年9月4日止为人民币4130379元。在执行过程中，何岸声称其名下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高吉鑫的律师到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查档始知，何岸于2008年10月取得位于杭州市上城区产，所有权形式和性质为其单独所有，何岸分别于2008年12月8日、2010年3月18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31日将上述四套房产全部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特别是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31日，何岸将凤凰南苑6幢904室、凤凰南苑6幢1004室两套房产分别转让给其前妻裘黎，该两套房产建筑面积均为79.96平方米，转让总价均为人民币1050000元；约定的支付方式均为分期付款，首付款人民币540000元于2015年03月17日前支付，剩余款项人民币510000元分10年结清。高吉鑫认为，何岸在对高吉鑫欠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将自己名下单独所有的房产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转让，系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尤其是何岸和裘黎原系夫妻，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离婚后都未再婚，继续来往，裘黎对高吉鑫、何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也是明知的。2015年3月案涉房产同地段的市场价为每平方米近5万元，而两人交易的两套房产价格为每平方米13131.56元，且款项的支付方式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证明裘黎绝非“善意相对人”。正因为何岸和裘黎的行为，导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民初329号生效判决执行不能。据此，高吉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之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判。 被告何岸答辩称：一、何岸与裘黎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不属于法律规定可撤销的行为。1.系争房屋的交易价格并非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系争房屋的交易经房管部门、税务机关审核通过，且按照税务机关核定的价格缴纳了相应的税费。如果该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则税务机关不可能向交易双方开出契税发票和完税凭证。2.何岸与裘黎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恶意。系争的两套房屋原系裘黎的父母所有，何岸因急需周转资金故无偿获得该房屋，此后又将该房屋返还给裘黎，且裘黎也支付了约定的房价款。整个交易过程真实透明，不存在任何损害高吉鑫的恶意。二、高吉鑫为提起撤销之诉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系其自愿支付的费用，无法律规定和合同依据表明该费用应当由何岸承担。综上所述，何岸认为高吉鑫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人裘黎述称：何岸与裘黎转让案涉房屋的价格合理并且裘黎已经支付了全部房屋价款。一、首先，案涉两套房屋的状况比较差，是28层的高层回迁房，一梯8户，临靠马路，隔音差，而且一直是毛坯房，没有装修，因此房屋本身的状况决定了其价格在同个小区中属于偏低的价位。其次，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裘黎向房管局工作人员咨询过房屋价格的问题，得到的答复称该价格是合理的，否则双方也不会确定此价格并且进行网签备案。再者，裘黎已经支付房屋价款，第一，当时该两套房屋还有抵押贷款没有还清，裘黎分别以53.5万元和54万元还清了两套房屋的抵押贷款；第二，案涉房屋之前只是借给何岸用于抵押贷款做资金周转，而何岸一直将房屋出租并收取租金，裘黎认为这些租金应当在房屋价款中抵销，因此双方协商以20余万元租金相抵后，裘黎支付了剩余的80万元房款，据此，案涉两套房屋的房款均已付清。二、案涉房屋的转让有特殊背景。裘黎本身也是一名受害者，不存在帮助何岸逃避债务的事实。双方因为感情不和，裘黎多次向何岸提出离婚请求，何岸之前都没有答应，后来何岸知道裘黎家里有房屋要拆迁，提出把回迁的房屋过户到他名下用以抵押贷款，他就同意离婚，裘黎当时为了尽快离婚就同意了何岸的要求。无论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裘黎对何岸在外面的债权债务纠纷都不了解，高吉鑫称双方在离婚后还有继续来往不是事实，裘黎除了向何岸催讨归还四套房屋之外，没有再跟何岸有过来往，现在房屋只退回来两套，另外两套被何岸擅自处置，已经侵害了裘黎的合法权益，裘黎从何岸处要回案涉这两套房屋是保护自己权益的行为，不存在帮助何岸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综上，裘黎认为高吉鑫不享有债权人撤销权，相应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也不应予以支持。 原告高吉鑫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3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何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吉鑫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42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09年1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242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 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31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何岸因未按期缴纳二审诉讼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生效； 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执793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案件执行标的至2018年9月4日止确定为人民币4130379元； 四、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证明何岸于2008年10月取得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四套房产，所有权形式和性质为其单独所有； 五、《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证明何岸分别于2009年12月8日、2010年3月18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31日将上述四套房产全部以极低廉的价格转让给他人； 六、《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证明四套出让房屋在各受让人名下； 七、《结婚登记申请书》，证明何岸和裘黎于1994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 八、《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何岸和裘黎于2008年9月23日登记离婚； 九、律师费《发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中山支行出具的《进账单（现金存入凭证）》，证明高吉鑫为行使撤销权支付律师费人民币40000元； 十、《委托代理合同》，证明高吉鑫与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十一、《担保协议书》、《增值税发票》，证明高吉鑫为保全案涉房产，与浙江亿联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协议，向该公司支付担保费人民币3300元； 十二、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证明与案涉房产同地段的房屋3月份每平米均价为人民币21675元、全年均价为人民币22717.83元； 十三、公证费《发票》，证明高吉鑫为取得证据保全公证支付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 十四、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复函》，证明2015年3月凤凰南苑房产均价为16745元/每平米（包括案涉房产）； 十五、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杭房函（2019）76号《复函》，证明2015年3月凤凰南苑二手房交易均价每平方米为18909元（剔除案涉房屋）。案涉两套房屋凤凰南苑6幢904、1004室交易价仅为每平方米13131.56元，低于市场交易价70%。 对于高吉鑫提交的证据，何岸质证表示：1.对证据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2.对证据一、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何岸不认同该借款债权债务关系；3.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相关的房屋交易价格均通过房管部门和税务机关的核查，符合市场交易价格，不存在极低廉之说；4.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价格信息系中介公司出具，不具有客观性和参考意义；5.对证据十四、十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同将其作为衡量系争房屋价格的参考标准，应当以契税凭证上税务局出具的计税价格为参考标准。 对于高吉鑫提交的证据，裘黎质证表示：1.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借款时间是2008年11月26日，而何岸与裘黎已于2008年9月23日离婚，何岸在离婚后所借款项，裘黎并不知情；第二，该案起诉时间是2017年3月30日，而何岸与裘黎签订案涉两套房屋的转让合同时间是2015年3月24日、3月31日，早在高吉鑫起诉两年前裘黎将原本属于自己父母的两套房屋转回自己名下，是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不存在帮助何岸躲债的故意，且何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答辩称已归还了欠款，并提供了转账凭证，无论法院最后对这些还款的性质如何认定，何岸认为已经归还了高吉鑫的借款，则裘黎更不可能存在明知其欠款而帮助其低价转让房屋的故意，因此虽现有生效判决确认高吉鑫对何岸享有债权，但不能证明高吉鑫享有债权人撤销权；2.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中两套房屋与本案无关，这四套房屋均是何岸为抵押贷款的需要从裘黎的父母处无偿取得，并承诺短期持有，日后应将房屋返还给裘黎及其家人；3.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两套房屋与本案无关，1004室与904室为本案所涉房屋，该两套房屋的转让价格经过税务机关核定，并未明显低于市场价格；4.对证据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5.对证据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律师代理费非必要费用，第二，金额过高；6.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进行诉讼保全是高吉鑫的单方选择，且提供保全担保的方式多样，保全担保费用非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应由高吉鑫自行承担，该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7.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安居客”只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并不掌握该地区房屋交易的实际价格，也未说明其数据来源，发布的房屋均价信息缺乏可信度，且与从杭州市房管局调取的实际交易价格不一致；8.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公证费也并非是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更何况其中的内容是网页历史信息，无需公证也可作为证据提交，产生公证费与本案无关；9.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房管部门的统计具有滞后性，不能以事后统计的该地区交易均价来推导和确定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第二，同一小区的房屋也存在不同的情况，均价不能反映案涉两套房屋的市场价格，因案涉两套房屋格局差、临街、噪音大、隔音差，且是毛坯房，交易价格低于均价也是正常的；第三，即使按照当时的均价，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也未低于均价的70%，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10.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这一证据明显是原告方在以法院的协查函调取证据后，认为数据不利于自己而重新要求房管局出具的材料，带有原告的主观倾向，其中为何要扣除“案涉房屋”价格的理由没有说明；第二，考虑市场均价应该以所有交易房屋为范围，不能剔除案涉房屋的交易，否则有失公允；第三，如果在剔除案涉两套房屋的价格后均价有较大提升，那就说明统计的样本过少，统计结果不具有说服力，无法代表当时的市场价值；第四，即使参照剔除后的均价，考虑到案涉房屋的格局差、噪音大、毛坯房等个体因素，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本院对高吉鑫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生效判决确定高吉鑫与何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高吉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事实；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6幢904室、907室、1001室、1004室四套房屋的不动产信息登记、转让等事实；证据七、证据八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何岸和裘黎的关系；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高吉鑫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证取证费的事实；证据十二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中查询的内容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从网上查询到的由房屋中介公司发布的房价信息无法确认其数据来源以及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也没有说明是否为实际成交价格，不能作为有效的市场交易价依据。证据十四、证据十五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2015年3月凤凰南苑小区二手房交易的情况。 被告何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凤凰南苑6幢904室房屋转让的《契证》； 二、凤凰南苑6幢1004室房屋转让的《契证》； 证据一、二共同证明何岸转让房产的价格在合理范围内。 三、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调取的《2015年1月至6月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凤凰北苑、美政花园、紫花苑二手房屋成交价格的信息明细》，证明案涉两套房屋的交易价格并非明显低价，而是符合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格。 四、《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证明案涉房屋当时的贷款尾款77万元发放以后，案外人裘维玦将该贷款全额返还给了何岸，所以何岸取得案涉房屋时实际上没有支付任何对价。 五、《承租证明》（1004室）、《机动车驾驶证》、工商银行《流水清单》、《承租证明》（904室）、《身份证》、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何岸之前将案涉房屋1004室和904室分别出租并收取了租金，这部分租金在裘黎应支付的剩余房款中抵销。 对于何岸提交的证据，高吉鑫质证表示：1.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国家对二手房的转让价格没有恒定，也没有征税的绝对标准，不能以此作为判断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而是应当依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参考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虑。2.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不同意何岸的证明目的，像凤凰北苑、凤凰南苑和美政花园，不同小区房屋的房屋结构和价格明显有差异，不能参照，应该取最接近、最有可比性的房屋进行对比，同期交易的凤凰南苑6幢是最接近的房屋，一共有七套，其中两套是案涉房屋，交易价每平米人民币13132元，另外五套用于比较，交易价平均每平米人民币19518元，两者比较，案涉房屋交易价格仅为其余平均交易价格的67.28%，足以说明何岸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案涉房屋。3.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都不予确认，不能达到何岸的证明目的，资金的流转有可能是借贷或者赠与或者其他关系，不影响何岸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事实。4.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这应该是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没有出庭证明相关事实，即使存在房屋出租的事实，因为当时何岸是房屋所有权人，他出租房屋收取租金是正常使用房屋，不足以推翻裘维玦与何岸之间的房屋转让关系。 对于何岸提交的证据，裘黎质证表示：1.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2.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其中的凤凰北苑、美政花苑、紫花苑，与凤凰南苑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因为凤凰南苑是拆迁的回迁房，所以应该重点看凤凰南苑的房屋交易价格，从一月到六月的均价分别是（每平方米）15757元、17826元、16745元、22044元、18672元、16618元，除了四月份，依照其他月份的均价比较，案涉两套房屋的单价没有低于这些均价的70%，属于正常的合理范围之内，再按照一到六月份六个月的均价来算是每平方米人民币18220元，案涉两套房屋是每平方米人民币13132元，没有低于均价的70%；另外从幢数来看，跟案涉房屋所在的6幢相邻的5幢、4幢的房屋一到六月份的均价分别是每平方米人民币17941元、每平方米人民币17424元，可见案涉两套房屋的价格也没有低于相邻房屋均价的70%。整体来看，该证据能够证明案涉两套房屋交易价格没有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3.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跟裘黎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裘黎的父母从未因案涉房屋转让收到过相应房屋价款。4.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因为裘黎认为剩余的房款金额与何岸收取的租金金额差不多，虽然案涉房屋登记到何岸名下，但实际上当时只是为了何岸资金周转需要而办理的过户，真实意思表示是房屋仍然属于裘黎的父母，最终要过户回来，所以何岸和裘黎同意将这部分租金来抵充剩余房款。 本院对何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案涉两套房屋的交易契税计税和缴纳事实；证据三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2015年1月—6月凤凰南苑小区以及其周边凤凰北苑、美政花苑、紫花苑小区的二手房交易情况；证据五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无法确认，不予采纳。 第三人裘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契证》，证明何岸与裘黎之间的房屋交易价格经税务机关核定分别为凤凰南苑6幢904室1113019.21元，凤凰南苑6幢1004室1118395.72元，交易价格并未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二、《支付凭证》，证明裘黎已按照合同约定将案涉两套房屋的首付款以及部分房款转账支付给何岸； 三、《房屋所有权认定书》; 四、《产权调换协议》； 五、《房屋结算清单》； 六、《析产协议书》及《公证书》； 七、《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 八、《房产证》(凤凰南苑6幢904室、1004室)； 九、《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 十、《户口档案查询情况》； 以上证据三—证据十共同证明凤凰南苑6幢904室、907室、1001室、1004室房屋原本系因裘黎的父亲裘维玦等人所有的房屋被拆迁而置换取得，原登记在裘黎的父母裘维玦、钱崇淑名下，后虽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登记至何岸名下用以何岸申请银行贷款，但裘黎的父母实际并未获得购房款； 十一、裘维玦的《深圳发展银行存折》、《转账凭证》（对应凤凰南苑6幢904室房屋）； 十二、裘维玦的《光大银行存折》、《转账凭证》（对应凤凰南苑6幢1004室房屋）； 证据十一、十二证明裘黎的父母虽以买卖形式将案涉两套房屋过户至何岸名下，但整个交易过程均由何岸操办，裘黎的父母实际并未取得房款； 十三、凤凰南苑6幢904室、1004室的现状《照片》，证明该两套回迁房地处小区外圈的临街位置，自取得之日均是以毛坯房对外出租，由租户自行添置简单家具、家电，房屋状况较差，在同一小区中属于较低的价位。 对于裘黎提交的证据，高吉鑫质证表示：1.对证据一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交易价格是否合理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并不是以税务机关的核定为依据的。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两笔首付款用途备注一笔为“借款还贷”，另一笔没有写明用途，仅是一份转账记录，而且这两笔40万转账的时间恰恰是在（2017）浙01民初329号案件开庭后、判决作出前。3.证据三—证据八、证据十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质证。4.证据九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执行（2017）浙01民初329号生效判决时查询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即何岸于2008年10月取得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四套房产，所有权形式和性质为其单独所有，房产权属登记具有物权法定的公示效力，即使何岸真的没有向裘黎的父母付清房款，债权也不能对抗物权，更何况“裘黎的父母并未取得房款”之说没有证据佐证，退一步说，如果何岸之前确实没有支付房款，后面裘黎却再付钱给何岸，那么只能得出其二人“离婚不离人、离婚不离家、仍是一家人”的结论。5.证据十一、十二都是案外人裘维玦的材料，其没有作为证人作证和提交该等材料，也没有授权给裘黎，在法律上，裘黎的父母和裘黎不能混同。从形式上来看，至少表明案外人与何岸当时有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款项往来，但跟本案的诉请范围和法院审查的范围都没有关联性。6.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房屋的现状和房屋的低价处分没有关系。 对于裘黎提交的证据，何岸质证表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符合客观事实。案涉两套房屋和另外两套房屋一共四套房屋都是何岸无偿从裘黎的父母处取得，在裘黎向何岸讨还相关房屋时，何岸没有理由索要高价；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之前无偿取得这一事实，在房屋或者其他商品买卖中，如果买卖双方是相识的，对交易价格本身就会做一定的让步。所以案涉两套房屋的交易价格即使低于其他房屋的交易价格，仍然是合理的，不是明显的低价。 本院对裘黎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与何岸提交的证据一、二相印证；证据二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在高吉鑫不能提交反证证明款项是属于另外往来的情况下，可以证明裘黎向何岸支付房款的事实；证据三至证据十二结合起来，真实性、来源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再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明包括本案所涉两套房屋在内的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四套房屋的来源和背景事实；证据十三的照片系其自行、单方制作，拍摄的时间、地点、来源及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纳。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08年11月26日，高吉鑫与何岸签订《借款合同》，高吉鑫同意向何岸出借人民币1500000元，并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同日，高吉鑫向何岸汇款人民币1500000元。2009年1月7日，何岸分两笔共计向高吉鑫转账人民币300000元。2017年3月30日，高吉鑫向本院起诉何岸要求其还本付息，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浙01民初32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何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吉鑫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42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09年1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人民币1242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二、驳回高吉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752元，由高吉鑫负担7661元，由何岸负担35091元。何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因未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二审诉讼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浙民终31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何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后，何岸未按照上述生效判决履行，高吉鑫于2018年9月4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人民币4130379元及债务利息。本院受理后，对何岸的存款、工商、不动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因何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浙01执7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在执行查询过程中，本院查询到何岸在2008年10月17日、2008年10月17日、2008年10月16日、2008年10月20日取得的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6幢904室、907室、1001室、1004室共四套房屋已分别于2015年3月24日、2010年3月31日、2009年12月18日、2015年3月31日转让给他人，其中904室、1004室两套房屋建筑面积均为79.96平方米，约定转让价款均为人民币1050000元，受让人均为裘黎。何岸与裘黎原系夫妻关系，于1994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后于2008年9月23日协议登记离婚。高吉鑫认为何岸转让上述房产系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故于2018年1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何岸和裘黎的房屋买卖行为。 另查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6幢904室、907室、1001室、1004室四套房产原系裘黎的父母裘维玦、钱崇溆因自有私房拆迁后置换取得。2008年9月，裘维玦、钱崇溆与何岸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将此四套房屋转让给何岸，约定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1100000元、900000元、1200000元、1100000元，本案所涉的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房屋转让款约定支付方式均为首付款330000元，银行贷款770000元，其中该两笔银行贷款各770000元在银行放款至裘维玦账户后立即由何岸支取。何岸在2008年10月登记取得上述四套房屋的所有权后，在2009年12月8日和2010年3月18日先后将其中的凤凰南苑6幢1001室和907室两套房屋以人民币427050元和1170000元转让给他人。2015年3月24日和2015年3月31日，何岸与裘黎就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两套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价均为人民币1050000元，其中9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3019.21元，应缴税额33390.58元，10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8395.72元，应缴税额33551.87元，均已实缴。裘黎于2015年3月23日、2015年10月10日支付了904室房屋房款人民币540000元、400000元，于2015年3月23日、2015年10月12日支付了1004室房款人民币535000元、400000元，剩余房款双方协商以何岸此前出租该两套房屋所得租金作抵。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房屋均已过户登记至裘黎名下。 高吉鑫为本案诉讼委托律师支出律师费人民币40000元、为申请财产保全支出保全担保费人民币3300元、为公证取证支出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 本案审理中，高吉鑫申请本院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调查2015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房屋交易均价，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回函称2015年3月凤凰南苑二手房交易均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45元。何岸申请本院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调查2015年1月—6月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凤凰北苑、美政花苑、紫花苑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了成交信息明细表，其中涉及凤凰南苑26套，合同单价从每平方米9917元至每平方米25420元不等。 本院认为：原告高吉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起诉主张债权人撤销权，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因高吉鑫要求撤销何岸向裘黎之间转让房屋的行为和事实发生在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为准据法。 高吉鑫诉请人民法院撤销何岸与裘黎之间关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两套房屋的转让行为，故本案应当审查相关事实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债权人行使该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前提是债务人有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两种情形下撤销权成立的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对于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需符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和“受让人知道”。本案中，高吉鑫与何岸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由生效判决确定，高吉鑫对何岸享有债权，但因何岸名下无可供清偿的财产而使高吉鑫的债权未能实现，受到损害，高吉鑫故此对何岸和裘黎的房屋转让提起撤销权之诉。现有证据表明，何岸和裘黎于2015年3月24日和2015年3月31日就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两套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每套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50000元（每平米人民币13132元），双方交易已经完成，房屋所有权已登记至裘黎名下。高吉鑫以何岸低价转让财产为由主张行使撤销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证明构成“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和“受让人知道”的情形。首先，案涉房屋转让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因此，在确认是否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的时候，不能就价论价，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定。第一，案涉交易为二手房屋转让，没有物价部门指导价，但需经过税务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契税的计税价格，案涉两套房屋的契证显示，凤凰南苑6幢9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3019.21元，凤凰南苑6幢10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8395.72元，两套房屋的转让价格未低于该核定价格的70%；第二，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的交易数据来看，凤凰南苑在2015年3月发生交易的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45元，在2015年1月至6月的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8220元，二手房买卖价格往往跟每套房屋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包括所在楼层、房屋格局、装修情况等，而且也跟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相关，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自行成交的价格往往会低于通过中介成交的价格。案涉两套房屋的交易价格确实低于同一小区房屋的成交均价，但不是最低的成交价格，而且没有低于均价的70%。第三，是否为不合理的低价还要考虑此事的前因后果和特殊情况，案涉两套房产本身就是裘黎父母的私房拆迁而置换给裘黎父母的房屋，从何岸取得案涉房屋的来源、原因、过程可见，何岸取得案涉房屋本来也有别于其他正常市场交易获取，正是基于这种特殊背景、前次交易的情况以及何岸和裘黎的关系，双方对于本次案涉房屋交易价格确定较低具有合理性。其次，裘黎是否知晓案涉房屋低价转让会给高吉鑫造成损害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中提及的何岸向高吉鑫借款发生于2008年11月26日，而裘黎与何岸此前已于2008年9月23日离婚，没有证据证明裘黎对何岸向高吉鑫的举债知晓；高吉鑫起诉何岸要求归还借款是在2017年3月30日，而何岸与裘黎转让案涉房屋是在2015年3月，没有证据证明裘黎当时对何岸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形知晓。因此，对于案涉房屋转让是否给高吉鑫造成损害的情形，裘黎并不知道。 综上所述，高吉鑫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应当证明相关事实符合法定的权利行使要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岸和裘黎对案涉房屋的买卖行为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故高吉鑫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高吉鑫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84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高吉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高吉鑫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何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斐 审 判 员  李洁瑜 人民陪审员  王建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