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72民初455号原告：杨振宁，男，汉族，1973年3月1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林，江苏中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江苏律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洋浦顺顺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怡园小区19幢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082533416P。法定代表人：赵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莎莎，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1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551344883。代表人：刘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生，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阳光，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振宁与被告洋浦顺顺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顺隆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武汉公司）其他海事海商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振宁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被告顺顺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莎莎、被告人保武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生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起诉前，根据杨振宁的申请，本院作出（2019）鄂72财保51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冻结顺顺隆公司名下银行存款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30万元。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振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直接损失4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振宁、被告顺顺隆公司及案外人三峰靖江港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峰公司）间的水路运输合同纠纷已于2015年11月24日经由各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在武汉海事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一致的调解协议，并由武汉海事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此案早已进入了执行程序。现被告顺顺隆公司以此纠纷中的运费支付问题又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了诉讼，显属重复起诉。被告顺顺隆公司于2018年2月8日保全了原告本应实现的债权，即执行案件中案外人三峰公司应付给原告的运费367万元。被告顺顺隆公司的保全给原告造成了直接、间接损失约为24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顺顺隆公司的重复起诉、恶意保全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依据侵权责任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顺顺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武汉公司为顺顺隆公司保全错误提供担保，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顺顺隆公司辩称，1、诉讼保全的侵权损害应该符合一般侵权构成要件。顺顺隆公司为了避免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诉讼及财产保全不具备主观过错。在2015年的案件中，顺顺隆公司代理律师周成林超越权限，擅自增加了没有直接关联的案外人杨振宁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同时作为杨振宁代理人与三峰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同意三峰公司将欠顺顺隆公司的运费直接支付给杨振宁，损害了顺顺隆公司的合法权益，且周成林律师未将调解书的事实告知顺顺隆公司，致使顺顺隆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再审纠正前案，顺顺隆公司只能提起诉讼要求杨振宁返还运费并采取财产保全，故顺顺隆公司不存在主观过错。2、侵权行为过错归责原则不以当事人是否胜诉为前提，后案两审虽然驳回了顺顺隆公司的起诉，但并未认定顺顺隆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仅是从程序上认为后案属于重复起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复起诉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顺顺隆公司认为后案并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条件，故而顺顺隆公司并不是恶意重复起诉，不存在过错。原告以后案两审驳回了顺顺隆公司的起诉，进而认为顺顺隆公司存在主观恶意，不应得到法院支持。3、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顺顺隆公司的保全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数额，也不能证明损害后果与保全措施的因果联系，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保全措施的保全内容以及实际保全的期限，其相应借款行为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南京邦洋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洋公司）的经营损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公司与股东的财产相互独立，其主张以公司的经营损失作为财产保全的损失没有依据。4、原告主张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人保武汉公司辩称，1、杨振宁提出申请保全人顺顺隆公司的案涉诉前财产保全行为侵害了其财产权并主张损失赔偿。答辩人认为，顺顺隆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客观上也未实施不法的侵权行为，杨振宁事实上不存在损失，且其主张的损失与顺顺隆公司保全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诉请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杨振宁主张向案外人借款240余万元，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未经司法审核，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必要性以及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先行案件的保全行为不代表最终实际保全到相关财产，三峰公司是否向法院支付了全部执行款，三峰公司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履行前述案件的运费，影响保全效果。4、杨振宁主张向案外人借款，即便能够证实是真实和必要的，但其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应当认定为无息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杨振宁主张利息损失没有依据，即便主张逾期利息损失，也不能成立。因为四份借款到期日均在先行案件二审裁定作出之后，杨振宁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全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前案二审裁定生效后申请解除保全，但是其未行使解除保全的申请权，后果由其自行承担。5、在先行的保全过程中，杨振宁并未向法院提出异议，并未提出反担保以解除保全或者置换，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杨振宁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民事调解书》；2、（2018）鄂72财保38号《民事裁定书》；3、（2018）鄂72民初564号《民事裁定书》、（2019）鄂民辖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恶意诉讼，故意侵权。第二组证据：1、（2018）鄂72民初56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四份《借条》；3、邦洋公司的工商企业基本信息；4、邦洋公司与铜陵首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0月1日签订的《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5、邦洋公司与安徽荣洋供应链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代理合同》及《商务函》，证明因顺顺隆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原告的直接损失为1507008.43元。被告顺顺隆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民事调解书对涉案事实没有查清，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造成了本应支付给顺顺隆公司的300多万元运费支付给了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性的杨振宁，造成顺顺隆公司的重大损失，顺顺隆公司在2018年得知上述民事调解书之后，提起了相应的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第二组证据中2、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具体的保全措施内容，没有证据证明保全了原告所述应付案款。该组证据中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按照原告所述，保全了应付案款，三峰公司向原告支付取决于三峰公司的能力和意愿，如果三峰公司没有履行能力，则无法立即全额支付案款，故不能以财产保全裁定作出时间作为利息起算时间。此外，逾期贷款利率在本案中不适用，即便存在逾期，也是因原告自己的借款行为和逾期还款行为造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2，无法确认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对借款的合理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3、4、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企业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各自独立。原告认为邦洋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资金问题造成的相关损失应当由顺顺隆公司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人保武汉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民事调解书是委托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所签订，且顺顺隆公司没有确认杨振宁加入共同诉讼，因此所作民事调解书违反法律程序，对相关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保全行为是顺顺隆公司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存在歪曲事实。驳回起诉的裁定只能证明先行案件程序性终结，并未进行实质审理，无法直接认定顺顺隆公司申请对杨振宁的财产保全存在错误。本组证据的其他质证意见同顺顺隆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定只能证明先行诉讼的保全行为的解除时间，不能证明顺顺隆公司存在保全错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被保全人杨振宁也有义务和权利在先行案件终审生效后申请解除财产保全。但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作出生效后，杨振宁长期没有申请解除保全，杨振宁自身存有过错。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何时实施以及何时实际控制了被保全的财产。对证据2、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四份《借条》均属于案外法律关系，并未经过司法程序予以确认，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该《借条》是由杨振宁对外出具，按照正常逻辑，不应该由杨振宁自行持有，而应该由所谓的出借人持有，证据来源不合法，也未提供银行转账流水记录并载明款项用途为借款予以证实，同时没有提供借款用途及必要性的证据证明借款的真实性。《借条》中均未约定利息，依法应认定为无息借款，原告主张口头约定年息24%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3、4、5，邦洋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自有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股东杨振宁对外是否借款均与公司无关。公司因经营问题产生资金困难与股东无关，邦洋公司因资金短缺所导致的经营损失44万余元与原告杨振宁无关。其他质证意见同被告顺顺隆公司质证意见。被告顺顺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顺顺隆公司《授权委托书》，证明顺顺隆公司在前案中授予周成林律师的代理权限。2、《民事诉状》、《水路运输合同》、《运费结算表》、《业务往来对账函》，证明顺顺隆公司对三峰公司享有债权，并起诉三峰公司要求其支付所欠运费的基本情况。3、杨振宁《授权委托书》，证明诉讼过程中，周成林律师接受案外无关第三人杨振宁的委托，将其作为原告加入诉讼。4、《调解协议》，证明周成林律师超越权限使无关第三人杨振宁加入诉讼，并通过调解的形式，将本应支付给顺顺隆公司的364万运费确定由三峰公司支付给杨振宁。5、《送达回证》，证明周成林签收了民事调解书，但并未告知顺顺隆公司。原告杨振宁对被告顺顺隆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述五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如果真实，该五份证据已经在（2018）鄂72民初564号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辖8号案件中做了定性，顺顺隆公司的起诉通过事实和程序审查最终确定系重复起诉而被依法驳回，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上述五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系原告向被告追索保全错误所造成的损失，而非对原前述案件的再审查。被告人保武汉公司对被告顺顺隆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前案中顺顺隆公司的代理权限明确为四项，并不包括准许案外人杨振宁作为共同原告加入诉讼，周成林的行为属于超越代理权限。顺顺隆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杨振宁返还运费是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利，不存在恶意诉讼。对证据2、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周成林在前案中接受杨振宁的委托，损害了顺顺隆公司的合法利益。被告人保武汉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杨振宁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2、3、4、5，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即不能证明该损失与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顺顺隆公司提交的证据，经核实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至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顺顺隆公司因与三峰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于2015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同意杨振宁作为该案原告加入诉讼。经当事人协商，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各方同意杨振宁（公民身份号码：）作为该案原告加入诉讼，三峰公司对此无异议，并直接将所欠运费支付给杨振宁个人；二、三峰公司欠该案原告运费共计364万元，该案原、被告对此均予以确认；三、三峰公司分两次将欠款付给杨振宁：1、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2016年3月31日前将余款264万元付清；3、该案被告履行第一期债务后，该案原告申请法院解除对该案被告银行账户的冻结；四、该案被告如有任何一期款项不能支付的，杨振宁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36057元，因调解减半收取18028.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028.5元，由该案被告负担。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内容予以确认。上述案件结案后，顺顺隆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其在民事起诉状中称，2014年7月31日，其与三峰公司签订了一份《水路运输合同》，约定由顺顺隆公司为案外人三峰公司承运货物。2015年9月，因案外人三峰公司欠付顺顺隆公司运费，顺顺隆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案外人三峰公司按约向其支付运费。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杨振宁串通他人，擅自非法要求案外人三峰公司将欠付顺顺隆公司的运费支付至杨振宁的个人账户。杨振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严重损害了顺顺隆公司的合法权益。故顺顺隆公司要求杨振宁向其支付3663028.5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等全部诉讼费用。2018年4月2日，本院立案受理顺顺隆公司与杨振宁海事海商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鄂72民初564号，并于2018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起诉前，顺顺隆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人保武汉公司为其保全提供了担保，本院于同日作出（2018）鄂72财保38号民事裁定，冻结、查封、扣押杨振宁价值367万元的财产。本院在该案中审查认为：本案系海事海商纠纷。顺顺隆公司与杨振宁在（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案件中达成调解协议，就涉案运费的支付问题作出约定，并由本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在该调解协议生效后，顺顺隆公司又就同一运费如何支付起诉杨振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鄂72民初564号民事裁定，驳回顺顺隆公司的起诉。顺顺隆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9）鄂民辖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顺顺隆公司以其与三峰公司签订的《水路运输合同》为依据，起诉杨振宁，要求其返还三峰公司支付的运费。然而，（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就涉案运输的运费支付方式作出约定并发生法律效力。顺顺隆公司对该案的处理结果不服，应当申请再审，而不是单独以杨振宁为被告再次起诉。本院于2019年3月5日作出（2018）鄂72民初564号之一民事裁定，解除对杨振宁的财产保全措施。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存在错误；（二）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给杨振宁造成损失。（一）关于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存在错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的性质属于侵权损害赔偿。在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该类侵权纠纷属于一般侵权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申请有错误”的判断，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作为判断侵权行为的依据。对于诉前财产保全错误的认定，不仅要看申请保全人的诉讼请求最终是否得到支持，还要看其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将影响保全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案中，结合顺顺隆公司提供的《民事诉状》、《水路运输合同》、《运费结算表》、《业务往来对账函》以及（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民事调解书，可以确认三峰公司欠付运费的事实，但在民事调解书中并未明确三峰公司到底是欠顺顺隆公司还是杨振宁的运费，仅仅约定了欠付运费的支付方式，故顺顺隆公司认为杨振宁虽然代为收取运费，但属于非法所得，应当予以返还，进而提起诉讼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主观上并无过错。同时，案涉（2018）鄂72民初564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鄂民辖8号民事裁定书，也仅是从程序上纠正本诉案件与（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案件所产生的重复起诉，并未从实体上否定顺顺隆公司诉求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综上，顺顺隆公司对其诉前财产保全行为不存在过错，未构成对杨振宁的侵权。（二）关于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给杨振宁造成损失问题庭审查明，根据顺顺隆公司的申请，本院裁定冻结、查封、扣押杨振宁价值367万元的财产。杨振宁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因顺顺隆公司于2018年2月8日保全了他本应实现的债权，即执行案件中案外人三峰公司应支付给他的运费367万元，顺顺隆公司的保全给他造成了直接、间接损失约为240万元。但杨振宁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三峰公司具备支付367万元的能力，即查封、扣押、冻结了三峰公司账户上367万元的现金或者其他等值财产。从杨振宁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表述来看，本院保全的也仅是杨振宁对三峰公司的债权。同时，虽然杨振宁提供了《借条》《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代理合同》及《商务函》等证据来证明其损失，但无法证明该损失与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之间的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振宁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顺顺隆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基于上述分析，顺顺隆公司为保障自己的权利，提起诉讼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主观上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且未给杨振宁造成实际损失，故顺顺隆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人保武汉公司亦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关于顺顺隆公司及人保武汉公司辩称，在（2015）武海法商字第01284号案件中，顺顺隆公司代理律师周成林超越权限，擅自增加了没有直接关联的案外人杨振宁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同时作为杨振宁代理人与三峰公司达成调解协议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振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20元，合计9320元，由原告杨振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潘绍龙审判员  熊文波审判员  杨国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邓焱发书记员  汤宇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