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8民终2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嘉工业园三号区。法定代表人：谷程秀。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宝，广东正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卓霞，广东正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清远市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新城北江三路星河明居星逸轩B座1101号。法定代表人：陈颂欢。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乐公司）与上诉人清远市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宇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802民初6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贝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退回多收取的服务费225730.17元;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翔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贝乐公司“自身对被告在这一百多次的交易中的收费标准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及“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的条款”是错误的。贝乐公司从未同意变更代理服务费标准，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贝乐公司有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变更代理服务费标准;贝乐公司在发现翔宇公司多收取服务费后，一直在与翔宇公司协商，要求其解决，是翔宇公司找各种理由推托；一审法院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推断“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的条款”没有证据，是完全错误的。贝乐公司基于对翔宇公司的信任委托其代理出口，并在《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服务费标准，但翔宇公司实际按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对此一审法院已予以认可，贝乐公司作为中小型企业，委托翔宇公司代理出口就是为了出口退税，贝乐公司不可能在实际履行中为代理商提高代理服务费。二、税务部门遗漏的8单，贝乐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发票及对应的报关单予以证明，足以证实贝乐公司已向翔宇公司提供货物出口，且翔宇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也证实翔宇公司有相应向贝乐公司支付出口退税，一审法院认为贝乐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三、贝乐公司与翔宇公司并未变更合同条款，最后的六单出口货物应按《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约定计算服务费，一审法院以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计算服务费是错误的。上诉人翔宇公司辩称，一、双方的交易从2008年开始均为同一模式，并且贝乐公司在提起一审诉讼时自认计算相应费用的标准仍然为1美元1角人民币，因此从双方交易开始双方是根据实际需要，就不是简单的按照所谓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关于百分之七的标准计算相关费用，该事实明显构成交易习惯并且对原协议进行了实际履行变更，同时贝乐公司至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任何一笔按照百分之七的标准计收的费用。二、关于出口退税的具体数额应该也必须以税务部门的核定为准，因为税务部门才是法定的出口税务退税的掌握部门，贝乐公司超越税务部门核对的税额主张权利，无任何证据的法定依据，请二审驳回贝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翔宇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判决驳回贝乐公司一审所有诉讼请求；3.贝乐公司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讼争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只有《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才是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真正要履行的合同，并依据《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认定2012年2月至2012年4月翔宇公司欠付贝乐公司出口退税款165604.75元，显属法律关系审定及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对每单交易均签订单独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开立单独的《进账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双方首先履行的是采购合同关系(即买卖合同关系)。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仅为双方就出口退税进行的一个方向、附属合同关系。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必须先行履行完毕所有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方能进行出口返税的结算。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的权利义务应当先以每单交易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进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报关单》等资料为履行依据。同时，根据清远市经济开发试验区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二科出具的《2008年至2012年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采购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货物一般贸易出口退税相关数据》恰恰证明了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在出口退税申报时存在的是货物采购法律关系。(二)2008年至2012年间，翔宇公司已付给贝乐公司合计49324878.18元，而贝乐公司实际向翔宇公司提供货物完成出口的金额仅为41256181.52元，贝乐公司尚有2094058.89元的货物未提供给翔宇公司完成出口，即贝乐公司多收取了翔宇公司预付款2094058.89元。不存在翔宇公司欠付贝乐公司款项的可能。根据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的款项往来凭证，翔宇公司均系向贝乐公司支付预付款，按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进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报关单》结算货款。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没有任何一笔单独的“退税款”的支付、结算，不存在翔宇公司单独向贝乐公司支付“退税款”的情形，更不可能存在未足额支付“退税款”的情形。即使根据翔宇公司与贝乐公司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只有在报关完毕，结汇款方支付给贝乐公司，结汇款方属于贝乐公司所有。因此，在贝乐公司未完成所有货物的提供出口义务，预付款的权利仍不属于贝乐公司。现，贝乐公司尚有2094058.89元的货物未提供给翔宇公司完成出口，即贝乐公司多收取了翔宇公司预付款2094058.89元，不具备“退税款”结算条件。一审判决对贝乐公司多收取了翔宇公司预付款2094058.89元未完成货物出口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将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支付的预付款直接认定为贝乐公司的款项，显属错误，且违反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支付的预付款，系外商通过外汇支付至翔宇公司的收汇款，该外汇款项必须按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完成货物出口后，才能完成法定收汇支付义务。一审判决在贝乐公司多收取了翔宇公司预付款2094058.89元未完成货物出口的情况下，对贝乐公司多收取了翔宇公司预付款2094058.89元未完成货物出口不予处理，甚至将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支付的预付款直接认定为贝乐公司的款项，将导致该预付款脱离我国外汇监管，造成外汇收支不平衡，严重违反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二、一审判决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认定贝乐公司提起原审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贝乐公司提起原审诉讼诉请所谓的2008年至2012年2月期间“多收取的服务费”以及2012年2月至2012年4月期间的“出口退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贝乐公司无合法事由在五年后提起原审诉讼明显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对此，翔宇公司在原审诉讼中依法提出了诉讼时效异议，但一审判决在贝乐公司不存在任何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事由的情况下，认定贝乐公司提起原审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更侵犯翔宇公司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贝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不是货物采购法律关系。出口返税属于答辩人，被答辩人应按合同约定扣除服务费后将出口返税退还给答辩人。《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甲方是一家生产加工的生产企业，乙方是一家利用甲方货物装箱单，代理出口退税的公司。流程是：先收甲方外汇-兑换成相应数额的人民币给甲方、等于甲方的钱从乙方账户走了一下账-通过甲方提供的装箱单和发票，乙方办理报关出口，然后再利用报关单和提单提交国税返税-退税后，留下双方签订的服务费，剩下退税给甲方。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乙方为甲方货物出口提供相关服务订立此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照履行以下条款，甲方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证资料，以乙方的名义报关出口”，该协议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之间属于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被答辩人2014年12月17日出具的函件中自认双方是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出口的货物是答辩人生产的，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予以认可；境外客户是答辩人的，货物单价、货款多少也是答辩人与境外客户商定的，被答辩人只是充当一个代理的角色，代答辩人办理报关手续，代答辩人申请出口返税，被答辩人并不是货物的出口企业，不享有出口退税，因此，出口退税应属于答辩人。《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仅是《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下的具体单项合同，是每批货物出口报关必须的文件资料，并不能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采购合同关系。税务局出具《2008年至2012年翔宇经贸出口有限公司采购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货物一般贸易出口退税相关数据》中显示供货企业为答辩人，该表格的标题并不能证明双方是采购合同关系。二、被答辩人并未向答辩人支付2012年2月至2012年4月9日期间六单货物出口返税，被答辩人多收了服务费，并不存在答辩人多收取了被答辩人预付款2094058.89元，被答辩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一审开庭双方的陈述及被登辩人提交的银行凭证显示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是，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开具发票后代为办理退税，退税完成后将扣除服务费的退税款支付给答辩人。国税部门出具的出口返税数据及答辩人提供的发票显示，在2012年2月至2012年4月9日期间，被答辩人代理答辩人出口了六单货物：在法院依法从国税部门调取的被答辩人代理答辩人出口的退税数据对应的是序号74、75号，出口时间是2012年3月4日至10日与2012年3月18日；答辩人提供的发票显示开票时间分别2012年5月17日、5月19日、5月22日、6月11日，而被答辩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在2012年5月份之后仅支付了20000元的退税款，可证实被辩人还欠退税款173414.43元未退回给答辩人。根据国税部门出具的出口退税数据与答辩人提供的发票、报关单计算，2008年2月至2012年2月期间，被答辩人收到国税部门的出口退税5455958.72元，按照双方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二条“乙方按每一票退税额的7%收取甲方的代理手续费”，扣除服务费后，被答辩人应退回答辩人出口退税额为5074041.61元，但答辩人仅收到4848311.44元，被答辩人多收了服务费225730.17元，应该退回给答辩人。境外汇过来的款项是属于答辩人的，自始自终被答辩人未支出半分钱，搞来搞去款都是答辩人的，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答辩人多收取了被答辩人预付款2094058.89元，即使从账面显示这笔款，那也是答辩人的，但与本案无关，而且被答辩人在2014年12月17日的函件中也自认“境外汇过来的货款是当作日后出口的预收货款”。三、答辩人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一直在沟通出口退税，被答辩人为此于2014年12月17日向答辩人发函，答辩人也在2015年11月30日发出《律师函》主张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并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上诉人贝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返还2008年至2012年4月期间多收取的服务费194760.12元；2.判令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返还2012年2月至2012年4月的出口退税款165604.79元；3.判令翔宇公司负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日，贝乐公司与翔宇公司签订一份《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贝乐公司提供出口货物，以翔宇公司名义报关出口，翔宇公司按每一票退税额的7%收取代理收取费；报关完毕，翔宇公司需将收到的货款全额支付给贝乐公司，贝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由翔宇公司为贝乐公司申请出口退税，扣除手续费后，将剩余出口退税返还贝乐公司。协议签订后，双方按以下模式进行出口贸易：贝乐公司联系国外买家，由国外买家先把预付货款转给翔宇公司，翔宇公司收到货款后转交给贝乐公司，贝乐公司收到货款后按要求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货物交翔宇公司办理出口及出口退税等手续，但翔宇公司在具体办理出口退税时并未按《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约定标准收取服务费。2014年12月17日，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发函称，贝乐公司存在多收外汇货款问题和往来账款不平衡问题，多收外汇货款方面，贝乐公司在翔宇公司的收汇金额大于出口金额，收汇未出口折人民币为5195126.52元；往来账款不平衡方面，2008年－2012年期间，翔宇公司多付人民币714761.19元给贝乐公司，其余多收外汇已转入贝乐公司个人账户。在该函件中，翔宇公司表示，如果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税务局对其公司的质疑，从而会一直影响其公司的正常动作，针对上述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其公司将对贝乐公司保留追诉的权利。贝乐公司则认为，2008年至2012年2月期间，翔宇公司在具体办理出口退税时并未按《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约定标准收取服务费，而是按报关单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0.1元标准收取服务费，从而多收取了194760.12元的服务费，而2012年2月之后翔宇公司代理贝乐公司出口的货物，根据《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按出口退税的7%扣除手续费后，翔宇公司应将剩余出口退税款185604.79元支付给贝乐公司，但翔宇公司仅支付20000元，还欠165604.79元一直未退还，为此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以上诉讼请求。经过三次庭审后，贝乐公司又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返还2008年至2012年4月期间多收取的服务费225730.17元；2、判令翔宇公司向贝乐公司返还2012年2月至2012年4月的出口退税173414.43元。庭审中，翔宇公司补充答辩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公司从税务部门收到的出口退税款与贝乐公司无关，不存在多收或返还问题。经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向税务部门调取了2008年-2012年期间翔宇公司采购贝乐公司货物贸易出口退税的情况资料。经质证，双方均表示，对税务部门出具的退税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贝乐公司认为，除了这些数据，翔宇公司还另外为其办理了其他的退税，翔宇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贝乐公司主张，其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翔宇公司未返还的出口退税货物对应税务部门提供的退税表中的第74和75项出口货物和其制作的退税跟踪表中的最后六柜货物，总额为223677.28美元。税务部门提供的退税表显示，翔宇公司在这批货物出口后收到税务部门的出口退税款为人民币207972.48元，贝乐公司主张翔宇公司仅支付了20000元。在贝乐公司提供的退税情况跟踪表中，经核对，贝乐公司主张的2008年至2012年2月期间翔宇公司收取的服务费均是按出口货物报送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收取，如报关单金额为25508.32欧元的，折为美元35698.76元，收取服务费人民币3569.88元；报关单金额为25000欧元，折为美元38558元，收取服务费人民币3855元；而贝乐公司主张的翔宇公司未返还退税款的六批货物的服务费贝乐公司自己亦按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1角的标准计算，如报关单金额为22756.80美元的，贝乐公司认为收取的服务费为人民币2275.68元；报关单金额为21600美元的，贝乐公司认为收取的服务费为人民币216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贝乐公司、翔宇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二是翔宇公司是否多收贝乐公司代理服务费和未退出口税？具体金额是多少？三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焦点贝乐公司、翔宇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问题，贝乐公司、翔宇公司之间既签订有《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亦签订了数份买卖合同，但从贝乐公司、翔宇公司的交易流程来看，先是由贝乐公司联系国外买家，由国外买家先把预付货款转给翔宇公司，翔宇公司收到货款后转交给贝乐公司，贝乐公司收到货款后按要求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货物交翔宇公司办理出口及出口退税等手续，翔宇公司在此过程中既未因经营需要真正向贝乐公司购买货物，亦未真正履行过买卖合同中买方的主要义务——付款义务，其真正角色仅是起到一个代理出口和代办出口退税的角色，贝乐公司才是货物出口的真正主体，国外买家才是货物的购买者，贝乐公司、翔宇公司双方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真正要履行的合同，其他的买卖合同仅是双方为办理货物出口而签订的，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亦未真正按买卖合同的条款履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翔宇公司是否多收贝乐公司代理服务费和未退出口税以及具体金额是多少的问题。综上，贝乐公司、翔宇公司双方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恪守履行，但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此，虽然双方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翔宇公司按每一票退税额的7%收取代理收取费，但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从税务部门提供的退税表及贝乐公司提供的退税跟踪表及其在诉状中的陈述可知，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多达一百多次的交易中，翔宇公司实际一直是按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翔宇公司主张贝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按这一标准收取服务费，对于翔宇公司的这一主张，本院认为，翔宇公司作为付款主体，应当对具体的付款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翔宇公司在本院多次通知其举证后仍拒不提供相应的退税给贝乐公司的证据，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贝乐公司提出的从2008年至2012年4月翔宇公司一直按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但贝乐公司自身对翔宇公司在这一百多次的交易中的收费标准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反而直到提起本案诉讼时仍然是以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1角的标准计算翔宇公司应收取的代理服务费，对此，应视为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的条款，该变更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变更后的标准履行。至于贝乐公司提出，除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外，翔宇公司还另外为其办理了其他的退税，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在翔宇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对贝乐公司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贝乐公司主张翔宇公司多收了服务费225730.17元依据不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作为货物的真正卖方，贝乐公司才有权享受国家的出口退税优惠，翔宇公司作为代理人，仅享有依据合同约定收取代理服务费的权利。翔宇公司为贝乐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后，应当根据双方变更后的实际执行的收费标准在扣除代理服务费后把剩余的出口退税款返还给贝乐公司。从税务部门提供的退税表可以看到，翔宇公司在贝乐公司主张的货物出口后收到税务部门的出口退税款为人民币207972.48元，根据双方变更后的标准，翔宇公司可以按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收取人民币22367.72元的服务费，剩余的人民币185604.75元翔宇公司应返还给贝乐公司。贝乐公司主张翔宇公司仅支付了人民币20000元，而翔宇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另外再支付了剩余的出口退税款给贝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贝乐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翔宇公司应将剩余的出口退税款人民币165604.75元（185604.75元－20000元）返还给贝乐公司。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诉讼时效问题。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可知，贝乐公司明知翔宇公司尚欠其165604.75元的出口退税款是不可能不向翔宇公司主张权利的，但从翔宇公司的答辩及其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到，贝乐公司、翔宇公司双方还存在另一个法律关系，从贝乐公司、翔宇公司的交易流程来看，翔宇公司在收到国外客户的预付款后全额转给贝乐公司，由贝乐公司组织生产货物后再交由翔宇公司代办出口及退税，在此过程中翔宇公司主张贝乐公司在收到预付货款后未按双方约定提交相应数额的货物供其出口，翔宇公司为此亦曾于2014年12月17日向贝乐公司发出律师函主张权利，可见，贝乐公司、翔宇公司双方之间为了出口及退税问题一直进行着交涉，因此，贝乐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但翔宇公司的主张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翔宇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8年3月1日作出判决：一、清远市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出口退税款165604.75元给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二、驳回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6元，由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负担3624元，清远市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308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之间是何种关系。2、上诉人翔宇公司是否多收上诉人贝乐公司的代理服务费。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之间是何种关系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之间签订有《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同时亦签订了数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虽然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之间已经签订买卖合同，但本案中上诉人翔宇公司只是代收国外买家的货款，收到货款后转交上诉人贝乐公司，上诉人贝乐公司生产的货物最终交付国外买家。由此可见，上诉人翔宇公司仅作为代办出口的角色，《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为办理出口而签订的，双方未按买卖合同的条款履行。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双方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才是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双方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翔宇公司认为其与上诉人贝乐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翔宇公司是否多收上诉人贝乐公司的代理服务费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之间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上诉人翔宇公司按每一票退税额的7%收取代理收取费。但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之间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上诉人翔宇公司一直按出口货物报关价格1美元收人民币1角的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上诉人贝乐公司对上述收费标准亦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上述合同的约定，该变更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变更后的标准履行。因此，上诉人贝乐公司主张上诉人翔宇公司多收服务费依据不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贝乐公司公司上诉提出的税务部门遗留的8单的问题，一审期间经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税务部门调取了2008年-2012年期间翔宇公司采购贝乐公司货物贸易出口退税的情况资料。一审期间经质证，双方均表示，对税务部门出具的退税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翔宇公司对贝乐公司公司提出的税务部门遗留的8单亦予以否认，因此贝乐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贝乐公司与上诉人翔宇公司双方之间为了出口及退税问题一直进行着交涉，即上诉人贝乐公司已持续向上诉人翔宇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贝乐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清远市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98元，由贝乐（清远）非织布有限公司负担4686元，由清远市翔宇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36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永术审判员  钟莹莹审判员  成振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周嘉俊书记员梁琳培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