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5民初3473号原告：夏某，女，195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锋，重庆豪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某1，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原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2，男，198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系邓某1之子。被告：徐某，女，198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原住重庆市梁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果文，重庆善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某与被告邓某1、徐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锋，被告邓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2，被告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果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邓某1赠与徐某104万元的行为无效；2、判令徐某立即向夏某返还104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从2016年11月9日起至本清之日止，以104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支付）；3、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由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邓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76年8月6日结婚、于2017年8月11日离婚。2013年至2016年期间，邓某1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多次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赠与徐某，金额高达104万元。邓某1赠与徐某钱款于法无据，应予返还。被告邓某1辩称，夏某所述内容属实，我给徐某的这些钱款应当返还。被告徐某辩称，邓某1从未赠与过我任何钱财，返还无事实依据。我与邓某1曾有过资金往来，但双方的债权债务纠纷已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2384号民事调解书中了结，双方确定除上述调解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外，双方于2017年5月18日之前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我与邓某1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现夏某来院起诉要求我返还钱财，没有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夏某与邓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7年8月11日离婚，并于离婚当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邓某1不分得共同财产。邓某1曾于2017年2月6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徐某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渝北法院），邓某1诉称邓某1与徐某系朋友关系，徐某因买房需要资金口头向邓某1借款55万元，故邓某1于2016年3月7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取款55万元存于徐某华夏银行的账户中，但徐某一直未偿还相关款项。该案经渝北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渝北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出具（2017）渝0112民初2384号民事调解书，其中主要载明：徐某于2017年5月28日前和2017年12月31日前分别向邓某1支付借款本金20万元；邓某1自愿放弃该案其他诉讼请求；邓某1与徐某一致确认除该调解协议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外，即2017年5月18日之前，双方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若邓某1配偶夏某与徐某基于2017年5月18日之前的赠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发生诉讼纠纷，由邓某1承担徐某在前述纠纷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夏某后于2018年2月1日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将徐某、邓某1诉至本院，认为邓某1在未告知夏某的情况下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徐某，现要求徐某将上述财产予以返还。夏某列举的每笔赠与信息和证据以及徐某、邓某1的质证及抗辩意见如下：夏某认为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为徐某购买渝AXT426号车及该车当年的保险费分别花费123900元和5035.92元，又于2014年9月21日为徐某购买上述车辆第二年的保险费花费5126.91元，并举示了重庆安福汽车营销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购买信息、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以及2014年9月21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车辆购买信息显示车牌号为渝AXT426，车主为徐某，销售价格为123900，出库日期为2013-09-24，从2013年9月22日开始到2014年9月22日结束的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合计费用4985.02元，从2014年9月22日开始到2015年9月22日结束的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合计费用4976.91元。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向账号和户名为“419999”的账户支付123900元、向账号和户名为“319999-30131006300XXXX”的账户支付5035.92元，于2014年9月21日向户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的账户支付5126.91元。徐某对车辆购买信息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上面不是公司的章，而是合同专用章，且该证据只能证明徐某是该车的所有人，达不到夏某的证明目的；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只能证明邓某1有刷卡记录，不能证明邓某1是为徐某购买车辆及保险；对于渝AXT426号车的车款及保险支付凭证和依据，徐某称上述费用都是由其自己支付，至于支付的凭证和依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不需要举示相关证据。邓某1对夏某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夏某认为邓某1于2013年、2014年直接向徐某转款9次共计赠与145500元，并举示了9张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显示邓某1向徐某转账9次，日期和金额分别为2013年10月12日20000元、2013年10月30日5000元、2013年12月18日3000元、2014年2月18日20000元、2014年5月转账两次分别为13000元和10200元、2014年6月17日34300元、2014年7月5日20000元、2014年8月3日20000元。徐某对9张取款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部分款项，但表示已经将全部款项返还给了邓某1。邓某1对夏某举示的证据无异议。三、夏某认为邓某1于2014年4月23日向徐某指定的徐大琼（系徐某之母）转款5000元、于2014年10月10日向徐某指定的蔡清德（系徐某继父）转款20000元、于2016年8月2日根据徐某的授意向其指定的刘选梅和华冰会分别转款20000元和30000元，并举示了3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回单、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徐某手写的刘选梅和华冰会的银行账户信息的便条。2014年4月23日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存款回单显示户名为徐大琼的账户金额为5000元；2014年10月10日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回单（付款人回单）显示付款方为邓某1的账户转款金额为20000元，同日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收款人回单显示户名为蔡清德账户金额为20000元。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邓某1于2016年8月2日向华冰会和刘选梅分别转支30000元和20000元。便条有三行手写字迹，第一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刘选梅622848047079417XXXX2万元”，第二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华冰会622202310008157XXXX3万元”，第三行为“16.8.2”。徐某认可徐大琼是其母亲、蔡清德是其父亲，但认为上述款项不是给徐某的，与徐某无关联性，且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上的手写信息没有徐某的签名，不能证明是徐某所写。邓某1对夏某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四、夏某称徐某于2013年12月20日以8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销售的坐落于沙坪坝大学城南一路611号1幢1-商业5的门面，后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为徐某购买该门面刷卡消费了18万元并取款20万元交付给了徐某，并举示了徐某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邓某12014年12月14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徐某2014年12月14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条，夏某认为2014年12月14日邓某1取出20万元交给徐某后，由徐某同日将该笔款项存入银行，从邓某1取款银行和徐某存款银行距离较近、邓某1取款时间和徐某存款银行时间相距较短，可以证明邓某1将该20万元交予了徐某。《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编号为CQ-LQSX-2013-3684，甲方（卖方）为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乙方（买方）为徐某，商品房坐落为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一路611号1幢1-商业5，总成交金额为800000元整，付款方式为按揭付款（徐某在本合同签订时支付现金400000元整，另银行按揭贷款400000元整）。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显示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向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支付180000元，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显示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现金取款200000元，徐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条显示徐某于2014年12月14日现金存款200000元。徐某对《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该房屋所有权人为徐某，不能证明邓某1支付了购房款；对邓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消费记录，不能代表邓某1为徐某买房支付款项；对邓某12014年12月14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真实性无法核实，只是单方取款凭证，不清楚取款用途，徐某没有收到该部分款项；对徐某2014年12月14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徐某在中国农业银行冉家坝支行进行过存款，不能证明该款是邓某1给徐某的；而且按照夏某所述18万元是刷卡支付，为什么这20万元不刷卡，同时既然邓某1的取款银行和徐某的存款银行系同一银行的不同分理处，那为什么还要冒着取现丢失的风险到另外一个分理处去存款，而不直接在邓某1取款银行存钱呢。对于徐某2014年12月14日存入的20万元的来源，徐某表示这20万元是自己和父母给的钱，父母做的是批发生意，这20万元可能是部分现金、可能是银行取款。邓某1对夏某举示的证据无异议。五、夏某称2016年11月8日邓某1应徐某的要求取款14.97元并将上述款项交予了徐某，并举示了3张邓某1贵州农信（商业银行）的取款凭条和徐某2016年11月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回单。贵州农信（商业银行）的取款凭条显示邓某1于2016年11月8日9点17分和9点52分分别取款49900元，后又于当日11点-12点期间再次取款49900元。徐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回单显示户名为徐某的账户于2016年11月8日10点41分存入现金90000元。徐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邓某1从银行取出款项，不能证明邓某1把钱交给了徐某；徐某存入的9万元是邓某1要求徐某去购买树苗，因为当时徐某是邓某1公司的员工。邓某1对夏某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六、夏某认为邓某1在其与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擅自将徐某的应还借款金额减少15万元，并举示了（2017）渝0112民初2384号民事调解书。徐某对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反而能证明徐某与邓某1之间的债务往来已经结清。邓某1对夏某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庭审中，徐某举示的证据及夏某、邓某1质证意见如下：一、徐某举示了（2017）渝0112民初2384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徐某与邓某1之间互有资金往来，双方已通过该调解书将债权债务结清。夏某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夏某未参与调解，邓某1无权代表夏某放弃对夫妻共有财产的所有权。邓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当时在调解室徐某要求邓某1少15万元不然一分不给，所以邓某1才少了15万元，但调解方案达成时未告知夏某。二、徐某举示了其于2017年5月25日和2017年12月29日两次给邓某1的转款记录，拟证明徐某已按照调解内容履行了义务。谢月萍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邓某1对该项证据无异议，调解书涉及的40万元已经支付。三、徐某举示了银行卡转账记录，拟证明其于2015年10月13日和2016年2月15日分别转款给了邓某12万元和5万元；还举示了2014-2017年5月前的银行取款记录，拟证明其向邓某1返还过借款。夏某对2015年10月13日的转款记录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2016年2月15日的转款记录显示户主为邓某1，不能达到徐某的证明目的；对取款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邓某1表示其收到了徐某2015年10月13日和2016年2月15日转款的2万元和5万元，但与本案无关，并称上述两笔费用是我之前借给徐某然后她还给我的；对取款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还款给邓某1。四、徐某举示了购货证明、营业执照、支付宝转账回单，拟证明徐某受邓某1委托为其购买树苗共计支付7万元。夏某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可，认为夏某并非供货当事人，且该供货信息不能证明徐某系受邓某1委托代其购买树苗。邓某1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只是徐某的单方证明。上述事实，有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调解书、转账记录、取款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赠与人无偿地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取得赠与的财产，不需向赠与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即为赠与合同。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针对本案涉及的具体支付行为是否构成赠与存在较大争议，本院现就夏某诉称的每笔支付行为是否系赠与分别评述如下：1.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支付的123900元。夏某举示的车辆购买信息显示渝AXT426号车销售价格为123900元、保险开始日期最早为2013年9月22日、出库日期为2013年9月24日，结合以上信息，本院认为，夏某关于“渝AXT426号车系于2013年9月22日购买”的陈述较为真实可信予以采纳；邓某1的农行支付信息显示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支出了123900元，邓某1的付款时间和金额与本院认定的徐某的购车时间和金额一致。同时，本院认为徐某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应掌握与该车相关的购买信息，但其一方面对夏某举示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不认可，另一方面又不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和票据反驳夏某举示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徐某自行承担。故对夏某所述“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代徐某支付的123900元购车款系对徐某的赠与”，本院予以采纳。2.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支付的5035.92元以及于2014年9月21日支付的5126.91元。根据夏某举示的车辆购买信息，渝AXT426号车2013年9月22日到2014年9月22日的保险费合计为4985.02元、2014年9月22日开始到2015年9月22日的保险费合计为4976.91元，与夏某所述的邓某1代徐某购买保险而支付的金额并不一致，故本院认为夏某称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支付的5035.92元以及于2014年9月21日支付的5126.91元系对徐某的赠与，事实依据不足，不予认定。3.邓某1于2013年、2014年向徐某转款9次，支付共计145500元。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陈述及举示的证据，可以认定邓某1与徐某之间互有资金往来，也曾存在借贷行为，故仅凭夏某举示的转款凭证不足以证明上述九次支付行为属于赠与，本院对夏某所述不予认可。4.邓某1向徐大琼、蔡清德、刘选梅、华冰会等四人支付的金额共计75000元。徐大琼的业务回单为户名为徐大琼的存款回单，不足以证明徐大琼于2014年4月23日存入的5000元系邓某1赠与给徐某的；对于邓某1向蔡清德、刘选梅、华冰会等三人的转款记录，因收款人并非徐某，夏某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邓某1向上述三人的转款系对徐某的赠与。5.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取出的现金200000元。2014年12月14日的邓某1取款回单仅能表明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取出的现金200000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实际交予了徐某，或证明徐某于当日存入银行的200000元与之前存在必然的联系。故对夏某陈该笔款项系邓某1赠与徐某之事实，本院不予认定。6.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向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18万元，夏某称该笔款项系邓某1为给徐某购买大学城门店而支付，现夏某虽不能举示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方收到的徐某所购买房屋款项有来源于邓某1名下账号的转款记录；但徐某与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并履行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应掌握与该房屋款项支付的相关证据，现徐某否认夏某举示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却不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和票据反驳夏某举示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其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徐某承担。故本院认为夏某所述“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向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18万元系对徐某的赠与”，本院予以采纳。7.邓某1于2016年11月8日在贵州农信（商业银行）取款的149700元。本院认为，结合存取款回单显示的时间和金额（邓某1于当日9点17分和9点52分分别取款49900元，徐某于当日10点41分存入现金90000元，邓某1后又于当日11点-12点期间再次取款49900元）以及徐某的陈述（徐某认为凭存取款凭条不能证明邓某1将钱交给了她，但又称其存入的9万元是邓某1要求她去购买树苗），能够认定邓某1于2016年11月8日交予了徐某90000元；对于剩余的59700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某1将上述款项交予了徐某，本院不予支持。但徐某辩称该90000元并非赠与，而是委托购买关系，系其接受邓某1委托而向梁平县坤峰柚子种植专业合作社购买树苗；徐某举示的梁平县坤峰柚子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写明法定代表人蔡明峰、业务范围包括成员种植的柚子，并且徐某于2016年11月9日向蔡明峰转账支付了20000元，该合作社亦出具《购货证明》载明“2016年11月邓某1委托徐某在我单位购买柚苗……徐某已经货款7万元支付给我”等事项，故本院结合合作社所述的付款时间和金额来看，认为徐某所述较为真实可信，予以采纳，邓某1于2016年11月8日交予徐某的90000元系委托购买关系。对于邓某1辩称对上述委托不予认可，已系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案处理。8.邓某1在（2017）渝0112民初2384号民事调解书中放弃的15万元。本院认为，邓某1在（2017）渝0112民初2384号案中系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该案调解书确定的调解内容亦是徐某支付邓某1“借款本金”40万元，足以认定邓某1与徐某均确认该案涉及的55万元纠纷系民间借贷纠纷，故夏某请求的该15万元与本案涉及的赠与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关于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夏某称邓某1与徐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故赠与行为无效，徐某应当返还从邓某1处受赠所得的所有款项。本院认为，仅凭夏某举示的聊天记录和邓某1的陈述不足以证明邓某1与徐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故夏某认为赠与行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夏某又称邓某1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故赠与行为无效。本院认为夏某与邓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未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所有形式进行约定，应为共同共有，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如果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应当无效。故本院对夏某的该项意见予以采纳，徐某应当返还从邓某1处受赠所得的所有款项。关于应向夏某返还的赠与款项金额。如前所述，夏某与邓某1就夫妻共同财产系共同共有关系，故相应的无效赠与部分应当向共同所有人返还。但鉴于夏某与邓某1已于2017年8月11日离婚并约定邓某1不分得共同财产，故本院判令徐某从邓某1处受赠所得的款项全部返还给夏某。关于夏某要求徐某支付利息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本案中邓某1明知其未与夏某协商一致仍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徐某，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徐某系在明知邓某1擅自处分夫妻共同的情况下接受的赠与，故本院认为邓某1的主观过错更大，夏某要求徐某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邓某1于2013年9月22日赠与被告徐某123900元的行为无效；二、确认被告邓某1于2014年12月14日赠与被告徐某180000元的行为无效；三、被告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夏某303900元；四、驳回原告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644.75元，保全费3270元，由原告夏某负担7725.33元，被告徐某负担3189.42元。此款已由原告夏某缴纳，被告徐某应负担部分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夏某。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毕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凯书 记 员 兰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