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4526号原告：长沙中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敢胜村劳动东路45号。法定代表人：谢迎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传祯，湖南湘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敏佳，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镜平，男，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治，湖南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长沙中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李镜平（以下简称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在本院驳回后提出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湘01民辖终69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传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244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原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且担任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系公司高管。被告利用其担任公司高管的职务便利，侵害了公司利益，具体表现为：1、湖南长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由被告实际控制，该公司于2014年向长沙市轨道交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租了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项目，约定的物业管理费为50万/年，此后每年递增。长运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与长沙市轨道交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租金调整为前三年10万元/年。原告通过与被告控制的长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受让长运公司的合同权利，但被告隐瞒第二份合同将租金调减为前三年每年10万元的事实，导致原告多付租金120万元。2、2015年11月，被告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向黄文借款200万元，并以被告个人账户收取，也未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系被告个人所用，且也由被告个人在支付利息，上述借款经法院终审判决需原告承担借款本息，截止2019年3月16日，该借款未归还的本息为300万元、诉讼费用4.4万元，合计304.4万元。原告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高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被告担任公司高管时，未尽到忠实和勤勉义务，导致原告遭受巨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被告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租金损失120万元，属于错列被告主体。原告认为长运公司多收取了120万元，应当将长运公司列为被告并要求其返还；被告既不是出租土地的所有权人，也不是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收取原告支付的租金，虽系长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佳霖的父亲，但并不能认定被告就是长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民终478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向黄文的借款200万元，已经全部用于原告的生产和经营，被告并未将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开销或其他用途，被告仅为该笔借款的名义借款人，作为实际借款人的被告理应偿还。原告的起诉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成立于2011年10月21日，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系原告股东之一，同时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21日，原告召开股东会议，决议撤销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任命谢迎辉为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案外人长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28日，股东为李佳霖、周新英，法定代表人系李佳霖，被告系长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与李佳霖系父女关系。2014年6月9日，长运公司与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公司）签订一份《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约定：轨道公司将黄兴镇轨道交通2号线车辆段约100亩预留配套建设用地委托长运公司管理，并由长运公司按照轨道公司要求对周边道路、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允许长运公司进行苗圃种植及临时物流建设，长运公司每年向轨道公司支付水电费及物业管理费；委托期限从2014年9月1日起开始计算，本合同不明确委托管理期限，如因政府或轨道建设需要，轨道公司随时无偿收回土地管理权限及附属设施；长运公司在不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租赁期限为12年，期满后自动顺延；长运公司管理期限内向轨道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第一年费用为50万元，每年按5%递增。2014年10月7日，原告与长运公司签订一份《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因长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佳霖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李镜平女儿，虽由长运公司与轨道公司签订《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但合同中有关长运公司的权利义务实际由原告承担和享有，并由原告负责履行，物流项目建设亦由原告股东按比例出资，长运公司同意以其名义取得的该土地委托管理事宜，全部转让给原告投资、经营、管理，由原告全面、实际履行与轨道公司签订的《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因被告是长运公司的主要股东且参与项目的管理，其又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长运公司已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将该项目转让给原告，原告必须形成股东会议，同意接受转让并履行经营管理该土地义务，原告应由股东会决议推举他人代表原告签订本协议。上述转让合同加盖有原告公章，并有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股东代表签名；上述转让合同的附件有：1、长运公司股东会决议；2、原告股东会决议；3、《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在本案诉讼中，原告未提供上述附件1、2，并称附件1系长运公司同意转让的股东会决议，附件2系原告同意受让，并推举股东孙武、龚建平代表原告签订转让合同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10月14日，轨道公司与长运公司再次签订一份《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该份合同在双方于2014年6月9日签订的合同基础上增加：长运公司出资对地铁二号线光达站至黄兴车辆段临时道路改造施工，工程由轨道公司委托长沙市规划设计院编制设计方案；鉴于上述增加的合同义务，长运公司应支付轨道公司的前三年物业管理费由50万元/年变更为10万元/年，从第四年起为50万元/年，此后每年按5%递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每年按50万元的标准向长运公司支付租赁费，三年共计支付150万元；第一年支付的50万元，由长运公司开具了收据，第二年及第三年的租赁费均由原告通过银行支付至长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佳霖个人账户。另外，轨道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与长运公司再次签订的合同中增加的合同义务：即出资对地铁二号线光达站至黄兴车辆段临时道路改造施工，实际由原告履行。2015年11月16日，被告以原告需要资金为由向案外人黄文借款200万元，被告出具借条并加盖原告公司印章。2015年11月17日，黄文通过银行向被告个人账户转账支付200万元。借款后，被告及其妻子周新英通过各自的银行账户向黄文支付60万元后再未还款，黄文遂诉至法院，要求原告、被告及周新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121民初72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笔债务虽然发生在被告与周新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笔借款实际为公司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周新英无须承担责任，并判决原告、被告共同向黄文偿还借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不服该判决并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仅凭被告口头陈述便认定200万元借款用于原告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判决原告与被告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民终47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加盖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运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院认为原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并据此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该案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已履行完毕。另查明：1、因原告涉嫌单位行贿罪一案，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8）湘0626刑初3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股东经商量并同意以长运公司的名义获得涉案土地租赁使用权后，实际由原告使用，每年在原告提取300万元用于协调与轨道公司的关系等事项，原告公司股东均知晓并同意，被告所谋取的利益归属于原告，行贿资金亦来源于原告公司，并判决：原告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100万元，被告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原告、被告均不服该判决，目前该案仍在二审中。2、2019年4月4日，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谢迎辉向长沙县公安局黄兴派出所报案，称被告涉嫌职务侵占。2019年11月1日，长沙县公安局以无证据证实被告将120万元及200万元为个人所用为由作出长县公（兴）不立字（2019）005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3、原告提供长沙县公安局黄兴派出所对被告、**（轨道公司工程设备部负责人）、谢迎辉、杨芳（原告公司财务人员）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损害公司利益，导致原告多支付租金120万元；被告擅自使用公司公章向外借款200万元，实际是被告的私人借款。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谢迎辉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在笔录上的陈述不一致，故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故所有询问笔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在笔录中没有承认侵占公司财产，也没有承认其非法使用公章，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019年4月29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给原告造成损失。关于原告多付的租金。原告向长运公司支付租金，是基于其与长运公司于2014年10月7日签订的《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转让合同书》，该转让合同实际系长运公司将从轨道公司承租的土地转租给原告，由原告按照长运公司与轨道公司所签合同（即《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合同中约定为物业管理费）向长运公司支付租金，且该转让合同经过了原告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非被告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个人的决定。在长运公司与轨道公司签订第二份《黄兴车辆段土地委托管理合同》后，客观上导致原告三年多支付租金共计120万元，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收据及付款凭证，原告所支付的租金全部由长运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李佳霖收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完全可依据其与长运公司所签转让合同的约定向长运公司主张该多支付的租金或由原告实际履行的“地铁二号线光达站至黄兴车辆段临时道路改造施工”工程款，至于长运公司是否由被告实际控制，以及长运公司多收取的租金是否实际由被告占有，是长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影响原告向长运公司主张相应权利，在原告就该多支付的租金存在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尚不能认定损失已实际发生。因此，原告主张由被告赔偿多支付的租金120万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规定的情形，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借款200万元。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121民初72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笔借款实际为原告的公司债务，并非被告与其妻子周新英的夫妻共同债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民终47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判决被告与原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上述判决，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系被告个人所用，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沙中港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037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376元，由原告长沙中港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建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甘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