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8民初361号 原告：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神木市。 法定代表人：折兴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润旺，陕西宇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 负责人：刘照，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喜、刘妍，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波，男，197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宁，陕西宇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建雄，男，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 原告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第三人江波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作出（2017）陕08民初446号民事判决，新元公司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民终28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职权追加杨建雄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3月4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当事人。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8）陕08民初361号民事裁定，准许东方公司替代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退出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折兴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润旺、被告东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喜、刘妍、第三人江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宁、第三人杨建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立即停止对杨建雄向江波质押并存放于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的“珠宝玉器”等质押物的执行；2、确认该批质押物为申请人所有。事实与理由：2011年3月，折兴田、王文明、王建华、慕树标、乔江等五名投资人与新元公司股东王保平签订《合股协议》，转让其在新元公司部分股份，但上述五人未登记为新元公司股东。上述六人共筹集1.8亿元资金，聘请江波为总经理，新元公司对外出借资金都以江波个人名义形成借款借据，但所有资金均通过王建华、王建钧个人账户收支。2011年7月19日，杨建雄向江波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约定月利率3%，按月结息。并于2011年10月18日，由借款人一次性偿还本金及利息，逾期按月利率3.5%计息。由院国华、贺耀刚、杨存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签订后由王建华账户向杨建雄指定账户转入1940万元（预扣一个月利息60万），后杨建雄未按约定还款。该笔借款虽以江波名义签订借据，但资金实质来源于新元公司，江波只是受托经办人，并非该笔借款实质债权人。后杨建雄与江波于2012年11月26日达成质押协议一份，由杨建雄将一批珠宝玉器交付江波作为质押物，杨建雄承诺于2013年6月19日前偿还借款，如未履行还款义务，自愿将该质押物折价2000万元抵偿借款。该合同签订后，将该批质押物以江波名义存放于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该份协议签订中，江波是作为新元公司经理履行职务，协议中有新元公司股东王保平作为见证人签字。对于以珠宝质押及抵债事宜，新元公司经过股东会议决议后，委托江波代办，协议所指向的财产应归于新元公司。后江波就其一个人名义对外经办形成的债权作出书面确认说明，再次确认19笔债权资金来源系新元公司股东入股款及对外筹集资金，江波只是受托经办，并无实体权利。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本案被告与江波等人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将该批珠宝玉器作为江波个人财产予以查封并执行，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出异议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申请，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此外，鉴于江波涉嫌犯罪，该批质押物已由公安机关查封扣押，江波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所涉犯罪并未作出实体处理，根据先刑后民原则，该批质押物亦不能作为江波个人财产予以执行。 被告东方公司辩称：1、被告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榆阳公证执字第132号执行证书、（2014）榆阳公证执字第56号执行证书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中一名被执行人江波名下财产即案涉保险箱内物品采取了查封措施，作出相关裁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并无不当。2、新元公司对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的物品没有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案涉物品的权利人为江波。本案中租用该保险箱的承租人为江波，存放该物品的人为江波，能打开该保险箱的人也是江波，新元公司与江波之间无任何相关的存放委托手续，新元公司与案涉珠宝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存在案涉物品权利人是该公司。新元公司与江波之间的聘任委托关系无法确定，江波的新元公司经理身份存疑。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新元公司声称江波为公司总经理，却未有新元公司董事会（工商登记董事会成员为王保平、张剑波、奥增刚）的决议，其托放款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合股协议等，均系非新元公司股东之间的行为，无法代表新元公司股东的意见，更无法代表新元公司的意见。从原告提供的借条、保证担保承诺书、协议书来看，债权系江波个人与杨建雄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并未提及新元公司；从银行汇款回单来看，仅能反映转款，且该回单存在后期手写添加修改的内容，无法反映该笔款项与新元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从原告提交的材料来看，未显示杨建雄或担保人对该笔债权的态度，是否全部履行、是否还款、是否认可等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无法体现与新元公司之间的关联。新元公司主张的动产“交付”事实存疑。原告仅提及江波与慕树标之间的借据移交清单，材料的移交不等于债权转让。无论从西安民生银行登记的权利人来看，还是从江波更换钥匙的事实来看，自始至终，案涉保险箱的打开需要江波的指纹以及保险箱的钥匙，而江波也更换了该保险箱的钥匙，其是保险箱的登记权利人，新元公司既没有该保险箱的钥匙、密码等权利凭证，也没有占有该保险箱内物品，故江波为该保险箱内物品的合法权利人，而非新元公司。案涉保险箱内物品登记的权利人亦为江波而非新元公司。3、新元公司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应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提起主体要承担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相应证明责任，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和多方主体待证的问题，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是否签字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其在无法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对案涉物品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情况下，新元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三人江波述称：原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均属实，本案所涉珠宝是杨建雄向新元公司贷款的质押物，借条出具在江波名下，但是是新元公司的贷款，江波是履行职务行为。2013年12月，江波将以其名义发放的19笔贷款全部移交给新元公司，包含本案所涉借款，将钥匙等移交给公司，后因江波想占为己有进行挂失。新元公司报案后公安机关对江波刑事拘留，因此新元公司是杨建雄借款的实际债权人，新元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第三人杨建雄述称：2000万元贷款是和新元公司发生的业务，在贷款之前杨建雄并不认识江波，是通过新元公司的其他股东贷款的，利息也是向王建华账户偿还的，珠宝是他们去杨建雄珠宝公司提取的，江波和杨建雄珠宝总经理共同封存的，后来江波向杨建雄要的密码进行了私自转存。珠宝抵债是杨建雄和新元公司的业务，和江波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江波拿珠宝和办理贷款手续，杨建雄认为江波是新元公司跑腿的。贷款杨建雄是和他们几个股东商量的，贷款的时候杨建雄就不认识江波。珠宝是杨建雄和新元公司共同共有，具体抵押多少还没有确定。珠宝是江波盗取的，协议上也是共同质押和保管，因为这个事江波已经被羁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新元公司提交证据七组： 第一组证据：1、借条一支、保证担保承诺书三份；2、银行打款回单一份；3、杨建雄、贺耀刚、杨存虎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4、《协议书》一份。证明目的：1、被告杨建雄于2011年7月19日向新元公司借款2000万元，其向该公司经理江波出具了借款条据。原告通过股东王建华账户按被告杨建雄的指示向尚增霞账户转款1940万元，预扣一个月利息；2、为确保原告贷款到期后顺利实现债权，由院国华、贺耀刚、杨存虎作为保证人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借款期满后，由于被告杨建雄无力偿还借款，杨建雄与江波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了《协议》一份，约定杨建雄于2013年6月19日前偿还借款，且自愿用一批珠宝玉器作为质押物，若届时无法还款，则自愿以此抵偿借款。协议签订后，江波与杨建雄签字确认，协议由时任新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保平作为中证人签字确认。 第二组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表一份；2、合股协议一份；3、股东会决议一份；4、债权凭证移交清单一份。证明目的：1、2011年3月，折兴田、王建华、慕树标、王文明、乔江等五人签订书面《合股协议》，出资受让王保平所持新元公司股份，注册资金共一亿元，加股东另外筹资，共约1.8亿元对外从事民间借贷业务；2、公司经营期间聘请江波为总经理，公司委托以其个人名义放贷。后由于贷款无法收回，新元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由江波牵头负责对外催收贷款。决议第二项“公司贷款客户情况”第13笔对杨建雄的借款中列明“所押珠宝抵为本金，继续索要利息。”证明该笔借款属新元公司所有，由公司作处分。3、2013年12月18日，新元公司解除了江波的总经理职务，江波将以其名义对外形成的19笔借款原始凭证及公司印鉴等移交给公司，包括杨建雄的这一笔债务。 第三组证据：1、《关于债权主体的通知并还款催告》三份；2、EMS回执单三份。证明目的：新元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润旺律师于2014年5月2日、28日两次向杨建雄及其保证人邮寄书面《致函》，告知江波向其放贷是新元公司及股东委托的事实，并以委托人身份向其主张权利。 第四组证据：公司账目五份。证明目的：新元公司向杨建雄发放贷款后，该笔账目记载于新元公司的账目中，此后杨建雄所还借款利息均打至新元公司设立的资本账户中（王建钧、王建华个人账户），每笔偿还的利息情况均记载于公司账目中。证明借款来源于公司而不是江波，还款还给公司指定账户，也不是江波个人。 第五组证据：榆博会鉴字（2014）第001号《鉴定报告》一份。证明目的：榆林博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受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委托，对新元公司所有账目进行审计，所作鉴定结论为新元公司对外借款的资金来源是折兴田、乔江、王文明、慕树标、王建华、王保平六名股东的资本金。其中包括向杨建雄的借款来源也是新元公司，款项通过王建华账户支付。 第六组证据：1、《证明》一份；2、《刑事讯问笔录》二份；3、《刑事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目的：1、江波于2015年12月10日再次以《证明》的形式书面确认并披露其与杨建雄之间所涉2000万元借款，其并非实际债权人，原告新元公司为实际债权人，并具有相关实体权利义务；2、江波任新元公司经理期间，因涉嫌职务侵占被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予以刑事拘留，讯问笔录中江波多次承认以其名义对外形成19笔借款，是新元公司股东的投资和公司股东筹集，他是受托放贷，借款的权利人是新元公司。刑事侦查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给杨建雄2000万元借款是公司的，江波对外形成借据并放贷不是其个人行为，是受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3、杨建雄将珠宝玉器质押给江波后，江波将存放珠宝的保险柜钥匙、密码向公司股东移交。2013年进行移交，2014年公安提取的证据，2015年榆林中院执行保全。 第七组证据：生效判决书3份，补充五份生效判决书。证明目的：生效判决认定债权主体都是新元公司，并不是江波个人。 东方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反映系江波个人与杨建雄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打款回单仅能体现王建华向尚增霞转款1940万元，而回单上的书写部分均系后来添加内容，不排除人为增加的可能，该笔款项与江波、杨建雄借款是否同一笔款无法证实，王建华非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员工，该笔转款与新元公司无关；无论是担保承诺书还是协议书，均提及的是江波个人的借款，未涉及新元公司。 对第二组证据，对工商登记信息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工商注册信息表显示，新元公司的股东为神木县昌明电化有限责任公司、高宇、奥增刚、杨光、阮永斌、张剑波、**，而新元公司在诉状中所称“新元公司股东王保平“毫无事实依据，王保平仅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保平、折兴田从未持有过新元公司的股份，且折兴田不是新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本案王保平非新元公司股东，合股协议中所述的内容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仅通过该协议不能产生协议签订方为新元公司股东的法律后果，该协议无法说明股东身份；所谓股东会决议应由新元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召开并通过，而2013年11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没有公司在册股东的参加或签字，该股东会决议显然是无效的；债权凭证移交清单仅是江波向慕树标移交借据，仅仅是材料移交，并不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也无法证明债权的真实性，且材料的接收人为慕树标，并不是新元公司。 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回执单无法反映所寄内容，更无法反映对方是否收到该函件；通知中提及江波将所有债权都转在了公司股东折兴田名下且明确“折兴田还款账号“，该通知系受折兴田委托出具的通知，折兴田既非新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新元公司的在册登记股东，该通知不是公司行为，而是折兴田的个人行为，无法证明新元公司是债权人。 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利息凭证均未加盖新元公司的公章，也无法体现该凭证系新元公司的记账，更无法体现新元公司为债权人；新元公司为2009年5月18日成立的公司，注册公司需要去银行开立基本账户，而原告所谓的资本账户为非公司股东、非公司员工的王建华、王建钧的个人账户，不符合交易习惯，无法证明新元公司为债权人。 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鉴定报告》系建立在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所提供的基础资料上，系原告方单方形成的证据，为原告自身陈述；该报告形成的基础资料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且依据的银行存款账户非公司基本账户，股东会决议非公司在册股东参与或签字，六名所谓的出资人均非公司股东等等问题，该鉴定报告显然无法采纳。 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刑事讯问笔录》及《刑事询问笔录》系在刑事侦査阶段形成，该案没有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三份笔录属于国家秘密，除了公安机关之外任何人不能查阅和复印，该证据系非法途径取得且无法核实真伪。在公安机关己经立案的情形下，新元公司的资金若被嫌疑人江波侵占，其应通过追赃程序主张款项，进一步证明其与案涉保管箱物品无关；侦查笔录实质是犯罪嫌疑人的陈述，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处于一种被动、弱势的地位，其陈述可能并不反映其内心的真实意思。而本案所举的笔录内容未经法院审理认定，不属于法院认定的事实，无法作为依据。 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三份判决书均未涉及江波与杨建雄的借款关系，且具体事实情况也与本案存在差异，该三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 江波对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以及补充的判决书均认可。 杨建雄对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无异议，杨建雄质证认为其没有和江波发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被告东方公司提交证据十组： 第一组证据：2013流字第38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明目的：证明工行榆林分行与正北精煤公司签订了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款合同，江波作为担保人、本案被执行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波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 第二组证据：（2013）榆证经字第225号《公证书》。证明目的：证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依法办理公证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第三组证据：2013流字第24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明目的：证明工行榆林分行与正北精煤公司签订了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江波作为担保人、本案被执行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波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 第四组证据：（2013）榆阳证经字第574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证明目的：证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依法办理公正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第五组证据：2013年保字第4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目的：证明被执行人江波自愿为正北精煤公司向工行榆林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江波作为担保人、本案被执行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波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 第六组证据：（2014）榆阳公证执字第132号《执行证书》，证明目的：证明申请执行人依据公证机关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证书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法有据，该执行证书载明的被执行人为正北精煤公司、榆林市凤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波、蔡子明、江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波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 第七组证据：（2014）榆证执字第56号《执行证书》，证明目的：证明申请执行人依据公证机关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证书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法有据，江波作为被执行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波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 第八组证据：（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目的：1、证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案涉物品有登记的，应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且存放在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物品的权利人登记在被执行人江波名下，江波作为被执行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江波财产采取的执行措施合法。2、证明新元公司对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的物品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主体权利，其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九组证据：神木市新元小额贷款公司（原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证明目的：1、证明新元公司的股东为神木县昌明电化有限责任公司、高宇、奥增刚、杨光、阮永斌、张剑波、**，而新元公司所称“新元公司股东王保平”毫无事实依据，王保平仅仅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其也不是神木县昌明电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其从未持有过新元公司的股份，更无法对外转让莫须有的股份。2、新元公司提供的所谓“股东会决议”中既没有公司在册股东参加，更没有公司在册股东的签章，其根本不是公司的决议，该决议所涉内容根本与公司行为无关，该所谓的“股东会决议”显然是无效的，其所述的“委托江波代办”、“江波是受托经办，并无实体权利”更是无稽之谈。 第十组证据：神木市昌明电化有限责任公司（原神木县昌明电化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证明目的：1、证明王保平等人不是神木县昌明电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其从未持有过新元公司的股份，更无法对外转让莫须有的“股份”，更不享有股东身份。2、证明新元公司对西安民生银行保险箱内的物品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 新元公司对被告东方公司提交的十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只证明执行江波有依据并不能证明执行本案珠宝是合法的。2、本案中的工商登记的股东和实际股东不符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认可实际股东，且本案中实际股东是经三级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确认的。 江波质证认为：对十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江波向工行借款1000万元，并未偿还是属实的，但是查封的珠宝是杨建雄向新元公司借款2000万元的进行抵押的。第九组、第十组证据同原告的质证意见。 杨建雄质证意见同江波。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银行打款单、工商登记信息表、鉴定报告、身份证复印件、生效判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9月3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榆阳公证执字第56号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执行神木县正北精煤有限公司、榆林市凤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江波、乔江、蔡子明履行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的义务。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榆中执字第00227-3号执行裁定，查封江波在西安民生银行所租用的保险箱内所有物品，即本案所涉的“珠宝玉器”。2016年12月，原告新元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陕08执异85号执行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 2019年3月4日，东方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变更本案当事人。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8）陕08民初36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东方公司替代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退出诉讼。 另查明，2014年5月13日，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作出雁公（刑）立字（2014）4637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新元公司被盗案立案侦查。 2014年8月13日，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作出雁公（刑）捕通字（2014）449号逮捕通知书，以江波涉嫌侵占职务罪对其执行逮捕，羁押于雁塔看守所。同年11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对江波采取取保候审。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新元公司请求确认该批质押物为其所有，但新元公司提供的《协议书》中仅约定杨建雄于2013年6月19日前未能向江波还本付息，则保存在金融机构的“珠宝玉器”全部归江波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规定，该条款属于流押条款无效，故新元公司依据《协议书》不能取得该批质押物的所有权。庭审中，杨建雄主张涉案“珠宝玉器”为其与新元公司共同共有，新元公司主张涉案“珠宝玉器”归其所有，《协议书》显示涉案“珠宝玉器”为质押物，三者相互矛盾，新元公司有关“珠宝玉器”归其所有的主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 新元公司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200元，由神木县新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乔幼涛 审判员  曹小蕊 审判员  王仲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田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