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5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负责人：蒋治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刚良，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威，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女，197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琦，男，199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超，男，200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法定代理人：彭某（系黄健超之母），住枣阳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襄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某、黄健琦、黄健超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威，被上诉人彭某、黄健琦、黄健超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交通事故是导致黄某死亡的直接、根本原因系主观推断，该认定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1.一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供出院记录、诊断证明等住院期间的医疗材料而没有提交医学死亡证明书或死亡原因尸检报告，只有医学死亡证明书或死亡原因尸检报告才能客观反映受害人黄某的真正死亡原因。2.襄阳市中心医院的出院记录显示受害人黄某在事发前即患有极高危3级高血压症、肝癌术后、门脉高压等极度危险的原发性自身疾病。同时该出院记录也显示受害人黄某患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而该病危险因素主要是导致颅内动脉瘤破裂的因素，包括高血压、吸烟、大量饮酒、既往有动脉瘤破裂病史、动脉瘤体积较大、多发性动脉瘤等。受害人自身原发性疾病中的任何一项疾病都可能导致受害人死亡，一审法院在受害人家属未提交死亡医学证明和法医死亡原因鉴定报告的前提下，如何认定黄某的死亡系交通事故导致而非自身疾病导致？受害人自身疾病与死亡结果之间可能性如何合理排除呢？3.交通事故认定书虽描述“黄某驾驶鄂Ｆ×××××号重型货车在大唐物流门前路段开门下车检查车辆时，不慎摔倒受伤”但没有描述受害人黄某是因自身疾病原因导致其在下车过程中受伤还是因为下车过程中意外不慎摔伤，两者不同原因导致受伤会产生不同后果。如果受害人黄某是因为自身严重原发性疾病导致受伤，根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二条：“责任免除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本车上的人员因疾病、分娩、自残、殴斗、自杀、犯罪行为所致的人身伤亡”的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4.从一般常理可获知，外力只能造成人体外表损伤，不能造成内部损伤，而且如果外表没有受伤，就说明内在也没有损伤，受害人黄某的出院记录中未显示其有外伤，其死亡原因非外来原因所致。5.医疗材料显示黄某在住院期间并未死亡，其家属选择出院，贻误治疗时机。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黄某死亡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担交通事故保险赔付责任，系错误适用侵权法律。1.本案是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侵权构成三要件为：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其中因果关系是法院确定侵权责任赔偿的前提。如果损害后果与侵害行为之间仅有间接因果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这个损害后果不能被纳入赔偿范围。2.本案属普通侵权案件，侵权三要件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一方。3.受害人黄某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应以证据不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彭某、黄健琦、黄健超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某、黄健琦、黄健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平安财保襄阳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10万元；2.诉讼费由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9日，黄某驾驶鄂Ｆ×××××号重型货车在大唐物流园门前路段开车门下车检修车辆时，不慎摔倒受伤。随后黄某先后被送至枣阳市××人民医院及××市中心医院入院治疗。2018年3月16日，黄某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2月26日，黄某为其所有的鄂Ｆ×××××半挂牵引车在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其中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的责任限额为100000元。2018年6月12日，湖北省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枣公交认字[2018]第20180309C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一审另查明，黄某具有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A2；具有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限2022年6月7日。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黄某为其所有的鄂Ｆ×××××半挂牵引车在平安财保襄阳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其中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的责任限额为100000元，保险合同真实有效，予以认定。黄某驾驶的鄂Ｆ×××××号重型货车在大唐物流园门前路段开车门下车检修车辆时，不慎摔倒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适当，且属于单方事故，予以采信。黄某虽然自身患有其他疾病，但事发时黄某正在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工作，系一正常健康的人，在摔倒受伤后7日内死亡，摔倒受伤是导致黄某死亡的直接、根本原因，故对平安财保襄阳公司交通事故不是黄某死亡的决定性、根本性原因的辩解，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的责任限额内给付彭某、黄健琦、黄健超保险金1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某的死亡与摔倒受伤之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黄某的出入院相关医疗材料，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黄某驾驶鄂Ｆ×××××号重型货车在大唐物流门前路段开车门下车检修车辆时，不慎摔倒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黄某发生本次事故时，系由交警部门前往现场进行处理，并依据“现场证人陈述等”证据对事故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被上诉人作为黄某的家属于事故发生第二日即2018年3月10日向上诉人公司电话报险。黄某本次事故发生后住院治疗的医疗材料未能对其直接死亡原因进行明示，在医学死亡证明书或死亡原因尸检报告现客观上已不能获得，且未能及时获得上述材料的原因不能确定应归责于上诉人一方还是被上诉人一方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认定，即黄某系因下车检修车辆不慎摔倒受伤，造成单方交通事故，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作为非专业人士，其所能进行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于一审法院认定摔倒受伤是导致黄某死亡的直接、根本原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平安财保襄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建立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潘海珍书记员杨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