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闽0102行赔初12号 原告刘用生，男，194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福州市鼓楼区。 被告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双下路**凤湖新城****。 法定代表人吴端正，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健敏，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武，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用生诉被告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3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向被告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用生，被告委托代理人林健敏、陈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年零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用生诉称，原告在福州市鼓楼区。2013年2月20日上午8点，四百余名来历不明的不法分子携带凶器，从原告隔壁邻居家爬到原告家楼顶，砸门闯进原告家中，非法拘禁原告父子二人两个多小时，砸坏原告财物。将原告房屋四、五层拆毁，并砸毁种在天台上的名贵兰花四百多盆，还造成原告存放在四楼卧室的两万元现金被盗。随后屡次组织众多不法分子采取各种手段威胁逼迫原告签署拆迁协议，造成原告身心遭受严重损害，被逼成精神性焦虑抑郁症状。后经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行终48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原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对原告房屋中实施的强拆具体行为违法。原告的房屋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四、五层房屋虽未进行产权登记，但经生产队同意并缴纳加层款后与登记部分同时建成。由于华大村的土地已被征用，原告等村民已无土地耕种，生活唯一靠房租收入维持。此次旧改，原告对政府的征地程序和补偿标准等均有异议，当时正在通过合法的行政、司法途径维权，而被告为配合征地无视法律，利用行政强权强拆，打着所谓拆违的幌子，强拆原告等村民的合法房屋，威吓村民达到逼迁的目的。其违法行为现已被生效的法院判决所认定，根据《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强拆行为给原告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详见清单）：1、赔偿原告被砸毁名贵兰花396盆估值120万元；2、赔偿原告及家人精神损失费20万元；3、赔偿原告遗失现金2万元；4、赔偿原告被损坏家具及家电3万元。 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共6页，证明家庭成员总共有5人；2、财产损失清单2页（2018年8月15日补充提交更正后的清单），证明财产损失；3、照片2页（果盆和兰花），证明财产损失；4、精神抑郁症病历及报告各1页，证明原告精神受到损害；5、五凤派出所《接处警情况登记表》1页，证明原告当天因为现金2万元以及兰花丢失向公安报警；6、银行取款凭证1页，证明2月8日取款2万元，由于当时临近过年我怕取款不便该款项取出来是为了聘请律师打官司用的；7、（2016）闽01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2017）闽01行终48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当庭提交如下证据：8、照片2页（五楼屋顶部份损害照片、四楼房屋受损照片），证明财产损失；9、（2018）闽行申1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财产损失。 被告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一、本案不适用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的情形。原告依据的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也仅仅确认被告于2013年2月20日对原告房屋无产权面积作出的拆除行为违法，并不涉及有产权部分的一至三层。可见，2013年2月20日被告仅对原告房屋无产权部分的地板打了个洞，原告主体房屋都在，合法产权面积部分完好无损，现场没有搬运物品的行为，也没有必要搬运物品，而且原告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物品丢失或者损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本案不属于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情形。因此，要证明物品损失由被告承担责任，原告应进一步举证，也完全有条件举证被告行为造成原告什么样的损害。二、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1、财产损失清单是其单方制作的列表，不属于证据；2、兰花照片2张没有日期显示也无法证明是征收现场，无法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应予以采信；当庭提交的房屋受损照片2张恰好证明被告仅对原告房屋无产权不服的地板打了个洞原告主体房屋都在，合法产权面积部分不但完好无损，而且无产权部分的四层楼屋内物品都在，现场没有搬运物品。3、病历证明、接处警情况登记表、银行取款凭证均无原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原告已得到征收补偿。本案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原告的房产处于征收范围。房屋征收部门于本案纠纷发生后一个星期，即2013年2月28日就与原告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对原告进行了征收补偿，在签协议时原告亦没有提出任何赔偿要求。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于2018年5月15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如果有物品损失原告不会同意签署协议或者在签署协议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但原告在当时并未提出请求也未拒签协议，说明并没有物品损失；2、对比照片，证明拆迁前后房屋实际情况，并无原告所述物品；我们当日没有对楼体进行拆除，仅是对楼板中间砸个洞，没有其他的物品损害。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不属于证据范畴，这是原告自己单方制作的列表；对证据3、8相片的日期是2013年2月19日，确认违法是2月20日对他无产权部分面积的拆除行为，从相片上看四楼房屋除了有几块碎砖头外基本完好无损，对证据7、9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我们认为不是我们拆除的，并且法律文书仅涉及无产权部分的拆除，而且原告的举证已证实主体房屋都在，只是五楼楼顶楼板中间破了个洞，且四楼物品都在；证据4、5、6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原告跟拆迁办签协议是2月28日，被告砸房子是2月20日，被告违法强拆造成原告的损失与签协议不是一回事。拆迁协议是与政府签订的，与暴力强拆造成的损失赔偿是两码事。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只能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及其有获取赔偿的权利，所提交的证据3-6、8无法相互印证其主张的赔偿数额以及与违法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证据1可以证明原告房屋位于“鼓楼区华大村下、后营旧屋区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并已得到安置补偿被告提交的证据2形成于强制拆除行为之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6）闽01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于2013年2月20日对原告刘用生坐落于原郊区洪山乡（现鼓楼区洪山镇）华大村后营混合构三层楼房二直的（榕郊S字第012393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无产权部分面积作出的拆除行为违法。被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闽01行终48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闽01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告刘用生坐落于原郊区洪山乡（现鼓楼区洪山镇）华大村后营混合构三层楼房二直的房屋，属于鼓房征[2012]10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确定的“鼓楼区华大村下、后营旧屋区改造项目”征收范围。2013年2月28日，原告与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鼓楼区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市鼓楼区城建拆迁工程处就上述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达成一致，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确认：乙方（原告）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364平方米，其中产权面积为225.7平方米，无产权面积138.3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364平方米；乙方同意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安置；甲方（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鼓楼区房地产管理局）同意就地安置乙方住宅120户型一套、75户型二套、60户型一套，建筑面积约330平方米；安置房产权归乙方所有，安置房购房费3,165,825元，扣除甲方应支付各项补偿费及补助费合计3,266,054元后，乙方另交100,229元作为安置房预交款；乙方实行自行过渡并保证于2013年2月28日前自行搬迁完毕，将原房完整无损交甲方验收接管。 另，2017年11月9日，原福州市鼓楼区市容管理局更名为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因被告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局对原告刘用生坐落于原郊区洪山乡（现鼓楼区洪山镇）华大村后营混合构三层楼房二直的房屋无产权部分面积做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原告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关于被告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问题，原告主张屋内各类物品毁损灭失以及天台栽种的名贵兰花数百盆等多种不同赔偿项目，但原告仅提供了自己所列的财产清单及若干兰花照片作为赔偿依据，所提交的若干兰花照片无法证明拍摄时间及场所，更无法证明兰花的品种及权属，导致本院对原告屋内物品损失以及天台兰花损失的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均无法认定。根据被告提交的原告于2013年2月28日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可知，在被告2013年2月20日对原告房屋无产权部分实施强制拆除数日后，原告即与征收部门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征收实施单位就其所有的榕郊S字第012393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屋总面积（含产权面积和无产权面积）达成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对各项补偿款项予以认可并签字确认，该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鉴于该协议对原告房屋无产权部分进行了面积认定及安置补偿，对原告房屋无产权部分不仅折算计入安置面积，原告还取得了旧房补偿及装修补偿费。原告在该协议中还保证于2013年2月28日前自行搬迁完毕，并将原房完整无损提交征收部门验收接管，征收部门支付原告住宅搬迁奖励费等，故原告要求物品损失的赔偿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合法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原告主张有2万元现金丢失，但其所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和取款凭证尚不足以证明确有现金丢失以及与违法行政行为的直接关联性，故原告主张的现金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故原告的上述赔偿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费赔偿请求适用的前提为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原告人身权利且造成严重后果。但仅依据原告所提供的门诊病历以及心理咨询中心的测试表未能证明其人身权利受损害程度以及与违法行政行为的直接关联性，故原告关于赔偿原告及其家人20万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请求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用生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晓曦 人民陪审员  赵玉琴 人民陪审员  郑叔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郑少敏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