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1889号原告：李珍玲，女，汉族，1977年10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原告：唐时英，女，汉族，1943年10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原告：蒋凯力，女，汉族，2000年1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原告：蒋某1，男，汉族，2011年7月14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彭程，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谭瑶，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郝毅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中路工业元C栋深和商务大厦1楼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1772796D。法定代表人：郝敬涛。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文，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珍玲、唐时英、蒋凯力、蒋某1与被告深圳市郝毅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谭瑶、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7)深宝福永民调字第1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赔偿各项损害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97.39万、丧葬费6.25万、被抚养人生活费29.1840万、家属交通费和误工费0.5万、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共计143.32万元。后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按参与度20%赔偿各项损害费用（死亡赔偿金1058760元、丧葬费75222元、被扶养人284206.67元、交通费3093.5元、误工费5463.6元、住宿费9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535745.77元），减去被告已经补偿的112200元，为194949.1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李珍玲的丈夫蒋某2生前是被告雇佣的货车司机。被告既没有与蒋某2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购买社保，更没有买出车险，每月只有微薄的工资6500元。蒋某2与朱耀飞一起驾驶粤Ｂ×××××为被告工作。蒋某2于2017年11月13日至16日出差跑了一趟南宁，17日至20日出差跑了一趟武汉，21日至29日出差跑了一趟西安。因为连续多日长途驾驶重型货车日夜颠倒长途奔波，再加上那几天深圳和西安两地温差极大，26日晚6:30分左右蒋某2发信息告知妻子李珍玲他生病了，身体极不舒服，一直到29日晚上10点多回到深圳，到达被告的停车场，晚上11点多胸闷喘不上气，然后昏迷不醒，其妻子李珍玲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10分钟到达后发现蒋某2已经意识丧失，颜面口唇紫绀，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医生还继续抢救了1个小时，但回天乏力，即宣布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李珍玲与被告在宝安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于2017年12月13日达成（2017）深宝福永民调字第1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被告以人道主义补偿原告112200元。该协议书乙方签字皆由原告李珍玲个人代签。受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委托，2018年1月18日，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蒋某2死因出具了广医司鉴中心（2017）病检字第272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认为蒋某2的死亡与生前工作过度疲劳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原告在知悉该法医鉴定意见书之前，于2017年12月13日在不明死因真相的情况下签订的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存在重大误解及缺乏正常的判断依据和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做出的民事行为，该行为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因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被告答辩称，（1）本案不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本案死者入职被告处从事货物运输工作，每月固定领取工资，根据被告的工作需求，由被告提供车辆，安排线路出车，死者服从被告的管理，因此双方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完全符合劳动合同的构成要件。因死者从入职到死亡尚未满一个月，故未签订劳动合同和未购买社保，但不能因此否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2）实际上死者亲属，即本案原告也认为双方是劳动合同关系，并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福永管理站申请了工伤认定，这进一步排除了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因此本案即便原告需要主张权利，也应劳动仲裁前置，法院无权直接管辖。（3）根据现有证据蒋某2是属于心脏病突发猝死，属于非因工死亡。2017年12月13日，死者家属与被告在福永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调解前工作人员已向原告充分说明原告具有仲裁和诉讼的权利，但原告自愿参与调解，可见调解过程中原告并未受到任何威胁或胁迫，意思表示真实，且从调解内容看双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因工死亡的补助协议，协议的内容第一条对死者的死因并无异议，即死于心脏病，且不属于工伤。第二条就是按照非因工死亡的标准乘以死者的工资得出相应的金额，其中包括了丧葬费、一次性救济金、抚恤金等，合计15个月的工资，现被告已经依据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向原告支付了相应款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终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过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具备法律约束力。（4）本案死者不属于工伤或类似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之规定，本案死者已经下班回家，且不在工作岗位，也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突发疾病，而是因自身心脏病猝死，不应视同为工伤。原告在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且被告已履行完毕后，却在2017年12月21日又向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2018年4月24日，社保局出具了工伤认定书认定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原告并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说明原告对工伤认定的结果表示认同。（5）即便真如原告所诉请的死者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且结合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本案死者死亡并非被告的过错所致，被告对死者的死亡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6）原告一开始认为死者属于非因工死亡于是在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签署了调解协议，拿到非因工死亡补助金以后又马上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不成后，又向法院提起提供劳务者责任纠纷，显然主张前后矛盾。对于蒋某2的死亡，被告表示同情和惋惜，但是被告确实无过错，且支付完毕所有非因工死亡的补助金，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2日，死者蒋某2向被告申请试岗，同年11月13日入职被告处担任货车司机。同年11月20日下午，死者蒋某2与同车司机朱耀飞驾驶粤Ｂ×××××号重型货车从深圳到中山装货并于次日凌晨3时出发前往西安，11月23日早上到达西安卸货后在西安顺丰停车场休息等待被告安排工作。同年11月27日下午6时，蒋某2二人根据被告的安排从西安彬县装了一车苹果后发车回广东清远连州，中途停车休息8个小时，于11月29日凌晨4时到达，11月29日上午9时卸完苹果后一直在连州休息到下午4时30分后出发回深圳，当天晚上10时回到被告处停车，之后死者与朱耀飞各自回家。2017年11月30日凌晨1时15分18秒，原告李珍玲因死者蒋某2胸痛心慌后倒地昏迷而拨打120急救电话，深圳市急救中心上南急救中心分站于1时28分55秒到达时蒋某2已经死亡，初步诊断为心源性猝死。2017年12月1日，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委托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死者蒋某2的死因进行鉴定。2018年12月13日，原告李珍玲代表四原告与被告在深圳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协议并签署了（2017）深宝福永民调字第1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载明：死者蒋某2生前是深圳市郝毅捷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车司机。2017年11月29日23时许，死者出车下班后自行乘坐公交车到住处。2017年11月30日凌晨零时许，蒋某2被其妻子发现不省人事，后120到场后发现蒋某2已经死亡、公安机关法医已经排除非机械性暴力致死。现当事人双方对蒋某2的死因无异议，当事人双方因蒋某2的死亡抚恤相关事宜发生纠纷，遂就该纠纷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已明确告知当事人双方有仲裁或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但双方明确表示因诉讼时间较长且程序复杂等原因而不提起仲裁或诉讼，在对自身权利有充分自知的情况下，请求调解解决，本协议有关其权利内容的条款均出自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方当事人已明确表示理解和接受，并愿意受到本调解协议的约束。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一、甲乙双方均对死者的死因无异议，甲乙双方自愿基于人道主义进行协商调解；二、甲方愿意一次性支付乙方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丧葬费、一次性救济金、抚恤金等所有费用）共计112200元；三、经甲乙双方确认一致，死者蒋某22017年11月份应发工资合计4088.33元；……七、在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且履行之后，双方就此事件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就此终结，乙方不再向甲方另行提起新的经济主张；八、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协议达成后，被告已按约向原告履行给付义务。2017年12月21日，原告李珍玲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深人社认字（宝）【2018】第570368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死者蒋某2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2018年1月18日，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在关于死者生前工作条件与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一项中分析说明：“生前过度疲劳及寒冷天气对本例死者死亡的发生具有一定诱发和促进作用，为死亡诱因，即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约10%-20%，建议20%”，鉴定意见为本例死者蒋某2符合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高血压病基础上，心肌梗死急性发作致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另查明，原告李珍玲系蒋某2的妻子、唐时英系蒋某2的母亲、蒋凯力系蒋某2的女儿、蒋某1系蒋某2的儿子。以上事实，有入职证明、蒋某2从业资格证、蒋某2工资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急救中心出车单、人民调解协议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亲属关系证明、关系证明、结婚证、内地居民采集表、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死者工伤认定的档案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四原告于2017年12月13日在与被告签订人民调解议书时对蒋某2的死因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协议书的内容是否显失公平，也即（2017）深宝福永民调字第1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重大误解是指误解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合同的重要事项产生了显著的认识上的缺陷，其后果使误解人遭受重大损失。根据2017年11月30日的急救出车单显示死者蒋某2具有心脏病病史，且初步诊断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原告基于这个认知与被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并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明确双方对死者蒋某2的死亡原因无异议。而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18日出具的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蒋某2符合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高血压病基础上，心肌梗死急性发作致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关于死者生前工作条件与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中记载“生前过度疲劳及寒冷天气对本例死者死亡的发生具有一定诱发和促进作用，为死亡诱因，即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约10%-20%，建议20%”。因此蒋某2的死亡原因为心肌梗死急性发作致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工作条件与该病发作仅有轻微因果关系。同时，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深圳市工伤认定书中亦不认定蒋某2属于工伤。故蒋某2的死因与初步认定的心源性猝死并无显著差异，亦对协议内容无重大影响，四原告称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对蒋某2的死亡原因存在重大误解，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本案中，原、被告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被告已经履行所约定的给付义务，四原告也予以接受并表示放弃相关权利。而且四原告订立人民调解书时亦有能力和义务了解签署协议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明确告知后，其仍接受快捷的调解协商方法，是其对自身权利作出取舍，行使自治、处分权的表现，符合契约自由原则，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四原告已获得112200元的赔偿，而即使按照四原告所主张的20%的标准，再结合死者自身的过错程度计算损失金额，二者相差也不大，因此，四原告主张协议内容存在显失公平，与事实不符。最后，关于死者蒋某2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入职证明、工资明细表、司法鉴定书中的询问笔录以及工伤认定申请表等，可知死者蒋某2从事的是被告安排的工作、受被告劳动管理、由被告给付劳动报酬，即被告与死者蒋某2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原告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对此亦予以确认，而且其向相关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说明其亦确认蒋某2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双方对死者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并不存在不知情或误解的情形。由此，四原告主张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未能提出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2017年12月13日原、被告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调解协议。原告诉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害费用，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珍玲、唐时英、蒋凯力、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3.67元，由原告李珍玲、唐时英、蒋凯力、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奚  少  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  桃  艳书记员 张里奕(兼)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