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行再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刘春芳，女，196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 委托代理人范少峰，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瑞福，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姜正德，男，194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 委托代理人陈瑞福，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住所地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政务服务大厅**。 法定代表人王语来，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肖宝贵，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青岛瑞平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青岛保税区美晶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张宁，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子涵（曾用名王美红），女，197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姜瑞，女，200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 以上三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魏晶、董学风，均系山东国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青岛艾睿电器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住所地青岛保税区山海路前盛**仓储办公楼**v> 法定代表人王其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德铸，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旭，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春芳、姜正德与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原为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青岛工商局）、青岛瑞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平公司）、王子涵、姜瑞、青岛艾睿电器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睿公司）撤销变更行政登记一案，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0）南行初字第132号行政判决，驳回瑞平公司的诉讼请求。瑞平公司、王子涵、姜瑞、艾睿公司不服提出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2014）青行终字第221号行政判决，支持了瑞平公司的诉讼请求。刘春芳、姜正德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请再审，本院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鲁行申字第282号行政裁定，指令青岛中院再审。青岛中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6）鲁02行再1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原青岛中院二审判决。刘春芳、姜正德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鲁行监52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根据2014年7月23日青岛市编办《关于组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管委市场监管机构的通知》（青编办字[2014]64号），2014年7月组建青岛前湾保税区市场监管局，将原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岛市质监局保税区分局承担的职责划入，主要承担权限内工商、质监、物价、金融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监督管理职责。根据2018年9月21日青岛市编办、青岛市法制办印发的青编办［2018］77号《关于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方案》、2019年3月17日青岛市委办公厅、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的规定，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独立行使市场主体登记职能，故被申请人由青岛工商局变更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参加诉讼。 一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 1.瑞平公司系原青岛德瑞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升公司”）名称变更而来。德瑞升公司设立于2001年7月12日，原法定代表人为姜泉升（已故），股东为姜泉升（占60％股份）、姜正德（占30％股份）、即墨市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升公司”，占10％股份）。2003年2月20日，姜正德受让姜泉升120万元股份后，股份为180万元（占90%)，刘春芳受让红升公司20万元股份（占10%)。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姜泉升变更为姜正德。 2.2005年3月21日，德瑞升公司向青岛工商局提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其中注册资本由200万增至1000万，股东由姜正德、刘春芳变更为姜正德、王子涵。在提交的申请变更材料中，包含增资8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姜正德将占公司股权18％的股份转让给王子涵及刘春芳将占公司股权2％的股份转让给王子涵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书》及《章程修正案》等相关材料。上述变更申请于2005年3月31日得到青岛工商局的核准登记。此后、德瑞升公司又经数次股本增资及股权转让变更，至2009年1月22日，姜瑞受让姜正德800万股份后占公司45％股份，艾睿公司受让王子涵1000万股份后占公司55％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姜正德变更为王子涵。企业名称于2009年2月5日由德瑞升公司变更为瑞平公司至瑞平公司起诉时，瑞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张宁。股东为姜瑞及艾睿公司。 3.艾睿公司系股东姜瑞的一人有限公司。 4.2009年4月，姜正德及刘春芳以瑞平公司原股东身份向青岛工商局提出申请，反映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提交虚假材料的方式，骗取了青岛工商局于2005年3月31日核准的变更登记，并在该次变更登记之后进行了6次变更登记：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因此要求青岛工商局撤销上述变更登记。接到上述申请后，青岛工商局进行了调查询问，在接受调查过程中，姜正德及刘春芳均称其在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材料中的个人签名均非本人签署，也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子涵在接受调查时称系姜正德委托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因刘春芳系挂名股东，因此没有其授权，关于变更登记材料中所涉及的姜正德及刘春芳的签字，王子涵称具体由谁签署已记不清。后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对2005年3月31日核准的变更登记材料中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个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为两份股东会决议中“姜正德”、“刘春芳”签字均不是本人书写。 5.2010年3月23日，青岛工商局就拟撤销瑞平公司2005年3月31日的变更案进行听证。2010年3月29日，青岛工商局作出青工商保撤字[2010]2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号撤销决定》），以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公司变更登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为由，撤销瑞平公司于2005年3月31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包括：(1）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2）刘春芳将占公司2％的股权转让给王子涵；(3）姜正德将占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王子涵三项登记内容。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本次变更登记之前的状态。2010年4月15日，青岛工商局向瑞平公司送达了上述变更登记处理决定书并要求瑞平公司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青岛工商局于2009年2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缴回，但因瑞平公司一直未缴，青岛工商局于2010年5月20日在《青岛日报》发布公告，将其核发给瑞平公司的营业执照作废。 6.瑞平公司对青岛工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10年6月4日诉至法院，请求撤销《2号撤销决定》引发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瑞平公司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被告已于2009年核准原德瑞升公司的名称变更为瑞平公司，因此瑞平公司可以以法人身份参与诉讼，同时被告于2010年3月29日所作出的《2号撤销决定》亦系以瑞平公司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上述决定书赋予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故瑞平公司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本案所审理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本案中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诉讼。”然本案中瑞平公司的营业执照已经被被告以公告方式作废，但其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故对被告青岛工商局及第三人姜正德、刘春芳提出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所作《2号撤销决定》的行政行为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1.从认定事实上来看。本案所审理的系被告于2010年3月29日所作出的撤销原告于2005年3月31日所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依据为原告在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材料。而判断变更登记材料是否为虚假材料的重要标准需看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是否出自股东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虽然原告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向被告提交了载有公司股东即本案第三人姜正德、刘春芳签字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但上述两第三人对变更材料中的签名均否认系本人所签署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其股权转让，由此可见上述股权转让并非出自第三人姜正德及刘春芳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根据上述两第三人的申请进行了相关调查询问，且对变更材料中的签名进行了笔迹鉴定，最终认定原告提交了虚假材料骗取公司变更登记并作出了撤销公司变更登记的处理决定，被告认定的事实清楚。原告及王子涵、姜瑞、艾睿公司认为虽然变更登记材料中签名非姜正德、刘春芳本人所签但却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庭审中却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对此加以证实。经查，原告在办理变更登记时亦未能提交第三人姜正德、刘春芳同意由他人代签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王子涵虽在接受被告调查询问时出示了一份由姜正德书写的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系复印件，不予采信，且该委托书从形式上看仅为姜正德一人委托，并没有刘春芳委托他人转让股权及同意代签的相关材料，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向被告申请变更登记时未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因此被告在接到姜正德、刘春芳的申请并进行调查后依职权撤销已核准的工商变更登记并无不当。 2.从程序上看，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过程中，就撤销变更登记事宜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询问，亦进行了笔迹鉴定、公开听证等程序，原告及王子涵、姜瑞、艾睿公司提出在听证时未通知作为公司股东的姜瑞及艾睿公司，侵害了该股东合法权益的主张，但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所作的撤销决定并非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必须组织听证的事项，因此虽然被告在作出撤销决定前组织了听证，但该听证属于被告自行决定采取的措施，对此不作更严格的要求。另，被告的撤销决定系针对原告2005年3月31日的工商变更登记而作出，该次变更登记并未涉及姜瑞及艾睿公司，虽然姜瑞及艾睿公司在2009年受让股份成为原告公司股东，但被告作出的撤销决定书系将公司“登记状态”而非公司的“实质状态”恢复至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之前，因此，原告公司在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之后的其他变更登记并不能构成对因其提交虚假材料而取得的变更登记予以撤销的阻断理由，第三人姜瑞及艾睿公司若认为其股东权利受到侵害可以采取民事救济等其他途径维护其权益。因此，被告作出撤销登记处理决定的程序并无明显不当之处。 3.从适用法律上来看，对企业登记予以核准系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而企业核准登记不仅包括对设立企业的核准，还包括对企业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核准，故本案所涉及的对企业工商变更登记予以核准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因此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青岛中院二审认为：一、青岛工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办[2012]62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参照该规定，申请材料不是本人签字并非撤销登记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后，姜正德股权占出资额的80%，仍为公司主要股东，且依然是德瑞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公司的内部管理及对外经营活动应当知情。其在变更登记行为发生长达4年后，才对此提出异议，明显违背常理。青岛工商局作出撤销决定的主要证据只有一审提交的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在既没有进一步查明股权转让是否为姜正德及刘春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又没有生效约法律文书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况下，青岛市工商行政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 二、青岛工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三份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其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第五十九条适用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国家工商总局答复》），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废止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工商法字[2006]119号）明令废止。被上诉人依据该失效的规范性文件作出“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本次变更登记之前的状态”的决定，并将上诉人瑞平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告作废，适用法律错误。 三、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明显不当。德瑞升公司自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后，又经数次股本增资及股权转让变更，最终企业名称于2009年2月5日由德瑞升公司变更为本案瑞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宁，股东为上诉人姜瑞、艾睿公司。以上后续数次变更登记均经过被上诉人登记确认。因此，被上诉人作出撤销2005年3月31日的变更登记，并将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本次变更登记之前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就该行为对后续数次变更登记产生的影响予以考虑一并作出处理。 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是适用法律错误，亦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3目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0）南行初字第13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青岛工商局于2010年3月29日作出的《2号撤销决定》。 刘春芳、姜正德不服二审法院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指令青岛中院再审。青岛中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青岛工商局就刘春芳、姜正德主张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违法的问题所作的《2号撤销决定》是否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规定：“以虚假材料获取公司登记的问题。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 依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关键是审查姜正德、刘春芳在变更登记时是否已明知变更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以下事实足以证明姜正德、刘春芳对上述变更情况已明知并实际对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1、山东润德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3月29日出具的鲁润会事内验字(2005)第026号《验资报告》载明：股东姜正德于2005年3月29日出资800万元，存入德瑞升公司账户，公司已按股东会决议将200万增资至1000万；2、刘春芳于2010年8月4日向本案一审法院所作行政答辩状称：“即使在2005年3月的非法变更及其以后至今，青岛德瑞升公贸有限公司也一直由股东刘春芳和姜正德控制经营……”。根据上述事实，结合本案行政登记于2005年3月31日核准，但姜正德、刘春芳于2009年4月才申请撤销，间隔时间长达4年，且其实际控制经营公司，足以认定姜正德、刘春芳明知且认可该行政登记的内容。 《国家工商总局答复》已于2006年6月23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废止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工商法字[2006]119号）废止，青岛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0年3月29日仍依据该文件，作出青工商保撤字［2010］2号《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处理决定书》，将“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本次变更登记之前的状态”无法律依据。 关于二审程序是否合法问题。经查阅卷宗，当事人多次以正在协商解决涉案事项为由，申请一审法院暂缓移送一审卷宗，导致本案二审期间立案经历较长时间。在二审期间，因未能将相关诉讼文书直接送达当事人，按其他送达方式也无法送达，二审两次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导致二审审理期限较长，但二审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以此为由主张二审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因瑞平公司、王子涵、姜瑞、艾睿公司等四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二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其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故因此产生的公告费600元应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原二审判决未明确公告费的承担方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本案原二审第二次开庭于2015年3月18日进行，在本次庭审前，法庭已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有变更，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二审判决由变更后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署名符合法律规定，二再审申请人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刘春芳、姜正德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维持二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青岛工商局负担。二审案件公告费600元，由瑞平公司、王子涵、姜瑞、艾睿公司共同负担。 姜正德、刘春芳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提审后艾睿公司向本院提交新证据：1.2005年9月20日承诺书复印件，证明刘春芳承若持有德瑞升公司10%股权的实际权力人是王美红（王美红后更名为王子涵）；2.2015年11月13日终止鉴定说明复印件，证明针对承诺书中刘春芳签字真实性问题，刘春芳曾在即墨法院申请鉴定，但因其未缴纳鉴定费，导致鉴定机构退卷，刘春芳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953号《鉴定意见书》，证明破损后的承诺书是一张纸分离形成，证据内容与形式、排版等与证据1的承诺书完全一致，刘春芳也未就破损后的承诺书申请鉴定。再审申请人姜正德、刘春芳认为，关于证据1的效力问题已经生效民事判决详细分析，确认没有证明效力，再审申请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另该证据涉及鉴定委托事项是《承诺书》纸张碎片是否为一张纸，鉴定意见不能证明承诺书具有证明效力。被申请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对上述证据无意见。被申请人瑞平公司、王子涵、姜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承诺书内容是否真实有效，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重点是青岛工商局作出的《2号撤销决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青岛工商局作出《2号撤销决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依法进行核实。”第八条规定“申请人应当如实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登记的，应当予以撤销。”据此，在企业登记过程中申请人应当如实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而企业登记机关在进行企业登记时有着对申请材料本身的真实性进行合理范围审查的职权。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即具有确定力及执行力，但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权利和职责。自我纠错的价值在于减少或者避免行政争议的产生，尽早结束行政行为效力的不确定状态，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增强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认同和信赖。本案中，2009年4月，姜正德及刘春芳以瑞平公司原股东身份向青岛工商局提出申请，反映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提交虚假材料的方式，骗取了青岛工商局于2005年3月31日核准的变更登记，并在该次变更登记之后进行了多次变更登记，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因此要求青岛工商局撤销上述变更登记。接到上述申请后，青岛工商局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委托了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对2005年3月31日核准的变更登记材料中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个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为两份股东会决议中“姜正德”、“刘春芳”签字均不是本人书写。但原德瑞升公司申请该次变更登记还提交了《股权转让书》、《章程修正案》，对于其中“姜正德”、“刘春芳”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书写，被申请人青岛工商局并未一并进行鉴定，也未调查姜正德、刘春芳是否一直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活动，而青岛中院再审判决仅依据刘春芳一审答辩称“即使在2005年3月的非法变更及其以后至今，青岛德瑞升公贸有限公司也一直由股东刘春芳和姜正德控制经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推定刘春芳明知且认可该变更登记的内容，证据不足。另外，在该次变更登记之后原德瑞升公司又进行了5次变更登记，至2006年5月公司法定代表人才由姜正德变更为王子涵，2009年股东才由王子涵、姜正德变更为姜瑞、艾睿公司。虽然被申请人称其作出的撤销决定系将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2005年3月31日变更登记之前，但必然对此后进行的5次变更登记产生影响，因此在被申请人未对上述变更情况是否属实进行全面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作出的《2号撤销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关于青岛工商局作出《2号撤销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瑞平公司自2005年3月31日办理变更登记之后，截至2009年2月5日公司累计办理了5次变更登记，瑞平公司的股东、注册资金、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经营状况与2005年3月31日以前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至2009年2月5日瑞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宁，股东为姜瑞及艾睿公司。青岛工商局在作出撤销变更登记前虽然举行了听证会，但并未通知全部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也未听取其意见，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其作出撤销变更登记，将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变更登记之前的状态，程序明显不当。 关于青岛工商局作出《2号撤销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青岛工商局对企业登记予以核准系一种行政许可行为，包括对设立企业的核准及对企业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核准。青岛工商局一审中提交了三份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其中《国家工商总局答复》已经有权机关依法废止。被申请人青岛工商局依据该失效的规范性文件作出“公司登记状态恢复至本次变更登记之前的状态”的决定，并将瑞平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告作废，适用法律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虽系撤销变更行政登记案件，但实际主要涉及祖孙三代之间的股权之争。纵观本案原德瑞升公司于2001年设立之初股东为姜泉升、姜正德、红升公司，至2009年刘春芳、姜正德向青岛工商局提出申请，公司股东在刘春芳、姜正德、王子涵、姜瑞之间共进行了7次变更。而瑞平公司股权登记变更之诉也已持续十余年，当事人之间为争得各自利益，站在各自角度提出各种主张，但工商变更登记将股权归属向社会公布，只具有宣示作用，并不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鉴于此各方当事人若要实质解决股权争议应通过民事途径主张权利，且在案件处理时应尊重客观事实，同时也应兼顾家庭成员关系及各自贡献，理性对待利益，妥善解决矛盾。 综上，青岛工商局作出的《2号撤销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青岛中院判决予以撤销结果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行再1号行政判决； 二、责令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市场监管局对姜正德、刘春芳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曲立力 审判员  蒋炎焱 审判员  郝万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