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延 川 县 人 民 法 院 行政判决书 （2019）陕0622行初75号 原告：史改荣，女，汉族，1974年11月2日出生，文盲，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无业，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委托代理人：刘俊杰，陕西德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谷磊，陕西德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住所地： 延安市宝塔区政府办公楼一楼。法定代表人：张红军，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昆龙，陕西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春燕，陕西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中华，男，汉族，1970年10月19日出生，高中文化，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市居民，无业，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原告史改荣诉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陕0622行初98号行政判决。宣判后，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6行终70号行政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改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俊杰、谷磊，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委托代理人王昆龙、薛春燕，第三人李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10月13日，原告史改荣与第三人李中华共同到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申请办理婚姻登记，并提供了《身份证》、《户口簿》、市场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双方分别签署了《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其中李中华声明其与原告于1994年11月3日办理了婚姻登记，因结婚证丢失需要补领；因原告属于文盲其分别在声明书和告知书上按捺手印，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综合以上材料，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依据《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为原告史改荣与第三人李中华办理了补领结婚登记证。 原告史改荣诉称，原告与第三人李中华于1999年3月份相识，2016年10月13日，原告随同第三人到被告婚姻登记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向原告和第三人颁发了结婚证，原告当时并未注意结婚证上记载的内容。2018年8月，因第三人将结婚证丢失，第三人又在延安新城为民服务大厅的婚姻登记处补办了结婚证，拿到补发的结婚证后，原告才发现被告在2016年10月13日给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时，就将初始登记错误办理为补办登记，错误将双方结婚登记的时间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综上所述，被告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结婚登记认定事实错误，登记类型错误。因原告与第三人系再婚，为避免日后发生的家庭纠纷，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结婚证字号BJ610602-2016-001392婚姻登记；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和第三人重新颁发结婚证书。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辩称：1、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与李中华于2016年10月13日在民政局补领结婚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那么原告如果对民政局的行政行为有异议最迟应当于2017年4月13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其却直到2018年12月份才起诉，明显已超过了上述法定期限。因此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2、原告要求撤销婚姻登记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四十六条规定“受胁迫结婚的婚姻当事人，可以向原办理该结婚登记的机关请求撤销婚姻”。撤销婚姻登记仅有一种情形，即属于受胁迫婚姻且应在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但是本案中，原告不是受胁迫的婚姻，且截止其起诉之日也过了法定期限。因此其要求撤销婚姻登记没有依据。 3、民政局依据原告与李中华的申请为其补领结婚证合法有效。2016年10月13日，原告与李中华共同来到民政局申请补领结婚证，并提供了以下材料：第一，双方分别提供了其《身份证》、《户口簿》，户口簿均记载双方的婚姻状况为已婚，李中华为高中文化程度，原告为文盲或半文盲，也就是双方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可以自主作出意思表示；第二，双方提供了所在辖区即延安市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市场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双方为夫妻关系，因结婚证丢失需要补领；第三，双方分别签署了《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并由监誓人签字确认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其中李中华声明其与原告于1994年11月3日在南市XX委办理了婚姻登记，因结婚证丢失需要补领，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因原告属于文盲其分别在声明书和告知书上按捺手印，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综合以上材料，民政局依据《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为原告与李中华补领结婚登记证不仅程序合法而且有客观依据。因此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4、原告史改荣向民政局提交的户口本信息，依法不能办理初次结婚登记证。2016年10月13日，原告与第三人李中华向宝塔区婚姻登记处提交的各自的户口簿上均显示为已婚，那么在双方户口本上均显示已婚的情况下，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属于离异后再婚的，依法是不能再给此二人办理初次结婚登记，否则就构成重复登记。故史改荣诉称其2016年10月13日是办理初次婚姻登记，是婚姻登记处错误将其结婚登记的时间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与事实不符，且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相符，且双方初次结婚日期为1994年11月3日是原告丈夫李中华在申请书中明确记载的，非婚姻登记处捏造的日期。综合上述，民政局作出的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李中华述称，1984年为第三人与前妻刘某某结婚时间，1998年第三人与刘某某办理离婚，1999年第三人与原告史改荣认识并同居，2016年第三人因为要买车办按揭需要结婚证，所以第三人与史改荣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其次第三人的户口是农村户口，第三人当兵回来之后，村里在办理户口过程中第三人的户口被遗失。第三人现在是用自己二弟的户口本登记的户口，所以户籍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第三人实际年龄是1962年农历10月2日。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史改荣、李中华的身份证、户口本；延安市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关于李中华、史改荣结婚证丢失的证明；李中华、史改荣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告知书；宝塔区婚姻登记处补发婚姻登记证处理表。证明目的：史改荣、李中华向宝塔区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证时，向该处提交了：1、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2、户口本复印件，该户口本信息证明双方均为已婚；3、延安市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关于李中华、史改荣结婚证遗失的证明，表明双方在该处办理婚姻登记证时明确表明是补领结婚证，而非初次申领结婚证。宝塔区婚姻登记处依据史改荣、李中华提交的以上证明材料并依据民政部《婚姻登记规范》第六十三条规定向二人出具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并要求二人填写了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即使史改荣是文盲，但其丈夫李中华非文盲，李中华在宝塔区婚姻登记处填写的告知书，声明书上均写明是在补办结婚登记证，且写明初次申领结婚证的日期。宝塔区婚姻登记处依双方提交的证据并依法向二人补办结婚登记证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法院应依法驳回史改荣的起诉。证据二：史改荣与孙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史改荣答辩状一份；史改荣上诉状一份；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目的：史改荣与李中华从2013年5月起就以夫妻名义对外相称，故宝塔区婚姻登记处向史改荣补发结婚证，符合史改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提供的材料符合补办结婚证的条件，该处向史改荣补发结婚登记证符合法律规定，故应依法驳回史改荣的起诉。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1998）延宝法姚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结婚证二份、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一份。证明目的： 1、第三人李中华于1998年5月13日才与前妻刘某某离婚，被告将原告与李中华的结婚登记时间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明显错误；2、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结婚登记认定事实错误，原告与第三人李中华初次登记日期为2016年10月13日，而非1994年11月3日；3、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结婚登记类型错误，原告与第三人李中华当时应为初次结婚登记，而非补办登记。第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车辆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受理凭证。证明目的：证明第三人当时是为了办理车辆按揭手续，所以办理了结婚证。本院以职权调取了李中华的户籍登记档案信息，分别调查询问了李中华老家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李家河村支部书记李建银、村委会主任高延东、李中华前妻刘某某、被告单位婚姻登记员刘莉琼。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史改荣的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申明书、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领证人一栏上没有史改荣的签字。关于史改荣与李中华是否曾经办理过结婚登记，XX沟XX社区的证明以及李中华在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申明书上填写的内容，登记机关对此没有查阅婚姻登记档案，也未要求原告与第三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曾经办理过结婚登记；登记机关对于第三人提供的材料没有进行严格审查，轻率的认定曾经办理过结婚登记，从而认定原来登记结婚的时间是1994年11月3日，并在颁发的结婚证上做了备注说明。因此登记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对第二组证据中的答辩状、民事上诉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两份证据上有本案案外人孙涛的签字，来源不合法，而且婚姻登记遵循的是登记生效主义，而不是登记备案主义，在1994年2月1号以后就不存在事实婚姻，史改荣本人对于其与李中华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的错误认识，不能成为认定二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的依据；对于榆阳区法院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同样的榆阳区法院对于史改荣与李中华之间的身份关系并未做任何认定，只是在判决书中引用了史改荣的答辩意见，因此该判决书也不能作为二人之间身份关系的依据，同时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系本案在第二次审理中才提供的，不是当时做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原告有异议，且该证据不是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依据，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判决书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判决书与被告方在宝塔区法院调取的案号相同的民事判决书内容有出入，以法院调查认定为准；宝塔区法院1998延宝法姚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此案中的李中华与本案中的李中华属于同一个人，判决书中的李中华出生于1962年，属于甘谷驿李家河村民，而本案中的李中华出生于1970年10月19日，属于延安市南市办事处居民，两案中的李中华并无关联性；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两个李中华是同一个人，被告向原告颁发此结婚证是在原告的丈夫李中华提出申请，原告提出申请，原告系文盲，在申请上按印认可，而李中华是高中文化，完全对申请的内容是知晓的，也就说明了原告是知晓的；对于史改荣和李中华的结婚证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在补办结婚证时史改荣、李中华向婚姻登记处提供了户口本，在户口本上显示都是已婚，在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证明也是丢失补办，在李中华的申请书上也是丢失补办，史改荣的申请书上史改荣按印认可的，所以给史改荣补发结婚证是合法的；对于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按照婚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提供了相应的补办结婚登记的材料符合补办证件的规定，虽然在审查表上有李中华签字，没有史改荣签字，系史改荣为文盲，但史改荣有按印认可，通过补发结婚登记证的告知书不难看出造成的法律后果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所以补发结婚登记证审查表是合法的，这个民事判决书上载明李中华是下落不明，本案中李中华拿到此份判决书来源不明。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或者未提出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在本案中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3日，原告史改荣与第三人李中华共同到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办理婚姻登记，并提供了二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市场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第三人李中华签署了《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原告史改荣在《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上按了手印，但未填写相关内容（空白）。据此，被告签发了《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将登记日期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证件字号为BJ610602-2016-001392，证件印制号为（史改荣）0340116345、（李中华）0340116346，备注（结婚证遗失，补发此证，2016年10月13日）。李中华在《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中当事人领证签名或按指纹栏内签名按印，史改荣按印。当日，被告发给史改荣与李中华结婚证。结婚证证件印制号为（史改荣）0360910330、（李中华）0360910331，其他内容与《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一致。另查明，第三人李中华与前妻刘某某于1984年2月自由恋爱结婚，1998年5月13日经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2018年12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以“2018年8月，因第三人将结婚证丢失，又在延安新城为民服务大厅婚姻登记处补办了结婚证，拿到补发的结婚证后，原告才发现被告在2016年10月13日给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时，就将初始登记错误办理为补办登记，错误将双方结婚登记的时间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登记类型错误”为由，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结婚证字号为BJ610602-2016-001392的婚姻登记；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和第三人重新颁发结婚证书。本院认为，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是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主管部门，具有婚姻登记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本案中，第三人李中华于1998年5月13日经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判决与其前妻刘某某离婚。原告史改荣与李中华办理结婚登记时间应在1998年5月13日之后。原告史改荣与第三人李中华于2016年10月13日共同到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办理婚姻登记，被告根据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宝塔区南市街道办事处市场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第三人签署的《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原告按印的《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告知书》，即将原告史改荣与第三人李中华登记日期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被告未对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已办理过婚姻登记、是否有婚姻登记档案以及其内容进行查证，也未对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相关证件及证明材料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且原告按印的《本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相关内容均为空白。被告做出的婚姻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对其婚姻登记行为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给原告与第三人签发的《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中记载证件印制号为（史改荣）0340116345、（李中华）0340116346，而原告与第三人现在持有的结婚证证件印制号为（史改荣）0360910330、（李中华）0360910331。可见，原告与第三人现在持有的结婚证不是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发给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证，应该是2016年10月13日之后发给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证，能够证明原告所称结婚证遗失又补领了现在的结婚证的事实。因被告给原告补领结婚证时没有记载补领的时间，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现在持有的结婚证补领时间，是被告登记行为记载缺失。故对原告主张于2018年8月补领现在持有的结婚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于2016年10月13日办理结婚登记时不知道被告将其结婚登记日期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直到2018年8月结婚证遗失补领后发现被告将其登记日期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至此原告才知道被告行政行为的该项内容（登记日期记载为1994年11月3日），原告即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故对被告提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证件字号为BJ610602-2016-001392的婚姻登记。二、责令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对原告史改荣与第三人李中华的婚姻登记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志 成             人民陪审员     王 淑 慧   人民陪审员     刘 秋 祥                二O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樊 倩 倩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第八条 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第十七条 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