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25民初1924号原告：彭贤兰，女，196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舫，湖北武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参与诉讼、代为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被告房县红塔镇古桥村村民委员会。住址：湖北省房县红塔镇古桥村8组。法定代表人：邵定勇，系红塔镇古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启斌，湖北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参与诉讼、调解、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收法律文书。第三人刘绍乾，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原告彭贤兰与被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古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塔镇古桥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受理。2019年3月25日，本院以（2019）鄂0325民初1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彭贤兰不服，向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8月19日，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鄂03民终18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鄂0325民初18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2019年9月5日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刘绍乾为第三人。原告彭贤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舫、被告红塔镇古桥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启斌、第三人刘绍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贤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丈夫刘绍乾与被告房县红塔镇古桥村村民委员会于2004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确认原告对该合同书中约定由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8.2亩土地范围内尚未被被告收回的约5亩土地继续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4年1月1日，被告房县红塔镇古桥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原告丈夫刘绍乾（曾用名刘绍前）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该合同的背景是经村两委研究决定，为了发展本村的自然资源，把本村大华沟林厂管理好，土地实行承包制，分户承包管理，由古桥村与原告丈夫刘绍乾签订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林厂的8.2亩土地、鱼塘交给乙方耕种，乙方承包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增产不增收，减产不减收，土地承包型式长期不变，该合同约定乙方的违约行为包括土地荒芜和拖欠承包费，但不知何故该合同没有约定甲方违约行为的内容。2004年2月22日，被告古桥村作为卖方，原告丈夫刘绍乾作为买方，双方又签订1份《关于古桥村林厂房屋卖于刘绍乾居住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卖方古桥村将其林厂砖木结构房屋两间卖于刘绍乾居住，价格叁仟元整，买方房屋宅基地及其门前道场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上述合同、协议签订后，原告彭贤兰及其长女刘佳瑶、次女刘提平、儿子刘提磊将户口迁移至古桥村，至此以后，原告彭贤兰夫妻及其子女把古桥村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把承包土地作为自己的依靠，负债投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承包地呈现一派生机盎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边撂荒田地，被告古桥村委会要求原告举家复耕周边荒地。多年后，被告古桥村出于耐人寻味的缘由，将原告举家复耕的10余亩荒地收回并收回原告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时至今日，尚有5亩土地由原告彭贤兰家庭承包经营。据说被告目前又再在觊觎《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现在仍由原告彭贤兰家庭承包经营的剩余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彭贤兰具有依法登记在古桥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驻户口，并于古桥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依靠关系，符合认定其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基本判断标准，被告应当信守承诺，遵守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故具状起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红塔镇古桥村委会辩称：一、被告与刘绍乾签订的土地承包书违反土地承包法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二、本案原告不是适格原告；三、原告诉请对尚未收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属于行政确权，不属于民事诉讼解决范围；四、村委会与刘绍乾签订的合同有明确约定，如果刘绍乾不遵守合同约定，村委会有权收回土地；五、原告起诉要求确认5亩由其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知道这5亩土地从哪儿至哪儿，诉讼请求不明确。第三人刘绍乾述称：如果土地不确权就赔偿我的损失，不赔偿损失就给我土地确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1月1日，经红塔镇古桥村村委会村两委研究，原告彭贤兰丈夫刘绍乾与红塔镇古桥村委会签订《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甲方：古桥村，乙方：刘少前。为了发展本村的自然资源，把古桥村大华沟林厂管理好，土地实行承包制，分户承包管理。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和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古桥提供土地、鱼塘，交于乙方耕种，土地面积8.2亩，其中鱼塘1.2亩，土地不能荒芜，如有损坏者，按市场价格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2、乙方：承包户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增产不增收，减产不减收，土地承包金额每亩旱地70元，鱼塘120元，每年折合人民币陆佰叁拾肆元整。3、土地承包型式长期不变，交款时间为每年按6月30日以前交清全年的承包费，如不执行者，村有权收回全部土地及鱼塘，终止合同。此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共同遵守，从签定之日起生效。甲方:赵大鹏、邵白银，古桥村村委会（加盖印章），乙方：刘绍前，2004.1.1.”2004年2月22日，刘绍乾与被告红塔镇古桥村委会协商，被告将林厂的砖木结构房屋卖于刘绍乾，刘绍乾支付3000元钱，双方签订《关于古桥村林厂房屋卖于刘绍前居住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刘绍乾分别于2004年2月22日向红塔镇古桥村委会交纳林厂土地承包费410元，2005年3月20日，交纳400元；2006年2月24日，交纳327元；2006年10月7日，交纳691元。2006年3月1日，原告彭贤兰及其女儿刘佳瑶、刘提平、儿子刘提磊将户口从房县中坝乡迁入红塔镇古桥村。彭贤兰一家正常耕种承包合同约定的林厂土地，后红塔镇古桥村委会相继收回部分土地，原告彭贤兰以村委会即将收回目前其仍在耕种的5.2亩土地为由诉请本院，要求确认原告丈夫刘绍乾与被告红塔镇古桥村委会于2004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确认原告对该合同书中约定由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8.2亩土地范围内尚未被被告收回的约5亩土地继续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故而因其诉争。另查明：1、彭贤兰丈夫刘绍乾（协议中的“刘少前”、“刘绍前”）目前户籍仍在房县中坝乡宝石村。2、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325民终1897号民事裁定书对本院（2019）鄂0325民初18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红塔镇古桥村委会将大华沟林厂土地承包给刘绍乾未经古桥村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予以确认，该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自2007年开始，原告未向被告交纳土地承包费。本院认为：原告彭贤兰的丈夫刘绍乾于2004年1月与被告红塔镇古桥村委会签订《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彭贤兰作为第三人刘绍乾的妻子，已将户口迁入红塔镇古桥村委会，其要求涉案合同属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并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作为家庭成员，与涉案合同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故被告辩称原告不是适格原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红塔镇古桥村委会将大华沟林厂土地承包给刘绍乾未经古桥村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已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认定，故《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具备合同生效要件，属于无效合同，原告要求确认刘绍乾与红塔镇古桥村委会于2004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古桥村林厂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确认原告对该合同书中约定由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8.2亩土地范围内尚未被被告收回的约5亩土地继续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贤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彭贤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户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广场支行。通过邮局汇款的，款汇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邮编：442000；地址：十堰市张湾区浙江路66号。上诉人应将注明一审案号的交费凭证复印件同时交本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之次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也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送达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审 判 长  余淑芬审 判 员  周 明人民陪审员  许连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葛 荣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款：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