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3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金娥，女，197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古月，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海勇，男，197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国强，襄阳市襄城区真武山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董金娥因与被上诉人朱海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691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金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林、李古月，被上诉人朱海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国强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金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691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只应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986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已偿还的201400元应系借款利息，并支付从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观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仅凭部分还款金额及案外人朱喜梅与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标准支付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双方在借据中并未约定利息；其次，被上诉人也未举出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双方约定了利息。虽然案外人朱喜梅在给上诉人打电话询问是否承认3分利息时，上诉人表示人在外地，回去后再结算，但是，一方面因朱喜梅并不是本案出借人，上诉人在电话中没有必要和其陈述借款是否约定有利息的事实；另一方面，上诉人也没有明确认可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的事实；并且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举出的案外人朱喜梅与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当事人自认的成立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借贷双方根本没有约定利息，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不应予以支持；退一步讲，一审法院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口头约定按月息3分的标准支付利息也达不到该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关于“对利息约定明确”的条件，依法也不应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因此，上诉人支付的201400元应当认定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朱海勇答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借贷关系清楚，利息约定清楚，朱海勇通过中间人朱喜梅将钱借给上诉人，口头约定月息3分，朱喜梅能证明借贷过程及约定的利息。2.借款发生于2014年2月10日，上诉人在前4个月及时按月付清了利息，付款时间及数额直接表明借款月息是3分。3.朱喜梅与董金娥的两次通话录音中，董金娥对3分月息明确表示是的。朱喜梅是中间人，并非与本案无关的人，董金娥通过朱喜梅借款，朱喜梅向董金娥催款催息，是借贷事实的真实情况反映，应置于借款背景、语言环境和社会常识下来听。朱喜梅提到月息3分，只要董金娥没有表示不认可，就是默示的认可，何况其明确表示是的。加之朱海勇与董金娥之间并无交情，依据生活习惯及常识，朱海勇不可能把32万元无偿借给董金娥。综上，董金娥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证据不符、有悖于生活习惯和生活常识。朱海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董金娥向朱海勇归还借款本金320000元，并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暂时至2019年3月9日为256000元），合计576000元；2.诉讼费由董金娥承担。诉讼中，朱海勇明确诉讼请求为：判令董金娥偿还朱海勇借款本金320000元，并从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金娥与朱海勇的姐姐朱喜梅系朋友关系，董金娥因资金周转向朱喜梅提出借款请求，朱喜梅遂介绍朱海勇、董金娥相识。2014年2月10日，朱海勇通过银行转账出借100000元给董金娥，董金娥向朱海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朱海勇现金壹拾万元。借款人董金娥”。2014年2月13日，朱海勇再次通过银行转账出借220000元给董金娥，董金娥再次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朱海勇现金贰拾贰万元整”。2014年3月10日、4月15日，董金娥分别偿还朱海勇借款9600元，6月9日偿还朱海勇19200元。截至2018年12月14日，董金娥陆续偿还朱海勇借款14笔，共计201400元。期间，案外人朱喜梅多次联系董金娥，催其偿还欠朱海勇的借款，并问董金娥是否承认3分利息，董金娥表示人在外地，回去后结算。此后，董金娥未再偿还，经朱海勇多次索要未果，因此引起本案诉讼。诉讼中，朱海勇陈述利息请求的计算方式是按照月利率3%计算已偿还的借款，合计董金娥共支付了21个月利息，故从2015年11月10日起请求剩余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应当受到保护，债务应当清偿。董金娥向朱海勇出具借条后，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董金娥未按约偿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朱海勇、董金娥为自然人，双方在借条中虽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但在借款后4个月，董金娥每月均偿还9600元，与朱海勇在诉讼中陈述的双方口头约定月息3分的利息相符。且在案外人朱喜梅代朱海勇催款时两次提到了利息问题，董金娥均未表示不认可。可以认定，朱海勇、董金娥在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为月息3%。故董金娥已偿还的201400元应系借款利息，董金娥已偿还借款利息201400元,除以每月应付利息9600元,系足额偿还了朱海勇21个月的借款利息。故朱海勇要求董金娥偿还借款本金320000元，并支付从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董金娥辩称通过现金方式偿还20000元，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朱海勇不予认可，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董金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海勇偿还借款320000元，并支付从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60元，减半收取计4780元，由董金娥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再次听取了朱海勇一审中提交的朱喜梅与董金娥的通话录音，并对朱海勇整理的录音文字资料进行质证。2018年3月1日的通话录音中，朱喜梅多次提到借款时说的是“3分的利”，董金娥回答“是的”；2019年4月4日的通话录音中，朱喜梅再次提到“3分的利”，董金娥没有进行反驳。董金娥质证称，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整个录音模糊不清，整理的文字材料与录音不完全相符，该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借款利息有明确约定。本院经审查，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同时朱海勇所整理的文字材料中，朱喜梅与董金娥上述对话的内容在通话录音中能够较为清晰的听到。虽朱喜梅作为朱海勇的姐姐，其一审中的证言和通话录音不能单独证明本案借款的利息约定，但结合董金娥借款初期月还款9600元的规律，加之本案借款金额较大，朱海勇与董金娥在本次借款前并无交情，亦无其他经济往来，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朱海勇的证据更有优势，故对朱海勇关于双方口头约定利息3分的主张予以采信。董金娥主张其通过朱喜梅向朱海勇还款2万元现金，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且一审中朱喜梅出庭作证时，董金娥未就此款项向朱喜梅进行确认，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金娥共计还款201400元，并对已还款项按照月息3分进行抵充，认定董金娥应偿还借款本金320000元，并支付从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既有事实依据，又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董金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8641元，由董金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建立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潘海珍书记员杨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