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05民初2800号 原告：张进发，男，汉族，1973年12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双木，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海，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558752489XW，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泰安实业****。 法定代表人：陈小玲，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炳权，北京市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巧玲，北京市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进发与被告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发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因不服泉州市泉港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泉港仲裁委”）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的泉港劳仲案[2019]55号裁决，于2019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进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海、被告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炳权、傅巧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进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祥发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自2015年8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工资共计28.8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5年8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私车使用费补贴共计7.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2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确定聘用原告为公司经理的月工资为8000元，并自2015年8月开始执行，截至2017年4月工资合计16万元，私车使用费补贴每年25000元，截至2017年4月合计42000元。此后，被告一直聘用原告至2018年8月30日将总经理变更为陈小玲。但被告拖欠原告的工资和私车使用费至今未付。 被告祥发公司辩称，一、祥发公司、福建省鑫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发公司”）、福建众合创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公司”）三家公司原来的发起股东均为张进发、陈保胜、林万倾，张进发均为三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张进发也是祥发公司、鑫发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的经理。虽然2017年4月21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名义是被告公司股东会会议，实际是对三家公司的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原告仅依据该股东会议纪要第4条请求被告支付工资与补贴，与实际情况不符；二、根据2017年4月21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第4条，原告的工资及补贴最多也只能计算至2017年12月，之后原告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的义务，而不是劳动关系。2017年12月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原告的请求不应当支持。三、根据2017年5月10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祥发、鑫发项目出售，而原告改为负责众和公司的事务，而被告的事务改由陈保胜负责，因此，原告在2017年5月10日之后不再负责祥发公司，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之后原告存在的是股东权利义务；四、根据2017年6月18日的《经营管理资料移交声明》、《印章交接单》，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和履行职务至2017年6月18日止，并于该日进行了交接，在2017年6月18日之后原告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义务，而不是劳动关系，2017年6月18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是原告自行提供，该纪要明确列明张进发尚欠出资款1434534元，2017年6月18日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已超过时效，原告的诉求不应支持；五、被告的证据六能够证明，原告在201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议之后、在2017年6月18日办理完毕交接手续之后，不再负责被告的工作，导致从2017年7月份起被告的大量文件均须邮寄给原告，但是原告给予退回给被告，拒不履行义务与职务，因此能够证明原告在2017年6月份之后就已经不在被告处履行工作义务和职务，不存在劳动关系，且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已超过时效；六、被告的证据七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的股权全部置换给林万顷、陈保胜，而林万顷、陈保胜在鑫发公司的股权全部置换给了原告，原告向林万顷、陈保胜支付200万元差价款。根据第一条第（五）款第2项，确认被告无其他债务，即原告已经确认了被告没有债务，因此被告不会拖欠原告工资、补贴及其他方的债务，如果被告尚拖欠原告巨额债务，则被告的股权价值自然会降低，则原告不可能按第一条第（一）款的约定取得股权对价，即原告取得相应的价值已经合理的考虑一切因素。因此，即使原告依据2017年4月21日的股权会议纪要能够获取工资及补贴，但是证据七中的股东会决议的时间晚于2017年4月2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因此从时间来看，也应当以2018年7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确认的被告“无债务”的意思表示为准，被告不会欠原告工资及补贴。2018年7月股东会议决议是具有结算性质的决议，对公司事务及股东权益进行了清算，原告再次要求工资及补贴没有依据。综上，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 原告张进发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1.被告祥发公司于2011年12月21日注册登记成立；2.原告自2011年12月21日起担任被告的经理、法定代表人，至2018年8月30日才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不再担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事实；证据2，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证明：1.被告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股东会议确定原告每月的工资为8000元，并自2015年8月开始计付，暂计至2017年4月的工资为16万元，私车使用费补贴每年2.5万元，此标准执行到2017年12月止；2.被告在2018年1月份起没有重新确认原告的工资，原告工资、福利待遇未降低的事实；证据3，2017年5月10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公司财务管理制度、2017年6月18日股东会议决议各1份，证明：1.被告于2017年6月18日的股东会议决议第一项仍然表决由原告担任公司董事长、继续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2.决议第四项是关于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经营管理资料的移交问题，第六项是执行201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议和公司财务制度，并不是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的问题；证据4，被告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1份（14页），证明：1.原告作为被告的经理、法定代表人一直在履行公司职务，即便在2017年6月18日股东会议进行资料移交后，原告仍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管理公司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2017年7月处理被告车站贷款事务、2017年8月车站宣传广告事务、2017年9月处理公司日常财务审批事务、2017年12月着手被告车站的招商引资和项目推介工作；2.原告与被告并未自2017年6月18日起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5，裁决书，证明原告就本案已经向泉港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于2019年8月21日向原告送达了泉港劳仲案（2019）5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所有仲裁请求”。 经庭审质证，被告祥发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体现原告张进发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虽然名义上是被告的股东会议纪要，但实际上该证据涉及到其他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事项，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该会议纪要的第四项款项仅由被告承担；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纪要对各个股东的负责事项进行了重新的分配，祥发和鑫发项目出售，原告改为负责众和公司事务，因此原告不再负责被告公司事务，也不再履行职务和职责，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2017年6月18日股东会议决议，可以看出对原告在2017年5月10日后具体负责事项的调整，也不再对被告公司履行职务和职责；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微信聊天内容也有涉及众和公司及鑫发公司的事务，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原告作为股东参与被告公司事务也是其应当履行的股东责任，其他股东也是一样对公司进行付出和参与公司相关管理事务，但并没有收取报酬，因此不能证明原告还在按原来的公司制度负责；对证据5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祥发公司为证明其上述辩解，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6，祥发公司、鑫发公司、众合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各1份，证明三家公司原来的发起股东均为原告和陈保胜、林万倾，原告为三家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祥发公司、鑫发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的经理，因此原告诉称在祥发公司领取工资及补贴，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证据7，2017年4月2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1份，证明：1.根据该会议纪要第四条，原告的工资及补贴最多也只能计算至2017年12月，之后原告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的义务，而不是劳动关系，2017年12月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原告的请求不应当支持；2.因上述三家公司原来的发起股东均为原告和陈保胜、林万倾，实际上该股东会会议纪要也表决了其他两家公司的事项，因此原告诉称仅在被告公司领取工资及补贴，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证据8，2017年5月10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1份，证明：1.该股东会议祥发、鑫发项目出售，而原告改为负责众合公司的事务，而祥发的事务改由陈保胜负责。因此原告在2017年5月10日之后不再负责祥发公司，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之后原告存在的是股东权利义务；2.该股东会议决议事项包括了上述三家公司的事项，因此原告诉称仅在被告处领取工资及补贴，与实际情况不符；证据9，经营管理资料移交声明、印章交接单，证明根据2017年5月10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的工作分工，原告与被告进行了交接，原告从2017年6月18日起不负责被告的工作，之后原告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而不是劳动关系；证据10，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众合公司章程各1份，证明众合公司的股东与被告股东一致，该公司由原告任法人，根据2017年5月10日的《福建省祥发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原告不再负责被告公司的事务而是负责众合公司的事务，因此原告在2017年5月10日之后不再负责祥发公司，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之后原告存在的是股东权利义务；证据11，邮政EMS快递单1份，证明：1.原告在201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议之后、在2017年6月18日办理完毕交接手续之后，原告不再负责祥发公司的工作，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导致从2017年7月份起被告的大量文件均需邮寄给原告，但是原告给予退回祥发公司，拒不履行义务与职务，因此能够证明原告在2017年6月份之后就已经不在被告处履行工作义务和职务，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欠缴被告的出资款事实；证据12，2018年7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证明：1.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股权全部置换给林万倾、陈保胜，而林万倾、陈保胜在鑫发公司的股权全部置换给原告，原告向林万倾、陈保胜支付200万元差价款，根据第一条第（五）款第2项，除该条款确认的被告债务外，被告无其他债务，即原告已经确认了被告公司没有债务，被告不会拖欠原告工资、补贴及其他方的债务，如果被告拖欠原告巨额债务，则被告的股权价值自然降低，则原告不可能按第一条第（一）款的约定取得股权对价，即原告取得相应的价值已经合理考虑一切因素；2.即使原告依据2017年4月2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能够获取工资及补贴，但是由于本次股东会决议的时间晚于2017年4月2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因此从时间看，也应当以2018年7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确认的被告公司“无债务”的意思表示为准；证据13，被告的员工工资表1份，证据14，劳动合同1份，证据13、14共同证明2017年7月份之后所有员工均有订立劳动合同，被告在2017年7月之后均有正常发放工资，但没有原告名字，原告在2017年7月份之后未履行义务，不领取工资，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张进发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除了被告祥发公司的基本情况表与本案存在关联，证实原告是2018年8月30日才辞去被告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8月30日，其余二公司的登记基本情况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7三性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该证据恰恰证实了2017年4月2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研究同意聘请原告月工资为8000元并且自2015年8月起开始执行计算，执行至2017年12月止，同时也明确给与原告每年2.5万元的车辆补贴，同时也是执行至2017年的12月止，至2018年之后，被告没有通知原告终止劳动关系也没有通知降低原告劳动报酬和车辆补贴，因此2017年4月21日确定的薪酬和补贴标准不变，因双方劳动关系持续存续至2018年8月30日，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不受一年时效的限制，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就向泉港仲裁委就本案申请了劳动仲裁，因此原告主张劳动报酬和车辆补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对象，201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纪要是股东内部管理公司的管理资料的分工，并不是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欲证明被告于2017年5月10日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不能成立，主张自2017年5月10日计算诉讼时效不能成立；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该移交单也是明确移交的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资料，并不是终止劳动关系，其主张2017年6月18日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不能成立，被告主张从2017年6月18日起计算仲裁时效不能成立；对证据10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从邮件记载的事项来看，邮件是关于履行出资义务、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不能证明双方自2017年6月份就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是关于原告与林万倾、陈保胜在被告和鑫发公司的相关股权的置换，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股东会议纪要的第五项第一条关于公司的权利义务处，明确被告内部原有的公司内部职务包括经理即原告的经理职务自然终止即原告的职务是2018年8月30日交接完成后自然终止。对证据13、14的三性均有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2月21日，被告祥发公司成立，登记的投资人即股东为原告张进发、陈保胜和林万顷，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经理均为原告。2018年8月30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陈小玲，股东变更登记为林万顷和陈保胜二人，董事变更登记为陈保胜，经理变更登记为陈小玲。2017年4月2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原告和陈保胜、林万顷参加会议并达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的第四点决议内容为：“经研究同意确定聘请张进发工资为每月8000元整，自2015年8月开始计算，截止2017年4月，合计工资160000元；私车使用费补贴为每年25000元，合计补贴42000元。（两项合计202000元）此标准执行到2017年12月止。”2017年5月10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原告和陈保胜、林万顷参加会议并达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2017年6月18日，被告再次召开股东会，原告和陈保胜、林万顷参加会议并达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的主要内容为：“一、关于成立公司董事会的决议。1、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成员为陈保胜、林万顷、张进发、陈建发。董事任期三年，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2、董事长为：张进发，副董事长：陈保胜。3、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一）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议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九）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十）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4、董事会决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四、关于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经营管理资料移交问题。经三方协商同意，上述材料统一由公司股东陈保胜保管，并应于股东会当日移交完毕，办理移交手续。等等。”当日，原告作为移交人与陈保胜作为接收人签署一份《经营管理资料移交声明》，该声明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张进发，现将被告的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公司公司经营管理资料及用章记录移交给公司股东陈保胜管理。具体包括：被告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编号350505201703100101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本人同时承诺：1、本人已经将移交前以项目公司名义，使用包括公章、法人签名在内的公司重要经营管理资料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记录、发生的所有交易往来、产生的一切民事关系在用章记录中进行体现，若股东有疑问，本人应及时向其他股东作出说明，并提供合同在内的相关所有材料供其他股东审阅，若有遗漏及隐瞒，由本人自行承担一切责任。2、上述经营管理资料移交之前项目公司与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往来，产生的一切关系由我本人承担管理责任……等等。”同日，原告将被告的印章移交给陈保胜。后原告向泉港仲裁委提出申请，请求被告支付2015年8月份至2018年8月30日的工资296000元及同期私车使用费补贴75000元。2019年8月16日，泉港仲裁委作出泉港劳仲案[2019]5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所有仲裁请求。2019年9月6日，原告诉诸本院。 上述事实，有原告张进发及被告祥发公司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及被告提供的证据7、8、9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的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原告张进发与被告祥发公司争议的主要焦点是： 一、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自2015年8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工资28.8万元及私车使用费补贴7.5万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被告均共认，截至2018年8月30日前，原告在被告处存在多种身份，包括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董事身份、经理身份，而原告在被告处存在的这些身份可能是基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资本关系，也可能是基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或者两种关系并存，现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员工的劳动关系，就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性质及股东身份而言，法定代表人是指依法律或者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其行为本身可代表法人本人的行为，而原告作为股东又担任法定代表人，其所从事的行为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双方的资本关系而产生并作为法人的代理人所从事的，该行为无法直接认定为一般的劳动者为公司提供劳动的行为，因此，原告对于其在被告公司期间所从事的行为系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或原告与被告之间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负有举证责任。对此，原告提供了证据3加以证实，证据3中的第4点股东决议可以证明被告与原告达成合意即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份止聘请原告每月工资8000元（截止2017年4月份为16万元）、私车使用费补贴每年2.5万元（合计4.2万元），该决议可以作为认定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份止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依据，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工资报酬为每月8000元，私车使用费补贴每年2.5万元，故该期间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为292417元（工资23.2万元+补贴60417元）。对于自2018年1月份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报酬如何约定的问题，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有义务对公司员工包括其自身与被告之间订立劳动合同关系予以严格管理，因原告与被告达成合意的劳动关系仅持续至2017年12月31日止，而原告自2018年1月1日起也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及重新达成成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被告提供的证据9也可以间接证明原告自2017年6月18日起已将被告公司的相关工作事务逐渐移交给股东陈保胜，原告应继续举证证明其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仍向被告提供劳动、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双方之间重新达成成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以及劳动报酬如何约定，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的自2018年1月份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工资及私车使用费补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告向被告主张追索劳动报酬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2017年4月2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就原告与被告形成劳动关系达成了合意，并确定原告的劳动关系及享受工资待遇的期间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但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发放上述期间的工资，因此，自2018年1月1日起原告就应当知道自己获取上述劳动报酬的权利受到侵害，原告就应当在一年内及时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才向泉港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期间其有通过其他方式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而导致仲裁时效中断，因此，原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31日的工资，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对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的上述工资报酬，原告丧失了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保护其权利的请求权，但被告自愿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的除外，因被告不愿意履行，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31日的劳动报酬，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张进发与被告祥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期间自2015年8月份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以及被告拖欠原告上述期间的工资292417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认定。因原告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内未向被告主张上述权利，丧失了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保护其权利的请求权，且被告又不愿意履行上述义务，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其自2015年8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工资28.8万元及私车使用费补贴7.5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原告张进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进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张进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珊珊 人民陪审员  郭章南 人民陪审员  刘传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钟伟科 书 记 员  庄月萍 速 录 员  施斌昭 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第八十三条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五十条当事人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