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11行初69号 原告：叶其礼，男，196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其森，男，汉族，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学莉，浙江菇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濛州街道石龙街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2525681674552B。 法定代表人：胡献如，任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友健，系庆元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传户，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丽水市花园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2500002645662C。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任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媛，系丽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安魏，系丽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叶方武，男，195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娇娇，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其礼不服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叶方武林业行政管理（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程建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聂伟杰、人民陪审员余俊组成合议庭，后因工作原因变更为由审判员单欣欣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聂伟杰、人民陪审员余俊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叶其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其森、应学莉，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友健、吴传户，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媛、姚安魏，第三人叶方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娇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9日依申请作出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为经现场勘查，纠纷山场内“岗”的地貌特征并不明显，双方当事人左右界至在山场内不能准确认定，经召集双方调解不成，酌情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坑头”直上岗顶为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决定：土名“大栗脑”山场，以小湾岩坑际头直上岗顶为左右分界线，右片山场归叶方武所有，左片山场归叶其礼所有；以小湾岩坑际头沿平缓小湾至小岗连线为上下毗邻界，之上山场归叶方武所有，之下山场归叶其礼所有。经复议，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结果并无不当，并以案涉纠纷系山场承包经营权纠纷，该决定使用“所有”有误，对此予以指正后，维持了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原告叶其礼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依法判令庆元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案涉争议山场的权属处理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第三人主张的2010年、2011年的山界纠纷并非由本案“大栗脑”山场的界至争议所致。2010年的争议山场是第三人的另一处山场（后田壁山场）而并非“大栗脑”山场；2011年的纠纷是因为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诉讼费问题而发生的纠纷，并非由案涉山场的界至纠纷引发。2、庆元县人民政府将自己随意命名的“岩坑际头”认定为“明显地貌”，并将此作为争议山场的分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上至岗”的岗顶认定错误。第三人登记的“大栗脑”山场与原告登记的“天师坑田外岗”山场内，共有三个“岗”，从右到左，第一个“岗”即为双方山场的左右界至，第二个、第三个“岗”都在原告的山场内，上述事实由庆元县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17日绘制的《天师坑山场图》为证，该图可以看出第三人案涉山场的位置：“上至岗”的岗顶为第一个“岗”的岗顶，也就是整个山场的最高点，而庆元县人民政府却将争议山场的上至认定为第二个“岗”的岗顶，“上至岗”的岗顶发生了位移。4、第三人林权证上所登记的“下至小塆至小岗”、“左至岗”中的“小岗”、“岗”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岗”，该小岗就是双方争议山场的左右分界线。该小岗在《天师坑山场图》中客观、清晰地存在着，但在庆元县人民政府作的决定中，其确定的案涉山场的左右分界为“以小湾岩坑际头直上岗顶”，第三人林权证中这个左“岗”消失了。该划定缺乏依据。5、庆元县人民政府认定第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四至不清，没有事实依据。按照原告与第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1982年的法院调解书、现场的勘查、原告的指界及其他证人的证明，案涉争议山场的“四至”完全可以按照双方权属证书的记载进行坐落。如果庆元县人民政府认为目前山场内“岗”的外貌不明显，那首先应查明是什么原因导致在1997年明显的“岗”到现在变得不明显了，而不能草率地认定为“四至不清楚”，生造出一个“岩坑际头”，把原先的分界岗至变成了“以小湾岩坑际头直上岗顶”的直线界至，背离了争议山场以“岗至”为界至的事实，结果明显不当。二、庆元县人民政府认定“第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四至不清”而适用了《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依职权在争议山场中以“岩坑际头”直上岗顶为界作出定界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庆元县人民政府在决定书中所附的《屏都街道菖蒲洋村二组“大栗脑”纠纷山场处理决定界至图》，既没有确定方向，也不符合山场的实际情况，显得非常随意、不规范，不专业。该图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最关键的是与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原告曾经多次建议庆元县人民政府按照庆元县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17日绘制的《天师坑山场图》的样式来作决定界至图，被拒。四、庆元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决定时，并未将全部证据送达原告，也未将原告提供的证据作为在案证据；在认定证据效力的时候，也未给原告质证的机会。且对比2016年9月2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8〕1号处理决定，庆元县人民政府系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了两个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五、丽水市人民政府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四至不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原告认为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法律适用错误、认定程序不合法的情况下，丽水市人民政府没有进行审慎的复议，只是草率地维持了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复议决定无法使原告信服。六、丽水市人民政府认为本案涉及的是山场承包经营权纠纷而非所有权纠纷是错误的，原告认为本案涉及的是案涉山场的使用权纠纷。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自2013年7月份收到第三人申请处理山林使用权纠纷后，庆元县人民政府从立案、调查包括组织双方人员进行现场指界，确认双方争议范围，收集相关证据、先行调解以及调解不成后作出裁决的每一道程序均依法进行，并依规送达了相关文书。二、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决定作出之前，庆元县人民政府召集双方当事人勘查争议山场，核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查明事实发现争议山场“岗”的地貌特征不明显，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经召集双方调解不成，依职权在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的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为界所作出的定界决定符合案涉山场的客观实际，并且以此为界，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四至坐落能够实现完全闭合，该定界正确妥当。三、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处理决定。 丽水市人民政府辩称：一、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申请复议，经审查，丽水市人民政府按行政复议法规定同日立案受理，因案情复杂，决定延长审限30日，2019年6月5日审理终结并作出复议决定。受理决定、延期通知和复议决定作出后及时送达，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二、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丽水市人民政府在复议决定中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明。2013年7月第三人叶方武书面申请庆元县人民政府进行山林纠纷调处，其于2016年9月2日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6〕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因决定界址为小湾岩坑际头后天师坑田头岗上刻有“其理”名字杉木及削皮松杂木为双方山林左右毗邻界，该认定以不确定地标为界至，且没有说明理由和依据。且在作出决定时行使了县级人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在决定书中没有说明其法律依据，明显不当，故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丽政复决字〔2016〕第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后庆元县人民政府重新调处，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不成后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了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关于该决定，经现场堪查可知，若该“岗”系小岗，则第三人的左右界均落在湖娇塆岗分水上，这与第三人登记的山场“左至岗，右至湖娇塆岗分水”的事实不符；若根据第三人主张该“岗”为田头岗，则原告登记的林权证应分为两个山场登记，这与实际只按一个山场登记的事实不符。由此可见，结合争议双方的权属登记和各自主张，争议山场“四至”无法全部坐落。庆元县人民政府所收集的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采信，认定第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四至不清，具有确实、充分的事实和证据。2、本案中，庆元县人民政府具有处理个人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的权限，其进行现场堪查后发现争议山场“岗”的地貌特征不明显，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经召集双方调解不成，依职权在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为界作出定界决定符合实际，且双方山场四至坐落能完全闭合，故该决定适用法律正确。3、关于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性。其受理双方当事人山林权属争议申请之后，依法开展现场堪查、调查取证，查明事实真相，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无法达成协议后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的决定，依法送达。该决定与2016年被撤销的决定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上不尽相同，故程序具有合法性。三、关于原告提出的本案属于山场使用权纠纷而非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意见。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原告与第三人均系与村集体签订林业承包合同取得案涉山场的承包经营权，故认定本案系承包经营权纠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叶方武述称，同意庆元县人民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并补充两点：一、根据分山时在场的叶宗时、叶宗邦的陈述，原告与第三人左右山场的分界是山招树平直岗尖划横界，且在纠纷发生之前第三人均是以该界址对山场进行管业的。在本案裁决过程中，第三人因未能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据证实该主张，而为了尽早解决与原告的纠纷，对庆元县人民政府经充分调查后作出的以“岩坑际头”地貌为界址不持异议。二、第三人“天师坑大栗脑”山场的“左至岗”与原告“天师坑田外岗”的“左至田头岗”相毗连，没有明显的岗分界。庆元县人民政府作为裁决机关对双方就此产生的分歧，经调查等法定程序，根据山场客观情况作出本案认定，完全符合《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同时，丽水市人民政府经全面审查后，作出维持第一被告决定的复议结论，正确合法。三、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首先，第三人申请裁决的是“天师坑大栗脑”山场的界址，而非原告诉状中提到的“后田壁”山场。第三人之所以提起裁决申请，正是因为与原告天师坑田外岗山场左右界址不明确，导致2013年砍伐树木出现纠纷。其次，原告认为“岩坑际头”不属于明显地貌，不能作为界址。这不符合客观事实，山场林权证记载的“岗”地貌特征不明显，而第三人主张的山招树横切为界与原告山场登记的林权证存在矛盾，原告主张的小岗为界导致第三人左右界址均落在湖娇塆分水，与林权登记不符。故庆元县人民政府根据实地勘查后以山场中最为明显的地貌“岩坑际头”为分界地物标，符合客观事实。最后，原告所称的庆元县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17日绘制的《天师坑山场图》系里地大队与大毛凹生产队之间产生纠纷而形成，该图不涉及案涉争议山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叶其礼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待证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的组织机构信息，待证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待证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就案涉山场的权属作出了行政决定。4、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待证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了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决定。两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期间内举证如下：1、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处理决定书及附件，待证处理决定书所涉内容（原告已举证，不再重复举证）。2、会议记录复印件，待证处理决定书经屏都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班组讨论通过的事实。3、立案审批表复印件，待证街道办接受申请人叶方武申请并予立案的事实。4、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复印件，待证要求被申请人叶其礼提出书面答复并限期提交证据的事实。5、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待证叶其礼特别授权叶其森代理本案的事实。6、送达回单复印件，待证送达相关文书的事实。7、2016年行政答辩书复印件，待证街道办对复议申请的答辩意见。8、叶方武山林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待证叶方武向街道办提出申请要求明确山林权属的事实。9、叶方武林权证清册复印件，待证叶方武向街道办提交了林权证的事实。10、1982年法院民事调解书及认定书复印件，待证1982年法院民事调解书确定权属范围的事实。11、申请人叶方武提供的林业承包合同及林权证复印件，待证叶方武对案涉山场权属登记的事实。12、丽政复决〔2016〕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待证丽水市人民政府2016年复议决定书所涉内容。13、庆屏山决字〔2016〕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及附件复印件，待证庆元县人民政府2016年山林处理决定书所涉内容。14、被申请人叶其礼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待证叶其礼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15、被申请人叶其礼答辩书复印件，待证叶其礼答辩书答辩观点内容。16、被申请人叶其礼提供的证据清单复印件，待证叶其礼提供证据清单所列各组证据名称及待证事实。17、被申请人叶其礼2016年6月份答辩书复印件，待证2016年叶其礼答辩书的答辩观点内容。18、被申请人叶其礼提供的其他材料复印件，待证叶其礼提供其他补充材料所涉内容。19、申请人叶方武询问笔录复印件，待证屏都司法所对叶方武所作询问笔录事项内容。20、受理通知书及回执复印件，待证庆元县人民政府向叶方武送达法律文书的内容。21、被申请人叶其礼的代理人叶其森询问笔录复印件，待证屏都司法所对叶其礼所作的询问笔录。22、调解记录及签到单复印件，待证参加调解人员及双方调解不成的事实。23、申请人叶方武送达回执复印件，待证街道办向叶方武送达法律文书的事实。24、被申请人叶其礼送达回执复印件，待证街道办向叶其礼代理人叶其森送达法律文书的事实。25、2016年9月份第一次处理决定书作出前收集的各类证据，待证2016年9月第一次处理决定书作出前街道办收集的从程序到实体的各类证据的事实。 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未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原告叶其礼质证：证据10，对来源有异议。证据19，叶方武看这个笔录的时候说里面很多内容与他说的不相符。笔录虽然签过字，但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25中的现场检查勘验记录表三性有异议，里面有注明叶其发在场拒签等类似字样，经向叶其发本人做过核实，他表示当时并没有在场。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 第三人叶方武质证：证据16中的调解协议书、情况说明、林木采伐许可证、法院制作的示意图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证据18中原告单方制作的争议山场现场勘查示意图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其他证据三性没有异议。 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期间内举证如下：1、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决定延期审批表、结案审批表，待证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3日收到复议申请，当日予以立案，因案情复杂，2019年4月30日经批准同意延长审限30日，2019年6月5日结案的事实。2、邮政快递单9份，待证丽水市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原告叶其礼与第三人叶方武均质证：无异议。 两被告没有提交相应的法律依据文本，庆元县人民政府称其在答辩中有提及相应的法律依据；丽水市人民政府称其复议决定书已专门列出作出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具体法条，且原告举证的复议决定书已完整包含。 各方认可行政机关无需另行提供法律依据文本，原告叶其礼质证认为：被告在本案当中运用这些条例适用的条款是错误的。第三人叶方武未提异议。 原告叶其礼提交申请，要求本院调取庆元县人民法院庆森法（82）民字第13号案件的所有案卷材料，后经确认并无其所需材料，按其要求复印的草图，其亦表示不需要作为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叶其礼对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0的来源提出异议，对证据19叶方武询问笔录及证据25中的现场检查勘验记录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证据10加盖了庆元县人民法院公章，各方未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19系对第三人叶方武所作笔录，其本人未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25的制作过程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系行政机关为处理案涉争议依法制作而成，并无证据证实叶其发当时不在场，故原告就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其余证据及原告叶其礼、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叶其礼，林权证上登记名叶其理，其与第三人叶方武系松阳县屏都街道菖蒲洋村二队（即大毛凹生产队）村民。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庆元林场菖蒲洋大队登记土名“天师坑大栗脑”山场一片，面积400亩，四至为上至岗分水；下至坑；左至大毛凹二队毛竹林；右至白岩头子岗分水（菖蒲洋村林业“三定”档案遗失）。1982年，原隆宫公社莲湖大队、里地大队与大毛凹生产队发生山林纠纷，在庆元县人民法院组织调解下，三者达成调解协议，大毛凹生产队右至由“白岩头子岗分水”，变更为“天师坑水田右侧小坑（湾头插心岗）直上岗顶分水下直下天师坑”为界。1990年，菖蒲洋村二队将“天师坑大栗脑”部分山场发包给原告与第三人经营管理，并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原告在“天师坑大栗脑”山场承包登记土名为“天师坑田外岗”，四至为上至上岗下与宗贤挖沟，下至坑，左至田头岗，右至底山坑。第三人在“天师坑大栗脑”山场承包登记土名为“大栗脑”，四至为上至岗，下至小塆至小岗，左至岗，右至湖娇塆岗分水。2006年山林延包核发给二人的林权证记载的山场四至与双方林业承包合同记载一致。2013年7月，因第三人叶方武申请，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日作出了庆山屏决字〔2016〕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决定界址为小湾岩坑际头后天师坑田头岗上刻有“其理”名字杉木及削皮松杂木为双方山林左右毗邻界。原告不服，申请复议。丽水市人民政府以该决定认定以不确定地标为界至，且没有说明理由和依据，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没有说明其法律依据，明显不当为由，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丽政复决字〔2016〕3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后经重新调处，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土名“大栗脑”山场，以小湾岩坑际头直上岗顶为左右分界线，右片山场归第三人所有，左片山场归原告所有；以小湾岩坑际头沿平缓小湾至小岗连线为上下毗邻界，之上山场归第三人所有，之下山场归原告所有。原告再次不服，提出复议。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丽政复〔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对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结果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叶其礼本人在2015年8月11日行政机关对其所作笔录中陈述：“之前我在杉木上刻有自己的名字作为分界线”。 本院认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不能确定的，由有行政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根据土地改革后的演变情况和经营管理现状酌情划定”。本案中，原告叶其礼对第三人叶方武享有“大栗脑”山场承包经营权并无异议，但对第三人“大栗脑”山场左边界至“左至岗”的坐落存在争议。行政机关经现场堪查认为，若根据原告所主张的该“岗”系其所指的小岗，则第三人的左右界均落在湖娇塆岗分水上，这与第三人登记的山场“左至岗，右至湖娇塆岗分水”的事实不符；若根据第三人主张该“岗”为田头岗，则原告登记的林权证应分为两个山场登记，这与原告只按一个山场登记的事实不符。据此，行政机关结合争议双方的权属登记和各自主张，认为权属证书记载的四至不清，争议山场左右界至无法明确认定。故而庆元县人民政府依职权在山场中以平缓小湾内明显地貌“岩际坑头”直上岗顶为界作出定界决定，丽水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原告对此不服，但现有证据无法回应行政机关提出的疑点，无法推翻行政机关作出的前述认定。且该决定认定的界至系与原告叶其礼本人的自认最为接近的确定性地标。故行政行为的结果可予确认。庆元县人民政府受理案涉争议后，依法开展现场堪查、调查取证，其对证据的采信并无不当之处，原告认为部分依职权制作的证据未经质证，但其并未对相应证据提出实质性的异议，更未提出反证予以推翻。此外，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与此前被撤销的庆山屏决字〔2016〕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处理结果上均有不同。故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可予确认。 综上，庆元县人民政府因原告叶其礼与第三人叶方武权属争议界至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作出的庆政屏〔2018〕行决字第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结果并无不当，丽水市人民政府在指正其中的用词错误后，予以维持，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其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叶其礼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 审 判 长  单欣欣 审 判 员  聂伟杰 人民陪审员  余 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杨 玲 -1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