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304民初877号原告（暨原告周震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平，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周震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50304E37185610M。法定代表人：尹文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福元，系内蒙古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新平、周震星与被告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乌达中心医院）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晓东独任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原告周震星的委托代理人周新平及被告乌达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琴、康福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要求看原告父亲住院期间的相关监控； 2.恢复已安装的坏了的摄像头； 3.尽快安装呼叫器； 4.医疗费住院收费专用发票1788.68元； 5.周建喜死亡赔偿金211505元； 6.丧葬费33846元；7.精神抚慰金100000元；8.交通费2000元。第4-8项，总计由被告支付原告349139.6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周建喜有点头晕，原告领着到被告医院中医科检査做调理，马大夫接诊说做调理得住院，并号脉进行检查，输了四天液，第五天早晨胡大夫电话通知说原告父亲上卫生间摔了一跤，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父亲周建喜输液前是便秘，输液时就跑肚子，这个跟大夫反映过，病历上未体现出如何处理的。卫生间没有安装呼叫器，导致原告父亲出现问题后没有得到医护人员及时的发现与救治。原告找被告要个说法，被告回复说不是卫生局硬性要求，原告要求看监控时被告知中医科监控是坏的，原告怀疑是有问题被告不给看。原告要求看病历时说，被告说得15天以后才能看，等拿到病历时看到里面内容时，与事实不符。记载原告父亲是拄拐进的病房等等不符。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以事实为主，判令被告给原告一个合理的说法。被告乌达中心医院辩称，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不认可。理由：第一，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虽然是一个申请，但该申请不属于生命权纠纷案件的诉讼请求内容，同时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对于原告四、五、六三项诉讼请求，因原告父亲周建喜的死亡被告没有责任，被告在周建喜的死亡中没有应该按法律规定承担过错或无过错的任何依据，因此不应该由被告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医务人员已在周建喜看病期间通知了周建喜的亲属需要他们留陪护人员，原告周新平也在告知书上签字认可，但事发当天，陪护人员并不在场，而且被告方的医护人员也在病程记录中告知了原告，因周建喜有多发性脑梗和心梗的后遗症，告知其有跌倒的风险，在告知书当中周新平均已签字，因此被告在周建喜的死亡过程中没有过错责任，也并不是法律规定的无过错承担责任或法定的承担责任的情形。另外该案是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那么对于周建喜死亡是否与被告方有关，应该属于医疗纠纷，而医疗纠纷的处理需经过医学会的鉴定，但原告并未提出鉴定的相应申请，不能仅因为周建喜在医院中死亡而将责任强加于医院，因此鉴于上述理由，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乌达中心医院病历一份。证明病历的真实性有假，病历上写的中医诊断的中风病，也没说是多发性脑梗和心梗，不清楚怎么回事；疑点有：病历第二页，2019年3月14日入院,2019年3月18日出院，共住院14日；患者头晕，胸闷，身乏半月余，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原告父亲实际是有点头晕，吃的少，不爱吃饭，有点犯懒；口鼻出血不属实，实际是嘴唇发紫；病史中的陈述者其实是原告陈述的，不是患者本人说的；原告说过吃的罗布麻阿司匹林，病历却否认有高血压；原告陈述父亲曾吸过烟，病历写成了无吸烟史；体格检查一栏写步态蹒跚，拄拐入病房，后面又评估是95分，可以独立上下楼，平地行走，独立进食等，前后矛盾；体温单出现体温升高大小便次数增多，被告方又做了什么措施；输液时输液器是白色的，但实际输液器是褐色的；病历上的原告父亲年龄，开始写的是82岁，出事后改成了92岁。证据二、输液器一根。用以证明应该使用褐色的避光输液器，但实际使用的是白色。证据三、医院发票一张，金额1788.68元。用以证明原告父亲在被告医院住院，原告父亲死亡与被告有关系。证据四、复印病历的收款收条一张，日期是2019年4月9日。证明原告父亲3月18日去世，原告在3月25日办理出院，原告去复印病历时被告没有及时给复印，而是一直推脱，怀疑在此期间被告修改了病历。  被告乌达中心医院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病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的证据中归纳起来两个意思，第一病历记载不真实，第二，对于周建喜的死亡原因有怀疑。对于病历记载不真实，实际上更多的是本案原告周新平签字，原告不应该因为有小瑕疵故意无限放大来证明被告有责任。对于周建喜死亡的原因，被告已给出准确的诊断结果，即心源性猝死。如果原告对周建喜的死亡有疑问应该向有关部门申请进行医学鉴定，而不应该凭自己的想象和猜测及自己的怀疑将责任强加于被告。证据二的输液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周建喜的死亡并没有直接关系；证据三的收费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是按照医保结算后留下的自费部分；证据四的病历复印费真实性没有异议，每个医院都有自己内部的规定，被告医院规定病人出院后必须经过结账，病历才能归档，病历归档也有一个过程，归档以后才能够进行复印，该收据不能证明与周建喜的死亡有任何关系。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周建喜住院的病历一份。该病历证明：第一、在病程记录中周建喜的死亡是心源性猝死；第二、对于在住院病历第一页，病史中写有患者有多发性脑梗死，脑软化，在患者家属一栏中有周新平的签字，原告周新平认可周建喜的病史；第三，在长期医嘱单3月14日，写有留陪护人员，内科健康教育计划单中，留陪人中也有周新平签字，病情评估表上有心梗、心脏猝死的可能性，也有周新平的签字，后面的跌倒风险中也有周新平的签字，在医院预防跌倒坠床告知单已经告知了陪护人员，有跌倒或者坠床风险，在防范措施里已经告知了相关措施，不允许自己单独上卫生间，必须有专人陪护。综上，被告的证明目的是对于周建喜患有脑梗疾病是原告周新平告知了大夫，被告已尽了告知原告留专人陪护和防止跌倒的风险，该证据由原告的签字，真实性应予认可。  原告质证认为：入院须知是我签的字，住院病历不是我签的，健康教育计划单中下面的两个签字不是我签的，预防跌倒坠床告知单不是我签的，病情评估表不是我签的，贵重药品审批表上不是我签的。本案经过庭审及原、被告举证、质证等，可以认定下列案件基本事实：二原告系兄弟关系，二原告的父亲周建喜（已故）于2019年3月14日到被告医院就诊，病历显示：中医诊断为，1、中风；2、眩晕；3、胸痹。西医诊断为，1、多发性脑梗死；2、脑软化；3、心肌供血不足。安排到中医科住院治疗。医嘱显示为二级护理，留陪人等事项。病历出院记录显示：患者（周建喜）在卫生间内意识丧失，口鼻出血，颜面紫绀，未测到血压，呼吸心跳停止进行抢救等事宜。出院时情况：心跳、呼吸、血压未转复，瞳孔散大固定，大动脉搏动未触及，抢救无效死亡。出院诊断为：心源性猝死。周建喜死亡后，原告未要求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周建喜在入院时，在《乌达中心医院住院病人病情评估表》中显示有：周建喜、92岁、入院方式为步行、意识形态正常、自主能力正常等，在其风险因素评估一栏中，心脑血管显示有心梗、心脏猝死，评估等级为一般，护理等级为二级护理等选项，该评估表有原告周新平签字。《乌达中心医院入院护理评估单》显示有：神智清醒、语言沟通正常、肢体活动正常、有自理能力、住院态度积极、有跌倒风险等选项，该评估单有原告周新平签字。《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住院病历》中，病史中写有患者有多发性脑梗死，脑软化，患者家属一栏中有原告周新平签字。《乌达区中心医院预防跌倒/坠床告知单》中，在防范措施中，告知患者及家属：对患者初步评估，存在跌倒/坠床危险因素，并告知了需要协助执行的防范措施，其中有：专人陪护；陪护人员如离开，将日常用品及传呼器放置于患者触手可及的地方；当需要协助无家属或陪护人员在旁时，请立即按铃通知护理人员；上厕所时应使用坐便器，晚上床旁使用便器，放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或按传呼器通知护理人员等选项，该告知单有原告周新平签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四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是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基于该条确认的举证责任不再倒置，需要原告对医疗行为进行举证。如果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医疗机构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这三方面的过错，故无法认定或者推定被告有明显的医疗方面的过错。同时，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举证证明了在原告父亲周建喜住院时完成了各种告知义务，原告作为周建喜的近亲属也在告知书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在已告知的情况下，出于原告方的原因而产生的损害，被告方应当免责。周建喜在没有家属陪护的情况下，自行如厕，没有按照医院告知单的方法呼叫护理人员，导致其死亡，其死亡后果与被告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退一步讲，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事故而导致周建喜死亡，应当进行死亡原因专业认定，而原告在周建喜死亡后未要求做死亡原因鉴定，原告所举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对周建喜的死亡存在医疗过错责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存在医疗方面的过错，故不应当承担周建喜死亡赔偿责任。原告关于赔偿周建喜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交通费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不能认定或者推定被告方在对周建喜的医疗方面存在过错，但被告作为接收周建喜入院治疗、调理的医院，一方面没有完整、严密地形成和封存病历，以致于原告在事发后无法取得完整清晰的病历资料，从而影响和妨害到原告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被告的监控设备未能记录和还原病房内特需病人的日常状态和行为轨迹，以致于原告要求回看监控视频时无法实现，也影响和妨害到了原告的知情权，进而导致原告对被告的合理怀疑；之外，在明知高龄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不间断的陪护，而对陪护人员是否到位、卫生间呼叫器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等事宜，没有进行严密有效的监管、提醒，在安全保障义务和安全注意义务方面，存在不当之处。综上，被告应当在精神上给予死者近亲属即二原告一定的抚慰。司法实践中，精神抚慰应当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关联人员精神损害程度综合判定赔偿或者补偿金额，就本案而言，本院酌定由被告给予二原告精神抚慰金10000元。对于二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所要调整的范畴，本案中不做调整，二原告可以通过向被告的上级主管、监管部门进行反映以寻求解决。同时，本院也将根据本案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向被告及其上级主管、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给予原告周新平、周震星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二、驳回原告周新平、周震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38元，减半收取3269元，由原告周新平、周震星承担1000元，由被告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承担2269元（原告已预交326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晓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金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