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豫刑终374号原公诉机关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武传玉，男，195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商丘市国行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户籍所在地商丘市，捕前住商丘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1月18日被监视居住，同年2月28日被刑事拘留，3月31日被逮捕。辩护人杨德峰，河南向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牛亚红，女，196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商丘市国行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监事兼会计，捕前住商丘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1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逮捕。指定辩护人张冬冬、孔静静，北京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闫世民，男，1961年4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河南省华慧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第四届商丘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5年4月29日被依法终止代表资格）、第十二届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5年3月30日被依法终止代表资格），户籍所在地商丘市，捕前住商丘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2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刘铭恒，曾用名刘杰，男，1986年3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虞城县。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3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2018年12月8日被取保候审。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武传玉、牛亚红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闫世民、刘铭恒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6）豫14刑初5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闫世民、刘铭恒服判不上诉，原审被告人武传玉、牛亚红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武传玉于2012年1月担任商丘市国行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行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人牛亚红任公司监事并管理公司财务，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被告人闫世民于2001年9月注册成立华慧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被告人刘铭恒系该公司会计。2012年3月，闫世民为华慧公司在海南省三亚市、东方市、北京市小汤山、宁夏省银川市、商丘市闫庄新村等地投资开发农业项目，开始从国行公司借款。2012年10月29日，闫世民与武传玉分别代表两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国行公司为华慧公司的项目进展提供充足资金。武传玉、牛亚红以投资华慧公司为名，以月息2分至3.5分的高息为诱饵，向社会上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武传玉和集资参与人签订联合理财协议。集资参与人将款交付给牛亚红。闫世民安排刘铭恒与牛亚红对接，为储户出具闫世民签字盖章并加盖华慧公司公章的借款借据，武传玉在担保人栏签字盖章并加盖国行公司公章。刘铭恒定期与牛亚红对账。武传玉、牛亚红按照吸收存款金额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收取华慧公司5分至6分的月息加合同金额5%的手续费。期间，武传玉、牛亚红明知闫世民所借资金用于搞农业科研，短期内没有效益，不能将所借资金按时归还的情况下，继续公开宣传、欺骗群众，用后期吸收的存款支付前期本息。经鉴定，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武传玉、牛亚红非法集资涉及集资参与人1104人，订立合同1754份，吸收资金290889883元，造成损失286809883元。武传玉、牛亚红吸收存款后，将部分资金贷给闫世民，部分资金高息借出，部分资金购买房产及轿车等，其余款项用于支付前期本息或去向不明。2012年4月28日至2014年9月23日，牛亚红向华慧公司和闫世民、刘铭恒账户转账57笔共计30520900元。闫世民将资金投资到华慧公司在海南、宁夏、内蒙古等地项目基地用于农作物的研发和生产。2012年以来,闫世民归还武传玉350万元。国行公司出现挤兑后，闫世民还给武传玉、牛亚红现金200万元。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武传玉、牛亚红、闫世民、刘铭恒的供述和辩解；证人张某1、闫某、许某、袁某、张某2、孙某、黄某等人证言；武传玉与闫世民签订的合作协议；对部分查封、扣押物品进行的价格评估鉴定意见；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孙东升、孙需礼、邵芳等集资参与人陈述、案件情况调查笔录、收据、借款借据、联合理财协议书、理财担保协议等证据证实集资参与人与武传玉签订合同被骗经过；土地承包合同、租房合同、公证书、海南基地承包设施清单、收据、银行回执等证言证实华慧公司投资经营情况。本案另有查封、扣押物品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武传玉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牛亚红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闫世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刘铭恒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物品依法处置，退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及时退还集资参与人。上诉人武传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涉案数额错误，涉案资金借据具有息转本、本转息的泡沫性，且不应适用2015年的司法鉴定报告，应适用2019年的司法鉴定报告；原判认定武传玉犯集资诈骗罪错误，武传玉与闫世民的通话录音能反映出武传玉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本案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归还本金和支付高额利息，且闫世民是借款人，武传玉是担保人，武传玉也应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武传玉作用小于闫世民。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牛亚红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涉案数额错误，不应适用2015年的司法鉴定报告，应适用2019年的司法鉴定报告；牛亚红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牛亚红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原判量刑过重。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与一审相同，原判认定的证据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原判认定涉案数额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判依据的河南明泰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作出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客观、有据，原审采信并无不当，且原判认定本案集资诈骗的犯罪数额除了依据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外，还有借款借据、理财担保协议、集资参与人证言等予以佐证。该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作出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是为了查明牛亚红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涉及报案储户1104人存款的资金流向情况，但该鉴定报告显示从牛亚红银行流水收支明细中比对出姓名、日期、账号、金额都一致的报案储户仅有574人的资金情况，牛亚红与他人来往的大量账户仍未能查清，不能证实非法集资资金去向，故该份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能作为鉴定意见采信；另查明，一审开庭时公诉机关对该鉴定意见未向法庭出示、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关于武传玉、牛亚红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的问题。经查，武传玉与牛亚红未经有关机关批准成立国行公司向社会公众吸收大量资金,吸收的资金只有小部分用于闫世民投资农业科研项目，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两人在明知闫世民所借资金用于农业科研短期内没有效益，且资金断裂不能归还所借资金的情况下，继续虚假宣传，大量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归还本金及支付高额利息，部分资金去向不明，致使集资参与人的2.8亿余元巨额集资款无法兑付，造成严重后果，应认定两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武传玉、牛亚红刑事责任。3.关于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及原判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在非法集资的前期，闫世民与武传玉共谋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华慧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武传玉、牛亚红将吸收的公众存款部分用于闫世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在资金链断裂后两人继续吸收大量资金。武传玉、牛亚红在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均积极、主动,均应认定为主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闫世民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刘铭恒系华慧公司的会计，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原判根据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悔罪情况，依法作出量刑适当。本院认为，上诉人武传玉、牛亚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集资诈骗罪。原审被告人闫世民、刘铭恒为生产经营活动伙同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案系共同犯罪。武传玉、牛亚红在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闫世民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刘铭恒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武传玉、牛亚红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多甜甜审判员  张献东审判员  芦 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郭敏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