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84民初3279号原告：谭友明（原名：谭际国），男，198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高新区正隆一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056766179R。法定代表人：黄立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系该公司职员。原告谭友明（起诉时名字为谭际国，诉讼过程中名字变更为谭友明）与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丹婷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粤1284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该判决，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粤12民终20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重新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5月20日、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友明及被告嘉丹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6781.61元；2.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11月、12月拖欠的工资24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9月、10月少发的工资3525.14元；4.支付2017年9月6日-12月30日期间双休日加班费18758.62元及平时工作日加班费3103.45元（12000元÷21.75天÷8小时×30小时×150%）；5.支付2017年10月6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8275.85元；6.支付2017年9月、10月的高温补贴300元；7.支付原告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4965.52元；8.确认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9.判令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仲裁阶段因证据鉴定产生的鉴定费和交通费3633元、误工费551.72元，及支付原告本案的鉴定费17710元及交通费800元（2次从广州往返法院及2次从广州往返佛山鉴定机构，200元/次×4次）、误工费2206.88元（12000元÷21.75天×4天）；10.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至目前最后一次鉴定费用6240元及因本次鉴定产生的误工费1天551.72元及交通费199元；11.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上述诉讼请求按原告变更后列，诉讼标的共计151602.51元，其中扣减鉴定费外标的额为124052.51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9月6日在被告处入职以来，被告未依法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无故拖欠、克扣原告工资，不依法支付加班费，也未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以及无故辞退原告。原告之后申请仲裁时，整个仲裁过程，均涉嫌偏袒作为用人单位一方的被告，极有徇私枉法之嫌，该仲裁裁决除了对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事认定正确外，其他各项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致使裁决错误。另外被告仲裁庭审后提交的《人事履历登记表》系被告单方伪造的证据，原告为此申请笔迹鉴定，并且由被告方负担鉴定的费用。原告提供《员工工资确认单》是该证据的原件，而被告并未能提供《员工工资确认单》的原件，因此对被告提供的《员工工资确认单》复印件应不予确认。对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应是被告将《辞退通知书》送达给原告的时间，《辞退通知书》背面清晰载明被告送达时间是2017年12月27日，根据被告在仲裁庭审陈述其提前三天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足以证明双方实际解除劳动关系时间是2017年12月30日。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9月6日至12月30日，被告仅支付了2017年9月、10月的工资，而对11月、12月的工资至今未付。对被告提供的用以证明其扣减原告工资依据的2张2017年10月、11月《非生产员工考勤表》，该证据并未有原告签名确认，原告对其所列的工资扣除项也不予认可。对于被告扣减的手机900元，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有发放过手机给原告，仲裁认定并裁决原告归还手机，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对加班事实也确认，但被告辩称已付加班费而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对于高温津贴，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有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因此被告应依法向原告发放高温津贴。被告辩称：对仲裁裁决查明事实部分，除仲裁书认定我方构成违法解除合同不是事实外，其他均予以确认。我方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问题。原告在试用期内，违反被告公司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作为人力资源部经理，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归还公司财物（手机），根据原告在被告公司的综合表现，其在试用期未能满足被告公司的人力资源岗位职责，被告公司在2017年11月25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并提出原告应于2017年11月28日前办理离职手续。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司完全可以直接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对高温补贴问题，原告工作有中央空调、宿舍也有配备空调，不存在高温补贴问题。对加班费，我司在招聘原告时就已经说明并征得原告同意，原告所得的待遇就是按照每天上班8小时，每周工作5.5天的工作条件相对应的待遇，因此其每个月获得的劳动报酬已经包括了平时和周末加班费。按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直到意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原告折算后的工资标准大于最低工资标准，明显看出原告工资已包含加班费，因此我司不必另行支付。对合同终止补偿金问题，原告入职初期，一直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且原告任职人力资源部经理，负有签订书面合同管理职责，原告2017年10月6日入职，经过多次催促直到2017年10月30日才签订劳动合同，这也是原告试用期不合格的凭证，其应当带头签订劳动合同，其行为与职位要求相违背，严重违反被告的劳动纪律，因此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对工资确认单问题，原告9月份、12月份并未在我公司上班，不存在未支付工资的前提条件。我司可出具真实的劳动合同，该合同标明了入职时间和试用期时间，原告入职时所填写的入职登记表，也可以表明原告入职时间。原告的工作期间应为2017年10月6日开始。关于鉴定费及相关交通费的问题，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鉴定费实行“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原告提出司法鉴定，经鉴定机构确认，我司所提交证据中的签字均为原告亲自书写，鉴定费与交通费为申请基本支出，我司不必再支付。综合前述，应驳回原告的所有起诉要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证据如下：1.员工工资确认单，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及月工资数额;2.辞退通知书正面及背面，证明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以及送达此辞退通知书给原告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7日;3.鉴定费发票，证明原告在仲裁期间为本案证据鉴定所垫付的鉴定费为3600元;4.广东银联支付凭证仲裁书，证明内容同证据3;5.出租车票，证明原告为证据鉴定所支付的部分交通费用;6.关于调整与清远技师学校合作方式的申请，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7.（2016）粤1284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303民初186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谢枚君是被告的工作人员;8.广州市司法局的受理通知书，（二审期间提交、庭后三天内补交到法院）当庭出示证据：9.转账凭证、《证明》，证明原告因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支出鉴定费6240元。被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打卡记录，证明原告上班时间。2.证人证言1，证明原告单方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3.证人证言2，证明原告擅自占有公司财物拒不归还。4.人事履历登记表，证明原告的实际入职时间。5.司法鉴定书，证明原告签字均为亲自书写。6.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已支付原告实际上班期间的工资。7.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并未符合我公司劳动合同要求，担任人力资源部经理却拒签劳动合同。8.员工保密协议书，证明实际签订劳动合同时间，确定拒签合同，迟延合同签署事实。9.互助基金入会表，证明内容同证据8及转正时间与劳动合同试用期相对应，证明原告的工资确认表存在篡改事实。10.10月非生产员工考勤表、11月非生产员工考勤表。经审查，双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7、8、9及被告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因双方仅就涂改部分意见不一致，对其他内容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1、2未涂改部分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因该证据并未显示起始地点，无法证明与本案相关，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虽然被告提出异议，但被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该证据页脚处显示的页数为8页，但被告实际提供的记录仅为4页，有可能存在缺漏情况，故该打卡记录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因两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小，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院依法委托所作的鉴定结论相互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采纳，合法性不采纳。虽然在本案诉讼期间，本案前后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并未作出鉴定结论即终止了鉴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为倾向性意见，不具有直接证明力，且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与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截然相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仅采纳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7，因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已作出鉴定认为落款人签名并非原告签名，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9，因无法直接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本院对关联性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该证据没有原告的签名确认，且原告不认可，被告亦未提供证据佐证扣减项目情况，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7年入职被告公司，职务为人力资源经理，双方约定试用期工资为每月12000元。2017年11月13日至15日期间，被告就原告的工资标准进行审批确认。《员工工资确认单》上列载：原告为人力资源部经理；入职时间是2017年9月6日（9字为手写涂改，涂改前为2017年10月6日）；试用期工资12000元/月，以上工资已包含伙食费、住房补助；生效日期：2017年10月6日；试用期：壹个月（壹为手写涂改，涂改前为三个月），试用期工资为12000元每月，在员工签名、部门负责人签名处有原告的签名，在审批意见的“人力资源部签名”处有原告签名并加盖人力资源部印章，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11月13日；在审批意见的“董事长签名”处有黄才荣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2017年9月18日，原告在《关于调整与清远技师学校合作方式的申请》的落款“人力资源部2017年9月18日”（打印）处签名并签写日期2017.9.18，该申请上有财务总监马正全签署“同意”并签名，有董事长黄才荣签名。庭审中，被告对《合作方式的申请》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的职务为人力资源部经理，其利用职务之便，拿到被告公司人力资源部2017年9月18日形成的文件《合作方式的申请》后，自己在人力资源部打印体的后面手写上“谭际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该份文件并不能反映是原告向被告公司董事长黄才荣、财务总监马正全请示形成的文件。2017年11月25日，被告出具《试用期辞退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原告在试用期的表现，经被告综合考察，在试用期内的工作未能通过考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办理好交接工作，并办理试用期离职手续。《试用期辞退通知书》背面记载：此书由本人送达！签名人为谢枚君，落款日期存在涂改（2017.11.27涂改为2017.12.27），涂改处的签名人员与原谢枚君的签名笔迹有明显差异。原告陈述该通知书是2017年12月27日送达的，被告在仲裁庭审时，则认为是2017年11月27日送达给原告的，双方由此产生分歧。2017年11月22日、11月29日，被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了9526.87元、8879.02元的工资2笔。原告在仲裁庭时陈述所发放的工资是9月份、10月份的，也确认收到这两笔工资。被告陈述这两笔工资是2017年10月份、11月份的工资，并提交2017年10月、11月《非生产员工考勤表》（打印格式，没有人员签名，仅盖有被告的公章）佐证工资构成。其中10月份记载的主要内容：本月平时满勤17.75，本月周六满勤4，基本工资1350，加班费248，岗位工资9922，伙食补贴380，住房补贴100，工资合计12000元；平时总出勤17.75，周六出勤4，应发基本工资1101.72，应发周六加班费248，应发岗位工资8380.72，餐费补贴308，住宿补贴100，应发工资10138.44；扣除项目有：基金5、住宿100、水电费45.12，餐费455，宽带费用6.45，应扣金额611.57；实发工资9526.87元。11月份记载的主要内容：11.27离职，因未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手机未归还，暂扣手机费用900，待手机归还公司后补发；本月平时满勤18.25，本月周六满勤4，基本工资1350，加班费248，岗位工资9922，伙食补贴380，住房补贴100，工资额合计1.2万元；平时出勤总天数18.25，周六出勤4，应发基本工资1132.76，应发周六加班费248，应发岗位工资8573.38，餐费补贴315，住宿补贴100，应发工资10269.14，扣除项目有：基金5，住宿100，水电费45.12，餐费400，宽带费用40，其他900，应扣金额合计1490.12；实发工资8879.02；备注注明因未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手机未归还，暂扣手机费用900，待手机归还公司后补发给。原告对上述2017年10月、11月《非生产员工考勤表》不予认可。2018年1月2日，原告向肇庆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提出：1.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6781.61元；2.裁决被告支付2017年11月、12月的工资2.4万元；3.裁决被告支付2017年9月份、10月份少发的工资3525.14元；4.裁决被告支付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30日双休日加班费11034.48元；5.被告支付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8275.85元；6.裁决被告支付2017年9月、10月的高温补贴300元；7.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4965.52元；8.确认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9月6日-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2月9日，肇庆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发出《限期提供质证意见通知书》，通知书记载该仲裁委员会要求被告庭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入职证明、11月份12月份的工资明细的证据，被告已提交相关资料，通知原告限期到庭进行质证或提供书面质证意见。2018年4月28日，肇庆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肇高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1.双方于2017年10月6日-2017年11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原告向被告归还手机后，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少发的900元工资；3.被告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一次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2万元；4.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劳动仲裁，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自述，进入被告处工作前，于2017年6月从广州汇达集团有限公司离职。另查明，因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人事履历登记表》和《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2018年3月21日，肇庆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就《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上的“谭际国”签名是否谭际国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4月3日作出中广测（2018）文鉴字第01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7.9.28”的《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上的“谭际国”签名是谭际国本人所写。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600元。本案原审期间，原告对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并提出重新鉴定。本案原审上诉期间，原、被告均同意重新鉴定。故本院在重审期间，根据原、被告意见，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就《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及《劳动合同》上的“谭际国”签名等是否谭际国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1月22日，该所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367号（2号函）《终止鉴定告知书》，以“谭际国所谓的慢速、中速书写的实验样本均为较快速度书写，样本字迹的书写速度与检材字迹的书写速度均明显不同，不具备比对条件”为由，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2019年2月25日，经与原、被告沟通，原、被告协商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鉴定事项为对《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劳动合同》、《员工保密协议书》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互助基金会入会申请表》上的“谭际国”签名及全部内容是否谭际国所写进行鉴定。2019年4月12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送检的《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劳动合同》、《员工保密协议书》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互助基金会入会申请表》上“谭际国”签名及全部手写文字内容与提供的谭际国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7710元。原告对上述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向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发函，询问是否能够通过补充鉴定的方式出具确定性意见。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3日复函本院（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1531号），以谭际国曾到该中心与鉴定人发生言语和肢体的冲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规定需要回避为由，认为不宜对本案进行补充鉴定，要求本院委托其他鉴定机构完成。2019年8月8日，本院再次征求原、被告意见，原、被告同意协商选定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鉴定事项为：对《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劳动合同》中“谭际国”签名是否谭际国所写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10月21日，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作出粤财司[2019]文鉴字第1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和《劳动合同》上“谭际国”的签名字迹不是谭际国本人所写。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6240元。再查明：吕韵枝的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是被告的人事助理，2017年10月6日在办理被告的入职手续时，将一整套的入职资料（包括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入职培训试题等）交由原告填写，当时原告未按公司要求办理入职手续填写全部入职资料，并告知本人这些资料不用急，本人再次要求原告填写劳动合同等相关入职资料，原告再次推脱。周秀丽的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本人自2017年12月1日接任人力资源部经理一职，任职后公司安排本人跟进原告私自挪用公司财产（职务手机）一事，于2017年12月4日以微信方式向其说明，将手机邮寄交接给本人，但未得到回应，电话沟通时提及手机一事，其回应“这是我跟公司的事，你不要管”，之后一直未得到回复。诉讼过程中，本院要求被告提供原告领取手机的签收表，被告未能提供。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被告于用工之日起即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受法律的调整与保护。原告与被告应依照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第一，关于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9月6日-2017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原、被告就入职时间和离职时间均存在争议。就入职时间，原告主张从2017年9月6日入职，并提供《工资确认单》、《关于调整与清远技师学校合作方式的申请》予以证明。被告则辩称原告自2017年10月6日入职，并提供打卡记录、《人事履历登记表》、《劳动合同》、《员工保密协议书》及《互助基金会入会表》等予以证明。首先，虽然原告提供的《工资确认单》有涂改痕迹，该证据存在瑕疵，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原告提供的《关于调整与清远技师学校合作方式的申请》确实显示原告在2019年9月18日已参与处理被告公司的工作。庭审中，被告确认董事长黄才荣、财务总监马正全签名的真实性，但辩称该文件为原告利用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职务之便获取。经审查，该文件的文体为申请，正常情况下，申请书应由申请部门撰写并在申请人处盖部门印章或由负责人签名，再由相关领导审批。但本案《关于调整与清远技师学校合作方式的申请》正文的落款“人力资源部2017年9月18日”为打印字体，如按被告陈述，原告的名字为后期添加，即原文中申请部门并无任何代表签字，在没有任何人力资源经办人签名的情况下，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即予以签名批准，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其次，被告提供的打卡记录显示的页数为8页，但被告实际提供的记录仅为4页，有可能存在缺漏情况，故该打卡记录真实性存疑，无法直接作为认定原告于2017年10月6日入职的依据。又被告提供的《人事履历登记表》及《劳动合同》等虽然显示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7年9月28日后，但经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鉴定，《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和《劳动合同》上“谭际国”的签名字迹不是原告本人所写。故被告提供的《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和《劳动合同》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并应当通过职工名册记录包括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工作职位等内容。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在2019年10月6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按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7年9月6日。至于离职时间。原告主张在2017年12月30日离职，并提交《试用期辞退通知书》证明。原、被告对该通知书正面的内容没有异议，仅就该通知书背面的内容存在争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试用期辞退通知书》背面记载：此书由本人送达！签名人为谢枚君，落款日期存在涂改（2017.11.27涂改为2017.12.27），涂改处的签名人员与原谢枚君的签名笔迹有明显差异，无法证明涂改的内容为谢枚君本人书写。其次，《试用期辞退通知书》正面内容清楚记载被申请人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明显与背面修改的内容存在矛盾。再次，原告诉称正常上班至2017年12月30日，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2017年11月28日至12月30日正常上班的初步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双方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综上，原告于2017年9月6日入职被告处，2017年11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本院确认双方2017年9月6日至11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6781.6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被告在《试用期辞退通知书》列载的辞退理由为原告不适合公司的发展，在试用期内的工作未能通过考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在试用期内的工作未能通过考核的情况应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存在试用期内未通过考核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属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原告的工作年限为3个月23天（2017年9月6日至11月28日）,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12000元×0.5年×2倍=12000元。原告诉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6781.16元，本院仅对核定的12000元予以支持。第三，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11月、12月拖欠的工资24000元及支付2017年9月、10月少发的工资3525.14元。如前所述，被告的离职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原告主张2017年12月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分别于2017年11月22日、11月29日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发放9526.87、8879.02工资至原告的帐户上。原告主张上述2笔工资分别为2017年9月、10月工资。被告则主张上述2笔工资分别为2017年10月、11月工资。而根据原告提供的《工资确认单》，该《工资确认单》上仅载明试用期工资12000元已包括伙食补助、住房补助，并未约定12000元是正常工作时间的基本工资，亦未约定12000元的工资构成。对2017年9月份的工资，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的出勤及工资扣减情况。而对于2017年10月、11月工资，被告虽然提交了《2017年10月份的非生产员工考勤表》、《2017年11月份的非生产员工考勤表》以及打卡记录，但如前所述，打卡记录真实性存疑，而《2017年10月份的非生产员工考勤表》、《2017年11月份的非生产员工考勤表》上并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所扣减的项目也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核定原告2017年9月份的工资为12000元÷30天×25天=10000元；10月份的工资为12000元；11月份的工资为12000元÷30天×28天=11200元。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11月、12月拖欠的工资24000元及支付2017年9月、10月少发的工资3525.14元，本院仅在核定范围内支持2017年11月工资11200元，在原告主张的范围内支持2017年9月、10月的工资差额3525.14元。至于被告辩称原告尚有手机未归还的问题，因被告仅提供了与被告有厉害关系的员工证人证言，并未提供原告签收手机的具体证据，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第四，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平时工作日加班费3103.4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并未就平日加班事实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9月6日-12月30日期间双休日加班费18758.62元。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试用期的工资为12000元，也确认原告周六存在加班半天的事实。但原告主张约定的12000元工资不包括周六加班工资，被告则辩称约定工资包括周六加班工资。根据原告提供的《工资确认单》，该《工资确认单》上载明试用期工资12000元已包括伙食补助、住房补助，并未约定12000元是正常工作时间的基本工资。参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然未书面约定实际支付的工资是否包含加班工资，但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已支付的工资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的，可以认定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资包含加班工资。但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除外。即如原告所述每周工作5.5天的情况下，原告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远远高于肇庆地区当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12000元-2天×1350元/月÷21.75天×200%>1350元）。故本院认定被告每月工资中已包含了周六的加班费。原告诉求周六加班工费18758.62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六，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10月6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8275.85元。如前所述，原、被告在2017年9月6日至11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向本院提供《劳动合同》一份，辩称原、被告在2017年10月3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经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鉴定，该《劳动合同》上“谭际国”的签名字迹不是原告本人所写。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原告提供的《工资确认单》上载明原告的职位为人力资源部经理。人力资源经理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对劳动法律法规的熟悉理解程度远高于一般员工，也明知《劳动合同法》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规定，因此即便用人单位未主动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其本人也应当提出与用人单位签订，而且人力资源经理作为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负责人，不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显然本人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无论该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企业均不应承担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否则，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又会鼓励人力资源部经理利用职权故意不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曾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遭拒，对原告诉求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第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9月、10月的高温补贴300元。原告在被告从事的是人力资源部经理，是属于室内作业且有独立办公室和空调等，依照《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者露天作业岗位以及用人单位不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才需要在每年的6-10月份支付高温补贴。原告主张9月、10月高温补贴，与原告工作的场所环境不符，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故原告主张高温补贴，本院不予支持。第八，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原告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4965.52元。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法》第二条规定，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是享受年休假的条件。结合原告庭审自述，原告在前一家公司任职至2017年6月，2017年9月6日入职被告处，2017年11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连续累计工作年限仅3个月，原告在被告处未满足“连续工作满12个月及以上”这一条件，尚未达到可以享受当年年休假的条件。故原告诉求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965.52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处理本次纠纷期间产生的鉴定费及交通费、误工费的问题。对于因本次纠纷产生的鉴定费共计27550元（3600元+17710元+6240元），因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鉴定《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人事履历登记表》和《劳动合同》上“谭际国”的签名字迹不是原告本人所写，所产生的鉴定费应由鉴定结论不利的一方即被告负担。对原告主张的因鉴定而导致误工费、交通费等，该诉求没有在仲裁时提出，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进行劳动仲裁、诉讼时，误工的损失应予赔偿，且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费用实际发生情况，故原告主张的该项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二条，《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谭友明与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2017年9月6日-11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谭友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2000元。三、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谭友明支付2017年11月工资11200元。四、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谭友明支付2017年9月、10月的工资差额3525.14元。五、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谭友明支付鉴定费27550元。六、驳回原告谭友明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东嘉丹婷日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受理费原告起诉时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静雯人民陪审员  杨爱香人民陪审员  周玉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徐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