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1行初409号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邓家昭，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4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仕斌，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6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逢宏，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9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达文，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2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大永，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2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大乙，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3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大传，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5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大富，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1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大伟，组长。 上述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确仁，南宁市邕宁区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邕宁区红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109796821145E。 法定代表人许强初，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燕，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韦康廷，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嘉宾路**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潘金凤，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3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冬娇，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4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富兴，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5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荣德，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6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海深，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7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辉佐，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8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生基，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19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金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20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玉深，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21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志忠，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22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宗威，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23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莫永智，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第25村民小组。。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 诉讼代表人梁远辉，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以下简称为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邕宁区政府）、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于2018年11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后，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向被告邕宁区政府以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2019年4月9日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公曹村1组组长邓家昭、公曹村4组组长梁仕斌、公曹村6组组长梁逢宏、公曹村9组组长梁达文、公曹村12组组长梁大永，原告公曹村2组组长梁大理、公曹村3组组长梁大传、公曹村11组组长梁大伟及公曹村2、3、5、11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确仁，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邕宁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燕、韦康延，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潘金凤，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梁村（以下简称梁村）13组组长梁冬娇、梁村14组组长梁富兴、梁村15组组长梁深基、梁村16组组长梁荫德、梁村17组组长梁健生、梁村18组组长梁焕章、梁村19组组长梁金雄、梁村20组组长梁玉深、梁村21组组长杨友、梁村22组组长梁辉杭、梁村25组组长梁远辉到庭参加诉讼。梁村23组虽未到庭，但其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并要求不再重新开庭，其同意其它第三人的意见，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邕宁区政府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邕府行处字〔2018〕2号《关于邕宁区蒲庙镇梁村村民委员会第13、14、15、16、17、18、19、20、21、22、23、25村民小组与公曹村民委员会第1、2、3、4、5、6、9、11、12村民小组为那敢山、吞蚕岭、坪高梁、嘴利、嘴龙口等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了以下事实：梁村12个村民小组在土改时属仁美乡仁梁村，高级社时属和平高级社，三包四固定时属和平大队，和平大队改称为梁村村公所、梁村村民委员会后，梁村12个村民小组属梁村村公所、梁村村民委员会管辖；公曹村9个村民小组在土改时属永乐农会，高级社时属永乐高级社，三包四固定时属永乐大队，后来永乐大队改称新乐大队，1979年，新乐大队分出公曹大队，公曹9个村民小组属公曹大队管辖，后来公曹大队改称为公曹村公所、公曹村民委员会。双方当事人从土改、高级社、三包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直至现在都不属同一农村基层组织管辖。双方所争议的那敢山东面和北面、吞蚕岭、坪高梁、嘴利、嘴龙口等土地，位于邕宁县××地形图××（××）梁村图幅。争议地的范围为：那敢山东面和北面、嘴利、嘴龙口到八尺江支流（他勒）河边，吞蚕岭及坪高梁到八尺江支流（他勒）河边的山地，具体界线以争议图为准。国家对争议地已征收，双方当事人同意以国家征收的内分测量图为争议图，双方当事人都主张的土地权属面积为259.5867亩，其中15.9769亩为八尺江支流（他勒）河流域的范围，八尺江支流（他勒）河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减去15.9769亩国有土地后，实际争议面积为243.6098亩。争议地现状主要是旱荒地及七、八张大小不一的鱼塘不规则地分布在争议地范围内，面积约42亩，余下的面积是设施农用地、建设用地及林地约6亩。争议地处在梁村××××村交界处，争议地北面和东面是公曹村的地界，争议地西面和南面是梁村的地界，在争议地东南端的吞蚕岭是梁村、公曹村、新生村、新新村四村交界处。争议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因为界线不清而有所争议。1989年，邕宁县土地局组织梁村村公所和公曹村公所到争议地进行土地权属界线核查，当时双方指界有争议的土地大约有100亩，主要分布在嘴龙口、嘴利及坪高梁。2005年，因公曹村村民梁大旭在嘴利开挖水道而引发争议，当时双方争议地点在嘴利，面积约26亩，全部在1989年确定的争议范围内。2006年，南宁市国土资源局组织梁村和公曹村到争议地进行土地权属调查，梁村所指的界线与1989年的指界一致，而公曹村指的界线扩大至本案争议的范围，比1989年争议面积扩大了大约160亩。公曹村将争议范围扩大的部分在吞蚕岭有相邻村群众说吞蚕岭北面属公曹村。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以及“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权属凭证作为其主张土地权属的依据。土改、合作化时期，梁村和公曹村在争议地一带有零星插花地。三包四固定及大集体时期，争议地主要作为牧牛场，公曹村放牛的地方主要在坪高梁一带。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个商业农场在争议地东南部分开办农场，商业农场撤走后，大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蒲庙镇“五.七”农场承接商业农场原来的土地进行经营。蒲庙镇“五.七”农场经营的土地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土地是在吞蚕岭西北面及坪高梁。蒲庙镇“五.七”农场经营期间曾与新乐大队公曹五个生产队为牧牛场发生纠纷，1975年经蒲庙镇人民法庭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并写有《协议书》，《协议书》中写有坪高梁属公曹生产队的牧场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蒲庙镇“五.七”农场撤走后，梁村的巷桥坡、洞塘坡及伏坛坡三个坡的生产队划分了农场的部分土地，其中在吞蚕岭、坪高梁涉及到本案的争议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2014年，梁村村委会及其村民小组与他人签订了二十份土地承包合同，这些合同有部分涉及到本案争议地，也有不在本案争议范围。承包人取得承包地后，即在承包地开挖鱼塘、种植果树、修建养殖场等种养业生产，其中主要是开挖鱼塘养鱼，于是逐渐形成现在分布在争议地上的鱼塘。被告邕宁区政府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土地权属凭证作为其主张土地权属的依据。争议地处在两村交界的地方。承包责任制前主要用作牧牛场，公曹村放牛的地方主要在坪高梁一带。1989年，邕宁县土地局组织梁村村公所和公曹村公所进行土地权属界线核查时明确了争议范围。2006年，南宁市国土资源局进行土地权属调查时，公曹村将土地争议面积扩大至现在的争议范围，扩大争议部分，除吞蚕岭北面有证人证言说属其所有外，其余的缺乏充分的理由依据。梁村村委会及其村民小组在内所发包的土地主要分布在1989年确定争议范围之外。依据以上事实，对争议地分为1989年已明确的争议范围和2006年扩大争议的范围两个层面来考虑确定处理方案比较符合历史和事实。对1989年划定的争议范围，在坪××9个村民小组有1975年的《协议书》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属其所有，而余下的嘴龙口及嘴利双方都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归谁所有，因此将坪高梁确定为公曹村9个村民小组所有，其余作对半分，比较符合事实和公平公正；对2006年扩大争议部分，吞蚕岭有相邻村群众说北面属公曹村，西面属梁村，那敢山有知情老干部说属梁村所有，并且这部分争议地分布有梁村发包经营的鱼塘，因此对这部分争议的土地，在吞蚕岭作对半分，坪高梁附近一带确认归公曹村9个村民小组所有，其余的确认为梁村12个村民小组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告邕宁区政府对争议地作如下处理决定：吞蚕岭东北面、坪坝高梁及嘴利一带（四至范围界线详见《行政处理决定附图》），面积84.7437亩的土地所有权××区××镇××、××、××、××、××、××、××、11、12村民小组集体共同所有；吞蚕岭西面、嘴龙口、那敢岭东面和北面（四至范围界线详见《行政处理决定附图》），面积158.8661亩的土地所有权××区××梁村村民委员会第13、14、15、16、17、18、19、20、21、22、23、25村民小组集体共同所有。 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诉称，争议地一直为原告公曹村村民放牛经营管理，是原告公曹村的牧牛场，1975年经蒲庙镇人民法庭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坪高梁属公曹村的牧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梁村的巷桥坡、洞塘坡及伏坛坡侵占原告公曹村吞蚕岭、坪高粱等本案的土地，2014年梁村村委及其村民小组与他人签订了20份土地承包合同，这些虚构的合同不涉及到本案土地，也不在本案争议的范围。被告邕宁区政府未核查梁村强行侵占原告公曹村土地的情况下，不尊重涉案土地一直是原告公曹村管理的历史事实，其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也未深入调查核实梁村提供的虚构证据，作出复议决定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被告邕宁区政府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的邕府行处字〔2018〕2号《关于邕宁区蒲庙镇梁村村民委员会第13、14、15、16、17、18、19、20、21、22、23、25村民小组与公曹村民委员会第1、2、3、4、5、6、9、11、12村民小组为那敢山、吞蚕岭、坪高梁、嘴利、嘴龙口等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撤销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22日所分别作出的南府复议〔2018〕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及南府复议〔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由被告邕宁区政府对争议地重新确认权属归原告集体共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吞蚕山土地界划分；证明吞蚕岭以山脊分水为界北面土地属原告。2、关于吞蚕山土地界限划分情况说明；证明吞蚕岭以山脊分水为界北面土地属原告。3、证明；证明五七农场在那敢岭开荒被原告制止，原告对该岭有管理的事实，该土地属原告。4、证明；证明那敢山、坪高梁是原告牧牛地,是原告经营管理。5、证明；证明吞蚕岭属原告所有，其他单位不能侵占的事实。6、照片及土地权属界线文字说明；证明公曹村与梁村的土地权属分界。7、政府处理决定；政府行政行为。 被告邕宁区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邕府行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在核对证据，查清事实后，将争议地分为1989年已明确的争议范围和2006年扩大争议的范围两个层面来考虑确定处理方案。对1989年划定的争议范围，在坪××9个村民小组有1975年的《协议书》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属其所有，而余下的嘴龙口及嘴利双方都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归谁所有，因此将坪高梁确定为公曹村9个村民小组所有，其余作对半分，比较符合事实和公平公正;对2006年扩大争议部分，吞蚕岭有相邻村群众说北面属公曹村，西面属梁村，那敢山有知情老干部说属梁村所有，并且这部分争议地分布有梁村发包经营的鱼塘，因此对这部分争议的土地，在吞蚕岭作对半分，坪高梁附近一带确认归公曹村9个村民小组所有，其余的确认为梁村12个村民小组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被告邕宁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及依据：1、关于请求将那敢耕作区土地权属确认给蒲庙镇梁村第12至22、24、25村民小组的申请书；证明梁村第12至22、24、25村民小组对争议地向邕宁区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2、授权委托书；证明13至22、25村民小组委托代表为参与调处活动。3、证明；证明梁村第1至25村民小组组长身份证明。4、三大纠纷调处确权申请书；证明梁村第23村民小组对争议地向邕宁区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5、授权委托书；证明梁村第23村民小组委代表代为调处活动。6、声明；证明梁村村民委员会及梁村第1至12、24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不主张土地权属声明。7、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提交的25份证据材料；证明梁村第13村至22、23、25村民小组对部分争议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1989年，梁村村公所和公曹村公所在两村划分土地权属界限时，确定了争议范围。8、山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处；证明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对争议地向邕宁区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9、授权委托书；证明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委托代表代为参与调处活动。10、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证明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组长身份证明。11、授权委托书、南宁市邕宁区法律事务中心函、韦确仁法律服务执业证；证明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韦确仁代理调处活动。12、梁殿斌、韦志芬、梁作才、梁光昌证人证言；证明蒲庙镇新生村六晚坡村民证实吞蚕岭的分界线是：东面属新生村，南面属新新村、北面属公曹村，西面属梁村。13、杨明俭、陆美娟、杨明集证人证言；证明蒲庙镇新新村杨屋坡村民证实吞蚕岭的分界线是：东面属新生村、南面属新新村、北面属公曹村，西面属梁村。14、照片；证明照片没有制作说明，照片的来源及所拍摄地点无法判断。15、证明；证明公曹村对部分争议地进行管理。16、租赁合同、调查梁朝进笔录；梁朝进与公曹村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已经与梁村签订由承包该土地的合同，梁朝进是受迫于公曹村的胁迫而签订合同。17、声明；证明蒲庙镇公曹村民委员会及公曹村第7、8、10村民小组声明对争议地不主张权属。18、邕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笺；证明邕宁区人民政府将案件交给邕宁区调处办调处。19、送达回证；证明邕宁区调处办已将立案通知书送达双方当事人。20、回避申请书；证明梁村第12至22、25村民小组对邕宁区调处办主任邓家晔提出回避申请。21、关于对回避申请书的工作意见答复；证明邕宁区调处办主任邓家晔，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回避对本案的调处活动。22、证明；证明杨明集和梁何才分别是蒲庙镇新新村杨屋坡第7村民小组和新生村六晚坡第7村民小组组长。23、杨明集、梁何才调查笔录；证明蒲庙镇新新村杨屋坡第7村民小组和新生村六晚坡第7村民小组对本案争议地不主张土地权属。24、送达回证；证明现场勘界通知已送达当事人及当事人所在基层组织。25、权属争议现场勘验补录及争议区域图；证明确定土地权属争议面积，争议地现状及周边土地权属界线情况。26、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争议地已被国家征用；争议地现状及周边情况。27、2005年争议案件材料；证明2005年争议范围；双方当事人历史沿革；争议地历史概况及周边情况。28、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证明1989年，梁村村公所和公曹村公所所在两村划分土地权属界线时，明确了争议范围。29、2006年南宁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集体土地权属调查材料；证明梁村村委所指的界限与1989年一致，而公曹村委所指的界限扩大至本案争议范围。30、协议书；证明1975年，蒲庙镇五.七生产队（农场）与新乐大队公曹五个生产队签订协议明确现争议的平高粱属公曹五个生产队的牧牛场。31、梁玉群、谭秀娟调查笔录及附图；证明蒲庙镇五.七生产队（农场）的历史概况及经营范围。32、梁群忠调查笔录及附图；证明蒲庙镇五.七生产队（农场）解散后，梁村的巷桥坡、洞塘坡、伏坛坡三个坡的生产队划分了农场的部分土地。33、梁用据调查笔录；证明梁村的历史沿革；梁村自土改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对土地的划分情况；商业农场及五.七农场的历史概况。34、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代表及梁村之情老干部及群众调查笔录；证明梁村村委及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的历史沿革及其对部分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理由。35、梁士蔚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的历史概况。36、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代表及群众调查笔录；证明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的历史沿革及其对部分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理由。37、覃桂英、施子强、黄霞、莫宜宗调查笔录；证明覃桂英、施子强、黄霞、莫宜宗等与梁村村委及其生产队承租土地经营情况。38梁作才、梁光昌、梁殿斌等调查笔录；证明新生村、新新村、公曹村、梁村在吞蚕岭的分界线。39、杨明俭调查笔录；证明新生村、新新村、公曹村、梁村在吞蚕岭的分界线；对出具的证言进行说明。40、梁村提供的证据材料听证质证会议记录；证明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说明。41、调解及证据质证会议记录；证明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明确本案争议主体，并对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42、公曹村提供的书面证据听证质证会议记录；证明公曹村第1至6、9、11、12村民小组对提交的证据说明，并对梁村第13至22、23、25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43、关于要求提供纠纷案件证据材料的通知；证明明确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时限。4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管理规定》、《南宁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条例》、《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证明政府对河道管理的法律法规依据及河道的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的依据。45、调解会议记录；证明经政府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46、土地权属争议确权会议纪要；证明政府集体谈论决定确权。 原告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诉称，一、现争议地历来都是原告公共牧牛场并长期进行经营管理。上述争议山地吞蚕岭、坪高梁、嘴文、嘴得旁、那敢岭、步翁等历史以来至国家征地前都是原告集体公共牧牛场，公曹村民世世代代每天都赶牛到上述山岭公共牧牛场放牧，对上述山岭进行经营管理：（一）争议地位于公曹村，新生村，新新村、梁村四村的交界处，因此新生村，新新村民对相互之间的山界都很清楚，公曹村与他俩村历来没有发生纠纷，新生村六晚坡以及新新村杨屋坡的几位知情的老人都出具了书面证言，证实原告对现争议经营管理的事实。（二）上述山地历史上有界碑和剑麻带为界，证明上述山岭都是以山脊分水为界，符合当时划分村界采用的习惯划界万法，从而证实吞蚕岭北面是原告所有。新生村六晚坡、新新村杨屋坡作为相邻村坡，他们对几个村坡的界线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的出具证言是具有真实性，可信性。（三）上述山地属原告牧牛场，因此，原告对上述山地历史上有具体管理的事实，例如：1、原蒲庙镇五七农场在1977、1978年间多次到坪高梁、那敢开荒，都遭到原告多次制止，不给开荒。当时农场负责人谭秀娟、梁玉群、周少群出具书面证言予以证实。2、龙岗村民张显宁证实他于1990年到现争议地那敢、坪高梁铲草皮，被原告予以制止。3、2002年邕宁家禽协会在吞蚕岭建造一间房屋约60㎡的水池，事前因不与原告商量同意，正在施工时受到原告干部群众制止而停建，后来邕宁家禽协会经过公曹村委组织双方协商后才同意建房及水池。4、2004年8月那美村人梁朝进在坪高梁挖鱼塘和建饲料厂建围墙等受到原告村民现场制止。当时蒲庙镇政府宁光，陆达强两位副镇长与国土所关建忠所长，梁承首等同志都到现场协商解决。5、在1974年直至现在梁村大队林场或群众造林时也是在上述山地西南面的山坡上植树造林，不敢跨越属原告管理的山岭造林。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对现争议山地的有效管理，邕宁区政府应将上述山地确权为原告集体所有。二、邕宁区政府邕府行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在证据采信方面偏袒了第三人，将争议地大部分面积确权归第三人集体所有是不公平的，错误的。邕府行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依职权查明称:“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土改、合作社、三包四固定以及“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权属凭证作为其主张土地权属的依据。土改、合作社时期，梁村和公曹在争议地一带有零星插花地、三包四固定及大集体时期，争议地主要作为牧牛场。”从原告提供的书面证据可以证实，争议地在解放后土改、合作社、三包四固定至现在一直是原告的共同牧牛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邕府行处字〔2018〕2号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第三人后来擅自到原告上述牧牛场开荒种植，将土地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实质上是侵占原告共同的牧牛场。本案中，被告在证据认定上主要采信第三人提供的有关书面证据，而不考虑到原告在争议地长期牧牛和制止侵占牧牛场的行为是一种经营管理的行为，明显偏袒了第三人。另外，既然被告认为双方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土改、合作社，四固定及林业三包等各个历史时期争议地属其所有，那么，应当充分考虑到原告在争议地进行放牧和经营管理的事实，根据三个有利的原则，把争议地259亩的一半面积确权给原告才公平合理。但邕府行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却把争议地大部分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明显有失公平和不当。南宁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中不顾本案事实，维持邕宁区人民政府邕府行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三、邕宁区人民政府在调处阶段，没有组织双方面对面进行调解，致使双方对本案没有得到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我们认为在调处程序上是违法的。综上，原告认为，邕府行处字〔2018〕2号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结果显失公正。调处程序不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邕府行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二、撤销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复议〔2018〕66号、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邕宁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提交了如下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1964年制图和出版F-49-37-（56））地图复印件），证明本案争议地归原告所有。 被告邕宁区政府作出了和前面相同的答辩及举证。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双方当事人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以及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争议地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已全部落实给己方个人或集体所有或管理，但双方历来均对部分争议地实施过不同程度的经营管理，邕宁区政府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将争议地分两部分分别确定给双方，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决定，维持邕宁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邕宁区蒲庙镇梁村村民委员会第13、14、15、16、17、18、19、20、21、22、23、25村民小组与公曹村民委员会第1、2、3、4、5、6、9、11、12村民小组为那敢山、吞蚕岭、坪高梁、嘴利、嘴龙口等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邕府行处字〔2018〕2号)。综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8〕6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其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及其他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2、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证据目录；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情况及受托人的身份情况。3、《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邕府行处字〔2018〕2号；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是邕宁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4、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邕宁区人民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邕宁区人民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笔误的更正。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事项确认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均述称，涉案争议地均应确权给第三人。 第三人12个村民小组均未提交相关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邕宁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陈述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3、5、6、8-15、17-2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及陈述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7梁村村韦不是土地所有人，没有发包权。对证据对证据16合同书不予认可。对证据26的周边是属于公共母牛长的。对证据28核定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对当时没有公曹村联合对队长确认。对证据29-3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2、33调查笔录中说的全部对梁村所以我们有异议。对证据34的除了377-380页的笔录陈述没有异议之外其他我们均不予认可，争议地并不是所有属于梁村的。对证据3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那敢山的权属事实陈述有异议。对证据36、37无异议。对证据38、39中所做的调查笔录都是没有利害关系人，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0质证中认为争议地属于梁村所以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41-46均无异议。另外，89年争议的范围村公所没有经过联合组讨论，没有全部生产队队长签名的，因此我们认为89年范围图程序不合法。对于89年范围之外的就是06年争议范围内的我们认为不是梁村经营管理的，因此分给梁村的那敢山部分我们认为是公共的牧草场。吞蚕岭政府分成一人一半我们是觉得应当根据面积来分成一人一半才合理。原告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除认可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的质证意见外，还认为，我针对证据第35-112页梁村的合同问题，第38页有涂改，39页没有签字因此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93页民事判决书只是一个经济民事纠纷没有提到土地权属判决，因此与本案无关。对公分的问题，针对106页中有两份公分布，其中页份不完整，112页公分布载明发证时间是1981年但是在113页-116记录的都是1971年的，时间上不符合，113页-115页看起来是同一个人写的但是从116-121页又是另外一个人的笔记明显不是同一人的笔记。116页之后的公分标准比较低，116页之前的公分标准比较高。118页上面7月份中表格记录不符合常规。因此综合以上我认为法庭应当对公分布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关于证据目录二的内容大部分属于证人证言，不便于辩论，因此请求法庭对证据真实性进行核实。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被告邕宁区政府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均质证均认为，其支持邕宁区1989年的界限图。1989年邕宁县土地局组织其两方进行土地界限核查的时候程序合法。另外，2015年园博园征地拆迁的时候在土地权属还没有权属清楚的时候就把钱划拨给了公曹村。 对于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的证据，被告邕宁区政府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均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只是说明在争议地其中的吞蚕岭的界限的情况。对证据3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4、5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其所有，也没有提到具体的为准，因此对其证明事实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在2号处理决定的时候已经经过认定，具体的意见可以参考2号处理决定。第三人均质证认为，对原告证据6不具有证明效力，是原告自己拍摄的，证人证言不真实。 对于原告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由于原告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主张其提供的唯一证据万分之一地形图属于军事机密，且该证据上也标示有“机密”字样，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以公开质证。 各方对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万分之一地形图属于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实，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该图真实，但该图属于地形图，亦不能以此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对于此份证据，本院不予以采信，不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所提交的证人证言须结合本案其它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被告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结合庭审质证意见综合予以考虑。 经审理查明，梁村12个村民小组在土改时属仁美乡仁梁村，高级社时属和平高级社，三包四固定时属和平大队，和平大队改称为梁村村公所、梁村村民委员会后，梁村12个村民小组属梁村村公所、梁村村民委员会管辖；公曹村9个村民小组在土改时属永乐农会，高级社时属永乐高级社，三包四固定时属永乐大队，后来永乐大队改称新乐大队，1979年，新乐大队分出公曹大队，公曹9个村民小组属公曹大队管辖，后来公曹大队改称为公曹村公所、公曹村民委员会。双方当事人从土改、高级社、三包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直至现在都不属同一农村基层组织管辖。 双方所争议的那敢山东面和北面、吞蚕岭、坪高梁、嘴利、嘴龙口等土地，位于邕宁县××地形图××（××）梁村图幅。争议地的范围为：那敢山东面和北面、嘴利、嘴龙口到八尺江支流（他勒）河边，吞蚕岭及坪高梁到八尺江支流（他勒）河边的山地，具体界线以争议图为准。国家对争议地已征收，双方当事人同意以国家征收的内分测量图为争议图，双方当事人都主张的土地权属面积为259.5867亩，其中15.9769亩为八尺江支流（他勒）河流域的范围，八尺江支流（他勒）河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减去15.9769亩国有土地后，实际争议面积为243.6098亩。争议地现状主要是旱荒地及七、八张大小不一的鱼塘不规则地分布在争议地范围内，面积约42亩，余下的面积是设施农用地、建设用地及林地约6亩。争议地处在梁村××××村交界处，争议地北面和东面是公曹村的地界，争议地西面和南面是梁村的地界，在争议地东南端的吞蚕岭是梁村、公曹村、新生村、新新村四村交界处。 争议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因为界线不清而有所争议。1989年，邕宁县土地局组织梁村村公所和公曹村公所到争议地进行土地权属界线核查，当时双方指界有争议的土地大约有100亩，主要分布在嘴龙口、嘴利及坪高梁。2005年，因公曹村村民梁大旭在嘴利开挖水道而引发争议，当时双方争议地点在嘴利，面积约26亩，全部在1989年确定的争议范围内。2006年，南宁市国土资源局组织梁村和公曹村到争议地进行土地权属调查，梁村所指的界线与1989年的指界一致，而公曹村指的界线扩大至本案争议的范围，比1989年争议面积扩大了大约160亩。公曹村将争议范围扩大的部分在吞蚕岭有相邻村群众说吞蚕岭北面属公曹村。 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以及“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权属凭证作为其主张土地权属的依据。土改、合作化时期，梁村和公曹村在争议地一带有零星插花地。三包四固定及大集体时期，争议地主要作为牧牛场，公曹村放牛的地方主要在坪高梁一带。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个商业农场在争议地东南部分开办农场，商业农场撤走后，大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蒲庙镇“五.七”农场承接商业农场原来的土地进行经营。蒲庙镇“五.七”农场经营的土地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土地是在吞蚕岭西北面及坪高梁。蒲庙镇“五.七”农场经营期间曾与新乐大队公曹五个生产队为牧牛场发生纠纷，1975年经蒲庙镇人民法庭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并写有《协议书》，《协议书》中写有坪高梁属公曹生产队的牧场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蒲庙镇“五.七”农场撤走后，梁村的巷桥坡、洞塘坡及伏坛坡三个坡的生产队划分了农场的部分土地，其中在吞蚕岭、坪高梁涉及到本案的争议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2014年，梁村村委会及其村民小组与他人签订了二十份土地承包合同，这些合同有部分涉及到本案争议地，也有不在本案争议范围。承包人取得承包地后，即在承包地开挖鱼塘、种植果树、修建养殖场等种养业生产，其中主要是开挖鱼塘养鱼，于是逐渐形成现在分布在争议地上的鱼塘。 本院认为，由于争议地各个历史时期均未确定过权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应当以争议发生前各方的经营管理事实，以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来确定争议地的权属。 本案争议发生较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因为界线不清发生争议。1989年，邕宁县土地局组织梁村村公所及公曹村村公所到争议地进行指界，明确了争议地的范围，此次指界明确争议地范围有两村村长签字并盖章予以确认，因此，该次指界应当比较客观准确的界定了两村争议的范围。本案中，被告邕宁区政府把争议地分成1989年已明确的争议范围和2006年扩大争议的范围两个层面来处理比较符合历史和事实。对于1989年已明确的争议范围，除各方有证据证明的外，其余争议地作对半分；对于2006年公曹村扩大争议的范围，除各方有证据证明的外，其余确认给第三人梁村所有。此种处理公平合理，兼顾了各方利益。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另外，被告邕宁区政府出具的调解会议记录能够证明在调处程序中被告已经组织双方进行了调处，其调处程序合法，原告主张调处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以及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4、6、9、12村民小组以及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2、3、5、11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晏 琼 审 判 员  韦影年 审 判 员  宁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林国帅 书 记 员  岑冬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