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602民初5006号 原告：豆文花。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月红，山东圆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B座1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5890764028。 法定代表人：黄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鹏，男，该公司职工。 原告豆文花与被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心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豆文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月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亿心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豆文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租车费17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1日，被告旗下e代驾人员为原告提供代驾服务，行驶至滨州市滨城区路口时因代驾人员操作不当导致原告车辆受损，车辆维修44天。由于该车辆系原告租赁于滨城区盛阳汽车服务中心，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在车辆维修期间原告仍需向租赁公司支付租赁费，共计支付17600元。该租赁费系因被告服务过错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亿心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1.关于被告亿心公司和合作司机法律关系。近几年来，因互联网的普及，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号召下，互联网代驾这一新生代驾方式应运而生。代驾业务属于交通行业新兴业务，目前缺乏针对性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加以规范。随着“代驾”逐步规范化、职业化，正确认识代驾各方的法律关系，处理代驾过程中产生的责任和赔偿事宜，日益重要。代驾平台和代驾司机签订信息服务合作协议，代驾平台并无对代驾工作全面且持续指挥、监督、管理，从提供代驾服务全程来看，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客户指挥司机按照要求路线驾驶，实际是客户对司机进行全面且持续指挥、监督、管理。每位代驾司机需要准备一部GPS定位手机。想做代驾时，在手机司机端上点击“开始工作”，不想做代驾时，把手机调为“结束工作”，代驾时间由自己决定，并且诸多代驾司机同时与多家代驾平台签约。接单地点通过手机GPS定位来实现，客户能通过客户端选择自己心仪的代驾师傅。签约合作的代驾司机所需自备的物品，是代驾平台以出租或购买方式提供服务装备。虽然代驾平台要求代驾司机统一服装，并对签约的司机进行培训考核，但并非是一种实质性的管理控制关系，其作为代驾软件的开发和运营公司，实质上提供的是一种类似信息中介的服务，将有代驾需求的客户与同一时刻享有空闲又愿意提供代驾服务的人撮合机会，其进行培训考核无非是对另端的对象进行条件限定。代驾公司提供的是代驾信息服务，自然需要把提供服务的对象限于会驾车的适格司机。鉴于公司的品牌推广需要或是社会责任意识，其强调严格把关，设立培训考核制度，并要求统着装，但不能就此认定其与代驾司机建立雇佣关系。代驾平台是一个信息中介、信息平台，起着居间介绍、信息沟通的作用。代驾软件向代驾司机推送订立合同的机会，传达双方意思，起牵线搭桥的作用，客户是是否与代驾司机订立合同，与代驾平台无关，代驾平台不是客户与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当事人。将代驾平台与代驾司机的关系认定为雇佣关系，不仅无法实现替代责任制度设立的初衷，而且会有碍代驾平台等互联网新型产品的建立与发展。替代责任制度初衷难以实现。替代责任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激励雇主对其雇员尽到最大程度的注意义务，从而降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和频率。第一，当法律将雇用关系的范围界定的过于宽泛，让代驾平台承担替代责任，则不仅不会实现损害发生率的降低，风险的不可控使得管理成本的投入与成效收益完全失衡，相反，可能会刺激此类公司在人员和设备的管理监督上采取消极的态度。第二，意图通过替代责任让单位主体加强规范管理之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不需要法律进行强制性规定。充分的市场竞争本身就足以促成平台自身发展的规范化、专业化，在激烈的优胜劣汰过程中，代驾平台会自觉选择为客户提供更为专业、优良和精准到位的服务，那些不主动承担责任，服务质量低下的代驾平台自然会为市场竞争所淘汰。如果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门槛过高，对代驾平台课以过于严苛的法律义务，高昂的运营成本及管理成本将严重挤压其发展空间与潜力，直接制约互联网新兴业务的创新发展。当然，代驾平台并非完全无义务。代驾平台应当承担信息披露义务，即向被侵权人提供肇事司机的相关信息，以便于被侵权人寻找直接责任人。推广与普及代驾责任保险也非常必要，有利于在事故赔偿超过客户保险理赔数额时，更加有效的对事故损害进行救济。综上所述，第一，代驾平台向代驾司机发送代驾信息的行为不构成指挥命令。在客户发出代驾需求信息之后，代驾平台通过软件以广播的方式向司机送达信息，不存在代驾平台对特定司机提供特定劳务的指示。代驾司机接收到相关信息后有权决定是否回应，并且接入平台的代驾司机有权决定开启和关闭软件的时间，也就是说，代驾司机对是否提供劳务、何时提供劳务以及在何地点提供劳务有充分的自主权。代驾平台无权决定其提供劳务的时间、地点、对象，亦无权强制要求其给付特定劳务，因此代驾平台对代驾司机不存在劳动管理“雇佣管理，不能认定代驾可机的代写行为是职务行为，互联两平台发送信息的行为不构成指令。第二，代驾司机负责服务的完成，以服务的结果作为收取报酬的依据，不构成“用人单位安排有酬劳动”。代驾司机在代驾过程中依其驾驶经验和技术独立完成代驾服务，有关驾车路线、速度、中途停车或者变更终点等合同履行内容由客户指示或与代驾司机协商确定，代驾平台在此代驾主合同义务履行期间不予以任何管理和干预。在代驾服务完成后，代驾司机根据代驾距离、时间等向客户提出付费请求，由客户支付报酬。代驾平台收取信息服务费是此项代驾的信息的对价，例如客户提出的代驾需求包含的距离越长，此项服务合同的价值就越高，相应地，提供此项合同机会的信息就越具有商业价值。代驾平台是根据代驾司机与客户履行合同的结果收取费用，可视为其收益建立在促成相应价值的合同的基础上。代驾司机以每次代驾服务完成为依据获得报酬，而不是在月或一周的特定时间内完成定数量的代驾工作量为依据获得报酬，代驾司机的报酬支付人为客户，并非代驾平台，因而不属于“劳动对价”、“雇佣对价”。第三、被告亿心公司与合作司机系合作关系。被告亿心公司既不是侵权人，并且事故发生后被告亿心公司及被告亿心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已经对其车辆损害进行赔偿，被告亿心公司平台已经尽到作为信息平台的应尽的义务。合作司机的收入与承担的责任应当一致。代驾费用仅为几十元，因原告与第三方的协议约定的租车费用，原告可以选择支付也可以因为格式条款而拒绝支付，并不应该因为其放弃拒绝支付的权利再支付后而转嫁给我公司，实际代驾平台合作司机在代驾业务过程中根本不可能进行核实车辆是否为个人或租赁，这是现实情况不允许的，但因其原告和第三方的租赁协议的条款约定，因交通事故让仅提供代驾信息平台承担全部责任，不符合社会责任的公平分配，也会在社会当中造成不良的示范作用，潜在的增加互联平台重大的经营风险。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亿心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书、手机截图、结算单、车辆维修情况说明、发票、付款信息、银行凭证，真实客观，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8月10日，原告豆文花（承租方、乙方）与案外人滨城区盛阳汽车服务中心（出租方、甲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因需要向甲方承租车辆，租车期限自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11日；甲方按每天400元将车辆租给乙方使用；乙方于本合同生效时预付租金1000元，押金1000元；乙方在车辆租用期间，汽油、路桥费、停车费自行负责。 同日，滨城区盛阳汽车服务中心将鲁Ｍ×××××号别克商务车交付原告豆文花。 2019年8月11日上午10:15分许，原告豆文花通过e代驾手机APP申请代驾服务，代驾路线为自滨州怡华苑南门开往学苑花园小区。被告亿心公司利用安装在司机端的“e代驾”指派林殿亮为原告提供代驾服务，代驾车辆为原告豆文花租赁的鲁Ｍ×××××号别克商务车。原告下单后，同日，林殿亮驾驶该车辆在滨州市路口涉水造成涉案车辆损失。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及时向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涉案车辆被拖往滨州金岳新力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于2019年9月24日维修完毕，共计44天。 原告豆文花于2019年8月10日向滨城区盛阳汽车服务中心支付1000元，于2019年8月31日支付2000元，于2019年9月2日支付1000元，于2019年9月23日支付13600元，合计17600元。 本院认为，原告豆文花与被告亿心公司之间存在代驾服务合同关系。第一，原告豆文花通过手机软件向被告亿心公司开发的软件平台发送代驾时间、起点、终点的订单，是向被告亿心公司发出要约，被告亿心公司向原告豆文花发送接单信息，是其通知原告豆文花接受要约。被告亿心公司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就近向代驾员林殿亮派单，由林殿亮完成代驾行为，是履行代驾服务的具体合同内容。第二、林殿亮是否具备代驾司机资格需要通过被告亿心公司审核，林殿亮根据被告亿心公司提供的信息接单为原告豆文花提供代驾服务时需要穿着被告亿心公司指定的工服，并佩戴工号，被告亿心公司同时为林殿亮代购买代驾车辆保险。因此，被告亿心公司与林殿亮之间存在用工组织、用工管理关系。第三，被告亿心公司按林殿亮提供劳务按次以代驾费的一定比例而非按固定金额收取费用，与劳务工作量关联，被告亿心公司收取的费用具有劳务费特征。第四、从生活经验和风险分配考量，认定作为客户的原告豆文花基于对平台的信赖利益与平台经营者被告亿心公司建立代驾服务关系，而非通过平台与其完全陌生的司机林殿亮建立代驾服务关系，更符合情理。因此，被告亿心公司应对林殿亮在从事该公司安排的工作过程中，因过错造成原告豆文花的损失承担直接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豆文花主张的租车费17600元。涉案车辆为别克商务车，原告豆文花在车辆维修期间所实际支出的租赁费应系合理费用。原告豆文花实际支出租赁费17600元，该费用应扣减其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即2019年8月10日应花费的租赁费400元，故被告亿心公司应向原告豆文花赔偿租车费17200元（17600元-400元）。被告亿心公司辩称代驾平台系信息平台起居间介绍作用，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亿心公司申请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林殿亮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本案系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亿心公司与林殿亮存在用工组织、用工管理关系，其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被告亿心公司按本院指定的时间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质证权的放弃，本院依法可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豆文花租车费17200元； 二、驳回原告豆文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0元，减半收取计120元，由原告豆文花负担3元，被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春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