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6民初6917号原告：苏聪伍，女，1957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宋新康，男，195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锐，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告：盛建国，男，195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朱自军，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代收法律文书，进行调解、和解，提起反诉、上诉。原告苏聪伍、宋新康诉被告盛建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聪伍、宋新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锐，被告盛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聪伍、宋新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交付的126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按年息6%计算从将款项交给被告之日起直至还清本金，截止2019年10月8日应付资金占用费5746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被告以代存款高收益为由向原告提出邀约，口头约定帮原告代为存款，年收益可达20%。原告多方筹借资金后，于2011年10月3日、2012年5月8日分三笔向被告转账12万元，被告于收到钱后向原告出具条据一份，载明代存款12万元，当时被告承诺存款年息可达20%。2013年5月应被告要求，将之前一年的利息24000元加上部分现金凑整继续存款，原告在被告家中向其支付6000元现金，事后原告向其讨要代存126000元的存款凭证及利息收益，被告一直推脱，原告多次催要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民事诉讼。被告盛建国辩称，2011年8月，被告在战友聚会时收到长虹食品城董事长王杰良的一份宣传单，告知战友及其亲戚、朋友若有闲钱可以集中起来理财，并以其资产做保证，到期给付利息。宣传单上载明“收益分配每年按定额12%进行红息分配，即每一万元，每年可获取利息为1200元整，多资多得”、“理财资金以一万元为起点，上不封顶”。被告基于对其雄厚实力的信任，将该消息在朋友、亲戚、同事中宣传，目的是为他们谋“福利”。由于原告对长虹食品城、王杰良不熟悉，主动找到被告，想通过被告向长虹食品城、王杰良进行借款，以赚取红利。被告向长虹食品城、王杰良财务总监李春梅进行了汇报，其答复因要求出借款人数多，不向每一位出借人打条，在将其款项汇总交齐后，只给被告出具一张总款收据凭证。到期后，公司将借款利息打给被告，再由被告将每个人的利息款分给具体的债权人。被告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后，原告当即同意。2011年10月3日、2012年5月8日，原告苏聪伍通过建设银行向被告分三次转存钱款5万元、5万元、2万元，合计12万元。被告在收到款项后，与其他借款一起凑足14万元、26万元，于2011年10月3日、2012年5月9日，分两次代存转入王杰良账户，长虹食品城向被告出具了借据。2013年3月6日，被告由于不知道原告二人已离婚，向原告宋新康出具代为存款明细的条子。2014年5月9月，长虹食品城公司对账后收回原来的条子，又向被告出具一张60万元（含原告借款）的收据。被告及时向原告进行了出示和告知。后被告收到长虹食品城返还的利息后，向原告作结算说明后，将属于原告的利息以现金方式给了原告。由于是亲戚关系，被告未让原告出具收款条据。至2015年下半年，长虹食品城因资金链断裂，停止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后，被告在向原告等人支付一段借款利息后，无力继续支付，导致诉讼。被告于2018年8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债权申报登记，并将具体情况告知原告。1、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2012年5月份双方法律关系形成，至2018月8月14日、11月1日原告提起诉讼，达6年之久，原告早已放弃和丧失诉讼时效利益，其实体权利不应得到法律支持；2、本案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根据法律规定，本案所称代存款系被告替原告向长虹食品城代为存（借）款，被告作为受托人的身份已经按照委托人旨意完成了代存款的委托事宜，不存在委托合同无法根本实现的情形，故原告提出解除双方的委托合同，无法律及事实依据；3、被告没有向原告返还126000元借款及7460元资金占用费的义务。被告替原告向长虹食品城、王杰良代存款，形成原告与长虹食品城、王杰良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应向其主张权利；4、宋新康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由于原告二人隐瞒其离婚的事实，导致被告向宋新康出具条据，但被告未收到宋新康款项；5、原告提出“年收益（息）可达20%”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予以支持。被告从未作此承诺，且与宋新康之前起诉的案件中提出的“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相矛盾；6、本案不存在原告向被告“讨要126000元存款凭证及利息收益未果”的情形。当初是原告借用被告与王杰良的战友关系，自愿向长虹食品城借款并赚取利息，且被告在收到利息后及时与原告进行结算兑付。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盛建国与襄阳长虹食品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杰良系战友关系，2011年8月，被告盛建国参加战友聚会时收到王杰良发放的“战友联谊会理财计划”宣传单，内容为：以襄阳食品城为载体，用王杰良的资产做保证，将有意向战友的资金归借到食品城名下，由王杰良运作，到长虹房地产开发项目中进行创收；收益分配采取每年按定额12%进行红息分配，即每一万元，每年可获取利息为1200元整，多资多得；理财资金以一万元为起点，上不封顶。原告苏聪伍系被告盛建国妻子的姐姐，在从被告盛建国处得知消息后，产生了委托被告盛建国将资金代存在襄阳长虹食品城王杰良处的意愿，并于2011年10月3日向被告盛建国账户存入5万元。另于2012年5月8日向被告盛建国转账两笔（2万元、5万元）共7万元，合计12万元。被告盛建国于2011年10月3日向王杰良账户转款14万元，于2012年5月9日向王杰良账户转款26万元。2013年3月6日，被告盛建国出具“代为存款明细”一份，载明：为宋新康代存明细为：10月份伍万元整，五月份柒万元整。2014年5月9日，襄阳长虹食品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被告盛建国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盛建国借款陆拾万元（￥600000）。被告盛建国陈述，该60万元包括其实际存入的51万余元本金以及产生的8万余元利息。另查明，2018年3月13日，王杰良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警大队立案侦查。2018年7月11日，被告盛建国向高新分局刑警大队报案陈述：“在王杰良处存入的本金512800元，只支取过第一笔14万元一年的利息，后来的利息转本金，到2014年5月9日把我在王杰良处的借款收据开成60万元了，2015年我从他那里拿回10万元后，王杰良也没有给我更换收据，实际我从王杰良处拿回164719元，现本金亏损348081元。”另陈述：“我存入的51万元本金中就是我夫人的两个姐姐（苏聪伍、苏华伍她们各占多少我都说不清了），跟我捆绑在一起存的，我自己家就是第一笔14万元，后面的钱都是她们的。”还查明，原告苏聪伍、宋新康二人于2010年6月18日在襄阳樊城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为索要交付给被告盛建国的款项，原告苏聪伍、宋新康诉至人民法院。本院认为，原告苏聪伍、宋新康与被告盛建国达成合意，委托被告盛建国代其在襄阳长虹食品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杰良处存款12万元，双方成立委托代理关系，被告盛建国以自己的名义将属于原告苏聪伍、宋新康共同所有的12万元存在王杰良处，完成了委托代理事项。委托和接受委托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单就委托代理的意思表示而言，属合法有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盛建国已将二原告交付的资金存在襄阳长虹食品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杰良处，向原告宋新康出具了代存明细条据。虽然实际收取款项的襄阳长虹食品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杰良未针对本案诉争的款项单独出具条据，但就被告盛建国交付的款项汇总出具了收据，金额60万元。在王杰良涉嫌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被告盛建国报警陈述，实际交给王杰良本金512800元，其中有其妻子的两个姐姐（苏聪伍、苏华伍）及自己的14万元，后拿回164719元，剩余的钱都是她们的（苏聪伍、苏华伍）。至此，被告盛建国的委托代理行为已完成。二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盛建国之间的委托合同、请求判令被告盛建国返还126000元以及资金占用费，缺乏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聪伍、宋新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69元，减半收取1985元，由原告苏聪伍、宋新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郑雪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