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19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某，男，1954年4月20日生，汉族，忻州市村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忻州市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法定代表人：宁某，职务，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忻府区新建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毛某因与被上诉人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毛某、被上诉人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7年8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方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系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与成员关系。1998年12月30日，原告依法承包了村集体土地10.36亩。合同约定：三十年不变，即至2028年12月30日（详见《忻州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佐一土字第064号）。随之，被告村委为原告颁发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忻集农用（98）字第041610]。2018年8月3日，被告响应上级指示精神，实施农村土地“确权”事宜。不知何故，被告责令原告必须退出两块承包土地2.56亩（杜家角0.5亩；杜家角2.06亩）才为原告办理确权登记，否则，全部承包合同所涉承包土地不予确权，全部国家粮食补差不予发放。致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在新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编号：×××”上签印认可。原告认为，这一民事行为属于重大误解，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且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我国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2018年下半年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应当予以撤销。一审被告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原告所诉不属实。诉涉2.56亩土地系双方协商后原告自愿退出，并非村委责令原告退出。1998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我村公开进行了承包。承包合同按承包方案与村民签订后，村集体还剩余了一部分地形不规则的比如树边、渠边、路边等不能正常耕种、产量较低的不宜正常发包的土地，村民称为“树边地”。此后，经多次召开支村两委会议，最后将这些不宜正常发包的土地，通过抓阄的方式承包给了我村**村民，按照当时村委会议的目的和精神，以上128户村民通过抓阄方式取得的土地，系集体机动地，只是暂时让这些村民耕种，不能计入家庭承包地，更不能以家庭承包的方式签订承包合同。可是由于当时承包时间紧迫，村干部对家庭承包地、集体机动地概念不清，第一生产队和第二生产队做法不统一等等历史原因，错误地将上述“树边地”与128户中的23户村民签订了家庭承包合同书，并由人民政府为23户村民颁发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俗称红本本），而另一部分村民则只是耕种，未与发包方签订任何合同。2017年开始，区委区政府农村土地确权办公室全方位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测绘队进驻我村后，我村响应区委号召，在村中成立了确权小组，在确权过程中，前述128户耕种树边地的多数农户，找村委要求将树边地与1998年家庭承包地一并登记确权，由于“树边地”在1998年时一部分村民上了红本本，而更多的村民则没有上了红本本，而此次确权的依据就是1998年二轮承包合同和红本本，因此耕种树边地的128户村民在确权时形成了不公平，部分村民开始结队去乡政府、区政府、信访局上访，要求公平对待，而更多1998年时未参与抓阄树边地的村民也纷纷站出来，要求与耕种“树边地”的村民看齐，村中乱作一团，致使确权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村委本着一村一策，村民自治的原则，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这些“树边地”的处理方法。2018年5月10日、5月28日在大队会议室，两次召开了支、村委干部及村民代表会议，经慎重研究决定：一是“树边地”一律不予确权；二是将1998年承包时除承包方案（劳力地、口粮地）以外的地，各种原因上了红本本的机动地全部取消，全村一视同仁，保持公平。会议决定后，村干部宣传政策法律，宣布会议决定，包括原告在内的村民经村干部做工作后，同意将1998年二轮承包时承包方案内的劳力地、口粮地、责任田确权，其他土地交还村集体，并自愿在承包合同上签名压印。由此可见，退出2.65亩土地是原告和其他村民一样自愿退出，并非村委强行责令。二、本案诉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双方所签土地承包合同书是村委严格按照确权颁证工作流程，经过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单户确认表上双方签字确认，并经过两轮公示后才慎重签订的。原告自诉本案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两种情形，被告认为本案不存在任何一种可撤销情形。众所周知，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已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意思表示。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实施的民事行为。而本案中，村集体公开发包土地，面向本集体所有在册集体组织成员，不存在哪方有经验、有优势。书面合同中合同标的物即承包地块的方位、实测面积、四至、承包起止年限、地类性质等写的一清二楚，合同双方完全明白合同内容，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原告在确权登记确认表上签字，在合同上多次签字，足以说明原告完全明白合同内容。三、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由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来进行确认、确权。人民法院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实质是因确权确地确股产生的纠纷，其核心内容是确权颁证，而确权是人民政府职能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因此人民法院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四、农村土地承包问题关乎民生，关乎农村经济发展，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处理不好，伤害的是农民的感情，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被告希望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从大局出发，不缠诉，不缠访，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综上答辩，本案不存在任何一种可撤销情形，合同是村委与原告的合意，合同合法有效，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12月30日，原告（承包方）与被告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发包方）签订《忻州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毛某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10.36亩，承包期限从1998年12月30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签订合同时毛某家庭内成员包括毛某、毛某妻子及两个儿子。原忻州市人民政府（现忻府区人民政府）为毛某颁发了忻集农用（98）字第041610号《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该合同履行至2018年时，忻府区有关部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被告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在进行该工作时，发现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村委一些不宜发包的土地，通过抓阄方式由部分村民耕种后，一部分村民与村委签订了承包合同并在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上进行了登记，另有一部分村民没有与村委签订承包合同，也没有在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上进行登记等矛盾，对此很多村民反映强烈。为解决此矛盾，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召开村支委会研究决定，“树边地、奶牛地、老汉地”等属于集体机动地，1998年二轮承包时登记在部分村民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上的该土地不再予以登记。随即被告向村民宣布会议决定，并对涉及该情况的村民逐家做工作落实，经与原告沟通协商后，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8月3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由毛某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8.01亩，承包期限从1998年12月30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比1998年12月3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减少了2.35亩。原告认为签订该承包合同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同时该合同显失公平，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于2019年7月26日起诉被告至本院，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8年8月3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原告认为其与被告2018年8月3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该合同。从该合同的内容看，合同中对承包方式、期限、承包土地情况、土地用途、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按照原告的知识水平和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原告应当知道该合同内容以及订立合同的目的，但原告仍然与被告订立合同，所以不能认定原告在与被告订立《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另外，订立该合同时，被告也不存在利用优势地位使原告支付不合理对价或导致双方利益明显不对等，所以原告主张该合同显失公平本院亦不能认定。合同法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原告称原、被告订立《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该合同，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或者使用了胁迫手段，或者证明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处于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告主张订立合同时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能认定。综上，原告请求撤销2018年8月3日与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既无事实依据，也于法不合，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毛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毛某负担。判后，毛某表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9)晋090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2.澄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重新作出判决或发还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1998年12月30日订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国家大法规定三十年不变,即至2028年12月30日止。(详见合同书和“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复印件)2.2018年7月,被上诉人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规定,将上诉人尚未到期的土地证“强行”收回,采用威胁手段(村长宣言:你如果不按村委意见办事,你所有的土地不予确权,取缔粮食补贴--村人尽知)重新确权,将上诉人应当拥有的原土地证上的土地2.56亩取消，(从客观实际看,时至今日,村民中没有依照被上诉人意志办事的农户确实不予确权了。)既不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又不履行公示程序。重新设置了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这样的合同依法是无效的,属于我国民法所规定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二、关于本案法律依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以及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类型有：(一)重大误解;(二)显失公平；(三)乘人之危;(四)欺诈、胁迫。很客观,本案使用的是第四项。即欺诈、胁迫。三、一审法院的认定和思路。1.上诉人已经提供自己被欺诈和胁迫的证据且与出庭证人证言相吻合。没有按照被上诉人单方命令签字的村民迄今不予确权是非常客观的事实。似乎被上诉方已经另行制定了新的《土地承包法》而对于全国人大所指定的法律根本不当回事了。2.明显将上诉人应当予以确权的承包土地,无形中减少了2.56亩的事实很客观地存在确系被上诉人的随意行为,无任何道理。3.被上诉人对于原封承包土地的变更本身就是违法的。4.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因欺诈和胁迫订立的合同可以撤销,另一方面又认为“与法不合”显然自相矛盾。这“法”应当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应当因人而异。5.《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民诉法》第六十四条之引用,有法可依,但是结果和思路不同,应予纠正。总上所述,请二审人民法院支持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应当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联系被上诉人在处理此次土地确权中所出现的不正常、不公正举动。不公正的合同当然不应当得到维护,更需耐心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以避免更为严重的群体上访事件发生。忻府区解原乡佐城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不存在上诉人说的胁迫、重大误解还有显失公平的情形,村委会晚上去上诉人家里签订的是事实,村干部对每一户家庭宣布法律，一审查明的事实是清楚的,合同是2018年8月3日签订的,写的时候写在了2017年8月3日,撒销权的行使期限是一年,如果说是2017年8月3日签订的对上诉人非常不利。上诉人在确权手续上的多处签字都是上诉人自己亲笔书写的，原审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8月3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撤销问题。经审理，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2018年8月3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被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撤销该合同。原审法院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的内容，以及上诉人的知识水平和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认定上诉人毛某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且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存在胁迫情形，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毛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晓莉审判员 张 亮审判员 杨 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