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36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丙义，男，196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鹿泉区。 委托代理人：高雷，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荣枝，女，195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鹿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会彬，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职业，住鹿泉区。 委托代理人：齐晓强，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娥，女，194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职业，住鹿泉区。 委托代理人：齐晓强，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会彬，其李振娥之子。 上诉人杜丙义、高荣枝因与被上诉人杜会彬、李振娥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民初4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丙义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民初411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驳回李振娥、杜会彬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984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获鹿县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了农民土地承包使用证。承包证显示，上诉人家庭“东岗地”承包地面积为5.29亩。根据国家土地二轮延包政策，土地承包合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并在原有基础上延长承包期限。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高迁东街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实行延包。因此，上诉人对其家庭承包地5.29亩，仍在承包期内，非经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违法收回、更不能违法抢占。1993年因上诉人家庭劳动力困难，经协商，上诉人将5.29亩承包地交由二被上诉人代耕，并由二被上诉人代为缴纳农业税。因为是同村村民，故没有向二被上诉人索要任何报酬。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持有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故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故判决上诉人赔偿其损失，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上诉人认为，根据1988年《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第十一条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199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前，中央就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营造林地和“四荒地”治理等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并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在坚持上述第二条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四是绝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播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承包地系上诉人家庭承包地，上诉人对争议承包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1993年，在承包期内，作为发包方的高迁东街村村委会不得收回及调整承包地。高迁东街村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同时，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3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17）冀0110民初2962号民事判决依据高迁东街村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无效承包合同认定被上诉人拥有涉案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持有的杜贵根《杜丙义父亲）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足以推翻该事实，故该判决作为证据认定的事实不真实、不合法，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现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依法裁判。 高荣枝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民初411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驳回李振娥、杜会彬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984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获鹿县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了农民土地承包使用证。承包证显示，上诉人家庭“东岗地”承包地面积为5.29亩。根据国家土地二轮延包政策，土地承包合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并在原有基础上延长承包期限。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高迁东街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实行延包。因此，上诉人对其家庭承包地5.29亩，仍在承包期内，非经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违法收回、更不能违法抢占。1993年因上诉人家庭劳动力困难，经协商，上诉人将5.29亩承包地交由二被上诉人代耕，并由二被上诉人代为缴纳农业税。因为是同村村民，故没有向二被上诉人索要任何报酬。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持有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故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故判决上诉人赔偿其损失，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上诉人认为，根据1988年《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第十一条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199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前，中央就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营造林地和“四荒地”治理等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并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在坚持上述第二条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四是绝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播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承包地系上诉人家庭承包地，上诉人对争议承包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1993年，在承包期内，作为发包方的高迁东街村村委会不得收回及调整承包地。高迁东街村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同时，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3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17）冀0110民初2962号民事判决依据高迁东街村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无效承包合同认定被上诉人拥有涉案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持有的杜贵根《杜丙义父亲）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足以推翻该事实，故该判决作为证据认定的事实不真实、不合法，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现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依法裁判。 杜会彬、李振娥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杜会彬、李振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6552.3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3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原告家承包了高迁东街7.25亩东岗耕地，经营至2010年9月秋收种麦时，二被告以7.25亩东岗耕地他们享有承包经营权为由采用种种不法手段阻拦、干涉原告对7.25亩东岗耕地行使承包经营权，经原告多年无数次求助政府和法院，才于2017年10月23日种上冬小麦。二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鹿泉区村民。原告李振娥、杜会彬系母子关系。1983年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承包了寺家庄镇高迁东街村中方地和0.6亩磷肥厂共计6.98亩土地，被告杜丙义（父亲杜贵银）承包了包括东岗地5.29亩土地在内的11.115亩土地。被告高荣枝承包了包括东岗地1.96亩土地在内的4.595亩土地。1991年寺家庄镇高迁东街村建钢厂占用包括原告李振娥、杜过灵、梁艮刚等七户村民中方地土地，原告李振娥失去中方地土地后从二被告处接管东岗地7.25亩土地耕种，第二轮承包时，原告李振娥与高迁东街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合同亩数为7.75亩，并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缺少寺家庄镇人民政府签章，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均未标明土地四至。二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未登记东岗地。原、被告发生争议后曾在2007年9月27日达成由政府确权的协议，但一直未解决。2017年经法院判决，原告李振娥对东岗地7.25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从2010年10月1日到2017年原被告一直发生纠纷。原告一直未在争议的地块进行耕种。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争议的土地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杜明路证明争议的土地自2010年至2017年一直未耕种，原被告多年生气、打架，杜明路是该村的治保主任，也是原告的地邻居，对杜明路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自2010年到2017年8年间，被告阻拦、干涉原告耕种土地，构成侵权。二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石家庄市鹿泉区统计局出具的鹿泉区寺家庄镇小麦、玉米生产情况是本地的小麦和玉米产量，本院予以认可，2011年小麦亩产423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133.5斤，玉米亩产427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191.5斤，2012年小麦亩产428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206斤，玉米亩产422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119斤。2013年小麦亩产434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293斤，玉米亩产414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003斤，2014年小麦亩产444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438斤、玉米亩产406公斤，原告的损失为5887斤，2015年小麦亩产445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452.5斤玉米亩产410公斤，原告的损失为5495斤，2016年小麦亩产445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452.5斤，玉米亩产424公斤原告的损失为6148斤。鹿泉区统计局未统计2017年小麦和玉米的产量，2017年小麦和玉米的产量参照前三年的产量平均数计算小麦的产量为444.67公斤，玉米为413.33公斤，原告2017年小麦的损失为6447.72斤，玉米的损失为5993.29斤，以上小麦共计44423.22斤，玉米共计42286.79斤。因被告阻拦，原告2016和2017年未耕种，未领取2016年和2017年的粮补，原告2016年的粮补为837.01元，2017年的粮补为719.56元，共计1556.57元。原告称是被告倾倒的垃圾，被告否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杜丙义、高荣枝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杜会彬、李振娥小麦44423.22斤，玉米42286.79斤。二、被告杜丙义、高荣枝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杜会彬、李振娥2016年和2017年的粮补1556.57元。三、驳回原告李振娥、杜会彬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鹿泉区高迁东街村民。关于本案诉争的7.25亩土地已经生效的（2017）冀0110民初2962号民事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上诉人因阻止被上诉人对该土地的经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诉争土地不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上述生效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相矛盾，且上诉人亦未提交足以推翻该判决所确认事实的证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因上诉人阻扰其合法经营上述土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由上诉人承担。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杜丙义、高荣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64元。由上诉人杜丙义负担2632元，高荣枝负担26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玉华 审 判 员 杨根山 审 判 员 李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刘云峰 书 记 员 史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