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21民初2330号 原告：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杭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CCY9W9B。 法定代表人：陆琦，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斌超，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大志，男，1977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萍，四川华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眉山市万佳来鹤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迎春路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6674028095。 法定代表人：杨大志，执行董事。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华，四川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牛公司）与被告杨大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杨大志当庭申请追加眉山市万佳来鹤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佳来鹤公司）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后本案于同年10月9日复庭审理。次日，原告太牛公司和被告杨大志、万佳来鹤公司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后因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再次复庭审理。原告太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斌超及被告杨大志，被告杨大志和万佳来鹤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杨大志立即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203,180元及延迟付款损失（以310,382元为本金，按照一年至三年期年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标准4.75%，自起诉之日计算，要求支付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第一条中延迟付款损失计算标准中的本金变更为203,180元，将其诉讼请求第二条变更为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太牛公司注册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泰牛”“ThaiBull”商标持有人授权的中国大陆地区独占许可使用人，公司主要经销“泰牛”“ThaiBul1”维生素能量饮料。2018年10月9日，因被告为原告推介了维生素能量饮料的生产厂家，原告和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被告向原告的进货结算价格以每件增加10元作为结算价格，运费由被告承担。2019年2月19日，被告在未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以原告的名义向简阳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公司）和简阳嘉饮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饮公司）下发生产计划单，生产泰牛维生素能量饮料50万罐。后原告根据嘉饮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确定被告共提货并销售20,318箱。现在原告根据《合作协议》要求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货款203,180元，被告拖欠至今仍未支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外，虽然被告杨大志追加了万佳来鹤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但是原告仍认为本案系杨大志的个人行为，故仅向杨大志个人主张权利。 被告杨大志辩称，本案事实并非原告诉状中所陈述的。杨大志系万佳来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15日，万佳来鹤公司与浙江雅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购公司）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约定由万佳来鹤公司提供配方生产“ThailandRedBul1”维生素能量饮料系列相关产品，雅购公司使用相关商标独家代理销售。许涛作为雅购公司签订《独家代理协议》的代表参与了协议的签订。2018年7月，许涛与陆琦注册成立了太牛公司。太牛公司获得了雅购公司的《商标使用授权书》并承接了万佳来鹤公司与雅购公司签订的《独家代理协议》中雅购公司的权利和义务。2018年8月9日，太牛公司向万佳来鹤公司出具《ThaiBull泰牛委托书》，委托万佳来鹤公司生产“THAIBULL”“泰牛”品牌250m1易拉罐饮料。根据制造厂商的要求，必须以运营商的名义签订《委托加工合同》才能生产，太牛公司先后与四川富顺天菊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天菊公司）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与嘉饮公司签订了《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与嘉美公司签订了《加工承揽合同》。以上合同内容中太牛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全部由万佳来鹤公司享有和履行，太牛公司与万佳来鹤公司以实际生产的成品按照约定的价格结算。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杨大志作为万佳来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0月9日前往杭州与太牛公司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由于未带印章，该《合作协议》由杨大志签署，但此行为系法人行为，不是杨大志的个人行为。2019年1月23日，太牛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泰牛对账单》给杨大志，杨大志经过核对后签名并且加盖了万佳来鹤公司的印章予以确认。本案中，杨大志系万佳来鹤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大志的经营活动行为系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民事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万佳来鹤公司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杨大志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综上，原告隐瞒相关事实，刻意曲解本案法律关系，实际情况就是万佳来鹤公司提供功能饮料配方并组织委托生产相关功能饮料产品（成品）获得利润，而太牛公司提供商标购买销售以上产品（成品）获得利润。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万佳来鹤公司辩称，杨大志系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大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万佳来鹤公司承担。万佳来鹤公司成立时系两名股东注册成立，于2019年4月24日变更登记为一人公司。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万佳来鹤公司保留另案诉讼的权利，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所涉及的饮品，在生产出来后所有权应当归属万佳来鹤公司，我公司也不会返还给原告，要求原告对货物进行购买。其余答辩意见同被告杨大志一致。 经审理查明：万佳来鹤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8日，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饮料、酒、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农副产品等。太牛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陆琦，经营范围为食品经营、食品生产、普通货运等。2013年4月7日，广东泰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泰牛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了“泰牛”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国际分类第32类，类别包括水（饮料）、无酒精饮料、植物饮料、饮料制作配料等在内，有效期至2023年4月6日。2013年9月14日，广东泰牛公司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了“ThaiBull”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国际分类第32类，类别包括水（饮料）、无酒精饮料、奶茶（非奶为主）等在内，有效期至2024年9月13日。2018年5月15日，万佳来鹤公司作为甲方，雅购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协议载明：鉴于万佳来鹤公司运营的“ThailandRedBul1”维生素能量饮料产品已获得泰国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有限公司提供产品配方及生产技术支持，甲方的委托生产企业拥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并具备合法生产资质等原因，甲方授权乙方作为ThailandRedBul1”维生素能量饮料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独家代理商，负责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ThailandRedBul1”维生素能量饮料，授权期限长期；协议还约定了货款的支付方式以及责任承担等内容。太牛公司成立后，其承接了上述《独家代理协议》中雅购公司的合同权利和义务。2018年7月2日，广东泰牛公司作为授权方，太牛公司作为被授权方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授权书》，许可太牛公司在中国行政区域内（台湾、澳门、香港除外）使用广东泰牛公司所持有的“ThaiBull”、“泰牛”等注册商标，生产、销售易拉罐250毫升能量饮料，负责该产品在中国市场（台湾、澳门、香港除外）的独家运营、推广及与产品相关的市场服务。2018年8月9日，太牛公司向万佳来鹤公司出具《ThaiBull®泰牛委托书》，委托万佳来鹤公司生产“THAIBULL”“泰牛”品牌250m1易拉罐饮料，委托书有效期限为1年，自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8日止。 2018年9月27日，太牛公司与嘉饮公司签订了《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由嘉饮公司为太牛公司代加工灌装太牛公司指定的商标及包装的饮料产品，产品的名称为泰牛维生素能量饮料，产品规格为206#250ml，包装方式为1＊6、12、24膜包，产品执行标准号GB15266；代加工量为50万起罐，6入包装的饮料代加工费用单价为含税0.22元/罐，12入包装的饮料代加工费用单价为含税0.21元/罐，24入包装的饮料代加工费用单价为含税0.2元/罐；膜包塑料由太牛公司提供，人工装箱或换箱按0.8元/箱计价；每次订单量不低于50万罐，乙方不接受低于此数量的代工订单；加工费付款方式为预付50%货款，款到发货；太牛公司应在下达生产计划单的七个工作日内，按加工费用总额的50%支付加工费预付款给乙方，待每批成品检验合格且核准后付清余下的全部加工费；由于太牛公司原因未能按期付款的，每延期付款一天按当期生产计划订单货物价值（原材料价格＋加工费）总额的千分之8向嘉饮公司支付违约金，太牛公司在付清尾款前，成品的所有权归属嘉饮公司；太牛公司于每月25号，每周五16：00时以前以书面订单通知嘉饮公司下个月的代工订单，嘉饮公司收到订单后三日内以书面方式回复确认可执行的数量及日期安排；合同另有其他约定。2018年10月9日，太牛公司作为甲方，杨大志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一、甲方同意将“ThaiBul泰牛”维他命饮料、“HAISH泰式鲜榨”椰汁授权给乙方负责贵州、云南、重庆、西藏、新疆、青海六省的市场运营；二、乙方负责以上约定市场的招商，产品销售及配送。乙方作为甲方授权人，有义务全力做好市场的开发和运营；三、乙方向甲方的进货结算价格：在乙方给甲方的出厂供应价格（不含税，不含物流费用）的基础上加10元作为结算价，物流费用由乙方负责；四、三年后，六省总计平均每月销售量达到四万件；五、河南郏县新工厂投产后，以上条款由双方再行协商共同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六、协议签订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该《合作协议》首部的甲方为太牛公司，乙方处空白，尾部的甲方签章处落款为太牛公司并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乙方签章处落款为杨大志。2018年11月7日，太牛公司作为甲方，嘉美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加工承揽合同》。该合同约定：嘉美公司承揽太牛公司“泰牛易拉罐”空罐的生产及外印刷盖的加工，单价分别为0.57元/罐及0.115元/片；空罐版样确认后，自交付定金起15天完成生产，在嘉饮公司交货；空罐订做前预付全部货款的50%为定金，易拉盖付清全款后订购；合同另有其他约定。 另查明，《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签订后，太牛公司即向嘉饮公司和嘉美公司出具委托，委托杨大志作为太牛公司的业务沟通人员，负责代为支付货款和加工款等。2019年2月18日，太牛公司的刘经理通过微信与杨大志沟通饮料外包装的设计问题，并请杨大志按照太牛公司的要求与厂家沟通罐体设计稿的细节问题，还告知杨大志本次订单的预付款50%应当为480,000元，减去前期对账的欠款157,722元后自己会在当天安排申请预付款322,278元，本次订单暂时按照48元/箱打款，具体待合资公司成立之后再结算返点，但其后至今太牛公司并未支付过预付款。杨大志于2019年2月19日向嘉饮公司下达了一份《生产计划单》，其中载明需要安排如下灌装计划：产品名为泰牛运动饮料，型号规格为206#250G，数量为50万罐的产品，交货日期为3月8日。同一日，杨大志又向嘉美公司下达了一份《生产计划单》，其中载明需要安排如下制罐计划：产品名称为泰牛运动饮料，型号规格为206#250G，数量为50万罐，交货时间为3月3日。上述两份《生产计划单》中均加盖了太牛公司的印章。2019年3月14日，杨大志通过微信向太牛公司的刘经理发送了嘉饮公司的提货函，提货函中告知太牛公司产品生产完毕，要求太牛公司支付尾款。刘经理在收到该提货函后表示质疑并反问杨大志“年后的生产订单，不是没有最终确认的？”。2019年4月1日，嘉饮公司向太牛公司发送了《催款函》，告知其自己已经在3月13日按照需求计划完成成品灌装并将具体数量报送太牛公司，按合同约定太牛公司应当在成品入库后将尾款支付到公司账目上并及时安排提货，但因至今未有付款行为故催太牛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安排付款，逾期将按0.1元/箱/天收取相应的仓储费。2019年4月11日，杨大志向太牛公司作出了《告知函》，告知其太牛公司的成品已经在嘉饮公司库存近一个月，按合同约定付款时间已严重滞后，因太牛公司付款滞后未提货，简阳嘉饮公司自4月6日即开始收取仓储费（库存成品为496,326罐）因太牛公司未及时缴纳货款，现在嘉饮公司要求自己缴纳所有储存费，希望太牛公司知悉后尽快支付货品储存费及所有包材款和成品款；若本月15日止未接到太牛公司的解决方案，自己将自行处理存放于嘉饮公司仓库的所有货品及包材款、成品款，太牛公司将不予追究一切责任。2019年5月21日，嘉饮公司向太牛公司出具了《函》，其中载明：嘉饮公司与太牛公司签订了《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同时太牛公司委托杨大志作为其与嘉饮公司的业务沟通人员，代为支付货款和加工款，委托杨大志向嘉饮公司下发生产订单，杨大志代表太牛公司向嘉饮公司提供了盖有太牛公司公章和负责人张锐签字的计划日期为11.29（72万罐），2018.12.5（24万罐），2018.12.19（50万罐），2019.2.19（50万罐）的生产计划单；如太牛公司与杨大志发生任何纠纷，嘉饮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截止目前相关原辅料需要安排拉走等事项。 再查明，2019年2月19日的两份《生产计划单》下发后，嘉饮公司开具发票显示灌装了487,632罐，嘉美公司开具发票显示制罐502,052罐。目前，2019年2月19日下单后灌装完成的成品（以下简称：案涉货物）已由杨大志付款并于2019年4月16日安排人员从工厂提货后存放于他处。原告认为根据杨大志所出具《告知函》显示实际灌装数额为496,326罐，但是原告仍然以20,318箱的数额主张权利。 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认可：案涉货物属于“泰牛黄金版短罐”；《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ThaiBull泰牛”维他命饮料包括泰牛黄金版短罐，协议中所载“加10元”是指在每箱产品的出厂价上加10元，一箱产品为24罐。杨大志辩称案涉的两份《生产计划单》是由太牛公司的刘经理用微信发送给自己的，自己无法提供《生产计划单》的原件也不能提供刘经理的微信转发依据。二被告向本院出示的《生产计划单》打印件中仅有太牛公司的公章并无经办人的签字，原告认为被告所出示的《生产计划单》没有原件不予认可，且不申请进行印章的真伪鉴定，二被告也不就印章的真伪申请鉴定。对于案涉货物，二被告不同意返还给原告，要求原告从自己手中购买。《合作协议》中约定河南郏县新工厂投产后，双方再行协商新的条款，但至今该厂仍未投产双方也未签订新的协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合作协议》一份、《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及《加工承揽合同》各一份，嘉饮公司和嘉美公司出具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共三张，嘉饮公司的《催款函》一份，杨大志的《告知函》一份，嘉饮公司出具的《函》一份，杨大志与太牛公司杨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泰牛”商标注册证及“ThaiBull”商标注册证各一份，《商标使用许可授权书》一份，《独家代理协议》，《ThaiBull®泰牛委托书》，《生产计划单》打印件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杨大志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是代表万佳来鹤公司还是代表其个人，其在案涉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是属于履行万佳来鹤公司职务的行为还是如原告所说系其驻场代表；2.2019年2月19日的两份《生产计划单》是否是太牛公司下达；3．案涉货物目前由被告方保存，是否应参照《合作协议》向原告支付10元/箱的费用。 关于焦点一。原告认为《合作协议》的甲乙双方分别为太牛公司和杨大志，二被告则认为《合作协议》的乙方实际系万佳来鹤公司，只是由于签订协议时杨大志未携带万佳来鹤公司的印章所以才由杨大志签名和捺印。在该《合作协议》的首部甲方名称为太牛公司，乙方名称未填写，尾部落款处太牛公司在签章处载明了公司名称并加盖了该公司印章，杨大志则在乙方签章处签名并加盖了手印。虽然杨大志除了其自然人身份外还有万佳来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一切行为均代表万佳来鹤公司。《合作协议》中并未载明乙方系万佳来鹤公司，二被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乙方主体实际系万佳来鹤公司，杨大志在该《合作协议》的乙方签章处签名并加盖手印应当认定其系代表个人签订该协议。对于二被告的上述辩称，因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辩称太牛公司于2018年8月9日曾出具《ThaiBull®泰牛委托书》委托万佳来鹤公司生产“泰牛”250ml易拉罐饮料，杨大志在案涉货物的生产过程中系代表万佳来鹤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即由万佳来鹤公司提供配方组织委托生产，太牛公司提供商标并向万佳来鹤公司购买并销售产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在案涉货物的生产过程中并无万佳来鹤公司参与，仅是由杨大志作为太牛公司的驻场代表负责与生产企业进行沟通。本案中，案涉货物系太牛公司经该货物所对应的商标注册人授权允许生产、销售的，案涉货物的成品系由太牛公司作为甲方分别与嘉饮公司、嘉美公司签订《饮料灌装委托（代）加工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后生产加工而来，案涉货物明显并非二被告所辩称的《独家代理协议》所载明的标的物。同时，案涉货物也不应当认定为系万佳来鹤公司依据《ThaiBull®泰牛委托书》的授权生产的产品。因为，若真如二被告所说杨大志在案涉货物的生产过程中系在履行《ThaiBull®泰牛委托书》中所约定的万佳来鹤公司组织生产的义务，则与制罐及灌装的生产企业所签订加工合同中的甲方就应当是万佳来鹤公司而非太牛公司。二被告的上述辩称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杨大志对案涉货物下发《生产计划单》、与厂家沟通付款等行为并非其作为万佳来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履行其职务行为。且从2019年5月21日嘉饮公司出具的《函》、杨大志与太牛公司刘经理的微信记录以及杨大志的《告知函》均可以看出，在案涉货物的生产环节中杨大志一直系以个人身份作为太牛公司所委托的代理人与生产企业进行业务沟通并代付款项。故在案涉货物生产环节中，杨大志代表太牛公司与生产企业沟通，其与太牛公司之间应系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杨大志作为太牛公司与生产企业进行业务沟通的委托人，应当按照太牛公司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二被告认可杨大志曾向嘉美公司、嘉饮公司传达过《生产计划单》，但认为《生产计划单》均系太牛公司出具，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万佳来鹤公司虽然提交了加盖了太牛公司印章的两份《生产计划单》打印件，拟证明案涉货物的生产计划系由太牛公司下达，但是其未能提供《生产计划单》原件，且其辩称《生产计划单》本身就是由太牛公司用微信传输的电子数据，但其也未能向本院提供该电子数据所保存的原始载体以及太牛公司向其发送该《生产计划单》的微信记录，故两份《生产计划单》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万佳来鹤公司虽然向本院提供了杨大志与太牛公司刘经理在2019年2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是该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曾沟通过产品的外包装等事宜，虽然聊天记录中有关于订单预付款的讨论，但以此并不足以证明太牛公司最终确定下单。二被告辩称《生产计划单》的下达系根据太牛公司的指示，但因其证据不足，对二被告的上述辩称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杨大志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嘉饮公司、嘉美公司送达的《生产计划单》系原告出具，原告主张案涉货物的生产系由杨大志擅自下单，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焦点三。本案中，原告主张嘉饮公司一共灌装了487,632罐，共计20,318箱，杨大志已经向生产厂家付款并全部提货，二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案涉的20,318箱货物，二被告拒绝向原告返还，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货物的生产计划系根据太牛公司的指示下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规定，杨大志超越其权限向生产厂家下单制造产品，应当承担其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虽然案涉货物的加工款项均系杨大志支付，但是案涉货物并非经由太牛公司指示生产，产品由杨大志持有太牛公司无法对外销售并就此获利。考虑到杨大志系太牛公司与生产企业的业务沟通人员且二者之间还存在返购关系的情况，杨大志超越其委托权限下达生产订单并领取货物给太牛公司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若杨大志按照《合作协议》约定返购货物后原告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请求参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视同杨大志购买案涉货物，并要求杨大志按照每箱10元，共计203,180元的价格支付货款符合公平原则，也有利于敦促杨大志在与太牛公司今后的交往中依照《合作协议》及其委托权限严格履行义务，对于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杨大志自提货后未及时向太牛公司支付货款确会造成原告资金利息的损失，原告主张由杨大志于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支付资金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利息按照一年至三年期年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标准4.75%计算，但因双方对于逾期利率并无约定，故其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授权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取消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故被告应当支付的逾期利息应当以203,180元为本金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因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4.75%作为利率计算标准，故当上述两项利率标准高于年利率4.75%时，年利率标准应当按照4.75%计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大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货款203,18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03,180元为本金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当上述利率高于年利率4.75%时，以年利率4.75%计算）。 二、驳回原告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348元，由被告杨大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健超 审判员  陈 琳 审判员  陈 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尹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