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3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荣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法定代表人：郭永波。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永喜，女，汉族，1975年9月14日出生，住山东省平邑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焕军，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婉，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艳，女，汉族，1976年6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同胜社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殷大明，男，汉族，1973年6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同胜社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公然，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燕，女，汉族，1987年3月30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弟，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容，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小玲，女，汉族，1965年8月3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东，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永波，男，汉族，1978年8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莒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焕军，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婉，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宝娟，女，汉族，1981年5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珠海市荣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郭永喜、刘艳、殷大明、李燕因与被上诉人付小玲、原审第三人郭永波、朱宝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91民初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尚企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2.驳回付小玲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付小玲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刘艳与李燕、李燕与郭永喜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审法院认定刘艳持有的荣尚企业5%的股权属于付小玲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付小玲自行放弃了荣尚企业股份的认购。根据付小玲提供的《股份认购通知书》，该《股份认购通知书》的内容为“付小玲女士，由您在珠海市荣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认购5%的股份（人民币：七万五千元整）即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账号：刘艳，开户行：交通银行，账号：622********11175580付清认购款”，珠海市荣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6月20日。”付小玲提交的入股过程的证据，总部行政部主管路荣已经发出通知“各位股东早上好！荣尚股份打款时间截止7月8日，届时款项未到位的股东，视为自动放弃股权。请知悉！”根据付小玲提交的转账凭证，可以确认2016年7月12日才向刘艳账户打款7.5万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也予以确认。也就是说，付小玲并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向荣尚企业指定的刘艳的账户内付清认购款，已经自动放弃认购权。2.即使确认付小玲认购荣尚企业的股份有效，也需要从刘艳和殷大明处进行股权转让。根据付小玲提供的证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来看，所谓认购股权，实际上是从当时的股东刘艳和殷大明处进行股权转让。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该转股转让行为并没有实际履行。正如一审法院认定的，由于目前诉争的股权尚未过户给付小玲，付小玲要求直接确认其为荣尚企业股东以及股权归其所有缺乏法律依据。3.即使确认付小玲认购荣尚企业的股份有效，付小玲最后也退出了。根据付小玲提供的证据，2016年10月7日微信名称为“朱宝娟”的微信上，针对公司股份，明确提出了三种方案：1.增资；2.股份稀释，股份变为原来的一半；3.由于公司出现了可能导致公司走不远的情况，需要整理，对于感觉不能适应的，也可以考虑退出投资，公司同意以投资额的110%回购股份。请在2016年10月10日前予以答复，如果届时不答复，将按照第三种方案处理，款项会直接打入工资发放时的账户，并不再做另行通知”。付小玲对此通知是知晓的。从刘艳向付小玲转款82500元（正好是75000元的110%，摘要为回购付小玲股份）来看，付小玲并没有同意第一种或第二种方案。从一审法院认定的刘艳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付小玲既不想增加投资金额，又想保持股份不变，而且提出她不来上班，公司还要给她发工资的要求……”也可以得到验证。此外，付小玲之后并没有将该笔款项退还给公司，时至今日也没有退还，说明她已经默认了相关事实。因此，即使确认付小玲认购荣尚企业的股份有效，付小玲最后也退出了。4.即使确认付小玲认购荣尚企业的股份有效，也无法得出刘艳持有的荣尚企业5%的股权属于付小玲，无法确定刘艳是名义股东，付小玲为对应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付小玲没有提供双方之间存在代持协议及刘艳本人没有确认为付小玲代持的前提下，如果只因为付小玲将认购款打入刘艳账户就予以确认刘艳持有的荣尚企业5%的股权属于付小玲，那么，基于一审法院的逻辑，对于已经打款给刘艳的其他人如高丽、宋娜、李燕等人是否也应当认定刘艳名下的股权应当属于高丽、宋娜、李燕等人。实际上，将款项打到刘艳账户，是因为刘艳是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这是不太规范的公司常用的一种财务处理方式，不构成刘艳与付小玲之间的股权转让或者代持关系；刘艳账户收到付小玲的75000元股权认购款与刘艳按照认购款的110%（82500元）回购股权，都不能与刘艳持有的5%的股权相对应。另外，按照付小玲在起诉状中的陈述，李燕本身就认购有荣尚企业的股权，也是由刘艳和殷大明代持，在此种情况下，刘艳将名下5%的股权转让给李燕正好是完成名义股东向实际出资人的转移，合情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行认定刘艳持有的荣尚企业5%的股权属于付小玲，没有依据。5.以李燕、郭永喜不到庭为由否定第三人的善意取得，于法无据且程序不合法。在付小玲的诉讼请求中，并没有要求确认刘艳名下5%的股权实际出资人为付小玲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明确对该事项进行相应审理，却直接在判决书中断然以李燕、郭永喜不到庭为由否定第三人的善意取得，于法无据，程序不合法，这不仅造成刘艳、李燕、郭永喜审级损失，也剥夺了其三人的实体权利。需要说明的是从刘艳退回付小玲的股权转让款的时间2016年10月10日至刘艳转让股权给李燕的时间2017年5月18日，这个时间差已经有接近9个月的时间，对于一个初创、没有资金和市场的企业来说，是相当难以煎熬的。从付小玲提交的证据也能看出来，荣尚企业在2016年10月已经严重缺乏资金，要求大家增资，在没有人同意增资的情况下，在2017年5月18日，刘艳在没有实缴出资的情况下还能够以5万元的价格将5%的股权卖出去已经很不错了，价格完全合理。二、一审法院判决荣尚企业为付小玲办理现登记在郭永喜名下5%股权变更登记至付小玲名下的相关手续，且要求第三人协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应予以撤销。有限公司作为人合公司，在其他股东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付小玲成为股东，且付小玲持有的股份在2016年10月10日已经被回购，付小玲也并没有再次交付股权款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其他的安排。退一步讲，即使郭永波只是名义持股人，也是表达实际出资人的意见，法院也应当考虑。三、将朱宝娟认定为荣尚企业实际控制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了解实际情况和行业背景的情况下，断然利用自由心证，认为朱宝娟为荣尚企业实际控制人，完全错误。1.从赵仁军、刘艳和殷大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无法看出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为朱宝娟；而且朱宝娟是否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案无关。（1）从刘艳的陈述中可以知道，赵仁军为荣尚企业的房东，作为房东听到有人在自己物业内闹事、砸东西，赵仁军前往处理和维护出租人的利益实属正常。（2）无论是刘艳还是殷大明的陈述，都明确是他们到达荣尚企业时，赵仁军已经在荣尚企业，并与付小玲发生冲突。就算如赵仁军陈述的在荣尚企业楼下碰上一起上到荣尚企业，也不是一审法院臆想的“名义股东刘艳和殷大明已经在公司而不能拍板”，一审法院明显不客观。（3）从赵仁军的陈述，也是听说付小玲在荣尚企业乱录乱拍，影响荣尚企业人员工作，作为房东，听到有人在自己物业内闹事、砸东西，赵仁军前往处理和维护出租人的利益实属正常。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朱宝娟是否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案无关。2.即使郭永波“免费”获得大部分股权，也不能认定朱宝娟就是实际控制人。（1）刘艳和殷大明作为实际股东，想将股份卖给谁，是自己的自由。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在没有朱宝娟签字的条件下，刘艳和殷大明能够合法的将股权进行转移并登记，这恰好证明了朱宝娟不是实际控制人，否则，必须要朱宝娟签字。（2）郭永波收购一个公司之前是否做尽职调查，与朱宝娟是不是实际控制人更没有关系，郭永波作为一个成年人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在随后，郭永波为了荣尚企业的运作，也是向荣尚企业实缴注册资本进行公司的运作。四、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混乱不堪，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目前诉争的股权尚未过户给付小玲，付小玲要求直接确认其为荣尚企业股东以及股权归其所有缺乏法律依据。而在判决书第9页第12行至第10页第4行的表达中，又直接认定“刘艳持有的珠海市荣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5%的股权属于付小玲，刘艳是名义股东，付小玲为对应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否则，无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为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是存在代持。此外，一审法院认为，付小玲向刘艳支付75000元，刘艳退回付小玲82500元属于股权转让款。那么既然是股权转让款，在刘艳与付小玲未进行实际转股前，刘艳有权不予转让；既然股权属于刘艳的，刘艳转给任意第三人也与付小玲无关。但是，到最后，一审法院的逻辑却是刘艳为名义股东，付小玲为实际股东，明显前后矛盾。五、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在目前付小玲案中，假使付小玲有相应的股东资格，但是其未经登记，因此不能对已经产生登记效力的郭永喜、郭永波产生任何影响。六、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三项，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即使付小玲与其他股东之间有代持关系，也不应该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郭永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付小玲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付小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确认李燕与郭永喜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审法院以郭永喜未到庭说明受让股权时是否为善意以及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涉案股权为由，认定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这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二项“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需要由付小玲举证证明郭永喜不构成善意取得，而不需要郭永喜自证是善意取得，更不要求郭永喜必须到庭说明。二、即使需要郭永喜证明其为善意取得，也已经由荣尚企业在一审中证明了，根据荣尚企业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电子回单等证明已经可以证明李燕向刘艳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万元，郭永喜亦向李燕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万元，而刘艳本身所占5%的股份也就价值5万元，而郭永喜也已经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同时，郭永喜是在2017年6月受让股份的，那个时候付小玲早已离开公司，郭永喜与付小玲根本不认识，此时付小玲也未起诉荣尚企业，故郭永喜根本不知道付小玲与荣尚企业的纠纷，不构成任何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由此可知，郭永喜取得荣尚企业股份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善意取得。而一审法院将郭永喜5%的股份与付小玲要求的5%股份直接对应，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郭永喜5%的股权是受让于李燕，而李燕是受让于刘艳的，但付小玲在起诉状中并未要求认定其5%的股份即是刘艳所曾持有的5%股份，即使付小玲将款项汇入刘艳的账户，但因为付小玲主张并举证证明为股权认购而非股权转让，不能代表其是购买刘艳当时所持有的5%股份，一审法院将公司发布的股权认购和股东的股权转让这两个具有不同法律意义的行为直接等同，实在是荒谬。三、一审法院将朱宝娟认定为荣尚企业实际控制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郭永喜虽然只拥有荣尚企业5%的股权，并且日常不主管经营，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主观臆断就将朱宝娟认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等于将郭永喜合法拥有的财产权转移给了朱宝娟，是对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同时也给郭永喜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四、一审判决荣尚企业为付小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明显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虽然判决书的判决部分没有直接确认付小玲的股东身份，但是判决书第二项要求荣尚企业为付小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这实际就是在确认其股东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付小玲请求变更股东的，需要经过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而郭永波作为占有荣尚企业95%股份的股东，已经通过书面形式明确拒绝付小玲进入公司，故一审判决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也是违背了有限公司人合为先的立法精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刘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付小玲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付小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艳于2017年5月以人民币五万元将其持有的珠海市荣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5%股权转让给李燕的行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刘艳与李燕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1.付小玲向刘艳打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认购时间。付小玲打款的时间为2016年7月12日，但是当时打款截止时间为7月8日，从严格意义来说，付小玲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2.即使付小玲完成了打款，也没有成为新股东。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在程序上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并且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等全部流程后才算完成，并确认公司新股东，所以即使付小玲向刘艳的账户汇入了认购荣尚企业股份的款项，她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的出资，并不表示其就必然享有股东身份。由于刘艳经营公司的经验和相关法律知识不足，加之当时公司经营不佳、缺少资金，刘艳为尽快获得维持公司运转的资金，就同时向包括付小玲、高丽、宋娜、李燕在内的多人都发出了入股邀请（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入股款”更应理解为是一种意向款），但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就连是选择增资扩股还是股份转让、总体需要多少资金等问题都没有充分的考虑，故此在收到“入股款”后，刘艳未能进行任何股权变更的操作。当公司经过几个月的经营，刘艳发现情况和预想的存在较大差距，故告知已经打款的所谓“股东”，之前的想法无法实行，并提出了三种方案：1.增资；2.股份稀释，股份变为原来的一半；3.可以退出投资，公司同意以投资额的110%回购股份。请在2016年10月10日前予以答复，如果届时不答复，将按照第三种方案处理，款项会直接打入工资发放时的账户。由于高丽、宋娜、李燕明确表示退出，刘艳就将他们的“入股款”以110%的数额退回。当时，付小玲向刘艳表示既不想增加投资金额，又想保持股份不变，而且提出她不来上班，公司还要给她发工资的要求，这导致付小玲的入股无法履行，刘艳只得向付小玲转款82500元（即是75000元的110%，摘要为回购付小玲股份），付小玲收到款后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说明她已经接受退出了。因此，即使确认付小玲向刘艳的账号汇入了“入股款”，付小玲也没有完成入股。3.即使确认付小玲认购荣尚企业的股份有效，也无法得出刘艳持有的荣尚企业5%的股权属于付小玲，无法确定刘艳是名义股东，付小玲为对应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上一点已经提及，刘艳当时并没有确定是要增资扩股还是股份转让，只是先向多人发出了入股邀请，并且当时有多人都支付了“入股款”，刘艳一个人5%的股份根本就不可能同时转让给这么多人。4.刘艳与李燕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刘艳将全部的“入股款”均予以退回，故当时的股权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刘艳发现经营公司实在太困难，便在2017年5月份与李燕商量以人民币伍万元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股权，李燕见价低就表示愿意接手，双方就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刘艳已经收到股权转让款且相应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据此，刘艳于2017年5月份转让持有的公司5%股权是因为刘艳无心继续经营，并且受让人已支付合理的股权转让款、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二、将朱宝娟认定为荣尚企业实际控制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刘艳当时向多人发出的要约应为增资（而非股权转让），应由公司提交的认购通知书中刘艳本人也有一份认购书，如果是股权转让，不可能向其本人也发送。四、当时的全部款项只停留在刘艳的个人账户，并未进入荣尚企业账户，所有人均未完成法定的打款程序。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刘艳的上诉请求。殷大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付小玲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付小玲承担。事实与理由：将朱宝娟认定为荣尚企业实际控制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殷大明与刘艳是荣尚企业的股东，同时刘艳是荣尚企业的法人和经营人，即使殷大明并不实际管理公司，而且已经将股权转让退出了公司，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主观臆断就将朱宝娟认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等于将殷大明曾合法拥有的财产权转移给了朱宝娟，是对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同时也给殷大明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潜在的威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李燕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付小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燕于2017年5月以人民币五万元受让刘艳持有的荣尚企业5%股权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刘艳与李燕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李燕为荣尚企业员工，任职拓展部经理职位，于2016年6月20日收到荣尚企业以邮件方式发来的《李燕股份认购通知书》。李燕收到公司发来的前述股份认购通知书后，即于2016年6月2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刘艳的交通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叁万元认购公司2%股权。2017年5月份，刘艳跟李燕谈及其拟以人民币伍万元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股权，李燕当时觉得以人民币伍万元收购5%股权相对比较划算，比李燕于2016年6月份以叁万认购公司2%股权更划算一些，于是没有多想就跟刘艳提出要购买该5%股权，故李燕与刘艳双方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李燕已按协议约定向刘艳付清股权转让款且相应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据此，李燕于2017年5月份受让刘艳持有的公司5%股权是基于李燕真实的客观需要，并且李燕已支付合理的股权转让款、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刘艳于2017年5月份将其持有公司5%股权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二、李燕将合法持有的公司5%股权转让予郭永喜，郭永喜已向李燕付清股权转让款，且已办理完毕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李燕与郭永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李燕与郭永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李燕在2016年6月收到公司发来的认购公司2%的股权通知书之后，当时李燕也转了3万块钱给刘艳，但后来由于公司以及各股东关于增资扩股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所以最后认购没有成功，刘艳在2016年10月按投资款3万的110%（即33000元）退回了李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上诉人荣尚企业、郭永喜、刘艳、殷大明、李燕对对方上诉意见答辩称：相互认可对方的上诉意见，并坚持自己的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郭永波述称，认可各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并发表如下观点：一、一审法院将朱宝娟认定为荣尚企业实际控制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认定严重损害了郭永波、郭永喜的民事权利。该认定也与本案无关。二、付小玲入股荣尚企业的事宜，从刘艳的陈述、荣尚企业现存档案以及付小玲提交的证据来看，只能算是开展了前期阶段性工作，尚未签署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增资入股或者股权转让的文件及记入公司股东名册、办理工商登记。付小玲的投资款尚未入公司账户之前就已被刘艳退还。付小玲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确认股东身份的任何条件。因此，付小玲不享有荣尚企业的任何股权。三、刘艳与李燕、李燕与郭永喜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将郭永喜5%的股份与付小玲要求的5%股份直接对应，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郭永波、郭永喜作为荣尚企业股东，并不同意付小玲以股东身份加入荣尚企业，即使付小玲为实际出资人，二审法院也应当不予支持其要求变更股权的请求。付小玲对荣尚企业、郭永喜、刘艳、殷大明、李燕统一答辩称：一、付小玲已经履行了证明责任，证明了受让人李燕、郭永喜、郭永波不构成善意，刘艳与李燕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李燕和郭永喜、殷大明和郭永波之间的转让协议因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均应认定为无效。理由是刘艳和殷大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确认付小玲是持股5%的股东，刘艳和殷大明的转让是与付小玲发生纠纷之后发生的。根据一审查明，郭永波几乎是以0元获得了95%股权，李燕、郭永喜都是以5万元价格进行了股权转让，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从以上种种情形看，他们的股权转让都非善意。二、对于不能直接将刘艳持有的5%股权认为是对付小玲代持的部分，一审判决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也维护了交易稳定和安全。对于付小玲持有荣尚企业5%股权的事实是明确的，至于这5%是由谁来代持，当时没有明确。这部分股权要么是刘艳直接拿出，要么是殷大明拿出，再或者就是刘艳和殷大明分别拿出部分股权。无论是哪种方案，最终付小玲应享有荣尚企业5%股权。而付小玲直接转钱给了刘艳，因此由刘艳代持合情合理。三、对于荣尚提出的股东显名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付小玲认为当时的股东就是殷大明和刘艳，根本不存在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股东郭永喜、郭永波，其股权转让的效力是无效的，所以不存在显名需要这两个股东的同意。四、针对刘艳所述款项实际上是增资扩股这一说法，根据荣尚企业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和相关证据，可以看到该款项并没有支付到公司，而且其主张是按1.1倍返还款项，如果是没有完成增资扩股，应当是按原价返还的。付小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付小玲为荣尚企业股东，公司股权中的7.5万元出资（占公司5%的股权）归付小玲所有；2.判令刘艳、殷大明与郭永波、郭永喜之间的股权转让无效；3.判令荣尚企业立即为付小玲办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朱宝娟、刘艳、殷大明、郭永波、郭永喜、李燕提供必要协助；4.诉讼费用由荣尚企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日，荣尚企业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投资者为殷大明（95%）和刘艳（5%）。2016年7月12日，付小玲向刘艳的账户转账支付75000元。2016年10月10日，刘艳向付小玲的账户转账82500元，荣尚企业主张该款项中有75000元系股权转让款，付小玲则主张该82500元全部系股东分红款。2017年5月18日，刘艳与李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的前述股份以5万元的价格转给李燕。2017年6月28日，李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艳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2017年5月18日，殷大明与郭永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殷大明将其名下的前述股份以95万元的价格转给郭永波。双方在2017年6月28日还确认：由于殷大明尚未实缴所认缴的荣尚企业股份，且公司尚处于亏损状态，双方约定殷大明尚未实缴的出资额部分由郭永波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故郭永波无需向殷大明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之后，李燕与郭永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的前述股份以5万元的价格转给郭永喜。2017年6月28日，郭永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燕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付小玲提起本案诉讼之时，荣尚企业登记的股东为郭永波和郭永喜。郭永波曾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本人郭永波，是荣尚企业的法人，关于付小玲因股权纠纷起诉公司以及将本人作为第三人的事情，本人感到非常惊讶，在本人接手公司之前从没有人透露任何信息。为了便于贵院审理此案，对于本人接手公司的情况，向贵院进行以下说明：2017年初，我偶然得知殷大明想要转让名下的公司（即荣尚企业）股份，而且因为其还没有实际出资，并不需要多少转让费用。后经过考察以及咨询业内人士，觉得该公司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遂决定接手他的公司股份。经过协商后我们签了协议书然后办理了相关的股权变更手续；同时，殷大明的老婆刘艳也一起退出了，她将股份转让给了李燕。因为我占了95%的股份，我就作为公司的法人，公司由我负责管理。在殷大明转让股份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过任何关于付小玲的情况，我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个人，更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纠纷；付小玲和刘艳、殷大明的事情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和公司及我个人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在和付小玲没有任何交集且因本案使得公司不得安宁的情况下，并不想付小玲成为股东。另外，本人本已为经营公司心力交瘁，殊不知又出现了这一本人在接手公司时毫不知情的情况，心情郁闷之极，也不想直接到法庭上面对跟本人毫无关系的人和事。”另查明，2016年12月12日，朱宝娟告诉其丈夫赵仁军，称付小玲在荣尚企业用手机乱拍乱录，影响公司的人员工作，并让赵仁军到荣尚企业处理一下该事。赵仁军答应后随即赶往荣尚企业。在荣尚企业处，赵仁军将付小玲的一台手机摔到地上，用脚大力踩踏，致使付小玲手机受损。赵仁军因此被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赵仁军在公司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当时遇到该公司的管理人刘艳及其老公殷大明二人，于是我们三人就一起到了荣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内，进去后我看见公司内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工作，然后我就直接到了付小玲的办公室……”殷大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付老师原来也是这公司的股东，后来她退出了，具体什么原因发生纠纷我不知道，我不是在这公司做事。”刘艳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付小玲本来是我公司的员工，后来通过员工在职持股的方式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后来由于公司需要增资，扩大经营，所以股东们都需要增加投资金额，但是付小玲既不想增加投资金额，又想要保持股份不变，而且她还提出她不来上班，公司还要给她发工资的要求，公司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因为这样才导致了付小玲来公司砸东西的事情”，“付小玲，女，50岁左右，好像是西安人，在公司负责产品策划的，拥有公司员工持股5%的股份。”一审法院庭审中要求荣尚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通知荣尚企业目前的登记股东即郭永波和郭永喜到庭说明其受让股权时是否善意以及是否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涉案股权，但之后郭永波和郭永喜均未到庭。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刘艳将股权转让给李燕，李燕又将股权转让给郭永喜，但李燕，郭永喜均不到庭说明其受让股权时是否善意以及是否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涉案股权，因此，本案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进一步分析，刘艳收取和退回付小玲的股权转让款75000元，但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转让给李燕的时候，股权转让款反而减少到了5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情。从赵仁军、刘艳、殷大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看出，荣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朱宝娟，否则不可能在公司出事的时候，是由朱宝娟安排其丈夫赵仁军前往公司处理，而荣尚企业当时的名义股东即刘艳、殷大明名义合计拥有公司100%的股份且事发之时已在公司却不能拍板，而要等待赵仁军前来处理。在朱宝娟是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刘艳、殷大明对外转让股权却未有朱宝娟在相应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确认，而直接由刘艳、殷大明分别将相应股权转让给李燕和郭永波，亦与常情不符。按郭永波的说法，其系免费获得了荣尚企业的大部分股份，但荣尚企业系一个初具规模的公司，经营状况亦未见恶化，更何况郭永波购买之前亦未在收购股份之前按商业惯例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进行尽职调查，以全面了解荣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实际持股情况，因此郭永波的说法不足以让人信服。基于前述分析，不管股权如何流转，朱宝娟仍是荣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具有高度可能性。赵仁军、刘艳、殷大明在公安机关均陈述付小玲曾系荣尚企业股东，但荣尚企业和第三人却均未举证证明付小玲之后已经同意转让其股份，即付小玲仍然为荣尚企业公司的隐名股东。综上所述，付小玲诉请刘艳与李燕、李燕与郭永喜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以及荣尚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到付小玲名下的手续，朱宝娟、刘艳、李燕、郭永喜提供必要协助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第三人则无须提供必要协助。至于殷大明与郭永波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由于并未牵涉到付小玲的隐名股权，因此，付小玲诉请殷大明与郭永波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目前讼争的股权尚未过户给付小玲，因此付小玲要求直接确认其为股东以及争议股权归其所有缺乏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付小玲该项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刘艳与李燕、李燕与郭永喜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二、荣尚企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付小玲办理现登记在郭永喜名下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付小玲名下的相关手续，朱宝娟、刘艳、李燕、郭永喜提供必要协助；三、驳回付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付小玲负担1475元，由荣尚企业负担100元，由朱宝娟、刘艳、李燕、郭永喜共同负担100元。二审期间，荣尚企业、郭永波、郭永喜提交了如下证据：1.《李燕股份认购通知及付款凭据》；2.《宋娜股份认购通知及付款凭据》；3.《路荣股份认购付款凭证及高丽股份认购通知》；4.《荣尚企业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所得税季度预缴申报表》；6.《月度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7.《向税局申报的季度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李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李燕股份认购通知书》及《2016年6月20日银行转账凭证》。上述证据虽属逾期提交，但鉴于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本院将其接纳作为本案二审证据，并对荣尚企业、郭永波、郭永喜、李燕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予以训诫。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2016年6月20日，荣尚企业向付小玲发送了《股份认购通知书》，称由付小玲认购荣尚企业的5%的股份，认购款人民币75000元在该通知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支付至刘艳名下某账户。荣尚企业还向李燕等人发送过内容相似但认股数额不尽相同的《股份认购通知书》。刘艳称当时荣尚企业拟增资扩股，故向付小玲等发出上述《股份认购通知书》。付小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一页显示微信名为朱宝娟于2016年10月7日发送如下信息：各股东，股份的事情你怎么考虑，公司要改革了，现在是三个解决方案：1.增资，即与公司同步增加一倍的投资额2.股份稀释:由于这次的增资时以前投资的两倍，所以这次稀释的话就是股份占比为原来股份的一半3.这次确实是公司的原因出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必然要去整理的，不然我们就走不远，如果这个过程中你感觉不适，也可以考虑退出投资，我会以你投资额的110%回购你的股份，请在10.10日前予以答复，如果届时不答复，将按照第三种条件处理，款项会直接打入工资发放时的账户，并不再做另行通知。2018年10月10日，刘艳向付小玲转账支付82500元，并在转账的摘要处备注：回购付小玲股份。付小玲称其没有看到该备注内容，并主张该82500元是荣尚企业向其支付的2017年7、8、9月的分红款。付小玲称是朱宝娟告知其这是分红，但其不知道该分红款是如何计算而来。付小玲主张朱宝娟是荣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刘艳是代朱宝娟持股，朱宝娟曾答应其将刘艳名下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付小玲名下。刘艳对其曾代朱宝娟持股的事实并不认可。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付小玲诉请确认其向荣尚企业出资75000元并因此享有荣尚企业5%的股权，其首先应当证明其已经向荣尚企业出资。从付小玲提交的证据来看，其虽然在收到荣尚企业的《股份认购通知书》后向刘艳名下账户支付75000元，且不论其已经超出通知期限支付该款项，其并未与荣尚企业签订认股协议，亦未与刘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艳于2017年10月向付小玲支付82500元。该82500元的数额与付小玲自己提交的微信中名为朱宝娟所发送的信息即以认购人投资额的110%回购股份的主张相吻合。且刘艳在向付小玲转账之时明确备注“回购付小玲股份”。相反，付小玲主张该82500元是2017年7月至9月荣尚企业给其的分红，但付小红与荣尚企业之间从未签订有关分红的任何书面协议，亦无证据显示荣尚企业曾做出有关向员工或管理层分红的规章约定。加之，付小玲未能合理解释荣尚企业为何向其支付分红，该分红数额如何计算得来。综上，本院认为，虽然付小玲曾向刘艳名下账户支付75000元拟入股荣尚企业，但随后刘艳向付小玲支付82500元，已经溢价赎回该股份。至于付小玲主张刘艳是代其持股，更是无任何证据支撑。在付小玲的出资已经被溢价退回的事实前提下，付小玲关于出资75000元并占用荣尚企业5%股权的主张，应予驳回。同时，刘艳、殷大明等人在付小玲认股款被溢价退回后的股权转让行为与付小玲无利害关系，不影响本案结果，付小玲诉请确认刘艳、殷大明的转让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亦予以驳回。另外指出，朱宝娟是否荣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且并不影响本案的结果，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荣尚企业、郭永喜、刘艳、殷大明、李燕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7）粤0491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付小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50元，由付小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林千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