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12行初43号原告何某。原告苏金凤。原告何建军。原告暨原告何某的法定代理人及原告苏金凤、何建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任萍。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胡建坤，局长。委托代理人余兵，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艳环，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雱，总经理。原告任萍、何某、何建军、苏金凤不服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于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16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京东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暨原告何某的法定代理人及原告何建军、苏金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任萍，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的副局长肖俊元及其委托代理人余兵、张艳环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8年11月10日上午9时16分，何某某在吉安市××中××号使用手机在京东地勤软件打卡上班后，一直在吉安拜访客户，于当天晚上8时17分，何某某在家中在京东地勤软件打卡下班。2018年11月11日凌晨2时左右，何某某在家中突感胸痛，其妻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随后120急救医生赶到何某某家中抢救，经抢救无效后被宣布死亡。直接死亡原因：猝死。东西湖区人社局认为，何某某在家中突发猝死，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再工作岗位上，该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现决定不予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任萍、何某、何建军、苏金凤诉称，何某某系四原告的亲属，生前就职于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系该公司江西省吉安区域客户经理。2018年11月10日上午9时16分，何某某在吉安市××中××号使用手机在京东地勤软件打卡上班后，一直在吉安拜访客户，当晚8时17分，何某某在家中使用京东地勤软件打卡下班，但实际上由于第三人京东公司主管领导一直强调要求何某某等员工要继续熬夜工作，参与双11活动，何某某也遵照主管领导的指示，一直在家中通过网络继续工作。2018年11月11日凌晨2时左右，何某某在家中突感胸痛，妻子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随后120急救医生赶到何某某家中抢救，经一小时抢救无效宣告死亡，其死亡原因为猝死。2019年2月18日，第三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何某某的死亡不予认定视同工伤。原告认为，被告对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何某某的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情形，依法应当认定工伤，其理由：一、何某某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的猝死。何某某猝死前为双11购物活动期间，何某某作为第三人的职工，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在线上提供劳动服务。在双11期间，第三人全员备战双11活动，业绩考核压力巨大，事发当晚何某某在参加工作总结语音会议后遵照主管领导关于备战双11营销活动的工作安排，一直在家中通过网络继续工作。由于双11网上销售时间以及工作内容的特殊性，何某某必须通宵熬夜工作，才能符合工作要求，正是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原因，才导致何某某的猝死。二、何某某猝死前正在从事本职工作，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工作时间是工伤认定的时间要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作时间一般都有约定，但在约定时间之外，劳动者也可能在为单位工作。因此，“工作时间”应当理解为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以及单位安排的加班时间。如果职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经单位安排自觉延长的时间或者主动加班的时间，只要是在从事本职工作，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单位能够证明职工系从事私人事务的除外。何某某猝死前时正处于网购最为重要的时刻，其正在关注着网上的工作信息及订单情况，并时刻与客户进行沟通交流，从何某某微信工作群和客户群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何某某直至猝死前还与同事长时间在为公司工作，正处于工作时间当中。三、何某某猝死时处于工作岗位上。用人单位与何某某并未约定工作岗位所处场所，用人单位也未提供工作岗位所处场所。由于工作内容、方式的特殊性，何某某为履行工作职责通常是在家中工作，因此何某某的家庭住址可被认定为工作场所，同时也是工作岗位。四、被告未能按照《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履行必要的调查职责，对于重要事实未予核实，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工作群聊天信息、同事证明等证据反映何某某双11特殊日期通宵工作的事实未核实和评判。五、本案是用人单位提交工伤申请，这就代表用人单位实质上认可何某某加班时间猝死的事实。如果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也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何某某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情形，应予认定工伤。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何某某的死亡系工伤。原告提供的证据、依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户口本、居委会亲属关系证明，证明原告系何某某的近亲属，诉讼主体适格；2、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企业信息；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对何某某的死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事实；4、工伤认定申请书及附件（用人单位事故调查报告书、受伤害经过简述、同事胡某和王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及用人单位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及调查报告，其同事证明加班参加单位双十一活动的事实；5、劳动合同，证明何某某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6、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何某某猝死前遵照京东公司江西片区经理、赣西片区主管领导关于双十一营销活动工作布置安排正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履行工作职责的事实；7、吉安中心人民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120受理台出车单、急救病历，证明何某某猝死的事实。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辩称：一、我局对死者何某某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1、何某某猝死，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也不是在工作岗位上。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提供的《何某某10/11月考勤明细表》证明何某某于2018年11月10日20时17分在家中打卡下班。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提交的《终端业务部考勤管理规定》要求“员工上下班必须使用地勤系统……节假日加班仍需打卡以记录上下班时间”。按照该公司出具的《事故情况说明》，何某某“下班打卡时间20时17分，打卡轨迹定位在家中，打卡后考勤系统追踪无记录”，何某某的直接主管胡某在接受我局调查时介绍了该公司的“京东地勤软件”“每次上班打卡上线，主管层可以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打卡下线后就看不到了”“考勤方式是软件打卡”。从上述证据可以综合认定，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对终端业务部员工实行的考勤方式是软件打卡，由员工自行在手机上登录京东地勤软件，从上班出门时就要打卡，到下班打卡下线，整个上班过程轨迹均有明确的记载。而事发当天，何某某是回到家中打卡下线六小时后才发生猝死，显然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也不是在工作岗位上。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某某的死亡系发生在其为第三人加班过程中。由于事发当晚正值双十一前夜，何某某在回到家中后，用手机微信和公司其他员工以及客户进行了很多业务上的沟通，其中按照胡某的证言，其于11日凌晨0时18分在微信工作群“赣西兄弟沟通群”，“所有人大家抢”时，何某某没有回复，何某某在该工作群最后的留言是0时46分的“259的变价了”，其后直至其猝死再无交流信息。何某某于11日凌晨1时25分发朋友圈，内容是京东双十一突破1000亿元。吉安120中心人民医院出车单可以证明，该医院受理任萍求救电话的时间是11日2时27分28秒。距离何某某最后发朋友圈的时间有一个小时零两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何某某并未从事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事情。按照任萍接受我局调查时的陈述，其比何某某稍晚回到家中时，何某某一直在发微信。任萍于2018年12月10日曾向实际用工地的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时，其在“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填写“我在11月11日凌晨2时左右发现何某某躺在床上口吐白沫，全身痉挛，家属拨打120，经抢救无效死亡”。第三人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时，印证了上述经过。第三人在双十一前夜让员工回到家中用手机微信参与双十一活动，主要是因为双十一的活动除了刚过零时的抢购，整个十一月十一日全天都是活动日，这样能够让员工参与活动，又能够保证休息。何某某在1时25分发完朋友圈后，其手机中再无其他和工作有关的工作内容，病发时在卧室的床上，说明其死亡发生在其休息过程中。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某某的猝死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对其不能视同工伤。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是正确的。三、符合法定程序。第三人于2019年2月18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陆续提供材料，我局于2019年2月25日正式受理。我局在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充分审查的基础上，于2019年3月13日提取了原告任萍的陈述，制作了询问笔录。于同日向证人胡某进行了调查。结合查明的事实，我局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程序。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1、立案审批表，2、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工伤认定程序的申请和受理；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证明及委托手续，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4、用人单位企业信息，证明用人单位主体资格适格；5、事故情况说明，证明用人单位陈述事故情况；6、何某某办公地点情况说明，证明何某某办公地点和11月10日的打卡记录；7、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证明申请人与何某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8、急救病历、120出车单及死亡证明，证明急救过程及死亡原因；9、证人证言、身份信息及劳动合同，证明何某某于11月10日的工作情况；10、10至11月公司的考勤记录，证明何某某11月10日的上下班时间；11、公司考勤管理规定，证明公司的上下班及加班的打卡规定；12、何某某的工作轨迹，证明11月10日从早上9时16分至晚上8时17分何某某的工作轨迹；13、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头像及11月10日至11日的工作情况，证明何某某参加双十一的购物活动情况；14、受理通知书及回证，证明我局依法受理案件，程序合法；15、调查笔录及被调查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我局依法调查事实，程序合法；16、工伤认定审批表，证明我局依法审批，程序合法；17、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邮寄送达，证明我局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未发表述称意见亦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无异议，只是对被告最终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7无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人证言中并没有提到加班；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微信聊天虽然谈到了工作和业务上的事，不能证明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履行工作职责。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提供的所有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7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是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及附件，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是微信截图，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何某某系原告任萍之夫，原告何某之父，原告何建军、苏金凤之子。何某某系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聘用的员工，双方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期限为2018年10月16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试用期为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工作岗位为城市客户经理，工作地点为江西，工作时间实行标准工时制度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合同签订后，何某某一直在吉安发展客户，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公司对其考勤作出规定，即终端员工的统一工作时间为：9时--12时，13时--18时，午休时间12时--13时不计入工作时间。公司执行考勤打卡制度，员工上下班务必使用地勤系统，亲自在服务终端网点提交打卡信息。代打卡，在家提交打卡信息一律无效。2018年11月10日上午9时16分，何某某在吉安市××中××号使用手机在京东地勤系统打卡上班后，一直在吉安走访客户。当天18时58分，何某某在微信群中接到其上级主管的通知，参加了20时由上级主持的电话会议。20时17分，何某某在吉安市吉州区××号使用手机在京东地勤系统打卡下班。之后，何某某一直坐在家中客厅沙发上通过手机微信保持与同事群（江西战区、赣西兄弟沟通群）、客户群（宝龙食品、杨眼睛批发部、芸琳盼、白云、王雅欣、展翅翱翔等）的联系与沟通。2018年11月11日凌晨2时许，何某某走进房间将任萍拍醒，告知其胸口很痛。任萍去客厅倒了一杯开水回到房间后，发现何某某靠在床上喘气困难、身上抽搐、口吐白沫。任萍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随后120急救医生赶到何某某家中抢救，经抢救无效后被宣布死亡。直接死亡原因：猝死。2019年2月18日，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于同月25日立案。同年3月13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询问了原告任萍和何某某的上级胡某后，认为何某某在家中突发疾病猝死，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上，该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视同工伤。为此，原告任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如诉称。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为武汉市东西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对统筹地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本案中，何某某猝死时间是2018年11月11日，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已经超过了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期限，且无申请延期的情形，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受理程序违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急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条规定中的“工作岗位”强调的不是工作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理应属于上述“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何某某是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聘用的江西吉安城市客户经理，从事电子商务工作，其猝死之日正值电子商务的“双十一”活动日。从何某某的手机微信中可以看出，何某某在猝死前一日20时17分打卡下班后，并非在家休息，而是一直在家中通过手机微信群保持与上级、同事和客户的联系与沟通，其内容均是“双十一”商品的推介活动，其上级主管胡某也在微信群里号召“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即将来临，作为电商人，一般是不睡觉的，请关注12点后的放价高潮。”综合以上事实，何某某虽已打卡下班，但其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参加电商人的“双十一”商品推介活动，在此期间猝死理应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仅以何某某打卡下班这一事实认定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作出不予认定视同工伤的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错误受理第三人武汉京东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应予撤销。鉴于其受理程序违法，本案不宜判决重作，可由何某某的亲属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1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汉桥人民陪审员  陈荣富人民陪审员  马爱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张 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