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炜，男，196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雪芳，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运章，男，195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波，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振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金福路18号1栋11楼。法定代表人：周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兰，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李炜因与被上诉人周运章、武汉振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1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向雪芳，被上诉人周运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波，被上诉人振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周运章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运章、振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李炜与振宏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100万元是武汉龙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港公司）向武汉人和天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和公司）支付的项目诚意金，人和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最终生效判决确认龙港公司是受害人，判决按比例将赃款发还给龙港公司，龙港公司才是本案的债务人。结合上述事实，应该是龙港公司向振宏公司借款，用于支付人和公司的承包诚意金，与李炜无关。至于李炜出具的借条，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借贷，实际上李炜并未实际收到振宏公司的借款。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应以款项流向确认实际借款。2.假设李炜向振宏公司借贷关系存在，周运章不是该借款的保证人，也未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说明保证是基于三方所达成的协议。李炜对周运章的保证毫不知晓，周运章提供的还款凭据上“李炜还款”的字迹也不是李炜所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即保证的成立以签订书面的保证合同为前提。本案并不存在书面保证合同，周运章也未在借条上以保证人的名义签字。因此，周运章不是借贷关系的保证人，没有理由承担保证责任。3.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周运章支付给振宏公司的款项是基于保证的还款。周运章向振宏公司还款的行为，李炜对此不知情。周运章提交的资金流水记录的还款时间相对分散，也不是周运章直接对振宏公司的转账，周运章没有证据证明对本案所有的转款享有权利，本案涉及的打款人和打款原因较为复杂，且相应的收据也存在瑕疵，如2015年12月25日的收据盖章为“武汉振宏物流公司”，但工商信息显示2014年8月13日，“武汉振宏物流公司”已经更名为“武汉振宏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结合周运章与振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属关系，李炜有理由认为周运章与振宏公司恶意串通，虚构保证关系，虚假诉讼，以此损害李炜的利益。4.如果李炜与振宏公司借贷关系存在，本案诉讼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涉案借条载明还款时间为2013年7月1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从2013年7月10日起算，期限为2年，即2015年7月10日已经届满。且周运章的还款不能认定为履行保证责任，也不能认定是替李炜还款，其还款行为不构成主债务的时效中断。二、周运章与振宏公司涉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法院应当查明事实，依法追究被上诉人相应的责任。周运章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炜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振宏公司辩称，周运章与振宏公司当时的总经理是亲兄弟，李炜向振宏公司借钱时，周运章作保才借的钱。钱已由周运章还了，振宏公司与周运章不存在串通作假行为。周运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炜偿还周运章10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李炜还清本息之日止）；2.判令案件受理费由李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李炜结识人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明（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刑），周明谎称有“窑山保障性住房工程”发包，但需要支付200万元保证金。在确信该工程项目后，2013年6月28日，李炜、周晶与龙港公司签订《项目承包合同》，拟以龙港公司名义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李炜、周晶实际承包该工程项目，并向龙港公司缴纳税金和管理费。2013年7月1日，李炜以龙港公司名义与人和公司签订《窑山生态文化新城项目发包意向性协议书》，约定缴纳工程项目承包诚意金500万元，实际支付200万元。为筹集该款项，2013年6月28日，经周运章介绍，李炜向振宏公司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振宏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于2013年7月10日前归还”，李炜作为借款人签名捺印，振宏公司出具了10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付给李炜。周运章基于和振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运堂的兄弟关系，口头承诺为此借款作保。李炜另向朱章友借款50万元，周晶亦筹款50万元，三笔款项共计200万元付至人和公司账户，被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明骗取。因李炜无力偿还振宏公司借款，周运章代为偿还该款项：2013年7月24日，由龙港公司代其还款30万元；2013年7月25日，通过振宏公司会计李婧还款20万元；2013年9月11日，由武汉振宏物流集团洪兴商贸有限公司将退刘勇（系周运章女婿）股款30万元转给振宏公司冲抵还款，因扣除银行手续费30元，实际还款299,970元；2013年12月31日，通过振宏公司财务杨开兰还款20万元；2015年12月25日，因平账需要周运章向振宏公司交付现金30元，共计还款100万元。周运章为此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收到周运章的起诉材料。另查明，2017年5月12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105民初377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判决李炜向朱章友偿还50万元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借款主体及诉讼时效问题。第一，关于案涉100万元的借款主体。其一，从形式上看，李炜作为借款人向振宏公司出具借条，振宏公司也向其交付100万元转账支票，提供了借款。其二，从法律关系链条来看，人和公司与龙港公司签订《窑山生态文化新城项目发包意向性协议书》，发包案涉工程项目。龙港公司与李炜、周晶签订《项目承包合同》，由两人实际承包该工程项目。两人共筹集了2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人和公司，其中李炜筹集的150万元分别来自于向振宏公司以及朱章友的借款。因此，刑事判决书将龙港公司作为受害人只是相对于人和公司与龙港公司的这一层法律关系而言，就民事诉讼而言，李炜向振宏公司的借款系另一法律关系，不能根据刑事判决书的内容混淆非属同一法律关系的民事主体。其三，从实际内容看，李炜是借用龙港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项目，除税金和管理费外，其余工程回款全部由其支配使用，正是基于此种利益，相应的保证金缴付义务由其实际承担也是符合行业惯例的。本案中李炜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是按照龙港公司或周运章的要求办理借款手续，相反振宏公司的答辩意见证实正是基于周运章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属关系才向李炜提供借款。本案的关键在于该工程项目系虚构欺诈，由此产生损失，但李炜不应就此推诿借款责任。因此，本案的借款主体是李炜。周运章并非借款主体，却在李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后，分期偿还了全部借款，其述称因与振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属关系而对借款口头作保，既符合常理，也符合保证的法律行为特征，故对该保证关系予以认可。第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炜应于2013年7月10日前归还欠款，在其逾期未还后，周运章从2013年7月24日至2015年12月25日期间代其偿还了全部欠款，故主债务诉讼时效产生中断效力。周运章于2018年12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其作为保证人行使追偿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李炜在庭审辩论中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用语来看，该条实际是指当债权人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债权，致使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主债务成为自然债务，保证人得享有主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保证人如不行使该时效抗辩权，自愿承担了保证义务，再向主债务人追偿，则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保证人在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偿还了全部债务，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不适用该条款之规定。对于李炜的相关抗辩意见，应不予采信。周运章作为保证人要求李炜支付相应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李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运章偿还1,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2月3日起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李炜承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李炜对一审认定其与振宏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与周运章、振宏公司存在口头保证以及周运章代为还款等事实持有异议。周运章、振宏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李炜对一审事实部分提出的异议系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在下文一并论述。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本院对周明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78号刑事判决，将龙港公司列入被害人名单。周运章二审陈述龙港公司仅是名义上的被害人，刑事案件发还的款项属于李炜和周晶。二审庭审期间，李炜陈述振宏公司不可能借钱给他，其系代表周运章借钱。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李炜与振宏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周运章主张担保追偿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周运章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李炜与振宏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李炜以个人名义向振宏公司出具借条，振宏公司将涉案100万元转账支票交付李炜，虽然涉案100万元后入账人和公司，但李炜与龙港公司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以龙港公司名义与人和公司签订《窑山生态文化新城项目发包意向性协议书》的行为，足以认定李炜为向人和公司交纳项目保证金而以个人名义向振宏公司借款。振宏公司与李炜之间既有债权凭证，又有借款实际支付行为，应当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炜上诉称龙港公司是借款人，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刑事案件虽然将龙港公司列为被害人，但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李炜以涉案刑事案件否定自己是借款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周运章主张担保追偿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李炜称振宏公司不可能向他出借借款，振宏公司亦称如果不是周运章与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有亲属关系并担保借款，亦不可能向李炜出借借款，故本院认为周运章主张三方之间存在口头保证的约定，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此可知，口头保证合同在保证人实际履行了保证责任，债权人亦已接受的情况下，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周运章主张已经履行保证责任，一审期间提交了代为偿还借款的证据，振宏公司作为债权人对周运章的代为偿还借款的行为也予以认可，故本案口头保证合同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李炜关于本案不存在书面保证合同，周运章非保证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周运章向振宏公司偿还借款，虽然不是通过直接向振宏公司转账的行为进行，但债权人振宏公司认可上述行为清偿了李炜的债务。李炜上诉称周运章支付给振宏公司的款项不是基于保证的还款，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收据上的瑕疵，振宏公司已作出合理解释，李炜上诉称周运章与振宏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未提交充足证据，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本院认为周运章在履行保证责任后向李炜行使追偿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周运章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周运章从2013年7月24日开始代李炜向振宏公司偿还借款，至2015年12月25日偿还全部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依据上述规定，周运章从2015年12月25日承担完担保责任，于2018年12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李炜上诉以借条载明的还款时间来计算周运章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金丽审判员  徐子岑审判员  赵文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欢书记员何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