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1民初3450号原告：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淡水港F-13#-15#门面法定代表人：林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医，男，系该公司法务被告：张怀军，男，1997年8月22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德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浪，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0033425，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琳宇，贵州东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1087532，法律援助，一般代理。第三人：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大唐世家675号-602号。法定代表人：林标，职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医，男，系该公司法务，特别代理。原告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标元吉贵阳分公司）诉被告张怀军及第三人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标元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厦门标元吉贵阳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标，被告张怀军及其诉讼代理人张月浪，原告及第三人厦门标元吉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因庭外和解，依法扣除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厦门标元吉贵阳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630元工资；3.判令原告无须支付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3480元。事实和理由：仲裁裁决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1月7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裁决缺乏事实基础，不具有任何事实依据，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仲裁委的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符，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是适格主体，裁决书是基于工资表没有加盖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也未说明，原告在我处领取工资是代发工资，不是原告发放工资，现本案中的工资表及仲裁裁决足以说明裁决依据的事实不充分，两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被告提起仲裁主体不正确，仲裁请求及仲裁裁决书不具有事实依据。被告与厦门标元吉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并非本案原告，原告已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举证（工资表）进一步证明被告与厦门标元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被告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不成立。其次仲裁裁决原告支付被告630元工资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480元，同样缺乏事实依据，正基于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就不存在原告支付被告630元工资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480元的义务，且本案原告在本案中不是适格主体，因此本案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事实基础，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故厦门标元吉贵阳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花劳仲裁字2019第67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张怀军的仲裁请求。被告张怀军辩称，请求人民法院维持花溪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花溪区劳动仲裁委）作出的花劳人仲字（2019）第67号裁决书，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双方均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本案原告注册地登记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而被告实际工作地点亦为原告注册登记地，且工资一直以来从原告处领取。被告张怀军实际工作地点亦为原告的注册登记地，且工资一直以来从原告领取。被告张怀军的工作内容为司机兼业务员，属于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应认定被告张怀军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原仲裁裁决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原告对因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原告提供的《工资表》，原仲裁裁决确认原被告自2018年3月27日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被告支付这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部分。原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支付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差额部分23480元，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为：情况说明系自己公司员工为自己作证，在证据规则中不具有证明力；工资发放表不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依据。根据相关规定，在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且未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以实际履行劳动合同的单位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从招聘的上班地点及劳动行为的实际履行地点均为贵阳分公司，故该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劳动者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下，贵阳分公司及总公司无视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另，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一直未为被告购买社保及被告离职后也未享受到失业保险和原告未支付经济补偿的行为，被告保留起诉权利。第三人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辩称，我们认可被告系我公司员工，愿意承担责任。其余意见与原告一致。经审理查明：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独资），营业场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Ｆ-13＃-15＃门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407204159ＸＣ，法定代表人：林标。2013年6月24日，该公司在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登记成立，营业期限为2013年6月24日至2023年6月23日，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等。2018年2月27日至2019年1月7日，被告在原告标元吉贵阳分公司从事驾驶员兼业务员工作，约定每月基本工资为2800元，外加提成及加班费，工资每月以现金方式发放。原告代发给被告2018年3月27日至2018年12月工资，每月基本工资2800元。被告入职以来，原告一直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依法购买社会保险。被告与原告负责人进行沟通，要求缴纳社会保险及签订书面合同，未有答复。被告于2019年1月7日离职。被告于2019年1月18日向花溪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就劳动关系、双倍工资、工资、经济补偿问题提起仲裁裁决，花溪区劳动仲裁委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花人劳仲裁字[2019]第67号裁决书，裁定：一、张怀军与厦门标元吉公司贵阳分公司2018年3月27日到2019年1月7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厦门标元吉公司贵阳分公司支付张怀军2019年1月工资人民币630元；三、厦门标元吉公司贵阳分公司支付张怀军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1月7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3480元。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张怀军应当为第三人所聘请，与第三人才建立有劳动合同关系，前述劳动仲裁与事实不符，原告主体不适格等为由，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原告提交的第三人于2019年6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兹有我单位张怀军、男、土家族、1997年8月22日出生，…于2018年3月份到我（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应聘驾驶员，鉴于张怀军系贵州人，我单位安排张怀军在贵州省内驾驶我单位车辆送货，并非系（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的驾驶员，张怀军的工资也是由我（（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发放，并有张怀军每月本人自己签署的工资表予以证实，我单位特以此确认说明，特此说明。”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加盖公章，主管领导：潘金进签字。本院对前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双方均无异议，与原告主张的无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不符。原告作为第三人的分支机构，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可以成为用人单位。原告提交《工资表》一份，载明：公司名称：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从2018年3月至12月，应发工资450、2800等，另有绩效考核、全勤奖、扣款等记录，也有实发工资记录，张怀军有签字，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加盖公章。被告又提交了其他员工的工资明细表，拟证实第三人招聘人员的工资由第三人发放，原告招聘的人员由原告发放。本院对前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双方对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原告发放被告工资均无异议。原告作为第三人的分支机构，发放工资，工资来源不能影响到其与被告之间的用工事实，当然不能否定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工资表在仲裁中没有第三人盖章，情况说明在仲裁中未提供，系裁决后作出，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林标，且第三人为一人公司，股东仅林标一人。被告提交了2019年1月7日视频光盘，拟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每月工资2800元。原告质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未经过公证，不排除改动的可能性。被告在原告处领取工资，系受总公司委托代发工资。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被告提交了一份58同城招聘公告，载明：职位简介为认真完成公司派车任务要求，服从主管人员安排，任职资格：35岁以下，驾龄2年；公司信息为厦门标元吉公司贵阳分公司，…。拟证实原告在招聘人员，被告为原告提供劳动服务。原告质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网页截图未经过公证来证明真实性、合法性，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被告系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系通过网页信息进行招聘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结合庭审查明案件事实予以认可。第三人未提交证据，但对原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主体身份无异议，对被告提供的光盘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但视听材料不排除有改动情况，对被告在原告处领取工资，系替第三人代发，不是原告发放。认可被告是第三人员工，其余意见与原告一致。另查，被告在前述就业期间未签订有劳动合同，也未享受到缴纳社保待遇。被告在仲裁时曾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但因花溪区劳动仲裁委只能仲裁分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故第三人未能列入。上述事实有原告营业执照、花人劳仲裁字[2019]第67号裁决书、《情况说明》、工资表、光盘、招聘公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前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用人单位的分支机构能否成为用工主体。根据国务院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4条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据此，用人单位分支机构具有一定的用工资格，但同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关键是分支机构是否已经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如果依法取得了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则可以独立地招用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否则只有在获得用人单位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够招用劳动者，而不能独立地作为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而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分支机构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可以直接作为劳动合同中的甲方（用人单位）。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分支机构，只能受用人单位委托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即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只能是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单位，不能将分支机构直接列为用人单位。因此，企业设立的分支机构，如果依法取得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也可以作为用人单位，并成为劳动争议纠纷的民事诉讼主体。本案原告取得分公司营业执照，且注明为独资公司。原告对外招聘进系以分公司名义对外发布招聘公告，被告实际工作时受分公司管理和调度，工资也由分公司发放，原告为被告的实际用工主体单位。花溪劳动仲裁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才建立起劳动关系，但第三人系原告的总公司，其分支机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花溪劳动仲裁委直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与第三人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但其辩称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法人登记的公信效力，是指法人凡经登记的内容，应当推定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善意第三人根据登记内容所为的行为应当有效。由于登记机关为国家机关，其对于法人的设立、变更、注销进行登记行为，就产生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确认，对私法事实的公示，其所公布的登记信息具有权威性，足以使社会公众相信其真实、准确，故对社会公众产生公信力。本案中原告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分公司，该登记行为对外具有公信力。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私下约定系私权约定，其效力小于登记公信力，故原告就应当承担登记公示后的法律后果，即作为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分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诉讼主体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原告第一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三项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对减少劳动报酬等决定负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未能就其第二项诉请予以举证，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如前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从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1月7日就建立起劳动关系，花溪区劳动仲裁委以未签订书面合同为由裁决原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部分也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可以得到支持。综上，原告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原仲裁裁决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诉请依法不能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厦门标元吉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志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