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1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群，男，196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飞，山东建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梅，山东建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华伟，男，198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爱国，男，1957年2月26日出生，回族，原爱国家庭农场业主，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冰清，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银龙（系朱爱国之子），男，1986年1月6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上诉人王华伟、王群因与被上诉人朱爱国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群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认定王群与爱国农场之间为代理关系，由朱爱国按照其与王华伟之间所签订的渔业承包合同向王华伟承担相关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爱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王群在本案中并非合同主体，王群仅仅是依据2017年11月1日由爱国农场向其出具的委托书，依法代表爱国农场进行招商引资，王群是基于爱国农场的委托而进行的有权代理，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无权代理，王群根据爱国农场的委托将王华伟招来投资，后与王华伟签订的《鱼池租赁合同》均是依据爱国农场的授权，且在签订合同之前也经过了朱爱国的同意，因此，因该合同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应由爱国农场、朱爱国承担。2.在《鱼池租赁合同》签订一年多的时间内，朱爱国曾多次到案涉的鱼塘查看，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常关心问及是否挣钱，能挣多少钱，一审中称2018年11月才知道鱼池承包的事情，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有悖于常理。且在王群代其招商引资前，此处为荒废多年的鱼塘，王华伟经王群招商引资，在此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建鱼塘，这也是王华伟为何在几个月的时间投入250000元资金的原因，在此期间，王群仅仅是履行委托义务，并未在此过程中得到任何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产生的相应责任由王群承担，属于法院在违背本案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强加在王群身上的义务，对无辜的王群是十分不公平的。朱爱国在王华伟将此荒废多年的鱼塘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将鱼塘改建成型投入使用后，以不知情为由，否认其委托王群代其进行招商引资事宜，并声称王华伟在此投入经营一年多的事并不知情，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同时，朱爱国因王群代其招商引资一事给其承包后又荒废多年的鱼塘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鱼池的改建，其本身就享受到了本招商引资给其带来的巨大利益，本招商引资本质上就是双方合作，共担盈亏，不收取租金，但需由王华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鱼塘改建，且要分配利润的20%，本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一审法院不可思议的是以租金利益无保底条款为由，认定该合同并非朱爱国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群不解一审法院是如何得出此结论的。如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否在王华伟无论盈亏、确保每年给爱国农场支付一定数额租金的前提下，在合同中又约定支付爱国农场利润的20%对双方尤其是对王华伟就公平了吗？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明显有失偏颇，且不符合本案基本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前提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无权代理的规定判决本案亦属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王群有爱国农场给其出具的委托书，并基于本委托书依法代其进行招商引资，属于有权代理，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无权代理，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依法判决由爱国农场、朱爱国对王华伟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确认王群与爱国农场之间是基于委托书而产生的代理行为，且该代理行为的民事责任由爱国农场、朱爱国承担。朱爱国辩称，涉案鱼塘原来一直由朱爱国自己经营，仅是在2017年11月份因家庭突发变故亲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导致其无力也无心继续经营管理，所以委托承包其另一半院子的王群代为照看一下，就朱爱国当时的心情根本没有精力去委托王群对外招商引资，涉案合同为鱼池租赁合同，顾名思义应为租赁方占有使用鱼池，出租方收取租金，但王群在上诉状中又称系“双方合作共负盈亏”，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王华伟和王群均陈述涉案合同系双方协商确立后加盖公章而形成的，也就是先有合同文本，后加盖合同公章，但王华伟提交的合同原件系字压章即先加盖公章后有文字内容，双方的陈述与证据体现的事实并不一致，其陈述本身就处处自相矛盾，再看合同及其所谓的承诺书的内容，我方任凭自己拥有诺大的场地，不仅不收取分文租金反而还要保证承租人盈利，更有甚者还要自愿承担高额的违约金，这简直就是为我方量身打造的无底洞。况且在一审过程中，王群并未提交其所谓的委托书，仅凭一张无法核实真伪的复印件根本无法证明其具有所谓的代理权限，所以王群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更无法自圆其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王群的上诉请求。王华伟辩称，没有异议。王华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是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爱国农场、朱爱国承担。上诉理由：王华伟与持有爱国农场的公章的王群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在一审中朱爱国也认可了鱼池租赁合同中的公章系自己单位公章，但辩称该公章是王群自行加盖，系无权代理，对该合同不知情，合同不成立，不能约束自己。一审法院经过审理经后认可了鱼池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王群系无权代理，该合同对朱爱国不发生效力及产生的相应责任也由王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完全错误，经过审理各方均认可该份鱼池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对于王群公章是借用未取得授权是朱爱国内部公章管理的问题，王华伟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持有公章、委托书和承诺书的王群是爱国农场的代理人，并与爱国农场签订了该合同。至此合同相对方十分明确，因为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其债权及债务均由经营者享有及承担，现已注销，相应的民事诉讼权利因由负责人朱爱国行使，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朱爱国应承担其履行合同的义务。一审法院在明确无争议的证据并认可了合同的真实性，却以王群为无权代理驳回王华伟的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了王华伟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法律规定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缺乏公平公正，现王华伟提出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王群辩称，对王华伟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本案中王群正是基于爱国农场的委托而从事的代理行为，并不属于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因此代理行为所涉及的相应权利及义务均应由爱国农场承担。朱爱国辩称，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王华伟和王群均陈述涉案合同系双方协商确立后加盖公章而形成的，也就是先有合同文本后加盖公章，但王华伟提交的合同原件系字压章即先加盖公章后有文字内容，双方的陈述与证据体现的事实并不一致，仅从这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王华伟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根本就不具有善意，况且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王华伟和王群均没有提供所谓的委托书和承诺书，所以其陈述本身也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原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王华伟的上诉请求。王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爱国农场、王群继续履行与王华伟2018年3月1日签署的《鱼塘合同》；2.爱国农场、王群向王华伟支付违约金7.5万元；3.爱国农场、王群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于2017年3月30日成立，经营者为朱爱国，经营范围为：鱼的养殖，藕、玉米、小麦的种植。2018年12月28日爱国农场被注销，注销原因为无力经营。2018年3月1日，爱国农场（甲方）与王华伟（乙方）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主要条款为：鱼塘坐落济阳县孙耿镇老赵村东邻砖厂，1、2、3、4、5号鱼池；租赁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33年2月30日，共计15年；租金以乙方利润的20%为租金标准，支付方式为现金、银行汇款、网银转账，以天、月、季、年实现利润为支付时间；本出租鱼池为朱爱国所有，无其他关系人，由于本鱼池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其他纠纷与承租人无关，若有纠纷使乙方不能正常进行养殖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若出租方在承租方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或租给他人，视为出租方违约，出租方负责赔偿承租方投入成本的两倍违约金。若承租方在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视投入和收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由王华伟签名捺印，爱国农场加盖公章。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及事实存在较大争议，一审法院做如下认定：一、爱国农场的主体问题。王华伟列爱国农场为本案被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其债权及债务均由经营者享有及承担，且其于2018年12月28日已被注销，故爱国农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相应的民事诉讼权利应由负责人朱爱国行使，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鱼池租赁合同是否成立并约束朱爱国。王华伟主张王群接受了朱爱国的委托进行招商，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并加盖了爱国农场的公章，合同订立后，自己接手了诉争的鱼池，并投入了鱼苗、虾苗等，合同已实际履行，朱爱国应受到该鱼池租赁合同的约束。就该主张王华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鱼池租赁合同、委托书（复印件）及承诺书（复印件）。朱爱国认可鱼池租赁合同的公章系自己单位的公章，不认可委托书及承诺书的真实性,辩称王群在2017年以办理卫生许可证的名义借用了农场公章，该鱼池租赁合同系王群自行加盖，系无权代理，自己对该合同不知情，合同不成立，不能约束自己。就上述主张，朱爱国提交了录音资料一份。王群对王华伟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予认可，对朱爱国提交的录音资料不认可，辩称公章系朱爱国给的，与王华伟洽谈的生意先与朱爱国进行了沟通，并经朱爱国同意后加盖了公章，合同已实际履行。朱爱国提交的录音中自己受到了朱爱国及其子等人的威胁，所做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三方认可鱼池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王华伟提交的委托书及承诺书均为复印件，朱爱国不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朱爱国提交的录音资料，其不能说明录音中的参与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证据的采信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王华伟于2018年3月1日与王群签订了鱼池租赁合同，王群加盖家庭农场的公章。王华伟及王群主张王群接受了爱国农场的委托进行招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期间，一直由王华伟与王群进行协商，故认定该合同是否成立并约束朱爱国应审查王群有无授权或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王华伟提交的加盖爱国农场印章的委托书系复印件，王群认可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但王群在诉前与朱爱国等人的协商中，未提及授权委托书事宜，王华伟及王群均不能提供委托书的原件，故一审法院认定朱爱国未向王群出具过书面委托书授权其代理爱国农场对外招商，王群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朱爱国向其进行过口头授权，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群加盖爱国农场公章与王华伟签订鱼池租赁合同属于无权代理。其次，王华伟与无权代理人王群签订合同并履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王华伟应举证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王群具有代理权。本案中爱国农场系个体工商户，以个人或家庭财产出资，并由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不具备法人资格，属于自然人范畴，注重经营者个人的人格意志。鱼池及土地系朱爱国的重大财产，其对外出租属于财产处分，根据王华伟的自述，其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未见过朱爱国，王群亦未当着自己的面给朱爱国打过电话，更未要求朱爱国在合同上签字，其单凭王群持有爱国农场的公章相信王群具有代理权存在过失，没有尽到谨慎善意的义务，其不构成表见代理。再次，从鱼池租赁合同条款的利益对等看，鱼池租赁属于市场交易行为，交易的目的在于各方获取利润。王华伟与朱爱国作为承租方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养殖收益和租赁收益，鱼池使用的稳定及租金收益的保障系合同的核心条款。双方约定“若出租方在承租方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或租给他人，视为出租方违约，出租方负责赔偿承租方投入成本的两倍违约金”，以较高的违约金保证了鱼池使用的稳定性；而对于租金的约定为：“租金以乙方利润的20%为租金标准”“支付方式：现金、银行汇款或网银转帐，以天、月、季、年实现利润为支付时间”，租金的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约定含糊，而“以乙方利润的20%为租金标准”，意味着如王华伟无利润或亏损则朱爱国不获租金收益，而如何保障朱爱国对王华伟养殖的利润知情权和经营监管权双方合同中亦无约定，对于租金利益亦无保底条款，甲乙双方在该合同中利益明显失衡，一审法院认定该租赁合同非朱爱国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鱼池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1日签订，而王华伟提交的“承诺书”中有如下内容：“王群介绍王华伟在农场投资淡水鱼龙虾养殖项目，投资人王华伟已投入资金前期贰拾伍万元，后期根据情况可追加，自2018年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约定利润分配方式为：投资者分的利润的80%，农场分利润的20%。如果因农场原因导致投资者不能继续经营，农场承诺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额五倍的损失，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诉讼法、律师费等相关维权费用”，自合同签订日至承诺书作出日仅两个月的时间，爱国农场在无租金利润保证的情况下确认已投入资金250000元，并允诺因农场的原因导致王华伟经营困难时赔偿5倍投资额的赔偿金，明显有悖公平，该承诺书王华伟与王群均认可其真实存在，从形式上看该承诺书、委托书及鱼池租赁合同均只加盖了爱国农场的公章，无朱爱国本人的签名，一审法院认定鱼池租赁合同与委托书、承诺书同样未征得朱爱国本人的同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王群与王华伟签订《鱼池租赁合同》，系无权代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故该合同对朱爱国不发生效力，产生的相应责任由王群承担。王华伟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华伟要求损失赔偿，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王华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王华伟负担。二审期间，王群提交如下证据：爱国农场对王群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实爱国农场委托王群为单位的代理人，以单位的名义去招商引资。朱爱国质证称，首先，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载明出具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该证据在一审庭审前即存在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其次，王群提交的该委托书与一审中提交的委托书复印件所显示的并非是同一证据，因为爱国农场的公章一直在王群手里，所以该证据有庭后伪造之嫌。王群当庭提交的证据公章加盖位置与一审中提交的复印件的公章加盖位置明显不一致，所以不是同一证据。爱国农场同朱爱国的质证意见。王华伟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群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与一审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不能对应，且出具该委托书时爱国农场的公章亦在王群处保管，故该授权委托书在无朱爱国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爱国农场与王群存在委托关系。王群在未经爱国农场同意的情况下处分爱国农场的财产，且合同明显有悖公平，一审法院认定王群与王华伟签订《鱼池租赁合同》，系无权代理，产生的相应责任由王群承担，并无不当。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租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群上诉主张由爱国农场、朱爱国按照其与王华伟之间所签订的渔业承包合同向王华伟承担相关责任，王华伟主张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是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群与王华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2元，由王群负担1676元，王华伟负担16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松成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万振驰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