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112刑初13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毕泉，曾用名王必权，男，1965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犍为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泰来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2018年6月6日被留置，2018年12月5日因涉嫌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宗旗，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霞，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检察院以五检公诉刑诉﹝2019﹞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毕泉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高利转贷罪，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2日、13日、7月10日、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施亚凌、万文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毕泉及其辩护人王宗旗、陈霞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检察院两次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同意；2019年12月12日，经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2015年3月王毕泉被乐山市国资委任命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保公司）董事长，5月7日进行变更登记。同年9月11日乐山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成立泰来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公司），王毕泉兼任该公司董事长。2015年9月22日亚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鑫公司）从中小保公司剥离，变更为泰来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2015年底张某2通过王毕泉准备投资中小保公司的救助企业“贵州新果煤矿”（以下简称新果煤矿），王毕泉安排特定关系人李某1投资该煤矿，李某1遂让其五舅舅杨某1出面商谈相关事宜。2016年1月4日乐山融汇实业公司（代新果煤矿负责人姜某持股20%）、张某2（50%）和杨某1（30%）三方签订金鼎公司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在贵州大方县注册成立金鼎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注册资本金200万元，中小保公司牵头成立管理委员会代行董事会权利，王毕泉担任主任，金鼎公司为新果煤矿的投资主体，根据煤炭销售数量每年年终提取管理费。同年2月26日张某2、李某1、乐山融汇实业公司分别转入80万元、70万元、50万元至金鼎公司账户。同年4月10日，金鼎公司和姜某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金鼎公司对新果煤矿进行投资经营，预计投资额为2亿元，期限从2016年3月31日至2034年3月30日止，有利润时，按税后利润的15%分配给姜志强，亏损则不分配。 2016年初，王毕泉与沐川县政府商谈亚鑫公司承建五犍沐快速公路建设ＰＰＰ项目沐川段工程（以下简称沐川项目）后，以支付0.75%管理费为条件找到四川志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德公司）与亚鑫公司组成联合体投标，同时王毕泉让张某2挂靠志德公司以项目部经理的身份实际负责工程的修建，亚鑫公司则负责工程款项的投资。3月25日亚鑫公司向沐川县交通运输局交纳投标保证金1000万元，4月16日亚鑫公司和金惠公司签订协议组建沐川项目管理公司（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其中亚鑫公司出资6650万元，金惠公司出资350万元）。张某2取得沐川项目工程后，王毕泉让其给杨某1（实际为李某1）考虑股份，张某2承诺给杨某130%的干股，另10%份额由负责技术和工程管理的辜某1享有，三人于2016年10月30日签订合伙协议书。2016年7、8月份，因亚鑫公司向贵阳银行的贷款未到，张某2、杨某1、辜某1遂按照比例进行垫款，其中张某2垫款240万元，杨某1垫款120万元，辜某1垫款40万元。2017年3月24日至6月22日，因新果煤矿缺乏资金，张某2让沐川项目部会计宋某1支出1600万元工程款，归还张某2、杨某1、辜某1三人共计400万元垫资款后，余下1200万元按照利润进行分配，张某2得款720万元，杨某1得款360万元，辜某1得款120万元。 二、私分国有资产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一）2016年底，经王毕泉、金某、伏某多次商议后，决定从亚鑫公司在账外收取的沐川项目管理费中，以“目标责任奖”的名义给中小保系列公司除王毕泉以外的部分高管及中层发年终奖。随后金某依照王毕泉所规定的标准，安排许某等人对发放人员及金额进行测算后，确定为包括王毕泉在内的18人共计发放约170万元年终奖（其中以目标责任奖名义发放103万元、以借款名义发放66万余元），并将奖励明细表交王毕泉签字审批。 2017年1月25日，金某告知伏某联系沐川项目实际承建人张某2，让其安排人员提取现金170万元用于奖金发放。18时许，沐川项目项目部人员宋某1将现金170万元送到中小保公司所租用的档案室楼下，由中小保公司员工朱某出具收条后，许某、周某1按照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内容，分别电话通知金某、宋某2、伏某等17人于当晚及次日，以签字、打借条方式领取150.16万元（其中以目标责任奖名义发放103万元、以借款名义发放47.16万元）。剩余19万余元，经许某电话联系王毕泉，王毕泉表示不再领取后，由许某按照金某指示交朱某保管。2017年2月左右，许某重新制作泰来公司2016年度目标责任书，将以借条名义发放的47.16万元叠加进入以目标责任奖励名义发放的103万元，并交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签字确认。 （二）2015年7月左右，因中小保公司缺乏资金，王毕泉多次在公司不同会议上提出采用员工内部集资方式解决此问题。2015年7月29日，中小保公司召开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员工内部筹资方案的情况汇报》，要求由公司财务部牵头，以中小保公司为借款主体，个人筹资金额在1-50万元以内，筹资总额为2400万元。公司按筹资金额1.6%／月发放资金占用费。2015年7月31日，第一笔筹资进入中小保公司账户。2015年8月中旬，中小保公司财务人员提出对员工个人利息收入的所得税应由公司进行代扣代缴，经金某、伏某向王毕泉汇报并多次商议后，王毕泉决定由中小保公司对员工个人利息收入的所得税先行代扣代缴，再由员工找票在中小保公司及职工代持股公司报销代扣代缴金额，以保证员工筹资借款获得利息为1.6%／月。2015年8月26日，经过中小保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筹资的议案。2016年11月左右，中小保公司财务部根据前期筹资及利息发放工作情况，整理制作会议纪要，对中小保员工集资借款利息个税发放方式进行调整，改为在职工代持股公司以临工工资方式发放，并交王毕泉、金某、宋某2、伏某等人员签字。2017年4月左右，乐山市审计局对中小保公司进行审计，该公司财务部根据王毕泉指示，制作2015年8月28日会议纪要，补充确认采用费用报销方式对员工筹资利息节税，并交王毕泉、金某、宋某2、伏某、杜某1等人签字。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中小保公司先后以虚假费用报销及虚列临工工资方式向87名集资个人补偿个人所得税116.023447万元。 （三）2016年4月至11月期间，经王毕泉、伏某、李某2等人联系，中小保公司以亚鑫公司名义先后向张某2、王某3、吴某、周某3等10人借款共计1.146亿元，截止2017年4月18日累计支付资金利息562万余元。在资金利息支付期间，公司财务部门提出应对张某2等10人所得利息进行代扣代缴后取得相应票据入账，经逐级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后，王毕泉指示先按照借款协议支付利息。2017年1月左右，公司财务部因进行年度财务决算，再次将此情况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由王毕泉、金某、伏某三人商议并安排人员咨询税务师事务所后，决定将本该由张某2等10人承担的税费，通过篡改借款协议、虚增借款利率的方式，由亚鑫公司出资166.208664万元，以张某2等10人名义缴纳相关税费后取得票据入账。截止案发，此166.208664万元均未向借款人追偿，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三、高利转贷 2017年7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王毕泉以消费贷款和装修贷款方式，分别从四川新网银行和乐山昆仑村镇银行贷款人民币60万元和人民币100万元，加上自有资金人民币10万元，即人民币170万元出借给乐山市沙湾区天园商贸有限公司和乐山亚都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取利息。经审计，从银行贷款的160万元王毕泉赚取利差18.88402万元。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明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毕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他人名义索取干股并实际获利360万元，其行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中小保公司及亚鑫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巨大，被告人王毕泉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应当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毕泉作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毕泉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应当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王毕泉具有索贿行为，应当从重处罚。王毕泉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建议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毕泉及其辩护人辩称：1.王毕泉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也不具有索贿情节。张某2不知道杨某1与王毕泉的关系，王毕泉向张某2推荐杨某1作为合伙人的主要目的是让张某2安心承建沐川项目，未要求张某2给杨某1考虑股份，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张某2谋取利益，并非索贿；杨某1实际履行了出资120万元和管理的义务，120万元是投资款而非垫资款，杨某1在沐川项目持有的30%是股份。2.王毕泉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170万元来源于亚鑫公司与张某2约定的账外资金，是小金库的钱，并非国有资产，中小保公司及亚鑫公司的发放行为并未损害私分国有资产罪所保护的法益；中小保公司发放150.16万元目标责任奖系财务不规范行为或者部分金额超出总额限定的一般违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王毕泉没有分得财物，缺乏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观故意。3.关于员工集资利息税部分，王毕泉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王毕泉没有明确表示过员工集资利息税的处理意见，且于2015年底才知道公司以职工找票报销的方式处理员工集资利息税；当初约定的利息是税后利息，拿票报销是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履职行为；以发票报销以及发放临工工资的形式补足出借人的利息，是中小保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合法行为，属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范围内的事项，该行为属于不规范的财务行为而非犯罪行为；116万余元并非国有资产，中小保公司向出借人补足利息的行为并未损害私分国有资产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所保护的法益。4.关于1.1亿元借款利息税部分，王毕泉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案发前王毕泉不清楚10名自然人个税处理情况；通过由亚鑫公司承担个税的方式向出借人补足合同约定的利息，系单位意志，不应当评价为王毕泉等人的个人犯罪；王毕泉主观上没有滥用职权的故意，客观上没有任何超越职权等不当履职行为；指控的166万余元并非国有资产，本案没有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任何损失。5.王毕泉不构成高利转贷罪。王毕泉是2017年11月才知道借款通过亿鑫公司、天园公司转到亚鑫公司，日利率1.2‰，知道后要求立即清退；王毕泉等人为了解决公司的资金困难同意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给单位使用，不存在转贷目的，公司支付给高管的所谓利息实际上是公司的融资成本，王毕泉主观上并非为了高利转贷牟利；转贷获利18万元应与王毕泉帮亚鑫公司垫付给宋某1的22万元和支付给王某3的风险评估费20万元相冲抵；贷款行为属于典型的单位行为，体现的是单位意志，真正的贷款主体应该是中小保公司而非王毕泉等个人，不应将王毕泉等个人作为犯罪的主体；高利转贷罪的保护法益已经不复存在，王毕泉等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事实 2015年3月，王毕泉被乐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乐山市国资委）推荐为中小保公司董事、董事长人选。同年4月，经中小保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选举王毕泉担任董事长。2015年5月7日，中小保公司负责人变更为王毕泉。同年9月，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和乐山市兴业投资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泰来公司。泰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分别同意选举王毕泉为董事、董事长。2015年9月22日，亚鑫公司的投资人由中小保公司变更为泰来公司。泰来公司与中小保公司均为国有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运作。在内部管理上，虽然未成立集团公司，但实际以集团化运营，集权集中式管理，业务分为五大业务板块管理，各板块没有独立管理、决策和资金使用的权利。 2016年初，王毕泉与沐川县人民政府商谈亚鑫公司承建沐川项目工程后，经与志德公司协商，由亚鑫公司向志德公司支付0.75%管理费，志德公司同意与亚鑫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沐川项目的竞标。同年4月16日，亚鑫公司、志德公司和乐山金惠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金惠公司）签订协议，组建沐川县沐五快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实施工程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管理，约定亚鑫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志德公司负责项目的施工建设，独立核算；金惠公司收取固定收益，不参与分红。项目公司和志德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志德公司为该项目施工承包人；工程价款专款专用，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2016年10月20日，亚鑫公司和志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亚鑫公司负责建设资金的筹集，志德公司负责建设，独立核算，工程人员、材料选择由志德公司独立负责；志德公司放弃项目公司股份，不承担股东权利义务。同期，王毕泉让张某2修建沐川项目。张某2与志德公司签订的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约定，张某2以志德公司项目责任人的名义全额承包沐川项目建设，服从志德公司财务管理，实行报账制，工程预付款必须向志德公司工程部、财务部上报开支计划并接受监管，不得挪作他用。张某2取得沐川项目工程后，王毕泉让其给杨某1考虑“股份”，张某2承诺给杨某130%的份额，另10%份额由负责技术和工程管理的辜某1享有。张某2、杨某1、辜某1于2016年10月30日补签合伙协议书。因亚鑫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的贷款未按期到账，2016年七八月，张某2、杨某1、辜某1遂按份额比例进行垫资，其中张某2垫资240万元，李某1以杨某1名义垫资120万元，辜某1垫资40万元。2017年3月至6月，在项目未决算情况下，张某2让沐川项目部会计宋某1支出1600万元工程款，归还张某2、杨某1、辜某1三人垫资款400万元后，余下1200万元按照合伙协议书约定的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张某2分得720万元，李某1以杨某1名义分得360万元，辜某1分得120万元。张某2、李某1陆续将前述款项转入新果煤矿。 另查明，李某1系王毕泉的特定关系人。杨某1受李某1委托代持沐川项目30%的份额。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指定办理通知书、关于王毕泉到案情况的说明、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2018年6月6日乐山市市中区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乐山市市中区监察委）对王毕泉立案调查并将王毕泉带回谈话、留置。同年11月26日，该案由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一审管辖。 2.常住人口登记表、干部年度考核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市委组织部相关文件、乐山市国资委文件证实，2015年3月，王毕泉经乐山市国资委推荐，4月经中小保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选举为董事长，同年9月经泰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分别同意选举王毕泉为董事长。 3.中小保公司、泰来公司、亚鑫公司章程、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下属及职工代持股公司表等相关工商登记材料、关于中小保公司和泰来公司的基本情况报告、乐山市国资委函件证实,中小保公司、泰来公司系国有公司及成立情况和职工代持股公司情况。2015年9月22日前亚鑫公司投资人为中小保公司，2017年11月5日变更为泰来公司。泰来公司与中小保公司均为国有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运作。在内部管理上，虽然未成立集团公司，但实际以集团化运营，集权集中式管理，业务分为五大业务板块管理，各板块没有独立管理、决策和资金使用的权利。 4.联合体协议书、成交通知书证实，亚鑫公司与志德公司2016年3月29日约定组成联合体投标沐川项目，亚鑫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志德公司负责项目施工建设；同年9月12日亚鑫公司与志德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被确定为成交投标人。 5.协议及项目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章程、沐川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投资建设补充协议证实，2016年4月16日金惠公司、亚鑫公司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与沐川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共同负责建设和管理工作。亚鑫公司、志德公司以现金方式根据项目建设计划分期分批将资金投入项目公司，投资额7.5亿元。同年7月19日，约定金惠公司在沐川项目持股5%，不参与分红，收取固定收益。亚鑫公司、志德公司的回报由沐川县交通运输局从回购中支付。 6.施工合同证实，2016年5月12日，项目公司与志德公司约定，志德公司为该项目施工承包人，合同价5.5亿元；工程价款专款专用，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7.沐川项目合作协议证实，2016年10月20日亚鑫公司与志德公司约定，亚鑫公司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的筹集，志德公司负责具体建设，独立核算；工程人员、材料选择由志德公司独立负责；志德公司放弃项目公司股份，不承担股东权利义务。 8.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证实，2016年10月28日，志德公司与张某2签订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张某2以项目责任人的名义全额承包沐川项目建设；工程造价5.66亿元，最终以审计结算价为合同结算价；财务管理服从志德公司财务管理，实行报账制；工程预付款必须向志德公司工程部、财务部上报开支计划并接受监管，不得挪作他用。 9.沐川项目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证实，项目公司为志德公司提供综合管理服务，服务费暂按施工合同建安工程合同价款5.5亿万元的8.49%计算，最终以沐川县审计局审定的工程决算价作相应调整。沐川县审计局完成决算审计确认甲方投资额和投融资回报后，项目公司向志德公司收取综合管理服务费。2017年12月12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综合管理服务费费率下调2.5%作为项目公司承担的材料涨价价差，最终收取费率为5.99%。 10.合伙协议书及银行入账通知单、个人存取款凭条、进账单和志德公司记账凭证证实，2016年7月31日张某2转款120万元到项目部，7月至8月期间，志德公司分别收到张某2120万元、辜某140万元、杨某1120万元后转到项目部，记账凭证为“其他应付款”。同年10月30日，张某2、杨某1、辜某1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载明，三人合伙经营志德公司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张某2出资240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的60%；杨某1出资120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的30%；辜某1出资40万元，占总出资额比例的10%；三人共负盈亏、共担风险。 11.项目部记账凭证、杨某1银行账户流水、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金鼎公司的记账凭证证实，2017年3月至6月期间，项目部共计转款给张某2960万元、杨某1480万元、彭某（代表辜某1）160万元。杨某1账户在收到款项后转款至金鼎公司，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客户签名均为李某1代。 12.证人辜某1（时任沐川项目副经理）的证言证实，沐川项目是亚鑫公司用志德公司的牌子竞标，张某2是实际的施工人。2016年4月初，张某2通过王毕泉找到辜某1，辜某1提出年薪200万元，张某2提出给辜某110%的股份，另月薪2万元。辜某1估算当时环境下项目的盈利在四千至五千万元，10%有500万元，工期2年，每年也有200万元收入，就同意了张某2的提议。张某2给辜某110%的股份实际就是给辜某1的利润分配比例，相当于是辜某1的技术股，不需要投资。在项目启动前，张某2说其是项目唯一投资人。4月15日左右组建项目部启动工程，5月上旬，张某2告诉辜某1，杨某1占股30%。5月中旬的一天，张某2打电话说项目部要来一个会计，当天杨某1带钟某到了项目部。7月，沐川项目欠材料商和工程队两千万元左右，张某2说亚鑫公司的资金很快要下来，他们先按股份占比凑200万元，辜某1心想“还要投钱哦？又想时间比较短，资金量不大”，就转了20万元到志德公司。8月，亚鑫公司的钱还没有拨下来，项目部欠款有四五千万元，张某2又提出再按股份占比凑200万元，辜某1又打了20万元转到志德公司。同一时间，张某2及杨某1也按股份占比打了钱。10月张某2打电话让他到盘龙开元酒店签合作协议，在场的有张某2、辜某1、杨某1及其“女儿”，张某2拿了一式三份起草好的协议书，上面甲乙丙三方所占股份比例已经注明，但出资金额没有填写，就根据前期实际出资情况进行了填写。合伙协议上载明的400万元是因为亚鑫公司没有及时拨付工程款，他们才垫的钱，是垫资款，并不是所谓的合伙出资款，也不是股本金。杨某1没有在项目部任职，没有负责任何工作，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钟某的工作对项目部、张某2负责。2017年3月，张某2说新果煤矿需要资金，准备提前退股本金和分红，辜某1同意了。之后张某2安排财务将1600万元用于退股本金和提前分红。辜某1收到40万元股本金，120万元分红。杨某1退股本金120万元，分红360万元。 13.证人钟某（时任沐川项目项目部会计）的证言证实，钟某通过李某1介绍到项目部工作，杨某1带钟某到工程现场。钟某的工作对项目部和张某2负责，并不是受李某1、杨某1的安排到项目部任会计。 14.证人宋某1（时任沐川项目项目部出纳）的证言证实，项目部挂靠在志德公司名下，亚鑫公司拨付的工程款只拨付到志德公司，大额的正式开支都是志德公司直接支付入账，项目部的一些零星开支是项目部以借款的方式从志德公司借支。2016年七八月，项目部需要开支部分资金，张某2、杨某1、辜某1三人凑了400万元，其中张某2直接向项目部转款120万元，另280万元通过志德公司转给项目部。经请示辜某1或张某2，宋某1向三人出具了收据。2017年3月至6月，张某2或辜某1安排宋某1按60%、30%、10%的比例先后转给张某2960万元、杨某1480万元、辜某1160万元。张某2不参与项目部的日常经营管理，只负责整个项目与融资方亚鑫公司之间的协调；辜某1常驻工地，是项目的日常管理负责人；杨某1没来过工地，杨某1打来的款和项目部支付给宋某1的资金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收付。 15.证人伏某（时任中小保公司和泰来公司副总经理、亚鑫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王毕泉与沐川县人民政府领导商谈沐川项目，沐川县人民政府表示可以将原来要求的投建一体改为联合体。王毕泉、伏某、黄某1在报名投标前一天和志德公司陈某1等人商定，志德公司名义上负责施工并收取0.75%的管理费，亚鑫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王毕泉在与志德公司商谈合作时，完全没有表露过愿意由志德公司具体承建沐川项目。经王毕泉指示，沐川项目的操作模式是谁出钱谁来做工程。伏某不清楚什么时间确定由张某2承建。4月张某2进场施工，9月张某2说王毕泉给他承诺，给志德公司0.75%的挂靠费由亚鑫公司承担。之后，王毕泉说确实向张某2承诺过由亚鑫公司承担挂靠费，并指示双方各让一步，亚鑫公司承担0.35%，张某2承担0.4%。随后，亚鑫公司与张某2签订了补充协议下调管理费至14.65%。材料涨价后，王毕泉提出再将管理费下调2.5%。沐川项目的资金由亚鑫公司负责，项目公司成立后，资金就直接拨付给项目公司，再把款打给志德公司，志德公司再付给张某2。 16.证人黄某1（时任亚鑫公司工程部部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王毕泉与沐川县人民政府领导商谈沐川项目，因公司不符合投建一体的准入条件，沐川政府表示可以改为联合体。后王毕泉、伏某和黄某1与志德公司陈某1等人达成协议，由亚鑫公司负责项目融资，志德公司在名义上负责施工，收取0.75%的管理费。志德公司想自己承建，但是在和志德公司商谈时没有说由志德公司承建。4月张某2进场施工，10月底志德公司与亚鑫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亚鑫公司向志德公司收取15%的管理费，随后志德公司与张某2签订了施工责任合同，约定由张某2负责施工。9月，张某2找黄某1和伏某说交给志德公司的0.75%挂靠费应由亚鑫公司承担，黄某1和伏某就此事向王毕泉汇报，王毕泉指示亚鑫公司承担0.35%，张某2承担0.4%。亚鑫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下调至14.65%。张某2以志德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向项目公司申请拨付进度款项，项目公司按工程计量的80%拨付进度款给项目部。张某2进场后一直在申请拨款，但项目公司申请的贷款没有到位，直到2016年9月贷款到后才开始向张某2支付进度款。 17.证人陈某1（时任志德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王毕泉、伏某和黄某1等人与志德公司商谈合作沐川项目工程，经协商确定组成联合体投标，工程的投融资、经营管理、组织施工由亚鑫公司负责，志德公司负责技术管理并收取0.75%的管理费。亚鑫公司安排张某2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施工。4月张某2进场施工，志德公司5月与项目公司签订沐川项目工程施工合同，10月与亚鑫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随后与张某2签订了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期间亚鑫公司没有提过向志德公司借款就将项目交给志德公司修建，也没有让志德公司去找愿意借款的第三方来修建。沐川项目的资金由亚鑫公司负责，亚鑫公司把资金拨给志德公司或通过项目公司拨付志德公司，最终由志德公司实际支付。张某2以志德公司名义负责施工，按志德公司的要求开展工作。按照两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志德公司肯定愿意承担该项目的施工修建，因为资金全由亚鑫公司解决，志德公司本身具有一级资质。 18.证人张某1（时任志德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王毕泉等人与志德公司商谈合作沐川项目，经协商，志德公司按工程结算价收取0.75%的管理费、只负责技术管理；亚鑫公司负责投融资和组织施工。从志德公司提取的2016年七八月张某2、杨某1、辜某1转款的财务记账凭证上注明的科目是“其他应付款”，该款是属于项目的垫资款项，项目有钱或决算时再归还。 19.证人刘某1（时任峨眉山市华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王毕泉打电话问刘某1有没有兴趣承建亚鑫公司投资的沐川项目，亚鑫公司收取建安费用15%的管理费，刘某1觉得项目工程隧道太多，就拒绝了。 20.证人张某2（时任沐川项目项目责任人）的证言证实，2016年初，王毕泉问张某2是否愿意做沐川项目，并告知，该项目工程量5.5亿元，由亚鑫公司负责项目融资，张某2只负责工程建设，亚鑫公司按工程进度付款。做该项目有两个条件，一是向亚鑫公司交纳总价15%的管理费，二是无息借款5000万元给亚鑫公司。张某2提出，向亚鑫公司提供的借款应当支付利息，王毕泉同意该条件后，张某2同意承建沐川项目。张某2同意承建的原因是资质方面挂靠志德公司，技术方面王毕泉向他推荐了辜某1，资金方面由亚鑫公司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不需要他承担资金的压力，他只需负责修建。王毕泉在推荐这个项目时就知道，亚鑫公司收取15%管理费后，至少有几千万元的利润。张某2也找人测算过，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有4000万元左右预期利润。张某2和王毕泉谈好合作沐川项目后，中小保公司召开了专门会议，明确了合作事项和权利义务。后亚鑫公司牵头召集志德公司和张某2开会，明确由张某2承建沐川项目，志德公司派技术人员把关。7月，亚鑫公司通知张某2交0.75%的管理费给志德公司，张某2没有同意，后找王毕泉达成协议并签订补充协议，张某2承担0.4%，亚鑫公司承担0.35%，由张某2统一支付0.75%给志德公司，并将亚鑫公司收取的15%管理费下调至14.65%。10月张某2与志德公司签订了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张某2与王毕泉谈项目时，提出要修桥梁和隧道，技术难度大。王毕泉向张某2推荐了辜某1。张某2和辜某1商议，确定辜某1以技术入股，在沐川项目占股10%并领取月薪2万元。之后，有一次在中小保公司楼下等人时，王毕泉对张某2说“你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敲定，你给人家杨某1考不考虑点股份？”张某2说“没得问题，给他考虑30，你觉得如何？”王毕泉点头表示同意，并让张某2和杨某1具体对接。当天张某2联系了杨某1，说给杨某130%的股份，并说肯定不会亏本，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张某2知道杨某1和王毕泉肯定有关系，杨某1独自决定不了这个事情。杨某1入股其实是分张某2的利润，张某2内心不愿意。沐川项目是中小保公司旗下的亚鑫公司拨付进度款，王毕泉有决定权，以后项目肯定会麻烦王毕泉，需要王毕泉的支持，为了和王毕泉搞好关系，对王毕泉提出的给杨某1考虑股份的要求张某2不好拒绝。张某2、杨某1、辜某1三人的占股比例是2016年4月确定，当时没有谈过出资，如果亚鑫公司按约拨款，他们三人不需要出资。7月材料商、工程队老板垫资较大，亚鑫公司的钱还没有到位，张某2就先后向辜某1、杨某1提出按占股比临时往项目上投了200万元，8月又投了200万元到项目上。10月30日签合伙协议时，杨某1带的一位女士告诉张某2，杨某1的银行卡由她保管，让张某2转款时和她联系。后来张某2了解到该女士叫李某1，是王毕泉的情人。考虑到之前三人临时按股份比例凑了400万元用于周转，故在签合同时将400万元写成了股本金。签订合伙协议是为了让杨某1、辜某1放心，不怕张某2以后赖账，协议中的比例实际就是工程利润分配比。借给亚鑫公司做沐川项目保证金的5000万元，是他自己出了2000万元，确定了杨某1、辜某1入股后又找朋友借了一部分。张某2没有让杨某1、辜某1筹资，是因为辜某1是技术股，负责技术把关和现场施工。给辜某1考虑股份是为了让辜某1用心管理和经营，创造更大的利润；给杨某1的股份是为了和王毕泉搞好关系。杨某1不负责任何具体工作，沐川项目上的任何具体事宜张某2都不会给杨某1说，杨某1也不过问。金鼎公司资金紧张需要1400万元做周转，张某2给杨某1打电话，要求杨某1按照比例向新果煤矿投入资金，杨某1问张某2能不能将沐川项目的股本金退了并提前分红，再将钱投入到新果煤矿，张某2同意了。张某2给辜某1打电话说想从沐川项目中拿1600万元，扣除辜某1的分红10%，刚好够新果煤矿需要的钱。于是宋某1从项目上安排了1600万元，退还张某2240万元、杨某1120万元、辜某140万元的本金后，分红给张某2720万元、杨某1360万元、辜某1120万元。张某2和杨某1退出的股本金和分红又投到金鼎公司了。 2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李某1是杨某1的侄女。杨某1帮李某1代持新果煤矿和沐川项目的“股份”。2016年四五月，李某1说要做沐川项目工程，让杨某1代表她去找张某2谈沐川项目入股的事。张某2直接说杨某1占股30%。沐川项目前期工作是张某2和辜某1在操办，杨某1没有参与。金鼎公司需要资金，张某2喊打钱，杨某1给李某1讲后，李某1表示资金困难，杨某1把情况给张某2说了，后来沐川项目就转了三四百万元到李某1掌握的杨某1的银行卡上，后将钱转到新果煤矿，作为李某1入股新果煤矿的股本金。 22.证人李某1的证言及李某1提供的银行卡复印件证实，李某1两个女儿的父亲是王毕泉，杨某1代她持股新果煤矿，杨某1的银行卡由她保管和操作。2016年初，王毕泉说他们公司做沐川项目，喊李某1找张某2谈投资入股的事宜。李某1说以她的名义出现在股东名单中出了风险不好处理，遂找其五舅舅杨某1代她出面找张某2持股。2016年7月20日、8月29日，李某1分别转款60万元共120万元到志德公司再转入沐川项目。后沐川项目退了480万元到她保管的杨某1的银行账内，李某1收到后转入了新果煤矿。 23.被告人王毕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与李某1是情人关系。2016年，亚鑫公司与志德公司成立联合体建设沐川项目，亚鑫公司负责融资，志德公司作为建设方收取实际承包人0.75%的管理费。参与沐川项目需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王毕泉向张某2介绍沐川项目，张某2同意承建，但提出沐川项目隧道和桥梁比较多，其技术和资金不行。王毕泉让张某2技术方面联系辜某1，资金方面让金某的亲戚杨某1入股，后期资金有困难，他们国资可以支持。有一次在公司楼下，张某2同意让王毕泉推荐的杨某1占股30%。张某2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张某2考虑到王毕泉是公司董事长，以后会得到极大的支持。后来李某1以杨某1女儿的身份参加了张某2主持的会议。在王毕泉和张某2谈好合作前，他就跟李某1说过他们公司有两个政府项目，项目比较稳妥，可以赚钱，但由于他们的关系，直接以李某1的名义去做项目不好，遂让李某1的五舅舅杨某1代表李某1入股。王毕泉让李某1入股沐川项目既有私心也有公心，于公，推荐杨某1入股项目并暗示杨某1是金某的亲戚，可以促使张某2下决心承建沐川项目，王毕泉和金某会支持张某2；于私，辜某1、张某2估算过项目的利润在三千至五千万元，让李某1加入可以赚些钱。亚鑫公司按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到志德公司，志德公司再把款付给张某2，志德公司对张某2承建项目的情况进行监管。 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补充协议》，拟证明张某2、杨某1、辜某1于2019年3月2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三人再按出资额比例共同出资200万元，以解决资金需求。 2.银行客户回单、志德公司出具的收据，拟证明2019年3月17日，杨某1转账60万元到志德公司。 公诉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形成于案发后，是事后的补救行为，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三人系合伙投资沐川项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应采纳。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形成于案发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二、私分国有资产事实 2016年底，被告人王毕泉与中小保公司原总经理金某、副总经理伏某（均已判刑）经多次商议后，决定从亚鑫公司在账外收取的沐川项目管理费中，以“目标责任奖”的名义给中小保系列公司除王毕泉以外的部分高管及中层发年终奖。随后金某安排许某等人对发放人员及金额进行测算，确定包括王毕泉在内的18人共计发放约170万元年终奖，其中以目标责任奖名义发放103万元、以借款名义发放66万余元。 2017年1月25日，金某告知伏某联系沐川项目实际承建人张某2，让其安排人员提取现金170万元用于奖金发放。当日18时许，沐川项目项目部人员宋某1将现金170万元送到中小保公司所租用的档案室楼下，由中小保公司员工朱某出具收条后，许某、周某1按照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内容，分别电话通知金某、宋某2、伏某等17人（其中2人非该公司职工）于当晚及次日，以签字、打借条方式领取现金150.16万元，其中非该公司职工2人领取共计8万元；剩余19万余元，经许某电话联系王毕泉，王毕泉表示不再领取后，由许某按照金某指示将此19万元交朱某保管。2017年2月左右，许某以泰来公司、中小保公司的名义制作2016年目标责任奖的决定及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将以借条名义发放的47.16万元叠加进入以目标责任奖励名义发放的103万元，并交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签字确认。 案发后，截止2018年11月13日，从中小保公司高管和中层处追回135.1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沐川项目项目部记账凭证及付款申请单、现金日记账证实，2017年1月支付亚鑫公司管理费250万元。 2.王毕泉签字的关于发放2016年度目标责任奖的决定、两套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借条证实，泰来公司、中小保公司决定发放2016年度目标责任奖励150.16万元。2017年1月，金某、宋某2、伏某、杜某1、王某1、许某、陈某2等人先以目标责任奖励和借条名义领取“奖励”，后又将以借条名义发放的47.16万元叠加进以目标责任奖重新制作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重新签字。梅某、黄某1等人以目标责任奖励名义领取“奖励”情况。 3.乐山市市中区监察委出具的关于王毕泉案件涉案款物退缴情况的说明证实，截止2018年11月13日，私分的150.16万元追回140.15万元（其中含辜某2所退的5万元）。 4.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初伏某打电话说公司需要钱发奖金，要求支付一部分管理费，张某2向金某确认后让辜某1安排宋某1落实此事。王毕泉被留置后，金某说从沐川项目提的钱账上有反映，要求改账。张某2便要求宋某1改账，记得有一笔提了170万元。 5.证人辜某1的证言证实，亚鑫公司把工程交给张某2施工，并从中提取管理费。2017年1月，伏某说要从管理费中提170万元，张某2安排宋某1负责此事。2018年6月，170万元的收条退给了金某。 6.证人宋某1的证言证实，亚鑫公司提取管理费都是先和张某2或辜某1联系，再由张某2或者辜某1交给宋某1经办。2017年1月，张某2安排宋某1从沐川取170万元到亚鑫公司停车旁边的居民楼二楼交付。2018年7月，金某、张某2、辜某1把宋某1叫到张某2家中，嘱咐亚鑫公司提钱的事不能说，还要求把项目部做的账销毁。2017年2月28日记账凭证“其他应付款／亚鑫公司2500000.00”，是他们按照亚鑫公司的要求分三笔取现50万元、30万元、170万元交给了亚鑫公司的朱某，并由朱某出具收条。 7.证人许某（时任泰来公司董事办主任兼行政部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底，金某说年终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全部员工都有的年终奖，另一部分是王毕泉制定的目标考核。许某按金某的要求安排周某1经办此事。周某1计算好年终奖经金某、王毕泉审核后签字发放。另外的目标奖周某1计算出来是103万元，发放人员为17人，金某审核后向王毕泉汇报并经王毕泉同意后发放。后因国资委对王毕泉等人限薪，就对王毕泉在内的8人的年终奖进行了调整。金某说8个人被调低的部分，公司以向朱某借款的名义发放。许某制作了8个人向朱某借款的借条。金某说王毕泉要求目标奖不计算王毕泉的，但仍把王毕泉调低了的19万元年终奖和其他高管一样以借条的形式发放。2017年1月25日上午，金某安排许某和周某1到公司档案室发放目标奖和借款部分，下午五六点钟，在档案室有人送来170万元现金，伏某和朱某同对方办理交接。许某和周某1按照发放名单逐一通知人来领钱。许某给王毕泉打电话，王毕泉说不领这个钱。许某给金某汇报后，按照金某的要求把这19万余元退给了朱某。春节后金某说签了借条的高管觉得以借条的形式领钱不妥，让许某把借条部分的金额加进去重新制作一套目标奖发放资料并重新找领奖的17个人签字，找金某审核、王毕泉审批。 8.证人周某1（时任中小保公司客户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初，周某1按照金某和许某的指示制作了一份17人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金额为103万元。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周某1和许某在公司档案室，有人和伏某一起送钱来。周某1就和许某按名单分钱、发钱。全公司员工都有年终奖，发到了每个员工的账户上，包括在档案室里领取现金的17人，而档案室里发的钱只发放了17人。出示的总额为103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周某1造册的，他没有见过出示的目标责任书。 9.证人朱某（时任中小保公司、泰来公司行政部行政助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春节朱某和许某一起在档案室收了170万元，并出具一张收条。朱某在档案室领了1万元。2017年春节公司还在朱某的工资卡上发放了4万余元的年终奖。春节后许某让朱某重新在一张领取表上签字，上面的内容和在档案室领取1万元签字的内容一致。王毕泉和伏某被调查后，金某拿了三张条子给朱某确认后撕掉。 10.证人宋某2（时任中小保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春节前，许某打电话让宋某2到档案室领取奖金，周某1拿了一张只能看到个人领取金额的花名册让宋某2签字，还拿了一张已经打好的借条让签字，借条上记载的是向朱某借款，宋某2领了20.62万元。宋某2不清楚出示的其领钱所对应的奖励项目是怎么回事，很多项目他没有参与，各板块也没有和公司签订过单项目标责任书。2016年底或2017年初，公司没有专门安排过农担公司上报单项目标完成情况和奖励方案，农担公司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也没有上报过宋某2、江某、王某2、刘某2的单项目标奖励方案。出示的泰来公司2016年度目标责任书及总额为150.16万元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领钱后，许某说是领导安排重新做的资料让补签的字。 11.证人杜某1（时任中小保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25日下午，杜某1在公司档案室领了9万余元，周某1拿了一份领取表折起来让他签字，还往他的银行卡打了8万余元的年终奖。春节后许某让杜某1重新签过一次领取9万多元的资料。从出示的资料来看，领取的9.8万元对应的8个项目，杜某1都没有和公司签订过目标责任书，其中三个项目杜某1没有参与。 12.证人王某1（时任泰来公司总经理副助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春节王某1到公司档案室领了7.01万元，春节后又找王某1签了一次字。 13.证人陈某2（时任亚鑫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26日许某拿了一叠资料让陈某2签字后给了她7万余元。春节后许某还让陈某2签过一份材料。2017年1月26日前，陈某2没有签过许某提供的涉及总额103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中涉及她的9个项目的目标责任书。2017年1月，作为亚鑫公司的总经理，陈某2没有向行政部上报过关于亚鑫板块的目标责任奖励名单及方案。 14.证人黄某1（时任亚鑫公司工程部部长）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的一天下午，黄某1到公司档案室领取了8万元目标考核奖金，许某拿了一张用其他东西挡住的表让他签字。 15.证人江某（时任农担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证言证实，江某在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上签过两次名字，但是只领过一笔5万元。 16.证人王某2（时任新鸿兴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许某让王某2在一张折起来的清单上签字，领了5万元现金。 17.证人刘某2（时任新鸿兴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25日刘某2在公司档案室领了5万元。出示的总额为103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在档案室领钱时签的，中间的目标责任书是领了钱后补签的。出示的泰来公司2016年度目标责任书及总额150.16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领钱后许某让刘某2补签的字。 18.证人张某3（时任中小保公司煤矿管理人员）的证言证实，出示的总额为103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目标责任书是张某3签的，领了2万元。出示的泰来公司2016年度目标责任书及总额为150.16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补签的。 19.证人干某（时任嘉州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周某1让干某到亚鑫公司的档案室领了3万元，按照许某的要求在一些资料上签了字。 20.证人辜某2（时任中小保公司聘用人员）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春节前辜某2到中小保公司领了5万元。出示的总额为103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在领钱时签的字，出示的泰来公司2016年度目标责任书及总额为150.16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在领钱后许某让他补签的。 21.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六七月份，公司和张某2达成了张某2按沐川项目建安成本的1.2%提取现金交给公司，不入公司大账，用于支付一些不好报销的费用的协议。王毕泉、金某和伏某决定由伏某具体对接张某2提取现金，朱某保管，许某负责记账。2017年春节前，王毕泉召集金某和伏某说，决定对公司部分高管及骨干以目标奖的名义再发些钱，资金从沐川项目1.2%的管理费中列支，还说目标奖是王毕泉作为董事长考核经营层和骨干的，所以目标奖就不计算王毕泉的了。金某将王毕泉的指示转告许某，由许某负责统计测算。许某和周某1计算好后，金某作了一些微调，就和许某一起向王毕泉汇报，王毕泉同意了他们的方案。后来发现通过财务发放的年终奖超过了国资委限定的薪酬上限，又向王毕泉作了汇报，王毕泉说把年终奖超出限额的部分调整到目标奖，以借款的形式发放，资金还是从沐川项目出。许某和金某商量决定以朱某的名义向张某2出具收条，再以朱某作为出借方，领钱的人向朱某出具借条，并让许某向王毕泉汇报。许某把借条制作好，金某签了字。许某最终制定的目标奖发放明细发放对象17人、金额103万元，以借条方式发放目标奖8人、金额66万余元，其中包含王毕泉限薪调低的19万余元，最终需要从沐川项目提取169万元。2017年1月25日，金某到档案室领了26.13万元。许某发完钱后，说王毕泉不领。春节后金某找了王毕泉，王毕泉说把这笔钱留作公司其他用途。金某让许某把这19万余元交给了朱某保管。后来王毕泉让把目标奖的资料重新做一下，因为一些签了借条的人认为以借款形式领取目标奖不妥，许某就按王毕泉的指示重新制作了一套目标责任明细表，把目标奖金额和以借款形式发放的金额合并，分别找领钱的人、王毕泉重新签字确认。王毕泉还以董事长的名义签了一份关于发放2016年目标奖的决定。2018年6月6日王毕泉和伏某被调查后，宋某1告诉金某，账本上记载的“沐溪河3材料款”是公司从沐川项目账外提取的钱。金某跟张某2和辜某1说让他们把朱某打的收条取回来交给她，她、许某、朱某一起把收条撕了。公司财务不知道出示的总金额103万元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相关目标责任书、47万余元的出借明细表及借条，这些资料由许某保管。目标责任书是准备单独给部分高管及骨干多发点钱时，先确定发放人员名单及金额后，再以单项目标责任奖的名义做的资料。 22.证人伏某的证言证实，沐川项目中标后，王毕泉说与张某2谈好其中1.2%的管理费由公司账外收取。公司有资金需要时由张某2提现回公司。王毕泉最开始安排金某和伏某分别管账和管钱，后来金某又安排许某管账、朱某管钱。2017年1月春节前，王毕泉提出让他们联系张某2，从谈好的1.2%中提钱回来发年终奖。伏某按金某指示联系张某2和辜某1提现170万元，由许某在档案室发放。伏某到档案室领取了21.62万元。从沐川账外提的170万元用于发奖，没有向国资委请示汇报过。国资委核定的工资及高管个人年薪，公司已经在大账中足额发放了。出示的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中涉及的14项奖励项目是在档案室领钱前几天，行政部的人叫签的字。伏某或亚鑫板块没有上报过项目的目标责任完成情况和奖励方案。 23.被告人王毕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与张某2签正式协议前，王毕泉与张某2谈妥，沐川项目赞助公司1%用于处理一些不好处理的开销和给员工发奖金，不列入合同。王毕泉告诉了金某和伏某，商量这1%用于处理一些不好处理的费用和给员工发奖金，为了保密，他安排这笔费用由金某和伏某管理。有需要时，王毕泉就跟金某说，金某就会安排。2017年1月，金某给王毕泉汇报年终奖，王毕泉说按他们的意见办。发奖的事由金某负责，许某具体办理，期间许某找王毕泉签过一些目标责任书。出示的许某提供的关于发放2016年度目标责任奖励的决定、金额为150.16万元目标责任奖励明细表是王毕泉签的。 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事实 （一）2015年7月左右，因中小保公司缺乏资金，王毕泉多次在公司不同会议上提出采用员工内部集资方式解决。2015年7月29日，中小保公司召开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员工内部筹资方案的情况汇报，要求由公司财务部牵头，以中小保公司为借款主体，个人筹资金额在1万元至50万元以内，筹资总额为2400万元，公司按照筹资金额每月按1.6%发放资金占用费。2015年7月31日，第一笔筹资进入中小保公司账户。2015年8月中旬利息发放前，中小保公司财务人员提出对员工个人利息收入的所得税应由公司进行代扣代缴，经金某、伏某向王毕泉汇报并多次商议后，王毕泉决定由中小保公司对员工个人利息收入的所得税先行代扣代缴，再由员工找票在中小保公司及职工代持股公司报销代扣代缴金额，以保证员工筹资借款实际获得月利息为1.6%。2016年年底，中小保公司财务部根据公司的决定，对公司员工集资借款利息个税发放方式改为在职工代持股公司以临工工资方式发放，并制作会议纪要交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签字。2017年4月，乐山市审计局对中小保公司进行审计时，该公司财务部根据王毕泉指示，制作2015年8月28日会议纪要，补充确认采用费用报销方式对员工筹资利息节税，并交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签字。2015年8月至2017年5月，中小保公司先后以虚假费用报销及虚列临工工资方式向87名集资个人补偿个人所得税116.022854万元。 案发后，截止2018年11月13日，追回个税105.097617万元，10.925237万元未追回。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乐山市国资委函件、乐山远烨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17家公司营业执照、委托代持股协议证实，乐山远烨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17家员工代持股公司为国有资产。中小保公司补偿集资职工个人所得税的资金来源属于国有资产，中小保公司补偿员工个人所得税未向国资委和国投公司报告。 2.中小保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关于公司员工内部筹资方案的情况汇报证实，2015年7月29日中小保公司召开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王毕泉、金某、宋某2、伏某等人听取并通过《关于公司员工内部筹资方案的情况汇报》，决定以中小保公司为借款主体筹资，个人筹资在1至50万元内，总额不超过2400万元，按每月1.6%支付资金占用费。 3.中小保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记录及决议、关于公司内部筹资的议案、中小保公司内部筹资方案证实，2015年8月26日会议通过伏某汇报的关于公司内部筹资的议案及方案。 4.会议纪要复印件、中小保公司补充说明证实，2015年8月28日会议纪要载明：同意公司向出借者明确表示实际支付给出借者的月利息1.6%为税后利率，应由出借者承担的税费由中小保公司代扣代缴，代扣代缴利息税部分采用员工费用报销等方式发给出借者，由王毕泉、金某等相关人员签字。中小保公司证实该纪要是2017年乐山市审计局对公司进行审计后，由公司财会部门根据公司领导意见和相关情况起草，经领导确认。 2016年12月2日会议纪要两份，其中一份载明：同意将员工找票在中小保公司报销调整为由峨眉山市长贵贸易有限公司等13家贸易公司承担，通过按月造表发放临工费的方式委托乐山远烨贸易有限公司代发。中小保公司证实该纪要形成时间为纪要签名时间，不是实际开会时间；9项事务均是真实的。 5.员工集资的借款合同、银行凭证、利息发放和公司代扣代缴、补贴发放财务资料、员工集资借款情况统计表、员工集资利息个人所得税鉴定报告书证实，87名员工集资2488万元，补偿利息个人所得税金额为116.022854万元。 6.乐山市市中区监察委出具的关于王毕泉案件涉案款物退缴情况的说明证实，截止2018年11月13日，追回虚报的费用和工资105.097617万元，尚有10.925237万元未追回。 7.证人刘某3（时任中小保公司财务部部长）的证言证实，公司领导决定在支付职工利息时先按税法规定由公司进行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再让集资职工找发票报销，将被代扣代缴的个税予以返还。金某指示财务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的35万余元费用在中小保公司账上处理，2016年6月至11月的41万余元在公司的员工代持股公司处理。2016年11月，刘某3分别向王毕泉、金某、伏某汇报集资利息的个税以费用报销的形式处理，存在职工找的发票杂乱、财务上不好处理的问题，请他们决策如何处理。2016年12月2日，王毕泉、金某、伏某、宋某2、杜某1、许某和刘某3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员工集资及其利息个税发放事项的专题会议，决定由员工找票在中小保公司报销调整为由峨眉山市长贵贸易有限公司等13家贸易公司承担，通过按月造表发放临工费的方式委托乐山远烨贸易有限公司代发，由财务部具体经办。会议纪要在请金某签字时，金某要求把关于员工集资借款利息个税发放方式及员工集资款事宜的两项记录删除，实际工作中按此操作。刘某3担心不留依据，他及财务部无法解释，因此将该9项内容的会议纪要予以保留。刘某3按照金某的要求重新制作了会议纪要，并请参会的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签字。 8.证人许某（时任泰来公司董事办主任兼行政部长）的证言证实，2015年7月，王毕泉多次在相关会议提出，因为公司缺乏资金要进行职工集资，月底中小保公司召开两办会通过了职工集资方案，会后职工就陆续开始集资。201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职工集资2400万元的议案。许某的集资款打给公司后，财务部按集资合同约定的利息每月支付利息并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2015年9月，财务部通知找餐票和油票交财务部报销扣缴的利息个税。2016年底财务部让集资人每月直接到财务部以公司职工代持股公司临时工的名义签字领钱。 9.证人张某4（时任中小保公司财务部会计）的证言证实，在员工集资付息前，张某4向相关领导反映按照税法规定，公司应当进行所得税代扣代缴，公司领导交代先由公司代扣代缴集资职工的利息税，然后让职工找票以费用报销的方式将扣缴的个税返还给职工。张某4安排杨某2和杜某2负责。 10.证人杜某2（时任亚鑫公司财务部员工）、杨某2（时任中小保公司财务部会计）的证言证实，按照领导指示，员工集资利息分为两部分支付，一部分是税后利息直接打到集资职工个人账户，另一部分被代扣代缴的个税金额，由各集资职工找金额对等的票据以费用报销的形式报销，最后以现金的形式领取。补齐个税的工作由杨某2造表，杜某2收集票据报销。2016年12月因票据杂乱，财务上不好处理，公司领导决定改为在职工代持股公司以临时工工资的形式发放。 11.证人周某2（时任农担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的证言证实，2015年8月12日，伏某组织许某、杜某1和周某2开会，要求就2400万元职工集资的个税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公司财务部要求集资的职工找票据报销个税时，周某2才知道公司决定用“票据报销的方式承担集资职工利息个人所得税”的方案来解决。出示的2015年8月28日会议纪要是2017年底刘某3交代周某2按公司领导的要求，为应对审计局对公司的专项审计补制的会议纪要，纪要中的两项决议财务部是照此执行的。 12.证人胡某（时任泰来公司财务部出纳）、左某（时任亚鑫公司财务部出纳）的证言证实，2400万元员工集资利息税由公司用费用报销的形式将代扣代缴的个人利息所得税补给了职工。2016年12月，刘某3说，集资职工个人所得税用票据报销的形式存在很多问题，领导决定改为在职工代持股公司以临工工资的名义解决，杨某2造表，胡某将员工签字确认的表格及相关手续交由左某入账。 13.证人宋某2（时任中小保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开始付息前，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在场，刘某3提出公司给集资职工出具的借款协议没有注明借款利息是否包含利息个人所得税，按税法的要求公司必须代扣代缴利息个人所得税，问怎么处理。最后公司领导决定由公司出钱补足按税法代扣代缴利息的个税，开始是集资人找票据报销，后期通过在职工代持股公司以临工工资的名义处理。 14.证人杜某1（时任中小保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某1（时任泰来公司总经理副助理）的证言证实，二人参与了公司职工集资，公司按月发放利息，并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又通知他们找票以费用报销的方式返还代扣代缴的个税。 15.证人赖某（时任乐山市国资委副主任）的证言证实，王毕泉任中小保公司及泰来公司董事长期间，就2400万元职工集资口头向国资委领导汇报过，但没有汇报过集资利息个税处理的事情。 16.证人范某（农担公司员工）、刘某4（中小保系列公司员工）、冯某（泰来公司员工）、何某（天园公司内勤）的证言证实，分别在公司领导的安排下代持股由公司控制的全资国有公司情况。 17.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8月上旬，伏某和张某4说按规定在支付职工集资利息时应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之后伏某说王毕泉安排伏某和许某牵头组织杜某1、周某2专题研究处理员工集资个税的事，并提出解决方案。金某和王毕泉、伏某又讨论过几次，金某提到中小保公司以前解决年终奖个税的方式是让员工找发票来报销，王毕泉当即决定用此办法来执行，并安排由伏某牵头组织财务部实施。2016年6月左右，王毕泉说员工集资利息个税在中小保公司账上报销不妥，最好拿到职工代持股公司报销，金某传达给伏某具体安排。2016年底，刘某3说，让员工找发票报销利息个税有很多问题不好处理，建议在职工代持股公司以发放临时工工资的方式解决。金某和伏某商量后向王毕泉作了汇报，王毕泉同意了，伏某安排财务部执行。公司领导层发现利息个人所得税问题后，没有与职工重新约定利息是否含税。公司没有向上级部门及领导进行汇报。出示的2015年7月29日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和2015年8月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材料汇编内容真实。在开董事会时，公司领导层已经决定利息个税由公司承担，只是没有决定以何种方式解决。2015年8月28日会议纪要是刘某3在2017年为应付审计制作，主要确定了公司职工集资的利息个税由公司以费用报销的方式承担。2016年12月2日的两份会议纪要反映的会议没有召开，但内容是那段时间各个板块讨论通过后，刘某3制作了一份会议纪要作为财务部执行的依据，再让相关人员及公司领导签字确认。 18.证人伏某的证言证实，在第一次向集资职工发放利息之前，王毕泉和金某指示，员工集资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全额承担，通过职工找票报销的方式处理，最后财务部按此方式操作。由于公司没有召开正式的会议决定这个事，财务部还专门起草了关于个税处理方式的会议纪要，并经王毕泉、金某、伏某和其他公司领导传阅无异议后签署。2016年6月，王毕泉和金某提出个税在中小保公司报销不妥，要求改在职工代持股公司报销，最后财务部按照王毕泉的指示予以执行。2016年底，王毕泉及金某指示职工集资个税的补齐方式改为在中小保公司员工代持股的公司以发放临时工工资的方式处理，财务部也照此执行。补齐个税的钱是国有资产。 出示的伏某工作笔记本中2015年7月20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12日记载内容、2015年7月29日两办会议纪要内容和签名属实。2015年8月28日的会议纪要是公司没有召开正式的会议决定个税处理方式，财务部后来专门起草了这个纪要，经王毕泉、金某、伏某和其他公司领导传阅无异议后进行签署。2016年12月2日的两份会议纪要反映的会议没有专门召开，纪要载明的参会人员传阅无异议后签字，表明纪要是通过公司核心层集体商议决定后的一个文件依据。 19.被告人王毕泉供述及辩解和自书材料证实，2015年7月，王毕泉考虑到公司需要资金和员工的收入偏低，提出在中小保公司进行集资，金某等人拿出集资方案后，王毕泉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并通过。集资月利息是1.6%，集资总额是2400万元。后来金某抱怨说刘某3坚持要对职工集资的利息进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后王毕泉找刘某3问代扣代缴利息税是怎么回事。刘某3回答说是税法的规定。王毕泉让刘某3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刘某3说金某组织了两次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王毕泉就让刘某3抓紧工作。过了十来天，金某、伏某、许某、刘某3在王毕泉办公室开会，王毕泉提出让他们研究解决职工集资利息税的问题。 出示的中小保公司2015年8月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材料汇编内容属实。出示的中小保公司2016年12月2日会议纪要是财务人员为了解决报账的合法性，做资料找的相关领导签字。出示的中小保公司2015年8月28日关于向员工筹资的利息税方式等事项的会议纪要是集资开始后财务报账需要一份资料找王毕泉补签的，实际上经营层已经按照这个会议纪要操作并用发票报账。 （二）2016年4月至11月期间，经王毕泉、伏某、李某2等人联系，中小保公司以亚鑫公司名义先后向张某2、王某3等10人借款共计1.146亿元，截至2017年4月18日累计支付利息562万余元，10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共计127.544984万元。由于亚鑫公司与10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未约定利息所得税问题，在利息支付期间，公司财务部门提出应对张某2等10人所得利息税费进行代扣代缴后取得相应票据入账，经逐级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后，王毕泉指示先按照借款协议支付利息。2017年1月左右，公司财务部因进行年度财务决算，再次将此情况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王毕泉、金某、伏某三人商议并安排人员咨询税务师事务所后，决定将本该由张某2等10人承担的税费，通过篡改借款协议、虚增借款利率的方式，由亚鑫公司出资166.208664万元（比篡改前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多38.66368万元），以张某2等10人名义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费后取得票据入账。截至案发，此166.208664万元均未向借款人追偿，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10名自然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27.544984万元，案发后，截至2018年11月13日追回101.942425万元，尚有25.602559万元未追回。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张某2、王某3等10人的16份借款协议书、亚鑫公司的业务请示单、记账凭证、收条，修改后的16份借款协议书证实，2016年4月至11月期间，张某2、王某3等10人与亚鑫公司共计16笔借款金额和利息约定情况。修改后的借款协议内容同原协议相比，只是利率作了增加修改。 2.归还张某2、王某3等10人借款本息的业务请示单、记账凭证、借款人出具的收条证实，亚鑫公司归还张某2、王某3等10人本金和利息共计562万余元。业务请示单注明“支付刘某5、王某3、杨某1等人的利息，借款人无法出具票据，因纳税调整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费由公司承担”的请示单逐级请示至王毕泉。审签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至2017年1月。 3.亚鑫公司出具民间借款统计表、税费和代开发票明细、增值税发票、税收完税证明、完税入库统计表等证实，亚鑫公司向张某2等10人借款16笔共计1.146亿元，10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共计127.544984万元。因修改借款合同，提高借款利率，亚鑫公司代张某2、王某3、刘某5等10人交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税合计166.208664万元。 4.亚鑫公司的记账凭证、现金付出说明、向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亚鑫公司将170.477732万元转入向某个人银行卡后，由周某4到税务局办理。 5.关于亚鑫公司无票利息费用税收筹划的意见证实，四川知之税务师事务所提出两种处理意见，建议采用亚鑫公司代缴个人利息税收并代开发票入账，但因此增加利息成本。 6.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2015年王某3先后四次共借款给亚鑫公司，月利率1.2%和1.5%。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利息所得税的缴纳问题，王某3也没有缴过相关税费。没见过出示的三份月利息为1.5637%、一份月利息为1.9547%的借款协议，上面王某3的签名不是他签的。 7.证人杨某1、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两次共借款360万元给亚鑫公司，月息1.2%。出示的两份月利率为1.5637%的借款协议不是杨某1的笔迹，杨某1没有缴过利息的个人所得税。亚鑫公司没有提过完税的问题。 8.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吴某两次借款给亚鑫公司都没有约定利息所得税由谁缴，他也没有缴过相关税费。出示的亚鑫公司提供日利息为1.3031%的借款协议书是2017年1月李某2说，吴某之前借给亚鑫公司的借款需要完善相关税务手续让签字，并说不会影响吴某拿到手的利息。 9.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8月，郑某通过李某2借款50万元给亚鑫公司，月利息为1.5%。亚鑫公司与郑某没有约定和补充约定过利息税费问题，她也没有缴过利息税。本息归还后，李某2曾打电话说需要郑某提供票据，郑某拒绝了。出示的月利息为1.9547%的借款协议书不是郑某本人签名。 10.证人张某2、谢某、毛某、罗某、刘某5、周某3等人的证言证实，六人分别借款给亚鑫公司的金额和利息情况。出示的利率低的借款协议书是他们本人签名，利率高的借款协议书不是他们本人签名。亚鑫公司和他们没有约定过利息所得税由谁承担，也没有变更过借款协议书。他们没有缴纳过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 11.证人刘某3（时任中小保公司财务部部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期间，王毕泉同10名老板就借款金额、利率等事项达成一致后，安排亚鑫公司综合部李某2按照谈好的借款条件拟好借款协议，再将双方签字确认后的借款协议交财务部入账。递交协议入账时，财务部提出借款需要完善税费、发票等手续。每次财务部支付拆借资金的本息时，都要求综合部提供税费及发票等手续，但综合部均称私人老板不愿意出税费及发票。针对该情况，刘某3每次都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支付利息必须完善税费，但是王毕泉、金某、伏某三位领导表示这些问题以后再说。2017年1月，公司进行财务决算，刘某3又分别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王毕泉指示伏某牵头组织财务部请税务师事务所进行税收筹划。后来他们按照王毕泉的指示，聘请知之税务师事务所就该税务问题进行税务筹划，事务所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方案二是由亚鑫公司代缴个人利息税并代开发票，入账。该意见伏某给王毕泉、金某汇报过，最后伏某传达称王毕泉、金某、伏某决定由公司帮10名老板缴纳个人所得税。综合部会同财务部将相关借款协议重新进行调整，将所需缴纳的税费包含到调整之后的协议当中。后刘某3安排周某4对这10人的利息税费进行测算并将含税的利率提供给李某2，由综合部按照测算出的利率重新制作借款协议。5月综合部请示领导同意后，完善了ＯＡ审批流程，由亚鑫公司统一为该10名老板缴纳了166万余元的相关税费，取得税务发票后并入账。 12.证人李某2（时任亚鑫公司综合部部长）的证言证实，张某2和周某3的借款协议是工程部签订的，其余的14笔拆借资金是王毕泉和私人老板谈好具体的借款事项后，指示综合部草拟合同并走ＯＡ流程，当时没有明确借款利息是否含税。综合部将借款协议交财务部入账时，财务部提出税费及发票的问题，李某2也将此问题向伏某、金某、王毕泉汇报了。王毕泉说，他和老板协商时约定的是净利息，不能代扣代缴个税，三名领导的意思是先按照协议支付着，将个税调整为企业所得税。支付利息的ＯＡ请示审批单上对此情况有反映（借款人无法出具票据，因纳税调整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费由公司承担）。2017年1月，刘某3提出拆借资金大部分已还本付息，要求综合部提供税费发票做账。李某2再次将这个情况向伏某、金某汇报，金某说这些老板都是王毕泉的亲朋好友，最好请王毕泉出面协调。后来王毕泉、金某、伏某要求财务部会同知之税务师事务所会商解决方案，事务所向公司出具了报告。后伏某交代李某2和刘某3，经过伏某、王毕泉、金某商量决定，民间拆借资金的利息税费由公司承担。伏某安排财务部重新计算含税利率，把数据交给综合部，由综合部负责重新制作借款协议，财务部缴纳利息税费。李某2安排白某经办此事。协议制作出来后，李某2还专门请示王毕泉、金某、伏某是否需请这10名私人老板签字，当时领导们都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代签。李某2记得重新制作的借款协议只有吴某当时因到公司有事顺带请他补签了，其他9人的协议都是代签的，也不知道这件事。 13.证人周某4（时任亚鑫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张某2、王某3等10人2016年共出借1.146亿元给亚鑫公司。从8月开始，业务部的请示单注明因借款人无法出具发票，应纳税调整产生的企业所得税费由公司承担。杜某2说她经办时提出过应代扣代缴利息税，但是刘某3说请示过公司领导不代扣代缴，将税费调整为企业所得税。2017年2月公司做年终决算，周某4向刘某3汇报10名老板的民间借款支付的利息未取得任何发票，无法入账。刘某3请示公司领导后，安排周某4调账处理。周某4按刘某3的要求将需要代开发票缴纳的相关税费计算到利息当中，并将算出的新利率经刘某3审核后交给白某，白某根据周某4提供的新利率制作出10名老板新的借款协议。刘某3要求周某4用新的借款协议把原始的借款协议从财务凭证中替换出来。2017年5月周某4按刘某3的安排，按照公司财务请示流程报了支付10名私人老板税费的请示单，公司领导审批后将170万元转到向某的私人银行卡，周某4拿着向某的卡及相关材料到税务局把这些私人老板的利息个人所得税等税费以他们个人的名义缴纳了。 14.证人白某（时任亚鑫公司综合部客户经理）的证言证实，白某经办了张某2、王某3等10人拆借资金1.146亿元的业务。第一笔借款是张某2的1300万元，当时李某2告诉白某借款是王毕泉和老板谈好的，并把借款金额、利率等条款告诉白某，白某草拟出借款协议交给李某2，李某2再把借款协议草案拿给王毕泉、金某以及伏某审批后，再安排白某走公司的ＯＡ流程，将业务请示单附上借款协议的文本层层报批至王毕泉审批同意后，综合部再联系私人老板签订合同。私人老板的资金到账后，白某再将借款协议交给财务部的杜某2，杜某2当时提出借款要产生税费。白某向李某2汇报了财务部的意见。其余老板的14笔借款办理过程和张某2的1300万元借款过程一样。 2016年8月公司归还杨某1本息时，李某2指示说私人老板无法提供发票，公司领导安排纳税调整为企业所得税费，由公司来承担，要求白某在业务请示单上载明这句话。白某就按指示制作了业务请示单，层层报批至王毕泉审批签字，然后财务部走财务请示流程后支付利息。之后其他私人老板的借款在2016年12月之前综合部申请支付利息时制作的业务请示单上都载明了调整税费的事项。2017年2月，刘某3给李某2说私人老板的借款都未取得税费发票，支付利息产生的税费也未处理，无法入账，必须马上解决。之后白某知道刘某3和李某2都向王毕泉、金某、伏某汇报过此事，领导还安排财务部和税务师事务所商讨借款利息税费的问题，最后领导决定私人老板的借款利息产生的税费由公司承担，要求财务部测算出新的借款利率，由综合部按新的借款利率重新制作16笔借款协议。领导要求不再找私人老板重新签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要求综合部的人代签。吴某的协议是他本人签的，其他9名老板的签字都不是老板本人签的。 15.证人付某（时任亚鑫公司综合部客户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初白某等人统一制作过一批假的借款协议，走了ＯＡ系统申请盖印，付某看到公司领导在ＯＡ请示单上签了字就盖了公章。当时说这批借款协议已经履行，为了处理税费，要求付某代签一下字，毛某、罗某、刘某5、郑某、周某3的借款协议的甲方都是她代签的。 16.证人黄某1（时任亚鑫公司工程部部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沐川项目承建方张某2借款2000万元、井研项目承建方周某3借款680万元给亚鑫公司都是王毕泉与两承建方谈好借款金额、利率等后，安排工程部草拟借款协议，并走ＯＡ流程由王毕泉签字确认后再由张某2、周某3正式签署。这两笔借款王毕泉在交待草拟借款协议时都没有提到利息是否含税。 17.证人杜某2（时任亚鑫公司财务部员工）的证言证实，杜某2经手的公司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都未注明是税前还是税后，她将该问题向刘某3反映，刘某3请示公司领导后，要求不代扣代缴税。综合部履行完ＯＡ流程，相关领导在业务请示单上签字后，杜某2就将利息给了拆借人。 18.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上半年王毕泉找私人老板借钱用于公司经营，谈借款时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是否含税，财务部在支付头几笔利息时，也没有进行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做账时没有完税凭证，伏某带刘某3和李某2向金某汇报。金某就和伏某向王毕泉汇报，王毕泉说让财务部先按约定的利息支付，税的事情以后再说。财务部按照王毕泉的指示没有代扣代缴利息税。2017年1月财务部做年度决算，刘某3又向伏某和金某汇报支付给私人老板的利息无法取得完税的发票，会产生税务风险。金某和伏某又向王毕泉汇报。之后王毕泉还组织过几次会议专门讨论利息个税问题，并安排财务部对接税务师事务所，后来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意见无法完全规避税务风险，建议由公司代缴利息税，代开发票入账。金某同意这种操作，专门叮嘱刘某3要向王毕泉汇报，看王毕泉的意见。隔了一段时间，刘某3说已经给王毕泉汇报了，王毕泉决定由公司代私人老板缴纳个税，取得发票入账，要求把借款协议中的利息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利息包含公司帮私人老板承担的利息个税，调整后的借款协议作为财务入账的凭证。亚鑫公司共向张某2、王某3等借款1.146亿元，支付利息562万余元，代缴税费166万余元。公司代缴的利息税费是国有资产，公司或相关人员没有向上级相关部门或领导汇报。 19.证人伏某的证言证实，亚鑫公司与张某2、王某3等10人拆借资金1亿多元的个税问题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之间，伏某和金某商量过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建议由王毕泉协调。于是伏某和金某向王毕泉作了汇报，王毕泉最终指示改借款合同，把利息个税计入总利息，个税由亚鑫公司承担。根据王毕泉和金某的指示，伏某安排李某2将应缴个税算入借款利率，再经内部审批流程后重新签署合同，这些借款合同均审批至王毕泉。2017年5月缴纳税款时，亚鑫公司按照调整后的借款合同将钱打到员工向某的私人账户上，为出借方缴纳了166万余元税款。亚鑫公司是全资国有企业，支付的税款是国有资产。伏某和公司层面没有向国资委汇报过个税问题。伏某和金某、王毕泉都看了四川知之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亚鑫公司无票利息费用税收筹划的意见，都同意由公司替私人老板缴纳税费取得发票入账。 20.被告人王毕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公司向私人老板借款第一次是王毕泉和私人老板联系的。金某跟王毕泉汇报过公司向私人老板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公司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公司没有代扣代缴，问怎么处理，王毕泉让金某组织人研究怎么处理。2017年初，金某说之知税务师事务所就私人老板个税问题给公司出了主意。 四、高利转贷事实 2017年6月，为了解决公司资金短缺，同时提高公司高层的待遇，被告人王毕泉与金某、伏某等人决定由公司高管以个人名义从银行贷款，再通过乐山市峨边亿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鑫公司）借回亚鑫公司使用以获取利差，并安排梅某联系银行贷款、与亿鑫公司联系、收集资金、发放利息。王毕泉、金某等人共向银行贷款和个人借款930万元交梅某，由梅某与苟某（冯冲出面）签订委托理财协议，以委托理财的名义从梅某的账户通过苟某的账户、亿鑫公司、乐山市沙湾区天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园公司）转入亚鑫公司，再由亚鑫公司将利息原路转出支付上述人员。其中，王毕泉于2017年7月20日以个人消费名义向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网银行）贷款60万元（日利率为0.025%）；2017年8月15日以住房装修的名义在乐山昆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仑银行）贷款100万元（年利率6.175%），共计贷款160万元，加上自有资金10万元共计170万元交给梅某通过亿鑫公司出借给天园公司按日利率1.2‰收取。2017年11月24日收回本息后，王毕泉又与乐山亚都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都公司）签订借款及服务保证合同，将收回的170万元借给亚都公司按月利率1.6%收取。经乐山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清理确认，王毕泉从银行贷款160万元获得利差为18.8840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问题线索移交函、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于2018年11月17日立案侦查。 2.银行开销户登记簿、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交易明细、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个人贷款委托支付委托书等贷款资料证实，王毕泉于2017年7月20日以个人消费名义向新网银行贷款60万元，日利率0.025%。2017年8月14日王毕泉在昆仑银行以住房装修名义贷款100万元，年利率6.175%。 3.梅某、苟某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梅某登记的收支台账、投资项目推荐函、委托理财协议证实，2017年7月20日，梅某以日利率1.2‰委托苟某理财，同月20日、8月16日梅某分别收到王毕泉70万元、100万元。同年8月18日至11月24日期间，梅某支付王毕泉本息情况。 4.亿鑫公司与天园公司之间的借条、资金合作协议、亚鑫公司的业务请示单、亚鑫公司和天园公司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约定，2017年7月20日，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借款1000万元（以实际到账金额和时间为准），预计使用期限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资金日利率1.2‰。借条上亚鑫公司和王毕泉作为保证人签名、盖章。亚鑫公司关于该笔资金的借款和归还本息的业务请示单有王毕泉的审批签名。 5.借款及服务保证合同、乐山市滕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泰公司）和亚都公司银行流水、付款回单、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证实，2017年11月24日，王毕泉与亚都公司约定王毕泉于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11月23日借款170万元给亚都公司，月利率为1.6%（不含税）。同日，王毕泉个人账户内的170万元通过滕泰公司转至亚都公司。2017年12月，亚都公司分别支付给王毕泉本金170万元、利息2.474667万元。 6.代持股协议、工商档案登记表证实，中小保公司将滕泰公司的股份分别委托冯某、范某持有。 7.专项清理报告证实，王毕泉贷款160万元获得利差18.88402万元。 8.新网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浙商银行交易凭证、借据余额查询信息等证实，王毕泉贷款160万元的归还情况。 9.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上半年因公司资金紧张，王毕泉让中小保公司的高管和员工贷款借给公司，由公司支付高利息。金某同意了王毕泉的建议，加上王毕泉在内的7个中小保公司高管在新网银行和昆仑银行以个人消费名义贷款，然后通过亿鑫公司将钱回借给公司，借款时间是2017年8月至11月，日利率1.2‰，借款总额930万元。王毕泉给金某和伏某说，让金某把这件事情告知宋某2、杜某1以及许某，伏某告知梅某。王毕泉在昆仑银行贷款100万元，通过亿鑫公司回借给公司，日利率1.2‰。 10.证人伏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6月，王毕泉召集伏某和金某等人谈事情，提出让公司的高管集资，以增加高管的收入。7月在金某办公室，王毕泉又说立即实施高管集资这个事，集资方式是走亿鑫公司小贷通道借回公司，月利率3.6%，集资人员包括王毕泉、金某、宋某2、伏某、许某、梅某、杜某1，让大家到昆仑银行和新网银行贷款参与集资，并安排梅某对大家的集资统一操作，许某记账。会后伏某按照王毕泉所说，向梅某传达了王毕泉的意见。梅某将钱转给亿鑫公司的苟某，苟某再按亿鑫公司和公司的合作方式把高管集资的钱打到公司职工代持股公司天园公司。2017年11月，王毕泉指示停止高管高息集资，退出的资金转借到公司合作项目的公司，年利率19.2%。王毕泉、金某等人在银行贷款参与了公司高管集资。2017年7月20日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资金拆借1000万元业务请示单、资金合作协议以及其后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支付还款及利息的业务请示单，伏某是按流程审批的。 11.证人梅某（时任亚鑫公司融资部部长）的证言证实，2017年的一天，伏某、金某、梅某在金某办公室，伏某说公司资金紧张，经领导研究准备让高管到银行贷款借给公司，提高高管收入。梅某按领导的指示联系了新网银行贷款。公司参与集资的人员有王毕泉、许某、宋某2、杜某1等人。伏某让梅某以个人名义将高管们的贷款集拢后转给亿鑫公司再借回公司使用，按日利率1.2‰计算利息。金某让梅某和亿鑫公司的冯冲联系，以梅某的名字和苟某签订了委托理财协议，苟某按照理财收益的2%收取委托费。2017年7月20日左右，新网银行对高管们放贷，王毕泉贷款60万元。王毕泉、金某等人将贷款打到梅某的银行卡上，王毕泉还转了10万元自有资金。第二次是2017年8月，王毕泉、金某等人在昆仑银行以装修房屋的名义贷款。王毕泉贷的100万元转到了梅某的卡上。集资总额930万元到位之后，苟某每月17日前将利息扣除2%的委托费后转给梅某，梅某再转账支付给高管们。2017年11月金某通知梅某将上述930万元退出，转到公司通江鎏金华府项目集资，按年率19.2%计算。梅某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苟某于2017年11月23日将930万元本息转给梅某，梅某随即分别退还至每个人指定的银行账户。王毕泉的170万元获利22.668万元。 12.证人苟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六七月份，黄某2打电话说中小保公司高管有笔资金想借回他们自己的公司吃利息，希望苟某帮忙。之后，冯冲拿了出示的2017年7月19日委托理财协议和投资项目推荐函让苟某签字，后来梅某就陆续转了930万元到苟某的账户，苟某收到资金后立即转到天园公司，天园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每月把利息转到苟某的账户上，苟某再转到梅某的账户。 13.证人黄某2（时任亿鑫公司董事）的证言证实，2017年7月，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的借款930万元不是他们公司的，是中小保公司的金某联系黄某2说中小保公司高管筹集了一笔资金想通过亿鑫公司借给中小保公司，日利率1.2‰。亿鑫公司收利息的2%作为手续费。黄某2安排冯冲和梅某对接，并按公司借款程序签订了相关协议，同时通过苟某的账户进行资金周转。 14.证人郭某（时任中小保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中小保公司安排郭某代管腾泰公司及代亚都公司收还款情况。其中2017年11月24日代亚都公司收王毕泉借款170万元，2018年12月21日代收亚都公司归还王毕泉借款150万元。 15.证人文某（时任中小保公司王毕泉秘书）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王毕泉在昆仑银行的贷款100万元通过文某的银行卡转给了王毕泉。 16.证人周某4（时任亚鑫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亚鑫公司收到天园公司先后6笔往来款共计1920万元。 17.证人杜某2（时任亚鑫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天园公司是亚鑫公司的员工代持股公司，天园公司以其名义在外借、还款的钱都是亚鑫公司承担。出示的天园公司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1月16日向亿鑫公司借款、还款192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业务单涉及的1900多万元是杜某2支付的。 18.证人冯某（时任泰来公司员工）、证人范某（时任中小保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二人分别按公司的安排帮泰来公司、中小保公司代持滕泰公司股份。 19.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中小保公司的许某安排余某当亚都公司和四川府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余某并没有经营。 20.证人刘某4（时任亚鑫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2017年4月刘某4受中小保公司的安排任天园公司法人。天园公司的融资、经营都是中小保公司的领导王毕泉、金某、伏某说了算。 21.证人向某（时任天园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2017年7月20日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的借款930万元，到账后转款920万元给亚鑫公司，该笔款项已归还并支付利息。 22.证人李某2（时任亚鑫公司综合部部长）、陈某2（时任亚鑫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借款930万元。李某2、陈某2按照业务流程在借款、利息支付业务单上的签字情况。 23.被告人王毕泉的供述及辩解证实，2017年6月，王毕泉和金某、伏某、梅某商量由公司的高管从银行贷款来向中小保公司融资担保的项目投资，具体操作由梅某负责。2017年7月前后，王毕泉总共贷款160万元，其中60万元是向新网银行贷款，100万元是向昆仑银行贷款，加上自己的10万元一共170万元交给梅某，收入回来后由梅某扣除两家银行的利息后将剩下的钱转到王毕泉的两张银行卡了。实际操作中，这笔钱由金某、梅某把钱借给亚鑫公司获取利息。2017年7月20日天园公司向亿鑫公司拆借1000万元业务请示单上的签名是王毕泉的电子签名。2017年11月，170万元退回后，将该款转到腾泰公司，滕泰公司转到亚都公司，2017年11月24日王毕泉与亚都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及服务保证合同，借款月利率1.6%（不含税），2017年12月15日、21日退回本息。 另查明，乐山市市中区监察委扣押王毕泉人民币23.843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情况说明、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解除扣押决定书及返还扣押款物文件登记表予以证实。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王毕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受贿部分 1.对公诉机关关于王毕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及具有索贿情节的指控。 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受贿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王毕泉的行为属于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本质特征，属于受贿行为。具体理由如下： （1）杨某1支付的120万元，不属于投资款，而属于垫资款。在案有亚鑫公司与志德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书和合作协议、张某2和志德公司签订的项目工程施工责任合同和相关证言证实，沐川项目属于ＰＰＰ项目，项目总投资5亿余元，亚鑫公司负责沐川项目投融资，且按工程进度拨款到志德公司，大额的正式开支都是志德公司直接支付；张某2以志德公司项目责任人的名义全额承包沐川项目建设。因此，沐川项目本身不需要承建方张某2投资，对此情况，王毕泉、张某2均明知。张某2、辜某1的证言证实，张某2给辜某1的10%股份就是给辜某1的利润分配比例，相当于辜某1的技术股，不需要投资；2016年10月签订的合伙协议上载明的400万元是因亚鑫公司没有及时拨付工程款，他们才垫的钱，是垫资款；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出资额比例实际上是工程利润分配比例，该比例在2016年4月已经确定。该证言与杨某1转款120万元到志德公司、志德公司以“其他应付款”入账的财务记账凭证相印证，且该款项于2017年已归还给杨某1。因此该款的性质既非投资款，也非股份，而是垫资款；合伙协议书约定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手段。杨某1获得的30%份额，是分配利润的份额，而不是出资的份额。故对王毕泉和辩护人关于杨某1投入的120万元是投资款，实际履行了出资120万元的义务，杨某1占有的30%是股份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杨某1、李某1没有参与沐川项目的管理。辜某1证实，杨某1在项目中没有负责任何工作，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张某2证实，杨某1不负责项目任何具体工作，沐川项目的任何事情包括2017年环保整治导致材料上涨出现的重大事项都不会给杨某1说，杨某1也不过问；杨某1证实，其没有参与沐川项目管理；项目部会计钟某证实，其仅通过李某1介绍到项目部工作，不是代表李某1到项目部任会计，仅对项目部和张某2负责。上述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杨某1、李某1没有参与沐川项目的管理。对辩护人关于杨某1履行了管理义务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王毕泉为张某2谋取了利益，并获取“利润”360万元，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在案有联合体协议书、证人陈某1、伏某、黄某1等人的证言证实，因亚鑫公司无竞标资格，王毕泉找到有资质的志德公司组成联合体投标，中标后王毕泉决定将该项目由无路桥工程承建资质的张某2以志德公司项目责任人的身份修建，并与志德公司达成协议，由张某2向志德公司支付0.75%的管理费。该行为为张某2谋取了利益；同时张某2的证言和王毕泉的供述证实，双方知道在随后的工程施工过程中，作为中小保公司和泰来公司董事长的王毕泉能为张某2提供诸多便利，故王毕泉为张某2谋利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毕泉的特定关系人李某1以杨某1的名义签订合伙协议，其垫资的120万元在沐川项目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获得360万元的“利润”，明显不符合正常的投资收益。王毕泉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张某2谋取利益，其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360万元与其职务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毕泉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故对辩护人关于杨某1按照30%的股份分得360万元是投资所得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4）王毕泉具有索贿情节。张某2的证言和王毕泉的供述证实，经王毕泉的推荐、暗示，张某2考虑到沐川项目是由亚鑫公司拨付进度款，为了和王毕泉搞好关系，最终同意在该项目中给杨某1考虑30%的份额，而杨某1实际并没有提供或筹集资金出借给亚鑫公司，该借款由张某2独自解决，故王毕泉和辩护人关于提议杨某1入股是解决张某2资金问题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同时张某2的证言证实，张某2认为杨某1和王毕泉肯定有关系，在2016年10月签订合伙协议后，打听到参与签协议和掌握资金的李某1系王毕泉的情人；王毕泉也供述，其向张某2暗示与杨某1有关系，让杨某1入股可以得到关照，故辩护人关于张某2不知道王毕泉与杨某1的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因此，王毕泉向张某2提出让杨某1“入股”沐川项目，而杨某1系代表王毕泉的特定关系人李某1，最终李某1实际收受360万元的事实清楚。辩护人提出王毕泉不具有索贿情节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对辩护人关于杨某1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出资，不属于索取干股的辩护意见。 经查，刑法意义上的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张某2以志德公司项目责任人名义实际承建沐川项目，其与志德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不属于志德公司的股东。张某2等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确定的张某2、杨某1、辜某1的份额，不属于股份或者股权。因此，公诉机关关于王毕泉索取干股的指控不成立，辩护人关于杨某1占有的30%不属于干股的辩解成立，但不影响对王毕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王毕泉及辩护人关于王毕泉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不具有索贿情节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二）关于目标责任奖150.16万元部分 1.对公诉机关关于王毕泉等人以单位名义将150.16万元，以“目标责任奖”名义分给个人，王毕泉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指控。 经查，王毕泉与金某、伏某商议决定从亚鑫公司在账外收取的沐川项目管理费中提取170万元，以“目标责任奖”的名义给中小保系列公司除王毕泉以外的部分高管及中层发年终奖。虽然国家允许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放奖金、福利、津贴等，但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发放的奖金、福利应当是国有单位有权支配的资金。亚鑫公司是国有公司，该公司收取的沐川项目管理费为该公司收入，应在该公司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但中小保公司从亚鑫公司账外收取170万元并截留，以单位名义将150.16万元私分给个人。上述资金不属于上缴税金以后的利润留成，也不属于可以用于职工奖励、福利等分配的资金。中小保公司违反规定，通过亚鑫公司账外收取170万元予以截留，以“目标责任奖”形式将150.16万元私分给个人，该行为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其中有2人非该公司职工，不属于私分的对象，该2人共计分得的8万元不应计入犯罪金额，私分的金额应认定为142.16万元。王毕泉等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无权自主支配、依法应当上缴财务入账的收入予以截留，巧立名目分配给个人，金额达14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累计数额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的规定，系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王毕泉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鉴于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数额巨大无明确的规定，故本案私分数额应认定为数额较大。公诉机关该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但指控犯罪金额有误，予以纠正。对王毕泉关于发放目标责任奖是正常的履职行为，最多是乱发奖金的违纪行为的辩解和辩护人关于中小保公司发放150.16万元目标责任奖系财务不规范行为或者部分金额超出总额限定的一般违规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对王毕泉关于170万元系亚鑫公司与张某2约定的账外资金，是“小金库”的钱的辩解和辩护人关于该笔150.16万元来源于转包行为，属于违法收入，并非国有资产，中小保公司及亚鑫公司的发放行为并未损害私分国有资产罪所保护法益的辩护意见。 经查，金某、伏某等人的证言和王毕泉的供述均证实，向张某2收取的170万元属于亚鑫公司与张某2约定的账外资金。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第二条“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凡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都要进行清理和检查”的规定，该170万元属于亚鑫公司的“小金库”资金。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的规定，亚鑫公司属于国有公司，其“小金库”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只要资产系国家公司具体占有、经营和使用，就可以成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若私分的国有资产确系国有单位违法所得，则应在案发后依法予以处理，并不能据此将私分国有单位违法所得的行为排除在该罪之外。王毕泉等人违法将“小金库”的资金私分，损害了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廉政建设制度，故对王毕泉关于该150.16万元系亚鑫公司与张某2约定的账外资金，是“小金库”的钱的辩解予以采纳；对辩护人关于该笔150.16万元来源于转包行为，属于违法收入，并非国有资产，中小保公司及亚鑫公司的发放行为并未损害私分国有资产罪所保护法益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对辩护人关于王毕泉没有分得财物，主观上缺乏私分国有资产罪故意的辩护意见。 经查，王毕泉作为中小保公司董事长，由其主持决定以考核激励员工为名，将不属于单位可以用于职工奖励、福利等分配的账外资金予以分配，主观上已具备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直接故意，王毕泉个人是否分得该笔资金不影响该罪的主观故意认定。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对王毕泉和辩护人关于该指控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员工集资利息税部分 1.对公诉机关关于王毕泉等人决定由中小保公司承担员工集资2400万元利息税116.023447万元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指控。 经查，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或国家授权进行。按照税法规定，利息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合同中未约定的事项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王毕泉和金某、伏某在员工内部集资2400万元的借款合同没有规定个人所得税承担方的情况下，违反税法规定，滥用职权将应由利息所得人即纳税人缴纳的相应税费决定由中小保公司承担，导致中小保公司支付了不应该支出的116.022854万元。中小保公司是国有公司，该116万余元属于国有资产。王毕泉等人的行为损害了国有公司的财产利益，造成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损害了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保护的法益，是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王毕泉的该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王毕泉的该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不当，同时指控的金额有误，予以纠正。王毕泉及其辩护人提出王毕泉此行为不属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意见，予以采纳，但提出也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以拿票报销和发放临工工资的形式补足出借人的利息是平等经济主体之间履职合同义务的合法行为，属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范围内的事项，该行为属于不规范的财务行为，并未违反国家规定，且该116万余元并非国有资产，未损害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保护法益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2.对王毕泉关于其没有明确表示过员工集资利息税的处理意见，在2015年底才知道公司以职工找票报销的方式处理利息税的辩解意见。 经查，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8月上旬，张某4反映个人所得税问题，后金某和王毕泉、伏某讨论，王毕泉决定让员工找发票报销来解决；2016年6月，王毕泉给金某说，员工集资利息个税最好拿到职工代持股的贸易公司报销，金某传达给伏某安排；2016年底，金某和伏某向王毕泉汇报，王毕泉同意以发放临时工工资的方式解决。证人伏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8月，在支付第一个月的集资款利息前，王毕泉和金某指示伏某，员工集资的个人所得税通过职工找票报销的方式由公司全额承担。金某、伏某的证言与证人刘某3、张某4的证言相印证。故王毕泉的该辩解不成立。 3.对王毕泉关于员工集资利息税的处理方案经赖某同意的辩护意见。 经查，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中小保公司没有向上级部门及领导汇报过员工集资利息税的处理方案；时任乐山市国资委副主任赖某的证言证实，王毕泉只汇报过集资，并没有汇报个人所得税费处理问题；乐山市国资委出具的复函证实，中小保公司集资补贴个人所得税未向国资委报告。因此，王毕泉的该辩解不成立。 4.对王毕泉关于员工集资利息当初约定是税后利息的辩解意见。 经查，证人刘某3、金某、伏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在中小保公司决定员工集资时只明确了利率，未明确利息个人所得税由中小保公司承担，证人证言能与在案证据中小保公司的相关会议纪要、文件等书证相印证，故王毕泉的该辩解不成立。 （四）关于借款1.1亿余元利息税部分 1.对公诉机关关于王毕泉等人违反规定决定本应由张某2等人缴纳的税费由亚鑫公司承担，造成公司166.208664万元损失的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指控。 经查，证人金某、伏某、刘某3、李某2等人的证言与10名出借人签订的真假两套仅利率有差别的借款协议书等证实，2016年4月至7月，中小保公司以亚鑫公司名义分别向张某2等10人借款1.146亿元，累计支付利息562万余元，需申报缴纳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附加税等总计127.5万余元。按照税法规定，利息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亚鑫公司仅是扣缴义务人。亚鑫公司与对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对所得税缴纳事宜无特别约定，在支付出借人利息时未代扣代缴相关税费，致财务无法取得纳税发票作为入账依据的情况下，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商议决定该部分税费由亚鑫公司承担，并通过篡改借款协议、虚增借款利率的方式，由亚鑫公司出资166.208664万元，以张某2等10人名义缴纳相关税费后取得票据入账。截止案发，亚鑫公司为借款人承担的税费均未向借款人追偿。亚鑫公司系国有公司，其投资收益系国有资产，该166万余元系国有资产。王毕泉作为国有公司管理人员，应当正确履行职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借款协议未明确约定利息为税后的情况下，违反税法规定，故意不正当行使职责范围内的权力，作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处理，致使国有公司亚鑫公司承担了不该承担的税费166万余元，王毕泉不正当履行职权的行为和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及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该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公诉机关的该指控成立。王毕泉关于其行为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的辩解以及辩护人关于起诉书指控“王毕泉、金某、伏某三人决定将本该由张某2等10人承担的税费，通过篡改借款协议、虚增借款利率的方式由亚鑫公司承担”与事实不符，王毕泉没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指控的166万余元并非国有资产，没有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任何损失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2.对王毕泉关于其在被留置之前不清楚私人老板个税最终是如何处理的辩解。 经查，证人伏某的证言证实，拆借的1亿多元发现个税问题后，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王毕泉最终指示修改借款合同，把利息个税计入总利息由亚鑫公司承担；伏某根据王毕泉和金某的指示安排李某2修改借款利率；伏某、金某和王毕泉都看了知之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亚鑫公司无票利息费用税收筹划的意见，都同意由公司替私人老板缴纳税费取得发票入账。伏某的证言与金某、刘某3、李某2和白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同时也与王毕泉审签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至2017年1月，内容为“借款人无法出具票据，因纳税调整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费由公司承担”的归还张某2、王某3等10人借款本息的业务请示单相印证。故对王毕泉的该辩解不予采纳。 3.对辩护人关于通过由亚鑫公司承担个税的方式向出借人补足合同约定的利息，系单位意志、单位行为，不应当评价为王毕泉等人的个人犯罪的辩护意见。 经查，王毕泉是中小保公司的董事长，金某是总经理，伏某是副总经理。王毕泉、金某、伏某等人商议决定，由扣缴义务人亚鑫公司承担纳税人张某2等人的纳税义务，并在亚鑫公司账上予以列支。王毕泉等人的该行为属于单位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王毕泉等人以中小保公司名义实施了由亚鑫公司支付本应由纳税人承担的税款的行为，造成国有公司损失，具有社会危害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没有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上述立法解释，应当依法追究组织、策划、实施该社会危害性的王毕泉等人的刑事责任。辩护人关于通过由亚鑫公司承担个税的方式向出借人补足合同约定的利息，系单位意志、单位行为的意见，经查属实；但提出不应当评价为王毕泉等人的个人犯罪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五）关于高利转贷部分 1.对公诉机关关于王毕泉贷款160万元转贷牟利18万余元构成高利转贷罪的指控。 经查，2017年6月，为了解决中小保公司资金短缺，并使公司高层获取一定利益，王毕泉与金某、伏某等人决定由公司的高管以个人名义从银行贷款先后转借给天园公司和亚都公司获取利差。主观上，王毕泉等人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虽有解决公司资金短缺想法，但同时具有为高管牟利的目的；客观上，王毕泉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先后转借给天园公司和亚都公司，获取利差为18.88402万元，所得数额较大；客体方面，王毕泉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其行为符合高利转贷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高利转贷罪。公诉机关的该指控成立。对辩护人关于王毕泉等人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给单位使用，主观上并非高利转贷牟利，高利转贷罪保护法益已经不复存在，王毕泉等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鉴于该罪的犯意是中小保公司管理层为解决该公司资金周转，决定由公司高管以个人名义从银行贷款转借给公司而产生，主观恶性较小，在量刑时酌情从轻考虑。 2.对王毕泉关于2017年11月才知道贷款通过亿鑫公司、天园公司转到亚鑫公司，日利率1.2‰，知道后要求立即清退的辩解。 经查，证人伏某、金某、梅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6月，王毕泉提出为了解决公司资金困难，同时增加高管的收入，让公司的高管贷款或以自有资金参与集资，通过亿鑫公司再借回公司，月息3.6%；2017年7月20日王毕泉审签的业务请示单证实，天园公司与亿鑫公司拆借资金预计使用期限为2017年7月20日至10月20日，按照日利息1.2‰计算收取；梅某的证言和银行转账通知证实，利息是逐月按时打入王毕泉的银行卡。故王毕泉的该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3.对王毕泉关于转贷获利18万余元应与其帮亚鑫公司垫付给宋某1的22万元和支付给王某3的风险评估费20万元相冲抵的辩解。 经查，两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冲抵无法律依据，故对该辩解不予采纳。 4.对辩护人关于贷款行为属于典型的单位行为，体现的是单位意志，真正的贷款主体应该是中小保公司而非王毕泉等个人，不应将王毕泉等个人作为犯罪主体的辩护意见。 经查，王毕泉、金某等人以谋取高利为目的，共同决定由公司高管以个人名义贷款转借给公司，并由梅某统一操作，但向各金融机构贷款时均以各高管个人名义，高利转贷所得利益均归个人所有，并未归公司所有，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王毕泉等个人承担。对该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毕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人民币360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依法惩处。王毕泉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王毕泉在担任国有公司董事长期间滥用职权，违反税法规定，决定由国有公司承担本应由利息所得人缴纳的税费，造成国有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282.231518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乐山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共计人民币142.16万元，数额较大，王毕泉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王毕泉以转贷牟利为目的，以个人消费和住房装修为名向银行贷款高利转借他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8.88402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高利转贷罪。王毕泉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对王毕泉的指控罪名成立。王毕泉及其辩护人提出王毕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毕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6月6日起至2032年6月5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对被告人王毕泉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360万元，高利转贷违法所得人民币18.88402万元，共计人民币378.88402万元予以没收，其中扣押在案的人民币23.8435万元由扣押单位乐山市市中区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其余人民币355.04052万元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万粟文 审 判 员  马文义 人民陪审员  傅建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熊 琳 书 记 员  邓晓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百九十六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七十五条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