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7009号 原告：孙加文，男，196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原告：杨元秀，女，197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原告：陈某，女，199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原告：孙某1，女，201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9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系孙某1母亲。 原告：孙某2，男，201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9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系孙某2母亲。 上列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为，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斯琴，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爱吾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九龙村五社。 法定代表人：钟松柏。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诚俊，四川诚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婷婷，四川诚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与被告成都爱吾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吾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为、代斯琴及爱吾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诚俊、华婷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人身损害费用合计：839370.0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孙巧和朋友经常在被告处钓鱼，每次支付10元的钓鱼茶费给被告，被告没有开具任何发票或者收据，所钓的鱼被告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给垂钓者。2019年6月5日，孙巧独自前往被告处钓鱼，孙巧向被告支付10元的钓鱼茶费，约定所钓的鱼按市场价格售卖给垂钓人孙巧，不幸孙巧在钓鱼过程中溺水身亡。2019年6月14日，经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均认可孙巧在被告处溺水身亡的事实，一致同意不再对死者进行尸检。在孙巧的垂钓过程中，被告并未对垂钓的区域作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危险警示，在孙巧溺水后，也没有展开任何的救助措施以减轻损害的后果或者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事故发生后，原告了解到被告已被政府明令停业整顿，但被告非但没有停业整顿，还在没有任何安全警示和防护救助的情形下正常营业。原告认为被告并未尽到安全管理的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支持其诉讼请求。 爱吾源公司辩称，一、爱吾源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5日向爱吾源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用地通知书》，责令爱吾源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前进行停业整改。爱吾源公司收到通知后，即于2019年2月停止营业，并随后张贴了《停业通知》。孙巧当日是怎么进入爱吾生态园及最终怎样死亡的，爱吾源公司并不知情。爱吾生态园作为正规农家乐场所，在钓鱼现场多处设置了警示标牌。所以爱吾源公司对鱼塘是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二、鱼塘水位较浅，一般正常成年人不可能溺水身亡。孙巧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身安全有防范意识，虽然没有对尸体进行尸检，但极有可能是他因造成的死亡后果，该死亡后果与爱吾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孙巧死亡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三、孙巧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2月15日，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民政府向爱吾源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用地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载明：“爱吾源公司，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加强‘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你单位位于九龙村13社的爱吾源生态园属于大棚房’整治范围，根据相关要求，责令你单位在2019年3月5日前立即进行整治整改，停止营业，撤除所有设施、设备，并恢复土地原状，逾期我镇将采取强制措施。” 2019年6月5日，孙巧的尸体在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爱吾源公司的鱼塘内被发现。 2019年6月14日，上述事故经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主要内容载明：由爱吾源公司向孙巧的家属先行垫付100000元处理孙巧的丧葬事宜，如爱吾源公司有责任，该款项在法院判决结算时扣除；双方一致同意不再对死者进行尸检。 孙巧与孙思菊系夫妻关系，孙某1、孙某2为二人婚生子女，出生时间分别为2010年9月26日、2014年2月17日；孙加文（1969年7月23日出生）、杨元秀（1971年7月23日出生）系孙巧的父母，孙加文、杨元秀共生育包含孙巧在内的两个子女。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用地通知书》、《接（报）处警登记表》、《人民调解协议书》、《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及户口簿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审理中，（一）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提供了若干《照片》及《视听资料》，拟证明鱼塘系爱吾源公司经营，垂钓完成按12元／斤收取购鱼费用、溺亡鱼塘无安全警示标识，2019年6月6日拍摄的照片爱吾源公司大门未张贴任何通知，2019年6月27日拍摄的照片爱吾源公司张贴了“根据上级通知，由于国土原因，我公司餐饮等业务停止经营”，《视听资料》亦显示虽然政府责令爱吾源公司停业但其仍然对外经营，鱼塘周围没有安全警示标识。上述证据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拟证明爱吾源公司对涉事鱼塘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政府责令停业时未及时停业整顿，仍然对外经营。爱吾源公司认为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爱吾源公司作为正规企业对其经营的场所均是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二）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提供了证人荣本均（男，196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莫某（男，198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各出具“经常在爱吾源生态园钓鱼，钓鱼每人收取10元，没有票据”的《证明》，及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荣本均询问后所作的《询问笔录》、荣本均及莫某的身份信息，另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申请了证人莫某出庭作证，其陈述：“曾与孙巧去过被告鱼塘钓鱼，被收取过10元费用，被告提供渔网，钓鱼区域有相应的防护栏，防护栏里外均有人钓鱼，交纳的10元无任何发票。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提供上述证据拟证明爱吾源公司经营的鱼塘属收费经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爱吾源公司质证认为爱吾源公司经营鱼塘设置了防护栏等警示、安全设施，爱吾源是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孙巧死亡应属个人原因，与爱吾源公司无关。（二）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提供了万源市井溪镇坑塘村村民委员会与万源市井溪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了“孙加文、杨元秀因体弱多病，自2017年6月再没有在家务农，土地已没人耕种，孙巧与陈某常年在外打工，由杨元秀、孙加文二位老人在井溪镇租房专门照管孙某1、孙某2，负责上学接送”的《证明》，另提供了成都市新都区广济家具装饰材料厂的《营业执照》、孙巧的《工资表》、成都市新都区广济家具装饰材料厂出具的孙巧及孙思菊自“2018年5月18日至2019年6月5日在成都市新都区广济家具装饰材料厂上班”的《工作证明》，还提供了孙巧及孙思菊在新都区务工租房居住的相应证据，包含房东杨文洪出具的《租房证明》、杨文洪所有的房屋产权证书、房东杨文洪的身份信息。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又提供了万源市井溪镇盐源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孙加文、杨元秀、孙某1、孙某2自2017年6月至今，一直租住在我辖区陈作亮的房屋内，具体地址为万源市井溪镇盐源社区街道193号”的《居住证明》、与房东陈作亮签订的《租房协议》、房东陈作亮出具的《证明》、房东陈作亮的身份信息。还有万源市井溪乡中心小学校出具的“孙某1自2014年9月1日至今在我校读书，目前就读于万源市井溪小学二年级一班。孙某2自2017年9月1日至今在我校读书，目前就读于万源市井溪小学幼儿园大班。”上述证据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拟证明孙巧的死亡赔偿金及孙某1、孙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爱吾源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的证明目的。（四）爱吾源公司提供了若干照片及《视听资料》，拟证明爱吾源公司经营的生态园内的所有水塘均修建了水泥防护栏且设置了引起注意的安全警示标识。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对爱吾源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均认为是在孙巧死亡后张贴的，与其提交的证据有冲突。 本院认为，根据诉讼各方的诉辩主张可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孙巧的死亡后果与爱吾源公司履行管理职责有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爱吾源公司应该承当怎样的责任。二、本案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现对上述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针对争议焦点一“孙巧的死亡后果与爱吾源公司履行管理职责有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爱吾源公司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本院分析如下，爱吾源公司作为“鱼塘”的所有人、管理人，对鱼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监管管理职责，其应能预见“鱼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并需持续对“鱼塘”设置较为明显的警示标志及采取、提供合理有效的安全措施，如其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后果，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爱吾源公司在政府责令停止营业时限截止日之后，并没有严格按照《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用地通知书》的规定彻底“停止营业，撤除所有设施、设备，并恢复土地原状”，粗放式的管理方式导致外部人员进入园区，爱吾源公司并没有持续履行防范危险、避免损害发生的责任义务直至“恢复土地原状”之日止，而是放任对“鱼塘”松散、懈怠的管理，而导致孙巧的尸体出现在爱吾源公司管理的“鱼塘”内，故孙巧的死亡后果与爱吾源公司履行管理职责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本院现场查看，“涉事鱼塘”水泥石柱围栏里面边缘水域深度在0.7米左右，中间水面应不超过吊桥弧度的最低点也不会超过1米，“鱼塘”并有自动调节深度的出口，一旦超过相应水位会自动从出口流出。孙巧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对事物危险性的判断应更警觉，对出现危险状况的自救脱险能力应更突出。即使孙巧在垂钓娱乐之际，也应将防溺水安全意识时刻警惕，如孙巧确系因垂钓而溺水在危险系数较低的鱼塘内，那么孙巧也应对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因当事双方未对孙巧的尸体进行尸检，本院在不排除孙巧存在其他诱因而死亡在“鱼塘”内的情形下，针对孙巧的尸体出现在爱吾源公司管理的“鱼塘”内与爱吾源公司履行管理职责有一定因果关系的认定，本院确定由爱吾源公司承担责任比例为20%。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从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所提供的万源市井溪镇坑塘村村民委员会与万源市井溪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成都市新都区广济家具装饰材料厂出具的《工作证明》、成都市新都区广济家具装饰材料厂的《营业执照》、孙巧的《工资表》、孙巧租住房屋房东出具的《租房证明》、万源市井溪乡中心小学校出具孙某1、孙某2的《就读证明》看，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孙巧在死亡前一年收入均来源于在城镇务工，其子女孙某1、孙某2的生活来源亦依靠孙巧、孙思菊在城镇的务工收入，故本案死亡赔偿金（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 现对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所主张的孙巧死亡的各项损失，本院依法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934386元（664320元＋117420元＋152646元）。关于孙巧的死亡赔偿金，前文已分析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再此不再赘述，对死亡赔偿金认定为：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孙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484元×10年÷2人＝117420元；孙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484元×13年÷2人＝152646元。 2、丧葬费32358.5元。2018年四川城镇全部就业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717元/年÷2=32358.5元。 3、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000元，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主张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4、交通费3000元。本院依据孙巧异地死亡其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客观会产生交通、住宿的事实，对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本院以交通费的形式支持为3000元。 5、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院结合侵权人及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及最终造成孙巧死亡的后果等因素，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 以上金额共计1022744.50元。上述损失，由爱吾源公司赔偿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204548.90元（1022744.50元×20%）。因爱吾源公司已在本案诉前向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支付100000元，经品迭爱吾源公司尚应赔偿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104548.9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成都爱吾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赔偿支付104548.90元； 二、驳回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9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此款由孙加文、杨元秀、陈某、孙某1、孙某2共同负担5338元，成都爱吾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担75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路振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贾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