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27民初2567号原告：曹立柱，男，1969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传峰，黑龙江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晶，女，198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立国，黑龙江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立柱与被告刘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赵海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立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传峰，被告刘晶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立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立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81,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刘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但被告刘晶未在七日内交纳反诉费用，本院对该反诉按撤诉处理。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17日，原、被告经案外人姜昌伟的居间介绍，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约定将原告曹立柱合法取得的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绍文乡全好村的430公顷土地转包给被告耕种，转包期限1年，自2019年3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转包总价款430,000.00元；原告享有所有的补贴，被告必须种植大豆，6月1日前完成种植；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影响守约方予以赔偿。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据约定向被告交付了全部土地，供被告经营耕种。但被告在实际耕种过程中只耕种了5100亩，对剩余1350亩一直撂荒至今。根据双方的约定，导致原告无法获得该部分补贴款，给原告造成损失。且由于被告的撂荒，增加了原告明年春季的机耕费约20,000.00元。被告刘晶辩称，被告承包的土地在种植时有一部分土地不符合耕种条件，具体情况为土地有积水，作业车辆无法进入，地中的积水无法排除，也无法自然下沉，地为盐碱地性质，地的状况为积水加泥泞，无法进行大豆种植。被告的土地是花钱承包而来，有承包费用投入，按照正常情况如果土地能够种植，并非有意不种，且无论耕种面积多少也都是被告自己的承包地，不涉及侵犯原告权益，故本案不存在侵权。综上，被告因原告发包土地的自身问题造成土地部分无法耕种，不存在违约或侵权，不应承担造成损失责任。原告曹立柱为证明其诉称理由，提供如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17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双方之间存在着合法有效的土地转包合同关系。其中原告为转包方，被告为接包方。双方约定：原告将合法拥有的430垧（即6450亩）土地转包给被告耕种；转包期限为1年，自2019年3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转包单价为1,000.00元/垧，总价款为43万元；支付方式为被告直接将转包总价款转账支付到原告妻子吴秀秀的账户内；原告享有所有补贴（即430垧土地的补贴归原告所有）；被告必须种植大豆，2019年6月1日前完成种植；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予以赔偿。也就是说，如果被告在2019年6月1日前完不成430垧土地的种植，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损失。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的证明作用有异议，原告想要证明的土地面积430垧，但按照合同第一条是需要双方在6月1日前进行土地丈量，承包费根据丈量后的面积多退少补，双方对丈量时间进行约定，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双方并没有对土地进行丈量，所以被告不认可原告转包的土地能够达到430垧。原告提出的合同第四条第7项中的必须种植大豆，作为被告将土地转包给姜昌伟后，姜昌伟确实也实际种植了大豆，未种植其他作物，也不存在违约，被告没有违约。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符合客观性、真实性，被告刘晶只耕种了5100亩大豆也是事实，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事项予以采信。2.绍文乡全好村委会的证明一份及2019年农户种植玉米、大豆和水稻面积公示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全好村有耕地7500亩左右，该亩数远超出转包给被告的430垧（6450亩）土地，即原告转包给被告的土地具有合法来源且足够合同约定的430垧。经全好村核实，原告的土地只耕种了5100亩，剩余的没有耕种，原告上报的补贴也是5100亩，即被告所承包的430垧（6450亩）的土地只耕种了5100亩，剩余的1350亩土地没有耕种。结合证据一，在430垧（6450亩）的补贴都归原告的的情况下，因被告尚有剩余的1350亩没有耕种，导致原告无法获得该1350亩的补贴，从而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该证明同时也证实了2019年的补贴价为255.00元/亩。2019年原告实际上报的大豆补贴亩数只有5100亩，而不是430垧的6450亩。统计报表是绍文乡全好村上报的，原件在村里保存，原告依法只能获得复印件；公示表中的吴秀秀系原告的妻子，该事实在证据一的合同中也有体现，且被告在签订合同和交付承包款时予以认可。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村委会的介绍信有异议，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这里面虽然有村委会的印章，但显然通过印章与手写字体对比，明显是先盖章后写的字，因为字体的墨迹已经覆盖了这个印章，所以显然并不是村委会书写证明后盖章进行确认的，证明中并没有出证人或者经办人的签名，按照民事证据规定法人单位出证没有经办人或者出证人落款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从内容上来看，出证内容中称耕地7500亩左右属于笼统性用词，没有土地测量方面或者专业机构进行面积确定方面的佐证，出证单位也不确定土地面积是多少，同时他使用的是经我村核实耕种面积5100亩，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佐证材料，所以对证明内容和真实性均有异议，同时没有介绍信的证号。原告同时出示的拍照照片复印件这里并不是原告的名称，而是其他人的名称。由于介绍信中表述的曹立柱的耕地是5100亩，公示表中不是曹立柱的名称，二者不具备关联性。介绍信是在空白介绍信上填写，不是村委会的出证，如果原告对此事实不认可，被告申请进行鉴定，我认为是伪造民事证据，证据不具有效力。原告曹立柱补充证明目的称，对被告说法不认可，该证据是否全好村出具可以申请法庭对全好村相关领导人进行核实该印章证据的合法性，故没有鉴定的必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符合客观性、真实性，对该份证据的证明事项予以采信。3.全好村与富裕县土地整理中心于2013年6月10日签订的新增耕地经营及工程竣工移交和管护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原件在全好村保管），证实包括案涉的430垧在内有1000余垧草原于2013年已经变成耕地，故本案中不存在土地性质的瑕疵问题。被告刘晶质证认为，有异议，被告认为该份证据并不能起到原告所说的证明作用，因为被告通过核对证据内容，证据中并没有体现新增耕地的具体位置，也不能体现新增耕地就是案涉中的原有草原或耕地，该份证据从内容看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所以我们认为该份证据在本案中不应适用。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4.证人张某出庭证言一份，证明在原告曹立柱处承包了350亩旱地，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左右分别耕种的黄豆。洼的地方有水，土有点黏，后来晾了几天，六月份才种完的。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证言内容证实了同样是曹立柱的地且属于同一位置、同一区域，地势一样，证人作为实际耕种人将自己的350亩全部耕种，尽管五月份有地表发黏的低洼地在六月份也全部种完的事实，说明原告转包出去的地完全具备耕种条件，实际耕种人未全部耕种的原因在自己或者未采取有效措施。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证言有异议，认为证言不能起到原告所说的证明作用，第一点，从证人的证言内容来看证人仅仅能证实自己承包的350亩地已经全部种完，但证人也是分两次先后才种完的，由于第一次无法完成全部种植才将部分低洼地等待相对风干以后才完成的第二次种植，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原告对外发包的土地确实存在低洼、难以种植的情况，但证人未能证实这350亩土地以外的其他人土地的地形地貌，以及无法种植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点证人种植土地350亩，数量相对于涉案的刘晶承包的6450亩约定面积从数量上相差较大，而根据被告举证，及原告自认，约定的6450亩已经完成了5100亩的种植，也就是完成的面积达到了约定面积的六分之五，只有六分之一因土地客观因素无法种植，所以完成种植的5100亩也是因为土地种植情况正常才完成种植的，这5100亩与证人的350亩地形地貌接近。第三点相对于刘晶的6450亩的约定面积，证人的350亩只是整块土地中的很少一部分，只能代表其中的一个点，原告用证人这很少一部分土地的完成种植来证实所有的整块7、8千亩土地全能种植显然是以点盖面，证人的350亩能够种植不能够证实其他7千多亩土地能否种植，所以被告方认为证人证言在本案中没有什么证明作用。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4.证人曹某出庭证言一份，证明我2019年5月份买了曹立柱378亩土地，每垧2,000.00元买的，种的大豆。都种了，但是不是一次都种完的，刚开始有些地种不了，2,000.00元一晌有补贴，哪能种就种哪。有水，没有水我不可能六月份才种完，春天土地反晕，就会有雨水，五月份开始种植的，六月份我就全都种完了。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没有异议，同前一个证人张某质证意见。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同张某的质证意见，证人曹某以及张某所承包的三百多亩土地地补都是归证人的，无论土地是否完全符合种植条件，证人都某到每垧地两千元这个钱已经缴纳，而且有种植补贴作为保障，也就是只要正常年景完成种植，最起码基本不会亏损，只要是接近种植条件的都会种植，所以证人土地的情况和本案被告约定承包的6000余亩土地在性质与条件上不一样。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被告刘晶为证明辩称理由，提供如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两份及43万元收据一份，证明第一份是2019年3月17日，曹立柱与刘晶之间的转包合同及曹立柱向刘晶出具的43万收据一份;第二份是2019年3月18日，刘晶与姜昌伟之间的转包合同，证明这两份合同之间是曹立柱与刘晶的转包在先，刘晶转包给姜昌伟的时间在后，但两份合同中承包费的价格均为每公顷1,000.00元，不存在价格差距，同时两份合同中在第一条中均约定了承包面积为430公顷，但是以实际丈量为准，而且约定了双方应当在2019年6月1日前进行土地丈量，并在丈量完成后七日内根据丈量面积对转包费多退少补，也就是两份合同中均有承包面积需要丈量的约定，但实际上在这两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曹立柱与刘晶及刘晶与姜昌伟之间均没有按照约定进行丈量土地，所以导致被告刘晶迄今为止不知道土地是否能够达到430公顷，特别是本案中原告主张有90公顷未种植，但是由于土地的面积未实际丈量，去除了姜昌伟实际种植5000多亩土地外，剩余土地能否达成90公顷，具体面积无从体现。双方在转包合同中约定的面积430垧折合亩数是6450亩，被告在实际转包给姜昌伟种植后发现土地可种植面积达不到6450亩，这一问题也能反证出原告提交的村委会介绍信称土地达7500亩是不真实，这和双方约定承包的是6450亩有差距。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对原告与刘晶签订的合同及为刘晶出具的43万元的收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关于姜昌伟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真实性原告无法核查。在刘晶自原告处承包土地后，其所在的公司已对案涉的430垧土地进行了实际的丈量，双方确认了合同项下的430垧土地属实存在，且现场的土地还多于合同中的430垧，因而被告主张未实际丈量导致承包的总面积不确定进而使未种植的面积不确定是不成立的，且案涉土地已秋收完毕，如刘晶对承包土地面积存在异议，不会在已秋收完毕了还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刘晶是认可面积的。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2.土地种植时的现状照片10张，证明在2019年春耕种植土地时，原告所转包的土地有一部分地中有大量积水，而且潮湿，无法进行土地种植。原告所转包的土地中地中有大量茂盛的青草，能够看出这种土地在前几年也一直没有耕种，已经持续撂荒几年以上，从外观上看就是草原，根本无法按照耕地进行种植。这组证据也能证明我们的反诉主张是成立的。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照片无法证实照片中的土地系案涉的土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照片当中草的高度来看，并不是2019年春季所拍，因根据客观事实和自然规律春季并没有照片当中显示草的高度。从照片看不出土地有积水和潮湿，如果该照片拍摄的是案涉土地的话也恰恰证明了被告未完成430垧土地种植的约定，存在撂荒的事实。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3.草原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2009年1月20日，原告曹立柱与绍文乡全好村村委会签订，证明这份合同是草原承包合同，并非耕地，至少在2009年当年地类是草原。在承包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的面积，而是约定了四至，而本案中原告转包给刘晶的并最后转包到姜昌伟手中的耕地位置就是在这个草原承包合同范围内，所以在原告原始承包合同都没有承包面积的情况下我们对转包合同当中的430公顷对于出处和面积被告表示质疑。在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这份草原承包后期获得性质变更等批件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改变草原性质作为耕地不属于合法行为。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份证据虽然叫草原承包合同书，但根据签订时间，2009年1月20日，只能说明在合同签订时是草原，并不能否定本案在2019年3月17日，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耕地，合同书中四至与原告与刘晶之间的土地四至完全相符，且根据原告与刘晶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430垧是根据原告所在村里的台账记载确定，因而430公顷面积属实，退一步而言因刘晶是与姜昌伟签订的合同，土地的属性是否合法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4.证人候某出庭证言一份，证明姜昌伟种曹立柱绍文乡全好一队南草原的土地，有一部分土地种不了，因为有水，地湿。姜昌伟雇佣我们开大车和小车都尝试了，种不了。是我亲眼所见，因为姜昌伟雇我开车干活，我是驾驶员，姜昌伟雇佣我开车干了曹立柱包给他的全部土地。我是2019年5月份去干的活，一直跟着种完，我们将能种的土地全种了，剩下一部分有水的土地，因为机器进不了地，干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解决不了，还有一部分盐碱地，高的地方是盐碱地，还有一部分低洼处是草和水。没有种上的土地大概100亩到200亩。耕种土地前姜昌伟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有异议，因证人系姜昌伟承包土地的实际的耕种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所述所有地在6月份前全部种完不属实。6月25日，原告自行花钱雇人雇机械抢农时帮着种地证人及被告为了耕种其他的地块而没有对案涉土地及时耕种。其所证实的水为下雨的水和返润的水也均不属实，因5月份并未到雨季及时有下雨的时候存在，也不会形成大面积积水，即使存在反润的现象也不会持续到五月末、六月初，但原告认为被告证实了实际种植的为5100亩左右与原告主张的相符。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均对实际种植5100亩予以认可，故对该部分证明事项予以采信，其余部分证明事项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5.证人段某出庭证言一份，证明姜昌伟雇佣我开车耙地，有一部分有水的地方种不了，没有水的地方全种了，能进去车的地方全耙了，是我亲眼所见。姜昌伟雇佣我开车干了曹立柱包给他的全部土地，我是2019年5月10几号去干的活，其中有两天下雨了我回家了，剩余一直跟着种完。我们将能种的土地全种了，剩下一部分有水的土地，因为机器进不了地，去了很多车，干不了，还有一部分盐碱地。没有种上的土地大概100多亩，具体面积不清楚。耕种土地前姜昌伟已经全部准备好了，2019年6月1日前能种的地已经种植一大部分了，2019年6月1日后，把还能种的就全种了，是否剩了种子化肥我不清楚。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其所证明的水是反润水与实际自然情况不符，该证人所证明的种地一直到6月中旬，快到6月末基本属实，同时也印证了前一位证人的种地时间不属实，所证明的种子化肥吨数及能种的亩数不清楚较客观，即被告依次来证实被告主观上不存在主动撂荒是不成立的，最为关键的是证人证实了2019年6月1日前能种的部分，只种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说明根据合同或者协议书的约定无论是相对方刘晶，还是实际种植人姜昌伟均没有在6月1日前完成种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6.证人梁某出庭证言一份，证明姜昌伟雇我播黄豆，干了一个星期，有一部分不能种，地湿车打滑进不了地，能种的都种了，播了一个礼拜的地。我是后去参与种的地，姜昌伟雇了我开我自己的四轮子干的活，土地的位置在全好村南边，盐碱地都播了。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证言内容并没有证实是因地里有水导致无法耕种，所指的地湿走不了道与原告无任何法律关系，且证人同时证实了案涉的土地即使有盐碱地也耕种了。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7.证人杨某出庭证言一份，证明姜昌伟雇佣我播黄豆，干了好几天，大田拨完了之后去的。洼地没种，洼地地湿四轮子进不去，用大马力能不能进去我不清楚，我开的小四轮，干了具体几天我记不清了。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说明两个问题，证人在大田种完之后，证人才去播种，说明播种时间较晚，证人证实了案涉土地没有水，与证人一和证人二的证言矛盾，不能形成稳定的证据链条。被告刘晶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8.（2018）黑0227民初238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本案涉及的地块原告曾经发包给黑龙江省陆河农牧业公司，双方发生争议进行诉讼，法院判决书判决部分，该案件地块为5000亩。案涉土地中同一地块的土地是可以种植的，其他部分都不能耕种。原告曹立柱质证认为，该份判决书尚未生效，其认定的事实和判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该份判决已生效，根据判决书第7页认定的内容来看，该5000亩并不是准确数据，标准的是已最后测量为准，且该份判决的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12月5日，仅能说明在四至相同的范围内当年已变为耕地为5000亩，不能否定在本案涉及的2019年3月有草原变为耕地的面积加到了7500亩。本院认为，该份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案确定如下事实：2019年3月17日，原告曹立柱与被告刘晶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约定将原告曹立柱承包的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绍文乡全好村的430公顷土地转包给被告刘晶，面积根据原告曹立柱承包合同或村里土地台账记载，如与实际丈量面积不符，以实际丈量面积为准。双方应于2019年6月1日前进行丈量，土地丈量时，转包（出租）价款尚未支付的，按照丈量确定的土地面积支付转包（出租）价款；土地丈量时，转包（出租）价款已支付完毕的，如丈量确定的土地面积与上述约定面积不符，应于丈量完成后7日内，双方完成对转包（出租）价款进行多退少补工作。土地承包期限自2019年3月17日开始至2019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430,000.00元，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原告曹立柱享有所有补贴，被告刘晶必须种植大豆，2019年6月1日前完成种植。并且约定承包期限内被告刘晶有再次流转的权利。2019年3月18日，被告刘晶以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曹立柱支付土地承包费430,000.00元。2019年3月18日，被告刘晶与案外人姜昌伟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约定将案涉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绍文乡全好村的430公顷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姜昌伟，面积根据原告曹立柱承包合同或村里土地台账记载，如与实际丈量面积不符，以实际丈量面积为准。双方应于2019年6月1日前进行丈量，土地丈量时，转包（出租）价款尚未支付的，按照丈量确定的土地面积支付转包（出租）价款；土地丈量时，转包（出租）价款已支付完毕的，如丈量确定的土地面积与上述约定面积不符，应于丈量完成后7日内，双方完成对转包（出租）价款进行多退少补工作。土地承包期限自2019年3月18日开始至2019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430,000.00元。后案涉430垧土地实际种植大豆面积5100亩，剩余1350亩未种植。2019年，案涉土地大豆补贴款每亩255.00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在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曹立柱将案涉430垧土地流转给被告刘晶以及被告刘晶将案涉430垧土地流转给案外人姜昌伟时，均约定了在2019年6月1日前对案涉土地进行丈量，但案外人姜昌伟和被告刘晶在2019年6月1日前均未提出丈量土地，案涉土地的面积应以合同中约定的430垧为准。承包土地系投资行为，案涉土地的承包费本就远低于市场价，具有一定投资风险，按照交易习惯，被告刘晶在承包土地前应对案涉土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案涉土地的地貌进行了解，原、被告对土地承包达成一致后，被告刘晶应自行承担经营土地的风险，其中包括天气等自然因素，被告刘晶申请对案涉土地进行丈量时，案涉土地种植的大豆已经收割完毕，且由于2019年雨水分布等原因，案涉土地内的现状已无法客观的体现被告刘晶承包案涉土地时的土地状况，并且被告刘晶未提交证据对案涉土地不足430垧或案涉土地存在大面积无法种植加以证明，被告刘晶应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被告刘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中未约定案涉土地需全部种植大豆，被告刘晶未种植其他作物，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抗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的内容，原告曹立柱签订合同的目的为收取每垧土地1,000.00元的土地承包费并获得种植大豆每亩255.00元的大豆种植补贴，结合签订合同的目的，案涉合同中约定：“甲方享有所有补贴，乙方必须种植大豆，6月1日前完成种植”的真实意思应为被告刘晶在2019年6月1日将案涉430垧土地全部种植大豆，故被告刘晶的上述抗辩不成立，被告刘晶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原告曹立柱的合同目的无法全部实现，被告刘晶应赔偿原告曹立柱的损失。综上所述，对原告曹立柱要求被告刘晶赔偿未种植土地的大豆补贴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数额不准确，予以调整。原告曹立柱未对机耕费损失提交证据，故对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曹立柱损失344,250.00元[（6450亩-5100亩）×255.00元/亩]；驳回原告曹立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未按本判决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执行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案件受理费3,513.50元，由被告刘晶负担3,231.88元，原告曹立柱负担281.62元。保全费2,620.00元，由被告刘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海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