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民终108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枞阳县毛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枞阳经济开发区纺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森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枞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浮山路。 法定代表人：杨如松，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可，安徽枞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旭轩，安徽枞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枞阳县毛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毛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枞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7民初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毛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朱瑞，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可、钱旭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毛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7民初3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毛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县政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05年7月16日，毛巾公司（乙方）与县政府（甲方）签订协议，内容约定：“根据地形的周边环境，甲方承诺周边的防洪堤坝建设必须与乙方的基础工程施工同步，并在乙方的主体厂房竣工前全部完工；甲方对防洪堤坝建设应根据控规设计标准施工，确保达到防洪要求，如因洪涝造成乙方损失，甲方全权负责”。2016年7月4日11时，由于团结圩破圩，洪水从金山大道涵洞涌入，导致毛巾公司厂区被淹。根据毛巾公司举证的信息公开的水文资料、团结圩修复工程资料及枞阳县水利局局长的访谈记录等若干份证据，足以证明毛巾公司厂区被淹时洪水并未达到50年一遇且县政府修建的防洪设施达不到50年一遇的标准。一审在关键事实的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严重损害了毛巾公司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混淆概念、逻辑错误。一审法院简单将洪水认定为不可抗力，属于严重的逻辑错误。首先，洪水是否属于不可抗力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认定，本案中，在洪水未达到50年一遇的时候，团结圩就已经破圩；其次，淹没毛巾公司厂区的洪水是从金山大道涵洞涌入的，而那时候的洪水也远未达到50年一遇，因此在毛巾公司厂区被淹时洪水的高度并未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一审法院将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赔偿与县政府依据协议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了概念的偷换。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赔偿与县政府依据协议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赔偿依据的是不同合同的约定。同一起事故可以依据不同的协议要求赔偿，与法律并不冲突。三、毛巾公司与安徽蓝兰毛巾被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兰公司）应当为同一主体。2002年7月毛巾公司改制时，县政府将毛巾公司和蓝兰公司捆绑出售，之后县政府出具的各种文件也将两者作为同一主体进行确认。毛巾公司和蓝兰公司人格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法人人格混同。 县政府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枞阳开发区一带的防洪标准为抵御50年一遇洪水，所有防洪堤坝、防洪设施等都是按此标准设置的。自2016年6月开始，枞阳所在区域普降暴雨，持续多日，菜籽湖流域来水多，强度大，内外洪水同时遭遇，内河水位急剧升高，水位高度16.4米，超过已有堤防防洪能力，2016年7月3日菜籽湖流域的团结圩溃破，洪水倒灌，使枞阳县城内的连城湖、五七大圩等整体被淹。毛巾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15.60米，连城湖2016年洪水位重现期超过50年一遇。毛巾公司以“厂区被淹时”洪水水位论断2016年连城湖洪水位未达到50年一遇标准，逻辑荒谬。按毛巾公司所述，洪水从金山大道涵洞涌入，仅就此时而言，厂区及附近水位有可能不及吴淞高程15.60米，但随着洪水水位的不断上涨，最终没过金山大道，这是不争的事实。二、一审判决正确。1.经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测定，2016年连城湖洪水位16.40米，而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15.60米。由此可见，2016年7月4日因团结圩破圩导致枞阳纺织工业园被洪水所淹，属于不可抗力情形。2.财产保险赔偿属补偿性质，不能重复获赔，以不超过财产总值为限。保险公司在支付保险金后，如果认为该财产损失系第三人损害所致，可以向第三人追偿。3.毛巾公司与蓝兰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与县政府签订协议的是毛巾公司，合同权利义务指向县政府与毛巾公司。毛巾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主张蓝兰公司权益于法无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毛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县政府赔偿毛巾公司财产损失59118494.27元（已扣除保险赔款）；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县政府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5年7月16日，毛巾公司（乙方）、县政府（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双方约定，“为加快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毛巾公司目前拥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及连城工业园区引进的纺织企业产品配套加工业务需要，双方规划在枞阳连城工业园区兴办高档毛巾的制造项目。双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项目规划用地，地点位于连城工业园区控规中B-4宗土地，面积约为108亩；B-5宗土地为毛巾公司发展备用地，在2006年12月31日前毛巾公司如征用，县政府按照本协议和相关补充协议规定的价格和条件出让给毛巾公司。二、项目建设规划，毛巾公司计划在2006年10月前固定资产投资4000万元，建成年产值1亿元的毛巾制造厂，2005年内完成基本土建工程，2006年10月建成投产。三、优惠政策扶持，1.毛巾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规划地的土地使用权，按评估值交付土地出让；县政府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给县开发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返还给企业用于规划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由县开发区与毛巾公司另行商定后签订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2.毛巾公司充分享受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待遇。……4.根据地形的周边环境，县政府承诺周边的防洪堤坝建设必须与毛巾公司的基础工程施工同步，并在毛巾公司的主体厂房竣工前全部完工；县政府对防洪堤坝建设应根据控规设计标准施工，确保达到防洪要求。如因洪涝造成毛巾公司的损失，县政府全权负责。5.因毛巾公司征用规划用地地势较低，县政府保证在毛巾公司基础设施完工前，完成园区规划的排涝站的整体建设，并保证无偿提供园区生活用水、工业无污染水、雨水的排放服务，确保毛巾公司厂区不受洪涝灾害。6.毛巾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在工业园区外另行铺设供排水管道施工过程中，县政府全方位负责协调协助工作。7.2007年1月，毛巾公司在协议地块内建成投产。2016年4月2日，毛巾公司向铜陵人保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保险标的为厂房、建筑物、机器设备、流动资产；保险金额89619638.28元，保险期限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1日；免赔额为每次事故损失金额的10%。 2016年7月4日，毛巾公司厂区南边金山路南侧团结圩破堤，菜籽湖水从团结圩漫过流入金山路南侧后，洪水从金山路涵洞涌入北侧枞阳经济开发区纺织工业园区，导致毛巾公司厂区被淹。当日17时许，枞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知纺织工业园区企业人员撤离，当时园区并未淹水。毛巾公司组织部分人员抢救物资，抢救物资人员约21时撤离厂区。纺织工业园区另一侧滨河路（连城湖堤）也发生洪水漫堤。 2016年7月22日，人保公司与毛巾公司委托民太安公司对毛巾公司的水灾财产损失情况作出评估。2016年11月21日，民太安公司出具《关于枞阳县毛巾公司2016年7月4日洪水案最终报告》。该报告记载，事故经过及采取的措施：2016年7月4日枞阳县团结圩破圩；当日18时许，毛巾公司和蓝兰公司遭遇特大洪灾，厂区内的建筑物、机器设备、流动资产迅速被内涝积水淹没，造成严重损失；积水深度最高达3.5米左右；由于洪水水势迅猛，被保险人（毛巾公司）为确保人员安全，及时撤离，只抢救出财务手工账册；截至2016年7月24日，积水仍深达2米；事故原因分析：据查询互联网信息，2016年6月份以来，安徽省南部出现长时间大面积降雨，造成长江及内河湖泊水势迅猛上涨，形成洪水内涝灾害。2016年7月4日，距离被保险人所在厂区最近的团结圩破堤，导致厂区内的厂房建筑、机器设备、流动资产不同程度水淹浸泡受损，故本次事故认定为“洪水”所致。该报告记载公估结论：毛巾公司核损金额为62335797.16元，扣除残值2853256.56元，考虑投保比例并扣除免赔额后，计算得出理算金额（保险理赔金额）为38207826.67元。蓝兰公司核损金额为29388294.37元，扣除残值1307188.47元，考虑投保比例并扣除免赔额后，计算得出理算金额为11699955.64元。 2016年8月6日，毛巾公司委托海神公司对其与蓝兰公司的水灾财产损失进行评估。2017年2月16日，海神公司对毛巾公司、蓝兰公司2016年7月洪水造成建筑物、机器设备、流动资产等损失情况作出评估结论为：本次洪水事故造成委托方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损失金额共计109026276.58元（毛巾公司损失金额78869399.47元，蓝兰公司损失金额30156877.11元），依保险合同约定，在考虑残值、投保比例、免赔额等因素后，计算出理算金额为50320044.13元（毛巾公司38595683.37元，蓝兰公司11724360.76元）。 2002年8月8日，王森林整体购买了枞阳县毛巾厂及其蓝兰公司。2002年，枞阳县体改办批复同意枞阳县毛巾厂改制为毛巾公司；2002年8月28日登记为私营企业。蓝兰公司系1993年6月登记成立，股东为毛巾公司和香港丰昌达有限公司。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森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县政府对毛巾公司和蓝兰公司2016年7月4日发生的水灾财产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毛巾公司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如何认定。2005年7月16日毛巾公司与县政府签订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系毛巾公司在县政府规划的纺织工业园区内投资建设一定经营规模的纺织企业，县政府承诺为毛巾公司提供项目规划用地、完善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和各种优惠扶持待遇等公共服务。该协议属于行政机关县政府为实现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在其职责范围内与毛巾公司签订的提供行政公共服务保障的协议。因此，该协议约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法律性质，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就双方相互对等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约定，即该协议不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财产关系。 毛巾公司主张县政府赔偿其水灾损失的依据为协议条款三优惠政策扶持内容的第4条即“县政府承诺周边的防洪堤坝建设必须与毛巾公司的基础工程施工同步，并在毛巾公司的主体厂房竣工前全部完工；县政府对防洪堤坝建设应根据控规设计标准施工，确保达到防洪要求。如因洪涝造成毛巾公司的损失，县政府全权负责。”关于该条款的含义和效力，应结合法律基本原则、社会生活常识及协议上下文综合理解。如果仅从条款字面意思解读，认为县政府对特定企业财产的水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违背常理。因为县政府向特定主体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应遵循财政管理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公共财产利益，因此县政府关于“如因洪涝造成毛巾公司的损失，县政府全权负责”的承诺，属无效承诺。案涉协议中，县政府对其履行具体公共服务职责作出的承诺是“防洪堤坝建设应根据控规设计标准施工”，具体包括：1.防洪堤坝按控规设计标准施工；2.县政府保证园区内排涝站的整体建设，无偿提供园区内各类用水的排放服务。根据2003年《枞阳县综合经济开发区连城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制性详规》）第26页，防洪规划部分是“加固堤防，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2017年5月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枞阳县城区防洪安保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行性研究报告》）第47页，2.6.3“连城湖设计防洪水位”：2016年洪水位应按历史特大洪水处理，其重现期超过50年一遇；确定连城湖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15.60米（吴淞高程）。毛巾公司提供的由枞阳县水利局出具的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1日枞阳闸水位表，记载2016年6月4日枞阳闸最高水位达16.75米。 县政府虽以协议承诺其对防洪堤坝建设根据控规设计标准施工，确保达到防洪要求，但是该义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承诺，系其公法之义务。政府防洪的公共职责，不附有任何前提条件，无论毛巾公司是否投资到位，县政府都必须依法履行。如果政府在防洪堤坝建设上存在渎职和失误，则应由国家通过公法上的途径予以追责，而不是合同相对方的追责。因此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不具有在特定主体之间成立特定给付之债权关系的效力，毛巾公司据此主张赔偿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 毛巾公司因水灾遭受的财产损失，经人保公司确认为“洪水”造成，人保公司根据财产综合保险合同约定对毛巾公司进行了赔偿。毛巾公司主张其水灾财产损失系因县政府未完全履行合同的行为造成，要求县政府对人保公司未给予保险赔偿的部分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理由于法无据，因为保险人关于“洪水”系财产损失原因的认定，确认了毛巾公司财产损失的性质系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导致，不存在第三方责任。毛巾公司对保险理赔的申请和接受，表明其对灾害性质的认可。本案中，如果真的存在县政府的第三方责任并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涉案水淹事故就不属于因“洪水”造成的意外事故损失，而是应定性为第三方责任事故，不在财产综合保险范围内予以保险理赔。因此，本案中毛巾公司主张赔偿请求的理由，与其基于同一灾害事件已获得保险赔偿的理由相冲突，故毛巾公司既然已经获得了人保公司的保险赔偿，则不能再向县政府主张违约责任和过错赔偿责任。 关于毛巾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蓝兰公司水灾财产损失赔偿争议。毛巾公司主张蓝兰公司注册登记上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只对两公司经营业务进行划分，两家公司经营的财产和人员混同，两家公司实质上是一家公司，因此蓝兰公司财产损失也属毛巾公司财产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所谓法人资格即是法律上独立人格地位的确认，因此即使两公司因改制处理的历史关系存在资金的关联关系，都不能否定两公司系登记为两独立法人的事实。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系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规定债权人对与债务人（人格否认的公司)财产混同的关联方有权主张债权的制度；关联方仅负有义务，并不能因其违反公司法规定而获得权利。因此毛巾公司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毛巾公司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和第五项、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毛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7392元，由毛巾公司负担。 毛巾公司二审提交新证据：毛巾公司、菜籽湖、连城村、长河、连城湖闸、枞阳闸等地标位置图，来源于百度地图截屏，证明目的：毛巾公司、菜籽湖、连城湖、长河、连城湖闸、枞阳闸的位置，各水系、闸口之间的关系。毛巾公司地处连城湖范围内，连城湖通过连城湖闸与长河相连，菜籽湖通过长河与长江相连，长河与长江相连处有一闸口为枞阳闸，连城湖水位受连城湖闸的影响。团结圩所防范的洪水为长河的洪水，其距离毛巾公司的直线距离为3.3公里。二审期间毛巾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以下证据：1.《安徽枞阳经济开发区纺织服装工业园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详规说明书》），证明目的：县政府需要建设抵御50年一遇洪水的防洪设施。2.《可行性研究报告》，证明目的：5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为17.60米，2016年7月8日枞阳闸的闸上水位是17.23米，闸下水位是16.93米，均为最高水位，没有达到5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2017年5月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出具该可行性报告时，菜籽湖、连城湖防洪堤坝还处于“已批，即将实施”的阶段，证明2016年7月4日菜籽湖、连城湖的防洪标准未达到50年一遇。 县政府质证意见：对地标位置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在异议。《详规说明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说明书系纺织服装工业园的详规说明书，县政府和毛巾公司签订协议所附的详细规划是《控制性详规》。《控制性详规》编制单位是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时间是2003年12月，工程编号是2003B1，而《详规说明书》是由安庆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的，并且没有时间和编号，因此无法达到毛巾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报告证实连城湖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15.60米（吴淞高程），2016年连城湖实际洪水位为16.40米，毛巾公司厂区在连城纺织园，除连城湖外，其他水域水系的相关水位、水量、防洪能力等，均与本案无关；《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针对枞阳县城整体而言的，实施城防安保工程的目的是提高枞阳县城区整体防洪能力；因此《可行性研究报告》不能证明连城纺织园区的防洪设施未达到50年一遇洪水防御能力。 本院认证意见：毛巾公司描述的各水系、闸口之间的位置关系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并非通过其举证的地图上的相对位置图就能得到证明，对地标位置图不予认定。《控制性详规》关于防洪规划的内容为“加固堤防，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详规说明书》作为《控制性详规》的补充，其内容与《控制性详规》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控制性详规》及《详规说明书》表明县政府建设防洪工程的标准是要达到50年一遇洪水防御能力，但不能由此证明县政府实际建设的防洪工程未达到这一标准。《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有“2016年连城湖洪水位应按历史特大洪水处理，其重现期超过50年一遇”的描述，故《可行性研究报告》不能证明毛巾公司“事发时洪水没有达到5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的观点。 二审在一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另查明：2017年6月28日，毛巾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县政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书》，要求县政府赔偿。案经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本院一、二审审理，最终裁定驳回毛巾公司的起诉。本院（2018）皖行终19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毛巾公司与县政府签订的案涉协议虽然属于行政协议，但协议在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签订。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行政协议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此之前形成的行政协议案件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主要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法律救济，毛巾公司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按民事案件处理。 本院认为，综合归纳毛巾公司上诉理由及县政府的答辩意见，结合二审庭审情况，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县政府是否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2.县政府是否应赔偿毛巾公司所主张的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已经生效的本院（2018）皖行终19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本案系当事人因协议履行发生的纠纷，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05年，在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按民事案件处理”，因此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书》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财产关系，与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结果不一致，本院予以纠正。（二）毛巾公司主张县政府履行《协议书》违约，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1.毛巾公司主张其厂区被淹时洪水未达到50年一遇，其一审提交的枞阳县水利局回复的水位表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毛巾公司二审提交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不能直接证明其这一观点，相反该报告里有关于“2016年连城湖洪水位应按历史特大洪水处理，其重现期超过50年一遇”的描述。毛巾公司一审举证的2016年7月2日《关于启动防汛应急预案Ⅱ级应急响应的命令》以及7月3日《关于启动防汛应急预案Ⅰ级应急响应的命令》，均能说明汛情的紧急，2016年7月3日至7月4日的大到暴雨导致枞阳县城内水位已超保证水位；毛巾公司与其所投保的铜陵人保公司共同委托民太安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关于枞阳县毛巾公司2016年7月4日洪水案最终报告》中亦明确记载，2016年7月4日枞阳县团结圩破圩，当日18时许，毛巾公司和蓝兰公司遭遇特大洪灾。上述事实均足以说明，毛巾公司2016年7月4日厂区被淹时，遭遇的特大洪水达到50年一遇。2.毛巾公司主张县政府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建设符合标准的防洪设施，其一审提交的枞阳镇关于团结圩的设计图、竣工图、可行性报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等证据以及二审提交的《详细规划说明书》，是毛巾公司摘录其中“片段”，对县政府是否履行协议提出质疑，不能确凿证明县政府未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县政府一审提交的纺织园区雨水泵站完工资料等证据，能证明县政府履行了协议义务。何况2016年7月4日枞阳县遭遇的是特大洪水，即使县政府建设的防洪设施能够抵御50年一遇洪水，也不能保证毛巾公司厂区不被淹。综上，由于毛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县政府所建的防洪设施未达到合同约定，本院不能认定县政府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二，1.如前所述，毛巾公司未能证明县政府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其要求县政府赔偿的前提不存在。2.毛巾公司主要依据海神公司的评估报告，要求县政府赔偿59118494.27元。但海神公司的评估报告系毛巾公司单方委托作出，县政府不认可。且海神公司与民太安公司均系针对毛巾公司厂区内的建筑物、机器设备、流动资产等损失情况进行评估，但两者结论差距较大。因此，海神公司的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毛巾公司本案要求县政府赔偿的是保险理赔后损失不足部分。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保险公司赔偿的是毛巾公司的“洪水”损失，该保险赔偿排除了损失是第三方责任造成。也就是说。毛巾公司在要求保险理赔时，已经认可其损失不是第三者责任造成。毛巾公司要求保险理赔成功后，又向县政府要求赔偿保险理赔后的不足部分，不仅在法律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行为缺乏诚信。4.毛巾公司、蓝兰公司是各自独立的公司法人。毛巾公司认为其与蓝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且两公司财产和人员混同，从而主张两公司主体同一，将蓝兰公司的损失作为其损失，一并要求县政府赔偿。毛巾公司的主张，实质上是否认蓝兰公司的法人人格。《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能够主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体限于公司债权人。毛巾公司在向县政府主张债权时，否认蓝兰公司的公司法人人格，其法律依据不足。综合上述分析，毛巾公司要求县政府赔偿损失的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毛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7392元，由枞阳县毛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思民 审判员  胡小恒 审判员  王惠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李红梅 书记员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