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3行初70号 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王家屯。 诉讼代表人蓝常志，该屯屯长。 委托代理人韦海滨，广西思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龙江屯。 诉讼代表人杨金山，该屯副屯长。 委托代理人曾凡宏，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莫铸玲，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忻城县城关镇芝州一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李朝晖，该县县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林万顺，该县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莫宇，该县司法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光华，广西思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人民路1号。 法定代表人雷应敏，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荣开，该市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堡上屯。 诉讼代表人张加强，该屯屯长。 第三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下南屯。 诉讼代表人秦应国，该屯屯长。 第三人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住所地忻城县欧洞乡永合村达好屯。 法定代表人蓝富，该林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覃旭辉，该林场副场长。 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王家屯（以下简称王家屯）、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龙江屯（以下简称龙江屯）不服忻城县人民政府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来宾市人民政府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于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8月7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家屯的诉讼代表人蓝常志及委托代理人韦海滨，原告龙江屯的委托代理人曾凡宏、莫铸玲，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林万顺及委托代理人莫宇、韦光华，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荣开，第三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堡上屯（以下简称堡上屯）的诉讼代表人张加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民委员会下南屯（以下简称下南屯）的诉讼代表人秦应国，第三人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的委托代理人覃旭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22日，忻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一、纠纷区域内1、2、4、6号地块，面积共计531亩（其中1号地块面积33亩，2号地块面积30亩，4号地块面积435亩，6号地块面积33亩），林地权属确认为申请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不再包括2号（面积30亩）、4号（面积435亩）林地范围。二、纠纷区域内5号地块，面积159亩，林地权属确认为第三人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所有。三、纠纷区域内的3、7号地块，面积共计44.2亩（其中3号地块面积44亩，7号0.2亩），林地权属确认为第三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集体所有。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不再包括3号（面积44亩）林地范围。2019年7月5日，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忻城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 原告王家屯起诉称，一、1981年登记在册的各《山界林权证》未颁发，也未告知各村屯群众，被告无证据证明是否经群众代表走界确认。被告确权的主要证据为1981年登记在册的各《山界林权证》，但这些《山界林权证》仅仅是登记在册，从未颁发给权利人，也从未告知权利人。直到因涉案土地出现争议后，原告才得知1981年曾经制作了相关的权属证书。但当年是否勘查走界，是否有原告的代表确认，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同时，不动产权属证书应予公示，赋予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权利。发生争议的，应赋予利害关系人行使撤销权。因此，在原告的相关权利未予放弃前，本案中《山界林权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涉案土地中的角湾平山自1960年代以来就属于原告的开荒地,归原告所有，周边群众均无异议。在涉案土地中的角湾平山，四至界限为：东至新练村板朝屯地界、西至桥头村堡上屯地界、南至桥头村龙江屯地界、北至桥头村宋家屯地界。自1960年代以来，原告一直在该地块上开荒耕作，从未中断。现土地上的桉树、柠檬、桑树及其他树木，均为原告村民种植。该地块与周边各屯的土地分界清晰，多年来，周边各屯群众均予认可，无异议。直至2015年，因该地块探测出大理石矿藏后，第三人桥头村堡上屯才对该地块的权属发生争议。故此，原告长期开荒耕作，周边群众无异议，已经取得该地块的所有权，第三人堡上屯主张权利没有依据，被告的确权和复议决定错误。综上，原告系涉案土地中角湾平山的所有权人，第三人堡上屯主张权利没有依据，被告的确权和复议决定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依法撤销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王家屯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情况说明（2019.7.18），证明涉案土地中的角湾平山系原告开荒耕作多年形成，系原告所有，村委会予以证明；2.山地承包及大理石开采转让合同，证明原告将其所有的角湾平山土地发包。 原告龙江屯起诉称，一、原告于2018年9月3日向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提交《土地确权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向忻城县人民政府申请对“杨家湾一带”林地权属进行确权，但忻城县人民政府以“忻城县政府已经受理了堡上屯的土地确权申请，原告提出确权申请的纠纷范围与堡上屯的重合，根据同一纠纷不再重复受理的原则，故不再受理原告提出的申请”为由，向原告出具《忻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答复书》，不受理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属程序违法。行政机关必须根据相应的法律依据来作出行政行为，而不是依据某一个原则，本案中，忻城县政府作出《答复书》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因此也就导致了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二、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处理决定“经查明…当事人争议的林地位于忻城县思××桥头村××约800米处的‘杨家湾’，争议区域林地四至界限为东面以山脊线为界；南面以山脊线为界；西面以山脊线、路、农地为界；北面以冲沟线直线至山顶为界”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争议地应当是包括李子湾在内的“杨家湾一带”，但处理决定应当查明而没有查明，没有在争议区域中明确李子湾属于争议地范畴，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二）处理决定“被申请人龙江屯提供的证据1、《土地房产所有证》三份；2、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其他票据若干份”遗漏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本案中，原告除了提交前述证据外，还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户口本、身份证、杨正繁问话笔录、秦应权问话笔录、杨树强问话笔录、粮油收购票等，这些证据能够与《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杨家湾的土地在土改时颁发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的村民一直在争议地上耕种，并向政府交公粮、农业税，争议地属原告集体所有。由于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遗漏了原告提交的证据，导致了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处理决定存在包括适用法律错误在内的错误。（一）处理决定“被告认为……被申请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供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票据及耕管现状，证实争议林地归其所有，理由不充分，其所提供的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票据与本案争议地关联性无法证实”认定错误。根据前述二之（二），正是由于被告一遗漏了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使其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导致了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所提供的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票据与本案争议地关联性无法证实”的错误认定。这些证据结合杨正繁等人的问话笔录，足以证实杨家湾的土地在土改时颁发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的村民一直在争议地上耕种，并向政府交公粮、农业税，争议地属原告集体所有，这些证据与本案争议地具有关联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且《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处是有存根的，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完全可以去核实其是否跟争议地相关，但被告却没有去核实，反而草率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地关联性无法证实”，这样的认定是草率的、盲目的、错误的。（二）处理决定“被告认为…其二，根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二点中‘根据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依法发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简称土地证）是证明土地改革时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含林地）证明，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现在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只有在没有其他合法凭证（如四固定清册）且土地证的规定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方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依据’的规定，本案除了1号地属未登记林地外，其余地块均已进行行政登记，且被申请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供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无法审查，故其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本案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认定错误。首先，《土地房产所有证》是被告一在土改时期颁发给原告的，涉案的所有《山界林权证》都是在1981年或1989年由被告一颁发给相关权利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时间在前，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在颁发《山界林权证》时应当考虑到争议地已登记在《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不应把《山界林权证》颁发给其他权利人，而应当颁发给原告。由于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颁发《山界林权证》的行政行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二点，认为在有《山界林权证》的情况下应当依据《山界林权证》而不是依据《土地房产所有证》来确定林地权属，这是适用法律错误的。其次，《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处是有存根的，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作为有权对林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有义务对《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进行审查，这是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的职责所在，审查后再进一步考虑《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否作为本案确定林地权属的依据，但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却完全无视其职责，对如此重要的一份证据直接草率认定无法对《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进行审查，无法审查的原因也没有说，如此“言简意赅”的处理决定既忽视行政机关的职责所在，又显得草率至极。（三）处理决定“被告认为……其三，被申请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还以耕管现状提出林地权属主张，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提出权属主张是正确的，属林地权源不清，综上三点所述，被申请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出的权属主张，被告不予以支持。”认定错误。处理决定在“经查明”部分已经查明《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与王家屯、龙江屯林地权属纠纷区域经营现状图》中第4、6块区域的桉树为龙江屯群众种植，该两块区域面积为468亩，占争议地面积的63%，结合原告提交的杨正繁、秦应权、杨树强的“问话笔录”足以证实目前原告对争议地管业的事实，从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将《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给原告村民，再到80年代分田到户时原告将争议地发包给村民耕种，原告的村民一直在争议地上耕种，原告也一直对争议地进行管理至今。因此，处理决定认定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以耕管现状提出林地权属主张”是错误的。四、《复议决定》没有查明《处理决定》的前述一、二、三，而是对《处理决定》予以维持，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包括适用法律错误在内的错误，《复议决定》对《处理决定》予以维持也是错误的，为此，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忻城县人民政府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来宾市人民政府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责令忻城县人民政府重新对争议的土地作出处理决定；3、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原告龙江屯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证明、身份证，证明杨金山是原告的负责人，任副屯长职务；2.《忻城县人民政府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忻城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地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3.《来宾市人民政府来政复〔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来宾市人民政府对争议地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对处理决定予以维持；4.《忻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答复书》，证明忻城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出具《忻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答复书》，不受理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属程序违法；5.《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地属原告集体所有；6.（1）杨正繁身份证，证明杨正繁的身份情况；（2）杨正繁问话笔录，证明原告的村民杨正繁家祖祖辈辈都在争议地上耕种，人民政府颁发有《土地房产所有证》，1954年是以杨正繁的父亲杨再伦的名义交公粮，因为当时杨再伦是户主，以户主名义交公粮；（3）杨再伦农业税收据2张，证明原告的村民杨再伦于1954年向政府缴纳农业税（证据5记载有杨再伦的名字）；7.（1）莫秀、秦应权、杨玉田身份证、户口本，证明莫秀、秦应权、杨玉田的身份情况，秦应权的母亲是莫秀（曾用名莫秀英），秦应权与杨玉田系夫妻关系；（2）秦应权问话笔录，证明原告的村民秦应权家袓祖辈辈都在李子湾耕种，人民政府颁发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另，秦应权的母亲是莫秀（曾用名莫秀英）；（3）1954年农业税收据、忻城县财政粮入库收据、农业税完税证、粮油收购票26张，证明原告的村民莫秀、秦应权、杨玉田一直在争议地上耕种，并向政府交公粮、农业税（证据5记载有莫秀英的名字）；8.（1）杨树强身份证，证明杨树强的身份情况；（2）杨树强问话笔录，证明杨家湾的土地在土改时颁发有《土地房产所有证》，80年代初期分田到户时龙江屯已经把杨家湾的土地发包到龙江屯各家各户；9.忻城县财政粮入库收据、农业税完税证、粮油收购票9张，证明原告的村民彭昌青、彭兴元、杨应田、王国超等一直在争议地上耕种，并向政府缴纳农业税。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告对该案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被告调查、核实，查明事实如下：当事人争议的林地位于忻城县思××桥头村××约800米处的“杨家湾”，争议区域林地四至界线为东面以山脊线为界;南面以山脊线为界;西面以山脊线、路、农地为界；北面以冲沟线直线至山顶为界。纠纷区域总面积734.2亩（详见卷内《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与王家屯、龙江屯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勘验图》及《权属争议现场勘验笔录》），纠纷区域内种植有桉树，根据目前的经营现状分为9块区域（详见卷内《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与王家屯、龙江屯林地权属纠纷区域经营现状现状图》），其中第1、2、3、8块区域的桉树为王家屯群众种植，第4、6块区域的桉树为龙江屯群众种植，第9块区域的桉树为新练村板朝屯群众种植，佘下的第5、7块区域为石山灌木林地。纠纷区域内共分为七块地块（详见附件《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与龙江屯、王家屯林地权属纠纷权属界线图》），其中1号地块面积为33亩，属未登记林地；2号地块面积为30亩，被告于1989年12月30日已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3号地块面积为44亩，被告于1981年6月25曰已登记在思××公社桥头大队下××生产队××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5号小班范围内，1989年12月30日被告又将该地块林地重复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4号地块面积为435亩，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已登记在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堡上生产队第113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8、29号小班范围内，1989年12月30日被告又将该地块林地重复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5号地块面积为159亩，被告于1989年12月30日已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6号地块面积为33亩，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已登记在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堡上生产队第113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8、29号小班范围内；7号地块面积为0.2亩，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已登记在思××公社桥头大队下××生产队××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5号小班范围内。纠纷发生后，经县、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组织调解，均未果。以上事实，有第1137、113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登记表及附图底图等书证、证人证言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规依据。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所争议的林地，面积734.2亩，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被告已经对部分争议地进行林业行政登记。其中3号地块林地面积44亩，4号地块林地面积435亩，1981年6月25日被告已分别登记在思××公社桥头大队下××生产队××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5号小班和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堡上生产队第113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8、29小班范围内，1989年12月30日被告又将以上两地块林地重复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林地范围内，造成1137、1138号与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登记范围形成交叉重叠，属于错误登记行为，根据林业部《关于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能否撤销的答辩》（林函策字〔1995〕212号）中“。着现有林权证继续有效，错在哪改在哪的原则，对遗漏或者重叠的部分，经上级人民政府审查，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实际情况，予以修正。”的规定，重复登记在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林地范围的3、4号地块林地权属，应予以修正，按1981年6月25日先行登记的行为予以确认，故3号林地权属应属忻确实因为工作粗糙造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集体所有，4号林地权属应属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5号地块林地面积159亩，被告已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该登记确有错误，其权属应属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所有。6号地块林地面积33亩，被告1981年6月25日已登记在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堡上生产队第113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8、29号小班范围内，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该登记确有错误，其权属应属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7号地块林地面积为0.2亩，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已登记在思××公社桥头大队下××生产队××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5号小班范围内，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该登记确有错误，其权属应属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集体所有。2号地块林地面积30亩，1989年12月30日被告虽然已登记在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但根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辩》（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三点“……在集体和国有的权属确认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小块插花、不便经营管理的林地，可作适当调整，以尽可能保持各自经营范围的集中连片；零星分散、国家不便经营的林地，亦可由集体经营”的规定，为便于集中连片经营管理，理应将该部分林地权属调整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1号地块属未登记林地，但其毗邻2、4、6号地块林地，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原则出发，应划归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主张争议地所有范围林地权属归其所有，合理部分，被告予以支持。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供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票据及耕管现状，证实争议林地归其所有，理由不充分，其所提供的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票据与本案争议地关联性无法证实，这是其一；其二，根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辩》（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二点中“根据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依法发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简称土地证）是证明土地改革时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含林地）证明，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现在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只有在没有其他合法凭证（如四固定清册）且土地证的规定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方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依据”的规定，本案除了1号地属未登记林地外，其余地块均已进行行政登记，且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供若干份《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无法审查，故其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本案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其三，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还以耕管现状提出林地权属主张，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提出权属主张是正确的，属林地权源不清，综上三点所述,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出的权属主张，被告不予以支持。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王家屯以耕管现状提出约300亩的林地权属主张，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提出权属主张是正确的，属林地权源不清，被告不予以支持。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所提出的权属主张，合理部分，被告予以支持。三、被告对该案调处程序合法。被告对本案纠纷调处，已进行了下列程序：（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三）组织和解、调解；（四）行政主管部门县林业局经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五）被告经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当维持。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一、程序目录：1.堡上屯权属纠纷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有申请人向被告提出权属调处申请；2.林业部门受理案件的相关材料，证明政府相关部门已依法受理；3.被申请人答辩材料，证明被申请人已知自己的调处身份；4.现场勘验笔录、调解笔录，证明执法部门依法行政；5.部门、政府会议纪要（开庭移送），证明调处经集体讨论、依法调处；6.关于要求延长办案期限的申请、关于同意延长办案期限的批复、送达回证、《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二、证人证言部分：1.证人杨某，龙江屯1953年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地属于龙江屯的，证明龙江屯有1953年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2.证人杨金山，龙江屯1953年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地属于龙江屯的，证明龙江屯有1953年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3.证人秦应国，下南屯有份《山界林权证》底图证明争议地部分属于下南屯的，证明下南屯有份《山界林权证》底图；4.证人张加强，争议地属于堡上屯理由有：（1）争议地下面的耕地都是堡上屯的；（2）争议地在1981年《山界林权证》底图范围内；（3）争议地在1956年合作化时期分给堡上屯的，证明堡上屯有《山界林权证》底图；5.证人王某1，争议地属于堡上屯理由有：（1）争议地下面的耕地都是堡上屯的；（2）争议地在1981年《山界林权证》底图范围内；（3）争议地在1956年合作化时期分给堡上屯的，证明堡上屯有《山界林权证》底图；6.证人覃旭辉，林场有《山界林权证》，证明林场有《山界林权证》；7.证人蓝某，争议地属于王家屯的理由是1962开始耕种没人耕种的荒地，但没有1981年《山界林权证》，证明王家屯没有1981年《山界林权证》；8.证人王某2，争议地属于王家屯的理由是1962开始耕种没人耕种的荒地，但没有1981年《山界林权证》，证明王家屯没有1981年《山界林权证》；9.证人秦某，龙江屯、王家屯所谓杨家湾山坡上的耕作地（指原生产队时期丈量土地并交公粮）其实都是开荒地，证明龙江屯、王家屯所谓杨家湾山坡上的耕作地其实都是开荒地；10.证人卢某，我们林场没有在杨家湾一带造林，当时山岭上只有点飞播的松林，证明原桃源林场没有耕管过杨家湾一带林地；11.证人黄某1，没见过原桃源林场管护过杨家湾一带林地，证明原桃源林场没有耕管过杨家湾一带林地；12.证人黄某2，1979年时杨家湾一带还没有多少林木，只有些1976年飞播时成活下来的林木，证明1979年时杨家湾一带有些1976年飞播时成活下来的林木。三、书证目录摘要：1.（1）思练公社桥头大队下思南生产队1137号山界林证清册及档案图；（2）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堡上生产队1138号山界林证清册及档案图；（3）思练公社桥头大队龙江生产队1141、龙江二生产队1142山界林证清册及档案图、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土地面积统计表，证明：（1）1981年林业“三定”时，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将争议地3、7号地块登记在思××公社桥头大队下××生产队××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5号小班范围内；（2）1981年林业“三定”时，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将争议地4、6号地块登记在思练公社桥头大队堡上生产队第113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第28、29号小班范围内；（3）1981年林业“三定”时，被告于1981年6月25日已对思练公社桥头大队龙江生产队、二生产队的土地进行登记；2.国营桃源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证明被告于1989年12月30日已对国营桃源林场的土地进行登记。四、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三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三十五条第（五）项、第十六条第二款、林业部《关于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能否撤销的答复》（林函策字〔1995〕212号）、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5〕165号）。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王家屯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书程序违法。原告曾于2018年9月3日向县政府提交《土地确权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向县政府申请对“杨家海一带”林地权属进行确权。县政府却以已经受理堡上屯的申请，同一个纠纷不再重复受理原则为由没有受理申请的确权申请。县政府必须根据法律依据作出行政行为，而不是依据某一个原则。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争议地应当是包括李子湾在内的“杨家湾一带”。但处理决定应当查明而没有查明，没有在争议区域中明确李子湾属于争议地范畴，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处理决定书列的原告提交证据不齐全。处理决定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在内的错误。由于被告颁发《山界林权证》的行政行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二点，认为在有《山界林权证》的情况下应当依据《山界林权证》而不是依据《土地房产所有证》来确定林地权属，这是适用法律错误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被告处是有存根的，被告作为有权对林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有义务对《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综上所述，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行为违法。原告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王家屯称，1981年登记在册的各《山界林权证》未颁发，村屯群众，被告无证据证明是否经群众代表走界确认。涉案土地中的角湾平山自I960年代以来就属于原告的开荒地，归原告所有，周边群众均无异议。被告认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析城县思练镇桥头村王家屯上述理由不能成立，争议地位于忻城县思××桥头村××约800米处的“杨家湾”，争议区域林地四至界线为东面以山脊线为界，南面以山脊线为界，西面以山脊线、路、农地为界，北面以冲沟线直线至山顶为界。纠纷区域总面积734.2亩（详见县政府的《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与龙江屯、王家屯林地纠纷现权属界线图》）。县政府充分考虑各方当事人的理由和证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造册发证制度，以权属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地3号地块林地面积44亩，4号地块林地面积435亩，重复登记在思××公社桥头大队下××生产队、××公社桥头大队××生产队与国营桃源林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内，属于错误登记行为。县政府根据林业部《关于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能否撤销的答复》（林函策字〔1995〕212号）的规定，将3号林地权属修正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集体所有，4号林地权属修正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上述该修正应当予以支持。5号地块、6号地块、7号地块已经进行权属登记，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该登记确有错误应当确认为持证人所有。2号地块林地面积30亩，县政府根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三点的规定，为便于集中连片经营管理，将该部分林地权属调整为堡上屯集体所有。1号地块属未登记林地，但其毗邻2、4、6号地块林地，县政府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原则出发，划归堡上屯集体所有。上述权属划分，应当予以支持。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入库收据等票据与本案争议地关联性无法证实。其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根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的第二点规定不能证明争议地归其所有。二、来政复字〔2019〕2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收到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龙江屯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告知当事人进行复议的权利和义务，依法送达了各方当事人有关行政复议文书。忻城县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答复书和证据材料，因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王家屯、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不同意调解，被告不再主持调解，经书面审理后依法作出来政复字〔2019〕2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不成立。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来宾市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忻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忻政处字〔2019〕1号），证明忻城县人民政府原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决定内容；2.《来宾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来政复字〔2019〕21号），证明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和行政复议的主张、理由以及行政复议查明认定的事实、行政复议决定内容；3.《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原告行政复议的主张、理由。忻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的主张、理由；4.《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受理的时间，行政复议程序合法；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通知涉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程序合法；6.《行政复议调解意向告知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7.有关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时间，行政复议程序合法；8.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证明来宾市人民政府有权行政复议的职权依据、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的法律法规。 第三人堡上屯、下南屯、国有欧洞林场陈述称，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认可两被告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 第三人堡上屯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八一”年山界林权图复印件，证明该争议山地属于堡上屯集体所有；2.有部分群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1）户复印件，证明该争议山地在堡上屯承包地范围内；3.收集一部分老人证明，证明该争议山地从1956年以来属于堡上屯集体所有。 第三人下南屯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证明、身份证，证明秦应国属第三方负责人，下南屯屯长；2.本地地块图，证明所争议地块属于下南屯；3.堡上屯与龙江屯、王家屯林地纠纷权属界线，证明争议地块属于下南屯；4.行政处理决定书（忻政处字〔2019〕1号），证鸣所争议地块属于下南屯；5.来宾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来政复字〔2019〕21号），证明所争议地块属于下南屯；6.事实情况，证明所争议地块属于下南屯；7.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方所指的“角湾平山”、“国弯平山”是否与争议地块同属一处地块；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所争议地块属于下南屯。 第三人国有欧洞林场无证据向法庭提供。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家屯村民小组对忻城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程序部分：对证据1、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但对证据的内容不认可，认为内容属于实质性材料不是程序性的材料，而各相关利害关系人所做的实质性的陈述；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经过县政府领导班子的集体讨论，出席人员没有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对证据6的三性没有异议。证人证言部分：对证据1-1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对同一个屯的证人的问题完全重复，证人的回答也一模一样，说明并没有认真的听取证人的证言。书证目录摘要部分：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认为山界林权证一直没有送达权利人，也没有公示相关情况，致使利害关系人不能采取救济措施。法规部分：认为适用法律的林函策字〔1995〕212号已经被国家林业局2012年第9号公告所废止，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对其他法律法规，认为适用法律错误，其具体条款不适用于本案。 原告龙江屯对忻城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程序部分：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恰好证实争议地的纠纷是2016年产生，堡上屯提出权属纠纷申请是在2018年这两个时间点都在承包证发放之前；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集体之间发生纠纷应经过县级以上政府进行确权，加盖忻城县林业局的公章不是经县政府处理的，从受理通知书来看忻城县林业局是在2018年受理的，这个时间是在县政府签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前；1138号山界林权证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本案所争议的范围在杨家湾里面，是拿别的山界林权证来用在本案；对证据3的三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并不代表原告不能以申请人身份进行申请，县政府程序违法；对证据4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对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这个会议纪要看不到参会人员签字与参会人员发表的意见，并不能够证明已经经过了相关程序，必须要有相关建议人的签名，集体讨论的决定也要看到相关人员的签名才能够证明已经经过这个程序；对证据6的三份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处理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对权属界定说明，这四本山界林权证仅仅是登记在册，并没有签发也没有送达给当事人，这个行政行为是没有生效的，因此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权属界定说明只有山界林权证的存根，存根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证人证言部分：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认为恰好证明下南屯没有山界林权证，只有一个存根；对证据4中的证人张加强所证，恰好证明堡上屯没有山界林权证；对证据5不予认可，认为笔录调查人是王某1，签字的是熊宣甫，这份证据不具备三性；对证据6-8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人所说龙江屯的开荒地，只有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10-12的没有异议。书证目录摘要部分：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颁发的涉案山界林权证均未颁发给相关权利人，不生效，且政府划分山界林权证的时候没有代表勘界，程序不合法；对证据2没有异议。法规部分：对法律适用：1.认可王家屯的意见，对适用法律的林函策字〔1995〕212号已经被国家林业局2012年第9号公告所废止；2.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适用法律错误，由于林权证未送达，没有生效。 另补充质证意见：1.这个案子在受理通知书里只有林业局的公章没有县政府的公章，按照程序规定应当由县级人民政府受理，故违反法定程序；2.假如在权限范围内登记应该有清册，请县政府出具清册，县政府不能提供，那么不能排除县政府造假、遗漏等其他问题的出现；3.在证据里面没有看到山界林权证已经依法送达了相关权利人，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性来说，送达的才生效，山界林权证没有送达就没有生效，县政府依据未生效的林权证来确权是没有依据的。 第三人堡上屯、下南屯及欧洞林场均认可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王家屯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处理决定的内容；对证据3-7没有异议；对证据8不予认可，认为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龙江屯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2的关联性认可，但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3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认可三性，但对答复书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答复书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4-7没有异议；对证据8认为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而不是第（一）项。 第三人下南屯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第三人堡上屯、欧洞林场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王家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三性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争议权属是王家屯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权属归其所有。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对原告王家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原告龙江屯对原告王家屯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堡上屯、下南屯及欧洞林场均同意两被告对原告王家屯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对原告龙江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土地房产证是承包土地，争议的是荒地，这与山界林权证的不是同一个地点；对证据6-9证人的身份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其问话笔录均有意见，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不能证明争议地为原告所有。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对原告龙江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看不出争议地的位置以及面积，无法审查；土地房产所有证不是确权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历史上土地私有制的一个产物，不符合国家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能够作为证据；对证据6中证人的身份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收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对证据7的三个证人的身份没有异议，但不认可秦应权的问话笔录，对26张收购票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证人的身份没有异议，但对问话笔录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三性不予认可。 原告王家屯对原告龙江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行政决定的内容；对证据4-9认可其三性及证明目的。 第三人堡上屯、下南屯及欧洞林场均同意两被告对原告龙江屯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龙江屯对第三人堡上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来源不清楚，回执时间地点不清楚，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1981年划界未经权利人到场，无法证实争议地属于堡上屯；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堡上屯2018年提交申请，但争议在2016年就产生了，争议未解决，绘图、发证时间是在争议期间，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没有载明名称，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堡上屯所有，不具备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明人无法核实身份也未到庭作证。 原告王家屯对第三人堡上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图上的内容不能显示与本案土地有关联；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与本案涉案土地无关；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认可。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堡上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2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所有的争议××都××堡上屯的；对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堡上屯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下南屯、欧洞林场对第三人堡上屯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王家屯对第三人下南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不同意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5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处理决定的内容；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王家屯所涉的角湾平山是王家屯群众的称呼，在王家屯的证据1当中有详细的四至界限说明；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告龙江屯对第三人下南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不同意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5的关联性认可，但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6的不认可真实性，仅仅是下南屯单方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具备真实性；对证据7认为其本质上是下南屯的答辩，不是证据，不进行质证；对证据8的质证意见与堡上屯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下南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5的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6-8的质证意见与对龙江屯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下南屯提供的证据发表下列质证意见： 对证据1-5没有异议；对证据6-8的质证意见与忻城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堡上屯、欧洞林场认可两被告对第三人下南屯提供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作认证如下： 对原告王家屯提供的证据1的证明目的因无其他关联证据佐证，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龙江屯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9，结合本案其他情况综合考虑；对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第三人堡上屯提供的证据1-3结合本案其他情况综合考虑，对第三人下南屯提供的证据1、4-5、8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证据结合本案其他情况综合考虑。 根据庭审质证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 本案争议土地位于忻城县思××桥头村××、下南屯东南面的“杨家湾”，争议地四至界线为东以山脊线为界，南以山脊线为界，西以山脊线、路、农地为界，北以冲沟线直线至山顶为界（详见忻城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附图）。面积约734.2亩，争议地的管理现状主要为原告王家屯、龙江屯村民分别管理经营，主要种植桉树，少部分为板朝屯村民种植。争议地在1981年确定山界林权时，在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制作的第三人下南生产队第1137号《山界林权证》、第三人堡上生产队第1138号《山界林权证》中均有争议地在内的登记事项，而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在1989年为国营桃源林场颁发的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时，将上述两个第三人《山界林权证》内所记载的地块重复登记在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内。2015年，因该纠纷地发现大理石矿，各方当事人即对该争议地产生纠纷。2018年第三人堡上屯向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2019年3月22日，忻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一、纠纷区域内1、2、4、6号地块，面积共计531亩（其中1号地块面积33亩，2号地块面积30亩，4号地块面积435亩，6号地块面积33亩），林地权属确认为申请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堡上屯集体所有。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不再包括2号（面积30亩）、4号（面积435亩）林地范围。二、纠纷区域内5号地块，面积159亩，林地权属确认为第三人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所有。三、纠纷区域内的3、7号地块，面积共计44.2亩（其中3号地块面积44亩，7号0.2亩），林地权属确认为第三人忻城县思练镇桥头村下南屯集体所有。忻城县国有欧洞林场国林02号《山界林权证》开洞分场第1林班1、2小班范围内不再包括3号（面积44亩）林地范围。龙江屯不服，向来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5日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忻城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王家屯、龙江屯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庭审中，各方对忻城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书及附图中所确定的争议地的地点、四至范围、面积均无异议。 庭审中，第三人堡上屯、下南屯对争议地绝大多数系原告王家屯、龙江屯村民经营管理的现状予以确认。另，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各自名下的《山界林权证》原件。 本院认为，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和来宾市人民政府具有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的《山界林权证》可作为林地林木的法律凭证，但必须符合：一、土地来源清楚，有相关历史时期的权属来源证明或是经当时的土地相邻人或权利人的确认；二、发证程序合法。如仅有《山界林权登记表》或《山界林权证存根》，没有发放《山界林权证》的，视为没有完成颁证程序，不具有与《山界林权证》同等效力。本案中，忻城县人民政府主要依据1981年、1989年制作或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但各方当事人均不能向法庭提供政府已发放的《山界林权证》原件，且在忻城县人民政府所提供的证据《山界林权登记表》中，没有相邻权利人的签订或只有一个人的签字，况且依庭审查明本案争议地的耕管事实，均是两原告在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故忻城县人民政府以《山界林权证》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来宾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对其予以维持亦属错误，均应予以撤销。原告王家屯、龙江屯请求撤销忻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来宾市人民政府来政复字〔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撤销忻城县人民政府忻政处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由忻城县人民政府对本案权属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忻城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逾期不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罗 旭 审 判 员  闭振鹏 审 判 员  韦柳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梁 良 书 记 员  周 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