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28民初1615号原告：陈冬英，女，195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重庆市合川区，原告：王秀珍，女，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鹤峰县，原告：王小红，女，198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鹤峰县，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朱礼，湖北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鹏，湖北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小英（于小英），女，1947年2月6日出生，土家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鹤峰县，被告：张文明，男，1944年2月13日出生，土家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鹤峰县。被告：张地，女，1986年10月5日出生，土家族，大学本科，教师，住鹤峰县，三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承贵，湖北鹏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鑫，湖北鹏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鹤峰县容美镇康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鹤峰县容美镇康岭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2828ME3444257G。法定代表人：田军，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刘勇，男，197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容美镇综治办工作人员，住容美镇龙井村二组，原告陈冬英、王小红、王秀珍与被告余小英、张文明、张地、鹤峰县容美镇康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康岭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小红及原告陈冬英、王秀珍的委托代理人朱礼、胡鹏、被告张地及被告余小英、张文明的委托代理人彭承贵、张鑫、被告康岭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田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小英、张文明、张地于2008年9月1日与被告康岭村委会签订的《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无效；2、依法确认老荒坡（原名沙荒）、小坑坡（原名大坑坡柴山）、财老儿屋场（原名才子屋场）三宗林地承包经营权归三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陈冬英与王秀珍、王小红系母女关系。1984年8月，国家实行山林承包到户，陈冬英的丈夫王国政为家庭户主，与陈冬英、王秀珍作为共同承包人，承包了位于鹤峰县××村××自留山三宗，地名分别为沙荒、大坑坡柴山、才子屋场。1986年王小红出生，成为前述自留山的共同承包人。1998年左右，王国政去世。1999年9月29日，陈冬英与被告余小英、张地签订了《卖房协议书》，约定将原告家的房屋及责任田转让给被告余小英、张地。近日，原告得知被告康岭村委会在未经其许可下将所承包的三宗林地发包给了被告余小英、张文明、张地，并与之于2008年9月1日签订了《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原告认为四被告的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确认四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并确认涉案林地归三原告所有。故诉至法院，请求解决。被告余小英、张文明、张地辩称：一、被告余小英、张地与被告康岭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有效。1、1999年4月29日，被告余小英与原告签订《卖房协议书》，约定原告将房屋田土及山林一并转让给被告余小英，并在协议中写到“乙方给甲方送松木10根”，协议签订后，送甲方的10根松木均在涉案山林中砍伐；2、“财老儿屋场”的山林与协议的经办人王国学及原告伯伯王国权的山林临界，2008年9月2日二轮延包林地确权时，二者均在集体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签字确认；3、涉案山林自1999年4月至今都由被告余小英家庭户进行管理，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5年修订）第21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20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4、按照签订协议时的法律规定，是禁止买卖土地，卖房搭山林是流转土地山林的交易习惯，其他证人的证言能证实原告的山林已经附带房屋田土一起卖给了被告张地。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原告方第二项诉请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且与第一项诉讼请求相互矛盾。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康岭村委会辩称，村委会与被告余小英家庭户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时依法按照规定发包的，并经过了公示程序。其他意见与被告余小英、张文明、张地意见一致。根据当事人陈述结合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冬英与王国政原系夫妻，均为康岭村人，两人婚后育有两女，1982年生育长女王秀珍、次女王小红1986年出生。1984年8月1日，以王国政为户主的家庭户承包了康玲村地名为“沙荒”“大坑坡柴山”“才子屋场”三宗林地。1998年左右，王国政去世，当时原告陈冬英在外未归，两女尚年幼，王国政的后事便由其胞弟王国学帮忙主持办理。由于王国学主持办理王国政后事有花销，随后便与陈冬英商量，在征得其同意后于1999年4月29日在鹤峰县××村村民委员会的见证下与被告张地及其母亲余小英进行协商达成买卖协议。协议内容由村委会时任书记唐某书写，其内容为“甲方：王国学，乙方：张地，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三哥王国政的一栋房屋三间卖给乙方单价3000元，另外乙方给甲方送松木10根，另外王国政原来房前屋后以及整个责任田全部转让给乙方耕种，并与康岭村鉴订土地使用合同，康岭村应交更新改造费由乙方负责”、钱某（书写内容为“房屋使用证件据甲方说没有，从签字之日起，所有财产〈房产〉归属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预。”）共同书写组成，王国学代陈东英家庭与被告张地（其母余小英代签）签订《卖房协议书》。被告张地的母亲余小英亦在该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合同价款3000元由王国学收取。2001年2月7日，陈冬英对上述协议进行了追认。在协议签订前，即1998年至1999年期间，被告张地的户口便由中营乡冷竹村迁至鹤峰县××村。协议签订以后三被告便由中营乡搬迁至康岭村开始居住生活。并自2002年开始逐年由被告余小英上缴农业税。被告张文明、余小英于2012年9月17日也将户口迁往了康岭村。2008年8月1日，康岭村委会以被告余小英提交的卖房协议书为基础由时村主任钱某代表康岭村委会与其签订了林地包字（01204025）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将王国政1984年承包的三宗林地“沙荒”“大坑坡柴山”“才子屋场”发包给了张地家庭户。承包方由张地母亲余小英签字。双方2008年8月1日签订的《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中，对承包山林的地名进行了更改，王国政1984年承包的地名为“沙荒”的山林在被告余小英新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更名为“老荒坡”，“大坑坡柴山”更名为“小坑坡”，“才子屋场”更名为“财老儿屋场”。同年9月2日，王国学在被告所提交的“集体林林权登记审批表”上，案涉林地其中一块“财老儿屋场”主要权利依据及附图一栏签名。现三原告认为在卖房协议书中并未对原告家庭户原承包的山林进行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为由，认为被告之间签订的林地包字（01204025）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当确认合同无效，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诉。另查明，王国政身故后，陈东英远赴重庆生活，且将户口迁往重庆，至今未归。其女王秀珍、王小红跟随其叔叔王国学一起生活，王小红随其叔叔生活两年后，又随其母陈冬英在重庆生活。现大女王秀珍已嫁至燕子镇。又查明，康岭村大多数1984年林权证并没有发放到农户，存于康岭村村委会。原告所主张的三宗林地，与被告林地承包合同中所载明的三宗林地一致。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陈冬英的身份证复印件、1984年8月1日鹤峰县政府山林证、卖房协议书、对王国学的调查笔录、林地包字（01204025）号《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集体林林权登记审批表”、对证人唐某的调查笔录、对证人钱某的调查笔录及其当庭证言、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户口工本费收据、常住人口登记表、林权证、公示表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其中是否包含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而导致2008年被告与康岭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损害原告的利益而归于无效。以及被告康岭村委会发包程序是否违法。对于上述焦点，本院分别予以评析：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签订的卖房协议书王国学是受原告陈冬英的委托，出面办理与他人签订协议的具体事宜，而且原告本人对该行为进行了追认，协议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对协议中的房屋已经交付、土地已经进行了流转，双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已经履行，涉案协议应属有效协议。庭审中，原告陈述其签订的卖房协庭审中，原告陈述其签订的卖房协议书中只约定将其房屋以及责任田转让给被告余小英、张地，并未将其家庭户承包的山林一并转让。案涉协议双方当事人于1999年签订，及至诉讼时已经将近20年，时间跨度较大，对于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应当结合签订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本意，履行合同的目的，结合合同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的履行情况综合进行分析。一、对于该份协议的履行和认定，从原告方签订《卖房协议书》内容来看，康岭村委会的前书记唐某写完前部分协议内容后，其村委会的后任书记钱某为了防止买卖双方今后发生争议，又补充协议书的后部分内容，在协议书内容上增加了将甲方所有财产〈房产〉归乙方所有。补充内容明确了甲方没有房屋使用证。而且协议中约定了10颗松树的交付，被告作为受让人，没有流转山林，没有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是不会有树木的给付，也无权给付。在1999年间，被告张地已经是康岭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享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而且结合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法律背景，被告方签订案涉协议是要在康岭村生活长期居住生活，此为被告方签订协议的初衷。结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习惯，住房，耕地，取暖，是需要房屋居住、土地耕种生产、和砍柴伐木取暖的。原告方认为有协议约定则不能依据交易习惯，但其辩论意见与当时的生产、生活需求不符，亦与被告实际生活现状不相契合，对于原告该项辩论观点，本院不予采纳。二、王国学作为签订协议的实际经办人，在2008年山林二轮延包确权时，王国学与本案涉案林地名为“财老儿屋场”的山林临界，王国学在被告余小英《集体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签字确认，虽然该签字行为是确定自己的林地界址，但是也同时认定了被告的界址。作为案涉合同的签订者，其应当知道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就林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流转，王国学如果认为该协议中没有涉及林地流转，应当在确认自己界址的同时，对被告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提出异议。同时基于王国学与三原告的特殊关系，王国学不认可该宗林地属于被告余小英，是不会在被告余小英《集体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签字确认，故其行为与其陈述相互矛盾，本院只能结合当事人最初的行为表现，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调查笔录以及出庭人员的证人证言综合进行分析，王国学2008年在集体林林权登记审批表上签字的本意即重认定自己的界址，同时亦认可了1999年案涉协议中包含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方诉称钱某在协议书中书写的“所有财产〈房产〉”指的是房产，根据卖房协议书的内容，其中还包含有整个责任田，那么片面理解所有财产仅仅指向房产，与合同本意相悖，原告方的诉称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三、在签订合同以后陈冬英远赴重庆生活，且将户口迁往重庆，至今未归。其女王秀珍、王小红跟随其叔叔王国学一起生活，王小红随其叔叔生活两年后，又随其母陈冬英在重庆生活。从原告方的表现上可以看出，自案涉协议签订后，三原告均未回到康岭村经营管理山林，而且在2008年换发林权证时亦未申请换证，或者向有关机关主张权利，在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内双方当事人并未发生争议，亦可认定原告方在康岭村再无财产值得留恋。其当时签订协议的初衷是将所有的财产一并进行了处理。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1999年所签订的协议内容虽未明确包含山林，但实际上已经就林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转让。原告主张没有流转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不予认定。主张他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必须是该合同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且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方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被告之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康岭村委会将原告家庭户曾经承包的三宗山林于2008年发包给被告余小英，是基于被告余小英提交的卖房协议书而完善二轮山林延包实施方案。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08年，被告康岭村委会根据林2008年，被告康岭村委会根据林改政策要求，在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对林地进行二轮延包。2008年9月1日，被告余小英向康岭村委会提交被告张地与王国学签订的卖房协议书，与村委会签订了《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发包给被告余小英的林地是违反发包程序的，2008年被告余小英不属于本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本院认为，被告余小英2008年时不属于康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1999年因其女被告张地已经是康岭村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随女迁入康岭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起生活、生产，居住至今，又因被告余小英2012年将户籍迁入容美镇康岭村，已经取得了康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林地上的发包程序上的瑕疵已经归于消灭。且被告余小英与康岭村委会签订《鹤峰县农村林地承包合同》后，康岭村委会对被告余小英承包的山林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届满后，无人提出异议，才由鹤峰县人民政府给被告余小英颁发山林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和“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康岭村委会发包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方第二项诉请，因其已经将林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流转，该项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冬英、王秀珍、王小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由原告陈冬英、王秀珍、王小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刘美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