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4民初5041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天顺，男，195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反诉被告）陈玉林，女，194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反诉被告）赵文敏，女，197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反诉被告）陈影华，男，197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反诉被告）陈某，女，200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五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代理人秦敏律，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住所地杭州市艮山东路501号。 法定代表人付选央，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余轶伟，该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熊辉伦，浙江辉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为与被告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运河江干指挥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31日向本院起诉，反诉原告运河江干指挥办于2018年7月23日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叶文军独任审判，于2018年8月15日、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赵文敏及五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代理人秦敏律、被告（反诉原告）运河江干指挥办委托代理人余轶伟、熊辉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诉称，陈天顺与陈玉林系夫妻关系，赵文敏、陈影华系陈天顺与陈玉林的儿媳、儿子，陈某系赵文敏与陈影华的女儿。2009年4月1日，运河江干指挥办与陈天顺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五原告同意拆迁水湘7组43号房屋，拆迁后由运河江干指挥办负责安置。同日，运河江干指挥办与陈天顺又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五原告在册常住人口数5人，即五原告，全家合计共可安置和购买房屋建筑面积330平方米。2011年8月5日、8月30日，运河江干指挥办与陈天顺签订了2份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运河江干指挥办已为五原告安置建筑面积136.96平方米，未安置面积193.04平方米，明确五原告安置人口计算仍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为准。2013年3月8日，由运河江干指挥办盖章确认的水湘社区2期回迁安置房屋回迁安置表记载了居住人口5十1，协议安置总建筑面积330平方米，实际已安置总建筑面积136.96平方米，预留面积193.04平方米。2017年10月开始，运河江干指挥办与五原告多次交涉，告知由于赵文敏与陈某己于2008年在其他地方回迁安置分房时分到过1套房子，因此赵文敏与陈某不属于回迁安置人口，不享有安置协议约定的人口预留面积。另在运河江干指挥办发布的水湘社区回迁安中，也将赵文敏与陈某不计入在家庭人口之列。五原告认为，运河江干指挥办违反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未将约定的面积分配给五原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原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运河江干指挥办继续履行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按预留面积193.04平方米的标准向原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分配位于水湘人家西苑的安置用房；若无法按照上述面积向原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分配的，则请求按预留面积96.51平方米的标准向原告陈天顺、陈玉林、陈影华分配位于水湘人家西苑的安置用房，并向原告赵文敏、陈某赔偿无法安置的损失4305021.57元。 被告运河江干指挥办辩称，一、涉案合同签订时赵文敏、陈某非在册常住户籍，且隐瞒已另行安置的重大事实，原协议载明的5人与事实不符，赵文敏、陈某不应列入拆迁安置范围之内。2003年5月21日，赵文敏、陈某作为初次征地安置人员在其原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08年8月29日，赵文敏、陈某在该处回迁安置时又签订了打铁关房屋回迁安置表并进行了回迁和享受征地安置待遇。2017年10月，运河江干指挥办与相关职能部门在会审陈天顺户回迁安置人口时发现了赵文敏、陈某早于2009年签订协议书前已征地安置的重大事实，故将赵文敏、陈某不计入该户安置人口。二、2009年4月1日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中有关赵文敏、陈某重复安置部分违反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在本案中若对赵文敏、陈某重复安置的行为放纵，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涉案合同中重复安置部分应当无效。运河江干指挥办请求驳回赵文敏、陈某要求重复安置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运河江干指挥办诉称，2003年5月21日，赵文敏、陈某作为征地安置人员在其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08年8月29日其又签订了打铁关房屋回迁安置表并进行回迁，至此赵文敏、陈某征地安置待遇已全部享受完毕。2009年4月1日，陈天顺户不如实申报被拆迁人户籍，且隐瞒赵文敏、陈某已征地安置的重大事实，致使运河江干指挥办在被欺诈情形下签订了重复安置赵文敏、陈某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等。尔后赵文敏、陈某陆续领取了过渡费、奖励、过渡生活补贴共计62400元。2017年10月运河江干指挥办与相关职能部门会审陈天顺户回迁安置人口时发现赵文敏、陈某早于2009年签订协议书前已征地安置的重大事实，故将赵文敏、陈某不计入该户安置人口之列。运河江干指挥办认为，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应当部分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反诉原告运河江干指挥办提出以下反诉诉讼请求： 一、判决确认2009年4月1日反诉原告运河江干指挥办与反诉被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有关反诉被告赵文敏、陈某重复安置人口数和面积部分无效。 二、判令反诉被告赵文敏、陈某返还过渡费、奖励、过渡生活补贴、期房补贴354800元。 反诉被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辩称，一、拆迁安置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运河江干指挥办在反诉中提到隐瞒和欺诈的情况，但未举证证明。陈天顺户不存在任何隐瞒事实骗取重复计算安置人口和面积待遇的情况，陈天顺户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前已经多次向运河江干指挥办告知赵文敏、陈某已经享受过安置待遇的情况，运河江干指挥办对于这一情况完全是知晓的，运河江干指挥办也始终向陈天顺户确认先前已享受过的安置待遇不影响本次拆迁安置。二、拆迁安置协议并没有损害公共利益的地方，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而导致无效的情形存在。首先，本案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本案拆迁涉及的被拆迁人主体非常明确，就是5名原告，不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继续履行协议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必须同时满足“违反国务院及以上级别国家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这2点。而运河江干指挥办提到的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与本案没有关系，其它法规的制定机关均不是国家层面的国家机构，因此即使存在违反这些规定的情形，也并不导致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另外，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援引的3部规定根本就没有任何1条规定了不得重复安置。 经审理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09年4月1日，运河江干指挥办（甲方、建设单位）、杭州市江干区征地事务所（动迁单位）与陈天顺户（乙方、被拆迁人）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负责运河沿线安置房、水湘村多层农居项目等运河综合整治改造工程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乙方同意拆迁水湘7组43号的房屋，房屋补偿为873000元，拆迁后由甲方负责安置；乙方自行过渡，过渡期2年半、装修期4个月，乙方全家8人，350元/人/月，计95200元，2次搬家费用1400元；乙方在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并交出钥匙，甲方一次性奖励乙方4000元/人，8人计32000元；未突击装修的甲方按120元/平方米给予乙方装修补贴奖励，计36000元；过渡生活补贴450元/人/月，34个月、8人计122400元；按时签约奖励5万元、按时腾空奖励13万元；费用共计129万元，甲方暂扣安置房款20万元，余款109万元待乙方腾空房屋并交出钥匙后一次性付清；等等。 2009年4月1日，运河江干指挥办（甲方）与陈天顺户（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在水湘社区范围内进行征地拆迁，乙方所有房屋属拆迁范围并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甲方负责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双方就房屋安置事项达成协议；根据《关于扩大撤村（乡镇）建居（街）改革试点推广农转居多层公寓的意见》[市委（2001）29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有关政策的意见》（杭政办[2005]8号）规定，乙方在册常住人口数5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全家安置房屋建筑面积264平方米，可购买房屋建筑面积66平方米，共可安置和购买建筑面积330平方米；安置地址为水湘社区农转居公寓安置房（C区块、E区块、A区块），具体幢号和房号待房屋建成后再确定；自行过渡，过渡期2年半，过渡费350元/人/月，超期过渡费525元/人/月；陈天顺户家庭成员包括陈天顺、陈玉林、陈影华、赵文敏、陈某5人；等等。同日，运河江干指挥办还与陈华琴户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家庭成员3人。陈天顺户、陈华琴户家庭成员共计8人，即前述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所称的8人。 2011年8月5日，运河江干指挥办（甲方）与陈天顺户（乙方）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总安置面积330平方米，该次安置68.41平方米，未安置面积261.59平方米，甲方安置给乙方的房屋为水湘人家东苑2幢2单元1001室，建筑面积68.41平方米，等等。2011年8月30日，运河江干指挥办（甲方）与陈天顺户（乙方）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总安置面积330平方米，已安置面积68.41平方米，该次安置面积68.55平方米，未安置面积193.04平方米，甲方安置给乙方的房屋为水湘人家东苑7幢2单元303室，建筑面积68.55平方米，等等。2013年3月8日运河江干指挥办作出的水湘社区2期回迁安置房屋回迁安置表载明：陈天顺户家庭成员包括陈天顺、陈玉林、陈影华、赵文敏、陈某，居住人口5+1，协议安置总建筑面积330平方米，实际已安置总建筑面积136.96平方米，预留面积193.04平方米。 2017年10月以后，运河江干指挥办以赵文敏、陈某已进行过征地安置为由，不再将赵文敏、陈某计入陈天顺户的安置人口。所在期间截至2017年6月，运河江干指挥办已向陈天顺户支付的款项中按2个安置人口计算的过渡费、一次性奖励、生活补贴、期房补贴计354800元。 陈天顺户现住址为杭州市江干区，现有户口5人，分别为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其中陈天顺、陈玉林、陈影华于2013年3月13日从杭州市江干区水湘村7组43号迁入，赵文敏于2017年10月18日从杭州市下城区打铁关村3组迁入，陈某于2013年3月13日从杭州市下城区打铁关村3组迁入。陈天顺、陈玉林系夫妻，陈影华系2人之子。赵文敏、陈影华系夫妻，陈某系2人之女。 2003年5月21日，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赵启华、赵益敏、赵文敏（乙方）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在打铁关进行征地拆迁，乙方所有房屋属拆迁范围；乙方常住在册户口人数7人，其中独生子女2人，拆迁建筑面积590.37平方米，其中合法房屋建筑面积360平方米，未到期临时建筑面积230.37平方米；乙方由拆迁人以统一建造（购买）的多层（高层）成套住宅安置，实行产权调换和资金结算，安置地点打铁关，安置面积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为建筑面积360平方米；等等。上述协议记载的常住在册户口人数7人包括赵文敏、陈某，独生子女2人包括陈某。《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安置的建筑面积以经依法认定的原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结合被拆迁人家庭的常住户口人数确定，其中4人以上户，原人均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40平方米安置。 2008年8月29日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作出的打铁关房屋回迁安置表载明：赵启华、赵益敏、赵文敏户协议安置人口为7+2，协议安置建筑面积为360+40平方米，实际安置人口为8+2，实际安置建筑面积为475.54平方米；安置房屋为五里塘苑的4套房屋，建筑面积共计475.54平方米，另有于2006年9月安置的五里塘苑96.38平方米的房屋1套。本案审理中赵文敏、陈某陈述其得到安置的是其中的五里塘苑16幢2单元501室房屋，建筑面积140.16平方米。 涉案的2009年4月1日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前，赵文敏、陈影华等人向运河江干指挥办工作人员告知了赵文敏、陈某已在杭州市下城区打铁关村获得过拆迁安置的情况，但仍要求在本次拆迁安置中对赵文敏、陈某进行安置。协商过程中，运河江干指挥办的工作人员曾表示对赵文敏、陈某已获得过拆迁安置的情况当作不知道，双方并就上述情况是否会被查出来进行过商讨。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文本应有6个条款，因赵文敏、陈影华等人要求删除了第6条，实际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共5个条款，被删除的第6条内容为：“其它被拆迁人另有多处住房的，应合并计算其原住宅用房面积。乙方要如实申报住房和常住在册人口情况。如过渡期限内发现另有住房及人口不符，按文件办理。” 运河江干指挥办为事业单位，举办单位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负责运河（江干段）规划区块综合整治与保护工程的实施工作等。 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提交的户口簿、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迁回迁安置协议书、水湘社区2期回迁安置房屋回迁安置表、水湘社区回迁安置人口公示表（第7组）、选房表、谈话视频及录音、被告（反诉原告）运河江干指挥办提交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户口簿、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打铁关房屋回迁安置表、杭州市房屋拆迁调查表、杭州市房屋拆迁户口调查表（回迁户口核对）、款项发放凭证、本案庭审记录证实。 本院认为，原《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及现行有效的《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均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2009年时赵文敏、陈某的户口尚在杭州市下城区打铁关村，并在该处进行了拆迁安置，取得了安置房屋，赵文敏、陈某不能计入陈天顺户的家庭常住户口人数。《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对于农转居多层公寓的住房标准规定为，在原农户中的每个居民户口按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40平方米建安价+10平方米成本价）标准计算（已经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由此可知，不得重复安置的规定是明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运河江干指挥办系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负责运河（江干段）规划区块综合整治与保护工程的实施工作等，运河江干指挥办的任何工作人员均无权违反法规政策的规定对被拆迁人进行重复安置。在明知赵文敏、陈某的户籍所在及其已获得拆迁安置的情况下，运河江干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在2009年4月1日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仍将赵文敏、陈某列入安置人口，并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删除第6条内容，其行为属于故意违反法规政策的规定，超越了代理权。赵文敏、陈影华等人虽向运河江干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告知了赵文敏、陈某已获拆迁安置的情况，但在协商过程中运河江干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当作不知道，双方也就上述情况是否会被查出来进行了商讨；本案庭审中赵文敏也陈述“国土局”的工作人员曾告知过拆迁安置的情况电脑都查得出来的、该扣的就是要扣的；因此，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对于运河江干指挥办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超越代理权是明知的。 因此，涉案的2009年4月1日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将赵文敏、陈某列入安置人口的约定对运河江干指挥办不发生效力。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以上述约定为由要求运河江干指挥办安置房屋或赔偿损失均无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同上，运河江干指挥办向陈天顺户支付的款项中包括了按多列入的2个安置人口计算的过渡费、一次性奖励、生活补贴、期房补贴354800元，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收取该些款项没有合同依据，运河江干指挥办有权要求返还。但运河江干指挥办要求赵文敏、陈某返还不当，应由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返还。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原告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与反诉被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将赵文敏、陈某列入安置人口的约定对反诉原告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不发生效力。 三、反诉被告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向反诉原告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返还过渡费、一次性奖励、生活补贴、期房补贴人民币354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反诉原告杭州运河（江干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办公室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71.50元，由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11元，由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负担。 陈天顺、陈玉林、赵文敏、陈影华、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交费通知书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叶文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文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