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6059号原告：诚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0号2505室。法定代表人：潘长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强，北京德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中乐，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大地1号1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王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诚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绮丽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强、岳中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明、范晓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诚隆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商标权的行为；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5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9年9月9日与法国的皮尔·卡丹先生签署了一份《商标转让合同》，花费巨资受让了皮尔·卡丹先生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新加坡等地国际分类第18类全部商品、第25、26类部分商品上的“皮尔卡丹”“pierrecardin”及图系类商标。根据上述《商标转让合同》第二条的约定，以及2016年8月18日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法国巴黎）做出的裁决结果，原告事实上从2009年9月9日开始，就拥有了国际分类第25类所有的针织品、针织服装（袜子、翻领POLO衫、内衣、T恤、及jersey(编号250089紧身内衣（服装））商品上“皮尔卡丹”“pierrecardin”及图系列商标的所有权。该等商标上所有的针织品、针织服装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的权利均属于原告享有，任何人和任何机构，包括皮尔·卡丹先生在内，未经原告许可，均无权使用该等商标。原告发现，被告生产销售的“皮尔卡丹”“pierrecardin”品牌产品中，包含有属于原告权利范围的针织品、针织服装产品。为此，原告在北京市的西单商场公证购买了被告生产销售的一款女士针织套头衫、一款女士针织上衣、一款女士针织长裤、一款女士针织连衣裙，经检测证明分别为针织上衣、针织上衣、针织长裤、针织连衣裙，属于原告所拥有的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范围，且经营场所、产品及包装上均使用了“皮尔卡丹”“pierrecardin”及图形商标。由此可见，被告在未获得原告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针织服装商品上长期使用上述商标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如下：一、原告和皮尔·卡丹先生关于涉案商标的转让并未生效。首先，虽然据原告诉称，原告与皮尔·卡丹先生于2009年9月9日签署了《商标转让合同》，受让了涉案商标在第25类部分商品上的权利。但是，商标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若要在中国大陆获得商标保护必须遵守中国大陆的法律。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不允许部分转让，皮尔·卡丹先生和原告所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部分商标权分割转让不符合《商标法》强制性要求，亦没有且也不可能在商标局完成商标转让的核准。根据上述规定，未经核准，转让不生效，受让人没有取得商标专用权。因此上述商标转让内容违反中国法律在中国并没有生效。其次，根据商标注册证以及中国商标网的查询结果，涉案商标在第25类商品的状态为原告与皮尔·卡丹先生共有，且上述共同共有关系涉及商标注册证上所载的全部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原告所述的各自在部分商品和服务上分别享有商标专用权。二、被告依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依法享有涉案商标第25类商品的使用权。首先，自2007年起，被告经皮尔·卡丹先生授权取得涉案商标的使用权。根据皮尔·卡丹先生与被告在2016年1月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中（包括自2003年合作以来签署的协议和授权），自合作以来至2019年9月30日被告被许可的范围包含了本案涉诉商标，皮尔·卡丹上海代表处出具的授权证明关于授权范围的描述与《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也是一致的。退一步讲，虽然上述《商标使用许可协议》缺少原告作为合同主体，但商标权作为一种私权，在商标权共有的情况下，其权利行使的规则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由共有人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共有人不得阻止其他共有人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就算没有原告的许可，皮尔·卡丹先生对被告的商标许可使用也是合法有效的。三、被告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商标权。被告在有合法许可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并支付了许可使用费用。原告认为其在部分商品上单独享有商标专用权的主张，依赖于原告与皮尔·卡丹先生之间的转让合同，但该转让合同所涉内容并没有经过商标局依法核准，并未生效。原告与皮尔·卡丹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第4444163号“皮尔卡丹”中文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包括“工装裤，服装，裤子，针织服装，上衣，裙子，羽绒服装”等，注册代表人为皮尔·卡丹，注册有效期限自2008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7日，经续展商标专用权期限至2028年9月27日。共有商标所有人为诚隆股份有限公司。第4444167号“pierrecardin”英文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包括“工装裤，服装，裤子，针织服装，上衣，裙子，羽绒服装”等，注册代表人为皮尔·卡丹，注册有效期限自2008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7日，经续展商标专用权期限至2028年9月27日。共有商标所有人为诚隆股份有限公司。经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核实，2010年1月4日，第4444163号“皮尔卡丹”和第4444167号“pierrecardin”的商标注册人皮尔·卡丹向商标局提出转让申请，受让人为皮尔·卡丹和诚隆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查商标局予以核准转让，并于2010年4月29日在第1212期商标公告上刊登核准转让公告。至此，上述两个商标的专用权为皮尔·卡丹和诚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所有。原告提交其与皮尔·卡丹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的法文版、中文版和相应的公证认证件、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法国巴黎）做出的终局裁决书法文版、中文版和相应的公证认证件，用以证明原告拥有国际分类第25类中针织服装（袜子、翻领POLO衫、内衣、T恤、及jersey(编号250089紧身内衣（服装））商品上“皮尔·卡丹”“pierrecardin”及图系列商标的独立所有权。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即使真实，未经中国商标局的核准公告，转让也不能生效。被告提交皮尔·卡丹与被告于2007年11月、2015年8月签订的两份许可协议的英文件及翻译件，用以证明皮尔·卡丹先生与被告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许可被告使用涉案商标。其中2007年11月签订的许可协议的翻译件显示：有效期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许可方特此授权被许可方将皮尔·卡丹商标用于：定制女装及女士成衣便装（女士外套，上面外衣、裤子、短裙、连衣裙、女士衬衫、束腰短夹克、3/4大衣和大衣，包括女式针织服装，不含女式牛仔裤装）。2015年8月签订的许可协议的翻译件中显示：有效期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许可人特此授权被许可人将“皮尔·卡丹”商标添附于：女士定制与休闲成衣、包括女士全套服装、上衣、裤子、裙子、连衣裙、女衬衫、夹克衫、四分之三身长外套、外套、针织衫（但不包括女士羊绒和羊毛毛衣）（女士羊绒和羊毛毛衣和女士牛仔裤不属于本协议调整的项目范围）”。被告提交皮尔·卡丹与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标志公司）签订的许可合同及附录的英文件及翻译件，用以证明2012年1月皮尔·卡丹与山东标志公司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授权期限是2013年11月至2016年9月，双方签订附录将山东标志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原告认为上述证据记载合同签订地点在国外，没有经过公证认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可翻译件的形式真实性，不认可翻译的内容。原告认为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许可的范围也不包含女士羊绒羊毛毛衣，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侵权产品中女士毛衣属于女士羊毛毛衣，是许可的除外范围，仍然构成侵权。被告提交皮尔·卡丹出具的授权书、法国皮尔·卡丹公司上海代表处出具的六份证明（2013年至2018年每年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有权在相关商品上使用涉案商标。上述授权书记载：皮尔·卡丹特此证明法国皮尔·卡丹公司上海代表处是在中国领土上唯一有全权鉴定带有皮尔·卡丹商标标识产品真伪的机构，它还有权在打击假冒伪劣的斗争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上述证明记载：兹证明东方绮丽公司被授权在女装包括：女士套装、女上衣、女裤、短裙、连衣裙、女衬衫，女夹克，3/4外套和大衣，女针织（不包括女针织毛衣）上使用皮尔·卡丹商标和标识。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法国皮尔·卡丹公司上海代表处无权对外授权，证明文件里排除了女针织毛衣，且该份证明里没有指向涉案商标。被告提交皮尔·卡丹本人2003年10月出具的证明及山东标志公司出具的授权书，用以证明被告有权在相关商品上使用涉案商标。上述证明记载：兹证明山东省标志服装厂被授权在女正装、女休闲装及女针织系列上（牛仔系列除外）使用皮尔·卡丹商标和标识，合同有效期至2008年9月30日。上述证明记载：特授权东方绮丽公司在女装上使用4444163、4444165、4444167编码。我司与该公司签署了皮尔卡丹女正装、女休闲装、及女针织系列的委托涉及生产销售的代理合同，允许其他在中国境内（包含香港、澳门地区）经营销售皮尔·卡丹女正装、女休闲装及女针织系列产品，诚招全国代理商业务，合同有效期至2013年9月30日止。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提交从2007年到2018年9月26日的付费凭证原件，用以证明被告依照合同约定向皮尔·卡丹先生缴纳了商标许可费；被告依法享有本案涉诉商标的使用权二、2017年12月27日，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田硕与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的公证员及公证人员来到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20号的西单商场三层pierrecardin店铺，田硕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购买了服装5件，现场取得《销货凭证》两张，交通银行刷卡单1张。当庭勘验原告侵权公证过程中购买的四件衣服与原告提供另外四件衣服（用于检测材质）外观质地基本一致，吊牌的内容也相同。侵权公证的四件衣服分别是女士外套、女士毛衣、女士长裤、女士连衣裙，衣服的纸质吊牌有多处有英文及中文的“pierrecardin”、“皮尔卡丹”字样，衣服内侧红色的布质标签上均标注了“pierrecardin”字样，四件衣服的纸质吊牌上均标注了制造商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当庭勘验四件衣服的成分，其中女士外套吊牌成分中显示羊毛含量23%，女士毛衣吊牌成分显示羊毛15%,兔毛14.3%，女士长裤及女士连衣裙没有羊毛成分。其中女士毛衣吊牌上标准显示FZ/T73005-2012，女士外套吊牌上标准显示FZ/T73020-2012，当庭查询FZ/T73005-2012为低含毛混纺及仿毛针织品行业标准，FZ/T73020-2012为针织休闲服装行业标准，以上均是工信部发布的中国纺织行业标准。原告提供检测报告，用以证明上述四件被诉侵权商品经检测均是针织服装，分别是针织上衣、针织上衣、针织连衣裙、针织长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认可涉案八件衣服系其生产销售。被告提交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毛针织品行业标准》（FZ/T73018-2012）、《羊绒针织品行业标准》（FZ/T73009-2009）、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毛精纺产品团体标准》（T/CNTAC39-2019）、《羊绒产品团体标准》（T/CNTAC38-2019），用以证明毛针织品指的是纯羊毛的、含羊毛30%以上的毛混纺针织品，被告据此认为涉案被诉侵权产品属于商标授权许可的范围。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认为《毛精纺产品团体标准》《羊绒产品团体标准》制定时间在2019年，晚于原告主张侵权的时间。原告认为只要含有羊毛和羊绒即为羊毛、羊绒针织服装。原告提交皮尔·卡丹给被告负责人的告知函复印件及翻译件、山东省标志公司企业信息及被告的工商登记打印件、变更信息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明知原告所享有的商标专有权利。上述事实，有商标注册证、（2017）京国立内证字第12189号公证书、《毛针织品行业标准》、《羊绒针织品行业标准》、《毛精纺产品团体标准》、《羊绒产品团体标准》、商标局的复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涉案商标的权属依据商标注册信息的显示，原告与皮尔·卡丹是涉案的第4444163号、第4444167号商标共有权利人。经我院与商标局核实，2010年1月4日，上述两个商标的注册人皮尔·卡丹向商标局提出转让申请，受让人为皮尔·卡丹和诚隆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查商标局予以核准转让，并于2010年4月29日在第1212期商标公告上刊登核准转让公告。至此，上述两个商标的专用权为皮尔·卡丹和诚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所有。关于原告提出的其与皮尔·卡丹先生就涉案商标在第25类商品上进行了划分且经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法国巴黎）做出的终局裁决书予以确认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可见，我国法律不允许在类似商品上部分转让商标。且原告主张的部分转让未经核准、公告，故本院不予认可。其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裁决未经过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承认，证据形式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皮尔·卡丹是涉案的第4444163号、第4444167号商标共有权利人。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第一，《商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商标法》第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本院认为，依据共有制度的一般规定，在商标权共有的情况下，其权利形式的规则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由共有人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共有人不得阻止其他共有人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第二，被告提交皮尔·卡丹与被告签订两份许可协议、皮尔·卡丹与山东标志公司签订的许可合同及附录，用以证明被告获得了商标许可，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未经公证。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在案证据皮尔·卡丹出具的授权书、法国皮尔·卡丹公司上海代表处出具的六份证明，可以认定上述两份许可协议、许可合同及附录内容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获得了皮尔·卡丹的商标许可，但授权范围不包含女士羊绒和羊毛毛衣。第三，原告提出即使被告提交的两份许可协议等证据真实，皮尔·卡丹许可被告的范围不包含女士羊绒羊毛毛衣，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侵权产品中女士毛衣属于女士羊毛毛衣，该商品构成侵权。本院认为，在此情况下，需要厘清羊绒羊毛毛衣的范围，原告认为只要含有羊毛和羊绒即为羊毛、羊绒针织服装，对此本院认为，依据被告提交的《毛精纺产品团体标准》、《羊绒产品团体标准》可以看出羊毛针织品指的是含羊毛30%以上的毛混纺针织品或者纯羊毛毛针织品。不可否认上述两个团体标准在2019年制定，晚于本案侵权公证的时间，但结合在案《毛针织品行业标准》、《羊绒针织品行业标准》亦可看出羊毛针织品指的是含羊毛30%以上的毛混纺针织品或者纯羊毛毛针织品。且本案被诉侵权商品的女士毛衣吊牌上标准显示FZ/T73005-2012，FZ/T73005-2012为低含毛混纺及仿毛针织品行业标准，进一步印证了该被诉侵权商品为低含毛混纺及仿毛针织品，并不属于羊毛针织品。故本院认为，依照行业标准羊毛毛衣不包括含羊毛30%以下的针织毛衣。本案中被诉侵权的女士毛衣中羊毛含量不足30%，在皮尔·卡丹给被告的商标许可范围之内，不属于除外范围中的羊绒羊毛毛衣。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侵权商品，被告均获得了商标许可，故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诚隆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00元，由原告诚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王 丹审 判 员  闫永廉人民陪审员  刘 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李向阳书 记 员  赵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