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691行初782号 原告南通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 法定代表人水某，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仲平，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凌建华，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曹子宇，职务副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陈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崔某，男，1965年11月29日生，××族，住河南省兰考县。 原告南通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不服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通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9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6月26日立案后，于7月1日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崔某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仲平，被告南通人社局应诉负责人曹子宇及委托代理人陈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崔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月10日，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8B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崔某系原告公司的装配工，崔某租住南通市××闸区××室，原告实际地址在南通市××闸区××号。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下班后途经南通市××闸区××生路××村门口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兰考县中心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左锁骨骨折、左侧第3、4肋骨骨折、双肺挫伤、左膝前后交叉韧带损伤、左膝外侧副韧带断裂、左膝部损伤合并积液。此次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明，责任未作认定。经南通人社局调查及崔某提交的材料，可以确认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即是将受伤职工负主要责任、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排除在工伤之外，其余包括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及成因无法查清的交通事故，均不在排除之列，都应当视为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崔某于2018年3月26日下班途中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 原告某公司诉称，被告南通人社局根据南通市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三大队）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草率认定崔某所受伤害为工伤没有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认定徐某的NTxxxx号电动自行车“未检见到明显的新鲜碰撞，刮擦痕迹”，足以证明没有外人驾车碰撞崔某，而是崔某单方发生事故。而且崔某违反法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崔某受伤的直接原因，应负事故全部责任。2018年10月16日，崔某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起诉徐某，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其与徐某之间发生道路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于同年11月18日申请撤诉，被告认定崔某“非本人主要责任”错误。请求依法撤销被告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2018B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编号2018B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存在被诉行政行为。 2.通公交证字[2018]第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崔某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应负事故全部责任。 3.民事起诉状，证明崔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徐某赔偿。 4.撤回起诉申请书，证明崔某受伤和徐某没因果关系，故撤诉。 5.（2018）苏0611民初308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人民法院准予崔某撤回起诉。 6.交警部门对崔某、徐某所作询问笔录，证明徐某车辆没有和崔某车辆发生车辆、身体碰撞的情形。 7.交通事故照片，证明崔某的电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应该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被告南通人社局辩称，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路线图、租房协议、医疗诊断材料等，结合被告的调查，确认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提交的材料并不能证明崔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交警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于责任未作认定，且又无其它证据证实崔某承担交通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认定其系“本人主要责任”的要求。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9年7月5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户口本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工伤认定主体身份合法。 2.原告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崔某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发放其工资的事实。 3.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路线图、租房协议，证明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且无其它证据证实崔某承担交通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认定其系“本人主要责任”的要求。 4.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报告单、出院记录、兰考县中心医院医疗诊断材料，证明崔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伤情。 5.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人证言，证明原告认可崔某系其单位员工，但因为交通事故责任不明，不认可工伤。被告认为原告的举证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6.被告对崔某、陆小祥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崔某系原告的员工，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7.证据清单、工伤认定申请表、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告知书、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工伤认定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人崔某书面辩称，1.2018年3月26日的交通事故，是由于徐某所驾电动车后备箱刮到其挡风披风，拉扯之下导致崔某摔倒，两车确实没有碰撞，车辆当然检测不出碰撞刮擦痕迹，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没有载明崔某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因此，应当认定为工伤。2.原告如认为不是工伤的，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崔某撤回民事起诉，并非原告诉称的证据不足，而是因为法官主持双方调解，徐某同意赔偿，但赔偿金额因为尚未伤残鉴定，无法确定，崔某准备待伤残鉴定后再一次性调解。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崔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4、7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交警部门只是出具了事故证明，被告未能提供崔某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证据；对证据5、6认为崔某系原告单位员工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是崔某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对证据程序合法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交通事故证明上同时明确了崔某、徐某的违法情形，不能因为崔某撤回起诉就认定崔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徐某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和崔某的陈述相一致，不能证明崔某应当承担主要以上责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崔某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至于崔某应承担事故何责任涉及争议焦点问题，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崔某应承担事故主要以上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崔某经他人介绍至原告公司从事装配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未为崔某办理工伤保险。崔某平时租住在南通市××闸区××室，工作地点在南通市××闸区××号。 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兰考县中心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左锁骨骨折、左膝外侧副韧带断裂、左膝部损伤合并积液。2018年4月20日，交警三大队作出通公交证字[2018]第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2018年3月26日17时左右，崔某驾驶南通市区xxxx电动自行车途经南通市××闸区××生路××村门口路段由北向南行驶时遇徐某所驾由西向东横过机动车道的NTxxxx牌号电动自行车时摔倒，发生交通事故，致崔某受伤。根据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物证鉴定室出具的通公交物鉴（痕）字[2018]110号《检验报告》：1.悬挂南通市区xxxx号牌电动自行车左前部检见有刮擦痕迹；2.悬挂NTxxxx号牌电动自行车未检见到明显的新鲜碰撞、刮擦痕迹。崔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下车推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此事故中，由于双方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碰撞及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对崔某行驶的妨碍程度无法查明，又无其他证据证实，特出具此证明。 2018年10月16日，崔某以徐某为被告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于11月13日撤回起诉。11月15日，崔某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工商信息、医疗诊断材料、工资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路线图、租房协议。11月16日，被告作出通人工告[2018]B000第0231号《工伤认定期限举证告知书》，要求原告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供证据材料及告知逾期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原告提供了一份苏杨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崔某于2017年7月13日经其介绍到原告公司做临时工。12月20日，被告对原告代理人陆小祥制作了调查笔录，陆小祥承认崔某事发当天是上班的，但认为交通事故责任不明，不认可工伤。12月26日，被告对崔某制作了调查笔录，崔某陈述2018年3月26日下午5点钟下班骑电瓶车回家，途经大生路新华三村门口与另一辆电瓶车发生碰撞受伤，因伤情不稳定，撤诉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2019年1月10日，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8B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1月11日邮寄送达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崔某所受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之情形，具体而言崔某应承担何种事故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第一条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受伤职工所受伤害为工伤的，一般情况下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受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是职工发生交通事故伤害是在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路线之中；三是职工对交通事故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 原告对于崔某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以及事发当天崔某属于上下班途中的事实不持异议，主要争议是被告认定崔某承担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是否有充分证据。对于崔某应承担何种事故责任，交警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作出明确的责任划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交通事故的法定处理机关，但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穷尽手段仍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情况。《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定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在相关事实或证据存疑时，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受理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及时作出认定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上述规定至少涵盖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认定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二是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职工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事实作出认定，且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换句话说，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已经穷尽举证能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基于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的需要，应履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并对调查核实所取得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判断，认定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进而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承担的这种调查核实及审查判断职责，并非是一种形式审查，而是一种对涉及是否符合工伤有关要件的实质审查。因此，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未能明确事故责任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调查核实获取的有别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或收集的证据之外的证据作出审慎的判断。本案中，交警三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事故责任作出明确的认定，崔某申请工伤认定时并未提供其他证明事故责任的证据，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既未向交警部门调取交通事故案卷材料，也未向事故另一方徐某作过调查，仅仅是对崔某制作了一份调查笔录，而崔某在笔录中也只是笼统地陈述事发当天下班回家途经大生路新华三村门口与另一辆电瓶车发生碰撞受伤，并未对事故的细节进行详细说明，原告代理人陆小祥在被告所作调查笔录中也以事故责任不明，明确不认可工伤。因此，被告认定崔某承担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进而认定为工伤的主要证据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文义看，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认定工伤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并就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的事实作出认定，而非不作调查直接作为非本人主要责任认定工伤。被告认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只是将主要责任、全部责任排除在工伤之外，其余的都应当视为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而直接认定工伤系对法律规定的误读，也是怠于履行调查核实职责的表现。 综上，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要求撤销的主张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2018B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齐海生 人民陪审员  周袁芳 人民陪审员  顾春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顾梦窈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