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782民初181号原告：陶智春，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萍（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寒，内蒙古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郎咸信，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告：马玉刚，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第三人：孙旭，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原告陶智春与被告郎咸信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郎咸信给付退股入股金60万元及其利息10万元合计70万元，本院作出（2017）内0782民初96号民事判决，因原告提交的《证明》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此判决，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原告陶智春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郎咸信对双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被告郎咸信返还原告702702.82元，并给付以上款项自2010年2月19日到实际给付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60万元是合伙入股资金合伙经营一年被告郎咸信应当返还原告102702.82元），因被告郎咸信的申请，本院追加本案案涉合伙农场的合伙人马玉刚及郎咸信的前合伙人孙旭参加诉讼。于2019年4月11日、2019年11月6日上午、下午、2019年11月24日上午、下午，2019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智春及其代理人许建萍、刘寒，被告郎咸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娟、王晓贤，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马玉刚参加了2019年4月11日、2019年11月6日上午、下午、2019年11月24日上午、下午的庭审，第三人孙旭参加了2019年11月6日上午、下午、2019年11月24日上午、下午，2019年12月14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智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双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2.被告郎咸信返还原告702702.82元，并给付原告自2010年2月19日到实际给付原告上述款项之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2009年2月24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伙经营乌尔旗汉林业局温库图第二农场，原告先期出资60万元，被告先期出资40万元，由被告负责筹集生产经营费用。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出资了60万元入股资金交给被告，但被告没有依约出资40万元，也没有依约筹集生产费用进行管理。原告在经营过程中替被告履行义务筹集了644427元的生产费用，在经营一年以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原告在2010年2月退出双方合伙经营，原告退出合伙后多次找被告要求进行清算，但双方一直没有进行公司清算和退还被告占有原告的财产，经法院审理，2018年3月28日下达终审判决，认为原、被告应当进行清算后再进行财产分配，原告认为根据账目显示，2009年合伙经营农场总收入为541724.23元，总支出为644427元，合伙期间亏损102700.87，被告应当全额退还原告在2009年2月开始投入的60万元并退还原告50%的生产费用32213.5元，承担合伙期间的亏损102702.87元的一半51351.44元。被告应承担的上述费用与当年收益的一半27862.12元相减后，被告应当返还至今占有原告的合法财产数额为702702.82元，因被告一直占有原告上述款项，因此被告应同时给付自2010年2月19日到实际给付上述款项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根据民法通则及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双方合伙结束进行清算是合伙人应尽的义务，被告至今不履行清算义务已经违反法律规定，所以原告诉请对双方合伙财产进行依法清算，并在清算的基础上判决被告给付原告上述入股款项及经营支出性款项和相应利息。被告郎咸信辩称，2008年5月1日，郎咸信和孙旭、王文江合伙经营温库图林场第二农场，后来郎咸信和孙旭共同经营农场，2009年2月，原告以6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孙旭在农场的股份，2009年2月24日，郎咸信和原告签订合伙协议，原告应出资70万元，但原告将60万元全部交给了孙旭，并没有交付给郎咸信一分钱股金，只给郎咸信出具欠股金10万元的欠条一张，至今未履行给付义务。2009年经营温库图林场第二农场的合伙人共有三位，分别是原告、郎咸信和马玉刚，2009年2月24日郎咸信和原告签订合同，各占农场50%的股份；2009年3月25日，郎咸信与马玉刚签订合伙协议，将自己在农场的50%股份的一半即25%股份又转让给了马玉刚，对马玉刚入伙原告是认可的，在原告自己所列的费用明细中承认收到马玉刚投资的7万元资金，在2010年2月农场对外转让时，有三个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的协议书也可以证明三人合伙事实，原告严重违约，据双方之间的《协议书》第4条约定，在农产品销售、农资采购、赊欠均由双方共同协商决策。2009年原、被告和马玉刚合伙经营农场的账目全部由原告一个人控制，秋收所得的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并不确定，三位合伙人没有共同清点各种粮食的袋数产量，也没有协商确定粮食出售价格，当时只有原告一个人控制农场的财产，什么事也不和其他合伙人商量，当年有人以每斤1.95元的价格收购油菜籽，以每斤0.95元的价格收购小麦，但原告认为价格低不同意出卖，最后原告实际以什么价格出售的小麦和油菜籽，郎咸信和马玉刚均不知情。现在原告自己列的收入明细中，显示的油菜籽出售价格是1.84元每斤，小麦出售价格0.76元每斤，价格明显偏低，农场的一部分机械设备13万元也被原告私自出售，出售款13万元郎咸信不认可，原告出售价格明显偏低，以上原告均无权单方出售，出售款项全部由原告据为己有，至今未给合伙人分配，2009年农场的生产费用并不是原告人一个人支付。当时麦种和油菜种都是当时农场自有的流动资产，不需要外购，麦种是5万斤，价值6.5万元。油菜籽16袋2560斤，其价值3200元，以上合计金额是68200元。合伙清算时理应将上述出资根据郎咸信和原告之间的协议书第6条规定，农场在经营活动中要建立财务台账每月一结，所有费用票据均由双方认可签字，但所有费用票据都是原告自己所列，并没有其他合伙人签字确认，有一部分费用郎咸信和马玉刚并不认可，综上所述，原告所列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是原告单方面出具，并没有得到全体合伙人的认可，郎咸信认为原告有意多列支出少列收入并且重复计算亏损数额，意在损害合伙人的利益，2010年2月份原告不是退出合伙，而是三个合伙人一致同意将合伙农场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鞠成伟，是合伙解散，最终和鞠成伟的官司败诉，造成合伙人财产损失，均没有收回投资。鞠成伟只付了30万元定金，并且将3000亩土地承包权变更到鞠成伟名下，鞠成伟未履行转让协议，郎咸信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支出了15万元，但是土地承包权变更之后，鞠成伟不讲诚信，没有支付余款。经过多次诉讼，最终三位合伙人还败诉了，土地使用权也失去，导致原来价值120万元的农场全部损失，合伙人均都没有收回成本，原告主张和事实不符，这不是说只有原告没有收回投资，三位合伙人投资都损失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原告明确的表示在2009年秋收结束以后，原告多次找到被告郎咸信要求进行合伙清算，郎咸信没有同意，此时这个合伙清算的诉讼时效就应开始计算，从2009年到现在已过十年，本案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了。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客观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被告马玉刚辩称：当时出资入股的时候就说开始种地了，至于他们说地是怎么来的马玉刚也不清，马玉刚就是拿了30万元钱，原告当时也知道，说费用不够了，说先让马玉刚垫上7万元钱，买一台车。结果当时马玉刚就拿了7万元钱，农场卖了以后，叫人给骗了，马玉刚这7万元钱也没有拿回来，农场转让的时候跟对方打过官司打到二审，两次诉讼费都是马玉刚出的。马玉刚的要求就是清算完了以后要反诉以上7万块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证据1.《协议书》复印件，2009年2月24日，签订人是陶智春和郎咸信，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当时合伙种地的关系，然后双方约定被告出资50万元，但是被告没有出资。原告出资70万元，其中现款60万元，约定利润和亏损双方各按五五分成和承担。当年的生产费用由被告方负责，协议内容第三条有明确约定。但是实际经营中是原告进行筹集和支出当年的生产费用。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认可《协议书》真实性，但不认可原告出资60万元，郎咸信不认可收到原告股金60万元，因为这60万元原告给了孙旭，并没有交给郎咸信，生产费用也不是原告一个人承担的，因为当时郎咸信出资7万元，马玉刚出资7万元。被告马玉刚质证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郎咸信出具的《收条》，出具时间是2009年2月24日。内容是郎咸信投资共同经营农场，郎咸信收到陶智春入股款，这份证据证明郎咸信收到陶智春的钱，郎咸信作为个人收这笔钱，属于不当得利必须返还给原告。被告郎咸信质证，这个条确实是郎咸信写的，在2009年的2月24日那天，原告在五道街邮政储蓄，打到孙旭的存折上50万元，之后郎咸信这边等着，他们在里头办的业务，办完以后出来以后，郎咸信给原告打条，因为当时原、被告两个合伙，原告一直让郎咸信给原告打这么个条。被告马玉刚质证对此证据不清楚。本院认为，被告郎咸信对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因原告陈述是转账支付40万元但不能提供转账流水，原告的证明目的与原告请求被告返还60万元入股款的主张也互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3.收条两份，支付凭证三份共5张，证明原告后期替郎咸信支付了钱款一共是102242元。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2010年2月26日收到3000元钱认可，有个白条上面写着10万元，102242元是写着孙旭现金没有郎咸信签字，郎咸信不认可，跟本案也没有关系，后几张是法院执行款凭证，这个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原告和孙旭诉讼产生的费用，最后那张收条是孙旭给陶智春打的收条，收到现金2万元跟郎咸信没有任何关系，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马玉刚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结合其他证据，能证明原告和孙旭有过相关联的诉讼的证据，因第三人孙旭庭审说明此证据包括属于孙旭、王文江退股款中的一部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他部分内容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4.郎咸信写的《证明》。这个《证明》内容就是就是说10万块钱的事，内容：欠款8万元是林业局温库图第二农场股份转让款，当时陶智春以第二农场股东身份给孙旭打了股份转让款的欠条，陶智春2010年2月退出农场，60万元现金股金资金分文未得，因此8万元欠款是农场的欠款，不是个人欠款，郎咸信这份《证明》证明，这个收据并不是和郎咸信没有关系，是与郎咸信有关系，当时支付这个款也是郎咸信同意的，就是支付10万块钱左右的款项，退一步讲这个这个款项支付也是合伙期间共同对外支付的一个债务，因此郎咸信说这个款跟郎咸信没关系是不成立的；这份证据证明陶智春2010年2月退出农场，有60万元现金股金至今没有退回。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这份证明上半部分所有的字都是由原告的妻子许建萍书写的，只有证明人郎咸信这个名字是郎咸信签定的。当时郎咸信跟陶智春的关系非常好，因为孙旭跟陶智春打官司，为了支持陶智春就签了这个字，并不是郎咸信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这份证明写的很清楚，陶智春也就是本案原告欠的是孙旭的钱，股份转让款可以证明原告60万元股金都交给了孙旭，并没有交给郎咸信。被告马玉刚质证意见是不知情。本院认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此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5.原告自行制作的账目清单6张，能够证明在合伙经营一年期间，总收入是541724.23元，总支出是644427.1元，经营期间亏损是10272.87元。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原告自行制作所列的费用里面并没有郎咸信的签字，有的费用郎咸信也不知道，且是复印件，所以郎咸信不认可。被告马玉刚质证意见为不认可。本院认为，《协议书》约定合伙账目需要合伙人签字确认，因被告不予认可原告自行书写的账目，本院对此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证据6.两份判决书，一份是牙克石法院（2017）内0782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另一份是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7民终27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双方以前因为合伙争议，原告曾经起诉被告到法院，经法院审理双方合伙关系成立，合伙期间经营存在亏损，双方在庭审过程中都表示要经过清算解决双方问题，并且原、被告都称自己手里有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所以最后终审法院的意见是双方进行清算以后再确定钱款给付的数额及情况，原告依照法院的意见，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对双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二被告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是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此证据为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7.整个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是经营期间的收入账目和支出账目明细账，数额就是原告诉讼中提的数额。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是原告单方整理出来的，并没有其他两个合伙人的签字，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合伙在经营活动中所有的票据均由双方认可后签字，因为这些票据没经过被告签字确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原告自行书写的第二份账目，这账目上的费用支出是45万多元，第一套账目是44万多元，第三套账目是63万多元，也就是三套账目都是不一样的，郎咸信举出来的这是反证，并不是说郎咸信对账目认可，可以证明本案所有的合伙账目都是原告自行编撰的，并没有经过其他合伙人确认，因为原告提交的三套账目的数额都对不上，都不一样的，不是说郎咸信举这份证据就证明郎咸信认可这份证据，是否认原告所谓的农场支出是63万多元，是用来否认原告第三套账目的。郎咸信承认的经营投入是446708元，并不是644427元。被告马玉刚质证认为，不认可此证据，不知道合伙账目。第三人孙旭质证认为与孙旭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账目，被告不予认可，依据《协议书》约定内容，合伙账目是每月一结，约定入账票据必须经过合伙人签字确认，被告对未经被告签字的票据不予认可，原告应证明票据的真实性或事后取得被告追认，结合其他证据和原告庭审陈述，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票据的真实性、也不能事后取得被告追认，本院对该组证据中被告认可的合伙总支出支出款446708元予以采信，对秋后卖粮收入及卖资产、设备收入，被告主张原告一人私自单独处分，且被告不予认可，依据《协议书》第8条约定，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证据8.审计费票据5万元，证明审计支出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被告郎咸信质证对审计意见不予认可，不同意承担。本院认为，结合其他证据情况予以采信。原告提交证据9.呼伦贝尔求实会计师事务所作出（2019）38号审计报告，清算审计结论：一、本案中《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入股资金与生产实际投入资金是两件事，应分别进行清算。二、《合伙协议》约定合伙出资及其清算：（一）1、甲方郎咸信约定40万元现款出资，实际没有出资，此40万元无需清算。2、合伙生产郎咸信提供了生产资料（包括18项农业生产设备及房屋、土地使用权和种子等），这些生产资料于2010年2月甲方已经收回。并由郎咸信另转让给鞠成伟且已经收到30万元费用（见扎（2011）民初第6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郎咸信与陶智春合伙提供的设备等资产已经退出合伙，郎咸信投入设备类资产已经完成清算。3、郎咸信投入的种子、生猪已经耗入成本中。另外郎咸信后吸收的郎咸信的合伙人马玉刚拿的7万元用于买车，已计入成本中。进入合伙生产投入部分应纳入合伙经营收支中清算。（二）、陶智春约定出资60万元现款，实际出资50万元，郎咸信签收。但未用于合伙生产成本投入中，也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转让”支出给第三人，清算时郎咸信应予退还陶智春。三、合伙生产成本投入、经营成果及其清算：郎咸信投入土地、设备使用权及种子等，其中郎咸信提够了种子和仔猪等以及马玉刚投入7万元货币资金，核成本消耗合计143200元。陶智春投入452661.44元。产出销售收入以及经营中购进的设备车辆等销售款，合计收入541703.24元，款在陶智春处。经营成果等于收入减成本，即利润-54158.20元。合伙生产清算分配，依据《合伙协议》约定郎咸信、陶智春按五五分成，即双方各承担50%（其中马玉刚与郎咸信各分25%另有约定）。此报告，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进行审计鉴定的，仅供委托方参考使用，因使用不当与签发报告的单位及注册会计师无关。2019年8月26日。原告对鉴定报告发表质证意见是合法有效，是有效证据。原告按照被告提供的证据三进行了一个统计得出的数字是收入是541824.83元，成本是592175.75元，亏损是50350.17元。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和鉴定报告中的收入、支出是相符的，说明鉴定报告是正确的。被告拿一个牙克石市的平均产量来说收入，本案种地地点在温库图隶属于鄂伦春自治旗地域，牙克石市这个数据不能代表个体数量。2019年11月6日的庭审笔录第六页中孙旭是2009年3月30日和郎咸信签订的退伙协议，郎咸信与原告是在2009年2月24日前的协议，并收取原告的投资款，郎咸信承诺说土地是保收的，第一达到播种状态，实际上是两山之间的甸子地，也没有达到播种状态，土地有3000亩，实际上只有2157亩，属于欺诈。2011年7月19日法庭记录第五页，实际耕地面积仅为2157亩，第三郎咸信说农补已办能下来，能办农业保险，实际上既没有农补也办不了保险。农场管理和资金均由郎咸信负责，实际上郎咸信没有出资，也没有管理生产，属于欺诈，违反合同法第42条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重要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郎咸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有原告资金的目的，违反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郎咸信应该返还原告投资款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关于亏损，有证据证明2001年2人合伙处于亏损状态，2018内7民终274号第五页倒数第二行，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2009年2人合伙经营第二农场期间处于亏损状态，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法庭记录第三页，问郎咸信起诉九十万是什么钱？郎咸信回答，当时种地两年赔了九十万元。问郎咸信什么时间包的地，郎咸信回答2008年元月到2009年12月，2011年9月上诉状第二页，由于上诉人租赁经营该土地后一直年景不好，亏损严重，关于50万元，2019年10月6日庭审笔录第17页第七，第三人说原告打给郎咸信这50万元，所有证据都说明50万元给郎咸信了，郎咸信在2010年2月2日就已经把农场转让了，有收条为证，关于种子和合伙协议书中麦种5万斤，当年实际播种用25000斤，剩余的25000斤被郎咸信卖了，秋天有1头大猪被郎咸信拿走了，当时郎咸信说种子和地租是孙旭出了，设套让原告给孙旭打了10万元欠条，这10万元欠条涉及的是种子和地租，并不是转让款，也就是说种子和地租都不是郎咸信出的，关于土地上设备价值使用费，呼民申字第34号法律文书第六页第二行，法院认定转让土地上设备价值10万元，上次庭审中被告要求计算设备使用费而2009年原告投入的资金也没计算利息，如果计算设备使用费的话，原告投入的资金使用费也应该计算，2009年11月6日补充开庭笔录第六页第四行记录，原告31万元给第三人有误，50万元都给郎咸信了。请法庭主持正义，判决被告返还请求原告投资利息，赔偿原告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和伤害，承担司法鉴定费和诉讼费，关于鉴定中所提到的费用，第一项，吃饭钱2009年4月6日请王文江193元，2009年4月10日去联系购4胶轮车吃饭450元，2009年4月18日采购上点用品中午吃饭195元。2009年4月18日接车与马玉刚吃饭78元，2009年4月27日郎咸信、原告、马玉刚、董军吃饭232元，2009年5月4日5278买柴油司机吃饭387元，2009年5月4日温库图司机吃饭买烟432元，2009年5月11日请董军吃饭122元120元，2009年5月19日请王文江吃饭80元，2009年6月8日请问国土林场吃饭155元，2009年6月8日晚请王广东吃饭195元，2009年6月26日请王主任吃饭267元，2009年7月16日请王文江吃饭155元，2009年7月18日郎咸信、马玉刚、陶智春吃饭125元，2009年7月25日中午请农机站张永生吃饭130元，2009年7月28日请张永生吃饭170元，2009年8月买件吃饭160元，2009年8月24日上点用学校车吃饭269元，2009年10月2日王广东吃饭100元，2009年12月20日拉油菜用人吃饭两顿435元，2010年1月12日上点买烧柴等请人吃饭210元，出租车2009年5月2日在农机监理站人员上点落牌照，办落户手续，带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5月3日付王江出租车费300元，送播种机起落手柄等配件，2009年5月6日给高带出租车费320元，送旋耕机配件从汽油等。2009年5月10日，给高带出租车费用320元送镇压器支架总成配件，2009年5月14日给高带出车费320元，送液化气炉、喷药机万向节连接器轴等配件，2009年5月31日，小白私人上点带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6月16日买面漆油等附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6月27日上点儿买豆油买菜付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7月4日付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7月5日交罚款买肉菜付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7月25日农机推广中心张七上点付出租车费330元，2009年8月9日买面大米蓝色布等付出租车费300元，2009年8月13日买豆油等付出租车费300元，2009年8月24上捡碳路付出租车费150元，2009年9月21日付老付出租车费300元送配件2009年9月21日买菜大衣等，慧王都有出租车费320元，2009年10月12日上午打车费100元，2009年10月20日打车从农场到牙克石市100元，2009年10月20日打车费30元给王广东（小白），2009年4月18日拉化肥农资生活用品米面油等卸车费给小白5000元，2015年4月27日购轮胎那天给小白500元，2009年4月29日给小白500元，2009年5月3日给小白2000元，付春波临时工工资2009年5月6日给小白100元，到林场钻孔买熟食招待营林队长2009年8月16日给小白300元，2009年9月21日给小白500元，这是具体费用的清单，但是根据2009年记的这个流水账写的，是2009年原告自己整理的账目。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鉴定机构作出的审计报告没有法律依据，在程序上严重违法，审计结论与事实不符，为此该份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原告与被告合伙清算的依据，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一、鉴定机构将多笔白条的作为审计的依据，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审计结论不具有合法性。审计应依据法律规定，鉴定机构在本案当中既没有约依照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依据双方合伙协议当中所作出的约定，那么按照《会计法》第九条、第13条的规定，本案一个合伙账目完全与《会计法》的有关规定不相符，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时，首先应当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对符合规定的账目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中第二页认为提交的有关账目不符合会计法规定，属于个人的账目，庭审中鉴定人员接受质询时称认可原告提供的多笔白条子和原告自己书写的流水账是不符合会计法规定的，既然鉴定机构认为它不合法，又作为审计的依据，郎咸信认为审计报告就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因为是法治的国家，个人合伙也不能超越法律之外，人民法院之所以委托鉴定机构其目的就是通过鉴定机构依法作出审计，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本案进行清算，鉴定机构不依法审计，将原告提供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票据记入成本，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在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审计机构也强调合伙账目不规范，但是郎咸信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中签订的协议应当是审计合伙清算的主要依据，这一点作为审计机构应当明知。那么合伙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所有的票据要由双方认可签字，鉴定机构在审计报告中第五页也说明财务收入应当由双方确认，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鉴定机构不但无视法律的规定，也无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的约定，将没有经过双方签订的白条子共计13项作为审计的依据。白条子中比如说这个吃饭一项就能列了20次，总额为3231元，鉴定机构依据什么认为是合理的；表中的打车费19次，还用说给小白（王广东）的钱五次，支付工资15000元，这里都没体现出为什么给小白，而且还有原告自认为支出的好处费一项2500元，这个不合理的支出会计师事务所都认为它是合理的，表中14项临时工工资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连书写的白条也都没有；表中15项粮食运输仓储费装卸费一项高达26158元。这个鉴定机构认为是26068元合理，鉴定机构的依据是依据韩军、赵忠武、徐世武、王辉的收条。被告郎咸信对这些收条是第一次见到，以往陶智春给郎咸信的两套账目中这些郎咸信从没有见到这些人，是谁让他们进来的郎咸信不认识，这样的白条子作为了财务记账凭证的依据是什么？鉴定机构依据不真实的白条子和原告自己书写的流水账作为审计的依据，没有审计票据的合法性，而且在审计报告质询过程当中，审计人员也认为是凭自己的想象进行的推理。所以郎咸信认为在此基础上鉴定人员作出的审计报告严重违法，违法的审计报告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原告提供的票据并不具备审计的条件，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出具审计报告在程序上也违法，因为司法部132号《司法鉴定程序规则》第15条也明确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第一，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第二种，鉴定材料不完整，第三，鉴定材料不充分，或者取得方法、方式不合法。基于双方的账目，一开始也委托华信会计师事务进行审计，但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回复是经初步审查发现由于合伙人合伙期间没有账目，华信无法鉴定申请人合伙经营期间的经营情况，因此无法审计，把材料全部退回来。农场合伙经营期间没有合伙账目，没有财务人员，没有收支情况的材料，都是原告个人编撰，一共是有三套不同的账目材料，且该账目上没有其他合伙人的签字，有的的账目被告也是第一次看见，在以前的多次诉讼中这个原告并没有提供，显然账目都是事后编造的，没有原始的凭证。按照以上法律规定，鉴定机构明知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情况下，还接受委托，在程序上郎咸信认为是严重违法的。另外，审计报告中还认为协议书中的土地、农机具权属没有表述清楚，但是审计机构在权属不清楚的情况下又认定了理解为甲方拥有使用权，所以鉴定机构的理解都是自己主观认定的，没有证据支持。120万元本来就是合伙期间的全部财产，在这个协议报协议书上已经明确地写得很清楚是共同共有，但是审计机构在这方面也没给确认，是仅靠主观理解作出的审计报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审计报告不能做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鉴定机构将没有经过庭审质证的、不真实的证人证言作为审计的依据，证人们认为在程序上也是违法的，2009年的农场收入数额是合伙清算需要确定的数据，这是一个主要的数据，也是合伙清算的焦点问题。鉴定机构本应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在证据效力上应当首先考虑牙克石统计局出具的《证明》，但鉴定机构在庭审接受质询时说调取的法院卷宗中没有将牙克石市统计局的证据作为审计的依据，庭审中的鉴定人员认可说在计算农场2009年产量收入和发生的费用是依据王广东、韩军、杨宝忠、赵忠武等证人证言，但以上的证人证言证人们知道这是原告单方出具的，其证人证言没有经过庭审接受质询，这样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在真实性没有得到庭审的确认的情况下，审计机构将以上证人证言作为审计的依据，并作出了2009年收入为541703.24元的审计结论，没有证据支持，在程序上它也是违法的。2009年合伙经营期间，农场土地共3000亩，其中100亩被林业局收回用于扶贫，实际种植2900亩，其中种小麦500亩，油菜2400亩，这一事实，是根据合伙协议和两位合伙人指认可以证明，根据牙克石市统计局的证明，2009年小麦的平均亩产量是每亩218.7公斤，油菜籽的平均亩产量为每每亩2126.7公斤，500亩小麦的总产量应当是218700斤。2400亩油菜的总产量应当为608160斤，按照原告认可的单价计算小麦款为166212元，油菜籽款应当为1122055，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出具的证明效力远高于自然人的证言。鉴定机构依据自然人杨某中、韩军、李景成的证言，而否认国家机关出具的证明的效率，鉴定机构显然是错误的。四、鉴定机构依据不完整的鉴定材料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程序上也是违法的，鉴定机构在审计报告中最后做出了合伙生产成本、投入经营成果及其清算中，将经营成果等于收入减成本，没有讲农场经营的主要的成本土地、设备计入到成本中。审计报告中称审计认为上述成本缺少必要的成本要素，缺失土地种子和耕种设备等。那么在审计报告鉴定机构确认郎咸信是投入了土地设备使用权及种子等，在庭审中，鉴定机构认为任何土地和设备都是郎咸信投入，是农场经营必然发生的费用，但鉴定机构没有将土地和设备作价计算投入的成本数额中，那么鉴定机构既然知道这是必然发生的费用，没有土地、没有设备怎么去耕种，鉴定机构没有将农场必要的土地和设备列入到成本中做出的收入减成本，鉴定机构的这个成本就不是农场2009年实际发生的全部成本，这样缺少主要成本而又相互矛盾的审计报告是不完整的审计报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鉴定机构表示在不清楚以上成本的情况下，又作出这样的审计报告，而且还明知严重的漏列了主要的土地、设备的成本情况下，还竟然能做出经营成果减成本，即利润等于-5418.20元，这样的审计报告没法采信，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五、审计报告中关于合伙人实际投入生产资金情况，审计结果明显错误。根据原告和被告的合法合伙协议，当时农场的总资产是120万元。鉴定机构却认为该资产附在郎咸信和原合伙人孙旭，当时和原告共有的资产应属于郎咸信独有，那么郎咸信和原告合伙时，郎咸信是以农场总资产作价120万元出资。鉴定机构认为郎咸信的出资在审计报告上只写了种子款和8头猪的共是732000是明显错误。鉴定机构又认定整个的120万元是郎咸信拥有使用权，而且在报告中又认定郎咸信出资只是73200元是明显错误，证人们知道生猪是2008年10月份购买的，每头猪当时是500元，到了2009年2月末，养了近五个月的时间，才值5000元也明显不符合常理。那么原告在第二套账目中自认郎咸信交了2万元，实际郎咸信是交了现金7万元。审计报告却认为没有见到郎咸信的其他现金投资，明显遗漏了郎咸信的出资款。审计报告认为原告投资452661.4元也是明显错误的。即使按审计报告中的数据计算该结果也是错误，因为统计报告中认为农场的生产支出为522661.44元，认为甲方郎咸信和马玉刚的投资者143200元，报告第17项中减去的是7万元而不是1432000元。再加上原告认可收到的郎咸信的2万元，从这个报告在面上来看也应当减去1632000元。所以这块也漏减了932000元。六、郎咸信出具的50万元《收条》是本案的焦点的问题，该50万元是原告给付孙旭的股份转让款，这是一个性质上的认定，50万元《收条》是股份转让款还是原告的投资款，被告郎咸信认为这是一个性质认定。鉴定机构认为郎咸信向原告出具的50万元的《收条》不是给付孙旭的股份转让款，纯属认定事实错误且也超出审计范围。人民法院当时委托鉴定机构的事项就是审计合伙账目，审计机构就应当严格地按照《会计法》对所提供的账目进行审计，鉴定机构不但没有依法进行对账目进行审计，还超范围的再审。审计报告中多次提到郎咸信收到了50万元，没有用到生产经营中，120万元不是乙方的甲方拥有使用权等等，既然审计报告要对50万元进行审计，那么为什么没有审计合伙人的股权是如何取得的？原农场的合伙人是谁？协议书上明确就是在上明确的标注农场拥有3000亩土地、各种农机具、明明写的是农场拥有而且在协议书中第八条也约定在承包期内农场的所有设备、资产、产品甲乙双方都无权单独转让，如果120万元没有原告的份额，为什么《合伙协议》约定郎咸信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如果120万元是郎咸信的话，没有必要经过原告的同意，所以这个鉴定这方面的事实是认定错误的。再有就是原告和孙旭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原告为什么拿出孙旭的收款收条，原告自己向法院执行局交纳孙旭案执行款的票据，来证明原告的出资情况。如果没有跟孙旭有关的话，那原告为什么给孙旭欠条？孙旭为什么起诉原告？2009年2月24日签订这个协议当天，为什么原告像孙旭的银行储蓄银行卡汇款31万元。通过审计报告的材料来看，原告并不是最初合伙农场签订土地承包的合同人，原告取得这个合伙的身份最初是来源于孙旭、王文江、郎咸信共同承包的农场，原告向孙旭支付了股份转让款以后，原告才进入合伙，所以农场的120万元的资产中，原告才占了50%。就是说可以证明原告取得60万元的资产它应当支付份转让款，它的对应价是向孙旭支付60万元，而且原告给付转让款的相对人是孙旭，就是说鉴定机构明知合伙财产属于原告与被告共有，明知原告并不是原农场的合伙人，明知孙旭不是无偿转让这一事实，却认定50万元不是转让款，那么鉴定机构的分析理解完全脱离了现实，再有审计机构已经超出审计范围了，审计机构称郎咸信2009年2月1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审计机构认为是违反合同法第42条、第52条规定，这个审计机构也没有任何的依据，审计机构做出这样的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郎咸信认为审计报告程序违法，鉴定依据是质询中通篇都是合理性确认，并没有明确指出依据的是《会计法》哪条哪款通篇都是合理性确认，并且自称这个财务会计账目不符合《会计法》，因此证人们认为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机构认为合伙农场的土地只有所有权才有价值，土地使用权没有价值，这也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合伙企业法、公司法中关于出资规定里土地使用权都是可以作价出资的，审计人员称对这个内容并不清楚说明这样的认定也是错误的。被告马玉刚质证认为无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审计报告中表述的期限“审计截至2009年末”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可，合伙人的合伙期限不是2009年年末，而是2010年2月3日合伙人一致协议对外转让农场、由被告郎咸信代表合伙人以个人名义与鞠成伟达成转让协议生效的时间，2009年年末，合伙并未散伙，审计账目不能截至此时。审计报告对原告出资总额5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审计报告对50万元认定是被告郎咸信个人收取、与原合伙人孙旭等无关，审计报告的以上认定与原告主张转账40万元但原告无转账流水相互矛盾，审计报告对50万元认定为属于生产资金应由被告郎咸信返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对审计报告此内容不予采信。本院认为，2010年2月19日3个合伙人签订协议书同意对外转让合伙农场，收回30万元在被告郎咸信处，合伙农场作价120万元的另90万元未能收回属于合伙损失，应共同承担。被告郎咸信应将受到的转让款30万元按《协议书》约定给付原告15万元；因是双方选定鉴定机构出具合伙账目审计报告，本院对审计报告2009年合伙经营效果是-54158.20元认可，对2009年合伙经营效果是-54158.20元应承担27079.10元。被告郎咸信提交证据1.协议书三份（复印件）分别是2009年2月24日原告和郎咸信签订的合伙协议一份，2009年3月25日郎咸信与马玉刚签订的合伙协议一份，2010年2月19日本案三个合伙人一致同意转让农场的证据。证明：1、2009年这个农场由三位合伙人共同出资经营，其中原告占50%股份，郎咸信和马玉刚各占25%；2、2009年春季三位合伙人共同确认农产的财产的总价值是120万元，特别是耕地3000亩且经过2008年秋翻以达到播种状态，各种农机具若干，流动资产有麦种五万斤，油菜籽种16袋2560斤，生猪八口，板夹泥房一栋及生活用品。3、原告与郎咸信签订协议的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在农产品销售、农资采购、赊欠均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实施；第六条约定在农场经营活动中要建立财务台账每月一结，所有费用票据均由双方认可签字。郎咸信认为原告没有按上述协议来履行。合伙期间原告一个人管理农场也没有财务台账，费用票据也没有让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2009年农场秋收所得的所有农产品都由原告私自出售而且据为己有。原告质证认为，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这个证据原告手里有，但是不同意郎咸信举证目的，因为协议上虽然写了一些约定，但是原告是在积极履行协议，是由于被告方的原因造成这个账目有问题或原告已经尽到原告最大的能力，来履行这个协议努力经营；第二份证据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这上面是郎咸信和马玉刚签字，而且这里提到的内容不涉及到陶智春的50%股份，是郎咸信将自己的50%转让给马玉刚是25%，然后马玉刚郎咸信各投入30万人民币，这个事郎咸信和马玉刚之间的约定与陶智春没有关系，对陶智春没有约束力，所以说被告的证明目的不成立。第三份协议书是在原告已经退出农场以后，后来在事隔一年多补签的，就是原告这个字是后来补签的。是在原告退出以后又签的，这个也证明不了被告要证明的问题。被告马玉刚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是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虽对内容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2.协议书一份，协议书2008年5月1日郎咸信孙旭、王文江与王义签订的，这份证据证明目的是2008年5月1日时王义以76.2万元的价格讲这个温库图第二农场转让给了郎咸信、孙旭、王文江，当时三位合伙人各出资25.4万元，2009年2月，原告以6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孙旭在农场的全部股份，所以原告所要求的60万股金并没有交给郎咸信而是交给了孙旭。原告质证意见是这份协议书时间是2008年5月1日，转让人都与原告没有关系，也没有陶智春的签字，所以说这份协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被告想要用这份协议来证明原告的钱是给孙旭。被告马玉刚质证认为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3.欠条一张（复印件），2009年4月4日证明原告欠郎咸信10万元入股金，当时合伙的时候就给被告郎咸信写了这么个欠条，郎咸信并没有实际收到原告一分钱。原告质证认为原告在六道街邮政储蓄给郎咸信转了40万元，当时是说1人拿40万元，后期原告又借了10万块钱给郎咸信，后期给原告补了一个条，原告从邮政储蓄所转给郎咸信，从原告名下转过去然后原告又给郎咸信10万块钱，要这个条郎咸信没给拿回来，后期郎咸信住院的时候补的不知道干啥又给原告补这个条。被告马玉刚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给钱了没有要回欠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4.判决书三份裁定书两份，其中扎兰屯市法院的判决，两份呼伦贝尔中院的判决、一份裁定书，证明2010年农场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鞠成伟，因鞠成伟拖欠90万元转让费，经扎兰屯法院和呼伦贝尔中院两级法院的终审最终本案合伙人败诉，损失了90万元转让费，再加上办理土地变更手续的15万元费用及多次诉讼的费用，农场的转让费全部损失。原告质证认为：原告当时给郎咸信做代理打官司打败了，郎咸信想让原告担损失是不成立的。原告退出合伙以后，郎咸信有几十万块钱不退给原告，然后让原告拿钱和代理郎咸信打这个官司，原告也是幻想着把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原告的钱能顺利的拿回来，但是这个没有做到，与原告无关。被告马玉刚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5.牙克石市统计局《证明》一份，证明2009年牙克石小麦的平均亩产量是218.7公斤，油菜籽的平均亩产量是126.7公斤，2009年这个合伙人农场种植油菜籽是2400亩，产量应该是608160斤。种植小麦500亩，产量应为218700斤。就关于油菜籽和小麦的收入，油菜籽的收入是按那个单价是1.95元每斤。小麦单价是0.95元每斤，这个总收入就是油菜籽和小麦的收入就能达到1393677元，以上农作物的收入都在原告处，原告并没有给其他合伙人分配利润。原告质证认为：2009年原、被告合伙种的地也有受灾的情况，当时具体经营管理收多少都有账目记载，还是以这个实际记载为准。被告马玉刚质证认可该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郎咸信证明目的，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6.协议一份，原告与杨雪松签订，证明原告将农场的机械转卖给杨雪松得款131000元，卖机械的款项仍在原告处，未向合伙人分配。原告质证意见，是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原告账目都有记载，这个收了钱然后花出去了，这个钱原告并没有据为己有，当时经营过程中有进有出不存在原告占用费用，收入账里有13万元。被告马玉刚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此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7.证人王广东出庭作证：账目原告和郎咸信2009年在点上种了2400亩地油菜，500亩地小麦，证人没给别人发工资啥的，别人说给证人钱，证人没有接到钱。证人是领着干活的，是郎咸信找证人到农场的，在农场待了快一年。不记得收了被告郎咸信钱，对原告的账目中有两份《证明》底下有王广东签的字，证人对稿纸书写的《证明》底下的签字及指纹印认可，对打印件《证明》内容及底下签名、按指纹印均不认可，对稿纸版《证明》内容是：2009年12月23日的证明内容，2009年证人在温库图林场第二农场受聘任点长，证人证明农场承包人之一陶智春分别在春天给证人5000元付化肥运费和卸车费，二两千元付春播期间临时工费，2000元，平时生活费共计9000元，大写玖仟元整；及打印件《证明》内容“证明2009年12月24日出具，牙石市人民法院证人叫王广东，牙克石农场场部是牙克石农场分流下岗人员。自谋职业2009年春，证人受郎咸信之邀到郎咸信陶智春、马玉刚合伙承包的乌尔旗汉林业局温库图林场第二农场任点长，负责生产管理。证人证实2009年农场所需的生产资料由料化肥农药零配件来往通勤打车费用吃用劳动保护等生活费用，以及秋收结束后证人们七个工人的工资都是陶智春垫付的，2009年更播种2500亩其中小麦500亩，油菜2000亩，共生产小麦750到每到180斤油菜1034到每袋160斤，上述所说全部是事实。证明人王广东。”均不认可。证人当庭表示，对以上内容不知道，两份《证明》内容都不是证人写的，内容中种油菜亩数、种小麦亩数、小麦亩产多少、油菜籽亩产多少，都不是证人所说，证人都不清楚，是原告找证人吃饭后，原告让证人签名；内容中的钱数，不记得记不清楚了，证人不认识字，当时签字时是喝酒签的。原告对打印的这张《证明》，2009年12月24日是落款时间，原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向法庭陈述为，这个证据是原告给证人打电话，在老合盛居饭店，原告先念给证人听，原告说这都是事实，原告说证人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原告先打印好的《证明》。但证人当庭表示：没有打印的《证明》，就签过一个稿纸《证明》，小麦袋数、重量不是证人说的，《证明》中种小麦、油菜籽的土地亩数也不是证人说的。经庭审释明，对证人不认可的打印版《证明》中签名、按手印是证人本人形成，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被告郎咸信质证意见认为：通过证言可以证明，本案的两份《证明》，包括粮食产量以及各项费用支出都是原告自己编写的，证人并不清楚内容的情况，而且证人当庭明确表示证人不认字，这东西都不是证人写的。由此可以推断出卷宗里的那些所有的白条子都不一定是所谓的签名人意思，都是原告自己本人书写，都是原告自己编撰的。证人当庭说了2009年种油菜是2400亩，小麦是500亩，合计总的面积是2900亩。这个是事实和原告提出来2500亩少了400亩地，原告说的产量完全都不符合。原告质证认为：证人今天在法庭上说的大部分话原告认为都是假话，和证人之前出的《证明》不一致，《证明》上明明有证人的签字和手印，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不能证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把证人签字的东西任意否定，如果证人这么做，任何一个人签完字以后都不认账都可以信口开河的讲，所以证人今天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是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原告请证人及其爱人到饭店里头饭店喝酒之前，原告就拿着《证明》，证人说证人不知道原告写的啥，原告就念给证人听。听完之后原告说证人签个字按个手印。证人当时并不太愿意，后来还是证人的爱人说证人，看看说的对不对，要是对的话，那就签了，证人就签了。第二次是原告找证人后，原告就把这个内容念给证人听，原告说证人签《证明》，这次原告很痛快就签了。然后原告和证人、杨雪松一起吃顿饭。被告马玉刚和第三人孙旭无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当庭陈述是真实意思表示，证人对原告书写和打印的内容不予认可，因证人不认识字，原告不能证明证人签字时已经知道相关内容，且证人当庭明确否认打印版《证明》内容和证人的签字和手印，经当庭释明，原告不申请鉴定，对证人当庭陈述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合伙账目中证人的《证明》内容，应以证人当庭陈述为准。被告郎咸信证据8.银行流水（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交易凭单），对2009年2月24日，许建平和孙旭分别支出31万元、收入31万元，证明签订合同当天2009年2月24日，原告把50万元股份转让款实际给了孙旭，因为股份转让款是60万元，所以原告给孙旭打了个10万元欠条，孙旭是通过诉讼把这10万元要回去的，可以证明本案被告郎咸信并没有收到股份转让款，是原告给孙旭的账户打款，就是签合同当天转的转了一个31万元，证明当时孙旭2009年2月24日收到钱了，收到股份转让款了，因为其他可能还有其他给了一部分现金，还余下10万元是通过诉讼要回来的。证明这个郎咸信虽然给原告打过一个50万元的收条，但是郎咸信并没有收到这50万元。卷宗证明明确约定了当时那个原告欠孙旭的股份转让款10万元，是通过诉讼要回去的，卷宗里有一张欠条写着，陶智春亲笔书写欠孙旭人民币8万元，年底归还。这底下有个注明2009年2月24日共欠孙旭人民币10万元，2010年1月15日归还孙旭2万，原告还欠孙旭8万元。跟其他证据是相互印证的就证明股份转让款是实际给了孙旭。第三人质证认为：第三人和王文江退伙时，合伙财产比开始时增加了，作价120万元，郎咸信引进原告，接了第三人和王文江的股权，具体以后怎么把帐算完的，这么多年了第三人是记不清楚了。本院认为，原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郎咸信证据9.（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2.），2011牙民初字第132号民事审判卷宗。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郎咸信申请调取的孙旭诉原告这个卷宗，可以证明2009年2月24日当天是孙旭接到原告的入股款是50万元。卷宗中欠条上写着欠孙旭人民币是8万元，年底归还。也有原告的签名，其中这个欠条的下面明确的显示2009年2月24日共欠孙旭人民币10万元，2010年1月15日归还孙旭人民币2万元，还欠孙旭人民币8万元。据申请调取这份证据可以跟其它证据相互证明被告郎咸信所陈述都是事实，也就是2009年2月24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的当天，原告将50万元入股款交给了原合伙人孙旭，因为当时是60万钱不够，所以才给打了个10万元欠条给孙旭。后来是通过诉讼将剩余的8万元入股款向原告索要的，并且现在已经实际执行完毕，可以证明在签合同的当天2009年2月24日，郎咸信并没有收到陶智春的任何款项。原告质证意见为，此案卷是民间借贷纠纷，证明不了是股权款，是一种民间借贷，孙旭起诉的时候也是说的是2009年底开始欠8万元。这个条是2010年是写的，所以说和被告说这个时间也不对，被告说那个时间是2009年2月24日，所以说这笔钱和郎咸信那笔钱是两笔钱不是一笔钱。对方代理人硬要把这两笔钱捏到一起，说的东西与这个事实不符，这个条都是打在2010年1月15日条的事，这个案子也是按民间借贷和股权转让款是两个法律关系，郎咸信本人在庭审中也说过欠孙旭的钱，是涉及到可能是种子油料的钱，与股份转让款没有一点关系，这份证据根本证实不了被告想要证明的问题。第三人质证认为：第三人种地退出股给第三人的股份钱，欠第三人10万块钱，当年打了10万块钱欠条，说秋后给没给第三人，原告只给了第三人2万块钱，剩下8万块钱通过第三人这个案卷的诉讼，就是通过法院执行局给要回来的，第三人和原告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原告主张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原告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抗辩卷宗证明是民间借贷关系或买卖关系，但卷宗欠条中注明的内容及第三人当庭陈述，证明原告欠第三人孙旭退股款，是原告入股时在入股款范围内给孙旭出具的10万元欠条，第三人孙旭是在原告还款2万元后，持有尾欠退股款8万元欠条以民间借贷案由调解结案。本院认为，该卷宗中欠据中记载的欠款形成时间是2009年2月24日的10万元，原告主张是买卖关系或者借贷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结合第三人庭审明确表述是合伙退伙时原告的欠款，本院对该欠款是2009年2月24日原告欠入股款10万元还2万元之后欠8万元的事实予以采信。10.牙克石市统计局出的证明（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3.），可以证明2009年牙克石市小麦的平均亩产量是每亩是437.3斤，油菜平均亩产量是253.3斤每亩，2009年混等小麦的销售价格是0.85元每斤。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申请调取这份证据可以证明当年小麦小麦和油菜的产量以及小麦的价格，并不是像原告自己所列举的那样，第一产量不是那么低，价格也不是那么低。郎咸信认为农场结算应当以统计局的这份证明为标准来证明农场的实际农粮食的产量和粮食的价格。第三人质证意见为无异议。原告质证认为，合伙农场土地是归鄂伦春旗管辖，不适用于牙克石的产量。本院认为，对被告以《证明》主张2009年收入，因农业生产具有多年影响因素，《证明》不能作为收入的直接证据，对郎咸信的证据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采信。被告马玉刚提交的证据：收条一份，证明原告于2009年4月10日出具，原告收了马玉刚的购车款，现在车没了，要求返还购车款。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刚才提到收入13万元其中有7万块钱买车，后来卖了，卖的也不多。被告郎咸信质证认为对马玉刚出资的7万元没有异议，可以证明马玉刚也是合伙人之一。本院认为，对证据真实性采信，马玉刚主张借款，应另案起诉。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被告2009年均系当地农场职工，被告郎咸信与孙旭、王文江在2008年合伙经营温库图第二农场，2008年年末孙旭、王文江要退出合伙关系，被告郎咸信联系原告入伙，原、被告于2009年2月24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由原告起草，内容为：牙克石市乌尔旗汉林业局温库图第二农场，拥有耕地面积3000亩，经2008年秋翻已达播种状态，各种农机具如下；802推土机壹台、802拖拉机壹台、播种机两台、重耙两台、镇压器两组、大梨两台、清粮机壹台、发电机组壹台、还电焊机壹台、喷药机壹台、电话一部、手电钻一个、角磨机一个、台钳一个、工具两套、加油机壹台、风力灭火机两台。还有流动资产麦种五万斤、油菜种子16袋2560斤、生猪八口、板夹泥房屋及生活用品，总作价120万元。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农场由郎咸信、原告共同承包经营，实行效益共享、风险共担。2、由郎咸信出人农场法人代表，负责对外对内一切经营活动，乙方协助管理。3、由郎咸信出资50万元，其中现款40万元，2009年经营利润10万元；原告出资70万元，其中现款60万元，2009年经营利润10万元。当年生产费用由郎咸信负责筹集。4、承包期间农场在经营活动中，如需采购机械设备、购进良种均由双方共同决策，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实施；在农产品销售、农资采购、赊欠，均由双方共同协商决策，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实施。5、年终如有经营利润，双方均按5:5分成，如发生经营亏损，双方均按5;5共担，经营费用双方5:5共担。6、农场在经营活动中要建立财务台账，每月一结，所有费用票据均由双方认可签字。7、本协议签订之前，农场在过去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一切纠纷均由郎咸信与前合作伙伴负责，与原告无关。8、在承包期间，农场所有设备、资产、产品，郎咸信和原告均无权单独转让、买卖，如有变卖需双方共同协商签字生效。9、未尽事宜，均由双方共同协商再定。双方签字按指纹印，时间是2009年2月24日。原、被告于协议签订当天，原告出资60万元，原告妻子许建萍名下银行卡在邮政储蓄银行转支31万元，第三人孙旭名下银行卡在邮政储蓄银行转存31万元，原告交了部分现金，给第三人孙旭出具10万元欠条，由郎咸信为原告出具一张50万元《收条》，原告按合同约定的出现金50万元及10万元欠条一张，在2009年4月4日，原告为郎咸信出具一张10万元欠条，至此，原告出资70万元。2009年，由原告为主进行合伙农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后期郎咸信将其合伙中的份额转出一半给马玉刚，马玉刚参与合伙，占郎咸信在合伙份额50%的一半即25%，在合伙农场经营期间，马玉刚和郎咸信也进行了部分经营管理，农药、割晒机是马玉刚赊购的，合伙农场缺少配件、生活物资等经常由马玉刚开车送去，2009年合伙财产新增一台胶轮车、一台割晒机。当年种植了油菜和小麦，当年7-8月间，农场土地有水淹情况。原告在2009年合伙农场经营中属于合伙事务执行人，原告成为合伙事务的实际控制人，合伙经营期间没有按《合伙协议》建立合伙账目，秋收后，原告一人将收获的油菜籽、小麦出卖，原告一人将部分机械设备出卖，原告将所得价款由原告一人持有。2010年2月，合伙三人签订《协议书》，同意合伙农场对外转让，转让过程中发生纠纷，郎咸信收到转让款30万元，其余90万元转让款因败诉没有收回，合伙人之间因对合伙期间收入、支出达不成一致意见，未能进行散伙清算，原告主张2009年2月已经散伙，其诉讼请求数额在2009年2月已经确定，原告于2017年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郎咸信返还入股退股款60万元及利息10万元，因原告证据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后，原告于2009年诉至本院，因案件审理涉及合伙人及合伙财产的内容及形成过程，本院依被告申请追加马玉刚和孙旭参加诉讼。因各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合伙散伙的清算，原告申请对合伙账目审计，本院依法委托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后，该所因没有合伙账目不予审计，为查明事实，原告申请重新审计，本院依法委托呼伦贝尔市求实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该所作出呼求实审字（2019）38号审计报告，经郎咸信申请，该审计机构两次出庭接受质询，郎咸信质询认为，审计机构存在“对50万元《收条》认定为原告生产资金应当用于当年生产经营属于对原告入股款性质认定，对该50万元《收条》的审计意见属于法律事实认定问题，超审计范围”，“在计算生产成本时，是采用多笔未经质证的白条子进账作为审计依据，导致检材即合伙账目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未经质证却作为审计依据”，“在计算收入时，是将未经被告认可只有未出庭证人证言作为收入依据”，被告主张审计报告程序严重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申请重新审计，经庭审释明，原告不同意重新审计。本院认为，原、被告2009年均为农场在岗职工，均认可合伙关系存在，原告主张被告郎咸信承担给付散伙后应承担702702.82元（其中60万元是合伙入股款，合伙经营一年被告郎咸信应当返还原告102702.82元）及自2009年2月19日至给付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原告应当提供经过散伙清算后原告应当得到以上款项数额的证据。被告认可原告第一次给被告的原告记录的支出账目是446708元，不认可原告第二次整理的支出账目45万元，也不认可原告在2019年起诉的时候又整理出来63万元的支出账目，被告对原告收入账目中原告自行出售小麦、油菜籽及机械设备均不予以认可，认为原告违背了《协议书》中，不得单方自行出售产品、机械、设备及合伙账目必须每月一结、经合伙人签字确认有效的约定，不能作为散伙清算依据。因原告的主张被告郎咸信不予认可，原告申请审计合伙账目，第一次接受委托的审计机构因没有合伙账目不予审计，第二次重新审计的机构作出的38号审计报告，被告认为存在不真实、不客观、审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实际问题，该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申请重新鉴定，原告当庭明确拒绝被告重新审计申请，不同意被告重新审计的申请。被告主张审计机构在被告郎咸信申请接受质询时，审计机构“对2009年2月24日50万元《收条》中50万元认定为是原告全部投资款应用于当年生产经营由郎咸信返还原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告的此50万元属于原告60万元现金合伙入股款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原告的全部投资款，该款项性质为合伙入股款，是原告取得合伙财产50%的对价，而不是当年生产经营的生产资金款”；审计机构“在审计合伙支出成本时，采用白条子作收入进行审计只考虑到合理性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也作为审计依据，审计机构将2500元好处费作为审计依据，审计机构甚至将没有白条子记录也未经被告质证的原告单方记录也作为合伙支出成本的审计依据”；审计机构“在进行合伙收入审计时，在当年小麦、油菜籽收入只有原告单方记录和未出庭证人证明且合伙人拒不认可的情况下，将未经质证的数据和其他证据作为合伙收入的审计依据”；审计机构存在“将50万元《收条》认定成原告全部投入资金且属于当年生产资金郎咸信应予返还的审计意见”和生效判决（2017）内0782民初96号民事判决中驳回原告起诉状中60万元入股退股款的内容相矛盾，也与原告庭审陈述多处矛盾，在没有转账记录证明的情况下，更与原告表述的50万元中有40万元转账给郎咸信的表述相互矛盾，审计报告第7页有明确表述，审计报告第8页“审计机构认为2、没有证据证明50万元属于股权转让款。并引用《协议书》第3条：郎咸信出资50万元，其中现款40万元，2009年经营利润10万元；原告出资70万元，其中现款60万元，2009年经营利润10万元。”，但审计机构没有将第3条后一句列明“当年生产费用由郎咸信负责筹集。”，结合合同本意整体解释，结合案件事实，该《协议书》第3条前一句话是对入股款的约定，而不是当年生产费用的约定，如果是当年生产费用的约定，后一句话的存在就是否定了前一句话的全部内容，被告郎咸信认为，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申请重新审计。本院认为，结合原告在2017年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本案中对返还入股款60万元的表述及第三人孙旭的庭审陈述，审计机构对此50万元收条的认定与合伙事实截然相反，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原告2017年在本院起诉要求返还入股退股款60万元，本案庭审中原告明确自认没有向郎咸信再交过大额款项，该50万元《收条》中的性质为入股款，属于60万元入股款的一部分，不是审计报告认定的50万元是原告全部出资，也不是审计报告认定的是2009年当年生产资金，审计报告认定此50万元应返还原告属于和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在（2017）牙民初字96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中明确提出要求被告郎咸信返还入股退股款60万元及10万元利息，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除了该笔60万元入股款外，原告没有再向被告郎咸信给付过其他款项，证明原告主张和被告郎咸信之间只存在的60万元争议仅此一笔入股款款项，原告在庭审中对此60万元款项用途的表述出现多次互相矛盾的主张，根据“自认规则”，原告在2017年生效判决中把60万元确定为入股退股款，在没有新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此60万元属于原告合伙入股的款项，而不是用于2009年合伙当年生产经营的生产资金，原告与郎咸信在2009年2月24日，由原告起草的《协议书》中前半部分表述的合伙农场财产作价120万元中的财产，属于原告投入60万元与郎咸信共同合伙经营、各占合伙财产50%比例的共同财产，原告投入的60万元属于合伙入股款。郎咸信、孙旭、王文江于2008年三人合伙受让王义的农场，当时农场转让费为76.2万元，由郎咸信、王文江、孙旭三人承担，每人承担254000元，受让农场以后，郎咸信、王文江、孙旭三人又投入资金，买机械、买的柴油、修的厂房、买的猪等，作2009年的生产投入把地翻出来，在2009年2月作价120万元，孙旭、王文江把各自投资从原告入股款得到后退伙，原告是通过和郎咸信联系后，在郎咸信的原合伙人孙旭、王文江退伙后成为郎咸信合伙人。在本案中，原告自认诉讼请求是郎咸信返还原告合伙入股款60万元及合伙经营清算分担款102702.82元。原告主张合伙总支出644427元，总收入541721.23元，被告不予认可，被告郎咸信、马玉刚认为原告私自出售合伙产品小麦、油菜籽的收入及原告私自出售机械、设备的收入数额有异议，对原告自己记录白条子作为支出有异议。原告审请审计机构出具的38号审计报告，对2009年合伙经营核算亏损54158.10元，被告郎咸信承担27079.10元，属于原、被告共同选定的审计机构，本院予以采信该审计数据。本院认为，审计报告认为合伙账目截止2009年是错误的，应截止到合伙散伙即将120万元农场转让出去之时，合伙财产整体转让，合伙散伙，被告郎咸信收到转让农场定金30万元，郎咸信应将出售合伙农场所得30万元给付原告15万元，被告郎咸信共向原告给付177079.10元，原告主张利息，应从被告郎咸信取得该30万元之日（扎兰屯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显示为）2010年2月21日银行转账之日起计算，被告马玉刚属于被告郎咸信的合伙份额内，由郎咸信承担原告主张的给付义务。对原告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原告的其他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诉讼时效，因原、被告对合伙纠纷的合伙清算期限没有明确规定，被告此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郎咸信在本判决生效30日内给付被告郎咸信合伙清算款17079.10元，并以17079.10元为基数自2010年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给付日止；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原告陶智春负担6095元，由被告郎咸信负担1955元，鉴定费50000元，由原告陶智春负担25000元，由被告郎咸信负担2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邢利军人民陪审员  王洁芙人民陪审员  宋国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冯丽娜附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