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20965号原告：韩以山，男，1967年3年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公民身份号码为512************353。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群，广东铁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卿晓敏，广东铁越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告：东莞大扬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28057。法定代表人：谢憬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咏诗，广东宇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蕾，广东宇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韩以山与被告东莞大扬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扬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以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群，被告大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咏诗、蔡晓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入职时间、职务：韩以山主张杨文祥、杨奇颖先后在虎门镇、厚街镇投资开办东杨运动器材厂（以下简称“东杨厂”）、同杨运动器材厂（以下简称“同杨厂）和大扬公司，韩以山主张其于1989年10月16日入职东杨厂，工种为线上代办；1990年底，东杨厂改名为同杨厂，仍在虎门镇龙眼村；后同杨厂于1994年整体搬迁至厚街镇，变更为大扬公司，其也跟随到大扬公司工作。韩以山并申请证人李传伦、李月州、李传银、向定菊出庭作证，对此予以证明。大扬公司则主张其是在1993年1月5日登记成立，并在2000年1月起为韩以山参加了社会保险，韩以山是在1994年入职大扬公司的。大扬公司提交了其商事登记信息和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为证。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次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的，合同期限为从2015年5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条件出现时止。三、受伤情况：韩以山主张其在1992年10月，在工作时手指发生工伤，后工厂安排其治疗事宜，恢复后继续上班，并申请证人李传伦、李月州、李传银、向定菊出庭作证，其中证人李传伦主张其与韩以山是在东杨厂时认识的，其二人后来在同一个部门，李传伦是车间主任，韩以山在同杨厂工作期间受伤；证人李月州主张其与韩以山是在同杨厂工作期间认识的，当时二人在同一车间，故其知道韩以山受工伤事宜；证人李传银主张其与韩以山是在东杨厂工作期间认识的，韩以山大概在1992年在工作时被机器压伤；证人向定菊是韩以山的妻子，其主张韩以山在1992年受工伤，当时其也在东杨厂工作。韩以山并提交了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证，显示其接受韩以山的委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6180-2014《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对韩以山进行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意见为韩以山右食指近节端以远缺失，评定为九级伤残。大扬公司主张不确认韩以山主张的工伤事故，认为韩以山主张该事故是发生在1992年，此时大扬公司尚未设立，大扬公司不清楚韩以山事故的具体情况，同时劳动者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是经社保部门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方可享受，而本案中韩以山均未能提交相关材料，故大扬公司认为韩以山不属于工伤待遇的范畴，不确认《司法鉴定意见书》，且认为韩以山并未提交直接的病历资料及其他资料，证明其受伤事故是由机器压伤，而仅仅以口头陈述的方式作出情况说明，该司法鉴定书缺乏严谨性、客观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对证人证言，则以向定菊是韩以山的配偶，有利害关系，而其他证人的证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因此，劳动者的工伤应由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劳动者的伤残等级应由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评定。韩以山主张其在1992年受工伤，但其并未进行工伤认定，仅有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受工伤的事实，而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没有附韩以山治疗的病历等客观证据，仅凭韩以山的口述接受委托，也无法证实韩以山受工伤的事实，且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并没有工伤等级评定的资质。故本院认为韩以山未能证明其受工伤的事实，韩以山诉请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四、解除劳动关系情况：韩以山主张因其岳父母在2019年3月吵架发生矛盾，急需回家调和，便向大扬公司请假回家，后次日岳父发生了交通事故，更急需请假，故韩以山夫妻二人均向大扬公司提出请假，但大扬公司要求其填写事先打印好的表格，并在原因栏目填写“因个人有事急需辞职回家”，并称全厂员工都是这样写的，韩以山便按要求填写了，但大扬公司并未批准休假，后来便听说大扬公司要韩以山2019年5月8日离厂，后家中事情解决了，韩以山夫妻决定不回家，继续上班，于是便于2019年4月15日写了留职申请交给大扬公司，但大扬公司还是要韩以山于2019年5月8日离厂，并于2019年5月9日强行将韩以山夫妻带离车间，不让进厂。韩以山并提交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及协议书、公告照片、视频照片2张、通话记录予以证明，但相关证据并未能证明大扬公司辞退韩以山。大扬公司确认公告照片，主张该份证据显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9年5月8日；不确认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及协议书、视频照片2张、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主张该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是2019年3月26日，而韩以山提出辞职的时间是2019年3月25日。大扬公司主张韩以山是于2019年3月25日提出离职，理由是因个人有事、需辞职回家，大扬公司同意韩以山最后上班至2019年5月8日，韩以山应于2019年5月8日办理离职手续，但当天韩以山不同意办理，2019年5月9日韩以山在厂区大吵大闹，并向本院提交《离职申请书》予以证明，该《离职申请书》显示离职原因“因个人有事，需辞工回家”，并有“韩以山”的签名。韩以山确认《离职申请书》是本人填写，但主张是大扬公司要求其填写的。本院认为，韩以山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合理的预期。韩以山在《离职申请书》填写的离职原因是“因个人有事，需辞工回家”，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填写的内容并非出于其本人意愿，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韩以山未能证明其是被大扬公司辞退的，故本院根据其本人填写的《离职申请书》中的离职原因，认定韩以山是自行申请离职，韩以山诉请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韩以山诉请大扬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六、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6月11日。七、仲裁请求：1.确认大扬公司已解除韩以山的劳动合同；2.大扬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8600元；3.大扬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24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700元；4.大扬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给韩以山。八、裁决结果：1.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2.驳回韩以山提出的申诉请求。九、韩以山的诉讼请求：1.确认大扬公司已解除与韩以山的劳动合同；2.大扬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28600元；3.大扬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24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7700元；4.大扬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给韩以山。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以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韩以山负担。原告韩以山已申请免交，本院对此予以准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艳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翠环梁俊峰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