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321行初469号 原告周学刚，男，197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代理人王宗勇，汇川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广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52X2。 法定代表人宋祖禹，局长。 出庭负责人舒玲玲，副县级干部。 委托代理人杨宁，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郑吉煜，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刘别高，男，1971年6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代理人宋冰山，贵州乾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敬章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周学刚不服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刘别高林业行政颁证纠纷一案，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于2019年8月15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学刚及委托代理人王宗勇，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出庭负责人舒玲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宁、郑吉煜，第三人刘别高及委托代理人宋冰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学刚诉称，周学刚之父周仕银是汇川区板桥镇白杨村楠木组村民，“大竹坝”是周仕银的林地，2008年7月15日，第三人刘别高利用假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原告的“大竹坝”、“倒插沟”二宗林地登记成第三人的林地。原告于2017年遵义国营娄山林场购买林地时才得知此事，遂向汇川区人民政府申请撤销颁证，政府未处理，故诉来法院，请求撤销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2005200-1/1号林权证中“大竹坝”林地的林权登记。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周仕银1982年的集体山林管理证，证明“大竹坝”是周仕银的； 2、死亡证明书，证明周仕银已死亡，周学刚作为其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适格。原告曾于2018年以楠木组的名义起诉过，后因主体不适格撤诉，后又以沙坝组名义起诉，又因主体不适格撤诉，这是第三次起诉，所以本案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3、白杨村委会证明，证明周学刚与周仕银系父子关系以及白杨村没有游正勇此人，林权证中的勾图是假的； 4、第三人的林权登记档案资料，证明林权登记表内表第1页中刘永福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第2页中没有游正勇这个人，第4页中刘别才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字，被告颁证程序不合法。 5、刘别书证言，证明“大竹坝”林地是周学刚家的。 6、推荐书、法律意见书、林地确权申请书、（2018）黔03行初524号行政裁定书、（2018）黔0321行初558号《行政裁定书》、（2019）黔0321行初148号行政裁定书、申请书，证明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7、柏杨村委会证明，证明组与组之间的合并问题。 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答辩人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008年林改时，河坝组通过制定方案，召开村民会议，通过表决，对林地进行勘界、丈量后，由柏杨村村委会与刘别高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争议地发包给刘别高，答辩人经刘别高的申请才为刘别高颁发了林权证。二、周学刚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其起诉应当驳回。周学刚自称2017年就知道涉案林地的颁证，但直到2019年才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三、本案主要登记依据系柏杨村委会与刘别高签订的承包合同，即使撤销颁证，周学刚也无法取得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如周学刚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是虚假合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撤销合同，待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我局再依据生效判决撤销颁证。 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第一组：1、原告起诉状，证明原告2017年就已知晓颁证行为，原告起诉超期。 第二组：2、板桥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板府发【2008】7号），3、汇川区村（组）实施方案审核（批）表，4、汇川区板桥镇白杨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5、汇川区板桥镇白杨村沙坝组集体林权改革实施方案，6、沙坝组林改实施方案讨论会议记录，7、召开林改方案表决会议的通知，证明2008年林改时，涉案林地已经镇、村、组三级出台实施方案纳入林改范围的事实。 第三组：8、白杨村沙坝组农户家庭人口现状登记表一，9、刘别高林权档案资料，10、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勘界通知单（存根），11、联户发证委托书，12、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13、刘别高身份证复印件，14、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15、山林权属争议情况统计表。证明：（1）涉案林地已经白杨村发包给刘别高经营管理，并不存在林权争议；（2）被告依据刘别高的申请及提交的承包合同，办理林权登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第三人刘别高述称，一、涉案两宗争议地从80年代起就由第三人家庭负责看管，汇川区人民政府的颁证合法。二、涉案二宗林地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三、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应当驳回其起诉。 第三人刘别高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遵义县集体山林管理证，证明第三人家于上世纪80年代起管理中寺村井坝大队楠木生产队“中间岗”山林，并取得遵义县集体山林管理证； 2、遵义县人民政府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证明中寺村井坝大队楠木生产队周仕银山林土地于上世纪80年代起归第三人所有，并由第三人家庭承担农业税，周学刚主体不适格； 3、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表二，证明上世纪90年代二轮承包时，将第三人家位于中寺村井坝大队楠木生产队的“中间岗”和“大竹坝”林地合并登记为大竹坝，并确定给第三人家庭所有； 4、证明，证明第三人刘别高与刘永忠系父子关系； 5、遵义市汇川区档案馆林权档案，证明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白杨村沙坝组“大竹坝”、“倒插沟”林权归第三人，第三人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周学刚出示的证据，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质证认为，对1、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周学刚提交的遵义县山林管理证中“大竹坝”的四至范围与争议地无关，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村民组与村民组之间林地相邻很正常，所以即使白杨村无游正勇此人，并不能代表其他村没有；对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提交的材料并没有加盖档案局印章和经办人信息，正好可以看出被告的颁证行为合法，原告称颁证材料虚假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刘别书证言、推荐书、法律意见书、林地确权申请书、申请书三性及证据目的均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起诉有中止、中断情形。对（2018）黔03行初524号行政裁定书、（2018）黔0321行初558号《行政裁定书》、（2019）黔0321行初148号行政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对柏杨村委会证明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第三人刘别高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大竹坝”山林管理证存根不认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且“大竹坝”在1988年就已经被村委会收回并交给第三人之父在经营，二轮承包时登记在第三人家庭承包户中，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2号证据仅能证明周仕银去世的时间，不能证明原告与周仕银的父子关系，在1994年二轮承包时，周仕银未提出任何异议，可以看出原告主体不适格。对3号证据证明的内容表述不清，没有说明提交对象，且是否有游正勇这个人应由公安部门出具，而不能由村委会出具，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4号证据没有加盖与原件核对疑的章，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称该档案资料中有虚假签字，但是原告与本案无关，里面签字的人如与第三人存在权属争议，应另案起诉；对5－7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对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出示的证据，原告周学刚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不认可，原告之前已经提起过起诉；对2-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颁证程序合法；对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按照该方案实施，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5-7号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上面的签字是假的，系一人多签，且当时的队长刘别书不知情，该方案是假的；对8号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但可以看出周学刚与周仕银是父子关系，原告主体适格；对10号证据中的四界没有人签字，正好可以看出没有进行现场勘查，被告程序违法；对其余证据均不认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刘别高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第三人刘别高出示的证据，原告周学刚质证认为，1号证据上面登记的是“中间岗”，不能证明其1982年对“大竹坝”有管理，与本案无关；对2号证据三性不认可，与本案争议的“大竹坝”无关；对3号证据不认可；对4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5号证据农村承包合同不认可，当时的队长刘别书并没有签字，该资料不属实，系虚假材料。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出示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综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8年，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为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制定了《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向板桥镇各村印发了该方案，方案规定此次林改工作步骤应包括勘界确权，林权登记公示，签订合同，输机审核、填写林地使用权所有权登记公示表，三榜公示，换发林权证等内容。原告周学刚、第三人刘别高所在的汇川区板桥镇白杨村沙坝组亦按照林权改革制度的要求，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制定了《汇川区板桥镇柏杨村沙坝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方案确定刘别高为林改实施方案的组长。周学刚未参与表决《汇川区板桥镇柏杨村沙坝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08年8月30日，第三人刘别高向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申请对地名为“大竹坝”的林地进行登记颁证，并提交了《林权登记申请表》，在其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记载了“大竹坝”林地的四至为“东至尤明生土，南至刘永福林界，西至王守云土，北至河沟”。四至的东面、西面无接界人签名，主要权利依据为“林业三定”。2008年9月15日，第三人刘别高与汇川区板桥镇柏杨村沙坝组就“大竹坝”林地签订了《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2008年11月12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刘别高颁发了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2005200-1/1号林权证，该证登记了林地地名为“大竹坝”的林地，四至与第三人刘别高提交的“大竹坝”林地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四至一致，面积为34.5亩，林地所有权人为柏杨村沙坝组，林地使用权及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为第三人刘别高。 另查明，在原告周学刚之父周仕银（已死亡）1982年的林管字第肆号《遵义县集体山林管理证》（存根）中，记载了地名为“大竹坝”的集体林地由周仕银管理，面积为伍亩，四至为上桐林界，下尤飞林土界，左桐林界，右中间湾。在第三人刘别高之父刘永忠（已死亡）的林管字第叁号《遵义县集体山林管理证》中则记载了地名为“中间岗”的集体林地由刘永忠代管，面积为叁亩，四至为上桐林界，下尤飞林土界，左桐林界，右中间湾。1998年刘永忠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中登记了“大竹坝”林地，四至为东至大界土边，南至刘永福界，西至桐界，北至瓦房湾沟。第三人刘别高称，其没有“大竹坝”林地80年代的林地权属依据，因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中登记了“大竹坝”，故2008年是将自家“中间岗”、“大竹坝”两宗林地合并颁发的林权证。 再查明，原告自2017年年底知晓本案涉案林地的颁证后，就一直在主张权利，但均因主体不适格而撤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2005200-1/1号林权证中“大竹坝”林地的林权登记是否合法，是否应予撤销。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为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颁发证书的职责，且作为颁证机关在颁发林权证前应当核查所颁发林木、林地的权属，确保权属来源明确。据第三人刘别高陈述，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2005200-1/1号林权证中登记的“大竹坝”林地是由“中间岗”、“大竹坝”两宗林地合并而来，而其提供的林管字第叁号《遵义县集体山林管理证》中记载的“中间岗”林地的四至却与原告周学刚提供的林管字第肆号《遵义县集体山林管理证》（存根）中“大竹坝”林地的四至完全一致。同时，刘别高《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记载申请“大竹坝”林地颁证的主要权利依据是“林业三定”，由此可见涉案林地林权登记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权属不明。其次，按照《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颁证前需要对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等进行张榜公示，而在本案中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颁发林权证前对林地权属信息进行了张榜公示，且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四至界限东面、西面无接界人签名确认，其颁证程序违法。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原告诉请应予支持。对被告与第三人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起诉的主张，因原告自2017年年底知晓本案涉案林地的颁证后，就一直在主张权利，但均因主体不适格而撤诉，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2005200-1/1号林权证中“大竹坝”林地的林权登记。 诉讼费50元，由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冯光其 人民陪审员  陈婷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