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行初982号原告郭海，男，196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委托代理人吴威，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进姝，北京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宁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易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郭海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海的委托代理人吴威、朱进姝，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宁荣、易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6月11日针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明，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文传媒）筹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关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知情人2013年12月23日，中文传媒控股股东江西出版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出版集团）党委会审议中文传媒提请研究的《关于大力推进市值管理的意见》。该意见提出，要通过价值经营对中文传媒进行市值管理，具体可以采取高送转、并购重组等措施。会议原则同意该意见，并要求中文传媒制定实施细则。中文传媒市值管理办公室设在证券法律部，时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涤负责协助分管证券法律事务、市值管理、兼并重组等工作。2014年1月上旬，中文传媒证券法律部提出了每10股转增10股的高送转方案，在征得公司董事长赵东亮（同时是江西出版集团董事长）允许后开始征求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意见。2014年2月8日，征求意见结束，赵东亮原则同意确定每10股转增8股、派现金股利2元的最终方案，待赵东亮择机启动实施。2014年2月25日，吴涤将该高送转方案告知中文传媒证券法律部负责人彭欣，要求制作书面方案并做好公告披露准备。彭欣随后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赵卫红落实此事。2014年2月26日午餐期间，赵东亮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曾少雄、总经理傅伟中、吴涤等人讨论中文传媒利润转增股本是否符合要求。讨论结束后，赵东亮当场决定由公司大股东给中文传媒发函，启动高送转相关工作。2014年2月27日，中文传媒发布《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称江西出版集团提议中文传媒以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被告认为，中文传媒筹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信息在公开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内幕信息（以下简称分红的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形成，2014年2月27日公开。赵东亮、吴涤等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二、中文传媒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知情人2013年12月3日，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TMT组联席主管郑剑辉向中文传媒曾少雄和吴涤推荐厦门翔通动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翔通），中文传媒方面让郑剑辉继续关注厦门翔通。随后，郑剑辉在双方间联络沟通，继续跟进厦门翔通项目。2014年1月22日，经郑剑辉联系，曾少雄、中文传媒副总经理刘浩与厦门翔通董事长助理郑丽梅、郑剑辉见面。郑丽梅介绍了厦门翔通的情况，刘浩和曾少雄认为可以将厦门翔通作为考察对象。2014年2月中下旬，中文传媒与厦门翔通正式开始洽谈。2014年2月25日，刘浩、彭欣、中文传媒资产财务部部长助理段萍等人前往厦门翔通开展尽职调查，实地考察厦门翔通业务及财务状况，此次考察于2月28日结束。2014年3月6日，中文传媒派彭欣、段萍等人前往厦门翔通的北京子公司补充尽职调查，进一步了解厦门翔通业务及财务状况。2014年3月14日，厦门翔通董事长张旸、财务负责人黄宝民、郑丽梅等人赴中文传媒商谈并购重组，吴涤参与谈判。3月16日，双方就中文传媒收购厦门翔通达成初步意向。3月17日，中文传媒向上交所申请紧急停牌，并于次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被告认为，中文传媒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在公开前构成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内幕信息（以下简称收购的内幕信息）。内幕信息于2014年2月25日形成，2014年3月18日公开。赵东亮、吴涤等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三、涉案期间，郭海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并操作5个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相关交易明显异常，且郭海没有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一）郭海在涉案期间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赵东亮和吴涤存在联络、接触2014年2月2日、22日、27日，郭海与赵东亮存在3次通话联系。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3月18日期间，郭海与赵东亮存在23条短信联系。2014年2月20日、2月28日、3月9日、3月14日，郭海与吴涤存在4次通话联系。2014年2月15日至3月17日期间，郭海与吴涤存在10条短信联系。（二）郭海控制并操作涉案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的情况涉案期间，郭海控制并操作万修蓉、郭明明、郭庆元、张永贞、邰丽等5人的证券账户（以下统称账户组）单一买入并集中持有“中文传媒”。该股停牌前，账户组合并计算的资产总值中，所持“中文传媒”市值占75.12%。经计算，交易盈利58,751,759.57元（已扣除交易税费，下同）。具体情况如下：1.“万修蓉”账户万修蓉系郭海之母，“万修蓉”账户于2006年6月5日开立于国盛证券南昌洪都大道营业部。涉案期间，“万修蓉”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的情况为：2014年1月14日买入87,900股，2014年1月15日买入1,521,700股。截至停牌日（2014年3月18日，下同），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1,609,600股。截至复牌日（2014年6月24日，下同），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2,897,280股（含因中文传媒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1,287,680股）。截至被告调查时，该账户已全部卖出“中文传媒”。2.“郭明明”账户郭明明系郭海之弟，“郭明明”账户于2009年2月9日开立于国盛证券南昌洪都大道营业部。涉案期间，该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的情况为：2014年1月13日买入128,600股，2014年1月14日买入1,011,834股，2014年2月25日买入666,200股；2014年2月24日卖出670,195股，2014年3月14日卖出10,000股。截至停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1,126,439股。截至复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2,027,590股（含因中文传媒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901,151股）。截至被告调查时，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6,208股。3.“郭庆元”账户郭庆元系郭海之父，“郭庆元”账户于2009年4月8日开立于国盛证券南昌洪都大道营业部。涉案期间，“郭庆元”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的情况为：2014年1月20日买入142,300股，2014年1月27日买入245,000股，2014年2月7日买入148,500股。截至停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535,800股。截至复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964,440股（含因中文传媒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428,640股）。截至被告调查时，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40股。4.“张永贞”账户张永贞系郭海的外婆，“张永贞”账户于2009年12月7日开立于国盛证券南昌洪都大道营业部。涉案期间，该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的情况为：2014年1月17日买入1,477,702股，2014年1月21日买入95,600股，2014年3月7日买入62,200股；2014年2月24日卖出60,000股，2014年3月12日卖出60,000股。截至停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1,515,502股。截至复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2,727,903股（含因中文传媒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1,212,401股）。截至被告调查时，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700股。5.“邰丽”账户邰丽系郭海妻子的堂妹，“邰丽”账户于2010年7月14日开立于国盛证券南昌洪都大道营业部。涉案期间，“邰丽”账户交易“中文传媒”的情况为：2014年1月24日买入1,159,960股，2014年1月27日买入263,700股，2014年2月11日买入160,700股，2014年2月19日买入87,000股，2014年2月25日买入286,100股；2014年2月24日卖出289,161股，2014年3月12日卖出465,022股。截至停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1,203,277股。截至复牌日，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2,165,898股（含因中文传媒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962,621股）。截至被告调查时，该账户持有“中文传媒”659股。以上事实，有中文传媒相关公告文件、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交的情况说明、相关会议纪要、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相关人员通讯记录、账户开户资料和交易流水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被告认为，郭海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原告及其代理人提出了如下陈述和申辩意见：第一，分红的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早于2014年1月22日，赵东亮知悉该信息的时间不早于2014年2月7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认定该内幕信息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形成，系依据吴涤在接受证监会调查时的陈述，而该陈述系孤证，且吴涤在出席听证会作证时称此前的陈述不实。在2014年1月上旬，中文传媒的业绩数据尚未出来，吴涤尚不具备提出高送转方案的前提和基础，也未在2014年1月当面征求董事的意见，更未向赵东亮汇报过高送转方案。第二，涉案买入行为主要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前，交易行为符合郭海一贯的持仓量水平、交易习惯和交易风格，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及郭海与知情人联络、接触情况完全不吻合，且郭海有合理理由，不构成内幕交易。第三，涉案行为终了于2014年3月12日，证监会于四年后才对郭海立案调查，超过追诉时效，依法不应处罚。第四，当事人在2015年牛市期间卖出涉案股票，其获利是证券市场整体上涨和监管机构不及时立案导致的，与本案内幕信息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将卖出股票的实际所得认定为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针对上述意见，经复核，被告决定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分红的内幕信息形成时间，首先，被告认定的是中文传媒证券法律部提出“每10股转增10股”方案之时，而当事人强调的是最终调整为“每10股派现2元、转增8股”方案之时。“每10股转增10股”方案的提出，表明中文传媒已实质性地启动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且意味着分红事宜具备很大的实现可能性，认定该方案提出之时为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中文传媒内部分工和吴涤的职务，吴涤是该内幕信息所涉事项的筹划、动议人员。而根据其在接受被告调查时的陈述，其于2014年1月上旬提出了“每10股转增10股”的高送转方案。吴涤的陈述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其在时隔五年后在听证环节称原接受调查时记忆模糊且情绪紧张导致陈述不实、现在的回忆更客观，该解释不足以采信。最后，申辩所提吴涤在2014年1月上旬尚不具备提出10转10高送转方案的前提和基础、不可能在2014年1月份当面征求董事意见等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二，关于赵东亮知悉分红内幕信息的时间，被告认为：首先，当事人及代理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赵东亮何时知悉内幕信息，而关于赵东亮知悉时间不早于2014年2月7日的主张缺乏充分证据，不足以采信。其次，吴涤在接受被告调查时称“2014年1月上旬，我们根据该意见提出具体措施，其中包括高送转，我们当时便提出了10转10的方案，征得董事长允许后我们开始征求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意见”，吴涤在出席听证会作证时亦确认其在工作中有时会直接非正式地向赵东亮汇报工作。最后，傅伟中、曾少雄等人的陈述与吴涤的陈述并不冲突。综上，可以认定赵东亮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知悉分红的内幕信息。被告对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及赵东亮知悉情况的认定结论系基于多份、多类证据全面综合分析得出，不存在以孤证定案的情况。第三，涉案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当事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提出证据排除内幕交易：一是资金变化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例如，2014年1月16日，张永贞三方存管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8,000,000元，资金来源为“江西金舍得实业有限公司”（郭海实际控制该公司)。次日，“张永贞”账户于9:44银证转账28,000,000元，转入前该证券账户资金余额874元，该账户当日9:55开始买入“中文传媒”，当天累计买入“中文传媒”1,477,702股，交易金额27,992,833.58元。再如，2014年1月23日，邰丽三方存管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笔共计30,000,000元，资金来源均为“江西金舍得实业有限公司”。当日11:23和11:24，“邰丽”账户银证转账30,000,000元，转入前证券账户资金余额374元。次日10:00起,“邰丽”账户开始买入“中文传媒”，当天累计买入“中文传媒”1,159,960股，交易金额23,929,118.1元。二是交易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和公开时间及当事人与知情人联络、接触的时间基本一致。本案分红的内幕信息形成于2014年1月10日、公开于2014年2月27日，收购的内幕信息形成于2014年2月25日、公开于2014年3月17日，而郭海账户组买入“中文传媒”集中在2014年1月13日至2月19日。其中，部分买入行为发生在郭海与知情人联络、接触后较短时间内。例如，2014年1月10日和12日（星期日），赵东亮曾发送短信给郭海，后郭海于1月13日（星期一）买入“中文传媒”128,600股，交易金额2,316,130元；于1月14日买入“中文传媒”1,099,734股，交易金额20,080,138.87元；于1月15日买入“中文传媒”1,521,700股，交易金额28,806,246.79元；于1月17日买入“中文传媒”1,477,702股，交易金额27,992,833.58元。2014年1月17日和18日（星期六），赵东亮先后向郭海发送三条短信，此外，根据原告及其代理人提交的证据材料，1月18日晚，赵东亮曾在郭海处就餐。后郭海于1月20日（星期一）买入“中文传媒”142,300股，交易金额2,612,139.98元；于1月21日买入“中文传媒”95,600股，交易金额1,795,124元。三是突击买入并集中持股。此次交易前，涉案账户均未交易过“中文传媒”，且部分账户此前较长时间未发生交易，却在本案内幕信息公开前突击组织资金集中买入“中文传媒”。例如，2014年1月13日，“郭明明”账户分批持续卖出“洪都航空”并买入“中文传媒”，该账户此前最近一次交易发生于2013年10月31日。2014年1月20日，“郭庆元”账户买入“中文传媒”142,300股，交易金额2,612,139元，该账户此前最近一次交易发生于2013年8月28日。该股停牌前，郭海账户组合并计算的资产总值中，所持“中文传媒”市值占75.12%。被告认为，郭海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知情人联络、接触，并控制账户组集中买入“中文传媒”，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郭海没有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所作解释亦不足以解释交易的异常性，其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第四，关于追诉时效，涉案交易行为终了于2014年3月12日，被告于当年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并启动调查，并未超过法定追诉时效。第五，关于不应将卖出股票的实际所得认定为违法所得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根据原告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相关规定，被告决定：责令郭海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对郭海没收违法所得58,751,759.57元，并处以58,751,759.57元罚款。原告郭海诉称：1.原告的买入行为集中在2014年1月13日至2月19日期间，均发生在收购的内幕信息形成（2014年2月25日）之前，不可能知悉并利用收购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2.根据被诉处罚决定的认定，原告与吴涤的首次联络发生在2014年2月15日，在此之前原告并不认识吴涤，而原告的交易行为基本都发生在与吴涤认识之前。显然，原告的交易行为与吴涤无关；3.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分红的内幕信息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形成，主要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分红的内幕信息具体是“每10股派现2元、转增8股”，形成时间不早于2014年1月22日，赵东亮知悉该信息的时间不早于2014年2月7日。在2014年1月上旬，中文传媒的业绩数据尚未出来，吴涤尚不具备提出高送转方案的前提和基础，也未在2014年1月当面征求董事的意见，更未向赵东亮汇报过高送转方案；4.涉案交易行为符合原告一贯的持仓量水平、交易习惯和交易风格，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及原告与知情人联络、接触情况完全不吻合，且原告买入“中文传媒”有正当合理的理由，买入中文传媒的集中交易行为具有明确的决策依据，并非构成内幕交易；5.涉案行为终了于2014年3月12日，被告于2018年7月6日才对原告立案调查，远远超过2年的追诉时效，依法不应对原告行政处罚;6.原告在2015年牛市期间卖出涉案股票，其获利是证券市场整体上涨和监管机构不及时立案导致的，与本案内幕信息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将卖出股票的实际所得认定为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律师对吴涤的调查询问笔录与吴涤的情况说明；2.律师对李悦的调查询问笔录；3.中文传媒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在“巨潮网”上发布的公告截图、中文传媒2014年1月11日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文传媒2014年1月28日发布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4.被告2014年5月7日对中文传媒时任总经理傅伟中的询问笔录节选、被告2014年5月8日对中文传媒时任副董事长曾少雄的询问笔录节选；5.律师对赵东亮的调查询问笔录与赵东亮的情况说明；6.赵东亮的工作日记；7.原告与赵东亮、吴涤的电话和短信往来；8.原告交易中文传媒股票的情况；9.账户交易组行为与内幕信息形成、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情况对比图；10.原告交易洪都航空、獐子岛、维科精华、黄河旋风的情况；11.原告与曾芒的微信聊天记录；12.中文传媒《2013年度第三季度报告》；13.证监会新行业分类中“新闻与出版业”个股市盈率与市净率数据（2014年1月13日）；14.长城证券2013年10月25日发布的《业绩符合预期，转型业务仍可期——中文传媒（600373）公司2013年三季报点评》研究报告、宏源证券2013年10月28日发布的《业绩确定+转型方向明确》研究报告、“江西领导参考”2013年11月21日发布的《注重“三大融合”，推动“四大升级”——江西出版集团探寻现代文化企业转型发展升级新路》；15.“证券日报”2013年11月13日发布的《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两角度掘金文化传媒板块》；16.中文传媒《2013年度业绩预增公告》。被告证监会辩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分红的内幕信息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形成，赵东亮不迟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便知悉了内幕信息。2014年2月7日是赵东亮知悉10转8派2方案的最晚时间，而不是知悉10转10方案筹划和动议情况的时间；2.涉案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提出证据排除内幕交易。一是资金变化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二是交易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和公开时间及当事人与知情人联络、接触的时间基本一致。三是突击买入并集中持股。此次交易前，涉案账户均未交易过“中文传媒”，且部分账户此前较长时间未发生交易，却在本案内幕信息公开前突击组织资金集中买入“中文传媒”；3.本案并未超过处罚时效。涉案交易行为终了于2014年3月12日，被告于当年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并启动调查，应当以2014年为发现违法行为的时点，本案不存在超过追诉时效的问题；4.将卖出股票的实际所得认定为违法所得符合一贯做法。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明其实体认定的合法性：1.《中文传媒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披露公告》，《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关于中文传媒2014年3份公告情况说明》，《中文传媒关于2014年3份公告事项的情况说明》，证明中文传媒筹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信息在公开前属于法定内幕信息，该事项的内幕信息敏感期终点为2014年2月27日；2.《关于大力推行市值管理的意见》，《江西出版集团会议纪要（2013年底24期）》，赵东亮、吴涤、彭欣、赵卫红询问笔录，《关于江西证监局核查中文传媒重大重组停牌前异动账户涉及本人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证明中文传媒筹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内幕信息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形成，2014年2月27日公开，赵东亮作为中文传媒董事长及市值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知悉高送转事宜，是内幕信息知情人；3.《江西出版集团组织结构图》，《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关于调整集团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关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工作分工的通知》，《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证明赵东亮是中文传媒董事长，主持公司和董事会全面工作，董事会依职责负责年度股利分配方案，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吴涤是中文传媒董秘、证券法律部分管领导，协助分管市值管理工作；4.《中文传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关于中文传媒2014年3份公告情况说明》，《中文传媒关于2014年3份公告事项的情况说明》，证明中文传媒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宜具备重大性，在2014年3月18日前具备未公开性，属于法定内幕信息，该事项的内幕信息敏感期终点为2014年3月18日；5.《关于大力推行市值管理的意见》，《江西出版集团会议纪要（2013年底24期）》，厦门翔通出具的《我公司与中文传媒接触过程的说明》，曾少雄、刘浩、张旸、郑丽梅、黄宝民等人的出差记录及行程单，赵东亮、曾少雄、傅伟中、吴涤、刘浩、彭欣、郑丽梅、郑剑辉询问笔录，曾少雄、吴涤、郑剑辉手机通讯记录，证明中文传媒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内幕信息形成过程，该内幕敏感期为2014年2月25日至2014年3月18日，赵东亮、吴涤是内幕信息知情人；6.郭海139XXXXXXXX手机通话、短信记录，赵东亮189XXXXXXXX手机通话、短信记录，吴涤138XXXXXXXX手机通话、短信记录，证明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赵东亮、吴涤存在通话、短信联系；7.原告询问笔录及个人信息申报表和主要社会关系表，原告电脑的电子查勘数据，邰丽、郭明明、郭庆元、万修蓉、张永贞证券账户开户资料、交易流水，证明涉案交易发生前，上述证券账户从未交易过“中文传媒”，而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原告一方面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联络、接触，一方面控制并操作上述证券账户单一买入“中文传媒”，集中建仓，满仓操作，累计买入7,544,996股“中文传媒”，成交金额153,744,519.85元；8.南昌市工商局提供的江西金舍得实业有限公司工商资料，原告询问笔录及个人信息申报表和主要社会关系表，中国银行南昌文教南路支行提供的万修蓉、郭明明、郭庆元、张永贞、邰丽、郭海、饶明、中国经济时报社江西记者站银行账户资料，中国银行南昌青山路支行提供的张永贞银行取现凭证打印件，南昌农商银行湖滨支行提供的“江西金舍得实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资料，中国农业银行南昌青山湖支行提供的吴涤银行账户资料，中国农业银行南昌汇通支行提供的吴涤银行交易流水，证明涉案资金与原告有关联或利害关系，原告控制并操作万修蓉、郭明明、郭庆元、张永贞、邰丽证券账户，卖出原持有股票或新增资金至邰丽、张永贞证券账户，利用万修蓉、郭明明、郭庆元、张永贞、邰丽账户交易“中文传媒”；9.违法所得计算表，证明涉案交易盈利58,751,759.57元。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明其程序的合法性：1.监督检查通知书、调查通知书、谈话笔录、出版集团官网报道截图相关执法笔录、取证视频等，证明被告行政调查执法程序正当，收集的证据具有合法性；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执、送达回证及领取人身份证明材料、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领取人身份证明材料、查阅案卷确认书及查阅人身份证明材料、听证参加人身份证明材料、听证会笔录及录音录像、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证及领取人身份证明材料。在庭审中，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中文传媒2012年6月30日公告的《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2012-2014）股东回报规划》和中文传媒2012年至2018年历史分红情况两份证据，用以证明吴涤不可能形成“每十股转增十股”的股利分配方案。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实体证据的证据1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2、3、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证据内容及证明目的，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7-9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程序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关联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4、7-8、11-16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6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9的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10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认为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0、13-15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的审查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因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过证据交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原告在庭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本院不予接纳。至于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否成立，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作为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予以论述。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9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在该询问笔录中，被告针对原告交易“中文传媒”的事项进行了询问。2018年7月6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调查通知书。2018年12月29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签收后，要求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2019年2月28日，被告召开听证会。被告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于同月12日向原告送达。原告签收后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对中文传媒筹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中文传媒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内幕信息、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赵东亮、吴涤联络接触的客观情况、原告控制“万修蓉”等五个交易账户进行交易及被诉处罚决定中关于“中文传媒策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知情人”的认定予以认可。另，本院对对被诉处罚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被告对于内幕交易的行为具有查处并予以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中文传媒策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是否为不晚于2014年1月10日；2.赵东亮何时知悉“中文传媒策划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这一内幕信息；3.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是否有合理解释；4.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是否超过追诉时效；5.违法所得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和争议焦点二，首先，一般而言，内幕信息敏感期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当某事实的发生能够表明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时，该事实的发生时点亦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内幕信息从形成到公开，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并非均能构成内幕信息，其确定性程度会有所变化。动议、筹划的初始时间之所以可以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主要是考虑到此时该信息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进而可能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本案中，吴涤在接受证监会调查时，陈述其于2014年1月上旬提出10送10的方案，征得董事长赵东亮允许后开始征求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意见。根据该询问笔录，结合2013年12月23日江西出版集团党委会审议中文传媒提请研究的《关于大力推进市值管理的意见》，可以得出2014年1月上旬时，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这一内幕信息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这一内幕信息与最终公布的信息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影响该信息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认定。据此，被告认定2014年1月10日前该内幕信息已经形成且董事长赵东亮已经知悉该内幕信息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原告买入“中文传媒”的时点与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接触联络的时间点高度吻合。2014年1月10日和1月12日，赵东亮曾与原告有过短信联络，原告于2014年1月13日和1月14日大量买入“中文传媒”，2014年1月17日和1月18日，赵东亮曾与原告有过短信联络和聚餐。之后原告于2014年1月20日和2014年1月21日，再次大量买入“中文传媒”；其次，原告存在卖出其他股票交易“中文传媒”的情节。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原告大量卖出“洪都航空”回笼资金后买入“中文传媒”；再次，原告控制的账户组，“万修蓉”、“郭明明”、“郭庆元”、“邰丽”存在单一买入“中文传媒”的情形；最后，原告未提供证据对其交易进行合理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集中、大额交易的习惯，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前，仅大额交易过“洪都航空”一只股票，且为陆续买入，成交金额亦小于涉案的“中文传媒”。且其之前并未交易过“新闻与出版业”的股票。综上，被告认定原告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及原告交易行为存在明显异常且未能合理说明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所指“被发现”，并不要求违法事实已被查实或对违法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只要违法行为的线索进入有关机关的视野即可认定违法行为“被发现”。本案中，原告最早接受被告询问的时间点并未超过对原告交易行为进行追责的两年期限的终点。故原告的行为在两年追责时效内已被发现。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未超出追责时效。原告对该问题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被告以原告实际收益计算违法所得符合其执法惯例，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应当扣除牛市上涨的获利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告在该案调查处理过程之中，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预先告知了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依据原告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处罚程序合法。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幅度适当，结论正确。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薛 峰审 判 员  杨晓琼审 判 员  李 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 娜书 记 员  尹 粤书 记 员  郎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