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9行初89号原告：武致发，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高安市人，住高安市。委托代理人：赵辉，北京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地址：高安市瑞州街道瑞阳新区西区。法定代表人：康健，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周爱芳，高安市行政应诉科干部。委托代理人：谢文斌，江西瑞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高安市瑞安路1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8830147370114。负责人：谌卫锋，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书记。委托代理人：况伟龙，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致发诉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安市政府）、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瑞州街办）行政给付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吴建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黄礼、审判员邓育军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武致发的委托代理人赵辉、被告高安市政府委托代理人周爱芳、谢文斌及被告瑞州街办出庭负责人徐六华、委托代理人况伟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武致发诉称，原告在江西省高安市拥有合法房屋。2013年原告的房屋被纳入高安市棚户区改造范围。2015年10月，高安市房屋管理局和瑞州街道办事处对原告房屋进行了调查登记，并制作了《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有高安市房地产管理局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在房屋拆除的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多次承诺，等原告村所有房屋拆除后，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补偿。2018年，原告所在村的房屋全部拆除，高安市人民政府也颁布了高府字〔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并制定了《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在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为高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和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承担法律责任。故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的行为后果应当由高安市人民政府承担，高安市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但高安市人民政府一直未按照方案对原告进行补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按照高安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安置补偿政策对原告进行补偿，金额为331178元，并支付从2015年10月至支付之日的同期银行利息。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诉称“2013年原告的房屋被纳入高安市棚户区改造范围”，没有事实依据。答辩人在2013年并未将被答辩人所属房屋在内的大武自然村纳入高安市棚户区改造范围。事实上，在2013年时高安市修瑞阳大道，路过本案原告所在的村庄，拆掉了部分村民的房屋，政府给予了相应的补偿。同时有的村民提出拆旧建新，因为符合规定，政府同意了村民的要求，但这些村民便错误的认为拆旧建新就是棚户区改造，政府就应当补偿和安置。大武自然村纳入到棚户区改造是在2018年而不是2013年，高安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5日才发布高府字〔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2、原告证据不足，原告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提供的调查表有造假的嫌疑。3、高安市人民政府不是适格的被告，高安市瑞州街办才是适格被告。4、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诉讼时效为6个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根据原告的诉状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那么原告2013年10月就应当知道具体的行政行为，原告2019年8月1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远远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如果从高府字〔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的发布时间2018年11月5日起算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更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于2013年作出了棚户区改造的决定，且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原告的房屋属于城市城中村改造的范围，按照政策规定为拆旧建新，原告自己拆除后建的新房，被告无需支付补偿费用。原告的房屋位于大武自然村，属于城中村，为了改善该村的生活环境，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为了落实国家政策，2012年原告所在的南浦村大武自然村就被告高安市政府纳入城中村的改造范围，这一点原告的诉状中也予以了认可，而城中村改造的政策就是拆旧建新，且2012年6月4日高安市城乡规划管委会办公室在高市规办抄字〔2012〕29号抄告单明确建新必须拆旧，旧村必须全部拆除。原告也于2015年8月29日向南浦村委会出具了书面的城中村改造建房户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原告积极支持、配合城中村改造，严格执行先拆后建的原则，建设施工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标准实施。原告自行拆除原有房屋后自行建设新房，故被告无需对原告进行补偿。2、原告提交的《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仅仅是城中村改造、拆旧建新项目的前置程序，是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并不涉及补偿问题。3、按照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原告的诉请不应当得到支持。原告要求按照高府字〔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进行补偿，但该方案第四条第七项已经明确规定：原已实行拆旧建新“城中村”改造的村组，已建新房但旧房未拆除的，本次棚改旧房应当无偿拆除。原告的房屋按照2018年政策的规定，也应当属于无偿拆除的范围。4、原告的起诉期限已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的房屋已于2016年自行拆除，如果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损害，应当自房屋拆除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时隔三年之后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武致发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在装饰及其他设施栏部分，有相应的计算金额）、证据二、2019年1月30日大武村小组收条、证据三、2019年1月15日要求落实102户拆迁户的拆迁费和安置费的申请报告。拟证明：2019年1月15日包括原告在内102户拆迁户到省政府信访，高安市政府将其接回，并安排村委会出具收条一份，已解决安置补偿问题。证据四、高府字〔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和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证据五、补偿明细表。拟证明：1、高安市政府为适格被告；2、原告所有房屋已经被征收，应当获得补偿；3、原告的补偿数额有计算依据。证据六、朱某情况说明、证据七、舒某情况说明（该两份证据为高安市人民政府在武某案件中提供），拟证明朱某和舒某均在高安市房管局工作，其在房屋调查登记表签字确认代表政府行为，房屋调查登记是政府主导的，高安市人民政府应承担补偿责任。证据八、武某贤《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带公章和签字）。证据九、武某贤《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不带公章和签字,该证据材料为高安市人民政在武某贤案件中所提供），拟证明在房屋调查过程中，存在两份登记表，一份政府部门留存，一份给房屋所有权人，但在本案中，两被告仅向法庭提交一份涉及原告的调查登记表，另外一份两被告未向法庭提供，因其所记载的内容对两被告不利，政府还存有一份登记表没有提交法庭；证据十、《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证据1），证据十一、《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瑞州街道办在答辩中提供的证据六），证明原告提供的登记表是政府为了少支付补偿数额，把“装饰及其他设施”遮挡后复印出来，在这一栏按照94号文件的标准计算房屋的补偿数额，但没有计算原告房屋装饰及其他设施补偿金额。证据十二、武某贤《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带公章和签字，即证据8）、证据十三、武某勇（本村村民）《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带公章和签字），拟证明和原告情况完全相同的其他本村其他村民政府均承诺支付安置补偿，原告也应获得安置补偿。证据十四、2017年3月23日高安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土地征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拟证明在该通知中，明确了市人民政府是征地组织实施的主体，乡镇街道办安排落实测绘技术单位和被征地村组干部群众代表现场勘测，该份证明市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且本案的所有情况均和该份通知所记载的高安市征地程序完全吻合，可以证明原告土地房屋是由是政府主导征收工作。被告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应以被告存档登记表为准，原告提供的登记表与登记表本身等级的功能要求不符，超出登记范围。对证据二收条，是村民小组自己出具的，与两被告无关。侧面说明当时考虑到实际情况已经给付相应的土地建房体量。证据三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三性没有异议，根据该方案实际上是原告房屋列入城中村改造项目，根据该方案也不属于补偿范围。证据五提供的补偿明细表是原告自行出具，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六、七的三性没有异议，舒某、朱某情况说明说明原告的调查登记表内容不属于调查登记表备注其他设施内容不是他们所书写除去备注内容之外没有异议。其他意见与之前武某武某贤案件质证意见一致。街道办事处盖章仅证实由街道办事处人员对房屋设施进行调查确认，存底这份没有备注内容。相关办事人员对备注内容予以否认，备注内的笔迹也不是办事人员笔迹，备注内容与登记表内容相违背，仅仅是房屋设施调查表。对证据十四，认为该文件与本案无关。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如下：关于证据六证据七，1、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证明所证明目的。2、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证，不具有法律效力，房屋登记表有多份，真伪难辨，不能证明所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据质证与上次开庭武某贤案件中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也认可街道代理人的上次和这次的质证意见。调查登记表的内容是从街道办事处备存的底单复印出去的，底单备注栏没有公章和备注内容。备注内容并不是调查表当中的村干部及调查人所书写的。备注是原告自行添加的是伪造的，备注内容缺乏三性，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高安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高市规办抄字（2012）29号抄告单一份。拟证明：1、原告的房屋属于城中村改造房屋范围。2、该次涉及城中村改造的主体不是高安市人民政府。3、原告的房屋按当时政策，拆旧建新，无补偿。根据抄告单原告的房屋属于城中村改造，执行的主体是瑞州街办，高安市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证据二、《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一份。证明证实原告提供的《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与我方当时备案中的登记表不一致，系原告为了本次诉讼伪造的证据。证据三、承诺书一份，拟证明：1、原告是城中村改造建房户，并不属于高安市棚户区改造范围。2、原告要做到严格执行先拆后建的原则。证据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新村用地现状图1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份，拟证明：原告新建的房屋，均已在2015年所在村的名义全部在建设单位办理了相关证件，该工作已经全部结束。证据五、高安市人民政府高府字〔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文件一份，拟证明：该文件第四条“房屋征收补偿原则”第7项明确说明：原已实行拆旧建新“城中村”改造的村组，已建新房但旧房未拆除的，本次棚改旧房应无偿拆除。原告武致发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抄告单不能证明无需补偿，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1、本次城中村改造工作是政府主导实施的，高安市政府存在征收土地行为，为责任主体，应当依法予以补偿；2、该份抄告单中的除了南浦大武村之外的其他村，和南浦大武村情况完全一样，均进行了货币补偿，南浦大武村也应当获得补偿。对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1、登记表中的朱某、舒某朱均在高安市房管局工作，其在房屋调查登记表签字确认代表政府行为，房屋调查登记是政府主导的；2、该份登记表之所以和原告立案时提供的登记表不一致，是因为原告提供的登记表是政府在2019年1月30日和村小组收条一起给原告的，是政府为了少支付补偿数额，把“装饰及其他设施”遮挡后复印出来，在这一栏写上计算房屋补偿的数额。是政府为了少补偿，存在作假行为。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承诺先拆后建，并不代表政府不需要进行补偿，和原告情况相同的其他村也和原告一样，建了新房，同时获得了货币补偿。因此，建房与否和是否补偿没有任何关系。且原告房屋和项下土地已经被市政府征收，市政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补偿。对证据四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只能够证明原告在建设新房时办理了相关的用地规划和施工手续，但是原告房屋至今为止没有办理产权证，被告也承认该房屋项下土地仍然是宅基地，而宅基地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是村委会无偿提供给村民的，而本案中原告所诉请的是对旧房屋的重置价的补偿，和原告建设的新房没有任何联系，且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2015年的城中村改造结束，只有在补偿完成之后城中村改造才算真正结束。对第五组证据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第四条第7项指的是已经城中村改造完成，且政府已经进行了补偿的，无需再补偿，指的是高安市规划委的抄告单中的已经获得了补偿的连锦村、南浦涂家华村、南浦何溪桥村、南浦漾塘村。而南浦大武村没有获得补偿，不适用这一条。因为2013年锦村、南浦涂家华村、南浦何溪桥村、南浦漾塘村是整村全部拆迁完毕，所以当时就获得了补偿，而南浦大武村由于人数多，没有全部拆迁完，所以政府当时承诺，等南浦大武村全部拆迁完毕时，再一起补偿。被告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对被告高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证据二、高安市城乡规划管委会办公室高市规办抄字〔2012〕29号抄告单，拟证明：1、2012年6月4日南浦大武村被纳入城中村改造村组。2、建新必须拆旧，旧村必须全部拆除。3、必须对列入城中村改造的现有住房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并公布，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由监管部门介入全程监督。证据三、城中村改造建房户承诺书，拟证明2015年8月29日原告武翔、武致安、武致发向南浦村委会出具了书面的城中村改造建房户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原告武翔、武致安、武致发积极支持、配合城中村改造，严格执行先拆后建的原则，建设施工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标准实施。证据四、大武村民小组和高安市瑞州街办南浦社区委会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房屋于2016年将旧房全部拆除。证据五、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拟证明方案规定原已实行拆旧建新“城中村”改造的村组，已建新房但旧房未拆除的，本次棚改旧房应无补偿拆除，故原告拆除的旧房是无偿的。证据六、《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存档），拟证明：1、该登记表是为了城中村改造的住房情况进行审查、核实，仅涉及房屋基本情况，不涉及房屋补偿事宜。2、原告提交的调查登记表与被告提供的部分不一致，原告提交的登记表存在伪造的嫌疑。原告武致发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抄告单不能证明无需补偿，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1、本次城中村改造工作是政府主导实施的，高安市政府存在征收土地行为，为责任主体，应当依法予以补偿；2、该份抄告单中的除了南浦大武村之外的其他村，和南浦大武村情况完全一样，均进行了货币补偿，南浦大武村也应当获得补偿。对证据三该质证意见同原告对高安市政府提供的该份承诺书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建房时间，且原告所建房屋是在宅基地上所建，该宅基地是原告的福利，是村委无偿提供给原告的，并不是如被告所答辩称的该宅基地是补偿给原告的，且建房与否和建房时间和原告是否获得补偿无关。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四条第7项指的是已经城中村改造完成，且政府已经进行了补偿的，无需再补偿，指的是高安市规划委的抄告单中的已经获得了补偿的连锦村、南浦涂家华村、南浦何溪桥村、南浦漾塘村。而南浦大武村没有获得补偿，不适用这一条。因为2013年，锦村、南浦涂家华村、南浦何溪桥村、南浦漾塘村是整村全部拆迁完毕，所以当时就获得了补偿，而南浦大武村由于人数多，没有全部拆迁完，所以政府当时承诺，等南浦大武村全部拆迁完毕时，再一起补偿。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1、原告提供的登记表是2019年1月30日村小组向原告所提供，该份登记表是和收条一起提供给原告时，该份登记表中装饰及其他设施栏中就已经记载相应的补偿金额，该补偿金额是根据原告房屋的面积乘以94号文件所确定的房屋单价而得来，同时，该份登记表与两被告在答辩中所提供的登记表内容笔迹基本一致，除了装饰及其他设施栏有出入之外。且登记表中的朱某、舒某朱均在高安市房管局工作，其在房屋调查登记表签字确认代表政府行为，房屋调查登记是政府主导的；2、该份登记表之所以和原告立案时提供的登记表不一致，是因为：原告提供的登记表是政府在2019年1月30日和村小组收条一起给原告的，是政府为了少支付补偿数额，把“装饰及其他设施”遮挡后复印出来，在这一栏写上计算房屋补偿的数额。是政府为了少补偿，存在作假行为。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对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合议庭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二、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制定并公布了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包括原告所在的大武自然村，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不予认定。。对被告高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高安市人民政府同意南浦大武村进行新村建设并进行了规划，原告也承诺了拆旧建新的事实，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定。对被告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的房屋系2016年拆除。经综合认证及依法调查查明如下事实：高安市南浦村委会大武村小组村民原居住地址因地势低洼，每逢暴雨就涨水，给当地村民带来极大不便。为提高村民居住条件差的问题，2012年南浦村委会大武村小组向南浦村委会、瑞州街道办事处申请，要求按照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实行拆旧异地建新房。经瑞州街办向高安市政府申报后，2012年6月4日高安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向瑞州街办下发了高市规办抄字〔2012〕29号抄告单，原则同意“南浦大武村新村建设”，并要求新村建设“建新必须拆旧”。2013年大武村有36户村民在新址先建了房屋，在建完房屋后对旧房进行了自愿拆除。2015年到2016年间有65户村民进行先拆后建，并都作出了承诺，自愿先拆除旧房后建新房，以及遵守相关建房规定。期间，瑞州街办及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每户村民的旧房进行了测量、登记并向村民发放了旧房的《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本次涉诉的六户村民的旧房拆除和建设时间，分别是：武某贤（2013年建新房，2014年拆旧房）、武致安（2016年建新房，2016先拆后建）、武致发（2016年建新房，2016年先拆后建）、武翔（2016年建新房，2016年先拆后建）、武某（2013年建新房，2013年拆旧房一半，2016年全部拆除，武某和武翔市亲兄弟）、武雨伦（2016年建新房，2016年先拆后建）。2018年高安市政府发布〔2018〕94号《关于对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及《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将南浦村委大武村小组纳入到了征收范围内，并明确原已实行拆旧建新“城中村”改造的村组，已建新房但旧房未拆除的，本次棚改旧房应无偿拆除。2019年1月30日，高安市大武村小组向武致安、武致发等人出具了不同金额，但格式统一的《收条》“今收到XX拆迁补偿款XXX元，此款在以后套房分配中抵扣，多还少补。收款人：大武村小组（盖大武村民小组章）”。本案原告武致发等六户村民认为，其已经自行拆除的房屋应当按照2018年出台的《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实施方案》进行补偿，故诉至我院，请求判决：被告按照高安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安置补偿政策对原告进行补偿，金额为331178元，并支付从2015年10月至支付之日的同期银行利息。另外，根据合议庭前往南浦村委会调查及瑞州街办提交的说明及拨付凭证可以查明：2018年，高安市政府对南浦村委大武村民小组的土地进行征收，征收款项于2019年6月26日发放至南浦村委会。本院认为：原告提起的是行政给付之诉，即要求对其拆旧建新的旧房，依照高安市2018年棚改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进行补偿。行政补偿是指国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合法行为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其前提是存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合法行为并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的事实，如行政征收、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实施，均可能作出行政补偿。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征收和补偿工作，本案中负有支付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的主体应当是高安市政府。原告要求以高安市政府制定的2018年棚改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进行补偿，应当以高安市政府为适格被告，瑞州街办作为高安市政府的下一级政府不能作为补偿的主体，不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庭审中，经合议庭释明后，原告仍要求瑞州街办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瑞州街办的起诉。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高安市政府是否应当对原告的旧房拆除进行补偿。首先，原告的旧房屋并不是因政府征收、征用而拆除，而是依托新农村建设政策，为改善村民住房条件和环境，由所在村组向瑞州街办申请后，经上级部门同意并获得规划许可的“拆旧建新”新村建设工程。2013年至2016年间，原告等六户村民的旧房屋，并未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原告所在的大武自然村的集体土地也是在2018年，才被高安市人民政府征收。所以，原告诉称2013年其房屋被纳入高安市棚户区改造征收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在原告等六户村民的起诉当中，有的村民如武某和武某贤出具了由瑞州街办农业与乡村建设办公室盖章的《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备注中有一行手写体的“按照市相关政策落实后，旧房拆除按同置价补偿”。但瑞州街办陈述，该办并未就给予旧房拆除补偿进行过承诺，农业与乡村建设办公室盖章只是对调查表数据的确认，并未填写置换补偿的相关内容。经本案庭审质证和庭后调查，均无法确定该手写承诺补偿的内容系瑞州街办工作人员所写，还是村民自行添加，且瑞州街办对该手写添加的内容予以否认。根据2018年高安市政府出台的《高安市2018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原已实行拆旧建新“城中村”改造的村组，已建新房但旧房未拆除的，本次棚改旧房应无偿拆除。另外，持有经瑞州街办农业与乡村建设办公室盖章的《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的村民，依原告方统计仅有28户村民，在整个大武村中并不占多数。故涉案《房屋、设施调查登记表》的备注内容，不能作为要求行政补偿的依据。最后，关于原告提交的由大武村小组出具的《收条》，经大武自然村小组说明，为了平息前两批拆旧建新的村民上访，村小组自行决定从街道划拨的发展用地产生的经济效益中对前两批新农村建设拆旧建新的村民进行补偿，故出具了该《收条》。本院认为，该《收条》系村集体自治处分集体财产的行为，并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对原告进行房屋拆除补偿的义务。综上，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拆迁补偿款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致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致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环湖支行315201040001442账上，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判长  吴建平审判员  黄 礼审判员  邓育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易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