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781刑初467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马松想，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小学，生猪批发商、“台城生猪批发协会”会长，住台山市白沙镇**************。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许法人、余万臻，均系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洪就，男，1950年10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小学，原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二仓屠宰场经理，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保谕，系广东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紫妍，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建民，男，1965年11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原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二仓屠宰场副经理、“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秘书长，住台山市海宴镇**************。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2年10月29日被本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剑民、麦源献，均系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文彪，男，1975年6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原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二仓屠宰场组长、“台城生猪批发协会”财务，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德明、刘永安，均系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焕扬，男，1982年9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农民，住台山市白沙镇**************。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青云、郑焕明，均系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邝国炽，男，1962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长，住台山市台城**************。因犯贩卖毒品罪于1996年10月4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1997年11月8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吕炜泉，系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健和，男，1973年8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副队长，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3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官斯文，系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范国恩，男，1978年3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端芬镇**************。因本案于2019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国平、司徒旭照，均系广东时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余立权，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坚平，系广东律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健洪，男，1967年12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原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二仓屠宰场员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海宴镇**************。因犯敲诈勒索罪于2009年1月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年4月15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钟家达、黄颂英，均系广东伯方（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邝英达，男，1989年9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中专，“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8年10月18日被本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陈家欣、官子谦，均系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锐良，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谭励君，系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谭德辉，男，1973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曾卫良，系广东秉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醒辉，男，1959年4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员，住台山市白沙镇*******。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梁务贞、伍桥可，均系广东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迺超，男，1960年7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小学，原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二仓屠宰场组长，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蓝亮，系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德伦，男，1959年7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小学，原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二仓屠宰场员工，住台山市台城*******。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李凯欣，系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松均，男，1957年10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小学，猪肉零售商，住台山市白沙镇**************。因本案于2019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同年6月20日被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9月1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梁永豪、周翠云，均系广东洲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永洋，男，1988年9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汉族，文化程度小学，农民，住台山市白沙镇**************。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1年6月20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同年7月18日刑满释放；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5月25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同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2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梁晓馨、李环宇，均系广东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台检公诉刑诉[2019]4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朱文彪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马焕扬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李健洪、李迺超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马醒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黄德伦、马松均、黄永洋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灿荣、温敏聪、黄树兴、陈小雄、陈莹冰出庭支持公诉，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007年以来，被告人马松想、马松均及马某杆三兄弟作为生猪批发商活跃在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下属台城二仓屠宰场，勾结时任该屠宰场经理、副经理的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形成内部联盟，在行业内横行霸道。期间，为获取更大不法利益，纠集被告人马焕扬（马松均的儿子）、朱文彪（朱洪就的儿子）、邝国炽等人作为其手下，打击竞争对手。2014年7月，原先由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组织成立的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均被撤销，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经共谋后，隐瞒该上述组织已被撤销的事实，未经注册，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由被告人马松想担任会长、被告人李建民担任秘书长、被告人朱文彪（朱洪就的儿子）担任财务。同时，招集原稽查队队员重新组建“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并将“协管队”纳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管理，对外仍自称“稽查队”，统一身穿“执勤”服装，长期冒充政府组织进行地下执法，且通过被告人马焕扬纠集的社会人员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震慑、打击、报复，对台城生猪行业进行垄断。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为主要活动区域，覆盖了台城各个农贸市场、生猪运输行业、烧猪作坊，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组织、领导者，被告人朱文彪（朱洪就的儿子）、马焕扬、邝国炽为固定骨干，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李建民的弟弟）、邝英达（邝国炽的儿子）、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马松想的表哥）、李迺超等人为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架构明显，组织成员固定，责任分工明确。 2014年7月以来，该组织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针对台城所有生猪批发商、猪肉零售商、猪血承包商、猪大肠收购商、猪肉运输商、烧猪作坊长期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财物，以非法获取的巨额经济利益作为支持该组织运作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该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对台城二仓屠宰场形成了非法控制，对台城生猪行业形成垄断，严重损害了生猪批发商、运输商的合法利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猪批发销售行业链，严重扰乱了台城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二、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一）诈骗罪 2014年7月，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共谋后，隐瞒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被撤销、相应收费被取消的事实，由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授意屠宰场职工李某威、陈某卿仍然按照以往标准，向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所有生猪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生猪多收7元，再由该屠宰场出纳黄某芳每月以“批发协会管理费”的名义将该项费用转入被告人马松想账户内，用于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控制的“稽查队”使用。2014年7月7日至2018年5月期间，通过该手段非法获利人民币2979802元。 （二）强迫交易罪 2015年12月，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共谋后，为进一步敛财及控制台城生猪行业的猪肉运输，遂从被告人李建民的儿子李某琪处购买了10辆三轮摩托车，并分别登记在被告人朱文彪、邝英达等人的名下。之后由被告人李建民以台城二仓屠宰场副经理的身份，伙同被告人马松想、朱文彪召集猪肉运输商开会，以统一管理屠宰场猪肉运输行业为名，强迫猪肉运输商从被告人马松想处购买三轮摩托车并由被告人朱文彪与猪肉运输商签订购车合同。否则，不能进入屠宰场运输猪肉。为维持猪肉运输生意，被害人宋某益被迫以人民币8900元的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1辆，被害人曹某民、曹某万等人被迫以人民币24000元的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3辆，被害人曹某厂被迫以人民币41000元的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5辆，被害人刘某发被迫以人民币8500元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1辆。上述被害人虽然支付购买三轮摩托车的对价，但车辆行驶证仍然登记在被告人朱文彪、邝英达等人的名下。 （三）敲诈勒索罪 1．2009年开始，被害人章某生等人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向猪肉零售商收购猪大肠进行再加工销售。2012年，被告人马松想为了敛财，利用其在屠宰场形成的势力，并在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的帮助下，采用断水、驱赶、另行安排他人收购猪大肠等方式，致使被害人章某生无法收购猪大肠，迫使被害人章某生等人每月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人马松想支付人民币4000元保护费，以维持自己能够在二仓屠宰场继续收购猪大肠的生意。自2012年5月至2018年5月期间，被害人章某生共支付人民币264000元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每月收取人民币4000元的保护费后，分给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各人民币1000元。 2．2014年7月，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共谋后，未经注册，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为非法敛财并达到非法控制台城生猪批发行业的准入、竞争的目的，在生猪批发商不自愿缴费的情况下，以不缴纳300元“猪栏使用费”或“会费”就不允许在二仓屠宰场从事生猪批发相要挟，并通过指使被告人李迺超分别对各生猪批发商进行语言威胁、控制并划分猪栏、控制猪栏大门钥匙等手段，向被害人朱某彬、刘某生、蔡某惠、李某明等20多个生猪批发商每月收取人民币300元。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共非法获利人民币323100元。 3．自2015年开始，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维护在台城二仓屠宰场的非法利益及进一步非法敛财，将私自组建的“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对外自称“稽查队”并给“稽查队”配备统一服装，冒充政府组织进行地下执法。在清明节前，组织该“稽查队”队员到台城各个市场派发私宰生猪处罚宣传单，并以“稽查私宰生猪”为由，组织被告人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及朱文彪等“稽查队”员对台山市台城街道及周边所有烧猪作坊进行“检查”、“罚款”。为营造合法假象，每次对烧猪作坊进行“检查”时，均伙同台山市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某胜、许某儒、黄某强（均另案处理）一同前往。一旦发现有私宰生猪行为，就采取胁迫、恐吓手段，以私宰生猪“罚款”为由向烧猪作坊老板按私宰的头数索要人民币50元/头。2015年至2018年5月期间，通过该手段多次对烧猪作坊老板黄某正、林某长等27名被害人索要钱财，共非法获利人民币63150元。 4．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在强迫被害人宋某益、曹某民等人购买三轮摩托车后，为进一步获取非法利益，强迫猪肉运输商按月缴纳保护费，否则不能进入台城二仓屠宰场运输猪肉。被害人宋某益被迫缴纳人民币20000元，被害人曹某民、曹某万被迫缴纳人民币148500元，被害人曹某厂被迫缴纳人民币104000元，被害人刘某发被迫缴纳人民币6000元。以上，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共非法获利人民币278500元。 5．2017年8月份的一天凌晨4时许，被告人邝英达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与被害人李某国因割猪腩一事发生争执及肢体冲突，随后被害人李某国被“稽查队”队员以执法的名义带到“稽查队”所在办公室内威胁、恐吓，期间被告人邝国炽以被告人邝英达的眼镜被打烂为名，向被害人李某国索要赔偿。最终，被告人邝国炽经请示被告人马松想后，强迫被害人李某国的母亲支付了人民币2000元给被告人邝英达。 （四）抢劫罪 2015年年底的一天凌晨3时许，作为猪肉零售商的被害人黄某海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向霸占其猪脑的被告人马松想购买猪脑。被拒绝后，欲自行拿取猪脑，被被告人李健洪阻止。随即，二人发生争执、打斗。事后，被告人李健洪将情况告知被告人马松想。几天后的凌晨4时许，被告人马焕扬以“叔叔马松想和父亲马松均的猪脑生意被破坏”为借口，纠集多名社会人员持棒球棍、弹簧刀等凶器去到台城永和市场，对被害人黄某海进行恐吓、殴打及侮辱，并索要人民币3万元。为达到对生猪行业其他人员进行震慑的目的，被告人马焕扬等人将被害人黄某海强行带上车至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当众继续对被害人黄某海进行恐吓、殴打及索要钱财。期间，被告人马焕扬等人还对被害人黄某海进行侮辱，将三根香烟点燃后插在被害人黄某海的嘴巴上。被害人黄某海被迫向生猪批发商刘某生求救，刘某生遂多次向被告人马松想求情，被告人马松想明确要求被害人黄某海须为此事赔偿人民币2000元。直到刘某生将人民币2000元交给被告人马松想后，黄某海才被放回。事后，被害人黄某海因害怕再被报复，遂宴请被告人马焕扬等人吃饭、送烟，并因为恐惧，退出生猪行业。 （五）寻衅滋事罪 1．2015年的一天，被害人关某存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因水草使用纠纷与被告人马松想的弟弟马某杆发生争执及肢体冲突，随后被告人马焕扬即纠集社会人员对被害人关某存恐吓、殴打。 2．2014年开始，被告人朱洪就、马松想、马焕扬、马松均共谋后，明知猪脑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仍在未经猪肉零售商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身穿统一服装的“稽查队”队员对猪肉零售商进行震慑，通过被告人马焕扬对想索回猪脑的猪肉零售商进行震慑及打击报复等手段，以发包猪脑的名义，指使被告人黄德伦、李健洪等人在生猪屠宰过程中，强行收集所有猪脑交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获取猪脑后，或在屠宰场内进行批发，或交给被告人马松均拿到市场自行贩卖。然后，被告人马松想以承包费的名义，每月将人民币3000元的分成给被告人朱洪就控制的屠宰场。2014年至2017年10月期间，共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脑价值人民币1011117.33元。 2017年12月开始，被告人马醒辉、李健洪明知猪脑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且台城二仓屠宰场负责人江某和已经明令禁止霸占猪肉零售商猪脑的情况下，仍然听从被告人马松想的指使，强行挖取和收集猪脑给被告人马松想。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共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脑价值人民币114566.4元。 3．2016年开始，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共谋后，明知猪气管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在未经猪肉零售商同意的情况下，以发包猪气管的名义，通过身穿统一服装的稽查队队员进行震慑，指使被告人李迺超安排屠宰场员工在生猪屠宰过程中，强行收集所有猪气管交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获取猪气管后，以承包费的名义，以每条猪气管人民币0.35元的利益分成给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控制的屠宰场。2016年至2017年10月期间，共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气管价值人民币239039元。 4．2016年4月4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被告人马松想利用其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形成的威慑力，不顾被害人叶某洋、叶某林的反对，本人亲自动手或指使被告人李迺超、李健洪每天到被害人叶某洋、叶某林处强拿硬要猪血10斤，总价值共人民币11435元。 5．2016年的一天凌晨，被告人马焕扬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无故侮辱作为生猪批发商的被害人李某明，并且朝李某明脸部打了一拳。 6．2016年的一天中午11时许，被告人马松均在台山市台城新宁市场与作为猪肉零售商的被害人谢某壮因购买猪蹄的事情发生争执，期间被告人马松均打了被害人谢某壮一下，随后被告人马焕扬纠集了多名社会人员对谢某壮进行拳打脚踢，直到谢某壮的家人来到，被告人马焕扬等人才离开。后被害人谢某壮因惧怕被报复，遂宴请被告人马松想、马焕扬、马松均等人吃饭。 7．2017年10月，被害人陈某波被委任为台城二仓屠宰场经理后，明令禁止屠宰场员工强行收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等给被告人马松想。2018年1月3日4时许，被告人马焕扬遂纠集数十名社会人员前往台城二仓屠宰场，强行将被害人陈某波拉拽到屠宰场的鱼塘边，对被害人陈某波进行恐吓、胁迫，并扬言将陈某波推下鱼塘。 8．2018年1月5日4时许，被告人马焕扬再次纠集李某文等数十名社会人员前往台城二仓屠宰场，对被害人陈某波进行恐吓、胁迫，被害人陈某波遂打电话向被害人江某和求助。当日5时许，被害人江某和到来后，同样被被告人马焕扬等人恐吓、胁迫，被害人江某和遂报警处理，台山市公安局民警将李某文等6名男子抓获。后被告人马焕扬对被害人江某和再次进行恐吓，胁迫被害人江某和去公安机关销案。被害人江某和迫于压力，遂与被告人马焕扬到公安部门，谎称已私下协商和解，公安民警遂结案，并释放李某文等人。 9．2018年8月份的一天凌晨5时许，被告人马焕扬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因被害人马某新脱离马松想等人组织的“稽查队”，即持猪大肠殴打被害人马某新头部，并辱骂被害人马某新。 10．2018年12月10日凌晨5时许，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驾驶号牌为粤J8K792的小汽车在台山市台城镇环市西路加油站内加油时，发现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反对被告人马松想等人的批发商朱某彬，被告人马焕扬遂驾驶小汽车对被害人朱某彬进行追撞，被害人朱某彬闪避后，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随即下车手持棒球棒对被害人朱某彬追打，被害人朱某彬逃脱后，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又使用棒球棍对被害人朱某彬驾驶的车辆进行打砸，经鉴定损毁价值为158元。 11．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马焕扬多次饮酒后，纠集社会青年驾车去到台山市二仓屠宰场内，肆意播放车内低音炮，对屠宰场内所有生猪行业人员进行侮辱、恐吓，并随意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杂。 三、组织成员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2012年10月，迫于被告人马松想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形成的势力，作为猪肉运输商的被害人曹某厂在台山市台城一酒楼宴请被告人马松想、马焕扬等人吃饭。期间，因未能按被告人马焕扬的要求继续安排喝酒、娱乐，被告人马松想、马焕扬等人遂去到台城广海路口被害人曹某厂的住处，对被害人曹某厂进行恐吓，被告人马焕扬对被害人曹某厂停放在住处门外的小汽车进行打砸。 四、其他违法行为 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共谋后，将台城二仓屠宰场的一房间无偿交给“稽查队”作为办公室使用，并将该屠宰场的水塘进行改造，无偿给“稽查队”养鱼。此后，被告人马松想等人一直霸占该办公室，并一直霸占该水塘用于养鱼，无偿使用屠宰场的水电，所得收益归该组织使用。2017年10月，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某和要求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归还鱼塘及搬离屠宰场的办公室，被告人马松想等人拒不执行。 案发后，台山市公安局已查封房产20套，评估市值人民币8578970元；扣押小汽车1辆、人民币89336元；冻结银行账户总额人民币2414843.14元、港币15828.97元、美元4406.23元；冻结证券账户总额951630.82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以下证据：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马焕扬、朱文彪、邝国炽、邝英达、李健和、范国恩、谭德辉、余立权、黄锐良、李健洪、马醒辉、李迺超、黄德伦、马松均、黄永洋的供述与辩解，同案人黄某胜、黄某强的供述，被害人朱某彬、刘某生、颜某仲等人的陈述，证人黄某芳、陈某卿、李某威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物证及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接受证据清单及发还清单，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相关书证，抓获经过。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组织、领导人数众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支持该组织活动的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在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在该组织中是组织、领导者，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朱文彪、马焕扬、邝国炽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李迺超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朱文彪以威胁手段，强迫多人购买运输车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朱文彪、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李迺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朱文彪、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敲诈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马松想、马焕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纠集他人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被告人马焕扬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追逐、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被告人李健洪、黄德伦、马醒辉、李迺超、马松均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被告人黄永洋持凶器追逐、拦截他人，情节恶劣；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是三人以上为实施共同犯罪而组成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朱洪就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主犯，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 被告人马松想如实供述部分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并处罚金；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并处罚金；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七年，并处罚金；数罪并罚。被告人朱文彪在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朱文彪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并处罚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并处罚金；数罪并罚。被告人马焕扬部分如实供述上述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马焕扬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数罪并罚。被告人邝国炽有犯罪前科；被告人邝国炽在敲诈勒索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邝国炽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数罪并罚。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如实供述上述两罪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在敲诈勒索罪中起次要作用，其中被告人黄锐良、谭德辉的情节还比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稍轻，这6名被告人均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黄锐良、谭德辉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对于被告人邝英达，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李健洪有犯罪前科；被告人李健洪如实供述上述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健洪在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李健洪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数罪并罚。被告人马醒辉如实供述寻衅滋事罪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醒辉在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马醒辉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并处罚金；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数罪并罚。被告人李迺超如实供述上述3罪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迺超在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对敲诈勒索罪减轻处罚，对寻衅滋事罪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李迺超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处罚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并处罚金；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数罪并罚。被告人黄永洋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黄德伦、马松均、黄永洋如实供述寻衅滋事罪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德伦、马松均在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黄德伦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对被告人马松均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对被告人黄永洋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 涉案财产的处置意见：1.在冻结的财产中，该组织的农信社银行账户800**************、800**************的资金，应依法予以没收。2.从被告人马焕扬处扣押的棒球棒1条、铁棒2根、刀具9把、猪钩2把，从被告人邝国炽处扣押的工作牌12个、臂章7个、胸徽4个、肩章8个、警裤6条、长袖春秋执勤服3件、长袖冬执勤服1件、短袖执勤服4件，是组织成员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共同犯罪所用的财物，应依法予以没收。3.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被告人财产及其他涉案财产，请法庭查清来源、性质、权属后，确定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物及其孳息、收益后予以追缴或用于罚金、没收财产等执行。如果查明是其他合法财产，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被告人马松想否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其本人也是批发商，是江建常叫他们重组稽查队，其没有参与涉黑，也不是组织领导者。否认诈骗罪的指控，称是江建常要求其叫原稽查队队员回来的，其本人也一直在交那7元，是长江公司收取后拿其账号存进去，是江建常发工资给稽查队队员的，其没有拿过这些钱。承认强迫交易罪的指控。承认敲诈勒索运输商的指控，但数额没那么多，其只收了3个人的钱，其中宋某几千元、曹进厂一万多元、刘石发几千元。对于敲诈勒索罪的指控，否认其参与敲诈勒索李伟国母亲2000元的事实，辩称其不知道；承认其他敲诈勒索事实，但辩称收购猪大肠是之前“肥仔强”定下来的，其只是接手，收取章保生的4000元也是“肥仔强”和章保生定下来的；300元是屠宰场收的钱，批发商自愿交的300元，其本人也交了，证人说他们不交钱其就不让进入猪栏不属实；检查烧猪档是为了生猪食品安全，其对收取50元的事情不知情。否认抢劫罪的指控，表示其不知情。对寻衅滋事罪的指控，认为强拿硬要猪脑的事实与其无关，是马焕扬承包的，其后来帮他卖，3000元分成是给屠宰场的，不是给朱洪就的；承认其强拿硬要猪气管的事实，但辩称是批发商自愿的，不是强拿，也只拿了6、7个月；对强拿硬要猪血的事实，其认为虽然没给被害人钱，但其拿猪血经过被害人同意；否认其他寻衅滋事的事实，均表示不知情或事后才知情。否认其他违法行为，认为是长江公司给他们用，没人提出过要求他们搬走。认为量刑建议太重，其没有使用过暴力手段。关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是做生意的，从2014年7月才管理协管队，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其财产与本案无关。 被告人马松想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马松想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马松想只是生猪批发商，不存在发起、创建的行为，对整个组织也没有实际的发展、运行、活动进行决策、指挥、管理的行为。马松想不应被认定为组织者或领导者。（1）从成立角度而言，稽查队是由长江公司因减少私宰生猪、减少对屠宰场生意、创收而提起并召集的，与马松想等人无关。（2）从组成角度而言，稽查队人员的招聘、薪酬、管理模式、工作范畴、工作地点均是由长江公司把控，细微到对外象征身份所佩戴的工作证也由长江公司加盖了公章。（3）从经济特征角度而言，稽查队所收款项均是得到长江公司授意由长江公司收取。（4）负责兽医防疫检疫的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及稽查队内部成员清楚知悉长江公司发起、创建、管理稽查队的事实。（5）长江公司员工清楚知悉长江公司成立、管理稽查队，稽查队维护的就是屠宰场、屠宰场经理朱洪就、李建民利益的事实。朱洪就、李建民是长江公司的员工，需考虑他们代表的是谁的利益。（6）曾分管协管队工作的领导清楚知悉长江公司直接绕过名义上的用人单位向稽查队“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7）批发商清楚知悉生猪协管员被迫解散并自愿同意向稽查队缴纳费用的事实，而马松想是作为批发商之一同意遵守执行约定缴纳相关费用不构成诈骗罪。（8）稽查队客观上基本延续了2014年前的运作模式，有效抑制了台城地区私宰生猪的现象，符合生猪定点屠宰制度，确保了生猪在国家定点的屠宰场进行屠宰，维护了社会的食品安全秩序。2.被告人马松想不构成敲诈勒索、诈骗罪，马松想自始至终没有隐瞒台城镇私宰生猪稽查队已撤销的事实，没有私自组建私宰生猪举报协管并对外仍自称“稽查队”的行为，批发商签署的《生猪管理收费协议》证明是自愿交7元收费的。3.被告人马松想不构成抢劫罪、寻衅滋事罪，不能将马焕扬可能涉及的犯罪归属于马松想，因为事实上缺乏事前事中事后的谋划、请示、汇报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动机、目的。4.对于强迫交易罪，被告人马松想自愿如实认罪、真诚悔罪，请求依法从宽处理，但认为涉案数额认定错误，因为没有支付凭证或交易记录证明马松想收取曹某民、曹某万148500元，曹某厂104000元。 被告人朱洪就否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是江建常让其召集原稽查队组建协管队，由二仓屠宰场管理该协管队。否认诈骗罪的指控，称政府解散稽查队其有去开会，都是江建常安排的重组，其2012年开始因患病没有精力管理屠宰场，由李建民主持，其没有参与多收的7元，没有从协管队、批发商协会中得益。否认强迫交易罪的指控，称其不知情。对敲诈勒索罪，承认检查烧猪档的事实，表示有去检查烧猪档，也收取了50元加工费交给屠宰场，但目的是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肉；生猪批发协会收取的300元会费是批发商自愿缴纳，其没有参与；否认指控的其他敲诈勒索罪事实，称其不知情。否认抢劫罪的指控。否认寻衅滋事罪的指控，称其没有因猪脑的事情和马焕扬接触过，其没得益；猪气管的事件其后来知道后让屠宰场工人集体收集好猪气管再收取每月3000元承包出去；其他寻衅滋事的事情其不知情。会议室是其决定给稽查队使用的，是江建常要求稽查队归二仓屠宰场管理；至于水塘，稽查队改造水塘投入资金，其叫他们拿来养鱼，之后扣除成本稽查队和屠宰场平分。对于量刑建议，其年纪大，无意中触犯法律，希望从轻处理。关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查封的一套房屋和被冻结的60000元，希望法庭解冻或解封。 被告人朱洪就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朱洪就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应认定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并非主犯。（1）本案被指控的组织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定特征，更不属于犯罪集团。①被告人与其他人无组织上的从属性，台城二仓屠宰场是长江食品公司依法成立的下属屠宰场，并非由被告人朱洪就操控。本案被指控的组织无具体的组织纪律或者活动规约。②被告人朱洪就没有通过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性的开展违法活动以非法获取巨额经济利益。③被指控的组织行为没有达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称霸一方”的程度。④被指控的组织没有对台城生猪行业形成垄断，更无严重扰乱台城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2）被告人朱洪就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犯罪故意。2014年后半年后二仓屠宰场的事务由李建民负责。被告人朱洪就从不参与组建与管理“协管队”、更不参与“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任何事务。被告人朱洪就是基于台城的市民能够吃上“放心肉”这个主观意愿出发，执行江建常交代的工作任务。2.被告人朱洪就不构成诈骗罪。（1）被告人朱洪就没有诈骗故意与诈骗行为；（2）二仓屠宰场屠宰生猪的收费标准是由长江食品公司制定，且被告人朱洪就并非获益者.3.被告人朱洪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1）被告人朱洪就不是犯意提起者，不是实施者，更不是获益者；（2）被告人朱洪就无敲诈勒索的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其他人若有胁迫、恐吓行为，不应由朱洪就承担责任。对公诉机关该项指控的非法获利数额有异议。4.被告人朱洪就不构成寻衅滋事罪。（1）被告人朱洪就无犯罪动机，无实施强拿硬要的手段；（2）猪气管事件指控与事实不符。被告人朱洪就在2016年至2017年10月期间不负责二仓屠宰场的实际管理与经营。5.如果最终认定被告人朱洪就构成犯罪，其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情节：（1）被告人朱洪就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2）被告人朱洪就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其行为并非暴力犯罪，无人身危险性。（3）被告人朱洪就所有行为的动力是基于履行职务，主观恶性较小。（4）被告人朱洪就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具有坦白情节，悔罪表现好。（5）被告人朱洪就将满70岁高龄，身患严重的高血压、高血糖等疾病，多年来受尽疾病的折磨。请法庭给予被告人朱洪就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李建民否认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认为其只是服从老板江建常的安排，不知该协管队是黑社会组织的情况下，代表屠宰场在工作业务上提供协助，既不是组织领导者，也不是协管队队员，从没参加协管队的行动，未得到协管队的任何利益。否认诈骗罪的指控，称7元收费是以前就定好的，江建常重组稽查队开会其没有参与，他们说收费标准不变。否认强迫交易罪的指控，认为其只作购车介绍和代表屠宰场提出运输车要有牌有证的建议，没说一定买马松想的车。否认敲诈勒索罪的指控，认为每人每月300元的管理费是批发商自愿缴纳的，也用于批发商，其没有任何得益，也没有使用任何不法手段胁迫批发商；有检查烧猪档的事实，但不是其组织检查的；对指控的其他敲诈勒索事实，称其不知情，没有参与。否认抢劫罪的指控，表示其不清楚。否认寻衅滋事罪的指控，称其是在猪脑承包之后的时间入职屠宰场；猪气管的处理是马松想和李迺超联系的，其未指使，也未个人独占利益；对指控的其他寻衅滋事事实表示其不清楚。否认实施其他违法行为，称协管队的办公室是老板江建常同意无偿提供的，屠宰场鱼塘改造协管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到2017年无法收回成本，江建和又不同意补偿，所以协管队就不接受江建和收回鱼塘和办公室的提议。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提出扣押的银行卡中有30多万是同学基金会的钱；其被查封的房产是1996年购买的，与本案无关，希望法庭解封。 被告人李建民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指控李建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起诉书指控的组织并不能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一，台山肉类协会协管队是由江建常组织和布置成立的；第二，生猪批发商协会的会费属于批发商自愿缴纳，且用于批发商本身活动的开销，并非用于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所用；第三，不具备暴力性、胁迫性的行为特征；第四，不具备危害性特征。（2）被告人李建民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第一，生猪批发商协会和肉类协会协管队均不是由被告人李建民提议或者组织成立；第二，李建民担任生猪批发商协会的秘书长，是朱洪就口头说的，未经正式任命，无工资，无实权，无期限。李建民不能指使或安排生猪协会的人员或协管队的人员工作。第三，被告人李建民没有从生猪协会或协管队中获得任何利益。第四，被告人李建民入职二仓屠宰场的副经理后，没有对原来的管理和收费制度提出修改或建议。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建民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生猪稽查协管队并非被告人李建民组织成立；涉案的7元收费，并非由李建民决定收取，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屠宰场中的人员都知悉协管队员与原稽查队员的不一致，故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金额没有审计、鉴定报告，且费用系用于支付协管队员工资，不应认定为诈骗数额。3.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建民犯强迫交易罪不能成立。被告人李建民只是同意马松想要求运输商使用有牌有证车辆的建议，并无强迫他人交易的主观故意；李建民并未参与随后马松想签订合同、购买车辆、出租车辆等行为；李建民未获得任何利益。4.关于敲诈勒索罪。（1）300元每个月的协会会费是批发商自愿缴纳，是生猪协会收取的，与二仓屠宰场和李建民无关，没有证据证明批发商不缴纳该费用，则无法进入屠宰场。因此，该费用不应被认定为敲诈勒索。（2）辩护人对于稽查烧猪档的事实构成敲诈勒索罪无异议，但李建民未组织领导、未直接参与，未获益。5.对于寻衅滋事罪的指控中，仅有猪气管一单与李建民有关，将猪气管交给马松想承包并非李建民决定，本案的费用仅一部分归屠宰场所有，且全部用于支付屠场工作人员的补贴，李建民并未获利，且本案犯罪金额的认定，仅部分与李建民、朱洪就有关，不应以全部猪气管价值的人民币239039元作为认定犯罪的金额。关于稽查烧猪档的敲诈勒索以及有关猪气管承包问题的寻衅滋事情节轻微，希望对被告人李建民从轻处罚。李建民被扣押的款项应该是同学基金会的款项，应依法发还。 被告人朱文彪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其是邝国炽叫过来做财务，没有和批发商发生过冲突，其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其工作范围内。否认强迫交易罪的指控，认为其只在会议上沏茶倒水，其拿给运输商签的是租赁合同而不是购车合同，收钱的事情其不清楚，没经过手。否认敲诈勒索罪的指控，称其不知马松想每月给其的1000元是如何得来，其没有采取起诉书指控的手段逼迫章保生交保护费；检查烧猪档事实，其以为协管队是合法的，长江公司规定的收取的每头50元罚款其收取7元补贴，平均每年检查私宰猪收取的费用有7000元。认为量刑建议太重，其除了检查烧猪档的事，没有做其他违法事情。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冻结的证券账户的资金大多是2014年之前的，希望法庭解冻。 被告人朱文彪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朱文彪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1）从组织、人员方面看，涉案组织为依法成立的公司或协会，涉案人员之间仅系正常的工作关系，领取正常工资收入，不属于黑社会组织；从组织制度看，涉案屠宰场、协管队没有任何组建黑社会组织的成立发起书和内部管理章程。（2）从经济特征看，会员费和协管队的收益均有合法的支出依据并在公示栏公示支出明细，费用大部分用于工资支出，有时还不足以发放工资，涉案收益根本不可能支撑拥有如此多员工的所谓的黑社会组织运作。（3）从行为特征看，朱文彪在本案中一直是履行职务行为，不符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特征。（4）即使认定朱文彪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其仅系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内“无钱无权”，仅为其他参加者，绝不是积极参加者。2.朱文彪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在强迫交易发生前、强迫交易发生过程、强迫交易后所获收益均与朱文彪无任何关系，朱文彪的行为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3.朱文彪不构成敲诈勒索罪。（1）关于猪大肠的事实，朱文彪从未实施任何暴力胁迫章保生交付保护费的行为，主观上无敲诈勒索非法占有的目的。（2）关于检查烧猪档私宰猪的事实。第一，朱文彪等人主观上是为了杜绝私宰猪的流通，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无盈利的故意；第二，朱文彪在检查过程中仅负责出具检疫单，无做出任何暴力威胁的行为；第三，协管队收取的罚款统一上交屠宰场，由屠宰场向协管队发放工资，无任何获利。即使认定朱文彪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其仅起次要的辅助作用，属于从犯，且被害人私宰猪的问题自身存在严重过错，故应当减轻处罚。4.量刑情节。朱文彪系初犯，主观恶意低，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系家庭经济支柱，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5.查封朱文彪的房屋是2015年购买的房屋，而稽查队协管队是2014年成立的，如认定的稽查队协管队是违法的，短短几个月的收入，朱文彪是不足以购买该房屋。公安机关查封冻结朱文彪的相关亲属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与本案无关，应予以解冻或者解封。 被告人马焕扬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其和马松想只是叔侄关系，其不是协管队的队员，也没有领取过工资，没有帮他们充当打手或实施报复行为。否认抢劫罪的指控，称其抓和殴打黄文海的过程属实，但其没有收取2000元。对寻衅滋事罪的指控，称其本来是向长江公司承包的猪脑，其给了钱，没有硬拿，是他们的员工挖的；不记得有殴打关建存；否认殴打李均明、谢建壮、马伟新，且前两次事件中起诉书指控的时间有误，应该是发生在2013年；否认在屠宰场侮辱相关人员及强拿他们的猪杂；承认自己恐吓陈金波、江建和、曹进厂以及其和黄永洋追撞朱健彬和打砸朱健彬车辆的事实，上述很多事情都发生在2014年之前，均是其个人实施，没有组织他人实施。认为量刑建议太重。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扣押的小汽车是2018年5月开始供的，其没有非法所得，希望解冻其账户。 被告人马焕扬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马焕扬主观上没有加入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犯罪组织的愿望，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未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和谋取利益，未受该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约束、控制，未从该组织领取报酬，不属于该犯罪组织的参加者，其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被告人马焕扬不构成抢劫罪。马焕扬为了帮其父亲马松均出气才殴打黄文海，目的是为了让他以后不要再去取猪脑，在主观上不存在抢劫的故意；马焕扬在殴打完黄文海后即离开现场，其没有拿也没有授意任何人收取黄文海的钱物，他人收取钱物的行为与马焕扬无关。且殴打黄文海系马焕扬的个人行为，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组织或马松想无任何关联性。3.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焕扬犯寻衅滋事罪无异议，但有以下意见：（1）马焕扬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不属犯罪组织的行为；（2）马焕扬没有因猪脑问题殴打过黄文海之外的人，故公诉机关指控通过马焕扬对想索回猪脑的猪肉零售商进行震慑及打击报复的依据不足。对殴打黄文海一事，事后马焕扬已得到黄文海的谅解。（3）马焕扬殴打谢建壮的时间是在2013年，并不是2016年，事后谢建壮已对马焕扬进行了谅解。（4）马焕扬寻衅滋事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或大的影响，认罪态度较好，其归案后已如实供述了所有犯罪事实，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邝国炽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不知道稽查队是黑社会组织，稽查队是江建常要求成立，其是被江建常误导加入进来，马焕扬实施的事情与稽查队无关；对敲诈勒索罪的指控，认为是长江公司的朱洪就、李建民、陈金波叫其检查烧猪档的，只是带工作证，没有穿制服，如果档主存在私宰生猪，合格的需要补票让他们交钱拿回来给财务入账，烧猪作坊老板对其有成见，故意说大数额，其没有采取胁迫或者暴力手段让档主交钱，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由法庭依法认定；其没有要求过李伟国支付赔偿款。认为量刑建议太重，其妻子患病，没有经济来源，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房屋是用其一生工作的积蓄买的，买房子的10多万是向朱文彪借的，没钱还债，希望从轻处理。 被告人邝国炽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关于敲诈勒索罪。（1）关于检查烧猪档的事实。稽查队虽然并不合法，但去检查烧猪档的时候，即使发现有私宰猪也没有采取胁迫、恐吓的手段向档主索要钱财，被告人邝国炽客观上并未实施敲诈勒索意义上的“威胁或者要挟”行为。（2）关于敲诈勒索李伟国的事实。被告人邝国炽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对李某国及其母亲实施过威胁或要挟行为，也没有逼使李某国母亲支付2000元；被告人邝国炽的行为与李某国母亲交付财物的行为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2.关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1）“生猪协会”和“稽查队”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2）邝国炽并不明知马松想已经组成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群体，因而主观上没有参加以马松想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3）起诉书认定邝国炽为固定骨干与事实相悖。邝国炽是受朱洪就、李建民的管理，听从两人的工作安排而分发工作。稽查队的招聘、职务任免都需要朱洪就、李建民同意，工资、奖金、加班费的发放均由此两人决定。3.邝国炽是接受马松想的安排检查烧猪档，并非犯意的提出者，其只是以稽查队名义收取私宰生猪的费用，没有实施过暴力、胁迫的行为，也没有获得任何除工资外的收入。邝英达被打事件中，邝国炽也没获益，作用小。即使邝国炽在检查烧猪档和邝英达被打事件中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也是起次要、辅助作用，应当将其认定为从犯，被告人邝国炽在庭审中承认检查烧猪档收取了档主钱财，只是认为钱财的性质不是罚款，但仍应被认定为如实供述，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李健和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意见，称其是原稽查队队员，没意识到稽查队是黑社会组织，只是打一份工。政府组织的稽查队和相应的费用在2014年7月已经被取消的情况属实。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冻结的财产是十多年的积蓄，法庭也调查过不是非法收入，希望尽早解封。 被告人李健和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健和的基本犯罪事实及认定李健和是从犯，有如实供述等从轻、减轻情节没有意见，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李健和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是次要的，属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请求对其减轻处罚。2.其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良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3.其是初犯，之前无任何犯罪前科，善良孝顺。家中有年迈的父亲、母亲及一位未成年的尚在读小学的儿子要照顾。对其减轻处罚，宣告缓刑，对社区没有危险性。恳请法庭对被告人李健和减轻处罚，宣告缓刑。 被告人范国恩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意见，称其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其工作违法，没有使用暴力手段胁迫、威胁过档主，其认罪态度好，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其有自首行为，其接到一个收快递的电话就下楼去了，有两个人找到其时其站在原地不动。 被告人范国恩的辩护人对于被告人范国恩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的情况没有意见，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请法庭查证2014年7月成立的新协管队是“台山市肉类协会”成立还是“台城生猪批发协会”成立。2.被告人范国恩具有多种依法减轻、从轻处罚以及可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范国恩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2）被告人范国恩在本案敲诈勒索的共同犯罪中，只起辅助作用，是从犯，而且情节轻微；（3）被告人范国恩悔罪表现良好；（4）他是初犯，没有前科劣迹，目前是家庭中唯一的劳动力，其父亲82岁、母亲72岁、妻子在家照顾6岁的儿子没有工作。综上，公诉机关量刑建议过重，建议法庭对其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其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建议判处范国恩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范国恩被查封的房屋及冻结的银行账户，均与其犯罪行为无关，希望法庭查清事实后，将与犯罪无关的房屋及银行账户解封。 被告人余立权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表示，协管队是长江公司的江建常成立的，其不知道是违法的，清楚政府组织的原稽查队在2014年7月已经被取消的情况。对敲诈勒索罪的指控，称其管理检查烧猪档的时候，开了屠宰场的票给不配合的人交50元，收取的钱交回长江公司。由法庭依法认定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其认罪，希望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余立权的辩护人对指控被告人余立权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没有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余立权主观上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其法律意识淡薄，误入该组织，没有参与过其他犯罪活动及暴力犯罪，所起作用较小，社会危害程度不是非常严重。2.被告人余立权涉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数额，应以其实际参与的犯罪事实认定，其实际参与的仅有1宗检查烧猪档事实，且他们是分两组人检查，应区分各组的违法所得对应计算其所在组的犯罪数额。3.被告人余立权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没有犯罪前科，具备从宽处罚的情节。4.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5.被告人余立权没有获取非法利益，没有损害他人财产。其被冻结的银行存款，建议法庭扣划罚金后予以解冻或将余款退回。综上，希望对被告人余立权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缓刑。 被告人李健洪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协管队是维护批发商利益，批发商是自愿给钱。其对指控其敲诈勒索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意见，但称其不知道是敲诈勒索罪，称数额没那么大。否认寻衅滋事罪的指控，称其没有参与过收集猪脑；猪血是马松想让叶培洋准备好，其只是过去拿，没有强拿硬要。其不是故意的，是被人指使的，请对其从轻处罚，认为量刑建议过重。 被告人李健洪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健洪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罪名没有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李健洪没有参与挖取和收集猪脑，挖猪脑的人为马醒辉和黄德伦，起诉书内容与事实不符。2.被告人李健洪为履行职务而看守猪脑、猪腩，主观上并非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而故意扰乱社会秩序，依法不应构成寻衅滋事罪。3.被告人李健洪为履行职务而看守猪脑、猪腩，实质上不具备法益侵害性，其系出于打工、维护他人合法利益等目的，主观恶性较小，恳请对其从轻处罚。4.被告人李健洪在指控的团伙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属从犯，情节显著轻微，且认罪态度好，归案后如实供述，有一定悔罪表现，恳请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邝英达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意见，但称其以为长江公司已经跟相关部门协商后重组稽查队才加入稽查队。对指控其参与检查烧猪档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没意见，但否认非法获利63150元，称稽查队是有长江公司的授意才敢对烧猪档进行检查和罚款，罚款50元有35元上交长江公司，15元是用于经费和发放工资，不能均认定为非法获利；否认其敲诈勒索李伟国母亲2000元的指控，认为是李伟国打其，李伟国母亲主动赔偿私了。其作用非常小，主观恶性小，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母亲身体不好，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其加入该组织是2015年，并非缓刑考验期内故意犯罪。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父亲名下的房屋是其母亲的积蓄和其父亲借钱买的，希望法庭尽早解封。 被告人邝英达的辩护人对指控的邝英达涉嫌的罪名及涉嫌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在罪数问题上，邝英达涉嫌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行为具有想象竞合性质，依法择重罪判处，无需数罪并罚。2.被告人邝英达到案以后能如实供述案件事实，依法应当从轻处罚。3.被告人邝英达在本案当中系从犯、仅起次要作用。且没有积极参与犯罪活动，仅系抱着为长江食品公司打工的思想认识参与他人安排的事务，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4.本案另一被告人邝国炽系邝英达的父亲。邝英达仅系按父亲的要求参加生猪协管队的工作，其本人在涉嫌犯罪的行为过程中并没有多少主观恶意。目前，其家庭两个主要经济支柱均因涉嫌犯罪被起诉，其家庭的实际困难应当予以考虑，对邝英达从轻处罚有利于其家人能尽快得到基本的经济依靠。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对其从轻量刑。 被告人黄锐良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没意见，但辩称其虽是协管队一员，但只负责开车载协管队的人去检查烧猪档，其没有恐吓过档主，没有实施过敲诈勒索的行为。其不知道工作违法，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冻结的银行卡的钱是卖田地分配款，现在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被告人黄锐良的辩护人对被告人黄锐良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敲诈勒索罪不持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黄锐良在主观上对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是否违法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均不清楚，因而其于本罪中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情节轻微，且在本案中是从犯。故其虽然事实上参加了马松想等人所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其是被动加入且情节轻微，可免于刑事处罚。2.关于敲诈勒索罪方面，被告人黄锐良仅是司机，搭载其他队员检查烧猪档时，其仅坐在车中等候其他队员，从没有对受害者采取恐吓或威胁手段，其在本次犯罪活动中处于从犯地位，有关罚款均由马松想收取，被告人黄锐良没有得益。故此依法可对被告人黄锐良进行减轻或从轻处罚。3.被告人黄锐良受雇于马松想，从事生猪批发协会协管员工作，平均工资每月约2300元左右。被告人黄锐良没有从中获利；被告人又是其家中的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其家中有父母需赡养、妻子体弱多病、无法工作，儿子、女儿上学读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另外，公诉机关也确认，被告人黄锐良归案后均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给予其减轻或从轻处罚。请求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以下。被告人黄锐良被查封的11万多元并非犯罪所得，是其征地补偿款，应依法返还。 被告人谭德辉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称其是原稽查队成员，后只是在长江公司报名打工，其在协管队和原稽查队工作内容一样，不知道协管队是非法成立的。否认敲诈勒索罪的指控，称其2018年以前都是派发传单，只是2018年2月份参与过2、3次检查烧猪档，其没有强迫过烧猪档主交钱，没有分成。其女儿和患老人痴呆的母亲需要其照顾，希望从轻处罚。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冻结的10000元是其母亲用来治病的，希望法庭解封。 被告人谭德辉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谭德辉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依法不能成立。（1）马松想等所谓的组织、领导人与涉案稽查队的成员之间充其量是一般的雇佣关系，他们之间既无章程，也无分工，作为一般的打工的，谭德辉更没有以其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虽然谭德辉等人在不知法的情况，在“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安排下，在清明前对台城周边的烧腊档检查，实施了一些违法行为，但该行为仅是一些个案，不能称得上利用黑社会组织的名义实施犯罪，也根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2）被告人谭德辉在主观人上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2.被告人谭德辉依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1）被告人谭德辉主观上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只是为了生活服从单位安排完成工作。（2）客观上被告人谭德辉在检查中没有对谭中京等烧猪作坊老板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行为，也没有勒索他们的财物。3.关于被扣押财产的意见，公安机关查封“尾号3825”谭德辉名下农信社的账户存折（余额10648.35元），该笔费用是谭德辉为其母亲存定期所用，帮她存钱，用于治疗疾病所用，该笔费用都是谭德辉的母亲长年节省下来的，请法庭查明核实后，予以返还。4.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人谭德辉构成犯罪，也恳请根据重罪吸收轻罪，择其一的原则处理。鉴于被告人谭德辉有年迈多病的母亲和正在读小学的女儿，需要被告人的照顾，恳请能对被告人谭德辉宽大处理，减轻处罚，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马醒辉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承认寻衅滋事罪的指控。称其母亲80多岁，其本人身患重病，希望能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马醒辉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马醒辉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马醒辉并不知道“台城生猪协会协管队”的成立是否合法，也无法甄别这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的是一项简单机械性的劳务工作，只是固定领取一份2000多元的工资。工作期间其从来没有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以及非法获利。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2.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醒辉犯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及事实没有异议，但有如下从轻情节：马醒辉在该罪中是从犯；并没有利用暴力、威胁的手段对猪肉批发商、零售商进行恐吓、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没有非法获利的情况；被告人主观恶性小，已年过60岁，从来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有高血压、糖尿病多样疾病，适用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对马醒辉从轻处罚，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李迺超对公诉机关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意见。但辩称其没有跟朱文彪一起敲诈勒索章保生，没有收章保生的保护费，其认为不是敲诈勒索。其拿猪血是代马松想去拿，马松想每个月给他1000元。认为量刑建议过重，希望从轻处罚。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被查封的房屋是1999年购买的，是其和妻子共有的，与犯罪行为无关，希望尽早解封。 被告人李迺超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李迺超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属于初犯，对“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非法性、危害性认识不足，且被告人本来也是食品公司员工，在受到马松想、马焕扬等主犯的威胁欺凌后才参与“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各种活动，是胁从犯，可以对其从轻处罚。2.被告人李迺超涉嫌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的犯罪行为均是在本案主犯马松想的指示下实施的，属于从犯，且其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并未使用任何暴力手段，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其犯罪情节较轻，应当对其从轻处罚。4.被告人李迺超年事已高，患有重病，希望法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罚被告人。 被告人黄德伦对公诉机关指控寻衅滋事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意见。称其是屠宰场员工，是经理和组长安排其去挖猪脑，其不知道其行为违法，希望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德伦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德伦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没有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黄德伦主观恶性不大，其是屠宰场的员工，日常工作之一是挖猪脑，其是被他人指使、要求的，其不清楚工作的危害性，其起次要作用，犯罪情节不重，是从犯。2.被告人是初犯。3.被告人认罪、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行为。3.被告人已年满六十周岁，本身患有各种疾病，且其已认识到行为的不当性和危害性，故其社会危害性小。4.被告人在本案中获利少，只是领取工资，其还是一名猪肉贩卖者，其猪脑也被收走，本身也是受害者。综上，恳请对被告人黄德伦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并对其判处缓刑。 被告人马松均对公诉机关指控寻衅滋事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意见。但辩称其没有打谢建壮，是谢建壮打了他，其没有打电话叫马焕扬过来。对于涉案财产的处理，称其身体不好，查封其银行账户导致其没钱看病，希望法庭尽早解封其财产。 被告人马松均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松均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马松均只是将猪脑在市场进行贩卖，没有参与对想索回猪脑的猪肉零售商进行震慑及打击报复和强行收集所有猪脑等行为。（2）马松均本人并未殴打过谢某壮，也无证据证明马焕扬殴打谢某壮是马松均指使的，也没有造成谢某壮轻微伤以上伤情。马松均的情节的确轻微，请依法认定是否足以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果最终被认定，也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被告人马松均有如下从轻情节：其在本案中处于从属地位，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犯罪情节确实轻微，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其是初犯、主观恶性小，到案后如实坦白供述，已取得谢某壮的谅解，且认罪，被告人年纪大、身患重病。综上，恳请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黄永洋对公诉机关指控寻衅滋事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意见。辩称其当时砸车是喝了酒，神志不清，车鉴定损失是158元，量刑建议太重，希望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永洋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永洋犯寻衅滋事罪的定性及罪名不持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黄永洋具有以下从轻或减轻情节：黄永洋归案后能主动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在本案中黄永洋自身并没有主观伤害被害人的故意，其追打被害人以及打砸被害人车辆也只是为了帮助朋友，一时糊涂才走上犯罪道路，其主观恶性较小，没有对被害人造成实际的人身伤害，只是打砸被害人的车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性不大，愿意缴纳罚金，并向被害人赔偿，积极争取被害人的谅解。综上，请对被告人黄永洋从轻、减轻处罚。2.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黄永洋的量刑建议过重。建议对黄永洋判处九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 第一部分关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 2007年以来，被告人马松想作为生猪批发商活跃在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下属台城二仓屠宰场（下称二仓屠宰场）。被告人马松想在时任二仓屠宰场经理朱洪就、副经理李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逐渐发展成为二仓屠宰场最大的生猪批发商。期间，为获取更大不法利益，被告人马松想还勾结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形成内部联盟，纠集被告人马焕扬（马松想的侄子）、朱文彪（朱洪就的儿子，屠宰场员工）、李迺超（屠宰场组长）作为其手下，在台城地区生猪行业内横行霸道，打击竞争对手。2014年7月，原先由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组织成立的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均被撤销，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经共谋后，隐瞒上述组织已被撤销的事实，未经登记注册，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由被告人马松想担任会长、被告人李建民担任秘书长、被告人朱文彪担任财务，并将“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办公室设立在二仓屠宰场内。同时，招集原稽查队队员重新组建“协管队”，由被告人邝国炽担任队长，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李建民的弟弟）、邝英达（邝国炽的儿子）、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马松想的表哥）等人为队员，并将“协管队”纳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管理，对外仍自称“稽查队”，统一身穿“执勤”服装，佩戴“协管员”工作证，长期冒充政府组织进行地下执法，且通过被告人马焕扬纠集的社会人员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震慑、打击、报复，通过李迺超对生猪入栏、屠宰等过程进行控制，从而垄断台城地区生猪行业。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二仓屠宰场为主要活动区域，覆盖了台城各个农贸市场、生猪运输行业、烧猪作坊，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组织、领导者，被告人朱文彪、马焕扬、邝国炽为固定骨干，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李迺超等人为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架构明显，组织成员固定，责任分工明确。 2014年7月以来，该组织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针对台城所有生猪批发商、猪肉零售商、猪血承包商、猪大肠收购商、猪肉运输商、烧猪作坊长期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树立其非法权威，维护其非法利益，大肆聚敛财物、壮大经济实力，以非法获取的巨额经济利益作为支持该组织运作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该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对二仓屠宰场形成了非法控制，对台城生猪行业形成垄断，严重损害了生猪批发商、猪肉零售商、猪肉运输商等商户的合法利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猪批发销售行业链，严重扰乱了台城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相关书证 1.《证明》，由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出具，证实朱洪就自2004年2月调任二仓屠宰场担任经理职务，于2017年9月30日免去二仓屠宰场经理一职；李建民自2010年2月3日调任二仓屠宰场担任副经理职务，于2018年2月免去二仓屠宰场副经理一职；朱文彪自2009年5月入职二仓屠宰场，于2018年10月离职；黄秀芳自1984年5月入职二仓屠宰场担任出纳职务；李锦威自1980年3月入职二仓屠宰场，负责开票工作；李健洪自2016年1月入职二仓屠宰场，于2017年11月离职；陈秋卿自2015年3月入职二仓屠宰场，于2019年1月28日离职；李迺超自1983年9月入职二仓屠宰场，任屠宰场组长一职，于2018年8月离职；黄德伦自1975年7月入职二仓屠宰场，任屠宰工一职，于2019年1月被辞退；马醒辉不是该公司员工。 2.《印发关于加强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2003年12月17日）、《关于加强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的通知》（2003年12月29日），分别由台山市人民政府、台城镇人民政府发布，证实台山市人民政府、台城镇人民政府分别发布通知成立生猪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稽查队，稽查队由经贸、工商、税务、司法、法庭、公安、物价、畜牧、兽医防检、卫生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台山市（台城镇）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工作，依法查处生猪屠宰和肉品经营方面的违法行为。 3.《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14年8月11日）、《关于印发台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2010年7月20日），由台山市人民政府发布，证实台山市人民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对台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加强监督管理，其中明确在《台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实施前仍为有效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中不包括《关于加强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实施办法》。 4.《关于原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的相关情况说明》，由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出具，证实2014年6月，因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解散。该稽查队由台山市经贸局、台山市台城街道办管理，主要根据市、街的部署开展工作，包括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对生猪私宰的情况进行检查；到台城各个市场检查生猪私宰情况，检查发现私宰情况即通知并移交公安、工商等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处理。该稽查队自成立至2014年解散期间，虽经历几次改革，名称发生变化，但工作性质、内容均无变化。 5.支付证明单、收支明细表、签领表，证实马松想、朱文彪等被告人自2014年7月-2018年12月从“台城生猪批发协会”领取工资以及“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用于办公室用品、早餐费、业务费等各项支出的情况。由朱文彪制表，马松想、邝国炽签名确认。 6.调取证据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不动产查封告知书，证实本案相关人员被查封、冻结财物的情况。其中冻结马松想名下的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账户800**************、800**************内的“台城生猪批发协会”收益合计900.11元。 7.关于台山市肉类协会成立、登记及运行的相关材料及文件、《关于台山市肉类协会的情况说明》，证实台山市肉类协会于2004年4月分别经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台山市民政局批准成立并进行社团法人登记，法定代表人是江建常，业务范围是为企业和个人的肉类生产经营、市场营销、政策法规、经营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办公场所位于台城台海路8号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是地方性非营利组织。该协会与二仓屠宰场的台城生猪批发协会没有任何业务来往，该协会也从未成立过协管队，也从未招聘协管员。 （二）现场勘查记录、现场照片，证实民警对本案现场二仓屠宰场及其办公楼的现场勘查情况。 （三）物证及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发还清单、情况说明，证实民警扣押相关物证及财物的情况，其中从邝国炽的住处台城岭背蟹村5号102房搜出并扣押工作牌12个（肉类协会协管员工作牌）、协议1份（生猪管理收费协议）、臂章7个（执勤臂章）、胸徽4个（执勤胸徽）、肩章8个、长裤6条（警裤）、长袖外套3件（长袖警服春秋执勤服）、长袖外套1件（冬执勤服）、短袖T恤4件（短袖执勤服）；另搜查出支付证明单15张、收支明细表94张、签领表15张等物品。相关物证经朱文彪、马松想、邝国炽指认。 (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我是于2007年左右就在台城二次屠宰做生猪批发的，认识了屠宰场经理朱洪就，到了2011年，我也认识了过来做副经理的李建民，后来在他们二人的扶持下，我逐渐成为了台城二仓屠宰场最大的生猪批发商。 稽查队之前是政府组织的，后来2014年后，政府就解散了稽查队，而我之前和政府的稽查队的人是比较熟悉的，2014年7月，朱洪就找我过去台山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开会，会上江建常说，原先政府成立的稽查队已经取消了，他想将这些稽查队队员重新聘请过来，重新成立一支新的稽查队，原先屠宰一头生猪加收的7元，仍然收取，但是要进台山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账，由台山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发工资给新的稽查队，当时我是反对的，因为即使将原稽查队队员聘请过来，也不是原来的政府组织，不可能有对外执法权的，但是仍然多收我们批发商7元，明显在找我们批发商的便宜。之后，朱洪就、李建民就对我说，叫我成立一个生猪协会，然后将原稽查队队员聘请过来，将该稽查队纳入生猪协会管理，按照以前一样对外执法，原来每屠宰一头生猪加收7元不变，并且该笔钱就转给我，让我给稽查队发工资，养着这帮稽查队队员。由于我能够在二仓屠宰场做批发商，都是因为朱洪就、李建民的扶持，所以我就按照他们的安排成立了生猪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也没有去相关部门注册、申办，之后我就找到邝国炽，让他把原来的稽查队队员都聘请过来，成立了生猪协会协管队，对外仍然称生猪稽查队，根据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是我，秘书长是李建民，财务是朱洪就安排他的儿子朱文彪过来担任，生猪协会协管队的队长就由邝国炽担任。成立后的生猪协会就安排在二仓屠宰场内，而聘请过来的原稽查队队员也叫他们过来二仓屠宰场上班。朱洪就会安排朱文彪来担任生猪协会的财务是因为生猪协会、稽查队本来就是朱洪就、李建民安排我成立的，朱洪就、李建民是生猪协会、稽查队的实际控制人，朱文彪曾经在原稽查队做过财务，所以朱洪就就安排他的儿子朱文彪过来担任财务了。稽查队收支的账是用我的身份证开立的，账户一直放在朱文彪处，由朱文彪管理。稽查队收取的钱款具体的开支情况要问朱文彪，我只知道要从这些钱里面发放稽查队队员的工资、早餐支出、聚餐支出、鱼塘建设和维护支出等，稽查队的工资标准是由李建民决定的。2018年邝国炽买房子的时候找过我，想从稽查队这边借一些钱买房，我就让他找朱文彪，至于邝国炽借了多少钱就要问他们二人。 利用生猪稽查队对外执法我是按照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让稽查队仍然履行之前的职能，穿着制服和戴着工作证到台城各市场，二仓屠宰场进行执法，具体是检查生猪私宰的情况，回收屠宰场出场单。从2015年开始，每年清明节前还会根据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到台城及周边的烧猪作坊进行检查，对烧猪作坊的老板进行罚款。这些都是朱洪就、李建民安排的，因为我是台城二仓的屠宰仓最大的批发商，还隐瞒其他批发商加收7元，并且承包了屠宰场的猪脑、猪器官和垄断了猪肉运输商，利用稽查队冒充政府组织对外执法，可以有效的对生猪行业的人进行震慑，才能保证私宰生猪减少，从而让猪肉零售商只能在二仓屠宰场购买生猪，购买生猪的数量稳定了，我们在屠宰场获得的利益才会稳定。 朱洪就、李建民是二仓屠宰场的领导，我是靠着他们的扶持才能够在二仓屠宰场成为最大的批发商，并且开始拥有自己的势力，所以我都是按照他们的安排做事情的，包括生猪协会的成立，纠集原稽查队进行执法，隐瞒批发商每头生猪多收取7元，向批发商收取300元，强行收集猪肉贩的猪脑、猪气管都是按照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去做的。在屠宰场获得的利益，朱洪就、李建民也是获益最大的，而且我们稽查队的财务也是朱洪就安排他的儿子担任的，稽查队的工资、奖金之类的都是李建民制定的，稽查队的工作证都是李建民弄的。 马焕扬是我的侄子，他没什么工作，算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平常都会一些社会人员在一起混，他名义上是承包了屠宰场的猪脑，他经常喝酒后就在屠宰场闹事，他每次带上一两个年轻男子来到屠宰场，每次他来到屠宰场都是吵吵闹闹的看，车上还开着很响的音响。我跟他的关系是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屠宰场的利益受损了，马焕扬就会纠集一些社会人员对对方进行报复，整个行业都很怕马焕扬。马焕扬来屠宰场闹事我没有管他，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等人也没有制止过马焕扬在屠宰场闹事。 我每个月会分别给朱洪就、李建民每人2000元人民币让他们关照一下我，为我在屠宰场的各种事情提供便利。我给钱朱洪就、李建民后，他们提供了如下便利给我：第一、生猪协会成立的时候，朱洪就、李建民就直接点名让我当会长了；第二、朱洪就、李建民他们让我来承包屠宰场的猪气管，我也可以从中赚钱；第三、前些年我买些三轮车回来然后卖给生猪运输商，还向生猪运输商每个月收取费用，当时我跟李建民商量过，我跟他说想买些三轮车回来卖给那些运输商，李建民同意了，我跟他还商量好每个月向运输商收取每头生猪2元的费用，李建民还协助我组织所有运输商开会，李建民向运输商宣布要统一使用我买的车辆，还要每头生猪交2元费用，这是李建民关照我让我从中赚点钱的。我有屠宰场的猪栏钥匙，且只有我才可以补充生猪，因为是朱洪就、李建民安排的。 2.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十几年前，马松想只是一个小小的批发商，每天只批发几头生猪，当时我是屠宰场的在职经理，我为了减少私宰生猪的现象，增加屠宰场屠宰生猪的量从而增加屠宰场的收益，就借了一些资金给马松想，让他在长江食品公司外面的零散生猪养殖户将零散的生猪收购回来并运回屠宰场进行屠宰，同时我让他批发长江食品公司的生猪，将长江食品公司的生猪屠宰好并运到市场卖了钱后再将批发生猪的钱给回长江食品公司，以此大大减轻了马松想资金周转的这一环节，自从那时之后马松想的生意越做越大，直至每天批发八九十头猪，由此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达到真个屠宰场批发生猪的五分之一，我跟马松想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我见到马松想挺有组织能力的，所以到后来成立生猪协会我就支持他做生猪协会的会长。马松想在所有批发商的眼中是很有威信的，基本上所有批发商都听他的。马松想有打开屠宰场大门的钥匙。李建民是我的手下，他是副经理。他大概2011年开始在屠宰场担任副经理一职，主管人事方面的工作，因为我的关系，马松想也认识了李建民，我、李建民、马松想的关系很好，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 2014年6月份政府组织的稽查队解散，已开会告知了所有的稽查队的人员。不久，江建常叫我、马松想和邝国炽开会，说要将解散后的稽查队收编到长江食品公司，负责管理市场上私宰生猪的问题，改名为协管队，并将原来帮政府部门收取的每头猪7元的费用上交公司财务，由长江食品公司支付协管队队员的工资，但是当时马松想不同意将收取的7元入长江公司的账户，后来江建和也不同意将稽查队收编，江建常就不再理这事了，之后长江食品公司并没有将原来的稽查队收编成功。之后我、李建民和马松想商量后，由马松想组织成立生猪批发协会，就将原来解散了的稽查队员叫回来重新成立稽查队，成为生猪协会管下的一个部门。于是我组织开了会，在二仓屠宰场办公楼一楼进行，这次会议上我提出由让马松想担任会长，由邝国炽担任协管队的队长，由李建民担任台城肉类协会秘书长。稽查队从此听从马松想的调遣，马松想也养着这一帮稽查队员。生猪协会成立后，由于稽查队员没地方办公，很不方便，于是我提出将屠宰一楼的办公室腾出来给生猪协会以及稽查队的人员在里面办公，于是稽查队就进驻办公室。生猪批发协会是听从马松想的管理。协管队的日常工作是听邝国炽安排的，但是邝国炽是听马松想话。稽查队的工作证是李建民副经理叫长江食品公司办公室的人制作并盖章的，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件事，我没意见。 马焕扬早期是帮马松想运生猪的。不过时间才坚持一年多，之后就没有运猪了。之后他也经常去屠宰场，更有时是喝醉酒的状态，带一帮人到屠宰场，见人就骂。（2018年1月28日笔录：马松想在屠场很有威望，有人想打架，马松想能轻易制止，其他人不一定能做到。） 屠宰场员工和稽查队平时聚餐和旅游一年就一两次，不多，大部分费用是从职工奖金里剩下的钱出的，生猪批发协会也有出钱。2017年12月开始，马松想每个月都会叫我去一次他的早餐店吃早餐，马松想都会以现金的方式给我2000元，直到2018年9月之后他就没有再叫我过去他的早餐店和给钱我了。从2012年开始，我以3000元的价格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我和李建民商量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没有经过“长江”总公司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猪肉零售商同意。我们屠宰场每屠宰一头生猪只收52.5元，再将其中的7元让黄秀芳直接转给马松想。2014年7月成立台城生猪协会后，我、李建民、和马松想召集二仓屠宰场所有生猪批发商开会，会上我宣布成立台城生猪协会，马松想担任该协会会长。后来李建民和马松想就对批发商说，每个批发商每个月必须交300元，否则不能在二仓屠宰场进行生猪批发，而收取这300元会费，每个月有4000元给屠宰场的，具体操作是李建民负责的。从2015年开始，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马松想自己联系畜牧站的方学登，让台城畜牧站派两个人过来，到台城各个烧猪档口检查，如果发现该生猪是没有出场证明单的，稽查队就收取加工费每头生猪50元，钱先由朱文彪收取。50元当中有7元是给稽查队的；3元给畜牧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钱有一部分用于屠宰场宰猪的员工吃饭花费，剩下的由黄秀芳进账到“长江”台城分公司的公户。稽查队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到相关部门登记成立过。稽查队是去收加工费的，所以我叫马松想去。按照行规，猪肉贩没有办法收集猪血，所以收集的猪血是属于屠场的收入。我将猪血以每月4000元承包给“北仔培”，收入归屠宰场。我们从2014年生猪协会成立后就开始收取每个生猪批发商每个月共1000元屠宰场建设费，主要是用于鱼塘污水处理，一开始是以屠宰场的名义收取的，后来到2016年马松想就不让我们屠宰场收取这1000元屠宰场管理费，而要由他们生猪协会收取这些费用。屠宰场每月收取用于补贴职工的资金有：协会会费取3000元，猪血4000元，猪胆、猪气管2000元，猪脑3000元，共计每月补贴收入约12000元。每个月大概有三千余元的款项是可以用于白头单支出的。 3.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时候政府的稽查队解散后，朱洪就跟我说过，老板江建常要将原先的稽查队招回来屠宰场工作的，之后朱洪就就想让马松想成立一个生猪协会，然后将原稽查队队员召集起来，重新成立一个稽查队纳入生猪协会管理，叫我安排在屠宰场的一间办公室上班，并叫我一样按照以往的收费标准，将多收的7元给稽查队发工资。生猪批发协会会长是马松想、副会长是颜伟仲、蔡永惠、成员是生猪批发商。我是代表公司和生猪批发协会有业务上的联系，所以他们称我为秘书长，我并不是生猪批发协会的成员。在组建“生猪批发协会”时，原来在屠宰场做批发商的都可以加入，他们都是自愿加入的，后来批发商太多了，再加入的话就需要会长马松想同意和屠宰场有空余猪栏才行。只有加入“生猪批发协会”才可以批发猪给屠宰场屠宰，不加入就不允许进入屠宰场。稽查队根据朱洪就的安排，稽查队还是履行着之前的职能，到各大市场生猪私宰进行查处，穿着制服在屠宰场巡查，清明节前还去查处烧猪作坊。平时就由马松想、邝国炽管理，如果有比较大的事务就向我、朱洪就汇报，由我们两人处理。稽查队工作时统一穿着保安式样的制服，主要在屠宰场和各个市场活动。公司接管他们是不穿工作服的，是由公司出示一个工作证给他们佩戴，证件是我去公司办理的，我发给他们稽查队队员，盖了公司的章，叫生猪稽查协管员。原来政府的稽查队已经取消了，新的稽查队只是朱洪就、马松想将原稽查队队员召集回来组成的，当然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还要去执法是因为私宰生猪的增多，会影响屠宰场的收入的，并且也影响马松想这帮批发商的利益，而且屠宰场很多收入必须要靠屠宰生猪数量稳定，才能保持的，所以就让稽查队对外执法了。 我跟马松想关系一直很好，大概2016年左右，马松想就开始每个月私底下给我1000到2000元的好处费，一直给到2017年年底，总共约36000元人民币，因此马松想在屠宰场批发生猪和屠宰的过程中我都会特别对他多一些关照。可能因为我是屠宰场的副经理，马松想在屠宰场里面进行批发生猪的生意，他给我好处费的目的就是让我在屠宰场内多一些关照他，利用我能调动的屠宰场资源在他批发生猪时给他一些帮助。例如我会在平时屠宰场管理过程中让员工优先去对马松想屠宰的生猪进行处理，还让马松想在屠宰场内占有位置最好的猪栏位置。后来马松想向我和朱洪就提出来说看看能不能为了方便管理运输商让他购进一批三轮车让我们屠场出面去跟运输商说让运输商统一租用马松想的三轮车。 屠宰场的白头单是二仓屠宰场的小金库开支，通过马松想和稽查队，屠宰场肯定是大大增加收入，但是这些钱是不进入长江公司账户的，这笔钱由朱洪就和我开支。白头单的开支主要有屠宰场的员工的补贴、组长的岗位补贴、垃圾清理运费、员工生病慰问金、加班费、业务用肉费、员工管理人员的聚餐费用、节日礼品费等其他费用。按照上述的统计，每月用于白头单的支出资金大约有27000元。我们承包出去的猪脑、猪胆、猪气管、猪血等费用收回到屠宰场之后再去除每个月发给员工的补贴款等支出每个月都会有大概1万元的结余，这些结余款就是用来支付白头单的开支的，我是从2015年开始就接手管理这些结余款，应该是我制作员工福利签领表时开始接手的。朱洪就和我、袁卓志、陈金波还有夜班两个经理李迺超、朱文彪都可以使用白头单来支出这些结余费用的。这些白头单支出一般都是不用经过审核的，因为这些结余就相当于一个小金库，一般用于一些业务的应酬接待和屠宰场消耗品支出，我负责结算这些结余的总额。逢年过节如果还有结余款项的话，我们四个经理都会每人分1000到3000元的现金作为福利，另外还会买一些年货礼品给我们四个经理作为福利，都是经我们四个经理商量瓜分的。这些结余都是不入账的，我也没有记住一共分了多少钱。 4.被告人朱文彪的供述与辩解：2002年起，我在台城生猪稽查办公室工作，那时候的稽查队是由台城镇政府成立的，主要工作是到台城各大市场检查有无私宰生猪的情况。到了2014年左右，政府解散了稽查队，当时江建常想把原先的稽查队叫回来，后来长江公司的江建和不同意，所以这件事就搁置了，但是我父亲朱洪就和马松想、李建民商量后，就重新成立了稽查队，将原来的稽查队队员叫回来，同时也叫马松想成立一个生猪协会，担任会长，将稽查队挂靠在生猪协会的名下，而我当时已经是屠宰场的员工，我父亲朱洪就就安排我担任生猪协会的财务，李建民就做生猪协会的秘书长。稽查队包括队长邝国炽，副队长李健和、陈国锋，队员有马醒辉、曾健聪、范国恩、余立权、朱伟文、吴伟权、伍伟峰、黄锐良、李健洪、马伟新、谢健民、黄钜平、邝伟强、邝英达、谭德辉。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负责人，负责稽查队的全面工作；邝国炽任稽查队队长，协助马松想的工作，具体负责安排稽查队的日常工作。除了清明节检查烧猪档时马松想参与了，其他时间他是不参与稽查队的工作，每个月也支付工资给马松想。 稽查队2014年之前是在台山市石花山广场附近地税旁租用的办公地点，2014年之后就搬入台城二仓屠宰场办公室旁的房间办公。稽查队重新成立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重新成立的稽查队跟以前一样去台城各大市场检查有没有私宰生猪，但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或授权。稽查队队员出去烧猪档检查私宰生猪时不穿制服的，但是会佩戴李建民给他们制作的证件，同时跟两个畜牧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去烧猪档检查，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身穿制服的，所以去到烧猪档时，群众见到这个阵势，都会认为佩戴证件的稽查队员都有执法权。2005年至2012年我们出去检查生猪私宰携带的证件是由台城街道办盖章后发放给我们稽查队员的，2014年之后的工作证件是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盖章后李建民发放给我们的；2005年至2012年我们稽查队的工资是由附城镇财办主任陈贤锦负责管理，2014年之后稽查队的工资由屠宰场代收后交给我管理，稽查队的工资标准由马松想和邝国炽确定后进行发放。 稽查队的开支项目有早餐费、工资、奖金、加班费、办公用品、业务费，这些钱都是从7元钱的收入中支出的。黄秀芳每个月转给我的钱是二仓屠宰场代稽查队向生猪批发商收取的，包括管理生猪私宰的7元钱、看割猪腩的3元钱。2002年我进入稽查队的时候就开始收取管理生猪私宰7元钱，2016年开始收取看割猪腩的3元钱。马松想总共有两个账户交由我使用，一个是80010001453626077的农信社存折，是马松想自己开户的，于2015年4月份左右转交给我，用于存取马松想批发猪的款项，也方便我管理稽查队的工资及其他稽查队账目；另外一个是80010000164688406的农信社账户是马松想之前使用的，于2014年7月左右稽查队成立时给我，用于和屠宰场出纳员黄秀芳结算每头猪7元的款项，同时也用于支取稽查队工资以及稽查队其他款项。因为邝国炽购房需要用钱，经马松想同意，我分两次共借了14万元给邝国炽，现在为止他只还了16000元。我借用过稽查队150000元来理财，想赚取点利息，最后马松想急于用钱支付购猪款（因为每月都是马松想预支款项给稽查队队员发工资），我就将160820元转账给江艺华，将10010转账给马焕章；还借用了128000元来购房，经过马松想同意的。我没有动用过稽查队的钱来投资证券，我目前证券账号上的资金都是我本人的资金。 朱洪就、李建民当然可以指挥稽查队，因为稽查队本来就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召集回来的，稽查队的工作职责是朱洪就安排的，而李建民是生猪协会的秘书长，稽查队的工资、奖金是李建民制定的，也是得到朱洪就同意的。平时工作马松想、邝国炽也是会向朱洪就、李建民汇报的。稽查队要在屠宰场巡查及去各个市场查处生猪私宰，同时也要看猪脑、猪气管、猪胆有没有被人偷走，在清明节期间也会对烧猪作坊私宰情况进行查处。 在清明节前去前往烧猪档检查的时候，马松想会跟李建民、朱洪就汇报去了哪些烧猪档检查，以及赶一些烧猪档的乳猪回来台城屠宰场屠宰的情况。朱洪就、李建民是可以通过马松想来安排稽查队的工作的，比如说指示马松想安排稽查队的人去清理台城屠宰场的鱼塘，还有清明节前跟马松想、邝国炽说让稽查队去检查烧猪档的。稽查队的成立就是由朱洪就、李建民向整个屠宰场的员工宣布的，朱洪就、李建民还宣布生猪协会的会长由马松想担任，稽查队的队长由邝国炽担任，他们还指着稽查队员们向屠宰场的员工介绍说这是新稽查队，让屠宰场的员工要好好配合新稽查队的工作，也就是说所有稽查队员都是经过朱洪就、李建民的同意任命的。平时朱洪就、李建民是不会过问稽查队的支出、奖金情况的，但是在清明节前检查烧猪档时收缴的罚款朱洪就、李建民会按每头猪7元作为加班费返还给稽查队。要稽查队在屠宰场进行巡查和去各市场查处生猪私宰是因为私宰生猪的情况与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是相关的，稽查队去市场对私宰生猪进行查处，生猪私宰就会减少，猪肉零售商就只能去二仓屠宰场购买生猪，马松想作为最大的批发商，自然获益最大，而马松想还霸占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垄断了生猪运输商，屠宰场屠宰生猪数量的稳定，就可以保证了马松想的利益和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稳定，所以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稽查队对市场生猪私宰进行查处。同样，在屠宰场稽查队穿着警服巡查，也是对生猪行业的人进行震慑，从而维护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利益。朱洪就、李建民作为屠宰场的管理者，他们平时会安排员工特别优待马松想的生猪屠杀，给马松想提供最好的猪栏，生猪数量不够时也只允许马松想补充生猪。从这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朱洪就、李建民与马松想是相互维护利益、相互协助的，他们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马焕扬他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平时晚上经常喝了酒后带着两三个年轻人开车进屠宰场大叫并随意骂人，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商等都很怕他，都不敢惹他，如果在屠宰场里有谁不听马松想的话或者有人侵害了马松想的利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马松想的利益和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马焕扬维护马松想的利益，就是维护了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当然不会阻止马焕扬了。 5.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我叔叔马松想对我很好，以前我没有工作是他请我帮他运输生猪，后来也可以说是靠我叔叔在屠宰场的关系我们家才可以承包猪脑，加上我叔叔马松想跟当时的经理朱洪就、李建民的关系好，经常请朱洪就、李建民喝酒吃饭，为我说了很多好话，确实在工作生活帮了我很多，所以我很尊重我叔叔马松想，很多时候如果有人在生猪这个行业反对我叔叔，我是帮着我叔叔的。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稽查队属于马松想管理的，猪气管是马松想承包的，猪脑是我承包的，马松想帮我收集的，马松想在屠宰场很有威望。我经常喝酒后跑去屠宰场闹事，喝酒后，我经常带着朋友过去二仓屠宰场，有时候也是拿猪杂才过去的，我们会将车停放在屠宰场门口，因为喝了酒我们会将车上的音乐开大声一些，同时把车窗打开抽烟。我多数都是拿我叔叔的猪杂，少数拿其他猪肉贩的猪杂，一般不会给钱，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没有阻止我。 6.被告人邝国炽的供述与辩解：2000年我到台山市附城镇生猪领导小组稽查队工作，约2004年附城镇生猪领导小组稽查队改组成为台城镇生猪管理领导小组稽查队，我就继续在那里工作，属于队员。2014年台城镇生猪领导小组解散，当时稽查队的负责人跟我们开会说政府已经取消稽查队，之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台城生猪协会，并且将原来的稽查队队员召集回来，成立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朱洪就总经理宣布我成为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长的。自2014年新成立协管队以来，我们协管队的办公室就被安排在屠宰场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办公室里，旁边就是生猪批发协会的办公室。是当时屠宰场经理朱洪就和李建民安排给我们使用的。稽查队工作证，当时政府解散稽查队的时候，已经回收了。我们的协管队工作证上面盖有一个公章，是李建民搞好给我们的，工作证上有“协管员”三个字；制服是马松想弄回来的。以前政府组织的稽查队主要是负责到台城各个市场检查猪肉档档主贩卖的猪肉是否有检疫证等票据，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些猪不是私宰的生猪；后来生猪批发协会成立后的稽查队除了保留了去市场检查猪肉档的行为外，有的稽查队员会帮马松想挖猪脑，朱洪就、李建民也会安排我们去台城各个烧猪档去检查私宰生猪的情况。稽查队在后期没有继续在台城各个市场进行检查，统一回到了屠宰场里面看管零售商防止偷割猪腩。因为我们长期在各个市场里面巡查，很多零售商都认识我们，所以屠宰场让稽查队回来屠宰场里面，可能觉得会对零售商有震慑作用，他们就不敢偷割猪腩了。新成立的稽查队主要协助生猪批发协会管理市场，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是马松想。稽查队是生猪发协会的下属部门，工资是屠宰场每头猪多收7元后，给朱文彪发给我们，我们都是听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让我们每天去到市场巡查有没有私宰猪销售，同时我们协管员去市场还检查销售猪肉摊档有没有屠场开具票据，另外我们还要巡查，也会去检查烧猪档有没有私宰猪。稽查队的工作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的。李建民还制定了稽查队的工资、奖金，而我是稽查队的队长，稽查队队员的具体工作就由我来安排，遇到问题时我就向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汇报。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屠宰费应该一共收60多元，其中有7元是给我们协管队发工资的，有3元就是看猪腩的费用，除了看猪腩的费用其他收费情况我是在2017年底和生猪批发商签生猪管理收费协议时才知道的。我于2017年8、9月一共借了朱文彪14万元用来买房，至今只归还了20000多元。 7.被告人李健和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原先政府成立的稽查队已经解散了，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稽查队，名字叫生猪协管队，作为生猪协会下的一个部门，然后召集我们这些老稽查队队员加入这个协管队，由邝国炽担任队长，我担任副队长。稽查队是由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邝国炽，邝国炽再具体安排我们工作的。邝国炽让我们前往各个市场检查猪肉档是否有私自屠宰生猪的情况；在屠宰场内穿着制服巡查，维护马松想在屠宰场里的利益；还有就是清明节前往各个烧猪档口检查是否存在私自屠宰生猪的情况。因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垄断了屠宰场的，强行收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猪要给钱我们稽查队，所以让我们稽查队去市场检查、在屠宰场巡查，就能保证马松想批发生猪的稳定，马松想也能得到更多的猪脑、猪气管，朱洪就、李建民分得的利益也更多。稽查队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还要去执法是因为稽查队就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他们安排我们稽查队去检查执法，我们就去了。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关系很好，他们成立稽查队，让我们去执法，就是想维护他们在屠宰场的非法利益。我们稽查队以前在市场检查，批发商、猪肉贩都会认为我们是比较“正式”的工作，马松想让我们稽查队到屠宰场里面干活，包括给他自己做一些事情，就是想要利用我们稽查队员给他自己树立威信。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跟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是一伙的，如果有人反对马松想，马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所有人都很惧怕马焕扬，不敢得罪马松想。 8.被告人范国恩的供述与辩解：我是原政府组织的稽查队队员，2014年7月，原先的稽查队解散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了一个生猪批发协会，并且以协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稽查队，当时邝国炽叫过去工作，我就去了。新的稽查队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前往各个市场检查是否存在私宰生猪的情况，另一部分留在屠宰场穿着制服巡查，同时在清明节期间，前往台城各个烧猪档检查是否存在私宰烧猪的情况。我知道重新成立的稽查队已经跟政府没有关系了，是没有执法权的。稽查队对外执法，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的意思，主要为了打击生猪私宰，从而维护他们在屠宰场的利益，稽查队实际上就是为马松想一伙人服务的，维护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这些人的利益。在屠宰场里，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猪要给7元稽查队，马松想是最大的批发商，打击生猪私宰，当然他获益最大，并且将猪肉贩的猪脑、猪气管强行收集起来拿去卖。朱洪就、马松想、李建民做上述行为当然是不合法的，也不合理，但是他们一伙人在屠宰场势力那么大，谁都不敢说话。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是稽查队的实际控制人，我们也是马松想发工资的，工资主要来源于批发商每头猪多交的7元屠宰费以及后来我们帮批发商看猪腩每头猪收取的3元。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如果有人反对马松想，马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整个生猪行业的人都很惧怕马焕扬的。 9.被告人邝英达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原先政府成立的稽查队已经解散了，我父亲邝国炽、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稽查队，名字叫生猪协管队，我父亲邝国炽、李健和、陈国锋、黄锐良、马伟新、谭德辉、余立权、朱文彪、黄锐良、范国恩是老的稽查队员，后来都加入新的稽查队，稽查队作为生猪协会的一个部门。我是2015年5月左右，我父亲邝国炽叫我进入稽查队工作。稽查队的主要工作是：第一，前往各个市场检查猪肉档是否有私自屠宰生猪的情况；第二，清明节期间，前往各个烧猪档口检查是否存在私自屠宰生猪的情况；第三，帮马松想工作；第四，在屠宰场内穿着制服巡查，主要维护马松想在屠宰场里的利益；第五，防偷猪腩。因为私宰生猪的情况与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是相关的，稽查队去市场对私宰生猪进行查处，生猪私宰就会减少，马松想作为最大的批发商，获益最大，而马松想与朱洪就、李建民还霸占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也可以获益。我们穿着制服在屠宰场执法，也是对生猪行业的人进行震慑，让马松想他们更有权威。稽查队是私自成立的，当然没有执法权。被检查的烧猪档他们肯定不愿意给钱的，但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给钱，我们就会没收他们私宰的猪，一对比，他们肯定给我们罚款。马松想身为会长，稽查队属于他管的，工资也由生猪协会发放，他就是我们的老板，如果马松想与别人发生利益冲突，我们稽查队的队员肯定会前往阻止，维护他的利益不给别人搞事情，但是有人搞事的事情还未发生过。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是一伙的，都是我们稽查队的领导，他们三人会把工作安排吩咐我父亲邝国炽，再由我父亲具体安排稽查队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稽查队都是为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服务的。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个社会上的古惑仔，手下有着一帮社会人员，跟马松想他们是一伙的，马焕扬平时经常在屠宰场闹事，如果有人反对马松想，马上就会马焕扬报复，整个生猪行业的人都很惧怕马焕扬和马松想。 10.被告人黄锐良的供述与辩解：2003年1月开始我在台城稽查队当队员，2014年7月份，稽查队长通知我们回去开会，通知我们稽查队解散。政府解散稽查队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生猪协会，并设立了一个协管队，邝国炽就叫我们这些原稽查队队员加入这个新成立的协管队。新成立的稽查队，主要是在屠宰场巡查，不要给批发商和猪肉贩搞事，还要到各大市场查处生猪私宰和清明节前去检查烧猪作坊。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立的稽查队，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对外执法因为我们稽查队本来就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召集回来的，当然是为了他们服务的，马松想、邝国炽等人安排我们去市场检查私宰生猪，猪肉档老板会误以为我们是代表政府前来执法的，我们就可以对猪肉贩形成压力，我们在屠宰场内能够监督偷割猪腩的行为也是因为猪肉贩误以为稽查队还是代表政府的，会害怕稽查队，我们稽查队在屠宰场内就形成一个威慑作用，让他们不敢卖私宰的生猪，这样就能保证更多的生猪去到台城屠宰场屠宰，维护好台城屠宰场也就是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这些人的利益。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关系非常好，是我们稽查队的领导，重新成立的稽查队实际上就是为他们服务的。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不是屠宰场的员工，是没有工作的，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商等都很怕他都不敢惹他，怕惹上麻烦。如果在屠宰场里有谁不听马松想的话或者有人侵害了马松想的利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 11．被告人余立权的供述与辩解：我是政府组织的原稽查队队员，到2014年的时候，稽查队解散了，收回了我们的工作证。没过几天，经理李建民就重新召集我们原来的稽查队队员，说二仓屠宰场成立了生猪协会，设立了一个稽查队，由邝国炽做队长，陈国锋和李健和做副队长，于是我就过去工作了。稽查队主要是在去各大市场查处生猪私宰情况，并且穿着制服在屠宰场巡查，维护秩序以及维护马松想在屠宰场里的利益，以及清明节期间去检查烧猪档口是否存在私自屠宰生猪的情况。稽查队没有执法权。因为去市场进行生猪私宰检查，大大减少私宰生猪的现象，人们都将生猪赶到屠宰场进行屠宰，屠宰场的收益大大提高，我们的工资就稳定了，因为我们的工资是从每头生猪的加工费里面扣除下来进行发放的，加上马松想当时是最大的生猪批发商，又是领导管理我们协管队的，我们去市场检查同时也保障、维护了马松想的最大利益。马松想是负责稽查队的，我们稽查队的人都要听他的，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跟经理朱洪就、副经理李建民关系很好，在屠宰场里的人也听马松想的。并且在江建和回来接管屠宰场之前，马松想安排“高佬伦”帮他取在屠宰场所有猪的猪脑，在屠宰场进行批发，大部分都是批发给猪肉贩，剩下的猪脑他就会拿去给他哥哥马松均去批发，很多酒楼之类的就是在马松均这里买猪脑的。其他猪器官就安排李迺超收集并卖给其他的老板。那些猪脑是那些猪贩子的，取了别人的东西就不合理。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上的“古惑仔”，经常进屠宰场大叫并随意骂人，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商等人员都很怕他，而且如果在屠宰场里有谁不听马松想的话或者有人侵害了马松想的利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三人是我们稽查队的领导，他们三人会将工作跟邝国炽说，邝国炽就会安排我们去做具体工作。我们都听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安排的。 12.被告人李健洪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年底开始，我通过我哥李建民认识马松想，我知道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和李建民、马松想成立生猪批发协会，并且组建了一个稽查队，李建民就安排我加入稽查队。稽查队的工作主要是在屠宰场巡查和到各大市场查处生猪私宰和清明节前去检查烧猪作坊。同时，我哥也安排我在屠宰场工作，这样我就领两份工资。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立的稽查队，没有执法权的，他们安排我们对外执法，主要是对猪肉贩形成压力，在屠宰场内就形成威慑作用，让他们不敢卖私宰的生猪，这样就能保证更多的生猪去到台城屠宰场屠宰，维护好台城屠宰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他们的利益。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经常在一起，他们也是稽查队的领导层，稽查队的工作也是他们安排邝国炽，然后邝国炽就会安排我们。 13.被告人谭德辉的供述与辩解：我2007年的时候入职稽查队，当时稽查队是由政府成立的，大概2014年左右的时候政府取消了稽查队。后来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了生猪批发协会，并组建了一支稽查队，邝国炽就把我们稽查队的队员叫过去。新成立的稽查队，负责到各个市场查处生猪私宰情况，在屠宰场巡查，还有就是清明节前去检查烧猪档。稽查队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要去对外执法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的，因为我们稽查队本来就是他们召集回来，当然要维护他们的利益，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同时马松想垄断了屠宰场所有的猪脑，还有就是屠宰场里面屠宰的所有猪只的猪气管、猪胆、猪血等都是承包出去给其他人的，所以这样让我们出去检查，既可以保证了批发商的利益，特别是最大的批发商马松想的利益，同时也是保证了屠宰场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都是我们稽查队的领导，具体工作是他们安排邝国炽，再由邝国炽安排我们工作的。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平时晚上经常喝了酒后带着两三个年轻人开车进屠宰场大叫并随意骂人，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商等都很怕他都不敢惹他，怕惹上麻烦。 14.被告人马醒辉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年初，我经亲戚马松想安排到屠宰场的稽查队工作，这个稽查队的负责人是马松想，队长是邝国炽。我们稽查队的队员就是听从马松想、邝国炽的安排帮马松想工作。稽查队要去各大市场查处生猪私宰和在屠宰场穿着制服巡查，还有清明节去检查烧猪作坊，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屠宰场巡查，2017年11月后，马松想安排我去挖猪脑。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老板，马松想在屠宰场里势力很大，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维护他的利益。稽查队是马松想控制的组织，当然没有执法权。我就听从邝国炽的安排去工作，他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时候是高佬伦挖猪脑，稽查队分开后，就由我专门挖猪脑，挖完后我就将猪脑拿给马松想去卖。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也是我的亲戚，他经常喝酒后跑到屠宰场闹事，个个都很怕他。 15.被告人李迺超的供述与辩解：生猪稽查队以前是台城镇成立的，主要职责是去台城各个市场进行私宰生猪行为的检查，解散之后由朱洪就、李建民联合马松想招聘到二仓屠宰场，朱洪就、李建民在屠宰场设立一个办公室给稽查队作为办公地点。稽查队平时的工作就是到台城各个市场进行私宰生猪行为的检查，还有在每年清明节期间，稽查队会联同畜牧站的人员到台城周边的烧猪档进行私宰检查，后期，批发商每头生猪计提3元，请稽查队到屠宰场内看割猪腩。稽查队没有执法权，但是在清明节期间仍然听从马松想、邝国炽的安排去检查烧猪档，并收取每头私宰生猪50元罚款，好明显是一支“地下执法”队伍。李建民、马松想、邝国炽是领导并安排稽查队工作的。李建民是生猪协会的秘书长，马松想是生猪协会的会长，邝国炽是稽查队的队长。马松想召集批发商成立生猪协会，并成为会长。稽查队的工资是由每头猪多收的7元支付的，另外，批发商每人每月交的300元管理费，当中有4000元也是给稽查队作为工资或者补贴的。可以说是马松想召集批发商成立生猪协会是为了养起稽查队，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已经控制了屠宰场，在屠宰场从事各种非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每屠宰一头生猪多收批发商7元，强迫批发商每个月交300元，还垄断了猪脑、猪气管、猪血、猪胆，并且强迫车仔佬买马松想的三轮车。而稽查队就是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控制的非法组织，所以让稽查队穿着制服在屠宰场巡查就是为了震慑屠宰场里的所有人，好维护他们的利益，让稽查队到市场查处生猪私宰也是这个原因，让猪肉零售商不敢贩卖私宰的生猪，好让他们过来二仓屠宰场购买生猪，而马松想是最大的批发商，当然得益最大，而他们垄断的猪脑、猪气管、猪血、猪胆也获益。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在屠宰场里进行垄断，他们会有很多非法收入，其中有一部分就放在屠宰场小金库里，没有入长江食品公司的。这个小金库就是用白头单开支的，只有朱洪就、李建民可以开支，可以说这个小金库就是朱洪就、李建民的小金库，我用白头单签名开支，也是朱洪就、李建民叫我签名而已，我所有开支都必须经过朱洪就、李建民允许。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的古惑仔，经常喝酒后带一堆人来屠宰场强行拿走猪肉贩的猪杂，不给钱，一来到屠宰场时大声呼唤，指手画脚的，想吃什么猪下水就拿，屠宰场的所有人见到他都怕，不敢出声，我知道他的车后尾箱都放有一些棍棒之类的工具。如果在屠宰场有人侵犯了马松想的利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 猪脑、猪气管都是属于猪肉零售商的，但是朱洪就、李建民就以承包的名义，强行收集了所有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然后再给马松想。猪脑是马松想他们叫了黄德伦、马醒辉专门挖出来的，不用我理，而猪气管是李建民叫人专门剪下来的，我就负责收集猪气管，清点后就卖给向马松想购买的人，收钱后，我就按照3.5毛钱一条给回屠宰场，其余的就给朱文彪。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势力那么大，我只能听从他们帮着收集猪气管了。公司承包出去猪脑、猪胆、猪气管的钱是出纳黄秀芳发给工人的，2016年初至2018年1月份黄秀芳将这笔钱发给我，再由我按工资表发给工人。我平时想要猪血就拿叶培洋的猪血，不用钱的。马松想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每个月给我约1000元，一直给到2017年清明节。我在屠宰场帮马松想做的工作有：（1）在屠宰场内我帮马松想赶猪进猪栏屠宰；（2）我还帮马松想至“北仔培”处拿十多斤猪血；（3）我让屠宰场员工帮马松想将屠宰好的猪拖到马松想批发生猪的档口处；（4）我还帮马松想向生猪批发协会的批发商收取300元猪栏管理费；（5）马松想有时让我或让我安排人帮他处理猪下水。马松想从2012年5月开始至2018年5月，就每个月给我和朱文彪1000元，就是让我们帮助收购猪大肠的北佬，因为我和朱文彪是夜间经理，必须要我们两个的配合，马松想才能向北佬收保护费。我还在屠宰场内帮马松想做了好多工作，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帮他做的。 （五）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朱健彬的陈述（生猪批发商）：马松想就是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马松想一开始说成立的目的是不想让其他人进入到这个行业来做生猪批发，保护目前这些批发商的利益。要进入到这个行业确实要生猪批发协会的同意，也就是要经过马松想的同意。马松想和屠宰场的经理肯定有利益关系的，要不然的话马松想在屠宰场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做到每个人都害怕他。据我所知，生猪批发协会并没有注册备案。屠宰场的猪栏是由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等人控制的，要在台城批发生猪的话肯定是需要猪栏来暂时存放生猪的，所以朱洪就等人可以通过控制猪栏来控制在台城批发生猪的批发商。另外，马松想勾结了朱洪就、李建民等人，他们一伙人在屠宰场横行霸道的，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经常带人来殴打或者恐吓那些反对马松想的人，台城生猪相关行业的人都怕马松想一伙人，基本上没有人敢招惹的，所以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等人是可以决定其他批发商能否在台城批发生猪的。在2018年6月份之前，我一直以为稽查队是政府组建的合法合规的队伍，在2018年6月份之后我才知道稽查队已经早就被政府取消了，而在屠宰场内的稽查队是马松想自己组建的，也是马松想发工资的，可以说稽查队是马松想的员工，专门在清明节前出去查处私宰生猪和平时在屠宰场内看割猪腩，猪肉零售商很害怕稽查队。猪肉零售商一直认为这支稽查队是在执法，他们身穿制服，手持有钩子在屠宰场内看割猪腩，只要有猪肉零售商拿着刀去靠近生猪，稽查队就很凶拿起钩子威胁猪肉零售商。2017年11月屠宰场的老板江建和上任之前，马松想在屠宰场内说一就是一，没有任何人敢说第二句话的，整个屠宰场都是他说了算，很霸道；老板江建和上任之后，马松想就收敛了很多。因为马松想和屠宰场的领导、员工有利益关系，所以马松想在屠宰场内享受到很多便利，例如他的批发的生猪可以优先使用屠宰生猪的流水线；还有在生猪不够批发的情况下，只有他可以临时调他的生猪进入到屠宰场进行宰杀，其他批发商就不可以；马松想在屠宰场内还持有着进入到猪栏大门的钥匙。马松想和李建民之间本来就是一伙人，他们所收取的每头生猪屠宰费用多收取的10元，生猪批发协会每月会费300元还有三轮车的“车仔佬”运送每头生猪都收费的这笔钱都是马松想控制支配，所以他们肯定有利益输送的。马松想与马焕扬是叔侄关系，马焕扬经常带着一帮人过来到屠宰场耀武扬威，搞事情，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古惑仔”。每次马松想与人发生矛盾，马焕扬都会带人来到屠宰场闹事的，有什么人不顺从马松想就会受到马焕扬的殴打或恐吓，他看见谁不顺眼就会骂人，由于大家都害怕得罪他，也少有人与他对骂。 2.被害人刘称生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是马松想，他在屠宰场一手遮天，与屠宰场的领导李建民、朱洪就关系很好，我们批发商每个月都要交300元作为会费，这些钱都由马松想负责支配。马松想为人霸道，有一帮以马焕扬为首的打手，稽查队也都是马松想的人，所以屠宰场的员工都惧怕马松想，只能服从于他。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批发生猪的，必须要经过马松想的同意，而且还要有几年批发生猪的经验才行。马松想拥有屠宰场猪栏入口铁门的钥匙，屠宰场二楼和办公室二楼活动室的钥匙等等。马松想会有这么多屠宰场的钥匙一来他和屠宰场的领导关系好，二来我感觉整个屠宰场大部分的人都是听马松想的。马松想跟屠宰场的领导朱洪就、李建民勾结在一起，他霸占了那些猪栏后，其他人不敢跟马松想争，所以马松想占据的猪栏就一直是属于他的，只有马松想批发的生猪是任何时候都能进入屠宰场的；另外有时候当天台城批发的生猪供不应求了，也只有马松想才能补充生猪来高价批发。这种情况马松想是独家经营的，他一般每头猪都会涨价几十元，如果其他批发商也能补充生猪的话肯定涨不了这么多钱，所以实际上这造成了生猪批发价的上涨，也造成了市面的生猪零售价的上涨，影响了台城市民的正常生活，降低了台城市民尤其是中下层群体的生活水平。 3.被害人邝超洪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觉得马松想的地位比屠宰场经理朱洪就还高，所有人都怕马松想一班人，惹到他们就像惹麻烦上身，马松想就是与屠宰场领导勾结在一起，令人感到马松想就是屠宰场的老板，屠宰场很多员工都听马松想的话，令我们很多人以为收取各种费用都是屠宰场收取的。马焕扬是一个“古惑仔”，有人触碰马松想的利益，马焕扬就出面摆平，我们这些生猪批发商户都怕马松想和马焕扬。马松想一伙人欺压对手，令自己得利，搞得我们这些小批发商做不下去。就像那每个月300元的会费，马松想一天都能批发100头猪，而我们这些小批发户一个月也才一两百头猪，但都是交同样的钱，是十分不公平的。他们还排挤其他小商户，每走一个小批发商户，那么总体生猪数量少了，价格当然会高，马松想他们得到利益，但整体猪肉价格都会上升。 4.被害人李均明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协会都是马松想在管理的，所有事务都是由马松想决定的。实际上谁能在台城批发生猪就是马松想一个人说了算，马松想勾结屠宰场领导朱洪就、李建民这些人，朱文彪是屠宰场经理朱洪就的儿子，李健洪是副经理李建民的弟弟，他们两人都是屠宰场的员工，都领着屠宰场的工资，他们又在马松想的稽查队内领多一份工资。有些屠宰场员工像马松想的员工一样听马松想的指挥，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是黑社会古惑仔，每当有人敢于反对马松想一伙人，马焕扬就会带一些黑社会的青年来进行恐吓、殴打，人人都害怕他。屠宰场给我的感觉马松想的地位是最高的，屠宰场很多事务都是由马松想说了算，部分员工也听马松想的吩咐工作，我觉得屠宰场都快姓马了，屠宰场的领导甚至长江公司的老板都无可奈何。马松想有权有势，稍有不服从他的话，马焕扬就会叫打手进行殴打，我们惧怕马松想的淫威，不敢反抗，不敢举报。我作为批发商，这些年被他们瞒骗收费，损失巨大，他们还垄断猪脑等器官，收取各样保护费，连运输贩的苦力钱都要榨取。把这一伙人打掉后，生猪批发行为就自由竞争了，没有特权，批发价格也就能降下不少，市场的肉价也能降一点。 5.被害人蔡永惠的陈述（生猪批发商）：马松想的势力大，他和屠宰场关系好，所以他的猪栏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多的，我们都不能用他的猪栏。稽查队之前是政府成立的，专门用来查是否有人私宰生猪的，后来听说稽查队解散了，马松想就组织他们回来屠宰场“看猪腩”，每年清明前后还到各市场和烧猪工厂检查，也会去一些卖烧猪的商贩那里收取私宰生猪的“保护费”，稽查队的人是听马松想的话的。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上的混混，他经常凌晨5、6时许带着几名年轻人开车去到屠宰场拿点猪内脏走的。 6.被害人朱健儒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3年，我开始进入二仓屠宰场从事生猪批发生意，当时我以为二仓屠宰场的老板是朱洪就和马松想，因为我进入二仓屠宰场做生意后发现屠宰场里面的所有员工都要听从马松想的指挥，马松想跟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是一伙的，而且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非常大，其他人都要听马松想的话。马松想本人是很凶恶的，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上的小混混，经常带人来到屠宰场耀武扬威，马松想和马焕扬相当于屠宰场内部的恶霸，有时候还会殴打或者恐吓不服从马松想的人，屠宰场内部的人都很怕他们。朱洪就将屠宰场的钥匙给了马松想，所以马松想的猪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屠宰场的。马松想在屠宰场内拥有最高级的优先权，每天屠宰场都会优先宰杀马松想的生猪好让马松想更快地卖出他的生猪，马松想的猪栏位置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大的，很集中，哪天屠宰场所有的生猪数量不够市场需求时也只有马松想一人可以从外面调生猪进来屠宰场，其他人都不行，这样马松想就能独揽这时段的批猪生意。稽查队都是听马松想的指挥。平时稽查队就穿着制服在屠宰场内巡视，显得很正规，让我们以为这稽查队是合法的，像是有执法权。 7.被害人张均龙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协会”的会长是马松想，协会都是马松想说了算，协会没有为我们会员做什么事。马松想是屠宰场里最大的批发商，在屠宰场里是最大的，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他在屠宰场里的猪栏是最好、最多的，其他批发商都不能使用他的猪栏。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地位很高，还垄断了很多猪市的生意，猪肉贩的猪脑都被他给霸占了。马松想应该自己就有猪栏钥匙，所以屠宰场关门后只有马松想还可以将猪赶进屠宰场。有的时候市场需求量大，哪一天屠宰场的猪不够杀的时候就只有马松想才可以从外面再拉猪进来，其他批发商就不行。屠宰场那些猪肉贩就说马松想那伙人很凶的，他那侄子马焕扬也很凶的，都不敢去招惹他们。屠场里的稽查队应该是马松想请来的，平时稽查队上班都是穿制服的，他们除了在屠宰场负责看猪腩，也会去各个市场检查生猪私宰的情况，因为从屠宰场杀出来的生猪都是有凭证或是记号的，屠宰场帮忙开出场合格的凭证及给猪盖出场的印章。 8.被害人颜伟仲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协会是马松想他们自己挂牌的，没有备案，协会在屠宰场里有一个办公室，我只去过一两次。别人都称呼我为会长，但我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稽查队是查处私宰生猪的队伍，2018年5月份新老板江建和告知我们稽查队早就撤销，我们才意识到屠宰场的这支稽查队有问题。稽查队是邝国炽管理的，这班人只听马松想的吩咐，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马松想才是他们稽查队的老板。马松想的生猪可以随时进入屠宰场的猪栏，只有马松想可以享有特权，他发现生猪供不应求，可以私自临时从其他地方调生猪过来台城屠宰场，然后坐地起价卖给猪肉贩，平均一百斤生猪肉要比平时贵三、四十元。猪肉贩所购买的生猪贵了，为了保证自身的利润，自然在市场上就卖得比平时贵了，消费者所购买的猪肉价格也就上涨了，这样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马松想和朱洪就、李建民的关系很好，屠宰场猪栏的钥匙由屠宰场员工余惠行保管，余惠行负责管理生猪进出猪栏，余惠行对马松想唯命是从，平时还帮马松想采购生猪，所以马松想他一个人独自使用六个猪栏，其他生猪批发商不管批发多少生猪都只能使用一、两个猪栏。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是社会上混的，听说他经常在社会上打打杀杀，他还经常凌晨时在我们开始屠宰生猪时，用小汽车带一些社会青年来到屠宰场转来转去，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将小汽车停放在屠场门口，将小汽车的音响音量调大影响别人工作，在场的人都敢怒不敢言。我觉得马松想一伙人和屠宰场的领导勾结在一起，对我们生猪批发商和零售商巧取豪夺，马松想一伙人大肆敛财，就好像旧社会的黑社会一样，我们敢怒不敢言，不得不忍气吞声。 9.被害人黄庭杰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是“生猪管理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一定要每月缴纳300元的猪栏管理费，而且必须要马松想同意才能进入协会，入会后才有做生猪批发商的资格，这个协会成立起来没有为我们批发商做过任何事。朱洪就、李建民等人是屠宰场的领导，马松想当时在屠宰场的势力也是很大的，马松想、朱洪就等人是一伙的。整个屠宰场都是马松想的势力，屠宰场内的稽查队还有马焕扬等人都是帮着马松想做事的，如果有谁不顺从马松想的意思，那么那个人肯定是在屠宰场里没得混了，更别说还想做生猪批发商，整个屠宰场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听马松想的，如果哪个生猪批发商没有缴纳300元猪栏管理费，那就算他的猪来到了屠宰场，也没有人开门让他的生猪进入猪栏，就算进了猪栏，屠宰场的员工也不会去管他的猪，这样那批发商就永远销售不出去。马松想的猪栏是最好、最多的，我们都不能用他的猪栏。马松想还可以在屠宰场6点关门后将生猪运进屠宰场，而其他的批发商就不行。哪天屠宰场所有的生猪数量不够市场需求，只有马松想一人可以从外面调生猪进来屠宰场，其他人都不行，而且这个时候马松想就会提高生猪的价格，每一头生猪至少涨50元左右，因为在那个时段其他批发商没有权利进猪，所以马松想就可以坐地起价。过去政府那支正规的稽查队都是在外面监督的，不会去屠宰场的，但是很早之前就解散了，现在马松想成立的这支稽查队就在屠宰场为马松想服务，在屠宰场里面看猪腩，不让猪肉贩私自割猪腩，在屠宰流水线帮忙，还会帮马松想霸占猪脑，不让猪肉贩拿自己的猪脑。稽查队在屠宰场内工作是有制服的，也有工作证，看似很正规。马松想的势力庞大，屠宰场的领导、员工都和马松想勾结起来维护马松想，如果马松想的利益被损害了，马松想的手下就会报复我们，我们都很怕马松想的势力。 10.被害人李胜恩的陈述（生猪批发商）：马松想跟屠场的领导都很熟悉，而且屠场内的很多员工都很听马松想的话，所以他的猪一般都是有优先权的。稽查队以前都是政府组织的，在各个市场内穿着制服去执法的，最近几年稽查队慢慢地就长期在屠场里面，我们批发商在不知道政府已经取消了稽查队的情况下提出以每头猪3元钱给稽查队来协助我们监督猪贩去偷割猪腩。当时朱洪就召集我们开会说江建常和他沟通商量过，提议成立一个生猪协会，当时朱洪就已经宣布任命马松想做会长了，也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和推选的，应该是开会前他们已经事先内部决定的，基本上协会的事务都是马松想决定的。如果不是我们原来协会成员里面的批发商进入屠宰场批发生猪，要经过马松想和朱洪就的同意。马松想、朱洪就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了，他们可以随意分配猪栏，而且马松想利用他侄子马焕扬作为打手经常去殴打恐吓那些触犯马松想一伙人利益的人，马松想还控制着稽查队，可以说马松想在屠宰场是只手遮天的，没有人敢得罪他的。 11.被害人李何安的陈述（生猪批发商）：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的，他所拥有的猪栏也是最好的，没有人敢把自己的猪放到他的猪栏里面，马松想在屠宰场非常有势力，手底下还有一伙打手，如果有谁惹他不开心了或者是得罪了他，马松想就会叫打手去收拾那人，所以在屠宰场我们都很怕马松想，连卖猪肉的猪肉贩都说整个屠宰场就像是马松想的了。我之前也听江建和说过以前确实是有一支正规的稽查队是受政府管理的，但是已经解散了很多年了，现在存在屠宰场里的稽查队完全就是非法的组织，根本就是马松想的势力。稽查队的人都是听马松想的，马松想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稽查队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有统一制服的，也有工作证。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在屠宰场里面帮马松想做事，只要谁惹了马松想，马焕扬就会叫人来报复。 12.被害人谭忠立的陈述（生猪批发商）：马松想是二仓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之一，他在屠宰场拥有最多的猪栏且位置最好，他和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李建民关系特别好，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在屠宰厂内还成立了一个生猪批发协会，马松想是协会的会长，管理协会的大小事宜，协会直接在屠宰场里有一间办公室。马松想在屠场内地位很高，在屠场内说话非常有影响力，好像什么事他都可以做主一样。马松想和朱洪就、李建民等人整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这些领导将猪脑生意交给马松想来垄断经营，还让马松想做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因为马松想跟屠宰场的关系好，他的生猪24小时随时进入猪栏，有时候半夜生猪供不应求，马松想的生猪随时入栏，马松想还会坐地涨价，提高生猪的批发价格。马松想一伙人垄断屠场的猪脑，二次销售猪脑占有我们的利益。马松想在屠场内占有各种优势资源，使我们这些小的批发商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欺行霸市，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这一伙人日常作风霸道，猪贩们都很惧怕他，跟他有利益冲突的批发商也都惧怕他。稽查队看管马松想的猪就会严格一些，看的紧一些，所以猪贩们知道是马松想的猪就不敢去刮猪腩。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等人相互勾结，互相袒护造成屠宰费的不合理合法的增加，每个月上交的300元会费，没有起到实际意义。 13.被害人陈番任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很多年以前政府管理生猪屠宰的时候，稽查队是负责去各个市场查处私自屠宰生猪的，但是后来政府解散这帮人，之后马松想就把这帮人拉到屠宰场里面上班，由他管理，他们现在主要就是负责监管偷割猪腩肉的事情，等同于保安的职能。生猪协会成立后从来没说过收取每头猪10元管理费，我都一直以为62.5元是屠宰费，协会只是那300元。 14.被害人叶彼得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屠宰场内成立了一个生猪批发协会。是2014年左右朱洪就召集批发商宣布成立的，还在会上说以后只允许在座各位在台城批发生猪了。协会的大小事宜是马松想说了算的。稽查队不是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协会成立过稽查队，马松想在稽查队有话语权，稽查队的队长是邝国炽。我听说我们上缴的300元会费一部分是用来支付稽查队工资的。我一直都以为稽查队是台城镇政府成立的，是合法来检查私宰生猪的。稽查队的人是很凶的，他们经常对猪肉零售商喝骂，有时候还会动手推搡猪肉零售商，但是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合法的执法队伍，所以也没有人反抗。屠宰场内所有的有利资源都被马松想占据了，无论是猪栏的数量、位置还是屠宰生猪的优先权都是屠宰场的领导决定的。马松想在屠宰场是地位最高的，屠宰场所有的事务都是由马松想决策的，屠宰场的员工也是听从马松想吩咐工作的，给我的感觉屠宰场就是属于马松想一伙人的，要想在台城批发生猪一定要经过马松想同意的。原本屠宰场的所有者长江公司反而管不了屠宰场。马松想勾结屠宰场的领导，利用他的侄子马焕扬及其手下作为打手对屠宰场的人员进行欺压，汲取非法利益，整个二仓屠宰场甚至说整个台城的生猪行业都笼罩在马松想一伙人的统治下，他们这伙人根本就是黑社会。他们收取各种保护费的行为造成了台城市场上生猪价格的全面上涨，导致了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市民减少了猪肉的购买量，影响了台城市民的幸福感。自从马松想一伙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台城的生猪批发更加自由竞争了，台城的猪肉价格都下降了一点。 15.被害人朱建辉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屠宰场的员工和稽查队都听马松想的，连屠宰场现在的经理陈金波都害怕他。猪肉贩对于马松想是敢怒不敢言。第一，收取300元猪栏费和多收7元屠宰费增加了我们的成本，我们为了减少损失，批猪给猪肉贩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猪肉贩在市场卖猪肉的价格也上涨。第二，马松想和朱洪就等屠宰场的领导关系好，猪栏多，其他多数批发商只有一个猪栏，马松想可以随时运猪进屠宰场，猪不够批的时候可以随时运一批猪进屠宰场批，而其他批发商不可以，造成我们生意好时没有猪栏放猪，限制了我们扩大经营。我听说马焕扬与马松想是亲戚关系，大概是3年前，马焕扬帮马松想做生猪批发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做了。我听屠场的人说过马焕扬经常在屠宰场内属于恶霸的一类人，如果马焕扬发现有人和马松想作对或者有矛盾的，就纠集一些人过去用言语甚至使用暴力手段恐吓对方，使对方不敢再同马松想对抗。 16.被害人朱锡俊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从2005年左右开始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做生猪批发生意，一直做到2017年8月份因为生意难做就暂时不做生猪批发生意了。生意难做的体现：（1）屠宰费用不断上涨，最多的时候达到62.5元/头，导致成本增加。（2）生猪批发协会成立后，要求我们批发商每个月要交300元的猪栏管理费，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压力。（3）行业内竞争越来越大且为恶性竞争，我自己只有一个猪栏，二仓屠宰场内马松想的猪栏最多且位置最好，他的生猪可以优先出栏宰杀，屠宰场内规定每天下午18时以后不可以再由生猪进栏了，但是马松想的生猪是可以随时进栏的，他自己做强做大搞垄断，不断压榨了我们小批发商的利益，导致我们许多小批发商都无法继续在屠宰场生存。（4）马松想有一个侄子叫马焕扬，是社会上的古惑仔，经常纠集一些社会上的古惑仔到屠宰场来闹事，也有部分批发商及零售商被这些人殴打过，所以严重影响到我们在屠宰场的经营秩序。我想马焕扬带人来屠宰场闹事，就是要维护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及垄断地位。我听说马松想等一批黑恶势力被抓后在2019年3月份时决定回来继续做做试试，现在与以前的不同：（1）屠宰费较之前有大幅度的下降，现在每头猪只需要交57.5元的屠宰费，这其中还包括有5元钱是我自愿交的，用来请一些人帮我看猪腩，防止猪肉贩割猪腩，我批猪的利润也增加了。（2）之前交了10来年的生猪批发协会的300元猪栏管理费现在也不用再交了，节省了我的开支，我赚的钱也更多了一些。（3）现在屠宰场的竞争环境也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屠宰场的员工都不受马松想等人控制，所以屠宰场内的秩序也有了很大改善，现在屠宰场内的批发商大家可以公平竞争，也没有社会上的古惑仔可以在屠宰场闹事扰乱秩序了，我们做生意也更加放心、开心了。之前屠宰场内还有人垄断猪脑、猪气管、猪胆等，本应该属于猪肉贩的东西强行霸占走，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全部物归原主了，谁拿猪归谁。我们批发商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是良性竞争了，老百姓吃猪肉也更便宜，更放心了。 17.被害人李健豪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是批发猪肉的批发商，是本地人。马松想他们一家人都很霸道不讲理，在屠宰场里势力很大，马松想的哥哥马松均脾气很差而且横行霸道，马松均的儿子马焕扬根本就是没有人性的。早三年前稽查队员每天早上八时许都会到我档口来查看我销售的生猪的出场单，有时穿制服并且带着工作证，多数时间是身穿便服并且带着工作证。如果被稽查队检查到私宰生猪，以前是会被收走整头猪的。此外，稽查队还在二仓屠宰场内穿着制服监督猪肉零售商割猪腩的情况。如果是马松想的猪，猪肉零售商连碰都不能碰，如果是其他批发商的猪，这些稽查队就只劝说几句就算了。稽查队每天都有十多人在屠宰场，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就只能接受他们的监督。稽查队都听批发商马松想的话，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屠宰场的员工。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的权力大，屠宰场很多人都听从马松想的指挥，所以他就可以成立稽查队。有时候生猪供不应求，屠宰场的生猪不够派，一般来讲18时之后其他批发商就不可以找生猪进栏了，但是马松想无论什么时间都可以随时补充生猪入栏，他还会随时提高生猪价格。马松想的生猪是可以优先出栏的，如果谁买了他的猪是可以优先宰猪并且优先挂猪的。所以马松想在屠宰场是拥有特权的且可以搞垄断。马松想、马松均、马焕扬这伙人不好惹，他们可以随时找到一班“古惑仔”帮他们打人。有时候我会担心他们找我家里人麻烦，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心里压力。其次，猪脑、猪气管等猪的附属品我们本来可以拿回来销售，但是被人家强占了，我们就少了这部分收入，我们做生意的效益也会变差。再其次，运输的垄断，导致运输费用增加，我们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因为大家的猪肉价格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又不敢因为运输费用增加就增加猪肉价格，这样以后就没人来我这里买猪肉了，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承担这部分开支。 18.被害人李伟国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大约于2015年开始卖猪肉，刚开始，我以为稽查队是政府的组织，直到2017年年底我爸跟我说，现在屠宰场里的稽查队是马松想自己私立的，不是政府组织，之前政府组织的稽查队已经解散了，稽查队的工资现在是由马松想发放的。马松想在屠宰场的权力很大，他以批发商联合的名义建立了稽查队，向批发商收钱发工资给稽查队的队员，控制了稽查队，以前他就一直跟屠宰场有合作，跟长江公司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慢慢发展起来，而且他跟黑白两道都有接触，他的侄子马焕扬有黑社会背景，如果屠宰场发生什么事，马松想都会叫他侄子过来，然后马焕扬就会带人过来处理。因此一般的人都不敢惹他、得罪他，即使敢怒也不敢言。有时候有客人需要猪脑，我都要去征求马松想的同意，需要好言好语求他，才能买到猪脑，有时候他也不一定卖给我们的。如果屠宰场有纠纷争吵之类的，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去处理，以稽查队的说法，他们就是执勤执法的。 19.被害人黄文海的陈述（猪肉零售商）：2018年2月16日起我就没有再卖猪肉，因为感觉在生猪屠宰场太黑暗，加上又受到马焕扬等人的恐吓及殴打。因为马松想这个家族霸占了生猪屠宰场所有有利资源，如屠宰场优先屠宰马松想的生猪，大部分人只能自己屠宰，马松想控制屠宰场的工人在屠宰的每一个步骤都优先处理他的生猪。另外，马松想霸占了屠宰生猪产生的猪脑、猪胆、气管，我买了整头猪也拿不到猪脑、猪胆、气管。生猪从屠宰场载到市场的档口，很多批发商都请人搬运生猪，马松想从中每头猪抽2元，否则不能进场搬运生猪。这个屠宰场是马松想说了算，谁得罪了他，他都会让马焕扬等人出手教训，殴打别人，马松想才是最后的主谋。马焕扬经常带人到屠宰厂打批发生猪的商户。 20.被害人李素珍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听说有一个零售商去屠场那里索要猪脑，不但没有要回来，还被人威胁恐吓打了一顿，之后我们都不敢向屠宰场拿回猪脑了。我们都害怕被屠宰场的马松想这一伙人打击报复，再说我们还要做猪肉零售商的，更加不敢得罪他们，万一得罪他们，不批发生猪给我，我在市场卖不了猪肉，我靠什么维持生活。稽查队队员巡查零售商档口有时穿类似民警的制服，胸口挂着工作证，有时只是胸口挂着工作证就过来巡查。他们身穿制服，挂着工作证，对我们销售的生猪有执法权。 21.被害人余剑锋的陈述（猪肉零售商）：屠宰场除了屠场员工外，还有穿制服戴证件的稽查队。他们主要是在屠宰场内看割猪腩，主要是监督我们零售商割猪腩，另外还有一班人在各个市场检查票据防止私宰生猪。我觉得他们有执法权。如果他们检查出有人售卖的猪是私宰或者不是出自台城屠宰场的，就会将猪肉进行没收。 22.被害人伍立文的陈述（猪肉零售商）：稽查队最一开始是政府成立的，政府成立稽查队的原因就是为了监督有无人私宰生猪，直到2014年左右的时候政府就把稽查队取消了，取消之后屠场又单独成立了自己的稽查队来对我们进行检查，是马松想成立的。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跟屠场私自成立的稽查队区别：政府成立的稽查队正规一些，有自己的制服，然后佩戴胸牌，检查比较严格，每天早上都会有人专门来检查收取我们在屠宰场宰杀生猪的证明票据。屠宰场成立的稽查队大多时间都是在屠宰场那里负责看着我们，防止我们这些零售商去割猪腩，然后偶尔会有不穿制服但是戴个牌子的人过来市场这里检查屠宰场宰杀生猪的证明票据。我认为屠宰场的稽查队是不合法的，因为政府已经将这个部门取消了。这个稽查队特别差劲，他们就跟黑社会看场的一样，根本就不像是在屠场工作的，各个稽查队员横行霸道，他们的存在降低了屠宰的效率，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闹出了一推推诿扯皮的事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精神压力不断增大。以前零售商是可以既做零售商又做批发商的，但后来屠宰场的领导和以马松想为首的那几个大的批发商互相勾结垄断生猪批发市场，把我们这些零星的小散户全部剔除出去，连大门都不给我们进。马松想，马松均、马焕扬他们这个家族在屠宰场只手遮天，很早之前就形成了家族势力，马松均替马松想在屠场那里做事管理，出了点事情就叫马焕扬过来撑场甚至对我们辱骂殴打，我们都怕他们。此外，屠场规定每天18时以后不准再有生猪进栏，当时马松想的猪是可以随时进栏的，有时候生猪供不应求，到了半夜马松想就有办法随时将生猪入栏然后宰杀，因为生猪不够用，他还会坐地起价，我们那个时候拿猪会比平常价格贵20-30元/头。 23.被害人郑建宏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跟屠宰场一些领导关系很好，屠宰场里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猪肉商贩，只求有一个公平售卖猪肉的平台。但是马松想及其一家人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到恐惧，觉得他的势力正在控制整个台山的猪肉市场。 24.被害人郑晓平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是从2009年开始就在台山市富城市场售卖猪肉，当时就已经有稽查队的人来检查票据了，如果他们检查出有人售卖的猪是私宰或者不是出自台城屠宰场的，就会将该猪肉进行没收。我感觉这个屠宰场就是属于马松想的，马松想就是这个屠宰场的领导，因为屠宰场的职工和稽查队的人都很听马松想的话，屠宰场的设备都是马松想优先使用的。他经常叫人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又惹不起他。我从其他猪肉贩的口中得知，马焕扬跟古惑仔是没什么区别的，经常带一些古惑仔到屠宰场耀武扬威，也有过在屠宰场打人的经历。马松想这样做是垄断了生猪批发这个行业。我觉得他们仗着自己在屠宰场的势力经常欺负和打压我们猪肉贩，我们迫于他们的压力敢怒不敢言，再加上对猪脑等东西的垄断对我们猪肉贩的利益造成了损害，间接提高了市民购买猪肉的成本，从而影响了我们猪肉贩的生意。 25.被害人关建存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一家人在屠宰场是横行霸道的，连屠宰场的员工都要听马松想指示工作，平时马松想说什么都没有人敢反对的，如果有人反对马松想的话，马松想就会找人恐吓甚至殴打对方，屠宰场里没有人敢得罪马松想一伙人的。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只手遮天，屠宰场内所有人都要听马松想的话，屠宰场的员工就相当于马松想的员工，平时都要帮马松想干活的。我在永和市场卖猪肉期间，几乎每天早上都有自称稽查队的人员前来检查有无私宰生猪的，他们现在在台城屠宰场上班，负责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前来检查私宰生猪的人员穿着类似于城管的制服来检查的，脖子上挂着证件，我觉得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前来执法的。此外，清明节前他们还会去烧猪档检查有无私宰生猪，我听说烧猪档被检查到私宰生猪的话稽查队队员会对烧猪档档主罚款。 26.被害人刘绍忠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早三年前稽查队员每天早上7时许都会到我档口来查看我销售的生猪的出场单，当时稽查队员身穿便服然后带着工作证。稽查队还会在二仓屠宰场内监督我们猪肉零售商割猪腩的情况。马松想霸占了本来属于我们零售商的猪脑，我们失去了猪脑销售的这部分利益，这么多年累计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因为猪脑被霸占，市面上卖猪脑的人就少了很多，有很多人过来打听想买猪脑但是都买不到。 27.被害人黄朗正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稽查队每次都是好几个人来到我的档口，有些走进我的烧猪工厂里翻来翻去查找烧猪，有些人则堵在我的烧猪工厂门口，他们都是佩戴证件或者穿着制服的，我会有点害怕。每年稽查队都有派发传单说私宰生猪被查到要罚款，不然就要没收生猪甚至坐牢之类的内容，他们这么多人来让我交钱，我担心如果不交钱的话我的烧猪就要被他们没收了，每头烧猪大概价值1000元人民币，如果被没收了我的损失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迫于无奈交每头烧猪50元给他们。我看他们都是穿制服、戴工作证的，觉得是政府组织，比较可信，而且他们也有屠宰场的出场单，所以我就给钱他们了。稽查队常是6、7个人，有几个人是戴着证件的（写着稽查队），有几个人是穿制服的，我记得臂章上写着“动监”。穿制服臂章上写着“动监”的那些人他们就陪同一起来的，什么都不做的。我的烧腊加工厂没有人来检查过，我在北郊市场的烧腊档口就只有稽查队的人来检查。 28.被害人李有师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90年代时我和马松想一起在东门市场卖过猪肉。我听一些猪肉贩说马松想在屠宰场很有势力，屠宰场很多人都是他的手下，他们是帮马松想去拿生猪的猪脑和猪气管等器官的。 29.被害人林焕恩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就我所知稽查队一开始是政府成立的，是政府组织，以前就开始在各地检查私宰生猪。稽查队归马松想管理后，我很疑惑为何马松想一个批发商可以管理政府组织，但是稽查队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执法，所以我也没有过问。我听说过生猪批发协会，马松想担任会长，在屠场的办公楼有一个办公室。 30.被害人李文锋的陈述（烧腊档老板）：稽查队一般到我市场的烧腊档处派发宣传单，大概意思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屠宰场屠宰生猪，不要私宰生猪，否则被发现后要没收生猪或者罚款之类。看了这些宣传单后，我是害怕的，因为我做私宰生猪被处罚后果是很严重的。 31.被害人黄伟才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检查档口的人是台山市二仓屠宰场里面的人，他们自称是稽查队，每年清明节当月的两三个礼拜过来检查我是否有私宰生猪的情况。如果他们检查到我有私宰的生猪，就会对我罚款，如果我不交罚款，他们就会没收生猪并且会叫人盯着我不让我继续烧猪，我害怕就只能交罚款了。在我看来稽查队这些人就是地痞流氓一样，他们这些人里还有一些是吸毒的，他们对我收取的这些钱就像是威胁我之后在我这里拿走的保护费一样，我交了就可以继续做烧猪，不交就没办法继续做生意。我每年就只有清明节期间做烧猪，一年也做不了几头猪而且还都是帮熟人做，我交的罚款导致我最终也赚不了多少钱，无形中增加了我的负担和经济压力。还有就是他们稽查队到我的加工厂对我威胁，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因此我都不想再继续做烧猪生意了。 32.被害人林咏梅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看这些稽查队就是黑社会，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队伍，每次来检查的那些人看起来就不正常，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常做工的人。 33.被害人司徒少炳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稽查队身穿制服，还挂着工作证。我觉得他们是正规的执法人员。他们过来检查时，态度不是很好，一般知道我们有私宰生猪的话，就会要求我们交钱，给票据我的时候说他们是屠宰场的人。我不交钱的话，稽查队查到我私宰生猪就会没收我的生猪，相对于我每头上千元的生猪，我宁愿交每头40元的钱给稽查队，这样才不会影响我生意。 34.被害人李锡良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私宰生猪被屠宰场的稽查队检查过。稽查队的人都不穿制服，有带证件。我觉得他们是正规执法人员，他们经常到各个市场检查。 35.被害人司徒结惠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稽查队检查人员前来烧猪档检查时都挂着证件，有一两个人是穿着蓝色制服的，我认为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前来执法的。 36.被害人余卓文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按稽查队之前宣传的，查到私宰猪要收缴走，还要被罚款和坐牢。而且他们这样相当于黑社会一样过来敲诈勒索，我给他们钱这一天才可以安心的烧猪，而且仅仅是可以安心一天。他们检查罚款的都是已经宰杀的烧猪。稽查队员来检查的时候我也看见过马松想，马松想是他们的老板，但是没有亲自进来我烧猪档来检查。 37.被害人谭启胜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不准私宰生猪的时候开始就有稽查队了，他们平时来检查时身上都挂有一个工作证，这让我感觉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所以我就接受了他们的检查。 38.被害人黄雅清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每年清明节期间，稽查队过来我烧猪档检查，让我将在二仓屠宰场屠宰生猪的出场单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在我档口清点猪的头数，如果发现我档口有私宰生猪，就会让我交每头私宰生猪50元的罚款，并给我补发二仓屠宰场的出场单。其实他们就是想罚我的钱，变相向我收取保护费。我们做这个工作不容易，只是为了生活，他们能够过来检查，说明是有势力与关系的，我不敢得罪他们，害怕在我档口搞事，所以我不敢不给。 39.被害人欧仲仁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稽查队说交了50元罚款就可以自己私宰，是屠宰费也好，保护费也罢，我交了罚款就不会被没收生猪，有他们稽查队的保证，我才能安心的工作，所以我才乖乖地每年被他们罚款。 40.被害人李买权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稽查队从来没有来过我的烧猪工场，他们只是每年清明时节找我收保护费，我并没有与他们正面接触过。我不认识稽查队，只有一个“和生”的微信。“和生”是2018年3月7日通过搜索我的电话号码添加我的微信。 41.被害人朱翠珠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2014年之前稽查队下来检查的时候很仔细的，连猪肚都会翻开看看，之后来检查也就是数数猪的数量。2014年之后明显变得很不正规，以前是认真地检查，之后我觉得来检查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收钱。因为我知道如果不交这钱我的猪就会被没收，迫于这个压力，我只能缴纳这50元钱，我不想我的猪被他们没收，这样会导致我无法继续做生意，而且他们每次过来五六个人，人多势众，我也不敢去惹他们。因为不敢不交啊，我们做生意的也不想去招惹他们，交了钱他们就不会来麻烦我们，不然每天过来检查就和骚扰一样，我这生意就不好做了，只能交钱了事。 42.被害人雷健锋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稽查队他们每年来我烧猪工厂时都会给宣传单我们。写着大概是要到屠宰场屠宰，不然就会受到处罚，有可能还要坐牢，我看到也比较害怕，所以都会按照他们所规定的给钱他们。 43.被害人宋庆益的陈述（猪肉运输商）：我是逼不得已才给这两块钱一头猪给马松想的，我是外地的，马松想是本地的，他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屠宰场工作的人都怕他，听他的话。到了今年6月份江建和来屠宰场管理后，马松想就没向我要两块钱一头猪的钱了。 44.被害人曹治万的陈述（猪肉运输商）：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来到本地人的地方谋生，要听本地人的话，另外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我觉得马松想在屠宰场的支持下，在屠宰场内有很多东西他都决定，就算与我们一样做运输猪肉的其他人也要听他的话租他的车，而没有人敢反抗。他和屠宰场的领导关系很好，我经常在屠宰场出入，我见一些屠宰场的员工对马松想都是恭恭敬敬的，理应批发商要对宰场的员工恭敬才对的，因为批发商要员工帮忙屠宰生猪。另外屠宰场的一些员工还帮马松想挖猪脑，将全部屠宰的生猪猪脑收集给马松想。如果马松想不是与屠宰场领导关系好势力大，哪会有员工听他的话。有时屠宰场的员工都要听马松想的话，所以我们怕不听马松想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在屠宰场帮零售商运猪赚钱。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上的混混，经常喝醉酒后带一些社会混混，凌晨最多人工作的时候到屠宰场来，在屠宰场殴打屠宰的个别零售商及批发商，马焕扬不是在屠宰场做工的，也不是批发商及零售商，他来到屠宰场就像回到他家中一样，随便在屠宰场内任何地方活动，并有时呵斥一些在屠宰场内的人。这些事在屠宰场内及生猪行业内是人尽皆知，人人都惧怕他，所以我们怕不听马松想的话，他会叫马焕扬打我们。 45.被害人曹人民的陈述（猪肉运输商）：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马松想的猪栏在所有屠宰场猪栏里面位置最好，并且杀猪要优先屠宰他的生猪，很多东西都是他优先使用，同时，他的侄子马焕扬是一个社会上的古惑仔，经常带着社会上的小混混在屠宰场闹事，看到谁不爽，就骂人、打人，有时候经常喝醉酒，带着小弟拿着棍棒之类的器械在屠宰场里走来走去，屠宰场个个人心惶惶，害怕被他辱骂或者殴打，如果有谁不听从马松想的使唤，马焕扬就会带着小混混去殴打人家，并且殴打的时候，还是带过来到屠宰场当着屠宰场很多人的面前殴打，故意打给我们看，所以谁都怕他，也都怕得罪马松想，基本马松想在屠宰场就是一方老大了。 46.被害人曹进厂的陈述（猪肉运输商）：马松想是一个生猪批发商，在屠宰场里面他是做得最大的，势力也很大，当时屠宰场的经理都听他的。平时在屠宰场干活的时候看到屠宰场里面的人都听马松想的话，他说的话比经理还要管用，他又请了有十几个保安在屠宰场，加上他侄子马焕扬这个人的背景，我们作为外地人，心理自然会害怕，所以基本都是不敢忤逆马松想的意思。马焕扬是经常到屠宰场的，每次来都是带着几个人的，有时手上还会拿一些伸缩棍之类的东西，每次来基本都是有目的的，基本每次马松想在屠宰场里面看到谁不听话，就会让马焕扬带一些人过来吓唬人家。因为屠宰场里面的人都知道马焕扬是出来混的，都不敢得罪他，也因为都要靠屠宰场的工作维持生计，所以都听马松想的话。我还看到他的小车经常放置一些棍棒，他们这帮人经常欺负人，我们运送猪肉这些人都是知道的，没人敢招惹他们。马焕扬还经常强迫我请客吃饭喝酒，若不请他们吃饭喝酒，我就没办法运送猪肉营生。 47.被害人章保生的陈述（猪大肠承包商）：我们是外地人，不想得罪人，而且是马松想叫了我们不要来屠宰场收购猪大肠后，就有人来顶替我们到屠宰场收购猪大肠了，所以我们知道不能得罪他，不然连生意都不能做了。听其他人说，马松想的势力很大，在屠宰场的人都要听他的。如果是屠宰场向我收取一定的费用，我是愿意的，因为我要使用他们的东西，但马松想就是一个生猪批发商，他强迫向我每个月收取4000元保护费，我就觉得他就是黑社会的恶势力，没有人敢惹他，没有人敢反抗他。 48.被害人叶培洋的陈述（猪血承包商）:马松想在屠宰场内有很大的势力，地位也很高，他跟屠宰场的领导很熟，屠宰场内的领导经常和他一起喝茶聊天，屠宰场内很多事情都是由马松想决策的，屠宰场内很多员工都听马松想的话，为他做工，屠宰场的职工和批发商、猪肉贩等人都不敢和他有什么矛盾。屠宰场内有一支叫稽查队人跟马松想也是很熟悉的，很多时候屠宰场有什么决策都会特别向马松想倾斜，很多时候都为马松想提供一些便利或特权。另外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的混混，经常到屠宰场内闲荡，经常凌晨三四点带着几名年轻人去屠宰场，屠宰场内的人都不敢跟他有接触,每次马松想与人发生矛盾，马焕扬都会带人来到屠宰场闹事的,我知道有人因为和马松想作对而被马焕扬等人殴打的，所以屠宰场内的人对马松想那帮人都是很怕不敢招惹的。 49.被害人叶培林的陈述（猪血承包商）：因为马松想跟屠宰场的领导很熟，屠宰场内的领导经常和他一起喝茶聊天，很多时候屠宰场有什么决策都会特别向马松想倾斜，很多时候都为马松想提供一些便利或特权，例如屠宰场里面有一个鱼塘，也是被马松想承包的，而屠宰场里面的猪脑也是马松想承包的。另外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的混混，我知道有人因为和马松想作对而被马焕扬等人殴打的，所以屠宰场内的人对马松想那帮人都是很怕不敢招惹的。 （六）证人证言 1.证人江建和的证言：“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牌匾挂在屠宰场的一间办公室门前。我听李建民讲过他是秘书长，会长是马松想。李建民告诉我这个协会是没有合法登记注册的。听李建民讲过交的会费是用于批发商聚餐花费的。生猪协会有一支稽查队，长期霸占我们屠宰场的办公室，队长是邝国炽，我看见他们穿制服，我都误认他们是政府成立的队伍。我在2018年7月跟邝国炽说要搬离办公室，但是邝国炽说当时整鱼塘花了10多万，最后一直没有搬离。鱼塘是属于屠宰场的，他不可能花钱修理鱼塘的，他们是霸占我们的鱼塘用来养鱼，然后将鱼卖出去，听陈金波说约2010年开始霸占，还是用我们屠宰场的电，我们曾数次剪了电线，不许用屠宰场的电，但邝国炽等人都私自驳回电线，继续盗用屠宰场的电。因为我害怕，我知道稽查队是属于生猪协会，主要话事人是马松想，马松想的侄子是马焕扬，他们以恶著称，所以我害怕报复。 2.证人陈金波的证言：生猪批发协会应该是2010年开始成立的，我听说是朱洪就和李建民提出成立的，由马松想当会长。在2010年左右朱洪就、李建民和马松想三人成立生猪协会后他们自己开始向批发商收每头7元的协会费，该费用是没有经过政府部门同意的。协会下面还有一支自称是生猪市场管理人员的队伍，直属马松想管理，工资也是马松想让朱洪就的儿子朱文彪给他们发的。其余就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是马松想的亲戚，其中有他的哥哥马松均。马松想每天在屠宰场挖取的猪脑是由他哥哥负责对外批发的。这批人其实以前是台城政府负责管理生猪屠宰时成立的生猪稽查队，后来政府把这个队伍解散了，解散后马松想跟李建民、朱洪就成立了生猪协会，随后马松想就把这班人招了回来，并且由他每天负责在屠宰场里面监管一些商贩有无偷割猪腩肉的行为。生猪协会实际上马松想用来操控台城生猪批发行业的一个组织，每个批发商想要在台城批发生猪的话就一定要马松想同意，并且向马松想缴纳这300元款项。因为台城屠宰场的猪栏分配是由马松想决定的，而想要在屠宰场屠宰生猪并在台城批发生猪必须要在屠宰场拥有猪栏的使用权，所以实际上马松想可以决定允许何人在台城批发生猪。马松想与朱洪就、李建民整天一起吃吃喝喝的，朱洪就的儿子朱文彪、李建民的兄弟李健洪既在屠宰场领工资，又在马松想麾下的稽查队领一份工资，这显然就是马松想提供给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因为马松想跟屠宰场的前任经理朱洪就、副经理李建民勾结在一起了，此外马松想利用他的兄弟马松均、侄子马焕扬的宗族势力在屠宰场欺行霸市，尤其是利用马焕扬及其手下的古惑仔作为打手对屠宰场内反对马松想的人员进行恐吓、殴打导致屠宰场内人人惧怕马松想一伙人，无人敢反对马松想一伙人，所以马松想可以控制了屠宰场的猪栏。由马松想及其控制下的生猪协会十几个生猪批发商垄断了整个台山的生猪批发，他们联合起来控制生猪批发价，导致了台城的生猪批发价的上扬，也造成了台城地区的生猪零售价的上升，造成了台城市民生活成本的上涨，影响了台城市民的生活质量。当屠宰场屠宰的生猪供不应求时只有马松想可以补充生猪来卖，马松想也凭此坐地起价，这也无形中导致了台城生猪价格的上涨。屠宰场员工余惠行、李荣灼、马伟超领着屠宰场的工资，但是他一直只帮马松想工作，没有做屠宰场的工作，这可能是朱洪就授意的，这严重影响了屠宰场的管理工作，导致屠宰场人浮于事，也影响了员工在屠宰场工作的积极性，增加了屠宰场的运营成本。马焕扬经常在屠宰场出入的，每次来都是带着三五个人的，来到就是到处转悠，有时手里还拿着伸缩棍，屠宰场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是马松想的侄子，是在社会上混的，打架都对他忌讳三分，他来的意思其实等于给马松想看场子。马松想一伙人勾结朱洪就、李建民等人垄断控制了台城的生猪批发行业，利用马松均、马焕扬等宗族势力渗透到屠宰场，严重扰乱了屠宰场的正常运作，马松想利用马焕扬这个黑社会分子作为打手，经常打骂、欺压一些不配合马松想一伙人的人，造成了台城生猪行业人人都惧怕马松想一伙人，就算马松想一伙人非法占据各人的合法利益其他人也只能忍气吞声，可以说马松想将台城屠宰场当成了自己的家。马松想一伙人强行收取各种费用导致了台城生猪成本的上涨，最终也是转嫁到所有台城市民的生活成本上，影响了台城市民的生活质量。自从马松想一伙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屠宰场屠宰生猪的秩序变好了，屠宰效率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态度也变好了，大家都有说有笑的，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怕得罪了马松想一伙人而担惊受怕的。很多猪肉零售商也跟我说他们现在觉得生意做得更顺利了，以前马松想没被抓的时候，台城的生猪批发是控制在马松想一伙人下的，属于不完全竞争，现在台城的生猪批发行业变成了完全自由竞争，生猪批发价格也下降了不少，这也造成了台城生猪零售价格的下降。 3.证人袁卓志的证言：马松想是很凶狠和霸道的，平时和李建民的关系比较好，马松想经常请李建民吃饭。很久以前，台城镇政府成立了稽查队，专门负责到台城各大市场检查有无私宰生猪的，大约四、五年前，镇政府解散了稽查队，当时不知如何又有人将解散了稽查队队员请了回来，重新成立了稽查队。现在的稽查队就在我们办公室旁边，没有交租金，也没用交水电费。稽查队不是我们公司职工，还占用了我们公司的鱼塘。生猪协会应该是原稽查队解散之后不久成立的。 4.证人黄秀芳的证言：代收的7元或10元是属于生猪协会的，我把这7元或10元转给马松想，生猪协会就用这钱发工资给稽查队的成员，是屠宰场的副经理李建民叫我代收，然后将当中每头生猪7元按月统计好，转账给马松想。自稽查队过来台城二仓屠宰场工作之后就开始收，时间大约是在2014年开始。具体工作是朱文彪过来跟我对数的，我再转账给马松想的。当时朱文彪除了是屠宰场的小组长之外，还是稽查队的财务，主管稽查队的工资发放的工作。大约在2017年10月份副经理李建民叫我不要帮他们代收了，到时他们自己收。根据批发商的反映，直到2018年6月许，依然多交10元的屠宰加工费，应该是朱文彪收取的。朱文彪继续隐瞒、并多收不合法的屠宰加工费这个情况应该是马松想叫朱文彪收的。因为马松想是管理稽查队的，稽查队的工资都是经马松想的存折发放。估计没有马松想的指示，朱文彪也不敢收取。政府成立的稽查队尚未解散之前，屠宰加工费当中有部分是给稽查队作为工资的，也是由我将钱按月结算好之后，通过我农信社的账户转账给“陈锦营”的农信社账户。原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解散之后，我知道代收7元/头的费用是不合法，但是李建民叫我代收，我就听李建民的指示去做，仍继续帮马松想代收。每年清明节期间，朱文彪没有将收取回来的检查费交给我，也没进公司账户。因为稽查队不属于“长江”公司的，所以朱文彪和稽查队收到的任何费用都不关我的事。应该是马松想将原先的稽查队招聘回来的，因为是由马松想开设银行账户，用于发工资的。马松想负责管理稽查队，朱文彪是稽查队的财务，负责发工资。以前朱洪就做经理的时候是允许这个稽查队在我屠宰场开展工作的。稽查队在朱洪就的允许下长期驻扎在我们的屠宰场。屠场的职工有奖金，以前一直都有，就最近三年没有。 5.证人陈秋卿的证言：我一进入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工作时，我的前任收费员就跟我说将屠宰场多收的7元屠宰费及3元看猪腩费交给稽查队，一开始我都是交给黄秀芳的，后来大老板江建和回来后，朱文彪就示意我们代收以上62.5元交给他，而该笔收费中52.5元是交给公司的，剩下的10元是交给稽查队的。我一直以为稽查队是屠场的正式员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合法的。稽查队是监督打击私宰生猪的队伍，我一开始进入屠场时，稽查队已经存在于屠宰场，期间有七八个人穿着制服在屠宰场内执法巡查看看是否有人私自割猪腩等行为。稽查队的办公室和屠宰场的办公室是一起的。马松想自己还成立有一个生猪协会，自己当会长。马松想平时在屠宰场很霸道，屠宰场好像都是他说了算，屠宰场的员工和稽查队都怕他。马松想之前是我们屠宰场最大的生猪批发商，同时是生猪协会的会长，而他哥哥马松均就在屠宰场内垄断猪脑的，而他的侄子马焕扬偶尔会带几名社会青年到屠宰场内叫人拿猪内脏。我一开始去屠宰场工作时就知道所有的猪脑都是无条件留给马松想的哥哥马松均的，正常来说那些猪脑是属于猪贩的。 6.证人李锦威的证言：大概在2014年的夏天，朱洪就在员工会议说过：原来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解散了，现在公司重新招聘他们回来，成立新的稽查队，还说过稽查队由邝国炽做队长。那时我才知道在屠宰场上班的稽查队已经不是属于政府机构，所以肯定没有执法权。稽查队就是属于台城生猪协会内部的队伍。在屠宰场的一个办公室门口悬挂一个“台城生猪协会”的牌匾，稽查队就是在该办公室的。台城生猪协会是没有到相关的部门办理申报注册登记手续的，马松想是会长，李建民是秘书长，邝国炽是队长，朱文彪是财务。马焕扬要把黄文海挟持到屠宰场并当着在屠宰场工作的人的面殴打黄文海就是向我们显摆，想杀鸡儆猴，用黄文海这个事情告诉在屠宰场工作的人，谁也不能得罪马松想，谁得罪马松想，下场就是被马焕扬带人殴打。马松想在屠宰场里一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马焕扬出面帮他处理的，相当于马松想的打手。我们屠宰场员工听马松想安排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马松想平时在屠场横行霸道，而且有马焕扬他们一帮打手，我们都很怕他，第二个方面是马松想和我们经理李建民关系特别好。很多批发商想过来我们屠场做批发生猪生意，都必须经过马松想的同意，我觉得整个屠场的批发生意都是马松想一个人在掌控。经理朱洪就和李建民都知道的，因为他们和马松想关系很好，所以马松想想怎样就怎样。马松想平时在屠宰场很霸道，所有的批发商和“猪肉佬”都很怕他，动不动马松想就骂他们，如果马松想和哪个批发商和“猪肉佬”发生口角，马松想就叫马焕扬带几个小弟殴打他们，有时候没事马焕扬也带一帮小弟在屠宰场晃来晃去，招摇过市，造成很恶劣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还影响我们屠宰场的正常生产。马松想还强行收取批发商和“猪肉佬”的猪脑，并且不给钱。 7.证人黄永坚的证言：马松想在屠宰场内有很大的势力，地位也很高，跟屠宰场的领导很熟，屠宰场内的领导经常和他一起喝茶聊天，屠宰场内的稽查队是他聘请回来听他话的，另外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的混混，经常到屠宰场内闲荡，而且我知道有人因为和马松想作对而被马焕扬等人殴打的，所以屠宰场内的人对马松想那帮人都是很怕不敢招惹的。很多时候屠宰场有什么决策都会特别向马松想倾斜，很多时候都为马松想提供一些便利或特权，在生猪供不应求时，只有马松想可以补充生猪批发，他一般每头猪会涨价，实际上这造成了生猪批发价的上涨。几年前在朱洪就、李建民的支持下马松想他们还成立了生猪批发协会，我听说是屠宰场的领导任命马松想为会长的，后来还组建了稽查队，而且屠宰场内的猪脑、猪气管承包也是屠宰场的领导同意给他承包的，简而言之，我认为屠场的领导朱洪就、李建民就是罩着马松想，马松想因而能在生猪行业做大做强。李建民的弟弟李健洪是屠宰场的员工，但是他也在稽查队里面领工资，而稽查队是属马松想管理的。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屠宰场内很多事情都是由马松想决策的，屠宰场内很多员工都听马松想的话，为他做工。一直以来稽查队都是监管市场的生猪的，而且稽查队有穿制服、带证件到市场检查、在屠宰场内监督，大家以为稽查队有执法权，所以才会接受他们的监督。 8.证人黄炎彬的证言：2014年左右，朱洪就就对我们这些生猪批发商说全部批发商成立一个生猪协会，由马松想任会长。成立生猪协会就是说只允许当时参加生猪协会的批发商在台城批发生猪了，其他外来的人是不能加入生猪协会，也不能在台城批发生猪的。生猪协会的每名批发商每个月要交300元会费，是用来修理猪栏的、批发商聚餐用的。想要在台城批发生猪的话就一定要加入生猪协会，加入生猪协会的话就一定要每个月缴纳300元，所以也谈不上自愿不自愿。马松想一伙人靠着凶恶，勾结了屠宰场的领导，给我的感觉就像旧时代的黑社会，他非法占据了很多利益，侵害了生猪批发商、零售商、运输商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造成了生猪成本上涨，造成了市面上的生猪价格上涨。 9.证人李景贤的证言：生猪协会是以马松想为会长的批发商自发组织的一个协会，主要维持他们批发商的权益，还自发地招聘已经解散的稽查队来看割猪腩，以执法者的身份去维持屠宰场秩序。每个人还穿着制服证件等，在屠宰场执法。稽查队都是听马松想的，工资应该是马松想给的。稽查队人多又是马松想的势力，更有朱洪就、李建民的授权，我不敢得罪他们。因为马松想与屠宰场的领导朱洪就、李建民很熟，在屠宰场就是朱洪就、李建民说了算，马松想做的这些事都是他们授权的，再加上有稽查队一班人在，其他人不敢也不会有什么意见。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经常带着几个古惑仔到屠宰场，屠宰场的员工、猪肉贩都怕他们，马焕扬他们曾经在屠宰场搞过很多事。如果有不够宰的情况，只有马松想能调到生猪到屠宰场继续屠宰，就是他垄断了，而且他会提高价格。另外马松想还有进猪栏大门的钥匙，可以随时出入猪栏，其他批发商没有钥匙的。马松想一直都有批发半猪，就在屠宰场门口，其他人没有人批发半猪。李建民的弟弟李健洪一进来就有一个“场长”的职位，每个月工资比老员工多，朱文彪也一样；因为稽查队都已经解散了，所以根本没有执法权，但还在屠宰场穿着制服执法，大家都是因为迫于马松想的势力和屠宰场领导的授权，所以敢怒不敢言。 10.证人陈晃强的证言：稽查队不属于屠宰场的，朱洪就和李建民做屠宰场经理之后，屠宰场成立了生猪协会和稽查队，当时李建民就给了屠宰场里的一个办公室给稽查队用作办公用途。稽查队工资是马松想出的，所以稽查队只听马松想的话。我一直认为稽查队是正规的，因为稽查队身穿制服并且带着工作牌，很正式的样子。直到江建和跟我说他们是民间非法组织我才知道他们是非法的。但屠宰场内的员工还蒙在鼓里，认为稽查队是正规的。稽查队叫我们工作我们会配合的。我们要优先对待马松想的猪，并且小心对待。没有人敢得罪马松想，马松想在屠宰场的猪栏位置也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害怕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他就算一个黑社会。马焕扬经常在屠宰场内横行霸道，屠宰场内的员工和猪肉零售商、猪肉批发商都对此敢怒不敢言。马松想在屠宰场说一不二，没人敢逆他的意思。就是有人侵犯了马松想的利益，马焕扬就带一班人来打人。马焕扬特别在屠宰场公众地方打人，让我们屠宰场的所有人害怕他，不敢反抗他，就算被他欺负，大家都忍气吞声。因为马松想是马焕扬的叔叔，有人侵犯马松想的利益，过一两天后马焕扬就会带人来找那人的麻烦。马松想、马焕扬的行为危害社会秩序，是社会害群之马，马焕扬根本是一个黑社会分子。 11.证人邓善雄的证言：生猪批发协会是马松想做会长，会员是生猪批发商，协会下面有一个稽查队，邝国炽做队长。生猪批发商只有成为生猪批发协会的会员才能在屠宰场批猪，不然就没办法做生猪批发生意。政府曾经成立过一个稽查队，后来解散了，生猪批发协会就重新组建了稽查队。马松想和他哥马松均两个人都是很霸道的人，在屠宰场里，看到我们屠宰场的员工干活不顺眼就会骂人。马松想经常叫我们屠宰场的员工去帮他做事。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既不是屠宰场的员工，也不是稽查队的人，就是社会上的烂仔，经常在社会上惹是生非，所以猪肉贩那些人都很怕他。 12.证人马伟新的证言：2014年左右，政府把稽查队解散了，解散后生猪协会又以同样的名义将我们重新聘用，不过名字改了，管我们叫生猪协会协管员。我们20多个协管员又在台城各大市场管理了长达8个月的时间，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生猪协会就把我们全部叫回去屠宰场看猪腩。其实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看猪腩，马松想把我们都叫回去主要是为了看场，管理屠宰场，真正看猪腩做事的只要6个人。马松想和邝国炽发工资给我们的，我们只能听他们的话，马松想在屠宰场就是幕后话事人。政府组建的稽查队当时办公地点在台山市东郊路的一栋房子二楼，大概2014年7月份时陈贤锦跟我们稽查队开会说政府解散了稽查队并且发放了补偿工资给我们，当时陈贤锦也将我们的工作证收回去了。之后长江食品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稽查队，当时的经理朱洪就、李建民要我们稽查队和屠宰场协作管好生猪，并且说了邝国炽担任稽查队队长。后来李健和拿给我工作证，我看上面写了“生猪协会协管员”并且盖了一个公章。制服应该是马松想搞回来让邝国炽发给我们的。我觉得因为马松想知道猪肉贩有点怕我们，于是马松想把我们原来的“老稽查队员”招回来，用稽查队扩大自己的影响，他同时也将原来批发商给政府的每头猪收7元钱，现在自己收着了。稽查队是马松想说了算，就像是朱文彪给我们发放工资、我们日常开支，还有邝国炽的日常工作安排，都要马松想来把关。他们也都会听马松想的。马松想在屠场做老大，他的猪栏数量比别的批发商数量要多。马松想平时就是很霸道，像黑社会一样，我们生猪协会稽查队都听他的安排,除了我们这些原来这些“老稽查队员”，他还安排了他的老表马醒辉、邝国炽的儿子邝英达进来稽查队。在屠宰场里面，平时经理李建民都要听他的指挥，马松想还硬抢了猪肉贩的猪脑，一开始马松想统一收集猪脑拿给他哥哥去批发，后来他哥哥身体有病，马松想就自己去批发。除了这些，马松想还拿钱养了以他侄子马焕扬为首的一群手下，马焕扬经常闹事就是马松想去帮他摆平，马松想这里有什么事，他自己也不用出面，马焕扬就会带着一群人去打架之类的。马松想无论在长江食品公司还是稽查队，他都是说一我们不敢说二。我之前在屠场跟马松想工作的，之后他把我解雇了，后来我就跟陈国锋（在屠场做管理），马松想知道后就骂我，之后马焕扬就无端过来打骂我。 13.证人谢健民的证言：2016年我在屠宰场稽查队当队员，直到2018年7月份左右，就被稽查队开除了。稽查队的办公地点在屠宰场办公楼一楼，工作由邝国炽安排，工资是由朱文彪通过现金的形式发放。一开始我们由邝国炽和李健和直接指挥安排工作，邝国炽和李健和又由马松想直接指挥工作。马松想在屠宰场里是一个批发商，但是他在屠宰场里很多事都由他说了算的，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这个屠宰场。首先猪脑的问题，不属于他本人的猪脑，他也会安排一些屠宰场的员工帮他挖，同时有时候也会有稽查队的工人（李健洪、黄锐良）给他挖猪脑，零售商都不能拿回属于自己猪脑；其次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经常在屠宰场搞事情，如果有人不听马松想的话，反对马松想，他就会出面当着别人的面殴打、恐吓他人，所以屠宰场里的人都不敢得罪马松想，加上马松想跟屠宰场里的领导关系很好，所以马松想在屠宰场里基本就是属于“头头”。 14.证人曾健聪的证言：我于2017年年底加入稽查队，是马松想让我加入的。邝国炽是稽查队的队长，李健和是副队长，马松想是会长，其他的人是普通成员。以前政府还没有取消稽查队之前，稽查队一直都存在并且大张旗鼓在台城稽查私宰生猪，后来稽查队取消之后我们屠宰场的稽查队还存在并继续保持稽查私宰生猪和看割猪腩，2017年底我进入稽查队后邝国炽还给了我印有“执勤”字样的制服，我们生猪屠宰、批发、零售行业的人包括生猪批发商、猪肉贩、生猪零售等人都认为我们稽查队的人有稽查的执法权。我们稽查队没有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授权的执法权力。我在稽查队工作的时候有制服和工作证的。生猪批发协会名义上是批发商自发成立的，其实就是垄断屠宰场的生猪批发生意。马焕扬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平时会带几个年轻人过来屠宰场逛，随意打骂屠宰场的人和批发商，大家都不敢惹他，都怕他缠上自己甚至被他随意打骂。马松想作为生猪协会的会长也可以指挥、派遣稽查队的工作。屠宰场的收费员陈秋卿和李锦威等人向批发商收取的每头生猪10元的费用中，有部分钱是给生猪协会的财务朱文彪，朱文彪收到这笔钱后每月用这笔钱给稽查队发工资。 15.证人陈国锋的证言：2014年中旬，陈贤锦向我们宣布政府解散了生猪稽查队,大概过了一两天，朱洪就打电话给我说现在二仓屠宰场要成立一个稽查队，邝国炽担任队长，问我去不去，我答应了朱洪就。当时屠宰场给所有的人开了一个大会，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李建民在会议上宣布成立了一个生猪协会，马松想担任会长，新组建的稽查队就属于生猪协会管理，邝国炽担任生猪协会稽查队队长。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新的稽查队是属于生猪协会的。生猪协会稽查队成立之后，马松想还给我们开会，说了邝国炽是队长、朱文彪担任财务等内容。邝国炽又安排我们生猪协会稽查队具体的工作。批发商和猪肉贩都怕马松想是因为他有个侄子马焕扬。批发商、猪肉贩都说只要有人跟马松想提意见，马松想就会叫马焕扬去打他,且马松想还管着这些稽查队员，可以叫稽查队员去查他们。马焕扬在台山是出了名的黑社会打手，他带了一班小弟，专门为马松想做事。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和马松想起冲突。马焕扬还经常在屠宰场里面耀武扬威,是那种没有正规工作，靠着马松想，专门打人的黑社会打手。生猪协会是朱洪就、李建民他们宣布成立，马松想是会长，他们应该算是高层。稽查队队长是邝国炽，队员有李健和、邝英达、余立权、黄锐良、范国恩、马醒辉等很多人，稽查队员算是马松想给他们工作，他们给马松想做事情。政府成立的稽查队是政府发工作，属于政府部门，做事都是很正规的。但是台山市生猪协会稽查队是属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这些高层管，工资是朱文彪发，台山生猪协会稽查队肯定也听他们的。我觉得马松想势力很大，批发商、猪肉贩都怕他。马松想相当于黑社会的头头，而且他在屠宰场也有话语权，可以随意拿猪肉贩过了磅的猪脑去批发，可以让他侄子随便打人。我觉得他能这么做，肯定和之前的经理朱洪就、李建民也有一些利益关系，不然也不能这么猖狂。 16.证人左茂富的证言：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里是批发商，而且马松想跟朱文彪关系非常不错，朱文彪虽然是屠宰场的职工，但是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是我、马松想、朱文彪三个人在，但是确实朱文彪签字，钱却拿给马松想，所以他们的关系肯定是不错。 17.证人黄永光的证言：协管队是在附城镇与台城镇合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2014年上半年解散，协管队的工作都是陈贤锦具体安排。协管队在2014年解散印象中是因为政府机构职能转变，解散的时候陈贤锦和我讲过他们有开会宣布解散这支队伍。 18.证人陈贤锦的证言：2004年附城镇合并到台城镇之前是台山市附城镇生猪生产经营管理办公室，合并后就改为台山市台城镇生猪生产经营管理办公室，2011年改名为台山市台城镇生猪管理协管队，2014年5、6月份的时候，台山市贸易局、长江公司的老总江建常在我们协管队办公室开会，宣布台城镇生猪管理协管队解散，协管队员由长江公司接收。当时开会的有我、江建常、朱洪就、陈国锋、李广荣及全体协管队队员都有参加。 19.证人黄祖超的证言：市稽查队解散后，如果有私宰猪还是生猪管理办公室处理，后来我听人家说，直到大约2014年还是2015年年底，生猪管理这个职能由经贸局转交到市农业局，执法权就是由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实施。 20.证人张国飞的证言：我感觉马松想在屠宰场的权力比其他负责管理的人还大，把钱交给他就能解决很多事情了。马松想在屠宰场吃得很开，而且跟屠宰场领导的关系都很好，我经常看到有屠宰场的员工给马松想端茶倒水，然后还有屠宰场员工主动帮马松想干活。要每个月给4000元马松想才能在屠宰场收购猪大肠这种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我们迫于无奈才给这笔钱，我们又都是外地人，所以想花钱买个平安。我们惹不起马松想他们这伙本地人。 21.证人喻水良的证言：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跟屠宰场的领导认识而且很熟，很多东西都是他说了算。自从我2016年来了之后，我们都一直每个月给4000元保护费马松想，不敢不给他。如果不给的话，马松想就不让我们过去屠宰场收购，让其他人来顶替我们，那我们就没有生意可做了。而且他控制了屠宰场，他想怎么对我们都行，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有去投诉过或者报警，因为在屠宰场内马松想势力很大，还有黑社会撑腰，没有人敢惹他，也没有人敢反抗他，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惹不起他们，搞不好会令到自己没了生意可做甚至有其他的报复。 22.证人邝仲文的证言：我一开始就知道马松想在屠宰场是很有实力的，不管是从批发商口中，还是从猪肉零售商口中都听说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屠宰场很多人都听他的。 23.证人黄德伦的证言：稽查队的人在屠宰场做看割猪腩等工作时都是穿制服的，跟派出所的衣服有点像的，他们工作时都是戴工作证的。我不知道稽查队是否合法，反正我在屠宰场工作这么多年稽查队一直存在，屠宰场的人以及批发商等人都认为他们有执法权。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他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在屠宰场里，大部分人都听马松想的。因为我挖猪脑给马松想，他会给我额外的利益，所以我就听他的。李迺超是屠宰场的主管，主要管理我们将工作做好，包括监督我挖猪脑，如果我挖得不好，李迺超就会骂我。李迺超也是听马松想的。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经常喝了酒后带着两三个年轻开车进屠宰场大叫并随意骂人，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商等人员都很怕他都不敢惹他。 24.证人马松均的证言：马松想是我的弟弟，他是生猪协会的会长，负责稽查队的，在屠宰场比较有威信，屠宰场的人都听他的，我可以承包猪脑也是因为有马松想。 25.证人李友权的证言：稽查队一般都是3到4个人，不是所有的人都穿制服和佩戴证件。前来检查的稽查队队员有身穿制服和佩戴证件，他们自称稽查队的人我也没有考究他们的身份和他们是否合法合规。 26.证人容优悦的证言：如果被稽查队查到私宰生猪而且没有到屠宰场交钱，就要补交屠宰费给稽查队，如果不补交，该已屠宰的猪就会被稽查队没收。2017年的时候我听谭中京说邝国炽告诉他说可以自行屠宰生猪，但要到屠宰场交费。 27.证人谭中京的证言：最开始的时候，稽查队是属于财政所一个叫“营长”管理的，现在我也认为是财政所管的。我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反正每年稽查队也照常来检查，来检查的人身上也都一直戴着有工作证。只是2014年左右的时候稽查队的队长好像就把陈国锋换成了邝国炽。 28.证人刘泽权的证言：2017年清明拜山期间是邝国炽带了十多人到我台城的烧猪加工厂检查，2018年清明节拜山期间是马松想带了两个人来我台城的烧猪加工厂检查。 29.证人林焕昌的证言：稽查队是一群欺善怕恶的人，专门趁着清明节大家都要做烧猪来敲诈勒索烧猪档的店主。他们在其他烧猪档敲诈了不少钱，但是在我这里我就死活不会给。 30.证人伍永平的证言：首先在台城屠宰场中有发出一个关于叫我们烧猪档的人要将生猪拖到屠宰场进行统一屠宰的通知，然后这些稽查队队员又身穿制服和佩戴证件，我觉得对方是正规的合法合规的检查队伍，因此我就接受对方的检查，主动交出在屠宰场屠宰而获得的票据。 31.证人李卓立的证言：稽查队检查人员主要是清明时节到各个市场、烧猪工厂清查是否有私宰生猪的。他们也会到各个市场的档口派传单，宣传私宰生猪是不合法的。他们主要是过来检查我的屠宰场出厂单，对应我烧猪工厂内的生猪头数是否一致。 32.证人梅锦泉的证言：我做了烧猪生意有将近三十年了，以前一直有稽查队这支队伍，他们是政府的组织，可以处罚私宰生猪的。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析如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四个特征。 1.组织特征，即“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经查： 第一，该犯罪组织形成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较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多名被害人的陈述及证人的证言、本案被告人的供述在细节上相互印证，明确证实了2007年以来，被告人马松想作为生猪批发商活跃在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下属台城二仓屠宰场。被告人马松想在时任二仓屠宰场经理朱洪就、副经理李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逐渐发展成为二仓屠宰场最大的生猪批发商。期间，为获取更大不法利益，被告人马松想还勾结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形成内部联盟，纠集被告人马焕扬、朱文彪、李迺超作为其手下，在台城地区生猪行业内横行霸道，打击竞争对手。2014年7月，原先由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组织成立的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均被撤销，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经共谋后，隐瞒上述组织已被撤销的事实，未经登记注册，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由被告人马松想担任会长、被告人李建民担任秘书长、被告人朱文彪担任财务，并将“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办公室设立在二仓屠宰场内。同时，招集原稽查队队员重新组建“协管队”，由被告人邝国炽担任队长，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等人为队员，并将“协管队”纳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管理，对外仍自称“稽查队”，统一身穿“执勤”服装，佩戴“协管员”工作证，长期冒充政府组织进行地下执法，且通过被告人马焕扬纠集的社会人员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震慑、打击、报复，通过李迺超对生猪入栏、屠宰等过程进行控制，从而垄断台城地区生猪行业。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二仓屠宰场为主要活动区域，覆盖了台城各个农贸市场、生猪运输行业、烧猪作坊，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组织、领导者，被告人朱文彪、马焕扬、邝国炽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马醒辉、李迺超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架构明显，组织成员固定，责任分工明确。 第二，该犯罪组织具有一定的行为规则和组织纪律。如，本案多名被告人和证人、被害人均确认该组织的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如,“马焕扬平时晚上经常喝了酒后带着两三个年轻人开车进屠宰场大叫并随意骂人，屠宰场的员工、生猪批发商等都很怕他都不敢惹他，怕惹上麻烦,如果在屠宰场里有谁不听马松想的话或者有人侵害了马松想的利益，就会被马焕扬报复”；“稽查队长期在各个市场里面巡查及清明节期间到各个烧猪档检查，很多零售商都认识，在屠宰场稽查队穿着制服巡查，也是对生猪行业的人进行震慑，从而维护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利益”；“稽查队的工作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的，李建民还制定了稽查队的工资、奖金，而邝国炽是稽查队的队长，具体安排稽查队队员的工作，遇到问题时就向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汇报”。 第三，该犯罪组织的成长过程明确，多名证人和被告人证实了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犯罪组织在台城地区发展壮大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以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该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被告人马松想通过被告人朱洪就和李建民的支持和帮助，逐渐发展成为二仓屠宰场最大的生猪批发商。期间，为获取更大不法利益，被告人马松想还勾结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形成内部联盟，纠集被告人马焕扬、朱文彪、李迺超作为其手下，在台城地区生猪行业内横行霸道，打击竞争对手，且一直不受法律追究，从而在二仓屠宰场、生猪市场等整个台城地区的生猪行业内树立了恶名，建立起其三人和组织的地位。该组织层级结构明确，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层次，而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就是金字塔尖的领导者。不仅组织成员知道各人的层级地位，而且台城地区的生猪行业内很多群众知道该组织的层级结构。 2.经济特征，即“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经查，在案证据证实，2014年7月以来，该组织以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针对台城所有生猪批发商、猪肉零售商、猪血承包商、猪大肠收购商、猪肉运输商、烧猪作坊长期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树立其非法权威，维护其非法利益，大肆聚敛财物、壮大经济实力，以非法获取的巨额经济利益作为支持该组织运作的经济基础，并将大部分违法犯罪所得用于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如：（1）发放稽查队队员及屠宰场内提供帮助的员工的工资福利；（2）存入马松想名下账户，由马松想、朱文彪支配使用；（3）以承包费形式分成给屠宰场，由朱洪就、李建民决定不入长江公司账，用于发放屠宰场员工的福利，剩余部分由朱洪就、李建民以白头单形式使用；（4）借给组织成员如邝国炽、朱文彪购房或理财等；（5）用于支付对该组织提供帮助的政府人员，如给台城街道办农业服务中心的相关人员送礼、给参与检查烧猪作坊的政府人员好处费等。 3.行为特征，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经查，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犯罪组织及其成员利用组织势力和影响，有组织地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上述违法犯罪活动中，既有由组织、领导者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直接组织、策划、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有由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而实施，并得到组织、领导者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还有多名组织成员为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领导者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更有组织成员为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施：（1）通过没有执法资格的“协管队”队员冒充政府组织对二仓屠宰场、台城各市场、烧猪作坊进行“地下执法”，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震慑。（2）通过马焕扬纠集社会人员对竞争对手、损害组织利益者及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该犯罪组织实施的各宗犯罪活动已经审理查明，并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4.危害性特征，即“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犯罪组织长期以来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针对台城所有生猪批发商、猪肉零售商、猪血承包商、猪大肠收购商、猪肉运输商、烧猪作坊长期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在台城生猪行业中，控制了生猪批发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垄断了台城生猪的猪脑、猪气管，垄断了猪肉运输行业，在生猪行业内群众形成心理强制、震慑，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敢怒不敢言，该非法组织的存在人为地导致了生猪商品的价格上升，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猪批发销售行业链，严重破坏了台城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上所述，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犯罪组织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依法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关于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认定。有被告人、辩护人提出部分被告人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经查： 1.以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犯罪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创始人；从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在组织成员间的威信、从其划分成员之间工作范围以及安排成员工作内容及该组织所实施的犯罪中足以证实其三人在该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也是组织成员以及台城生猪行业大量群众公认的该组织的领导者。其中马松想被称为会长，直接领导、管理“协管队”；李建民被称为秘书长，确定协管队队员的工资，安排“协管队”队员的日常工作；朱洪就虽没有具体称谓，但其对整个组织的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并安排其儿子朱文彪担任“协管队”的财务；朱洪就、李建民还分别是屠宰场的经理、副经理，二人分别利用经理、副经理的职权，对该组织的发展、壮大起着关键作用；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均直接组织、参与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朱文彪既是屠宰场的组长，也是该组织的财务，接受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并负责该组织的财务。邝国炽是“协管队”队长，根据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领导和安排，负责对“协管队”的人员管理。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其是社会上的“古惑仔”，手下长期纠集有一群社会人员，马松想通过马焕扬纠集社会人员，在二仓屠宰场内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威胁，并对竞争对手、损害组织利益者及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实施了多宗暴力事件；马焕扬也通过马松想、朱洪就等人在屠宰场的影响力从而承包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李健和、李健洪、邝英达、谭德辉、余立权、黄锐良、范国恩、马醒辉是“协管队”队员，明知道该组织的建立不具备合法性，是非法组织，并且垄断了生猪批发行业、在屠宰场内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垄断猪肉运输行业，仍然听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安排，在没有执法资格的情况下长期到各大市场进行所谓的“执法”，还身穿制服在屠宰场内巡查，聚众造势，并且多次直接参与实施了敲诈勒索烧猪作坊老板的行为。李迺超本来是屠宰场的组长，按照其在屠宰场的职务，相当于屠宰场的“第三把手”，在屠宰场整个生产链上，都由其监督、管理，李迺超明知该组织的建立不具备合法性，是非法组织，且对屠宰场进行了非法控制，大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该组织提供各种帮助，并直接参与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2.对于多名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主观上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本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均反映以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组织在二仓屠宰场、生猪市场等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且各被告人均明知该组织的建立不具备合法性，是非法组织。根据相关规定，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时，并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综上，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创始人和领导者，被告人朱文彪、邝国炽、马焕扬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作用突出，且在该组织中起重要作用，是该组织的积极参加者。被告人李健和、李健洪、邝英达、谭德辉、余立权、黄锐良、范国恩、马醒辉、李迺超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为该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关于以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首的犯罪组织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朱文彪、邝国炽、马焕扬的行为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更不属于积极参加者，被告人余立权、黄锐良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故意，被告人李健洪、谭德辉、马醒辉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李迺超是胁从犯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另外，根据相关规定，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不仅应对其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依法还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非由该被告人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之外的组织犯罪行为辩称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再者，根据相关规定，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故被告人邝英达、谭德辉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邝英达、谭德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行为具有想象竞合性质，依法择重罪判处，无需数罪并罚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三）对于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涉案的“稽查队”是由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江建常决定重新召回并纳入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管理的，该“稽查队”是“台山市肉类协会生猪稽查协管队”，不是“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朱文彪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一直稳定且能相互印证，证实2014年7月，原先由政府成立的“私宰生猪稽查队”被撤销，当时长江食品公司的经理江建常确实曾有打算将该支“稽查队”重新召回，为长江食品公司服务，并参照以往做法向批发商每头猪多收7元用来支付该支“稽查队”的工资，由长江公司统一管理这支队伍和财务。但因长江公司的江建和及马松想都反对，该事不了了之，没有下文。随后，经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共同商量，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并将原“稽查队”的人员召回，重新组建“协管队”，并纳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管辖下，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等人服务。另外，相关工作证及收支表只是证实了李建民借用了台山市肉类协会的名义制作了相关工作证及发放表，不足以证实涉案“稽查队”属于台山市肉类协会管理，本案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台山市肉类协会成立、运行的相关文件及该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进一步证实了涉案“稽查队”与台山市肉类协会没有任何关系。再者，无论是“台山市肉类协会生猪稽查协管队”,还是“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均不是依法成立的，而是私自组建的，也不再具有相关的执法权，故均不能排除其非法性。综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第二部分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一、诈骗事实 2003年12月，原台城镇人民政府成立生猪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稽查队，稽查队由经贸、工商、税务、司法、法庭、公安、物价、畜牧、兽医防检、卫生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具体负责台城镇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工作，依法查处生猪屠宰和肉品经营方面的违法行为。由二仓屠宰场以屠宰费的名义向生猪批发商多收取7元用于解决稽查队的经费。2014年6月，因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解散。 2014年7月，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共谋后，隐瞒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生产经营管理领导小组及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被撤销、相应收费被取消的事实，未经登记注册，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由被告人马松想担任会长、被告人李建民担任秘书长、被告人朱文彪担任财务，将“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办公室设立在二仓屠宰场内，并招集原稽查队队员重新组建“协管队”。同时，由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授意屠宰场职工李锦威、陈秋卿仍然按照以往标准，向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所有生猪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生猪多收取7元，再由该屠宰场出纳黄秀芳每月以“生猪批发协会会费”的名义将该项费用转入被告人马松想账户内，用于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控制的“稽查队”使用。2014年7月7日至2018年5月期间，通过该手段非法获利人民币2979802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相关书证 1.由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印发关于加强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关于加强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的通知》、《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台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由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原台山市台城街道生猪流通市场监督稽查队的相关情况说明》、《关于台山市肉类协会的情况说明》，支付证明单、收支明细表、签领表，调取证据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不动产查封告知书等书证，所证实的情况详见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 2.收款收据、银行回单、生猪屠宰出场单，证实2016年12月1日-2017年11月4日交生猪批发协会会费的情况（每头猪7元，2017年11月收每头10元）及2017年10月交生猪协会管理费的情况（每头猪3元），落款有朱文彪签名，相关款项均转入马松想农信社账号（800**************）；2018年5月26日生猪屠宰出场单加工费每头猪62.5元。经朱健彬辨认。 3.总账账本（7元账本）及2014年7月-2018年12月台山市肉类协会收入支出明细表（7元收支表），证实屠宰场多收取生猪批发商7元屠宰费后转给“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情况，其中：2014年7月至12月合计496853元，2015年合计936306元，2016年合计882630元，2017年合计963284元，2018年1月-5月合计424529元，2014年7月-2018年5月合计3703602元，即合计529086头生猪；除去马松想所述其在2014年7月-2018年5月期间每月屠宰2200头生猪即合计屠宰103400头生猪，剩余425686头生猪为其他批发商屠宰生猪总数，故其他批发商共被多收取7元屠宰费合计2979802元。经朱文彪辨认。 4.银行交易流水，证实马松想农信社账号（800**************）收取批发商每头猪7元费用的情况，其中：2014年8月7日至2017年9月16日，通过黄秀芳账户（800**************）转账或无折存款方式共收取2942604元。 5.《生猪管理收费协议》，从邝国炽的住处台城岭背蟹村5号102房和从朱文彪位于台山市台城镇时代沃华广场2栋1105房搜出并扣押，内容为：甲方私宰生猪举报协管队，乙方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各批发商；近几年来体制及机构改革，部分生猪协管员由于经费不足被迫解散，导致管理人员减少，管理力度不够……，经甲乙双方协商，组织一支私宰生猪举报协管队伍，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由执法部门处理，其经费每头生猪计提7元由批发商自愿承担。另每头生猪计提3元为屠场割猪腩的管理费。甲方负责人签名为邝国炽、乙方批发商签名为马松想及其他批发商。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经朱文彪指认这是事后补充签的。 6.《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屠宰收费的请示》、《关于我市生猪屠宰加工服务费标准的请示》、《关于生猪屠宰加工服务费标准的批复》、《关于制定我市生猪屠宰加工服务费标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生猪屠宰和经营管理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加强我市生猪经营管理的通知》，证实2005年1月12日台山市人民政府规定我市各屠宰点必须接受客户委托代宰生猪，必须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2005年6月14日台山市政府会议讨论在关于生猪购销收费问题上明确提出目前我市生猪购销收费是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我市规定标准征收的，在取消屠宰税后，每头生猪收取的总收费最高不得超过62元，其中已包括税务、工商、检疫等部门的各项收费，各生猪屠宰点经营单位要将代收的各项生猪购销收费的征收标准及相关部门的代收委托书进行张贴公示；2013年6月15日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制定台山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费标准为每头50元，自2013年6月15日起执行。 （二）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关于台城生猪协会的成立及稽查队的重新组建的情况详见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以前，政府组织了生猪稽查队对生猪私宰进行检查，加收7元屠宰加工费，用来支付这支政府组织的稽查队工资，当时加收这7元是政府要求的，是合法的。但是到了2014年7月，政府组织的稽查队解散了，而加收7元屠宰加工费同样被取消了，朱洪就、李建民和我将这些原稽查队队员聘请回来后，就对屠宰场所有批发商隐瞒了稽查队被取消的事实，仍然延续之前的做法，向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生猪多收7元，并且是由屠宰场连同合法的屠宰费一起收取，即统一收取59.5元。收取了这7元后，屠宰场出纳黄秀芳不会将这笔钱入长江食品公司的账，而是直接将这笔钱回到我的账户。江建和来了后，就取消了收取7元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想维护之前的利益，所以李建民就弄了这一份《生猪管理收费协议》，让李迺超、朱文彪拿去骗批发商签了。稽查队的工资是从我们批发商在屠宰场宰猪时每头猪多收取的7元给稽查队进行发放的。稽查队在屠宰场内是监管割猪腩的，而在市场上是检查监督是否有私宰生猪的，同时清明时节对烧猪档进行检查并罚款。所以当时每头猪的屠宰费是59.5元，2016年年底，批发商集中商量决定，每头生猪提价3元的费用，用于支付给稽查队，让他们查看、防止偷割猪腩的情况发生。这笔钱当时是李锦威、陈秋卿负责收取，有开票据，50元是加工费，加工费也就是屠宰费；2.5元是服务费；7元是生猪协会，后来写10元是生猪协会。李锦威、陈秋卿收取62.5元当中有52.5元是由出纳黄秀芳转账进“长江”的公户，剩下的10元是转账到我农信社的账户。有时黄秀芳将现金交给我，我就将现金交给朱文彪，由朱文彪存进我农信社的账户。朱文彪每月取现金出来，发工资给稽查队的成员。稽查队用于发放工资的7元钱不是一直由二仓屠宰场代收后由黄秀芳转交给稽查队的，2017年下半年之后江建和就不让屠宰场代收取这笔费用了，当时李建民就同邝国炽或朱文彪说这笔钱江建和不给屠宰场代收了，但可以稽查队自己收，之后就由陈秋卿、李锦威收取后交给李迺超，之后由李迺超同朱文彪结算。关于《生猪管理收费协议》，是李建民制作的，当时我记得朱文彪同我讲，李建民拿了这个协议放在我们稽查队办公室，并让我们稽查队找批发商签名，之后由李迺超、朱文彪拿给各个批发商签名。给批发商签《生猪管理收费协议》的目的是当时江建和不让屠宰场代稽查队收取7元和3元的费用了，签这个协议的目的是让批发商继续交纳这7元和3元的费用，将这些收费延续下去。李建民之所以制作这份协议，是因为我们稽查队去市场稽查生猪私宰最终获益的是屠宰场，若是我们稽查队解散屠宰场屠宰生猪的数量就不能保障，李建民制作这份协议就是想我们稽查队继续存在下去，从而为他们屠宰场争取更大的利益。在稽查队内部我和邝国炽是负责人，在屠宰场一方朱洪就、李建民也是稽查队的管理人，我们稽查队很多工作都是他们二人安排做的。稽查队的证件是李建民在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办理的，上面还盖有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章，他给邝国炽后就分发给我们个人了。稽查队是生猪协会的稽查队，李建民是生猪协会的秘书长，稽查队很多工作是由李建民安排我和邝国炽来做的，我们稽查队每月工资标准由李建民规定的，另外我们从7元钱内拿出一笔钱用来修复鱼塘也是李建民指示我和邝国炽来做的，派稽查队员过去市场检查也是李建民安排邝国炽来安排队员做的，季度奖、年度奖是我、邝国炽、朱文彪商量后发放的。每头猪多收7元的资金由朱文彪保管。从2014年7月至2018年3月左右我都有缴纳7元款项的，我平均每天屠宰70头猪，每月大概2200头猪，我合计缴纳了约693000元的7元款项。 2.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6月份政府组织的稽查队解散，已开会告知了所有的稽查队的人员。不久，江建常叫我，马松想和邝国炽开会，说要将解散后的稽查队收编到长江食品公司，负责管理市场上私宰生猪的问题，改名为协管队，并将原来帮政府部门收取的每头猪7元的费用上交公司财务，由长江食品公司支付协管队队员的工资，但是当时马松想不同意将收取的7元入长江公司的账户。后来江建和也不同意将稽查队收编，江建常就不再理这事了。之后我、李建民和马松想商量后，由马松想组织成立生猪批发协会，就将原来解散了的稽查队员叫回来重新成立稽查队，成为生猪协会管下的一个部门。于是我组织开了会，在二仓屠宰场办公楼一楼进行，这次会议上我提出由让马松想担任会长，由邝国炽担任协管队的队长，由李建民担任台城肉类协会秘书长。稽查队从此听从马松想的调遣，马松想也养着这一帮稽查队员。2013年6月15日起生猪屠宰加工规费按每头50元收费，这个收费标准还一直挂在屠场内。62.5元的收费，有50元加工费，2.5元有偿服务收费是归屠场收入。二仓屠宰场现在是每天宰400头生猪。新稽查队队员工资不是长江公司支付，他们不属于屠宰场的员工，是从批发商每头生猪计提7元来支付的，接收后，长江公司又不承认稽查队的存在，稽查队就以生猪协会市场协管队名义存在，也不是为长江公司服务，不过也继续到市场稽查生猪私宰，也就是回收屠宰场的出场单。市场协管队他们跟屠场没有关系，他们制服也不是屠场配发的。稽查队的工作证是李建民副经理叫长江食品公司办公室的人制作并盖章的，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件事，我没意见。这7元是一开始是食品公司规定收的，之后政府解散原来的稽查队由马松想成立的生猪批发协会接管，这每头猪收7元的费用仍然延续下来，由屠宰场的出票员代收，交到屠宰场的出纳员黄秀芳处，每个月再结算给稽查队的财物朱文彪，用于支付稽查队的工资。我知道生猪协管队继续收取多出的7元/头的屠宰费是不合法的。政府的稽查队解散之后，屠宰场没有如实告知批发商，令批发商继续多缴纳7元/头的屠宰费是打算利用生猪批发商的钱发工资给协管队，养活生协管队。总公司没有文件规定允许该7元如此转账，因为一直以来都收取这7元，以前这钱是转给镇府，现在成立了生猪协会，所以这钱现在转给协会财务朱文彪。 3.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自我担任“二仓”的副经理以来，屠宰费一直收取的是63元。物价部门规定的屠宰加工费是50元；2.5元是有偿服务协议费；7元是帮稽查队代收，用于给稽查队发工资的；3.5元是帮“动监所”代收的“肉检费”。收取7元/头的费用由马咏仪、李锦威、李美英收取最后由出纳员黄秀芳将款项转账给朱文彪。我有跟黄秀芳讲过，要将多收的7元/头转账给稽查队。因为这些是不属于屠宰场的收入，是代稽查队收取的，自然要给回稽查队。一直都是李锦威收取屠宰加工费的，大约2016年起，陈秋卿搭档李锦威一直工作到现在。批发商他们是自愿多缴纳7块钱作为稽查队的工资的。这7块钱是一直都有的。在以前政府还在管理稽查队的时候，这7块钱就是从批发商这里收取的，应该以前就有签订合同或者协议。2015年时候政府的稽查队解散后朱洪就跟我说过老板江建常同意将原先的稽查队招回来屠宰场工作，到时按照以往的收费标准，将多收7元/头交给稽查队作为工资发放。这7元钱协议是有批发商签名的，协议是我起草制定的，给屠宰场经理看过后，我给李迺超，李迺超找生猪批发商签订这份协议的。协议内容大概是维护批发商的利益，减少生猪批发商的竞争，维护肉类市场的稳定，批发商自愿缴纳每头猪7元钱作为稽查队队员的工资。 （三）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朱健彬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在2018年8月份之前我是每宰一头猪就向屠场交62.5元的屠宰费，这些费用中我清楚50元是经过物价局定价的屠宰费用，2.5元是屠宰场向我们批发商收取的服务费，3元是批发商商议请人回来查看割猪腩的费用，至于剩下的7元我不清楚是什么钱，但是屠宰场一直向我们收取。62.5元其中的52.5元是屠宰场收取上交到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而剩下的10元就是转到马松想的私人账户。多收的7元钱是在2011开始，因为这时政府成立的私宰生猪稽查队解散后就不应该继续收取，但是马松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瞒着我们批发商继续向我们收取这7元钱；而3元钱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批发商集体商议每头猪花3元钱请人回来看割猪腩的，这是大家批发商一起商议决定的。据我所知，相关部门没有规定收取生猪批发协会会费10元，我们一直以为屠宰费是一只猪62.5元所以就交给62.5元给屠宰场，今年7月份我、颜伟仲和李愿真三人在台山市物价局咨询屠宰费价格，物价局给我们答复是国家规定每头猪屠宰费是50元，而屠宰场这七八年的屠宰费是收取了50元，屠宰场收取2.5元有偿服务费，多出十元我们不清楚，于是我们问了屠宰场管理方，他们告知我们是马松想收取的生猪协会管理费。我发现7元收费这笔钱之后我就向屠宰场询问，他们回答我说是马松想收取的，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里面有很大势力，屠宰场内基本上都是他说了算；而且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烂仔，经常到屠宰场耀武扬威的，所以我知道了都不敢去直接询问马松想为什么收费的事情。 2.被害人刘称生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8年五月份时我们其中一个批发商李胜恩看到他的猪栏的风扇坏掉，然后就去和屠宰场的经理陈金波理论，当时他们争吵起来，李胜恩就说我们每头猪给62.5元你们屠场，风扇坏了也没有人修，但是陈金波就说我们屠宰场一直都是收52.5元的，其余的钱都不是他们屠场收的，多出的7元钱是马松想收了给稽查队的。当时就有批发商去到物价局进行查询，得知屠宰费是法定50元，还有2.5元是和屠宰场协议收的一些猪只管理费。多出来的7元钱是不合法的，当时经过了解，以前2010年之前稽查队是由政府组织的，那时候这些费用是用来支付给稽查队费用的，但是2010年开始政府已经解散了稽查队，但是屠场一直隐瞒这个情况，一直按照59.5的价钱收取我们屠宰费。直到2016年1月批发商协议每头猪加3元来给稽查队来帮我们监督割猪腩肉，所以从那时候就交62.5元给屠宰场，意思就是我们被屠宰场私自霸占了7元钱的屠宰费。 3.被害人邝民欢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和朱健彬自2018年3月份开始在台城城西屠宰场合伙经营猪肉零散批发生意。我听朱健彬说之前他们做猪肉批发时被马焕扬、马松想收取额外的10元钱。 4.被害人李均明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批发协会会费是从每头猪的屠宰费中抽取10元人民币收取的，相关部门没有规定，该会费马松想在城西屠宰场收取的，屠宰场是属于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我没有加入过生猪批发协会，我已经交这些“生猪批发协会会费”14年左右了，这14年我一直认为屠宰费是62.5元，所以我就一直交62.5元屠宰费给猪场。大半年前，朱健彬跟我说他去有关部门查过了，屠宰费合法部分只有52.5元的，多收的10元是非法的，所以我才知道这10元是非法收取的。我从今年的7月开始没交生猪协会会费。我们屠宰每一只猪都要收取62.5元的屠宰费，乘以一天的宰猪数后在屠宰场处交给屠宰场开票的财务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再从屠宰费中抽取屠宰每头猪10元人民币的“生猪批发协会会费”为由在银行转账给马松想的私人账户。马松想到底凭什么收这10元钱，我真想不明白。台城就只有一个屠宰场，屠宰场让我交多少钱我就只能交多少钱。因为屠宰费高达62.5元，我也会将屠宰费的成本转嫁到猪肉贩的身上，这无形中增加了他们购买生猪的成本，他们也只能提高生猪的零售价格，造成了市面上生猪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台城市民的生活质量。 5.被害人蔡永惠的陈述（生猪批发商）：一开始稽查队成立时，我们是交59.5元的，其中52.5元是交给屠场宰猪的，7元是交给稽查队发放工资的，后来到了2016年，我们又交62.5元，其中10元是交给稽查队发工资和看割猪腩的，直到2018年5月许，我听朱健彬说批发商李胜恩因猪栏的风扇坏掉了跟屠宰场的总经理陈金波反映，陈金波当时就说屠宰场是按照正常的费用标准收取，收取的每一头生猪屠宰费是52.5元，绝对不是62.5元，后来朱健彬到物价局查清屠宰费后，就回来发动我们批发商不交多出的10元，我们批发商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没有交多出的10元，我们不交钱后，稽查队就不做工了，我们批发商就没人监管屠场，我们知道这样不行，于是朱健彬就发动组织成立陈国锋为首的新稽查队，并且每头猪交5元给他们作为人工。生猪屠宰费屠宰场会以文件形式张贴公示的，公示有每头生猪屠宰费由59.5元升价到62.5元。其中多缴纳的10元有7元是给稽查队发工资的，另外3元我不记得是什么的了。 6.被害人朱健儒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屠宰费一开始的时候是59.5元，后来涨到62.5元，现在的屠宰费是52.5元。大约2018年4月份的时候朱健彬和几个批发商去物价局问过具体的屠宰费才知道规定的屠宰费是52.5元，就这样我们批发商发现之前的屠宰费有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再多交那10元钱屠宰费了。我也不清楚多收这10元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这10元是流向马松想的，我只知道之前马松想说过其中有3元钱是让稽查队看猪腩的钱，但是多出来的那7元我就不知道马松想收去哪里的，我还以为59.5元就是普通的屠宰费。那个多出来的7元钱我是后来才知道，应该是给屠宰场内稽查队的。 7.被害人张均龙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从2010年开始做批发商的时候屠宰费就是59.5元，大约做了几年过后，因为请了穿制服的稽查队来帮忙看猪腩，所以就在屠宰费里多收了3元，屠宰费就涨到了62.5元，我现在才知道屠宰费本来是52.5元的。是马松想组织的稽查队来看猪腩的，也没有与我们商量过，反正就这样涨了3元。我听其他批发商讲过，另外7元马松想拿走了。 8.被害人颜伟仲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8年5月份，批发商李胜恩跟陈金波反映猪栏的风扇坏掉需要维修，陈金波表示屠宰场按照物价局的标准收取，是52.5元，绝对不是62.5元，我们到那天才发现我们每头生猪被多收取了7元。后来我和朱健彬、李愿真3人前往台山市物价局进行咨询，被告知目前每一头生猪的屠宰费是52.5元，这个价格是从2013年6月开始执行至今。经我们查询，屠宰费里的2.5元有偿服务费已经包含猪栏使用费，但是朱洪就却硬性规定我们每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才能使用猪栏。因此，我们每头生猪多交7元将近5年了。62.5元我只知道50元是屠宰费，2.5元是协议收费，3元是我们批发商花钱请人“看割猪腩”，但剩下的7元是什么用途我就真不清楚了。屠宰场有两名收费员，李锦威和陈秋卿，而我的屠宰费指定交给李锦威。 9.被害人黄庭杰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一开始做生猪批发商的时候屠宰费是57.5元，后来又涨到了62.5元，中途有一段时间是59.5元，做了这么久的批发商了，我也不记得屠宰费具体变化的时间了。我2018年的时候听屠宰场的负责人江建和告诉我屠宰费其实是52.5元，超过52.5元的那些钱都是被马松想的人拿走了，让马松想发给他手下的稽查队了，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老大。我的屠宰费一般都是交给一个叫陈秋卿的女子。 10.被害人李胜恩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从2005年那时候我在屠宰场进行批发生猪生意，那时屠宰场就开始收取我们的屠宰费59.5元，到了2016年年初的时候，批发商就协议提出来每头猪给3元钱给屠宰场的稽查队，让他们来帮我们监督猪贩，不让他们偷割猪腩。到了2018年5月份的时候，我猪栏的风扇坏掉后我就去和屠宰场的经理陈金波理论，陈金波说屠宰场一直都是收52.5元的，其余的钱都不是他们屠场收的，多出的7元钱是马松想收了给稽查队的。当时就有批发商去到物价局进行查询，得知屠宰费法定50元，还有2.5元是和屠宰场协议收的一些猪只管理费，多出来的7元钱是不合法的。当时经过了解，以前2010年之前稽查队是由政府组织的，那时候这些费用是用来支付给稽查队费用的，2010年开始政府已经解散了稽查队，但是屠场一直隐瞒这个情况，一直按照59.5的价钱收取我们屠宰费。直到2016年1月批发商协议每头猪加3元来给稽查队帮忙监督割猪腩肉，所以从那时候就交62.5元给屠宰场，意思就是我们被屠宰场私自霸占了7元钱的屠宰费。屠宰费我是现金交给李锦威的。屠宰费少了肯定对猪肉的价格有影响的。 11.被害人李何安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4年我刚开始到二仓加工时是收取59.5元，2016年左右就升到62.5元，后来2018年后又降回52.5元，我多交了2年每头生猪7元的屠宰费，多交了2年每头生猪10元的屠宰费，陈秋卿是收费开票的妇女。 12.被害人谭忠立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的屠宰费都是交给李锦威的。之前连续有10几年都是收62.5元的屠宰费，我就知道这个费用里面有3元钱是管理费，其它是怎么构成的我就不清楚了。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收52.5元的屠宰费了。我是最近才听别人说屠宰费本来就是收52.5元，这十几年来一直都是多收了我们10元钱，但是多收的10元钱用来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13.被害人陈番任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从2007年开始进入城西屠宰场做生猪批发生意，刚开始时我按每头猪57.5元的价格给屠宰场缴纳屠宰管理费，到了2010年左右就开始按照每头猪62.5元的价格缴纳，我一直都以为这62.5元就是屠宰场全部收取的，直到今年六月份左右有其他生猪批发商去物价局查询屠宰费回来后才知道我们一直被多收了十元。这多出的十元我是向屠宰场缴纳的，但是最后这些钱是流向了马松想的。这些费用刚开始是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的妻子在那里收钱的，后来她辞职之后就由陈秋卿收取这些款项至今。我们缴纳屠宰费没有收据。生猪协会成立后从来没说过收取每头猪10元管理费，我都一直以为62.5元是屠宰费，协会只是那300元。 14.被害人叶彼得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大概是大半年前，朱健彬跟我说他去有关部门查过了，屠宰费合法部分只有52.5元的，多收的10元是非法的。我才知道屠宰场之前一直都是多收我们10元钱的。我的会费以及加工费全部都是给李锦威的。多收的10元一方面造成了我们这些生猪批发商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这无形中增加了生猪成本，造成了市面上生猪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台城市民的生活质量。 15.被害人陈东斌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份期间，生猪屠宰费的价格是62.5元，这费用是屠宰场收取的，里面包含有屠宰费和请人看割猪腩肉的钱；在2018年6月份至今生猪屠宰费的价格是57.5元。所交的这些屠宰费用没有公示使用情况。 16.被害人谭海华的陈述（生猪批发商）：从我开始从事生猪批发生意到2017年，屠宰场收取的屠宰费用是59.5元，在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6月份的时候，屠宰场收取的屠宰费用是62.5元，在2018年6月份之后屠宰费用就是57.5元。59.5元和62.5元我清楚里面包括屠宰加工费和请人回来查看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的费用。我没有看见生猪屠宰费公示过。2018年6月份的时候，我才知道屠宰场这几年的合理收费是52.5元，之前多少的钱应该都是不合理的。2017年12月份之前多收的7元，我一直以为是屠宰费；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6月份多收的10元，其中有7元我也以为是屠宰费，另外多的3元就是看猪腩的费用；2018年6月份至2019年1月份，多收的5元是看猪腩的费用。多收的7元屠宰费是从2015年2月份至2018年6月份。都是李锦威收猪肉零售商的现金，扣除费用之后就将现金交给我。 17.被害人朱建辉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的屠宰费是交给陈秋卿，是每天结算的。做生猪批发商以来有大约5年的时间屠宰费是每头猪收59.5元，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批发商提议每头生猪加3元请人看割猪腩肉开始每头猪收62.5元。在2017年年中的时候邝国炽和李健和二人拿着一份协议，说收3元请人看割猪腩的费用，当时我们很多批发商都没有看清楚协议就直接签名了，签了之后屠宰场就收了我们批发商62.5元的屠宰费用。59.5元生猪屠宰费没有公示过，52.5元就公示了。屠宰场公示的屠宰费是每头猪52.5元，2016年前多收了我们7元，2016年后多收了10元，其中有3元是我们批发商请稽查队的队员帮我们看猪腩的钱，是我们批发商提议的。2018年6月份江建和就说我们屠场一直都是收52.5元（50元是经物价定价的屠宰费，2.5元是我们批发商和食品公司签订协议给公司的服务费），其余的7元是屠宰场多收的钱而没有上交给食品公司，其他多出来的是稽查队的收走了（都在马松想那里），所以我才知道多收了屠宰费。 18.被害人黄焕荣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7年前屠宰场收取的屠宰费用是59.5元，2017年至2018年6月份屠宰场收取的屠宰费用是62.5元，2018年6月份之后屠宰费用就是57.5元。59.5元和62.5元我清楚里面包括屠宰加工费和请人回来查看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的费用；至于57.5元里面，52.5元是屠宰加工费，5元是我们批发商请人回来查看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的费用。没有看见生猪屠宰费公示过。 19.被害人黄启慰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目前屠宰场收取的费用是52.5元，还有5元的费用是请人看割猪腩肉的，也就是57.5元，从2018年6月之后开始收取的，在这之前收取62.5元的屠宰费用。我曾经签过一份内容是收钱的协议，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当时是朱文彪拿给我签名的。当时朱文彪在屠宰场的屠宰车间内拿了一份协议给我签名，当时很多批发商都在场，我就问了一句话，签名是干嘛的，不会签名了将我打靶了吧，朱文彪就说不会的，你尽管签名得了，当时我就签名了，其他在场的批发商都同时签名了。当时我认为朱文彪是屠宰场管理的，让我们签名我们就签了。 20.被害人黄耀翔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8年8月份开始，每头猪收取57.5元，其中5元是给人看猪腩的，屠宰费就是52.5元。生猪过磅之后给猪肉贩时是李锦威帮我计算并代收猪肉钱，收完猪肉钱再减去屠宰费，剩下的钱李锦威就交给我。生猪屠宰费屠宰场会以文件形式张贴公示的。 21.被害人陈锦贤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近日才知道二仓屠宰费收费是52.5元，以前曾经收59.5元，稽查队来看割猪腩后便加了3元，变成62.5元，另外7元我是不知道去向。陈秋卿是收钱的妇女。多交7元屠宰费升了，我只能对猪肉零售商提高生猪批发价格。 22.被害人朱锡俊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屠宰场费用的不断上涨，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屠宰费要达到62.5元/头，导致我们的成本增加，生意难做。 （四）证人证言 1.证人朱文彪的证言：2002年起，我在台城生猪稽查办公室工作，那时候的稽查队是由台城镇政府成立的，主要工作台城各大市场检查有无私宰生猪的情况的，到了2014年左右，政府解散了稽查队，加收的每头猪7元也跟着被取消了，但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重新成立稽查队后，就对生猪批发商隐瞒了这个事情，仍然延续之前的做法，继续收取这7元。稽查队重新成立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屠宰场的李锦威、陈秋卿向生猪批发商收取每头生猪62.5元的屠宰费后会统一交给出纳黄秀芳，其中52.5元会进到屠宰场也就是长江食品公司的账户里面，剩下的10元会由黄秀芳转给马松想。其中7元一般是通过银行转账给马松想名下的账户，该账户是由我控制的，另外3元一般是黄秀芳将现金交给我的，一般情况下那3元款项我是直接用来发工资给稽查队的，偶然会存到马松想的存折里。马松想用来收取该7元款项的银行账户是他名下的农村信用社银行账户。10元中的7元是交稽查队用来检查私宰生猪的，3元是给稽查队用来检查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的，因为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负责人，所以那10元就转给了马松想。马松想用来收取该7元的银行存折是由我保管的，另外那3元款项也是由我保管处理的，我每个月收取到每头生猪10元的费用后，我会将部分款项用于发放稽查队的工资，然后我就将每个月的收支制成表格交给邝国炽、马松想。屠宰场每天屠宰约300-400头猪，每个月10元款项合计约10万元人民币。稽查队每个月的工资合计约7万元人民币。该10元款项在支付稽查队工资后结余的资金去向其中一部分的结余会作为年终奖发给稽查队的员工，一部分作为稽查队办公室的日常维护费用，另外有20多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屠宰场旁边的鱼塘了。2017年10月江建和上任之后就不让屠宰场员工继续帮稽查队收取任何稽查队所属的费用，但是李锦威和陈秋卿继续将这7元的费用收取上来之后交到屠宰场的财务黄秀芳汇总，然后每月的月头黄秀芳就和我结算，汇到马松想的账户，我再将钱取出用于支付稽查队的工资和费用。马松想800**************的农信社账户是马松想之前使用的，于2014年7月左右稽查队成立之时给我，这个账号用于和屠宰场出纳员黄秀芳结算每头猪7元的款项，同时也用于支取稽查队工资以及稽查队其他款项。屠宰场向生猪批发商收取62.5元屠宰费，一直到2018年3月左右，屠宰场收取的屠宰费是57.5元人民币。62.5元屠宰费其中50元是屠宰费，2.5元是屠宰场建设费，7元是给稽查队的费用，3元是请人来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的，其中50元是政府允许的屠宰费用，剩下的12.5元是没有得到政府允许的，其中2.5元是屠宰场与生猪批发商协议收取的屠宰场建设费，7元是给稽查队的费用。2017年10月许，老板江建和说过不能帮稽查队代收每头生猪7元，批发商一直以为按照以往的传统是由屠宰场代收，并不知道原来该笔钱一直进账到马松想的私人账户。为了避免日后被批发商发现钱是直接进马松想账户而发生纷争，李建民就草拟了该份协议，拿给批发商签名了。批发商签了名就相当于同意了自愿每头猪交多7元，而落款日期写成2017年12月1日是为了事后补签的。 2.证人李迺超的证言：每一头生猪的屠宰费用是52.5元人民币，这笔钱是入公司账户的。屠宰场负责收费开票的是李锦威和陈秋卿。《生猪管理收费协议》是李建民拟定并打印出来给我并叫我拿去给生猪批发商们签名的。批发商签完名之后，我就拿回给李建民。我没有拿给邝国炽签名，我只是拿给批发商们签完名之后，就拿回给李建民。我印象中，李建民给我的时候上面是没有“邝国炽”的签名的，应该是之后李建民自己拿给邝国炽签名的。当时李建民说：你将这一份协议拿给批发商，让他们看看就让他们签名。我就听从李建民的指使拿给批发商签名，所以当时我并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我还跟批发商说：你们自己看里面的内容，看完喜欢签就签。批发商当时基本上都是没怎么看就签名了。按照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12月1日，加上当时老板江建和在2017年10月许明确不准代收7元的费用。这应该是李建民拟定该份协议，连同马松想来掩饰、洗白之前故意隐瞒批发商多收每头生猪7元的费用的行为。 3.证人范国恩的证言：我们协管队队员的工资是生猪协会发放的，主要来源于批发商每头猪屠宰费多交的7元人民币；到了2017年7月份左右，批发商让我们协管队队员帮他们看猪腩，每头猪给我们3元人民币；到了2018年6月份左右，我们协管队分为两队，由批发商给我们每头猪5元人民币的价格帮他们看猪腩，这个时候没有了批发商每头猪屠宰费多交的7元人民币。 4.证人邝英达的证言：朱文彪给我们发工资的，朱文彪说工资是从批发商那里来的。批发商连着屠宰费一起交上来的，总共每头猪要交55到60元，里面包括有多收的7元是用来管理市场还有给我们稽查队发工资用的，还有多收的3元是用来看猪腩。从2015年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从批发商那里多收7元了。后面我的父亲找批发商签了一份看猪腩的协议后就又多收3元。 5.证人黄锐良的证言：稽查队没解散前，以每头7元标准收取，之后也是以每头7元标准收取。不管是稽查队解散前，还是之后都是从批发商中收取来用于我们发工资的。2014年一开始是批发商宰杀每头猪收7元钱作为我们稽查的管理费，到了2015年、2016年，加了3元钱给我们看割猪腩的费用，所以批发商每宰杀一头猪要收10元。直到老板江建和回来之后，我们停止了7元的稽查管理费，改成了收取5元看割猪腩的费用。 6.证人余立权的证言：2004年我去政府组建的稽查队之后，我们就负责检查市场里面是否有私宰生猪，当时屠宰场就是向批发商收每头猪7元钱发给我们稽查队。后来2014年政府组建的稽查队解散了，生猪协会成立了稽查队，我们就是干着之前一样的活，屠宰场也是向批发商收每头猪7元钱管理费给我们。等到2015年的时候，批发商还要我们去看割猪腩，我们就一部分稽查队员回到了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看割猪腩，批发商也多给我们每头猪3元钱看割猪腩。所以之后我们是每头猪向批发商共计收10元钱。等到2018年的时候，老板江建和过来管理，我们就降成只能每头猪向批发商收5元钱了。 7.证人邝国炽的证言：台山市肉类协会收入支出明细表和屠场管理收入支出明细表是朱文彪做出来的，我和马松想一起签字的。台山市肉类协会收入支出明细表是记载每头猪7元钱管理费收入支出的账单，屠场管理收入支出明细表是每头猪3元钱看割猪腩的账单。之后我们7元钱没有了，3元钱也没有了之后，批发商让我们看割猪腩5元的时候，就每个月朱文彪只给我签一张明细表了。平时稽查队出去吃喝等花费都是朱文彪来买单。稽查队是生猪发协会的下属部门，工资是屠宰场每头猪多收7元后给朱文彪发给我们，我们都是听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 8.证人江建和的证言：法定屠宰费为52.5元，目前就是52.5元。我在2017年11月，李建民向我汇报，目前屠宰费是62.5元，我就跟李建民说不能多收。之后问黄秀芳，黄秀芳跟我说收取62.5元，有52.5元是公司进账，另外多出10元是打进马松想账户。就在2017年11月停止多收10元每头，当时陈金波、李建民都在场。屠宰场直到2018年6月份还收取62.5元每头，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是李锦威和另外一个女的帮马松想代收10元每头。 9.证人陈金波的证言：每头猪收50元的加工费，该加工费是政府和物价部门规定的，另外每头猪收2.5元服务费，该服务费是我们将称量磅借给批发商使用，批发商使用后将猪肉卖给零售商，我们还帮批发商开发票，同时将我们屠宰场的水借给批发商洗车用，而且该服务费是我们与批发商共同协商的，是有双方签的协议书，以上共52.5元人民币全部入账的。2010年后我们屠宰场是按照52.5元收加工费和服务费的。我们屠宰场并没有收除52.5元以外的其他费用。62.5元是直接交给我们屠宰场的收款员李锦威的，收款员会把收到的钱拿回公司交给出纳黄秀芳，出纳每个月按照52.5元一头的价格交回集团公司的财务，剩余的每头10元钱会直接转账至马松想的账户。因为我接手管理该屠宰场后，黄秀芳曾提供给我一些马松想从她处收钱的单据。那10元最终流向马松想的，跟我们公司无关，在今年朱健彬去物价局查询回来之后，我就严禁公司的工作人员给马松想代收这个款项了。批发商之前不清楚62.5元包括10元是协会收取的，直至他们去物价局查询回来后才清楚的。在2010年左右朱洪就、李建民和马松想三人成立生猪协会后他们自己开始向批发商收每头7元的协会费，该费用是没有经过政府部门同意的。在2017年他们生猪协会就开始收每头10元。在2017年李建民就拟了一份协议叫批发商签名，屠宰场的组长李迺超负责将协议拿给批发商签名。但是该协议内容是什么我并不清楚。我听说批发商们在没有看清楚协议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签名了，一直到2018年7月我和屠宰场的老板江建和就和批发商说不要再交所谓的生猪协会费。我自己估计就是马松想从他们所谓的生猪协会向批发商多收取的10元那里给这帮人发工资的，他们的工资是朱洪就的儿子朱文彪为马松想代发的。黄秀芳会将那些钱转给马松想，马松想将其中一部分钱用于稽查队的工资发放。 10.证人袁卓志的证言：我离开之前两三年台城屠宰场的收费是每头猪屠宰费62.5元人民币。再之前是每头猪屠宰费59.5元人民币，具体持续了多长时间我就记不清楚了。62.5元的屠宰费中52.5元是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屠宰生猪收入，其余的7元是生猪管理收费，另外3元是什么收费我不清楚。这每头猪7元的生猪管理收费是给生猪协会的。这应该是历史的原因演变而来的。原来这7元是给政府组织的处理私宰生猪稽查队发工资的，后来取消了稽查队，又成立了生猪协会，于是这7元就给了生猪协会。 11.证人黄祖超的证言：2013年6月15日，台山市发改局发文规定台山地区代宰生猪屠宰费不能超过每头50元。 12.证人伍泽生的证言：四九屠宰场屠宰一头生猪共收费70元，其中包括屠宰费50元，有偿服务协议收费20元，包括存栏费5元、配送费5元、消毒、水电、清洁和无害化处理等，合起来收费共20元。 13.证人伍仕平的证言：总公司规定，端芬屠宰场的收费是65元，不含配送费用，65元收费中有50元屠宰费，15元的有偿服务协议收费，包括存栏费、消毒、无害化处理、水电和设备维修费用等，共15元。 14.证人黄秀芳的证言：2012年开始，我们屠宰场的收入有：屠宰加工费、猪血费、猪脑费、猪胆费、猪气管费、一间小卖部和员工宿舍等接驳我屠宰场水电的费用。2012年初到2016年5月屠宰加工费是59.5元，其中包含50元加工费、2.5元的服务费、帮稽查队代收7元。2016年6月至2017年10月屠宰加工费是62.5元，其中包含50元加工费、2.5元的服务费、帮稽查队代收10元。代收的7元或10元应该没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这个52.5元的屠宰费是入公司账目的，应该是有政府审批的，是正当收费，平时的屠宰的水电费和员工的工资就是从这里支出的。另外加收的7元或10元是属于生猪协会的，我是代收的，是经理李建民指示我代收的。这代收的7元或10元一般是我月底通过银行转账给马松想的账户的，有时我是通过拿现金转的，有时是通过我名下的账户转的。具体工作是朱文彪过来跟我对数的，我再转账给马松想的。该7元是给马松想用于发放稽查队的工资。当时朱文彪除了是屠宰场的小组长之外，还是稽查队的财务，主管稽查队的工资发放的工作。该7元/头的钱一直收到2017年年底，具体月份、时间要查看银行流水。根据批发商的反映，直到2018年6月许，依然多交10元的屠宰加工费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应该是朱文彪收取的。朱文彪继续隐瞒、并多收不合法的屠宰加工费这个情况应该是马松想叫朱文彪收的。因为马松想是管理稽查队的，稽查队的工资都是经马松想的存折发放。估计没有马松想的指示，朱文彪也不敢收取。原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解散之后，我知道代收7元/头的费用是不合法，但是李建民叫我代收，我就听李建民的指示去做，仍继续帮马松想代收。自2014年8月7日至2017年9月16日期间，每月均有转账或现金存入马松想的农信社账户的就是多收的7元/头的款项，按月统计结算后转账或现金存入马松想的账户，总额是2942604元人民币。大约在2017年10月份副经理李建民叫我不要帮他们代收了，到时他们自己收，我就停止代收了。2017年之前每天大约宰300多头猪，2018年之后就有400多头猪。 15.证人陈秋卿的证言：屠宰场基本收费50元，2.5元是服务收费，合共基本收费52.5元，另外有7元支付稽查队，我做了大约一年后，李迺超就叫我们多收3元请稽查队看猪腩，这10元一直到了2017年大老板江建和回来后，就改为了收5元，也就是57.5元。2015年至2017年期间收取所有的钱交给财务黄秀芳，后来江建和接手屠宰场的工作时说屠宰场只收52.5的加工费用，我们就将收取的52.5元交给财务黄秀芳，后来大老板江建和回来后，告诉我和李锦威不要帮稽查队收那每头猪10元的费用，只收取生猪屠宰费52.5元就可以。但是朱文彪就示意我们代收稽查队的每头猪10元，然后交给他。该10元是没有开具票据的。因为朱文彪是我和李锦威的上司，他叫我们收取，我们不敢不服从命令，只能帮他收取那10元。朱文彪还让我们以后收取的每头猪10元钱不要给黄秀芳进屠宰场的账而直接给他，以此瞒住江建和，我和李锦威听到朱文彪这么说，我们就照做了。江建和回到我们公司进行整顿后，该300元也连同之前多收的10元一并取消了。江建和上任以后我才知道除52.5元钱以外的费用是用于给稽查队看猪腩的工资收入。大概是2018年5月的时候，批发商知道收52.5元钱以外的费用是不合法的，觉得太贵了，有些批发商就跟着朱健彬批发商和颜伟仲批发商一起，出每头猪5元钱作看猪腩的费用，于是我们也很难收到批发商的钱，后来朱文彪和李健和就和我说改收每头猪5元钱作看猪腩的费用。 16.证人李锦威的证言：屠宰场的生猪平时批发量平均一天400头左右。大约是从2014年开始收取每头生猪的屠宰加工费是59.5元，期间一直都有票据。当时总经理朱洪就、副经理李建民都有跟我们收费员说过到时收取批发商加工费59.5元，其中有些是给稽查队的。在收费的时候我没有跟批发商说59.5元当中有些是给稽查队的，都是跟批发商说收59.5元。我们就收取各个批发商当天总的屠宰加工费；将所有的批发商的屠宰加工费收取之后，就开一张“出场单”，上面显示的明目是：加工费，数量显示是当天屠宰场批发生猪的总头数，单价是59.5元，金额上显示是当天收取的屠宰费的总金额。最后由我将当天收取的屠宰费、该张“出场单”一并交给出纳员黄秀芳。到2016年前后，李建民告诉我们宰杀每头猪我们要收62.5元人民币开始，屠宰加工费上升至62.5元/头，到2017年10月，老板江建和说以后屠宰加工费收52.5元；50元是加工费，2.5元服务费。屠宰加工费由59.5元上升到62.5元是批发商同意每只生猪提价3元，用于请稽查队帮忙监管防止偷割猪腩的。上升到62.5元之后，票据的内容跟之前59.5元的票据一样填写，不过是将单价改成62.5元。其他的操作方式一样，最后都将钱全部交给黄秀芳。江建和于2017年10月宣布加工费收取52.5元之后，屠宰加工费收取52.5元，但是朱文彪叫我和陈秋卿继续代收每头生猪10元，每天将现金交给朱文彪。朱文彪说这是批发商支付稽查队防止偷割猪腩的费用，大约代收了３个月，后来因为批发商说每头生猪交10元太贵了，于是降到了每头生猪５元。最后老板江建和发现我和陈秋卿代收，于是再次指令我们不可以代收费用，我们就停止代收。如果批发商不给上述每头猪62.5元的屠宰费给我们收费员，批发商下一次就不会被允运生猪进入屠宰场进行生猪屠宰，也不可能继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生意。我们一直都知道是不合法的，尤其是2017年10月份老板江建和跟我们说明了物价局定的收费标准是52.5元，只能严格按照物价局的定价标准收费，多出的收费都是不合法的。 17.证人马咏仪的证言：没有退休之前，我也是负责收屠宰费的，我是负责收取其中四名生猪批发商的屠宰费，每天收好的钱就交给黄秀芳。每头生猪屠宰费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之前是收取一次性屠宰费62.5元或61.5元交给黄秀芳，后来就收取58.5元屠宰费，也是一次性交给黄秀芳，直到2017年底，屠宰场换了新老板就开始收取屠宰费52.5元给黄秀芳。 18.证人陈锦萍的证言：稽查队的工资是他们收批发猪商每头猪多交10元发放的，这是我当时在长江食品公司工作时，听在屠场的猪贩说的，我听说是批发猪商为了防止猪贩偷割他们猪的猪腩而给稽查队的。 19.证人黄永坚的证言：屠场每头猪收取50元屠宰费，另外有2.5元的有偿服务费，还有几元是畜牧站收的，听说是动物检查费，具体收多少我并不清楚。一般是何人负责开那些批发商的票，何人就收那些批发商的屠宰费，我知道李锦威是负责开票的，所以他也是负责收屠宰费的。早一年前，我听很多批发商说屠场多收了他们的钱，我听说有3元是给稽查队看猪腩的，另外还有7元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20.证人黄炎彬的证言：最近几年屠宰场收取的屠宰费是62.5元，大概是2018年朱洪就退休后没多久屠宰费就降到了52.5元。生猪批发商将屠宰费用交给李锦威、陈秋卿，李锦威、陈秋卿将钱交给黄秀芳。62.5元中只有52.5元是给屠宰场的，剩下的10元是给稽查队的。2018年的一天，我们这些生猪批发商就商量不要缴10元给稽查队了，然后生猪屠宰费就降到52.5元了。 21.证人陈晃强的证言：在江建和来负责屠宰场前，都统一收猪肉批发商一只猪62.5元的费用，当江建和来负责屠宰场后，都统一收猪肉批发商一只猪52.5元的费用，至于批发商叫何人给多少钱看割猪肉就是批发商自己的事情。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江建常要求重组“稽查队”并纳入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管理；被告人朱洪就没有参与多收“7元”款项，其没有获益；不是李建民决定收取的，其没有参加江建常组织的接收稽查队的会议，其没有获益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关于涉案“稽查队”的重新组建及该“稽查队”的性质、被告人朱洪就及李建民通过“稽查队”所获得的利益等情况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部分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经查实，涉案“稽查队”是由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私自组建的，并纳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管理，为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服务的。另外，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的供述与黄秀芳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重新组建“稽查队”后，经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共同商量决定，并由被告人李建民直接指使黄秀芳，屠宰场继续向批发商收取“7元”款项后转到马松想的账户，用于该“稽查队”发工资。综上，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每头生猪多收7元款项的做法在以前就已经定好，一直都是这样收取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政府成立稽查队后，长江公司确实从每头生猪多收7元款项用于给政府成立的稽查队发工资，但2014年7月，政府解散原来的稽查队，相应的“7元”款项也没有了收取的依据和理由，而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分别身为屠宰场的经理、副经理，应该及时告知批发商并停止收取该“7元”款项，但其二人没有告知，反而伙同被告人马松想私自重新组建“稽查队”，并向批发商隐瞒市政府解散稽查队及相应收费被取消的事实继续收取上述“7元”款项，并将多收取的7元用于给非法组建的“稽查队”发放工资，其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综上，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应辩解和辩护意见不影响本案的定性。 3.关于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没有隐瞒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被解散及相应收费被取消的事实，批发商都知道该事实并自愿缴纳相关款项，屠宰场员工都知道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的供述与朱文彪、陈金波、李锦威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私自组建“稽查队”后向批发商隐瞒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被解散及相应收费被取消的事实，继续由屠宰场向批发商收取“7元”款项。另外，被害人朱健彬、刘称生、蔡永惠、李均明等批发商的陈述均能证实批发商一直以来都以为屠宰场所收取的59.5元就是屠宰费，并不知道其中的“7元”是屠宰场代收后转给马松想用于给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私自组建的“稽查队”发工资的；直至2018年5月，批发商经询问陈金波并到物价局查询后才知道相关情况。再者，本案受骗的是批发商，屠宰场的员工是否知道相关事实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应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4.关于《生猪管理收费协议》，经查，被告人朱文彪、李建民、邝国炽、李迺超的供述能相互印证，证实该《生猪管理收费协议》是2017年下半年由李建民制作出来给批发商补签名的；从该协议的内容可看出，李建民等人继续隐瞒私宰生猪举报协管队在2014年7月已经被政府解散，该协管队已经没有了相关职能及现在的协管队是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私自组建并一直通过屠宰场多收取批发商每头猪7元的款项用于发放工资等事实；李建民等人没有组织批发商开会，统一说明相关情况后才让批发商签名，而是直接拿给批发商签名，多名批发商也均证实其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就签名了，只知道是关于多收3元看割猪腩的费用；批发商均证实，多收的3元用于看割猪腩的费用是其自愿支付给稽查队的，另外的7元直至2018年5月批发商经询问陈金波并到物价局查询后才知道实际情况。综上，足以证实《生猪管理收费协议》是被告人李建民等人为了掩盖其与马松想、朱洪就一直以来收取“7元”款项的非法性而制作并让批发商补签的，之后也继续隐瞒相关事实收取批发商“7元”款项用于涉案“稽查队”相关支出，故被告人马松想的辩护人提出的批发商签署的《生猪管理收费协议》证明是自愿交7元收费的辩护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5.对于被告人马松想提出其自己也一直交“7元”款项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松想一直交“7元”款项并不影响对其诈骗其他批发商的行为的定罪量刑，其所交的“7元”款项的数额也没有算入犯罪数额中，故被告人马松想的相应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6.对于被告人李建民的辩护人提出诈骗数额没有经过审计、鉴定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有相关账本清晰记录了2014年7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私自组建的“稽查队”收取批发商的“7元”款项的数额等情况，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从而计算出相应犯罪数额，故辩护人的相应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强迫交易事实 2015年12月，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共谋后，为进一步敛财及控制台城生猪行业的猪肉运输，遂从被告人李建民的儿子李钟琪处购买了10辆三轮摩托车，并分别登记在被告人朱文彪、邝英达等人的名下。之后由被告人李建民以台城二仓屠宰场副经理的身份，伙同被告人马松想、朱文彪召集猪肉运输商开会，以统一管理屠宰场猪肉运输行业为名，强迫猪肉运输商从被告人马松想处购买三轮摩托车并由被告人朱文彪与猪肉运输商签订购车合同。否则，不能进入屠宰场运输猪肉。为维持猪肉运输生意，被害人宋庆益被迫以人民币8900元的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1辆，被害人曹人民、曹治万等人被迫以人民币24000元（8000元×3辆）的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3辆，被害人曹进厂被迫以人民币41000元（8500元×4辆＋7000元）的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5辆，被害人刘石发被迫以人民币8500元价格购买三轮摩托车1辆。上述被害人虽然支付购买三轮摩托车的对价，但车辆行驶证仍然登记在被告人朱文彪、邝英达等人的名下。 三、敲诈勒索事实 （一）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在强迫被害人宋庆益、曹人民等人购买三轮摩托车后，为进一步获取非法利益，强迫猪肉运输商按月缴纳保护费，否则不能进入台城二仓屠宰场运输猪肉。被害人宋庆益被迫缴纳人民币20000元，被害人曹人民、曹治万被迫缴纳人民币148500元（2016年1月－2018年9月：1500元×3辆×33个月），被害人曹进厂被迫缴纳人民币104000元（99000元＋5000元），被害人刘石发被迫缴纳人民币6000元。综上，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共非法获利人民币2785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单、承包合同等），证实涉案10台三轮摩托车的购买、车辆登记、承包合同签订等情况，其中：（1）涉案10台摩托车型号均为金洪牌JH175ZH-C,购买的价税合计均为3600元，购买人分别为马松想、朱文彪、邝英达、曾健聪；（2）涉案10台三轮摩托车的登记所有人分别为马松想、朱文彪、邝英达、曾健聪；（3）马松想以其名义及借用邝英达、朱文彪、曾健聪的名义与运输商曹人民、曹进厂、刘石发、宋庆益签订三轮摩托车承包合同，其中约定马松想、邝英达、朱文彪、曾健聪拥有三轮摩托车经营权和车辆产权。经曹人民、曹进厂指认这是其二人向马松想购买并租用的三轮摩托车；相关书证经马松想指认。 2.现场勘验笔录，证实案发现场台城广海路口二仓屠宰场办公楼的现场勘验情况。经宋庆益、曹人民指认是2015年12月份马松想等人组织其开会购买三轮车的地方。 3.搜查、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民警对二仓屠宰场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物品的情况，其中扣押机动车登记证10本、摩托车保险单10张、承包合同9张；另从邝国炽处扣押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0张。 4.鉴定意见，证实涉案三轮摩托车按2015年12月29日基准日鉴定的价值情况。其中6辆价格为4170元/辆，该鉴定意见已通知邝英达、李建民、马松想、朱文彪、曾健聪、曹进厂、曹人民、宋庆益、曹治万、陈海怡；另外4辆价格为4206元/辆，该鉴定意见已通知陈海怡、邝英达、李建民、马松想、朱文彪、曹进厂、曹人民、曹治万。 5.电子数据（微信个人信息及转账截图），证实：（1）马松想、宋庆益、曹进厂的微信的身份信息情况。（2）宋庆益于2018年6月11日转账2000元给马松想。（3）曹进厂分别于2017年8月2日、2018年5月3日、2018年4月4日、2018年6月3日、2019年1月3日转账3000元给马松想。相关截图分别经宋庆益、曹进厂辨认。 6.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大约是在2015年12月，我想多赚点钱，所以就向李建民提议购买一批车回来卖给在屠宰场开车运猪的车仔佬，当时李建民说好，于是我和陈海怡、李建民到李建民的儿子卖车的车行购买了10辆三轮摩托车，钱是陈海怡垫付的，当时我听他说是六千多元一辆，手续都是他办好的。之后我和李建民、朱文彪召集曹知青、曹进厂、刘石发、宋庆益4人开会，当时李建民在会议上说车仔佬必须要向我购买三轮车，不然不能在屠宰场运输生猪。开完会后，车仔佬就跟我们签订租赁合同，之后，曹知青购买了3辆；曹进厂购买了5辆；刘石发购买了1辆；宋庆益购买了1辆。后来刘石发把自己的1辆三轮车转让给曹进厂。车辆车身价大约是6500元，办好手续每辆车大约8500元。登记的车主有我、邝英达、朱文彪还有曾健聪。后来我还强制要求车仔佬每运输一头猪，要多交给我2元的运输费，但由于比较难统一管理，我就又要求车仔佬按一辆车每月支付1000元至2000元的钱，具体多少就看我心情。曹进厂5辆车，每月交3000元，一共交了4个月，微信转账给我的；刘石发一辆车，交了4个月，有一个月交1800元，另外3个月每月1400元，给现金我的；小宋一辆车，交了2个月，每月1000元，也是给现金我。我当时以比车辆贵一点的价格将三轮车卖给车仔佬。将车卖给车仔佬不过户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过户的，我是为了获利，起贪心想赚点钱，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合法，所以我也不打算将车辆过户。强迫车仔佬买车和向车仔佬收钱朱洪就肯定清楚的，因为屠宰场的事是必须要经过他的，而李建民也清楚，关于车仔佬这事情，我是和李建民商量过，他答应了，我才去做的，如果没有李建民，这事情我是不可能办得成的。 （2）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2015年底，马松想说想统管屠宰场的生猪运输，并说想到我堂弟开的车行买一些三轮车回来，因为我平时跟马松想关系不错，就想帮帮他，接着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朱洪就，朱洪就也同意。马松想和我到我儿子那里买了10辆三轮车回来后，我就召集车仔佬开会，马松想、朱文彪都参会，当时我在会上说，如果要在屠宰场运输生猪，就必须听从马松想安排，运输的三轮车必须有牌有证，之后马松想就说，如果要在屠宰场运输生猪，就必须购买他的三轮车。会后，车仔佬就跟马松想、朱文彪到了稽查队的办公室，签订合同，购买了马松想的10辆三轮车。 （3）被告人朱文彪的供述与辩解：2015年年底，马松想购买了10辆三轮车回来，说要统管生猪运输商。10辆三轮车买回来后就借了我和曾健聪、邝英达等人的身份证用以办理马松想的10辆车的入户手续。之后就召集了所有运输生猪的车仔佬了一个会议，当时在场的有我、马松想、李建民，运输商一方有5、6人。会议上，李建民说要在屠宰场运输生猪必须购买马松想的三轮车，否则不能在屠宰场运输生猪。之后，马松想跟李建民、邝国炽跟我等人一起到稽查队办公室，跟“车仔佬”签定将上述10辆三轮车租赁出去的合同（跟“车仔佬”签订合同时，李建民、邝国炽等人也在场，因为他们都是生猪协会的领导，他们在场会有威慑作用）。之后就由这四五个“车仔佬”承包了这10部三轮车。虽然说是将车卖给车仔佬，实际上没有过户的，签订的也是租赁合同。后来车仔佬都是直接给钱马松想的，这笔钱我没有管理。以前一直都是外面的车仔佬用自己的三轮车来运猪，一直都很混乱，时不时有“车仔佬”将肉贩运走了之后有不见了找不到“车仔佬”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后肉贩就赖上批发商不给批发商买猪肉的钱，批发商又赖上屠宰场和生猪协会，以此为由不交付屠宰场的屠宰费即每头猪62.5元，直接侵害了马松想为代表的生猪协会和屠宰场的利益，所以马松想就为了规范管理“车仔佬”，防止再次发生这种运输生猪过程中丢失生猪的情况，而且马松想出租三轮车给他人，他自己也可以有租金收益。自从那次跟“车仔佬”签订租赁三轮车的合同后，马松想规定其他“车仔佬”不可以在运猪肉去市场了，只能全部“车仔佬”都使用它的三轮车运猪。我认为李建民、马松想这种做法当然不合法的，车仔佬本来就是三轮车运输的，我觉得这是在强迫车仔佬购买三轮车。 7.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宋庆益的陈述（运输商）：2015年12月份，马松想召集我们四帮运输猪肉的人在台城屠宰场的办公室开会，当时屠宰场的经理李建民也在场。我们四帮运输猪肉的分别是曹进厂、曹人民、刘石发、还有我。马松想就跟我说，让我把南门市场和附城市场的客户让出来，给美琴市场我做，我不同意。然后他又让曹进厂把南门市场的客户让出来，给城北市场曹进厂做，曹进厂不同意。马松想见我不同意，他又提出我们以后运输猪肉统一用他的三轮车，不然不能进屠宰场。当时李建民也说如果我们不买马松想的车就不让我们进屠宰场。买他三轮车一辆8900元，他总共买了十辆三轮车回来，当时我们没办法，就只好在他那里买三轮车了。我当时买了一辆，曹进厂买了四辆，刘石发买了一辆，曹人民买了三辆，说完买车的事，马松想就说，以后我们运输猪肉，运输一头猪要给两块他，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2015年12月28日左右，马松想把三轮车给我们，我是2016年3月交钱给他的，当时我是给了11000元现金给他，其中8900元是买三轮车的费用，剩下的是两块钱一头猪的费用。马松想当时是没给收据我，我不是自愿买三轮车，是马松想强迫的，如果不买我们就进不了屠宰场。买三轮车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关系好一点价格会低一点，8900元一辆三轮车明显也是高于市场价的，市场上的价格不超过7500元。就算是交了钱三轮车应该也不属于我们的，因为三轮车不是入我们的户，而且每年交500元强制保险费给马松想。三轮车是金红牌子的，红色车身，汕头车牌，后面三位数是925。马松想有威胁恐吓我，不买他的三轮车他就不让我们的车进屠场。两块钱一头猪的费用是一个月交一次给马松想的，一般每个月的1-2号马松想就向我要钱了。我2016年1月份开始交，至2018年5月份，一共交了两年五个月，今年六月份开始就没交了，我总共交给他2万多元，这2万多元除了最后一次在今年6月份微信转账2000元（转的是4月和5月的费用），其他给的都是现金。转账记录还有，他在我的微信备注是马想。给现金马松想他是没收据给我的。我是逼不得已才给这两块钱一头猪给马松想的。首先我是外地的，马松想是本地的，而且他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屠宰场工作的人都怕他，听他的话。到了今年6月份江建和来屠宰场管理后，马松想就没向我要两块钱一头猪的钱了。曹人民也是运输拉猪肉的，和马松想混的比较好，他也是曹进厂的老乡。刘石发是2017年9月份开始没在屠宰场做了，已经回江西了。 （2）被害人曹治万的陈述（运输商）：在马松想处租赁三轮车的价格主要是我弟弟曹人民去与马松想谈的，后来曹人民在马松想处购买了三辆三轮摩托车使用，我听曹人民说该三辆车还要每个月交给马松想4500元作为租金，平均每辆车每个月要交1500元人民币。我听曹人民说过每一辆好像用8000多元人民币在马松想处购买该三轮车的使用权的。如果按每个月4500元租金来计算，3年来我们一共强迫交给马松想162000元人民币，另外三辆三轮摩托车合共大约24000元人民币。曹进厂、宋庆益及刘石发也在马松想处购买三轮车的使用权及交租金。因为我怕马松想，心里对他产生畏惧，不敢招惹和反抗他，没有想过不租赁马松想的，我只知道如果不租他的车，可能我们就不能继续在该屠宰场内运输猪肉。因为从2015年年尾开始，我们需要另外到马松想处购买三轮车使用权，还要每个月交租金给马松想，增加了我们的运输成本，所以我们要向猪肉零售商升价，我们用了马松想的三轮车才涨价。马松想向我们以月租金的方式收取保护费，我们为了保证利润只能向零售商升价了。猪肉零售商被我们升价后肯定会向购买猪肉的市民提升猪肉的价格。我觉得马松想是见到我们运输猪肉这一行业能赚到钱，他就想从我们身上榨取剥削一部份我们的苦力钱。我们以前是有自己的车运输猪肉的，车辆都是有牌有证的，因为我们害怕马松想，不得不要从他处购买车使用权及交租金给他。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我们来到本地人的地方谋生，要听本地人的话，另外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我觉得马松想在屠宰场的支持下，在屠宰场内有很多东西他都决定，就算与我们一样做运输猪肉的其他人也要听他的话租他的车，而没有人敢反抗。他和屠宰场的领导关系很好，我经常在屠宰场出入，我见一些屠宰场的员工对马松想都是恭恭敬敬的，理应批发商要对宰场的员工恭敬才对的，因为批发商要员工帮忙屠宰生猪。另外屠宰场的一些员工还帮马松想挖猪脑，将全部屠宰的生猪猪脑收集给马松想。如果马松想不是与屠宰场领导关系好势力大，哪会有员工听他的话。有时屠宰场的员工都要听马松想的话，所以我们怕不听马松想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在屠宰场帮零售商运猪赚钱。另外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是一名社会上的混混，经常喝醉酒后带一些社会混混，凌晨最多人工作的时候到屠宰场来，也听一些批发商及零售商讲过，马焕扬经常带社会混混到屠宰场殴打屠宰场的个别零售商及批发商，这些事在屠宰场内及生猪行业内是人尽皆知，人人都惧怕他，所以我们怕不听马松想的话，他会叫马焕扬打我们。 （3）被害人曹人民的陈述（运输商）：在屠宰场一共有4个运载猪肉的“车仔佬”。分别是我、曹进厂、宋庆益、刘石发。在2015年11月份左右，马松想、朱文彪、李建民等人组织我们这些运载生猪肉的车仔佬召开会议，这个会议是屠宰场的领导给我们车仔佬召开的会议，马松想就是以一个批发商的身份参加的，会议是在屠宰场办公楼稽查队办公室召开的，当时有马松想、朱文彪、李建民、我、曹进厂、宋庆益、刘石发在场，当时马松想和李建民、朱文彪都对我们说，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车辆运载生猪肉，所运载生猪肉的车辆必须要由马松想给我们提供，我们每人交钱给马松想购买并租用车辆（意思是先用钱从马松想那里购买这些车辆，然后每个月还需要交租金），不然不给我们继续在屠宰场运载生猪肉，同时马松想对我们说运载生猪肉的车辆他自己已经购买回来了，并且上了牌，需要多少台车辆，就从他那里购买并租用，马松想就拿出一份协议，让我们车仔佬签名，这个协议的大概内容是马松想所给我们提供的车辆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购买并租用这些车后，这些车的维修、保险等费用，我们自己出钱。我们看了这个协议后，虽然明知对我们不公平，但是没办法，为了生活，被逼签了，之后马松想就将这些车辆的行驶证和车辆的钥匙给了我们，其中我拿了三台，曹进厂拿了4台，宋庆益拿了一台，刘石发拿了一台，都是新的红色三轮摩托车，车辆行驶证上有四个人的名字，有马松想的，有朱文彪的，每辆车的价格是8000多元，并且每个月我们还需要给1500元租金给马松想。我们车仔佬都知道，这是一种强买强卖，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既出钱买车，又出钱租用他的车，并且这个车还不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又不敢提意见，因为如果我们不同意，不用马松想给我们提供的车辆，我们肯定就不能继续在屠宰场继续运载生猪肉，为了生活，被逼无奈，我们也就只能同意了。我们车仔佬从马松想那里购买并租用车辆后，我们每个月挣不到钱，每帮猪肉贩运输一头猪，增加每头猪运费2元人民币，那些卖猪肉的人也会将猪肉提高价格才能有钱挣，马松想这样做，已经将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提高了。我们运载生猪一开始都用自己的车辆，都是有牌有证有保险。我本身拥有3台货车用来运载生猪肉的，由于马松想他们规定必须要用马松想提供的车辆后，我就将我自己本身拥有的3台货车卖给了马松想，当时是以90000多元卖给马松想的，然后马松想将我从他那里购买的三台车辆的钱扣除（约24000元）后，再将剩余的钱还给我。每个月每辆车的租金是1500元，我每个月月底将现金给马松想。购买三轮车是在2015年12月，从2016年1月开始被迫缴纳三轮车的租金，到2018年9月，每月交4500元，共33个月，合计交了148500元。李建民、马松想等人给我们“车仔佬”开会说要统一用马松想购买的三轮车运猪，李建民说我们的车没牌没证，用统一的车运输屠场里面好管理，马松想买的这批三轮车由屠场的名义申请的，有牌有证，可以在夜间进去市区，进入市场，需要多少台车就从马松想那里买并租用，还说不买马松想的车就不要运猪了。 （4）被害人曹进厂的陈述（运输商）：2015年年底的时候马松想就去买了一批三轮车并且全部入了他的户，然后他就召集我们这帮拉猪肉的一起开会，在会上当时的屠宰场李经理李建民就跟我们说了下，让我们以后都要听马松想的，事情要让他来安排。马松想就让我们全部不能用自己的三轮车拉猪，必须要在他那里买上了他户头的三轮车拉，否则就不准我们在屠宰场里拉猪肉。当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我一开始买了4辆，每一辆8500元。我们买了车子之后马松想就要我们每拉一头猪就给他两块钱，按月结算。当时没有人提出不交钱，都不敢不交钱，因为大家都想在这里继续拉猪赚钱的。我每个月要缴纳3000元保护费给马松想，自2015年12月份开始缴纳。购买三轮车大约在2015年12月，从2016年1月开始收所谓的租金。2016年12月，我又在马松想处购买了一辆三轮车运载生猪，当时价格是7000元。从2016年1月到2018年9月，每月3000元，一共33个月，共99000元。2018年10月，屠宰场换了陈金波经理，陈金波经理知道后就让我们不要交了开始才没有交。刘石发那辆车也是从马松想处购买的，但他每个月要缴纳1500元保护费给马松想，他缴纳一段时间觉得做不下去了，于是他就转卖给我了，同时还将他运送猪肉的客户转让给我了，于是我就给了他10000元作为报酬，包括买他的车和接收他的客户。2017年春节时，我给了5000元现金马松想，当做是这辆车的租金。这些钱是直接交给马松想本人的，有时候给现金，有时候是微信转账给他，没有开具收据。这些钱都是我迫不得已才交给马松想的，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他的侄子马焕扬是出来混的，马焕扬经常在大半夜喝完酒过来屠宰场这边耀武扬威的，我们是外地人也害怕他，加上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靠帮客人拉这个猪肉，所以我也不想断了这条门路。其实他那些车子当时市面上的价格也就是柒仟元左右，他从中每辆车赚了一千元，我们买了车后所有车辆维修保养保险费用都是我们自己缴纳，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我们都是私下跟马松想交钱买车的，但是车子还是他名下，等于车子还是他的。拉猪刚开始都是五块钱一头，是收取市场的客户的，后来马松想开始收钱之后就让我们每头猪多收两块钱，这两块钱是给他的。但是从此之后拉猪的价格也就涨到了七块钱，如果马松想不收钱的话，我们也不会涨价。我大多数是以现金方式交给马松想的，有几次是用微信转账的，其中2017年8月2日、2018年4月4日、2018年5月3日、2018年6月3日，我都是通过微信转账给马松想的，每次转账3000元，这几次的钱都是交给马松想的保护费；2019年1月3日我还转了3000元给马松想，这笔钱是三轮车买保险的钱。 8.证人证言： （1）证人朱洪就的证言：我听说过马松想曾统一买一批三轮摩托车，只能使用他的车辆运猪肉。李建民担任生猪协会的秘书长，组织运猪贩开会，并让运猪贩听从马松想的安排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我们屠场没有关系，我没有规定只准用马松想的车辆运猪。 （2）证人李迺超的证言：2015年年底，马松想、李建民、陈海怡等人从江门买了十多辆三轮车，那批三轮车是直接用货车运输到二仓屠宰场的，车运到屠宰场的当天马松想、李建民都在场，之后这批车由陈海怡负责上牌，马松想、李建民强迫猪肉运输贩购买这些车辆，否则不能在二仓屠宰场内运输猪肉，之后那些猪肉运输贩全部都买了这些车。李建民、马松想于是就控制了在二仓屠宰场靠运输猪肉营生的猪肉运输贩。 （3）证人黄德伦的证言：从2016年前开始，我只是听那些猪肉运输贩说马松想要求他们向他购买三轮车才能在屠宰场做运输生意，车仔佬为了能继续在屠宰场做运猪业务，只能花超出市场价格的钱向马松想买三轮车，而且从此之后车仔佬每运一条猪比以前多给2元给马松想。 （4）证人李健洪的证言：我只知道马松想买了一批三轮摩托车给运输商，但是多少钱买卖的，是卖还是租，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我印象中都是外省的人运输的，他们的三轮车大致都是一样的。 （5）证人邝英达的证言：我名下登记的车牌为粤NAJ935和粤NAJ945两辆三轮摩托车，是一名叫陈海怡的男子拿我身份证去登记购买的，马松想过来稽查办公室叫我和朱文彪把身份证给陈海怡去搞几辆三轮车，具体买了八辆还是九辆三轮摩托车我不太清楚。买回来的三轮车给湖南人拉猪用。 （6）证人黄锐良的证言：车辆都是马松想的，有9辆，是由马松想买的，再由外省民工驾驶运生猪，不能使用他人的车辆运送生猪。我听一些猪肉贩说过，是马松想不允许外人的车辆来运生猪，只能使用他们提供的车辆。当时我还在市场，我那个时候听猪肉贩说马松想让猪肉运输贩买他们的三轮摩托车，而且每一头猪还要收2元还是3元钱，导致他们卖猪肉给市民的价格也要上涨。后来2016年我回到屠宰场上班，看到猪肉运输贩都是用马松想买的那种三轮摩托车来运输猪肉。 （7）证人谭德辉的证言：我知道以前猪肉运输商都是用比较旧的三轮摩托车，但是我2016年回屠宰场稽查工作的时候，我发现猪肉运输商已经全都换成了新的三轮车，具体怎么来的我就不清楚了。 （8）证人余立权的证言：因为那些猪肉运输贩的三轮车没有牌照，所以屠宰场就统一购买了十辆有牌照的三轮车，有些登记在马松想名下，有些登记别人的名字，并用租赁或售卖的形式给这些猪肉运输贩。马松想租赁给猪肉运输贩的三轮车的其他费用比如保险、年审、修理都是由猪肉运输贩自理。运输生猪的车仔佬如果要运输生猪，是必须租马松想的三轮车的。 （9）证人马伟新的证言：那个时候我还在市场检查，但是我和批发商聊天的时候听说过。他们说马松想买了一批三轮摩托车，不知道租还是卖给了猪肉运输商，猪肉运输贩每拉一头猪要上交3块钱给马松想。批发商还说不用马松想的三轮摩托车，猪肉运输商就不准来拉猪，我回到屠宰场之后，就没见过马松想三轮摩托车以外的三轮摩托车来拉过猪，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事情。 （10）证人谢健民的证言：马松想买了8-10台三轮车回来，让猪肉运输商买他的三轮车来帮猪肉零售商运输猪肉到市场卖。 （11）证人曾健聪的证言：原来车仔佬是各自用自己的三轮车运载生猪，都是无牌照的车，后来到2015年底马松想为了统一管理运输生猪的车辆，自己出资购买了6-7辆红色的三轮车，并都上了牌，要求车仔佬用他购买的三轮车运猪，再由车仔佬给回马松想一些报酬。当时马松想借用我的身份证，说是他购买的部分三轮车登记在我名下，因为马松想是我姐夫，我就借了，后来发现三辆三轮车登记在我名下。用我的身份证马松想没有给我报酬。买车和上牌都是马松想办理的。 （12）证人陈金波的证言：屠宰场里面有三伙人专门用三轮车帮市场的商贩从屠宰场拉猪肉回去市场，他们会按照每头猪收取一定费用，后来这三伙人就被马松想统一管理了。我还听说现在这三伙人运送猪肉用的三轮车都是由马松想和李建民提供的，他统一买回来之后再卖给这些拉货的人。我们公司没有提出要求运送猪肉的人统一使用车辆以及缴纳管理费。 （13）证人伍泽生的证言：生猪被加工后，会让四九屠宰场统一配送到四九市场猪肉贩的档位处。配送人员是四九屠宰场的职工，生猪配送人员或车辆都是公司统一安排。配送人员的工资是由四九分公司支出，配送人员不会再向猪肉贩额外收取配送费用。 （14）证人黄永坚的证言：2017年年初开始的时候，马松想购买了一批三轮车回来，然后他们召集了“车仔佬”开会，说要他们购买马松想的车才能运猪，不然不能在屠宰场内运猪，另外马松想收取“车仔佬”的运输费，每头猪收2元。原本每头猪运送费7元，经过马松想收取“车仔佬”运输费后，运猪费就升到10元每头，增加了生猪成本。 （15）证人黄炎彬的证言：大概两年前的一天，马松想召集了所有的生猪运输商开了一个会议，然后马松想向生猪运输商宣布一定要高价购买他的车才能来屠宰场运猪，他还要求生猪运输商每头猪交2元保护费，但是我没有参加会议，这些情况都是一些生猪运输商和其他屠宰场的人跟我说的。 （16）证人李景贤的证言：约在两三年前，李建民跟马松想购置了一批电动三轮车，然后就规定运猪商一定要买他们的三轮车，不然就不能运猪，运猪商迫于作为屠宰商经理的李建民和马松想的势力，都不得不买下他们的三轮车。我还听说马松想还要求每运输一头猪，就要加多2元给他，从而让运猪商向猪肉贩增加费用，继而增加猪肉的成本。 （17）证人刘称生的证言：2016年1月份的时候，马松想和屠场职工朱文彪还有一名叫海怡的猪贩合股购买一批三轮车，还强行要求生猪运载户购买该批三轮车，否则就不允许生猪运载户运输生猪。之前并没有这些不成文的规定，生猪运载户可以用自己的车辆运输生猪的。而且该批三轮车的质量好差，不值8000元一辆，而且我知道有的生猪运载户还以8800元一辆的价格在马松想处购买。生猪运载户为了维持生计，不想失去该份工作，只好屈服于马松想，马松想这样的行为就相当于变相强迫生猪运载户帮马松想打工。而且全款支付三轮车之后，该三轮车还不是登记在生猪运载户名下。生猪运载户只是拥有三轮车的使用权。这是极度不平等交易。马松想还要求生猪运载户每运输一头生猪要多交2块钱给他，这明显加重了猪贩的成本，直接导致市面上猪肉价格的上涨。开头第一个月是每头多收2元，后来因为这样收费比较混乱，生猪运载户就和马松想协商好，达成按月支付的方式。我所知道的是每个月每辆三轮车不少于1000元；有的每个月每辆三轮车交1800元给马松想。我哥哥刘石发就被强迫在马松想处购买了一辆三轮车，每月交1800元给马松想。加上车辆的年审、购买车险都是自己支付，他就是因为这样赚不了钱，被迫放弃这份工作，在2017年7月开始没有在台山运载生猪，回去老家。 （18）证人李均明的证言：生猪运输贩的车辆是马松想统一购买的，听说价格比市场价高出好几千块。马松想他们很凶恶的，一般人都不敢反抗他，另外，他们开会都是李建民组织的，有权有执势，运输贩想做生意也只能屈服于马松想的淫威之下了。 （19）证人蔡永惠的证言：曾经马松想召集“车仔佬”开会，禁止其他人进场运送生猪。我没有参加该会议，但是我知道当时马松想买了一批三轮车回来，然后要求“车仔佬”购买他的车才能在屠场运猪，另外每头猪收取2元。屠场起码有六七个“车仔佬”。 （20）证人朱健儒的证言：生猪屠宰完成后，拉去市场的运费一开始拉到南门是5元一只猪，拉到东门远一点是10元一只猪，但大约2016年时马松想专门搞了一批三轮车承包给运猪佬之后，运费立刻就涨了2元钱每一只猪。我听运猪的那些人说每运一只猪要反给马松想2元钱。 （21）证人颜伟仲的证言：曾经文件规定生猪不能落地，当时马松想召集车仔佬开会，禁止其他人进场运送生猪，当时马松想跟李建民说买一批车给车仔佬，垄断起来，不让其他人运，马松想规定车仔佬只能使用马松想他们购买的三轮摩托车运载生猪，每头猪还需要给3元马松想等人。 （22）证人黄庭杰的证言：过去运猪是每只猪5元钱，自从马松想自己购置了一批三轮车后专门承包给那些运猪佬，然后运猪费用就上涨了，最近的南门市场运费要每只猪7元钱，远一点的市场差不多要10元，那些运猪佬每运一只猪要返给马松想2元钱，所以运费才会上涨。那些运猪佬必须要买马松想的三轮车才能从事运猪生意，不然就是猪肉贩自己有车自己运去市场。 （23）证人李胜恩的证言：2016年1月份我听说马松想购买一批三轮车，还强行要求生猪运载户购买该批三轮车，否则就不允许生猪运载户运输生猪。之前并没有这些不成文的规定，生猪运载户可以用自己的车辆运输生猪的。生猪运载户为了维持生计，不想失去该份工作，只好屈服于马松想，马松想这样的行为就相当于变相强迫生猪运载户帮马松想打工。而且全款支付三轮车之后，该三轮车还不是登记在生猪运载户名下。生猪运载户只是拥有三轮车的使用权。这是极度不平等交易。马松想还要求生猪运载户每运输一头生猪要多交2块钱给他，原本运输一头生猪收取猪贩5元，现时多加的每头猪2元肯定是加载在猪贩身上，这明显加重了猪贩的成本，直接导致市面上猪肉价格的上涨。 （24）证人李何安的证言：我一开始经营批发商生意的时候，杀完一只猪运出去的运费是每一头猪5元钱，但是后来马松想买了一批三轮车给运猪佬后，运费就立马涨到了每一头猪10元钱。我听运猪的人说，自从马松想搞来了一批三轮车后，每运一头猪就要返给马松想2元钱，所以运猪费才会涨起来。 （25）证人叶彼得的证言：大概四年前，马松想买了大概十辆三轮车回来放在屠宰场里，随后他向台城所有的生猪运输商宣布，以后想要在台城运输生猪的话就一定要租用他的三轮车来运猪，此外还需要向他缴纳保护费。随后台城所有生猪运输商都换了马松想买来的三轮车来运猪了，而且运输费也从每头生猪5元涨到了每头生猪8元、10元，马松想掌控三轮摩托车运输后，提高生猪运往市场的价格。 （26）证人朱建辉的证言：我当时有听说过马松想硬性规定“车仔佬”在他那里购买三轮车，否则就不让“车仔佬”进去屠宰场运输猪肉。 （27）证人黄焕荣的证言：我在市场里面卖猪肉大约有九年了，我所卖的生猪都是从台山市二仓屠宰场拿回来的，之前运输费都是3元/边，到了2016年底运输费就涨价了，涨到了5元/边。 （28）证人赵应畅的证言：我销售的生猪有专门的运输贩给我运输回来。之前运输费都是5元/头，到了2016年底运输费就涨价了，涨到了7元/头。经常帮我运输生猪的摩托佬对我们说，屠宰场统一购进了一批三轮摩托车，要求帮运猪的摩托佬运输生猪必须要使用屠宰场统一的车辆，摩托佬没办法就涨每头生猪2元运费。 （29）证人李健豪的证言：我是找屠宰场里的运输贩帮我运回档口的。2015年年底运输费是3元/头，之后因为有人购买了一批三轮摩托车，屠场的生猪必须使用这些三轮摩托车运输，将运输生意垄断了，所以运输费就涨到了7元/头。 （30）证人李伟国的证言：那些“车仔佬”从2017年年初开始，从原来每头猪运送费7元升到10元，他们说是因为马松想收多了他们的钱，所以他们把运输费也提高了，也增加了我们的生猪成本。 （31）证人李素珍的证言：之前运输费都是8元/头，到了2016就涨价了，涨到了10元/月。当时帮我们运输生猪的摩托佬对我们说，屠宰场的批发商马松想统一购进了一批红色三轮摩托车，然后要求他们必须要使用他的车辆，摩托佬没办法就涨运费。 （32）证人余剑锋的证言：我售卖的生猪肉是宋庆益帮我运送的。以前的运输费是200元/月，到了2016年初就涨到300元/月。 （33）证人伍立文的证言：我销售的生猪都是从台山市二仓屠宰场拿回来的。有专门的运输贩给我运输回来。之前运输费都是200元/月，到了2015年底就涨到300元/月。因为2015年年底屠宰场的批发商马松想购进了一批红色三轮摩托车，然后在屠宰场搞了运输垄断，运输生猪必须要使用他的车辆，所以他就把运输费涨价了。 （34）证人郑建宏的证言：我是通过屠宰场两个运输猪肉贩帮忙运到市场售卖的，曹人民和曹治万。运费本来是200元一个月，但到了约2015年底2016年初时就涨到300元，所以我们只能提高猪肉的价格。我听曹人民说是马松想承包了运输车，逼迫他们运输贩提价，因此才提了我们的价。 （35）证人郑晓平的证言：我售卖的生猪肉是屠宰场里的运输贩帮我运送的，之前是曹人民运送，后来是宋庆益运送。2009年开始运输费是200元/月，到了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就涨到了300元/月。因为屠场的一个批发商马松想购买了一批红色的三轮摩托车，然后在屠场那里承包了运输生意，运送生猪必须要使用他的车辆，马松想搞垄断，所以运输费用也涨价了。 （36）证人李有师的证言：2016年我听一些猪肉贩说因为马松想买了一批三轮车回来强行卖给那些猪肉运输贩，因此运猪肉的价钱升了很多。后来我在台城交警大队对面村里见到马松想的朋友“四眼怡”那里有10辆三轮车，我问他这些车是谁的，他就说这些车是马松想买回来卖给台城屠宰场猪肉运输贩的那一批车，马松想找到关系从阳江帮这些三轮车上牌，然后他就在该处帮这些车上牌。我听“四眼怡”说这些三轮车的证件上写的都是马松想的亲戚。因为每个人可以写三辆车的名字，因此这10辆车都是马松想的，卖给猪肉运输贩的应该只是给他们使用，车辆归属应该还属于马松想。 （37）证人叶培洋、叶培林的证言：我听“车仔佬”说，2015年年底马松想购买了一批三轮车回来，然后召集了“车仔佬”开会，说要他们购买马松想的车才能运猪，不然不能在屠宰场内运猪，另外马松想收取“车仔佬”的运输费，每头猪收2元。原本每头猪运送费7元，经过马松想收取“车仔佬”运输费后，运猪费就升到10元每头，增加了生猪成本。 （38）证人陈海怡的证言：大约2015年5月的一天晚上8时许，马松想找到我说准备购买一批三轮车回来，可以出租赚钱。但是我要先出资购车，还要想办法上牌，我就说好。马松想还说到时将三轮车出租给运输生猪的北仔们，每头生猪多收2元，从中分给我一些钱作为报酬。我当时说，一头猪运输才5元，你收2元这么多，不可能的。之后马松想说那就每辆车每月收2000元，到时分你一点钱，我就说这样可以。我见有利可图，就答应帮马松想出资买车，上牌照。之后，我和马松想也多次商量过买车的事情，主要是商量如何上牌。马松想也多次催促我快点将车辆的事情落实好。于2015年10月许的一天中午11时许，我、马松想、朱文彪、李建民、曹振兴、曹振兴的一个老乡前往江门新会区一家三轮车生产厂看车，选好规格型号之后当时叫厂方预定10台三轮车，之后我们就回去了。听说该厂是台城二仓屠宰场的经理李建民的亲家有股份的，李建民的儿子李钟琪也在该厂工作的。我当时是找了李钟琪去他所在的车厂买车的。于2015年11月的一天，我就自己到该厂付款，当时每一辆三轮车的车身大约是7000多元，上好牌照之后，每辆车大约10000元。马松想事前跟我说过三轮车出租，好容易就将该笔钱收回来，还说过三轮车一般可以使用4年，出租3、4年，到时我们就什么钱都收回来了。车身颜色是红色，牌子是金洪牌，10辆车是我委托台城城北豪爵摩托车车行的老板阿明去汕尾市上牌。购买车辆、上牌照的钱都是我一个人出资的，共花费大约10万元。这些车入户在马松想、曾健聪、朱文彪、邝英达的名下，因为曾健聪是马松想的小舅子，朱文彪、邝英达是稽查队的，是跟马松想干活的，工资也是马松想发放的，他们都是马松想的人，所以，马松想叫入户在他们名下，加上当时北仔们很难办理居住证，没有居住证是不能上牌照的，所以只好按照马松想的意思入户在上述人员的名下。三轮车的年审、保险都是我本人出钱缴纳。一直到2017年12月马松想才将10万元还清我。一共出租9辆三轮车给北仔们，剩下一辆作为后备车使用。在我收回本金后马松想每月支付我4000元三轮车租金是马松想跟我说过这些钱是他收取车仔佬每月三轮车租金的钱来的。马松想应该是跟屠宰场的经理李建民商量好了，李建民也同意，甚至跟车仔佬说过，不然车仔佬也不会交钱。 （39）证人李钟琪的证言：当时我是在江苏金翌车业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工作的，公司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今古洲开发区葵盛路一号，我们公司的业务包括各类摩托车的生产。大概2015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我和我父亲李建民去到台山市台城屠宰场附近马松想的早餐店处，马松想就问我工作的工厂有没有三轮摩托车，我回答说有，之后我给他介绍我们工厂的三轮车的尺寸等情况。我回去工厂后就向经理汇报了有人要订购三轮车用来载重货的情况，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定制的价格出来了，每辆三轮摩托车的价格是约5800元，之后通过李建民将报价告诉了马松想，马松想就订制了十辆三轮摩托车。过了一个多月，十辆三轮车制造完成了，并通过李建民转达给马松想。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马松想就带着工人开着一辆大货车来到了我们工厂，马松想自己去财务那里交钱后用大货车将那十辆三轮摩托车都载走了。每辆三轮摩托车价格约5800元，十辆三轮摩托车合计约58000元，是不包含保险、上牌的。马松想购置的三轮摩托车在江门地区是不能上牌的，但是在允许三轮车上牌的地方是可以给三轮摩托车上牌的。马松想、李建民都跟我说过买三轮车是用来载猪的。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经查，被害人宋庆益、曹治万、曹人民、曹进厂对于其四人被马松想强迫购买三轮摩托车的时间、数量、金额等情况及按月缴纳保护费的时间、缴款方式、金额等情况的陈述较详细和具体，且能相互印证，故本院采信被害人宋庆益、曹治万、曹人民、曹进厂的陈述，认定其四人被强迫交易及敲诈勒索的数额；另外，鉴于被害人刘石发未有相关笔录在案，故对于其被强迫交易及敲诈勒索的数额，本院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采信了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予以认定。故被告人马松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关于犯罪数额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李建民、朱文彪是否构成强迫交易罪，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朱文彪的供述与被害人宋庆益、曹治万、曹人民、曹进厂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证实马松想、李建民在强迫猪肉运输商购买三轮车前已有商量，李建民清楚马松想想统管屠宰场的生猪运输，随后李建民还陪同马松想到其儿子处购买三轮车，接着与猪肉运输商的会议也是李建民以屠宰场副经理的名义组织召开，在会议上李建民还要求猪肉运输商听从马松想的安排。而能不能进屠宰场运输，没有李建民的允许是不行的，李建民也应当知道马松想无权统管屠宰场的生猪运输，故李建民在会议上的讲话对猪肉运输商来说就是一种胁迫。而朱文彪明知马松想、李建民在强迫猪肉运输商购买三轮车，不仅根据马松想的安排将三轮车登记在自己名下，还参加了会议并协助与相关猪肉运输商签订合同。另外，本案所签订的合同是租赁合同还是购买合同，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综上，马松想、李建民、朱文彪以规范猪肉运输行业为名，利用在屠宰场形成的势力，强迫被害人宋庆益、刘石发、曹进厂、曹人民、曹治万购买三轮车，其三人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共犯。故被告人李建民、朱文彪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3.对于被告人马松想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马松想自愿如实承认强迫交易罪、真诚悔罪，请求从宽处理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二）2009年开始，被害人章保生等人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向猪肉零售商收购猪大肠进行再加工销售。2012年开始，被告人马松想为了敛财，利用其在屠宰场形成的势力，并在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的帮助下，采用断水、驱赶、另行安排他人收购猪大肠等方式，致使被害人章保生无法收购猪大肠，迫使被害人章保生每月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人马松想支付人民币4000元保护费，以维持自己能够在二仓屠宰场继续收购猪大肠的生意。其中2014年7月至2018年5月期间，被害人章保生共支付人民币172000元（共47个月，但每年有一个月回老家不用交，故共交了43个月）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每月收取人民币4000元的保护费后，分给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各人民币1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从2012年6月，当时章保生和一帮河南佬在台城二仓屠宰场收购猪大肠进行竞争，当时我就跟章保生说必须每个月给我6000元，否则不能在屠宰场里收购猪大肠，后来章保生没有办法了，就请我吃饭，最后他答应每个月给我4000元，当时每个月是章保生的工人将该4000元现金直接交给我的，我应该是从2012年6月份开始收的，一直收到2018年5月，一年有两个月章保生是回老家没有收购猪大肠的。收取章保生的钱后，一开始是我和“肥仔强”、朱文彪、李迺超每人分1000元的，后来“肥仔强”出国后，我就自己分2000元，朱文彪、李迺超每人分1000元。因为我可以叫其他人来收集猪大肠，这样的话章保生就无法在屠宰场收集猪大肠了，所以他给我每个月4000元。因为朱文彪、李迺超是屠宰场的夜班组长，要收集猪大肠的话一定要经过朱文彪和李迺超的配合，所以我就给他们每人分1000元。 （2）被告人李迺超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本来是一个“北佬”找到我，他说想要在屠宰场收购猪肉贩的猪大肠，我就同意了。一段时间之后，马松想就驱赶该“北佬”走，还说叫他以后再也不要来屠宰场收购猪大肠，之后该“北佬”就走了。接着马松想就找了另外一个人来收购，马松想跟那人挺熟的，应该是朋友，但是马松想的这个朋友大约做了10天就没有做了。后来该“北佬”找到马松想讲好数了，马松想又同意他进来收购猪大肠的。因为这个事情，马松想就从2012年5月开始至2018年5月，就每个月给我和朱文彪1000元，就是让我们帮助收购猪大肠的北佬，因为我和朱文彪是夜间经理，必须要我们两个的配合，马松想才能向北佬收保护费。 （3）被告人朱文彪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的时候，在二仓屠宰场里，猪大肠是一个江西人收购的，马松想有向这个江西人要保护费，具体跟这个江西人要多少钱，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马松想每个月分1000元给我，过了几个月后，就拿2000元人民币给我，并让我分1000元人民币给李迺超。江西人给马松想的钱反正不是收购猪大肠的钱，这个钱是类似于保护费一样，是另外给钱马松想的，这个江西人不给钱马松想，他就不能在二仓屠宰场里收购猪大肠。如果这个江西人不给钱马松想，马松想就会叫其他人来收购不给这个江西人收购，这样这个江西人就做不了猪大肠的生意。因为马松想要控制谁能或者不能在屠宰场收购猪大肠，需要我和李迺超两个夜班经理的配合才能做到，所以马松想才会每个月分给我和李迺超1000元。马松想没有亲口对我说过，要我怎么做，但是我和李迺超都知道为何给钱给我们两个，给钱给我们，意思是：这个江西人收购猪大肠，并且给钱我们了，那我们就不能为难他，让他收购猪大肠，如果不给钱，我和李迺超就不给他收购猪大肠。这1000元钱我是从2012年5月份左右至2018年5月份左右，一共收了6年的钱共计72000元人民币。我有这1000元的时候李迺超也有。 2.被害人章保生的陈述（猪大肠承包商）：我大概是2009年开始来到台山市经营收购猪大肠的。2010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员工说马松想叫我们明天不要再来屠宰场收购猪大肠了。当时我和我小舅子知道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我们就不敢再去收，所以只能到台城每个市场去收购猪大肠。结果发现突然有另外收购猪大肠的人到屠宰场收购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马松想安排顶替我们来的，做了大概一周，我们发现竞争好大，都收不到猪大肠。我们走投无路，只能想着去找马松想谈一下，后来我小舅子到处托人就找到了一个机会请到了马松想吃饭。后来谈了好久才说好了每个月给4000元给马松想。于是我们就只能一直每个月交4000元给马松想，直到大概2018年11月。在我们交了4000元给马松想后，那些人没有来了，所以顶替收猪大肠的人肯定是马松想安排的。这4000元，一开始是我亲自交现金到马松想本人手上的，交了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都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张国飞、喻水良交给马松想的。当时马松想叫我们给钱的时候大概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在台城屠宰场内继续收购猪大肠就要给钱他。每一年除了过春节的那个月不用交以外，我们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交到大概2018年11月份，总共约40万元人民币。在2018年11月份左右我们没有给钱给马松想了，因为那时候屠宰场的经理陈金波叫我不要交，所以后来就没交了。首先我们是外地人，不想得罪人；第二是马松想叫了我们不要来屠宰场收购猪大肠后，就有人来顶替我们到屠宰场收购猪大肠了，所以我们知道不能得罪他，不然连生意都不能做了；第三是听其他人说，马松想的势力很大，在屠宰场的人都要听他的。李迺超是场长，平时如果在屠宰场有什么问题都是找他解决，并且他也很快安排人帮我们解决。另外还有朱文彪，我去交钱给马松想时他都在附近，他应该知道这事。就是这样我才觉得马松想能控制到屠宰场，我们给了钱马松想后，李迺超是屠宰场场长我们在屠宰场内使用场内的水、电及设备，他不但没有意见，有时我们用坏了他还积极帮我们修。 3.证人证言 （1）证人张国飞的证言：2018年11月份之前都是我自己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收购猪大肠，2018年11月份之后就是我和喻水良一起在收猪大肠了。2010年的一天凌晨有人把我们清洗猪大肠的用水断掉了，开不了工，这时有马松想过来叫我们明天开始不要来收购猪大肠了，如果还想继续收购就联系他。后来尚华根就叫上我、章保生、喻水良的儿子去和马松想等人一起吃饭，马松想的态度很坚定，说是必须要交钱，不交钱就不给我们在屠宰场里收购猪大肠，没办法最终我们跟马松想商量很久后就决定每个月1号交4000元进场费。钱交出去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做猪大肠生意，不交的话就做不了。在我看来这4000元钱是保护费。这4000元钱是由我每个月1号的时候以现金的方式交给马松想，我一共交了有9年了。因为我们见不到屠宰场最大的老板，而且我感觉马松想在屠宰场的权力比其它负责管理的人员还大，把钱交给马松想就能解决很多事情了。把钱交给马松想后，我们可以继续用水，而且没有其他附加费用；如果水龙头坏掉，在屠宰场负责管理的李迺超会主动及时的帮我们把水龙头修好。最后只有我们一家可以在屠宰场内收猪大肠，从此没有竞争对手。因为我们都知道马松想在屠宰场吃的很开，而且跟屠宰场的领导关系都很好，他在饭桌上跟我们说如果你们能做就做，做不了就退场。他还说你们交了钱我能保你们做好生意，别人再想进场就进不来，所以我们听他这样一讲就同意把钱交给他了。 （2）证人喻水良的证言：马松想他是一个生猪批发商，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跟屠宰场的领导认识而且很熟，很多东西都是他说了算，如果我们不给钱，马松想就会找人顶替我们在屠宰场收购猪大肠，从而让我们无法继续收购猪大肠，而且我们也怕他会打击报复。他在屠宰场内有很大的权力，明显就是有屠宰场领导给他撑腰的。马松想每个月要收我们4000元人民币的“保护费”，每个月月初是张国飞交钱给马松想。我是从2016年开始才加入跟章保生他们收购猪大肠的，每一年除了过春节的那个月不用交以外，大概交了14万元人民币。但是章保生他们是从2010年开始交到大概2018年11月份，总共约40万元人民币。我们交了这笔保护费后，就没有人来屠宰场收购猪大肠了，也就是没有了竞争，因为他保障了我们继续收购猪大肠的生意，所以我们也只能继续交了。我是从2018年11月才开始在台城屠宰场收购猪大肠，我听章保生说屠宰场的老板跟他说不用再交这个钱了。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在本项事实中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马松想、朱文彪、李迺超的供述与被害人章保生的陈述，证人张国飞、喻水良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2年5月至2018年5月，马松想在朱文彪、李迺超的帮助下，在屠宰场内迫使猪大肠收购商章保生每月缴纳保护费4000元后，分给朱文彪、李迺超各人民币1000元的事实经过；而朱文彪、李迺超均明知因为其二人是屠宰场的夜班组长，要收集猪大肠的话一定要经过其二人的配合，所以马松想才会给他们每人分1000元。综上，马松想、李迺超、朱文彪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犯。故被告人朱文彪及其辩护人、被告人李迺超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2.对于被告人李迺超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迺超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三）2014年7月，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共谋后，未经注册，私自成立“台城生猪批发协会”。为非法敛财并达到非法控制台城生猪批发行业的准入、竞争的目的，在生猪批发商不自愿缴费的情况下，以不缴纳300元“猪栏使用费”或“会费”就不允许在二仓屠宰场从事生猪批发相要挟，并通过指使被告人李迺超对各生猪批发商进行控制并划分猪栏、控制猪栏大门钥匙等手段，向被害人朱健彬、刘称生、蔡永惠、李均明等20多名生猪批发商每月收取人民币300元。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共非法获利人民币323100元（其中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20个批发商×18个月×300元＋2015年2月至2015年12月2个批发商×11个月×300元＋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报表记录共2085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 （1）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出具《证明》，证实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黄秀芳等人在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任职情况。 （2）2016年1月-2018年6月批发商管理费收入支出明细表（300元会费统计表），证实2016年1月-2018年6月屠宰场共收取批发商管理费（即“猪栏使用费”或“会费”）217500元（共30个月，其中马松想交纳9000元，其余批发商共交纳208500元；其中颜伟仲、蔡永惠、黄耀翔、李均明、黄启慰、黄庭杰、陈锦贤、朱健彬、朱锡俊、黄炎彬、李胜恩、张均龙、李何安、陈番任、朱建辉、李愿真、谭海华、黄焕荣均交纳9000元，谭忠立、叶彼得均交纳7800元，李漠文交纳3000元，“光华”、“金维”、“建豪”均交纳9000元，“权”交纳900元）。其中2016年1月-2016年5月的收支情况由李建民制表，2016年6月-2018年6月收支情况表由朱文彪制表。相关表格经朱文彪辨认。 （3）2015年1月-2017年3月屠宰场员工下栏收入分配签领表、2016年1月-2017年10月屠宰场收入支出账本，证实2015年1月-2017年3月屠宰场员工下栏费的收支情况及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屠宰场的猪脑、猪血、猪胆、猪心顶、批发商等费用的收支情况。 2．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年中的时候，李建民、朱洪就跟我说要求成立一个生猪批发协会，并要求我成为协会的会长，方便他们管理那些批发商，并且要求我开一个存折用来收取款项用于发放稽查队的工资。当时朱洪就推举我为生猪协会的会长，就是要求我做代言人，方便他管理稽查队，并且以我的名义来发放工资，所以就叫我开户。于是朱洪就、李建民、我和屠宰场的批发商就一起开会，当时朱洪就当着所有批发商的面任命我为生猪协会的会长，李建民为秘书长，并且要求所有的生猪批发商每个月必须交300元会费，否则不允许使用屠宰场的猪栏，也不能在屠宰场内批发生猪，所以这300元很多人也理解为猪栏使用费，但是是生猪协会收取的。生猪协会收取这300元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是朱洪就要求我做的，因为我们交的屠宰费52.5元已经包含了猪栏使用费了，而且就算是生猪协会会费，每个月所有批发商交的钱一共才7200元，但是要给4000元朱洪就他们，这肯定是不对的。生猪批发商肯定是不愿意交这300元的，但是如果不交，就不能在屠宰场里批发生猪了。朱洪就、李建民他们主要是想向生猪批发商收取钱，而我作为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能够控制生猪批发商的人数，不让其他人随随便便做批发商，我肯定是乐意的。所以既然朱洪就、李建民提出来，我就去做了。稽查队的收入有：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屠宰场代收的每头猪7元钱；2016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收取每头猪看割猪腩的3元钱；2018年7月份至我被抓捕前每头猪收取5元钱的看割猪腩费用；2015年3月份至2018年年初收取生猪批发协会会费的300元，其中有4000元是给稽查队看割猪腩的费用，1000元是给屠宰场的建设基金。台城生猪协会的成员包括生猪批发商，是我当时叫各个批发商加进来，不用签定协议书之类的，我是想统一管理的。批发商每月每人交300元，是以“批发商管理费”的名义收取的。当时批发商坐在屠宰场的办公室，有人建议以后每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用来过节聚会吃饭使用。我没有要求不交300元就不允许加入台城生猪协会，谁都可以成为生猪批发商，主要你有生猪，台城屠宰场能够提供猪栏给你，就可以做生猪批发商，不需要任何证件。生猪协会的300元会费是从2014年7月份生猪协会成立起，一直到2018年3月左右都是有收取的，所有批发商都要缴纳该300元，我也有缴纳，我一共缴纳了约13500元会费。是余惠行提供猪栏的钥匙给我的，因为我跟余惠行关系很好，他经常会帮我抓猪的，我有时候会送包烟给余惠行，隔两、三个月我还会给他几百块。余惠行给我屠宰场的猪栏钥匙是因为有时候屠宰场当晚屠宰的生猪数量不够，这样朱洪就、李建民叫我就可以补充一点生猪进来批发，我就可以用钥匙打开猪栏进猪。只有我才可以补充生猪，因为是朱洪就、李建民安排我补充生猪的。大概是去年的一天晚上，李迺超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批发商欠交300元会费，问我是否允许那个批发商的生猪在屠宰场屠宰，我回答说让他屠宰吧。向批发商收取300元开始时缴纳给二仓屠宰场，后来直接缴纳给朱文彪，这笔钱由朱文彪管理。台城生猪批发协会没有到任何部门单位登记备案过，是我们台城所有的批发商成立的一个私人的团体，主要是方便我们批发商集会、聚餐等。 （2）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生猪协会的会长是马松想，秘书长是李建民，财务是朱文彪，共有28个批发商组成的生猪协会。生猪批发协会是听从马松想的管理。马松想成立生猪批发协会第一可以保障台城的生猪基本都从协会内的批发商出，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可以控制生猪批发的价格。第二是想收编原来稽查队，防止其他批发商私宰的生猪冲击生猪协会成员的市场。2014年7月成立台城生猪协会，我、李建民、和马松想召集二仓屠宰场所有生猪批发商开会，会上我宣布成立台城生猪协会，马松想担任该协会会长。后来李建民和马松想就对批发商说，每个批发商每个月必须交300元，否则不能在二仓屠宰场进行生猪批发，而收取这300元会费，每个月有4000元给屠宰场的，具体操作是李建民负责的。生猪协会的会费，将一部分支付给屠宰场这是李建民和马松想商量好的。猪栏没有向批发商收取使用费，猪栏是屠场提供给批发商使用的，在屠宰费里已经收取了2.5元的有偿服务费，包括了猪栏的使用、洗车的水、洗猪下水的水、绑猪下水的水草等等。屠宰场的钥匙平时是由验收有多少生猪进入屠宰场的工作人员保管的，其中一组是余惠行。批发商不会有打开屠宰场大门的钥匙的，但马松想有。 （3）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大约在2013年，当时马松想代表批发商找到我和朱洪就说为了更好的管理，保住目前生猪批发商的利益，批发商自愿每月缴纳300元会费，不交300元会费就当作脱离组织，到时候该批发商的生猪就不能进入猪栏，还说猪栏这一方面希望屠宰场领导帮助现有的批发商稳住，供其使用，这样就可以保住现有批发商利益，排除其他批发商进场冲击。我和朱洪就都同意马松想的建议，愿意协助马松想等生猪批发商稳住猪栏，以供他们使用。但至于交不交300元会费，是他们生猪协会的事，因为当时猪栏的使用已经都满员了，我们也不会让其他批发商进场了，自我2011年担任屠宰场经理至调离屠宰场期间一直都是原来那些批发商，大约25个，期间我记得有一个批发商因为身体的原因没做批发商，当时的猪栏就由现有的批发商使用了。这就是成立生猪协会的好处，当猪栏等资源剩余的时候，优先被现时的批发商发现并享用，这样我们也保护了批发商的最大利益。这300元是马松想叫李迺超代收的。向批发商每个月收取300元这也是朱洪就要求的，2014年7月成立台城生猪协会后，朱洪就、马松想召集二仓屠宰场所有生猪批发商开会，我当时在会上，当时朱洪就在会上宣布成立台城生猪协会，马松想担任该协会会长，并说每个批发商每个月必须交300元，否则不能在二仓屠宰场进行生猪批发，而收取这300元会费，每个月有4000元给屠宰场的。生猪协会的会费，将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屠宰场这应该是朱洪就跟马松想商量的，是批发商给屠宰场员工防割猪腩的。屠宰场的收入都是混同的，大部分钱还是进入屠宰场小金库里。费用由李迺超负责收取，是批发商叫李迺超帮忙收取的，然后将收取的总数交给出纳黄秀芳，黄秀芳将4000元、1000元建设基金扣除之后，剩余的应该给回朱文彪。4000元连同猪血、猪脑、猪胆、猪气管的款项均用于屠宰场的白头单支出，其中包括有屠宰场员工的补贴、屠宰场的卫生费、加班费、管理组长的岗位补贴、业务用肉支出等。该4000元是何时开始收取具体时间记不清，只是后来批发商说由屠宰场的员工监看偷割猪腩效果不是很理想，最后批发商请了在屠宰场工作的稽查队监看偷割猪腩，还支付稽查队费用。 （4）被告人李迺超的供述与辩解：在二仓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是必须要每个月交300元，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规定的，说是猪栏使用费。李建民叫我收取这300元的。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向批发商每个月收取300元是不合法，这分明是他们想控制生猪批发商，垄断生猪的批发。300元管理费应该是生猪批发协会成立之后开始收取的，之前是黄沃丁收取的，后来李建民、马松想、颜伟仲商量之后由我负责代收，每个月的月初批发商就会将这300元钱的管理费交给我。我收取之后马松想、颜伟仲就要求所有批发商在月初将这300元管理费缴纳给我，若不缴纳给我就不允许使用屠宰场的猪栏，那些批发商在屠宰场内没有猪栏使用是没办法批发生猪的，所以他们就很准时的将钱拿过来给我了。其中一个姓邝的批发商没有交这300元，他运输一批生猪过来屠宰场使用猪栏进行批发时我就将猪栏的门锁起来不给他使用，后面他打电话同马松想沟通过后，马松想又打电话让我放他进去使用猪栏，我就按照马松想的指示打开了猪栏的门给他使用。2016年6月之前300元的管理费收取之后我直接交给黄秀芳，2016年6月之后李建民和朱洪就说把300元的管理费直接交给朱文彪。每个月管理费的总数在7200元至7500元左右，每月有25个左右的批发商交钱给我。屠宰场猪栏准入的时间段是当天下午5时之前，下午5时之后就不可以进入。但是马松想有猪栏大门的钥匙，马松想的生猪随时都可以进入。姓邝的生猪批发商当天应该是在准入的时间段运输生猪进猪栏的。马松想是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他控制了屠宰场的猪栏，他还决定不交300元管理费的，就不允许生猪批发商拉猪进猪栏，加上李建民、朱洪就和马松想的关系好，基本上猪栏是由马松想说了算的。马松想经常请朱洪就、李建民和我们屠宰场的组长到广海路口南沙海鲜酒楼吃饭、喝酒，后期就经常请我们到马松想位于环市中路的档口吃饭、喝酒，我们关系是比较好的，加上我也想跟马松想等批发商搞好关系，毕竟我的工资是要靠批发商们所支付的屠宰加工费，所以我才帮马松想代收300元管理费并听从马松想的指示。 3.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朱健彬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大概2012年，在广海路口的一家茶楼里面，朱洪就、李建民召集了我们所有批发商一起开会，会议上朱洪就、李建民和马松想向我们宣布以后我们这些批发商成立一个生猪协会，每个批发商每个月要交300元款项，不交钱的话就不准在台城批发生猪了，朱洪就还向我们宣布说马松想任生猪协会的会长。我是不愿意缴纳这300元款项的，但是屠宰场的领导还有马松想一伙人直接向我们这样宣布了，我想要继续在台城批发生猪，所以不得不交这300元。每月1日屠宰场负责开票收屠宰费的员工就会向我们批发商收取这笔费用，这笔钱是朱文彪在帮马松想管理。开始的时候朱洪就、马松想、李建民等人跟我们说交这300元是用来聚餐、管理费用的，但是实际上每年聚餐都不超过五次，很多时候都是去大排档的，聚餐用的钱肯定不超过一万元的，而每年我们这些批发商交纳的300元款项合计有接近10万元，这明显就是马松想他们找个借口向我们收钱，我就更加不愿意交这300元了，但是迫于朱洪就、马松想等人的权势，我不得不继续交钱了。在朱文彪处剩余有2万多的会费，我们曾向朱文彪讨回这笔钱，朱文彪就说这笔钱在马松想手上，我们听到在马松想手上我们害怕马松想叫马焕扬带社会青年对我们打击报复，都不敢去讨回这笔钱。郑建宏2017年在台城屠宰场做批发商几天，因为马松想让他缴纳生猪协会会费，他不愿意缴纳，马松想就叫他不要进来台城屠宰场批发生猪了，郑建宏害怕马松想这一伙人报复打击就不敢在台城屠宰场处批发生猪。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更加不敢不交这笔费用，因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三人独揽屠宰场的大权，不交费就不能在台城屠宰场内从事生猪批发生意。我是开完聚餐会议后就开始交这笔费用，从2012年4月份开始算到2018年6月份，有74个月，合计22200元。马松想和李建民之间本来就是一伙人，他们每头生猪屠宰费用多收取的10元、生猪批发协会每月会费300元还有车仔佬运送每头生猪都收费的这笔钱都是马松想控制支配，所以他们肯定有利益输送的。朱文彪是朱洪就的儿子，是屠宰场的管理层，他在屠宰场内是管理生产线员工的，还管理生猪协会所收取的300元的出入账。 （2）被害人刘称生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大约在数年前，我们所有的生猪批发商包括马松想、还有朱洪就和李建民两个经理一起吃饭。当时朱洪就就跟我们说，要我们成立一个生猪批发协会，并且每个批发商每月要交300元作为会费维系协会，由马松想做会长，还说要给马松想做一个“生猪批发协会”的牌子，现在那个牌子还挂在屠宰场办公室的门口。这300元是加入协会每个月需要缴交的会费，是朱洪就叫我们交的，说是我们这个协会平时吃饭聚会开销，还有为屠宰场使用、建设用的等等。我作为一个生猪批发商，想要在他这个地盘继续做生意的话，我只能听从朱洪就的安排，而且是他点名马松想做这个会长，所以我也不敢有意见。朱洪就说了要成立这个协会、让马松想当这个会长还有交这个会费之后，马松想又明确一定要交这些会费，不然就不能批发生猪。每个月屠场都会公示一份叫《批发商管理费收入支出明细》的表格，表格会标明每个批发商缴纳会费的总数，另外各项支出的费用和资金的结余情况。该表格标明有4000元是支付屠宰场内的监督偷猪腩的稽查队。我们支付4000元给稽查队是我们在不知道原来政府早已在2010年就取消了稽查队这支队伍的情况下支付给他们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支稽查队还在屠场里面。这些会费如何支出，我们都不敢过问，都是马松想决定的，他说怎么支出就怎么支出，我们迫于其强大的势力，不敢过问，只能忍气吞声。本来我们已在屠宰费中交了3元给屠宰场内监督偷割猪腩的稽查队，每月又支出4000元给该稽查队属于双重收费，这是不合理的。会费我们批发商每个月月初是连同屠宰费交到屠场负责收钱的人手上，我是交到李锦威手上。我是不愿意缴交这每个月300元的会费的。因为这些钱各个批发商每个月加起来有数千元，每年就有数万元，这几年收下来就有数十万元了。而且平时聚餐次数不多，屠宰场建设方面也不应该叫我们批发商出钱，很多开支我们也不知道去处。其实我知道屠宰场一直都是姓“马”的，就凭马松想和屠宰场领导的关系，屠宰场的员工都听马松想的话，估计这些钱都是到马松想那里去了，只是我为了能继续做批发生猪的生意不得不继续交这些会费。我听说有人因为没有缴交这300元会费而当不成批发商，也有人反对说有人批猪多有人批猪少，但还是交一样那么多的会费。不是每个人缴交300元会费就可以做批发商的，听说交这300元是为了将台城批发生猪的数额限定在我们这20几个人，形成垄断，不准其他人在台城批发生猪。我们这些批发商除了每个月缴交300元会费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协会里的大小事务一般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都是马松想安排手下的人直接发通告的。我缴交300元会费只是为了保留我在屠宰场一个生猪批发商的身份。 （3）被害人邝超洪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每个进入二仓屠宰场的批发商每个月要缴纳300元人民币的费用，如果不缴纳这300元费用就会把运猪进屠宰场的大门锁上，不给你的猪进入屠宰场，逼迫我们要交这300元费用。2010年8月份左右的一天中午，我开着我自己的货车载着约13头猪准备像平时那样进二仓屠宰场放入猪栏，结果发现进入屠宰场的大门被一条锁链锁上，我就下车去旁边值班室，但值班室没人，我继续在一楼大声叫有没人开门，我见没有人回应我，我就上去二楼办公室找到李迺超，李迺超说拿钥匙的人不在这里，叫我等待，我就下到楼下，打电话叫**坤想办法，**坤说他打电话给马松想。过了一会儿李迺超从办公室拿钥匙下来给我开门，然后**坤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跟马松想说好了，搞掂这事情。这事情后，我就每个月交300元会费。我之所以退出生猪批发市场，就因为那段时间没空不能捉猪去屠宰场但又要每个月要交300元费用，觉得不划算，我就索性退出生猪批发市场。 （4）被害人李均明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在台城批发生猪一定要加入生猪协会，加入协会一定要经过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他们同意，另外每个批发商每个月都要交300元的会费，如果不交的话就不允许在台城二仓批发生猪。生猪协会成立的目的一方面是向我们这些批发商每人每月收取300元会费，实际上就是保护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将在台城批发生猪的批发商限定在成立协会时参会的二十几个会员，形成垄断，不允许其他人在台城二仓批发生猪，名义上保障我们现有批发商的既得利益。但我们所交的屠宰费里已经包含了猪栏使用费，这是巧立名目进行收费。大概是2017年，郑晓平载了五六车猪去到台城屠宰场批发生猪，大约批了四五天，马松想就找到郑晓平要求交生猪协会会费，不然就不给他在台城批发生猪，之后不久郑晓平就没有在二仓批发生猪了。经过那件事后，我就更加害怕失去会员的资格而必须要交会费了。从协会成立到2018年6月份，我每个月都有交该300元的会费，直至现在已经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了，我已经交了大约有25000元的会费。协会一开始成立时我们每年都有五六次聚餐，但最近两三年聚餐越来越少，一年可能只有一两次，而每次聚餐可能只用了一两千，我觉得收这300元款项就是马松想、朱洪就找个借口敛财而已。 （5）被害人蔡永惠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大概是在2010年的一天，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组织我们批发商吃饭，期间他们就规定每个批发商每个月必须交300元的猪栏管理费，交了之后在屠宰场就有固定的猪栏，如果不交是不能够批发生猪的。当时的情况，朱洪就、李建民和马松想是直接宣布的，没有与我们批发商商量过，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加上朱洪就、李建民是屠宰场的领导，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反驳，也不敢去招惹他们，只能被逼每个月按他们的意思交该300元会费，后来加入生猪批发协会都必须要交这300元。如果有人不交会费，就不能批发生猪。我听马松想说过，如果有人想批发生猪，必须要征得马松想的同意，还必须交每个月300元，同时要交回自2010年至今的猪栏管理发才能够加入，否则不能批发生猪，所以，不交300元，就算他的猪来到了屠宰场，也没有人开门让他的生猪进入猪栏，屠宰场的员工也会给脸色看。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他们是有办法不让其他人做生猪批发商。有一化名“章平”的人想批发生猪，批了一天后，马松想让他补交前几年的会费，但是他并没有补交，马松想就不让他批发生猪。听他们说，部分会费是用作屠宰场日常设施例如猪栏的维护，部分是用作我们批发商聚餐联谊支出，还有一部分是补贴屠宰场员工的。所谓的聚餐联谊，每一年也就一起吃一两次饭，很少组织的。我从2010年到2018年6月份大约交了28800元，是现金交给李锦威的，每个月交一次。我不愿意交这300元的管理费，但是如果不交这300元，我们就会被屠宰场、马松想等排斥无法在屠宰场批发生猪，从而影响到我的生计，为了保证我的生意继续做，我不得不去交这300元，虽然我明知自己所交的屠宰费里已经包含了猪栏使用费，我也必须按他们要求交这所谓300元会费才能使用猪栏。猪栏本来应该是屠宰场来安排的，但是实际上是马松想来安排的，他猪栏最多，位置最好，但每月交的猪栏管理费都是一样的。所谓的聚餐联谊，每一年也就一起吃一两次饭，很少组织的。听说还剩2万元左右猪栏管理费没有用，当时朱健彬曾找管理这些钱的人拿回那2万元出来给批发商吃饭，但是被拒绝了。 （6）被害人朱健儒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每个月的300元猪栏管理费是交给李迺超的，最终是交到马松想那里的。我大约从2013年开始缴纳，一直到2018年年屠宰费降为52.5元的时候。当时那么多批发商都交了这个钱，可是每年也就组织批发商吃了2顿饭左右。我不是自愿交这300元的，是马松想一定要我交的，不交这300元就不能继续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这300元猪栏管理费我从一开始做生猪批发商就已经交了。2017年某一天，一个叫彼得的批发商的伙计拉了猪过来屠宰场，当时记得马松想和李建民就不给彼得的猪下车，因为彼得一年批猪批的很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交猪栏费了，后来彼得过来，屠宰场说没给管理费就不给下猪，之后彼得就来到屠宰场跟马松想理论说自己的猪都已经到了为什么不给下，马松想和李建民都在场，马松想说你没有交猪栏管理费，你的猪不能在这里批，车都别想下。彼得就说，那我交这个月的管理费，马松想不同意，马松想要彼得把之前几个月的都补上，接着彼得就去到了马松想的办公室。 （7）被害人张均龙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每月要交纳300元才有资格在屠宰场做批发商，李迺超跟我说过这300元是猪栏费，不交这猪栏费就不能继续在屠宰场做批发商。我大约于2016年一整年我都没有批猪，但是我那一年还是一直在交这300元钱，因为不交这费用就没有做生猪批发商的资格。300元钱从我2010年开始做生猪批发商一直交到大约2018年，2016年后我很少批猪了，所以后来我都是叫朱健彬帮我交的，也是为了保住我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的名额。该300元猪栏费不合理，因为屠宰场只安排一个猪栏给我放猪，我就要交300元猪栏费，但批发商马松想他有四、五个猪栏，也只交300元人民币。另外我批发的猪数量少，马松想批发的猪数量多，对我们批猪少的批发商就不公平。马松想在屠宰场内的势力很大，在屠宰场内的员工也要听他的话，所以他能有四、五个猪栏。 （8）被害人颜伟仲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经我们查询，屠宰费里的2.5元有偿服务费已经包含猪栏使用费，但是朱洪就却硬性规定我们每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才能使用猪栏。有一次批发商聚餐时，朱洪就称批发商组成一个生猪批发协会，每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会费，二仓屠宰场共有二十多名批发商，月会费7000元，马松想称其中4000元作为管理费，用来给稽查队看猪腩发补贴，其中1000元给屠宰场作修路用，剩下的批发商聚餐花费用。当时生猪批发商叶彼得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每个批发商每个月所批发的生猪数量不一样，大家都交300元不公平，应该按所批生猪的数量，按照每头猪五角钱来计算管理费。朱洪就不同意，说必须按照他所提出的办法实施。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定交费，就不准在台城屠宰场批发生猪了。于是大家都不得不同意了。从那以后，我们批发商就每月1号以现金方式给屠宰场负责收费的职工李锦威。我们平均每年聚餐两至三次，每次花费约两、三千元。我觉得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最大，进入屠宰场批发生猪必须经他同意。大约是2015年，有一名叫郑建宏的男子想到台城屠宰场批发生猪，他先问李建民可不可以来屠宰场批发生猪，李建民叫他去问马松想，于是郑建宏又去问马松想，马松想同意了。马松想又叫郑建宏来问我，我当时觉得马松想势力最大，就告诉郑建宏说马松想同意就可以了。于是郑建宏就交了300元管理费，然后开始在台城屠宰场批发生猪。大约过了十几天郑建宏就没有继续在台城屠宰场批发生猪了。我听别人说是因为马松想要求郑建宏一次性补交2010年至今共五年的管理费一万八千元，郑建宏是2015年才在屠宰场批发生猪的，2015年之前他没有在这里批发生猪，他自然不同意交这笔管理费，又害怕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强大势力，于是郑建宏不得不退出屠宰场，没办法继续在屠宰场做批发生猪生意。 （9）被害人黄庭杰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3年时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朱文彪、李迺超还有所有的批发商一起在一间茶楼里开会，当时朱洪就说从现在开始生猪批发商每个月要缴纳300元钱的猪栏管理费，如果不缴纳就不能继续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朱洪就、李建民等人是屠宰场的领导，马松想当时在屠宰场的势力也很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反驳，只能听从他们的话，被逼每个月交该300元人民币。我是“生猪管理协会”的会员，进这个协会一定要缴纳每月300元钱的猪栏管理费，而且必须要马松想同意才能进入，进入后才有做生猪批发商的资格。现在在做生猪批发商的都是生猪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成立后没有为我们批发商做过任何事，我也不知道这个协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不交猪栏管理费给马松想的话，马松想就不分猪栏给你，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做生猪批发商生意。我大约是从2013年开始缴纳这300元猪栏管理费的，一直交到2018年年底，总共交了大约有21600元。我肯定是不愿意交这300元的，但是屠宰场朱洪就说不缴纳这钱就不能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一个叫郑建宏的批发商在2016年左右在屠宰场批过十来天猪，但是听说马松想要郑建宏交过去几年的猪栏管理费才能继续批猪，后来我就没有见到郑建宏在屠宰场批发生猪了。我的猪栏管理费每个月月头和屠宰费一齐交给屠宰场收费员陈秋卿。 （10）被害人李胜恩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们当初成立协会时，是朱洪就直接提出要求我们交300元会费的。如果不交300元会费的话，就会取消我们生猪协会会员的资格，另外会收回我们批发生猪所用的猪栏，也就相当于不给我们在屠宰场批发生猪。我们批发商每个月月初将会费连同屠宰费交到屠场负责收钱的人手上，我是交到李锦威手上。协会一开始成立时我们每年都有五六次聚餐，但最近两三年，我们的聚餐越来越少，一年可能只有一两次。加入生猪协会肯定要经过会长马松想同意才能加入。我是不自愿交300元会费的，我觉得这300元只是朱洪就、马松想他们找个理由硬向我们收钱而已，马松想一个人占据5个猪栏，每天批发几十头猪交300元，我这样的偶尔才批发两三头猪，只有一个猪栏也是交300元，这显然很不公平。以前一些像我这样偶尔批发几头生猪的小批发商因为朱洪就、马松想他们强逼所有人都交300元而不得不退出了台城的生猪批发市场。从协会成立至今我每个月都有交该300元会费，直至现在。 （11）被害人李何安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批发生猪要每个月交300元钱给屠宰场一个专门收钱的人，这样才能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我听说是管理猪栏的钱，我看其他批发商也有交所以我就跟着交了。我从2014年开始做批发商的时候就开始交了，一直交到2018年6月份停止，共交了54个月，共交了16200元。我被迫交这所谓的批发商会费，其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我只是来屠宰场加工生猪，屠宰量比一般的猪肉零售贩多一些而已，屠宰费里已经包含了猪栏使用费，现在又搞一个猪栏分配的名义来迫我交会费，明显就是巧立名目重复收费，但马松想的生猪协会与屠宰场的关系密切，我实在是没办法不交会费的，不然我就没有猪栏存放生猪，只能根据他们的要求交。我们每年只有一、两次聚餐。我听说屠宰场收了300元会费就会转给生猪协会，而该协会会长是马松想，是由马松想等人管理会费。 （12）被害人谭忠立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3年左右，当时马松想叫我去广海路口的一家餐厅吃饭，屠宰场的领导朱洪就、李建民等人都在，还有很多批发商，然后在饭桌上，我也记不清是朱洪就还是马松想就说从今以后每个批发商每月都要按时缴纳300元的猪栏管理费，如果不交的话就退场，以后不允许在屠宰场内批发生猪了。当时现场就有很多人发出反对的声音，就觉得收取这个钱不合理并且加重批发商的负担，但因为屠宰场的领导都在现场默许并且支持这件事了，我们这些批发商也忌惮屠宰场领导，并且担心如果不交这笔钱就真的不给我们继续在屠宰场做了，所以没办法只能是交钱继续做下去了。每个月缴纳300元会费是屠宰场的领导朱洪就、李建民订下来的，然后我的300元会费是每个月月初交给李锦威，然后300元钱会入到生猪批发协会，由会长马松想等人管理使用。每个月上交的300元会费，没有起到实际意义，只是一年有两次聚餐，但是钱用作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公开透明，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经济压力。我不是自愿缴纳这300元会费的，生猪批发商肯定都是不愿意交的。首先，我们屠宰生猪每头猪已经缴纳了62.5元的屠宰费，这笔费用里面已经包含了各种费用，他们巧立名目收这笔钱完全就是多余的。其次，我们交的300元完全不知道去向，交上去的钱没有公开公示账目，用于吃饭的次数也是寥寥无几。最后，无论是大小批发商，大家交的钱都是一样，是明显不公平的，完全可以按照批猪的头数有差别收取。如果我不交这300元会费，我就拿不到猪栏，我从此就不能在进入到屠宰场批发生猪，因为我知道有个叫叶彼得的批发商，因为有几个月没批猪所以就没交会费，最后叶彼得拉猪回屠宰场的时候连大门都进不去，猪栏都不给他放猪。我交了至少有6年的会费，每个月都交300元，交了一共有22000元左右。 （13）被害人陈番任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每个月固定交的300元会费我当然不愿意缴纳，但是马松想、朱洪就和李建民等人决定了，他们在二仓屠宰场的势力这么大，我怎么可能敢反抗他们的决定。他们说这300元是生猪批发协会会费，当协会聚会活动的经费，不过每年只有一两次聚餐，我们共有约20多名批发商，一年下来有约9万元会费，我真不知道这些钱到底去哪里了。听说现在结余有约2万元，但我们批发商要求马松想等人交还该2万元，马松想等人拒绝交还。这300元是朱洪就、李建民和马松想决定的，我们其他批发商只有被告知的份，是不需要我们同意的。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那么大，他还养着一群打手，跟屠宰场的领导朱洪就、李建民的关系那么密切，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台城的生猪屠宰，我一个小批发商根本就不敢反抗，不敢提反对意见，我听说郑建宏和“章平”因为不交300元会费，马松想不让他们在二仓屠宰场批发生猪。 （14）被害人叶彼得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批发协会成立的目的一方面是向我们这些批发商每个人每个月收取300元保护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将在台城批发生猪的批发商限定在成立协会时参会的二十几个会员，其他人是不允许在台城批发生猪的，一定要加入生猪协会才能在台城批发生猪，如果不交的话就不允许在台城批发生猪的。我们没有享受到任何实惠和服务，就一年聚餐吃了两顿饭。如果我不交这300元马松想就会骂我，说不交会费以后就不要拉生猪入栏了。有一天我想把生猪进栏，马松想的工仔就不给我开屠宰场的大门，后来我补交了钱他才让我进门。在我看来这300元会费就是一种变相的保护费。当时生猪批发协会初步设定每个生猪协会会员缴纳300元会费时我有在会上提出过异议，但立即被马松想否定，我又去找朱洪就，朱洪就给了我同样的答复，我们这些小户的批发商就都敢怒不敢言，任马松想和朱洪就等人摆布了。缴纳的300元会费没有任何的账目公开，只是每个月有人张贴一张公告，公告上只显示谁交了会费，从来没有支出的情况，钱的去向不明。其次，我们小的批发商跟那些大的批发商缴纳一样的钱明显的不公平。一个叫郑建宏的批发商因为批很少的猪就不想交会费，最终被马松想他们赶出去屠宰场了，逼得他把生猪低价批掉，从此再也不能在屠宰场批发生猪了，最后退出了生猪批发商这个行业。 （15）被害人陈东斌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自从17年12月份开始做生猪批发时刘超华就和我们说每个月给300屠场生猪协会会长马松想，我就一直交这笔钱给马松想，直到2018年6月份。交的300元和62.5元屠宰费部分到马松想手上的，用于请人过来看割猪腩的协管员的工资、维修猪栏、洗车、批发商吃饭聚会开支等。 （16）被害人谭海华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5年2月份开始我就顶替刘超华的位置加入到一个生猪批发协会，并且每个月都要交300元的会费。协会每年请吃两三顿饭，就没有其他活动了。我只看到过在屠宰场有张贴每个会员交300会费的情况，就从来没有看到有张贴协会费的使用情况。我从2015年2月至2018年6月份这段时间交300元的协会的费用，交了40个月，总共交了12000元的协会管理费。我不是自愿缴纳这300元会费的。2015年2月份我刚开始做生猪批发生意时已经有交300元会费这个规定了，如果我不交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再做生猪批发生意了。我知道有一个叫郑建宏的猪肉零售商在2016年有一小段时间在屠宰场做过生猪批发生意，后来是因为缴纳会费的问题马松想等人就不准他在屠宰场再做生猪批发生意。 （17）被害人朱建辉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没交300元之前屠场的猪栏一直都是免费给我们批发商用的，大概是5、6年前，屠场领导请批发商吃饭，参加吃饭的有屠场的经理李建民，还有批发商马松想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大概十几二十个批发商，我记不清当时是李建民还是马松想提出每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钱，就有固定的猪栏用，屠场就承认批发商的资格，才可以做批发商，不交钱就不能做批发商，不能在屠场里面批猪，当时屠场的领导也都同意。马松想在屠场的势力很大，又有屠场的领导支持，为了生活，为了能继续做批发商，我被迫才交这300元钱的。想要做生猪批发商除了要交300元猪栏费还需要马松想的同意才行，早几年有人想做批发商，马松想不同意就做不了。每个月300元猪栏费我是连屠宰费一起交给了陈秋卿，最终钱交到马松想那里。我一共交了大概5年，直到2018年6月份才没交，大概一共交了18000元。我们有大概20多个批发商，每人每月交这300元钱，一年大概有72000元，我听说每年叫批发商和屠场的员工聚餐一两次花几千块之外，其他的钱的动向如何我不清楚。 （18）被害人黄焕荣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大约四、五年前，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还有二十几名批发商一起在一间茶楼里吃饭，吃饭前朱洪就说从现在开始生猪批发商每个月要缴纳300元钱的猪栏管理费，如果不缴纳就不能继续在屠宰场做生猪批发商。我觉得每个生猪批发商都一样交300元是不公平的，但感觉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一伙人决定的，就算我们不同意也没办法反对的，所以只能逆来顺受，不敢提出其他意见。马松想任生猪批发协会会长，颜伟仲任生猪批发协会副会长。其他的生猪批发商都是生猪批发协会的会员。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最大，给人感觉屠宰场就是他姓马的，朱洪就、李建民跟马松想的关系非常密切，朱洪就都已经发话，不交这300元，屠宰场就不分配给我固定的猪栏，我就没有地方存放生猪，也就意味着我不能继续在屠宰场里做生猪批发生意，没有这个生意我就没有经济来源，我的家庭就无法正常的生活，大家都知道的，谭忠立批了这么多年的生猪，也就是因为少交了几个月会费就被马松想骂了，他差点就被马松想赶走了，所以有些批发商就算几年不批生猪也还一直交300元会费的。我认为屠宰场所收取的屠宰费就包含了猪栏管理费了，还叫我们生猪批发商每个月交300元，明显属于双重收费，是很不合理的。每年吃一两餐饭也花不完这9万元，我认为他们纯粹就是敲诈勒索我们生猪批发商的钱。我从2015年2月至2018年6月份这段时间每个月都交300元，交了40个月，总共交了12000元的猪栏管理费。 （19）被害人黄启慰的陈述（生猪批发商）：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马咏仪就和我说屠宰场一定要交300元的生猪协会管理费，而且是要在每月的1日收取。如果不交这300元的管理费就不能继续在台城屠宰场内从事生猪批发生意，还告知我这管理费部分用于请人割猪腩和聚餐用的。这300元的管理费是每月都缴纳的。这笔钱都有在屠宰场公示栏有公示的。我并不愿意交这300元会费。我的屠宰量是每天约10头生猪，像马松想这么大的生猪批发商每天批上百头生猪也是交300元，我觉得不公平，明显就是巧立名目重复收费，但我自己考虑过，如果我不交这笔费用的话就不能在台城屠宰场继续从事生猪批发生意，所以我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交。按照五年来算，我每月交300元，我总共交了18000元，从2018年6月份开始不交这笔费用。 （20）被害人黄耀翔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组织我们批发商吃饭开会，期间规定大家都要交300元，否则就不能够批发生猪了，也没有问我们什么意见的。听马松想说，大概是猪栏的维护费用，还有我们批发商聚餐用的。如果有人想批发生猪，必须要征得马松想的同意，还必须每个月交300元，同时要交回自2010年至今的猪栏管理发才能够加入，否则不能批发生猪。我记得有一个批发商批发生猪没有交300元，过了大概一周，马松想就不让他批发生猪了，例如不让他进入猪栏，叫其他员工不给他做事，后来就见不到他批发生猪。这300元就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规定我们批发商都要交的。这300元的管理费我不愿意交，但这是朱洪就、李建民和马松想定下来的，如果我不交，我就会被屠宰场、马松想等排斥，并且无法在屠宰场批发生猪，继而影响到我的生意，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去交这300元。我基本都一直在做生猪批发，但在2015年、2018年曾经停做过生猪批发，每次大概是两三个月，这两次停做生猪批发的时候，我继续交这300元费用。大约从2010年到2018年6月份，我一共大约是交了28800元。 （21）被害人陈锦贤的陈述（生猪批发商）：当时是屠宰场的其他批发商转告给我的，他们说生猪批发协会的会员每个月统一收取300元的猪栏管理费。我都是每个月的月底至月初的那段时间缴纳，交了大概有6年左右，一共缴纳了22000元左右。我不是自愿缴纳这300元费用的。我们缴纳的屠宰费里面已经包含了屠宰场内的一切使用管理费了，再多收这300元的猪栏管理费完全就是多余的，这笔费用就是巧立名目的费用。另外我们批发商也分大小，统一都缴纳300元明显不公平。最后我们每个批发商交的这笔钱上交生猪批发协会，我听说这钱是用来协会的聚餐以及修缮道路。我听说有些批发商即使没来屠宰场批猪也要交这300元，所以我就知道如果不交这笔钱我们就别想在屠宰场批发生猪了。 （22）被害人朱锡俊的陈述（生猪批发商）：生猪批发协会成立后，要求我们批发商每个月要交300元的猪栏管理费，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压力，每年我要多支出3600元。 （23）被害人黄炎彬的陈述（生猪批发商）：2014年左右，我们这些生猪批发商在台城广海路口附近吃饭，当时朱洪就也在场，他就对我们说全部批发商成立一个生猪协会，由马松想任会长，颜伟仲任副会长。成立生猪协会就是说只允许当时参加生猪协会的批发商在台城批发生猪了，其他外来的人是不能加入生猪协会，也不能在台城批发生猪的。生猪协会的每名批发商每个月要交300元会费，该300元我听说是用来修理猪栏的、批发商聚餐花费用的。想要在台城批发生猪的话就一定要加入生猪协会，加入生猪协会的话就一定要每个月缴纳300元，所以也谈不上自愿不自愿。该300元款项我是每个月1日交给李锦威的。这300元根本就是巧立名目的不合理收费，像马松想那样的批发商每天批发几十头猪，占据着五、六个猪栏，像我这样的小批发商每天才批发几头猪，只能占用一个猪栏，同样每个月交300元明显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实际上每年聚餐也就两、三次，大多时候也是去马松想的档口聚餐，最多也就花了几千块，而一年下来生猪协会向我们批发商收取的会费合计差不多有十万元，我感觉生猪协会向我们收这些钱只是一种敛财手段，很多钱都是去向不明的。但是不交这300元就不准在台城批发生猪，所以我不得不交这300元了。不交这300元的话屠宰场是不会提供猪栏给我进生猪的，没有猪栏的话就无法暂存生猪，也就无法在台城批发生猪了；另外，要在屠宰场做生意的话肯定要经过马松想一伙人的同意。如果想来台城批发生猪的话就一定要经过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李建民，还有生猪协会会长马松想的同意。我从大概2014年到2018年上半年缴纳这300元，一共缴纳了约18000元。 （24）被害人郑建宏的陈述（猪肉零售商）：2017年我想做生猪批发商，我了解到马松想他们组建了一个生猪协会，马松想是会长，颜伟仲是副会长，我如果想要做生猪批发商，必须要经过马松想以及这个生猪协会的同意，所以我找到马松想叫我交够5年的入场费才给我做，当时我觉得不公平，没有理会，继续做了几天就不做了。 4．证人证言 （1）证人朱文彪的证言：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立台城生猪协会后，就以会费的名义向生猪批发商收取300元。批发商当然不愿意交这300元的，但是如果不交这300元，就不能在屠宰场批发生猪。生猪批发协会会员每个月交300元钱会费给我，马松想让我每个月从会费里面扣除4000元给稽查队使用。这4000元钱纳入稽查队的账户里面作为工资和奖金的支出。生猪批发协会的会费每个月收入约7200元，每月剩3200元暂存在我或马松想的账户里面，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吃饭和维修屠宰场的基本设施使用，每个月都有在屠宰场进行公示。生猪协会会费300元之前是李锦威、陈秋卿负责收取的，2016年左右我接手收取管理这300元。该300元是批发商以现金的形式交给我们的。该300元的去向是平时生猪协会的花费、给稽查队的4000元、结余我每个月都会做表格列出来贴在屠宰场。台城的生猪批发商都要交纳这300元，其他人想加入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必须要全部批发商同意后才可以做批发的，另外还有交纳这300元每月的会费。2017年的时候，邝国炽买房所借的钱来源于每月收取批发商300元其中的4000元。因为这4000元一直放在我这里，只记录收入但没有支出，所以就一直累积了下来，邝国炽买楼时找马松想借钱，马松想就让我将这11万借给了邝国炽。当时我个人还借给了邝国炽30000元。邝国炽还没有还清，才还了10000多元。邝国炽借用稽查队钱款只有我、马松想和邝国炽三人知情，邝国炽买的房在台山市台城台海路28号608房。 （2）证人黄秀芳的证言：大约从2015年年初开始收取批发商每月的300元管理费是李迺超将现金交给我，每月大约是6900元。该笔钱一直都没有进公司的账户。李建民跟我说，到时每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给屠宰场员工作清理猪粪的补贴，用作屠宰场每月的白头单支出。大约是在2016年6月开始，该300元就不是由我经手，是由朱文彪收取。之前300元一直都是李迺超交现金给我的。 （3）证人陈秋卿的证言：批发商的300元猪栏管理费用是每个月月初批发商自己过来缴纳并写明谁的名字。之前我们将每个月收取生猪批发商的300元交给经理李迺超。这个300元李迺超要求我们收的，说是生猪保管费。生猪保管费在收取生猪屠宰费52.5元时已经包含在内，为何又要另收300元我不知道，反正经理叫我们怎样收我就怎样收，后来大老板江建和回到我们公司进行整顿后，该300元也连同之前多收的10元一并取消了。批发商个个都会缴纳300元的猪栏管理费用的。 （4）证人李锦威的证言：每个批发商每月需要交300元，该300元是以台城生猪协会管理费名义收取的，是李建民跟我们收费员说要帮台城生猪协会他们代收，到时钱交给李迺超，李迺超应该把钱交给出纳黄秀芳，至于最后如何处理该笔钱我不清楚。 （5）证人马咏仪的证言：生猪批发商每月要交300元，每月的1号或2号交，交了很多年。之前我在屠宰场收钱时就把钱交给李迺超，是李迺超让我帮他收的，当时他在屠宰场是组长。我记得生猪协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凡是批发商要在二仓屠宰场批发生猪，都要交300元人民币。除了我之外，还有李锦威、陈秋卿、黄美英收取，当时批发商共有二十几个，全部人收的钱都交给李迺超。 （6）证人郑晓平的证言：大约10余年前我叔叔郑建宏有做过一段时间的生猪批发商，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退出了。后来我跟着我的叔叔做售卖猪肉的生意，我就建议我叔叔做回生猪批发的生意。但是现在要做生猪批发生意需要加入生猪批发协会，需要获得马松想的同意，还有补交5年的入会费（每月300元5年共18000元）。我跟我叔商量过之后就放弃了做生猪批发的想法。 （7）证人黄锐良的证言：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而且他还要求批发商每个月交300元，否则不能在屠宰场批发生猪，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生猪必须要给7元我们稽查队，屠宰场的猪脑、猪气管都是被马松想垄断的，车仔佬要运猪生猪也必须使用马松想的三轮车。我估计批发商以为我们还是原来的稽查队，不然的话不可能多给7元的。马松想每个月向批发商收300元，批发商他们应该不敢有意见，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如果每个月不交这300元，马松想可以利用他的势力不让他做批发商。 （8）证人余立权的证言：生猪批发协会是批发商们在里面的，批发商每月交300元会费，用于维护屠场的设施、修路及批发商聚餐等。 （9）证人李健洪的证言：马松想是生猪批发协会会长，会员是生猪批发商，每个批发商每个月交300块钱给协会管理人员。协会的钱去哪都有公示的，贴在屠宰场里面。朱文彪负责财务出纳等工作。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批发商是否自愿缴纳会费。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供述与朱健彬、刘称生、蔡永惠、李均明等生猪批发商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证实生猪批发商均不愿缴纳每月300元的生猪协会会费，是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开会时单方通知，并以不交300元“会费”就不给做生猪批发，不给生猪进猪栏为要挟，强制要求批发商每月交300元。被告人李迺超也供述正是因为这样所有批发商在月初就将这300元管理费缴纳给其。综上，足以证实批发商并非自愿缴纳会费。故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本案是否使用胁迫手段，如不缴纳会费就不让进猪栏。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的供述与批发商的陈述均可证实，在缴纳“会费”前，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专门召集了批发商开会，单方通知并以言语威胁，不交会费就无猪栏可用。被告人马松想、李迺超的供述与邝超洪、郑建宏、叶彼得、张均龙等批发商的陈述均可证实，在收取批发商300元会费过程中，出现几起批发商不配合缴交会费而被拒绝屠宰和被强制退出生猪批发行业的事件。（1）批发商邝超洪因没缴纳300元而被李迺超锁上大门，后经李迺超打电话联系马松想后才得以解决当天生猪屠宰问题；（2）批发商郑建宏在申请加入生猪协会进行批发生猪后被马松想要求追缴五年的生猪协会每月300元的会费而被迫退出生猪批发行业；（3）批发商叶彼得在好几个月没交猪栏使用费后将生猪运往屠宰场屠宰而被马松想拒之门外，叶彼得提出只补交当月会费遭马松想拒绝，并说明一定得补回前面几个月的会费才能给予屠宰生猪，当叶彼得找到朱洪就主持公道时也是得到同样的答复；（4）批发商张均龙在2016年一整年在没有批猪的情况下为保留批发商资格被迫仍然缴纳300元钱，在2018年春节批几只猪后，李迺超打电话催促其要缴纳300元会费从而保留生猪批发权利。综上，足以证实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以言语威胁、锁门不让进入屠宰场等手段，胁迫批发商按时缴纳“会费”。故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各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相关费用是否用于批发商，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否有获益。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收取300元的“会费”没有用于批发商集体开支使用。（1）屠宰场收取的52.5元屠宰费中的2.5元服务费里面中已经包含猪栏使用费等服务项目及内容，被告人再以上述名义收取费用属于重复收钱，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及生猪批发商均可以证实。（2）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朱文彪等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证实，每月收取批发商300元会费后会将4000元转给朱洪就、李建民支配使用；到了后期，朱文彪每月从收取的会费中拿出4000元存入自己或马松想的账户；因此上述款项已实际被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等人所控制。（3）根据朱健彬、刘称生、蔡永惠、李均明等批发商反映每年用于批发商聚会吃饭只是极少费用，远远小于每月批发商所交会费的总数。（4）2018年9月份，批发商要求马松想、朱文彪归还剩余的“会费”或“猪栏使用费”，马松想、朱文彪拒不归还。综上，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向批发商强行每月收取300元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谋利以及控制台城生猪批发行业。故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生猪集中屠宰的垄断特点，通过语言、锁门不让进屠宰场的手段，以不交300元“会费”就不给做生猪批发、不给生猪进猪栏为要挟，胁迫朱健彬、刘称生、蔡永惠、李均明等20多个批发商每月交300元。被告人李迺超明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实施敲诈勒索的情况下，安排人员向批发商收取费用，并保管、分配犯罪所得，是共犯，四被告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被害人的陈述及收入支出明细表等相关书证可以证实，敲诈勒索金额为323100元。故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应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4.对于被告人李迺超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迺超是从犯的意见，予以采纳。 （四）自2015年开始，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维护在台城二仓屠宰场的非法利益及进一步非法敛财，将私自组建的“台城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对外自称“稽查队”并给“稽查队”配备统一服装及工作证，冒充政府组织进行地下执法。在清明节前，先组织该“稽查队”的队员到台城各个市场派发私宰生猪处罚宣传单，了解清楚每家烧猪作坊的地点，后以“稽查私宰生猪”为由，组织被告人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及朱文彪等“稽查队”队员对台山市台城街道及周边所有烧猪作坊进行“检查”、“罚款”。为营造合法假象，每次对烧猪作坊进行“检查”时，均伙同台山市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洪胜、许子儒、黄建强（均另案处理）一同前往。一旦发现有私宰生猪行为，就采取胁迫、恐吓手段，以私宰生猪“罚款”为由向烧猪作坊老板按私宰生猪的头数索要人民币50元/头。2015年至2018年5月期间，通过该手段多次向烧猪作坊老板黄朗正、李有师等19名被害人索要钱财，共非法获利人民币63150元（根据被害人陈述计算出：2015年：14850元，2016年：13850元，2017年：16250元，2018年：18200元）。其中，被告人邝英达于2015年5月才加入“稽查队”，于2016年－2018年的清明节前后参与检查烧猪作坊；被告人黄锐良和谭德辉均于2015年至2017年间参与去市场派发宣传单，于2018年参与检查烧猪作坊。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 （1）接受证据清单、肉品品质合格证、生猪屠宰出场单，证实稽查队队员检查烧猪作坊时所开具的肉品品质合格证、生猪屠宰出场单等票据的情况，其中每头猪收取50元；分别经被害人朱翠珠、林焕恩指认，其中生猪屠宰出场单经朱文彪指认是由其制作。 （2）台山市市府办《印发台山市农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台山市编制委《关于印发＜台城街道办事处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和＜台城街道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台山市编委《关于台山市农业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的批复》、台城街道办《关于黄洪胜、黄建强的相关情况说明》、《台山市动物防疫检疫技术培训班人员安排表》、《台山市聘用村级动物防疫员（第一批）考核结果统计表》、《聘用村级动物防疫员考核登记表》、《关于办理村级动物防疫员财政供给的函》、《关于村级动物防疫员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台山市编委《关于印发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主要任务和人员编制的通知》、台城街道办《关于聘用村级动物防疫人员的函》、台山市农业局《关于黄洪胜、黄建强村级动物防疫员资格等相关情况的说明》，证实黄洪胜、黄建强是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聘用的村级动物防治员，职责是从事动物防疫及动物产地检疫工作；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兽医防疫检疫、农技、林业、水产等方面服务工作，对本案中台城地区各个烧猪作坊没有检查执法的相关职责与职能。 2.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证实本案多处案发现场的勘验情况，现场照片分别经相应被告人、同案人及被害人辨认。 3.物证及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发还清单、情况说明，证实民警从邝国炽的住处台城岭背蟹村5号102房搜出并扣押相关物品的情况，其中扣押工作牌12个（肉类协会协管员工作牌）、臂章7个（执勤臂章）、胸徽4个（执勤胸徽）、肩章8个、长裤6条（警裤）、长袖外套3件（长袖警服春秋执勤服）、长袖外套1件（冬执勤服）、短袖T恤4件（短袖执勤服）。 4.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及身份信息截图），证实李买权于2018年3月17日21时16分转账1000元给“和生”（微信号：wxid_cgrams0i7g2i22，微信昵称：“和生”）的情况。 5.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关于台城生猪协会的成立及稽查队的重新组建的情况详见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稽查队之前是政府组织的，后来2014年后，政府就解散了稽查队，而我之前和政府的稽查队的人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江建和、朱洪就、李建民他们就叫我组织之前那些稽查队员回来继续为屠宰场服务，而我就找了邝国炽并叫了一帮人回来成立一个稽查队继续做回之前的工作，我知道这样是不合法。我是听从朱洪就、李建民的指示协管稽查队的，平常朱洪就、李建民有什么吩咐稽查队工作的就会找到我或者邝国炽进行安排，而我也曾带过队去烧猪档查过私宰生猪的行为，我在稽查队中也有领工资。稽查队的工资是朱文彪发放的。稽查队的工资是从我们批发商在屠宰场宰猪时每头猪7元给稽查队进行发放工资的。稽查队在屠宰场内是监管割猪腩的，而在市场上是检查监督是否有私宰生猪的，同时清明时节对烧猪档进行检查并罚款。清明节去烧猪档口检查这些都是朱洪就、李建民让我和邝国炽安排稽查队员去做的。从2015年开始，每年清明节前还会根据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到台城及周边的烧猪作坊进行检查，对烧猪作坊的老板进行罚款。先让朱文彪将宣传单打印好，让一些稽查队员去派发，然后让稽查队的队员去烧腊店查清烧猪作坊的地点，然后做好登记，进行汇总。检查前，朱洪就、李建民还叫我联系畜牧站的方学登，让他派人过来一起去检查烧猪作坊，2015年、2016年是朱洪就联系的。因为稽查队是不合法的，让方学登派人过来，也是为了让稽查队看起来合法。之前的工作做好后，稽查队的队员会同畜牧站的人去台城的烧猪作坊执法，发现私宰生猪就收取每头猪50元的罚款。每头猪50元的费用相当于是保护费。每年清明节稽查队罚款的保护费大概收取的总金额大约14000元人民币，该笔“保护费”是交给朱文彪保管，用作稽查队出工资等支出，具体朱文彪清楚。事后，我也会拿2000元给畜牧局的工作人员作为辛苦费。稽查队他们每个人都是很清楚检查烧猪是不合法的，因为政府成立的稽查队解散后，我们就没有执法权了。稽查队参与的人员有我、邝国炽、李健洪、余立权、范国恩、谭德辉、李健和、邝英达、伍伟峰、朱文彪、黄锐良，但我参加的次数比较少，基本上我都让邝国炽来安排具体的检查事宜。我们都是使用稽查队的私家车，车辆由朱文彪、伍伟峰、范国恩、黄锐良提供。我们稽查队去检查时着便服携带稽查队的“生猪协会工作证”，畜牧局着制服，携带他们畜牧局的工作证件，朱文彪也携带稽查队的“生猪协会工作证”，同时他还负责从屠宰场拿畜牧局的检疫单给我们检查的人员。利用稽查队冒充政府组织对外执法，可以有效的对生猪行业的人进行震慑，才能保证私宰生猪减少，从而让猪肉零售商只能在二仓屠宰场购买生猪，购买生猪的数量稳定了，我们在屠宰场获得的利益才会稳定。 （2）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稽查队根据朱洪就的安排，还是履行着之前的职能，到各大市场生猪私宰进行查处，穿着制服在屠宰场巡查，清明节前还去查处烧猪作坊。平时就由马松想、邝国炽管理，如果有比较大的事务就向我、朱洪就汇报，由我们两人处理。原来政府的稽查队已经取消了，新的稽查队只是朱洪就、马松想将原稽查队队员召集回来组成的，当然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还要去执法是因为私宰生猪的增多，会影响屠宰场的收入的，并且也影响马松想这帮批发商的利益，而且屠宰场很多收入必须要靠屠宰生猪数量稳定，才能保持的，所以就让稽查队对外执法了。稽查队的主要工作是稽查生猪私宰，私宰数量少了。一方面给我们屠宰场带来利益，使得我们屠宰场屠宰生猪的数量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批发商带来利益，使得批发商批发生猪的数量有所保障。稽查队工作时统一穿着保安式样的制服，主要在屠宰场和各个市场活动。公司接管他们是不穿工作服的，是由公司出示一个工作证给他们佩戴，证件是我去公司办理的，我发给他们稽查队队员，盖了公司的章，叫生猪稽查协管员。从2015年开始，每到清明节的时候，朱洪就、我、马松想经过商量安排好后，就联系畜牧站的方学登，让台城畜牧站派两个人过来，然后就到台城各个烧猪档口检查，如果发现该生猪是没有出场证明单的，稽查队就收取档主每头生猪50元罚款，钱先由朱文彪收取，然后稽查队会出具一张屠宰场的出场证明单给档主。检查完毕后，就有稽查队给一定的辛苦费畜牧站的人。同时朱洪就去联系了畜牧站的站长方学登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和稽查队一同去前往检查。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稽查队已经不是以前政府组织的稽查队，他们已经没有执法权的，所以考虑到执法的问题，朱洪就就提出可以联系畜牧站陪同一起去，因为畜牧站是有执法权的。稽查队在清明节期间向私宰生猪的烧猪档发放的宣传单应该是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带过来给稽查队发放的。在2014年政府解散稽查队后，我们同意稽查队外出去检查烧猪档之后，我了解到我们屠宰场清明节期间白天加班屠宰的烧猪有大概1000头左右，这和2014年以前比是多了很多的，2014年以前只会有五六百头烧猪会到屠宰场屠宰的。我清明节期间白天也会回去查看下，我会从李迺超发出的出场单和黄秀芳收取的屠宰费那里得知大概有1000头猪是在屠宰场屠宰的。稽查队员去市场检查和去稽查烧猪档时有佩戴证件，当时长江公司办公室帮他们制作了“台山市肉类协会协管员”的证件。该证件当时是我上去长江公司的办公室帮他们领回来的，因为之前我向长江公司反映过这些稽查队在屠宰场内办公是以什么形式，他们没有相关的身份证明，所以就让长江公司办公室帮忙制作了该些证件。 （3）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从2015年开始，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马松想自己联系畜牧站的方学登，让台城畜牧站派两个人过来，稽查队大约有4-5名队员和朱文彪，联同台城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到台城各个烧猪档口检查，如果发现该生猪是没有出场证明单的，稽查队就收取加工费每头生猪50元，钱先由朱文彪收取。50元当中有7元是给稽查队的；3元给畜牧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钱有一部分用于屠宰场宰猪的员工吃饭花费；剩下的由黄秀芳进账到“长江”台城分公司的公户。在检查前稽查队队员都会对烧猪档进行派发传单（传单是畜牧站工作人员拿过来的），如果发现该生猪是没有出场证明单的，生猪协管队就收取档主每头生猪50元，钱先由朱文彪收取，然后协管队会出具一张屠宰场的出场证明单给档主，证明该生猪就当作是由“长江”屠宰场屠宰加工出来的，不是私宰的生猪。稽查队没有执法权，只是自发成立的一个团队，也没有到相关部门登记成立过。稽查队仍联系畜牧站工作人员去检查私宰行为、并乱收费是马松想安排他们去的。大约是在2015年清明节前，我曾经跟马松想说过：不要去检查私宰了，这样做不合法。但是马松想说：不怕，有畜牧的人跟着去，如果不管，到时私宰的情况就会出现更多。最后我就没有加以阻止。发现私宰，每头生猪收取50元后，需要开具“出场单”，是我儿子朱文彪负责开“出场单”给烧猪档的档主。我知道稽查队出去检查私宰并收取费用是不合法的，我没有阻止朱文彪带“出场单”出去检查私宰，是因为我想着收取的费用当中有大部分是进账公司的账户的，所以我才没有阻止。我曾经和李建民商量过，稽查队出去检查私宰、收取每头50元的费用，到时每头生猪计10元给稽查队作为下乡费酬劳。李建民同意后就跟稽查队协商。李建民是明知在收取私宰费每头50元是不合法的前提下，仍然同意计每头10元给稽查队。朱文彪每年跟稽查队的队员以及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在清明节前后去台城及周边的烧猪档检查烧猪是否私宰生猪，其实就是检查他们屠宰的猪是否有出场单，烧猪档的人如果有出场单就说明该生猪是经屠宰场屠宰的，如果是没有出场单的，就说明是私宰生猪，这样我们就会按照每头猪50元的标准向私宰生猪的人费用，收了款后我们就会在出厂单上写明收了几头猪的费用，然后将写好的出厂单给对方。朱文彪使用出场单当时我是清楚的，但是我认为他也是为了屠宰场的利益出发，可以减少市场上的私宰生猪的情况，所以我也就放任他使用了。朱文彪拿这些出场单使用，我默认了，后来李建民替代我打理屠宰场的大小事务后，他也是知道朱文彪上述使用出场单的做法的，他也默认没有反对并且放任朱文彪的上述做法，所以导致朱文彪一直都这样拿屠宰场的出厂单去使用。出场单是屠宰场出的，盖有长江食品公司的公章，只有屠宰场的领导才有权支配使用并签发这些出场单的，里面具体出场单猪的头数是要出单人写的，写完后出单人就在出场单上签名确认。因为他们去检查烧猪档发现有已经私宰的生猪之后，他们会向烧猪档主收取50元一头的款项，经过畜牧站工作人员的检验确定不是病死猪之后，就会开出屠宰场的出场单给他们，以此来证明这些已经私宰的生猪是由屠宰场屠宰的。按照屠宰场的屠宰费标准，我和李建民还有马松想就让稽查队他们去检查烧猪档的时候就按照发现私宰生猪就收取50元的费用让后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去检查是否是病死猪，然后当作是屠宰场屠宰的生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烧猪档的档主不要私宰杀生猪，让他们将未屠宰的生猪拉回去屠宰场宰杀。如果烧猪档主将生猪赶回去屠宰场屠宰也是收取50元的屠宰费。这样就能达到控制私宰生猪的目的。稽查队对外执法是因为私宰生猪的增多，会影响屠宰场的收入的，并且也影响马松想这帮批发商的利益，而且屠宰场很多收入必须要靠屠宰场屠宰生猪的数量稳定，才能保持的，所以我就让稽查队对外执法了。 （4）被告人朱文彪的供述与辩解：重新成立的稽查队去各大市场检查私宰生猪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或授权。稽查队的队员出去烧猪档检查私宰生猪时不穿制服的，但是会佩戴李建民给他们制作的证件，同时跟两个畜牧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去烧猪档检查，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身穿制服的，所以去到烧猪档时，群众见到这个阵势，都会认为佩戴证件的稽查队员都有执法权。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负责人，邝国炽任稽查队的队长，李健和、陈国锋任副队长，队员有马醒辉、曾健聪、范国恩、余立权、朱伟文、吴伟权、伍伟峰、黄锐良、李健洪、马伟新、谢健民、朱文彪、黄钜平、邝伟强、邝英达。稽查队最多的时候有二十三个左右，现在只剩十二个左右。除了清明节后检查烧猪档时马松想参与了，其他时间他是不参与稽查队的工作，他是稽查队的负责人，所以每个月也支付工资给马松想。平时都是马松想与邝国炽直接安排稽查队的工作的，也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安排稽查队的工作。稽查队主要是由马松想、邝国炽领导、指挥的，但是在清明节前去前往烧猪档检查的时候，马松想会跟李建民、朱洪就汇报去了哪些烧猪档检查，以及赶一些烧猪档的乳猪回来台城屠宰场屠宰的情况。朱洪就、李建民是可以通过马松想来安排稽查队的工作的，比如说以前他们就指示马松想安排稽查队的人去清理台城屠宰场的鱼塘，还有清明节前他们也会跟马松想、邝国炽说让稽查队去检查烧猪档的。但是平时一般朱洪就、李建民是不会直接向稽查队员下达指令的。稽查队的成立就是由朱洪就、李建民向整个屠宰场的员工宣布的，朱洪就、李建民还宣布生猪协会的会长由马松想担任，稽查队的队长由邝国炽担任，他们还指着稽查队员们向屠宰场的员工介绍说这是新稽查队，让屠宰场的员工要好好配合新稽查队的工作，也就是说所有稽查队员都是经过朱洪就、李建民的同意任命的。平时朱洪就、李建民是不会过问稽查队的支出、奖金情况的，但是在清明节前检查烧猪档时收缴的罚款朱洪就、李建民会按每头猪7元作为加班费返还给稽查队。是马松想让我过去担任生猪协会的财务的，朱洪就、李建民也是同意的。 2015年至2018年，在清明节期间，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邝国炽就会商量去检查烧猪档具体事宜，具体是先让稽查队的队员就会去各个烧猪档派发不让私宰生猪的宣传单，让稽查队的队员了解清楚每家烧猪档的地点，汇总之后就给邝国炽，然后马松想就会召集稽查队的人，并且联系畜牧站的人过来后，分两组每组5人至台城各个烧猪档口检查生猪私宰的情况，如果出场单与档口生猪的数量不对，就每头猪罚款50元，我就负责开出场单。收取这笔费用后，就把钱给李迺超。等清明节后，李建民就会同马松想结算，将现金给马松想，马松想再将钱给我。因为2018年的时候，是由我收钱以及开出场单，这一年过来屠宰场交钱并屠宰的共有约650头生猪左右，每年的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所以，每年收入1000头左右的生猪，最终约有650头时在屠宰场屠宰，约有350头是私宰被罚款的，但是前几年应该没有这么多，大概250头左右。去检查烧猪档的有邝国炽，李健和、陈国锋，范国恩、余立权、朱伟文、吴伟权、伍伟峰、黄锐良、李健洪、马伟新、谢健民、谭德辉、黄钜平、邝伟强、邝英达、马松想和我。稽查队只要去检查烧猪挡，每天就是给200元，半天就给100元。我的出场单是我父亲朱洪就及李建民叫我去屠宰场拿的。每年检查烧猪作坊完毕后，马松想会在我这里要2000元左右给畜牧站的人。为了威慑别人，所以要叫畜牧站的人过来一起去检查。让别人以为我们是政府的，方便于检查，而且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和畜牧站的工作人员也是是一种合作关系，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参与检查，都会有辛苦费。稽查队是只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私自组建的队伍，当然没有执法权。稽查队在清明节期间有到台城周边的烧猪档进行私宰检查。多数是在每年的3月开始检查，都是周五、周六全天候进行检查，一共检查的天数是6-8天。稽查队会联同台城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前往检查，这是马松想与台城畜牧站联系的。台城畜牧站有黄洪胜和黄建强参与生猪私宰检查。我们会分两小队出发：我和邝国炽、邝英达、余立权联合畜牧站的黄洪胜一队，另一队由马松想、李健和、李健洪、范国恩、黄锐良、谭德辉联同畜牧站的黄建强。黄洪胜和黄建强会身穿制服、佩戴工作证，我们就穿便服，佩戴工作证件。如果在现场该生猪没有出场单的，就证明该头生猪是私宰的，畜牧站的黄洪胜凭肉眼观察该生猪是否是病猪，如果不是病猪，我就向档主收取每头私宰的生猪50元。并开具出场单给档主。最后将收取的钱，我会交给李迺超。之后由经理李建民在清明节当天后和马松想结算，每头生猪抽7元给稽查队，李建民将现金交给马松想，马松想就将钱交给我保管。马松想对我和邝国炽说过，如果查到还未屠宰的生猪，我们会对烧猪档的老板说清楚，可以把猪拉回去屠宰场屠宰，也可以直接过去屠宰场交钱并开出场单，生猪自己私宰，所以这约1000头私宰杀的生猪，实际上有一大部分的生猪并没有拉回去屠宰场里屠宰，还是自己私自屠宰的，但是我们稽查队不管他们，只要他们交50元的屠宰费，我们稽查队有7块钱的分红，有收益就可以了，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钱，是否私宰杀我们不管，这些烧猪档的老板也都知道我们是这样子操作，所以他们很多生猪也不拿回去屠宰场屠宰，只是跑去屠宰场交钱并开出场单。每年大约检查有30个烧猪档口，平均每个档口有10头私宰的生猪。所以总数就是大约300头。马松想有给畜牧站当中参与生猪私宰检查的工作人员一些钱作为加班费。我记得2018年的清明节过后几天，马松想在我那里支取了2000元，说是给畜牧站参加检查生猪私宰的加班费。 （5）被告人邝国炽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台城镇生猪领导小组解散，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台城生猪协会，并且将原来的稽查队队员召集回来，成立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朱洪就总经理宣布我成为生猪批发协会协管队队长的。新成立的稽查队主要协助生猪批发协会管理市场，生猪批发协会的会长是马松想。稽查队是生猪发协会的下属部门，工资是屠宰场每头猪多收7元后，给朱文彪发给我们，我们都是听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让我们每天去到市场巡查有没有私宰猪销售，同时我们协管员去市场还检查销售猪肉摊档有没有屠场开具票据。另外我们还要在巡查，也会去检查烧猪档有没有私宰猪。以前政府组织的稽查队主要是负责台城各个市场检查猪肉档档主贩卖的猪肉是否有检疫证等票据，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些猪不是私宰的生猪，而生猪批发协会成立后的稽查队也保留了去市场检查猪肉档的行为，但屠宰场经理朱洪就、李建民和生猪批发协会会长马松想也会安排我们做其他工作，有的稽查队员会帮马松想去挖猪脑，同时朱洪就、李建民也会安排我们去台城各个烧猪档检查私宰生猪的情况。稽查队的工作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的，李建民还制定了稽查队的工资、奖金，而我是稽查队的队长，稽查队队员的具体工作就由我来安排，遇到问题时我就向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汇报。清明前，朱洪就、李建民还有马松想就和我协商去检查烧猪档，首先派稽查队去各大市场派发宣传单，然后让稽查队队员去烧腊店了解烧猪档的地点，进行汇总给我。准备工作做好后，就选择一天将稽查队集中起来，分两组去检查烧猪档，去之前，马松想还会电话联系畜牧站派两个人过来。去查过烧猪档的有谭德辉、余立权、朱文彪、黄锐良、邝英达、李健和、李健洪、伍伟峰、范国恩、马松想、还有我。其中李健和带一队，包括范国恩、李健洪、余立权、黄锐良、谭德辉加上畜牧局的黄建强，另外剩下的我带一队，包括邝英达、马松想等人加上畜牧局的黄洪胜。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对台城各个烧猪档进行检查，一直持续到2018年结束，我们在清明节前一个月左右，每个星期五、六两天对台城各个烧猪档进行检查，一直到清明节这天停止，稽查队队员有我、李健和、朱文彪、邝英达、范国恩、谭德辉、余立权、李健洪，台城畜牧站的有黄建强、黄洪胜参加检查。我们稽查队队员穿便装，每人携带着工作证（李建民发的，白色，上面盖有章），并将工作证夹在胸口上；台城畜牧站黄建强、黄洪胜两人穿工作制服。我们前往烧猪档后，我们就会让烧猪档的老板出示在二仓屠宰场开具的单据，如果没有，就证明这些烧猪是私自屠宰的，那么朱文彪就会补开屠宰场出场单给烧猪档的老板，和我一个队的黄洪胜就检查他们是否有单据，看他们是不是有二仓屠宰场出具的单据。我们前往检查没有向他们表明身份，我们之前在政府成立稽查队的时候，也经常来检查，这些烧猪作坊老板都是认识我们的，所以不用向他们表明身份。如果检查烧猪档的烧猪来源于私宰，朱文彪就会给这些烧猪档补开二仓屠宰场的单据。参与检查的稽查队队员没有辛苦费只有加班费，这些加班费是朱文彪给我们发的，每参加一次每人100元。每年我都去两次，加起来去六次。李健和、朱文彪、邝英达、范国恩、谭德辉、余立权、李健洪和畜牧站的黄建强、黄洪胜他们每年都是4次左右，到目前为止每人共去12次左右。黄建强和黄洪胜每次都是两人一起去的，畜牧站没其他人参与。我不知道稽查队检查烧猪档是否合法，反正是李建民和朱洪就安排我，让我带这些生猪批发协管队队员前往检查的。 （6）被告人李健和的供述与辩解：我在台山市生猪协会稽查队工作。生猪协会稽查队有我、邝国炽、李健洪、黄锐良、马醒辉、范国恩、陈国锋、余立权、曾健聪、邝英达、谢健民、谭德辉、马伟新、邝伟强、吴伟权（出国）、朱伟民（出国）。朱文彪是做稽查队的财务，全部工资都是他来发给我们，马松想的话，稽查队发工资也有他的份。邝国炽是生猪协会稽查队队长，他平时给我们安排工作，但是邝国炽都是听马松想的指挥。我们生猪协会稽查队在2015、2016、2017、2018年都有去烧猪档检查过。去检查前，马松想会先和邝国炽商量什么时候打印宣传单、什么是去检查。等到农历二月二日之前一个星期，马松想和邝国炽就会组织安排各个稽查队员去市场里面将宣传单发给各个烧猪档的老板，等到农历二月二日开始，邝国炽通知要去检查烧猪档的稽查队员就全部回到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稽查队办公室，然后邝国炽安排我们开始分组去检查烧猪档，我们每个组检查到私宰的烧猪就进行罚款，罚款的钱全部交给朱文彪，等到下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朱文彪给去检查的稽查队员每个人发放200元一天的加班费。我们罚款的猪都是已经宰杀的没有出厂单的烧猪。我们没有对烧猪作坊老板罚款的权力，我们进行罚款是马松想、邝国炽他们安排的，我就是做工赚加班费而已。我们去检查的时候畜牧站的人也去了，应该是马松想叫他们过来的，我听到他和畜牧站的人员打电话联系过。我们和畜牧站的一起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权力进行罚款，畜牧站是正规部门，又穿着制服戴着工作证，烧猪作坊老板会比较怕他们，叫他们去显得正式一点。2015年畜牧站工作人员许子儒跟我这组去检查烧猪档，2016年、2017年、2018年是畜牧站工作人员黄建强跟我这组去检查烧猪档。我是从2014年5、6月份，生猪协会稽查队成立之后开始检查烧猪档的，我在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有检查烧猪档。我们检查烧猪档的时候，就会检查烧猪作坊老板是否有自己私宰烧猪，如果有生猪，我们就会叫他们拉去台城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宰杀，如果已经宰杀了的猪，我们就会收老板50元一头猪，收取每头私宰猪50元是马松想和我说的。然后我们会给他一张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的出场单，就相当于猪是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宰杀的，也防止我们重复收取私宰猪的费用。出场单平时是朱文彪来保管，我们出去检查一次就去找朱文彪拿一次。我们这组大多数是我来写（李健洪也有写过出场单），写完之后我也会在出场单上签一个“和”字。然后收取烧猪作坊老板50元钱每头私宰猪。等检查完毕之后，我会将钱和出场单统一交给朱文彪。邝国炽这一组，就是朱文彪、邝国炽他们两个人负责开出场单和收钱，最后出场单和钱也是给朱文彪。检查烧猪档的时候，稽查队队员制服有的时候穿、有的时候不穿，工作证我们每次都会带。畜牧站的工作人员的话，他们会穿着制服，戴着工作证。烧猪作坊老板罚款每头猪50元一般都是检查到了当场给现金，但是有的也会微信转账给我。李买权微信转账过1000元给我。我们检查烧猪档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朱文彪就会让我们给烧猪档发宣传单，上面写了生猪条例有说检查到私宰生猪，猪要被拉走，人要罚款甚至坐牢。所以烧猪作坊老板一直都会交钱给我们。马松想开始的一两年也有和邝国炽偶尔一起去过。稽查队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还要去执法是因为稽查队就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的，他们安排我们稽查队去检查执法，我们就去了。被检查的烧猪档他们肯定不愿意的，但是因为我们稽查队在检查前已经发了私宰生猪的宣传单，他们都很惧怕的，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让罚款，我们会对他们作出更大的惩罚，甚至会没收他们私宰的猪，所以他们就算不愿意，也会让我们罚款的。 （7）被告人李健洪的供述与辩解：每年清明节前，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安排我们稽查队去台城及周边检查烧猪作坊，还有一个畜牧站的工作人员也会跟着去，发现有烧猪档私宰生猪的情况我们会让烧猪档罚款50块钱一头猪。烧猪作坊老板肯定不愿意给钱的，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去检查，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很凶的，而且烧猪作坊的老板都以为我们有执法权的，会没收他们的猪，就算他们不愿意，也是会让我们罚款的。我参加检查烧猪档的时间是2015年至2018年这四年的清明节前后，我们分两队，一队是副队长李健和带队，另外一队是队长邝国炽带队，发现有烧猪档私宰生猪的情况如果已经宰的猪我们会让烧猪档罚款50块钱一头猪，用稽查队财务朱文彪出的票据给他们，当作是屠宰场宰的猪，罚款的钱由副队长李健和、队长邝国炽收取并转交给稽查队财务朱文彪。畜牧站工作人员去检查烧猪档的时候他们穿着制服去的。我2014年刚进入稽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宣传单了，宣传单是稽查队队长邝国炽给的，一过农历2月份就发给平时负责市场的稽查队员，吩咐他们巡查市场的时候发给烧猪档的猪肉贩。宣传单内容大概就是催促烧猪档的猪肉贩把生猪拉回屠宰场屠宰，不然就依法处罚。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立的稽查队，没有执法权的。因为我们稽查队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立的，他们安排我们对外执法，主要是对猪肉贩形成压力，在屠宰场内就形成一个威慑作用，让他们不敢卖私宰的生猪，这样就能保证更多的生猪去到台城屠宰场屠宰，维护好台城屠宰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他们的利益。 （8）被告人范国恩的供述与辩解：我是原政府组织的稽查队队员，2014年7月，原先的稽查队解散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了一个生猪批发协会，并以协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稽查队，当时邝国炽叫过去工作，我就去了。我们新的稽查队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前往各个市场检查是否存在私宰生猪情况，另一部分留在屠宰场穿着制服巡查，同时在清明节期间，我们协管队队员前往台城各个烧猪档检查市场存在私宰烧猪的情况。我知道重新成立的稽查队已经跟政府没有关系了，是没有执法权的。稽查队对外执法，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的意思，主要为了打击生猪私宰，从而维护他们在屠宰场的利益，我们稽查队实际上就是为马松想一伙人服务的，维护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这些人的利益。我们会在农历二月二日之前的一个星期，分不同人去各个烧猪作坊老板那里发放宣传单，然后农历二月二日开始到清明节期间，每个星期五、星期六的下午和凌晨我们会去检查烧猪档私宰生猪的情况。生猪协会稽查队成立之后，我于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去检查过烧猪档，还有畜牧站黄洪胜、黄建强也会跟着去。我们协管队的队员穿便服，佩戴工作证，畜牧站的黄建强和黄洪胜穿工作制服。检查的时候有罚款，我们检查烧猪档是否有已宰杀但是没有出场单的烧猪，如果检查到已私宰的烧猪，每一头罚款50元，然后给烧猪作坊老板一张出场单，把烧猪当成是屠宰场宰杀的。一般是由朱文彪、李健和来收罚款和写出场单。被检查的烧猪挡他们肯定不愿意给钱的，但是我们稽查队很多都是之前政府组织的稽查队队员，那些烧猪作坊老板一看到我们就害怕了，如果不让罚款，我们就会没收生猪，他们当然就让我们罚款。 （9）被告人邝英达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原先政府成立的稽查队已经解散了，我父亲邝国炽、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稽查队，作为生猪协会的一个部门。我是2015年5月左右，我父亲邝国炽叫我进入稽查队工作。清明节前，我父亲邝国炽就会按照朱洪就、李建民的安排，让稽查队队员到市场批发传单，然后让队员通过烧腊店了解烧猪作坊的位置，进行汇总后，在清明节前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叫上畜牧站的人去稽查台城及周边的烧猪作坊检查，但是有时候晚上稽查队副队长李健和也会带稽查队员去卖烧猪的人家里稽查，他们稽查的时候会佩戴工作证。畜牧站的员工一般都是黄建强和黄洪胜。一组有李健和副队长带队，李健和收取罚款并开具票据给烧猪档，朱文彪在另一组，由朱文彪收取罚款50元并开具票据给烧猪档。检查完之后，李健和就将罚款交给朱文彪。稽查队是私自成立的，当然没有执法权。被检查的烧猪挡他们肯定不愿意给钱的，但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给钱，我们就会没收他们私宰的猪，一对比，他们肯定给我们罚款。我觉得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是一伙的，都是我们稽查队的领导，他们三人会把工作安排吩咐我父亲邝国炽，再由我父亲具体安排稽查队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稽查队都是为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服务的。我是2016才开始去检查烧猪档的，2016年、2017年、2018年都去检查过。我们检查烧猪档的时候，挂着生猪协会协管队员的证件，不穿制服。畜牧站的人是会穿制服，挂着他们的证件。畜牧站工作人员的制服短袖是蓝色的，长袖是黑色的，臂章上面写了大概是台城动物监管站的字样。工作证是一张长方形的牌子。2016年，畜牧站是黄建强和许子儒一起去检查的。2017年和2018年是黄建强和黄洪胜一起去检查的，黄洪胜在我们这一队，黄建强在李健和那一队。我知道朱文彪有联系过畜牧站的人。烧猪作坊老板每次都会交罚款的，因为按之前政府组建稽查队的做法，他们将私宰猪直接拖走，这些烧猪作坊老板也怕猪被拖走，现在只要交50元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肯定都会交罚款的。 （10）被告人黄锐良的供述与辩解：2003年1月我开始在台城稽查队当队员，2014年7月份，我们稽查队长通知我们回去开会，通知我们稽查队解散。政府解散稽查队后，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就成立生猪协会，并设立了一个协管队，邝国炽就叫我们这些原稽查队队员加入这个新成立的协管队。从2015年至2018年，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都会安排我们稽查队到台城内各烧猪点检查，还会叫上畜牧站的人一起去，检查期间，如果他们已经私自屠宰了，就直接开一张屠宰场的屠宰票，按每头猪50元收取，不然就没收已经屠宰好了的生猪。清明前我也去发宣传单的时候，我们就问那些烧腊档，他们的烧猪点在哪里，然后登记好，回来稽查队我们就将登记表交给邝国炽。清明前一个月就开始去巡查。清明节之后，朱文彪会给去检查的人员每天发放200元。我主要是2018年去检查烧猪档，2015年至2017年我都是去市场派传单，及查清烧猪作坊的地点。被检查的烧猪档他们肯定不愿意的，但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给钱，我们就会没收他们私宰的猪，一对比，他们肯定给我们罚款。我2018年有和李健洪、李健和、余立权以及畜牧站的黄建强一起在台城各个烧猪档口进行检查。和我们去检查的畜牧站工作人员应该是马松想和邝国炽他们去联系的，因为整个事情都是由他们安排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执法权，叫畜牧站的过来，是因为他们穿制服、戴证件，烧猪作坊老板会比较怕他们，我们罚款也更方便。我们没有罚款的权力。为了做一份工赚钱，所以我们听马松想安排才这么做的。我们去台城周边检查烧猪档一方面是为了对烧猪档产生威慑力，迫使烧猪档杀的生猪能更多的去到台城屠宰场屠宰，这样就可以维护好朱洪就、李建民这些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检查到烧猪档有私宰生猪的情况也可以向他们收取罚款，增加我们的收入。 （11）被告人谭德辉的供述与辩解：我2007年入职稽查队，当时稽查队是由政府成立的，大概2014年左右政府取消了稽查队。后来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成了生猪批发协会，并组建了一支稽查队，邝国炽就把我们稽查队的队员叫过去。新成立的稽查队，负责到各个市场查处生猪私宰情况，在屠宰场巡查，还有就是清明节前去检查烧猪档。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是我们的领导，稽查队都听他们的。平时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会安排邝国炽，然后邝国炽就会安排我们工作。我们台山这边是从农历二月二日之后开始拜山，所以从2015年至2018年，从二月二日开始，早上6点多我们稽查队的队员就会去各个烧猪档发不让私宰生猪的宣传单，清明节前的三、四个星期开始检查，马松想就会召集稽查队在仓屠宰场集合，然后就分两组每组5人至台城各个烧猪档口检查生猪私宰的情况。到达烧猪档口后就让档口的老板拿出他们生猪的出场单，接着我们就根据那些出场单核对档口生猪的数量，如果数目不对，就收取每头猪50元的费用。我主要是2018年参与检查烧猪，我去了四次，大部分档口都有罚款，而2015年至2017年，稽查队安排我去市场派传单，然后检查市场的烧腊店。我们检查烧猪档的时候还有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去。稽查队去检查烧猪档有报酬，只要去检查烧猪挡，一天就是给200元。按照规定，如果发现有人私宰生猪，会将私宰的生猪拉回去销毁，我们收50元这是马松想、邝国炽安排的。这50元算是罚款，稽查队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要去对外执法这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安排的，因为我们稽查队本来就是他们召集回来，当然要维护他们的利益，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同时马松想垄断了屠宰场所有的猪脑，还有就是屠宰场里面屠宰的所有猪只的猪气管、猪胆、猪血等都是承包出去给其他人的，所以这样让我们出去检查，既可以保证了批发商的利益，特别是最大的批发商马松想的利益，同时也是保证了屠宰场朱洪就、李建民的利益。 （12）被告人余立权的供述与辩解：我于2004年加入由台城街道办组建的打击私宰生猪的稽查队，后来到了约2014年6月左右稽查队被解散了。不久由食品公司的经理李建民、马松想组建的新稽查队又招募我们这些旧队员，因此我又重新加入并投入工作。每年的清明前后稽查队会到各市场烧猪商贩处通知其要到屠宰场进行宰猪，不然就会对该生猪进行没收。如果他们已经屠宰了，就直接开一张屠宰场的屠宰票，按每头猪50元收取，这样就不没收已经屠宰好了的生猪。稽查队的工作都是由邝国炽队长安排的，但是队长邝国炽有事都会向马松想、李建民汇报。我于2015年－2018年的清明节期间都有去台城附近各个烧猪档检查。我记得2015年生猪协会第一次检查烧猪档之前的一个星期，朱洪就、李建民有来到我们生猪协会稽查队的办公室，那个时候马松想、朱文彪、邝国炽、我等稽查队队员在那里，朱洪就说过要把台城附近的烧猪档管起来禁止私宰，要烧猪作坊老板将猪拿到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宰杀。2015年开始检查的时候，邝国炽就给了每一组一沓出场单，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商量了检查到私宰猪是罚钱。清明节前一个星期，朱文彪会打印宣传单给队长邝国炽拿给我们，让我们稽查队员将宣传单发放给各个市场的烧猪作坊老板。农历二月二日开始，白天我们就分为两个组，晚上就是一个组去烧猪档检查。检查到私宰猪的话就是罚款和开出场单给烧猪作坊老板，一般来说都是两队的队长邝国炽和李健和当场收钱并且开收据出场单，最后统一将剩下的一联出场单和罚款的钱一起给朱文彪。朱文彪过完清明节之后，会以现金的方式发加班费给我们去检查了烧猪档的稽查队员。我们罚款的烧猪是没有屠宰场的出场单但是已经屠宰的烧猪。畜牧站有人跟我们去检查。2015年第一次检查烧猪档之前，我听朱洪就说过会安排畜牧站两个人一起去检查烧猪档，我觉得应该是朱洪就来联系的。因为畜牧站的去检查都穿着制服、戴着工作证，那些烧猪作坊老板都比较怕他们，会听他们的。我们并没有对烧猪作坊老板罚款的权力，我们在稽查队做事赚钱，队长要罚钱，我们就只能跟着的。 6．同案人的供述与辩解 （1）同案人黄洪胜的供述与辩解：2011年6月至今，我就在台城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任村级动物防疫员，负责辖区兽医防疫检疫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我们主要是针对生猪产地、生猪屠宰等环节开展生猪和生猪产品检疫工作的。其中，根据工作分工安排，台城辖区的生猪产地防疫、检疫工作，如果发现有未经检疫的生猪产品，我们主要就负责实施补检，但我们无权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因为该未检疫的生猪产品已流向市场，故该违法行为就由工商管理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依法处理。2016年至2018年的清明节期间，我有联合台城二仓屠宰场下属的“台城生猪协会协管队”先后三次到台城周边各烧猪作坊点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大概2000年左右，政府抽调台山市公安局、长江食品公司等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组织成立“私宰生猪稽查队”，主要负责打击生猪私宰等违法行为。2014年左右，政府下发有关文件撤销了该稽查队。接着不久，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成立了“生猪协会协管队”，马松想任会长兼协管队员，邝国炽担任协管队队长，李健和担任协管队副队长。2016至2018年清明节之前，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方学登都会安排我们配合该协管队到台城辖区各烧猪作坊点进行执法检查，我们一般都是在每年农历2月初至清明节前的每周五、周六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的，持续大概有1个月。每次开展稽查工作前，都是由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方学登安排的，方学登告知我们开展检查时间、集合地点相关事宜后，我和黄建强就去到二仓屠宰场会合，当时我和黄建强都穿着动监所工作制服并携带工作证件，协管队队员也携带工作证件及屠宰场出具的“出场单”等材料，然后我和马松想、邝国炽等人就分为一组，黄建强和李健和等人就分为另一组到台城各个烧猪作坊点进行检查。检查时，我们主要通过比对各烧猪作坊点的出场单及现场生猪、生猪产品和烧猪的数量来确定该烧猪作坊点有无存在私宰生猪的违法行为，如发现有私宰生猪行为，就先由我们检疫人员对生猪及生猪产品进行现场检疫，确认为非病死猪后，就由协管队针对多出的头数重新开具出场单给烧猪作坊点，并从中收取相关费用。我们没有权限对台城烧猪作坊点未检疫的烧猪产品进行处理。因为烧猪产品属熟食，我们发现烧猪未检疫后，我们是无权处理的，按规定应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监管处理。“台城生猪协会协管队”没有查处生猪私宰的职权。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具有监管辖区生猪私宰活动的职权，但没有执法权，如果发现辖区内出现生猪私宰等违法行为，我们应立即报告站长方学登，再由方学登上报台山市动监所进行处理。我们对该私宰生猪的违法行为没有报告台山市动监所进行处理，而是只对超出的私宰生猪进行检疫，只要生猪或生猪产品不是病猪或死猪就行了，然后由协管队罚款处理了。2016年－2018年，联合检查结束后，马松想都会给我们辛苦费，我先后共参与三次联合执法，共计收受2800元辛苦费。稽查队去检查的时候发现私宰烧猪，会对烧猪作坊老板罚款50元一头。方学登是知道我们去检查烧猪档并对私宰生猪进行罚款。在我加入之前他就安排了黄建强、许子儒检查烧猪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说起检查烧猪档的事情，当时方学登说会给加班费，但是实际上是马松想给我们的加班费。 （2）同案人黄建强的供述与辩解：2011年6月因机构改革，台城兽医防疫检疫站职责整合划入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我就在台城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任村级动物防疫员至今，负责台城辖区兽医防疫检疫工作。2014年至2018年清明节期间，我们曾联合台城生批发协管队到台城周边的烧猪作坊点开展私宰生猪情况检查。2014年至2018年我一共参与了5次，其中：2014年至2015年我和许子儒一起参与了联合检查，2016年至2018年我和黄洪胜一起参与了联合检查。2014年至2018年，每年过了农历二月初二日至清明节期间，方学登会打电话叫我和黄洪胜（或许子儒）到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的办公室集中，和他们一起到台城周边的烧猪作坊开展私宰生猪情况检查，并告诉我们如果在现场发现有私宰生猪的情况就在现场处理。之后每次我们就按照方学登的通知时间和地点集中，然后和生猪批发协管队的马松想、李健和、朱文彪等10多人，分成2组一起到台城周边的烧猪作坊开展私宰生猪情况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我和黄洪胜（或许子儒）会穿着制服和携带工作证，而生猪批发协管队的工作人员穿便服和携带生猪批发协管队工作证。到了烧猪作坊点之后，先由生猪批发协管队的人叫烧猪作坊的老板拿出他们的生猪出场单，并根据这些生猪出场单核对烧猪档的生猪数量，如果发现实际生猪数量比出场单上的数量多的，则证明该烧猪档存在私宰生猪的情况。接着由我们动物检疫员现场检疫私宰的生猪是否为病死猪，如果不是病死猪，由生猪批发协管队的人按照私宰生猪数每头收取50元的费用，并现场出具出场单给烧猪作坊的老板。以前有个“生猪稽查队”，由镇政府设立和管理的，后来这个“生猪稽查队”撤销了。而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由马松想等人私下组织成立的，代替原来台城生猪稽查队的职能，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应该没有到相关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是非法组织，对发现私宰生猪的违法行为是没有处罚权的。根据相关规定，烧猪产品是工商管理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负责监管的。台城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有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相关管理职责，但是我作为动物防疫员主要是负责生猪产地检疫工作，对检查发现的私宰生猪的违法行为是没有处罚权的，如果发现存在未经检疫私宰生猪的情况，我们应当上报台山市动物监督管理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因为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没有检查生猪私宰情况的执法权，所以他们就利用我们的职权对市场的私宰生猪情况进行检查。台城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方学登清楚我们参加联合检查的相关情况。每次都是方学登电话通知我们去参加并要求我们如果现场发现有私宰生猪的情况就配合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做好现场处理工作。因此，每次参加完联合检查后，我们都会将现场检查的情况、现场发现私宰生猪的数量，以及由生猪批发协管队的人按照私宰生猪数每头收取50元屠宰费，不作其他处罚等情况向方学登进行口头汇报。每年联合检查后，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会根据我们参加联合检查的次数给予我们1000元至1500元左右的“辛苦费”。我合共收受了台城生猪批发协管队送的“辛苦费”5300元。 7.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黄朗正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猪工厂和店铺在台山市台城镇大亨东成村114号，我有被屠宰场内一支稽查队检查过，他们是有制服的，还有工作证的，我觉得他们是正规的执法人员，主要是清明时节到各个市场、烧猪工厂清查是否有私宰生猪的。一般稽查队去到我们的烧猪工厂，都是直接将我们的门推开，然后说话很没有礼貌的，反正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如果发现我的猪没有出场单的话，就会要求我交钱。我大概私宰了13头生猪，一共给了650元给稽查队，我的每头烧猪大约1000元。稽查队去我们烧猪工厂检查前，每年过来的时候都会给宣传单给我们，宣传单上主要内容就是叫我们不要私宰生猪，要把猪拉去屠宰场宰杀，如果被查到私宰生猪就会被处以几倍的罚款或没收生猪，更严重的还会被拘留。我都是给现金给他们的，然后他们就给回台城屠宰场的出场单给我。稽查队每次都是好几个人来到我的档口，有些走进我的烧猪工厂里翻来翻去查找烧猪，有些人则堵在我的烧猪工厂门口，他们都是佩戴证件或者穿着制服的，我会有点害怕；另外每年稽查队都有派发传单说私宰生猪被查到要罚款，不然就要没收生猪甚至坐牢之类的内容，他们这么多人来让我交钱，我担心如果不交钱的话我的烧猪就要被他们没收了，每头烧猪大概价值1000元人民币，如果被没收了我的损失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迫于无奈交每头烧猪50元给他们；再者他们都是穿制服、戴工作证的，我觉得是政府组织，比较可信，而且他们也有屠宰场的出场单，所以我就给钱他们了。 （2）被害人林恩长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在台山市台城北门仓下社区合安村1巷7号地下做点烧腊，清明的时候会做点烧整猪，平时主要是经营长记烧腊店。小猪大概有一半是在台城屠宰场宰杀的，有一半是自己在家宰杀的，我知道肯定不可以私自宰杀小猪。我知道稽查队的人到烧腊加工场检查，因为我做烧整猪做得很少，2016年和2017年清明节期间这两次买烟给稽查队的人，都是红色五叶神，每条205元，一共410元，所以稽查队的人就不会到我的烧腊加工场检查。他们平时到市场检查的时候都是戴着工作证大摇大摆的在市场检查，我认为稽查队是由政府管理的。每年清明节前稽查队的人都会在市场门口贴一张宣传单，也会发一张给我们做烧腊的档口，主要内容就是叫我们不要私宰生猪，要把猪拉去屠宰场宰杀，如果被查到私宰生猪就会被处以几倍的罚款或没收生猪，更严重的还会被拘留。 （3）被害人李有师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2014年回到台山做烧腊，到了2016年因为身体原因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了。我基本上都是将生猪运去屠宰场屠宰的，但有时候我的生意是在屠宰场下班之后才接到的，因此不得不进行私宰。检查生猪是一群自称稽查队的人，还有一些身穿绿色制服的自称畜牧站的工作人员，畜牧站的人来我烧猪场检查时什么都不干，好像就是跟着来一样，他们是来检查我们这些做烧猪的人有没有私宰生猪。他们每次来的人都很多，而且人长得高大又没礼貌又凶。2015年清明节前后稽查队的人晚上来检查，发现我的作坊有28只生猪，我只有10张票，因此他们就要我交18只生猪的“出场费”，每只50元，不然就将我私宰的生猪运走，我就交了共900元。他们都是佩戴证件的，我们都以为他们是有执法权，因此才接受他们的检查。 （4）被害人林焕恩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2013年后，由于我家庭原因，我就没有做烧腊，而是专门清明时节做烧猪，在台城镇南昌市场贩卖。生猪我是自己购买的，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屠宰。每年清明大约宰60头猪，而我自己宰杀的大约有10只，其余的都是在屠场宰杀的。每年清明节前的一段时间，都会有稽查队的队员前来我们这些烧猪档派发传单，传单上面写着不准私宰生猪，如果稽查队查到私宰生猪的话，要罚款或者没收生猪，严重的甚至会坐牢等内容。最近七、八年清明节前的几个星期的每个星期五、六的中午一点左右，稽查队的人来到我档口直接推开门，其中两、三个人冲进档口里到处翻看清点烧猪的数量，然后他们会叫我出具生猪出场单，如果出场单比我的档口里的烧猪数目少，他们就会跟我说私宰的每头猪要罚款50元，不然就要将烧猪拖走，我就按照他们要求的金额缴纳罚款，他们收了钱以后就会把相应数目的生猪出场单交给我，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稽查队的人每次来的人数从5个人到12个人不等，其中大部分都是佩戴证件的，还有两、三个穿着畜牧局制服的男子。稽查队大约是2014年开始不归政府管了，所以我一共给了稽查队5年钱，一共2500元。一般稽查队去到我档口都是直接将门推开，然后说话很没有礼貌，很有权势的，如果发现我的猪没有出场单的话，就会要求我交钱。外面的人看到还以为我这个档口出了什么大问题，他们堵着我的档口我也无法正常做生意。另外每年稽查队都有派发传单说私宰生猪被查到要罚款，不然就要没收生猪甚至坐牢之类的内容，他们这么多人来让我交钱，我担心如果不交钱的话我的烧猪就要被他们没收了，每头烧猪大概价值1000元，如果被没收了我的损失就非常严重了。再者，我听一些同行说，邝国炽是黑社会份子，以前还是吸毒的，我感觉邝国炽带领的这帮稽查队的人就是招惹不得的，所以我还是交钱给他们以求平安了。稽查队收了我的钱后，他们就会给我一张生猪出场单，这些出场单跟在屠宰场正常宰猪时开具的出场单是一样的，他们给了我生猪出场单就是说我私自宰杀的生猪当做是屠宰场正常屠宰的。穿着畜牧制服的男子只是站在旁边看着，我感觉他们就是来给稽查队的人壮声势的。 （5）被害人李文锋的陈述（烧腊加工厂老板）：我2013年左右开始在我们村自家内做烧腊加工厂直至现在。每年清明节拜山期间，即农历二月初二至清明节期间，每周的周五、周六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稽查队的人都会到我烧腊加工厂检查。2015年的清明节前一个月，邝国炽带稽查队来到我的烧猪档检查，我觉得他们是政府单位，因为他们有的人穿便服，有的人穿制服，他们胸口都带着一个工作证，我之前也听说过稽查队是政府专门查处私宰生猪的人员。他们说我的生猪不是在屠宰场屠宰的，是属于私宰生猪，要对我进行罚款，这一年我被他们罚了约3000元人民币。因为被邝国炽胁迫过后，我从2016年开始就去屠宰场屠宰生猪了。交每头猪50元的罚款主要是避免被没收生猪和处罚的后果。他们一般有大约10人来，都是邝国炽自己一个人进来收钱，其他人在外面堵住门口不让离开。他们一般到我市场的烧腊档处派发传单给我们，大概意思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屠宰场屠宰生猪，不要私宰生猪，否则被发现后要没收生猪或者罚款之类的内容。看了这些宣传单后，我是害怕的，因为我做私宰生猪被处罚后果是很严重的。 （6）被害人司徒少炳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每年基本都是在工厂处宰生猪。我被屠宰场内的一支稽查队检查，每次都是清点生猪头数，每头收取40元的费用。他们身穿制服，还挂着工作证，我觉得他们是正规的执法人员。他们过来检查时，态度不是很好，一般知道我们有私宰生猪的话，就会要求我们交钱，稽查队的人给票据我的时候说他们是屠宰场的人。我2018年才开始做烧猪生意，才私宰生猪，在2018年清明期间，一共交给稽查队800元，我私宰了约20头生猪。我不交钱的话，稽查队在查到我私宰生猪的话就会没收我的生猪，相对于我每头上千元的生猪，我宁愿交每头40元的钱给稽查队，这样才不会影响我生意。稽查队每年清明前都会派发传单到我富城市场的档口处，内容主要是不准私宰生猪，要拉到屠宰场宰杀，如果查到私宰生猪的话，不交罚款的话就会没收生猪。稽查队检查时给我的出场单与屠宰场给我的出场单是一致的。 （7）被害人李锡良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2012年左右，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就从事烧猪工作，烧猪工厂就在我的住处圣堂坑村61号。我有私宰过生猪，因为有时候做烧猪生意需要赶时间，自己私宰生猪会快一些。我私宰生猪被屠宰场的稽查队检查过。稽查队的人都不穿制服，但印象中有带证件，我觉得他们是正规执法人员，他们经常到各个市场检查。2016年的清明节前后，我接到一个自称是稽查队的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说是最近查生猪私宰严，如果有这种情况要到屠宰场补出场单才行。我看他们平时带证件来检查，感觉他们很正规，因此就主动去屠宰场交了约1500元的出场费给朱文彪。我担心不及时补交出场费会被对方没收生猪，相对于烧猪的利润，被没收的损失会比补缴的大。我每头生猪的价值约1000元。 （8）被害人司徒结惠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是在台山市台城圣堂坑村127号经营烧猪档有十几年时间了，从2015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约一个月的每个星期五至星期天的下午都有稽查队的人员来到我的烧猪档检查。他们来到后就直接冲进我的档口到处翻看查找生猪和已经烧好的烧猪，清点完猪的数目后，他们就会查看我的生猪出场单，然后统计一下我自己私宰生猪的数目，向我收取53元每头猪的费用。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证件，有一两个人是穿着蓝色制服的，我认为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前来执法的。他们叫我去取的生猪出场单和检验单跟正常屠宰场屠出具的是一样的。稽查队的人只是清点一下有多少只我自己私宰的生猪，完全没有检查猪只的健康情况。每年稽查队检查到我私宰的生猪大概有40头，每年向我收约2000元的费用，2015年到2018年合计约8000元人民币。我做烧猪是很辛苦的，他们无缘无故就向我收取每头生猪53元的费用对我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但他们自称是稽查队，又佩戴有证件，我认为他们是代理政府前来执法的，如果我不交钱的话，他们就会将我的烧猪没收掉，每头烧猪价值约一千多元，我为了不被他们没收生猪，只好交钱给他们。每年清明节前他们会前来派传单，让我们去屠宰场屠宰生猪，否则就要处罚。因为屠宰场屠宰生猪的时间跟我需要做烧猪的时候完全不吻合，我想要做烧猪生意的话只能选择自己私宰。 （9）被害人谭启胜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猪加工厂位于台山市台城镇白水大岭厚村内一车房，我零售烧猪的档口在台山市新宁市场80号档口。我有时候会把生猪拿到台山市二仓屠宰场宰杀，有时候在我的烧猪加工厂内私宰。自从我开始做烧腊加工场开始，清明节的时候烧整猪用的小猪我基本上都是拉去台城屠宰场宰杀的，只是有时候有人突然来我这买一整头烧猪，屠宰场那时又没有开门杀猪我才会自己杀。因为做烧猪的杀猪时间在下午最合适，屠宰场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杀猪，跟我们做烧猪的时间有冲突，有的时候客人过来买整头烧猪来不及拿过去屠宰场宰杀了。每年清明节拜山期间稽查队来检查有没有人私宰生猪。稽查队的人来到我的烧猪加工厂后会找我要我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领取的出场单点数，如果发现烧猪加工厂的烧猪比出场单上的数目多，他们就会对我多出来的烧猪进行处罚。稽查队检查时身上都挂有一个工作证，让我感觉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人员。稽查队如果检查到我有私宰生猪的行为，就会对我进行罚款，每头烧猪罚款50元，不会把我私宰的小猪拉走，而是直接留给我继续做烧整猪。如果不交罚款的话，私宰的小猪可能就会被他们拉走。清明节拜山前，稽查队都会到新宁市场的档口发传单，传单的内容就是叫我们把小猪拿到屠宰场宰杀，不要私自宰杀，否则就会被罚款。2015年我被发现有5头生猪是私宰的，被处罚了250元；2016年我被发现有4头生猪是私宰的，被罚了200元；2017年我被发现有5头生猪是私宰，被罚了250元；2018年我被发现有5头生猪是私宰的，被处罚了250元，总共被罚了950元。我觉得稽查队向我收取罚款是不合理的。因为稽查队的人过来检查会影响我的生意，我也担心我不交罚款他们就会把我的烧猪没收，所以我宁可把钱交给他们让他们赶紧离开。而且他们过来检查态度蛮横，不交罚款誓不罢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压力，所以我也只能交罚款了。 （10）被害人翁启文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在台山市台城镇东门自由城对面圣堂坑开烧猪工厂。平时我会去二仓屠宰场宰猪，但是屠场下午6点钟之后就不宰猪了，我们做烧猪都是天黑之后做，有时客人多，加单，我就自己屠宰生猪，用来做烧猪。2015年至2018年，每年清明节台城二仓屠宰场的稽查队都去我工厂检查私宰生猪，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合法的。他们来检查的时候，如果工厂关着门，他们会很用力的拍门，进入工厂后会到处翻抄。他们会检查屠场宰猪的出场票，没有票就证明猪是私宰的，就会对我进行罚款，每头猪罚款50元，然后开一张屠场的出场票给我，就当我的猪是屠场宰的，也不用再检疫，如果我不交罚款，他们说就要将我的猪拉走。从2015年至2018年，每年我被稽查队查罚款大概有1000多元，约罚款20多头猪，一共被罚款约4000多元。 （11）被害人雷健锋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猪工厂在台山市台城镇城南高阳村20号，2015、2016年的清明时节我私宰过生猪。检查私宰生猪的是一班稽查队的人，有时候还有一两个检疫站的人一起来。他们是有工作证的，我觉得他们是正规的执法人员，主要是清明时节到烧猪工厂清查是否有私宰生猪,如果发现私宰生猪每头要罚50元。我大概私宰了25头生猪，一共给了1250元给稽查队。因为如果我不给钱，我的烧猪就要给他们没收，我每头烧猪能卖约1000元，我只需要给50元就没事了，不然我会损失很大，加上稽查队有证件制服什么的，所以我就把钱给他们了。稽查队通常是3、4个人，稽查队的是戴着证件的，另外检疫站的是穿制服的。稽查队每年来我烧猪工厂的时候都会给传单我们，大概写着要到屠宰场屠宰，不然就会受到处罚，有可能还要坐牢，我看到也比较害怕，所以都会按照他们所规定的给钱。 （12）被害人黄伟才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猪加工厂位于台山市台城镇大亨墟东区4号我家后面的加工厂里。检查的人是台山市二仓屠宰场里面的人，他们自称是稽查队，主要检查我是否有私宰生猪的情况。如果他们检查到我有私宰的生猪，就会对我进行罚款，如果我不交罚款，他们会将我的烧猪没收。我只有极少部分会拿去台山市二仓屠宰场进行宰杀，大部分都是自己私宰的，因为我知道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有人到我这里检查，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会先去台山市二仓屠宰场交150元钱，领三张出场单，然后我拿着这三张出场单来应付稽查队的检查。2015至2018年这四年里，即便我都到屠宰场领取了出场单，但是我还是会被罚款，因为我每年做的烧猪数量不止3头，所以他们检查的时候我有多出来的烧猪但是没有出场单，他们就会对我进行罚款50元，我每年都会被罚20头猪左右的钱,1000元左右，这四年一共被罚了有4000元。每年清明节稽查队检查时没穿制服，没佩戴任何牌子，一到我家门口就敲门，我开门后，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直接进来我家里说他们是稽查队的人，过来检查有没有人私宰生猪，之后就去清点烧猪的数量然后再找我拿屠宰场的出场单，有时候对不上数量就会对我罚款，不交就没收烧猪，然后还会叫人过来盯着我，不允许我继续做烧猪，我因为忌惮他们真的会拿走我的烧猪，我一早跟订烧猪的人无法交代，所以就将罚款给了他们。我给完罚款后，他们并没有给我任何票据。在清明节前，有人去派发传单，传单上的内容大致就是所有生猪必须拉去屠宰场检疫及屠宰，如果发现有人私宰生猪就要接受罚款，甚至要坐牢的。在我看来稽查队这些人就是地痞流氓，这些人里还有一些是吸毒的，他们对我收取的这些钱就像是威胁我拿的保护费一样，我交了就可以继续做烧猪，我不交我就没办法继续做生意。我每年就只有清明节期间做烧猪，一年也做不了几头猪而且还都是帮熟人做，我交的罚款导致我最终也赚不了多少钱，无形中增加了我的负担和经济压力。还有就是稽查队一来就是10个、8个人到我的加工厂，对我威胁，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所以我都不想再继续做烧猪生意了，干脆提前养老好了。检查的人没有畜牧站的人，也没有人对我家里的生猪进行检疫，反正有钱给他们就可以了。 （13）被害人林咏梅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腊档口在南昌市场，我家加工厂在洗布山168号。每年的清明期间二仓屠宰场的人就会来检查是否有私宰生猪的情况，他们自称是稽查队。他们来检查的时候都有带个工作牌。如果查到有私宰生猪，他们会对我进行罚款。稽查队罚款没有标准，每次在清明前期他们都会发传单，传单的内容就是不许私宰生猪，发现私宰后每头猪要罚五十元，传单还写到私宰生猪要坐牢之类的。稽查队罚完钱就走了，没有给我任何单据。2018年我被罚了800元钱，2015年至2017年这几年我每年大约被罚300元，总共被罚1700元。我不知道来检疫的人中有没有畜牧站的人，但都没有对我的猪进行检疫，反正过来就是点数罚钱，罚完钱就走。我看这些稽查队就是黑社会，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队伍，每次来检查的那些人看起来就不正常，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常做工的人。 （14）被害人余卓文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于1999年开始就在台山市桂水胜塘村经营了一家烧猪档至今，1999年开始稽查队有来检查，之前是政府的稽查队，2015年之后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检查的人就是马松想他们的人了。2015至2018年都检查了。大概是在农历二月二日之前的一个星期，稽查队会全台城发宣传单，告诉我们烧猪作坊老板要将猪拉回屠宰场宰杀，如果查到私宰烧猪的话，会收缴我们的烧猪，要被罚款，严重的情况还会坐牢。稽查队员过来我的烧猪档检查时一般会有两台车过来，如果不发生争吵的话，就两三个人进我烧猪档检查的，有一些人会等在外面。稽查队员来检查时挂了工作证，进来烧猪档就清点我烧猪档的烧猪数量，然后要我给他们屠宰场的出场单，看有几头烧猪是屠宰场宰杀的，有几头烧猪是私宰的。查到我私宰烧猪的话，就对我进行罚款50元一头。2015、2016、2018年每头私宰猪收50元，2017年每头私宰猪收65元。他们有时会收了钱之后给我出场单，把我私宰的烧猪当成是屠宰场宰杀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收了钱就直接走，也不会开出场单。2015年我烧猪档被罚款总共1500元左右，2016年总共1700元左右,2017年总共1500元左右，2018年总共1000元左右。按稽查队之前宣传的，查到私宰猪要收缴走，我还要被罚款和坐牢。他们这样相当于黑社会一样过来敲诈勒索，我给他们钱这一天才可以安心的烧猪，而且仅仅是可以安心一天。 （15）被害人黄雅清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猪档口在台山市台城镇水西圩解放路24号，我购买生猪回来有一些是拿去二仓屠宰场屠宰的，有个别生猪是自己屠宰的。每年清明节期间，稽查队的5、6名男子来我烧猪档检查，让我将在二仓屠宰场屠宰生猪的出场单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在我档口清点猪的头数，如果发现我档口有私宰生猪，他们就会让我交每头私宰生猪50元的罚款，并给我补发二仓屠宰场的出场单。其实他们就是想罚我的钱，变相向我收取保护费。他们能够过来检查，说明是有势力与关系的，我不敢得罪他们，害怕在我档口搞事，他们每年清明节前一个月左右星期五、六两天都会来检查，每次来检查都是5、6个男子，每次过来，我心里都会害怕，所以我不敢不给钱他们。每年我约私宰8头生猪，每头生猪罚款我50元，每年共罚款约400元，至今一共被罚款1600元。 （16）被害人欧仲仁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自从2008年开始的清明节时我就在头山村自己家里做烧猪至今。约2015年有稽查队的人来检查我烧猪档，我不能提供检疫票之类的单据，按正规来说我的生猪肉是要被没收的，但我按每头猪50元的标准给稽查队，稽查队就会给我一张收据，当做我的猪肉是合法屠宰。每年基本固定是要给2000元稽查队，从2015年开始共给了约8000元。他们挂着个工作牌，没有穿制服，都是穿便服，直接说自己是稽查队的，就直接进来我的烧猪场了。稽查队曾经派过传单给我，传单上说假如我私宰生猪，稽查队就会没收了我的生猪，严重的甚至要坐牢，一头猪价值起码1000元，现在稽查队对我的罚款是每头50元，稽查队说交了50元罚款就可以自己私宰，是屠宰费也好，保护费也罢了，我交了罚款就不会被没收生猪，有他们稽查队的保证，我才能安心的工作，所以我才乖乖地每年被他们罚款。 （17）被害人李买权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经营的烧猪工场位于台城镇香头坟村。清明时大概会烧约30头烧猪，为了方便，我会选择自己私自屠宰，刘称生知道这个情况，说稽查队会查私宰生猪，建议我与稽查队的人打好关系，于是我通过刘称生将保护费交给稽查队。每一头烧猪的利润约300元，交1000元保护费就相当于我约4头烧猪的利润了。我共向稽查队交了5次保护费，每次1000元，共5000元，有四次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让刘称生拿给稽查队的，有一次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直接交给“和生”的。稽查队从来没有来过我的烧猪工场，他们只是每年清明时节找我收保护费，我并没有与他们正面接触过。我不认识稽查队，我只有一个“和生”的微信。 （18）被害人朱翠珠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的烧猪加工场在台山市台城水西墟39号。2015年以前政府规定不准私宰生猪，我的猪都是送到台城屠宰场屠宰的，2015年那年开始就没那么严格了，于是2015年至2017年有时我将猪送到屠宰场屠宰，有时为了方便，而且自己屠宰的猪出品也相对会好一些，我会自行屠宰，2018年我的猪都是自己屠宰的，没有去屠宰场屠宰。每年会有稽查队过来检查是否有私宰生猪的情况，如果有私宰的情况，每头按照大约50元钱罚款，但是以前和近几年来检查的人员不太一样。2016年及之前都是每只55元罚款，2017年和2018年是每只50元罚款。有时候穿工作服有时候穿便装，身上都挂工作证，罚款我都是交给李健和，然后李健和就会开具合格证给我。他们说这交的是屠宰费，方便我们自己私宰，因为就算去到屠宰场屠宰也要50元左右的屠宰费，所以我只能交这50元钱给他们，这样我的猪才不会被没收，如果不交钱猪被没收了，我就没办法向客户交代，我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而且一头烧制好的烧猪价值一千多元，比起每头猪罚款50元，我的损失更大。缴纳给邝国炽他们的每只猪50元钱的费用，没有发票，就只给我和屠宰场一样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在2014年之前稽查队下来检查的时候很仔细的，连猪肚都会翻开看看，之后来检查也就是数数猪的数量。2014年之后明显变得很不正规，以前是认真地检查，之后我觉得来检查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收钱。稽查队每年清明期间到我的烧腊加工场检查大约12次。2015年至2017年稽查队对我的罚款每年大约是1000元，2018年稽查队对我的罚款大约是1500元。2015年至2018年一共是4500元。他们收了钱之后，都是开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给我。我知道台城很多烧腊档会收到宣传单，内容就是告知我们不要私宰生猪，私宰了生猪会受到处罚。 （19）被害人谭中京的陈述（烧猪作坊老板）：我在城北市场开一家经营烧腊的档口。每年的清明节拜山期间，即二月初二至清明节期间每周五、周六凌晨四、五点都有人到我烧腊加工场检查。是稽查队和动检所的人来检查。我印象当中稽查队和动检所都是政府的。稽查队的人有时穿便装，有时穿制服，胸前戴着一个工作证，动检所的工作人员即兽医有穿工作制服，和稽查队的人一眼就能区分开来。因为我们杀猪一定要在屠宰场宰杀才合法的，他们平时都带有工作证，给我的感觉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又专门检查我们是否私宰生猪的，所以我就接受他们的检查。如果稽查队检查到我私宰生猪，就要补交50元一头的屠宰费，如果不交，稽查队会把私宰的生猪没收。直至大约2017年3月份的一天下午1时许，邝国炽打电话问我的生猪拿去屠宰场屠宰没有，我说还没有，我晚一点去，于是他就说你如果没空就不要载生猪过来屠宰场屠宰了，可以自己屠宰，但要过来屠宰场交钱，屠宰多少生猪，就按照数量交钱。于是2017年之后至今我都是自行在加工场屠宰生猪，没有去台城屠宰场屠宰生猪。由于清明期间我加工烧猪比较忙，我一般是叫亲戚容优悦帮我去屠宰场交钱开票。我2017年和2018年每年大约烧制100头烧猪，每头猪要交53元，我2017年和2018年每年要交人民币5300元。 8.证人证言 （1）证人李卓立、梅锦泉、伍永平、李友权、刘泽权、李德明、余伟明、林焕昌的证言，该部分证人均为烧猪档档主，其证实稽查队在清明前后检查烧猪档的情况与上述被害人所证实的基本一致。 （2）证人李迺超的证言：清明节期间，稽查队去台城的烧猪档口检查时如发现有私宰行为，稽查队他们是有收费，由朱文彪负责收取。清明节那时，屠宰场屠宰生猪的收费标准是：小猪（俗称“烧种”）的收费是40元-45元之间一头；肉猪的收费标准是52.5元一头。朱文彪代表台城二仓屠宰场，联同稽查队、畜牧站的职员去台城周边的烧猪档口检查私宰的收费标准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清明节期间，屠宰场内只有我一个人在开票，就是开具“出场单”，然后也是我一个人收钱。除了稽查队，还有畜牧站的职员一起去检查私宰，他们是分两队人开小车出发的。朱文彪在外面收取的私宰生猪的费用会交给我，我就开具出场单给朱文彪。清明节期间不是所有做烧猪的生猪都是在屠宰场屠宰的，有部分烧猪档的老板直接过来屠宰场交屠宰费，然后屠宰场开具出场单，烧猪作坊老板直接在烧猪档屠宰就可以了。稽查队检查烧猪档口时让烧猪档的老板直接过来屠宰场交屠宰费，然后屠宰场开具出场单给烧猪档的老板，那些烧猪档口的老板交了屠宰费就可以自己屠宰生猪了。检查烧猪作坊是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组织去的，每年清明节前都会在屠宰场集中，然后出发去检查。稽查队肯定没有权去检查，稽查队根本就是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组织的非法组织，就是黑社会一样，对烧猪作坊进行检查，收保护费。 （3）证人马伟新的证言：稽查队主要是邝国炽、李健和、朱文彪、黄锐良、范国恩、邝英达等人开车出去检查烧猪档，要求要来屠宰场来杀猪，如果不来要收钱，私宰的烧猪每头罚50元，他们每次去都有加班费，我没有参与过。我2015年至2018年都有发放过宣传单，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七号左右开始，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要将宣传单发放到负责市场的烧猪作坊老板手上。宣传单的内容大致是要烧猪作坊老板将猪拿去屠宰场屠宰，如果检查到私宰猪的话，要进行罚款、拘留。宣传单应该是马松想叫朱文彪打印出来的。我觉得烧猪作坊老板肯定不是自愿交钱的，但是也不敢反抗。因为烧猪作坊老板如果不配合，怕稽查队平时找他的麻烦，又怕这些稽查队员检查到烧猪档私宰生猪会直接把猪拖走，所以就都交钱了。很多烧猪作坊老板都是当面不敢反抗，他们一走就会骂他们的，这些我都知道。我没有检查过烧猪档。因为我性子比较直，平时也看不惯马松想他们的行事风格，我觉得马松想他们也怕如果我去收钱会出什么问题，所以也不会安排我去。 （4）证人谢健民的证言：在清明节期间，邝国炽将一些禁止私宰生猪的宣传单让我去各个市场派发，并要求我对这些市场上的猪肉档说不准私自屠宰生猪，杀猪要来我们二仓屠宰场杀，不然被我们稽查队查出，要罚款并坐牢。 （5）证人黄祖超的证言：直到大约2014年还是2015年年底，生猪管理这个职能由经贸局转交到市农业局，执法权就是由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实施。 （6）证人陈金波的证言：2018年我已经接收屠宰场的管理工作了，当年清明节左右的一天，稽查队队长邝国炽找到我，他跟我说他联合台城畜牧站去台城各个烧猪档检查私宰生猪，还找了很多原本是由烧猪档私宰的生猪回来给屠宰场屠宰，每头生猪的屠宰费是50元，邝国炽要求我给稽查队每头生猪10元作为报酬，我想着这增加了屠宰场的屠宰量也就是增加了屠宰场的收入，所以我同意了。烧猪档屠宰的生猪是不用分成两半的，而且烧猪档一般是9点宰猪，而市场的猪贩是凌晨2时宰猪，所以是可以区分出哪些生猪是烧猪档带来屠宰的。每头生猪在屠宰场屠宰都有出场单的，我是根据出场单来核算额外屠宰的生猪的，但是不是真的来了屠宰我也不能确定。 （7）证人黄秀芳的证言：每年清明节期间，朱文彪没有将收取回来的检查费交给我，也没进公司账户。因为稽查队不属于长江公司的，所以朱文彪和稽查队收到的任何费用都不关我的事。 （8）证人马咏仪的证言：每年的清明节期间，稽查队都在台城镇各个烧猪档检查私宰生猪的情况，稽查队没有在外收取猪仔回来屠宰场屠宰。因为我收取的烧猪屠宰加工费时，李迺超都在旁边，他会对我说这是哪个老板，屠宰猪仔多少头，我才敢收取烧猪屠宰加工费的。 （9）证人黄炎彬的证言：每年清明节前的一段时间，各大烧猪档都会宰杀大量的猪做成烧猪，有不少烧猪档都有私宰生猪的情况出现，稽查队队员会去到各大烧猪档检查。 （10）证人曾健聪的证言：农历二月份至清明前后稽查队员会去台城及周边的烧猪加工厂进行检查，这时马松想、朱文彪、邝国炽等人都回去参加稽查的，我没有参与过检查烧猪加工厂。以前政府还没有取消稽查队之前，稽查队一直都存在并且大张旗鼓在台城稽查私宰生猪，后来稽查队取消之后我们屠宰场的稽查队还存在并继续保持稽查私宰生猪和看割猪腩，2017年底我进入稽查队后邝国炽还给了我印有“执勤”字样的制服，我们生猪屠宰、批发、零售行业的人包括生猪批发商、猪肉贩、生猪零售等人都认为我们稽查队的人有稽查的执法权。我们稽查队没有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授权的执法权力。 （11）证人容优悦的证言：近八、九年来，清明期间谭中京加工烧猪很忙，经常叫我帮他跑跑腿。比如帮他载生猪去屠宰场屠宰、送烧猪成品给客户并收款、帮他去屠宰场交费等。每年的清明期间，稽查队都会到烧腊加工场检查是否有私宰生猪。2016年及以前我帮谭中京运送生猪到屠宰场屠宰，屠宰后屠宰场会有出场单给回我，稽查队检查时谭中京就将该出场单交给他们核对数目，如果一致就不用罚款，如果稽查队在加工场清点的已屠宰生猪数量多于出场单记载的生猪数量，稽查队就要对该烧腊加工场进行罚款，也可以说是补交屠宰费，即按照每头猪53元交钱。如果不交这个钱，那稽查队就会把这些私宰的生猪没收。一旦没收，烧腊档不仅损失巨大，平均一头烧猪成品价值1000元左右，而且也没办法向已订烧猪的客户交代，这样客户下次就不会再来买烧猪。正是因为这样，一旦被查出私宰生猪，烧腊加工场都会乖乖地接受罚款。2017年3月份的时候，谭中京叫我帮他去台城屠宰场交费，该费用指的是屠宰费，但实际上生猪是自行屠宰的，并没有送到屠宰场屠宰，只是去交钱拿收据。2017年我听谭中京说邝国炽告诉他说可以自行屠宰生猪，但要到屠宰场交费。 （12）证人马松均的证言：稽查队的主要职责就是打击私宰生猪的行为。他们会去市场里面查有没有私宰的生猪，如果有的话，要不就让猪肉贩罚款，要不就会将他们的生猪拉回屠宰场不让他们卖。以前稽查队都是政府管理的，现在是谁管理我不清楚。以前经常有私宰生猪的情况，那时候稽查队就联和相关部门去进行打击。现在私宰生猪的情况已经基本上很少了，但是邝国炽等人近年来都有在清明节期间，带稽查队的队员夜间穿着制服在台城一些私宰生猪来制作烧猪的作坊那里进行执法，确定是私宰生猪会将私宰的生猪进行收缴。 （13）证人方学登的证言：我从2012年年初开始担任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一职，该中心的职能包括家禽防疫检疫工作。黄洪胜、黄建强、许子儒是村级动物防疫员，主要负责台城辖区内家禽出场时的检疫工作，如生猪从养殖户出场时的检疫工作。2015年至2018年的清明节期间，我有安排黄洪胜、黄建强、许子儒配合协管队到台城辖区的烧猪作坊进行私宰生猪的检查，台城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副经理李建民、批发商马松想在清明节期间都有联系过我，叫我安排工作人员配合协管队参与生猪私宰检查工作。我知道马松想是管理协管队的。检查完结后，会给参与检查的工作人员一定的报酬。黄洪胜、黄建强、许子儒没有资格去检查私宰生猪的行为，检查私宰生猪的工作也不属于我们台城农综的职责范围之内。我叫黄洪胜、黄建强、许子儒带工作证和身穿制服去参加检查工作是因为我认为这样会让烧猪作坊的老板认为他们是依法执法，从而配合检查工作。如果在检查中发现私宰生猪，应该及时汇报给我或直接上报给台山市农业局的畜牧科，我也跟黄洪胜、黄建强、许子儒说过，但2015年至2018年，他们检查完结后都没有向我汇报说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私宰生猪的行为。朱洪就和李建民都给过我礼品或礼金。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各被告人是否知道检查烧猪档是非法的，是否采用胁迫或暴力等手段，是否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各被告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以及各被告人的作用大小。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朱文彪、李健和、范国恩、邝国炽、范国恩、邝英达、黄锐良、余立权的供述与被害人的陈述、相关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2014年7月开始，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私自组建“协管队”，各被告人均明知该“协管队”没有执法权，仍然冒充政府组织在整个生猪行业进行地下执法，并且从2014年至2018年的清明节期间，对台城地区及周边的烧猪作坊的私宰生猪情况进行检查并罚款。具体行为有：检查前，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邝国炽经商量后，让“协管队”队员在进行检查之前的一周就提前到各个市场、烧猪档发放禁止私宰生猪的宣传单，摸清每个烧猪作坊的地点；为了营造了一种正常执法的假象，邀请台山市台城街道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身穿工作服及佩戴工作证一同前往检查；当发现烧猪档有私宰的生猪的行为后，就对烧猪档主处以50元/头的“罚款”；收取“罚款”后就不没收私宰生猪，只开具屠宰场的出场单就当是在屠宰场屠宰；相关款项交回屠宰场，随后屠宰场返还7元给“协管队”用于发放检查烧猪档的协管队员的加班费，3元给畜牧局的工作人员发放辛苦费，剩余款项部分用于屠宰场各项开支。另外，根据各被害人的陈述，被害人即烧猪档的档主是被迫交付财物的，基于以下原因：（1）“协管队”人员较多，不交“罚款”的话担心“协管队”继续留在烧猪档口，烧猪档被骚扰不能正常营业，影响生意；（2）担心不交罚款的烧猪被没收，而烧猪每头价值1000元左右；（3）知道马松想、邝国炽等人在屠宰行业势力较大，招惹不得，交钱以求平安；（4）部分被害人知道“协管队”的人员构成复杂，如有吸毒人员。综上，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组织“协管队”队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烧猪档档主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财物，各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另外，综合各被告人的供述及方学登等证人的证言还证实，2015年至2018年“协管队”于清明节检查烧猪档进行罚款一事是经过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等人商量决定的，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均联系过畜牧站的站长方学登安排台城畜牧站工作人员为“协管队”的违法执法和罚款提供了便利。因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为主犯，被告人朱文彪、邝国炽、李健和、邝英达、李健洪、谭德辉、余立权、黄锐良、范国恩为从犯。故被告人朱文彪、邝国炽、李健和、邝英达、李健洪、余立权、黄锐良、范国恩的辩护人提出该部分被告人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对于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是为了生猪食品安全才检查烧猪档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大多数烧猪档档主基于各种原因是不想把猪运到屠宰场屠宰的，且通过交付50元“罚款”就可以不用运猪到屠宰场屠宰，故本案被告人检查烧猪档的行为也不能有效遏制私宰生猪的行为；另外，就算是为了遏制私宰生猪的行为，也不应该由不具备执法权的“协管队”实施检查、罚款等行为，应交由相关职能部门去实施，因此，该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部分被告人只参与其中一支队伍去检查部分烧猪档或某些年度只负责派发传单，没有参与检查，该部分被告人的犯罪数额是否应予以区分。经查，本案各被告人的供述能相互印证，证实各被告人均清楚检查烧猪档前所有人员均在屠宰场集中后统一出发再分两队进行检查，检查后又将相关款项统一交回朱文彪处，故各被告人具有共同的犯意，并统一行动，应对所有犯罪数额负责；另外，各被告人均清楚派发传单除了加强宣传外，还为了摸清每个烧猪作坊的地点，为了接下来的检查做好准备，故派发传单也是整个犯罪行为的其中一个环节，负责派发传单的被告人就算没有参与接下来的检查工作，也应为该年度的犯罪数额负责，但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轻，如被告人黄锐良、谭德辉。因此，被告人余立权的辩护人及被告人谭德辉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五）2017年8月份的一天凌晨4时许，被告人邝英达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与猪肉零售商被害人李伟国因割猪腩一事发生争执及肢体冲突，随后被害人李伟国被“稽查队”队员以执法的名义带到“稽查队”所在办公室内威胁、恐吓，期间被告人邝国炽以被告人邝英达的眼镜被打烂为名，向被害人李伟国索要赔偿。最终，被告人邝国炽经请示被告人马松想后，强迫被害人李伟国的母亲支付了人民币2000元给被告人邝英达。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邝英达的供述与辩解：那时候我在看猪腩，猪肉贩李伟国要过来割猪腩，我去叫他别割，后来我和他打起来，当时我的眼镜被打坏掉在地上，还有眼睛被打黑。后面我们稽查队的人就把李伟国带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李伟国赔偿，后来我父亲邝国炽请示了马松想，马松想说赔偿2000元，然后李国的母亲就拿了2000元过来给了我父亲，最后是我父亲将这2000元拿到我手上的。 2．被害人李伟国的陈述：大约在2017年8月份的一天4时许，我和妈妈雷小芳照常到台城屠宰场选猪杀猪，我妈妈负责整理猪内脏的工作，我负责杀猪的整个流程，到了准备过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头猪上面还有一些猪毛，我就用小刀去刮一下猪毛，这个时候邝英达就冲过来骂我，之后还用双手和胸部一起撞我，挑衅我，我忍不住就把刮猪毛的小刀放在地上，用双手推开他，然后用右手打了一下他的左脸腮部附近的位置，之后我们相互拉扯打了几下。屠宰场的负责人彪哥和我妈妈就跑过来抱着我不让我打，其他人也扯走他，邝英达就对着我骂：你连我都敢打，你等着！然后我就继续杀猪的工作。等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叫我出去一下，我就跟着他出去外面门口，看见有六、七个人围在一起，其中有两个人是稽查队的，稽查队的队长邝国炽一手抓住我的衣领指着邝英达说：你干嘛打他！谁让你打他的！我说他先打我的。邝国炽说邝英达是在上班，是执勤的，他们可以制止你们刮猪腩的，你们是不可以动手的。我说他先推我打我的。邝国炽就说身体接触是正常的，不算是打。然后又说：先别说了，跟我进去稽查队办公室再说。之后我就跟着进去稽查队的办公室，后面六、七个人都在后面跟着我进去办公室。进去办公室后，邝国炽问我：你想怎么样？我就说：是他打我先的。邝国炽就说：他是执勤者，管理我们的，身体接触是正常的，现在你打他了，肯定是你不对。在办公室里，有两个人直接站在我旁边，其他人就站在旁边，我当时有点害怕，因为全是他们的人，然后邝国炽又带着恐吓的语气跟我说：那现在就两个选择吧，一是报警处理，二是私了。我就问：怎么私了？邝国炽就说：你打了我们的人，赔3000元大家就当没有发生。我就说：是他先打我的，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钱，要不就报警处理。邝国炽就说：报警就报警吧。然后我就说：等我回去把杀猪的工作干完，就继续在这里跟你们处理。接着我就走出去办公室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处理猪内脏。过了五分钟左右，一个稽查队的人过来叫我过去办公室，我就跟着过去，过去后，邝英达跟我说：现在我的眼镜烂了，鼻子也肿了，问我怎么样。我问他想怎么样，他就说：那就赔2000元。我说我没有钱，他就说：那就报警，我就说：报警就报警。这时候我妈妈进来办公室了，让我出去，她来处理，我就出去继续工作了。后来我干完活就过去办公室门口，我听到马松想跟我妈说：让我做中间人，就2000元吧。我妈说：2000元太多了，1000行不行，马松想就说：1000元不行，2000元吧。后来我就去上厕所了，回来之后，我妈就扯着我走，说解决了，先走吧，我就跟着回去了。我当时颈部被邝英达的指甲划伤了，我的衣服也被邝国炽扯烂了，邝英达应该是左脸腮部的位置被我打到。至于他所说的眼镜烂了和鼻子肿了，是他自己说的，我那时候没有发现他的眼镜烂了，我也没有打到他鼻子的位置。我妈没有具体说怎么解决的，但是我后来清算了一下钱，当天是少了2000元，所以我妈应该是给了2000元给马松想。 3．证人证言 （1）证人刘称生的证言：大约是2017年8月的一天凌晨4时许，我和几个批发商在稽查队的办公室喝茶。我见到邝国炽、李健和、邝英达等四、五名稽查队队员带着李伟国和他的母亲来到稽查队的办公室。进入到办公室之后，他们几个稽查队的队员就包围住他们两母子，李健和就很大声、很凶狠地对李伟国说：如果我当时在现场，我一定会打残你，其他的稽查队队员也很大声地骂他们两母子。我们几个批发商看见他们两母子被稽查队的人围住，怕他们被稽查队的人殴打，所以就帮忙解围。我跟邝国炽说既然李伟国打烂了邝英达的眼镜，既然已经发生了，让李伟国把眼镜的钱赔了就算了，别把事情搞大，大事化小之类的话。后来邝国炽说：赔多少钱我们做不了主，要问过想哥才行，邝国炽和邝英达所在的稽查队是听马松想话的。于是邝国炽就和李伟国的母亲一起走出办公室去找马松想。我远远看见李伟国的母亲交了现金给马松想，后来才听说李伟国的母亲交了大约1500元到2000元给马松想。马松想是稽查队的头，稽查队都听马松想的，邝国炽、邝英达父子都是稽查队的。邝国炽虽然名义上是稽查队队长，但他也听马松想的。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应该是李伟国和邝英达发生争执，然后邝英达的眼镜被李伟国打烂了，邝英达并没有什么损伤。我认为李伟国和他的母亲赔偿近2000元不是很合理。 （2）证人李均明的证言：最近两三年，稽查队还来到屠宰场内监督防止猪肉零售商偷割猪腩。2017年8月份的时候，我知道我侄子李伟国因为割猪腩的事跟稽查队邝国炽的儿子发生冲突，双方进行扯打，后来我听说李伟国被稽查队的人敲诈了2000元。 （3）证人李何安的证言：大约是在2018年6月或是7月左右，李均明的侄子“李国”是一名猪肉贩，当时“李国”就是在那里割猪腩，然后一名稽查队员就过来和“李国”发生了冲突，因为和“李国”发生冲突的人穿着制服，所以我知道是一名稽查队员，反正稽查队员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一些烂仔一样，和马松想都是一伙的，搞得就像是黑社会，我当时看见“李国”和稽查队员在那互相推搡，然后就来了很多稽查队的队员将“李国”强行拉去了稽查队办公室，根本没有让“李国”解释的机会，反正就是强行拉走的，当时现场也有很多人，后来我听说是“李国”最后赔了钱才了结了这件事情，当时很多猪肉贩就在那里说：肯定是要赔钱啦，不赔钱哪里能解决的了。 （4）证人蔡永惠的证言：我听李伟国曾说过他因为“割猪腩”的事，曾跟稽查队的人争执过，后来还被迫给了2000元马松想他们。 （5）证人黄永坚的证言：2017年8月份的一天，当时我在上班，当时李伟国就站在我工作的位置割猪腩，而在上班的稽查队队员邝英达看到这个情况，就叫李伟国不要这样做，但是李伟国不听，两人发生了争执，我看到这个情况，立刻将他们两人分开了，后来李伟国被稽查队的人带了出屠宰场处理，我听说是因为他打了邝英达一巴掌，就赔偿了2000元了事。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被告人邝国炽、邝英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是否采取威胁或胁迫的手段取得财物，二被告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经查，被告人邝国炽、邝英达的供述与被害人李伟国的陈述（猪肉零售商），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本案的起因是被告人邝英达与被害人李伟国发生争执和打斗，随即被人劝开。随后被告人邝国炽介入，与多名稽查队队员将李伟国带回稽查队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内有多名稽查队的队员围住李伟国并用言语威胁、恐吓李伟国，被告人邝国炽要求李伟国赔偿2000元，最后邝国炽请示了马松想，马松想说赔偿2000元，李伟国的母亲拿钱给邝英达才了结此事。稽查队本身在屠宰场就以执法队的身份自居，人员众多，在二仓屠宰场本来就具备震慑力，而且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稽查队办公室内，且有多名稽查队的队员围住李伟国并用言语威胁、恐吓李伟国，故邝国炽、邝英达及相关稽查队队员的行为足以令李伟国及其母亲感到恐惧而支付该2000元。综上，足以证实被告人邝国炽、邝英达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采取威胁或胁迫的手段取得财物，二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二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四、抢劫事实 2015年年底的一天凌晨3时许，作为猪肉零售商的被害人黄文海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向霸占其猪脑的被告人马松想购买猪脑，被被告人马松想拒绝后，被害人黄文海欲自行拿取猪脑，被李健洪阻止，随即二人发生争执、打斗，不久就被人拉开。事后，被告人李健洪将情况告知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又打电话告知被告人马焕扬。几天后的凌晨4时许，被告人马焕扬纠集多名社会人员持棒球棍、弹簧刀等凶器去到台城永和市场，对被害人黄文海进行恐吓、殴打、侮辱并索要赔偿。随后，被告人马焕扬等人将被害人黄文海强行带上车至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当众继续对被害人黄文海进行恐吓、殴打及索要钱财。期间，被告人马焕扬等人还对被害人黄文海进行侮辱，将三根香烟点燃后插在被害人黄文海的嘴巴上逼迫被害人黄文海抽。被害人黄文海被迫向生猪批发商刘称生求救，刘称生遂多次向被告人马松想求情，被告人马松想明确要求被害人黄文海须为此事赔偿人民币2000元。直到刘称生将人民币2000元交给被告人马松想后，黄文海才被放回。事后，被害人黄文海因害怕再被报复，遂宴请被告人马焕扬等人吃饭、送烟，并因为恐惧，退出生猪行业。案发后，被告人马焕扬取得了被害人黄文海的谅解。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谅解书，证实案发后，被告人马焕扬取得了被害人黄文海的谅解。 （二）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证实本案的案发现场台山市台城永和市场及台山市台城广海路口二仓屠宰场的勘验情况。其中台山市台城永和市场的现场照片经马焕扬、吴永盼、李植夫辨认；台山市台城广海路口二仓屠宰场的现场照片经马焕扬、李健洪、刘称生、黄炎彬、陈晃强辨认。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2015年3月份的一天，李健洪告诉我黄文海老是拿我们的猪脑，于是我驾驶小汽车载着周荣三人去永和市场找到黄文海，质问他为何拿我们的猪脑，并且我就让周荣他们过去车尾箱拿三棒球棍，当时我用右拳击打黄文海腹部两拳。周荣他们见我打了黄文海，周荣将棒球棍给了他一个朋友并也用右拳击打了黄文海的腹部两拳。周荣的一个朋友还带了一个胡椒喷雾器，当时他喷了黄文海一下，黄文海流了很多泪，旁边还有一个人递给黄文海一条毛巾，另外我记得周荣拿了一把弹簧刀。这时我就塞了一根烟到黄文海的口里，周荣看到之后，就大声的说要抽就两根一起抽才爽，接着周荣又往黄文海口中塞了一根烟，并将烟都点着，威逼黄文海将烟抽完，黄文海将烟抽完之后，周荣的其中一个朋友又抽去两根烟塞到黄文海的口中，并将烟点着后，威逼黄文海将烟抽完，周荣及其朋友就强硬的将黄文海带上车，带到屠宰场。我对阿海说拿了我的猪脑就要赔我钱，黄文海问我要赔多少钱，我说拿了多少就赔多少钱。我当时很生气就用右手掌朝黄文海的脸部打了两巴掌，这时周荣他们见我打了黄文海也都超黄文海身上打了几下。其中周荣的一个朋友拿出两根烟塞进黄文海嘴里并点着给黄文海抽。那三条棒球棍都是我放在车上的，全部都是我的。当时屠宰场很多人看到了也都过来看怎么回事，其中一个批发商刘称生过来对我说让黄文海回去开档，赔两千元算数了，并且拿出来2000元钱递给我，我就拿出自己的LV钱包拉开拉链之后对刘称生说2000块钱谁没有呀，不要用钱来压我。后来刘称生拿了2000元去给马松想了，马松想就对我说这样搞有什么意思呀，快点让别人回去开档，叫我也回去睡觉，我就离开了。第二天有个朋友拿了二条玉溪烟给我，说是黄文海给我的，我当时就拿了烟。 2.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有一天，黄文海去屠宰场想拿猪脑，被屠宰场的员工李健洪用手推开，之后跟李健洪发生争执。隔了几天马焕扬知道该事，就叫人打了黄文海，但具体的打斗过程我看不见。那天大约是5时许，我当时站在屠宰场外围，我见到马焕扬还有大约3男子拉扯着黄文海的衣服下车来到我批发生猪的点处，当时这些男子还持有棒球棒、刀。之后，我见到马焕扬一次性强迫黄文海抽几根香烟，我见到马焕扬把几根烟硬塞在黄文海的嘴里，就用打火机点着，之后还用语言侮辱黄文海。我也记不清马焕扬和该3名男子是否有动手殴打黄文海。之后一个叫刘称生的批发商过来向我求情，还说给我2000元，让我叫马焕扬等人放黄文海回去卖猪肉。我同意并收下2000元后就跟马焕扬说不要吵了，让黄文海回去。之后马焕扬等人就放过黄文海。之后该2000元我是给马焕扬等人。马焕扬是我的侄子，他没什么工作，算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平常都会和一些社会人员在一起混，他名义上是承包了屠宰场的猪脑，他经常喝酒后就在屠宰场闹事，我跟他的关系是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屠宰场的利益受损了，马焕扬就会纠集一些社会人员对对方进行报复，整个行业都很怕马焕扬。 （四）被害人黄文海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平时一直在李愿真处购买生猪，不在马松想处购买生猪。2015年年底的某天凌晨4时许，我当时在市场卖猪肉，因有朋友托我购买一斤生猪脑，故我在台城屠宰场向批发商马松想购买一斤，我当天跟马松想说拿一斤猪脑，但马松想说没有。我心想我购买了整一头生猪，理应猪脑也是归我，但是马松想控制了屠宰场所有的猪脑，不在他处购买生猪就没有猪脑，故我有点气愤，我走到剖猪的地方直接伸手从收集猪脑的桶里抓了几个猪脑，大约7两重，这时，李健洪就冲过来用手推了一下我，我被推倒在地，我跳起来用手捆着他的脖子将他拉倒在地上，并互相动手殴打起来，过了一会屠宰场负责剖猪的阿斌将我们分开，阿斌劝我早点回去卖猪肉，李健洪拿回那些猪脑，我就离开了，当时很多人在场，屠宰场工作人员也看到了。过了几天凌晨5时许，我正在台山市台城镇站西路永和市场我经营的猪肉档处卖猪肉，这时马焕扬带着约6名年轻人来到，这几名年轻人都手持水管和长刀，马焕扬手中没有武器。有一名年轻人持西瓜刀架在我脖子上说不要报警。马焕扬说我搞了他的猪脑，还打伤他的兄弟，我要赔钱给他，我称没有。马焕扬用手往我脸上打了两巴掌，再拿一弹簧管往我额头处打了一下，这时几名年轻人就对我拳打脚踢，过了一会，马焕扬叫几名年轻人停止打我，又开始重复刚才的话要求我赔钱，他说了一会又有一名年轻人拿胡椒喷雾往我脸上喷，我受不住便蹲在地上，不知道谁给我一条湿毛巾，我擦了脸。马焕扬命令我起来，他继续向我索要赔钱，我称没有。他要求我跟他回去屠宰场，我拒绝，称要卖猪肉，马焕扬称我的猪他买了，这头猪不用我给钱，我继续拒绝跟他去屠宰场，马焕扬用手落在我肩膀拉着我走到市场门口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处，马焕扬要求我上车，我拒绝上车，马焕扬就用手往我脸上打了两巴掌，再拿一弹簧管往我的额头打了一下，此时几名年轻人又对我拳打脚踢。过了一会，马焕扬叫他们停手，马焕扬让我坐在市场门口的石墩跟我说话，说话期间让我抽烟，他要求我三根烟一起吸，吸的烟不能吐出来，烟头保持点燃的状态，否则就要殴打我。我连续吸了六根烟后，马焕扬命令几名年轻人拉我上车，我被两名年轻人夹着上了辆黑色凌志小汽车。我被打时同行李植夫、吴永盼在场。他们用小汽车一直载我来到台城镇广海路口的生猪屠宰场，被马焕扬拉到马松想批发生猪的档口，马焕扬命令我站着不要动并要求我赔钱，我称没有，马焕扬用手打了我几巴掌，一名年轻人用脚往我肚子处踢了约7脚，打了一会他们停下来让我赔钱，我称没有，马焕扬和那名年轻人继续对我拳打脚踢，这时，生猪批发商刘称生看到我被打，叫马焕扬不要再搞了并说叫我给两千元马焕扬喝茶，马焕扬没有回答，不知刘称生从何处借来2000元给马焕扬，马焕扬掏出长钱包拉开拉链，露出一些人民币对刘称生说他也有钱啊，拿这2000元干什么，他不要。刘称生知道马焕扬嫌钱少，于是拿着钱过去找马松想谈，谈了约5分钟，马松想接过钱后叫马焕扬停手，让我先回去卖猪肉，但是马焕扬还没有立即让我离开，继续要求我赔钱，因为当时刘称生已经帮我给了2000元，所以我仍然不肯赔钱，又过了一小时，马焕扬见没有办法，他就要求我收市后到他位于台城镇沿河中路的档口报到，我并没有理会。这时，马焕扬的父亲来喝止，但马焕扬没有理会，天差不多亮了，马焕扬也累了，就让我离开了。因为我父亲肝癌住院，我没有钱没有治疗。后来我害怕报复，而且我还需要继续经营，我叫了一名朋友去跟马焕扬求情，希望他能放过我。求情后，我共支出约1400元让朋友买了三条玉溪烟及一条五叶神烟给马焕扬，还请他们吃了一餐饭。2018年2月16日起我就没有再卖猪肉，因为感觉在生猪屠宰场太黑暗，加上又受到马焕扬等人的恐吓及殴打，我父亲去世后，我压力没有那么大，我现在不卖猪肉了。因为马松想这个家族霸占了生猪屠宰场所有有利资源，这个屠宰场是马松想说了算，谁得罪了他，他都会让马焕扬等人出手教训，殴打别人，马松想才是最后的主谋，刘称生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向马松想求情。 （五）证人证言 1.证人李健洪的证言：2015年年底猪肉贩黄文海在没有问过老板马松想的情况下直接过来屠宰场用双手拿了几个猪脑，然后我看到就制止他想抢回猪脑，跟他说这个猪脑是马松想承包的，你不能拿，他不理我，拿了几个猪脑就走了，我看到就过去想拿回他手里的猪脑，之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互相推撞，后来屠宰场的员工看到就分开了我们。事后我跟马松想说，猪肉贩黄文海想拿猪脑，我制止并推撞起来，他说：我知道了，我会搞定，后来黄文海就被马焕扬打了。我只知道后来黄文海没有做猪肉贩了。 2.证人朱健彬的证言：黄文海是在台山市台城永和市场卖猪肉的。大概是四年前的一天凌晨六点，当时我和我哥哥朱健儒在屠宰场，我看到马焕扬和几名年轻的男子将黄文海带来了屠宰场里马松想的档口前面，马焕扬对黄文海大声喝骂，还强迫黄文海一次性抽三根香烟。我听刘称生说马焕扬带着好几个人去到永和市场将黄文海围着，然后强行将黄文海带来屠宰场。不一会刘称生就走到马松想那说些什么，但是马松想脸上好像很不屑也不想理刘称生，过了一会，刘称生来到我和朱健儒跟前，刘称生跟我说：可不可以借2000元给我啊，阿海之前拿了猪脑，现在马焕扬抓住阿海还要他赔钱，等我拿点钱给马松想向他求情啦，于是我给了2000元现金刘称生，接着刘称生拿着钱去到马松想面前，他跟马松想说了些什么，说了好一会，马松想就对马焕扬说了些什么，还挥了挥手，然后马焕扬就放黄文海离开了。屠宰场的人都议论纷纷说是因为之前黄文海想要拿猪脑，但是屠宰场所有的猪脑都被马松想强行夺走了，黄文海跟马松想一方起了冲突，所以马焕扬就将黄文海挟持了屠宰场，强迫他一次性抽三根烟，还勒令黄文海赔钱，不然不让黄文海离开。马焕扬将黄文海带到屠宰场当众羞辱，当时屠宰职工加猪肉贩数十人围观，竟然没人敢劝阻，最后只有刘称生敢向马松想赔钱求情，最后赔了2000元才了事，才发生一点小事都被马焕扬这般羞辱，我们真不敢得罪马松想等人。 3.证人刘称生的证言：2015年年底的时候，在我处买猪的一个猪贩黄文海在屠场内买猪，当时他有个朋友想托他要一些猪脑，因为当时猪脑、猪胆、猪气管这些猪器官由马松想垄断了，所以当时黄文海就在屠场找到了马松想问他能不能在他那里买一些猪脑，因为那些猪脑原本就是属于猪贩的，但是黄文海知道马松想在屠场内势力很大，所以也不敢直接向他要回猪脑，就提出要向马松想购买猪脑，但是马松想知道黄文海不是在他那里买生猪的，所以当时就不给他，黄文海当时因为比较生气就直接去收集猪脑桶里面掏猪脑，当时就被屠场负责收集猪脑的职工推倒了，当时两人还在屠场内扭打起来随后被人劝开了。过了几天之后，我突然收到黄文海打来的电话，当时接电话的是马焕扬，他在电话里面说黄文海的猪是不是在我这里购买的，今天他们找黄文海有点事，今天不卖猪了，黄文海向我买猪的钱他到时给回我就行了，说完黄文海就接过电话说今天没有办法开档了，我就问他什么事，黄文海就说就是因为之前猪脑的事情，他们现在叫他赔钱，之后他就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就在屠场那里看到马焕扬开着一辆黑色小车载着黄文海回来屠场，车上还下来四个年轻人，当时他们拉着黄文海站在一根柱子下面，命令他站在柱子那里不准动，当时马焕扬看到黄文海想离开就用手扇了黄文海两巴掌，跟着马焕扬的几个年轻人就对黄文海拳打脚踢，打了一阵之后我就走过去问黄文海怎么回事，黄文海就说是因为他上次向马松想购买猪脑发生矛盾一事引起的。我当时就跟马焕扬说看看怎么样给黄文海回去将猪卖了吧，是怎么样就赔点钱给他，但是马焕扬就从裤袋那里拿出一叠钱出来对我说不用担心我的猪，我的猪他给钱买就是了，我想拿多少就拿就行了，当时我想到事情是因为黄文海向马松想要回猪脑引起的，所以我就在屠场里找到马松想，我就跟他说看看黄文海的事情如何处理，但是马松想并不理我。然后走过去黄文海那里，黄文海就让我给一根烟他抽，我就拿出烟来给他抽，当时马焕扬就走过来很凶的说抽一根怎么行，要两根三根地抽，然后就拿过我的烟，抽了两根烟插到黄文海的口中点燃，并威逼他抽，黄文海迫不得已抽了这两根烟，马焕扬又继续点了两支威逼黄文海继续抽，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再次去向马松想求情，但是马松想还是不理我。然后马焕扬一直都不让黄文海离开，黄文海就让我帮帮他，看看赔一点钱行不行。我就再一次找到了马松想，我当时就跟马松想说看看能不能先放黄文海回去卖猪，猪脑那里的事情就让他赔点钱就算了，马松想当时就说看到是我开口，就让他赔偿2000元吧，我当时因为身上没有钱，我就向批发商朱健彬借了2000元，当时是算我借给黄文海的，我就拿着这2000元交给了马松想，交给他之后，马松想就开口叫马焕扬让黄文海回去了，别闹事了，这2000元让他们拿去吃宵夜，但是马焕扬当时还不罢休，嫌这些钱太少，就说2000元连给他这群兄弟饮茶都不够，如果黄文海愿意从屠宰场爬回市场他就不用黄文海赔钱，马焕扬的意思是要黄文海至少要赔五、六千元，当时还是不让黄文海离开，我见到这个情况，就再一次找马松想，马松想就让马焕扬让黄文海回去先把猪卖了再说，这样马焕扬才答应了放黄文海回去。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后来我听黄文海说，后来他还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些烟酒给马焕扬他们一班人，另外还叫人帮他说情才解决了这件事。当时马焕扬带了六、七人殴打黄文海，黄文海因猪脑问题与马松想发生争吵，马焕扬带人殴打并向黄文海要赔偿肯定是马松想指使马焕扬的。马松想是马焕扬的叔叔，而且屠场里面很多事情都是马松想说了算，而且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黄文海想要回马松想垄断的猪器官引起的，所以我就去找马松想来解决事情。 4.证人朱健儒的证言：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一天凌晨五点多，当时我和我的弟弟朱健彬在屠宰场内，刘称生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说黄文海因为想拿猪脑一事跟马松想起了争执被马焕扬打了，马焕扬还叫黄文海给钱，不然不肯放黄文海离开，刘称生跟朱健彬说先借2000元让他给钱马松想并向他求情，帮黄文海解决这件事，于是朱健彬就借了2000元现金给刘称生。我觉得马焕扬强行将黄文海带回屠宰场并对其进行殴打和勒索这样做是为了杀鸡儆猴，让屠宰场的其他人不敢再反抗马松想一伙人，我自己知道这件事后也对马松想一伙人更为忌惮了，平时我都不敢招惹他们。黄文海被殴打和勒索后，我听说他后来不敢再卖猪肉了。 5.证人颜伟仲的证言：有一名叫黄文海的零售商想找马松想买一斤猪脑，马松想找人把他打了一顿。我当时看见约有6人围着黄文海，我看见黄文海被他们逼着三根烟一起抽，不断恐吓说打黄文海，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下，马松想让马焕扬等人散开，让他处理，我站了一下就离开了，听说最后黄文海给了2000元马松想才了结该事。黄文海是想拿回自己的猪脑，但马松想霸占了所有的猪脑，马松想不叫马焕扬来，那马焕扬为何要带人来屠场闹事。黄文海不是自愿给钱马松想，我听是刘称生借钱给黄文海付的，是马焕扬等人敲诈勒索他的。当时刘称生在场，现场围了30人左右，有猪肉贩及屠场员工，没人敢去阻止。一方面，马松想在屠宰场有很大影响力，马松想经常请屠场的职工吃饭，职工若有什么困难也会请马松想帮忙，马松想都能处理好，以至后来职工甚至不听朱洪就吩咐。另一方面，马焕扬经常带多名社会青年来到屠宰场闹事，我们都不敢得罪他。 6.证人吴永盼的证言：大概是三年前的一天凌晨5时左右，我在永和市场准备开档卖猪肉，当时黄文海、李植夫分别在他们的档口里做开档准备工作，忽然有大约八、九名年轻男子拿着伸缩棍、棒球棒等武器径直走到我们这一栏猪肉档前面找到黄文海，紧接着马焕扬狠狠地扇了黄文海两巴掌，还骂黄文海拿了他的猪脑，还打了他的人，叫黄文海赔钱，接着马焕扬和他带来的男子将黄文海档口上的两三把砍猪刀扔到远处地上，然后他们对黄文海拳打脚踢起来，他们一边打黄文海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过了一会，马焕扬从他带来的人处拿了几根烟点燃了强行塞到黄文海的嘴里，又往黄文海脸上撒了点液体状的物体，当时黄文海的眼泪鼻涕都飚了出来，李植夫就拿了一条毛巾给黄文海，黄文海擦了擦他的脸。没多久，那些男子就将黄文海强行带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黄文海才回到永和市场。黄文海经过这件事后变得低调、沉默了。 7.证人李植夫的证言：大概是三年前的一天凌晨四时许，我和黄文海在台城永和市场开档准备卖猪肉。忽然马焕扬带着六、七名年轻男子走到我们这些猪肉档前面找到黄文海，马焕扬用手狠狠地扇了黄文海的两边脸颊，同时大声喝骂黄文海敢偷他们的猪脑，还敢打李健洪，接着马焕扬和他带来的六、七名男子将我和黄文海的档口的杀猪刀、磨刀棒全部都扔到远处，然后他们一伙人对黄文海拳打脚踢，一边打黄文海一边对黄文海进行辱骂，其中马焕扬还叫黄文海赔三万元，当时黄文海没有反抗，也没有吭声。黄文海被打得蹲在地上，马焕扬叫黄文海站起来并用力踢了黄文海一脚，另一名男子也踢了黄文海一脚，于是黄文海就慢慢站了起来，然后马焕扬又用力扇了黄文海两巴掌并继续骂黄文海，黄文海还是没有吭声，过了一会，黄文海低声说是否可以抽根烟，马焕扬就从一名男子处拿来了三根烟点燃强行同时塞进黄文海的嘴里，黄文海没有办法只得同时抽三根烟了。马焕扬一伙人继续对黄文海进行辱骂并将黄文海拉扯到约十米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其中一名男子拿出一支胡椒喷雾对着黄文海的脸部喷射了几下，当时黄文海的眼泪鼻涕都流了出来，痛得蹲在了地上，我拿出一条毛巾给黄文海擦了擦脸。接着马焕扬一伙人就强行将黄文海拉出了市场。马焕扬没有携带器械，他带来的年轻男子有些人手上拿着棒球棒，有些人手上拿着伸缩棍，一边走还一边用力甩动伸缩棍，当时我看到他们这样我感到很害怕。过了一个多小时黄文海回到永和市场，他跟我说他被带去了台城屠宰场又被打了一顿，最后他的朋友刘称生赔了两千块给马松想，马焕扬一伙人才肯放走黄文海。 8.证人李锦威的证言：2016年6月份一天下午17时许，当时我看到黄文海从马松想处要回自己的猪脑，马松想不肯给，然后黄文海就自己伸手去拿装在小桶里的猪脑时，被李健洪发现并阻止，双方发生了冲突，互相拉扯、掐脖子，之后黄文海就离开了屠宰场，接着李健洪就跑过去马松想批发生猪的档口那里找到马松想，并把这个事情告诉给马松想，马松想听到之后，就直接在他批发生猪的档口那里打电话给马焕扬。马松想打完电话约30分钟后，马焕扬就来到了屠宰场。我同事邓善洪事后跟我说，听到马松想打电话给马焕扬，并跟我说马松想打电话叫来了马焕扬。这个事情过了几天之后，我听我同事说马焕扬带着3、4个年轻男子把黄文海挟持过来到屠宰场，并当着当天在屠宰场工作的所有人员的面殴打了黄文海。马焕扬要把黄文海挟持到屠宰场并当着在屠宰场工作的人的面殴打黄文海就是向我们显摆，想杀鸡儆猴，用黄文海这个事情告诉在屠宰场工作的人，谁也不能得罪马松想，谁得罪马松想，下场就是被马焕扬带人殴打。马松想在屠宰场里一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马焕扬出门帮他处理的，相当于马松想的打手，马松想打电话给马焕扬，叫他过来就是找黄文海算账的，因为黄文海得罪了马松想。 9.证人黄永坚的证言：我是听说黄文海想要回自己的猪脑，当时就在黄德伦收集猪脑的桶里面掏，被黄德伦发现后，两人就吵了起来，后被在场的值班人员拉开了，后来过了几天，我听说黄文海被马焕扬等人带到了屠宰场进行殴打，最后黄文海赔了几千元马焕扬才了事。 10.证人黄炎彬的证言：大概是2016年的一天凌晨四时许，黄文海来到屠宰场想要拿几个猪脑，接着他跟李健洪争吵了起来，之后就动手扭打了起来，打了没多久旁边的人就将他们分开了。李健洪是马松想的手下，他应该是在保护马松想的利益。李健洪是屠宰场副经理李建民的兄弟，他是屠宰场的员工，也是稽查队的成员，他在屠宰场和稽查队都有领工资的，他是跟马松想混的，相当于马松想的跟班，因为李健洪是副经理李建民的兄弟，属于关系户，另一方面李健洪是马松想的手下，而马松想一伙人在屠宰场势力很大，所以李健洪可以同时领两份工资。黄文海与李健洪发生冲突后没多久的一天，我听屠宰场里的人说马焕扬带人来殴打黄文海了。黄文海想要拿猪脑，侵犯了马松想、马松均的固有利益，所以马焕扬就带人来殴打黄文海了。黄文海被马焕扬等人殴打后一段时间就没再从事生猪零售生意了。 11.证人李景贤的证言：2015年，黄文海因为想拿回自己的猪脑与稽查队李健洪发生争执，后来李迺超等人过去制止。大约过了两三天，我听说马焕扬带了几个人过去找黄文海。因为马焕扬是马松想的侄子，所以是马松想叫马焕扬去找黄文海算账。后来我就没有看到黄文海过来屠宰场屠宰猪了。 12.证人陈晃强的证言：2017年某一天凌晨时分，在二仓屠宰场里，黄文海想拿属于自己的猪脑来用，就跟稽查队的李健洪发生冲突，然后就打起来，当时我就在旁边工作岗位，我看到黄文海跟李健洪打起来，我就过去劝架并将他们劝开后，我对黄文海说别那么傻拿马松想的猪脑，但黄文海不听，继续过去跟李健洪打起来，我又过去劝开他们，黄文海就离开。过了一两天，约凌晨四点，我在岗位上班，我见到马焕扬带着黄文海出去屠宰场马松想批发猪肉的地方，我就继续上班。当六时十五分左右我下班走出去屠宰场门口准备回宿舍，看到黄文海被几个年轻人围着，两嘴边都插着两支烟，人没精神的样子，有个年轻人拿着瓶喷雾想喷黄文海，但旁边有个年轻人阻止了，马焕扬站在旁边，马松想也站在旁边。当我回到宿舍就听到马松想说走啦，马焕扬就说听阿叔的话走了，并对黄文海说几点在什么地方等。当时黄文海被污辱时，周围还有其他人，马焕扬这样做，也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害怕他，不敢反抗他，也不敢反抗马松想。 13.证人邓善雄的证言：2016年左右的一天6时许，我下班离开屠宰场时在门口处就听到很多猪肉贩在说李健洪和黄文海打架的事情。内容大概是黄文海要拿回他自己的猪肉，被李健洪发现，两人还打了起来，后来李健洪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马松想，马松想就打电话给马焕扬叫他去教训黄文海。大概过了两三天6点钟左右，我下班经过屠宰场门口时看见马焕扬和另外二个人围着黄文海，当时马焕扬还打了黄文海一巴掌。当时有好多人围在那里看，有猪肉贩、生猪批发商、车仔佬都看到。马松想当时也在现场，门口开票的屠宰场员工李锦威、马咏仪、黄海燕、陈美英好像都看得到。 14.证人朱文彪的证言：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一天凌晨，永和市场猪肉贩黄文海因猪脑一事与李健洪发生口角，然后李健洪打了黄文海一巴掌。过了几天，马焕扬和三四个年轻男子将黄文海从永和市场带来屠宰场，我只是听屠宰场的人说马焕扬和那几个年轻男子在屠宰场殴打黄文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因为马松想收集了所有的猪脑后是交给马松均来售卖的，黄文海想拿走猪脑，相当于减少了马松想、马松均的利益，所以殴打黄文海。屠宰场的人看到黄文海被马焕扬等人殴打，大家都比较害怕马焕扬，不敢得罪他。 15.证人余立权的证言：应该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一天凌晨5、6时许，马焕扬在屠宰里侮辱了黄文海，让他抽烟，不能停，不能呼气。好像是因为猪脑的事情发生矛盾。 16.证人黄德伦的证言：2015年猪肉贩黄文海想拿回自己的猪脑被李健洪制止了，当时我在场，李健洪说猪脑是马松想承包了，不能拿走，黄文海就跟李健洪吵了起来，李健洪就是用手扯着黄文海的衣领，被屠宰场的员工看见了上前把双方都拉开了。 17.证人马松均的证言：2015年左右，当时我没有在屠场，我是后来才听说的情况，黄文海在屠场内提出要拿一点猪脑回去卖，当时因为猪脑是统一由我来收购的，所以当时屠场的工作人员李健洪就没有让他拿，当时他们二人就在屠场内发生口角，黄文海就将用来盛装猪脑的白色塑胶桶打翻，李健洪收集的猪脑也打翻在地，于是二人就在屠场内发生了推搡，后来就被人劝开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屠场附近吃早餐时听人说在屠场内马焕扬带了一些人抓了黄文海在屠场内要打他，我当时就马上过去屠场那里看看是什么情况，去到屠场之后就看到屠场内有很多人在围观，马松想也在那里，马焕扬还有他几个朋友就围着黄文海，我就大声地呵斥马焕扬别搞了，快点回去，不要闹事，随后我在屠场内等到马焕扬他们一伙人走了之后我也离开了屠场。马焕扬抓黄文海到屠场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前一天黄文海弄翻了我统一收购的猪脑，还打了李健洪，所以马焕扬就带了几个朋友去找了黄文海过来说清楚怎么回事。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马松想是否知情，被告人马焕扬是否有请示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是否有授意被告人马焕扬收2000元，被告人马焕扬是否有收取2000元，二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经查，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均能证实本案的起因是马松想利用自己的势力霸占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而且拒绝将本来属于零售商的猪脑卖给零售商黄文海，黄文海为了要回自己的猪脑，过程中与李健洪发生争执、打斗。证人李健洪、李锦威、邓善雄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李健洪随即将黄文海抢猪脑的情况告知马松想，马松想明确告知李健洪，他会搞定这件事。其中证人李锦威、邓善雄进一步证实了李健洪把这个事情告诉马松想，当时马松想就打了电话给马焕扬。综上，可以证实马松想事前与马焕扬有商量、谋划。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李植夫、吴永盼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马焕扬因为黄文海抢猪脑，就伙同他人携带棒球棍等凶器去到市场以殴打、喷胡椒喷雾、强迫抽烟侮辱等方式，要求被害人黄文海赔钱，并强行将黄文海带回屠宰场继续殴打、侮辱并要求其赔钱。综上，足以证实马焕扬有以暴力向黄文海索要财物的行为，且其暴力程度足以令黄文海不敢反抗。被告人马松想、马焕扬的供述与被害人黄文海的陈述，刘称生、朱健彬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在屠宰场内，被告人马焕扬等人继续对黄文海殴打、侮辱并要求其赔钱的过程中，黄文海有向刘称生求救，刘称生就多次找马松想求情，在马松想明确黄文海要赔偿2000元，刘称生就向朱健彬借了2000元给马松想，马松想才让马焕扬放黄文海离开。综上，足以证实马松想、马焕扬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殴打、侮辱黄文海，其暴力程度足以令黄文海不敢反抗，并以“赔钱”的名义向黄文海索要财物，并当场取得财物，二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共犯。故二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2.被告人马松想、马焕扬抢劫黄文海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犯罪组织实施的行为，经查，本案的起因是被告人马松想利用自己的势力霸占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而且拒绝将本来属于零售商的猪脑卖给零售商黄文海，黄文海为了要回自己的猪脑，过程中与李健洪发生争执、打斗，被告人马焕扬是为了维护本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被告人马松想的利益而实施本次犯罪行为，也得到了被告人马松想的授意和认可，故本次犯罪行为属犯罪组织实施的行为。故二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3.对于被告人马焕扬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马焕扬已经取得被害人黄文海谅解的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 五、寻衅滋事事实 （一）2014年开始，被告人朱洪就、马松想、马焕扬、马松均共谋后，明知猪脑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仍在未经猪肉零售商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身穿统一服装的“稽查队”队员对猪肉零售商进行震慑及被告人马焕扬对想索回猪脑的猪肉零售商进行震慑及打击报复等手段，以发包猪脑的名义，指使被告人黄德伦等人在生猪屠宰过程中强行收集所有猪脑交给被告人马松想，指使被告人李健洪帮忙看管猪脑。被告人马松想获取猪脑后，或在屠宰场内进行批发，或交给被告人马松均拿到市场自行贩卖。然后，被告人马松想以承包费的名义，每月将人民币3000元的分成给被告人朱洪就控制的屠宰场。2014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共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脑价值人民币956612.1元（其中2014年：70979头×0.17市斤(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根据证人黄永坚的证言认定）×11元/市斤＝132730.73元，2015年至2017年10月：372797头×0.17市斤×13元/市斤＝823881.37元）。 2017年12月开始，在明知猪脑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且台城二仓屠宰场负责人江建和已经明令禁止霸占猪肉零售商猪脑的情况下，被告人马醒辉、李健洪仍然听从被告人马松想的指使，由被告人马醒辉强行挖取和收集猪脑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李健洪帮忙看管猪脑。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共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脑价值人民币114566.4元（根据马醒辉供述的猪脑数量计算：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220头×62天×0.17市斤×13元/市斤＝30144.4元，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140头×120天×0.17市斤×13元/市斤＝37128元，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100头×214天×0.17市斤×13元/市斤＝47294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 （1）总账账本（7元账本）及2014年7月-2018年12月台山市肉类协会收入支出明细表（7元收支表），证实屠宰场每头猪多收取生猪批发商7元屠宰费后转给“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情况，其中：2014年7月至12月合计496853元（即屠宰生猪70979头），2015年合计936306元（即屠宰生猪133758头），2016年合计882630元（即屠宰生猪126090头），2017年1月至10月合计790643元（即屠宰生猪112949头），2014年7月至2017年10月合计屠宰生猪443776头（其中2015年至2017年10月372797头）；相关账本及表格经朱文彪辨认。 （2）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屠场收入支出账本、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台城食品屠场（后勤）员工下栏收入分配签领表及2017年3月至11月屠场收入支出明细表，证实屠宰场收取猪脑、猪血、猪气管、猪胆、猪心顶、批发商等费用及每月用于发放屠场员工补助的情况。相关书证经黄秀芳辨认。 （3）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公司代宰肉猪平均每头约200市斤，每头肉猪猪脑重约0.28市斤。 2.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证实本案案发现场台城广海路口二仓屠宰场的勘验情况。 3.鉴定意见，证实经台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普通家猪新鲜猪脑进行价格鉴定，根据市场法认定基准日2014年猪脑市场批发价为11元/市斤，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猪脑市场批发价均为13元/市斤，2019年1月28日猪脑市场批发价为13元/市斤；相关鉴定意见已通知马松想、朱洪就、马焕扬、朱文彪、李建民及相关被害人。 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朱洪就想将原本属于猪肉贩的猪脑统一收集起来，然后以屠宰场的名义发包出去，当时朱洪就就想让我承包，因为我哥哥马松均是猪肉零售商，可以贩卖猪脑，于是我把这个事情跟马焕扬、马松均说了，并且跟他们说可以在屠宰场将猪脑收集起来给他，马焕扬就同意了。所以从承包猪脑开始，我每天就强行将猪肉贩的猪脑收集起来在屠宰场里进行批发，剩余的猪脑就给我哥哥马松均拿去市场卖。我在屠宰场批发猪脑赚的钱一般都是用于支付屠宰场的承包费3000元。直到2017年11月许，当时江建和指令不允许私自摘除属于猪肉贩的猪脑等器官，但是我还是让马醒辉专门负责挖猪脑，但是大部门都是我自己批发的猪脑，当然也会挖一些其他批发商批发的生猪猪的猪脑。朱洪就肯定是认为将猪脑承包给我的，但是我又想分点利益给我哥哥马松均，所以就由马焕扬承包，实际上我就负责帮他管理猪脑。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因为生猪在过磅之后，猪的所有器官都是属于猪肉贩的。朱洪就将猪脑承包给我们一家这明显是朱洪就想强拿硬要猪肉贩的猪脑增加收入，所以才想出用承包这种方式。既然朱洪就将猪脑发包给我们，我们每个月都要给朱洪就3000元，那我必然强行收集猪脑，屠宰场的员工也理应将猪脑挖给我。朱洪就已经将猪脑发包给我们了，猪肉贩的同不同意，我们不需要理会。自马焕扬承包猪脑至2017年11月许，那时有屠宰场德员工邓善洪、黄德伦、矮相、雄伟他们挖猪给我，他们每人会拿5斤的猪脑作为补偿。大约是到2015年许，朱洪就叫黄德伦一个人挖猪脑给我，黄德伦每天会拿回大约5斤猪脑作为酬劳，他本来也是猪肉零售商，平时我马焕扬会给一些烟或者单独给几百块他，他本来是屠宰场的员工，自从朱洪就让他帮我挖猪脑后，就不再从事屠宰场的工作了，专门帮我挖猪脑。2017年11月后，江建和明令不允许挖猪脑了，黄德伦就被调去干别的事，我就叫稽查队的马醒辉帮我挖猪脑，直至被抓获。 （2）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猪脑、猪血、猪气管、猪胆承包出去后的承包款一部分是用于给屠宰场的员工发放补贴的，每个员工按照50元到100元的标准发放，由李建民列表，员工签领。另一部分作为其他的开支，用“白头单”来记录，这些“白头单”都由李建民负责保管，有事实支出情况的“白头单”由我签名，其他的都是由李建民签名。生猪称重后用电锯分成两边才能取猪脑，按理来说，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我是于2011年经屠宰场的猪脑承包给马松想的，当时我是以3000元人民币将屠宰场的的全部猪脑承包给马松想的，该3000元我、李建民、陈金波都有商量过分发给屠宰场的员工当作补贴，3000元的猪脑款并没有进“长江”的公户。承包给马松想的那个时间，猪脑每个大约是1元。现在猪脑每个大约2元。以2011年物价以及猪脑的市场价格来算，当时3000元一个月是合理的，但是后来猪脑的价格涨价了好几倍，而且后来屠宰场每天要屠宰的生猪越来越多，到后来几年还是以3000元的价格承包给马松想就明显不合理了。我认识马松想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以这个价钱承包给他的，后来我都不管了。承包没有签订协议，只是口头协议，当时我是屠宰场的总经理，是经过我本人同意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的。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这是我和李建民决定的，加上我和马松想关系好，就承包给马松想，没有承包给其他批发商。当时只是跟部分的猪肉贩说过承包屠宰场的猪脑给马松想这回事，他们也没意见，加上猪肉贩以前都不拿猪脑的，所以就按照以往的那样，一直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但事实上，也是工作的疏忽，没有征求所有猪肉贩的同意。2013年至2014年年底期间，台城二仓屠宰场每天大约屠宰300头生猪，2015年至今，每天大约屠宰400头生猪。按理来说，猪脑承包款不止这么少。因为我和马松想关系好，就没向马松想提价。加上，我想提高屠宰场员工的收入。每月的3000元承包款是给屠宰场的员工当补贴。屠宰场全部员工都有份领补贴，包括我和三个副经理陈金波、李建民、袁卓志。马松想没有给过我什么报酬，马松想偶尔请我吃早餐、吃饭喝酒。屠宰场员工和稽查队平时聚餐和旅游一年就一两次。大部分费用是从职工奖金里剩下的钱出的，生猪批发协会也有出钱。领补贴是有签名的，是李建民负责制表给我们签名的。我将猪脑承包款分给屠宰场的员工，没有经过“长江”总公司的同意。员工肯定知道该补贴是猪脑的承包款。因为屠宰场的所有员工都知道屠宰场的猪脑承包给马松想，因为我和李建民商量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之后，在2012年6月的一天15时许，召集屠宰场的全部员工，当时就除了陈金波没参加会议，我当时在会议上说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现将屠宰场的猪脑承包给马松想，每月3000元的猪脑承包款分给屠宰场的员工，借此提升大家工作的积极性。最后所有员工都表示同意这一决定。每月收取用于补贴职工的资金有：协会会费取3000元，猪血4000元，猪胆、猪气管2000元，猪脑3000元，共计每月补贴收入约12000元。这些补贴以前是出纳管理，后来李建民管理，我发现李建民曾经在屠场基建的项目上使用该笔资金。 （3）被告人黄德伦的供述与辩解：大概2014年开始马松想承包了整个屠宰场的猪脑，朱洪就跟我说马松想承包了猪脑，让我在屠宰场加一项挖猪脑的工作，每个月给我200元至400元钱的报酬。所以自那以后我就给生猪过磅并开边之后，就顺便将猪脑挖下来，用一个桶将挖下来的猪脑装在一起，之后马松想或者李健洪就会过来将搜集好的猪脑一起拿走去处理。直到2017年初屠宰场有电锯了，可以用机器给生猪开边了，我的工作就只有看过磅和挖猪脑，一直到2017年底的某一天，李迺超过来跟我说，以后不用我挖猪脑了，以后的猪脑由猪肉贩自己挖，自那时之后，我的工作就只是看生猪过磅，马松想之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至400元的挖猪脑的报酬就没有了。李健洪是稽查队的人，在屠宰场里看猪腩和帮马松想拿猪脑。生猪开完肚之后就过磅分边，正常屠宰过程就到此结束，买猪的肉贩就可以把自己买的猪和猪内脏全部拿走，猪血就归我们屠宰场所有，但是马松想承包猪脑之后，杀猪最后一道程序开边之后还把猪脑挖出来给马松想。屠宰场每天平均屠宰大概400头猪，每只猪大概有一两重的猪脑。2014年至2017年屠宰场挖的猪脑都是给马松想的，猪脑是只有在马松想那里才能买得到。自从马松想承包猪脑之后，不管猪肉商贩同不同意，都要将猪脑给马松想。我知道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但当时的经理朱洪就安排我猪脑挖出来交给马松想，所以我不得已才这么做。朱洪就当时说马松想已经将猪脑承包了，100块钱一天承包了，所有的猪脑都要给马松想。在2014年以前，猪是在割开之后才过磅的，猪脑是属于屠宰场的，2014年之后，猪是在没有割开前过磅的，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但是现在还是按照2014年之前的做法做，将过磅后的猪脑归屠宰场所有，然后承包给马松想。2014年朱洪就就公开问所有的职工，屠宰场的猪脑一天150块可以承包全部，但当时没有人承包，过了一天之后，朱洪就就以一天100块承包给马松想。我每天可以挖200到400个猪脑。2017年之后，我就专门负责挖猪脑，一天平均挖300头猪的猪脑，挖好猪脑之后也是给马松想。帮马松想挖猪脑我是有报酬的，朱洪就每个月给我200至400元钱，另外我还可以以总价20元钱低价向马松想收购3、4斤的猪脑，之后我会以10元每斤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从中赚取差价。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他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在屠宰场里大部分人都听马松想的。因为我挖猪脑给马松想，他会给我额外的利益，所以我就听他的。李迺超是屠宰场的主管，主要管理我们将工作做好，包括监督我挖猪脑，如果我挖得不好，李迺超就会骂我。李迺超也是听马松想的。 （4）被告人马醒辉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11月后，马松想安排我去挖猪脑了。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老板，在屠宰场里势力很大，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维护他的利益。稽查队是马松想控制的组织，当然没有执法权。我就听从邝国炽的安排去工作，他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时候是黄德伦挖猪脑，稽查队分开后就由我专门挖猪脑，挖完后我就将猪脑拿给马松想去卖。我是帮马松想挖猪脑的，也是按照以前黄德伦挖猪脑的情况挖，所以也会挖其他猪肉贩的猪脑，有一次我挖猪脑挖少了，还被马松想骂。挖猪脑这是分几个阶段的，我挖猪脑的数是平均每天逐渐减少的，2017年11月份左右到2018年1月底左右，这段时间我每天能够挖出220个左右的猪脑；2018年2月份到2018年5月份左右，我就挖走那些态度比较软的猪肉贩的猪脑，这个时间段我每天平均能够挖到的猪脑也就只有140个猪脑左右；这些猪脑除了马松想批发的生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批发商批发的生猪。随着越来愈多的猪肉佬知道猪脑可以拿回了之后，越来越多的猪肉佬不给我们挖猪脑，一直到我被抓的那个时候，我每天平均能够挖到的猪脑也就只有100个左右，这些猪脑也同样有一部分是属于其他批发商批发的生猪。因为猪脑越挖越少，马松想还有一次直接用粗话骂我说我挖得太少。我挖的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因为生猪过磅后，整只猪都是属于猪肉贩的。马松想叫我挖猪脑肯定是没有经过猪肉贩的同意的。因为马松想是我们的老板，他安排我去挖猪脑，我就去了。马松想没有承包猪脑，屠宰场当时已经明确了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马松想没有给钱猪肉贩。2018年10月份，我也是按照以往一样在挖猪肉贩的猪脑，但是我挖了一个叫彬仔的猪脑，彬仔就骂了我，我告诉马松想，马松想就跟彬仔的大哥吵了起来。 （5）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我每个月以3000元承包屠宰场的猪脑，没有签订合同，只是口头协议，这口头协议是屠宰场之前的总经理朱洪就2013年跟我说的，说叫我承包猪脑后过了几天我就开始从屠宰场那里拿猪脑去卖了。从2013年至今3000元猪脑承包款从没变过，这3000元交给屠宰场是没回执给我的。这些猪脑是每天屠宰场的所有猪脑，包括我叔叔马松想的。按我的理解，猪脑应该是零售商的，如果零售商想拿回猪脑要用钱向我买或者找屠宰场管理人员。每天屠宰场将猪肉开半后拿出猪脑放在桶里收集好，然后由我父亲母亲帮忙贩卖，现在约10元一斤，平均一副猪脑价值1元左右，我承包猪脑的3000元是我父亲马松均给的，他卖了猪脑给的钱。刚开始承包猪脑时是由马松均、马松想负责在屠宰场批发那些猪脑，批发剩余的猪脑再由我父亲拿到市场零售。每天约有30斤左右的猪脑，十几个猪脑重约一斤。在台城除了我父亲马松均、我叔叔马松想之外没有其他人批发猪脑。因为台城就一个屠宰场，我们承包了整个屠宰场的猪脑，其他人想买猪脑只能向我们购买。台城批发猪脑的市场价格是我们自己定的。猪脑属于猪肉贩的，反正朱洪就把猪脑承包给我们了，我不理属于谁的。我知道在屠宰场负责挖猪脑及收集猪脑的有黄德伦、李健洪、马醒辉，我们过节时会给他们一些烟或请他们吃顿饭表示感谢，其中我叔叔马松想也额外每个月给他们几百元作为报酬。 （6）被告人马松均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年中之后，当时的屠场经理朱洪就想将猪脑发包出去，马松想就叫我和马焕扬承包下来，之后就由马松想在屠宰场里叫人帮忙收集好猪脑，在屠宰场进行批发，一般卖够100元的猪脑，剩下的猪脑就给我拿回我的猪肉档口卖。马松想叫我和马焕扬承包猪脑是因为我是他哥哥，他想关照我，而且因为猪脑是过磅了，属于猪肉贩的，而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如果没有马松想的帮忙，我们承包了猪脑，也不会得到猪脑。屠宰场应该是没有权将猪脑发包出去的，但是之前马松想应该跟朱洪就说过的。如果猪肉贩他们想要回猪脑，就按照当时的猪脑零售价多少钱向我购买。当时是马松想叫了屠场负责的职工黄德伦、李健洪帮我收集猪脑然后交给我的，有时我自己也会去挖猪脑、收集猪脑，直至2017年11月，屠宰场就不允许我承包猪脑了，但是马松想还是有猪脑给我卖的。2012年我刚开始承包猪脑的时候，一天大概屠宰300头猪，大概有300个猪脑，然后每年逐增，到了2017年每天屠宰400头猪脑，就有400个猪脑，2017年10月之后，屠宰场不允许承包后，每天的猪脑从400个逐渐减少，前三个月平均大约有200多个，之后三个月就只有100多个，到了2018年5月份之后，就稳定下来，一天只有70多个。马松想是我的弟弟，他是生猪协会的会长，负责稽查队的，在屠宰场比较有威信，屠宰场的人都听他的，我可以承包猪脑也是因为有马松想。 （7）被告人李健洪的供述与辩解：从2014年12月份我开始在稽查队工作，一直到2015年6月份左右，屠宰场新进了一部给生猪开边的机器，但是以前用手开边的工作人员突然转为用机器开边反而不会了，当时的屠宰场经理朱洪就见我是稽查队的，看割猪腩又没有特别忙，所以让我去操作机器给生猪开边，同时在屠宰场那边再开一份工资给我，所以从那时之后，我就开始又做稽查队的工作又做屠宰场给生猪开边的工作，同时帮马松想看挖出来的猪脑，监督全部被挖出来的猪脑不要被别人拿走。到了2017年底10月份，屠宰场的老板江建和见到我稽查队和屠宰场两边都拿工资，江建和就解聘我了，所以自那之后我就开始不再做屠宰场的工作，专门做稽查队的工作了，一直到我被公安机关抓获。我在屠宰场的时候，生猪过磅后猪脑会被黄德伦取出来，然后拿给马松想来处理。黄德伦一天能挖400个左右的猪脑，猪脑归马松想所有，后来屠场就禁止挖猪脑了，马松想就让其老表马醒辉挖其自己的猪的猪脑了。他们将猪脑挖出来后，全部收集在一起，之后一起交给马松想。每头生猪有一对共两个猪脑，每天屠宰场里面有多少头生猪就有多少猪脑被挖，从2014年我在稽查队上班至今，屠宰场平均每天大概屠宰400头生猪，所以平均每天挖大概400对猪脑。猪脑是过磅之后挖的，是属于猪肉贩的。马松想是稽查队的负责人，稽查队也发工资给我，所以我就帮他看猪脑，每个月他都给我几包烟抽，平时黄德伦和马醒辉负责挖猪脑。我在稽查队的工作内容是在屠宰场看割猪腩，也帮马松想看猪脑，2015年年底我担任开边组长。我认为朱洪就和我哥李建民这样发包出去当然是不合法的，但因为我是稽查队的队员，而马松想是我们的老板，我受他安排的，所以我肯定要维护马松想的利益的。2015年年底猪肉贩黄文海直接过来屠宰场用双手拿了几个猪脑，然后我看到就制止他想抢回猪脑，跟他说你不能拿，他不理我，之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互相推撞。后来屠宰场的员工看到就分开了我们，过了一会，我就跟马松想说，猪肉贩黄文海想拿猪脑，我制止并推撞起来，他说他知道了，他会搞定。后来黄文海就被马焕扬打了。 5.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赵应畅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在台山市新宁市场做猪肉销售工作，现在已经有十一年了。我每天只销售一头生猪。 （2）被害人李健豪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2011年开始做生猪批发商生意，2016年的时候因为生意不好就开始转行做生猪零售。之前很长时间都没有猪脑给我们，近半年我们就拿到猪脑了。 （3）被害人谢建壮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从事生猪零售8年半的时间了，我每天在屠宰场拿一条猪。猪脑、猪气管、猪胆是有被他人给承包占有，我们拿不到。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的，因为我们选好猪后，猪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应该属于我们。猪胆一般我们是不要的，猪脑和猪气管我们是想要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购买，我们拿回去还能销售获利。猪脑是生猪过完磅、开完边后有人专门把猪脑取出来拿走，然后被承包的人进行二次销售。我知道猪脑是被马松想和他的哥哥马松均承包了。我有时候想把猪脑拿回来，但是他们不给我，甚至我找马松想等人花钱买他都不卖给我。如果我将这些东西要回来我可以拿去销售。屠宰场在生猪屠宰过程中就将这些东西取走了，我们要也要不回来，之前我还听说有零售商想拿猪脑被马松想等人给打了一顿，然后被打竟然还要赔偿马松想等人2000元的费用，我们听到此事之后都怕了他们那一伙人，所以都不敢要回猪脑了。 （4）被害人李伟国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安排黄德伦在猪过磅、开边后，将每头猪的猪脑收集放在一个桶里，然后放满了就拿胶袋装上交给马松想。马松想卖8元一斤，屠宰场每天大概杀400头猪，算下来猪脑共100斤，马松想每天能收入800元左右。我们都惧怕马松想的势力，不敢说什么，只能忍气吞声了。有时候有客人需要猪脑，我都要去征求马松想的同意，需要好言好语求他，才能买到猪脑，有时候他也不一定卖给我们的。 （5）被害人黄文海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霸占了屠宰生猪产生的猪脑、猪胆、猪气管，我买了整头猪也拿不到猪脑、猪胆、气管，他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财物。 （6）被害人李素珍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平均每天拿一头生猪回来销售。我销售的生猪有专门的运输贩给我运输回来。目前我们都可以拿回猪脑、猪胆、猪气管的，但在2018年6月份之前这些器官我们根本拿不到的，因为屠场把猪脑和猪气管都承包给了别人，所以我们拿到生猪的时候也拿不到猪气管和猪脑。之前不是我们自愿给屠宰场的，因为猪胆我们一般是不想要的，猪脑和猪气管有价值的，我们肯定想要回来卖给顾客。我知道是有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了霸占垄断，屠场也乐意将这些东西承包给他人以便销售获取利益，所以就屠宰场内的员工就挖走了这些东西。屠宰场的员工说猪脑是被马松想垄断了。本来就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猪脑的话是过磅后被人取走了，猪胆和猪气管就是过磅前按照猪下水里面一起算，是按照每头猪平均7斤的猪下水来算的，加到总重量里面。被挖走的猪脑重量是一头猪重200克（4两），拿回猪脑后，我们是按照15元一斤零售，也就是约6元一个。我听说有一个零售商是去屠场那里索要，不但没有要回来，还被人威胁恐吓打了一顿；我们听到这件事之后都不敢向屠宰场拿回猪脑了。我们都害怕被屠宰场的马松想这一伙人打击报复，再说我们还要做猪肉零售商的，更加不敢得罪他们；万一得罪他们不批发生猪给我，我在市场卖不了猪肉，我靠什么维持生活。 （7）被害人余剑锋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卖猪肉二十多年，以前在美琴市场卖，大约2017年开始搬过来新美琴市场卖猪肉。我平均每天拿1.5头生猪到市场卖。在2011年时我们到屠宰场就开始拿不到猪脑了，我们想要拿猪脑必须要花钱买才可以，按道理讲生猪过磅后，生猪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零售商了，但是屠宰场会有人把猪脑取出来然后拿走，我们就一直拿不到猪脑。猪脑听说被屠宰场让人承包了，所以将猪脑拿走了，我们就少了猪脑的销售，我们想要拿要花5元买回来。 （8）被害人伍立文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是1999年就开始在市场销售猪肉，我平均每天拿一头生猪回来销售。猪脑和猪气管我们不是不想要，是想要根本就拿不到，因为屠场把猪脑和猪气管承包给了别人，所以我们拿到生猪的时候也拿不到猪气管和猪脑。我知道是有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了垄断，屠场也乐意将这些东西承包给他人以便销售获取利益，所以就叫人挖走了这些东西，我就知道猪脑是被马松想垄断了。猪脑、猪胆、猪气管本来就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猪脑的话是过磅后被人取走了，猪胆和猪气管就是过磅前按照猪下水里面一起算，是按照每头猪平均7斤的猪下水来算的，加到总重量里面。拿不到猪脑我们就不能销售，我们想拿要花5元钱买回来。从2018年下半年我们零售商又开始可以拿到猪脑了，拿回猪脑后，我们一般卖5元钱一个。我听说有零售商去屠场那里索要了，当时去了之后不仅没人解决，反而还被人威胁恐吓打了一顿，我们听到此事心想也斗不过他们，所以想想就算了。 （9）被害人郑建宏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从1989年开始在台山南昌市场卖猪肉，大约1994年左右到富城市场卖猪肉，每天大约卖一头猪。我知道马松想控制了猪脑，让人杀猪的时候把本来属于我们猪贩商的猪脑挖掉，自己拿去卖，这些猪脑本来是属于我们猪肉商贩的，我们想拿回属于自己的猪脑就需要找马松想买，给钱马松想才能拿回属于自己的猪脑。猪脑目前的价格是3到5元一个，大约到了2018年6月我们才重新拿回这些东西售卖。大约在8年前我们就没办法拿这些东西回来售卖的。 （10）被害人郑晓平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是从2009年开始做生猪零售的。我一直都是从台山市二仓屠宰场拿猪肉过来市场卖的，我平均每天拿1头生猪过来市场卖。2011年左右我们去屠场拿猪就开始拿不到猪脑了，我们想要拿猪脑必须要花钱买才可以，按道理讲生猪过磅之后，生猪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零售商，但是屠场会有人把猪脑取出来然后拿走，我们就一直拿不到猪脑。听说有人垄断了猪脑然后屠场也许可。拿不到猪脑我们就不能销售猪脑，我们想拿要花5元钱买回来，从2018年下半年我们零售商又开始从新可以拿到猪脑了。拿回猪脑后，我在市场的销售价格一般卖３－５元钱一个。我听说有零售商去屠宰场拿猪脑然后被搞垄断的人给打了，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们那些人惹不起，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零售商就不敢反抗，更不敢再去拿回属于自己的猪脑了。 （11）被害人关建存的陈述（猪肉零售商）：2011年到2014年，我在台山市台城永和市场卖猪肉，2014年至今我在台城金叶市场卖猪肉。我知道马松想一伙人强行夺走了所有的猪脑、猪气管。马松想一伙人是在生猪过磅称重后取走猪脑、猪气管的，而我们这些猪肉零售商是以过磅的重量向生猪批发商付钱的，意味着猪脑、猪气管都是属于我们猪肉零售商的。屠宰场的员工帮马松想收集猪脑、猪气管。从2011年我开始从事生猪零售生意起，马松想一伙人就开始强行收集屠宰场所有的猪脑、猪气管了，一直到大概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才停止这一行为。马松想一伙人是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强行夺走我们的猪脑、猪气管的，我们想要回猪脑、猪气管的话还得求马松想卖，我知道大概三年前有一个叫“阿海”的猪肉零售商曾因想取回猪脑而被马松想一伙人殴打并勒索了2000元。猪肉零售商没有反抗。大家都知道马松想一伙人很凶，在屠宰场内就马松想最大，如果反对马松想的话会被马松想一伙人恐吓、殴打，以至于无法再从事生猪相关生意，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被马松想一伙人夺走猪脑、猪气管。 （12）被害人刘绍忠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从1989年就开始从事猪肉的零售，平常在屠宰场拿1.5头猪。猪脑、猪气管、猪胆等应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的，因为我们选好猪付好钱，猪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应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猪胆一般我们是不要的，猪脑和猪气管我们是想要的因为可以拿来卖钱，我们拿回去还能销售获利，本来猪气管是包含在猪下水的七斤里面的，但是在生猪开膛后就被开膛的人统一拿出收集起来拿走了。猪脑的话是生猪过完磅、开完边后有人专门把猪脑取出来拿走，然后由马松想统一承包拿去销售了。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很大，跟屠宰场的关系很好，我们都不敢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之前我还听说有猪肉零售商想拿回猪脑被马松想等人给打了一顿，所以就都不敢要回猪脑了。我至少有7年左右没有拿到猪脑、猪气管了。因为猪脑被霸占，市面上卖猪脑的人就少了很多，有很多人过来打听想买猪脑但是都买不到。 （13）被害人余伟强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在马松想那里买猪一开始猪脑是没有的，自从马松想等人被抓获后，猪脑也就正常可以得到了。猪脑也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马松想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也没有和我商量。 6.证人证言 （1）证人黄炎彬的证言：猪脑是在生猪过磅后取下的，所以猪脑是属于猪肉零售商的。朱洪就任职期间，在屠宰场屠宰的所有生猪的猪脑、猪气管都是收集起来交给马松想的。猪脑是由黄德伦收集交给马松想的，猪气管是由我收集起来交给马松想的。猪脑市面批发价约1元一个，屠宰场每天屠宰约400头猪，每天收集的猪脑约有370个。马松想收到猪脑后大部分是交给他哥哥马松均去售卖的，另外一部分他就会卖给当天来买猪脑的猪贩。马松想强行收集所有的猪脑、猪气管有些批发商、零售商是明显不同意的，有些则没有表态。猪肉零售商、批发商是不可以取回属于自己的猪脑、猪气管的，如果有猪肉零售商想要猪脑还得求马松想卖给他，很多时候马松想都不卖，他会叫零售商去市场上自己买猪脑。曾有一名化名“阿海”的男子因猪脑与马松想一伙人发生冲突被马焕扬等人殴打，之后一段时间就没再从事生猪零售生意了。 （2）证人李建民的证言：猪血每月收入17000元、猪脑每月3000元、猪胆每月1000－1500元、猪气管每月约2000元，统称下栏收入。按理来讲，猪血是属于批发商的，猪脑、猪胆、猪气管等是属于猪肉贩的，反正猪下栏都不是属于屠宰场的。收取的猪血费、猪脑费、猪胆费、猪气管费和看割猪腩费是我和朱洪就、陈金波、袁卓志四个经理决定当作福利发放给员工的。在我担任二仓屠宰场副经理之前，马松想就已经承包猪脑了，是朱洪就发包给马松想的。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是不可以拿的，那些属于马松想所有了，屠宰场每月收取马松想约3000元猪脑费用，如果有人想拿取猪脑必须向马松想买。猪脑是负责开边的员工过来收集的，有欧任贤、黄德伦。每月收取3000元左右的猪脑费是每月我们屠宰场的员工挖取所有屠宰场内被屠宰猪的猪脑，收集好后交给马松想，马松想每天支付100元给我们屠宰场作为辛苦费，这些钱由马松想缴纳给马咏仪、李锦威、李美英三人，三人收取之后缴纳给黄秀芳。 （3）证人李迺超的证言：猪脑是过磅后取出来的，属于猪肉贩的，但是朱洪就、李建民就以承包的名义，强行收集了所有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然后再给马松想。我们取猪脑出来没有经过猪肉贩的同意，都是我们私底下的行为。屠宰场将猪脑承包给其他人获取利益，我觉得这样做不合理不合法。我们员工还领着这笔补贴是大家都想多领钱而已，所以就这样做了。到了2017年12月，江建和担任屠宰场的经理时不让屠宰场员工收集猪胆、猪气管、猪脑时，补贴就没有发放了。我负责收猪气管、猪脑、猪胆的钱，猪脑是马松想3000元承包的。是朱洪就说的，马松想承包了猪脑，叫工人挖出来的猪脑都给马松想，以每月3000元结算。公司承包出去猪脑、猪胆、猪气管的钱是出纳黄秀芳发给工人的，2016年初至2018年1月份黄秀芳将这笔钱发给我，再由我按工资表发给工人。过磅之后取猪脑是马松想的主意，猪肉贩要拿回自己的猪脑需要另外支付费用，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马松想比较凶，人多势众，所以没人敢反对。猪脑是马松想他们叫了黄德伦、马醒辉专门挖出来的，不用我理。马醒辉是从黄德伦没有帮马松想挖猪脑后，就被马松想安排去挖猪脑，他除了挖马松想的猪脑外，还挖其他人的猪脑，有一次，马醒辉挖了朱健彬的猪的猪脑，当时朱健彬还和马松想吵起来。江建和已经明令不允许挖猪脑了，马松想还是继续挖猪脑是因为猪脑是一块很大的利益，马松想当然不想放弃。马松想挖猪脑当然不用征求过猪肉贩的同意，马松想当时已经在屠宰场有很大势力，他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他直接挖就行，没有人敢有意见，有意见就会被报复。 （4）证人朱文彪的证言：2011年起我接手猪脑、猪气管、猪胆的管理工作，从那时候起到2017年年底，屠宰场屠宰的所有生猪的猪脑、猪气管都会收集起来，统一交给马松想，然后马松想会将猪脑交给他的哥哥马松均，马松想每天会给100元给屠宰场的员工作为补贴。猪脑是由黄德伦收集的，猪气管是由黄炎彬收集的。每个猪脑大概价值2元，屠宰场每天屠宰300到400头猪。猪脑是在生猪过磅后取出来的，就是属于猪肉零售商的。因为马松想每天会给屠宰场员工100元作为补贴，每个员工每个月可以从马松想那里得到大概100到200元的补贴，所以屠宰场的员工会协助马松想夺走原本属于猪肉零售商的猪脑。一部分猪肉零售商、批发商明显表达不愿意将猪脑、猪气管交给马松想的，另外一些人没有表态。在2017年12月份左右，陈金波通知屠宰场员工不允许再收集猪脑、猪气管、猪胆，但是马松想还是让马醒辉和黄锐良收集他所批发猪的猪脑。马醒辉和黄锐良他们两个都不是屠宰场的员工，马松想安排过去的。屠宰场的猪脑、猪气管是朱洪就发包给马松想的，朱洪就安排了黄德伦专门帮马松想挖猪脑给马松想，李建民安排了李迺超负责收集猪气管交给马松想，同时李迺超是管屠宰场的所有具体工作的，负责监督这些人收集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朱洪就发包给马松想应该是想获利多点利益。 （5）证人邝国炽的证言：马松想叫马醒辉挖猪脑的，马醒辉是马松想的老表，是稽查队的队员，他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看割猪腩，后来江建和不允许承包猪脑了，黄德伦也就没有帮马松想承包猪脑了，马松想就安排马醒辉专门挖猪脑。 （6）证人李健和的证言：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是垄断了屠宰场的，强行收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批发商每屠宰一头猪要给钱稽查队，所以让稽查队去市场检查、在屠宰场巡查就能保证马松想批发生猪的稳定，马松想也能得到更多的猪脑、猪气管，朱洪就、李建民分得的利益也更多。 （7）证人范国恩：马松想负责支付工资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最大的批发商，打击生猪私宰，当然他获益最大，并且将猪肉贩的猪脑、猪气管强行收集起来拿去卖。 （8）证人邝英达的证言：除了屠场员工黄德伦帮马松想挖猪脑之外，稽查队队员黄锐良、马醒辉也帮马松想挖猪脑，是马松想安排的。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我听马松想说他向屠宰场承包猪脑，所以屠宰场的员工黄德伦帮他挖猪脑，同时马松想有时候还安排马醒辉和黄锐良帮他挖猪脑。我听说稽查队成立之前马松想就已经开始承包了猪脑，在2017年我有见过邓善洪挖猪脑。 （9）证人黄锐良的证言：江建和在屠宰场做负责人后，猪脑就可以由零售商取回，但之前不是这样的，猪脑由马松想全部取走，零售商想要回都不行，而且马松想也不付钱给零售商，因为马松想要自己控制猪脑销售。他将收来的猪脑在屠宰场里面批发，剩下再拿给他哥哥去批发。猪过称后，屠宰场员工将猪对半切开，这时由马松想安排的黄德伦取走猪脑，然后才让零售商取走生猪到市场出售，猪脑应该是属于猪肉贩的。每头猪的猪脑约0.2斤重。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联合起来就在屠宰场强行收集猪脑、猪气管，猪肉贩根本不敢有意见。我2018年挖过猪脑，有一次马醒辉请假，我就被邝国炽安排替他挖了三天猪脑，平时马醒辉休息，我也会替他来挖猪脑。挖猪脑是马松想、邝国炽的意思，他们叫我挖我就挖。稽查队本来就是马松想的，我们当然要维护马松想的利益，所以我要帮马松想挖猪脑。 （10）证人谭德辉的证言：大半年前一直是黄德伦挖猪脑，2019年1月份开始就是马醒辉负责挖猪脑了。猪脑是统一收集给马松想，但他给谁批发，怎么批发的我不知道。 （11）证人余立权的证言：2017年以前屠宰场都是将每只猪的猪脑取下统一给马松想，听说马松想要交钱给屠宰场，马松想安排黄德伦帮他取在屠宰场所有猪的猪脑，其他猪器官就交给李迺超收集并卖给其他的老板。每只猪的猪脑2两左右，每斤猪脑8元左右，屠宰厂每天杀300多头猪。因为那些猪是猪贩子的，取了别人的东西就不合理。马松想收集每一天的猪脑就在屠宰场进行批发，大部分都是批发给猪肉贩，剩下的猪脑他就会拿去给他哥哥马松均去批发，很多酒楼之类的就是在马松均这里买猪脑的。 （12）证人江建和的证言：2017年11月，我不再允许挖猪脑，就安排黄德伦去其他岗位。生猪过磅后，猪脑属于猪肉贩。2017年10月屠场收入支出明细表是关于猪脑、猪胆、猪气管的月收入，然后屠宰场的每个员工有收益。但我查阅公司账户，是没有猪脑、猪胆、猪气管的款项进账。猪脑是马松想挖了之后交给马松均销售。 （13）证人陈金波的证言：近六七年，屠宰场里面的猪脑全部都是由马松想挖取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中。2017年以前我虽然担任屠宰场的副经理，但是实际上我被朱洪就、李建民架空了，我什么事情都管不了，所以我也索性不理屠宰场的事情了，直到2017年朱洪就退休我开始接收屠宰场管理工作后，我发现马松想利用屠宰场的员工给他收集原本属于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于是我就制止了这一行为。马松想强行收集的猪脑一部分是由他自行批发给零售商，另一部分则交给他的哥哥马松均拿去卖。每头猪的猪脑价值约2元，每天屠宰场屠宰约400头猪。马松想每个月有给屠宰场3000元作为猪脑的钱。猪肉零售商肯定是不同意的。批发商跟零售商都以为这是延续之前我们公司统筹时候的规矩，他们之前都不知道这些猪脑全部是由马松想处理的。后来他们知道这事之后就经常因为这些跟马松想他们发生争执。曾经有一名在城北市场卖猪肉的商贩就是因为他购买的猪只的猪脑被挖取了，跟李建民的弟弟发生了争执，后来马松想也加入进来，第二天马焕扬就带着人来屠宰场找到这个商贩，当场勒索了2000元，之后这名商贩就因为害怕连猪肉就不敢卖了，我也是因为禁止员工挖猪脑的事情被马松想以及马焕扬恐吓的。加上马松想一伙人平时都是凶恶惯的，平时马松想总是随意大声辱骂屠宰场的其他人，如果有人反抗马松想一伙人，马焕扬就会带社会上的古惑仔来恐吓、殴打对方，其他人也就更加不敢取回自己的猪脑了。猪脑、猪气管是属于猪肉零售商的财物，马松想强行收集是没有经过猪肉零售商的同意的，这相当于抢夺他人财物，所以我一上任就制止了这一情况。台城所有的猪脑、猪气管被马松想垄断了，马松想独市经营高价卖出，导致台城很多市场都没有猪脑、猪气管卖，市民一般情况下都买不到，想要吃只能去饭店等场所高价购买。2017年12月底的一天，我跟屠宰场的几名小组长开了一个会议，对他们说以后不准将猪脑、猪气管、猪胆挖出来交给马松想。但过了四、五天，我再去屠宰场了解情况时发现屠宰场的员工依然在收集所有猪脑、猪胆、猪气管交给马松想，当时朱文彪等人回答我说是马松想叫他们挖猪脑等器官给他的，马松想会给他们钱作为报酬，我听后就再次对他们说不准再挖猪脑等器官给马松想，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辞退他们，此后挖猪脑给马松想的情况才消失了。因为猪脑等器官是属于买了猪的猪贩的，将猪脑等器官收集起来交给马松想相当于强行夺走了猪贩的财产，这样肯定是不对的。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一方面多年以来马松想与前任经理朱洪就相互勾结，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经常来到屠宰场耀武扬威，时不时都恐吓、殴打屠宰场内不听从马松想安排的人员，造成了屠宰场的员工不得不听命于马松想，另一方面马松想会将强夺猪脑等器官获得的部分利益作为补贴发给屠宰场的员工，所以屠宰场的员工会替马松想收集猪脑等器官。 （14）证人袁卓志的证言：屠宰场的事务一般都是朱洪就、李建民他们负责的，我和陈金波没有参与。承包猪脑、猪血、猪气管所收取的费用用于购买日常零星开支，比如纸巾、茶叶等没有发票开的情况下使用，以及组织台城分公司全体职工旅游。 （15）证人伍泽生的证言：我们使用人工开边后就可以取猪脑，因为四九屠宰场的生猪屠宰量只有每天30头，猪肉贩形成一个习惯，谁需要猪脑的话，他们会提前跟大家说，然后当天就由那名猪肉贩统一收集猪脑，一般他们会轮流收集猪脑，假设那天没人收集的话，我们屠宰场会收集起来作无害化处理。在我们四九屠宰场加工的猪肉贩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一起协商处理猪脑，不存在一人垄断或霸占的情况。 （16）证人伍仕平的证言：谁的猪，就由谁自己拿走猪脑，我们端芬屠宰场一般不需要处理猪脑。 （17）证人黄秀芳的证言：以前猪脑也是组长收集，能卖多少就是多少，直到大概2013年，猪脑承包给马松想。2013年至2016年底，猪脑费每月3000元，2017年初开始我就没有负责收猪脑费了，是上夜班的组长处理猪脑的事情。按理来讲，猪脑、猪气管、猪胆等肯定是属于猪肉贩的。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是朱洪就、李建民决定的。我也知道不合法，但是既然可以增加收入，我也就收了。猪脑承包款一直都没有进公司的账户，朱洪就、李建民曾跟我说过该笔钱不要进账了，每月用于支出白头单的费用。猪脑承包款一直收取到2017年10月许，因为当时老板江建和说过不可以摘除属于猪肉贩的猪器官，我就再也没有收过关于猪脑的钱了。 （18）证人陈秋卿的证言：屠宰场的猪脑之前是屠宰场的员工黄德伦收集后交给马松想，后来大老板江建和回到屠场改革后，他就没有挖猪脑改做称猪的了，换了稽查队的一个老年男子挖猪脑，原来该名老年男子是负责看猪腩的。我一开始去到屠宰场工作时，就知道所有的猪脑都是无条件留给马松想的哥哥马松均的，我也不知道为何这样子，正常来说那些猪脑是属于猪贩的，2015年我刚入职不久，曾经有一名猪贩想要回猪脑跟马松想他们那帮人争执起来了，后来还被马焕扬带了几名年轻男子拖到了我们屠宰场进行殴打，当时在场有很多人都看见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去屠宰场工作时，就知道所有的猪脑都是无条件留给马松想的哥哥马松均的，正常来说那些猪脑是属于猪贩的，还记得2015年我刚入职不久的时候，曾经有一名猪贩想要回猪脑跟马松想他们那帮人争执起来了，后来还被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带了几名年轻男子拖到我们屠宰场进行殴打，当时在场很多人都看见这个事情。 （19）证人李锦威的证言：大约从2014年开始台城二仓屠宰场的猪脑承包给马松想，是朱洪就同意的，马松想就将所有的猪脑生意都让他的哥哥马松均来批发。猪脑承包款不经过我的手，是员工马咏仪按日向马松想收取之后，交给出纳员黄秀芳。猪脑承包给马松想持续至2017年10月许，因为当时老板江建和宣布不能再挖属于猪肉贩的猪器官，之后就没有承包猪脑给马松想。猪脑、猪气管、猪胆的收入款是总经理朱洪就决定用于给屠宰场的员工发补贴。猪脑、猪气管、猪胆都属于猪肉贩。2014年左右，经理朱洪就要我们员工把批发商要宰杀猪的猪脑全部割下来，拿给马松想他们批发。如果猪肉贩想要属于自己购买的猪的猪脑都要给钱买。猪下栏（猪脑、猪胆、气管等）补贴一直发放到2017年10月许，因为当时江建和宣布不允许挖取猪脑等器官之后，补贴自然就没有了。 （20）证人马咏仪的证言：屠宰场宰杀生猪后的猪脑都是马松想承包的,马松想是2013年左右开始承包猪脑的，我就是那时候开始收取马松想的100元猪脑承包款，因为我比较早上班，凌晨两点多就上班了，黄秀芳8点多才上班，所以黄秀芳就叫我每天收那100元猪脑承包款交给她,直到2015年10月我退休就没收过了。猪脑是属于猪肉贩的,马松想没有给猪肉贩，只是给了屠宰场。承包后的猪脑，其中一部分由马松想在屠宰场售卖给他人，另外一部分由马松想交给他哥马松均拿去市场售卖。后来2017年年底新老板上任，这些猪脑都不给承包了，都给那些买猪的人拿回去了。 （21）证人黄永坚的证言：2010年屠场经理朱洪就退休，但是返聘在屠场，当时上任的是李建民，屠场从那时开始猪脑就交由马松想承包垄断了，每个月给回屠宰场3000元屠场。历来都是在猪肉贩向批发商买猪的时候就去过磅，过磅之后猪就是属于猪贩的，所以猪脑、猪气管等器官当然也是属于猪肉贩的。现在市场的猪脑应该是每斤10元，一只猪的猪脑大约是重0.17斤。每天大约有400头猪。挖猪脑的是黄德伦，至于他为何帮马松想挖猪脑，应该是屠宰场的领导吩咐的，我也不清楚，剪猪气管是我们开膛组负责的。猪脑被挖出来收集后，就交给马松想处理。一般猪肉贩想要回猪脑就要向马松想购买。因为马松想是经过屠宰场的领导同意承包了那些猪脑的，而且马松想在屠宰场内有很大的势力，他跟屠宰场的领导很熟，屠宰场内的稽查队是他聘请回来听他话的，另外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的混混，经常到屠宰场内闲荡，屠宰场内的人对马松想那帮人都是很怕不敢招惹的，所以猪肉贩也不敢向他要回自己的猪脑。我听说黄文海想要回自己的猪脑，当时就在黄德伦收集猪脑的桶里面掏，被黄德伦发现后，他们两人就吵了起来，后来被在场的值班人员拉开了，后来过了几天，我听说黄文海被马焕扬等人带到了屠宰场进行殴打。 （22）证人李景贤的证言：全体屠宰场员工会有猪胆、猪气管、猪脑的工资补助，都是领导、财务分配的。自我从事这行以来，猪胆、猪脑、猪气管这些东西都是归屠宰场的。猪脑是马松想承包的，由开边组的黄德伦专门挖出来收集的，估计是李迺超安排的，因为他负责安排屠场的各项工作。屠场每天屠宰约400头猪。2015年，黄文海因为想拿回自己的猪脑与稽查队的李健洪发生争执，后来李迺超等人过去制止。大约过了两三天，我听说马焕扬带了几个人过去找黄文海算账。后来我就没有看到黄文海过来屠宰场屠宰猪了。 （23）证人陈晃强的证言：猪脑属于猪肉零售商的，因为猪肉已经过称了。每天屠宰场的猪脑都是马松想拿走。是马松想私下把原本属于猪肉零售商的猪脑强拿硬要拿来自己卖，但平时猪肉零售商都敢怒不敢言，就算了。2017年某一天凌晨时分，在二仓屠宰场里，黄文海想拿属于自己的猪脑来用跟稽查队的李健洪发生冲突，然后就打起来，我就过去他们中间劝架，将他们劝开后我对黄文海说别那么傻去拿马松想的猪脑。 （24）证人邓善雄的证言：2005年附城屠宰场和二仓屠宰场合并了之后，我开始在屠宰场开边挖猪脑，一直挖到2010年左右马松想承包猪脑之后组长黄丁安排我去水池上猪。马松想一开始承包猪脑时还是用斧头开边，那时候马松想就叫屠宰场开边的员工要把所有的猪脑都挖给他。后来，用电锯开边之后，马松想就叫黄德伦专门帮他挖猪脑，直至2018年11月份，马松想才叫他的老表马醒辉帮他挖猪脑。我看到黄德伦每天可以从马松想那里拿走七八斤猪脑走。大家都知道只能是猪肉贩不要的猪脑我们才可以挖，还没有人承包猪脑的时候，我们屠宰场就只挖猪肉贩不要的猪脑统一卖，收入就归屠宰场的。后来马松想承包猪脑之后，不管猪肉贩要不要的猪脑都挖。大概是2010年左右的一天，那时的经理朱洪就就问我80元一天承包猪脑要不要，我当时就没有答应。到了第二天，朱洪就和我说已经有人100元一天承包猪脑了，之后我就知道是马松想承包了猪脑。当时每天猪肉贩不要的猪脑大约只有十多斤，猪脑才3块钱一斤，每天80元承包，肯定没的赚。那时每天大约杀300头猪，全部猪脑加起来大约有40多斤，如果全部猪脑都承包给我，就肯定有的赚，但是这样就会和猪肉贩产生矛盾，我不想惹那么多麻烦，所以就没有答应承包这些猪脑。马松想承包之后将全部猪脑都挖走了。后来还发生过猪肉贩因猪脑的事情和马松想等人发生过矛盾，这就说明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猪脑给马松想的，只是有些人因为害怕等种种原因没有和马松想因猪脑发生矛盾。马松想只是每天给100元给屠宰场，就好像那些猪脑都是屠宰场的一样。这些猪脑是在猪过磅之后才挖的，过磅之后猪上的东西都是属于猪肉贩的。马松想还没有承包猪脑的时候，猪脑是3元一斤，他承包猪脑之后就马上变成了5元一斤，后来还涨过价，只是我平时不吃猪脑，现在多少钱一斤就不清楚了。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是否有采用震慑和打击报复等手段，是否有强拿硬要。经查，本次犯罪各被告人的供述与邓善洪等证人的证言可相互印证，证实生猪在过磅后猪脑是属于猪肉贩所有（这情况各被告人也是明知的），且猪脑有经济价值，猪肉贩不同意给他人霸占，各被告人在拿取猪脑前，是没有征得猪肉贩同意的。李健豪、谢建壮、李素珍、伍立文等被害人的陈述可证实属于猪肉贩的猪脑长期以来都在屠宰场屠宰生猪的过程中被屠宰场取走并被承包给别人，并没有给回猪肉贩，猪脑是在屠宰生猪过程中在屠宰场被长期霸占。多名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均证实猪肉零售商黄文海因为想拿回自己的猪脑而被马焕扬殴打一事在整个生猪行业内基本人人皆知，且稽查队队员平时就身穿统一制服在屠宰场内看割猪腩，马松想、马焕扬等人的以上行为和手段对猪肉贩形成了一定的震慑。综上，足以证实被告人马松想等人采用震慑和打击报复等手段，强拿硬要猪肉贩的猪脑。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各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及作用。经查，被告人朱洪就、黄德伦、马醒辉的供述与李迺超、李建民、朱文彪等证人的证言均证实在屠宰场内主要由马松想具体负责实施强拿硬要猪脑的行为。被告人马松均明知猪脑属于猪肉贩所有，是马松想利用强拿硬要手段取得猪脑，仍积极参与其中，并利用其经营的猪肉档销售猪脑，以此将猪脑转化为经济利益，同时参与分成。在其经济利益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时，由马焕扬使用暴力维护共同利益。综上，被告人马松想、马松均、马焕扬均是强拿硬要猪脑的得益者，三人相互相成、相互配合，均积极参与其中。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李迺超、邓善洪等证人的证言可证实被告人朱洪就明知猪脑是猪肉贩，在没经过猪肉贩同意的情况下，以屠宰场的名义将猪脑承包给马松想，且安排黄德伦挖猪脑出来给马松想，最后以屠宰场名义从马松想、马松均、马焕扬每月非法占有的猪脑中获利3000元。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马焕扬、马松均、黄德伦、马醒辉、李健洪的供述与李建民、李迺超、朱文彪、陈金波等证人的证言，李健豪、伍立文、郑建宏、关建存、余伟强等被害人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证实黄德伦明知猪脑属于猪肉贩所有，在朱洪就的指使安排下，强行拿取猪肉贩的猪脑给马松想；李健洪明知猪脑属于猪肉贩所有，在马松想的安排下，帮马松想看管猪脑防止猪肉贩拿回；马醒辉明知猪脑是属于猪肉贩所有，且屠宰场负责人江建和明令禁止擅自挖猪脑的情况下，仍然按照马松想的指使从2017年11月份开始帮马松想挖属于猪肉贩的猪脑。综上，足以证实被告人朱洪就作为屠宰场的负责人，明知生猪过秤后猪脑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仍通过非法发包的形式，帮助被告人马松想、马松均、马焕扬强行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占为己有，并销售从中获利，被告人李健洪、黄德伦、马醒辉提供拿取猪脑、看管猪脑等帮助行为，七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其中被告人马松均、黄德伦、马醒辉、李健洪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故被告人李健洪、黄德伦及其辩护人，被告人马松均、马醒辉的辩护人提出该部分被告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的意见，予以采纳；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其他意见，不予采纳。 （二）2016年开始，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共谋后，明知猪气管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在未经猪肉零售商同意的情况下，以发包猪气管的名义，通过身穿统一服装的稽查队队员进行震慑，指使被告人李迺超安排屠宰场员工在生猪屠宰过程中，强行收集所有猪气管交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获取猪气管后，以承包费的名义，以每条猪气管人民币0.35元的利益分成给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控制的屠宰场。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共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气管价值人民币239039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 （1）总账账本（7元账本）及2014年7月-2018年12月台山市肉类协会收入支出明细表（7元收支表），证实屠宰场每头猪多收取生猪批发商7元屠宰费后转给“台城生猪批发协会”的情况，其中：2016年合计882630元（即屠宰生猪126090头），2017年1月至10月合计790643元（即屠宰生猪112949头），2016年至2017年10月合计屠宰生猪239039头；相关账本及表格经朱文彪辨认。 （2）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屠场收入支出账本、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台城食品屠场（后勤）员工下栏收入分配签领表及2017年3月至11月屠场收入支出明细表，证实屠宰场收取猪脑、猪血、猪气管、猪胆、猪心顶、批发商等费用及每月用于发放屠场员工补助的情况。相关书证经黄秀芳辨认。 2.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证实本案案发现场台城广海路口二仓屠宰场的勘验情况。 3.鉴定意见，证实经台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普通家猪新鲜猪气管进行价格鉴定，根据市场法认定基准日2016年猪气管市场批发价为1元/条、2017年9月猪气管市场批发价为1元/条。该鉴定意见已通知马松想、李建民、朱文彪、黄秀芳及相关被害人。 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2016年前后，“气管佬”主动找我说他想以0.5元每条的价格向我购买猪气管，我就过去屠宰场办公室找到朱洪就、李建民讲能不能把屠宰场猪气管以0.3元每条的价格卖给我，朱洪就、李建民就讲可以，但是每条给5分钱用来支付给负责开肚的工人，当时我就答应了。之后李建民就叫屠宰场的员工将猪气管剪下来，由李迺超统一收集清点后交给气管佬，气管佬就会给钱我。而我就每个月将承包猪气管（0.3元每条）交给屠宰场，另外我每个月还会给屠宰场开肚组组长黄炎彬500元左右的辛苦费。猪气管是属于猪肉贩的。朱洪就、李建民发包给我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说是承包，实际上就强拿硬要猪肉贩的猪气管，而且我每个月以每条猪气管0.35元给朱洪就、李建民他们，他们肯定是乐意帮我强拿猪肉贩的猪气管。 （2）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猪血每月收入17000元、猪脑每月3000元、猪胆每月1000－1500元、猪气管每月约2000元，统称下栏收入。按理来讲，猪脑、猪胆、猪气管等是属于猪肉贩的，反正猪下栏都不是属于屠宰场的。猪胆、猪气管卖出去后李迺超将收到的钱交给黄秀芳，再由我负责制表，分配好每个员工该领多少补贴，由黄秀芳进行发放。收取的猪血费、猪脑费、猪胆费、猪气管费和看割猪腩费是我和朱洪就、陈金波、袁卓志四个经理决定将钱发放给员工的，因为在屠宰场工作的员工工作辛苦，就决定将这笔钱当作福利发放给员工。是马松想找到我和朱洪就，说要以0.3元一条承包猪气管，我就说要给5毛钱负责剪猪气管的员工，马松想就同意了，之后马松想就承包了猪气管，平时都是李迺超帮忙收集的。猪肉零售商是无法拿回自己的猪脑和猪气管的。猪脑、猪气管是属于猪肉零售商的。猪脑是朱洪就和马松想操作的，至于猪气管我也不知道猪肉贩的意见。 （3）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猪脑、猪血、猪气管、猪胆承包出去后的承包款一部分是用于给屠宰场的员工发放补贴的，每个员工按照50元到100元的标准发放，由李建民列表，员工签领，另一部分作为其他的开支，用“白头单”来记录，这些“白头单”都由李建民负责保管，有事实支出情况的“白头单”由我签名，其他的都是由李建民签名。每月收取用于补贴职工的资金有：协会会费3000元，猪血4000元，猪胆、猪气管2000元，猪脑3000元，共计约12000元。2016年的一天，当时我还是屠宰场经理，主管并统筹屠宰场的全面事务，而李建民是副经理，主管屠宰场的财务，黄秀芳作为财务直接对李建民负责；马松想是屠宰场最大的批发商，而且是生猪协会的会长，他在屠场的影响力很大，作为生猪协会的会长很大一部分作用其实就是连接我们屠宰场上层与下层批发商的纽带。当时，左茂富找到了马松想，问马松想能不能承包屠宰场的猪气管，在经过马松想同意后，马松想去到办公室找到我，说他自己想要承包屠宰场的猪气管，我说承包猪气管可以，但是这猪气管的收益不能让你们生猪协会一方全部拿去，你每个月必须要给我们屠宰场一方3000元作为开猪肚拿猪气管出来的那些员工的辛苦费，当时马松想答应了，因为李建民当时是负责屠宰场的账目出入事宜，于是马松想又问了李建民他想以每个月给3000承包屠宰场猪气管的事，李建民见到这样做会有收入，所以也答应了。从那之后屠宰场的猪气管就以3000元的价格全部给马松想承包收购了，马松想收购了猪气管后又转卖给左茂富，从中赚取差价。马松想承包猪气管的3000元由马松想给财务黄秀芳，一般屠宰场财务上的钱都是要通过黄秀芳入账的，那时候屠宰场财务那一块业务已经全权交给李建民去管理了。猪脑、猪气管是属于猪肉贩的。 （4）被告人李迺超的供述与辩解：猪气管、猪胆、猪脑属于猪肉贩的，猪胆、猪气管是过磅前就取出来，猪脑就是过磅后取出来。我们取猪胆、猪脑、猪气管出来没有经过猪肉贩的同意，都是我们私底下的行为。屠宰场将猪气管、猪胆、猪脑、猪血承包给其他人而获取利益，我觉得这样做不合理不合法。我们员工还领着这笔补贴是大家都想多领钱而已，所以就这样做了。到了2017年12月，江建和担任屠宰场的经理时，江建和不让屠宰场员工收集猪胆、猪气管、猪脑时，补贴就没有发放了，我负责收猪胆、猪脑、猪气管的钱。收购猪气管的“北佬”每月将钱交给马松想，是给现金的，然后马松想会把钱交给出纳黄秀芳。大约2017年4月开始，马松想将猪气管、猪脑的钱交给朱文彪，朱文彪就统计好金额，并制表，由我审核，最后朱文彪拿钱到屠宰场发放。2017年4月之前的补贴表是李建民制定后，交给黄秀芳，员工到黄秀芳那里签名领取补贴。是朱洪就、李建民以承包的名义强行收集了所有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然后再给马松想。猪气管是李建民叫人专门剪下来的，我就负责收集猪气管，清点后就卖给向马松想购买的人，收钱后，我就按照3.5毛钱一条给回屠宰场，其余的就给朱文彪。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他们势力那么大，我只能听从他们帮着收集猪气管了。 5.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谢建壮的陈述（猪肉零售商）：猪脑、猪气管、猪胆本来应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的，因为我们选好猪后，猪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应该属于我们。猪胆一般我们是不要的，猪脑和猪气管我们是想要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购买，我们拿回去还能销售获利，本来猪气管是属于猪下水的七斤里面的，但是在生猪开膛后就被开膛的人统一拿出收集起来然后被人承包进行二次销售。猪气管是1元一条，我有8年没拿到猪脑，猪气管。 （2）被害人黄文海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霸占了屠宰生猪产生的猪脑、猪胆、气管，我买了整头猪也拿不到猪脑、猪胆、气管。猪胆和气管约2元。 （3）被害人李素珍的陈述（猪肉零售商）：目前我们都可以拿回猪脑、猪胆、猪气管，但在2018年6月份之前这些气管我们根本拿不到的，因为屠场把猪脑和猪气管都承包给了别人，所以我们拿到生猪时也拿不到猪气管和猪脑。之前不是我们自愿给屠宰场的，因为猪胆我们一般是不想要的，猪脑和猪气管有价值的，我们肯定想要回来卖给顾客。有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了霸占垄断，屠场也乐意将这些东西承包给他人以便销售获取利益，所以屠宰场内的员工就挖走了这些东西。猪胆和猪气管就是过磅前按照猪下水里面一起算，是按照每头猪平均7斤的猪下水来算的，加到总重量里面。 （4）被害人伍立文的陈述（猪肉零售商）：猪脑和猪气管我们不是不想要，是想要根本就拿不到，因为屠场把猪脑和猪气管承包给了别人，所以我们拿到生猪时也拿不到猪气管和猪脑。有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了垄断，屠场也乐意将这些东西承包给他人以便销售获取利益，所以就叫人挖走了这些东西。猪脑、猪胆、猪气管本来就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猪胆和猪气管就是过磅前按照猪下水里面一起算，是按照每头猪平均7斤的猪下水来算的，加到总重量里面。猪脑、猪气管这些市场上经常有人过来打听想买。 （5）被害人郑建宏的陈述（猪肉零售商）：我们在屠宰场买猪的时候，听屠宰场的人说猪气管等有人承包了，因此我们拿不回。如果需要售卖猪脑和猪气管等东西，就要从马松想处入货了。猪脑和猪气管等东西是属于我们猪肉零售商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拿不回。猪气管目前的价格是1元一条，大约到了2018年6月我们才重新拿回这些东西售卖。大约8年前我们就没办法拿这些东西回来售卖。 （6）被害人关建存的陈述（猪肉零售商）：马松想一伙人是在生猪过磅称重后取走猪脑、猪气管的，而我们这些猪肉零售商是以过磅的重量向生猪批发商付钱的，意味着猪脑、猪气管都是属于我们猪肉零售商的。屠宰场的员工帮马松想收集猪脑、猪气管。马松想在屠宰场势力很大，只手遮天，屠宰场内所有人都要听马松想的话，就相当于马松想的员工，平时都要帮马松想干活的。从2011年我开始从事生猪零售生意起，马松想一伙人就开始强行收集屠宰场所有的猪脑、猪气管了，一直到大概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才停止这一行为。猪气管零售价格约2.5元一条，台城屠宰场每天屠宰生猪约500头。马松想一伙人是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强行夺走我们的猪脑、猪气管的，我们想要回猪脑、猪气管的话还得求马松想卖，我知道大概三年前有一个叫“阿海”的猪肉零售商曾因想取回猪脑而被马松想一伙人殴打并勒索了2000元。大家都知道马松想一伙人很凶，在屠宰场内就属马松想最大，如果反对马松想的话会被马松想一伙人恐吓、殴打，以至于无法再从事生猪相关生意，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被马松想一伙人夺走猪脑、猪气管。 （7）被害人刘绍忠的陈述（猪肉零售商）：猪脑、猪气管、猪胆等应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的，因为我们选好猪付好钱，猪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应该属于我们零售商。猪胆一般我们是不要的，猪脑和猪气管我们是想要的因为可以拿来卖钱，本来猪气管是包含在猪下水的七斤里面的，但是在生猪开膛后就被开膛的人统一收集起来拿走了。猪气管是0.8元一条，我至少有7年左右没有拿到猪脑、猪气管了。 （8）被害人余伟强的陈述（猪肉零售商）：猪气管我就记不清楚了，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的。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都是交由马松想的人帮我处理猪下水的，后来我觉得他处理得不好，自2018年3月起我就自己到屠宰场处理猪下水，那个时候开始我都拿到猪气管的。 6.证人证言 （1）证人朱文彪的证言：2011年起我接手猪脑、猪气管、猪胆的管理工作，从那时候起到2017年年底，屠宰场屠宰的所有生猪的猪脑、猪气管都会收集起来，统一交给马松想，马松想每天会给100元屠宰场的员工作为补贴。马松想当时是找李建民谈承包猪气管一事的，之后马松想就以每条猪气管0.35元的价格承包了屠宰场内所有的猪气管，由屠宰场负责收集，另外马松想还会每个月支付几百元现金给负责收集猪气管的员工，如果马松想不给钱出来的话他们几个人收集猪气管时就不会太用心，每个月只能收集200来条猪气管，正常来讲每个月都有9000条左右。二仓屠宰场负责收集猪气管的员工有黄炎彬、李景贤、邓善洪、陈晃强等人。2013年左右左茂富主动过来找我表示他想承包二仓屠宰场猪气管的想法，因为当时在屠宰场内只有马松想一批发商收集猪气管进行售卖，所以我就将左茂富介绍给了马松想，大概过来一个多星期我就拿一份承包猪气管的合同给左茂富签。合同的内容大概是马松想将二仓屠宰场内的猪气管给左茂富承包。承包款不是左茂富直接交给屠宰场的，开始时是由李迺超每月向马松想收取后交财务黄秀芳，2016年后这笔钱就由我每个月向马松想收取。李建民就让我将这笔钱连同猪胆、猪脑的承包费作为福利发放给屠宰场的员工。猪气管是由黄炎彬收集的。马松想将猪气管交给左茂富。每条猪气管价值约0.6元，屠宰场每天屠宰300到400头猪。一部分猪肉零售商、批发商明显表达不愿意将猪脑、猪气管交给马松想的，另外一些人没有表态。在2017年12月份左右，陈金波通知屠宰场员工不允许再收集猪脑、猪气管、猪胆。猪气管和猪胆就没有人再收集了。屠宰场的猪脑、猪气管是朱洪就发包给马松想的，朱洪就安排了黄德伦专门帮马松想挖猪脑，李建民安排了李迺超负责收集猪气管交给马松想，同时李迺超是管屠宰场的所有具体工作的，负责监督这些人收集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猪脑、猪气管、猪胆是属于猪肉贩的。朱洪就发包给马松想应该是想获利多点利益。 （2）证人黄德伦的证言：猪胆和猪气管就是一个外地男子收走的，除了猪胆和猪气管以外的猪内脏就由买猪的肉贩拿回去了。因为过磅之后都要加上七斤，算是猪内脏的重量，所以猪胆、猪气管等猪内脏都应该属于买猪肉贩的。屠宰场内负责开肚的员工将猪气管和猪胆挖出来就放在地上，之后就有一个不是屠宰场的人将猪气管和猪胆收集带走。对于猪肉贩来说，猪胆是没人要的，猪气管是可以卖钱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屠宰场要把这些东西留给其他人收走。每天屠宰大概300到400头猪。因为李迺超是主管，我们都是属于他管理的，都是马松想安排李迺超收集这些给马松想的。 （3）证人李健洪的证言：猪脑、猪气管是属于猪肉贩的。屠宰场的猪脑、猪气管都是朱洪就和李建民霸占来发包给马松想的。李迺超是屠宰场的一个小组长，算是一个小领导，除了帮马松想拿猪血外，他也会根据马松想的安排，叫工人收集马松想承包的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猪气管是“啊茂”收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猪脑、猪血、猪胆、猪气管可以承包出去，我进去屠宰场工作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了。2017年年底江建和任职屠宰场经理之后猪脑不给挖，猪胆和猪气管也不可以收集。我也觉得屠宰场这样做不合适，是不合法的。猪气管是开膛组负责从猪里面割下来，之后有一个叫“啊茂”的收购商收集。 （4）证人江建和的证言：猪胆、猪气管、猪脑我认为属于猪肉贩的。2017年11月后我宣布不准摘除猪肉贩的猪脑等猪器官。猪肉贩除了反映猪胆被挖走之后，还反映猪脑和猪气管被挖走。我查阅公司账户，是没有猪脑、猪胆、猪气管的款项进账。 （5）证人陈金波的证言：近六七年，屠宰场里面的猪脑全部都是由马松想挖取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中，还有猪胆、气管这两个部位都是由他全部挖取的，这两个部位也有一定的价值。每天屠宰场屠宰约400头猪，马松想强行收集的猪气管是由他卖给一个叫“阿茂”的外省人，每头猪的猪气管价值约1元。马松想每个月有给屠宰场3000多元作为猪气管的钱。猪肉零售商肯定是不同意的。猪脑、猪气管是属于猪肉零售商的财物，马松想强行收集所有猪脑、猪气管是没有经过猪肉零售商的同意的，这相当于抢夺他人财物，所以我一上任就制止了这一情况。台城所有的猪脑、猪气管被马松想垄断了，马松想独市经营高价卖出，导致台城很多市场都没有猪脑、猪气管卖，市民一般情况下都买不到猪脑、猪气管，想要吃猪脑、猪气管的话只能去饭店等场所高价购买。 （6）证人伍泽生的证言：猪胆等无用的内脏会被猪肉贩扔掉，而我们会有清洁工统一收集后作无害化处理，像猪血一样，而猪气管等有用的内脏就会由猪肉贩自己拿到市场上售卖。这些器官是否有用，都是属于他们猪肉贩的事情，与我们四九屠宰场无关，我们无权统一收集，他们扔掉无用的猪内脏后，我们统一清理并作无害化处理。 （7）证人伍仕平的证言：端芬屠宰场的传统是由屠宰场帮猪肉贩处理好，再交由猪肉贩自己运离屠宰场，他们不需要的内脏就会扔在屠宰场一边，需要的内脏就打包拿去市场上去售卖。猪胆等会被扔掉，猪气管等他们会拿走。扔掉的内脏由我们屠宰场的清洁工人统一清理，弃置在市政垃圾桶内。端芬屠宰场内不存在有人统一收集猪胆、猪气管的情况。 （8）证人黄秀芳的证言：按理来讲，猪脑、猪气管、猪胆等肯定是属于猪肉贩的。猪气管没有承包，一般都是夜班的员工将猪气管收集，卖掉之后，有时是李迺超，有时是马咏仪将钱拿给我。猪气管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收入我记不清楚，不过就目前被公安机关扣押的2本账本来看，我能够确定的是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都有猪气管的收入。猪气管每月收入数目是不固定的，大约是2400元-3400元的幅度。该笔款是不进公司账户，都是给屠宰场内运作和员工的日常开支。是李建民提出不进账的，说到时用于白头单的支出。大约2017年4月开始我就没有经手猪脑、猪胆、猪气管的钱。 （9）证人李锦威的证言：屠宰场的猪气管是由开肚（俗称开泡）的员工在“开泡”后收集的，组长是黄炎彬，组员黄均儒、李景贤、陈锦日，之后由朱文彪联系一个“北佬”将猪气管出售。钱最后到了出纳黄秀芳那里。应该是从2014年底开始有猪气管和猪胆这两项收入，老板江建和在2017年10月许宣布不可以摘除猪器官后就没有这两笔收入。猪脑、猪气管、猪胆的收入款是总经理朱洪就决定用于给屠宰场的员工发补贴。朱洪就还指派副经理李建民负责决定屠宰场的各项大小事务，所以是朱洪就、李建民决定该事项的。猪脑、猪气管、猪胆都属于猪肉贩，将所得分给屠宰场员工这是经理决定的，我也知道这是不合法。 （10）证人马咏仪的证言：猪气管是一个住在水步的男子承包的，猪胆和猪气管的钱是李迺超收的。 （11）证人黄永坚的证言：猪气管我们是听从李建民、李迺超的吩咐，在宰猪的时候将猪气管收集起来，他们就每条猪气管给我们员工0.05元的补贴，我听说是马松想承包这些猪气管的。屠场历来都是在猪肉贩向批发商买猪的时候就去过磅，过磅之后猪就是属于猪贩的，所以猪脑、猪气管等器官当然也是属于猪肉贩的。剪猪气管是我们开膛组负责的，我们开膛组有7个员工，是马松想承包了猪器官，经理李建民和组长李迺超吩咐我们开膛组收集的。因为我们为马松想做工他会给我们补贴，另外屠场的经理、组长等领导也吩咐我们搜集猪气管，所以我们才会帮马松想收集猪气管。每天大约有400头猪。 （12）证人黄炎彬的证言：猪气管是在生猪过磅前取下的，所以猪气管是属于生猪批发商的。屠宰场经理朱洪就叫我这一组人收集猪气管给马松想的，我只是听从领导的工作安排。朱洪就任职期间，在屠宰场屠宰的所有生猪的猪脑、猪气管都是收集起来交给马松想的。猪气管是由我收集起来交给马松想的。很多年前，有一次朱洪就组织全体员工开会说将所有猪气管收集交给马松想，他还叮嘱我们“开边”组要把猪气管剪得长一点。猪气管马松想会以每条0.35元的价格交钱给屠宰场，他每个月大概给3800元给屠宰场作为猪气管的钱。猪气管市面批发价约1.5元一条，屠宰场每天屠宰约400头猪。猪气管马松想是卖给一个叫“阿茂”的外省男子。马松想强行收集所有的猪脑、猪气管有些批发商、零售商是明显不同意的，有些则没有表态。猪肉零售商、批发商是不可以取回属于自己的猪脑、猪气管的，如果有猪肉零售商想要猪脑还得求马松想卖给他，很多时候马松想都不卖给零售商，他会叫零售商去市场上自己买猪脑。我们开泡组每帮马松想收集一条猪气管，收猪气管的老板会提供0.05元的提成给我们，我们开泡组每个月一般可以收到额外的补贴约400元，每人约100元，我帮马松想收集猪气管有五年以上了，合计获利有一万元以上。江建和、陈金波接手管理屠宰场后向所有人宣布不得再强行收集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 （13）证人李景贤的证言：从我在屠宰场工作直到2017年年底前，我们会将猪胆、猪气管单独拿出来放进桶里，然后放在冰箱，大概每隔两三天会有一个老头来拿走，剩下的就是猪肉贩拿走。那时候朱洪就在员工大会上说一个猪气管提成0.05元给我们开泡组，这0.05元是只有我们组才有的，然后全体屠宰场员工会有猪胆、猪气管、猪脑的工资补助。这些工资补助都是领导、财务分配的。自我从事这行以来，猪胆、猪脑、猪气管这些东西都是归屠宰场的。屠场每天屠宰约400头猪，猪气管每个约1元。如果猪肉贩来拿猪胆、猪气管我们会给他们的，后来江建和就交代组长禁止我们单独拿猪胆、猪气管出来。 （14）证人左茂富的证言：我于2013年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承包猪气管的。2017年11月份左右就不做这个生意了。承包猪气管有签订合同，对方负责签字的人就是朱文彪，然后我还交了5000元人民币的定金，猪气管按照0.5元/条承包。猪气管是属于猪下水。2013年我想承包猪气管，就自己找到了台山市二仓屠宰场，找到了朱文彪，然后朱文彪说要找老板商量一下几天后再给我答复，后来我再次询问朱文彪的时候朱文彪就答应我可以承包，就带我认识了老板马松想，之后我就跟他们签订了合同，开始从事猪气管的生意。一天能拿到300条左右的猪气管。我按照0.5元/条承包猪气管，钱是通过现金的方式直接交给马松想的，一般是10天结账一次，有时候是一个月一结，算下来一个月要给马松想5000元左右。我承包的猪气管不单单是马松想自己批发的生猪，还包含了整个屠宰场所有批发商的生猪。生猪开膛后就要取猪下水，这个时候开膛的那个人负责将猪气管拿出来，然后放在一个桶里面清点好，我每天早上5、6点钟就过去拿，拿的时候他们会帮我清点好，我拿走再去卖。我收来的猪气管，一般卖出去就是1.1元/条。2017年前屠宰场都默认我们可以这样承包的，也没有人管过我们，但是2017年新的屠场领导过来后说不可以再取猪的器官二次销售，所以我就没有再做这个生意了。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朱文彪的老爸是屠场最大的。因为马松想在屠宰场里是批发商，而且跟朱文彪关系非常不错，朱文彪虽然是屠宰场的职工，但是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是我、马松想、朱文彪三个人在，但确实朱文彪签字，钱却拿给马松想，所以他们的关系肯定是不错。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是否有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是否自愿交付猪气管。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的供述与谢建壮、黄文海、李素珍、伍立文等被害人的陈述，陈金波、黄炎彬、左茂富、黄德伦、李健洪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猪气管是在生猪过磅前取下和猪下水一起合算七斤给猪肉零售商，是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猪气管具有经济价值，猪肉零售商不同意给他人霸占，各被告人在拿取猪气管前，是没有征得猪肉零售商同意的。谢建壮、黄文海、李素珍、伍立文、关建存等被害人的陈述还证实属于猪肉零售商的猪气管长期以来都在屠宰场屠宰生猪的过程中被屠宰场取走并被承包给别人，并没有给回猪肉零售商，猪气管是在屠宰生猪过程中在屠宰场被长期霸占。多名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均证实猪肉零售商黄文海因为想拿回自己的猪脑而被马焕扬殴打一事在整个生猪行业内基本人人皆知，且稽查队队员平时就身穿统一制服在屠宰场内看割猪腩，马松想等人的以上行为和手段对猪肉零售商形成了一定的震慑。综上，足以证实被告人马松想等人采用震慑等手段，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气管。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各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及作用。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朱洪就、李迺超的供述与朱文彪、黄永坚、黄炎彬、左茂富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马松想、李建民、朱洪就、李迺超均明知猪气管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马松想承包猪气管时与朱洪就、李建民共同商量，朱洪就、李建民要求马松想每条气管要额外支付开肚组员工5分钱，朱洪就、李建民还指使李迺超等人收集猪气管给马松想，李迺超则具体安排屠宰场员工在生猪屠宰过程中收集所有猪气管给马松想；综上，足以证实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作为屠宰场的负责人，明知猪气管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仍通过非法发包的形式，帮助被告人马松想强行将猪肉零售商的猪气管占为己有并再次发包从中获利；被告人李迺超明知猪气管属于猪肉零售商所有，仍提供收集猪气管帮助行为，四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其中李迺超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故被告人李迺超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迺超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其他意见，不予采纳。 （三）2016年4月4日至2018年4月3日期间，被告人马松想利用其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形成的威慑力，不顾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的反对，本人亲自动手或指使被告人李迺超、李健洪每天到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处强拿硬要猪血10斤，总价值共人民币14600元（365天×2×10斤×2元/市斤）。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 （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承包合同、收款收据，证实叶培洋于2014年8月1日与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叶培洋承包屠宰场的猪血，承包期为三年，每月承包款17000元（其中租金1000元，水、电、气费6000元，猪血款10000元）；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9日收到猪血押金17000元。相关书证经叶培洋辨认。 （2）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屠场收入支出账本、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台城食品屠场（后勤）员工下栏收入分配签领表及2017年3月至11月屠场收入支出明细表，证实屠宰场收取猪脑、猪血、猪气管、猪胆、猪心顶、批发商等费用及每月用于发放屠场员工补助的情况。相关书证经黄秀芳辨认。 2.鉴定意见，证实经台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普通家猪新鲜猪血进行价格鉴定，其中根据市场法认定基准日2016年、2017年、2018年新鲜猪血市场批发价均为2元/市斤；相关鉴定意见已通知马松想、李建民、朱文彪、李迺超、李健洪、张均龙、黄焕荣、叶培洋、叶培林等人。 3.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及辩解：近十来年二仓屠宰场的猪血都是承包给叶培洋。按理来讲，猪血是属于我们批发商的，但这行的行规是这样的，由屠宰场请人杀猪，之后将猪血承包给杀猪的人，批发商都是同意的。我每天都会从叶培洋那里拿十多斤猪血，有时朋友让我帮忙拿猪血，我就会从叶培洋那边多拿一些猪血，如果每天只是拿十多斤就不给他钱，若是朋友让我帮忙买猪血我就会给钱叶培洋。我同叶培洋的关系一般，只是认识而已，他没向我要过钱，我就一直拿了，反正我也拿不多。每天从叶培洋这边拿的猪血正常买需要十几块钱。我从2016年清明节前后开始拿，从我的早餐店开始营业起一直到我被民警抓获，一共拿了约两年时间的猪血。两年多前，批发价涨到1.5元1斤，市场大约是2元1斤。李迺超、李健洪有帮我拿过猪血，朱文彪有时也去拿，但是他只是拿猪血给他的朋友，不是拿给我的。李健洪是我早餐店的员工，长期帮我拿猪血用来煮早餐的，李迺超只是偶尔顺便帮我拿猪血。2016年，由于我开了个早餐店，所以我每天都会叫李迺超、李健洪从叶培洋那里拿十多斤猪血，从来没有给过钱。拿叶培洋的猪血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拿就行了。 （2）被告人李迺超的供述及辩解：屠宰场的猪血是批发商的，但是批发商很难收集，所以我们这行猪血是属于屠宰场的，屠宰场就将猪血发包给叶培洋。由于马松想在2016年开了早餐店，我每天都会根据马松想的安排在叶培洋那里拿10斤左右猪血给马松想，都是没有给钱的。叶培洋肯定不同意我拿猪血的，但是马松想的势力那么大，他不同意连承包猪血的资格都没有。 （3）被告人李健洪的供述及辩解：自从2016年上半年马松想开早餐店开始，每天早上下班时我或者李迺超都会向叶培洋拿大概十斤的猪血，拿到猪血后我就会拿到马松想的早餐店做早餐来卖，有时李迺超方便就由李迺超拿，有时我方便就由我来拿。是马松想让我们去向叶培洋拿猪血的。我和李迺超都不用给钱的，至于叶培洋与马松想是怎么沟通的我就不清楚了。 4.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叶培洋的陈述（猪血承包商）：我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收购猪血然后批发给小贩，一开始我是跟长江食品公司的经理沟通签合同的，后来台城富城市场的屠宰场和台城二仓屠宰场合并后，我就和当时做经理的朱洪就沟通的，后来李建民做了台城二仓屠宰场的经理后，我就和他联系，而老板江建和回来管理后，我就和他联系至今。李建民做了经理后，我就每月8700元的价格收购屠宰场的猪血，到了2014年8月1日，李建民就直接跟我提价到17000元每月的收购猪血费，2014年7月29日的时候，李建民要求我另外交了17000元收购猪血押金给屠宰场的出纳黄秀芳，到了现在还没有退还给我。马松想在屠宰场内有很大的势力，地位也很高，他跟屠宰场的领导很熟，屠宰场内的领导经常和他一起喝茶聊天，屠宰场内有一支叫稽查队的人跟马松想也是很熟悉的，另外他的侄子马焕扬是社会的混混，经常到屠宰场内闲荡，而且我知道有人因为和马松想作对而被马焕扬等人殴打的，所以屠宰场内的人对马松想那帮人都是很怕不敢招惹的。李建民做经理后，我收购猪血的价格就提升到8700元，后来李建民还跟我说要我每个月给一千多给马松想，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个不合理，但是也不敢反抗他们，所以就一直欠着不给，直至我欠到9000元的时候马松想就叫我要钱，但是我没有给钱，所以他就每天从我收购的猪血里面拿20斤（价值约40元）作为抵消我每个月给他的钱。大约5年前，马松想就每天拿我的猪血不给钱了。以前的猪血是1.5元一斤，后来升到了2.5元，每天拿我20斤猪血，这么多年下来一共拿了我约73000元。有时候是马松想自己去我那里拿，有时候他叫李健洪、朱文彪去我那里拿。我是不愿意他们无偿的拿我的猪血的，但是马松想他们在屠宰场里面的势力很大，我也不敢得罪他，所以也只好不啃声，但是有时候我哥哥在档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说了，我哥哥叶培林看到他们这样拿，会跟他们吵，但是最后还是要屈服给猪血马松想他们的。 （2）被害人叶培林的陈述（猪血承包商）：我从1997年开始和我弟弟叶培洋一起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收购猪血然后批发给小贩至今。叶培林证实签合同及后来承包费提价的情况与叶培洋所证实的基本一致。另证实：早五六年前，马松想开了一家茶楼后，他就每天从我们收购的猪血里面拿20斤（价值约40元），而且是不给钱的。一开始我看到马松想他们无偿拿我们的猪血，我就会跟他们吵，不想给猪血他们，当时马松想还说我小气，后来马松想他们拿多了，我也没有跟他们继续吵了。以前的猪血是1.5元一斤，后来现在升到了2.5元，每天拿我20斤猪血，这么多年下来一共拿了我约73000元。马松想自己去我那里拿，他也叫李迺超、朱文彪去我那里拿过。 5.证人证言 （1）证人李建民的证言：我记得当时叶培洋承包猪血的价格是约17000元，猪血承包费一下子从约8000元提升到约17000元是因为叶培洋之前承包猪血是在外面煮猪血的，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叶培洋就想在屠宰场内煮猪血，屠宰场的其他经理都同意后，我就和叶培洋签订承包协议。 （2）证人朱洪就的证言：按照行规，猪肉贩没有办法收集猪血，所以收集的猪血是属于屠场的收入。猪血前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待遇，经班子商量后，将猪血以每月4000元承包给叶培洋，该4000元用于补贴职工，工场工作的补150元，后勤办公室的补100元。猪血的承包款是没有进屠场的账户，都是以补贴的形式发放给职工,职工签名领取。承包费是17000元这应该是李建民自己操作的，他从没有向我汇报。 （3）证人朱文彪、黄德伦、邝英达、马松均、朱健彬的证言,均证实二仓屠宰场的猪血是叶培洋承包的。 （4）证人余立权的证言：以前有员工宰杀猪之后就将猪脑、猪气管、猪血、猪胆这些东西乱扔，李迺超就跟屠宰场的员工说不要乱扔，要收集这些东西，听说屠宰场的员工都是有补贴的。2016年6月左右马松想开早餐店没多久，他不够人手就叫我过去帮手，一直到现在。 （5）证人叶彼得的证言：我们这些批发商想吃点猪血都会自己花钱买，但是马松想在屠宰场随便拿，从来不用给钱，甚至把拿的猪血分发给他的街坊邻居。 （6）证人陈锦贤的证言：猪血是叶培洋承包的，我听说每月交8000元给屠宰场。 （7）证人邝仲文的证言：我是从2002左右开始，从叶培洋那里收购猪血，做猪血零售生意的，叶培洋的猪血是从台山市台城镇二仓屠宰场处拿货的。猪血价格大约每4-5年涨一次，我零售的价格从0.8元到1元到1.5元到2元再到现在的3元。叶培洋在台山市二仓屠宰场那里承包了一小块地方用来蒸猪血，屠宰场因此收取了一些租用地方的费用，所以叶培洋成本增加就提价了。 （8）证人叶培花的证言：我所售卖的猪血是从我弟弟叶培洋那里进货的。叶培洋的猪血应该是从台山市台城广海路口附近的台城猪场购买的。2014年中的时候，1元一斤升价到1.5元一斤，大约2017年的时候又涨到2元一斤。目前我在我弟弟叶培洋处购买猪血的单价是2元一斤，我卖出的价钱是2.5元一斤。我弟弟说是猪场老板把他的承包价提高了，也只能同时提高我们这些零售商的价格。 （9）证人黄松健的证言：叶培洋的猪血应该是从台城屠宰场入的，2014年中我在叶培洋处入货猪血的单价从1元升到1.5元一斤，到了2017年中就升到2元一斤了。叶培洋说他入货的价格也提高了，因此卖给我的时候价格也提高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0）证人段德福的证言：大约是2014年前，我从叶培洋那里收购猪血，他应该是从台山市台城镇二仓屠宰场处购买的。2014年8月我在叶培洋处购买猪血的单价从1元升到1.5元一斤，到了2017年就升到2元一斤了。 （11）证人余文东的证言：我所售卖的猪血是在叶培洋那里买回来的，叶培洋的猪血是从台山市台城镇二仓屠宰场处承包的。大约到了2014年的时候价格从1.5元一斤升到2元一斤。 （12）证人江建和的证言：台城屠宰场的猪血是外判给叶培洋的，后来在2018年10月许，我考虑叶培洋长期在屠宰场用电、水、气、场地等费用，最终决定每月收取17000元。 （13）证人陈金波的证言：屠宰场宰杀的生猪的猪血历年来都是由屠宰场统一收集处理的，我们跟叶培洋协议猪血统一出售给他，我听叶培洋说他也被马松想威胁要每个月交3000元。 （14）证人伍泽生的证言：四九屠宰场没有形成像二仓屠宰场一样大型的批发商，都是猪肉贩自己从养殖场里拿猪到四九屠宰场加工，故我们会根据规定作无害化处理猪血，如果他们需要猪血，他们就会拿盆子来收集。猪血也是生猪的一部分，猪肉贩当然可以随意拿回属于自己的猪血，四九镇对于猪血的需求量原本就不大，所以才由我们屠宰场统一收集，再经无害化处理，猪肉贩若需要会向我们说明，我们会配合他们收集猪血。 （15）证人伍仕平的证言：端芬镇、广海镇的人不喜欢吃猪血，基本上猪血都是由我们端芬屠宰场作无害化处理，但猪血原本就是猪肉贩的，他们如果需要，随时可以跟我们屠宰场的工作人员说，自己拿盆子去收集池前的管子里收集。 （16）证人黄秀芳的证言：大约在2005年开始屠宰场的猪血一直都是叶培洋承包的，应该是李建民决定将猪血承包给叶培洋，因为是李建民交代我，到时每月叶培洋会将猪血承包款交给我。我只记得2016年1月开始至今，猪血款的承包价是17000元。猪血钱从2500元每月一直到现在的17000元每月，都是叶培洋每个月月底亲手现金交给我的，这些钱都是用来给屠宰场开支场内工具和一些员工在外开支后没有发票来报的及一些员工的医疗费用。以前我是不写收据的，自2018年1月开始，每月收到猪血承包款之后，就开收据给叶培洋。大约2012年开始猪血款就没有进公司账，当时应该是朱洪就、李建民其中一人跟我说过到时猪血款不要进账，用来支付白头单（无正规发票）的花费。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马松想拿叶培洋、叶培林的猪血是否经过叶培洋、叶培林的同意，是否是叶培洋、叶培林事先准备好让被告人马松想、李迺超、李健洪等人去拿。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李迺超、李健洪的供述与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的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已经向屠宰场承包了屠宰场内的所有猪血，但被告人马松想在没有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每天自己直接拿取或者指使李迺超、李健洪拿取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猪血十多斤。而被害人叶培洋基于马松想在屠宰场的势力比较大，不敢得罪马松想，所以不敢吭声，而被害人叶培林也曾因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强拿硬要猪血与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发生争执，但最后仍然无法阻止。综上，足以证实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不是自愿交付猪血，而是被告人马松想、李迺超、李健洪强拿硬要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的猪血，三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共犯。被告人马松想、李健洪的相应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2.对于被告人李迺超、李健洪的辩护人提出该二被告人是从犯的意见，予以采纳。 （四）2017年10月，被害人陈金波被委任为台城二仓屠宰场经理后，明令禁止屠宰场员工强行收集猪肉零售商的猪脑、猪气管等给被告人马松想。2018年1月3日4时许，被告人马焕扬遂纠集多名社会人员前往台城二仓屠宰场，强行将被害人陈金波拉拽到屠宰场的鱼塘边，对被害人陈金波进行恐吓、胁迫，并扬言将陈金波推下鱼塘。 （五）2018年1月5日4时许，被告人马焕扬再次纠集邝耀威等多名社会人员前往台城二仓屠宰场，对被害人陈金波进行恐吓、胁迫，被害人陈金波遂打电话向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被害人江建和求助。当日5时许，被害人江建和到来后，同样被被告人马焕扬等人恐吓、胁迫，被害人江建和遂报警处理，台山市公安局民警将邝耀威等6名男子抓获。后被告人马焕扬对被害人江建和再次进行恐吓，胁迫被害人江建和去公安机关销案。被害人江建和迫于压力，遂与被告人马焕扬到公安部门，谎称已私下协商和解，公安民警遂结案，并释放邝耀威等人。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我于2018年1月3日和2018年1月5日恐吓过陈金波。二仓屠宰场的猪脑一直都是由我们一家人承包的，陈金波也没通知我就无缘无故的不给我们承包猪脑了，所以我才过去恐吓陈金波的。因为承包猪脑这个事情，我在3日至5日期间打过几次电话给陈金波，在电话里我要他把承包猪脑的事情讲清楚，但他只是听了一两次，后面就不听我的电话了。2018年1月3日前两三天晚上10时许，我爸马松均打电话跟我说，现在不可以挖猪脑了，你找个时间去屠场找陈金波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我就在2018年1月3日凌晨3时许去屠宰场找到陈金波，动手拉扯他的衣领，扬言要他给我一个答复，最后陈金波说要问老板才可以答复，我才放开他，最后我们就撤离屠宰场。反正我爸叫我去我就去了，当时就是想着重新拿回猪脑的承包权，因为不可以挖猪脑的这个事情，屠宰场事前又没通知我，我必须找陈金波要个说法。由于陈金波禁止我在屠宰场承包猪脑，我就过去找他问清楚，导致后来情绪激动，恐吓了他，吓唬要推他下鱼塘。我还经常凌晨打电话恐吓陈金波，有时候会在电话里骂他威胁他，有时候不断骚扰他，让他给我解决问题。我们离开后，一直没得到陈金波的回复，到了2018年1月5日凌晨，我喝了一点酒后就跟邝耀威等人一起过去屠宰场找到陈金波，我一边拉扯着一边骂他，拉他出到办公室门口的榕树头，我要求陈金波一定要将猪脑的生意继续给我一个人全部承包做，否则我就要推他下鱼塘，以此威胁陈金波，我们拉扯陈金波将他的衣服都拉扯烂了。我在榕树头拉扯并骂陈金波约有十几分钟，邝耀威、黄海迎等人就站在旁边不远处帮我撑场。我骂了十几分钟后，江建和过来了，东华就骂了江建和一句说，给我处理好这个事情。然后我和陈金波、江建和、邝国炽、东华就进到办公室谈，东华在办公室里面恐吓江建和和陈金波。我质问陈金波和江建和为什么不给我承包猪脑生意。我威胁江建和说，那你给一个猪栏我做，江建和说这个事情要长江公司决定。这时候有警察开车过来，警察怀疑外面围观的邝耀威等人聚众闹事，将他们六人一起带回城西派出所。我见邝耀威等人被警察抓了我就威胁江建和说，你报警将我们的人抓了，你可以抓走我的人，那就跟我去派出所撤销报警把他们放出来。江建和只好开车载着我去城西派出所，跟城西派出所说没事了没有人聚众闹事，之后邝耀威等人就被放出来了。 2.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陈金波的陈述：屠宰场员工停止挖猪脑给马松想后几天，我就接到马松想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声骂我：“你他妈的就是最嚣张的了，你信不信我叫人狠狠揍你一顿啊？”我没有搭理他，接着马松想又对我说：“我叫上李建民，我们几个人出来吃顿饭讲好数啦。”我跟他说“不用了”然后我就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十来天里，马松想经常三更半夜打电话来骚扰我，但是我都没有理会他。我知道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就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屠宰场里曾有不少人被马焕扬带人恐吓、殴打，当马松想说要叫人来打我后，我心里觉得很恐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不敢在夜晚去屠宰场上班，深怕被马松想、马焕扬一伙人殴打。2018月1月3日凌晨2时许，我来到二仓屠宰场工作，4时许，我来到屠宰场后门，这时马焕扬和两名年轻男子来到我身边，马焕扬用一只手用力地搂着我的肩膀强行将我推到了门外一棵榕树下，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放到我的眼前对我说：“你看我开车时速两百公里撞车了，现在我都残废了，我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就靠猪脑混饭吃了，你现在打烂他的饭碗，你是不是想死啊？”我对马焕扬说：“这是公司的决定，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接着马焕扬带来的两名男子的其中一名对我说：“他妈的最嚣张的就是你这死全家的了，你是不是想死啊？”然后马焕扬跟那两名男子连续用力推我的肩膀和前胸，我对他们说：“这不是我决定的啊，是公司决定的啊。”然后马焕扬就点燃了两根香烟，硬是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害怕，我就对他们说：“不关我的事啊，是公司决定的啊。”马焕扬带来的其中一名男子说：“你肯定是想死了，用猪屎喂饱你好了。”然后马焕扬他们就用力将我往地上摁，想将我推到附近的猪屎堆那里，我就一边反抗着一边说道：“有什么事你们去找公司啊，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紧接着马焕扬他们就用力将我拖拽到稽查队的办公室，进去后我看到邝国炽、李健和和另外两三个稽查队的队员在办公室里面，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男子站在办公室门口，马焕扬大声对我说“现在国炽作为中间人啦，你一定要表个态！”我依然坚持说“这是公司的决定，我无法表态。”邝国炽也在旁边说“这要找江建和才能决定的”，但是马焕扬等人依然不肯罢休，马焕扬对他带来的几名年轻男子说“推他出外面！”然后马焕扬和他带来的四名男子就用力想将我拖出门外，我用手抓住办公室里的一张红木椅子挣扎着不让他们拖我出去，马焕扬等人就拖了我两三次最后强行将我拖到了办公室外面，马焕扬对他带来的三四名年轻男子说道“拉他上车”，然后他们几个人就用力将我拖到一辆白色的小汽车旁约一米处，这时朱文彪从屠宰场内走了出来，朱文彪对马焕扬他们说：“他决定不了这件事的，不要拖走他了。”马焕扬他们就停止了将我拉上车，但马上马焕扬又对我说道“你今天不表态肯定是想死了。”接着他对他带来的几名年轻男子说道“推他下池塘，让他喝饱水淹死他。”于是马焕扬和他带来的男子就拖拽着我想将我推下屠宰场外的池塘，我一边挣扎着不让他们将我推下池塘一边说道“真的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啊”，这时候江建和出现了，江建和对马焕扬他们说：“有什么事情进办公室说。”于是马焕扬他们就放开了我，然后我和马焕扬、江建和三个人就进到我的办公室里面，马焕扬带来的四名男子则守候在办公室门外，马焕扬大声质问我和江建和现在为什么不给猪脑他，江建和说猪脑是猪贩的不能给他。接着马焕扬要求江建和另外提供五个猪栏给他。江建和说提供不了。大概早上七点马焕扬就带人离开了。我的衣服被马焕扬他们拉扯得破破烂烂的，我的前胸有一点指甲的痕迹，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当天下午我就去到台山市台城西门派出所报案了。 2018年1月5日凌晨四时许，当时我在屠宰场里监督宰猪，马焕扬之前曾带来挟持恐吓我的那名男子来到我身前用力拉着我的衣领说要找江建和买猪，我心里觉得很害怕，只好打电话给江建和，然后那名男子就一直拉扯着我，过了十几分钟江建和就回来了，然后江建和和那名男子就出去了，接着我就叫朱文彪报警了。过了十几分钟，警察来到就将站在屠宰场门口的几个年轻男子带走了。当天我听江建和说有人恐吓他，让他必须要将被警察带走的六个人从派出所里捞出来，不然就要干掉江建和。将人从派出所捞出来就是让江建和去派出所里面跟警察说没发生什么事，不再追究了。 （2）被害人江建和的陈述：大约2018年1月初的一天凌晨3时许，陈金波打电话叫我赶紧回去，我赶到屠宰场见到马焕扬和三名年轻男子抓住陈金波手、衣领并推撞陈金波，还叫嚣要将陈金波推下鱼塘，已经着手推拉陈金波出车间，当时车间很多人在工作。马焕扬是社会上的古惑仔，平时发酒疯见人就骂，所以大家都不敢劝架。我喝止他们，之后叫马焕扬和陈金波进去办公室。当时马焕扬大骂陈金波打烂了马松均、马松想的饭碗。我想起我在2017年11月份宣布不能再私自摘除属于猪肉贩的猪脑等猪器官。接着马焕扬要求将猪脑给回他爸马松均处理，我拒绝了。之后马焕扬说先考虑一下，之后就离开了。在陈金波被恐吓的2天后凌晨3时许，陈金波打电话叫我快点回去，我回到屠宰场看到有约50个年轻男子聚集。我进去屠宰场看见约4名男子用手抓着陈金波的手和颈部推撞陈金波，马焕扬也在车间内，但是跟随马焕扬的一个男子也跟进我办公室。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报了警。回到办公室之后，马焕扬就叫我现在安排6个猪栏给他，如果我不安排他就直接在屠宰场宰猪，搞乱屠宰场的生产。随后民警将在场的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了。这时办公室里那个跟随马焕扬的男子就言语威胁我要摆平这个事，要想办法叫派出所把人放出来，马焕扬和该男子还叫欧文开车把他们送去派出所。我当时害怕，因为他们人多，在胁迫的情况下开车载他们两人去城西派出所，在车上我都没有谈话。到了派出所之后，马焕扬就在派出所内大骂，还拿手机乱拍。最后值班警员就叫马焕扬不要喧哗。最后，马焕扬叫我载他们两个回去屠宰场，在屠宰场马焕扬和那男子就大声恐吓我叫我看着来。我当时害怕以后马焕扬还来报复或乱搞屠宰场生产，就说我到派出所求情。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派出所同志求情说损失就没什么，如果对方态度好的话就从轻处理他们，教育一下就好了，我也不追究了。 3.证人证言 （1）证人马松想的证言：大概一年前的一天晚上，马焕扬带着几个年轻男子来到屠宰场，他们找到陈金波然后将陈金波带到了屠宰场的办公室。 （2）证人朱洪就的证言：我听我儿子朱文彪说过马焕扬曾威胁要推陈金波下鱼塘这么一回事，后来该事还闹上派出所了。马焕扬早期是帮马松想运生猪的，不过时间才坚持一年多，之后就没有运猪了。之后他也经常去屠宰场，有时是喝醉酒的状态，带一帮人到屠宰场，见人就骂。马松想在屠场很有威望，有人想打架，马松想能轻易制止，其他人不一定能做到。 （3）证人李迺超的证言：我见过马焕扬带着几个年轻的男子，拿着伸缩甩棍，然后去到屠宰场跟李均明、陈金波发生冲突，我亲眼看到马焕扬拉着陈金波的衣服，陈金波也没有办法反抗。因为马焕扬既不是屠宰场的，也不是生猪协会的，他是黑社会过来闹事。 （4）证人朱文彪的证言：第一次大概是2018年年初的一天凌晨三四点，马焕扬带着一帮人来到屠宰场，接着马焕扬等人将陈金波挟持住拉拉扯扯的，当时我忙着监督宰猪，我就没有注意看他们是怎么抓住陈金波的。因为2017年年底江建和接替我父亲朱洪就管理屠宰场后没多久，江建和就向屠宰场的所有员工宣布以后不允许再收集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马松想、马松均不能强夺猪脑、猪气管，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马焕扬就带人来抓住陈金波，想要让陈金波同意继续收集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马松均。江建和向员工们宣布不允许收集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马松均后，屠宰场的员工依然收集了大半个月猪脑、猪气管给马松想、马松均。因为屠宰场的员工会收到马松想发放的补贴，员工想要赚多点钱，就继续收集了。因为陈金波见到有人继续收集就开除该名员工，大家见状就停止收集猪脑、猪气管了。马焕扬第一次带人来挟持住陈金波后没多久，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左右，马焕扬又带人来屠宰场闹事了，陈金波见到我就叫我赶紧报警，于是我就打电话报警了，不久就有民警来到，我听说民警带走了几个人。 （5）证人黄德伦的证言：大约在2018年初的一天凌晨，屠宰场的人都在开工，马焕扬带了几个年轻仔过来屠宰场跟经理陈金波争执起来，后来把事情闹大把警察都叫过来了。 （6）证人邝国炽的证言：马焕扬和陈金波发生冲突，大概凌晨3、4时许，我坐在屠宰场办公室，听到外面很吵，我出来看到马焕扬拉着陈金波的衣领，我就过去分开他们，陈金波回到自己办公室，然后我也进自己的办公室了，后来外面也没有声音，等我出来的时候，遇到老总江建和，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事，你去处理”，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7）证人邝英达的证言：我知道陈金波被马焕扬打这件事。 （8）证人黄锐良的证言：大概是在2018年6、7月，马焕扬带了一班人在屠宰场找陈金波，说陈金波不让马松想挖猪脑，想打陈金波，马焕扬大喊恐吓陈金波称要把陈金波丢到鱼塘里去，后来有人还报警了，警察还过来处理这事。虽然我没有在现场，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所以我们都比较怕马焕扬。 （9）证人谭德辉的证言：有一次马焕扬带了很多古惑仔来找经理陈金波，后来还惊动了很多警察过来。我们知道他是生猪协会会长马松想的侄子，平时也是混社会的，我们不敢去管。 （10）证人余立权的证言：大概是在2018年6、7月，马焕扬带了一班人在屠宰场找陈金波，当时我在拉猪。马焕扬带了一班人在屠宰场转了一圈没发现陈金波就离开了，后来还见警察过来了。 （11）证人马醒辉的证言：马焕扬和跟他一起的年轻人与陈金波发生过冲突，他们拉着衣服将陈金波拖出了屠宰场。 （12）证人朱健彬的证言：在2018年6、7月的一天凌晨5时许，马焕扬叫了一群人站在屠宰场大门外面，马焕扬就手拿着木棍走进屠宰场内去找陈金波，最终有人报警，全部都抓回了西门派出所。 （13）证人刘称生的证言：马焕扬有一段时间没有拿到屠宰场的猪脑了，马焕扬就认为这是陈金波所为，所以他就叫了一群古惑仔去恐吓陈金波，后来西门派出所还出警到达现场。 （14）证人李均明的证言：大概是一年前，朱洪就退休了，江建和、陈金波接手管理屠宰场，他们向屠宰场的员工宣布不准再收集猪脑给马松想一伙人，然后过了没多久，马焕扬就带了一些年轻男子来恐吓陈金波，当时有警察来到还带走了几个马焕扬带来的年轻男子。 （15）证人蔡永惠的证言：陈金波被恐吓这个事情我也是听朱健彬说过，他说马焕扬曾用手掐住陈金波的颈部，而我也看过江建和曾经叫过马焕扬到他办公室里面谈话。 （16）证人朱健儒的证言：2017年年底，屠宰场的经理朱洪就退休了，陈金波接任经理一职，陈金波刚上任就向大家宣布以后所有生猪的猪脑都归购买生猪的猪贩，不允许马松想再强行夺取所有的猪脑了，马松想一直以来占据的利益一下子被剥夺了，所以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就出面来找陈金波“讲数”了，他带这么多人来凶神恶煞地在屠宰场里走来走去明显就是在示威。2017年底或者2018年年头的一天凌晨四时许，马焕扬带着五六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子来到屠宰场，他们带着木棍凶神恶煞地在屠宰场内走了几圈，还把停在屠宰场门口的一辆摩托车的倒后镜砸烂了，然后马焕扬就去找陈金波“讲数”了。当时马焕扬带来的一名男子带着木棍站在屠宰场门口，在他身旁的一辆男装摩托车的倒后镜被砸烂了，我没有看到摩托车被砸的过程，但是无端端的也没人会去砸车，按情理判断就是马焕扬带来的人把摩托车砸烂的。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有警察来到了现场，还把马焕扬带来的几名男子带走了。后来一些猪贩在讨论说马焕扬一伙人把陈金波强行带走了，所以才招来了警察。 （17）证人叶彼得的证言：大概是一年前，朱洪就退休了，江建和、陈金波接手管理屠宰场，他们向屠宰场的员工宣布不准再收集猪脑给马松想一伙人，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带人去屠宰场威胁恐吓陈金波，我当时在现场，马焕扬说让陈金波把猪脑的销售权拿回来，要是陈金波不给就威胁要打陈金波。后来有人报警警察来了后就把人都带走了。 （18）证人郑晓平的证言：陈金波在屠宰场被人恐吓我有听说过，在几年前马焕扬带几个古惑仔到陈金波的办公室去恐吓他，好像是因为陈金波允许猪肉零售商们把自己的猪脑带走，很早之前我又听说猪脑是属于马松想承包的，马焕扬可能觉得陈金波的行为损害了他和马松想的利益，因此就带人去恐吓陈金波。 （19）证人叶培洋的证言：陈金波被恐吓的情况我看到过，早一年前，江建和回来管理台城二仓屠宰场后，陈金波就升职为屠宰场的经理，后来不知为何马焕扬带着几个人在屠宰场的门口围着陈金波并带到办公室了。 （20）证人叶培林的证言：我听说早一年前，江建和回来管理台城二仓屠宰场后，陈金波就升职为屠宰场的经理，后来不知为何马焕扬带着几个人在屠宰场的门口围着陈金波并带到办公室了并关了起来。 （21）证人黄炎彬的证言：2018年的一天凌晨四时许，当时我在屠宰场内工作，我听到旁边的猪肉零售商在议论纷纷说马焕扬带人来抓住陈金波了，马焕扬还要把陈金波拉上车带走，我探出头看了看外面，没有看到相关情况，然后我就继续工作了。 （22）证人李景贤的证言：大约1年前，马焕扬带了几个人到屠宰场，我看到两个马焕扬带来的人进入到屠宰场内找陈金波，很凶恶的样子跟陈金波说话，我看见陈金波很惊慌；还有一次马焕扬也是带着几个人来到屠宰场，很凶恶的恐吓老板江建和，但江建和很镇静，还拿出手机拍照之类的。 （23）证人马伟新的证言：长江食品公司老总江建和来之后，觉得屠宰场管理很乱，启用了经理陈金波，陈金波就不让马松想挖猪脑等东西，让他们把器官还给猪肉贩，马松想那个时候就对陈金波不满了。大概2018年6、7月份的一天凌晨5点左右，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带了很多古惑仔手上拿着1米多长的钢管站在屠宰场门口，当时马焕扬带了两个小弟进来屠宰场找陈金波，马焕扬的一个小弟站在收费的地方，另一个小弟跟着马焕扬到处转，当时陈金波正好出来，我就跟陈金波说他们过来打你了，你赶快跑，陈金波正转身想走，马焕扬和他的那个小弟就一起冲过来，马焕扬的小弟抓着陈金波衣服往屠宰场外面拉，陈金波当时拿出电话打。我当时怕马焕扬知道我叫了陈金波走，我也就赶快离开现场站在屠宰场外面，后来我看到马焕扬和陈金波等人一起去了屠宰场的办公室，过了一阵江建和也回来了，之后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24）证人曾健聪的证言：2018年初马焕扬曾因承包猪脑一事在屠宰场与江建和、陈金波发生争执，那时候江建和不让马松均承包猪脑，后马焕扬带着几个社会青年闹事，后来警察带了几个人走了。马松均在屠宰场承包了猪脑生意，马松想也是屠宰场里面生猪协会的会长，他在屠宰场出没很正常，马焕扬平时会带几个年轻仔过来屠宰场逛，随意打骂屠宰场的人和批发商，大家都不敢惹他，都怕他缠上自己甚至被他随意打骂。 （25）证人黄海迎的证言：2017年年底的一天，我、李志文、李志豪、邝耀威、邓永生以及几个不认识的人在台城城西街幼儿园吃大排档，凌晨3时许，马焕扬过来说屠宰场那边发生了一点事，帮我过去看一下。意思就是马焕扬要去屠宰场搞事情，让我们过去帮他撑场，我们知道他要去闹事。到达屠场后，我们站在门口看，马焕扬带着三、四个年轻男子站在屠宰场办公室跟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吵架，不认识的男子身边也有三四个男子，这三四个男子就是在城西和马焕扬一起吃宵夜的男子。我听到马焕扬骂这个不认识的男子，并威胁他信不信让屠场开不下去，不让他在这里干活，信不信扔他下鱼塘。吵了一会后，警察来到了。 （26）证人邝耀威的证言：大概是2017年底2018年初那段时间的某一天，马焕扬跟我和黄海迎等人说广海路口的生猪屠宰场欠了他母亲的工资，叫我们过去生猪屠宰场帮他向屠宰场一方拿回他母亲的工资，我和黄海迎去到广海路口的生猪屠宰场后发现那里已经有十个八个像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屠宰场里面跟屠宰场一方的人交涉，后来没多久城西派出所的民警就带我们这些帮马焕扬的人回城西派出所审查，当时派出所是以我们涉嫌聚众闹事的理由带我们回派出所审查的，当时马焕扬逃走了。后来事情调查清楚后，我们被城西派出所释放了。后来我才发现那天马焕扬不是让我们帮他向屠宰场拿回他母亲的工资，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骗我们到屠宰场为他自己在屠宰场闹事并垄断屠宰场的某些生意撑腰的。 （27）证人李志文的证言：2017年底一天凌晨4时许，我和我弟李志豪、邓永生、“鸡仔”在台城城西食街的烧烤档吃宵夜，期间除我弟李志豪没有喝酒外，其余三人都各喝了4、5瓶啤酒（750ml），吃宵夜的餐费由我付的，后我们一起来到广海路口的屠宰场，我们四人一起进入屠宰场内找“肥加”买猪腰，我们买了3-5个猪腰后就离开屠宰场，当我们走到屠宰场路口时，被城西派出所的民警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28）证人李志豪的证言：2017年底的一天凌晨，我和我哥哥李志文、黄海迎、“威仔”、李立波、邓永生等人在城西食街的一个大排档吃宵夜，当时吃完宵夜后有人说要去广海路口屠宰场，于是我开车载着李志文、李立波、邓永生一起到屠宰场，黄海迎、“威仔”也去了，当时我去到广海路口就停车在屠宰场路口的加油站旁边，当时我坐在车上等他们，上述其他人就进去屠宰场了，过了大概四五分钟，李志文、邓永生、李立波等人就出来，李志文、邓永生、李立波上车后我刚要开车走，公安民警就将我的车拦截并要求我们下车接受调查，后我和李志文、邓永生、李立波、黄海迎、“威仔”等人都被带到城西派出所问话了。 （29）证人邓永生的证言：2017年12月底的一天凌晨三四时许，李志文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吃宵夜，我答应了，他让我先去广海路口的生猪屠宰场，于是我就打车直接过去广海路口的生猪屠宰场，去到那里后见到李志文、李志豪等人已经在一起，李志文在广海路口进入生猪屠宰场的小路的路边，就在生猪屠宰场门口不远，李志豪的小车停在旁边，李志豪坐在小车的驾驶室。我当时跟李志文打了招呼后就站在李志文后面贴着李志文站着，在那里拿着手机在玩游戏，后来我们被带到派出所才知道黄海迎、李立波、邝耀威也在那里。 （六）2018年8月份的一天凌晨5时许，被告人马焕扬在台山市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因原“稽查队”队员被害人马伟新脱离马松想等人组织的“稽查队”，即持猪大肠殴打被害人马伟新头部，并辱骂被害人马伟新。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马伟新原本是我叔叔马松想稽查队的队员，后来他不跟马松想混，跑到陈国锋的稽查队那边了。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一天，我在屠宰场看到马伟新，我就将手上的猪粉肠往马伟新的脸上砸去，我还对他说二五仔（反骨仔），吃早餐吧，马伟新被砸后也没有说话，就看了我一下也没动手打我，我就提着猪大肠离开了屠宰场。当时我喝醉酒了，只是用猪大肠随意朝他脖子打一下，并没有什么想法，他应该没什么伤的。 2.被害人马伟新的陈述：2018年8月份的一天5时许，我还在屠宰场里面看割猪腩，马焕扬来到屠宰场来拿猪杂，突然用拿水草捆起来的一打猪粉肠朝我脑袋打了过来，他打了两下之后，第三下我才反应过来，闪开了，然后我就立马跑走。马焕扬就站在原地骂我是反骨仔，说打你就打你，怎么样啊之类的话，我一直等到他走了，我才再回去工作。我之后觉得应该是稽查队分成两派之后，我加入了陈国锋那一派，被马焕扬知道之后所以来打我的。 3.证人证言 （1）证人黄锐良的证言：每次马焕扬都是喝酒之后，带一些社会上的人过来屠宰场，听人说都是一些古惑仔。大概是在2018年8，9月份，那天是在上班，我刚好去办公室了，出来的时候我听余立权说，马伟新被马焕扬用猪下水打了几下后脑，具体什么原因没有说。 （2）证人余立权的证言：马焕扬是马松想大哥的儿子，他没有做工，听说是古惑仔。我听黄锐良说过，2018年马伟新被马焕扬用猪下水打了几下后脑，具体什么原因没有听说。 （3）证人朱健彬的证言：马伟新是前稽查队的，是马松想的人，但现在马伟新是我们请来为我们看猪腩的，我听说马焕扬骂马伟新背叛他们。2018年9月左右的一天凌晨三四点左右，当时我和朱健儒在屠宰场内，忽然马伟新跑来我们跟前，他跟我们说马焕扬刚刚拿一根猪大肠抽了他头部几下，我看到马伟新的脸部有点红红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我美国一个也认识马焕扬的朋友对我说起马焕扬拿猪大肠打人的事情，我才知道他们当时拍了视频放在朋友圈炫耀，打了人还到处说，太目无法纪了，我刚开始也是匿名举报马松想等人，我很害怕他们的打击报复。 （4）证人朱健儒的证言：马伟新之前在稽查队里面工作的，现在我的弟弟朱健彬请了马伟新来帮忙监督宰猪过程，防止猪贩偷割猪腩。大概在2018年9月左右的一天凌晨3点多，马焕扬和两个年轻的古惑仔来到屠宰场，我看到马焕扬拿着一根猪肠形状的物体狠狠地抽了马伟新的头部两下。马伟新被打后也不敢回嘴或者反抗，他直接跑到我和朱健彬、陈国锋这边，马伟新跟我们说他被马焕扬打了，我们叫他报警，但是马伟新脸色有点害怕又有点犹豫地说还是算了吧，他应该是不敢反抗马松想他们，既然马伟新都不敢报警了，我们也不想招惹马松想他们，所以也没有报警了。马伟新被马焕扬殴打当时屠宰场有很多人。我没看到有人出头，马焕扬这么凶，其他人就算劝说也只能劝马伟新不要反抗马焕扬，应该不会有人敢制止马焕扬的。 （5）证人邝民欢的证言：2018年12月的一天5时许，马伟新从屠宰场走出来后告诉我说，他之前是跟着马松想的，后面额外收取10元的事情被发现后他就没帮马松想看割猪腩的工作了，马焕扬说他吃里扒外就用猪大肠在屠宰场打了他，我看到他脖子有些红肿。 （6）证人陈金波的证言：大概两个月前的一天，马伟新打电话跟我说他被马焕扬用猪大肠打了两下他的头部，我叫他报警，马伟新吞吞吐吐地说算了，还是不要报警了。 （7）证人黄永坚的证言：马伟新跟我说过，因为他转投到朱健彬那边为他工作，被马焕扬说他反骨，然后被马焕扬用猪内脏拍打。 （8）证人陈晃强的证言：于2018年年底某一天凌晨，在二仓屠宰场马焕扬用猪肠仔打马伟新。因为之前马伟新是马松想组织的稽查队一员，后来因为内部原因变为有两支稽查队，马伟新脱离马松想加入另外一只稽查队，马焕扬说马伟新吃碗面反碗底。我当时在二仓屠宰场内上班，马伟新就在我旁边，马焕扬就自己进来骂马伟新是吃碗面反碗底的家伙，整他叔叔马松想找不到顿饭吃，然后马焕扬就随身拿一条猪肠仔打在马伟新头部打，打了一下后马伟新就离开了，马焕扬也离开了。 （9）证人谢健民的证言：2018年8月份的一天凌晨5时许，当时我跟马伟新在屠宰场帮别人拉生猪过磅，接着马焕扬来到现场，捡起地下一根猪肠，并将这条猪肠砸向马伟新，骂马伟新是个反骨仔，不继续帮他叔叔工作跑去帮别人工作，骂完马焕扬就离开了，我和马伟新继续帮别人拉生猪过磅。 （七）2018年12月10日凌晨5时许，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驾驶号牌为粤J8K792的小汽车在台山市台城镇环市西路加油站内加油时，发现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反对被告人马松想等人的生猪批发商朱健彬，被告人马焕扬遂驾驶小汽车对被害人朱健彬进行追撞，被害人朱健彬闪避后，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随即下车手持棒球棒对被害人朱健彬追打，被害人朱健彬逃脱后，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又使用棒球棍对被害人朱健彬驾驶的车辆进行打砸，经鉴定损毁价值为人民币15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现场照片，证实案发现场位于广海路口加油站，西面是台城生猪屠宰场。现场照片经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指认。 2.物证照片，证实本案相关物证的情况，其中：（1）朱健彬被砸的粤JF5060货车的照片经黄永洋、邝民欢指认。（2）从马焕扬住处台山市台城沿河中路41号601房楼下车库车房内搜获的棒球棒1把（TPX）、铁棒2根（铁水管制造）、刀具1把（自制刀具）、猪钩2把、刀具8把（3把菜刀、2把砍猪骨刀、1把折叠刀具、2把水果刀）、小汽车1辆（黑色，丰田牌，车牌号粤J8K792）；物证照片经被告人马焕扬指认。 3.视听资料（监控视频），证实2018年12月10日凌晨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在广海路口加油站追打朱健彬及打砸朱健彬车辆的经过情况；监控视频截图经被告人马焕扬、黄永洋指认。 4.鉴定意见，证实经鉴定，朱健彬被损坏的江淮牌大型汽车（粤JF5060）的左大灯总成外壳破裂，按2018年12月10日基准日鉴定的单价为158元；鉴定意见已通知朱健彬、马焕扬、黄永洋。 5.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2018年10月份，因为朱健彬在广海路口的屠宰场将我承包的猪脑踢翻，并且带着生猪批发商反对我叔叔马松想，跟我叔叔马松想对着干，所以在2018年12月10日2时许，我驾驶我车牌为粤J8K792的丰田小轿车载着黄永洋前往广海路口加油站加油，我看到朱健彬往加油站外走去，我在车里指着他骂，叫他给我说清楚，朱健彬听到之后转头看了一下我，就继续往加油站外走去，我看到之后，就加大油门驾驶小轿车撞过去，朱健彬就闪身到他运猪的货车后面，接着拔腿就跑。于是我就下车并打开后尾箱的车锁，叫黄永洋去车尾箱拿棒球棍，我就去追打朱健彬，黄永洋从车尾箱中拿出棒球棍，跟在我身后追打朱健彬，但是我们追不上朱健彬，然后我们就回来加油站加油，黄永洋就用棒球棍将朱健彬的车头灯打烂了。当时我没有带工具，但是我叫黄永洋带上棒球棒。 （2）被告人黄永洋的供述与辩解：2018年12月的一天，我和马焕扬在地王广场吃完宵夜后，马焕扬准备开车送我回家，但是车没油了，所以马焕扬开车来到广海路口的加油站，在加油站的时候马焕扬看见了一名男子，马焕扬就喊了一声“斌仔”，然后马焕扬就开车去追撞“斌仔”，但是“斌仔”马上闪躲到货车边，接着马焕扬就马上下车，打开车尾箱，叫我拿两根棒球棍，于是我就从车尾箱拿了两根棒球棒，跟马焕扬一起去追打“斌仔”。追的途中马焕扬叫我也给他一根棍子，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根，我们两人一人一根棍子去追“斌仔”但是没有追上，于是我和马焕扬就回到了加油站，马焕扬就叫我看看停在加油站那里的一台拉猪货车有没有“斌仔”，接着我就过去看了一下，没看见有人在车上，然后我就直接朝着车的前左转向灯用棒球棍砸了过去，砸裂了转向灯，马焕扬用棒球棍砸了那货车的前挡风玻璃，但是玻璃没有坏，就这样我们两人就继续开车离开了加油站。 6.被害人朱健彬的陈述：2018年12月10日5时50分许，我和我搭档邝民欢每人开着一台货车从台山市台城广海路口附近生猪批发市场出来准备去载生猪，我货车车牌是粤JF5060的江淮大货车，我开车刚出路口路过中石化加油站的时候我就停车并下车想去便利店买东西，等我从便利店出来就有一台黑色丰田锐志小汽车停在便利店边上按喇叭，我看见马焕扬坐在该小汽车的驾驶座处，马焕扬看见我之后，他放下窗户和我说是我最嚣张了，是不是想打？他说完之后，就驾驶丰田小汽车朝我开过来，我就赶紧躲到一台停在附近的小汽车另一侧，马焕扬和另外两名男子就下车，马焕扬手持棒球棍，他们三个人向我追来，想打我。我见状不对就逃跑了，马焕扬追着我来的时候还喊着打死我，我跑进去蔬菜批发市场之后，他们追不到我，我就停下来打110报警，报完警我就打电话跟我搭档邝民欢说有人打我让他帮我看一下，接着民警就到了现场，我就回到现场发现马焕扬还有另外两名男子已经不在了。我跟马焕扬的叔叔马松想是在台城广海路口附近生猪批发市场做批发猪肉生意的，我跟马松想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因为我发动了城西屠宰场屠宰户从2018年7月份起不交生猪批发协会会费，才被马焕扬开车追撞和砸坏了大货车的一盏车头灯。屠宰场跟我们解释说，要查有没私自屠宰生猪，但是据我们所知，这不是由马松想查的。我修复好车头灯的话需要两百元左右。 7.证人证言 （1）证人邝民欢的证言：2018年12月10日5时许，我和搭档朱健彬每人开一台货车从台山市广海路口生猪批发市场出发去开平载生猪，朱健彬就驾驶粤JF5060在中石化加油站停车去买东西，我就继续开车行驶，约过了五分钟，朱健彬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被人追着打，让我回来中石化加油站附近帮他看一下，我就问谁打你，他说马焕扬带人过来打他，我说你赶紧报警，挂断电话后我就开车掉头回去中石化加油站，到达加油站我停下车就看到马焕扬手上拿着一条棒球棍站在朱健彬车牌号为粤JF5060的货车左边的车头处，过了五分钟左右马焕扬就坐上一辆无牌的黑色丰田锐志小汽车离开加油站了，然后我就开车离开了，接着民警就到了现场。我和朱健彬是拍档关系，我们自2018年3月份开始在台城城西屠宰场合伙经营猪肉零散批发生意。我听朱健彬说之前他们做猪肉批发时被马焕扬、马松想收取额外的10元钱，我经常在屠宰场见到马松想。在屠宰场门口的公路上面经常有一辆无牌的小汽车（不止一台）开着很大的声音停放在那里，后面我听说是马焕扬停的。 （2）证人朱健儒的证言：2018年12月13日左右的一天凌晨五六点，朱健彬开着他的小汽车，方文欢开着我的货车出门，后面朱健彬被追撞的过程我不在场，详细过程我是听朱健彬说的，朱健彬开车去到台山市台城广海路口的加油站加油，他下车后不久就被马焕扬开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追着撞，朱健彬马上跑开没有被撞到，接着马焕扬带着几名男子从黑色小汽车下来，他们还拿着木棍等器械，于是朱健彬马上跑到人多的地方，过了一会朱健彬等马焕扬他们开车离开后再回到加油站，朱健彬看到货车的车头灯已经被砸烂了。朱健彬将货车开回来后我看到车头左边的车头灯被砸烂了，过了两天我将车开去一家修车行修车，花费425元。朱健彬开的是一辆蓝色的江淮牌货车，车牌号码是粤JF5060,车主是朱健彬。方文欢开的是一辆蓝色的江铃牌货车，车牌号码是粤J44P81，车主是我。2018年6月份的一天，朱健彬和另外几个批发商去到台山市物价局查询，发现屠宰场一直收取的每只生猪62.5元屠宰费是不合规的，实际上合法的屠宰费只是52.5元，过了大概两个月，朱健彬和其他批发商就联合起来只交每只生猪52.5元的屠宰费了，我们了解到此前多收的10元是屠宰场收取后转给马松想的，我们不再交这10元后马松想就少了很多收入，所以朱健彬是极大地得罪了马松想。马焕扬开车追撞朱健彬和带人追打朱健彬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 （3）证人陈锦贤的证言：2018年12月某天4时许，我、邝国炽和黄锐良在稽查队办公室喝茶，邝国炽接了一个电话，挂掉电话后邝国炽称是马焕扬打来的，因为马松想没有听他电话，马焕扬刚在广海路口加油站开车撞朱健彬，马焕扬经常酒后驾车，车速比较快，朱健彬被他吓得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4）证人李伟国的证言：大约2018年8月份的时候，马松想因为长江公司内部的问题而不能继续收集猪脑，然后马松想当时以为是另外一个批发商“彬仔”搞到他不能收集猪脑的，于是马松想叫了马焕扬开了一部无牌车去撞“彬仔”，但没有撞到，后来“彬仔”就来到屠宰场找马松想,双方吵起来，差点就打起来了。 （5）证人郑晓平的证言：朱健彬被追撞我是听其他猪肉佬说的，大约是2018年，朱健彬在屠宰场附近的加油站被人用一辆无牌的小车追撞。 （6）证人陈金波的证言：朱健彬打电话跟我说过在2018年12月份他被马松想的侄子马焕扬开车追撞一事，当时我不在场，情况我并不清楚，我也听说朱健彬已经报警了。 （7）证人李锦威的证言：我听说在屠宰场有一个叫朱健彬的批发商当时踢翻了马松想的猪脑，后来被马松想叫来马焕扬去追打，我在屠宰场里上班，马焕扬一有风吹草动，殴打了何人，屠宰场里都会传出来的。 （8）证人马伟新的证言：我们生猪协会稽查队分成两派之后，批发商朱健彬是来我们这边批猪的。我听朱健彬说有一次马焕扬在广海加油站那里碰到他，然后马焕扬想来打他，但是朱健彬跑掉了，马焕扬就把朱健彬的车给砸了。朱健彬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想拉我一起去报警，因为我怕被马焕扬他们知道我去报警又过来打我，我就让朱健彬一个人去报警了。 （9）证人雷国良的证言：2018年12月10日我上夜班，约5时许一猪车老板步行过来加油站便利店买东西吃，而他的货车停在加油站的空地处，在他买单的时候门外一辆黑色小汽车按了一下喇叭，这时，猪车老板就结完账走出去，我处理好收银台的事后就走出门外想给该辆小汽车加油，但我走出去却发现该黑色小汽车已经开往鹏权中学方向的油站入口处，我见小车已经离开，我便走回便利店内。过了约十分钟，该小汽车又开到加油枪处，我就从便利店里走出来给该小车加油。当天6时30分许，我同事黄绮环问我为何油站入口处围了那么多人，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继续在便利店里玩手机。当天下午5时许该猪车老板又来到便利店看监控录像，他还问我是否记得他凌晨来买东西，他还向我出示了他的微信付款记录。 （八）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马焕扬多次饮酒后，纠集社会青年驾车去到台山市二仓屠宰场内，肆意播放车内低音炮，对屠宰场内生猪行业人员进行侮辱、恐吓，并随意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杂。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2013年5月份之后我没再接触生猪的业务了，我还要经常过去二仓屠宰场，是因为要过去拿猪杂才过去的，整个台城最新鲜的猪杂就是二仓屠宰场了，我有些朋友因为知道我认识很多批发生猪的，所以也会找我要猪杂吃。我经常喝酒后跑去屠宰场闹事，基本上是凌晨3、4点开小汽车过去的，有时开自己的车，有时也会开朋友的车跟朋友一起过去，很多时候是喝了酒后才和朋友过去屠宰场的，我们会将车停放在屠宰场门口，因为喝了酒我们会将车上的音乐开大声一些听音乐，同时把车窗打开抽烟。我们将小车停放在屠宰场门口并开大声音听歌无人阻止我们。我多数都是拿我叔叔的猪杂，少数拿其他猪肉贩的猪杂，一般不会给钱。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没有阻止我。 2.证人证言 （1）证人李迺超的证言：马焕扬有在屠宰场强行拿走猪肉贩的猪杂不给钱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几个人来，经常半夜喝醉酒，然后醉醺醺的去到屠宰场拿猪杂、猪肉等，每次大概拿100多元的猪肉或者猪杂，打又不够他打，他叔又是屠宰场的批发商，有势力，我就当作破财消灾请他们吃。我知道马焕扬在屠宰场强行拿走批发商李漠文的猪杂，没有给钱，后来是我开了白头单给收费员李锦威，就当批发商李漠文的生猪在屠宰加工的过程中受伤受损屠宰场对他的一种赔偿。马焕扬在屠宰场拿猪下水时，猪下水的钱是我自己掏的钱，没有找公司报销。 （2）证人李锦威的证言:时间大约是在2015年，具体月份记不清楚，因为当时马焕扬的妻子黄海燕是在屠宰场跟我一起收费及出票的，所以马焕扬经常带几个社会青年到屠宰场，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马焕扬拿走了一个猪肉贩的猪杂，还说一句你找我叔叔拿钱就可以了，说完，他们就扬长而去。当时那个猪肉贩也不敢出声，不敢阻止马焕扬要回猪杂。有好几次马焕扬都是强行拿走猪肉贩的猪杂不给钱的。我所记得的是李漠文的猪省肠被马焕扬强行拿走，也是一样地说到时找他叔拿钱，说完就直接走了。这么暴力，谁都怕，谁还敢阻止他强拿猪杂。一般是由李迺超，朱文彪签名在白头单上，就当是在生猪屠宰的过程中造成生猪的受损，然后李迺超将白头单交给我，我就根据白头单的数目给钱李迺超，李迺超就将钱给回猪肉贩。因为马松想是马焕扬的叔叔，马松想跟经理李建民的关系好，马松想经常请李建民喝酒吃饭的，所以应该是马松想请李建民安排李迺超和朱文彪帮马焕扬将事情解决了。马焕扬多数是拿猪省肠，每一次我支付白头单的钱大约是30元，大约有４次，一共120元。马焕扬强拿猪杂，竟要屠宰场帮他支付费用这肯定不合理，但既然组长李迺超和朱文彪签名白头单，我只能给钱。开始的时候要经过一个经理的签名同意才可以领钱，后来经理授权屠宰场的组长处理马焕扬这个事情，肯定是李建民授权李迺超和朱文彪的。因为朱洪就后来很少理会屠宰场的事情，朱洪就授权李建民管理屠宰场的大小事务。 （3）证人陈晃强的证言：我记得大约7年前，马焕扬拿过屠宰场内一名叫李漠文的批发商的猪排骨，当时马焕扬自己用刀去割李漠文猪排骨，还把猪排骨弄烂，李漠文的儿子差点跟马焕扬打起来。李漠文肯定是不同意马焕扬的行为的。马焕扬没有给钱，但按照惯例，李迺超会给他写一张纸条，让他们到屠场前台拿钱，所以当天李迺超也给李漠文写了一张纸，让他到前台找开票收钱的妇女拿钱。马焕扬并不是屠场的员工，但我听说李迺超曾被马焕扬打过，可能是他被打怕了，现在李迺超是夜班的小组长，所以他才给马焕扬报销。 第三部分组织成员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一、敲诈勒索事实 2009年开始，被害人章保生等人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向猪肉零售商收购猪大肠进行再加工销售。2012年开始，被告人马松想为了敛财，利用其在屠宰场形成的势力，并在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的帮助下，采用断水、驱赶、另行安排他人收购猪大肠等方式，致使被害人章保生无法收购猪大肠，迫使被害人章保生每月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人马松想支付人民币4000元保护费，以维持自己能够在二仓屠宰场继续收购猪大肠的生意。其中2012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被害人章保生共支付人民币92000元（共26个月，但每年有一个月回老家不用交，故共交了23个月）给被告人马松想。被告人马松想每月收取人民币4000元的保护费后，分给被告人朱文彪、李迺超各人民币1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告人马松想、李迺超、朱文彪的供述及辩解，被害人章保生的陈述，证人张国飞、喻水良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内容详见本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中被告人马松想、李迺超、朱文彪敲诈勒索章保生的犯罪事实的证据部分）。 二、寻衅滋事事实 （一）2012年11月，迫于马松想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形成的势力，作为猪肉运输商的被害人曹进厂在台山市台城一酒楼宴请马松想、马焕扬等人吃饭。期间，因未能按被告人马焕扬的要求继续安排喝酒、娱乐，被告人马焕扬等人遂去到台城广海路口被害人曹进厂的住处，对被害人曹进厂进行恐吓，被告人马焕扬对被害人曹进厂停放在住处门外的小汽车进行打砸。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的一天晚上，我跟曹进厂在外面吃饭，当时有很多人，吃到当天晚上21时许，曹进厂就回去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曹进厂，让他继续喝酒，曹进厂说累了，说不想喝了，我就说，我去你家找你喝。接着我就自己一人来到曹进厂的家门口也就是在台城镇广海路口附近，然后我就在曹进厂的家门口捡起一根木棍，利用这根木棍将停在门口的车副驾驶位置的玻璃打烂，当时只有曹进厂和曹进厂的老婆在场，曹进厂和他老婆听到车窗被打烂的声音后，就跑出来门口，我就对曹进厂的老婆说：多少钱我明天赔给你，说完我就走了。曹进厂这一台汽车是五菱牌的小车，银色，我用木棍将车窗打烂后，木棍也就丢到他家门口。事情发生后，我当时跟曹进厂说过他修车花了多少钱我就赔多少钱给他，但是曹进厂不要，他说算了，都是好朋友，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2．被害人曹进厂的陈述：2012年11月份左右，我的工人在运送猪肉的过程中掉了一边猪肉在广海路口处，“高佬民”看到后告诉了马松想，马松想又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就过去把猪肉捡了起来。过了十多分钟我见到了马松想，马松想就说你把猪捡回来了，要表示一下。我就说好呀，请吃饭就可以了。当天晚上我就在碧桂园路口的宁记大排档请马松想、马焕扬那帮人吃了两桌，我们吃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把账结了就回家了，后来到了大半夜22时许马松想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那里，说如果不过去明天就不要运送猪肉了，以后就别想在台山混了，当时我也喝多了，我就跟马松想说我喝多了没法回去了。过来十分钟曹治万就打电话给我说赶快过去，不过去马松想他们会找我麻烦的。我当时想我都出钱请他们吃饭了，应该不会怎样我了吧，于是我就没过去。之后我就在家里睡觉，后来我老婆就进来跟我说马焕扬过来砸我的小汽车(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2011年11月份在台山一车行购买的），我就出去看了一下，就看到马焕扬带着几个人在门口，我的车子都已经被砸烂了，马焕扬还想冲过来打我，我老婆就把他拦住了，跟着他来的也有人拉住了他，之后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马松想就跟他哥哥一起来到我家了，马松想来到我家之后就骂我，问我是不是今天花了钱不舒服，要不要他把钱退给我，骂我还想不想继续在这里混了，我当时也不敢顶他，他骂了一会之后就走了，后来我就自己去修好了车子，花了三千块钱，经过这次我心理就更害怕他了。 3．证人证言 （1）证人曹治万的证言：好几年前，曹进厂在二仓屠宰场运输猪肉过程中掉了半边猪（价值约700元），被一名帮马松想打工的人捡到放在马松想处，曹进厂要回猪后就要请马松想吃饭作为答谢。当时我记得我和我弟弟曹人民、马松想、马焕扬、马焕扬的父亲及另外约十名左右不认识的男子，来到台城南湖村一大排档处，当时我们一共开了两桌一起吃饭喝酒。大约过了两小时后，我们已经喝了很多酒，曹进厂说他明天还要早起床上班就不喝了，然后就结账离开，我们还没离开。马焕扬当时称还没喝够，就打电话给曹进厂想叫他继续请喝酒，但曹进厂电话不通。马焕扬又叫我打电话给曹进厂，但电话仍无打得通。马焕扬就说他去找曹进厂，当时马松想没有出声，我想马松想当时也是表示默认同意的。马焕扬说完就离开了。过了约半小时，我们见马焕扬还没有回来，我和马松想及马焕扬父亲就一起去曹进厂家里找马焕扬。我们见到马焕扬还没走，马松想就站在曹进厂家门口，曹进厂的老婆告诉我们说马焕扬砸了曹进厂的车。我看到曹进厂的五菱面包车的玻璃被砸碎了。然后马焕扬的父亲就叫马焕扬离开了，马松想也走了。我觉得他们就是霸道，根本就不会有歉意，所以马焕扬将曹进厂的车砸烂后，马松想及马焕扬的父亲没有向人家道歉。之后我就载着曹进厂的老婆去南门派出所报案。事后马焕扬没有对这事负责，还是经常出入屠宰场，也经常会碰到曹进厂，马焕扬也当作没有那么一件事，但曹进厂还是不敢对他怎么样。 （2）证人曹人民的证言：2014年的一天，曹进厂对我说他运输猪肉的时候掉了半边猪肉，后来被帮马松想打工的工人看到，这个工人就将这半边猪肉捡了回来，将猪肉还回曹进厂。后来曹进厂就请马松想他们吃饭，当时曹进厂也叫我跟他一起去，在饭桌上有我、马松想、马焕扬、马松均、曹进厂等十几个人，我们都喝了酒，曹进厂喝醉了后就回去了，我也回去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我听曹进厂说，昨晚吃完饭后马焕扬去他家找他并把他汽车的车窗砸烂。 （二）2016年的一天，猪肉零售商被害人关建存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因水草使用纠纷与被告人马焕扬的叔叔马松杆发生争执及肢体冲突，随后被告人马焕扬即纠集社会人员对被害人关建存恐吓、殴打。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关建存的陈述：2016年6、7月份的一天凌晨5时许，当时我在台城二仓屠宰场整理我买的生猪的猪内脏，我看到地上放着几根水草，我就顺手拿水草捆绑猪大肠，这时马松想的兄弟马松杆对我大声喝骂我，我就对他说水草是屠宰场的，又不是他的。马松杆冲到我跟前用双手狠狠地掐着我的脖子，我一时透不过气，我就用手也掐着他的脖子想让他松开手，我们相互掐了大概几分钟，屠宰场里的人就把我们相互拉开了，马松杆还对我骂骂咧咧的，我就没有管他走开继续整理我的猪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马焕扬来到我跟前叫我出去，我抬头看了看大门外，有两、三名年轻男子拿着木棍站在门外几米处的路边，我意识到是马松杆叫人来打我了，我说等我洗完猪内脏。然后我就继续清洗猪内脏，马焕扬就站着我的身后等着，之后我就跟着他走到大门处，我知道我走出大门外就会被他们带去不知道什么地方殴打了，于是我就不肯走了，马焕扬就用力拉着我想将我拉出门外，我用手拉着铁闸门不让他拉出去，他拉不动我，就用手狠狠地扇了我几巴掌，站在路边的那两、三名男子大声说拉我出去，打死我，马焕扬就继续想将我拉出去，这时候马松想从他的档口走过来对马焕扬说这里这么多人看到不好，叫他吓一下我就算了，还叫他放了我，然后马焕扬就放开了我，就带着那两、三名年轻男子离开了。马焕扬带来的两、三名男子手上都拿着棒球棒。当时我的脸被打得又红又热。 2.证人证言 （1）证人朱健彬的证言：几年前马松想的弟弟与一猪贩争水草，也被马焕扬带人来打了，所以，我并不想得罪马松想等人。 （2）证人刘称生的证言：关建存是我的朋友，我听说他有被殴打的事，是因为他和马松想的弟弟争水草的事情而被殴打的。 （3）证人李均明的证言：我听说早三四年前，关建存在屠宰场拿水草用来捆绑猪大肠，当时他和马松想的弟弟争吵起来，后来两人扭打在一起，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马焕扬叫关建存出门外解决，后来他们怎样处理我就没有了解了。 （4）证人颜伟仲的证言：我听说在城西卖猪肉的潮汕仔跟马松想出国的弟弟争水草绑猪下水，后来叫来了马焕扬，马焕扬打了几巴掌潮汕仔。 （5）证人黄文海的证言：马焕扬经常带人到屠宰场打批发生猪的商户，被马松想等人打的还有城西市场的关建存，应该因为拿一根水草捆绑猪下水被马焕扬打了两次。 （6）证人黄永坚的证言：早三四年前，关建存在屠宰场拿水草用来捆绑猪大肠，当时他和马松想的弟弟马松杆争吵起来，后来两人扭打在一起，我当时也在场，我跑到现场时，屠宰场里的人已经把他们相互拉开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马焕扬叫关建存出门外解决，后来他们怎样处理我就没有了解了，我听说最后是和解了。 （7）证人黄炎彬的证言：大概是三年前的一天凌晨，潮汕人关建存因为水草一事跟马松想的弟弟马松杆争吵了起来，然后马焕扬带来了几个黑社会古惑仔来到殴打关建存，但是当时我忙着宰猪，我看了看马焕扬找到了关建存，接着马焕扬怎么殴打他我没有看清楚，当时有好多人在围观，最后马松想叫马焕扬停手，马焕扬才放走了关建存。关建存是在台城卖猪肉的。我看到马焕扬带来的其中一名男子有拿着一根长约一米的棒球棒。屠宰场的人都不敢招惹马松想一伙人，生怕会牵连到自己，也被马焕扬一伙人殴打，是没有人敢出手制止马焕扬殴打关建存的，最后是马松想出面才让马焕扬停手的。 （8）证人陈晃强的证言：这次打架是当时马松想的弟弟，也就是马焕扬的叔叔马松杆用水草包扎猪下水，水草是放在地上的，一名叫关建存的猪肉零售商在屠宰场内想拿一两条水草包扎猪下水，当时我也在旁边宰猪，马松杆就骂关建存，还互相推了几下，就被其他人劝开，马松杆还很气愤说了句“等我整餐你”，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我继续工作，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马焕扬就带着一班人来到屠宰场，马焕扬拿着一条可以伸缩的棍子自己进入屠宰场内，其他有的人拿着木棍，有的拿着铁棍，有的没拿东西三三两两站在屠宰场门口，马焕扬进来找到关建存，首先打了两巴掌关建存，然后叫他出去，关建存走前面，马焕扬跟在他后面。当关建存来到马松想批发猪肉的地方，我看到门口空地有一些年轻人拿着棍子等着，关建存看着情况不对想走，就被马焕扬带来的人拉着走，关建存就拉住旁边的单车不让他们拉着走，马焕扬带来的人有的掰开关建存捉单车的手，有的高高的男子大力打了两巴掌关建存的脸部，当他们还在拉扯过程中我就回去上班。马松杆用来包扎猪下水的水草是属于屠宰场的，屠宰场给全部零售商用的，不属于某一人的。关建存被马焕扬打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在工作，估计都有两三百人在场，影响很恶劣，全部人都害怕马焕扬及马松想一家人，没人敢惹他们。 （三）2016年的一天凌晨，被告人马焕扬在台城二仓屠宰场内，无故侮辱作为生猪批发商的被害人李均明，并且朝李均明脸部打了一拳。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大概是2013年的一天晚上18时许（因为我老婆黄海燕当时在屠宰场里做3、4个月的财务，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而且当时我们穿着短袖天气很热，应该是六七月份），当时我站在我叔叔马松想的档口处，看到李均明跟我老婆黄海燕吵了起来，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我记不得了，我看到之后就骂李均明说：“歪嘴均，你骂我老婆做什么？”李均明听到后，就说：“我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人叫过我歪嘴均”，然后我们两人就冲了过来，互相推了一下，我没有打到李均明，想要打起来，接着屠宰场里的人就走过来将我跟李均明分开了，没有能够打起来。当时有很多屠宰场的员工，同时还有我叔叔马松想也在现场，我记得当时好像我叔叔马松想也将我跟李均明分开，不给我们打架的。 2.被害人李均明的陈述：三四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屠宰场批发生猪，当时马焕扬站在屠宰场内，我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喝醉酒了，当时他就叫了我一声“歪口均”，我当时没有理他，他就说我不回答他，于是就一拳打在我脸部，我被他打后，就用手勒住他的颈部，当时在场的人员就立刻将我们两人分开，我们被分开后就没有继续争吵了，后来我做完工拿着猪内脏准备离开时，马焕扬又找到我，说我抓破了他的颈部，叫我赔偿，当时我跟他说怎样赔偿就怎样赔，接着我便离开了，事后马焕扬也没有继续找我要求赔偿，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3.证人证言 （1）证人马松想的证言：几年前的一天凌晨，马焕扬喝醉酒后来到了屠宰场，他对着李均明叫了一声“歪嘴均”，然后马焕扬就与李均明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就箍着李均明将他拉开了。 （2）证人李迺超的证言：我看见马焕扬在屠宰场外面殴打过李均明，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当时马焕扬用手打了李均明两个耳光。 （3）证人朱健彬的证言：几年前李均明在屠宰场被马焕扬和马松想打了。 （4）证人刘称生的证言：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马焕扬的老婆还在屠场内负责收款，当天我看到批发商李均明当时在屠场内和马焕扬发生口角，发生口角后马焕扬就和李均明发生了打斗，打斗过程中马松想也帮马焕扬与李均明进行打斗。 （5）证人朱健儒的证言：我亲眼所见马焕扬就有两次殴打屠宰场的人，第一次是在2015年左右的一天早上六点钟，马焕扬来到屠宰场内，他走到李均明旁边大声对李均明喝道：“歪嘴均，早上叫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啊？”，李均明当时也没敢回嘴，马焕扬看李均明不理他，于是就用力地扇了李均明一巴掌，李均明被打了也不敢反抗，他一声不吭就走开了。李均明的脸被打得红通通的，连还嘴都不敢，更别说还手了，李均明只是沉默地挨骂挨打，然后他就一个人跑开了。李均明被打时当时屠宰场内已经有很多人在工作了，应该有很多人都看到李均明被打的情况的。平时马焕扬经常带着一群古惑仔在屠宰场内耀武扬威，我自己也会担心替李均明出头的话会被马焕扬盯上，连我也被打，屠宰场内的其他人都害怕马松想和马焕扬他们，所以看到李均明被打也没人敢出面说些什么。我不清楚马焕扬为何要打李均明，他就是屠宰场内的恶霸，看谁不顺眼就骂谁打谁。 （6）证人郑晓平的证言：大约3年前，我见过马焕扬在屠宰场殴打过李均明。大约3年前的一天早晨，马焕扬就对着李均明叫了一声“歪口均”，但是李均明没有理会，后来马焕扬就冲上去跟李均明说：“我一大早叫你你就不理我，想死吗？”，他们就因为这些口角殴打了起来，马焕扬当时就打了李均明两巴掌，但是李均明并不敢还口、还手，也没有报警。我估计应该是马焕扬的古惑仔身份，而且他的叔叔马松想在屠宰场有很大的话语权，李均明为了继续做猪肉生意不得不忍耐。 （7）证人李锦威的证言：时间大约是在2016年，具体月份记不清，因为马焕扬经常带社会青年到屠宰场，又凶，不爽的话见人就骂。加上他在屠宰场打过批发商李均明，就是因为李均明的嘴是歪的，就被马焕扬他们嘲笑，李均明没有还口和还手，马焕扬带着2个小弟直接殴打了李均明，开始是辱骂，接着就动手打人了。 （8）证人黄永坚的证言：我听说过早几年前马焕扬和李均明在屠宰场发生争执，后来两人还打了起来，但是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也没有在场。 （9）证人黄炎彬的证言：李均明曾被马焕扬殴打过，大概两、三年前，当时马焕扬的老婆还在屠宰场负责开具生猪出场单给猪肉零售商，有一天早上五时许，李均明跟马焕扬的老婆发生了口角，接着马焕扬就走了过来打李均明。 （四）2016年的一天中午11时许，被告人马松均在台山市台城新宁市场与作为猪肉零售商的被害人谢建壮因购买猪蹄的事情发生争执，期间被告人马松均打了被害人谢建壮一下，随后被告人马焕扬纠集了多名社会人员对谢建壮进行拳打脚踢，直到谢建壮的家人来到，被告人马焕扬等人才离开。后被害人谢建壮因惧怕被报复，遂宴请马松想、马焕扬、马松均等人吃饭。案发后，被告人马焕扬、马松均取得了被害人谢建壮的谅解。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谅解书，证实案发后，被告人马焕扬、马松均取得了被害人谢建壮的谅解。 2.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均的供述与辩解：2016年的一天，大概是11时许，之前我叫台城新宁市场的猪肉贩谢建壮给我留两只猪手，但是当我过去的时候发现他没有留给我，我就开始骂他，并且用手朝他打过去但是没有打到他，然后谢建壮也打了我一下。我骂他说：“你还打我，你想死啊”，之后就回到台城新宁市场自己的档口。大概隔了两个小时，我听旁边有人说我儿子在谢建壮的档口吵，我听到之后就走到能看到谢建壮档口的地方看了一下，当时我儿子马焕扬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也就回自己档口了。大概过了十天的样子，谢建壮老婆的弟弟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想请我和马松想吃个饭，和解一下。又过了两天的晚上，我、马松想、马焕扬、谢建壮、谢建壮老婆的弟弟共五个人就一起吃了一个晚饭。我只知道马焕扬去找了谢建壮，但是带了多少人，有没有打我不清楚。 （2）被告人马焕扬的供述与辩解：2013年的一天早上七点左右，我的父亲马松均打电话告诉我谢建壮刚才打他了，于是我就开着一辆粤JKR977的小汽车去到新宁市场找到谢建壮，当时我骂了他几句，后来我叔叔马松想出面，当天晚上谢建壮和他的小舅还请我和马松想一起吃了顿饭。我叔叔马松想在生猪行业还是很有威望的，在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会卖我叔叔马松想的面子，所以我叔叔出声了，这事情就算平息了。 3.被害人谢建壮的陈述：2016年左右，马松均去我的档口买猪手，非要让我把完整的猪手砍成两半卖给他一部分，我当时就跟他讲猪手都是整个卖的，不能切开卖，不然剩下的一半就没人买了。但是马松均就偏要让我切开，后来我们两个人因此事就争吵了起来，争吵的过程中马松均用手朝我打了一下，我就用手挡了一下，他就自己拿起猪脚给切开两半，切开后拿了他自己想要的那部分，给了我钱，之后嘴里就威胁我说我一定死，接着他就叫他儿子马焕扬过来，过了大概15分钟左右，马焕扬就带了三个年轻的男子过来加上马松均一共五个人到我档口里面，马焕扬对我讲让我出到档口外面，当时我想我出去的话肯定会被他们打我就没有出去，马焕扬一伙人就进到我档口，然后跟着马焕扬一起的三个人就用拳头打我的头，用脚踢我的大腿，马焕扬当时被隔壁档口的抱住了所以就没能动手，后来我家里人过来了，他们这几个人就离开我档口走了。第二天马松想找到我，跟我说既然大家关系这么好不如晚上坐下来一起吃个饭来解决这个事情，我就答应他了，晚上我请马松想、马松均、马焕扬吃了饭，还买了两包烟给他们抽，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想这件事情不处理好，他们这些人会再次找我的麻烦，我怕他们打击报复，他们在整个生猪行业里都是有权有势的，惹到他们对我没有好处，所以我心想着请他们吃个饭买个烟抽，就当这件事过去了。马松想就像他们整个家族里的老大一样，他觉得他哥哥、侄子是被欺负的一方，他们自己的地位被人挑战了，失去面子了，所以就出面找我谈，根本就不是为了跟我赔礼道歉，他的目的就是让我觉得以后要怕他们，不可以再惹他们，不然也不会最后让我给钱请客吃饭。 4.证人刘绍忠的证言：2016年左右，当时我和谢建壮等人都在新宁市场卖猪肉，我和谢建壮的档口在一起，马松均就去谢建壮的档口买猪手，马松均嫌弃谢建壮卖的猪手太大想切开买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谢建壮不同意，谢建壮说猪手都是整个卖的不能切开卖。马松均就偏要谢建壮切开，后来两个人就因为此事争吵起来，争吵的过程中马松均用手朝谢建壮打了一下，谢建壮就用手挡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马松均很凶地用手指了谢建壮一下，但是嘴里具体说什么我没听清，后来马松均走到一边去叫了他儿子马焕扬过来，过一会，我就见到马焕扬带了4、5名年轻的男子去到谢建壮的档口处，马焕扬就指着谢建壮骂，然后我就看到马焕扬拍了谢建壮面部一巴掌，拍完一巴掌后因为当时比较混乱，我就没看清楚他们怎么打的了，没见到谢建壮有明显的伤。当时没有看到有警察过来。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马焕扬是否有殴打被害人李均明、谢建壮、马伟新、关建存，在殴打谢建壮一事中被告人马松均是否有打电话叫马焕扬过来，上述事件的具体案发时间，被告人马焕扬是否有组织他人实施上述行为。经查，上述被害人被马焕扬殴打的事实经过及被告人马松均与谢建壮发生争执后即打电话叫马焕扬过来的事实经过有该部分被害人的陈述与相关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予以证实；另外，被告人马焕扬殴打李均明、谢建壮的案发时间及纠集他人恐吓、殴打关建存，恐吓陈金波、江建和，殴打谢建壮，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杂，追撞、追打朱健彬及打砸朱健彬车辆等事实经过也有相关被害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予以证实，故被告人马焕扬、马松均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马焕扬是否有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杂。经查，被告人马焕扬多次喝酒后到屠宰场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杂的事实有被告人马焕扬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与李迺超、李锦威、陈晃强等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予以证实，故被告人马焕扬的相应辩解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马焕扬实施的该部分寻衅滋事行为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还是犯罪组织的行为。经查，被告人马焕扬随意殴打关建存、李均明、谢建壮的犯罪行为并非被告人马焕扬为犯罪组织的利益而实施，应认定为被告人马焕扬的个人犯罪，而非属组织犯罪，被告人马焕扬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而被告人马焕扬殴打马伟新，追撞、追打朱健彬及打砸朱健彬车辆，多次喝酒后纠集人员到屠宰场对生猪行业人员进行侮辱、恐吓并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杂，恐吓陈金波、江建和等寻衅滋事行为均为了犯罪组织的利益而实施；其中殴打马伟新是因为马伟新脱离犯罪组织，追撞、追打朱健彬及打砸朱健彬车辆是因为朱健彬反对马松想并联合其他批发商拒交“7元”款项从而侵犯了组织利益，恐吓陈金波、江建和是因为其二人禁止屠宰场员工强行收集猪脑、猪气管等给马松想从而侵犯了组织利益，多次在屠宰场内侮辱、恐吓生猪行业人员并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的猪杂是为了在屠宰场及生猪行业内形成震慑且得到组织、领导者的认可或默许，故该部分寻衅滋事行为应认定为犯罪组织所实施，被告人马焕扬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4.对于被告人马焕扬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马焕扬取得了被害人谢建壮谅解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人马焕扬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马焕扬如实供述了其所有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马焕扬只如实供述了其针对陈金波、江建和、曹进厂以及朱健彬的寻衅滋事事实，对该部分犯罪行为可以从轻处罚，故辩护人的相应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第四部分其他违法行为 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经共同商量后，将台城二仓屠宰场的一房间无偿交给“稽查队”作为办公室使用，并要求“稽查队”将该屠宰场本来用于排污的污水塘进行清理改造，之后无偿给“稽查队”养鱼。此后，被告人马松想、邝国炽等人一直霸占该办公室，并一直霸占该水塘用于养鱼，无偿使用屠宰场的水电，所得收益归该组织使用。2017年10月，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江建和要求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归还鱼塘及搬离屠宰场的办公室，被告人马松想、邝国炽等人拒不执行。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与辩解：2011年稽查队开始使用屠宰场的办公室。2018年6月许，当时江建和数次叫稽查队搬离，但是邝国炽等人不肯搬离，还说以前花这么多钱清理干净鱼塘，现在要稽查队走是可以，不过必须要补偿他们。最后，稽查队都没有搬离。稽查队成立半年之后，当时屠宰场的鱼塘很脏，水面很多水浮莲植物，对屠宰场的环保测评肯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当时朱洪就叫我们稽查队花钱清理干净鱼塘，还抽走塘泥，搞干净鱼塘，二仓屠宰场的污水全部都排到通济河里面了。稽查队花了估计有十多万，钱是从多收的7元/头猪那里出的。当时是稽查队的队员动工的，每人每天200元的工资，工资也是从多收的7元/头那里发放。当时朱洪就答应我们，由我们整理鱼塘，到时鱼塘归稽查队使用，可以用于养鱼，然后将鱼卖掉后所得收入一部分就给朱洪就、李建民，一部分就交给朱文彪用于稽查队发放工资、购买社保、加班补贴等，我就答应了。鱼塘至今的收入估计有一万元左右。鱼塘一直占用屠宰场的用电，没有支付电费。江建和是跟邝国炽说要收回鱼塘的，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2）被告人李建民的供述与辩解：我们屠宰场为了同批发商搞好关系，后来屠宰场总经理朱洪就就在屠宰场说长江食品公司接管了街道办生猪私宰稽查队，并且在屠宰场安排一个房间给稽查队，经过四个经理研究，最后安排屠宰场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办公室给稽查队，稽查队的工作内容不变，依旧是到市场检查私猪的情况。办公室主要是猪肉批发商在里面喝茶聊天。生猪协会、稽查队的聚餐吃饭我有参加过。 （3）被告人朱洪就的供述与辩解：2014年七八月份左右，生猪协会成立，他们生猪协会的稽查队员没地方办公，很不方便，于是我提出将屠宰场一楼的办公室腾出来给生猪协会以及稽查队的人员在里面办公，于是稽查队就进驻办公室，一直到后来江健和老板过来叫稽查队的人搬走，稽查队的人一直都态度很强硬一直不肯搬走，稽查队一直使用办公室至今。2015年，屠场旁边的鱼塘处理废水，之前为了房地产开发时填埋了一个处理池，所以废水直接流进旁边的鱼塘，发出恶臭，为了应对环评，我让生猪协会出资挖塘，让废水先经一个废水塘处理再流下旁边的鱼塘。我和李建民决定让马松想的协管队管理旧鱼塘，协管队出资清理旧鱼塘的杂草和淤泥，清理完之后养鱼所得的钱先用来填补之前协管队所出的费用，开始盈利后所赚金额协管队再与长江食品公司五五分成。鱼塘交给生猪协会管理没有经总公司同意，我们屠场的管理班子同意实施。 （4）被告人邝国炽的供述与辩解：自2014年新成立协管队以来，我们协管队的办公室就被安排在屠宰场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办公室里，旁边就是生猪批发协会的办公室，是当时屠宰场经理朱洪就和李建民安排给我们使用的。大约半年前，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老板江建和打电话给我叫我们协管队的人从屠宰场的办公室搬出去，我当时就和他商量说我们在屠宰场里的鱼塘里投资了20多万元，等鱼塘的鱼长成搞好手尾之后再还办公室，后来江建和也没有催过我们归还办公室，也没有叫我们交水电费。这个鱼塘原来是屠宰场的排污池，2015年左右屠宰场曾经因环保问题被环保局查过，后来屠宰场的朱洪就和李建民就叫我们协管队搞干净排污池用来做鱼塘，这样屠宰场可以瞒过环保局的调查。从2015年到现在协管队前后投资了20万元到这个鱼塘，这20万应该是从我们工资里节省下来投资进去的。是朱洪就和李建民叫我们在鱼塘里养鱼的，使用屠宰场的鱼塘是朱洪就和李建民说不用交租金和水电费。鱼塘收益归协管队，我们养的是扁鱼、大头鱼等淡水鱼，一共收过三次鱼，卖了10000元左右。 2.被害人江建和的陈述：生猪协会有一支稽查队，长期霸占我们屠宰场的办公室，队长是邝国炽，我看见他们穿制服，我都误认他们是政府成立的队伍。我在2018年7月跟邝国炽说要搬离办公室，但是邝国炽说当时整鱼塘花了10多万，最后一直没有搬离。鱼塘是属于屠宰场的，他不可能花钱修理鱼塘的，他们是霸占我们的鱼塘。稽查队霸占我们的鱼塘用来养鱼，然后将鱼卖出去，听陈金波说约2010年开始霸占，还是用我们屠宰场的电，我们曾数次剪了电线，不许用屠宰场的电，但邝国炽等人都私自驳回电线，继续盗用屠宰场的电。每月电费损失约1000元，8年来算，损失96000元电费。因为我害怕，我知道稽查队是属于生猪协会，主要话事人是马松想，马松想的侄子是马焕扬，他们以恶著称，所以我害怕被报复。 3.证人证言 （1）证人朱文彪的证言：2015年我父亲朱洪就找到马松想说，让稽查队的队员负责清理好鱼塘，之后由稽查队管理，马松想觉得鱼塘可以养鱼赚钱，所以答应了，还用稽查队的钱投资了鱼塘的建设。江建和任经理之后曾向马松想收回鱼塘，马松想让江建和补偿，江建和没同意。稽查队清理鱼塘时，一天按两百元、半天按一百元的补助，这些钱由稽查队收取的7元钱里面支付。那个鱼塘清理好之后马松想和邝国炽商定好就由邝国炽、李健洪、余立权，黄锐良四人管理，他们四人负责喂鱼、清除垃圾、下鱼药等一些基本的养鱼工作，他们每人每月额外发放500元的补贴，这500元补贴也是由马松想和邝国炽商定的。500元补贴这些钱也是从收取每头猪7元中支出的。 （2）证人李健洪的证言：鱼塘是属于屠宰场的，2015年以前是荒废的，到了2015年马松想和邝国炽就让我们协会的协管队员清理鱼塘，每人100元一天，当做是加班费，清理了大概30天，一共收到大概3000元的加班费，也是朱文彪通过现金给我的。清理完之后，马松想说由我们协管队管理鱼塘，用作养鱼，平时如果帮忙割草喂饲料也算入我们个人的加班费里面，100元一天。当时屠宰场也没有见到有人过来阻拦，反正水电和场所都是屠宰场提供的。 （3）证人邝英达的证言：李建民叫我们稽查队去清理过鱼塘，清理鱼塘的时候每天补贴200元。 （4）证人黄锐良的证言：生猪协会办公室所有权是屠宰场的，马松想用来做生猪协会的办公室一直到现在。大概2018年7、8月的时候，江健和有说过这个办公室是他的，要我们稽查队从办公室搬走，邝国炽说弄鱼塘那里花了20多万元，就不肯搬走，所以一直也没有搬。鱼塘是屠宰场的。马松想于2014年开始占用该池塘养鱼，共使用三年，我不清楚他是否有付租金给屠宰场，马松想养鱼期间，屠宰场的污水只有小部分排入池塘喂鱼，大部分污水没经过处理直接排入下水道了。马松想平时会叫稽查队几个人负责给他鱼塘喂鱼。鱼塘使用的水电都是屠宰场的，之前屠宰场曾于2018年4月份想收回鱼塘，但马松想不给，依然用来养鱼。陈金波不想鱼塘用屠宰场的电，就叫电工把电线给剪断，之后马松想就叫我重新接电，并装上了电表，至于有没有交电费给屠宰场的我就不清楚了。生猪协会成立的时候马松想就想清理鱼塘污泥用来养鱼，邝国炽就叫我们稽查队负责清理，每日每人200元，钱是去朱文彪那里拿的，大概清理了有十几二十天。 （5）证人谭德辉的证言：我们所用的办公室是属于屠宰场的，我们见到邝国炽在里面办公使用，于是我们也跟着使用。应该是当时的经理朱洪就或者李建民给我们用的，我们也一直在使用。但是最近听邝国炽说长江食品公司老总江建和要我们搬走，但我们一直没有搬，办公室的电是长江食品公司屠宰场的。屠宰场的鱼塘属于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台城分公司的，一开始是水塘来的，用作屠宰场污水处理，后来稽查队重组没多久，李经理叫队长邝国炽，邝国炽就叫我们队员加班清理，朱文彪每天给我们两百元加班费，后来马松想就买了鱼种放下去，他就这样一直使用鱼塘，马松想使用鱼塘养鱼养了大约三年，鱼塘使用的电都是连接屠宰场的。平时黄锐良、李健洪、余立权都会帮马松想去喂鱼。 （6）证人余立权的证言：稽查队办公室在屠宰场外面的一座办公楼，没挂牌的，隔壁是生猪批发协会的办公室，稽查队办公的办公室是食品有限公司的，使用这个办公室不需要向食品有限公司交租金，因为以前李建民是屠宰场的经理，那时他就将这办公室给稽查队用。我听邝国炽说过，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要我们搬走，但邝国炽就要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将稽查队搞鱼塘基建的钱给我们，稽查队就搬走，长江食品有限公司没有给钱，所以就没搬。2015年李建民叫我们稽查队去清理过鱼塘，每天补贴200元，随后就将鱼塘交给我们稽查队养鱼。2014年开始用该池塘养鱼一直到现在。养鱼期间，如果将屠宰场的污水全部排进鱼塘，鱼都会死，所以屠宰场的污水只有小部分排入池塘喂鱼，大部分污水没经过处理直接排入下水道了，鱼塘使用的水电都是屠宰场的。屠宰场曾于2018年4月份想收回鱼塘，但邝国炽不给收回，因为我们稽查队搞鱼塘的基建花费了很多钱。鱼塘的所有人是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下属的屠宰场。 （7）证人马醒辉的证言：稽查队办公室属于屠宰场，鱼塘属于长江食品公司，鱼塘是马松想在用。 （8）证人叶培林的证言：台城二仓屠宰场里面有一个鱼塘，起码十亩地以上，我听说该鱼塘也是马松想承包养鱼的。 （9）证人袁卓志的证言：约四、五年前，镇政府解散了稽查队，当时不知如何又有人将解散了的稽查队队员请了回来，重新成立了稽查队。现在的稽查队就在我们办公室旁边，没有交租金，也没交水电费。稽查队不是我们公司职工，还占用了我们公司的鱼塘。 （10）证人黄秀芳的证言：屠宰场旁的鱼塘是属于我们屠宰场的，朱洪就做经理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管理鱼塘，鱼塘就荒废并长满杂草，朱洪就叫时任的稽查队员把鱼塘清理干净，后交给稽查队养鱼。我听说是稽查队出钱清理鱼塘的。 （11）证人马咏仪的证言：宰场旁边那鱼塘一开始是水塘来的，用作屠宰场污水处理，后来我看见稽查队的队员在整理鱼塘，弄好后就开始用来养鱼了，稽查队大约三年前整理鱼塘的；屠宰场旁边的办公室归属屠宰场的，稽查队在使用。 （12）证人李景贤的证言：屠宰场的池塘，以前是用来做屠宰场污水处理的，稽查队来了后他们就霸占了池塘，用来养鱼，变成了鱼塘；还霸占了屠宰场的办公室，改名为生猪协会办公室，该办公室以前是用作屠宰场开会等用途。 （13）证人马伟新的证言：屠场有个鱼塘是马松想的，他养鱼的收入都是他自己拿的，他用过的水电都是用屠场的，屠场公司想拿回来，马松想也不想给，公司也没有办法。2018年7月陈金波和马松想说公司决定解散稽查队，要马松想退还办公场所，但马松想不肯，至今都没有退还公司，所以马松想和陈金波的矛盾也是从那时候结下来的，从2018年7月份开始说稽查队解散时我们就没有穿稽查队衣服了，这些衣服之前都是马松想发给我们的。 （14）证人谢健民的证言：鱼塘是在屠宰场的马路对面，2016年邝国炽叫我们去清理鱼塘，他说马松想要在鱼塘养鱼，我们清理鱼塘有200元一天，说是加班费，这笔钱是朱文彪用现金发给我们的。于是我们稽查队就去清理了鱼塘，主要清理鱼塘中的水浮莲、死鱼、杂草等。马松想在鱼塘养了2-3年鱼。 （15）证人曾健聪的证言：生猪协会的稽查队员可以使用生猪协会的办公室，平时可以在办公室休息，但是江建和的稽查队不允许使用生猪协会的办公室。生猪协会的办公室属于屠场的物业，属于长江食品公司，之前江建和要求生猪协会及下面的稽查队搬出屠宰场办公室，但马松想、邝国炽不同意。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稽查队占用办公室及鱼塘是否违法。经查，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邝国炽的供述与相关证人的证言均证实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经共同商量后，将台城二仓屠宰场的一房间无偿交给“稽查队”作为办公室使用，并要求“稽查队”将该屠宰场原来用于排污的污水塘进行清理改造，之后无偿给“稽查队”养鱼。此后，被告人马松想、邝国炽等人一直占用该办公室，并一直占用该水塘用于养鱼，无偿使用屠宰场的水电，所得收益归该组织使用。被害人陈金波、江建和的陈述与相关证人证言均证实2017年10月，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江建和要求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归还鱼塘及搬离屠宰场的办公室，被告人马松想、邝国炽等人拒不执行。因涉案“稽查队”系非法组建的组织，且不隶属于长江食品有限公司，故就算2014年下半年至2017年10月期间，“稽查队”无偿使用二仓屠宰场的一房间作为办公室是经分别时任二仓屠宰场的经理、副经理的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决定的，也侵害了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在2017年10月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江建和要求被告人马松想等人搬离屠宰场的办公室，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就应该搬离，而被告人马松想等人拒不执行的行为就是任意占用公私财物的违法行为。另外，被告人朱洪就、邝国炽的供述与多名证人的证言均证实涉案水塘原来是用于排污的污水塘，且多名证人的证言还证实该水塘被“稽查队”用于养鱼后屠宰场的大部分污水没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下水道，即“稽查队”只是清理改造了水塘，但并未处理好屠宰场的污水排放及处理设施，故被告人朱洪就、李建民、马松想等人将本来用于排污的污水塘改造成鱼塘用于养鱼但又没有建造相关污水排放及处理设施，导致污水直接排放到下水道，该行为本身就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另外，2017年10月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江建和要求被告人马松想等人归还鱼塘，被告人马松想等人也应该归还，而被告人马松想等人拒不执行的行为就是任意占用公私财物的违法行为。故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还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综合证据予以证实： 1.户籍资料，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各被告人实施本案犯罪行为时均已成年。 2.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及撤销缓刑建议书，证实：（1）被告人李建民于2012年10月29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本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2）被告人邝国炽于1996年10月4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1997年11月8日刑满释放。（3）被告人李健洪于2009年1月6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年4月15日刑满释放。（4）被告人邝英达于2018年10月1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其因该案被先行羁押二十七日）；台山市司法局于2019年3月19日建议本院对被告人邝英达撤销缓刑。（5）被告人黄永洋于2011年6月2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同年7月18日刑满释放；2017年5月25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同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 3.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证实案件破获经过及各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的经过情况。各被告人均没有自动投案情节。 4.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证实公安机关对相关被告人的手机进行电子证物检查的情况。 5.辨认笔录，证实本案各被告人、同案人、被害人、证人相互辨认的情况。 6.调取证据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不动产查封告知书、评估报告，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小汽车及现金、查封房产、冻结银行存款及证券账户款项的情况及查封的相关房产的评估价值情况。 7.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证实郑春容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621**************于2018年5月12日转入李建民的银行账户440**************的600127.61元为同学会基金；2018年6月6日，李建民的银行账户623**************收到其本人的银行账户440**************一笔600252.64元的款项。 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被告人范国恩的行为只是配合抓捕，在本案中不构成自首，故被告人范国恩的相应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来源和用途，经查，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等证据能证实被告人李建民被冻结的银行账户623**************于2018年6月6日收到其本人的银行账户440**************的一笔600252.64元的款项应为同学会基金，故被告人李建民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关于该笔款项的来源和用途的意见，予以采纳；而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其他关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来源和用途的意见均没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故相应意见均不予采纳。 3.本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予以量刑，但对于部分辩护人提出适用缓刑的意见，鉴于本案各被告人均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故对该项意见均不予采纳；对于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过重的意见，理据不足，均不予采纳。 对于部分辩护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1.对于被告人马焕扬、马松均的辩护人提交的谅解书，拟证实该二被告人已取得了被害人谢建壮的谅解及被告人马焕扬已取得了被害人黄文海的谅解，经查属实，予以采纳。 2.对于被告人马松想的辩护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发票、照片、进账单，拟证实日常鲜猪肉买卖交易中买卖价格公开，无论从哪个批发商处购货都是自愿，马松想等人不存在对台城地区生猪行业形成非法控制及破坏台城地区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涉案组织是由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创建成立、管理、运行，也是生猪批发商自发自愿的公益性管理行为。经查，相关证据非由公安机关依法取得，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不足以证实辩护人所要证实的相关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3.对于被告人朱洪就的辩护人提交的病历资料及刑事判决书，拟证实被告人朱洪就的身体情况及基于台城当时的私宰猪和病死猪严重的情形下，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和江建常要求重新成立稽查队（协管队）。经查，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的定罪量刑无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以威胁手段，强迫多人购买运输车辆，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纠集他人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随意殴打他人，追逐、辱骂、恐吓他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不仅应对其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依法还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被告人朱文彪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威胁手段，强迫多人购买运输车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马焕扬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辱骂、恐吓及持凶器追逐、拦截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邝国炽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李迺超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李健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黄锐良、谭德辉、邝英达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均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马醒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黄德伦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马松均多次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还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黄永洋持凶器追逐、拦截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告人马松想如实供述其强迫交易罪行及部分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朱文彪在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马焕扬如实供述其部分寻衅滋事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并取得被害人黄文海及谢建壮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邝国炽有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邝国炽在检查烧猪作坊的敲诈勒索罪行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黄锐良如实供述其全部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在检查烧猪作坊的敲诈勒索罪行中起次要作用，均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其中被告人黄锐良、谭德辉、邝英达的情节比被告人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稍轻，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邝英达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漏罪，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李健洪有犯罪前科，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李健洪如实供述其敲诈勒索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健洪在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对敲诈勒索罪减轻处罚，对寻衅滋事罪从轻处罚。被告人马醒辉如实供述其寻衅滋事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醒辉在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李迺超如实供述其全部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迺超在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对敲诈勒索罪减轻处罚，对寻衅滋事罪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永洋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黄德伦、黄永洋如实供述其寻衅滋事罪行，被告人马松均如实供述其部分寻衅滋事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德伦、马松均在寻衅滋事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马松均取得被害人谢建壮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扣押的违禁品及作案工具棒球棒1条、铁棒2根、刀具9把、猪钩2把、工作牌12个、臂章7个、胸徽4个、肩章8个、警裤6条、长袖春秋执勤服3件、长袖冬执勤服1件、短袖执勤服4件予以没收，冻结马松想名下的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账户800**************、800**************内的“台城生猪批发协会”收益款合计900.11元予以没收。公诉机关的相应建议予以采纳。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的财产，依法责令退赔；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被告人马松想等人于2014年7月至2017年10月强拿硬要猪脑的犯罪数额不当，应为956612.1元，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是从2014年7月计算至2017年12月的数额，其中2017年11月至12月的数额应剔除。指控被告人马松想、朱文彪、李迺超敲诈勒索章保生的犯罪行为属于组织所实施不当，本案犯罪组织于2014年7月才成立，而被告人马松想、朱文彪、李迺超敲诈勒索章保生的犯罪行为于2012年5月就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2018年5月，故2012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敲诈勒索章保生的犯罪行为应认定为其三人个人实施的，2014年7月至2018年5月期间敲诈勒索章保生的犯罪行为才应认定为组织所实施。指控被告人邝英达敲诈勒索烧猪档的犯罪数额不当，因被告人邝英达只参加2016年至2018年检查烧猪档的行为，故2015年的犯罪数额14850元其不应当负责，故其该项犯罪数额应为48300元（63150－14850）。指控被告人马松想、李健洪、李迺超强拿硬要叶培洋、叶培林猪血的犯罪数额不当，2016、2017、2018年的新鲜猪血的鉴定价格均为2元每市斤，而根据被告人马松想的供述，其共拿了2年，故总价值应为14600元（365天×2×10斤×2元/市斤）。指控被告人马焕扬随意殴打关建存、李均明、谢建壮的犯罪行为属于组织所实施不当，因上述犯罪行为并非被告人马焕扬为犯罪组织利益而实施，应认定为组织成员的个人犯罪，而非属组织犯罪。 对各被告人，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予以量刑。对于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已在上述证据分析和事实认证过程中表明裁决理据，不再一一论及。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其余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邝英达前犯故意伤害罪被先行羁押二十七日；被告人马松均因本案被先行羁押一百四十四日，均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五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七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马松想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44年1月27日止）。 二、被告人朱洪就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44年1月27日止）。 三、被告人李建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44年1月27日止）。 四、被告人朱文彪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罚金人民币5.5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9年7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五、被告人马焕扬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罚金人民币3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30年1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六、被告人邝国炽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罚金人民币2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6年7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七、被告人李迺超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7年1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八、被告人李健洪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3年1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九、撤销本院（2018）粤0781刑初450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邝英达所宣告的缓刑。 十、被告人邝英达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前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8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一、被告人李健和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0日起至2021年9月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二、被告人范国恩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1日起至2021年9月10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三、被告人余立权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1年7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四、被告人黄锐良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1年4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五、被告人谭德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8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1年5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六、被告人马醒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0年7月2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七、被告人马松均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十八、被告人黄德伦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20年4月27日止）。 十九、被告人黄永洋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12日起至2020年2月11日止）。 二十、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朱文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宋庆益经济损失人民币8900元，被害人曹人民、曹治万经济损失人民币24000元，被害人曹进厂经济损失人民币41000元，被害人刘石发经济损失人民币8500元。 二十一、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宋庆益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0元，被害人曹人民、曹治万经济损失人民币148500元，被害人曹进厂经济损失人民币104000元，被害人刘石发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元。 二十二、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文彪、李迺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章保生经济损失人民币92000元。 二十三、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朱文彪、李迺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章保生经济损失人民币172000元。 二十四、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邝国炽、邝英达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李伟国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元。 二十五、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马焕扬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黄文海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元。 二十六、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李健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叶培洋、叶培林经济损失人民币14600元。 二十七、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颜伟仲、蔡永惠、黄耀翔、李均明、黄启慰、黄庭杰、陈锦贤、朱健彬、朱锡俊、黄炎彬、李胜恩、张均龙、李何安、陈番任、朱建辉经济损失各人民币14400元，被害人谭忠立、叶彼得经济损失各人民币13200元，被害人谭海华、黄焕荣经济损失各人民币12300元，被害人刘称生、邝超洪、朱健儒经济损失各人民币5400元，被害人李愿真经济损失人民币9000元，被害人李漠文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连带追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敲诈勒索生猪批发商会费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7900元。 二十八、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黄锐良、谭德辉、朱文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李有师经济损失人民币900元、被害人林焕恩经济损失人民币500元、被害人李文锋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司徒结惠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元、被害人谭启胜经济损失人民币250元、被害人翁启文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被害人黄伟才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被害人林咏梅经济损失人民币300元、被害人余卓文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元、被害人黄雅清经济损失人民币400元、被害人欧仲仁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元、被害人李买权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被害人朱翠珠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责令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邝国炽、李健和、范国恩、余立权、李健洪、邝英达、黄锐良、谭德辉、朱文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共同退赔被害人黄朗正经济损失人民币650元、被害人林焕恩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元、被害人司徒少炳经济损失人民币800元、被害人李锡良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元、被害人司徒结惠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谭启胜经济损失人民币700元、被害人翁启文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谭中京经济损失人民币10600元、被害人雷健锋经济损失人民币1250元、被害人黄伟才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林咏梅经济损失人民币1400元、被害人余卓文经济损失人民币4200元、被害人黄雅清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元、被害人欧仲仁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李买权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朱翠珠经济损失人民币3500元。 二十九、连带追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诈骗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79802元。 三十、连带追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马焕扬、马松均、李健洪、黄德伦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56612.1元。 三十一、连带追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马焕扬、马松均、李健洪、马醒辉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4566.4元。 三十二、连带追缴被告人马松想、朱洪就、李建民、李迺超强拿硬要猪肉零售商猪气管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39039元。 三十三、存放在马松想名下的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账户800**************、800**************内的资金合计人民币900.1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十四、扣押的违禁品及作案工具棒球棒1条、铁棒2根、刀具9把、猪钩2把、工作牌12个、臂章7个、胸徽4个、肩章8个、警裤6条、长袖春秋执勤服3件、长袖冬执勤服1件、短袖执勤服4件，由扣押机关台山市公安局予以没收。 三十五、扣押的其它财物，由扣押机关台山市公安局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乐川 审 判 员 陈明静 审 判 员 谭阳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肖 露 书 记 员 谭玉媛 伍心如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二十六条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强买强卖商品的； （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 （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 （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五十四条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 第五十八条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 第五十九条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 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七十条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第七十七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九条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二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 （四）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 （五）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 （六）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 （七）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三条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多次敲诈勒索”。 第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八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七条明知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对犯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应当在二千元以上、敲诈勒索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被告人没有获得财物的，应当在二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第二条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 （二）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第三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 （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六）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七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