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刑初134号公诉机关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亚，男，1978年12月20日出生于贵州省黔西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贵州省黔西县，捕前住贵州省黔西县。2001年5月3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2年2月27日刑满释放。2017年8月25日，因涉嫌犯运输毒品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阳市云岩区看守所。辩护人程飙，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710116110。被告人高戴城，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于云南省砚山县，壮族，小学文化，无业，住云南省文山市三鑫避暑苑西区。2017年8月11日因涉嫌犯运输毒品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阳市云岩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杨秋萍，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1448875。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筑检公诉刑诉[2018]10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亚、高戴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于2018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11月14日作出（2018）黔01刑初11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杨亚、高戴诚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黔刑终85号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邹翰莹、张志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亚及其辩护人程飚，被告人高戴诚及其指定辩护人杨秋萍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7月底，被告人杨亚为贩卖毒品通过被告人高戴城联系“老陶”购买毒品海洛因。2017年8月2日，被告人杨亚到云南省文山县将购毒款共计24万元交给“老陶”，同年8月9日，被告人高戴城从“老陶”处取得毒品海洛因后，将毒品藏匿在车牌号为云Ａ×××××的白色本田轿车内，于当晚驾驶该车从云南省文山县出发，从布标收费站上高速并向贵州方向行驶。次日凌晨5时许行至贵州省黔西收费站后，按照被告人杨亚的安排驶出高速公路并准备前往汽车修理厂取出毒品。后被告人高戴城被民警当场抓获，驾车在公路对面等待的被告人杨亚见状逃离现场。后民警从被告人高戴城驾驶的车牌号为云Ａ×××××车辆副驾驶前方挡风玻璃雨刮器下空调进气口处搜出黑色胶带包裹的毒品疑似物八块。经称量，该毒品疑似物净重分别为349.68克、348.61克、349.21克、350.15克、349.11克、350.13克、349.79克、347.98克，共计2794.66克。经鉴定，八块毒品疑似物均检出海洛因成分，含量分别为67.97%／、54.56%、50.16%、52.72%、66.91%、69.89%、66.90%、63.56%。2017年8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杨亚在黔西县停车场被民警抓获。针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交了被告人杨亚、高戴城的户籍证明、指定管辖决定书、扣押决定书、毒品扣押及计量记录、贵州省公安厅禁毒工作总队收据、通话清单、刑事判决书、查获的毒品、手机、毒品检验报告、物证鉴定书、电子物证检验报告、搜查笔录、扣押笔录、称量笔录、辨认笔录及照片、电子证据、证人证言及被告人杨亚、高戴城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亚、高戴城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杨亚以贩卖为目的购买并安排高戴城运输毒品海洛因2794.66克，高戴城居中倒卖赚取差价，二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提请本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追究被告人杨亚、高戴城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杨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系毒品再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应从重处罚。庭审中，被告人杨亚否认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辩称“仅是用20万元购买二块毒品海洛因用来吸食，并非贩卖，对其余的毒品不知情”。杨亚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指控被告人杨亚安排高戴城运输毒品的证据不足；2、公安机关对杨亚的讯问中有将杨亚无故带离审讯室的行为，杨亚口供的真实性很难成立，应不予采信；3、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未遂）对杨亚定罪量刑。被告人高戴城否认贩卖毒品，认为是运输毒品；其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高戴城犯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是运输毒品的从犯，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底，被告人杨亚为贩卖毒品通过被告人高戴城介绍认识“老陶”后，向“老陶”购买毒品海洛因。同年8月2日，被告人杨亚到云南省文山县将自己的购毒款20万元及高戴城给的4万元共计24万元交给“老陶”后返回贵州省织金县。此间，被告人杨亚多次通过电话与被告人高戴城、“老陶”联系毒品事宜。同年8月9日，被告人高戴城从“老陶”处取得毒品海洛因后，将毒品拆装并藏匿在车牌号为云Ａ×××××的白色本田轿车内，于当晚驾驶该车从云南省文山县出发，从布标收费站上高速并向贵州方向行驶。次日凌晨5时许，被告人高戴城行驶至贵州省黔西收费站后，按照被告人杨亚的安排驶出高速公路后，杨亚安排人接上高戴城准备前往汽车修理厂过程中，被告人高戴城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驾车在公路对面等待的被告人杨亚见状逃离现场。公安人员从高戴城驾驶的车牌号为云Ａ×××××车辆副驾驶前方挡风玻璃雨刮器下空调进气口处搜出用黑色胶带包裹的毒品疑似物八块。经称量，该毒品疑似物净重分别为349.68克、348.61克、349.21克、350.15克、349.11克、350.13克、349.79克、347.98克，共计2794.66克。经鉴定，八块毒品疑似物均检出海洛因成分，含量分别为67.97%／、54.56%、50.16%、52.72%、66.91%、69.89%、66.90%、63.56%。2017年8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杨亚在贵州省黔西县停车场被民警抓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受案登记表，证实案件来源为工作中发现,2017年8月10日05时20分许，高戴城涉嫌运输毒品海洛因在贵州省黔西县民警抓获，后在被告人高戴城所驾驶的本田牌云Ａ×××××副驾驶挡风玻璃雨刮器下空调进口处收缴其运输的毒品海洛因疑似物2794.66克。2、立案决定书，证实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对被告人高戴城运输毒品案立案侦查。3、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2017年8月9日，贵州省公安厅决定将被告人高戴城、杨亚涉嫌运输毒品案交由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管辖。4、抓获经过，证实2017年7月，云岩分局禁毒大队通过侦查发现一名黔西籍男子从云南购进海洛因在贵阳销售。同年8月9日该黔西籍男子将从一云南人手中购进大量海洛因，该云南人驾驶一车牌号为云Ａ×××××的白色本田车运输毒品进入贵州。同年8月10日凌晨公安机关在黔西高速收费站口对该车拦截，在车上查获驾车男子高戴城、副驾驶女子杨某（高戴城妻子）及后排男子何选及高戴城所使用的ＣＡＴ牌手机一部。因2017年8月10日办理的高戴城运输毒品案中一名涉案男子杨亚未归案，侦查员至黔西县对杨亚开展工作。2017年8月24日14时许，在黔西县停车场将杨亚抓获，当场查获金立手机一部，后于当晚18时许将杨亚带至云岩分局。5、被告人户籍信息和户口证明，证实二被告人均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6、搜查证及搜查笔录，证实2017年8月10日在云岩分局，公安人员对车牌号为云Ａ×××××的车辆进行由外至内、由后向外的方式进行搜查，后在该车副驾驶挡风玻璃前雨刮器下的空调进气口处搜出用黑色胶带包装的海洛因疑似物八块。7、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实2017年8月10日在云岩分局，公安人员从高戴城驾驶的车内搜查出的海洛因疑似物八块、高戴城携带的黑色ＣＡＴ牌手机一部进行扣押，并当着高戴城的面对毒品进行封装。2017年8月24日，公安人员在贵州省黔西县将杨亚抓获后，在贵州省黔西县停车场，对杨亚身上查获的金立牌手机一部予以扣押封装，并制作扣押物品清单。8、毒品扣押及计量记录、称量笔录及照片、贵州省计量测试院测定证书，证实：（1）公安人员对查获的八块海洛因疑似物进行称量。净重分别为：349.68克、348.61克、349.21克、350.15克、349.11克、350.13克、349.79克、347.98克，净重共计2794.66克。后对八块海洛因疑似物取样，并当着高戴城面对海洛因疑似物及样品进行封装。（2）云岩分局称量毒品的电子天平HC-B30002型电子天平，核定有效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至2018年4月26日。9、贵阳市公安局毒品收据，证实查获的毒品疑似物2794.66克（不含包装）已统一上交至贵州省公安厅禁毒工作总队。10、现场检测报告书，证实：经吗啡、甲基苯丙胺检测，高戴城尿液检测结果呈阴性；杨亚吗啡检测结果呈阳性。11、高速公路卡口信息，（1）云Ａ×××××于2017年7月31日至8月10日云南境内运行轨迹，证实2017年7月31日16:32从昆明北下高速（进入昆明）；2017年8月2日17:17从小喜村上高速（离开昆明）；（2）贵Ｆ×××××贵州境内运行轨迹，证实2017年8月9日21:05从布标收费站上高速（从砚山出发）；2017年8月10日00:23从曲靖南收费站出，00:32从曲靖北收费站入；2017年8月10日01:59从天生桥收费站下高速；2017年8月10日02:15从宣威城南收费站上高速，02:53从宝山收费站出云南。（3）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路网中心提供的云Ａ×××××贵州境内运行轨迹。（4）2017年8月10日03:12进入都格主线站（进贵州）；2017年8月10日05:12从黔西收费站下高速。上述行驶轨迹说明，高戴城行驶路线避开了途径胜境关收费站（毒品缉查站）的路线，同时从天生桥收费站下高速，选择走了一段省级公路而不是高速公路。上述高速过路费均以ＥＴＣ方式收取。（5）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贵阳路网中心提供的杨亚车辆贵州境内运行轨迹：2017年8月1日11:38从黔西收费站上高速，13:39从都格主线站驶出（出贵州）；2017年8月4日16:59从都格主线站驶入（进贵州），19:27从金碧收费站驶出。上述行驶轨迹与杨亚供述2017年8月1日驾车到昆明找高戴城，8月4日回黔西的情况相符。12、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禁毒大队调取的通话清单，证实：手机号183××××8467，开户名为本某某，开户时间为2017年6月9日。高戴城证实该号码是杨亚与其联系使用的号码。2017年7月26日、29日、8月1日、2日，均与高戴城尾号9725号码联系。8月1日显示通话地点在昆明，8月2日通话地点在文山，与高戴城、杨亚供述7月底联系购买毒品海洛因，8月1日杨亚到昆明找高戴城，2日到文山拿钱给“老陶”的情况相符。8月9日10:04、16:38、18:27、21:38，8月10日4:36、4:53、5:00、5:15与高戴城尾号9725号码联系，与二人供述高戴城驾车到黔西找杨亚的情况相符。手机号183××××2479，开户名杜某某，开户时间2014年6月5日。8月1日18:26、22:37、23:14与高戴城尾号9725号码通话，通话地点在昆明。8月2日13:04、15:39、16:03与“老陶”150××××4394号码通话，通话地点在文山。8月9日19:14、8月10日18:56与“老陶”159××××3728号码通话。（3）手机号182××××9084，开户名杨亚，开户时间2011年3月1日。（4）156××××9725通话情况与杨亚手机号码证实相同，同时一直与“老陶”150××××4394号码联系，尤其是7月底和8月9日一直与“老陶”联系。（5）182××××9084，开户名杨亚，开户时间2011年3月1日。（6）138××××0148高戴城证实该号码系本人使用。13、贵州省公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健康档案，证实高戴城、杨亚入所时身体健康，神志清醒、言语清楚、步态平稳，二人均否认有被打情况。14、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书，证实杨亚2001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于2002年2月27日刑满释放。15、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禁毒大队2018年9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散件），证实该队在办理杨亚、高戴城贩毒案件过程中，于2017年8月24日在云岩分局对杨亚提讯时，因其精神不佳，不便讯问，提讯人员即安排其上厕所及休息，待其精神恢复后再对其进行讯问。16、技侦转换材料（散件），证实被告人杨亚与被告人高戴城、“老陶”之间，通过电话联系商量毒品交易的情况。17、云岩公安局发还物品、文件清单及行驶证、领条、询问笔录，证实公安机关查获被告人高戴城运输毒品时使用的车辆，经查证系杨某1的车辆，现该车已发还。18、贵阳市公安局毒品检验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中心出具的筑公禁（毒检）（2017）2688号检验报告中，因笔误错将毒品检验鉴定书页头时间书写为2016，现更正为（筑）公（禁）检（毒）字（2017）2688号。二、鉴定意见。1、毒品检验鉴定书，证实公安机关从抓获高戴城现场查获的八块毒品疑似物进行海洛因成分鉴定。经鉴定，查获的1-8号毒品疑似物中均检出毒品海洛因成分。海洛因含量分别为：1号67.97%，2号54.56%、3号50.16%、4号52.72%、5号66.91%、6号69.89%、7号66.90%、8号63.56%。2、物证鉴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在高戴城驾驶车辆内查获毒品擦拭物1-6号及高戴城血样进行DNA检验。经鉴定，4号擦拭物检出DNA分型来源于高戴城的可能性大于99.999999%，2、3号擦拭物检出混合DNA分型，无条件进一步分析，其余检材未检出人类DNA分型。3、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实该公安机关对本案查获的被告人手机2部中的短信息、通话记录和微信数据进行恢复、提取。经鉴定：在受检CAT牌手机及SIM卡中检出通话记录、短信；金立手机中检出通话记录及短信，并制成数据光盘1张。①金立手机中提取数据显示：（1）储存有云南文山地区150××××4394号码，存为“老陶哥壹”；云南文山号码159××××3728存为“老桃哥哥”，该号码2017年8月19日至8月24日有通话记录，与杨亚供述高戴城被抓后与“老陶”联系购买毒品的情况相符。（2）该手机内无与高戴城的通话，与杨亚供述高戴城被抓后其扔掉此前使用的手机卡情况相符。②ＣＡＴ手机提取数据显示：储存有150××××4394号码，存为“陶兄弟”。三、辨认笔录（1）被告人高戴城的辨认笔录，证实高戴城对12张男性照片辨认，辨认出杨亚是在黔西接海洛因的男子。（2）被告人杨亚的辨认笔录，证实杨亚对12张男性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高戴城是其上线。（3）证人何某的辨认笔录，证实何某对12张男性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杨亚是让其在黔西收费站等人的人。四、视听资料，证实公安机关对二被告人实施抓捕，搜查，扣押，毒品称量，讯问被告人的过程进行录像固定。五、证人证言。1、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9日晚9时左右，我在家中接到杨亚的电话，他说他姑爹开车来黔西要到我儿子开的修理厂检查油路，叫我带他姑爹去。8月10日凌晨5点左右，杨亚打电话给我说他姑爹的车到黔西了，他在我居住地附近的沙窝路口等我。后我在沙窝见到杨亚开一辆红色轿车在那里等我，我便上了杨亚的车。上车后杨亚载着我到黔西收费站外几百米处后将车停在路边，这时马路对面开来一辆白色汽车，杨亚按了一声喇叭后白车就停靠在路中央隔离带旁。车停后杨亚叫我上了那辆白车，带他姑爹开的白车到我儿子的修理厂。上车后没多久就被民警将这辆白车拦住，之后我和杨亚姑爹及姑妈被带回公安局。后民警在审讯室外的院坝处当着我和杨亚姑爹的面将驾驶的白车拆解，并从汽车挡风玻璃下面左边搜出几块黑色长方形块状物的东西（当时车头是面对我的），我听见民警数后说有八块。我和杨亚是2002年一起在黔西看守所服刑时认识的，认识十五年了。杨亚的姑爹姓高，一般称呼他叫“老高”，是云南文山人，我此前与他见过二次面。2017年8月1日我和杨亚去昆明找过“老高”。杨亚是去看他姑妈，我是去看我姨的烧烤店。杨亚的姑爹开的是一辆白色越野车，车牌不详，车牌第一个字是“云”字。2、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9日20时许，高戴城驾驶家里的云Ａ×××××本田车带着我从云南省文山市出发，之后到砚山县上了高速公路。次日凌晨5点过，到贵州黔西县后被公安机关将高戴城、我及一个不知什么时候上车的男子一起抓获。到公安局之后，公安人员当着我与高戴城还有上车后被抓男子的面开始对高戴城驾驶的车进行搜查。后从车上搜出用黑色塑料袋包装的几块长方形的东西，接着我就晕倒了。我与高戴城为什么到贵州省黔西县去我不知道，是2017年8月9日高戴城说带我到贵阳市看病。该男子是何时上车的我不清楚，我在睡觉，我不认识他。查获的几块黑色塑料袋包装的长方形东西。3、证人周某（汽车修理工）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10日上午8时许，我接到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禁毒大队民警电话，说他们单位有一辆可疑车辆无法拆开，让我到公安局大院停车场配合把车拆开。上午9时许我到公安局后，民警告诉我车上可能藏着毒品海洛因疑似物，然后我就拿着一把平口起子对车进行查看。当查看到副驾驶挡风玻璃前雨刮器下的空调进气口处发现可疑异物，我就当场告知民警。民警得知后就对车的副驾驶挡风玻璃前雨刮器下空调进气口处进行搜查，搜出八块黑色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民警进行现场拍照后就叫我将车装还原。这八块东西是用黑色塑料胶带缠裹的长方形板块。六、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高戴城的供述，供认2017年8月9日晚18时左右，一个叫“老陶”的男子和一个叫“小冰”的男子给我送了八块海洛因到我住的文山市三鑫避暑苑门口。我和他们在大门口见面后，叫“小冰”的男子就给我了一个布袋子装的八块海洛因，我也给了“老陶”2万元钱。我们分开后我就拿着袋子回到家中，在家中我将袋子中的海洛因拿出来（共四包，一包有二块海洛因，是用黄色胶带包装），然后我就将四包海洛因拆开成八块海洛因（每一块海洛因都是黄色外包装），我将这八块海洛因每一块都用黑色胶带重新缠起来。包好后我就在三鑫避暑苑我的车库中将这八块海洛因藏匿在我车号为云Ａ×××××的白色东风本田车副驾驶前挡风玻璃雨刮器下空调进气口处。当日晚八点过，我就和我妻子杨某一起驾驶我藏匿好毒品的这辆本田车从文山出发，在砚山布标收费站上高速一直开车到曲靖，再从曲靖走一级路到宣威，然后在宣威上高速直接开到黔西收费站。凌晨5点过我就到了黔西收费站，我从ＥＴＣ通道下来后开出收费站，在收费站前一公里左右我准备调头的时候就接到了站在路边的何某，他刚上车公安就出来把我们都抓了。公安押着我坐我的车又开到贵阳，然后在贵阳公安局大院里面当着我的面从我的车上将我藏匿的海洛因取了出来，共八块。“老陶”是我的上线，我运输的毒品都是他给我的；“小冰”好像和“老陶”是亲戚关系。我和“老陶”平时都是通过电话联系，“老陶”的电话是150××××4394。是我一个人在我的车库中将毒品藏匿在车上的，其他人不知情，就我一个人知道。我将这八块海洛因运到黔西是给一个叫杨亚的男子，因为这些海洛因都是杨亚要的。杨亚是今年7月底时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联系“老陶”购买八块海洛因，我当时就答应他了，我告诉他要先拿钱过来，要有钱“老陶”才会给他海洛因。他说他只有20万，还差4万元。后来在7月31日，我带我妻子到昆明看病，杨亚给我打电话说到文山来找我，我就让他来昆明。8月1号杨亚就与何某来到昆明，我们在昆明肿瘤医院附近见了面，我给了他4万元，他拿着钱后在8月2日就去文山找“老陶”。后来他就回贵州了，我们在此期间一直保持电话联系。我通过电话问过“老陶”，“老陶”说要8月9号才来货，我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杨亚。8月9号下午16时30分左右，我打电话给杨亚说“老陶”还没有到，他来了后再说。然后在18时30分左右，我给杨亚打电话说“老陶”到了；21时30分左右，我又打电话给杨亚说我早上5、6点钟到，又问了他老何的修车厂能不能停车，杨亚说可以的，到了联系。8月10号4时50分左右，我在离黔西还有二十几公里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杨亚，告诉他我快到了，问他在什么地方下高速，他告诉我从黔西站下高速。5时左右杨亚又打电话给我再次提醒让我到黔西站下。最后一个电话是5时15分，我从黔西站下了高速后没见到他，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让我掉头。我准备掉头的时候看见何某就在马路边上，我接到他刚准备走就被公安抓了。我与杨亚都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的，我是用156××××9725的号码与杨亚联系，杨亚有二个号码，但是我这几天都是与杨亚的号码为183××××8467的电话联系，杨亚的另外一个号码是183××××2479。我与杨亚、“老陶”之间谈毒品交易的经过是“老陶”告诉我送到文山每一块海洛因是6万块，我就告诉杨亚这个价格，然后杨亚就告诉我不管我和“老陶”怎么谈，每一块海洛因给他送到黔西他给我92000元。后我和“老陶”把价格谈到每一块海洛因是55000元送到文山。因为杨亚的24万元只够在“老陶”处购买四块海洛因，杨亚又告诉我让我尽量多拿几块，多拿到的每一块多给我6千元。给“老陶”的2万元是8月9号时，“老陶”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先拿4万元钱走，我告诉他我只有3万元，其中1万元我需要给我老婆看病，先给他2万，所以在“老陶”给我海洛因的时候我就给了他2万元钱。他拿走2万元后，我就只需再给“老陶”18万元的尾款就行了，因为前面杨亚已经给过他24万元钱了。我和杨亚之间都是采取现金的方式付款，这一次我把海洛因给杨亚，他应该也是采取现金的方式付我钱。这次如果我顺利把海洛因带给杨亚，他应该要付我56万元，因为其中有四块货的单价是92000元一块给我，还有四块货的单价是98000一块给我，总共是76万元，但是他付给了“老陶”24万元，他在昆明又向我借了4万元，所以他需要付我56万元。我从云南文山到贵州黔西所驾驶的车辆是一辆白色东风本田，车牌号是云Ａ×××××，车是我的舅子杨某1的。我从云南文山到贵州黔西所过收费站因为我都是用ＥＴＣ，所以都没有票据。我使用的ＥＴＣ卡是我的名字开的户。当时在黔西收费站出口上我车的何某是来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杨亚叫他来等我，我也不清楚杨亚叫他来干什么，但我听说何某家儿子开了一个修车厂，他应该是来接我去他的修车厂。何某为什么在2017年8月1日与杨亚一起去昆明找我，我也不清楚，我只与杨亚联系。我与杨亚谈毒品事情的时候何某都不在场，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开不听我们说话。公安机关向我出示的黑色ＣＡＴ牌直板手机是我的。我运输的这些海洛因每一块大概有350克左右，八块大概就是2.8公斤。2、被告人杨亚讯的供述，证实2017年8月24日14时许，我从黔西县东桥路我租房子的地方出来走到停车场时被公安抓获，因为贩毒，高戴城被抓我就知道我可能要被抓。2017年7月底，我给高戴城打电话，向他联系购买海洛因，他问我有多少钱，我说我有20万元钱，他说他去成都回来了打电话给我再安排。后来7月31号，我就和高戴城联系，他告诉我他在昆明，让我到昆明去找他。8月1号我就和何某一起开车到昆明，我们在昆明肿瘤医院附近见了面，见面后他给我4万元，让我把钱送到文山给“老陶”。我在昆明住了一晚上后于次日驾车与何某一起至文山，8月2号下午三、四点钟就和“老陶”在文山市站见了面，我就把24万元现金给了“老陶”。我和何某4号的早上从云南文山市回到了黔西。我还在文山的时候，高戴城就电话告知我他会在9号左右安排货（海洛因）来黔西。我回到黔西以后，在8月9号晚上九点过，高戴城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出发了，明天早上五、六点钟左右到黔西，又问我朋友的娃娃开的修车厂还开没有，让我带他到修车厂去，我就答应了他。后来我就给何某打电话告诉他在早上五、六点钟左右带我朋友的车去修理厂，他也答应了。在8月10日早上4点多时，我打电话给高戴城问他到哪里了，他说他快到了，因为信号不好我们也没多说。没过一会高戴城就打电话给我说只有二十几公里就到黔西金碧了，他问我在什么站下，我告诉他在黔西站下。然后我就开车出来在黔西沙窝路口将何某接上车，我们就一起开车至黔西收费站去接高戴城。在收费站口几百米左右，我就看见高戴城的车从我的对向开过，我就让何某下车去接高戴城，我就在马路对面看着，在5点过的时候他就打电话问我到没有，我说我在对面，让他调头过来。刚打完电话没一会，我就看见几辆车子将高戴城的车给夹住，我就意识到情况不对，就立即开车离开了黔西收费站回到黔西的家中。后来我意识到我可能要被抓，就在8月12号时把我和高戴城联系的二个手机号都丢了，然后重新换了一个号码159××××3831的电话。我和高戴城联系的手机号其中一个号码是183××××2479，还有一个号码我记不得了。在8月9号与8月10号这二天与高戴城联系应该这二个号码都联系过。我将与高戴城联系的二张手机卡丢到了黔西向阳桥附近路边的下水道中了。我与高戴城是去年通过我亲戚认识的，我称呼他“姑爹”，他称呼我“小亚”，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我以前就是用我丢的二张电话卡来和高戴城联系，因为我是将他的号码存在我的电话卡上的，我将电话卡丢了后我就记不得他的号码了。我向高戴城联系购买二块毒品海洛因，他来黔西的目的是来给我送毒品海洛因。这次高戴城来黔西共带了多少毒品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肯定带了二块毒品海洛因来，因为这二块海洛因是我购买的。高戴城要让我带他到修车厂去我觉得是因为他要下货，即将毒品海洛因取出来。我购买毒品是找高戴城，但我不知道他的毒品来源。我和高戴城之前就讲好他给我运到黔西我就给他一块海洛因98000元。我将我的20万元和高戴城给我的4万元共24万拿给文山的“老陶”是因为高戴城让我把钱给“老陶”，我不清楚为什么要给“老陶”，他只告诉我“老陶”的电话，让我把钱给“老陶”就完事了，之后高戴城会安排海洛因送到黔西给我。我这20万元是我用于购买毒品的钱，因为是98000元一块，我就先把钱给了高戴城。20万元是要购买二块海洛因，但海洛因只需要196000元，多的钱在他将海洛因送来给我后就会退给我。多给高戴城4000元钱是因为高戴城说他不方便，所以让我把20万元全部先拿给他，后来他又给了我4万元整，让我把这20万全部给“老陶”。高戴城给我4万元钱我不清楚他为什么给我，他只让我把这4万元钱和我的20万拿来给“老陶”就行了。“老陶”的真名我不清楚，我是通过高戴城认识的，他的号码是150××××4394和159××××3728。我与“老陶”联系是高戴城被抓之前我都是用我丢的那二张电话卡联系，高戴城被抓之后我就换159××××3831的号码和他联系了。何某不知道我去云南购买毒品，我没有告诉他。何某与我一起至黔西收费站接高戴城，他不知道高戴城是给我运毒品来，我只是告诉他我的朋友要修车，让他带到他儿子的修车厂去修车，没有告诉他其他情况，我没有安排人来下货。2017年8月10日早上我去黔西收费站接高戴城时驾驶的一辆红色轿车，这辆轿车是我在黔西五岔口旁边一家修车厂开出来的，因为我的车放在这家修车厂改导航，我没有车用，修车厂老板就先给我一辆车让我先开着。我在高戴城处就购买过这一次海洛因，高戴城这次将毒品送给我他要赚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向高戴城购买的二块海洛因一块海洛因是350克，二块就是700克。我购买的这二块海洛因是我准备用于贩卖的，我准备以114000元的价格进行贩卖。我拿的20万元是我一直放在贵州省黔西县的老家里面的现金，这钱是我以前打工挣的钱。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经庭审质证，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关于被告人杨亚及其辩护人所提“仅是用20万元购买二块毒品海洛因用来吸食，并非贩卖，对其余的毒品不知情，指控其安排高戴城运输毒品的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将杨亚无故带离审讯室，杨亚口供的真实性很难成立，应不予采信，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未遂）对杨亚定罪量刑”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杨亚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被告人高戴城认识毒品上线“老陶”后，即从贵州省织金县到云南文山县将购毒款24万元交给“老陶”准备购买毒品进行贩卖。后“老陶”将毒品交给被告人高戴城后，被告人高戴城将毒品进行拆装后藏匿于其驾驶的车辆上从云南运输至贵州省织金县，准备将毒品交给被告人杨亚。当被告人高戴城运输毒品到贵州省织金县后，被告人杨亚还安排其朋友接到高戴城准备去汽车修理厂取出毒品。后由于被告人高戴城在准备去修理厂的过程中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杨亚见状逃离现场。故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上看，均证实被告人杨亚主观上是为购买毒品进行贩卖牟利，客观上实施了购买毒品和安排被告人高戴城运输毒品的犯罪行为，其行为符合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犯罪特征，依法应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对其定罪处罚。因该毒品已进入交易环节，被告人杨亚是否取得毒品，不影响贩卖、运输毒品犯罪既遂的成立。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公安人员在2018年8月24日对被告人杨亚第一次提讯过程中，因被告人杨亚精神不佳，不便讯问，公安人员即安排其上厕所及休息，待其精神恢复后再对其进行讯问。故被告人杨亚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高戴城及其指定辩护人所提“未贩卖毒品，指控其犯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是运输毒品的从犯，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高戴城的多次供述证实杨亚经高戴城介绍认识毒品上线“老陶”后，被告人杨亚自己携带购毒款20万元及被告人高戴城交给杨亚的4万元共计24万元到云南文山县将毒资交给“老陶”。同时，高戴城供述杨亚曾向其表示由他与“老陶”商谈毒品的价格，在杨亚给出的购毒价格之下谈定的价格利润由高戴城所有。故被告人高戴城在杨亚与“老陶”之间有居间介绍贩卖毒品并赚取差价的行为，应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对其定罪量刑。在庭审过程中，高戴诚能如实交待主要犯罪事实，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故关于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杨亚、高戴城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杨亚以贩卖为目的，购买由高戴城运输毒品海洛因2794.66克，故其行为应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高戴城居间介绍贩卖毒品并赚取毒品差价，而运输毒品海洛因2794.66克，其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均应依法处罚。被告人杨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刑罚，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亚、高戴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罪名成立，本院应予确认。被告人杨亚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高戴诚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三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亚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高戴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三、查获被告人杨亚、高戴城作案使用的金立牌金色手机一部、黑色CAT牌手机各一部，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 判 长  宋庆松审 判 员  周再佳审 判 员  陆 燕人民陪审员  张发秀人民陪审员  李春梅人民陪审员  杨建英人民陪审员  刘 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周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