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25民初906号原告：袁庆辉，女，1978年1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男，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方，男，云南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曾少军，男，1975年7月28日生，傣族，住云南省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赞茹，女，云南海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杜增红，男，1970年10月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原告袁庆辉与被告曾少军、第三人杜增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庆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王虎方，被告曾少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赞茹，第三人杜增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庆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次性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壹拾捌万元（小写:180000元整）；2.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利息人民币30637元（计算方式180000元×4.75%÷12个月×43个月）；以上两项合计人民币21063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曾少军系石屏二中初90级3班同学，2013年3月，被告与杜增红、胡立忠、许德锦四人共同投资种植位于石屏县亩火龙果。2016年3月，被告与其他三位合伙人签订转让协议，将上述火龙果基地转让给被告曾少军，协议约定，2016年3月31日前，被告曾少军应向第三人杜增红支付转让款18万元。被告曾少军时任石屏县大桥乡副乡长，因资金周转困难及工作性质等原因向原告借款18万元并由原告将转让款支付给杜增红。原告基于对同学的信任与支持，于2016年4月1日将18万元转让款支付给杜增红，支付地点为石屏县焕文路农业银行，第三人杜增红于当日当场写下《收据》作为付款凭证交给原告收执。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曾少军索要借款，被告总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归还借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曾少军辩称: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无民间借贷关系。答辩人根本未向被答辩人借过款项，被答辩人在本案中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答辩人因何原因需要借款、借款金额是多少、借款日期是何时、借款期限是多久、有无借款利息以及借款利息是多少等问题，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前无民间借贷关系。2.本案的18万元款项实际上是被答辩人按照答辩人的指示直接向杜增红交付。本案的事实是答辩人与杜增红、许德锦、胡立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此前由四人共同投资经营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的股权，随后答辩人再向被答辩人转让火龙果种植基地的全部股权，由此产生了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支付款项、答辩人应向杜增红支付款项的事实，为了减少周折，答辩人指示被答辩人将涉案18万元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杜增红，三方对此事实完全知晓也完全认可，正是由此，杜增红才在其向被答辩人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了该款项的性质为“曾少军2016年3月31日前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该款项根本不是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借款”。3.答辩人因股权转让对被答辩人所负的债务已完全结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7年6月17日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原股权转让协议，消除了基于原协议产生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并对包括涉案款项18万元在内的全部款项进行了结算，并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后答辩人按照约定向被答辩人支付30万元，至此，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所负的债务已完全结清，不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综上所述，答辩人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杜增红述称：1.我与曾少军于2016年3月13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曾少军第一次（2016年3月31日前）应付给我股权转让款18万元，因此，我2016年4月1日收到的是曾少军应付我的股权转让款。2.经我催告曾少军后，曾少军于2016年4月1日叫袁庆辉打电话联系我，由袁庆辉把曾少军应付给我的股权转让款18万元交给我。3.对于原告与被告的经济关系，我不知情。袁庆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收据》一份，欲证明被告曾少军向原告袁庆辉借款18万元的事实经质证，曾少军对袁庆辉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意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杜增红对袁庆辉提交的证据1、2无意见。曾少军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曾少军与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2016年3月13日，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将四人合伙种植的火龙果基地股份转让给曾少军，由曾少军分别支付三人30万元、33万元、30万元的转让款。2.曾少军将火龙果基地转让给袁庆辉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16年3月13日，曾少军将火龙果基地转让给袁庆辉，由袁庆辉向曾少军支付123万元。3.2013年-2014年以许德锦名义向农户租用种植火龙果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复印件35份、2016年由袁庆辉向农户租用种植火龙果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复印件33份、2016年3月-2017年3月地租支付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火龙果基地转让已经实际实施，涉案火龙果基地土地承包人已经变更为袁庆辉。4．袁庆辉、龙家发与曾少军、高子惠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收据》复印件两份及2017年火龙果基地工人工资收据、签收单复印件，欲证明：①原、被告双方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矛盾，导致火龙果基地不能正常运行，双方已于2017年6月17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②曾少军已向袁庆辉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30万元，同时支付原告在火龙果基地经营过程所欠的人工工资，双方之间无任何经济利益纠纷、无任何纠葛。经质证，袁庆辉对曾少军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与证据1相互矛盾，证据1中在2016年3月13日，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分别以30万元、33万元、30万元将其三人持有的火龙果基地25%的股份转让给曾少军，而在同一天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曾少军四人把火龙果地的股份转让给袁庆辉，与常理不符。从证据1、2上看，形成了在同一天一物二卖，从合同效力来看，《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以及袁庆辉等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股权转让协议》我们认为是无效合同。并且对于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否是2016年3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以及原因又是什么。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与袁庆辉、曾少军的借款没有关联性，并且签订时间是2016年5月份，是因曾少军工作原因，不能以他的名义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所以才由袁庆辉签名。对证据4中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综合原《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来看，合同主体发生重大变更，那么《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实是曾少军对袁庆辉管理火龙果基地期间支付的费用的清算，并不包含袁庆辉为其代付的18万元，并且在原《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并未提及到代付款18万元的事实。对证据4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从曾少军付款给袁庆辉，相反可以证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实是曾少军对袁庆辉管理火龙果基地期间支付的费用的清算。从曾少军付工人工资，相反可以证明火龙果基地实际经营管理者是曾少军。综合以上几点，对以上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杜增红对曾少军提交的证据以上证据无意见。本院认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曾少军、杜增红、许德锦、胡立忠共同投资经营位于石屏县的石屏县鑫田火龙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种植火龙果。2016年3月13日，曾少军（乙方）与许德锦（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甲方占有基地25%的股权，甲方实际投资人民币31万元，现以人民币30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分两次付清转让款，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前，付款人民币15万元；第二次付款时间2016年6月30日前，付款人民币15万元。两次付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与甲方结算。”2016年3月13日，曾少军（乙方）与杜增红（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甲方占有基地25%的股权，甲方实际投资人民币35万元，现以人民币33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分两次付清转让款，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前，付款人民币18万元；第二次付款时间2016年6月30日前，付款人民币15万元。两次付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与甲方结算。甲方银行账号：62×××78（农行石屏县支行杜增红）”2016年3月13日，曾少军（乙方）与胡立忠（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甲方占有基地25%的股权，甲方实际投资人民币35万元，现以人民币30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分两次付清转让款，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前，付款人民币15万元；第二次付款时间2016年6月30日前，付款人民币15万元。两次付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与甲方结算。”袁庆辉与曾少军系同学，2016年3月13日，曾少军与袁庆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石屏县鑫田火龙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位于石屏县），由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曾少军四人于2013年3月1日起共同投资人民币228万元种植火龙果。由于经营管理不当，导致亏损，经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曾少军四人2016年3月13日协商，甲方愿意将鑫田火龙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转让给乙方袁庆辉进行经营，现将有关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转让价格、期限及方式。1、甲方现以人民币123万元转让给乙方。2、期限以租地合同期限为准。3、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分两次付清转让款，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前，付款人民币63万元；第二次付款时间2016年6月30日前，付款人民币60万元。两次付款以银行转账或支付现金方式与甲方结算。……三、有关基地债权债务与收益。1、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承担本基地2016年3月13日前发生的尚未结清的所有债权债务。2、本协议生效后，本基地2016年3月13日后发生收益与所有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四、违约责任。如乙方在2016年6月30日前不能按期支付转让价款，影响基地火龙果正常生产节令，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2016年3月31日前所收款项63万元作为违约赔偿金不予退还乙方，甲方有权收回基地。”协议甲方处许德锦、杜增红、胡立忠、曾少军的签名为曾少军一人所写。2016年4月1日，杜增红出具收据给袁庆辉收执，收据载明“今收到袁庆辉（5325251978××××××××）交来的曾少军2016年3月31日前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180000.00元）”2017年6月17日，曾少军、高子惠（甲方）与袁庆辉、龙家发（乙方）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由于在2016年位于石屏县火龙果基地经营中，因甲乙双方存在矛盾纠纷，导致2017年新田火龙果基地不能正常运行，为切实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新田火龙果基地正常运行，减少损失，经甲乙双方2017年6月17日共同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分两次支付给乙方现金人民币30万元整。第一次付款日期为2017年6月25日，付款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第二次付款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付款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若甲方不按协议规定时间支付款，乙方有权到火龙果基地进行采果）；2、乙方在2016年新田火龙果基地经营生产中未支付的人工工资和甲方在2016年为乙方担保的15万元高利贷由甲方承担；3、原《股权转让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之日自行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乙方与新田火龙果基地再无任何关系，新田火龙果基地一切所有权均属甲方。甲乙双方再无任何经济利益纠纷；……”协议签订后，袁庆辉、龙家发于2017年6月14日出具收据一份给曾少军、高子惠收执，收据载明“今收到2017年6月17日与甲方曾少军、高子惠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2017年6月25日付款金额壹拾万元整（100000元）。”袁庆辉、龙家发于2017年7月30日出具收据一份给曾少军、高子惠收执，收据载明“今收到2017年6月17日与甲方曾少军、高子惠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2017年7月30日付款金额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现袁庆辉认为其支付杜增红的18万元系曾少军向其的借款，故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依据其持有的第三人出具的《收据》作为债权凭证，主张原、被告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原、被告之间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原告也未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供的《收据》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就此款形成借贷关系，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庆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60元，减半收取2230元，由原告袁庆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卢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