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10153号原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徐志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惠兰，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安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周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宇，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相鏐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凤娟，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宇，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上海安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格公司”)、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蜂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应原告申请，本院于同年5月15日作出裁定对两被告进行财产保全。同年6月5日，两被告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同年6月11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其管辖权异议。两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7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收到二审法院退卷，本案得以继续审理。2019年9月9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审理中，两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要求撤销原告提交的律师聘请合同，后两被告于2019年9月25日申请撤回反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负责人徐志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惠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宇，被告珠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凤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律师报酬16,093,185.62元。事实与理由：2002年6月，两被告与案外人城开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等，后发生法律纠纷，城开公司要求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协议、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项下相关费用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536,439,520.82元。2018年1月12日，经与孙凤娟协商一致，原告(乙方)与两被告(均为甲方)签订(2017)沪志民律民字第36号聘请律师合同，双方约定一审律师服务费按照城开公司诉讼标的的3%计算。2018年5月2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民初20号一审判决。2019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准备向被告珠蜂公司发还原告代理珠蜂公司另一个执行异议案件所涉款项3,400万元，原告即与孙凤娟联系要求支付本案及另案律师报酬，但孙凤娟表示否认。原告于2015年至2017年代理两被告相关再审案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故应当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上海安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辩称，就(2017)沪民初20号案件，两被告与原告另签订有律师服务费收费比例空白、签约时间空白的聘请律师合同(以下简称“空白合同”)，原告应收取的律师费处于待定状况，因为两被告没有在空白合同上确定收费标准。因原告在代理(2017)沪民初20号案件中出现明显代理过失，该案审理中原告坚持不做实体答辩，认为一案两诉要求驳回起诉，但高院判决驳回城开公司的一半诉请不是基于原告一案两诉的意见，而是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且由于原告拒绝对城开公司的证据进行质证，导致一审中未就时效问题发表意见，在二审中对两被告造成了不利后果。就上述诉讼委托代理事宜，存在两份聘请律师合同，现在无法用证据固定空白合同和收费比例为诉讼标的的3%的律师服务合同(以下简称“3%比例合同”)的时间先后，原告主张其在2017年12月向孙凤娟提供空白合同后遗忘没有证据证实，也不合常理。原告将盖有公章、律师费收费比例空白、时间空白的聘请律师合同交与孙凤娟，即为授权两被告可以于任何时间单方面确定律师费支付比例，且授权至今依然有效。律师费的收取需要和法律服务质量有关，两被告要待相关诉讼二审结果才能确定律师费支付比例，目前支付条件并不成就。两被告可以证明原告和两被告及关联方的其余8份委托合同均为风险代理，从交易习惯来看也可以看出被告不可能在与判决结果没有任何挂钩的情况下支付原告近1,600万的律师费。原告陈述其在与孙凤娟协商本案代理费时提出(2017)沪民初20号案件中两被告作为被告应诉故不宜签订风险代理协议，是对被告珠蜂公司股东孙凤娟的误导和欺诈，在此情况下即便有这份3%比例合同也是无效的，3%的收费标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审理中，两被告强调其于2019年6月20日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不包括上述两份空白合同。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其他代理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被告珠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凤娟述称：每次徐志民要我盖章时不光光是带合同来，还有委托书、答辩状等很多文件。原告给我签订的合同都是徐志民和我讲好收费比例，再发给我，我一看，因为我眼睛不好，我只看比例，当天上午徐志民给我发合同，我和徐志民协商我说你写了收费标准是诉讼标的的3%，我说我记得是5.3亿的标的，粗算算要1,600万，但是这个案子是别人告我，即便我赢了案子也拿不回钱，而且徐志民说一案两诉很简单，能不能不要收那么多，能不能收少点。徐志民问我收多少，我说0.3%也要160万，但是徐志民也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多少钱，他又说孙总你看我也没有说要什么时候给我报酬，因为其他的风险代理案件都是执行到款项再付费的，后来徐志民说好吧要么你填凭你的良心。后来下午徐志民的助理带着聘请律师合同到我这里来，说徐志民和我讲过了，给我的聘请律师合同是空白合同，我就当天下午把空白合同盖章确认了。当时徐志民的助理给我带了很多文件，我就盖了很多文件，我留了两张空白合同下来。之后一直到(2017)沪民初20号判决下来了，我才知道3%比例合同也盖章了。我估计3%比例合同是在1月12日时混在一堆的合同里交给我盖章的。2018年10月，就执行异议的案子徐志民又给了我执行异议的两份合同，告诉我执行合同约定收费比例5%，我盖章好了又给徐志民。后来徐志民又来找我，说是5个案子应该分5个合同，我又重新在合同上加盖公章。所以我不清楚3%比例合同什么时候盖章的。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城开公司起诉状、(2017)沪民初20号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97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1月12日聘请律师合同、(2017)沪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负责人徐志民与孙凤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催款函及聊天记录、案外人蔺某某的电话录音、向上海市律师协会的情况说明、原告与两被告及关联公司其他三份风险代理合同、孙晓勤与孙凤娟就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基本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两被告应当依据3%比例合同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两被告就其辩解意见，提供了(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及判决书送达回执、(2016)最高法民再71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与被告及关联方签订的八份律师聘用合同、原告负责人徐志民与孙凤娟就与城开公司纠纷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20日安格公司、珠蜂公司、案外人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正邦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孙凤娟、郁春霞向原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函，证人蔺某某的证言等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提出2017年12月交给孙凤娟两份加盖原告公章的空白合同，另外两被告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具有代理过失行为，也不能证原告就涉讼聘请律师事宜达成风险代理合意。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本院查明本案以下事实：2015年，原告指派徐志民律师代理两被告与城开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2016)最高法民再71号案。两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就(2016)最高法民再71号案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徐志民律师为甲方与城开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诉人即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就(2006)最高法民再71号民事判决提出申诉等。通过乙方的上述代理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最终得以纠正、甲方因此胜诉的，甲方按照其因胜诉取得的实际利益的30%支付乙方报酬。2018年1月12日，两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徐志民律师为甲方与城开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一审)被告即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二、乙方的代理权限为：应诉；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参加法庭审理；同意或者拒绝原告的诉讼请求；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自行和解、接受调解；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等。三、甲方同意按照甲方与城开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标的的3%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四、乙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及行政收费等由甲方承担。七、本合同有效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一审诉讼终结(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之日止。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审理中，两被告提供了加盖有原告、两被告公章的律师聘请合同两份，内容与上述合同相比，第三条所述律师服务费比例一栏空白，合同尾部落款时间空白，其余内容基本一致。审理中，原告提供了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书，内容为孙晓勤与孙凤娟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记载有2018年1月12日，孙晓勤将原告提供的3%比例合同电子稿发送给孙凤娟，并于当日13时32分称：孙总，徐律师让我拿合同去你那里盖章，请问你什么时候方便。当日13时35分孙凤娟回复：你现在来好了。城开公司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受理后，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7)沪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被告支付城开公司人民币1.9亿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书载明：“城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向城开公司支付《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约定的‘三通一平’工作费用共计人民币(下同)379,272,332.28元；2、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向城开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之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0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3、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向城开公司移交上海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2002年7月2日的财务账簿及原始财务凭证。理由是：城开公司与珠蜂公司、安格公司于2002年6月24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将其持有的万源公司90%股权转让给城开公司，各方共同合作开发。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第3.3.2条，该项目剩余的三通一平工作由城开公司负责完成，城开公司继续完成三通一平工作所应支付的款项(在签约时暂定为2.8亿元)从城开公司应付给珠蜂公司、安格公司的总合作价款中作相应扣除。三方应在动拆迁工作结束一周内进行账目清点，多退少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24号(以下简称一中24号案)民事判决中确认了万源公司截止2008年12月31日支出三通一平费用为651,219,282.72元，此外，截止2010年1月6日，万源公司另行支付拆迁安置费用8,053,049.56元，以上共计659,272,332.28元，比合同约定的暂定价2.8亿元多出379,272,332.28元，故诉讼请求由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共同承担该款项。城开公司于2010年1月11日向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函告要求其支付，其至今未履行支付义务，故应当承担逾期付款之违约责任。此外，《合作开发协议书》第3.3.7条约定，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应向城开公司移转万源公司相关文件，包括财务账簿及原始凭证等，但其至今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故诉请如上。珠蜂公司、安格公司辩称，要求法院裁定驳回城开公司的起诉。理由是：城开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重复起诉。城开公司关于要求安格公司、珠蜂公司移交万源公司2002年7月2日前的财务账簿及原始财务凭证、支付三通一平费用，已在前案即一中院24号案、本院(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2号(以下简称本院12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71号(以下简称最高院71号案)案件中就该反诉请求予以了审理和判决，上述诉讼请求已被判决驳回。现城开公司再次提出诉请，是重复起诉，法院不应当受理，受理以后应当裁定驳回。城开公司关于三通一平费用利息的诉请是建立在三通一平费用本金之上，其本金已经审理并被驳回，相应的利息亦当然不成立。故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就珠蜂公司、安格公司的抗辩意见，本院在2018年2月27日的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2018年4月3日的庭审过程中一再多次反复向其释明，要求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就程序问题提出答辩意见以外，并就实体的权利义务进行举证、质证并发表抗辩意见，否则应承担不予抗辩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珠蜂公司、安格公司明确表示不就实体方面的事实与法律适用发表任何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一)程序上本案是否是重复起诉；……：(一)程序上本案是否是重复起诉。就形式而言，一中院24号案中城开公司提出反诉，其反诉请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主张剩余三通一平费用由珠蜂公司、安格公司支付，珠蜂公司、安格公司向城开公司移交万源公司财务账簿和原始财务凭证，现其就该主张再行提出诉请是重复起诉。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中院24号案对于反诉请求审理的表述为‘鉴于安格公司、珠蜂公司不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其解除通知不发生解除效力，对其要求确认合同已解除的诉请予以驳回，因双方合同关系依然存在，故城开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移交万源公司财务账簿及原始财务凭证、结算三通一平费的反诉请求不再成立，予以驳回’；在本院19号案中对于反诉诉讼请求审理的表述为：‘城开公司一审提出继续履行三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之反诉请求系为对抗安格公司、珠蜂公司要求确认协议已经解除之诉讼请求而提出，而安格公司、珠蜂公司向其移交股权转让前万源公司的财务账册、原始财务凭证及支付三通一平超额费用，即为《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履行内容。现安格公司、珠蜂公司要求确认协议已解除的本诉请求已被驳回，故各方当事人应继续按约履行相关协议。原审法院认定城开公司的反诉请求不再成立，亦无不当’，上述表述应当理解为未对城开公司的反诉请求进行实质性审查。在此情况下珠蜂公司、安格公司认为本案诉讼与前案反诉内容是一案两诉，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后安格公司、珠蜂公司不服(2017)沪民初20号判决结果并提出上诉，并委托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指派王保卫律师代理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29号案件诉讼。2019年6月20日，安格公司、珠蜂公司、案外人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正邦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孙凤娟、郁春霞向原告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决定解除安格公司、珠蜂公司、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正邦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孙凤娟、郁春霞与原告及徐志民个人与2019年6月20日之前签订的所有有关合同、协议、委托书。审理中两被告表示，解除通知要求解除的协议中不包括被告提供的两份空白合同。珠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凤娟另表示，两被告的公章均由其持有，其也是安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可依据双方订立的3%比例合同约定向被告主张法律服务费。原、被告各自提供的3%比例合同及空白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双方主要争议事实，原告陈述空白合同交付在前，因当时双方就律师服务费尚在协商，后双方签订3%比例合同，就律师费收费标准达成合意。两被告称实际盖章确认的是两份空白合同，3%比例合同系因原告误导而盖章，不是两被告就律师服务费支付标准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起生效；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住所，价款或者报酬等条款；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被告提供的两份空白合同，无落款时间，原告及两被告对该两份合同内容形成时间及形成过程均陈述不一，原告提供的公证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方人员孙晓勤于2018年1月12日经孙凤娟确认同意后将3%比例合同带去盖章，但两被告及孙凤娟关于当天仅确认在两份空白合同上盖章的陈述，并无相应其他证据证明，故本院确认原告提供的3%比例合同，经当事人盖章，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该合同对于委托事项及支付律师服务费标准具有明确约定，依法应予履行，原告依据该合同在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初20号案件一审代理完成后，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向两被告按照该按诉讼标的的3%(536,439,520.82*3%)主张支付律师服务费，两被告及相关方通知解除的行为，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不影响法律服务费的支付。两被告基于空白合同认为与原告就律师服务费支付时间及标准比例均待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法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对价款报酬约定不明，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条款及交易习惯确定，两被告提出，两被告及关联方曾与原告签订多份聘请律师合同，均约定为风险代理，并根据原告代理案件的实际一审判决情况，应认定本案也为风险代理，本院认为，3%比例合同对收费方式做了明确约定，故两被告关于本案委托合同应适用风险代理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两被告关于3%比例合同系欺诈，原告代理行为有重大过错的辩解意见，亦缺乏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安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16,093,185.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8,359.1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安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寅星人民陪审员  李 萍人民陪审员  陆俊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倪小瑛书 记 员  倪小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