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皖01行初269号 原告安徽玄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堰稍村堰稍组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88872730C。 法定代表人颜景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贺同万，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媛媛，安徽坤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合肥市濉溪路295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兵，庐阳区三十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委托代理人韩宝，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玄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玄元农业科技公司）诉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庐阳区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于2018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贺同万、张媛媛，被告庐阳区政府副区长沈项林、委托代理人李兵、韩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玄元农业科技公司诉称，2012年1月18日，原告向合肥市三十岗乡堰稍村委员会流转145亩农业生产用地，用于经营：花卉、苗木、瓜果蔬菜、农作物种植技术研发及种植、销售；城市家庭农场营销与项目管理；环境监测；环境技术研发与应用；会议服务等。2017年2月25日，合肥市三十岗乡堰稍村委员会通知原告因为修建合安高铁之需要，将征用原告流转的土地39.02亩。其后，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被告组织的人员私自挖开原告具有防洪、灌溉、养殖功能的小型水车堤坝，强制推平了原告经营范围内的所有地上附着物，致使原告无法开展正常生产。由于原告前期并不清楚违法强拆的主体是谁，补偿事宜久拖不决，直至2019年5月22日，原告委托贺同万向合肥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发改铁办〔2016〕1004号文件，该委于2019年6月4日公开该文件后，原告才知道违法强制拆迁的主体系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原告认为，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造成了原告巨大的财产损失，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政行为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原告在提起本案之诉的同时，也提起了行政赔偿之诉，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堰稍村农业生产基地的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玄元农业科技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告字〔2019〕第39号政务信息公开告知书、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新建合肥至安庆征地拆迁工作的通知，证明2019年5月22日，原告委托贺同万向合肥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发改铁办〔2016〕1004号文件，该委于2019年6月4日公开该文件后，原告才知道案涉土地所属区域由合肥市庐阳区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和房屋拆迁工作。证据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证明：1.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2012年1月18日，原告向合肥市三十岗乡堰稍村委员会流转145亩农业生产用地用于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事实。证据三、损失清单、合同三份、现场拍摄图片等实际受损证据，证明原告因被告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各项损失。 被告庐阳区政府辩称，一、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原告系案涉集体土地的承租人，并非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或承包经营权人，因土地征收导致租赁合同解除或部分解除的，属于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原告不是征收拆迁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二、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土地出租人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堰稍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7.2条约定（如遇政府政策性规划要求，出租方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提前部分收回或全部收回土地使用权，拆迁补偿按国家政策办理），已告知原告因合安铁路建设需要，解除被征收的39.02亩土地的租赁关系，要求被告在2017年3月3日前搬离现场，清理附属物，否则出租方将自行评估清算并清除附属物。同年3月，出租方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因原告未按出租人要求搬离现场并清理附属物，三十岗乡人民政府协助三十岗乡堰稍村村民委员会以出租人身份自行清除附属物产生的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不属于“多部门联合实施强制搬迁，或者无法查明强制搬迁实施主体的，以作出征收决定(组织实施征地）的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情形。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三、原告已经按约定和国家政策领取了补偿。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7.2条约定，如遇政府政策性规划要求，出租方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提前部分收回或全部收回土地使用权，拆迁补偿按国家政策办理。2017年1月11日至2月22日，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人员会同庐阳区铁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相关主体及原告共同清点确认了案涉集体土地上的附属物及苗木。2018年2月25日，评估公司出具了《价格评估报告书》（皖中信估字〔2018〕AZ1-0023)，确认案涉集体土地附属物及苗木评估价值529449元。原告已于2018年2月和2019年2月领取了合计529449元补偿款。四、本案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案涉清除附属物行为系2017年3月实施，原告2019年8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称其2019年6月才知道拆迁主体系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与事实不符。2016年12月12日，原告代表师长峰和单立民出席合安铁路占地讨论会就已经知道合安铁路征地拆迁事宜，2017年2月25日，土地出租人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堰稍村村民委员会以告知函的方式通知原告因合安铁路建设需要，依据发改基础〔2015〕2601号、国土资函〔2016〕1209号、发改铁办〔2016〕1004号，拟征收承租人租赁的位于堰稍村堰稍组的租赁土地，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7.2条约定要求其在2017年3月3日前搬离现场，清理附属物，否则出租方将自行评估清算并清除附属物。同年3月，出租方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公布的发改铁办〔2016〕1004号规定合肥地区征地和房屋拆迁工作由相关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在2017年就应当知道拆迁主体系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庐阳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的证据：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证明：原告系三十岗乡堰稍村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承租人，不是征收拆迁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出租方有权在国家征地时收回土地，拆迁补偿按国家政策办理。证据2.告知函及张贴告知函录像、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寄单，证明出租人已按合同约定通知原告部分解除合同，要求原告限期搬离现场并清除附属物，否则将自行评估清算并清除附属物。三十岗乡政府协助出租人清除附属物，不属于强制搬迁行政行为，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证据3.价格评估报告书，证据4.现场勘验记录苗木统计明细表，证明已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和国家政策确定拆迁补偿金额。证据5.拆迁补偿款支付凭证，证明原告已经领取了拆迁补偿款。证据6.合安铁路占地讨论会出席人员签名表，证据7.发改铁办〔2016〕1004号文件，证明结合证据2及《土地管理法》可以认定原告在2017年就应当知道拆迁主体，不存在直到2019年6月才知道的情形，已经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证据8.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记录单，证明：来电内容表明原告2017年3月24日就知道是三十岗乡政府让施工方清除附属物的，起诉被告主体错误；反馈意见表明，办理单位已告知原告土地出租人已经接受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于2017年2月25日和3月11日向原告送达部分解除土地流转合同告知书，要求其搬离现场，清除附属物，来电人表示理解。 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8日，原告与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堰稍村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堰稍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承租堰稍村委会145亩农业生产用地用于设施农业（苗木花卉、水产养殖）、生态园林、旅游观光、环保等项目经营，土地使用权租赁期为201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12日，原告参加堰稍村委会组织的合安铁路占地讨论会，该会议的签到表显示并无被告工作人员参加。2017年2月25日，土地出租人堰稍村委会以告知函的方式通知原告因合安铁路建设需要，依据发改基础〔2015〕2601号、国土资函〔2016〕1209号、发改铁办〔2016〕1004号，拟征收承租人租赁的位于堰稍村堰稍组的租赁土地，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7.2条约定要求其在2017年3月3日前搬离现场，清理附属物，否则出租方将自行评估清算并清除附属物。原告于次日向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投诉“乡政府命施工方将公司种植的树苗推倒”。同年3月，土地出租人堰稍村委会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原告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7.2条之约定解除该合同中被征收的39.02亩土地的租赁关系，并尽快搬离现场、清算附属物。2017年3月23日，涉案土地上的苗木等附着物被强行清除。2018年2月25日，评估公司出具了《价格评估报告书》（皖中信估字〔2018〕ＡＺ1-0023），确认案涉集体土地附属物及苗木评估价值529449元。原告已于2018年2月和2019年2月领取了合计529449元补偿款。2019年6月4日，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原告申请向其公开了《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新建合肥至安庆征地拆迁工作的通知》（发改铁办〔2016〕1004号，以下简称《通知》）。 另，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堰稍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5日向本院出具《关于安徽玄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讼区政府事宜相关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12月12日，我村组织召开合安铁路占地讨论会，邀请涉及的企业负责人参会，原告共来两人参会。因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及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搬离现场并清理附属物，我村在2017年3月23日，委托施工单位中铁24局组织人员、机械对红线范围内苗木等附着物进行了清理，乡城管中队协助进行现场秩序维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2019年8月16日，案涉土地上苗木等附属物于2017年3月23日被清除，原告于2017年3月24日向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投诉“乡政府命施工方将公司种植的树苗推倒”，由此可以认定原告至迟于2017年3月24日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土地上苗木等附属物被清除，至本案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主张其在2019年6月4日向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公开《通知》后才得知被告系违法强制拆迁的主体，故起诉期限应从2019年6月4日起算。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合安铁路占地讨论会出席人员签到表、堰稍村委会向原告发布的告知函及解除合同通知书、2016年原告向“12345”投诉等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在2017年3月就已知合安铁路征地拆迁事宜和有关主体，且一直就案涉土地上附属物补偿问题与相关部门协商，即使其并不确切知道被诉强拆行为的实施主体，但其可在起诉期限内及时通过信息公开途径或根据其投诉时初步确定的有关实施主体来确定诉讼对象，进而救济自身权利，法院也可通过审理查明被告是否适格。故“不知道强拆行为主体”并不构成救济自身权利的障碍，也不能成为其怠于行使诉权及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 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上附属物被清除的行为系庐阳区政府组织实施。根据与案涉拆除行为实施过程直接相关的合安铁路占地讨论会出席人员签到表、乡堰稍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告知函及其张贴告知函录像、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寄单可以证明乡堰稍村民委员会作为涉案土地承租方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7.2条约定作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组织对原告苗木等附属物进行清理，引发本案拆除行为的基础和直接的法律关系为土地流转合同的解除，而非被告实施的征收或者强制拆除行为。此外，是否具有拆迁工作职责与是否实际具体实施拆除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故不能因有关《通知》中“合安铁路项目中征地拆迁工作由相关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作为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的内容，来推定庐阳区政府实际实施了拆除行为，而应以有关证据来进行判断和认定。本案原告认为庐阳区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但庐阳区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在此情况下，根据“不能要求当事人证明一个事实不存在的”证据规则，庐阳区政府不需要承担对其没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原告应负有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由被告作出的初步举证义务。本案中与案涉拆除行为直接相关的上述会议签到表、村民委员会的告知函、张贴告知函录像、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寄单、村委会出具的有关情况说明，均不能证明庐阳区政府组织实施了案涉强制拆除的行为。原告以庐阳区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玄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琦 审判员  张俊 审判员  潘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程文 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