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初1384号 原告：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汽车城达到668号。 法定代表人：瞿大明，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锃康，四川宏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四川宏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新西路392号。 法定代表人：白铁鸿，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奎，男，汉族，1979年11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公司员工。 被告：白铁鸿，男，汉族，1953年3月13日，住辽宁省兴城市。 被告：王秀丽，女，汉族，1963年9月20日出生，住辽宁省兴城市。 被告：庞杰，男，汉族，1962年4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被告：罗丽杰，女，汉族，1961年4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强，辽宁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成工公司）与被告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成工公司）、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成都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被告成都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奎，被告辽宁成工公司、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成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辽宁成工公司向成都成工公司支付货款41601797.37元；2.判令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就辽宁成工公司应当承担的上述债务向成都成工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成都成工公司对白铁鸿所持有的辽宁成工公司的24%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成都成工公司对庞杰所持有的辽宁成工公司的6%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辽宁成工公司、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主要事实和理由：1.2010年至2015年期间，成都成工公司按年度与辽宁成工公司签订《产品代销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辽宁成工公司在辽宁省部分地区代理销售成都成工公司的“成工”牌系列产品，销售所得款项应存入成都成工公司与辽宁成工公司双方共管账户。2.为担保成都成工公司的债权，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就成都成工公司与辽宁成工公司于2012年1月1日之前及2012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所有债权提供最高额担保；白铁鸿、庞杰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了《质权合同》，质押标的为白铁鸿、庞杰持有的辽宁成工公司的24%、6%股权。3.成都成工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0日、2017年3月20日向辽宁成工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催其支付逾期款项41641797.37元，但辽宁成工公司收到该函后并未履行支付义务。 辽宁成工公司辩称，1.辽宁成工公司给予成都成工公司的款项应减少13625167元；2.成都成工公司作为辽宁成工公司的大股东，对公司进行了实际管理、控制以及经营决策，对辽宁成工公司的经营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不应以经营管理权限来追究小股东的全部责任。辽宁成工公司认为本案系股东之间的纠纷，不应是欠款纠纷，所以成都成工公司的起诉案由有误，请求驳回成都成工公司诉讼请求。 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共同辩称，1.白铁鸿、王秀丽、庞杰作为担保人以及辽宁成工公司的小股东，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义务。本案是由于成都成工公司在经营管理及决策上的失误造成了公司的损失，所以成都成工公司不应当站在主导地位追究小股东的责任。2.《担保协议》不具有担保效力，且罗丽杰并未在《担保协议》中签字，对罗丽杰不产生效力，故罗丽杰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成都成工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产品代销合作协议》4份、《补充协议》4份、《附加协议》2份、《保管承诺书》3份、《产品价格表》18份、《代销产品结算承诺书》19份，拟证明成都成工公司与辽宁成工公司存在代销合同关系。 第二组证据：《催款通知书》三份，拟证成都成工公司对辽宁成工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及成都成工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担保协议》2份、《质权合同》2份、《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1份，拟证明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为辽宁成工公司的案涉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以及白铁鸿、庞杰为辽宁成工公司的案涉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并设置了质权的事实。 辽宁成工公司、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质证意见：对《担保协议》中罗丽杰的签名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不予认可。其中第一组证据仅能证明成都成工公司与辽宁成工公司之间存在公司经营关系；第二组证据并不代表成都成工公司向辽宁成工公司主张债权，而是对辽宁成工公司代销车辆欠款数额的确认，且成都成工公司对辽宁成工公司提供的配件、房产以及二手机损失并未在《催款通知书》上体现。 本院认证：辽宁成工公司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来源合法，且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涉及到《担保协议》上“罗丽杰”的签名是否真实的问题，在罗丽杰明确提出该签名非其本人所为，且成都成工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并未看见罗丽杰当面签字的情况下，本案应由成都成工公司对签名的真伪承担举证责任。因成都成工公司并未申请司法鉴定，导致签名的真伪不能确定，成都成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第三组证据的其他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辽宁成工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装载机库存配件事宜请示》，拟证明配件款有793186余元，辽宁成工公司主张在本案中抵销。 第二组证据：《辽宁成工房产过户抵债协议》，拟证明辽宁成工公司向成都成工公司交付过价值2831981元的6套房产，辽宁成工公司主张在本案中抵销。 第三组证据：《关于二手机强制执行处置的通知》，拟证明成都成工公司要求辽宁成工公司强制处置二手机，造成2千万元的损失，并且成都成工公司给辽宁成工公司出具过审批表，表示可以予以承担50%的损失，辽宁成工公司主张在本案中抵销1000万元。 第四组证据：付款证明，拟证明在成都成工公司主张催款之后，从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6月29日辽宁成工公司向成都成工公司又支付了85000元，辽宁成工公司主张在本案中抵销。 成都成工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金额存在差异，辽宁成工公司主张79万余元，但成都成工公司不予认可，最终并没有达成共识，配件在《产品代销合同》中有约定金额；对第二组证据予以认可，金额也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通知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决定，也没有公司法人的签字；对第四组证据认可，但仅有20000元是在成都成工公司向辽宁成工公司发送《催款通知书》后支付，故成都成工公司同意在本案中抵扣20000元。 本院认证：成都成工公司对第二组、第四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其他证据，本院在后文中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上述采信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至2015年期间，成都成工公司按年度与辽宁成工公司签订有《产品代销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附加协议》。《产品代销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1.辽宁成工公司在辽宁省代销区域内代理销售成都成工公司的“成工”牌系列产品；2.辽宁成工公司应在其所在地银行开立成都成工公司与辽宁成工公司共管账户，并将收取代销成都成工公司产品的所有款项全部进入共管账户；3.辽宁成工公司以按揭和融资租赁方式销售代销产品的，必须在交机后3个工作日内将首期款存入共管账户。《补充协议》中“结算”条款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辽宁成工公司每对外销售一台代销产品，即应同成都成工公司签订《交机申请暨结算承诺书》，并按约定期限支付货款及保证金；2.现金支付方式：由辽宁成工公司直接将货款及保证金汇入成都成工公司指定账户或成都成工公司参与共管的账户；3.辽宁成工公司以一次性付款方式销售给客户的，在辽宁成工公司向客户交机后10个工作日内向成都成工公司付清；辽宁成工公司以按揭方式销售给客户的，在辽宁成工公司向客户交机后60日内（但在此期间若银行发放了按揭贷款，辽宁成工公司应在收到款项后7个工作日内）向成都成工公司付清；辽宁成工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销售给客户的，在辽宁成工公司向客户交机后45日内（但在此期间若融资租赁公司支付了货款，辽宁成工公司应在收到款项后7个工作日内）向成都成工公司付清；辽宁成工公司以定期租赁方式销售给客户的，按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的《交机申请暨结算承诺书》中约定的时间向成都成工公司付清货款；解除《产品代销合作协议》时，未到期的款项视为已到期；辽宁成工公司超过上述约定期限付款的，成都成工公司有权就超期部分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辽宁成工公司收取利息，并有权直接扣减辽宁成工公司的激励金。 为担保成都成工公司的债权，白铁鸿、王秀丽、庞杰于2011年12月20日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约定：白铁鸿、王秀丽、庞杰就成都成工公司与辽宁成工公司于2012年1月1日之前及2012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所有债权提供最高额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四年止。白铁鸿、庞杰分别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了《质权合同》，约定：白铁鸿、庞杰为担保辽宁成工公司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履行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的《产品代销合作协议》，以白铁鸿持有辽宁成工公司24%的股份（质押股权注册资本为240万元）及庞杰持有辽宁成工公司6%的股份（质押股权注册资本为60万元）向成都成工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2010年7月8日，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载明：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辽宁成工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为300万元；出质人为白铁鸿、庞杰；质权人为成都成工公司。 上述合同履行期间，辽宁成工公司向成都成工公司出具了《代销产品结算承诺书》若干份。《代销产品结算承诺书》载明了辽宁成工公司向客户交机的时间、辽宁成工公司向成都成工公司应支付的结算单价及具体付款方式和时间等内容。 成都成工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0日、2017年3月20日、2017年6月20日向辽宁成工公司发出三份《催款通知书》，其中2016年12月20日《催款通知书》载明待收款为41666797.37元；2017年3月20日《催款通知书》载明待收款为41641797.37元；2017年6月20日《催款通知书》载明待收款为41601797.37元。其中，2013年4月28日（含本数）以前已到期的待收款为30092832.37元。 2017年6月29日，辽宁成工公司向成都成工公司付款20000元。 成都成工公司在本案中同意成都成工公司以房屋抵消2831981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纠纷的性质；2.辽宁成工公司是否欠付成都成工公司款项以及具体数额；3.辽宁成工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是否成立；4.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在本案中是否担责，以及如何担责。本院就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从案涉《产品代销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附加协议》的约定内容看，合同双方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即由辽宁成工公司代成都成工公司销售案涉“成工”牌系列产品，并在销售产品后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向成都成工公司支付销售货款。成都成工公司、辽宁成工公司在本案中亦认可案涉合同为代销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成都成工公司基于辽宁成工公司未支付案涉合同项下已销售的销售货款而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涉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案不属于股东之间的纠纷。辽宁成工公司、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罗丽杰关于本案属股东之间的纠纷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成都成工公司基于辽宁成工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对外已销售“成工”牌系列产品的实际情况，向辽宁成工公司发出了《催款通知书》，辽宁成工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上已盖章确认，且辽宁成工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催款通知书》上载明的“成工”牌系列产品已完成了销售，故本院确认截止2017年6月20日，辽宁成工公司应向成都成工公司支付的销售货款为41601797.37元。因辽宁成工公司在收到上述《催款通知书》后向成都成工公司付款20000元，故辽宁成工公司尚欠成都成工公司销售货款为41581797.37元。辽宁成工公司虽抗辩销售货款均已汇入双方共管账户，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辽宁成工公司主张的抵销问题，成都成工公司同意在本案中抵销2831981元，本院予以确认。抵销后，辽宁成工公司应向成都成工公司支付的销售货款为38749816.37元。辽宁成工公司主张的其他抵销款项因其不能证明系对成都成工公司已到期且明确的债权，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辽宁成工公司无权以抗辩的方式在本案中行使抵销权，其可另案解决。辽宁成工公司围绕抵销问题所提交的第一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催款通知书》载明内容看，成都成工公司基于应收销售货款对辽宁成工公司享有的债权虽大多在催款的两年前即已届至履行期，但辽宁成工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中已载明了“最后到期日”、“贵方应付货款如下表”及“若对以上欠款确认无误，请加盖贵公司公章”等内容的情况下，仍在《催款通知书》上盖章进行确认，该行为表明了辽宁成工公司同意履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辽宁成工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成都成工公司要求辽宁成工公司支付销售货款41641797.37元的诉讼请求，除辽宁成工公司已归还部分及成都成工公司同意抵销部分外，本院均予以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白铁鸿、王秀丽、庞杰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及白铁鸿、庞杰分别与成都成工公司签订的《质权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质押的股权于2010年7月8日办理了出质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质权已于2010年7月8日设立。本案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在上述《担保协议》《质权合同》并未约定行使担保权顺序的情况下，成都成工公司有权要求白铁鸿、王秀丽、庞杰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也可以要求白铁鸿、庞杰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但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行使担保权。根据查明的事实，成都成工公司向辽宁成工公司发送《催款通知书》时并未经过白铁鸿、王秀丽、庞杰确认，故辽宁成工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上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进行重新确认的行为，其效力不能及于白铁鸿、王秀丽、庞杰。对白铁鸿、王秀丽、庞杰而言，仍应按原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保证担保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成都成工公司对辽宁成工公司享有的债权于2013年4月28日（含本数）有30092832.37元履行期限已届至，至2017年4月27日保证期限已届满。成都成工公司2017年4月28日提起诉讼时上述债权的保证期限已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白铁鸿、王秀丽、庞杰针对该部分被担保债权的保证责任已免除，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成都成工公司2017年4月28日提起诉讼时，尚有11508965元（41601797.37元-30092832.37元）债权的保证期限未届满，成都成工公司要求白铁鸿、王秀丽、庞杰针对该部分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质押担保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述30092832.37元债权的诉讼时效最晚结束日为2015年4月27日，至成都成工公司2017年4月28日提起诉讼时均已超过二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本院对成都成工公司基于上述债权行使质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成都成工公司在11508965元（41601797.37元-30092832.37元）债权范围内行使质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成都成工公司要求罗丽杰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白铁鸿、王秀丽、庞杰关于《担保协议》系被胁迫所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成都成工公司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的问题，因其并未明确具体金额，且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给付销售货款38749816.37元； 二、白铁鸿、王秀丽、庞杰对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上述债务中11508965元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白铁鸿、王秀丽、庞杰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追偿； 三、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11508965元债权范围内，有权对白铁鸿持有的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24%的股权及庞杰持有的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6%的股权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白铁鸿、庞杰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009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55009元，由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5009元，辽宁成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白铁鸿、王秀丽、庞杰负担2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伟 审 判 员  黄 强 人民陪审员  冯达彬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