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61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林景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委会上谷小组，注册号为441********6156。法定代表人：彭玲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仁武，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幸杰颖，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玲玲，女，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公民身份号码为510************62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鸿圣，男，1953年6月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桃园市桃园区庄敬里13邻同德十一街35巷18弄5之2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为00287092，台湾地区身份证号码为H100252324。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莹荣，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春，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林景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鼎公司）、彭玲玲因与被上诉人戴鸿圣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3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森鼎公司、彭玲玲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戴鸿圣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戴鸿圣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票据为支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一条“提示付款期限：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的规定，戴鸿圣应当分别于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15日、2014年1月20日及2014年1月25日前行使相应票据权利。根据庭审查明事实，戴鸿圣分别于上述期限前往银行承兑，被银行告知上述支票为空头支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戴鸿圣持支票无法兑现后，其权益即受到侵害。戴鸿圣完全可以持上述空头支票向森鼎公司、彭玲玲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戴鸿圣持空头支票到银行承兑遭到拒付的当天就知道权益受到侵害，即该日为权利受到侵害的诉讼起算时间。上述支票中出票日期最晚的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述支票对应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最晚届满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故即便戴鸿圣于2016年2月3日向彭玲玲登记的电话号码发送催款短信，该短信也不能中断已于2016年1月26日诉讼时效届满的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戴鸿圣向本院答辩称：戴鸿圣合法持有案涉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戴鸿圣有权请求森鼎公司返还到期未支付的支票金额相关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森鼎公司为彭玲玲的独资公司，现没有证据证明彭玲玲与森鼎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故彭玲玲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森鼎公司、彭玲玲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鸿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森鼎公司立即向戴鸿圣支付支票款100000元及利息（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日为23500元）；2.彭玲玲对森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森鼎公司、彭玲玲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戴鸿圣提交的借据显示，案外人姚富文先后向戴鸿圣借款70万元，具体包括：（1）于2002年4月6日借款20万元，承诺于2002年8月5日还款；（2）于2003年1月1日借款20万元；（3）于2004年7月16日借款30万元，承诺于2004年10月16日还款。此外，戴鸿圣提交的2003年12月22日的保管书复印件显示，姚富文收到戴鸿圣20万元，由姚富文保管三个月，到期全款归还给戴鸿圣。戴鸿圣称保管书记载的20万元亦是其向姚富文出借的款项。前述借据和保管书的“借款人”或“立据人”处均有“姚富文”字样签名。戴鸿圣主张其共向姚富文出借了90万元，姚富文已归还部分借款，但双方没有统计具体还款金额，后戴鸿圣向姚富文催要欠款，姚富文让森鼎公司向戴鸿圣开具了6张、合计金额为36.5万元的支票用于还款。该6张支票的出票人签章处均加盖有“东莞市***林景观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彭玲玲”字样印章，收款人处均为空白，用途均为“往来款”，付款期限均自出票之日起十天，具体包括：（1）票号为102**********137，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金额为10万元（涉案支票）；（2）票号为102**********138，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金额为10万元；（3）票号为102**********139，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5日，金额为5万元；（4）票号为102**********140，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金额为5万元；（5）票号为102**********141，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15日，金额为5万元；（6）票号为102**********142，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15日，金额为1.5万元。2013年11月18日，戴鸿圣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姚富文前述6张支票，收据载明“至今日起所余债务只余利息及人民币五万元正”。戴鸿圣主张前述支票因森鼎公司的账户余额不足而无法兑现，森鼎公司亦未向戴鸿圣支付支票金额。森鼎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彭玲玲。彭玲玲确认前述支票出票人签章处的印章与森鼎公司及其个人使用的印章样式一致，但森林公司及彭玲玲均否认有开具上述支票。此外，彭玲玲确认其是姚富文的配偶，但表示不清楚姚富文向戴鸿圣借款一事。森鼎公司主张前述支票的诉讼时效应自出票日期次日起的第十天开始计算二年，因此诉讼时效在戴鸿圣起诉前已届满，即使支票是森鼎公司开具的，戴鸿圣亦已丧失胜诉权。戴鸿圣则主张前述支票兑现失败后，其一直有向森鼎公司、彭玲玲及姚富文催要支票金额。根据戴鸿圣提交的短信显示，戴鸿圣曾于2016年2月3日向名称为“姚富文森鼎”的电话号码188*****878发送短信“姚，给你一个台湾账户，第一银行中正分行27368036944户名戴鸿圣，请用繁体字。钱汇入后麻烦给我一个电话或简讯，谢谢啦！”，此后，戴鸿圣在2016年7月3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亦多次向该号码发送短信催要欠款。经查，电话号码188*****878的登记人为彭玲玲，彭玲玲主张该号码的实际使用人为姚富文。戴鸿圣确认曾于2017年7月5日更换手机，森鼎公司据此主张戴鸿圣在手机更换前发送的短信并非原始数据，森鼎公司不予认可。2018年3月29日，戴鸿圣向名称为“姚妻彭玲森鼎”的电话号码150*****922发送短信“玲玲，你回重庆很久了，有两件事要让你知道，1.姚很久就联络不上了，2.你还有六张支票未兑现在我这里，你准备怎么处理？戴老师”。彭玲玲确认其曾经使用电话号码150*****922，但主张其于2015年已停用该号码，并否认有收到前述短信。此外，户名为彭玲玲的账户曾向戴鸿圣账户转账数笔款项，包括：（1）2012年7月24日转账16000元，（2）2012年9月10日转账8000元，（3）2012年11月22日转账5000元，（4）2013年2月15日转账10000元，（5）2014年1月30日转账10000元，（6）2014年5月31日转账3000元。戴鸿圣主张前述款项均是姚富文用于偿还借款，且汇款人是彭玲玲，证明了彭玲玲有参与借款；戴鸿圣并主张2014年1月30日转账的10000元不是用于兑付支票金额，但2014年5月31日转账的3000元是用于兑付支票金额，但具体用于兑付哪张支票的金额，双方没有约定。以上事实，有戴鸿圣提交的前述证据、原审法院经戴鸿圣申请调取电话号码188*****878的登记人信息查询结果以及原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姚富文向戴鸿圣借款的事实有借据为证，彭玲玲确认其是姚富文的配偶，且彭玲玲的账户曾数次向戴鸿圣汇款，戴鸿圣亦多次向彭玲玲登记的电话号码催要欠款，故有理由相信彭玲玲对姚富文向戴鸿圣借款一事是知情的。森鼎公司作为彭玲玲独资的公司，其向戴鸿圣出具支票用于为姚富文偿还借款，符合常理。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戴鸿圣合法取得该六张支票。戴鸿圣持有支票原件，可以确认其并未成功兑现该些支票。但戴鸿圣主张支票是因森鼎公司的账户余额不足而被拒绝付款，却没有提交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等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戴鸿圣该主张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戴鸿圣持有的六张支票的出票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5日、2014年1月10日及2014年1月15日，故戴鸿圣应分别在2014年6月30日、2014年7月5日、2014年7月10日及2014年7月15日前行使相应票据权利，由于戴鸿圣未在该期限前行使票据权利，故戴鸿圣对该六张支票享有的票据权利已消灭。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戴鸿圣可依据该规定要求出票人森鼎公司返还与未支付的支票金额相当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戴鸿圣享有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票据权利行使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二年，其中出票日期最早的支票对应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最早届满，届满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但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戴鸿圣已于2016年2月3日向彭玲玲登记的电话号码发送了催款短信，即使该号码实际使用人可能为姚富文，但如前所述，因彭玲玲确认其与姚富文是夫妻关系且彭玲玲知晓涉案借款，而彭玲玲是森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独资股东，故该短信亦可视为戴鸿圣已向森鼎公司提出履行请求，因此戴鸿圣享有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2月3日中断，此后，戴鸿圣又多次催要欠款，故诉讼时效在2016年2月3日后又多次发生中断并重新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后应重新计算三年。因此，戴鸿圣于2018年9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返还票据利益时，仍处于诉讼时效期间内。戴鸿圣自认其于2014年5月31日收取的3000元是用于支付支票金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由于戴鸿圣、森鼎公司、彭玲玲并未约定该3000元具体用于支付哪一张支票的金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原审法院确定该3000元用于支付票号为102**********137（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金额，故戴鸿圣有权要求森鼎公司返还与未支付的支票金额相当的利益97000元。戴鸿圣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后，森鼎公司未能及时返还上述款项，应自戴鸿圣起诉之日即2018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戴鸿圣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彭玲玲是森鼎公司的独资股东，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者财产相互独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彭玲玲应对森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戴鸿圣超过上述范围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森鼎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戴鸿圣支付97000元及利息（以97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9月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彭玲玲对第一判项所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戴鸿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770元，由戴鸿圣负担94元，由森鼎公司、彭玲玲负担217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戴鸿圣为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为涉台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大陆法律处理涉案争议，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针对森鼎公司、彭玲玲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分析如下：戴鸿圣持有案涉支票原件，森鼎公司、彭玲玲确认支票签章的真实性，只是不确认支票是向戴鸿圣开具，对此，本院经分析确认戴鸿圣是案涉支票的合法持有人，理由如下：首先，戴鸿圣向姚富文出借款项是事实，而彭玲玲作为姚富文配偶多次向戴鸿圣汇款，彭玲玲主张属于其他资金往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戴鸿圣亦多次向彭玲玲进行催款，且彭玲玲又是森鼎公司的独资股东，因此，戴鸿圣主张姚富文将森鼎公司开具的案涉支票用以偿还借款，戴鸿圣收取案涉支票所基于的基础法律事实较为可信。其次，森鼎公司发现支票遗失或被盗、挪作他用却并未向银行申请挂失等处理，明显与常理不符。戴鸿圣在本案主张行使的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戴鸿圣行使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普通民事权利，并非票据权利，属于票据权利丧失后的利益救济。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戴鸿圣的票据权利是在支票出票日起六个月消灭，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丧失后产生，故相应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票据权利行使期限届满的次日起开始起算，原审法院认定出票日期最早的支票相应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16年6月30日，处理正确。由于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戴鸿圣已于2016年2月3日向彭玲玲登记的电话号码发送催款短信，可视为戴鸿圣向森鼎公司提出要求履行，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戴鸿圣于2018年9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森鼎公司、彭玲玲以戴鸿圣未在支票提示付款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森鼎公司、彭玲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225元，由东莞市***林景观有限公司、彭玲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卢敏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