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9686号原告：徐莉，女，198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行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东海，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学佳，男，198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灌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美丽，女，198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系被告姐姐。原告徐莉诉被告唐学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莉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行素，被告唐学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美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莉诉称：被告向原告借款40万元，现已归还借款20万元，尚欠本金20万元。2016年5月15日，被告因购买奔驰车辆，但因上牌资质、个人银行流水限制无法签署相关融资租赁合同等原因，便借用原告名义购买，并向原告借款用于支付预付款及购置税，并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向原告借款12万元。2017年5月20日，被告因项目投资再次向原告借款28万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承诺在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全部借款。原告向被告共计提供借款40万元，但被告只依约在2017年6月24日向原告偿还20万元借款，剩余的本金20万元至今未归还。相反，被告用归还原告的借款本金20万元，恶意主张是股权转让款，并在越秀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23932号。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200000元及支付利息10200元（利息以80000元为本金，按6%的年利率计算，自2017年7月1日起算至2019年8月15日为10200元；剩余利息以200000元为本金，按6%的年利率自2019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唐学佳辩称：一、关于2016年5月15日出具12万元借条（以下简称“借条1”）的意见。1、关于“借条1”出具的真实意思表示。徐莉以员工福利及便于被告开展公司业务考虑，曾口头承诺：徐莉将所购奔驰车辆交由被告使用，假如被告承担了车贷，支付了尾款，车辆即归其所有。为防止被告将车辆开走不还，徐莉要求其出具“借条1”。根据口头协议约定，徐莉在车辆交被告使用期间（2016.7-2018.6），按车贷还款额以微信转账或工资抵扣等形式向被告累计收取72000元，并同时收取车辆车险费5799元，后因被告无力结清尾款，徐莉遂要求其交还车辆并进行了转卖。故被告未曾因将车辆占为己有而导致触发与徐莉的口头协议的责任条款“欠徐莉l2万元”。原告举证的《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销售合同》等合同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生时间均证明了在“借条1”出具前徐莉已购买了车辆。2、“借条1”载明：唐学佳今向徐莉私人借款l20000元。根据借条内容及《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销售合同》，既无从得出被告委托徐莉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借名买车”的意思表示，更无法说明徐莉是受被告指示将借款用作“借名买车”的出资款。同时，原告先在诉状中主张借款用于支付预付款及购置税，后又在证据清单中列明其支付的是汽车购置税、预付款、首期租金，但其证据材料中却根本没有车辆购置税的相关支付凭据，故而可见被告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并无确切依据。此外，原告一直占有购车合同、机动车附属证照等相关原始凭证，车辆保险信息显示投保人/车主是徐莉，被保险人是唐学佳等细节也均佐证了徐莉为实际购车人而非被告。3、“借名买车”本质上违反了广州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是一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被告从未指示原告进行。既然原告也认为《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销售合同》是真实、合法的证据材料，那么原告履行合同义务进行还款的行为自然是系其本人真实、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二、关于2017年5月20日出具28万元借条（以下简称“借条2”）的答辩意见。被告个人虽有意参与泰诺健和礼货大师项目并2017年5月20日与徐莉达成借款合意，但鉴于后续其本人并未投资上述项目，所以并没有要求徐莉直接交付借款或指示其交付第三方。具体意见为：1、原告所举证的礼货大师项目的《健身房项目代理合作合同》签订于2017年5月20日，合同主体为：甲方广州梦族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志刚）、乙方“礼货大师”代理运营商（胡志刚代签）与丙方徐莉实际控股的广州体能仓库健身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体能”），其合同内容为加盟代理“礼货大师”网上商城并就后续在健身房推广运营达成一致。2017年5月21日、22日，徐莉代广州体能先后向胡志刚（由甲方指定）分别转账20万、10万（具体多少金额是代被告垫付的也表述不清）。虽然被告曾在《健身房项目代理合作合同》落款处签字，但合同已明确其参与身份为“法人代表”而非其本人。需要强调的是“广州体能”已于2018年清算注销。鉴于礼货大师项目停运，经胡志刚本人证实已退还徐莉个人（而非广州体能）17万元，剩余13万元还有待双方协商。故结合《健身房项目代理合作合同》的合同主体、内容、履行情况、合同原件持有人及资金往来情况等信息可知，礼货大师项目代理协议与被告个人无直接关联，被告并未授权徐莉及广州体能代其签署并转账，同时“借条2”内容亦未有此意思表示。2、首先，原告举证的泰诺健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存异的。理由如下：（1）《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李晓兵与广州向尚健身有限公司（由徐莉100%控股）（以下简称“广州向尚”），标的公司广州市泰诺健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诺公司”）盖章确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三、公司的投资与利润分配：1、运营前期投入，乙方主要为现金投入，投资金额为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占公司总股比25%”但根据工商信息显示，2017年5月26日，广州向尚是从泰诺公司原股东王小丽（而非李晓兵）受让的泰诺公司25%股权。（2）《合作协议书》约定：“为保证公司今后更好的经营管理，公司唯一指定二类账户62×××02工行广州东涌支行李晓兵，公司所需款项各股东按比例汇入公司账号……”，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但泰诺公司工商信息显示：2017年泰诺公司注册资本金实收金额0元，截止2019年9月9日，泰诺公司实收资本仍然为0元。故原告主张的《合作协议书》项下的股权投资款并未真正到过泰诺公司账户，且协议相关约定内容是违法的。（3）2019年徐莉将所持有广州向尚股权全部进行了转让，同时经李晓兵证实已退还徐莉个人（而非广州向尚）泰诺健项目相关款项29万元，剩余1万元有待偿还。同时，即使《合作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确实存在所谓协议约定的股权投资，但根据该协议的签订主体、签订时间、资金往来情况、泰诺公司及广州向尚的工商公示信息及协议原件持有人等事实可知，《合作协议书》非被告授权徐莉及广州向尚代其签署并转账，“借条2”的内容亦未有此意思表示。另值得注意的是，“借条2”出具时间是2017年5月20日，在此之前徐莉已累计向李晓兵个人累计支付30万元，且徐莉对其中多少金额是所谓的垫付款也表述不清。三、被告从未实际收到原告交付的40万元借款，故而不存在偿还20万元借款的意思表示。该20万元的性质为受让徐莉持有广州向尚的股权对价，被告已就股权转让纠纷先行起诉。l、前述一、二点已充分论述，原告虽极力主张其已通过“为被告垫付礼货大师项目的投资款”、“为被告垫付泰诺健项目的投资款”“代被告支付奔驰汽车相关款项”等形式实际借出款项，但其举证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对其主张的20万元系“还款”更无充分、有效的说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知依约在2017年6月24日向原告偿还20万元”，那么所依何约？所还何款？首先，“借条1”除明确借款的数额、借条出具时间以外，并无用途、利率、借款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借条2”双方明确的还款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而原告在明知20万元转账时间与上述借条内容约定不符的情况下，通过多次混淆性地表述“再次向原告借款28万元”、“承诺在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全部借款”，为该20万元的转账用途及转账时间符合“还款”性质进行合理化。其次，关于20万元涉及的股权转让纠纷，被告已依法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起维权诉讼。相反，原告一方面暗示被告个人银行信用不佳，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已向其借贷大额资金，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无任何催收通知，亦与日常生活逻辑不符。综上，被告虽向原告先后出具两张借条，但借条所载款项并未实际交付，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欠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经审理查明：原告表示被告曾系其开办的健身房的店长，被告因购车需要向原告借款120000元，被告因投资需要向原告借款280000元。被告确认曾为原告员工，但该120000元借款及280000元借款均未真实产生。原告表示被告系借用原告名义购买了涉案奔驰车，原告为被告首期垫付了120000元，原告就该120000元借款的交付及履行情况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借条，该借条系被告向原告出具，载明：“唐学佳今向徐莉私人借款120000.00（拾贰万元整）”，下方有被告签名并捺印，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15日。经质证，被告确认该借条真实性，但表示因涉案车辆系原告出于员工福利开展业务，口头承诺将所购奔驰车辆交由被告使用，并由被告支付车贷尾款，为了防止被告将车开走，故要求被告出具该借条，涉案车辆的购车合同、发票、证件等材料均由原告持有，所谓借名买车的行为是违法的，出于风险考虑，被告也不会借名买车。2、销售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发票、账户明细，销售合同显示徐莉（甲方）向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乙方）购买奔驰C200L轿车，合同约定：车价为308000元（其中增值税44752.14元，车价不含税263247.86元），另行购置6000元产品，共计314000元（其中增值税部分45623.93元，车价及另行购买的产品共计不含税268376.07元）；甲方应于2016年4月21日前支付购车定金20000元。融资租赁合同显示徐莉（乙方）在2016年5月8日与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车辆型号与销售合同一致，约定：车辆销售价格308000元，租赁36期，融资成本总额246400元，还款金额总额284984.24元，预付款61600元。发票显示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2016年5月10日向徐莉出具车辆发票，载明车辆价税合计308000元。账户明细显示徐莉账户就涉案奔驰车辆的融资租赁合同还款明细，首期即2016年5月24日融资还款3002.34元，其后每期均还款3002.34元至2018年5月30日，2018年6月6日该账户一次还款204703.53元，其中还款融资金额198488.29元、融资费用260.59元、其他费用5954.65元，余款总额260.59元。原告表示其通过支付车辆购置税、预付款、首期租金的形式为被告实际出借借款，因被告后期不供款并将车辆还给原告，原告为了弥补损失，已将该车辆尾款一次性付清。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表示借名买车本质上违反了广州市公共管理秩序，是一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被告从未委托原告参与违法活动，本案不存在借用原告名义购买车辆的行为，原告为实际购车人，该证据发生在涉案120000元借条出具之前，徐莉已经购买该车辆，被告支付款项、实际使用该车辆，在被告无力结清尾款的情况下，自动放弃原告福利，将车辆归还原告，之后车辆的处理方式被告并不清楚。3、银行支付凭证，显示原告在2018年5月10日向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账54992元，原告表示该款项为增值税45623.93元、首期还款3002.34元、随车配件6365.73元；原告在2016年4月28日消费支付50000元，在2016年5月2日消费支付11600元，合计支付61600元，该支付明细未显示收款账号，原告表示该61600元系支付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经质证，被告对54992元的银行支付凭证予以确认，但该款项是公司赠予行为；被告对61600元的支付凭证有异议，该流水不能证明车辆购买人是原告，购车行为是属于公司行为，被告曾为黄边店健身房的店长，使用被告个人的银行账号用于店铺的经营流水，经被告核实，2016年4月21日曾有20000元从该账户转出至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即首付款中的61600元并非全部由原告本人支付，而是有20000元由公司支出。4、微信还款记录及车辆保险信息，显示被告在2017年2月18日向原告付款3000元，2017年3月15日向原告付款6000元，2017年5月23日向原告付款3000元，2017年6月21日向原告付款3000元，2018年4月扣减3000元用于贷款，原告表示被告支付了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每个月的贷款3000元，2018年6月开始，被告未支付任何款项。车辆保险信息显示涉案车辆车牌为粤Ｒ×××××，投保人/车主为徐莉，被保险人为唐学佳，原告表示涉案车辆由被告占有并使用。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已为该车辆购买了2年保险，被告确认有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其已支付融资租赁合同中账户明细上2016年7月至2018年5月的款项，在2018年6月15日徐莉该扣减了被告3000元工资用于支付贷款，故截至2018年6月的所有贷款被告均已支付。5、微信记录，显示原告与“奔驰管小姐”的微信聊天，原告表示“奔驰管小姐”当时接受被告的材料，因材料通不过才借名买车，该12万元垫付款真实存在，微信记录显示：原告“记不记得我2、3年前陪唐学佳去找你买车”，管“当然记得呀”，原告“当时唐学佳买车的时候不是贷不了款吗，后来他用我的名字买车，记得吗？”，管“记得”，原告“现在他想抵赖，说没有这12万的事，车一直是他在用”，管“对，一开始是用他的名字办不下来”，原告“首付款+购置税总共12万我借给他的，他每个月我3000”。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被告表示其没有资格买车，联系过管小姐，也有给管小姐资料，本来员工福利该车辆就应该登记在被告名下，因被告没有资格，无法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所以登记在原告名下，赠与行为一直是存在的。6、车辆转让信息、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在2018年6月10日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案外人，转让价格为262800元，原告表示该款项均已收取。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表示车辆首付款61600元，车辆贷款还款总额75066元，最后原告仅付款204703即取得车辆所有权并将车辆卖出，获利58097元，原告的行为侵害了公司利益，因车辆首付款中有20000元系公司支付，被告将另案主张。被告为证实其已支付2018年6月的贷款及涉案车辆首付款并非全部由原告支付，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记录，显示2018年4月16日徐莉扣减被告工资3000元，仅向被告支付工资1600元。经质证，原告表示确有扣除3000元，但用于支付2018年5月的贷款，自付清奔驰的后续所有款项后原告没有收取过被告任何分期款。2、银行转账明细及森林健身黄边店部分财务资料，显示账号62×××53在2016年4月21日向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账20000元；向尚健身广州黄边店的在2016年6月至7月的账户明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会计报表等资料，但均无相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其中会计报表标注员工福利为员工启动大会购买西瓜。被告表示因当时黄边店系徐莉个人所有，其为黄边店店长，该车辆购买是公司行为而非徐莉个人行为。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原告表示该店是徐莉个人所有，该20000元与合同约定的61600元不同，该20000元与本案无关，且被告提供的会计报表中标注的“员工福利”为买西瓜。原告表示涉案280000元借条系因被告与原告共同参与投资“礼货大师”项目和“泰诺健”项目，该两个项目都是由被告介绍给原告的，两个项目共同投资600000元，原告占60%即360000元，被告占40%即240000元，原告为被告垫付该投资款240000元，并将款项全额支付给投资方，因考虑到股权溢价，故约定为借款280000元。被告表示其需要参与项目的合作，想向原告借款280000元，但并未实际借款，“礼货大师”项目在借条出具之前已经投资了，“泰诺健”项目并没有出资到位，唐学佳应享有的份额均由徐莉本人占有，之后被告也不知悉两个项目的进展；且该两个项目的款项徐莉本人都已基本追回，其中“礼货大师”项目已追回17万、“泰诺健”项目已追回29万，该两个项目均与被告无关。原告为证实该280000元借款的出借情况及履行情况，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借条，该借条由被告向原告出具，载明：“今唐学佳借徐莉280000（贰拾捌万元整），唐学佳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还清借款。如在此期间泰诺健和礼货大师项目出现亏损，唐学佳按40%比例承担。”下方有被告唐学佳签名并捺印，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20日。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被告投资资金不足，拟向原告借款，但鉴于后续个人并未投资上述两个项目，所以并未要求徐莉实际交付该款项或交付第三方。2、合作协议书及银行明细，其中《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泰诺健”合作协议）系黄晓兵（甲方）与广州向尚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尚公司）（乙方）在2017年4月1日签订，约定：合伙经营名称为广州泰诺健体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诺健公司），项目和范围为健身器材销售、回收和维修安全业务；运营前期投入，乙方主要为现金投入，投资金额为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元），占公司总股比25%，在今后公司的运营中，所有投资、利润分成、亏损债务承担亦占25%；甲乙双方各自的投入，于2017年4月1日前完成；该投资完成后，广州市泰诺健体育有限责任公司为甲乙双方共同经营，风险共担，共负盈亏，该公司经营项目盈余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该公司经营项目出现债务，亦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外一方应按照比例在十天内向对方结清自己负担的部分；公司唯一指定账户62×××02工行广州东涌支行李晓兵。银行明细显示原告分别在2017年3月8日向李晓兵转账200000元；在2017年4月7日，向李晓兵转账100000元；合计转账300000元。原告表示就该“泰诺健”项目，原、被告系共同投资，双方约定按60%、40%的比例投资，该项目主要为购买股权，无需参与项目运营，该项目没有获取过分红，主要是由被告与李晓兵进行沟通，因为收益不好该项目已停止合作。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第一，该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李晓兵与向尚公司，标的公司泰诺健公司盖章确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三公司的投资与利润分配，运营前期投入，乙方主要是现金投入，投资金额为30万，占公司总股比25%，但根据工商信息显示，2017年5月26日，向尚公司是从原股东王小丽而非李晓兵受让了泰诺健公司25%的股权，且于2019年5月31日退出，同时泰诺健公司工商公示年报显示2017年泰诺健公司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0元，截止2019年9月9日，泰诺健公司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0元，所以原告主张的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款并未真正到泰诺健公司账户基本；第二，合作协议约定为保证公司今后更好的经营管理，公司指定账户为62×××02，工行广州东涌支行李晓兵，而根据公司法第28条，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开设的账户的规定，该协议内容是违法的；第三，2019年1月24日，徐莉将所持向尚公司股权全部进行了转让，同时经李晓兵证实，已退还徐莉个人而非向尚公司，泰诺健项目的相关款项29万，剩余1万有待偿还，该合作协议书非被告授权原告及向尚公司代其签署并转账，涉案280000元的借条的内容亦未有此表示；同时，借条出具时间是2017年5月20日，在此之前，徐莉累计向李晓兵个人累计支付30万，且原告对其中多少金额是所谓的垫付款也表述不清。另，向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登记成立，原注册资本为3万元，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徐莉；2016年8月3日，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2019年1月24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莉变更为刘学军，股东由徐莉变更为刘学军、刘春寿。泰诺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股东在2017年5月26日由王晓丽变更为广州向尚健身有限分公司、李晓兵，在2019年5月3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李晓兵一人。就该“泰诺健”项目的履行情况，本院在庭审过程中当庭拨打李晓兵电话进行电话询问，李晓兵表示其是与徐莉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不清楚唐学佳有无参与该项目，系唐学佳带徐莉过来，唐学佳让徐莉签合同，其后都是李晓兵与唐学佳进行沟通，该项目在合作几个月就已经终止，投资款已退给徐莉，还剩1万元未退，不清楚唐学佳对该投资款有无份额。3、礼货大师商城健身房项目代理合作合同及银行明细，其中广州梦族科技有限公司（甲方、授权方）与广州梦族科技有限公司（暂代）（乙方、省代理方）、广州体能仓库健身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能仓健公司）（丙方、区域项目代理）于2017年5月20日签订《广州梦族科技有限公司【礼货大师】商城健身房项目代理合作合同》（以下简称“礼货大师”合作合同），约定：乙方为“礼货大师”项目广东省广州市健身房项目代理合作运营商，代理甲方“礼货大师”商城运营，甲方将向丙方提供授权书、及提供“礼货大师”商城区域代理商独立账号与密码；合作期限为一年，自2017年5月20日至2018年5月19日；丙方应在签约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交纳代理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交纳代理加盟金贰拾万元整，丙方同时享受甲方“礼货大师”在授权区域的运营权利；甲方工商银行账号62×××71，户名胡志刚；被告代表体能仓健公司签名。银行明细显示原告于2017年5月21日向胡志刚账户转账200000元；于2017年5月22日向胡志刚账户转账100000元；合计300000元。原告表示该项目按照原告60%、被告40%的比例进行投资，该项目购买的是项目代理权，主要是由被告进行运营，对外拉投资，但合作期间未获取任何利润，后该项目已停止运营。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礼货大师”合作合同的签订主体、合同内容及实际投资受益人及履约情况，恰恰说明被告身份为法人代表而非其个人签字，相反，原告对其主张的垫付前提，被告是否与体能仓健公司有委托代理关系，是否指示过原告代其向梦族公司支付代理费及30万款项中哪些是垫付款均无证明力；需要强调的是，体能仓健公司已于2018年清算注销，胡志刚已退还徐莉个人而非体能仓健公司，剩余13万还有待双方协商，故“礼货大师”合作合同与被告个人无直接关联，被告并未授权徐莉及体能仓健公司代其签署并转账，借条的内容也未有此意思表示；被告确认其有在项目中对接一些业务，但只是基于员工身份，并非作为合伙人参加。4、聊天记录、图片，微信记录显示原告与案外人微信聊天，并询问对方是否记得当时唐学佳参与“礼货大师”项目，对方回复“不是在健身房搞广告牌，充值送小礼物各种活动吗，他应该清楚的”，图片原告表示系唐学佳与徐莉一起洽谈项目、与胡志刚拍照，唐学佳宣传礼货大师项目以及唐学佳、徐莉一同参加礼货大师代理商的会议图片。经质证，被告表示其虽然有在该项目出现，但不代表是股东，当时是被告在运营店铺。另，体能仓健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唐学佳，股东为徐莉、唐学佳，其中徐莉认缴出资额180万元，唐学佳认缴出资额20万元，该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登记注销。就该“礼货大师”项目的履行情况，本院当庭拨打胡志刚电话进行询问，胡志刚表示徐莉与唐学佳代理了礼货大师项目，一起参与项目的运营，其并不清楚唐学佳与徐莉的投资分成，亦不清楚二人的内部协议，当时是两个人一起签的协议，该项目已经终止且没有利润分成，胡志刚已经退了17万元给徐莉，剩余13万元只需要退一半，在合作终止与退款的时候，徐莉和唐学佳二人一起谈过关于费用的核算及项目退款事宜，之后是与徐莉进行沟通。5、江高森林健身合作合同及截图，合作合同显示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约定股权比例自2018年10月15日起调整为甲方70%、乙方30%，乙方不承担门店损失义务，如门店盈利，乙方计提30%盈余分红，如门店亏损，由甲方自行承担并补足亏损额，乙方不参与门店日常管理，但甲方必须公开门店日常经营情况和费用报销等财务数据给乙方。该截图仅有数据截图，无签名无印章，原告表示该截图是被告2018年10月接手江高店时，店内尚有余额198679.5元，自被告接手后，原告并不清楚江高店的经营状况。经质证，被告对该合作合同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表示该合作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对截图三性不予确认。6、森林健身江高店终止合作合同，该合同系向尚公司、徐莉（甲方）与被告唐学佳（乙方）在2019年3月1日签订，约定：甲乙双方于2016年5月31日共同注册成立的广州长发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甲方于2019年2月28日正式退出该项目的全部经营活动；项目地址为广州白云区江高镇利达广场3楼，项目名称为森林健身（广州市长发健身），即日起该项目产生的所有经营问题，债权债务均与甲方无关；原合作项目，礼货大师和泰诺健两个项目已经收回的款项与未收回的款项均与乙方无关，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甲方和项目方追溯和索要项目的投资款；广州跑尔健身有限公司乙方挂靠在甲方名下的全部股份无偿赠与甲方，该项目产生的18年的管理分红和乙方已经投入的资金等，乙方全部自动自愿放弃并无偿赠与甲方；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必须同时签订广州长发健身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将甲方于工商注册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且乙方必须保证工商变更在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完成，如到期未变更，乙方不得以工商未变更为由具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3月30日乙方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乙方将承担违约责任；乙方签订本合同前不得有任何隐瞒甲方关于森林健身真实收入的行为，否则甲方保留追究乙方责任的权利；乙方必须在2019年4月30日之前结清欠广州跑尔健身有限公司的社保费用4700元；本合同签署之日起所有的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包括不限于物业租金、会员会费、私教费、员工工资等；本合同签署之后广州向尚健身有限公司的经营费用与乙方无关，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原告表示在被告2018年10月开始接手森林健身房后，至2019年3月1日唐学佳担任店长并独立运营长达半年，其完全知悉森林健身的经营状况，此时，被告在对礼货大师、泰诺健的项目权益与长发公司的股权置换，是徐莉与唐学佳双方衡量风险及收益之后进行的等价置换，徐莉讲长发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唐学佳及唐学佳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唐学佳系在完整享有泰诺健及礼货大师40%完整权益的前提下，以该两个项目40%的权益作为对价而获取长发公司90%股权，此约定也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双方也实际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但被告系向原告借款，由原告垫付该280000元投资款后被告才取得该40%的权益，故被告仍应当归还原告就“泰诺健”项目及“礼货大师”项目垫付的款项。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被告表示该终止合同签订之前，徐莉已将其持有的向尚公司的股权予以转让，徐莉此时无权代表向尚公司处理有关长发公司的股权问题，原告、被告对长发公司的权益的处理均为无效；被告表示健身房一般是负资产，不可能支付近20万的对价受让一直在亏损且负有大量债务的健身房，向尚公司将该健身房转让给被告，被告与郭必坚承接了股权，就健身市场的行情而言，转让健身房还需要给与受让方一定的款项，因为涉及到原健身卡的充值消费及私教等问题。另，长发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唐学佳，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原股东为向尚公司、唐学佳，其中向尚公司认缴出资额90万元、唐学佳认缴出资额10万元；2019年4月2日，长发公司股东变更为郭必坚、唐学佳，注册资本变更为3万元。被告为证实徐莉本人已向胡志刚、李晓兵追索项目投资款，提交了录音音频予以证实。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原告表示被告已将“礼货大师”项目、“泰诺健”项目与原告持有的长发公司股权进行了置换，项目的后续进行已经与被告无关。另查，被告于2017年6月27日向原告转账200000元，原告表示该款项用于偿还涉案280000元借条的借款，款项支付后，被告唐学佳尚欠80000元借款，被告唐学佳表示该款项系用于支付向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并就该款项返还问题于2019年5月30日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徐莉返还该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越秀区人民法院以（2019）粤0104民初23932号案受理。唐学佳在该案中提交了其与徐莉、案外人杨丹在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关于向尚健身投资经营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决议》，该补充决议约定徐莉出资315万元，占总股本70%，唐学佳出资90万元，占总股本20%，杨丹出资45万，占总股本10%，各方投资款最迟于2017年12月30日汇入徐莉账号，若唐学佳、杨丹在规定日期内未补齐款项，将按12月30日最终收到的款项核算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唐学佳在该案中表示其已在2017年6月27日将投资款200000元支付至徐莉账户，但徐莉一直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且在2019年1月24日将向尚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杨丹在该案中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在2017年10月27日签订了三方协议，但表示协议签订后唐学佳向徐莉表示不再投资，实际也没有任何投资，该协议在2017年12月底到期终止。再查，向尚公司于庭后向本院递交了《情况说明》，表示对于徐莉在2019年3月31日与唐学佳签订的森林健身江高店终止合作合同的所有内容均予以确认，确认徐莉有权签署该协议。被告表示该说明无法证明在签订该合同时存在授权徐莉的意思表示和追认的法律后果。以上事实，有借条、礼货大师项目合同、泰诺健项目合同、银行明细、车辆租售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发票、还款记录、车辆保险细腻、森林健身江高店终止合作合同、微信记录、肩高森林健身合作合同、民事起诉状、关于向尚健身投资经营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决议、工商登记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当事人间存在借款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出借款项两个要件，否则借贷关系不成立。本院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的具体问题分析如下：一、涉案120000元借款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就被告在2016年5月15日向原告出具的金额为120000元的《借条》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就该120000元存在借贷合意，被告虽抗辩称系基于被告是公司员工，公司给与员工的赠与，因担心员工私自处理车辆而要求签订该《借条》，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就涉案车辆的车款120000元存在赠与关系，且被告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签订相关文书时应对该文书载明的内容进行了解，也应知悉其签名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在理性分析判断后再在相关文书上签名，该《借条》明确记载系私人借款120000元，被告陈述系因原告担心员工将车辆开走而签订借条作为保证，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其次，原告就该120000元款项的交付，提交了购车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及其明细、银行明细予以证实，该款项交付的时间、金额与上述合同的时间、金额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金额上的一致性，原告确认实际代为垫付的金额为116592元，而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在原告垫付款之后，明显系双方对于原告垫付的款项进行清理结算后确认的金额，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就涉案116592元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三，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确认被告在2018年6月前将款项支付至原告账户用于偿还融资租赁款，但2018年5月的融资租赁款未支付，被告表示已付清2018年6月前的所有款项，现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自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的所有还款情况，而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原告确在2018年6月15日扣减被告的款项，故本院认定2018年6月前的所有款项被告均已支付，双方确认被告因无力偿还融资租赁款将该车辆交付原告，原告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了204703.53元提前清偿了剩余合同款，并将该车辆以262800元出售，原告在本案中陈述该车辆系被告借名买车，因该车辆已经出售，本院对借名买车的问题不予处理，但被告将该车辆交付原告处理，即视为被告将该车辆价值用于偿还剩余欠款，因涉案借条未约定借款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故被告实际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116592+204703.53-262800=58495.53元。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偿还上述借款，其行为构成违约，至于逾期还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原告主张按年利率6%给付逾期利息合理，但应以58495.53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涉案280000元借款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就被告在2017年5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金额为280000元的《借条》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就该280000元存在借贷合意，被告虽表示其当时拟向原告借款280000元用于投资，但并未实际出借，该款项也并未要求原告向第三方交付，但就本案查明的事实而言，胡志刚确认“唐学佳、徐莉一起参与项目运营”、李晓兵均确认“唐学佳带徐莉来的”，即合作投资的第三方均确认唐学佳有参与该项目运营，而原告向李晓兵支付投资款的时间为2017年3月8日、2017年4月7日，原告向胡志刚支付投资款的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2017年5月23日，该付款时间均在被告出具涉案《借条》前后，且借条出具日期恰为被告代表体能仓健公司与梦族公司签订合同当日，即被告是在明确知悉原告已支付或即将支付投资款的情况下出具了涉案《借条》，《借条》亦载明“泰诺健”和“礼货大师”两个项目按40%比例承担，结合双方在2019年3月1日签订的《森林健身江高店终止合作合同》可以看出，被告知悉其与向尚公司、原告之间对“礼货大师”“泰诺健”存在合作，且就该两个项目投资款进行约定，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就600000元投资款的40%即240000元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该“礼货大师”“泰诺健”项目，双方约定各自投资比例为60%、40%，原告主张的40000元溢价款，本院不予确认；其次，对于被告的还款，被告在2017年6月24日向原告支付200000元，该款项支付时间恰为借款期限即将届满，与《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基本吻合，被告虽在本案中主张该款项系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东决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但该款项无论支付的时间、价款金额均与该补充协议不符，越秀区人民法院已对该款项是否为股权转让款进行论述，本院在此不予赘述，本院认定，该200000元款项系被告向原告偿还涉案《借条》中的借款本金，故被告支付该款项后，被告就该240000元借款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0000元；第三，对于被告表示原告已经获取了案外人退回的投资款，故原告已取回其相应的款项，其不应再就该款项向被告主张，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李晓兵、胡志刚的陈述，徐莉确已取回部分投资款，依据双方60%、40%的投资比例，原告取回的40%的投资款应属于被告所有，但就2019年3月31日签订的《森林健身江高店终止合作合同》而言，向尚公司已就该合同进行说明，故本院认定该终止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该终止合同签订后，向尚公司已依约履行其合同义务，将该长发公司90%的股权转让至被告及被告指定的案外人名下，该终止合同明确约定“原合作项目：礼货大师和泰诺健两个项目已经收回的款项与未收回的款项均与乙方无关，乙方（被告）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甲方和项目方追索和索要项目的投资款”，即被告是在明确知悉原告已经收回或即将收回部分投资款的情况下，作出了放弃取回其自身享有的投资款份额的承诺，原告表示被告放弃该投资款的份额系用于支付长发公司股权的对价，而该投资份额的取得系基于被告向原告借款由原告垫付款项，故被告用该投资份额作为股权对价并不免除被告就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被告表示在其接手该“森林健身江高店”时该健身房已经负债累累，在健身行业内受让健身房还需要由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款项，故被告受让长发公司的股权无需支付对价，但被告的该项陈述并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亦无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受让该长发公司股权后已支付的对价金额，故本院对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本院认定，被告在2019年3月31日的终止合同中确认放弃其投资款，并不免除其对原告的还款责任，其仍应向原告支付剩余欠款40000元。至于利息，应以4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唐学佳向原告徐莉偿还借款本金58495.53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58495.53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唐学佳向原告徐莉偿还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徐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53元，由原告徐莉负担2212元，被告唐学佳负担2241元。被告唐学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 璇人民陪审员  陈臻奇人民陪审员  邓楚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