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6272号原告：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陈会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爽，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智标，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姚东，男，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新疆霍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晓菲，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别亚丽，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利财富公司）与被告姚东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丰利财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爽、潘智标,被告姚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晓菲、别亚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丰利财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不支付被告2017年度奖金986953.33元。事实与理由：被告2015年12月2日由张永辉招聘入职原告公司任职负责综合行政工作的副总经理，月工资标准20000元。2016年10月被告与原告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6月29日，毛凤丽、张永辉、陆力奔及被告四人签订了《关于上市公司收购项目奖励政策》，约定被告可以此奖励政策向原告公司主张获取收购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项目奖金。原告公司认为上述政策的制定，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由董事会决定高级管理人员报酬事项的原则，应属无效约定。另，即使所谓的奖励政策有效并已部分实施，但被告作为已离职员工，也不再享有获取该奖励的资格。即使被告有资格获取项目奖励，所谓的奖励政策中约定的2017年奖金的计算方法也与被告主张不一致。2017年10月科荣股份曾经停牌，2017年12月31日股票处于停牌状态，无法计算其当时的这个股价。所以依据姚东的计算方法，也无法计算出其主张的金额。被告姚东辩称：认可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原告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2015年12月2日入职原告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标准为2万元。原告公司从未任命被告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所以被告不属于原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范畴。本案涉及的奖励政策是由时任原告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项目总协调人毛凤丽（持股69.355%），公司董事总经理、第三大股东、项目主操作人张永辉，被告（项目承揽人）以及项目资金对接人陆力奔签字。该政策合法有效且原告公司已依据奖励政策向被告支付了约定的首笔奖金240万元。被告认为项目奖励政策是公司与员工之间的约定，被告并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受原告公司章程的约束。在原告公司起诉被告夫妇借款纠纷诉讼中，时任公司董事张永辉等证人均出具证言，确认了奖励政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即便该政策的制定未经董事会决定，也属于原告公司内部公司治理范畴，且如有损失，原告公司可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但不应否认奖励政策关于被告参与扩容项目获取奖励条款的效力，不应将此后果转由劳动者承担。另，被告虽然已不再是原告公司的员工（原告公司违法解除），但奖励政策的涉及项目已经一次性完成，与员工是否离职无关，且没有关于离职人员不能获取奖金的规定，所以原告公司应按约定向被告支付项目奖金。2017年，科融环境（300152），公司总股本7.128亿股，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1028亿股，占比29.50%，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100%控股上述徐州丰利公司，原告公司又100%控股上述天津丰利公司。融科环境2017年9月25日停牌，2018年1月30日复牌，故应以该股票2017年9月22日收盘价6.73元计算浮盈，即徐州丰利公司所持2.1028亿股，市值共计1415184400元。以此市值减去奖励政策约定的并购成本1296750000元，2017年当年浮盈118434400元，被告应获得986953.33元（118434400元*10%/3*25%）。经审理查明，被告2015年12月2日入职原告公司，关于被告的职务，双方各执一词。被告称原告公司仅名义上称自己为副总经理，但并没有实际任命。原告公司则表示虽然没有按照公司章程正式任务被告为副总经理，但被告就是主管人事等相关工作的副总经理。诉讼中，被告提交了《关于上市公司收购项目奖励政策》，该政策中奖金池分配方案第（二）项2017年度至2019年度奖金分配约定“1、鉴于项目退出周期较长，2017年度至2019年度根据项目浮盈情况，预提总收益10%作为三个年度的总奖金。即2017年度预提奖金为2017年12月31日总浮盈10%除以3；2018年度预提奖金为（2018年12月31日总浮盈的10%-2017年实际预提数）除以2；2019年度预提奖金为（2019年12月31日总浮盈的10%-2017、2018年度实际预提数）”、“各年度奖励数额按照毛凤丽30%、张永辉25%、姚东25%、陆力奔15%、投行部业务支持团队5%的比例为基准，分三年预发（即在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各年度内完成奖励兑现），毛凤丽、张永辉、姚东、陆力奔每人5%作为机动可调整比例，可在团队内部及外部调整”。该奖励政策尾部被奖励对象（签字）处有毛凤丽、张永辉、姚东、陆力奔的签字，落款为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公室，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被告以此证明其作为项目承揽人参与了收购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项目，并由此获得了税后240万元的项目首笔奖金（提交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交易明细证明），但表示原告公司尚未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2017年度项目奖金。对此，原告公司表示听说被告参与了这个项目，但原告公司没有作出过项目的奖励政策，更没有作出过奖金分配方案。此奖励政策系公司被告等4人自行以被奖励对象身份私自订立的，与公司章程中董事、高管获取报酬需有股东会、董事会决定的规定不符，没有效力。原告公司实际向被告支付的240万元，不是奖金，而是项目备用金（但未对备用金的目的、用途和使用、回收情况作出合理说明或解释）。对此，被告表示奖励政策系由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毛凤丽（控股股东），总经理张永辉，被告及项目人员陆力奔制定，并已实际执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定的是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与被告无关，原告公司从未按照章程规定聘任被告作为副总经理。原告公司向其支付的240万元就是奖励政策中分配方案确定的税后奖金。诉讼中，原告公司表示即使奖励政策对被告有效，但该政策第三条也明确约定“本项目奖金池总额为项目净收益的20%（上不封顶）。以融资偿还完毕之日作为绩效决算日，绩效决算日总市值作为项目总收入，以12.9675亿元作为并购的基础成本，加上项目融资的财务费用作为本项目的总投资成本”，现被告所谓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融资财务费用，所以其主张的数额缺乏依据。就财务费用，原告公司补充提交了：1、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公司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27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2017年4月补充协议）、2017年4月7日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及相关支出凭单、银行电子回单、记账凭证；2、江苏省徐州地方税务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分局，徐地税开税通（2017）16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7年12月28日前缴纳2016年6月1日至6月30日其他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及产权转让印花税；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终3739号民事判决书、（2018）津02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09号民事判决书。对此，被告不予认可，称在奖励政策中并没有关于将延迟支付产生违约金及利息以及延迟纳税产生的滞纳金计入奖励政策收购成本的约定，仅明确约定了收购支付的对价、税金以及将收购行为产生的财务费用作为收购的成本。原告公司提供的与原股东产生纠纷并发生诉讼的证据，均表明其诉讼标的为其应当支付的股权对价而没有支付，被对方通过诉讼途径追偿，其诉讼标的本来就是之前收购协议中已经约定应该支付的对价。原告公司因不及时支付承担违约责任，是其自身过错，与本次收购成本无关，没有任何关联性。在上市公司股份所有权交割前和交割后的融资主体不同，其融资目的也截然不同。交割前没有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这个时候无论是北京丰利还是天津丰利融资都是为了收购上市公司，而此时徐州杰能也与丰利无关。被告就项目融资财务费用，提交了2016年6月20日杭州浩中金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天津丰利公司向上述合伙企业借款人民币700000000元，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6年6月21日至12月21日，借款用途为收购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5%（360天）。借款合同还约定，借款先由原告公司、毛凤丽、郑军担保。待收购完成后，再以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并解除此前担保。被告还提交了2016年7月27日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该公告显示杰能科技质押给杭州浩中金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本公司21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已于2016年7月27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按照上述借款合同及解除质押登记的时点，计算700000000元人民币，年利率15%（360天）计算，2016年6月21日至7月27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为10791666.67元。另查，原告公司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本院起诉被告及其配偶要求返还借款240万元。本院2018年3月16日作出（2016）京0102民初308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公司“以备用金形式对姚东发放的款项只能是借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原告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就判决提出上诉，该判决书现已生效。又查，被告在本案前以原告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原告公司支付2017年年度奖金986953.33元。2018年10月29日，上述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8]第4477号裁决书，裁定原告公司支付被告2017年度奖金986953.33元。后，原告公司不服，向本院起诉。诉讼中，原告公司以对被告提交的《关于上市公司收购项目奖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争议，并在本院另案起诉要求确认该奖励政策无效，本案亦因此中止审理。后，原告公司撤回上述起诉，本案恢复审理。上述事实，有《关于上市公司收购项目奖励政策》、银行交易明细、本院（2016）京0102民初3089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京西劳人仲字[2018]第4477号裁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公司虽称被告等4人自行制定的奖励政策及分配方案因违反公司章程无效，但其就此提出异议并另案起诉后又撤回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否定奖励政策的效力；原告公司未能就在相应时间点实际向被告支付240万元的客观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且其向被告及配偶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的诉讼已被驳回。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公司向被告支付的240万元，即为按照奖励政策分配方案确认的税后奖金，继而进一步确认奖励政策的效力。基于本院上述认定，原告公司亦应当按照奖励政策的约定向被告支付2017年度的项目奖金。具体数额，本院依据2017年9月22日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科融环境股票的市值以及奖励政策约定的并购成本，结合原告公司为收购借款产生的融资财务费用，予以核算。原告公司相关不支付理由，不能产生对抗奖励政策约定的效力，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公司主张的完成项目收购之后产生的融资成本、原告股东相关判决结果以及相关税务征缴，均不属于收购项目的融资财务费用，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原告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姚东2017年度项目奖金897022.78元；二、驳回原告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原告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元（已交纳），由被告姚东负担1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二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肖成效人民陪审员  张玉成人民陪审员  凌风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