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81民初2373号原告：李翔，男，汉族，1982年5月24日出生，住云南省安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祥飞，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学海，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极乐安居小区5幢2单元102号。法定代表人：符诗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顺，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贞娟，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符诗旋，女，汉族，1976年1月3日出生，系被告股东，住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顺，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贞娟，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翔诉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高公司”）、第三人符诗旋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杨文雁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庭贵、姜竹珊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祥飞、熊学海，被告盛高公司以及第三人符诗旋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顺、陆贞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为被告之股东，持有被告公司66.67%股权。2、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公司登记机关股东变更登记，将股东由第三人变更为原告及第三人。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盛高公司系由第三人符诗旋于2017年7月17日独资设立的一家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建材贸易业务。2017年10月26日，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一份《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符诗旋）同意将其认缴的目标公司(盛高公司)100%股权中的66.67%转让给乙方（李翔），乙方同意受让。转让股权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33.33%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66.67%的股权。因在订立本协议时甲方认缴对公司的出资未实缴，双方同意在乙方受让股权后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由双方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同步向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公司在收到股东实缴的注册资本时，应当向股东出具收款收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确需增加资金的，由股东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同步向公司增加出资，所增加的出资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直至公司资本（含资本公积）达到人民币2000万元。在本协议订立后双方即召开股东会，就股权转让、公司章程修订、公司变更等事项做出决议，并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的统一书式，到公司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以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时，视为甲方向乙方交割股权完毕。股权转让价款鉴于甲方认缴的出资未实缴且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截止股权交割日公司的净资本为0，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0元。”此外，双方还在协议中对公司高管人员任免、公司运营、债权债务处理、财务管理、利益分配、风险承担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经第三人夫妇提出，被告公司已经与云南建投所属公司磋商开展水泥供应业务，急需流动资金，要求原告先向公司支付投资款，然后再补办工商变更手续。基于对第三人夫妇的信任，原告在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分七次共计向被告实际缴付出资150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注明为投资款。2017年10月26日第三人及公司监事张继龙(第三人的丈夫）即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宣布聘任原告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采购和销售业务，聘任原告指派的吴珊珊担任公司出纳职务，随后原告及吴珊珊即开始履行职务。2018年1月30日，经原告要求第三人召集第一次股东会就股权转让、高管聘任、公司章程修订、办理工商变更事项做出书面决议，但第三人却借故未签署该决议。2018年5月，第三人召集第二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决议由股东按股权比例出资，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666.67万元，原告及第三人签署了该决议。2018年5月15日，原告向公司财务实际缴付增资款300万元。截止2018年5月，原告累计向公司缴付出资1800万元，被告在收到原告缴付的出资后全部用于公司经营业务。经原告认真履职，截止2018年底，公司已实现净利润约867万元，经营状况良好。在合作过程中原告曾多次催促被告和第三人按《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召集、召开股东会，修订章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但被告及第三人一直借故拖延不办，至今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未到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原告无法正常行使股东权利。自2018年12月开始，第三人不再让原告行使总经理职务，停止了吴珊珊的出纳职务，并停发了两人的工资。2019年1月2日，第三人背着原告强行移走由出纳吴珊珊保管的保险柜，并于2019年1月16日在原告及出纳不在场的情况下强行打开保险柜，将其中的现金、财务印鉴、发票、收料单、银行对账单、收据本存根、公司管理文件及部分个人物品等全部取走，并另以公司名义开设银行账户，收取公司业务款，导致原告对公司失控，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股东利益。原告认为，第三人与原告订立《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向原告转让所持被告公司股权并将原告登记为公司股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为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及公司均具法律约束力。原告在向公司缴付出资后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后，理应享有股东资格，被告及第三人亦以其行为表明实际认可了原告股东身份。被告为一人公司且第三人既为股权转让方又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无需其他股东同意，被告的不作为导致原告行使股东权利受限，利益受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盛高公司、第三人符诗旋共同辩称：1、盛高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2017年10月26日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告若认为该协议未履行导致其权利受损，其应当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因此，盛高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李翔只是盛高公司的员工，并不是股东。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是盛高公司的员工，领取盛高公司发放的工资和福利，在盛高公司授权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工作业务。原告虽然与盛高公司的股东符诗旋签订过投资合作协议书，但是原告至今仍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原告并非盛高公司的股东，其主张确认股东资格是没有事实依据的。3、案外人吴曦、姜丽华向盛高公司转款的行为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应当由盛高公司和吴曦、姜丽华另案处理。原告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后，其并未履行出资义务。盛高公司曾经收到过案外人吴曦、姜丽华的转款。但是盛高公司出具的收据当中已经明确载明是收到吴曦、姜丽华的款项，而并非原告的出资款。因此案外人吴曦、姜丽华向盛高公司转款的行为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归纳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盛高公司的主体是否适格？原告李翔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姜丽华、吴曦出具的《委托付款说明》、姜丽华、吴曦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被告盛高公司出具的《收据》、盛高公司在民生银行安宁支行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本院结合原告与案外人姜丽华、吴曦的亲属关系以及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原告应向盛高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约定，可以证实姜丽华、吴曦向被告盛高公司转账1800万元是代原告李翔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股东出资义务。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三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第二份《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章程》均仅有原告方签字，公司章程未经公司签章确认，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决议经第三人即盛高公司唯一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经盛高公司印章，所载内容可以证明本案需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五、六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授权原告作为公司代表对外进行经营活动，并在盛高公司领取工资。不能证明原告具有股东身份，本院对第五、六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七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人杨某和陈某的证言，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被告盛高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在安宁市注册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三人符诗旋为公司唯一股东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有该公司100%股权。2017年10月26日，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第三人将所有的盛高公司100%股权中66.67%以0元价格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后原告李翔即持有盛高公司66.67%的股权，第三人符诗旋持有盛高公司33.33%的股权。股权转让基准日为第三人完成向原告交割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因第三人认缴盛高公司的出资未实缴，原告在受让股权后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由原告与第三人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步向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公司在收到股东实缴的注册资本时，应当向股东出具收款收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确需增加资金的，由股东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同步向公司增加出资，所增加的出资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直至公司资本（含资本公积）达到人民币200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召开股东会，就股权转让、公司章程修订、公司变更等事项做出决议，并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的统一书式，到公司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以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时，视为第三人向原告交割股权完毕。协议同时对被告盛高公司的组织机构及运营、债权、债务的处理、财务管理、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以及该协议的违约责任、合作终止清算、争议解决方式做出了约定。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案外人吴曦、姜丽华向被告盛高公司转账1500万元。盛高公司向案外人吴曦、姜丽华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吴曦、姜丽华相应数额的投资款。2018年5月2日，由第三人符诗旋以执行董事的身份召集召开盛高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东会，原告李翔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股东会形成决议：“1、按原有合作协议中第三人33.33%、原告66.67%的出资比例同步再次出资，直至公司资本达到2666.67万元。2、在公司资本达到2666.67万元以后，公司经营过程中若需再次增加资金，将按照1:1的比例同步进行资金出资。3、此次增资相关权益依照原双方《投资合作协议》执行。”该决议经原告、第三人双方签字确认，被告盛高公司加盖公司印章。2018年5月15日，案外人吴曦向被告盛高公司转账300万元。本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为被告盛高公司股东以及股权份额，并非与第三人符诗旋就履行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的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与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应为确认股东资格纠纷。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诉状中列置的被告名称为“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经本院审查，原告诉状中载明的“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盛高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完全一致，另原告已提交《更正说明》阐明诉状所写“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系笔误，原告起诉的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有明确的被告”之规定。本案中，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为被告盛高公司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原告将盛高公司列为被告，符诗旋作为盛高公司唯一股东列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盛高公司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不成立。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三人符诗旋是盛高公司唯一股东，其转让盛高公司股权给原告系其对公司股权的自愿处分，故合同中符诗旋将其所有的盛高公司100%股权中的66.67%转让给李翔，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明确约定第三人符诗旋同意以0元的价格将其所有的盛高公司66.67%股权转让给原告李翔，故原告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原告并不对第三人负有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其只需接受第三人符诗旋转让的盛高公司股权。2018年5月2日，第三人符诗旋召集股东召开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东会，原告李翔以被告盛高公司的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并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且经被告盛高公司签章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可以证实原告李翔已接受第三人符诗旋转让的盛高公司66.67%的股权，成为盛高公司股东并行使股东权利。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在《投资合作协议书》虽约定股权转让时间为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是对已经变更的股东权利义务的确认，股权经登记后产生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是股权登记的附加效果，公司变更登记并不创设股东权利，并非获取股东资格的生效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告李翔基于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以0元价格受让符诗旋取得盛高公司66.67%股权系鉴于符诗旋认缴的出资未实缴且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但在该协议签订后，李翔于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已向盛高公司实缴了1500万元，2018年5月2日，李翔与符诗旋约定公司由1000万元增资到2666.67万元，李翔按66.67%的出资比例同步再次出资，李翔按照股东会决议于2018年5月15日又再次实缴300万元，现李翔已依法按照出资比例向盛高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李翔与符诗旋关于以0元价格受让符诗旋取得盛高公司66.67%股权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李翔请求确认其为被告盛高公司股东，持有盛高公司66.67%股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对被告盛高公司及第三人符诗旋提出的原告李翔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后，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未缴纳出资款，不能成为盛高公司股东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现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公司股东可以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金额、出资方式以及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如上所述，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以实际向公司缴纳出资为标准，原告李翔取得股东资格系受让第三人符诗旋所转让的股权，被告以原告未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而否定其股东资格的抗辩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现原告已取得请求判令被告盛高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翔为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66.67%的股权份额。二、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原告李翔登记为股东，持股比例为66.67%。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杨文雁人民陪审员  李庭贵人民陪审员  姜竹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唐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