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303民初2857号 原告：余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 被告：杨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 被告：刘某，住河北省唐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郭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被告：杜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余某1与被告杨某、杜某1、刘某、郭某1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某1，被告杨某，被告杜某1、郭某1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被告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运输费317762元及逾期利息36542元（按月利息6%计算，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杨某、刘某、杜某1、郭某1系太阳山福翔煤矿洗煤厂合伙人。2017年10月5日，被告杨某、杜某1与原告协商达成一致，由原告负责给该洗煤厂运输煤矸石，从太阳山暖泉煤矿运输至太阳山工业园曹佩洗煤厂，运费9元/吨，共计64529.18吨，运输费共计580762.62元，双方约定运输完毕后支付运费。2017年10月7日至2017年10月22日，原告完成运输后，被告未支付运输费。2019年8月，被告杨某以煤矸石抵顶运输费263000元，下剩317762元至今未付。 被告杨某辩称，我已经陆续给原告余某1263000元，我认为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应承担下剩的运费，我多付了120000元，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应当给我返还。 被告杜某1、郭某1辩称，原告余某1诉被告杨某、杜某1、刘某、郭某1是福翔洗煤厂合伙人与事实不符，至于原告诉被告杜某1、郭某1拉煤的运输费与二人无关。 被告刘某辩称，1.被告刘某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所述与其无关。根据起诉状中表述：“2017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杨某、杜某1协商一致，由原告负责从太阳山暖泉煤矿运输煤矸石至太阳山工业园区曹佩洗煤厂……”，且部分运输费用由被告杨某实际支付，故原告与被告杨某、杜某1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杨某、杜某1是合同的履行方，与被告刘某无关。2.被告刘某与被告杨某、杜某1、郭某1未形成合伙关系，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就太阳山福翔煤矿洗煤厂，被告刘某与杨某、杜某1、郭某1形成有效的书面合法协议，也未形成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受益、共担风险的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对于涉案欠款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杨某、杜某1承担，被告刘某没有付款义务。原告起诉被告刘某付款责任明显不当，本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刘某的诉讼请求。3.原告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月息6%计算逾期利息，不能成立。⑴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即在贷款利率（现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年）水平上加收30%-50%确定，原告主张按月息6%计算逾期利息明显过高，应依法予以减少。⑵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与杨某、杜某1就运输费的付款时间进行明确约定，应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原告诉讼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要求被告刘某承担债务清偿的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即原告余某1提交的证据1.过磅单据6册（共计1308张，净重约为62238.78吨），该证据上有拉货司机与案外人杜某2的签字确认，能够证明原告联系货运司机拉运煤矸石的事实，予以认定；2.证明1张，该份证明为被告杨某向原告出具，主要证明其与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之间的合伙关系以及与原告拉煤矸石欠其运费的结算金额，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3.原告申请证人余某2出庭证言，证人系原告胞弟，其与原告之间有利害关系，被告刘某质证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杨某提交的证据：1.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复印件，庭后与原件核实一致）1份，该份证据为被告杨某、郭某1、杜某1、刘某为形成合伙关系拟定的合作协议书，上有被告杨某、郭某1、杜某1的签字确认，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2.加油、加气收费票8张、机械零部件更换及维修票据6张、过磅结算单2张、证明2张。上述证据中有被告杨某、杜某1或一人或两人的签字确认，能够证明在经营煤矸石过程中，被告杨某与杜某1均参与经营，负责日常运转，故予以认定；3.现金日记账1本，该本账册为被告杜某1的亲属案外人杜某2所记录的在经营煤矸石过程中的日常开销、拉煤吨位、洗煤吨位以及运费等相关明细记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4.被告杨某与被告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当庭提交手机显示聊天内容，庭后提交截图复印件)及微信聊天记录（共三段录音，分别为2017年10月13日一段、2017年12月10日下午3点16分两段）。微信聊天记录及语音聊天能够证明被告刘某参与经营煤矸石的事实，予以认定；5.被告杨某申请证人马某证言以及证人提交的证明1份。证人马某在被告杨某、杜某1经营洗煤厂期间，受雇佣用挖掘机装运煤矸石，被告杜某1向其出具证明一份，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被告杨某、杜某1与原告口头协商一致，由原告负责从暖泉煤矿将煤矸石运送至太阳山工业园区曹佩洗煤厂存放，运费9元/吨，后原告联系车辆进行拉运，运送过磅结算单显示用料单位为杜某3收料人为杜某2，拉送煤矸石净重共计约为62238.78吨，案外人杜某2为被告杜某1堂兄，案外人杜某3是由被告刘某联系，杜某3为煤矸石实际购买人。2019年10月19日，被告杨某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主要证明被告杨某与其余三名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之间的合伙关系，以及与原告之间关于运费的结算，即运送煤矸石共计64529.18吨，运费共计580762.62元，2017年至2019年报告杨某共支付原告运费263000元（转账支付50000元，现金支付50000元，收取洗煤厂对外出售精煤费用163000元）。 另查明，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在内蒙古乌海市合伙经营洗煤厂，由于环保问题，洗煤厂无法运行。后被告杨某联系三被告到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合伙重新设立洗煤厂，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从内蒙古乌海市将洗煤机、震动塞、压滤机等设备拉运至被告提供的洗煤厂场地。2016年11月4日，四被告达成意向性协定即《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被告杨某、郭某1、杜某1签字确认，被告刘某未签字。后洗煤厂在未办理工商登记的情况下，私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其主要经营活动是将煤矸石清洗为精煤对外出售，被告杨某、杜某1负责洗煤厂的日常运作，被告杜某1的堂哥杜某2负责财务。 本院认为，原告余某1组织车辆为洗煤厂运输煤矸石，双方形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但因洗煤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故洗煤厂的设立人应当承担责任。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告杨某、杜某1、刘某、郭某1是否构成合伙关系？被告杜某1、郭某1在庭审中陈述其二人与刘某将其合伙经营的洗煤厂中的洗煤机、震动塞、压滤机等洗煤设备从内蒙古乌海市拉至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放置被告杨某建设的洗煤场中进行使用。被告杨某提交的《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中被告杜某1、郭某1及杨某在该协议中签字确认，被告刘某虽未签字，但结合其与被告杨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杜某1、郭某1的法庭陈述以及被告杨某向原告出具的证明，能够认定四被告形成被告杜某1、郭某1、刘某以机械设备出资，被告杨某以生产场地出资建立合伙洗煤厂的意思表示。合伙企业未依法成立已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经营活动中四被告应构成合伙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与被告杨某、杜某1、刘某、郭某1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原告虽然与被告杨某、杜某1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是其组织车辆运送煤矸石，被告杨某向其支付了部分运费，以及其从洗煤厂售煤过程中直接收取卖煤费用抵顶运费，双方均履行了合同义务，故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杨某、杜某1负责经营，且四被告为合伙关系，四被告亦为适格主体，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运费317762元应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三）逾期利息是否予以支持？结合原告提供的过磅单及被告杨某提供的证明，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杨某于2019年10月14日就运费进行了结算，但并未约定付款日期，而原告于2019年10月16日起诉，故本院将该日视为付款之日，对原告要求按照月利率6%支付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杨某辩称，其已经向原告支付了263000元，由于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没有承担运费，其已多支付了120000元的运费，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应向其返还的辩解理由。被告杨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支付的运费，是属于合伙的盈利费用还是个人费用，且在其合伙关系中，合伙人之间是否有损害利益的行为以及造成损失是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 关于被告杜某1辩称，其不是洗煤厂的合伙人，原告的运费与其无关的辩解理由。在庭审中，被告杨某提交的证据票据中均有其与被告杜某1的签字，被告杜某1庭审所述，其签字是为了证明被告杨某为洗煤厂花费的费用便于将来洗煤厂予以报销，既然没有合伙关系，其又是以何种身份来证明。再结合被告杨某提交的《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中签字的事实、其堂兄杜某2管理洗煤厂财务、原告陈述与证人马某的证言以及其庭审自认以洗煤机械设备出资且洗煤设备已在洗煤厂使用的事实，能够认定被告杜某1为洗煤厂合伙人之一，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郭某1辩称，其在《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中签字后，再也没有来过洗煤厂，其没有参与过洗煤厂的运营，其不是合伙人的辩解理由。庭审中被告郭某1陈述其与案外人梁某、被告杜某1、刘某在内蒙古乌海市合伙经营洗煤厂，结合《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内容，案外人梁某、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均在股东组成部分中，股份按照比例划分，被告郭某1签字确认，可以推定设立人建立企业的初衷是案外人梁某、被告杜某1、刘某、郭某1合伙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合伙人被告杨某，但案外人梁某始终未参与，再结合被告杨某、杜某1的法庭陈述以及洗煤设备已在洗煤厂并使用的事实，能够认定被告郭某1也为洗煤厂合伙人之一，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刘某辩称，其未在《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中签字，未进行实际投资，也未进行经营、更未受益，未与被告杨某、杜某1、郭某1形成合伙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理由。被告刘某虽然未在《多人股份公司成立合作协议书范文》中签字，但是结合被告杨某提交的二人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其中显示的被告杨某与被告刘某关于合伙协议的商定、两人关于案外人杜某3的聊天记录等内容，能够证明被告刘某参与洗煤厂运营，再结合被告杨某、杜某1、郭某1的法庭陈述以及洗煤设备已在洗煤厂并使用的事实，能够认定被告刘某也为洗煤厂合伙人之一，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第47条、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杜某1、刘某、郭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余某1支付运费317762元； 二、驳回原告余某1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14元，减半收取3307元，由原告余某1负担274元，由被告杨某、杜某1、刘某、郭某1负担30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唯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正言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十五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 ４６．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 ４７．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５０．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当事人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