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1刑终763号 原公诉机关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玉芙，女，1971年11月9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突泉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10月15日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吴江美，广西金懿晟律师事务所。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玉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桂0105刑初32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玉芙不服，提出上诉。合议庭经过审阅卷宗材料，讯问上诉人，核实全案证据，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陈玉芙于2013年底在贾某（行业名“龙某”）的推荐下，在南宁市青秀区凤岭名园小区交纳了50800元后加入名为“资本运作”（又名“商务商会”“消费投资”）的传销组织。该组织通过鼓吹加入该行业可以获得巨额回报，邀请亲戚、朋友到南宁市考察投资该项目，诱使他人交纳申购款购买虚拟份额加入传销组织，从而形成上下线传销网络层级关系。该传销组织以申购份额的形式，要求参加者交纳人民币33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费用获得加入资格，每个身份证最多可以申购21份。并采用“五级三晋制”的方式，对参加人员进行分级，即根据组织成员及其伞下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情况不同，将组织人员进行层级排位，并规定低级别晋升高级别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五级”，就是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申购的份额将参加人员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五个级别，其中，1-2份是业务员级别，3-9份是业务组长级别，10-64份是业务主任级别，65-599份是业务经理级别，600份以上是老总级别；“三晋制”，就是低级别晋升高级别的三种办法，即主任以下级别晋升为主任级别只要份额累计到10份以上即可，主任级别晋升为经理级别，除累计份额达到65份以上外，还有2名直接下线人员必须为主任级别，经理级别晋升为老总级别，除累计份额达到600份以上外，3名直接下线人员均必须为经理级别。陈玉芙加入该组织后直接和间接发展了郭某、李某3、李某4、李某5、张某1、刘某1等下线人员，并于2014年底根据该传销组织“五级三晋制”的计算方式达到老总级别。陈玉芙达到老总级别后，履行了老总的职责，负责该传销组织的组织、管理、协调等工作。截至2018年2月，陈玉芙伞下人员郭某、李某3、李某4、张某1、刘某1、李某6、范某、张某2、谭某、张某3、吕某、刘某2、刘某3、王某、于某、孙某、李某7、郑某、李某5、张某4、任某、杨某等人已达到老总级别。2018年10月15日，被告人陈玉芙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公安人员抓获。 原审法院另查明，被告人陈玉芙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归案情况说明，户籍证明，手绘传销组织网络图，证人李某1的证言，同案刘某1、刘某2、吕某、李某5、苏立柱、孙某的供述，辨认笔录，被告人陈玉芙的供述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玉芙以参与“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份额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严重扰乱国家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秩序，该传销层级在三级以上，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被告人陈玉芙根据该传销组织的规则达到老总级别，在传销组织中起组织、管理、协调等作用，被告人陈玉芙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玉芙与在同一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传销人员，系共同犯罪，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被告人陈玉芙积极参与实施犯罪，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关键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其在传销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及参与的程度在量刑时予以体现。被告人陈玉芙伞下已查明有22名老总级别传销人员，根据本案传销组织“五级三晋制”规则，要达到老总级别，须本人及线下份额需达600份以上，且三名直接下线人员均要达经理级别，而每个传销人员只能申购21份份额的规则计算，被告人陈玉芙伞下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属于情节严重。被告人陈玉芙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陈玉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依法追缴被告人陈玉芙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陈玉芙上诉称：1.其于2015年已离开传销组织，属于犯罪中止；2.证人李某1与李某2亲戚关系，且其二人证言的真实性并无其他客观证据证实，不应作为定案依据；3.其2015年离开行业，即便伞下有22人已达老总级别亦非其本人发展，而且包含有空点，认定其发展人数达120人依据不足；4.其认罪，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陈玉芙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陈玉芙下线老总人数有误，陈玉芙仅发展了郭某一人，其余人员都不是陈玉芙直接发展；2.一审判决认定陈玉芙一直履行老总职责，负责传销组织的组织、管理、协调等工作是错误的，陈玉芙2015年已离开南宁，其不应对脱离后原组织后续发展的成员承担责任；3.陈玉芙在本案中不是主犯；4.陈玉芙并未从中获利；5.陈玉芙是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主观恶性相对较小；6.陈玉芙具有良好的认罪和悔罪表现并且坦白，愿意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陈玉芙的辩护人还提交了陈玉芙女儿、房东、邻居等人的书面证词拟证明陈玉芙2015年以后已脱离传销组织。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且原判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属实，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陈玉芙及辩护人提出陈玉芙2015年已脱离传销组织，属于犯罪中止，其不应对原组织后续发展的人员承担责任的问题。经查,辩护人二审期间提交陈玉芙女儿等人的书面证言，仅能证明相关证人在2016年-2018年期间曾看到陈玉芙在内蒙古生活，并不能证明陈玉芙脱离了传销组织；而在案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陈玉芙在2017年7月还参与传销体系内成员的经理传承复制，在案证人证言系办案机关依法收集，证人之间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应予采信。陈玉芙及辩护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陈玉芙提出“空点”不应计入实际发展人数，认定其伞下人数120人以上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经查，从本案传销体系规则看，参与人凭身份证申购份额并交纳申购款,取得加入资格,并且加入后即在传销组织网络体系中占据一个位置。借用他人身份证申购的份额,均有具体人员实际操控,并凭借这些份额发展下线或组成金字塔状网络,以获取工资提成,成为晋升的重要依据。因此,借用他人身份证购买的“空点”,在传销体系中起到承接上下、连接左右的作用,对传销体系的形成及传销组织的扩大不可或缺，这些“空点”对应的人数应当计入实际发展人数的数量。在案证据证实，陈玉芙伞下有22名传销人员已达老总级别，根据本案传销体系规则计算，原判认定其伞下人员累计已达120人并无不当。陈玉芙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原审法院已作评判，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玉芙以参与“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份额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严重扰乱国家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秩序，该传销层级在三级以上，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被告人陈玉芙根据该传销组织的规则达到老总级别，在传销组织中起组织、管理、协调等作用，被告人陈玉芙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玉芙与在同一传销体系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传销人员，系共同犯罪，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被告人陈玉芙积极参与实施犯罪，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关键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其在传销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及参与的程度在量刑时予以体现。被告人陈玉芙伞下已查明有22名老总级别传销人员，根据本案传销组织“五级三晋制”规则，要达到老总级别，须本人及线下份额需达600份以上，且三名直接下线人员均要达经理级别，而每个传销人员只能申购21份份额的规则计算，被告人陈玉芙伞下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属于情节严重。原审判决根据陈玉芙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认罪态度，已对其在法定刑幅度内予以从轻处罚，陈玉芙再提出从轻处罚的请求，没有新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韦璐明 审 判 员 丘 毅 审 判 员 谢李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农 琪 书 记 员 梁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