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5民初1981号原告：王官扬，男，1980年9月13日出生，布依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被告：贵阳世纪颐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北金阳新区老管委第一层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670701324M。法定代表人：刘运东，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启亮，男，198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盛禄，男，197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一般代理。被告：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6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6361876L。法定代表人：黄涛，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贵州同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251272，一般代理。原告王官扬与被告贵阳世纪颐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颐和物业）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6月21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官扬、被告颐和物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启亮、陈盛禄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依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金源集团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9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官扬，被告颐和物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启亮、陈盛禄，被告世纪金源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合计3,889元，并自2009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4月1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T4785）及《合同补充协议》，向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其建设的贵阳世纪城F组团房屋，按《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的要求，原告向颐和物业缴纳了配套费3,889元。颐和物业是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公司，系其指定的贵阳世纪城项目物业服务企业。原告认为，被告收取的煤气安装开户费、有线数字电视费、供电安装开户费等费用，其实质为相关设施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前必要的建设安装费用。2006年2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91号）第二条规定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再收取给排水、电、气、热、道路等各种名目的专项配套费。2008年1月1日起执行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基础设施费主要包括开发项目内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污、通讯、照明等社区管网工程费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园林环境工程费用，应计入成本。《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商品房价格应当包括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费用。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要求原告在商品房价格之外另行交纳配套费，免除了出卖人的责任，不合理地加重买受人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该条款无效。颐和物业与原告之间没有收取配套费的合同，因此向原告收取的煤气安装开户费、有线数字电视费、供电安装开户费等配套费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因被告无合理依据收取原告配套费，长期占用原告资金，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当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据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被告颐和物业辩称：1.三通费的性质是“煤气、有线数字电视、供电安装”三个公共事业服务的公司分别收取的“开户费”和“开通费”。收取单位是贵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金辉供电实业有限公司。2.颐和物业收取三通费的性质是接受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收，并非该费用的最终获得人和受益人。3.原告支付的三通费是其与房开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合同行为。4.原告将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费”与“安装费”混为一谈，没有进行区分。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只有等房开公司建设好了，才能为水电气等相关服务公司分户进行安装。被告世纪金源集团公司辩称：1.世纪金源投资公司不属于适格主体，世纪金源投资公司是在股东会决议的基础上解散的，不存在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形，故本案中世纪金源投资公司不属于适格主体。2.商品房价格不应当包含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原告依据2006年2月1日起实施的《贵州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及2008年1月1日起执行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认为应当退还配套费，上述规定规范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费用，本案燃气费、独立电表费、有线电视费是用户专有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分为公共设施和用户专有设施。公共设施由建设单位配套建设，专有设施的开通使用等相关费用由用户自己承担。3.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①《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对配套费的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予以遵守。②《被充协议》关于“配套费”的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补充协议系房开公司与原告之间自愿协商达成，在签订该补充协议之前，房开公司与被答辩人之间签订了认购书，认购书仅仅一面，该一页纸张上面双方已经明确：房价款含买受人须承担的配套费。同时约定：原告应向房开公司支付相关配套费，原告足以注意到此项条款，并且双方在签订认购书的一定期限后，原告在《合同签约单》上进行确认，而确认的内容包含配套费，原告足以注意到此项条款。并且双方在签订认购书的一定期限后，原告在《合同签约单》上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包含配套费。故《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取配套费是房开公司对原告反复提醒的基础上进行的，故收取配套费条款不符合格式条款“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构成要件，依法不属于格式条款。③若以2009年5月1日施行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件》作为是否退还配套费的依据，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房开公司收取的配套费用发生在2009年5月1日之前，不存在返还的基础。依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依法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4月5日，原告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贵阳世纪城认购书（团单）》，约定原告以406,966元的总价购买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贵阳世纪城龙吉苑7幢2单元22层2号房，该认购书双方达成的认购协议包括:认购房屋及价款、付款方式、定金、其他约定四项，其他约定第4条载明“买受人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须向出卖人支付相关配套费，计人民币3,889元。2009年4月10日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签约单》，内容包括一、买受人资料；二、房屋资料；三、付款方式及情况（折扣表达式：100.00）。应在2009年4月5日之前，缴纳定金10,000元，应在2009年4月12日之前，缴付首期房款71,966元，应在（20）09年4月17日之前，按揭到账325,000元；四、代收费情况：预告登记费80元，公共维修基金：8,139.32元，配套费3,889元。五、签约当天付款合计等。《合同签约单》共一页，该页面除联系地址、合同号、按揭贷款到账时间、签约当天付款金额合计四项内容为手写体，其余内容均为打印体。2009年4月10日原告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同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贵阳世纪城F组团第7号楼2单元22层2号房。建筑面积141.8平方米，房屋价款406,966元。《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买受人在签署本合同时应向出卖人缴交下列费用：（1）房屋公共维修基金：合同房款的百分之二；（2）印花税：合同房款的万分之五；（3）配套费：3,889元，配套费未包含在总房价中，应由买受人另行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支付了购房款，并于合同签订当日向颐和物业缴纳了煤气安装开户费2,840元,有线数字电视费420元、供电安装开户费629元，合计3,889元。房屋现已交付原告使用。2019年9月11日，原告以诉称事实与理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16日注销登记，世纪金源集团公司系其股东。2008年5月1日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颐和物业代收贵阳世纪城购房业主缴纳的配套费。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贵阳世纪城认购书（团单）》、《合同签约单》、《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补充协议》、《代收代办授权书》、《金源集团专用收据》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在卷佐证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被告颐和物业受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收代办配套费，其民事责任应当由委托人即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颐和物业在本案不承担民事责任。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16日注销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贵阳世纪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世纪金源集团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关于《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的效力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亦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该规定虽然是针对合同无效的情形，但同样适用有效合同中的无效条款。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前四种情形，对于该规定的第五种情形，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行政法规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就有关执行法律和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问题，以及依据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贵州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91号）《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既非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亦非国务院制定颁布，不得作为认定本案合同条款无效的依据；其次，《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的约定是否为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贵阳世纪城认购书（团单）仅有一页，协议内容共四项，在其他约定中载明了买受人应当支付的费用包括配套费，时隔五日签订的《合同签约单》页面同样只有一页，除了四处为手写体，其余均为打印体，足以引起买房人注意。签约当天付款合计金额为手写体，而该金额明显高于定金及首期房款的金额，买受人对多缴的部分不作了解，不过问显然不符合常理。签完《合同签约单》的当日再次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原告购买的房屋相关的三分合同中均涉及了配套费3,889元。出卖人在短期内多次‘采取合理的方式’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原告认为关于配套费的约定系格式条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官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预交),由原告王官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龙珊珊人民陪审员  倪成凤人民陪审员  任舲秀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方 懋尹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