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25民初2562号原告：胡静，男，1978年1月6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勤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黔波，系重庆联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上坝乡八一村。法定代表人：冉文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友，系贵州慕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芳旭，男，1948年12月1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友，系贵州慕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冉文峰，男，1971年8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第三人：周正超，男，1977年10月7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第三人：李维新，男，1970年4月9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原告胡静与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黔波，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冉文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友（兼第三人张芳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文峰、周正超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李维新经本院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原告胡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被告15%股权归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将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被告15%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胡静名下，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予以配合；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1年5月，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成立，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李清明为登记股东，约定五个股东各出资100万元，每人占20%的股份。原告出资60万元，占第三人张芳旭名下股份的60%。陈超出资50万元，占第三人周正超名下股份的50%。白小波出资30万元，占李清明名下股份的30%。张茂录出资40万元，占李清明名下股份的40%。2012年11月，李清明、白小波、张茂录退出，其股份由全体股东共同出资收购，再加上公司经营需要增资，以在册显名的4位股东为基准，各占公司股份的25%，每名在册显名股东名下再出资30万元。原告再次出资了18万元，占第三人张芳旭股份的60%，故占公司股份的15%。2019年6月，因政府城镇规划的需要，需对道真东升驾校场地及设施设备进行征拆，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现已拆迁，并另行选址重建场地，自从县人民政府的拆迁款补偿到位后，几名在册显名股东就对原告的股份予以否认。对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要求实现前述请求。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如下：1、股东张芳旭出具的收条四份。拟证明原告向第三人张芳旭交了60万元股金入股被告公司，占张芳旭所持股份的60%。2、2017年4月23日被告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原告是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3、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第三人李维新是被告公司驾校副校长，先后向原告转款11次，分红利累计137万元。4、道真东升驾校公司关于搬迁驾校重建的相关决定及银行流水。拟证明政府拆迁款1500万元到位后，被告道真驾校公司决定拿680万来分配，原告占被告公司股份的15%，原告分得收益102万元，该款由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直接向原告支付。5、东升驾校征拆补偿协议。拟证明仅对征收补偿款中的680万元进行分配，对公司资产并没有清算处置，东升驾校另行选址正常经营还是用原来的名称。县人民政府征收时要求处理好内部关系以及外部经营关系，并没有要求清退包括原告在内的隐名股东。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法定代表人冉文峰辩称，我们公司成立股东是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四个股东各出资50万元，各占25%股份，四个股东名下的资金来源我不知道。公司被政府征拆搬迁是周正超在具体负责。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友辩称，原告诉称与客观事实不相符，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至2011年成立以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在册显名股东为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张芳旭四位股东，每人认缴额为50万元，从成立以来股东及其持股份额均未发生变更，原告胡静既非公司在册显名股东，也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原告胡静与第三人张芳旭是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驾校均不知情，经公司询问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均不同意胡静作为公司股东，在驾校被搬迁之后，第三人张芳旭以其个人名义向学校借款102万元，指定由驾校转入原告胡静个人账户，第三人张芳旭称其用于清退胡静的驾校股份。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张芳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友述称：在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成立之初，张芳旭作为公司的原始股东，因自己资金不足，便与原告胡静商量，由其借款用于驾校建设，事后驾校盈利后给予其好处。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合伙协议或代持股协议，也没有约定如何分红和利率，因东升驾校被搬迁后，原告胡静便与第三人张芳旭商量，让张芳旭还钱并付息，张芳旭将原告胡静本金及好处费用共计102万元让公司打入胡静提供的银行账户内，第三人张芳旭认为与原告胡静之间的借款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止，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冉文峰述称，我不同意其他股东出现，也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的股东。第三人周正超述称，我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道真驾校公司的股东。关于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的搬迁，政府对东升驾校组成了一个拆迁小组，当时是政府把公司搬迁到道真县上坝乡八一社区罗家湾组，选址后公司四个股东达成协议关于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搬迁的事宜，经过评估公司评估之后，政府相关成员召集我们四个股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政府给我们1500万元（包含公司的不动产、搬迁费用、2800个学员的培训费用、损失费用等，不包含驾校的28台教练车，1台东风客车），现在驾校选址已经确定，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目前找了一个临时的场所经营。因为公司股东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政府成立的拆迁小组开会，要求清退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司的入股份额，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在1500万元内拿出了680万来清退四个股东名下的隐名股东，支付给张芳旭170万元，张芳旭安排财务将其中102万元直接打给了原告胡静，作为清退该人员。我的意见是不同意在册显名股东外的其他人员成为公司股东。第三人李维新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静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勤人员。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系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共同发起人。在成立前的筹备阶段，第三人张芳旭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于2010年12月16日向原告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胡静交来人民币10万元（驾校集资款）”。于2011年3月1日向原告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胡进（静）交来股金10万元（驾校股份金）”。于2011年3月10日向原告胡静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收到胡静交来人民币16万元（驾校股份金）”。2011年5月4日，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以第三人冉文峰为法定代表人办理了《营业执照》，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为在册显名股东，各持公司25%的股权。2011年6月10日，第三人张芳旭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胡静交来积（集）资驾校款大写人民币24万元正”。2017年4月23日被告道真驾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第三人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四名在册显名股东均认可原告为股东，由原告胡静管票，案外人张宇康监票，选举案外人张武洪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芳旭为校长，冉文峰为第一副校长，李维新为第二副校长，并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名股东签名后加盖了公司印章。2019年6月21日，后因城镇建设需要，道真自治县人民政府与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达成《东升驾校征拆补偿协议》后拆迁，由政府补偿被告道真驾校公司不动产财产损失1500万元另选址重建。2019年7月29日，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作出道东升[2019]14号《关于搬迁重建驾校的相关决定》文件，决定从征拆款1500万元中拿出680万元作为各股东应得收益进行一次性分配。被告道真驾校公司于2019年8月1日（49万元）、8月2日（49万元）、8月6日（3万元）三次合计向原告汇款102万元（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单方在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股份清退”字样），公司尚有征拆款820万元、教练车28台，东风客车1台等财产。从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成立至《东升驾校征拆补偿协议》达成之日止，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副校长李维新以个人账户先后11次累计向原告支付红利款137万元。后因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在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产生异议，致原告胡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被告15%股权归原告所有，被告将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被告15%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予以配合。本院认为，公司股东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股东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诉争的焦点在于原告胡静是否是公司的隐名股东、原告持股的合法性、持股比例、原告股份是否被公司清退。关于原告胡静是不是公司隐名股东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胡静从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之前的筹备阶段还是在其成立之后，第三人张芳旭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先后四次向原告胡静收取60万元，且明确载明为股金。原告于2017年4月23日参加了被告道真驾校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会上第三人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四名在册显名股东均认可原告为股东，由原告胡静管票，案外人张宇康监票，选举案外人张武洪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芳旭为校长，冉文峰为第一副校长，李维新为第二副校长，原告以股东身份签名。被告道真驾校公司三次合计向原告汇收益款102万元，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单方在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股份清退”字样。本院确认原告胡静系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关于原告持股的合法性问题，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六）项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以及第一百一十二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的规定，以原告持股违反上述强制性规范不具持股的合法性导致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上述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原告系道真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勤人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调整范围，且该法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属于效力性规范，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胡静持股比例的问题，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第三人张芳旭、冉文峰、周正超、李维新四位在册显名股东各持公司25%的股份，第三人张芳旭在公司成立前后收取了原告股金60万元，占第三人张芳旭所持公司股份的60%，即原告占被告公司股份的15%，被告道真驾校公司决定从征拆款1500万元中拿出680万元作为各股东应得收益进行分配。被告道真驾校公司三次合计向原告汇收益款102万元（102÷680）=15%，也是第三人张芳旭收益170万元的60%（170万元×60%）=102万元，由此说明了原告胡静的持股比例。本院确认原告胡静持被告道真驾校公司15%的股份。关于原告是否被公司清退的问题，被告及第三人主张原告胡静的股份已经被清退，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告仅以分收益款给原告汇款102万元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上载明“股份清退”字样，主张原告所持股份已经被清退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胡静系被告道真东升驾校公司的隐名股东，拥有公司15%股权（第三人张芳旭所持公司股份的60%），且所持股权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及第三人以收取原告的钱名为股金，实为借贷关系、原告的股份已被清退、不同意原告成为股东等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李维新经本院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5%股权归原告胡静所有;二、被告道真自治县东升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登记在第三人张芳旭名下的被告15%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胡静名下，第三人张芳旭、周正超、李维新、冉文峰予以配合。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胡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贵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唐 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