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3478号原告：王蔚娜，女，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翔，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陈佩蒂，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东，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发，上海君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蔚娜与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蔚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翔，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东、周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蔚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基本工资2,924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1,465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3,283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4月15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业绩提成(佣金)差额63,765元；5、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228元；6、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21元。7、被告按每月5,3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办理完退工手续期间的迟延退工损失。事实和理由：其于2018年4月15日入职被告处，双方未签署过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属于弹性工作时间，录用通知亦明确原告每周进公司汇报工作即可，并无具体的时间要求，被告实际亦不对原告采取任何方式的考勤。原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4,500元/月、通讯补贴800元/月、业绩提成(佣金)、奖金等构成，被告每月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原告上月工资。2019年2月12日，被告单方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之后，原告就工资、佣金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就原告主张的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基本工资，根据原告2019年2月1日至同月3日期间3天病假以及2019年2月4日至同月12日期间5个工作日，按照月工资4,500元的标准计算所得原告的应发工资，再扣除社保及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后，被告同意支付原告该期间的工资619.39元。就原告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被告录用原告时已经就原告的录用待遇和要求进行了详细约定，并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了原告，应视为双方已经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且被告在原告入职两周后即准备好了劳动合同文本并于2018年五一之前以快递形式寄送至原告提供的地址，但原告未将签字后的劳动合同返还给被告。因此，原告该项诉请没有依据。就原告主张的2019年1月的基本工资差额，被告认为原告获得病假的途径异常，就医时仅自诉与用人单位不愉快，故被告不认可原告2019年1月21日至同月30日的10天病假，仅同意按照月工资4,500元的标准补付原告2019年1月16日至同月18日3天的病假工资372.41元。就原告主张的佣金差额，被告处的佣金包含报销款和纯佣金两部分，根据原告在职期间完成的销售业绩及双方之间关于佣金计算的约定，原告应得佣金总计为5,357.52元，其中纯佣金2,004.12元，报销款3,353.4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报销款2,051.35元，现被告同意支付原告报销款1,302.05元及纯佣金2,004.12元。2019年2月12日，因原告无视公司规章制度，工作时间通过QQ大量收发自拍照及色情照之行为恶劣，被告据此行使了合法解除权，不存在违法解除，故不同意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就原告主张的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实际是被告根据原告缺勤及每周一进公司汇报工作迟到的情况给予的相应扣款，被告规定员工需通过钉钉软件打卡考勤，销售人员规定每周一进公司汇报工作时或自行安排进公司时需通过秘书考勤，时间为8：45-17：30，外勤时间为弹性工作，不需要考勤。被告处有公开考勤说明，执行考勤扣款制度，并提醒员工如有异议及时提出，而原告并未提出过异议，故不同意返还原告该部分扣款。被告在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后已经依法办理了网上退工手续，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确实未交付原告，因为原告入职时未向被告提交劳动手册，而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必须与劳动手册配套出具。且被告在仲裁庭审时已经明确要求原告提交劳动手册，并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仲裁员也向原告进行了说明，但因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提交劳动手册，故被告未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交给原告。现原告主张迟延退工损失，没有依据。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您好，王小姐，祝贺您被我公司录用，即将成为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的一员……具体录用条款如下：一、录用公司：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地点：上海；二、薪资福利：详见《录用待遇和要求》&《佣金》附件；三、报到时间、地点，3.1报到时间：2018年4月15日，3.2报到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XXX弄XXX号C座305室……如果您已经确认并接受以上条款，请邮件回复……”。该电子邮件的附件“录用待遇和要求”内载：“原告职位为上海大区销售代表，工作要求为：1)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针对酒店工厂写字楼医院学校和政府投资项目(如机场、车站等)推广和销售公司产品(清洁设备和商业地垫)，完成公司的销售业绩，第一年年度指标80万/年……3)每周需要填写工作报告并至少进公司汇报工作报到一次……待遇：1)基本工资(税前)：4,500元/月；实得工资3,706元；2)其他补贴：每月手机通话流量漫游等补贴800元/月，须提供发票凭证；……4)社保福利：5险1金+公积金，按照上海的相关规定；5)佣金：按照销售的价格，分为销售额的22%至1.5%不等，货款进账即可发放佣金，个税自理；6)奖金：年底完成指标有销售额1%的奖励，超过指标的部分再加0.5%，个税自理；7)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按照国家规定。”原告于当日电子邮件回复被告：“收到，很高兴能成为宝瑞的一员……”。2018年4月15日，原告入职被告处，担任销售一职。被告每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月整月工资，没有工资单。2019年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除名通知，通知内载：“王蔚娜女士，我司正式通知你，即日起我司因为如下原因对你予以除名：1、寻找借口拒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2、不服从团队领导的工作安排，拒绝履行工作汇报义务，包括向公司隐瞒客户信息；3、多次无故迟到；4、病假事假手续不当材料不全，并对公司的多次提醒不予理会；以上行为严重影响公司的劳动纪律，并对公司的管理造成恶劣影响。……”。原告在被告处最后工作至2019年2月12日，被告于该日为原告办理了网上退工手续，并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但未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交付原告。被告支付原告工资至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19日，原告就本案诉请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1099号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工资差额1,680.38元、2019年2月工资1,590.80元、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21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529.96元、佣金差额6,633.51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被告未就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为原告开具了2019年1月16日至同月18日期间休假3天的病情证明单；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原告开具了建议病休10天(2019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30日)的医务病休证明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原告开具了2019年1月31日起病假4天的病情处理意见单。还查明，被告处的佣金标准表载明，佣金分配等级按照产品面价低于6折(不低于5折)至100%的折扣率，分别给予合同总价1%-17%不等的佣金(纯佣金)，同时给予合同总价1%-5%的报销(佣金报销)，销售人员累计可以获得合同总价2%-22%的总佣金。原告2018年的销售业绩为311,193.10元，2019年1月的销售业绩为42,864.33元。被告于2018年12月18日向原告支付佣金2,051.35元。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佣金以及被告要求原告以提供个人消费发票的方式领取佣金，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佣金(业绩提成)计算表、微信聊天记录、收条、原告与苏玮的谈话录音及书面整理资料。其中，佣金(业绩提成)计算表显示项目合同总金额为354,057.43元；被告股东王兆东与原告2018年12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兆东：“上次你交过2,020元发票，抵消了5月至7月补贴2,400元。但你还需要提供8、9月补贴1,600元的发票。另外，你的佣金即将发放，你发票准备好了吗？”原告：“不是一个月400吗？5-7月为啥是2,400元？”王兆东：”你每月800的，你查工资记录。”原告：“好的，知道了，一共需要多少发票？”王兆东：“你问下苏总佣金金额吧，再加1,600元。因为我还不知道具体你几折销售的。”被告股东苏玮于2019年1月3日向原告发送“业务报销费用结算单(王蔚娜)”，同时发送微信：“这个不包括肖的费用和星光耀多出来的。中庚电梯是原来尺寸的价格我还没改。”结算单内载6份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59,061.46元，业务费总计25,336.22元,百分比为5%至15%。原告回复：“……星光耀多出来的怎么算？”次日，苏玮向原告发送微信：“星光耀原投标金额的佣金已经算给你了，只是多出部分的算法，多出的增值税肯定要扣的，这个对公司来说是多缴的部分(按照6万的投标和是9万的金额缴的增值税不同)，我要咨询一下财务，看看所得税如何能少一点”；原告与苏玮的谈话录音内载：“……原告：那上次星光耀这笔，你说好给我的，你说3万块，6万到9万那块，那你怎么后面不说了呢？苏玮：这笔是属于，我不是跟你说过，这笔属于另外一回事。原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没有说呀！你提成里面也没有反映呀？这个表格里面到底是啥意思？……原告：那星光耀这笔提成到底怎么说？苏玮：不会少你一分钱！答应你的钱，我跟你说，多出来的差价，扣掉税，全部给你！但是呢。原告：那么到底是多少呢？我现在不晓得是多少呀？苏玮：扣掉国家的税呀，很简单的咯！……”。原告另称，苏玮系被告公司的总经理，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苏玮承诺原告享受的佣金比例统一为15%。另，星光耀项目苏玮最初的报价为59,500元，原告最终与客户签署的合同价为92,000元，苏玮承诺超出报价部分给予原告100%的佣金。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佣金(业绩提成)计算表中的合同总金额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佣金计算方法；对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苏玮与原告的聊天内容无法证明苏玮承诺原告享受的佣金比例统一为15%，而苏玮2019年1月4日发送的有关星光耀项目的微信仅是关于星光耀项目的一种计算，不是约定也不是承诺，不能证明苏玮承诺原告星光耀项目有特殊提成。王兆东与原告的微信聊天内容亦不能证明被告要求原告提供个人消费发票领取佣金中的报销款部分，而是需要提供与业务相关的发票；对原告与苏玮的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整理的文字稿有遗漏，16：08之后遗漏的谈话内容可以证明苏玮并没有承诺支付原告星光耀项目额外的32,000元提成。星光耀项目的签约金额确实超出了原来的定价，但是客户增加了供货数量、品种和调整了材质，故差价并非原告主张的32,000元。被告另称，苏玮是被告处的销售经理，并非被告公司的总经理。从谈话录音中原告称苏玮的话会被人事经理否定，可以看出苏玮和被告人事经理之间系平级或苏玮的级别略低，原告承认苏玮无法代表被告公司。就星光耀项目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被告称，在客户向原告发出询价文件后，被告通过原告向客户发送了报价文件，客户根据报价最终选择了报价最低的被告作为签约供应商，但客户通过原告向被告提出，按59,500元的报价内容供货，签约和开票价格上调至92,000元，即原告以客户代言人的身份跟被告协商了“差价扣税后”返还的方案，后客户将金额为92,000元的合同盖章件返还被告，该合同约定的供货范围与59,500元报价以及最初询价的完全一致。后客户意识到发出的询价存在失误和估算不足，转而向被告提出增加供货数量、品种和调整材质，并承诺对送货如实如数签收，如供货总额超过92,000元，则凭签收单据补充结算，被告对客户的增补要求予以配合，并保存了所有送货签收单据。被告实际供货总金额虽未达到92,000元，但已远远超过59,500元，故差价已大幅度减少，且差价扣除增值税后为负数。被告为此提供询价单、报价单、采购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材料，但就原告与客户之间收发询价单、报价单的相关材料被告表示无法提供，被告处也未保留原告与被告相关人员就此联系的相关记录。原告对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送货单内的内容予以认可，但对送货单外备注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询价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报价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该报价单不是合同订单，而是苏玮发给原告，原告再发给客户的用于招投标的第一份报价单，因原告与该项目客户方的对接人员关系较好，该对接人员收到59,500元的报价单后告知原告该报价低于招投标的底价，将没有资格参加投标，同时告知了原告该项目招投标的价格范围，且未将该报价单正式交上去。原告将获悉的此信息反馈给了苏玮，并向苏玮提出重新报价的建议，苏玮听取了原告的建议，同时承诺如果按照原告的建议中标的，差价部分扣除税后作为佣金全部支付给原告，原告遂重新制作了价格为92,000余元的报价单发给了客户，被告最终中标，并与客户签订了金额为92,000元的采购合同。原告另称，被告所谓的签订合同后客户提出增补货物的要求，从被告提供的送货单来看，这些所谓的新增货物的送货单均为手写且没有日期，且手写送货单和打印送货单所列的货物存在重复，原告认为手写送货单很有可能是被告对于打印送货单中送货内容的确认，如果存在多次送货，也可能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退换货的情况，并无法证明是新增货物。即使手写送货单中所列的确实是新增货物，也无证据证明该新增货物与已签订的92,000元的合同有关。原告认为，既然是新增货物，就意味着被告与客户之间产生了新的合约，对于新增货物的费用，被告应当向客户主张，而不应与原来签订的92,000元的合同混为一谈，因为被告并无证据证明所谓的新增货物的费用包含在原签订的92,000元的合同中。为证明原告存在违纪行为，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关系属合法，被告提供了原告工作电脑中的自拍照及色情照、被告催促原告提供病假材料的聊天记录。被告另称，原告工作时间用其QQ账号大量收发自拍照、色情照，足以证明原告严重违纪。原告对自拍照及色情照的真实性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存在严重违纪行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已将病假单交给了被告。庭审中，原告另陈述，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于2019年4月1日找到了新的工作，因路途远不做之后，又于2019年8月1日找了另一份新工作。诉讼中，就原告主张的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基本工资以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基本工资差额，原告明确表示同意仲裁裁决的金额，即主张2019年1月工资差额1,680.38元、2019年2月工资1,590.80元。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电子邮件及附件“录用待遇和要求”、宝瑞贸易佣金标准表、病情证明单、医务病休证明书、病情处理意见单、除名通知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就原告主张的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以及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工资，原告于诉讼中明确表示同意仲裁裁决的金额。被告虽对仲裁裁决上述期间的工资数额不予认可，但并未就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应视为被告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按仲裁裁决支付其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80.38元、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工资1,590.80元之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上述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将双方劳动权利义务固定化，为劳动者维护其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而非劳动者可以以此获取超出正常劳动报酬的额外利益。用人单位只要尽到诚实磋商义务的，即可免除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义务，以电子邮件形式出具或签署的具备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条款的文件，可视为用人单位已履行诚实磋商之义务，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签订劳动合同的立法目的已经实现。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原告发送了录用通知及附件《录用待遇和要求》&《佣金》，文件明确载明了被告的基本信息、原告的具体职位、工作要求、薪资待遇、社会保险、工作和休息时间等内容，原告于当日回复予以确认，并根据录用通知所指定的时间于2018年4月15日至被告处工作。本院认为，录用通知及附件《录用待遇和要求》&《佣金》已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条款，在双方对此均无异议的情况下，原告的权利义务已得到固定，其并有权依据录用通知及附件《录用待遇和要求》&《佣金》主张权利，双方之间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已实现。在此情况下，原告再主张被告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有悖立法本意。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4月15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业绩提成(佣金)差额63,765元之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处的佣金标准表内载，根据产品面价不同的折扣率，销售人员累计可获得合同总价2%-22%的总佣金。且该佣金计算标准被告已事先告知原告，故该佣金计算标准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虽称之后苏玮口头承诺原告的佣金计算标准统一为15%，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无法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就原告的佣金，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苏玮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苏玮于2019年1月3日向原告发送业务报销费用结算单，内载原告的业务报销费用总计25,336.22元，苏玮同时明确尚未包括星光耀多出来的费用。被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苏玮仅是被告公司的销售经理，无法代表被告公司。然，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公司的股东为二名自然人股东，苏玮系股东之一。且从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公司另一名股东的微信聊天内容，亦可以看出苏玮对于原告的销售提成具有决定权。因此，被告上述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确认，除星光耀项目超出原投标金额部分之外，截至2018年12月底，原告应得的佣金为25,336.22元。就星光耀项目超出原投标金额部分，根据原告与苏玮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谈话录音，可以看出苏玮确承诺该项目多出的差价在扣除增值税后全部支付给原告。而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该项目原定价为59,500元，最终签订的合同价为92,000元，差价为32,500元。被告虽称客户在签订合同后意识到发出的询价存在失误和估算不足，增加了供货数量、品种和调整了材质，故差价大幅度减少，扣除增值税后为负数。然，根据被告所述，客户是在签订金额为92,000元的合同后方才提出增加供货数量、品种和调整材质的要求，而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客户该增加或调整供货需求而产生的费用包含在原来签订的92,000元的合同价中。而结合苏玮于2019年1月4日发送原告的微信中记载有“6万的投标和9万的金额”之内容，且苏玮在与原告的谈话过程中，在原告提及“你说3万块，6万到9万那块”时并未提出异议，本院难以认定被告所谓的客户于签订合同后增加供货需求所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原签订的92,000元的合同价款中之事实。综上，本院确认星光耀项目的差价为32,500元。就被告主张星光耀项目的差价部分应当扣除增值税，本院予以采纳。现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增值税为12,689.64元，故原告就星光耀项目差价部分的佣金为19,810.36元。此外，根据原告提供的其自行制作的佣金(业绩提成)计算表显示，原告2019年1月另有二笔销售业绩，即海昌海洋公园第三批餐部23,088.33元及上海中庚电梯垫19,776元。被告就该计算表中的合同金额明确表示予以认可，故本院亦予以确认。而就该二笔销售业绩的佣金，根据被告处的佣金标准表规定销售人员可获得的总佣金为合同总价的2%-22%，结合苏玮向原告发送的业务报销费用结算单所记载的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中庚的佣金百分比均为15%，本院确认原告该二笔销售业绩的佣金为6,429.65元。综上，原告在职期间应得的佣金合计为51,576.23元。剔除被告已支付原告的佣金2,051.35元，被告尚应支付原告佣金差额49,524.88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228元之请求，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被告向原告发出的除名通知显示，被告系以原告存在寻找借口拒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服从团队领导的工作安排，拒绝履行工作汇报义务，包括向公司隐瞒客户信息；多次无故迟到；病假事假手续不当材料不全，并对公司的多次提醒不予理会为由，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了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原告存在上述除名通知中所列的违纪行为。其次，即使原告存在除名通知中所列的违纪行为，被告亦未提供依法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以及就规章制度对原告进行培训或有效送达的证据，故亦无法认定除名通知中所列的行为属于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因此，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显属违法，原告据此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于法有据,被告应根据原告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收入情况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就赔偿金计算标准，按照劳动者每月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根据被告向原告发送的录用通知之附件“录用待遇和要求”之记载，原告的待遇除基本工资4,500元/月外，每月另有通讯补贴800元。原告提供的被告认可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以看出被告实际给予原告的补贴均为每月800元。虽然该补贴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发票以报销的形式领取，但每月标准固定，并非实报实销，故该补贴实为原告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因此，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5,300元。原告在职期间应得的业绩提成属于奖金，亦应当计入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综上，结合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228元，并未高于法定标准，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21元之请求，本院认为，仲裁裁决被告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1,521元，而被告并未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应视为其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每月5,300元的标准支付其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办理完退工手续期间的延误退工损失之请求，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执行，影响劳动者办理失业、求职登记手续造成损失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失业保险金有关规定予以赔偿。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12日解除，被告应当于2019年2月27日之前为原告办妥退工手续，包括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并交付原告。现被告辩称，因原告未将劳动手册交予被告，故其未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交付原告，该辩称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被告未依法尽到及时为原告办理完整退工手续的责任，故原告据此主张迟延退工的经济损失，有依据。但根据原告自述，其自被告处离职后于2019年4月1日入职新公司，故原告主张2018年4月1日起迟延退工的经济损失，无依据。综上，被告应按照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支付原告主张2018年3月1日至同月31日期间迟延退工的经济损失1,81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蔚娜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2日期间的工资1,590.80元；二、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蔚娜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1,680.38元；三、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蔚娜业绩佣金差额49,524.88元；四、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蔚娜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1,228元；五、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蔚娜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521元；六、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蔚娜迟延退工的经济损失1,815元；七、驳回原告王蔚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上海宝瑞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海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程 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