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58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曾用名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岱岳经济开发区泰山国际汽车城。 法定代表人：黄舜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峰，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宏彦，男，199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临漳县，住临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芬，河北照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宏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2019）冀0423民初1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马海峰，被上诉人张宏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冀0423民初1192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成立、履行等事实认定错误，导致裁判与事实相悖。1、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任培曾任上诉人公司传祺品牌经理，但是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与任培签订买卖合同，购买本田品牌的行为，却认为是任培的职务行为，显然相互矛盾，任培既然作为传祺品牌经理，当然不具备代表公司销售本田品牌车辆的权限，结合任培指示被上诉人将车款打入第三方形成的车辆买卖合同，与上诉人无关。2、上诉人对于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合同不知情，也从未授权他人签订，该合同中所使用的公章系任培伪造。结合前述任培身份与本案合同相矛盾的情况，上诉人认为本案与任培目前已经被提起公诉的伪造印章等行为有关，并且，本案亦不能排除任培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我方利益的情形。3、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与庭审笔录不一致，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首先，任培的确曾在上诉人公司担任传祺品牌经理，但因其在任期间存在诸多犯罪行为，在2018年8月下旬因其犯罪行为大批民事案件爆发后，其本人便已下落不明，并处于公安机关通缉状态，并且，上诉人于2018年8月30日便对其进行了停职处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任培担任传祺品牌经理至2018年12月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一审判决中多次提到被上诉人通过微信与任培签订销售合同，然而，在一审上诉人已明确指出，本案被上诉人所依的合同照片系微信名为“济南乐程燕子”的用户发送给被上诉人，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任培或上诉人公司。在未查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照片来源、签订主体等关键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或与被上诉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任培的陈述便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未免于过于轻率。最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转到第三方账户的款项系履行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并且，双方存在“以往交易习惯”，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无交易往来，更无以第三方账户收款的交易习惯。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买卖合同成立、履行等事实的情况下，适用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另一审法院给任培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不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该类材料应当有调查人员签字确认，该证据并不存在调查人员的最终签字确认，所以该证据不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使用。 张宏彦辩称，1、任培是上诉人的销售经理，但不仅限于销售一种品牌的车辆，销售合约书中盖有上诉人的公章，任培指定收款账户的行为应视为上诉人的行为；2、公章是否涉嫌伪造均是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与双方买卖合同无关，不能证明双方恶意串通。被上诉人在购买车辆时作为一般购买人，不可能在签订合同交付购车款的同时来核实上诉人公章的真伪，上诉人的要求明显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认知常理，且被上诉人之前也通过微信与任培签订过销售合约书且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任培有销售车辆的权限，也有理由相信任培签订的合约书公章是真实的；3、上诉人对停止任培任职的时间的主张并没有证据支持；4、任培提供的销售合约书，被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没有按约定履行，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张宏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长泰公司于2018年8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约书，返还购车定金并适用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定金；2、判令被告自2018年8月7日起以149600元为基础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日登记成立，于2018年6月20日更名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汽车、汽车配件、汽车用品、汽车维修等。任培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担任长泰公司传祺品牌总经理。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与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8月7日张宏彦通过微信与长泰公司传祺品牌总经理任培签订了《销售合约书》，向该公司购买了2台白色广汽本田飞度汽车，每台指导价85800元，每台优惠11000元，送交强险，购车款共计149600元，预计交车日期为2018年8月7日，张宏彦按合约书指定向森江公司账号73×××23于2018年8月7日打入购车定金共计149600元，长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车。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销售合约书》、转账记录在卷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原告张宏彦2018年8月7日系通过微信与被告长泰公司签订了车辆《销售合约书》，并按合约书上的约定将购车款转至指定账户，该合同订立与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签订的形式条件稍有不同，该案案由应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原告张宏彦与被告长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的问题，根据张宏彦提供的《销售合约书》复印件，以及经向长泰公司前传祺品牌总经理任培调查了解，该合同系任培在长泰公司任职期间代表长泰公司与张宏彦所签，并将《销售合约书》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张宏彦，购车款也是按以往交易习惯，让其转账支付至森江公司账户上，张宏彦收到《销售合约书》后，按合约书约定向森江公司账号转账支付149600元购车定金款，已经按合约书的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长泰公司与张宏彦之间已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长泰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车辆的合同义务属于违约，张宏彦要求解除其与长泰公司于2018年8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约书，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张宏彦要求退还其购车定金1496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长泰公司应将张宏彦预交的购车款149600元如数退还。原、被告签订的《销售合约书》第3条“如非卖方原因，购方无故不履行合约，给卖方造成经济损失，卖方将只退还购方所交定金的50%；如卖方未能于协定交车期间交车时，由卖方无息退还所收定金”的约定系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双方当事人均应接受该合同条款的约束，张宏彦在了解该条款后仍选择向长泰公司支付货款，也应当接受该合同条款的约束，因此，张宏彦要求双倍返还定金以及要求赔偿其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的主张与该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长泰公司主张本案系任培伪造公章产生的纠纷，任培的证言有可能系其为逃避刑事处罚所作的不实陈述，该案涉及刑事案件，应当待刑事案件宣判后再另行处理，但未能提供证明任培所作陈述不实的证据，且张宏彦与任培签订合同，是基于对任培系长泰公司销售人员身份的信任，并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任培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至于其是否涉嫌经济犯罪，与本案并无关联。张宏彦按照其与长泰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将购车款打入森江公司的账户，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履行了合同，长泰公司称未收到购车款，视为张宏彦未履行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之规定，判决：一、依法解除原告张宏彦与被告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约书》；二、被告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还原告张宏彦购车定金款149600元。三、驳回原告张宏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92元，减半收取计1646元，由被告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长泰公司庭后提交如下证据：1、长泰公司留存的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的报案材料及报案补充说明（1）复印件；2、2018年8月或9月份张宏彦在长泰公司书写的报案对账材料；3、2018年8月30日辞退任培的通知；4、代理人关于庭后提交材料的说明。以上证明张宏彦打款与任培犯罪行为有关。 张宏彦质证称，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任培是否伪造公章，是长泰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材料上没有加盖公安机关的印章，不能证明该两份证据与公安机关受理的案件内容具有一致性；证据2不认可，不是张宏彦本人手写的。另该对账材料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车款已付，数额正确，就是没有提车；证据3停职通知与本案没有关联，案涉合同签订是在8月7日，停职通知是在8月30日，是长泰公司内部决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且该通知也没有进行公示；证据4单方说明不属于证据，内容也不真实。 张宏彦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2018年5月15日张宏彦通过微信和长泰公司任培签订的销售合约书一份，证明任培在销售传祺的同时也销售本田品牌的车辆，不仅限于销售传祺一种品牌，存在通过微信签订销售合约的交易习惯，合约书的履行也是任培指定的第三方收款账户。庭后提交2019年11月2日姜某的证明、姜某手持证明的照片、捺手印的照片及姜某的身份证明各一份，并与姜某视频联系。姜某证明：2018年5月15日，张宏彦通过微信经过我的无偿帮忙向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订购飞度汽车两台，由于行业习惯合同由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培签订好合同盖上公司公章，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我，我发给张宏彦。张宏彦按照合同转账完成合同签订，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按时交付车辆。2018年8月7日，张宏彦再次通过我的无偿帮忙向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订购飞度汽车两台。因为有过一次合作的基础，合同照旧由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培签订合同盖上公司公章，通过微信拍照发给我，我发给张宏彦。张宏彦通过转账完成合同签订。我的微信名字之前是济南乐程燕子。 长泰公司质证称，1、对2018年5月15日销售合约书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复印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张宏彦应当提交原件进行比对。该合约书若存在原件，长泰公司对该合约书中印章的真伪申请鉴定，若该合约书不存在原件，则无法证实该证据与长泰公司有关。该证据也无法证实张宏彦的证明目的，任培是否具备销售多种车型的资格和权限并不是一份销售合约书或者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的内容，应当以其实际获得的授权、职务范围进行确定，其超出职权范围外的行为不应当以职务行为认定，结合任培因伪造公章等罪名被刑事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的情况，其超出职权的行为与公司无关，同时该证据也无法证实双方当事人通过微信发生交易的情况，张宏彦应当提交双方微信聊天或存在该交易情形或经过的相应证据；2、对姜某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实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等事实；且该证明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双方之间并不存在2018年5月15日的车辆交易，也不存在其所谓的行业习惯，该内容与本案无关。该证明中所述任培为长泰公司总经理，也与事实不符。对于姜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没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实本案合同的来源与形成过程，更不能证实张宏彦所称的合同与长泰公司有关。 二审查明，张宏彦曾于2018年5月15日通过中间人姜某以微信方式和长泰公司任培签订《销售合约书》一份，购买飞度汽车。2018年8月7日又以相同方式签订了案涉的《销售合约书》。另长泰公司提交2018年8月30日辞退任培的通知一份，证明长泰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辞退任培的事实。 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张宏彦与长泰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问题，张宏彦提供的《销售合约书》虽为影印件，但根据一审法院向任培所做的调查，以及证人姜某的证明，能够证明该合同系任培在长泰公司任职期间代表长泰公司与张宏彦所签，任培在合同的卖方处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并将《销售合约书》以微信方式经姜某发送给张宏彦，张宏彦按合约书指定账户支付了149600元，长泰公司与张宏彦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长泰公司否认与张宏彦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称公章系任培伪造，另任培系传祺品牌经理，不具备销售本田品牌车辆的权限，本院认为，首先，关于任培的销售权限系长泰公司内部规定，并未公示，且案涉合同签订时，任培仍系长泰公司的销售经理；其次，张宏彦作为购买方，不具备鉴别公章真伪的能力，不能苛求张宏彦对公章真伪的鉴别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结合任培系长泰公司销售经理的身份，以及2018年5月份双方曾以相同方式购买过车辆的事实，张宏彦有理由相信任培具有代理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任培的代理行为有效，故应认定张宏彦与长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张宏彦已按合约书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长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张宏彦与任培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车辆义务已构成违约，张宏彦要求解除《销售合约书》并退还购车定金，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长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92元，由上诉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金荷 审判员  武运红 审判员  杨伟烈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路雪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