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津0103行赔初13号原告宋香杰，男，199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天津中车机辆装备有限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富永红（系原告舅舅），男，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建国酒业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住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杨秉魁，局长。委托代理人安璐，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继业，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下瓦房派出所副所长。原告宋香杰因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香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富永红、被告委托代理人安璐、李继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3月16日晚23时许，原告与同事乘坐出租车回家，途径海河边上河西第一幼儿园附近时，因饮酒吐在出租车上，事后未与出租车司机提出的赔偿价格达成一致，所以出租车司机选择报警。接警后，被告的下属机构下瓦房派出所两名警察到达现场解决问题。在警察现场处置问题过程中，其中一人在原告无任何辱骂、侮辱警察或袭警动机和行为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将原告制服在地，并使用擒拿动作及语言上的辱骂行为，制服行为之后，并未对原告做任何解释或是进一步处理。3月17日上午9时许，原告因疼痛难忍，来到天津医院急诊部就医，当时诊断为左肩锁骨骨折，并住院完成手术。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因执法行为不当对原告造成的人身损害共计262627.5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人身损害赔偿明细；2、医疗费用票据；3、住院全套病历；4、《国家赔偿决定书》；5、证人马某的证言。被告辩称，2019年3月16日23:00许，宋香杰酒后搭乘出租汽车，行驶至河西区，宋香杰在搭乘的出租汽车内呕吐，与出租汽车司机发生司乘纠纷，出租汽车司机随即报警。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下瓦房派出所工作人员接警后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在现场处置过程中，宋香杰酒后行为失控，为保证现场当事人、处置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处置人员将其推离至安全距离时，宋香杰倒地。宋香杰同事马某对其劝阻过程中亦将宋香杰摔倒在地。后，宋香杰一方与出租汽车司机现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宋香杰自行离开。宋香杰对其酒后行为失控的情况表示悔过。宋香杰在处置现场表示其面部挫伤系自己摔倒造成，未提出肩部受伤。2019年3月17日，宋香杰到天津市天津医院就诊。2019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同日，被告接收原告相关材料依法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进行受理。经审查，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并不具有应当赔偿的法定情形。被告于2019年9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三条之规定，作出不予赔偿决定。2019年9月30日，被告当面直接向原告进行送达。被告认为，首先，被告工作人员在处置宋香杰与出租汽车司机发生的司乘纠纷过程中，无对宋香杰进行殴打、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等违法行为，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不具有国家赔偿法规定应当赔偿的情形。其次，原告的损害后果与被告工作人员的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观点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国家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2、国家赔偿申请接收凭证；3、提交国家赔偿案件情况通知书；4、关于国家赔偿申请的答复意见；5、《国家赔偿决定书》；6、送达回执；7、110接警单；8、宋香杰询问笔录；9、门诊病例及照片；10、唐某某询问笔录（2019年3月17日）并附唐某某身份证明；11、马某询问笔录（2019年3月17日）并附马某身份证明；12、黄某某询问笔录（2019年3月17日）；13、黄某某询问笔录（2019年6月12日）并附黄某某询问笔录；14、现场执法记录仪视频。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证据7，接警单后没有处警记录；证据8，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据10，因唐某某没有参与全部过程，中途离开了，所以不认可；证据11，合法性真实性认可；证据12、13，黄某的笔录在两次笔录中的重要关键点前后不一致；证据14，对视频内容无异议。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因为被告不存在应当赔偿的情形；且该3组证据发生时间自2019年3月17日产生，而本案事发时间是2019年3月16日，所以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原告主张的赔偿未予支持的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此证人证言距离案发时间较远，存在受案外因素影响的可能，证明效力远低于在事发之后其向下瓦房所提供的证言的证明效力，且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与其事发后向下瓦房所提供的证言存在严重矛盾。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3，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对原告证据4，因其涉及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结论，故在宣判前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原告证据5，因证人马某自认事发当天曾将原告摔倒在地，故其对原告受伤亦存在关联性，且其出庭证言与民警在事发第二天向其调查中所陈述的证言前后矛盾，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证据1中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予以采信；对被告证据1中的“相关材料”，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对被告证据5，因其涉及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结论，故在宣判前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被告的其他证据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6日23:00许，原告因酒后在搭乘的出租汽车内呕吐而与出租汽车司机发生司乘纠纷。被告下辖的下瓦房派出所工作人员接到出租汽车司机报警后随即出警。从被告证据14的视频资料中，明显看出，在被告工作人员处警过程中，原告酒后行为失控，在其同事阻拦下，原告仍多次主动贴近民警、推搡民警，妨碍民警处置工作。在民警控制原告至安全距离时，原告倒地。在原告起身后，其仍继续主动贴近民警，妨碍民警处置工作。原告同事马某，为阻止原告的妨碍行为，在对其劝阻过程中亦将原告摔倒在地。原告自己酒后失控也存在自行倒地的情形。在原告同事向出租汽车司机支付300元赔偿后，出租汽车司机与原告达成和解。后原告自行离开，并未向被告出警的工作人员表示受伤。2019年3月17日，原告自称疼痛难忍而去天津医院就医。2019年7月31日，原告以被告执法不当为由，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9年9月27日，被告作出西公赔决字〔2019〕0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工作人员是否实施了违法的执法行为并导致原告所主张的人身损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有该条规定的侵犯人身权违法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第一，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的人身损伤是因其摔倒导致的损伤，进而不能排除摔倒以外的其他情形导致原告人身损伤，且当天在被告工作人员处置完警情后，原告自行离开并未表示受伤，无法排除原告后续有无其他情形引发的损伤。第二，即使是摔倒致伤的情形下，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的摔倒仅仅是被告工作人员所导致，且客观上原告摔倒的原因明显并存多种，既有原告因酒后行为失控的自行摔倒，又有原告同事为劝阻其不要妨碍民警执法而将其摔倒，还有民警为控制原告不要妨碍民警执法而将其摔倒。第三，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存在违法性，且根据双方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亦无违法情形。因此，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原告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香杰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 懿审 判 员  王 欣人民陪审员  刘向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旭书记员石金泽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