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881民初4771号原告：文能博，男，199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3***73X。原告：文增帆，男，199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59。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存映，广东宪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增芬，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59。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钦，广东海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骏颖，广东海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文灼叶，男，196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51。原告文能博、文增帆诉被告文增芬第三人文灼叶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增帆及原告文能博、文增帆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存映、被告文增芬、第三人文灼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能博、文增帆诉称：确认2019年10月24日原告父亲文灼叶与被告文增芬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返还6万元。2019年10月24日原告父亲文灼叶在未经原告授权委托，吉水派出所未告知被告文增芬的伤情重鉴结果的情况下，仅凭派出所的紧急电话通知，就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内容如下：1、一次性赔偿给被告和文锦娣的医药费及其他各种损失费用一共陆万元整(60000.00),此事己了结，甲方（被告）以后的伤情与乙方（原告）的该次行为无关；2、文能博、黄春梅的医药费自理；3、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有关法律责任；4、此协议签字之日起生效。原告均是成年人是有行为能力责任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廉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原告均申请对被告的伤情鉴定为“轻伤”提出异议，并要求重鉴。重鉴结论是轻微伤，是不构成轻伤罪的。但该鉴定结论未告知原告，也没有告知原告父亲文灼叶的情况下，派出所于2019年10月24日就电话通知原告父亲文灼叶尽快拿出6万元赔偿给被告就和解谅解，原告父亲文灼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与被告签订“协议”的，所以是无权的无效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文增芬辨称：一、2019年10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4年10月5日，原告打伤答辩人文增芬，答辩人被鉴定为轻伤，之后文能博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于2019年对答辩人文增芬的伤情重新鉴定为轻微伤。重新鉴定结果出来后，吉水派出所的领导李仪（主持所里的全面工作）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在协议书签订的前几日一直联系答辩人，让答辩人回来与原告方协商解决。在签订涉案协议书的前一日，李仪电话联系答辩人说其已经和原告方沟通好，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原告方同意赔偿6万元给答辩人，让答辩人回来与原告方签订协议书。李仪同时也和答辩人明确，虽然重鉴结果是轻微伤，但答辩人如果不服该重鉴结果，也可以重新要求鉴定，在结果没有最后确定之前，并不代表原告一定不构成犯罪，毕竟二次鉴定时间相隔较远，他表示也已经将该利害关系和法律后果同原告说清楚了。基于此，答辩人出于对吉水派出所领导李仪的尊重和信任，也考虑到与原告是邻居关系，且第三人文灼叶是原告的父亲，与原告是同住家庭成员，本着化解矛盾的目的，在文灼叶代表原告、吉水派出所领导李仪在场的情况下，才于2019年10月24日到吉水派出所与原告方签订“协议书”，并当场领取了原告方赔偿款6万元。二、文灼叶代理行为有效，协议书合法有效。本案第三人文灼叶是原告文能博和文增帆的父亲，属于一起共同生活的同住家庭成员，答辩人提交的证据1户籍成员信息、证据2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可证实。争议协议书是在吉水派出所签订的，当时吉水派出所的领导李仪（主持派出所的全面工作）在场主持调解，在协议签订时文灼叶明确表示其是代表原告文能博和文增帆，后来该协议书也附案归档交给廉江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案件证据（见不起诉决定书），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4廉江市公安局吉水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可证实。因此，从以上的事实可以明确文灼叶代表原告文能博和文增帆符合案件事实。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八条关于“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的规定，答辩人有理由相信文灼叶有代理权。本案原告文能博和文增帆确有赔偿答辩人之义务，达成协议之后有利于案件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即便原告认为文灼叶没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文灼叶的行为也符合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代理行为有效。三、协议书符合自愿、合法原则，并巳实际履行完毕。原告所提交的证据5廉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中“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部分明确“2019年10月24日，被不起诉人文增帆、文能博一方与被害人文增芬一方达成刑事和解，向被害人文增芬赔偿医药费及其他损失费人民币6万元，取得被害人文增芬的谅解。”。据此可知争议协议书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廉江市人民检察院查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4收据明确原告文能博、文增帆履行协议书约定内容，向答辩人支付了6万元人民币赔偿费，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八条关于“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依照前两款规定代为和解的，和解协议约定的赔礼道歉等事项，应当由被告人本人履行。”的规定，可知原告巳经实际履行协议书约定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于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关于“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巳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即便文灼叶未经原告授权，原告的履行行为亦构成对该协议书的追认。因此，本案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真实合法，依法有效。并且由于达成了刑事和解，答辩人不再要求重新鉴定伤情，明显有利于原告，也符合原告方的意思和目的。四、原告所诉是对和解协议反悔，应判决驳回。在廉江市人民检察院对原告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原告在其目的已达到的情况下，企图通过诉讼推翻之前达成的协议书，不但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是公然挑衅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二条关于“和解协议巳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涉案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合法，符合自愿、合法原则，依法有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签订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情形，原告的诉求无理，请依法判决驳回。第三人文灼叶辩称：当时派出所通知我去，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原告文能博、文增帆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文能博、文增帆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2、文灼叶身份证，证明第三人主体。3、协议书，证明协议内容。4、收据，证明被告文增芬收到原告6万元。5、不起诉决定书，证明《不起诉决定书》认定被告文增芬收到原告6万元。被告文增芬提供的证据有：1、户籍成员信息，2、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证据1、2证明第三人文灼叶是原告文能博、文增帆的父亲，与原告是同住家庭成员。3、通话记录，证明吉水派出所的领导李仪（电话：138*****106）多次联系被告文增芬协商解决与原告的矛盾。4、证明，证明涉案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自愿、合法原则。第三人文灼叶没有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文增芬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协议书符合自愿、合法原则，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该收据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争议协议书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廉江市人民检察院查明。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证据3中的协议书是我签订的.对证据4、5无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不知道是何时调取的通话记录，也不知道是谁提取出来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什么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两原告文增帆、文能博是同胞兄弟关系，第三人文灼叶与两原告是父子关系。三人是同一户口内的户成员，文灼叶是户主。三人共同居住生活于广东省廉江市***********。2014年10月5日8时许，原告文能博、文增帆与被告文增芬因建造围墙的土地问题产生纠纷，两原告持砖块砸中被告的右环指。经鉴定，被告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原告文能博于2018年4月27日被刑事扣留，同日被取保候审。该案经廉江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原告文能博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廉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经两次退回侦查，侦查机关于2019年9月17日补查重报。2019年10月24日，第三人文灼叶以两原告的代表身份与被告文增芬在廉江市公安局吉水派出所负责人李仪的主持下签订一份《协议书》，就因建围墙引起纠纷导致文能博、文增帆砸伤文增芬的右环指和文锦娣的头部，文锦佳、文锦鹏打伤文能博的问题，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协议如下：1、文能博、文增帆一次性赔偿给文增芬和文锦娣的医药费及其他各种损失费用一共60000元，此事已了结，文增芬以后的伤情与文能博、文增帆的该次行为无关；2、文能博、黄春梅的医药费自理；3、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有关法律责任；4、此协议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书签订的当日，第三人文灼叶一次性支付了60000元（第三人称该款是从其女儿文晓霞处所借）给被告，被告出具一份《收据》给原告收执，并出具《刑事谅解书》给原告。2019年11月1日，廉江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廉检公诉刑不诉[2019]134号《不起诉决定书》，查明2014年10月5日5时许，被不起诉人文增帆、文能博与被害人文增芬因建造围墙的土地问题产生纠纷，被不起诉人文增帆、文能博持砖块砸中文增芬的右环指。经鉴定，文增芬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9年10月24日，被不起诉人文增帆、文能博一方与被害人文增芬一方达成刑事和解，向被害人文增芬共赔偿医药费及其他损失人民币6万元，取得被被害人文增芬的谅解。该院认为文能博的上述行为未达到故意伤害罪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为由，决定对文能博不起诉。2019年12月26日，廉江市公安局吉水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证明2014年10月5日8时许，文增芬一家与文灼叶一家人因建围墙发生纠纷，导致双方发生打架，文增芬被文灼叶的儿子文增帆、文能博殴打致伤。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冲突，创建和谐关系，于2019年10月24日文增芬和文灼叶（系文增帆、文能博的代理人），双方到吉水派出所进行调解处理，经调解双方同意自愿达成赔偿协议，文灼叶作为代理人一次性赔偿陆万元给文增芬作为医疗费和其他费用，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此件事已了结。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第三人是否有权代理原告文能博、文增帆与被告文增芬签订赔偿协议。第三人与两原告是父子关系，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廉江市公安局吉水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当时第三人文灼叶是作为两原告的代理人身份与被告在该派出所调解达成赔偿协议，且达成赔偿协议后第三人从其女儿处借来60000元赔偿款一次性支付给被告，被告也出具了刑事和解的谅解书给原告。该刑事和解的谅解事实也得到了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的认可。虽然第三人没有两原告书面的委托手续与被告进行调解及达成协议，但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第三人是受两原告的委托与被告进行调解达成协议并支付赔偿款给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第三人文灼叶的上述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第三人文灼叶以两原告的名义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对两原告发生效力。关于两原告请求确认涉案《协议书》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涉案协议书是第三人文灼叶无权代理两原告所实施的无权行为，请求确认涉案协议书无效。该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本案是涉及刑事案件的和解赔偿协议。第三人叶灼叶代表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是在廉江市公安局吉水派出所，并在该所的负责人李仪的主持下签订，文灼叶签订《协议书》时已明确知晓协议的内容为两原告赔偿60000元给文增芬及文锦娣，并自行到其女儿处借来款项予以赔偿给被告。被告也依协议的约定对两原告的伤害行为作出谅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二条“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的规定，两原告请求确认涉案的协议书无效，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文能博、文增帆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50元，由原告文能博、文增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 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吴粤婵书 记 员  谢若尘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二条“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