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02民初4617号 原告：孙军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祥，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渔港路37-1A-101。 法定代表人：徐浩，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正杰，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志勇，山东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军平与被告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军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祥到庭参加诉讼，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正杰、陶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军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2002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每月多收取的费用37元共计666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原告挂靠被告经营期间，被告每月除向原告收取管理费外，还代征代缴各种税费，后增加了座套换洗费、GPS通讯费，至2017年时已无代征代缴的税费。2017年12月，双方续签合同时，原告要求被告出示收费明细，被告未出示，但收取次月的费用时减少了37元钱。原告查询发现，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费用中扣除挂靠管理费、座套换洗费、GPS通讯费外，每月都剩余37元。原告不清楚这37元费用的性质，经向物价、税务部门咨询，这37元既非税费也非行政事业性收费，而原、被告在挂靠经营合同中对此也无约定，原告有理由相信该费用系被告多收取的费用，故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多收费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支付违约金。因此，原告提出以上诉求。 威海商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系出租车主，因挂靠被告经营，故需向被告交挂靠管理费。1998年以前，挂靠经营的出租车主向出租公司交管理费的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为400元至1000元数额不等。1997年年底，出租公司主管部门为了加强对出租业的管理，下发了《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每车每月不超过200元收取挂靠代理服务费”，根据这一通知要求，出租公司每月仅能向出租车主收取200元管理费。除管理费外，出租公司每月还要代出租车主向国家缴纳养路费、铁路道口费、车船使用税、价格调节基金、工商管理费、营业税、城建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税费，这部分税费由出租公司代收代缴。出租公司在纳税时，税务机关将出租公司代收代缴的上述费用亦作为出租公司纳税的基数计算，导致出租公司承担了额外的税费。在挂靠管理费大幅下降后，出租公司无法维持正常经营，所以出租公司纷纷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一情况。1998年4月，税务、物价、运管等部门联合开会研究，在核算出租公司需承担额外的税费后，决定由出租公司再向出租车主收取37元费用，以保证出租公司在扣除额外承担的税费后仍能剩余200元。原告主张被告多收取37元的事实就是这样产生的。鉴于被告向原告收取37元费用系主管部门联合多家部门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有一定历史成因，虽然没有正式文件，但事实是存在的，所以被告不应向原告退还。原、被告在挂靠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需交事故周转资金，合同期满双方不再续签时，被告才向原告退还，现未达到退还的条件，故被告不应退还。被告收取37元费用和事故周转资金，有相关部门的决定和合同约定，被告未违反合同约定，不应支付违约金。故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被告围绕抗辩意见均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对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系出租车车主，自2002年5月起挂靠被告从事出租车经营，双方签订过挂靠经营合同，合同中约定了原告每月向被告交管理费以及由被告代征代缴的各种税费，还约定了原告向被告预付交通事故周转金，合同期满无遗留问题，被告向原告退还交通事故周转金（不计息）。 1998年以前，威海市区各出租公司向出租车主收取挂靠管理费的数额为400元至1000元不等。除挂靠管理费外，出租车主每月需要缴纳的养路费、铁路道口费、车船使用税、价格调节基金、工商管理费、营业税、城建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各种税费通过出租公司缴纳，即由出租公司代收代缴，出租车主将其随挂靠管理费一起交给出租公司。 1997年年底，威海市物价局和威海市交通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客运车辆挂靠代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自1998年1月起挂靠管理费不得超过200元。该通知下发后，各出租公司纷纷向其主管部门原交通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运管处”）反映，因为管理费数额的下调，扣除各种税费，出租公司的经营将难以维持。经多次交涉，原运管处、物价、税务部门有关负责人共同沟通协商，结合当时各出租公司代征代缴的税费情况，测算出每月每车37元的收费基数，由出租公司向出租车主收取，作为出租公司收入的一项补充。因此，1998年3月6日，原运管处召集了由出租公司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明确了收取37元费用的问题。会后，各出租公司开始与出租车主重新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在合同中均约定了挂靠管理费的数额为200元。从4月份起，出租公司按这一数额于向出租车主收取管理费，同时每月还收取37元费用（当月收取下月的费用），出租车主将这两部分费用随代征代缴的税费一起交给出租公司。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收取37元费用就是这样产生的。2007年底，出租车主与出租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合同时对管理费数额又上调到每月380元。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近些年，出租车主通过出租公司缴纳的税费项目逐渐减少，到2017年时，已没有通过出租公司缴纳的税费，出租公司不用再代出租车主缴纳税费，被告每月向原告收取510元费用。2017年12月，出租车主和出租公司续签挂靠经营合同时，要求出租公司出示收费明细，出租公司未能出示，但在当月收取次月即2018年1月的费用时减少了37元，只收取了473元。出租车主经核算发现，扣除应交的管理费、座套换洗费、GPS通讯费外，此前每月所交费用中均剩余37元。因不清楚这37元的收费性质，出租车主向出租公司质疑，后向主管部门以及税务、物价部门询问，税务部门答复没有收取这37元税费，这37元收费不属于税，物价部门答复这37元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2018年12月，原运管处就此问题给出租车主答复：出租公司收取费用方式和标准是合作经营双方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建议按双方合同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原告因此提起诉讼。 自2018年起，出租公司停止向出租车主收取这37元费用。 本院认为，原、被告在不同时期的挂靠经营合同中均明确约定原告每月向被告交管理费以及由被告代征代缴的各种税费，对于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原告已足额交付。对于涉案的37元费用，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是在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之外的费用，对此，双方无争议，本案争点在于被告是否可以向原告收取该费用。虽然从程序上看，被告经其主管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同意后才收取，但是，该费用收取的主体是被告，并非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且从收费的原因看，仅是为了弥补因管理费大幅下调给被告带来的经营损失，并不是被告的上级部门因执行国家政策而向被告下达行政指令，要求被告向出租车主收取或必须由出租车主承担相关费用，被告作为营利性企业，应自负经营中的风险，不能随意转嫁他人。因此，被告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以弥补经营损失，于法无据，理应向原告返还。被告一直拒绝向原告返还，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在原告主张利息的情况下，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 对于违约金，双方仅在最后一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但对于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内容，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向原告退还费用6660元及利息（利息以退还数额为基数，分段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元，原告负担40元，被告负担3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