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484号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47楼。负责人：徐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恒，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军，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凌国贤，男，1936年10月3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宪兵，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素芬，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凌国贤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徐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恒、陈科军，被告凌国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宪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750万元（暂定）及利息人民币100万（暂定）；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8年，原告负责人徐建律师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执业期间，接受被告委托代理其与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及马云娣欠款人民币800万元纠纷一案。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如案件胜诉愿意支付100万作为律师费，如超过800万之外任何回收款则与代理律师五五分成。1998年7月1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深中法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及马云娣清偿被告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从1993年7月27日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1998年11月1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粤法民终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2000年，徐建律师转入原告处执业，由于该案尚未执行，被告同意徐建律师将该案转入原告处继续代理。2002年6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深中法复执字第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的112个商铺和22套住宅以人民币11801331元，抵债给被告所有，剩余债务420万元继续清偿。被告债权得以实现后，原告即要求被告按照约定清偿律师费，遭到拒绝。2006年11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双方重申：乙方因代理甲方对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及马云娣800万元债务的诉讼，双方约定，所有涉及诉讼的费用由乙方垫付。律师费为风险代理，即在甲方终审胜诉后，执行回800万元以内，甲方支付乙方律师费100万元（该款是包括一切费用在内）；800万元以上部分，双方按对半分成；同时明确该案胜诉并执行回约1200万的房产权。但此后被告均以抵债物业未出售无现金为由未向原告支付律师费。综上，原告代理被告与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及马云姊欠款人民币800万元纠纷案件，已经为被告垫付了一审、二审诉讼、保全费及执行费等全部费用，被告获得的回收款亦远远超过人民币800万元，但被告至今未能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任何律师费。原告诉请支付律师费750万元的计算方法为：按照涉案房产2000万元的价值作为基数（房产价值应以最后评估价为准），按照合同约定2000－800＝1200万元，1200万元按照五五分成等于600万元的律师费，加上合同约定的800万元以内的部分100万元律师费，再加上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诉讼费、评估费、执行费、拍卖费、保全过程中的担保费等诉讼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50万元，共计750万元。被告凌国贤答辩称，1.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主张律师费的案件已在2002年6月10日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被执行人的商铺及住宅作价人民币11801331元抵债给被告，至今已有17年的时间，即使从2006年11月14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的时间起算，也超过了诉讼时效。2.原告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2006年徐建与凌国贤以及2011年凌国贤与原告签署的协议书均属无效合同。3.即使委托协议有效，凌国贤也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律师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被执行人马云娣、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农贸综合批发市场铺位112个和住宅22套物业抵债给凌国贤。双方约定22套住宅委托原告出卖，被告收取每套人民币10.5万元，剩余部分作为原告的律师费。现房产已被原告卖出，剩余款项已作为律师费由原告扣除。4.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金额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凌国贤与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7月8日的委托书、凌国贤与徐建2006年签订的协议书均约定执行回800万元以内，支付律师费100万元，800万以上部分双方按对半分成。2002年6月10日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被执行人的商铺及住宅作价11801331元抵债给被告，因此即使50%的风险约定有效，也应按法院确定的抵债金额计算即2900665元，而不应按房产增值后的价格计算。根据律师法、律师收费办法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原告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采取欺骗手段蒙骗被告，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5.原告及办理涉案委托事务的律师私自收取费用，未尽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给被告造成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民事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和证明标准，本院查明和认定如下事实：1.凌国贤起诉马云娣、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深中法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判决：马云娣清偿凌国贤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及其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自1993年7月27日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民终字第193号民事判决维持。上述一、二审判决书均显示凌国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律师徐建、宋延军。因马云娣、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2002年6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深中法复执字第78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78号裁定），裁定将被执行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农贸综合批发市场112个商铺和22套住宅以人民币11801331元（不含地价及相关费用）抵债给权利人凌国贤所有，剩余债务约4207057.67元，被执行人继续清偿。该裁定书显示申请执行人凌国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徐建、黄振，均为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2.1997年7月8日，凌国贤向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托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徐建律师办理：向马云娣追索捌佰万人民币欠款本息。委托人付给受托人律师费付款方式为：1.如追回800万人民币当付100万人民币当律师费；2.追回800万以上部分付50%律师费；3.追讨过程委托人不需付其它任何费用。3.凌国贤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承诺，委托徐建律师和宋延军律师办理追讨马云娣欠款案件一事，同意追讨马云娣欠款800万人民币，能胜诉时一定超过此数800万时（现金计算），本人愿意给徐建律师、宋延军律师100万元作为律师费（所有费用），如超过800万以外之任何回收债款，与以上两位律师五五分成，争取两年完成。该《承诺书》未注明日期。4.2006年11月14日，凌国贤（甲方）与徐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因代理甲方对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及马云娣800万元债务的诉讼，双方约定，所有涉及诉讼的费用由乙方垫付。律师费为风险代理，即在甲方终审胜诉后，执行回800万元以内，甲方支付律师费100万元（该款是包括一切费用在内）；800万元以上部分，双方按对半分成。鉴此，乙方代理此案胜诉并执行回约1200万元的房产权，但还有420万元的债权及利息没有执行。双方同意将此420万元债权及利息以85万元的人民币（扣除4万元律师费及公证费，实为81万元人民币）出让给冯尚萍。出让所得款项，甲方得50万元，乙方得30万元。凌国贤和徐建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5.2011年11月29日，甲方凌国贤与乙方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寻找买家，购买属于甲方司法确权的龙岗农批市场21套住宅房产，为期三个月。过期本协议书作废。二、双方同意，每套住宅按不低于人民币10.5万元出售，所得款项共计220.5万元归甲方所有，超出部分归乙方所有。被告主张原告代卖了21套，原告主张仅代卖了10套。被告提交了15份时间为2012年6月至11月期间签订的房地产（住宅）转让合同的见证书，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收款账户为凌国贤账户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徐建的账户。被告据此认为徐建已收取律师费989380元，原告仅认可收到代卖费20万元。6.2017年7月13日，转让方凌国贤与受让方刘江涛、中介方深圳市坤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商铺转让合同》一份，约定转让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农贸综合批发市场铺位共112个商铺（同78号裁定中所指112个商铺），转让总价款为19700000元，2017年7月22日前支付首期购房转让款10000000元，2018年1月22日前付清剩余9700000元。2017年7月14日，凌国贤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刘江涛交来商铺转让首期款10000000元。7.2019年1月17日，凌国贤书写字条：如果徐建同意撤销对我本人法院750万律师费的案子，解除查封61套地铺，本人愿意付给徐建等律师壹佰万律师费。本信件有效期为一个月。在凌国贤签字的下方，注明“这是凌国贤先生提的意见我等律师尽快答复”。8.2019年4月19日，本案开庭过程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律师费计算基数为112套商铺和7套未卖住宅的评估价。2019年10月25日，原告又明确其主张的律师费计算基数为112套商铺转让给案外人的价格1970万元和7套未卖住宅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委托作出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657352.5元为计算基数。被告认为在原告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的前提下，应以78号裁定确定的抵债数额11801331元为基数。本院认为，被告凌国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委托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委托代理适用的法律。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故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徐建与凌国贤于2006年11月14日签订的协议及原告与凌国贤签订的在2011年11月29日的协议书效力如何认定；4.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数额如何计算。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凌国贤与案外人马云娣、深圳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在该案诉讼期间，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系凌国贤的受托人，但在执行期间，具体承办该案件的律师徐建已转入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广东融关律师事务以凌国贤受托人身份出现在执行阶段的民事裁定书中，故广东融关律师事务已成为借款纠纷案的受托人，其作为原告的主体适格。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中，凌国贤于2019年1月17日书写的字条，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诉讼时效中断，自2019年1月17日重新起算，至原告起诉至本院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被告抗辩称，该字条中注明有效期为一个月，需等待原告答复才能生效，因此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本院认为，该字条中注明“本信件有效期为一个月”，表明凌国贤对其同意支付100万律师费作出了一个期限的意思表示，即其作出了一个附期限条件的支付一定数额律师费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也属于同意履行债务的一种，故对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2006年10月4日协议及2011年11月29日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认为，徐建以个人名义与凌国贤签订2006年10月6日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务和其他利益的规定。本院认为，2006年11月14日协议虽系徐建与凌国贤所签，但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对该协议进行了盖章确认，且徐建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以该所名义代理，不存在被告主张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情形，双方所签协议不违反该法的强制规定。关于2011年11月29日协议，该协议并非原告据以主张律师费的合同依据，亦未约定律师费用的收取，其效力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故对其效力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如何计算的问题。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约定的执行回800万元部分，指的是执行回现金还是不以现金为限。原告主张因凌国贤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以“现金计算”，故本案应当以应以抵债房产变现作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并以抵债房产当下的评估价值为律师费的计算基数。本院对其主张评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本案中，1997年7月8日的《委托书》约定：“追回800万以上部分付50%律师费”。未注明日期的《承诺书》约定：“能胜诉时一定超过此数800万时（现金计算），本人愿意给徐建律师、宋延军律师100万元作为律师费（所有费用），如超过800万以外之任何回收债款，与以上两位律师五五分成”。2006年11月14日的《协议书》约定：“在甲方终审胜诉后，执行回800万元以内，甲方支付律师费100万元（该款是包括一切费用在内）；800万元以上部分，双方按对半分成”。仅有《承诺书》中有“现金计算”的表述，对该“现金计算”能否解释为本案立案起诉后的房产评估价值。第一，从文义来看，《承诺书》中“一定超过此数800万时（现金计算）”字面意思为以现金计算为800万元及执行物现金价值800万元，而非现金结算为800万元。第二，从双方合同有关条款及合同目的看，本案中双方执行的合同目的为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被告通过司法程序追讨被告债权，律师代理行为从常理上应理解为限于诉讼和执行工作，不包括抵债物变现等超越律师专业范围的工作。78号裁定生效时，原告的代理行为即已完成，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告即应当支付律师费。第三，原告主张《承诺书》中的现金计算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抵债房产变现为金钱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及律师费计算基础，对此，法院评述如下：1.倘若对合同做如此解释，会出现悖论：若抵债房产变现期过长、未变现或无法变现，原告则一直无法主张其律师费，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律师费，这显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平。原告主张按抵债房产的现在评估价而非实际变现金额作为其支付律师费的计算基数，也与其此项主张存在矛盾。2.签署《承诺书》中指定的受托人为凌国贤、宋延君，宋延君仅参与了早期的代理事宜，而2006年11月14日的《协议书》中仅有徐建作为乙方，可知《协议书》形成时间晚于《承诺书》，故应以《协议书》表述的内容为准，该协议以交代背景的方式确认支付律师费的时间为“执行回800万”，并无以按“现金计算”的表述。因此，原告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案78号裁定生效之日，凌国贤已成为涉案商铺及住宅的权利人，以该日作为执行回债权的时间节点符合双方1997年7月8日《委托书》及2006年11月14日《协议书》中律师费支付条件的约定，故应以该裁定书确定的价值作为“执行回”的数额。从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能够体现双方有律师费收取方式的约定包括1997年7月8日的《委托书》、未注明日期的《承诺书》及2006年11月14日的《协议书》。《委托书》中的表述为“追回800万以上部分付50%律师费”，《承诺书》中的表述为“能胜诉时一定超过此数800万时（现金计算），本人愿意给徐建律师、宋延军律师100万元作为律师费（所有费用），如超过800万以外之任何回收债款，与以上两位律师五五分成”，《协议书》中的表述为“在甲方终审胜诉后，执行回800万元以内，甲方支付律师费100万元（该款是包括一切费用在内）；800万元以上部分，双方按对半分成”。上述约定中仅有《承诺书》中有“现金计算”的表述，原告主张因凌国贤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以“现金计算”，故应以抵债房产当下的评估价值为律师费的计算基数。本院认为，1.签署《承诺书》中指定的受托人为凌国贤、宋延君，宋延君仅参与了早期的代理事宜，而2006年11月14日的《协议书》中仅有徐建作为乙方，可知《协议书》形成时间晚于《承诺书》，故应以《协议书》表述的内容为准，该协议以交代背景的方式确认支付律师费的时间为“执行回800万”，并无以按“现金计算”的表述。2.从先后三次律师费约定的文义来看，被告虽在《承诺书》中试图作出以“取得现金”800万及以上作为支付律师费的前提条件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与双方此后的实际履行行为相悖。具体体现在：（1）被告在未实际取得800万现金的情况下已陆续支付原告部分款项（2006年11月14日协议约定徐建得款30万，房产转让合同中约定徐建账户为代收款账户等），并未以取得800万及以上现金作为支付条件，该履行行为与《承诺书》约定不符，但符合《协议书》关于“执行回800万”的约定。（2）如果律师费支付的前提条件以“取得现金”为标准，那么通常意义上原告的受托事项不应仅限于代理涉案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审判及执行，还应包括将执行回的房产变现，但事实上涉案112个商铺及部分住宅并非原告受托出售，该履行行为亦与《承诺书》约定不符。因此将执行回的房产以变现金额作为律师费计算的认定标准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履行行为表明“执行回房产”时，原告已完成受托事项，支付律师费条件已成就，原告此后对部分房产的代卖行为属于新的受托事项。3.78号裁定作出之日，凌国贤已成为涉案商铺及住宅的权利人，以该日作为执行回债权的时间节点符合双方1997年7月8日《委托书》及2006年11月14日《协议书》中律师费支付条件的约定，故应以该裁定书确定的价值作为“执行回”的数额。根据78号民事裁定，该案以被执行人的商铺和住宅向凌国贤抵债11801331元，应确定债权执行回的数额为11801331元。故被告应给付原告的律师费数额为1000000元＋（11801331元－8000000元）÷2＝2900665.5元。该数额未超过合同约定标的金额的30%，不存在律师费约定数额过高的情形。原告主张的其代理案件时为案件支出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应包含在100万的律师费范围内，不再单独计算。被告主张原告在代卖涉案房产过程中收取的989380元费用应作为律师费扣除，但其提交的2011年11月29日协议及房产转让合同仅能证明双方约定了费用的支付，不能证明该约定的履行情况，亦不能证明该费用的性质为原告代理涉案诉讼的律师费，且原告陈述仅收取20万元的代卖费用，故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答辩称，原告及办理涉案委托事务的律师私自收取费用，未尽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义务，给其造成巨大损失。首先，被告提交了1999年9月3日由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盖章的《专用收据》一份，收据中显示交款单位为深圳市龙岗土玉金实业有限公司，承办律师为宋延军，案由为“代收凌国贤一案执行款”，并手写“转账”。因该收据系案外人出具，并无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且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11日作出的以商铺和住宅抵偿债务的78号民事裁定中并未扣除该款项，即被告凌国贤的债权并未因此减少受偿，故本院对该收据不予采信。其次，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未尽勤勉义务、有未完成的受托事项，故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逾期支付律师费的利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11日作出的78号裁定确定凌国贤为涉案商铺及住宅的权利人，该日视为执行回11801331元，原告取得向凌国贤主张律师费的权利，故逾期支付律师费的利息应自2002年6月12日起算，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综上，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凌国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900665.5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2900665.5元为基数，自2002年6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负担26004元，被告凌国贤负担45296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叶人民陪审员 同 峰人民陪审员 夏 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姚雅菊书 记 员 周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