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682民初535号原告：刘艳红，女，197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湖南省临湘市人，住湖南省临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临湘市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陈东升，男，195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湖南省临湘市人，住湖南省临湘市。原告刘艳红与被告陈东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艳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被告陈东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责令陈东升立即偿还原告欠款5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2月26日至清偿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暂定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上半年陈东升与肖岳林合伙开办临湘桃矿东林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林公司）。同年12月陈东升要求刘艳红在东林公司入股经营，同时刘艳红向陈东升交纳100000元，现东林公司已注销。2012年2月17日刘艳红与陈东升签订退股协议，同时陈东升与肖岳林各自向刘艳红出具了50000元的借条，约定退款期限为一年，至今经刘艳红多次催讨，陈东升拒不偿还。恳请法院支持原告所请。陈东升辩称，陈东升在2014年2月17日出具的借条是刘艳红以欺骗手段得来的借款合同。刘艳红在2015年7月3日向贵院起诉，2016年6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2015）临民初字第793号，陈东升在2016年11月6日上诉至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民事裁定书（2017）湘06民终141号。裁定如下：一、撤销临湘市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79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临湘市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陈东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予以退还。刘艳红见事态不利，于是向临湘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诉，临湘市人民法院（2017）湘0682民初2256号裁定准许撤诉。经过上诉几次回合的庭审调查，刘艳红对50000元的借据说是给的现金。对给的时间、地点都前后不符，因为假的就是假的，很难变成真的。刘艳红于2019年3月1日又巧立名目，以股权转让重新起诉陈东升，既然前面说是给的现金，有时间地点，现在又说是50000元的借条，分一年还清。因此，50000元的借条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是刘艳红以欺骗手段得来的，借条是完全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明察，恳请法官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2年上半年，陈东升与案外人肖岳林开办了东林公司。同年12月24日，刘艳红与陈东升、肖岳林签订《合同书》，约定，陈东升占34%的股份，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岳林与刘艳红各占33%的股份。合同签订后，刘艳红出资60000元，其中，陈东升分得25000元，肖岳林分得35000元用于报销前期的垫付费用。2013年1月19日下午，三人召开会议，案外人汪会计列席。会议决定，刘艳红出任公司出纳；公司当前有二个项目启动，公司须进账40000元，报账由陈总（陈东升）签字负责；工资暂不定，待经营活动稳定后再定。2014年2月17日，陈东升与刘艳红签订《关于终止刘艳红进入临湘桃矿东林公司股东的协议》，约定，刘艳红于2012年12月24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从即日起执行终止，自即日起，刘艳红不再是公司的股东，公司的任何事与刘艳红无关。该协议书上盖有东林公司的公章。该协议签订时，肖岳林在场。同日，陈东升向刘艳红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刘艳红人民币伍万元整，一年内归还”。肖岳林也以同样的方式向刘赵红出具了一张50000元的借条（后已偿还）。刘艳红在任公司出纳期间，为公司事务支出40000多元，该批支出均有陈东升签字“同意开支”，但因公司财务紧张，刘艳红无法报账。另查明，2012年10月31日，陈东升作为法定代表人与临湘市桃矿街道办事处签订《项目投资意向书》；2012年12月25日与武汉兰丁医学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2015年7月3日，刘艳红与颜菊珍向本院起诉陈东升，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了临湘市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793号判决，发回临湘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过程中，因刘艳红与颜菊珍的诉讼请求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刘艳红撤回了对陈东升的起诉，另行提起了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在此过程中，陈东升也对刘艳红另行提起了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东升向刘艳红出具的借条所反映的法律关系。陈东升认为，刘艳红退出公司股东时，同意向自己借款。但借条写好后，刘艳红未提供借款。借款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刘艳红则认为自己在东林公司投入了100000余元，退出公司时，公司仅有的两位股东陈东升和肖岳林均向自己承诺将投入款转为借款。陈东升应当信守承诺，承担给付投入款一半即50000元的义务。双方发生争议的原因在于借条上只有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而无借款事由。因此，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探究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而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判断。刘艳红虽然提供了持有东林公司股权的《合同书》和《关于终止刘艳红进入临湘桃矿东林公司股东的协议》，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东林公司章程，亦未提供东林公司股东名册，刘艳红成为东林公司股东的法律要件并不具备。本院对刘艳红是东林公司股东身份不予认可。刘艳红进入东林公司后，先行投入了60000元现金，后又持有陈东升签有“同意报账”字样的发票40000余元。在一般情况下，刘艳红只能向东林公司追索该债务。但是，陈东升在明知刘艳红投入款项和东林公司财务紧张的情况下，仍同意了承担偿还公司欠款的义务并向刘艳红出具了借条。陈东升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该借条所具有的法律后果。该借条并不存在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确认其效力。刘艳红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追偿欠款，但立案案由却为股权转让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案涉借条不能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但可以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之债。该合同之债与刘艳红的请求并不矛盾。借条虽是证明民间借贷的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从时间和金额上看，刘艳红退出东林公司之日，也是陈东升向刘艳红出具借条之时，金额也与刘艳红的投入额相一致。因此，刘艳红在借条所约定的清偿期限届满后行使权利，符合法律规定。陈东升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清偿借条所载之款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承担清偿义务和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刘艳红请求陈东升从2015年2月26日至清偿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不符合上述规定，陈东升应当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承担逾期贷款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判决如下：一、陈东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艳红50000元承担逾期违约金（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承担逾期违约金）；二、驳回刘艳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76元，由被告陈东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新文人民陪审员  程锦辉人民陪审员  王致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胥出凤书记员沈颖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