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970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于继华，女，195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沈阳军区哈尔滨市制药厂退休员工，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智（于继华之子），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诉人（一审原告）：于长春，男，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哈尔滨银行驾驶员，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诉人（一审原告）：于长江，男，196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建材机械厂工人，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海洋，男，1991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耀光，黑龙江峰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因与被上诉人于海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2民初4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继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智，于长春，被上诉人于海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耀光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传票传唤于长江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王恒英与于海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王恒英与于海洋双方恶意串通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损害了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利益，应予认定为无效合同。1.王恒英与于海洋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王恒英个人所有，仍然进行交易，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涉案房屋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城小区101栋2单元3层2号系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母亲王恒英与父亲于本利夫妻共同财产,2002年于本利死亡后没有留下遗嘱，该房屋没有依法进行分割。按照《继承法》规定，该房产一半的产权属于遗产，应当由于本利的五个继承人（配偶王恒英、长子于长沼、长女于继华、次子于长江、次子于长春）依法继承,该房产并不属于王恒英个人财产,王恒英和作为于本利长孙的于海洋（于海洋为于长沼的长子）对此应当明知,却仍然隐瞒涉案房产为遗产的事实,私下进行虚假交易,严重损害了其他被继承人的继承权。且2015年房屋转让时，该房屋市场价值约65万元，而双方交易的价格却只有30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2.于海洋没有支付合理对价因涉案房产系虚假交易，故于海洋并未向王恒英支付对价款,一审庭审时于海洋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支付对价的证据,事实上，于海洋从未向王恒英支付过一分钱购房款。现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明确提出，于海洋应当向王恒英的法定继承人按照现市场价格支付上述购房款，上述购房款应当按照王恒英的遗产依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王恒英、于海洋明知侵害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仍然私下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交易且于海洋并没有支付对价，二人恶意串通主观故意明显，该情形符合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恶意串通,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情形,应予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处分权是否完备与买卖合同的效力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驳回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司法解释只适用于合同当事人一方，而不是因恶意窜通被损害合法权益的第三人。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作为被恶意串损害利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应当依法支持。三、一审法院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本案系因继承发生的纠纷，被继承人王恒英、于本利共有四个法定继承人,即长子于长沼、长女于继华、次子于长江、次子于长春，但本案却没有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于长沼参与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于长沼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于海洋辩称，1.上诉请求互相矛盾。2.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没有证据证实于海洋恶意串通的事实。自己的奶奶将其房产卖给自己不存在恶意串通问题。于海洋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奶奶有权处理诉争的房产，并且付出了对价。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没有证据证明诉争房产的价值问题。3.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没有证据证明于海洋没有支付对价，房产交易存在现金交易的情况。是否有银行流水不是判断是否支付对价的唯一理由。4.一审法院适用《买实合同解释》第三条属于法律适用正确。当事人一方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合同当事人一方，也包括诉讼时的当事人一方。5.一审法院没有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关于诉争房产的合同效力问题，系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认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强迫他人认同自己的想法。本案的案由是合同无效，而不是遗产继承，不存在是否遗漏主体的法定情形。6.于长春不具备主体身份，亦无权继承其父母的财产。2003年6月15日，于长春亲笔书写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系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且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于长春的保证是在得到父母给付的其他房产后出具的，如果再参与父母遗产分配，有违公平原则。7.案涉房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我国物权法采取的是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区分的原则。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是相分离的，物权是否变动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问题，况且本案的争议的房产已经变更至于海洋名下。于海洋享有争议之房的完全所有权，任何人均不能对抗。由于争议之房的物权变动已经登记至于海洋名下，故原因行为即于海洋和王恒英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亦合法有效。8.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和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无关，无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请求。因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本案诉争的房产转让前是登记在王恒英名下，不动产登记簿也是登记在王恒英名下，于海洋有理由相信该房产系王恒英所有，现在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没有证据证明诉争的房屋有其份额，说明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和诉争的房产没有利害关系。仅凭王恒英和于本利系夫妻关系不一定得出诉争之房系夫妻共有的结论，因为夫妻之间可以约定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最后，从案件的社会效果和交易的稳定性上考虑，应当裁判合同有效。本案中，王恒英作为合同的出卖人，理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方，但王恒英已经去世，无法参加诉讼，有些案件事实亦无法查清。假如王恒英无权处分争议之房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为王恒英已经去世，本案无法裁定合同无效问题，争议之房的产权证和不动产登记簿无法恢复到王恒英名下，故形成了法律上的履行不能，目的无法实现。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于海洋与王恒英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须以法定事由为依据。本案中，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于海洋与王恒英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其主要理由为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作为继承人对该房产享有权利，王恒英对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应继承房产部分无权处分。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案涉房产系于本利与王恒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取得，依法应认定为双方生前夫妻共同财产，在于本利去世后，遗产尚未分割之前，该部分遗产应为各方继承人共同共有。王恒英并非房屋唯一的所有人，对案涉房产不具备完全的处分权，在未征得其他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共有财产，构成无权处分。但处分权是否完备与买卖合同的效力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王恒英存在无权处分情节并非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未就本案合同存在无效事由尽到必要的举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继华、于长春提交了王恒英病例一份，意证明王恒英是在主观意识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作出的恶意串通的交易。于海洋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王恒英死亡时间是2017年2月，病例是2015年9月16日相差将近2年时间，王恒英将房产卖给于海洋是到房地产中亲自办理的签字更名过户，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本院认证意见：因于海洋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份证据无法证实案涉协议签订时王恒英的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能证实欲证明的问题，故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1日，王恒英与于海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产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于海洋。2015间11月17日案涉房产登记在于海洋名下。王恒英与于本利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于长沼、于长江、于继华、于长春等四名子女。于本利与2002年6月死亡，王恒英于2017年8月死亡。本院认为，上诉人于长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应按上诉人于长江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对其诉请不予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于继华、于长春等作为案涉合同缔约方之外的第三人诉请确认案涉合同无效，其理由应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虽然于继华、于长春上诉称王恒英、于海洋明知侵害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仍然私下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交易且于海洋并没有支付对价，但对此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于继华、于长春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是关于出卖人对出卖的标的物无所有权或处分权时买卖合同是否无效的规定。基于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结果相分离的原则，本条规定出卖人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对出卖的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且本条并未明确规定将当事人的范围限定在买卖合同的缔约方，故对于继华、于长春所提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中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所提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且二审中于长沼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故对于继华、于长春所提一审遗漏诉讼主体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于继华、于长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于继华、于长江、于长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耘耕审判员  刘万福审判员  付玉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