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龙，男，197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楚目，男，197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礼，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琦，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浩，男，197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毅强，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翠薇，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欧阳金贵，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毅强，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翠薇，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文龙、陈楚目因与被上诉人李浩以及原审被告欧阳金贵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8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文龙、陈楚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浩向陈文龙、陈楚目返还3.4吨布匹或赔偿陈文龙、陈楚目折合的等额价款196520元；3.判令李浩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了法律关系，导致判决错误。1.本案陈文龙、陈楚目将3.4吨亚麻纱布匹寄存放在李浩处，李浩提供了一份《收条》，上面明确记载“收到龙丰布行货物14英支亚麻纱（单价57.8），重量3.4吨，此货物暂存在我仓库，合同号：0000491，收货人：欧阳金贵，日期2013年12月30日。”该收条已经具备了保管合同的必要要件，事实十分明确清楚。收条上既已明确载明收到龙丰布行货物3.4吨，暂存在李浩仓库，就已经明确表明了涉案3.4吨亚麻纱所有权已经归陈文龙、陈楚目所有，不然李浩不会出具这张收条。双方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此为无可辩驳的事实。2.一审法院以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为由，以陈文龙、陈楚目未举证证明已支付货款，就武断地认定陈文龙、陈楚目与李浩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的合意，是对法律关系进行混淆。本案为保管合同关系，与买卖合同关系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保管合同案件中将这两种法律关系进行混淆审理，根本无法得出公正的判决结论。李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直称陈文龙、陈楚目未支付货款，货物所有权未转移，出具的《收条》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实际上都是李浩试图混淆视听，以达到其逃避责任的目的，细细探究，其实漏洞颇多。既然说陈文龙、陈楚目没有支付货款，所有权未转移，为何要出具《收条》？为何上面还要写明“收到龙丰布行货物……”等字样？之后李浩无法自圆其说，就说双方一直存在出具《收条》这种交易习惯，但该说法完全不符合交易习惯和逻辑，在买受人还没有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商家是不可能开具载有货物所有权已经转移内容的寄存收条给对方的。一审法院在没有弄清案件核心事实和正确认定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作出偏离事实真相的不公正判决。二、陈文龙、陈楚目已就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充分举证，一审法院却不予确认，证据采纳和事实认定具有严重随意性。本案陈文龙、陈楚目已经提供了保管《收条》、短信记录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但一审法院却以陈文龙、陈楚目没有提供已支付货款的证据为由，否定了双方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使李浩得以逃避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为保管合同关系，陈文龙、陈楚目已提供了十分明确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支付货款为买卖合同关系，陈文龙、陈楚目没有责任和义务在本案保管合同中进行举证。如果李浩认为陈文龙、陈楚目有拖欠其货款，可以另案起诉进行处理，而不应在本案进行混淆，误导案件审理。陈文龙、陈楚目既已提交了充分有力的证据，收条上已明确载明了相关的事实，一审法院就应认真查证、进行甄别，仅以李浩口头所述无法查证的一些不实陈述，就否定了陈文龙、陈楚目提交的书证，否定双方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明显不当。甚至认为陈文龙、陈楚目多年未向李浩提货，与常理不符就猜测双方不存在保管关系。李浩既然认为陈文龙、陈楚目未支付货款，所有权未转移，交易未发生，但直到2018年才贱价处理这批货，而不是尽快出售，更不合理。李浩辩称：李浩与陈文龙、陈楚目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陈文龙、陈楚目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一、李浩与陈文龙、陈楚目之间不存在成立保管合同的合意。（一）虽然陈文龙、陈楚目主张涉案货物是从李浩处购买，但是陈文龙、陈楚目并未向李浩支付涉案货物货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实际履行，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从未发生实际的转移，即涉案货物的所有权系归李浩所有。（二）李浩在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4月22日、2014年6月28日、2014年9月28日的送货单及相应《收条》等证据足以证明李浩出具《收条》仅是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收条》系作为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订货凭证。（三）陈文龙、陈楚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李浩支付涉案货物货款，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陈文龙、陈楚目承担。因此，在陈文龙、陈楚目未支付案涉货物货款且涉案货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李浩不可能与陈文龙、陈楚目就涉案货物达成保管合意，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二、陈文龙、陈楚目并无向李浩交付任何货物。保管合同为实践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必须以保管物的实际交付为前提、必要条件。本案中，陈文龙、陈楚目从未向李浩交付过任何货物，因此，双方并未成立任何保管合同关系。欧阳金贵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陈文龙、陈楚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浩、欧阳金贵向陈文龙、陈楚目返还3.4吨布匹或赔偿陈文龙、陈楚目折合的等额价款1965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浩、欧阳金贵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陈文龙、陈楚目提供《收条》一份，主要内容如下：现收到龙丰布行货物14英支亚麻纱（单价57.8），重量3.4吨，此货物暂存在我仓库，合同号：0000491，收货人：欧阳金贵，日期2013年12月30日。《收条》中的“龙丰布行”、“14英支亚麻纱”、“3.4吨”、“0000491”、“欧阳金贵”为手写字体，且欧阳金贵在庭审中自认上述手写字体为其本人书写。对于手写字体“单价57.8”，并非欧阳金贵所写。李浩、欧阳金贵提供了2014年4月22日至4月27日的送货单五份，总金额为1612285元，其中2014年4月22日送货单编号为0000119，送货单上有“寄存”字样，其余送货单上有“本厂”字样，收货人处由均冯洁丽签收。另，李浩、欧阳金贵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的《收条》，记载的货物、重量与2014年4月22日的送货单一致，合同号记载为0000119。陈楚目于2014年6月4日向李浩转账支付1612285元。李浩、欧阳金贵提供的2014年6月28日的送货单编号为0000066，李浩、欧阳金贵提供了日期为2014年6月28日的《收条》，记载的货物、重量与2014年6月28日的送货单一致，合同号记载为0000066。李浩、欧阳金贵提供了2014年9月28日至10月11日的送货单三份，总金额为459600元，其中2014年9月28日的送货单编号为0000287，送货单上有“寄存”字样，其余送货单有“本厂”字样；收货人处由均冯洁丽签收。另，李浩、欧阳金贵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的《收条》，记载的货物、重量与2014年9月28日的送货单一致，合同号记载为0000287。2014年12月4日，原告陈楚目向被告李浩转账支付459600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受理李浩与冯洁丽、陈文龙、陈楚芳、陈裕计、罗顺喜、陈楚目、陈文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粤0604民初1626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如下：“欧阳金贵同时称，其本人是“华伟”的员工，“华伟”由原告经营，没有工商登记。欧阳金贵另陈述称龙丰布行的大老板是陈文龙，其送货地点由陈文龙安排，有时去本厂，有时送去加工厂，送去之后找龙丰布行的员工签收”，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文龙和被告陈楚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李浩货款177643元及利息（以17764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24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保管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保管合同是否成立。陈文龙、陈楚目主张已支付货款并收取李浩、欧阳金贵交付的货物，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其提供的《收条》为保管凭证，并否认李浩、欧阳金贵提供的其他《收条》，而李浩、欧阳金贵主张《收条》为陈文龙、陈楚目与李浩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的订货凭证，其未交付货物，陈文龙、陈楚目亦未支付货款，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故陈文龙、陈楚目未交付货物，保管合同未生效及履行。首先，陈文龙、陈楚目及李浩均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买卖合同关系与保管合同关系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但由于陈文龙、陈楚目及李浩双方同为两个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故不能单凭陈文龙、陈楚目提供的《收条》所记载的字面意思推断保管合同已成立，陈文龙、陈楚目应举证证明陈文龙、陈楚目及李浩双方确有成立保管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浩占有货物并不能代表其与陈文龙、陈楚目达成保管合同的合意，应结合双方履行买卖合同的情况判定，如陈文龙、陈楚目已支付涉案货物货款，则李浩占有货物可视为双方达成成立保管合同合意，保管合同成立，否则，李浩占有货物仅能表明其在买卖合同关系中未交付货物。诉讼中，陈文龙、陈楚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货款，不能证明其与李浩达成成立保管合同的合意；其次，在（2017）粤0604民初16260号案中李浩向陈文龙、陈楚目主张支付货款，而陈文龙、陈楚目在本案中主张的涉案货物价值较大，但陈文龙、陈楚目却从未在该案中提及本案涉案货物，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涉案货物为亚麻纱，随时间推移可能存在损耗、变色、发霉变质、沙化等可能性，但陈文龙、陈楚目自2013年起至起诉之日期间，从未向李浩询问该笔货物的保存情况，未向李浩要求提取货物，亦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陈文龙、陈楚目与李浩并未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同理，欧阳金贵作为李浩的员工，仅接受李浩指示进行交易，一审法院对陈文龙、陈楚目主张欧阳金贵依据保管合同关系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文龙、陈楚目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31元，由陈文龙、陈楚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文龙、陈楚目与李浩之间是否成立保管合同关系，李浩需否向陈文龙、陈楚目返还3.4吨亚麻纱布匹或价款。本案中，陈文龙、陈楚目据以主张与李浩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依据为其持有的由欧阳金贵出具的《收条》。陈文龙、陈楚目陈述存在该保管合同关系是因陈文龙、陈楚目向李浩购买亚麻纱布匹，在已支付货款且李浩已交付货物后，因暂无需使用而将亚麻纱布匹存放在李浩仓库内，李浩因此出具涉案《收条》。由此可知，陈文龙、陈楚目主张的保管合同是基于其与李浩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在亚麻纱布匹已完成交付情形下，因双方达成保管合意未改变物的实际占有而由李浩保管亚麻纱布匹。因此，确定双方之间是否成立保管合同应首先确定陈文龙、陈楚目对涉案亚麻纱布匹的买卖合同是否已完成履行。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陈文龙、陈楚目虽提交了《收条》，但李浩亦提交了双方之前交易中存在的收条，并提供相应的送货单与之对应。陈文龙、陈楚目虽否认李浩提供的收条真实性，但并无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亦无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的实际交易方式。其次，陈文龙、陈楚目没有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2017）粤0604民初16260号案中所涉的货款包含了涉案亚麻纱布匹的货款，即陈文龙、陈楚目并无初步证据证明其已付涉案货款。更为关键的是，陈文龙、陈楚目在前案中并未作出已付款货物仍存放在李浩处的抗辩，确有违常理。此外，陈文龙、陈楚目在本案二审中主张从2013年开始未向李浩要求拿回货物是由于亚麻纱布匹与要求不符，双方一直在协商处理，但对该事实未有举证。是故，陈文龙、陈楚目主张双方对于亚麻纱布匹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显缺乏证据证实。李浩主张涉案亚麻纱布匹的买卖合同并未履行，更具可能性。因而，陈文龙、陈楚目主张其将具有所有权的亚麻纱布匹交由李浩保管没有事实基础。基于此，陈文龙、陈楚目主张与李浩成立保管合同理据不足。相应地，陈文龙、陈楚目要求李浩依保管合同向其返还保管物亚麻纱布匹或价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陈文龙、陈楚目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31元，由上诉人陈文龙、陈楚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