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32民初2052号原告：魏建营，男，197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长青，河北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立武，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新县。原告魏建营与被告刘立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建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长青、被告刘立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魏建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饲料款35,07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存在多年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处购买生猪饲料。截止至2015年5月24日，被告欠下原告饲料款84,200元，并向原告写下欠条，之后，被告继续从原告处购进猪饲料，并不定期通过他人银行卡向原告转账付款。截止到2017年1月25日，被告又向原告购买价值75,709元的生猪饲料（不含6,300元的全价料），向原告转款5笔共计122,200元，其中第2笔转账32,200元是用于偿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其他4笔90,000元是用于给付原告2015年5月24日之后新发生交易的饲料款。另外，2016年4月8日，被告在2015年5月24日欠条标注付款2,000元。后原告与被告因对账发生争议，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给付原告2015年5月24日欠条所记载的欠款剩余的82,200元，该案经多次审理，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冀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是用于偿还原告2015年5月24日之后向原告的5笔银行转款前三笔共82,200元是同于偿还原告2015年5月24日欠条所记载的欠款，故被告自2015年5月24日之后向原告购买的价值75,079元的饲料款中，除被告向原告转账的第四笔、第五笔这两笔转账款4,000元是用于给付饲料款外，尚欠反诉人35,079元没有给付。被告刘立武辩称，一、十余年来，双方结算的方式为原告持答辩人亲笔签字的第一联送货单原件对账而结账，还款模式都是现金与转账还款，现金还款给付多少则撤销数额相等的第一联送货单为凭证与转账记录对账，再以多退少补的原则彻底结清，原告只有6张第一联送货单，数额是20,061元，并非75,079元，40,000元已超出20,061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坚决予以驳回。二、之前82,200元转账偿还的是有答辩人亲笔签字的欠条上的款项，按此逻辑，40,000元转账理所当然还的也是有答辩人亲笔签字的第一联送货单上的款项。三、2017年6月28日（2017）冀0632民初737号庭审中原告称所有转账都是偿还的第三联送货单复印件上75,079元的款项，又称2015年5月24日以后双方发生的交易已结清，2018年3月8日案号（2018）冀0632民初259号庭审中原告称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7月24日的6张送货单（第一联）未付款，这说明原告也是认可第一联送货单的，陈述如此不一，更无主观确定，现又称答辩人欠其35,079元显然错误。此案经上诉重审后安新县人民法院（2018）冀0632民初259号认定，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32民终1417号认定第三联送货单只能证明双方在欠条后发生过交易，这说明第三联送货单是无效的。四、原告多次诉讼似乎是对保定中院的判决不满，更似乎是用诉讼的手段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是在有意逃避退款的责任。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告魏建营向法院提交下列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2、欠条1张，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截止至2015年5月24日，被告欠下原告饲料款84,400元，此款于2016年4月8日给付2,000元。3、送货单第三联22张，金额为75,079元，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5年5月24日之后又发生了货款不低于75,079元的交易往来。4、本院（2017）冀0632民初737号案在2017年6月28日开庭的庭审笔录1份，第3、4页证明原告最初认为在2015年5月24日刘立武向原告出具欠条之后，双方继续发生交易，刘立武向原告转款是用于给付新发生的交易货款，不是给付2015年5月24日的欠条记载的货款。被告刘立武称向原告转款不是偿还2015年5月24日之后的货款，而是偿还2015年5月24日之前的货款。原、被告对款项的说明不一致。5、本院（2018）冀0632民初259号案在2018年3月8日的庭审笔录1份，笔录第4页证明被告认可22张送货单第三联中“刘立武”的签字均为其本人所签。6、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该判决书认定被告给原告的前三笔转款的性质是用于偿还2015年5月24日欠条记载的欠款。7、（2019）冀0632民初1292民事判决书（未生效）1份，证明安新县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在2015年5月24日之后发生过22次交易，合款75,079元，被告刘立武两次给原告转款共40,000元未超过此总额，也未提交其他给付原告货款的证据，判决驳回了被告刘立武的诉讼请求的事实。被告刘立武质证称，1、对证据1、证据4、证据6没有异议。2、证据2与本案无关，保定市中院已经做出认定。3、证据3属于送货单的第三联，是由被告签字的复印件，没有法律效力。4、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的签名是复写的，是从第一联复写到第三联上的。5、证据7的判决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不予认可。被告刘立武向法院提交下列证据：1、（2018）冀0632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对原告现在手中持有的6张第一联送货单予以认可，可以作为对账凭证，原告手里持有的22张第三联不能作为对账凭证，只能说明原、被告之间发生过交易。2、（2019）冀0632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1份，其中第6页证明原告在（2017）冀0632民初737号一案中第一次庭审时认可原、被告之间的2015年5月24日之后的发生的买卖合同货款已经结清，并且原告持有的6张第一联送货单包含在22张送货单之中，这6张送货单尚未结算。原告魏建营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在（2018）冀0632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涉及的6张送货单第一联可以作为对账凭证，但是原、被告在对账时就2015年5月24日之后被告给原告的转账是用于给付新发生业务的货款还是用于偿还2015年5月24日的欠条意见发生分歧，该6张第一联送货单没有付被告，原告在（2017）冀0632民初737号案件的庭审中也是以2015年5月24日之后的转账时是用于给付新发生业务的前提下陈述新发生的业务货款已经付清。如2015年5月24日之后不是用于给付原告新发生的货款，那么原、被告之间新发生的业务的货款没有结清。22张送货单的第三联应当可以作为欠款凭证。对证据2中（2019）冀0632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的主旨是被告自2015年5月24日之后向原告通过第三人转账的前三笔货款，以证据不足为由认定为是用于偿还2015年5月24日欠条的货款，对其他案件没有实质性的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多年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从原告处购进猪饲料，原告给被告开具送货单，被告在送货单上签字，送货单一式三联，原告将第二联给付被告，原告留存第一联和第三联，被告给付原告货款后，原告将送货单第一联给付被告，交易即为完成。2015年5月24日，经原、被告清算，被告共欠原告货款84,200元，当日，被告为原告书写了欠条。欠条载明于2016年5月24日前付清84,200元，如被告违约，则从欠款日起，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给付原告违约金。2016年4月8日，原告给付被告货款2,000元，并在欠条中注明。被告通过刘四代银行账号向被告分别转款五次，其中2016年2月18日转款30,000元、2016年4月8日转款32,200元、2016年7月19日转款20,000元、2016年10月22日转款25,300元、2017年1月25日转款14,700元，上述五次转款共计122,200元。原、被告自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7月24日间，又发生多次业务往来，现原告持有送货单的第三联共计22张，金额75,079元。其中有送货单的第一联6张，金额20,061元。被告称其以现金及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2017年5月12日，被告魏建营以原告刘立武拖欠2015年5月24日欠条中货款82,200元为由诉至本院，后经本院两次一审和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二审审理终结，现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刘立武于2016年2月18日、2016年4月8日、2016年7月19日三次向被告魏建营转款共计82,200元与被告魏建营提交的欠款数额相吻合，原告刘立武已还清被告魏建营欠条中的款项”。该判决中对原告刘立武于2016年10月22日、2017年1月25日两次给被告魏建营转款40,000元没有涉及。该判决同时认定，原告魏建营在2017年6月28日庭审中称2015年5月24日以后双方发生的交易已结清，被告刘立武同时也主张2015年5月24日以后双方发生的交易已结清。原告魏建营在2018年3月8日庭审中称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7月24日的6张送货单第一联刘立武未付款，刘立武表示认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交的欠条、送货单第三联、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5年5月24日欠条之后发生交易的货款是否付清。原、被告双方对2015年5月24日欠条之后发生交易的货款是否付清陈述前后不一致，本院不能通过双方陈述来确定货款是否付清，但原告提交的欠条及22张收货单第三联能够证实原、被告于2015年5月24日经对账，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4,200元，此后被告又分22次购买了原告75,079元的货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本身就是是买卖合同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的凭证，无论是否给付了货款，均不能否定双方发生业务的事实，被告刘立武主张原告持有的送货单的第三联是无效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给付原告部分货款，原告对此不认可，且被告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刘立武自2016年2月18日至2017年1月25日间共计分五次向原告转款122,200元，其中前三笔共计82,200元是用于偿还原、被告之间2015年5月24日之前发生业务往来的货款。那么除82,200元以外的其他转款共计40,000元应认定为用于偿还原告2015年5月24日之后发生的75,079元业务的货款，被告尚有35,079元货款未向原告支付。原告要求被告偿还货款35,07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立武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魏建营货款35,07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7元，减半收取计338.5元，由被告刘立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红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孟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