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津0101行初477号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农场化工厂院内。经营者邓文霞，女，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王少江，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法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2号。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民警。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杨秉魁，局长。委托代理人安璐，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民警。委托代理人张赢，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民警。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利民道晨星园3号楼。负责人张默，所长。委托代理人王志勇，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民警。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诉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诉称，本案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的行政行为是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必须纠正。2019年5月20日，王少江手持（2019）津02行终146号、（2019）津02行赔终10号传票到二中院开庭，传票传唤事由一栏载明“第二次询问”。非合议庭成员的法官助理赵一鹤等人阻止王少江参加询问程序，称“王少江非合法劳动关系，不能参加诉讼”，王少江当即拨打“110”报警，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两位民警到二中院出处警。王少江向“110”出警人员说明情况后，王鸿鹏警官手持王少江提供的二中院、天津高院生效法律文书（上面有委托代理人王少江，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法务的列写）、传票、回避申请、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前去第十四法庭了解情况。约40分钟后，赵一鹤送王鸿鹏警官出现在二中院诉讼服务大厅，王鸿鹏将手中的材料还给王少江，王少江当即向王鸿鹏警官申明赵一鹤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王鸿鹏警官让王少江到派出所报案由主管干警负责。承办王少江举报控告的干警按照法定程序制作了《询问笔录》，接受了证据材料并向王少江出示了《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明确本案只负责处理“110”报警涉及的行为，后称领导不批治安行政案件。无奈，对于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及审批《受案回执》的责任人王少江拨打23123805河西分局督察，“960111”市公安局督察、“12383”干警违法违纪举报电话要求督察部门依据《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的规定进行督察。时至今日，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均无任何回复。2019年5月22日后，王少江收到（2019）津02行终146号、行赔终10号两个通知书，证明王少江“110”“960111”“12389”举报投诉事项成立。被举报控告人是2019年5月20日以王少江不具有在该案件中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的委托代理人资格而阻止王少江参加诉讼的，可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的制作日期却是2019年5月22日。赵一鹤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安机关应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处罚违法行为。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诉讼请求为：1、申请天津市和平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全体司法人员回避，并申请和平区法院院长在处理行政审判庭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工作中回避；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报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管辖（由一中院提级管辖）；3、判决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违法，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天津市公安局不履行“督察”责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不能在派出所施行）并采取补救措施；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原告认为我局960111执法监督热线、12389举报电话以及110接警平台对其举报投诉未予处置，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所举报内容不属于我机关法定职责范围，我机关不具有履行法定职责的义务。其次，960111执法监督热线、12389举报电话作出的行为均为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告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辩称，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告所在地坐落在天津市河西区，并非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和平区人民法院无权管辖该案件。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规定，原告起诉状中涉及事项，系被告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的行为，并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观点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辩称，2019年5月20日，王少江报案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拒绝王少江进入法庭，目的是帮助庭审当事人伪造证据。同日，被告受理王少江报案，并向王少江开具受案回执。同年6月16日，被告向王少江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被告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告所在地坐落在天津市河西区，并非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和平区人民法院无权管辖该案件。其次，被告已对王少江报案履行了受案、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送达等法定职责。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观点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经审查查明，原告将第三项诉讼请求明确为“三被告共同履行的二中院赵一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法定职责。（《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等相关规范）即接受王少江报案的受案处理职责，因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不受案，分局、市局应纠正其不受案的法定职责，这个法定职责就是公安机关接受报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其中“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主要是指有确切具体的被诉行政行为。被诉行政行为构成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亦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和裁判的范围。在一个行政案件中，被诉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起诉时可以提出多项具有内在逻辑牵连的诉讼请求，但作为诉讼请求基础的被诉行政行为一般不能是多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具体到本案而言，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后的第三项诉请所要求三被告共同履行的法定职责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的多个行为，不符合“一案一诉”原则，其要求天津市公安局履行对下级公安机关的督察职责及因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未履行受案职责而要求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履行督察的职责，实质是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督促履责及层级监督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至于原告所要求的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履行受案职责，则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双赢洗衣厂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智鑫审判员  范奚菲审判员  张正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光伟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