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611行初227号原告临湘市长安街道办事处大岭村赵四组，住所地临湘市长安街道办事处大岭村赵四组。诉讼代表人彭泽跃，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振魁，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毅，湖南良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临湘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临湘市长盛西路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682006378346F。法定代表人程金波，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朝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岳兰，湖南雄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关金，男,194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珞瑜，湖南永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慧，湖南永发律师事务所律师。2018年12月5日，临湘市长安街道办事处大岭村赵四组（以下简称赵四组）不服临湘市人民政府、临湘市自然资源局、赵关金林业行政登记一案，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赵关金名下编号为Ｂ4××86号林权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机构改革后，临湘市人民政府已不具有作出不动产行政登记的法定职责，该职责应由变更后的行政主体即临湘市自然资源局承担。经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释明后，赵四组同意撤回对被告临湘市人民政府的起诉。根据行政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案不再属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应以被告临湘市自然资源局确定管辖法院。自2019年5月1日起，岳阳市实施辖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临湘市自然资源局的一审行政案件属本院管辖。2019年10月25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6行初270裁定，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向被告临湘市自然资源局、第三人赵关金发出应诉通知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四组的诉讼代表人彭泽跃，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振魁、喻毅，被告临湘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朝辉、孙岳兰，第三人赵关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珞瑜、丁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临湘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9月30日向赵四组颁发了编号为××号林权证，同时向赵关金所在的临湘市（以下简称赵三组）颁发了编号为××号的林权证，2010年11月10日，临湘市人民政府向赵关金颁发了证号为××号林权证。原告赵四组诉讼请求：撤销临湘市人民政府颁发的Ｂ4××94号林权证。事实与理由:1981年，临湘市人民政府向赵四组颁发3××号林权证，明确相应林木、林地范围与面积归赵四组所有，赵四组所有村民几代人一直居住于该地，把该地视为命根子。2010年被告对赵关金发放Ｂ430901885194林权证。2016年国家修路征用赵四组与赵关金林地，赵关金所在的赵三组觊觎赵四组及其村民林地林权，恶人先告状起诉本案赵四组及其村民。经调查核实，赵关金林权证上的一部分林木、林地与赵四组的林权证重复，尤其是，被告在核发林权证时官僚主义作祟，不实地调查，不进行公告、公示，严重违背发证程序，向赵关金颁发Ｂ4××94号林权证，这一行为不仅侵害了赵四组及其村民的利益，也明显违反了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为了维护赵四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行政行为。赵四组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赵四组证明，拟证明赵四组主体资格；2、彭泽跃的身份证，拟证明赵四组主体资格；3、2××号林权证，拟证明本案赵关金林权证所在的位置；4、3××号林权证，拟证明赵四组林权证包含了赵关金的林权证；5、图纸，拟证明赵四组林权证的范围包含了赵关金的林权证；6、被告行政答辩状，拟证明3××号林权证包括了赵关金林权证的范围；2009年至2010年被告发证给赵关金依据不足，同时发证程序违反国家规定；7、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6行初90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本案和以前的案子起因事实相同，道理相通，法律依据一样，法院应支持诉讼请求；8、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47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与原来判决的案子起因事实相同，道理相通，法律依据一样，法院应支持诉讼请求。被告临湘市自然资源局辩称，赵四组陈述的诉争之地，坐落在临湘市。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临湘县政府核发给赵四组的山林所有权证号包括了部分该诉争林地。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换证时，原城南乡政府按照3××号林权证将该林地权属填报在赵四组（彭泽海，彭泽跃，彭关志，彭泽平，彭关品，彭关超，彭炎军，曹关顺，彭振魁，彭清全，彭孝恩等人）名下。2010年临湘市政府依据原城南乡政府的报表将该林地核发在赵四组Ｂ430901889922号等林权证中。2016年，诉争林地因修路征收补偿产生争议，后经调查,1981年，临湘县政府核发给赵三组的2××号林权证同样包含了该林地，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换证时，按2××号林权证将该林地权属填报在赵三组赵关金等37人的38本林权证中。2017年赵三组查阅1981年临湘县人民政府颁发2××号林权档案后，认为该林地2010年错发给了赵四组，双方多次协商不成，引发争议。2009年，临湘市人民政府启动林权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在1981年临湘县人民政府林业“三定”颁发的林权证的基础上换发新证，县级发证机关是根据基层村组填报本组山林权属，结合1981年发证内容颁发新证，不存在赵关金觊觎赵四组及其村民的林地林权的情况。只是各组提供的1981年发证依据不同，最终引发争议。其次，被告颁发林权证时没有通知相关人参加及公示，只能认定程序有一定瑕疵，且事出有因。因为2009年启动林权制度改革，发证工作量大，很多人在外不能签名是客观原因，但有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签字证实。林权改革发证当时在临湘市是普遍推行，村民家喻户晓，从2009年到2019年的10年时间没有争议，根据发证依据和客观事实，被告认为，发证程序上的瑕疵并不影响发证效力。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对本案依法判决。被告临湘市自然资源局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47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1981年发给赵四组的林权证与赵关金的权证有部分范围是重合的；当时的赵三组与赵四组颁发林权证的程序与资料是一致的。2、林业站的证明，拟证明本案赵关金在3××号林权证内，范围重合。经过调查没有彭金兰这个名单，没有在2××号与3××号林权证内，应该与赵四组没有关系。第三人赵关金述称，赵四组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赵四组的起诉。《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就本案而言，赵三组在2017年就本案争讼林地、林木发证行为提出起诉时，赵四组曾以答辩人身份以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作为抗辩理由。这一事实证明，赵四组对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规定是有充分了解且对起诉期限的法律后果十分清楚的。然而，自2017年9月至赵四组起诉书标明的日期2018年12月5日，说明知道行政行为作出已达15个月。且赵关金收到法院应诉通知书是2019年11月22日，那么这一日期距离被答辩人知晓本案诉讼的行政行为已达30个月。不论是以哪个时间为计算依据，均超出了法律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临湘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颁发给赵关金所在的赵三组2××号林权证与赵四组3××号林权证，所确定的范围无重合及错误。自1981年9月到2017年9月长达36年的期间，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赵三组全体村民都是按临湘市人民政府以2××号权证为依据颁发到各户的山林权证对山林进行管理和经营的。近40年以来，赵四组及其村民无一人提出异议，赵四组在其起诉书中称“赵四组所有村民几代人一直居住该地，依靠该地，热爱该地，把该地视为命根子”，但却自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热爱并依靠且将其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弃之不顾，这是自相矛盾的。且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即使赵关金所使用的土地在赵四组所持有的300林权证书确定的范围内，但赵关金已经实际控制该地长达40年之久，且赵四组未依法提出任何异议，那么本案诉争的林地仍然应当归赵关金所在的临湘市云湖街道办事处大岭村赵三组所有，赵关金依法享有合法使用权。赵四组起诉撤销行政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赵关金在2010年换发的编号Ｂ430901885194的山林权证在1981年取得的林地证书“四至”范围之内，依法有效。赵关金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临湘县山林所有证（1981年2××号林权证）；2、临湘县山林所有证（1981年2××号林权证）发证区域图；3、临湘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1981年)；4、林权证（2010年）拟证明:2××号林权证的四至权属范围；在1981年临湘县人民政府已依据2××号林权证四至向赵三组村民颁发了分证；2010年新换发证是源于1981年林权证范围的结果，赵三组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赵关金拥有合法的使用权；5、(2017)湘06行初88号行政判决书第10页，拟证明赵四组在对行政行为起诉在2017年已过期。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的地名叫彭家冲等地。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临湘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9月30日向赵四组颁发了××号林权证，向赵三组颁发了××号林权证，赵四组的3××号山林权证包括了诉争林地。2009年，临湘市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按照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要求，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临湘市人民政府对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造册，核发证书，并依法将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的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此次核发林权证依据的是1981年林业“三定”时颁发的林权证的档案材料，由各村组报材料，林业员组织现场勘界后再发新证，新证不重新确权，只是对1981年林权证确定的权属进行固定。此次核发林权证前，原城南乡政府（现合并归长安街道办事处）和大岭村委会将上述林地的所有权核发在赵三组,将林地的使用权以及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核发在赵关金名下。林业员组织勘界时，相邻宗地权益人没有参加勘界并在勘界登记表上签字，且在没有进行公示的情况下，临湘市人民政府即依据原城南乡政府的报表将该上述诉争林地的所有权核发在赵三组，将林地的使用权以及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发给赵关金，并于2010年11月10日向赵关金颁发了××号林权证。2016年,国家修路征用诉争林地时引发争议。2018年,赵四组查阅相关档案后才知道诉争林地于2010年核发给了赵三组,多次找大岭村委会和长安街道办事处协调不成后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临湘市人民政府颁发的Ｂ4××94号林权证。本院认为,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登记机关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以及第十一条的（一）、（二）项的规定“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无权属争议”，临湘市人民政府在为赵关金核发Ｂ430901885194林权证时没有通知相邻宗地权益人参加勘界并在勘界登记表的四至处签名,在颁发新证前没有对确定的权属进行公示，临湘市人民政府颁发Ｂ4××94号林权证给赵关金的行为程序违法。赵关金还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的意见,经查,2016年国家修路征用诉争林地时引发争议,2018年赵四组查阅相关档案后才知道诉争林地于2010年核发给了赵三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临湘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向赵关金颁发Ｂ4××94号林权证时赵四组不知情,本案系因不动产引发的纠纷,起诉期限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年的期限。故赵关金的上述意见不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临湘市自然资源局（原以临湘市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给赵关金的Ｂ4××94号林权证。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临湘市自然资源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文华审 判 员  万曙辉人民陪审员  魏国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彭 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