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0462号 原告：邓某，女，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黄轩，男，199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黄某，男，200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法定代理人：邓某，女，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黄某2，男，193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张某，女，1944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菊，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娓，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付雷，男，199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告：罗刚，男，1991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永安中路27、29号。 负责人：赵培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登云，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五冶路9号。 法定代表人：程并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女，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驰，四川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与被告罗刚、付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以下简称“平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原告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与被告罗刚均申请追加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冶公司”）和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准许。庭前会议后，原告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申请撤回对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2019年10月30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该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某、黄轩及其与黄某、黄某2、张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菊，被告付雷及其与被告罗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被告平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登云，被告五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刘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罗刚、付雷、五冶公司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828872.00元；2、判令被告平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9年5月31日20时31分，罗刚驾驶付雷所有的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结构）由金牛区兴川路方向沿万石路往金新路方向行驶。当其行驶至万石路与天斑路交叉口时，与行人黄辉贤、李兴元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辆受损，黄辉贤、李兴元二人当场死亡。事故后，罗刚未立即停车并驾驶车辆驶离现场，而后又驾车返回事故现场。2019年7月2日，经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牌照号为川Ａ×××××小型普通客车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约为252°，不符合国家标准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6.4条要求；未能计算出该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2019年7月17日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做出的第51010612019000016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罗刚驾驶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擅自改装机动车已登记结构）未确保安全，对发生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是造成事故的原因。罗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确定罗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兴元、黄辉贤不承担事故责任。因事故车辆系付雷所有，并且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车辆擅自改装了机动车已登记的机构，存在安全隐患，故车辆所有人应当与驾驶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五冶公司在事发时的《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已过期，其占用人行道范围超限，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事故责任。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应当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付雷、罗刚辩称，对交通事故发生没有异议，但是对责任划分应当结合当事人过错进行分摊。罗刚的主要过错在于没有谨慎驾驶，但是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事故路段无照明，从有灯路段突然到无灯路段存在视觉差会导致观察能力降低，同时一般机动车驾驶人很难预料行人会出现在机动车道上，所以罗刚的过错不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事故后虽然经过鉴定该车方向盘存在一定问题，但因该车为购买的二手车，二被告未进行过改装，该故障不排除在购车前就存在，且事故发生时罗刚在直行，事故发生与转向无因果关系，不应作为罗刚承担过错责任的因素。五冶公司违法占道，事故发生时施工许可证已过期未重新申请许可，属于违法施工增加了事故发生风险。五冶公司违反《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开工统筹及占道施工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施工时未用隔离设施留足符合规定宽度的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通行，导致行人黄辉贤、李兴元在通过马路后被迫借用机动车道通行，事故发生与五冶公司违法占道存在因果关系。事发路段无照明条件，导致罗刚事发时不能提前发现机动车道上有行人通行，也就无法采取制动措施。故五冶公司应承担本次事故50%的赔偿责任。事故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在赔偿计算时应先在赔偿总额中扣除由五冶公司承担的部分，剩余由罗刚承担的部分先扣除交强险和商业险应赔偿的部分。平保公司的拒赔理由不成立，一是罗刚没有肇事逃逸的行为，发生碰撞到完成刹车时已经离现场有段距离，因事发路段不能掉头，在报警后罗刚绕行几分钟回到现场。从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到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处理，均未认定罗刚有逃逸行为；二是肇事车辆并未改变登记结构，该车为二手车，购车时即已拆除了后排座椅，且后排座椅的拆除并不当然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及事故发生的风险，平保公司也未举证证明该车在投保后私自进行了改装；三是肇事车辆未改变使用的性质，非营运车辆偶尔非频繁地从事拉货行为不能认定为改变了非营运车辆的性质，保险公司也未举证证明除本次事故外罗刚和付雷经常将该车用于拉货，付雷在事发后的陈述也印证了该车主要是生活用车；四是付雷从未收到过保险条款，也没有签署过投保单，在合同订立时保险公司未就相应的免责条款对付雷尽到提示或告知义务。 被告平保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发生无异议，对责任划分有异议。肇事车辆（川Ａ×××××）在平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及不计免赔，事故虽然发生在保险期内，但是因驾驶员罗刚有驶离现场的行为，同时该车改变车辆登记结构和改变使用性质未及时向保险公司登记备案，依据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及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不应在该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是否尽到的问题，由于罗刚的行为违反的是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保险公司仅就该免责事项履行提示义务即可。平保公司已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单上通过特别约定栏和重要提示栏对免责事项进行了提示。付雷辩称未收到保险条款，应自己承担不利的后果。 被告五冶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无异议。导致黄辉贤、李兴元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罗刚的不谨慎驾驶行为。交通事故的发生与五冶公司不存在因果关系，五冶公司的占道施工行为不是导致损坏发生的直接原因或间接原因，故对损害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五冶公司作为事发地段道路的施工管理单位，尽到了安全防护、安全提示、道路施工警示等相应法定义务，故对交通事故也不承担过错责任。黄辉贤、李兴元在横穿马路后未靠边行走自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在损失分摊时应综合考虑。平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保险人已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法定先合同义务，应当对被保险人的预期利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付雷与罗刚系雇主与雇员的法律关系，付雷应对罗刚的致人损失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31日20时31分许，罗刚驾驶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由金牛区兴川路方向沿万石路往金新路方向行驶，当其行驶至万石路与天斑路交叉路口时，与行人黄辉贤、李兴元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辆受损，黄辉贤、李兴元二人当场死亡。事发后，罗刚未立即停车并驾驶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驶离现场，20时42分许又驾车返回事故现场。2019年7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黄辉贤、李兴元不承担事故责任。2019年7月2日，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川Ａ×××××客车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被鉴定车辆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约为252°，不符合国家标准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第6.4条的要求。2、未能计算出被鉴定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 同时查明，付雷与罗刚系雇佣关系。付雷为川Ａ×××××客车的所有人，并在平保公司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另查明，黄辉贤（1969年12月15日出生）与邓某育有2子，长子黄轩1999年7月30日出生，次子黄某2004年3月28日出生，黄辉贤、邓某、黄轩、黄某均为农村居民。黄某2系黄辉贤父亲，张某系黄辉贤母亲，二人系城镇居民，自2013年12月1日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黄某2与张某除黄辉贤外另有二子二女。黄辉贤2016年开始在外从事建筑施工员工作。事故发生后，罗刚垫付了黄辉贤丧葬费30000元，向李兴元、黄辉贤家属垫付了生活费、住宿费、车费等共计5000元。 再查明，五冶公司系事发地段道路改造施工单位，于2018年7月16日办理了《成都市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市城管（2018）第271号），占道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事故发生时，五冶公司仍在半幅打围施工，且未在施工路段预留非机动车道。周李（五冶公司工地施工现场负责人）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工地按预案是半幅打围施工，在工地围墙外预留1.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施划白实线，5月下旬有大型机械进入工地施工，我们就将围墙向外移动了，占用了预留的非机动车道”。 又查明，事故路段限速为40。据罗刚在成都市公安交通管理第二分局的询问笔录，其经常行驶在事故路段，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为60左右，并且因为“总共只睡了五六个小时，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诉讼过程中，付雷陈述未收到过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未就保险免责条款对其进行提示或说明。经法庭询问，平保公司不能提供川Ａ×××××车辆投保单。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户口簿、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川Ａ×××××客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工作证明、村委会务工证明、村委会家庭关系证明、村委会被扶养人亲属关系证明、达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人员个人情况表、成都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询问笔录、收据、收条、施工许可证、交通事故现场图、事故发生时及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现场视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及庭前会议记录、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黄某2为被侵权人黄辉贤的父亲，张某为被侵权人黄辉贤的母亲，邓某为被侵权人黄辉贤的配偶，黄轩、黄某为被侵权人黄辉贤的二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侵权责任划分以及平保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现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责任主体和责任划分比例 驾驶机动车应当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驾驶。虽然鉴定系事故后作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存在安全隐患，但被告罗刚在夜间超速驾驶机动车，对车辆前方路面动态观察不周，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仍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告五冶公司作为事发路段的改造施工单位，违反《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开工统筹及占道施工管理实施细则》关于施工占道打围后应保留的人行通道宽度的相关规定，也没有按照施工预案设置非机动车道保障行人通行安全，致使该道路存在缺陷，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道路施工作业或者道路出现损毁，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未采取防护措施，或者应当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而没有设置或者应当及时变更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而没有及时变更，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负有相关职责的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五冶公司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罗刚、付雷及五冶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李兴元与黄辉贤横穿马路后未靠边（围挡）行走，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其提供的监控视频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综上，罗刚与五冶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罗刚承担85%的责任，五冶公司承担15%的责任。由于付雷与罗刚系雇佣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因罗刚的疏忽大意导致李兴元与黄辉贤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存在重大过失，故付雷应与罗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关于平保公司是否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的问题 平保公司主张驾驶人罗刚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改变车辆登记结构和改变使用性质未及时向保险公司登记备案，其行为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免责条款，平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由于免责条款属于平保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平保公司是否在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内免赔应首先审查其对前述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平保公司主张在保险单中“重要提示”和“特别约定”栏中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但从两份保单“重要提示”栏中的字体来看，提示内容与保险单中其他字体大小、颜色一致，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从“重要提示”内容上看，仅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商业险保单虽然在“特别约定”栏里用了与其他内容大小不同打印字体载明“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但平保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对该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不能认为平保公司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同时，由于保险合同条款是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最重要的文本，故平保公司应对已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平保公司不能提供投保单等保险凭证证明其已将“重要提示”中载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保险条款送达投保人，付雷在庭审中亦否认其收到该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平保公司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平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有效证据对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因此次事故产生的损失确认如下： 一、死亡赔偿金。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主张死亡赔偿金6643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黄辉贤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其进城务工多年，长期在城镇居住，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对其死亡赔偿金认定应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标准。结合黄辉贤殁年49周岁等事实，本院确定黄辉贤的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年计算，赔付年限为20年，故黄辉贤的死亡赔偿金为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 二、丧葬费。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主张丧葬费3235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本院确认黄辉贤的丧葬费按照2016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64717元／年计算，故黄辉贤的丧葬费为64717元／年÷2＝32358元；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规定，结合本次交通事故致黄辉贤死亡的后果及黄辉贤对事故发生不承担责任，本院对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四、被抚养人生活费。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82194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因黄某2、张某二人系征地农转非人口，现均已领取养老保险，有生活来源，不属于被扶养人，故黄某2、张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黄某虽系农村居民，但由于黄辉先的收入来源于城镇，故由其扶养的被扶养人也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本院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484元／年计算，结合庭审查明黄某在黄辉贤死亡时的年龄，扶养义务人为2人，黄某赔偿年限为3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年×23484÷2＝35226元。 综上，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因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64320元、丧葬费323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5226元，共计781904元。由于本次事故造成2人死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院酌定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在两死者间按损失比例分配。结合（2019）川0106民初10463号确定的另一被侵权人李兴元的损失，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在黄辉贤、李兴元二人间的分配比例为49.3%：50.7%。据此，平保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支付54230元（110000×49.3%＝54230元），剩余损失727674元应先由五冶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109151元，其余618523元由平保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493000元（1000000元×49.3%＝493000），剩下125523元由罗刚和付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罗刚已支付黄辉贤丧葬费30000元，品迭后，在本案中罗刚和付雷还应向支付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赔偿款95523元。关于罗刚主张，事故发生后向李兴元、黄辉贤家属支付了交通费、住宿费等合计5000元，应在赔偿款中折抵，本院认为，虽然庭审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认可收到了该笔款项，但因为交通费、住宿费系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在本案中也并未主张该项支出，该笔款项不应在赔偿款中折抵。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支付547230元； 二、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支付109151元； 三、付雷、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支付95523元；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874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5937元，由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承担891元，付雷、罗刚承担5046元。（此款已由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先行垫付，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付雷、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邓某、黄轩、黄某、黄某2、张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田佳 书 记 员 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