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624民初2130号原告：杨华俭，男，197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孙迪军，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颖，女，汉族，1991年10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应华,男,汉族,1967年10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系原告之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华(一般代理),湖南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安邦，男，汉族，1958年1月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原告杨华俭与被告王颖、第三人李安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杨华俭及被告王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李安邦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华俭向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决停止执行原告持有的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被告王颖诉第三人李安邦等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简称湘阴法院）依法进行执行。执行期间，湘阴法院根据被告的申请裁定对原告持有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进行查封、冻结。原告于2019年3月向湘阴法院提出书面异议。2019年7月29日收到湘阴法院发出的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原告认为湘阴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湖南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邦公司）、第三人李安邦与袁文才民间借贷纠纷，经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山法院）判决，确认湖南安邦公司、第三人李安邦应偿还袁文才各项费用计算到2017年7月6日合计16，172，938元（大写：壹仟陆佰壹拾柒万贰仟玖佰叁拾捌元整，含本金、作息、律师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案号：（2016）浙0822民初1758号/1759号。该两案判决在2016年已经生效，并在同年由袁文才向常山法院申请执行。为清偿上述债务，2017年4月21日，第三人李安邦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第三人李安邦隐名持有的贵州安邦公司及贵州安邦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00万元（后因第三人李安邦实际持有贵州安邦华城公司的股份未实际出资，双方实际股权转让款确定为1750万元），并要求原告以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代其清偿袁文才执行案件款项。此后，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原告与第三人李安邦、袁文才签署《还款协议书》分批次向袁文才代偿1750万元（自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2月2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贵州银行汇款，14笔共计1750万元），至此第三人李安邦与袁文才的款项结清，原告也付清第三人李安邦的股权转让价款。因该股权已登记在原告名下，故在2017年4月21日原告已实际持有了贵州安邦公司的股权。该时间早于2017年5月9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岳阳中院）向贵州省罗甸县工商局及贵州安邦公司发出协助执行的时间。故岳岳阳中院及贵院在2019年3月7日实际查封、冻结的贵州安邦公司股份系原告合法持有的股权。综上所述，湘阴法院执行局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异议，显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望判所请。被告王颖辩称：一、杨华俭与第三人李安邦系5%股份代持关系。（1）、2016年5月18日，第三人李安邦为了体现其还债诚意和能力，向我方原债权人出具了以其在贵州安邦公司的30%股份作为连带责任担保的《承诺书》，并专门就此签署了《还款协议书》，同时，贵州安邦公司及时任法人代表邹伟锋签名盖章出示的《股份委托代持协议书》（2015.11.16）、《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股东及法人代表的决议》（2015.11.16），《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15.11.16）共同证明了杨华俭代持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5%股权的客观事实，杨华俭在执行异议中称只代持李安邦4%的隐名股份，本次起诉又变成了代持李安邦30%的隐名股份，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前后自相矛盾。（2）、杨华俭的偿债行为不真实，不客观。既算是其有部分代偿行为也是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义务，不是其与李安邦之间代持股份的变价转让，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不因其为了履行连带清偿责任的清偿行为而发生股权性质的改变。首先，杨华俭本人系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民初1758、1759号民事判决书的被执行对象之一，有履行生效判决向债权人袁文才还款的法定义务，代偿债务不是受让股权的必然结果；（3）、袁文才案件的债权金额和执行情况，应当以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执行终结证明等法律文书为准，仅凭袁文才、李安邦、杨华俭及贵州安邦公司所出示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该案已执结的依据。（4）、从杨华俭提供的《还款协议书》（2017.7.4）内容验证，如果履行该协议，袁文才应无条件分三次每月解除对湖南安邦公司22号楼的15商品房的保全查封措施，而时至今日，常山法院并没有解除对湖南安邦公司22号楼的查封冻结措施，无法证明该案执行完毕。（5）、从杨华俭提供的《还款协议书》和十四份银行回单内容分析，该协议落款日期2017年7月4日，债权确认截止到2017年7月6日止，证明此日期之前杨华俭与袁文才之间的银行往来并非代偿债务，比照2017年4月10日、7月5日、8月25日的3张回单的“备注栏”中注明的都是“借款”，证明这是杨华俭向袁文才出借款项，并非是在还款。另外，整个14张回单中注明担保还款内容的只有2018年2月2日的2张回单（共计500万元）上注明了“杨担保还款”，证明杨华俭整个代偿担保债务金额只有500万元，与其自称的代偿1750万元的事实根本不符。（6）、杨华俭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系虚假证据，法院依法应当不予采信。股权的转移没有经过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不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且早在2016年5月18日，李安邦就以此股份设定了我方此笔借款的担保，同时，该股份转让内容上反映的也是附条件的行为，如果需要代偿债务须经李安邦的书面通知（包括但不限于短信、微信、文件），而杨华俭的每笔付款并没有提供李安邦指令代偿的证据，证明除附言中注明有杨担保还款字样的其他银行往来款项均不能证明是代偿债务。（7）、杨华俭没有注明每笔还款的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还是股份分红，还是股份减持所得。从其汇款发生地都在贵州项目所在地这一情形，不排除系贵州安邦公司对股东减持股本金或股东分红的情况。其无法证明他已取得股份转让。二、杨华俭的异议之诉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杨华俭代持的5%股份早于2017年5月9日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所冻结，该裁定书已当面送达至杨华俭本人和所在的贵州安邦公司，因拒签而采取的留置送达（见岳阳中院的送达回证及照片），李安邦、杨华俭对此一直没有向岳阳中院提出复议和异议，证明李安邦、杨华俭截止到2017年5月9日止，双方均承认由杨华俭代持李安邦5%股份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依据相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审理中的财产保全措施与执行过程的查封措施是延续和承继关系，岳阳中院财产保全的两年冻结期限尚未到期时，因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而由湘阴县法院再次执行查封、冻结。而该查封冻结的来源是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财产保全措施，在岳阳中院的上位查封冻结的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未作变更或撤销的情况下，基层法院不可能对上级法院生效裁定书中所确定的事实加以改变。故此，湘阴县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李安邦未予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华俭与第三人李安邦系亲属关系。本案被告王颖曾以原告名义起诉，与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1月4日发出（2016）湘0624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湖南安邦公司偿还王颖21，476，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办法：自2016年6月29日算至此款清偿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二、李安邦、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郑辉雄对湖南安邦公司前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王颖其他诉讼请求；湖南安邦公司承担相应案件受理费149，150元。后王颖、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不服判决，于2016年12月27日向岳阳中院提起上诉。经岳阳中院审理，于2017年7月18日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湖南安邦公司承担相应案件受理费100,416元。该判决书已经查明了当时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30%的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冻结时邹伟锋已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登记股权为15%），杨华俭代持5%。判决生效后，王颖于2017年8月11日向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17）湘0603执303号。该案在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因湖南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多起其他案件执行，且执行标的物位于湖南省湘阴县，为便于所涉案件的执行及矛盾的化解，岳阳中院发出（2018）湘06执监3号执行裁定书，将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2017）湘0603执30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指定湘阴县法院执行。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以（2018）湘0624执293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为王颖，被执行人为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在执行过程中，因经过财产调查，已发现的财产均采取了强制性措施，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据此，本院于2018年8月8日裁定将（2018）湘0624执293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11月16日，因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本院于当日依职权以本院（2018）湘0624执恢114号恢复对申请执行人王颖与被执行人湖南安邦公司、李安邦、郑辉雄、李三秋、陈革桃、周应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又查明，在岳阳中院二审过程中，王颖于2017年2月20日向岳阳中院申请财产保全，并已提供担保。请求对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30%的股权予以冻结，因该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原告杨华俭代持5%，故岳阳中院于2017年5月9日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予以冻结，其股权不得转让和处分，所产生收益不得分配给邹伟锋、杨华俭。2017年5月9日，岳阳中院将该民事裁定书向贵州省罗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并且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岳阳中院冻结时，邹伟锋已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为15%），冻结期限为两年。同日，岳阳中院向贵州安邦公司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时，该公司股东邹伟锋、杨华俭、黄海军均在场并推脱签收，但均未对该民事裁定书提出异议，岳阳中院依法予以留置送达，也没有人申请复议。后湘阴县法院于2019年3月7日办理了上述股权的续冻手续，续冻期限为两年。原告杨华俭于2019年4月16日向湘阴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湘阴县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发出（2019）湘062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杨华俭的异议请求，并已经送达当事人双方。原告于2019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9月3日在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对李安邦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2019)赣1123民初3088号],要求法院确认李安邦与原告之间双方签订的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请求判令李安邦偿还原告多支付的50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李安邦(甲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受让方为杨华俭(乙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4日),该协议约定李安邦将其名下的安邦房产公司及安邦发展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华俭,转让价款为2000万元。甲方同意乙方以股权转让总价款代其对外偿还欠款。2017年7月4日,袁文才、李安邦、杨华俭三方达成还款协议,以履行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民初1758/1759号两份民事判决书,杨华俭也系两个案件的被执行人。2018年8月16日杨华俭、黄田华、黄海军三人签订了股权确认书,对工商部门登记的安邦房产公司股份与实际持有的股份进行重新确认。杨华俭提供的代李安邦向袁文才还款1750万元明细中,除2017年4月10日一笔200万元汇款外,其余交易均发生在岳阳中院冻结杨华俭代持李安邦的5%股份所采取的保全措施(2017年5月7日)之后。以上事实，有原告杨华俭提供的证据：2015年11月15日贵州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一份、企业信息、2017年4月20日确认书、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8月16日股权确认书、还款协议书、收条、李安邦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转账明细及凭证、湘阴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玉山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被告王颖提供的岳阳中院（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还款协议书》、《承诺书》、《股份委托代持协议书》、《变更股东及法人代表的决议》、《贵州安邦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本院庭审记录等佐证，足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案外人杨华俭提出的“停止执行原告持有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岳阳中院发出的（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判决书，系终审判决，已经生效，可以作为案件的执行依据。该判决书已经查明了当时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30%的股权，分别由该公司的邹伟锋代持25%，杨华俭代持5%。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杨华俭与被告王颖分别提供了证据，但是原告杨华俭没有提供能够足以推翻该判决书所认定事实的充分的证据。而岳阳中院依王颖申请，已经于2017年5月9日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贵州安邦公司名下的邹伟锋25%的股权、杨华俭5%的股权予以冻结，其股权不得转让和处分，所产生收益不得分配给邹伟锋、杨华俭。（岳阳中院冻结时，邹伟锋于2016年8月29日变更登记股权为15%）。上述法律文书已经由岳阳中院向双方当事人及原告杨华俭送达，已经向贵州省罗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并且发出（2016）湘06民终240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当事人双方及杨华俭均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复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2017年7月4日袁文才、李安邦、杨华俭三方达成还款协议,2018年8月16日杨华俭、黄田华、黄海军三人签订了股权确认书,代李安邦向袁文才还款1750万元明细(除2017年4月10日一笔200万元汇款外,杨华俭也是案件的袁文才案件的被执行人)均是发生在岳阳中院冻结原告杨华俭代持李安邦5%股份之后,以上证据和事由均不能对抗岳阳中院(2016)湘06民终2400号事裁定书及采取的执行措施。原告杨华俭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合同一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另一方签署时间为2017年4月4日,在2017年5月7日岳阳中院采取保全措施时,向杨华俭送达了相关文书,在采取保全措施长达近两年的时间杨华俭未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到工商部门进行过备案,加之李安邦与杨华俭特殊的身份关系,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主张“以李安邦的股权转让价款代其清偿袁文才执行案件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原告杨华俭为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代持的5%的股权，属于李安邦的个人财产，并且应当作为李安邦所涉案件的执行标的物以履行义务。故原告杨华俭对于上述代持的李安邦在贵州安邦公司的股权，不能排除本院对登记在案外人即原告杨华俭名下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的强制执行。湘阴县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发出的（2019）湘0624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杨华俭向本院提出的“停止执行原告持有的贵州安邦公司5%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华俭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原告杨华俭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利娟审 判 员  贺应征人民陪审员  田亚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黎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