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0116行初143号原告：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猪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法定代表人：皮生琼委托代理人：严正芳，该专业合作社成员。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所在地：重庆市永川区。法定代表人：董世清，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晓东，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孝福，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猪专业合作社诉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于2019年7月18日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交叉管辖。2019年8月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5行辖34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我院管辖。于2019年8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严正芳，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晓东、周孝福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的行政负责人因参加会议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猪专业合作社诉称，1、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养猪场及灭失室内外设施、物品、财产和构附着物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的养猪场始建于2004年，共建面积是2000平米，属合伙联营性质，当时办理的是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因特殊原因，于2007年皮生琼、杨如江与其他股东商议决定，将养殖场分开经营管理，皮生琼获得800平方米的养殖场和相应的配套附属设施。由于养殖专业技术的需要，皮生琼与严正芳等人合伙，于2008年，由皮生琼牵头组建依法成立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直至2018年2月6日前属正常使用生产经营。2018年2月6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将原告的养猪场拆除，原告法定代表人皮生琼知道后，立即拨打110报警并及时到南大街派出所，经接警民警当时告知其养猪场被拆除是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所为。本案由因当时接警民警误导告知原告法定代表人皮生琼，导致原告无法准确识别拆除涉案养猪场的适格被告主体。2018年9月28日，原告从同地块的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被强拆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行初374号《行政判决书》和(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发现，实施拆除与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同地块上原告养殖场并毁灭其室内外物品的是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所为。随即原告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是拆除原告养猪场的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然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数月审理查明: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5行初566号《行政裁定书》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行终221号《行政裁定书》确认，涉案养殖场是永川区政府根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成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实施拆除洪奇合作社约12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以及兵航合作社约10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实施行拆除。原告根据生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的(2019)渝行终221号《行政裁定书》才知道，2018年2月6日实施拆除原告养猪场是被告强拆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设施时一并拆除的，被告故意拆除原告养殖设施和毁灭其室内外物品和财产行为，直接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七)项、(十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以及2018法释1号第二十条第二项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为此，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在实施拆除违法建筑物过程中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即:拆除原告涉案养殖场和灭失室内外设施、物品、财产和构附着物)实施的事实行为，应当予以确认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辩称，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没有做出和实施任何行政行为，没有拆除被答辩人养猪场，没有灭失室内外设施、物品、财产和构造附着物。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本案中，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没有做出和实施任何行政行为，没有拆除被答辩人的养猪场。在实施拆除行为之前，答辩人多次现场踏勘，并未发现被答辩人诉称的琼江养猪场以及室内外设施、物品、财产和构造附着物，为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根据答辩人举示的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118行初32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5行终640号和（2018)渝05行初566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行终221号四个行政诉讼裁定书得以证实被答辩人在以上案件中均以本案相同的诉讼请求分别起诉过永川区规划局(现已更名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永川区人民政府，都经过了一审，二审审理程序，最后也均被法院驳回了被答辩人的起诉。四份裁定书认定了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所诉称2018年2月6日拆除琼江养猪场的行为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同时也认定当天的拆除行政行为是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政府系根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成答辩人对重庆市永川区兵航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拆除行为，并未对被答辩人的琼江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作出拆除行为的事实，为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3、根据答辩人在(2018)渝0118行初32号案件中出具的《情况说明》也清楚表明2018年2月6日答辩人是对重庆市永川区兵航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的拆除行为，并未对被答辩人琼江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作出拆除行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为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答辩人依法强制拆除行为并未涉及本案所述的琼江养猪及室内外设施、物品、财产和构造附着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本案中，答辩人并未组织工作人员对被答辩人诉称的建筑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以及毁灭相关物品的行为，被答辩人不能证明答辩人对其有任何的拆除行为。为此被答辩人的起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据答辩人所举示的原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出具的对于违法建筑人重庆市永川区兵航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询问笔录、勘验笔录、限期拆除告知书以及重庆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118行初51号裁定书、(2016)渝0118行初234号判决书以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05行终683号裁定书、(2017)渝05行初470号判决书、(2017)渝05行终172号判决以及、(2017)渝05行终172号判决书得以证实答辩人是依法对重庆市永川区兵航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强制拆除行为，拆除现场并未发现被答辩人琼江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建筑以及相关物品。其诉称的琼江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建筑以及相关物品应该并不存在。综上，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没有做出和实施任何行政行为，没有拆除被答辩人养猪场，没有灭失室内外设施、物品、财产和构造附着物，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重庆市永川区政府根据《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和《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成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对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约12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以及重庆市永川区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约10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实施拆除，在上述拆除过程中并未发现被告将原告的养猪场进行拆除并毁灭室内外物品财产。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原告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将原告养猪场进行拆除并毁灭室内外物品财产。原告诉请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养猪场并毁灭室内外物品财产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根据，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猪专业合作社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重庆市永川区琼江生猪养猪专业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勇人民陪审员  马嗣跃人民陪审员  周利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袁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