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1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东莞市达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95。法定代表人：钟琼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辉，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乐山，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石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新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75R。负责人：香杰新，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谢美琳，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贺美花，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达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93N。法定代表人：钟琼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辉，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乐山，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石碣镇鹤田厦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编号：粤农集字第190010006000号。法定代表人：刘柱荣，该联合社理事长。委托代理人：谭春松，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达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鑫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石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碣镇政府）及原审被告东莞市达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鑫实业公司）、第三人东莞市石碣镇鹤田厦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鹤田厦经联社）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石碣镇政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455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达鑫开发公司支付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首层13套商铺共计建筑面积3122.30平方米的购房款14206465元、以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达鑫开发公司支付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二层202号商铺共计建筑面积5577.11平方米的购房款22587295.50元，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向其支付购房款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上述14套商铺，并分别按首层4550元/平方米、二层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与石碣镇政府签订上述14套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石碣镇政府办理上述14套商铺的转移登记手续（14套商铺的房号与面积详见附件：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首层、二层14套商铺清单）；二、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碣镇政府支付逾期交付商铺的补偿，补偿款自2012年5月14日起按每月140850元的标准支付至上述14套商铺实际交付之日止；三、达鑫实业公司对达鑫开发公司应向石碣镇政府支付的补偿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石碣镇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86957.25元、保全费5000元，由达鑫开发公司负担。达鑫开发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石碣镇政府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石碣镇政府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查明“约定由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将……出让给被告进行达鑫·江滨新城（三）商品房项目建设”是错误的。首先，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根本就没有约定前述一审判决所表述的内容。其次，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于2009年4月29日，此时连“达鑫·江滨新城（三）”这个项目名称都还没有产生，整个“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开发主体达鑫开发公司是于2009年6月1日才成立的。（二）一审判决查明“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在签约主体上又是不顾《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以下简称《补充条款》）的明文所载。《补充条款》的落款签署处为：出让方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受让方达鑫实业公司以及第三方石碣镇政府；而且该《补充条款》首部载明：“出让方和受让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尽事宜，共同订立如下补充条款作为合同附件”。显然，作为土地出让合同补充条款与附件性质的该《补充条款》，签约主体仍然是土地出让合同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石碣镇政府仅是作为“第三方”签字盖章对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而已。（三）一审判决查明“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2012年4月13日给被告达鑫实业公司的通知，主张其多次催促被告按约定履行交付商铺的义务，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不交付。”一份通知根本不可能证明“多次催促”，一审判决对石碣镇政府的该主张事实不予否定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认定“但根据补充条款约定，项目建成后……补充条款并没有约定原告石碣镇政府优先选择的商铺限定于2009G011地块建成的商铺面积范围之内，而是表述为项目建成后，这里的‘项目’，应理解为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是错误的，理由为：1.《补充条款》首部已言明：“出让方和受让方……就2009G00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尽事宜，共同订立如下补充条款作为合同附件”，显然补充条款的内容全部属于针对涉案出让地块的“未尽事宜”而设，而土地出让合同第十三条约定了该宗地范围内新建规划条件：主体建筑物、附属建筑物的性质均为“商住”，建筑总面积为59332平方米，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等；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0年8月13日之前开工，在2012年8月13日之前竣工等。同时，达鑫开发公司一审提交涉案地块挂牌出让文件，表明涉案的土地出让合同以及补充条款待签文本与挂牌出让公告等都是在挂牌阶段同时公开的，挂牌出让公告中，涉案补充条款的内容设置于该公告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中规划建设要求：2009G011地块需按2008-07-010号《建设用地规划批准书》的要求进行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因此，涉案地块的挂牌出让公告中是将上述第3点所涉9390平方米商铺建设需求以及第4点的前述规划建设要求共同作为出让宗地的“规划指标要求”的，该类的规划指标综合后即构成并解释土地出让合同第十三条的“宗地规划条件”内容，且按照该类规划条件，涉案地块是最多可以建设约17800平方米的商铺的，完全可以满足涉案《补充条款》所涉9390平方米商铺的需要。显然，从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其他条款内容与订立阶段的挂牌文件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即可认定《补充条款》中所称的“项目”就是土地出让合同第十三条、第十六条中的“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约定的项目建成后石碣镇政府选择的9390平方米商铺所在的建筑物范围就是涉案2009G011地块上的建筑物。2.就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其附件《补充条款》签订时的客观情况来说，达鑫实业公司仅于2009年4月29日通过与本案相同的程序竞买成功并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2009G009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该地块也同本案一样签订了石碣镇政府优先选择9390平方米商铺（住宅）用于安置补偿的的补充条款，达鑫实业公司尚未取得任何其他地块。因此，依据普遍的生活经验、事理逻辑及土地出让的交易习惯也可知，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签订时，作为土地出让方的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不可能将涉案的9390平方米商铺的建设规划要求安放到已出让或将来才出让的连受让方尚不可能确定的其他地块上。3.石碣镇政府于一审提交的石碣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于2012年4月13日向达鑫实业公司所发的《通知》中载：“贵司于2009年4月29日及2009年5月14日分别竞得地块编号为2009G009及2009G011地块，根据土地拍卖条件要求，贵司需于2012年4月29日及2012年5月14日前在上述地块中分别建设9390平方米商铺及9390平方米的商铺以成本价受让给石碣镇人民政府。”4.达鑫开发公司一审已提交的石碣镇政府于2011年10月27日出具的碣府[2011]75号《石碣镇关于西区江滨新城用地情况的报告》的内容，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足以表明，涉案《补充条款》约定的石碣镇政府就涉案9390平方米商铺的选择范围就是涉案2009G011地块上的建筑物，而且石碣镇政府本身就是明知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补充条款》应归于无效，而一审判决对《补充条款》的效力未作正面认定，而是采取迂回手段作出“补充条款也理应得到履行”的认定是错误的。石碣镇政府于本案一审已提交的其与鹤田厦村委会于2008年4月18日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及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是查明涉案《补充条款》内容来由的关键证据，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该《土地征用协议》表明，石碣镇政府该次征用鹤田厦村的土地面积共201.27亩（134180平方米），涉案地块属于该次征地范围；征地补偿与安置方式均为货币方式，征地补偿安置费总额为5031.75万元。《土地征用补充协议》变更了补偿安置款的支付方式，达鑫开发公司至本案诉讼过程中才初次见到上述《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才发现涉案2009G009地块《补充条款》及另案2009G011地块《补充条款》中的相关物业面积数以及每月15元/平方米的补偿条款，都是直接来源于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显然，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在《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通过所谓的“以物代款协议”并“买空卖空”等技巧，将《土地征用协议》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计算的原本只有5031.75万元的征地补偿安置款，变成了石碣镇政府不仅要向鹤田厦村委会支付货币8012.8万元，而且还要向鹤田厦村委会提供18780平方米物业的产权，之后，石碣镇政府又隐瞒事实真相、以需“用于安置补偿”的名义将该18780平方米物业的提供义务以及上述每月15元/平方米的补偿责任条款捆绑在本案2009G009地块及另案2009G011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转嫁给达鑫开发公司。同时，《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等内容足以表明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较之《土地征用协议》超巨额增加了鹤田厦村的征地补偿安置利益及其他利益，而鹤田厦村委会是以配合办理征地手续为唯一“对价”义务的，显然村委会或村民（代表）配合办理征地手续是不能成为受法律保护获得巨额经济利益之“对价”的，只能表明鹤田厦村委会是以不配合办理征地手续为胁迫手段逼迫石碣镇政府同意给予其更多的法外或非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系石碣镇政府受鹤田厦村委会以不配合办理征地手续之胁迫而订立，同时石碣镇政府及鹤田厦村委会双方都明知或都应当知道其中“以物代款协议”本身就是规避征地补偿政策且其履行必将损害国家利益以及达鑫开发公司的利益而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的方式签订，也同时构成了恶意串通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或其中与“以物代款协议”有关的条款应归于无效。因此，为履行该无效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约定的上述相关内容而订立的涉案《补充条款》也当然随之无效。另外，《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8780平方米物业（对应涉案地块附加的9390平方米商品住宅房屋以及另案9390平方米商铺），因石碣镇政府按上述第六条的约定应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土地征用协议》约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款总额而明显属于非法利益，非法利益当然不能受法律的保护，该18780平方米物业所涉两地块的《补充条款》，如果真如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法院由其受让而直接判给鹤田厦经联社，或果真如一审判决认定的石碣镇政府受让后再转给鹤田厦经联社，石碣镇政府将再次遭受近8000万元“购房款”之经济损失，近8000万元的国有资产将因石碣镇政府自身或司法把关失职的错误而非法流失，则相关人员将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的一审法院虽然以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为由驳回了石碣镇政府起诉状所列的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但在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可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上述92套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后再行与第三人指定的人员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相应的转移登记手续以解决第三人村民的安置问题”。显然一审法院完全没有审查《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合法性，完全没有考虑过上述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也完全没有查明是否真的存在受法律保护的需要石碣镇政府用商品房来解决的“第三人村民的安置问题”。由于石碣镇政府一审系以《补充条款》为合同依据提起第一项至第三项诉讼请求，以上述《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为合同依据提起涉及第三人的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且鹤田厦经联社也是以《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为合同依据提出了相应主张，故一审判决应当对《土地征用协议》及《土地征用补充协议》及涉案《补充条款》的效力进行审查，而一审判决均未作效力审查。同时，一审判决对涉案《补充条款》的效力未作正面认定，而是采取迂回手段以土地出让合同生效后已履行以及《补充条款》是土地出让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为由，毫无法律依据与法律逻辑，涉案《补充条款》应为无效。涉案《补充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后，石碣镇政府所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应予以撤销。同时，由于《补充条款》各方至今均未履行，本案也不存在合同无效后因《补充条款》取得财产的返还问题，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经联社作为过错方依法应赔偿达鑫开发公司因此遭到的损失，但达鑫开发公司同意另行处理。（二）一审判决认定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未对石碣镇政府提交的用于主张诉讼时效未过的证据材料展开论述即得出“可以证实原告一直有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结论，一审判决的该事实认定显然是错误的，理由为：达鑫开发公司自2009年8月18日即取代了达鑫实业公司成为了涉案地块的受让方，石碣镇政府一审起诉也是要求达鑫开发公司交付商铺等，而石碣镇政府自始至2018年1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之前，仅于2017年5月3日主张过一次，因此石碣镇政府本案所涉达鑫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显然已过诉讼时效；对达鑫实业公司而言，自2012年的通知之后石碣镇政府再无主张过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而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并非依法有权解决本案纠纷的国家机关，故石碣镇政府于2015年向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函，即使属实，也因该函并未提交给达鑫开发公司及前述原因而不能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且石碣镇政府本案并非起诉达鑫实业公司交付商铺等，仅诉求达鑫实业公司对一审第三项诉讼请求即逾期交付的补偿款诉求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石碣镇政府自2012年至2017年间长达五年未有效主张权利。即便不论前述问题，前述证据时间之间都是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的。故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一审全部诉求均应予驳回。（三）从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订立与形式上来说，涉案《补充条款》属于土地出让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一审判决将《补充条款》的签订认定为土地出让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是错误的。达鑫开发公司一审提交的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表明：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待签文本，均属于挂牌出让公开文件，该类待签文本的整个内容构成该次土地出让方公开发布的要约内容，竞买者必须同时接受才能竞买成功，达鑫实业公司竞买成功取得成交确认书后与出让方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该两份文本的行为，实则就是一个缔约行为，只不过是在两个文本上签字盖章而已。石碣镇政府在《补充条款》上签字盖章，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加入而已。同时，《补充条款》首部已明确该补充条款就是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款并作为该合同的附件。因此，从土地出让合同订立与形式上来说，涉案《补充条款》属于《土地出让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涉案土地出让合同以及《补充条款》中，均没有约定“《补充条款》签订或生效后土地出让合同才生效”之类的内容，相反，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第四十一条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土地出让合同》根本没有附其他生效条件。另外，《补充条款》首部载“出让方和受让方……共同订立如下补充条款作为合同附件”，显然，《补充条款》本质上就是涉案《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且是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附件”来对待的，依据普遍的生活经验与事理逻辑即可知，是先有主体合同，才有补充协议，除非有明确约定主体合同需就其他事项签订补充协议后才生效，否则根本不可能主体合同需以补充协议的签订为生效条件。显然，一审判决将《补充条款》认定为土地出让合同的生效条件，是既无合同约定等事实依据，又毫无法律依据，且不顾土地出让合同第四十一条关于合同生效的明确约定之故意错误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根据被告提供的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案涉2009G011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附条件的，所附的条件就是……该地块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只有满足上述所附的条件，出让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然而，前述的挂牌出让公告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条件”的措辞，仅是将《补充条款》的内容与其他三点内容均置于“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项下而已。而且，涉案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待签文本，均属于挂牌出让公开文件，是与挂牌出让公告一并公开的，已如前述，达鑫实业公司签订涉案土地出让合同与《补充条款》的行为实则就是一个缔约行为，只不过分两个文本签署而已。另外，一审判决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与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关系，而特别法应优于一般法适用，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本身就是适用法律错误，且不顾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将同一个缔约行为，牵强附会地将《补充条款》的签订认定为土地出让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明显是错误的。（四）涉案《补充条款》又构成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补充条款》的法律性质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本案案由应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虽如上述，《补充条款》是土地出让合同附加的特别条款，但《补充条款》的内容所体现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仅涉及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且石碣镇政府以及达鑫实业公司都有签字盖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涉案《补充条款》的宏观层面的法律性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合同”，且该合同是可以独立于土地出让合同而存在的与待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受让（即买卖）有关的民事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在一手商品房的买卖方面，由于实行销售许可、正式买卖合同的签订及文本等都实行行政管控，因此，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是很常见的。结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规定以及众所周知的商品房交易习惯可知，法律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中存在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两类性质的合同。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或房屋竣工后签订的“一手房”销售合同。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主要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符合法定的销售条件之前与需求方（预购方、认购方等）签订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且现实生活中一般是房地产项目至少已经通过了设计施工图或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是以向需求方展示楼栋布局模型以及户型图的方式初步确定标的房屋的状况。但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然而，涉案《补充条款》于2009年5月14日签订时，在整个商品房开发建设与经营（销售）诸多环节中，仅仅由达鑫实业公司签了涉案宗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设计施工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等基础的用地与报建手续都没完成，甚至连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没有确定。且《补充条款》签订的主体中达鑫实业公司仅是土地的受让方，并非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企业达鑫开发公司，同时，《补充条款》根本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连商品房所在楼栋、房号、所有权转移、价款支付等基本条款都没有约定，达鑫开发公司也根本没有收取石碣镇政府支付的购房款。因此，涉案《补充条款》根本不符合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的法定基本特征。从《补充条款》约定的内容来看，“项目建成后，石碣镇人民政府优先选择建筑面积不大于9390平方米的商品房受让，用于安置补偿……”。这种有偿“受让”的意思就是“购买”，而购买商品房是必须要与开发企业签订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这显然是众所周知且无可争议的；同时，石碣镇政府一审的起诉本身也是按需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个事理逻辑提起的，其起诉状所列第五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达鑫开发公司以相应价格与鹤田厦村委指定的人员签订相关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可作同时履行判决，被告在原告支付购房款时向原告交付商品房，分别按……价格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且一审判决的第一判项也是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显然一审法院本身也是认为石碣镇政府还需与达鑫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后才能使涉案《补充条款》得以履行的。涉案《补充条款》实质上是约定了将来一定期限内（项目建成后，即土地出让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2012年8月13日之后）由石碣镇政府选择具体商品房后以约定价格与达鑫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预约合同的主要特征就是约定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同，显然，涉案《补充条款》作为民事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故一审判决一方面对《补充条款》到底属于什么法律关系性质不予认定，而实际上又是按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来审判，显然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是错误的。已如前述，涉案《补充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同时石碣镇政府的一审诉求本身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其诉求应全部驳回。同时，因《补充条款》的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即使是达鑫开发公司拒不同意其所选房屋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石碣镇政府也只能诉讼请求达鑫开发公司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法院是不能通过判决的方式为当事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一审判决的“同时履行判决”也是错误的，合同法规定的同时履行只是一种抗辩权，而且就商品房买卖关系而言，只能用于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相关义务履行先后顺序不明的问题，而不能成为对预约合同纠纷的处理方法。而且，《补充条款》中约定的商品房交付方面的内容，应以石碣镇政府已经选定房屋受让（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前提，并非一审判决所称履行先后顺序不明。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与上述司法解释相违背，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司法行为取代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平等协商，强行将石碣镇政府已无权自行选定的商品房判定为买卖标的商品房，并强行以无效或已解除的《补充条款》中的约定价认定为买卖价款，并强行剥夺了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迟延付款达一定程度时则达鑫开发公司可解除合同等等基本的合同权利。（六）一审判决第二判项错误。石碣镇政府内设的规划建设办公室于2012年3月14日向达鑫实业公司出具的通知后，达鑫实业公司于同年4月18日即出具了复函，该复函详述了相关商铺因片区规划调整及涉案地块控规调整导致不能按原约定在2009G011地块上进行建设，相关问题需双方重新商议解决的相关情况，以及双方协商另行安排报建解决方案的互动情况，且达鑫实业公司已于2012年4月16日已将新方案交给石碣镇政府等情况。石碣镇政府提交的2015年1月14日向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请求协助督促达鑫实业公司履行国有出让合同补充条款的函》中也载：“我镇至今无法与达鑫公司就回购事项达成共识，双方的主要分歧有两方面：一是商铺的具体位置未落实……我镇认为商铺的具体位置可继续协商”。上述证据足以认定系因片区规划调整以及地块控规调整，而导致涉案《补充条款》所涉9390平方米商铺无法在原约定的涉案地块上建设，而该片区的规划调整本身就是石碣镇政府主导的，石碣镇政府对相关事实是明知的，且于2015年向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仍表示商铺的位置可以继续协商。由于石碣镇政府对达鑫实业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即已提交的解决方案不予回复，也不与达鑫开发公司进一步协商，石碣镇政府的主要领导更迭频繁，新官不理旧事，导致至今没有达成原有约定因政府方面的原因履行不能后的解决方案。即使如判决确定的具体商铺属于石碣镇政府有权依据《补充条款》选择的商铺，石碣镇政府也直至本案起诉时才选定，之前系石碣镇政府怠于行使《补充条款》约定的优先选择权，其权利本身也是可以放弃的，因此，石碣镇政府选定商铺之前，根本不具备达鑫开发公司交付的前提条件，显然不能认定为达鑫开发公司违约，而且，因石碣镇政府怠于行使权利所导致的后果只能由其自行承担。而且，从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经联社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与涉案《补充条款》的对应性关系而言，《补充条款》中约定的“到期受让方不能按约定条件交付商品房的，受让方必须按……补偿给石碣镇人民政府”的内容是与《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第十条的内容相应的，该类内容的性质并非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责任条款，而是对履行提供安置补偿房义务的替代条款，且补偿款的性质系“返租租金”。另已如前述，《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鹤田厦经联社18780平方米物业及相关权益本身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利益。因此，一审判令达鑫开发公司承担自2012年4月30日起的“逾期交付商铺”的补偿款支付责任，是完全不顾事实与法律的错误判项。（七）一审判决第三判项要求达鑫实业公司对达鑫开发公司应向石碣镇政府支付补偿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达鑫实业公司与达鑫开发公司共同参与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开发，推论出达鑫实业公司是达鑫开发公司是关联企业，并以此为由认定“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达鑫实业公司对其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依据，本院亦予以支持”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根本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只要是关联企业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除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外，不存在其他任何情形的连带责任。三、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但本案的主要当事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并没有加入本案诉讼。本案的案由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纠纷，且鹤田厦经联社作为一审第三人不适格，真正第三人应为东莞市********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鹤田厦村委）及石碣镇政府，即2008年4月18日签订土地征用协议的当事人。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是无效的，因此鹤田厦村委应当成为本案的第三人。经达鑫开发公司查询国家工商网，一审第三人鹤田厦经联社不存在，请二审法院查明鹤田厦经联社和鹤田厦村委之间的关系。四、本案并非孤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关系，而是基于达鑫开发公司与石碣镇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合作合同为基础所形成的，根据双方2007年签订的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约定，达鑫开发公司以及达鑫实业公司与石碣镇政府对石碣镇政府自行规划的江滨新城项目达成了招商引资合作协议之后，再就该项目的土地分别出让、置换。案涉2009G011地块仅是江滨新城范围内的一块出让土地而已，石碣镇政府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履行该合作协议，共进行了6宗出让土地，该6宗出让土地都属于鹤田厦村范围内，涉案的所谓石碣镇政府回购部分商铺及另案的商品房，都是针对石碣镇政府征收鹤田厦村201.27亩土地的征地补偿安置问题，而根据2007年2月2日签订的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第6条第8款约定，石碣镇政府应当退还达鑫实业公司及达鑫开发公司因以挂牌方式摘牌支付的出让金差额部分约4.24亿元，本案达鑫实业公司之所以签订优先受让条款正是基于该2007年2月2日该份协议所约定的前述条款。因此一审对本案的背景与关联事实未以认定，而是以普通的土地转让合同审理，是不正确的。五、由于本案一审对优先受让条款的效力以及法律性质、效力未予认定，法律性质认定错误，且原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及鹤田厦村委两个主要当事人至今未进入本案诉讼，建议二审法院驳回石碣镇政府所有诉讼请求，本案尚存在程序瑕疵，请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石碣镇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均有证据予以支持。（一）无论双方签订的文件是何性质，都对签订文件的达鑫开发公司产生约束力，达鑫开发公司应当履行及承担不履行的违约责任。《补充条款》是达鑫开发公司与石碣镇政府共同签订的，达鑫开发公司所称的对合同性质或合同主体的异议，不影响达鑫开发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达鑫开发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石碣镇政府履行其按时交付商铺的义务。同时，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已经免除了交付商铺的责任和义务，其未履行义务则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向石碣镇政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石碣镇政府提供的《土地征用协议》、《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以及相应票据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也未高于石碣镇政府产生的实际损失，达鑫开发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二）石碣镇政府有权在达鑫江滨新城（三）的整个项目范围内优先选择要求达鑫开发公司交付的商铺。1.案涉项目为整体规划。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目名称：达鑫.江滨新城（三）】可以看出，涉案项目为整体规划，商业建筑面积按照整个项目395182平方米计容建面积的5%计算，商业面积已达19759.1平方米，完全具备双方约定商铺9390平方米的交付条件。从达鑫开发公司向石碣镇政府出具的《关于申请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请示》第二段内容来看，达鑫开发公司已明确自认涉案项目是“整体规划设计，计划分二期开发”，2009G011地块仅是本案项目涉及的一个地块。2.双方对交付商铺的坐落地块没有特别约定，《补充条款》并没有特别约定交付的商铺特定在2009G011地块，而是约定“项目建成后”，石碣镇政府有优先选择商铺的权利。该条款中的“项目”应指达鑫.江滨新城（三）的整体项目，而非达鑫开发公司主张的仅2009G011地块项目。3.退一步讲，即使达鑫开发公司认为原约定的范围仅为2009G011地块内，其此后也已同意石碣镇政府异地受让商铺。退一步讲，即使达鑫开发公司认为《补充条款》约定交付的商铺仅在2009G011地块并认为必须坐落在该地块上，从达鑫开发公司向石碣镇政府出具的《关于申请免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请示》【其中第四段内容显示：“因受2009G011地块拍卖附件条件（受让商铺9390平方米）客观原因影响，导致无法在该地块中实现大规模商业设计，需双方协商解决，尽快落实异地受让具体方案”】及《关于2009G009和2009G011地块受让物业给石碣镇人民政府的复函》（其中倒数第二段内容显示“直至2012年3月19日上会讨论三期规划建筑方案时，回复反馈需把受让商铺拍卖条件考虑在该规划建筑方案中，如是，我司积极响应配合相关工作，立马安排设计人员草拟受让商铺的初步方案”）来看，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达鑫开发公司已经同意异地受让。这充分反证了前后七个地块构成“达鑫.江滨新城（三）”整体项目整体规划，也充分证明了双方对2009G011地块涉及商铺交付条款的异地坐落位置在“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内，并不局限于2009G011地块。（三）石碣镇政府不断催告达鑫开发公司交付商铺，双方持续协商商铺具体位置，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石碣镇政府催促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履行商铺交付义务从未间断。从达鑫开发公司提供的证据《关于请求协助督促达鑫公司履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补充条款的函》、《律师函》等文件，可以看出石碣镇政府不断要求达鑫开发公司履行交付义务。且双方对受让商铺的具体位置也一直处于协商状态，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无效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补充条款》是合法有效的。达鑫开发公司拒绝履行约定交付商铺的行为已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石碣镇政府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商铺交付义务并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认定《补充条款》有效，并判令达鑫开发公司按照约定履行及承担违约责任，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三、石碣镇政府认为，本案应该看到双方争议的实质问题，表面的事实都不影响根本问题，双方签订了补充条款，不管本案案由是什么，合同是什么性质，均对达鑫实业公司及达鑫开发公司具有约束力。石碣镇政府有权要求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履行合同，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不履行合同，就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应当从石碣镇政府选定的物业竣工验收备案登记才开始起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达鑫开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鹤田厦经联社答辩称：一、达鑫开发公司拒绝按照约定条件按时交付案涉的商铺用于鹤田厦经联社村民安置补偿是不争的事实前提，其行为已经明显违约。（一）2008年4月30日，就石碣镇政府征用鹤田厦经联社北王西路、裕田南路约201.7亩集体土地的土地征用补偿事宜，双方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充协议》，约定石碣镇政府应按照相应条件交付1-2层面积为9390平方米的商铺用于补偿安置。（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4《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规定，达鑫开发公司应在2012年交付相应的商铺给石碣镇政府用于鹤田厦经联社的补偿安置，但是至今为止，达鑫开发公司并未按照条件交付商铺，其行为明显已经构成违约。（三）据了解，达鑫开发公司迟迟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案涉商品房的原因，一是其并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给予“优先选择权”，达鑫开发公司在应交付商铺期间已经预先将部分商铺进行了对外销售，所谓的“优先选择”子虚乌有，已明显违约；其二是因为达鑫开发公司提出了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费用，导致交付一再推延，无法按照原约定条件按时交付，其责任在达鑫开发公司。（四）鹤田厦经联社已经将被征用土地实际交付，且达鑫开发公司亦已经进行了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并收获丰厚的利润。此时，达鑫开发公司没有理由更不应该以现如今的各种理由来拒绝相应约定的交付义务，不仅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更是违背了一个企业应具备的基本诚信和责任要求。二、达鑫开发公司提出所谓《补充条款》无效的主张毫无依据。一审中达鑫开发公司主张《补充条款》已经解除，二审中又主张《补充条款》无效，其目的就是拒绝履行其法定义务，恶意拖延交付商铺的时间。但是，无论其如何主张，均不能否定《补充条款》的法律效力。该补充条款是达鑫开发公司与石碣镇政府以及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三方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该补充条款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与出让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按照达鑫开发公司的逻辑，该补充条款解除或无效，那《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应该解除或无效，达鑫开发公司应返还土地给鹤田厦经联社，达鑫开发公司该项主张显然是不成立的。三、达鑫开发公司应按照约定交付商铺用于村民的补偿安置，是当务之急。一审判决后，村民原以为达鑫开发公司可以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尽快履行义务，村民原期盼可以在春节前拿到商铺，而现如今，达鑫开发公司又提出所谓的各种理由来延迟交付商铺给村民，导致村民不满情绪很大。村民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交给达鑫开发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至今已经10余年，但是村民至今未能如愿得到应得的安置房。如此下去，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达鑫开发公司不负责任的违约行为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度的不稳定性。对此，恳请二审法院能尽快判决达鑫开发公司按照约定条件交付安置房，并协助鹤田厦经联社指定的村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以尽快平息村民的不满情绪。四、鹤田厦经联社是根据法律规定依法设立的村民集体组织，并取得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具有相应的法人资格，并非达鑫开发公司主张的没有资格的组织。五、鹤田厦经联社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到本案，依据是2017年1月19日鹤田厦村委发给石碣镇政府的确认函，明确确定案涉需交付的物业应全部交付到鹤田厦经联社或指定的权利人。鹤田厦经联社作为本案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鹤田厦经联社或鹤田厦村委的主体资格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达鑫开发公司提出该问题明显是恶意拖延相关商品房交付时间。从一审程序上看，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就该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其在二审提出该问题不符合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达鑫开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达鑫实业公司答辩称：支持达鑫开发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审期间，达鑫开发公司提交新的证据如下：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共四份），附《达鑫江滨新城项目中已由达鑫公司竞买成功的六宗挂牌出让地块信息表》，用于证明本次提交宗地编号分别为2010G055、2010G059、2010G067、2010G075四宗挂牌出让地块的出让合同，与案涉2009G009、2009G011两宗挂牌出让地块，总计面积187088平方米，原均属于鹤田厦村范围，案涉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于2008年4月18日所签《土地征用协议》征用鹤田厦村201.27亩（134180平方米）属于该六宗地块范围内，本次提交的四宗地是未附加任何其他交易要求进行的纯价款竞买方式的出让，案涉2009G009、2009G011两宗地的成交价比后续正常出让的四宗的均价还高，足以表明案涉两宗地出让所附的《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是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实业公司于2007年2月2日所签订《土地有偿转让协议》所涉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该协议第六条第8款约定石碣镇政府应退还挂牌地价差额部分等约定为前提的，本案一审未查明该关联事实；二、达鑫江滨新城所涉六宗出让地块位置示意图、达鑫江滨新城鸟瞰图，用于证明石碣镇政府所选择的达鑫江滨新证（三）白鹭湾16栋（住宅）、白鹭湾26-28栋（商铺）均不属于案涉2009G009、2009G011地块上的建筑物，与案涉《关于优先选择部分商品房受让的补充条款》之约定不符；三、达鑫江滨新城卫星图，用于证明石碣镇政府征收鹤田厦村201.27亩土地均没有集体物业或村民私宅的空地；四、现状卫星图，用于证明达鑫江滨新城现状，便于与相关地块位置对比。石碣镇政府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确认，对达鑫江滨新城所涉六宗出让地块位置示意图、达鑫江滨新城鸟瞰图、达鑫江滨新城卫星图、现状卫星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确认。鹤田厦经联社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些证据与鹤田厦经联社无直接关系，与本案处理无关。达鑫实业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4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向东莞市石碣镇鹤田厦股份经济联合社颁发《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与达鑫实业公司签订的东国土出让（市场）合[2009]第2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第十三条约定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符合市（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GP2009009）第一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第3款规定：2009G009宗地块的建设工期为2年，项目建成后，石碣镇政府优先以不高于4550元/平方米的价格选择首层商铺3130平方米受让，以不高于4550元/平方米的价格选择二层商铺6260平方米受让，用于安置补偿。如受让方对外销售价首层低于4550元/平方米、二层低于4050元/平方米的，按销售价受让；首层高于4550元/平方米、二层高于4050元/平方米的，分别按照4550元/平方米、4050元/平方米受让。商铺交付标准为毛坯房，交付时间为土地出让成交三年内，到期受让方不能按条件交付商品房的，受让方必须每月按未交付的商铺建筑面积支付15元/平方米的补偿给石碣镇政府。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达鑫开发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案涉《补充条款》的效力；三、究竟是谁违约，应如何认定违约责任；四、石碣镇政府的诉请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焦点一。首先，虽然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条款》的签订主体之一为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但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条款》的效力认定，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不属于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主体，故原审法院未追加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其次，鹤田厦经联社是依法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原审法院依据石碣镇政府的起诉状、一审的诉讼请求及结合本案的证据，将鹤田厦经联社列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最后，鹤田厦村委不属于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主体，石碣镇政府也未将鹤田厦村委列为本案第三人，原审法院未追加鹤田厦村委作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综上，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首先，关于《补充条款》的性质。从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GP2009009）的内容可知，挂牌出让的土地，在项目建成后，石碣镇政府优先以不高于4550元/平方米的价格选择首层商铺3130平方米受让，以不高于4550元/平方米的价格选择二层商铺6260平方米受让，用于安置补偿。达鑫实业公司通过投标竞得该地块，并在其后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石碣镇政府签订了《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亦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约定。《补充条款》还约定，补充条款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补充条款》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一部分内容，并非石碣镇政府、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与达鑫实业公司三方单独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纠纷系石碣镇政府与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因履行《补充条款》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故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补充条款》性质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土地征用协议》、《土地征用补充协议》为石碣镇政府与鹤田厦村委会所签订，《补充条款》为石碣镇政府、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与达鑫实业公司签订，三份合同签订主体不同，前两份协议的效力不影响案涉《补充条款》的效力认定。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土地征用协议》、《土地征用补充协议》无效导致案涉《补充条款》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最后，案涉《补充条款》为石碣镇政府、东莞市国土资源局、达鑫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综上，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补充条款》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此外，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与达鑫开发公司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补充条款）》，约定根据双方协议对原编号为东国土出让（市场）合[2009]第23号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如下：投资项目名称由达鑫实业公司改为达鑫开发公司。其后，案涉项目以达鑫开发公司名义进行开发建设，且达鑫开发公司就《补充条款》事宜多次向石碣镇政府发函。结合以上情形，可认定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应共同履行《补充条款》的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关于焦点三。首先，关于《补充条款》所约定9390平方米商铺是否可实际履行的问题。达鑫开发公司主张，根据《补充条款》约定，石碣镇政府仅有权在2009G011地块项目范围内以约定价格选择9390平方米商铺受让，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地块商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容建面积的5%”，因受上述限制，无法在该地块上建成9390平方米商铺，故2009G011地块不具备受让9390平方米商铺的实际履行条件。但《补充条款》并没有明确约定石碣镇政府优先选择的商铺限定于2009G011地块，而是表述为“项目建设后”，此处“项目”应当是指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记载的内容来看，用地项目名称为达鑫·江滨新城（三），项目用地面积共计197591平方米，建设规模为395182平方米，按照商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容建面积的5%的标准计算，项目商业面积达到19759.10平方米，该商业面积完全具备9390平方米商铺的受让条件。其次根据《补充条款》约定，商品房交付时间为土地出让成交三年内，即2012年5月14日前。而达鑫开发公司、达鑫实业公司至今未向石碣镇政府交付商铺，已经构成违约。经查，达鑫·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首层13套、二层202号商铺（具体明细同一审判决附件商铺清单）权属登记为达鑫开发公司，且没有销售给他人，《补充条款》具备实际履行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石碣镇政府可要求达鑫实业公司、达鑫开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及支付逾期交付商铺的补偿款。综上，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等判令石碣镇政府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455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达鑫开发公司支付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首层13套商铺共计建筑面积3122.30平方米的购房款14206465元、以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达鑫开发公司支付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二层202号商铺共计建筑面积5577.11平方米的购房款22587295.50元，达鑫开发公司在石碣镇政府向其支付购房款时向石碣镇政府交付上述14套商铺，并分别按首层4550元/平方米、二层4050元/平方米的价格与石碣镇政府签订上述14套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石碣镇政府办理上述14套商铺的转移登记手续（14套商铺的房号与面积详见附件：江滨新城白鹭湾26-28栋首层、二层14套商铺清单），达鑫开发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碣镇政府支付逾期交付商铺的补偿，补偿款自2012年5月14日起按每月140850元的标准支付至上述14套商铺实际交付之日止，及达鑫实业公司对达鑫开发公司应向石碣镇政府支付的补偿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四。石碣镇政府提交的通知、《关于申请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请示》、《关于2009G009和2009G011地块受让物业给石碣镇人民政府的复函》、《关于请求协助督促达鑫公司履行国有出让合同补充条款的函》、律师函和EMS回单等证据可证实石碣镇政府一直有向达鑫开发公司或达鑫实业公司主张权利，石碣镇政府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关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达鑫开发公司上诉主张石碣镇政府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此外，达鑫开发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影响前述判决认定，故本院对该些证据材料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达鑫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957.25元，由东莞市达鑫江滨新城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卫审判员 邹凤丹审判员 魏 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