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05行初158号原告冯克力，女，汉族，1967年9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王思舜，男，汉族，1994年4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告王庆芝，女，汉族，1969年10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原告周洁，女，汉族，1969年3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原告林明权，男，汉族，1954年11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林奕丞，男，汉族，1984年10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上列原告委托代理人蒋亚兰，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委托代理人陈源佳，重庆中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MB1598075U。法定代表人董建国，局长。负责人韩列松，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汪航，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梁小月，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红原路1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91229911C。法定代表人俞尾银，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炜琳，女，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冯克力、王思舜、王庆芝、周洁、林明权、林奕丞不服被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市规划资源局）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一案，于2019年4月4日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2019年6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7月2立案，并于同月5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同原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7日、9月23日、12月5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克力、王思舜、王庆芝、周洁、林明权、林奕丞的委托代理人蒋亚兰、陈源佳，被告市规划资源局的负责人韩列松和委托代理人汪航、梁小月，第三人同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炜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5月21日，原重庆市规划局（简称原市规划局）作出渝规江北核〔2014〕0523号《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简称《规划核实确认书》），载明：同原公司申请的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工程的竣工规划核实，依据建字第50010520120009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简称《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所确定的内容，竣工规划核实意见如下：……4号楼第1层楼层建筑面积2200.10平方米，居住面积417.54平方米，公建面积1514.3平方米，其他面积33.24平方米，层高3米，配套设施235.02平方米；第2层楼层建筑面积2213.07平方米、居住面积361.03平方米、公建面积1589.25平方米，层高3米，配套设施262.79平方米；第3层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445.35平方米，层高3米；第4－24层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15150.45平方米，层高3米；第25－31层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5050.15平方米，层高3米；第32－33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1155.94平方米，层高3米；屋面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129.19平方米，层高3米。竣工资料合计：楼层建筑面积91459.84平方米，居住面积83936.68平方米，公建面积6472.36平方米，其它面积288.01平方米，配套设施762.79平方米。原告冯克力、王思舜、王庆芝、周洁、林明权、林奕丞诉称，六原告系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业主。第三人于2019年4月1日与原告王庆芝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庭审中，举示的现场收方单、施工任务单等证据证明原市规划局向第三人核发的《规划核实确认书》存在虚假内容。请求撤销原市规划局作出的《规划核实确认书》。原告在开庭审理前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1.渝府复〔2017〕12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简称《复议决定》）。2.房地产权证。3.渝规限拆江北字（2018）第0000844号《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局责令限期恢复建筑原状决定书》（简称《恢复原状决定书》）。4.现场收方单。5.EMS信封。原告举示第1－5项证据拟证明以下事实：（1）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于2019年4月1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才知道《规划核实确认书》存在造假行为，并于2019年6月到档案馆调取该核实确认书。（3）现场收方单记载第三人将高差的部分做成架空层，以通过竣工验收。（4）原告于2019年4月4日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该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2）第2项证据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3）对第3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第三人在被告规划核实之后，擅自降低室内标高，拆除室外梯步，扩大使用面积；被告针对该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4）对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未在该证据签字、盖章，且该证据记载时间为2014年7月1日、8月10日，均发生在被诉行政行为之后，与被告无关。（2）对第5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2）对第1、2、3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3）起诉期限的计算是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算，原告的起诉已超过5年，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被告市规划资源局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市规划局作为重庆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具有依申请作出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的职权。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向原市规划局提交基础竣工测量报告、工程竣工测量报告、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竣工地形图等。原市规划局经现场踏勘，核实该工程与《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相符，于2014年5月21日核发《规划核实确认书》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9年7月19日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1.《工程规划许可证》、附页、附图。2.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委托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3.《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工程基础竣工测量报告》。4.《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工程竣工测量报告》、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1:500竣工比较图、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1:500竣工地形管线图。5.《规划核实确认书》。6.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1:500竣工地形图。7.现场踏勘照片。8.《恢复原状决定书》。9.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调查询问笔录。被告于2019年12月5日递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10.《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4#楼）工程基础竣工测量报告》。被告举示第1－10项证据拟证明以下事实：（1）第三人向原市规划局申请竣工规划核实并递交证据。（2）原市规划局经审核，查明建设完毕的案涉项目与《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各项规划条件一致，依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依法作出《规划核实确认书》。（3）原市规划局作出《规划核实确认书》之后，第三人擅自改变商业门面的标高、降低室内地坪标高、拆除室外梯步。被告针对该违法行为作出《恢复原状决定书》。（4）第3项证据是重庆市勘测院针对第三人建设的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工程作出基础竣工测量报告，第10项证据针对该工程的1－4号楼，且两份基础竣工测量报告关于1－4号楼的数据一致。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4期南商业门面1层规划平面图和竣工图所记载的数据与原告从重庆市规划和测绘档案馆调出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上面记载的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公建面积、其他面积、层高的数据不一致，附页上载明4号楼住宅1层和商铺吊一层平面，实际上在平面图中并没有吊层设计。（2）对第2、5、6、7、8项证据没有异议。（3）第3项证据载明4期南商业门面1层的测绘时间为2014年8月8日，申报表的时间是2014年5月7日，在申报后才进行测绘，不符合法律规定，竣工比较图上面记载吊一层为架空，而重庆市规划和测绘档案馆调出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无架空。（4）第4项证据中工程竣工测量报告的制发单位是重庆市勘测院，制发时间2014年4月30日，在测绘前进行竣工测量，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余证据无异议。（5）对第9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调查询问笔录不能排除第三人在竣工验收前已违法改建。（6）对第10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提供该证据，且无建设单位的印章和实体照片。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称涉案项目的梯踏步是在规划核实确认后拆除的，现未恢复原状；第三人申请规划核实时，向原市规划局递交第10项证据。第三人同原公司述称，《规划核实确认书》的行政相对人是第三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所作的《规划核实确认书》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市规划局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规划核实确认书》，原告现提起行政诉讼，超过5年的法定起诉期限。第三人向原市规划局提交工程竣工测量报告等办理规划验收的所有材料，原市规划局作出的《规划核实确认书》合法。原告递交的现场收方单与本案无关，发生在规划竣工核实之后。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在开庭审理前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并经庭审举示质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六十九条。2.《规划核实确认书》。3.行政起诉状、传票、邮寄单。第三人举示第1－3项证据拟证明如下事实：（1）被诉行政行为与原告无关，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2）原告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被诉行政行为将原告的房屋记载于内，与原告有利害关系。（2）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原告举示的第2、3、5项证据，被告举示的第1－10项证据，第三人举示的第2项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内容客观真实，收集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举示的第1、4项证据与本案无关，依法不予确认。第三人举示的第3项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不予确认。至于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第10项证据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质证意见，因该证据与被告举示的第3项证据中有关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建设工程的基础竣工资料一致，且第三人对第10项证据并无异议，故对原告的该项质证意见，依法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25日，原市规划局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同原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街道长安厂一厂区B地块的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建设工程的建设指标如下：……4号楼第1层楼层建筑面积2189.58平方米，居住面积415.61平方米，公建面积1509.73平方米，其他面积33.15平方米，层高3米，配套设施231.09平方米；第2层楼层建筑面积2206.88平方米、居住面积352.13平方米、公建面积1590.35平方米，层高3米，配套设施264.4平方米；第3层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445.35平方米，层高3米；第4－24层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15153.81平方米，层高3米；第25－31层楼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5051.27平方米，层高3米；第32－33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1156.74平方米，层高3米；屋面层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均为129.6平方米，层高3米。合计：楼层建筑面积91429.52平方米，居住面积83920.45平方米，公建面积6467.68平方米，其它面积281.2平方米，配套设施760.19平方米。2014年1月27日，重庆市勘测院出具《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4＃楼）工程基础竣工测量报告》。2014年4月30日，重庆市勘测院出具《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工程竣工测量报告》，载明：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实测总建筑面积91459.84平方米，规划许可建筑面积为91429.52平方米，实测总建筑面积比规划许可建筑面积大30.32平方米；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实测建筑面积图与规划许可证附图无变化。重庆市勘测院出具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1:500竣工比较图、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1:500竣工地形管线图。原市规划局经现场查勘后于2014年5月21日，核发《规划核实确认书》。2018年5月21日，原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局作出《恢复原状决定书》，载明同原公司在红原路113号20号至26号商业门面未经规划许可，擅自降低室内地坪标高，拆除室外踢踏步，增加室内使用层高，扩大计容面积，属于违法建设行为。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同原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自行恢复建筑原状。2018年5月22日，原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局调查了同原公司的工作人员罗烛宇，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罗烛宇称同原公司在规划部门对案涉工程进行规划竣工核实后将冯克力、王思舜、王庆芝、周洁、林明权、林奕丞等人所购商铺的地面标高进行了下挖，降低规划审批的地面标高。另查明，重庆市进行机构改革，将原市规划局的职责以及原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国土资源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市规划资源局，作为市政府组成部门，不再保留原市规划局、原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本院认为，《规划核实确认书》对同原江北鸿恩寺项目四期南1、2、3、4号楼工程予以竣工规划核实确认，而原告所有的商铺属于该工程的范围，故被告作出的《规划核实确认书》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服《规划核实确认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规划核实确认书》，未向原告送达，原告于2019年4月4日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5年的起诉期限。依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条第三款关于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规定，原市规划局负责重庆市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具有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文书的行政职权。《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城市、镇规划区国有土地上按照本条例第四十四条批准的建设项目基础竣工和工程竣工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分别对放线单位提供的基础竣工测量报告、工程竣工测量报告等材料进行核实。对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的，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文书及其附件、附图。第三人向原市规划局递交基础竣工测量报告、工程竣工测量报告等，原市规划局经审查后，认为与《工程规划许可证》相符，遂向第三人核发《规划核实确认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至于原告认为，其举示的现场收方单足以证明被告核发的《规划核实确认书》与《工程规划许可证》不符的诉讼理由，因现场收方单载明的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7月1日、8月10日，均发生在《规划核实确认书》之后，同时，被告举示的《恢复原状决定书》、现场查勘照片以及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在被告核发《规划核实确认书》之后，实施与《工程规划许可证》不相符的违法建设行为。故原告的该项诉讼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克力、王思舜、王庆芝、周洁、林明权、林奕丞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冯克力、王思舜、王庆芝、周洁、林明权、林奕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江朝丽人民陪审员  范洪荣人民陪审员  肖述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 助理  王明辉书 记 员  杨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