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7民初5186号原告：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4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55971993XB。法定代表人：周永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自峰、李曼，该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卢邦维，男，198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南漳县玉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与被告卢邦维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正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自峰、李曼，被告卢邦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正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猪饲料及药品款312416.95元、赔偿料肉比款108937元，合计421353.95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生猪定向养殖合同》及附件《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各一份，双方约定，饲养生猪全部按照合同约定质量评级与协议价收购，同时还约定饲料消耗控制标准，被告向原告交付的生猪料肉比不足或者超过约定对应料肉比标准的，按折算后的饲料用量每吨1500元向原告赔偿，双方按照原告收购生猪价值总额扣减被告赊购欠款及料肉比赔偿后的差额进行结算。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期间，原告向被告交付仔猪1800头，欠仔猪款1008000元。饲养期间，被告向原告赊购饲料款1608795.20元，药品与疫苗款合计84250.40元，共计2701045.60元。饲养期间，双方确认死亡生猪442头，收购出栏时淘汰生猪50头。2019年4月19日至25日期间，被告分批向原告出售成猪1358头（包括淘汰猪50头，其收购价为23463.80元），生猪1308头均重118千克，按照合同的约定适用价格15.31元，总重量154485千克，总价为2365165.35元，生猪收购价合计2388629.15元。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猪实际料肉比相较约定标准高出0.5，超出饲料用量72.625吨，被告向原告赔偿108937.50元。赊购款与料肉比赔偿款合计2809983.10元，扣减应付生猪收购款2388629.15元后，被告尚欠原告421353.95元。综上，望判如所请。被告卢邦维辩称，1、双方结算后，原告向被告支付养殖款135800元，养殖回收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双方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合作过两次，结算方式与本次相同，结算后不存在料肉比赔偿问题；3、被告与原告是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关系，被告从原告处领取物料非赊购，双方的核算价仅适用合作双方物料转移交接记账；4、双方签订的合同显失公平，且原告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被告补贴。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偿还421353.9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0月31日，原告正大公司与被告卢邦维签订《生猪定向养殖合同》约定，原、被告均符合“公司+农户”的合作条件，原告向被告提供仔猪、饲料、疫苗与药品等养殖物料。被告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由原告以保护价收回。被告到原告指定地点领取养殖物料及承担回收生猪发生的必要费用，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原告的财产。合作养殖场位于湖北省××××村，存栏规模为1800头，被告每头猪按照400元标准向原告交纳履约保证金（本案没有交纳）。被告收到仔猪和饲料时应当签署确认运费及收到仔猪和饲料的数量，被告签收交收单据视为确认饲料、质量无误，生猪未收回前的所有权属于原告，被告擅自处理的视为非法占有或者盗窃，追究刑事责任。生猪死亡或淘汰须经过原、被告共同确认，扣减死淘数量并记录。被告未按照控料而造成损耗超过《损耗补充协议》，超过部分视为未按照规定控料，原告按照《损耗补充协议》执行。被告未按原告指定收回时间提供生猪的，每逾期一天每头按照5元赔偿，逾期超过3天的，原告有权自行出猪或处置。被告阻止的，除按应交回生猪总核算价赔偿原告外，另行赔偿原告总核算价15%的违约金。当日，双方还签订附件《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约定，合作流程中生猪与物料交收环节的结算价，双方对仔猪供应、饲料供应、运费、饲料消耗控制标准、收回生猪的核算价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向被告交付仔猪1800头，仔猪款1008000元。饲养期间，被告从原告处领取价值1608795.20元的饲料和价值84250.40元的药品及疫苗款，合计2701045.60元。2019年4月初，原告驻场技术员张健考核后通知被告要回收该批生猪，被告要求原告先支付养殖费后再回收，原告不同意，双方为此发生争议。遂后，原告指派该公司时任南漳县家庭农场片区经理孙白冰与被告协商生猪交回事宜并达成口头协议，即原告向被告支付养殖费136500元，回收生猪1358头，在原告回收生猪期间向被告支付了全部养殖费136500元（该笔款项是原告公司家庭农场部主管梁旭、生产主管刘道荣、现任襄阳市片区经理孙白冰、原任襄阳市片区经理柯常燕、工程监理常枫啸垫付））。遂后，原告以其合法权益受侵害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7年8月和2018年4月，原、被告之间分别签订两批次《生猪养殖合同》，养猪数额基本相同。原告于2018年8月10日向被告支付第一批生猪养殖费117760元，2018年11月30日支付第二批生猪养殖费130640元，加上本案已支付的养殖费136500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生猪养殖费合计384900元。还查明，本案所称的“料肉比”是指饲料消耗控制标准，料肉比=饲料总消耗量/（生猪交回时总重-仔猪总重），即饲养过程中饲料总消耗量与生猪在养殖期间新增总量的比值。“核算价”是指定向合作养殖中仅仅适用于合作双方物资转移交收时用于记账的价格。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庭审陈述以及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在卷，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者个人不得侵犯。原、被告签订的《生猪定向养殖合同》以及《定向养殖合作流程核算标准》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是否向原告偿还猪饲料、疫苗及药品款312416.45元。原告主张被告赊购猪饲料、药品和疫苗等物料；被告辩称是领取物料而非赊购，其在“欠条”上签字是确认收货数量和质量，而不存在偿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是合作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仔猪、饲料、疫苗与药品等养殖物料；被告提供自有养殖场、人工等，饲养的生猪由原告以保护价收回，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所有物料及合作养殖场的所有生猪均属于原告的财产，被告以每头猪400元的标准向原告交纳履约保证金（被告未交纳履约保证金）。双方还约定被告收到仔猪和饲料时应当签署确认运费及收到仔猪和饲料的数量，被告签收交收单据视为确认饲料、质量无误。因此，被告在签收交收单据（当事人之间称为“欠条”）上签字行为是确认收到饲料的数量和质量，并非原告主张的赊购以及结算差额的依据。原告的上述请求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是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料肉比异常款108937.50元（饲料总消耗量4660.24吨-约定消耗饲料393.42吨=72.604吨×1500元/吨）的问题。“料肉比”是指饲料消耗控制标准，“料肉比”与仔猪成长为生猪的过程有着必然联系，如仔猪生长20公斤或者100公斤时死亡，消耗的饲料量必然不同，本案死猪442头，仔猪长到多少公斤时死亡，期间消耗饲料是多少吨，是计算“料肉比”关键条件。原告不考虑主、客观因素，仅以复杂的、权利无限保护的“料肉比”公式计算出的数据不客观、不精准，不能作为认定“料肉比”赔偿金额的事实依据，故原告主张“料肉比”赔偿款108937.50元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的不予赔偿108937.50元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三是原告方工作人员孙白冰与被告之间的结算行为能否认定为养殖合同履行完毕且无争议。原告派往被告农场时任驻场技术人员张健和时任襄阳市南漳县家庭农场片区经理孙白冰的陈述可以证明双方发生争议后，时任南漳县片区经理孙白冰与被告协商养殖费和生猪回收事宜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向被告支付养殖费136500元，回收生猪1358头。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孙白冰与被告的结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民事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原告称支付养殖费136500元属孙白冰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与被告结算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在履行合同中，若被告确实存在异常消耗饲料72.604吨的情形，即使驻场技术人员未及时发现处理，原南漳县片区负责人孙白冰在合同相对方确实存在损害公司权益并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也应与被告协商回收生猪事宜时行使抗辩权来解决纠纷，争议未解决就支付全部养殖费的情形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故被告辩称原告支付养殖费即表示合同履行完毕且双方无争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20元，减半收取3810元，由原告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邱悦书记员马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