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14刑终151号 原公诉（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国丽，女，1972年5月9日出生，壮族，大专文化，原崇左市江州区公路管理所职工，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因涉嫌犯洗钱罪，于2013年8月28日被刑事拘留，扶绥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7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2019年1月15日经扶绥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9月10日由扶绥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9月27日经扶绥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春华，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秦胜荣，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审理扶绥县人民检察院以扶检刑诉[2014]1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国丽犯洗钱罪，扶绥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依法作出（2014）扶刑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判决王国丽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六万元。王国丽不服，上诉于本院。2017年6月19日，本院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2015）崇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扶绥县人民法院（2014）扶刑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发回扶绥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扶绥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7）桂1421刑初17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王国丽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扶绥县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抗诉，崇左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扶绥县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本院受理后，因王国丽提出要求审判委员会成员回避、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作证等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先行召开了庭前会议，就上述问题听取王国丽及其辩护人、检察员的意见，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崇左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冬年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国丽及其辩护人李春华、秦胜荣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6年4月至2013年5月期间，梁某5利用其担任崇左市江州区交通局局长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巨款，并将违法所得交给其妻子王国丽管理。为了掩饰、隐瞒这些钱的非法来源，被告人王国丽以亲戚农某1、梁某1、黄某1、张某1、梁某2、梁某6照、郭某及朋友蓝某、陆某1等人的名义，在广西南宁市的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开设了16个理财账户，将梁某5交给的违法所得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投资，理财本金共计2325.93万元，理财本金滚动投资额6730.7728万元，理财收益累计2566524.1元，利息3983.61元。2012年年底，由于账户资金异常，蓝某对以其名字开户的中信银行卡办理了挂失手续。在与蓝某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被告人王国丽为要回上述银行卡内的钱及掩饰其理财资金的非法来源，其与麦某（另案处理）、陆某1串通，虚造《理财合作协议书》、《理财盈利分配结算协议》、《理财资金收条》等材料，指使陆某1和麦某分别作为原告，将蓝某及其本人列为共同被告，先后于2013年的1月30日和7月12日分别向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和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蓝某和王国丽共同返还175万元和600万元。其中，陆某1诉蓝某、王国丽一案因双方达成和解，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陆某1撤回起诉；麦某诉蓝某、王国丽一案则因梁某5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被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原判另查明，2017年5月22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4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梁某5构成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中受贿数额为566.88万元，贪污数额为330.85万元，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财产数额为1549.22092万元。判处梁某5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1万元；梁某5贪污所得赃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梁某5受贿所得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梁某5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财产予以追缴。梁某5不服，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桂刑终28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立案决定书、被告人王国丽的户籍证明、梁某5入职证明、民事起诉状、《关于要求麦某民事诉讼不予受理的函》、（2013）兴民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理财合作协议书》及收条5份、民事起诉状及（2013）江民初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理财资金收入明细表、蓝某等人的银行账户资料、（2017）桂刑终281号刑事裁定书、扶绥县人民法院（2014）扶刑初字第114号刑事判决书、证人麦某、蓝某、陆某1、农某1、张某1、梁某2、黄某1、梁某1、凌某、陆某2、隆某、石某、农某2、李某、黄某2、梁某3、陆某1、梁某4、周某、陈某、赵某、陆某3、黄某3、蒋某、农某3等人证言、证人梁某5的自书材料及其于2013年8月6日20时所作的证言、证人梁某5于2013年8月9日16时30分在大新县看守所所作的证言、（2013）凭刑初字第100号、（2014）凭刑初字第17号、（2014）新刑初字第8号、（2014）新刑初字第9号、（2013）扶刑初字第223号等刑事判决书、经王国丽签字确认的《王国丽案涉及的银行账户资金理财收益统计表》、农某1等九人的《银行账户理财情况统计表》及农某1等九人的银行账号明细账、存取款凭证、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被告人王国丽的供述等证据。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国丽明知是其丈夫梁某5贪污贿赂所得（数额2446.65092万元），仍通过借用他人名义进行理财投资的方式，掩饰、隐瞒该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构成洗钱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洗钱罪罪名成立，依法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王国丽及辩护人黄某4、李春华提出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理由不成立，原判不予采纳。梁某5贪污贿赂的违法所得，已由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没收和追缴，因此在本案就不再对该违法所得进行重复处罚。根据王国丽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六）项、第二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国丽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六万元。 扶绥县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1.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导致量刑畸轻。王国丽涉案数额为2325.93万元，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理应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2.一审判决遗漏对洗钱犯罪收益的判决，即一审判决只对王国丽用于理财的犯罪所得予以没收，而没有对理财部分产生的收益人民币2566524.1元以及利息3983.61元进行没收。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量刑不当，特提出抗诉，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处。 崇左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扶绥县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 上诉人王国丽及其辩护人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王国丽构成犯罪，理由如下：第一，梁某5从未供述其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资金已经转移给王国丽，更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是否存在456万元以及王国丽明知456万元系梁某5的犯罪所得。第二，王国丽自始至终都没有供述过从梁某5处取得的资金用于理财，梁某5只给了王国丽工资、奖金，王国丽是帮麦某、陆某1等人理财，银行卡里面的钱都是他们的；2.本案王国丽的供述与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和作出合理解释；3.本案没有证据证实王国丽主观上明知，客观上也没有证据证实王国丽实施了洗钱犯罪行为，其从事的理财行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王国丽的理财行为不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4.检察机关的抗诉违法且不符合法理。 上诉人王国丽及其辩护人均提出申请证人梁某5和麦某出庭作证。 崇左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王国丽及其辩护人均无证据向法庭提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王国丽洗钱罪的犯罪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审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认证，各证据来源合法，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充分证实本案的事实存在，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所提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王国丽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国丽不构成洗钱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王国丽犯洗钱罪的事实有梁某5、麦某、陆某1、蓝某等人的证言予以证实，证人陆某1、麦某等人均证实从没有得借钱给王国丽进行理财投资，证人梁某5明确表述其将收受他人的贿赂款交由王国丽保管，梁某5和麦某的证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刑终281号刑事裁定、本院（2015）崇刑终字第46号刑事裁定予以确定，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结合王国丽不使用自己的名字而以其亲友的名义在多个银行开设理财账户，银行卡以及密码均是由其掌管和设立，与常理不符。另陆某1、麦某等人均否认借钱给王国丽用于理财投资，王国丽称其理财的钱都是陆某1等人给其仅是其个人供述，没有证据佐证，王国丽对理财资金的来源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王国丽作为梁某5的妻子，在梁某5将巨额贪污贿赂款交由其保管时，其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与梁某5正常合法的收入明显不相符。综上，可以认定王国丽犯洗钱罪的主观明知，王国丽在明知梁某5贪污贿赂所得，仍通过其亲友的名义在银行开设理财账户，意欲隐瞒、掩饰该贪污贿赂款的来源，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王国丽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国丽不构成洗钱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本案是否需要证人梁某5、麦某出庭作证的问题。经查，梁某5的供述是否存在非法取证的问题，在梁某5犯受贿、贪污、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中已经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作出了不予排除的决定，且该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予以维持，其证言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关于麦某的证言，麦某本人未曾提出其被刑讯逼供，麦某一案亦经本院终审裁定予以维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梁某5、麦某有关指证王国丽犯罪的证言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相关的事实已经查清，没有必要要求这两位证人出庭作证。故王国丽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申请不予采纳。 3.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问题。经查，本案的上游犯罪梁某5犯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中受贿数额为566.88万元，贪污数额为330.85万元，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财产数额为1549.22092万元，本院（2016）桂14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梁某5案属重大贪污贿赂案件，其将违法所得交由王国丽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投资，涉案金额巨大，对重大职务犯罪的侦破有重大影响，应属情节严重。一审法院判决未认定情节严重，判处王国丽四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六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2014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上诉发回重审案件重审判决后确需改判的应当通过何种程序进行的答复》{法研[2014]26号}也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告人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只要人民检察院没有补充起诉新的犯罪事实，原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原审人民法院对上诉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依法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也不得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本案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判决时，抗诉机关并未提出抗诉，说明其并不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本案因被告人上诉而发回重审后，抗诉机关没有补充起诉新的犯罪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重审后没有加重王国丽的刑罚，抗诉机关却在重审后提出抗诉，要求二审法院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重对王国丽的刑罚，该抗诉意见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予采纳。检察机关根据其法律监督职责提起抗诉于法有据，但因本案抗诉机关在一审发回重审后未补充起诉新的犯罪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不得加重王国丽的刑罚。对于抗诉机关提出的一审没有对理财部分产生的收益以及利息进行没收的问题。经查，该部分在梁某5贪污受贿案已予以没收和追缴，不宜再重复评价。对抗诉机关就该点提出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国丽明知是其丈夫梁某5贪污贿赂所得赃款，仍通过借用他人名义进行理财投资的方式，掩饰、隐瞒该所得的来源和性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之规定，构成洗钱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未认定王国丽洗钱犯罪属情节严重，导致量刑偏轻。因本案一审判决后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发回重审后提起抗诉未补充新的犯罪事实，故二审不得加重上诉人的刑罚，故对王国丽的量刑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秋艳审判员方春宁 审 判 员 韦   连   任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卢   素   云 书 记 员 李   优   健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