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0114民初2962号 原告：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环兴街39号。 法定代表人：刘士君。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先波、王明英，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董宇，男，1968年8月29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允上公司）与被告董宇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雷允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先波、王明英，被告董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报请审批，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允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09年6月17日之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义务向被告支付任何赔偿金；2.原告无需向被告返还任何预留费用。 事实与理由：2000年2月，被告通过职业介绍机构介绍到原告处工作，2000年2月12日至2009年6月17日期间，原告与被告成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岗位为普通医药代表。2009年因被告已从事多年医药代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而足以独立代理原告药品在福建区域的推广、销售，故被告出于其自身职业规划的考虑，于2009年6月17日与原告签订《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双方间自此变更为授权代理关系，由被告作为代理商负责原告全部药品在福建区域的推广、销售。2009年6月17日之后，原告未再对被告进行过任何管理，未将包括考勤休假管理规定、员工绩效管理办法在内的公司内部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被告，更未向被告发放过任何劳动报酬。原告与被告实行底价包干的结算模式，由被告自行安排、支付原告药品在福建区域推广、销售而产生的所有人力、物料费用，原告仅在收到被告销售款后，对于超出事先规定的基础结算价的部分开具相应发票，向被告进行拨付作为代理行为的返利款。2017年9月，原被告间授权代理的合作关系终止，原告另行选定福建区域的授权代理商。因此，2009年6月17日之后，原、被告之间仅成立市场经济下单纯的授权代理关系，该种关系符合《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规定，且与《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中规定的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完全不符，故原、被告在2009年6月17日之后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即使双方合作终止，原告也没有任何义务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同时，原被告通过授权代理的方式合作期间，原告于被告返利款中扣留的“预留费用”是为保证各代理商充分完成销售任务而事先预留的保证金，返还条件满足时，原告将逐一返还，该笔费用的扣留与返还产生于授权代理的商业行为下，属于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对于符合返还条件的全部预留费用，原告业已返还；对于未满足返还条件的预留费用，原告没有任何义务进行返还，故原告不存在拖欠预留费用不返还的情形，无需于本案中向被告返还任何预留费用。 被告董宇辩称：1.原、被告于2009年6月17日之后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原告多次向我下发2009年至2016年市场销售任务书以及2015年度市场工作考核办法，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公司一直向我发放工资，但认为与我之间系劳务关系，双方之间同时形成授权代理关系。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从事医药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并取得相关许可证，方才具备营业资格。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规定，药品销售人员必须符合规定的从业条件，只有获得了市场主体资格才能进入市场。我作为自然人，不具备药品经营销售的主体资格，药品销售人员必须依附于药品生产销售企业才能进行药品销售。我只有作为企业的员工，受企业进行药品销售相关培训后，才能代表企业对外进行销售，故原、被告系劳动关系，并不属于劳务关系。根据员工返还预留费用的习惯，已返还的预留费用，收回收据及发票。自2012年起，原告尚未返还预留费用合计132000元。 被告董宇提出诉讼请求称：依法判决雷允上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2790825.6元及返还预留款132000元，并支付董宇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120000元。 事实和理由：我于1998年进入被告单位工作，隶属福建市场部，担任市场部销售经理。双方2000年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00年至2003年，到期后双方又于2007年续签劳动合同，期限自2003年至2010年，2009年6月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劳动关系后我应单位的要求继续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任职福建市场部销售经理。直至2017年10月公司事实上解除与我的劳动关系。2018年7月，我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诉，要求公司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返还预留的各项费用等。仲裁院经审理审查，于2018年9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书。我认为仲裁认定事实错误，裁决结果的第二项明显不当。理由如下：一、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仲裁院以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不支持系事实错误。2009年6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原告应被告的要求仍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任职福建市场部经理工作并没有停止，期间我多次要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均以各种理由不予签订，故，双方于2009年6月18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2016年11月起因市场原因公司聘人进入福建市场，逐步代替我在福建市场工作。2017年9月公司向我支付了最后一次工资后即不让我接管福建市场，也不为我安排新的工作岗位，雷允上公司并没有法律规定的事由解除与我的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6条、第8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依照本法第47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经济赔偿金以及我在此期间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12万元。我1998年入职后至2000年雷允上公司均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2009年6月18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雷允上公司停止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自2009年起我就自行缴纳社会保险。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2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雷允上公司应向我支付在职期间1998年至2000年、2009年至2017年共十年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五险），以2018年标准12000元计算，共计12万元。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 雷允上公司辩称：2009年以后公司与董宇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义务向其支付赔偿金。关于预留费用，按照约定进行考核，符合约定条件的部分已返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对各方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纳，对其证明目的随后予以阐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董宇于1998年7月入职雷允上公司工作，职位为福建地区的销售经理。董宇与雷允上公司于2000年2月12日签订了合同期限为2000年2月12日至2003年2月11日的《劳动合同》。2007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续订登记表》将上述劳动合同期限续订至2010年2月11日。2009年6月17日，董宇与雷允上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当月2009年6月，雷允上公司停止为董宇缴纳保险。2009年6月18日，董宇继续为雷允上公司工作，并继续负责该公司在福建市场的销售，参与会议培训并接受考核安排。云南理想药业有限公司与董宇签订2013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市场销售任务书。雷允上公司根据董宇的销售额度和业绩发放工资，并预留一部分款项作为保证金，工资以公司基本账户向董宇个人账户转账的方式进行发放。其中最后一笔款项发生于2017年9月14日。董宇于2018年7月向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要求裁决被申请人雷允上公司赔偿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790825.6元，返还预留费用150244.85元，仲裁裁决雷允上公司须向董宇返还预留款项共计132000元，并驳回董宇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对于双方当事人在2009年6月17日之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在劳动仲裁阶段该项并未作为一项独立的仲裁请求，但该项诉请的认定作为用人单位是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双倍赔偿金的基础，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项诉请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对此，本院认为，雷允上公司认为双方在2009年后成立的是委托销售关系，期间公司仍然对董宇发出销售任务，且董宇接受公司关于销售任务的考核，公司同时扣留预留款，董宇提供的劳动是雷允上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上述特征可显示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具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和工作上的管理、支配关系。同时董宇的工作自2009年后并未停止，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也没有改变，客观上持续提供劳动；双方虽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的书面证明，但客观上规避了劳动合同法的法律规定，其规避缴纳社保、签订劳动合同等法律责任的行为，并无法改变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董宇庭审中认可2017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本院确认雷允上公司与董宇自2009年6月18日至2017年9月14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针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违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对双方自2009年至2017年期间的劳动关系，雷允上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同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其应承担向劳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的法律责任。至于具体数额，本院按最高年限十二年计算，董宇的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具体为解除劳动关系年度2017年度月平均工资标准6230元×3倍×12个月×2=448560元，对董宇主张的双倍赔偿金2790825.6元，本院予以支持448560元。 针对雷允上公司应否返还预留费用的问题，对于预留费用返还的问题，属于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该争议属于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董宇提交了相应发票和收据能够证实该公司收取预留款并未返还，雷允上公司提交的会计凭证却并不足以证实其已向董宇支付的款项系返还预留款，根据日常交易习惯，扣留的款项如已返还，应当将收据原件一并收回，不应再由董宇持有，故此，董宇主张的预留费用132000元，应当由雷允上公司予以返还。 至于董宇诉请要求雷允上公司支付其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120000元，其并未提出劳动仲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该项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其应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院在此不予评判。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判决如下： 一、由原告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董宇支付经济赔偿金448560元； 二、由原告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董宇返还预留款132000元； 三、驳回原告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董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告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被告董宇分别预缴的案件受理费10元，由其各自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解 人民陪审员  蒋学坤 人民陪审员  缪贵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品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