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72民初261号 原告：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鹿回头广场公共游艇码头11、12号板房。 法定代表人：李文科，董事长。 被告：厦门福联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现代物流园区象兴四路22号象屿大厦九楼D单元。 法定代表人：方君斯，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岭，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金鑫宝游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竹排工业区星辉船厂B区。 法定代表人：金良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结娥，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敏，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厦门福联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福联兴公司”）、被告中山市金鑫宝游艇有限公司（以下称“金鑫宝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判决后，原告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闽民终字第986号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文科、被告福联兴公司委托代理人赵金岭、被告金鑫宝公司委托代理人何结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游艇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福联兴公司向原告返还购船款110万元及该款自2012年1月20日起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金鑫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福联兴公司赔偿原告损失580501元，被告金鑫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确认合同自起诉之日起解除，诉讼请求第三项变更为39.8万元，仅主张看管费，放弃对停泊费、修理费、水电费的主张。事实与理由：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福联兴公司在三亚市签订《游艇销售合同》约定：原告购买福联兴公司的35英尺游艇一艘，价款120万元；质量和技术标准按照国家船检标准及技术要求，船舶保修期为1年，有CCS证书（船舶检验证书），一个月内办理。2011年12月22日，原告向被告福联兴公司支付购船款110万元，福联兴公司收款后交船，余款10万元等办船舶检验证书后支付。后经原告多次向被告福联兴公司、金鑫宝公司交涉，得知该游艇没有也根本无法办理检验证书。由于游艇没有检验证书，致使原告无法经营使用而一直闲置，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福联兴公司与金鑫宝公司销售游艇存在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造成损失，特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福联兴公司辩称，一、本案案涉合同早已被解除。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文科在其2016年12月19日所书写的《案发经过详细说明材料》中明确表述“我当时非常生气，要求退船！”。在其所举的证据《关于催办35寸游艇〈船舶检验证书〉的经过证明》“3.2013年船长韩金总代地方船检人员到三亚看船，试图办理地方船检证书，船检人员表示，造船过程未有船业验船师建造，不能发放（金总电话录音作证）4.2014年，我去厦门找销售方找林添福退还船舶”5.2015年，我去船厂找金总商量退船（金总电话录音作证）”，这些原告方陈述及其录音足以表明原告已经确认提出解除合同通知并到达两被告。原告前述的“要求退船”一经提出，就是提出了解除合同，并且已达到被告。因为原告继续表述“他们又极力相劝”等，已经完成了法律上解除合同有关事实的发出解除通知、解除通知到达被通知人的全部进程，故原告无权再次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因为一个合同不能解除两次。原告提出退船请求的时间至迟不迟于2013年底，以该时间开始计算，即使再加上3个月的异议期间，早已超出了解除合同后要求返还款项的请求时效。二、即便法院认定合同尚未解除，也应当考虑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问题，法律规定的期限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所谓“合理期限”应视合同的性质和履行期的长短来确定。原告在明确了解案涉船舶不可能办理检验证书、也熟悉相关法规、还收到海事局的相应处罚后，理应及时解除合同，二被告明确的无法履行的事实足以起到对解除权人的提示、催告作用。合同解除将引起合同关系的重大变化，故解除权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原告在得知无法办理证书后五年多才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显然已超过合理期限。三、若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应承担拖延期限而扩大的损失。 被告金鑫宝公司辩称，一、其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金鑫宝公司并非游艇销售合同的签约方，不是合同的相对人，除非有法律规定，否则原告无权要求金鑫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告的解除权利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行使，因此已经消灭。涉案合同2011年签订、到2017年原告起诉，长达6年，该游艇没有原告主张的船舶合格证书，原告应该早已知晓，原告主张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合同解除应该在一年内提出，最迟应该在2013年提出解除合同，超过期限，原告就失去解除权利；三、原告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 为支持其诉求，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佐证：1.营业执照，用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游艇销售合同》，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福联兴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约定被告应于一个月内办理船检证书；3.汇款凭证、取款回单，用于证明原告已依约支付购船款110万元；4.案发经过详细说明材料，用于证明经多次催促但两被告仍未履行办理船检证书义务，两被告明知游艇系不合格产品仍制造、出售，导致原告遭受经济损失，故于2016年12月19日向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报案；5.关于申请督办合同报告，用于证明原告向海南省委政法提交两被告的违法报告；6.游艇照片（28张），用于证明案涉游艇大概现状和停放场所；7.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七张，用于证明案涉游艇因无法使用而停放所产生的停泊费、管理费、水电费等费用；8.《关于催办35寸游艇〈船舶检验证书〉的经过证明》、9.《关于35英尺游艇的处理合同》、10.短信、录音光盘，共同用于证明原告主张未过诉讼时效；11.工资表、劳动合同，结合原审证据证明原告雇佣员工看护、管理案涉游艇支付的员工工资共39.8万元。 二被告未举证。 二被告对证据1-3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福联兴公司签订《游艇买卖合同》，并依约支付了110万元。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11均不予认可，因上述证据均有原件，本院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对象另行分析。 应原告申请，本院在原审中向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经侦大队调取了《报案书》、对李文科、金良松、方君斯、林淑君四人的询问笔录。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福联兴公司在三亚市签订《游艇销售合同》约定：原告购买福联兴公司的35英尺游艇一艘，价款120万元；质量和技术标准按照国家船检标准及技术要求，船舶保修期为1年，有CCS证书，一个月内办理。2011年12月22日，原告向被告福联兴公司支付购船款110万元后收船，但至庭审时该船舶检验证书尚未办理。该游艇系被告金鑫宝公司生产。2016年12月2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文科向三亚市公安局报案称“2011年买了福联兴公司林添福的船，他骗我船可以办理证，实际办不了，共骗了我110万元”。后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经侦大队对李文科、金良松、方君斯、林淑君四人进行了调查。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福联兴公司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条规定，“船舶和船上有关航行安全的重要设备必须具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技术证书。”《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第四条也规定，“游艇应当经船舶检验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批准或者认可的游艇检验规定和规范进行检验，并取得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后方可使用。”原告作为船舶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案涉船舶用于营运，因被告未依约提供检验证书，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原告依法享有案涉游艇买卖合同的解除权。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还能行使合同解除权。二、金鑫宝公司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一、原告是否还能行使合同解除权。 原告主张法律未规定合同解除的期限，被告福联兴公司也未催告原告解除合同，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福联兴公司主张：1.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本案案涉合同早已被解除，故不能再被解除。原告提出退船请求的时间至迟不迟于2013年底，以该时间开始计算，即使再加上3个月的异议期间，早已超出了解除合同后要求返还款项的请求时效。2.即使案涉合同在当时未解除，原告现行使解除权也已超过期限。被告金鑫宝公司主张原告的解除权未在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间内行使，依法已经消灭。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案发经过详细说明材料》中虽说明“我当时非常生气，要求退船”，表明原告通知被告解除合同，但其后又写明他们“又极力相劝，再次保证通过民间办证公司办证。这样我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催促，他们总是一骗再骗。整整骗我五年”，表明原告经被告劝说，还是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等待被告为其办理船舶检验证书。《关于催办35寸游艇〈船舶检验证书〉的经过证明》中所陈述的“4.2014年，我去厦门找销售方找林添福退还船舶”“5.2015年，我去船厂找金总商量退船”也表明至2015年，案涉合同尚未解除，故福联兴公司关于案涉合同已于2013年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于原告主张在起诉时解除合同能否成立，本院认为，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该权利之行使应当有一定的行使期限。《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规定了合同解除权应当受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期限的限制,除此之外,在对方催告后应在合理期限行使。虽然该条对对方没有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是否仍应有合理期限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解除权的行使,就未催告时的期限明确规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根据类推适用的民法基本原理,本案是游艇买卖合同,尽管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不同,但均属于价值较大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具有一定的参照性。此外,针对同样是形成权的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该规定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具有参照性。本案中,原告在案涉游艇交付后经过近6年才向福联兴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已超过合理期限，故其于起诉时行使解除权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二、金鑫宝公司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在原审时主张被告金鑫宝公司与福联兴公司存在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金鑫宝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金鑫宝公司认为，其非案涉合同的相对方，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否则其不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金鑫宝公司非案涉船舶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金鑫宝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也未举证证明被告金鑫宝公司负有向原告履行案涉合同办理船舶检验证书等义务，原告提交的《关于35英尺游艇的处理合同》系三方协议，但仅有原告及金鑫宝公司签署，且该协议约定“原告将游艇退还福联兴公司，福联兴公司将购船款110万元返还原告”，其中金鑫宝公司的义务仅为“与福联兴公司合作将船舶运回船厂处理”，故原告要求被告金鑫宝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购船款及赔偿看管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本审时原告提出金鑫宝公司作为案涉游艇的生产者，生产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福联兴公司作为游艇的销售者，明知产品质量不合格仍销售给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二被告应该作为消费者的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该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原告作为游艇服务公司，其购买游艇系用于经营，庭审时原告也对此予以确认，不属于该法适用的“消费者”，该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原告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已过，不能向福联兴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故其在解除合同基础上要求福联兴返还购船款及赔偿看管费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向金鑫宝公司主张上述款项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252元，由原告三亚中秦船舶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玉蓉 审 判 员  曾大津 人民陪审员  郑贤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健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