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富芝，女，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中国（系张富芝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吴兴兰，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万峰，男，该村民委员会副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超，男，1989年8月9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赛，女，199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二被上诉人古超、古赛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修华，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1组。主要负责人：董富贵，该组组长。上诉人张富芝因与被上诉人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姚庵村委会）、古超、古赛、襄城区尹集乡姚庵村1组（以下简称姚庵村1组）确认合同无效、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富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追加古勇为本案被上诉人（告）；3.对本案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姚庵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古超2005年1月9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确认徐明与古勇2003年11月8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合同书》无效，或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书，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以无效的《调解协议书》为由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完全错误。并且一审判决遗漏上诉人一审主要诉讼请求和必要被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依据2014年12月28日古勇和徐中国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来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该《调解协议书》无效。该调解书上陈述的事实“姚庵村一组村民古勇于2003年购买一组村民徐中国房屋一栋，并搭2个人水旱地交古耕种”，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及集体土地禁止出售给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律规定，是违法无效行为。作为襄城区××镇××村的村民古勇无权在姚庵村购买房屋和承包该村土地，更无权获取姚庵村土地流转的流转费。该《调解协议书》写明给卧龙镇闻畈村的村民古勇分配姚庵村土地流转费，实际是侵害了姚庵村全体村民的权益。所以该《调解协议书》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损害了姚庵村村民的集体利益，是无效调解协议。一审法院据此来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请求确认效力的二份合同的效力没有认定，从而导致对案件全部事实的认定错误。（一）姚庵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古超2005年1月9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属于无效，对此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加以审查和认定。因为该份合同的相对人古超，生于1989年8月9日，在2005年1月9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仅15岁5个月大，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后该合同未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应属无效。并且古超和古赛在其原户籍所在地始终有承包地，其二人亦不应当在襄城区××村获得承包土地。（二）本案中徐明与古勇2003年11月8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合同书》也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对此也未审查。因为该份合同的当事人古勇的户籍在襄城区××镇××村，其无权在襄城区××××村购买房屋和承包土地。这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该《买卖房屋合同书》无效。正是因为一审法院没有审查这二份合同的效力，导致一审判决严重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应当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来审理，但是一审法院却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条关于承包地继承和互换承包地的规定来裁判本案，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四、本案遗漏的必要的案件当事人古勇，2003年11月8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合同书》，古勇是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一审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古勇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不追加也不向上诉人释明，属于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综上，一审法院不应当以无效的《调解协议书》来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外村人古勇无权购买姚庵村的房屋和土地，一审法院应当对此审查。上诉人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古超、古赛共同辩称，一、上诉诉求需要与一审中诉求保持一致，二审不能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上诉人在上诉请求中增加了诉求，要求增加诉讼请求。上诉人这种诉讼请求明显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上诉人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只能另案处理。二、古勇与徐中国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调解协议书》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自愿、合法原则。其次，古勇为两个子女古超、古赛购买了位于襄城区××××组的房屋，该买卖协议自2004年4月7日，古超、古赛将户籍迁到襄城区××××组之日生效、合法，上诉人所主张的违法情形已消除。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买卖房屋合同书》及《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三、古超、古赛与姚庵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004年4月7日，古超、古赛将户籍迁到襄城区××××组，古超、古赛作为尹集乡姚庵村的村民，有权获得相应的承包地，与其年龄没有关系。这种承包地过去俗称“口粮田”，是老百姓生存的根本，不能因为古超、古赛未成年，就应当剥夺其吃饭的权利。古勇作为古超、古赛的监护人（或者说法定代理人），其为子女谋取利益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默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成立生效。姚庵村委会辩称，服从原审判决。姚庵村1组辩称，服从原审判决。张富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法院对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襄城农仲字（2018）第012号仲裁裁决进行纠正，依法确认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家庭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将该合同项下的土地确权到张富芝名下，该土地的流转收益应由张富芝获得；2.由姚庵村委会、古超、古赛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张富芝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徐明与古勇在2014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明确其请求对仲裁裁决进行纠正的意思是请求对仲裁裁决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富芝系姚庵村1组居民，与案外人徐中国（曾用名徐明）系夫妻关系。古超、古赛原系襄阳市襄城区泥咀镇闻畈村2组居民，2004年户口迁入姚庵村委会1组，系案外人古德国（曾用名古勇）的子女。2003年农历11月初8，徐明与古勇签订《买卖房屋合同协议书》，约定：一、徐明的义务，1.办理有关房屋出售经村组同意、过户的手续；2.必须协助古办理户口迁移姚庵村委会1组的手续（所有费用古勇承担）；3.一切税收由徐办理……；4.要确权划界①同村组领导指清地界，②通过村组丈量房屋前后左右多少米，用文字记清；5.照明电户……；6.责任田按生产队徐保持两人土地转交古，必须在2004年阴历5月前由古插秧，古种地提留按生产队标准算清，否则欠房款不付；7.保持预看与交匙完全一样，否则重新调价；8.因国家政策造成房屋拆迁的，搬迁费等补偿一切归古领取……；9.本合同不因乡、村、组干部变动及徐明家庭变动而变更；10.通过中介人杨群，古与徐房屋成交价为48000元，在交款时，首先徐交清建房时原始证件及门锁，后古付现金40000元（付款时间2003年阴历11月8日），剩余8000元在2004年阴历五月三十付清。二、古的义务，按时付款，逾期按国家标准算滞纳金及罚息。组长董富贵，监证人王某、吴兴兰、温某、徐某，中介人杨群，卖主徐明、徐和举，买主古勇在该合同上签字。诉讼过程中，古德国称上述协议中房屋及责任田系为其子女古超、古勇（古勇有误，应为古赛）购买。2005年1月9日，姚庵村委会与古超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2.4亩土地发包给古超、古赛承包经营，并为古超、古赛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证书编号：07010201084）。案涉土地原合同面积为2.4亩，后实测面积为7.1亩。双方对案涉土地的处置方式有争议，张富芝称案涉土地原属于其家庭承包地，按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只是由古德国实际耕种。古超、古赛则称按当时“买房搭地”的习俗，实际是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并进行转让。2014年8月姚庵村开展土地流转时，双方因流转费发生争议，经村组调解，徐中国（徐明）与古德国（古勇）于2014年12月28日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至2028年9月31日止共14年的土地流转费，由古勇将其中17000元支付给徐中国。按年支付，每年支付1215元，由村监督从古应得流转费中扣拨到徐账户。从此，双方不得再为土地发生任何纠纷。2016年4月13日，姚庵村委会根据上述《调解协议书》中流转款的分配比例对诉争的7.1亩土地的承包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家庭分得3亩，古超家庭分得4.1亩。同日，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家庭承包方代表）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4.1亩土地发包给古超家庭承包经营。张富芝丈夫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在发包方处签字。2018年11月28日张富芝向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家庭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将合同项下土地发包给张富芝家庭。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01年姚庵村1组对土地进行了调整，张富芝家庭分得了2.4亩（实测为7.1亩）土地。2003年11月8日，徐中国与古德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徐中国家庭将其承包的土地交给古德国耕种。2004年4月6日，古超、古赛将户口由闻畈村2组迁入姚庵村1组，向姚庵村委会交纳了2200元的迁入管理费。2005年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古赛家庭签订了争议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4年古超家庭将该争议土地流转给姚庵村委会，由村委会对外进行租赁，2014年12月28日，古德国与徐中国签订《调解协议书》，双方对争议土地的流转款分配进行了约定。2016年4月13日，姚庵村委会根据双方《调解协议书》中对流转款比例约定，按比例对争议土地的家庭承包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张富芝家庭分得3亩，古超家庭分得4.1亩，并分别与两个家庭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庭审中，各方对于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上述事实未提出异议。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襄城农仲字（2018）第012号仲裁裁决书，裁定驳回张富芝的仲裁请求。张富芝对于仲裁裁决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由农村房屋买卖引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双方2003年签订《买卖房屋合同协议书》，对案涉土地是代耕还是转让约定不明确。2014年古超家庭将该争议土地流转给姚庵村委会，由村委会对外进行租赁，双方为流转款的归属发生争议。后经村组调解，双方对流转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并约定双方不得再发生纠纷。2016年姚庵村委会根据双方《调解协议书》中流转款的分配比例，对争议土地的家庭承包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张富芝家庭分得3亩，古超家庭分得4.1亩，并分别与两个家庭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在该承包合同上签字。可见，双方虽然对案涉土地是代耕还是转让存在争议，但后经村组调解达成协商意见，并且姚庵村委会根据协商意见对案涉土地重新进行分配确权时，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亦在承包合同签字，应视为双方家庭对争议土地变更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现张富芝仍因该纠纷提出诉请，与双方之间的协议相悖，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富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0元，由张富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张富芝提交襄阳市襄城区卧镇闻畈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8日出具的证明（其主要内容为，该村二组古德国，妻子冯培兰，其子女古超、古赛户籍迁出该村，2015年土地确权时，宅基地及原有土地未变更，土地还在原户头）。古超、古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主张，古超、古赛本身在闻畈村就没有承包地。姚庵村委会、姚庵村1组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讼争土地原系张富芝的家庭承包地，但是，2003年农历11月8日，张富芝的丈夫徐中国与古超、古赛的父亲古德国签订买卖房屋合同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徐中国将其房屋出售给古，责任田按生产队徐保持两人土地转交古；古德国认可该协议书中房屋及责任田系为其子女古超、古赛购买；2004年，古超、古赛的户籍迁入讼争土地所在的姚庵村1组；2005年1月9日，姚庵村委会与古超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案涉2.4亩土地发包给古超、古赛承包经营，并为古超、古赛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4年，姚庵村开展土地流转时，因流转费发生争议，经村组调解，徐中国与古德国于2014年12月28日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至2018年9月31日止共14年的土地流转费，由古德国将其中17000元支付给徐中国，按年支付，每年支付1215元，从此，双方不得再为土地发生任何纠纷；2016年4月13日，姚庵村委会根据上述调解协议书中流转款的分配比例对案涉2.4亩（实测面积为7.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分割，其中，张富芝家庭分得3亩，古超家庭分得4.1亩，同日，姚庵村委会与古超（家庭承包方代表）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4.1亩土地发包给古超家庭承包经营，徐中国作为发包方负责人在发包方处签字；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姚庵村委会与作为承包方代表的古超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效，以古超作为承包方代表的承包方已合法取得讼争4.1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对张富芝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对张富芝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富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张富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康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