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21685号 原告：路福江，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路红梅，女，198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璐，北京东元（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文，北京东元（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13号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350203B3695050X6。 法定代表人：黄英，该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权金龙，福建均融（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路福江、路红梅与被告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宪昌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路福江、路红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向路福江、路红梅补发收益分配款16200元。事实和理由：路福江、路红梅出生后即落户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处，取得了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享有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各项合法权益。1984年以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将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位于九州、莲花五村、和光里13号四层楼房等房屋或其他产业出租或承包给他人，并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并未向路福江、路红梅发放相应的收益分配款。2018年5月份村民选举期间，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在其公告栏发布了《关于召开原吕厝村（含乌林）村民会议选举村民代表的方案》，载明“村民代表数额的确认及分配：本村1984年12月30日以前出生的农转非人口共有1425人（已过世296人），现有1129人，分5个生产队。”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依据该方案，通知对吕厝村（含乌林）1984年12月30日以前出生的农转非人口（包含已过世的、户口迁出的）补充发放1984年至今的收益分配款，具体发放标准为：1984-2016年每年每人200元，2017年每人500元，2018年每人600元，2019年每人600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应分别向路福江、路红梅补发收益分配款8100元，但却拒绝发放，损害路福江、路红梅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辩称，一、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不是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资产的管理者，也不是原吕厝村（含乌林）村福利的发放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1．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虽然辖内人口包含有原吕厝村（含乌林）“农转非”之后的居民，但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并非由原来的吕厝村委会直接转变而来，不属于农村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2．路福江、路红梅所称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在1984年12月31日吕厝村（含乌林）全村村民“农转非”之前存在的吕厝村（含乌林）。原吕厝村（含乌林）村民“农转非”后，仍留有一定数量的集体性资产，一直由该村村财领导小组管理（现由2019年成立的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吕厝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该村资产从未并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资产范围，该村村福利的发放也是由其村集体决定，与莲花北社区居委会无关。二、《关于召开原吕厝村（含乌林）村民会议选举村民代表的方案》等材料仅由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代章”，原吕厝村（含乌林）的集体事务仍由其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决定，莲花北社区居委会没有干涉。选举村民代表系为了贯彻国家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精神，切实维护原吕厝村（含乌林）村民利益，管理、经营好该村集体资产，尽快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对于该方案中提到的“本村1984年12月31日（30日为笔误）以前出生的农转非人口共有1425人”，系由该村原村财领导小组提供，该数据来自往年村福利发放名单。因1984年距今已三十五年，已无吕厝村委建制，无法通过核对户口本进行考证，只能依据该村历史形成的材料进行参考，故在选举村民代表工作环节中，视为该村范围为1425人，并予以公示。后经民主选举，选出25位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会议，集体审议、决定该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各项议题。三、路福江、路红梅所称其户口在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辖内，并不能表示他们属于原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路福江、路红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出生后，首次户籍登记的地点在吕厝村，或者在1984年12月31日前其户籍在吕厝村。2．路福江、路红梅提交的户口本也仅证明路福江的户籍于2005年从吉林迁至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辖内，路红梅的户籍2003年迁入现在的地址。3．根据路福江、路红梅的户口本及家庭关系，可判断其母亲作为原吕厝村村民，早年已出嫁至江西。按照传统习俗，路福江、路红梅出生后，户籍极可能随其父亲，登记在江西弋阳县，而不是厦门的吕厝村。四、路福江、路红梅在1984年12月31日前在生活、生产上与吕厝村集体没有任何联系。路福江、路红梅在1984年12月31日前户籍并不在吕厝村，在吕厝村没有承包集体土地，没有参加过集体生产劳动，在全村征地拆迁过程中亦不属于被征地拆迁对象，往年也没有领取过村福利，可以说在生活、生产上，路福江、路红梅与吕厝村集体没有任何联系，其主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缺乏证据。五、原吕厝村（含乌林）并未补发过所谓的“1984年至今的收益分配款”，路福江、路红梅的依据不实。如前所述，选举村民代表、按照基准日1984年12月31日24时的时点认定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等，都是为了维护原吕厝村村民利益，管理好集体资产，需尽快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而进行的。并非路福江、路红梅所称的要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补发收益分配款。六、假设路福江、路红梅为原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理由成立，其关于补发往年收益分配款的主张也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路福江、路红梅的主张缺乏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路福江出生于1982年10月5日，路红梅出生于1984年8月10日。路福江、路红梅的母亲韦某的原户籍登记的居所为吕厝二组，为厦门市原吕厝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5年，韦某在厦门市福江、路红梅的户籍登记，户籍登记的居所为吕厝二组。 2003年6月，韦某、路红梅的居所变更登记为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38号401室。路福江因服兵役曾迁出户籍，后于2005年1月迁入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38号401室。韦某、路红梅、路福江为莲花北社区居委会管理范围的居民。 2018年7月17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布《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载明“为切实保护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社区实际，指定本方案。一、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准日为1984年12月30日24：00，自该时点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按照‘出生不增、死亡不减、迁入不增、迁出不减’进行成员数量固化。二、本方案规定之外的情形，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和取得，在不违反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由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获与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经公示后生效。三、本认定方案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即日起开始执行。” 2018年10月27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布《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细则》，载明“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2018年7月17日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指定本细则”、“一、资格认定的基准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准日为1984年12月31日24：00。自该时点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按照‘出生不增、死亡不减、迁入不增、迁出不减’进行成员数量固化。鉴于本村在1984年12月31日前已经集体‘农转非’，且至今享有村民福利的在册人员为1425人，故本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审查的范围限定为在册的1425人。” 2018年10月30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发布《公示》，载明“《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细则》经2018年10月27日原吕厝村（含乌林）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已获全体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赞同通过，现予以公示。” 2018年11月15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公示了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该名单中未包含路福江、路红梅。 2019年12月5日，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葛溪乡葛溪村闽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兹有我辖区居民路安树于1978年12月8日因当兵派驻到厦门，离开户籍登记地江西。82年退伍，并随后在厦门吕厝村与韦某结婚并长期定居在厦门，未返回原籍。其子路福江及女儿未在江西办理户口登记，长期随韦某在厦门共同生活。”弋阳县公安局樟树墩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原辖区居民路安树，其子路福江、其女路红梅，经查未在本辖区落户。” 审理中，莲花北社区居委会还陈述，原吕厝村（含乌林）村财领导小组在2017年至2019年每年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了中秋节福利各200元、2018年发放过年福利500元、2019年发放过年福利600元，合计1700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仅是对此进行监督。 路福江、路红梅申请证人韦某、吴某出庭作证。 证人韦某陈述，路福江、路红梅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吕厝村，户籍也在吕厝村；二人的户籍登记是在路红梅出生后一起去办理的，当时的大队书记还先让韦某办理了节育手续后才开具办理户籍登记的相关证明的。2017年的福利是500元、2018年的福利是600元，此前每年的福利是200元，都是吕厝村村财领导小组发放的。此前路福江、路红梅没有领到福利的，韦某一直有去原村委书记，他说以后补的时候再补，但一直没有补。 证人吴某陈述，以前是由居委会负责发放福利的，最近一两年是由吕厝村村财领导小组负责发放福利。一开始每年的福利是200元，2017年的福利是500元、2018年的福利是6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事实及证据，应当认定路福江、路红梅是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首先，路福江、路红梅的母亲韦某是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路福江、路红梅自出生时起即跟随韦某共同居住生活。其次，原吕厝村（含乌林）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准日为1984年12月31日，路福江、路红梅均是在该基准日前出生的。第三，虽然路福江、路红梅的父亲路安树的原户籍登记的居所在江西省弋阳县辖区，但路福江、路红梅并未在江西省弋阳县办理户籍登记，而是在厦门市办理户籍登记，登记的居所为其母亲韦某的居所即吕厝二组。最后，虽然路福江、路红梅是在1995年办理户籍登记，考虑当时特定的条件，其父母未及时为其办理户籍登记是合理的。综上，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以路福江、路红梅未在1984年12月31日前办理户籍登记抗辩路福江、路红梅不具有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方案细则》等均是以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名义发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对原吕厝村（含乌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发放进行了监督，且莲花北社区居委会主张的原吕厝村（含乌林）村财领导小组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路福江、路红梅要求莲花北社区居委会支付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莲花北社区居委会抗辩路福江、路红梅主张的部分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在案事实，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应当分别支付路福江、路红梅自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福利1700元。莲花北社区居委会就该款项可与原吕厝村（含乌林）村财领导小组依法另行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路福江1700元； 二、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路红梅1700元； 三、驳回路福江、路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5元，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路福江、路红梅负担77.5元，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25元。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宪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林小龙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