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1282行初52号原告朱某，男，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阜阳市颍东区人，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委托代理人徐荣海，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中华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03756844465E。法定代表人徐广忠，镇长。委托代理人贺明才，安徽弘大（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贺明智，安徽弘大（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诉被告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袁寨镇政府）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9年6月4日向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以本案不宜审理为由，报请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2019）皖12行辖110号行政裁定，将本案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13日向被告袁寨镇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某及委托代理人徐荣海、被告委托代理人贺明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诉称：2017年6月28日，原告在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临颍村的房屋被政府违法强拆，但强拆人员未向原告送达相关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原告依法报警后，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于2017年8月9日向原告送达《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称“经我局查明系政府拆迁行为……。”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袁寨镇政府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情况说明》称“S340段附属工程在镇境内实施，该项目2016年开始实施拆迁工作，2017年3月工程开始实施，朱某等被拆迁户一直不配合拆迁。2017年6月我镇对这些户进行助拆。”阜阳市有三级人民政府，其中袁寨镇政府明确表示其参与助拆，而S340国道项目的征地单位是阜阳市人民政府，颍东区人民政府是具体实施单位，结合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向原告送达《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的内容及袁寨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原告将阜阳市人民政府、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袁寨镇政府起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5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2行初28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依法提起上诉。2018年10月3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终100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终100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原告对颍东区袁寨镇政府提起诉讼虽不属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正确的做法不应当是全案驳回起诉，而应在裁定驳回对阜阳市人民政府、颍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之后，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本案一审法院未适用移送管辖的规定，本院予以指正，鉴于一审法院未适用移送管辖并不影响原告另行起诉的权利，原告可以依据本裁定，另行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现依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终1002号行政裁定书以及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提起本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朱某向本院所举证据如下：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公民身份。二、原告的《村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房屋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是合法建设。三、原告房屋被拆除现场照片三张，证明原告房屋已被违法强制拆除。四、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复印件，证明原告房屋被强拆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调查认定是政府强拆，不是治安刑事案件，因此不予立案。五、袁寨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在公安机关调查阶段，被告袁寨镇政府向公安机关出具了这份情况说明，称其协助政府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六、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2行初285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七、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终1002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将阜阳市人民政府、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和袁寨镇政府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确认三被告共同实施的强拆行为违法。庭审过程中阜阳市人民政府和颍东区人民政府均不承认对原告房屋实施过强拆行为，只有袁寨镇政府承认对原告房屋实施了强拆行为，因此，该案经过两审终审裁定驳回了原告对阜阳市人民政府和颍东区人民政府的起诉，并告知原告可以就袁寨镇政府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原告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遂提起本诉。被告袁寨镇政府辩称：阜阳市颍东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指挥部印发《关于印发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已经公告并且公布，也有村干部向各拆迁户通知和宣传，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对该《实施方案》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该《实施方案》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拆除房屋，被告配合上级政府对原告房屋实施拆除，系合法行为。修建S340道路是公益事业，赔偿标准应按《实施方案》的规定，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所举证据如下：一、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人身份信息，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阜阳市颍东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指挥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涉案房屋拆迁前，就拆迁方案事宜及拆迁赔偿标准等事项进行了宣传。原告诉求的拆迁赔偿数额与《实施方案》载明的标准不符，原告诉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驳回。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确认如下：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二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该证据是赔偿案件证据，不是本案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实施的行政强制拆迁行为合法。本院认为，原告异议理由成立，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二有异议，认为应当提供原件，只有《村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没有土地建设许可证或者不动产登记证，不能证明原告的房屋是合法建筑；对证据三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拆除，不能证明是强制拆除；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能说明拆除行政行为合法，无违法行为；对证据六、七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袁寨镇政府并没有违法拆除，是合法的行为，因为原告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实施方案》没有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故《实施方案》具有合法性，作为原告应当履行法定义务，其不履行法定义务，政府拆除行为完全合法。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房屋是被告袁寨镇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对其证据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6日，阜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阜国土资函（2014）14号《S340杨楼孜至阜阳段改建工程项目征地通告》。同日，该局作出（2014）5号《S340杨楼孜至阜阳段改建工程建设用地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通告》。2016年4月18日，阜阳市颍东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指挥部作出颍东城建管指（2016）45号《阜阳市颍东区阜口路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朱某所建房屋位于涉案区域范围内。2017年6月,袁寨镇政府将朱某的涉案房屋拆除。2017年8月8日，袁寨镇政府出具《情况说明》称“S340段附属工程在该镇境内实施，该项目2016年开始实施征迁工作，2017年3月工程开始实施。朱某等被征迁户一直不配合征迁，无法提供房屋合法手续。2017年6月该镇对这些户进行助拆，助拆过程中没有发生违法行为。”2017年8月9日，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出具《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称“朱某报称的其房屋被拆一案，经该局查明系政府拆迁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依法不予调查处理，请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报案、投诉或投案。”朱某不服该拆除行为,以阜阳市人民政府、颍东区人民政府、袁寨镇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7）皖12行初285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依法提起上诉。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皖行终100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上诉。原告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依法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本案中，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行政裁定，查明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系袁寨镇政府组织实施的，但袁寨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并未向法庭提供其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应视为其没有证据，依法应予以撤销。因该拆除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且已经实施结束，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依法确认其行为违法。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袁寨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朱某的房屋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季守富审 判 员  任鸿雁人民陪审员  肖克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丁莉书记员刘漫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