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30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卢某，男，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法定代理人：张某芬，女，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焕然，辽宁威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翔，男，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超，辽宁循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某清，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杰，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洪，男,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某民，男，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上诉人卢某与被上诉人刘某清、高某翔、张某洪、邹某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6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是雇佣关系并非承揽关系。刘某清的陈述答辩内容及反诉内容所有不符，明显是狡辩。即便原审认定刘某清与高某翔是承揽关系，高某翔与受害人系雇佣关系，而判决刘某清不承担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高某翔辩称：认同上诉人卢某有关本案系雇佣关系的意见，应当由刘某清承担赔偿责任。我方并未与刘某清形成承揽关系，我方没有在承揽关系下雇佣其他人或委托其他人完成涉案的工作。我与邹某民、张某洪所处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均是刘某清雇佣的工人，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刘某清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卢某所述不符合本案的事实。张某洪辩称：与高某翔的意见一致。邹某民辩称：与高某翔的意见一致。高某翔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将雇佣关系认定为承担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高某翔等人与刘某清之间不存在加工、定做、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不构成承揽关系。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不能妥善处理。刘某清未签装修合同，未将装修款工作发包给装修公司，而是个人雇佣劳务人员进行施工，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卢某辩称：与高某翔意见一致。刘某清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高某翔所述不符合本案的事实，此案是承揽关系。邹某民辩称：同高某翔的意见张某洪辩称：同高某翔的意见。原审原告卢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刘某清赔付死亡赔偿金699,860元，丧葬费21,272.5元（已扣除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6,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请求判令刘某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反诉原告刘某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反诉被告卢某、高某翔、张某洪、邹某民共同返还抢救费15,000元、存尸费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清系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某马路131号（一、二层）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将该房屋一楼出租给他人。2019年2月初，该房屋一楼承租人对房屋进行装修施工，高某翔为参与施工的劳务人员之一。201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刘某清找到正在一楼施工的高某翔，询问其二楼存在部分拆除劳务，是否可以施工。高某翔遂到二楼查看了具体劳务情况，并与刘某清协商确定了该项劳务的劳务费。高某翔遂携同原在一楼施工的其他四名劳务人员一并到二楼进行拆除劳务施工。2019年2月16日下午，刘某清又与高某翔协商确定在原劳务施工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项“拆门斗”的劳务，劳务费为4000元。基于此，高某翔找到邹某民一起施工，邹某民又找来张某洪及案外人闫某（或严某，下同），闫某又联系到卢某的父亲卢某玲前来共同从事劳务施工。2019年2月17日9:30分许，卢某玲在从事拆“拆门斗”的劳务施工过程中，不慎从二楼坠落至一楼受伤。卢某玲受伤后，高某翔拨打120急救电话，其随即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救治，但经抢救无效，卢某玲于2019年2月19日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卢某玲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等，由刘某清给予垫付15,000元。2019年2月19日，卢某代表孙某彬、刘某清、高某翔、张某洪、邹某民签订《存尸费垫付协议》一份，其中载明：“我叫刘某清（210102XXXXX），我联系高某翔对原新型浴池（某马路131号）二楼拆除并恢复原样。高某翔、卢某玲（死者）、张某洪等5人对刘某清二楼房产进行拆除并恢复原样过程中，2月17日上午9时许，卢某玲在二楼拆除门斗时从阳台坠落到室内一楼，经医大盛京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2月19日上午9时许死亡。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刘某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先行垫付死亡卢某玲存尸费壹万元整，待赔偿责任分清后，此款归还刘某清。”该协议签订后，刘某清向卢某一方垫付卢某玲的存尸费10,000元。另查明，卢某玲从事体力劳务施工已有十余年时间。其住所地（户籍地）为山东省某某县某某镇某某村219号，系来沈务工人员。卢某玲自2017年5月16日起租住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隶属于“银湖雅苑”小区）。卢某系卢某玲与案外人张某芬（即卢某的法定代理人）未婚同居期间所育独生子女。高某翔亦系具有多年劳务施工经验的个体劳务从业人员。再查明，卢某玲死亡后当日，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就本案相关情况向刘某清进行询问。在对刘某清的询问笔录中，其表述：“出事后，干活的包工头给我打的电话”“正月初六，我到装修现场，问包工头二楼的活能干部，他说能干，我就跟他谈好了工程款共计三万元，当时就给了包工头五千元，第二条又付了一万元。2月17日出事后，我把剩下的一万五千元工程款都付给了包工头”“（死者）是包工头雇来的……”。2019年2月20日，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就本案相关情况向高某翔、张某洪、邹某民等人进行询问，其中，高某翔表示：“2月2日（腊月二十八），（王权）把我找来，我先看的活（指涉案房屋一楼的劳务），然后回去找的朋友，加我共5人，于2月3日（腊月二十九）开始到原新兴浴池一楼开始砸墙及清理残土”“2月10日（正月初六），刘老板即刘某清在现场找到我们，说他二楼也有一些活，你们上来看看能干不，然后，我和老张一起到二楼看活，看完活后，我说我们先回去算一算，第二天大家都同意干，2月12日（初八）我们5个人就开始给刘老板（房主）二楼干活了”“（死者卢某玲）是邹某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姓闫的把卢某玲找来的”。邹某民在接受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询问时，表述：“春节前高某翔找我来的……2月16日下午4点左右，高某翔给我打电话说二楼有个私活，让我找几个人17日早晨到现场，我就打电话找来张某洪，又通过姓严的人让他找3个人，明天一早到新兴浴池，这3人里也包括死者卢某玲”“早晨7点整，我找的5个人到了现场，我领着这5个人交给高某翔，由高某翔交待二楼拆除的活，然后我有事就走了”。张某洪在接受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询问时，表述：“我7点钟到的现场，邹某民领着我们5个人交给了高某翔，这5个人里包括死者卢某玲，高某翔领着我们5个人到了二楼，问我们5个人四千元干二楼这个拆除活，我们干不？大伙一致同意干”。本案审理期间，刘某清对卢某与卢某玲的身份关系提出异议。卢某申请亲子关系司法鉴定，后其又以已提交出生医学证明为由撤回该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其他公民、法人因过错致他人生命健康权受侵害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庭审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卢某是否具有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2、刘某清与高某翔、卢某玲等提供劳务人员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3、卢某与刘某清主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和承担。第一，关于卢某是否具有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审理中，卢某主张卢某玲与其系父子关系（非婚生子女），刘某清对此不予认可。卢某举示了其出生医学证明，根据该出生医学证明显示，“新生儿姓名：卢某……母亲姓名：张某芬，身份证号：2390051962××××××××父亲姓名：卢某龄，身份证号：3728301967××××××××”。虽然该处“卢某龄”姓名与“卢某玲”姓名不符，卢某作出了相应解释，并且该出生医学证明中所载“身份证号：3728301967××××××××”与卢某玲的公民身份号码一致，故应认定该“卢某龄”即本案死者卢某玲。《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根据原卫生部颁布的《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辽宁省管理规定》第三条对此也作出上述相同规定。同时，《沈阳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第二条亦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医疗保健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签发的，证明新生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法定医学证明。由此可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不仅是其取得公民身份的证明，也是证明新生儿血亲关系的法定医学证明。本案中，刘某清对卢某玲与卢某的父子关系不予认可，但因各方均不申请亲子关系鉴定，故在卢某提供了上述《出生医学证明》，而刘某清又未提供相关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应认定卢某玲与卢某的父子关系，由此，卢某具有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的权利。第二，关于刘某清与高某翔、卢某玲等提供劳务人员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的问题要厘清该问题，首先需要对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进行准确区分和识别。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向雇主提供一定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相应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承揽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1）二者的标的不同。雇佣关系的标的是雇员向雇主提供一定的劳务，而承揽关系的标的是承揽人按要求向定作人交付特定的工作成果。此系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本质区别。据此，雇佣关系侧重于提供劳务的过程，承揽关系侧重于提供劳务的结果，也即雇佣合同中以雇员提供的劳务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承揽合同中以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2）人身依附关系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由此可见，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也是雇员提供劳务过程中致人损害或者自己遭受人身损害而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原理基础。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章“承揽合同”篇的相关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其在工作期间，还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由此可见，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仅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并且这种监督还必须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3）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的提供者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员向雇主提供的仅是单纯的劳务，故一般而言，提供劳务所需的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等均由雇主提供。而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所以，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完成主要工作任务。生产材料既可以由定作人提供，也可以由承揽人提供。（4）是否存在劳务专属性不同。雇佣合同中，原则上由雇员必须亲自为雇主提供劳务，不可再将工作任务交由第三人来完成。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也即承揽人既可以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来完成（当然，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也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来完成。（5）劳务报酬的计付方式多有不同。雇佣合同为继续性契约，故通常以完成某项劳务的时间作为计付劳务报酬的依据。而承揽合同中，劳务报酬一般是一次性支付，即时结清。综上所述，雇佣关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标的系提供劳务本身；提供与接收劳务的双方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务所需的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等一般由接受劳务一方提供；一般而言由提供劳务一方自行完成劳务工作；通常以完成某项劳务的时间作为计付劳务报酬的依据。承揽关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标的系提供劳务后所创造的工作成果；提供与接收劳务的双方间相对独立，不存在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务所需的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等一般由提供劳务一方自行提供；一般而言提供劳务一方即可自行完成劳务工作，也可交由第三人完成；通常一次性结算劳务报酬。但上述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特征也并非对二者进行判定的唯一依据，审判实践中，还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的判断。具体到本案中，刘某清与高某翔之间构成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对于涉案房屋二楼“拆门斗”的劳务，属于家庭装修中常见的劳务形式，刘某清所期待的效果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拆除门斗并将残土清理完毕这一工作成果，而非单纯需要劳务人员向其提供劳动力。（2）根据本案庭审，刘某清与高某翔、张某洪、邹某民均确认涉案的“拆门斗”劳务确定后，刘某清并未向高某翔等人限定具体施工期限。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刘某清对上述劳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指示等。虽然刘某清亦表示“也到过现场几次，到现场就是为了看一下具体施工情况”，该情形也符合“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的法律规定。此外，刘某清与高某翔就涉案“拆门斗”劳务费（4000元）确定后，因涉及该项劳务的成本及劳务费的具体分配额度，故参与该劳务施工人员的数量由高某翔确定和控制。上述情况说明，刘某清与高某翔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独立，且较为宽松的劳务关系。（3）庭审中，各方均对涉案劳务过程中的施工工具、设备由劳务人员自行提供的事实无异议，符合合同法关于“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的规定情形。（4）高某翔与刘某清就涉案“拆门斗”的劳务协商一致后，高某翔为在合理时间内将该劳务施工完毕而不至于过度延长劳务施工时间使其成本增加，又直接或通过其他途径找来张某洪、邹某民、卢某玲等人进行施工，该情形亦符合合同法关于“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等的相关规定。（5）本案中，劳务双方关于计付劳务报酬的方式为一次性给付，也符合承揽关系中劳务费的通常结算形式。（6）就涉案“拆门斗”的劳务，刘某清选择与高某翔沟通，而非其他劳务人员，这从庭审各方的诉辩意见以及各方均于2019年2月19日签字的《存尸费垫付协议》中“我（刘某清）联系高某翔对原新兴浴池（某马路131号）二楼拆除并恢复原样”的记载可以看出，从一定程度上亦说明高某翔对涉案劳务的安排、处理等具有掌控权和决策权。此外，卢某玲因本案事故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当日，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在对刘某清进行询问时，其对高某翔的称谓亦为“干活的包工头”“包工头”。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就本案相关情况向高某翔、张某洪、邹某民等人进行询问时，其中，邹某民表述：“春节前高某翔找我来的……2月16日下午4点左右，高某翔给我打电话说二楼有个私活，让我找几个人17日早晨到现场……”“早晨7点整，我找的5个人到了现场，我领着这5个人交给高某翔，由高某翔交待二楼拆除的活，然后我有事就走了”。张某洪在接受询问时，表述：“我7点钟到的现场，邹某民领着我们5个人交给了高某翔，这5个人里包括死者卢某玲，高某翔领着我们5个人到了二楼，问我们5个人四千元干二楼这个拆除活，我们干不？大伙一致同意干”。上述情形说明，张某洪、邹某民、卢某玲等劳务人员系由高某翔直接雇佣，并由其将涉案劳务的劳务报酬、施工情况等向其他劳务人员予以交待和安排，故高某翔系该“拆门斗”劳务中张某洪、邹某民、卢某玲等劳务人员的雇主。庭审中，高某翔表示，其与张某洪、邹某民、卢某玲等人系一起参与施工、平均分配劳务费用，但该情形并不足以否定其系涉案“拆门斗”劳务雇主的事实。综上，刘某清与高某翔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而高某翔与张某洪、邹某民及卢某玲等劳务人员之间系雇佣关系。第三，关于卢某与刘某清主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和承担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中，刘某清系案涉“拆门斗”劳务的定作人，高某翔系承揽人。同时，高某翔又系该项劳务的雇主，张某洪、邹某民、卢某玲等劳务人员系系该项劳务中的雇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所涉“拆门斗”的工作系一般性劳务施工，现有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从事该项劳务必须具备相关特殊资质，并且根据高某翔自述，其从事力工劳务工种已有五、六年时间，并且在承揽涉案劳务时，其正在为涉案地点一楼承租人承租的房屋进行同类装修施工，所以，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刘某清“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结论，据此，刘某清对卢某玲的死亡不负有责任，对于卢某的诉讼请求，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卢某的主张的各项损失。本案审理期间，两次询问卢某，其均明确表示，就本案相关损失向刘某清主张赔偿责任，不要求其他人承担赔偿责任。基于此，对于卢某的诉讼请求，因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卢某可待选择合适的诉讼主体后，另行通过与之协商或告诉处理。关于刘某清的诉讼请求。1、垫付的医疗费等。本案中，根据各方均认可的事实，本案事故发生后，刘某清因卢某玲受伤治疗而为其垫付医疗费等15,000元，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刘某清不负有垫付和赔偿义务，故该款项应由卢某向刘某清予以返还。2、垫付的存尸费。卢某玲死亡后，刘某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先行为之垫付存尸费10,000元，故该款项应由卢某向刘某清予以返还。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百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卢某的诉讼请求；二、卢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某清垫付的医疗费等15,000元；三、卢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某清垫付的存尸费1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向反诉原告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反诉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5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由卢某负担。反诉费425元，由卢某负担。本院二审中，高某翔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高某翔与其他人一起和刘某清商谈工钱等事实经过；刘某清质证称证人与高某翔是熟人，不符合出庭作证的资格；卢某、邹某民、张某洪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的各项证据，本院亦予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某清与高某翔、邹某民、张某洪、卢某玲等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刘某清找到高某翔等四人进行拆除劳务施工，刘某清结清款项。后刘某清再次找到高某翔拆除门斗，高某翔找来张某洪、邹某民、卢某玲等人一起参与施工。刘某清的拆除门斗清运残土的要求是家庭装修中常见的劳务形式，刘某清只要求相应的拆除及清运残土的成果，并不对其劳动过程、参与人员予以干涉，亦未提出具体要求、指示等，施工工具、设备由高某翔、卢某玲等劳务人员自行提供。刘某清是拆除门斗劳务的定作人，符合加工承揽法律关系的规定，原审认定本案为加工承揽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卢某、高某翔要求认定与刘某清为雇佣劳动关系，刘某清应承担雇主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清是否存在过错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某清在选任、指示过程中存在过错，亦不能证明卢某玲跌落的安全隐患系由刘某清所造成的。故原审认定刘某清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卢某要求刘某清、高某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审理中卢某明确表示只向刘某清主张赔偿责任，不要求其他人承担赔偿责任。卢某起诉要求刘某清承担雇主责任，刘某清反诉要求卢某返还垫付款，原审对高某翔、邹某民、张某洪、卢某玲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超出当事人的诉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案对高某翔、邹某民、张某洪、卢某玲之间法律关系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告诉。综上所述，卢某、高某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元，由上诉人卢某、高某翔各负担49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楠楠审判员  洪 淳审判员  孙 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张娓娓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