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46209号原告：郭某1，男，194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郭某2，男，194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郭某3，女，195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被告郭某3之兄），同原告郭某1。原告：郭某4，女，195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郭某5，男，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细彬，天津瀚洋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被告：郭某6，女，194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告郭某6之女），女，196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与被告郭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原告郭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1，原告郭某2、郭某4、郭某5，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细彬，被告郭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北京市西城区某号（以下简称302房屋）和北京市西城区某号（以下简称103房屋）两套房产由原告与被告共同继承，每人各占有六分之一份额；2、案件受理费由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8、郭某4与郭某6系亲兄弟姐妹关系，母亲任某在2003年4月去世，父亲郭某7在2008年5月去世。郭某8在2000年9月去世，郭某5是郭某8唯一子女。在任某与郭某7去世后，二人遗有302房屋和103房屋两套房产。原告与被告都是法定继承人，对于父母的遗产均有权继承。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分割上述两套房产，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至法院。被告郭某6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两套诉争房屋是被告出资购买，是被告借名购房，父母是认可、同意、知情的，故涉案两套房屋不是遗产。郭某7的房产在生前已经进行了处置，郭某7的《证明》证明了其将302房屋及103房屋给了被告，因被告的户口未在拆迁平房，因此被告全资购买的上述两套房屋只能先登记在郭某7名下，在办理正式产权证过户给被告时，郭某7夫妇均已去世，上述两套房屋只能写在郭某7名下，但被告是实际产权人。临时产权证是房屋产权的最重要凭证，正式产权证审批时，必须用临时产权证才可换取正式产权证，产权人不会随意交给他人，被告长期保管临时产权证原件，证明了被告对103房屋享有权属。郭某7本人亲自签名并盖章的《证明》中记载被告是302房屋及103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证人朱某证明郭某7夫妇及被告申请由被告全资购买上述两套房屋并写在被告名下，且郭某7承认被告将3.5万元保证金交给郭某7，2.7万元的差额也是被告出资。购房凭证写“郭某6代”的意思是被告出资，而不是被告代替郭某7交款。郭某7认可两套房屋的真正权属人是被告。证人朱某证言再次证明了郭某7签署的《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持有两套房屋交纳住房保证金的收款凭证原件、发票原件及补缴购房款发票原件、临时产权证原件，购房相关手续及发票原件等购房的重要凭证，这些凭证理应由房屋所有权人持有，这说明被告全资购买两套房屋，是两套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郭某7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他人书写的《证明》上签字，视为其认可《证明》所述内容。《证明》并非遗嘱，并不要求必须要由签字人本人书写或由见证人见证，因此郭某7对《证明》所述内容是认可的，且之后也实际予以履行，郭某7收到被告给付的两套房屋3.5万元保证金后将购房相关手续的原件给了被告。准住证是房屋权属的凭据，说明被告与郭某7之间就302房屋存在权属约定，被告自交房之日起实际居住使用至今。原告提供郭某71999年8月20日的病历不能证明郭某7在1999年8月10日签署《证明》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原告也未提供医学鉴定等证据，因此郭某7在签署《证明》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任某找过朱某要求让被告买下两套房屋且尽管任某不会写字未在《证明》上签字，但郭某7在《证明》中提到经过夫妻商定。任某对被告借名买房的行为一直未提出异议，对被告入住、装修302房屋也未提出异议，视为其对被告的行为是知情的且同意的。证人朱某的证言、派出所出具的马玉朴户口迁出迁入证明、临时产权证明、购买两套房屋的原始凭证等证据，以及被告自交房至今一直占有使用302房屋的事实，能证实郭某7签署的《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购买103房屋给父母居住，直到两位老人离世，被告作为家里的老大，承担起家里家务重担，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工作后一直给家里钱贴补家用，结婚后也是一周多半时间回家照顾老人，父母生病时被告更是在医院陪护照顾，被告一辈子都在全心全意照顾、赡养老人。综上所述，被告实际全额缴纳两套房屋的购房款，实际占有使用房屋至今，郭某7也实际履行了与被告的约定，并有《证明》予以证明，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了《证明》的内容系郭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两套房屋都是被告全资购买，被告是真正的产权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户籍证明信、北京房开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临时产权证明、房屋产权登记材料及购房合同书、（2017）京0102民初8930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2民初8932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10853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10855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申532号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533号民事裁定书、（2018）京0102民初16398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9402号民事判决书、京二分检民监[2018]118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京二分检民监[2018]118XXXXXXXX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原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94）京宣证字第4387号公证书，两套房屋的缴纳住房保证金申请书、住房保证金收款发票及凭证、房款发票和凭证、综合管理费发票和凭证、房租发票，水电、有线电视、卫生管理费发票，临时产权证、拆迁安置协议书、两套房屋产权登记书和购房合同、被告名下银行存款单据、派出所的证明材料、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证明、房屋准住证、房屋购电卡、建设银行专用燃气卡、供暖费缴纳凭证和发票、装修单据及水电费、燃气费、电话费、上网费等日常消费票据等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郭某7与任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六人，分别为郭某6、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8。郭某7于2008年5月29日死亡，任某于2003年4月2日死亡。原、被告一致陈述郭某7的父母均先于郭某7死亡，任某的父母均先于任某死亡。被继承人郭某7、任某生前均未留有遗嘱。郭某8于2000年9月15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育有一子，即郭某5。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某号的房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某号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均为郭某7。原、被告均确认上述两套房屋系由承租人为郭某7的西城区（原宣武区）某号房屋拆迁安置所得。1994年10月26日，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甲方）与郭某7（乙方）签订《购买房屋合同书》，约定：甲方所售房屋位于建功北里小区。新建楼房为多层砖混结构单元式住宅。将于1996年9月16日前竣工交付乙方使用；房价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的优惠价为790元，乙方同意按甲方售房价购买宣武区某号号二层右二居室楼房壹套，建筑面积（暂定）55.78平方米，预付房价款44066.20元，在合同签订之日将购房款一次付清。同日，郭某7作为申请人提交“交纳住房保证金申请书”两份，其一载明：承租人郭某7原住某号，方向北房5间，建筑面积81.1平方米。回迁安置某室楼房壹套，建筑面积55.78平方米。因回迁购房有困难，自愿采取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规定的危改回迁交纳住房保证金的办法，并按房改办法交纳房租。交纳住房保证金总额为贰万元整。其二载明：承租人郭某7原住某号，方向北房5间。回迁安置某号一居室楼房壹套，建筑面积41.62平方米。因回迁购房有困难，自愿采取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规定的危改回迁交纳住房保证金的办法，并按房改办法交纳房租。交纳住房保证金总额为壹万伍仟元整。同日，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开具住房保证金的收款凭证两张，金额分别为2万元及1.5万元，被拆迁人及交款人处落款均系郭某7。1998年12月20日，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甲方）与郭某7（乙方）签订《购买房屋合同书》，约定：甲方所售房屋位于某区。新建楼房已于1996年11月前竣工交付乙方使用；房价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的优惠价为790元，乙方同意按甲方售房价购买宣武区某区某号叁层壹居室楼房壹套，建筑面积（暂定）48.67平方米，预付房价款36908.80元，在合同签订之日将购房款一次付清。同日，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再次开具收款凭证两份，其一记载：住房保证金一居1.5万元、二居2万元，并注明：原租房改购房租赁保证金折抵购房款今后不再退还；其二记载：应收款62048.2元，已收住房保证金35000元，实收27048.2元。该收款凭证落款处为“郭某6代”。本案庭审中，郭某6提交《证明》（所载时间为1999年8月10日）一份，内容为：“在一九九四年拆迁以前我跟我的儿女们原居住在某号共五间公房，其中原有我大女儿郭某6二间房。在拆迁时我二儿子、二女儿及三女儿当时各自买了一套两居室新楼房，而我大女儿郭某6为了我们老俩口能更好安度晚年，我们商定由她出钱七万元在我的名义之下，买下某号302室及某号103室跟我们共同居住。此两套房产权本是属于我大女儿的，在我百年之后其房产所有权顺理成章应转回到大女儿郭某6名下。”落款处有“郭某7”字样签字，并盖有“郭某7”字样的印章。郭某6称此件系郭某7口述，由其书写，当时在场人有其与郭某7及任某。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时郭某7已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并提交了郭某7的煤炭总医院住院病案，其中住院时间为1999年8月20日至1999年9月28日的病历中记载，主要诊断：再发脑梗塞。住院记录中有如下表述：两年前做头MRI检查示“多发腔隙性脑梗塞（含脑干）、脑白质脱髓鞘改变、脑萎缩……”。被告不认可上述病历材料的真实性，被告称郭某7在1997年至1998年期间身体状况很好，虽然有假肢，但生活可以自理，可以骑车买菜，去医院是做保健，输完液就回家。依被告郭某6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陈述：其系北京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退休干部，郭某6、郭某7一家在拆迁时租房居住，1997年2月回迁后是朱某为郭某7办理的交房款等手续。大概是在1997年5、6月到1998年上半年，郭某6和郭某7多次找到公司要求房屋使用权变产权，朱某接待他们有10次，后来经公司批准为103房屋和302房屋办理了购房手续，当时后补的2.7万元房款是郭某6交给朱某的。郭某7要求朱某将两套房屋写到郭某6名下，郭某7称当初交纳的租赁保证金3.5万元是郭某6交给郭某7的，郭某7就把交款票据原件给了郭某6，剩下的房款由郭某6补交。朱某当时答复郭某7因被拆迁人是郭某7，没有办法将房屋登记在郭某6名下。朱某建议在交款票据上写“郭某6代”。朱某还负责办理了两套房屋的临时产权证明。庭审中，原告对朱某的证言不予认可，称交纳租赁保证金3.5万元的情况是证人听说的，属于间接证据，且郭某7从1997年开始患有脑梗，为二级甲等残疾，行走困难，1997至1999年间都需要住院治疗，1998年丧失语言能力。当时郭某7不可能去现场办理购房手续。3.5万元是1994年租房时交纳的，收据上写的是郭某7交纳，郭某6只是代办手续，但不涉及房屋产权性质。2017年3月20日，郭某6以合同纠纷为由将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诉至本院，请求判决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配合办理103房屋的过户手续及302房屋的过户手续。本院审理后认为“其（郭某6）所依据的“证明”系其书写，缺乏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该“证明”的内容系郭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诉争房屋交纳购房款的相关凭证，亦无法证明本案诉争房屋系郭某6全额支付了购房款。在此情形下，郭某6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分别作出（2017）京0102民初8932号、（2017）京0102民初893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郭某6的诉讼请求。郭某6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由郭某7原承租的房屋拆迁安置所得，后由郭某7与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签订《购买房屋合同书》购买诉争房屋。现郭某6主张其与郭某7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法律关系，但其提交的落款为郭某7的证明系郭某6代为书写的，考虑到郭某7当时的健康状况及对大宗财产归属确认应有的审慎，郭某6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明系郭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关于郭某6主张的出资一节，因郭某6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代郭某7交纳了部分购房款，并不能证明诉争房屋由其实际出资，故从现有的证据情况看，郭某6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郭某7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按照郭某6的陈述，其书写证明时任某尚在世，任某作为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现郭某6并无证据证明任某对房屋的处分知情并同意，且郭某7个人亦无权处分其与任某的共有财产。故综合上述情况，郭某6要求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协助其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郭某6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分别作出（2017）京02民终10855号、（2017）京02民终1085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某6不服上述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诉争房屋由郭某7原承租的房屋拆迁安置所得，后郭某7与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签订《购买房屋合同书》购买诉争房屋。本案中，郭某6主张与郭某7之间存在借名购房法律关系，其出全资购买诉争房屋，要求郭某1等人配合办理诉争房屋的过户手续。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在案陈述，郭某6提出的诉求，依据不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分别作出（2018）京民申532号、（2018）京民申53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郭某6的再审申请。2018年4月17日，郭某6以合同纠纷为由将北京房开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开公司）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房开公司与郭某7于1994年10月26日签订的《购买房屋合同书》不成立。本院审理后认为“郭某7虽在1994年购房合同中未签字，但郭某7于1998年购买了涉案房屋，支付了购房款，并取得了涉案房屋。故本院认为在郭某7与房开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购房合同关系。郭某6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京0102民初1639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郭某6的诉讼请求。郭某6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郭某7未在1994年的购买房屋合同书上签字，但其交纳了住房保证金及剩余购房款，并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登记，购房合同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购房合同关系，该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各方均认可本案出现的合同证据为房屋管理部门保存的房屋档案中调取，具有较高的证明力，郭某6称合同存在多处修改并要求调取原件，但经本院询问房开公司，房开公司表示已查询不到原件，故对郭某6该项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另，郭某6要求调取一审庭审录音，因其主张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必然关联，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准许。郭某6提出涉案合同是通过郭某3的合同修改而来，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郭某6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2018）京02民终9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9日，郭某6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将北京房开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诉至本院，后郭某6撤回起诉。审理中，原、被告均陈述被继承人郭某7、任某独自生活至去世，任某去世后，郭某7由两个保姆照顾。被告称其购买的103房屋一直给父母居住，直到两位老人去世。被告作为家里的老大，承担起家里家务重担，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工作后一直给家里钱贴补家用，结婚后也是经常回家照顾老人。父母生病时被告更是在医院陪护照顾，被告一辈子都在全心全意照顾、赡养老人。原告认可被告付出得多，但不认可被告照顾父母更多。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为302房屋及103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郭某7、任某的遗产。被告郭某6主张两套诉争房屋是其出资购买，是借名购房，两套房屋不是遗产。对此被告郭某6先后提起多起相关诉讼，但其提出的上述主张均被生效判决予以驳回。本案中郭某6除提交了此前诉讼中已出示过的证据材料，另向本院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系当时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为郭某7办理交款、临时产权证等事宜的经办人。对于该证人证言，首先、该证人证言虽证明了补交的购房款是郭某6交给朱某的，但对之前的租房保证金交纳情况的陈述系转述郭某7的话，该部分证言的证明力较低，结合住房保证金的收款凭证（被拆迁人及交款人处落款均系郭某7），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两套诉争房屋全部由郭某6实际出资的事实；其次、该证人证言虽证明了郭某7要求将两套诉争房屋登记为郭某6及当时未能更名的情况，但该部分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证明力较低，结合原告提交的郭某7彼时之病历材料，现有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郭某6与郭某7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郭某6虽不认可郭某7的病历材料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本院对其相关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郭某6提出的两套诉争房屋是其出资购买，其是借名购房，两套房屋不是遗产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现302房屋及103房屋登记在郭某7名下，系郭某7、任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死亡后上述两套房屋应为郭某7、任某的遗产。对于上述遗产，被继承人郭某7、任某死亡后继承开始，因二人生前均未留有遗嘱，302房屋及103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被继承人郭某7、任某的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郭某8先于被继承人郭某7、任某死亡，其应继承上述遗产的权利由郭某5代位继承。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相关证据，被告相较于其他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所尽的赡养义务更多，分割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否定其他继承人各自尽到的赡养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郭某7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某号的房屋由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及被告郭某6共同继承，其中被告郭某6占七分之二份额、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各占七分之一份额；二、郭某7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某号的房屋由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及被告郭某6共同继承，其中被告郭某6占七分之二份额、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各占七分之一份额；三、驳回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郭某6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90元，由原告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负担17636元（已交纳1228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郭某6负担705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方涛人民陪审员  甘源远人民陪审员  娄志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房文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