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03民初6136号原告：方芳，女，1969年8月29日生，满族，住唐山市。原告：于方婷，女，1994年10月30日生，满族，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方芳，女，1969年8月29日生，满族，住唐山市，系其母亲。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文韬，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振东，男，1942年8月11日生，汉族，住唐山市。委托代理人：于珊，女，1973年7月25日生，汉族，系其女儿，住唐山市。被告：刘淑杰，女，1945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唐山市。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栋梁，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芳、于方婷与被告于振东、刘淑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芳、于方婷的委托代理人高文韬、被告于振东的委托代理人于珊及被告于振东、刘淑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栋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芳、于方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和二被告于2010年7月16日签订的的位××区的房屋更名；2、本案诉讼费用依法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系二被告儿媳和孙女，原告丈夫（二被告之子）于剑飞于2018年12月4日病故。1999年，于剑飞生前和原告一起购买了唐山市路北区卫国路机厂院内蓝天楼25楼5门401室。当时原告出资3.5万元，被告出资5.5万元，原告和被告约定房屋登记在原告和于剑飞夫妻名下，至今一直由被告居住。2008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以“断绝父子关系”“上法庭”等言语威胁、逼迫其儿子于剑飞必须办理涉案房屋的更名手续，2010年4月于剑飞在被迫无奈之下回家与原告商量是否要将涉案房屋更名给被告，原告当时并不同意，但考虑到家庭和睦，况且当时并不知道于剑飞是受到了被告的威胁、逼迫，故2010年7月16日，原告和于剑飞同被告于振东一起前往原北京军区空军驻唐办事处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更名。直至2019年4月，被告在20人的亲朋微信群里，做如下表述（语音和文字全部保留）。1、被告于振东自己说出当年为了办理涉案房屋的更名手续，故意以“断绝父子关系”“上法庭”威胁、逼迫其儿子于剑飞，原告也正是在这时才得知于剑飞当年是在被告的威胁、逼迫之下才同意去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更名，更名并不是原告和于剑飞的真实意思表示；2、于剑飞在病重时跟原告说(原告于方婷已从西班牙研究生答辩回来)，他们(于振东刘淑杰夫妇)太欺负我了，连答应的1万多元那点利息都不给等关于蓝天楼更名的真相。被告承认，当时答应的利息1万元是由于剑飞垫付的(本金3.5万元)，原告被骗，这是性质问题，如果原告当时知道这种欺骗行为，也绝不会办理更名；3、被告说出:“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多次要求于剑飞更名”，而原告是在2010年上半年知道此事。并且，被告提到，因为长达两年之久的逼迫使于剑飞承受了很大压力，是导致于剑飞患病的直接原因。4、以下行为足以证明被告对于剑飞情断义绝，对逝者的无视，对生者的挑衅。于剑飞2016年12月手术，至2018年12月病逝，期间被告夫妇3次回东北老家黑龙江省林甸县，看房、买房、装修房，完全不顾于剑飞的病情和感受；在于剑飞出殡当日，被告刘淑杰及其女儿分别穿着枣红色、紫红色羽绒服出现在灵堂，并且被告刘淑杰在灵堂慷慨陈词，惊到了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逝者出殡后的第二天，被告于振东到原告家里，要求原告尽快办理户口分离，并且要走了逝者4000多元的进口剃须刀(当时原告家里有同学和亲属)；在烧五期时，被告刘淑杰内穿大红色毛衣，外穿紫红色羽绒服，被告于振东将骨灰存放柜的钥匙系上了红布条交给原告。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原告特提请诉讼，望贵院判如所请。于振东、刘淑杰辩称，一、关于涉案房屋唐山市路北区卫国路机场院内蓝天楼25楼5门401室更名经过:1999年，答辩人因年岁大产生了从老家黑龙江省林甸县投奔在唐山工作的儿子于剑飞的想法，于是就委托儿子于剑飞在唐山买房。涉案房屋当时毛坯房价格是11万多元，答辩人钱不够，向儿子于剑飞借了3.5万元，购房手续答辩人均委托于剑飞办理。涉案房屋交付后由答辩人居住至今。事后，答辩人拿到房本才发现，涉案房屋并未登记在答辩人的名下，而是于剑飞在未经答辩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登记在被答辩人夫妻名下，答辩人认为不妥，一直与被答辩人夫妻协商更名事宜。经过多年的协商、交涉，儿子于剑飞同意更名，被答辩人却一直从中阻挠，直到2010年7月16日，被答辩人提出连本带利再给5万元(实际上，2008年已经给了被答辩人3万元，前后共计8万元)，才同意办理了更名手续。以上就是答辩人从买房到发现房屋登记错误直至要求变更登记的真实过程。二、起诉书主张撤销涉案房屋的更名所依据的“成胁、逼迫”的事实根本不成立。被答辩人为了证实“威胁、逼迫”的事实，提供了答辩人在微信群里的两段录音，根据整理的文字资料，能够证实答辩人曾经确实说过“不给改名，就法庭上见”，这句话的通常理解就是:不给改名，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综合资料上下文可以得出:答辫人自己出钱买房，房子却落到儿子、儿媳的名下，自己的合法的财产权益受到了侵犯，正是因为考虑到是自己的儿子、儿媳，考虑到亲情，考虑到家庭和睦，所以才有了多年的协商，在协商未果、被答辩人多次无理阻挠的情况下，答辩人确实说过“再不更名，就法庭上见”的话，也是答辩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正当性。如果说这就构成了被答辩人主张撤销过户更名所依据的“威胁、逼迫”的事实，显然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在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到:于剑飞病重时所说关于更名时1万元利息都不给的所谓的“事实真相”，更能说明答辩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答辩人购房向于剑飞借款3.5万元，虽然当时没有约定利息，但办理更名前后答辩人共计给了被答辩人8万元，涉案房产的产权本身就属于答辩人所有的事实。2010年7月16日更名时，答辩人确实拿不出5万元，手里只有4万元，是于剑飞拿出1万元，凑了5万元给了被答辩人，从于剑飞的做法中，也能证实，被答辩人在更名过户的问题上，给答辩人和于剑飞的阻力巨大。说“受欺骗”实际上也是答辩人受到了欺骗。四、被答辩人所述:“答辩人提到，因为长达两年之久的逼迫使于剑飞承受了很大压力，是导致于剑飞患病的直接原因”，并非事实。于剑飞因何患病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答辩人也并未对于剑飞为何患病说过自己的想法，被答辩人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外，其用心就是想把于剑飞的死亡原因推到亲生父母的身上，在精神上折磨、摧残、打压答辩人。五、被答辩人为了阻止答辩人继承于剑飞的遗产，曾主动联系答辫人，要求答辩人作放弃继承的公证，因种种原因在得知其目的无法达到后，针对答辩人的诉讼接踵而至:如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机场路法庭受理的毁坏名誉案、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等等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抵销答辩人针对被答辩人提起的“继承纠纷案”。综上，涉案房产自始至终就归答辩人所有，被答辩人主张撤销的事实并不存在，请求撤销更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答辩人恳请法庭，根据本案事实并依据法律，对该案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方芳、于方婷分别系二被告儿媳、孙女，原告丈夫于剑飞于2018年12月4日病故。1999年，于剑飞生前和原告及二被告共同出资购买了坐落于××区房屋。原告出资3.5万元，剩余购房款由二被告交纳，房屋登记在原告和于剑飞名下，一直由二被告居住至今。于剑飞与原告方芳于2010年7月16日将上述房屋过户至被告于振东名下，二被告给付原告方芳5万元，其中包含二被告给付的4万元以及于剑飞代二被告给付原告方芳的1万元。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于振东提到“确实我逼迫我这个儿子了，但是我要是不逼迫他，他不回去跟你说小话，磕头作揖，去求你去，去商量你去，并且我们答应给你5万块钱，你可能给我们签字吗……那不是你逼迫之下，怎么儿子回来跟我说要我们5万块钱，你才给过户啊……当时我们确实拿不出5万，只能是凑了4万，后来说实在的，我儿子给付拿了1万块钱就这么凑了5万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方芳才同意跟我们上房管处把名改到我名下了……”原告方芳认为被告于振东上述言语能够证实于剑飞生前办理房屋过户存在被逼迫的行为，要求法院予以撤销房屋更名。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二原告主张于剑飞受被告胁迫办理的房屋更名手续，要求予以撤销，但原告认可其系自愿协助被告于振东办理的房屋更名手续，于剑飞已经过世，其仅依据被告于振东在聊天中表示以“断绝父子关系”“上法庭”要求于剑飞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能证实于剑飞存在受胁迫的行为。另结合本案事实，涉案房屋系于剑飞与原告方芳及二被告共同出资购买，办理房屋更名时二被告给付原告方芳5万元，其中包含于剑飞自愿为二被告垫付的1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于剑飞系受胁迫办理的涉案房屋更名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方婷、于方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原告方芳、于方婷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梁怡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维书 记 员 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