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29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女，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9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平、唐敏杰，福建名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男，198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兆龙，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李某1、谢某、李某2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陈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谢某、李某2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李某1、谢某、李某2共同向陈某1、陈某2、陈某3返还彩礼33000元（不服一审判决金额97000元）；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陈某1方共计支付给李某1方聘金24.6万元，事实认定错误。（一）陈某1、陈某2、陈某3所提供的录音，无法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收到了24.6万元聘金的事实。1.2019年4月8日16时48分、2019年4月8日16点49分18秒、2019年5月25日07点32分47秒陈某1与媒婆阿珠之间的通话录音只能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之间约定聘金为24.6万元，且媒婆阿珠在李某2与陈某3订婚当天并未出席，阿珠也明确表示其并不知道李某1是否真的已经收到全部的聘金24.6万元。2.2019年2月10日1时59分、2时40分陈某1、陈某3与李某1、镇干部庆耀、媒婆阿珠的现场协调录音也无法证明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了24.6万元聘金。从录音内容可见，陈某1、陈某2、陈某3所谓的调解和好，真实的意图是搞录音，设圈套，搞断章取义的对话。3.2019年2月4日9时19分陈某1与李某1的通话录音、2019年1月4日12时13分陈某1与谢某的通话录音均以调和为由录音，而不是以返还多少为焦点进行录音，令李某1、谢某、李某2不在意话题细节。当然，这些录音同样只能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之间约定的聘金是24.6万元，并不能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实际收到的是24.6万元聘金。并且谢某还声明李某1并没有说过同意退还聘金，为此被李某1骂过。（二）证人代某无法证明陈某1、陈某2、陈某3于订婚当日向李某1、谢某、李某2支付聘金14.6万元的事实。证人代某与陈某1、陈某2、陈某3是亲戚关系，且证人在庭上言语反复，一会儿说红纸单上的签名是他签的，一会儿说不是，可见其证言的可信度不高。事实上，陈某1、陈某2、陈某3在订婚当日只收到4.6万元聘金。（三）李某1、谢某、李某2事实上只收到14.6万元聘金（包括菜钱30000元，盆戈6000元），尚余10万元聘金约定于结婚时支付。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约定聘金总共24.6万元，对此李某1、谢某、李某2并无异议。该24.6万元付款方式是分期支付：第一期是2017年2月10日陈某1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某1银行转账10万元；第二期是订婚仪式当日，陈某1、陈某2、陈某3向李某1、谢某、李某2交付菜钱、烟酒等折价款4.6万元；第三期是待李某2与陈某3结婚时，陈某1、陈某2、陈某3应当再向李某1、谢某、李某2支付10万元聘金。但是，李某2与陈某3刚订婚，未结婚。所以，不存在陈某1、陈某2、陈某3已向李某1、谢某、李某2支付最后一笔10万元的聘金，李某1、谢某、李某2目前只收到14.6万元聘金（包括菜钱30000元，盆戈6000元）。二、一审以“本院综合考虑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状况、男女双方未能共同生活的过错及其他因素、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酌情认定为李某1、谢某、李某2应返还给陈某1、陈某2、陈某3现金13万元”，判决返还金额过高，理由、依据不足。李某1、谢某、李某2最多只需要向陈某1、陈某2、陈某3返还彩礼33000元。1.双方有没有过错，哪一方的过错，过错程度多少？一审判决未能指出，本案全部录音无法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有过错。2.陈某3本人去年中秋还在李某1、谢某、李某2家过节，春节还给李某1、谢某拜年。双方关系融洽。现在，陈某1、陈某2兴风作浪，教唆陈某3退婚。所以，本案过错在于陈某1、陈某2。3.李某1、谢某、李某2只收到14.6万聘金，其中3万元菜钱、6000元盆戈属消费品折价款，应在订婚酒席中抵扣。黄金首饰全在男方家，李某1、李某2还送给陈某3的一个金戒指约3钱，约计2800元。所以，本案可以考虑返还的只能是聘金11万元部分。关于返还比例，鉴于李某1、谢某、李某2没有过错，同居一年以上，且是陈某1、陈某2、陈某3提出退婚，故参照莆田市的判例和30%—50%的实践标准，最多只能返还30%，即33000元，一审判决返还金额过高。 陈某1、陈某2、陈某3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上诉请求第一项提到“不服一审判决金额97000元”的主张存在明显的关键文字错误。实际上一审法院第一项的判决明确写着李某1、谢某、李某2返还彩礼13万元，一审判决书里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直接或者间接体现返还的彩礼为97000元。二、李某1、谢某、李某2对一审法院认定聘金为24.6万元的事实有异议，但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证明，因此该部分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一）陈某1、陈某2、陈某3提供的系列通话录音，完全可以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收到24.6万元聘金的事实。1.2019年4月8日16时48分、2019年4月8日16时49分18秒、2019年5月25日07点32分47秒的全部录音完全可以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和陈某1、陈某2、陈某3之间不仅存在24.6万元聘金的约定，也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已经交付这些聘金，并存在聘金返还争议的事实。在通话过程中，陈某1、陈某2、陈某3多次提到已经付出聘金24.6万元，各种开支加起来一共花费是30万元左右，李某1、谢某、李某2均没有任何否定和反驳。2.李某1、谢某、李某2主张2019年2月10日1时59分、2时40分的现场录音无法证明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24.6万元的事实理由也存在诸多明显错误的地方。李某1、谢某、李某2主张陈某1、陈某2、陈某3“只是过来调和”的，事实上，事情发展到2019年已经发展质变，双方早已进入怎么退婚，以及返还多少聘金的商讨阶段。当天邀请镇司法所干部庆耀在场也是说要怎么解决返还聘金的问题，根本不是李某1、谢某、李某2声称的“调和”。录音也证明，李某1、谢某、李某2多次明确承认收到陈某1、陈某2、陈某324.6万元的聘金以及陈某1、陈某2、陈某3前后开支一共30万元左右的事实。而且，李某1、谢某、李某2主张其为“感情投资”的花销缺乏明显的事实依据。3.2019年2月4日9时19分和2019年1月4日12时13分的通话录音其核心一致围绕怎么退婚进行沟通，录音内容不仅证明陈某1、陈某2、陈某3约定的聘金是24.6万元，也特地明确了陈某1、陈某2、陈某3交付给李某1、谢某、李某224.6万元聘金的事实。李某1、谢某、李某2在上诉状中也主张“谢某还声明李某1并没有说过同意退还聘金”。实际上，在一审第一次由审判长主持的庭前调解过程中，李某1对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24.6万元聘金的事实也供认不讳，只是对于要还多少钱其一直有看法。陈某1、陈某2、陈某3认为，其从头到尾都一直没有明确返还聘金的意愿，甚至想直接赖掉这笔婚约财产财务，说什么“我现在也没有钱，等我以后有钱了慢慢再还”之类的话。（二）证人代某完全可以证明陈某1、陈某2、陈某3于订婚当日向李某1、谢某、李某2支付了聘金余款14.6万元。代某是本案的目击关键证人，证明订婚那天一起前往李某1、谢某、李某2家中交付剩余的聘金14.6万元。庭审过程中，证人还特地提到当天陈某1、陈某2、陈某3向其再借几万元，以凑足14.6万元的事实。证人的庭审记录和发言能和本案的其他证据一致，相互印证，因此，证人证言可以采信。红纸单有两张，双方各保持一张，上面记载的聘金24.6万元以及私房钱5万元的约定在开庭的时候李某1、谢某、李某2也给予确认。因此，红纸单的内容与证人证言和李某1、谢某、李某2的陈述一致，更进一步说明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三）李某1、谢某、李某2主张只收到14.6万元的聘金与事实明显不符。李某1、谢某、李某2也承认双方间存在24.6万元的聘金约定，但是认为分阶段支付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实际上也与农村及当地的婚嫁习俗完全不符。在农村婚嫁习俗中，一般是在订婚时交付聘金，私房钱在嫁娶当天由男方家长给女方。男方只有在订婚当天交付完全部聘金后才能获得女方家长允许男方把女方带走共同生活，农村习俗中不存在聘金赊账的习惯。因此，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主张分阶段支付不但缺乏证据支持，更与本案其他证据无法相呼应，是明显的无中生有，法院应当不予采信。三、李某1、谢某、李某2认为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李某1、谢某、李某2返还给陈某1、陈某2、陈某3的彩礼金额过高，陈某1、陈某2、陈某3认为李某1、谢某、李某2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故意颠倒事实，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主张完全错误，一审法院对返还彩礼的比例和金额的认定完全正确。综上，陈某1、陈某2、陈某3认为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上诉请求。 陈某1、陈某2、陈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李某1、谢某、李某2立即返还其聘金24.6万元、见面礼6000元及苹果手机一部（折合价值8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1、陈某2系陈某3的父母，李某1、谢某系李某2的父母。经人介绍，陈某3与李某2相识。双方于2017年商定彩礼的项目为：聘金：菜钱、烟、盆戈，总共246000元，私房钱：5万元，黄金5两，定亲：各60斤、烟：26条硬中，结婚：各60斤。陈某3与李某2于××××年××月××日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订婚前一天（2017年2月10日），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给谢某、李某1、李某2见面礼6000元、聘金10万元。订婚当天，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给谢某、李某1、李某2聘金14.6万元、黄金首饰、烟。其中聘金24.6万元包括菜钱3万元、盆戈6000元。订婚后，双方开始同居生活。2018年2月19日，双方开始商谈退婚事宜。2019年2月10日，双方开始协商退还彩礼的事情。2019年5月5日，陈某1、陈某2、陈某3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李某1、谢某、李某2返还彩礼。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于2017年商定彩礼的项目为：聘金：菜钱、烟、盆戈，总共246000元，私房钱：5万元，黄金5两，定亲：各60斤、烟：26条硬中，结婚：各60斤。其中，双方对2017年2月10日陈某1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某1支付了聘金10万元及订婚当日支付陈某1方中华烟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予以确认。从陈某1与谢某于2019年1月4日的录音聊天记录及2019年2月10日李某1、陈某3、陈某1、庆耀及阿珠协商的录音材料来看，陈某1一直主张其支付聘金24.6万元，烟加见面礼6000元再加其他的将近30万元，要求退还聘金，谢某、李某1均未否认，因此见面礼6000元，予以认定。苹果手机一部，因李某1予以否认，且陈某1一方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不予确认。陈某1方申请的证人代某在陈某1方交付聘金给李某1方时也有在场，其证言与陈某1方提供的录音资料可以相互印证，且与双方商定的聘金数额是一致的，可以证明陈某1方共计支付给李某1方聘金24.6万元的事实。李某1主张聘金中包括菜钱3万元，陈某1方也自认聘金中包括菜钱，且与红纸单内容一致，故一审法院对聘金中包括菜钱3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均认可烟系拿实物，因此24.6万元不包括烟钱。李某1主张聘金中6000元是约定盆戈的钱，因双方约定的彩礼项目中聘金包括盆戈，且陈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盆戈多少，故一审法院对李某1主张的盆戈6000元予以认定。综上，李某1、谢某、李某2共收到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的彩礼为：聘金24.6万元（包括菜钱30000元，盆戈6000元）、烟、见面礼6000元及黄金首饰。媒人介绍费系支付给媒人的费用，与本案返还彩礼并无关联。李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办酒席实际花费情况，且双方约定的买菜钱系3万元，故对李某1主张的办酒席花费4.5万元，不予支持。双方自认第一次商谈退婚事宜是在2018年正月初四（即新历2018年2月19日），予以确认。可以说明，双方正式没法共同生活的时间应从双方第一次商谈退婚事宜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双方同居时间应从××××年××月××日起至2018年2月19日止，共计共同生活一年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双方未办结婚登记手续的；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确未共同生活的；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因陈某3与李某2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陈某1、陈某2、陈某3请求李某1、谢某、李某2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虽订婚时，李某2方收取陈某3方支付的聘金24.6万元（包括买菜钱3万、盆戈6000元），见面礼6000元、黄金首饰、烟等。因双方已办理了订婚酒席，故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的聘金24.6万元中包括的买菜钱3万元、盆戈6000元以及烟已在酒席上花费掉，故聘金24.6万元中的买菜钱3万元、盆戈6000元及中华烟应在返还彩礼中予以扣除。黄金首饰现在男方处，男方并未请求。陈某1一方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支付苹果手机一部，故对陈某1、陈某2、陈某3的该项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李某1主张李某2与陈某3有共同债务85000元，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陈某1可收集证据后另行起诉。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状况、男女双方未能共同生活的过错及其他因素、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酌情认定为李某1、谢某、李某2应返还给陈某1、陈某2、陈某3现金13万元。对陈某1、陈某2、陈某3其它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李某1关于其支付媒人介绍费及办酒席花费4.5万元的辩解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谢某、李某2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可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李某1、谢某、李某2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陈某1、陈某2、陈某3彩礼13万元；二、驳回陈某1、陈某2、陈某3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为2600元，由陈某1、陈某2、陈某3共同负担1400元，李某1、谢某、李某2共同负担12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李某1、谢某、李某2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异议如下：1.对“菜钱、烟、盆戈，总共246000元”有异议；2.对媒人介绍费未认定有异议；3.对“2018年2月19日，双方开始商谈退婚事宜”有异议，认为2019年2月10日开始协商退还彩礼的事情，双方同居时间两年多。李某1、谢某、李某2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陈某1、陈某2、陈某3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某1、谢某、李某2对其与陈某1、陈某2、陈某3约定的聘金为24.6万元及其已收到14.6万元聘金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某1、谢某、李某2上诉称其事实上只收到2017年2月10日陈某1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某1银行转账10万元及订婚仪式当日陈某1、陈某2、陈某3向李某1、谢某、李某2交付菜钱、烟酒等折价款4.6万元，共计聘金14.6万元，尚余10万元聘金约定于结婚时支付。陈某1、陈某2、陈某3辩称其于2017年2月10日陈某1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某1银行转账10万元，订婚当日再向李某1、谢某、李某2支付了聘金余款14.6万元。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约定的聘金是24.6万元，李某1、谢某、李某2诉称只收到聘金14.6万元，尚余10万元聘金约定于结婚时支付，有悖习俗，一审法院根据李某1、谢某、李某2与陈某1、陈某2、陈某3双方红纸单约定的24.6万元聘金，结合陈某1与媒婆阿珠及李某1、谢某的录音记录、李某1、陈某3、陈某1、庆耀及阿珠协商的录音材料，以及证人代某出庭作证的陈述，认定陈某1方共计支付给李某1方聘金为24.6万元是正确的。李某2与陈某3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双同居时间只有一年，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双方家庭的经济状况、双方未能共同生活的过错及其他因素、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酌情判决李某1、谢某、李某2应返还给陈某1、陈某2、陈某3聘金13万元并无不当，李某1、谢某、李某2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李某1、谢某、李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5元，由李某1、谢某、李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利强 审判员  黄珊珊 审判员  彭赵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翁丽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