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6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乐加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张昌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国球，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武彬，男，197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国球，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法定代表人：邓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凯，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宗钊霞，广东为峰（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市乐加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加公司）、张武彬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5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乐加公司、张武彬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索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索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索隆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等，不足以证明案外人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公司）是涉案音乐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索隆公司不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1.《作品登记证书》仅有音乐作品名称，不能反映作品具体内容，无法证明该证书记载的作品与涉案音乐作品画面内容一致；2.《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相关音乐作品的转让对价，索隆公司也未提交转账凭证，证明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已经支付了转让对价。此外，该协议第二条第5点约定“独占使用”及“再授权”内容，属于授权性约定。如果索隆公司是通过受让获得著作权，则不存在独占许可使用及再授权的问题。故索隆公司与天浩公司之间就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不存在转让行为。因此，索隆公司不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二、司法判决应当引导卡拉OK场所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交纳版权费，对于个体权利人的商业维权行为应予以遏制。乐加公司、张武彬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交纳了卡拉OK曲库的使用费，尽到了合理的版权审查义务，无侵权故意，不应要求乐加公司、张武彬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乐加公司、张武彬使用的卡拉OK曲库包括数万首海内外歌曲，每首歌曲中又包括相应的词曲作品，对每首歌曲的著作权权属及授权进行逐一审查是不可操作的。著作权侵权是过错原则，乐加公司、张武彬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乐加公司、张武彬赔偿和支付合理费用的金额过高，判赔的数额远高于KTV行业正常的授权使用费标准。索隆公司提起的全国性系列诉讼是商业诉讼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即使法院认为乐加公司、张武彬需要赔偿，也应参考音集协的收费标准。四、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应当综合考量KTV经营者、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个体权利人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关系，运用利益平衡原则，妥善解决该类纠纷。被上诉人索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庭审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索隆公司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已标明权利人为天浩公司，乐加公司、张武彬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一审判决据此确认涉案作品权利人为天浩公司，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维持。1.《作品登记证书》与涉案音乐作品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互相印证，足以证实天浩公司为涉案作品权利人。索隆公司从国家版权局处调取权利人为天浩公司的涉案作品视频，与侵权视频画面一致，乐加公司、张武彬无证据证实涉案作品由第三方制作，其主张涉案作品与公证书记载的作品画面内容不一致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应支持；2.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为索隆公司与天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合同无效的相关情形，况且天浩公司亦以确认书形式表明已收取转让款项，乐加公司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瑕疵。二、合法经营是乐加公司、张武彬应尽的法定义务，其未能证明已获权利人许可，也未核查音集协与权利人的授权情况，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且乐加公司、张武彬是否向音集协交纳费用，与是否获得权利人许可不存在关联，不是本案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审查授权合同是乐加公司、张武彬合法经营的必要组成部分，且合同审查并非乐加公司、张武彬力不能及之事，其点歌系统存有音乐作品过万首，更应谨慎履行授权合同的核查义务。现其因重大过失未履行上述合同核查义务，应为此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涉案作品制作费用巨大，权利人亦无为他人免费提供涉案作品的义务。权利人作为商事主体，为回收制作成本及保持企业正常运营而要求使用其作品营利的乐加公司、张武彬交纳相关费用，符合民事行为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原则。乐加公司、张武彬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诬称索隆公司合法维权行为是商业诉讼，属于恶意推诿责任，建议加重其侵权责任。一审判决综合考虑乐加公司、张武彬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程度、涉案作品收费标准因素做出的赔偿金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索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乐加公司、张武彬停止侵权，立即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二、乐加公司、张武彬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作登字-2016-I-00339620号《黑板情书》作品创作完成时间2011年8月12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国作登字-2016-I-00339661号《杜老师》作品创作完成时间2011年10月8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2年9月10日；国作登字-2016-I-00339662号《信条》作品创作完成时间2010年5月1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1年4月19日；国作登字-2016-I-00339604号《下一站吻别》作品创作完成时间2010年5月8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0年10月28日；国作登字-2016-I-00339616号《夏伤》作品创作完成时间2008年5月5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08年11月20日；国作登字-2016-I-00339619号《我的心好冷》作品创作完成时间2010年7月1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1年7月27日；上述作品载明著作权人、制片者均为天浩公司，类别均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登记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2017年10月15日，索隆公司与天浩公司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天浩公司将80首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内容清单包含涉及本案的歌曲。2018年4月20日，天浩公司出具《确认书》，已收到索隆公司的款项，80首音乐作品相关权利于2017年10月15日生效。2017年11月10日，索隆公司授权永州市君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澜公司）、邵阳市罡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罡正公司）代为办理公证业务。湖南省永州市潇湘公证处（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记载：2017年11月30日，君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某到该处申请证据保全。同日，公证员邓某1、公证人员邓某2与曾某、天浩公司的代理人兰某、李某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兰某、李某提交70首需要调取的歌单，该中心出具相应的光盘和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兰某、李某核对无误后交给公证员包装密封保管。后邓某2将70首作品光盘里的视频文件拷贝至电脑，并统一刻录成四张光盘。湖南省永州市潇湘公证处（2018）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60号公证书记载：2018年7月11日，君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某到该处申请证据保全。同年7月13日，由公证员蒋某、公证人员贺某签收快递，并对快递的密封确认、外观拍照，随后拆封，内有8份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信封封装的音乐作品著作权文件。包裹内歌单有《嘎达梅林》《回转木马的孤单》《失眠》《失眠书》《悲伤小夜曲》《远走高飞》《故乡》《Perfectday》，贺某将快递内八张光盘里的音乐作品拷贝至电脑，并统一刻录成两张光盘。湖南省邵阳市罡大公证处（2018）湘邵罡证字第5386号公证书记载：2018年10月8日，罡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凯到该处申请证据保全，并声明该公司为索隆公司的代理人。2018年10月25日，公证员彭某、公证人员王某与刘凯到广东省中山市×××××××××××××的乐加量贩KTV“232”房间，使用房内歌曲点播机操作，公证人员对摄影设备进行检查、清空后，使用摄像机对播放的《远走高飞》等73部歌曲播放过程同步录像，结束后刘凯支付费用，并现场取得“中山市乐加量贩KTV”POS签购单、加盖乐加公司业务专用章的收据各一张。公证员将上述摄像所得视频文件刻录成光盘后装入证物袋加贴公证处封条进行封存。一审庭审查验，上述公证过程刻录的光盘封存状态完好，公证处封条及印鉴完整。庭审中当庭开启证据保全的信封，内有光盘1张。经比对，2018年10月25日在乐加公司现场摄录的被诉侵权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播放时，播放屏幕上显示的有关作品的表演者、词曲、导演、音乐旋律、演唱内容、背景画面与索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的音乐电视作品相同。2017年，乐加公司与音集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后连续支付了2018年、2019年的版权费。双方未能就索隆公司在被侵权期间的实际损失及乐加公司、张武彬的违法所得进行举证。索隆公司主张合理费用为公证费500元、消费98元、律师费2万元（9案分摊），餐费473元、住宿费564元、交通费18元（由6个场所分摊）。一审再查：索隆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2日，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为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展览展示服务、知识产权代理、销售音乐器材。乐加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28日，属张武彬独资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万元，经营范围为娱乐场所经营、食品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黑板情书》等6部音乐电视，在情景设置、演员表演、灯光效果等方面体现一定的独创性，可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应由制片人享有。根据涉案《作品登记证书》记载，天浩公司系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在乐加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对该权利归属予以确认。索隆公司与天浩公司签订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索隆公司可依约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等著作权。索隆公司系直接受让相关著作权的实体权利，其主体身份不同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有权作为著作权继受主体提起本案侵权诉讼。索隆公司提供委托君澜公司、罡正公司进行公证的授权书，君澜公司、罡正公司申请公证的事项与索隆公司有利害关系，且虽然有关公证的法律法规有关于公证执业地域的规定，但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违反该管理性规定并不当然影响该公证行为客观记载的相关事实的真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本案中，君澜公司、罡正公司的取证行为在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公证机关就此出具了相应的公证文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公证书的证明效力。根据（2018）湘邵罡证字第5386号公证书及所附照片、POS消费记录，结合乐加公司的营业地址，一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歌曲由乐加公司提供。乐加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内放映《黑板情书》《杜老师》《信条》《下一站吻别》《夏伤》《我的心好冷》6部音乐电视作品，其行为侵犯了索隆公司对前述音乐电视作品所享有的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索隆公司未能举证乐加公司存在复制行为，其主张乐加公司侵犯其复制权，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乐加公司辩称其已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对相关歌曲的著作权保护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所涉《著作权许可合同》未能显示其包含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亦未明确所授权的歌曲范围以及乐加公司对音集协授权范围之外的音乐电视作品可以使用，该内部合同不能免除乐加公司、张武彬的注意义务。但乐加公司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表明其有尊重著作权的主观意愿，对属于音集协管理的歌曲支付了对价，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酌情予以考虑。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索隆公司的实际损失情况及乐加公司的获利情况，一审法院依据乐加公司的规模、所在区域，侵权行为的情节、持续时间、性质和后果、主观过错程度，索隆公司公证取证的音乐作品数量、内容、提起批量维权诉讼、为此次诉讼而支出的调查取证费、律师代理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并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许可使用费标准、中山市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酌定由乐加公司支付索隆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1800元。张武彬为乐加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乐加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乐加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提供《黑板情书》《杜老师》《信条》《下一站吻别》《夏伤》《我的心好冷》6部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服务，并从其曲库中删除该作品；二、乐加公司、张武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索隆公司支付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1800元；三、驳回索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乐加公司、张武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乐加公司、张武彬、索隆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查：二审中，乐加公司、张武彬提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中标注有“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或“出品人周浩”等字样，据此主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不排除是天浩公司和该出品人共同享有。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索隆公司是否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二是乐加公司、张武彬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三是一审判决乐加公司、张武彬向索隆公司赔偿的经济损失（含合理开支）是否适当。关于争议焦点一，即索隆公司是否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根据索隆公司提交的涉案《作品登记证书》，涉案音乐电视作品《黑板情书》《杜老师》《信条》《下一站吻别》《夏伤》《我的心好冷》的著作权人、制片者均为天浩公司，在乐加公司、张武彬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天浩公司系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乐加公司、张武彬在二审中提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中标注有“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或“出品人周浩”等字样，但出品人并不等同于制片者。同时，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申请作品登记的，应当提供表明作品权利归属的证明，并经作品登记机关核查后，发给作品登记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的规定，乐加公司、张武彬主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可能为天浩公司和其他案外人所共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五）复制权，……；（十）放映权，……；（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该条第三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如上所述，天浩公司系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其有权根据与索隆公司于2017年10月15日签订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将包含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内的共80首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给索隆公司，且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是天浩公司与索隆公司双方自愿签订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同时，天浩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确认书》，确认已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包含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内的共80首音乐电视作品的转让费用。因此，索隆公司虽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但其依约取得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等著作权。在此情形下，索隆公司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至于乐加公司、张武彬上诉提出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转让价金、交付日期和方式，并以此主张索隆公司不能依据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获得涉案作品著作权的问题，因天浩公司已出具《确认书》，确认已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包含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内的共80首音乐电视作品的转让费用，故本院对乐加公司、张武彬的该上诉主张不予认定。乐加公司、张武彬上诉还提出涉案《作品登记证书》仅有音乐作品名称，不能反映作品具体内容，无法证明该证书记载的作品与涉案音乐作品画面内容一致，因涉案《作品登记证书》记载的作品名称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名称一致，且乐加公司、张武彬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对乐加公司、张武彬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即乐加公司、张武彬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乐加公司、张武彬在其经营场所内以营利为目的放映的被诉音乐电视作品，与索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表演者、词曲、导演、音乐旋律、演唱内容、MTV画面一致。在乐加公司、张武彬未举证证明其已获得权利人许可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乐加公司、张武彬侵犯了索隆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所享有的放映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依法，乐加公司、张武彬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虽然乐加公司、张武彬上诉主张其已向音集协交纳了版权使用费，没有侵权故意或主观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但乐加公司、张武彬并未举证证明索隆公司已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授权给音集协管理，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向音集协交纳的版权使用费包括了被诉音乐电视作品的使用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乐加公司、张武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乐加公司、张武彬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即一审判决乐加公司、张武彬向索隆公司赔偿的经济损失（含合理开支）是否适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该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该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该《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该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根据上述规定，在确定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时，侵权人首先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赔偿幅度内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理开支既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也包括权利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索隆公司因被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乐加公司、张武彬的违法所得。因此，在索隆公司的实际损失或者乐加公司、张武彬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索隆公司的请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一审法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在通过综合考虑乐加公司的规模、所在区域，侵权作品数量，侵权行为的情节、持续时间、性质和后果、主观过错程度，索隆公司公证取证的音乐作品数量、内容、提起批量维权诉讼、为此次诉讼而支出的调查取证费、律师代理费、公证费等合理费用，并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许可使用费标准、本市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后，酌定乐加公司、张武彬向索隆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含合理开支）1800元，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乐加公司、张武彬上诉主张本案应参考音集协的收费标准，认定其向索隆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金额，但因乐加公司、张武彬在本案中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乐加公司、张武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山市乐加娱乐有限公司、张武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红妮审判员  谢劲东审判员  章文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静文梁洛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