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7102行初2037号     原告文杜伟，男，汉族。   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西安市。   法定代表人徐立，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倩，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强倩，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原告文杜伟诉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以下称省社保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文杜伟，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倩、强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文杜伟诉称，原告是2008年5月由铜川矿务局依据《破产法》第四条,《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实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第五条、国经企改［1999］301号第四条、《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通知》(［2000］15号)第一项第七条、《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的通知》(陕劳社发[2001]24号)第一项第五条、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第三项精神申报，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核,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接受发放待遇人员,2014年原告发现被告少发了4284元,2015年基数低于国家标准。原告通过起诉后,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都依据陕西省社会保障局提供的陕西省和社会保障厅的文件规定，判决补发了伤残津贴。2016年开始，被告每月少发给原告146元的伤残津贴。2017年开始，被告每月少发给原告234元伤残津贴。2018年2月27日前，被告应每月支付原告2552元伤残津贴,而被告本月又少支付给原告580元,2018年4月原告知道被告少发伤残津贴,本人又到了正常企业职工退休法定年龄,原告多次电话要求被告按其提供的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两个文件政策依据，落实原告的伤残养老金待遇,可被告始终不给办理，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补发原告2016年、2017年、2018年2月27日前少发的伤残津贴514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5）碑行初字第00115号行政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行终87号行政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行申450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是由被告发放伤残津贴待遇的人员，并且补发了2014、2015年的伤残津贴，被告在之前三级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中向法院提交其向原告发放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的政策文件依据是《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2011］24号），然而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又否认其向原告发放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是上述两个文件。   2.《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国家经贸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1999年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经贸企改［1999］301号）、《关于二〇〇〇年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当前审理破产案件中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探析（上）》、《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陕劳社发［2001］24号）、《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证明被告给原告发放伤残津贴的政策法律依据。   3.陕西铜川鸭口煤矿（1-6）级工伤伤残津贴审批花名册。证明原告所在企业将原告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工伤金都交给了被告，原告退休金、伤残津贴等的发放都是被告的职责。   4.《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2016）》、《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2017）》、《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2018］25号）。证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补发其2016年、2017年、2018年2月27日前少发的伤残津贴5140元的政策依据。   5.2016年账户交易明细（客户）、2017年账户交易明细（客户）、2018年账户交易明细（客户）。证明2016年、2017年、2018年，被告向原告少发放了伤残津贴，比规定的标准低。2016年每月发放2085元，每月少发146元；2017年每月发放2172元，每月少发234元；2018年每月发放2262元，每月少发580元。   被告省社保局辩称，原告文杜伟计算养老金并补发的诉讼请求缺少行政审批确认，被告无法执行，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依照社会保险法和陕西省有关政策文件,陕西省社会保障局是由法律授权承担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基本养老金发放等业务的事业单位,其履行的职能并不包括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按照《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陕劳社发[2001]24号)文件规定,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对没有建立工伤统筹地区的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按月支付工伤抚恤金。该支付行为并非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而是原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该事项的行政委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之规定,原告文杜伟诉请支付伤残津贴,省社保局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提出(2015)碑行初字第00115号判决书并未对被告与陕西省人社厅行政委托关系予以查明,故被告再次予以申明；二、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遗留问题涉及陕西省煤炭破产企业近千人,原告文杜伟的诉求并非个案,被告在2015年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行业企业原移交工伤人员待遇问题的请示》(陕社保字［2015]72号),积极向上级机关反映。原告文杜伟在起诉被告前也曾到其单位上访,被告也将原告个案问题以书面方式成文上报省人社厅养老保险政策主管处室。但时至今日，上级主管机关仍未对此问题明确答复。被告只是政策执行部门,若相关政策没有确定,被告无法绕过原文件直接执行伤残津贴标准。故对于原告伤残抚恤金标准的调整，被告主观上并无过错,客观上也无不妥。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文杜伟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关于成立陕西省社会保障局的批复》（陕编发［1999］07号）、《关于省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陕编办发［2006］128号）《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陕劳社发［2011］24号）。证明被告向原告给付工伤保险待遇并非其法定职责，而是系受陕西省人社厅委托实施的行为。   2.《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证明被告发放伤残津贴的标准和依据就是该电话通知，根据该电话通知的内容，被告无法执行工伤保险政策。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电话通知的精神和《工伤保险条例》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伤残津贴的执行标准都要高于养老保险待遇，就高不就低。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提供的《关于成立陕西省社会保障局的批复》、《关于省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可以说明被告仅负责养老保险金的征缴发放，并不负责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伤残补助金属于工伤保险待遇范畴，被告予以支付的依据是《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通过上述文件可以判定，这属于行政委托，是原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委托给被告的，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并未对此予以质证查明，被告现在再次明确行政委托关系，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发放标准的依据是《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对电话通知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解释，让被告支付2014、2015年的伤残津贴，被告是根据法院判决支付的伤残津贴，并非是依据文件给原告补发伤残津贴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法律依据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没有因果联系。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花名册只是证明伤残津贴的给付是由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委托给被告支付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是执行机关，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没有要求被告执行相关规定文件，没有上级部门的文件被告无法执行。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被告需要庭后核实。原告伤残津贴是按照《关于政策性破产企业1-6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计算有关问题的电话通知》调整而得来的，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调整的情形，但是原告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调整，被告没有执行依据，无法执行。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系法院生效判决和规范性文件、政策性规定等，均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依法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5，因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关于成立陕西省社会保障局的批复》、《关于省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因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陕劳社发［2011］24号）和证据2，系规范性文件，依法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文杜伟系原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工人。1999年8月因工受伤，于2000年7月10日被铜川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享受五级伤残待遇。2003年4月，焦坪煤矿作为铜川桃园煤矿的分支机构被宣告破产，铜川桃园煤矿成立的破产清算组在安置企业职工时，未对原告进行安置也未对原告办理退休手续。2008年5月，经铜川矿务局申报，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原告并并入铜川鸭口煤矿（1-6）级工伤伤残津贴审批发名册，享受工伤职工待遇，发放伤残抚恤金。依据《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伤残抚恤金按照劳部发［1996］266号文件规定支付，具体标准为本人工资的70%至90%，1级为90%，2级为85%，3级为80%,4级为75%，5级和6级为70%。实行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伤残抚恤金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月支付；未实行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伤残抚恤金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支付”之规定，因原告并入的铜川鸭口煤矿所在地属于未实行工伤保险统筹地区，由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伤残抚恤金。2018年4月，原告发现被告未足额向其发放伤残津贴，即2016年每月少支付原告伤残津贴146元，2017年每月少支付原告伤残津贴234元，2018年每月少支付原告580元伤残津贴。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足额支付原告伤残津贴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   另查明，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作出《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2016）规定，5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253元，6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228元，增加后，5至6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2218.5元的，增加到2218.5元。《通知》（2017）规定，5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77元，6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52元，增加后，5至6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2383元的，增加到2383元。《通知》（2018）规定，5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44元，6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24元，增加后，5至6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2520元的，增加到2520元。铜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工伤保险待遇调整的标准执行陕西省的上述标准。   又查明，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向原告文杜伟支付的月伤残津贴为1978元、2085元、2172元和2262元。根据被告陕西省社保局提交的文杜伟201601至201912发放明细，被告2016年、2017年、2018年向原告文杜伟发放的月伤残津贴分别为2085元、2172元和2262元。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公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二）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五级伤残津贴为本人工资的70%，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保险费用。……”第四十条规定：“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由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调整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支付伤残抚恤金的依据是《关于对列入国家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职工安置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1-6级伤残抚恤金应按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的规定支付，从该条规定可以判断出，原告的伤残抚恤金虽然由被告支付，但是其享受的是工伤保险待遇，伤残抚恤金的支付应当按照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因《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被《工伤保险条例》所替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原告伤残津贴的调整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2016]24号）的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5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253元，增加后5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2218.5元的，增加到2218.5元。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5年向原告文杜伟支付的月伤残津贴为1978元，根据上述规定，其2016年月伤残津贴应为1978元+253元=2231元。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6年向原告发放的月伤残津贴为2085元，被告2016年向原告支付的月伤残津贴低于2231元，其应当向原告补发2016年度少发的伤残津贴（2231-2085）*12=1752元。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2017]25号）的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5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77元，增加后5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2383元的，增加到2383元。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6年向原告文杜伟支付的月伤残津贴应为2231元，根据上述规定，其2017年月伤残津贴应为2231元+177元=2408元。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7年向原告发放的月伤残津贴为2172元，被告2016年向原告支付的月伤残津贴低于2408元，其应当向原告补发2017年度少发的伤残津贴（2408-2172）*12=2832元。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2018]25号）的规定，从2018年1月1日起，5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144元，增加后5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2520元的，增加到2520元。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7年向原告文杜伟支付的月伤残津贴应为2408元，根据上述规定，其2018年月伤残津贴应为2408元+144元=2552元。被告陕西省社保局2018年向原告发放的月伤残津贴为2262元，被告2018年向原告支付的月伤残津贴低于2552元，其应当向原告补发2018年度1、2月少发的伤残津贴（2552-2262）*2=580元。故，被告省社保局应向原告补发2016年、2017年和2018年1、2月的伤残津贴5164元。综上，原告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补发原告文杜伟2016年、2017年、2018年2月27日前少发的伤残津贴5140元。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王静   人民陪审员  安岚                        人民陪审员  肖恒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