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冀06行初270号原告崔会英，女，汉族，1953年6月8日出生，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委托代理人李伟波，河北顺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建勋，男，汉族，1954年5月10日出生，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系原告崔会英之夫。被告定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定州市中山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涛，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李宁，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阳，河北冀华（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定州市东留春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定州市东留春村。法定代表人白晨静，该乡乡长。委托代理人王圆圆，河北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定州市东留春乡齐家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定州市东留春乡齐家庄村。法定代表人张志欣，该村村主任。委托代理人佟雪琳，河北归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宏，河北归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马迎年（又名马国建），男，汉族，1940年12月30日出生，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代理人胡立强，河北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双全，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会英诉被告定州市人民政府、定州市东留春乡人民政府、定州市东留春乡齐家庄村民委员会、第三人马迎年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会英诉称，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意见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意见相违背，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发证程序有瑕疵的承包证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未查清马迎年是否将土地交回村里，村里是否将土地调整给原告耕种等问题。定州市人民政府的发证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主张的4.24亩承包地系1994年齐家庄村委会按人口组织调整土地而来，原告为该承包地的合法承包人。1994年，马迎年因某些原因多次找村委会要求退地，时任齐家庄村委会主管土地的干部将马迎年退耕的4.24亩地调给了原告，同时把原告原有的1.6亩口粮田调给马伟彬，至此，原告就调整后的承包地与齐家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承包关系，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二、定州市人民政府为马迎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最初一审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凭该判决并结合人口及土地册办理。该判决未生效且被撤销后，定州市人民政府依据该证发证无法律依据。同时，按照当时人口和土地册，马迎年取得土地中的4.24亩无事实依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1997年8月27日《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具体要求，本案中，马迎年从1994年将4.24亩土地交回村里后便再没有承担相应的税赋义务，也没有参加二轮土地承包，系原告履行了上述义务。原告的行为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定州市人民政府应将4.24亩土地给原告登记发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齐家庄村委会明知已和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却向乡政府上报错误的承包合同，乡政府和市政府都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错误地向马迎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定州市人民政府为马迎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填证单位为东留春乡和齐家庄村，故把三方列为共同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马迎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为，并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定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向马迎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有效。答辩人向马迎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相关规定，依法进行，是在齐家庄村委会与马迎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上依法定程序予以颁发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实体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26日作出的（2017）冀06民再6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答辩人侵犯了马迎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马迎年拥有该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答辩人的颁证行为一致。被答辩人如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权利，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六个月内主张自身权益，而被答辩人在之前的诉讼中早已得知，答辩人已经向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答辩人于2019年9月11日提起诉讼已经远超6个月的法定期限，应驳回被答辩人起诉。被告定州市东留春乡人民政府辩称，一、案件事实。齐家庄村于1993年进行了土地调整，当时人均土地1亩8分，被答辩人应分得2.5人耕地，故被答辩人应有耕地4.5亩。1994年，被答辩人丈夫的哥哥马建平经介绍耕种了第三人4.2亩，被答辩人将自己的1.6亩耕地给马伟彬耕种。2004年，第三人要求要回耕地，经调解未果，第三人于同年以侵权为由诉至定州市人民法院，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04）定民初字第23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三被告停止对马迎年土地承包权的侵害，将承包地归还马迎年”。根据此判决，给第三人办理了土地经营权证书，该证书所填日期为1999年9月30日，因定州市于1999年开始的一轮承包。被答辩人收到上述判决后提出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保民终字第4113号民事裁定，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还重审。定州市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作出（2005）定民初字第1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崔会英、马建平、马跃尔三被告停止对原告马迎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返还马迎年的承包地4.24亩”，第三人现已收回该承包地自行耕种。被答辩人不服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保民终字第422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答辩人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2007）冀06民再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维持本院（2006）保民终字第4224号民事判决书”。二、理由和依据。1、定州市人民法院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对本案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并作出判决结果。2、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规定，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3、答辩人只是填证单位，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不应为本案被告。被告定州市东留春乡齐家庄村民委员会辩称，一、被答辩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与该村该宗土地存在合同关系，因此被答辩人与颁证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所诉应依法驳回。二、政府作为颁证机构为第三人颁发土地经营权证，是基于第三人与所在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经营权合同，只要该合同真实合法，答辩人的颁证行为就是合法的。所涉土地登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未侵犯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三、被答辩人起诉我村委会，主体错误。答辩人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在承包法律关系中，只是平等一方民事法律主体，不具备行政管理职能，不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四、第三人作为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村将相应的土地承包给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未侵犯被答辩人的权利。第三人签订土地经营合同，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第三人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即取得相关权利。被答辩人享有的土地权益，答辩人依法依规给予，其没有权利多占多得。五、即使被答辩人符合诉讼主体资格，其诉讼请求超过时效，不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被答辩人认为第三人因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04年12月10日作出（2004）定民初字第2390号民事判决取得该经营权证，故原告所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答辩人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第三人马迎年述称，程序方面：一、超过法律期限。根据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根据本案民事诉讼相关文书，即2005年定民初字第1166号显示原告最晚于2005年10月16日知道诉争土地承包证已经存在，其应当在知道证书之日起3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在2019年10月11日提交行政诉状已近14年之久，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被告向第三人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在行政诉讼法上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已经取得的土地承包权予以确认的行为，不直接创设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间争议的实质内容属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综上，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事实方面：一、第三人承包的土地是于1989年秋调整承包的，调整后的承包地为9.6亩，并于1996年时调整一小部分给案外人的村民，与原告无关。1999年时，村委会没有调整土地，第三人承包的土地也没有调整给原告，无调整的记载。二、第三人的承包经营证书，是与本村众多的村民统一发放的，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并经乡政府报备，原告行政起诉状第5页第4行中已自认，表明已向乡政府上报了上述承包合同，但认为上报错误。三、原告在诉状中明确说明，本案的核心在于第三人取得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是否合法，检察院建议走行政诉讼撤证，但在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中并未表述。且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法定不可变期限，不存在中断事由，故原告以此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既无事实根据，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审理查明，2004年，马迎年以崔会英、马建平、马跃尔侵权为由向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10日作出（2004）定民初字第2390号民事判决书。崔会英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发回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16日作出（2005）定民初字第1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三被告停止对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返还原告的承包地4.24亩（原告现已收回该承包地自行耕种），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并在审理查明部分，载明“1999年9月30日，定州市人民政府为原告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崔会英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06年8月9日作出（2006）保民终字第4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会英等三人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2017）冀06民再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2006）保民终字第4224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11日，崔会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第三人马迎年身份证信息姓名为马国建，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户主姓名为马迎年。以上事实有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04）定民初字第2390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保民终字第4113号民事裁定书、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05）定民初字第1166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保民终字第4224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冀民一申字第282号民事裁定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民再60号民事判决书、马迎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根据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05）定民初字第1166号民事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第一段第五行内容，即“1999年9月30日，定州市人民政府为原告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可证实，原告崔会英在与马迎年民事侵权纠纷一案审理中，知晓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存在。但在民事裁判生效后，原告崔会英才能确认其权利义务是否因行政行为而受到生效民事裁判的影响，故其民事诉讼审理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扣除的事由。因此，原告崔会英起诉要求撤销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起诉期限应从上述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计算。该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作出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至2019年9月11日原告崔会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崔会英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晏燕审判员  褚铁军审判员  赵 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南佳凤书记员宋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