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4598号原告：方冰贤，男，196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芬，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雅雪，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诚大道341号办公楼3楼305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78376164K。法定代表人：黄国辉，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巫志斌，男，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被告：黄国辉，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述三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予铨，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胡国良，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原告方冰贤诉被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胡国良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冰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芬，被告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张予铨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国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冰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纵海公司、胡国良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322500元；2.判令被告纵海公司、胡国良承担自2017年6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货款利息的标准计收逾期利息（以2322500元为本金）；3.判令被告巫志斌、黄国辉对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新会一直从事木材贸易生意，2015年初因生意需要，认识了在新会开锯木厂（新丰锯木厂）的被告胡国良，并得知胡国良在纵海公司处从事木材进口清关工作。原告在胡国良的多次游说下，同时考虑到又是自己的客户（胡国良的锯木厂可以帮其卖木材），为生意需要便自2015年底起便将木材的进口清关等手续（如缴纳税费、滞柜费、办理清关等）打包给纵海公司处理，基本流程是：原告正本提单到了后，便通知被告胡国良，要么胡国良到原告处拿正本提单等单据，要么由原告将正本提单快递给胡国良（胡国良在收到原告提单后均会在该提单复印件上签名或盖上业务章后交回原告），待货物清出前后几天，经胡国良通知，原告会将清关等费用（税费、滞柜费、清关费用等）应纵海公司要求转入被告胡国良账户（原告曾担心并要求打入纵海公司的对公账户，但胡国良告知原告，一方面是清关行业都是这样操作，因为涉及到税收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客户直接和公司财务对接，业务就可能没提成了，因为业务是靠客户吃饭的，反正收你正本提单后会签名或盖章给你，你不用担心，原告想想也是，并且想到之前其他报关公司都是这样，就是同意将费用转入胡国良账户）。双方顺利合作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成，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被告纵海公司一共收走了原告78条柜子的提单，原告也依约定向其预付清关费用200万元，在被告纵海公司陆续帮其清出53条柜子后，正当原告像往日一样催促被告胡国良清出余下的25柜时（胡国良当时一直敷衍原告说在清在清），却被另一合作伙伴赵文哲告知，被告胡国良在2017年5月9日将其清关费用120万元携走，原告一惊，于是当即上网查询，得知其25个货柜早已清出（13个柜已查不到信息，清出的货柜信息，船公司定期清，另12柜的信息尚能查到）不知下落，原告于是找到被告纵海公司的股东兼负责人被告巫志斌，巫志斌开始的态度尚可，承诺说会处理，但需要时间，因为他要去打胡国良（据说胡在柬埔寨），于是原告只能等，等了一段时间，被告纵海公司并没有按约定日期将上述货物清出，或是给原告一个合理的解释，当原告再次找到被告巫志斌时，要么以各种理由推脱，要么拒接电话，拒回信息。至此，被告胡国良的行为已给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2265000元﹛1、成本3026000元【来货价合计1726000元；清关手续费合计1300000元（办证费8000元/柜，计200000元；海运费4000元/柜，计100000元；滞柜费，30000元/柜，计750000元；税金，10000元/柜，计250000元）】；2、总货值3622500元（当时市场均价6300元/吨，25柜×23/吨×6200元=362250元）；3、利润596500元=【总货值-成本（进货价+清关手续费用等）】=3622500元-1726000元-1300000元；4、经济损失2322500元（来货价合计+利润）﹜，该损失虽然是因被告胡国良造成的，但其是被告纵海工公司的员工，被告胡国良的行为依法应由纵海公司承担，但又因纵海公司和其员工、负责人、股东等存在人格混同、财产混同现象，特别是发现被告胡国良逃离后，被告巫志斌为逃避法律责任，将其名下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被告黄国辉。至此，上述被告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全部诉请。被告纵海公司答辩称：一、原告索赔金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显示是被告胡国良卷走的25个货柜，且原告计算的经济损失价值高达2322500元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计算标准没有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二、原告与纵海公司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胡国良在江门市××区开锯木厂（即经营新丰锯木厂），法律及客观上均不可能成为远在广州市黄埔区的被告纵海公司的一名员工；其次原告在诉状中称2015年年底将清关手续交给纵海公司处理，但原告未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到过纵海公司办公场所，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的微信及联系方式，在诉状中原告亦承认曾担心并要求汇入公账，说明原告曾经也怀疑胡国良，但却没有核查真相，却还是将货柜交给被告胡国良个人处理，原告有明显的过错。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胡国良是纵海公司的职员或其委托的人员，亦没有证据证明纵海公司对胡国良以纵海公司的名义为原告清关是知情的。原告既主张是与纵海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却将有关款项汇给胡国良，这不符合正常的交易程序；原告在发生货物未能取回后，不是立即向纵海公司主张权利，到处打听想办法找到胡国良，要求胡国良承担责任，这也与客观事实相悖，不符合常理。再其次，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2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1888号《民事判决书》（即深圳钰源林公司诉讼案）及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12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书》（赵文哲诉讼案）均已认定巫志斌自2011年已从纵海公司离职，在案发时也不是纵海公司的员工，即使巫志斌为纵海公司的股东，但并没有出现在签订合同及收货的环节，即没有证据证明巫志斌以纵海公司的名义参与到胡国良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亦没有以纵海的名义报关及收取款项，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巫志斌与纵海公司存在人格及财产混同的情形的，故对原告据此要求纵海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证据无非是两份《代理进口合同》和提单，但在2019年8月8日黄埔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粤0112民初4437号案件中，已经过法院摇珠鉴定，鉴定结果是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纵海公司的印章并非纵海公司备案印章，原告主张其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缺乏合同依据，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纵海公司曾使用过提单上的“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老港）”印章，故原告提交的提单也无法证实提单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另外原告也没未能举证纵海公司就涉案货物实际办理了有关报关手续，事实上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且在报关单上均只有胡国良的签名，没有纵海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综上，原告与纵海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以其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为由要求纵海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巫志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巫志斌原先并不认识，只是在胡国良失联后才通过了解（胡国良个人从原告处承揽的清关业务部分转给巫志斌报关）才找到巫志斌并于2017年6月2日加了巫志斌的微信，在此之前，原告从没有和巫志斌有任何电话及微信联系，被告巫志斌与原告的货柜失联无任何关系，故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国辉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黄国辉从不认识，原告在诉状中称2015年年底将清关手续交给纵海公司处理，但原告至今都没有黄国辉的联系方式及微信，这是现代商业经济最基础的沟通方式，同时原告并未举证证明黄国辉与纵海公司存在人格及财产混同的情形，故对原告因黄国辉是纵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要求黄国辉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胡国良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方冰贤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提单及提单的公证处翻译本、两份代理进口合同、盖有纵海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巫志斌、黄国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巫志斌的名片、巫志斌于2017年5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律师与另一受害人赵文哲的聊天记录、2017年5月11日巫志斌与赵文哲的现场对话录音笔录、赵文哲与巫志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原告与胡国良的聊天记录截屏、原告与巫志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国农业银行流水、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巫志斌与胡国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及对账单、销售出货单及磅单、邮件截图、对账明细单及25个柜子的进货价汇总表、证人证言、纵海公司的注册登记及变更信息等作为证据；纵海公司提交了印章销毁回执、作废印章印模、刻章许可证、（2017）粤0112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1888号《民事判决书》、纵海员工出具的情况说明、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纵海公司员工工资发放银行流水、（2018）粤0112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书》等作为证据；巫志斌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房产证、银行流水明细、胡国良及其女友身份证复印件、江门市××区大泽镇新锐丰锯木厂营业执照、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巫志斌的护照、进口货物报关单、广州美晟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法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巫志斌与赵文哲的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原告方冰贤向本院提供了10份单号为GOSULOS16007439、GOSULOS16007472、GOSULOS16007855、957711635、LGS0119083、LGS01180260D、LGS0118610、LGS0118619、LGS0118438、958417511提单，10份提单共对应25个货柜（集装箱），柜内货物名称为非洲木。除单号为GOSULOS16007439、GOSULOS16007472、GOSULOS16007855提单外，其余七份提单上均盖有“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老港）”印章，部分提单上有手写“已收正本提单”的字句，字句下方是“胡国良”签名字样，落款日期大部分为（2016年）10月22日。原告称该10份提单对应的25个货柜其至今未收到。原告还提供了已清关货柜的提单，有部分提单上有手写的“已收正本提单”的字句，字句下方有“胡国良”签名字样。原告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的《代理进口合同》，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盖有纵海公司印章，乙方一栏空白。原告还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15日的《代理进口合同》，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盖有纵海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为巫志斌签名，乙方一栏为赵文哲签名。原告陈述这两份《代理进口合同》是从（2018）粤0112民初4437号案件材料中复印出来，（2018）粤0112民初4437号案的原告赵文哲找到被告巫志斌，巫志斌拿了2017年的协议给赵文哲，这两份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被告纵海公司称2015年合同为空白合同模板，2017年的合同与本案无关，对两份合同上纵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原告还从（2018）粤0112民初4437号案件材料中复印了纵海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以上证照均盖有纵海公司公章，纵海公司确认证照的真实性，纵海公司称公司业务量大，公司有时会应客户的要求将公司证照扫描发送给客户，但从未提供给本案原告。原告自2017年2月17日开始，多次向胡国良转账约200万元，原告称系预付胡国良的清关费用，涉案下落不明的25条货柜的清关费用约为1300000元，每个柜子的清关费用（办证费8000元/柜、海运费4000元/柜、滞柜费30000元/柜、税金10000元/柜）约为52000元。原告提供了其与供应商李明的邮件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李明证言及原告妻子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拟证明25个货柜丢失木材的总进货价为1726000元，原告提供了同时期木材的销售单显示木材当时市场均价为6300元，原告主张25个货柜总货值为3622500元（6300元/吨×25×23吨）。原告提供了其与被告胡国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其中2016年9月27日的聊天记录反映方冰贤问胡国良：“你报关公司中文名”，胡国良回复：“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三被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胡国良自称系纵海公司的职员与事实相悖。原告提供了其与被告巫志斌的短信记录，反映原告催促巫志斌解决问题，被告巫志斌主张原告提供的短信记录不全，不能客观反映情况，巫志斌提供了双方完整的短信记录，反映巫志斌于2017年6月22日回复方冰贤时称胡国良是货代角色，货是胡国良交给我（巫志斌）清关的，我只对他，他欠钱，我扣货，有什么不对。被告纵海公司提供了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出具的《印章销毁回执》和《刻章许可证》，盖有作废印章印模和启用印模。拟证明被告胡国良以纵海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揽报关业务，使用的公章是伪造的。纵海公司原股东有黄国辉、黄国文、巫志斌，后于2018年5月3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国辉。另查明：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经营者赵文哲）也因与本案相似的货物报关问题于2018年8月8日在我院立案起诉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胡国良（案号：（2018）粤0112民初4437号），要求四被告返还出口代理费。在该案中，纵海公司申请对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提供的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方冰贤在本案中也作为证据提交），本院经摇珠确定并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送检的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文分别与《印章销毁回执》、《刻章许可证》上的两枚“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我院在4437号判决书针对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对鉴定结论提出的异议，认为经摇珠随机选中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工作，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当事人是否到场，并不影响摇珠工作的合法性，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提供的纵海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黄国辉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纵海公司的印章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行政机关备案登记的印章具备公正性与真实性，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主张应以纵海公司实际使用印章作为比对，并无依据，且即使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认为纵海公司存在实际使用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的情形，应当举证证实。44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与纵海公司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未能举证巫志斌与纵海公司存在人格及财产混同情形，也未能举证证明胡国良系纵海公司员工，胡国良行为属于职务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判决由胡国良返还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代理费，驳回江门市××区昉升木材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胡国良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供证据反驳原告方冰贤主张的事实，视为其放弃抗辩权，本院在审核原告提交的证据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裁判。原告因未收到25个货柜的货物，要求被告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主要为：一、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二、胡国良系纵海公司的员工，胡国良以纵海公司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构成职务代理或表见代理；三、纵海公司与股东、员工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情形；针对该3点理由，本院做如下评析：针对第一个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证据主要是提单及从4437号案中复印的两份《代理进口合同》，纵海公司对上述证据上的印章均不予确认。4437号案已对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纵海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并非纵海公司备案印章，4437号案针对该案原告对鉴定结论的异议已做说理，本院予以认同，故本院对该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不予采信。原告方冰贤也没有证据证明纵海公司曾使用过提单上的“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老港）”印章，故提单也无法证实原告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综上分析，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原告与纵海公司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以其与纵海公司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为由要求纵海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理由。首先，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国良是纵海公司的职员或其委托的人员，或者纵海公司对胡国良以纵海公司的名义为原告进行进出口代理是知情的；其次，原告既然主张是与纵海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却将有关款项汇给胡国良个人，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程序。综上，原告主张胡国良是纵海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属于职务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纵海公司应据此承担民事责任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第三个理由，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巫志斌、黄国辉与纵海公司存在人格及财产混同的情形，故对原告据此要求巫志斌、黄国辉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分析，纵海公司与原告方冰贤并无案涉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胡国良的行为亦不构成职务代理或表见代理，原告诉请要求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赔偿其货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胡国良应否赔偿原告的损失及原告的损失金额问题。原告主张其丢失的25个货柜中的木材来货价为1726000元，清关手续费为1300000元，利润596500元。为此，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与供应商的邮件截图及供应商的证言，木材销售单等证据佐证，由于25个货柜的提单中大部分均有胡国良的签名，提单结合原告与胡国良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实胡国良为原告办理清关手续。但胡国良办理了清关手续后并未告知原告或将相应单据交付原告，致使原告25个货柜的货物下落不明，胡国良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告的损失金额，原告与供应商的往来邮件及供应商的证言和原告妻子的银行转账记录基本能够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25个货柜的来货价为1726000元；原告主张同期木材的市场均价为6300元/吨，也基本符合市场价格，本院予以认可，则原告的利润损失为：总货值3622500元（25柜×23吨×6300元）-来货价1726000元-清关手续费用1300000元=596500元。因此原告的损失金额为来货价1726000元+利润596500元=2322500元，被告胡国良应予赔偿，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原告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国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方冰贤赔偿经济损失2322500元及利息（以2322500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方冰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380元，由被告胡国良负担（该受理费原告已预交，原告方冰贤同意由被告胡国良在履行本判决时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蓉人民陪审员  潘新标人民陪审员  麦国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何子甜附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在本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述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申请的，法院将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