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6行初235号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一路6号。法定代表人张合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克红，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郑伟男，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4号。负责人林威，所长。委托代理人周晶、许畅，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吨公司）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以下简称税务二所）税务行政处理，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召开了庭前会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万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克红、郑伟男，被告税务二所负责人林威和委托代理人周晶、许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税务二所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武昌税二罚〔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在税务机关对其下达武昌税二限改[2019]7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以下简称涉案限改通知），责令其于2019年2月3日依法申报P(2015)103号宗地（以下简称涉案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后，原告在限改期限内仍未进行纳税申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处罚款2000元。原告万吨公司诉称，一、被告依据原告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转让补偿合同》），认定原告转让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否发生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应当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登记证据来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来认定。（一）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向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公司）挂牌出让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该法律事实已经相应地排斥了原告向联投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可能性。被告认定的原告向联投公司、武汉昌联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联公司）出卖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从未发生，被告亦无证据证明，联投公司、昌联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来源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的出让行为（代表国家出让）。上述“有出让而无转让”的事实，已经由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102行初56号行政裁定（以下简称56号裁定）认定，该司法裁定具有终局性。（二）“转让”并非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可履行性，亦未实际履行。《转让补偿合同》是市国土局提供的格式合同，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该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即为市国土局挂牌出让涉案地块确认的竞买成交日期。由于同一地块上“政府出让”法律关系与“原权利人转让”法律关系相互排斥，《转让补偿合同》双方明知不能履行，且明知该补偿合同约定的“补偿款”来自于市国土局应收土地出让金的50%（而不能再另行平等协商买卖价款），即合同中有关“转让土地使用权”等条款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联投公司代市政府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原告代市政府履行土地交付义务。被告认定的原告转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实为市国土局收回原告的“仓储”用地使用权并由昌联公司代市政府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原告归还土地使用权给国家并取得补偿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土地增值税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课税范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印花税条例）第二条及《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列举的课税范围；非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可履行性的合同亦不同于“签订而未履行的合同”，被告解释为“签订而未履行的合同”征收印花税不符合印花税的立法原意。原告不负有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的义务。二、原告因武汉大道旧城改造被搬迁而取得财产损失补偿收入，无论是否存在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依法均属于土地增值税免税范围。依据土地增值税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土地增值税细则）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以及《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第四条解释，对于旧城改造而搬迁的情形，无论认定为归还土地使用权还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均属于土地增值税免税范围。原告先后于2017年6月6日、2017年7月10日两次向武昌区税务局提交了资料详细介绍了涉案交易的发生背景是市政府改造武汉大道，乃众所周知的武汉市辛亥革命100周年献礼的城建重点工程，其性质属于“根据武汉市政府已审批通过的城市规划确定”原告进行搬迁的情形。三、法定免税业务无需被告核准，原告无需填制申报表，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适用的情形是“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即以“纳税人负有纳税申报义务和没有报送相关资料”为适用条件，但原告涉案交易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免税范围。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开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等相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5号）统一部署清理取消非许可类审批事项，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发布第10号《关于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等相关工作的公告》，公开了国家税务局系统的审批目录清单（87项），同年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发布2014年第8号公告公开了湖北省地税局系统的审批目录清单（10项），均已经将2004年被国务院《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211项）》第129项（因城市规划自行出售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审批）非许可审批项目取消，原告既不需要申请被告核准、也不需要向被告备案以及报送免税资料，而改为由原告将业务资料留存备查，且被告早已完成备案。又由于税务机关登记原告土地增值税的纳税期限是按“次”，在未发生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时原告也不需要向被告报送收入为0的《申报表》，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援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办税指南》将国家建设需要而自行转让和政府征用、收回房地产分别列为“税收减免核准”事项（定义为“经依法具有批准权限的税务机关按规定核准确认后方可享受”优惠），所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财税[2006]21号和土地增值税条例，经查实只设立了原告的优惠权利而未设立被告的审批权力。设立审批权力的是土地增值税细则第十一条第五款（原文“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该条款虽未完成修订，但违反2015年修改后的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审核亦必需自2015年4月起停止执行，对此税总发[2015]10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已明确。2019年11月1日起税务总局在全国推行的新版《税收征管操作规范》将本免税事项列在1.1.5.1节“税收减免备案”下第15项（自行转让）和第16项（收回），税务总局在《税收征管操作规范》的章节分类中将其分在1“自主办理事项”——1.1“综合信息报告”——1.1.5“优惠信息报告”之下。所谓“自主办理事项”，《税收征管操作规范》定义为“是指纳税人申请的不需要税务机关干预的事项。”由于原告早已向被告报告本案免税信息，被告不应当滥用行政处罚权力继续纠缠原告。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万吨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被诉处罚决定，2.营业执照，3.合同编号：WH－2016-B12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武国用（2008）第6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5.武汉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6.56号裁定及生效证明，7.2009年9月1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武汉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拆迁工作任务的通知》，8.徐东大道沿线项目效果图（光盘），9.No.2011005号、No.2011008号《任务通知单》，No.2010011号、No.2011002号督办单，武指办纪要[2011]011号、武指纪要[2011]001号会议纪要，10.2014年7月30日市国土局武土资规回〔2014〕214号文件，11.鄂规工程42010020120022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红线定位图（徐东大街友谊大道——岳家嘴道路工程），12.武规条字[2014]134号《规划设计条件》，13.2015年9月15日供地专用附图1页，14.税（费）种认定信息，15.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与送达回证，16.P（2015）103号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文件。证据1、2拟证明原告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3至证据6拟证明原告土地使用权“委托交易”的法律关系是市政府收回并消灭原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时设立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据7至证据13拟证明原告因武汉市旧城改造（实施城市规划）取得拆迁补偿收入；证据14、15拟证明原告不存在“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事实；证据16拟证明《转让补偿合同》为土地出让的从属合同，合同条款及土地价款均由出让合同确认，并非由《转让补偿合同》确定协商。依据：1.中心城区委托交易项目交易流程图，2.市国土局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项目服务。被告税务二所辩称，一、被告为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区税务局）设立的派出机构，负责区级重点税源集中管理，风险应对等工作。本案中，因原告在限改期限内仍未进行纳税申报，被告对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实属履行法定职责。二、2019年2月18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本案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涉税交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告根据《转让补偿合同》的约定，取得联投公司支付的土地转让款，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原告所称由昌联公司代市政府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即使如原告所称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属于土地增值税免税范围，原告仍应依法办理纳税申报。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转让补偿合同》，2.武告字（2015年）14号《武汉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3.武告字[2015年]14号《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4.2015年第14号公告挂牌成交信息表，5.交通银行电子回单，6.56号裁定及生效证明，7.鄂政复决〔2017〕9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8.涉案限改通知、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9.武昌税二罚告〔2019〕1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10.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11.昌地税一所通字（2016）第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据1至证据4拟证明2015年10月27日，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了《转让补偿合同》，约定转让涉案地块；证据5、6拟证明原告分别于2015年12月11日、2016年4月6日取得了联投公司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共计173480万元；证据7拟证明湖北省人民政府认定原告与联投公司“本着自愿原则签订的《转让补偿合同》”，并非与市政府签订，“该地块的流转实质上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非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程序流转”，被告依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对涉案地块交易性质的认定，认定原告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土地增值税的课税范围，认定事实清楚；证据8拟证明2019年1月28日，被告作出涉案限改通知，要求原告限期依法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签收了该文书；证据9拟证明2019年2月12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及其享有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证据10拟证明2019年2月18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处罚款2000元；证据11拟证明2016年5月2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明确告知其转让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不符合税收减免”条件，该公司于当日签收。依据：1.税收征管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四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一条，3.土地增值税条例第二条、第十条，4.印花税条例第一条、第七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6.土地增值税细则第十一条，7.国税发〔2004〕12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8.武税发〔2018〕40号《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印发的通知》，9.国家税务总局《办税指南》。经庭前会议和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土地使用权转让”之间没有联系；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原告未提交，不予质证；对证据3至证据5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系政府收回；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7、证据10至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30日，原告向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申请土地使用权交易。2015年9月25日，经市政府批准，市国土局发布武告字（2015年）14号公告，挂牌出让原土地使用人万吨公司涉案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明确了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该挂牌地块的竞买须知规定了成交价款即为总地价款，包括：转让地块土地转让补偿价款和政府土地收益（含土地出让金、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土地登记费）。成交价款的50%部分为土地转让补偿价款，竞得人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向原土地使用人支付。成交价款的另外50%部分作为政府土地收益。联投公司参与竞买，并以346960万元摘牌。2015年10月27日，原告（甲方）与联投公司（乙方）签订《转让补偿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173480万元的转让补偿价款受让转让地块。同年12月3日，市国土局与联投公司的独资公司昌联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联投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11日、2016年4月6日支付原告土地转让补偿价款共计173480万元。2016年6月30日，市国土局与昌联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该合同项下的出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346960万元，该款项中的政府土地收益已由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代为收取。后涉案地块设立不动产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登记为昌联公司，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其中商服用地使用年限2016年6月30日至2056年6月29日，城镇住宅使用年限2016年6月30日至2086年6月29日，公园与绿地使用年限2016年6月30日至2066年6月29日。2016年5月24日，武汉市武昌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对原告作出昌地税一所通字（2016）第001号税务事项通知，告知其于2015年12月11日转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的转让收入86740万元属应税行为，其提交的减免申请因减免资料不全，不符合税收减免条件，其需补缴营业税等相关税款及滞纳金，要求其于2016年5月31日前到武昌区地方税务局办理纳税申报。2017年2月24日，市国土局对原告作出《关于出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的回复》，认为涉案地块不适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土地收回的相关规定。原告不服该回复，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年7月3日，该院作出56号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该裁定载明：1.市国土局就涉案地块与联投公司签订成交确认书，与昌联公司签订出让合同，结合涉案地块设立登记之使用年限，认定该交易行为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2.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收回程序。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月2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涉案限改通知，认为原告违反税收管理规定，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被告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土地增值税条例第二条、第十条，印花税条例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认定原告转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未按规定履行纳税申报义务，限原告于2019年2月3日前依法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原告不服，向区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局于2019年3月19日受理并书面告知原告。2019年5月10日，区税务局作出武昌税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涉案限改通知。原告对涉案限改通知和上述复议决定不服，诉至本院。2019年10月21日，本院作出（2019）鄂0106行初153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2月1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为原告转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被告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土地增值税条例第二条、第十条，印花税条例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涉案限改通知后，原告在该通知规定的期限内仍未进行纳税申报。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处以2000元罚款。原告对被诉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税务二所具有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依据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的《转让补偿合同》，认定原告存在“转让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违法行为。本案中，原告虽在2016年就《转让补偿合同》取得的第一笔收入向税务机关提交了税收减免申请，但在税务机关通知其不符合减免条件后，至今未就《转让补偿合同》及相关收入向被告进行纳税申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依据《转让补偿合同》及原告取得相应收入的事实认定原告存在书立合同及转让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税行为是否正确，原告是否是土地增值税及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原告是否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关于被告认定应税行为是否正确及原告是否为纳税义务人的问题。本案的争议主要在于土地增值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增值税是以纳税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简称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依规定税率征收的一种税，属于行为税。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的，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有关的权属变更手续。”本案中，原告以出让的方式取得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后，与联投公司签订《转让补偿合同》，约定原告将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联投公司，联投公司以173480万元的转让补偿价款受让涉案地块，该公司已实际支付完毕。该转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属于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且没有反证否定该转让合同的合法性及效力，故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关于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规定，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取得了增值收入，属于应税行为，虽然56号裁定认定涉案地块的交易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但并不因此而否定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了《转让补偿合同》并因履行该合同而取得了土地收益。原告主张联投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系代市政府支付拆迁补偿款等没有事实依据。“办理有关的权属变更手续”与否不影响对土地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认定，原告提出的转移登记为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前提的主张与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明显矛盾，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认为市政府对涉案地块未经收回程序而挂牌出让行为违法、对《转让补偿合同》的性质有异议等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对该行为不予评判。同时，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转让补偿合同》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应纳税凭证，按照该条例的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原告即为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其书立《转让补偿合同》的行为属于应税行为。关于原告是否应进行纳税申报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因城市实施规划搬迁而取得财产收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无需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减税、免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应当自转让房地产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向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上述规定并未将减税、免税、退税作为免申请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经修改后只是对申请形式不再要求“书面”，无纳税义务人认为自己属于免税情形即可免予纳税申报之规定。本案中，原告作为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于签订《转让补偿合同》之日起七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申报，于书立或者领受应纳税凭证时贴花。即便存在法定免税的情形，原告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其主张“属于法定免税情形无需申报”没有法律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纳税申报是程序义务，并不必然导致税款缴纳义务，只要纳税人进行了纳税申报，其申报义务便履行完毕。至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否减免，应由税务机关依法调查处理。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行为证据确凿，适用该条规定对原告处以2000元罚款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冠华审 判 员  徐桂萍人民陪审员  熊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姜沛琪书记员陈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