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3民初5808号原告：夏秀莲，女，195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宁安市，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孟某，男，201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兼原告孟某法定代理人：姜某（孟某之母），198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密山市，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侯春英，女，197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衡水市香河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栢存，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中杰，男，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衡水市香河县，住河北省衡水市香河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胜男，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庆雷，男，1983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左胜国，男，1973年7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吕利先，女，199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圣德利民诊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注册号补110113018034808。负责人：李改凤。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生，男，1957年6月1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三村五兴路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596030680G。法定代表人：李改凤。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生，男，1957年6月1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改凤，女，1972年4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生，男，1957年6月1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1XWD2D。执行事务合伙人：侯春英。被告：刘献珍，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生，男，1957年6月1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姜某、夏秀莲、孟某与被告侯春英、李中杰、张庆雷、左胜国、吕利先、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圣德利民诊所（以下简称利民诊所）、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公司）、李改凤、刘献珍、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民安诊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某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被告侯春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栢存，被告李中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胜男，被告兼被告利民诊所负责人兼诺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改凤，被告利民诊所、诺亚公司、李改凤、刘献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庆雷、吕利先、利民安诊所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左胜国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某、夏秀莲、孟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145500元；2.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573840元；3.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丧葬费46236元；4.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5.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他损失（具体金额待统计）。庭审时，三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1.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2.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被扶养人生活费622427元；3.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47130元；4.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5.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5万元；6.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近亲属的交通费、住宿费5000元；6.要求各被告赔偿原告停尸费43800元；上述合计2523157元，扣除侯春英、李中杰已赔偿的80万元，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1728157元。事实与理由：姜某系孟凡海的妻子，夏秀莲系孟凡海的母亲，孟某系孟凡海的儿子。被告侯春英、李中杰因非法行医，于2017年7月19日造成患者孟凡海死亡。案发后，侯春英、李中杰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公安机关侦办该案过程中，被告张庆雷帮助伪造证据，被告左胜国、吕利先对侯春英、李中杰进行包庇，张庆雷、左胜国、吕利先亦因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以上五被告已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利民诊所由被告李改凤经营，利民诊所不具有法人资格，隶属于被告诺亚公司。被告利民安诊所与利民诊所经营地点和经营场所完全吻合，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被告刘献珍系利民安诊所的三名合伙人之一（其他两名合伙人为侯春英、李中杰）。原告认为，侯春英、李中杰非法行医致孟凡海死亡，张庆雷帮助伪造证据，左胜国、吕利先包庇侯春英、李中杰，该五名被告除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以外，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利民诊所与利民安诊所为一套人马、两套牌子，在同一地点同一场所混同经营，故该两个诊所亦应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利民诊所是李改凤和李中杰共同经营的，且诺亚公司是李改凤个人独资公司，经营中与其个人名义混同经营，故李改凤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利民诊所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其隶属的诺亚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利民安诊所是普通合伙企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刘献珍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案发后，原告失去了家庭支柱，生活上立刻陷入困境，暂时只能靠亲友接济和举债过日子，各被告连一分钱都没有赔偿。上述各被告也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侯春英辩称：一、三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及停尸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定赔偿项目,第164条规定的物质损失是第155条规定的赔偿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都属于精神赔偿，不属于本案的赔偿项目。三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是为了办理丧葬事宜发生的费用,不是为了治疗和就医产生的费用,故应纳入丧葬费的范畴,不应单独计算，且应以实际票据为准。关于三原告主张的停尸费，刑事案件的停尸费应由国家负担，不属于被告造成的损失，且三原告没有提供票据，该费用也没有实际发生，原告不应主张赔偿。二、民事赔偿责任比例及标准的划分与确定，应该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公平、公正的确定。根据法医学词典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283号的指导意见，没有违反技术操作规范而导致受害人的死亡属于医疗意外事件，治疗行为与受害人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治疗的行为没有违反技术操作规范，符合医疗机构免责的情形，在受害人死亡的意外事件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属于医疗意外事件，侯春英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侯春英的行医行为是职务行为，侯春英与利民诊所存在雇佣关系，利民诊所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应该由总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李中杰辩称：同侯春英的答辩意见。另补充：一、李中杰被雇佣于利民诊所。根据李中杰与李改凤签订的相关协议，应当由李改凤将诊所过户给李中杰，但是过户手续并没有完成。李中杰作为利民诊所的管理者，诊所出现问题的时候，其赔偿责任应该由利民诊所承担，不应当由李中杰个人承担。二、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属于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根据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第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刑诉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的规定，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属于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三、侯春英实际上用药是头孢呋辛钠，头孢呋辛钠不需要进行试敏，本次事故属于医疗意外。原告应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再提起民事诉讼，故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待刑事判决生效后再行起诉。张庆雷未参加本案庭审，其在本院组织的庭前谈话中称：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有医师资质，注册在利民诊所名下，我受雇于李中杰和利民诊所，但没有与利民诊所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是李中杰和侯春英直接给我的。我是在李中杰的指示下作出的犯罪行为，应由李中杰来承担相关责任。左胜国未经本院允许中途退庭，未做出答辩。吕利先既未做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利民诊所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三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有精神补偿的意义。侯春英和李中杰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三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应该得到支持。三原告主张律师费损失也没有依据，利民诊所不同意支付。按照法律规定，交通费和住宿费应系直系亲属一至二人，其他人的不应该得到支持。停尸费没有实际发生，且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利民诊所不认可。二、2014年6月14日，利民诊所的负责人李改凤与李中杰签订了转让协议，李改凤负责将诊所的负责人过户给李中杰，李中杰委托李改凤办理诊所营业执照，转让费58万元，办不成全部退款。现诊所已经转给了李中杰，新的诊所利民安诊所也已经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合伙人为李中杰、侯春英、刘献珍。虽然利民诊所原来是属于李改凤的，但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且已经履行完毕，营业执照已经变更，在利民安诊所发生的一切法律上的责任与利民诊所无关，与诺亚公司也无关。三原告将利民诊所作为被告起诉，利民诊所作为被告不适格。利民诊所有自己独立的财产，经济上独立核算，报税也是单独核算，跟诺亚公司没有经济往来。三、利民诊所与利民安诊所有各自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也不一样。利民安诊所具有独立的地位，与诺亚公司和利民诊所没有隶属关系，利民安诊所应独立承担责任。利民安诊所日常经营和诊疗行为，李改凤、诺亚公司及利民诊所均没有参与，客观上没有任何联系，利民诊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诺亚公司辩称：同利民诊所的答辩意见。诺亚公司的注册地址在×××，与事发地点不是一个地方。诺亚公司与利民安诊所没有关系，二者没有经济往来。李改凤辩称：李改凤是利民诊所的负责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侯春英和李中杰属于非法行医，应该由公检法机关最终定论后，由他们个人来承担责任，与李改凤没有关系，李改凤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李改凤没有跟李中杰共同经营，李改凤将诊所转让给了李中杰，在诊所经营期间，所有刑事、民事责任都应该由李中杰承担。利民安诊所既未做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刘献珍辩称：刘献珍与侯春英、李中杰合伙成立诊所，但刘献珍没有出资，而是基于其有五年以上行医资格这一点与李中杰和侯春英做的合伙。刘献珍没有参与过管理，甚至没有到达过现场，事故发生时刘献珍也不在场，刘献珍不能为别人的过错承担任何责任，刘献珍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主体关系与相关背景事实诺亚公司原系李改凤个人独资公司。2017年12月18日，该公司投资人由李改凤变更为陈桂德（李改凤的公公）。利民诊所系诺亚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为李改凤，注册医师有四人，分别为张庆雷、于英、刘献珍、张玉山，另有两名多地点执业备案医师，为李中杰和左胜国。2014年6月14日，诺亚公司与李中杰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诺亚公司将位于顺义区×××号利民诊所的法人代表过户给李中杰（由双方合作完成），李中杰委托诺亚公司办理总公司营业执照（由双方合作完成），公司股权转让费用五十八万元整如果办不成，费用全部退还。2014年6月14日预付10万元，等医疗机构执业证副本拿回（诊所开门营业后）付20万元整，所有证件拿齐后半年付一十四万元，一年止付一十四万元整。李中杰和李改凤同时签有另一份《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圣德利民诊所合作协议》，约定：由李改凤负责审批医疗机构许可证，遇到卫生行政部分检查时主动参与协调，李中杰积极配合。李中杰负责该诊所人员的聘任、管理、酬劳，所聘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及医疗资格证书和各种行医资质，以保证医疗质量；在开诊期间必须按卫生局规定的各项操作行医，包括各项制度的建立、各项指标的登记，医疗垃圾处理制度，各项消毒制度，医疗环境等；严格按照指定的医疗范围的用药范围进行经营，购进使用药品必须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该诊所所有发生的事故纠纷（包括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由李中杰承担。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利民诊所注册的经营场所即北京市顺义区×××号由李中杰使用利民诊所的医疗机构资质对外实际经营，李改凤或诺亚公司均未参与。而李改凤则负责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利民诊所项目名称及投资人变更的手续，变更为利民安诊所，利民安诊所于2015年11月12日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刘献珍、李中杰、侯春英，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侯春英，其中刘献珍未出资，因其具备五年以上医疗机构从业资质，是诊所成立的必备条件，故其登记为利民安诊所的合伙人之一。利民安诊所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7年3月，李改凤向顺义卫计委提交在×××号重新办理医疗机构的申请材料，顺义卫计委正在进一步审核中，该机构名称仍为利民诊所。在此期间，位于×××诊所的门口已悬挂利民安诊所的名牌，但门牌上仍有利民诊所的标识。侯春英系李中杰之妻，1998年从郑州医学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所学专业为西医，侯春英未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2015年11月开始，侯春英到位于×××的诊所工作，长期以医生身份独自为患者提供临床诊疗服务。二、事发经过与刑事责任认定2017年7月19日16时许，孟凡海因嗓子疼痛到上述诊所就诊，侯春英以医生身份为孟凡海诊治，在未书写处方和医嘱病历的情况下从药房内亲自挑选头孢呋辛钠等药品对孟凡海进行输液治疗。诊所护士吕利先将头孢呋辛钠注入输液瓶稀释后，护士胡霞携输液瓶到大厅为孟凡海输液，输液之前未对孟凡海进行皮试测试。孟凡海输液半小时左右出现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吕利先见状叫来李中杰，李中杰从吕利先处得知是侯春英治疗孟凡海后，叫来诊所医生张庆雷一同对孟凡海使用肾上腺素等药物进行抢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期间，李中杰指使吕利先伪造一份署名为左胜国的处方笺，指使张庆雷伪造一份署名为左胜国的病历本，并电话告知左胜国相关情况，让左胜国冒充孟凡海的主治医生。120急救车到达后，继续对孟凡海进行抢救，并送往顺义区医院进行抢救。后孟凡海经抢救无效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期间，左胜国编造自己诊治孟凡海的事实，吕利先编造左胜国诊治孟凡海的事实。后侯春英、李中杰以涉嫌犯非法行医罪被提起公诉，左胜国、吕利先涉嫌犯包庇罪被提起公诉，张庆雷涉嫌犯帮助伪造证据罪被提起公诉。在公安部门讯问时，侯春英的供述如下：昨天（2017年7月19日）下午我在×××圣德利民诊所坐诊，大概16时许我们诊所的小吕跟我说，门口有个病人嗓子疼。然后我就过去用手电照了照他嗓子，然后用听诊器听了听，然后又问了问他拉不拉肚子，他说不拉，他说有点恶心、嗓子疼。我给他诊断的是扁桃体发炎，我让他测体温，他说不烧不用了。我说给他拿点吃的药，他说不用了，非要输液。然后我到药房拿的药，我拿好药以后小吕照着药写的药方，我就去后边的宿舍休息去了”，“当时开完药，我让小吕给被害人输的液，我跟小吕说药调好了，让她给那个病人扎上，刚开始输的时候慢一些。最后谁给死者输的液不知道。我说让小吕给病人做皮试，但是病人做没做不知道”。吕利先的供述如下：“我在第一次笔录时（2017年7月19日）说了假话。2017年7月19日16时许，我在顺义区×××圣德利民诊所上班，来了一个病人，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嗓子不舒服，我就先让他量体温，实习生胡霞就拿了体温计给他，然后我就去卫生间了，大夫问诊的过程我没有看见。我从卫生间出来之后到诊疗室里看到侯春英和胡霞在，桌子上放着输液的药，由于没有医嘱，我就问这是谁的药，侯春英说这是孟凡海的药。我就在治疗室配药，配完一瓶头孢之后，胡霞就去给孟凡海输液了，我把剩下的药也配完了，之后我就去巡视别的病人去了”，“输液前没有做皮试，按规定输头孢是需要做皮试的，因为没有处方，也没有医嘱说需要做皮试，我就直接配了药，跟胡霞说你去扎吧，胡霞就去给孟凡海输液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对孟凡海询问过过敏史，我没有询问过孟凡海是否有过敏史”。胡霞在公安部门询问时称：“输液前我没有询问过病人是否有过敏史。我没有做过相应的过敏的实验，别人做没做过我不知道”。刑事侦查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委托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对孟凡海的死亡原因、行医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在鉴定意见书的“基本案情”中记载：输液药物为头孢曲松钠三支、利巴韦林三支、清开灵两支，输前未做皮试。鉴定意见书经分析认为“行医者”在未对孟凡海做头孢曲松钠过敏试验的情况下用药，输液后发生头孢曲松钠过敏反应，导致其因过敏性休克死亡，故“行医”与孟凡海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孟凡海符合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行医”与孟凡海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后公安机关查明为孟凡海实际注射的药物为头孢呋辛钠，又重新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孟凡海的死亡原因及行医人员侯春英对死者孟凡海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孟凡海死亡结果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2019年5月5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基本案情、资料摘要、鉴定过程、分析说明和鉴定意见六个部分，其中分析说明部分内容为：（一）关于被鉴定人孟凡海的死亡原因，审查送检材料，结合被鉴定人孟凡海就诊过程，既往尸检大体所见，复阅既往病理切片、本次重新制作病理切片（喉部），以及307医院毒物检测报告。被鉴定人未见致死性疾病改变，无机械性损伤致其死亡的证据，其肋骨多发骨折符合临终抢救胸外按压所致特点，其多脏器淤血水肿符合猝死的病理性改变。又被鉴定人在注射头孢呋辛钠后十分钟左右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并经抢救无效死亡，故本次鉴定认为被鉴定人符合注射头孢呋辛钠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的特点。（二）关于行医人员侯春英对被鉴定人诊疗行为的评价：1.审查送检材料，被鉴定人孟凡海此次就诊是到诊所就诊，本次医患双方意见陈述会上明确，此次就诊过程诊所未书写任何“病历”记录。对于诊所虽未按要求书写“门诊病历”，但对于就诊患者的生命体征、主要症状、临床诊断及治疗用药情况仍需进行记载。故诊所在“病历”书写方面存在过错。由此导致无依据评价被鉴定人的诊断是否正确，以及用药是否得当。同时，诊所为患者用处方药物需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药物由护士进行输液，在输液过程中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并针对性处置。对此情况，请委托单位调查明确行医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资质，并由此确定其是否应负有相应责任。2.《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中头孢菌素类注意事项：(1)禁用于对任何一种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有过敏史及有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患者。(2)用药前必须详细询问患者既往有否对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或其他药物的过敏史。有青霉素类、其他β-内酰胺类及其他药物过敏史的患者，有明确应用指征时应谨慎使用本类药物。在用药过程中一旦发生过敏反应，须立即停药。如发生过敏性休克，须立即就地抢救并予以肾上腺素等相关治疗。对于本案被鉴定人符合应用头孢呋辛钠后出现过敏性休克死亡的特点，故请委托单位调查明确行医人员用药前是否进行了解患者既往史情况，并在患者出现过敏反应时采取对应的救治措施。综上，由于诊所在对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未有“病历”材料记载，存在过错。同时使本次鉴定无书面材料评价行医人员对被鉴定人的诊断是否正确、用药是否合理，并且在使用头孢呋辛钠前是否进行过敏史询问，以及在患者出现药物过敏反应时是否进行对应的救治措施。请委托单位对上述问题调查明确，并依此确定行医人员的责任。鉴定意见部分内容为：1.被鉴定人孟凡海符合注射头孢呋辛钠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的特点。2.诊所在对被鉴定人孟凡海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但与被鉴定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请委托单位调查明确上述问题后确认。就刑事案件，本院经审理后对上述人员作出刑事一审判决，判决侯春英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判决李中杰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判决张庆雷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判决左胜国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决吕利先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侯春英非法行医一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本院在分析侯春英的非法行医行为与孟凡海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侯春英的非法行医存在过错，是死者孟凡海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人侯春英在没有医师资格，没有独自开具处方药物权利的情况下，却擅自为死者孟凡海诊疗，并开具药物头孢呋辛钠，由他人为孟凡海输液，导致头孢呋辛钠进入了孟凡海的体内，死者孟凡海在输入头孢呋辛钠后，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不良反应，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鉴定机构意见，孟凡海符合注射头孢呋辛钠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同时死者也未见致死性疾病改变，无机械性损伤致其死亡的证据。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侯春英的非法行医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导致孟凡海死亡的直接原因”。侯春英、左胜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民事诉求与双方争议事项孟凡海死亡后，三原告作为孟凡海的继承人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其中，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被扶养人主张两人即夏秀莲及孟某，按照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孟凡海的父亲已去世，夏秀莲另有一女孟凡燕。丧葬费按照2018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855元计算六个月。关于交通费和住宿费，三原告称系孟凡海的亲属来京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包括姜某的父母和弟弟，孟凡海的姨、舅及表哥表姐，孟凡海的姑，以及夏秀莲来京的交通费和住宿费，但均未留存相应的票据，要求由法院酌情考虑。关于停尸费，为了刑事办案需要，孟凡海的尸体存放了两年多时间，原告为此支付停尸费25000元，并于庭后提交了交费收据。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以下四个问题有争议：一、侯春英的“行医行为”与孟凡海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二、侯春英为孟凡海治疗后孟凡海因过敏性休克死亡，是否属于医疗意外；三、因犯罪导致的人身损害，受害人的继承人可以主张的民事赔偿的项目范围；四、赔偿主体如何认定。就第一个争议。三原告认为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第一项表述，可以认定孟凡海死亡与侯春英“行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是为孟凡海注射的药品导致其过敏性休克死亡。李中杰则认为，头孢呋辛钠是常见的抗生素，不是毒药，患者有炎症在治疗过程中使用头孢呋辛钠是常见的医疗行为，即使孟凡海符合头孢呋辛钠过敏的症状，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法律上可以评价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上也明确行医人员的诊疗是否正确、用药是否合理、用药前是否进行过敏史询问，是判断行医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与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的重要因素。侯春英一直称其询问了孟凡海的过敏史，体检报告也显示孟凡海是健康的人，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无法判断行医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实际上未作出二者有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就第二个争议。侯春英、李中杰认为受目前医疗水平所限、由患者特殊体质引起的过敏性休克导致的死亡属于医疗意外，本案不构成民事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过错，这种过错是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而不是行政过错。利民诊所、诺亚公司、李改凤、刘献珍称在患者有炎症的情况下使用抗生素是正确的，医生没有过错，患者使用抗生素过敏属于医疗意外，头孢呋辛钠不需要做过敏皮试。原告认为侯春英非法行医，致孟凡海死亡，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不属医疗意外。就第三个争议。原告认为刑诉法解释第138条的内容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解释无权限制当事人的诉权。刑诉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低于《侵权责任法》的效力，本案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进行赔偿。《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了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而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不予受理，当两者冲突时应以法律规定为准。侯春英和李中杰非法行医给原告造成了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庆雷、左胜国、吕利先在事件发生以后采取做伪证、包庇的方法，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故该三人应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侯春英、李中杰、利民诊所、诺亚公司、李改凤、刘献珍持答辩意见认为因犯罪导致的民事赔偿范围仅包括直接的物质损失，而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应得到支持。就停尸费，各被告均主张不是赔偿主体，且尸体长期存放的原因不在各被告，不同意赔偿。就第四个争议。三原告认为利民诊所和利民安诊所混同经营，诊所门口悬挂两个诊所的招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两个诊所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利民诊所属于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公司法》第14条规定利民诊所的民事责任应由其总公司诺亚公司承担，又因为诺亚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事发时李改凤是该公司的一人股东，李改凤没有举证证明其个人资产独立于公司资产，根据《公司法》第63条规定李改凤应对诺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利民安诊所为普通合伙企业，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该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刘献珍、李中杰、侯春英应对利民安诊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左胜国、张庆雷、吕利先应就精神损害赔偿与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侯春英、李中杰认为侯春英实施职务行为，若构成侵权，应当由用人单位即利民诊所承担赔偿责任。诺亚公司、利民诊所、李改凤、刘献珍称利民安诊所已经取得独立的营业执照，且利民安诊所由侯春英、李中杰实际经营，医疗资质许可证应由利民安诊所去办理，与利民诊所、诺亚公司、李改凤没有关系，后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侯春英、李中杰与利民诊所不存在劳动关系，利民诊所也不给侯春英、李中杰发工资，本案是因犯罪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应由致害人以外的人承担赔偿责任。另查，原告与侯春英、李中杰达成部分赔偿协议，由侯春英、李中杰先行赔偿原告80万元。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结婚证、户籍证明、工商登记信息、诊所照片、刑事判决书、刑事卷宗档案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张庆雷、吕利先、利民安诊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被告左胜国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李改凤将利民诊所转让给李中杰由李中杰实际经营，在此过程中由李改凤负责办理由利民诊所变更为利民安诊所的工商登记手续及利民安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利民安诊所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之前，李中杰使用利民诊所的医疗机构资质对外行医，李中杰、张庆雷、左胜国等也均注册在利民诊所以利民诊所医生的名义行医。侯春英无医师资质，仍被诊所负责人李中杰安排在诊所，并擅自独立为病人开展临床诊疗活动。孟凡海当日因嗓子疼到诊所就诊，侯春英进行初步诊疗后在未开具处方和书写病历的情况下为孟凡海开具了头孢呋辛钠进行输液治疗，在输液过程中孟凡海因产生过敏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对双方的四个争议焦点，本院依次分析如下：一、关于侯春英的“行医行为”与孟凡海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首先，侯春英诊断后为孟凡海使用了头孢呋辛钠，且未记录用药经过。侯春英在诊治过程中，未书写处方、病历、医嘱，致使无法查清孟凡海当时的生命体征、主要症状、临床诊断及治疗用药情况，无法直接确认侯春英为孟凡海的用药名称，也无法确定侯春英的用药是否正确，侯春英应为其上述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侯春英在接受讯问时称为孟凡海使用的是头孢曲松钠，但无论是张庆雷还是李中杰都表示事发后听侯春英说使用的是头孢呋辛钠，孟凡海体内被检测出的也是头孢呋辛钠，在侯春英因不规范操作导致无法倒查用药名称时可以根据上述尸检和相关证言认定侯春英为孟凡海的用药为头孢呋辛钠。其次，孟凡海因注射头孢呋辛钠致过敏性休克而死亡。在认定为孟凡海注射的药物系头孢呋辛钠的前提下，对死亡原因及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采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根据该鉴定意见，孟凡海符合注射头孢呋辛钠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的特点，且诊所在对孟凡海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但这种过错与孟凡海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委托单位调查明确下述问题：1.行医人员是否具有资质；2.行医人员用头孢菌素类药物之前是否进行了解患者有无过敏既往史情况，并在患者出现过敏反应时采取对应的救治措施。鉴定机构提出上述问题，是为了判断侯春英的行医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对孟凡海的诊断是否正确，但上述问题不属司法鉴定的范畴，故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还需要人民法院查明相关事实才能认定。就上述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侯春英无医师资质，其在接受讯问时称曾询问孟凡海是否有过敏史，但其在诊疗过程中未书写病历，导致现在无法查清侯春英对孟凡海的诊疗经过；吕利先和胡霞也均表示没有询问过过敏史也没有进行皮试。头孢类药物在用药上有特殊的要求，医务人员本着以人为本、科学严谨的治病救人理念在使用这些药物时应该更加审慎注意。第三、现无证据证明孟凡海死亡有其他的原因介入。在案无证据证明孟凡海具有基础性疾患或因抢救措施不当致死亡。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孟凡海未见致死性疾病改变，孟凡海的体检报告亦未显示孟凡海在案发前患有基础性疾病。在案也无确切证据证实孟凡海因抢救不当致死。综上，本院认定侯春英“非法行医”为孟凡海注射头孢呋辛钠与孟凡海过敏性休克死亡的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本案属于医疗意外还是属于民事侵权行为。1.医疗意外应适用于具有行医资质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根据侯春英提交的《法医学辞典》的定义，医疗意外指医疗机构在对患者诊疗护理过程中，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受目前医学科学水平所限，病人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病情特殊或体质特殊等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导致病人出现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情况。构成医疗意外的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医疗意外适用于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侯春英在无医师资质的情况下擅自为孟凡海诊断致孟凡海死亡，已被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的犯罪行为，故该事件不符合医疗意外的构成要件，侯春英、李中杰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侯春英侵害了孟凡海的生命权，应承担一般侵权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加害行为，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受害人遭受损害的事实以及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据前分析，侯春英的行为符合上述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认定构成侵害孟凡海生命权的民事侵权行为。三、关于损失赔偿项目的范围。侯春英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非法行医罪，故本案系因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对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双方有争议。三原告认为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民事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认为应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权责任法》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死亡赔偿金的范畴。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155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的，还应当赔偿×××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第164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就是否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争议，本院认为：1.本案系原告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适用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应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01条及刑诉法解释第155条均是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规定，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不适用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2.刑诉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也并未将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排除在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之外。3.2001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该解释确实将死亡赔偿金纳入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畴，但2004年施行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改变了上述规定，明确将×××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作为受害人因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因此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各被告认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以及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等。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该解释第35条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孟凡海的被扶养人有两人，即其母亲夏秀莲及儿子孟某。以上经核算，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982227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院核算丧葬费为47130元。关于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和交通费，因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实际支出的金额，本院结合原告所述及生活常理酌情确定为2000元，原告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律师费，律师费属于原告为诉讼而支出的成本，不属必然发生的损失，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般来说，丧葬费应包含停尸费，但本案因刑事办案需要，原告支付了较长时间的停尸费用，本院认为扣除丧葬费中应包含的合理停尸费数额，其余部分被告应赔偿给原告，具体数额本院酌定为2万元。三原告要求各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承担责任的主体。侯春英以诊所医务人员的名义对外行医，其为病人诊治的行为应为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其用人单位承担。经审理查明，利民诊所与利民安诊所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二者混同经营，利民安诊所借用利民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因此，本院确认由利民诊所与利民安诊所对其医务人员侯春英的民事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总则》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利民诊所系诺亚公司的分公司，因此利民诊所的法律责任应由诺亚公司承担，三原告要求诺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事发时，李改凤系诺亚公司的一人股东，但至本案诉讼发生时，诺亚公司的一人股东由李改凤变更为陈桂德，故其要求李改凤承担连带责任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38条和39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利民安诊所系普通合伙企业，根据上述规定，利民安诊所的赔偿责任应先以诊所的财产进行清偿，不能清偿的，由其合伙人侯春英、李中杰、刘献珍对利民安诊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关于张庆雷、左胜国以及吕利先的民事赔偿责任，因该三人并非孟凡海死亡的直接侵权人，虽该三人构成包庇罪或帮助伪造证据罪，但对孟凡海的死亡并无直接过错，原告要求该三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和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姜某、夏秀莲、孟某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一百九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元、丧葬费四万七千一百三十元、交通费及住宿费合计二千元，停尸费二万元，上述合计二百零五万一千三百五十七元，扣除被告侯春英、李中杰已先行赔偿的八十万元，被告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仍应赔偿原告姜某、夏秀莲、孟某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七元；二、若被告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对上述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被告李中杰、侯春英、刘献珍对被告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的到期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姜某、夏秀莲、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万零三百五十三元，由原告姜某、夏秀莲、孟某负担五千八百五十一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诺亚德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圣德利民安诊所（普通合伙）、李中杰、侯春英、刘献珍负担一万四千五百零二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秀芝人民陪审员  王晓琳人民陪审员  穆希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 助理  赵 杰书 记 员  王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