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7行初613号原告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住所地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负责人蒋良松，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贾开文、梁正霞，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都匀市环东中路14号；法定代表人吴胜华，该州政府州长；委托代理人龙兵、勾文灿，黔南州司法局工作员。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顺县城关，组织机构代码57711303-4；法定代表人李友军，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甘立君，长顺县司法局工作员。第三人长顺县长寨街道办事处长江村高坡组，住所地长顺县长寨街道长江村；负责人张大齐，该组组长。原告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南州政府）、长顺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顺县政府），第三人长顺县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以下简称第三人）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5日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蒋家院组组长蒋良松及委托代理人贾开文、梁正霞，被告黔南州政府委托代理人龙兵、勾文灿，被告长顺县政府委托代理人甘立君，第三人高坡组组长张大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长顺县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因对“对门坡”林地发生权属争议，蒋家院组村民代表就此事进行信访。长顺县政府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长府行决〔2019〕11号《关于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信访事项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9〕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长顺县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原告蒋家院组诉称：2018年5月13日，原告因第三人擅自占有“格布田”山林、土地问题向长顺县政府申请调解。长顺县政府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长府行决〔2019〕11号《关于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信访事项处理决定》（以下简称11号处理决定）。长顺县政府以无法核实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为权源依据，将属于原告的林地、土地划分给第三人。原告认为长顺县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不合理、不合法，遂向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州政府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9〕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长顺县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原告认为，二被告做作出的决定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明显不当。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予以撤销。一、长顺县政府在11号决定中对原告提交的潘某2户《土改证》予以认可，却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认为土地公有化改革完成后，原《土地所有权证》关于土地所有的内容已经没有了法律依据。结合我国土地改革的历史，土地改革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该条明确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并不是长顺县政府所称的没有法律依据。那么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交的《土改证》完全能够作为山林、土地的权源依据。长顺县政府认定事实不合法，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有明确规定“九、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现在仍由村或者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成员使用的，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十、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按该村农民实际适用的集体土地的界限确定所有权。”。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下列原因发生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1.由于村、队、社、场合并或者分割等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2.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地、集体性办企事业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过土地调整的；3.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原因重新划定土地所有权界限的。原告与第三人至今分属不同的乡、村，没有发生变动情况，故属于原告的土地权属根本不能发生变动。二、长顺县政府据以作出11号处理决定的唯一一份证据《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该协议书的来源没有予以说明，没有提交相应的村民会议决议，没有当时原告所在小组人员签字、所在村委会盖章，所在乡政府也没有盖章，而仅有第三人所在乡政府盖章。在该协议上签字的村长已去世，无法核实真伪。因此，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律规定。三、原告在申请中已经提出其实际管理争议林地、土地的事实，管理事实主要是1964年原告与第三人小组成员砍伐争议地林木的事实。原告提供了砍伐人系刘兴邦，调解人熊少奎、蒋成忠等具体参与人员信息，但二被告没有对原告提出的事实进行核实调查。在第三人没有提交任何权源依据的情况下，决定将争议地划归第三人不合法也不合理。综上，二被告将争议地划归第三人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行为严重违法，确权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被告作出的决定。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长顺县政府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长府行决〔2019〕11号《关于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信访事项处理决定》以及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19〕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一）证人证言，证明长顺县政府提交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来源没有依据，不具有合法性。潘某2当时居住在争议地，后搬到现居住地，争议地应该属于原告组集体。1.证人何某证实：其于1983年至1985年任原长顺县种获乡政府乡长兼书记，1987年至1989年任乡长。在1987年至1989年之间开始撤乡并镇工作，种获乡并到了摆所镇。其在退休之前系摆所镇副书记。1989年6月16日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没有乡政府的公章。1989年至1990年间正值撤乡并镇，协议上的公章是无效的。刘某和王某的签名看上去是同一个人的字迹，这一点存疑。2.证人潘某1（潘某2之子）证实：1954年发放的土地证（土改证）是我家的。争议地对门坡修建高速公路，该土地是分给我家的，现在我住在蒋家院组，争议地就应该属于蒋家院组。被告长顺县政府对该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因证人何某记忆模糊，对时间界限没有作出明确回答，证言无效。证人潘某1主张的1954年颁发的土改证是无效证书，应根据后颁发的土地证作为确权依据。两份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黔南州政府对该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对证人何某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人做陈述时大多是猜测，没有确切表达，且该证人未参与《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的具体签订工作，对其证言不应采信。对证人潘某1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证人对争议地进行管理使用缺少其他证据佐证；证人所陈述的1963年发生过纠纷进行处理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该事实。第三人对该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原来潘某2是高坡组的一户张姓人家的女婿。当年土匪捉兵的时候，潘某2的一个哥哥被抓去当土匪了，潘某2因为在高坡组躲避灾祸，后面就在高坡组上格步建房居住。该土地也是其岳父给的几块田、土送给他耕种，田就是上格步，土是冲冲头。对门坡是荣乃村坪上组的，在长江村的界线边上。对门坡的土地是长江村的，山林是坪上组的。（二）书证第一组证据：1.潘某2《土改证》，证明土改时争议地划分给了潘某2，后潘某2归属于原告所在村民小组，故本案争议地归原告所有。第二组证据：2.何某调查笔录；3.罗成调查笔录；4.罗德祥调查笔录，证明被告提交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来源没有依据，不具有合法性。被告长顺县政府对原告该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2-4号证据的三性不认可。被告黔南州政府对原告该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长顺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高坡组对原告该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土地改革多年，发放了多次的证书，（争议地）全是高坡组的，由土地证和林权证佐证。原告如果有异议应该早提出。被告长顺县政府辩称：1.1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都香高速公路高坡路段建设征用长寨街道办长江村高坡组对门坡集体土地。2018年5月13日，原告群众代表蒋家祥等人以被征用土地权属为原告所有为由，向长顺县政府提交《关于长寨街道办种获社区高坡组村民私分我组集体土地及山林的调解申请书》，要求收回属于蒋家院组的山林及土地。2018年6月27日，长顺县国土局（现“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农工局（现“农村工作局”）、长寨街道办事处和摆所镇等部门牵头，组织长寨街道办长江村委会、摆所镇城伍村委会、蒋家院组村民代表、高坡组村民代表在种获社区会议室协商，对该争议案件进行调解。高坡组村民代表同意工作组提出的调解建议，蒋家院组村民代表不同意工作组提出按1989年划定的土地权属界线进行确认双方权属的调解建议。后又经多方组织调解未果，经第三人申请，由被告调查后做出11号处理决定。2.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且符合客观事实。经查明，争议地段位于第三人长江村高坡组旁，小地名为“对门坡”，原告所称的“格布田”位于该争议地以南附近。争议地段距第三人直线距离约430米，距原告直线距离约1400米，现状为荒草地和林地，部分为耕地，该地段被都香高速公路高坡路段建设征用，现已测量完毕并进场施工。长顺县政府组织工作组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工作组经过比对都香高速公路测量数据和1989年原尅炳乡冗乃村（现摆所镇城伍村）与种获乡长江村（现长寨街道办长江村）双方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争议地主要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拐点20、21、44点之间。经地形图、卫星影像图、村级土地权属界线划界图叠加后，都香高速占地主要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拐点20至21拐点以北方向长江村村界范围内，面积合计20.3263亩。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1949年解放后土地改革、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63年“三包四固定”、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1998年第二轮集体土地承包等改革历程。同时，长顺县政府于1989年开展村级土地权属界线的划定工作，已经对村一级的土地权属界线进行了明确。对于原告提交的潘某2户《土改证》的事实，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之规定，土地公有化改造完成之后，原《土地所有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关于土地所有的内容已经没有了法律依据，不能单独作为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凭证。原告称其在上世纪60年代对该片山场土地进行管理以及未能提供除《土改证》以外的其他权属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应该以最新的1989年划定的村集体土地权属界线进行认定；对于第三人提交的《林权证》及集体时期工分记分册等材料，经过核实，计分册是统计当时生产的出工情况，提交的《林权证》上的图斑不在该争议地范围，不能作为该片争议土地的权属来源依据，同样，应该以1989年划定的村集体土地权属界线进行认定;争议地段经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权确权的，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等确定权属;其它插花地、山场按照《林权证》及目前实际使用的集体或个人进行确权。长顺县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以及《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之规定以及都香高速公路测量数据和1989年原尅炳乡冗乃村与原种获乡长江村双方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叠加比对数据认定，作出11号处理决定。综上，长顺县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符合客观事实，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长顺县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主体资格适格。原告、黔南州政府、第三人对长顺县政府的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二组证据：1.《关于长寨街道办种获社区高坡组村民私分我组集体山地及山林的调解申请书》；2.《长江村高坡组土地事实》；3.蒋家院组与高坡组土地权属争议协调会签到表及会议记录，证明长顺县政府作出11号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3号证据因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黔南州政府、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三组证据：1.潘某2《土改证》；2.关于我组潘、陈两户早年搬到蒋家院居住的情况说明；3.高坡组提供的《记分册》；4.《集体山林管理证》（61-85号、257号）；5.林权证复印件及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6.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及其附图；7.争议地块示意图；8.土地权属争议范围示意图（施工后）；9.面积统计表及其附图；10.长江村高坡组、城伍村蒋家院组土地权属争议走访调查签到表；11.调查笔录；12.调查走访照片，证明11号处理决定符合客观事实且事实清楚。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正好证明争议地在土改证范围之内；对2号证据无异议；对3号证据，因当庭无原件，对其三性有异议；对4号证据，因长顺县政府未提交原件，对其三性有异议，同时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在其范围之内，也不能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管理的事实；对5号证据，因记载的不是争议地，与本案无关；对6号证据的三性有异议，长顺县政府确认该份证据原件保存于第三人处，原告也应该有一份，但是原告处没有备份；该协议只有第三人当时所在乡政府的盖章；对7-12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黔南州政府、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四组证据：1.长府行决（2019）11号《长顺县人民政府关于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信访事项处理决定》；2.送达回证，证明长顺县政府作出林权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只能证明长顺县政府做出了11号处理决定，但不能证明其合法。黔南州政府、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黔南州政府辩称：1.96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后，经过审查、核实原告的申请书、证据和相关书面材料及长顺县政府提交的答复书、相关证据和依据等书面材料后，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2.96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争议地小地名“对门坡”位于第三人长江村高坡组旁，争议地距原告直线距离约1400米，距第三人直线距离430米，现状为荒草地和林地，含有部分耕地。现由于都香高速公路建设征用争议地，原告与第三人因此发生争议。1954年长顺县政府向原告村民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有地块对门坡。1981年7月2日，长顺县政府向第三人村民颁发《集体山林管理证》（林管字第61号-85号、257号），上述证书记载有地名对门坡及四至。1989年6月16日原尅炳乡冗乃村与原种获乡长江村签订《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该协议通过文字说明、航片号、图幅号、附图等划定双方土地权属界限，经地形图、卫星影像图、村级土地权属界限图叠加后，都香高速征用地主要在《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中的拐点20、21、22、44之间，并经与都香高速征用地范围进行对比，征用地主要在原种获乡长江村即第三人所在的长江村的土地权属界限范围之内。2018年5月13日，原告向长顺县政府递交《集体土地及山林的调解申请书》，请求长顺县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争议土地的权属进行调解。2019年3月13日，长顺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土地争议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制作调查笔录。2018年6月27日，长顺县林业局、农工局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调解，但调解未达成协议。2019年8月，长顺县政府对原告组长蒋良松进行调查询问，原告在询问笔录中明确了争议范围就是《土地权属界限范围示意图》上的红线范围。2019年4月12日，长顺县政府作出11号处理决定，依据的是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划定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权属界限。本案中，原告提交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虽载有争议地，在本案无新的权属凭证之前，该证是可以作为查清土地历史由来的证据使用，但因本案已存在新的权属凭证覆盖原有证书所载内容，因此该证已不具有证据效力。原告、长顺县人民政府提交的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该协议书在指界人、负责人处有原尅炳乡冗乃村（今摆所镇城伍村）村长，原种获乡长江村（今长寨街道长江村）村长签字，以及原种获乡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并通过文字说明、航片号、图幅号、界限附图对原尅炳乡冗乃村、原种获乡长江村之间的土地权属界限进行划分，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在1989年之时摆所镇城伍村与长寨街道长江村已经通过签订权属界限协议书的方式，明确了双方的土地权属界限。长顺县政府另提交的《土地权属争议范围示意图》《卫星影像图》《村级土地权属界限叠加图》，可以证明本案争议土地除有部分在原告村组界限范围之内，其余争议土地均在第三人村组土地权属界限范围之内的事实；同时第三人村民持有的《长顺县集体山林管理证》（林管字第61号-85号、257号），载有本案争议地对门坡，并有四至范围，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可证明第三人村民对对门坡争议地享有管理使用权，并实际进行管护的事实。故长顺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按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进行划分，维持现有管理使用现状的11号处理决定，既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又尊重客观现实，维护现有持证实际管理者的权益，公平合理，且在分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长顺县政府也组织过原告、第三人进行调解。因此黔南州政府对长顺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96号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南州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行政复议决定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延期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法院专递邮寄详情单，证明黔南州政府复议程序合法。原告、长顺县政府、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三人高坡组述称：争议地“对门坡”确实是在该组的土地界限之内。第三人高坡组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当庭出示原件）：1.张金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张开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陈贤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张大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杨蜡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陈贤祥《林权证》；7.张开平《林权证》；8.刘贤永《林权证》；9.张开学《林权证》；10.张大齐《林权证》；11.杨蜡友《林权证》；12.杨开昌《林权证》；13.张开云《林权证》；14.张开文《林权证》；15.刘成忠《林权证》；16.刘贤伦《林权证》，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其中15本与本案无关联；刘贤永与张开学的《林权证》记录有对门坡，但该对门坡与争议地间隔一条小路。长顺县政府的决定中也已经说明第三人提交的林权证图斑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不能作为权属来源依据。长顺县政府、黔南州政府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庭审后，2019年12月9日应本院要求长顺县政府将保存在长顺县自然资源局的《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原件提交与本院审查。经本院电话通知，原告以长顺县政府在庭审结束后才提交原件为由拒绝到本院核实证据。经本院核实，长顺县政府提交的《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中何某的证言中关于其任职、撤乡并镇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其证言中评价性内容不予确认；对证人潘某1证言中关于发证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争议地系原告所有的证言，因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书证中的《土改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罗成、罗德祥的调查笔录，因该二人未到庭接受询问，本院对该两份调查笔录不予确认；对何某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笔录中关于其任职及撤乡并镇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认为蒋成云不认识字、协议书上的签字不是蒋成云所签的陈述，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黔南州政府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长顺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中第三组证据的2号证据《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3号证据《记分册》、4号证据中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长顺县政府的其他证据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1954年9月10日，原长顺县尅炳乡（今摆所镇）村民潘某2获颁《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中记载有“对门坡”土，折市亩数595斤。1981年7月2日，原长顺县种获乡长江村高坡生产队的刘成忠等25户获颁《长顺县集体山林管理证》（林管字第61-85号），该25份山林管理证均记载有“对门坡”林地。1989年6月16日，原长顺县尅炳乡冗乃村（今摆所镇城伍村）与原长顺县种获乡长江村（今长顺县长寨街道长江村）签定《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通过标记拐点的方式将两村的土地界限予以明确；该协议书上有两村时任村长蒋成云、刘万祥的签名，加盖有长顺县种获乡人民政府公章，并附有拐点示意图。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长顺县开始撤乡并镇工作，原剋炳乡合并到摆所镇，在合并时相关乡政府的公章被上级部门收走。因都香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需征用“对门坡”林地，原告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第三人长顺县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就“对门坡”林地的权属产生争议，蒋家院组村民代表就该事件进行信访。在处理过程中，相关部门绘制了《土地权属争议范围示意图》《高速公路测量及村界影像叠加图》。长顺县政府经过调查走访并将《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所标注的拐点同都香高速公路工路相关测量数据以及地形图、卫星影像图、村级土地权属界线划界图对比、叠加后确定争议地位于《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拐点20至21点以北方向长江村村界范围内。长顺县政府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长府行决〔2019〕11号《关于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与长寨街道长江村高坡组信访事项处理决定》，该决定明确：1.按照1989年原尅炳乡冗乃村与原种获乡长江村双方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确定摆所镇城伍村与长寨街道办长江村界线；2.《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拐点20至21点以北沿对门坡往上方向，高速公路占地位置争议地段属于长江村集体山场土地，土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林木补偿费用按照相关规定拨付给相关权利人；3.其他插花地、山场按照《林权证》及目前实际管理使用的集体或个人进行确权。原告不服，向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9〕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长顺县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所述。另查明，原告及第三人对《土地权属争议范围示意图》中标注的争议地位置及范围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1号处理决定和96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1.关于11号处理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本案系村民小组之间关于林地权属发生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长顺县政府具有作出案涉11号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潘某2持有的1954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的确载明了“对门坡”，但该证载明的该块地的性质为土且只有595斤，而本案争议地为二十余亩。《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一条规定：“……凡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不清的，集体所有的林地，一般应以“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该答复第二条规定：“根据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依法发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证明土地改革时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含林地）证明，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现在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由此，虽然潘某2户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对门坡”，但面积远小于争议地面积，原告又不能证实其对争议地进行管护的事实。同时根据上述规定，土地改革时期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至少不能单独作为现在确定山林土地权属的依据。再者，我国的土地政策经历了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四固定”时期、“林业三定”时期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每个时期的政策均不相同，理应以最近时期确定的权属状态为处理争议的依据。因此，原告以其村民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而主张争议地归其所有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了六种尚未取得林权证或者对林权证有争议的，可以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材料，其中第（五）项为争议各方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共同上级人民政府处理争议的协议、决定和附图；第（六）项为其他证明林地权属的材料。本院对比原尅炳乡冗乃村与原种获乡长江村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的拐点形成的原告与第三人所在两村之间的界线图、《土地权属争议范围示意图》以及经将都香高速公路测量数据、地形图、争议地块示意图、原告和第三人两村界线图生成的叠加图可以看出，叠加图上两村的界线与《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的界线的轮廓、走向一致，争议地在第三人村界范围内。同时结合第三人村民持有25本的集体山林管理证，可以佐证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管护的事实。因此，长顺县政府将争议地明确为在长江村范围内，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符合实际，且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院应予以支持。2.关于96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黔南州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向相关当事人作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等文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96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长顺县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以及黔南州政府作出的96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且符合法律法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蒋家院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郑天成审 判 员  游昌新人民陪审员  广家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石吉清书记员张迪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