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1428号原告：赵某，男，1950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刚，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丽，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1，男，1959年3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告：唐某2，男，1961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唐某3，女，196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良(系被告唐某3儿子)，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冬，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4，女，1989年1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赵某与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法定继承、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唐某4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11月2日、11月21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刚、袁丽，被告唐某1，被告唐某2，被告唐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良、谢冬，被告唐某4到庭参加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继承分割肇周路XXX号拆迁安置所得的三套房屋：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德悦路XXX弄XXX号XXX室(以下简称“德悦路1503室”)、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德悦路XXX弄XXX号XXX室(以下简称“德悦路1504室”)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和炯路XXX弄XXX号XXX室(以下简称“和炯路2605室”)；2、依法继承分割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原告的处理意见是：对于第一项诉请，要求四被告将上述三套房屋根据现在市场价值分别按照四分之一的比例折价补偿给原告；对于第二项诉请，要求四被告将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四分之一返还给原告。事实与理由：原告赵某和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系同母异父关系。原告的母亲是孙苏联(即本案被继承人)，原告的父亲是赵志福，双方于1949年8月16日结婚，于1950年11月27日生育原告。1957年，孙苏联和赵志福经阜宁县公兴人民公社调解离婚。离婚后，原告随父亲赵志福在江苏生活，母亲孙苏联来到上海，并与唐维鑫结婚。孙苏联与唐维鑫婚后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是本案的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孙苏联与唐维鑫婚后生活在黄浦区肇周路XXX号房屋内，该房屋性质属于公房，唐维鑫于1995年7月31日注销常口信息。该肇周路XXX号房屋于2015年动迁，当时房屋的承租人是孙苏联，房屋内户籍在册人员有孙苏联、唐某1、唐某2和唐某4。该肇周路XXX号房屋动迁时采取的补偿方式是房屋产权调换，置换的三套安置房就是原告第一项诉请要求处理的德悦路1503室、德悦路1504室以及和炯路2605室，上述房屋产权调换的差价是272,492.97元，在扣除该房屋产权调换差价后，被告唐某2接受孙苏联委托还领取了876,432.86元房屋征收补偿款。2018年2月16日孙苏联死亡，孙苏联的父母早已过世。原告认为，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包括产权置换的三套房屋以及剩余的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均应当是被继承人孙苏联的个人遗产，由孙苏联的四个子女即原告、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因为被继承人孙苏联是肇周路XXX号房屋的承租人，虽然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动迁当时户口在该房屋内，但并未实际居住，不能认定为共同居住人，不应享有动迁利益，虽然德悦路1503室房屋登记在被告唐某4名下，和炯路2605室房屋登记在被告唐某2名下，但不代表他们享有权利，上述房屋仍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分割。而被告唐某3拿出的《协定书》连成立都没有，更谈不上效力问题。不认可四被告提到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已经在家庭会议中协商确定并分配完毕的说法。最后，原告认为，原告并非是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不尽赡养义务，原告对孙苏联是尽过赡养义务的，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因此几个子女对孙苏联赡养多少不能作为分割遗产份额的依据，还是应当四个子女各占四分之一。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诉请。被告唐某1辩称，被告唐某1因为年纪比较大，对于原告的出生情况以及和孙苏联的关系记不大清楚了。原告陈述的孙苏联、唐维鑫以及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之间的身份关系认可，唐维鑫、孙苏联的死亡时间认可，孙苏联的父母早就过世了。黄浦区肇周路XXX号房屋最初是因为唐维鑫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才分得的公租房，唐维鑫是最初的承租人，孙苏联是同住人，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当时已经出生并居住在里面。唐维鑫1995年死后，该房屋的承租人就变更为孙苏联。2015年该肇周路的房屋动迁时确定过安置对象就是户口落在该房屋内的四个人，包括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以及被告唐某1的女儿唐某4。原告称动迁时被告唐某1只是把户口落在里面是不对的，被告唐某1结婚就在被动迁房屋内，一直生活了十几年，动迁的时候也住在该房屋内。该肇周路的房屋动迁时补偿方式采取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总共分到三套安置房，即本案第一项诉请系争的三套房。具体到三套房的内部归属，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有向动迁部门确定过具体的分配方案，即德悦路1503室归被告唐某4，德悦路1504室归孙苏联、和炯路2605室归被告唐某2，动迁部门就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分配，并由孙苏联、唐某2、唐某4分别签订了相应房屋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被告唐某1不同意分割本案系争的三套安置房，因为肇周路房屋动迁的时候被安置对象已经将这三套房屋分配完毕。德悦路1504室房屋虽然动迁时给孙苏联，但2015年2月27日，孙苏联和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签署过《协定书》。签订协议后孙苏联的生活起居都是被告唐某3负责的，后事主要是唐某3出钱的，被告唐某1也认可这个协议，所以按照该协议德悦路1504室房屋在孙苏联死后应该归被告唐某3所有。对于房屋征收补偿款，被告唐某1确实拿了190,000元，在2015年11月签订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之前，一家人曾口头约定征收补偿款都由被告唐某1和被告唐某2拿，孙苏联和唐某4不拿。因此，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孙苏联生前也已经分配完毕，也不是孙苏联的个人遗产，故不同意返还给原告。即使原告有继承权利，因原告从来没有赡养过孙苏联，份额也应少于四分之一。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唐某2辩称，被告唐某2长大以后听说母亲孙苏联在和唐维鑫结婚前有过一个孩子，但没见过。对原告陈述的孙苏联、唐维鑫以及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之间的身份关系认可，唐维鑫、孙苏联的死亡时间认可，孙苏联的父母早就过世了。据被告唐某2了解，孙苏联和唐维鑫结婚后并不是马上住在肇周路XXX号内，而是住在唐维鑫单位江南造船厂分的徐汇区日晖新村内，后来为了解决住房困难问题，才将日晖新村的房子置换成肇周路XXX号的房子。关于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动迁情况同被告唐某1的陈述一致，该房屋动迁事宜都是被告唐某2在办理，在签各项文件的时候，由于孙苏联不会写字，所以她的名字都是被告唐某2代签，但印章是孙苏联本人盖上去的。对于原告诉讼中提到动迁当时被告唐某2只是户口落在被动迁房屋内说法不认可，被告唐某2从小就住在被动迁房屋内，拆迁时也住在里面，是实际居住人。动迁开始后，被告唐某2根据一家人达成的安置房屋的分配方案，和浦东那边开发商签订了和炯路2605室房屋的预售合同，并于2017年5月办理了产证，权利人登记在被告唐某2名下。因此，动迁安置的三套房屋在孙苏联生前都已经分配完毕，德悦路1503室和和炯路2605室不应作为孙苏联的遗产进行分割。至于孙苏联名下的德悦路1504室房屋，2015年2月27日，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之间曾签订过《协定书》，被告唐某2对该《协定书》认可，孙苏联此后也都是唐某3在照顾，故根据该协定书，德悦路1504室房屋在孙苏联死后也应该归被告唐某3所有，不应再进行分割。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款，确实是孙苏联委托被告唐某2去领取，领取的金额是876,432.86元，根据动迁时开过的家庭会议，征收补偿款由被告唐某2拿大头，被告唐某1拿小头，其他人就不拿了，所以唐某2给了唐某1190,000元，自己留了686,432.86元，孙苏联和唐某4没有拿。虽然家庭会议上对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没有书面协议，但是家里人的真实意思，因此征收补偿款在孙苏联在世时也已经分配完毕，不是孙苏联的个人遗产，不同意返还给原告。即使原告有继承权利，因原告从来没有赡养过孙苏联，份额也应少于四分之一。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唐某3辩称，不认可孙苏联与赵志福的婚姻关系以及孙苏联与原告的母子关系，原告应当提供相关职权部门的证据而不是村委会的证明来加以证明。对原告陈述的孙苏联、唐维鑫以及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之间的身份关系认可，唐维鑫、孙苏联的死亡时间认可，孙苏联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对于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历史沿革以及动迁情况同被告唐某1、唐某2的意见一致。2015年肇周路房屋动迁的时候，被告唐某3已经结婚，户口迁出，所以唐某3没有作为同住人参与分配。被告唐某3不认可原告说的肇周路房屋都是孙苏联的个人遗产的说法，因为被动迁的房屋是公房，根据法律规定公房的征收补偿利益归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拆迁时该房屋的承租人是孙苏联，共同居住人是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拆迁补偿利益是归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共有的。孙苏联在世时，该动迁利益已经由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达成了一致的处理意见而且已经分割完毕，这三套房屋目前均已办出产证，而且动迁结束到孙苏联去世有三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被告唐某3认为，肇周路房屋动迁利益已由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达成一致意见进行分割，分割的方式是协议分割，这包括对征收补偿款的分割，因孙苏联授权被告唐某2领取，孙苏联已经对其权利作出了处分，征收补偿款在孙苏联生前已经分割完毕，被告唐某3也认可该补偿款由被告唐某1和唐某2领取，即使法院认定房屋征收补偿款中有孙苏联的份额，原告有继承权，被告唐某3也要求在继承孙苏联遗产后赠与被告唐某1和唐某2。被告唐某3进一步指出，孙苏联目前的遗产就是德悦路1504室房屋，一方面，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属于适格的继承人，即使法院认定原告是孙苏联的子女，原告也未尽到赡养义务，不应当继承孙苏联的遗产。另一方面，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签订的《协定书》反映了孙苏联的真实意思，且协议中孙苏联名下的房产能明确是德悦路1504室房屋。该协定书属于遗赠扶养协议，效力上高于法定继承，被告唐某3作为扶养人已经履行了照料孙苏联生前生活，处理其身后事的义务，被告唐某1、唐某2和唐某4均认可，所以德悦路1504室房屋在孙苏联死后也应当归被告唐某3所有，不应再进行分割。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唐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原告第一项诉请中三套房屋的意见同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意见一致。2015年肇周路XXX号房屋动迁时，被告唐某4就是该房屋内的实际居住人，其户口当时也在被动迁房屋内。动迁开始后，被告唐某4根据一家人达成的安置房屋分配方案，签署了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并和开发商签订了德悦路1503室房屋的预售合同，于2019年8月办理了产证，权利人登记在被告唐某4名下。该德悦路1503室房屋在2015年11月一家人签署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时就已经明确归被告唐某4所有，孙苏联也认可，至于何时去办产证，是被告唐某4自己的事情，所以德悦路1503室房屋的产权人是被告唐某4，而不是孙苏联的个人遗产。关于征收补偿款，在动迁时孙苏联和四被告确实开过家庭会议，约定被告唐某2拿大头，被告唐某1拿小头，孙苏联和被告唐某4不拿，不过当时家庭虽然达成协议但都是口头的，没有书面协议，被告唐某4认可动迁补偿款已经由被告唐某1、唐某2领取的事实。综上，被告唐某4认为，孙苏联在动迁当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包括自己名下的德悦路1504室房屋以及房屋征收补偿款中属于孙苏联的份额。现动迁安置的三套房屋和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孙苏联死亡之前均已经分配完毕，故不存在孙苏联个人遗产的问题，不同意对三套房屋和房屋征收补偿款进行分割。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志福与原告赵某系父子关系，双方均为江苏省阜宁县公兴镇北盛村人士。被继承人孙苏联(籍贯为江苏建湖)和唐维鑫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共生育三个子女即本案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唐维鑫于1995年7月31日报死亡，被继承人孙苏联于2018年2月17日报死亡。被继承人孙苏联的父母均先于孙苏联去世。被继承人孙苏联和唐维鑫婚后生活在上海市黄浦区肇周路XXX号房屋内，房屋类型为旧里，房屋性质为公房，房屋用途为居住。2015年1月20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并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对西起唐家湾路，东至老西门新苑已建成部分，南起建国新路，北至肇周路的房屋予以征收，同时收回该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被继承人孙苏联(当时已是承租人)所居住的肇周路XXX号房屋也属于上述征收决定的征收范围。2015年9月24日，甲方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黄浦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乙方(公有房屋承租人)孙苏联的代理人唐某2，就肇周路XXX号房屋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根据该征收协议约定，肇周路XXX号房屋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28.1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43.28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款2,047,156.38元；征收协议第七条约定被征收房屋装潢补偿为21,640元；第八条约定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以乙方应得的房屋价值补偿款2,047,156.38元，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屋计3套，房屋总建筑面积222.09平方米，分别为：1、和炯路2605室，(实测)建筑面积72.05平方米，优惠总价957,586.23元，预计交房日期无；2、德悦路1503室，(暂测)建筑面积68.26平方米，优惠总价619,664.28元，预计交房日期2015年7月31日；3、德悦路1504室，(暂测)建筑面积81.78平方米，优惠总价742,398.84元，预计交房日期2015年7月31日。以上房屋价格合计：2,319,649.35元，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272,492.97元，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九条约定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包括搬迁费2,077.44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建筑面积补贴216,400元、速签奖励费130,000元、无搭建补贴100,000元，合计450,477.44元；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取得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后，应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第十四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6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约定的款项，共计199,625元。征收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前往上海市黄浦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了《黄浦区老西门新苑1-4、1-5地块改造项目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表》《授权委托书》《签收确认单》《老西门新苑1-4、1-5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以下简称“《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各一份，《黄浦区老西门新苑1-4、1-5地块结算单》两份，并对上海市黄浦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聪制作了调查笔录。其中，《黄浦区老西门新苑1-4、1-5地块改造项目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表》载明了动迁时肇周路XXX号房屋中的户口情况：有户主孙苏联，迁入时间为1965年4月27日；子唐某1，迁入时间为1965年4月27日；子唐某2，迁入时间为1998年9月15日；孙女唐某4，迁入时间为1993年3月22日。2015年4月3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孙苏联现委托唐某2在我肇周路XXX号房屋征收过程中作为代理人：代理人唐某2的代理权限为1、协商征收补偿事宜；2、签收征收补偿有关文件；3、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4、代为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等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人孙苏联的委托时效为征收结束为止。”孙苏联在落款委托人处捺印。2015年12月22日，被告唐某2作为签收确认人在《签收确认单》上签名并盖章，该份《签收确认单》载明：“今收到老西门1-4、1-5征收基地肇周路XXX号租赁人孙苏联户房屋征收补偿款(小写)：￥876,432.86(大写)：捌拾柒万陆仟肆佰叁拾贰元捌角陆分。并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壹份，协议编号J-002。本户对补偿标的、金额结算、存单开立、领取补偿款等均同意并认可，甲乙双方均依约履行相应义务，再无异议和其他主张。”两份《黄浦区老西门新苑1-4、1-5地块结算单》显示，结算清单1所列项目补贴金额和选购房屋总价均与征收协议所列一致，协议书包含房屋价值补偿金额(即居住房屋价值补偿款加上居住装潢补贴)加上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的总和计2,519,274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减去协议书包含已购房屋总价计2,319,649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得出结算清单1动迁部门应向孙苏联户支付的199,625元；结算清单2为额外增加发放费用，各项费用合计金额为676,807.86元。结算清单1和结算清单2动迁部门应向孙苏联户支付的费用相加即为876,432.86元，与《签收确认单》所列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一致。《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载明：“我户被征收房屋地址为肇周路XXX号，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为孙苏联。我户在此次老西门新苑1-4、1-5地块旧改房屋征收中选购安置房，现我户一致确认所选购安置房的产权人、使用人如下：安置房地址三林和炯路601弄3栋/幢7号2605室，房型二房一厅，产权人唐某2，使用人唐某2。安置房地址松江区洞泾501弄6栋/幢西单元15号1503室，房型二房一厅，产权人唐某4，使用人唐某4、唐某1。安置房地址松江区洞泾501弄6栋/幢西单元15号1504室，房型三房一厅，产权人孙苏联，使用人孙苏联。我户承诺，对上述产权人、使用人的安排系我户一致同意，并对该安排承担法律责任。如有矛盾，我户自行解决，与房屋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无关。请按上述确认情况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被告唐某2、唐某1、唐某4在确认书落款处签名，孙苏联名字由唐某2代签，并加盖孙苏联的印章，该确认书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11月17日。根据该《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的分配方案，孙苏联作为购房人签字(由其子女代签)并加盖孙苏联的印章确认《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购房屋为德悦路1504室。2016年1月15日，孙苏联作为乙方(买方)与上海松江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卖方)签订了关于德悦路1504室房屋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孙苏联在落款处加盖了自己的印章。2016年12月13日，德悦路1504室房屋产权登记在孙苏联名下。2016年11月19日，被告唐某2作为购房人签字确认《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购房屋为和炯路2605室，随后其作为乙方(买方)与上海永慧置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卖方)就和炯路2605室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并于2017年5月18日办理和炯路2605室房屋的产证，将权利人登记在被告唐某2名下。被告唐某4亦作为购房人签字确认《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购房屋为德悦路1503室。2016年1月15日，唐某4作为乙方(买方)与上海松江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卖方)签订了关于德悦路1503室房屋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并于2019年8月26日办理德悦路1503室房屋的产证，将权利人登记在被告唐某4名下。2019年9月9日，本院对上海市黄浦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聪制作的调查笔录记载：“审：‘关于肇周路XXX号拆迁的情况你们是否清楚？’答：‘清楚的。说明一下，当时拆迁协议上面的两位经办人已经不在这儿了。’审：‘经查，该肇周路XXX号是公租房，该房屋承租情况？’答：‘起先该房屋承租人为唐维鑫，其在1995年死亡后承租人就变更为孙苏联。由于唐维鑫在拆迁公告出来之前就已死亡，故其对本次拆迁不享有拆迁利益。’审：‘那么本次拆迁该房屋的被安置对象有哪些？’答：‘就是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表中记录的户口在该肇周路XXX号之内的4人，包括孙苏联、唐某1、唐某2以及唐某4。同时该4人中孙苏联为承租人，其余3人为共同居住人，这4人享有动迁利益。’审：‘肇周路XXX号房屋采用何种动迁方式？’答：‘数砖头的，看产证面积的，黄浦区的政策是只要被拆迁房屋面积超过25平方米的，就给3套安置房，和户口上有几个人没有关系。但是确认安置对象的依据就是户口，户口里的人确认一致了，我们才能按照他们的方案把房子分下去。’审：‘当时肇周路XXX号实际居住情况？’答：‘黄浦区这里人户分离比较严重，但调查时户口在里面的人都说都住在里面的，对此我们也无法核实清楚。’审：‘肇周路XXX号的动迁利益有哪些？’答：‘就是征收补偿协议上的房屋价值补偿款2,047,156.38元以及居住装潢补贴21,640元和奖励补贴450,477.44元，另有结算清单2中的额外增加发放费用676,807.86元。由于被拆迁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他们需要用房屋价值补偿款加上差价去购买征收补偿协议中显示的3套安置房。’审：‘该3套安置房的差价具体如何支付？’答：‘实际该3套安置房总的产权调换差价就是征收补偿协议第八条中约定的272,492.97元，虽然该协议中第八条显示德悦路1503室和1504室房屋建筑面积是暂测面积，房屋总价也有优惠价，和实际购房合同中的建筑面积以及购房价格均不符，但黄浦区这边的动迁政策都是以奖励补贴来补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不需要被安置对象另行实际支付差价部分，这些他们也都是清楚的。所以，无论实际面积和暂测面积是否相同，购房合同中的价格是否有优惠，均不影响最终的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272,492.97元。’审：‘2份结算单中的各项补偿名目分别应补贴给谁？’答：‘所有补贴均是给到这一户，就是户口上的4个人，然后再由他们内部自己分配，我们不管的。’审：‘肇周路XXX号拆迁时有没有内部分配协议？’答：‘我们这边只有该房屋征收项目的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该确认书上明确了3套安置房各自的产权人、使用人情况。’审：‘最后该户拿到的房屋征收补偿款是如何计算的？’答：‘该户最后拿到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为876,432.86元，计算方式为居住装潢补贴+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额外增加发放费用-产权调换差价。这笔钱经承租人孙苏联同意与委托，于2015年4月3日出具授权委托书给唐某2，由唐某22015年12月22日领取。黄浦区公租房动拆迁政策是只要承租人一人确认签字即可领取征收补偿款，所以孙苏联委托了唐某2，我们就把动迁款给了唐某2，是通过华夏银行的存单具体支付的。这与其他类型房屋要求全部被拆迁对象签字不同。’审：‘在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上的拆迁补偿费用及一次性支付购房差价处为何都是空白的？’答：‘按照惯例都是不显示的，我们都是直接计算3套安置房产权调换差价总和，并不计算具体的每套安置房的产权调换差价。’审：‘有无补充？’答：‘没有了。’”原、被告对于上述事实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赵某向法庭提供了亲属关系证明和北盛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用以证明孙苏联和赵志福原系夫妻关系，原告赵某是孙苏联和赵志福的儿子，是本案适格的继承人。四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亲属关系证明是原告赵某自己写的，是单方陈述，而且有关身份关系的证明应当由公安机关的户籍部门提供，村委会没有该职权。本院认为，亲属关系证明系原告单方制作，里面的内容多有涉及自身以及在上海的经历，北盛村村民委员会签署“情况属实”并对此加盖公章确有不妥，故对该份亲属关系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北盛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系证明赵志福和赵某之间，赵志福和孙苏联以及赵某之间的身份关系，赵志福和赵某的父子关系能够和阜宁县公安局公兴派出所的证明相对应，且赵志福、赵某是北盛村人士，孙苏联的祖籍亦来自于江苏，考虑到赵志福和孙苏联的结婚时间在建国前，赵某出生时间亦在建国初，当时公安户籍系统尚未建立完善，而北盛村村民对他们之间的身份关系反倒比户籍部门更熟识，故对于该村村民委员会经过调查核实出具的该份证明本院予以采纳。二、被告唐某3向法庭提供2015年2月27日的《协定书》一份，该《协定书》载明：“现孙苏联全家商定.经协定母亲孙苏联名下房产给予女儿唐某3.女儿唐某3同意.今后母亲孙苏联生活护理.生活开支和母亲孙苏联有关事.全包。大儿子唐某1和小儿子唐某2全部同意.不反悔。”被告唐某1签字同意，被告唐某2签字同意，被继承人孙苏联盖有自己的印章，并在其印章旁边有一块黑色涂抹的区域，被告唐某3称黑色涂抹是因为当时没有印泥，就用黑色水笔涂在孙苏联右手食指上她按的手印，该《协定书》是孙苏联亲自加盖自己印章和手印，意思表示真实，且孙苏联名下房产就是德悦路1504室，所以该协定书已经成立生效。同时，被告唐某3向法庭提供了居委会的证明、德悦路1504室房屋维修基金收款凭证、德悦路1504室房屋物业费发票和收据，上海礼佳殡葬礼仪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上海市龙华殡仪馆殡殓服务委托书及殡葬礼仪服务清单、墓穴证书、墓穴改建登记单，用以证明孙苏联生前同被告唐某3共同生活，由唐某3负责孙苏联的生活起居、日常开销，孙苏联后事主要由唐某3负责，唐某1、唐某2协助。综上，被告唐某3认为，该协定书性质属于遗赠扶养协议，效力高于法定继承，被告唐某3已经履行对孙苏联生前照料、处理身后事的义务，故德悦路1504室房屋在孙苏联死后应当归被告唐某3所有，不应当再进行继承分割。原告对《协定书》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黑色涂抹区域不是孙苏联的手印，而且原告认为《协定书》尚未成立，因为合同成立需要适格主体、意思表示以及处分的标的，虽然本案中该印章和《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德悦路1504室房屋预售合同》以及《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上孙苏联的印章应该是一致的，但该《协定书》没有孙苏联的手印，盖章不能确定是孙苏联本人盖的，故无法反映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在签订该《协定书》时，动迁补偿和安置房均没有确定，该《协定书》没有具体的处分标的，所以该《协定书》没有成立，更谈不上效力问题。对于被告唐某3提供的上述《协定书》以外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能证明孙苏联生前起居饮食均由被告唐某3照顾，也不能证明孙苏联去世后的丧葬事宜主要由被告唐某3负责。被告唐某1、唐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认可，对被告唐某3陈述的《协定书》签订过程以及此后唐某3全包母亲孙苏联生老死葬的事实均认可。被告唐某2并称《协定书》是其起草，母亲孙苏联不会写字，由其当着孙苏联的面将协定书读给她听，母亲表示认可。被告唐某4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也认可。本院认为，审查一项协议是否成立，应当对协议签订的背景、协议各方的关系以及协议主体的个人情况予以综合考量。本案中，原被告对孙苏联不会写字的事实均确认，只是对其对外表达意思表示的方式存在分歧，原告认为应当以手印方式，被告则认为印章也能表达孙苏联的真实意思。通过对比《协定书》之后孙苏联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孙苏联按手印)、《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孙苏联盖印章)、《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孙苏联盖印章)、《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孙苏联盖印章)可知，加盖印章是孙苏联对外表达真实意思的主要方式，且《协定书》签订主体之间是父母子女关系，法院不能苛责一家人之间的协议要符合非常完备的形式要件，故本院确认该《协定书》反映了孙苏联的真实意思；至于协议的标的问题，可以看出该《协定书》是在黄浦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并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之后，在肇周路XXX号确定动迁的背景下签订的。被安置对象在《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一致确定德悦路1504室房屋归孙苏联所有，此后孙苏联也将该房屋产证办理在自己名下，此外孙苏联未有其他房产，故本院确认《协定书》中孙苏联名下的房产就是德悦路1504室房屋，《协定书》处分的标的是确定且唯一的。故《协定书》依法已经成立，本院对被告唐某3提供的该份《协定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唐某3提供的其他证据，原、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诉讼中，被告唐某1确认拿了肇周路XXX号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中的190,000元，被告唐某2确认拿了肇周路XXX号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中的686,432.86元，四被告均确认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只有被告唐某1和唐某2拿了，包括孙苏联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都没有拿。四被告认为在孙苏联在世时一家人开过家庭会议以口头方式确认过房屋征收补偿款只由被告唐某1和唐某2拿，其他人都不拿，这是孙苏联和四被告都认可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所谓的家庭会议已经达成有关房屋征收补偿款分配的说法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未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案件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如果法院认定房屋征收补偿款中有孙苏联的份额，并且原告有继承权的话，该返还原告多少钱以及由谁返还由法院依法处理。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赵某对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二、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范围；三、原告赵某能够继承的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范围及数额。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作如下阐述。一、原告赵某对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如本院在前述查明事实部分的意见，对原告赵某提供的阜宁县公兴社区北盛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以确认。根据该证明，原告赵某系被继承人孙苏联的儿子。因此，本院确认原告是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适格继承人。至于四被告提出的，因原告对孙苏联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但不尽赡养义务，故原告不能分得被继承人孙苏联遗产的辩论意见，本院认为，孙苏联和赵志福在原告赵某年幼时即离婚，孙苏联只身前往上海生活，赵某随其父亲在江苏共同生活。母子分离并非是原告和孙苏联双方愿意看到的，原告对孙苏联赡养较少也并非其主观故意，而是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故本院对四被告的上述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赵某对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二、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范围关于本案处理的财产范围，包括三套安置房以及房屋征收补偿款，实际上均为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因原告赵某本身并非肇周路XXX号房屋动迁的被安置对象，不享有动迁利益，故其主张财产的范围应以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为限，而只要明确该肇周路XXX号动迁利益中被继承人孙苏联的份额即能确定孙苏联的遗产范围。原告认为，由于肇周路XXX号房屋性质属于公房，动迁利益应归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但被告唐某1、唐某3、唐某4只是动迁时户籍在册，并未实际居住，故不应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所以肇周路XXX号房屋的所有动迁利益均属于被继承人孙苏联的个人遗产。而四被告则认为，被告唐某1、唐某3、唐某4不仅动迁时户籍在册，而且实际居住在被动迁房屋内，是共同居住人，也是被安置对象，孙苏联的个人遗产只有德悦路1504室房屋，且根据《协定书》现在也应归被告唐某3所有，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孙苏联在世时已经家庭会议分配完毕，所以目前孙苏联没有可以依法分割的遗产。针对原、被告的上述意见，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同住人的问题。本院在对本次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黄浦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制作《调查笔录》时动迁部门明确表明“本次拆迁的被安置对象就是户口在该肇周路XXX号之内的4个人，包括孙苏联、唐某1、唐某2和唐某4，该4人中孙苏联是承租人，其余3人为共同居住人，这4人享有动迁利益。”同时动迁部门也表示“调查时户口在里面的人都说住在里面。”本院对于动拆迁部门根据相关房屋拆迁政策法规对被动迁房屋安置对象(包括承租人和同住人)的确定予以尊重，同时被告唐某1、唐某2和唐某4亦表示动迁时不仅户籍在册，而且其也确实居住在被动迁房屋内。原告虽认为被告唐某1、唐某2和唐某4不是同住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辩论意见不予采纳，本院确认，被告唐某1、唐某2和唐某4是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共同居住人，享有该房屋的动迁利益。第二、关于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根据征收协议、两份结算单以及本院所作的《调查笔录》可知，肇周路X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包括三套房屋即和炯路2605室(房屋总价957,586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德悦路1503室(优惠总价619,664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德悦路1504室(优惠总价742,399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合计房屋总价2,319,649元以及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由被告唐某1领取190,000元，由被告唐某2领取686,432.86元)，共计3,196,081.86元。关于其中的三套房屋，孙苏联和被告唐某1、唐某2和唐某4已经在《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中一致确认各套安置房的产权人，孙苏联、被告唐某2和唐某4也根据动迁部门开具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购买了相应的安置房，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具有公示效力。在全部被安置对象一致同意孙苏联、唐某2、唐某4通过支付购房差价获得相应安置房的情况下，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权利人应推定为是实际权利人，即和炯路2605室的权利人是被告唐某2，德悦路1503室的权利人是被告唐某4，德悦路1504室的权利人是孙苏联。原告称办理产证不代表享有权利的辩论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德悦路1504室属于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而和炯路2605室和德悦路1503室并非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故原告诉请中要求继承分割和炯路2605室和德悦路1503室房屋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款，四被告均称孙苏联在世时一家人通过家庭会议的形式将该补偿款分配完毕，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现有的《授权委托书》《签收确认单》只能反映孙苏联作为承租人有授权唐某2领取该户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事实，被告方目前并无相应书面证据证明孙苏联有同意房屋征收补偿款均分配给被告唐某1和唐某2，且原告亦不认可。故本院确认孙苏联与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并未对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达成合意。至于孙苏联享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份额，应结合肇周路XXX号的整体动迁利益、被安置人数以及孙苏联获得的安置房屋的价值等因素综合考虑，因孙苏联、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4未对动迁利益的分配订立书面协议，本院确定肇周路XXX号的动迁利益应由承租人和同住人均等分配，又由于根据本院对动迁实施单位所做的《调查笔录》中载明的“所有补贴均是给到这一户，然后再由他们内部分配”，故本院可以计算得出被继承人孙苏联所能分到的动迁利益是799,020.47元(3,196,081.86元÷4)，再结合孙苏联分到的安置房的价款，可以计算出孙苏联应分得的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为56,621.47元(799,020.47元-742,399元)。综上，本案中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为德悦路1504室房屋一套和房屋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三、原告赵某能够继承的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范围及数额如前所述，本案中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为德悦路1504室房屋一套和房屋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被继承人孙苏联生前未留有遗嘱或者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但遗产能否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还应着重分析《协定书》的效力。本院认为，分析《协定书》的效力，要根据该《协定书》所使用的词句，结合订立的背景、订立主体的关系以及订立的目的，来探寻被继承人孙苏联当时的真实意思。该《协定书》订立在动迁已经开始，孙苏联、唐某1、唐某2确定将享有动迁利益，而唐某3并非被安置对象，无法享受动迁利益的背景下；订立主体属关系密切的母亲和子女之间；从《协定书》的内容看，突出“房产给予”和“母亲孙苏联有关事.全包”这两个关键点，其中“房产给予”有孙苏联要把自己名下房子给被告唐某3的意思，而“母亲孙苏联有关事.全包”中的“有关事”显然应包含了孙苏联生前身后的事务，体现了被告唐某3负有对孙苏联生养死葬的义务。这两个关键点并无主次之分，应属同等重要。该《协定书》的内容既体现了被告唐某3对母亲孙苏联应尽的义务，也包含了其在母亲孙苏联死后可享有的权利。概言之，这份《协定书》并非简单的“母亲把房子给自己女儿”的赠与协议，而是母亲与自己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的子女(从这一层面看，赡养条件较差且远在江苏的原告未出现在《协定书》中亦属合理)签订的一个赡养协议，孙苏联希望通过该《协定书》来保障自己老有所依，死后有人送终，并愿意在死后将自己名下房产给予对方。同时，该《协定书》也是孙苏联平衡各子女利益的一种方式，由未获取动迁利益的女儿通过履行生养死葬义务来获取孙苏联的利益。因此本院认为，《协定书》虽非遗赠扶养协议，但其形式和内容都与遗赠扶养协议颇为相似，依据民法解释学的当然解释，关系更疏远的外人如果照顾被继承人生养死葬尚且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作为关系更密切的继承人如果负担被继承人生养死葬，更应该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故本院认为，《协定书》的效力亦应比照遗赠扶养协议适用，且应优先于法定继承办理，即《协定书》在各方当事人签订时即成立，而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受遗赠的效力。现被告唐某3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负担了孙苏联生养死葬的义务，其他被告亦予以认可，原告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确认孙苏联名下德悦路1504室房屋应由被告唐某3一人继承取得，其他继承人有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概言之，该德悦路1504室房屋不应再作为法定继承的对象，成为原告能够继承的孙苏联的遗产范围。综上，对于原告诉请中要求继承分割德悦路1504室房屋的主张，本院实难支持。对于房屋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因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孙苏联在世时并未分配完毕，且孙苏联应得的补偿款项也未在《协定书》中有过约定，故该笔56,621.47元可以作为原告能够继承的遗产，根据法定继承来办理。由于被告唐某3在庭审中明确认可房屋征收补偿款由被告唐某1和唐某2按现状领取，并向法院表示即使征收补偿款中有孙苏联的份额，被告唐某3在继承孙苏联的遗产后也同意将自己的份额赠与被告唐某1和唐某2，故本院在本案中只确认原告对孙苏联享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能够继承的数额。考虑到原告和孙苏联生前相隔较远，原告相比其他子女对孙苏联所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故本院酌定原告能继承取得的孙苏联房屋征收补偿款的数额为12,000元，再结合房屋征收补偿款实际的领款人和领款数额，本院确认由被告唐某1和唐某2将该12,000元按一定比例分别支付给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德悦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由被告唐某3一人继承；二、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德悦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归被告唐某3所有；三、原告赵某、被告唐某1、被告唐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告唐某3办理上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德悦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税、费由被告唐某3承担；四、被告唐某1、被告唐某2处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中的56,621.47元属于被继承人孙苏联的遗产，由原告赵某继承取得12,000元；上述款项由被告唐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某3,000元，由被告唐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某9,000元；五、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464.33元，减半收取计37,732.17元，由原告赵某负担24,044.17元(已付)，由被告唐某1负担12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由被告唐某2负担36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由被告唐某3负担13,2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练 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蔡丽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第二十六条……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和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