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3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州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航空路8号（襄阳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出租房）。负责人：王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琛，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秀，女，汉族，1963年10月23日出生，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飞，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立峰，男，汉族，1972年2月10日出生，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州区公路管理局，住所：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91号。法定代表人：吴保经，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该局法制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化文，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州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玉秀、被上诉人胡立峰、被上诉人襄阳市襄州区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襄州公路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346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仅赔偿12000元；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次事故发生时，上诉人承保的车辆鄂Ｆ×××××与后方耿某驾驶的拖拉机保持了足够远的安全距离，由于耿某驾驶存在安全问题的拖拉机(无法刹车)，最终导致该拖拉机与鄂Ｆ×××××发生追尾；同时,事发时，鄂Ｆ×××××前方的红绿灯正值红灯，且鄂Ｆ×××××车无法变向到其他车道，因此鄂Ｆ×××××驾驶员也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避免此次事故发生。因此，耿某驾驶无法制动的拖拉机，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鄂Ｆ×××××不应当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交通事故纠纷中的一种证据材料，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事故的实际情况对事故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重新做出划分。本案中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依据不足，扩大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负担，但保险公司不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无法用复核的手段进行救济，只能通过请求贵院对事故责任及赔偿责任重新做出划分。被上诉人杨玉秀二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在一审中，无当事人对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提出异议，该责任认定书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上诉人襄州公路局二审中口头答辩，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胡立峰二审中未答辩。杨玉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杨玉秀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43005.5元，其中先由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不足部分由胡立峰、襄州公路局连带赔偿；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6日7时57分，被告胡立峰驾驶鄂Ｆ×××××“炎帝”牌重型载货专业作业车，行驶至襄州区伙牌镇新207国道与老207国道交叉路口（锡海线2404公里）变更车道后，耿某驾驶的“东方红”牌四轮拖拉机（车载原告杨玉秀）为躲避鄂Ｆ×××××“炎帝”牌重型载货专业作业车冲出路面并侧翻，致杨玉秀、耿某受伤，车辆受损。2018年10月19日，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立峰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耿某承担次要责任，原告杨玉秀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杨玉秀被送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4天，支出医疗费19768.2元。出院诊断为右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出院医嘱载明：1、继续促进骨折愈合治疗，每30天拍片复查，不适随诊。视拍片结果决定何时行何种功能锻炼，何时行内固定物取出术；2、有后遗肩肘腕指等多处疼痛、活动受限、关节僵硬、骨折愈合延迟、骨折不愈合等可能。2018年10月30日，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载明：1、住院正规治疗；2、休息一月，加强营养，定期复查。2019年5与8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原告杨玉秀的伤残属十级，后续治疗费约需15000元，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误工期为发鉴定前一日。一审法院查明，因此次交通事故受伤的另一伤者耿某已另案起诉，耿某的损失经法院确定为：1、医疗费3175.2元；2、误工费1784.45元。3、交通费40元；4、施救费800元；5、车辆维修费1000元。另查明，鄂Ｆ×××××“炎帝”牌重型载货专业作业车的实际所有人为襄州公路局，被告胡立峰系被告襄州公路局的职工，事故发生时系履行工作职责。该车辆在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5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8年5月25日0时起至2019年5月24日24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投保单载明机动车使用性质为特种车，机动车辆类型为特种车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第二十四条第二项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件、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在卷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胡立峰在驾驶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致原告杨玉秀受伤，经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胡立峰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胡立峰系襄州公路局的工作人员，事故发生时系执行工作任务，应由襄州公路局承担侵权责任，根据双方的责任大小，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襄州公路局承担70%的责任。鄂Ｆ×××××“炎帝”牌重型载货专业作业车在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5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辩称肇事车辆属于特种车辆，驾驶人应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否则商业三者险免赔，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B2的准驾车型包括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重型、中型专项作业车,胡立峰具有驾驶该重型专项作业车资格,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驾驶该车辆还需要其他特殊上岗作业证；其次，襄州公路局在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处投保多台车辆，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提供的免责事项说明书虽加盖襄州公路局的印章，但不能确认是涉案车辆的免责事项说明书，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需具有特种操作证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对襄州公路局尽到免责提示义务，故对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称胡立峰未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根据合同约定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原告杨玉秀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先由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其根据商业保险合同及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襄州公路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结合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统计数据及杨玉秀的主张,对杨玉秀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20192.2元，原告诉请的医疗费有医疗费票据、住院病历、检查报告单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原告主张按照50元每天计算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按照每天20元计算，为480元；3、营养费1080元。结合原告的伤情及出院医嘱，一审法院酌定按照每天20元计算营养费54天，共计1080元；4、护理费2557.61元。原告诉请按照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护理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护理期限，结合原告受伤部位，伤情及出院医嘱，原告出院以后并未有护理依赖度，一审法院支持住院期间护理费，为2557.61元；5、伤残赔偿金29956元。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提供物业公司证明、房产证、户口簿予以证实，被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认为杨玉秀的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并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北京汇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的核查报告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物业公司证明未有经办人签名及联系方式，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原告提供的房产证仅能证明原告的儿子耿卫在城镇购买房屋，但并不能证明原告随其子居住的事实，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综合来看，原告的儿媳确实存在生产情形，但即使原告确为照顾怀孕的儿媳，也只是证实事发前属短暂居住行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事故发生前其已在此居住一年以上，亦未能提供其收入来源于城镇的证据，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原告的户籍性质及土地经营权证，一审法院确认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告的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故残疾赔偿金为29956元；6、误工费20004.49元。原告杨玉秀因事故导致右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结合其伤情及受伤部位，可认定其因伤持续误工，误工期限计算至定残前一日为213天，按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误工费，为20004.49元；7、鉴定费2200元。鉴定费用是原告为完成此次交通事故理赔而发生的必要成本，属于原告的损失范围，有相关发票予以证实，应予支持。8、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240元；9、后期治疗费15000元。原告右肱骨近段粉碎性骨折，行右肱骨外科颈粉碎性骨折开发复位内固定术，骨折愈合后必然会行内固定取出术，必然发生后续治疗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0、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支持2000元。综上，原告因此次事故遭受的损失共计为93710.3元。该费用由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63962.86元，其中医疗费项下承担9204.76元（原告杨玉秀的损失为医疗费20192.2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营养费1080元，共计36752.2元；另一伤者耿某的损失为医疗费3175.2元），伤残项下承担54758.1元（原告杨玉秀的损失为残疾赔偿金29956元、护理费2557.61元、交通费240元、误工费20004.4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共计54758.1元；另一伤者耿某的损失为误工费1784.45元、交通费40元，共计1824.45元），剩余损失29747.44元，由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70%，为20823.21元。综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应赔偿原告杨玉秀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84786.0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州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支付原告杨玉秀84786.07元；二、驳回原告杨玉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8元，由被告襄阳市××区公路管理局负担356元，原告杨玉秀负担152元。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尽管胡立锋在2018年10月9日接受襄阳市公安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询问时，称2018年10月6日耿某站在鄂Ｆ×××××车前，示意胡立锋下车，耿某当时说拖拉机没有刹车，但是，襄阳市公安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过调查，作出第42060712018000049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现场图、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湖北平安行司法鉴定意见书、诊断证明、视频资料认定胡立锋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此过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耿某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此过错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此过错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认定胡立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耿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杨玉秀无责任。一审中，所有被告均称胡立锋对涉案交通事故无责任，但是所有被告均未提供相反证据，直至二审询问时，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上诉主张第42060712018000049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有误，仍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文书证，其证据力强，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综上，联合财保襄州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主张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8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州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晶晶审判员  柳 莉审判员  江 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汪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