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7770号原告：尹婉淑，女，200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41************721。法定代理人：申文丽，女，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13************520。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花，广东广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大朗芭黎婚纱摄影店。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900L75829342P。经营者：孙晓霞，女，197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10************028。被告：东莞市大朗慕尚摄影馆。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长塘社区长盛广场美食街A区*****。注册号：441********7277。经营者：孙晓霞，女，197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10************028。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洪，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尹婉淑与被告东莞市大朗芭黎婚纱摄影店（以下简称：芭黎摄影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4日追加东莞市大朗慕尚摄影馆（以下简称：慕尚摄影馆）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日及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申文丽（仅参加第二次庭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花，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追加当事人增加答辩期及举证期而扣减审限15天，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订立的摄影服务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摄影服务费34545.94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行经被告商铺时，被被告销售人员以活动期间特价销售为名，兜售婚纱摄影服务。当日原告即在被告处口头订立摄影服务合同，并支付合同价款530元。被告见原告付款爽快，容易被说服，即对原告进行游说、洗脑，引诱原告在被告处持续多次高额消费，累计达34545.94元。事实上原告订立合同时未满15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其曾患脑部疾病，心智本身低于同龄人。按照法律规定，其法定代理人没有作出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原告订立的合同无效，被告应退还全部非法所得。被告芭黎摄影店辩称，被告芭黎摄影店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刘建玲是在被告慕尚摄影馆消费，不是在被告芭黎摄影店消费，本案与被告芭黎摄影店无关。被告慕尚摄影馆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在被告慕尚摄影馆处消费的是刘建玲，并非原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就是刘建玲。原告本人也没有亲自到庭接受调查。2.刘建玲与被告慕尚摄影馆的服务合同是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法有效。被告慕尚摄影馆没有任何欺诈的故意。刘建玲基于对被告慕尚摄影馆服务的认可，以及自身对摄影的喜爱，两次前往被告慕尚摄影馆处拍摄，也可以充分证实了这点。3.刘建玲的身材、体重、相貌特征及言行举止可以充分显示其为成年人，被告慕尚摄影馆已经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基于行业特征及对客户隐私的尊重，被告慕尚摄影馆不可能去审核客户的身份，这也不符合当今的交易习惯及普遍做法。4.拍摄照片是当今社会很普遍的消费，不是大额消费。即使刘建玲就是原告且未成年，本案消费也是符合其身份的消费。5.退一万步说，即使刘建玲就是原告且未成年，根据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的陈述可知，其用银行卡绑定了原告的微信，证明原告是有权自由处分微信中的款项，如处分错误，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刘建玲其中一笔5000元款项是在广州的盘子女人坊消费的，与被告慕尚摄影馆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芭黎摄影店与被告慕尚摄影馆均是孙晓霞成立的个体工商户。被告芭黎摄影店登记的经营地址在东莞市***************商铺。被告慕尚摄影馆登记的经营地址在东莞市大朗镇长塘社区长盛广场美食街A区*****。被告慕尚摄影馆主张其加盟长沙盘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对外以“盘子女人坊”的名义经营。原告确认其在东莞市大朗镇长盛广场的“盘子女人坊”拍摄了本案的艺术照片。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登记的姓名为尹婉淑，出生日期为2004年7月29日。被告慕尚摄影馆确认其为“刘建玲”拍摄了艺术照片，原告主张其为“刘建玲”，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及两被告均确认“刘建玲”共拍摄了两套艺术照（以下简称套餐一和套餐二），其中套餐一的产品已经交付给“刘建玲”，套餐二的产品未交付给“刘建玲”。经本院要求，原告提交了套餐一的产品，两被告提交了套餐二的产品。双方对对方提交的产品均予以认可。经本院清点，两个套餐的约定情况及履行情况如下：套餐一约定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单号7384/摄影时间2019-3-12已拍摄套餐金额1500元已付清对应照片数量16张已拍摄套餐内容拍摄当天服装3套，拍摄当天造型3个已履行10寸淋膜杂志册1本未见有制作36寸绢丝国画1副未见有制作精美钱包照2张未见有制作8×10寸韩国直边水晶1个未见有制作选片后期金额11700元已付清对应照片数量64张已拍摄选片内容16寸纳兰词相册1本已制作12×8纳兰词相册1本已制作10×10纳兰词水晶琉璃相框1个已制作10寸女人花蓝色方形摆台1个已制作12×8纳兰词水晶琉璃相框1个已制作18寸油画框1个已制作8×8纳兰词水晶琉璃相框1个已制作80×80纳兰词水晶琉璃相框1个已制作8寸冰雕水晶1个已制作魔镜1个未见有制作钱包照4张未见有制作中国风实木屏风1个已制作套餐二约定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单号7672/摄影时间2019-5-28已拍摄套餐金额5316元已付清对应照片数量50张已拍摄套餐内容16寸凤绫私人订制册1本未见有制作选片后期金额12000元已付清对应照片数量137张已拍摄选片内容16寸凌画册1本已制作12寸凌画册1本已制作14×14样板册1本已制作10×10样板册1本已制作10寸曲边韩国水晶1个已制作18寸油画框1个已制作45×90绢丝国画2卷已制作6寸水墨缘1个已制作6寸水墨缘长方形1个已制作8寸水墨缘1个已制作钱包照7张已制作台灯1盏已制作中国风实木屏风1个已制作上述两个套餐的价格共计：1500元+11700元+5316元+12000元=30516元，两被告确认“刘建玲”已全部付清。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消费小票及收据显示原告支付了上述第一笔款项1500元中的530元及第二、三、四笔款项，共计29546元，收款人均是被告芭黎摄影店（被告慕尚摄影馆主张被告芭黎摄影店仅仅是其指定的收款人）。对于剩余970元，原告主张未能找到相应的付款凭证。原告另提交一笔于2019年5月7日向“盘子女人坊”支付50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但未能提供相应消费小票及收据。两被告否认曾收到该笔5000元，并主张有关款项是“刘建玲”在广州的“盘子女人坊”加盟店消费所支出的，与两被告无关。原告确认其曾在广州的“盘子女人坊”消费，不确定上述5000元是否支付给两被告。两被告主张套餐一约定的产品已经全部交付给“刘建玲”，但未能提交签收凭证等证据。原告主张其收到的产品已全部提供给本院，缺少的部分其并未收到。两被告又主张套餐内的产品包含在后期选片的产品中。2019年6月20日，原告的母亲申文丽向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大朗派出所报案，主张被告诈骗未成年的原告拍摄艺术照。大朗派出所于当日传唤了被告慕尚摄影馆的工作人员廖丹华、邓小丹、龙群锋、何志阳、阮波等人予以询问。此时，套餐一及套餐二已完成拍摄及选片，套餐一的产品已完成制作并已交付给“刘建玲”，但套餐二的产品未完成制作。被告慕尚摄影馆确认套餐二的产品于2019年6月29日才全部制作完成。2019年6月27日，大朗派出所以有关情况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为由，将有关线索移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朗分局处理。本案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追认原告与两被告订立的服务合同，也不予接收套餐一和套餐二的产品，要求全部退还给两被告，并要求两被告返还已付的全部拍摄费用。两被告主张有关产品是定制产品，不应返还，不同意退还拍摄费用。本院要求两被告明确本案两个套餐的拍摄成本及利润，两被告未予以明确，仅向本院提交其单方制作的被告慕尚摄影馆2017年至2019年5月份的利润表。原告对利润表不予认可。双方确认套餐一及套餐二的相册不可重复利用，可拆卸的相框（如水墨缘相框）及台灯可重复利用，对于其余部分（包括不可拆卸的相框、摆台及屏风等），原告主张可以重复利用，两被告主张强行拆卸会损坏产品，故无法重复利用。两被告另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截图，主张被告慕尚摄影馆在为“刘建玲”拍摄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应尽审查的义务，“刘建玲”以大学生自居，身材、体重、相貌及言行举止均是成年人。原告对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但不认可两被告的证明内容。经查，“刘建玲”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实以大学生自居，有关艺术照的造型成熟性感。本院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是谁；二、案涉服务合同是否有效，如无效，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关于服务提供者，原告确认拍摄地点在大朗镇长盛广场的“盘子女人坊”，该地址与被告慕尚摄影馆的登记经营地址相吻合，被告慕尚摄影馆也主张其加盟长沙盘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对外以“盘子女人坊”的名义经营，故应认定被告慕尚摄影馆是服务提供者。至于被告芭黎摄影店，是案涉拍摄费的收款人。被告慕尚摄影馆主张被告芭黎摄影店仅仅是其指定的收款人，但缺乏合理理由。鉴于被告慕尚摄影馆与被告芭黎摄影店均是孙晓霞设立的个体工商户，故本院认定被告芭黎摄影店也是服务提供者，两被告应共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服务接受者，被告慕尚摄影馆确认其为“刘建玲”拍摄了有关艺术照，双方对原告是否为“刘建玲”存在争议。本院认为，鉴于原告持有本案的拍摄成果（套餐一）以及付款凭证（微信转账记录、消费小票、收据），而拍摄成果及付款凭证一般仅由服务接受者持有。现无证据证明“刘建玲”另有他人，故应认定原告以“刘建玲”的名义进行了有关拍摄，是本案的服务接受者。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于2004年出生，于2019年拍摄了本案的艺术照，即订立本案服务合同时，已满8周岁未满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本案服务合同需要支付对价，故不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服务合同的对价高达30516元，显然已经超出了原告的年龄、智力及精神健康状况可处置的范围，故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在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不予同意并拒绝追认的情况下，本案服务合同不生效，应参照合同无效的规定予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此，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已支付的拍摄费。对于拍摄费的返还数额，原告诉请的拍摄费中有一笔5000元是于2019年5月7日微信支付给“盘子女人坊”的，两被告否认与其有关。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应消费小票及收据，且原告确认其曾在广州的“盘子女人坊”消费，不确定上述款项是否支付给两被告，鉴于“盘子女人坊”为加盟店，在其他地方亦有加盟商，该笔费用与其他两被告认可的费用的收款对象明显有异，故本院认定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5000元与两被告有关，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该笔费用，本院不予支持。返还数额应以原告主张的数额扣减这5000元为限，即为29545.94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有关拍摄成果应返还给两被告，但因拍摄成果是定制物，返还给两被告并无意义，又因原告明确拒绝接受有关拍摄成果，原告并未获利，故不适用折价补偿原则，而应将有关拍摄成果视为两被告的损失，根据双方的过错确定赔偿责任。原告应赔偿给两被告的损失，应从两被告应返还给原告的拍摄费中作扣减处理。对于损失数额，本院分析如下：1.合同不生效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为缔约过失责任，可赔偿的损失为实际损失，不包括合同正常履行时可获得的预期利润，故两被告的损失应以拍摄成本为限，不包括利润。两被告未按本院的要求明确本案的拍摄成本及利润，并进行有效举证，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拍摄照片属于套餐内的行为，后期选片只是在前期套餐所拍摄的照片中选取数张制作成有关产品，故套餐内的利润低，后期选片产品利润高。2.原告的母亲于2019年6月20日向公安部门报案，主张两被告诈骗原告拍摄有关艺术照，公安部门于当日传唤了被告慕尚摄影馆的人员予以询问，故两被告自当日起应知道双方对服务合同发生争议，应中止履行，及时止损。但两被告仍继续履行服务合同，于2019年6月29日完成了套餐二产品的制作，即被告未履行止损义务，造成其损失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应由两被告自行承担。3.双方确认拍摄成果中有部分产品可重复利用，该部分不应作为损失予以赔偿，而应由两被告取回再次利用。4.根据清点结果可知，两被告并未按约定完成全部制作，部分产品缺失，故相应对价不应作为损失。两被告主张后期选片产品与套餐内的产品为包含关系，故套餐内的产品不应认定为未制作。因根据约定的内容可知，套餐内的产品与后期选片产品的名称并不相同，不存在可包含的基础，有关消费单亦未载明为包含关系，故本院对两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两被告又主张套餐一的产品已全部制作并交付给“刘建玲”，因未能提交签收凭证等证据，原告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因素，本院酌定两被告的损失为10000元。对于双方的过错，本院认为，原告在订立服务合同时，以大学生自居，未向两被告披露其真实年龄及身份，所拍摄的艺术照造型成熟性感，故两被告难以得出原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论。原告的监护人未尽到应尽的监护义务，对原告缺乏管教，让原告擅自大额消费，并可通过微信绑定其银行卡支付大额拍摄费，故应认定原告及其监护人对合同不生效存在主要过错。两被告在原告自称为大学生的情况下，应知悉原告没有经济来源，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两被告对原告的消费目的及消费数量的合理性应进行相应的了解，提出合理建议，避免无效消费。现两被告显然在放任不合理消费的发生，以追逐高额利润，故应对合同不生效承担次要责任。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应赔偿两被告损失9000元。原告要求返还的拍摄费扣减原告应赔偿两被告的损失后，两被告仍需向原告返还：29545.94元-9000元=20545.94元。依照上述援引之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尹婉淑与被告东莞市大朗芭黎婚纱摄影店（孙晓霞）、东莞市大朗慕尚摄影馆（孙晓霞）于2019年3月12日和2019年5月28日订立的拍摄服务合同未生效；二、限被告东莞市大朗芭黎婚纱摄影店（孙晓霞）、东莞市大朗慕尚摄影馆（孙晓霞）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尹婉淑返还拍摄服务费20545.94元；三、驳回原告尹婉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2元，原告尹婉淑已预交，由原告尹婉淑负担135元，被告东莞市大朗芭黎婚纱摄影店（孙晓霞）、东莞市大朗慕尚摄影馆（孙晓霞）负担1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美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彭慧荣陈清梅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