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321民初2245号原告：李成刚，男，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女，满族，系沈阳市辽中区蒲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台大路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李绪永，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田，系辽宁圣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成刚诉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林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了一份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由被告提供1041头猪苗、饲料及药物、菌苗等委托原告进行饲养，并由被告安排专业技术员从事猪的防疫，疾病治疗及饲养方案。原告提供猪舍及配套设施并安排亲属共四人听从被告及被告技术员管理及指示进行饲养。同时，原告还代为被告承担了水、电、燃料、过磅费、检验检疫费、装猪费等费用。2018年5月12日，该猪出现紧急疫情，突然发病，2018年5月13日，被告在合同约定的饲料没有喂完的情况下，将该猪紧急出售，从发病到猪出售完毕，共死亡79头，但原告与被告结算费用的时候，在没有提供原告存在饲养不当的情况下，只给付30000元，被告依据委托养殖合同第四大项第六小款让原告来承担猪突发疫情死亡的损失后果。原告认为，被告在进猪前，猪舍经过验收达到被告的养殖标准，并在饲养过程中尽心尽责，猪只发病前紧死亡27头，远低于公司规定的5%的死亡率，原告只是被告委托养殖的劳动力，依据被告指示听从被告管理对猪进行饲养，猪的所有权和饲养全过程的饲料、防疫、药物及疾病治疗都由被告决定并实施，出现疫情原告无任何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40条之规定，委托养殖合同第四大项第6小款应属无效的格式条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水、电、燃料、过磅费、检验检疫、装猪费、饲养人工费等费用共计161880元。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与被告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合同第一条第一项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坚持以优势互补、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商品猪养殖”。双方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合同，被答辩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合同的内容有理解辨别能力，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被答辩人诉称《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第四大项第六款属无效条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条款明确约定的是在生猪出栏装载过程中出现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情况下，损失由被答辩人承担损失，而不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间的所有死亡损失都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上，在该批生猪出栏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上述约定的死亡事实，故被答辩人认为该条款无效是断章取义，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合同履行期间，都存在风险，答辩人承担的是市场行情不断变化的风险及养殖风险；被答辩人只承担养殖风险，养殖户的代养费高低取决于饲养水平管理水平，养好了就挣钱，养不好就亏本。因为代养费有计算模式是固定不变的，也即是：16.6元/kg固定不变，不随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被答辩人饲养的这批生猪市场价格为9.6元/kg，答辩人亏损远远大于被答辩人，所以双方并不存在一边倒的不公平现象，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的所有条款都是公平的，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二、被答辩人在合同履行期间的主要义务是养殖看护义务，答辩人负有一定的监督义务。在饲养期间，对于饲养的育肥猪有什么样的异样情况被答辩人有及时汇报反馈的义务，只有这样，答辩人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预防手段。被答辩人在2017年饲养了1041头育肥猪，在2018年5月12日开始出现病情，但并不是紧急疫情，死亡的猪也不是一下子就突然死亡。因此在猪出现非正常状况的情况下，被答辩人没有及时将这一反馈给答辩人，以至于后来虽然采取了治疗措施，但仍然死了79头猪，这次损失与被答辩人饲养看护没到位有很大关系。三、在上述病情出现后，为防止病情扩大，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答辩人决定将存活的育肥猪及时出售并没有过错。答辩人一是享有猪的所有权，二是有出售的权利，三是在不可抗力出现的情况下享有合同解除权。基于此，虽然按照约定没有喂完饲料，但答辩人将存活生猪及时出售没有过错。四、在将上述生猪出售完毕后，经过核算，答辩人损失二十多万元，同时，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被答辩人应该倒赔答辩人2807.70元。答辩人考虑到这次双方都出现损失的客观情况，为了不打消养殖户的积极性，答辩人才决定给被答辩人30000元钱。但这并不代表损失就应该由知答辩人来承担，更不代表答辩人就存在过错，被答辩人不知满足的屡次提起诉讼实在是不应该的。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即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2日，原告李成刚与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签订《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条第二款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建设猪舍和配套设备设施，原告负责自筹建造猪舍和配套设备设施的全部资金……第四款被告负责猪苗、饲料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商品猪饲养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原告必须按照原告的要求做好饲养工作。第五款被告将猪苗委托给原告养殖，同时提供配套饲料、药品、疫苗。原告在被告的统一管理和技术指导下进行饲养。原告按本合同约定获取委托的劳务费。被告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疫苗等物品及被告供应给原告饲养的猪只，均属于被告财产，被告不得擅自处理。第六款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各种物料和商品猪有管理权，并负有管理责任。原告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商品猪交付被告回收。第七款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或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国家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因素引起市场严重萎缩，销售无法进行，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第三条第三款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各种合格的药物、疫苗、数量及价格以公司确定的为准。第四条第一款、猪苗领用成本：15公斤为标准，领用成本800元/头。超出或不足部分按20元/公斤计算（猪苗重量不能偏离15公斤过大）。饲料领用成本：品名550，领用成本4.5元/公斤，标准用量20公斤/头；品名551，领用成本4元/公斤，标准用量40公斤/头；品名551B，领用成本3.5元/公斤，标准用量25公斤/头；品名552，领用成本3元/公斤，标准用量150公斤/头；品名552B，领用成本2.78元/公斤，标准用量25公斤/头。兽药疫苗领用成本每头猪必须使用被告兽药疫苗50元。超出部分自理。如发生料肉比超出或不足合同约定，按合同约定罚款。标准出栏成本：一级猪16.6元/公斤，二级猪按二级猪90%计算，等外猪协商。代养费＝出栏总重×标准出栏成本－饲料实际总领用金额－兽药疫苗实际总领用金额－猪苗总领用成本金额－总违约罚款金额。第二款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各种物料及商品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公司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已领取物资及商品猪产品回收价格进行10%以内的调整，以确保原、被告利益的平稳。第三款代养费的结算时间为本批次商品猪完全出栏，原告配合被告将各项手续（包含审批手续）办理合格完毕后10－14天内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第五款、原告按被告上市通知规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将商品猪交被告回收。第六款在回收商品猪的过程中，从原告猪舍到过磅前，被告工作人员、原告和客户三方共同检查猪只是否出现死亡，如有猪只死亡或濒临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负责；被告回收商品猪前的车皮过磅、商品猪过磅以及猪只数量必须由原、被告、客户三方签名确认。第七款商品猪回收由原告负责猪只装车并承担装车费用，装车人员安全由原告自行负责。第六条第四款原告依据被告计划（并使用经被告确认的运输工具）到指定地点提猪苗、饲料、和药品，猪苗、饲料运输费和饲养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包括水、电、燃料、过磅费、检验检疫费、装猪费等）。第七条第四项饲料耗用量严格按照被告提供的饲料预算执行，结算时料内比在区间内视为正常范围，不予处罚；料肉比不足或超过上述范围时，对少使用或超过使用的饲料部分，每40公斤罚150元。《养殖合同》签订后，原告李成刚从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领取了1041头商品猪苗（每头均重量14.18kg），猪苗款为815640元，758020元的饲料（实际用量225040kg），52050元的兽药。2018年5月12日原告饲养的商品猪出现疫情，共计死亡105头猪，被告回收销售商品猪936头，其中一级猪930头，重量97560kg，单价16.6元/kg；二级猪6头，重量510kg，单价14.94元/kg，收入共计1627115.4元。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养费30000元，原告认为其在饲养中无过错，要求被告给付商品猪代养费、水、电、燃料、过磅费、检验检疫、装猪费等共计16188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担保承诺书、饲养记录、结算单、被告提供的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华北新六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附件担保承诺书、结算单、兽药出库明细、发票复印件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为证，以上证据经开庭质证及本院审查，予以采信，所证事实足资认定。本院认为，从《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的内容来看，是一方负责提供技术、种苗产品以及养殖饲料、药品疫苗等以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提供场地设备及喂养劳动，成品由技术提供方报价回收的合同，因此本案应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签订后，原告李成刚从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领取了猪苗及饲料、药品、疫苗并开展了养殖。养殖完成后，因猪只死亡的原因，原告向被告交付的商品猪数量少于合同约定的计划下苗数量，后双方就成交付率不足100%部分的商品猪预期收益损失、猪苗成本、相应的饲料、药品中、疫苗投入以及养殖过程中的劳力运输成本等的负担问题产生争议。《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第四条第六款系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为商品猪养殖项目而预先拟定的条款，该条款并不是针对某个养殖户或者某个具体合同拟定的，而是为同类交易多次重复使用，且被告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商品猪委托养殖合同》为格式合同，其合同条款为格式条款。依照常理，通常情况下养殖过程中商品猪的成品率及质量，主要决定于猪苗的产品质量、养殖户的自身饲养管理、养殖技术保障与药物效果和猪只的生长环境等因素。上述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均有可能影响成品猪数量和质量。因此，《养殖合同》第四条第六项不加区分原因地将猪舍到过磅前的猪只死亡及濒临死亡所造成的损失风险约定由养殖户李成刚承担的做法，明显加重了原告的责任，尤其是在发生疫情的情况下，该部分约定是对所产商品猪数量及质量风险责任的转嫁，这对原告明显不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养殖合同》第四条第六款有关从猪舍到过磅前的猪只死亡及濒临死亡所造成的损失风险由原告负责的约定，应属无效。依照养殖回收合同的法律特征，该类合同兼具技术提供和买卖两种法律行为特征。从双方的合同目的出发，养殖公司的最终目的是得到符合约定标准的成品猪，而养殖户的合同目的则是为以其通过具体的养殖管理活动来获取劳动报酬。期间，就养殖公司来说，其应保质保量向养殖户提供猪苗、饲料、药品并给予技术支持。其中养殖公司在养殖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实质性技术和环节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到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与否；就养殖户来说，其应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人为意外事故以及成本控制不当而达不到结算标准而造成的损失。针对105头商品猪死亡原因尚无法确定，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猪死亡系对方过错导致，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适当完成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该部分猪只死亡导致预期收益减少系原告违反操作流程或违背养殖要求进行饲养作业所致；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无过失。因此，应当推定该部分猪只死亡系因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同时，考虑到在养殖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中，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相对养殖户来说处于优势地位，在养殖生产过程中实质性技术环节由其控制，其更有能力规范养殖户的养殖过程，被告公司对该部分商品猪成品率不足的预期收益及其他损失后的产生，过错显然更大，须承担更重的责任，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各自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公司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为70%的责任，原告承担30%的责任。根据结算单可知死亡105头商品猪重量约为98070kg÷936头×105头＝11001.44kg（增重为11001.44kg-14.18kg/头猪苗×105头=9512.54kg）、单价为16.59元/kg，加上回收销售的936头商品猪各项数额可计算出1041头猪的重量为109071.kg元，总价款为16.59元/kg×109071.44kg＝1809495.19元，猪苗款为815640元、饲料款为758020元（实际用量为225040kg）、兽药款为52050元，肉料比为225040kg÷(109071.44kg-14.18kg/头猪苗×1041头)=2.39，在标准之内。可知1401头猪的代养费为1809495.19元－815640元－758020元－52050元＝183785.19元，其中936头的代养费为165247.71元，105死亡猪的代养费为18537.48元×70%＝12976.18元，同时应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0元代养费，故原告方的代养费为148223.89元。根据养殖合同的约定，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水、电、燃料、过磅费、检验检疫、装猪费等费用系原告的义务，故对原告上述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商品猪的死亡与原告看护没到位有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成刚代养费148223.89元。如未按判决限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9元，由原告李成刚承担136元，被告鞍山牧泰养殖有限公司承担16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 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