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381民初1943号原告：于江龙，男，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水稻种植专业户，住黑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勋，黑龙江腾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东，黑龙江腾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虎林市绿都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虎林市虎林镇革命街道西园委。法定代表人：孙德才，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靖，黑龙江铁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江龙与被告虎林市绿都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都种子公司）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黑0381民初269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于江龙对判决结果不服并上诉于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黑03民终428号民事裁定，撤销我院（2018）黑0381民初269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6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延长审限3个月，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于江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勋、王建东、被告绿都种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江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绿都种子公司赔偿原告于江龙水稻减产损失592020元、司法鉴定费12000元，共计60402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水稻减产损失为593531.10元（286.73公斤/亩×3元/公斤×690亩）。事实和理由：原告于江龙是水稻种植专业户。2017年3月，于江龙向案外人董某订购“珍宝2号”水稻种3500斤并如数支付了稻种款。收到稻种后发现包装袋是“珍宝岛”商标，袋内标签是“莲稻7号”。经向董某询问得知，原“珍宝2号”审定后定名为“莲稻7号”。2017年5月14日，原告向虎林绿都种业的被告购买了10500斤“莲稻7号”,并按每斤3.5元的价格如数支付了购种款。被告明确表示，“珍宝2号”审定后定名为“莲稻7号”，原告对此深信不疑。以上14000斤稻种都是被告在虎林发出。2017年9月10日左右，原告发现稻穗结实率不足10%，空瘪率高达90%，原告便找被告询问原因。被告承认种子没有经过审定，但又说种子是董某卖给原告的，让原告去找董某，对被告本人卖给原告的10500斤种子，被告说“出于朋友的情面，愿意退还购买种子的款，”但至今一分未退。原告的公司是做水稻旱播技术推广的，在推广智能精量播种机和除草剂的同时，也向克东、七台河、友谊农场的水稻种植户推荐了“珍宝2号”，上述种植户秋收时的结局也与原告一样大量减产，遭受严重损失，但未及时保留证据。上述种植户赊购了原告价值200000元的智能精量播种机和除草剂，原定秋收后付款，因种植了原告推荐的“珍宝2号”导致遭受严重损失，便拒付欠款。2017年9月28日，原告申请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生产的“珍宝岛”水稻种子是否适合本地区种植、是否符合《种子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原告种植的“珍宝岛”水稻田进行测产并计算减产量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0月16日，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出黑求农技【2017】农司鉴字509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鉴定申请人购买的绿都种子公司生产的“珍宝岛”水稻种子不适合本地区种植；该水稻种子违反了《种子法》第15条、第23条、第41条、第49条的相关规定。2.鉴定申请人种植的“珍宝岛”水稻田经现场测产每亩平均产量为213.3kg，其每亩减产量为286.73kg。因原告的违法行为致原告遭受重大损失，被告拒绝赔偿，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绿都种子公司辩称，1.原告单方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剥夺了被告参与权，鉴定意见中“珍宝岛”水稻种子（“莲稻7号”）不适合本地区种植无依据；鉴定所选地块的面积与原告实际种植“莲稻7号”面积不符且58亩地块不能认定为原告所种植；被鉴定水稻田用种不单纯是“莲稻7号”，而是有2个以上品种；田间测产的对照田应选择与鉴定水稻品种、栽培方式、管理方式等相同的水稻田块。综上，该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2.原告自行采用旱直播方式，且播种时间拖延至5月末6月初，水稻抽穗过晚，温度过低致灌浆不充分是造成原告水稻损失的直接和主要原因。3.原告不能证明10500斤莲稻7号种子为原告所购买，王某甲与原告的陈述相互矛盾。4.原告所述稻穗结实率不足10%是虚假的，与鉴定意见“平均亩产213.3公斤”不符。综上，本案水稻减产原因是原告自行选用“莲稻7号”等种子进行水稻旱直播栽培且播种时间严重拖后，影响水稻生育进程，致使水稻抽穗过晚，温度下降，无法保证水稻安全成熟，责任完全在原告，与被告种子无任何关系。原告于江龙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7年5月14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4张（其中1张为复印件）、证人王某甲（系原告公司员工）与孙德才微信聊天记录截屏1张（扫描件）、铁路货票1份（复印件），证明王某甲受原告委托通过建行自动取款机分4次向被告绿都种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德才账户内转入人民币36700元，用于购买被告出售的涉案种子10500斤，被告通过铁路运输方式向原告交付了涉案种子10500斤。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孙德才收到货款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孙德才与王某甲之间的关系，不能证明该批种子与原告有关。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于江龙）交易明细清单（2017年3月20日至4月20日）1份，证明原告向董某汇款人民币12250元，用于购买被告出售的涉案种子3500斤。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是从董某处取得种子，出现问题应当向董某主张权利，被告无法核实原告所述是否属实，原告应当就实际使用该种子提供证据。证据3.原告于江龙与孙德才的电话录音光盘及录音笔录各1份，证明被告承认原告使用的“珍宝岛”种子（“莲稻7号”）是被告生产和销售的，并收取了原告水稻款36700元，被告只同意退还种子款不同意赔偿。被告绿都种子公司认为该录音未提交原始载体，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在录音中始终采用诱导的方式，致使孙德才对话中表述的并不完全准确；原告自认江滨农场种植的水稻种子是董某提供的，孙德才指出应当找到董某解决。原告是董某推荐的客户，考虑到被告与董某的关系，孙德才并未经核实同意作出一定让步，该让步并不意味着认可原告所述的事实及损失。该录音证明了被告明确告诉原告该种子适宜地区为第三积温带插秧栽培，未让原告用于旱直播栽培，且原告同意被告的这种说法。证据4.2017年10月10日原告于江龙、王某乙（董某原佳木斯公司业务员、销售“莲稻7号”种子）、张某（孙德才的育种人）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德才的谈话光盘及录音笔录各1份，证明上述4人一起讨论涉案种子纠纷的解决方式，孙德才承认涉案种子是被告生产并销售给了原告，未经过审定。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认可使用被告的种子为3500斤，是董某将被告的种子交付原告使用的。孙德才在录音中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说董某处理不当，导致原告损失，考虑到与董某的日后合作才同意让步分担原告部分损失，该承诺不能成为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另被告在录音中认可案涉种子未经审定并销售给案外人董某，董某将3500斤种子销售给原告，但未承认10500斤种子卖给了原告，未承认原告使用该批种子进行了播种。证据5.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原告在江滨农场种植的被告生产和销售的“珍宝岛”水稻种子，是未经过审定的种子，该种子不适合在该地区种植。原告在江滨农场232亩水稻严重减产，平均每亩减产286.73公斤。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首先，鉴定时未依法通知被告，剥夺了被告鉴定参与权，无法保证该鉴定公正公平合理；其次，该鉴定未在鉴定前依法确定被鉴定水稻田用种确为被告生产的“莲稻7号”；再次，被鉴定田块不能确定确为原告所种植且采用了“莲稻7号”。原告自认被鉴定两田块相距1公里多，所以该两田块应属于自然条件、管理水平、土壤地力等相对独立的两个田块，鉴定机构将两个不相干的田块作为整体进行鉴定是不科学的，不应被采信。另外，该鉴定意见分析说明“现场勘查水稻表现：稻粒灌浆不充分，粒形现长粒、椭圆粒，稻穗直立，灌浆不充分，稻壳褐色斑点，稻穗中上部空穗率高，池边稻穗成熟度相对较好，种植方式为直播田，其他现场基本同第一现场”，这是鉴定专家对水稻现场的客观描述，充分说明了被鉴定水稻田存在其他两个以上水稻品种，被告水稻田减产原因并不是“莲稻7号”造成，而是原告自行采用旱直播栽培方式并采用其他水稻品种进行了播种，所以该损失应为原告自行承担。证据6.①2019年8月13日海伦市伦河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②2011年10月26日海伦市伦河镇人民政府与姚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1份；③2015年11月21日海伦市伦河镇××村民委员会与姚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1份；④2017年3月20日原告于江龙与姚某签订的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于江龙在海伦市伦河镇××460亩承包地块上种植被告生产和销售的涉案种子后，出现水稻严重减产的事实。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该组证据有异议。其中，对证据①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村委会领导签字和出庭质证；对证据②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海伦市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发包该土地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对证据③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一审开庭前就已经存在，不能作为新证据出示，且内容不完整并没有阐明合同涉及地块位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另外该证据与证据①相矛盾（证据①证明于江龙种植该土地、该证据证明姚某种植该土地），且该证据没有村委会领导签字和出庭质证；对证据④的真实性有异议，姚某签字及手印是否属实不清楚，双方责任义务分配严重不符合常理。证据7.黑粮调联【2017】112号文件《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17年粳稻最低收购价收购政策宣传提纲的通知》1份（复印件），证明黑龙江省2017年水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标准品每市斤1.5元。被告绿都种子公司认为该证据系从网上摘录，且企业收购价格不能代表水稻的销售平均价格，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8.证人王某甲证言1份，证明其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分4次向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德才账户内转入的人民币36700元，是原告于江龙购买被告生产和销售的涉案种子款。证据9.证人姚某证言1份，证明原告在海伦市伦河镇××460亩承包地块上种植被告生产和销售的涉案种子后，水稻严重减产，同时证明该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另外证明当地大部分农户采用插秧和人工漫撒播种水稻，旱直播技术在当地尚未推广。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明不了原告要证明的事实。证据10.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于江龙出具的增值税发票2张，证明原告已向鉴定机构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鉴定费12000元。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鉴定发生在2017年10月2日，而票据时间为2019年1月份，时间不符。被告绿都种子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6年11月22日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关于受理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实验申请的通知》（网上下载）、2017年全省水稻联合体试验承担单位库、被告绿都种子公司《2017年绿都联合体水稻品种试验实施方案》，证明被告培育的“莲稻7号”种子经过省里指定的实验点生产试验，田间表现优良，产量稳定，适合第三积温带插秧栽培。原告于江龙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通知》没有约定试验地点，被告将原告承包田作为试验田违法；“承担单位库”的表格没有公章、不知出处，即使真实也不能用用户的田地做试验；《实施方案》本身是违法方案，被告自己的方案也不能作为证据。证据2.《黑龙江省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参考手册》《农垦水稻》《东北水稻栽培及全程植保技术手册》《绿都稻作》，证明被告因使用旱直播方式、播种时间严重拖后致使水稻产量下降。原告于江龙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凭借书本证明科学事实。被告对原告出具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原告出具的证据6、证据8、证据9真实性虽存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证据1和证据8、证据6和证据9相互印证，本院对原告出具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6、证据8、证据9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5、证据7来源合法，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原告出具的证据5、证据7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0系正规发票，原告对发票出具时间与鉴定时间不符已做出合理解释，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证据10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出具的证据1《关于受理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实验申请的通知》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通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7年全省水稻联合体试验承担单位库和绿都种子公司《2017年绿都联合体水稻品种试验实施方案》系被告单方出具，原告不予认可，本院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告出具的证据2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于江龙系水稻种植专业户，被告绿都种子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从事种子批发、零售、水稻种子生产经营等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3月末，原告向案外人董某购买被告公司生产的标有“珍宝岛”商标的水稻种子“莲稻7号”70袋3500斤，于3月31日向董某的银行帐户内转入稻种款12250元（3.5元/斤）；被告将该批种子发货至原告指定的宝泉岭农垦管理局，原告将该批种子采用旱直播的方式种植于宝泉岭农垦管理局江滨农场168亩土地。2017年5月14日，原告委托其公司员工王某甲在被告处购买10500斤“莲稻7号”稻种，王某甲于当日向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德才的银行账户内转入稻种款36700元，次日被告将10500斤“莲稻7号”种子以铁路货运方式发货至海伦市伦河镇××村的与原告合伙种植的姚某处；2017年5月下旬，原告将该批种子采用旱直播的方式种植于海伦市伦河镇××村458亩土地及江滨农场58亩剩余没有播种的土地，当时已错过最佳播种期。2017年9月，原告发现播种“莲稻7号”种子的江滨农场土地（226亩）及沿伦村土地（458亩）的水稻产量均较低。2017年10月2日，原告委托黑龙江省江滨农场法律服务所进行司法鉴定，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对原告在江滨农场种植的水稻进行鉴定，10月16日作出黑求农技【2017】农司鉴字509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鉴定申请人（于江龙）购买的绿都种子公司生产的“珍宝岛”水稻种子不适合本地区种植；该水稻种子违反了《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的相关规定；2.鉴定申请人种植的“珍宝岛”水稻田经现场测产每亩平均产量为213.3kg，每亩减产量为286.73kg。原告于江龙支出鉴定费用12000元。另查明，2017年3月20日，原告于江龙与海伦市伦河镇××村委会主任姚某签订种植旱播水稻协议，约定姚某提供该村460亩种植土地，原告于江龙负责种子、农药、播种种植技术和管理等，秋收后扣除费用利润均分。原、被告均认可案涉水稻种子为被告生产的“莲稻7号”（珍宝2号），该种子为实验用种，未经过审定。本院认为，原告于江龙与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因种子质量问题发生纠纷，本案案由应为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1、关于“莲稻7号”种子是否适合在本地区种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被告将未经审定的稻种自行销售或通过他人销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不仅是不适合种植，而是不应该销售的问题。2、关于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种子数量及播种面积的问题。原告于江龙系水稻种植专业户，其通过案外人董某及本公司员工王某甲分2批购买被告生产的14000斤“莲稻7号”种子的事实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原告将该2批种子用于耕种不仅具有现实期待性，而且其诉求水稻减产的土地亩数与其购买种子数量、亩播种量（7-10公斤/亩）相符，结合其提供的相应证据，可以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莲稻7号”分别播种于江滨农场和沿伦村226亩、458亩的事实，被告提出的“原告应当就实际使用该种子提供证据”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原告损失计算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被告未参加原告申请的司法鉴定，亦未有证据足以反驳且未申请重新鉴定，其提出的“被鉴定两田块整体鉴定不科学、被鉴定水稻田至少2个品种”等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司法鉴定意见书》（江滨农场）“每亩减产量286.73kg”的鉴定结论应予采纳。4、关于原告沿伦村458亩水稻的损失能否参照江滨农场损失标准计算的问题。因有证据证明该地块与江滨农场使用的稻种同为“莲稻7号”，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沿伦村使用了其它稻种及减产系鉴定以外的其他原因所致，故沿伦村地块水稻亩减产量可参照江滨农场计算。5、关于2017年黑龙江省水稻最低收购价格的问题。被告对最低收购价1.5元/斤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原告按该价格标准计算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综合本案，被告明知其培育的“莲稻7号”种子未经审定不应销售而销售，且明知该种子适合插秧栽培、向原告出售部分种子时已错过插秧栽培期仍出售，应当认定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有较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被告无证据证明其销售给原告14000斤“莲稻7号”种子与原告将其种植于江滨农场、伦河村造成水稻减产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故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同时，原告对种植“莲稻7号”减产这一损害后果亦存在过错：证人姚某证实旱直播技术在当地尚未推广可能存在风险，原告作为种植专业户不仅明知，而且在错过最佳播种期的情况下仍进行旱直播，对水稻减产的后果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综上，本院酌定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对原告于江龙种植“莲稻7号”种子导致水稻减产损失承担70%的过错责任，原告于江龙自行承担30%的过错责任。被告绿都种子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为：420258.97元[684亩×286.73公斤/亩×3元/公斤×70%+12000元×7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虎林市绿都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江龙损失420258.97元。二、驳回原告于江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9855元，由被告负担7603元，原告自行负担22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沙云凯审 判 员  马玉兰人民陪审员  蒋 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杜志芳书记员丛义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四十一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林木品种实行省级审定。第二十三条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应当审定的林木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作为良种推广、销售，但生产确需使用的，应当经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