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刑初1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项伟坚，男，1980年11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汉族，小学文化，自由职业，住临海市。2017年12月20日因本案被临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9日被玉环市公安局指定监视居住，经临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2018年1月3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临海市看守所。 辩护人管云德，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俞飞燕，浙江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台检经刑诉[2019]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项伟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2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3日召开了庭前会议，对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审查，并于当日、12月17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期间因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申请，延期审理二次。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齐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项伟坚及其辩护人管云德、俞飞燕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7年8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燕某贸易有限公司20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19933.15余万元，税额3388.63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2、2017年10月至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秉某商贸有限公司49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48456.11余万元，税额8237.53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3、2017年10月至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秉某商贸有限公司34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寅某商贸有限公司，发票金额33910.23余万元，税额5764.73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4、2017年10月至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锐某贸易有限公司8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81015.74余万元，税额13772.67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5、2017年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锐某贸易有限公司17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悦英实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16773.92余万元，税额2851.56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6、2017年4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10余家公司共500余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连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凌某贸易有限公司，发票金额5000余万元，税额850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2017年12月20日，被告人项伟坚在上海市闵行区闵成路199弄被抓获归案。 为证实上述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项伟坚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空的数额巨大。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项伟坚庭审辩称其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电解铜实物交易，原先有罪供述系受到侦查人员恐吓所作，其是无罪的。其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项伟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玉环监视居住期间的有罪供述存在非法取证嫌疑，在临海大洋派出所的有罪供述系受之前影响的重复性供述，应一并予以排除；本案存在实物交易，不是虚开。因此，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请求对项伟坚作出公正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 1、2017年8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燕某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燕某公司）20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19933.15余万元，税额3388.63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2、2017年10月至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秉某商贸有限公司49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48456.11余万元，税额8237.53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3、2017年10月至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秉某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秉某公司）34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寅某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寅某公司），发票金额33910.23余万元，税额5764.73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4、2017年10月至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锐某贸易有限公司8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元某公司），发票金额81015.74余万元，税额13772.67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5、2017年11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项伟坚将上海锐某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锐某公司）17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至上海悦英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悦英公司），发票金额16773.92余万元，税额2851.56余万元，已认证抵扣。 被告人项伟坚通过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至少人民币695万元。 2017年12月20日，被告人项伟坚在上海市闵行区闵成路199弄被抓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张某的证言、辨认笔录证实，张某认识“王某3”即被告人项伟坚后于2016年左右，应项伟坚的要求，以其身份证为项伟坚办理了二张西安的农业银行卡替项伟坚取钱，卡号为62×××74、62×××61，网银给项伟坚，短信提示也留项伟坚提供的号码，取钱时项伟坚本人都不来，叫别人陪同，共有几千万，每次取完钱给其500元现金。取过几次后，其觉得量这么大，肯定是黑钱，就问过项伟坚，项伟坚叫其不要怕，不会害其。 2、证人聂某1的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开卡业务申请书、个人业务凭证、账户明细、取款凭证证实，其认识李某2后于2017年五六月份其到上海给李某2开车，月工资6000到8000元，后用其名到上海闵行区家工商银行里为李某2办了张卡，卡号是62×××37，第一次取钱是2017年6月8日，帮他取了350万元，之后李某2经常通过其的工商银行卡叫其帮他取现，后又叫其办了农业银行卡、泰隆银行卡帮他取钱。在2017年6月份至12月份，其共帮他取了几十次，共有5000多万元现金取出来交给他。每次取钱的时候，李某2都是一起的，大部分时候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其在上海所办的三张卡都办理了网银取款手机短信提示，但是网银以及短信提示的手机都是李某2在保管。李某2特别交代过叫其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事情不要问。其不清楚这些是什么资金，2017年过年时，李某2说自己在上海的老板被抓了，叫其不要来上海。取款凭证并经聂某1确认无疑，一共是5199万元取现。 3、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上海外商桥联合发展公司员工，上海自贸区富特北路211号是外商桥联合发展公司所在地，302室是其办公室，不知为何燕某等一千多家公司注册在其办公室或368办公室，这些公司没有人在这里上过班。 4、证人孟某的证言与办公服务协议、租金划入银行帐单证实，其是雷某长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前台负责人，2017年6月1日、8月1日“吕某1或吕某2”租了其公司二间房子，将秉某公司注册在652室（3平方米左右）、锐某公司注册在647-3室（仅一个工位）。二公司只是注册地在这儿，经营地不知，只付了一个月租金，承租人身份证也没留，注册后人就找不到，平时二公司也看不到人。 5、证人闫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保安，上海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都是政府机关办公所在地，元某公司工商注册地的6楼B座1060室是虚假的。 6、证人马某、黄某1的证言证实，二人分别是上海元某实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记和出纳，马某负责做账、报税、交纳、申领增值税发票等，黄某1负责开具增值税专发票、网银资金转账、正常财务开支，公司办公地点为上海市宝山区送仁路2816号A幢1106室。二人均证实元某实际控制人“叶某”很神秘，刻意隐瞒身份，开票信息都是“叶某”发来。公司没有业务员，业务量却很大，公司系没有实质生产经营的空壳公司，与锐某、燕某、秉某公司没有实际货物交易，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虚开的。 7、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寅某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做有色金属生意，一共4个员工，即其、会计王某2、业务员杨某、刘某1。其公司与秉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秉某公司是空壳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00多份都是业务员杨振英搞过来，这些票都已做账，抵扣税了。 8、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寅某公司会计，2017年10月左右，该公司业务员杨某给其秉某公司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4个亿左右，都已认证抵扣了，两家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公司之间的资金流都是杨某去打款，其公司没有那么多钱，不知道钱是哪里来的。 9、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寅某公司的业务经理，公司只其一个业务员，2017年9月或10月，在上海普陀区物贸大厦吃饭认识“邵”总后开始交往，秉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邵”总给其的，没有实际货物交易。 10、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悦英公司法人代表，是朋友黄建春让其担任的，工资每月5000元。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办公室就几平方米，没什么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听说是“李总”，但人一次都没见过，显得神秘兮兮，公司没有其他人，也没有真实业务，与锐某也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也没有与上海中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和上港物流金属仓储有限公司签订过合同。2017年12月底，黄建春讲公司开来的发票有问题，叫其躲起来。 11、证人曾某的证言与辨认笔录证实，“王某3”就是项伟坚，其与项伟坚在杜桥赌博场头认识，后曾在上海帮项伟坚找人替当项伟坚开设的公司法人代表，当时要找40个人当法人代表，其找了个专门帮人找法人代表的人的电话号码给项伟坚，还帮项伟坚找过两个跑腿的财务人员，还提供过一些陌生人身份信息和没有实名登记的电话黑卡给项伟坚。 12、证人项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项伟坚系其侄女婿，其农行卡6228480360377852213及网银几年前被项伟坚借走，用于赌博或做生意资金往来，2018年2月项伟坚妻子项娟娟打电话让其注销。 13、证人李某1的证言，货物入库、划转、仓储保管合同等证实，李某1是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中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是兄弟公司，主要业务是货物仓储。燕某、锐某、秉某三公司，支付过过户费、入库费、仓储费，但没有出库费结算清单。从清单上看货物主要是划转过来的，划转单位之间有无真实业务关系不清楚，与三家公司虽签订了合同，但人没有正面接触，提货单、开票资料、合同等都是寄过来的，只留一个电话，这些号码已联系不上或是空号了。上述情况与项伟坚有罪供述的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造假仓储材料相印证。 14、燕某、锐某、秉某三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证实公司设立登记、法人、负责人、财务、联络员、委托办理、章程、注册地等信息。上海浦东新区国税局证实燕某、锐某、秉某三公司为非正常户、走逃户。 15、房屋租赁流转单、合同证实，元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法人为刘某2，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6楼B座1060室。 16、悦英公司资料注册资料、认证结果清单、纳税人存款账号报告表、对公账户明细证实，悦英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24日，法人及财务黄某2，公司董事王英德，后股权变更，住所上海市普陀区。 17、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增值专用发票电子底账信息、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认证抵扣清单、记账凭证、银行回单，证实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销项票流情况：（1）2017年8月，燕某公司开具给元某公司发票合计200张，销售金额19933.15万余元，税额达3388.63万余元；2017年10月-11月，秉某公司开具给元某公司发票494张，销售金额48456.11万余元，税额8237.53万余元，销方发票经被告人项伟坚签字确认；2017年10-11月，锐某公司开具给元某公司8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金额81015.74万余元，税额13772.67万余元。（2）2017年10月至11月秉某公司开具给购方寅某公司购销发票345张，销售金额33910.23万余元，税额5764.73万余元，销方发票经项伟坚签字确认。（3）2017年11月，悦英公司开具给悦英公司发票计172张，发票金额16773.92万余元，税额2851.65万余元，销方发票经项伟坚签字确认。上述税款均已被国税部门认证抵扣。 18、张某、聂某1、项某、徐某某、庞某的银行账户明细、个人业务凭证证实，（1）张某的账号62×××74流水情况：2017年7月分三次转给庞某共计170万元；9月6日杨宗荣转账到张某账户约470万，同日与次日全部转出到聂某1账户；10月底11月初潘桂霞转入800万，赵秋梅转入164万，计964万，同期全部转到聂某1账户；11月13日-12月初，潘桂霞转入800万，赵秋梅转入445万计1245万，同期全部转到聂某1账户；2017年6月6日转400万，8日转400余万。后聂某1账户均被取现。（2）聂某1农行账户：2017年8-12月的款项均来自张某，账户中2018年8月2日取现400万，2018年8月3日转聂某1工行账户180万后取现；工行账户：2017年9月8日取现300万，10月31日取现400万，11日14取现184万，11月15日取现150万，11月30日取现300万，12月6日取现245万。 19、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2017年12月20日，侦查人员从上海闵行区闵城路199弄好世鹿鸣苑26幢902室被告人项伟坚租住处搜查并扣押项伟坚的手机三部，现金14450元，联通卡、移动卡各一张，农行口令卡1张、K宝1个，建行卡1张，汽车钥匙1把。上述物证经项伟坚当庭辨认无异议。 20、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照片证实，（1）经对仓储公司进行调查，燕某、锐某、秉某三家空壳公司均有仓储记录，并支付过仓储费用，但三家空壳公司的电解铜大部分从上海弋晶、邑谦、邑厚等公司划转过来，而上海弋晶、邑谦、邑厚等公司均是走逃企业，被当地税务部门认定为非正常户。（2）项伟坚赌博情况无法查证；本案中“老包”、“倒夜”、“老五”、“五朋”等人的身份仍无法确定；（3）玉环市公安局未提供项伟坚讯问录音录像，后经协调，因时间已过一个月，讯问录音录像已被覆盖无法提供。（4）临海市公安局和承办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在侦查过程中没有采取违法取证行为。（5）因发现被告人项伟坚有重大行贿嫌疑，经台州市公安局同意，曾有过限制律师会见。 21、台州市公安局异地羁押通知书、羁押证明、指定管辖鉴定书，证明相关侦查过程情况。 22、台州市看守所入所健康检查表、伤情检查登记表、黄岩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健康档案，证明被告人项伟坚入所时、在所期间均无伤情，身体健康，精神正常。 23、被告人项伟坚在临海市大洋派出所作第25份审讯笔录时的监控录像经当庭播放，证实被告人项伟坚供述时神情正常，对答自如，侦查人员无非法取证行为。 24、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实，被告人项伟坚等的手机，使用平航手机取证分析系统（软件版本：V3.7.1）进行技术检验，将手机通话记录、短信、图片等电子数据检出结果以封盘方式分别某在29张光盘中。 25、抓捕过程证实，2017年12月20日上午6时30分许，被告人项伟坚在上海市闵某199弄被抓获。 26、户籍证明、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项伟坚及同案其他人员的身份情况，项伟坚在临海辖区无前科。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诸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亦与被告人项伟坚曾供述其与“老包”合伙，注册燕某、秉某、锐某三大空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卖给李伯兵，合计价税人民币20亿余元、税额3亿余元，通过张某、聂某1账户取现获利的事实相印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关于控、辩双方意见，综述如下： 1、有关被告人项伟坚的辩护人所提的非法证据排除、侦查过程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经审理查明，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均证实侦查过程没有采取非法取证行为；看守所入所健康检查表、伤情检查登记表、在押人员健康档案证实被告人项伟坚入所时、在所期间均无伤情，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对被告人项伟坚的异地监视居住、侦查部门与人员更换、暂时限制律师会见均是在台州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的正常侦查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有相关法律手续。在玉环部分的审讯视频缺失，公安机关已作了相关说明，但在卷现有的审讯视频，包括其中第25次在临海市大洋派出所的审讯视频经当庭部分播放，显示均不存在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现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主张的非法取证问题至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综上分析，本案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应予采信。故辩护人认为本案存在程序违法与非法取证嫌疑,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有关公诉机关指控的前5节事实，即被告人项伟坚将燕某、秉某、锐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给元某、寅某、锐某公司的事实部分，经审理查明，在卷有被告人项伟坚的供述，项伟坚签字确认的销方票流清单；证人曾某为项伟坚找人借用身份证虚开公司、找人跑腿的证言；证人张某为项伟坚取现销赃、聂某1帮李某2的老板取钱的证言；证人钱某、孟某有关燕某、秉某、锐某三家开票公司注册地不实、公司无人上班的证言；证人闫某、马某、黄某1、王某1、王某2、杨某、黄某2有关元某、寅某、锐某三家受票公司与元某、寅某、锐某三家开票公司无真实交易的证言；仓储人员李某1有关虽与燕某、秉某、锐某三家开票公司签过合同、收过费用，但无出库结算清单，不明有无真实交易的证言；国税部门有关燕某、秉某、锐某、弋晶、邑谦、邑厚公司均为走逃企业、非正常户的证明，有关虚开金额、认证抵扣税额情况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项、进项票流；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资金流的聂某1与张某银行账户的走账明细等证据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也与被告人项伟坚有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流程,为应付相关部门需造假等操作手段、过程相印证，足以证实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项伟坚有关前期无开票、后期有电解铜真实交易的辩解，其辩护人有关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真实交易的辩护意见，均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3、有关公诉机关指控的第六节犯罪事实，即被告人项伟坚虚开10余家小票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经审理查明，在卷仅有被告人项伟坚有关10余家小票公司但无具体企业名称的供述，无其他相关佐证材料，买票人“五朋”亦未抓获无法对证，销进项发票、虚开税额有待查实，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受票企业连某、凌某公司价税四千余万元的进项发票系项伟坚所虚开。故此节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被告人项伟坚及其辩护人对此节事实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项伟坚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人民币20亿余元，虚开税额人民币3.4亿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项伟坚的非法获利依法应予没收,上缴国库，金额根据其供述与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就低认定为人民币695万元。本案综合考虑被告人项伟坚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被告人项伟坚的主观恶性、认罪悔罪表现，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项伟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追缴被告人项伟坚非法所得人民币六百九十五万元，没收随案移送的项伟坚的作案工具手机三部，均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朱仁跃 审 判 员  朱 兴 人民陪审员  阮冠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朱重阳 代书 记员  王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