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91民初1871号 原告：郭川，男，1989年2月19日生，汉族，住淄博市淄川区。 原告：郭玉芬，女，1970年4月28日生，汉族，住张店区。 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庆云，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城支行。住所地，淄博开发区中润大道与西五路交界处东北角。 负责人：刘汝东，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斌，男，1971年10月7日生，汉族，本单位工作人员，住张店区。 被告：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杲传勇，董事长。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宗刚，男，1982年2月3日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70322198202030238，本单位公司律师事务部公司律师，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郭川、郭玉芬与被告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城支行（以下简称“华侨城支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商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玉芬及原告郭川、郭玉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庆云，被告华侨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斌及被告华侨城支行、齐商银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存款人民币8000000元，并支付自2010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存款利息，截止到起诉之日的利息为245000元，共计824500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30日，原告郭川在被告华侨城支行办理储蓄存折一张，账号为91×××00，后原告郭玉芬向该存折存入800万元。2017年，原告到被告处支取存款，遭被告拒绝，称该存折上只有400余元。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被告应切实保障原告存款的安全，在原告取款时保证支付。现存款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消失”，被告应负完全责任，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未果。为此，原告诉来本院，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华侨城支行、齐商银行共同辩称，原告郭玉芬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涉案银行账户的持有人为郭川，开立个人银行账户申请书、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书的签字人是郭川，留存郭川身份证复印件。郭玉芬将资金转入郭川账户后，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郭玉芬非涉案资金的所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不能通过诉讼主张权利。该案存款资金已于2010年9月1日、9月7日分三笔共转入付款给王晓玲600万元、9月8日网银渠道付款转给蒲泽200万元。原告将大额资金存在银行，采取活期存款，7年多不向银行查询，并且郭玉芬对外债务较多，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提取存款偿还债务，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对于存款资金转出是知情的，在2010年9月就知悉存款资金被转走，2012年9月开始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无论原告资金何种原因转走，均不能通过诉讼向银行主张；本案资金系原告出借给案外人，资金不存在丢失，银行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原告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鉴于原告以借用他人账户形式从事民间借款行为，请求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郭玉芬与原告郭川系姑侄关系。2010年8月28日，原告郭玉芬拿着原告郭川的身份证以原告郭川的名义到被告华侨城支行处开立银行账户，办理了活期存折及银行卡（卡本通，一张存折捆绑一张银行卡），在开办此户时预留的电话号码为130××××1777（系他人王玉霞的手机号码，并非原告郭川或原告郭玉芬的手机号）。同年8月30日、9月1日原告郭玉芬分别向该银行账户转款500万元、300元，共计800万元。原告主张2017年去被告华侨城支行处取款时被拒，称该存折上只有400余元。为此，原告诉来本院，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因原告郭玉芬要求被告华侨城支行兑付存款，被告华侨城支行向淄博高新区公安分局报案，该公安局于2018年2月2日对蒲忠鑫进行了询问，形成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显示蒲忠鑫陈述的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为：蒲忠鑫与妻子王玉霞和原告郭玉芬系认识多年的好友。2009年蒲忠鑫与王玉霞干个人放贷业务，因郭玉芬有钱，蒲忠鑫与王玉霞便从郭玉芬处借钱来再转借给他人，赚取利息差。因帮郭玉芬赚利息，两家关系很好。一直到2012年，蒲忠鑫与王玉霞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导致还不了郭玉芬，郭玉芬找他们俩将他们名下许多房产都顶给郭玉芬。2010年蒲忠鑫有个同学黄艳慧在被告华侨城支行上班，月底需要拉存款，便找蒲忠鑫帮忙。蒲忠鑫与王玉霞正好找郭玉芬借钱，便跟郭玉芬说借钱从哪个银行走账都一样，就让她顺手帮个忙，把借款存到被告华侨城支行，再转给蒲忠鑫与王玉霞。2010年8月底的一天，蒲忠鑫与郭玉芬一起到了被告华侨城支行处，蒲忠鑫用蒲泽的身份证开了一个个人账户，郭玉芬用郭川的身份证开了一个个人账户，都办理了卡本通（一张存折捆绑一张银行卡），被告华侨城支行给了银行卡和存折后，郭玉芬说以后将钱存到郭川的账户上，让蒲忠鑫直接拿着郭川的银行卡办理业务，郭玉芬就不用常往银行跑了，然后郭玉芬就把郭川的银行卡给了蒲忠鑫，同时告诉了账户密码。在办理郭川和蒲泽的银行账户时预留的手机号码都是王玉霞的手机号码（130××××1777）。为了转账方便，过了两三天，蒲忠鑫和王玉霞便拿着郭川和蒲泽的银行卡去华侨城支行开通网银，因为银行规定开通网银必须本人到场办理，但郭川、蒲泽都无法到场，蒲忠鑫便找了其同学黄艳慧，由她协调着办理开通了郭川、蒲泽银行账户的网银。办理网银预留的手机号码也都是王玉霞用的那个130××××1777的号码。后蒲忠鑫与王玉霞将开通网银的事告诉郭玉芬，郭玉芬让他俩拿着郭川的网银U盾转账就行，不用给她。2010年9月初，蒲忠鑫、王玉霞通过网银将涉案郭川银行账户上的800万元分四次转出到他人账户，这800万元都是蒲忠鑫、王玉霞向郭玉芬借的钱，事先都和郭玉芬说好的，这800万元都用于还款或个人放贷（借给他人）。从2008年至2012年，双方资金往来频繁，大约借了郭玉芬几千万，帮她赚了至少1000万利息。2012年蒲忠鑫、王玉霞的资金链断了，郭玉芬跟他们要钱，他们俩便把几套房子抵顶给郭玉芬，差不多还清了欠郭玉芬的钱。2017年5、6月份，蒲忠鑫、王玉霞跟郭玉芬见过几次面，郭玉芬没跟他们要钱，之后没再见过面。 被告华侨城支行对上述蒲忠鑫的陈述无异议。并提供当时以郭川、蒲泽名义开立账户、开通网银的相应资料为证，上述资料显示，2010年8月28日，上述两个账户同时开立，开立账户的同时开通了银行卡（金达卡），网银开通时间为2010年8月30日，所预留的电话均是130××××1777，与蒲忠鑫的陈述相吻和。 原告郭玉芬对此陈述称，其与蒲忠鑫、王玉霞系朋友关系，多次借钱给王玉霞。王玉霞找她说月底银行拉存款，费用银行给王玉霞，王玉霞再给她，王玉霞说月息是三分，然后就去被告华侨城支行处开了账户，存上了800万元，这800万元王玉霞已按月息三分给过其一年的利息。其从未授权他俩开通网银和银行卡。2017年其和王玉霞联系不上了，才去银行一看800万元没有了，当时银行就报警了。王玉霞曾经用房子抵过债，但现在还欠其1000余万元。王玉霞说银行有关系，存银行安全，银行给其三分的利息，其就信了。原告还主张被告华侨城支行在原告郭川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违反有关规定，私自让蒲忠鑫开通网银，致使存折上资金被转走，对此，被告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蒲忠鑫在公安局就本案相关内容的陈述与被告华侨城支行提供的相应证据相吻合，相互印证，因此，本院对蒲忠鑫陈述的与本案关联的相应内容予以采信。关于原告的相应陈述，比如从未开通过银行卡，与被告华侨城支行提供的账户开办资料相矛盾；且其主张相信银行会给其每月三分的利息，显然不符合常理，应是借钱给王玉霞，王玉霞给其三分利息；因此本院对原告的相关陈述，不予采信。根据蒲忠鑫的陈述结合被告华侨城支行提供的相应证据，本院认为，郭玉芬与蒲忠鑫、王玉霞之间存在长期民间借贷往来，本案所涉800万元款项，实为原告郭玉芬出借给蒲忠鑫、王玉霞，只不过出借的支付方式与常规方式不一样，即不是郭玉芬通过其账户将800万元借款直接转账支付到蒲忠鑫、王玉霞的账户，而是通过郭玉芬与蒲忠鑫同时到被告华侨城支行处开立银行账户，郭玉芬将银行账户的银行卡交付给蒲忠鑫、王玉霞并告知其密码、授权其开通网银，即通过让蒲忠鑫、王玉霞实际控制郭川的银行账户，继而实际控制郭玉芬在郭川银行账户存入的800万元款项的方式，完成了出借800万元的支付行为。因此，原告郭川账户的存款800万元，是原告郭玉芬出借给了他人，并非银行丢失或被他人盗走，故原告以其存折账户上的存款800万元丢失为由，要求被告承担兑付存款及利息的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华侨城支行在原告郭川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给原告郭川的账户开通了网银，确实违反了有关规定，被告华侨城支行对此存在过错，倘若因此导致原告郭川账户上的存款丢失、被盗，那么被告华侨城支行无疑要承担责任，但本案的事实是原告郭玉芬将涉案款项出借给了他人，并非丢失、被盗，因此，被告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川、郭玉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740元，由原告郭川、郭玉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凡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孙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