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6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付升，男，汉族，1964年4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凡荣，女，194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197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昊，男，2001年11月2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 法定代理人：周某，女，住山东省沂南县，系孙文昊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2008年12月30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 法定代理人：周某，女，住山东省沂南县，系孙某1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女，2016年10月12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沂南县。 法定代理人：周某，女，住山东省沂南县，系孙某2之母。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艺铭，山东胜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庄绪兵，男，汉族，1984年8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沂南县。 原审被告：卞文明，男，汉族，1982年3月30日出生，住山东省莒南县。 上诉人刘付升因与被上诉人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原审被告庄绪兵、卞文明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1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付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并非聚餐的邀请者和组织者，也不存在劝酒、斗酒等危险行为，死者向上诉人借车时上诉人也向死者表明当晚不能开车，尽到了车辆管理人义务及善意提醒义务；被上诉人的亲属户籍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均为农村，赔偿金按城乡结合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答辩服判。 庄绪兵、卞文明未作答辩。 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56519.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1日晚，五原告家属孙永达、被告刘付升、庄绪兵、卞文明四人到马池水大桥南边路东停车场将各自驾驶的大车停放后，共同到停车场附近饭店聚餐，期间四人均饮酒。当晚9点左右，聚餐结束。聚餐结束后，四人各自回各自大车驾驶室休息。当晚11点半左右，孙永达向刘付升借鲁ＱＳ7Ｆ85小型普通客车外出，沿沂水县南一环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泰路交叉口，追撞于顺行在前等待放行信号的李帮路驾驶的鲁Ｐ×××××（鲁ＰＹＨ90挂）号重型半挂车尾部，造成孙永达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沂水大队认定，孙永达在此次事故中实施了观察不周未确保安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起到直接作用，其违法行为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为一方过错。李帮路在此次事故的发生中无过错。 孙永达生前系山东省沂南县湖头镇城石村人，发生事故时42岁，孟凡荣系孙永达之母，周某系孙永达之妻，孙文昊、孙某1、孙某2分别系孙永达与周某之长子、次子、长女，孙文昊出生于2001年11月2日，孙某1出生于2008年12月30日，孙某2出生于2016年10月12日。 另查明：孙永达、刘付升、庄绪兵、卞文明均系大车驾驶人员，孙永达邀请庄绪兵、卞文明参加聚餐，刘付升系聚餐组织者。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健康也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共同饮酒虽并不会当然产生附随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当饮酒人处于醉酒等危险状态时，共同饮酒人应负有相应的注意及安全保障义务，应对过量饮酒人进行提醒和劝阻，并保护醉酒人免受伤害。共同饮酒人对同桌饮酒人的喝酒和酒后进行危险行为应当有提醒、劝阻的义务，同时对饮酒过程中醉酒的人应当尽到安全照顾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共同饮酒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应限于因共同喝酒而引发的一般普通人能够预见的损害后果，并且损害后果与喝酒行为之间应当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死者孙永达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常年从事车辆运输业，应当知晓酒后不应当开车的交通规则，应当预见到酒后开车会对自身带来危险，但其却在醉酒状态下主动找刘付升借车，驾驶涉案车辆上路行驶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并致其死亡，其自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故五原告对孙永达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80%的责任。 被告刘付升系死者孙永达朋友，也是本次聚餐的组织者，其应对共同聚餐的饮酒人孙永达负有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照顾、保护等特定义务，饮酒结束后，应对参与饮酒者进行妥善安置，保护饮酒人免受伤害。同时，刘付升明知孙永达饮酒的情况下将车辆借与孙永达使用，其应当预见到酒后驾车行为带来的危险性，但却对上述危险行为未进行有效制止，故其应对孙永达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酌情认定刘付升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 被告庄绪兵、卞文明系死者孙永达朋友，其二人既不是聚餐活动的邀请者，也不是聚餐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二人对孙永达有过度劝酒、赌酒、斗酒等危险行为，在饮酒结束后，各自回各自车辆驾驶室休息，即共同饮酒的四人均安全到达休息室，对于孙永达回驾驶室休息后借车并驾驶车辆上路行驶的危险行为，二人均不知情，故对孙永达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 孙永达系山东省沂南县湖头镇黑牛石村村民，鉴于其多年从事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业，按照城乡结合部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宜，其死亡赔偿金为519070元；丧葬费34652.5元；被扶养人孙文昊、孙某1、孙某2（农村居民）在事故发生时分别17周岁、10周岁、2周岁，对其主张的生活费应分别计算为5171元（10342／2）、41368元（82736／2）、82736元（165472／2）；被赡养人孟凡荣生活费为15513元（62052／4），共计144788元，因五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06867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对其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根据路途远近及处理事故时间长短，酌情认定为1000元、1000元。孙永达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死亡，不可避免给无原告造成一定精神损害，对其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酌情认定为2000元。综上，五原告因其亲属孙永达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19070元、丧葬费34652.5元、被扶养费人生活费106867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662589.5元。 综上，刘付升应向五原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32517.9元，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对于刘付升所辩，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经庄绪兵、卞文明确认，刘付升系本次聚餐的参加者，故原告所列“刘富升”与刘付升系同一人，其“富”系书写笔误，不影响刘付升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故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三）项、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刘付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赔偿因其亲属孙永达死亡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132517.9元；二、刘付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元；三、驳回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48元，减半收取3324元，由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共同负担2094元、被告刘付升负担123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付升与被上诉人的近亲属孙永达一起饮酒，其在明知孙永达已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借与孙永达使用，应当预见到孙永达可能酒后驾车行为带来的危险，但其仍将车辆钥匙交给孙永达，对孙永达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导致死亡存有一定过错。死者孙永达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多年从事车辆运输业，应当知晓酒后不应开车的法律规定，亦应预见到酒后开车的危险，但其却在醉酒状态下主动找刘付升借车，驾车上路行驶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并因事故死亡，具有明显过错。结合以上两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付升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实属不当，本院予以调整为上诉人刘付升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近亲属孙永达虽系农村居民，一审法院基于其多年从事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业的实际，按照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标准计算相应的赔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上诉人刘付升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部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1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变更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1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付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赔偿因其亲属孙永达死亡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66258.95元； 三、驳回上诉人刘付升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元，由上诉人刘付升负担615元，由被上诉人孟凡荣、周某、孙文昊、孙某1、孙某2负担6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滨 审判员 张凤芝 审判员 蒋文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