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0民初307号 原告：董延庚，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即墨市。 被告：廊坊市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银河北路高架桥西侧银河小区北侧售楼处。 诉讼代表人：廊坊市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韩金虎。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侠、王德辉，河北若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延庚与被告廊坊市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都公司）取回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延庚、被告盛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侠、王德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延庚向本院诉讼请求：1.判令由原告取回位于盛都时代广场中的3号楼1-102户房屋，并判令被告予以协助；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产权登记；3.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份，原告与被告盛都公司协商将该公司开发的盛都时代广场3号楼1-102(367.14平方米）房屋作价9912780元抵顶被告欠原告的借款，并于2014年6月19日办理了网签。原告认为鉴于上述房屋已经作价抵顶了被告的债务，该房屋应当为原告财产，不应作为破产财产处理，根据《破产法》规定原告有权要求取回。但在原告向被告行使取回权过程中，被告的破产管理人无视以房抵债事实，无合法依据拒不同意原告取回该房屋。为维护原告的的合法权益，特提出取回权诉讼，并要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产权登记，恳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盛都公司辩称，根据董延庚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所提交证据以及申请取回权时所提交证据显示：2014年6月14日，董延庚与轿新环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董延庚向矫新环出借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14日止。盛都公司作为保证人之一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6月20日，董延庚与盛都公司、青岛雅尔佳实业有限公司、轿新环签订《协议书》，约定盛都公司将盛都时代广场3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网签至董延庚名下，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2014年8月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盛都公司对上述20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2月2日，董延庚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在《债权申报登记表》的“担保物”栏中注明：“网签盛都时代广场底商3号楼102户房屋一处”，即董延庚与盛都公司之间系借款担保法律关系，而非董延庚诉称的以房抵债关系。董延庚提起诉讼后，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的《抵项协议书》，但该证据亦不能证明董延庚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且2014年9月10日后，董延庚仍然申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是(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管理人认为，盛都时代广场3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仍属于盛都公司的财产，董延庚对该房屋不具有取回权，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董延庚的诉讼请求。同时，管理人再次通知董延庚办理撤销上述房屋的网签登记手续。 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抵顶协议书，证据二、转款凭证两份，证据三、(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共同证明初始的借贷关系是真实的，后期的抵顶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该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护。证据四、房屋信息查询单，证明房子做了网签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原告是该房屋的预告权利登记人。证据五、盛都破管字第0067号通知书，证明通知书中管理人的两项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依法享有取回该房屋使用权的权利。证人证言，初华杰出庭证明抵顶协议书签订的过程，证明抵顶协议书的真实性。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一、2014年9月10日《抵顶协议书》，经管理人核实，盛都公司回复意见为，矫新环在该份协议书中没有签字，即便该协议书真实，该证据亦不能证明董延庚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据二、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也是原告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后，管理人经审查出具债权审查意见的依据。证据四、房屋信息查询单，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网签时间是2014年6月19日，在借款到期日之前网签该套房屋系作为借款的担保，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者变动的效力。证据五、盛都破管字第0067号《通知书》，对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其是管理人依法作出的不同意原告申请取回案涉房屋的意见。对证人证言，被告认为证人不能证明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的抵顶协议书签订和盖章过程，证人也认可其仅代表自己签字，不代表其他公司。 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民事裁定书，证明本院受理申请人盛都公司的重整申请。证据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证明本院指定清算组担任廊坊市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证据三、债权申报登记表，证明董延庚于2018年2月2日依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3312.70万元（其中，本金2000万元，利息1312.70万元）。在“担保物”一栏中，董延庚注明：“网签盛都时代广场底商3号楼102户房屋一处”。证据四、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1）2014年6月14日，董延庚与矫新环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14日；（2）作出该民事调解书的时间是2014年8月4日；（3）董延庚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的是债权，而未主张以房抵债或交付房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也是债权。证据五、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4）即民初字第551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目（1）盛都公司对该调解书所涉900万元债权债务不承担责任；（2）作出该民事调解书的时间是2014年8月4日。（3）董延庚向即墨市人民法院起诉主张的是债权，而未主张以房抵债或交付房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也是债权。证据六、盛都破管审字第0022号《债权审查意见》，证明对董延庚依据（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申报的债权，管理人已经作出债权审查意见，确认董延庚的有效债权金额为33127000元（其中，本金2000万元，利息1312.70万元）。证据七、取回房屋使用权申请书，证明（1）董延庚向管理人申请取回权时，所称协商以房抵债协议的发生时间是2014年6月份。诉状诉称的时间是2014年9月份，时间不一致。（2）董延庚向管理人申请取回权时，所称3-1-102号房屋的抵债金额是11014200元。诉状诉称的金额是9912780元，金额不一致。证据八、《协议书》两份（根据协议书的页数以下分别称“2页《协议书》”和“1页《协议书》”），证明（1）两份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均为2014年6月20日。（2）其中“2页《协议书》”第1条约定“甲方同意以（甲方2）名下的《盛都时代广场》网点房网签出售给乙方，作为向乙方借款的保障。”第3条约定“甲方如能将所借款项全部归还乙方，则甲方须协助乙方解除网签，乙方将网点房退还甲方。”第6条约定“本协议不影响甲乙双方原借款及担保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以上条款证明盛都时代广场3-1-102号房屋网签给董延庚只是作为借款的担保，双方之间仍系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证据九、谈话笔录，证明（1）董延庚在向管理人申请取回权时主张依据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进行了以房抵债。（2）“2页《协议书》”中提到的2900万借款分别是（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和（2014）即民初字第5516号《民事调解书》中提到的债权。（3）“2页《协议书》”中提到的2900万元借款包含“1页《协议书》”中提到的1600万元借款。证据十、盛都破管字第0067号《通知书》，证明根据董延庚提供的材料，管理人作出不同意董延庚申请取回盛都时代广场3-1-102号房屋的意见。证据十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青执字第497-1号、（2014）青执字第497号），证明董延庚于2014年11月11日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金额2020万元。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7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做出两份执行裁定书。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原告所诉，双方在2014年9月10日已经完成了以房抵债的行为，那么，在此之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不可能再继续执行（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认为证据三申报表的内容符合（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调解书的内容，和原告的证据一内容相吻合，更证明了抵顶协议的合法性。证据四调解书当中的内容按照法律规定不能说出以房抵债的内容，只记载了还钱的内容。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六审查意见书只载明了借款本金利息的结算，证明不了以房抵债的事实。证据七房屋取回权申请证明了以房抵债的事实，以及书面的具体请求，和民事调解书以及抵顶协议是相互关联的。证据八两份协议书证明了以房抵债的事实，不应按一般债权处理。证据九谈话笔录表明原告请求依法解除另两套房屋的网签，或者以其他等值房产作为这两套房屋的替代补偿给原告。证据十通知书同原告的举证意见。证据十一两份执行裁定，原告认为抵顶协议书后难以落实，便请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执行，但执行未果。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一抵顶协议书中加盖青岛雅儿佳实业有限公司和盛都公司的公司的公章，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四、五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一、二、三能够证明双方之间起初系借贷关系，借款担保的事实以及后期签订抵顶协议的事实。证据四房屋信息查询资料、证据五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以及原告主张取回权的证明目的。证人初华杰未参与协议书的签订，其陈述的内容及签字与本案认定无关联。被告提交的证据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记载内容真实，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4日，董延庚与盛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矫新环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董延庚向矫新环出借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14日止。盛都公司作为保证人之一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6月20日，董延庚与盛都公司、青岛雅尔佳实业有限公司、矫新环签订《协议书》，约定盛都公司将盛都时代广场3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网签至董延庚名下（已于2014年6月19日网签），作为借款的保障。如果盛都公司在此期间需要出售该房产，董延庚无条件配合盛都公司办理退房手续，盛都公司出售或抵押该房产获得的资金优先偿还董延庚的借款。 上述借款到期后未能偿还，原告董延庚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8月4日作出（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盛都公司对上述20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11月11日董延庚申请执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7日作出裁定实施了执行措施，目前未有执行结果。 2017年11月23日本院受理了盛都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2018年1月4日指定了盛都公司破产管理人。2018年2月2日，董延庚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金额登记为3312.70万元（其中，本金2000万元，利息1312.70万元），担保物为网签盛都时代广场底商3号楼102户房屋一处，基本事实为（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2018年3月8日盛都公司破产管理人向董延庚出具盛都破管审字第0022号债权审查意见，确认董延庚申报的有效债权为3312.70万元。董延庚不同意债权确认的结果，于2019年5月24日向破产管理人提交取回房屋使用权申请书，要求对网签的盛都时代广场3号楼1-102房屋行使取回权。破产管理人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书面通知，告知董延庚对盛都时代广场3号楼1-102房屋不享有物权，其享有的仅为债权，不同意董延庚取回该房屋。后，董延庚向本院起诉要求取回该房屋。诉讼期间董延庚提交其于2014年9月10日与青岛雅儿佳实业有限公司、盛都公司签订的《抵顶协议书》一份，记载2000万元借款本息转为购房款的内容。该协议签订时间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青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之后，在董延庚对调解书申请执行之前。 本院认为，取回权是权利人在破产程序中行使的特别请求权，取回权是依据物的所有权或所有权派生的其他物权产生物上返还请求权，仅限于原物取回，债权请求权不是取回权形成的依据。 原告董延庚于2014年6月19日网签涉案房屋以及2014年6月20日与盛都公司等其他主体签订《协议书》，均是为2014年6月14日董延庚与矫新环签订的《借款合同》如期还款进行的担保，属于《借款合同》的从合同，网签的行为是借款担保的具体体现。原告董延庚以涉案房屋已经网签，其享有房屋所有权主张取回涉案房屋。本院认为，一、虽然涉案房屋已经通过网签登记在原告董延庚名下，但网签的房屋仍属于担保的性质，原告董延庚实质上是担保权人，并非房屋所有权人。二、商品房网签登记是政府部门依托其建立的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平台规范房地产企业、房屋中介公司等相关主体进行商品房预售管理的网上备案行为，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具有物权变动性质，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者变动的效力。三、原告董延庚的债权已经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并申请执行，且董延庚在被告盛都公司破产程序中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故，原告董延庚诉讼主张取回权及被告盛都公司履行协助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延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1189元，由原告董延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立军 审判员  梁志斌 审判员  马 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