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0503行初12号 原告:渭南文汇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局局长。 出庭赵刚，负责人：，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甲，该局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陕西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渭南文汇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向富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富平县人民法院报请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陕05行辖3号行政裁定书将本案指定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渭南文汇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出庭负责人赵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甲、李某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了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渭南文汇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在XX村XX段设立单立柱广告牌的行为作出了如下处罚：罚款壹拾玖万肆仟元整。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1、富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富编发（2014）3号文件，证明被告是主管富平县城规划建设、广告设置执法的主管部门。2、现场勘验笔录、涉案广告牌照片、原告的行政起诉状，证明原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富平县城规划区内设置了两块广告牌，每块广告牌的建设费用是585696元。3、被告富城执法告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被告编号为2016-20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上述两份告知书的送达回证（注明是邮寄送达）及快递邮寄单，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原告告知了拟处罚的内容及其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4、被告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注明是邮寄送达）及快递邮寄单，被告富执催字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及其送达回证和原告签收的收据，证明被告于2016年4月14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年11月4日，原告签收了富执催字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因此原告是知道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的，原告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 原告渭南文汇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原告是依法成立的从事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室内外装饰工程的公司，在富平县XX村XX社处设立广告牌一个。2015年6月18日，被告未依《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行将该广告牌予以拆除，后被告又于2017年4月20日在渭南日报上刊登公告送达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根据《城乡规划法》第66条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应为所在地城市、县XX乡规划主管部门，被告无罚款的行政主体资格。2、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未依照法定程序送达；未过公告确定的送达期限，便向富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显属错误；被告未履行催告义务便强制拆除明显违法，故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3、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的《城乡规划法》第44条、第66条的规定，原告认为，上述法条是对临时建设的处罚规定，并非对户外广告牌的处罚规定，因此，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4、被告未依法对涉案广告牌的价值进行评估，其罚款数额无依据，故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违法。综上，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主体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且内容违法。现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辩称，1、被告的执法主体适格。被告是富平县人民政府确定的主管县城规划区建设规划执法和广告牌设置执法的主管部门，执法主体适格。2、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原告未经批准擅自在富平县城规划区内设置单立柱广告牌的行为违法。3、被告的执法程序合法。被告在作出处罚前，依法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作出处罚决定后，也向原告依法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程序合法。4、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2016年4月14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虽然原告没有接收，但被告是按照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住址邮寄的，电话号码也是其本人的，应当视为原告收到；另外，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1月4日签收了富执催字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此原告就知道了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至原告2017年10月24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被告的执法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涉案广告牌是在该文件发出之前设置的。对证据2中的原告的起诉状和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广告牌的建设费用不应该按原告起诉状的数额定；现场检查笔录是在该广告牌不存在的情况下作的。证据3和4中涉及的所有材料原告都没有收到，被告邮寄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的信函收据上“王某某”的签字不是王某某本人签的，不知道是谁签的。 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日，原告从富平县XX乡XX村村民孙栓娃、云新育处租赁土地并在该租赁土地即XX村XX段和西禹高速石川河大桥西石川河河床边分别投资建设了两块单立柱广告牌。2015年6月18日，被告对原告设立的两块广告牌进行了强制拆除。同年11月被告找原告谈话，原告得知了两块广告牌被拆除了。原告遂以被告强制拆除其在西禹高速石川河大桥西石川河河床边设立的单立柱广告牌行为违法将被告诉至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6）陕05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2015年6月18日强制拆除原告设立的位于富平县XX乡XX村的单立柱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9722.33元。被告上诉，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陕05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被告于2016年4月5日对原告在XX村XX段设立的单立柱广告牌的地点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又于2016年4月8日作出了富城执法告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及编号为2016-20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其工作人员当日填写了两份送达回证，收件人签名盖章处注明“快递送达”，后将上述材料交韵达快递公司送达，但被告仅提供了“快递邮寄单”，该邮寄单收件人姓名为“王某某”，收件人单位名称为“渭南市临渭区XX街XX号”，没有提供该邮件已经有效送达的证据。2016年4月14日，被告作出了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被告工作人员填写了一份送达回证，收件人签名盖章处注明“快递送达”；次日，被告通过“韵达速递”的方式向原告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其提供的“快递邮寄单”显示的收件人姓名为“王某某”，收件人单位名称为“渭南文汇广告装饰公司”，收件人地址为“渭南市临渭区XX街XX号”，该快件于2016年4月17日被退回。2016年11月3日，被告作出了富执催字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并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被告提供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上有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的签名，但王某某否认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称根本未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2017年4月20日，被告在《渭南日报》上又发公告将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送达，2017年9月原告经被告提醒看到该公告才得知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遂诉至富平县人民法院。富平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7）陕0528行初第23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行政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行政起诉。原告上诉，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以（2018）陕05行终9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1、撤销富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陕0528行初23号行政裁定；2、由富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富平县人民法院立案后，以原告申请其法院回避为由，报请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以（2019）陕05行辖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 另查明，原告的工商登记档案中登记的住所地是“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XX街XX号”，该住所地未变更过。被告提供的两份“快递邮寄单”上填写的地址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的身份证上登记的地址，不是其现在的实际住址。 本院认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和实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设立涉案广告牌的行为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也必须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填写并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的理由和依据以及陈述权、申辩权，是其法定行政义务；同时，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填写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以及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亦是其法定行政义务。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4月8日作出了富城执法告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及编号为2016-20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但上述两份告知书的被告知人均是“王某某”而不是原告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述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已经向原告进行了有效送达，应视为被告尚未履行上述法定行政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违法事实是“原告于2011年在XX村XX屯XX段设立了单立柱广告牌”；证据为“①被告调查询问笔录，②拍照取证”，但只向本院提供了一张涉案广告牌的照片，未提供任何调查询问笔录；作出的行政处罚是“罚款壹拾玖万肆仟元整”，没有载明履行的期限。事实上，原告是2012年4月1日从富平县XX乡XX村村民孙栓娃、云新育处租赁土地并在该租赁土地上投资建设的涉案广告牌，不是2011年建设的，该认定违法事实不清；关于被告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情况，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交“韵达速递”公司邮递，快件跟踪记录显示，该快件于2016年4月17日被退回；2017年4月20日，被告在《渭南日报》上又发公告将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了送达；显然，被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同时，公告送达是一种推定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方法均无法送达时而使用的送达方式，本案被告在没有穷极上述送达方法的情况下即采取登报公告送达的行为也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关于被告辩称的“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1月4日签收了富执催字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自此原告就知道了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至原告2017年10月24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的意见，因被告提供的证据为“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而不是“国内挂号信函回执”，且原告亦否认上面的签名系王某某本人所签，按被告于2017年4月20日登报公告送达，原告于同年9月经被告提醒看到该公告才得知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于2017年10月24日向富平县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的富城执法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富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爱珍 审 判 员  王 欣 人民陪审员  唐红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贾 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