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6民初4242号原告：张鹏毅，男，1979年3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代理人：张郁、刘亦然，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陈斯成，男，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代理人：熊潮廷，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刘培乾，男，1973年6月28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张鹏毅与被告陈斯成、刘培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鹏毅的委托代理人张郁、刘亦然，被告陈斯成及其委托代理人熊朝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培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鹏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持股40%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团队组建、政府关系、规划、招商；刘培乾持股30%，任总经理，负责基金统筹与基建；陈斯成持股30%，任执行董事，负责前期手续与事务。刘培乾在2013年4月18日前打款500万元到基金公司，4月内再打款500万元，资金没有到位视为违约；并负责5月1日前5000万元注册资金筹措，不到位，原告、陈斯成共同承担。框架协议签订后，刘培乾并未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向基金公司打款1000万元，也未按照协议约定时间筹措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3年6月，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中农汇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一亿元，注册了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根本无法实现，原、被告在事实上也无法成为襄阳新发地项目的股东。故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陈斯成辩称，1、框架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作为规范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2、框架协议已经履行并据此设立了公司，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中农汇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嘉鼎资产管理中心，三方依据涉案协议共同成立了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但因项目投资主体的限制，由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与中农汇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注册并持股，因此，应追加上述三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刘培乾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4月16日，张鹏毅作为甲方，刘培乾作为乙方，陈斯成作为丙方，就襄阳新发地项目合作签订《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基本前提：1、时间和精力保证，日例会必须参加，周例会派人参加；2、战略合作伙伴加入，三方同等稀释股权。二、股权约定：甲方40%，派法人代表负责团队组建、政府关系、规划、招商；乙方30%，任总经理，负责基金统筹与基建；丙方30%，任执行董事，负责前期手续与事务。三、资金保障条款与违约约定：1、乙方在4月18日个人账户打款500万元到基金公司，4月再打款500万元，资金没到位视为违约；2、乙方负责5月1日前8000万元注册资金筹措，不到位甲、丙方共同承担；3、甲方负责4月19日现场会，5月8日（初定）奠基仪式统筹安排；4、乙方和丙方可以另行商量二者之间合作条款，必须甲方同意。四、本协议内容须三方签字生效，不得再行变更，否则视为自愿放弃，自动退出。协议由原、被告签名。2013年6月14日，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襄阳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北京嘉鼎资产管理中心、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中农汇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住所地：襄阳市××区张湾街道办事处洪山头1号。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成立后，对襄阳新发地项目进行了开发。2014年7月28日，张鹏毅（甲方）与刘培乾（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张鹏毅、刘培乾与陈斯成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了《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因故该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甲、乙双方经多次协商，协调又签订补充协议，但双方均无实际履行基础，甲、乙双方经多次协商、协调，故决定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终止履行，甲、乙双方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供双方遵照执行：1、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框架协议》及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对甲、乙双方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甲、乙双方之间因签订、履行《框架协议》不再存在任何纠纷、争议；2、甲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4月转账到张文账户的700万元，于2013年以蔡国刚名义向张文账户转账的300万元，乙方于2013年5月7日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甲方50万元，以及其他开支450万元，该四笔款项共计1500万元；3、甲方于签订本协议之后二日内返还200万元，剩余1300万元，扣除本协议第五条乙方借款，且乙方完成本协议第七条、第九条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后，290万前期费用开支的清单与正式发票在一个月内提供，且处理完与甲方的协议关系和关联关系解除之后，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15日内全部返还给乙方，合计930万元，如果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执行合同，则付款期限顺延；4、甲方同意补偿乙方1000万元，该补偿并非赔偿性质，仅为甲方对乙方的个人补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因合作项目的相关开支，资金收益损失及其他所有投入等。该笔款项于本协议签订，乙方提供1000万元补偿金正式发票和本协议第三条提及的290万元前期费用开支的清单与正式发票后，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后30日内返还给乙方，如果由于乙方原因不能执行合同，则付款期限顺延；5、乙方于2014年1月13日为襄阳博俊商贸有限公司担保向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借款370万元，乙方同意从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中予以扣除；6、因乙方于2013年支付给张文的160万元，系通过陈斯成个人账号转账给张文，乙方在此保证，该笔款项确系自己委托陈斯成办理，已全部返还，乙方另行向甲方出具保证书，此款项与陈斯成无关；7、乙方必须保证运政大楼的电脑、家具等相应物资及装修租金、人员费用等款项已经没有争议；8、关于本协议第二条所述乙方以蔡国刚名义支付到张文账户的300万元事实出具保证书。《协议书》还对协议签订后相应事宜的处理进行了约定。本院认为，张鹏毅与刘培乾、陈斯成签订的《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框架协议内容看，三方是就襄阳新发地项目开发而达成的合作协议，协议对团队组建、招商、注册资金的筹备及新发地项目公司成立后的股权分配、任职及负责的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约定。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对新发地项目前期事宜进行了运筹。2013年6月14日，由北京嘉鼎资产管理中心、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中农汇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作为股东注册成立了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并对新发地项目进行了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上述规定，张鹏毅与刘培乾、陈斯成在签订《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后，已由北京嘉鼎资产管理中心、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中农汇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了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并对新发地项目进行了开发，原、被告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襄阳新发地项目已实际不能履行，继续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2014年7月28日，张鹏毅与刘培乾已协议终止了框架协议。因此，张鹏毅请求解除与陈斯成、刘培乾于2013年4月6日签订的《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陈斯成辩称框架协议已经履行，并据此设立了项目公司，即襄阳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并由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代持相应股权，未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如有投资或其他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张鹏毅与被告陈斯成、刘培乾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湖北襄阳新发地项目框架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案件受理费80元，陈斯成、刘培乾各负担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耀承审 判 员  赵运国人民陪审员  刘 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