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行申6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韦彦圆，女，1983年2月8日出生，壮族，户籍地：广西东兰县。现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同德路1号。 负责人蔡健，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李健，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韦彦圆因其诉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一大队)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2行终7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7年11月9日8时30分许，韦彦圆骑电动车经过河池金城江城区金城东路移动公司十字路口时，一辆四轮农用车左拐从其前面驶过而引起原告韦彦圆不满，其遂向正在上述路口执勤的交警一大队工作人员韦胜岳提出质问并不断地指责韦胜岳。韦胜岳见韦彦圆情绪激动便打开执法记录仪对其拍摄记录。韦彦圆则用手打落韦胜岳手中的执法记录仪并不断指责对方，数分钟后又打掉韦胜岳头上戴的警帽。此后，直到其他交警工作人员赶来将韦彦圆带离现场并送至河池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在道路现场韦彦圆戴有太阳镜，到城东派出所时已经没戴有太阳镜。韦彦圆当天到河池市人民医院诊断治疗，经诊断“‘皮肤软组织损伤，建议全休3天’，支付医药费39.5元……”。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另查明：韦彦圆于2017年11月22日以交警一大队侵犯其健康权为由诉至法院，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2017）桂1202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驳回韦彦圆诉讼请求，韦彦圆不服提起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桂12民终780号民事裁定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遂裁定：一、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7）桂1202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韦彦圆的起诉。韦彦圆因对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作出的河公金分（城）不罚决字（2017）001号不予处罚决定不服，于2017年12月8日向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7）桂1202行初29号行政判决，驳回韦彦圆诉讼请求。韦彦圆不服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8日作出（2018）桂12行终41号行政判决，认定2017年11月9日韦彦圆的行为阻碍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一、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7）桂1202行初29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河公金分（城）不罚决字（2017）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8月27日韦彦圆向交警一大队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交警一大队未给予答复。韦彦圆遂于2018年11月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交警一大队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眼镜116元、误工费2566.5元、医疗费165.5元，合计2848元。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诉称被告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有辱骂、殴打、毁坏财物行为，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告韦彦圆在上班途中妨碍交警执勤，其行为阻碍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该事实已经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原告诉称身体受到伤害，但提供的病历本、疾病证明书、医疗费发票等不能证实与被告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和被告行为违法。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赔偿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赔偿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韦彦圆的赔偿请求。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条件：一是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了行政侵权行为；二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权行为的客观损害；三是行政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本案证据能够确认，本案中交警一大队民警对上诉人韦彦圆实施的强行控制带离现场行为系执行公务的正当职务行为，且韦彦圆在此过程中对民警韦胜岳提出质问并不断地指责，并打落执法记录仪和韦胜岳头上戴的警帽，此行为已影响到交警正常履职。在此情况下民警实施的控制行为并没有超过执法的必要限度，并非是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造成韦彦圆的人身损害，不符合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韦彦圆主张交警一大队在对其带离现场的过程中实施暴力行为致其受伤，应当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韦彦圆二审时未提供新证据予以证实。因此，韦彦圆主张交警一大队殴打其致伤的事实，缺乏证据，应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申请人韦彦圆申请再审称：被申请人的民警在花坪边、在上车路上、在城东派出所接待服务大厅有殴打再审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上述事实有城东派出所区域监控录像可以证实。在花坪边、在上车路上的这部分视频录像异常缺失，被申请人应对在上述地点没有违法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上车时再审申请人戴有太阳镜，下车时再审申请人的太阳镜已被被申请人的民警损坏丢失。再审申请人被打的当天到医院就诊，医疗费39.5元，因是头部外伤，医院建议全休三天。由此可见，被申请人的民警殴打再审申请人的事实是存在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本案。 被申请人交警一大队答辩称：一、被申请人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没有超出合理范围。被申请人的执勤人员在受到再审申请人的不断指责，并打落执法记录仪和警帽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的控制行为系执行公务的正当职务行为，并没有超过执法的必要限度，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二、被申请人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没有给再审申请人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上的损失。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实施强制带离的控制行为时，并没有对其使用暴力或警械，再审申请人诉称的诊疗费用与被申请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被申请人并没有收缴再审申请人的任何财物，也没有在实施强制措施时损毁过其任何财物，其诉称的财产损失与被申请人的行为同样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对其实施了殴打的问题。经核实，被申请人在另案中提供的韦彦圆的询问笔录、韦胜岳的询问以及光盘可以证实，2017年11月9日再审申请人在上班途中，对正在执法的民警韦胜岳提出质问并不断地指责，并打落执法记录仪和韦胜岳头上戴的警帽，此行为已影响到交警正常履职。再审申请人有阻碍交警正常履职的行为这一事实，生效的（2018）桂12行终41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在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已影响到交警正常履职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民警对再审申请人实施强行控制带离现场的行为属于执行公务的正当职务行为，并没有超过执法的必要限度。光盘的内容不能反映出被申请人的民警对再审申请人实施了殴打行为，也没有反映出被申请人的民警有损毁再审申请人财物的行为。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的民警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且有损毁其财物的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其财物受损以及人身受到伤害应予赔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再审申请人应对其财物受损以及人身受到伤害是由于被申请人的民警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的民警对再审申请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和损毁其财物的违法行为，而且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病历本、疾病证明书、医疗费发票等也不能证明与被申请人的民警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赔偿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正确。 综上，韦彦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韦彦圆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罗伊里 审 判 员 谭刘宽 审 判 员 张丽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韦唯 书 记 员 孙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