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627民初2727号 原告：黄碧秀，女，1974年10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 原告：秦超，男，1996年4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 原告：秦健，男，2000年8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 原告：秦某1，男，2004年2月7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 法定诉讼代理人：黄碧秀，本案第一原告，系秦某1母亲。 原告：秦某2，女，2006年10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 法定诉讼代理人：黄碧秀，本案第一原告，系秦某2母亲。 原告：秦某3，男，2011年10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 法定诉讼代理人：黄碧秀，本案第一原告，系秦某3母亲。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应胜，男，1972年02月9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杨，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营业场所：重庆市万盛区勤俭路89号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7500626140。 负责人：周菊芳，女，1958年9月8日出生，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婷婷，女，1995年3月18日出生，系公司员工。 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85号汉国中心A座七楼A-7-5、A-7-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7798637XA。 负责人：赵学武，男，1960年5月18日出生，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婧雯，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碧秀、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与被告刘应胜、重庆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以下简称鸣通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碧秀、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应胜和鸣通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649857.79元；2.判令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2日刘应胜驾驶渝Ｂ×××××号货车停放在沿河县陈军房屋前道路料坡处，当日19时30许，秦光权等人在向车内装载木头的过程中，货车向坡下移动后倾翻至道路坎下崔中国的房屋处，货箱内的田茂生、秦光权等人被甩出车厢，又被车厢上滚出的木头砸中，秦光权严重受伤，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3日死亡。被告刘应胜驾驶的渝Ｂ×××××号货车挂靠于被告鸣通公司，在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事故发生时尚在保险期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刘应胜辩称，本案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均无过错，被告刘应胜不应承担责任，即使要赔偿，也应由为涉案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部分费用过高，对其主张的误工费和精神抚慰金不认可。不认可保险公司主张的扣除20%的非医保用药。本案死者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死亡，应追加雇主田某为本案共同被告。 被告鸣通公司辩称，刘应胜是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事故车辆由刘应胜自主经营，车辆是在运输环节发生事故，车辆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案事故中的死者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应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对原告进行理赔，鸣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安诚保险公司辩称，本案事故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不计免赔，限额100万元）和驾乘人员险（不计免赔，每座1万元），事故死者在事故发生时在车辆货箱内，不是交强险和三者险的赔付对象，也不是驾乘险的赔付对象，保险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同时，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过高，医疗费应扣除20%费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日11时许，被告刘应胜驾驶渝Ｂ×××××号货车停放到沿河县陈军房屋前道路斜坡处装运木头，田某雇佣田茂生、秦光权、杨加清等人将堆放在陈军院坝内的木头装到渝Ｂ×××××号货车货箱内。当日晚上19时30分许，田茂生、秦光权和田某在渝Ｂ×××××号货车货箱内整理木头，被告刘应胜也在货箱内拉绳钩，渝Ｂ×××××号货车突然向坡下移动，当时在车下的杨加清发现货车在移动，连忙大声呼喊提醒车上人员，田某和被告刘应胜听见喊声后，立即从货箱中跳下，田某摔倒在公路上，被告刘应胜滚到路边的沟渠里，货车继续滑行倾翻至道路坎下崔中国的房屋处，货箱内的田茂生和秦光权被抛到车外摔到土坎下，货车上已经装好的木头滚落下来，散落四周。田某从地上爬起来后，看见田茂生和秦光权躺在土坎下的土地上，秦光权当时呼叫无应答，田茂生在痛苦地吼叫。田某连忙打电话喊人来帮忙救人，附近的住户也赶来帮忙。本次事故造成秦光权、田茂生、刘应胜和田某共4人受伤，渝Ｂ×××××号货车损坏、崔中国房屋损坏。秦光权和田茂生当即被送往重庆市彭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秦光权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3日23时45分死亡；田茂生因伤情严重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22日死亡。本次事故经沿河县交警队认定，渝Ｂ×××××号货车经检测，车辆右三轴制动鼓内圈工作面有沟槽、龟裂现象，在驻车制动装置工作状态下，制动鼓内圈工作面与制动蹄摩擦片工作面间隙逾限，制动失效，导致整车驻车制动力不足，渝Ｂ×××××号货车驻车制动不合格。交警队还认定，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当事人均无责任。双方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肇事车辆渝Ｂ×××××号货车挂靠在被告鸣通公司，车辆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鸣通公司，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刘应胜，刘应胜对车辆自主经营，被告刘应胜每年交纳三万元左右的挂靠费给被告鸣通公司，被告鸣通公司在被告安诚保险公司给渝Ｂ×××××号货车投保了交强险（责任限额122000元）和不计免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0000元）以及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驾乘人员，每座10000元），本案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限内。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崔中国房屋受损，被告刘应胜已和崔中国达成和解协议。 还查明，案发当天，死者田茂生、秦光权是受田某的雇佣，为其搬运木头。秦光权终年55岁，本案原告黄碧秀系秦光权妻子，原告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系其子女。原告黄碧秀属于听力二级残疾。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证人田某的当庭证实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本案是否应追加雇主田某为共同被告；二是本案民事侵权责任的分配；三是本案死者是否应当转化为第三人。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否应追加雇主田某为共同被告的问题。原告提起赔偿的请求是基于其儿子田茂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原告有权选择其中任意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将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情况作了特别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雇员受害赔偿诉讼，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由于雇主责任与第三人侵权责任，两者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一是基于雇佣合同关系，一是基于侵权责任关系，雇员对第三人和雇主分别享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因雇员本身过错程度的大小不一，导致第三人侵权责任与雇主责任的给付内容并不完全相同，雇主、加害人及提供劳务者的责任范围很难按比例确定，不能混淆在同案处理。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为了简化司法程序和节约司法资源，雇员应先向作为终极责任人的侵权第三人直接求偿，在第三人不能满足其全部请求、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终极责任无法确认甚至第三人不能归案时，可再转向雇主提出请求。法律已对接受劳务的雇主设定了追偿权，如果把劳务接受者与加害人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审理判决，从法理上剥夺了雇主的追偿权，也违反侵权法关于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应当分开处理从而使案件结果明了简单。因此，本案不应追加雇主田某为共同被告，原告的合理损失若在本案中未得到全额赔偿，可以就其未补偿完全的部分向雇主另案提起诉讼。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民事侵权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虽然经公安交警大队认定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当事人均无责任，但交通意外事故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意义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也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而应结合案情，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被告刘应胜作为驾驶员，系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和所有人，其停车装载货物，必须确保车辆本身处于安全状态和环境中，不致发生危险。被告刘应胜将车辆停放在斜坡处装载木头，最终因驻车制动装置制动失效，导致车辆移动发生事故。被告刘应胜作为从事道路运输的专业驾驶员，其将车辆停放在斜坡处装载重物，应当预见随着整车重量的逐渐增加，可能会发生驻车制动效果减弱导致车辆滑动的危险，但其未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如在车轮下垫枕木防止车辆移动，或将车辆停放在平缓路段再进行装载，而田茂生、秦光权等人有理由相信被告刘应胜的车辆已经停放稳定不会突然移动。因此，被告刘应胜的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刘应胜具有重大过错；田茂生、秦光权等人正常搬运木头，主观上无过错。被告刘应胜应对原告合理合法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鸣通公司系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刘应胜辩称本案系交通意外事故，刘应胜不承担责任，是对民法上“过错”含义的片面理解，对其辩解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死者是否应当转化为第三人的问题。被告安诚保险公司提出本案两名死者在发生事故时为身处货箱内的车上人员，不属于第三者，不是交强险和三者险的赔付对象，也不是驾乘险的赔付对象，保险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本院认为，虽然事故发生前受害人为车上人员，但这一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事故发生时，车辆侧翻，将田茂生和秦光权抛出车外，货箱内装载的木头滚出，致使二人受伤，田茂生和秦光权的受伤和死亡均发生在车外，其受伤和死亡为案涉事故车辆所致，故其身份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付对象。被告安诚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的合理损失，首先应由事故车辆的承保公司即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总额范围内进行赔偿，若有超出保险限额部分，再由被告刘应胜和被告鸣通公司连带赔偿。 经依法核对和具体计算，众原告所请求的并能够计入其损失范围的项目及其金额如下： 护理费：原告主张204元，审理查明秦光权于2019年6月3日凌晨入院抢救，当天晚上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主张护理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200元，理由同上，对该项费用本院不予认定。 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194320元（9716元×20年），死者秦光权系农村户口，其主要生活和收入来源都在农村，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我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716元/年，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194320元的计算方法和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丧葬费：原告主张39158元（78316元÷2），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贵州省201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黔人社通〔2019〕119号)，铜仁市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5615元/年，死者的丧葬费应为32807.5元（65615元÷2），超过部分本院不予认定。 交通费和其他费用：原告主张3500元。对于该部分费用，原告仅提供一张署名为“张仲兰”的自书收条作为证据，该自书收条的真实性存疑，但考虑死者亲属为办理丧事确会产生相应支出，扣减应被丧葬费所包含的“寿衣、穿衣、尸体停放”等费用，本院酌定1500元，超出部分不予认定。 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秦光权因交通事故死亡，给其亲属的精神造成严重打击，且秦光权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原告主张50000元精神抚慰金，本院予以认定。 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4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其中有原告黄碧秀183400元（9170元×20年）、原告秦川91×××××元（9170元×10年）、原告秦某245850元（9170元×5年）、原告秦某127510元（9170元×3年）。本院认为，原告黄碧秀系受害人秦光权的妻子，未满60周岁，黄碧秀虽然是听力二级残疾，但没有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评定其丧失劳动能力，黄碧秀持有的残疾证（听力二级残疾）只是残联颁发的证明文件，仅凭残疾证不能认定其丧失劳动能力，故其不能作为受害人秦光权的被扶养人主张生活费。原告秦某3、秦某2和秦某1三人系受害人秦光权的未成年子女，三名未成年子女的扶养义务人为秦光权和黄碧秀二人，其生活费亦应由秦光权和黄碧秀二人分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结合三名未成年子女的扶养年限和我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170元／年的标准，被扶养人秦某3、秦某2和秦某1第1至3年的生活费为27510元（9170元×3年）；被扶养人秦某3、秦某2第4至5年的生活费为18340元（9170元×2年）；被扶养人秦某3第6至10年的生活费为22925元（9170元×5年÷2人）。故被扶养人秦某3、秦某2和秦某1生活费共计68802元（27510元＋18340元＋22925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认定。 医疗费：原告主张14015.79元，有原告提供的医药费专用收据和住院费用清单为证，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安诚保险公司辩称医疗费应扣除20%的非医保用药，但安诚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以上本院认定的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合计金额361445.29元，众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与本院另案处理的该次事故中另外一名死者田茂生的赔偿费用（（2019）黔0627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书）合计总额未超过事故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总额内，赔偿原告黄碧秀、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各项损失共计361445.29元； 二、驳回原告黄碧秀、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50元，由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中心支公司负担2863元，原告黄碧秀、秦超、秦健、秦某1、秦某2、秦某3负担22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田红卫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姜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