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刑初90号公诉机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陶英，女，39岁（1980年10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蒙古族，出生地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大学文化，案发前系北京×××财务经理，户籍所在地天津市河北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8月1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辩护人韩瑞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以京大检知产刑诉[2018]1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贾淼、梁慧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陶英及其辩护人韩瑞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陶英在北京×××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期间，为抵扣税款，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北京×××有限公司虚开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345张，税额共计人民币5614538.35元，其中278张已抵扣税款，税额共计人民币4541391.5元。2018年8月15日，被告人陶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向本院提供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到案经过、身份信息等证据证明。并认为，被告人陶英明知没有实际交易，仍为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陶英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辩解称，我的行为不会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陶英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陶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成立。1、×××公司与其他公司有真实交易，但未取得进项专票，故陶英从×××公司开具进项专票，其开票行为是如实代开，而不是虚开；2、陶英从×××无票收入中选取一部分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将该部分变成有票收入，因×××公司有票收入和无票收入均需缴纳增值税，故不会导致×××公司额外增加税负；×××公司与其他公司有真实交易但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享有实质抵扣权，从×××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已完税，故陶英的行为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陶英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陶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公司平账。在量刑时需考虑：1、陶英有自首情节；2、×××公司存在真实交易，且存在已认证未抵扣的专用发票，应当在认定具体虚开数额时予以扣减。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陶英在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担任财务经理期间，为抵扣税款，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虚开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345张，税额共计人民币5614538.35元，其中278张已抵扣税款，税额共计人民币4541391.5元。被告人陶英于2018年8月15日被查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法人。2018年8月14日20时许，我公司新来的会计牛某发现财务经理陶英在财务办公室开发票，牛某怀疑她在虚开发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今天早晨（15日）我让公司副总黄某去查公司开票记录，他查过后说记录上确实有我们公司给×××公司开发票的记录，我就让黄某把陶英从入职以后的所有开票记录都查出来，记录显示我们公司给×××公司一共开了大概33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我们并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我让黄某问陶英这个情况，陶英就跟黄某说×××公司是她老公实际经营的公司，她开具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都给她老公了，但她老公拿这些票去做什么我不知道，今天下午我就来派出所报案了。陶英是2016年6月份入职的，任财务经理，平时的工作就是管理公司所有财务工作，包括出入账、纳税、开发票等。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的正常流程是我们向对方公司提供货物，对方公司付钱，我们给对方公司开具发票。陶英开出去3300万元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发票，我公司就得按照这个金额的17%缴纳税款，公司损失会有560多万元。2018年8月15日11时许，我从唐山得知陶英虚开发票一事，就赶回公司，到了公司楼下我没有上去，把知道此事的同事叫下来核实情况后直接打110报警了，现场的同事就在我身边，他们没人告诉陶英也来不及告诉陶英，我也没和陶英见面交谈此事。民警到时，陶英在办公室，她是在等我回去和她面谈此事，所以在公司没走。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副总，陶英是我们公司的财务经理，公司所有财务上面的工作都由她负责，包括出入账、开发票等。今天（15日）早晨老板杨某1给我打电话说陶英昨天晚上有开票这件事，让我去查一下她开票的明细。我查后发现陶英昨晚开的票对方是×××公司，我上网查发现该公司法人叫吴某，他是陶英的老公，我们以前吃过一次饭，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杨某1。我又查了一下针对×××公司的开票记录，发现最早的开票时间是在2016年9月份，到昨天一共开了3300万元的发票，我就去问陶英这件事，她承认说是她老公公司票不够所以就给他开了。下午杨某1回来我就和他去派出所报案了。我们公司和×××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杨某1知道情况后往回赶，我跟陶英说尽量让老板再和陶英谈谈，之后就没再和陶英沟通了。杨某1回来后就把我、牛某、郭×叫了出去，当时还有杨总的爱人，我们5个人在公司楼下咖啡厅谈这个事，谈的过程中，杨某1决定报警，后来我和他一起去了清源路派出所，之后就带着警察去公司把陶英给抓了。我们决定报警后没和其他人说，也没再见过陶英。她一直想跟杨某1谈谈，所以一直在公司。3、证人牛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会计，刚上班。2018年8月14日20时许，我发现公司财务经理陶英在财务室开发票，有二三十张的样子，我问她这么晚还在开发票，她说是，也没说别的，我问她开的普票还是什么，她说是普票，我想拿起发票看一下，她用手压着没让我看，我就开始怀疑了，陶英把票放进保险柜，我俩就走了。然后我把这件事反映给我们公司老板杨某1了。今天（15日）早晨我们公司副总黄某让我去查下这件事，我就去陶英办公室把抽屉打开看了一下，因为昨晚陶英把空白的票放进这个抽屉了，我一看空白票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就知道昨天晚上陶英说谎了，我就更怀疑了。4、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的行政实习，负责跑脚进货和行政日常，公司法人是董某，总经理吴某负责公司所有的事，财务经理陶英负责财务，吴某和陶英是夫妻关系，公司发票应该是财务负责，财务只有陶英一个人。5、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行政，法人是董某，总经理吴某负责公司大小事务，财务就陶英一人负责，吴某和陶英是夫妻关系。进项发票的事情我不知道，发票都是陶英和吴某每月从公司外带回来的。6、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我妻子陶英在×××公司做财务经理，她在她们公司开发票，购买方写的是我经营的公司，开出来的发票给我经营的公司使用，用来做进项抵扣。我是2018年年初知道的，因为当时我经营的公司在网上进行发票认证出现了问题，我就去国税局做现场认证，发现了发票上×××公司的名字。后来我和陶英谈起这事，她说她们公司也不用上税，从她们公司开这个发票也没事，但是我心里知道她这样做是违法的，当时公司法人是陶英，我知道这件事后觉得要承担的责任比较大，就把法人变更成我母亲董某了，认为如果出了事情可以规避一些责任，我还让陶英不要继续这样做了。陶英开具的发票用作我公司的进项抵扣了，好处是我可以不向供货商要发票了，这样的话供货商就可以把价格给我压低一些，我采购的范围也更广一些，可以从不具备开发票资格的供货商那里进货了。我没有授权也不同意陶英虚开发票用作公司进项抵扣，公司财务是陶英负责。7、证人董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法人，但不参与实际经营，我儿子吴某实际经营，我不知道儿媳妇陶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8、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公司的行政主管，陶英被抓后公司开会我才知道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陶英被抓当天是黄某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她带到会议室等老板杨某1回来，跟老板谈，但是什么事我并不知道，没人跟我说。报警这事我不知道，更没有和陶英说过。9、被告人陶英的供述证明：我于2016年6月入职×××公司担任财务经理，财务工作都归我管理。我在公司虚开发票给我老公吴某的×××公司用做进项抵扣，这样他在别的地方进原材料就不需要供货方开发票了，供货方可以给他便宜一些。我从2016年9月一直到昨天，一共开了大概有3300万元的发票，今天警察去我公司把我带回派出所了，我昨天晚上开的那些发票在我保险柜里锁着，今天也被警察拿走了。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应该是两家公司签署买卖合同，别的公司从我公司进货要正常打款到我公司账户，我再根据货款的金额给对方公司开具发票，但是×××公司和×××公司公司从来没有过业务往来。这些发票都用于进项抵扣了，但是上个月开的和昨天开的还没来得及作进项抵扣，应该都在我家里。我今天才告诉我老公这件事，他一直不知道，因为他公司财务的事都由我管理。他每次进货会问我是否需要发票，我告诉他进项够了不需要，他就照着做了。10、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工作记录及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民警从陶英在×××公司的办公室搜查出其于2018年8月14日20时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3张并予以扣押；民警在陶英的暂住地搜查出陶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28张并予以扣押。11、×××公司与×××公司发票往来记录明细、情况说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公司从×××公司取得发票认证抵扣情况、税务登记表、关于×××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疑点分析、工作说明证明：陶英在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从×××公司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45张，其中278张已认证抵扣，涉及税额共计人民币4541391.5元。12、公司营业执照、企业基本信息证明：×××公司与×××公司的情况。13、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及工作说明证明：2018年8月15日接到事主杨某1报警称其公司的财务经理陶英利用职务便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杨某1报警时陶英在公司办公室等待杨某1见面谈及发票一事，并未得知对方已报警，民警接警后赶往现场将陶英刑事口头传唤至清源路派出所接受讯问。14、清源路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陶英口头反映北京×××公司存在偷税漏税情况，目前未有核实结果。15、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人陶英的身份情况。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本院对言词证据中相互印证的部分及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陶英的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合同、企业信息、×××公司记账凭证及附属单据等证据，拟证实×××公司存在从其他公司购买货物但未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目前有证据显示的就有1400万余元。2、国家税务局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及检查需报送资料清单、×××公司2017年5月第43号记账凭证及附属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2017年已抵扣进项税额专用发票汇总册中1月和4月的抵扣进项票明细、×××公司2017年5月第1号、第37号记账凭证及附属单据，拟证明起诉书认定的278张已抵扣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有11张认证但未抵扣，税额共计141087元；未抵扣进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用于直接冲抵成本，陶英没有骗取税款的故意。本院认为，被告人陶英为抵扣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陶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陶英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当庭确认的证据，被告人陶英为抵扣税款，明知×××公司与×××公司没有真实交易，仍从×××公司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大部分进行了进项抵扣，主观上具有骗取税款的目的，客观上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辩护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仅能证明×××公司有实际支出，但不能证明该公司整体支出及税款缴纳的情况，故其辩护意见无证据支持，且只有在进项中缴纳了增值税的交易主体，才享有在销项中抵扣的权利，根据被告人陶英的供述及证人吴某的证言，×××公司在进项中以不开具进项发票低价进货，其在真实交易中没有缴纳增值税，国家并未基于该真实交易而征收到相应税款，×××公司在交易后以被告人陶英从×××公司获取的发票进行抵扣，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损失，故被告人陶英的辩解意见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及说明，能够证实陶英系被抓获归案，其对公司报警行为并不明知，不符合自首的条件，故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认证抵扣情况明细，×××公司从×××公司取得的278张发票均已认证抵扣，故辩护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及量刑的第二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被告人陶英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陶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2028年8月14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童 赟人民陪审员  张渝江人民陪审员  王爱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周 红书 记 员  孙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