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民申459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邱某，女，201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法定代理人：吴某，女，198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邱某之母。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路185号。法定代表人：明晓务，该医院院长。再审申请人邱某因与被申请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红花岗区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民终1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邱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对技术鉴定意见的证据价值和证据作用认定错误，技术鉴定意见与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不能等同，二审判决实际上是把鉴定书当成判决书拼接。1.二审判决混淆了医疗行为违法违规的严重过错与一般医疗技术过错。按照侵权法58条是推定医疗过错，是已经上升为追究单方违法违规责任的程度和程序，而非追究一般医疗技术过错的定责程序。2.西政的司法鉴定意见与法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做出了不一样的鉴定结论，二审仅仅依据法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就判断在法律方面也承担50%的责任，其评判依据是不合理的。3.本案医疗服务合同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却产生相反的结果，医疗机构对其履行合同义务，即诊疗管护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是否符合确保合同目的得以实现的要求负有向合同相对方说明的义务。二审判决改变一审判决相关认定存在以下必须纠正的错误：“原审两份医疗过错鉴定，都不是借助自然科学仪器、定律，产生实测、实验、计算结果，都没有专家运用科学手段、借助科学技术设备进行鉴定的特征”、“红花岗区医院始终没有举证证明邱某的损害是由自身原因造成”、二审判决没有否定“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存在邱某母亲生产过程中未进行胎心监护”的关键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若及时进行胎心监护，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窒息、及时终止妊娠剖宫产救出邱某，邱某仍会因存在肺部疾病、脑部疾病而发生损害后果。（二）二审判决混淆司法认定举证责任法律后果、司法技术鉴定事项的错误方法，来反推司法鉴定未触及法律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就更不予判决举证不能法律后果，逻辑错误。1.医疗过错技术鉴定并不解决举证责任的问题，只对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反映的病情、诊疗管护事实进行评价。2.产前检查病历与入院记录等证明胎儿不存在肺部疾病、脑部疾病，不存在新生儿重度窒息、肺炎、败血症等自身疾病基础。3.邱某方并没有申请鉴定医疗过错责任程度，所以我方主张对方已经举证不能、存在医疗违法违规，存在侵权法58条的情形，不应适用54条。综上，根据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之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一）关于再审申请人所提“原审判决混淆医疗行为违法违规的严重过错与一般医疗技术过错”的问题。首先，原审认定红花岗区医院存在过错，但并未将其过错定性为“一般医疗技术过错”，故不存在申请人所称“混淆医疗行为违法违规的严重过错与一般医疗技术过错”问题。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医疗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确定红花岗区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只是确定该医院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在确定其具有过错的前提下，其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应当根据其所实施的不当诊疗行为对邱某所造成的损害进行确定，即根据不当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赔偿范围。故申请人所提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申请再审人所提“西政的司法鉴定意见与法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做出了不一样的鉴定结论，二审仅仅依据法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就判断在法律方面也承担50%的责任，其评判依据是不合理的”问题。如前所述，红花岗区医院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根据其所实施的不当诊疗行为造成多大的损害后果确定。对此，西南政法大学的司法鉴定意见明确“遵义市红花岗区医院的过错与患方因素是导致邱某损害后果（新生儿重度窒息、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败血症）的共同参与因素”，重庆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为“遵义市红花岗区医院在产妇吴某及患儿邱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儿自身疾病是导致患儿目前损害后果的共同因素”，因此，两份鉴定意见关于造成邱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是一致的，原审据此认定医院不当诊疗行为与患方因素共同导致同一损害后果的发生符合证据规则。关于50%责任问题，如前所述，两份鉴定意见均明确诊疗行为与患方因素共同导致损害后果，因此，不能认定诊疗行为导致全部损害后果。而如何确定诊疗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及原因力大小，仍属于专业认知范畴，需通过专门鉴定确定。对此，西南政法大学的鉴定意见并未明确两种因素的参与度，重庆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则明确的载明“双方应承担同等责任”。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重庆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错误的情况下，原审据此确定红花岗区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符合证据规则的法律规定。（三）关于申请人所提“本案医疗服务合同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却产生相反的结果，医疗机构对其履行合同义务，即诊疗管护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是否符合确保合同目的得以实现的要求负有向合同相对方说明的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只是确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依据，并非确定责任大小的依据。原审已经认定红花岗区医院存在过错，故并不违反前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申请再审人所提该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四）关于申请再审人所提“二审判决改变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存在以下必须纠正的错误：原审两份医疗过错鉴定，都不是借助自然科学仪器、定律，产生实测、实验、计算结果，都没有专家运用科学手段、借助科学技术设备进行鉴定的特征；红花岗区医院始终没有举证证明邱某的损害是由自身原因造成；二审判决没有否定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医院存在邱某母亲生产过程中未进行胎心监护的关键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若及时进行胎心监护，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窒息、及时终止妊娠剖宫产救出邱某，邱某仍会因存在肺部疾病、脑部疾病而发生损害后果”问题。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对鉴定意见，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应当认定其证明力。本案中，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两份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主体、程序、方法错误的情形，原审据此认定两份鉴定意见的证明力，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两份鉴定意见均明确诊疗行为与患方因素共同导致损害后果，故申请再审人所提“红花岗区医院始终没有举证证明邱某的损害是由自身原因造成”及“若及时进行胎心监护，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窒息、及时终止妊娠剖宫产救出邱某，邱某仍会因存在肺部疾病、脑部疾病而发生损害后果”问题。原审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五）关于再审申请人所提“二审判决混淆司法认定举证责任法律后果、司法技术鉴定事项的错误方法，来反推司法鉴定未触及法律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就更不予判决举证不能法律后果，逻辑错误”问题。如前所述，两份鉴定意见已经明确是医方不当诊疗行为与患方因素共同导致损害结果，且两个因素对损害后果的发生的作用力大小属于专业认知范畴，因此，原审根据鉴定意见所明确的“双方应承担同等责任”的鉴定意见，认定此处的“责任”并非法律责任，而是指两个因素对损害后果的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相同，并无不当。也因此，在有证据证明两个因素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相同原因力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责任比例便不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而应当严格依照证据裁判，原审依据鉴定意见判定红花岗区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邱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邱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冉飞审判员陈卫审判员周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谭          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