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43民初1584号原告：刘勇，男，1967年2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代超，重庆百事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秦仕立，男，1973年6月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茂琪，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飞，男，1985年7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三人：徐洪元，男，1970年11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告刘勇与被告秦仕立、第三人张飞、徐洪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7)渝0243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刘勇及被告秦仕立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渝04民终64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7）渝0243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代超，被告秦仕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茂琪，第三人徐洪元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飞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秦仕立偿还原告刘勇借款本金2100000元，并支付原告刘勇以21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5年6月2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庭审中原告刘勇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秦仕立偿还借款本金1947530.45元，并支付以1947530.4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5年7月31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秦仕立因业务需要从2014年12月25日起向原告刘勇借款，截止2015年7月15日，被告秦仕立累计向原告刘勇借款20350000元，双方根据民间借贷的行业惯例和实际情况约定并实际履行了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具体的利率为日利率2‰至日利率4‰，或月利率4％至月利率6％，截止2015年7月30日，被告秦仕立累计向原告刘勇还本付息18580950元，原告刘勇根据法律规定的利息标准上限对被告秦仕立所付资金进行抵充，得出截止2015年7月30日被告秦仕立仍欠原告刘勇借款本金1947530.45元，及其之后的借款利息。被告秦仕立辩称：一、就案涉2015年6月26日的2100000元的款项而言，原、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案涉2100000元，原、被告之间没有借贷合意。原告刘勇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仅是要求被告秦仕立提出相应的主张和证据，并不要求被告秦仕立提供的证据一定要达到确实充分的必然唯一性的证明标准，仅是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可。本案中，被告秦仕立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刘勇与第三人徐洪元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二、原告刘勇向第三人张飞转账支付的500000元，与被告秦仕立无关，被告秦仕立对该笔款项不负有返还的义务。被告秦仕立仅是在原告刘勇向其询问第三人张飞银行账号的情况下，出于朋友关系顺便告知，被告秦仕立并未向原告刘勇出具付款委托书。原告刘勇仅凭被告秦仕立以短信形式告知了第三人张飞的银行账户而推断系被告秦仕立的委托行为不当。三、在与谭正杰的交往中，虽然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系委托代理关系，被告秦仕立承诺扣减利息960000元的前提是保留追诉原告刘勇不当得利的权利。四、原告刘勇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原告刘勇根据2015年6月29日短信内容而认定双方之间在此日进行资金结算是不正确的。被告秦仕立对原告刘勇举示的2015年6月29日短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短信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电子数据，此类证据极易被篡改和剪辑，无法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原、被告之间并没有进行过资金结算。利息的约定应有书面协议或凭证，原告刘勇称双方口头约定支付利息，而被告秦仕立予以否认，且原告刘勇无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刘勇诉请的利息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故其请求被告秦仕立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三人张飞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称，与原、被告均不认识，故与原、被告之间不会有资金往来。曾在冉海波处工作，冉海波的很多资金都是通过其账户进行交易的，因而冉海波常将其银行账号发给其他人。第三人徐洪元辩称，2015年上半年，因差钱向被告秦仕立借款5000000元，因被告秦仕立没有那么多钱，故介绍其向张光照、原告刘勇借钱，后其分别向张光照、原告刘勇借款2000000元左右，并委托原告刘勇将借款支付给被告秦仕立，且与张光照、原告刘勇分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勇于2014年12月25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1月7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400000元；于2015年4月15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200000元；于2015年5月24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500000元；于2015年5月25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800000元；于2015年5月26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2500000元；于2015年5月28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00000元；于2015年6月1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300000元；于2015年6月2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000000元；于2015年6月3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000000元；于2015年6月4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350000元；于2015年6月5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900000元；于2015年6月8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300000元；于2015年6月12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300000元；于2015年6月23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500000元；于2015年6月24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500000元；于2015年6月26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2100000元；于2015年6月29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900000元；于2015年6月30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500000元；于2015年7月1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700000元；于2015年7月3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2500000元；于2015年7月6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1800000元；于2015年7月13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500000元，以上合计支付23850000元。被告秦仕立于2014年12月30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03600元；于2015年1月9日向原告刘勇转账403600元；于2015年4月17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00800元;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瑞锋商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代被告秦仕立向原告刘勇转账1540000元;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5月27日向原告刘勇转账995000元；于2015年5月28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00000元；于2015年5月29日向原告刘勇转账506000元;戴长宏代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6月2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008000元;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6月5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522500元；于2015年6月8日向原告刘勇转账370250元；于2015年6月10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339000元；肖小蓉代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6月12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936000元；于2015年6月13日向原告刘勇转账300000元;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6月15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864800元；于2015年6月16日向原告刘勇转账716800元；于2015年6月19日向原告刘勇转账518300元；于2015年6月21日向原告刘勇转账311700元；于2015年6月27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00300元；于2015年6月29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714700元；于2015年7月1日向原告刘勇转账500000元；2015年7月2日向原告刘勇转账816800元；于2015年7月6日向原告刘勇转账730000元；戴长宏代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7月16日向原告刘勇转账590000元；于2015年7月29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11200元；于2015年7月30日向原告刘勇转账311600元；于2015年8月7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40000元;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志果蔬销售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9日代被告秦仕立向原告刘勇转账240000元。被告秦仕立于2015年11月14向原告刘勇转账240000元，于2015年12月8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40000元;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志果蔬销售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代被告秦仕立向原告刘勇转账900000元;被告秦仕立于2016年2月6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000000元；于2016年3月7日向原告刘勇转账800000元；于2016年3月26日向原告刘勇转账600000元；于2016年4月14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00000元；于2016年4月29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00000元；于2016年4月30日向原告刘勇转账100000元；戴长宏代被告秦仕立于2016年6月15日向原告刘勇转账200000元以上合计支付23770950元。2015年6月29日，原告刘勇给被告秦仕立发送短信：“兄弟，核对一下账务，原300万减今天还50+80另外加今天(190-40)，即总计还有320万元本金。”被告秦仕立回复：“对的”。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该3200000元不包含涉及谭正杰的款项。原告刘勇陈述该3200000元包含2015年6月26日原告刘勇向被告秦仕立转账支付的2100000元，被告秦仕立称是否包含2015年6月26日原告刘勇向其转账支付的2100000元记不清楚了。2015年7月15日，原告刘勇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第三人张飞转账500000元，原告刘勇称该笔款项系出借给被告秦仕立的，被告秦仕立委托其转给第三人张飞，并举示了被告秦仕立向其发送的第三人张飞的银行账号的短信为证。被告秦仕立不予认可，称其仅是作为介绍人，该款项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2015年7月15日，被告秦仕立作为甲方与马泽兵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伙购房协议》，该协议载明被告秦仕立出资5000000元，马泽兵出资1300000元，购买第三人徐洪元瑞景家园四间门面，双方按出资比例共同所有，被告秦仕立在甲方处签名捺印，马泽兵在乙方处签名捺印，马培龙以及原告刘勇在在场人处签名。被告秦仕立分别于2015年6月26日、6月27日、6月29日、7月1日向第三人徐洪元转账支付900000元、800000元、2600000元、700000元。2015年9月21日，被告秦仕立(甲方)、张光照（乙方）与原告刘勇（丙方）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协议载明：甲、乙、丙三人就被告秦仕立以他人名义与谭正杰及重庆市科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张桂琼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手续，达成如下一致确认意见：一、以被告秦仕立名义向谭正杰支付的转让价款10000000元系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其中被告秦仕立2000000元、张光照4000000元、原告刘勇4000000元，于今年7月6日以前通过银行转账分批支付给被告秦仕立。2015年公安机关关于徐洪元的讯问笔录载明：经秦仕立介绍曾向刘勇借钱，后将瑞景家园四间门面抵给秦仕立、刘勇、张光照、马培龙等人。2015年公安机关关于被告秦仕立的询问笔录载明：秦仕立、张光照、刘勇出资500万元以及马培龙、马泽兵出资130万元(马培龙出借给徐洪元的130万元借款作为出资)共计630万元购买徐洪元瑞景家园四间门面，并签订了《合伙购房协议》，秦仕立、张光照、刘勇一方由秦仕立作为代表签字，马培龙、马泽兵一方由马泽兵作为代表签字，并就涉案房屋办理了网签。2015年公安机关关于张光照的询问笔录载明：与秦仕立以及秦仕立的一个朋友共出资500万元与马泽兵出资130万元一起购买徐洪元瑞景家园的四个门面，并签订了《合伙购房协议》。2017年公安机关关于被告秦仕立的询问笔录载明：徐洪元向秦仕立、刘勇、张光照借款50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刘勇、张光照将借款经由秦仕立账户转入徐洪元账户，后因无力还款，协商用徐洪元瑞景家园四间门面作价630万元抵给秦仕立、张光照、刘勇（三人共计500万元）以及马培龙（130万元），其中徐洪元尚欠刘勇本金210万元。证人夏登平陈述秦仕立、张光照、刘勇三人以秦仕立的名义向徐洪元出借款项，后以签订《合伙购房协议》的形式抵借款，并办理了网签，曾约谈秦仕立、张光照、刘勇解除网签。原、被告在庭审中一致陈述，原告刘勇分别于2015年7月3日、7月6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支付的2200000元、1800000元系原告刘勇通过被告秦仕立借给谭正杰的借款；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志果蔬销售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代被告秦仕立向原告刘勇转账900000元、被告秦仕立分别于2016年2月6日、3月7日、3月26日、4月14日、4月29日、4月30日向原告刘勇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800000元、6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以及戴长宏代被告秦仕立于2016年6月15日向原告刘勇转账支付的200000元系谭正杰经由被告秦仕立偿还的4000000元借款本金；被告秦仕立分别于2015年8月7日、11月14日、12月8日向原告刘勇转账支付的共计720000元以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志果蔬销售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9日代被告秦仕立向原告刘勇转账240000元系谭正杰经由被告秦仕立支付给原告刘勇的借款利息；被告秦仕立受张光照及原告刘勇的委托，将各自出资款项借给谭正杰，故在与谭正杰的交涉关系中，被告秦仕立与原告刘勇是委托代理关系，涉及谭正杰的款额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原告刘勇转被告秦仕立的款额中扣除4000000元，被告秦仕立转原告刘勇的款额中应扣除4960000元。原告刘勇在庭审中陈述，本案中的转账记录除涉及谭正杰的委托投资款项外均是借款及还款，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其主张的1947530.45借款本金是被告秦仕立尚欠的全部本金金额；关于涉案借款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对于头三笔借款后被告秦仕立多支付的款项(2014年12月25日刘勇转秦仕立200000元，2014年12月30日秦仕立还203600元，多支付了3600元；2015年1月7日刘勇转秦仕立400000元，2015年1月9日秦仕立还403600元，多支付了3600元；2015年4月15日刘勇转秦仕立200000元，2015年4月17日秦仕立还200800元，多支付了800元)系被告秦仕立按照每天3%的标准支付的利息。被告秦仕立在庭审中陈述，本案中的转账记录除涉及谭正杰、第三人徐洪元的委托投资款项外均是借款及还款，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刘勇于2015年6月26日向被告秦仕立转账2100000元，被告秦仕立系接受原告刘勇的委托将该笔款项出借给第三人徐洪元，应从本案中予以扣除；关于涉案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对于头三笔借款后多支付原告刘勇的款项(2014年12月25日刘勇转秦仕立200000元，2014年12月30日秦仕立还203600元，多支付了3600元；2015年1月7日刘勇转秦仕立400000元，2015年1月9日秦仕立还403600元，多支付了3600元；2015年4月15日刘勇转秦仕立200000元，2015年4月17日秦仕立还200800元，多支付了800元)系平时的人际交往、帮忙带人情、打牌欠款等形成的费用。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原、被告与谭正杰的交往所涉款额中应扣除的具体金额；二、原、被告与第三人徐洪元之间的关系；三、原、被告与第三人张飞之间的关系；四、原、被告双方的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一、关于原、被告与谭正杰的交往所涉款额中应扣除的具体金额的问题。原、被告在庭审中一致认可在与谭正杰的交往中所涉本金4000000元、利息960000元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经查，原、被告与张光照于2015年9月21日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约定原告刘勇委托被告秦仕立，将出资的4000000元借给谭正杰，且在(2018)渝民终826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认定原、被告、张光照与谭正杰就借贷10000000元借款约定了利息，谭正杰亦支付了部分利息，故双方在与谭正杰的交往中所涉金额，原告刘勇转账支付被告秦仕立的款额为4000000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被告秦仕立转账支付给原告刘勇的款额为4960000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二、关于原、被告与第三人徐洪元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告刘勇将2100000元款额交付被告秦仕立，被告秦仕立再将其交付徐洪元，此为不争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刘勇仅依据转账凭证起诉被告秦仕立偿还涉案借款，被告秦仕立提出原告刘勇于2015年6月26日向其转账支付的2100000元系受原告刘勇的委托，将该笔款项出借给第三人徐洪元，就2100000元的款项而言，原、被告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被告秦仕立举示了公安机关关于徐洪元、秦仕立、张光照的讯问笔录以及《合伙购房协议》，并申请了徐洪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夏登平出庭作证。被告秦仕立举示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原、被告及张光照三人(出资5000000元)以被告秦仕立的名义与马泽兵一方（包含马泽兵、马培龙出资1300000元）合伙购买第三人徐洪元瑞景家园四间门面并签订了《合伙购房协议》的事实，结合第三人徐洪元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经被告秦仕立介绍向原告刘勇借款，后将瑞景家园四间门面抵给原、被告等人，被告秦仕立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第三人徐洪元在庭审中亦陈述曾向原告刘勇借款2000000元左右，并委托原告刘勇将借款支付给被告秦仕立，故原告刘勇仍应就涉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刘勇举示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故不论原、被告、张光照与第三人徐洪元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刘勇于2015年6月26日经由被告秦仕立向第三人徐洪元转账支付的2100000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因原、被告均陈述就该笔款项而言，第三人徐洪元未通过被告秦仕立向原告刘勇偿还过本金，亦未支付过利息，故在与第三人徐洪元的交涉中，应扣除原告刘勇于2015年6月26日支付给被告秦仕立的2100000元。三、关于原、被告与第三人张飞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告刘勇主张向第三人张飞支付的500000元系出借给被告秦仕立的，但既未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就该笔借贷形成合意，也未举证证明向第三人张飞支付的款项系受被告秦仕立的指示进行交付。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对原告刘勇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勇可另行主张。四、关于原、被告双方的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的问题。被告秦仕立辩称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但头三笔借款后被告秦仕立均在偿还本金的同时向原告刘勇多支付了部分款项，且截止2015年6月29日，如果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被告秦仕立尚欠原告刘勇的借款为2198650元(包含涉及徐洪元的款项2100000元)，但在2015年6月29日的短信中，双方结算本金尚欠3200000元，由此可知双方在借款中是有约定利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双方在2015年6月29日的结算金额可知，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利率高于了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故按照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截止2015年6月29日，扣除涉及徐洪元的款项2100000元，被告秦仕立尚欠原告刘勇借款本金195128.28元。2015年6月29日后，原、被告双方没有进行过结算，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之后双方有约定利息以及利息的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院认定自2015年6月30日起，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不再计算利息。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15日，原告刘勇共计出借给被告秦仕立6000000元，扣除涉及谭正杰的款项4000000元，被告秦仕立总计偿还了8119600元，扣除涉及谭正杰的款项4960000元，被告秦仕立已将向原告刘勇的借款偿还完毕，故本院对原告刘勇起诉被告秦仕立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00元(原告刘勇已预交31600元)，诉前保全措施申请费5000元（原告刘勇已预交5000元），均由原告刘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递交上诉状后期满七日内仍没有预交上诉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或提出申请未被批准同意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满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樊 洪人民陪审员  王益平人民陪审员  髙绍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