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1民终11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振义，曾用名崔建正，男，195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林正，曾用名冯振林，男，196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峰，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冯鑫，男，198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原审被告：崔乐，男，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原审被告：王兰英，女，195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原审被告：崔茜，女，198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兴平市。原审被告：冯舒，女，198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上诉人冯振义因与被上诉人崔林正及原审被告冯鑫、崔乐、王兰英、崔茜、冯舒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3民初6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振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崔林正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林正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冯振义、冯振刚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新区分局签订“祖遗居户”《瓦胡同村拆迁安置协议书》均源于其父崔志斌名下6-008号祖产，事实认定及法律认识错误。所有拆迁文件已明确对祖遗户安置及补偿的依据是地上现有房屋，既不是土地证，更不可能是已被拆除十几年的所谓“祖产”。拆迁人与冯振义所签《瓦胡同村拆迁安置协议书》明确被拆迁人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所列被拆迁房屋信息与《房屋拆迁补偿评估表》房屋信息一致，因此补偿对象只能是现存被拆迁房屋，并非已被拆迁十几年早已不存在的所谓“祖产”。根据拆迁人与冯振义所签《瓦胡同村拆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被拆迁人为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瓦胡同村符合宅基地使用条件，具有合法土地证的房屋和附属物的非农户所有权人。该协议明确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权人，说明对祖遗户补偿的对象是合法的地上房屋及附属物。要求房屋具备合法的土地证只是为确保被拆迁房屋是合法的地上建筑，土地证本身并非补偿对象。村民因其村民身份而具有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在拆迁安置中需要对其按人口进行安置。但祖遗居户已不具有村民身份，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并未失去宅基地使用权，其失去的是具有土地证的现存合法地上建筑。因此，拆迁政策对祖遗户补偿的对象是现存地上合法建筑。在该协议第二条“被拆迁人房屋现状及所处位置”中列明了被拆迁房屋面积274.44平方米。该条与作为计算安置面积依据的《房屋拆迁补偿评估表》中被评估房屋信息一致。所谓“祖产”1998年就已被拆除，评估公司怎可能对一个拆除了十几年的房子进行评估。更何况，老房系百年老屋，在1998年重建时已是一所多年无人居住行将坍塌的危房，父亲崔志斌仅有其中一间半，怎可能有274㎡之多。以上种种，充分说明涉案拆迁的补偿对象就是2010年拆迁时地上现存房屋，不可能是已在1998年就被拆除的所谓“祖产”。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新区分局发布的《瓦胡同村整村拆迁安置公告》第五条第二款及《拆迁安置协议》第三条明确安置房屋的面积150平方米是与原房屋面积进行置换而来，并对原房屋剩余面积与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可见补偿对象源于被拆迁房屋而非祖产。拆迁以《集体土地使用证》为产权计户单位，即“一证一户”只是拆迁中拆迁人为搁置矛盾完成拆迁而划分的拆迁单位，而祖遗户区别于村民，其补偿对象是地上合法房屋。该种划分方式不能对被拆迁房屋确权，也不改变被拆迁人及补偿主体仍是合法地上房屋所有权人这一协议既定条款。本案中，拆迁文件均以户为单位，是因《集体土地使用证》是以户为单位颁发，以户为单位能够提高拆迁效率。本案中所有拆迁文件均以户为拆迁主体，《房屋拆迁补偿评估表》中甚至列明了所有户内成员，就是因户内成员均为潜在的可能的物权人，体现了拆迁人按户为单位只处理表层关系，而不深究被拆迁房屋具体属户内哪一成员，回避具体的所有权关系。其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一法定确权事项，此举可达到其搁置矛盾完成拆迁的目的，但绝不代表被拆迁房屋所有权属户内每一成员。在拆迁人要求冯振义出具的《承诺书》中，因涉案宅基地并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所以该承诺书要求冯振义代替其已去世的父亲以产权人身份与拆迁人签订协议。但被拆迁房屋1998年才建造，产权此时才产生，而其父已于1968年去世。一个1968年就已去世的自然人，怎可能在30年后获得一个新建房屋的产权。故此，双方父亲不可能是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但为落实以户为单位的政策，故政府要求冯振义以其父名义签订。该《承诺书》同时载明如果将来出现产权争议，产权所有权人有异议或其他任何有关产权的遗留问题与拆迁人无关，也印证了以户为计数单位仅是拆迁划分单位，不改变冯振义是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也不代表拆迁所得应当户内成员均分。综上，拆迁安置补偿对象为1998年新建的被拆迁房屋，补偿主体是现存房屋的所有权人，即包括冯振义在内参与1998年新建房屋的家族成员。一审判决认定补偿源于“祖产”系事实认定错误，进而认定崔林正是共有权人属法律认识错误。二、父母所建祖产早已被拆除，被拆迁房屋是冯振义与冯振刚、崔远正三家投资所建，崔林正没有分文投资。对该事实，崔林正亦当庭承认。一审判决避重就轻，遗漏该重要事实，以“拆迁安置源于祖产”这种模糊表述，剥夺了冯振义的合法权益。被拆迁房屋不是祖产，而是由冯振义重建。崔林正未参与投资，不是所有权人，更不是共有人，故其不能以被拆迁人身份要求分得安置房屋及补偿。被拆迁房屋不是祖产，而是1998年由冯振义、冯振刚、崔远正三家重建。崔林正对其未投资参与新建房屋的事实亦当庭认可。证人董某、李某的证言再次印证该事实。该事实表明，崔林正根本不是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然而，一审判决却避重就轻，刻意遗漏该重要事实，直接以所谓“拆迁安置源于祖产”认定崔林正是共有权人，属遗漏重要事实导致的法律认识错误。农村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定应结合是否有出资出力的建造事实，只有出资出力修建房屋的人才能认定为房屋所有权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农村房屋没有登记，只能依据是否在合法宅基地上建造房屋这一事实判断产权人，谁建造了房屋产权就属于谁。本案中，双方均不是瓦胡同村村民，均不能在农村拥有宅基地，仅享有在其父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并根据建造房屋的事实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双方是其父所建祖产的共有权人，但均无法以村民身份继承其父的宅基地使用权，虽均有权继承祖产，但该祖产被拆除后，双方的共有关系消失。冯争议与冯振刚、崔远正三家重新修建被拆迁房屋是依据其建造的事实原始取得新建房屋所有权，崔林正没有出资亦未出力，无法依据原始取得获得被拆迁房屋所有权。故而，崔林正不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无权要求分得安置房屋及补偿。三、本案中，双方对1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达成合意是争议的核心事实，一审判决根据崔林正提供的比完成通话少11分54秒、存有重大疑点、无原始载体、真伪不明的录音，认定双方以10万元对1998年所建房屋的补偿款达成合意，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的证据认定规则，是认定证据、事实错误及法律认识错误。崔林正提供的该通话录音存有重大疑点且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不具有证明力，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崔林正并未提供通话录音的原始录音载体，故无法以鉴定方式确定该录音是否经过剪辑。从录音内容上看，该段录音初始就是询问冯振义的姓名，符合通话开始的一般性特征，一直到双方挂断电话。如系完整录音，则录音时长应当与通话时长完全一致。然而，据崔林正提供的通话记录显示，该次通话总时长为22分50秒，其提供的通话录音仅有10分56秒，剩余十几分钟通话凭空消失。据冯振义仔细听该录音副本并回忆，该通话中双方就10万元的性质根本没有达成合意，该录音副本存在内容不完整、通话时长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冯振义从时长、内容方面有充分理由怀疑该录音中存在未录音或者剪辑的情形，但鉴于崔林正未提供原始载体，故而无法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该证据无论从法律对视听资料的要求还是内容方面都不具有证明力。无论是从事实还是法律上双方就10万元的性质根本没有达成合意也不可能达成合意，即使在上述有重大疑点不应采信的录音中，冯振义也表明10万元和房屋投资没有关系，也未承诺过给崔林正分安置房屋，因此一审判决推定双方达成合意没有事实依据。在通话录音中，冯振义明确表示10万元和房屋投资没有关系，也不是作为房子给分配的款项，房屋共有权人冯振刚亦不同意给崔林正分配。在该录音中冯振义与证人郑某就10万元的性质没有谈拢，所以才约定见面谈。该10万元的性质不是对1998年建房的补偿款，也不能使崔林正具有共有人的身份，被拆迁房屋由冯振义、冯振刚、崔远正三家共同所建，如果崔林正要加入成为共有人，必须要其他共有人一致同意，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共有人同意崔林正成为共有权人。反而在前述通话录音中，冯振义明确表示共有权人冯振刚不同意给崔林正分房，即不同意其成为共有权人。该10万元也不能认为是崔林正成为了被拆迁人，2010年拆迁已经开始，冯振义明知被拆迁房屋所置换房屋具有极大商业价值，按照当时房价，10万元最多只能购买20余平方米，冯振义怎可能就该10万元购买70或80平米房屋与崔林正达成合意。所以该10万元的性质也不是购买安置房屋的全款，只是双方就优先购买房屋所支付的预付款。崔林正既不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被拆迁人。一审判决以一份存在重大疑点，根本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录音证据，以严重违背常理的逻辑认定双方之间达成了合意，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认识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冯振义获得拆迁安置各项补偿款共计568248元是事实认定错误，拆迁安置各项费用均通过银行卡向冯振义发放，而所有银行卡金额总计只有561249元，即获得的全部拆迁款项合计为561249元，包含所有补偿款、过渡补助费、装修补助费、奖励金、搬家费等，上述费用均通过银行卡向冯振义发放，有据可查。崔林正辩称，一、涉案拆迁安置收益均源自祖产，崔林正有权分割。《瓦胡同村整村拆迁安置公告》第四条规定，拆迁计户：以西安市人民政府或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为产权计户单位，即“一证一户”。第五条拆迁安置及补偿标准第二款规定，祖遗居户：在瓦胡同村居住并有独立宅基地土地证的祖遗居户，每户安置住宅面积150平方米。安置房屋与原房屋的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进行置换，互不找差价。被拆迁人原房屋剩余面积及地面附着物按照重置成新价予以补偿。崔亮在2010年7月6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我村村民崔志斌（已故）在，其子冯振义、冯振刚不在本市工作，因此未能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证过户手续。”冯振义于2010年8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因其兄弟四人目前未在本市，故瓦胡同老院一直没有办理新的土地证。冯振刚和冯振义在2010年7月6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由其代表产权人其父崔志斌（已故），与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愿，无任何虚假成分，如将来出现产权争议，产权所有人有异议或其他任何有关产权的遗留问题由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与拆迁人无关。曲江新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委托西安天正房地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瓦胡同村6008号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估价表》中载明，房屋产权人系崔林正、冯振义等。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在瓦胡同拆迁安置中，祖遗居户系按户分配房屋及各项拆迁安置补偿款，且是以《集体土地使用证》为产权计户单位，拆迁安置主要是基于被拆迁房屋下的宅基地使用权。冯振义自认被拆迁安置的房屋系祖产，系兄弟四人共同所有。在冯振义自己没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拆迁人显然是依据其父崔志斌祖宅下的土地对冯振义兄弟四人进行拆迁安置。冯振义更是自认其是代表其父崔志斌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取得拆迁安置利益。冯振义在出具前述《承诺书》《情况说明》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出具该《承诺书》《情况说明》而产生的法律后果有清楚明确的认知，不能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其关于是依据政府要求以其父名义签订《承诺书》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崔林正向冯振义支付了10万元翻建房屋的补偿款，当然享有分配拆迁安置收益的权利。根据崔林正提交的通话录音、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冯振义自认的事实，冯振义确系收取了崔林正10万元且该款项的性质为对前期翻建祖宅的补偿款。根据该通话录音，冯振义自认应给崔林正一套房屋，且冯振义已收取崔林正的10万元，性质为对过去翻建的400（余）平方房屋的补偿。崔林正与冯振义显然就崔林正向冯振义支付10万元作为对过去翻建祖宅进行补偿，进而作为崔林正对翻建祖宅时的出资，然后冯振义将属于崔林正的一套拆迁安置房返还给崔林正达成了合意。即便崔林正未给冯振义该10万元补偿款，崔林正也享有取得拆迁安置收益的权益。涉案拆迁安置收益均源自祖产，崔林正有权分割，不能简单以是否出资来认定翻建后房屋的共有关系。冯振义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在翻建房屋时的出资情况。更何况在家庭生活上，家庭成员经济联系上密切，对于家庭贡献不限于出资。无论如何，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身份关系相互密切联系的经济依赖基础不可否认，崔林正作为家庭成员身份的事实不可否认，其对家庭共同财产当然享有所有权。翻建祖宅时崔林正母亲王希贤亦有出资26000余元，在王希贤去世后崔林正有权继承王希贤的遗产。冯振义翻建房屋时所使用的祖宅宅基地使用权有崔林正四分之一的份额，崔林正将其享有的四分之一份额的祖宅宅基地使用权用于翻建房屋也是对翻建房屋的出资。冯振义将翻建房屋出租十二、三年所产生的房租收益也应有崔林正的一部分，但冯振义从未向崔林正支付过房租收益，此部分崔林正应得的收益也应视为崔林正对家庭的贡献。一审法院已基于冯振义在祖遗财产的维护及管理上付出较多，仅判决崔林正享有一套70平米的房屋，并未均分拆迁安置收益（均分时崔林正应分得75平米房屋或70平米房屋加5平米差价），冯振义事实上已经多分了拆迁安置收益。关于崔林正提供的通话录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经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崔林正确有困难无法提供该通话录音的原件，但是一审法院准许崔林正出示复制件，崔林正还提供了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该通话录音并非孤证，具体为该通话录音中与冯振义通话的郑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可以印证该通话录音及该录音中载明的事实的真实性；崔林正还提供了与该录音所匹配的通话记录；崔林正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也可以印证：2018年3月10日15时07分崔林正配偶就将该通话录音发到家族微信群中，根据该通话录音记录显示，通话结束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14时45分。录音结束和将录音发到微信群相隔时间极短，不存在篡改通话录音的可能性。2018年3月10日15时09分该通话录音就保存到了崔林正配偶嫂子梁枫的手机中（从前述微信群保存）。以上证据均可印证该通话录音及内容的真实性。冯振义关于该证据不应被采纳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通话录音之所以比通话记录少了几分钟，是因为该次通话一开始并非是录音中的郑某在和冯振义对话，而是崔林正在和冯振义对话。完整的过程是：2017年瓦胡同新盖房子回迁时，由于崔林正的爱人患重病（癌症）住院，崔林正出于对亲哥哥冯振义的信任，委托冯振义代拿回崔林正应分得的房屋钥匙。结果冯振义背信弃义，拿回该房屋钥匙后迟迟不返还给崔林正并以各种理由搪塞、刁难。为此，崔林正屡屡委托中间人协商，均未果。2018年3月10日，崔林正又一次跟冯振义电话商量好下午2点在崔林正家中面谈此事，崔林正约了中间人郑某来协谈。但下午2点时，中间人郑某和崔林正均到达约定地点，冯振义却迟迟不来。直等到14点23分，崔林正迫于无奈用其手机拨通了冯振义的电话，为便于中间人郑某也能听见，崔林正手机一直在免提模式。冯振义在该通话录音一开始就说他有事不来了，崔林正一直恳求冯振义前来，未果。中间人郑某见双方没有进展，就和崔林正说：“把电话给我，我跟你哥说。”郑某接过电话，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和冯振义开始沟通，冯振义还是没有来的意思，并一直叙述前一次和中间人协商不愉快的过程。后来，郑某向冯振义询问：“那你当年是不是收了你弟的10万元钱？”冯振义答：“是的，我承认。”万柯兰此时意识此次通话内容可能产生的重要性，故打开录音功能，然后由郑某再次核实对方的身份，也就是录音的第一句，以便确定通话的主体信息，录音从此刻起一直录到通话结束。综上，冯振义关于祖产被拆除后共有关系就消灭，其从而取得翻建房屋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冯振义关于崔林正提供的通话录音不应被采纳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无误，请求驳回上诉。冯鑫、崔乐、王兰英、崔茜、冯舒未作答辩。崔林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双方共同共有的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同时判决崔林正分得其中70平方米房屋1套，冯振义应向崔林正补偿5平方米的差价（每平方米9863元）49315元；2.依法分割双方共同所有的房屋拆迁各项补偿款（含被拆迁人原房屋剩余建筑面积补偿款、过渡补助费、装修补助费、奖励金、搬家费），崔林正分得其中1/4即155862元,并由冯振义向崔林正返还；3.本案诉讼费由冯振义、冯鑫、崔乐、王兰英、崔茜、冯舒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双方对于崔林正陈述的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均无异议。崔林正与冯振义、冯振刚、崔远正四人系兄弟关系，四人生父为崔志斌，生母为王希贤。崔志斌于文革期间去世，王希贤于2003年去世。冯振刚及其配偶郭艳云于2016年去世，冯鑫系冯振刚之子，冯舒系冯振刚之女。崔远正于1998年去世，崔乐系崔远正之子，王兰英系崔远正之妻，崔茜系崔远正之女。2010年6月，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分局发布《瓦胡同村整村拆迁安置公告》，该公告第二条关于被拆迁人的表述是：瓦胡同村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并具有合法村民身份和合法宅基地手续的建筑物和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四条关于拆迁计户表述为：以西安市人民政府或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为产权计户单位，即“一证一户”；第五条关于拆迁安置及补偿标准（二）祖遗居户的表述为：在瓦胡同村居住并有独立宅基地土地证的祖遗居户，每户安置住宅面积150平方米，安置房屋与原房屋的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进行置换，互不找差价，被拆迁人原房屋剩余建筑面积及地面附着物按照重置成新价予以补偿；第七条显示对就近上靠户型超出应安置房屋面积的部分，按照新建房屋综合造价2300元/每平方米进行结算。另外，该公告对于每户的过渡补助费、搬家补助费及奖励费等均有约定。另查明，2010年7月6日，崔亮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崔志斌（已故）在瓦胡同村有一院祖产6-008，其儿子冯振义、冯振刚又不在本市工作，因此未能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证过户手续。同日，冯振义和冯振刚出具承诺书，承诺由其代表产权人其父崔志斌（已故）与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代表了产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如将来出现产权争议，由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与拆迁人无关。同日，冯振义、冯振刚分别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新区分局签订“祖遗居户”《瓦胡同村拆迁安置协议书》，分别获取安置房屋70平方米、80平方米各一套。另外，冯振义一户（274.44平方米）获得补偿款151098元（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133098元+18个月自行过渡补助费12600元+搬迁补助费400元+奖励费5000元），减去置换面积款项49200元，实际获得结算款101898元。冯振刚一户（150平方米）获得补偿款67200元（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49200元+18个月自行过渡补助费12600元+搬迁补助费400元+奖励费5000元），减去置换面积款项49200元，实际获得结算款18000元。根据曲江新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委托西安天正房地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瓦胡同村6-008号房屋（面积424.44平方米）的《房屋拆迁补偿估价表》显示，该房屋的房屋产权人为冯振义（冯振刚、崔林正、崔乐）。2010年8月13日，冯振义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显示其父崔志斌祖居瓦胡同村，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母五人因生活艰辛带全家改嫁，继父要求改姓冯，因其兄弟未在本市，故老院一直未办理新土地证。2017年5月，瓦胡同村回迁，冯振义分得房屋2套，房号分别为17号楼1单元603号房（面积70平方米）及18号楼2单元901号房（面积80平方米），冯鑫（同时接受冯舒委托）分得冯振刚名下房屋2套，房号分别为19号楼1单元502号房（面积70平方米）及3号楼1单元904号房（面积80平方米）,后冯鑫将其中的19号楼1单元502号房屋（面积70平方米）交给崔乐。另查明，冯振义一户及冯振刚一户分别获得过渡费209475元（含前18个月过渡费12600元）及装修补贴27300元。经询，冯振义承认其及冯振刚一户名下分得的各项拆迁补偿款均由其掌管。审理中，崔林正提交其证人郑某于2018年3月21日14点23分与冯振义的电话录音（通话时长为22分50秒，该录音为10分56秒）一份，该录音中郑某以中间人身份调解涉案纠纷，冯振义在对话中表示涉案财产系家庭共同财产，其承认其收取了崔林正10万元，但称该10万元与房屋投资无关，该款项系崔林正对其盖房付出的补偿，其当初确实同意让崔林正取得一套房，但其一家都不同意给，其又表示其应该给崔林正，但崔林正要求给80平方米，其做不到。冯振义认为上述录音的原始载体并未提供，故录音内容是否完整、是否经过剪辑无法确认，但其确认其确实收取了上述10万元，只是辩称该10万元是房屋回迁后可以优先出售给崔林正的预付款。崔林正称上述通话开始时其爱人万柯兰并未录音，而是通话过程中才开始录音，且通话结束后万柯兰即于当天15:07分将录音发至其微信家族群，故不存在其在间隔20分钟的时间内剪辑篡改录音的可能。崔林正为此提交万柯兰在微信群中发布的上述录音相佐证。此外，崔林正提交万柯兰、万聪莹（未出庭）、万笃勋（未出庭）、吴晓霞（未出庭）及郑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冯振义已于2010年收取崔林正10万元作为被拆迁房屋在翻建时崔林正的投资款，且冯振义自愿表示给崔林正房屋一套。冯振义提交董某及李某的证人证言，证明被拆迁房屋在1998年建房时由其操办，冯振刚家及崔远正家参与出资，冯振义自认该房自建成后一直由其管理使用收益。冯振义另提交西安市十年房价变迁的报道，证明以2010年的房价，其不可能与崔林正达成10万元对价即可让崔林正享有安置房的合意。一审法院认为，冯振义、冯振刚虽然分别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新区分局签订了“祖遗居户”《瓦胡同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但两份协议均源于崔志斌名下6-008号祖产，故崔林正作为共有人有权分割因上述两份协议获得的四套房屋及拆迁安置款项共计568248元。冯振刚去世后，其子冯鑫已将冯振刚所签协议获得的名下两套房屋中的一套交给崔远正的家属，但冯振义认为其所签协议获得的名下两套房屋均应归其所有，故酿成本诉。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述拆迁收益均源于祖产，故冯振义关于崔林正未投资故不应有收益的辩称依法不成立。况且，冯振义已收取崔林正支付的10万元，其虽辩称该款系预付款，但结合崔林正提交的录音及证人证言，可以确认该款应为崔林正向其支付的对其前期翻建祖宅的补偿款，尽管该录音并不完美，但该录音内容连贯，通话双方表达清楚，内容也无歧义，依法予以采信。据此，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位于西安市雁塔区（面积70平方米）归崔林正所有，因祖遗财产而获得的各项拆迁安置款项共计568248元中的四分之一即142062元归崔林正所有,冯振义作为上述款项的持有人应当向崔林正返还。关于崔林正主张的5平方米差额，因冯振义在祖遗财产的维护及管理上确实付出较多，故从公平角度考虑，不再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西安市雁塔区（面积70平方米）归原告崔林正所有；二、被告冯振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崔林正返还1420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崔林正其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459元，由冯振义负担。因崔林正已预交，故冯振义应将该款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崔林正。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崔林正、冯振义、冯振刚、崔远正之父崔志斌原在瓦胡同村有一院祖产6-008号。1998年，冯振义、冯振刚、崔远正三户共同出资进行翻建。2010年，冯振义、冯振刚作为户主分别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新区分局签订适用于“祖遗居户”的《瓦胡同村拆迁安置协议书》，冯振义、冯振刚名下各分得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冯振义、冯振刚获得各项拆迁补偿款共计568248元，该款项均由冯振义持有并掌管。《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曲江新区分局瓦胡同村整村拆迁安置公告》与《曲江新区瓦胡同村整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有关祖遗居户拆迁安置及补偿标准均规定：在瓦胡同村居住并有独立宅基地土地证的祖遗居户，每户安置住宅面积150平方米，安置房屋与原房屋的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进行置换，互不找差价，被拆迁人原房屋剩余建筑面积及地面附着物按照重置成新价（成新评估价）予以补偿。崔志斌去世后，崔林正作为涉案祖遗居户户内成员之一，有权要求分割上述拆迁安置协议项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冯振义主张，1998年翻建时崔林正没有出资，故崔林正无权要求分得安置房屋及补偿款。2010年，崔林正给付冯振义10万元，冯振义实际收取，对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至于该10万元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结合崔林正提交的证据，应认定该10万元为崔林正向冯振义支付的对冯振义前期翻建祖宅的补偿款。冯振刚去世后，其子冯鑫已将冯振刚名下两套拆迁安置房屋中的一套交给崔远正之子崔乐。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位于西安市雁塔区（面积70平方米）归崔林正所有，拆迁补偿款568248元中四分之一归崔林正所有并由冯振义向崔林正返还，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冯振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59元，由冯振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莉莉审判员  马延环审判员  秦燕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