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26刑初47号 公诉机关绛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成海申，男，197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中专文化，中共党员，个体，住闻喜县。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26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8月6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7日被绛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2019年12月18日经绛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19年12月24日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绛县看守所。 辩护人孙光辉。 被告人徐赵辉，男，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大专文化，原系闻喜县公安局河底派出所职工，群众，住闻喜县。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8年7月28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9月3日经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8年9月4日由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闻喜县看守所。 辩护人郑锐龙。 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盗掘古墓葬一案，本案依法由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绛县人民检察院以绛检刑诉(2019）29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解徐林、吕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成海申及其辩护人孙光辉、被告人徐赵辉及其辩护人郑锐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3、4月份，被告人成海申与赵伟民(另案处理)预谋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掘古墓葬。期间，成海申联系时任河底派出所民警的被告人徐赵辉及桐城派出所民警徐赵明(另案处理)共同参与盗墓。后成海申、赵伟民、徐赵辉、徐赵明多次协商盗墓事宜，并商定由被告人徐赵辉负责提供河底派出所的巡逻时间及值班情况，徐赵明负责联系闻喜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李晓东(另案处理)、巡特警大队辅警李少波(另案处理)二人为盗墓提供保护，赵伟民负责联系具体实施盗墓的人员。2015年8、9月份，成海申、徐赵辉、徐赵明、赵伟民、高虎申、刘宏发、柴文军、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等人多次使用小铲、扎杆等盗墓工具在酒务头村村北地里踩点、探墓后，在赵引珠家耕地里探测到两座古墓葬，并先后对两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中，2015年8、9月份的一个晚上，成海申、徐赵明、赵伟民、高虎申、刘宏发、柴文军、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对事先探测到的其中一处较浅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并从该处墓葬内盗掘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爵杯、两三把青铜匕首及一些青铜残片。经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古墓葬。后赵伟民安排高虎申、刘宏发、柴文军、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等人通过爆破手段对事先探到的另一座古墓葬进行盗掘，并从该处古墓中盗得数件青铜文物，其中有青铜提梁卣、青铜鼎、青铜尊、青铜觚、青铜爵杯和一些青铜残片以及二块玉片。被告人成海申盗掘两处古墓葬后，将其盗掘古墓葬的具体位置告知张锁利(另案处理)，后张锁利组织数名盗墓人员伙同成海申、徐赵辉等人采取“溜洞”的方式再次对第二个古墓葬进行盗掘，未盗掘到文物。经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古墓葬。被告人成海申分得赃款人民币70万元，徐赵辉分得赃款人民币69万元。同时查明：2015年8、9月份，成海申、徐赵辉伙同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张锁利及张锁利组织的盗墓人员在之前盗墓现场的附近探测到一处古墓葬，后成海申、赵伟民等人从该处墓葬中盗掘出土一件青铜提梁卣。后张锁利将此处盗掘出土的提梁卣以20万元的价格从赵伟民手中买走。文物卖出后，成海申、徐赵辉、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每人分得赃款人民币4万元左右。经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古墓葬。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受案登记表、发破案经过、到案经过、物证照片、鉴定报告、同案犯供述、户籍证明、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以破坏性手段多次盗掘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成海申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当庭的辩解意见是：赃款我没有得到，一块地应该算一次，最后一次是张锁利去溜洞，我当时不知情。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成海申对自己所涉盗掘古墓葬罪表示认罪，辩护人予以认同。一、本案所涉及的盗掘次数达不到“多次”。1、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块发现了两处墓葬，本着同时盗掘两个墓的目的，实施了连续性的盗掘行为，尽管持续时间不短，但这与盗掘古墓葬耗时费力的特点有关，他们是在同一个犯意的支配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对一次发现并锁定的两个墓葬进行了持续盗掘，中间从未放弃，应认定为一次盗掘行为，区别之处只是一次盗掘了两个墓。作案对象不是确定作案次数的标准，作案次数的认定应当从犯罪故意的单复数，犯罪时间的连续性和犯罪地点的相近性来综合判断。综上，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和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连续作案，只能认定为一次犯罪行为；2、本案的“溜洞”是针对上次所盗“深墓”的清理(且未清出文物)，是第一次行为的延续，应被第一次的行为所囊括和吸收；3、最后张锁利在“溜洞”之外另行寻找并盗掘墓葬的行为，系其自行决定并实施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共同故意--针对之前所盗之墓进行“溜洞”的限度。成海申主观上并无实施该过限行为的故意，不应对此担责。二、成海申并未获赃。指控的两次分赃：一次70万元，一次4万元，实际上其并未获得赃款。成海申因倒贷而使用徐赵明、徐赵辉的款项庭审中徐赵辉予以认可，此款是否偿还，是成海申与二徐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能作为成海申所分的赃款。1、第一次成海申原本可以分得70万元，但赵伟民将此款抵扣担保欠款，该抵扣行为是以赃款抵顶债务，在双方均明知是赃款的情况下，该抵顶行为属于违反法律的无效行为，不应视为成海申获赃。赵伟民所说给付现金的说法，属于孤证，不足采信。2、第二次的赃款由柴文军实际分得。量刑方面：一、成海申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小：1、其是在他人拉拢下被动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主要是联系公安人员走动关系，组织者、出售文物、分配赃款另有其人，成海申仅有转交赃款行为；2、其始终没有到墓地参与盗掘，没有犯罪的实行行为，没有为犯罪提供作案工具，更没有炒制炸药；二、成海申有立功行为，且具有坦白、认罪等情节。其一直努力做盗掘古墓葬案件犯罪嫌疑人赵任平妻子工作，通过她动员赵任平投案自首，在获知赵任平返家时，抓住时机当面做思想工作，促使其一同到公安机关自首，使其归案，成海申的行为属立功行为。综上，应对成海申减轻处罚。 被告人徐赵辉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当庭的辩解意见是：公安局鉴定的是两起，现在指控的是三起。张锁利、付军还有几个人我都不认识，张锁利溜洞我不知道，不清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徐赵辉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但是次数应认定为两次，第一次是分赃350万元的那次，第二次是20万的那次。徐赵辉在犯罪中是从犯，还具有坦白情节，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3、4月份，被告人成海申与赵伟民预谋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掘古墓葬。期间，被告人成海申联系时任河底派出所民警的被告人徐赵辉及桐城派出所民警徐赵明共同参与盗墓。后被告人成海申、赵伟民、被告人徐赵辉、徐赵明多次协商盗墓事宜，并商定由被告人徐赵辉负责提供河底派出所的巡逻时间及值班情况，徐赵明负责联系闻喜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李晓东、巡特警大队辅警李少波二人为盗墓提供保护，赵伟民负责联系具体实施盗墓的人员。2015年8、9月份，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徐赵明、赵伟民、高虎申、刘宏发、柴文军、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等人多次使用小铲、扎杆等盗墓工具在酒务头村村北地里踩点、探墓后，在赵引珠家耕地里探测到两座古墓葬，并先后对两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中，2015年8、9月份的一个晚上，被告人成海申、徐赵明、赵伟民、高虎申、刘宏发、柴文军、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对事先探测到的其中一处较浅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并从该处墓葬内盗掘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爵杯、两三把青铜匕首及一些青铜残片。经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古墓葬。后赵伟民安排高虎申、刘宏发、柴文军、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等人通过爆破手段对事先探到的另一座古墓葬进行盗掘，并从该处古墓中盗得数件青铜文物，其中有青铜提梁卣、青铜鼎、青铜尊、青铜觚、青铜爵杯和一些青铜残片以及二块玉片。被告人成海申盗掘两处古墓葬后，将其盗掘古墓葬的具体位置告知张锁利，后张锁利组织数名盗墓人员伙同成海申、徐赵辉等人采取“溜洞”的方式再次对第二个古墓葬进行盗掘，未盗掘到文物。经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古墓葬。被告人成海申分得赃款人民币69万元，徐赵辉分得赃款人民币69万元。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主要证实案件的来源； 2、2019年1月25日闻喜县公安局出具的发破案经过，主要内容：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成海申、徐赵辉参与该案，成海申、徐赵辉到案后对参与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随即立案侦查； 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赵平山、王凯上交的文物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当庭辨认，被告人成海申无异议，被告人徐赵辉称没有见过； (1)①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赵引珠家空地中。赵引珠家地东侧自西向东依次为王龙龙家地及李石月家地，南侧为一田间小路向东可通向酒务头村，向西可通向石英矿区及一红色彩钢瓦小庙，赵引珠家地南侧小路对面的农田中均可见种植有国槐树苗，赵引珠家地呈“人”字形分布，该地于南侧小路形成的三角形地块为石群家空地。犯罪嫌疑人在赵引珠家地里南侧(靠近田间小路)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一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在地块中部偏南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二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现场地面未见异常；②现场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清楚具体地点； ①现场勘验笔录、方位图、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墓区，酒务头村墓区位于酒务头村西侧，墓区北侧与闻喜县河底镇文家坡村相隔一沟，西侧沟内为石英石矿区，东侧为一鸡场(闻喜县大地玉丰养殖合作社)，南侧附近为酒务头村戏台。墓区为考古发掘工地，自东向西依次为1-5号墓，5号墓向东北侧可见有4个彩钢瓦覆盖的考古坑，据犯罪嫌疑人柴文军指认，其于2015年10月份左右伙同成海申、赵伟民等人在酒务头村盗掘古墓葬的地点位于5号墓向东北侧自南向北第四个考古坑内。现场已变动，其他未见异常；②现场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清楚具体地点； 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对被告人徐赵辉的住宅进行搜查，搜查出深棕色陶罐(口外径12cm,高14cm)一个、陶制小盘(直径约14.5cm，盘外沿有2道绿色花边)一个、陶制小盘(直径约14.5cm，盘外沿有2道蓝色花边)一个、绿釉碗(口径约16cm，内部为白色外部青绿色)一个、陶制碗(口径约16cm，碗外部有蓝色花纹)一个、金属剑(剑柄有“校长蒋中正赠”字样、剑面有“中华民国、成功成仁”7936字样)一把，并依法予以扣押； 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成海申辨认被告人徐赵辉、同案犯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张三吹”(即张锁利)、被告人徐赵辉辨认被告人成海申、同案犯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的情况； 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赵伟民辨认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同案犯徐赵明、柴文军、景武山及和景武山一起看文物的人(即王凯)、同案犯徐赵明辨认同案犯赵伟民、柴文军的情况； 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柴文军辨认其伙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等人盗掘古墓葬位置的情况；(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当庭辨认，二被告人均称未到盗墓现场，不清楚盗墓位置； (1)①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在被告人成海申的指引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成海申辨认其伙同赵伟民、柴文军等人盗掘古墓葬时在闻垣路河底段开车放哨、开车接货(出土文物)及柴文军、分赃的地方；②辨认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当庭辨认，是其辨认其伙同赵伟民、柴文军等人盗掘古墓葬时在闻垣路河底段开车放哨、开车接货(出土文物)及柴文军、分赃的地方；被告人徐赵辉当庭辨认，称不清楚；(2)①2018年8月22日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在被告人徐赵辉的指引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徐赵辉辨认其伙同成海申、赵伟民等人盗掘古墓葬时预谋商定盗墓事情的地点及盗墓后成海申分赃的地点；②辨认照片，经被告人徐赵辉当庭辨认，是其辨认预谋商定盗墓事情的地点及被告人成海申分赃的地点；被告人成海申当庭辨认无异议； (1)2019年2月28日涉案墓葬鉴定评估报告，主要内容：涉案墓葬(1号)位于酒务头村西北约300米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清理墓葬编号M7)，GPS测点：111。25'12.16",N:35。19'55.89"，H：709米。根据发掘结果：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向，东西长4米，南北宽2米，深3米；盗洞位于盗墓西北部，直径0.6米，未取得标本。根据形制判断应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造成原墓葬结构的毁坏和遗存物的缺失，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被盗墓葬位于2017年11月21日公布的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酒务头墓群”保护范围内；(2)鉴定意见通知书，主要证实被盗古墓葬鉴定报告已告知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 闻喜县人民政府闻政发[2016]14号文件，主要证实河底镇酒务头村的酒务头墓群在其公布的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讯问王凯的笔录，主要内容：2015年9、10月份的一天，闻喜县的老代(音)给我打电话，说他弟弟的女儿结婚，让我过来捧场。第二天，留柱(音)的司机小李开车拉着我和留柱来了闻喜，闻喜县一个叫武山的接待我们，他说他知道我是做古玩生意的，还说要带我去看几件东西。我说：“我没钱，不想在这里做生意。”他说：“帮我看一下值多少钱。”我看推脱不过答应第二天去看，并告诉了留柱。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武山叫我去看货，在车上武山指路，最后车到闻喜县城内的一处独院门口，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开的门，留柱和小李没有下车，我们三个在客厅聊天时，那名男子打了个电话，又来了一名50多岁的男子，这名男子抱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两件带土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是尊，一件是鸮卣，这两件东西看着都是真品，看着像最近刚出土的文物，我挺喜欢，问武山准备卖多少钱，武山没有说话，紧接着在场的一名男子报了个1000万元，我说我没有兴趣，我提出要走，武山送我问我值多少钱，我说值400万元左右。离开独院后，在车上我跟留柱说：“是一件鸮卣和一件尊，东西不错，要不要看一下。”留柱说：“你看过了就不用看了，值多少钱？”我说：“400万左右不怕买(买了之后肯定有钱赚)。”之后和留柱一起返回郑州了。两天后，留柱给我打电话说想去闻喜买那两件东西，因为他和武山也认识，有他电话，我说：“你想去就去吧，我也没钱，就不掺和了。”过了两天，留柱拿着东西找我，说他花420万元买下了，具体怎么成交的不清楚。大概过了两个月，留柱带着3个箱子找我，说着急用钱，让我借他500万元，每月出3分利息，并拿3件文物抵押。我一看是两个鸮卣和一个尊，我说没那么多钱，他说让我帮忙，我凑够420万给了留柱。后来听说留柱去世了。抵押给我的3件文物我没敢卖，一直放在朋友郭中玉那了，听说我被上网后，得知其中两件文物涉案，我也搞不清楚抵押的哪件鸮卣涉案，就委托毛某某把3件全部上交了，除了涉案的两件，剩下的那件无偿捐献给国家； 询问毛某某的笔录，主要内容：我受王凯委托上交三件文物，两件青铜提梁鸮卣和一件青铜尊。2018年10月7日，我接到朋友王凯通过国际长途打的电话，他讲他被山西省闻喜县公安局上网通缉了，他现在国外，手上有三件涉案文物，他会托人交给我，并委托我代他上交，他还说他过几天会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扣押决定书，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办案民警依法将毛某某代王凯上交的青铜尊(高22厘米，口径22.3厘米，底径12.4厘米，上有铜锈)一件、青铜提梁鸮卣(高20厘米，顶径16.3厘米，口径22厘米，猫头鹰状，上有铜锈)一件、青铜提梁鸮卣(高22厘米，顶径18厘米，口径18厘米，猫头鹰状，上有铜锈)一件予以扣押； 同案犯赵伟民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25日)这件事情要从头讲起。2015年7、8月份的一天，我去成海申家找他，正巧碰到成海申和徐赵明在商量去酒务头盗墓的事情，他俩让我也参与，我同意了。他们问我跟前有干盗墓活的人吗，我答应想办法帮忙联系。我打电话联系了高虎申，我给他说我想在酒务头盗墓，有公安局的关系，安全有保障，让他参与并找几个干活的人，他同意了，过了一会高虎申回过来电话，他说有几个外地的干活人，我说让他等我消息。我把找人的情况给成海申和徐赵明说了一下，他俩同意用我找的人，并交代让我给自己和干活的人办一个盗墓时专用的手机和号码，我打电话告诉高虎申让他叫外地人来闻喜干活，并且让他用别人身份证办两个盗墓时专门的电话号码，我想我不去盗墓现场，得找一个可靠的人监督出货，我给刘宏发打电话，说我让高虎申找人在酒务头盗墓呢，让他监督出货，他同意了。过了两天，高虎申办了两个新手机卡并给了我一个，我把这两个新号码告诉了成海申，成海申把他和柴文军的新号码告诉了我，我们商量让高虎申和柴文军直接用新号码联系，我给了高虎申一、二百元，让他给刘宏发也买一个新手机办个新手机卡，后来高虎申给刘宏发也买了新手机办了新卡，并把这个号码告诉了我。成海申和徐赵明商量的大概意思是，成海申和徐赵明本来都想单独通过徐赵辉去酒务头盗墓，但是害怕参与的人多了出事，所以想着联合起来通过徐赵辉的关系去酒务头盗墓。盗墓的时候我只知道有徐赵明、徐赵辉、李晓东为我们提供保护，开庭审判时我才知道还有一个叫李少波的人为我们提供保护。成海申是组织者之一，柴文军是他找的人，柴文军负责带队去地里挖墓。实施盗墓的过程和出货的情况我之前是如实供述的，有一个细节我之前隐瞒了，我们在实施盗墓的过程中，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柴文军在成海申家碰过几次面，说了说盗墓的相关情况。这次盗墓一共持续了十几天，干活的人一共去了7、8回地里，过几天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柴文军就在成海申家碰头说一说盗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处理，主要就是商量在哪里找古墓，怎么避开监控摄像头，哪天能干活哪天不能干活等。出货以后的销货渠道和分赃情况我说谎了。出货以后，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在一起商量，由我和成海申负责找买家，可能我们出货的情况在社会上走漏了风声，景武山给我打电话问我跟前是不是有几件出土文物，他想买，我给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打电话，说景武山想要东西，他们都同意让景武山看货。我电话通知景武山到我家看货，把两次出土的文物都让景武山看了看，景武山看上一个青铜提梁壶、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尊，他问我三件要多少钱，我说要5、6百万吧，他说不值那么多钱，他报价350万元，让我考虑一下，后来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在成海申家商量价钱，当时柴文军也在场，我们四个人商量以350万元把货卖给景武山，卖了以后把钱分成5份，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每人1份各70万元，剩下的一份70万元由我分配给高虎申等干活的人，我电话通知景武山同意他的报价，他说过两天来取货。过了两天景武山打电话说来我家取货，我给成海申打电话让他赶快来我家，他说有事走不开，让我先交易，过了一会景武山带着两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他们把350万元给了我，把一个青铜提梁壶、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尊拿走了。过了十几分钟成海申来到我家，他拿走给他和徐赵明、徐赵辉分得210万元，给我留了140万元。我给高虎申分了10万元，给刘宏发分了9.5万元，给付军等人分了12万元，因为柴文军知道我们卖货的价格，他一直吵着嫌分的少，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商量每人出3万元给他，剩下的货卖了后把钱也给他，后来徐赵明说公安局的李晓东负责保护安全了，得给李晓东拿10万元好处费，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每人又出了2.5万元，总的算下来我一共得了103万元。后来我把剩下的东西都卖给齐发旺了，卖的东西和过程我之前都是如实供述的，价钱上撒谎了。齐发旺第一次给了我9万元，第二次给我8万元，一共给了我17万元，我把这些钱都给了成海申，让成海申转交给柴文军。 (2018年7月26日)成海申找的柴文军，徐赵明找的徐赵辉，李晓东和李少波也是公安局的，但是他俩是谁联系的我不知道，我找的高虎申和刘宏发，高虎申找的付军及洪洞人。成海申、徐赵明和徐赵辉是盗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我负责组织的盗墓人员；徐赵明、徐赵辉、李晓东、李少波负责为盗墓提供保护；柴文军负责带路、带队盗墓，和公安局的关系联系，到地里以后放哨；高虎申、付军及洪洞人负责具体挖墓；刘宏发负责给我监督出货。徐赵明在公安局桐城派出所上班，他和徐赵辉是亲兄弟，徐赵辉是河底派出所的，李晓东是文物大队的，审判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少波在公安局上班，酒务头墓区在河底镇辖区内，河底派出所、文物大队和巡逻队负责在酒务头墓区巡逻，如果是他们值班巡逻的话就通知盗墓人员去地里干活，等他们快到干活地点时，打电话通知干活的人回避一下，等他们巡逻过去后继续干，如果不是他们巡逻的话就通知干活的人不要去地里挖墓。徐赵辉、李晓东、李少波联系徐赵明，徐赵明通知成海申，成海申通知柴文军，柴文军再通知高虎申等干活的人。一般没人联系我，如果上去干活的话，高虎申会打电话告诉我一下，如果前一晚干活的话第二天我会打电话问高虎申地里的情况。2015年7、8月份的一天，我去成海申家找他，正巧碰到成海申和徐赵明在商量到酒务头盗墓的事情，因为我和成海申关系很要好，所以他们没有避讳我，他们商量完以后问我跟前是否有干活(挖墓)的人，我也想参与，就答应想办法联系。我打电话联系了高虎申，我给他说我想在酒务头盗墓，公安局的关系已经说好了，让他找几个干活的人，高虎申给我回话说他跟前有几个洪洞人，我让他等我消息。我把找人的情况给成海申和徐赵明说了一下，他俩同意用我找的人，成海申还吩咐我给参与盗墓的人员办理盗墓专用号码，然后等他的消息，之后我通知高虎申联系洪洞人到闻喜县干活，并且让他办理两个盗墓专用号码，过了几天高虎申见到我，给了我一个新手机卡，高虎申提出要管干活的人吃饭、加油、准备盗墓工具等，我给了他八百或一千元活动经费。我把高虎申的新号码给了成海申，成海申把柴文军的新号码给了我，我们商量让柴文军和高虎申直接联系。后来我想我不去地里，得找个可靠的人监督出货，我联系了刘宏发，让他帮我监督出货，他同意了，我让刘宏发和高虎申接上头，让他跟着高虎申去地里，后来高虎申说刘宏发没有新手机和新号码，我给了高虎申一百多元，让他给刘宏发办一个。成海申和徐赵明商量盗墓说的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成海申和徐赵明之前各自准备在酒务头盗墓，都找的是徐赵辉的关系，徐赵辉说他一个人招呼不过来两伙人，所以想推掉成海申，所以成海申给徐赵明做工作，希望和徐赵明一起在酒务头盗墓，徐赵明刚开始不同意，成海申说两伙人乱的都干不成，还是合成一伙人能弄成事，反正给徐赵明说了很多，徐赵明才同意一起盗墓。我没有告诉高虎申他们公安局的关系是谁，但是有一次盗墓的时候徐赵明去地里监督出货，高虎申看见他了，高虎申知道徐赵明是公安局的，但是不知道徐赵明的名字，他回来后给我说有一个公安局的人去地里监督出货了，我骂了他几句让他不要乱说话。盗墓的过程持续了十几天，高虎申他们上去了七、八次，每次都是柴文军通知高虎申可以去地里干活了，高虎申就带着人跟着柴文军去地里了，高虎申每次去之前都会给我说一下，他们前几次去都是探墓，有一次高虎申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地里找见了两个古墓，一个浅的有3米多深，一个深的有10米多深，那个深的墓要用雷管和炸药，我给了他六、七根雷管和一千元钱，让他自己想办法炒炸药，他们分两天挖的这两个墓，先挖的3米多深的那个墓，直接用大铲挖的，出土了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爵杯、两三把青铜匕首和一些青铜残片，因为之前我们商量过出货后先放到我家里，所以柴文军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了我家里。后来去地里开那个10米深的坑时，高虎申也告诉我了，这次是用炸药开的，出土了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爵杯、一件青铜提梁壶、一件青铜尊、一件变形的青铜器和一堆青铜残片，还是柴文军把东西送到了我家里。盗墓和出货的情况我之前是如实供述的。我听高虎申说，公安局巡逻的人员上去的时候，柴文军就会通知他们回避一下，有时候通知的不及时，他们撤的比较慌张。为此我还问过成海申，为什么通知的不及时，成海申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让干活的人自己注意点。盗墓期间，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有时会在成海申家碰面，说一说盗墓时的事情，商量让干活的人去哪块地里找古墓，怎么绕开监控摄像头，怎么避开巡逻的人员等。我们碰头商量盗墓的事情时，我就含含糊糊的听他们说李晓东也为盗墓提供了保护，但是我不确定，他们也没有给我细说，出货后，徐赵明给我打电话说李晓东为我们盗墓提供保护了，人家也要看出土的东西，我把两次出土的文物送到徐赵明门口，徐赵明把文物拿走让李晓东看去了，看完以后徐赵明又把文物拿了回来，我又把文物放到了家里。出货后，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在一起商量，文物由我和成海申负责卖。我把两次出的货放到一起卖的，景武山买走了一件青铜觚、一件青铜尊、一件青铜提梁壶，卖了350万元；齐发旺分两次买走了一件青铜觚、两件青铜爵杯、一件变形青铜器、两三件青铜匕首和一些青铜残片，卖了17万元，这些文物一共卖了367万元。我们商量的是我和成海申、徐赵明、徐赵辉每人分70万元，剩下的70万元由我分给干活的人，高虎申分了10万元，刘宏发分了9.5万元，付军及几个洪洞人分了12万元，剩下的38.5万元我自己留下了，柴文军的钱由我们四人各出资3万元共12万元，第二次卖货的17万元也通过成海申给了柴文军，李晓东的钱由我们每人出资2.5万元共10万元。 (2018年8月3日)我对之前的供述还有一些补充。我们干完第二坑，分完钱后，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说他见过河底镇石英矿上的老板“张三吹”，“张三吹”给他说我们干的第二坑是个大墓，不应该只是那么点货，应该有很多货，咱们的技术不行找不到，“张三吹”还说他可以找几个人和我们合伙一起再上去到那个墓里找找有没有货。我当时同意了。中间又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安排徐赵明、柴文军和“张三吹”找的人一起到酒务头墓区实施盗墓，这次盗墓大概用了七、八天时间，他们总共去了三、五次才在酒务头墓区盗掘出了文物，盗墓期间，我和成海申开车在酒务头墓区附近的路边给他们放哨和等他们出货后我和成海申开车上去接货，上去干活的人给成海申打电话说出货了，我和成海申开车上去把货拉上就走了，成海申先把我送回家，然后拉上货就回家了。大概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去了后，徐赵明和徐赵辉都在成海申家，我们就开始分钱，成海申给我们分的钱，我们分完钱后就回家了。这次盗墓就是我们以前盗的第二坑的位置，但我没有去盗墓现场，具体位置我不是很清楚。这次盗墓是成海申组织的，“张三吹”是负责找人实施盗墓，柴文军和徐赵明负责到现场监督出货情况，我和成海申还负责放哨和等他们出货后，开车到现场拉货，我认为徐赵辉在河底派出所工作，负责我们盗墓期间的安全，但这次盗墓他在里面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之前我供述我卖给齐发旺文物的17万元给了柴文军了，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钱我没有给柴文军，这笔钱我给了成海申了，其中10万元是给李晓东的，7万元是给徐赵明的，7万元是徐赵明打点关系的钱。 (2018年12月26日)之前我因为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8年，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供述还与成海申、徐赵明、柴文军等人参与盗掘古墓葬了。我供述了一起溜洞的犯罪事实，就是我们把之前盗的第二个墓又重新溜了一下，因为我不去盗墓现场，具体盗墓的人员盗了几个墓我不清楚。盗墓是成海申组织的。参与的有成海申、柴文军、徐赵明、徐赵辉，其余到地里实施盗墓的人员我不知道是谁。去地里实施盗墓的人员是成海申联系的。 15、同案犯徐赵明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4月7日)我确实参与过盗墓，之前讯问我时我抱有侥幸心理，想逃避法律处罚，经过我这一段时间考虑，我现在愿意主动把事情说清楚。2015年下半年，赵伟民安排我为他在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墓找公安局方面的关系，我帮助他找好关系后，赵伟民安排人在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了两个古墓，两次都盗出了文物。第一次盗墓的时间是2015年9月份左右，盗完第一个墓过了一个多星期后盗的第二个墓。2015年6、7月份的一天(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当时地里的麦子已经收了，玉米还没种上)，赵伟民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之后我俩在县城温哥华酒店边见的面，我俩见面后，他让我坐在了他车(绿色丰田霸道)的副驾驶座位上，赵伟民问我知道不知道酒务头村地里有古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想在酒务头地里盗墓，让我帮忙给他在公安局找个关系，我对他说我不想参与盗墓的事情，这事我办不了，我俩说完后就分开了。过了二十多天后(大概天数)，赵伟民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二级路边远洋学校附近见面，我俩见面后，他还是让我坐到了他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我上车后他对我说让我好好考虑一下他给我说的事情，还说上面(酒务头村地里)的货(文物)不错，让我想办法联系个关系，活干成后挣下钱好还账(赵伟民知道我当时做生意钱被套住了)，我对他说我试着找找关系。我和赵伟民说完话分开后，我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约他见面，之后我俩在环城路桃园新城小区附近见了一面，见面后我对李晓东说有人想在酒务头村干活(挖墓)，让他给帮帮忙，李晓东说不行，现在酒务头村地里光光的(地里没有高杆农作物)，等地里的玉米长高了再说。过了两、三天后，我和赵伟民在闻喜街上碰巧遇见了，我对赵伟民说，你说的事情不行，等地里的玉米长高了再说，因为当时赵伟民跟前还有其他人，我给他说了这事后就走了。后来直到2015年9月份左右的时候，当时地里的玉米已经长高了，赵伟民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我俩在县城街上见的面(具体在哪里记不清了)，当时我俩见面后还是坐在他的丰田霸道车上说的话，他对我说地里的玉米都长高了，你再给咱联系联系，我说能行。过了一、两天后，我给李晓东打电话约他见面，他当时在二级路旁“健无极”足疗跟前的一个洗车店洗车，我直接开车去找的他，我俩见面后，我对他说现在干活(盗墓)能行吗，现在地里的玉米已经长高了，李晓东说等明天晚上着，明天晚上他值班，他还对我说要在晚上12点到凌晨5点之前这个时间段内干活，我说能行。我和李晓东说好以后，就给赵伟民打了个电话，让他明天晚上去盗墓，把李晓东给我说的时间段告诉了他，赵伟民说能行，第二天晚上赵伟民就组织人去酒务头村地里盗墓了。我帮赵伟民联系好关系(李晓东)后，第二天(李晓东值班的时候)早上赵伟民开车到我小区门口，给我送了一部小手机，里面装着电话卡，赵伟民对我说手机里的通讯录都存好了，干活(盗墓)期间就用这个小手机和他联系，还对我说手机通讯录里的“老大”就是他的电话号码。当天晚上赵伟民就组织人去酒务头村地里盗墓了，他们盗墓时的情况我不清楚。过了三、五天后，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出的东西(盗墓出土的文物)都是破破的，都是一些碎片片，估计只能卖十几万元钱，咱们就不要钱了，把钱先分给挖墓的人，他说完后，我就没有说话直接把电话挂掉了。赵伟民让我帮他找公安局的关系，因为酒务头当时有巡逻队巡逻，要想盗墓就必须找好关系确保安全。我之所以找李晓东，就是因为他在文物所上班，负责巡逻这一块。赵伟民对我说都是些破破东西，不值钱，他跟我说他把卖的钱都分给挖墓的人，具体他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我不清楚。 (2017年4月7日)在河底镇酒务头村的地里，第一次盗墓时我没有去现场，不知道具体位置，第二次盗墓的地点是在酒务头村的一块玉米地里，我去现场的时候是从酒务头村矿石厂边上的一条小路走到了盗墓地点，盗墓的具体位置我说不上来。这两次盗墓都是赵伟民组织的，参与的人有我和李晓东、李少波，我和李晓东、李少波都是负责为赵伟民组织盗墓提供帮助，另外赵伟民还组织了几个人(我在地里见了四个人，另外还有人在盗洞里清货，具体人数我不清楚)在地里挖墓，我只知道其中一个人叫“文”，其他人我都不认识。盗完第一个墓后，过了十天左右(大概天数)，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再联系一下关系，上去再干一坑(盗墓)就不干了，我说干这又分不下钱，还担这么大风险，东西(出土文物)都见不上，我不干了。赵伟民对我说这次出了货让我去地里看看货，我就同意了。过了一、两天后，我给李晓东打电话问他能不能上去干活(去酒务头村地里盗墓)，李晓东说都过这么多天了(距第一次盗墓)，我也不给他说说是什么个情况(意思是问第一次盗墓的情况)，我对他说我也没见货，只听老板说出了不值钱的一些碎片片，老板把钱都分给了挖墓的人，李晓东啥都没有说直接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后，我又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我说让他不要见怪，老板也没给我分钱，要不再干一次。李晓东问我老板是谁，我对他说是“老赵”，李晓东说行啦，他不认“老赵”只认我，说完他让我联系李少波说一下这事。我和李晓东通完电话后，就给李少波打了个电话约他见面，当天晚上我俩在西湖小区后门的十字路口附近见了一面，我俩见面后，我直接对他说是李晓东让我来找他的，他对我说他知道，但是最近上面太紧，这几天不能干，我说那完了再说吧，说完后我俩就各自走了。第二天我给李晓东打电话约他见面，我们俩还是在“健无极”足疗店附近的洗车店见的面，见面后我对李晓东说再干一下，李晓东说又弄不出事，干那干啥，然后我就一直缠他让他同意再干一次，最后李晓东同意了，他还说这次你们弄不成事就再别上去(去酒务头村盗墓)了，我对他说干完这次后就再不干了。之后李晓东给我说明天还是那时间(晚上12点至凌晨5点之间)，你上去干就行了。我和李晓东把事说好以后，我就给赵伟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和李晓东说好的时间，让他提前准备好，赵伟民说能行。他还问我找的关系是谁，我说是李晓东(第一次盗墓时，我不清楚赵伟民知不知道关系是李晓东)。第二天晚上赵伟民就组织挖墓的人去酒务头村地里盗墓了，他们盗墓当天(次日凌晨2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酒务头村地里去看一下，我问他我和谁联系，他让我和小手机通讯录里的“老二”联系，之后我就开车往酒务头村走，在路上我给“老二”打了个电话，我按照“老二”给我说的路线把车开到了酒务头村附近，在马路边接上了“老二”后，我按照“老二”给我指的路线把车停在了一个村委会(好像是村委会，我不确定)院子里，之后“老二”就带着我沿着酒务头矿石场旁的一条小路(路边有个小庙)走到了他们盗墓的地点，我走到地里后，看见有两个人站在盗洞口，地头还蹲着个人，我跟着“老二”走到盗洞跟前，我往盗洞里看了看，发现那个盗洞挺深(具体多深不清楚，看不到底)，我问“老二”出的东西在哪里，“老二”说底下有人正在干活，让我等上一会。我蹲在地头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后，有个人(我不认识)说货上来了，我就走到盗洞跟前，看见盗洞口放着两个蛇皮袋，我让跟前的人(我不认识)用手电照着，然后我就翻开蛇皮袋看货，我记得有一个蛇皮袋里装着一个青铜酒杯和一个青铜花瓶状的东西，另一个蛇皮袋里装着个青铜壶状的东西。我看完货后把蛇皮袋放好，就一个人沿着来的路往回走。我走了二、三十米远，听见身后有动静，我转身看见有三、四个人在我身后跟着，我当时没理他们，一个人原路返回到我停车的地方，独自开车回家去了。我快到家时，给李晓东打了一个电话，我对他说出东西了，李晓东让我拿过去给他看看，我说东西现在不在我跟前，让他等等。之后我就联系赵伟民给他说李晓东要看货，让他把货拿过来。我跟赵伟民、李晓东约好晚上在东升家具城附近拿货，当时我先到的东升家具城附近，之后李晓东也开车过来了，没等一会赵伟民就开车过来(车停的地方离我和李晓东有五、六十米远)，我见赵伟民车过来后就到他车上把货取下来(三件货用卫生纸包好装在一个纸箱中)，搬到了李晓东的车上，当时赵伟民也没有下车，我把货取下后，赵伟民就开车走了。之后，李晓东就把货拉走了，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李晓东又把货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把货给我送到了东升家具城附近，我拿上货后李晓东就走了，我又让赵伟民来东升家具城附近取货。赵伟民来取货的时候，我还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手机通讯录中存的“老二”是谁，还问他那个“老二”认不认识我，赵伟民说那个“老二”叫“文”，他肯定不认识我，之后赵伟民就把货取走了。过了十天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家，他让我出来见他，我出小区时，就看到了赵伟民的车停在路边，我过去上了他的车后，赵伟民给了我四十二万(人民币)现金(用一个黑色塑料袋装着)，说让我把钱拿上，我问他李晓东那边怎么办，赵伟民让我给李晓东分上十几万元钱，还让我转告李晓东说货还没有出手。我拿上钱后没有回家，直接把钱放到我的车上，从赵伟民给我的钱中取出了十万(或者十一万，钱数记不清了)放在一边，之后我就和李晓东约好在东升家具城附近见面，见面后我就把这十万(或者十一万)全部给了李晓东，我还按照赵伟民的意思给李晓东说让他先把钱拿上，老板还没有把货卖出去，李晓东拿到钱后就离开了。这就是我参与盗墓的整个过程，之后我和赵伟民、李晓东再没有说起过此事，后来我也再没参与过盗墓的事情。李晓东问过我老板是谁，我说是“老赵”，他说他不认“老赵”只认我，我不敢确定他知不知道“老赵”就是赵伟民。第二次盗墓前我对赵伟民说过关系是李晓东，我不确定他之前知不知道，我记得我之前没有对他说过。李晓东对我说过李少波原来是跟着他的，具体他为什么让我找李少波我不清楚，我见李少波后，李少波已经知道我找他干什么了，肯定是李晓东提前给他打过招呼了。第一次盗墓我没分到钱，也没看见货，我就不想干了，赵伟民这次是想让我放心，所以让我去地里看货。这也是这次盗墓之前，我和赵伟民提前讲好的。那天晚上赵伟民让我联系“老二”，也就是“文”，我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去地里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个鸭舌帽，我和“文”到地里后，我只看见了三个人(不包括“文”)，“文”对我说还有人在盗洞下干活，具体挖墓的一共多少个人我不清楚，地里的那个盗洞直径有50公分左右(成年人能进出)，看上去那个盗洞很深。我在地里时，“文”和那三个人都没有干活，就在地里等着出货，当时因为我是背对着盗洞在抽烟，货是怎么拿上来的我不清楚，有人对我说出货了后，我到盗洞口就看见了那两个蛇皮袋。出的这三样东西都或多或少有破损，上面都有土，酒杯高十公分左右，三足(好像缺一条腿)，形状就是平时电视看到的古代人喝酒用的酒杯；青铜花瓶高二、三十公分，圆柱形，两端粗、中间细、我记得顶端有破损；青铜壶直径十五公分左右，高也十五公分左右，圆形，我记得壶身还带着个嘴。这些货都是赵伟民处理的，他肯定是把货卖了，但是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他给我分钱时让我给李晓东说货还没出手，但是当时他到底卖没卖我不清楚。给不给李少波分钱是李晓东的事情，与我无关。 (2017年4月21日)这两次盗墓的地点都在酒务头村地里，第一次盗墓时我没有直接去现场，不知道具体地点，第二次盗墓时我去了现场，地点就是在我昨天辨认的那块地里。我辨认的地点就是我第二次参与盗墓时的作案地点，因为当时我们盗墓时的盗洞已经被填埋了，我指的位置只是个大概位置。赵伟民叫的我参与盗墓，因为我当时做生意赔钱了，我也想挣点钱，赵伟民也一直缠着我说盗墓的事情，我没坚持住原则，就答应了他。赵伟民拉我盗墓的时候，我是闻喜县公安局桐城派出所的职工，负责县城北片的警务基层基础工作。赵伟民让我给他在公安局巡逻队联系一个关系，确保盗墓时的安全。我的工作不负责墓区的事情，他主要是想在酒务头村巡逻队找关系。我知道的就是文物侦查大队和巡警队巡逻，所以我才找的李晓东，让他为我们盗墓提供帮助，保证我们盗墓时的安全。我不清楚他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反正我们盗墓的时候没有遇到巡逻队。每次我们盗墓时的时间都是我和李晓东提前说好的，我想着应该是在李晓东的班上，但是我不敢确定。第一次盗墓之后，第二次盗墓之前，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是李晓东让我去找的李少波，我把(盗墓的)事情给李少波说了后，李少波说不行，之后我又去找了李晓东。李晓东说李少波是跟下他的(意思是李少波是李晓东的手下)，他让我去找李少波，我就去了。我和李少波见面时，李少波就知道我找他是要干什么，我估计李晓东提前给李少波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不清楚李少波有没有为盗墓提供帮助或保护。我没有给李少波分赃，我不清楚有没有人给李少波分赃。 (2018年8月7日)之前供述部分属实，但是我之前隐瞒了一些事情，我现在愿意如实给公安局机关供述，希望能从轻处理我。当时参与盗墓的人员还有成海申和河底派出所的徐赵辉，我之前隐瞒了，没有向公安机关供述。2015年6、7月份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去了后看见赵伟民、“小文”也在。成海申给我说酒务头有墓，但是文物大队的李晓东带人巡逻干不成，他听赵伟民说我和李晓东的关系好，因为以前有一次我和李晓东在一起吃饭赵伟民看见了，所以赵伟民知道我和李晓东关系好，想让我找李晓东联系一下关系，合伙在酒务头盗墓，他说完我说不干，然后赵伟民说我憨，开发房地产欠了630万元，要是不找机会挣点钱，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赵伟民说了后我心动了，就说先考虑考虑，然后就走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和李晓东在闻喜县城一个洗车的地方碰见了，我给李晓东说：“听说酒务头有墓，有人想在上面挖两坑。”李晓东给我说麦子刚收割了，地里光秃秃的，也没有遮挡的东西，没办法干活，说等玉米长高的时候再说。之后我就把李晓东说的话给成海申和赵伟民说了一下。到了2015年9、10月份左右，成海申和赵伟民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成海申家里，我去了之后成海申和赵伟民说玉米都长高了，赶紧和李晓东联系一下。我给他们两个人说我还没有考虑好，成海申和赵伟民说没有什么考虑的，和晓东联系好后就能干活。我从成海申家里出来后，就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当时李晓东说他在县城洗车，我就过去找他了。我们见面后，我说玉米都长高了，能不能去酒务头盗墓。李晓东说他下午去酒务头先看一下再说。到了下午5、6点的时候，李晓东给我打电话说要是想去酒务头盗墓，今天晚上就可以去，给我们的时间是晚上12点到次日早上6点。我就把李晓东说的话给赵伟民打电话说了一下，我当时还问赵伟民用不用给成海申打电话，赵伟民说他和成海申在一起，到了凌晨1点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家睡觉，成海申说让我出来，有事情要说。我下楼后上了他的车，当时赵伟民也在车上，成海申说酒务头的墓干不成，矿石厂有人举报，说要去酒务头接“小文”，我还问他接“小文”叫我干什么，成海申说我也没有事，就当陪他和赵伟民聊天了，然后我就跟着成海申、赵伟民去了酒务头，我记得当时是在一条小路上接的“小文”，具体位置我想不起来，我对酒务头那边也不熟悉，“小文”上车后，把一个蛇皮袋放在了车后座的脚踏垫上，“小文”说后面有人追他，让开车赶紧走，成海申就开车往闻喜回，我当时在副驾驶座位上，途中返回头看了一下后座脚踏垫上的蛇皮袋，里面肯定装着东西，但是不多，我也没有看见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小文”在路上也没有说。车到了闻喜建材市场路口我就下车回家了。成海申和赵伟民、“小文”就相跟着走了。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法院门口和他见面，我去了后赵伟民给我说酒务头盗墓干不成，矿上的人一直举报，得和矿上合伙干才能行，赵伟民说的时候成海申也到了，我说我也不认识矿上的人，给我说也没有用，成海申说他也不认识矿上的老板，但是他说已经打听到河底派出所的刘建军和矿上的老板关系好，成海申说他找刘建军给矿上的人说，成海申说等他把矿上的关系处理好后，让我再和李晓东联系一下，他说昨天晚上出的货都是碎片片，卖不下钱，要是第二坑能继续干成，到时候给李晓东多分点，我们说完后就各自走了。到了晚上8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我家楼下让我出来。我下楼和赵伟民见面后赵伟民给了我9万元，他说昨天晚上的货还没有卖，让我先把9万元给李晓东，要是第二坑能干成再多给李晓东一些。赵伟民和成海申当时是担心不给李晓东一些钱，李晓东不和我们合作，后面就没有办法干了。我把钱拿上后就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我们两个在我家附近的东升家具城门口见面后，我把9万元给了李晓东，我也把赵伟民的话给李晓东说了一遍，当时我看着李晓东不是很高兴，我想着李晓东是觉得9万元有些少，但是李晓东也没有说什么，拿上钱就走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成海申给我说他已经把矿上的关系处理好了，可以开始干活，让我和李晓东联系一下，看什么时间能上去，还给了我两部黑色的直板小手机，手机号也是办好的。成海申说给李晓东一个，我拿一个，方便联系。之后我就又开始和李晓东联系，李晓东说我们弄不出事，不干了。李晓东也没有要直板小手机，后来我就给成海申了。我给成海申说李晓东不愿意干，成海申一直给我说让我再给李晓东说说好话，我就又找了李晓东一、两次，李晓东说让我和巡逻队的李少波联系，我就又给李少波打电话，李少波说他不干盗墓的事情，我给李少波说是李晓东让我找他的，李少波说他不干，我没有办法就又和李晓东联系，我见李晓东后也是给李晓东说好话，我说第一坑出的货确实都是碎片片，还没有卖出去，要是第二坑干成了，肯定多分他一些钱，我还说要是不相信，让他派个人去地里监督出货。李晓东说他不派人，随便我们怎么弄去，要是还弄不成事，就不要去了。李晓东让我们第二天晚上去地里，说时间还是晚上12点到次日早上6点。我和成海申、赵伟民见面后把李晓东给的时间给他们两个说了一下。剩下具体实施盗墓的事情都是他们两个人安排了，我也没有参与。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开车去酒务头接“小文”，我说不认识路，赵伟民说让我和“小文”联系，“小文”在电话中会告诉我怎么走，然后我就开车去了酒务头，一路上我给“小文”打电话，“小文”给我指路，最后“小文”在酒务头村口的小庙边接的我，我把车停在路边就跟着“小文”去了盗墓现场，我到现场的时候干活的人还没有把货清出来，过了二十多分钟，我看见盗洞口的人把一个蛇皮袋从洞里吊上来了，我就走到洞口跟前把蛇皮袋的袋口打开看了一下，我见里面装了一个和茶壶形状差不多的青铜器、另一个是和花瓶形状差不多的青铜器，还有一个是个古代喝酒的青铜酒器，我对这些文物也不懂，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看了看后就叫“小文”和我走，但是“小文”说他要等坑弄完再走，我也没有再等他就自己返回到车跟前开车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出了三件货，李晓东说他要看货，在东升家具城附近和我见面，我就给赵伟民打了个电话后，到了凌晨4点多，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到东升家具城路边了，我就到赵伟民车上把装着三件文物的一个纸箱搬下来，赵伟民开车就走了。我把纸箱放到李晓东车上后，李晓东就开车拉上文物走了。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李晓东又把货送回来了，我又给赵伟民打电话，赵伟民又把文物取走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到的时候赵伟民也在，成海申指着一个装着现金的白色纸盒说是给我的钱，一共是42万元，成海申说42万元里面有李晓东10万，让我交给李晓东，剩下的32万元是我的，我拿上钱就从成海申家里出来了，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弟弟徐赵辉就来了，我问他干什么来了，徐赵辉说成海申找他说事情，我想成海申叫我来他家是分钱了，徐赵辉这个时候来可能也是来分钱，我猜到可能我弟弟徐赵辉也参与盗墓了，当时我不敢肯定也就没有再过问，我从成海申家里出来后给李晓东打了个电话，见面后我就把10万元给李晓东了，李晓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开车走了，我看着李晓东是生气了，觉得分给他的钱少了。过了两、三天，我见到成海申后，问他货一共卖了多少钱，成海申说一共卖了350万元，分了5份，每份70万，我和他、赵伟民、还有具体干活的人以及另一个人各拿70万，但是“小文”分的钱少，就从5份钱里面各抽出1万给“小文”，实际上我能分69万元，我问他另一个人是谁，成海申笑着说这个人我就很清楚是谁，然后我想到我前几天从他家里拿钱出来时碰见我弟弟，我就肯定成海申说的另一个人就是徐赵辉。我当时问成海申我分69万，为什么才给我32万，成海申说他倒贷款先用我37万元，而且成海申说赵伟民太抠不借给他，他着急用钱，用我一个人的钱不够，还把另一个人的69万元用了一部分，我当时已经肯定成海申说的另一个人就是徐赵辉，所以徐赵辉的69万元应该也没有全部拿到手。到现在为止，剩下的钱成海申也没有全部给我，只是在2016年春节前后给了我1万元，还欠我36万元，至于还欠徐赵辉多少钱我不清楚。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我楼下要见面，我从单位回来，成海申开车拉着赵伟民、“小文”在我家楼下等我，我上了他的车，成海申对我说第二坑出的货有些少，赵伟民找的人水平不行，货可能没有清完，他已经给河底派出所刘建军说好了，矿石厂也说好了，矿石厂有盗墓的行家，准备让矿石厂的人把第二个墓再清一下，成海申说我弟弟徐赵辉和刘建军有矛盾，不让干，让我给徐赵辉做工作，我说我不去，成海申也不听我的就开车直接到了河底派出所门口，成海申给徐赵辉打了个电话，徐赵辉就出来了，徐赵辉上车后，成海申和赵伟民给徐赵辉做工作，但是徐赵辉一直不同意干，最后就下车走了。至于后来成海申有没有再和徐赵辉沟通，我就不知道了。成海申是我们的组织者，主要就是负责处理盗墓期间的关系，徐赵辉和李晓东都是负责安全，因为酒务头当时除了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李晓东他们巡逻外，河底派出所也巡逻，徐赵辉和李晓东都是保证盗墓期间干活的人的安全。河底派出所的关系以及酒务头矿石厂的关系都是成海申处理的，成海申还安排我处理李晓东这层关系。成海申说他不认识矿石厂的老板，但是打听到河底派出所的刘建军和矿石厂的老板关系好，要找刘建军和矿石厂联系，至于成海申是不是找刘建军把矿石厂的关系处理好的，我就不清楚了。河底派出所的关系都是成海申联系的，我是在两次分钱的时候都在成海申家里看见徐赵辉了，才知道他也参与了。 (2018年8月17日)成海申主要就是协调关系，赵伟民主要负责联系盗墓的人，我负责联系文物大队的李晓东保证盗墓期间的安全，李晓东负责给我们盗墓安排时间，李少波是李晓东联系的人，我不清楚他主要负责干什么，徐赵辉也是保证安全，保证盗墓期间盗墓人员不被河底派出所巡逻的时候抓住，柴文军负责带人去地里盗墓。徐赵辉具体参与盗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印象中记得在干第二个墓之前，有一次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辉、柴文军在老法院的平台上说盗墓的事情，成海申说让我联系李晓东，我就走了，当时徐赵辉也在场，所以徐赵辉应该在盗第二个墓之前就参与了。盗出的文物成海申和赵伟民负责处理，具体买家是谁联系的，卖给了谁我不清楚，成海申和赵伟民没有给我说。我一共分了两次钱，第一次分钱就是在盗完第二个墓之后，成海申在他家里单独给我分了32万元，还给了我10万元让我给李晓东。当时成海申说货卖了350万，分成5份，每份70万，我和他、赵伟民、徐赵辉每人占一份，干活的人占一份。成海申说柴文军带人去地里干活辛苦的，我和他、赵伟民、徐赵辉每人拿出1万给柴文军，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分69万元，但是成海申说他倒贷款急需用钱，就用了我37万，后来还了我1万，还有36万元到现在为止没有还我。第二次分钱也是在成海申家里，当时成海申、赵伟民、柴文军、徐赵辉都去成海申家里了，成海申也没有说货卖了多少钱，只是说我和他、赵伟民、徐赵辉每人本来分5万，但是让我们每人再拿出2万给柴文军，当时分我的钱就在塑料袋里提前装好了，我们也没有当场分，我看了一下给我的塑料袋里装的是3万元，我拿上钱就走了。至于这两次其他人实际分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2018年12月26日)之前我是因为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供述还与成海申、徐赵明、柴文军等人参与盗掘古墓葬了。溜洞就是溜的我们之前盗的第二个墓。“溜洞”是2015年9、10月份左右，是成海申和赵伟民组织的，参与的人员有成海申、柴文军、赵伟民、徐赵辉，其余到地里盗墓的人员我不知道是谁。去地里的盗墓人员是成海申联系的； 16、同案犯柴文军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12月27日10时31分至12时35分)我还有小名叫“柴小文”、“文”。我和赵伟民认识大概在10年左右了，一直是朋友。大概就是在2015年的7、8月份一天，赵伟民在闻喜街上找到我，他说：“听人说酒务头后面‘出货’了，你是那里的人，你听说过吗？”我说：“我也听别人说这件事了。”赵伟民说：“那你知道‘出货’的地方吗？”我说：“大概的位置知道。”赵伟民说：“你给我领下地方，咱们也去干一坑。”我就答应了。在闻喜街上说的这件事，具体地方记不住了，就在赵伟民的霸道车上说的。当时就我们两个。我听我村里人说的酒务头村后面有古墓，当时酒务头后面有古墓的事情，附近这几个村的人都知道，我也记不清听谁说的了。“出货”就是盗掘古墓葬盗出了文物的意思。“干一坑”就是盗掘古墓葬的意思。我和赵伟民商量好了以后，赵伟民就去物色盗墓的人手，我就在等消息。大概过了七八天以后，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会我给你个手机号码，你和他联系，晚上你们上去干。”我说：“能行。”赵伟民就给我说了一个手机号码，我到了晚上就给那个手机号码打电话，对方说在万福花园小区后门等着，然后我就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去接他。到了以后，对方是6个人，手里拿着盗墓工具，我就开车拉着他们几个到了河底镇的酒务头村附近。到了以后，我发现有警车在墓区附近巡逻，我们就一直等。等到12点多了，我们几个就开车折返回来了。我把这6个人放到上车的地方就走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赵伟民说：“你联系那几个人，你们上。”我就联系了那6个人一起开车到了酒务头村后面，我把这几个人领到了酒务头村后面的麦地里面，告诉他们就在这里找墓，我就离开了。我就把车停在距离墓区大概二里路远的路边。我是给他们放哨呢，如果有警车过来的话，我就负责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离开。当天晚上没有盗得东西，他们好像就是在这个晚上先找到了墓坑。总共去了几次我记不清具体次数了，大概进到墓区里面盗墓就是五六次。我不知道他们盗掘了几个墓葬，但是出货就出了两次。出货以后，东西交给我，我再交给赵伟民。我对这些东西不懂，第一次出的东西他们放在蛇皮袋里面，我没有打开看，盗墓的说都是些小东西，古代的兵器之类，具体的名称我也说不上来。当天半夜的两三点钟，他们几个从墓区里面出来以后，领头的把蛇皮袋交给我，我就开车拉着他们几个人到了闻喜县城里面，把这几个人放到万福花园小区后门，我就一个人去见赵伟民，他在姚村路口等我，我就把蛇皮袋交给了赵伟民，我们就分头离开了。我不知道还有谁参与了，我就是赵伟民安排的。当时酒务头那里有时候有警车巡逻，有时候没有。我不知道警车什么时间去巡逻，就是赵伟民给我安排，他让我领人上去，我就上去。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警车的巡逻时间和动向，他也没有给我说过。这6个盗墓的人，我不认识，这几个人是赵伟民联系的。听他们说话，有两个是本地的，还有四个是外地口音，说话就是临汾那边的口音。当时使用的手机号码是赵伟民给我的，我也记不住这个号码。这两个本地人就是通过这件事认识的，他们分别叫“大汉”和“小个”，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住址我也不知道，见了面能认出来。这两次出货的蛇皮袋就是“小个”交给我的。第二次出货的时间是凌晨四五点了，我也是在墓区的半路上等着。这几个盗墓的人从墓区上下来，手里拿着蛇皮袋和盗墓的工具，他们领头的人把蛇皮袋交给我，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开车下来了，和前几次一样，我把他们放在万福花园小区的后门，我一个人开车拿着蛇皮袋去见赵伟民。赵伟民说他在家里面，我就到了他家门口，把蛇皮袋交给了他。我没有打开看。我问盗墓的领头：“都出了些什么东西？”他说：“还是些兵器啥的，就出了一件像壶一样的东西还残了，一条腿坏着呢。”我就再没有问。赵伟民交待我说：“这件事先这样，稳几天。等没有啥事了，我就和你联系。”我就开车离开了。 (2017年12月27日16时59分至19时00分)2015年8月份前后，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和赵伟民、徐赵明等人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了两座古墓，两次都盗出了一些文物，我把盗出的文物交给了赵伟民，赵伟民事后给我分了28万元人民币。第二次盗墓开坑的时候，徐赵明也去了地里，当时是赵伟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徐赵明，徐赵明自己开车去的酒务头村，他给我打电话后我到路边把他带到了地里，他到那里后也什么都不干，出了货他看了看后就先走了。赵伟民只是安排人去，不亲自去地里。我开的是黑色大众牌桑塔纳轿车，车牌号码为×××，当时这辆车就已经脱审了，2016年3、4月份的时候我把车卖给了别人。其他人开的是一辆五菱之光面包车，是白色的，那辆车是临汾人开来的，当时也没搭牌照。我们去地里大多时候是去探墓，探墓的时候他们带着扎杆、小铲、手电、头灯等工具；盗墓开坑的时候带的东西比较多，有大铲、小铲、布袋、电瓶、鼓风机、铁锹、蛇皮袋、绳子等工具，另外他们还准备了炸药和雷管。工具是本地的这两个人带的，具体是谁准备的我不清楚。两次盗得都是一些青铜器，我叫不上那些文物的名称，有古代的兵器，样子像匕首，有古代的酒杯、壶、锅等东西。第一次出了四、五件文物，第二次出了有六、七件文物。文物肯定是赵伟民卖了，我不知道是卖给谁了。2015年7月份前后，我在闻喜县西湖边遇到了赵伟民，赵伟民把我叫到他车上和我闲聊，他问我知不知道有人在酒务头村挖墓的事情，我说我也听说了。他问我知不知道具体地方，我说大概位置我能找到，他说他也想在那里干(盗墓)，让我改天带他去酒务头村地里看看，我说能行，之后我俩就各走各的了。过了四、五天，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让我开车带他去酒务头村地里转转，我开车接上赵伟民后，就带他去了酒务头村，当时我把他带到了文家坡居民组，隔着沟就能看见酒务头村的地，我给他指了个大概范围，对他说就是那块地里有墓，他说他把人联系好后，让我带着他过来挖墓，我当时就同意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后，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把人都找好了，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对我说这个电话就是他找的干活的人，让我和对方联系，之后我和赵伟民安排的人就开始在酒务头村地里盗墓了。因为我是葛寨村人，离酒务头村近，对那片比较熟悉。我只负责带着赵伟民安排的人去酒务头村地里，他们盗墓的时候我在外围放哨，其余的事情都是赵伟民安排。赵伟民对我说让我跟着他挣点钱，但是没具体说如何给我分钱。赵伟民找的干活的人我都不认识，有两个本地人，其中有个人住在万福花园，赵伟民给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这个人的，他负责带着人在地里挖墓，另外一个人在三五三一附近住着，挖墓去那块接过他；还有四个临汾市那边的人，我都叫不上名字，另外赵伟民还找了公安局的徐赵明，但是我当时并不认识徐赵明。2015年8月份前后的一天晚上，赵伟民给了我干活的人电话号码后，我电话联系了对方，他对我说赵伟民都安排好了，之后我开车到桐城镇万福花园后门见了他，第一次去酒务头村地里盗墓的时候他们(就是我前面说的那几个人，徐赵明没去)是坐我的车去的，我把他们带到酒务头村地里后，就在外围放哨，他们刚开始是在地里探墓，干完活后我开车又把他们送到万福花园门口，之后我就离开了。我们去酒务头村地里都是晚上8点之后去，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回来，之后我们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开车了，我自己开我的车，他们跟着我。到河底镇后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坐上他们的车去酒务头村地里，我在地里不干活，只负责给他们放哨。就这样我们陆陆续续在酒务头村干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共去了有十多次，但是只盗了两个古墓，两次都出货了，出的货都是由我交给了赵伟民。 (2018年1月30日)赵伟民是老板，他是我们盗墓的组织人，我们都听他安排；高虎申负责和临汾人联系，他在地里具体负责安排干活；付军是临汾那几个人的“头”，临汾的那几个人是他开车带过来的，他和高虎申走的比较近(看上去他俩关系不错)；剩下的人都是出力干活的。我因为是本地人，对酒务头村比较熟悉，我起的作用就是给他们带路、指地方，他们盗墓的时候我帮着放哨，出了货后由我给赵伟民送过去。 (2018年7月10日)赵伟民还安排我和别人一起盗过两次墓，我想给你们主动说一下。一共四次，前两次我已经说过了，第三次是溜洞，第四次盗了一个小墓。后两次盗墓的事情我之前没有说。赵伟民之前安排我盗过两个墓，第一个盗的是个小墓，第二次盗的是个大墓，但是大墓里只盗出了5、6件青铜文物，赵伟民觉得这个大墓里的货没有清完，2015年10月份的一天(我们第二次盗墓之后过了几天)，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他又安排了几个人准备再把那个大墓清一下，他说干活的人开了一辆白色越野车已经到酒务头村路口了，让我接一下干活的人，把他们带到那个大墓跟前，我就开上我的黑色大众牌桑塔纳轿车(没有悬挂车牌)去了酒务头村路口，我看见一辆白色大众越野车(没有悬挂车牌)在路边停着，我摆了一下手，就开车在前面带路，越野车跟着后面，到了酒务头村和葛寨村交叉路口后，我把车停到路边，上了越野车，我看见除了司机外，车上还有4个人，我都不认识，然后我指路，最后让司机把车停在酒务头村口的一个小土路边(附近有个小庙)。我们下车后，那4个人从车上搬了两、三个蛇皮袋，里面都装着盗墓工具，我带着4个人顺着小土路往墓的位置走，司机把车开走了。带到墓跟前后，我去旁边放哨了，他们干了有两个多小时，有一个干活的人走到我跟前说墓里没有清出货，然后说时间还早，在地里再探探，看能不能找下墓，我同意了，就还在原地放哨，他们在地里探了一个多小时，说没有找下墓，我们往回返，在返回的路上，其中一个人给司机打电话接我们，司机把我送到我车跟前就走了。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还是和探墓那天的过程一样，我带上那4个干活的人到了地里后，他们去地里开坑了，我在旁边放哨，他们用大铲把坑开好后，我看见有人下坑清货了，我就时不时去坑跟前看清货的情况，大概清了一个小时左右，在坑下面清货的人上来了，我走到坑跟前后看见在坑口旁边放了一件青铜爵杯、二件青铜戈、一把青铜匕首，其中一个人把清出来的文物往蛇皮袋里装，其他人用铁锨回填盗洞，回填好后，我们带上清出的文物和工具往回返，还是和之前一样，其中一个人给司机打电话接我们，司机把我送到我车跟前，其中一个人把装有文物的蛇皮袋给了我，让我把文物交给赵伟民，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拿上文物去了赵伟民家里，把文物给了赵伟民。过了一段时间，赵伟民打电话要见我一下，让我到他村口见他，他说：“这段时间上面有点紧，先停住。”还说我们盗的三个墓清出的货已经都卖了，然后给了我28万元现金，我拿上钱就回家了。赵伟民是我们的老板，他不去地里，徐赵明负责我们盗墓期间的安全，我负责带路、放哨，还替赵伟民监督出货的情况，干活的4个人就是负责实施盗墓，司机负责接送人员。赵伟民说我们盗的三个墓清出的文物一共卖了140万，赵伟民单独给了我28万，其他人分多少钱我不知道。 (2018年7月27日)之前供述基本过程都属实，但是我之前隐瞒了一些事情，我现在愿意如实给公安机关供述，希望能从轻处理我。2015年7、8月份，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在一起，赵伟民单独给我说他要带人在酒务头盗墓，因为我村和酒务头村是邻村，熟悉地形，赵伟民说到时候让我带人去地里，招呼放个哨。我当时听赵伟民说是去盗墓就害怕了，说不敢去。因为成海申和赵伟民的关系也比较好，而且成海申是我妻子的姨夫，我就把赵伟民给我说的盗墓的事情给成海申说了一下，成海申劝我不要干，说我惹不了赵伟民，要是盗墓出货，赵伟民能不能给我分钱都还是个问题，然后我就拒绝赵伟民了，就开大车在榆林拉了两趟煤，当时天气热，我就不想跑车了，在家里歇着。有一天去成海申家里玩，正好赵伟民也在，赵伟民跟我说成海申也参与在酒务头盗墓，让我准备带人去地里，盗墓的时候让我在地里操心放放哨，监督出货的情况，赵伟民跟我说成海申也参与，我想着有成海申在，我和成海申是亲戚，赵伟民起码不会骗我，然后赵伟民组织高虎申、付军以及一伙洪洞人在酒务头盗了两个墓，盗墓经过就是我之前供述的，都是事实。盗墓期间，赵伟民和成海申不去地里，他们两个人是老板，负责投资、处理关系；我负责带路、放哨、监督出货情况，出货后也是由我交给成海申；高虎申、付军和洪洞人负责在地里具体实施盗墓；徐赵明负责我们的安全。我们盗的两个墓分别出了3、4件青铜器，总共是8件左右，第一次盗墓出货的那天晚上，成海申开着他的没有挂牌照的奥迪和赵伟民、徐赵明在酒务头村石英矿门口等着，我把出的货直接给了成海申；第二次盗墓出货的晚上，徐赵明就在地里，出的货直接给了徐赵明。过了几天，在成海申家里，成海申说货卖了，他也没有给我说出的货一共卖了多少钱，只是说他和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四个人分文物款的一半，我和具体实施盗墓的人分一半，我才知道河底派出所的徐赵辉也参与盗墓了，然后成海申给我分了10万元我就走了。这两次盗墓之后过了几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去后成海申说盗墓的人晚上到酒务头村村口，让我到村口接他们去地里，然后就又盗了两个墓，一次是溜了一下之前盗的那个墓，没有出货；另一次就是盗了一个小墓，出了4件货。 (2018年8月16日)我没有多参与前期商量的过程，就是我之前供述的，当时赵伟民在成海申家里给我说成海申也参与盗墓，让我到时候带人去地里，招呼放哨，我就同意了，后来他们也没有再叫我商量过其他事情。我们盗的前两个墓的位置我已经辨认过了，之后采取溜洞方式盗的那个墓就是我们之前盗的第二个墓。我不清楚徐赵明是如何保证我们安全的，徐赵明不和我联系，他都是和成海申、赵伟民沟通了，但是我们盗第二个墓的时候，徐赵明和我都在地里，出货后我们一起把货拿到河底路口给的成海申和赵伟民。我们在盗最后一个墓之前探墓的时候，我当时在地里放哨发现有几个人拿着手电过来了，就让干活的人躲起来了，然后我给成海申打电话告诉他地里有人，成海申说让我们等一下，他打电话核实一下，过了一会，成海申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记不清了)，让我给那个号码打电话，我打通后对方说让我在地里等会。过了一会对方给我打电话说人已经走了，不要紧了，他让我们干完活走早一点。当时我不知道对方是谁，我是最后在成海申家里分钱的时候看见徐赵辉也在成海申家里，因为徐赵辉的牙齿有些坏了，说话有些漏气，一听就能听出来，他的语气、声音和探墓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的语气、声音一样，我就知道那天晚上是徐赵辉和我打的电话。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情，当时我们盗第一个墓的时候，已经把盗洞快回填好的时候，有三、四个人拿着手电往我们盗墓的地方走，我当时发现的有些迟了，赶紧让干活的人跑，我一个人拿上盗出的文物和干活的人跑散了，后来我给成海申打电话让他到酒务头接我。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成海申开车和赵伟民、徐赵明在酒务头村口的路边接的我。 (2018年12月26日)之前我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时候是对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进行了判决。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主动供述还参与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一起是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等人又对之前盗的第二个坑重新溜了一下，没有盗出文物，之后又重新盗了一个墓，盗出了一个青铜提梁卣。这两起成海申和赵伟民是老板，是他们两个人组织的。这两起参与的有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还有4、5个盗墓的人员我不认识。这几个人我不知道谁联系的。没有出货那次没有分钱。 17、被告人成海申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27日)这件事情时间跨度比较长，2015年4、5月份，我和赵伟民闲聊时，赵伟民给我说有人在河底镇酒务头盗墓出货了、挣钱了，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在酒务头盗墓，我刚开始不愿意干，赵伟民说我只要帮他处理一下关系搭个线就行了，出货后不管卖多少钱，我给张兵义担保欠他的70万元就不向我要了，我问他跟前是否有干活(盗墓)的人，赵伟民说他跟前有几个外地人，柴文军和我是亲戚，那时候柴文军和赵伟民经常都去我家里玩，柴文军是酒务头村人，赵伟民和柴文军之前在南垣矿上打过交道，他俩也非常熟悉，赵伟民说盗墓的时候让柴文军负责带路、放哨，柴文军答应了。之后赵伟民陆续向我提过几次在酒务头盗墓的事情，向我保证他找的干活(盗墓)的人都是外地人，绝对不会出事，就算出事了也不会把我咬出来，我就有了侥幸心理，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我只是口头答应，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2015年6、7月份的一天，河底派出所的徐赵辉找我说他姐夫揽工程的事情，闲聊时我开玩笑的对徐赵辉说我想在酒务头盗墓呢，让他想办法招呼着，徐赵辉说他哥哥徐赵明也想在酒务头盗墓呢，但是他没有干活(盗墓)的人，徐赵辉给我说徐赵明和文物大队的人关系好，可以让徐赵明帮忙找关系，我当时只是在和徐赵辉开玩笑，也没有在意。又过了一段时间赵伟民又找我说在酒务头盗墓的事情，我给他说徐赵明也想在酒务头盗墓呢，他有公安局的关系，但是没有干活的人，让赵伟民可以和徐赵明合作在酒务头盗墓。赵伟民和徐赵明的关系也非常好，他们私下说过了这件事情，徐赵明负责找公安局的关系，赵伟民负责找挖墓的人，徐赵明通过公安局内部反馈的消息通知赵伟民哪天去地里干活，赵伟民和徐赵明把他们商量的情况也告诉了我，意思是让我也参与盗墓，但是没有明确说我负责什么，我心里清楚，他们让我参与是因为我的社会交际面广，一旦盗墓出事了，我可以帮忙处理关系，出货卖了以后徐赵明拿一半给关系分，赵伟民和干活的人拿一半，我不分钱，但是赵伟民不向我索要我为张兵义担保的那70万元了。盗墓期间赵伟民给过我一个盗墓时专用的手机，但是我没有用过。他们都做好准备工作了，徐赵明就根据徐赵辉和李晓东(徐赵明办理取保候审后我才知道他在文物大队找的关系是李晓东)提供的信息通知赵伟民安排人去地里盗墓，他们盗墓的过程一共持续了十几天，去了地里5、6次，盗墓的过程我不清楚，但是我听他们说一共出了两坑货，出货后我去赵伟民家看过一次，但是我看不懂，这些出土文物上都裹着土，破破烂烂的，赵伟民怎么处理的这些文物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分到钱，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赵伟民不再向我索要我为张兵义担保的70万元了。徐赵明找的徐赵辉和李晓东，徐赵辉负责河底派出所巡逻时通风报信，李晓东负责文物大队巡逻时通风报信，但是除了徐赵辉和李晓东之外偶尔还有其他人到酒务头墓区巡逻，干活的人有时候收到撤退的消息比较迟，为此赵伟民还埋怨过几次。公安局的关系是徐赵明负责联系的，酒务头墓区由河底派出所和文物大队负责巡逻，徐赵辉是河底派出所的，李晓东是文物大队的，每次他俩值班巡逻时，徐赵明就通知赵伟民安排人去地里盗墓，徐赵辉和李晓东快到地里后徐赵明就通知干活的人先回避一下，等他们走了后再干活。我不知道赵伟民找的哪些人干活，赵伟民出事以后我才听说赵伟民找的是洪洞人。参与的人有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李晓东、柴文军、我，还有赵伟民找的几个干活的人。赵伟民是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负责组织了柴文军和干活的人，徐赵明也是组织者之一，他负责联系徐赵辉、李晓东等关系，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关系比较好，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对事情的过程也知情。我不知道文物卖了多少钱，柴文军给我说过他分了28万元，其他人分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2018年7月30日)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我之前没有交代清楚，今天如实供述。最早提出要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盗掘古墓葬的是赵伟民和徐赵明。2015年4、5月份的一天，我和赵伟民在闻喜县老公安局门口和家福小区工地聊天，赵伟民说：“河底酒务头村有古墓区，听说别人都在酒务头村挖墓，咱们合伙去盗墓。”我对赵伟民说：“以后再说，先问一下。”之后，赵伟民多次还和我提到要和我合伙到酒务头盗墓的事，我知道徐赵辉在闻喜县公安局河底派出所工作，酒务头古墓区属于河底派出所管辖范围，因为我和徐赵辉关系很好，赵伟民提出合伙盗墓后，过了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和家福小区工地见到徐赵辉，对他说：“我听说酒务头的墓区，有人挖墓，赵伟民想到酒务头墓区盗墓，你能照顾一下吗？”徐赵辉说：“酒务头墓区有巡警和文物队、河底派出所三个单位巡逻，我大哥徐赵明也想在酒务头墓区挖墓，你和我哥联系一下，咱们一起干，让他联系文物队和巡警队的关系。”我和徐赵辉谈过这事后半个月，徐赵明到了和家福小区工地办公室，我和赵伟民、徐赵明见面后，赵伟民对徐赵明说：“徐赵辉说你也想在酒务头墓区盗墓，你把公安局的关系走走，咱们合伙干。”徐赵明说：“我先打听一下。”又过了有半个月，到了2015年8月份的一天，还是在和家福小区工地办公室，赵伟民对我说：“徐赵明回话了，关系已经走好了，咱们可以到酒务头墓区盗墓了。”赵伟民又对我说：“我找挖墓的人挖墓，挖出文物，徐赵明和公安上的关系分一半，我和你还有挖墓的人分一半。”赵伟民找的挖墓的人，我没有见过挖墓的人，之后听赵伟民说他找的洪洞人挖的墓。2015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在闻喜县老人民法院前院平台见了面，赵伟民说：“咱们盗墓的时候，不能用自己的手机，用自己的手机的话，手机信号就会留在墓区，害怕被公安机关查到，咱们买三部手机，盗墓的时候用。”当时我们商量好，柴文军负责带路和放哨，柴文军需要一部手机，如果在盗墓的过程中出事了，就和我联系，所以我也需要一部手机，赵伟民说他自己有准备的手机，徐赵明与柴文军联系，也需要一部手机。徐赵明说：“我在公安局上班，我的身份买手机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我购买手机。过了一、两天，我让柴文军帮买了三部手机，办三个手机号，当天柴文军购买了三部黑色小手机，手机里都有手机卡，柴文军自己留了一部。给了我两部手机。2015年6、7月份的时候，柴文军也找过我，柴文军对我说：“酒务头有墓区，赵伟民想到酒务头盗墓，让我带路和放哨。”我对柴文军说：“他让你放哨，你就放哨，到时候给你分钱。”2015年8月份，柴文军把两部手机交给我后，过了几天，在老人民法院前院平台上，我和徐赵明、赵伟民见了面，我给了徐赵明一部手机，我自己留了一部手机。手机里面都有手机卡，手机卡是柴文军购买的，我把手机给了徐赵明。又过了十几天，赵伟民对我说：“徐赵明已经把公安局关系找好了，今天晚上可以到酒务头墓区挖墓了。”当天晚上赵伟民安排挖墓的人和柴文军到酒务头墓区挖墓，第一天晚上，挖墓的人找了两个古墓，因为时间不允许，第一天晚上没有挖。第二天晚上柴文军又和挖墓的人去酒务头墓区盗墓，到了晚上11时许，柴文军给我打电话，他说在酒务头墓区挖了一个古墓，挖出了几件文物，现在公安局的人到了墓区了，他和挖墓的人跑散了，让我赶快过去接他，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开着我的黑色无牌奥迪就往酒务头墓区走，在酒务头墓区的路边见到柴文军，把柴文军接上，挖墓到了赵伟民家，柴文军把塑料纺织袋打开，赵伟民从塑料袋里把一个青铜爵杯、一把青铜匕首、三个青铜戈、两三个青铜箭头拿出来让我看。青铜爵杯高约15公分，有三个腿，爵杯上有简单工艺，其中一个腿与主体分离了，返绿铜锈；青铜匕首长约11公分，宽约2公分，返绿铜锈；青铜戈有15公分左右，返绿铜锈。青铜箭头长约三、四公分，返绿铜锈。赵伟民说他负责联系老板，准备把这次盗出的文物卖了，之后赵伟民告诉我因为青铜戈有点残，现在没有人收购。第一次挖出文物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赵伟民和我在闻喜太风东路闻喜县人民医院对面闻喜县老人民法院平台见面，赵伟民对我说：“今天晚上还是柴文军领着挖墓的人到酒务头墓区挖墓，一旦有什么意外就给你打电话。”到了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接到柴文军打来的电话，柴文军对我说：“挖出了文物，现在往赵伟民家走呢。”我就开车去了赵伟民家，在赵伟民客厅见到赵伟民，赵伟民拿出了一个塑料编织袋，赵伟民把编织袋内的文物拿出来放到客厅茶几上，然后赵伟民用卫生纸把文物一件一件包起来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了。是一件青铜提梁卣，一件青铜觚。青铜提梁卣高约15公分，有三个腿，其中一个腿和主体分离了，口径有15公分，返绿色铜锈；青铜觚高约20多公分，口径有12公分左右，返绿色铜锈，还有几件东西有破损，我也记不清了。盗出文物的当天晚上我和赵伟民在闻喜县老人民法院前院平台见了面，赵伟民对我说：“徐赵明今天中午到我家看了挖出的文物。”赵伟民说他开始找买家。过了有四、五天的一天中午，赵伟民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已经找到买家，对方只出350万，收购咱们第二次盗出的文物。”我表示同意。赵伟民说他已经给徐赵明说了此事。第三天下午，赵伟民让我到他家，我一个人到了他家，赵伟民对我说：“文物已经卖了，卖了350万元，钱在我这里。”赵伟民指了一下客厅里的塑料编织袋说：“钱都在这里面。”赵伟民对我说：“咱们盗墓之前让徐赵明打点巡警队的花了4、5万元，给徐赵明分69万，给徐赵辉分69万，给柴文军分10万，因为你给张兵义担保从我这里拿走70万元就不给你分钱了，剩下的钱我和挖墓的人分。”赵伟民给了我148万。我拿到钱后，因为我有100万元的贷款到期了，我从148万元里拿出100万元给银行，我先把徐赵明叫到我家，我对徐赵明说：“给你分了69万元，我用你50万元，我先给你19万元，过几天，我把50万元还给你。”徐赵明就走了。我又电话联系的徐赵辉，徐赵辉到了我家，我对徐赵辉说：“给你分了69万元，我用你50万元，我先给你19万元，过几天把50万元还给你。”徐赵辉拿上19万元就走了。当天晚上，我打电话让柴文军到我家，我对柴文军说：“给你分了10万元。”我把10万元给了柴文军。过了十几天，在我家我分别给了徐赵辉50万元，给徐赵明50万元。赵伟民给我说过，第二次盗的墓长6米、宽4米，墓这么大，只挖出这几件东西，怀疑墓里的文物没有清干净，我找到钾长石矿的老板“张三吹”，我对“张三吹”说：“我在酒务头墓区挖了一个大墓，墓是4米乘6米的，只挖出了一件卣。”“张三吹”对我说：“这么大个墓，不可能只出一件卣，里面还有文物，你们找不见。”过了几天后，我又见到“张三吹”，“张三吹”对我说：“我给你一个挖古墓专家的电话，你和他联系，如果清出文物，咱们一人一半。”我表示同意。我和“张三吹”谈好后，我又和赵伟民、徐赵明见了面，我对他们说：“上次咱们挖的大墓，你们没有把东西找完，‘张三吹’给李伟一个挖墓专家的电话，咱俩联系一下，再到酒务头把上次盗的墓清一下。”还是徐赵明联系的公安局的人，我让柴文军联系“张三吹”给的挖墓专家的手机号码，柴文军联系好挖墓的专家后，决定当天晚上到上次盗墓的地方继续下墓坑，再找找文物，当天晚上柴文军领着挖墓专家就到酒务头墓区了。第二天上午，柴文军见到我，他说在上次挖的墓坑没有找到文物，第二天晚上，柴文军又和挖墓专家又去找文物，还是没有找到。因为只能在徐赵明的安排下才能到酒务头墓区，徐赵明让休息两天，过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徐赵明说能到酒务头墓区挖墓了，当天晚上柴文军又和挖墓专家到酒务头墓区盗墓。我们把第二次盗出的文物卖了后，过了十几天，赵伟民说他把第一次盗出的文物卖了，卖了有十几万元，赵伟民说这次卖文物全部给徐赵明，徐赵明要给公安局的关系。 (2018年8月6日)盗第一个墓和第二个墓时，挖墓的人是赵伟民联系的；后来“溜洞”和盗的另一个墓，挖墓的人都是“张三吹”联系的。我和赵伟民、“张三吹”等人一共盗了三个古墓葬，“张三吹”找的挖墓的人“溜洞”盗的那个墓是我和赵伟民等人盗的第二个墓，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墓比较大，我和赵伟民等人盗的时候只盗出几件文物，觉得不应该只有这几件货，后来“张三吹”就找了些人把这个墓溜了一下。我不知道盗墓工具谁准备的，我不管具体盗墓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赵伟民安排了。我负责联系徐赵辉参与盗墓，给赵伟民和徐赵辉牵了一下线，盗墓期间我还开车和赵伟民在闻垣路河底段放哨、接货，“张三吹”参与盗墓也是我联系的；赵伟民负责联系徐赵明参与盗墓，还和“张三吹”负责联系具体实施盗墓的人员；徐赵明、徐赵辉负责我们盗墓期间的安全；柴文军负责带路、放哨，盗出的货也是由柴文军交给我和赵伟民；赵伟民和“张三吹”联系的实施盗墓的人员在地里盗墓，具体他们在地里是怎么盗墓的我不清楚，我没有去过地里，不知道他们的分工情况。盗第一个墓出货后，我开车和赵伟民到了祁家庄村和酒务头村中间的半路上，把柴文军接上，柴文军把货给我和赵伟民后，我们就一起到赵伟民家门口，赵伟民把货拿上就回家了，我和柴文军就走了；盗第二个墓出的货我没有接，不知道是谁送到赵伟民家里的，我是第二天才在赵伟民家里看的货。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墓出文物了，溜洞的那次没有出文物，最后盗的一个墓也出文物了，一共是三次盗出文物。第一个墓里盗出了5、6件残破的青铜器，其中有1个爵杯，2、3个青铜戈，2、3个箭头，还有1把匕首；第二个墓里盗出了1件青铜提梁卣和1件青铜觚，还有3、4件残的青铜器，我记不清是什么了。剩下的文物都是赵伟民联系买家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他卖给谁了。盗前两个墓出的货当时都在赵伟民家里放着，赵伟民把盗出的青铜提梁卣和青铜觚以350万元的价格卖了后，除了最后盗墓盗出的那个提梁卣给了“张三吹”，“张三吹”给了我20万元，剩下的文物就打包一起卖了，我听赵伟民说卖了15万元或者17万元，这15万元或者17万元全部给徐赵明了；盗墓之前徐赵明提出说盗出的货卖出后，他和公安上的关系分文物款的一半，我和赵伟民还有具体盗墓的人分一半。但是后来我们没有按这样分，赵伟民把青铜提梁卣和青铜觚卖了350万元后，让我去他家里，他把钱平均分成了5份，每份70万，我和赵伟民、徐赵辉、徐赵明分其中四份，剩下的一份给在地里盗墓的人。当时赵伟民提出说盗墓期间他有投资的钱，说要在我和徐赵辉、徐赵明的那份钱里各扣出1万元，最后徐赵辉和徐赵明每人分69万，赵伟民说给柴文军分10万，然后把徐赵辉、徐赵明、柴文军的钱全部给了我，一共是148万元，让我转交给他们三个人。因为张兵义从赵伟民手里借了70万元，我是担保人，赵伟民就把我应分的钱扣下，把张兵义借钱的条给我了。我回去后把柴文军的10万元全部给了，徐赵辉和徐赵明的138万元，我当时着急倒贷款，用了他们一些钱，后来我把钱贷出来后全部给他们了； 18、被告人徐赵辉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29日)2015年夏天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当时大概是18时许，我一个人到成海申家玩，在他家客厅里，我见到成海申，成海申对我说：“河底酒务头出了东西。”我说：“是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只是传言。”成海申说：“你平时巡逻吗，怎么巡逻的？”我说：“前半夜是10点到12点巡逻一次，后半夜时间不确定。你想干啥？”他说只是开个玩笑，我就走了。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想干啥”，我还对成海申说你不要动什么心思，酒务头墓区有监控。成海申和我谈过这事后，大概过了有十天或半个月，201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到闻喜县交警队斜对面的成海申经营的诚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找成海申，在诚信房地产有限公司门外面见到赵伟民，赵伟民对我说：“河底酒务头出东西了，你知道吗？”我对赵伟民说：“只是传言，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赵伟民说：“我也想上去挖一次。”我对赵伟民说：“打住，这个事，你不要找我。”我对赵伟民说：“今年前半年，我在酒务头巡逻时与钾长石矿上的人发生争执，钾长石矿上装了一监控，监控能照到墓区，并且钾长石矿上的变压器上还安装了一个大探照灯，能照到酒务头墓区，你找我没有用，钾长石矿上和我们单位发生争执，矿上把我告到省里，因为这事，正在调查我，矿长也特别坏，你找我也没有用。”赵伟民用手指着我说：“你这个胆小鬼。”我再没有理他，我就走了。赵伟民和我谈过这事后一个星期的一天上午，我正在闻喜县公安局河底派出所值班，我接到我哥哥徐赵明打来的电话，他让我到派出所门口，我从派出所出来，在河底派出所门口，看见赵伟民和徐赵明在一辆白色的轿车上坐着，我坐到他们驾驶的车上，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对赵伟民说：“咋了，上来干啥？”赵伟民对我说：“还是说那事。”我对赵伟民说：“行了，不说了，你愿意找谁找谁，这事我办不了。”赵伟民对我说：“矿上的事情你不要管了，我找人协调。”我对赵伟民说：“你爱找谁找谁。”徐赵明对赵伟民说：“我弟弟胆小，不要说了。”我下车就走了，之后，再没有人找我说过到酒务头盗墓的事。 (2018年7月31日)2015年夏天的一天，我当时刚从单位下班回到县城内吃饭，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他家里，我就和成海申闲聊了几句，成海申给我说上面酒务头墓区出东西了(盗出文物了)，我就给成海申说我也听说有四个人盗墓出了些东西，我就问他你什么意思，成海申说我就是问问。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公司楼下的烧烤摊吃饭，我就过去了，当时赵伟民也在那里，成海申给我说他想到酒务头墓区盗墓，让我招呼一下，我就说墓区附近的矿上有监控，还有就是所长也在，我一个人也干不了，我就没有答应他们这个事，然后我就回家了。中间又过了几天时间，我在单位上班，我哥徐赵明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单位出来一下，他开车在门口，然后我从单位出来，看见一辆白色轿车，我就上了那辆车，当时我哥、赵伟民、柴文军都在车上，柴文军开的车，在车上，赵伟民给我说他们把关系都协调好了，你参与就行了，我还是没有答应他们，就下车回单位了。又过了几天时间，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当时成海申家里有人，我就和成海申门外说的话，成海申给我说关系都协调好了，你把派出所的巡逻时间说一下，到时盗墓出货后有你一份钱，我就答应了，然后我就把派出所到酒务头墓区的巡逻时间告诉了成海申，说完后我就回家了。成海申是组织安排的，赵伟民负责找盗墓人员，徐赵明负责找闻喜县公安局文物侦查大队的关系，柴文军负责带人到墓区盗墓，李晓东和李少波负责盗墓期间的安全，我就是给他们提供了河底派出所到酒务头墓区的巡逻时间，其他盗墓的人员我不认识，他们是具体实施盗墓的。我没有到盗墓现场，我不清楚盗墓工具的事情。过了大概十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干了，具体他们怎么干的我不是很清楚，有一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成海申给我说他们已经探好墓了，需要用炸药炸墓，我就说你们要炸墓动静有点大，你给我说这些没有用，你需要和矿上的关系协调好，还有所长都在，成海申给我说他来想办法，不要我管了，然后我就走了。后来我还到成海申家找过他一次，当时成海申在打麻将，成海申给我说事情已办完了，等他电话，然后我就走了。我只知道他们盗掘了两处古墓，都出了文物。我不清楚出土了哪些文物。又过了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当时成海申家里有人，我和成海申在门外说的话，成海申给我说本来给我分69万元，先给我30万元，用我39万元倒还一下银行贷款，完了之后再把39万元还给我，然后我就拿着30万元现金就回家了。我不知道爆炸物是谁准备的。成海申拿我的39万元没有给我，我向成海申催要过好几次，成海申一直拖着没有给我，直到我哥徐赵明、赵伟民、柴文军几个人出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成海申给我说柴文军出事了，家里还穷，第一次分钱给柴文军分的少，还是他的亲戚，从我39万元里扣10万元给柴文军，我当时很生气，我说凭什么让我摊钱，成海申说他们都出事了，就剩咱们两个在外面，帮一下柴文军，我当时虽然不愿意，但钱都在成海申手里，我也没有办法就走了。第一次原本分我69万元，后来成海申只给了我30万元，剩下的39万元至今都没有给我，第二次我分了4万元，两次分钱其实分到我手里的现金只有34万元。 (2018年8月9日)成海申当时找我参与到酒务头墓区盗墓，我记得不是成海申找我的第一次就是第二次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接到了酒务头村一名妇女打电话向我报警说有人在酒务头墓区盗墓，我就让她给110打电话报警，那名妇女说她不打，我就用我的电话给110打电话报警说明了情况，成海申第四次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成海申当时说给我一份钱，我同意后，我给成海申说酒务头的村民有人发现盗墓，让我打110报警，我当时就打了110报警了，成海申说你不用管这些，只要你不捣乱打110报警就行，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就行。我就答应了。酒务头墓区有那名妇女的耕地，我当时在酒务头墓区巡逻时，给那名妇女说过发现什么情况可以给我打电话。过了两天我值班上去，我看了一下值班记录，值班登记本上面没有登记，应该是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或其他情况。具体盗了几次墓我不清楚，我只分了两次钱，一次分了69万元，只拿了30万元，第二次分了6万元，我记得我们每人又给柴文军摊出了2万元，拿到手的现金只有4万元。盗墓的人有我、成海申、赵伟民、柴文军、徐赵明、李晓东、李少波、还有几个我不认识。成海申和赵伟民是组织安排的，成海申负责协调关系，赵伟民负责找盗墓人员，徐赵明、李晓东和李少波负责盗墓期间的安全，柴文军负责带人到墓区盗墓，我就是给他们提供了河底派出所到酒务头墓区的巡逻时间和实施盗墓期间我答应成海申发生什么情况给他打电话说，但是盗墓期间我没有给成海申打过电话，其他盗墓人员我不认识，他们是具体实施盗墓的。我只知道是我哥徐赵明找的李晓东和李少波，具体怎么联系的我不清楚。 (2018年8月16日)在我们盗墓之前，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是在老法院平台上把盗墓的事情商定好的，不是在成海申家门口，我之前记错了。当时成海申在老法院平台上，成海申给我说文物大队的关系都协调好了，准备开始干活，让我把河底派出所招呼好，有什么事情就给他打电话。过了几天，应该是去酒务头开坑的前一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和他见面，我现在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成海申说明天想去酒务头盗墓，问我河底派出所明天是谁值班，我就把河底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给他说了，我现在记不清当时给他说是谁的班了，反正不是我的班，他还叮嘱我把派出所招呼好，有事情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之前我给成海申说过派出所在酒务头巡逻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12点，后半夜巡逻的时间不定，所以成海申也不问我具体巡逻的时间。然后他们去地里盗墓的时候，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不是你们所长刘建军值班，怎么看见刘建军的车去酒务头了？”我说：“不可能，刘建军回运城了。”我给成海申说让他等一下，我就给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打了个电话，我问指挥中心有没有人给河底派出所报警，指挥中心的接警员说刚才酒务头矿石厂有人报警，说有人在地里盗墓，指挥中心已经通知所长刘建军了，然后我就给成海申打电话说确实是刘建军去酒务头了，然后他们就撤了。过了几天，我和成海申见面后，我问成海申:“你没有和矿石厂协调好怎么就上去盗墓了，人家报警了。”成海申说他随后会协调好的，我就没有再说什么。过了有十天左右，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刚好我哥徐赵明从他家门口开车倒出来了，我问我哥谁在成海申家里，我哥说成海申家里人很多，我哥就开车走了。我到成海申院子里后从窗口上能看见他家里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成海申从窗户上也看见我到院里了，我就给成海申摆了个手，意思是让他出来，然后成海申就从家里出来了。成海申在他家门口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30万元，成海申给我说货卖了350万，分5份，每人69万，先给我30万，剩下的39万他说有一笔贷款到期了暂时借用几天，我就拿上30万走了。过了几天的一天晚上9点多，柴文军到我所里给我说晚上想去酒务头盗墓，因为我知道柴文军也参与我们盗墓了，我给他说：“不能去，上面有些紧，而且是我值班，不能去，不要给我惹麻烦。”柴文军说他刚才已经去地里了，但是看见地里有人，赶紧又下来了。然后我就带着巡警队的队员去地里抓人了，我记得当时地里有4个人，跑了3个人，我们抓住了1个，还扣了些盗墓工具，随后我就把这个人移交给文物大队了，我现在想不起来被抓的人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是郭家庄人。成海申是老板，赵伟民联系具体盗墓的人，柴文军是负责给干活的人带路，徐赵明就是负责联系文物大队的关系保证安全，我就是负责招呼派出所，也是保证盗墓期间的安全。我就是告诉成海申河底派出所巡逻的时间，还告诉他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第一次盗墓的时候，有人报警，成海申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情况，我给110指挥中心打电话核实以后，知道是矿石厂报的警，他们就撤了。后来我问成海申“没有和矿石厂协调好怎么就上去盗墓了”，成海申说他随后会协调好的。我想着成海申肯定协调了，至于他是如何协调的我不知道，反正后来矿石厂没有再报过警。我不知道文物由谁处理，我也不清楚卖给了谁，就是第一次分钱的时候成海申说货一共卖了350万，分5份，每人69万。 (2018年8月21日)2015年夏天的一天，我当时在家里吃饭，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我就自己去了他家，我和成海申闲聊了几句后，成海申给我说酒务头墓区出东西了(盗出文物了)，我给成海申说我也听说有人盗墓出了些东西，成海申又问我河底派出所在酒务头怎么巡逻，我说晚上是10点到12点，后半夜巡逻的时间不定，我问成海申问巡逻时间干什么，成海申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随便问问，过了一会我就走了。后来陆陆续续成海申找过我两、三次，给我说他想在酒务头盗墓，让我把河底派出所招呼好，不要挡就行，随后给我分一份钱。我给成海申说想在酒务头盗墓，不光派出所一家说了算，我这里不用操心，但是还得把文物大队和矿石厂的关系协调好，成海申说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他负责协调。之后我和成海申、赵伟民、徐赵明是在老法院平台上见面后把盗墓的事情商定好的，我去的时候成海申和赵伟民、徐赵明几个人已经说完了，成海申单独给我说关系协调好了，准备开始干活，让我把河底派出所招呼好，有什么事情就给他打电话，我现在记不清是当天还是过了几天，成海申问我河底派出所明天是谁值班，说明天想去酒务头盗墓，我就把河底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给他说了，我现在记不清当时给他说的是谁的班了，反正不是我的班，他又叮嘱我把派出所招呼好，因为之前我给成海申说过派出所在酒务头巡逻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12点，后半夜巡逻的时间不定，所以成海申也没有问我具体巡逻的时间。我就是告诉成海申河底派出所巡逻的时间，还告诉他派出所的值班情况，成海申说要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第一次盗墓的时候，有人报警，成海申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情况，我给110指挥中心打电话核实以后，知道是矿石厂报的警，他们就撤了。成海申负责协调盗墓期间所有的关系，他联系徐赵明和我参与盗墓，并让徐赵明处理文物大队和巡警队的关系，让我招呼派出所，保证盗墓期间的安全，还负责协调矿上的关系。 (二)2015年8、9月份，成海申、徐赵辉伙同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张锁利及张锁利组织的盗墓人员在之前盗墓现场的附近探测到一处古墓葬，后成海申、赵伟民等人从该处墓葬中盗掘出土一件青铜提梁卣。后张锁利将此处盗掘出土的提梁卣以20万元的价格从赵伟民手中买走。文物卖出后，成海申、徐赵辉、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每人分得赃款人民币3万元左右。经鉴定，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古墓葬。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019年1月7日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在同案犯柴文军的指引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同案犯柴文军对其伙同被告人成海申、赵伟民、张锁利等人盗掘古墓葬的地点进行辨认；(2)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当庭辨认，经被告人徐赵辉当庭辨认，其称未到现场不清楚； (1)①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赵引珠家空地中。赵引珠家地东侧自西向东依次为王龙龙家地及李石月家地，南侧为一田间小路向东可通向酒务头村，向西可通向石英矿区及一红色彩钢瓦小庙，赵引珠家地南侧小路对面的农田中均可见种植有国槐树苗，赵引珠家地呈“人”字形分布，该地于南侧小路形成的三角形地块为石群家空地。犯罪嫌疑人在赵引珠家地里南侧(靠近田间小路)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一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在地块中部偏南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二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现场地面未见异常；②现场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清楚具体地点； (2)①现场勘验笔录、方位图、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墓区，酒务头村墓区位于酒务头村西侧，墓区北侧与闻喜县河底镇文家坡村相隔一沟，西侧沟内为石英石矿区，东侧为一鸡场(闻喜县大地玉丰养殖合作社)，南侧附近为酒务头村戏台。墓区为考古发掘工地，自东向西依次为1-5号墓，5号墓向东北侧可见有4个彩钢瓦覆盖的考古坑，据犯罪嫌疑人柴文军指认，其于2015年10月份左右伙同成海申、赵伟民等人在酒务头村盗掘古墓葬的地点位于5号墓向东北侧自南向北第四个考古坑内。现场已变动，其他未见异常；②现场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当庭辨认均称未到现场，不清楚具体地点； 3、（1）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在被告人成海申的指引下，办案民警依法组织被告人成海申辨认其伙同赵伟民、柴文军等人盗掘古墓葬时在闻垣路河底段开车放哨、开车接货(出土文物)及柴文军、分赃的地方；（2）辨认照片，经被告人成海申当庭辨认，是其辨认其伙同赵伟民、柴文军等人盗掘古墓葬时在闻垣路河底段开车放哨、开车接货(出土文物)及柴文军、分赃的地方；被告人徐赵辉当庭辨认，称不清楚； 4、(1)2019年2月28日涉案墓葬鉴定评估报告，主要内容：涉案墓葬(1号)位于酒务头村西北约300米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清理墓葬编号M7)，GPS测点：111。25'12.16",N:35。19'55.89"，H：709米。根据发掘结果：被盗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的墓葬，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向，东西长4米，南北宽2米，深3米；盗洞位于盗墓西北部，直径0.6米，未取得标本。根据形制判断应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造成原墓葬结构的毁坏和遗存物的缺失，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被盗墓葬位于2017年11月21日公布的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酒务头墓群”保护范围内；(2)鉴定意见通知书，主要证实被盗古墓葬鉴定报告已告知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 5、同案犯赵伟民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8月3日)这次只出了一件提梁卣。成海申说“张三吹”把提梁卣买走了。我不清楚多少钱。具体分钱是成海申给我们分的，我记得当时分钱的时候，徐赵明、徐赵辉、成海申和我四个人都在场，我不记得柴文军在不在现场，成海申给我们本来每人分7万元，但因为上次我们盗墓出货后卖了钱给柴文军分的钱少，成海申就让我们从他给我们分的7万元里面每人拿出2万元给柴文军，当时徐赵明因为给柴文军拿这2万元很不高兴，还发了几句牢骚，最后我们还是每人给柴文军拿了2万元，我们每人后来只是拿了5万元就回家了。我、徐赵明、徐赵辉每人给柴文军拿了2万元，但成海申有没有拿我就不知道了。 (2018年12月26日)我记得盗出了一个提梁卣，我在成海申家里分了5万元，提梁卣成海申给我说是溜洞清出来的，最后成海申把提梁卣处理后，给我分了5万元，具体提梁卣是不是溜洞清出来的，我也不清楚，我没有去盗墓现场； 同案犯徐赵明的供述，主要内容：之前我是因为盗掘古墓葬案件被绛县人民法院判决的，后来我向公安机关供述与成海申、柴文军等人参与盗掘古墓葬了，分了3万元，我没有去盗墓现场，具体盗了几个墓我不清楚，最后成海申在他家里给我分3万元的时候说是“溜洞”分的钱，我也没有再问； 同案犯柴文军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12月26日)最后盗的那个墓，盗出了一个提梁卣。最后盗出提梁卣那次，我在成海申家里分了5万元，其他人分了多少钱我不清楚； 成海申的入所健康检查登记表、伤情检查登记表、健康检查笔录，主要证实被告人成海申送往闻喜县看守所时入所体检身体情况； 徐赵辉的入所入所健康检查登记表、伤情检查登记表、健康检查笔录，主要证实被告人徐赵辉送往闻喜县看守所时入所体检身体情况； 被告人成海申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30日）一天上午，柴文军对我说：“我们去清上次挖的墓，在上次挖的墓附近发现了一个小墓，我们把这个小墓挖了，挖出了一个小青铜卣，这个青铜卣给了赵伟民了。”当天中午我在赵伟民家见到赵伟民，赵伟民拿出青铜卣让我看，这件青铜卣，壁很薄。之后，赵伟民想这件青铜卣卖40、50万，但价格太高就一直没有卖出去。因为之前和“张三吹”谈过，如果挖出文物，我和他每人分一半文物，现在文物卖不出去，我找见“张三吹”，我说：“我想把这件文物卖40、50万，一直卖不出去，要不你找人把这件青铜卣卖了。”“张三吹”对我说：“我给你20万元，把这个青铜卣归我。”我和赵伟民在“张三吹”经营的钾长石矿的办公室把青铜卣给了“张三吹”。“张三吹”给了我20万元。我和赵伟民拿上20万元，回到我家，在我家客厅，我给徐赵辉、徐赵明、柴文军打电话，让他们到我家里。他们到了我家后，我对他们说：“青铜卣卖了20万元，我和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每人分5万元，但是柴文军上次分的少，这次咱们每人给柴文军两万元，我当时把20万元放到我家客厅茶几上，我说应该分的5万元，我把5万元全给了柴文军，我给赵伟民、徐赵明、徐赵辉每个三万元，总共给柴文军11万元。 (2018年8月6日)和“张三吹”一起盗墓出货的那次，我开车和赵伟民在闻垣路河底段往茨凹村拐的那个路口从柴文军手里接的货，然后我还是开车把赵伟民送到他家门口，赵伟民把货拿下来后，我和柴文军就走了。最后盗的那个墓里出的文物，我看见有1件青铜提梁卣，其他的文物没有看清，不知道都是什么文物，也不知道一共有几件。最后盗墓盗出的那个提梁卣给了“张三吹”，“张三吹”给了我20万元。最后盗墓出的文物，我只记得提梁卣给“张三吹”了，其他的文物我也没有看清，现在没有印象了，也不记得是怎么处理的了。“张三吹”给的20万，当时本来商量是我和赵伟民、徐赵辉、徐赵明每人分5万元，但是我说上次只给柴文军分了10万元有些少，这次每人抽出3万元给柴文军，但是徐赵辉不愿意，最后只从赵伟民、徐赵辉、徐赵明应分的5万元里每人抽了2万，加上我应分的5万，一共11万元，全部给柴文军了。当时赵伟民取保出来的时候柴文军还没有到案，赵伟民给我说要是见到柴文军，让柴文军给公安机关交代的时候就说自己分了28万元，赵伟民说他给公安机关供述的就是28万。柴文军投案之前我就给柴文军交代了一下，让他说分28万，但是柴文军取保后，一直找徐赵辉和我，说他没有分那么多钱，自己退赃就得退28万，我就帮柴文军退了10万元赃款，当时徐赵辉也找我说他答应给柴文军10万元，因为我欠了徐赵辉15.8万元，徐赵辉意思是让我给柴文军10万元，从我欠他的账里扣出来，我就又替徐赵辉出了10万元给柴文军了； 11、被告人徐赵辉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7月31日)大概又过了十几天时间，成海申、赵伟民、柴文军他们又在酒务头墓区盗掘了一处古墓。有一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我就到了成海申家里，当时成海申、赵伟民、柴文军、徐赵明都在家里，成海申给我说他们在酒务头墓区又盗掘了一处古墓，文物已经卖了，每人分6万元，因为上次盗墓给柴文军分的钱太少，成海申还说这次分钱他、我、赵伟民、徐赵明每人拿出2万元给了柴文军，当时我就很生气，但这2万元已经被他们扣了，我就拿上4万元就走了。我不清楚这次盗墓出土了什么文物。钱是成海申和赵伟民分的，两次都是成海申给的我钱。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了河底派出所的巡逻时间，他们干不干活，他们不给我说，我是后来成海申给我分钱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又干了一次。我不清楚其他人的分赃情况。具体多少份我不知道，但我、徐赵明、成海申、赵伟民都各一份，还有没有其他人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矿上的关系是谁找的。 (2018年8月16日)又过了几天，成海申让我去他家里，我到他家门口后，成海申拿了个小凳子，我们两个人坐在他家门口说话，成海申说再去酒务头干一下(盗墓)，出货卖下钱把欠我的钱还给我，他说还是让我把派出所招呼好，我就答应了，成海申又问我明天派出所值班人员的情况，我说不是我值班，我就把派出所的值班情况给他说了一下。成海申说我最轻松了，不用出门就把钱分了，他说盗墓的人在酒务头干活的时候，他和赵伟民还得开车在闻垣路河底段来回溜达着给干活的人放哨。过了几天，成海申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里，我去后，成海申和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都在他家里坐着，成海申说本来给我分6万元，但是柴文军之前分的钱有些少，说我和赵伟民、徐赵明还有他，每人拿2万元给柴文军，然后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就装着给我分的钱，我当时一听说要扣2万，就生气了，胡骂了两句，拿上装钱的塑料袋就走了，我回来后看了一下钱就是4万元，这就是我参与盗墓的经过。第二次分钱的时候，我不知道货一共卖了多少钱，卖货的事情，成海申他们也不和我商量。 同时查明，(一)被告人成海申的出生年月日为1971年11月7日、中共党员；被告人徐赵辉的出生年月日为1976年7月26日，系闻喜县公安局工作人员。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1)成海申的户籍证明，主要证实被告人成海申的出生年月日为1971年11月7日，为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2)2019年5月28日中共闻喜县河底镇祁家庄村支委会身份核实调查登记表，主要证实被告人成海申系中共党员； 2、(1)徐赵辉的户籍证明，主要证实被告人徐赵辉的出生年月日为1976年7月26日，为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2)2018年7月28日、2019年5月31日闻喜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证实，被告人徐赵辉系闻喜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无法认定被告人徐赵辉是否为中共党员的情况； （二）被告人成海申于2018年7月26日被抓获，2018年8月6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被告人徐赵辉于2018年7月28日被抓获。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2018年7月26日闻喜县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释放证明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主要证实被告人成海申于2018年7月26日被抓获，2018年8月6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2、2018年7月28日闻喜县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主要证实被告人徐赵辉于2018年7月28日被抓获。 (三)从被告人徐赵辉处扣押的文物不涉案，均已返还。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涉案文物鉴定书、通知书及发还清单，主要证实从被告人徐赵辉处扣押的文物不涉案，均已返还。 (四)被告人成海申多次到赵任平家做其家属工作劝其投案自首，赵任平于2018年11月17日在被告人成海申和邱雷平的陪同下投案自首；被告人成海申积极反复与陈达繁家属联系、沟通，最终将文物“义尊”（一级文物）一件买回上缴。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被告人成海申辩护人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赵任平的到案经过，主要证实被告人成海申多次到赵任平家做其家属工作劝其投案自首，赵任平于2018年11月17日在被告人成海申和邱雷平的陪同下投案自首； 2、讯问赵任平的笔录及投案自首书，主要内容：今天(2018年11月17日下午1点左右)我在成海申的陪同下到闻喜县公安局来投案自首。我和成海申以前在一起干过活，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成海申到我家去过几次，找我妻子李清娟劝我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今天我在成海申的陪同下过来的。2016年赵登心因为盗墓的事情被公安机关抓了，因为我和赵登心一起参与过盗墓，我就逃跑了。成海申知道我是上网在逃人员。他听我亲戚邱雷平说的，他和邱雷平是朋友。我听我媳妇李清娟说的成海申到我家劝我投案自首的； 3、询问邱雷平的笔录，主要内容：成海申让我和他带着逃犯赵任平来公安局投案自首，我就陪着来了。赵任平因为盗掘古墓葬被闻喜县公安局上网追逃了，我和赵任平是邻村，而且还是亲戚。成海申知道赵任平是上网逃犯，我给成海申提过这事情，后来成海申就到赵任平家里一直给赵任平妻子做工作，让赵任平投案自首。是经过成海申多次到赵任平家里给赵任平妻子做工作，规劝来的。今天早上我和成海申在一起，成海申说要去赵任平家里再劝劝赵任平妻子，让赵任平回来投案自首，我就给赵任平妻子打了个电话，问她在不在家，赵任平妻子说在家。我就和成海申去了，到赵任平家里后，就看见赵任平在家，然后成海申给赵任平做工作，劝他投案自首，起码能从轻处理，赵任平同意了，但是赵任平说他不敢一个人来公安局，成海申就和我带着赵任平来公安局了。成海申是通过我认识的赵任平。我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就是第一次陪着成海申去赵任平家里坐了坐，因为我和赵任平是亲戚，但是成海申不认识赵任平妻子，我就陪着成海申去了。后来一直是成海申去赵任平家里给赵任平妻子做工作，今天早上也是成海申给赵任平讲这些投案自首的法律常识，我基本上没有说话。不是每次都是我和成海申去，成海申后来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去的，成海申去的次数多，我偶尔也去过，但是也不会说，坐一会就走了； 4、询问成海申的笔录，主要内容：我带着逃犯赵任平来公安局投案自首，因为一直给赵任平家里人做工作让他投案自首，今天早上我的朋友邱雷平给我打电话说赵任平回来了，不敢一个人来公安局，我就和邱雷平到赵任平家里，然后陪赵任平来闻喜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我取保候审后，我听我朋友邱雷平说赵任平因为盗掘古墓葬被闻喜县公安局上网追逃了，我想要是能规劝赵任平投案自首，自己也算有个立功表现，所以我就通过邱雷平先联系赵任平妻子，我给赵任平妻子做工作让她劝赵任平投案自首，最起码在判刑时能判轻一些。赵任平妻子说他联系不上赵任平，等联系上以后再劝赵任平，后来我就陆陆续续一直到赵任平家里给赵任平妻子做工作，直到今天早上，邱雷平给我打电话说赵任平回来了，我就开车和邱雷平去赵任平家里，我见到赵任平后，就给赵任平讲了一些投案自首在量刑方面能从轻处理的常识，然后赵任平同意投案自首，但是他自己一个人不敢来，我就和邱雷平带着赵任平来公安局投案自首了； 5、被告人成海申辩护人提供的2019年9月17日闻喜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成海申协助追缴被倒卖文物的情况说明”、文物图片、网络资料及移动公司通话记录，主要证实被告人成海申积极与涉嫌倒卖文物的陈达繁家属联系、沟通，打消疑虑，陈达繁家属将被倒卖文物买回上缴，经鉴定为一级文物，成海申为追缴文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被告人成海申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成海申对自己所涉盗掘古墓葬罪表示认罪，辩护人予以认同”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对被告人成海申当庭提出的“赃款我没有得到”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成海申并未获赃”的辩护意见，对于是否分得赃款并不是盗掘古墓葬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不影响犯罪构成，不影响定罪处罚，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对被告人成海申提出的“一块地应该算一次，最后一次是张锁利去溜洞，我当时不知情。”与其辩护人提出的“本案所涉及的盗掘次数达不到‘多次’”及被告人徐赵辉提出的“公安局鉴定的是两起，现在指控的是三起。张锁利、付军还有几个人我都不认识，张锁利溜洞我不知道，不清楚。”的辩护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徐赵辉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但是次数应认定为两次”的辩护意见，虽之前盗墓在同一块地内发现深浅两处墓葬(“溜洞”除外)，属于两个独立的墓葬，不应认定为一次，再加上在之前盗墓现场附近又盗掘一处，总共三次，应认定为多次，故对辩护人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成海申的辩护人提出的“成海申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小，其是在他人拉拢下被动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主要是联系公安人员走动关系，组织者、出售文物、分配赃款另有其人，成海申仅有转交赃款行为，其始终没有到墓地参与盗掘，没有犯罪的实行行为，没有为犯罪提供作案工具，更没有炒制炸药”的辩护意见及被告人徐赵辉的辩护人提出的“徐赵辉在犯罪中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成海申在整个盗掘古墓犯罪过程中，有预谋、组织、协调各方关系、放哨、接货、分赃等行为，被告人徐赵辉身为一名公安干警，违背工作职责，参与预谋、提供安全时段及值班人员名单，为盗墓团伙能顺利实施盗墓提供帮助和保护并分得赃款；二被告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作用相当，不应区分主从犯。 对被告人徐赵辉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徐赵辉有坦白、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无被告人徐赵辉自首的相关证据，被告人徐赵辉系抓获到案，不应认定为自首，故对其辩护意见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成海申、徐赵辉多次盗掘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该项罪名成立。二被告人在整个盗墓过程中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成海申多次自愿、积极做被上网追逃的赵任平家属的工作，规劝其投案自首，并陪同其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积极与涉嫌倒卖文物的陈达繁家属联系、沟通，打消疑虑，为追回文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符合刑法关于立功制度的立法本意，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可以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成海申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24日起至2027年12月11日止。)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徐赵辉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8日起至2028年7月27日止。)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成海申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被告人徐赵辉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 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周雅莉 审 判 员  王利军 人民陪审员  王红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子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