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3民初10979号原告：扈学英，女，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市中区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滨，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锋，男，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市中区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支绍桦，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扈学英诉被告徐锋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后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扈学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滨，被告徐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支绍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扈学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0895.19元、误工费63433元、护理费1300.08元及精神损失费1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18日8点30分左右，原告到被告办公补签9月29日下午的考勤单，被告因考勤问题与原告出现争执，被告辱骂原告并在原告离开走近门口时，用约30乘20乘5公分的大烟灰缸砸向原告，烟灰缸摔碎后的碎喳飞蹦到原告身体多处。原告由于受到严重惊吓出现发烧、头痛、胸闷等症状。后经医院诊断，原告出现的血压升高、入睡困难、抑郁、焦虑、情绪不稳等精神方面的症状、是由被告将烟灰缸砸向原告后的惊吓所致。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工作及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且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及精神损失，原告有权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失赔偿案件适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要求被告进行赔偿。被告徐锋辩称，一、被答辩人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请求，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作为原告，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烟灰缸是砸向被答辩人的。恰恰相反，有证据证明答辩人没有用烟灰缸砸向被答辩人。事实上答辩人也没有将烟灰缸砸向被答辩人。所以被答辩人捏造事实，扩大结果，把问题复杂化。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言自明。被答辩人扈学英在诉状中声称，在答辩人徐锋办公室因为考勤问题与答辩人出现争议，“答辩人将烟灰缸砸向被答辩人，原告躲闪后未砸中”该描述被答辩人属于捏造事实，根据十六里河派出所和十四局纪委调查，根据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证明，答辩人是因为被答辩人的辱骂和羞辱之下，一时情绪激动不小心碰落地上的，而不是像被答辩人所说的砸向被答辩人，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依据法律规定，答辩人不符合侵权行为，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行为有四个构成要件：1、行为的违法性。答辩人在该案中并没有违法行为，没有对被答辩人砸烟灰缸的行为，也没有对被答辩人造成身体的伤害。2、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事实也不存在被答辩人诉讼请求所列举的行为。依据被答辩人的证据，病例中明确记载住院日期为2018年11月19日。那么在事后，长达一个月后去住院，而其主张居然是一个月前的争议引发的，这根本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同时显然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具有关联关系。且出院记录中入院诊断：“（1）头痛原因待查”。（2）睡眠障碍。（3）焦虑状态。（4）心律不齐。其上症状医院也没给出明确致病原因，如何确定系因该事引发的。显然于法于情无据。3、因果关系。即指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即特定的损害事实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必然引起的结果。只有当二者存在因果关系时，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只能为自己实施行为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没有因果关系的侵权责任是不成立的。从本案看，被答辩人的所谓的“损害结果“与答辩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答辩人今年四十多岁，其住院记录所记载的往往是这个年龄普遍存在的亚健康状况。更何况，根据十六里河派出所的现场勘查和相关证人证言显示：”未发现徐锋给扈学英造成直接的身体伤害，对扈学英反映的自己受到严重惊吓以及出现的身体不适症状等间接后果，公安机关没有资格进行认定”。公安机关已经给出了结论，显然没因果关系。再者，公安机关立案后，对当时在场的证人逐个做了笔录，包括万秋菊、王丽、付稳和当事人徐锋。可唯独派出所传唤扈学英时其不予配合，并没有到派出所做笔录配合调查。显然是有重大过错和理亏之处。综上所述，原告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答辩人没有过错，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扈学英对答辩人徐锋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7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十六里河派出所出具《关于证明扈学英报警的函》，该函件载明扈学英于2018年10月18日15时许报警称因工作事情与领导徐锋发生纠纷，领导用烟灰缸砸报警人扈学英没砸到，报警人扈学英称身体不适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如有需要再联系民警。2018年10月26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十六里河派出所对扈学英、徐锋同事万秋菊做询问笔录，万秋菊向公安机关陈述事情经过为当时听到徐锋办公室有男士骂人的声音，随后听到女的说你不要骂人，然后办公室有砸东西的声音，其到现场时已经有人将徐锋和扈学英拉开了，当时没有看到徐锋和扈学英有外伤，单位医务室工作人员给扈学英量了血压，说她血压有点高。同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十六里河派出所还对扈学英、徐锋同事杨秀碧做询问笔录，杨秀碧陈述的事情经过与万秋菊陈述的事情经过基本一致。2018年10月19日后原告分别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等医院就诊，2018年11月19日至2018年11月30日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住院，出院记录中载明出院诊断为“紧张型头疼、睡眠障碍、焦虑状态、心律不齐、三尖瓣反流（轻度）、贫血（轻度）、腔隙性脑梗死、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上就诊共花费医药费14388.71元。原告为证明以上后果与被告徐锋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于2019年9月18日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的精神状况、误工期限、护理期限、护理人数、后续治疗费及原告目前的精神状态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30日向我院出具说明，载明“（1）贵单位委托的误工期限、护理期限、护理人数、后续治疗费鉴定事项超出了我所的鉴定业务范围，我所不能受理该委托事项；（2）至于精神状况及因果关系鉴定，目前许多精神疾病的病因不明，我所没有鉴定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完成此项委托。”故该鉴定机构决定不予受理本院委托的该鉴定。对上述鉴定意见双方均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原告认为，虽然该鉴定机构无法对原告所要求的精神状况、误工期限等与被告之间的形成关系无法鉴定，但原告有权委托具有上述事项鉴定资质及鉴定能力的鉴定机构对上述事项做出鉴定，原告并没有放弃申请上述事项的鉴定权利；上述鉴定机构退鉴并没有表示是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与侵权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仅是因为鉴定水平问题而无法做出鉴定。被告对该退鉴说明予以认可，原告在此案之前以同一事实向市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过也申请了上述的鉴定申请，后司法鉴定机构也是退鉴，该退鉴函恰恰说明了原告的病情与被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是被告造成的。原告提交万秋菊、杨秀碧提供的济南市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证人证言、烟灰缸碎片、现场录音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因工作问题而对原告侵权的事实，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认为，济南市职工工伤认定申请工伤的证人证言因属于复印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不予认可。原告提交其在齐鲁医院的查体证明、2018年9月18日及2018年9月19日的录音各一份，拟证明被告用烟灰缸砸向原告的事实及被告对原告存在打击报复的事实。被告对查体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自身的症状不是由被告造成的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对两份录音认为，系原告违法取得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并且原告的症状根据该录音也无法证明是被告对其造成的伤害，所以对其该录音不予认可。原告对其主张的各项诉求的计算依据为：医疗费系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明细所计算；误工费按照月工资5505元计算，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12月16日止；护理费按照原告配偶月工资4000元计算，计算12天，共计1600元；精神损失费原告主张1000元。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法院认定是否造成当事人的权利侵害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有侵权行为、产生侵害后果、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与侵害后果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司法鉴定机构未对原告的精神状况与被告的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出鉴定，我院经与其他鉴定机构联系亦未找到能够做此鉴定的机构；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齐鲁医院的查体证明等证据仅能证明事情发生时的情况和原告的身体状况，无法证实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目前精神状态间的因果关系，且录音证据属于视听资料类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证据形式，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万秋菊、杨秀碧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均表示未在现场，均系事发后到达的现场，且上述陈述亦无法证实原告的精神状况与被告的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原告的所诉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扈学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5元，减半收取857.5元，由原告扈学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 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潘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