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802民初3063号原告：张界平，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告：赵宗义，男，1973年5月17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告：龙兵，男，1982年2月3日出生，土家族，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林，湖南正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0736771510U，住所地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高桥村双桥组。法定代表人：瞿光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尚，湖南向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第三人：全面，男，1972年8月29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张家界市永定区。第三人：许红英，女，1976年1月16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告张界平、赵宗义、龙兵与被告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通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2017）湘0802民初第185号民事判决书；永通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后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永通公司对终审判决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再审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2018年11月15日，本院重审立案，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3月5日作出（2018）湘0802民初第391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湘08民再18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重审。2019年7月25日本院重审立案，后追加了许红英、全面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宗义、龙兵及原告张界平、赵宗义、龙兵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林与被告永通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尚、第三人全面、许红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界平、赵宗义、龙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永通公司立即向原告归还湘Ｇ×××××号大巴车；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扣押期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保险费14663元；3、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车辆扣押期间的管理费5376元；4、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运营费损失64071元（3个月×21357元／月）；5、2016年12月31日后的运营损失按21357元／月计算至放车之日止；6、2017年春运期间（2017年1月14日至2017年2月22日）的损失60000元；7、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湘Ｇ×××××号大巴车原由许红英与赵宗义共同出资购买，并以许红英的名义挂靠在被告永通公司名下。该车以被告公司名义上户并向被告上交管理费，实际在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该车投资份额许红英占2／3，赵宗义占1／3。后许红英于2010年11月17日将车辆的1／3份额转让给了原告龙兵，2014年8月26日将另外1／3的份额转让给了原告张界平，故现湘Ｇ×××××号大巴车归三原告所有，三人各占1／3的份额。2016年10月1日，被告永通公司以许红英几年前另一辆挂靠该公司的大巴车（湘Ｇ×××××号）拖欠管理费为由私自扣留三原告的湘Ｇ×××××号大巴车至今，但湘Ｇ×××××号大巴车未欠付永通公司任何管理费用。三原告与永通公司多次交涉，被告均拒不放车。车辆被扣期间，由于无法运营，直接导致车辆停运损失及保险费、管理费等损失。原告认为，湘Ｇ×××××号大巴车是三原告出资购买，只是挂靠被告公司，虽然从车辆登记证书来看车辆所有权人为永通公司，但从出资角度讲，车辆实际所有人为三原告。永通公司以他人拖欠湘Ｇ×××××号车管理费为由，私自扣留三原告的湘Ｇ×××××号营运车辆是一种侵权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车辆承包经营权，故永通公司应对私自扣车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即原已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7）湘0802民初第185号民事判决及（2018）湘0802民初3912号民事判决中提交过的所有证据：1、股东花名册打印件一份。证明当时购车（湘Ｇ×××××）人为许红英和赵宗义，许红英占三分之二，赵宗义占三分之一。2、2010年11月17日协议书一份，证明许红英的两股实际上由许红英、龙兵各持一股。3、2014年8月26日协议书一份。拟证明许红英将其所有的湘Ｇ×××××车辆三分之一的股份转给了张界平。4、2010年11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该凭证是许红英最初购车时转给公司的购车款260000元。5、永通公司专用收款收据原件两份。拟证明湘Ｇ×××××号车辆2013年、2014年管理费已经交清。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中心清单打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3月19日鄢浓（鄢浓是全面的妻子）给公司交了2016年的管理费21500元。7、官黎坪派出所报警案件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扣车时间是2016年10月1日。8、派出所报警案件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扣车时间是2016年10月1日。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中心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2016年保险费32611.23元已由全面之妻鄢浓交纳。10、湘Ｇ×××××号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抄单一份，拟证明交强险金额是5759元。11、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单一份。拟证明缴费金额是7524元。12、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交强险和承运人责任险保费共计13283元，由鄢浓银行账户交清。13、湘Ｇ×××××号车辆从2016年3月17日至10月30日收支表及车费分配表。拟证明湘Ｇ×××××号车辆从2016年3月17日至10月30日的运营纯收入情况，是确定车辆运营损失的依据。14、永通公司的三份《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证明许红英、赵宗义上交车辆股金450000元。15、中国银行进账单复印件1份、现金解款单复印件2份。拟证明车队财务陈翠娥2011年2月—4月共三个月，每月用车队营运款转给永通公司的车辆按揭贷款；“宇通”车共10张，每月上交永通公司银行按揭贷款259895.17元，即每辆车贷每月为25989.5元/月/辆；购车费系个人支付。16、车队10台宇通车账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一、2012年1月—10月，10台车每月上交永通公司车辆银行按揭贷款259895.17元；二、购车费系个人支付。17、租车协议原件一份。拟证明春节期间客运收益高于日常收益，因此，2017年春节期间应另增加春运损失60000元。18、永通公司专用收款收据一份。拟证明2016年涉案车辆的所有费用已交纳。19、催款通知一份。拟证明被告扣押湘Ｇ×××××号车辆是因为第三人许红英的另一辆车欠费及违章所致，湘Ｇ×××××号车辆并未欠费。被告永通公司辩称（与原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8）湘0802民初3912号民事案件中的辩论意见相同）：1、湘Ｇ×××××号车辆属于旅游客运车辆，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均属于永通公司。永通公司将该车的经营权承包给许红英，约定承包金990000元，并签订有《承包合同书》，承包期为8年，该发包行为合法有效，双方属于承包经营关系；2、永通公司只与许红英存在承包经营关系，与张界平、龙兵没有合同关系，许红英将车辆经营权转让给张界平、龙兵，未经永通公司认可，转让行为无效；3、张界平、龙兵不是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不具备该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他们的损失是由于许红荚欠永通公司承包费以及擅自转让经营权等违约行为引起的，他们只能依法向转让方许红荚主张违约赔偿；4、许红英逾期缴纳承包费151200元、安全互助金50000元等费用，违反了承包合同的约定。同时未经永通公司认可而转让车辆经营权，可能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因此永通公司以许红英违约为由终止合同扣押该车，扣押行为并无不妥。综上，应当依法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原已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7）湘0802民初第185号民事判决及（2018）湘0802民初3912号民事判决中提交过的所有证据。第一组证据：1、（2008）慈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2008）慈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1至15页）；2、（2009）张中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16至26页）；3、（2009）张中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27至40页）；4、张家界市永定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承诺书（41页）；5、（2008）慈法执字第272号执行裁定书（42页）；6、（2008）慈法执字第273号执行裁定书（43页）；7、张家界市永定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张家界市永定区交通运输管理所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44页）；8、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44页）各一份。拟证明1、案涉车辆为经营性用车，依法属行政机关审批核准范围；2、案涉车辆经营权归属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且未发生变更。第二组证据：1、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书（45至46页）；2、《客车销售合同》（47页）；3、发票2份（48至51页）；4、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据各6份（52至57页）；5、中国银行郑州新区支行贷款账户一份（58至59页）；6、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清单3页（60至62页）；7、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清单24页（63至85页）；8、机动车登记业务代理委托书（86页）；9、庹兴元身份证复印件（87页）；10机动车查验凭证（88页）；11、缴款凭证（88页）；12机动车查验记录登记表（89页）；13、车辆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90至91页）；14、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单（92页）；15、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单（93页）；16、湘Ｇ×××××号车辆登记证书。拟证明：1、案涉车辆所有权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1）车辆购置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购车付款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3）付款来源为银行按揭，按揭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4）银行按揭还款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案涉车辆所有权人截止本案庭审时止，登记所有权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未发生变更。第三组证据：1、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熊龙军订立的《承包合同书》一份；2、十台宇通客车承包费标准、交纳方式、承担费用的补充约定一份；3、永通进账明细（10辆宇通车承包费）及20张进账票据；4、熊龙军十台宇通车股东承包费用交纳明细表、（六楼车队）十台宇通车分期支付承包费、管理费、税费等明细表（含26份缴费收据）；5、赵宗义合作经营承诺书一份；6；高端VIP旅运车队通知单、转账凭证及收据各一份。拟证明：1、2011年1月20日，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10辆客运车辆发包给熊龙军，由熊龙军统一承包经营，转包须经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2、熊龙军承包经营过程中，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十台车辆经营权划分为30份额，案涉车辆经营参与人为许红英、赵宗义；3、车辆发包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熊龙军及各承包参与人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严格按《承包经营协议》履行了合同义务。第四组证据：1、2013年3月25日，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许红英订立的《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道路客运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承包人许红英身份信息、车辆信息各一份、湘Ｇ×××××宇通车缴纳承包费明细（一）一份；2、湘Ｇ×××××宇通车缴纳承包费明细（二）一份；3、湘Ｇ×××××宇通车缴纳承包费明细（三）一份；4、湘Ｇ×××××宇通车道路运输证及行驶证各一份。拟证明：1、案涉车辆所有权人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包权人为许红英、赵宗义，龙兵、全面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2、2013年3月25日，因原总承包人熊龙军自愿放弃车辆承包权后，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案涉车辆原参与人许红英就案涉车辆剩余6年承包经营事宜订立承包经营合同书：（1）发包标的：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产权的道路客运或旅游（包车）车辆；（2）承包期限：8年，期满后合同终止，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收回车辆；（3）承包费：99万元；（4）转包：须经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5）违约责任：未按《承包经营协议》缴纳应缴税费、管理费、保险费，逾期超过六个月，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承包车辆，缴纳的承包费不予退还。3、案涉车辆承包人在承包期内合作经营者为赵宗义；4、车辆发包人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许红英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严格按《承包经营协议》履行了合同义务；5、截止起诉时止，许红英未按约定缴纳相应费用，欠付费用为201200元；6、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依约终止合同收回车辆，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一份；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3、公章样模；4、宾利公司的法人证明。拟证明原告向法庭出示的宾利公司2016年3月至10月车队的收支表及分配表是虚假的，不能证明其停业损失。第二组证据：1、股东花名册，拟证明许红英应向公司缴纳的首期承包费为400800元，赵宗义应向公司缴纳的首期承包费为200400元；2、收据两份，拟证明许红英已向公司缴纳首期承包费320000元，赵宗义已向公司缴纳首期承包费130000元，许红英尚欠公司首期承包费80800元；赵宗义尚欠公司首期承包费70400元；3、熊龙军十台宇通车股东承包费用缴纳明细表及附件（收款收据），拟证明许红英、赵宗义尚欠公司费用的事实；该组证据拟证明因湘Ｇ×××××车辆尚欠永通公司承包费，故公司依法收回车辆不存在侵权。第三组证据：证人李某当庭作证，拟证明原告提交的2016年9月22日《催款通知书》是虚假的，被告永通公司没有对第三人许红英发出该《催款通知书》。第三人全面述称，1、原告张界平所占的车辆份额实际为全面所有，但是，因为在车辆转让时是以张界平的名义与转让人许红英签订的协议，所以全面不同意以原告名义参加诉讼，其愿意继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明确表示放弃其原告及第三人的实体权利；2、第三人全面于2014年实际取得湘Ｇ×××××大巴车的经营权，并经营了两年时间，在经营期间，由全面向被告缴纳各种费用，衔接相关事务，被告对转让行为实际知晓并已默认。在湘Ｇ×××××大巴车不欠永通公司的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永通公司以许红英挂靠的湘Ｇ×××××车辆拖欠费用为由强行扣押了原告方经营的湘Ｇ×××××车辆，侵犯了实际经营者的经营权并给经营者造成了很大经济损失；3、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如有违约行为，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200000元的违约损失。因此，即使经营者欠交被告费用，被告也只能依据合同约定要求赔偿损失，而不能采取扣车行为。所以，被告的非法扣车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第三人全面在本次庭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4年11月30日春运租车协议书及2015年11月28日《春运租车协议书》各一份。拟证明湘Ｇ×××××车在2014年、2015年两年春运期间是以100000元出租的，反映了车辆在春运期间的收入情况。2、众旺车队2018年收入总表及2019年收入总表各一份、众诚车队2019年4月—7月收支明细一份。拟证明通过与原一审提交的湘Ｇ×××××号车辆2016年3月17日至10月30日收支表及车费分配表进行比较，二者车辆运营收入差不多，湘Ｇ×××××号车辆2016年3月17日至10月30日收支表及车费分配表能够作为车辆运营损失的依据。第三人许红英述称，1、湘Ｇ×××××号大巴车一共有三股，买车时许红英占二股，原告赵宗义占一股，许红英名下的二股于2014年分别转让给了龙兵和张界平。车辆转让之后至被告扣车时，该车的实际车主是三原告，经营人也是三原告，应缴的一切费用均由原告张界平、龙兵交纳给了被告，而不是许红英缴纳，说明永通公司已经认可了股份转让。2、湘Ｇ×××××号车股份转让前不存在任何欠费问题。购车时，许红英向永通公司缴纳380000元（股金两股），用于购车首付款，股东赵宗义缴纳首付款130000元（股金一股），二人共计向被告永通公司交纳股金510000元。从2011年2月至2013年1月每月向被告上交购车按揭款25989.51元／辆，共计24期，每辆车上交金额为623748.4元。因此，湘Ｇ×××××号车一共实际交款1133748.4元。所有购车款全部交齐后，被告永通公司于2013年3月才与车主签车辆挂靠合同并分车到股东。2013年至2014年每年均已缴齐公司管理费等全部费用，所以湘Ｇ×××××号车根本不欠被告张家界永通公司任何费用。3、被告给法院提交的2013年3月25日许红英与该公司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根本没有履行，而且各车主也没有拿到这份合同。从承包经营合同来看，承包期为8年期，总承包费为990000元，但实际车主没有交过承包费，公司也从未要过什么承包费，我们交的是每年的管理费。如果按照这份所谓的承包合同，则湘Ｇ×××××号大巴车应交990000元承包费，外加一次性交纳50000元安全互助金，一共交1040000元，那么我们之前已交1130000余元，这么计算也不欠公司费用，公司没有任何理由扣押他人营运的车辆。经过庭审质证，1、原、被告双方均表示对对方当事人原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8）湘0802民初3912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质证过的证据没有新的质证意见，即：（1）被告永通公司对原告方原提交的证据5、证据7、证据8、证据11、证据12、证据15无异议；对于原告原已提交的第19号证据，被告认为，既然原告提起侵权之诉，则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原告原已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并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全面、许红英对原告原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原已提交的18号证据即租车协议，属于普通客运车辆出租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且能相互印证，被告虽然对部分证据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方对被告永通公司原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并不能说明其经营权是被告的。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虽然涉案车辆购车款实际都是原告所出，但原告并没有对车辆所有权提出异议，被告侵犯的是原告方的经营权。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中第1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份证据双方均没有履行，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交费明细表都是被告自己写的，真实性存疑，而且所有的费用原告均已交完，没有任何欠费。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永通公司与熊龙军的承包合同书、补充约定及赵宗义的承诺书，高端ＶＩＰ旅运车队通知单与本案处理结果无直接关系，不予确认，永通进账明细、熊龙军十台宇通车股东承包费用交纳明细表、熊龙军（六楼车队）十台宇通车分期支付承包费管理费税费明细表是被告方自行制作，其中不利于原告方的证明内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相关收据及转账单所证明的交费情况，与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基本印证，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三份交纳承包费明细表是被告自行制作，其中不利于原告方的内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与第三组证据重复的证据在此不再评判，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对本次庭审中被告新提交的证据，原告方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收支表是从车队调出来的，是真实的，公章是车队怎么获得的不清楚。对第二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已经在原一审中举证质证，原一审中永通公司没有异议；对证据2收款收据，原告认为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和三性都有异议，被告提交的收据开具的票据名目都不一致，没有一份是股金，和许红英的股金格式、名目都不一样，原告方认为这些收据是虚假的；对证据3有异议，原告方认为其没有欠费，被告没有扣车的理由，即便是欠费，被告也无权扣车。对第三组证据李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原告方认为，催款通知书在原一审中是经多次查实，是公司出具的，所以不同意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对于印章未经专门机构鉴定不能确定其真假，即使印章有假也不能否定原告出示的湘Ｇ×××××车ＶＩＰ2016年3月至10月的收支表及分配表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且被告并未提供任何相应的收支表及分配表来反驳原告出示的湘Ｇ×××××车ＶＩＰ2016年3月至10月的收支表及分配表，故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二组证据，本院认为，股东花名册只能看出每位股东的股份情况；两份收据只能体现许红英与赵宗义缴费情况；熊龙军十台宇通车股东承包费用缴纳明细表是被告自行制作，欠费部分未经许红英及赵宗义签名或口头认可，以上三份证据均不能证实许红英、赵宗义湘Ｇ×××××车辆是否欠费及欠费多少，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三组证据，被告为证实2016年9月22日《催款通知》是虚假的，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但证人李某当庭陈述“我于2016年4月至7月在宾利公司上班，催款通知书是我下发，印章是我加盖……通知是在走的前半个月发的……扣车后出具的”，本院认为李某是公司员工，即使其下发催款通知及加盖印章的行为未经公司授权，也只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否定该《催款通知》是公司所发的真实性，且证人李某的当庭证言中所陈述的下发及出具《催款通知》的时间与《催款通知》的落款时间不相吻合，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三人全面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反映车辆在春运期间的收入情况，全面的举证符合法律规定，放弃实体权利只是不能享受判决的赔偿金额，不代表失去举证权，全面仍然具有举证权。被告认为，对第三人全面的两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同时因为全面在开庭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所以全面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车辆与班次出勤都有关系，拿别的车队做参考也是不合适的。本院认为，第一份证据租车协议，属于普通客运车辆出租合同，不能直接证实春运期间的实际收入，且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认定；第二份证据，本院认为，对于车辆每月运营的预期收入，可以根据同行业收入标准确定，同行业收入可以作为湘Ｇ×××××车辆运营损失的参考依据，故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8）湘0802民初3912号民事案件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了如下两份证据：1、永通公司账户2011年7月至2013年1月交易明细清单；2、张家界永通公司新旧账户变更资料。原告方拟通过该证据证明：十台车辆的按揭款都是用挂靠车辆的运营收入每月通过车队财务转给永通公司（共10台车，转出账号为59×××65，系车队财务朱爱春的账号），再通过永通公司将该按揭款转交给银行。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本院调取的该组证据均未提出异议，但被告认为该组证据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在本次庭审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1、2018年运通旅游车队3-11月每月每台车辆的月纯收入表，3月份为794元×30＝23820元、4月份为26562元、5月份为22748元、6月份为21521元、7月份为25901元、8月份为26586元、9月份为23160元、10月份为23448元、11月份为14080元，平均每月为23091元。2018年运兴旅游车队3-11月的每台车月纯收入表，4月份为37599元÷451×30＝25010元、5月份为191436元÷11＝17403元、6月份为13879元7÷11＝12617元、7月份为189447元÷11＝17222元、8月份为272130元÷10＝27213元、9月份为150538元÷10＝15053.8元、10月—12月7日每台车月纯收入为437050元÷68×30÷10＝19282元，每月平均为16725元。2018年新顺车队55个座位的车辆纯收入3月为17133.6元÷24×30＝21417元、4月为27109.5元、5月为18328.75元、6月为15147元、7月为21261.35元、8月为26291.1元、9月为15972元、10月为22386.65元、11月为11517元，每月平均为19936元。2、王波、朱爱春的调查笔录。原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未提出异议，但认为朱爱春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不能反驳原告提供的湘Ｇ×××××车辆ＶＩＰ2016年3月至10月收支表及分配表内容的真实性；被告认为，证据1及2中王波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湘Ｇ×××××车辆扣押期间运营损失的参考依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证据1及2中王波的调查笔录可以作为湘Ｇ×××××车辆扣押期间运营损失的参考依据；对于证据2，因为朱爱春作为公司财务人员没有提供相应收支表及分配表来反驳原告提供的该份收支表及分配表，故朱爱春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查明的事实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举证质证情况，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0年11月4日，被告永通公司获准增补投放十台客运车辆，从事非定线旅游运输。然后，被告永通公司通过拟承包该十辆车经营权的熊龙军，采取将一辆车分三股，每股首付130000元加按分期缴纳按揭款的方式，将该十台车划分为30股并对外募集股金。其中，原告赵宗义于2010年11月14日向被告永通公司交纳130000元购买一股，第三人许红英于2010年11月24日向被告永通公司交纳260000元购买了二股（在第三人许红英购买车辆股份前，本案原告龙兵与第三人许红英于2010年11月17日私下签订了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因龙兵不符合购买条件，因此由龙兵出资以第三人许红英的名义为龙兵购买车辆股份一份”，协议签订后，购买车辆股份的龙兵依约出资，并一直享受车辆经营收益分成。因此，第三人许红英以自己名义购买的两份股金中，许红英本人实际只占一股，另一股实属龙兵所有）。股金募集到位后，被告永通公司2011年1月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首付加按揭的方式购买了宇通牌大客车共10台（按揭期限为24个月）。该十台车辆根据原告要求，每股追加交纳承包金30000元，2011年元月17日许红英又缴纳了追加的2股股金60000元。2011年1月19日，被告永通公司为上述十台车辆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及车辆道路行驶证，车辆的登记证书及行驶证上记载的所有权人均为被告永通公司。2011年1月20日，被告永通公司（甲方）与案外人熊龙军（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书》，将上述十台车辆发包给熊龙军，该《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经营期8年，自车辆入户登记日起至2019年1月17日止，总承包费共计990万元，车辆承包费按承包期限逐年由高向低分摊核算；乙方必须在签订承包合同的同时一次性向甲方交清承包费，未缴纳承包费视同自动放弃承包经营；在乙方按照合同规定交清首期承包费并与甲方签订本合同后，甲方应当即给乙方提供符合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承包车辆”，熊龙军在取得上述十台车辆的承包经营权之后，将上述车辆组成一个车队即宇通车队（宾利车队），并交由不同的持股人（实际经营者）经营，由各实际经营者在外自谋生路，并每年向原告永通公司缴纳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其中湘Ｇ×××××车辆则交给许红英和赵宗义共同经营，为了揽业务，该车就在当时的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营运，在经营过程中由宇通（宾利）车队从每台车每月收入中扣除每月应缴纳的银行按揭款数，再由车队财务转账给被告永通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由永通公司统一向银行偿还贷款。2011年2月-2013年1月，永通公司采取上述方式向银行偿还其所购十台车的24期银行按揭款本息共6269884元，每月259895.17元，相应湘Ｇ×××××车辆每月缴纳了按揭款25989.5元，24期共计缴纳了623748.4元在车辆按揭贷款偿还完毕之后，熊龙军退出承包，被告永通公司又以重新签订合同的形式将该十台车辆直接发包给实际经营者。其中湘Ｇ×××××车辆则交给许红英和赵宗义共同经营，被告永通公司与第三人许红英（乙方）于2013年3月25日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1、甲方（永通公司）决定将其拥有产权的旅游车辆按本合同约定发包给许红英（乙方）经营；2、承包车辆行驶证号为湘Ｇ×××××，承包期限为8年（自车辆入户登记日期起至2019年1月18日止），期满后合同终止，甲方收回车辆；3、承包费用共计99万元，车辆承包费按承包期限逐年由高向低分摊核算（第一年按总承包费30%核定、第二年按总承包费20%核定、第三年按总承包费15%核定、第四年按总承包费10%核定、第五年按总承包费10%核定、第六年按总承包费5%核定、第七年按总承包费5%核定、第八年按总承包费5%核定）；4、车辆管理费标准为每月800元，每月三十日前交清下月管理费，按月计收12个月，五月三十一日之前一次性交清全年管理费，管理费按十个月包干收取；5、安全互助金在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乙方按每台承包车辆向甲方一次性缴纳五万元整……乙方已缴纳5万元特重大事故安全互助金后的，不再缴纳安全统筹金，未缴纳5万元安全互助金，只按50元／座／年上交统筹金的，按年上交的统筹金不能抵扣5万元互助金缴纳；6、车辆因特殊情况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转让，转让手续费按每台壹万元定额收取；7、每年按承包车辆座位数缴纳50元／座／年的营运车辆安全统筹金，该统筹金乙方在缴纳车辆保险费时同步向甲方交纳；8、各项费用缴纳及期限：车辆营业税、车船使用税在每年的2月28日前交清全年费用；年检、年审费、会员费、培训费、ＧＰＳ服务费、二级维护检测费在每年的2月28日前向甲方交清；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缴纳应缴税费、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的，每次逾期一个月的，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元，连续逾期超过三个月的，甲方除按月收取违约金后，可另按5%天计算滞纳金，逾期超过六个月甲方有权终止本承包合同，收回承包车辆，乙方已缴纳的承包费不予退还；9、乙方必须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同时一次性向甲方交清承包费，未缴纳承包费视同自动放弃承包经营；10、在乙方按照合同规定交清首期承包费并与甲方签订本合同后，甲方应当即给乙方提供符合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承包车辆；11、乙方在承包经营期内的所有参与合作经营的经营者，必须经甲方同意并办理备案手续，并以书面形式承诺与乙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2、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拾万元；1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日原告赵宗义签订《承诺书》承诺与第三人许红英共同经营，接受公司管理，并对上述合同中约定的由许红英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也享有许红英基于上述合同享有的各种权利”。2014年8月26日，许红英（甲方）与原告张界平（乙方）签订协议，许红英将其实际拥有的湘Ｇ×××××车辆的1／3股份转让给原告张界平，并由张界平支付转让款140000元。由于张界平支付的该140000元实际系第三人全面所借，而张界平事后不想接受该股份，便由第三人全面实际接受。至此，该ＧＹ1717车辆的实际经营者为原告赵宗义、龙兵及第三人全面。对于该转让行为，被告永通公司未书面同意。2016年9月22日，被告永通公司对第三人许红英发出《催款通知》，通知内容为：“许红英：你所承包经营的湘Ｇ×××××车辆已拖欠永通公司各页费用总计104706元，其中包含2005年到2015年的公司管理费、税费，2015年扣车至今存放停车场的停车费，该车至今有5次违章没有消除，其中扣12分的违章两次，逾期未年检、未检测，公司多次通知，你置之不理，给公司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公司特通知你接到此通知后一周内到公司核对账目并偿还欠款，否则公司将对你挂靠我公司车辆湘Ｇ×××××进行强制扣押”，此后被告永通公司于2016年10月1日8时，将原告方承包经营的湘Ｇ×××××大巴车从永定区高盛澧园大庸桥下强行开走，至今仍未归还。另查明：1、湘Ｇ×××××车辆2013年向被告公司缴纳费用15427.8元（其中包括统筹金2850元、年审费700元、培训费500元、会员费300元、管理费5600元、税金4277.8元、ＧＰＳ费1200元），2014年交纳费用18861元（其中包括7200元、税6111元、安全统筹金2850元、ＧＰＳ费用1200元、会员费300元、培训费500元、年审费700元），2015年交纳各费用19661元，2016年各项交费22003元。其中2013年、2014年的管理费是龙兵交纳的。2016年的费用由全面的妻子鄢浓交纳。2、2016年1月25日，张家界永通公司在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张家界中心支公司营业部办理湘Ｇ×××××车辆强制保险、商业保险、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被保险人均为张家界永通公司，强制保险及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限2016年1月26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25日24时止，保险费分别为5759元、7524元。商业保险的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27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26日24时止，保单保费为32611.23元。保险费均由全面的妻子鄢浓交纳。3、被告张家界永通公司购置的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十台车承包给各实际经营者之后，该十台车辆实际上在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营运。根据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ＶＩＰ2016年3月17日至9月期间车费分配表及收支表记载，湘Ｇ×××××车辆月纯收入为月收入减去支出，即：2016年3月17日—4月30日为28041元，5月份为15103元，6月份为16875元，7月份为26808元，8月份为31939元，9月份为20056元，2016年3月17日—9月30日的总纯收入为138822元，平均每月为21357元。对比本院调取的同行业其他车队每台车每月平均收入情况，湘Ｇ×××××车辆平均每月纯收入确定为21357元在合理范围之内。4、2019年9月23日，永通公司以许红英、赵宗义拖欠承包费151200元及安全互助金50000元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予以立案，并于2019年11月24日对该案［即（2019）湘0802民初字第4096号原告张家界永通公司诉被告许红英、赵宗义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审理。该案起诉书诉称“两被告分别在2010年11月l4日、2010年11月24日、2011年元月17日分三次向原告支付了承包费450000元，2011年、2012年两被告又分别以合伙经营车队的名义按月代为缴纳承包费388800元整”。判决的结果与理由本院认为，一、湘Ｇ×××××号车辆属于旅游客运车辆，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均属于永通公司。2013年3月25日被告永通公司与第三人许红英签订了湘Ｇ×××××车辆《承包合同书》及赵宗义作出了《承诺书》，被告永通公司将湘Ｇ×××××车辆的经营权承包给原告李宗义及第三人许红英，原告赵宗义、第三人许红英与被告永通公司均对该《承包合同书》及《承诺书》落款印章及签名予以认可，该《承包合同书》及《承诺书》合法有效，原告赵宗义、第三人许红英与被告永通公司之间属于承包经营合同关系。2013年3月25日《承包合同书》签订后直至2019年1月18日8年合同承包期内，第三人许红英、原告赵宗义理应按合同规定共计支付被告永通公司990000元承包费＋50000元（安全互助金）＝1040000元及管理费、年审费、培训费等费用，但该《承包合同书》同时规定“车辆承包费按承包期限逐年由高向低分摊核算，旅游车辆分摊标准为第一年按总承包费30%核定、第二年按总承包费20%核定、第三年按总承包费15%核定、第四年按总承包费10%核定、第五年按总承包费10%核定、第六年按总承包费5%核定、第七年按总承包费5%核定、第八年按总承包费5%核定……”，而实际上2016年10月1日被告永通公司已经将湘Ｇ×××××车辆扣回，2016年10月1日以后原告方实际已经无法再对湘Ｇ×××××车辆承包经营，相应第六年11月、12月及第七年、第八年的承包费亦不应再计算，那么原告方应缴纳的承包费实际只有990000元－（990000元×5%÷12×2）—（990000元×5%）×2＝882750元。而实际上在2013年3月25日后，第三人许红英及原告赵宗义、张界平、龙兵从未就湘Ｇ×××××车辆向被告永通公司缴纳过承包费、安全互助金费用；在2013年3月25日双方签订该《承包合同书》之前，许红英已经于2010年11月24日、2011年元月17日向永通公司缴纳了湘Ｇ×××××车辆股金共计320000元（其中60000元为追加股金）、赵宗义于2010年11月14日向永通公司缴纳了股金130000元，许红英、赵宗义共计缴纳了股金450000元；2011年2月－2013年1月，湘Ｇ×××××车辆每月缴纳了银行按揭贷款25989.5元，24期共623748.4元；被告永通公司在2019年9月23日《民事起诉书》中诉称“两被告分别在2010年11月ｌ4日、2010年11月24日、2011年元月17日分三次向原告支付了承包费450000元，2011年、2012年两被告又分别以合伙经营车队的名义按月代为缴纳承包费388800元整”，在2013年3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书》之前湘Ｇ×××××车辆仅缴纳了股金450000元及按月缴纳按揭款623478.4元两项费用，故永通公司所称的388800元承包费实际是湘Ｇ×××××车辆2013年3月25日之前按月缴纳的按揭款，故可以认定湘Ｇ×××××车辆缴纳的股金450000元及按揭款623478.4元实际是抵支了承包费、安全互助金等费用的；如此计算，可以认定湘Ｇ×××××车辆实际已经共计缴纳了承包费、安全互助金等费用共计450000元＋623478.4元＝1073478.4元，实际多交了1073478.4元－882750元－50000元＝140998.4元；在《该承包合同书》签订之后又按期缴纳了管理费等费用；同时根据2013年3月25日《承包合同书》规定“乙方必须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同时一次性向甲方交清承包费，未缴纳承包费视同自动放弃承包经营……安全互助金在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乙方按每台承包车辆向甲方一次性缴纳五万元整……”，湘Ｇ×××××车辆如果在2013年3月25日没有一次性交清承包费及安全互助金，尚欠承包费及安全互助金的话，在2013年3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该《承包合同书》时原告永通公司理应知晓并就所欠部分在合同中约定或向原告赵宗义、第三人许红英催缴，相应永通公司也不会将车辆交给许红英、赵宗义承包经营，并应在2年诉讼时效期限内向许红英、赵宗义主张权利，但事实上从缴费证据可见，湘Ｇ×××××车辆在2013年3月25日以后从未缴纳过承包费及安全互助金，直至本案2019年9月23日起诉之前也无证据证实永通公司就湘Ｇ×××××车辆拖欠承包费用及安全互助金问题进行催款，双方也未就拖欠承包费及安全互助金问题进行过合同约定，湘Ｇ×××××车辆也早在2011年1月20日永通公司与熊龙军签订合同时就已经交给了实际经营人许红英、赵宗义经营。故第三人许红英、原告赵宗义关于2013年3月25日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书》前所缴纳的股金及按揭款实际已经抵扣了双方《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承包款等费用，该《承包合同书》是在原告交清了所有费用后所补签的合同的辩称意见符合客观实际、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应予以采信；永通公司关于湘Ｇ×××××车辆拖欠其承包费151200元及安全互助金50000元的辩称意见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且与实际不符，应不予采信。二、2013年3月25日《承包合同书》签订后，永通公司将该湘Ｇ×××××车辆交由持股人许红英、李宗义共同经营，双方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为8年（自车辆入户登记日期2011年1月19日起至2019年1月18日止），期满后合同终止，永通公司收回车辆”，合同期内2016年10月1日被告永通公司以第三人许红英经营的湘Ｇ×××××车辆欠费及违章（详见2016年9月22日被告对许红英的催款通知书）为由将湘Ｇ×××××营运车辆自行扣押，其理由不正当且违背双方《承包合同书》规定内容；许红英所持两股中其中一股实际属龙兵所有，另一股许红英于2014年8月26日转让给了原告张界平，张界平又将其所持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全面，虽然湘Ｇ×××××车辆的股份转让没有取得被告永通公司书面同意，但此后湘Ｇ×××××车辆实际由原告赵宗义、龙兵及第三人全面经营，车辆的承包管理费、保险费等各种费用也都是由赵宗义、龙兵及全面直接缴纳，赵宗义、龙兵及全面一直享受车辆经营收益分成，与被告公司的相关事务衔接也是由实际经营者赵宗义、龙兵及第三人全面处理，对此本案庭审前被告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永通公司对湘Ｇ×××××车辆转让情况的默认，故2016年10月1日永通公司将湘Ｇ×××××车辆扣回之前，湘Ｇ×××××车辆的实际经营人实际为赵宗义、龙兵及全面，2016年10月1日被告永通公司将湘Ｇ×××××车辆扣回，侵犯了车辆实际经营人赵宗义、龙兵及全面的实际经营权，赵宗义、龙兵及全面作为实际利害关系人，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张界平将股份转让后并未实际经营湘Ｇ×××××营运车辆，故其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次庭审中本院向全面送达了追加全面为本案原告的《参加诉讼通知书》，但全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表示放弃原告及第三人的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故本案未将全面列为原告符合法律规定，因全面愿意继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查清案件事实，本案将其继续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亦没有违背法律规定。三、对于被告辩称扣押车辆是因为湘Ｇ×××××车辆欠费及第三人许红英违反合同约定未经永通公司书面同意私自转让车辆所致，被告没有对原告方构成侵权的辩论意见，本院认为，根据2013年3月25日《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期至2019年1月18日止，承包费为99万元；期满合同终止，甲方收回车辆；乙方未按约定期限缴纳税费、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的……甲方收回承包车辆；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拾万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因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原告赵宗义与第三人许红英就涉案车辆湘Ｇ×××××已实际向被告永通公司交费1073478.4元（即抵支承包费、安全互助金等的费用），多交了140998.4元，且实际经营人亦按期缴纳了税费、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被告亦从未就湘Ｇ×××××车辆欠费问题发出过催款通知，据此湘Ｇ×××××车辆理应不欠永通公司任何费用，此外即便是湘Ｇ×××××车辆欠费或未经永通公司书面同意转让了经营权，被告永通公司也不应该私自扣押车辆，而应该依照正当程序主张权利，故被告的辩称意见与实际不符，其认为没有对原告方构成侵权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四、由于被告永通公司的扣车行为，直接导致原告承包期间的营运收入受损，被告对此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具体的营运收入损失金额，可以参照涉案车辆被扣押前所在的湖南省宾利旅游运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车辆的月平均纯收入计算，原告请求按自己经营的湘Ｇ×××××车辆每月实际收入推算出的月平均纯收入21357元／月计算营运损失，属合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原告额外请求的2017年春运期间的60000元营运损失。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扣车期间的营运损失，已部分包括2017年春运期间的营运损失，虽然春运期间的营运收入一般高于其他时段的营运收入，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2017年的春运期间损失为60000元。为此，本院参考涉案车辆2016年度暑假（8月份）期间的营运纯收入，酌情增加2017年、2018年每年春节期间的营运收入损失5000元，共10000元，对于该损失，被告应一并予以赔偿。据此计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自扣车之日至车辆承包期限届满之日的经济损失为599026.06元（即27.58个月×21357元／月＋10000元）。五、对于原告请求赔偿的已经购买的车辆被扣押期间的保险费14663元、已经交纳的车辆被扣押期间的管理费5376元等损失，本院认为，原告承包经营期间的营运收入，应当是在完成交纳管理费用和购买车辆保险的基础上合法取得，也即如果没有交纳承包管理费用和购买车辆保险，就不会取得合法营运收入。因此，原告在主张赔偿营运收入损失的情况下，再请求被告赔偿车辆保险费和承包管理费，缺乏依据。故对原告永通公司要求被告赔偿车辆保险费和承包管理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六、对于原告要求返还被扣押车辆的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其承包期限为8年，至2019年1月18日合同期限即已届满，承包合同终止，且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涉案车辆所有权不持争议，因此，被扣押车辆再无返还必要，故对原告要求返还被扣押车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赵宗义、龙兵因湘Ｇ×××××车辆被扣押期间（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8日）的运营损失599026.06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完毕；二、驳回原告张界平、赵宗义、龙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2元，由被告张家界永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祥君人民陪审员  戴宇凡人民陪审员  吴廷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杨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