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9民初6834号原告：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XXX号302部位368室。法定代表人：龚伟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新，上海兰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肖天江，执行董事。被告：肖天江，男，196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新，上海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盾，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赵鑫杰，男，199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告：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赵鑫杰。被告：吴乐，男，196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新，上海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庞，女，196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普保理上海公司)与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昱公司)、肖天江、赵盾、赵鑫杰、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经上海金融法院审批，依法延长了审限。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新律师，被告鑫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告肖天江，被告肖天江、吴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新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赵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鑫昱公司归还保理融资本金333,230.09元；二、判令被告鑫昱公司归还保理融资本金的逾期利息999.69元；三、判令被告鑫昱公司偿付以保理融资本金333,230.09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每日0.06%的逾期利息计算的逾期利息；四、判令被告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对被告鑫昱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与理由：被告鑫昱公司为经营需要向原告融资,双方于2017年9月1日签署了《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保理合同》)。《保理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鑫昱公司核定的保理融资最高额度为肆佰万元整,该额度为循环额度,额度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保理类型为隐蔽型有追索权保理;被告鑫昱公司将其与七家企业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详见《保理合同》附件《有追索权保理业务额度清单》(以下简称《额度清单》),以此获取原告提供的保理融资款。根据《保理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无论任何原因,原告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鑫昱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回购,并在第二十五条中约定了回购价款的组成部分系原告未受偿的保理融资本金、逾期利息等;在被告鑫昱公司未足额支付全部款项前,原告仍作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享有该等应收账款的一切权利。同时,《保理合同》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约定了逾期利率为每日0.06%。2017年9月1日,被告鑫宜公司、赵鑫杰、赵盾、肖天江分别与原告签署了编号为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年12月9日,被告吴乐、赵庞分别与原告签署了编号为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对被告鑫昱公司的上述融资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9月1日,被告鑫昱公司向原告申请保理融资借款2笔,总金额为1,008,795.61元，《保理融资支用单》明确载明保理手续费率为5%，从每期保理融资放款金额中一次性先行扣除，融资期限均为6个月，自2017年9月1日开始起算，还款方式均为等额本金；2017年9月26日原告申请支取保理融资金额40万元，保理手续费率为3%，从每期保理融资放款金额中一次性先行扣除，融资期限为3个月，自2017年9月26日开始起算，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按月支付，每月归还金额为133,333.33元；2017年9月27日，申请支取保理融资金额574,000元，保理手续费率为3%，从每期保理融资放款金额中一次性先行扣除，融资期限为3个月，自2017年9月27日开始起算，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按月支付，每月归还金额为191,333.34元。原告按《保理合同》约定和被告鑫昱公司的申请,支付了各笔保理融资款。后，被告已还清2017年9月26日、2017年9月27日的融资款。但对于2017年9月1日的两笔融资款，被告鑫昱公司自2018年2月2日起即开始逾期未还,现均已到期。原告在与被告鑫昱公司及各保证人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要求被告鑫昱公司回购,并按照合同约定宣布上述应收账款为不合格应收账款,要求被告鑫昱公司回购该应收账款并立即清偿包括保理融资本金、逾期利息等在内的回购价款，被告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应根据《保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鑫昱公司辩称,原告支付至慈某账户的钱款167,116.69元应予扣除，不应由被告鑫昱公司负担；至于所借其他款项无异议，但被告已全部还清。被告肖天江、吴乐共同辩称，《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上“肖天江”签章行为并非其本人所为，其个人私章在被告赵盾处，系原告在合同上盖好自己印章后再至赵盾办公室签约；《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其本人所签，但签订时合同内容系空白；慈某系原告员工，进入其账户的167,166.69元不应由被告负担；应收账款所涉基础合同均为虚假，故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保理，而系普通借贷关系，保理手续费不应收取，应按实际收到的款项计算本金，且原告系违规发放贷款，约定的利率不予认可；《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对保理合同的担保，若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则保证人亦不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赵盾辩称，其系鑫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其本人所签，但签订时合同内容系空白；签订《保理合同》时，所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亦为空白，清单上载明的应收账款系原告事后自行添加。另，《保理合同》所涉融资款项均已还清。被告赵庞未到庭，提供书面答辩意见为：签字行为系其所为，但误认为签字系公司内部所用，并不清楚系要承担担保责任。被告赵鑫杰、鑫宜公司未作答辩。针对被告辩称，原告补充意见如下：之所以将钱款167,166.69元打至慈某账户，系因案外人苏州世德堂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德堂公司)曾向原告的关联公司创普商业保理(深圳)公司(以下简称创普保理深圳公司)进行融资但未按时还款，后被告鑫宜公司受让世德堂公司股份，被告赵盾作为鑫宜公司、鑫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意替世德堂公司偿还逾期欠款，故鑫昱公司在《保理融资支用单》上载明收款人为慈某，要求原告将钱款放至慈某账户，慈某收到钱款后又转至创普保理深圳公司账户。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保理合同》，约定被告鑫昱公司(甲方)向原告(乙方)申请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乙方为甲方核定的保理融资最高额度为400万元，额度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该额度为循环额度即甲方可在额度限额及有效期内循环续做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甲方应将以赊销方式向特定买方销售货物/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转让给乙方，除非本合同终止，即使乙方停止向甲方提供保理融资，如乙方仍有保理融资本金、融资利息、发票处理费、应收账款评估费等任何款项未获偿付，甲方仍应向乙方履行应收账款的转让义务。对于应收账款事项由乙方在中国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登记，甲方承诺无条件予以配合(包括但不限于应乙方要求，与乙方签订相关登记合同等)；《保理合同》的保理类型为隐蔽型有追索权保理，即指应收账款转让时，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暂不通知买方，但乙方保留在一定条件下通知或要求甲方通知买方或受甲方委托通知买方的权利；但无论对于何种的追索权保理，甲方均需向乙方提交如下单据、文件：(1)交易合同；(2)经核实的发票(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发票或国家规定的其他类型发票或乙方认可的其他发票形式)；(3)货运证明、质检证明或其他证明交易合同已履行的文件证明，如提货单据副本等；(4)乙方要求的其他单据、文件；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乙方有权立即宣布所涉应收账款为不合格应收账款，且乙方有权向甲方反转让该应收账款，要求甲方对该应收账款无条件回购：……2.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买方提出异议，或买方因任何原因不付款等)，在已转让的应收账款到期日，乙方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乙方均有权要求甲方对应收账款进行回购，甲方承诺放弃一切抗辩，无条件履行其回购义务……；当乙方要求甲方进行回购时，甲方有义务立即清偿乙方未受偿的保理融资本金、融资利息、逾期利息、发票处理费、应收账款评估费及其他乙方有权收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实际发生的追索费用等)，在甲方未能足额支付上述款项或未完全履行回购义务前，乙方仍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享有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在甲方完全履行回购义务后，乙方将相应应收账款转回给甲方。同日，被告鑫昱公司出具《额度清单》)、《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及附件《应收账款转让清单》，《额度清单》载明应收账款的买方名称为陕西好掌柜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掌柜餐饮公司)、西安师苑后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师苑后勤公司)、西安市高新区魏婆婆餐厅(以下简称魏婆婆餐厅)、西安军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海餐饮公司)、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扎斯公司)、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宁公司)、陕西泰华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华物流公司)，保理业务类型为“隐蔽”；《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载明内容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保理合同》，本人/公司现申请向贵司转让附件《应收账款转让清单》所列的应收账款，并附上相关商务合同、商业发票等单据……；《应收账款转让清单》载明应收账款付款人及商务合同/订单名称分别为好掌柜餐饮公司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师苑后勤公司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魏婆婆餐厅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军海餐饮公司的《食品供货意向合同》、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沪宁公司的《运输合同》、泰华物流公司的《运输服务协议》。2017年9月1日,被告鑫宜公司、赵鑫杰、赵盾、肖天江分别与原告签署了编号为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年12月9日,被告吴乐、赵庞分别与原告签署了编号为BZXYXXXXXXXXXXX、BZXY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创普保理上海公司自2017年8月31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与鑫昱公司签署的全部主合同《有追索权保理合同》项下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主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00万元为限；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风险保证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2017年9月1日,被告鑫昱公司就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额度向原告出具两份《保理融资支用单》用于申请融资款项,融资金额分别为832,883.30元、175,912.31元。《保理融资支用单》均载明保理手续费率为5%，按每期保理融资金额的固定比例支付，支付方式为从每期保理融资放款金额中一次性先行扣收；融资期限为6个月，自2017年9月1日起算；保理融资的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其中，被告鑫昱公司要求将融资金额为832,883.30元的融资款发放至赵鑫杰在招行上海金沙江路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内；融资金额为175,912.31元的融资款发放至慈某在招商银行南方商城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内。原告在扣除保理手续费后，分别按约将791,239.13元支付至赵鑫杰的上述账户，将167,116.69元支付至慈某的上述账户。2017年9月26日、2017年9月27日，被告鑫昱公司再次向原告出具两份《保理融资支用单》用于申请融资款项,融资金额分别为400,000元、574,000元。《保理融资支用单》均载明保理手续费率为3%，按每期保理融资金额的固定比例支付，支付方式为从每期保理融资放款金额中一次性先行扣收；融资期限为3个月；保理融资的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按月支付(其中，2017年9月26日申请的融资款每月应还金额为133,333.33元；2017年9月27日申请的融资款每月应还金额为191,333.34元)。被告鑫昱公司要求将该两笔融资款发放至赵鑫杰在招行上海金沙江路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内。原告在扣除保理手续费后，分别按约将融资钱款388,000元、556,780元支付至赵鑫杰的上述账户。后，被告赵鑫杰就上述融资款项向原告进行了归还，具体归还明细为：2017年11月16日为169,645.79元；2017年12月6日为10,000元；2017年12月19日分别为5,020元、16,9847.60元；2017年12月26日为133,333.34元；2018年1月9日分别为168,838.75元、193,170.18元、113.07元、100.88元；2018年3月21日为10,000元。另，原告自认被告鑫昱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还款168,132.59元，于2017年10月11日还款907.92元。被告赵鑫杰向创普保理深圳公司的还款明细如下：2017年11月16日为329,968.13元；2017年12月7日为50,000元；2017年12月8日为50,000元；2017年12月11日为50,000；2017年12月12日为50,000元；2017年12月13日为10,000元；2017年12月14日为50,000元；2017年12月15日为53,460元。鉴于被告鑫昱公司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创普保理深圳公司的账务往来较为繁杂，来往钱款涉及本案、(2018)沪0109民初6856号、(2018)沪0109民初8350号案件，被告鑫昱公司表示对其还款要确保得以抵扣，至于具体在哪一个案件中抵扣则由法院决定，对此并无异议。另查明，1.被告鑫昱公司与泰华物流公司间的《运输服务协议》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且合同的有效期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止；与沪宁公司的《运输合同》并无具体签订日期；与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并未载明配送费的具体结算标准；后，好掌柜餐饮公司、师苑后勤公司、魏婆婆餐厅、军海餐饮公司均出具《确认函》，确认其与原告签订过意向合同。但后续未签订正式合同，更未实际履行，亦无债权债务关系。2.2017年8月8日，被告鑫宜公司与案外人苏州和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苏州和暄企业)、苏州和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苏州和昶企业)签订《苏州世德堂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份转让方一(称“甲方”)为苏州和暄企业、股份转让方二(称“乙方”)为苏州和昶企业，股份受让方(称“丙方”)为鑫宜公司，受让目标公司为世德堂公司，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440万股股份(转让价款为6,300万元)，乙方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60万股股份(转让价款为700万元)，合计转让目标公司1,600万股股份。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鑫宜公司于2017年12月底前支付甲方2,000万元、支付乙方200万元；2018年3月底前支付甲方2,000万元、支付乙方200万元；2018年6月底前付清余额。3.本院至江苏省苏州市就鑫宜公司收购世德堂公司一事向世德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锦慷进行调查，周锦慷确认《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且认为世德堂公司曾与创普保理深圳公司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融资，鑫宜公司既然收购了世德堂公司，世德堂公司的对外债务应由鑫宜公司负责偿还。4.鑫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鑫杰系赵盾之子，赵盾认可其系鑫昱公司及鑫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悟赵明义”系其微信名且系其本人使用，其与原告业务员卢晶晶于2017年9月1日微信聊天时说道“同意放款金额里扣除世德堂当前的逾期金额167,166.66元”。庭审中，证人慈某到庭作如下陈述：《保理融资支用单》上载明的“慈某”在招商银行南方商城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系其本人所有，平时亦系其本人控制使用。《保理融资支用单》上的账号、户名“慈某”非其本人所填，但公司客户经理曾说过会用其账户过账。2017年9月1日，账户内收到钱款167,116.69元，收到后即按要求将该笔钱款转入创普保理深圳公司的账户，并备注“代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替苏州世德堂还款”。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保理合同》、《额度清单》、《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及所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六保证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理融资支用单、银行放款凭证、世德堂公司与原告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股份转让协议》、慈某的转账凭证，被告提供的原告工商登记信息、转账凭证、《确认函》四份，本院工作记录、周锦慷的《谈话笔录》、赵盾的《谈话笔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的陈述、(2018)沪0109民初6834号、(2018)沪0109民初8350号庭审笔录为证。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冻结七被告银行存款334,229.78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2.被告鑫昱公司融资本金及尚需还款金额的具体认定；3.保证责任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商业保理系非银行机构的保理商与供应商通过签订保理合同，供应商向保理商转让其应收账款，从而获取融资，或取得保理商提供的分户账管理、账款催收、坏账担保等服务。可见商业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故判断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则应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一、真实的应收账款转让是保理关系成立的前提。本案中鑫昱公司与泰华物流间的《运输服务协议》系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所涉应收账款基于的交易事实及其收款权利均发生于系争《保理合同》缔约之后；与沪宁公司间《运输合同》的签订日期、生效日期均未载明，更不知其应收账款从何时起算；与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并未载明配送费的结算标准，无法据该基础合同推算出可转让账款的具体金额；与好掌柜餐饮公司、师苑后勤公司、魏婆婆餐厅、军海餐饮公司签订的均为“意向合同”，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则取决于将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产生。综观上述应收账款，其本身的真实性、确定性都难以期待，而原告在该种情形下竟然对基础合同的真实性未尽必要的审核义务，亦未要求鑫昱公司按《保理合同》要求提供相应的单据。而经本院查明，好掌柜餐饮公司、师苑后勤公司、魏婆婆餐厅、军海餐饮公司与鑫昱公司后续并未签订正式合同，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更无真实的应收账款产生；对与泰华物流公司间的《运输服务协议》、与沪宁公司间的《运输合同》、与拉扎斯公司的《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鑫昱公司至今亦未能提供发票及其他资料用以证明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另外，原告与鑫昱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约定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无须通知债务人，故本案所涉应收账款对外并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二、保理商应当承担应收账款能否实际清偿的风险，系其提供保理这一综合性金融服务的应有之意。本案原告不仅未对应收账款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进行审查，还在《保理合同》中约定应收账款转让事实无须通知债务人，又约定无论任何原因，创普保理上海公司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均有权要求鑫昱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回购，原告作为保理商在《保理合同》的事后履行中亦未就应收账款进行过催收。由此可见，原告根本不在乎应收账款的真实存在，亦不顾及审批的保理额度与应收账款质量的好坏程度是否相匹配，更不曾想过要承担应收账款的风险并进行相应的信用风险控制。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保理合同》所涉应收账款不实，相应的信用风险亦未发生转移，显然与商业保理法律关系的本质不符。故本院认为，原告与鑫昱公司间依据系争《保理合同》不能成立保理法律关系。原告与鑫昱公司间既非保理法律关系，则应依照双方间实际权利义务确定其法律关系性质。依照系争《保理合同》之约定，鑫昱公司取得原告支付的融资款后，鑫昱公司需定期定额向创普保理上海公司承担相应还款义务，故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并不在于通过受让应收账款而后获得债务人清偿以获取收益，而在于出借资金后获得固定收益，在性质上与合同法上的借款合同无异，故认定原告与鑫昱公司间构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本案原告创普保理上海公司作为准金融机构，其将上述融资模式在《保理合同》中予以固定并反复使用，且在实践中也进行了多笔多次融资经营并涉讼，可见其并非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而偶然为之，而系具备了放贷经营的特征，本质上系在未取得特许经营资质的前提下从事金融机构的放贷业务，不仅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规定，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无效。关于争议焦点2：既然原告与被告鑫昱公司间系无效借款合同关系，则原告事先已扣除的保理手续费其性质实为无效借款关系中之利息，并不受法律保护，鑫昱公司自无需对该约定履行任何义务，故本院认为融资本金应以原告在扣除保理手续费后实际发放的而非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鉴于被告鑫昱公司对于原告发放至被告赵鑫杰账户内的三笔钱款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原告发放至慈某账户内的167,116.69元，虽慈某与被告鑫昱公司并无直接关系，但被告鑫昱公司向原告出具的《保理融资支用单》载明的收款人系“慈某”，原告的支付行为系依被告鑫昱公司的申请而为之，再结合鑫宜公司受让世德堂公司股份、世德堂公司曾向原告关联公司融资之事实，被告赵盾作为鑫宜公司、鑫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原告业务员发送扣除世德堂逾期欠款的指令完全合理，再加之慈某在收到钱款后即转入原告关联公司创普保理深圳公司的账户内，可见原告意见在逻辑上较为自洽且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采信，依法认定原告支付至慈某账户内的钱款亦系鑫昱公司的融资钱款，被告鑫昱公司应就该笔款项承担还款义务。基于以上，本院认定被告鑫昱公司的借款本金为1,903,135.82元(791,239.13元+167,116.69元+388,000元+556,780元)；关于被告鑫昱公司的已还款金额，虽部分钱款系被告赵鑫杰返还至创普保理深圳公司的账户内，但原告确认系对其还款，且被告鑫昱公司亦表示只要确保其每项还款得以抵扣即可，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鑫昱公司对原告的已还款金额为1,672,538.25元，则被告尚需向原告还款本金230,597.57元。鑫昱公司承担上述还款义务后，并未因无效借款关系遭受损失，而原告因其资金为鑫昱公司所占用，将遭受相应利息损失。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负有过错的一方尚应对相关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准金融机构，其未能对本案所涉应收账款尽到合理审核义务，实有不当，而鑫昱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未向原告提供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发票等材料用以证明应收账款确系存在导致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基于以上，本院认定鑫昱公司除负担融资本金返还之责外，还应酌情就未还钱款向原告赔偿自其最后一笔还款之次日起(即2017年12月1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具体计算标准为：以本金230,593.57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和以本金230,593.57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关于争议焦点3：本院认为，虽被告赵盾、肖天江、吴乐辩称，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合同内容均为空白，但本院认为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担保人，即便在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亦视为其认可担保权人对担保内容进行后续补充，应对其签字行为负责，故本院认为该三被告为鑫昱公司借款担保的意思明确，《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但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鉴于本案的主合同法律关系系无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故被告肖天江、赵盾、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无效。肖天江作为鑫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盾作为鑫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对涉案应收账款的相关情况理应了解，但却未能向原告提供真实有效的应收账款，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应就被告鑫昱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赵鑫杰、鑫宜公司、吴乐、赵庞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疏忽大意，未对主合同予以审慎审查，未要求鑫昱公司出示《保理合同》上载明的相关材料，存在一定的主观过错，应就被告鑫昱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四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30,597.57元；二、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以本金230,597.57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和以本金230,597.57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被告肖天江、赵盾就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赵鑫杰、上海鑫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吴乐、赵庞就被告上海鑫昱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四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313.45元，保全费2,191.15元，共计8,504.60元；由原告负担2,637.06元，七被告共同负担5,867.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张 静人民陪审员  赵成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戴佳妮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