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1民初14056号原告：袁志英，女，197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管理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8123125E。法定代表人：陈玉梅，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力，广东思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塞琳，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志英诉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恒海公司以袁志英为被告就同一事项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2071民初第15500号，本院依法将该案并入本案合并审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22日、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志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王艳丽，被告恒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力、刘塞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志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工资5700元、2018年1月800元、2月800元、3月1100元、4月1100元、5月至9月每月1500元、2018年10月4000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为每月53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6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2018年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4620.69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2018年的高温津贴225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9年3月1日入职被告处，后任木工部机砂班班长，工资为5300元／月。被告于2018年8月起未正常营业，2018年9月份开始因经营困难停产停工，至2019年2月25日仍处于停产停工状态。停产停工期间，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原告的工资。另，被告停产停工长达6个月且并无复工计划，对原告也无工作安排。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停产停工已经超过合理的期限、未按之前的公告进行复工且没有复工打算，属于未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提出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并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被告于次日通过EMS快递亦签收了上述通知函，但被告尚欠原告的工资以及未支付原告经济补偿、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以及高温津贴等。综上，为维护原告的权益，请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袁志英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劳动合同；2.参保证明；3.通知；4.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签收底单；5.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签收底单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6.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7.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8.诉前保全申请通知书、预交保全费通知单、缴费单；9.诉讼保全手续费发票；10.花名册；11.中劳人仲案字〔2018〕3836号案庭审笔录19页、调查笔录5页、证据材料8页；12.中劳人仲案字〔2018〕5969号案庭审笔录11页、调查笔录4页、证据材料（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统计表共21页）。被告恒海公司辩称，首先，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求，被告认为被告并没有拖欠原告所诉的工资。第二，被告诉求的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工资，被告要求原告与被告进行核算，确认之后才能发放，而原告拒不与被告进行核对，并不是被告故意不发放。第三，原告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因为被告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由于美方提高了关税，导致工厂订单减少，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被告与原告进行沟通，提出对原告的工作不改变原条件情况下，保持原待遇，重新予以安置，但原告拒不接受，而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劳动者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第四，关于带薪年休假。1.被告每年春节放假15天，其中除了7天法定假期外的8天均是由被告给原告带薪休假。基于中国的传统风俗，加上被告员工多数为省外人口，考虑到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所以被告集中安排带薪年休假放在春节期间休，被告多年来都是如此实施的。2.原告请求带薪年休假为30天于法无据，乘以200%亦于法无据。3.依照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的规定，法律规定了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原告的请求大部分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第五，被告在实际工作当中实行了降温的措施，包括安装空调、风扇、排气扇以及降温的糖水或药水，使得生产环境达不到发放高温津贴的法定温度。被告工厂生产工艺的需求基本上要求生产环境不得超过25度至30度。原告的该项诉求超过了法定仲裁时效。综上，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受到国际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不仅要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应该依法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双方的劳动争议并不是对抗性的，被告坚持认为双方是对立统一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当前的经济环境导致用人单位的生产困难，用人单位为了保护员工的利益，为了企业能够生存发展，积极想对策、找办法，为员工提供工作岗位、劳动条件，尽到了企业的义务。对于用人单位基于生产需要的用工自主权，为员工提供了新的安排，但本案的原告拒不接受安排，也不愿意和企业协商，反而采取围堵工厂、围堵政府、上访闹事的恶性方式，在原告目的没有达成之后，又企图通过劳动仲裁实现其目的。被告认为原告的诉求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也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另外，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关于员工的社保证明，被告认为员工的工龄应按照社保证明上的期限进行计算。被告恒海公司为其辩解提交了下列证据：1.独资经营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章程；2.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工资单；3.计件员工的工资计算方式（包装部2017年6月、涂装股2017年6月、玻璃部、机砂班2016年工资表、包装部、涂装股、机砂班、玻璃部2018年3月工资表）；4.工厂解困方案通告、签到表、员工大会现场照片；5.降暑降温相片证明、防暑降温食材证明、工会负责人证明；6.2017年、2018年全年考勤表，佐证员工工资计算方式，工资表中已包含该考勤信息；7.员工宿舍情况照片；8.2018年1—5月恒海工艺厂食堂就餐情况表、2018年1—5月粮油采购支出凭证；9.计件员工工资计算方式，2017年、2018年的产值分配明细；10.关于郑海木薪资分配说明（2017年11月、12月、2018年1月）；11.证人证言3份；12.计时员工考勤计算方式。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其于1993年3月1日入职被告处，任贴纸部主管，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但签订的为空白合同，被告未从其入职起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为此，原告提交《劳动合同》、《工作证》为证，未提交依据证实其主张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主张上述合同并非双方第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被告确认上述《劳动合同》，但不确认原告上述主张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主张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包含了原告的工种职务、合同期限等相关内容；不确认《工作证》，主张原件无法看清楚公章的字样。被告主张原告于2005年8月1日入职其处，任粘纸部员工，其已从原告入职起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又主张其无法提交原告的入职登记资料，亦未提交依据证实原告的入职时间及工种情况。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以磁卡考勤方式进行考勤，工作时间为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每月休息4天。被告于2018年8月起未正常经营，于同年9月起因经营困难停工停产，后于同年12月3日起要求原告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周六日休息），并要求原告留在厂区内，但未安排工作。原告主张被告在停工期间未足额支付其工资，且无复工计划，故其于2019年2月25日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以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停产停工已超过合理的期限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并在被告处出勤至同月28日。为此，原告提交《通知》、《通告》、《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及《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通知函》及《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为证。被告确认上述《通知》、《通告》，主张双方已约定停工后的生活费发放原则，但由于原告不同意工资数额故未回去领取工资；确认《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确认已收到原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但不确认该通知函反映的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的内容，故其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解除事由，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确认已收到原告邮寄的《通知函》，但不确认该通知函所记载及证明的内容。被告承认其至今未复工，主张为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其于2018年12月3日起要求原告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被告在仲裁称，原告在其处打卡考勤至2019年2月28日止，2019年3月1日起未回其处。被告在庭审中又辩称，2018年12月14日，原告回厂参加调解，2018年12月14日后，原告再没有回厂。原告的离职时间是2018年12月14日。被告在仲裁提交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考勤记录》证实原告的出勤情况。原告均不确认上述考勤记录，主张其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均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打卡记录考勤（周一至周五，每天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经查，上述《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反映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以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停产停工已超过合理的期限为由，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考勤记录》未有原告的签字确认。原告主张其工资标准为5300元/月，其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5300元/月，非其本人原因导致工资水平降低，应当以原告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平均工资计算其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即5300元/月）；被告每月底均分两部分支付其上月工资，一部分为现金支付（1500元），另一部分为银行转账方式支付（3800元），领取现金工资不需要签收，领取银行转账工资偶尔需要签收；被告已支付其2017年3月30日前的部分工资及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的部分工资，未支付其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的工资差额以及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具体未支付情况如下：未支付其2017年4月工资差额300元、5月工资差额500元、6月工资差额700元、7月工资差额700元、8月工资差额700元、9月工资差额700元、10月工资差额700元、11月工资差额700元、12月工资差额700元及2018年1月工资差额800元、2月工资差额800元、3月工资差额1100元、4月工资差额1100元、5月工资差额1500元、6月工资差额1500元、7月工资差额1500元、8月工资差额1500元、9月工资差额1500元，2018年10月工资4000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工资每月5300元）。为此，原告提交中劳人仲案字〔2018〕3836、5969号两案的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材料、《参保证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为证，主张转账记录中“摘要”反映为“工资”的款项为被告每月向其支付的转账部分工资。原告主张其曾就工资差额以及要求按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向被告主张权利并邮寄《通知函》，但被告置之不理，且曾于2018年12月就同年10月工资问题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被告确认上述《参保证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称上述转账记录可反映其已足额支付原告每月工资。被告确认中劳人仲案字〔2018〕3836、5969号两案的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确认关联性，主张中劳人仲案字〔2018〕3836号案庭审笔录反映的是原告的说法，其未确认，第13页证人的说法前后矛盾，证人陈述未看过报表，却说是老板的签字，不符合常理；中劳人仲案字〔2018〕3836号案证据材料不能反映其现金支付原告工资，其法定代表人为“陈玉梅”，下方的签字看不清楚是否为“孔”字，因此其不予确认，且该证据材料未有其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有现金支付情况，只能证明原告的出勤情况。被告主张原告的平均月工资标准为2500元/月，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500元/月；其以开会的形式与原告协商约定停产第一个月按1720元/月支付工资，第二个月起按1376元/月支付；其每月底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月的工资，未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领取工资需要签收，其已足额支付原告2018年11月30日前的工资，未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为此，被告提交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表》为证，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其主张的停产期间工资约定情况，又主张其不清楚原告平时加班费、周六日加班费及奖金的具体计算方法。原告仅确认工资表中与其提交的转账记录对应的实收转账工资数额，不确认其余内容，主张该工资表与被告提交的考勤记录所反映的出勤情况不一致，且工资表的部分月份的签字并非其字迹，其保留申请笔迹鉴定的权利，工资表反映原告的职务为“生管”，即生产管理，属领导层，与其主张的贴纸部主管一致；不确认被告主张的停产期间工资约定情况，主张按法律规定停产第一个月并非按最低工资支付。经查，上述工资表反映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9月工资2800元（应发工资）、10月工资1720元（应发工资）；反映的延时加班、周六日加班时数与被告提交的对应考勤记录反映的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情况不一致，工资表反映的平时加班费、周六日加班费支付情况亦与对应考勤记录反映的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情况不对应。原告主张被告要求其自2018年12月3日起要求其按正常出勤打卡考勤，并要求其留在厂区内，故要求被告按正常出勤支付其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被告在仲裁主张其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仍未复工，原告于上述期间并未向其提供劳动，故不符合领取全额的工资，其只同意按照1376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生活费。原告主张因被告未依法安排其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的年休假，亦未发放相应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并以其提交的2016年1月至12月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2016年的工资支付情况，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其2016年的出勤情况。被告确认上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但不确认要证实的内容，主张该清单可证实其已足额支付原告2016年的工资。被告主张其已于每年春节假期安排原告2016年至2018年的年休假，并于每年春节当月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其每年安排原告春节假期为15天，而法定的春节假期为7天，其余时间均为原告法定的带薪年休假，且其已在原告入职时告知原告带薪年休假安排于每年度的春节。为此，被告以其提交的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工资表》为证，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原告不确认被告上述主张的带薪年休假安排及支付相应年休假工资的情况，亦不确认被告已告知其每年春节假期为带薪年休假。经查，被告提交的上述工资表未反映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的支付情况。原告主张其因工作场所在铁皮生产车间，被告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未将室内温度降低在33摄氏度以下，也未发放其高温津贴，故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2017年、2018年6月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被告确认原告的工作场所在车间，主张其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已在车间安装了相应的降温设施，原告的工作场所温度已降低33摄氏度以下，原告不符合领取高温津贴的条件，故未发放原告上述期间的高温津贴，并提交降暑降温相片证明、防暑降温食材证明、工会负责人证明拟证其主张。经查，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证明原告的工作场所室内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下。另查明：被告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已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原告于上述期间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为268.45元/月。原告自认被告于2019年3月起没有再为其购买社保。原告在被告厂区内住宿。被告向中山市三乡镇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劳动保障监察调阅资料清单》。被告均确认上述证据材料。原告确认上述证据材料中除伍惠英入职时间外的其余内容。经查，上述花名册反映原告的入职时间为1999年3月19日，工种为贴纸部班长。又查明：2018年7月18日，恒海公司向三乡镇环保分局提出停产申请。后恒海公司以经营困难贴出通告，告知全体员工于2018年10月1日至12月2日期间停工。再查明：原告袁志英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均要求裁决恒海公司向袁志英支付：1.2017年4月工资300元、5月工资500元、6月工资700元、7月工资700元、8月工资700元、9月工资700元、10月工资700元、11月工资700元、12月工资700元，2018年1月工资800元、2月工资800元、3月工资1100元、4月工资1100元、2018年5月至9月工资合计7500元，2018年10月工资4000元、11月工资398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合计15900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6000元；3.2016年-2018年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4620.69元；5.2016年-2018年的高温津贴2250元。仲裁过程中，袁志英撤回2018年11月工资的请求，并明确其第一项仲裁请求为：2017年4月工资差额300元、5月工资差额500元、6月工资差额700元、7月工资差额700元、8月工资差额700元、9月工资差额700元、10月工资差额700元、11月工资差额700元、12月工资差额700元，2018年1月工资差额800元、2月工资差额800元、3月工资差额1100元、4月工资差额1100元、2018年5月至9月工资差额合计7500元，2018年10月工资差额4000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合计15900元。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091号仲裁裁决，裁决：一、准许袁志英撤销2018年11月工资的请求；二、恒海公司向袁志英支付：1.2017年4月工资300元、5月工资500元、6月工资700元、7月工资700元、8月工资700元、9月工资700元、10月工资700元、11月工资700元、12月工资700元，2018年1月工资差额800元、2月工资差额800元、3月工资差额1100元、4月工资差额1100元、5月差额1500元、6月差额1500元、7月差额1500元、8月差额1500元；2.2018年9月工资差额1010.6元；3.2018年12月3日至31日期间工资3410.75元及2019年1月工资3761.15元、2月工资3235.55元；4.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60950元；5.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6.2017年、2018年6月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500元；以上合计96376.05元；三、驳回袁志英其余仲裁请求。袁志英不服该仲裁裁决，遂于起诉至本院，提出前述实体权利。恒海公司亦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起诉到本院，请求判令：1.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7年4月工资差额300元、5月工资差额500元、6月工资差额700元、7月工资差额700元、8月工资差额700元、9月工资差额700元、10月工资差额700元、11月工资差额700元、12月工资差额700元及2018年1月工资差额800元、2月工资差额800元、3月工资差额1100元、4月工资差额1100元、5月工资差额1500元、6月工资差额1500元、7月工资差额1500元、8月工资差额1500元；2.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1010.6元；3.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12月3日至31日期间工资3410.75元及2019年1月工资3761.15元、2月工资3235.55元；4.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60950元；5.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6、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7年、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500元；以上合计96376.05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预交诉讼保全费1319元，并提交诉讼保全手续费发票证明其支付了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原告主张上述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针对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分析如下：关于原告的工资标准问题。虽然被告主张原告的平均工资标准为2500元/月，其每月底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月工资，并未现金支付，并提交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工资表》为证，但被告提交的上述工资表反映的延时加班、周六日加班时数与其提交的对应考勤记录反映的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情况不一致，工资表反映的平时加班费、周六日加班费支付情况亦与对应考勤记录反映的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情况不对应；被告又主张其不清楚原告平时加班费、周六日加班费及奖金的具体计算方法。又，被告所主张的工资标准远远低于《关于公布中山市2018年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2017年部分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通知》（中人社发〔2018〕354号）反映的“家具制造业”的月薪中价位，显然不合常理。综上，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对原告的工资支付记录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被告未能证实原告工资组成项目的具体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结合原告的工种、年龄、工作经验及被告的经营范围等，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认定原告的平均工资为5300元/月。由于双方确认原告的上班时间为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每月休息4天，结合本院上述认定的工资标准，经折算，原告的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1.9元/小时{5300元÷[21.75天×8小时＋（26天－21.75天）×8小时×200%]}，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3810.6元（21.9元/小时×21.75天×8小时/天）。关于原告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工资差额的请求。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应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本案中，被告未提交原告完整的工资支付记录，导致本院无法核实原告上述期间实际的工资支付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被告未支付其2017年4月工资300元、5月工资500元、6月工资700元、7月工资700元、8月工资700元、9月工资700元、10月工资700元、11月工资700元、12月工资700元，2018年1月工资差额800元、2月工资差额800元、3月工资差额1100元、4月工资差额1100元、5月差额1500元、6月差额1500元、7月差额1500元、8月差额1500元。因此，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对于原告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2018年9月工资差额及10月工资的请求。虽然被告主张双方协商约定停产第一个月按1720元/月支付工资，第二个月起按1376元/月支付，但未提交依据证实，且原告亦不予确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查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确认被告于2018年9月起因经营困难停工，且工资表已反映被告已支付原告2018年9月工资2800元（应发工资），而本院上述已认定原告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1010.6元（3810.6元－2800元）。至于2018年10月工资差额的请求，被告未安排原告工作，应向其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的生活费，而根据《工资表》反映，被告已支付原告该月工资1720元（应发工资），故对于原告2018年10月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工资的请求。被告虽在庭审中称原告的离职时间是2018年12月14日，但却在仲裁时称原告在其处打卡考勤至2019年2月28日止。原告亦主张其在被告处出勤至2019年2月28日，故本院认定原告离职时间为2019年2月28日。《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停产，并于2018年10月1日至12月2日期间停产停工。后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起要求原告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并要求原告留在厂区内，但一直未安排工作。原告亦确认被告只是要求其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留在厂区，被告一直未有安排其工作。又，原告确认存在自愿考勤，且在厂区住宿。由此可见，自2018年12月3日起，被告实际上仍处于停工停产状况，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劳动。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工资3322.65元（1720元/月×80%×3个月-268.45元×3）。关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或未提供劳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被告未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及未提供劳动条件是事实，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原告的工作年限及本院上述认定的工资标准，本院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06000元（5300元/月×20个月）。关于原告2016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争议发生二年前的工资支付台账及出勤情况没有举证义务。除劳动者能够举证证明争议发生二年前工资支付及出勤情况外，因劳动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争议发生二年前的工资支付情况、出勤情况无法查明，应由劳动者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交依据证实2016年出勤情况，故本院对原告关于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虽然被告主张其已于每年春节假期安排原告2017年至2018年的年休假，且于每年春节当月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并提交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表》为证，但上述工资表并未反映原告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支付情况，而被告亦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被告未安排原告2017年至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及未支付原告相应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于2017年、2018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均为10天。结合本院认定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3810.6元/月÷21.75天/月×10天×（300%-100%）]，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3810.6元/月÷21.75天/月×10天×（300%-100%）]。关于原告2016年至2018年高温津贴的请求。原告未提交依据证实其2016年的出勤情况，致使本院无法核实原告2016年6月至10月的出勤情况以计算该年度的高温津贴，故对于原告的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主张其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已在车间安装了相应的降温设施，原告的工作场所温度已降低33摄氏度以下，但其提交依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又，被告于2018年10月处于停工停产期间。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350元（150元/月×5个月+150元/月×4个月）。关于诉讼保全手续费的问题。原告已举证证实为实现其权利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该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2017年4月工资300元、5月工资500元、6月工资700元、7月工资700元、8月工资700元、9月工资700元、10月工资700元、11月工资700元、12月工资700元，2018年1月工资差额800元、2月工资差额800元、3月工资差额1100元、4月工资差额1100元、5月差额1500元、6月差额1500元、7月差额1500元、8月差额1500元；二、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1010.6元；三、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3322.65元；四、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06000元；五、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04元；六、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2017年、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350元；七、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袁志英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八、驳回原告袁志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诉讼保全费1319元，合计132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袁志英负担204元，由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负担1125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华乔人民陪审员  郑秀琼人民陪审员  张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李可任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