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2行初299号原告宋炳林，男，197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代理人李广东，辽宁研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大连花园口经济区银杏路一段1号。法定代表人李大民，主任。委托代理人薛孟源，该管委会法制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尹玲，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永胜村娄屯。法定代表人董庆贵，负责人。委托代理人赵威，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尹玲，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炳林因与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花园口管委会”）履行资产补偿协议一案，于2019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9月24日向被告花园口管委会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炳林的委托代理人李广东，被告花园口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薛孟源，第三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明阳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赵威，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和第三人明阳街道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尹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炳林诉称，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动迁补偿款1352600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以欠付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直至补偿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主要理由是：2009年，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明达公司”）经两位股东即原告和案外人刘义贤召开股东会决议注销。刘义贤同时书面确认公司注销后包括动迁补偿等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原告承担。同年10月9日，佳明达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2016年，第三人明阳街道办就征收原佳明达公司所在地块开展前期工作，因现场保留原佳明达公司的标识，故相关人员直接以佳明达公司作为被征收对象。原告立即向其披露了佳明达公司已被注销的事实，被告知不影响拆迁补偿。2016年8月29日，原告和第三人明阳街道办签署《征收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资产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案涉协议”），双方确认案涉地块的动迁补偿款为23526000元。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动迁义务，第三人明阳街道办亦于2017年6月1日、7月17日分别向原告支付动迁补偿款600万元、400万元，但余下的1352.6万元至今未予支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被告应对案涉拆迁补偿事宜负有法定职责，应对案涉协议未履行部分承担给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案涉协议关于“根据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财政状况分期支付”的约定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且因上述约定属于履行期限不明，故原告作为债权人可随时要求被告履行拖欠的债务。原告宋炳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09年5月30日的声明；2.佳明达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3.大连永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拆迁补偿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4.《征收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资产补偿协议书》；5.付款凭证；6.出庭证人刘义贤的证人证言。被告花园口管委会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无论是被告，还是第三人，均不清楚佳明达公司已经注销的事实，也均未在原告披露佳明达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决定以佳明达公司为被征收对象，不影响拆迁补偿。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二、佳明达公司所在地块的动迁没有履行立项审批程序，被告也未发布拆迁补偿文件和安置补偿方案。被告没有委托第三人明阳街道办对案涉土地房屋进行拆迁，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存在拆迁补偿的法律关系。故案涉拆迁行为无效，原告和拆迁部门签订的案涉协议无效。三、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1.从佳明达公司的工商档案看，原告是以房屋、土地及其设备等实物出资。但原告并未将上述实物资产过户到佳明达公司名下。因此，佳明达公司的公司清算程序不合法，其应将原告的实物资产过户到公司名下，待清算组决定上述实物资产等净资产归原告所有后，原告才有权再将案涉土地、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原告存在偷税行为。2.案涉土地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佳明达公司，佳明达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包括原告和案外人刘义贤、宋晓辉，有权代表该公司参与诉讼活动的是清算组，故原告无权一人参加本案诉讼，案外人刘义贤、宋晓辉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四、原告提供的案外人刘义贤于2009年5月30日的声明存在很多疑点。1.该声明与注销清算报告的内容不符。2.清算报告规定遗留问题和法律责任由全体股东依法承担。在无据证明该声明系案外人刘义贤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能确定原告系本案适格的唯一诉讼主体。3.该声明中案外人刘义贤的签字与公司工商档案中刘义贤的签字不一致。五、案涉评估报告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原告隐瞒其不是拆迁地块的所有权人、佳明达公司已经注销、土地房屋没有办理过户等事实，仍向评估机构提供已不存在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其他产权证明资料，误导评估机构认为被拆迁人是佳明达公司，导致其错误引用《大连花园口经济区企业征地拆迁安置暂行办法》。六、案涉协议无效，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拆迁补偿款的合同依据。1.原告在佳明达公司注销的情况下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清算组，也不是行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该协议应有案外人刘义贤、宋晓辉的签字，才是有效协议。2.原告隐瞒佳明达公司已经注销、土地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佳明达公司的事实，欺骗拆迁部门与之签订案涉协议，损害国家利益。七、退一步讲，即便案涉协议有效，被告认为：1.由于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为“根据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财政状况分期支付动迁补偿资金”，原告同意该付款条件，且对被告的实际履行行为没有异议，故该约定对原告具有约束力。被告关于余款的支付，曾多次请示财政部门，因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财政状况不好，不具备付款条件，故本案付款条件不成就。2.案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无效条款，也不属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被告花园口管委会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佳明达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公司设立登记及注销登记档案；2.《资产评估委托协议书》。第三人明阳街道办述称，同意被告花园口管委会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明阳街道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宋炳林、被告花园口管委会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宋炳林、被告花园口管委会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相关，且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信，具有证据效力，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明达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31日；住所地位于大连××经济区明阳街道××村；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宋炳林；经工商登记的股东共2人，分别是原告宋炳林和案外人刘义贤；公司注册资本为1006万元，其中，原告宋炳林以实物出资906万元，案外人刘义贤以人民币出资100万元。佳明达公司所使用的土地系国有出让土地，房屋和土地的登记权利人均为原告宋炳林。2009年10月9日，佳明达公司经股东决议解散而注销工商登记。2009年5月30日，佳明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即原告宋炳林、股东即案外人刘义贤共同出具《声明》，称：公司注销后因动迁等原因，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等事务，均由公司现有法人宋炳林独自承担。在本案审理期间，经本院询问，案外人刘义贤表示佳明达公司注销后的征收补偿事宜与其无关，其不是案涉协议补偿款的受偿主体。2016年3月21日，经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委托，大连永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拆迁补偿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对佳明达公司申报的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电力设施、库存物资搬运费、国有土地使用权、树木在内的资产进行了评定估算，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3526391元。2016年8月29日，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佳明达公司签订《征收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资产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为了保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委会对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财政局《关于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动迁资产评估价格的意见》的批示，经甲乙双方协商，就征收动迁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资产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征收动迁范围：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包括：1.房屋建筑物。2.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3.机器设备。4.电力设施。5.库存物资搬运费。6.国有土地使用权。7.树木。二、征收补偿标准：依据有资质部门的评估值及管委会对区财政局《关于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拟动迁资产评估价格的意见》的批示。三、经甲乙双方核算确认，甲方给予乙方动迁补偿款：合计人民币23526000元。四、动迁资产的处置：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动迁后的所有资产归甲方所有，甲方在没有支付全部动迁补偿资金及资产交接前，乙方要负责看护好所有资产，并保证完整无损。否则，甲方将按实际损失扣回补偿款。…五、付款方式：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甲方根据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财政状况分期支付乙方动迁补偿资金。…”原告宋炳林在该协议乙方佳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字，该协议没有佳明达公司的盖章。2017年6月1日、7月17日，第三人明阳街道办分别向原告宋炳林支付了600万元、400万元。在本案审理期间，第三人明阳街道办自述，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系被告花园口管委会设立，受被告花园口管委会而非该街道办事处领导。对于案涉资产的现状，第三人明阳街道办称，案涉建筑物没有被拆除，现处于闲置状态，由被告花园口管委会下设某国有企业派员看管。另查明，2005年12月，大连花园口工业园区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辽宁省沿海对外开放五大重点区域之一，成为省级重点开发区，享有省级开发区经济管理权限。2008年5月，大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庄河市所属的明阳镇成建制划归花园口，同时将大连花园口工业园区正式更名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中，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依照前述规定，本案作为原告宋炳林诉请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履行行政协议之诉，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究竟是谁，原告宋炳林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案涉协议是否属于无效的行政协议；三、原告宋炳林要求被告花园口管委会继续履行案涉协议，支付剩余的动迁补偿款13526000元及利息，该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协议的甲方虽以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的名义签约，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因该办公室系被告花园口管委会设立，且无据证明其属于经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而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或者组织，故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应为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和责任主体。案涉协议的乙方虽以佳明达公司的名义签约，但在签订协议时，佳明达公司早已注销，其主体资格已经丧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和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确定，原告宋炳林系案涉协议的实际签约人和责任主体。因此，原告宋炳林具有对被告花园口管委会不履行案涉协议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关于焦点二。行政协议兼有行政性和合同性，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协议案件时，既应当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律、法规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故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规定构成人民法院判断行政协议是否属于无效协议的法律依据。从现有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看，本院认为，案涉协议签订主体资格合法，系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行政强制性规定和民事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宋炳林系案涉土地和房屋的登记权利人。此外，佳明达公司早已注销，且佳明达公司股东即案外人刘义贤明确表示放弃案涉补偿利益，故原告宋炳林亦是佳明达公司注销后权利义务的承继人。因此，原告宋炳林有权对案涉协议所涉财产作出处分，其具有签订案涉协议的主体资格。第二，被告花园口管委会作为省级开发区管理机构，有权对其辖区内的经济、社会等事务进行管理，有权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具备签订案涉协议的行政职权，不存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第三，案涉协议系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情形。案涉协议并无佳明达公司的盖章，对此负有调查核实职责的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在协议签订时就应当知晓案涉协议实系原告宋炳林所签订。故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关于原告宋炳林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案涉协议也不存在损害佳明达公司或者刘义贤等他人权益的情形。第四，案涉协议对所涉资产补偿数额的约定，并未超出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委托的大连永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大连佳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拆迁补偿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值，具有补偿依据。第五，关于被告花园口管委会提出的案涉动迁事宜没有履行立项审批程序，也未发布拆迁补偿文件和安置补偿方案，故案涉协议无效的主张。结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是政府组织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活动的法定前提条件。本案中，从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其均主张案涉协议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其均认为案涉协议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范畴，据此，结合现有证据，本案客观上确实存在被告花园口管委会所述程序不当的问题。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裁量权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而形成的，基于协议双方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对于行政协议的效力不宜轻易予以否定。否则，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亦有悖于行政协议制度设立的初衷。相对于民事合同趋向于严格缩限，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规定，行政协议对于强制性规定的范围需要更为宽泛。强制性规定根据其内容可以划分为禁止性规定和授权性规定。前者又可以称之为行为规范，系立法者为防范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而制定；后者可概括为权限规范，一般表现为行政机关需要履行的职责，或者行政相对人在法律上需要承担的责任，其本质在于保障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力）的行使。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即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法律后果，违反即为无效。对于授权性规定，则应具体区分实体性规定还是程序性规定。对于实体性规定应将其作为效力标准；对于程序性规定，则应具体考量违反该程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否达到影响法律效力的程度。此外，从协议内容上看，否认协议的效力主要基于协议的恶劣程度以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程度。随意破坏行政协议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损害私人和政府合作的意愿，也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并非只要出现了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就必然否定协议的效力，否定协议效力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利益应当是重大的和直接的，一些轻微关涉公共利益的政策不应成为否定协议效力的依据。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即便案涉协议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由于案涉协议是基于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论而签订，是否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是否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对被征收人而言，均不存在减损其获得补偿的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情形。此外，也无据证明案涉协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实体性授权性规定或者损害重大、直接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无论案涉协议的性质如何确定，对被告花园口管委会的前述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案涉协议的履行，在协议有效的情况下，除非行政机关因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使行政优益权解除或者撤销协议，协议双方均应践信守诺，按约履行协议，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实际行为变更协议的履行方式。本案中，案涉协议对于“付款方式”约定为“根据大连花园口经济区财政状况分期支付动迁补偿资金”，该约定从性质上看属于未确定履行期限、附条件的不定期付款约定。对此，原告宋炳林主张该约定无效。本院认为，该约定系协议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实体性授权性规定和民事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情形。而且，该约定属于被告花园口管委会行使行政协议的行政优益权的范畴，原告宋炳林通过案涉协议的签订以及对2017年6月1日、7月17日两次协议履行的接受，事实上也同意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因此，案涉协议关于“付款方式”约定有效。对原告宋炳林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根据案涉协议第四条“动迁资产的处置”的约定可知，在没有支付全部补偿资金及资产交接前，原告宋炳林负责看护好所有资产，并保证其完整无损。而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协议所涉资产已经移交至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处，原告宋炳林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这意味着，原告宋炳林和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已经通过移交和接收案涉资产的行为方式变更了案涉协议的履行。而根据案涉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可知，协议双方的缔约真意在于行政机关支付全部补偿资金，原告宋炳林交付案涉资产，现原告宋炳林已将全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交付被告花园口管委会，被告花园口管委会接收并实际掌控案涉资产。按照协议的本意及实际履行情况，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应向原告宋炳林支付全部款项。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再以案涉协议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为由拒绝支付剩余案涉补偿款，则有悖于公平公正原则和协议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至于被告花园口管委会支付剩余补偿款的履行期限，本院认为，鉴于案涉协议的行政属性，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确定，以六十日为宜。至于原告宋炳林关于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花园口管委会对于其应当及时支付而未支付剩余案涉补偿款给原告宋炳林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其应当向原告宋炳林支付所欠款项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付原告宋炳林人民币13526000元；二、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自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以欠付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向原告宋炳林支付利息，直至补偿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日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原告宋炳林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956元，由被告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雪霜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徐建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阳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第七十八条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第一百八十四条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第一百八十八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应当返还的财产属于金融机构合法存款的，对存款合同存续期间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应当返还的财产系现金的，比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支付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