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127民初2789号原告：刘新春，男，生于1966年1月11日，汉族，湖北省黄梅县人，住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文峰，湖北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梅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陈永胜，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勋、张文，湖北益惠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新春与被告黄梅县公安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新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文峰，被告黄梅县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新春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2018年9月26日黄梅县公安局送达给刘新春的《解除合同关系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决黄梅县公安局为刘新春缴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医疗等保险。3、依法判决黄梅县公安局与刘新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保留劳动关系。4、依法判决黄梅县公安局未与刘新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5、请求按照被告在职干警同期参加工作人员现在工资标准给原告予以补偿。6、依法判决被告黄梅县公安局承担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解除合同关系协议书》无效；恢复劳动关系；养老保险缴至退休之日；补偿经济损失，补偿标准按黄梅县公安局在职干警同期参加工作人员现在工资标准计算；赔偿2004年至2019年双倍工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88年1月份黄梅县公安局聘用刘新春在黄梅县公安局独山派出所工作，1991年12月份经黄冈市地区公安处组织统一招录合同制民警考试，合格后录用为黄梅县公安局合同制民警。1992年1月份黄冈地区公安处将刘新春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在工作期间刘新春多次受到黄梅县公安局的表彰，刘新春工作至2004年4月份，黄梅县公安局以清理整顿执法主体为由，拟将刘新春以合同制民警的身份予以清退，2004年4月26日黄梅县公安局局长，用抓人、威胁等手段，胁迫刘新春在《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刘新春在协议书上写下：“本人受各种权力压迫下，万般无奈签字，不签字陈佰章局长抓人，本人有异议保留意见”。签字后，刘新春要求将《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原件送达一份给本人，遭到黄梅县公安局拒绝。为此刘新春等人一直向国家信访局、政府部门和各级公安机关申请权利救济，要求依法、依规处理其劳动关系。直到2018年9月26日黄梅县公安局才将2004年4月26日《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复印件送达给刘新春，2018年10月18日向刘新春出具证明，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1月12日黄梅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3）梅劳人裁字第29-1号裁决书，2014年6月26日黄梅县人民法院（2014）鄂黄梅民初字第00396号、00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梅县公安局与蔡良军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刘新春与蔡良军情况相同。2019年7月3日黄梅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再次仲裁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无效，综上所述，1988年1月份刘新春在黄梅县公安局工作至2004年4月份，双方已建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6年，黄梅县公安局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取威胁手段逼迫刘新春签订《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故此起诉。被告黄梅县公安局辩称，1、原告起诉、仲裁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从法律角度讲已丧失胜诉权。2、原告自2004年4月25日与被告签订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之日起，双方劳动关系即已解除，且原告已按照协议约定领取了相应的补偿。3、自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原告未在被告处从事任何工作，双方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4、原告已领取的相应补偿，应当从被告负担的相关费用中依法扣除。综上，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在庭审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主张的1988年1月起就在被告下属单位独山派出所工作的事实，虽与原告在仲裁阶段主张的事实相符，但与原告提交的黄梅县公安局政工监察室出具的证明的时间不符，故本院认定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以1988年4月为准。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1988年4月份，原告刘新春进入被告下属单位独山派出所从事合同制民警工作，1994年9月调到黄梅镇派出所从事合同制民警工作，后原告一直在该局下属派出所工作，原告在工作期间与被告有些时间段签订有劳动合同，有些时间段未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作过程中多次受到嘉奖、奖励。2004年4月，被告黄梅县公安局根据上级公安部门清理整顿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的精神，经该局党组决定，于2004年4月16日发布梅公安[2004]19号《关于在全局开展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清理整顿工作的决定》，拟将原告等合同制民警予以清退，遭到原告等人抵制，经多方做说服工作无效，被告对原告及其他拟清退人员采取不安排工作、停发所有工资及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清退。2004年4月26日原、被告签订《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原告当时在协议书上签署“在权力压迫下，陈佰章局长大会上讲不签字就要抓人，无耐签字，但个人意见保留”）。该份协议约定：双方自2004年4月25日起正式终止用工关系；被告应向劳动保险部门为原告一次性交清在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10536元，如原告书面申请不办理劳动保险的，被告将上述应缴纳的劳动保险金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该协议书未约定对解除合同的补偿。同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意见，载明：“为了落实省、市、县清理非执法主体的会议精神，本人在各种权力至高的压迫下，迫于无耐，接受县局劳动保险金额一次性支付，个人意见保留”。此后原告在被告处领取了该笔保险金。后原告等人逐年多次向有关部门上访、维权，表达上述诉求，双方也进行了数次沟通，但一直未达成一致处理意见。于是原告等人向黄梅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黄梅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8）梅劳人裁字第056号裁决，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另查，原告在清退时月工资为800元。本院认为，原告自1988年4月至2004年4月期间一直在被告下属派出所从事民警工作，虽然有些工作时间段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有些时间段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成立，双方或形成劳动关系，或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原告应依法享有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利。2004年4月被告根据上级公安机关清理整顿执法主体的指示精神，颁发了梅公安[2004]19号《关于在全局开展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清理整顿工作的决定》，对清理对象作出了具体规定，原告等人属于被清理的对象，被告通过多种方式告知了清理对象，这应为被告依据上级公安部门清理整顿不合格执行主体政策性规定而单方做出解除与原告等清理对象聘用关系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并不需要原告方同意，符合劳动法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精神，故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因被告方单方意思表示而自2004年4月25日起解除;且即便如原告所陈述，其被胁迫在《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同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意思表示不真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应当在《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即自2004年4月25日在一年期间内提出撤销之诉，且该期限为除斥期间，原告未在一年之内提出撤销之诉，已丧失撤销请求权，故对原告主张双方《解除用工关系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保留双方劳动关系，并由被告支付自2004年4月25日后双倍工资，因如前所述，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04年4月25日依法解除，故原告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但因被告在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时，没有依法给原告等人予以经济补偿，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此应予纠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未有具体的补偿规定，本院认为，本案可参照2007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执行，即按原告在被告单位实际工作年限进行补偿。因原告在被清退时月工资标准为800元，如按原告被清退时的月工资标准进行补偿，显然对原告不公平，故本院认为可参照现行《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进行补偿。至于原告请求被告缴纳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医疗、养老保险，因上述事项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范畴，对此本院不予审理，原告可另行申请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处理。被告辩称，原告上述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虽然规定了申请仲裁时效，但同时也规定了仲裁时效中断情形，原告因被清退后多年一直向被告及其他有关部门申诉，主张权利，双方为此也经过多次协商，故仲裁时效因出现上述情形而多次中断，本院对被告辩称已超过仲裁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参照《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2019年度）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黄梅县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新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80868元（60561元/年÷12月×16月）。逾期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刘新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梅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宛 燕审判员 黎利华审判员 汪贺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汪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