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民终81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6号楼0401-1室。 法定代表人：常建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明阳，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桂兰，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建勇，男，1959年11月1日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6号楼0401-1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军，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松奕，男，1971年1月26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微，河北红蔷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因与被上诉人李松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291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易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明阳、邹桂兰，上诉人常建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军，被上诉人李松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易通公司、常建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松奕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李松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关系的基本法律事实不清，认定的借款人与李松奕起诉过程中所陈述的借款人不符，判决事项超出了诉请范围。李松奕在《民事诉状》中表述的是“合同约定：原告借给被告金易通公司人民币500万元，期限六个月，年息5%×被告常建勇以其持有的被告金易通公司的1100万股股份进行担保”，因此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项l-6：由金易通公司偿还借款、支付利息、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6项，第7项请求事项：常建勇对上述（金易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诉状》第2页第二段第三行称，“被告常建勇为被告金易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被告金易通公司实施民事行为，因此，被告金易通公司应当作为合同主体承担民事责任；而常建勇对该借款提供了担保…应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李松奕一直将金易通公司作为借款人，将常建勇作为担保人，确立了诉讼请求。庭审中，在李松奕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只应对金易通公司是否为借款当事人、是否负有还付本金和利息、违约金的义务，及常建勇是否为债的担保人、是否需承担连带责任进行审理和认定，没有权利超出诉请作出相反法律关系的认定。而一审判决的结果与李松奕诉讼请求相反：常建勇为借款人，承担李松奕诉讼请求事项1-6中的5项，金易通公司取代诉讼请求中针对常建勇的第7项，对其借款本金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判决结果，背离和超出了李松奕的诉讼请求和事实陈述，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李松奕起诉金易通公司作为借款人并进行财产保全是借诉讼手段打压竞争对手的手段，几年来双方因合作而发生矛盾和竞争，李松奕控制的陆凯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凯工业公司）恶意抢占金易通公司的客户和市场，而本案的借款人根本不是金易通公司，李松奕起诉金易通公司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定。而李松奕起诉常建勇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要求其承担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并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主张其是借款人。同理，李松奕的起诉并不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法定代表人借款用于公司用途的相关规定提出的主张。一审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认定金易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李松奕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的具体流向和实际用于了金易通公司的经营用途等情况，真实用途是替其垫付了代持股的股金款。《借款合同》中陈述的资金用途仅是一个书面的借款理由，并未得到金易通公司认可和确认。其中，李松奕在《民事诉状》的第4项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请，不是指的现债权的费用，且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也不是作为“损失”的项目。在李松奕起诉立案时，该“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也没有计算的依据，仅是在起诉之后有2笔转款至律师个人银行账户的款项，但并没有提供支付律师费的发票或有效证明，不能证明是律师费。该笔款项属于借款过程中发生的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必然损失，该项损失不能成立。由于违约金和赔偿损失二者存在竞合，合同约定和一审判决的违约金已经涵盖了违约赔偿损失的内容。一审法院将律师费作为超出违约金以外的损失作出判决没有法律依据。显然，一审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不能超越诉讼请求“告白判黑、判非所告”的基本原则。2、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后，出借人违约在先未按期履行合同，按约定合同效力已经终止。之后，双方又发生了股份转让、股份代持、垫款、合作销售等多种法律关系，实际上《借款合同》终止后发生了变更，已不具有原来的约束力。根据《借款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常建勇应于2017年2月1日之前全额支付借款。根据第七条的约定，质押合同应当于《借款合同》签订之日（2017年1月20日）起15日内（即2017年2月4日前）签订，任何原因导致质押合同未能签署，该借款合同即行终止。李松奕在2017年2月4日前仅向常建勇支付了330万元借款，且双方也未能签署质押合同。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该合同已于2017年2月5日即行终止。对已经终止的合同，在双方未变更终止约定的情况下，不能因合同当事人自愿履行或发生争议而重新恢复效力。李松奕在2017年3月2日、2017年3月6日分2次向常建勇支付的170万元，属于新的法律关系，是在《借款合同》终止失效的情况下进行的付款，不应适用上述合同的约定。《借款合同》系因李松奕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终止，已于2017年2月5日即行终止，并应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就原借款性质重新作了变更的约定，转为代垫股金款，虽然没有签订变更协议，但发生的客观事实和大量证据证明该款项已转为代李松奕垫付股金款。只是由于市场变化、股价下跌等因素，李松奕不愿再受让和持有股份，也是由于其个人原因导致双方未能签订《股份质押合同》，也就无法办理股份交割手续。这相当于李松奕不同意股份质押担保行为、即附条件受让股权的约定，也证明是其单方违约在先，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影响。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变更，原《借款合同》终止后，双方已不再存在借款关系，而是垫资和代持股关系，陆凯工业公司是实际上的隐名股东。为此，金易通公司、常建勇提交了大量证据，但并未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发生的长期合作、借款和垫资、代持股、附条件转让股份等关系进行割裂，仅就已经终止失效的《借款合同》进行审理，必然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关系持续，并在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垫资代持股金的情况下还要求其承担高额的违约责任，包括给付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律师费、诉讼费等，显然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是错误的。由于《借款合同》早已终止失效，双方当事人已经演化为垫资和代持股相关“债转股”股东权益的纠纷，案由的错误必然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发回重审。如前所述，本案已不是单纯的因《借款合同》引发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所涉及的《借款合同》终止失效后，双方实际上已经演化为更为复杂的债转股等股东权益纠纷。由于李松奕一方的悔约及放弃股权质押担保债权，又不愿再受让股价下滑后的应受让股份的行为，导致债转股不能按期进行。李松奕悔约后，企图重新回到借款法律关系，并以失效的《借款合同》要求金易通公司、常建勇承担各种违约责任，既是失信行为，也是罔顾事实、混淆真相的做法。2017年4月28日，上述500万元借款已由金易通公司、常建勇通过履行双方的《协议持股合同》代李松奕和陆凯工业公司购买500万股金易通公司股票的方式支付了代垫款的股份对价（当时发行价是1500万元）。期间已经明确告知并征得李松奕的同意，完成了上述股权款的冲抵，自此借款关系终止，更不存在需要偿还本金、利息、违约金的问题。 李松奕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事项并未超出诉讼请求。首先，李松奕在《民事诉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偿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其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未超出诉请范围。其次，所谓连带责任亦称“连带债务”，是“民事责任”的一种，是指数个债务就同一债务各负全部给付的一种责任形式。本案的诉讼主体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等责任，故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再次，本案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金易通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正确的。2、金易通公司、常建勇提出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首先，金易通公司、常建勇主张系本案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但并未提交与李松奕存在上述关系的证据证明，理据不足。第一、陆凯工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荣林，且该公司不属于一人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李松奕无权直接行使股东权利签署任何有效的合同，更无权以个人名义为陆凯工业公司购买股份。金易通公司、常建勇主张李松奕是为陆凯工业公司购买股份没有法律根据。第二、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在一审中提交的认股协议等材料，时间发生在2014年、2015年间，属于借款之前，且主体不是李松奕。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陆凯工业公司本身就持有金易通公司的股份，这与李松奕的借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主体也不同。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松奕系金易通公司的董事或者股东，该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如果股东或者董事发生变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从事召开董事会并发布提示性公告，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等工作后，再进行工商登记变更。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从事了上述工作，而仅是以部会议文件作为证据证明，该证据与本案借款关系之间不存在关联。第三、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借款用途、借款的陈述前后矛盾，先是主张用于购买陆凯工业公司的3套图纸和支付流动租金，但事后有主张支付股权对价。第四、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在一审庭审中关于未能签署质押合同导致《借款合同》终止的主张逻辑错误。其次，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并未提供证据否认双方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且李松奕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足以证明借款行为的合法性。再次，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对于《借款合同》第七条、第八条的约定理解错误。上述《借款合同》第七条的约定目的是以常建勇持有的股份以质押的方式保证李松奕借款债权的实现。而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是在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后，李松奕享有的一项权利。也就是《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后，李松奕有权向金易通公司、常建勇主张返还借款，也可以向其主张购买常建勇持有的金易通公司股份。3、涉案《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借款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金易通公司、常建勇虽然主张本案不是借款法律关系，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在内。 李松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金易通公司偿还借款820万元；2、依法判令金易通公司支付截止2019年1月18日的利息777729.36元；3、依法判令金易通公司支付截止2019年1月18日的违约金2197600元；4、依法判令金易通公司赔偿损失445500元（以上共计11620829.36元）；5、依法判令金易通公司自2019年1月19日起按照年息5%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6、依法判令金易通公司自2019年1月19日起，每日支付违约金4100元至借款还清之日止；7、依法判令常建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松奕与常建勇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显示，李松奕为甲方，常建勇为乙方。该借款合同载明，鉴于乙方（常建勇）系金易通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为开拓市场，研发产品而导致流动资金短缺。基于上述，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借给乙方人民币五百万元，用于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之研发、生产、经营。二、乙方保证其陈述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可靠，并保证甲方的借款用于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之研发、生产、经营有关活动中。三、借款金额、期限、利息及还款方式。1.甲方借给乙方人民币五佰元（5000000）整。甲方应在2017年2月1日之前将上述借款分期或一次性给付乙方。乙方指定的银行卡账号为：62×××23，户名：常建勇。2.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从2017年2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乙方必须在2017年7月31日前以人民币现金的方式一次性归还甲方欠款及利息。3.甲乙双方约定，上述借款的利息按年息5%计算。上述借款的年息计人民币250000元。6个月的利息共计人民币125000元。五、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任何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违约之日起每日以借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即每日人民币2500元按日计算。乙方的下列行为被视为严重违约：……不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立即要求乙方归还借款，并承担下列违约责任：（1）支付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借款利息；（2）自乙方违约之日起每日以借款金额万分之五即每日人民币2500元按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日计算至乙方归还借款之日；（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归还甲方借款，除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应继续按本合同的约定按日向甲方支付借款利息至给付借款之日。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由乙方负担。七、乙方以所持有的1100万股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作为本次借款的质押担保，本质押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签订质押合同。任何原因导致质押合同未能签署，本合同即行终止。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未能签署，则视为乙方严重违约，乙方应于3日内归还甲方借款。乙方保证已取得本质押的相关授权及同意，并保证质押股票权利合法完整。乙方承诺于2017年3月1日前办理完毕全部质押所需要的法律手续”。该借款合同落款处甲方由李松奕签名，乙方由常建勇签名。常建勇为金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至今未签订质押合同。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李松奕于2017年1月22日，分四笔向常建勇转账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于2017年3月2日，转账支付人民币30万元；于2017年3月6日，分两笔转账支付人民币170万元，上述转账金额共计人民币500万元。陆凯工业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常建勇转账支付人民币1170270.30元，于2017年5月8日向常建勇转账支付人民币2029729.70元。上述转账金额共计人民币320万元，用途备注为常建勇借款。至李松奕起诉之日，常建勇未向李松奕偿还上述500万元借款，未向陆凯工业公司偿还上述320万元。另查明，李松奕与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唐山分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律师严冬为李松奕担任代理人，《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用为人民币445500元。李松奕于2019年1月22日向严冬律师个人转账支付人民币20万元，于2019年1月23日向严冬律师个人转账支付人民币245500元，上述两笔转账共计人民币445500元，交易用途为代理费。再查明，李松奕于2019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缴纳保全费用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应为借款合同纠纷中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李松奕与常建勇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由李松奕向常建勇提供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计算方式、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属于借款合同，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又因本借款合同主体为自然人，故该纠纷应界定为民间借贷纠纷。金易通公司、常建勇主张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因其提交的借款合同之外的证据均为李松奕本人曾在金易通公司担任董事、参加该公司股东会议的证据及金易通公司与陆凯工业公司之间股票发行认购方面的证据等与其主张无关联性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松奕与常建勇之间存在股权转让事宜，故本案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二、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及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主体为李松奕与常建勇，李松奕依约向常建勇出借合同约定款项，常建勇亦应依约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在任何一方违约的情形下，另外一方均有权通过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李松奕与常建勇均为本案适格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金易通公司虽然没有出现在案涉借款合同主体当中，亦未在合同中加盖公司印章，但常建勇作为金易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李松奕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为开拓市场，研发产品而导致流动资金短缺。基于上述，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借给乙方人民币五百万元，用于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之研发、生产、经营……”，故在本案中，李松奕将金易通公司列为被告并请求判令该公司与常建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妥，金易通公司应与常建勇对李松奕向其主张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三、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的合同终止问题。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乙方以所持有的1100万股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作为本次借款的质押担保，本质押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签订质押合同。任何原因导致质押合同未能签署，本合同即行终止……”。本案中，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按照第七条约定，双方应于2017年3月4日前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任何原因导致质押合同未能签署的，本借款合同即行终止。至2017年3月4日，李松奕仅向建勇提供借款人民币330万元，双方却未签订质押合同，依案涉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的终止情形，本借款合同理应终止，但李松奕于2017年3月6日再次向常建勇继续提供借款人民币170万元，常建勇收到该款项后亦未对此提出异议，诉讼中金易通公司、常建勇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案涉合同已经终止，故双方对该案涉借款合同的继续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对第七条中合同终止情形的变更，不宜认定为案涉借款合同终止。四、关于案涉合同约定的500万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问题。1.关于借款本金。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后，李松奕依约向常建勇提供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常建勇应于2017年7月31日前归还李松奕借款本金500万元，但常建勇至今未履行该还款义务，故对于李松奕主张其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20万元中涉及的该500万元本金，应当予以支持；2.关于借期内利息。李松奕向法院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按年息5%计算，常建勇向法院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按年息6.525%计算。由于双方均认可两份合同均是由李松奕与常建勇亲自签字，对于两份合同中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双方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实，同时李松奕坚持按年息5%计算借期内利息，故应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借期内借款利率为年息5%。李松奕于2017年1月22日，向常建勇提供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常建勇应以人民币3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3日起按年息5%向李松奕支付借期内利息至2017年7月31日，应支付利息天数为190天，应支付利息金额为300万元×5%／365天×190天＝78082.19元；李松奕于2017年3月2日，向常建勇提供借款人民币30万元，常建勇应以人民币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3日起按年息5%向李松奕支付借期内利息至2017年7月31日，应支付利息天数为151天，应支付利息金额为30万元×5%／365天×151天＝6205.48元；李松奕于2017年3月6日，向常建勇提供借款人民币170万元，常建勇应以人民币1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7日起按年息5%向李松奕支付借期内利息至2017年7月31日，应支付利息天数为147天，应支付利息金额为170万元×5%／365天×147天＝34232.88元。上述500万元本金借期内利息金额共计人民币118520.55元；3.关于违约金。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的下列行为被视为严重违约：……不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立即要求乙方归还借款，并承担下列违约责任：（1）支付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借款利息；（2）自乙方违约之日起每日以借款金额万分之五即每日人民币2500元按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日计算至乙方归还借款之日；（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归还甲方借款，除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应继续按本合同的约定按日向甲方支付借款利息至给付借款之日”。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当依约履行。由于常建勇未按合同约定期限（2017年7月31日前）归还李松奕借款本金及利息，属于双方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依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常建勇除应归还李松奕借期内利息人民币118520.55元外，还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自2017年8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五（年息18.25%），即每日人民币2500元，向李松奕支付违约金至借款还清之日；自2017年8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年息5%，向李松奕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上述违约责任约定的利率总和为年利率23.25%，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之规定，故李松奕主张支付截止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与违约金中所涉及的上述利息及违约金，应当予以支持。六、关于陆凯工业公司向常建勇转账支付的320万元问题。对于该320万元，李松奕与常建勇并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同时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就该320万元否认与李松奕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由于该笔款项系由陆凯工业公司向常建勇转账支付，李松奕亦认可该320万元系陆凯工业公司之款项，故就该320万元，李松奕作为原告向提起诉讼，其主体不适格，对李松奕主张金易通公司、常建勇偿还的82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中涉及的该32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不应予以支持。七、关于律师费问题。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由乙方负担”，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条款。本案中，李松奕与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唐山分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律师严冬为李松奕担任代理人，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用为人民币445500元。李松奕就其主张的该事实，仅向法院提供了其向代理律师严冬个人支付相应代理费用的银行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多次向李松奕释明，责令其提交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用的其他证据及该律师事务所向其开具的代理费发票，李松奕至今未向法院提交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李松奕已经委托律师出庭应诉，故参照《河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规定，对李松奕主张的500万元借款及利息部分的律师费用，酌定支持人民币20万元。判决：一、被告常建勇于本判决书生效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松奕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二、被告常建勇于本判决书生效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松奕借款利息人民币118520.55元；三、被告常建勇于本判决书生效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松奕支付违约金（自2017年8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五计，即每日人民币2500元，向原告李松奕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四、被告常建勇于本判决书生效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松奕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年8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为基数，按年息5%计，向原告李松奕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五、被告常建勇于本判决书生效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松奕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六、被告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律师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七、驳回原告李松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525元，由被告常建勇、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4915元，由原告李松奕负担3661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松奕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李松奕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借款合同》、《委托代理合同》、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用以证明借款事实及损失情况，上述证据相互关联，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为实现债权所造成损失如何进行负担等情况。上诉人金易通公司、常建勇虽然主张双方但是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经终止，并转为了股权转让关系，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本院予不予采信。另，尽管《借款合同》记载的双方当事人为常建勇和李松奕，但根据合同中关于借款用于金易通公司的经营所需的约定，结合常建勇系金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一审法院就借款用途的调查情况，可以认定涉案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认定涉案借款由金易通公司、常建勇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妥，且客观上也并未加重当事人的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金易通公司、常建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应予以采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630元，由上诉人金易通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常建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蒙蒙 审判员  孙乾辉 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