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8877号 原告：杨伟，男，198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锋，四川润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卫星城工业开发区南二路。 法定代表人：刘革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潇，女，系被告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伟与被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11月13日由审判员黄金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潇、刘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科伦公司支付2019年4月份工资5273元；2.判令科伦公司支付最近三年的加班工资48535.56元；3.判令科伦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37098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科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杨伟于2005年10月1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在科伦公司上班，岗位为制瓶工，职务为小组长。2019年5月1日早晨，杨伟上完夜班时与同车间大组长发生争执，杨伟于当日被告知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并被责令在三日内办理交接手续。科伦公司于2019年5月1日还制作了《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但杨伟于2019年5月29日收到科伦公司邮寄该证明书。2019年5月7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联系杨伟就此事进行协商，工作人员给杨伟一份结算（交接）单，并让其填写离职申请表，杨伟拒绝。科伦公司未向杨伟支付2019年4月份工资以及最近三年的加班工资。为维护合法权益，杨伟依法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向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新都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新都区劳动仲裁委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仲裁裁决。杨伟不服该裁决，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杨伟当庭变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后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科伦公司支付2019年4月份加班工资（具体加班时间和加班工资金额由科伦公司掌握）。 科伦公司辩称：杨伟自2005年10月11日起开始在科伦公司上班。2019年5月1日早晨，杨伟上完夜班后与车间大组长黄文斌发生争执，并当着大组长和其他同事表示要离职。杨伟当天晚上本还有夜班，但却没有到岗。2019年5月2日上午，车间主任莫强电话联系杨伟了解情况，但杨伟表示不愿意再干了。之后，莫强又通过微信联系杨伟，劝说其回公司上班，但杨伟不同意。关于结算（交接）单，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任何员工在3天不到岗后公司都会启动该交接流程，包括离职、换岗等都是如此。所以公司才会在2019年5月4日启动了杨伟的结算交接流程。2019年5月7日，公司新都基地负责人刘总收到杨伟父亲短信，责令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进行调查。2019年5月8日，杨伟回公司办理了部分工作交接并退回了工作服、劳保鞋，并结算了五险一金。2019年5月13日，车间主任莫强再次通过微信与杨伟联系，杨伟明确其已经走了。2019年5月15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通知杨伟及其父亲到公司进行沟通并了解情况，希望其继续回公司上班，但在看到黄文斌和莫强到场后，杨伟及其父亲坚决当场离开。此后，科伦公司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日的《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并于2019年5月27日通过EMS向杨伟邮寄了《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杨伟于2019年5月29日签收。公司自始没有要解除和杨伟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公司邮寄该证明书是对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已解除事实的一种确认，同时也是在履行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之义务。认可未向杨伟发放的2019年4月份工资及当月加班工资共计4995.36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综合认定如下： 一、杨伟于2005年10月11日进入科伦公司工作，岗位为制瓶工。2019年5月1日早晨，杨伟上完夜班后与同车间大组长黄文斌发生争执，并向后者表示其要离职。此后，杨伟便一直未再到公司上班（注：2019年5月1日当晚杨伟本来要上夜班）。2019年5月2日上午，车间主任莫强通过电话、微信与杨伟联系，希望其回公司继续上班，但杨伟不愿意。2019年5月4日，科伦公司通过内部管理系统开始启动杨伟的结算交接流程。2019年5月8日，杨伟回公司办理了工作交接，退回了工作服、劳保鞋，并结算了五险一金等。2019年5月13日，车间主任莫强再次通过微信与杨伟核实是否已办完手续、是否已走，杨伟明确表示“走了”。2019年5月15日，科伦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通知到杨伟及其父亲回公司，试图当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协调其与车间大组长黄文斌之间的关系，并向杨伟表示希望其继续回公司上班。在看到黄文斌、莫强等人出现后，杨伟及其父亲当即离开现场。2019年5月27日，科伦公司向杨伟邮寄了《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杨伟于2019年5月29日签收。证明书载明，“劳动者姓名：杨伟，工作岗位：制瓶工小组长，签订劳动合同类型：无固定期限，入职日期：2005年10月11日，解除（终止）日期：2019年5月1日，解除（终止）原因：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解除，具体情况：主动离职，我单位依法从2019年5月1日起与该同志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该同志工资发放至2019年4月30日，社会保险缴至2019年4月，住房公积金缴至2019年4月”。证明书尾部，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1日。 二、杨伟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已向新都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其仲裁请求为：1.裁决科伦公司支付2019年4月份工资5273.67元；2.裁决科伦公司支付最近三年加班工资56632元；3.裁决科伦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7115.55元。2019年9月18日，新都区劳动仲裁委作出了新都劳人仲委案字（2019）第0423号裁决书。仲裁裁决结果为：1.科伦公司支付杨伟2019年4月份工资4995.36元；2.驳回杨伟的其他仲裁请求。杨伟不服该裁决，并向本院提起诉讼。 三、杨伟当庭认可科伦公司尚未支付的2019年4月份工资、加班工资合计4995.36元。科伦公司也当庭承认该款因杨伟一直没有来领取至今未支付。杨伟与科伦公司均当庭认可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且解除时间为2019年5月1日，双方也都认可杨伟于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共十二个月）期间应发工资合计62366.8元。 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邮政EMS底单及快件查询结果、杨伟与莫强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结算（交接）单、杨伟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资表、综合计算工时审批文件、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伟与科伦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解除形式。杨伟主张为科伦公司违法解除，科伦公司则认为是杨伟提出离职而解除。本案中，案涉争议起于杨伟与大组长黄文斌之间于2019年5月1日早上发生的言语争执，黄文斌不让其当小组长并让其不要来上班，而杨伟此后也确实没有再回公司上班。本院认为，劳动合同相对方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等法律法规也只赋予了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有权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黄文斌虽系科伦公司工作人员，但科伦公司并没有授权其代表公司开除杨伟或调整杨伟工作职务。从常理上看，职务仅为车间大班长的黄文斌也无权代表公司开除杨伟或调整其工作职务。而杨伟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科伦公司曾经向其作出过违法解除或终止双方劳动合同之意思表示。因此，在科伦公司没有追认黄文斌所实施行为效力的情况下，即使黄文斌向杨伟表达了上述言语，也不对科伦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从实际情况上看，科伦公司车间主任莫强以及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都试图化解杨伟与黄文斌之间矛盾，并自2019年5月2日起就开始先后多次向杨伟表达过公司没有要开除其本人的意思，希望其回公司继续上班，但杨伟均明确表示不愿意。以上情况表明，杨伟本人通过不再去公司上班、表达不愿意回公司上班、回公司配合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等言语和行为方式作出了其本人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双方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5月1日因杨伟提出离职而已经解除。杨伟提出的申请调取其书面辞职文件，因本院已认定辞职意思表示并非以书面形式作出，而非以书面形式作出，故本院不予准许。就证明书性质及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证明书于2019年5月27日才从科伦公司邮寄出来，杨伟是在2019年5月29日才收到。该证明书载明了劳动者姓名、用人单位名称、工作岗位、入职日期、解除（终止）日期、解除（终止）原因等内容，符合一般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材料样式。从内容上看，该证明书并不具有证实科伦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力。同时因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9年5月1日因杨伟提出离职而解除，故该证明书也自始无法产生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之法律效力。关于证明书落款时间，并没有早于杨伟实际离职时间，应属科伦公司内部书写习惯。再者，该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科伦公司在2019年5月1日单方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也不足以证明是对黄文斌前述行为在进行追认。因此，本院对科伦公司关于证明书性质及效力的意见予以支持，对杨伟提出的证明书性质及效力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伟所提供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消灭是基于科伦公司违法解除所致，相反，根据本院查明事实确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5月1日因杨伟提出离职而解除。故杨伟诉请科伦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9年4月份工资以及加班工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双方都认可科伦公司还应支付杨伟2019年4月份工资、加班工资合计4995.36元，故本院对杨伟该项诉请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对杨伟的诉讼请求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杨伟支付2019年4月份工资、加班工资合计4995.36元； 二、驳回杨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计减半收取），由杨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