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7265号原告：北京市华晨化工设备检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燕山高家坡路11号。法定代表人：宋光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振政，男，1949年1月1日出生，汉族，大件诚信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唐振政之妻），1963年11月6日出生，退休人员。原告北京市华晨化工设备检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公司）与被告唐振政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被告唐振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唐振政返还华晨公司不当得利51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唐振政系案外人北京大件诚信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该公司执行董事。华晨公司曾于2016年与大件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诉至房山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华晨公司在2010年4月19日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共向唐振政本人分25笔汇款，用于支付华晨公司向大件公司应付租金，共计51万元。唐振政在该诉讼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否认其收到的上述款项是其代大件公司收取的华晨公司租金，称该款为华晨公司聘用其的顾问费，华晨公司不予认可，唐振政也未举证。后房山区人民法院根据华晨公司提交的《华晨公司付大件诚信公司款项清单》记载的时间及数额出具（2016）京0111民初8744号民事判决书，未认定该51万元是向大件公司支付的租金，同时也未认定该笔51万元款项时唐振政所述的顾问费。华晨公司认为其公司并未聘请唐振政为其公司顾问的事实，不存在向唐振政支付顾问费的理由和基础，华晨公司向其汇款系因唐振政为大件公司法人，其代收大件公司租金，但唐振政在该诉讼中予以否认。现唐振政取得51万元款项已无真实法律关系基础，构成不当得利，为了维护华晨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唐振政辩称，2010年3月15日，唐振政经营的大件公司与华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华晨公司租赁大件公司的车辆及设备，租金每月10万元，租期5年。华晨公司的王永刚不懂运行车辆的经营，口头聘请唐振政为该公司管理人员，每月给唐振政顾问费2万元，自2010年4月19日至2012年7月16日，华晨公司支付唐振政顾问费共计51万元。期间，唐振政为华晨公司建房解决工人的住宿、洗澡等问题，为华晨公司维修设备，安装车床、钻床、电气焊等，并配备专业人员。华晨公司向大件公司缴纳租金均有大件公司财务为其出具的收款票据，又往唐振政个人账户汇款，不符合常理。故唐振政不同意华晨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唐振政系大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件公司与华晨公司素有业务往来。2016年6月，大件公司将华晨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华晨公司支付租金及滞纳金并支付车辆、设备使用费，返还车辆、设备。华晨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大件公司赔偿损失。该案件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7年12月作出（2016）京0111民初8744号民事判决，判决华晨公司给付大件公司2571400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滞纳金，驳回大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华晨公司的反诉请求。华晨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于2018年4月10日申请撤回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中判决中对华晨公司2010年4月19日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向大件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振政个人账户转账25笔共计51万元，华晨公司主张该款为向大件公司支付的租赁费，大件公司主张该款系华晨公司在租赁大件公司车辆、设备后，聘请唐振政作为其顾问，支付给唐振政的劳务费，并非合同产生的租赁费，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此，法院认为，华晨公司向大件公司账户转账6笔共计409500元、向大件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振政个人账户转账25笔共计51万元均系在《华晨公司付大件公司款项清单》载明的付款期间内，华晨公司在付款清单中，并未将上述款项计入，其称系其疏忽所致，但其未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华晨公司主张该409500元、51万元系其已支付的租赁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该案件中，王永刚以华晨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现华晨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唐振政返还51万元。唐振政持答辩意见不同意华晨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华晨公司给其员工包括唐振政在内发放工资的情况，唐振政的工资2万元就是王永刚承诺的顾问费。王永刚还承诺给唐振政一辆小车，没有兑现。华晨公司对转账凭证认可，但称王永刚并非华晨公司的员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即构成不当得利：1、一方受益；2、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受到利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条件。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唐振政收到华晨公司支付的51万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应遵循此举证规则，尤其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作为给付钱款的一方，应承担证明接收钱款一方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接受给付一方应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应对给付人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反的反驳证据。本案中，唐振政收取华晨公司支付51万元的事实存在，该款项经法院审理不能认定为华晨公司支付给唐振政的租金。现华晨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被告返还钱款。被告作为反驳不当得利一方，应对华晨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应反驳证据。唐振政提供的转账凭证证明华晨公司给其员工包括唐振政在内发放工资的情况，唐振政的工资就是王永刚承诺的顾问费，唐振政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永刚之间存有口头协议，该款项就是顾问费的主张，唐振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唐振政取得上述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华晨公司要求唐振政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华晨公司要求唐振政支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应当指出，华晨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撤回上诉后，一审判决即生效，华晨公司主张的利息应从2018年4月11日起算，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唐振政支付北京市华晨化工设备检修有限责任公司51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4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唐振政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刘 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袁 慧书 记 员  苏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