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47871号原告：韩某1，男，193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北京市拓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松，北京市拓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韩某2，女，194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韩某3，男，195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韩某4，男，195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2（韩某4之姐），同被告韩某2。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军，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某5，男，195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新芳，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强，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韩某6，男，198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鸿霖，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某1与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韩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依韩某6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韩某6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张青松，被告暨被告韩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2，被告韩某3、韩某4，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军，被告韩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新芳、李维强，第三人韩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鸿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依法继承并分割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号的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的五分之一份额，被告韩某5向原告支付该房屋折价款70万元；2、判决原告依法继承并分割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以下简称3号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由原告依法继承该房屋折价款490万元：3、判决依法继承并分割遗留的存款9万元，由原告继承3.6万元；4、与本案有关的全部诉讼费用主要由被告韩某5负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韩某7与陈某系夫妻关系，原告及韩某3、韩某2、韩某5、韩某4均系韩某7的子女，陈某系四被告之母，韩某1系四被告同父异母的长兄。韩某7于2006年1月18日去世，陈某于2016年8月25日去世，韩某7生前未留遗嘱。韩某7生前留有3号房屋一套、101号房屋一套、另有存款9万元，以上二套房屋及存款均为韩某7与陈某夫妻共同财产。2006年4月26日，陈某及被告韩某5未经原告及其他相关权益人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陈某将101号房屋出售给韩某5。2009年4月，韩某5将101号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其与李某共同所有，现该房屋已经被韩某5、李某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快速售于案外人。2017年，原告就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7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陈某及韩某5针对101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确认合同无效。2006年4月14日及2006年5月12日，陈某及韩某3、韩某2、韩某5、韩某4违法向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并获取(2006)西证字第1131号公证书和(2006)西证字第1716号公证书，韩某3、韩某2、韩某5、韩某4均自愿放弃对9万元存款及3号房屋的继承权，陈某据此领取并支配了存款及利息，同年6月8日陈某将3号房屋依据上述公证书转移登记至陈某名下。经原告申请，2015年12月28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撤销(2006)西证字第1131号公证书和(2006)西证字第1716号公证书。后经原告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1月9日，法院作出(2017）京0102行初680号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行终90号判决，判决依法撤销3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上述二处房产和存款均为韩某7与陈某夫妻共同财产，原告为韩某7法定继承人，韩某7未留有遗嘱，原告对上述财产依法享有继承权。另外，韩某5和陈某主观上均存在隐匿、侵吞、争抢其他继承人合法继承遗产的故意，应按照法律规定对其所应继承遗产不分或少分，韩某3因系残疾人应依法多分。对于第1项诉讼请求，因101号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属于韩某7的遗产，另外二分之一份额属于陈某的遗产，原告在11岁将户籍迁入韩某7家庭，与陈某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对于陈某的遗产原告同样具有继承权。因此，在陈某和韩某7均已去世的情况下，原告应至少继承该房屋的五分之一份额；对于第2项诉讼请求，因3号房屋中二份之一份额属于韩某7的遗产，该部分遗产四被告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该房屋应当由原告和陈某平均分配。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主张的继承遗产的份额，韩某2、韩某3、韩某4主张由原告、四被告、陈某共同继承韩某7的遗产，在韩某3适当多分和陈某、韩某5适当少分的情况下，其余的人进行均分；主张陈某的16万元抚恤金在韩某3适当多分和韩某5适当少分的情况下进行均分。韩某2、韩某3、韩某4均认可韩某1是其同父异母兄弟，享有韩某7遗产的继承权。韩某2、韩某3、韩某4在2006年5月16日所作的放弃3号房屋继承权的声明并非自愿，所谓“自愿”也只是体现在公证书本身格式化的形式而已。事实上，韩某2、韩某3、韩某4是违心的、极不情愿、迫于无奈作出的。韩某7去世后，2006年4月陈某以韩某7名下的3号房屋的供暖费需要转到她的单位报销为由要求韩某2、韩某3、韩某4到公证处签字，把3号房屋过户给她。韩某2、韩某3、韩某4最初也认为只是为了报销供暖费，帮助母亲过户签个字而已，但几天后得知办理3号房屋过户就必须放弃继承权，心里都不能接受。韩某2、韩某3、韩某4不想放弃继承权也无理由放弃继承权，如果不是出于孝心和别无他路，绝不会违心在公证书上签字。当时韩某1与陈某的关系已经恶化，公证的时候没有通知韩某1，韩某2、韩某3、韩某4是在陈某的召唤下极不情愿去的公证处，没有陈述韩某1的事也是身不由己。韩某5和陈某恶意串通买卖101号房屋后以欺瞒的手段造成三被告产生重大误解，致使三被告作出了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韩某5有隐匿、侵吞、争抢其他继承人遗产的故意，应依法少分遗产。韩某3系残疾人，分割遗产时应当多分。对于101房屋及3号房屋，韩某2、韩某3、韩某4要求各继承韩某7所占份额的四分之一、陈某所占份额的三分之一，由韩某5按房屋现值给付韩某2、韩某3、韩某4相应的折价款。被告韩某5辩称：一、原告并非韩某7的子女，也不是陈某的继子女，对本案财产不享有继承权，非本案适格当事人，无权起诉。韩某7从1937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是因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韩某7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未见面就离开家乡，原告出生在江苏沛县，出生时间在1937年至1939年2月，当时韩某7在江苏省进行革命，两地相距100多公里，故原告不是韩某7之子。解放后，四被告的爷爷带着原告和韩某8找韩某7说原告和韩某8是韩某7的子女，但韩某7从未认可过。根据韩某7的态度及其生前好友及家乡相传，原告可能是爷爷与韩某7包办婚姻妻子所生。韩某8已经确定不是韩某7的子女，韩某7作为领导干部，其声誉及财产应得到保护，本案确定原告的身份关系是本案审理的前提。二、3号房屋在韩某7去世后作为韩某7与陈某的财产，四被告是法定继承人，四被告均已经过公证放弃了继承权利，全部份额赠与陈某，陈某将其份额遗赠给韩某6，原告及四被告无权主张继承分割。三、101号房屋是韩某5出资购买的，买卖合同虽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韩某5在购买该房屋时支付了15万元购房款及土地出让金等。2016年4月6日，韩某5以15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101号房屋，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即便认定101号房屋是韩某7及陈某共同共有，也应当从150万元中减去韩某5的购房成本。四、即便原告是被继承人韩某7的继承人，因四被告已经放弃继承3号房屋的权利并赠送给陈某，原告对3号房屋只能继承十二分之一，且原告多年来未尽到赡养义务，依法应不分遗产或少分遗产。本案中应先确认原告主体身份。韩某7在京期间与韩某5共同居住生活，退休后由韩某5一家赡养、照顾，韩某5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而原告未尽到赡养义务，韩某5应多分遗产，原告依法应不分遗产。原告在其11岁时将户籍迁入韩某7家，并不代表与继母陈某之间扶养关系的成立，陈某生前未认可过与原告的继母子关系，原告无权继承陈某的遗产。不认可原告主张继承3号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原告的理由是四被告已经放弃了3号房屋的继承权，但公证书的撤销不代表四被告放弃3号房屋继承权的意思表示也被撤销，四被告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实际是将自己的份额赠送给陈某，故原告无权继承四被告放弃的部分，四被告放弃的部分应属于陈某。陈某去世后韩某5支付了丧葬费用有票据的部分共计11485元，要求该笔费用由四被告分担。第三人韩某6的意见为，同意被告韩某5的答辩意见。不认可原告的继承人身份，第三人作为被继承人的孙子和原告没有任何亲属关系。陈某立公证遗嘱将其名下3号房屋遗赠给第三人所有并指定为第三人的个人财产。即使原告的继承人身份成立，陈某拥有3号房屋的产权份额也是十二分之十一。立公证遗嘱时，公证笔录中记载了四被告同意将放弃继承韩某7所有的3号房屋的份额赠给陈某所有。对于101号房屋，陈某留有手书的遗嘱，将该房屋留给第三人所有。综上，上述房屋均应归第三人所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医学证明书、(2018)京01民终4821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2行初680号行政判决书及（2019）京02行终90号行政判决书、（2006）西证字第1131公证书、(2006)西正字第1716号公证书、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关于对韩某1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房屋交易档案材料、陈某单位发放抚恤金的证明、韩某3的残疾证、陈某的人事档案材料、户口本复印件、东华门派出所亲属关系证明、月坛派出所证明信、关于3730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不完整的说明、101房屋购房缴税发票、101房屋出售缴税发票、月坛街道铁道部社区第四居委会证明材料、2008年4月18日遗嘱两份、（2009）京国立内证字第0808号公证书、（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21034号公证书、(2015)鄂琴台内证字第5288号公证书、2006年民公证登记第1716号及第1131号公证档案、受理案件通知书及诉讼费发票、丧葬费用票据等证据，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韩某1是否为韩某7之子的事实原告主张其为韩某7在解放前与前妻孔某所生之子，对此，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京通首[2017]法物鉴字第3730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综合分析上述常染色体、Y染色体、X染色体和线粒体的结果，在排除外源干扰的前提下，得出：1、支持韩某1与韩某8为同母异父的半同胞兄妹。2、支持韩某2与韩某3、韩某5、韩某4为全同胞姐弟。3、支持韩某1与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为同父异母的半同胞兄弟姐妹。4、倾向韩某8与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为无关个体。”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均表示认可鉴定意见。被告韩某5认可该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客观性，韩某5认为根据相关专家解释韩某1与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为同父异母的半同胞兄弟姐妹不是唯一的结论，鉴定人员并未将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形进行充分阐述。第三人韩某6认可该份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不认可有效性，韩某6认为该鉴定报告存在瑕疵，没有排除韩某1与韩某2、韩某3、韩某4、韩某5存在叔侄关系的可能，本案应当重新鉴定以确认韩某1的身份。（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4821号民事判决书，该份判决书认为“鉴定机构已得出明确结论，即韩某1与韩某5等人为同父异母的半同胞兄弟姐妹，结合相关证据材料，韩某1为韩某7之子一事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韩某5只以传言和部分鉴定中技术细节为由怀疑韩某5和韩某1是叔侄关系，法院不予采信，韩某5申请对叔侄关系进行鉴定，理由不足，本院不予准许。”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未提出异议。被告韩某5认为该份判决书是根据错误的鉴定报告做出的，对此，韩某5已申请检察院检察监督。第三人韩某6的意见同韩某5。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韩某1系韩某7之子。被告韩某5否认韩某1为韩某7之子，其提供了如下证据：（1）中国船舶工业离退休干部局的韩某7生平、中国轻工业干部局的陈某生平，拟证明韩某7工作所在区域与原告出生的时间、地点没有交集，韩某1不是韩某7的子女。原告认为韩某7、陈某的生平相当于证人证言，应当有单位法人签字并出庭作证。陈某的生平没有公章，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鉴定报告及生效判决足以证明原告的身份。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表示同意原告的意见，韩某2还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客观性。第三人韩某6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2）韩某7的人事档案复印件，拟证明韩某7的配偶是陈某，韩某7没有前妻。原告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之母与韩某7是解放前的事实婚姻。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3）陈某的人事档案，拟证明陈某只有四个子女。原告表示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及第三人韩某6均未提出异议。（4）户口本、东华门派出所亲属关系证明信、月坛派出所证明信，拟证明陈某是韩某7的唯一配偶，1949年至今韩某7只有四个子女。原告表示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认为月坛派出所证明信查阅档案的时段是1956年9月3日至1969年9月5日，原告在1951年7月户口迁入，1955年8月户口迁到学校，恰好未包含在查阅时段内。东华门派出所证明信中的地址是某里1号旁门，即韩某7的户籍地。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及第三人韩某6均未提出异议。（5）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10日出具的关于“京通首[2017]法物鉴字第3730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不完整的说明，拟证明京通首[2017]法物鉴字第3730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未论证韩某1与韩某5存在叔侄关系的可能性，不能作为论证原告是韩某7之子的证据。原告表示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认为京通首[2017]法物鉴字第3730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具有合法资质，鉴定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且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京通首[2017]法物鉴字第3730号法医物证鉴定意见合法有效。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表示同意原告的意见。第三人韩某6表示同意韩某5的意见。第三人韩某6亦否认韩某1为韩某7之子，具体意见同韩某5。对于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中真实性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韩某7的生平及陈某的生平，该证据被告韩某5未提供原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原件相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韩某7档案材料复印件，该证据被告韩某5提供了原件，经本院核对该份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查明，韩某5不服(2018)京01民终4821号民事判决，于2018年9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本案中，鉴定机构已得出明确结论，即韩某1与韩某5等人为同父异母的半同胞兄弟姐妹，结合相关证据材料，韩某1为韩某7之子一事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韩某5只以传言和部分鉴定中技术细节为由怀疑韩某5和韩某1是叔侄关系，并申请对叔侄关系进行鉴定，理由不足，两审法院对此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京民申17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韩某5的再审申请。后韩某5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该案不符和监督条件，理由如下：人民法院对证据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鉴定机构已得出明确结论，即韩某1与韩某5等人为同父异母的半同胞兄弟姐妹，结合相关证据材料，韩某1为韩某7之子一事具有高度可能性，二审法院认定该事实存在，并无不当。韩某5只以传言和部分鉴定中技术细节为由怀疑韩某1和韩某5是叔侄关系，二审法院不予采信，亦无不当。韩某5的申请监督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京一分检民监[2019]118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韩某5的监督申请。综上，原告对其主张提供了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及生效判决予以证明，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能够认定韩某1为韩某7之子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被告韩某5否认韩某1为韩某7之子，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被告韩某5仅以传言和部分鉴定中技术细节为由怀疑韩某1和韩某5等兄弟姐妹可能为叔侄关系，进而坚持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2、关于原告韩某1是否与继母陈某形成扶养关系的事实。韩某1主张其为陈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对此，韩某1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长辛店铁路职工子弟中学1955年7月颁发的毕业证书、1958年8月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证书、1956年1月4日北京第二工业学校的学生成绩册一本、2018年1月19日酒仙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一份、2018年1月22日东华门派出所证明信一份，以上证据拟证明韩某1的户籍在1951年7月迁入韩某7家庭，并从此在京求学，与韩某7和陈某共同生活，韩某1与陈某形成具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东华门派出所证明信的关联性，韩某2、韩某3、韩某4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不了韩某1与陈某形成了扶养关系，仅能证明韩某1求学的经历。被告韩某5认为东华门派出所的证明信中韩某7的“阳”字不对，写成了“杨”，户籍地址是旁1号，与本案无关；酒仙桥派出所的证明信记录了韩某1户籍迁入迁出情况，户籍地址某里和旁里不一致，上述两封证明信与本案无关，韩某1的户籍情况证明不了韩某1是否与陈某形成了扶养关系，原告提交的学校毕业证无法核实真实性，韩某1上学的情况与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于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异议，韩某1解释称韩某7的“阳”字写成了“杨”字是笔误。上述证据是几十年前的原始证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无法自己办理户口迁移和独自生存的，必须依靠父母的供养。（2）（2017）鄂琴台内证字第21034号公证书，主要内容“兹证明前面的复印件与保存于百威英博（武汉）啤酒有限公司的韩某1的人事档案中相关材料的原件相符”，拟以此证明韩某1与陈某及韩某7存在供养关系，韩某1是韩某7及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团员登记表中年龄及文化程度的记载、学生登记表中与陈某关系的记载可以看出韩某1在成年以前与陈某、韩某7夫妇同住，学生登记表中家庭经济状况一栏记载“父亲供我上学”，以上内容能够证明韩某7和韩某1有扶养关系，与前面第（1）组证据共同证明韩某1与韩某7及陈某之间存在扶养关系，原告是二位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韩某1与陈某的扶养关系，扶养关系应包括共同生活，彼此之间的照顾等情形。被告韩某5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档案中的内容都是韩某1本人口述形成，是韩某1的个人认识，不认可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在2016年韩某1与案外人韩某8共同起诉的继承纠纷案件中二人提交的人事档案公证书用于证明其与韩某7的关系，但现已证实韩某8不是韩某7的子女，这两个案件中人事档案的存档单位一致，且人事档案不允许自带，但两份人事档案的内容不一致，如记载的韩某7的出生日期与韩某7的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入团时间也不一致，韩某7提交的其人事档案的公证书不能证明韩某7与陈某之间的继母子关系。第三人韩某6认可该份证据形式上真实，不认可证明目的，韩某6认为档案存放单位不会核实档案内容的真实性，韩某1的人事档案中很多内容有个人的主观意见，对此持怀疑态度。对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质疑，原告韩某1解释称其人事档案形成于六七十年以前，当时其还是学生，不存在编造事实的情况，档案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其户籍于1950年迁入北京，学籍也在北京，其登记的家庭住址和父母的住址一致，因此是一起生活的，扶养关系是成立的。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否认韩某1与陈某形成扶养关系。被告韩某2称其认可陈某供韩某1在北京上学的事实，但其记忆中韩某1一直在学校住宿，没有和韩某7、陈某一家一起居住过。被告韩某3称当时其年幼，不记得当时的情况。被告韩某4称当时其还没有出生，不清楚情况。被告韩某5否认韩某1与陈某形成扶养关系，韩某5称当时其也年幼，不清楚情况，但在1960年之后韩某7不认韩某1，不让韩某1进门。韩某5提供了(2015)鄂琴台内证字第5288号公证书，主要内容“兹证明前面的复印件与韩某1出示给本公证员的保存于百威英博（武汉）啤酒有限公司的韩某1的《干部履历表》原件相符”，拟以此证明两份人事档案在内容及形式上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与陈某存在继父母子女关系。干部履历表是原告自己书写的，作为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韩某1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韩某1认为人事档案中不只有一份材料，两份公证书公证的是不同时期的材料，都可以体现陈某与韩某1的扶养关系。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韩某2、韩某3、韩某4认为人事档案是韩某1自己书写的，有的与事实不符。第三人韩某6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同意韩某5的意见。本院审查后认为，对于有争议的毕业证书、学生成绩册、派出所证明信等证据，原告提供了原件，被告韩某5及第三人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是否与继母陈某形成抚养关系，是否具有继承陈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资格，应以是否存在抚养教育事实为判断标准。而是否存在抚养教育事实应依据抚养时间的长期性、经济与精神抚育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的融合性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根据上述审查确认的证据，能够确认的事实为：韩某1在1951年前后至1958年在北京上学，经济上由韩某7夫妇供养，在此期间其户籍迁入韩某7在北京的住址。但有关韩某1在京上学期间与韩某7夫妇是否共同居住，生活中与陈某是否以母子相称，是否存在精神抚育等事实，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韩某1与继母陈某形成了扶养关系，故原告韩某1不具有继承陈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资格。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身份关系被继承人韩某7与陈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原告韩某1系韩某7之子，系陈某之继子。被继承人韩某7于2006年1月18日死亡，被继承人陈某于2016年8月25日死亡。韩某7生前未留有遗嘱。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陈述韩某7死亡后陈某没有再婚，韩某7的父母均先于韩某7死亡，陈某的父母均先于陈某死亡。二、诉争财产1、101号房屋：该房屋原系陈某于2003年购买所得，登记在陈某名下。2003年7月11日，甲方中国轻工总会与乙方陈某签订《公有房屋售房协议书》，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某号一套三居室单元式住宅楼房出售给乙方。2003年9月18日陈某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坐落为昌平区某号。2006年4月26日，甲方陈某（出卖方）与乙方韩某5（买受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昌平区某号房产卖给乙方，经双方协商，房屋总价为人民币150000元。之后，韩某5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09年4月，韩某5将房屋变更登记为韩某5与李某共同所有。2016年1月9日，出卖人韩某5、李某与买受人吴某、韩某9通过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公司）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出卖人将101房屋以202.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买受人，其中房屋成交价格为150万元，该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52.8万元。现101房屋已变更登记在案外人名下。2017年4月，韩某1、韩某8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将韩某5、韩某3、韩某2、韩某4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确认陈某与韩某5签订的关于101号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昌平区某号房产系陈某与韩某7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韩某5作为二人之子，应清楚该房屋属于陈某与韩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买卖合同订立的过程中陈某、韩某5明知上述房屋的权属状况，却在处置房产时并未告知韩某7的其他继承人，该行为损害了韩某7相关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陈某和韩某5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双方订立的合同当属无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6日作出（2017）京0114民初82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陈某与韩某5就101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韩某5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韩某5称涉案房屋是其借用陈某名义购买，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以此为由主张未侵害他人利益依据不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2018)京01民终48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某5不服(2018)京01民终4821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京民申17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韩某5的再审申请。审理中，被告韩某5主张101号房屋的交易价格是150万元，该房屋出售款202.8万元中包括了装修及其他添附物的价格52.8万元，这些装修和添附物是韩某5的个人财产，不属于遗产范围，遗产应为150万元；2006年4月26日的房屋买卖合同被判决无效，韩某5支付给陈某的15万元购房款应当归还给韩某5，但陈某没有归还，故应从150万元遗产扣除这15万元，剩余的款项再进行分割。被告韩某5提供了2006年4月26日陈某与韩某5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15万元的交易发票、契税完税证、交纳土地出让金收据，2016年4月6日韩某5、李某与买受人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及150万元的交易发票。原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2006年4月26日陈某与韩某5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性。原告称该份合同已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在链家公司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显示101号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是202.8万元，被告提交的买卖合同是交易双方为避税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150万元不是真实的交易价格。被告韩某5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装修、家具家电等物品是由其出资，52.8万元应属于遗产范围。被告韩某5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15万元购房款，且陈某与韩某5签订的被确认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恶意串通而签订的，15万元应当是不存在的，故不同意在遗产中扣除15万元。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同意原告的上述意见。三被告另称链家公司的买卖合同中载明交易总价款为202.8万元，虽然载明装修、家具家电等物品作价52.8万元，但并没有装修、家具家电等物品的价格明细，补充合同中也没有列出清单，故房屋的实际价格为202.8万元。第三人韩某6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被告韩某5的主张未提出异议。2、3号房屋：该房屋原系韩某7于2000年左右通过房改购买所得，登记在韩某7名下，建筑面积118.4平方米。该房屋为韩某7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06年5月10日，陈某与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在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房屋继承公证。在办理公证过程中，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均作出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主要内容为“我于二○○六年五月十日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在公证员告知我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和注意事项后，我自愿在公证员的面前做出如下声明：我的父亲韩某7于2006年1月18日死亡，他在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留有房屋壹套（建筑面积118.4平方米）。我的父亲韩某7生前没有公证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我是法定继承人之一，现我慎重考虑后，决定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屋的继承权。今后也绝不反悔”。公证处接谈笔录中记载“……？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你们放弃继承上述房屋是你们自愿的吗？：是我们自愿的，我们写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此后公证员又询问了一次）告知：你们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放弃继承上述房屋后就没有对上述房屋的主张权利了。：我们知道了。……”。2016年5月12日，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06）西证字第1716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经查被继承人韩某7于二○○六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市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头条4号院4-3号遗留有肆间房屋壹套，建筑面积：118.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西私成本价出售住宅字第XXXX号）。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已死亡。韩某7与陈某生育子女四人：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被继承人韩某7的上述遗留房屋份额应由妻子陈某、儿子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共同继承。现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声明自愿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韩某7的上述遗留房屋份额由陈某继承”。2006年5月22日，房屋登记机关审核通过了陈某于2006年5月15日针对3号房屋提出的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于2006年6月8日向陈某核发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为陈某。2015年11月23日，韩某1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申请撤销（2006）西证字第1716号公证书。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京国立证决字第0016号《关于对韩某1递交的的答复》，决定撤销上述公证书。该答复的主要内容为“现韩某1向我处提出韩某7有两次婚姻，韩某7与原配妻子孔某生育有子女韩某1、韩某8，韩某7与再婚妻子陈某生育有子女韩某3、韩某5、韩某4、韩某2。同时，韩某3向我处提交了其本人书写的《情况说明》壹份，对当时办理继承公证时未如实提供韩某7子女情况进行了说明。《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公证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应当不予办理公证：……（五）当事人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综上，经本处研究决定：决定撤销（2006）西证字第1131号、（2006）西证字第1716号继承公证公证书。”2017年7月，韩某1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请求撤销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6月8日为3号房屋办理的转移登记。本院审理后认为“由于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基础条件，即（2006）西证字第1716号公证书已被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作出的《关于对韩某1递交的的答复》所撤销，故市规土委进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被诉行政行为失去重要事实依据，应予撤销。”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7）京0102行初68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为3号房屋办理的转移登记。韩某5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因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作出（2006）西证字第1716号公证书已被该公证处《关于对韩某1递交的的答复》撤销，故市规自委对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事实依据已不存在，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9）京02行终9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3号房屋的现市场价值未达成一致。原告申请对该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评估，本院通过摇号程序依法确定了评估机构，委托北京宝孚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3号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北京宝孚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3号房屋在价值时点2019年11月8日的评估价值总价为1614.47万元、单价为136357元/平方米。原告及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对上述评估结果表示认可。被告韩某5及第三人韩某6认为上述评估价格较高，被告韩某5称评估报告对3号房屋的使用年限没有考虑，3号房屋经过三次加固、三次准备拆迁，实际价格低于上述评估价格。被告韩某5对其所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三、陈某所立遗嘱情况：2008年4月18日，陈某立自书遗嘱一份，主要内容：将西城区真武庙头条（铁一区北院）4号院4栋3号给孙子韩某6继承，房屋产权归韩某6所有。同日，陈某另立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在我陈某法定权限内所有我名下的全部财产给孙子韩某6所有所用。由韩某6继承。任何人不能找任何理由用别的手断（段）来侵占。奶奶陈某2008.4.18”。2009年3月11日，陈某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立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立遗嘱人：陈某，女，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我立本遗嘱对属于我的财产做如下处理：在我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号有房屋壹套（建筑面积：118.4平方米），该房屋系我个人所有的财产。在我去世后，我自愿将上述房屋遗留给孙子韩某6所有，并指定为韩某6的个人财产。本遗嘱一式二份，一份由我本人收执，一份由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存档。立遗嘱人：陈某二○○九年三月十一日”。2009年3月12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09）京国立内证字第0808号公证书。审理中，各方均认可以上三份遗嘱的真实性。原告认为2008年4月18日陈某所立两份自书遗嘱无效，应以2009年3月12日的公证遗嘱为准，但该公证遗嘱处理了他人财产的部分无效，3号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陈某处分了韩某7的财产。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为3号房屋不是陈某个人的财产，陈某所立的公证遗嘱无权处分韩某7的财产份额，该公证遗嘱全部无效，2008年4月的两份自书遗嘱无效。第三人韩某6称因陈某很喜欢孙子韩某6，所以才立有上述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均合法有效，内容有冲突的以公证遗嘱为准。另查明，2016年9月20日，韩某6以遗赠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继承3号房屋。后撤回起诉。四、赡养情况被继承人韩某7、陈某生前一直与被告韩某5共同居住。审理中，原告韩某1称其成年后离开北京，但经常到北京探望韩某7和陈某。给他们带些东西，逢年过节打电话问候，还寄过几次钱。韩某7做眼部手术时其全程陪同，陈某身体不好住院时，其也来京照顾。被告韩某4称韩某7、陈某都是离休干部，离休金足够他们日常生活开销，医药费都可以报销，还能帮助其他子女。其给了父母三年钱，每个月1000元。韩某2经常去看望韩某7和陈某，时常给父母洗衣服干活，日常生活事务的处理、就医看病等都是韩某5承担。被告韩某2称其常去看望韩某7、陈某，给他们做饭、买吃的，韩某7去世后，其常去给陈某洗衣服，有时也陪着陈某去医院看病、拿药。韩某4对父母也尽到了照顾义务，韩某3经常回家看望陈某，陪着聊天，韩某3的妻子帮着干活。被告韩某3称因为其身负残疾，其妻子承担了更多的赡养义务。被告韩某5称其和韩某7、陈某一起居住生活，其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被告韩某5提交了证人康某、孙某、刘某、赵某的书面证言，拟以此证明韩某5和韩某7、陈某共同居住，照顾他们的生活。有的证人没有见过原告来看望父母，有的证人见过原告来过，但吃顿饭就走，以为是亲戚而非儿子。原告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原告表示其对被告韩某5与韩某7、陈某共同居住不持异议，这不影响遗产的分割方式，因为被告韩某5存在与陈某恶意串通损害其他继承人继承权的行为。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三被告称证人证言中有些内容不真实，原告看望父母很少，父母的生活由四被告照顾。第三人韩某6认可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第三人韩某6称原告很少来家里看望老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分割遗产时，原告应当少分或不分。原告称其在边疆工作，其认可看望父母较少，但正常探亲时都来看望父母，逢年过节及生日时其给父母寄过钱，最长的时候其住过几个月，韩某7做白内障手术时其全程陪伴一周时间。五、其他1、陈某的抚恤金：审理中，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主张分割陈某的抚恤金，由陈某的四个子女均分。在诉讼过程中，依韩某2、韩某3、韩某4的申请，本院依法向陈某所在单位调取了陈某抚恤金的情况。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轻工离退休干部局于2019年4月1日出具说明一份，上面记载：陈某去世后，该单位于2016年10月发放抚恤金169670元（扣除9月离休费及各种补贴9576.38元，实发160093.62元）、丧葬费5000元，以上均打入陈某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韩某5认可其领取了陈某的抚恤金16万元，钱发放至陈某名下的工商银行卡中。审理中，原、被告均同意陈某的抚恤金以16万元的金额进行分割。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主张上述16万元抚恤金由陈某的四个子女均分。被告韩某5不同意分割，韩某5称其他三各子女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这笔抚恤金应该用于购买父母的墓地。原告韩某1称其也有权分得抚恤金，其应分得的钱款都给韩某3。2、陈某的丧葬费用：审理中，被告韩某5称陈某去世后其支付的丧葬费用共计11485元，已扣除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及韩某4支付的2000元，要求该笔费用由四被告分担。被告韩某5提供了骨灰安置协议及票据6张。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丧葬费用支出有票据的部分为18485元，其中包括韩某4支付的2000元及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认可被告韩某5支付了11485元。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均表示同意该笔11485元从陈某的抚恤金中扣除。原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原告表示没有异议，并称其也有义务承担陈某的丧葬费用。3、韩某3主张多分遗产的情况：审理中，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主张韩某3为残疾人，分割遗产时应当多分。对此，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提供了韩某3的残疾证，拟证明分割被继承人的遗产时应对韩某3适当照顾。原告认可残疾证的真实性，并表示同意分割遗产时如果韩某3有继承份额可以适当照顾。原告称韩某3已经退休，又有残疾，被继承人韩某7和陈某遗产中的5%份额应当留给韩某3，对其予以照顾，韩某5和陈某恶意串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权益，韩某5应当少分10%的遗产份额或不分遗产。被告韩某5认可残疾证的真实性，被告韩某5称给残疾人多分遗产没有法律依据，韩某3的残疾证是2015年发放的，而韩某7是2006年去世，韩某3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被继承人生前需要照顾的人，不符合多分遗产的条件。第三人韩某6表示同意被告韩某5的意见，并称是否有残疾不能仅依据残疾证来证明。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对其上述主张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101号房屋在出售给案外人之前属于韩某7和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后因被出售给案外人而产生物权变动，导致财产形态发生变化，从而转化为该房屋的出售款。根据已查明事实，该房屋的成交价格实际为202.8万元，其中房屋价格为150万元，房屋内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52.8万元。因房屋及其附属物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易，且被告韩某5未提供证据证明屋内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附属物不属于韩某7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101房屋的出售款应为202.8万元。被告韩某5提出101房屋的出售款为150万元，房屋内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52.8万元由其出资，不属于遗产的辩解意见，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韩某5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与陈某签订买卖合同时实际支付了15万元购房款及由其交纳了土地出让金，故其提出15万元购房款及土地出让金应从101号房屋出售款中扣除后再进行分割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3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已被依法撤销，该房屋的权属应为韩某7和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述财产在被继承人韩某7、陈某死亡后转化为二人的遗产。关于原告韩某1继承人资格问题，已有生效判决确认韩某1为韩某7之子。本案中，被告韩某5及第三人韩某6虽仍予以否认，但均未提交足以否定该事实的相反证据，本院对其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故韩某1有权继承韩某7的遗产。原告韩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继母陈某形成了扶养关系，故韩某1无权继承陈某的遗产。关于继承公证书撤销后，四被告的放弃继承权声明在本案继承中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首先，各方均认可2006年5月10日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过程中形成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公证处接谈笔录的真实性。上述证据载明四被告均明确表示经慎重考虑后决定自愿放弃3号房屋的继承权，并签名确认。四被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因此，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提出放弃继承权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思，当时是为了方便陈某报销供暖费才去办理继承公证的辩解意见，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韩某2所述到公证处签字对他们不公正，其中有欺骗行为，但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四被告所作的放弃继承权声明应认定为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因涉及3号房屋的继承公证书被撤销，陈某依据该公证书所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亦经法院生效判决撤销，故3号房屋应重新办理继承事宜。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在继承公证的办理过程中，陈某及四被告均未向公证机关陈述韩某7另有一子韩某1的情况，导致公证书因程序性瑕疵被撤销。但是，该程序性瑕疵并不影响各继承人自主决定是否坚持或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的形成。现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对其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翻悔，本院不予承认。综上所述，四被告的放弃继承权声明在本案继承中仍然有效。关于陈某所立的遗嘱，2008年4月18日的两份自书遗嘱及2009年3月11日的公证遗嘱，各方对该三份遗嘱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该三份遗嘱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内容明确，应为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定以上三份遗嘱真实、合法有效。但公证遗嘱中陈某处分了属于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因此，涉及3号房屋中陈某所有的份额的处理，应以公证遗嘱为准，陈某所有的其他财产的处理应以2008年4月18日的自书遗嘱为准。陈某在上述遗嘱中指定的遗赠人为韩某6，韩某6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3号房屋，视为其表示接受遗赠。对于陈某的其他遗产，韩某6在本案诉讼中知道受遗赠后亦明确要求继承，应视为其表示接受遗赠。韩某7生前未留有遗嘱，现无证据证明夫妻双方对财产另有约定，故101号房屋出售款101.4万元、3号房屋的一半份额作为韩某7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由韩某7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陈某、韩某1、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共同继承。根据现已查明事实，韩某7、陈某生前一直与韩某5共同居住，虽然韩某7和陈某在物质上基本不需要子女付出，但在劳务方面韩某5相较于其他继承人付出得更多。而韩某1因在外地工作生活，韩某2、韩某3、韩某4相较于韩某1对韩某7所尽的赡养义务要多。韩某5、陈某均明知101号房屋属于韩某7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仍然以买卖的形式由韩某5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并最终出售给他人，韩某5和陈某存在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行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韩某7的遗产。本院根据各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的多少等因素综合确定韩某7遗产的分割份额，其中韩某2、韩某3、韩某4各占四分之一份额，陈某、韩某5、韩某1各占十二分之一份额。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主张韩某3为残疾人，分割遗产时应当多分，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韩某2、韩某3、韩某4、韩某5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明确表示放弃继承3号房屋中韩某7所有的份额。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故3号房屋中韩某7所有的一半份额应由韩某1及陈某共同继承，本院根据各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的多少等因素确定分割份额，其中韩某1继承3号房屋的六分之一份额、陈某继承3号房屋的三分之一份额。被告韩某5及第三人韩某6均主张四被告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实际是将自己的份额赠送给陈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陈某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韩某7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她的合法继承人。因陈某留有遗嘱指定其遗产由韩某6继承，且韩某6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以起诉的形式明确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陈某继承韩某7的上述遗产的份额由韩某6继承。陈某生前留有遗嘱指定其遗产由韩某6继承，且韩某6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以起诉的形式明确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陈某所有的101号房屋出售款101.4万元及3号房屋一半的份额由韩某6继承。综上所述，考虑到3号房屋韩某6所占份额较多，原告及其他继承人均要求取得折价款，本院确定3号房屋归韩某6所有，韩某6按该房屋的评估价格给付原告相应的折价款。被告韩某5及第三人韩某6主张评估价格较高，未考虑房屋的使用年限等因素，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101号房屋的出售款由被告韩某5持有，被告韩某5应按照本院确定的分割比例给付其他继承人相应的款项。关于陈某的抚恤金，虽不属于遗产，但考虑到方便诉讼、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一并处理为宜，抚恤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在无特殊情形下，应当在各继承人间均等分割，故陈某的抚恤金由韩某2、韩某3、韩某4、韩某5均等分割。原、被告均确认上述抚恤金按16万元进行分割，本院对此不持异议。被告韩某5认可上述抚恤金由其领取，故应由韩某5给付其他人相应的折价款。关于陈某死亡后被告韩某5支付的11485元丧葬费用，被告韩某5要求四被告分担，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均表示同意分担，并同意在陈某的抚恤金中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将上述11485元由四被告各自分担的金额在四被告应分得的抚恤金中扣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号的房屋归第三人韩某6所有，第三人韩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韩某1房屋折价款二百六十九万元；二、被告韩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韩某1八万四千五百元、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各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元、第三人韩某6一百零九万八千五百元；三、被告韩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分别给付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各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九元；四、驳回原告韩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5、韩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780元，由原告韩某1负担19767元（已交纳）、被告韩某2、韩某3、韩某4各负担2635元、被告韩某5负担659元、第三人韩某6负担103449元（四被告及第三人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评估费30000元，由原告韩某1负担5000元，第三人韩某6负担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韩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方涛人民陪审员  孙明德人民陪审员  陈书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房文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