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8民初5238号原告：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钱育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苏吴中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亚中，男，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伟，江苏诚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公司”）与被告徐亚中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创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徐亚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创意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2431636.50元；2、判令被告赔偿利息损失640330.95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16日，之后以2431636.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为履行与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先后向合同上的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亚中交付银行汇票和转账共计4840000元，用于支付货款。但被告仅支付给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2408363.50元(被告在2018苏0508民初8006号案件中确认)，余货款2431636.50元未交给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后原告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另行向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的债权受让人江苏中矿电缆有限公司付清了货款。故徐亚中应当返还原告基于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委托徐亚中交给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而徐亚中未交付的货款2431636.50元，并赔偿自2015年2月17日至给付之日的利息损失，暂计算2015年2月17日至2019年6月16日(1580天)，以2431636.50元为基数，按6%年利率，利息为640330.95元。被告徐亚中辩称：1、原、被告双方原来素不相识，原告并没有向被告采购过电缆，当时是一个叫张国芳的提出向被告采购电缆。张国芳是被告多年的客户，一直以来向被告采购，被告的电缆向中兴电缆公司采购。由于这次采购数量比较大，中兴公司就提出要签订书面合同，张国芳就拿来两份盖有原告印章的合同，这也就是原告所称的和中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从未从原告处收到过一分钱货款。所有货款包括此次合同中所涉及的货款，均是由张国芳给被告，再由被告转交给中兴公司的。由于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全部货款付给中兴公司，所以中兴公司在2015年6月9日起诉于宜兴市人民法院，该案（2015）宜官商初字第284号现在已审理完毕。该案已在2016年3月19日作出二审判决。明确了原告应支付给中兴公司货款1427786.50元及违约金559557.30元，确认了原告结欠中兴公司货款的事实，并在一、二审的判决中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做了认定，也否定了被告所谓的代理人身份。因此，原告以被告为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称将全部货款以银行承兑汇票及转账支票的方式交给被告并非事实，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所主张的2431636.50元是原告付给张国芳的货款总额扣除支付给中兴公司已收到的货款金额作为其起诉依据，我方认为不能成立。违约事实是由原告方自己造成的。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代收货款的关系。3、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被告在合同中已经在出卖人一栏中兴公司作为代理人签字，因此被告没有接受过原告的任何委托，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原告授予被告委托的具体事项是什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具体权限是什么，因此原、被双方并无任何证据能证明有委托关系。综上，请求法庭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0日，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出卖人）与创意公司（买受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创意公司向中兴公司购买型号为ZR-YJV22-4*240的电缆5500米，货款金额为2812150元。合同签订后，货到工地支付总货款的70%计1968505元，在2014年1月25日之前支付。余下的在2个月内，30%计843645元一次性付清。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应负经济连带责任。该合同出卖人处加盖中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上载有中兴公司的收款账户信息，徐亚中在出卖人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创意公司在买受人处盖章确认。2013年12月15日，江苏中兴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出卖人）与创意公司（买受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创意公司向中兴公司购买型号为ZR-YJV22-4*70的电缆2500米，ZR-YJV22-4*35的电缆20000米，YJV22-8.7/15KV-3*70的电缆3400米，货款总金额为2553360元。合同签订后，货到工地支付总货款的70%计1787352元，在2014年1月25日之前支付。余下的在2个月内，30%计766008元一次性付清。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应负经济连带责任。该合同出卖人处加盖中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上载有中兴公司的收款账户信息，徐亚中在出卖人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创意公司在买受人处盖章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兴公司即进行了供货。此后，中兴公司将对创意公司享有的上述货款权利转让给江苏中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公司”）。2015年6月9日，中矿公司将创意公司及徐亚中起诉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兴法院”），要求创意公司及徐亚中支付货款2797786.5元及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等。庭审中，创意公司举证了9张承兑汇票复印件和1张转账支票复印件及徐亚中出具的收款证明1份，意证明创意公司已支付中兴公司货款629万元。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4张承兑汇票合计金额为43万元，该4张承兑汇票复印件有徐亚中的签名，另外2张合计200万元的承兑汇票仅有严金龙的签名，其余3张承兑汇票没有经手人签字，30万元转账支票复印件上有徐亚中签名。在质证中，徐亚中的代理人确认收到其签名的4张承兑汇票43万元，但该款并未交给中兴公司；而徐亚中则认为该4张43万元的承兑汇票及3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确已收到，但均已交付中兴公司，其他5张承兑汇票未收到。同时，徐亚中还明确其还通过张国芳再联系严金龙将江苏远红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红公司”）等单位的电缆销售给创意公司，对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之间合同的具体交货、付款是否履行完毕不清楚。庭审中，创意公司提供了远红公司出具的证明及金额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宜兴法院经审查，该交付远红公司的100万元承兑汇票与创意公司主张交付徐亚中的其中一张100万元承兑汇票是同一张承兑汇票。宜兴法院于2015年11月14日作出案号为（2015）宜官商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认为徐亚中系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中兴公司并未授权徐亚中代中兴公司收取合同货款，且徐亚中与创意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电缆买卖业务关系。宜兴法院最终确认中兴公司实际交付创意公司的电缆金额为5206150元，并确认创意公司尚欠中兴公司货款2797786.5元，扣除创意公司诉讼中支付的137万元后，尚欠1427786.5元。创意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创意公司向无锡中院举证了徐亚中签字的《付款证明》，无锡中院认为上述一审中徐亚中已对其中四份大额承兑汇票进行了质证，明确表示没有收到，二审中又予以认可，前后矛盾，其陈述证明效力较低。无锡中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创意公司仍不服无锡中院上述二审判决，并申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再审。江苏高院经审查认为：徐亚中系中兴公司业务员，其虽在《工业品买卖合同》中以中兴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代理中兴公司对外销售电缆，但合同中并未约定徐亚中有权代理中兴公司收取货款。依据远红公司提供的证明，徐亚中不仅代理中兴公司向创意公司供货，而且还通过远红公司为创意公司提供电缆。因此，徐亚中收取创意公司货款的行为，既不构成有权代理，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关于创意公司是否欠付中兴公司货款问题，江苏高院认为，徐亚中在一审、二审中对于其是否收到创意公司争议货款的陈述前后矛盾，亦未能提供相应的款项往来凭证和收款收据予以佐证。况且，由于徐亚中无权收取案涉货款，即使创意公司向徐亚中支付了剩余货款，亦不代表创意公司向中兴公司支付了货款。综上，江苏高院最终驳回了创意公司的再审申请。创意公司为证明其向徐亚中支付了484万元款项，向本院提供了《创意公司付货款明细》一份，该明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293万元，另一部分是191万元。第一部分293万元组成为：1、票号为31090659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万元；2、票号为31090660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万元；3、票号为93149233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0万元；4、票号为23440699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00万元；5、票号为25636180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20万元；6、票号为32691202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5万元；7、票号为30773815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5万元；8、票号为24200096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3万元；9、票号为10703824的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30万元。第二部分191万元组成为：10、票号为22560857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金额为20万元；11、票号为32963550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金额为5万元；12、票号为32963554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金额为5万元；13、票号为32990794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4、票号为32990795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5、票号为32990796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6、票号为32990797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金额为10万元；17、票号为32942030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4日），金额为30万元；18、票号为32942178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金额为20万元；19、票号为32942179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金额为20万元；20、张国芳转账徐亚中30万元；21、张国芳转账徐亚中20万元。另查明，徐亚中于2015年10月12日出具《付款证明》一份，内容为：关于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12月15日经办签订的二份采购电缆合同，创意公司已经全部付清货款给我徐亚中。再查明，在本案庭审全部结束后，创意公司代理人向本院邮寄了严金龙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显示严金龙于2014年7月10日向张国芳转账30万元，于2014年9月17日向张国芳转账20万元，此外还于2014年7月29日向张国芳转账了180000元。庭审中，徐亚中向本院举证了有“张国芳”签字的远红公司发货单、远新公司的电缆发货单、金普电缆销货清单、经纬电缆发货单等，意欲证明徐亚中与张国芳之间除了案涉合同外还有其他业务，并单独予以结算。徐亚中还举证了结算欠款、借条等，意欲证明张国芳目前仍尚欠被告货款及其他借款。庭审中，被告陈述：1、我方均是从张国芳处拿到相关款项，创意公司从未直接给过我方款项。我方与张国芳之间存在着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也存在着其他资金往来。张国芳给我方的款项系支付我方的货款。我方将张国芳支付给我们的货款作为我方应付给中兴公司的货款付给了中兴公司。我方只认识张国芳，在诉讼之前我们不认识严金龙。2、我方认可收到《创意公司付货款明细》中第一部分的293万元，但系张国芳给我们的。对于第二部分的191万元，我方只收到了张国芳转账的50万元，其余款项没有收到。张国芳给我方钱时也并未讲清楚每笔钱对应哪些货物，也没有讲清楚货款的采购方是谁。3、关于徐亚中2015年10月12日出具的《付款证明》，该付款证明出具时正好是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的诉讼期间，应创意公司要求为了免除创意公司的付款责任，在二审的时候创意公司让徐亚中出具了这份付款证明。但事实上这份付款证明的所有内容都是虚假的，徐亚中并未收到创意公司的全部货款，且创意公司的货款也不是支付给徐亚中的。在无锡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中，对该份付款证明的证明效力予以了否定。4、我方与创意公司之间没有委托关系。即使按照创意公司与中兴公司的买卖合同约定，徐亚中也是中兴公司的代理人，不存在接受原告的委托向中兴公司支付款项。况且生效判决也已经否定了徐亚中与中兴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庭审中，原告陈述：1、案涉所有银行承兑汇票及转账支票均是由原告交付严金龙，严金龙再给张国芳，张国芳最后将汇票交付给徐亚中。2、中兴公司已收到的货款2408363.50元也是通过徐亚中支付给中兴公司的。3、我方认为我方与徐亚中之间系委托关系，我方委托徐亚中向中兴公司支付货款，徐亚中是合同中确定的中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以上事实，由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宜兴法院民事判决书、无锡中院民事判决书、江苏高院民事判决书、创意公司付货款明细、银行承兑汇票、银行转账支票、付款证明、发货单、送货单、借条、银行流水及本院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以与被告徐亚中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为由要求徐亚中返还相关款项。其认为与徐亚中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徐亚中向中兴公司付款，但徐亚中没有足额支付，故应将相应的款项返还原告。但根据中矿公司与创意公司、徐亚中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查明，徐亚中系中兴公司的业务委托代理人，代理中兴公司对外销售电缆，但并未约定徐亚中有权代理中兴公司收取货款。即徐亚中代表中兴公司，且仅系中兴公司的业务委托代理人，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双方间并未有达成委托付款的意思表示，被告没有接受过原告的委托，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原告授予被告委托的具体事项是什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具体权限是什么。因此原告以与徐亚中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为由向徐亚中主张款项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告认为其通过严金龙将484万元款项交付张国芳，再由张国芳将款项交付徐亚中。但根据已查明情况，徐亚中并不认可其收到了484万元，原告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484万元已足额全部交付徐亚中。同时，原告也无法举证该484万元均属于或均出自原告。在本案庭审全部结束后，创意公司代理人向本院邮寄提交了严金龙的银行流水，其认为其中50万元系由严金龙代原告通过张国芳支付徐亚中。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严金龙的银行流水，严金龙与张国芳之间还存在其他转账往来，故严金龙向张国芳转账的该50万元的用途不明，不能仅以原告和严金龙的说辞来认定该50万元的用途。原告也自始至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严金龙系其公司的员工，故对原告与严金龙之间的身份关系无法查明。因此，原告与严金龙认为该50万元系原告要求严金龙向张国芳支付、且用于支付中兴公司电缆款的观点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撑，本院难以采纳。综上，原告既无法证明该484万元均属于原告或来源于原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已将484万元足额交付徐亚中，故其以484万元扣除中兴公司自认已收到的货款2408363.50元后剩余的2431636.50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中矿公司与创意公司、徐亚中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中并未查明中兴公司收到的2431636.50元来自何处。徐亚中向中兴公司到底支付了多少款项在上述案件的庭审中徐亚中陈述不一，其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故徐亚中的自认或证言无法作为认定其向中兴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的依据，也无法作为认定徐亚中收到创意公司款项金额的依据。因此，中兴公司收到的2431636.50元到底有多少金额来自徐亚中根本无法查明，原告简单地以484万元-2408363.50元=2431636.50元的金额要求徐亚中予以返还亦与事实不符。且根据原、被告一致确认，徐亚中收到的款项均来自张国芳交付，而徐亚中与张国芳之间存在其他的买卖与借贷关系，故徐亚中收到张国芳的款项的用途目前无法查明，原告应通过张国芳、严金龙与徐亚中之间对账后再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告与徐亚中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或书面的委托关系，原告以委托关系为由要求徐亚中返还款项依据不足。同时，原告既无法举证484万元均来源于原告，也无法举证484万元已全部足额交付徐亚中，更没有举证严金龙交付张国芳、张国芳交付徐亚中上述款项时均明确用途为支付中兴公司电缆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431636.50元款项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75.74元，由原告苏州市创意灯光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李 成人民陪审员  周雯娟人民陪审员  曹美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于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