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518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伟。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祖奎。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马千里。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 法定代表人：陈颖，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陈伟因与被申请人王祖奎、马千里、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宜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伟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项规定的应当再审之情形。请求本院：1.裁定对（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案予以再审，并终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2.依法撤销（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陈伟对王祖奎不承担还款责任；3.重新审定900万元还款的性质归属；4.将湖北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鄂06民初253号案件与本案合并审理；5.依法改判（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对利息适用计算标准；6.由马千里、王祖奎、宜顺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并将本案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嫌虚假诉讼。马千里与王祖奎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王祖奎与陈伟的借款关系因收条不实、借款资金并未真实到位而不能成立。王祖奎追索债权，应以真实的未清偿余额为依据。根据银行交易记录，马千里实际上已返还王祖奎全部购股款和利息。根据在另案中最新取得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除了本案中已认定的900万元还款外，马千里还分别于2012年4月9日、5月7日、6月4日偿还了王祖奎500万元、80万元和75万元（共655万元）；于2012年3月12日、6月25日、7月23日分别支付给王某65万元、75万元、75万元，王某收款后于当日将款项全额转付王祖奎，以上三笔合计215万元；于2013年3月29日、5月27日分别支付给王某某200万元和1000（500+500）万元（前两笔700万元，王祖奎在他案中认可是马千里还款）。以上马千里支付给王祖奎、王某、王某某三人的还款额合计2070万元（另加王祖奎认可的900万元还款，共计还款额为2970万元）。而马千里却不正当放弃诉讼权利，偏向和帮助王祖奎实现其虚假诉讼目的。 二、（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股权返还款本金有误，其中2011年3月17日的300万元、3月25日的300万元以及4月2日的250万元应予扣除。该850万元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合同（3稿）》约定的借款用途（支付股款），而是用于马千里个人支出，不属于陈伟与马千里对王祖奎的共同借款，陈伟无需承担还款责任。 三、2011年10月12日马千里还给王祖奎的500万元资金来源于陈伟控股的恒威公司，该500万元不应从马千里与王祖奎的个人债务中扣除，而应从陈伟和马千里对王祖奎的共同债务中扣除。2011年11月1日马千里还给王祖奎的另外400万元资金，根据《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任一人行为对该方两人具有约束力”的约定，也应当认定为陈伟与马千里的共同还款。 四、本案已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对于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违约金的规定，以合计给王祖奎造成损失的30%为限。此外，《担保合同》签订时，马千里已明显失去股权，并已明确知道其不可能享有新港顺公司70%股权。但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2013年12月15日签订的《担保合同》中，马千里均申明其“已受让和拥有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70%的股权份额。”《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即不能以《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年息36%做为计算利息的依据。 五、本案应当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鄂06民初253号案合并审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陈伟、马千里就共同债务已向王祖奎履行的还款数额，850万元借款是否应计入陈伟、马千里的共同债务，偿还利息的利率如何计算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陈伟、马千里就共同债务已向王祖奎履行的还款数额问题。陈伟主张其与马千里已经共同向王祖奎还款2970万元（包含原审已经认定的900万元还款），这部分还款应当在共同债务中予以扣除。（一）原审认可的900万元还款，系马千里就其与王祖奎之间的个人债务所履行的还款义务，并不能计入陈伟与马千里共同还款数额之中。1.陈伟以2011年10月12日发生的5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于陈伟控股的恒威公司为由主张该500万系共同还款。然而，资金来源与用途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资金来源于陈伟控股的恒威公司，仅能说明恒威公司有权向马千里主张权利，却不能直接证明该500万元系为履行共同还款义务。2.陈伟以《民间借贷合同（3稿）》约定“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为由主张2011年11月1日发生的400万还款系共同还款。然而，根据马千里向王祖奎出具的《借据》显示，该400万元还款系用于偿还马千里对王祖奎所负的1810万元债务而非用于偿还4000万元共同债务。如果认定该400万元系共同还款，就意味着1810万元债务也是共同债务，这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亦无法为陈伟所接受。（二）陈伟主张马千里另外分别支付给王祖奎的655万元、王某的215万元、王某某的1200万元的还款，合计2070万元应当在共同债务中扣除。然而，陈伟所提供的银行流水等证据既不能说明前述款项因何发生、亦无法证明是用于偿还共同债务，本院不予认可。 二、关于850万元借款是否应计入陈伟、马千里共同债务的问题。陈伟主张2011年3月17日发生的300万元、3月25日发生的的300万元、4月2日发生的250万元共计850万元借款并未按照以往的交易习惯和借款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师志德用于收购股权，而是另行支付给了马千里，并被马千里用于个人用途。850万元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合同（3稿）》约定的借款用途，属于马千里的个人债务，不应认定为陈伟与马千里的共同借款。本院认为，首先，《民间借贷合同（3稿）》以及《股权转让协议（2稿）》均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付款方式，亦未禁止向马千里付款。马千里系《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乙方当事人，王祖奎向其付款并无不当。其次，《民间借贷合同（3稿）》约定“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其他特殊约定的情况下，马千里受领借款的行为，应视为是陈伟与马千里的共同行为。最后，850万元借款最终被马千里用于何种用途，系陈伟与马千里之间的内部相互约束监督问题，与王祖奎无直接关联，亦不能成为否定共同债务性质的依据。因此，对陈伟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三、关于偿还利息的利率如何计算的问题。陈伟主张本案已经被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并且马千里订立《担保合同》时已经失去股权，《担保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因此不应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年息36%作为利率标准，而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违约金的规定，以王祖奎所受损失的30%为限计算。本院认为，首先，本案虽最终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但在陈伟、马千里未能履行转股义务的情况下，应依约向王祖奎支付利息，付息义务的合理性源自于债权人的资金成本，与违约金罚则的适用依据不同，二者不具有可置换性。并且，二者亦不冲突，亦可在同一案件中同时适用。其次，36%年息标准的计息对象是900万元还款，该笔还款系马千里就个人债务向王祖奎还款，与陈伟无关，陈伟对该利率计算问题亦不享有诉的利益。 此外，陈伟主张王祖奎、马千里涉嫌诉讼欺诈的问题，一方面陈伟并未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陈伟亦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撤销合同，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鄂06民初253号案已经审结，该院亦驳回了原告余某某的诉讼请求，并且余某某与本案诉争权益之间无利害关系，因此对陈伟提出的合并审理本案之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陈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伟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朝辉 审判员  陈 佳 审判员  贾劲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吴飞飞 书记员牛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