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29115号原告：东莞市鑫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社区*****。法定代表人：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劲松，广东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巨星，广东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旗峰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堑头新楼工业街东莞裕光外贸创意产业园5号楼二楼A区。法定代表人：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贤，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林，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东莞市鑫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旗峰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巨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贤、李海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40045.98元及利息（利息以各期拖欠货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约定：被告向原告订购捕鱼服等产品，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原告提供增值税发票结算。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如期向被告交货并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给被告。但自2017年5月起，被告开始不足额向原告支付相应货款，截至2017年底，被告已共累计拖欠原告货款640045.98元未付。原告一再向被告追讨拖欠货款未果。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请中的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被告只是代为出口及办理出口退税，并未实际向原告购买产品。原告生产捕鱼服等产品，并自主寻找国外买家进行销售。因被告从事出口贸易服务工作，故原告委托其代为办理商铺的出口及退税手续。双方的实际工作流程为：原告找好国外买家并商定销售价格、签订买卖合同，之后再委托被告出口、办理出口退税，原告的国外客户向被告支付货款后，被告将货款全部返还给原告，原告开出增值税发票，被告连同出口合同、增值税发票、结汇证明等文件，向国税局申请出口退税，国税局审核同意并将退税款支付给被告后，被告再将退税款返还给原告。有时因合作愉快的缘故，被告也会垫付退税款，即在国税局还未将退税款支付给被告的情况下，被告用自有资金将退税款提前支付给原告。故原告与被告只存在退税款纠纷。二、被告在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共向原告支付退税款2516687.63元，已全部付清原告所主张的各个合同项下的退税款。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6日、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2日、2017年5月5日、2017年5月16日、2017年5月21日、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6月12日、2017年7月1日、2017年7月16日，被告（均作为甲方）与原告（均作为乙方）分别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分别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捕鱼服或钓鱼坐垫、手套247905.38元、296883.86元、385530.84元、390981元、670417.80元、187184.60元、380537.30元、535101.25元、546490.35元、372731.08元、528906元，上述11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共计向原告购买货物4542669.46元。上述《产品购销合同》均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乙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结算，甲方购自乙方的产品最终用于出口，如果因为乙方和或其供应商的原因而导致甲方无法获得该批货物的出口退税款项，乙方应该赔偿甲方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对应上述11份《产品购销合同》，原告已经向被告发送了相应的货物，并向本院提交了11份送货单及45张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其已经按照《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向被告送货完毕并已经全部开具了发票，该11份送货单与11份《产品购销合同》所列明的货物金额能一一对应。被告确认上述11份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但认为被告只是代原告办理商品的出口及退税手续，双方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原告自认针对上述11份《产品购销合同》的货物，被告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并提交了原告自行制作一份对账单，列明对应上述11份《产品购销合同》被告尚未支付的货款为640045.9753元，故其在本案中主张被告应向其支付货款640045.98元。对原告提交的该份对账单，被告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签名，不予确认。另外，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其主张被告逾期付款的相关利息计算明细表，具体如下：（1）2017年4月16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16020.43983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7月25日，利息从2017年7月25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1452.19元；（2）2017年4月26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43136.97111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7月25日，利息从2017年7月25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3910.19元；（3）2017年5月2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56017.30154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7月25日，利息从2017年7月25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5077.73元；（4）2017年5月5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56809.20513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8月24日，利息从2017年8月24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4924.65元；（5）2017年5月16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97411.1333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8月24日，利息从2017年8月24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8444.33元；（6）2017年5月21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27197.76239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9月28日，利息从2017年9月28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2232.11元；（7）2017年6月5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55291.7444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9月28日，利息从2017年9月28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4537.76元；（8）2017年6月7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77749.75427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9月28日，利息从2017年9月28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6380.88元；（9）2017年6月12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79404.56624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10月27日，利息从2017年10月27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6212.86元；（10）2017年7月1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54157.50735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10月27日，利息从2017年10月27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4237.45元；（11）2017年7月16日对应合同的拖欠货款金额为76849.58974元，开票时间和结算时间均为2017年10月27日，利息从2017年10月27日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6012.95元。上述利息均是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合计53423.08元。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7月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163891.45元、2017年7月3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994830.61元、2017年9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653432.36元、2017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684533.20元、2018年2月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2516687.62元，均注明为货款。据此，被告主张除了原告诉请的货款，被告还另外预付了将来的货款，并没有拖欠原告的货款。对该2516687.62元如何对应上述合同的货款，被告称其向原告支付的任何一笔款项都对应不了合同，因为是退税款，不是货款。庭审中，被告一直主张其与原告并不存在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只是在代原告办理商品的出口及退税手续，对于双方是否签署书面的出口代理协议，被告陈述出口代理不合法，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代理协议。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发票、对账单，被告提交的支付凭证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向被告提供货物，且相应的货物被告已经签收。被告抗辩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并未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是被告代理原告办理出口及退税手续。但从案涉的《产品购销合同》上看被告作为买方向原告购买捕鱼服等货物并注明了其购买的货物用于出口，并未提及是代理原告办理出口及退税。进出口权是指自主经营进出口权，指的是进出口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资格，申请进出口权办理需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审批过程，取得相关审批部门的各类审批证书后才能拥有自营进出口的权利，也只有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才可依法自主从事进出口业务。本案中，如果存在被告所述的“代理出口”即以被告名义向原告购买商品再利用被告拥有进出口权的便利规避法律相关规定将原告的货物进行出口后再以被告名义办理退税，交易完成后，被告收取代理费。对于该种“代理出口”，被告也称属于违法行为，既然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即使本案存在“代理出口”事实合同，那合同也无效，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在被告已经将案涉货物出口的情况下，已无返还货物的必要，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故在本案中原告诉请被告向其支付货款并根据《产品购销合同》要求被告在案涉货物对应的发票出具后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关于货款的本金问题。2017年4月16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原、被告签订的案涉11份合同总金额为4542669.46元，原告自认被告已经支付了部分款项，尚未支付的货款为640045.98元，被告不确认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完全支付了案涉合同的货款，结合被告提供的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总额，原告的自认对被告有利，本院依法采信针对案涉11份《产品购销合同》的货物，被告尚欠货款本金为640045.98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原告提供增值税发票后结算。案涉11份《产品购销合同》对应的货款尚未支付部分以及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原告已经列表说明并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予以佐证，被告不予确认，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审核后，依法确认原告在货款利息计算明细表中计算方法，截至2019年6月12日，案涉合同产生的逾期付款利息为53423.08元，2019年6月13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为：以640045.9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旗峰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鑫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本金640045.98元；二、被告东莞市旗峰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鑫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6月12日，案涉合同产生的逾期付款利息为53423.08元，2019年6月13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为：以640045.9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67.35元（已由原告东莞市鑫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预交），由被告东莞市旗峰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小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颖怡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