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13156号原告：马淑萍，女，1963年11月10日出生，满族，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客五分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娜，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肖，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马淑华（兼第三人司念、马筱惠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65年11月7日出生，满族，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童，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佳源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58号。法定代表人：丁文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文，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司念，男，1986年3月20日出生，满族，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马筱惠，女，1959年2月16日出生，满族，北京东城劳益商店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马晓英，女，1956年5月14日出生，满族，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维浩，男，1983年7月24日出生，满族，北京国泰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马淑萍诉被告马淑华、北京佳源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追加司念、马筱惠、马晓英为本案第三人，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淑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娜、罗肖，被告马淑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童，被告佳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王文文，第三人马筱惠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马晓英经传票传唤，未参加2019年10月10日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淑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2001年6月12日马树瀛与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的《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弃房补偿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号平房原为马秀兰的私产。马秀兰系马树瀛之母，马淑萍和马淑华之祖母。马秀兰于1989年左右去世，马树瀛于2011年4月去世。2001年×××号平房拆迁，拆迁时被安置人为马树瀛、张敬琴、马淑华、许璐和马淑萍、司念六人，安置房屋两套。一套为马树瀛、张敬琴、马淑华、许璐作为被安置人的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一套一居室马淑萍与司念作为被安置人。×××号拆迁时，马秀兰已去世，当时拆迁安置手续系马淑华去办理的，马淑华未经马淑萍同意，并私自伪造了马树瀛的委托书，以马树瀛的名义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弃房补偿协议书》，放弃了属于马淑萍的拆迁安置利益，并领取了弃房利益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于2016年1月更名为佳源公司。佳源公司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明知马淑萍为被安置人之一，在未经马淑萍本人同意签字的前提下，贸然与马淑华签订上述协议，将本属于马淑萍的拆迁安置份额予以放弃，且将由马淑萍领取的补偿款项交由马淑华，存在严重过错。上述协议签订时，马淑华没有马淑萍的有效授权，协议签订构成无权代理。马淑萍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肯请法院予以支持。马淑华辩称，危旧房改造一事全家都知道。家里姐妹4个，当时马淑华与父母一起居住，另外3人平时也会来帮忙照看父母。根据当时危旧房改造的规定，选定回迁房需要具备条件，而马淑萍、马晓英和马筱惠名下均有其他住房，不符合购买安置住房的条件。被拆迁的×××号房屋，是马秀兰名下的私房，经过马树瀛三兄弟协商，危旧房改造一事全权由马树瀛处理。因为马淑华与马树瀛一起居住，且是四姐妹中年纪最小的，所以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全家均认可由马淑华协助马树瀛办理危旧房改造手续。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对于一些主要手续的办理，均需要马树瀛本人到场，所以在马淑华代马树瀛办理手续时，出具了委托书及相关协议书等材料。马淑萍起诉要求确认无效的协议是马树瀛当着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的面按的手印。关于弃房协议，马淑萍在之前的诉讼中明确表示，父母没有经过其同意，擅自将属于其的财产份额处分了。马淑萍已经表明对于危旧房改造一事是知晓的，自危旧房改造至今近20年，马淑萍未对危旧房改造一事提出过异议，可以表明全家对当年危旧房改造一事是一致的。根据当时危旧房改造的相关文件，选择货币补偿或相关安置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最终没有选择一居室而选择货币补偿是全家人协商的结果，并未损害马淑萍的权益。马淑萍若认为对补偿的货币享有一定份额，其应当在货币补偿后向马树瀛主张，而非马淑华侵犯了其权益。马淑萍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佳源公司辩称，佳源公司不同意马淑萍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拆迁的×××号房屋是私产，产权人为马秀兰，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马秀兰为被拆迁人。2001年拆迁时，马秀兰已经去世，马秀兰有三个儿子，即马树瀛、马树询、马树清。三人协商达成一致，由马树瀛购买回迁安置房屋，并出具了声明。马树瀛是购房人，马树瀛有权放弃购买安置房屋。马淑萍虽然户口在被拆迁房屋的地址，但并未在此居住。按照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第5条的规定，只有在危改区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才属于被安置人。据此马淑萍既非本案被拆迁人也不属于回迁安置房的购买人，也非拆迁政策规定的被安置对象，马淑萍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马树瀛委托马淑华办理拆迁安置事宜，该委托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2001年6月，马树瀛向×××危改办公室出具了说明，2001年6月12日，马树瀛签署了委托书（委托马淑华办理×××危改事宜）、《放弃安置住房具结书》及《货币安置弃房申请书》。马树瀛自愿放弃购买一套一居室，佳源公司据此与马树瀛签订了本案合同。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即使该代理行为存在瑕疵，也应由马树瀛向马淑华主张，马淑萍无权主张代理行为无效，也无权主张本案合同无效。3、本案被拆迁人是马秀兰，马树瀛是马秀兰的继承人协商确定的安置房购买人，其作为权利人有权自愿放弃购买安置房屋，本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4、马树瀛和张敬琴夫妇，明知放弃购买安置房一事，二人去世前从未对本案合同签订和履行的效力提出任何异议。×××危改区从2001年进行危改拆迁，与被拆迁人签署安置协议、预售合同，2003年交付安置房屋。马树瀛作为购房权利人、直接利害关系人，若其认为马淑华代理其与佳源公司签署本案合同，放弃购买一居室选择货币补偿，侵害了其利益，其在于2001年，最晚在2003年应当知悉佳源公司未向其安置一居室，但直至2011年4月马树瀛去世，已经长达10年之久，至2016年6月张敬琴去世，已经长达15年之久，马树瀛及其配偶从未提出过任何主张和异议，充分证明马树瀛知悉也认可马淑华的代理行为。司念、马筱惠述称，司念、马筱惠意见一致，均不同意马淑萍的诉讼请求。被拆迁房屋是马秀兰的私产。拆迁时马树瀛兄弟三人签署了一个协议，约定平分地上物，安置房屋由马树瀛购买。拆迁办当时安置两套房屋，由于马淑华和其女儿的户口在此，她们出钱买了其中一套房屋，另外一套房屋，马淑萍和马晓英均表示不购买。在办理拆迁事宜时，经过全家同意，马树瀛放弃了一套一居室安置房。马晓英述称，马晓英同意马淑萍的诉讼请求。被拆迁房屋是马秀兰的祖产。马淑华他们骗马树瀛的两个弟弟，说只有一套安置房。私产的拆迁应当与户口无关。拆迁办让马晓英签了一个全家同意让马淑华购买房屋的书面材料，但该书面材料上没有马树瀛的签字，马晓英不认可该材料。根据拆迁细则第五条第3、4款的规定，被拆迁的房屋属于私房，与户口情况无关。被拆迁房屋3间，共40多平米，但最后拆迁时变成了22．67平方米，对此有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于2015年改制更名为佳源公司。2017年7月3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马淑萍诉被告马淑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追加马晓英为共同原告、追加马筱惠为第三人。马淑萍、马晓英请求确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归马淑萍所有，八分之一的份额归马晓英所有。该案本院审理查明，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登记在案外人马秀兰名下。马秀兰共育有三子，分别是马树瀛，马树洵，马树清。马树瀛和张敬琴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女，大女儿马晓英，二女儿马筱惠，三女儿马淑萍，四女儿马淑华。马树瀛于2011年4月去世，张敬琴于2016年6月去世。马秀兰去世后，2001年涉案房屋遇拆迁，马树瀛与马树洵、马树清约定被安置房屋由马树瀛购买，安置补偿款由三人平分。之后，马树瀛家人约定被安置房屋的产权人登记为马淑华。2001年6月12日，马树瀛（乙方）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签订《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弃房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同意放弃就地安置住房，并放弃其他安置补偿方式。乙方应安置人口为马树瀛之女马淑萍，之外孙司念。乙方按相关标准应就地安置一居室一套，根据相关的政策放弃就地安置方式，甲方补偿乙方14万元。所有权及附属物作价补偿款及提前搬家奖励费等共计补偿乙方168008元。2001年6月23日，被告马淑华（乙方）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签订《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在危改区范围内（现住址）×××号居住非成套正式房屋2间，建筑面积26．67平方米。乙方同意就地安置并自行周转，放弃其他安置方式。应安置人口为4人，分别是户主马树瀛，之妻张敬琴，之女马淑华，之外孙女许璐（马淑华之女）。甲方就地安置乙方的地址为×××号二居室1套，建筑面积为66．48平方米……乙方据此协议在7日内办理×××危改住宅区《回购住房预售合同》。2001年6月29日，马淑华（买受人）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出卖人）签订《回购×××地区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买受人原住房地址×××号，在×××危旧房改造区内有正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26．67平方米，应安置人口4人。买受人回购就地安置住房为×××号住房，该安置住房的用途为普通住宅……2002年12月17日，马淑华（乙方）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施工楼号×××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号，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位置未作变更……合同签订后，马淑华向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交纳购房款67891．5元。2004年3月31日，马淑华取得×××号房屋的产权证。房屋安置后，马树瀛和张敬琴二人在该房屋中居住直至去世。该案本院判决驳回马淑萍、马晓英的诉讼请求。马淑萍、马晓英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马淑萍、马晓英主张马树瀛家人并未约定被安置房屋的产权人登记为马淑华。经查，马淑华在一审中提交的日期为2001年6月，内容为“我家住×××号，因×××旧房改造，经全家共同协商，回迁一套二居室，放弃一套一居室，产权人写成女儿马淑华，工龄按马淑华一人计算，以上内容全家人都无异议，一切法律责任由我们全家负责，与×××危改办公司无关”的说明上有马晓英的签字。经询，马晓英认可其在说明上签字，但陈述签字时只有其与马淑华、马筱惠到场，马树瀛并未到场。另查，马淑萍陈述其在拆迁期间经常去父母家，其知道拆迁事宜，知道有其15平米，但没问过拆迁如何分房。后马淑萍又陈述当时说是给老人买房。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马淑萍提起本案之诉讼请求确认马树瀛与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的《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弃房补偿协议书》无效。诉讼中，佳源公司出示《放弃安置住房具结书》及《货币安置（弃房）申请书》，证明马树瀛作为房屋购买人，自愿放弃购买1套1居室，选择货币补偿。《放弃安置住房具结书》内容如下：本人现住私房壹间（私房，地址×××号），按照《北京市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就地安置壹套壹居室住房，经慎重考虑，本人自愿放弃就地安置的壹套居室住房，同意其余就地安置住房在回购计算房价时，将本人家庭人口和原住房面积按比例核减计算安置房价。本人、本人家属及与此房产有关联的单位和个人保证以后不再以任何方式向本危改区实施单位（拆迁人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提出进行安置的要求。特此具结。具结人马树瀛，具结日期2001年6月12日。《货币安置（弃房）申请书》内容如下：本人马树瀛家住×××号北房壹间，建筑面积13．33㎡，自愿放弃×××危改安置房，如发生任何问题与危改指挥部无关。特此。申请人马树瀛，产权人马树瀛，2001年6月12日。马淑萍不认可《放弃安置住房具结书》及《货币安置（弃房）申请书》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为两份书证上马树瀛签名及手印并非马树瀛本人的签名与手印，均为马淑华所为，且马树瀛没有权利放弃马淑萍作为被安置人享有的拆迁利益。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马秀兰去世后，马树瀛与其兄弟作为马秀兰的继承人对拆迁利益进行了约定。马树瀛有权委托马淑华代其与佳源公司签订相关拆迁协议。生效判决已确认2001年6月12日，马树瀛与佳源公司签订《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弃房补偿协议书》这一事实。且自上述补偿协议书签订至马树瀛去世，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马树瀛从未就签订该协议一事提出过异议，亦未对马淑华的代理权提出过异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佳源公司与马树瀛签订的《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弃房补偿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事项合法有效。现马淑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亦不能证明上述补偿协议书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故马淑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淑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马淑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晓东审 判 员 陈 新审 判 员 张 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建文书 记 员 王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