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宁01行终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创业东路5号A座603。 法定代表人李正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佳龙，该局保障办主任（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新平，北京市泽元（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海斌，男，197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上诉人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与被上诉人朱海斌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17日，贺兰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印发贺兰县2016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2016年5月10日，贺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贺兰县2016年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上述两份通知均记载对贺兰县城棚户区改造3864户，面积405720平方米，同时载明“由县政府授权、住建局委托，贺兰县立厦商贸有限公司承担棚户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原告名下的××县房屋在棚户区改造范围内。2016年7月11日，贺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贺兰县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明确了征收范围、征收期限、补偿安置方式、标准及方法。其中征收范围包含原机电厂家属院（即原告房屋所在位置），征收期限为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9月10日，自县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60天内为签订征收协议期限。2016年7月11日，贺兰县人民政府作出《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和《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载明征收签约日期自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9月10日。后原告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8年6月16日，被告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原告的房屋（51.46平米）及储藏间（8平米）予以强制拆除，并对屋内物品清点保管。原告对该强拆行为不服，向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信访。2018年10月26日，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朱海斌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因您提出超出政策补偿要求，致使棚改工作组与您多次协商未果，暂未签订协议。但是，由于您房屋所在楼长期无人居住，门窗丢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保证安全，防止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我县将该楼拆除。若您仍对棚户区改造补偿标准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8年11月8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8年11月30作出（2018）宁0104行初35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宁01行终34号行政裁定书，撤销该院（2018）宁0104行初359号行政裁定书，指令该院继续审理。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就被告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损失提交了《财产损失清单》：屋内财产损失27650元、储藏室内财产损失59760元，合计87415元。被告对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及金额不予认可。经询问，原、被告均不申请对该《财产损失清单》所载物品价值申请鉴定。被告提交的《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记载的财产为：1.双人床（1.5米）1个，2.沙发1组，3.单人床1个，4.茶几1个，5.电视柜1个，6.单人床，7.小衣柜1个，8.小床头柜2个，9.茶几1个，10，灶台1个，11.抽油烟机1个。2019年7月8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对该登记册中所载物品进行清点。经现场清点，除灶台外，其余物品均在现场，额外清点出电线4卷、钢丝1卷、红色小木箱1个及其他零散物品。经询问，原告以上述物品已损坏无法接收为由拒绝接收上述物品。原、被告均不申请对上述物品进行价值鉴定。2019年8月19日，经法院询问，原、被告协商确定额外清点出的电线4卷价格为6500元，钢丝1卷的价格为350元，合计价格为685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的主张，原告被拆除的房屋系合法建筑，被告在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前未与原告达成拆迁协议，亦未依法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同时未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其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程序违法。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财产损失87415元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被告提交的公证录像仅记录其进入原告被拆除主房后的室内财产状况，未能完整反映其进入主房的完整过程，其亦未对原告被拆除的储藏室进行录像及财产清点，故被告提交的《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屋内财产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对其强制拆除原告房屋产生的屋内财产损失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该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被告提交的《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所记载的物品无型号、尺寸、生产日期、价格等信息，无法评估，原、被告亦不申请对《财产损失清单》所载物品进行价值鉴定。原告提交的《财产损失清单》虽系其单方制作，但结合原告电工身份，原告被拆除的房屋和储藏室内有可能存有《财产损失清单》所列物品。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中原、被告的调解意见，法院认为，被告除向原告返还清点出的物品外，还应赔偿原告屋内财产损失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6月16日强制拆除原告朱海斌位于××县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返还清点出的《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中所记载的财产（1.1.5米双人床1个，2.沙发1组，3.单人床1个，4.茶几1个，5.电视柜1个，6.单人床，7.小衣柜1个，8.小床头柜2个，9.茶几1个，10.抽油烟机1个）及电线4卷、钢丝1卷、红色小木箱1个。三、责令被告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朱海斌支付赔偿款50000元；四、驳回原告朱海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宣判后，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上诉人已提交《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及对被上诉人房屋拆迁过程中室内财产状况的录像记录，并经被上诉人在物品保管库房核实，与财产登记册记录无大的差异，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屋内财产情况。而被上诉人所举的《财产损失清单》中所列物品没有证据证实其是何时何地何价购买的，与上诉人提交的清点登记册差异较大，且其中价格与市场不符。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财产损失清单》中所列电线等物品并不属于“原告无法就损害赔偿情况举证的”情况，且该情况也并非上诉人的原因导致。涉案拆迁房屋被上诉人多年未居住，其主房门窗破损已久，室内物品已被被上诉人遗弃，其附房也不知何时倒塌。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财产损失清单》中所列的电线等易搬动、价值高且被上诉人随时使用的物品存放于涉案房屋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朱海斌辩称，上诉人违法拆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该违法拆除行为所涉及的被上诉人朱海斌的屋内物品，上诉人虽提交了视频资料及《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予以证实，但该视频资料并未显示被上诉人附房及附房内的情况。且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物品进行清点，清点出未记载于《贺兰县公证处清点财产登记册》的其他物品。故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的职业及身份，认为涉案房屋中可能存有被上诉人《财产损失清单》所列物品，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在强制拆除阶段完整记录涉案房屋及屋内物品情况，亦未申请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物品的价格进行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瑾 审判员 刘煜姗 审判员 宁 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刘 畅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