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1民初24483号原告：夏成富，男，194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原告：弋小平，女，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原告：李小龙，男，199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原告：李小刚，男，199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瑾玮，广东铭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琪，广东铭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黄庆生，男，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桂强，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三乡镇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东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12310007T。法定代表人：欧阳柱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广东官丽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诉被告黄庆生、中山市三乡镇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肉联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及其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瑾玮、陈嘉琪，被告黄庆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桂强，被告肉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四原告赔偿各项损失人民币995532.25元（1.丧葬费53289.5元，按广东省2018年度职工年均工资计算6个月，106579元/年÷2=53289.5元；2.赔偿金841320元，按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或支配收入标准计算，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3.被抚养人夏成富生活费36093.75元，按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28875元/年×5年÷4人=36093.75元；4.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合理损失14829元，参照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3人7天计算，误工费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城镇人均月工资标准计算，住宿费450元×3人×7天=9450元，误工费42066元/年÷12个月÷30天/月×3人×7天=2453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985532.25元）。事实与理由：被害人李某共同受雇佣于两被告，在被告肉联公司处负责赶猪、运输工作。2018年3月4日凌晨3时08分，被害人李某在被告肉联公司正常工作，被告肉联公司的员工钟兴华酒后持刀追赶正在猪栏赶猪的李某，被害人李某被连砍数刀后倒地，经中山市三乡镇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被告是李某的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犯罪嫌疑人钟兴华是在被告肉联公司屠宰场处获取的屠宰刀，持被告肉联厂的屠宰刀对正在工作的李某进行伤害。另，被告肉联公司应当对屠宰工具进行严格管制，在管理员方面也未监管到位，安保工作存在重大的过失，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对被害人李某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两被告应当对被害人李某的死亡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恳请给予公正裁决。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2.工商登记信息；3.起诉意见书、笔录；4.中山市三乡镇医院急救抢救记录；5.居民医学证明书、遗体火化证明、死亡注销户口证明；6.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7.收条；8.情况说明；9.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10.询问笔录；11.微信截图。被告黄庆生辩称，被害人李某自2018年3月4日死亡至今已过一年，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被告黄庆生与被害人李某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向被告黄庆生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黄庆生为其辩解和主张提交了证据（2018）粤2071民初17490号案开庭笔录。被告肉联公司辩称，被告肉联公司并没有聘请过李某，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或雇佣关系。如果原告认为李某与被告肉联公司有劳动关系，本案应先行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但本案没有经过仲裁前置。被告肉联公司从来没有给李某发过工资，也没有管理过李某，也不存在雇佣关系。并且被告肉联公司已经在事发时已经尽到了阻止犯罪嫌疑人继续犯罪的义务，立即报警，也在现场也控制了犯罪行为人。因此，被告肉联公司已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对死者的死亡不存在任何的过失及过错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被告肉联公司为其辩解和主张提交了证据：1.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工资；2.肉类联合加工公司的出纳与黄庆生夫妻的微信转账截图；3.民事起诉状、（2018）粤2071民初17490号民事裁定书。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分别是李某的继父，妻子及儿子。2018年3月4日凌晨2时许，钟兴华饮酒后回到其务工的中山市三乡镇肉类联合加工厂，并持石块无故殴打到该厂运送猪肉的李小刚头部，经该厂员工劝解后，李小刚遂先行离开加工厂，钟兴华被送回该厂二楼宿舍。之后，钟兴华离开宿舍进入该厂屠宰车间取出其工作所用的一把尖刀，持刀先后追砍在加工厂内赶猪的李小刚哥哥李小龙及父亲李某，并连续砍击李某，致使李某受伤倒地，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主张，两被告是李某的雇主，李某作为雇员在被告处猪栏赶猪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肉联公司应当对屠宰工具进行严格管制，在管理员方面也未监管到位，安保工作存在重大的过失，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对被害人李某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黄庆生、肉联公司均否认与李某存在雇佣关系。原告称李某是从事赶猪和运送猪肉工作，李某2003年开始运送猪肉的车辆是黄庆生的，后李某买了车辆了，就用自己车辆运送猪肉，车辆大概有使用7、8年。原告李小龙述称，其与父亲李某、弟弟李小刚一起工作，于2018年开始跟着李某一起做事，每天凌晨一点开始去屠宰厂运输屠宰好的猪肉到肉贩子那里。其先到肉联厂，将猪赶到屠宰间，等肉联公司的工人屠宰好，其再把屠宰好的猪肉运到肉贩子那里。上班不需要打卡，不需要登记，也不用向谁报到，但是按时上班，将屠宰好的猪肉运输完就下班。多的时候，一个人运输要运输三四趟。按照肉联公司的经营时间上班，没有人要求这个时间上班，但是拉猪是为黄庆生拉猪，之前黄庆生告诉我要这个点上班，要运猪、赶猪。工资是按头结算，刚开始是10块钱一头，黄庆生拿3块/头，其拿7元/头，后来变成15块钱一头猪，仍然是三七分成，是月结，每个月31日黄庆生算好账，每月一二号就现金或微信支付，月工资大概一万多元。李某从零几年开始一直跟着黄庆生工作，后来其没有读书之后也跟着父亲李某一起做事。到后来有本钱了，出钱买了三轮车，然后就开始与黄庆生分成，黄庆生拿3块，我们拿7块。原告提交微信截图一张拟证明被告黄庆生向李某发放工资的事实。被告黄庆生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被告肉联公司称该证据与其无关，肉联公司从未委托黄庆生向任何人支付款项。经查，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为微信转账截图，显示于2018年2月15日收到“肥佬”的转账4305元，未注明有转账性质内容。另查明：在（2018）粤2071民初17490号案开庭笔录中，在问及“原告和黄庆生的业务维持到什么时候？”原告答称：“至今能有业务往来。原告自己也有从市场找业务，自己收15元一头猪，黄庆生的业务收7.5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显示，钟选元在接受中山市公安局三乡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询问时述称“我在厂里是车间主任，日常是安排工人工作，有时也需要自己上岗实际操作。我与李小刚、李小龙、李某都是工友并且都是同镇老乡”。钟选元还称“员工黄庆生拦着钟兴发（应为钟兴华）抢走了钟兴发的刀，黄庆生就喊叫其他员工把刀收起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20刑初1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有如下内容：“证人陈某证言：李某及其两个儿子李小龙、李小刚三人是受雇于肉贩子，不是肉联厂的员工，他们三人主要负责将肉贩子在我厂屠宰好的生猪送到指定的地点，负责生猪肉的运送，他们三人的工资都是肉贩子直接支付。”又查明：被告肉联公司提交的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表显示没有李某名单。被告肉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显示内容为：被告肉联公司的出纳与黄庆生夫妻的转账记录，被告黄庆生夫妻向被告肉联公司的出纳转账数额从1000多元至2000多元不等，转账名目为屠宰费。被告肉联公司称，被告肉联公司业务为加工屠宰生猪，生猪的购买、运输不是其公司业务，肉联公司为黄庆生提供的生猪进行加工屠宰，收到加工费，不存在聘请和雇佣黄庆生的事实。被告黄庆生称该些款项是黄庆生受肉贩子的委托转交给肉联公司的，黄庆生只是肉联公司与肉贩子之间搭线牵桥的关系。原告质证称该微信转账记录恰恰证明两被告存在合作或其他业务往来关系，否则两被告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金额往来，证明被告黄庆生与被告肉联公司的内部关系。再查明：被告肉联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向原告支付了丧葬费5万元。被告肉联公司辩称是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5万元，而不是赔偿5万元给原告。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是基于李某受雇于两被告的事实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损失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两被告是否与李某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雇员从事雇佣活动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李某在被告肉联公司经营场所、经营时间受到伤害致死是不争事实，但不能以此推断李某为被告肉联公司的雇员。结合各方陈述意见及本案现有证据，原告主张李某与被告肉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不足，其主张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当事人陈述，被告肉联公司经营业务为加工屠宰生猪；李某工作内容是赶猪及运送猪肉。按原告李小龙陈述，所谓的赶猪及运送猪肉，就是“先到肉联厂，将猪赶到屠宰间，等肉联公司的工人屠宰好，其再把屠宰好的猪肉运到肉贩子那里。”李某所从事工作并不属于被告肉联公司经营业务。第二，根据原告李小龙陈述，李某上班不需要打卡，不需要登记，也不用向谁报到，按照肉联公司的经营时间上班，没有人要求这个时间上班，将屠宰好的猪肉运输完就下班。此外，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是按被告肉联公司指示运输猪肉。因此，李某未受被告肉联公司管理安排，也并非在被告肉联公司的授权或指示范围内从事工作。第三，原告未能举据证实被告肉联公司向李某发放过劳务报酬。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未反映有被告肉联公司任何信息，也未注明有转账性质。按原告陈述，李某从2003年开始就为被告肉联公司提供劳务，但现有证据却未有反映被告肉联公司直接向李某支付过任何劳务报酬。第四，被告肉联公司的员工钟选元虽在询问笔录中称与李某是工友，但亦称被告黄庆生是员工。而两被告均否认黄庆生是肉联公司员工，被告肉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显示黄庆生向肉联公司支付屠宰费。因此，钟选元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应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工友”、“员工”声呼，不能仅凭此认定李某就是被告肉联公司的员工。而另案证人陈某陈述：李某及其两个儿子李小龙、李小刚三人是受雇于肉贩子，不是肉联厂的员工，他们三人主要负责将肉贩子在我厂屠宰好的生猪送到指定的地点，负责生猪肉的运送，他们三人的工资都是肉贩子直接支付。关于李某与被告黄庆生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问题。被告黄庆生否认与李某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李小龙陈述，李某2003年开始运送猪肉的车辆是黄庆生的，后李某买了车辆了，就用自己车辆运送猪肉。工资是按头结算，刚开始是10块钱一头，黄庆生拿3块/头，其拿7元/头，是月结，每个月31日黄庆生算好账，每月一二号就现金或微信支付，月工资大概一万多元。到后来有本钱了，出钱买了三轮车，然后就开始与黄庆生分成，黄庆生拿3块，其拿7块。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来拟证实被告黄庆生于2018年2月15日向李某发放工资4305元的事实。然而，该微信转账截图并未反映转账性质内容，且微信转账时间、数额也与原告李小龙的陈述不一致。原告亦称，原告自己也有从市场找业务，自己收15元一头猪，黄庆生的业务收7.5元。据此，原告主张李某与被告黄庆生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基于李某与两被告存在雇佣关系从而主张两被告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李某系被案外人钟兴华使用其工作的刀具所杀害，原告主张的被告肉联公司对屠宰工具未严格管制、安保工作存在重大的过失等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56元,减半收取为68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华乔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可任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