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1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虹宇，男，汉族，1984年3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斌，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魏友良，男，汉族，1954年11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先金，彭州市濛阳法律服务所。 原审第三人：彭州市濛阳镇桂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桂桥村。 法定代表人：鲍开春，主任。 原审第三人：付兴建，男，汉族，1964年8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上诉人陈虹宇因与被上诉人魏友良、原审第三人彭州市濛阳镇桂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桂桥村村委会）、付兴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虹宇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29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魏友良的诉讼请求：二、一审诉讼费和本案诉讼费由魏友良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确认双方于2014年10月1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9日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法院将送达本案起诉书的时间确定为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但同时，又在审理查明中明确：“2016年，陈虹宇向付兴建提出解除合同，付兴建未予同意”根据一审这一事实认定，可以证明陈虹宇已经明确提出解除合同并已通知对方，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应自陈虹宇通知对方时即已解除，所以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应确定为2016年陈虹宇通知合同当事人之时。介于双方合同已解除，魏友良再次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魏友良只能按照法律规定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一审判决无视这一事实，确认《土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9日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即便该土地租赁合同以后被确认解除不当，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因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为延付或拒付租金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陈虹宇向付兴建主张解除合同后即未再继续支付租金，对超过一年诉讼时效的租金，人民法院依法不应支持，故一审判决陈虹宇支付三年租金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陈虹宇进行复耕不当。对土地是否进行复耕，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裁决范围。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土地管理法》第76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由此可知，保护土地资源，维护土地管理秩序，对土地进行管理、监督、检查、处罚，是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恢复原状即土地复耕是土地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处罚的客体．而不是民事权利保护的对象。故一审判决陈虹宇进行复耕没有法律依据。 魏友良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陈虹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关于陈虹宇所说的解除的问题，魏友良的理解是在本案中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主体应当是魏友良而非陈虹宇。关于陈虹宇所说的诉讼时效已过问题，一审中陈虹宇也并未对相应时效提出抗辩理由，而在陈虹宇拖欠魏友良租金时魏友良也多次寻求村委会以及当地政府要求陈虹宇给付相应租金，其诉讼时效并未过。关于复耕的问题，因民法通则第80条的规定，使用单位对土地有合理保护的义务，魏友良将其土地租给陈虹宇使用，现如今要求解除合同，陈虹宇在租赁期间对土地的现状进行了改变，合同终止后应当依法对所租赁的土地恢复原状，魏友良要求陈虹宇将土地恢复原状符合法律规定。 桂桥村村委会述称，希望陈虹宇将租赁的土地恢复租赁之前的原状。 付兴建述称，同意魏友良以及村委会的答辩意见。 魏友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魏友良与陈虹宇于2014年10月1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2、判令陈虹宇支付魏友良2016年至2018年的租金9744元；3、判令陈虹宇将2.03亩土地复耕并返还魏友良。 陈虹宇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魏友良与陈虹宇于2014年10月1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魏友良返还已收取的租金和保证金6739元；3、判令魏友良赔偿陈虹宇经营性损失1009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友良、魏友清、晏云贵、钟善芳、魏友良、周科金、周科成、曾昭文、甘光荣、王光成、付强均系彭州市濛阳镇桂桥村村民。付兴建受上述村民委托，于2014年10月19日与陈虹宇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10月31日至2046年10月31日，租赁费用为每年1600元/亩，每年支付两次租金，每次支付22400元，租用面积为28亩，其中魏友良的出租面积为2.03亩。合同第四条约定，该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为50000元。合同第九条“租赁场地的交还”载明：“租赁期满或协议因解除等原因提前终止的，乙方（陈虹宇）应于租赁期满或协议终止后5日内将租赁的场地交还甲方。乙方未按照约定交还的，甲方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收回，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合同后，陈虹宇分别于2014年10月19日、2015年1月16日和2015年8月2日，三次支付租金67200元。陈虹宇还于2015年2月17日支付保证金20000元。此后，陈虹宇未继续支付租金。2016年，陈虹宇向付兴建提出解除合同，付兴建未予同意。在土地使用期间，陈虹宇在土地上开挖一个水塘，涉及王光成、魏友良、晏云贵、甘光荣、周科成、魏友良、魏友清和钟善芳承包地。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土地租赁合同、收条、领款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书、桂桥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现场照片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记录在卷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庭审中，双方均同意由出租人直接收回并管理承包土地。魏友良同意租金计算3年，超出部分不再主张。故对于魏友良主张土地返还的问题，一审法院此后不再进行论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首先对《土地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进行认定。根据陈虹宇、付兴建当庭陈述，陈虹宇为经营蔬菜种植，希望租用桂桥村承包土地。经其与桂桥村生产队长付兴建沟通，按照陈虹宇确认的土地范围，陈虹宇请付兴建协调租用承包土地事项。付兴建经与包括魏友良在内的十一户村民协调，村民委托付兴建与陈虹宇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对于该合同的性质，系土地承包经营户将承包土地已出租的方式，交由陈虹宇使用，以取得租金的对价。故从合同性质看，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陈虹宇所主张该合同无效所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所规范的是农村经济组织对承包土地进行发包之规定，而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和以出租方式流转属于不同性质，前者所取得的是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后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进行出租的权利，对于后者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之规范。故对于陈虹宇以该理由主张《土地租赁合同》无效之诉请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陈虹宇主张，其所持有的合同无桂桥村村委会印章，合同无效之理由。该租赁合同关系系陈虹宇与作为承包人的村民之前签订，村委会是否盖章并不影响合同之效力。故对该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故《土地承包合同》应属有效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其次，根据前述，在《土地承包合同》有效之前提下，陈虹宇主张返还已支付的租金和保证金之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魏友良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并要求陈虹宇给付租金之诉请，在合同履行期间，陈虹宇怠于履行支付租金之主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魏友良享有解除合同之权利。魏友良向一审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依法将魏友良之诉讼文书送达陈虹宇，实质系将权利人要求解除合同之意思表示通知陈虹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自陈虹宇收到该诉讼文书之日，《土地租赁合同》即告解除。对魏友良主张的租金，根据双方合同及陈虹宇当庭提交的证据及自认之事实，其尚未支付2016年至起诉之日的租金。根据魏友良之主张，陈虹宇应付之租金为9744元（2.03亩×1600元/亩/年×3年）。对魏友良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再次，对陈虹宇主张之损害赔偿和保证金问题。因合同解除系因陈虹宇违约所致，陈虹宇虽主张魏友良存在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在陈虹宇自身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其要求作为守约方的魏友良进行赔偿之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陈虹宇所支付之保证金，根据合同表述为履约保证金。该款目的为担保合同的正常履行，现由于陈虹宇之违约，致使合同解除，故该款不应予以返还。故对陈虹宇要求返还保证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最后，对于案涉土地返还和复耕问题。陈虹宇对土地返还问题并无异议，且双方在庭审中对于土地返还已经完成，故一审法院不再论述。对于复耕问题，双方在庭审中争议主要集中在陈虹宇是否应当恢复其开挖的水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魏友良有权要求陈虹宇恢复原状。对于恢复至何种状态，根据合同性质，陈虹宇租用前，该土地属于耕地，而将该土地开挖为水塘后，实际变更了土地的利用方式。故在返还前，陈虹宇应当将该土地恢复至可耕种之状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虹宇与魏友良签于2014年10月1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19日解除；二、陈虹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魏友良租金9744元；三、陈虹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魏友良承包土地内的水塘部分进行复耕；四、驳回陈虹宇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0元，合计160元，由陈虹宇负担（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已由魏友良垫付，陈虹宇在支付租金时一并支付魏友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陈虹宇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魏友良的答辩意见以及原审第三人桂桥村村委会、付兴建的陈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土地租赁合同》解除时间应如何确定以及魏友良诉请支付款项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陈虹宇是否应将案涉土地复耕。现就上述争议焦点做以下论述。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陈虹宇上诉提出，其在2016年向付兴建提出解除合同，案涉合同已在2016年解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自己的义务，非据法定解除权或约定解除权，不得解除合同。故即便陈虹宇向付兴建提出解除合同，亦应具有合法依据或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见。而本案诉讼中，陈虹宇主张合同已解除，但其在尚未支付相应费用、亦未提出解除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定原因，且对方并未同意解除的情况下，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不能达到合同已解除的效果。故陈虹宇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魏友良作为合同相对方因陈虹宇违约行为主张解除合同，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陈虹宇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陈虹宇二审中主张合同已在2016年解除故诉讼时效经过的理由，因合同未在2016年经双方合意解除，陈虹宇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审查后认为，案涉土地在交付予陈虹宇前为耕地，陈虹宇在使用过程中将其变更为水塘，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变更的行为经过了魏友良的同意。故魏友良主张合同解除后原样返还土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故原审法院判决陈虹宇应当将该土地恢复至可耕种之状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陈虹宇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虹宇另提出魏友良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本案原告应为付兴建的理由。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付兴建系接受魏友良之委托与陈虹宇签订案涉合同；且一审起诉状由魏友良捺印确认，故本案对陈虹宇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10元，由陈虹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锋 审判员 龚 耘 审判员 白福群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龙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