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281民初3231号原告张杰，男，197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曹洪市。委托代理人鲁世玮，安徽闻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袁庚，男，197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被告王林，男，196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被告于国祥，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以上三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宏文，江苏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张杰诉被告袁庚、王林、于国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杰及其委托代理人鲁世玮，被告袁庚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宏文，被告王林、于国祥委托代理人陈宏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杰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9月2日订立的《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转让款350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人民币3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2日，原告张杰与被告袁庚、王林、于国祥共同签订了《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袁庚作为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意将其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张杰，且被告王林、于国祥对该转让承担连带责任。协议约定在协议签署之日起七日内原告须支付履约定金35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袁庚支付了定金人民币350万元。被告却未按约定时间办理相关的权利证书及安排相关的财务、税务审计，致使协议设定的条件无法成就，进而导致原告合同目的落空、股权并购无法如期实现。根据协议第二条2.1款明确规定适用定金罚则。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张杰为支持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原告身份情况。2、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证实原被告在该协议中对如何履行股权转让及产权登记进行了约定，并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王林、于国祥承担连带责任。3、银行流水，证实原告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支付了本案被告袁庚股权转让款350万元。4、不动产检索证明，证实目标公司所涉及的产权登记在2017年11月9日登记完成，被告完成的产权登记不符合合同约定，被告存在违约行为。5、在天眼查调取的信息，证实袁庚在目标公司股权在2017年11月6日被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冻结，从而导致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至今无法变更6、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1份，证明龚洪泉系该公司股东，被告提交的建设施工合同上签名的是同昌公司的员工。7、乐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份，证实思扬公司在2016年9月2日之前就被同昌生物公司租赁经营。被告袁庚、王林、于国祥辩称，一、关于原告张杰是否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问题。我方认为：案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张杰已经实际经营和控制思扬公司，换言之，原告实际享有目标公司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及选择管理者等股权权益。理由如下：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即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从原告张杰个人账户合计汇入思扬公司账户金额高达13675666.13元，并用于思扬公司经营有关的工资、税费、应付账款等支出。由此可见，原告张杰已实际经营思扬公司。如果原告张杰没有实际经营思扬公司，显然是不会也不可能从其个人账户汇入思扬公司高达1360万元。这也驳斥了庭审中原告否认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陈述。原告本人陈述其款项的来源为其向同昌公司所借款，但其也未提供借款合意等证据材料。因此，对原告张杰的该陈述应当不予采信。2、证人李某、康某1及胡清友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内容来看，也足以证明原告已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事实。证人李某为思扬公司车间主任，证人康某1为思扬公司财务人员，其陈述思扬公司财务收入和支出情况，特别2016年9月份之后，被告袁庚停止向思扬公司汇过款项及原告张杰汇入思扬公司高达1360万元并用于思扬公司经营支出的事实，证人胡清友证实其代表翥山公司从未与被告袁庚商谈过雨水收集池及事故应急池的工程，且翥山公司与思扬公司的相关合同中“思扬公司”的签章并非袁庚或袁庚授意而盖章，上述三位证人均一致证实案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后，被告袁庚已经退出思扬公司的经营，换言之，原告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实际管控了思扬公司。3、退一步讲，在签订案涉协议及原告已实际支付350万元后，如果原告张杰未实际经营，原告张杰不可能再向思扬公司汇入高达1360万元，原告张杰陈述未实际经营思扬公司显然不符合常理。4、从2018年3月1日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函来看，庭审中，原告张杰本人明确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该函的内容来看，原告张杰陈述自2018年1月份停止经营思扬公司，这直接印证了原告张杰已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事实。综上可见，无论从原告张杰汇入思扬公司的款项来看，或从日常生活经营法则来看，均足以证明或印证原告张杰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已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事实。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或情形。原告张杰认为，被告袁庚存在违约行为而致合同目的落空、股权并购无法如期实现。我方认为，原告张杰主动解除案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换言之，原告张杰主张解除案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本案中被告袁庚并不存在原告张杰所称的违约行为，相反是原告张杰自身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张杰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实际办理不动产权证及安排相关的财务、税务审计。我方在上一次开庭中已明确予以解释。一方面，根据《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第1.2.3条的约定，相关不动产权利证书的如未能在2017年8月31日前办理，可由原告方自行办理，被告仅负有配合义务，且不视为被告袁庚等人的违约。据此可见，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并非被告袁庚等人的真正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原告张杰等人已经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相关财务账册及财务人员等均处于原告张杰等人实际控制中，未进行财务、税务审计也没有实际影响原告张杰的经营，也未给其经营造成其他后果或责任。事实上，原告张杰在实际经营思扬公司、被告袁庚等人已经不具备对思扬公司的审计条件，结合原告张杰也从未向被告袁庚主张过履行财务和税务审计的义务。据此，原告张杰系以其行为放弃了要求被告袁庚履行财务、税务审计的义务。其次，关于至今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的原因在于原告张杰及李学文即股权受让方。由于案涉《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张杰等人实际享有了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经营权及收益权，基于此，其作为股权受让方怠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和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我们特别需要提醒法庭格外注意的是，本案中，李学文受让了王林、余国祥合计30%的股份，且完全具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条件，但至今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也未办理变更登记。这也印证了过错和原因在于原告张杰，而非被告袁庚。即使退一步讲，鉴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仅为证权功能，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或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不影响原告张杰等人对目标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等股权权益。由上可见，一方面，被告袁庚并不存在原告张杰所称的违约行为，也当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另一方面，股权转让的根本目的在于“受让人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资格”，即受让人享有股东的权利。本案中，鉴于原告张杰已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事实，原告张杰已实际享有了股权的权利。故而，也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情形”。三、原告张杰在实际经营思扬公司后至单方停止经营期间（2016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关于思扬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主体问题。我方认为，在原告张杰应承担经营思扬公司期间的全部对外债务。庭审中，被告袁庚向法庭提交了包括合同、发票等在内的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为思扬公司实际垫付了合计2259155.60元。根据案涉《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第3.2条的约定，若因原告张杰原因而导致思扬公司承担责任的，被告有权向原告张杰等人追偿，结合《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第5.5条的约定，原告张杰与另一股权受让人李学文之间负连带责任，据此，被告袁庚有权向原告张杰追偿。另外，关于原告张杰经营期间思扬公司对外负责总额问题，鉴于乐平市翥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思扬公司的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可见思扬公司对外承担的责任尚未完全确定，而无论被告已经垫付或将要垫付的上述费用，被告袁庚显然享有对抗原告张杰的法定抵销权。如果被告垫付的总金额超过被告应承担的责任，被告有权向原告行使追偿权。同时，也正是基于此，结合中止诉讼的规定，本案的审理应当以另一案件的审理为依据。本代理人认为应中止本案审理。四、关于原告张杰经营期间的收益问题。我方认为，如判决解除案涉股权并购框架协议，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损益相抵原则，应当依法扣减原告张杰世纪经营期间的获利。由于原告张杰在经营期间，思扬公司均以半成品形式入库到胜富公司，无法考量和审计期间的利润。我方认为参照股权转让总价款6500万元，按照年收益百分之十的计算，原告张杰等人享有650万元的收益，据此，可认定原告张杰获利金额为650万元。综上所述，请求法庭依法查明案件，依法中止审理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1、股权并购框架协议1份，证实原告未按照预约合同约定履行给付股权转让价款义务，主要是付款期限，原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及原告存在严重违反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2、思扬公司财务审批报销流程单4份，证实案涉协议签订后，原告实际经营和控制目标公司。3、不动产产权证书，证实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办理不动产证书的义务。4、乐平市工业园区管委会证明1份及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函1份，证实思扬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停产经营的事实，原告以其行为不履行股权并购框架预约合同义务的事实。5、乐平市公证处公证书1份，证实在原告停止经营后，被告为了防止环保及其他法律风险，通过公证方式接管公司的事实，对接管时的相关资产及设备等情况予以公证。6、乐平市公证处公证书1份，证实原告停止经营后，尚存在固废、废水及废酸未处理的事实。7、原告经营期间对外未付账款汇总表1份及董春林判决书1份（内含合同、发票及汇款凭证），证实被告为原告实际垫付经营期间未付债务合计2108428.52元的事实。8、乐平市翥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民事诉状及合同1份，证实原告经营期间存在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且尚在诉讼过程中的事实，诉讼标的为624万元的事实。9、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西胜富化工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各1份，证实龚洪泉为上海同昌公司股东，上海同昌为胜富公司股东，鉴于在涉案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签订后，龚洪泉曾就思扬公司建设工程合同书上签字，印证原告实际经营思扬公司的事实。10、2016年9月-2017年12月期间张杰向思扬公司汇入款项明细表及银行流水，证实涉案《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向思扬公司汇入13675666.13元，原告实际经营控制思扬公司的事实。11、黄爱莲、程敏相关诉讼资料，证实原告在经营思扬公司期间，存在上述涉诉纠纷，其相应的赔偿金额尚未确定的事实，根据《股权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该债务应由原告承担。12、江西江维公司判决书，证实被告已经实际垫付原告经营思扬公司期间对外的债务380820元及诉讼费3506元，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判决书中“本院认为”中特别认定思扬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可向上海同昌生物公司追偿的事实，则更加佐证了原告委托或授意他人经营思扬公司的事实。13、（2018）赣景乐证内字第1569号公证书，证实在原告擅自退出经营后，尚存在危废品、废水等未处理，思扬公司发函要求及时处理的相关事实。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日，原告张杰（丁方）、案外人李学文（戊方）与被告袁庚（甲方）、王林（乙方）、于国祥（丙方）签订《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所涉总金额为6500万元整，约定被告袁庚有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70%股权转让给原告张杰，被告王林、于国祥有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3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学文，且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最终目标为被告袁庚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70%股权转让给原告张杰，被告王林、于国祥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3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学文。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胡静波在该协议保证人处签名。协议约定自签署之日起，原告张杰及案外人李学文向三被告支付履约定金人民币500万元整，剩余款项6000万元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年内支付完毕。2016年9月8日11时50分，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汇款350万元至原告张杰账户（招商银行卡号为62×××96），客户摘要记载为“合作定金”，当天12时26分及12时29分，原告张杰向被告袁庚名下账号为62×××52共计汇入人民币350万元，客户摘要为“战略合作定金”。2016年9月8日11时51分，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向李学文账号为62×××13银行卡汇入人民币150万元，附言“合作定金”，当天13时36分李学文向被告于国祥名下账号为62×××10银行卡汇入人民币75万元，附言“战略合作定金”，当天13时41分李学文向被告王林名下账号为62×××75银行卡汇入人民币75万元，附言“战略合作定金”。2016年9月开始，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全面接管目标公司即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直至2018年1月1日。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12月27日，原告张杰通过银行汇款共计向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36050162025000000021账号汇款13675666.13元，汇款备注“汇入支付工资”等。原告张杰当庭主张该笔钱系上海同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借给张杰的，再由原告借给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对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30日江西胜富化工有限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共计向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36050162025000000021账号汇款10624166.1元。2018年3月1日，原告张杰与案外人李学文委托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卞兴玉律师向被告袁庚、王林、于国祥及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下发书面律师函（律师函号为（2018）国律函字第01-011号），该律师函第三页载明“但贵方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居然于2018年1月11日给我方送达了《律师函》，该函不仅无端指责我方违约，而且要求我方停止在目标公司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更有甚者，贵方竟于2018年1月11日用链条锁将目标公司大门锁住，阻扰我方正常进出。我方于2018年1月底即已不再经营，退出思扬公司…我方同意停止在目标公司进行一切生产和经营…”。2019年8月20日乐平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作出证明一份“兹证明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今未生产”。2019年3月6日本院作出的（2019）赣0281民初172号原告程敏诉被告江西胜富化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江西胜富化工有限公司与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均为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意向投资或并购，上述两公司实际承包经营者为胡静波”。证人李某到庭作证称：我认识本案的被告袁庚，另外两个被告我只是见过，张杰是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2016年9月我在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思扬公司上班，担任104车间的车间主任，当时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胡静波到思扬公司来召开两个公司的中高层干部见面会，袁庚并没有参加该会议。2016年9月份后我所在的车间进行了改造，开始生产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安排的产品，有些我们之前生产的产品就没有生产了。从2016年9月开始袁庚就没有管理思扬公司了，而是由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胡静波管理整个公司的事物。思扬公司于2018年1月份开始停产，后我离开公司，2019年3月我回到思扬公司上班，思扬公司现在是由袁庚在管理。证人康某2到庭作证称：2016年9月我在思扬公司做会计。2016年9月前思扬公司的支出是由袁庚汇款至公司账户，2016年9月之后是张杰汇款到思扬公司账户。2016年9月份之后，思扬公司报销单由龚洪泉、牟光贤、卢学军审批。2016年9月-2017年4月，我接受同昌公司管理，是同昌公司直接下任务，同昌公司管理后，由张杰汇钱过来发工人工资及支付其他开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举证材料、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于2016年9月2日签订的《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的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9月2日订立的《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二、原告主张被告双倍返还股权转让定金共计人民币700万元是否应予支持？三、被告主张的因原告管理公司期间产生的一系列纠纷未解决，要求中止本案的审理是否成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张杰在起诉状中主张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办理相关的权利证书及安排相关的财务、税务审计，致使协议设定的条件无法成就，进而导致原告合同目的落空，故原告主张解除该协议。对此本院认为：1、原、被告双方2016年9月2日签订的《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1.2.3条，被告三方承诺尽最大努力在2017年8月31日前办理完相应的权利证书，并确保该建筑物、构筑物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或瑕疵，如在上述约定时间内，被告三方无法办理相应的权利证书，丁方戊方（张杰和李学文）将自行办理，被告三方应全力配合，但该情形不构成本合同项下的违约情形。该约定已经明确约定了在被告未按约定办理相关权利证书不属于违约情形，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办理相关的权利证书进而主张解除协议不予支持；2、原告主张的被告未按约定安排相关的财务、税务审计进而主张解除协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最终目标为原告张杰及案外人李学文受让取得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而行使股东权利并实际控制管理目标公司。通过现有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认为原告张杰已经实际经营目标公司，理由为：（1）2016年9月2日该协议签订后，被告袁庚、王林、于国祥即退出了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而将目标公司交给了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控制和管理，该事实有证人李某、康某2的证言及（2019）赣0281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书互相印证，足以认定。（2）本案原告张杰于2016年9月8日支付给被告袁庚的350万元的战略合作定金以及案外人李学文支付给被告王林、于国祥的150万元的战略合作定金，系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于当天汇入原告张杰及案外人李学文的账户内的，原告张杰及案外人李学文收到该笔钱后再分别汇入被告的账户内。原告张杰在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12月27日，原告张杰共计向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汇款13675666.13元，汇款备注大多用于支付公司工资、水电费等日常开支。原告张杰主张该款系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借给原告，再由原告借给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的，对于该主张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该13675666.13元属于巨额资金，原告主张借款但未提供借款合同或者借条，巨额资金的拆借没有借据不符合常理，即使原告的该主张为真，那亦能推定原告张杰与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关联。（3）2018年3月1日，原告张杰与案外人李学文委托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卞兴玉律师向被告袁庚、王林、于国祥及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下发书面律师函（律师函号为（2018）国律函字第01-011号），原告张杰当庭表示同意该律师函的所指向的法律后果由其承担。该律师函上内容显示，原告张杰自认实际经营了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只是由于被告袁庚2018年2月11日锁了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大门致使其无法正常进出，其自2018年1月底即不再经营并退出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综合以上案情，本案原告张杰自认实际经营目标公司，由于原告与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经济往来频繁，且大额资金拆借均不出具借款借据，对于原告张杰与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本院不予评定。本案被告在与原告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之后即全面退出目标公司管理，由原告及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经营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相关财务账册及财务人员等均处于原告张杰及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中，被告袁庚等人已经不具备对目标公司的审计条件，故原告主张的被告未按约定交付相关的财务、税务审计致使原告无法达到合同目的的主张不成立，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9月2日订立的《关于张杰、李学文股权并购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理由不成立。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原告主张的解除理由不成立，且被告已交付目标公司由原告及上海同昌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且原告主张的被告的违约行为不成立，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返还股权转让定金共计7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不存在需要中止审理的情形。被告主张原告实际经营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期间，存在一些未解决的民事纠纷，被告认为应当中止本案的审理。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实际经营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期间产生的民事纠纷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无关，被告若认为原告需要承担责任可以另行起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原告张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秋红人民陪审员  江文淑人民陪审员  邹爱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