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9165号 原告：某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余，四川万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密蜂，女，198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张显杨，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宦中强，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竹亮涛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绵竹市新市镇鲁安村八组。 法定代表人：程亮，总经理。 第三人：黄炳贵，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竹市。 原告某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十七局公司”）与被告张显杨、绵竹亮涛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绵竹亮涛劳务公司”）、第三人黄炳贵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十七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密蜂、陈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显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宦中强、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亮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黄炳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十七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定张显杨与某十七局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绵竹亮涛劳务公司与某十七局公司关于成都地铁6号线6标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张显杨系绵竹亮涛劳务公司的员工，某十七局公司与张显杨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成都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查明本案事实，裁决有失公允。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显杨辩称，原告与张显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张显杨于2017年7月由原告招聘进入成都地铁6号线6标做杂工，张显杨遵守原告的规章制度，受原告管理，由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也为被告购买了意外保险，足以说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之间没有实际的分包关系，原告也无法提供向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支付分包款等相关款项的转账记录等证据，故原告与绵竹亮涛劳务公司没有实际的分包关系。张显杨的工资是由原告直接发放，张显杨受原告管理并接受原告公司安排的工作，能够证明原告与张显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辩称，绵竹亮涛劳务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劳务合同，双方之间没有实际的合同关系，劳务合同是原告为了应付检查，让第三人黄炳贵拿到绵竹亮涛劳务公司补签的合同。原告没有向绵竹亮涛劳务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 第三人黄炳贵辩称，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根本没有和原告达成劳务分包合同，因为本人没有代表绵竹亮涛劳务公司与原告签署协议，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也没有给本人授权委托书，本人也不能签署相关协议。张显杨在原告承建的案涉工地干活，也有证人证实被告张显杨是由原告发放工资和安排劳动作业也包括加班，原告公司也规定了工地工作的相关时间地点以及安排了相关的安全教育。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被告张显杨2019年3月4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申请事项为：“确认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6月3日，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成劳人仲案［2019］0048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某十七局公司对裁决结果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7年7月20日某十七局集团上海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人）与绵竹亮涛劳务公司（劳务分包公司）签订了一份《成都地铁6号线一、二期工程土建施工06合同段临时零星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该份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劳务分包期限为2017年8月30日至2019年9月30日；第九条约定合同订立时间为2017年7月20日。原告某十七局公司在该份合同上加盖某十七局公司成都地铁6号线土建6标项目经理部的项目章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绵竹亮涛劳务公司加盖公章并第三人黄炳贵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庭审中，原告某十七局公司同时提交了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开户许可证证明原告已经将劳务分包给了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被告张显杨是被告绵竹亮涛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某十七局集团上海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由原告某十七局公司全额出资设立，原告某十七局公司与某十七局集团上海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关系为母公司和子公司。 另查明，原告某十七局公司为被告张显杨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购买了“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险，保险期间2017年1月25日起至2021年1月1日。 庭审中，被告张显杨向本院提交了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已经生效的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5页载明的“张显杨从2017年7月至事故发生时，一直在某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地铁6号线土建6标项目部工作，事故发生时，张显杨正在道路上从事施工作业。”证明被告张显杨在原告承建的案涉项目上工作。 庭审中，被告张显杨提交的2018年5月12日的《误工证明》上载明“兹有张显杨从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23日发生交通事故前一直在我单位工作，工作岗位是：杂工，……”该份《误工证明》上加盖有某十七局公司成都地铁6号线土建6标项目经理部的项目章。 另查明，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5月7日上午9：30的《庭审笔录》中第3页载明某十七局公司自认与绵竹亮涛劳务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分包协议，是口头分包。 庭审中，证人肖某提供了如下证言：证人与被告张显杨同在原告承建的案涉工地上干活，做一天有一天的工资，工资都是由原告某十七局公司直接转款给个人的。第三人黄炳贵是代班的，我们一个月大概上班27-28天，无固定休息时间，有时候会加班，原告给我们规定了例如安全方面的教育制度。我是第三人黄炳贵介绍我到原告的工地上班的，工资170元一天是第三人黄炳贵告诉我的，证人不知道绵竹亮涛劳务公司。 上述事实有身份证、工商登记信息、《仲裁裁决书》、《劳务分包合同》、《情况说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民事判决书》、《误工证明》、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对于某十七局公司与张显杨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张显杨应证明本案同时符合前述三个情形。本案中，某十七局公司具有用工主体资格，某十七局公司经工商登记的经营项目包括“建设工程：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对外承包工程：承包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承包”的经营项目与被告张显杨从事的“成都地铁6号线土建6标项目部杂工”工作类似，故本案理应具备前述《通知》中的第（一）、（三）种情形。关于本案是否符合前述《通知》中第（二）种情形的问题，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第三人及证人证言均认可是某十七局公司向张显杨转账支付款项，张显杨在案涉项目的工地工作并接受某十七局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结合某十七局公司为张显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的保单，以及为张显杨出具的《误工证明》，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张显杨是受某十七局公司的管理，本案符合前述通知中第（二）种情形。综上，因本案同时符合前述《通知》中三种情形，故某十七局公司与张显杨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原告某十七局公司称其与绵竹亮涛劳务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张显杨是绵竹亮涛劳务公司员工的辩论意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中，某十七局公司承认没有与绵竹亮涛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本次庭审中第三人黄炳贵与绵竹亮涛劳务公司均承认该份《劳务分包合同》是为了应付检查才签订的，某十七局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供向绵竹亮涛劳务公司支付过款项的相关证据，故本院认为该份《劳务分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某十七局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对原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某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张显杨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某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臧 庆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