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初413号原告：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88号3幢201间。法定代表人：徐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73号37号楼B1402室。法定代表人：金志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与被告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信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被告神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刘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神华公司向华信公司返还无合同依据收取的款项100449064.24元；2.判令神华公司向华信公司支付占用前述款项期间而产生的全部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自华信公司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至神华公司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019年8月5日，为人民币24558883.9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因无足够资金与神华公司做现货煤炭贸易，案外人湖北中恒伟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介绍华信公司参与中恒公司与神华公司之间的煤炭贸易关系。先由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签订《现货煤炭购销合同》，由华信公司向神华公司预付全部货款并由神华公司向华信公司交付煤炭。华信公司与中恒公司以及中恒公司介绍的新疆中浩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浩成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将华信公司从神华公司处购买的煤炭转售给中恒公司及中浩成公司。中恒公司及中浩成公司需向华信公司预付30%货款，3个月后再付剩余的70%货款并按年息12%的比例支付相应垫款费用。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10月15日，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签署了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华信公司依据合同向神华公司预付了全部货款175785175.64元。神华公司实际收到了前述货款。9份合同中第4.2条约定，以神华公司出具盖章的《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作为神华公司完成交付、货权转移的凭证。但是，华信公司收到的中恒公司转交的《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虽有“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但该印章后续被证明是伪造的。为转售从神华公司所购买的煤炭，华信公司与中恒公司、中浩成公司也签订了共10份《煤炭购销合同》，依合同约定，中恒公司、中浩成公司应当先行向华信公司支付30%的货款，中恒公司实际支付了75336111.40元。2015年至2017年，中恒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朱晓华等人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刑，该案刑事判决认定，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上加盖的神华公司印章为虚假印章，神华公司持有的11份以华信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的《煤炭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华信公司印章也是虚假印章，神华公司与华信公司均是被害人，华信公司并没有收到神华公司交付的煤炭。2017年至2018年，华信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神华公司按照《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承担合同责任，该案民事判决最终认定，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是“未成立”的合同，神华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华信公司为履行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向神华公司支付了175785175.64元，神华公司实际受领了款项。另案生效判决已认定，华信公司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是“未成立”的合同，因此，神华公司受领华信公司支付的款项没有合同和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华信公司从未与神华公司签署过其他合同，或授权任何主体与神华公司签署过其他合同，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合同法律关系。神华公司受领该175785175.64元没有法律依据，扣除中恒公司支付的预付款75336111.40元后，华信公司实际向神华公司支付自有资金共计100449064.24元。由于神华公司并未向华信公司支付上述资金对应的煤炭，并且生效判决已经认定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未成立”，因此，上述资金已经形成了华信公司的实际损失。而华信公司发生前述损失的原因，正是神华公司在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受领了华信公司依据未成立的合同而支付的款项，事后既未供货又不退款所造成的。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华信公司有权要求神华公司返还其无依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华信公司还有权要求神华公司返还该100449064.24元对应的孳息，即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神华公司辩称，就案件程序而言，华信公司基于同样证据、基于相同事实，反复变换案由，反复变更受案法院，多次提起民事诉讼；其重复起诉行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请依法驳回其起诉。就案件实体而言，多个生效刑事、民事判决均认定：华信公司错误信任王浩瀚等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利用其代理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贸易的机会，伪造合同印章，伪造货权凭证，骗取华信公司款项，在此过程中，神华公司没有过错。华信公司的损失系由王浩瀚等人犯罪行为所致，神华公司并不存在“100449064.24元不当得利”。华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当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针对华信公司提供的证据：第一组证据：《现货煤炭购销合同》9份、《补充协议》1份。证明事项：华信公司向神华公司支付175785175.64元的原因，是为履行该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和1份《补充协议》。神华公司对第一组证据形式上没有意见，因为神华公司的公章是假的，所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二组证据：《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11份。证明事项：华信公司向神华公司支付货款后，均收到了中恒公司转交的11份《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华信公司误认为取得了煤炭货权。神华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申请表中神华公司公章及港务局的公章均为假。神华公司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第三组证据：《印文鉴定书》、（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2016）豫刑终589号刑事裁定书。证明事项：刑事程序中查明，华信公司持有的《现货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上的“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均是中恒公司伪造的虚假印章。同时，神华公司依据中恒公司另外伪造“华信公司”印章与神华公司签订的11份《煤炭购销合同》，将11船煤炭直接发给了中恒公司人员，变卖后的款项由中恒公司取得。华信公司并未取得货物。神华公司对《印文鉴定书》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2016）豫刑终589号刑事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了王浩瀚等人客观上代表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签约的事实，神华公司已经向华信公司的代表履行了交付义务。王浩瀚等人的诈骗犯罪行为与神华公司无关。第四组证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2017）京0101民初22325号、22326号、22327号、22328号、22329号、22330号、22331号、22332号、2233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2019）京02民终3105号、3108号、3110号、3112号、3117号、3118号、3119号、3120号、312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项：另案一审及二审判决均认定，神华公司实际受领了华信公司支付的175785175.64元，且该款项是华信公司为履行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而支付的，该事实具有既判力。同时，二审判决确认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是“未成立”的合同，根据二审判决确认的这一法律状态，神华公司受领华信公司依据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支付的175785175.64元没有法律依据。神华公司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东城法院的判决已认定华信公司的损失并非由神华公司造成，而是由犯罪行为所致，神华公司已经履行了发货义务。北京二中院的判决已认定神华公司没有过错，华信公司向神华公司主张返还货款或赔偿损失，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五组证据：付款凭证。证明事项：华信公司为履行案涉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在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向神华公司支付货款175785175.64元。神华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款项确实已经收到。第六组证据：神华公司在2016年华信公司提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的答辩意见。证明事项：华信公司基于合同未成立的事实提起不当得利纠纷案，神华公司在该案中自认、追认华信公司持有的合同在双方之间依法成立，华信公司才撤回起诉并另行以合同成立为基础提起诉讼，但神华公司推翻其此前自认，辩称华信公司所持有的合同并不成立，且另案生效判决支持了关于合同不成立的主张。华信公司因此不得不再次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双方多次诉讼是因为神华公司的不诚信行为。神华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华信公司前案不当得利起诉的时候，刑事案件没有完全展示出来，我公司只有自己手上的合同，不了解公章伪造的事实，故认为有合同不能起诉不当得利，认为合同成立。第二次诉讼，我公司了解到刑事案件，作了合同不成立的抗辩，基于不同形式作了不同的答辩。对方是否重复起诉，不在于案由选择，他主要的事实和证据是相同的，就是重复起诉，和我公司答辩观点没有关系。对方起诉请求自相矛盾。第七组证据：神华公司负责人郁野、办事处人员郭晴等人《询问笔录》。证明事项：犯罪分子及中恒公司从未持有华信公司的授权手续或其他委托文件，且神华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此自始至终都是清楚的。神华公司因为其内部的工作疏忽、失职，误向犯罪分子发送货物。神华公司称犯罪分子是华信公司代理人或指定主体，神华公司向华信公司代理人或指定主体履行了义务，不能成立。神华公司认可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合同签订过程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欺骗了华信公司，华信公司将合同交给了两个犯罪分子代签，所以才出现了后面的问题。没有必要针对授权委托书来讨论神华公司的过错问题。二、针对神华公司提供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2016）豫刑终589号刑事裁定书。证明事项：生效刑事判决认定该案的实质是朱晓华、王浩瀚等犯罪分子利用代表华信公司的身份，与神华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从中截留神华公司向其交付的真实货权凭证，而向华信公司交付伪造的货权凭证，骗取华信公司款项，致使华信公司损失。华信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共同损失，但本案争议时共同损失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如何划分。另案刑事判决没有认定犯罪分子有权代表或者实际代表华信公司。第二组证据：（2017）京0101民初22325号、22326号、22327号、22328号、22329号、22330号、22331号、22332号、22333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2民终3105号、3108号、3110号、3112号、3117号、3118号、3119号、3120号、312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项：1.华信公司针对本案已经提起民事起诉，构成重复诉讼。2.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了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并认定神华公司与华信公司各自持有的合同均是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和手段，双方之间未成立合同关系。同时认定：合同未能依法成立系由于华信公司将合同交给王浩瀚等人后，王浩瀚等人未将合同交付神华公司，而是直接加盖伪造的神华公司印章导致，神华公司在该过程中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华信公司向神华公司支付了货款，但没有收到货物，并非是因神华公司违约造成，而是由于犯罪行为所致。华信公司的损失与神华公司无关。华信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和另案审理的事实并不相同。华信公司提起另案时，所持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是否成立并未被确认，相反，神华公司曾在此前追认华信公司所持合同在双方之间依法成立。本案起诉时，华信公司所持9份《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已经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并未成立。本案和另案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华信公司提起另案的事实和理由是认为买卖合同成立，诉讼请求是要求神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另案的诉讼标的是合同成立时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诉讼标的是合同不成立时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不同；另案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神华公司承担合同成立时的违约责任，本案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神华公司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也完全不同。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情况。本案不但没有实质上否定该另案裁判结果，相反，该另案裁判结果是华信公司有权提起本案的前提。正是因为双方之间合同并未成立，双方之间才成立了本案诉请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因此，不但本案与另案不存在冲突和矛盾，而且另案裁判结果是本案诉权的前提和结果。在华信公司所持合同并未成立的情况下，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神华公司收取1.75亿元货款有无法律依据，另案认定与本案争议问题无关。第三组证据：华信公司起诉状（2016年10月31日）、（2017）京02民初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事项：华信公司曾于2016年10月31日，依据其持有的9份合同，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后又撤诉。华信公司针对本案已提起多次诉讼，构成重复诉讼。华信公司两次以不当得利为案由的诉讼金额矛盾。华信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与2016年案件事实并不相同。2016年案件中《现货煤炭购销合同》是否成立并未最终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由生效裁判最终确认。即便两案依据的事实相同，撤诉后再起诉也不构成重复诉讼。华信公司2016年被迫撤诉后又提起本案，是因为神华公司在不同诉讼中对合同是否成立反复提出不同的主张，双方诉累是因为神华公司的诉讼不诚信行为。第四组证据：华信公司与中恒公司签订的8份《销售合同》，华信公司与中浩成公司签订的2份《销售合同》。证明事项：本案实为朱晓华、王浩瀚等人以12%的收益作为诱饵，以30%的资金撬动华信公司100%的资金，在诈骗过程中利用神华公司作为资金过桥方，华信公司的损失应当向朱晓华、王浩瀚等人主张。华信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为形成贸易闭合，双方均与案外人签订了销售下游合同，但双方与案外人的销售下游合同，与本案争议无关。第五组证据：神华公司持有的11份与华信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神华公司与上游公司签订的11份《煤炭购销合同》，《港航货物（煤炭）交接清单》12张，《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外销售结算单》11张，《煤炭购销说明》3份、《煤炭购销合作协议》3份、《收货人变更说明（函）》2份、货权转让书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证明事项：神华公司按照误认为已经成立的合同向华信公司交付了货物或货权凭证以及增值税发票，华信公司在《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外销售结算单》上盖章确认收到货物。神华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其已向华信公司的代理人或其指定主体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华信公司的损失与神华公司无关。华信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认为“华信公司合同专用章”是犯罪分子伪造的虚假印章，合同、交接清单、发票不是华信公司作出或参与签署的文件，对关联性有异议。神华公司将货物或货权凭证交付给了犯罪分子，与华信公司无关。犯罪分子自始至终未取得华信公司的任何授权且神华公司对此明知，其称向华信公司的代理人或指定主体履行了义务不是事实。神华公司依据不成立的合同将货物或货权凭证错误交付给了犯罪分子，属于与犯罪分子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裁判文书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华信公司原名称为百安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安赛公司），2016年7月11日变更为现名称。根据现已生效的（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3月至10月，因无足够资金做现货煤炭贸易，中恒公司总经理朱晓华伙同该公司董事长任长忠、法定代表人刘颖和秦皇岛办事处负责人王浩瀚、业务员乔治，先后以中恒公司、中浩成公司名义与百安赛公司签订10份《煤炭销售合同》，约定由百安赛公司向中恒公司和中浩成公司销售煤炭，百安赛公司预收货款的30%，以《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作为货权转让凭证。与之相对应，中恒公司联系百安赛公司与神华公司签订《现货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由百安赛公司向神华公司购买煤炭，预付全额货款，神华公司每吨煤收取2元钱利润，待三个月期限后中恒公司向百安赛公司支付剩余70%货款和年息12%的费用，百安赛公司将货权转让给中恒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朱晓华、王浩瀚为促使百安赛公司和神华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私刻百安赛公司、神华公司等单位的假章交由乔治保管使用。同时朱晓华、王浩瀚等人欺骗百安赛公司称与神华公司非常熟悉，获得百安赛公司信任，使得百安赛公司将与神华公司的合同交由王浩瀚等人代签。具体签订流程是：百安赛公司将加盖印章且交货方式显示为货权转移的合同邮寄到秦皇岛办事处王浩瀚处，王浩瀚收到后伙同乔治直接加盖伪造的神华公司印章，再寄回百安赛公司；然后朱晓华等人向百安赛公司提供伪造的货权凭证即《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让百安赛公司误以为控制了货权；王浩瀚等人再依据神华公司合同模板拟定合同，将交货方式修改为离岸平仓（即装船离港），再加盖伪造的百安赛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交给神华公司盖章确认。经鉴定，百安赛公司和神华公司留存的合同文本，加盖的对方印章均是虚假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朱晓华、王浩瀚负责联系煤炭的上、下游，通知百安赛公司向神华公司支付货款，后王浩瀚等人拿着百安赛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煤炭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并向神华公司提供装船信息（包括船名、船次、流向、数量）等手续要求神华公司发货，诱使神华公司以为王浩瀚等人代表百安赛公司而向其发货11船煤炭，并将《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外采购结算单》和增值税发票提供给王浩瀚等人，后朱晓华等人以中恒公司的名义将上述煤炭对外销售，所得货款回到中恒公司的账户上。同时朱晓华、王浩瀚还多次采取套用他人的购煤信息，虚构5船煤炭交易，通过空买空卖的方式骗取神华公司账户的百安赛公司购煤预付货款，款项全部转入中恒公司的账户。上述涉案煤炭共383294.00吨。该刑事判决认定，2014年3月至2014年10月，百安赛公司向神华公司预付煤款中已结算煤款172027012.36元，百安赛公司共收到中恒公司款项金额为75336111.40元，神华公司获得的每吨煤2元的利润金额为766588.00元，神华公司和百安赛公司共同损失为95924312.96元。该刑事判决书判决朱晓华、王浩瀚等人犯合同诈骗罪，扣押的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后返还；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此外，根据已生效的（2017）京0101民初22325号等案件中查明，百安赛公司为履行加盖神华公司假章的《现货煤炭购销合同》，共向神华公司累计支付款项19次，合计175785175.64元，扣除已结算煤款172027012.36元，剩余的3758163.28元神华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愿意向华信公司返还。本案审理中，神华公司同意返还上述款项,亦同意返还766588.00元。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此种情况下，法院并未对当事人争议作出实体处理，当事人诉权并未消失，华信公司本次起诉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规定，构成不当得利需符合以下要件：一方获得利益；获益无法律根据；他方遭受损失；获益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已生效的（2015）郑刑二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朱晓华、王浩瀚持百安赛公司有关证照诱使神华公司以为王浩瀚等人代表百安赛公司而向其发货并支付结算凭证，朱晓华等人对外销售煤炭并收取回款；同时采用套用他人信息虚构煤炭交易，以空买空卖的方式骗取神华公司账户的百安赛公司货款。上述获利行为已被认定为朱晓华、王浩瀚、任长忠、刘颖、乔治等人的合同诈骗行为，收益已被认定为犯罪所得和非法所得，因此造成神华公司和百安赛公司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刑事案件已判决将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后返还，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华信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返还的100449064.24元款项中包括了刑事案件认定的本案双方当事人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应当说，神华公司收到百安赛公司的款项后，通过交付货物或货权凭证的方式向百安赛公司“供货”，朱晓华等人以百安赛公司的名义收取货物或货权凭证，骗取款项。在此过程中，神华公司并无获益，华信公司与神华公司就上述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法律关系。现华信公司主张神华公司返还共同损失95924312.96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剩余“未结算煤款”3758163.28元及“利润”766588.00元，现神华公司占有该款项欠缺法律依据，且该公司在诉讼中同意返还，本院不持异议。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由于2016年10月31日华信公司曾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要求神华公司返还款项，神华公司在该案中以合同纠纷进行抗辩，并无还款之意，因此，自华信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神华公司应支付占有款项之利息，本院确定翌日即2016年11月1日为利息起算日。华信公司要求按照每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作为支付利息的起算日，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4524751.28元，利息以人民币4524751.28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6840元，由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42704元（已交纳）；由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4136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晓龙审 判 员 陈 伟审 判 员 张 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大林书 记 员 赵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