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12959号原告：刘相宝，男，196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即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立扬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市花路21号富林物流大楼二层A区202。法定代表人：史春波。被告：日立化成工业（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铃木贤二，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顺，广东广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相宝与被告深圳市立扬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扬公司”）、日立化成工业（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立扬公司需公告送达，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相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日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顺到庭参加诉讼；立扬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相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立扬公司向刘相宝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84546元、社保养老立扬公司应承担部分86424.72元、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的加班费43797元、克扣加班费的赔偿金43797元、2017年11月及12月的工资16630元、克扣2017年11月及12月工资的赔偿金16630元；2.日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立扬公司、日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刘相宝于2009年9月20日入进立扬公司，担任货运司机工作，再由立扬公司派遣到日立公司处工作。自刘相宝入职以来，立扬公司未与刘相宝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会保险。刘相宝每月实领工资为1700元，而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工作不少于26天，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共计加班时间为1921.5小时，立扬公司从未支付加班费。近年来，刘相宝就社会保险、加班费、未及时发放工资等要求立扬公司给予解决，但始终得不到解决，故刘相宝被迫于2018年9月向立扬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于2018年10月20日离开立扬公司。立扬公司尚未支付刘相宝2017年11月、12月的工资。为此刘相宝于2018年10月18日申请劳动仲裁，但仲裁庭对部分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以上事实及相关规定，刘相宝被迫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立扬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84546元（按深圳市2018年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9个月）。社会保险是国家的强制保险，立扬公司未为刘相宝购买社会保险导致刘相宝退休后无生活保障，故立扬公司应支付购买养老保险中立扬公司承担的部分共计86424.72元（按深圳市2004年至2018年每年缴纳基数计算）。同时，立扬公司应向刘相宝支付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的被克扣的加班费共43797元及克扣加班费的经济补偿金43797元。另，立扬公司应向刘相宝支付2017年11月、12月工资共16630元（每月8315元）及克扣工资的经济补偿金6342元。日立公司辩称，一、日立公司与立扬公司（深圳日禾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禾公司”）之间的关系为租赁（运输）合同关系，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劳务派遣协议，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1.日立公司与立扬公司（日禾公司）签订的租车运输合同约定，日立公司按月租赁立扬公司（日禾公司）货车，从事送货业务，立扬公司（日禾公司）需配备司机及卸货人员，日立公司所支付的运输费中已包含人工费。2.刘相宝的工资是由立扬公司（日禾公司）支付的，故日立公司处不存在任何工资发放记录及凭证。3.日立公司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也根本不适用于刘相宝，刘相宝不受日立公司的劳动管理。二、刘相宝是立扬公司（日禾公司）聘请的司机，其两者存在劳动关系，日立公司与刘相宝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刘相宝自认其是立扬公司的货运司机。2.刘相宝的工作证，其抬头显示为“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其工作单位为日禾公司，并非日立公司。3.刘相宝所驾驶的车辆，其车辆所有人分别是立扬公司、“庆华运输（深圳）有限公司”，并非日立公司。三、由于日立公司与刘相宝不存在劳动关系，日立公司与刘相宝的任职单位即立扬公司（日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故刘相宝要求的经济补偿金、加班费、加班费赔偿金、工资及工资赔偿金与日立公司无关，而有关社保养老金或补缴历年社会保险金及滞纳金，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另外，刘相宝自称每月领取的工资为1700元显然不符合常理，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司机在长达两年时间内每月只领取1700元的工资，刘相宝的陈述有虚假成分；同时，本案不排除刘相宝与立扬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或许他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司机和物流公司普遍存在合同承包的情况。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刘相宝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经开庭审理，立扬公司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刘相宝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工作证、行驶证、驾驶证、日立公司货车送货费用明细表予以证明；而日立公司提交了租车运输合同（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银行业务回单予以反驳。根据双方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立扬公司是于2003年9月17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住所地为深圳市××区。日立公司是于2002年7月30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住所地为东莞市××镇。2018年10月18日，刘相宝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茶山仲裁庭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立扬公司、日立公司向刘相宝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84546元、2009年至2018年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86424.72元或按规定补缴历年社会保险金和滞纳金、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的加班费43797元、克扣加班费的赔偿金43797元、2017年11月及12月的工资16630元、克扣2017年11月及12月工资的赔偿金16630元。该仲裁庭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东劳人仲院茶山庭案字[2019]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刘相宝与立扬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2.立扬公司向刘相宝支付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加班费差额31777元、2017年11月及12月工资6342元；3.驳回刘相宝的其他申诉请求。刘相宝主张，其于2009年9月20日入职立扬公司任司机，入职后被派遣到日立公司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含1小时午休），每月只有周日休息，立扬公司每月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1700元，立扬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也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刘相宝工作至2018年9月30日没有再上班。从刘相宝提供的工作证显示：正面载明发证日期为2018年7月17日，工作单位为日禾公司，并加盖日立公司的人事专用章；而背面载明华通电脑门禁规定的内容，并加盖“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厂牌专用章。刘相宝主张，该工作证是日立公司所发的，工作证上载明的企业应该是关联公司，因刘相宝工作中需到这些企业，但刘相宝与这些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日立公司确认工作证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工作证只是出入其公司的凭证。从刘相宝提供的日立公司货车送货费用明细表显示：该明细表手写记载不同车辆用车日期、时间段、行车记录、总公里数、总路桥费、加油费、晚餐补贴、用车人、备注（加班）小时数等情况，其中用车人处记载为“龙刚”或“蒲五”，而表上没有其他签名及盖章。日立公司对该明细表不予确认。从日立公司提供的三份租车运输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账回单显示：2015年12月14日，日立公司与立扬公司签订租车运输合同，约定：日立公司按月租赁立扬公司冷藏货车6台从事干膜送货业务，立扬公司负责提供车辆并配备司机1人及卸货人员1至2人；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7时或9时到日立公司工厂，由日立公司安排当天送货工作，日立公司须保证人员每天最少8小时休息；立扬公司车辆运输过程的油费、路桥费、车辆维修费、车辆违章罚款等由立扬公司负责；立扬公司人员在日立公司客户处的所有作业活动造成的处罚由立扬公司承担；日立公司按月向立扬公司支付租金，合同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6年1月3日、2018年4月1日，日立公司陆续与日禾公司签订租车运输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合同相近，合同期限分别为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日立公司有向立扬公司、日禾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刘相宝确认立扬公司签订的租车运输合同真实性，对其他证据未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立扬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应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刘相宝要求立扬公司、日立公司连带赔偿用人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而刘相宝确认其未垫付缴纳该费用，故刘相宝该请求不属民事审理范围，刘相宝可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立扬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刘相宝对其主张与立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虽然刘相宝提供的日立公司货车送货费用明细表有记载登记立扬公司名下车辆的行车情况，但该明细表没有当事人的签章认可，而日立公司亦不予确认，其真实性难以采纳；况且该明细表本身并未显示是刘相宝出车工作情况。其次，刘相宝提供其驾驶证与立扬公司没有直接关联性，而刘相宝提供的工作证显示用人单位为日禾公司，且载明有多家企业名称及盖章，但并未涉及立扬公司。最后，刘相宝主张立扬公司每月发放的工资为1700元，这与当地司机岗位的普遍薪酬相差甚远；同时刘相宝主张立扬公司未支付2017年11月及12月的工资，却支付了2018年之后的工资，对此刘相宝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对此曾提出过异议，这显然不合情理。因此，刘相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刘相宝主张与立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予采纳。相应地，对于刘相宝根据劳动关系要求立扬公司承担责任难予支持。另外，鉴于仲裁庭确认刘相宝与立扬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并裁决立扬公司向刘相宝支付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加班费差额31777元、2017年11月及12月工资6342元，而立扬公司对此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该仲裁裁决项目，本院予以确认。对日立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刘相宝主张，立扬公司将刘相宝派遣到日立公司工作，日立公司是用工单位，应与用人单位的立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日立公司主张，日立公司与立扬公司没有劳务派遣协议，双方签订租车运输合同，日立公司对立扬公司派谁送货无权干涉，刘相宝不受日立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日立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如上所述，刘相宝未能证实其与立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主张日立公司是劳务派遣中的用工单位显然缺乏依据。其次，从日立公司提供的租车运输合同显示，日立公司是租赁立扬公司的车辆并要求配备相应工作人员，但双方对工作人员没有明确特定，而约定工作人员到日立公司的时间是为完成运输业务的客观要求，不能视为日立公司对此进行劳动管理，可见日立公司与立扬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派遣协议。最后，虽然刘相宝提供的工作证有日立公司盖章，但工作证上有记载其他企业名称并加盖其他企业印章，而刘相宝亦确认其工作需要到上述企业，可见刘相宝的工作场所并不限于日立公司，而刘相宝在日立公司的场所工作过与日立公司为用工单位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在日立公司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刘相宝仅凭该工作证不足以证实日立公司就是劳务派遣中的用工单位，故本院对刘相宝要求日立公司承担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相宝与被告深圳市立扬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已解除；二、限被告深圳市立扬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刘相宝支付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加班费差额31777元、2017年11月及12月的工资6342元；三、驳回原告刘相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相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龙泽云人民陪审员  梁玉银人民陪审员  谢逢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叶玉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