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武海法商字第00796号原告：重庆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九尺坎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2028434449。法定代表人：金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力，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4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902883690B。负责人：龙保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培芳，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蜻蜓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人保）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东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孔令刚、代理审判员江章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5年7月15日，被告重庆人保在答辩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中止诉讼申请书，请求中止本案诉讼，待关联案件审理结束后再恢复对本案的审理。本院依法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海法商字第00796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诉讼。2019年11月5日，因关联案件审结，红蜻蜓公司向本院提交恢复诉讼申请书，本院依法恢复诉讼。因工作调整，本案合议庭成员变更为由审判员吕小武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汪朝清、审判员孔令刚组成。因双方当事人均未重新要求举证期和答辩期，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红蜻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力、朱丹，重庆人保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高培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红蜻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重庆人保向红蜻蜓公司赔付被保险货物损失、红蜻蜓公司为减损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等共计人民币（以下如无特指均为人民币）45606690.93元及该款项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5年5月20日为901887.93元，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重庆人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红蜻蜓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重庆人保向红蜻蜓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6085598.72美元扣减34868050.47元以及该保险赔偿金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货币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重庆人保承担红蜻蜓公司为查明和认定本案被保险货物货损原因而发生的律师费190万元；3.判令重庆人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过程中，红蜻蜓公司称从承运人处受偿为美元，故对变更后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当庭变更为要求重庆人保支付红蜻蜓公司保险赔偿金1166499.57美元以及该保险赔偿金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货币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1.被保险货物发生货损以及相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判决情况。（1）被保险货物发生货损。2013年1月7日，红蜻蜓公司与卖方路易达孚公司(LOUISDREYFUSCOMMODITIESASIAPTELTD.)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红蜻蜓公司向卖方购买64689.2吨巴西大豆，大豆单价为555.84美元/吨，合同总价为35956844.93美元。货物买卖合同签订后，红蜻蜓公司如约向卖方支付了所有合同款项。2013年4月22日，“SUNNYPRIDE”轮受托开始在巴西桑托斯港装货，至2013年4月25日完成大豆装载，阳光公司以红蜻蜓公司为收货人签发了4份提单。SGS巴西分公司对本轮大豆进行了检验，并出具了4份《检验证书》，显示本案所涉大豆货物品质完好。2013年4月26日，“SUNNYPRIDE”轮驶离巴西桑托斯港。2013年3月，红蜻蜓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与重庆人保签订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口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书》）。2013年4月24日，重庆人保就本案所涉大豆货物的运输向红蜻蜓公司签发了《货物运输保险单》（以下简称《保单》）。根据《保险协议书》和《保单》，红蜻蜓公司就被保险货物的运输向重庆人保投保了一切险以及附加战争险、罢工险，保险金额为美元42114221.74元。《保险协议书》签订后，红蜻蜓公司如约向重庆人保支付了保险费156154.46元。2013年7月4日，“SUNNYPRIDE”轮抵达舟山港进行减载。在3舱及6舱的减载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舟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舟山检疫局）发现减载的被保险货物存在热损。2013年7月7日，“SUNNYPRIDE”轮在舟山完成减载，该批减载的被保险货物通过驳船于2013年7月8日晚被转运至南通粮油接运码头。舟山检疫局对该批减载的被保险货物进行重量检验并于2013年7月11日出具了《重量证书》，确认舟山减载的被保险货物共计17189吨。2013年8月7日，舟山检疫局完成对减载的被保险货物的品质检验，并出具了《品质证书》。《品质证书》确认，舟山港减载的被保险货物的损伤粒（也称总损伤粒）及热损伤粒远高于装货港的检验参数，且不符合买卖合同S6X1503的要求。2013年7月10日，“SUNNYPRIDE”轮将剩余被保险货物运至南通粮油接运码头，并于7月16日卸载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南通检疫局）对该批南通港卸载的被保险货物进行重量检验，并于2013年7月16日出具了《重量证书》，报检重量为7500.20吨，实际检验重量为47021.167吨。2013年8月20日，南通检疫局完成对南通卸载大豆的品质检验，并出具了相应的《品质证书》。《品质证书》确认，南通卸载的被保险货物的损伤粒（也称总损伤粒）及热损伤粒远高于装货港的检验参数，且不符合买卖合同S6X1503的要求。并且，《品质证书》评定，“根据船长与CIQ、CCIC、P&I鉴定人员2013年7月11日签署的事实声明，本批货物在航行途中发生热损伤的残损”。（2）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判决。红蜻蜓公司因上述被保险货物发生货损而对承运人阳光自豪控股有限公司（SUNNYPRIDEHOLDINGSCO，LTD）（以下简称“阳光公司”）提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武汉海事法院于2018年12月9日作出（2015）武海法商字第01403号民事判决，判令阳光公司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向红蜻蜓公司赔偿货物短量损失1750469.43元以及货物贬值损失33117581.04元，合计34868050.47元。后续，阳光公司就前述案件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7日作出（2019）鄂民终630号民事判决，驳回阳光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保险合同下，重庆人保仍应向红蜻蜓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166499.57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保险人应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本案《保险协议书》约定，红蜻蜓公司就被保险货物向重庆人保所投保的险种为一切险以及附加战争险、罢工险，保险的承保范围包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保险负“仓至仓”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本案中，《保单》记载被保险货物自巴西桑托斯启运，经中国舟山，至中国南通。同时，另案运输合同纠纷诉讼判决确认，被保险货物在装货时品质良好，货损系因阳光公司未妥善保管货物所导致。因此，被保险货物的货损发生在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期间内，且货损属于保险人承保范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就本案被保险货物受损，重庆人保作为保险人应向红蜻蜓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及计算方式如下：（1）被保险货物短量损失。被保险货物装载时的总重量为64689.20吨（被保险货物总重量），舟山卸载的被保险货物共计17189吨，南通港卸载的被保险货物共计47021.167吨，实际卸载的被保险货物总重量为64210.167吨。因此，本案中被保险货物发生短量479.033吨。该事实已经另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生效判决确认。根据本案《保单》的记载，被保险货物的保险金额为42114221.74美元。由此，重庆人保应赔偿货物短量损失保险赔偿金311861.98美元（具体为：42114221.74÷64689.20×479.033=311861.98美元）。（2）、被保险货物贬值损失。如运输合同诉讼判决所确认，贬损率是计算被保险货物受损价值的合理方法，排除了进口关税、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也符合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被保险货物的贬损率为14.114225697%。此外，由于本案中实际卸载的被保险货物存在短量，实际卸载的被保险货物重量为64210.167吨，被保险货物贬值损失仅就实际卸载的部分进行计算。由此，重庆人保应赔偿货物贬值损失保险赔偿金5900079.40美元（具体为：42114221.74÷64689.20×64210.167×14.114225697%=5900079.40美元）。此外，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本案中保险绝对免赔额为保险金额的3‰，即126342.67美元。因此，就被保险货物短量损失以及被保险货物贬值损失，重庆人保合计应赔偿保险金为被保险货物短量损失赔偿+被保险货物贬值损失赔偿－保险免赔额，即6085598.72美元。（3）承运人已在另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讼中就货物损失向红蜻蜓公司赔付了34868050.47元。红蜻蜓公司于2019年9月5日收到阳光公司支付上述货物损失赔偿34868050.47元，等值4919099.15美元。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时，可以从应支付的赔偿额中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人获得的赔偿。鉴于此，红蜻蜓公司在本案中相应扣减已获得的赔偿，即保险赔偿金额6085598.72美元扣减4919099.15美元，仍应获得保险赔偿金为1166499.57美元。综上，重庆人保应向红蜻蜓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166499.57美元，并支付该保险赔偿金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货币贷款利率计算）。3.重庆人保应承担红蜻蜓公司为查明和认定本案被保险货物货损原因、损失程度以及执行保险人的通知而发生的律师费190万元。为查明和认定被保险货物的货损原因、损失程度以及执行保险人的通知，保障自身及保险人的权益，红蜻蜓公司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证据保全，与重庆人保、承运人阳光公司以及政府检验部门进行协调、沟通。此外，应重庆人保申请，武汉海事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2015）武海法商字第00796号民事裁定书，指出：“本院审理的红蜻蜓公司诉阳光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涉及到对本案保险货物发生货损原因的认定，这也将影响到本案保险人责任的认定…上述案件之审理结果与本案有直接的联系”，由此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因此，为进一步通过运输合同纠纷诉讼查明和认定被保险货物的货损原因、损失程度以及执行保险人的通知，红蜻蜓公司委托律师提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诉讼，并参与该案审理。就委托律师采取上述行为，红蜻蜓公司支付法律服务费用19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被告重庆人保辩称：1.红蜻蜓公司诉请的保险赔款缺乏事实依据。（1）提单货物总重量：64689.2吨；装港货物水分：12.9%；装港货物扣除水分的重量：64689.2吨×（100%－12.9%）=56344.293吨。（2）舟山卸货数量：17189吨；舟山卸货水分：11.9%；舟山卸载货物扣除水分后的重量：17189吨×（100%－11.9%）=15143.509吨。（3）南通卸货数量：47021.167吨；南通卸货水分：12.4%；南通卸载货物扣除水分后的重量：47021.167吨×（100%－12.4%）=41190.542吨。不考虑水分重量，两港卸货共计15143.509吨+41190.542吨=56334.051吨，这与装港货物扣除水分的货物重量56344.293吨，仅短少10.242吨。对于近6.5万吨货物来讲，10.242吨的差距完全在合理损耗或者合理误差的范围内。因此涉案货物并没有实际短量，即使短量也是因为货物自身特性原因所致，不属于重庆人保承保的范围。2.红蜻蜓公司已经自承运人处取得应有的补偿，不应再向重庆人保主张赔偿。3.在不影响上述答辩意见的前提下，红蜻蜓公司主张的货物贬值计算不科学、不合理。（1）热损伤并非导致受热大豆不能用于生产豆油和豆粕，只是品质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涉案货物的热损伤率最高为11.96%，故整批货物贬值率不应高于11.96%，红蜻蜓公司主张的14.114225697%的贬值率明显与事实不符。（2）红蜻蜓公司依据贬值率公式取值不科学，导致结果不合理。4.超过货物发票金额110%的部分不应由重庆人保承担。涉案《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每一保单出口货物金额，按发票金额的110%或信用证要求确定；如单笔货物的保险金额超过发票金额110%，甲方（红蜻蜓公司）应在启运前通知乙方（重庆人保），经乙方书面确认后保险合同方有效”。涉案货物的发票金额为555.84美元/吨，而保单中载明，保险金额为42114221.74美元，货物重量为64689.2吨，计算保险单价为651.02美元/吨，相当于发票价值的117.12%，明显超过发票金额的110%。但现有证据材料显示，对于超过发票金额110%的事实，红蜻蜓公司并未通知过重庆人保。因此，超过货物发票金额110%的部分不应由重庆人保承担。5.红蜻蜓公司按美元主张不符合双方约定。《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保险金额以人民币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启运当日中间价为准”。本案货物启运日为2013年4月25日，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该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23：1。红蜻蜓公司、重庆人保都是中国企业，境内企业的结算不能使用外币，即使法院判决支付美元，最终两家公司结算时还是要使用人民币。6.即使重庆人保应当赔偿，也应当扣除免赔额。7.红蜻蜓公司主张利息不合理。本案重庆人保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该承担保险责任的金额，直到目前均未确定，重庆人保对于不确定的义务，没有支付利息的义务。8.红蜻蜓公司主张重庆人保赔付律师费没有依据。第一，保险合同并未约定承保律师费，而只承保货物本身的损失。第二，红蜻蜓公司依据《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要求重庆人保承担责任，《海商法》相对《保险法》属于特殊法，在特殊法仍然有效的前提下，特殊法应该优先适用，而依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不包括律师费。法律规定保险人应该承担的费用本意是指评估、鉴定、检测等费用，而律师费并非此类费用。红蜻蜓公司对承运人的诉讼产生的律师费，并非是直接确定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而产生的费用；且武汉海事法院在审理另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时，也不是依据律师对损失原因、损失程度等作出的结论，而是依据相关检验部门的检测报告等材料。因此，律师费并不属该类费用，不应由重庆人保承担。红蜻蜓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本质上是为其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后，因另案代理（[2015]武海法商字第01403号和[2019]鄂民终630号）所产生的案件代理费用，与本案无关。红蜻蜓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1红蜻蜓公司与重庆人保签订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口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1.2重庆人保出具的《货物运输保险单》；1.3重庆人保开具的保险费专用发票，均系复印件，拟证明：红蜻蜓公司就本案保险货物的运输向重庆人保投保了一切险以及附加战争险、罢工险，保险金额为42114221.74美元，并按照合同约定向重庆人保支付了保险费156154.46元。保险单的出具时间晚于保险协议书，保险单上载明的金额均为美元，保险协议书第一页载明了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传真件与保单作为发生保险事故时索赔的依据。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保险金额是以人民币确定。本院认为，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2.1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1403号民事判决书；2.2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终630号民事判决书，均系复印件，拟证明：就被保险货物受损，法院判决案外人阳光公司作为承运人向红蜻蜓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合计34868050.47元，包括：货物短量损失1750469.43元以及货物贬值损失33117581.04元；实际上，判决中确定的阳光公司对红蜻蜓公司的应付款项还包括额外费用7200404.75元、红蜻蜓公司利息损失10135310.11元和以41953425.22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但是，该三笔款项并非被保险货物本身的损失金额，故不计算在货物损失赔偿金额之内；被保险货物装载时的总重量为64689.20吨，实际卸载的被保险货物总重量为64210.167吨，被保险货物发生短量479.033吨；贬损率是计算被保险货物受损价值的合理计算方法，排除了进口关税、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也符合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被保险货物的贬损率为14.114225697%。被告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收款凭证，均系复印件，拟证明：红蜻蜓公司于2019年9月5日收到阳光公司依据运输合同纠纷诉讼判决支付的34868050.47元的货物损失赔偿。阳光公司向红蜻蜓公司支付的总金额为7859273.21美元，以2019年9月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7.0883元）折算，即55708886.30元。除上述34868050.47元的货物损失赔偿之外，该金额还包括了额外费用7200404.75元、利息损失10135310.11元以及应付利息3227208.97元（以41953425.22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1日其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1403号民事判决书是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单位，对红蜻蜓公司主张以美元结算有异议，要求红蜻蜓公司对承运人支付人民币组成予以说明。本院认为，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且红蜻蜓公司已经对该款项的构成进行了说明，故本院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4.1红蜻蜓公司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签署的《法律服务协议》以及《法律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4.2招商银行收款回单；4.3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系复印件，拟证明：红蜻蜓公司为查明和认定被保险货物的货损发生原因所支付的律师费为190万元。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范围包含了红蜻蜓公司委托律师向重庆人保索赔的内容，与红蜻蜓公司诉称委托律师查明事故事实，要求承运人赔偿的事实不符，该费用实质上是红蜻蜓公司为实现向承运人索赔而支付的律师费用。本院认为，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第五组证据：往来邮件，红蜻蜓公司当庭提供，均系复印件，拟证明：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9月10日，原、被告之间的往来邮件中明确载明红蜻蜓公司已经向重庆人保提供了充分且完全的索赔资料，但在提交资料后，重庆人保未给出任何理赔方案，未积极履行赔付义务。重庆人保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且红蜻蜓公司应当提交邮件的全部内容。（1）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红蜻蜓公司已向重庆人保提供了充分且完全的索赔资料；（2）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重庆人保未给出理赔方案，相反，该组证据恰恰说明重庆人保一直在积极给予红蜻蜓公司反馈，并就相关材料进行审核。但是由于红蜻蜓公司一直未提供可以证明事故属于保险责任的材料，保险人无法做出最终核定。需要强调的是，“海洋货物运输一切险”下，并非被保险人证明其遭受损失，被保险人就完成证明义务。被保险人首先有义务证明货物损失是遭受“何种”“外来原因”导致，随后如果保险人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才需要由保险人举证。而本案，红蜻蜓公司一直未提供涉案货物受损属于保险责任的证据，故重庆人保无法核定。本院认为，重庆人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重庆人保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口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货物运输保险单，系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对每批货物的投保事宜进行过明确约定，红蜻蜓公司投保金额超过了货物发票金额的110%而未通知保险人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保险金额超过货物发票金额的110%的部分无效。红蜻蜓公司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红蜻蜓公司投保金额未超过110%，重庆人保偷换发票金额概念，保单是双方合议，不存在无效。本院认为，红蜻蜓公司对其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涉案货物的装港品质证书，涉案货物的卸货港品质证书，涉案货物的卸货港重量证书，系复印件，拟证明：涉案货物实际并未发生短量。红蜻蜓公司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涉案事故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存在争议。本院认为，红蜻蜓公司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货物短量的事实已经法院生效文书所确认。经当事人举证、质证，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一、货物买卖、保险单证方面2013年1月7日，红蜻蜓公司作为买方与作为卖方的路易达孚公司(LOUISDREYFUSCOMMODITIESASIAPTELTD.)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红蜻蜓公司向路易达孚公司购买64689.2吨巴西大豆，大豆单价为555.84美元/吨，合同总价为35956844.93美元。合同签订后，红蜻蜓公司向路易达孚公司支付了合同价款35956844.93美元。按红蜻蜓公司实际支付货款之日的汇率计算，大豆货物的离岸价为221910679.80元。2013年3月，红蜻蜓公司（甲方）作为被保险人与重庆人保（乙方）签订了《保险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第二条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每一保单出口货物保险金额，按发票金额的110%或信用证要求确定；如单笔货物的保险金额超过发票金额110%，甲方应在启运前通知乙方，经乙方书面确认后保险合同方有效。保险金额以人民币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启运当日中间价为准。”第七条保险责任与保险条款：“乙方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一切险及本合同列明的附加险承担保险责任。……除外责任：乙方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一切险及本合同列明的附加险承担保险责任。”第八条保险费率及免赔：“免赔额及免赔率：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为保险金额的3‰。”第十条投保手续：“甲方将公司货物无遗漏如数向乙方投保。在每批货物启运前甲方填写乙方提供的《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并传真给乙方，乙方根据投保单具体内容按本协议约定条件进行核定无误后以盖章回传确认承保并出具保单，传真件与保单一起作为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甲方向乙方索赔的依据。”第十二条保险索赔与理赔第二款：“甲方就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货损向乙方提出赔偿时，应提供如下单证……及保险合同或者条款规定的其他单证。”第十三条法律适用：“本协议及其执行中的保险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13年4月24日，重庆人保向红蜻蜓公司签发《保单》，载明：被保险人红蜻蜓公司，货物数量64689.200MT，保险金额“USD42114221.74”。其后，红蜻蜓公司向重庆人保支付保险费156154.46元。二、货物运输情况2013年4月22日，“SUNNYPRIDE”轮开始在巴西桑托斯港装载大豆，至2013年4月25日完成装载，阳光公司以红蜻蜓公司为收货人签发了4份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LOUISDREYFUSCOMMODITIESBRASILS.A.；收货人凭指示，通知人CHONGQINGREDDRAGONFLYOILCO，LTD.（即红蜻蜓公司）；货物名称巴西大豆，重量分别为46071.555公吨、9000公吨、8000公吨、1617.645公吨。提单正面注明“在装货港表面良好的已装船的要运往目的港或附近港的货物，该船已安全接受上述货物”；“运费按租船契约支付，日期2013年1月11日”。2013年4月26日，“SUNNYPRIDE”轮驶离巴西桑托斯港，于同年7月4日抵达中国浙江舟山老塘山港，并进行货物减载。2013年7月7日，“SUNNYPRIDE”轮完成货物减载。次日，“SUNNYPRIDE”轮减载的大豆通过四条驳船被转运至江苏南通粮油接运码头。2013年7月10日，“SUNNYPRIDE”轮减载后驶抵南通港粮油接运码头，并于7月16日卸载完毕。经检验，“SUNNYPRIDE”轮于2013年7月11日在舟山港减载大豆17189吨，于7月16日在南通港卸载大豆47021.167吨，上述合计卸载64210.167吨。三、货物检验情况2013年5月6日，SGS巴西分公司在巴西桑托斯对本案所涉大豆进行了检验，并出具了4份《检验证书》，内容一致，检验结果符合贸易合同要求。2013年8月7日，舟山检疫局对“SUNNYPRIDE”轮在舟山港卸载的大豆抽取代表性样品进行品质检验分析，并出具《品质证书》。《品质证书》载明：“品名转基因黄大豆，重量17189吨，货物散装于该轮的3、6舱，本批货物的损伤粒和热损伤粒含量不符合合同S6X1503的要求，其他品质指标符合合同要求；检验费51527元。”2013年8月20日，南通检疫局对南通港卸载的大豆抽取代表性样品进行品质检验分析，并出具《品质证书》。《品质证书》载明：品名黄大豆（转基因），重量47021.167吨，上述货物的“总损伤粒”及“热损伤粒”不符合买卖合同S6X1503的要求。《品质证书》备注：“根据船长与CIQ、CCIC、P&I鉴定人员2013年7月11日签署的事实声明，本批货物在航行途中发生热损伤的残损，具体情况详见我局的相关证书”。2013年9月13日，南通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就广东华美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华美）加工大豆所产毛豆油送样进行检验，出具《检测报告》，载明：“华美4号罐大豆油酸价5.08mgKOH/g；华美5号罐大豆油酸价5.02mgKOH/g，检测依据GB/T5009.37-2003。”2013年11月4日，南通检疫局就海油碧（南通）生物能源蛋白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油碧”）加工所得豆油送样进行检验，并出具《检测报告》，载明：“205总样酸价6.22mgKOH/g，207总样酸价5.33mgKOH/g，检测依据GB/T5009.37-2003。”2014年7月14日，南通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编号为通价认证[2014]27号的《关于毛豆油、豆粕的价格认证结论书》，认证结果如下：南通地区毛豆油加工企业于2014年4月28日+前7个交易日+后7个交易日共计15日，巴西转基因大豆加工毛豆油的日批量销售单价平均值为6821元/吨；南通地区豆粕企业于2013年9月17日+前7个交易日+后7个交易日共计15日，巴西转基因大豆加工豆粕（蛋白含量为43%）的日批量销售单价平均值为4345元/吨；南通地区豆粕企业于2013年10月12日+前7个交易日+后7个交易日共计15日，巴西转基因大豆加工豆粕（蛋白含量为43%）的日批量销售单价平均值为4384元/吨。2014年10月30日，南通检疫局就“SUNNYPRIDE”轮卸载大豆出具《验残证书》，载明：一、装货港及航行途中情况，船舶资料及配载情况：在装货港，SGS巴西公司对上述提单下的64689.2吨大豆出具品质证书均显示该批大豆均符合贸易合同S6X1503的要求。二、卸货及现场勘查情况：船舶各舱内大豆部分有结块、呈暗黄色。其中，1舱、2舱、4舱、5舱、7舱表层大豆有霉变现象，呈灰白色……。最终从“SUNNYPRIDE”轮卸得的大豆数量为47021.167吨。三、大豆的取样及检测情况。四、受损大豆的后续流转及加工情况。五、加工所得毛豆油和豆粕的品质及销售处理情况。海油碧与广东华美加工所得毛豆油的酸值超过4mgMOH/g，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对大豆原油的要求；海油碧于2013年9月24日至9月28日间加工所得的豆粕颜色偏红、无光泽、无固有香味，氢氧化钾蛋白质溶解度指标过低，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海油碧于2013年7月16日至8月19日间加工所得的豆粕以及广东华美加工所得的豆粕，红蜻蜓公司均进行了正常销售处理；按照南通开发区质监分局签发的《通知》及其相关的监督要求，上述存于海油碧油罐的毛豆油被禁止加工作食用油。同时，2013年9月24日至9月28日间加工所得的豆粕则因品质不合格而无法以市场价格出售。因此收货人红蜻蜓公司对受损大豆加工所得的毛豆油和豆粕进行了公开拍卖，有关利益各方均派代表到现场见证。拍卖时间2013年10月12日，拍卖产品A库、D库、E库留存于南通的大豆所产豆粕，拍卖单价：4025.70元/吨；拍卖时间2013年11月8日，拍卖产品海油碧仓库中最终剩余的约500吨豆粕，拍卖单价3300元/吨；拍卖时间2014年4月28日，拍卖产品留存于南通的大豆所产毛豆油、转运至汕头的大豆所产毛豆油，拍卖单价4871.43元/吨……。最终，上述油脚以每吨820.65元的均价进行了销售处理。六、定损方法、标准及原则。七、损失评估。1.毛豆油改变用途造成的损失：16832858元；2.毛豆油出油率降低造成的损失：3542029元；3.毛豆油中出现油脚造成的损失：214088元；4.豆粕品质降低损失：1333209元。八、结论。1.上述大豆的残损在卸货前业已发生。2.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建议本批残损大豆贬损21922184元。备注：1.检验费866555元；2.从大豆因货损在卸货、运输、加工、仓储等环节产生的额外成本：（1）额外在糖库租用仓库产生的储运等费用152338.88元；（2）海油碧开机费用60万元；（3）因货损导致海油碧产生的额外物流费用664864.39元；（4）毛豆油及豆粕在海油碧超期仓储费用1178914.64元；（5）毛豆油在广东华美超期仓储费用1088249.84元；（6）29013.68吨大豆从南通转运广东产生的运输、装卸、保险、理货等费用2101013元；（7）因司法扣押船舶产生的监护费用11万元；（8）法院案件保全费用5030元；（9）豆粕和毛豆油价格认证费用5万元。2017年9月22日，南通检疫局出具《关于“SUNNYPRIDE”轮大豆残损相关数据的说明》，主要内容如下：“对该《验残证书》中的测算的损失组成和参考数据，本局作如下说明：1.毛豆油改变用途的损失16832858元。2.毛豆油出油率降低造成的损失3542029元。3.毛豆油中出现油脚造成的损失214088元。4.豆粕品质降低造成的损失1333209元。”2014年11月12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认证公司”）就舟山港减载大豆出具《验残证书》，载明：一、装货港和航行途中情况，船舶资料及配载情况。二、现场勘查、卸货及大豆转运情况。1.测得3舱、6舱内表层大豆的温度较高。其中6舱大豆平均温度达44.7℃，最高处达到48℃，当时大气温度为30℃；2.3舱、6舱内部分大豆色泽较暗，有板结、霉变现象，热损伤明显比合同中要高；等等。三、大豆的检测情况。四、受损大豆的后续处理加工情况……。七、损失评估。1.毛豆油改变用途造成的损失：5944422元；2.毛豆油出油率降低造成的损失：729861元；3.毛豆油中出现油脚造成的损失：207058元；4.豆粕品质降低损失：8047484元。八、结论。1.上述大豆的残损在卸货前业已发生。2.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建议本批残损大豆贬损14928825元。备注：1.检验费369839元；2.从大豆因货损在卸货、运输、加工、仓储等环节产生的额外成本：（1）海油碧开机费用60万元；（2）因货损导致海油碧产生的额外物流费用664864.39元；（3）毛豆油及豆粕在海油碧超期仓储费用1178914.64元；（4）因司法扣押船舶产生的监护费用11万元；（5）法院案件保全费用5030元；（6）豆粕和毛豆油价格认证费用。2017年9月22日，江苏认证公司出具《说明》，主要内容：“1.毛豆油改变用途的损失5944422元。2.毛豆油出油率降低造成的损失729861元。3.毛豆油中出现油脚造成的损失207058元。4.豆粕品质降低造成的损失8047484元。”2013年7月，红蜻蜓公司与海油碧签订《进口大豆代加工合同》《进口大豆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海油碧为红蜻蜓公司加工约3万吨大豆，代加工收费标准195元/吨，其中加工费用为147元/吨。其后，海油碧实际加工大豆34808.76吨，红蜻蜓公司向海油碧支付加工费用6787708.20元。2013年8月1日，红蜻蜓公司与广东华美签订《大豆代加工协议》，约定广东华美为红蜻蜓公司加工约3万吨大豆，加工费用（含大豆及其他产品出入库费用）185元/吨，其中加工费用为160元/吨。其后，广东华美实际加工大豆29013吨，红蜻蜓公司向广东华美支付加工费用5367405元。四、货损处理方面由广东华美及海油碧加工生产的32928.934吨符合国家标准的豆粕，红蜻蜓公司于2013年7月至9月将其销售完毕，销售获得价款125155690.50元。由海油碧加工生产的16881.047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豆粕，红蜻蜓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7日、2013年10月12日、2013年11月8日以公开竞价的形式销售完毕，销售获得价款共计63903107.96元。‰因涉案毛豆油酸值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继而不能精炼加工成食用油。红蜻蜓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海油碧及广东华美所产合计12397.417吨毛豆油以非食用用途用油的形式销售完毕，销售获得价款共计61847049.80元。另外，加工所得的97.72吨油脚，红蜻蜓公司将其销售完毕，获得价款80194元。上述南通检疫局和江苏认证公司的《验残证书》所列额外费用，包括检验费、额外费用、司法扣押监护费用、法院案件保全费用、价格认证费用等，以及拍卖公告费用13600元，红蜻蜓公司均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支付。五、承运人赔付情况红蜻蜓公司当庭陈述，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阳光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向红蜻蜓公司支付7859273.21美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0852元），包括货物短量损失1750469.43元，货物贬值损失34868050.47元，额外费用7200404.75元，利息损失10135310.11元以及以41953425.22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应付利息3227208.97元。另查明，涉案货物于2013年4月25日启运，当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1：6.23。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9月期间，红蜻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涉案货物保险赔偿一事向重庆人保委托诉讼代理人发送数次电子邮件，要求重庆人保理赔，重庆人保以电子邮件方式回复红蜻蜓公司，要求红蜻蜓公司按附件清单所列提供相应的材料。2015年3月9日，红蜻蜓公司向重庆人保补充提交了清单所需材料，次日，重庆人保回复争取尽快回复。此后，因重庆人保没有作出明确回复，红蜻蜓公司以重庆人保为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诉至本院。2013年7月30日，红蜻蜓公司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红蜻蜓公司委托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为红蜻蜓公司在受损货物的处理过程及向重庆人保（货物保险人）和／或M/VSUNNYPRIDE轮船东（承运人）的索赔过程中提供法律服务；第二条法律服务范围共有6项约定，包括代表红蜻蜓公司以承运人为被告在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代表红蜻蜓公司以货物保险人为被告在有管辖权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赔偿诉讼或仲裁等；同时，约定法律服务费用190万元。2019年3月25日，红蜻蜓公司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就上述《法律服务协议》达成补充约定并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在原有法律服务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两项；第二条约定对法律服务费和支付方式进行变更。红蜻蜓公司支付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90万元，德恒律师事务所为红蜻蜓公司开具服务费发票，金额合计19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具有涉外民事法律因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均为中国企业，在诉讼中均选择适用中国法，并援引《海商法》，故本案应以中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涉案货物运输为国际货物运输，属于《海商法》调整范围，故本案应适用《海商法》。红蜻蜓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重庆人保作为保险人，双方签订《保险协议书》，红蜻蜓公司依约支付保险费，重庆人保出具《保单》，双方之间形成海上保险合同关系，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红蜻蜓公司与阳光公司之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本院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涉案货物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发生短量及损坏，依照本案保险合同约定，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保险金额是否超过发票金额的110%；二、保险金额应当以美元还是人民币结算；三、货物短量是否应得到支持及货物贬值损失应如何计算；四、利息损失如何确定；五、红蜻蜓公司的律师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保险金额是否超过发票金额的110%问题红蜻蜓公司认为，其投保金额未超过货物发票金额的110%。理由是：1.《保单》载明保险金额42114221.74美元是其投保时是按C&F价格的110%计算所得，该计算方式符合国际通行做法；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总公司）的官方网站对加成投保介绍，即：“保险金额：通常按照发票CIF价加成10%-20%计算，如发票价为FOB带保险或CFR，应将运费、保费相应加上去，再另行加成。需要指出的是保险合同是补偿性合同，被保险人不能从保险赔偿获得超过实际损失的赔付，因此溢额投保（如过高的加成、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投保金额等）是不能得到全部赔付的。”故本案保险金额不存在超出保险价值的110%以上部分无效的情况。3.重庆人保出具《保单》载明“保险金额为42114221.74美元”的行为，说明重庆人保已经同意按42114221.74美元承保。重庆人保认为，红蜻蜓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超过了发票金额的110%，超过部分无效。理由是：1.根据《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每一保单出口货物保险金额，按发票金额的110%或信用证要求确定；如单笔货物的保险金额超过发票金额110%，甲方（红蜻蜓公司）应在启运前通知乙方（重庆人保），经乙方书面确认后保险合同方有效”，红蜻蜓公司未主动通知且未获得重庆人保的书面确认；2.前引条款中的“发票金额”是指货物的发票金额，不应包括运费发票金额；3.货物投保时，发票尚未出具，重庆人保无法核实红蜻蜓公司的投保金额是否超过发票金额的110%，因此，其签发《保单》不应视为同意红蜻蜓公司对保险金额超过发票金额的110%的事实；4.依据《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保险金额超过发票金额的110%时，红蜻蜓公司应在启运前主动通知重庆人保，并取得重庆人保的书面同意，是其合同义务，不应为重庆人保的主动审核义务；5.人保总公司官网的信息，未经特别约定，不应并入双方之间的合同。本院认为，红蜻蜓公司实际支付货款35956844.93美元、运费2328811.2美元，两者之和乘以110%正好等于42114221.74美元，与《保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一致，故涉案保险系按货物C&F价格加成10%投保。虽然保单未载明货物保险价值，且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未出示投保单，但保险人承诺保险金额为42114221.74美元，并按照该金额收取保险费，双方形成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保险人承保货物时，应对保险价值予以核实，其在出险后才主张保险价值低于保险金额，要求按照低于保险金额确定赔偿金，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且，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加成保险既是商业惯例，也是保险惯例，双方对此作了约定，支付了相应对价，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发票金额”不应仅指货物买卖合同中货物本身价值，还可能是FOB价格、C&F价格和CIF价格。红蜻蜓公司主张按照C&F价格加成投保符合双方约定，重庆人保承保并签发保单，就不能再要求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除非保险价值明显低于保险金额，严重损害保险人利益，构成双方权利显失公平，否则应当按照保单予以确定。综上，《保单》载明的保险金额42114221.74美元应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红蜻蜓公司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保险金额是以美元还是人民币结算问题红蜻蜓公司认为，本案货物价值是以美元计算，晚于《保险协议书》签发的保单载明的保险金额也是美元，《保险协议书》第十条、第十二条约定索赔依据是保单，不是《保险协议书》，故其有权依据《保单》上的币种索赔，且《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保单是重庆人保提供，对保单内容的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同时，不存在两个境内主体不能以美元结算的说法，故红蜻蜓公司有权选择以美元结算方式要求重庆人保赔偿。重庆人保认为，第一，《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约定“保险金额以人民币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启运当日中间价为准”，这是双方对保险金额如何确定的明确约定。《保单》的保险金额一栏虽然以美元记载，但这仅是“记载”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确定”保险金额的方法。第二，《保单》是《保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文件，目的是使保险标的及相关的事项特定化，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不能改变《保险协议书》已经约定的事项。第三，《保险协议书》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确定方法进行明确约定，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双方在汇率方面产生争议，红蜻蜓公司基于目前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涨而主张按美元赔付，违反诚信原则。第四，原、被告均为中国企业，不能以美元结算，即便以美元结算，最终还是要换算为人民币，汇率仍应按照《保险协议书》约定计算。本院认为，首先，《保险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约定“保险金额以人民币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启运当日中间价为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其次，本案是进口货物，以美元结算，《保单》上保险金额的币种为美元，与双方在《保险协议书》中“保险金额以人民币确定”的约定并不矛盾。双方还约定以启运当日中间价确定汇率，即是明确美元换算人民币的汇率是固定的，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约束力。保单上约定保险金额为美元，并不具有否定《保险协议书》约定的效力，或者说并不属于双方重新约定，因此协议约定固定汇率，双方均应当依约执行。本案保单记载保险金额为美元，但应按照协议约定的货物启运日中间价美元对人民币1：6.23的汇率折算人民币。同时，考虑红蜻蜓公司与阳光公司的诉讼中以人民币主张，且红蜻蜓公司对外方两次付款日期不同、汇率不同，即3500万美元（汇款当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1721）和956844.93美元（汇款当日外汇牌价为6.1527）存在不同汇率，故为便于统一计算，本案应以人民币计算更为合理。涉案货物保险金额42114221.74美元，保险货物单价为651.02美元/吨（42114221.74美元÷64689.2吨）。三、关于货物短量及贬值损失问题货物短量和贬值损失已经另案生效判决认定，重庆人保辩称货物未实际发生短量，且贬值率14.114225697%计算有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红蜻蜓公司的损失包括货物短量损失和货物贬值损失，其中货物短量479.033吨，按保险金额651.02美元/吨计算，货物短量损失311860.06美元（651.02美元/吨×479.033吨），折合人民币1942888.20元（311860.06美元×6.23）；货物贬值64210.167吨，贬值率14.114225697%，按保险金额651.02美元/吨计算，货物贬值损失5900043.15美元（651.02美元/吨×64210.167吨×14.114225697%），折合人民币36757268.82元（5900043.15美元×6.23）。红蜻蜓公司分别从承运人阳光公司获得货物短量损失赔偿1750469.43元和货物贬值损失赔偿33117581.04元，应从其实际受到的损失中予以扣减，扣减后，红蜻蜓公司仍有货物短量损失192418.77元（1942888.20元－1750469.43元）和货物贬值损失3639687.78元（36757268.82元－33117581.04元）。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3‰计算免赔，免赔金额为126342.67美元（42114221.74美元×3‰），折合人民币787114.8元（126342.67美元×6.23），该金额应从保险赔偿款中予以扣减。综上，红蜻蜓公司仍应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共计3044991.75元（192418.77元+3639687.78元－787114.8元）四、关于利息损失如何确定问题红蜻蜓公司主张，利息应以重庆人保应赔付的保险赔款1166499.57美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货币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理由是：红蜻蜓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已经向重庆人保提供了完整的理赔资料，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所附保险条款的规定及《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重庆人保应于三十日内做出核定，而重庆人保一直未予核实，实际上是拒绝赔付。重庆人保认为，“海洋货物运输一切险”下，并非被保险人证明其遭受了损失就完成了证明义务。被保险人首先有义务证明货物损失是遭受“何种”“外来原因”导致。本案货损是承运人的原因还是货物自身的原因，红蜻蜓公司一直未提供确凿的证明材料。在查明损失原因之前，重庆人保无法做出是否应赔付的核定，更不存在拒赔行为，故利息起算应自（2019）鄂民终630号案件二审判决作出之日开始，且利息的计算基数应是重庆人保应赔未赔的差额部分。本院认为，《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第五条“赔偿处理”：“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三十日内未能核定保险责任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实际情形商议合理期间，保险人在商定的期间内作出核定结果并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红蜻蜓公司主张其已于2014年12月9日请求赔付，要求从该日开始计算利息。但根据双方的电子邮件可以得知，红蜻蜓公司在该期间并未提供完整的索赔资料，直至2015年3月9日，重庆人保收到红蜻蜓公司补充的材料后，才再未要求红蜻蜓公司补充材料。因此，红蜻蜓公司的理赔资料应视为于2015年3月9日提交齐全。按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重庆人保应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也即应于2015年4月9日前作出核定。由于重庆人保在三十日内仍未理赔，且未与红蜻蜓公司就保险赔款的支付另行达成协议，重庆人保违反合同约定和保险法规定，应从2015年4月10日起以实际应付保险赔偿金为基数承担红蜻蜓公司的利息损失。关于利率，红蜻蜓公司主张按照重庆人保应付保险赔偿金1166499.57美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货币贷款利率计算，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按照本院确定的保险赔偿金3044991.7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因此，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计算，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五、关于律师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问题红蜻蜓公司认为，为查明和认定被保险货物的货损原因、损失程度以及执行保险人的通知，保障自身及保险人的权益，红蜻蜓公司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证据保全，与重庆人保、承运人阳光公司以及政府检验部门进行协调、沟通等，并为进一步通过运输合同纠纷诉讼查明和认定被保险货物的货损原因、损失程度以及执行保险人的通知，红蜻蜓公司委托律师提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讼并参与该案审理，根据《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重庆人保认为，第一，律师费非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第二，本案争议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应适用《海商法》规定，律师费并非该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费用；第三，律师费为非必要费用；第四，红蜻蜓公司从未就聘请律师及律师服务内容和费用标准与重庆人保协商并征得重庆人保同意，重庆人保也从未表示过同意；第五，案件伊始，原、被告便分别委托律师，不存在红蜻蜓公司为重庆人保利益聘请律师的事实。红蜻蜓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本质上是为其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后，因另案代理（[2015]武海法商字第01403号、[2019]鄂民终630号）所产生的案件代理费用，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可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红蜻蜓公司支付有关涉案货损索赔的法律服务费，性质上不属于上述规定应当由保险人承担的费用范畴。故红蜻蜓公司主张重庆人保赔付其律师费19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红蜻蜓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重庆人保作为保险人，扣除红蜻蜓公司已经从阳光公司获得的赔偿和免赔额后，仍应向红蜻蜓公司就货物损失支付保险赔款金3044991.75元，并承担以此为基数自2015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重庆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货物损失保险赔金3044991.75元，并承担以此为基数，自2015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重庆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若重庆人保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971元，由原告红蜻蜓公司负担43971元，由被告重庆人保负担32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吕小武审判员  汪朝清审判员  孔令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