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内民申43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珏，男，196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虹，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宝义，男，1968年9月15日出生，满族，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峻，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二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耀荣，内蒙古三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珏因与被申请人王宝义、王峻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终1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珏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据查明事实认定双方协议为股权转让口头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也解除的是股权转让口头合同。而王宝义与王峻的民事起诉状记载“2012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新疆合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0%股份转让给二原告。协议签订后,二原告按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二原告于2017年9月1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与被告解除了合同”。据此可知,一审法院认定解除的合同并非王宝义与王峻诉称解除的合同。一审法院对于王宝义给王珏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2017年9月3日妥投,签收信息为他人收”未进行任何法理分析,既未表示是合法有效的送达,也未表示不应视为送达。且不论王宝义与王峻是否有权解除,《解除合同通知书》至少应当送达给王珏,如果送达程序无效,就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截止开庭之日,被告王珏未举证证明其已针对《解除合同通知书》提起诉讼或仲裁,故原、被告间形成的口头合同关系已解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他人代收,却确认了通知的送达效力,没有法律依据。王宝义与王峻在本案中的基础诉求为“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而根据二人提交的2012年6月8日的《合作框架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2012年6月8日,双方通过传真方式会签本框架协议书,2012年6月8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500万元,乙方逾期未支付保证金,甲方保留放弃和乙方合作的权利”，第九条约定：“本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乙方支付甲方500万元履约保证金起生效”。可知,王宝义与王峻诉称要求返还的500万元根本不是什么股权转让款,而是履约保证金。王宝义与王峻虚构事实,虚假诉讼的行为应受到制裁。（二）二审程序问题。王珏于2019年6月7日下午收到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特快专递,邮件中传票上记载的开庭时间为2019年6月3日下午14时30分,邮件实际寄出时间为2019年6月4日下午14:59:18,寄出时已过开庭时间,从该邮件的投递详情单中可知,该邮件2019年6月7日下午15:58:02送达,而当日为周五,拨打邮政专递上寄件人电话8160322,电话一直是忙音状态,无法联系到法官。直到2019年6月11日上午才打通了书记员电话，反映了这个问题,书记员说问问法官后给王珏回复,后来回复说,时间打错了,让王珏6月13日下午去开庭,但此时距开庭也只有一天间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王珏认为,如果真是传票日期打错了,应当是双方当事人都会接到6月3日开庭的传票,而王宝义、王峻并未在6月3日去开庭,说明法院只是给王珏寄出了一份时间错误的传票,显然属于主观故意,是对王珏诉讼权利的严重侵害。二审开庭程序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关于二审实体问题，二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既认定500万元转款性质按合同约定系履约保证金又认为“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并诉请返还履约保证金及利息的原审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既然500万元的性质为履约保证金而非股权转让款,而王宝义与王峻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股权转让款,虽然数额一样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将王宝义与王峻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做出错误表述,完全超出了法院裁决的范围。此外,二审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又认为“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自相矛盾。二审判决认定王宝义与王峻未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系行使不安抗辩权,在其他股东未行使优先权的前提下,王珏的股权是可以依法转让的,且法律从未将股东会同意股权转让设定为股权转让的先合同义务。王宝义与王峻在支付了500万元履约保证金后，再没有按照《合作框架协议》约定进行付款，构成根本违约,且依据合同第九条,本协议已自动终止,已经终止的协议不能行使解除权。王宝义与王峻于2017年9月1日发出的解除通知书存在两个重大瑕疵。其一是合同已基于当事人约定在王宝义、王峻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时自动终止,已经终止履行的合同是无法从法律程序再次解除，解除行为无效。其二是从查明事实看,《解除合同通知书》签收人均为他人代收,不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请求依法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再审本案。王宝义、王峻提交意见称，（一）王珏在一审中向法院作出虚假陈述，导致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全部案件事实，但己经查明的事实是正确的，王珏应对其不诚实行为负责。王珏代理律师邱南红在一审庭审中否认王珏与王宝义、王峻签订过《合作框架协议》，王峻的转账是向王珏还款，王宝义的投资款是王珏代表公司的职务收款行为，最终将该款交回了公司。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王宝义、王峻提交的其他证据，结合转款凭证认定《合作框架协议》的存在并没有问题。王珏出于混淆视听，以及为了达到其虚构事实的目的，拒绝向法庭提供真实证据，配合一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其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与实际情况相符，认定事实正确。（二）王珏与王宝义、王峻之间仅签订过一份《合作框架协议》，再无其他经济往来，王宝义、王峻请求返还的500万元无论称之为股权转让款还是履约保证金，均没有歧义。二审庭审中，王珏也认可双方仅签订过一份合同，再无其他经济往来。而《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便是由王珏向王宝义、王峻进行股权转让，虽然协议中称2012年6月8日王宝义、王峻支付履约保证金500万元，但同时约定次日起王宝义、王峻进行尽职调查，并按股权转让步骤执行。由此可见该500万元实质是股权转让款的首付款。王珏以500万元的名称问题认为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是拖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三）王珏称其对《解除合同通知书》不知情不符合事实情况，是虚假陈述。2017年9月1日，王宝义、王峻向王珏住址深圳市××区分别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王珏在二审庭审中也承认邮寄时所留电话是其本人电话，且王珏在再审申请书中所留地址也是深圳地址。两份快递均显示他人代收，在此情形下代收人是王珏指定的收件人，否则代收人也不知道该快递的存在。王珏指定他人代收后，他人将材料转交给王珏，或者王珏主动了解快递内容。故王珏称其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不符合常理。（四）王珏虚假陈述，拒绝向王宝义、王峻传真《合作框架协议》，王宝义、王峻通过尽职调查发现公司及项目情况不实，有权解除合同。王珏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合作框架协议》已经解除。王宝义、王峻在《合作框架协议》上签字后将材料传真给了王珏，王珏却迟迟不将其签字后的合同传真给王宝义、王峻，导致王宝义、王峻手中没有王珏签字的协议。王宝义、王峻通过尽职调查，发现王珏陈述有很大程度失真，《合作框架协议》已经无法履行。2012年6月13日，王珏召开股东会时，公司有股东不同意王珏转让股权，有股东对王珏持有80%股份有异议，认为其股份是暂时代持，公司章程是虚假的并主张优先购买权。尽职调查发现项目的批复马上到期且未取得延续批复，无法继续实施。另外，公司并未取得园区1120亩土地使用权。在此情形下，王宝义、王峻完全有权利行使不安抗辩权。双方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宝义、王峻向王珏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王珏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并未提出异议，《合作框架协议》己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王珏理应返还己支付的50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赔偿损失。（五）王珏称《合作框架协议》由于王宝义、王峻违约早已终止，无权解除协议系虚假称述。实际情况是经过王宝义、王峻尽职调查，发现项目存在严重虚假陈述，无法继续投资，符合《合作框架协议》第十条王珏违约的情形。而王珏为了让王宝义、王峻继续投资，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与王宝义、王峻进行电话沟通、面谈、引进其他投资人等行为，并于2017年2月18日再次向王宝义、王峻提供《新疆合普物流园有限公司第二次补充材料说明》及附件，若按照王珏所述早已终止合同，后边这些材料及沟通完全不可能发生。王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向法院作出种种不诚实陈述，其应当对不诚实行为承担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王珏主张一审判决认定《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的是股权转让口头合同，与王宝义、王峻诉状所称《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的合同不一致的问题。经查，一审时王珏不认可《合作框架协议》真实性，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并认定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果。二审时王珏提供了《合作框架协议》，又认可其真实性，即与王宝义、王峻所主张解除的合同一致。因此，不存在法院错误理解问题。关于王珏主张《解除合同通知书》存在送达程序无效不产生解除合同效力的问题。经查，2017年9月1日王宝义、王峻委托代理人武耀荣分别向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路2001号阳光棕榈园33栋2单元6A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区，邮寄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联系电话137XXXXXXXX，送达过程由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天骄公证处作出公证。上述邮件分别于2017年9月3日妥投，签收信息为他人收。一审庭审核对信息时，王珏认可上述深圳地址为其现住址，且王珏在其上诉状及再审申请书中载明的现住址均为该深圳地址。一审法庭询问时，王珏亦认可上述联系电话系其本人手机号。二审庭审中王珏亦认可邮寄地址。故其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程序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在关于王珏主张原审程序违法的问题，王珏于2019年6月7日通过特快专递收悉二审法院开庭传票，并于2019年6月13日开庭时到庭参加了诉讼，在法庭询问时明确表示同意继续开庭，期间行使了举证、质证及辩论等各项诉讼权利，不存在剥夺其辩论权利的情形。其于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投递详情单等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王珏应否返还5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问题。首先，虽然一审时王宝义、王峻诉请的是返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因双方认可之间争议的款项仅此500万元，故原审围绕500万元款项应否返还进行了审理。一审时王珏不认可《合作框架协议》真实性，二审王珏提供《合作框架协议》，认可其真实性并据此主张500万元为履约保证金。本院认为，本案中此500万元名称的界定，不影响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进行认定和处理，不存在超出裁决范围的问题。其次，双方在《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合作前提以乙方直接或间接受让甲方股权成为合普投资绝对控股股东作为合作条件”以及“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除本意向书做出约定外，在合普投资形成股东会决议后，由双方另行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王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框架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已就合普公司通过了股东会决议且已具备了对外转让股权条件的情况告知过王宝义、王峻，而王宝义、王峻在具备进一步达成实质性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不履行双方约定，故王珏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若乙方未能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就股权收购事项达成实质性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则本框架协议自动终止，乙方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条件已经成就，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以及王宝义、王峻不能以终止协议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判决王珏返还王宝义、王峻5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综上，王珏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珏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图 雅审判员 王菁馨审判员 塔 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