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6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志，男，194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联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才友，女，197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联系。上诉人张金志因与被上诉人张才友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金志上诉请求：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不予改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名下1份综合直补款1800元=18年，至2018年，另将上诉人之妻（谢正英）被上诉人之生母1份也同时判归（返还）给被上诉人金额1900元，共3700元，不含前付100元。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有出入，致判决不公。2000年中央补贴、省直补款（为综合直款）2001年起发放的那几年每年几十元1人，上诉人不应付被上诉人1800元，实际只能支付1400元之数。二、至于被上诉人之母（谢正英）上诉人之妻名下的综合直补款不应归被上诉人，因上诉人之妻（谢正英）离家出走外嫁时间1977年下半年，被上诉人才3岁半（1974年生），次女，张才秀才半岁，1977年上年出生，因此被上诉人与生母各自都未尽到各自的义务。再说上诉人之妻是1977年秋离家的，土地承包到户时被上诉人才7岁，从何去承担完成她母亲土地时的1981年至1995年公余粮税收，又从何分配这份承包地。上诉人之妻的这份承包地，是上诉人向本组群众说情承包的，况已耕管使用30多年，并且被上诉人《姐妹协议书》中“老妈户口归小才友（被上诉人）”，且未说名下财产，只单说到户口一事，况该协议书内容也不具体明确，也无有具体时间，同时没有上诉人张金志签字、还没有在场人的手印，法院又未采信为本案定案依据。从利弊上讲、情理上讲、法上讲，不应归被上诉人享有，土地依法没继承权，即使有，也不该被上诉人享有。还理应由上诉人，综合直补款已变质（经济）由此应归上诉人享有，上诉人属第一继承人、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张才友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审原告张才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自2000年起至2018年共18年的央补和省直补款10800元（按600元/年×18年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张才友与被告张金志系父女关系，被告张金志与其妻谢正英共育有张才友和张才秀两名子女，原告张才友系其长女。一家四口均属黔西县雨朵镇小水井村七组村民。1980年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时，以被告张金志为承包户主，户内成员为其母路明珍、其妻谢正英、长女张才友和次女张才秀共计五人的承包户，并在村集体承包了五个人口的承包土地耕种。1981年，被告妻子谢正英离家出走，另组家庭直至六、七年前去世，原告张才友姐妹二人由被告张金志一手抚养成人。1994年，原告张才友与本村村民何永健结婚后居住于本村，被告将其个人的承包地份额（1/5）划分归其耕管，加上原告自行耕管其母谢正英的承包份额，原告实际耕管了家庭承包户内两个承包人口的承包地。1999年，国家为鼓励种粮户的积极性，对种粮户实行综合直补优惠政策，被告自2000年起以承包户主名义领取了五个承包人口相应的粮食直补款，并于当年向原告支付一个承包人口的综合直补款100元。此后，被告一直领取该款项，同时以原告结婚成家后从不对其尽赡养义务为由，未再向原告支付其相应的直补款份额。2019年4月9日，原告向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提出要求对综合直补予以分户，被告仍以原告不尽赡养义务为由拒绝签字分户，双方为此发生矛盾纠纷，经当地村委会多次协调未果，原告特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如上所判。一审法院认为，农业综合直补是国家为有效保护农民的种粮收益，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由政府按一定标准对种粮农民给予适当经济补助的优惠政策。这一优惠政策的补助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户，而非单纯的土地拥有者，不仅惠及实际耕管承包土地的承包户主，也应惠及该承包户内耕管土地的户内成员。承包户内成员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据该政策规定应平等地享有该项权益，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依法也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关于原告的诉求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基于以被告为承包户主的家庭成员身份享有当地村委发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结婚成家后并未迁居外地，仍属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实际耕管了属原承包户内两个承包人口的承包地，根据上述国家优惠政策的规定，原告应当享有领取上述综合直接补贴的权利。被告对上述补贴款领取多年后，除给付当年的补贴款外，未向原告给付其应得份额，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侵权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原告关于由被告返还相应的综合直补款的诉求，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补贴款的返还标准及金额确定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应得补贴款标准是按600元/年乘以18年予以计算，但就该发放标准，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应认定被告最初是按500元/年的标准（每个承包人口每年发放100元）领取该款，除去当年（2000年）原告已得的100元，按两个承包人口的标准200元/年计算18年，被告应返还原告综合直补款3700元（200元/年×18年+100元）。关于被告不给付综合直补款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以原告从未对其尽赡养义务为由拒绝向其返还已领取的综合直补款，对此本院于庭审期间已向其释明，因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被告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这一抗辩意见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被告张金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才友农业综合直补款3700元。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张金志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证据。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张金志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张才友农业直补款3700元？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经查，农业直补是我们国家农业从业者，每年必须获取的农业补贴。其享有的主体为农业从业者。上诉人张金志在一审庭审中当庭认可其一年领取的直补款为500元，共领取了18年，故对于上诉人领取了家庭承包地直补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查，被上诉人张才友系家庭承包人之一，享有合法的土承包经营权。且一直耕种了五分之二的家庭承包地十余年，上诉人也一直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六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之规定，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承包经营家庭五分之二承包地的事实予以默示认可，因此，基该部分承包地的农业综合直补款应由被上诉人享有。上诉人应将该部分的农业综合直补款归还给被上诉人，原判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张金志提出综合直款）2001年起发放的那几年每年几十元1人，上诉人不应付被上诉人1800元，实际只能支付1400元的上诉主张，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一年领取的直补款为500元，共领取了18年”的陈述不符，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张金志提出被上诉人年幼不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诉理由，经查，我国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是以家庭人口数量确定承包地，不以年龄的大小为标准，故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张金志提出《姐妹协议书》其未签字认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享有两份承包土地，且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故被上诉人不享有承包权的上诉主张，因被上诉人姐妹签订了《姐妹协议书》，各自耕种管理协议约定的土地后上诉人未提出异议，已默示认可了被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对于被上诉人耕种管理其母亲名下的土地的事实予以认可。因此，该上诉主张与上诉人的默示认可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张金志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金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川审判员 张 雄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