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监420号申诉人：山东泰安龙曦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天平湖路130号。法定代表人：刘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栋，上海显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武，上海显栋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6层。法定代表人：杨林，该公司董事长。被执行人：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1号楼15层15011510室。法定代表人：赵宗辉，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韬，该公司职员。被执行人：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甲23号一层108室。法定代表人：李兴录，该公司董事长。山东泰安龙曦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龙曦公司）因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公司)、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黄金公司）、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实业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2019）京执复5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在执行外贸信托公司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执行依据：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9454号、第39455号公证书；执行案号：（2018）京02执416号]过程中，外贸信托公司向该院申请以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8）京长安执字第106号执行证书项下的还款责任为限，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其名下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及在建工程和土地，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已实际发生的各项债权费用，共计人民币208800000元）。该院作出驳回外贸信托公司上述请求的口头决定。外贸信托公司不服，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法院支持其请求。北京二中院查明：该院在执行（2018）京02执416号外贸信托公司申请执行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过程中，外贸信托公司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及泰安龙曦公司自行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申请执行人外贸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一北京黄金公司、被执行人二中青旅实业公司、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416号执行案件涉及的债务事宜，达成并向该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在该协议第3条中约定，向北京二中院及本执行和解协议各方承诺：1．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对被执行人一北京黄金公司、被执行人二中青旅实业公司因本执行案件承担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如被执行人一北京黄金公司或被执行人二中青旅实业公司未履行本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北京二中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外贸信托公司的申请直接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该协议第12条约定：本执行和解协议一式十份，各执两份，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执行和解协议书》签订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未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外贸信托公司向该院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被该院驳回。另查，泰安龙曦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股东会，并出具了《泰安龙曦公司股东会关于向外贸信托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该决议载明：经泰安龙曦公司股东会审议，作出“同意向北京黄金公司及中青旅实业公司承担的对外贸信托公司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决议。北京二中院认为：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但应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形式并履行相应程序。该案中，外贸信托公司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及泰安龙曦公司自行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并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了担保条款，但各方当事人未共同向该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或者一方向该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并得到其他各方当事人认可，且执行担保人泰安龙曦公司亦未向该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书》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之条件，故该院驳回外贸信托公司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财产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综上，外贸信托公司所提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北京二中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京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人外贸信托公司的异议请求。外贸信托公司不服该执行裁定，向北京高院申请复议称：（一）我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并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认可。各方于2018年8月24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后，我公司即向北京二中院递交了《执行和解协议书》，但因执行承办法官对执行和解存在不同理解，受领后并未制作笔录。其后，我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再次向北京二中院递交了《执行和解协议书》，执行承办法官制作笔录，但口头驳回了我公司的执行申请。据此，我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过《执行和解协议书》的事实应无异议。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在“本院查明”部分予以载明，故我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认可。（二）泰安龙曦公司向北京二中院作出了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承诺。《执行和解协议书》是一份包含有担保条款的执行和解协议。从《执行和解协议书》有关担保条款的意思表示来看，该担保就是向北京二中院作出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第3条约定：“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向北京二中院及本执行和解协议各方承诺：……如被执行人一北京黄金公司或被执行人二中青旅实业公司未履行本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北京二中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外贸信托公司的申请直接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三）北京二中院错误理解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导致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北京二中院认为在《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和承诺之外，单方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行为本身亦应得到各方当事人的认可，执行担保人所作的承诺亦应由执行担保人另行向北京二中院提交承诺书，否则就不能成立执行和解和执行担保。我公司的意见是：（一）从条文规定来看，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二条，提交行为本身并不需要另外的授权和许可。该规定第十八条也没有规定执行担保人所作的承诺亦应由执行担保人另行向执行法院提交承诺书。如北京二中院强加我公司该履行义务，则于法无据。（二）从立法本意来看，区分执行和解和执行外和解的标准在于各方是否有使和解协议直接对执行程序产生影响的意思表示，是该意思表示产生了执行和解的羁束力，而不是提交行为及对该提交行为本身的另行授权或许可。区分执行担保和执行外担保的标准，同样是执行担保人的意思表示，而不问该执行担保的形式具体是担保条款还是单独的担保承诺书。（三）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来看，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各方当事人的约定和承诺合法有效、明确具体的情况下，仍要求对约定和承诺进行重复表达，乃至对表达方式苛以严格的程序要求，加重了我公司的协调义务，损害了其预期利益的保护，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种作法实际上否定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意，鼓励了泰安龙曦公司据此逃避直接执行和拖延执行的不法目的，这与诚实信用原则完全相悖。（四）从该案的起因来看，导致执行程序久拖不决，执行案件承办法官对执行和解程序的理解存在偏差以致其未能及时组织各方制作执行和解笔录是重要原因。执行案件至执行异议阶段，泰安龙曦公司发生了管理人变更，新管理人拒不认可公司之前授权代表的签章效力，以逃避债权债务的清理责任。而这在《执行和解协议书》签订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倘若当时就制作执行和解笔录，后续的争议纠纷不会存在。综上，请求法院变更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撤销北京二中院作出的驳回我公司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财产的请求的口头决定，并由该院以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8）京长安执字第106号执行证书项下的还款责任为限，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其名下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及在建工程和土地，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已实际发生的各项债权费用，共计人民币208800000元）。泰安龙曦公司称：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结论正确，理由是：（一）我方对《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我方前期印鉴管理极为混乱，从2018年9月14日起，中国青旅集团公司收回全部证照。当时的管理层盖的公章，新的管理层不知道。新管理层认为不应该做这样的担保，所以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我方无法完全证明违背了公司的真实意思。（二）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第三款第十项的规定，对外担保盖公章要有董事会的决议，但是这个担保没有董事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三)外贸信托公司在复议申请陈述中称在2018年8月24日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了《执行和解协议书》，但我方认为外贸信托公司所陈述的情形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应当不予认可。(四)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我方认为要共同向北京二中院提交（各方到法院明确向法院确认提交）或者一方提交得到各方认可（比如外贸信托公司提交，我方到法院明确表示我方认可）。我方同意北京二中院执行裁定的认定，《执行和解协议书》在执行程序中产生效力必须要符合法定提交的形式并履行相应程序。我方认为各方没有共同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也没有外贸信托公司提交我方认可的情况。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到法院直接向法院承诺，我方未到北京二中院作出承担担保责任和直接执行我方财产的承诺。我方认为北京二中院不能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直接裁定执行我方的财产。请求法院驳回外贸信托公司的复议申请。中青旅实业公司称:(一)我公司对《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二)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四方的意思表示已经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进行了约定，无需向北京二中院再次确认。外贸信托公司是否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了该协议，我公司不清楚。(三)泰安龙曦公司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承诺了担保责任，北京二中院可以直接执行其财产。该协议中担保条款的约定，应等同于执行担保中向法院的承诺。(四)我公司尊重法院的裁判。经审查查明，北京高院对北京二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北京高院补充查明:外贸信托公司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及泰安龙曦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该协议第1条约定：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承诺于2018年9月15日前支付外贸信托公司人民币1亿元。四方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章，并加盖四方单位的公章。外贸信托公司认可中青旅实业公司在2018年9月15日前曾支付其100万元。北京二中院于2018年10月23日与外贸信托公司的谈话笔录显示：外贸信托公司于当日向该院递交《执行和解协议书》和《执行申请书》。因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未按该协议第1条约定于2018年9月15日前全部支付第一笔款项，外贸信托公司向北京二中院申请以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8）京长安执字第106号执行证书项下的还款责任为限，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其名下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及在建工程和土地，暂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已实际发生的各项债权费用，共计人民币208800000元）。北京二中院以外贸信托公司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时间超过该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履行期限、四方未共同向法院提交、泰安龙曦公司未向法院作出担保承诺，直接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不符合《执行和解若干规定》为由，于当日作出口头决定，驳回外贸信托公司的请求。另查，外贸信托公司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北京二中院于2018年6月15日立案执行，立案案号为（2018）京02执416号,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京02执416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9454号、第39455号公证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再查，异议审查期间，北京黄金公司对《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北京高院认为，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且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本案中，外贸信托公司与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及泰安龙曦公司自行于2018年8月24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四方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章，并加盖了四方单位公章。该协议第3条约定了泰安龙曦公司向北京二中院及三方承诺：泰安龙曦公司自愿对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因执行案件承担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及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未履行该协议，北京二中院可以根据外贸信托公司的申请直接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该担保条款是泰安龙曦公司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向北京二中院及三方作出的担保承诺。并且，该协议约定由外贸信托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表明四方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确认由外贸信托公司一方代表四方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该协议。2018年10月23日，外贸信托公司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代表四方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了《执行和解协议书》。《执行和解若干规定》未对各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时限予以明确规定。本案中，外贸信托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该协议，此时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416号案件尚在执行程序中。外贸信托公司因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未按该协议第1条的约定全部履行还款义务而向北京二中院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北京二中院认定外贸信托公司提交该协议的时间超过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履行期限，缺乏法律依据。外贸信托公司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书》向北京二中院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于法有据。综上，外贸信托公司所提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书》向北京二中院申请直接裁定泰安龙曦公司财产的复议理由，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错误，应予撤销。北京高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京执复59号执行裁定，撤销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异762号执行裁定，撤销北京二中院作出的驳回直接裁定执行泰安龙曦公司财产的口头决定。泰安龙曦公司不服北京高院（2019）京执复5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称:（一）北京高院（2019）京执复59号执行裁定歪曲理解《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的原意，错误地适用了相关规定。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必须要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了担保条款；2.担保人必须要到人民法院，向人民法院作出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担保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在本案中，作为担保人的泰安龙曦公司从来没有向人民法院做过承诺。北京高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担保条款是泰安龙曦公司向北京二中院及三方作出的担保承诺，但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向人民法院承诺与直接向人民法院承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北京高院将《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向人民法院承诺错误地等同于直接向人民法院作出的承诺，导致该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定。此外，根据《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一）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三）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计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就本案而言，以上三种情形均不存在。（二）北京高院（2019）京执复59号执行裁定歪曲认定了外贸信托公司一方代表四方向北京二中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情形。纵观整个《执行和解协议书》，唯一涉及提交内容的仅仅是协议引言部分提到“再审被申请人与两被执行人、再审申请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416号执行案件涉及的债务事宜，达成并向二中院提交如下和解协议，以资共同信守执行”。但是，以上表述并没有“外贸信托公司代表四方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该协议”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四方也从未约定过外贸信托公司代表四方向北京二中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三）北京高院（2019）京执复59号执行裁定错误认定了实际从未发生过的、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北京二中院认定外贸信托公司提交该协议的时间超过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履行期限。但事实上，北京二中院从未认定外贸信托公司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时间超过《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履行期限，也没有证据表明北京二中院是以此为理由口头驳回外贸信托公司的执行申请。（四）泰安龙曦公司对该份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由于泰安龙曦公司前期印鉴管理极为混乱，后中国青旅集团公司将泰安龙曦公司的所有印鉴和证照全部予以收回，这份和解协议是否签署过，公司之前的管理层并没有向中国青旅集团公司进行披露，泰安龙曦公司也没有留下任何用印记录，因此，泰安龙曦公司不能确认是否签订过这份《执行和解协议书》。（五）泰安龙曦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公司章程中，第八条第三款第十项清楚地表明，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由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董事会才是泰安龙曦公司作出对外担保有效的决策机构。本案中，泰安龙曦公司董事会没有作出同意担保的董事会决议。在董事会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对外担保，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不具有担保效力，故泰安龙曦公司也不认可《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本院查明：泰安龙曦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者控股的法人独资公司，其股东为中青旅集团山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泰安龙曦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本公司为法人股东独资设立，股东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一切重大事宜”。第八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3人，由股东选举产生对股东负责……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执行股东的决定，并向股东报告工作……决定对外借款及对外提供担保”。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否应当认定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内容，该协议由外贸信托公司提交执行法院，是否符合执行和解有关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提交时间是否必须限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泰安龙曦公司以对外提供担保不符合其公司章程为由主张担保无效能否成立。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经过了协议各方签字和盖章确认，泰安龙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并盖章的行为，应视为以泰安龙曦公司名义签订协议，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根据北京高院和北京二中院查明的情况，外贸信托公司和二被执行人北京黄金公司、中青旅实业公司均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应认定协议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泰安龙曦公司仅以其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没有留下任何用印记录为由，否定和解协议真实性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书》由外贸信托公司提交执行法院，是否违反执行和解有关规定的问题。《执行和解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以“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和“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作为条件，而规定“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合法权益，确保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执行和解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明确约定“就北京二中院（2018）京02执416号执行案件涉及的债务事宜，达成并向该院提交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北京二中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外贸信托公司的申请直接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足以说明各方均同意该协议提交执行法院，泰安龙曦公司对该协议约定的“如被执行人一北京黄金公司或被执行人二中青旅实业公司未履行本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北京二中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外贸信托公司的申请直接执行担保保证人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这一后果是明知的。外贸信托公司向北京二中院提交协议的行为，不违背其他各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愿，该行为与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并无实质差别，不违反执行和解有关规定。关于对《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提交时间是否要限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的问题。《执行和解若干规定》中并未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时限予以明确规定。本案中，根据北京高院查明的情况，2018年10月23日北京二中院与外贸信托公司的谈话笔录显示，外贸信托公司于当日向该院递交《执行和解协议书》和《执行申请书》，此时案件尚在执行程序中，外贸信托公司向北京二中院申请执行泰安龙曦公司的财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如仅仅以提交时间超过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履行期限为由就免除泰安龙曦公司向各方及人民法院承诺的担保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无法律依据。关于泰安龙曦公司以该担保不符合其公司章程规定为由主张担保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虽然泰安龙曦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会的职权包含了对外提供担保，但根据该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法人股东独立设立的公司，股东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一切重大事宜，董事会成员3人均由股东选举产生。故应当认定股东决议对外提供担保不违反其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泰安龙曦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泰安龙曦公司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山东泰安龙曦酒店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于 明审判员 刘慧卓审判员 孙建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黄丽娟书记员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