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0106民初4612号原告:张金华，男，195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胡建军，男，1971年6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地址武汉市江夏区，现住武汉市江夏区，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志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杨新林,男，193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怀东，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张金华、原告胡建军与被告杨新林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6月9日受理后，被告杨新林在答辩期内对本院就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驳回被告杨新林的管辖权异议后，杨新林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本院对本案管辖权的裁定。2018年6月19日，本案由审判员陈杰按照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金华、胡建军及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志勇，被告杨新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柳怀东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因被告2018年6月21日提出对原告举证的《授权委托书》及《收据》上“杨新林”的签名进行笔迹及形成时间鉴定，本院案件承办庭2018年7月15日向本院承办司法鉴定事项的部门移送相关鉴定资料。2018年7月16日被告出具《笔迹鉴定申请书》，以“为使鉴定机构尽快做出鉴定结论，为使法院高效查明案件事实”为由，要求仅对《收据》及《授权委托书》上的笔迹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2019年1月18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鉴定意见书向双方当事人出具后，2019年3月15日，被告杨新林向本院出具书面质证意见、重新鉴定及退回鉴定费申请。2019年3月25日，案件承办法官向本院司法鉴定事项承办部门移转《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对原告举证的《授权委托书》及《收据》上“杨新林”签名的笔迹进行鉴定。被告杨新林也于2019年4月3日，再次递交《笔迹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已经作出鉴定意见的《授权委托书》及《收据》上“杨新林”签名重新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4月18日，原告向本院递交《不同意重新鉴定申请书》，书面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重新鉴定的申请。2019年6月25日，本院司法鉴定事项承办部门出具《退卷函》，以“进入鉴定程序后，被申请人张金华、胡建军向本院书面申请不同意该项鉴定，致使选择鉴定机构工作无法进行为由”，将鉴定材料退回案件承办法官。2019年7月15日，本案案件承办法官调整。2019年8月2日，本院组成由审判员蔡萍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孙圌、人民陪审员王伶参加的合议庭，经院长审批，裁定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2019年8月8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对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进行了质证，在质证中，被告继续坚持重新鉴定的申请意见，并保证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新的鉴定样本。2019年8月26日，本院将被告提交的新的鉴定样本交原告质证后，向本院司法鉴定事项承办部门移转《司法鉴定委托书》。2019年9月11日，原被告在本院司法鉴定事项承办部门的主持下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为被告杨新林申请再次进行笔迹鉴定的鉴定机构。2019年10月11日，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以“样本缺乏可比性，无法满足鉴定要求”为由，决定终止该委托事项的鉴定工作。2019年11月14日，本院司法鉴定事项承办部门将上述“终止鉴定告知书”及相关鉴定检材复印件退还。2019年12月6日，本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合议庭成员王伶因私不能出庭，本院重新调整人民陪审员赵文继组成合议庭参加案件审理。原告张金华、原告胡建军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志勇，被告杨新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金华及原告胡建军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的房屋拆迁补偿利益归两原告所有（价值887211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位于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原木板平房一间，建筑面积29.69平方米，为解放初期的房屋，系被告所有。因被告在汉口上班居住，该房闲置多年，年久失修，几近垮塌。2005年6月18日，被告将上述房屋（地基）作价12000元卖给街坊张金华，并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同时为张金华出具授权委托书，用于办理该房屋拆迁、过户手续。但因房屋系解放初期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无法过户。后张金华和其表弟胡建军共同出资将原木板危房拆迁，新建了一间两层楼房（建筑面积59.55平方米）。房屋一直由原告胡建军居住和管理。2016年7月，因巡司河改造房屋拆迁，拆迁部门与胡建军签订房屋搬迁确认单（协议书），现房屋已经拆除。多年来，被告从未对房屋权属提出异议，现得知拆迁，便到拆迁办主张拆迁利益归其所有，拆迁部门遂暂停了房屋补偿款的发放。因原被告多次为拆迁利益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杨新林辩称：1、原告诉状所述内容歪曲了事实，企图骗取占用被告财产；2、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3、张金华与胡建军作为共同原告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该案存在程序上的问题：（1）作出的管辖裁定在开庭时没有送达给被告；（2）因为案涉房屋是被告杨新林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应当追加杨新林的配偶方金凤为本案共同被告；（3）原告诉请要求确认拆迁补充利益，本案裁判结果决定了拆迁补偿单位向谁补偿，加之本案原告举证涉及到拆迁单位的材料，是否真实有待拆迁单位核实，原告在本案伪造了重要证据，原告在拆迁单位获取补偿所提交的材料，应该是拆迁单位存档，拆迁单位保存的材料更有利于查明本案事实，应追加拆迁补偿单位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作为无独立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庭审举证、质证及合议庭认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3年7月13日，武汉市武昌区公证处出具（93）武昌证字第5639号《公证书》，证明：“杨正清于1979年死亡，其配偶早年死亡，死后遗有座落在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原56号）木板结构平房一栋，建筑面积29.69平方米。死者生前无遗嘱，继承人杨红松自愿放弃继承权。根据继承法规定，死者杨正清的遗产，应由其子杨新林继承”。1998年3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房屋产权证明单》（编号NO0000439），证明武泰闸河街85号（老号56）房屋，结构木板，一层，建筑面积29.69平方米，系杨正清所有。1999年4月27日，武昌房地局“双登”办公室向武昌区规划办公室出具《联系单》（登记号：9800918），称“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杨新林等一人已向我办申请登记此处房产。经审查，原房屋为木板结构，一层，占面29.69平方米，建面29.69平方米，产权属杨新林一人所有，要求扩建”。2000年2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武汉市危险房屋通知书》，通知杨新林：“兹有你管业的武泰闸河街85号房屋，经检查鉴定，属局危房屋，为了保证使用安全，现根据《武汉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请于2000年4月27日前按以下处理意见迅速采取措施，及时修缮整理。附处理意见：处理使用”。原告提交原始及复印的打印落款时间2005年6月18日，落款签名为“杨新林”的《收据》，《收据》内容为“本人杨新林，性别：男，出生：1937年7月21日，家住：武汉市汉口新华路326号。本人在武昌武泰闸河街85号有一处房产平方米屋基。现卖给街坊兄弟张金华”两张。该两张收据第一处下划线填写内容相同，第二处填写内容分别为“壹万贰仟元整”及“伍万伍仟元整”。其中复印件的《收据》第二处下划线上填写的金额是“壹万贰仟元整”，原始打印件第二处下划线上填写的金额是“伍万伍仟元整”。原告张金华称：上述《收据》的下划线处，在被告杨新林在落款处签名时原系空白，本意是为张金华将来办理建房还建手续方便，所以当时没有具体填写明确，张金华后来为了拆迁多得些补偿，就将下划线上没有填写内容的《收据》复印后，在原始打印件的第二处下划线处填写了“伍万伍仟元整”，而复印的没有在第二处下划线处填写内容的《收据》，原告张金华按照双方当初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格如实填写了“壹万贰仟元整”。原告还提交原始及复印的没有打印落款时间，两处落款签名为“杨新林”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打印内容为“兹委托全权办理本人在号该房屋的拆迁、过户等一切相关事宜。委托人姓名：性别：男出生年月：年月日，工作单位或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委托人签名年月日（公章）委托代理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年月日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委托人签名：年月日（公章）”。上述原告提交的有杨新林原始签名《授权委托书》与杨新林签名为复印的《授权委托书》除上述打印内容相同外，书面文字处对杨新林、张金华身份内容的填写存在差异。原告还提交1985年5月2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收取杨正清房屋使用费收据，及1987年3月29日、1987年4月1日收取杨正清地税的武汉市民用住宅租金发票，1999年4月27日武昌区房地局“双登”办公室出具的“联系单”原件，2000年2月19日《武汉市危险房屋通知书》原件，证明被告杨新林将其武泰闸河街85号房屋出让给原告张金华后，将上述房屋相关的文字、文件资料也转交给了原告张金华。原告提交落款时间打印为2005年5月2日，由原告张金华及胡建军签名的《购建房屋协议》打印件显示，张金华2004年9月份购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房屋地基一间（危房已坍塌）。房款壹万贰仟元整，经商议胡建军出资一万元整房款及建筑、材料、装修等费用，张金华支付房屋建房款共计5360元整，房屋建筑面积59.55平方米，由双方共同拥有及管理，建成后由胡建军居住或出租，房屋所有手续由张金华负责办理。原告提交2005年10月28日，胡建军与张松泉自书文字签署的《建房协议书》，该《建房协议书》显示，胡建军称“本人已购买下武泰闸河街85号平房，面积29.96平方米，房主杨新林。因房屋已倒塌，需重建还原，平房还原。现与河街84号相邻，按84号张师傅协商的结果，建房时，与84号张师傅的墙角相隔一匹砖下脚，在建房过程中，若对84号房屋有什么损失，本人负责解决”。原告提交落款时间2006年8月23日，原告胡建军与朱元新自书文字签署的《建房协议》，该《建房协议》显示，胡建军在武泰闸河街84号到86号间有私房一间，地基2.8米宽，10米梁，上下两层共计56平方米，由朱元新包工承建。《建房协议》还对人工、材料费用的具体金额、支付方式、意外处理均做了约定。被告提交2007年8月23日武汉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武昌分局下发的武昌规土民验字（2007）00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复印件，证明建设单位杨新林武昌区紫阳街武泰闸河街85号住宅改建合格，建设工程总建筑面积27.59平方米（其中3.09平方米不予确认），总占地面积27.59平方米（其中3.09平方米不予确认），建设单位在领取本证后，方可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原告张金华称，该证系自己为了办理新建房屋的房产证，并且将房产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时，自己去办理的规划验收手续，后来自己将该《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交给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房产证时，没有办成，被被告取得。2007年11月26日，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向张金华出具《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以张金华在武昌区紫阳街武泰闸河街85号未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批擅自违法建设建筑物，违法建设面积27.59平方米为由，限张金华2007年11月26日之前自行拆除。2016年7月17日，武昌区人民政府紫阳街办事处拆迁办公室向征收公司发出《通知》，通知“武泰闸河街85号现居住人为胡建军，本着谁居住，谁受益的原则，经武昌区防汛指挥部紫阳分部研究决定：武泰闸河街85号的过渡费由胡建军领取。鉴于该房屋有争议，按期搬迁奖励暂不发放”。2016年7月18日，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出具《巡司河（武昌段）河道清淤疏浚抢险整治工程房屋搬迁确认单》，确认户主胡建军，房屋建筑面积59.55平方米；预付六个月过渡费10719元，支付搬迁费1000元，电表1块500元，空调挂机1台200元，太阳能热水器1600元，上述款项总金额14019元，经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核通过后即时支付至户主指定账户；按期搬迁奖励40000元待办理房屋补偿时确定；凭此确认单在汛期结束后三个月内，与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洽谈房屋补偿事宜。原告胡建军在上述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上述信息无误，并同意在签订本确认单后二十四小时内腾退房屋。随上述《房屋搬迁确认单》交付原告胡建军的，还有对被拆除人胡建军作出的《项目房屋拆除补偿资金结算单》，按照该结算单，被拆除房屋的各项补偿金额合计887211元。原告还提交多位证人证言，邀请四位证人出庭作证，出具《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房租银行存折打印记录，证明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房屋为原告建设，并由原告使用、管业及出租。被告在庭审中认可，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2005年交由原告重建，并由原告占有使用至今。因原被告就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房屋的所有权发生争议，并为此在拆迁部门相持不下，拆迁部门没有准予胡建军持《巡司河（武昌段）河道清淤疏浚抢险整治工程房屋搬迁确认单》与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在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收据》及《授权委托书》上落款处“杨新林”签名是否为杨新林本人所写提出质疑，并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2019年元月18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送检的《检材》与《样本》上书写‘杨新林’签名字迹二者在‘杨’的‘木’旁和‘新、林’二字反映的相同点数量较多，但‘杨’字‘易’部的写法存在差异，鉴于现有的《样本》材料受限，只能作出倾向性意见”。并确认“《检材》与《样本》上书写的‘杨新林’签名可能是同一人所写”。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员还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并明确告知被告：《收据》上一处落款处签名“杨新林”及《授权委托书》上两处落款处签名“杨新林”，“新林”二字及杨的“木”旁均可以确认《检材》及《样本》具有同一性，之所以“杨”的“易”部没有作出同一的结论，是因为《检材》与《样本》在书写“易”时用了不同的结构，不具有作出结论的基础。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再次要求重新进行笔迹鉴定，并在法庭辩论阶段要求就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被告要求追加被告杨新林的配偶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追加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作为无独立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在第二次庭审前，本院依法就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向原告进行释明，并建议原告直接向房屋拆迁部门主张权利，但两原告坚持本案诉讼。在第二次庭审后，原告于2019年12月9日向本院提交其向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武昌分局调取的《个人建房申请书》、《建房申请与保证》、《国有土地个人（独户）住宅建设规划申请表》、《地籍调查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证明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的建房规划手续均系张金华以杨新林名义报建，报建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及委托代理人均系张金华，张金华以杨新林名义报建住房，目的是为了对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合法办理规划报建手续，并办理了杨新林产权证后，将房屋产权转移变更到自己名下，被告提交给法院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原件系原告张金华出面办理。本院认为，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出的笔迹重新鉴定申请，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进行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且在被告提出可以提交其他《样本》供鉴定机构鉴定后，重新选择的鉴定机构仍然认为被告提交的《样本》缺乏可比性，无法满足鉴定要求，故被告笔迹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在被告最初提出的鉴定申请中，虽然有文字形成时间鉴定的要求，但其后被告主动放弃了文字形成时间鉴定申请；在2019年3月25日、4月3日的申请中，被告明确要求的是对笔迹进行重新鉴定，没有提及文字形成时间的鉴定要求；被告在第二次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再次要求对《收据》、《授权委托书》上“杨新林”的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已经超过举证期，本院不予准许。《收据》及《授权委托书》落款处“杨新林”的签名，虽然被告提出质疑，并申请对上述两份文字材料落款处“杨新林”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鉴定结论认为上述《收据》及《授权委托书》上“杨新林”的签名可能为杨新林本人所写。结合2000年2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武汉市危险房屋通知书》认定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29.69平方米木质平房已经属于局危房屋，并被建议“处理使用”，而《收据》的内容是武泰闸河街85号房产29.69平方米屋基卖给张金华，包括杨新林对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的部分权属相关文件、文字材料交给张金华收执的事实，可以认定该《收据》落款处“杨新林”为被告本人签署。《收据》上的落款时间系与《收据》上其他打印文字一并打印形成，可以认定被告在落款处签名时已经认可该落款时间，本院可以确认该《收据》于尾部的落款时间2005年6月18日形成。虽然原告将被告杨新林签名的，在房产面积及付款金额处留白的的《收据》复印后，填写了付款的不同金额，但不影响该《收据》能够证明被告杨新林向原告张金华出让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屋基的事实。《收据》落款处签名“杨新林”能够认定为被告本人签署，与《收据》落款处“杨新林”签名鉴定结论一致的《授权委托书》上落款处“杨新林”的签名也同样应当认定为被告本人签署。该《授权委托书》打印的委托事项系“房屋的拆迁、过户等一切相关事宜”，结合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拆除重建及需要办证并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的实际，可以认定该《授权委托书》上委托的“拆迁、过户等一切相关事宜”，是指杨新林木质房屋的拆迁及杨新林名下房屋的过户事宜。张金华将该《授权委托书》复印后，填写的张金华及杨新林具体身份内容不同，不影响对该《授权委托书》授权目的的判断。就双方争议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性而言，房屋买卖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杨新林与原告张金华，双方的合同纠纷无需要杨新林的配偶作为共同的被告参加诉讼，杨新林的配偶是否参加诉讼不影响其配偶的合法权利。《收据》的内容可以证明杨新林出让给张金华的系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的屋基，结合原告提交的2005年5月2日《购建房屋协议》、2005年10月28日《建房协议书》，可以认定杨新林在将上述屋基出让给原告张金华前，木板房已经坍塌的事实。基于物权法物消失物权消灭的一般原则，杨新林及其配偶对原木板房的物权已经消灭，杨新林的配偶是否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不影响其配偶的合法权利；因此，被告申请追加杨新林的配偶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杨新林的配偶如果认为杨新林对原告张金华出让屋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直接向杨新林及张金华主张权利。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作为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的拆迁人，原被告争议的拆迁利益与之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被告如果认为该拆迁人的行为侵害自己利益，可另案直接向该拆迁人主张权利；如果被告认为该拆迁人了解相关事实，可以要求自己的律师向该拆迁人调查取证，人民法院依法无权将了解案件事实的证人追加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被告申请追加该指挥部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1993年7月13日武汉市武昌区公证处出具（93）武昌证字第5639号《公证书》，1998年3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00××39号《房屋产权证明单》，1999年4月27日，武昌房地局“双登”办公室向武昌区规划办公室出具的登记号为9800918《联系单》，2000年2月19日，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武汉市危险房屋通知书》，均可以证明在上述时间段内，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29.69平方米木质平房为被告杨新林所有，且该平房已经属于局危房屋，被建议“处理使用”。胡建军与邻居张松泉《建房协议书》，与施工人员朱元新《建房协议》，以及多位证人证言均证实，拆除木质平房后建设于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且被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拆除的二层楼房系张金华及胡建军所建，被告对于上述房屋由原告建设并使用管理的事实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不持异议。鉴于原告张金华向被告杨新林买受的是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屋基，在屋基上建设的房屋也与被告杨新林没有关系，被告杨新林主张基于该出让给张金华的屋基及在屋基上新建房屋而产生的拆迁补偿利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两原告均举证证明并认可在张金华向杨新林买受的屋基上建房系两原告共同所为，两原告对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两层房屋享有财产利益，该财产被拆除毁损后的补偿应归于两原告所有。作为武昌区武泰闸河街85号被拆除房屋屋基的买受人及房屋的建设人，2016年7月18日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出具的《巡司河（武昌段）河道清淤疏浚抢险整治工程房屋搬迁确认单》上已经确认户主胡建军，并明确凭此确认单在汛期结束后三个月内，与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洽谈房屋补偿事宜。胡建军应当按照该《巡司河（武昌段）河道清淤疏浚抢险整治工程房屋搬迁确认单》的要求，持确认单与武汉市武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洽谈房屋补偿事宜，而不应当向不具有拆迁补偿利益的被告杨新林主张拆迁利益的归属，原告起诉被告主张拆迁利益归属，属于起诉的被告不适格。在没有就拆迁利益形成明确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拆迁利益的价值是不明确的，原告要求的拆迁利益也是不明确具体的，原告在此情况下提起的拆迁利益确认之诉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2007年8月23日武汉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武昌分局《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发证目的是确认武昌区紫阳街武泰闸河街85号住宅改建合格，建设单位在领取本证后，方可办理房产登记手续。该《合格证》上打印的建设单位杨新林，与原被告均认可房屋为原告所建的事实不符，也与2007年11月26日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向张金华出具《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要求张金华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面积27.59平方米认定张金华是建设人的结论不符。被告杨新林以上述《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为依据主张自己享有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及拆迁利益，证据不足，其诉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在第二次庭审后提交的《个人建房申请书》等一系列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原告提起的诉讼也不符合提起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故本院不予组织质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金华、原告胡建军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12672元，退还原告张金华、原告胡建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萍人民陪审员 孙 圌人民陪审员 赵文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樊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