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赔初20号原告张德来，男，1973年4月7日出生，现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法定代表人方勇，镇长。委托代理人白杰，男，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颖，北京市坤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德来诉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礼贤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25日向被告礼贤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德来，被告礼贤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白杰、张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德来诉称，在2015年天堂河（北京段）新机场改线工程中被告利用职权以各种名义，违法将原告6.3亩杨树共679棵强行占有并将其砍伐出售，经榆垡森林公安派出所现场勘查、多方调查、审理、询问等，警方已证实被强占的耕地为张德来承包地，地上物产权属张德来所有，被告也承认，被告承认违法强占耕地及违法砍伐杨树的事实。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无果，原告无奈，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礼贤镇政府赔偿违法砍伐原告6.3亩耕地上的杨树（共679棵）的损害赔偿38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礼贤镇政府赔偿原告赔偿款的三年半利息10万元，共计金额48万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张德来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张德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7）京0115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书、（2017）京02行终142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制砍伐原告的树木违法。2、现场照片，证明被告违法砍伐树木的直径和树木的价值。3、森林公安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森林公安在案发当日清点被违法砍伐树木647棵。4、询问笔录两份，证明这次违法砍伐树木的指使者礼贤镇镇长沈建宙和北京展翼创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封艳兵对砍伐树木的违法事实均已承认。5、受理报警登记表，证明2016年2月3日警方在违法砍伐现场（原告承包地内）现场发现647棵杨树被违法砍伐。6、封艳兵签字证明，证明北京展翼创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封艳兵在2015年12月21日违法砍伐了原告32棵杨树。7、北京市大田腾退估价明细表，证明被告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掩盖事实、虚报违法砍伐杨树的棵数、谎报直径、瞒报价值。8、（2017）京0115行初101号开庭笔录，证明庭审笔录中被告当庭承认2015年12月21日违法砍伐原告32棵杨树和2016年2月3日违法砍伐所有剩余的杨树的事实。9、视频谈话记录，证明原告和被告协商好三天后亲自带各部门到违法砍伐现场验证树桩、清点被砍伐杨树共多少棵，直径是多粗，被告竟暗中将部分树桩清除，被告在违法砍伐现场当场表示认错，并明确表示就按原告认可的679棵和直径评估，事后沈建宙调离、方勇接任就耍赖拒不承认了。10、申请行政赔偿圆通速递，证明多次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无果。被告礼贤镇政府辩称，一、原告作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主张所谓被损毁12亩耕地及地上物归礼贤镇祁各庄村集体所有，但是其提交的全部证据中没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林地或其他承包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原告并不具有其主张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因此，原告无权就土地及其地上物的损害主张赔偿，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未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直接起诉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原告没有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其直接起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三、原告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被告不予认可。原告要求赔偿违法砍伐6.3亩耕地上的杨树（共679棵）38万元，上述价格未经任何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地上种植杨树的数目、大小、长势、单价等，没有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或其他足以证明涉案土地及地上物已经被损毁的证据，仅凭单方提出的无任何依据的数字和价格向被告主张赔偿，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直接起诉要求行政赔偿违反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被告礼贤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7）京0115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书；2、（2017）京02行终1429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2证明原告要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2018）京0115行赔初3号，证明原告第一次起诉已被法院裁定驳回。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张德来提交的证据，被告礼贤镇政府对证据1-8都认可；证据9不认可；证据10证明目的不认可，真实性认可。经审查，原告张德来提交的证据9、10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其余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礼贤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张德来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查，被告礼贤镇政府提交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张德来系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祁各庄村村民，其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祁各庄村种有杨树若干。2015年12月21日，被告礼贤镇政府在砍伐树木时，将原告张德来种植的若干杨树砍伐。2016年1月29日，天堂河改线工程指挥部第十一次工作会通过《礼贤镇关于永兴河项目地上物剩余户“先腾地、后签约”工作方案》。2016年2月3日，被告礼贤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原告张德来种植的若干杨树予以清除。北京展翼创发投资管理中心公司负责人封艳兵2015年12月21日签字的说明一份，内容为：“辛家安村东北角砍伐张德来32棵树，此次有争议，有待解决。”2016年2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榆垡森林公安派出所接到原告张德来的报警后对其承包地上的地上物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载明：“……现场东西长约85米，南北长约45米，现场共发现杨树伐桩647株，桩高10公分，截面为锯痕，呈黄色且新鲜，树木树干均留在现场，被伐树木均为杨树……”。原告张德来不服，于2017年5月17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京0115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礼贤镇政府于2015年12月21日及2016年2月3日对原告张德来种植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祁各庄村的杨树实施的清除行为违法。原告张德来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0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行终142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2018年1月18日，原告张德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礼贤镇政府赔偿原告违法清除地上物的损失共计76.18万元，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2018）京0115行赔初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张德来的起诉。另，北京金典天平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金典天平（拆）估字2014-011号1157号《北京市大田腾退估价明细表》载明：张德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祁各庄村6.27亩地，共计501棵杨树，补偿金额77825元。该明细表上未有原告张德来签字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被告礼贤镇政府于2015年12月21日及2016年2月3日实施的强制清除原告张德来地上物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原告张德来有权要求被告礼贤镇政府对其合法财产损失予以赔偿。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张德来在未向被告礼贤镇政府申请行政赔偿前，是否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行政赔偿案件。二、原告张德来主张的杨树赔偿数额如何确定，以及原告张德来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否得到赔偿。一、原告张德来是否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行政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对于上述规定中设置的两种求偿途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这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求偿途径，而是选择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要求赔偿请求人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方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实际上取消了赔偿请求人在行政赔偿程序上的选择权，增加了赔偿程序的复杂性，不利于畅通赔偿渠道，也不符合制定和修改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对于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续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可以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形予以处理。被告礼贤镇政府对原告张德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祁各庄村的杨树实施的强制清除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原告张德来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于法有据，被告礼贤镇政府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原告张德来主张的杨树赔偿数额如何确定，以及原告张德来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否得到赔偿。根据公安机关对原告张德来承包地上的地上物进行现场勘验的结果显示，涉案地块的杨树伐桩为679株，被告礼贤镇政府虽主张为501株，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原告张德来主张的杨树数目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张德来主张的赔偿金额，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虽然原告张德来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杨树的具体损失数额，但被告礼贤镇政府的强制清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对于原告张德来无法举证的问题，被告礼贤镇政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鉴于涉案地块的杨树伐桩已经灭失，不具备鉴定条件，本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等情况，对被告礼贤镇政府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予以酌定，确定为152775元。对原告张德来主张的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直接损失。原告张德来主张的利息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故其主张的利息损失的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德来因强制清除行为造成的树木损失共计十五万二千七百七十五元；二、驳回原告张德来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贺 维人民陪审员  姜忠兴人民陪审员  刘学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范少方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