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22318号原告（反诉被告）：赵旭，男，197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原告（反诉被告）：马玲，女，197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旭（马玲之夫），本案原告。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院8号楼18层2102室。法定代表人：李圣，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栾莉，北京至普律所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赵旭、马玲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至普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赵旭同时作为马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至普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栾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反诉被告）赵旭、马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至普律所返还律师费4万元；2.判令至普律所支付往返路费873元；3.判令至普律所赔偿112177.6元；4.诉讼费由至普律所负担。事实和理由：赵旭、马玲委托至普律所代理医疗损害纠纷案件，至普律所指派马某某为代理律师，马某某没有尽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其未向法院提交减免诉讼费的申请。后赵旭、马玲得知，至普律所在代理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中，未对病历进行质证，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的情形，导致鉴定机构隐匿证据做虚假鉴定。至普律所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反诉原告）至普律所辩称：不同意赵旭、马玲的诉讼请求。至普律所已经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要求，完成了委托代理义务。2016年赵旭、马玲就本次代理合同提起过诉讼，当时以调解结案。在2016年9月23日的谈话记录中，赵旭、马玲认可至普律所代理的工作，包括封存病历、准备立案材料、提交鉴定申请书、提交新的起诉状、参加鉴定听证会，出具书面陈述意见等。后赵旭、马玲要求解除合同，双方合作终止。赵旭、马玲所称其复印的病历与法院留存病历不一致情况，其在2017年之前从未提起过异议。如赵旭、马玲认为病历存在篡改，应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法院）提起异议。被告（反诉原告）至普律所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赵旭、马玲支付律师代理费42066.6元；2.判令赵旭、马玲支付维权费用，包括诉讼费、代理费、误工费、调查费共1万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23日，赵旭、马玲因其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委托至普律所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赵旭、马玲在合同签订后即支付10000元代理费，在案件第一次开庭后再支付10000元。赵旭、马玲在案件终结后按其所得经济利益15%的比例另行支付代理费。至普律所接受委托后，积极履行了委托代理的工作。2016年9月1日，赵旭、马玲以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等诉求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经法庭调解，赵旭、马玲支付至普律所2万元违约金后，双方同意解除代理合同。西城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就本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作出（2016）京0102民初11807号判决书，判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赔偿赵旭、马玲280444.1元，现该判决书已生效、执行。按照《委托代理合同》，赵旭、马玲应再向至普律所支付42066.6元代理费。虽双方同意解除委托代理合同，但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故赵旭、马玲应向至普律所支付拖欠的代理费以及相应维权费用。原告（反诉被告）赵旭、马玲就反诉辩称：2016年9月朝阳法院已就赵旭、马玲与至普律所的纠纷做了调解，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至普律所现继续主张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且造成案件不公正判决是由于至普律所代理案件不对病历质证导致的，现其提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旭、马玲为赵某某（已故）之父母。2014年5月23日，赵旭、马玲作为赵某某的监护人（甲方）与至普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代理甲方就其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纠纷案件的代理人。本合同签订后即支付1万元代理费，在本案第一次开庭之前，甲方再支付1万元代理费，若甲方未支付，乙方律师有权拒绝出庭，甲方在案件终结后按原告方所得经济利益15%比例另行支付代理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应由甲方承担：（1）相关行政查询、鉴定、翻译、公证、诉讼等收取的费用；（2）北京外阜差旅费用。如果甲方主张撤销《委托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或者由于甲方不履行诉讼或调解的配合义务、提供相应文件，应视为违约。当日，赵旭、马玲作为赵某某的监护人向至普律所支付代理费1万元，至普律所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后赵旭、马玲另向至普律所支付代理费1万元。2017年2月27日，西城法院作出（2016）京0102民初118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赔偿赵旭、马玲共计280444.1元。经审理部分载明：赵旭、马玲申请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有误过错及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鉴定。2015年11月4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赵某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介于轻微-次要因果关系程度之间范围。西城法院认定患者本身疾病为其死亡的绝大部分原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术前及术后存在的一定诊疗过失为患者死亡的小部分原因，认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对患者死亡后果承担20%的侵权责任。赵旭、马玲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作出（2017）京02民终47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旭、马玲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是依鉴代判，鉴定意见书违反鉴定程序通则，鉴定人员对本案鉴定没有资格。北京高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鉴定单位的确定程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关于选择、确定鉴定单位的有关程序性要求，该鉴定程序合法，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之处。北京高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京民申38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赵旭、马玲的再审申请。另查，2016年9月1日，赵旭、马玲向我院起诉至普律所，案号为（2016）京0105民初54211号，赵旭、马玲要求解除与至普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并返还律师费1万元及关于赵某某诉讼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始案件材料。2016年9月23日，我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至普律所称，在代理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至普律所做了如下工作：立案前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给赵某某封存病历，将所有病历封存并复印；准备立案材料，前往西城法院立案；在第一次开庭之前同赵旭、马玲庭前谈话，准备第一次开庭的证据；2014年参加了庭审；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在此过程中，赵某某去世，至普律所又向法院申请变更原告主体，更改鉴定申请；重新提交起诉状；参加司法鉴定机构听证会；向鉴定机构邮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肉瘤诊疗规范；在鉴定意见出来后与赵旭、马玲多次沟通，向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质询申请；计算诉讼请求，准备证据材料；于2016年4月20日第二次参加庭审。赵旭、马玲认可至普律所做了上述工作。后2016年10月27日，赵旭、马玲以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诉。赵旭、马玲与至普律所协议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并向至普律所支付2万元违约金。再查，2016年10月17日，赵旭、马玲向北京市司法局递交投诉书，要求北京市司法局调查处理并责成法源鉴定中心撤销《鉴定意见书》，北京市司法局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2016）京司鉴投87号《北京市司法局关于赵旭何马玲投诉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问题的答复》：未发现本次鉴定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问题，故赵旭关于“依法责令撤销法源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的请求，无法支持。”后赵旭向西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北京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对法源鉴定中心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行为，依法调查虚假鉴定处理。西城法院作出（2016）京0102行初56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赵旭的诉讼请求。后赵旭不服该判决，向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京02行终169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赵旭、马玲称，至普律所在代理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中，未对病历质证，且至普律所封存的病历与送检病历不一致；在赵旭、马玲不知情的情况下，至普律所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商确定鉴定机构，没有进行摇号。赵旭、马玲提交西城法院谈话笔录及病历记录为证。至普律所认可谈话笔录，但表示已就病历发表质证意见，鉴定流程在法院主持下进行；对病历记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查，在2015年2月11日的谈话笔录中，马某某作为赵旭、马玲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谈话。其中，西城法院要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示鉴定材料，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示赵旭、马玲封存的病历1册，申请作为鉴定检材。后法院要求赵旭、马玲对拆封封存的病历发表意见，赵旭、马玲称无异议，同意以此作为鉴定的依据。后法院询问鉴定机构如何选择，赵旭、马玲称，协商确定，选择法源鉴定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亦表示同意。庭审中，赵旭、马玲提交火车票等票据，用于证明其在发生往返路费873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赵旭、马玲已同至普律所协议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的代理合同关系已经终止。本案中，赵旭、马玲称至普律所在代理案件中未对病历进行质证，但从赵旭、马玲提交的西城法院谈话笔录来看，至普律所已对病历进行了质证，不存在未质证的情形，故本院对赵旭、马玲所称至普律所未对病历进行质证不予采信。关于赵旭、马玲称至普律所封存的病历与送检病历不一致，从赵旭、马玲提交的病历记录无法看出至普律所封存的病历与送检病历不一致的情形，故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采信。现双方代理合同已经终止，且在（2016）京0105民初54211号案件中，赵旭、马玲认可至普律所做的工作，现赵旭、马玲要求至普律所返还律师费，并支付相应赔偿金、交通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至普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维权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因双方于2016年10月即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赵旭、马玲向至普律所支付了2万元违约金，该违约金系基于不再履行合同，赵旭、马玲对至普律所的赔偿，该赔偿应为对至普律所基于《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损失及可得利益的一并处理。现至普律所要求赵旭、马玲支付代理费42066.6元及维权费用，属于重复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赵旭、马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赵旭、马玲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55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 璐人民陪审员  许济舟人民陪审员  刘海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邱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