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民再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国刚，男，汉族，1964年10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燕，河北锦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锋，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安大街北、汽车站东。 法定代表人：李国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燕，河北锦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锋，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玉河，男，汉族，1956年7月9日出生，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希兆，河北高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吕连起，男，汉族，1966年12月24日出生，住河北省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洋，河北姜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林林，女，汉族，1987年8月7日出生，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再审申请人李国刚、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玉河、吕连起及二审上诉人李林林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冀民终601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203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国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燕、马国锋，再审申请人兴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国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燕、马国锋，被申请人王玉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希兆，被申请人吕连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洋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上诉人李林林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刚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定三人合伙《协议书》合法有效，适用法律错误。2．三人购买村集体土地被县政府处罚后，合伙事实上无法继续。二审判决对于合伙协议没有解除、王玉河与吕连起二人没有退伙、合伙继续等相关事实的认定错误，缺乏证据证明。3．二审判决（见21页第4句）认定兴亚公司未来城二、三期项目宗地在三人违法所购村集体土地的合理范围内，缺乏证据证明。4．没有经过质证的材料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二审判决（23页第2段）认定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了质证，认定事实错误。5．二审判决判令李国刚和兴亚公司共同给付王玉河、吕连起合伙收益，没有法律依据。 兴亚公司申请再审称：1．有新的证据证明鉴定报告不合法，结论错误，直接导致裁判结果错误。2017年10月23日，河北省财政厅出具的《关于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事项的函复》认定涉案《审核报告书》的内容属于对项目收益的资产评估而不是会计审核，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河北天成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及注册会计师没有资产评估资格，原判决依据《审核报告书》认定合伙收益错误。2．原判决认定兴亚公司景县“未来城”项目的开发与李国刚、王玉河、吕连起三人合伙具有关联性，对系列事实均认定错误。3．原判决认定“李国刚成立兴亚公司是三人合伙行为的延续，也是履行合伙协议和实现合伙目的的方式，兴亚公司项目收益应视为合伙收益”。该判决以职权创设了兴亚公司的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个人合伙民事纠纷与公司商事纠纷混为一谈，案件性质不清。4．二审法院将一审判决“兴亚公司对李国刚给付王、吕合伙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改判为“李国刚、兴亚公司共同给付王、吕合伙收益”，没有适用任何法律，认定错误。5．王玉河、吕连起诉请的理由是三人合伙以兴亚公司的名义开发，二审法院的认定相当于分配了兴亚公司的股权。二审法院代行诉权的同时，剥夺了兴亚公司的辩论权利。6．法院干涉诉权，以职权随意变更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一审法院明确确定兴亚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二审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将兴亚公司认定为一审被告没有法律依据。 王玉河辩称：1．《合伙协议》虽属合伙开发房地产合同，但根据合伙约定，王玉河、李国刚、吕连起三方之间实际构成个人合伙法律关系。案涉土地虽登记在兴亚公司名下，但因该土地系三人合伙投资取得，故该土地实际为三人合伙财产。王玉河、李国刚、吕连起三人基于合伙开发房地产项目的目的，三方签署了合伙协议。合伙协议载明，在以后办理手续过程中共同想尽一切办法把项目做成。为开发项目，需用开发公司名义进行，吕连起要求用他自己的开发公司（景县安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国刚说自己另设一个开发公司，后经三个人商议，同意以李国刚自己的名义设立一个公司即兴亚公司，该公司是开展合伙开发项目过程中办理有关手续具体体现形式。合伙协议中载明的三人买下位于教育局东侧大坑约14亩，共计224万元，三个合伙人是购买主体，按照当地供地政策，购买人需要在土地招拍挂前，先行对该地上农民进行补偿，政府才组织拍卖。兴亚公司取得的土地，实际购买人是本案三个合伙人，兴亚公司只是名义权利人，该土地实为本案三个合伙人的合伙财产。2009年3月19日景县国土资源局向景县环保局出具《证明》载明该地块挂牌前已经认可由兴亚公司开发，此时，李国刚、王玉河、吕连起都非常清楚该地块必然登记在兴亚公司名下。王玉河入伙时投入现金61万元，合伙期间陆续投入73.56万元，二审判决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李国刚对此没有申诉，说明李国刚认可该事实，王玉河共计出资：134.56万元，均是由兴亚公司名义开发使用。2．本案案由是合伙纠纷，与王玉河是否是兴亚公司股东无关，王玉河请求的是由李国刚按合伙协议分配合伙利益。李国刚用公司法上的规则抗辩与本案的案情不符，李国刚没有提供兴亚公司独立取得土地开发的证据，房地产开发的根本前提是取得土地，三人合伙已经购买了土地。用兴亚公司名义取得土地，是李国刚具体履行合伙协议的结果。王玉河入伙时投入现金61万元，合伙期间陆续投入73.56元，共计：134.56万元。截止今日，未依据合伙协议约定进行任何项目利润的分配。3．案涉项目占地约39.7亩，不超出合伙协议约定范围。理由如下：合伙协议载明的共同想尽一切办法把项目做成，双方约定的是整体项目，根本得不出仅限于14亩土地结论。三方协议签订后，王玉河负责跑办开发项目的手续。2009年3月25下午找景县主管土地、城建县长吴学普签署批准占地39.7亩房地产开发项目，景县未来城鸟瞰图，后找发改委立项、规划、土地部门办理手续。李国刚在二审庭审中也承认王玉河办理开发手续，见二审法庭笔录第10页。兴亚公司于2009年8月7日名义上第一次取得土地证。第二次办证过程中2009年12月2日李国刚在王玉河处支取5000元去土地局办事，2010年3月8日开始售楼收成本，未分红，未解除合伙协议，其收益直接用于二、三期工程。二、三期工程完全是拆迁工程同步进行，完成68户拆迁。用于二期工程土地证办理的28户，约12.47亩，完全由王玉河主导完成。一审13号证据（一审证据卷108页）证明2010年12月3日王玉河与李国刚共同签字送给张志强储藏间一个。一审10号证据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中第3页，经办人王玉河，从拆迁到土地局办手续都是王玉河一手操办。一审11号证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被拆迁的28户原始资料等都是王玉河的亲笔，是履行合伙协议事务的证明。故合伙协议中的项目是整体概念，没有限缩在14亩范围，第一期办证均在三人购买的范围内，为19.21亩，也说明了合伙范围是整体项目。4．案涉合伙协议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合伙协议没有解除，涉及到的地块土地性质已变更为国有土地，原集体土地的性质不存在，更不存在无效情形。2008年11月8日景县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载明案涉地块王家埝1.2809公顷无违法占地行为。李国刚提交未来城鸟瞰图这是项目范围，也是办理三份土地证的前提和基础。2016年6月7日一审开庭笔录载明了李国刚、兴亚公司对案涉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李国刚、兴亚公司已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鉴定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由李国刚、兴亚公司、李林林给付合伙利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必须指明，2014年5月6日一审法院明确责令，李国刚在6月5日前，向该院提交兴亚公司或未来城项目的相关财务资料，如届时未能提供，相应的法律后果自负。李国刚拒不提供，其法律后果，就是鉴定报告，其结果责任应由李国刚承担。其不遵守法律、不听从法庭指挥、诉讼中违背诚实信用拒不提供财务资料，其应承担鉴定报告确定的法律后果。综上，李国刚、兴亚公司的申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维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衡民三初字第69号判决李国刚、兴亚公司给付王玉河14807800元的判项。 吕连起辩称：1．三人签订的协议从未出现散伙情况，在本案中没有任何退伙结算证据。王玉河不承认有退伙事实。退伙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合伙协议的目的是将项目完成，而并不是购买大坑，购买大坑仅是基础。在合伙目的达成之前，李国刚不可能退伙。2．合伙协议现在仍然继续履行。成立兴亚公司是为了实现合伙目的，所以其收益应为合伙收益。未来城项目是合伙协议里提到的项目。3．兴亚公司的未来城项目符合合伙目的，不存在只针对大坑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可能性，需要符合土地利用的整体规划。未来城一期的土地经过三次竞拍但是确实为一个整体。4．判决吕连起取得的10%收益符合实际情况。5．公司为一人公司，在财产混同情况下，实际也可认为是李国刚的责任。项目所支持的成本就是其全部投资，所以收益应为平均分配。 2013年6月15日，王玉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李国刚、李林林给付原告经营房地产项目应得收益1381.567万元；2013年7月26日，王玉河申请追加张桂贞、兴亚公司为本案被告；2013年12月28日，第三人吕连起在一审中申请参加诉讼，请求分配合伙利润1176.08万元；2014年3月21日一审庭审中，王玉河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应得收益1480.78万元；2015年8月1日，王玉河、吕连起均提出申请，撤回对追加被告张桂贞的起诉。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有两个：一个是王玉河、吕连起、李国刚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另一个是如果合伙关系成立，合伙财产及收益情况。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08年王玉河、吕连起、李国刚三人欲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于2008年5月15日参与了王家埝村大坑的“竞买”并获成功，三人于2008年7月19日签订了合伙协议，明确了在此之前三人的出资情况。三人虽对该协议的认识各有不同，但均未否认协议的真实性，也能证明当时三人之间确实存在合伙之合意。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合伙构成的相关要件，能够认定王玉河、吕连起、李国刚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答辩中李国刚主张三人之间的合伙协议无效，其理由为：三人约定购买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项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且三人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合伙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08年7月19日，而原告王玉河提交的证据一：景县景州镇王家埝村委会的“王家埝大坑竞买纪实证明”显示“竞买”发生在2008年5月15日，这就说明合伙协议不是三人约定去“竞买”而是“竞买”成功后记录三人实际出资及合伙其他约定的。从“证明”的内容中看，包括李国刚在内的四人“竞买”的是诉争土地的开发权，这从“王家埝村委会为办证提供方便并协助”的内容也能得到印证。合伙协议也并未约定三人直接进行房地产开发，而是约定“在以后办理手续过程中要共同想尽一切办法把项目做成”。因此，被告李国刚关于合伙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支持。庭审中，李国刚还曾主张王玉河、吕连起已经退伙，并提供证据证实吕连起收到退伙款100万元，王玉河收到40万元及房产一套。吕连起认可收到100万元，但称这并不是退伙款而是分配的合伙收益。王玉河称不仅收到被告主张的40万元，还称其共从合伙收到91万元，但这是预支的合伙收益。李国刚主张王玉河、吕连起已经退伙，二人否认，李国刚又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不能认定王玉河、吕连起已经退伙。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合伙收益问题。法院确定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后，要求各方当事人就合伙投入、合伙财产及收益情况进一步举证。王玉河提交证据主张签订合伙协议后，为合伙事务继续投入735600元，其中包括吕连起提供的15万元。吕连起主张除15万元之外，还提供一处房屋作为共同开发的“未来城”项目售楼处。因各方对后续投入未提出诉讼请求，且认定与否不影响合伙收益的分配，综合考虑暂不对上述证据进行认定。对合伙收益，王玉河及吕连起均主张成立兴亚公司就是为执行合伙事务，因此，兴亚公司在“未来城”项目中的收益即为合伙收益；而李国刚主张三人合伙行为不存在任何收益，兴亚公司为其个人成立，公司收益与合伙无关。一审法院认可王玉河及吕连起之主张，并要求李国刚限期提供兴亚公司的账目、报表等财务资料，期限内李国刚并未提交。本案调解程序中，李国刚提交了兴亚公司的部分账目，但同时声明该账目只做调解之用，不作为证据提交。因李国刚不提供兴亚公司财务资料，法院根据原告申请，委托河北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兴亚公司在“未来城”项目中的收益情况进行了鉴定，河北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做出了冀天事专审字（2016）第038号审核报告书，鉴定收益为55209022.33元。对该鉴定报告，原告王玉河质证认为：对鉴定报告没有意见，但报告中没有将原告王玉河后续出资用于办理相关手续的735600元列入其中，该数额中包含吕连起的15万元。第三人吕连起质证认为：该报告比较公平、合理，其他认同原告王玉河的意见。被告李国刚认为：一、三人合伙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伙协议无效。并且法庭调查未结束，在上述情况下认定合伙协议并进行鉴定第三人兴亚公司的收益，既不符合程序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三人的合伙行为不存在任何收益。2008年10月份景县联合调查组对三人合伙非法买卖村集体大坑的行为认定无效，并给予了处罚。因此三人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可能有收益。2009年2月3日景县政府征地，如果原告以及吕连起认为三人合伙期间存在收益，应当在政府征用土地时向政府提出，要求景县人民政府进行补偿。自县政府征用土地后，三人并未进行任何投资行为。三、景县未来城小区项目收益情况与本案无关，兴亚公司土地是通过拍卖获得的。因此，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李林林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发表意见。第三人兴亚公司对该报告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本案审理的是三方合伙纠纷，合伙协议与本案兴亚公司没有关联性，以合伙关系涉及兴亚公司的收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他查明的事实：被告李林林提供自己部分银行账户用来收取“未来城”项目售房款。具体账号为：中国银行60xxxxxxxx33、中国工商银行62xxxxxxxx6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62xxxxxxxx82、中国农业银行62xxxxxxxx17、中国建设银行62xxxxxxxx63、河北省农村信用社62xxxxxxxx69。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2008年5月15日，王玉河、吕连起、李国刚三人以李国刚的名义通过竞标取得“王家埝村大坑”的开发权，2008年7月19日三人签订合伙协议对三人出资情况，合伙的目的、收益的分配及退伙的方式方法等做了约定，三人之间显然构成合伙关系。 关于合伙财产的范围及合伙收益，王玉河、吕连起主张“未来城”项目即为投入合伙财产开发的，该项目收益就是合伙收益。李国刚则称，“未来城”项目是其独立成立的兴亚公司开发建设的，和合伙无关。鉴于资金压力及操作难度，该市绝大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操作模式为：由开发企业将欲开发的地块拆迁补偿为“净地”后，待地方政府有用地指标时，通过“招拍挂”程序将此“净地”确定在开发企业名下。本案诉争的“未来城”项目也不例外，三人签订合伙协议时，合伙财产224万元已经投入项目中，对该地块原权利人进行补偿。李国刚回避合伙财产对项目前期补偿的投入，称是兴亚公司独立开发，显然与事实不符。在李国刚不能举证证实“未来城”项目是其独立投资完成的情况下，应认定该项目是用合伙财产完成的开发建设，其收益也应被认定为合伙收益。三人合伙协议中约定利益均分，因此三合伙人每人应分得总收益55209022.33元的三分之一，为18403007.44元。因王玉河起诉要求分得合伙收益的数额为1381.567万元，庭审中变更为1480.78万元，吕连起申请参加诉讼时主张应分得合伙收益1176.08万元，加上王玉河庭审中认可已分得的合伙收益，仍少于应分得的18403007.44元，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 李林林主张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其主张不能成立。李林林出借银行账户用于收取“未来城”项目的购房款，其行为属于违反金融管理的违法行为，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所出借的银行账户中资金属于其本人所有，就应认定为合伙财产。兴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中存在“未来城”项目之外的收益，其财产应认定为合伙财产。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李国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玉河合伙收益14807800元；二、被告李国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第三人吕连起王玉河合伙收益11760800元；三、被告李林林以其出借账户（中国银行60xxxxxxxx33、中国工商银行62xxxxxxxx6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62xxxxxxxx82、中国农业银行62xxxxxxxx17、中国建设银行62xxxxxxxx63、河北省农村信用社62xxxxxxxx69）内资金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第三人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公司财产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案件受理费164682元，由李国刚、王玉河、吕连起三人各负担5489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王玉河负担。 李国刚、兴亚公司、李林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衡民三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王玉河、吕连起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王玉河、吕连起负担。 本院二审中查明以下事实：1、2008年5月10日，王家埝村委会组织对王家埝大坑土地进行竞买，李国刚、王玉河、吕连起三人出资以李国刚名义竞买成功。2008年7月19日，三人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今有李国刚、吕连起、王玉河三人合伙共同出资，买下位于教育局东侧大坑，合计十四亩，共计二百二十四万元，搞房地产开发项目。今后无论有任何风险三人共同承担，所得利益均分，并对以后项目中的事情承担责任，在以后办理手续过程中要共同想尽一切办法把项目做成，如果在项目没有作完之前有提出退股的，按当时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结算，并将股金和利息退回结清，不得再添加任何条件，此协议一式三份，签字后生效。”根据三人共同签字的“现金账”记载，截止到2008年7月19日三人共出资224万元，其中王玉河61万元，吕连起101万元，李国刚62万元。2009年1月13日，李国刚出资成立兴亚公司，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此后，兴亚公司分别于2009年6月12日、2010年11月9日、2013年3月15日通过政府挂牌出让取得“未来城”住宅项目一、二、三期土地使用权，根据该项目《备案证》记载，一、二、三期占地面积分别为12809平方米、8310平方米、5359平方米，共计26478平方米（约39.7亩）。其中王家埝大坑在该项目一期开发范围之内。 2、一审中，李国刚提交王家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08年6月11日收到李国刚交来购买王家埝大坑款总计140.7万元（其中116.5万元划入集体账户，24.2万元转为承包补偿款）。” 3、王玉河提交景县国土资源局于2009年3月19日向景县环保局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兴建帝景苑小区项目（即“未来城”小区项目），该小区位于惠民市场东侧，占地19.21亩，此项目占地为建设用地。”从以上内容可知，该地块在2009年6月12日挂牌出让前，政府相关部门已认可由兴亚公司进行开发。 4、本案诉讼中，王玉河主张其除在购买大坑时出资61万元之外，此后又为合伙事务出资735600元。经审查王玉河提交的出资明细和票据，出资时间显示为2008年8月22日至2009年12月2日；上述票据在形式上有的为发票，有的为制式收据，有的为白条，单据内容记载的支出事项为办理手续和证照、垫土方、测绘、购物、餐费等；在票据上有的有李国刚签字，有的注明“李国刚知”、“李国刚在场”，其中付土地局费用的票据上还注明“连起通知”、“22日吕连起通知，23日早通知李国刚”等内容。虽然李国刚对上述单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但根据三人合伙的实际履行情况，三人在合伙中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在合伙事务中的投资、支出并非必须经李国刚签字方为有效，而应根据相关证据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考虑到上述票据有的是王玉河个人记载，有的是案外人向王玉河出具而在本案中无法查证，因此，不能排除王玉河主张的出资数额735600元与实际出资数额之间存在误差，但从全部票据的形式和内容综合分析判断，能够反映出王玉河、吕连起二人在合伙购买王家埝大坑之后，又继续参与了为项目开发办理相关手续等合伙事务，并且王玉河确又投入了一定的资金，本院二审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 5、吕连起提交王玉河向其出具的3张收条，时间分别为2008年8月6日、2008年10月20日、2008年10月25日，金额合计14万元。吕连起主张该14万元是其投入101万元购地款后又继续为合伙事务的出资，王玉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吕连起的该项主张无异议。李国刚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是王、吕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因吕连起上述出资既是发生在合伙期间，又是发生在合伙成员之间，并且吕连起分三次出资14万元的时间节点亦可和王玉河所称陆续支出735600元的时间段互相印证，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王、吕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和交易关系的情况下，对吕连起向王玉河支付的14万元应认定为合伙出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一是三人合伙《协议书》是否有效，二是兴亚公司成立后三人合伙关系是否已解除，三是兴亚公司应否就合伙收益分配承担责任，四是合伙收益的分配标准和数额应如何确定，五是李林林应否就出借账户承担责任。 1、关于合伙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王家埝大坑的竞买时间为2008年5月10日，李国刚向王家埝村委会的付款时间为2008年6月11日，三人签订合伙协议的时间为2008年7月19日，也就是说三人签订合伙协议时竞买行为已经完成；其次，从协议内容看，虽对三人出资竞买王家埝大坑的事实进行了确认，但协议的主要目的是约定了项目开发的利益分配、风险承担以及退伙条件，特别是明确约定了通过办理手续把项目做成，不存在对购买的王家埝大坑进行违规开发的情形。即使如李国刚所述签订协议前进行的买地行为已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罚，但此后三人在协议中约定的合伙开发事宜应理解为依法依规进行开发，故对合伙协议的效力应予认定。 2、合伙协议是否已经解除。首先，本案诉讼中，李国刚主张因三人出资购买王家埝大坑受到政府处罚，王玉河和吕连起提出退伙，李国刚将二人的投资分别返还，合伙没有产生利润，三人合伙协议解除。为支持上述主张，李国刚分别提交了景州镇人民政府和景县国土资源局监察股出具的《证明》，但上述证明出具时间分别为2013年8月16日、2013年9月2日，均非待证事实的原始书证，并且证明内容限于对当时买地行为和李国刚非法取土的处理，对三人合伙关系是否解除、如何解除并未涉及，故上述《证明》对李国刚关于合伙关系解除的主张不能起到证明作用。其次，三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如果在项目没有作完之前有提出退股的，按当时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结算，并将股金和利息退回结清”，本案诉讼中李国刚和吕连起均认可李国刚于2010年4月1日向吕连起支付100万元这一事实，同时李国刚对吕连起合伙出资101万元亦无异议，那么按照上述协议中关于“退股”的约定，不能认为向吕连起支付100万元就是将“股金和利息退回结清”，即不能认为该行为属于退伙清算。第三，李国刚以其向王玉河和吕连起分别退款并给付王玉河住宅一套，主张是退伙结算，但王玉河和吕连起对此均不予认可，而认为所接受款项和房产是对合伙收益的分配所得，同时还提出李国刚个人也同样从公司支取过款项，不能认为获得合伙财产就是退伙。第四，王、吕二人各自主张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后又继续为合伙事务出资735600元和14万元，虽然李国刚对出资数额以及与合伙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没有证据显示三人之间就上述争议问题进行过协商并形成处理意见，由此亦可判断三方并未就合伙的解除对合伙投资及合伙收益进行过清算。综上，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玉河和吕连起曾提出退伙，也没有证据显示三方按协议约定的退伙条件进行过清算，因此李国刚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王玉河和吕连起已经退伙，三人合伙关系并未解除。 3、关于兴亚公司的责任问题。首先，兴亚公司对“未来城”项目的开发与三人合伙具有关联性。理由是：（1）根据王家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三人合伙向村委会支付的140.7万元中有24.2万元转为了承包补偿款；（2）根据王玉河提交的相关票据所记载的内容，能够认定王、吕二人的后续出资确有部分用于了“未来城”项目开发手续的办理，并且二人均参与了办理过程；（3）兴亚公司开发的“未来城”小区用地范围，涵盖了三人合伙购买的王家埝大坑，三人合伙事项与兴亚公司开发项目指向同一标的；（4）景县国土资源局向景县环保局出具的《证明》内容显示，该地块在挂牌出让前已由相关部门认可归兴亚公司开发。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过去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习惯做法综合判断，李国刚主张兴亚公司通过招拍挂取得案涉土地开发权、与三人合伙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兴亚公司开发“未来城”小区是三人合伙行为的延续，也是履行合伙协议和实现合伙目的的方式。根据合伙协议的内容，能够认定三人合伙的目的就是对签订协议前共同出资购买的王家埝大坑及其合理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开发，从协议中关于办理手续的内容也可推定其开发方式是通过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实现开发目的，而并非个人非法开发；通过本案诉讼中各方陈述，也可判断合伙各方只是对使用吕连起的开发公司还是另行成立开发公司进行过协商，而对通过房地产公司进行项目开发以此实现合伙目的并无争议。在三人合伙关系并未解除的前提下，由李国刚成立兴亚公司并且对包含王家埝大坑在内的地块进行开发，应认定为是对合伙协议的履行，兴亚公司就“未来城”项目取得的开发收益应视为合伙收益，故兴亚公司应在该收益范围内就合伙人的收益分配承担责任。 4、关于合伙收益如何分配。鉴于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属于在合伙起始阶段的框架性协议，虽然协议中约定“所得利益均分”，但最终对合伙收益的分配应结合此后对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合理分配。由于李国刚在协议的后期履行中，特别是其以个人名义成立公司进行开发，所承担的风险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合伙人，因此应获得开发收益的主要部分；王玉河和吕连起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均参与了相关手续的办理，亦均有不同数额的后续出资，虽然王玉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参与了较多的具体事务，但其也另行领取了相应的工资收入并获得住宅一套，而吕连起虽参与项目建设具体事务较少，但其在三人购买王家埝大坑时的出资又明显多于王玉河，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二人应以相同份额取得较少部分合伙收益为宜。一审法院根据王玉河的申请，委托河北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兴亚公司开发的“未来城”项目收益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该项目开发收益55209022.33元。从鉴定报告的内容看，该报告并非对项目开发实际收支情况的直接审核，而只是根据工程承包合同、预算书和房屋销售的平均价格等对项目收益进行的评估，故该鉴定结论并不是项目收益的准确数据。但由于一审中李国刚以兴亚公司的开发收益与合伙无关为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兴亚公司的开发收益进行鉴定，亦拒绝将其持有的兴亚公司账目资料作为鉴定依据，在此情况下，上述评估结论可以作为本案中认定开发收益的参考依据。据此，本院二审基于公平原则，根据三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和各方实际履行情况，并结合王家埝大坑在“未来城”项目中所占比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以55209022.33元为基数，李国刚分得80%即44167217.86元，王玉河和吕连起各分得10%即5520902.23元。 5、关于李林林的责任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李林林作为自然人，不属于上述规定中所称的共同诉讼人；其次，即使兴亚公司使用李林林的账户收取过售房款，但在王玉河提供的李林林诸多账号中哪一个账户实际收取过多少售房款，收取之后的使用情况如何，账户内现有资金是否仍属合伙收益等均不明确。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一审判决判令李林林以其出借账户内资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依据不足，应予纠正。 另，二审庭审后，李国刚、兴亚公司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提出一审中王玉河申请鉴定超过举证期限、鉴定依据未经质证、鉴定材料不完整等，并要求重新鉴定。经查，一审卷宗材料显示，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了质证；一审中李国刚、兴亚公司均不同意对“未来城”项目开发收益进行鉴定，并且在2016年6月7日一审法院就鉴定报告组织质证时，在二审上诉和二审庭审中，李国刚、兴亚公司均未就上述问题提出过异议。据此，本院二审对李国刚、兴亚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衡民三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二、李国刚、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王玉河合伙收益5520902.23元；三、李国刚、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吕连起合伙收益5520902.23元；四、驳回王玉河、吕连起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三人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兴亚公司开发未来城项目是否是对合伙协议的履行及兴亚公司的责任问题；合伙收益如何分配。 关于三人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问题。李国刚主张因三人出资购买王家埝大坑受到政府处罚，王玉河和吕连起提出退伙，李国刚将二人的投资分别返还，合伙没有产生利润，三人合伙协议解除。为支持上述主张，李国刚分别提交了景州镇人民政府和景县国土资源局监察股出具的《证明》，及2010年4月1日向吕连起支付100万元，及向王玉河支付40万元及住宅一套。但王玉河和吕连起对此均不予认可，而认为所接受款项和房产是对合伙收益的分配所得，同时还提出李国刚个人也同样从公司支取过款项，不能认为获得合伙财产就是退伙。首先，《证明》内容限于对当时买地行为和李国刚非法取土的处理，对三人合伙关系是否解除、如何解除并未涉及，故上述《证明》对李国刚关于合伙关系解除的主张不能起到证明作用。其次，三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如果在项目没有作完之前有提出退股的，按当时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结算，并将股金和利息退回结清”，本案诉讼中李国刚和吕连起均认可李国刚于2010年4月1日向吕连起支付100万元这一事实，同时李国刚对吕连起合伙出资101万元亦无异议，那么按照上述协议中关于“退股”的约定，不能认为向吕连起支付100万元就是将“股金和利息退回结清”，即不能认为该行为属于退伙清算。故李国刚主张王玉河和吕连起已经退伙不能成立，三人合伙关系并未解除。 关于兴亚公司开发未来城项目是否是对合伙协议的履行及兴亚公司责任问题。依据王家埝大坑竞买纪实证明、村委会出具的收款证明，及李国刚出资的协议书、吕连起出资的协议书，结合未来成一期土地备案证及当事人陈述，兴亚公司开发的“未来城”小区用地范围，涵盖了三人合伙购买的王家埝大坑，三人合伙事项与兴亚公司开发项目指向同一标的，且根据王玉河提交的相关票据所记载的内容，能够认定王玉河参与了“未来城”项目开发手续的办理，故兴亚公司对来城项目的开发应认定是三人合伙事务的延续，兴亚公司就“未来城”项目取得的开发收益应视为合伙收益，兴亚公司应在该收益范围内就合伙人的收益分配承担责任。 关于合伙收益的分配问题。在合伙收益分配上，二审判决基于公平原则，根据三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和各方实际履行情况，并结合王家埝大坑在“未来城”项目中所占比例等多种因素，考虑了李国刚在协议的后期履行中，特别是其以个人名义成立公司进行开发，所承担的风险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合伙人，及王玉河和吕连起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参与相关手续的办理和出资数额情况，酌情确定李国刚分得“未来城”项目收益80%，王玉河和吕连起各分得“未来城”项目收益10%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李国刚、河北兴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民终60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慧 审判员  李源 审判员  宋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