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802民初2419号 原告：常以社，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瑾，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杰，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以社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运城市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以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瑾、被告中行运城市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以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企业年金13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少交养老金、住房公积金29535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76年2月入伍，1993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被告处。2008年经运市劳仲案字（2007）71号《运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裁决后，2008年11月3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养老保险金、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被告按1995年5月至2008年5月在职员工的缴纳标准补交，原告的三险二金等缴纳标准按在职员工的标准缴纳。2018年12月，原告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才得知，多年来被告未按协议书约定的事项履行承诺，造成原告的退休金本应是每月5500元只能领取3809.2元。原告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故提起诉讼。 原告提供的证据为： 1、劳动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的事项。 2、2018年8月27日劳动仲裁决定书，证明2018年8月份，原告曾经申请劳动仲裁，2018年8月27日撤回仲裁申请。 3、原告的中国人民银行付款凭证，证明2018年8月24日，原告收到被告发放的企业年金18486.65元。 4、协议书，证明原、被告于2008年11月3日签订协议书，被告承诺给原告今后“三险两金”的缴纳标准按在职员工的标准缴纳。同时还承诺给原告的养老保险金、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被告按1999年5月至2008年5月在职员工缴纳标准补缴。 5、（2007）71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原告在2008年每月工资为2706.8元。被告按照仲裁裁决的意见给原告补发1996年至1999年4月的工资共计26090元。 6、原告的建行交易明细，说明2018年12月17日原告收到退休工资37642.8元，2019年1月15日同样收到3809.20元，2019年1月31日又收到3809.2元，证明原告的退休金只有3809.2元。 7、中国银行的文件，证明被告单位是有企业年金的，被告应当发放企业年金，而且被告也向原告支付了部分企业年金。 被告中行运城市分行辩称，1、原告曾是被告的员工，双方发生的诉讼来源于2008年12月31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在发生劳动争议后，经过双方调解达成的，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告工资是按照岗位工资的70%发放，同时企业年金和有关保险缴纳的依据也是按照其工资数额的比例计算的，不存在对原告少交或者不交的情形。双方约定按工资70%发放，是在原告只发工资而不上班的情况下约定的。2、关于原告起诉的企业年金及支付少交养老金、公积金，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养老保险金、企业年金均属于社会保险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依法应核对原告在仲裁时的申请范围和本案的申请范围是否一致。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 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 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于1993年11月从部队转业到被告处，从事保卫工作。1996年7月4日，原告因需陪同岳父看病向被告请假，被告误以为其父有病，在原告假满上班后以原告欺骗组织为由口头让原告停止工作。1999年4月5日被告对原告决定予以除名，但未向原告送达该处理决定。2007年12月14日，原告向运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为原告安排工作并补发工资及社会保险待遇。仲裁委于2007年4月21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安排上岗及补发工资等。 2008年11月3日，原、被告达成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仲裁委作出的裁决，被告决定恢复原告劳动关系，并按离岗方式办理以下事宜：被告补发原告1996年7月至1999年4月工资26090元；年度薪酬从2008年5月起按照合同制员工薪酬等级十级1档薪点7的岗位工资的70%发放，不享受在职员工绩效奖金部分，遇到普遍性薪酬调整，原告随同调薪；原告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被告按1999年5月至2008年5月在职员工的缴纳标准补交，“三险二金”的缴纳标准按在职员工的标准缴纳；从2008年11月起其它福利按在职员工标准享受；原告达到退休年龄，被告负责办理退休手续等。协议签订后，原告离开被告单位在外打工，2018年4月份办理退休手续。 2018年8月，原告曾申请仲裁，后又撤回仲裁申请。2019年1月16日，原告再次申请仲裁，要求被告补发原告1999 年5月至2008年5月的企业年金13万元，补交2013年6 月至2018年3月养老保险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少交的30%，将原告退休金增加至5500元。2019年1月22日，仲裁委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2006年5月1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关于建立我行企业年金制度的通知”，下发了中银人（2016）225号文件，该文件主要内容为：为完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员工长期为中国银行服务，将员工在职期间的贡献与其退休后的保障水平紧密联系起来，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对象为正式员工，企业年金制度的基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单位缴费以上年工资总额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计提，员工个人缴费暂按本人上年工资额的2%由单位从员工工资中代扣等。 2018年8月24日，“农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受托财产”代被告向原告账户中汇入企业年金15640.89元。审理中，被告称不知道如何计算企业年金，是中国银行总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计算并直接发放到员工个人卡上，不清楚第三方机构的名称。原告主张企业年金13万元，是根据同年兵转业到被告单位的人员（李汉玉、贾永忠）退休时领15万元左右的企业年金计算而来。关于第三方机构的名称和李汉玉、贾永忠是否属于被告单位员工及该二人的企业年金数额，以及该二人与原告的工作情况是否相似的情况，本院限期让被告提供，被告逾期未提供。庭审后，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贾永忠的银行流水，以此说明贾永忠的企业年金为132391.96元。被告以贾永忠非部队转业人员，属 于从其他单位调过来的上班人员，认为原告的情况与贾永忠 的情况不一致。 本院认为，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根据中国银行中银人（2016）225号文件的内容， 企业年金制度的基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原、被告在签订的《协议书》中亦约定被告按1999年5月至2008年5月在职员工的缴纳标准补交单位应交的部分。该协议是在原、被告具有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达成的，应认定是双方劳动合同的一部分，故对原告主张的企业年金，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企业年金的数额。（2016）225号文件中载明“单位缴费以上年工资总额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计提，员工个人缴费暂按本人上年工资额的2%由单位从员工工资中代扣”，被告虽认可原告应缴纳的2%已经由单位代缴，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单位缴费的比例数额，对企业年金的计算方法又未进行说明，原告参照贾永忠的企业年金数额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考虑被告实际上没有上班，其实际情况与贾永忠的情况客观上并不完全一致，对原告主张的企业年金数额，按132391.96元的70%计算为宜，即132391.96元×70%＝926743.72元，扣除原告已经领取的15640.89元外，被告应支付原告77033.48元。原告完全按照贾永忠的企业年金数额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住房公积金及社会养老保险金欠缴款额，因对住房公积金及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催收及核算属于相应社会保险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常以社企业年金77033.48元； 二、驳回原告常以社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文祥 人民陪审员  成 磊 人民陪审员  王风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刘哲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