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21065号原告：李江，男，1985年4月2日出生，汉族，北俏佳人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经理，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璐，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快乐农家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办二1109单元。法定代表人：李殿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萍，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疆，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江与被告北京快乐农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农家）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璐，被告快乐农家法定代表人李殿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萍、刘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5月16日至同年8月15日期间工资60000元（20000元/月*3个月）；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经朋友介绍于2019年5月20日入职被告处，并于当日签订了由原告起草拟定的《劳务合同》，约定原告的岗位为搭建被告旗下品牌项目，参与项目运作，报酬标准为20000元/月，每月以现金方式支付，合同期限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5日止。双方之所以签订三个月的劳务合同，是因为被告称不能给原告缴纳社保所致。被告当时很着急雇用原告，原告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因此合同中写了原告只是兼职。合同签订后，被告让原告做泡菜品牌项目，因这个泡菜品牌不是简单的卖几袋泡菜，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不可能打开北京的市场，为此原告向被告提出需要500万元的资金投入，被告未同意。原告租用场地都是按照股东的要求去做的。原告亲自招聘了1名员工，还有李总推荐的6人这些都是原告做的工作。原告还负责代理合同的修改，被告安排原告与贸易公司代理合同的起草和修改，虽然这些合同没有签订成功，但这是原告开展的工作。另外，原告还进行了市场调查，了解顾客中的定位，布局规划，安排人员去卖泡菜，一年要达到几千万元。当原告向被告汇报后，被告称没钱，让原告自己出资。为这个项目原告又向被告申请资金即每个员工每个月的报酬5000元，被告也没批。办公室内的用品及给顾客邮寄的快递费都是原告自己出资的。原告提交的名片是其入职半个月后自己印刷的，当时名片上只印有原告系合伙人，原告之所以只印有高级合伙人是因为被告承诺这个项目不单单是给原告工资还要给原告期权。后被告的张总让原告在名片上又加上了运营总监。由于2019年7月31日被告称下月不再租房办公，该项目终止运行，原告入职至今被告也未发过工资，所以原告离开被告处，申请了仲裁。原告认为，原告入职后，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在主体上双方都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资格，是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劳务合同中第一条、第三条都明确约定被告有权对原告进行管理。在实际履行中，被告对原告有工作要求和指示，原告是按照被告的要求工作的。被告反复强调给原告报酬是按业绩拿回扣，由此可反映出原告要遵守考核制度。被告称原告没有符合公司报销制度不给报销，也是符合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原告工作期间正常上下班，所办的工作都是被告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劳动关系具有稳定性。合同期限自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8月15日是固定期限，符合劳动合同的特征，不是临时性工作安排。故双方系劳动关系，被告应支付原告工资60000元。被告快乐农家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快乐农家成立之初，资金比较紧张。原告是经朋友介绍来到被告公司的，该朋友称原告有市场推广卖货的能力，因此就让原告负责市场推广。双方于2019年5月20日签订了劳务合同。该劳务合同是原告自己起草拟定后提交给被告的，该合同中已明确写明原告要求是要做兼职，负责项目试运营合作。原告不用上班打卡，也不用坐班，跑业务就行。当时约定原告卖出去泡菜，有了订单产生，被告就给2万元回扣。至于原告以什么形式卖，怎么卖，被告不管。原告到达被告快乐农家后，要求公司给其租办公场地，为了配合出售产品被告表示同意。原告找到了相关的场地后，被告的股东认为价格较高，为此双方合作不太顺畅，但原告坚持要租赁办公场地，被告的股东只同意租用一个月。后期合作中双方又产生了矛盾未再继续，原告实际只工作到7月初。至今被告未给原告劳务报酬，是因为原告没有把公司的产品泡菜推销出去，没有任何业绩。原告称被告承诺给他期权，所谓的期权就是双方在合作销售泡菜的基础上，原告有了销量，就给原告一定利益的分红，也就是劳务报酬。被告认为，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原告不接受被告的管理，双方没有形成实际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性要素。办公场所的租用和管理都是被告配合原告销售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故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江向法院提交证据：1、《劳务合同》，用以证明李江与快乐农家签订了书面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合同中对劳动者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有明确约定。2、李江与快乐农家的股东和高管的微信记录。3、李江的工作成果，工作照片、计划书、招聘员工申请、企业介绍书及企业简介ppt、调研报告，证据2-3证明李江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了劳动。4、李江与快乐农家高管李亚鸿聊天记录。5、李江与快乐农家高管郭利平聊天记录；李江持有的门禁卡；快乐农家提出的李江要服从财务制度。6、李江在快乐农家四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7、李江在职期间部分工作时间记录。证据4-7均证明李江与快乐农家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8、李江与李亚鸿及四人工作群、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明除办公租赁、招聘员工、品牌策划等，起草修改合同、对外宣传等都是李江的工作内容部分。9、李江在快乐农家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10、钉钉团队截图，该二份证据证明快乐农家成立了业务团队，原告是团队成员。11、快乐农家在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明工作群对名片都是认可的。12、李江在快乐农家任职的名片。该二份证据证明李江在快乐农家任职时的名片，快乐农家对名片是认可的。13、李江与李亚鸿、四人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明李江自2019年5月16日已经正式在快乐农家开始工作。14、李江与张瑞东、黄尚毅、公司三人工作群、郭利平、公司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7月8日后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15、李江与郭利平、李亚鸿聊天记录，证明李江多次催要工资无果。快乐农家对上述证据中1、《劳务合同》真实性认可，该合同是应李江的要求由李江自己起草拟定提交的，双方是合作关系，2019年7月8日合作终止。对证据2、李江与快乐农家的股东和高管的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聊天只是证明双方就工作场地协商。对证据3、李江的工作成果，工作照片、计划书、招聘员工申请、企业介绍书及企业简介ppt、调研报告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是开拓市场的程序性文件，且这些文件是公司其他员工做成后交给李江的，是为了配合开拓销售市场所用，不能就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李江与快乐农家高管李亚鸿聊天记录、证据5、李江与快乐农家高管郭利平聊天记录、证据6、李江在快乐农家四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无法认定。对证据7、李江在职部分工作时间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8、李江与李亚鸿及四人工作群、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明除办公租赁、招聘员工、品牌策划等，起草修改合同、对外宣传等都是李江的工作内容部分、证据9、李江在快乐农家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据10、钉钉团队截图，真实性、关联性、目的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1、快乐农家在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中对名片都认可；证据12、李江在快乐农家任职的名片，该二份证据均与快乐农家无关，这都是李江自己印的。对证据13、李江与李亚鸿、四人工作群聊天记录关联性不认可，合同实际履行时间应为2019年5月20日，合同签订后李江回家办丧事，直到5月27日才回公司。对证据14、李江与张瑞东、黄尚毅、三人工作群、郭利平、五人工作群聊天记录均不认可，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5、李江与郭利平、李亚鸿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江向快乐农家追讨工资，快乐农家均未回复，原因是双方系合作关系，没有达到支付合作报酬的条件。另查，李江于2019年8月29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快乐农家支付2019年5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工资60000元。2019年10月25日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3969号裁决书，驳回李江的仲裁申请。李江不服裁决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0日李江与快乐农家签订《劳务合同》，该《劳务合同》系由李江起草拟定后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内容：“甲方：快乐农家，乙方：李江。第一条：服务内容，根据甲方（快乐农家）的业务需要，聘用乙方（李江）负责搭建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具体服务要求按照甲方提出规定和标准执行，此合同范围为项目试运营合作期，乙方兼职参与项目运作，除重要工作安排，甲方不要求乙工作时间。期限届满前，双方根据工作内容选择终止或继续另行签署协议。第二条：服务期限与报酬，1、乙方的服务期限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5日止。2、乙方劳务报酬标准为每月人民币20000元，甲方每月以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第三条：权利义务，1、甲方有权对李江工作提出要求，并进行监督、管理。2、乙方有权要求快乐农家依约支付劳务报酬。第四条合同解除，合同期内乙方无明显过错，甲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若因甲方原因调整或关停项目的，应等到合同届满或甲方一次性向李江支付合同期内剩余劳务费用。”。合同签订后，李江为搭建快乐农家旗下泡菜品牌项目，自己印制了名片，该名片显示李江为高级合伙人，并开展制作了招聘员工申请，企业介绍书及简介，到市场进行调查等工作。庭审中，李江称其开始印制的名片其为高级合伙人，后快乐农家负责人与其讲，在名片上再加印运营总监，李江才在其名片上加印了运营总监。对此快乐农家不认可，李江亦未向法院提交快乐农家让其在名片上加印运营总监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李江基于其与快乐农家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相关权利是否能得到支持。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相同之处，两者均以当事人之间相对独立的意思表示为成立；两者均以劳动给付为目的；二者均为双务有偿合同，双方当事人都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合同。不同之处，劳务合同，两者是平等关系，不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不受规章制度约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劳动合同则是，劳动者属于单位内部成员，遵守其内容规章制度，必须承担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是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隶属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李江向法院提交的《劳务合同》等证据，《劳务合同》中明确记载，快乐农家聘用李江负责搭建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此合同的范围为项目试运营合作期，李江只是兼职参与项目运作，不受快乐农家的规章制度约束。且在后期的工作中李江为了开展业务，自己还招聘了员工，自己印制的名片显示其亦系高级合伙人。虽然李江称《劳务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约定公司有权对其进行管理，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本人为快乐农家作出了工作成果，并提交了工作照、计划书、企业介绍书及企业简介、调研报告等，说明双方即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首先，《劳务合同》系由李江自己起草拟定的，其拟定该合同时，自己很清楚其只是兼职参与项目试运营合作，不受快乐农家的规章制度约束，不需要快乐农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且双方的合作期限只有三个月。另李江为了开展业务，并未通过快乐农家而是自己印制了名片，名片显示其系高级合伙人，因此李江在制作《劳务合同》及名片时，自己很清楚其与快乐农家的关系，双方是平等的。其次，李江提交的工作成果显示，其确实开展了工作，快乐农家对此真实性亦认可。但李江为了搭建公司旗下泡菜品牌项目，自己招聘员工，在项目试运营合作期中开展工作，该项工作不是快乐农家给李江安排的必须承担的一定工种或职务工作，而是李江自己在合作期内为开展业务以个人（高级合伙人）名义开展的工作。综上所述，双方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隶属关系，双方应属劳务关系。经法院给李江释明，李江坚决认定双方就是劳动关系。故李江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主张要求快乐农家支付其工资6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李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秀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 杰书 记 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