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4民初12020号 原告俞夏妃，女，汉族，1968年7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该单位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吴浙玲、姜诗彦，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樊伟祥，男，汉族，1966年10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俞夏妃为与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钱江新城管委会）、樊伟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宏独任审理，于2019年5月21日进行证据交换，并于当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夏妃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宁泽、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姜诗彦、被告樊伟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夏妃诉称，2008年3月中旬，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在开展拆迁工作，组织实施所谓杭州铁路东站工程征迁工作。该征迁指挥部只是相关部门设立的临时机构，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无权实施拆迁工作，完全是诈骗行为。该征迁指挥部对原告采取欺骗手段，迫使被告樊伟祥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于2008年4月29日单方签署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偿协议书确定的补偿数额严重违反公正公平及合理性，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诉争协议无效：1、原告向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杭州市相关工商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等部门查询，征迁指挥部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范畴，没有合同主体资格。2、征迁指挥部不是在杭州市房屋管理局、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登记备案的具有拆迁或征迁资格证的单位。3、征迁指挥部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未经公安部门登记、核准。4、原告房屋拆迁后依法可以获得迁建安置，征迁指挥部隐藏原告迁建安置补偿基本事实，对原告采取补偿行为存在欺诈行为。5、原告房屋实际面积约为680平米，其中经审批面积为279平米，其他房屋面积经罚款已变为合法建筑。而补偿协议仅对原告的279平米进行了补偿，补偿协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房屋财产权，因违法而无效。6、标的房屋属俞夏妃户不是被告樊伟祥个人所有，俞夏妃户为四人，樊伟祥（户主）、俞夏妃（妻）、樊潇雨（女）、樊纪林（父），诉争协议只有被告樊伟祥一人签字，未经原告同意（至今原告户未接受补偿款项）属无效处分行为。7、涉案地块征收原告房屋和征收土地的违法行为已经国务院裁决《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确定，浙江省土地征收违法。8、由于征迁指挥部不给原告协议原件，原告于2010年3月22日去征迁指挥部处要求查看并索要拆迁补偿协议原件，经过交涉工作人员将甲方位置未盖章、签字的协议复印件交给原告。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须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因征迁指挥部未在合理期限内盖章、签字并送达协议原件给被拆迁人，所以协议至今仍未生效。之后再在2015年诉国家赔偿案件中才获得加盖印章的协议书，但标的房屋已于2008年6月底被征迁指挥部拆除，拆除当时协议尚未生效，拆除房屋没有法律依据，拆除行为违法。因征迁指挥部没有合同主体资格，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应由设立人钱江新城管委会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原告俞夏妃诉请判令：一、确认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与被告樊伟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二、改判重新签订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 三、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辩称，原告与樊伟祥户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真实有效。原告所提的诉请没有依据，理由如下：第一，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是由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江干区委、区政府共同设立的，有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江干区政府的授权，有独立的资金，能独立对外签订合同。协议没有出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原告要求重新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请没有任何依据，也不属于法院判决范围。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樊伟祥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告俞夏妃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存在的诉争标的的事实。 2、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的事实。 3、征迁指挥部组织机构代码不存在的证明； 4、工程征迁指挥部组织机构代码不存在的证明； 5、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政府致朱红兴的信息公开告知书（2012年2月25日）； 6、杭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证明（2009年8月5日）； 7、杭州市江干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证明（2009年8月4日）。 证据3-7拟共同证明被告征迁指挥部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的事实。 8、江政公开（2009）第5号信息公开告知书，拟证明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是征迁指挥部的设立单位的事实。 9、房屋拆迁许可证，拟证明被告既不是拆迁人也不是动迁机构，不具备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资格，而且原告户为迁建安置补偿的事实。 10、村民建房呈报表，拟证明原告宅基地面积以及合法建筑面积，且原告作为房屋宅基地的审批人之一，对于处置房屋以及相关的安置情况有共同权利的事实。 11、浙江省费税收入统一票据（罚款单），拟证明原告多余面积经笕桥镇罚款后为合法建筑的事实。 12、门牌号，拟证明原告房屋属于农村房屋的事实。 13、户口本，拟证明原告家庭成员的实际情况的事实。 14、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拟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地块征地批准文件被国务院确认违法，并且责令浙江省采取相应的补办手续的措施，原告房屋所在地块土地至今没有被依法征收，而且拆迁许可证也不是颁发给被告，被告在没有征地、没有拆迁许可的情形下，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拆迁以及签订协议的行为的事实。 15、邮寄单以及签收日期，拟证明原告2010年4月2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 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质证认为，对证据1、2、8、13、15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7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不存在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不到相关主体并不能证明征迁指挥部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和合同主体资格是不同的概念，公司的内设机构，只要获得公司的授权，仍然是具备签订合同的一个主体资格。对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系2006年存在的一份许可证的存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8，在2009年政府公开告知拆迁人是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因此有一个覆盖的效力。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原告合法的建筑面积为279平方米，这与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一致。对证据11三性均有异议，票据上的交款人为陈宜毛，看不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从来没有一个违法建筑在交完罚款之后就划为合法建筑的说法。原告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对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户主的姓名为万红林，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樊伟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认可。 本院认为，因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8、10、13、14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9因系复印件，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11、15，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待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12，虽门牌证上户主姓名为万纪林，原告称系书写错误，应为樊纪林，樊纪林亦是户内成员，该解释尚属合理，且门牌证上登记的门牌号码与原告户地址信息一致，故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原被告于2008年4月29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协议确认了樊伟祥户作为被拆迁人，并对拆迁补偿相关事宜进行了具体约定的事实。 2、杭州市区农村村（居）民建房用地审批表，拟证明樊伟祥经审批的自建房占地面积为9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79平方米的事实。 3、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作为樊伟祥户成员之一，已经被纳入拆迁补偿安置人口的事实。 4、江干区拆迁户调查表，拟证明原告所在户实际领取过只有拆迁安置户才能领取的双送费用等款项的事实。 原告俞夏妃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拆迁协议原件至今没有交给原告或者樊伟祥。从协议书体现的内容来看，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还应当提供征迁指挥部受建设指挥部委托的手续、房屋征收和拆迁涉及到的行政审批等证据。对证据2、3，并不能证明被告从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合法性，且证据2只能说明原告户房屋的建造、审批情况，但是房屋的实际情况和审批情况已经发生了变更，有合法面积和经过处理的未登记面积，这两部分在拆迁补偿安置中都应有公平对等的补偿。证据3和原告户口本的户籍信息是一致的。说明被告对原告是户内成员之一是知情的。由此如果签订案涉协议是民事行为，就会涉及到处分共有财产的问题，不能说其中一个人就能代表全部，必须要经过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如果是行政协议或有行政因素的一个协议，将樊伟祥作为户主签订协议，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行政许可或者行政批准材料。对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 被告樊伟祥对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2、3与原告俞夏妃提供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没有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 被告樊伟祥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证据的认定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于本案以下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系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钱江新城管委会于2008年3月10日以江委［2008］18号《关于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的通知》设立，负责具体实施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建设的征迁工作。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未领取营业执照，无组织机构代码。钱江新城管委会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系同一事业法人单位。 杭州市江干区于2001年2月申请建房，申请人为樊伟祥、其妻俞夏妃、其女樊潇雨、其父樊纪林。主房占地面积93平方米，主房建筑面积279平方米。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樊伟祥。 2008年4月29日，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甲方）与樊伟祥户（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经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和动迁单位杭州市江干区征地事务所授权，负责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弄口区块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乙方同意拆迁位于房屋，审批建筑面积为279平方米；乙方房屋拆迁后，由甲方负责安置（安置协议另签）；房屋拆除后乙方自行过渡，过渡期为二年半，甲方先支付二年内的过渡费，每人每月350元，乙方在册常住人口4人，两次搬家费用1400元，小计35000元；乙方应在本协议书签订十五日内腾空房屋并交房，甲方一次性奖励乙方每人4000元，小计16000元。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1240000元，待乙方搬迁完毕并交出钥匙后到弄口社区领取，以上费用由社区预留每人7万元作为乙方回迁时的安置房购买款（该预留款统一按户存入银行，产生利息归乙方），预留款与乙方在最终购房时实行多还少补结算；该协议由樊伟祥代表乙方签订。案涉房屋现已被拆除。 另查明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于2013年8月向樊伟祥户提供位于杭州市江干区。 本院认为，俞夏妃主张其户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于2008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关于俞夏妃主张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不具备签约主体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签订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与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下文设立，虽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也无组织机构代码，但其作为其他组织，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充分理由。 第二，俞夏妃主张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不具备拆迁或征迁资格的问题。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是拆迁人钱江新城管委会（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与地方党委、地方人民政府为具体实施征迁工作而成立的组织，其有权办理拆迁事宜，且《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亦载明其系受拆迁人及动迁单位授权实施相应拆迁工作，钱江新城管委会对此亦无异议。俞夏妃据此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俞夏妃主张其可获得迁建安置及其房屋实际面积约为680平方米，但补偿协议仅对279平方米进行补偿的问题。本院认为，俞夏妃并未就该节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相关协议内容是协议双方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基础上协商确定而成，俞夏妃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四，俞夏妃主张房屋属樊伟祥户共有，樊伟祥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属无权处分。本院认为，樊伟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樊伟祥，家庭重大事务由樊伟祥作为户主处理符合社会通常认知。案涉地块拆迁属于重大事项，各拆迁户成员对该情况亦为知晓以及根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现实情况，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在与樊伟祥签订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其签约行为是代表户内全体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以樊伟祥无权代表家庭户签订案涉协议为由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俞夏妃主张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认定案涉地块征收违法及征迁指挥部未给协议原件，拆除房屋因当时协议尚未生效而属于违法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国复（2014）362号《行政复议裁决书》裁决确认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A（2006）-0014号批复违法并责令依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以及原告诉称的拆除行为违法问题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该节诉称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2008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对原告俞夏妃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重新签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俞夏妃的全部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原告俞夏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郭卓君 代书记员  董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