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7民初5555号原告：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迪亚零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徐海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男，198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被告：上海静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罗家文。第三人：王军，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上蔡县。原告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与被告上海静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鳌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审查后依法追加王军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第三人王军经本院传票传唤仍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94,389.06元(以下币种同)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94,389.06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1月、同年4月向被告支付了服务费194,389.06元，该款作为原告与制冷设备维保供应商上海圆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钦公司)签署的合同项下应付服务费,不慎误支付至被告账户。原告发现该等情况后，立即电话联系被告沟通款项退还事宜，并于2018年6月向被告发出《关于贵司尽快向我司退还错付服务费的催告函》，但被告始终未予以答复。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既未签署合同，也未发生经济来往,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没有占有该款项的合法根据，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静鳌公司未予应诉。第三人王军述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2017年年初至同年10月、2018年春节期间，圆钦公司与四家修理铺均为原告门店提供了冷冻冷藏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因四家修理铺无法开具发票，故其服务费发票由被告代为开具。2017年年初至2017年10月15日左右，原告门店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是圆钦公司和四家修理铺同时在提供服务，期间2017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也是圆钦公司和修理部同时向原告提供了门店空调电源线拆除、改造服务；之后2017年11月至2018年春节前，圆钦公司独自为原告门店提供维修保养服务；2018年春节前，因圆钦公司人员回家过年，留守人员不够，故春节期间第三人王军找了四家修理部中部分人员与圆钦公司一起为原告门店提供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服务；至2018年过年后，圆钦公司的人员返回人手充足，由圆钦公司独自为原告提供冷风柜大保养服务。2、上述圆钦公司与四家修理铺具体工作量结算依据是由原告门店店长签字的保养单、维修单，第三人王军据此制作付款申请单，经原告审批流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系争款项，前述材料的原件在原告处，可通过核对保养单、维修单上书写笔迹判断每一单具体由何方提供服务。当时，为了支付方便，第三人王军与圆钦公司和修理铺协商后加以区分并口头告知，其中2017年空调拆除和改造电源线费用、2018年超市冷风柜大保养服务费由原告支付圆钦公司，2017年10月和2018年2月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服务费由原告支付被告再转付四家修理铺。3、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系争服务费后，扣除了劳务费8,000元，已由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张静将剩余187,000元款项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第三人王军，第三人王军再通过微信、现金等方式已支付四家修理铺作为维修保养服务费，另支付了2018年2月服务费的一半给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华，故系争服务费不应再退还原告。针对第三人王军述称，原告补充：1、本案的请求权基础为不当得利。被告和第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或修理铺提供了服务。2、第三人王军提及的系争服务费支付相关的付款申请单、被告维修单，原告均找不到了，无法提交。3、另案中，原告曾比对过被告提交的维修单和圆钦公司提交的维修单，认为圆钦公司提交的维修单更为完整，不仅有门店人员签章，而且有原告通知维修的邮件相匹配。且圆钦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的汇总清单已经包括原告全部门店所需维修保养服务。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和2017年4月、5月，原告向被告支付过9笔空调维修保养费合计118,991.09元。2018年1月30日，原告转账支付被告40,918.76元；同日，原告转账支付被告83,081.64元。2018年4月19日，原告转账支付被告39,513.05元。同日，原告转账支付被告30,875.61元。上述四笔付款合计194,389.06元。审理中，原告和第三人王军确认被告曾向原告全额开具4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在收到发票后合计支付194,389.06元。审理中，原告提交了其与圆钦公司签署的《冷冻冷藏设备售后维护保养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并陈述称之所以2017年2月、4月、5月支付被告服务费，是因为被告公司于2017年仅作为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服务测试供应商引入原告处，后被评判为业务不合格未通过测试，故最终原告未与其签约。原告也提交了其与圆钦公司在另案中就维修保养费对账形成的汇总清单。对此，第三人王军不予认可，述称原告因担心设备维修保养服务人手不够，门店空调制冷维修每年都有两家公司操作，系争时间段是由四家修理铺以被告名义开具发票，与原告一同提供服务。2018年6月8日，原告制作《关于贵司尽快向我司退还错付服务费的催告函》。审理中，原告陈述以邮寄方式向被告交付该催告函，未获被告回复。另查明，圆钦公司曾以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苏宁公司诉至本院，案号(2018)沪0107民初13486号(以下简称13486号案件)。该案中，圆钦公司诉称其为一家提供制冷设备安装及维修业务的公司，与苏宁公司就门店空调制冷设备维修业务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因苏宁公司拖欠2017年10月服务费124,000.40元、2018年2月服务费61,830.24元、2018年3月服务费90,953.64元、2018年4月服务费100,435.10元、2018年5月服务费84,175.94元未付，故提出诉讼请求：1、苏宁公司支付维修服务费461,395.32元；2、诉讼费由苏宁公司承担。该案中，苏宁公司辩称服务费金额多算了2,000元，且已委托静鳌公司向圆钦公司支付服务费194,389.06元，并提供了王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华出具的《证明》为证。对此，圆钦公司同意在服务费金额中扣减2,000元，但陈述既未委托静鳌公司代收服务费，实际也没有收到苏宁公司支付的服务费194,389.06元，并提供了静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静证言为证。该案审理中，苏宁公司提交了王军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其一载明：“2017年夏天，因维修任务繁忙，圆钦实业公司又刚试用，人员不够，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后经迪亚公司同意，由静鳌公司和圆钦共同试用，圆钦为主、静鳌为次。静鳌做6、7、8、9月份保养及部分维修，圆钦做维修，10月份付款前经静鳌和圆钦老板协商。6月、7月、8月、9月份维修费付圆钦，10月份维修费付于静鳌。当时我提出异议，告知双方谁做的付谁，他们说两家一起做的，有时候一个大的活要两家公司一起做，有时候对方没有材料相互借用，分不清楚，把6、7、8、9月份付圆钦，10月份付静鳌，余额差不多，相互不计较，我就按照协商申请付款”。其二载明：“2018年2月过春节，我留圆钦维修人员紧急联系人，对方告知只预留一组人员春节值班，我担心有报修多、人员不够，后联系静鳌让他们公司留一组人员值班。春节期间保修不多，静鳌就做几十家保养，我让静鳌开票、付款，到账后转给圆钦，付款申请前并告知领导付款方式，领导无异议，静鳌在付款到账后已转于圆钦。”苏宁公司提供了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华出具的《证明》，载明：“去年本公司承接迪亚维修工作，夏天到来后报修很多，本公司无法独立完成后报于迪亚公司。迪亚公司安排静鳌和我公司共同维修，静鳌做保养，我公司做维修，有时我公司人员做维修的时候，顺便把保养也做啦，静鳌做保养时有维修也顺便做啦。付款前迪亚公司王主管让我们报维修金额，因两家公司同维修工人也分不清和王主管及静鳌沟通以后，6月、7月、8月、9月份维修费付圆钦，10月份维修费付静鳌。2018年2月份春节期间做的维修费静鳌已转我，2月份以后的维修事宜因我老婆被车撞了，在老家陪护，故工作的事情交给乐嘉尧处理，我就不清楚了。乐嘉尧只是我公司下的一个维修承包工人，付款事宜他也不清楚。”该案中，圆钦公司通知静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静到庭作证，证人陈述称：2018年1月31日、4月19日，静鳌公司收到苏宁公司银行转账的194,389.06元，后根据苏宁公司业务员王军指令又通过微信将款转给王军，圆钦公司没有委托静鳌公司向苏宁收取服务费。2017年12月7日、2018年3月13日，静鳌公司向苏宁公司开具4张服务费发票，系由王军指示财务公司出具。该案2018年9月26日庭审笔录中，苏宁公司陈述向静鳌公司支付194,389.06元的依据包括“静鳌公司的发票和付款申请单(由苏宁公司员工王军填写、技术部丁佳林核实、报老外确认)”；另确认圆钦公司及静鳌公司都在帮苏宁公司提供维保服务。该案经审理，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13486号案件民事判决，该文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原、被告建立了长期冷冻冷藏设备维护保养服务合作关系，为此双方还签订了协议，双方理应履行各自义务。2017年10月、2018年2月至5月，原告(圆钦公司)向被告(苏宁公司)提供了冷冻冷藏设备维护保养服务，被告(苏宁公司)应向原告(圆钦公司)支付各类费用合计为459,395.32元。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苏宁公司)提供了李永华‘证明’，原告(圆钦公司)又不予认可。该‘证明’从时间上来看，王军是在原告(圆钦公司)起诉后收到的，从文义上看不能反映李永华已收到被告(苏宁公司)194,389.06元维修服务费，证人王军是代表被告(苏宁公司)与原告(圆钦公司)合作期间业务员，其不到庭陈述原、被告合作期间付款事实及取得李永华‘证明’的事实。而原告(圆钦公司)的证人原静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静到庭明确陈述：静鳌公司收到被告(苏宁公司)所述的194,389.06元，但静鳌公司并没有将该款交付原告(圆钦公司)，原告(圆钦公司)也没有委托其向被告(苏宁公司)收取维修服务费。故本院对被告(苏宁公司)194,389.06元的主张不予采信。”该文书“判决如下”部分载明：“被告上海迪亚零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圆钦实业有限公司维修服务费人民币459,395.32元。”后苏宁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沪02民终213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文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上诉人(苏宁公司)主张其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以向案外第三人静鳌公司付款的方式支付本案合同项下部分服务费，应对此承当举证责任。上诉人(苏宁公司)虽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落款为‘李永华’签名捺印的证明，但被上诉人(圆钦公司)对该份书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上诉人(苏宁公司)陈述该份证据的来源是其工作人员王军在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提供，但王军并未到庭进一步说明情况。因此，李永华虽为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在该份关键证据方面，上诉人(苏宁公司)未充分尽到己方的举证义务，相应的举证责任并未转移至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故法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的举证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苏宁公司)承担。因此，上诉人(苏宁公司)不能证明其向第三方付款是基于与被上诉人(圆钦公司)之间的合意或事后追认，其向静鳌公司付款的事实不产生向第三人履行或债权转让的法定要件，上诉人(苏宁公司)主张的法律后果不应及于合同相对方被上诉人(圆钦公司)。故本院对上诉人(苏宁公司)请求在应付服务费中扣除194,389.06元不予支持。”又查明，针对13486号案件与本案的关系，原告认为两案均涉及的是2017年至2018年原告门店冷冻冷藏设备维修保养服务，因系争服务是由圆钦公司提供，基于第三人王军的误导原告误支付给被告，被告应予返还；至于第三人王军述称的2017年电源线拆除、改造服务，并未包含在圆钦公司在13486号案件主张的结算费用中，而2018年冷风柜大保养服务在13486号案件圆钦主张的费用中已计算。第三人王军陈述称，因原告尚未向圆钦公司支付2017年电源线拆除、改造服务费和2018年冷风柜大保养服务费，引发13486号案件。但该案中圆钦公司诉请服务费与系争通过被告最终支付给四家修理铺的服务费大多无关，仅有2018年2月原告门店保养费双方应各得一半，第三人王军已从被告所得该月保养费金额39,513.05元中计算一半取整19,700元支付给圆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华，故被告无需再返还原告费用。本案审理中，第三人王军通知证人柳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曾在原告处担任技术部经理，2017年10月离职。圆钦公司与被告在2017年初均被引进原告公司，作为冷冻维保的测试供应商，测试下来两家公司实力均不够，紧急维修时会发生迟延，故采取上海区域维修两家分开来提供服务，其中被告有外包的服务人员，就近紧急维修。2017年4月、5月期间国家增值税发票改革，由于被告的外包服务人员无法开具发票，故在我离职前外包人员提供的服务由被告代开发票。每年原告处都有电源线的拆除和改造，是为了节省能耗，2017年空调拆除和电源线改造是由两家共同提供服务。关于圆钦公司与外包人员共同提供服务期间的工作量，具体由第三人王军分配，原告若提交维修单比对，就会清楚。原告通知证人王某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于2015年至今担任原告非经营性物资的采购经理。2016年或2017年，被告和圆钦公司作为测试公司引入原告，但测试了2至3个月后，业务部门告知被告提供的服务不理想，证人接到业务部门通知不合格后电话告知供应商，后未再联系，原告未与被告签订合同；圆钦公司和原告发生诉讼后，公司要求原告与圆钦公司于2018年4月至5月期间补签《冷冻冷藏设备售后维护保养协议》。至于圆钦公司与被告各提供了哪些服务，是业务条线处理，第三人王军和其负责人柳某最清楚，没有经过证人决定业务分配。正常情况下，原告公司会留底付款申请单对应的维修记录、发票等材料。第三人王军通知证人宋某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是从事空调维修的个体户，所经营的门店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2017年2月至3月、5月至6月期间在原告新华路、虎林路等门店提供制冷维修服务。工作模式是接到第三人王军电话、微信告知时间、地点后，前往原告门店修理空调和冷柜，修理完毕写好店名、维修内容等书面材料交给门店人员签字，并将签字单带回交给第三人王军，由于证人无法开具维修费发票，故维修费发票事宜交由第三人王军处理，后由第三人王军支付维修费合计45,000元，尚欠20,000元未付，圆钦公司未向证人支付过服务费。证人另提交工作期间在原告门店合照照片若干。针对第三人王军提交的证人手写《收条》，证人确认由其本人书写，内容载明“今收到王军付2017年迪亚制冷服务费肆万伍仟圆(45,000元)现金，还有贰万(20,000元)制冷维修服务费没有付。”第三人王军还提交了案外人林英萍书写的《收条》、林商明书写的《借条》、王俊恒书写的《收条》、《情况说明》及《住院证》、《出院证》、《手术记录》等，证明已将服务费转交其他三家修理铺。原告对前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书写人与第三人王军存在利害关系，即便有维修不清楚是以圆钦公司的身份还是被告的身份。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催告函、民事判决书、证人王某某证言、《冷冻冷藏设备售后维护保养协议》，第三人王军提交的证人柳某证言、证人宋某某证言及照片、收条等证据，以及谈话笔录、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首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情形，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受益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其中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是认定不当得利的核心。系争款项系由原告分4笔支付被告，每笔金额精确到元角分，且与在先形成的被告向原告开具的4张发票金额相对应，故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系争款项不慎误支付的事实发生概率不高。另根据原告在13486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陈述圆钦公司与被告均向原告提供空调维修保养服务的事实，以及本案中证人柳某证言、证人宋某某的证言、收条及宋某某提交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均证明了2017年在圆钦公司之外，被告或以被告名义的外包人员亦存在向原告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的事实，故就各自的认知而言，在本案所涉款项转账时，原告与被告或被告代开发票的外包人员是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其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虽更改陈述为圆钦公司在13486号案件中提交的汇总清单已经包括原告全部门店所需维修保养服务，但既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在先陈述和第三人王军提交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明系争款项对应的维修保养服务与圆钦公司另案诉争的维修保养服务属同一服务，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依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系争转账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对原告依据不当得利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187元，公告费人民币560元，合计人民币4,747元，由原告上海苏宁易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龚 婕人民陪审员  葛秀宝人民陪审员  王璧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王昊艳书 记 员  徐 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