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9877号原告：邓泗洲，男，197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婵，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泰，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华南低碳产业发展研究院，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1045号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４号楼西侧第三层D308、D309、D310室。法定代表人：彭伟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秀球，广东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杰，广东匡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邓泗洲与被告广东省华南低碳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南低碳研究院）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泗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婵，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秀球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泗洲诉称，2015年7月27日，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聘任我为其设立的“广东省华南低碳产业发展研究院韶关分院”（以下简称“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之执行副院长，当时约定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每月应向我提供活动经费1～1.5万元。然而，自2015年12月份起，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不但未按约定为我提供每月的活动经费，反而对于我为开展工作垫付的经费亦不予报销。经我多次向韶关市发展研究中心反映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迫于压力才于2016年8月22日通知我携相关费用单据到场核账，最终核实确认我垫付的工作经费共计42195元并当场收取了对应的票据原件；之后，我后续又垫付了工作经费共12331.5元。但在上述核账之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对前述核定的费用金额却至今仍久拖未付。2017年年初，我因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长期拖欠工资及报销费用等，曾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市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劳人仲案〔2017〕268、269号仲裁裁决也确认我与华南低碳研究院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华南低碳研究院一次性向我支付所拖欠的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至于报销费用，市劳动仲裁委则以报销费用的请求不属于仲裁委审理范围为由没有进行调处。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亦以〔2017〕粤01民终1678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前述仲裁裁决的内容。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追回我已为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实际垫付的工作经费，我现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向我支付报销费用54526.5元，并赔偿我方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款项之日的利息损失。被告广东省华南低碳产业发展研究院辩称，我院与原告邓泗洲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已于2016年9月20日解除劳动关系，由于并不存在我院拖欠原告邓泗洲的垫付款项这一情况，故我院不同意原告邓泗洲的诉讼请求。首先，涉案“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该院并未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所有办公经费均需先由原告邓泗洲向我院申请预支备用金（即原告邓泗洲于每月填写申请单向我院申请下一个月的经费，我院在收到原告邓泗洲的申请单后会预付相应工作费用给原告邓泗洲）；实际上，原告邓泗洲在本案中主张的报销费用均属于我院早已支付的工作费用备用金，只是原告邓泗洲在领取上述工作费用备用金后一直未向我院申请核销。其次，原告邓泗洲提交的所谓报销单据根本不符合我院的财务报销制度，据此我院曾以书面的方式告知原告邓泗洲，但原告邓泗洲却一直未按照要求补充提供报销单据。再次，原告邓泗洲在本案中主张的报销金额与其提供的证据也是相互矛盾的，且其提供的支付证明单也是在邓泗洲离职后所出具，显然原告邓泗洲是意图获得报销款而在说谎。最后，原告邓泗洲现主张其向我院报销的款项是为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履行工作职责而支出，这属于劳动合同纠纷范畴，与一般劳动者向用人单位借款用于私人不同，有关情形不能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结合原告邓泗洲声称其在穗劳人仲案〔2017〕268、269号劳动仲裁案件中提出过本案的诉求但仲裁委并未处理，而其在该案涉及的劳动争议民事诉讼中（含一审及二审阶段）却并未再行主张该部分请求，由此可视为原告邓泗洲已主动放弃有关诉求。另，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邓泗洲由于工作原因曾多次以备用金、预支款等名义向我院预支办公经费（办公费用），预支款数额高达105000元，但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经我院多次催促，原告邓泗洲却仍不愿意退回其预支款，该行为属于恶意侵占我院资金。经审理查明，原告邓泗洲于2015年7月27日入职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处工作，任职该院“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的执行院长，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27日至2017年7月26日。2016年9月20日，双方当事人间劳动关系解除。在此之前的2016年8月22日，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的办公室主任“刘德宽”及财务人员“陈红燕”曾向原告邓泗洲出具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邓泗洲院长报销单据23份〔韶关分院〕，费用总计：42195元整”。由于原告邓泗洲认为，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在收到上述23份报销单据后并没有向原告方支付相关报销款，且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同时也没有对原告邓泗洲于2016年12月21日申请报销的工作经费12331.5元（涉及2016年12月21日填写的三份《支付证明单》）支付相应报销款，共拖欠原告方报销费用54526.5元，故成讼。查，上述《收据》提及的23份《费用报销单》填写的日期在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8月22日期间，每份《费用报销单》均附有数额不等的发票（包括住宿费发票、餐费发票、交通费发票、购物发票、修理费发票等，票据显示的开票日期涵盖了2014年10月8日至2016年8月14日期间），上述23份《费用报销单》上亦有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刘德宽”及财务人员“陈红燕”的签名，两人的签名时间均为2016年8月22日；上述三份填写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的《支付证明单》上仅有邓泗洲及“张文俊”字样的签名（其中“张文俊”字样的签名出现在《支付证明单》的“受款人”及“经手人”两处），每份《支付证明单》均附有数额不等的发票（包括住宿费发票、餐费发票、交通费发票、加油费发票等，票据显示的开票日期涵盖了2015年11月24日至2016年12月15日期间）。诉讼中，原告邓泗洲表示，其任职的“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是从2015年6月起筹备设立的，而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并没有下拨经费给“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开展运营的经费均是由原告邓泗洲先行垫资后，再由原告邓泗洲向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作报销处理的。一直以来，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对于原告方报销办公费用并没有作出具体时间或期限等要求，只要原告方提供的发票是用于差旅接待用车、办公等用途的都是可予以报销；而报销的流程为：先由原告方把需要报销费用的发票整理好，并在填写报销单后连同有关发票原件提交给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的财务人员“陈红燕”，“陈红燕”收取发票核对无误后就会让原告倒签每个月的借支单（因每个月借支单的限额为1万元至1.5万元），之后被告方财务人员会让原告邓泗洲回去等通知，待财务人员完成报销审批手续（需时大概半个月至一个月）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就会将报销款转账至原告邓泗洲的账户中；至于华南低碳研究院所持的财务管理制度未经合法程序制定，不属于用人单位依法建立的劳动规章制度，对邓泗洲不产生法律效力；涉案的54526.5元费用均是原告邓泗洲工作期间实际垫支的工作经费（包括为同事张文俊垫付的工作经费），现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的办公室主任“刘德宽”及财务人员“陈红燕”出具涉案《收据》并在该收据所涉23份《费用报销单》（涉报销金额42195元）上签字的行为，即表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已确认有关报销单据均符合报销条件，虽然对于原告邓泗洲在2016年12月21日填写的三份《支付证明单》所涉报销款12331.5元，原告邓泗洲此前没有向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申请报销审核，但该部分费用也是在华南低碳研究院同意费用报销的范畴内，亦是符合报销要求的。对此，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表示，根据被告方财务管理制度中的财务报销管理制度，被告方对于员工申请报销事宜是有明确要求的，邓泗洲作为单位管理人员（其任职“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的执行院长）对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应是清楚明了的；原告邓泗洲在任职“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时每月产生的费用均需要在下个月10日前进行报销，即报销的费用发票只能是上个月的单据；报销的流程为：先由原告方把需要报销费用的发票整理好，并在填写《费用报销单》后连同有关发票原件提交给财务人员“陈红燕”，在被告方财务人员完成报销审批手续后一般会在下一个月核销并发放报销款；而报销时是不需要填写借支单的，若员工填写借支单向被告方预支款项，则待员工用款后是需要与被告方核销款项的，完成核销后相应借支单就会退还给员工。虽然被告方办公室主任“刘德宽”及财务人员“陈红燕”确实在涉案《收据》及该收据所涉23份《费用报销单》上签字，但这仅代表华南低碳研究院收取了有关报销单据，并不能表明被告方确认有关单据的真实性及同意报销费用。经华南低碳研究院财务人员的审核，涉案《收据》提及的23份《费用报销单》所涉报销单据存在诸如：办公用品无购买清单，餐费均没有相对应的接待事项，住宿费以及车票没有对应的工作行程（如出差事由、时间、地点），电话费、医疗费、个人购买手机费用等不在可报销范围之内等问题，该23份《费用报销单》及所涉报销单据均不符合被告方的报销制度要求，相关费用均不能报销；至于涉案填写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的三份《支付证明单》所涉之款项是发生在2016年9月20日之后，此时华南低碳研究院与邓泗洲间劳动关系已解除，邓泗洲已不再是华南低碳研究院的员工，根本不可能存在因工作需要为被告方垫支费用的问题，且该部分报销单据也存在诸如：同一时间开出多张餐费发票、餐费发票发生地并非被告方业务范围、票据为他人（张文俊）票据等问题，故上述三份《支付证明单》及所涉报销单据也不符合被告方的报销制度要求，相关费用亦均不能报销。诉讼期间，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曾提请委托专业机构对原告邓泗洲提交的费用单据之报销情况进行会计审计；后，本院委托广东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邓泗洲提交的报销单据及费用进行财务审计；2019年11月1日，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明确以进行上述财务审计的费用高达35000元，而原告邓泗洲在主张报销费用时对相关费用是否用于华南低碳研究院以及是否符合华南低碳研究院的报销制度负有举证责任等为由，撤回了上述财务审计。庭审中，邓泗洲与华南低碳研究院均确认，虽然双方间劳动关系业已解除，但至今为止双方并没有对邓泗洲任职华南低碳研究院工作期间的资金、款项之使用情况进行账目的核查以及审计清算。另，举证期限内，原告邓泗洲既未能对涉案《费用报销单》及《支付证明单》所附报销票据的实际产生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就上述报销单据系其因工作原因产生的费用支出单据及有关报销单据已经被告方审核同意报销且核销金额为54526.5元等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另查，2017年1月6日，原告邓泗洲与另一申请人张文俊曾一同向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案号：穗劳人仲案〔2017〕268、269号），其中原告邓泗洲仲裁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华南低碳研究院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58.49元、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的工资46717元与拖欠工资加倍赔偿金46717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741元以及报销费用54526.5元等；2017年4月20日，市劳动仲裁委对该案作出穗劳人仲案〔2017〕268、269号仲裁裁决，其中确认邓泗洲与华南低碳研究院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华南低碳研究院支付邓泗洲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工资40956.7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6412.5元，并驳回了邓泗洲的其他仲裁请求，对于邓泗洲主张的报销费用问题，市劳动仲裁委则以不属于审理范围为由不予调处。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之诉（案号：〔2017〕粤0111民初7116号），主张其不存在拖欠邓泗洲工资的情形，也无须向邓泗洲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原告邓泗洲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7月19日，本院经审理后对该案作出〔2017〕粤0111民初7116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邓泗洲与华南低碳研究院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判令华南低碳研究院支付邓泗洲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工资40956.7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412.5元，并驳回华南低碳研究院的诉讼请求。判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号：〔2017〕粤01民终16788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27日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再查，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于2018年7月24日另向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案号：穗劳人仲案〔2018〕4720号），以原告邓泗洲在华南低碳研究院任职工作期间曾向华南低碳研究院借支申领办公经费备用金105000元（其中三笔共计55000元备用金的领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11月14日、11月15日及2016年1月9日，另50000元备用金则是在2016年2月至5月间借支），而邓泗洲在离职后拒绝将上述备用金返还华南低碳研究院为由，要求邓泗洲向华南低碳研究院返还前述备用金105000元并计付逾期还款违约金；2018年9月12日，市劳动仲裁委经对该案审理后裁决驳回了华南低碳研究院的仲裁请求。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之诉（案号：〔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要求邓泗洲向华南低碳研究院返还备用金105000元并计付逾期还款违约金，而原告邓泗洲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期间，邓泗洲虽然确认其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曾从华南低碳研究院处领取共55000元款项（领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11月14日、11月15日及2016年1月9日），但同时提出其与华南低碳研究院间不存在预支工作费用的情形，以及上述55000元属于邓泗洲垫付工作费用后从华南低碳研究院处报销取得的报销款，不存在款项返还等抗辩意见。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华南低碳研究院要求邓泗洲返还2016年2月之后的备用金50000元依据不足，且该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备用金55000元的问题，由于邓泗洲确认收到上述55000元，但表示该笔55000元费用是华南低碳研究院对邓泗洲垫付活动经费的报销款，而邓泗洲作为“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的执行院长在上述期间是有为华南低碳研究院提供劳动的，涉案借款单显示上述55000元的备用金也是用于“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筹建的初期启动资金以及每个月的活动经费，根据双方确认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邓泗洲领取的上述55000元备用金并未超出事先约定的活动经费预算范围，且涉案55000元款项存在借款单日期在前，实际转账日期在后，与华南低碳研究院陈述的款项为预支款之特征不相符，同时，华南低碳研究院与邓泗洲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这一特殊关系属性，邓泗洲领取涉案款项是为了完成华南低碳研究院指定的工作任务，华南低碳研究院对于款项的实际使用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管理监督，案件却并无证据显示邓泗洲将上述借用的备用金用于华南低碳研究院指定的工作之外，故华南低碳研究院要求邓泗洲返还上述备用金55000元的依据不足，对该部分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于2019年1月7日对该案作出〔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华南低碳研究院的诉讼请求。判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号：〔2019〕粤01民终5277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5月24日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本案审理期间，原告邓泗洲表示，其在任职被告方“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执行院长期间，从不存在需要先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预支工作费用的情形；相反，由于其在工作中为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先行垫支了有关费用，故原告邓泗洲曾先后两次向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申请报销费用，其中，前述〔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案中提及的邓泗洲先后在2015年11月14日、11月15日及2016年1月9日从华南低碳研究院处领取的共55000元款项，实际是原告邓泗洲第一次申请报销取得的费用（当时邓泗洲对2015年至2016年垫付的工作费用申请报销55000元，最后核准报销的金额为55000元），而涉案2016年8月22日《收据》则是原告邓泗洲第二次向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申请报销费用（邓泗洲当时申请报销42195元，但华南低碳研究院却没有核销分文）。对此，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表示，前述〔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案中提及的邓泗洲先后在2015年11月14日、11月15日及2016年1月9日从华南低碳研究院处领取的共55000元款项，实际就是华南低碳研究院向邓泗洲预支的办公备用金，而涉案2016年8月22日《收据》所附23份《费用报销单》涉及的报销单据应是原告邓泗洲按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在预支款用款后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核销冲帐上述备用金55000元时所提交的票据，故有关款项并非原告邓泗洲另外支出款项的报销款，根本不存在华南低碳研究院需要返还原告邓泗洲42195元的问题。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合作协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银行账户历史明细、函、《收据》、《费用报销单》、《支付证明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住宿费发票、餐费发票、交通费票据、购物发票、修理费发票、加油费发票、财务管理制度、付款回单、穗劳人仲案〔2018〕4720号仲裁裁决书、〔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5277号民事判决书、穗劳人仲案〔2017〕268、269号仲裁裁决书、〔2017〕粤0111民初7116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6788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涉讼〔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民事判决、〔2019〕粤01民终5277号民事判决、〔2017〕粤0111民初7116号民事判决、〔2017〕粤01民终16788号民事判决等裁判文书认定的内容，原告邓泗洲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与被告华南研究院存在劳动关系，邓泗洲任职被告方“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的执行院长，负责完成被告方安排的“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之筹备设立等工作任务，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属性。上述劳动关系依法应受法律的保护，同时，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也理应尊重用人单位依法行使自主经营管理权以及用工自主权，即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进行工作管理的职责，劳动者同理也有接受用人单位正当管理的义务，其有义务遵守执行依法制定的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是否应向原告邓泗洲支付报销费用54526.5元。单位财务报销，指的是当事人把领用款项或收支帐目开列清单，报告单位上级核销的情形，其目的在于经济支出后让单位抵销支出，补给支出人垫付的款项。根据财务报销的性质，当事人报销成功与否应受制于诸如报销费用时有否按财务会计制度及单位规章制度办理报销审核手续、报销的单据是否为合法有效的财务票据、报销的费用是否符合单位的开支标准等多方面因素。本案中，虽然原告邓泗洲确曾于2016年8月22日向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提交了涉讼23份《费用报销单》（涉报销金额42195元），后其又于2016年12月21日填写了涉讼三份《支付证明单》（涉报销金额12331.5元），现原告邓泗洲正是以上述合计54526.5元费用均是其在工作期间为华南低碳研究院实际垫支的工作经费（包括为同事张文俊垫付的工作经费）为由，要求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给予邓泗洲报销费用54526.5元；但由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已明确表明，上述报销单据经其财务人员审核并不符合被告方的财务报销管理制度之要求，相关费用均不能报销；而涉案的报销单据也确实存在诸如没有及时报销（单次申请报销的费用所涉票据之开票时间涵盖1至2年期间）、票据时间重合、票据时间与支出项目矛盾、票据发票发生地非单位业务工作范围、票据为他人票据、票据发生在当事人间劳动关系已然解除之后等一系列有违正常财经制度及财务管理原则的不合理情形；且原告邓泗洲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对涉案《费用报销单》及《支付证明单》所附报销票据的实际产生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就上述报销单据系其因工作原因产生的费用支出单据及有关报销单据已经过被告方审核同意报销且核销金额为54526.5元等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实际上，原告邓泗洲诉讼主张的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的办公室主任“刘德宽”及财务人员“陈红燕”在邓泗洲2016年8月22日申请报销费用42195元的当天就在涉讼23份《费用报销单》上签字的行为，即表明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已确认有关报销单据均符合报销条件的意见，与其当庭所述提交报销单据后需财务人员完成报销审批手续流程（需时大概半个月至一个月）这一报销流程也是相悖的；同时，基于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之合理性及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相较于原告邓泗洲主张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对其报销办公费用并没有作出任何时间或期限等具体要求，只要原告方提供的发票是用于差旅接待用车、办公等用途的都可予以报销，华南低碳研究院所持的财务管理制度未经合法程序制定不属于用人单位依法建立的劳动规章制度，对邓泗洲不产生法律效力等一系列意见而言，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所主张的其对员工申请报销事宜是有明确财务报销管理制度作出要求，邓泗洲作为单位管理人员（其任职“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的执行院长）对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应清楚明了，邓泗洲在任职“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时每月产生的费用均需要在下个月10日前进行报销（即报销的费用发票只能上个月的单据）等系列意见，是更为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与生活常理的，也是更为合理可信的；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另案争议（案号：〔2018〕粤0111民初14037号、〔2019〕粤01民终5277号）中，对于邓泗洲先后在2015年11月14日、11月15日及2016年1月9日从华南低碳研究院处领取的共55000元款项，本就存在款项性质方面的争议（邓泗洲主张该笔款项是其对2015年至2016年的垫付工作费用申请报销55000元后取得的核准报销款，华南低碳研究院则主张该55000元款项就是其向邓泗洲预支的办公备用金），以及双方当事人在涉讼劳动关系解除后至今均没有对邓泗洲任职华南低碳研究院“低碳研究院韶关分院”执行院长工作期间之资金、款项的使用情况进行账目的核查以及审计清算等情况综合考虑，本案现有证据并未能证实原告涉讼23份《费用报销单》所涉报销单据（涉报销金额42195元）及三份《支付证明单》所涉报销单据（涉报销金额12331.5元）均已按财务会计制度办理了报销核销手续、相关报销单据为合法有效的财务票据、原告邓泗洲据此所报销的费用均符合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单位规定的开支标准等条件以及涉案报销单据已经过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的财务审核可以报销。因此，对于原告邓泗洲现直接以物权保护为由在本案中要求被告华南低碳研究院支付报销费用54526.5元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泗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63.2元，由邓泗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黄彩平人民陪审员  胡亚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罗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