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2民初5823号 原告：龚必常，男，195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告：董光举，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代理人：罗正正，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董勇，男，1984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原告龚必常与被告董光举、董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登记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成龙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必常、被告董光举的委托代理人罗正正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董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必常诉称：二被告因承包黔西县水西古城开发项目缺乏资金，从2013年起分5次出具借条向原告借款共计950000元，各次借款时间、金额分别为：2013年10月19日、100000元；2013年12月10日、100000元；2014年3月11日、100000元；2014年5月10日、200000元；2014年8月21日、450000元。均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5%，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款后，二被告支付利息至2015年3月份，后再未支付利息也未偿还本金，原告经多次催要未果，于是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50000元，并支付以此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15年4月19日起至2019年9月19日的利息456000元，并支付利息至借款偿还完毕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龚必常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原告龚必常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龚必常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二、借条5张，用以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借款950000元的事实。 被告董光举辩称：一、原告提交的两案民事诉状所述内容不属实，被告并未欠付原告的借款本金1640000元（两案合计金额），具体事实如下：201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因投资承建中友房开公司发包的“水西古城一期附属工程”欠缺投资资金，于2013年10月19日、2014年3月11日、2014年6月4日、2014年8月27日、2014年9月19日、2014年9月26日分别向原告借款100000元、100000元、80000元、100000元、60000元、110000元（共计550000元），其中2014年8月27日所借的100000元及2014年9月19日所借的60000元，在收到借款时原告已扣除当月的利息（金额分别为4000元、2400元），被告实际收到的该两笔借款的借款本金为96000元及57600元，即被告实际收到的总借款本金为543600元，对于该笔总借款债务，被告除了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4%、5%支付利息外，还于2015年3月18日通过被告妻子喻某某的银行卡向原告偿还了借款本金450000元（该款项系由原告指定汇至其女婿徐某某的建行账户62×××48中）。被告名义上现欠付原告的借款本金为100000元，实质上欠付的借款本金为93600元。（一）原告所述的被告于2014年5月10日向其借款200000元的事实不属实。该笔200000元的“借条”，实际是被告及被告董勇在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后（2013年10月19日及2014年3月11日的两次各借款100000元之和），原告为了提高借款利率（由4分提高到5分），原被告双方共同更换的借条，该200000元借款实质上来源于2013年10月19日及2014年3月11日的两次借款，被告实际并未再次收到原告提供的“200000元”借款。（二）原告所述的被告于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4日分别向其借款80000元及60000元的事实不属实。该两笔借款分别是2014年6月4日及2014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所借的80000元、60000元在更改“借条”后的金额，并非真实的发生民间借贷交易，原告现将更改前后的“借条”都进行权利主张，实质上是重复主张权利，是虚假诉讼。（三）原告所述的被告及被告董勇于2014年8月21日向其借款450000元的事实及被告于2015年3月19日向其借款200000元的事实不属实。被告于2014年8月21日当日向原告出具“450000元”的借条后，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任何借款。2015年3月19日的“200000元借条”是被告为完成水西古城游泳池工程，为了及时完工，故在向原告还款450000元后又向原告借款，但原告在收到被告提供的借条后，声称其资金在其女婿徐某某的银行卡上，需要转款后才能向被告转款，但此后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借款，被告无赖之下只得向他人借款，后被告要求原告返还该200000元的借条，原告则要求被告还清所有的借款后，一并返还给被告，之后因中友房开公司申请破产，被告的工程款权益一直未得到保障，故迟迟未能与原告进行借款结算，付清借款债务。二、自各笔借款发生之日起至2015年3月8日，被告一直按双方约定借款利率4%、5%计算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对于超出月利率3%的部分（超出金额共计为88472元，具体如下），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返还。1、关于2013年10月19日、2014年3月11日的两次100000元的借款。2014年5月10日之前，系按月利率4%计付，每笔借款每月超付1000元，超出部分（合计9个月）的金额为9000元；2014年5月10日之后，系按月利率5%计付（合计借款本金200000元），每月超付4000元，超出部分（10个月）的金额为40000元。2、关于2014年8月27日的100000元借款，被告一直按照月利率5%计付，每月超付1600元，超出部分（9个月）的金额为14400元。3、关于2014年8月27日的100000元借款，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为96000元，被告每月一直系按月利率4000元支付，每月超付金额为1120元，超出部分（7个月）的金额为7840元。4、关于2014年9月19日的60000元借款，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为57600元，被告每月一直按月息2400元支付，每月超付金额为672元，超出部分（6个月）的金额为4032元。5、关于2014年9月26日的110000元借款，被告一直系按月利率5%计付，每月超付2200元，超出部分（6个月）的金额为13200元。以上1至5项的合计超付金额为88472元，故截止至2015年3月18日，被告实际欠付原告的借款本金仅为93600元-88472元＝5128元。综上所述，截止至2015年3月18日，被告仅欠付原告借款本金5128元，原告现依据不客观真实的借款事实，向被告主张借款本金1640000元（两案合计金额）及利息，其相应的诉讼主张及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董光举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建设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在2015年3月18日被告董光举通过其妻子喻某某的银行账户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50000元，该款项是汇入到原告女婿徐某某的银行账户。 被告董勇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董光举对原告龚必常提交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的2013年10月19日100000元的借条及2014年3月11日100000元的借条真实性不持异议，对2014年5月10日200000元的借条真实性持异议，该200000元的借条是2013年10月19日及2014年3月11日两笔借款进行借条更换后的依据，被告在更换出具该200000元借条时并未实际收到原告提供的借款，对2013年12月10日100000元的借条及2014年8月21日450000元借条真实性不持异议，合法性持异议，理由是被告出具该两张借条给原告后，原告并未提供借条所载的借款交给被告，不应对被告产生偿还借款债务的法律约束力。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龚必常认为当初这笔450000元的还款是董光举偿还其替水西古城老板秦正刚向原告所借的借款。 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原告及原告妻子廖某某、儿子龚某1、女儿龚某2、女婿徐某某的银行流水清单、说明1份，家中保险柜照片，用以证明原告的资金来源及平时喜欢现金交易的习惯，原被告为50至60岁年龄段的人员倾向于现金交易，且被告的借款大多用于结算货款及发放工人工资等，故每次借款均要求原告提供现金。被告董勇对此认为其看不懂原告提交的证据，钱并没有经过其手，借款的相关事宜都是其父亲董光举与龚必常对接，请法院依法核实后判决。被告董光举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针对原告提交的《说明》（1页，无签字按手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为廖某某、龚某1、龚某2、徐某某虽与原告龚必常存在亲属关系，但该四人的银行账户并非系原告完全控制、使用的账号，该四人各自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系该四人对自身资产使用、利用的体现，并非原告使用资金的体现，故与本案（两案件）无关。二、对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2页，户名为龚必常）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为该组证据虽然体现原告于2014年4月20日“现支”150000元，于2014年4月25日“现支”20000元，于2014年4月28日“现支”100000元，但并不能证实原告于2014年5月10日向被告提供了200000元的现金借款，另外，从“现支”时间上看，原告在8天内现支270000元，与相隔12天后“向被告提供200000元现金”的证明目的完全不相符，若被告向原告发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客观上原告应系在知晓该意思表示后再作出“现支”行为，而原告的“现支”行为皆发生在“借款行为”之前，客观上不具有合理性。三、对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请单》（1页，户名为龚必常）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告对该证据并未表达任何举证意见，故被告不能发表任何关于“举证意见”的质证意见。另外，该证据体现原告在2013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现取”总金额低于50000元，结合原告已于2013年10月19日向被告提供100000元借款（被告庭审已认可）的事实，更能说明原告并无经济能力提供其诉称的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现金借款，由此佐证原告所称的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现金借款并不属实。四、对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1页，户名为廖某某）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为廖某某于2014年8月21日“现支”20000元的事实与原告诉称的于2014年8月21日向被告提供借款现金450000元的陈述内容存在很大差距，不能体现与涉案原告的主张存在关联性。五、对原告提交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1页，户名为廖某某）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于2013年12月10日提供100000元现金借款的证明目的，理由为该证据体现廖某某在2014年8月24日至9月14日期间“取款”总金额为150000余元，而在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账户存款资金是呈“增加”情形，并未减少，由此更能体现，原告于2013年10月19日向被告提供100000元借款后，并无经济能力提供其诉称的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现金借款，故原告诉称的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现金借款并不属实。六、对原告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第2、4、9页共3页，户名为龚某1）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于2014年8月21日提供450000元现金借款及2015年3月19日现金借款的证明目的，理由为该证据体现龚某1于2014年4月4日通过“网转”从尾号为“8929”的银行账户处获得资金500000元，并于2014年4月9日通过“卡取”方式支出，由此表明龚某1对该500000元资金的利用存在“紧迫性”，而原告诉称的“2014年8月21日提供的450000元现金”与该资金的利用在时间上间隔4个多月，从逻辑上看，龚某1不可能在从第三方处获得500000元资金后，取现保存4个多月再提供给原告或被告，即不具有客观合理性，故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次，该证据体现龚某1于2014年12月30日通过“卡取”现金50000元后，至2015年2月10日期间，一直持续从该账户内支出现金及消费，由此能够说明龚某1于2014年12月30日卡取的现金50000元并不足以负担其后期经济消费，即客观上不可能发生龚某1“留存”50000元现金，而消费卡内其余资金的情形，故原告主张该50000元资金用于提供2015年3月19日现金借款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此外，从该证据的完整性上看，原告仅提交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第2、4、9页，从第4页最后一次交易余额可以看出，该账户的资金仅为5412.48元，而第9页第一次交易后的余额为129908.04元，在此期间的交易明细，因原告未提供，被告不得而知，但从余额金额上可以推断，龚某1在“卡取”500000元现金后，该账户存在资金存入的情形，故不应认定龚某1卡取的500000元资金系提供本案被告，原告的诉讼主张及举证目的不应得到支持。七、对原告提交的《贵州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1页，户名为龚某1）的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体现龚某1于2014年9月26日取款44000元，鉴于被告已经认可于2014年9月26日收到原告提供的110000元借款。故对原告的举证意见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能够佐证，原告提供给被告的110000元借款有60000多元来源于其他账户，并非全部来自于该账户。八、对原告提交的账户流水清单（1页，无户名、无银行名称及印章）的质证意见为虽然该证据无户名、银行名称及印章，但从2015年3月18日的交易内容上可以看出，该笔交易与被告提供的被告之妻喻某某代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50000元到徐某某账户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相印证，故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该证据虽能体现徐某某于2015年3月19日现金支取150000元，但客观上不可能发生“被告于3月18日还款，又于3月19日借款”的情形，且在被告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徐某某取现交予原告，原告再通过现金交付给被告”的情况，即原告诉称的现金交易方式不具有合理性。九、对原告提交的保险柜照片4张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为根据照片所显示的内容，被告不能确认照片内的保险柜系原告持有及使用，且拥有和使用保险柜，并不能表明使用者持有大量现金，故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十、其他意见。1、从原告提供的所有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在2014年10月15日及2014年11月4日，原告并无取出现金80000元、60000元的事实，由此可以佐证，2014年10月15日80000元的借条及2014年11月4日的60000元的借条，分别系从2014年6月4日80000元的借条及2014年9月19日的借条更换得来。2、原告在《陈述意见》中表明其“喜欢现金交易”，然个人“喜好”并非法律评价的事实依据，其更不能依据其个人爱好而支持其诉讼主张。3、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庭审时被告已经说明，该信息系在原告电话联系被告后，要求被告发送欠款100多万元的微信内容给原告，以便原告能够对外表达享有债权，且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被告发送该信息之前，双方之间并无其他关于欠付借款数额的聊天内容，即该信息的“横空出世”，不能表明是原被告双方对借款数额的确认。4、被告未能亲自出庭应诉，并非系惧怕与原告对质或系对法庭的蔑视，而系因案件庭审时，被告身在四川省（管理工地），不能安排时间出庭，方才委托律师参加诉讼，若法院需要核实相关事实，可通知被告协调时间到法庭接受询问。 经审查，对于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其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原告庭审后补充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说明1份，家中保险柜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被告董光举与原告龚必常系朋友关系，二被告系父子关系。自2013年起，二被告因承接黔西县水西古城开发项目缺乏资金，分五次出具借条向原告借款共计950000元，各次借款时间、金额、利息分别为：2013年10月19日、100000元、每月4000元（月利率4%）；2013年12月10日、100000元、每月4000元（月利率4%），第一个月利息已扣除；2014年3月11日、100000元、每月4000元（月利率4%）；2014年5月10日、200000元、每月10000元（月利率5%），第一个月利息已扣除；2014年8月21日、450000元，每月18000元（月利率4%），第一个月利息已扣除。五次借款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款后，二被告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5年3月18日止，后再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原告经多次催要未果，于是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审理中经对董勇进行询问，董勇陈述称其父亲董光举确实向龚必常借款，但是借款本金、利息是多少其不清楚，借款的相关事宜都是龚必常与董光举对接，其仅是在其父亲的要求下在借条上签字按手印。 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在征求到庭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2014年5月10日的200000元及2014年8月21日的450000元借贷关系是否属实；二、被告方称所偿还的450000元是否是偿还两案的借款。 本院认为，原告龚必常与被告董光举、董勇之间的纠纷属民间借贷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调整。本案董光举、董勇出具借条向龚必常借款的事实清楚，龚必常已实际向二人交付了借款，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虽然双方在借条上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但董光举、董勇也应在龚必常要求偿还后及时予以偿还，董光举、董勇未及时偿还龚必常借款的行为，已损害了龚必常的合法权益。故对龚必常请求偿还借款本金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本金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之规定，对于在交付借款时所扣除的第一个月的利息，不予认定为本金，应以实际交付的予以认定，即918000元〔100000＋（100000-4000）＋100000＋（200000-10000）＋（450000-18000）〕。 关于本案的焦点一，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2014年5月10日的200000元及2014年8月21日的450000元借贷关系是否属实的问题，被告董光举对此抗辩称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及2014年8月21日的450000元被告均未实际收到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其一、董光举不能举证证明。其二、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该两次借款借条所载“利息已预付”的内容，可知如未实际交付借款何来已预付的事实。其三、董光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其与原告均采取现金交易的习惯，应当知晓在向原告出具借条后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未向原告要回借条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对董光举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2014年5月10日的200000元借款，董光举辩称是2013年10月19日及2014年3月11日两张100000元借条更换借条后重新出具的借条。对此，按照常理，如系更换借条，董光举应向龚必常要回原借条，即使是如被告所述因为其尚欠原告其余借款，原告不同意将借条返还，被告也完全可以在更换后的借条上进行相应的注明，且该2013年10月19日和2014年3月11日的借款均未扣除第一个月利息，而2014年5月10日的借款200000元根据借条所载是已经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的焦点二，被告抗辩称所偿还的450000元是否是偿还原告诉被告所涉两案的借款的问题。偿还借款收回借条是常理，对如此大额的款项，既没有收回借条，也没有由收款方出具任何说明，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并不能举证予以证明其所称该450000元是偿还原告所诉涉案借款，且被告所称打款亦是向案外人徐某某账户所转，与本案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所抗辩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的借款利息计算问题，双方在借条上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4%、5%，在审理中双方对利息支付至2015年3月18日止的事实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支付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在借条上约定的利息显然已经超过了国家对限制利率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二被告于2013年10月19日100000元借款按月利率4%计算超付的17个月利息为17000元（100000×4%×17-100000元×3%×17）；2013年12月10日所借的100000元借款至2015年3月18日按月利率4%计算超付的15个月8天的利息为17098.66元〔（100000元×4%×15＋100000元×4%÷30×8）-（96000元×3%×15＋96000×3%÷30×8）〕；2014年3月11日所借的100000元借款按月利率4%计算的超付的12个月7天的利息为12233.33元〔（100000元×4%×12＋100000元×4%÷30×7）-（100000元×3%×12＋100000×3%÷30×7〕，2014年5月10日所借的200000元借款按月利率5%计算超付的10个月8天的利息为44146.66元〔（200000元×5%×10＋200000元×5%÷30×8）-（190000元×3%×10＋190000×3%÷30×8）〕，2014年8月21日所借的450000元按月利率4%计算超付的6个月25天的利息为34440元〔（450000元×4%×6＋450000元×4%÷30×25）-（432000元×3%×6＋432000×3%÷30×25）〕，以上共计超付124918.65元，因不足以抵扣本金91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对于超付的利息124918.65元在执行时予以扣除。对于原告现诉请的从2015年4月19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的主张，因不违反国家法律对利率的限制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董勇抗辩称借款并未经过其手，借款事由是由其父亲董光举与龚必常对接，其只是签了个字的理由，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其作为共同借款人，应与董光举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故对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龚必常在庭审后向本院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传唤被告到庭申请书，因庭审已经结束，其所补充的诉讼请求属新的主张，故本院不再予以审理。至于其要求董光举到庭的申请，因龚光举已委托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出庭，故可以不必亲自参加诉讼。关于董勇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法律规定视为其自愿放弃当庭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的权利，由此可能导致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董光举、董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原告龚必常借款本金918000元，并支付以此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15年4月19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已超付的124918.65元利息在执行时予以扣除）。 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时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案件受理费872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董光举、董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附文档光盘），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王成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羽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