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10079号原告:长沙楠鑫起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五金机电大市场C区2栋109号。法定代表人：郑文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君，长沙市平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蒋星辉，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化县乐安镇马井村青山凼村民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敏，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玲，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小楼，男，198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炎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铭娜，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贤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建伟，男，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铭娜，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贤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长沙楠鑫起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蒋星辉（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追加，本院依法通知刘小楼、吴建伟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君，蒋星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敏，两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铭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沙楠鑫起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在2018年5月27日时完全终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9年5月6日向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申请认定其从2016年8月15日至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依法应诉，对被告提出的仲裁申请进行举证及辩论，主张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确定为2016年8月13日（2016年9月14日原告发放其一个月的工资），其入职原告处主要进行机械维修工作，最初入职月薪为40000元。原告属于微小企业，用人流动性比较大，所以每位入职原告处的员工均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口头约定：在职员工是否在职，均以发放月工资为准，若没有发放月工资的时间段则视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只需原告方进行登记备案），其他未约定事项需要用书面签写。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6日下达了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253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仲裁裁决），裁决：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原告认为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无原则偏袒被告，故提起本案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蒋星辉辩称：（一）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自2016年8月15日进入原告公司工作，虽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原告符合用工的劳动主体资格，被告从事原告安排的工作，获得原告发放的报酬。（二）原告有向被告发放工作证、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打给被告的工资银行流水证明及其他同事出具的证明等均可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三）原、被告双方之间2016年8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入职以来一直在原告处工作，一直到2018年8月27日受伤时止。原告发放的工资一直到2018年6月25日，之后未发工资不能证明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承包原告的部分业务也不能证明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因人手不够，双方于2018年6月29日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协议中明确了被告是职工。原告认可被告系其公司职工的事实。虽然承包协议于2018年8月16日解除，但不影响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依然是原告的员工。2018年8月17日到2018年8月27日之间，原告与刘小楼、吴建伟另行签订了承包协议，将业务委托给刘小楼、吴建伟。2018年8月27日，被告受伤，受伤之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刘小楼、吴建伟于2018年9月7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再次明确被告是原告公司的职工，且明确刘小楼、吴建伟是与被告一起做事的同事，由此可以证明被告与刘小楼、吴建伟是共同为原告做事的同事，且原告在该协议明确愿意承担被告的治疗费用。由此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系原告的员工，希望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刘小楼、吴建伟共同述称：（一）刘小楼、吴建伟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告无权追加刘小楼、吴建伟参加诉讼。（二）原告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起重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位于泉塘工业园生产厂房内的188台行车及19台环链葫芦吊日常维修和维护保护的服务商，服务期限至2018年12月23日止。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对原告的服务时间和质量有严格的考核要求，原告的服务水平直接与费用挂钩。2018年8月初，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文强因人员紧张难以持续保障维保项目的时效性，邀请刘小楼、吴建伟共同为原告完成该维保项目。后因中联重科方面不同意原告将工程转包给员工。于是，原告和刘小楼、吴建伟之间并未签署《行车维保委外服务协议》，刘小楼和吴建伟以员工身份在原告处上班，直至该项目完成。2018年8月中旬，刘小楼、吴建伟等人开始在原告处上班。2018年8月27日，被告在维修行车时受伤，被现场工作的刘小楼、吴建伟等人合力救下。2018年9月7日，原、被告双方以及刘小楼、吴建伟在中联重科方面的见证下签署了《协议书》，明确刘小楼、吴建伟系被告的同事。在原告的劝说下，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刘小楼、吴建伟协助原告向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4万元。原告所称被告系刘小楼、吴建伟聘任与事实不符，被告自始至终系原告的员工。仲裁裁决对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认定，以及刘小楼、吴建伟与被告之间系同事关系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证据，请求法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6年8月15日入职原告处，从事车辆维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8年1月1日，原告（乙方）与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其中约定：“甲乙方双方经友好洽谈和协商，甲方决定由乙方承接对甲方泉塘工业园生产厂房内的188台行车及19台环链葫芦吊进行日常维修和维护保养工作……服务期限：自2017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3日止，共壹年……采用费用包干方式付费，费用标准为人民币562749.36元/年……”。该协议书对设备名称、规格及数量，服务标准及方式，费用标准和结算方式等其他内容也进行了约定。在该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被告作为原告的工作人员参与了上述维修和维保工作。2018年6月29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其中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中联重科泉塘工业园区行车维修业务全部内部承包给职工蒋星辉……1．承包期从2018年6月24日开始至2018年12月23日止，承包期限半年，2.承包费用为280000元，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承包期内员工工资由乙方支付，乙方无需向甲方交纳保证金，甲方与乙方三个月结算一次140000元（含税）承包款项，甲方按承包款扣除税费后支付给乙方，至承包到期结算另外140000元（含税）结清给乙方，甲方在此承包期内不收取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此后，被告实际“承包”了以上维修和维保工作。2018年8月17日，原告和被告未继续履行上述《承包协议》，原告仍继续在上述项目进行维修和维保工作。2018年8月27日，被告在进行维修工作时受伤。2018年9月7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文强与刘小楼、吴建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其中载明：“2018年8月27日，蒋星辉在中联重科泉塘园区内维修行车时发生安全事故，造成蒋星辉、同事受伤。经协商，由楠鑫公司承担责任，负责蒋星辉的治疗和后续事宜处理，其同事刘小楼与吴建伟作为与蒋星辉共同做事的同事，自愿协助楠鑫公司郑文强支付蒋星辉相关费用4万元（前期已支付的费用，不在此范围内）。郑文强承诺收到钱后，关于蒋星辉受伤事宜与刘小楼、吴建伟再无任何关系”。此后，被告向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原告和被告于2016年8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25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和被告在2016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裁决，于2019年9月4日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支付工资的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原告提交了一份显示签订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的《行车维保委外服务协议》，该协议的甲方为原告，乙方为刘小楼和吴建伟，主要内容为：乙方安排人员自2018年8月17日起完成甲方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行车维保项目至2018年12月23日，甲方按月支付乙方服务费。协议中有郑文强以及刘小楼、吴建伟的签名。刘小楼、吴建伟质证认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主张该协议上刘小楼、吴建伟的签名不属实。对此，原告申请对该协议中刘小楼和吴建伟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此后，原告又申请撤回了该项司法鉴定申请。（二）经原告申请，本院出具了调查令，由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调取了一份该公司（甲方）和长沙源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长沙源欧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签订的《行车挂缆更换协议》，其中载明：“鉴于甲方泉塘园区一批双梁行车需要更换小车电源挂揽（大车端梁至小车间的电缆），乙方保证其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甲乙方双方经平等协议一致，就乙方为甲方上述设备更换小车挂揽事宜签订如下合同……”。原告另提交了一份长沙源欧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原告拟证明刘小楼系长沙源欧公司的监事，刘小楼的妻子段友红系长沙源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沙源欧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8月13日在案件事发地承揽行车工程，完工后接手蒋星辉承包的原告的行车维保工程具有合理性。刘小楼、吴建伟质证认为该协议与本案无关。（三）原告另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的《关于解除与蒋星辉劳动关系的决定》，其中载明：原告和被告签订了上述《承包协议》，因被告自述没有能力继续履行《承包协议》，请求与原告解除该协议；另经查询，被告的电工证系伪造，故决定解除《承包协议》以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质证认为，该决定系原告单方事后制作，被告并未收到。以上事实，有原告与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原告和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文强与刘小楼、吴建伟签订的《协议书》、雨劳人仲案字[2019]第253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行车维保委外服务协议》、《行车挂揽更换协议》以及双方的一致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有关证据的采纳问题。原告虽提交了一份显示签订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的《行车维保委外服务协议》，但在刘小楼、吴建伟否认该协议签名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告申请司法鉴定后又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行车维保委外服务协议》不予采纳。中联重科起重机分公司与长沙源欧公司签订的《行车挂揽更换协议》的合同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对该协议亦不予采纳。原告另提交的一份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的《关于解除与蒋星辉劳动关系的决定》，并无对应的向被告送达的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也不予采纳。二、关于刘小楼、吴建伟可否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综合本案情况，刘小楼、吴建伟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且原告主张刘小楼、吴建伟与被告存在用工关系。故追加刘小楼、吴建伟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三、关于原告和被告在2018年5月27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原、被告对用工之日为2016年8月15日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情况，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用工关系持续存续至2018年8月27日，仲裁裁决认定原告和被告在2016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虽该期间双方之间签订了所谓的《承包协议》，但该协议应认定为原告公司内部管理文件，并未能否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主张2018年5月27日双方劳动合同已经终止，但该主张显然与其于2018年6月29日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协议》中对被告的“职工”身份的确认相矛盾，又显然与2018年9月7日协议书中对被告职工身份的确认相矛盾。而原告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和刘小楼、吴建伟之间存在用工关系。因此，原告的本案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长沙楠鑫起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蒋星辉在2018年5月27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长沙楠鑫起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长沙楠鑫起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欧阳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廖薇薇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