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7民终31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斌，男，1977年5月30日生，汉族，太谷县人，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生云，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雪，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红艳，女，1975年9月27日生，汉族，太谷县人，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太谷县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燕刚，男，1988年2月21日生，汉族，太谷县人，住。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维斌，晋中市司法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顺仙，女，1962年11月15日生，汉族，太谷县人，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楠，男，1988年11月12日生，汉族，太谷县人，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智男，男，1998年7月24日生，汉族，太谷县人，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山西泰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艳斌、高红艳因与被上诉人李燕刚、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6民初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艳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死者范祥林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用自己的车拉运工人是受第三方有偿雇佣，上诉人一直与其他人工资报酬一致，上诉人与本案死者范祥林同为打工者。（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死者范祥林直接的雇佣者，不符合客观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从事工作与死者范祥林相同，其仅是基于热心和抱团的目的，找同乡一起前往工作，死者就是一起工作的同乡之一。此过程中，上诉人也只是领取了与其他同乡同等的工资报酬，从未因其找同乡一起前往工作而获取其他利益。(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己提供车辆拉运工人,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自己有车，而工人大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同乡，因此工作提供方给予上诉人一定的车辆使用费用,让上诉人在去工地和回家的途中顺带搭运工人,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自己主动提供车辆搭运工人，所获取的也是车辆使用费，而非工资或其他费用。二、原审判决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违法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依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中认定“因无法排除体力劳动对范祥林猝死、去世的作用或影响，作为直接的雇佣者、带领者，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于法无据。审判中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体力劳动对范祥林猝死、去世的作用或影响”人民法院才能做出相应认定,同时对于该情况被上诉人也完全可以通过医学检测等方式进行举证。一审中,在被上诉人有能力对上述事实举证而未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径行违法做出错误的认定，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三、原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判决上诉人对范祥林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严重违反法律规定。1、上诉人并非死者范祥林的雇佣者，死者范祥林的死亡不存在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人与死者范祥林的共同利益活动的过程中受损害的情形，不符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的情形。原审法院适用该法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付”责任严重错误。2、死者范祥林死亡的时间和地点是在回家途中的车上，与劳动雇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死者范祥林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上诉人运输途中发现死者范祥林发病也及时送医，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如果不分担损失的话，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这一适用公平原则的前置条件。高红艳上诉请求：1.要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被上诉人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因范祥林死亡造成的损失费18675.6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因范祥林死亡造成的损失费18675.60元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没有将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清楚。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不清楚。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作为范祥林所提供劳务的直接受益者”的受益事实是如何认定的。因上诉人挣的是日工资，范祥林死亡当天，上诉人有事休息了二天,这二天上诉人未挣工资。三、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应从道义方面予以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与法无据。四、本案不论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死者范祥林是在收工回家途中突发急病猝死是无争议的事实，上诉人依法均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132条规定，按公平责任判决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实难服判。李燕刚辩称，双方并未形成雇佣关系，且无过错；原审计算标准过高。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辩称，针对高艳红，一审法院认定承揽关系指的是高红艳与李燕刚之间是承揽关系，雇佣关系指的是高艳斌、高红艳与范祥林之间。高红艳承揽李燕刚的工程之后约定的是每个男性工人每人每天150元，但是高红艳和高艳斌发放给男性工人每人每天110元，高红艳和高艳斌从李燕刚处承揽工程是有利润的。我们不否认范祥林死亡时间是收工回家猝死，但是范祥林的死亡与其提供给高红艳等人劳务是不可分割的。一审法庭查明范祥林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并且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设施，同时也查明心源性猝死与重体力劳动之间是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说虽然范祥林死亡不是在工地上死亡的，但是他的死亡原因与其提供的劳务有不可分割性。并且劳动保护设施不到位，所以一审法院判定高红艳从公平责任原因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高红艳的诉请。针对高艳斌的第一项诉请的理由不成立。高艳斌不仅仅是参与了提供劳务的工作者之一，而且是提供劳务的组织者，并且高艳斌因组织劳务人员而获利，所以他的诉状第一个陈述的事实与事实不符。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我们多次陈述范祥林从事的劳务系重体力劳动，并且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设施。所以作为高艳斌疏忽了劳动保护其在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我们也不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的存在。上诉人高艳斌一直在强调其不是雇佣者其目的是为了推脱其因承担的法律责任。即使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有些措辞不够严谨，但不影响整个判决的公平公正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高艳斌的上诉请求。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高红艳、高艳斌、李燕刚赔偿杨顺仙等一次性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22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祥林与杨顺仙系夫妻关系，与张亚楠、范智男系父母子女关系。2018年夏秋之际，李燕刚承揽到阳曲县的绿化工程。高红艳从李燕刚处转承揽了栽树的劳务部分。之后，高红艳根据不同工地的工作量，由高艳斌、海强等人出面，从各自所在的村落召集、雇佣数量不等的能够干活的农民，到阳曲县不同的工地做工。范祥林、杨顺仙由高艳斌出面雇佣、带领，到阳曲县工地干活约40余日。在2018年11月14日早上6点，范祥林和许贵明、张太亮、王凤义等人跟随高艳斌去阳曲县植树。下午五点左右，干活的人乘坐高艳斌驾驶的微型面包车回家。途中，在出阳曲县靠近太原市的路上，范祥林发生呕吐。在车上人员照料、提示、范祥林表示身体没有情况后，车辆继续向太谷县行驶。在出太原市靠近榆次区的路上，车辆停下、由车上人员解手方便时，范祥林被发现已经瘫倒在座位上，无法叫醒。经120大夫和赶到附近的修文医院抢救无效；范祥林死亡；死因为猝死。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在做工人的劳务报酬方面称述基本一致：工地负责午饭的情况下，男的一天110元，女的90元一天。自己带午饭的情况下，男的一天130元，女的一天110元。高艳斌自己提供车辆拉运工人，工资为150元。工资发放情况为高红艳通过高艳斌、海强等人微信发放。高红艳除去要求高艳斌、海强等人保证做工的人数外，不认识高艳斌、海强等人带领的工人。去阳曲县做工的人也只认识各自的负责人员，例如高艳斌出面招揽的农民只认识高艳斌；海强出面招揽的农民只认识海强。在范祥林去世后，杨顺仙在高红艳、高艳斌去看望、慰问时才知道其夫妻二人由高艳斌雇佣带领，做的是高红艳从李燕刚处转来的栽树劳务。就高红艳和李燕刚围绕工程的关系，李燕刚明确表示其不对包括范祥林和许贵明、张太亮、王凤义在内的所有工人。高红艳则在表示自己受雇于李燕刚的同时，闪烁其词，回避该方面内容。高艳斌表示系高红艳要求其找人做工、提供劳务，自己也是受雇者身份。一审法院认为，本起纠纷中，尽管各方之间的证明只有证人证言和当事人称述，但关于范祥林、高艳斌、高红艳、李燕刚之间的关系上，认识基本一致：高红艳从李燕刚承揽的绿化工程中转揽到种树的劳务部分。高红艳在要求包括高艳斌在内的人员从各自的生活区域出面雇佣当地的闲散农民劳力到不同的指定工地做工；范祥林在做工后、回家途中突发情况，经抢救无效死亡。对其死亡给家庭所造成的损失，主要因其自身的身体状况发生、导致死亡，故依法应由其自身承担主要责任。因无法排除体力劳动对范祥林猝死、去世的作用或影响，作为直接的雇佣者、带领者，高艳斌依法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高红艳作为范祥林所提供劳务的直接受益者，李燕刚作为范祥林所提供劳务的间接受益者，应从道义方面予以一定的补偿。经核算，范祥林之死给杨顺仙等三人造成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9212元×20年=384240元，2、丧葬费：30773.5元，合计415013.50元。其中，由杨顺仙等三人自行承担290509.50元；由高艳斌承担87152.80元，由高红艳、李燕刚各自补偿18675.60元。杨顺仙等三人诉请赔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中部分，因范祥林之死亡系意外，赔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的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高艳斌等辩称主张，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高艳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因范祥林死亡造成的损失中部分计87152.80元；二、高红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因范祥林死亡造成的损失中部分计18675.60元；三、李燕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因范祥林死亡造成的损失中部分计18675.60元；四、驳回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2元整，由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负担1050元，高艳斌负担892元，高红艳负担190元，李燕刚负担19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认为，经过庭审陈述，各方对于范祥林在做工后回家途中突发情况，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及原因均不持异议。范祥林主要因其自身的身体状况发生、导致死亡，故依法应由其自身承担主要责任。因无法排除体力劳动对范祥林猝死、去世的作用或影响，作为直接的雇佣者、带领者，高艳斌依法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高红艳作为范祥林所提供劳务的直接受益者，李燕刚作为范祥林所提供劳务的间接受益者，应从道义方面予以一定的补偿。各方的补偿应当一致且适当，不应差别过大。综上所述，高艳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高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补偿数额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6民初76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撤销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6民初7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高艳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因范祥林死亡造成的损失中部分计18675.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22元整，由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负担1752元，高艳斌负担190元，高红艳负担190元，李燕刚负担1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46元，由杨顺仙、张亚楠、范智男负担1712元，高艳斌支付267元，由高红艳支付2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子西审判员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