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8行初786号原告北京同路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京昌公路朱辛庄村东南78号楼2层221室。法定代表人易凡，总经理。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法定代表人刘立新，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军峰，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国华，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6号。法定代表人冀岩，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晓清，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制处干部。委托代理人黄薇，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高桥洋，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浩军，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董红军，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同路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路行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以下分别简称朝阳区市监局和原朝阳工商分局，因政府机构改革，原朝阳工商分局的职权由朝阳区市监局承继）作出的答复及被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分别简称市市监局和原市工商局，因政府机构改革，原市工商局的职权由市市监局承继）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京0108行初121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同路行公司的起诉。同路行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9）京01行终16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我院作出的上诉行政裁定，指令我院继续审理。我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因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11月12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凡，被告朝阳区市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军峰、李国华，被告市市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晓清、黄薇，第三人索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红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8月21日，朝阳区市监局作出京工商朝左举答字[2018]第0821号《举报情况答复函》（以下简称被诉答复），向同路行公司答复如下：1、索尼公司生产销售的ILCE-7M2相机和SEL2470Z镜头均为进口产品，商品编码为90021139，该商品不在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目录内；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索尼公司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的行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索尼公司不予立案。同路行公司对该答复不服，向市市监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0月17日，市市监局作出京工商复〔2018〕3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3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答复。原告同路行公司诉称，2018年3月，原告发现其购买的由索尼公司进口销售的数码相机（型号ILE-7M2）及镜头（型号SEL2470Z）在其两款产品外包装和说明书上没有标注任何产品标准，违反了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产品质量法以及《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产品必须标注产品标准的相关规定。这导致原告遇到产品质量和使用问题时没有明确的产品标准作为参考依据，造成原告陷入难以维权的处境，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先行向质量监督部门举报并取得答复后，在2018年4月10日通过拨打12315向工商部门举报。2018年4月27日，原告收到被告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京工商朝左举答字[2018]第0427号《举报情况答复函》（以下简称第0427号答复）。原告不服，向市市监局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7月25日，市市监局作出京工商复〔2018〕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78号复议决定），将第0427号答复依法撤销，要求朝阳区市监局重新做出处理。2018年8月24日，原告收到朝阳区市监局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的被诉答复。原告再次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17日，被告市市监局作出33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答复。原告认为，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办案人员在重新办理原告的举报案件时，应当回避而并没有回避，属于程序违法；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原告的举报两次均作出不予立案的相同的行政行为，其两次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也相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中的禁止性规定，应当予以撤销。索尼公司在中国境内销售的上述产品的外包装上合说明书上没有标注任何产品标准，违反了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产品质量法以及《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关于产品必须标注产品标准的相关规定，应判定索尼公司不在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上标注产品的行为违法；索尼公司的上述行为隐瞒了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是对消费者、产品购买者的欺诈行为，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告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和市市监局作出的335号复议决定；判令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索尼公司违反标准化法、实施条例规定，没有在其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数码相机（型号ILE-7M2）及镜头（型号SEL2470Z）两款产品的外包装和说明书上标注产品标准侵害原告对所购数码相机（型号ILE-7M2）及镜头（型号SEL2470Z）产品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隐瞒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这一欺诈消费者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判令对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处理原告举报索尼公司进口销售的数码相机（型号ILE-7M2）及镜头（型号SEL2470Z）在其产品外包装和说明书上没有标注任何产品标准侵害原告对所购商品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违法行为时多次拒不依法执法，推卸责任，拒绝立案，拒绝履行其对流通领域商品的产品标准标注的标准化实施工作监管的法定职责，拒绝履行维护原告作为消费者、产品购买者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为进行追责；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同路行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被诉答复；2、朝阳区市监局做出的第0427号答复，上述证据证明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答复中，两次答复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程序违法；3、市市监局做出的178号复议决定；4、市市监局做出的335号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市市监局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5、索尼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所购买的相机及镜头在其产品外包装或说明书上没有标注任何产品标准；6、对焦不准问题情况视频，证明原告使用所购镜头出现的问题；7、《北京同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于2015年5月5日“索尼(SONY)ILCE-7M2A7II微单套机（蔡司FE24-70mmF4ZAOSS）全画幅单反套机(黑色官方标配)”购机发票用途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为个人生活消费购买相机及镜头，是消费者；8、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凡与市市监局消费权益保护处工作人员咨询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被告市市监局告知原告是消费者；9、易凡咨询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在电话中确认了进口数码相机在其外包装上必须标注产品标准,如果不标注产品标准就属于违法销售行为,还确认了在中国境内销售进口产品就视作为该进口产品的生产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10、“北京新闻广播”调频100.6在2018年4月24日报道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主流新闻媒体也认可索尼公司不在产品外包装标注产品标准的行为违法、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所以对此现象进行了报道；11、原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做出的“关于举报‘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的告知书”，证明朝阳区市监局是监管部门；12、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出的《举报案件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朝阳区市监局是监管部门；13、索尼数码相机（型号ILCE-7M2）及镜头（型号SEL2470Z）产品外包装图片，证明原告购买的产品没有标注产品标准；14、原告提起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误工费、交通费清单及发票，证明要求赔偿金额；15、不予立案审批表（京工商朝左举答字[2018]第0427号）；16、不予立案审批表（京工商朝左举答字[2018]第0821号），以上证据证明两次办案中都有办案人员刘军峰参与，违反了回避的规定；17、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凡与一审法院合议庭联系人11月21日的电话录音及文字，证明一审合议庭人员作出裁判前拒绝接受原告举证；18、一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2018）京0108行初1211号，证明应当回避本诉人员姓名；19、（2018）京0108行初121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是消费者；20、索尼公司给左家庄工商所就举报事项的回函，证明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将原告身份和举报事项主动泄露给第三人；21、2018年4月23日索尼客服人员与易凡的电话录音及文字，证明索尼公司告知原告是被告朝阳区市监局主动泄露信息；22、2018年4月11日原告举报登记截图，证明原告在网上平台要求对举报事项保密；23、（2019）京01行终168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一中院认可承认原告是本案消费者；24、标准化法释义截图，证明监管依据。被告朝阳区市监局辩称，对于原告的举报，被告已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明确；被告对原告举报处理程序合法；被告两次作出的举报答复并非依据相同理由。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答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恰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朝阳区市监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178号复议决定、举报登记单，证明被告收到举报情况以及行政复议结果；2、索尼公司的情况说明、海关报关单、标准化法百问百答，证明被告调查取证的情况；3、不予立案审批表、被诉答复、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同时，被告朝阳区市监局提交了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产品质量法、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作为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依据。被告市市监局辩称，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章中规定了行政机关上下级内部监督和内部自我监督。该规定中第八十三条约束的是内部自我监督，不是复议决定撤销之后重新作出的。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两次行政行为虽然结果相同，但其依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不同的，因此不属于“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被告作出的335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市市监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原告于2018年8月27日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附带材料，证明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通知朝阳区市监局进行答复，程序合法；3、朝阳区市监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的依据；4、《行政复议有关事项审批表》、335号复议决定及EMS特快专递详情单、签收信息，证明被告依法受理、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原告、朝阳区市监局依法送达，程序合法。第三人索尼公司述称，第三人未在进口产品标注标准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无需对该产品标准的声明进行公开；原告并非消费者。原告是2015年5月2日购买的产品，至今已经超过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追溯的时间为两年，即便第三人未标注，也已经超过两年的处罚时效。在法定举证期限内，第三人索尼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佳能（中国）有限公司销售的EOS-6D数码相机（日本制造）的产品外包装照片（5张）；2、佳能（中国）有限公司销售的EF70-200mm镜头（日本制造）的产品外包装照片（5张），以上证据证明日本其他主流品牌的进口数码相机、镜头没有在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产品标准，这说明进口产品不标注产品标准属于行业惯例；日本也没有类似标准化法的规定，日本生产的产品没有适用的产品标准可以标注；3、经销商北京金润汇商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向原告开具的发票，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5日购买SEL2470Z镜头，并于2018年4月9日向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举报，已经超过2年；4、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凡于2017年2月17日寻求索尼中国向其提供赞助的邮件截图，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易凡购买该产品是为了经营公司，不是为了个人消费，其提出希望索尼中国对其举办的活动提供赞助；在索尼中国拒绝其赞助要求之后，易凡以原告名义投诉并申请行政诉讼，其动机在于通过投诉和诉讼向索尼公司索取赞助。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发表质辨意见如下：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2、4、6、7、15、16、19、20、23、2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5无异议，但认为不需要标注；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8-11、2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2、13、22无异议；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4、17、18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市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4认为是被诉行为，不是证据；被告市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7-10、15、16、19-2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市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14、17、18、24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市市监局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索尼公司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13无异议；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7中的1-7项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7中第8项内容无异议；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8-10、21不予认可；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1、12、24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4不予质证；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5-2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2、2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于被告朝阳区市监局的全部证据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原告对于被告市市监局的全部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程序合法。第三人索尼公司对于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和市市监局的全部证据无异议。原告对于第三人索尼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和市市监局对于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评议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4，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2、3、5、7、13、15、16、19、20、23，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事项，本院予以采纳，但对于证据15、16、20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朝阳区市监局提交的证据2中的标准化法百问百答系对相关法律的解释，不能作为证据；被告朝阳区市监局提交的证据3中的被诉答复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朝阳区市监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相关事项，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市市监局提交的证据4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市市监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相关事项，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4，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4月10日，同路行公司通过拨打“12315”电话，向工商部门进行举报，称其于2015年5月购买的进口索尼牌ILCE-7M2数码相机和SEL2470Z镜头未在产品的说明书、外包装标注任何产品标准，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索尼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隐瞒了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属于对举报人的欺诈。2018年4月26日，索尼公司向朝阳区市监局提交了情况说明，说明同路行公司举报的产品属于进口产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不强制要求国外生产者或进口商在其产品说明书或包装上标注产品的执行标准；同时，由于上述产品不在国家商检部门制定的必须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目录中，故不需要接受进口商检，即商检部门不需要在该产品进口时检验外包装是否标注产品执行标准。2018年4月28日，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第0427号答复，认为关于标准化法和实施条例执行标准标注问题不属于工商部门的职责；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索尼公司存在违反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罚办法的行为，故对同路行公司的举报不予立案。同路行公司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市市监局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178号复议决定，认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督管理部门，也应在流通领域中对商品标准实施的监督以及产品标识的标注负有法定职责，朝阳区市监局在该答复中回复同路行公司“执行标准标注问题不属于工商部门职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撤销了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上述答复。2018年8月1日，朝阳区市监局对上述案件重新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朝阳区市监局取得了相关产品的报关单等相关证据。2018年8月21日，朝阳区市监局决定对该案不予立案，并作出被诉答复。同路行公司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市市监局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33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另查，根据同路行公司提交的产品外包装照片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索尼公司生产的上述进口产品的外包装和说明书上未标注产品的执行标准。再查，根据同路行公司提交的证据15和16可以证明，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第0427号答复和本案被诉答复中均有姓名为“刘军峰”的办案人员。本院认为，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三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实施的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实施的监督。市、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实施的监督。”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违反《业的产品未按规定附有标识或与其标识不符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责令限期改进，并可通报批评或给予责任者行政处分。京政办发[2009]68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原市工商局承担管理本市流通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责任。依据上述规定，朝阳区市监局对于本辖区内企业违反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具有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生产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应当在产品或其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标准的代号、编号、名称。”虽然实施条例中未明确企业生产的产品是指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还是进口产品，但原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7年11月7日起施行的《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产品，应当标明企业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的编号。”依据上述规定，进口产品不需要在产品或者说明书上标注产品的执行标准。因此，索尼公司销售的进口产品外包装和说明书上未标注产品的执行标准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路行公司认为，被告朝阳区市监局办案人员在重新办理原告的举报案件时，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属于程序违法。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章规定了行政机关内部以及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监督程序。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审查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理决定时，可以直接纠正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错误的行政处理决定，也可以责成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行纠正其错误的行政处理决定。”该规定第八十二条规定：“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成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重新审查的，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定的期限内结束案件审查。”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三条亦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重新审查行政处理决定的，原办理此案的办案人员应当回避。”依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办案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是上级行政机关责成下级行政机关对案件重新审查，是上下级行政机关内部之间的监督程序；而就本案而言，市市监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朝阳区市监局对于同路行公司举报的案件重新处理，系上级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程序，并非履行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内部的监督程序。因此，朝阳区市监局作出两次不予立案决定的办案人员虽有同一人员，但该情形并不属于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三条中规定的回避事由。故对同路行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同路行公司所称，朝阳区市监局对其举报两次均作出不予立案的相同的行政行为，其两次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也相同，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中的禁止性规定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朝阳区市监局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第0427号答复中，认为关于标准化法和实施条例执行标准标注问题不属于工商部门的职责；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索尼公司存在违反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罚办法的行为，故对同路行公司的举报不予立案。2018年8月21日，朝阳区市监局作出被诉答复，认为索尼公司生产销售的相关产品均为进口产品，该商品不在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目录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索尼公司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故对同路行公司的举报不予立案。虽然朝阳区市监局作出两次不予立案决定，但两次不予立案的理由确有不同。第0427号答复中，朝阳区市监局认为同路行公司举报的产品标注问题不属于其职权范围；而被诉答复中朝阳区市监局认可同路行公司举报的事项属于其职权范围，但索尼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因此朝阳区再次作出的被诉答复不违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本院对于同路行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本案中，朝阳区市监局于2018年8月1日对同路行公司举报的案件重新进行处理，并于同年8月21日决定不予立案。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符合上述规章中有关立案期限的规定。综上，朝阳区市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无不当。市市监局在行政复议审查过程中，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复议决定、送达等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同路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北京同路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申 进人民陪审员  李克英人民陪审员  李建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史本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