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48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艳春，女，198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根林，男，197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贵泽，男，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阳芳，女，197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云，男，1983年9月30日出生，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以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祖检，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有恒，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儒虎，男，196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楠，广西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波，广西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晨华路12号盛丰国际B座商业楼层第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3226133529。 法定代表人：覃焕海。 原审被告：罗文松，男，197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 原审被告：韦成钢，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原审第三人：程永鹏，男，197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原审第三人：韦艳琦，女，1979年6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因与被上诉人高儒虎，原审被告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丰公司）、罗文松、韦成钢，原审第三人程永鹏、韦艳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桂02民终7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3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根林、何贵泽以及其二人与黄艳春、石阳芳、赵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祖检、潘有恒，被上诉人高儒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楠、江波、原审被告罗文松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盛丰公司、韦成钢，原审第三人程永鹏、韦艳琦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8)桂0203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第二、第三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及盛丰公司、罗文松、韦成钢分26笔共向高儒虎还款2104460元，已超出了盛丰公司应向高儒虎归还借款本息943870.96元，故盛丰公司不应再向高儒虎归还任何款项，相反高儒虎应将多收的款项退还给上诉人，理由如下：1.高儒虎2015年5月22日实际出借给盛丰公司的本金为960000元。该事实原审（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是正确的。高儒虎仅有960000元的转账凭证，结合《借款合同》中约定先付息后用款及盛丰公司2015年7月20日才开始支付利息40000元的事实，高儒虎在借款当天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2个月的利息40000元。2.一审法院对于2016年1月5日韦成刚通过网上银行的农行银行卡（卡号62×××19）将860元转给韦艳琦用于归还给高儒虎不予认定是错误的。3.盛丰公司以面值130000元的消费卡冲抵借款应予以认定，该消费卡由程永鹏代领，卡上面值130000元就是货币价值130000元。4.2016年4月1日盛丰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尾号4557的银行卡将12000元转给程永鹏用于归还高儒虎应予以认定。程永鹏挂任盛丰公司的执行董事是高儒虎安排来监控收取盛丰公司的营业款。5.2016年5月13日高儒虎委托韦维等人来向韦成刚收款50000元现金（分4次支付），赵云10000元现金，何贵泽10000元现金，杨根林30000元现金，共计100000元应予以认定。6.2016年盛丰公司以面值分别为5000元、2000元、1000元的消费卡充值给高儒虎冲抵借款130000元应予认定。7.2016年2月1日程永鹏将盛丰公司押在程永鹏名下的51%股份以1101600元的价格转让给廖某用于归还给高儒虎1101600元不予认定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判决盛丰公司应向高儒虎支付律师费79550元是错误的。1.本案是因高儒虎隐瞒收到上诉人及盛丰公司、罗文松、韦成钢还款的事实造成双方无法通过自行结算的方式了结才引起。2.高儒虎否认程永鹏、韦艳琦代其收款的事实，导致（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案件被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责任在高儒虎而非上诉人，上诉人不但不应承担高儒虎第一次起诉产生的律师代理费43000元，更不应承担重审的律师代理费36550元。3.高儒虎故意隐瞒上诉人还款的事实，恶意加大诉讼标的，律师费也因此加大，故应不予支持。 三、高儒虎否认委托程永鹏、韦艳琦代其收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对高儒虎存在恶意及虚假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罚。 四、因高儒虎不诚信的行为导致花费大量时间和司法资源，法院不应按照月利率2%支持利息，否则相当于纵容高儒虎的行为。 被上诉人高儒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已还款总额错误，从而过多的抵扣了本案借款本金。但从财产保全情况看，债务人已经没有能力足额偿还借款，为了避免诉累，被上诉人才没有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经偿还款项数额错误，重复计算了140000元已经偿还款项。原审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中，认可收到程永鹏支付的现金合计140000元，该说明是在未认可转入韦艳琦账户的款项是偿还本案利息的前提下作出。因为在程永鹏担任盛丰公司法人期间，被上诉人主要是与程永鹏进行利息结算，至于盛丰公司股东内部如何分担借款利息，被上诉人不清楚。但是，原审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却将汇入程永鹏、韦艳琦的所有款项统一主张是归还本案借款，当时程永鹏、韦艳琦并未出庭说明清楚，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中部分明显与本案无关，例如860元茶叶款，明显是想混淆事实拖延诉讼。故在原审一审中，被上诉人统一不予认可，仅认可与程永鹏之间的结算，从而在情况说明中认可收到程永鹏支付的现金140000元。事实上，该自认的140000元与转入韦艳琦账户用于偿还利息的款项重复。在重审一审中，被上诉人与程永鹏进行对账后，提交了《已付款项扣减利息及抵扣本金计算方式》、《实际收到款项说明》，对已收款项及利息计算重新进行确认。另本案借款双方实际约定的利息是月利率4%，从第三人提供的三张借条中可以看出，借款双方是通过另行出具借条的形式以确定额外的2%利息，所以已经支付的利息中，仅仅超过3%月利息的部分才应该抵扣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罗文松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 原审被告盛丰公司，韦成钢，原审第三人程永鹏、韦艳琦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形式的答辩状，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及辩论等权利。 被上诉人高儒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欠款利息及违约金40000元（自2016年2月22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21日，按月利率2%计算），承担律师代理费79550元；以上合计1119550元；2、请求判令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上述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判令诉讼费用由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盛丰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2日，高儒虎与盛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5年借字第67号）一份，约定：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借款1000000元，利息为月利率2%，自借款转出之日起开始计息，先付息后用款，首期支付一个月利息，以后利息按月支付；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8月21日止，如果盛丰公司在借款期满后要求延期还款，应征得高儒虎的书面同意，若延期使用，该借款的延期使用期间，月利率在原利率基础上上浮10%，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愿意继续对盛丰公司延期使用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保证期间为2年，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5月21日止；盛丰公司必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利息及归还本金，否则，每逾期一日，盛丰公司除须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外，还须按日向高儒虎支付借款本金5‰的违约金。高儒虎作为“贷款人”，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作为“保证人”均在上述《借款合同》上签名及捺印，盛丰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合同上盖章。合同签订同日，高儒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960000元交付给盛丰公司，盛丰公司于该日出具一份《收条》交高儒虎收执，载明收到高儒虎借款1000000元（其中转账960000元、现金40000元）。 高儒虎认为盛丰公司逾期未归还借款，并认为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未履行保证人义务，高儒虎于2016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就上述借款向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盛丰公司提出如下请求：1、判令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欠款利息及违约金（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2月22日欠付利息之日起至2016年4月21日止计为40000元，从2016年4月22日起至借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律师代理费43000元；2、判令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诉讼费用由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盛丰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偿付借款900400元及该款利息（利息在抵扣59600元后，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5月27日起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盛丰公司向高儒虎支付律师代理费43000元；三、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盛丰公司上述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盛丰公司追偿；四、驳回高儒虎的其他诉讼请求。杨根林、何贵泽、韦成钢、赵云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8）桂02民终7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高儒虎因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36550元。 另查明，2015年5月22日，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4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7月21日”，罗文松、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均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名及捺印，在“保证人”栏还有“黄艳艳”签名字样及捺印。2015年7月20日，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8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21日至2015年11月21日”。2015年11月20日，盛丰公司向高儒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金额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2月21日”。高儒虎自认以上三份《借条》金额均系双方就本案《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5年借字第67号）所涉借款本金1000000元在合同之外另行约定的借款利息，认为合同内约定的月利率2%与合同外以该三份《借条》金额折算比例亦为月利率2%，故而主张盛丰公司实际以月利率4%履行付息义务。 2015年7月20日，盛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高儒虎支付40000元；2015年10月12日，韦成钢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30000元；2015年10月25日，罗文松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40000元。 高儒虎在（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案件中自认：“2015年10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60000元用于支付2015年7月23日至2015年10月22日三个月的利息；2015年11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用于支付2015年10月23日至2015年11月22日一个月的利息；2015年12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用于支付2015年11月23日至2015年12月22日一个月的利息；2016年1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用于支付2015年12月23日至2016年1月22日一个月的利息；2016年2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用于支付2016年1月23日至2016年2月22日一个月的利息。” 在《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还款计划》中载明：“截止2016年1月25日，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尚欠高儒虎借款本金壹佰万元（小写：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现本公司做出如下还款计划：2月7日，还款金额120000元，利息，另加13万元会员卡；3月8日，还款金额140000元；4月8日，还款金额136000元；5月8日，还款金额132000元；6月8日，还款金额128000元；7月8日，还款金额124000元；8月8日，还款金额120000元；9月8日，还款金额116000元；10月8日，还款金额112000元；11月8日，还款金额108000元；12月8日，还款金额104000元；合计1340000元。保证人罗文松、黄艳春、韦成钢、杨根林、何贵泽、赵云、石阳芳对上述欠款按股份比例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保证期间三年。”盛丰公司在“欠款人”栏盖章，杨根林、赵云、石阳芳、韦成钢、何贵泽均在“保证人”栏签名。程永鹏出具字据一份，载明：“1.27会员卡84张面值130000元”。 2016年2月6日，韦成钢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75300元；2016年2月15日，韦成钢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24700元；2016年3月3日，韦成钢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20000元；2016年3月21日，韦成钢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50000元；2016年4月12日，韦成钢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高儒虎90000元；2016年5月16日，盛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高儒虎支付50000元；2016年5月23日，韦成钢、赵云、何贵泽、石阳芳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高儒虎支付合计40000元；2016年5月26日，赵云、何贵泽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高儒虎支付合计20000元。 另，2015年8月26日，程永鹏、盛丰公司分别与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韦成钢、赵云签订《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程永鹏均作为受让人接受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韦成钢、赵云分别转让的相应股权。2015年10月19日，程永鹏与盛丰公司、石阳芳签订《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程永鹏作为受让人接受石阳芳转让的相应股权。同日，程永鹏与盛丰公司、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签订《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一份，载明：变更后股东为程永鹏、韦成钢、杨根林、石阳芳，程永鹏的股份为1101600元（占注册资本51%），免去罗文松执行董事的职务，并选举程永鹏为盛丰公司的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该会议决议经盛丰公司加盖印章，程永鹏及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均签名及捺印。 2015年10月22日，高儒虎与盛丰公司、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及程永鹏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高儒虎与盛丰公司就双方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5借字第67号）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高儒虎同意将盛丰公司的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11月8日止；二、盛丰公司须将2015年11月8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及违约金在2015年10月25日之前结清给高儒虎；三、如盛丰公司在2015年11月8日之前未能归还借款本金的，高儒虎有权直接将盛丰公司用作抵押担保的公司股份（为51%，已经办理过户）对外转让，以转让所得冲抵借款本金及其他费用，盛丰公司股东必须无条件配合；四、2015年11月8日之前盛丰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利润、亏损、各种矛盾、法律纠纷等均由盛丰公司自行承担，与高儒虎及盛丰公司的新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无关；五、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同意对盛丰公司向高儒虎所借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等）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3年，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8年5月21日止；六、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高儒虎、盛丰公司、程永鹏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高儒虎与程永鹏均在协议上签名及捺印，盛丰公司加盖印章，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均签名。 2016年2月1日的《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程永鹏将其在盛丰公司的股权1101600元（占注册资本51%）转让给受让人廖某。该转让协议有程永鹏签名及捺印，“受让方签名”栏有“廖某”签名字样及捺印。同日的《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中载明：变更后股东为韦成钢、杨根林、何贵泽、赵云、石阳芳及案外人韦某、廖某，廖某的股份为1101600元（占注册资本51%），免去程永鹏执行董事的职务，并选举廖某为盛丰公司的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程永鹏与杨根林、何贵泽、韦成钢、赵云、石阳芳均在决议上签名及捺印，盛丰公司加盖印章，“股东签字”栏亦有“韦某”、“廖某”签名字样及捺印。2016年4月1日，盛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程永鹏支付12000元。 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关于《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还款计划》中列明的应还本息总额1340000元中的利息340000元具体是哪个区间段的利息以及该利息金额是如何计算得出，以及还款计划所列各期限对应还款金额中本金及利息的数额具体是多少，高儒虎陈述还款金额并未严格区分本金及利息，仅确认截止至2016年1月25日尚欠本金1000000元，若按照计划履行完毕，则利息系340000元。程永鹏述称盛丰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向其转账的12000元系向其支付其在盛丰公司任职期间的部分工资，并非向高儒虎归还本案借款；程永鹏陈述其受让盛丰公司51%的股份时无需向转让人支付对价，系因盛丰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由程永鹏担任执行董事，后因盛丰公司自身债务问题严重，程永鹏辞去执行董事职务，其向案外人廖某转让盛丰公司51%的股份时亦未获得受让方支付任何对价。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于高儒虎及程永鹏以上陈述均不予认可。 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儒虎于2019年8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明确诉讼请求的情况说明》，确认盛丰公司应向高儒虎归还借款本金877604元，暂计至2019年6月10日的尚欠借款利息为649426元。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高儒虎确认的以上数额均持异议，认为本案债务已清偿。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1.高儒虎基于2015年5月22日《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5年借字第67号）实际向盛丰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是多少？2、盛丰公司是否还应向高儒虎偿付借款本息？3、盛丰公司是否应向高儒虎支付律师代理费？4、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结合高儒虎举证的2015年5月22日《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收条》，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高儒虎实际向盛丰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金额为1000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针对争议焦点2,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已举证证实盛丰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支付40000元、韦成钢于2015年10月12日支付30000元、罗文松于2015年10月25日支付40000元，且高儒虎在诉讼中自认2015年10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60000元、2015年11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2015年12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2016年1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2016年2月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永鹏支付现金20000元，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亦举证证实韦成钢分别于2016年2月6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21日、2016年4月12日均通过向韦艳琦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支付给高儒虎的75300元、24700元、20000元、50000元、90000元，盛丰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向高儒虎支付的50000元，韦成钢、赵云、何贵泽、石阳芳均于2016年5月23日向高儒虎支付合计40000元，赵云、何贵泽于2016年5月26日向高儒虎支付合计20000元，高儒虎与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于以上款项性质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该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由于高儒虎已在2015年10月22日《补充协议》中同意借款延期使用至2015年11月8日止，那么本案债务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11月8日，超过该期限的利息均应系逾期利息，结合以上所查明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11月高儒虎收到款项合计190000元，足以认定高儒虎在借款期限内已收到款项的金额已超过法律规定有效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金额，超过部分应予以抵扣本金，而超过借款期限的逾期利息，均应以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为限计算，因此，截止至2015年11月8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978657.53元[1000000元－（190000元－1000000元×36%÷365天×171天）]；截止至2016年2月29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891373.13元[978657.53元－（160000元－978657.53元×24%÷365天×113天）]；截止至2016年3月3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873131.46元[891373.13元－（20000元－891373.13元×24%÷365天×3天）]；截止至2016年3月21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833465.46元[873131.46元－（50000元－873131.46元×24%÷365天×18天）]；截止至2016年4月12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755522.16元[833465.46元－（90000元－833465.46元×24%÷365天×22天）]；截止至2016年5月16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722412.74元[755522.16元－（50000元－755522.16元×24%÷365天×34天）]；截止至2016年5月23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685737.82元[722412.74元－（40000元－722412.74元×24%÷365天×7天）]；截止至2016年5月26日，盛丰公司尚欠借款本金667090.51元[685737.82元－（20000元－685737.82元×24%÷365天×3天）]。关于高儒虎举证《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还款计划》拟证明截止2016年1月25日盛丰公司尚欠高儒虎借款本金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以上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核算的本金及利息，该还款计划确认金额与一审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不相符，一审法院对高儒虎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于高儒虎认为2015年5月22日的载明借款金额40000元的《借条》、2015年7月20日的载明借款金额80000元的《借条》以及2015年11月20日载明借款金额60000元的《借条》实际系双方认可借款利息按月利率4%的方式计算的观点，与前述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对该观点不予采纳。关于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辩称依据2015年10月22日《补充协议》所作约定及程永鹏实际已受让后又已转让盛丰公司51%股份的事实，认为该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已向高儒虎清偿本案债务，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补充协议》系约定“以转让所得冲抵借款本金及其他费用”，但是程永鹏陈述并未因受让或转让前述股份支出或获得对价，因此，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所举证涉及股份转让的证据并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高儒虎因前述股份转让而获益，即未能举证证明高儒虎获得转让得所价款，对于该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前述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盛丰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向程永鹏支付的12000元，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辩称系向高儒虎归还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程永鹏曾担任盛丰公司执行董事及该付款行为发生于程永鹏离职后的合理期间的事实，一审法院对程永鹏称此款系盛丰公司向其支付的部分工资的意见予以采信，对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的意见不予采纳。对于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辩称程永鹏所领取的会员卡84张面值130000元亦应作为还款的意见，高儒虎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因《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还款计划》仅系备注“另加13万元会员卡”，但该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并未能举证证明高儒虎确认面值130000元的会员卡的货币价值，即未能举证证明高儒虎所确认会员卡应冲抵还款的具体数额，因此，对于该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前述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因此，依据前述认定的尚欠借款本金金额，盛丰公司应向高儒虎偿付借款本金667090.51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自2016年5月27日至2019年6月10日的利息，应为486884.69元（667090.51元×24%÷365天×1110天）；自2019年6月11日起的利息，应以借款本金667090.5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盛丰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高儒虎对盛丰公司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主张超过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3，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高儒虎已举证证实其因（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案件支出律师代理费43000元，并因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36550元，合计79550元，高儒虎支出以上律师代理费符合2015年5月22日《借款合同》所约定高儒虎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相关费用的情形，因此，对于高儒虎主张盛丰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7955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4,一审法院认为，由于2015年5月22日的《借款合同》已明确约定保证期间至2017年5月21日止，且在2015年10月22日《补充协议》中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已确认保证期限延续至2018年5月21日止，因此，至高儒虎就本案债务于2016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尚在保证期间，对于该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辩称已超过保证期间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前述《借款合同》已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那么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应对盛丰公司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盛丰公司追偿。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儒虎偿付借款本金667090.51元及该款利息（利息的计算：2016年5月27日至2019年6月10日的利息为486884.69元；自2019年6月11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667090.5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儒虎支付律师代理费79550元； 三、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应对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以上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高儒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25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259元（高儒虎已向一审法院预交），由高儒虎负担5633元，由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负担18626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上诉状中列明的已还款部分。 被上诉人高儒虎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异议称，一审判决第八页，最后一段，“原告在（2016）桂0203民初1387号民事案件中自认。一个月的利息”该认定是在被上诉人原审一审时候的自认内容，在重审一审时已经出具了相应《已付款项扣减利息及抵扣本金计算方式》《实际收到款项说明》等材料对于收到的款项进行确认，所以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原审一审中自认的内容。 原审被告罗文松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异议与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的异议一致。 对于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被上诉人高儒虎以及原审被告罗文松提出的事实异议，因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分析，故在此不再赘述。 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补充查明：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调取高儒虎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66银行卡2015年5月5日至2016年9月29日的流水，银行流水显示从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9月16日每月有规律向程永鹏转账2000元，且备注为“工资”。 二审另查明，2019年2月18日，一审法院对程永鹏的谈话笔录中，在回答是基于什么原因签订2015年10月22日的《补充协议》时，程永鹏陈述：“原告担心他出借的款项没有担保，所以就在协议中约定把我占有的51%的股权作为抵押，因为我作为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并且受让得到51%的股权都没有支出过对价或者投资。该协议第三条中所约定的为‘51%，已经办理过户’就是指他们已经将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51%的股权转让到我名下。”在回答韦成钢转至韦艳琦账户共计300860元的款项性质时，程永鹏本人陈述：“韦艳琦确实是我的妻子，该账户也是韦艳琦，但实际是我在使用。”2019年6月10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笔录中程永鹏、韦艳琦代理人称：“被告通过银行向韦艳琦转款的金额是330000元，上述金额韦艳琦已经全额支付给原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借款本金如何认定？二、高儒虎与程永鹏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三、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已清偿是否有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在完成现实给付时合同成立，借款本金应当以实际交付的金额为准。现高儒虎主张借款本金为10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960000元，剩余40000元系因盛丰公司急用故以现金方式交付。对此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款项交付系通过高儒虎农业银行账户转入盛丰公司银行账户完成，高儒虎现仅能出具金额为96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结合本地实际经济情况，1000000元已属于大宗款项往来，在960000元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情况下，剩余40000元于同日通过现金交付不符合生活常理，且《借款合同》约定采取“先付息后用款”的方式，故可认定为高儒虎在出借借款时已将利息40000元预先从本金中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本案借款本金应为960000元。一审法院对于借款本金认定错误，本院予以更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程永鹏实际上是受高儒虎委托派至盛丰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监督还款，程永鹏有权代高儒虎收款，故支付给程永鹏的款项均应当认定为归还高儒虎的借款。高儒虎则表示从未授权程永鹏代为收取还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程永鹏具备代高儒虎接收还款的行为。程永鹏在一审过程中陈述韦艳琦的账号实际上由其本人使用，且认可由韦成钢转至韦艳琦账户的330000元已经交付给高儒虎，高儒虎也认可收到该330000元是本案的借款利息。二、从一审法院调取的高儒虎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尾号为8666的银行流水上看，从2015年10月16日起至2016年9月16日，高儒虎固定每月向程永鹏支付2000元的工资，向程永鹏支付固定工资的起始时间也与程永鹏获得盛丰公司51%的股份、成为盛丰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时间相近，虽然高儒虎主张与程永鹏存在其他的雇佣关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进行合理的说明。反观盛丰公司一方在程永鹏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并未有过固定向程永鹏支付工资的行为。三、2015年10月19日《广西盛丰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决定程永鹏占有盛丰公司51%的股份并出任执行董事后的第三天，即2015年10月22日，高儒虎与盛丰公司及借款合同保证人签订了《补充协议》，而作为非借款合同相对人的程永鹏却在该补充协议中签字确认。从程永鹏一审过程中的表述上看，程永鹏获得盛丰公司51%的股权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盛丰公司股东无偿将名下股权转让，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常理。且程永鹏一审时也认可《补充协议》第三条中约定的“甲方有权直接将乙方用作抵押担保的公司股权（为51%，已经办理过户）”实际上指的就是签订《补充协议》时已经过户至程永鹏名下的盛丰公司51%的股份。因此，高儒虎在《补充协议》中认可将盛丰公司51%的股份过户至程永鹏名下是作为盛丰公司对高儒虎借款的担保，就意味着若盛丰公司未按时还款，高儒虎对程永鹏名下的股权处分具有绝对的支配权。综上所述，程永鹏具备为高儒虎代收还款的行为、在担任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固定收取高儒虎支付的工资报酬、无偿取得盛丰公司51%的股权后签订《补充协议》让高儒虎对其名下股份具备绝对支配权，虽然高儒虎并未向程永鹏出具相应的授权委托材料，但事实上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程永鹏担任盛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是在行使为高儒虎监督还款，代为收款的权利，可以视为程永鹏在高儒虎与盛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中实际上为高儒虎一方收取还款的代理人，程永鹏在本案借款期限内实施的行为对高儒虎发生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由于高儒虎与程永鹏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故程永鹏向盛丰公司及各股东收取的款项均应认定为代高儒虎收取的借款及利息，其向廖某转让盛丰公司51%股权的行为亦代表高儒虎。关于程永鹏向廖某转让盛丰公司51%股权是否应冲抵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高儒虎有权直接将盛丰公司用作抵押担保的公司股份（为51%，已经办理过户）对外转让，以转让所得冲抵借款本金及其他费用”。2016年2月1日，程永鹏与廖某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程永鹏将其在盛丰公司的股权110.16万元（占注册资本51%）转让给廖某，盛丰公司亦予以确认，各方的行为即是在履行《补充协议》中转让股权抵债的约定。因股份转让实际上是在程永鹏和廖某间进行，至于高儒虎或程永鹏是否获得相应的对价，作为非转让股份的股东未负有确认义务，也无法确认核实，故应以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确认的股权价值1101600元冲抵借款。综上，经本院核算，盛丰公司及保证人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已经还清本案借款。因此，对于高儒虎诉请盛丰公司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以及要求罗文松、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韦成钢、赵云对盛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高儒虎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及诉讼费亦应当由其本人承担。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鱼峰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3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高儒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25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259元（被上诉人高儒虎向一审法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2元（上诉人黄艳春、杨根林、何贵泽、石阳芳、赵云已预交），以上共计40161元，由被上诉人高儒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慧冰 审 判 员 丘洪兵 审 判 员 朱立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麟茜 代书记员 黄麟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