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2民初33624号原告：管某1，男，195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亮，北京曜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管某2，男，194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北京市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女，1951年8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磷肥厂退休员工，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管某3，男，195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机械总厂退休员工，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管某3之妻），1951年8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磷肥厂退休员工，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北京市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管某4，男，195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街村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北京市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管某5，女，194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大队退休，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管某5之子），1973年4月20日出生，满族，北京市金石庄园投资管理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管某6，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农民。被告：管某7，女，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育才学校教师，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某6（管某7之弟），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农民。被告：管某8，男，196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立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管某9，男，196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渔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某8（管某9之弟），196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立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管某10，女，196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某8（管某10之兄），196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立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管某11，女，197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小北关村农民。原告管某1诉被告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5、管某6、管某8、管某11、管某7、管某9、管某10、杨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亮，被告管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兼被告管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杨某兼被告管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管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娜、被告管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被告管某6兼被告管某7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管某8兼被告管某9、管某10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管某1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按遗嘱继承管维贤与刘俊青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南阁仪村的七间半房屋；2、诉讼费由原、被告分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管维贤与刘俊青夫妻共育有七个婚生子女，分别是管秉福（去世）、管炳财（去世）、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1、管某5。管维贤于1993年1月去世，刘俊青于2002年3月23日去世。刘俊青去世前留下代书遗嘱一份，遗嘱中写明将属于自己一半所有的七间半房屋由儿子管某1继承。2003年2月28日，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8（管秉福之子）以房产继承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后又撤回诉讼。现被继承财产一直由原告占有、管领和控制。房屋年久失修，原告为避免再次因房产发生纠纷，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继承财产，予以析产，按遗嘱继承。被告管某2、管某3、管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遗嘱无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1、遗嘱非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王某出庭陈述刘俊青立遗嘱时，管某1找他来家里见证，其作为见证人并未听到刘俊青亲口陈述将争议房屋给原告管某1，证人康某成照抄由岳金成书写遗嘱草稿，康某成本人向法庭提供书面证言说明同一事实是“非刘俊青本人口述遗嘱内容”，刘俊青本人不识字，证人王某未能证明立遗嘱人在其见证下捺手印及宣读遗嘱事实，即遗嘱存在瑕疵，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遗嘱无立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属实，可见，非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则本案既欠缺形式要件又违反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遗嘱属于无效遗嘱。2、争议房屋为成年儿子要成家，家中住房紧缺，父母与管某2、管某3、管某4几人共建，原告管某1因建房时年纪尚小仍在求学，后在外当兵，对家里贡献小，该争议房屋因老家尚在，所以均登记在父亲名下，父母二老过世前后均未分家析产，基于新建房屋取得所有权，几名被告对争议房屋也享有所有权，母亲在父亲死后未分家析产情况下处分财产，超出遗产范围，请求法院能依法定继承分割财产。3、原告管某1提出自己一人照顾刘俊青晚年生活不属实。父亲管维贤在世时，二老独居单起炉灶，与管某1同一院子居住，但不同吃，以致管维贤因赡养费问题曾起诉至法院，由七子女轮流赡养按月给付钱和粮，父亲管维贤死后母亲仍是独居，直至死前四个月才由管某1照顾，其他子女均带刘俊青就医看病，无论是给父母钱还是给母亲看病，并未让父母打收条或留存票据，被告没有原告心思细腻，所以无法提供证据，但多名被告均可证明带老人就医的事实，而本案管某1提供的医疗凭证是村里小诊所提供的，5年看病票据号码连号，看病日期在后，票据联号码在前，明显系原告有意伪造证据，目的显而易见。包括原告提供的母亲死亡的吹班费，日期为2003年2月23日，刘俊青去世时间是2002年3月23日，原告提供诸多证据均与事实及生活逻辑不符，均系原告一手伪造，意图将房产占为己有，所以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被告的合法利益。被告管某5辩称，我不知道，我没见过遗嘱，不同意按照遗嘱继承遗产。被告管某6、管某7辩称，遗嘱有问题，不真实，是不是我奶奶亲自口述的就不清楚了，不同意按照遗嘱继承遗产。被告管某8辩称，遗嘱不真实，不同意按照遗嘱继承遗产。被告管某9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管某11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管某10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某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要求继承我的份额。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管维贤与刘俊青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七个子女，分别是管秉福（1996年7月23日去世）、管炳财（2000年6月9日去世）、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1和管某5。因子女多，1965年以管维贤之名管维贤和刘俊青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建造北房三间。后因多名子女均已成年，1972年，管家以管维贤之名申请建房，由管维贤、刘俊青、管某2、管某3、管某4五人共同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建造六间半房屋（该院落宅基地长19.9米，宽18米，用地面积349.2平方米）。1978年3月，原告管某1参军入伍，1982年复员回乡。1979年9月18日，被告管丙生与被告杨某登记结婚，二人婚后未分家单过，与管维贤、刘俊青及在家未结婚子女共同生活。1981年春，管家以管维贤之名由管维贤、刘俊青、管某3、杨某、管某2、管某4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共同建造四间房屋（宅基地长16.9米，宽12米，用地面积202.8平方米）。原告管某1陈述在1981年家里建房时，虽然自己没有在家，但在部队当兵的人由生产队给予工分。被告管某2与冯月伶于1981年9月25日结婚，结婚后即住在x号东边一间半房屋中。管维贤于1993年1月15日去世，于1993年1月18日注销户口。1996年1月13日，刘俊青立下一份代书遗嘱，遗嘱内容为：“我的丈夫管维贤，已于1993年1月15日病故。生前共有住房三所，路南三间，路北六间半，后边四间，共拾叁间半。我们夫妻共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在世时没有办理财产继承分割，死后我已丧失劳动能力，晚年生活照料主要是我的六子管某1承担，因此我自愿将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全部让给六子管某1继承，指定我财产的房子是路北东边三间半，后边四间，共七间半，屋里所有家具归管某1所有。空口无凭，特立此嘱。”立嘱人是刘俊青，代书人是康某成，证明人是村委会书记王某和村委会主任刘某。代书人、见证人及立遗嘱人均在遗嘱上签字或按印。刘俊青于2002年3月23日去世。刘俊青去世后，管某1以5000元将管维贤、刘俊青1965年建造的三间房屋卖给了同村村民杨某，经查，此人并非本案被告杨某。管秉福与吕淑琴婚后育有三子女，分别为管某9、管某8和管某10。吕淑琴于2018年8月19日去世，其父母已先于其去世。管炳财与田荣花婚后育有三子女，分别是管某6、管某7和管某11。田荣花于2010年8月13日去世，其父母已先于其去世。管炳财名下有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的永集建南字第250号宅基地，长19米，宽17.5米，用地面积332.5平方米。管某2与冯月伶于1981年9月25日结婚，管某2名下有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的永集建南字第134号宅基地，长16.9米，宽13.5米，用地面积为228.1平方米。管某4与李淑文于1982年8月1日结婚。1993年5月，管某4购买了同村村民王树文名下通集建（牛）字第02-206号宅基地上房屋，用地面积232.32平方米。2003年2月20日，管某6出具书面声明载明：我的爷爷管维贤、奶奶刘俊青去世后对他们的全部遗产我放弃继承。2003年2月24日，管某5出具书面声明，载明：我是父亲管维贤、母亲刘俊青的长女管某5，二老去世后对他们的全部遗产我放弃继承。2003年2月28日，管某2、管某3、管某4和管某8曾以房产继承纠纷为由将管某1诉至本院，要求依法继承父亲管维贤和母亲刘俊青的遗产13间半房屋，后于2003年5月26日撤诉。本案庭审中，被告管某2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陈述称，当时我任村委会书记，康某成任村委会副书记，刘某任村委会主任，管某1找到我们，要求我们三个人来给立遗嘱过程做见证，遗嘱内容已经提前写好装进一个信封，并不是由刘俊青当时现场口述，但是当时刘俊青在场，是由岳金成之前写了一个草稿并由康某成代誊，我和刘某为证明人。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时间我忘了，我和老太太（原告之母）是邻居，那天老太太让我去一趟，大约晚上6点至7点我就去了老太太家，村长和书记都在，老太太说要做一个遗嘱，让我们做见证，老太太说，康某成记录，写完后王某宣读两遍，无误的情况下，老太太按手印。庭审中，管某6和管某5对之前写的放弃继承声明表示翻悔，对遗产主张继承权，理由是当时写放弃继承声明时管某6的六叔即本案原告答应会给相应的补偿，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所以现在要求继承自己的份额。上述事实，有遗嘱、派出所证明信、结婚证、户口簿、居住证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身份证、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放弃遗产声明、民事起诉状、撤诉申请书、开庭笔录、收据、证明、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因遗嘱无效或部分无效而无法按遗嘱继承处分的遗产，以及遗嘱未处分的那部分遗产，依法定继承处理。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本案中，管某6和管某5翻悔的理由具有合理性，本院对此予以承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刘俊青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以及本案是否应适用遗嘱继承。遗嘱有效必须同时符合形式合法和内容合法两个要件。第一，代书遗嘱的形式合法性。本案中，刘俊青立遗嘱时有王某、刘某、康某成三个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内容由康某成代书，注明日期为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并由刘俊青按印、康某成、王某和刘某签名。当天晚上，刘俊青并留康某成、王某和刘某在家中就餐。综合证人王某对刘俊青立遗嘱时的情况所提供的证言，本院对代书遗嘱的形式合法性予以认定。第二，代书遗嘱的内容合法性。也即刘俊青是否有权处分涉诉x号六间半房屋中的三间半房屋、y号四间房屋和已经让原告出售的路南三间房屋。本案中，路南三间房屋是1965年由管维贤和刘俊清夫妻二人建造，该三间房屋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没有约定的条件下，每人的份额1.5间，被继承人刘俊清有权处分属于自己的1.5间房屋；y号四间房屋和x号六间半房屋两处虽然都登记在管维贤名下，但农村房屋宅基地系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登记在该户某一成员名下，但并不意味着属于该家庭成员单独所有。1972年建造x号六间半房屋时，管某227岁、管某319岁、管某416岁，而原告管某1才14岁，仍在上学，未参加工作或生产劳动，且当时并未分家，管某2、管某3、管某4都已成年，并未结婚，并已参加生产队劳动，还与管维贤夫妇共同居住生活同属一户，共同享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且当时管维贤夫妇的年龄在54岁左右，x号六间半房屋由管维贤夫妇及管某2、管某3、管某4共同建造，故x号六间半房屋应为该五人共有，故被继承人刘俊清指定路北六间半东边三间半是其财产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指定。1981年建造y号四间房时，管某3已与杨某结婚，未分家单过，管维贤夫妇、管某3夫妇、管某2、管某4六人共同修建了该四间房屋，当时管某1虽在部队当兵，但在生产队也有工分，为建造四间房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y号四间房屋应为管维贤夫妇、管某3夫妇、管某2、管某4、管某1七人共有，故被继承人刘俊清指定路北后边四间房屋是其财产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指定。庭审中部分继承人认为遗嘱的内容并不是立遗嘱人刘俊青真实的意思表示，但该部分继承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所立遗嘱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部分继承人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被继承人刘俊青所立遗嘱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遗嘱，处分自己享有的份额和自己继承的部分的财产为有效，处分他人享有的财产部分为无效。因管维贤生前未留有遗嘱，其遗留的六间半房屋和四间房屋的遗产份额在未实际分割之前，在其去世后应按法定继承，在未实际分割之前应为其全体继承人共有。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建造六间半房屋在管维贤、刘俊青夫妇、管某2、管某3、管某4五人，没有约定每个人享有的份额的情况下，每人应享有1/5的份额，管维贤去世后，其遗留的x号六间半房屋的1/5的份额，由其配偶刘俊青及七个子女管秉福、管炳财、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1和管某5分别继承其中的1/8，即每个继承人继承涉诉x号六间半房屋的1/40。即刘俊青、管某2、管某3、管某4每人在享有和继承x号房屋份额是自己享有的1/5份额再加上应继承涉诉x号六间半房屋的1/40的份额（9/40）。此后，刘俊青还要继承二个儿子的遗产份额。1996年管秉福死亡，其继承的x号六间半房屋1/40的份额属夫妻共同财产，管秉福所遗留的x号六间半房屋的财产份额是1/80，由其母亲刘俊青、配偶吕淑琴、三子女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继承其中的1/5，即刘俊青又继承x号六间半房屋1/400的份额，此时x号六间半房屋刘俊青享有和继承其中的91/400的份额。吕淑琴继承涉诉x号房屋中的6/400，吕淑琴去世后其份额由管某9、管某8、管某10继承，此时管某9、管某8、管某10三人共继承x号六间半房屋9/400的份额。2000年管炳财死亡，其继承的x号六间半房屋1/40的份额是夫妻共同财产，管炳财所遗留的x号六间半房屋的份额是1/80，由其母亲刘俊青、配偶田荣花、三子女管某6、管某7、管某11分别继承其中的1/5，此时，x号六间半房屋的份额，由刘俊青享有其中的92/400，配偶田荣花继承其中的6/400，管某6、管某7、管某11分别继承其中的1/400，田荣花去世后其份额由管某6、管某7、管某11继承，此时管某6、管某7、管某11三人共继承x号六间半房屋9/400的份额。管某1继承其父x号六间半房屋1/40的份额和继承其母亲x号六间半房屋92/400的份额，共计继承x号六间半房屋102/400的份额（因为被继承人刘俊青的本意是让继承人管某1继承13间房屋中的二分之一，即7间半房屋，因为被继承人没有区分清家庭共有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的区别，因此被继承人刘俊卿处分了家庭成员中其他人的财产，致使其所做的遗嘱部分有效部分无效，也不能达成其所愿让继承人管某1得到七间半房屋。虽然被继承人未留遗嘱将其继承所得遗赠给继承人管某1，因为没有达到被继承人的愿望。将被继承人继承的份额转给继承人管某1）。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在1981年建造时管维贤、刘俊青夫妇、管某3、杨某夫妇、管某2、管某46人共同生活，原告管某1虽未在家亲自参加建造房屋，在部队服兵役，但根据当时政策，从农村出去服兵役的人员，在生产队享有工资待遇。管某1没有成家的情况下其享有的工资待遇，应归父母所有，故应认定管某1对建造房屋有贡献，是共有人之一，没有约定每个人享有的份额的情况下，每人应享有1/7的份额，管维贤去世后，其遗留的y号四间房屋的1/7的份额，由其配偶刘俊青及七个子女管炳福、管炳财、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1和管某5分别继承其中的1/8，即每人继承该房屋1/56的份额。1996年管炳福死亡，其享有的y号四间房屋的1/56的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管炳福所遗留的y号四间房屋的份额是1/112，由其母亲刘俊青、配偶吕淑琴、三子女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继承其中的1/5，此时y号四间房屋的份额，由刘俊青享有和继承其中的91/560，吕淑琴继承其中的6/560，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继承其中的1/560，吕淑琴去世后其继承的份额应由管某9、管某8、管某10继承，此时管某9、管某8、管某10继承y号四间房屋的份额为9/560。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1分别享有和继承管维贤y号四间房屋的份额为其中的9/56，管某1还要继承刘俊青在该房屋中的份额91/560。杨某享有其中的1/7。2000年管炳财死亡，其继承的y号四间房屋的1/56的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管炳财所遗留的y号四间房屋的遗产份额是1/112，由其母亲刘俊青、配偶田荣花、三子女管某6、管某7、管某11分别继承其中的1/5，此时，y号四间房屋的份额，由刘俊青享有其中的92/560，田荣花继承其中的6/560，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享有其中的1/560，田荣花去世后，田荣花继承的6/560，由被告管某6、管某7、管某11继承，此时被告管某9、管某8、管某10继承共同继承y号房屋9/560的份额。原告管某1享有和继承y号房屋182/560的份额。y号四间房屋的份额，由刘俊青享有其中的92/560，吕淑琴享有其中的6/560，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享有其中的1/560，田荣花享有其中的6/560，管某6、管某7、管某11分别享有其中的1/560，管某5享有其中的1/56，管某2、管某3、管某4、管某1分别享有其中的9/56，杨某享有其中的1/7。因此，刘俊青对x号六间半房屋所拥有的份额未达到代书遗嘱中所写的“三间半”，对y号四间房屋也不单独享有所有权，故刘俊青的代书遗嘱处分的房屋份额超出了其个人遗留的财产份额，该超出部分无效，其处分自己财产份额的部分依然有效。因此，在2002年刘俊青去世后，管某1只能按照遗嘱继承x号六间半房屋92/400的份额和y号四间房屋92/560的份额，对于两处涉案房屋其余应作为的遗产份额，应依法定继承进行。按照法定继承，2010年田荣花死亡后，其对x号六间半房屋所享有的6/400的份额，由其三个子女管某6、管某7、管某11分别继承其中的1/3；其对y号四间房屋所享有的6/560的份额，由其三个子女管某6、管某7、管某11分别继承其中的1/3。按照法定继承，2018年吕淑琴死亡后，其对x号六间半房屋所享有的6/400的份额，由其三个子女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继承其中的1/3；对y号四间房屋所享有的6/560的份额，由其三个子女管某9、管某8、管某10分别继承其中的1/3。2002年被继承人刘俊青去世后，原告管某1将路南的三间房屋出售，该房屋是1965年由被继承人管维贤和刘俊青夫妻二人共同建造，应属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被继承人生前所立遗嘱，共有住房3处，路南三间、路北六间半、后边四间，共13间半。从遗嘱本意来讲，被继承人刘俊青是要从13间半房屋中给继承人管某17间半房屋；从总体上讲，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也是将路南三间房屋考虑在内的。虽然被继承人刘俊青没有指定该三间房屋有一半及1.5间由原告继承，但是从被继承人刘俊青的本意来看，应该是有一半留给原告的。原告将该房屋出售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但因该房屋已不存在，故本案不再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第五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管某1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中51/200的份额，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91/280的份额；二、被告管某2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9/40的份额，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9/56的份额；三、被告管某3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9/40的份额，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9/56的份额；四、被告管某4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9/40的份额，享有并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9/56的份额；五、被告管某5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1/40的份额，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1/56的份额；六、被告管某9、管某8、管某10共同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9/400的份额，共同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9/560的份额；七、被告管某6、管某7、管某11共同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x号六间半房屋9/400的份额，共同继承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y号四间房屋9/560的份额；八、被告杨某享有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南仪阁村对y号四间房屋1/7的份额；九、驳回原告管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元，由原告管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连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周 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