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60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作钦，男，1972年0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加坤、曾李锋，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洲，男，196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东，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君伟、张恩来，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晓文，男，196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被告：陈晓雷，男，1975年0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被告：董怀静，男，1974年0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张作钦因与被上诉人**洲、郑建东、原审被告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退伙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4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作钦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洲、郑建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合伙体的经济实体”系错误认定。如根据法院判定**洲、郑建东确为退出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经营，应认定为股权转让，而非退伙。另外，**洲、郑建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进行过出资，与该公司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关系。事实上，本案的当事人之间确为合伙关系，但合伙之后未成立任何的经济实体，而是以南京一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有关退伙的事宜系个人合伙的退伙，与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本案受托人董怀静未完成受托行为，《散伙协议书》没有张作钦的签字，协议未成立。1.《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此为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张作钦和董怀静称张作钦发微信后又打电话撤回其委托，但没有证据证明二人通知了**洲，显然法院认为本案系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从本案的事实来看，**洲、郑建东作为相对人没有对微信授权向张作钦进行过核实，也没有证据表明张作钦向**洲、郑建东表示过其向董怀静进行了授权，董怀静事后也没有通知张作钦完成了授权行为。董怀静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本身与合同有重大利害关系，其作为受托人，作为委托人本应谨慎小心进行核实，但**洲、郑建东仅有的判断依据就一截图，因此，“本案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这一条件并不具备。2.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可本案有明确的授权行为，即张作钦已把签订协议的权利授权给董怀静。由于董怀静自己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当事人既需要本人签字，又需要完成授权签字的，其做法应当是在合同中签上自己的名字，表明自己对这份协议的认可，同时应签上授权人的名字，并注明是受委托人代签。因此，从证据来看，即便微信委托成立，并没有证据表明董怀静完成了委托行为，何况，董怀静也不认可委托行为己经完成。三、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签订后，**洲、郑建东如约退出合伙体，将公司交由陈晓文经营，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亦如约搬出原经营地点，双方均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期间，张作钦、董怀静均未提出异议”从而倒推表见代理的成立是错误的。张作钦与本案的其他当事人虽是合伙关系，但其并未实际参与合伙体的经营活动，合伙体主要由**洲、陈晓文负责经营，张作钦撤回授权后，其他当事人并未将合同的签订情况告知过张作钦，更不用谈将经营地点的变更情况告知张作钦。因此，即便本案的其他当事人存在部分履行的情况，也不能因此将这一推定应用于张作钦。**洲、郑建东答辩称：张作钦的上诉请求不合理，双方当时约定明确，董怀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查明非常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协议签订以后**洲和郑建东退出合伙体，对方是明知的，一审法院查明正确，张作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洲、郑建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向**洲、郑建东支付退货款250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8年8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洲、郑建东、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开始合伙，合伙体曾经以其他公司名义开展经营活动。2017年9月7日，陈晓文、董怀静登记成立江苏大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场所与合伙经营的场所一致。2018年2月14日，震洲、郑建东、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拟定《散伙协议书》，协议以**洲、郑建东为甲方，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为乙方，约定：一、甲乙双方合伙经营的（江苏大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经双方协商同意于2018年2月14日甲方退伙，脱离乙方的合伙关系。二、自甲方退货后即2018年2月14日起，公司的一切资产均归乙方负责，乙方付甲方人民币250万元整，款项于2018年8月14日前无条件结清。三、公司原欠郑建东的厂房租金以及陈武的借款利息于3月份前一次性结清。四、江苏大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外搬，期限于2018年8月14日前。**洲、郑建东，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中间人杨建文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签订后，**洲、郑建东退出经营，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搬出原经营地点，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履行了协议第三、四项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该院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合伙体的经济实体。二、张作钦是否同意《散伙协议书》的内容。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洲、郑建东、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的合伙体在“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之前是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开展经济活动，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后，股东陈晓文、董怀静及合伙体的成员均在《散伙协议书》中确认“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即合伙体的经济实体，该院予以认可。张作钦否认“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系合伙体的经济实体与协议约定不符，该院不予认可。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根据**洲提供的微信截屏看，双方协议签订的当天，董怀静于2018年2月14日下午4时02分将《散伙协议书》发给张作钦，张作钦在下午4时15分回复“本人同意，委托董怀静代我签字”，董怀静随后将张作钦委托其签字的微信截屏出示给**洲并将截屏转发给**洲留作依据，董怀静的行为视为向**洲、郑建东出示授权委托书，故**洲、郑建东有理由认为董怀静具有双重身份，即代表其本人和张作钦，其签字可视为其本人和张作钦的签字；张作钦和董怀静称张作钦发微信后又打电话撤回其委托，但没有证据证明二人通知了**洲，董怀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而且，协议签订后，**洲、郑建东如约退出合伙体，将公司交由陈晓文等经营，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亦如约搬出原经营地点，双方均已经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期间，张作钦、董怀静均未提出异议，故张作钦主张其已经撤回对董怀静的委托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为，上述《散伙协议书》由**洲、郑建东、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六人签字确认，系**洲、郑建东、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六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依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洲、郑建东退出合伙体经营，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应当履行支付义务。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9年7月8日判决：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张作钦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洲、郑建东支付退伙款250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8年8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7400元，减半收取13700元，由陈晓文、陈晓雷、董怀静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作钦对涉案《散伙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内容亦表示清楚，在本案各方签订上述协议时其也认可委托董怀静代为签字，结合**洲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认定**洲有理由认为董怀静具有双重身份，其签字可视为其本人和张作钦的签字并无不当，且涉案协议签订后各方已按约定履行了部分内容，张作钦亦未提出异议，故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张作钦提出董怀静未完成受托行为，其未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协议未成立等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涉案协议载明的内容，双方已明确约定“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为合伙经营的经济实体，结合双方合伙体曾经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为合伙体的经济实体并无不当。张作钦提出原审法院认定江苏大江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为合伙体的经济实体错误等主张，缺乏依据，且与散伙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张作钦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00元，由上诉人张作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张贝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