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74民初1409号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仇瑜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荣华，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海清，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蓝永强，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桃春，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中博泰华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陈玉龙。第三人：陈玉龙，男，199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宁县。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崇公司)诉被告蓝永强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适用普通程序立案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被告蓝永强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北京中博泰华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公司)、陈玉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中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荣华、廖海清，被告蓝永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桃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博公司、陈玉龙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人民币1.1亿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77,302,524.44元(其中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8月20日以1.1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为3,654,444.44元；2016年8月21日至2018年11月8日以113,654,444.44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八计算为73,648,080元)。3.判令被告以上述两项款项即187,302,524.4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1月2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诉讼中，原告变更第二项及第三项诉请为：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86,500,729.33元(其中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9月20日以1.1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为4,885,833.33元；2016年9月21日至2019年2月25日以114,885,833.33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八计算为81,614,896元)。3.判令被告以上述两项款项即196,500,729.3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3月1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事实和理由：本案法律关系的背景为原告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融兴05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委托人，被告蓝永强为对资管计划负有补足责任的义务人。资管计划设立于2016年5月20日，被告当时担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龙股份，股票代码000712)和中山证券的董事。锦龙股份主营业务为房产开发，被告拥有房地产项目运营经验及行业资源，当时在协助北京国子监街某高端酒店项目开发方进行融资，因而推荐原告通过其控制的中山证券设立资管计划进行投资，并承诺将对原告在资管计划项下的投资及收益承担补足责任。当时项目地块所有权基本由富地长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地长泰)持有，经被告协调安排，资管计划下融资主体确定为中博公司，该公司当时持有富地长泰唯一股东保利龙马(天津)有限公司68%的股权。原告提供的资金将指定用于中博公司直接增资富地长泰。在此背景下，原告收到被告签署的《担保函》后即与管理人中山证券、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订《中山证券融兴05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落实被告牵头的上述安排。本案法律关系的事实：1.资管计划设立。2016年5月20日，原告与中山证券、宁波银行签订了编号为ZSRX-DX-2016-053的《资管合同》，约定设立涉案资管计划。同日，原告根据约定向资管计划专用账户支付了1.1亿元的委托资产。2.资管计划补足。2016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担保函》，承诺如原告未能在《资管合同》约定期限内获得资管计划的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仅限货币资产)，被告将在收到原告书面指示后三日内向原告补足全部款项。《担保函》还约定，如逾期补足，被告应以未补足部分款项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3.资管计划投资。2016年5月20日，原告向管理人中山证券发出第1期投资指令，要求管理人将1.1亿元委托资产用于受让第三人中博公司的经营收益权，投资期限为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8月20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3%。管理人中山证券根据委托人中崇公司的投资指令，与中博公司签署《经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回购合同》)，并根据该合同约定将委托资产划扣进指定账户。在上述投资期限届满后，原告同意资管计划展期一个月至2016年9月20日，并授权管理人与中博公司签署《经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第一期投资期限届满后，委托人未收到任何投资收益。4.资管计划终止。2018年7月16日，原告向管理人中山证券及托管人宁波银行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函》，通知解除《资管合同》。后原告、管理人和托管人签订《终止中山证券融兴053号资管计划事宜之三方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确认《资管合同》于2019年2月25日解除。原告于2018年10月29日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补足全部款项18,639.32万元，被告未支付，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1.《资管合同》《转让回购合同》《补充协议》等合同显示本案名为经营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实为民间借贷，故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转让回购合同》直接约定的回购价款是在买入对价基础上增加固定比例溢价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投资，是具有固定资金收益性质的借贷，企业间借贷应认定为无效。因《资管合同》无效，《担保函》作为保证合同也无效。且系争《担保函》仅具有一般保证的性质，不是连带保证，主债务人中博公司应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而不是第三人。根据法律关系，回购经营收益权及支付回购价款的主体是中博公司及陈玉龙，被告不是中博公司债务担保人，不应承担保证原告收回全部投资及收益款项的责任。2.被告出具的《担保函》不规范，约定不明，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担保函》的约定与《资管合同》约定相悖，变相保本保收益而无效。3.本案起诉时原告不是适格主体，原告已委托中山证券签署相关合同，应由中山证券起诉。被告并非《资管合同》《转让回购合同》等文件签署主体，对上述文件真实性不能确认，被告对后续事宜不清楚，原告未举证中博公司及陈玉龙是否支付了回购款。应追加中博公司、陈玉龙、中山证券、宁波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4.原告依据《资管合同》和第1期投资指令文件向被告主张本息，但《资管合同》需要最后清算才能确定投资款回收金额，该合同没有保证投资本金不受损失及原告享有固定收益，故投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5.即便《担保函》有效，被告无需承担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项下的所有利息。《资管合同》并无原告有权获得年化13%的利息及日万分之八利息的约定，反而告知了本金损失的风险。被告不是《转让回购合同》《补充协议》等合同的当事人，《担保函》未提及上述文件的存在，被告承担上述利息无任何法律依据。6.退一步而言，即使《担保函》有效，日万分之八的利率超过了年化24%的利率规定，且原告在第二项诉请中2016年9月21日至2019年2月25期间及第三项诉请均将本金和利息一同作为基数计算复利不当，违约金以年化24%利率计算过高，均不应支持。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中博公司、陈玉龙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编号为ZSRX-DX-2016-053的《资管合同》；2.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五份；3.《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及回执；4.《第1期投资指令》。原告以证据1-4证明原告与中山证券及托管人宁波银行签订了《资管合同》，于2016年5月20日向资管计划交付了1.1亿元委托资产，并明确了1.1亿元委托资产的投资期限、投资对象和预期收益等内容。5.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担保函》，以证明被告于2016年5月20日向原告承诺对本案资管计划承担补足义务。6.原告分别向中山证券和宁波银行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函》及签收回执，以证明《资管合同》于送达日2018年7月16日终止。7.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函及签收回执，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5日向被告主张，要求被告在收到函后三日内向其补足18,639.32万元。8.《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以证明原告原名称为中崇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0日变更为现名称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原告、中山证券和宁波银行签订的《终止协议》及附件，以证明三方协商一致确认《资管合同》于2019年2月25日终止，《资管合同》项下的委托资产未产生任何形式的现金收益，原告至今未收到任何款项。10-11.中山证券于2019年2月27日向中博公司、陈玉龙分别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委托资产现状分配通知书》及寄件凭证、改退批条，以证明原告无法与资管计划融资方中博公司及陈玉龙取得有效联系。12.资管计划托管账户历史明细两份(打印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18日及2019年10月9日)，以证明系争资管计划托管账户2016年5月20日原告划入1.1亿元，当日资金全部划出，此后余额一直为零。被告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1-4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并未参与上述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资管合同》约定的是投资，与《担保函》的约定性质不一致。原告即使向资管计划交付了资产，也不能证明是原告出借款项，损失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第1期投资指令》约定了委托资产用于受让中博公司经营收益权，并未约定保本保收益，收益预测仅供投资者参考。对原告证据5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该《担保函》无效。对原告证据6真实性不确认，不清楚《解除合同通知函》发函后中博公司和陈玉龙是否支付过款项。对原告证据7真实性确认，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系争函件，但不同意函件内容。对原告证据8真实性确认。对原告证据9真实性不确认，《终止协议》签署后并未告知被告。对原告证据10-11真实性确认，但不能证明寄件人就是中山证券，也不能证明收件人就是本案的第三人，且在业务过程中被告没有参与。对原告证据12，真实性确认，证明事实不清楚。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中山证券与陈玉龙签订的《保证合同》；2.中博公司与中山证券签订的《转让回购合同》；3.《关于中山证券融兴05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展期指令》；4.《关于中山证券融兴05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授权指令》；5.中博公司与中山证券签订的《补充协议》；6.涉案资管计划账户于2016年5月20日向富地长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划转1.1亿元的宁波银行资产托管交易凭证。被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资管计划根据协议约定展期一个月，中博公司应于2016年9月20日向中山证券或原告回购经营收益权，陈玉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回购经营收益权及支付价款的主体是中博公司和陈玉龙，被告并非回购义务方或担保方，也没有保证原告收回全部投资收益款。原告对被告以上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观点。原告及被告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所述法律关系事实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担保函》明确约定：原告委托中山证券成立的资管计划，资金用于保利龙马(天津)有限公司及富地长泰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以便取得富地长泰35%(或按约定取得的相应)股权。被告承诺如原告未能根据《资管合同》约定在该等合同届满或提前终止之日起3日内获得涉案资管计划的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仅限货币财产)，则被告蓝永强在收到原告书面指示后3日内向原告补足全部款项。如未补足的，则应以未补足部分款项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仅限货币财产)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日止。原告取得全部投资款、利息及违约金(仅限货币财产)后，应将从涉案资管计划中分配到的实物资产交付给被告。原告与中山证券、宁波银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ZSRX-DX-2016-053的《资管合同》在前言部分明确，委托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管理人不保证委托资产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合同约定委托人享有如下权利：1.按照本合同规定追加或提取委托资产，取得委托资产的收益；2.取得委托资产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等；……7.委托人依据本合同约定享有“管理人由于运用委托资产所产生的债权及担保权益”；……10.管理人在履行本合同或执行委托人的投资指令时，需要签订相关协议的，委托人授权管理人签订；相关协议中管理人的权利义务由委托资产承担，管理人不对此承担责任；……。委托人的声明与保证条款约定，委托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管理人就委托人委托资产所进行的投资交易等资产运作的开展均基于委托人的认可，具体以经委托人签署的投资指令为准，管理人基于该投资指令进行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均由委托人承担和享有，与管理人无关。委托资产清算与返还条款约定，合同期限届满、提前终止或委托人提取委托资产时，管理人应将清算后的委托资产全部返还给委托人，清算返还时管理人有权以委托资产现状返还。如清算后的委托资产中有非现金类资产的，由管理人在90日内进行变现处理；如90日后该非现金类资产仍然无法变现的，管理人有权将委托资产现状通过通知送达方式返还予委托人，视同分配、清算完毕。……管理人向委托人移交资产并向委托人发送《委托资产现状分配通知书》后管理人在本合同项下的管理责任即予解除。《资管合同》还约定，经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也可以提前终止合同。2016年5月20日，中山证券与中博公司签订《转让回购合同》，约定中山证券受资产委托人的委托设立涉案资管计划，并将资管计划项下第1期委托资产全部用于受让中博公司持有的经营收益权。经营收益权具体指中博公司对目前所持有的全部财产和未来20年内取得的全部财产进行经营、处置所获得一切收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1)中博公司以出租、出让、承包经营等方式处置企业拥有的各种财产取得的收益；(2)中博公司所取得的其他经营收益。中博公司以“附有回购承诺的方式”将经营收益权转让给中山证券。转让价款为7.1亿元，中山证券分两次支付该价款。第1次支付1.1亿元，支付第1次转让价款后三十日内，中山证券向中博公司支付剩余转让价款6亿元。如因资管计划委托人未足额交付第2笔转让价款6亿元，造成中山证券无法向中博公司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则中博公司只需按照经营收益权转让价款为1.1亿元溢价回购。中山证券向中博公司支付第1笔转让价款之日即为转让日，自转让日起，中山证券为经营收益权的合法拥有者。中博公司承诺，按约定向中山证券回购经营收益权，回购期限为转让价款支付日至2016年8月20日的天数，实际回购期限为转让价款支付日至中博公司向中山证券支付全部回购价款之日的天数。回购价款包括溢价款和回购本金，即回购价款总额=转让价款＋转让价款×13%×回购期限/360；实际回购期限长于回购期限的，回购价款总额=转让价款＋转让价款×13%×实际回购期限/360。如果中博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支付日将溢价款、回购本金、费用款足额支付完毕，中山证券有权要求中博公司立即支付，并有权要求保证人陈玉龙代为支付，中山证券还有权处置经营收益权、有权接管中博公司的经营权并处置其资产。合同还约定如果中博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回购价款和费用款，中山证券有权限期中博公司支付，同时有权要求中博公司每日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八向中山证券支付滞纳金。合同明确双方之间的一切通知均为书面形式，双方在合同中填写的联系地址即为其有效的通讯地址。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以特快专递发出的通知，在寄出(以邮戳为凭)后的第3日为有效送达。合同中中博公司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XX(国家广告产业园区)X号楼X层XXXXX”。2016年5月20日，中山证券与陈玉龙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中山证券代表涉案资管计划及其委托人签署本合同，本合同涉及中山证券的所有权利义务、责任及因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风险均由涉案资管计划及其委托人承担。中山证券和债务人中博公司签署《转让回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是《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保证人陈玉龙同意为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中博公司回购价款为7.1亿元，主合同约定分笔付款的，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分笔履行的付款义务均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付款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保证范围是主债权、主债权产生的利息及逾期利息、债务人按照主合同应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被保证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合同明确双方之间一切通知均为书面形式，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被通知方：……特快专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发送凭证上邮戳日起第3日。合同中陈玉龙的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XX(国家广告产业园区)X号楼X层XXXXX”。2016年8月20日，原告向中山证券发出展期指令，同意资管计划第1期委托资产融资人展期一个月，委托资产到期日为2016年9月20日。同日，中山证券与中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中博公司按照经营收益权转让价款1.1亿元进行溢价回购；回购期限到期日更改为2016年9月20日。2016年11月10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原告原名称中崇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0月29日，原告、中山证券及宁波银行签订了《终止协议》，载明鉴于三方签署了《资管合同》并设立了资管计划，管理人将1.1亿元委托资产用于受让中博公司持有的经营收益权，并代表资管计划与中博公司签署《转让回购合同》及《补充协议》、与陈玉龙签署《保证合同》，投资期限为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9月20日，中博公司应于2016年9月20日溢价回购。截至《终止协议》签署之日，中博公司未溢价回购，委托资产无任何现金形式收益。三方拟就《资管合同》提前终止事宜进行确认，并将委托资产以现状方式向委托人予以分配。三方一致确认《资管合同》于2019年2月25日提前终止。管理人向委托人发放《委托资产现状分配通知书》即视为向委托人完成了资产现状返还，标的债权处理、所涉纠纷等任何问题，由委托人自行处理，与管理人、托管人无关，管理人、托管人不再对委托资产承担任何责任。管理人将以EMS国内特快专递方式向中博公司、陈玉龙发送《债权转让通知》，并同时抄送委托人。《终止协议》还对委托人应付托管人、管理人的托管费、管理费等进行了明确。2019年2月27日，管理人以EMS特快专递方式向第三人中博公司及陈玉龙确认地址寄送《债权转让通知》《委托资产现状分配通知书》等文件，要求中博公司及陈玉龙向原告履行标的债权的一切义务。上述信件被退回。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确立法律关系的主要依据是《担保函》，现双方当事人就《担保函》的性质、效力、权利义务内容等发生争议，本院作如下认定：一、涉案《担保函》的性质涉案《担保函》名称虽为担保，但其是否属于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法律关系，仍需视其内容而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涉案《担保函》表述为原告未能根据《资管合同》约定获得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被告承担补足义务。首先，《资管合同》系中山证券、宁波银行与原告为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而签订，合同明确约定投资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管理人对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最低收益不作任何承诺。因此，《资管合同》项下并不存在一个主体对原告投资承担投资本金和相应利息的返还或给付责任，《资管合同》与《担保函》之间并非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其次，《担保函》首段即明确了原告与被告建立法律关系的背景，指明了资金投向，被告是在对涉案投资一揽子情况知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担保函》的意思表示，被告对于原告投资本金和利息承担补足责任的意思表示清楚。第三，《担保函》约定了被告未在约定时间内承担补足义务的违约责任，该约定独立于《资管合同》而存在；《担保函》也约定被告向原告承担全部责任后取得涉案资管计划的实物资产相应权利，该权利系由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因约定而产生的权利，与法定的担保追偿权内容不同。故原告与被告就《担保函》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成立。二、涉案《担保函》的效力本院认为，首先，因《担保函》并非从合同，故被告提出《资管合同》《转让回购合同》《补充协议》构成借贷关系而无效，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函》作为从合同也无效的说法不成立。其次，金融的本质是通过资金融通使资金增值，金融产品则是资金融通过程中的各种载体。本案中，投资人作为委托人、证券公司作为资金管理受托人、银行作为托管人，由受托人作为投资人的代理人与资金投向主体签订合同确定权利义务内容。涉案定向资管计划作为资金融通的载体，其参与主体及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被告提出本案原告投资属于民间借贷而无效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被告主张《担保函》变相保本保收益而无效，该理由混淆了保本保收益义务主体。若金融机构作为资管产品受托人与委托人签订保底条款，因将本应由委托人承担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转嫁由受托人承担，实质将投资风险完全分配给受托人，既违反了委托代理制度的法律规定，也使投资风险分配不平衡，对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造成妨碍，故该保底条款无效。但本案原告与被告间并无委托关系，被告并非《资管合同》权利人或义务人，双方也无联合投资的合意，被告基于自身判断对原告在资管计划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通过协议形式进行分担，双方互负权利义务，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非无效保底条款，其效力应予保护。三、涉案《担保函》的权利义务内容被告认为《担保函》仅明确提及《资管合同》，而《资管合同》中并无利息约定，故其不承担向原告给付投资本金相应利息的责任。本院认为，如上文所述，《担保函》是被告在了解涉案投资一揽子情况的背景下所出具，《担保函》不仅在被告承担的补足责任内容中明确包含投资本金及利息，同时还约定原告在获得被告给付的全部投资款、利息及违约金后，被告即获得取得涉案资管计划项下实物资产的权利，故可以认定双方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利息及可能出现的违约金是获取原告在资管计划项下实物资产的对价。原告及被告均确认，原资管计划项下实物资产是指第三人中博公司全部财产的经营收益权、回购责任及该主合同所附的相应从合同。上述实物资产由中山证券与中博公司签订的《转让回购合同》、中山证券与陈玉龙签订的《保证合同》等确定，并非仅依据《资管合同》可确定。且《资管合同》为中山证券的格式合同，对具体投资内容并未明确约定，后续的《第1期投资指令》《转让回购合同》《保证合同》《补充合同》《终止协议》等在系争资管计划项下形成了证据链，是认定相关法律关系的重要证据，不能分割。故被告以《担保函》仅提及《资管合同》的条款作抗辩，依据不足，且该理由亦不能解释《担保函》其他内容表述，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转让回购合同》及《补充合同》，原告作为实际权利人享有中博公司的经营收益权，中博公司回购价款为1.1亿元转让价款及相应溢价款。而《担保函》约定被告补足款项为“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原告实际支出的投资本金即为中博公司应承担的转让价款金额1.1亿元，“相应利息”则可对应为中博公司应支付的转让价款的溢价款。原告主张在约定回购期限内以投资本金为基数，按13%年利率自款项支付日起至2016年9月20日计得利息4,885,833.3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自2016年9月21日起承担《转让回购合同》约定的中博公司按日利率万分之八计付的滞纳金，首先，因日利率万分之八对应年利率为29.2%，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损失实际产生；其次，滞纳金和《担保函》约定的“相应利息”法律性质不同、名称不同，原告无证据证明“相应利息”系指或包含《转让回购合同》约定中博公司应承担的回购总价款的滞纳金；第三，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向中博公司提出限期支付回购价款及滞纳金的要求并明确相关金额。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按日利率万分之八承担2016年9月21日起算的滞纳金有所不当。被告抗辩按日万分之八利率计算标准过高，本院予以采信并作相应调整。原告称滞纳金实际包含了年利率13%的利息和有惩罚性质的罚息，因《转让回购合同》有溢价款按实际回购期限计算的约定(若义务人在约定回购期限内未回购)，故原告上述解释有一定合理性，本院酌定2016年9月2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利息可按年利率13%为标准计算。本案中，被告应支付的相应利息以1.1亿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0日至2019年2月25日，按年利率13%的标准计算为40,159,166.67元。原告另根据《担保函》向被告主张以通知到达被告第三日后作为起算日的违约金，并自行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自日利率千分之五下调为年利率24%，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违约金计算基数包含过高滞纳金部分有所不当，本院亦予调整为以投资本金加相应利息共计150,159,166.67元为基数。原告同时提出，被告应全额履行《转让回购合同》约定中博公司应履行的全部义务，因为被告有权从原告处获得中博公司和陈玉龙的相应权益，否则有违公平原则。本院认为，金融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对自身权利有相应的考量，法院对涉案合同首先从文义出发进行理解，在文义解释难以适用或有歧义的情况下，可适用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等方法。涉案《担保函》表述为原告未能根据《资管合同》之约定在该等合同届满或提前终止日三日内获得资管计划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被告承担补足义务。根据文义严格解读，即如被告所述，根据《资管合同》约定可知原告有投资本金，但《资管合同》明确表述投资风险自负，并无相应利息的约定。在此理解下，“相应利息”的约定形同空设。本院根据《担保函》首段的投资背景，结合《资管合同》签订之日一系列合同文件，如《第1期投资指令》《转让回购合同》《保证合同》等，运用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确定《担保函》约定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包含中博公司应承担的回购价款总额。原告要求再行将中博公司违约后的滞纳金扩张解释为《担保函》约定的“相应利息”，难以支持。至于在商业安排上是否公平，首先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考虑的事项，当事人作为理性人，对自己权益应通过合同及相应文件进行保护。且对中博公司和陈玉龙的权益在本案诉讼前仍为原告享有，原告可以直接向中博公司和陈玉龙主张权利，也可要求被告承担义务后将相应权利转让给被告。无论何种方法，在法律和商业上均存在无法实现全部权益的风险。原告选择对被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亦是理性人的商业考量。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本案合同订立及履行并无显失公平之处。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担保函》补足义务的条件已成就，相应诉请可以得到支持。被告另辩称原告不是适格主体，应由中山证券作为原告起诉等理由，缺乏证据佐证。原告已举证在2019年2月25日《资管合同》终止时委托资产未获任何现金形式收益，被告对该节事实提出抗辩，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现被告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该抗辩不予采信。被告根据《担保函》之约定，在本案全部款项支付完毕后，依法取得原告在资管计划项下相应的实物资产。因本案原告并未对中博公司及陈玉龙提出诉请，故上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中博公司及陈玉龙作为本案第三人，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蓝永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本金损失人民币110,000,000元。二、被告蓝永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利息损失人民币40,159,166.67元。三、被告蓝永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以人民币150,159,166.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自2019年3月10日至实际清偿日止。四、对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余诉请不予支持。债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926.43元，由原告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33,222.52元，被告蓝永强负担人民币755,703.91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公告费人民币600元，均由被告蓝永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峻雪审 判 员  孙 倩人民陪审员  翁新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 助理  楼雨薇书 记 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