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6562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警安街1号2201、2301房。法定代表人：钟家晖，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08号10B。法定代表人：李俊，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诉被告（反诉原告）广州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及反诉答辩称，2002年10月28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建房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提供位于滨××路地段约10000平方米建设用地并负责用地范围内的动迁及安置等工作，被告提供建设资金并负责项目设计、报建和施工管理等工作，合作建房，项目建成后按照实物分配，分配比例为原告占35%，被告占65%，其中原告分得部分为裙楼面积8500平方米及办公楼面积21425平方米，地下车位66个，其余建成部分归被告所有。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土地交付给被告。该项目于2005年办好报建手续，开始动工建设，于2008年建成并经规划验收。2010年2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双方最终确定本项目建成面积为30542.06平方米的物业（包括18000多平方米办公用房、11000多平方米裙楼，具体建筑面积见相关房地产权证记载）和60个车位归原告所有。其中裙楼部分是位于滨江中路××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2013年，上述归原告所有的物业办理了产权登记，领取了房地产权证。2014年11月开始至2015年4月期间，被告将归原告所有的约18000平方米办公用房和60个地下车位完成装修后陆续交付给原告使用；但对于11000多平方米裙楼部分，被告以原告只是为被告“代持”为由拒绝交付给原告使用。原告曾多次催促被告完成装修后交付，被告一直拒不交付。原告认为，原、被告已完成建成房屋的分割，原告告已取得裙楼的所有权，被告继续占有涉案物业属于无权占有，原告有权要求其返还（交付），故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将位于滨江中路××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的房屋交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不同意被告的反诉请求，理由是：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的约定是明确、清晰的，原告已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1、双方早在1996年12月份就合作开发涉案项目已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项目建设规模不超过70000平方米的部分，双方按4:6比例分成（即原告占40%，被告占60%)，超出70000平方米不足75000平方米的部分归被告所有，超出75000平方米的部分双方按2:8比例分成（即原告占20%，被告占80%)。由于被告的原因，该合作项目一直未实施。直到2002年10月28日，原、被告才又签订了《合作建房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合作条件以及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基本与上述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一致，但项目建成后双方的分配方式和比例进行了调整：双方按照实物分配，分配比例为原告占35%，被告占65%，其中原告分得部分包括裙楼面积8500平方米及办公楼面积21425平方米，以及部分地下车位。项目建成后，双方以上述《合作建房合同》约定的分配方案为基础，于2010年2月23日签订了《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明确约定涉案房屋，对应上述《合作建房合同》的“裙楼”部分归原告所有。另外，原、被告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管局于2010年1月4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之二》也约定，原告分得的办公面积为29736.65平方米（包括涉案房屋在内），与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分配方案一致。由此可见，双方无论在项目开工前，还是在建成后，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的归属是十分明确、清晰的。2、被告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合同依据，是其提交的显示签订日期为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和显示签订日期为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原告经仔细核查，并没有发现保留有该两份合同，也没有找到曾作出过签订该两份合同的呈批过程和决策文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即使该两份合同真实存在，其也不能作为确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属的合同依据，而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属的合同依据，只能是双方2010年2月23日签订的《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以及签订该协议的基础合同即双方于2002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因为：第一，《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签订时间最晚；第二，只有该两份合同己得到双方实际履行（双方以该合同为依据进行了实物分配，将D栋写字楼和涉案房屋已确权登记到原告名下，且D栋写字楼部分己完成装修和移交），而前两份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3、涉案房屋是原、被告合作建设的，双方之间己完成实物分配，原告己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依法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房屋代持关系，被告主张涉案房屋是原告为被告代持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无论是被告提交的显示签订日期分别为2002年11月28日、2005年12月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补充合同》，还是双方分别于2002年10月28日、2010年2月23日签订并己实际履行的《合作建房合同》、《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都没有约定原告为被告代持涉案房屋的相关内容，被告所称的代持关系没有任何合同依据。2、原、被告作为受让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管局作为出让方于2003年6月26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此后于12月30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之一》，只是约定了项目总建筑面积和各分类建筑的建筑面积等建设指标，并没有将原、被告之间的具体分配方案作为核定项目应缴土地出让金金额的依据，由此可见，被告声称双方于2002年10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配合原告“可以得到办公面积18000平方米、在规划时提高商业容积率来满足”等说辞纯粹是子虚乌有，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代持事实存在。3、原、被告签订的《康之桥大厦D座写字楼部分楼层》、《警安街l号写字楼部分楼层移交确认书》及《停车位移交确认函》，是被告单方起草后交原告盖章的，其针对的仅仅是位于警安街1号的写字楼（即上述2002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中约定的办公楼部分）的移交事宜，而不是针对位于滨江中路752号的涉案房屋（即上述2002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中约定的裙楼部分）的权属归属，被告以该等与涉案房屋无关的文件作为原告放弃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主张毫无道理。况且，该等文件并没有记载涉案房屋是原告为被告代持，更没有记载原告放弃对涉案房屋的权利，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实际归被告所有。4、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关于更正的函》，仅仅是针对评估报告中记载的位于警安街1号写字楼的面积差异问题，而不针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该函没有提及涉案房屋并不等于原告放弃其所有权，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实际归被告所有。事实上，原告早在2016年已经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屋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将其纳入本单位固定资产管理范围和广州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范围。5、政府规划部门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审查的内容是项目建设方案是否满足规划要求，至于合建双方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并不属于许可审查的范围，采取代持方案对获得项目规划许可并无任何帮助，被告所谓的为规避“规划报建不确定性因素”而采取代持方案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另外，如果真是为了规避“规划报建不确定性因素”而采取代持方案，那么，项目建成经过规划验收合格后（项目于2008年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该“不确定性因素”即不复存在，被告自持涉案房屋的障碍已完全消除，其大可不必于2010年还配合将涉案房屋登记到原告名下，被告的说法和做法不合情理。由此可见，丰伟公司所声称的代持理由不属实、不可信。三、被告要求原告协助其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己按照2010年2月23日签订的《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完成房屋分配，涉案房屋属于原告的财产而非被告的财产，被告无权继续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原告有权要求其返还而无义务协助其使用，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不能使用涉案房屋的损失，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反诉所述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被告答辩及反诉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之间是合作建房纠纷，合作建房的分配依据是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原告所主张的是分配依据是2002年10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已经被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所取代。原、被告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约定，双方同意本项目的利益以实物面积进行分配；原告在本项目的固定利益为获分本项目办公建筑面积17000㎡、西塔楼第二十五层标准层住宅建筑面积1000㎡、地下室车位60个，余下面积及车位归被告所有。2005年12月8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合同》，对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进行补充，约定将利益分配方案变更为：原告在本项目的固定利益为获得本项目办公面积18000平方米，地下室车位60个；第四条明确原告分得房屋的具体区域为一栋独立的、垂直切割的办公大楼，该办公大楼处于穗规建证[2005]2107号自编D栋；在该区域（即自编D栋）范围内，所兴建的办公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18000平方米，在D栋（即独立办公楼）上述范围的办公建筑面积如因建筑误差超出18000平方米的部分，仍归原告所有，若不足18000平方米，不足部分由被告在裙楼紧邻位置补足面积。在履行过程中，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9月5日签订《康之桥大厦D座写字楼部分楼层移交确认书》，该确认书明确被告向原告移交物业的依据是双方于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及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该真实意思也在余下的移交确认书多次重复明确。最终，移交给原告的物业与2002年11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及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的约定一致，只是办公面积超出632.86平方米（属建筑正误差及分摊面积所至）。2017年4月28日，原告出具《关于更正的函》，再次确认其利益分配是依据2002年11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及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获分固定利益18000平方米办公面积和60个车位，只是要求被告配合将超过的632.86平方米按照补充合同第四条，更正为18632.86平方米。2016年9月28日，被告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出开具“租赁权证明”的申请，并反映由于原告不及时配合被告使用涉案房屋，造成被告无法使用房屋的损失，且该损失持续扩大。可见，原、被告多次书面确认及原告自认双方实际履行的确定利益分配的合同为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及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证实原告是获得固定利益分配，即：办公面积18000平方米及车位60个，证明涉案房屋属于被告这一事实。至于为何同一合作建房法律关系存在两份合作建房合同及配套文件，实际上是因为双方于2002年10月28日签署《合作建房合同》后，原告出于对规划报建等不确定因素的担忧等原因，提出固定利益分配以确保其分得所需足够的办公面积，于2002年11月28日签署《合作建房合同》而获分18000平方米及60个车位后，在2003年6月将要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出现为配合原告可以得到办公面积18000平方米，在报建时以提高商业容积率来满足，使规划审批结果的办公面积高达28800平方米（这是规划住宅与商业需按照一定比例的配比原则造成），造成办公面积所占整个项目的比例太高。基于该地段的办公楼价值很低（即使现在也不高），将导致被告卖不出办公面积而无法回笼资金，势必造成资金紧张！面临成本压力，双方遂友好协商，将属于被告的该办公面积（即涉案房屋）暂登记至原告名下，待涉案房屋确定用途（商业或办公，自用或他用等）再由被告处置。被告基于对原告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及提供土地合作方的尊重和信任，双方同意并配合实施了该项安排，协助将涉案房屋产权暂办至原告名下。在具体操作上，原、被告以2002年10月28日所签的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报入当时的市国土局而于2003年6月26日签署《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穗国地出合[2003]182号】，在该合同附件第五条的自用建筑面积上，登记原告获分面积为28800平方米，这当中，实际上有10800平方米办公面积实为被告所有（因原告真实利益为获分18000平万米办公面积）。综上，被告认为，原告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明知双方的利益分配依据不是2002年10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既不协助被告使用案涉房屋，又拒不向被告交还涉案房屋产权，更企图通过恶意诉讼侵吞属于被告的涉案房屋，原告己构成严重违约，双方原安排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按照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利益分配方案，协助被告办理位于滨江中路××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屋所有权转移至被告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原告向被告赔偿拒不配合被告使用案涉房屋的损失（按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每月60元/平方米，自2016年10月起计至办妥变更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或配合被告实际使用之日，房屋面积为11103.68平方米，暂计至反诉之日止为19986624元）；3、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23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采取甲方提供建设用地，乙方提供建设资金的形式，共同在甲方自由位于滨××路地段约10000平方米建设用地兴建搞成商住楼宇；建筑面积约七万平方米；（分配比例）1、双方同意商业裙楼按甲、乙双方4:6比例实物分成，塔楼部分按售房后利润4:6比例分成，即甲方占40%，乙方占60%，按市场商品房预售规定可以出售商品房时，双方即可将售房款扣除建设成本后的利润按比例分配；2、双方同意，甲乙双方需留下建筑面积自行使用，则按当时房屋出售的市场价格从分配利润中扣除相应的款项；3、本项目总建筑面积，按照目前规划设计不高于七万平方米；今后为增加建筑面积不超过5000平方米可归乙方所有，如超过5000㎡，超出部分按甲、乙双方2:8比例实物分成；等。2002年10月2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约定双方同意采取甲方提供建设用地，乙方提供建设资金的形式进行建设，共同开发甲方自有位于滨××路地段约10000平方米建设用地兴建高层商住楼宇；（利益分配）l、甲乙双方同意本项目的利益以实物面积进行分配；分配比例为甲方占35%，乙方占65%；甲方所分面积为裙楼商业面积8500㎡及办公楼面积21425㎡，两者共计29925㎡；乙方所分面积为住宅楼面积5lOOO㎡及办公楼面积4575㎡，两者共计55575㎡。地下室车位甲方获分66个，其余归乙方所有……5、甲方所分裙楼商业面积(8500㎡)及办公楼面积(21425㎡)将由乙方按甲方事业单位自用性质缴交有关地价，甲方对此给予积极配合解决；6、若规划经济指标合法批出的面积高于本项目原规划经济指标，则超出的部分按甲方占5%、乙方占95%分配；等。2003年6月26日，原告、被告（共同为乙方、受让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出让方）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2003]182号），约定甲方以协议方式出让海珠区滨××路地段，宗地面积10867平方米……本合同出让的土地，规划的用途是商住楼、办公；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为40887318元；等。2003年12月30日，原告、被告（共同为乙方、受让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出让方）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穗国地出合[2003]182号的变更协议之一号），约定甲方出让的海珠区滨××路地段的宗地总面积调整为10869平方米；等。2010年1月14日，原告、被告（共同为乙方、受让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出让方）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穗国地出合[2003]182号的变更协议之二），约定甲方出让的海珠区滨××路地段的出让金总额调整为42097731元；等。2010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共同向房屋部门申请办理涉案项目的初始登记，申请事项一栏记载：申请办理康之桥大厦确权手续，总面积105988.52平方米，其中广州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有73206.46平方米，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占有32782.06平方米。2010年2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其中主要内容为确定以下单元（面积：30542.06平方米，另加60个车位详见下表）为广州市城市自动化中心所有，其余73206.46平方米归广州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列表中包括涉案的滨江中路752号201、301、302、303、304、401、402、403、404房屋。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除涉案9套房屋外，列表中的其他房屋和车位均已移交给原告使用。据房管部门核发的《广东省房地产权证》反映，海珠区滨江中路××房、××房、××房、××房、××房、××房、××房、××房、××房的房地产权属人为原告，登记时间为2010年4月27日，附记备注有：该房屋享受了自用优惠，今后若转让或对外经营，必须按规定补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14年9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康之桥大厦D座写字楼部分楼层移交确认书》，其中记载：甲乙双方于2002年11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于2005年12月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补充合同，以甲方提供建设用地、乙方提供建设资金的形式共同合作建设滨江东项目……现就甲乙双方对大厦D座部分楼层、设备移交及其它事项，共同确认如下：1、自本确认书签定之日起，康之桥大厦D座首层大堂、6层7层8层及电梯由乙方交付给甲方使用，出甲方自行进行物业管理工作，风险责任自该日起由甲方承担；2、乙方向甲方交付康之桥大厦D座首层大堂、6层7层8层及一台电梯的钥匙……3、甲乙双方继续履行以前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乙方出租物业时，如需甲方出具文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甲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积极予以配合……5、甲乙双方确认之前的合作合同，并履行各自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等。2015年1月4日，原告（甲方、接收人）与被告（乙方、移交人）签订《警安街1号写字楼部分楼层移交确认书》，其中记载：根据甲、乙双方2002年11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约定及甲方近期的使用要求，乙方已完成了部分楼层的整修工作；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事项如下：本次移交的楼层：广州市海珠区警安街1号12、16、17、18、20、21、22层；双方确认以上楼层的整修，并于2015年元月5日移交给甲方使用；等。2015年4月1日，原告（甲方、接收方）与被告（乙方、移交方）签订《停车位移交确认函》，其中记载：根据甲乙双方2002年11月28日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约定及确权文件，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如下事项：位于保利康桥地下停车场负一层30个车位（确权编号为126-155号、现场实际划线编号为125-145号）和负二层30个车位（确权编号为71-100号，该确权编号与现场实际划线编号相符）属于甲方所拥有，上述车位具体位置及面积以本函附件为准；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上述车位移交给甲方且风险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等。附件一为《康之桥大厦自动化中心车位号码对照表》。2016年9月23日，被告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对“代持物业”开具“租赁权证明”的申请》，其中陈述了代持关系的形成原因及代持关系的实际操作，并提出，基于该裙楼“过万平方米”空置太浪费，被告拟将裙楼出租，需要原告向被告开具《租赁权证明》等。原告表示，该函件是被告向上级部门发出的，上级部门认为原告的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不同意开具证明。2017年4月2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更正》的函，其中记载：根据2010年4月27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批复的产权情况，我中心拥有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警安街l号的保利康桥D栋办公楼，楼高26层，办公面积18632.86平方米，产权共27个；拥有位于滨江中路760号-1126至-1155,-271至-2100房，地下车位60个，地下负一、负二层各30个，共739.36平方米面积，产权共60个。现请贵公司协助更正《资产评估报告书》，将我中心拥有的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警安街1号的保利康桥D栋办公楼面积“18000平方米”更正为“18632.86平方米”；拥有的滨江中路760号-1126至-1155、-271至-2100房地下车位面积“2294.6087平方米”更正为“739.36平方米”。2018年4月，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尽快完成办公场地移交的函》，要求被告尽快完成滨江中路752号2层、3层、4层共约1.1万平方米办公区域的室内装修工作并将该场地移交给原告。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签收了该函件。2018年4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对的复函》，认为涉案项目裙楼2至4层约11000平方米办公面积，实属被告物业（仅为原告代被告持有），为此，被告无须将被告物业2至4层裙楼约11000平方米办公面积向原告移交。2019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再次敦促完成办公场地移交的函》，要求被告尽快完成滨江中路752号2层、3层、4层共约1.1万平方米办公区域的室内装修工作并将该场地移交给原告。查册时间为2019年5月9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反映，涉案房屋的权属人均为原告，登记时间均为2010年4月27日。据被告提交的2018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反映，滨江中路的租金参考价为每平方米60元。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还提交了：1、落款日期为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该合同的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其中约定：（合作范围）双方同意采取甲方提供建设用地，乙方提供建设资金的形式进行建设。双方已成立广州市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甲方自有位于滨××路地段约10000平方米建设用地兴建高层商住楼宇，项目功能为住宅、办公楼及商场，其规划经济指标如下：总用地面积：10869㎡、总建筑面积：97700㎡；（利益分配）1、双方同意本项目的利益以实物面积进行分配。甲方在本项目的固定利益为获分本项目办公建筑面积17000㎡、西塔楼第二十五层标准层住宅建筑面积1000㎡、地下室车位60个，余下面积及车位归乙方所有；若规划经济指标合法批出的面积高于本项目原规划经济指标，则超出的部分按甲方占5%、乙方占95%分配；等]。2、落款日期为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该合同的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其中约定：（合作范围）双方同意采取甲方提供建设用地，乙方提供建设资金的形式进行建设，共同开发甲方自有位于滨××路地段约10869平方米建设用地兴建高层商业、住宅、办公楼，项目功能为住宅、办公楼及商场；（利益分配）双方同意本项目的利益以实物面积进行分配。甲方在本项目的固定利益为获分本项目办公面积18000平方米、地下室车位60个，另加为以上部分配套的设备用房。甲方所得车位在地下一层、二层靠西南各集中布置30个，余下车位归乙方所有；甲方所拥有办公楼及独立设备用房位于本项目西南部分，安排位置按照穗规建证[2005]第210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所示，即首层至四层（DD）-(DG)轴/D1轴以西和（DA）-（DD）轴/D2轴以西部分，五层（含五层）以上（DD）-(DG)轴/D1轴以西、（DD）轴以北/D2轴以西部分，办公建筑面积应不小于18000平方米。上述范围的办公建筑面积超过18000平方米的部分仍归甲方所有，若不足18000平方米，不足部分由乙方在裙楼紧邻位置补足面积；本补充合是甲乙双方于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签合同之补充合同，如有冲突，以本合同为准；等]。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没有上述合同，也没有相关的签署和决策、审批材料。鉴于原告不确认上述合同的真实性，被告申请对上述合同中甲方处的印章进行鉴定。本院就此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机构）对相关印章进行鉴定。据鉴定机构2019年10月18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基本情况）检材：1.日期为“二00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原件1份共3页，其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红色印文为需鉴印文，下称检材一(JCl)。2.日期为“二00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原件1份共3页，其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红色印文为需鉴印文，下称检材二(JC2)。3．日期为“2003年6月26日”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复制件1份共12页，其第1页上乙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红色印文为需鉴印文，下称检材三(JC3)。4.日期为“二00五年十二月八日”的《补充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红色印文为需鉴印文，下称检材四(JC4)。样本：1.申请日期为“2002年7月15日”的《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其封面上单位名称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为样本印文，下称样本一(YBl)。2.日期为“2002年8月28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帐户开户申请书》原件1份共1页，其上申请单位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为样本印文，下称样本二(YB2)。3.《预算单位拨款预留印鉴卡》原件1份共1页2面，其正面上单位公章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为样本印文，下称样本三(YB3)。4.日期为“2019.9.17”的实验样本原件1份共1页，其上“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为样本印文，下称样本四(YB4)。（鉴定过程）检材：1.对检材状态进行审核……具备检验条件；2.将JC1、JC2、JC3、JC4进行综合比对检验……可判断JC1、JC2、JC3、JC4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鉴定意见）：1.送检的“二00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合作建房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l)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1、YB2、YB3)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送检的“二00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合作建房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2)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1、YB2、YB3)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送检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1页上乙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3)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1、YB2、YB3)是同一枚印章盖印。4.送检的《补充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4)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1、YB2、YB3)是同一枚印章盖印。5.送检的“二00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合作建房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4)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6.送检的“二00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合作建房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2)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4)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7.送检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1页上乙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3)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4)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8.送检的《补充合同》第3页上甲方处的“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印文(JC4)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样本印文(YB4)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被告交纳了鉴定费用57506元。经质证，原告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保留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因为原告发现鉴定意见所列的委托事项与被告申请的委托事项不一致；原告认为鉴定结论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影响，即使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与《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2年10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补充合同》的原告印章为同一印章，该鉴定意见也无法证明被告所主张的观点，也不能推翻原告的主张。被告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样本4与其他印章不一致，原告对此应作出说明，该鉴定意见说明了被告提交的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是真实的，该两份证据与被告的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房屋属于被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确认：1、涉案项目于2008年竣工验收；2、涉案房屋至今由被告控制，但房屋是空置的、没有实际使用。另查，被告在本案诉讼中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05民初656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涉案房屋。被告交纳了保全费用5000元。本院认为，虽原告对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性持保留意见，但未证据反映鉴定机构的鉴定程序存在违法行为，故本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可反映，被告所提交的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中原告的印章与2002年10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及《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原告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盖印，故本院对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合同》为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事实予以合理采信。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多份《合作建房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及双方的陈述可知，涉案土地开发中原告作为出地方是分得固定利益，而被告是作为出资方参与建设的，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于涉案房屋是否为原告代持、实为被告所有的问题。本院分析：虽原、被告签订有2010年2月23日的《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并按该协议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双方在2014年9月5日、2015年1月4日及2015年4月1日的移交确认书中均确认相关物业的移交是基于双方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及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协议》的约定，而上述移交确认函均产生在《康之桥大厦分成协议》之后，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实际是按2002年11月28日的《合作建房合同》及2005年12月8日的《补充协议》进行履行的，且结合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也备注了“该房屋享受了自用优惠，今后若转让或对外经营，必须按规定补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移交确认函载明有“甲乙双方继续履行以前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乙方出租物业时，如需甲方出具文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甲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积极予以配合”的内容考虑，被告所主张的涉案房屋仅是登记在原告名下、而实际上归被告所有的意见更为合理，鉴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交付涉案房屋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被告的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主张的租金损失，因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是经被告同意的，对此被告也应预计相应的风险，且双方对租金损失也没有约定，故被告要求原告向其支付租金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告广州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海珠区滨江中路752号201房、301房、302房、303房、304房、401房、402房、403房、404房的产权登记及过户手续；二、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或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本诉受理费221285元，由原告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7086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反诉受理费100元及保全费5000元，被告负担反诉受理费70760元。本案鉴定费57506元由原告负担，原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鉴定费用直接支付给被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林丽娜人民陪审员  刘美芳人民陪审员  毛秀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于悦姗邬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