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27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付红艳，女，生于1967年8月27日，汉族，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项磊，湖北立丰（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代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房县福利综合厂，住所地：房县城关镇房陵大道355号。诉讼代表人：戢运明，系房县福利综合厂破产清算组负责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房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房县城关镇东街13号。负责人：戢运明，该镇镇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富斌，湖北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参与诉讼、调解、代收法律文书。上诉人付红艳因与被上诉人房县福利综合厂（以下简称：房县福利厂）、房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关镇政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鄂0325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红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二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5065565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房县福利厂将付红艳物品从厂区搬出的行为存在过错。付红艳出具承诺书承诺在3个月期限内搬离厂区，对此房县福利厂已表示同意，但在付红艳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县福利厂擅自撬开厂房钥匙，将付红艳的物品搬出放在人行道上，导致物品丢失，该侵权行为给付红艳造成了巨大损失（包括：前期投入、原料、半成品及商品丢失、损失，酿酒收益损失、土地种植收益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认为付红艳的损失不明、缺乏证据证明错误。法院制定的物品清单、公司盘存报告完全可以证明本人所丢失的物品种类及数量，且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也明确了本人遭受的经济损失，证据充分。综上，房县福利厂的行为存在过错，给上诉人造成财产损失，证据确凿，应予赔偿。房县福利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房县福利厂没有授权职工将付红艳堆放在租赁屋内的物品搬离，2017年3月1日系职工自发组织将付红艳堆放在租赁屋内的物品搬离，原因是付红艳拒不履行2016年12月22日向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代表组的书面承诺（即积极配合房县福利综合厂资产处置，报名参加竞拍，若因个人原因未能竞买，从竞拍之日起30日内自愿搬离该厂，若不搬离由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搬离，并请职工代表让其在阴历年内将所有原材料生产完毕）。破产清算组多次书面通知付红艳限期搬离厂区，但付红艳拒不搬离，后房县福利厂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竞拍给他人，职工在不得已情况下按照协议将物品搬离，不存在侵犯原告付红艳任何财产。2.租赁房屋的维修、场地整理费用和付红艳所说的企业前期投入均应由其自行承担，答辩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承担义务。3.付红艳要求赔偿的证据均是单方制作，虚报浮夸，均不属实。职工搬离物品及对方物品时没有损毁，没有丢失。付红艳的其他损失完全是恶意造成的，属扩大损失，应该全部由自己承担。城关镇政府答辩称，房县福利厂是法人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城关镇政府不是开办人。本案与城关镇政府无任何关联，城关镇政府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付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房县福利厂、城关镇政府赔偿付红艳各项损失6366218.57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付红艳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506556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30日，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代表孙仁琴、黄静等5人与付红艳经协商签订了房县福利综合厂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付红艳租用房县福利综合厂除会议室以外所有房屋和场地，年租金40000元，租赁期限为2年，即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付红艳负责房屋修缮、场地整理等，但不得改变房屋结构。合同期满房县福利综合厂无条件收回房屋，付红艳如愿意续租，需征得房县福利综合厂同意，并提前1个月签订下一年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合同期满，双方未续签合同，但仍按原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标准履行至2015年底，其中2014、2015年度租赁费收据注明不影响企业改制。在租赁合同期间，房县福利综合厂于2013年5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4日裁定受理，于2015年5月11日裁定宣告房县福利综合厂破产还债，房县福利综合厂破产清算组于2015年5月19日书面通知付红艳告知房县福利综合厂已经法院宣告破产，决定解除双方形成的租赁合同关系，限其60日内自觉搬离，付红艳签收通知但未搬离。2015年10月15日，房县福利综合厂破产清算组再次书面通知付红艳，限其2015年12月30日前搬离房县福利综合厂，付红艳签收通知，仍未搬离。2016年11月11日房县福利综合厂破产清算组书面通知付红艳，在接此通知后10日内搬离厂区，付红艳签收通知未搬离，2016年12月22日付红艳向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代表组书面承诺：积极配合房县福利综合厂资产处置，报名参加竞拍，若因个人原因未能竞买，从竞拍之日起30日内自愿搬离该厂，若不搬离由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搬离，并请求职工代表让其在阴历年内将原有的材料生产完毕。2016年12月29日，付红艳向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代表组书面申请临时借用门面房一间，用于存放马铃薯，同时交付其他门面钥匙，孙仁琴、黄静等5名职工代表签字同意。2017年2月20日，房县福利综合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经房县国土资源局竞拍出让给房县登封商务宾馆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房县登封商务宾馆有限公司。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为了顺利交付土地，于2017年3月1日将厂区内付红艳的部分财物搬出，堆放在厂区外人行道处。2017年3月30日，房县福利综合厂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将付红艳诉至房县人民法院并申请了先予执行，房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强制执行。付红艳认为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强行将其财物搬离，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并于2018年8月15日，委托湖北中正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其经营的房县定庚薯业有限公司物品损失作出价格评定，评定结论为：“在价格评估基准日，房县定庚薯业有限公司受损、丢失物品及经营损失合计为人民币伍佰零陆万伍仟伍佰陆拾伍元（￥：5065565.00元）。其中：1、房县定庚薯业有限公司前期投入酒窖、冻库等建筑物、附属设施及装修损失为人民币伍拾玖万捌仟肆佰壹拾玖元（￥：598419.00元）；2、丢失、损失的生产原料、半成品及商品损失为人民币叁佰伍拾万零陆佰贰拾伍元（￥：3500625.00元）；3、酿酒收益损失、土地种植收益损失为人民币玖拾陆万陆仟伍佰贰拾壹元（￥：966521.00元）。诉讼中付红艳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5065565元。一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侵权人存在过错，受害人有损害后果，侵权人的过错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纠纷是双方租赁关系引起，付红艳要求房县福利厂、城关镇政府赔偿经济损失5065565元，虽提交有湖北中正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其经营的房县定庚薯业有限公司物品损失及经营损失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但其中投入酒窖、冻库等建筑物、附属设施及装修损失598419.00元，该项是其为正常经营进行的前期投入，其要求房县福利厂、城关镇政府承担，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其要求房县福利厂、城关镇政府赔偿因房县福利综合厂职工将其财物搬离造成的损失3500625.00元及酿酒收益损失、土地种植收益损失966521.00元，但未提交证明房县福利厂、城关镇政府对其公司的物品造成丢失及材料损坏的相关证据，即物品是否丢失、丢失物品种类及数量多少的事实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付红艳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付红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364元，由付红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付红艳上诉要求房县福利厂、城关镇政府赔偿其前期投入，原料、半成品及商品丢失、损失，酿酒收益损失、土地种植收益损失共计5065565元。其中酒窖、冻库等建筑物、附属设施及装修损失等前期投入，该项投入是付红艳为公司正常经营进行的投资，在付红艳与房县福利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并未对此进行约定，且合同第四条约定了“甲方不负责房屋维修和厂地整理费用，一切由乙方自理”，故付红艳要求房县福利厂和城关镇政府承担前期投入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料、半成品及商品丢失、损失，酿酒收益损失、土地种植收益损失，付红艳虽提交有湖北中正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其经营的房县定庚薯业有限公司物品损失及经营损失作出的价值评估报告，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房县福利厂职工将其物品搬出的行为对其公司的物品造成丢失及损坏，无法证明其物品是否丢失、丢失物品种类及数量多少，付红艳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付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343元，由上诉人付红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婧审判员 王 涛审判员 肖建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柯莹书记员付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