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1民初16011号原告：聂又凡，男，1973年6月2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辽宁宪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118516555F，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祥街18号。法定代表人：孟祥亭，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文，系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告聂又凡与被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又凡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艳、被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自2009年1月19日入职被告处在销售处从事销售相关工作，被告虽于2013年12月31日口头通知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并没有与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及离职手续。2014年3月底左右被告邮寄的文书原告没有收到，被告也未依法采取公告送达程序，尤其是原告在2014年4月到劳动仲裁申请加班费、工资等时，双方就有关事项已私下达成和解后，原告仍在被告处工作。被告继续支付后续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缴纳社保、报销差旅费等，均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劳动合同并没有解除，被告所述的2014年3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没有生效，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在被告处继续工作，并于2015年5月被单位安排息工待岗，双方劳动合同至今没有解除。依据大劳发（2003）65号文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5年4月至今为止的生活费。原告与被告关于工资待遇（生活费）劳动争议案件经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541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该裁决，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4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生活费共计67,248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因原告不能胜任工作于2014年3月28日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原告再也没有到被告处工作或者提供过劳动，双方已无劳动关系，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原告在被告工作至2015年4月的事实。相关事实情况如下：2013年12月20日，被告营销部已电话有邮件的形式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不同意解除，并拒绝工作交接，因原告岗位工作性质的原因，原告拒绝工作交接客观上给被告造成客户流失及货款回收难度的增加，因此自2013年12月20日到2014年3月26日近4个月时间被告一直与原告反复沟通，但均无效果，实际上原告自2014年1月起就再也没有到被告处上班提供过劳动，期间原告一直呆在大连的家里，被告最终被迫放弃了与原告沟通协商解决的意愿，2014年3月27日被告在向公司工会书面征求意见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于2014年3月28日正式做出了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决定，并于当天电话通知了原告公司这一决定，并要求原告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原告拒绝，被告被迫又以邮寄送达的方式通过韵达快递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邮寄给原告，但原告以此件不是他的为由拒收，这是韵达快递反馈的结果，被告在邮寄的过程中收件人姓名，联系电话均无误，地址与原告留给被告户籍地址相符，原告随即于2014年4月1日向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在仲裁申请书中请求被告支付加班工资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的工资，及2013年度应报未报的差旅费，实际上被告暂扣的是原告2014年1月至3月应发的部分工资及2013年度应报未报的部分差旅费，被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告一直以来都拒绝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进行工作交接，被告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原告到公司进行交接，2014年4月末，在被告正式向原告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原告提请仲裁期间原告才主动与被告进行正面沟通协商，虽然被告对原告已经丧失最基本信任和耐心，但是被告还是希望尽量与原告沟通，让原告满意，以便原告能妥善处理其在云南任职期间经手的相关客户后续工作的衔接，最终在被告做出较大让步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承诺最长一年之内，妥善处理其在云南地区任职期间经手的相关销售业务，做好工作交接。作为回报，被告也同意额外支付原告相当于一年工资的现金补助，并继续给原告缴纳一年的社保和公积金，自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按月支付缴纳，同意给予原告报销2013年度应报未报的差旅费和房租，同意补发暂扣原告的工资，自2015年4月除应当补发给原告的工资外上述费用被告实际支付39,322.44元，但被告并没有按照约定确实履行其承诺，妥善进行手续工作的交接，2015年5月起，因被告原单位工作人员工作失误虽然停止了给原告以工资形式发放的现金补助，但是确忘记了将原告在公司整体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名单中予以扣除，直到2018年6月，被告公司后续相关工作人员发现这一问题时才停止，但是此时被告额外给原告支付社保及公积金费用合计64,553.29元。二、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5年4月，被被告安排息工待岗至今的事实，相关情况如下：1、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自2014年3月28日就已经由被告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解除，2014年4月1日原告向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仲裁时也未提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未针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事宜对双方进行过任何调解，2014年4月仲裁期间，原告主动与被告沟通的目的无非是想多要一些钱，并没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被告从来也未就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事宜与原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沟通和协商，当然也从未与原告达成的任何有关意思表示的协议，被告与原告就解除劳动合同后工作交接事宜反复沟通近4个月，原告所显示出来的态度和行为让被告对原告已经丧失了基本信任，也不可能在和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事实上从2014年1月起，原告就没有到被告公司上班，被告之所以2014年3月28日才作出正式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过是一开始希望通过沟通协商解决，后来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承诺最长一年内完成其在云南地区任职期间经手的相关业务，事实上原告并没有确实执行，至于原告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履行自己的承诺被告均不加干涉，原告也不受被告的任何管理,被告后来被迫安排销售经理于亿与原告经手的客户进行协调、解释和催收货款。3、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5年4月时被被告安排息工待岗至今，这种表述原告在向甘井子区申请仲裁时也有类似表述，当时表述为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口头通知申请日待岗，工资、五险一金正常发放缴纳，在甘井子区仲裁庭审期间的陈述则为通知申请人回家等通知，承诺工资待遇不变，原告的先后多次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大劳发（2003）65号文件规定企业实施息工待岗需要有法定前提和程序，劳动法同时也规定，还必须要经过与工会或者员工代表协商的必要流程，最后还要与待岗员工本人协商取得员工本人同意形成书面息工待岗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被告这次提供了我们公司之间的样本。4、被告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依然为原告以工资形式发放现金补助，至2018年6月依然为原告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但这不能说明双方必然存在劳动关系。首先，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这仅仅是被告作为对原告承诺做好工作交接，善后事宜的回报，工资是劳动者因提供劳动而获得的劳动报酬，原告并没有向被告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劳动，期间被告也未对原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管理，之所以按月发放，是因为原告把被告继续为原告缴纳一年的社保和公积金作为答应被告作为工作交接的前提条件，被告被迫答应的，再次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被告因工作人员失误又额外多为原告缴纳了三年多的社保和公积金，这不是原告应当享有的，对原告来说是不当得利，原告有义务也必须要返还给被告。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4年3月28日已经解除至今已经过五年多，已经远远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请法院予以审定。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同时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被告额外为原告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费用合计64,553.29元对原告来说属于不当得利，原告应当予以返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被告于2009年1月19日到原告处工作，同日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9年1月19日至2010年1月18日。合同约定甲方（被告）安排乙方（原告）在管理岗位，从事销售工作，工作地点为大连市甘井子区营祥街18号。合同第二条关于劳动者基本情况中，原告户籍地为大连市中山区，实际居住地为大连市甘井子区盛新园小区37号。后双方续签劳动合同至2013年1月19日，2013年1月19日，第二次续签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2013年12月，被告曾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双方遂产生争议。2014年3月28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为，因原告2013年连续12个月未完成销售业绩指标，符合公司规章制度中“员工不胜任岗位工作”的判定标准，经向公司工会申请并获得公司同意，决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于2014年4月30日前到公司办理工作交接、签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领取经济补偿金等手续。该邮件的邮寄地址为双方劳动合同上原告户籍地，即大连市中山区，联系电话为劳动合同上原告的联系电话。后该邮件被退回，退回原因为“拒收，客户说此件不是他的”。3、2014年4月1日，原告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待遇、加班工资、差旅费等，该委于2019年4月2日受理。后双方达成和解，原告于2014年4月28日向该委撤回仲裁申请，同日该委作出大劳人仲定字（2014）第147号仲裁决定书，准予原告撤回仲裁申请。4、2014年1月16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被告继续向原告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自2015年5月起，原告再未给被告提供任何劳动，被告也再未向原告支付任何工资，但仍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8年6月。至此，被告将原告的社会保险转出。5、原告因索要工资待遇等与被告发生纠纷，于2019年5月14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待遇101,250元。该委于2019年5月21日受理，并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5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申请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缴费记录、银行账户明细、工资明细表、邮件回执、仲裁申请书、仲裁决定书、不予受理通知书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已经过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对于双方于2009年1月19日建立劳动关系及双方自2013年1月19日起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无异议，双方争议在于：第一，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于2014年解除；第二，被告是否应当自2015年4月起支付原告任何生活费。对于双方的前述争议，原告的基本主张为:被告于2013年12月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因此产生争议，但原告从未收到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4年4月原告申请仲裁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内容为：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告继续支付原告工资待遇，至2015年4月起被告单方通知原告息工待岗，此后一直未支付任何工资待遇或生活费，直至2018年6月原告社会保险关系被转出。被告的基本主张为：即使原告未收到被告于2014年3月28日向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对此也是知情的，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应就此解除。2014年4月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为：原告在一年内处理完毕相关业务，在此期间仍由被告向其支付基本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在一年期间内并未处理完毕相关业务，后因被告工作人员失误导致被告一直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8年6月。从双方诉辩主张及举证情况来看，被告辩称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3月底解除，但被告提供的邮件回执并不能体现原告已收到前述《通知书》。同时本院需指出，即使原告已知晓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在此后一年内继续向原告支付工资，在原告并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却一直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6月；原告在2015年5月后再未收到任何工资待遇或生活费用，也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视为双方以各自的行为表示继续履行双方劳动合同，双方对此均为认可和接受。故双方劳动关系并未于2014年3月解除。但是，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之规定，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自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原告并未提供任何劳动，被告也未对原告进行任何管理，前述期间内双方劳动合同处于中止履行的状态。直至2018年6月被告将原告社会保险关系转出，应当视为被告以其行为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生活费的诉请，因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关于规范工资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大劳发〔2003〕65号）第五条规定的情形，即因企业生产经营原因导致原告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形，原告离岗并不符合前述通知所规定的息工待岗的条件，且2015年5月后原告并未给被告提供任何劳动，其诉请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规范工资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大劳发〔2003〕65号）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聂又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子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张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