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陕7102行初2675号 原告周素清，女，1947年12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新城区。委托代理人吴燚，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许文，局长。委托代理人赵楠，该局公职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杰，该局干部。第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住所地西安市曲江新区。法定代表人齐峻，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程浩，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慧，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素清因认为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银保监局）未就原告投诉事项履行法定职责，于2019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7月30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以下简称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素清的委托代理人吴燚，被告陕西银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赵楠、张杰，第三人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程浩、徐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素清于2019年4月9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陕西银保监局递交了一份《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书》，请求被告依法对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并公开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被告陕西银保监局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的陕银保监银信消复【2019】3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告知原告周素清，对其反映的问题该局已采取了下发监管提示、约谈分行高管等监管措施，要求该行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员工行为管理和内部控制。原告周素清诉称， 2010年8月12日，原告在第三人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开立了招商银行金葵花卡，该卡主要用于存款及理财业务办理。原告在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欲购买的理财产品均要是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在购买之前原告也明确将自己的想法告知该行。出于对该行品牌的信赖和服务品质的认可，当该行向原告推荐某款绝对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时，原告一般都会购买。2016年4月，原告发现自己银行账户异常，经查询和对自己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原告发现自己账户中有15笔钱款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理财经理伙同他人以柜台取现、转账的方式支取，账户中有多笔理财产品并非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周某甲作为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工作人员，其本身并不具备理财业务人员资格。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明知违规操作，安排并纵容周某甲向原告提供理财顾问、销售理财计划或产品等服务，且在实际的理财业务办理中严重违反《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当依据《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罚。原告就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的违法违规行为，于2019年4月9日向被告递交《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书》，2019年6月21日，被告作出陕银保监银信消复【2019】3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错将原告的投诉定性为信访事项，且仅针对原告账户中15笔款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客户理财经理周某甲伙同他人通过柜台取现、转账方式支取问题进行说明，并未显示有对原告投诉的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的相关内容。原告认为针对原告所投诉事项，被告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对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认定，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职权，被告未依法答复原告投诉事项，属于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未对原告2019年4月9日投诉举报的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进行调查、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限期履行职责，对原告2019年4月9日投诉举报的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进行调查、处罚；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书》，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的核心内容系第三人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被告作为具有查处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对第三人开展理财业务是否合法合规进行调查、核实。2、邮政快递底单，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请求被告履行监管职责。3、快递信息查询网页信息，证明（1）原告的《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书》于2019年4月10日送达被告；（2）被告在2019年4月28日向招商银行西安分行发出的核查报告中，显示“2019年4月12日，我局接到周素清来信，反映你行……”内容错误。4、[2019]3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证明取款业务与理财业务属不同的业务领域，适用不同的监管规范，被告对15笔存款异常情况的复核，不是对原告投诉的第三人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的调查、回复，被告未对原告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回复，未依法履行职责。5、《投诉书》，证明原告于2016年向被告投诉的系15笔钱款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异常支取，不是投诉的被告在开展理财业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6、[2017]100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证明2017年1月25日信访意见答复书内容、告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是针对存款异常支取问题，并未对第三人是否合法合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查处。被告在2019年的回复中，引用2017年回复函，认为在2017年即采取了监管措施，明显错误。被告未对原告投诉的第三人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查处，未履行法定职责。7、基金银行流水、取款凭条、基金交易明细、理财合同，证明第三人存在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行为，原告亦对第三人上述行为向被告投诉，被告应对原告投诉的第三人在开展理财业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告知，被告并未进行调查、处理、向原告告知，未履行法定职责。被告陕西银保监局辩称：一、原告因被告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被告已对举报违法违规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履行了法定职责，答复的内容事实调查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正当合法。原告以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要求对第三人给予行政处罚，是针对行政机关信访调查处理结果不服提起的诉讼主张，与请求责令履行法定职责分属两类不同的诉讼请求。无论被告对第三人作出何种处理，处理结果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陕西银保监局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书及EMS快递单；2、信访事项告知书；3、周素清在招行西安分行个人账户流水及笔记鉴定文书；4、核查通知；5、关于周素清、赵晓婕投诉问题核查情况的报告；6、关于周素清投诉问题核查情况的补充报告。7、股银处监管提示书（股银提字2017【2】号）；8、信访事项答复函（陕银保监信消复[2019]32号）及挂号信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举报违法违规事项，已经进行了调查核实，履行了法定职责，答复的内容事实调查清楚。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第三人招行曲江池曲江池北路支行述称，一、第三人在开展业务过程中没有违法、违规操作的情形。二、被告已经履行了行政职责且是否对第三人进行处罚与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原告与第三人合同纠纷案民事诉讼起诉状；2、原告与第三人合同纠纷一案庭审笔录；3、鉴定意见书；4、（2016）陕0113民初754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原告曾就与第三人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原告争议的15笔业务为其自己及授权他人持原告真实的银行卡及密码通过柜台转账或取现，非购买招行自营或代销理财产品。（3）原告因民事诉讼中鉴定机构作出“认定争议柜台业务为其本人办理”的鉴定结论对其不利而向法院申请撤诉；（4）原告向被告投诉，并提起本案诉讼均系通过此行为向第三人施压，原告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存在违规情形。第二组：5、招商银行理财产品网银购买流程说明；6、招商银行理财产品手机购买流程；7、招商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证明原告账户中的理财产品均通过自助渠道进行，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系统均按规定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告知相关产品信息及风险提示。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向法庭提交的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信访事项告知书》中被告收到原告相关投诉举报材料的内容真实性认可。对被告在《信访事项告知书》中提出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受理原告所投诉事项有异议。原告提出的申请属于请求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事项，而非信访事项。对证据3周素清个人账户银行流水及笔迹鉴定书，对周素清银行流水数据分析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材料中对周素清与周某乙、于鹏、王曦等存在借款关系，是被告单方面主观臆测，不具有客观性。该证据与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如何开展理财业务没有关联，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的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了调查、处理。对《个人账户开户申请书》中“申请/代办人签名”处周素清的签名的真实性认可，《个人账户开户申请书》其他部分的内容均非周素清本人所写，且左下角的手写文字内容无法辨认，对该部分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的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了调查、处理。对周素清个人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证明原告与被告具有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的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了调查、处理。对周素清账户业务底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的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了调查、处理。对笔迹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笔迹鉴定书仅针对2015年9月30日取款30万元、存款30万元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虽然鉴定结果显示签名系周素清签名，但周素清签署其名字的目的是为购买理财，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理财经理周某甲于9月30日亦向原告出具了一份理财合同，该合同记载：委托日期：2015-09-30；名称：添富年年利A；货币：人民币；委托数量：300000；委托金额：300000；委托类型：申购委托；证券到账日期：0000-00-00；合同号：10570319；附周某甲手写字体（2015年9月30日-2016年10月8日）原告据此深信2015年9月30日支出的30万用于购买了该理财产品。但在2015年9月30日10:05:18、10:10:08，该30万分两笔被柜台取现，转向周某乙，该笔迹鉴定书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该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的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了调查、处理。对证据4核查通知，对通知中显示的“2019年4月12日接到周素清来信”的内容不予认可，根据邮政快递物流信息显示，被告系在2019年4月10日收到原告的投诉举报材料。对证据5关于周素清、赵晓婕投诉问题核查情况的报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对原告15笔异常取款情况的单方面臆测、陈述，不具有客观性。该核查报告亦只有其对理财产品如何购买、如何撤单的陈述，未回应原告在投诉书中所列举的其在开展理财业务过程中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亦未提供证据佐证其系合法合规开展理财业务，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投诉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履行了法定职责。对证据6关于周素清投诉问题核查情况的报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仅显示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对周素清投诉举报的周某甲理财资质问题、风险评估问题、风险提示问题、理财撤单问题核实的单方面陈述，就能够证明被告尽职调查、完全履行了监管职责的关键证据，比如周某甲理财资质证明、客户周素清风险能力评估记录、周素清理财购买流水记录等证据材料均未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告不提供上述证据，仅依据招行西安分行单方面的陈述，未核实客观证据，查实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相关理财业务开展合乎规范，即认定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在开展理财业务中合法合规，明显未履行其监管职责。在上述核查报告中，显示对原告投诉的资质问题、风险评估问题、风险信息提示披露问题等进行了回复，但对原告投诉举报的未签订合同；未依法在理财产品理财计划的存续期内，向原告提供所有相关资产的账单；未依法在理财计划终止时，或理财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时，向原告提供理财计划投资、收益的详细情况报告等内容，未进行核实、回复。对证据7股银处监管提示书，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监管提示书是针对原告2016年投诉事宜作出，原告2016年的投诉仅针对15笔取款异常情况进行的投诉，并未对招商银行西安曲江池北路支行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情况进行投诉。该监管提示书亦未显示有对被告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情况进行了调查、处理的内容。对证据8信访答复函及挂号信复印件，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信访事项答复函显示被告仅针对原告于2016年投诉的15笔存款异常支取问题进行复核，并未对原告此次投诉的被告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进行调查核实，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否提起民事诉讼，不影响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并且不以原告是否撤诉而受影响。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确实鉴定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否撤回民事诉讼是原告的合法权益。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是否撤诉不影响被告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认为第三人提供的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投诉的事项不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没有法律依据。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向被告投诉第三人违法违规，被告应该向在作出信息事项答复函之前向第三人调查核实，第三人现提供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证据2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1）认可，证明目的（2）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是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逐一回复。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对象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7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针对原告的投诉被告已经调查并作出回复，履行了相应的职责。证据5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6个人投诉，5个人已经起诉，包括原告在内的4个人撤回起诉，另外一人法院已经驳回起诉，并且生效，没有发现第三人有违规的情形，原告等人办理的业务是合法合规的。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证据7中基金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其余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的14笔业务均是在柜台办理的转账、取现业务，该业务合法合规。原告购买的基金，是第三人代销的产品，通过自主渠道购买，第三人履行了相应的提示义务，不存在违规行为，被告也作出了调查和回复，原告不应该再次提出调查和处罚，本案是行政诉讼，不是民事诉讼，原告与第三人存在民事争议，应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被告及第三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6，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7的真实性第三人无异议，对其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投诉举报后，进行核查，并对原告作出信访事项答复函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2、4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对其内容予以认可，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3证明在民事诉讼中曾进行司法鉴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因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7日原告周素清等六人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递交了一份《投诉书》，投诉招商银行西安雁塔广场支行（即现在的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违规操作，致6为投诉人财产损失共计400余万，请求对该支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规操作行为进行查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于2017年1月25日向包括本案原告周素清等人作出陕银监信消复【2017】100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对原告等人反映的事项进行了回复。2016年7月20日原告周素清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被告招商银行西安雁塔广场支行的工作人员违规操作，致使原告在该行开立的招行金葵花卡账户中15笔、累计金额为1820500元的资金被该行理财经理周某甲等人以银行转账、柜台取现等方式支取，给原告造成损失，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被支取的存款本息及损失。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2015年9月30日招行四份《活期取现》电子版中客户签名处“周素清”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月23日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陕中金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53号司法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周素清”签名笔迹与样本中的周素清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2019年2月28日周素清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6）陕0113民初75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周素清撤回对招商银行西安雁塔广场支行的起诉。2019年4月9日原告周素清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陕西银保监局递交了一份《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投诉书》，请求被告依法对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并公开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被告陕西银保监局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的陕银保监银信消复【2019】3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告知原告周素清，对其反映的相关事项，该局前期已受理并于2017年1月25日将该核查意见书面答复给原告。经审查，原告此次反映问题与上次反映的问题基本相同。该局对前期信访处理情况进行了复核，复核结果与前次信访结果基本相同。同时答复认为招商银行西安分行周某甲事件反映该行在员工行为管理、柜台业务风险防范、重要岗位轮岗、员工异常行为排查等方面机制不完善，具体制度执行流于形式，案件风险防控不足。针对原告要求该局对该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诉求，监管部门对调查发现的银行违规行为可根据具体违规事实及影响情况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在2017年客户信访事件后，该局已采取了下发监管提示、约谈分行高管等监管措施，要求该行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员工行为管理和内部控制。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关注该行相关问题内部整改问责情况，根据监管检查情况及该行整改问责情况进一步采取监管措施。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被告对原告的投诉事项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情形，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周素清因认为招行曲江池西路支行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规开展理财业务给其造成损失，向作为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的被告进行投诉举报，应认定原告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具有银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被告进行投诉，并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应认定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原告对与其具有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该法第八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我国尚未制定一般行政行为所普遍适用的《行政程序法》，关于举报投诉类案件的办理程序亦未有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办理举报投诉类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常见之于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中。为了统一全国银行业消费者投诉案件办理程序，中国银监会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银监办发[2018]13号）。本院在评判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投诉履行职责时，参照上述规范性文件的程序规定。该处理规程第六条规定，各银监局按照属地监管原则，结合实际情况，负责处理本辖区的投诉事项。第七条规定，本规程所称消费者投诉处理，包括接诉、受理和转办，调查和处置以及后续监督管理等阶段。第八条规定，本规程适用于银监会机关直接受理的投诉。各银监局直接受理的投诉，可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参考本规程执行。据此，在本案中被告作为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具有处理原告投诉事项的职责。该处理规程第一条规定，本规程所称银行业消费者指购买或接受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以下简称“消费者”。第二条规定，本规程所称投诉，是指消费者因购买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或接受其服务，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银行业从业人员发生业务纠纷或服务纠纷，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银监会反映情况、主张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原告的投诉符合上述规程的规定。其次，被告陕西银保监局收到原告周素清的投诉书后，作出信访事项答复函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第十条规定，银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受理以下情形的消费者投诉：（一）消费者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银行业从业人员产生业务争议或纠纷（包括存取款业务、贷款及信用卡业务、理财业务以及中间业务等），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二）消费者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银行业从业人员产生服务争议或纠纷（包括与服务设施和场所、服务标准、服务效率、服务差错及服务能力和态度相关的争议或纠纷），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银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接收到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的，按规定程序予以分办、办理；银监会信访工作机构接收到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的，依照银监会关于法定途径分类处理投诉请求的相关规定，交由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按规定程序予以分办、办理。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消费者投诉，银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及各银监局在正式受理和办理之前，应引导消费者经由双方自行和解、第三方调解和仲裁等形式予以解决；消费者同意采用和解、调解、仲裁等形式的，消费者投诉处理期限自消费者同意之日起中断。第十一条规定，对于除上述情形之外的其他类型反映事项，银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应依据事项性质和诉求分类进行引导，按照其他法定途径办理；对于一起投诉中包括的其他类型反映事项，属于投诉事项部分依照本规程处理，其他部分按照其他法定途径办理。对依法应当通过信访、举报以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政务咨询等提出的事项，应引导消费者变更程序、补正材料，依照有关规定重新向有关部门提出；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事项，应引导消费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机关提出。本案中，原告周素清向被告陕西银保监局投诉第三人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致使原告遭受重大损失的问题，该投诉事项属于《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按照规定，被告陕西银保监局信访部门应当将原告的投诉转交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按照《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予以调查处理并作出答复。本案中，被告陕西银保监局在2019年4月9日收到原告的投诉书后，在2019年6月21日作出信访事项答复函。被告陕西银保监局将具有调查处理职责的银行业消费者投诉案件适用信访程序办理属于适用程序不当。第三，对于被告陕西银保监局是否应当对第三人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进行处罚的问题。《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第三章规定了对投诉的调查和处置，由于本案被告陕西银保监局未按照该处理规程的规定对原告的投诉进行调查，故在本案诉讼中无法确定第三人招行曲江池北路支行是否存在应当依照《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应当予以处罚的情形，被告陕西银保监局应当按照《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确定拟采取的下一步处置措施。综上，被告陕西银保监局收到原告周素清的投诉书后，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符合《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告认为被告针对原告所投诉事项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陕西银保监局将具有调查处理职责的银行业消费者投诉案件适用信访程序办理属于适用程序不当，但该程序不当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在2019年6月21日向原告周素清作出的陕银保监银信消复【2019】32号《信访事项答复函》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胡海军       人民陪审员   魏来计                          人民陪审员   娄静霜 二Ο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  扬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