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初100号原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号1幢4层401。法定代表人：戴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晨，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明芳，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20999号三箭瑞福苑一区2、5号楼1-109。主要负责人：李国红，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国浩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华，国浩律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26号。法定代表人：夏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佳，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祥，国浩律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大街1号1层105单元。主要负责人：徐红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辉，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丑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与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第三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做出（2017）最高法民终33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在重审过程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召集了庭前会议，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质证、调解，重新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合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晨、明芳，被告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王明华，第三人江苏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佳、潘明祥，第三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辉、丑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合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3亿元;2.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向合众公司支付上述3亿元存款的利息（1年期内的利息为990万元，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3.3%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2019年10月21日，合众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的存款合同无效；2.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3亿元;3.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赔偿合众公司经济损失10598909元，及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承担。2019年10月31日，合众公司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合众公司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一、相关刑事案件已经审理查明，本案所涉存款合同并非正常的民事合同关系，而是相关刑事犯罪中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案涉交易牵涉多方主体，所涉主体除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外，还涉及江苏银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实际用款单位山东桦超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超公司），以及因策划安排该复杂交易链条而构成犯罪的张承康等人。刑事案件查明：2014年3月，犯罪分子张承康等人拟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但因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无同业授信额度，改为采用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再由江苏银行将该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此后由张承康等人非法转出给实际用款单位桦超公司使用的方案。2014年5月27日，按照上述安排，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依据合众资产2014专户92号《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出具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其管理的3亿元投资于江苏银行。同日，江苏银行依据合众资产2014专户82号《委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出具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上述3亿元资金投资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该日下午，张承康等人通过实施票据诈骗行为，以冒充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伪造存款确认书等方式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经营场所实施诈骗，使合众公司工作人员误认为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订立了为期一年的定期存款合同。此后，张承康等人又利用伪造合众公司印章等手段，将上述3亿元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非法转账至桦超公司账户。桦超公司按照先前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签订的掩盖转款真相的协议及与张承康等人的约定，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张承康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支付了贴息。根据上述刑事案件中体现的事实，本案所涉的存款合同及与之相关的系列合同均为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张承康等人设计安排的为其刑事犯罪服务的复杂交易链条中的环节，并非真实的民事交易行为，合众公司在复杂交易链条中系受欺骗、被利用的主体。二、本案所涉存款合同无效，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应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人民币3亿元。同时，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因存在明显过错，其应对于合同无效承担相应责任，故应赔偿由此给合众公司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有鉴于本案所涉定期存款行为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已经被认定为系张承康等人相关犯罪活动中复杂交易链条的一个环节，并非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的真实意思，故案涉存款合同应属无效，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应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人民币3亿元。此外，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在处理存款事宜时，具有明显的过错。2014年5月27日，由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自身管理缺失，其未能有效地对其办公区域进行管控，导致犯罪分子张承康、崔世林指使韩林林假扮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接待客户、在该行VIP室内办理所谓的单位定期存款业务。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对犯罪分子在其办公营业场所公然实施的金融诈骗行为事先无防范、事中无监管、事后无察觉和追究，明显未尽金融机构的审慎注意义务和管理责任，是导致合众公司在办理单位定期存款业务时被诈骗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虽然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证明了韩林林并非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但在案发当时，韩林林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内部办公场所即VIP室内身着银行工装，佯装操作银行电脑打印并递出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权利外观，任何善意的相对人均有理由相信其具备代理权、有权向客户出具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韩林林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名义出具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的行为在民事法律中应当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合众公司有理由相信该笔存款已转为定期。并且，在存款本金3亿元被非法转出时，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柜台人员作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亦未能识别出犯罪分子伪造备案印章、临时改变客户预留核实电话等诈骗行为，直接导致了案涉存款本金脱离合众公司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控制，流入桦超公司。据此，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在本案中理当赔偿因其过错给合众公司造成的损失。关于原告合众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依据如下标准确定：依据与本案直接关联的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诉合众公司案件于2016年12月30日由北京一中院作出（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书（目前未生效）之判决内容确定。北京一中院在该案中判令：“一、被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支付3.09亿元；二、被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03982元，由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10073元，由被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93909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由此，原告合众公司有权向被告天津银行北京分行索赔的损失赔偿范围（含须返还的本金）包括：1.3.09亿元（含3亿元本金及按年3%利率计算的自2014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27日的利息900万元）；2.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诉讼费和保全费损失合计1598909元。鉴于本案存款合同所涉相关行为已非普通的民事行为，而是刑事犯罪相关的复杂交易链条中的组成环节，如果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不向合众公司赔偿上述损失，其反而会因此获利，有违“任何人不因违法行为而获利”的基本法律原则。综合上述，本案存款合同是刑事犯罪相关的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应属无效。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应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3亿元并赔偿原告合众公司的损失。由于江苏银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故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辩称：本案所涉交易是犯罪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并非普通民事交易，合众公司的起诉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合众公司的起诉。一、本案所涉资金流转是犯罪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而非普通民事交易，案涉3亿元资金与刑事判决所涉3亿元是同一笔资金，应当通过退赃、追赃程序解决。1.本案是票据诈骗犯罪活动的一组成环节。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本案涉及的资金流转是“非阳光业务”的一个环节，即犯罪分子以满足广发银行额外贴息作为诱饵，以合众公司、江苏银行为通道，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将款项支付给用款企业桦超公司，用款企业借用其他合同形式向广发银行支付额外贴息，向江苏银行、合众公司支付通道费，犯罪分子更是获取巨额违法所得，在桦超公司不能还款的情况下，将风险转嫁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非阳光业务”的实质特征是向第三方转嫁风险，本案所涉交易是犯罪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本案诉讼恰恰是非阳光业务中转嫁风险的表现。如果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则恰恰帮助犯罪分子实现了该交易模式的闭环。2.本案所涉3亿元资金与刑事案件所涉资金是同一笔资金。除刑事案件外，本案所涉3亿元资金另外形成了4个民事诉讼，包括两个委托合同之诉（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合众公司的诉讼案件、江苏银行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合众公司提起的仲裁案件）、两个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合众公司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江苏银行案及本案）。其中，合众公司起诉江苏银行的案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了合众公司的起诉。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第8页第二段的认定，本案所涉及3亿元资金就是广发银行的3亿元而非江苏银行另行提供的3亿元委托资金，合众公司对此也认可。而根据刑事判决，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受害人，其3亿元资金损失通过退赃、追赃程序获得救济。既然在刑事判决之外，不存在另外的3亿元存款，合众公司当然不能再提起本案要求返还3亿元。如果把刑事案件中的3亿元与民事案件割裂开来，不仅违反基本常识，也会导致相互冲突，上述因3亿元资金形成的5个案件不能割裂处理。由于仅有一笔3亿元，且目前正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执行程序[执行案件号（2019）鲁01执1047号]进行退赃，如果本案支持了合众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么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则会取得两笔3亿元，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正因为本案所涉交易是犯罪活动的一个环节，刑事判决才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收取的1126万元、江苏银行收取的172.5万元作为赃款查扣。如果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储蓄合同，如果属于正常民事交易，则上述款项也不可能定性为赃款。本案如果作为储蓄存款合同案件进行审理，则会与上述生效的刑事判决、民事裁定相悖。3.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由于存款开户证实书是虚假的，并非天津银行对外开具，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存款合意，未形成存款合同关系。整个交易过程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从未参与，案涉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账户转出是犯罪分子寻找到的风险转嫁点。由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审理。二、退一步讲，假设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资金损失在穷尽追赃程序后仍然无法全部填补，也应当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另行提起诉讼，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并无过错，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合众公司既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也不是未来有可能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本案所涉资金属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是通道方，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则是所谓“非阳光业务”中的被转嫁风险的一方。由各方地位及3亿元的性质决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资金损失应当通过退赃、追赃程序解决，故合众公司既非本案适格原告，也非损害赔偿之诉的适格原告。假设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资金损失在穷尽追赃程序后仍然无非全部填补，也应当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另行提起诉讼，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2．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既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生效刑事判决可以证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资金方、合众公司作为通道方对损失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没有过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在整个交易中没有人员参与，3亿元资金从合众公司账户转入桦超公司的账户符合操作规范，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对于损失的发生既没有过错，更没有从中获益，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案涉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账户转出只是犯罪分子寻找到的风险转嫁点，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由于案涉资金流转是犯罪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而非普通民事交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当依法驳回合众公司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五条规定：“经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本案所涉3亿元资金与刑事判决所涉3亿元是同一笔资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是真正的权利人，依照上述规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资金损失应当通过退赃、追赃程序解决。如果退赃、追赃程序结束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资金损失未能全部得到填补，也应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由于本案原告是合众公司，其诉讼请求是返还存款本金3亿元及赔偿损失，故本案不存在分责的基础。即使将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既无过错也未获益，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不存在无效的储蓄合同，实际上本案不存在真实的合同。本案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桦超公司通过意思表示所形成的违法借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应该对被隐藏的行为进行处理，而非以储蓄合同进行处理，合众公司在变更诉讼请求中自认并非真实的民事交易行为，所以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储蓄合同，既然不存在真实的储蓄合同，也就谈不成合同有效无效的问题。四、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适用问题。本案是韩琳琳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犯罪的行为，并非无权代理，另外合众公司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的理由相互矛盾，因为如果构成表见代理则按照有效的合同进行处理，合众公司一方面称构成表见代理，一方面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在逻辑上矛盾。五、合众公司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也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既然合众公司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提起上诉，即显示不认可该判决的理由及意见，其在本案中又以该案作为赔偿的依据显然违背禁止反言原则。通过本案关联的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本案真实的出借人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用款人为桦超公司，而合众公司也明确承认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并不是真实的民事交易行为，在此情况下各方所建立的民事行为就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桦超公司的借款关系，刑事案件中判决桦超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还款且已起动追赃程序，所以合众公司诉讼请求不成立，应该驳回。江苏银行述称：一、本案所涉资金被认定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所有，相关交易实质为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1.本案所涉资金实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所有，合众公司已无权就此款项提出权利主张。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判项的第二项已作出退赃判决，因此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是此票据诈骗案件的受害人，其被骗取的正是其流出的3亿元资金，该资金经过一系列“通道”最终进入桦超公司，但其权属没有改变。2.基于刑事判决书对资金所有者的确认，则可以认定本案所涉交易实质成为犯罪嫌疑人解决资金通道的“工具”。二、江苏银行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江苏银行仅是案涉3亿元资金的通道，并无参与协商设计全程性的框架，其所签订的相关协议，履行的相关手续，并无明显违规，资金最后损失的形成更与江苏银行无因果关系。三、本案所形成的相关诉讼和仲裁应当遵循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和原则进行处理。由于本案的3亿元资金，目前在各方主体之间形成多个争议，共计三个民事诉讼、一个仲裁及一个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具有穿透性质，故其确认的事实更具实质性，应当成为民事诉讼和仲裁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解决各民事诉讼和仲裁可能发生结果冲突。综上所述，基于刑事案件所确定之事实，合众公司已无权提起本案之主张，目前合众公司基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之事实和理由，更与江苏银行无任何关联，应依法予以驳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述称：一、本案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且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关，不应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列为本案第三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是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的当事人，案涉3亿元存款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关，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从未指示合众公司或江苏银行将案涉3亿元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更不是合众公司所称案涉3亿元的实际存款人，也不是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所称的资金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列为本案第三人。二、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负有到期兑付存款本息的义务。三、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及江苏银行主张该储蓄存款合同并非正常的民事合同关系，而是刑事犯罪的一个环节，应属无效，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张承康等人的犯罪行为系通过伪造的转账支票的方式骗取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将3亿元资金汇至桦超公司，不包含其他内容。92号资管计划和82号资管计划，合法有效，不是票据诈骗犯罪行为或其一个环节。本案原二审民事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以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书并未认定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存储3亿元等民事交易为犯罪的一个环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驳回合众公司起诉，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及江苏银行主张本案民事交易不是普通民事交易而是刑事犯罪的一个环节，是对上述裁判文书的恶意曲解，是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四、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及江苏银行主张82号资管计划项下的3亿元资金与92号资管计划项下的3亿元系同一笔资金，与事实不符。通过对92号资管计划项下3亿元存款的收款行、收款账户、开户证实书户名及账号与82号资管计划项下3亿元委托资金自委托人江苏银行汇出时的付款人、付款账户等对比可知，82号资管计划项下的3亿元资金与92号资管计划项下的3亿元并非同一笔资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存储的3亿元资金的民事裁定书及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出具的回执也证明，82号资管计划项下的3亿元资金与92号资管计划项下的3亿元并非同一笔资金。五、合众公司的部分陈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无证据支持，且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合众公司在原民事起诉状中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拟在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办理一笔3亿元的定期存款……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设计、安排下，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合众公司协商确定了如下交易结构……”，合众公司的前述陈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无证据支持。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从未“拟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办理一笔3亿元的定期存款”，更未就此与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及邮储银行进行过接触、协商或签署相关文件，也不存在“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设计、安排下”的情形。本案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审理范围为合众公司是否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存款及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是否应向合众公司返还3亿元存款及利息，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关。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合众公司因签订和履行《委托资产管理合同》的相关情况与本案无关，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经审理查明：一、案涉合同签订及3亿元资金流转的情况2013年5月,张承康开始作为资金中介人员为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介绍联系存储业务。谢天曾在大唐财富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财富公司）工作，2014年3月从大唐财富公司离职。崔世林亦曾从事资金介绍、投资咨询等业务，因此与张承康认识。2013年10月，经谢天介绍，马玉芳与大唐财富公司财富管理师魏欣取得联系。魏欣让马玉芳联系可以操作“非阳光业务”的人、银行及联系考察该业务所需的用款企业。魏欣所称的“非阳光业务”即：用款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中间人可以联系资金存入指定的银行，并要求资金方出具“不提前支取、不质押、不抵押、不挂失、不查询、不开通网银”的“六不承诺”，指定的银行向资金方出具定期存款证实书，然后由银行工作人员将该款违法转给用款企业使用，用款企业不仅向资金方支付高额利息，还要向中间人支付高额费用。如用款方在存款到期后偿还不了本金，资金方可以找银行要钱，把风险转嫁至银行。2014年2月，张承康在与马玉芳见面时称可以操作“非阳光业务”，马玉芳将此事告知魏欣，魏欣遂安排谢天到济南与张承康见面，开始预谋由谢天联系资金，共同操作所谓的“非阳光业务”，以获取巨额好处费。其间，魏欣在一次与马玉芳通电话时，要求定期存款证实书必须是真的，马玉芳让张承康与魏欣通话，张承康向魏欣表示该证实书不可能是真的。2014年3月，谢天以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介绍存款名义，与广发××××路支行副行长陈晨联系，拟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但因广发银行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无同业授信额度，谢天、陈晨与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行长助理郑涛及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青商定，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再由江苏银行将上述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其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以委托人的身份、合众公司以管理人的身份、广发银行以托管人的身份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合众资产2014专户92号”的《委托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92号资管合同）。同年4月16日，合众公司以受托人的身份、江苏银行以委托人的身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托管人的身份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合众公司2014专户82号”的《委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以下简称82号资管合同）。92号资管合同约定，委托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管理人合众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并将委托资产存入合众公司开立的“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92”托管账户内（账号为13×××39，开户银行名称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投资范围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或产品，包括银行存款、央行票据。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权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取得委托资产投资运作产生的收益，有权监督合众公司履行投资管理义务的情况，有义务支付资产管理业务的管理费，及时、足额地向合众公司交付委托资产，及时、准确地向合众公司发送投资指令，认可合众公司按照投资指令进行的投资行为，自行承担委托资产的投资风险。管理人合众公司应当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按照委托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下达的投资指令进行委托资产的投资和管理。托管人广发银行有义务安全保管委托资产，按规定开设委托资产的账户，监督合众公司的投资运作。82号资管合同约定，委托人江苏银行委托受托人合众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并将委托资产存入合众公司开立的“合众资产-江苏银行专户82号”托管账户内（账号10022777330001001400822，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支行），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银行间债券。江苏银行有权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取得委托资产投资运作产生的收益，有权监督合众公司履行投资管理义务的情况，有义务支付资产管理业务的管理费，及时、足额地向合众公司交付委托资产，及时、准确地向合众公司发送投资指令，承诺对合众公司根据投资指令从事的投资行为承担完全后果，投资风险不由合众公司承担。受托人合众公司应当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按照江苏银行下达的投资指令进行委托资产的投资和管理。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义务安全保管委托资产，按规定开设委托资产的账户，监督合众公司的投资运作。2014年3月底，经于青安排，合众公司财务部会计王志刚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开立了活期存款账户。谢天还要求合众公司出具了“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质（抵）押、不转让、不开通网银”的“五不承诺书”。同时，张承康、崔世林私刻了合众公司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及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业务专用章、业务经办人名章等印章，伪造了天津银行济南分行3亿元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张承康与用款单位桦超公司取得联系，谢天考察后将该公司确定为用款单位。谢天、张承康与桦超公司总经理魏传平等人商定，桦超公司同意支付所使用资金总额的18.2%的高息，其中，总金额的8.9%（2670万元）、6%（1800万元）分别支付给资金方（实际支付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及谢天等人）、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实际支付给张承康个人），剩余的3.3%一年到期后支付。桦超公司根据谢天的要求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开设了托管账户，于2014年5月20日共计存入该账户2670万元，准备用于3亿元资金转入桦超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账户后，按照谢天的要求支付上述约定的2670万元。在谢天的策划下，自2014年4月23日至5月28日，桦超公司还分别与北京华宇旭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广发银行等单位签订了一系列用于掩盖转款真相的协议。2014年5月27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合众公司开立的托管专户内转入3亿元。同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依据92号资管合同出具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管理的3亿元存入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同日，江苏银行依据82号资管合同出具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上述3亿元资金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同日下午1时许，张承康、崔世林指使韩林林假扮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在该行VIP室内将事先伪造的天津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交给受合众公司委托前来领取存款开户证实书的合众人寿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郭燕。同日下午5时许，上述3亿元资金划转至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开立的活期账户后，谢天赶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张承康指使韩林林又冒充合众公司财务人员，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柜台前购买转账支票，加盖私刻的印鉴后，将合众公司账户内的3亿元资金转账至桦超公司账户。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通过上述运作在同一天内经过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流转至用款单位桦超公司。桦超公司根据与谢天、张承康的先前约定，将2670万元分别汇入广发××××路支行提供的账户1136万元、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提供的江苏春江防汛物资配送有限公司账户172.5万元以及北京华宇旭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账户1361.15万元，另将1800万元汇入张承康提供的账户。后谢天支付给魏欣297.5万元，谢天个人得款859.775万元，张承康与桦超公司支付给崔世林共计135万元。二、案涉3亿元资金相关刑事案件的裁判情况与本案所涉3亿元资金相关的刑事案件，是张承康、谢天、崔世林、韩林林票据诈骗案。2015年11月19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2017年7月5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2017年12月4日本院作出（2017）鲁刑终296号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2019年3月7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2019年6月3日本院作出（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了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了前面所述案涉合同签订过程及3亿元资金流转过程的事实，另外还认定了以下事实：广发××××路支行副行长陈晨的证言证明：2014年，谢天到广发××××路支行商谈合作事宜，谢天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有一般性存款业务需求，但广发银行对天津银行没有额度，谢天又联系江苏银行。后广发银行总行批准投入了资金3亿元，以合众公司的名义投入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再把资金以合众公司的名义存至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补偿收益是由谢天联系桦超公司支付的，具体是由广发银行与桦超公司签订了《民生证券理财2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在广发银行投入3亿元资金的当天，桦超公司转入民生证券在其行的“民生证券理财22号账户”1136万元，民生证券公司收取10万元的管理费后，将1126万元转入广发银行总行账户，作为补偿3亿元资金的收益款。广发银行最初同意办理该笔业务，其实就是想挣这笔补偿费用，上述资产管理合同只是形式，是先大致确定了收取的额外收益后，再联系民生证券公司制定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只是一个通道，是为了广发银行找一个稳妥的方式来收取补偿费。从开始联系广发银行的资金，到江苏银行郑涛，再到合众公司的副总于青，民生证券资产管理部的商曜，后到桦超公司，都是由谢天联系的，如果没有谢天联系，广发银行不会把3亿元通过合众公司存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也不会把该3亿元再存到天津银行。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行长助理郑涛的证言证明：2014年3月，谢天与其联系称，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笔存款想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但广发银行与天津银行之间无同业额度，询问江苏银行对天津银行有没有授信，准备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江苏银行再把同笔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这笔业务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发起人，其便给广发银行的陈晨联系要通道费，陈晨称广发银行也要收一笔费用，谢天称他可以想办法出这笔钱，后来谢天给其发送一份填写完毕的《投行其他高端财务顾问协议》，协议上甲方为桦超公司，乙方为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其行和桦超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签这份协议就是为了收取172.5万元的通道费，签好后给谢天邮寄过去。2014年5月，陈晨称广发银行已经审批完毕，之后合众公司在下关支行开设账户。2014年5月26日，谢天称172.5万元的通道费已经转入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的对公账户上。同年5月27日，陈晨称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已经通过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当日下午5时许,其行把上述3亿元存入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账户。谢天是整个转款业务的联系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都是他联系的，其银行收取的172.5万元通道费也是谢天联系的。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青的证言证明：2014年上半年，由谢天联系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办理了一笔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存款业务。谢天让合众公司与张承康联系开户事宜。在办理此笔存款前，谢天提出合众公司存款前必须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出具一份承诺函，保证该存款在一年内“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质（抵）押，不转让，不开通网银，不查询”。他提出这个要求，是担心公司知道钱被转走，称若不出这个承诺函，这笔业务就没法做。2014年5月27日下午5时许，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经过江苏银行、合众公司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2014年七八月份，合众公司收到一份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对账单，对账单显示的活期账户余额90余元，其感觉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存的这3亿元有问题，就电话询问谢天，谢天表示这笔业务肯定没问题，到期后用款企业一定会归还本息。桦超公司总经理魏传平的证言证明：3亿元资金到桦超公司账户后，桦超公司将其中1亿元转给山东峰宇面粉公司，剩下的2亿元归还了桦超公司贷款及原先的欠款。山东峰宇面粉公司董事长任召峰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前后，其公司向桦超公司借款1亿元，上述借款大部分归还了银行贷款，一部分还了公司其他欠款。（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关于被告人谢天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张承康系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的问题。经查，张承康在侦查阶段虽曾供述其系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客户经理，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调取的天津银行济南分行部分年月社会保险代扣代缴明细表、2014年1月至12月济南邦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派遣人员明细表、天津银行人员名册、济南邦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分别出具的说明、周秉欣、程晓琴的证言以及张承康在庭审中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济南邦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均未与张承康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合同，济南邦得人力资源有公司仅是在2014年11月受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委托为张承康缴纳了该月份的社会保险，张承康的名字也仅是在该月份出现在济南邦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派遣人员明细表中，而该月份距张承康等人实施第一起诈骗已有半年，同时，在该月底张承康等人因实施第二起诈骗而案发，因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承康系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只能认定其系为该行联系资金的中介人员。谢天、张承康、崔世林、韩林林分别于2016年1月23日、2014年11月29日、2015年1月1日、2016年3月29日被抓获归案。案发后，从谢天处追缴1187000元，从魏欣处追缴2037200元，从张承康处追缴16836161.24元，从崔世林处追缴81768元，从桦超公司追缴64019288.37元，冻结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账户资金11260000元、1725000元；王玉清、于青分别退缴300000元，以上共计97746417.61元。（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谢天、张承康、崔世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支票，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韩林林为上述行为提供帮助，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谢天积极联系、协调资金来源及通道、确定用款单位及高息的支付方式，张承康利用其熟悉银行的便利，具体实施伪造印章、转账支票和非法转款活动，二人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均系主犯，应依法惩处。张承康归案后如实供述3亿元的作案事实，且退缴绝大部分赃款，对其可从轻处罚。崔世林、韩林林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可减轻处罚。据此判决：一、被告人张承康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9日起至2027年11月28日止），并处罚金四十五万元（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谢天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7日起至2029年2月4日止），并处罚金四十万元（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崔世林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并处罚金三十万元（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韩林林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五万元（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侦查机关扣押、冻结的人民币90322856.37元、查封的房产两套、扣押的汽车四辆，以上财物价值共计97746417.61元（详见附表），发还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后发还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三、作案工具扣押在案的打印机一台、伪造的印章六枚予以没收。（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附表：随案移送赃款赃物清单            房屋      所有权人              地址              房产证号              状态              鉴定价值（元）                  魏欣、      王怀彪              北京市门头沟区倚山嘉园4号楼      2单元101号房屋              京房权证门字第087402、087403              查封              1300000                  张承康              济南舜兴东方花园2-2-402及两个车位                            查封              3498545                  小计（元）：              4798545                  车辆所有人              车辆品牌              车辆号牌              发动机号              颜色              状态              鉴定价值（元）                  谢天              路虎揽胜              黑AXX095              14040415590306PS              白              扣押              887000                  张承康              保时捷911                            MA104VF02023              白              扣押              1239316.24                  张承康              奥迪Q5              鲁A778EQ              350616              黑              扣押              311500                  魏振铎              大众途观              京L27739              P22145              棕              扣押              187200                  小计（元）：              2625016.24                  所有人                                账户              开户行              状态              冻结扣押      金额(元)                  王怀彪              6212860101050886              招商银行              冻结              550000                  山东桦超公司              238101201020065417              天津银行              冻结              30000000                  于青（户名为谢天）              6214830106376329              招商银行              冻结              300000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              137001516010000298              广发银行              冻结              11260000                  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              31150121150000004              江苏银行              冻结              1725000                  谢天              现金                            扣押              300000                  张承康              现金                            扣押              11786800                  崔世林              现金                            扣押              81768                  山东桦超公司              现金                            扣押              34019 288.37                  王玉清              现金                            扣押              300000                  小计（元）：              90322856.37                  以上总计:              97746417.61      张承康、谢天不服该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对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认为该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案涉3亿元资金相关的其他案件情况2014年12月，江苏银行作为申请人以合众公司为被申请人，以82号资管合同关系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定被申请人赔偿3亿元及相关收益损失。2016年12月23日江苏银行提交“撤回仲裁请求申请书”。2017年3月10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47号撤案决定，撤销了江苏银行与合众公司之间的DX20141223号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争议仲裁案，终止该案仲裁程序。2015年1月，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原告以合众公司为被告，以92号资管合同关系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合众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3.09亿元（本金3亿元、一年期利息0.09亿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照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付清3.09亿元之日止）。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一、合众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3.09亿元；二、合众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合众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2017年5月，合众公司作为原告以江苏银行为被告，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江苏银行向合众公司支付3.09亿元（本金3亿元、一年期利息0.09亿元）以及逾期利息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8年12月2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合众公司的起诉。该民事裁定认为，该案系多方主体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且有涉及刑事犯罪的嫌疑，在目前证据条件下尚不宜将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割裂出来、通过该案单独处理。该民事裁定作出后，合众公司没有上诉，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2015年5月，合众公司作为原告，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为被告、江苏银行为第三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为第三人，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请求判令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3亿元，并支付3亿元存款的利息（1年期内的利息为990万元，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3.3%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016年12月23日本院作出（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判令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合众公司存款本金3亿元；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合众公司支付存款利息（以3亿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8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以及案外人桦超公司之间的系列交易究竟是普通民事交易，还是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上述主体对于犯罪活动造成的损失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等，均需要结合案外人张承康等人的刑事判决结果来认定。因上述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本案事实尚未查清。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334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四、案涉3亿元资金相关的其他情况2015年7月30日，山东银监局作出《关于合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反映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相关问题的答复函》(鲁银监函（2015）65号)。该函载明山东银监局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要求，通过联动北京银监局和江苏银监局，对案涉3亿元资金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山东银监局核查，2014年3月27日，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申请开立专用账户，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受理了合众公司的开户申请，账户名：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82号），账号33×××96。2014年5月27日下午5点6分，合众公司通过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向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账户转入1笔资金3亿元，发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支行，汇款人名称：合众资产-江苏银行专户82号，收款人名称：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82号），收款人账号33×××96。同日，该3亿元资金被转入桦超公司账户。北京银监局核查反馈，2014年5月26日，广发银行总行金融机构部下发批复，同意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办理以下业务：委托合众公司成立资管计划，投资于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定期存款3亿元，期限一年，利率3%；托管民生证券成立的另一个定向资管计划，通过收取托管费的方式覆盖第一笔交易中的亏损部分。同年5月27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人）、合众公司（管理人）、广发银行总行（托管人）签订92号资管合同，成立合众资管92号资产管理计划。当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从本行内部账向托管专户内转入3亿元，随后合众公司将该笔3亿元款项从托管专户内转至其在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开立的账户，以“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92号）”的名义转存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并从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取得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同日，桦超公司从其前期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开立的托管账户向民生资管22号托管专户转入资金1136万元。5月28日，广发银行、民生证券按照与桦超公司签署的收费协议，分别从托管专户内收取托管费1126万元、管理费10万元。北京银监局核查结论：一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成立资管计划投资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定期存款的交易模式，是将同业存款转化为一般存款，存在配合对方虚增存款规模、调节监管指标的嫌疑。二是广发银行托管桦超公司委托民生证券成立定向资管计划的交易，存在以收取托管费的方式弥补该行投资合众资管92号资管计划中获得投资收益较低的情况。江苏银监局核查反馈，2014年4月16日，江苏银行、合众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82号资管合同。同年5月27日，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开立单位定期存款账户，存入3亿元资金，期限1年，利率3%。同日，江苏银行将3亿元资金划入合众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支行开立的托管账户，并向合众公司发出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委托资金3亿元投资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定期存款，存款期限1年，利率3%。同日下午5时左右，合众公司方面人员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办理了存款事宜，江苏银行派员现场从合众公司方面接收了天津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2014年5月26日，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收到桦超公司由广发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划转来的172.5万元，计入“投行其他高端顾问手续费收入”。江苏银行向江苏银监局解释为，该行参与交易可以获得30个bp的固定利差，但是不能覆盖其资本等成本，因此要求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等交易对手增加缴纳通道费，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自身无法解决相关费用问题，经其协调由第三方缴纳了通道费。在本案重审中，关于案涉3亿元相关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和权利救济途径问题，合众公司陈述称，案涉3亿元资金的提供方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使用方是桦超公司，通道方是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陈述称，案涉3亿元资金的提供方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使用方是桦超公司，通道方是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权利人及受害人应该通过追赃程序救济其权利，对追赃后未能清偿部分可以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桦超公司主张。江苏银行陈述称，案涉3亿元资金的提供方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使用方是桦超公司，其他各方为通道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权利人及受害人应该通过追赃程序救济其权利或通过刑事程序向资金使用方桦超公司主张。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同意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以及江苏银行的陈述，其认为92号资管合同项下的3亿元资金提供方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使用方是江苏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受托方是合众公司；82号资管合同项下资金提供方是江苏银行，资金使用方是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受托方是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和江苏银行关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权利救济途径的陈述不成立，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审理及合众公司在本案中提出诉请。上述事实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92号资管合同、82号资管合同、广发银行特种转账借贷方凭证、合众资产-管理业务划款指令、广发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江苏银行投资指令说明承诺函、合众资产-资产管理业务划款指令、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签订的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及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天津银行活期存款开户通知书、邮储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天津银行未满页分户帐对账单分户明细账、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47号撤案决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山东银监局关于合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反映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相关问题的答复函（鲁银监函【2015】65号）、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关于合众公司请求调取本案相关本院（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案件全部卷宗材料的申请，因该案件的一审刑事判决和二审刑事裁定均已质证，且包括合众公司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该调取证据申请缺乏必要性，故本院不予准许。另外，广发银行北京分行陈述称本案所涉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管理的3亿元资金与张承康等自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转给桦超公司的3亿元资金不是同一资金、张承康系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并为此提交了天津银行关于济南分行参加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办公室组织的第二代国库信息处理系统上线动员电视电话会议的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仲保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4）宁仲保字第35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因该陈述与生效的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所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且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本院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以上陈述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案涉3亿元资金相关各主体之间实质上是什么关系以及合众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就本案所涉3亿元资金而言，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桦超公司之间的关系在表象上是委托管理资产、存款等相对独立的不同关系。但是，张承康、谢天等人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所查明的案涉合同签订原因、目的、3亿元资金流转、高息及通道费支付等交易事实真相则穿透了这一表象，揭示了相关主体之间关系的真相和实质：一方面，本案所涉3亿元资金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桦超公司之间的流转交易行为，并非普通民事交易行为，而是张承康、谢天等人通过预谋操作“非阳光业务”实施诈骗刑事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另一方面，案涉3亿元资金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资金提供方与资金使用方及资金通道方之间的关系，即资金提供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在中间人张承康、谢天等人的运作下，通过多个合同签订、多层关系嵌套的“非阳光业务”方式，以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为通道，出借给桦超公司使用，并由资金使用方桦超公司向资金提供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高息；如桦超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则以储蓄存款关系为由将该风险转嫁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也就是说，就本案3亿元资金而言，资金所有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是资金提供方，桦超公司是资金使用方，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则实质上是资金通道方。另外，案涉生效的刑事判决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案涉3亿元资金的受害人，作出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还侦查机关已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后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还的判决处理。因此，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的案涉3亿元储蓄存款行为只是表象，其实质并非正常的存款合同行为，而是张承康等开展“非阳光业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之一和案涉3亿元资金出借流转的通道之一。合众公司是案涉3亿元资金流转的通道方而非实际权利人，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也是资金通道方而非资金使用方，并且生效刑事判决已经作出通过退赃、继续追赃的方式对资金提供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进行救济的处理。如果本案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判决支持合众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么就相当于利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一表象事由，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实现了案涉3亿元“非阳光业务”中的规避监管、向通道方银行恶意转嫁资金使用方不能还款风险等非法目的。因此，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名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实为案涉3亿元由提供方流转至使用方的资金通道关系和案涉犯罪活动组成环节之一，故合众公司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请求判令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返还3亿元资金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相悖，缺乏依据，请求权基础不成立，不应得到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4800元，由原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成安审判员  郑元文审判员  尹哲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王子杰书记员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