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05民初8022号原告（反诉被告）：梁杰，男，198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原告（反诉被告）：康银柱，男，1973年2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太原市。上述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全，山西熙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亢小燕，山西熙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男，198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雪，山西圣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海龙，山西圣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与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全、亢小燕，被告毛明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雪、许海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2、依法判决80万元定金归原告方所有；3、依法判决被告承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2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是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博云公司”）的股东，各持有公司50%的股份，易博云公司是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汽公司”）在忻州地区的一级代理商。2018年12月份左右，原、被告经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两原告将易博云公司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格为不低于400万元。但由于被告的资金不能一次性到位，原告同意在被告先支付定金80万元后，将康银柱持有50%的股份变更登记给被告，转让价款全部支付完毕后再进行剩余的股权变更登记。原告收到定金后，被告进驻易博云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原告收到80万元定金后，按照双方约定到工商局为被告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事宜。被告派人进驻易博云公司，将自有电脑、床等办公用品搬到易博云公司，并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易博云公司。后被告分别于2019年1月23日及2月21日两次向原告支付了共120万元转让款。2019年3月份左右，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将草拟的转让协议草稿发送给被告。但到了2019年4月份左右，被告电话通知原告，要求暂停交易，理由是被告的合伙人韩总的父亲不再进行投资，同时被告将人员及办公用品搬出。后经过双方多次谈判，被告均敷衍推脱，对是否接手公司不再明确表态，至5月份左右，被告才电话通知原告解除之前达成的协议。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一行为属于严重违约，导致易博云公司部分人员流失，至今无法正常经营，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此，原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辩称，1.本案原告与答辩人协议转让的事实是山西易博云公司的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级经销代理权，而非股权转让。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认可易博云公司是陕汽的一级代理经销商，而答辩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受让易博云公司的一级经销代理权，从原告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答辩人支付对价均针对的是陕汽系统返利以及车款，而非原告所称的股权转让款。只是原告无法为答辩人办理陕汽经销代理权转让，又提出将易博云公司股份转让给答辩人。而从根据原告提供关于易博云公司的相关证据来看，陕汽忻州地区的经销代理权一直都是易博云公司，答辩人一直向原告梁杰支付转让款，但原告却没有履行双方约定，说明是原告构成违约。原告的诉求与事实不符。2.原告与答辩人并没有对易博云公司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也没有签署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的证据足以说明双方对转让价款没有明确数额，股权转让内容不明确。答辩人支付的80万属于代理权转让价，而非原告所诉的“定金”。3.原告也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过变更登记的事项，只是在工商网站上进行了简单公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将易博云公司陕汽的代理权转让给答辩人或答辩人的公司忻州市开拓者商贸有限公司，原告构成违约。4.原告不能将易博云公司经营损失作为自己的损失向答辩人主张赔偿，原告主张25万元赔偿损失，没有任何依据，应予驳回。易博云公司人员变动、经营异常是否造成损失，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而易博云公司的损失不能等同原告个人的损失。本案中，易博云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财务独立。而原告二人是公司的股东，不能等同于公司，公司的盈亏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盈亏。原告将易博云公司人员变动、经营异常的证据来证明原告的损失，明显没有关联性。并且从原告提交的工资表来看，梁杰是每月固定领取工资，无论公司经营状况如何，均领取工资数额1万元以上，并没有减少，体现不出梁杰的损失金额。而康银柱在工资表上都不体现，不领取工资，更体现不出其损失数额。因此，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25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5.答辩人并没有参与易博云公司的经营，易博云公司是否亏损或人员流动与答辩人没有关系。答辩人进驻的是易博云公司忻州的经销点，并没有参与易博云公司的经营。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易博云公司人员发生变动、经营发生异常，更是不能说明，是答辩人的原因造成的。综上，原告的诉求和理由其提交证据不能证明，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反诉二被告返还反诉原告200万元整，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81050.01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份，反诉原告与二反诉被告商量将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的在忻州市陕汽一级代理权转让给忻州市开拓区商贸有限公司以及毛明洋。二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系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双方商量，代理权的转让价格为80万元，然后反诉原告按照陕汽营销管理平台的账户金额余额交付给反诉被告。反诉原告按照反诉被告的要求，先将代理转让费80万转账给反诉被告梁杰，然后120万的转让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让给梁杰。但是双方自始至终都未将陕汽的一级代理权转让给忻州市开拓者商贸有限公司以及毛明洋。并且，二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签署过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反诉被告收到原告的转让款后仅在企业信息网进行公示，并没有实际到工商部门进行备案与变更。截至到目前，忻州市开拓者商贸有限公司以及反诉原告毛明洋均未能受让到陕汽的一级代理权。而二反诉被告已作为原告起诉反诉原告解除合同，其就应将已收到的200万元转让款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81050.01元。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反诉。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反诉辩称，1.双方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代理权转让，反诉原告在反诉状中认可的代理权的转让价格是80万，但实际上转让金额是200万，所以反诉原告认为双方是代理权转让与事实不符。2.反诉被告梁杰曾向反诉原告通过微信发送股权转让协议书，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3.反诉原告在微信通话记录中明确先打定金，说明该80万元为股权转让的定金款，并非代理权转让价。4.反诉被告的代理律师与反诉原告进行多次通话，通话记录也显示反诉原告不积极履行转让协议，要求解除双方之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5.双方在2019年1月份左右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反诉原告专门到太原向反诉被告送身份证以及银行卡，反诉被告拿上反诉原告的身份证及银行卡到当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东变更的备案手续，说明双方之间是有股权转让的合意。6.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在2019年1月份左右，易博云公司在陕汽系统的返利款以及公司对公账户的资金在400万元以上，双方约定在确定股权转让日期的同时来确定股权转让价格。7.反诉原告实际已经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一事实由反诉原告与被告的代理律师通话记录可以证实，该通话记录中反诉原告认可其为了经营公司已经花费了十多万。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梁杰、康银柱系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8年12月20日，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与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2019年经销商合作协议》，2018年12月31日，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授权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为其在山西省忻州、长治地区的汽车品牌经销商，授权时间自2019年1与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并出具授权书。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称与毛明洋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2日，毛明洋与梁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毛明洋给梁杰发信息“梁总，发卡号；先打定金”，2019年1月7日，毛明洋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向梁杰转款800000元，并在微信中告知梁杰。此外，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股权变更信息处显示2019年1月11日变更毛明洋为股东，变更后股权比例为50%，并于同日变更股东康银柱股权由50%为0%，公示时间同为2019年1月22日。此后，毛明洋分别于2019年1月23日、2019年2月21日向梁杰转款700000元、500000元。2019年4月27日，山西熙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晓全受梁杰、康银柱委托向毛明洋发送熙函字第0427-1号律师函，主要内容为：2018年底你方与委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持有的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你方，你方先支付委托人定金80万元后，康银柱将其持有的50%股权转让给你方，剩余50%股权在委托人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再进行变更登记；希望你方尽快履行协议，协助委托人核算目标公司现有财产，尽快确定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另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存款对账单显示截止2019年10月23日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余额311025.66元。梁杰在与毛明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毛明洋曾于2019年3月11日向梁杰发送“起草易博云与开拓者之间投资协议”，其中第一条为“包括易博云公司名称如何使用”，梁杰针对该文件的回复为“这个和开拓者什么关系”、“大哥，现在又不是你公司入的公司来了，对吧，现在是你毛明洋进来了么”。另，毛明洋为忻州市开拓者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19日，毛明洋与康银柱通话，毛明洋陈述“咋解决不了呢，也不是我不接，你现在整忻州来，我还接”。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称毛明洋曾进驻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后又撤出，并解散原公司职工，造成公司资金流失；毛明洋表示原告（反诉被告）起诉要求解除协议，其同意解除该协议。确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2019年经销商合作协议》、陕西重汽2019年经销商授权书、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熙函字第0427-1号律师函、中国工商银行企业存款对账单、通话录音、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股权转让协议还是代理权转让协议；2、毛明洋向梁杰支付的80万元的性质；3、双方当事人口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责任由谁承担。1、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通话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口头协议约定由梁杰、康银柱以一定对价向毛明洋转让特定权益，毛明洋主张该权益为代理权，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公示过变更50%的股权给毛明洋，毛明洋给梁杰发送的“起草易博云与开拓者之间投资协议”含有“易博云公司名称如何使用”，此外，梁杰、康银柱提供的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与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2019年经销商合作协议》及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2019年经销商授权书，该代理权系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授予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故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系协议转让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2、就毛明洋支付梁杰80万元的性质，微信记录中毛明洋明确表示为“定金”，毛明洋抗辩该80万元为代理权的转让价格，后续支付的120万元为陕汽营销管理平台的账户金额余额，如果双方转让的是代理权，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在营销管理平台的账户余额无须由毛明洋另行向原告（反诉被告）方支付，故对毛明洋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该80万元系保障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符合定金的性质。3、原告（反诉被告）向毛明洋发出的律师函、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录音记录显示，原告（反诉被告）方催促毛明洋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毛明洋未积极回应，通话记录中毛明洋认可不再继续收购公司，毛明洋抗辩接收山西易博云贸易有限公司的前提需要反诉被告将公司地址迁至忻州市，双方当事人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显示，除2019年2019年6月19日毛明洋与康银柱通话中表示过该意见外均无体现，毛明洋亦无向原告（反诉被告）方表示过要求对工商登记进行变更，故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系毛明洋的责任。综上，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解除公司转让协议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80万元定金归其所有的诉请，因毛明洋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故对原告（反诉被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损失25万元，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的具体金额及与毛明洋之间的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主张的200万元及利息，扣除定金后，本院支持梁杰、康银柱应返还毛明洋120万元，因梁杰、康银柱非缔约过失方，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与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订立的口头股权转让协议。二、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12000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梁杰、康银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毛明洋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4350元（梁杰、康银柱已预交），由梁杰、康银柱负担3417元，由毛明洋负担1093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724元，由梁杰、康银柱负担6760元，由毛明洋负担496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扬鹏人民陪审员 王计兰人民陪审员 周爱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胡瑞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