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民终25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县支公司，住所地咸丰县高乐山镇楚蜀大道1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26MA491CXG18。负责人：陈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宏愿、向诗标，湖北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琪（曾用名唐晓庆），女，2001年1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莲花坝村7组13号，现住湖北省咸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世银，系唐琪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道华，宣恩县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晓峰，男，生于1984年11月30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咸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振宇，男，生于1985年5月17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咸丰县，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县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琪、余晓峰、余振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6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县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2019)鄂2826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唐琪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服金额为124800.54元）。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余晓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肇事逃逸，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咸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咸公交认字(2018)第0419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余晓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肇事逃逸。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交强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直接侵权人（即上诉人余晓峰）追偿。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无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余晓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肇事逃逸，肇事逃逸属于上诉人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范围，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肇事逃逸属于上诉人与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条款，该条款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对机动车驾驶人来说应该是基本常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肇事逃逸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另外，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保险单“重要提示”第三条载明，“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同时上诉人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条款也对肇事逃逸使用了黑色字体加粗加黑进行提示，以区别与其他普通条款。因此，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上诉人可以根据免责条款免除赔付义务。在此种情形下，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尽到提示义务，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而非如一审判决将所有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三、肇事逃逸作为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被上诉人余晓峰在事故发生后逃逸，致使上诉人及交警部门无法判定其驾驶状态，这种责任如果通过保险进行了救济，势必会纵容肇事逃逸（含醉驾、毒驾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后逃逸）；另一方面会损害其它投保人的利益，与保险设立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德。四、一审中，由于被上诉人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与被上诉人伤情不符，上诉人在庭审中对此提出异议，并对被上诉人唐琪的伤残等级提出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亦同意启动重新鉴定，后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共同选定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一审法院却对重新鉴定结论不予采信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五、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的部分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残疾赔偿金，被上诉人唐琪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长期生活居住在城镇，且在城镇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认定其残疾赔偿金损失无依据。关于误工损失，首先被上诉人唐琪仅提供了证明和部分工资表，并未提供工资发放银行流水、缴纳社保证明、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等，因为只有工资流水、社保、完税凭证是无法编造的，但被上诉人唐琪并没有提供比较完整证据链来证实经济收入情况。其次我们可以先不去探讨工资表和证明的真实性，从工资表显示2018年4月的工资仍正常在发放，且在证明中并没有说明受伤和休假期间未支付工资的事实，最后根据被上诉人唐琪的学历、年龄、工作经验、来凤县当地工资收入水平及其所从事的工种来判断，该工资收入完全不符合常理。因此，因此应认定被上诉人唐琪没有实际的误工损失。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认定5000.00元明显过高，另外，被上诉人唐琪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长期生活、居住在城镇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当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唐琪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唐琪书面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琪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和商业险合同范围内赔付原告经济损失123665.5元，余下部分由余晓峰、余振宇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过程中，唐琪变更诉讼请求的赔偿金额为医疗费793.5元、住院生活补助费6700元、营养费3180元、护理费21200元、误工损失15900元、残疾赔偿金68190元、精神抚慰金3万元、伤残鉴定费1560元、财产损失2798元、交通费1106元，减去已经支付的1万元后，合计赔偿142147.5元。一审查明，2018年4月19日20时58分，余晓峰（持B2照）驾驶鄂Ｑ×××××号小型普通客车从绕城线卢家沟方向往大坝方向行驶中将前方路上行人苏旭、唐琪撞伤，后余晓峰驾车逃逸，造成车辆受损及苏旭、唐琪受伤的交通事故。2018年4月28日，咸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咸公交认字【2018】第0419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晓峰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唐琪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唐琪于事故当天被送至咸丰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盆骨多发骨折；2、轻型颅脑损伤，额部头皮血肿；3、鼻骨骨折；4、多处软组织损伤。住院治疗2天，花去医疗费（含门诊费）2688.44元。2018年4月21日，唐琪从咸丰县人民医院转院至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住院治疗65天，花去医疗费25592.66元，出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宫内早孕人流术后、颅底骨折、骨盆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2018年7月19日，唐琪因出院后复查在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花去医疗费793.5元。2018年8月3日恩施施南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鉴定为：唐琪的伤残程度为伤残十级；误工期为106日。花去鉴定费用1560元。2019年7月3日，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对唐琪伤后的护理时限、营养时限分别评定为75日。另查明：1、本次事故发生后，余晓峰垫付唐琪在咸丰县人民医院住院医疗费2688.44元、在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住院治疗费25592.66元，以上共计28281.1元。2018年8月3日，余晓峰向唐琪支付现金1万元。2、鄂Ｑ×××××号小型普通客车为余振宇所有，余晓峰借用该车驾驶肇事后逃逸，于4月20日投案自首。该车在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限为2018年1月25日15时0分起至2019年1月25日24时止，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余振宇在4S店购买该车，车辆的保险由4S店办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中的“重要提示”栏第3条载明：“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但对该条所使用的字体并未作出特别标注，该保险单也未附合同条款。3、唐琪因家庭承包地被征收，居住于宣恩县教育城安置小区。2017年8月至事故发生时其在湖北铸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事资料员工作，并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本次事故发生前其工资为每月4500元，事故发生后其未再工作。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余晓峰驾车逃逸行为是否可以免除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的保险责任；二、唐琪的损失认定。一、关于余晓峰驾车逃逸行为是否可以免除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的保险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中肇事车辆在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其应当在交强险保险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提出因驾驶人的逃逸行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限额范围内免责的抗辩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对于商业三者险赔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本案中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并未提供与投保人签字确认的书面保险合同，仅有保险单这一保险凭证，而保险单中对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提出的免责事由并无说明，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无充分证据佐证其已向投保人就相关免责事由做出提示、尽到告知义务。因此，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肇事车辆在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应在上述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过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则根据事故发生的过错责任，由责任人分担。二、唐琪的损失认定。唐琪主张相关损失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予以计算，法院认为，因本次事故发生在2018年4月19日，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为发回重审案件，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为2018年度，本案的相关损失应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予以计算。对唐琪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本案的赔偿范围及金额，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采纳的证据，确认29074.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唐琪主张住院生活补助费6700元（67天×100元），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酌情认定4020元。3、营养费，唐琪主张按照30元/日计算106日，共计3180元。因出院医嘱并无确需加强营养的说明，唐琪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营养费的损失，对该主张不予支持。4、护理费，根据采纳的证据，唐琪的护理期为75日，唐琪主张按200元/天计算，计21200元，无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参照2018年湖北省居民服务业收入标准进行计算，认定护理费，合计7235.75元（即35214元/365天×75日）。5、误工费，根据采纳的证据，认定为15682.19元（4500元×12月÷365日×106日）。6、残疾赔偿金，根据采纳的证据，唐琪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十级伤残，其居住于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唐琪主张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予以支持，认定残疾赔偿金为63778元，即31889元×20年×10%。7、鉴定费，唐琪受伤后，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伤残情况，误工、护理时限进行鉴定，是进行诉讼的合理开支，虽然重新鉴定意见在原鉴定意见上有减损的部分，但主要意见予以采纳，故根据采纳的证据确认1560元。8、财产损失费，唐琪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不予支持。9、交通费，根据采纳的证据，共计认定45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唐琪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伤残，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酌情认定3000元。综上，唐琪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金额共计124800.54元，其中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项的损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3094.6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项的损失（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为90145.94元，不属于交强险赔偿项的损失（鉴定费）为1560元。因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另一受害者受伤，且也已在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根据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的规定，唐琪与另一受害人（另案处理）的损失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和死亡伤残赔偿项限额内按比例划分予以分配。两案按损失比例予以分配后，本案中，唐琪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项限额内应获得的赔偿为4955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项限额内应获得的赔偿为30365元，共计35320元，由人保财险咸丰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超过交强险的部分89480.54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应由保险公司予以承担。余晓峰不再承担支付义务。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提出鉴定费不属于其赔偿范围，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扣除余晓峰垫付的38281.1元后，人寿财险咸丰支公司实际还应向唐琪支付86519.44元。余振宇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唐琪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4800.54元，扣除余晓峰已支付的38281.1元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支公司实际还应向唐琪支付86519.44元。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支公司支付余晓峰垫付费用38281.1元。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三、驳回唐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3元，唐琪负担809元，余晓峰负担1964元；鉴定费（重新鉴定）2050元，唐琪负担1000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支公司负担105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余晓峰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但肇事车辆在上诉人处投保了交强险，故上诉人应在交强险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商业三者险赔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交与投保人签字确认的书面保险合同，无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向投保人就相关免责事由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故上诉人以驾驶人交通肇事逃逸为由不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唐琪是否构成伤残问题，恩施施南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以2018年7月19日唐琪出院后复查时的CT检查报告意见“左侧耻骨上下支骨折，上支骨折断端对位对线不佳，骨盆环状结构和闭孔的对称性破坏”为依据，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10.64）“骨盆两处以上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之规定予以评定唐琪构成十级伤残；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以2019年6月17日骨盆正位X线片的检查报告意见“左耻骨上下支陈旧性骨折，断端骨折线消失，已骨性连接；骨盆环未见明显畸性”为依据评定唐琪未达伤残等级。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未对恩施施南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采用的相应资料（即2018年7月19日CT检查的检查影像）作出合理分析评判，故无法否定恩施施南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一审基于客观事实，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予以采信恩施施南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伤残评定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应为一审采信该鉴定关于伤残评定部分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唐琪因家庭承包地被征收，居住在宣恩县教育城安置小区，发生交通事故前在湖北铸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事资料员工作，月工资4500元，事故发生后未再工作，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唐琪长期生活在城镇且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一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和以其月工资水平计算误工费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计算残疾赔偿金、误工费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唐琪在交通事故中遭受人身损害已构成十级伤残，且自身无过错，一审据此支持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认为一审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过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丰县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覃恩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方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