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20民终9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国养，男，195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益，男，198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宗宪，四川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贵运，男，195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艳玲，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乐至县石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胡国养、胡益因与被上诉人张贵运、鲁艳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9）川2022民初1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国养、胡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宗宪，被上诉人张贵运、鲁艳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国养、胡益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为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财产764,166元，并赔偿上诉人资金占用利息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公正。本案原审法院根据推定认定事实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相关事实依据。本案实质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的资金转入到被上诉人账户中，上诉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由于该协议未经法定程序进行股权转让和变更，被上诉人张贵运无权处分其所转让的股权，该协议当然无效。加之，被上诉人将资金挪作他用导致了这份无效的《合作协议书》根本就没有实际履行。2018年3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贵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张贵运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折价为人民币900,000元，且持公司股份33.3%，上诉人二人各出资300,000元，且各均持有公司股份33.3%。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张贵运并未实际履行转让股权的合同约定义务，且经调查，在合同签订之时，标的公司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处于注销状态，故《合作协议书》因标的公司不存在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因此，上诉入主张确认《合作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共计764,166元，即上诉人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的出资额600,000元，以及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上诉人张贵运的妻子被上诉人鲁艳玲的款项164,166元，并赔偿上诉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即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已经支付到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以及协助或催告上诉人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只是不断利用另一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的资金。上诉人事后得知被上诉人张贵运名下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前实际有两家同样类型的乐至县蟠龙镇贵运家庭农场以及协议书中的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原审中上诉人己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这一事实，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张贵运收到资金后的资金流向或者财务报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资金后如何履行的《合作协议书》，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财务凭证证明案涉合作社的相关明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复印件仅仅能证明双方并未实际合作的贵运家庭农场的款项支付情况。据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无权收取上诉人款项，应予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被上诉人张贵运、鲁艳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明白，判决的结果准确、公正，完全符合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规定和事实根据。一、上诉人所谓返还不当得利财产的上诉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答辩人张贵运（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双方迅即进行了实际的合作经营，并且合作经营时间长达一年多。2、本案法律关系明确，《合作协议书》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的合作是平等自愿的，三方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二、上诉人提起诉讼，无理要求答辩人返还其投资的全部资金，主要原因是上诉人在合作经营期间没有达到上诉人希望快速收回成本，并且获得巨额利润的目的。三、答辩人鲁艳玲在本案所牵涉的合作协议纠纷中，既不是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也不是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仅仅只是作为合作社的职工（出纳），其参与的工作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鲁艳玲也不应当承担本案任何民事责任。四、上诉人向答辩人主张返还所谓的不当得利，缺乏充分的证据。 胡国养、胡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张贵运、鲁艳玲返还财产764,166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标准从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张贵运、鲁艳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0日，张贵运作为甲方，告胡国养作为乙方，胡益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经三方友好协商，本着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甲方的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产业达成了如下合作方案：甲方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折价成90万元，甲方占股比例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公司股权的33.3%（占总股数的三分之一），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收购甲方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股权，出资金额30万元，占股比例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公司股权的33.3%（占总股数的三分之一），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收购甲方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股权，出资金额30万元，占股比例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公司股权的33.3%（占总股数的三分之一）。三方约定：1．甲方任董事长，争取项目、处理政策补贴和协调雇佣本村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等相关事宜。2．标的公司如有债务纠纷和财务关联交易，甲方应事先通知乙方、丙方。3．乙方、丙方掌管财务，管理公司银行账户，规划公司业务发展，管理公司日常运营等相关事宜。4．公司农业项目的政策补贴按公司股权占有比例进行分配（如补贴项目需提前出资垫付，按协商后补贴项目的具体出资比例进行补贴分配）。5．公司的权益、资产及税后利润按各方占公司股权比例进行分配。6．投资各方的责任以其持有股份比例为限。”该协议书由胡益起草，并由胡益在协议书尾部手写注明：“补充：1．甲乙丙三方合作于2018年元月份开始。2．土地租金一年一付。3．本协议一经签订，投资各方不得中途撤股、撤资，但允许投资各方之间与其他投资股东实行购买、转让、合并。”2018年3月21日，胡国养和胡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贵运支付30万元，合计60万元。同年4月24日，胡益当日向鲁艳玲共支付1元、8,999元、3,783元和1,383元，共计14,166元。同年5月3日，胡国养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鲁艳玲支付15万元。胡益陈述该后续15万元和14,166元系支付给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借款，是为追索上述受张贵运欺骗的60万元所垫支给张贵运的。现胡国养、胡益主张该合作协议无效，并一致要求共同追索张贵运、鲁艳玲的该笔不当得利，主要理由为合作协议书内容没有经张贵运的股东决议，同时张贵运也隐瞒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和股东组成情况，协议签订后，胡国养、胡益自述其实际从2018年5月——10月期间在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里跑腿，10月后张贵运、鲁艳玲便让胡国养、胡益离开，同时张贵运、鲁艳玲未通过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胡国养、胡益取得的股东权利进行变更登记，上述764,166元系受张贵运欺骗所致，认为该款项系张贵运、鲁艳玲的不当得利，应当由二人予以返还，故诉至人民法院。 另查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6月23日，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注册资本18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贵运，成员总数124人，登记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5月29日，该社成立之时的成员出资清单载明，张贵运用货币出资20万元，鲁艳玲用货币出资10万元。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为桑树的种植，蚕的饲养，蚕桑附属产业的开发利用，为成员购买生产资料，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和信息服务。出资成员包括张贵运、鲁艳玲等人，鲁艳玲系该社的财务人员。企业状态为已成立，注销原因无，吊销信息无。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章程第九条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从事蚕桑生产经营，能够利用并接受本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本章程，履行本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申请成为本社成员。……”第十条规定：“凡符合前条规定，向本社理事会提交书面入社申请，经成员大会审核并讨论通过者，即成为本社成员。”第二十三条规定：“本社设理事长一名，为本社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五）代表本社签订合同等。……”乐至县蚕桑局于2019年7月12日出具说明，证实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现有固定资产总值达500万元以上，2018年初，浙江人士胡国养、胡益来乐至县寻求农村产业合作，经该局招商引资引荐，胡国养、胡益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贵运于3月20日自愿签订《合作协议书》，自此开始实际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2018年5月14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龙溪水泥制品混凝土发货单，载明该公司向张贵运的蟠龙蚕桑基地发货Ｃ25等级的混凝土用于该基地公路浇筑，收货人均有胡益签名。2018年5月、6月的销货清单，载明购货单位为蟠龙3大10张国运，购买明细上有具体购买商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并有胡益的签名。2018年3月——10月期间，胡国养、胡益玲实际参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有关管理和经营工作。 乐至县蟠龙镇贵运家庭农场成立于2014年9月24日，注册资本0.001万元，企业类型属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张贵运，经营状态为存续，注册地址乐至县，经营范围为种植稻谷、玉米，养蚕、桑园林下种养殖，销售桑苗。 胡国养、胡益未举证证明签订《合作协议书》当时张贵运对合作社的出资情况以及张贵运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行为，胡国养、胡益也未陈述和提交过入社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不当得利需符合以下三大特征：一、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二、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三、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胡国养、胡益诉请张贵运、鲁艳玲返还并认为涉案764,166元系不当得利，主要依据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胡国养、胡益主张该合作协议无效，主要理由为合作协议书内容没有经张贵运的股东决议，同时张贵运也隐瞒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和股东组成情况，协议签订后，同时张贵运、鲁艳玲未通过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胡国养、胡益取得的股东权利进行变更登记，在合同签订之时，标的公司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处于注销状态，《合作协议书》因标的公司不存在而无效，上述764,166元系受张贵运欺骗所致，认为该款项系张贵运、鲁艳玲的不当得利，应当由二人予以返还。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成员享有自由入社和退社的权利，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扩大生产经营和服务的规模，可以依法成立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可以依法向公司等企业投资，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合作社章程规定被告张贵运作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有权代表该社签订合同，成为该社成员需向理事会提交书面入社申请并经成员大会审核讨论通过，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从成立之初至今仍存续并未注销，并从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180万元发展到如今现有固定资产总值达500万元以上，张贵运在该社当时的出资20万元不排除有已增值的可能。胡国养、胡益与张贵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三方参与对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产业的合作事宜，实际内容是胡国养、胡益以货币收购的形式收购张贵运在该社中的部分出资，系胡国养、胡益与张贵运个人的合作事宜，而非胡国养、胡益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直接签订合同或者胡国养、胡益申请加入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由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允许成员自由入社和退社，成员的出资以及出资比例在整个合作社存续期间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胡国养、胡益未举证证明签订该协议书当时张贵运对合作社的出资情况以及张贵运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行为，故无法否定该协议书中载明的张贵运的出资情况，从而能够推定该协议书系胡国养、胡益与张贵运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均系成年人，且该协议书由胡益起草，应当清楚并知晓签订该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并且该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协议书有效，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合同。诉讼中，胡国养、胡益自始至终未陈述和提交过入社申请，从胡国养、胡益与张贵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内容来看，其中约定投资各方不得中途撤股撤资，表明胡国养、胡益并非表示要入社，自然不存在该合作社要履行成员入社的相关手续，但根据胡国养、胡益已按协议实际履行义务并享有相关权利以及后续陆续向鲁艳玲（当时系该社的财务人员）打款164,166元的行为等综合情况来看，不排除胡国养、胡益有向张贵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投资该164,166元的可能，该投资打款的行为属于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行为，且胡国养、胡益有实际参与该合作社经营和管理的事实，故胡国养、胡益的诉请要求返还该6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胡国养、胡益自述后续转账给张贵运和鲁艳玲的15万元和14,166元系支付给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借款，是为追索上述60万元受张贵运欺骗所垫支给张贵运的，结合胡国养、胡益和张贵运、鲁艳玲的陈述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胡国养、胡益陈述的后续转账目的与常理不符，胡国养、胡益未向本院提交足够证据证实胡国养、胡益与张贵运、鲁艳玲之间因《合作协议书》无效从而形成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故张贵运、鲁艳玲要求张贵运、鲁艳玲返还财产包括前述60万在内的合计764,166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标准从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张贵运、鲁艳玲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胡国养、胡益的诉讼请求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益、胡国养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胡益、胡国养提交了胡国养与张贵运于2019年4月22日上午的对话录音，内容主要为张贵运认可愿意把垫资款30万元退还。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内容真实，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认为互相让一步，适当地把资金退一点，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资金是不当得利。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资金的依据是上诉人与张贵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而张贵运也根据该协议向上诉人转让了其所有的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部分股金份额，即张贵运取得上诉人的资金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基于《合作协议书》产生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不当得利。 另外，从上诉人的起诉状来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764,166元主要依据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而其起诉的主要理由为合作协议书内容没有经张贵运的股东决议，同时张贵运实施了隐瞒、欺诈等行为，且没有通过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股东进行变更登记，无论是其起诉依据，还是其起诉的主要理由，均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不当得利。因此，上诉人应基于合同关系而不是以不当得利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2元，由上诉人胡益、胡国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柯 劲 审判员 苏振宇 审判员 张 慧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