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7民终1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新，男，1967年7月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艾福森，男，1965年1月6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巴特尔，内蒙古壮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士军，男，1973年5月5日出生，呼伦贝尔市君辉马铃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宇，内蒙古屹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伦贝尔市君辉马铃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伊敏大街7间房20号综合楼2楼。法定代表人：陈士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宇，内蒙古屹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卫新茂，男，1972年9月20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上诉人王永新、艾福森与上诉人陈士军因与被上诉人呼伦贝尔市君辉马铃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君辉合作社）及原审第三人卫新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9）内0702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永新、艾福森及上诉人王永新、艾福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巴特尔，上诉人陈士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宇，被上诉人君辉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陈士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卫新茂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永新、艾福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陈士军、君辉合作社返还给王永新、艾福森及卫新茂土豆款603000元；3、判令陈士军、君辉合作社按年利率6%赔偿王永新、艾福森及卫新茂给付上述款项为止的违约损失；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士军、君辉合作社负担。事实和理由：王永新、艾福森与卫新茂（以下简称三合伙人）从陈士军处租赁1000多亩耕地种植土豆，并由三合伙人委托陈士军销售土豆，陈士军未经王永新、艾福森的同意擅自多扣土豆款603000元，应予退还。具体包括：设备转让款270000元，陈士军与卫新茂签订的设备转让合同中明确写明该设备由卫新茂个人购买，一审法院认定为合伙债务有误；垫付种子款220000元，陈士军与卫新茂签订的结算书载明“借款”并有2分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款为种子款并用于合伙事务有误；一审时通过银行流水已查明仅给付130000元收土豆人工费，对该130000元王永新、艾福森也认可用于合伙事务，但陈士军扣除200000元的收土豆人工费，其中预收土豆人工费70000元的事实不存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种植协议仅是陈士军与卫新茂之间的合同，王永新、艾福森从未见过该合同，故对王永新、艾福森不生效。事实上，陈士军与卫新茂签订的种植协议也没有履行。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已经明确土地租赁费是陈士军和三合伙人经过几次协商后，由王永新、艾福森直接给付陈士军，所以属于陈士军与三合伙人之间的新的合同关系，与种植协议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维护王永新、艾福森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陈士军辩称，陈士军与卫新茂之间签订的种植协议，合法有效。合同具有相对性，相对人就是卫新茂与陈士军。卫新茂与王永新、艾福森是合伙关系，与陈士军无关。卫新茂与陈士军之间结算时扣除的相关款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所扣款项均用于卫新茂耕种土地。退一步讲，如果王永新、艾福森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应向卫新茂主张权利，而不应该向陈士军主张权利。王永新、艾福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应支持。被上诉人君辉合作社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陈士军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卫新茂未作陈述。上诉人陈士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永新、艾福森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永新、艾福森承担。事实和理由：陈士军与卫新茂签订种植协议和履行合同过程中，陈士军对王永新、艾福森与卫新茂合伙的事实并不知情。种植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针对的是卫新茂，与王永新、艾福森无关。陈士军与卫新茂存在委托关系，进行结算符合交易习惯与法律规定，与王永新、艾福森没有法定和约定的给付义务。陈士军与卫新茂结算时，扣除的均是卫新茂种地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借款43000元。该笔款项不是一笔整数，有陈士军为卫新茂垫付的车费、工人工资等，合计为43000元。即使王永新、艾福森与卫新茂存在合伙关系，陈士军与卫新茂的结算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理应得到三合伙人的认可。卫新茂与陈士军进行结算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一审法院认定陈士军与三合伙人建立委托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上诉人王永新、艾福森辩称，三合伙人在合伙过程中并未指定过合伙负责人，陈士军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事实。君辉合作社是否具有法人资格，请法庭予以核实。陈士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其他答辩意见与王永新、艾福森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致。被上诉人君辉合作社认可陈士军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卫新茂未作陈述。王永新、艾福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士军、君辉合作社返还给王永新、艾福森及卫新茂土豆款603000元；2、判令陈士军、君辉合作社按年利率6%赔偿王永新、艾福森及卫新茂违约损失；3、诉讼费用由陈士军、君辉合作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三合伙人合伙租赁陈士军承包的1400亩土地种植土豆，三合伙人口头约定由王永新、艾福森出资负责地租、化肥和农药，卫新茂出资机械设备、人工和种子，盈亏均分。因三合伙人无种植经验，陈士军承诺免费提供种植技术和种植方案、代购化肥农药、秋后销售土豆时以君辉合作社的名义卖给麦福劳。陈士军书写了自己的建设银行账号交给了王永新、艾福森，王永新、艾福森向陈士军陆续支付了地租等费用。2017年1月16日，卫新茂给陈士军签署了种植协议，该协议一式一份由陈士军保管，协议内容系卫新茂租种陈士军所承包的耕地租金数额、设备转让、土豆代销、技术提供和风险承担，没有反映王永新、艾福森与卫新茂合伙的内容。2017年4月10日，卫新茂给陈士军出具了设备转让协议，内容为君辉马铃薯将部分马铃薯种植设备作价270000元转让给卫新茂，于2017年10月1日前付清。秋收后，陈士军代销了土豆。2017年11月14日，卫新茂在王永新、艾福森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陈士军进行了结算，签署了卫新茂1200亩地费用及往来账，陈士军在代销土豆款中扣除了各项费用，剩余484313元全部支付给了卫新茂。在扣除的费用中，包括了设备转让款270000元，垫付种子款220000元，卫新茂的个人借款43000元，预付收土豆人工费7万元，以上款项合计603000元，卫新茂认可系在合伙事务中应由其本人出资的。一审法院认为，基于王永新、艾福森及卫新茂合伙租种陈士军承包耕地的原因，陈士军承诺免费为三合伙人提供种植技术和种植方案、代购化肥农药、代销土豆，王永新、艾福森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号交易明细、陈士军给王永新、艾福森书写的建设银行账号、陈士军与王永新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该事实成立。因此，关于代销土豆，三合伙人与陈士军形成委托关系，陈士军作为受委托人，有义务将售卖后的土豆款转交给三合伙人。本案争议焦点是，陈士军转交土豆款时，是否应该将本属于卫新茂在合伙中出资所产生的个人债务作为合伙债务予以扣除。该院认为，三合伙人对出资分工无争议，卫新茂负责出资机械设备、人工和种子，由此产生的债务按合伙人约定应由卫新茂负担。但是，王永新、艾福森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陈士军对三合伙人合伙事实知悉，却未能证明陈士军对三合伙人合伙具体出资分工也知悉。除卫新茂的个人借款43000元外，设备转让款270000元、垫付种子款220000元、预付收土豆人工费70000元均用于三合伙人的合伙事务中，陈士军有理由相信该部分为合伙债务，其在土豆款中予以扣除，系正常行使抵销权，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从形式上，三合伙人与陈士军未约定合伙人任何个人与陈士军的单独约定无效，卫新茂给陈士军签署种植协议的经营活动，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王永新、艾福森认为卫新茂的经营活动给其造成损失，王永新、艾福森应向卫新茂主张权利。因此，陈士军将卫新茂的个人借款43000元作为合伙债务进行扣除，侵害了王永新、艾福森的合法权益。因另一合伙人卫新茂在本案中没有诉讼请求，故该部分土豆款应转交王永新、艾福森并赔偿利息损失，卫新茂可与王永新、艾福森再行清算。对王永新、艾福森其他款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陈士军系委托事项中的受托人，与君辉合作社无关，王永新、艾福森对君辉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士军转交原告王永新、艾福森土豆款43000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二、驳回原告王永新、艾福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15元，由原告王永新、艾福森负担4477元，被告陈士军负担438元。二审审理过程中，王永新、艾福森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王永新与卫新茂通话录音，欲证明陈士军与卫新茂结算时均明知扣除的220000元属于陈士军借给卫新茂的个人借款，故借款220000元不应在结算中抵扣。陈士军、君辉合作社质证称，该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卫新茂未到庭，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外，该录音不是一段完整录音，且该录音内容与本案无关，无论其是否真实存在，均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卫新茂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卫新茂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认可结算时扣减的220000元系陈士军代为垫付的种子款，该份证据不足以推翻卫新茂之前关于该笔款项性质的陈述，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6日，卫新茂租赁陈士军的耕地用于种植土豆，卫新茂在《种植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约定：2017年卫新茂承包陈士军土地1400亩。陈士军将福田1254拖拉机2台等种地设备转让给卫新茂，合计金额在详细商量后确定，设备款在秋后土豆款中扣回。以陈士军的名义与麦福劳公司签订销售订单，帮助卫新茂出售土豆，所卖土豆款在麦福劳公司给付陈士军后第一时间扣除欠款后转给卫新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士军与君辉合作社应否给付王永新、艾福森已扣土豆款603000元及相应损失。2017年1月16日，卫新茂在《种植协议》上签字，卫新茂租赁陈士军的耕地用于种植土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协议的相对人为陈士军与卫新茂。王永新、艾福森于2017年1月16日前后陆续以转账的方式支付陈士军租金的行为不足以认定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为卫新茂、王永新、艾福森。结合王永新、艾福森于二审庭审过程中陈述《种植协议》对其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及陈士军也仅认可该协议的相对人为卫新茂的事实，故《种植协议》仅在陈士军与卫新茂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种植协议》关于陈士军帮助卫新茂出售土豆的约定，卫新茂与陈士军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王永新、艾福森主张陈士军与卫新茂签订的《种植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陈士军与三合伙人成立了新的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本院认为，王永新、艾福森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1月16日《种植协议》已经解除或终止履行，且根据陈士军与卫新茂之间的结算协议，亦能看出陈士军与卫新茂签订的《种植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并进行了结算。因王永新、艾福森向陈士军陆续支付租赁费等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三合伙人与陈士军成立了新的租赁关系，故王永新、艾福森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7年秋，陈士军代卫新茂出售土豆。2017年11月14日，陈士军与卫新茂进行结算时，陈士军在应给付卫新茂土豆款中扣减603000元。王永新、艾福森主张陈士军扣减的土豆款603000元，未经王永新、艾福森的同意，故应返还给王永新、艾福森。本院认为，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陈士军与卫新茂，而非陈士军与卫新茂、王永新、艾福森。根据2017年1月16日《种植协议》的约定，陈士军帮助卫新茂出售土豆，陈士军出售给卫新茂的设备款等欠款在土豆款中扣除后转给卫新茂。该约定明确了陈士军有权扣除欠款，且土豆款的给付对象为卫新茂，故陈士军与卫新茂根据《种植协议》的约定进行结算，系双方对权利义务的处分。即使如王永新、艾福森所述，三合伙人为委托合同的相对人，卫新茂作为三合伙人之一，亦有权与陈士军进行结算。王永新、艾福森虽主张三合伙人已经向陈士军明确，土豆款必须由三合伙人与陈士军共同进行结算，但王永新、艾福森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事实，且陈士军对此并不认可。因此，在三合伙人与陈士军关于土豆款的结算未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卫新茂有权与陈士军进行结算。2017年11月14日，陈士军与卫新茂进行结算时，在土豆款中扣减了设备转让款等四项。根据一审审理过程中卫新茂的陈述，扣减的款项分别为设备转让款270000元、垫付种子款220000元及预付收土豆人工费70000元及借款43000元，前三项用于三合伙人合伙事务。王永新、艾福森对此虽不认可，但王永新、艾福森未提供证据证明卫新茂与陈士军存在恶意串通等情形，故王永新、艾福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王永新、艾福森同时主张设备的转让主体为君辉合作社，而非陈士军，故陈士军与卫新茂结算时不应扣减设备转让款。本院认为，《种植协议》明确约定设备转让的主体为陈士军，《种植协议》约定的转让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与《设备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设备一致，且转让的设备实际用于合伙事务，故王永新、艾福森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士军与卫新茂在结算时扣减设备转让款270000元、垫付种子款220000元及预付收土豆人工费70000元，符合《种植协议》的约定，且上述款项均用于合伙事务，故王永新、艾福森要求陈士军返还上述三笔款项，依据不足。三合伙人之间内部是否有特别约定，仅在三合伙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对陈士军不具有约束力。如王永新、艾福森认为因卫新茂的结算损害了王永新、艾福森的合伙权益，其应向卫新茂主张权利。陈士军主张结算时扣减的借款43000元，不应返还。本院认为，虽陈士军根据《种植协议》的约定进行结算时有权在土豆款中扣减设备转让款等欠款，但因三合伙人合伙种植土豆的事实客观存在，通过王永新、艾福森向陈士军支付租金等事实，陈士军在与卫新茂结算时，其应知道三合伙人合伙的事实。在此情况下，陈士军与卫新茂结算时，陈士军将卫新茂的个人借款43000元在二人结算时予以扣减，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合伙人王永新、艾福森的利益。且本案审理过程中，陈士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扣减的43000元与种植土豆产生的费用有关，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判令由陈士军转交王永新、艾福森43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另外，关于王永新、艾福森要求陈士军与君辉合作社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为陈士军，而非君辉合作社，陈士军与君辉合作社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故王永新、艾福森要求君辉合作社承担责任，依据不足。综上，王永新、艾福森与陈士军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委托合同的相对人认定为陈士军与卫新茂、王永新、艾福森有误，但对该案的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30元，由上诉人王永新、艾福森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75元，由上诉人陈士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波审判员  王丽英审判员  印 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璐附本案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