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1民初2959号 原告：杨某1，男，汉族，1950年12月27日出生，住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好，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某2，女，汉族，1950年12月27日出生，住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好，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3，又名杨某4，男，汉族，1970年3月28日出生，住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梦静，常熟市双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于某，女，汉族，1968年2月24日出生，住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梦静，常熟市双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某1、杨某2与被告杨某3、于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叶锋、张桂好、被告杨某3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晓冰、宣梦静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中，两被告撤销了钱晓冰的代理。本案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好、两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梦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1、杨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两原告享有被告杨某3和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项下80%的拆迁安置权益，包括（1）两原告有权按80%的份额享有剩余的130平方米商品房面积安置；（2）两原告有权按80%份额享有两被告依据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分得的常熟市沙家浜镇春来家园×××室房屋；（3）两原告有权按80%份额享有两被告依据《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分得拆迁补偿款161016.43元及利息；（4）两原告有权按80%份额享有两被告依据《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获得的租赁补偿款286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于1989年在申请到的宅基地上建房，即常熟市沙家浜镇洋浩村×××号，建房全部由两原告出资。房屋建好后，全家共同居住，未办理权证。直至1999年，在两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该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被办理到被告杨某3名下。2016年7月1日，被告杨某3作为家庭户的代表与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就上述房屋签订《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由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以拆除上述房屋为对价，置换260平方米商品房，约定总计支付拆迁补偿款524496.43元（补偿款可折抵置换商品房款）。原告方认为沙家浜镇洋浩村×××号全部由原告夫妻出资建造，建成后由全家共同居住，系家庭共有财产，以被告杨某3名义办理权证，不代表房屋就是杨某3一个人的，杨某3只是作为整个家庭户的代表，办理权证登记，也是作为家庭户的代表与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签订《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基于拆除家庭共有的房屋以及基于《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所获得的拆迁安置利益，应为家庭共有。结合各方对家庭共有财产形成所作贡献大小，两原告应享有80%的权益。故起诉。 被告杨某3、于某辩称：建房虽然是原告申请，但政府明确同意被告另建一宅，被告在房屋建造好后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两原告向登记部门申请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在被告名下，可以说明涉案房屋产权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具有公信力，涉案房屋及登记的使用权人为被告，该房屋建造时被告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并不是原告全额出资，就本案说，原告先后向法院起诉2次，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由原告全额出资。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庭审过程中，原告本人向法院回答的问题是：他早在领权证的时候就知道该房屋的土地证和产权证登记在被告名下，还表示当初没有任何意见，也认可该房屋是被告的，被告方认为原告对涉案房屋没有任何权益租赁补偿款被告方只拿到27000元，不是28600元。剩余的130平方米商品房被告尚未实际获得，实际标的物并不存在，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春来家园×××室房屋系二被告共有，权证登记在二被告名下，与两原告无关，两原告主张80%的份额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被告与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合同的相对方是两被告及沙家浜镇人民政府，若两原告享有拆迁权利，则根据拆迁政策，政府必然会要求两原告一起签订该份协议，但目前该协议书上只有被告签名，故原告方未获得相应的拆迁权利。被告方实际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仅12万元，非原告方主张的161016.43元，原告无权主张。请求驳回原告方的所有诉请。 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杨某3（被告）、次子杨某5，被告杨某3、于某系夫妻关系。坐落于常熟市沙家浜镇洋浩村×××号原三上三下房屋于1990年建造，并于1990年4月23日颁发了村镇建房准建证（总建证号码×××）经批准建造，建房申请表上载明户主为杨某1，申请理由为“次子已大，故需另建壹宅”；核准意见上载明：“同意长子另建壹宅”。该房屋建成后由原告杨某1、杨某2、被告杨某3以及原告杨某2的母亲杨某6、原告次子杨某5共同居住，后杨某5结婚（系入赘）后搬出上述房屋，并将户口迁出本村。1999年，该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土地使用者为杨某4。2016年7月1日，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为甲方、杨某3户为一方签订《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双方就上述房屋拆除选择产权调换的方式，其中载明被置换房屋补偿金额总计524496.43元，包含评估房屋总值、装修及附属物评估值、户型补贴、临时安置补偿费、搬迁补偿费、高层安置补贴等项目。安置方式载明：“甲方提供春来家园商品房住宅，建筑面积约260平方米，价格按高层1398元/平方米结算。目前由于房源紧张，甲方暂时只提供一套现房，另外一套期房，甲方将按实际期房面积通过租赁的形式予以补偿，待房源充足后再安置。期房面积租赁补偿标准，起算时间为第一套安置房交付之日起至安置房全部交付结束之日止，第一年按100元/平方米/年补偿，第二年按每年120元/平方米/年补偿，第三年按每年150元/平方米/年补偿。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中载明：“临时安置补偿费：按拆除主房实际合法建筑面积238.23平方米×6元/平方米/月发放，起算时间为被拆迁房屋移交甲方之日起至第一套安置房交房后3个月止。”协议落款处乙方处由杨某3签名。后杨某3于2016年8月11日接到物业通知书，在取得第一套安置房坐落于房屋后，被告于2018年1月5日办理了不动产权登记，权利人登记为杨某3、于某。现该套安置房尚未装修居住使用，两原告租住在外，其以享有安置权利为由诉讼来院。 又查明：从常熟市国土资源局调查材料显示，《产权变更申请书》载明：“兹由沙家浜镇洋浩村二组×××号房屋系90年建造，合计建筑面积252平方米，我是该房屋产权人，现在本人要求由儿杨某4作为房屋产权人进行房产登记。”该申请书落款处分别有杨某1、杨某2、杨某4签名字样和手印，证明人处由村委会盖章。《产权人（共有人）直系亲属情况表》载明：房屋所有权申请人为杨某4，房屋坐落沙家浜镇洋浩村二组×××号，产权人（共有人）直系亲属为于某、杨某7（被告女儿）、杨某1、杨某2。 另查明：两原告曾于2018年7月12日以杨某3、于某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享有《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项下90%拆迁权益，后以有意与被告进一步协商为由于2018年9月3日向本院申请撤诉。后两原告又于2018年10月18日以杨某3为被告、常熟市沙家浜镇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中，杨某1、杨某2申请对《产权变更申请书》上“杨某1”的字样是否为杨某1所写，“杨某1”字样上捺印是否为杨某1的捺印，“杨某2”的字样是否为杨某2所写，“杨某2”字样上捺印是否为杨某2的捺印进行鉴定，经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防伪司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13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产权变更申请书》上落款“原产权人签章”处的“杨某1”签名字迹不是杨某1所写；该处“杨某2”签名字迹不是杨某2所写。2、无法确定《产权变更申请书》上落款“杨某1”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否杨某1所留；无法确定《产权变更申请书》上落款“杨某2”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否杨某2所留。该案庭审中，原告陈述过“本来房子也是传给儿子的，他（杨某3）去签（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我们也没有意见的，没想到后来他分到新房子不让我们住了。”“拆迁的时候是知道房子登记在儿子（杨某3）名下，是在领到×××号房屋证的时候知道的，当时是没有意见的，当时造了房子就是给他的，现在他房子不给我们住了，我们没办法了。”第三人常熟市沙家浜镇村民委员会在庭审中陈述：“村委会在证明处盖章只是根据当时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要求为乡镇不动产房屋进行登记，配合提交相关凭证，并未审查双方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材料是在特定的房产发证时形成的，一般是由房产部门要求各乡镇普查要领证的农户，将材料汇总，对要求变更准建证户名的要签订产权变更申请，由村委会收集好以后按提交的申请书上的新的登记人名字进行登记，由于当时进行登记的人员较多，当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能回忆起当时该份变更申请书形成的具体细节，因为确权机关是不动产登记部门，村委会也没有权利和义务来审查该申请书上签名是否真实。” 审理中，本院向沙家浜镇房屋征收中心作了调查，反映：“2016年7月1日《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是沙家浜镇人民政府和杨某3签订的，具体结算以结算单为准，拆除的是×××号房屋，置换两套房屋，260平方左右的面积，实际履行中暂时交付了春来家园×××房屋，面积为134.04平方米，大概2016年8月左右，房子手续是和杨某3做的，结算补偿款余款124225元是拆迁办拨付到的。另外一套房屋还没给，面积为125.96平方米，从2016年8月11日起算租金，目前结算到2018年8月10日为2年，付了2次，1次是2017年底付了12596元，1次是2018年底付了15115.20元。对于另外一套房子目前确定不了交付时间，房子现在在造，估计要三年左右。对于这份《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所明确的安置权益属于杨某3户，权证上是杨某3的名字，协议是和杨某3签的，杨某3户有几个人我们协议上不作明确。另外，还有一套平房也在，这套房子也拆除了，没有单独签订置换协议书，因为不属于置换，杨某3父母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杨某5是入赘的，在女方有宅基地，所以平房拆除只补偿地上物，按结算为61375元，捆绑在杨某5的妻子一方坐落于芦荡社区×××号房屋的安置中。”本院向沙家浜镇村民委员会作了调查，反映：“杨某1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杨某3，小儿子杨某5，当时杨某3要结婚了，杨某5当时也未考虑到入赘，按照规定进行二子分宅，大儿子是增宅，后来杨某5入赘，宅基地是靠女方的，杨某1、杨某2与杨某3为一户，所以不能拥有两块宅基地，安置时平房只补偿地上物，宅基地收归集体。平房的补偿款6万左右给了杨某1。至于后来造的×××号房屋的出资情况，具体不清楚。” 庭审中，两原告陈述×××号房屋造好后没有装修，只是在杨某3结婚时稍微装修了一下，原告出资做了一个石驳岸。被告杨某3陈述石驳岸是其出资做的，另外结婚时自己出资装修了一下房间，结婚后自己出资装修了卫生间。对于该房屋出资情况，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杨某1表示自己是泥瓦工，房子是自己造的，被告杨某3不认为房子是杨某1建造起来的，但认可其是泥瓦工。另外，原告杨某1表示自己念了两年书，能够书写自己的名字，原告杨某2表示自己是文盲。被告方申请了何某（原洋浩村主任）作为证人出庭，其作证称：“×××号房屋是杨某1和大儿子杨某3造的，大儿子先出宅，明确房子是大儿子的，当时宅基地是分给他的，房子造好后也是他的，杨某3也有出资的，养了儿子总归是儿子的。老房子没拆除的是给小儿子的。（经出示《产权变更申请书》后）这份申请书我见过的，上面的字记不起是谁写的，我不在场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写申请书我也不知道。房子（×××号房屋）是1990年建造的，几个人造的不记得了，杨某3也造的，至于他有无出钱我不知道。” 原告方认为：涉案×××号房屋是农村房屋，建在农村宅基地上，被告杨某3只是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代表在房产证和土地证上登记，被告杨某3和常熟市沙家浜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乙方表述为杨某3户，说明政府对于拆迁安置是以一个家庭户为单位，这份协议书获得的拆迁权益是给整个家庭户的，不是给某个个人的。鉴于×××号房屋完工于1990年底，当时两原告的两个儿子年纪尚轻，没有什么收入，原告杨某1从事泥水匠建房工作有很多年，×××号房屋建造是由两原告出资，被告杨某3和原告的小儿子未出资，房屋建好后，两原告和两儿子和原告杨某2母亲一起搬到×××号房屋居住，两原告户籍包括身份证的地址变成×××号，这套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根据房屋形成的原因、建造的主体、对房屋形成的贡献，应由两原告占80%份额，两原告享有的权利属于民事权利，应属于法院审理范围，请法庭支持。 被告方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由原告出资建造的，我方认为应以登记为准。原告本人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中曾说到房子是传给儿子的，当时造的房子就是给他的。当初建造房屋1990年，如果从诉讼时效看，原告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假设该房屋全额由原告出资，1999年6月原告已将房屋赠与被告，我方认为原告不享有该房屋拆迁权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庭审中调解未成。 庭审后，本院多次组织双方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征询原告方意见，原告方表示本案中只要求确认两原告对常熟市沙家浜镇阳澄北路58号春来家园×××房屋享有50%的份额，其他的在本案中暂不主张。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籍信息、准建证、建房申请表、建筑施工合同、不动产登记查询、产权（共有人）直系亲属表、土地档案基本信息表、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房屋评估明细表、户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提供的产权变更申请书、不动产权证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证人证言、调查笔录、调取的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庭审笔录、防伪司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13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苏0581民初8880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按照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坐落于常熟市沙家浜镇阳澄北路58号春来家园×××房屋虽登记在被告杨某3、于某名下，但不影响本院对实际权利人的认定。因该系争房屋系常熟市沙家浜镇×××号（原常熟市沙家浜镇洋浩村×××号）农宅置换商品房所得其中一套，该农宅系1990年建造，准建证及建房申请表上户主均登记为杨某1，因置换考量的因素包括房地一体，根据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居住情况、户籍情况、产权人（共有人）直系亲属情况表以及本院的调查情况等，结合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可以认定该农宅系原、被告家庭共有，因此之后在1999年颁发的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杨某4(杨某3)以及杨某3在《常熟市沙家浜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协议书》的签名，杨某3均是作为家庭户的代表。对于提供的《产权变更申请书》，前案中经委托鉴定，其中名字并非两原告所鉴，无法确定两原告签名字迹处的手印是否为两原告所留，所在村民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在前案庭审中亦表示“当时并未审查双方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是由村委会收集好以后按提交的申请书上的新的登记人名字进行登记，由于当时进行登记的人员较多，当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能回忆起当时该份变更申请书形成的具体细节”，因此是否有被告所抗辩的房屋已由两原告赠与两被告的事实，或者是否当时明确由两被告继承，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使该《产权变更申请书》上的手印为两原告所留，该申请书上的内容也只是明确由杨某3作为房屋产权人（实际为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当时一人代表家庭进行土地使用权进行登记较普遍，不能凭此当然推定房屋已属杨某3一人所有。对于被告方认为原告在（2018）苏0581民初13040号案件中曾说到房子是传给杨某3的，当时造的房子就是给杨某3的意见，因赠与或者继承应具备相应的法律构成要件，且两原告文化程度较低，其口头表述是否全面反映当时完整的真实意思是不明确的。故对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认为原告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因原告主张的是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此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常熟市沙家浜镇阳澄北路58号春来家园×××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原、被告。因双方均未提供房屋建造出资情况的证据，且常熟市沙家浜镇×××号房屋建造时被告杨某3工作时间并不长，两原告要求确认享有常熟市沙家浜镇阳澄北路58号春来家园×××房屋中50%的份额，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杨某1、杨某2对登记在被告杨某3、于某名下的坐落于常熟市沙家浜镇阳澄北路58号春来家园×××的房屋享有50%的份额。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4450元（原告同意其预交的案件诉讼费用中被告应承担部分4450元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杨某3、于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某1、杨某2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 审 判 长  许 标 人民陪审员  王婉珠 人民陪审员  王惠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