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国栋，男，196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远、李冰，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安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台盘路南台安供热公司院内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胡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婉婷、吴桐，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市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一道街30号。法定代表人：金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科、杨晓东，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文化路北工会南。法定代表人：刘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鹏，辽宁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平，辽宁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冯国栋与原审被告台安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台安供热公司）、原审被告鞍山市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公司）、原审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衡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8)辽03民初2号民事判决。冯国栋、台安供热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冯国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远、李冰，台安供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婉婷、吴桐，东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科、杨晓东，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鹏、刘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国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欠款32,000,000元及利息暂计5,944,844.4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12月5日），总计37,944,844.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原告以被告东大公司的名义对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的“台安县集中供热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二标段”进行了实际施工。2014年5月22日，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涉案工程出具了工程决算书，在工程决算书中确定审定造价为66,589,599.74元。2014年5月12日，台安县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在前期决算价格的基础上，增加800万元工程款，至此，涉案工程总造价为74,589,599.74元。现工程已经安全运行8年时间，但被告只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余款3200万元未予结清，经原告多次讨要，上述二被告拒不支付，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上述二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工程款及利息。台安供热公司一审辩称：一、原告冯国栋并不是承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无权对我公司起诉。我公司于2010年9月14日与东大公司签订了《建设施工合同》，此后，在2011年至2012年间，经双方协商，答辩人就有关《台安县集中供热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二标段》的供热工程的施工均承包给该公司进行施工，2014年5月22日，双方经过决算，承包方的工程价款为66,589,599.74元。此工程是由东大公司完成的，原告冯国栋只是部分工程的负责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其无权对答辩人提起民事诉讼。二、原告起诉状中诉称：“2014年5月12日，台安县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在前期决算价格的基础上，增加800万元的工程款。”答辩人认为，双方对工程款已经经过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进行了决算，这个决算双方是认可的。而原告以台安县人民政府会议决定为依据，要求给付800万元的工程款显然没有依据，我公司不认可。三、2014年9月20日，我公司与东大公司及衡达公司签订一份《欠款转账协议书》，我公司同意将东大公司的债务转让衡达公司，但我公司不同意承担台安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中增加的800万元工程款的给付。四、我公司一直按照双方的约定分期给付工程款，截止到2018年3月1日，我公司共计给付工程款45,577,242.74元，尚欠工程款人民币21,012,357元。东大公司一审辩称：一、我公司与台安供热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我公司要求台安供热公司将工程款支付我公司，我公司扣除税费后向衡达公司支付。二、我公司认为衡达公司是实际施工人，冯国栋不是实际施工人。原审第三人衡达公司陈述并提出诉讼请求：我公司以第三人参加诉讼，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一、请求被告台安供热公司支付工程款29,012,357元，从2014年5月12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14,792,976.17元。二、被台安供热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东大公司于2010年9月14日与台安供热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2012年台安供热公司仍有施工项目，三年的工程均是由东大公司授权科祥分公司使用总公司资质，科祥分公司在授权给第三人施工，三年的全部施工项目经台安供热公司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2014年2月，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委托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甄某与台安供热公司进行结算。2014年5月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台安供热公司、第三人对项目工程量进行了核算，并对整个工程进行决算，决算工程总造价为66,589,599元。决算工程款不含8,000,000元利息。2015年4月20日，第三人与台安供热公司、东大公司达成欠款转账协议，确认了甲方（台安供热公司）欠乙方（东大公司）工程款74,589,599.74元，并约定了还款日期。此后，台安供热公司分约54笔，前后给付人民币45,577,242.74元，尚欠29,012,357元工程款。综上，第三人在本案当中为实际施工人，冯国栋只是部分工程的转包负责人。在起诉书中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台安供热公司所欠第三人工程款数额明确，且已经第三人、台安供热公司、东大公司三方确认。冯国栋一审辩称：一、第三人在申请书中认可将工程转包给原告，原告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二、从庭前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第三人不具备实际施工的成立要件，请求法院驳回第三人的诉请。台安供热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于2010年9月14日与东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此后，在2011年到2012年间，经过双方协商，我公司就有关《台安县集中供热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二标段》的供热工程的施工均承包给该公司进行施工。2014年5月22日，双方经过决算，承包方的工程价款为66,589,599.74元。此工程是由东大公司完成的。二、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中提出的工程款总额为66,589,599元，对于第三人提出的县政府在工程决算之前增加800万元工程款利息问题，我公司认为没有依据，我公司不予认可。三、2014年9月20日，我公司与东大公司及衡达公司签订一份《欠款转账协议书》，我公司同意将与东大公司的债务转让衡达公司，我公司不同意承担台安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中增加的800万元工程款的给付。四、我公司一直按照双方的约定给付工程款，截止到2018年3月1日，我公司共计给付第三人工程款45,577,242.74元，尚欠工程款人民币21,012,357元。东大公司一审辩称：对于第三人与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签订的欠款转让协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9月14日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合同后，东大公司授权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第三人衡达公司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第三人衡达公司将其部分电气工程、人工部分转包给原告冯国栋。现涉案工程已竣工并交付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使用。另查，原告冯国栋承包的部分工程工程款由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甄某的账户支付，其承包的工程完工后，与第三人并未就其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决算。再查，2014年5月22日，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涉案工程出具工程决算书，在工程决算书中确定审定造价为66,589,599.74元。再查，2014年5月12日，台安县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在前期决算价格的基础上，增加800万元工程款。至此，涉案工程总造价为74,589,599.74元。再查，2014年5月12日，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甲方）与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乙方）及第三人衡达公司（丙方）签署《欠款转账协议》，该协议内容为：“一、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欠乙方工程款人民币74,589,599.74元，乙方欠丙方工程款人民币74,589,599.74元。二、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将针对甲方的债权共计74,589,599.74元全部转让给丙方行使，甲方按照本协议直接付款给丙方，于2014年12月31日前向丙方支付共计人民币74,589,599.74元。付款后三方债权债务即履行完毕。”协议签订后，被告台安供热公司按照协议总计已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45,577,242.74元，尚欠工程款29,012,357元至今未付。上述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有：《竣工报告》、《竣工图》6组、《工程决算书》、台安县政府《会议纪要》一份。被告台安供热公司提供的证据有：供热工程拨款情况一份。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2010年9月14日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授权书二份、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情况说明》、建设工程核对意见书、《工程决算书》、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及第三人签署《欠款转账协议》、《工程合同书》一份、证人甄某证言、供暖公司拨款情况。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及一审法院审查，所证事实足资认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台安县供热公司换热站电气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台安县供热公司换热站工程安装合同》及购买材料的相关合同及付款明细、《台安县供热公司新建换热站安装工程暂估材料价格确认文件》等证据，因原告并未就此在本案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第三人提供的冯国栋签字的500万元的欠条及冯国栋给第三人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甄某的信函，因二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原告冯国栋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与被告东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被告东大公司授权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第三人衡达公司施工。第三人衡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将涉案工程中的电气工程、人工部分转包给原告冯国栋。现涉案工程已竣工并交付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使用，经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涉案工程就行审定涉案工程造价为66,589,599.74元，又因台安县政府会议决定增加800万元工程款，故涉案工程总造价为74,589,599.74元。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现已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45,577,242.74元，尚欠工程款29,012,357元未支付。第三人衡达公司因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的授权进行施工，且在涉案工程进行决算时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甄某以被告东大公司的名义参加了对涉案工程的决算，故可认定第三人衡达公司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第三人衡达公司有权向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主张给付尚欠的工程款及利息。原告冯国栋因第三人将涉案工程中电气工程、人工部分的转包行为，且由第三人向其支付工程款，可以认定原告冯国栋为其承包的该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关于原告冯国栋提出的请求判决被告台安供热公司和被告东大公司给付其工程欠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冯国栋为涉案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由第三人衡达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而对其施工工程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双方并未进行决算，无法认定第三人尚欠原告工程款的数额，现原告以第三人尚欠工程款为由，向被告台安供热公司和被告东大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的全部工程款，于法无据；其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冯国栋并未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亦无法认定被告台安供热公司和被告东大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待原告冯国栋与第三人衡达公司决算后，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第三人衡达公司提出请求判决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给付工程欠款29,012,357元，从2014年5月12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14,792,976.17元一节，关于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给付第三人工程欠款数额问题，因东大公司将涉案工程全部交由第三人衡达公司施工，且被告台安供热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第三人衡达公司向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的工程欠款29,012,357元并无不当，对第三人衡达公司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工程已竣工并投入使用，应视为该工程已验收合格，在2014年5月12日的《欠款转账协议》中明确约定涉案工程款的给付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故被告台安供热公司支付逾期工程款利息应以尚欠工程款29,012,357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对第三人主张逾期利息从2014年5月12日起算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主张不同意按台安县政府会议纪要工程款增加800万元一节，因在被告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及第三人签署《欠款转账协议》中，被告台安供热公司对该800万元已予以认可，故对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的此节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台安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29,012,357元，并从2015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二、驳回原告冯国栋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525元，由原告冯国栋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冯国栋负担。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18,083元，由被告台安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此款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垫付，被告台安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本判决上述给付义务时，加付118,083元给第三人鞍山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冯国栋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是：一、原审法院仅凭所谓的授权和参与决算就认定被上诉人衡达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错误。1、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条件。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概念，具有特定性。在认定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上，应当从人、财、物的独立支配及实际履行承建工程的各项义务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即实际施工人应当是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企业或者个人。2、实际施工人的权利来源于合同的转包和违法分包。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衡达公司自认被上诉人鞍山东大公司是在工程结束后为了办理手续才介入工程的，所以即使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衡达公司属于合同链条中的一方主体，其合同权利也不是由鞍山东大公司承接后，转包或分包给被上诉人衡达公司的，因此被上诉人衡达公司不是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实际施工人。3、原审法院依据科祥分公司的授权来认定被上诉人进行施工的依据不足，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衡达公司存在实际施工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向原审法庭提交的两份授权书中均未提到衡达公司，仅在科祥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提到“按惯例由被上诉人衡达公司施工”。该表述仅是一种推断，不能证明案涉工程由被上诉人衡达公司施工。相反，被上诉人衡达公司应按照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条件向法庭证明其组织过人员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采购过施工所需的材料，但其均未能予以提供。所以，被上诉人衡达公司不存在实际施工的客观事实，其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4、原审法院在未查清甄某代表权的情况下，不能仅凭甄某的签字就认可被上诉人衡达公司实际施工人的地位。经工商查询，2014年3月6日，被上诉人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甄某变更为刘洋，所以甄某于2014年5月22日签署《建设工程核对意见书》时已不是被上诉人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签字行为已不能直接代表公司，仅能代表其个人或者被上诉人鞍山东大公司。更何况，实际施工人应当是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企业或者个人，不能仅凭参与决算这一单方面条件即认定某个主体是实际施工人。相反，上诉人亦以结算确认人的身份参与了结算，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逻辑，上诉人亦应当被认定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所以，原审法院未按照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条件，在对甄某代表权未查清的情况下，仅凭其签字就片面的认可被上诉人衡达公司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依据明显不足。二、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上诉人亦有权利就上诉人施工范围内的工程价款直接向发包人台安供热公司主张权利。《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上诉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根据前述两条法律规定，上诉人可直接向发包人台安供热公司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台安供热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为本案第三人，而不要求上诉人必须同时向转包人主张权利。但原审法院在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台安供热公司欠付工程款金额，又认定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却径行将全部工程欠款判给被上诉人衡达公司，是直接背离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的，属对法律的适用错误。三、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转包人未结算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要求上诉人结算后另诉，实则上是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因为上诉人与转包人在结算方面存在争议，上诉人才诉诸于法律，启动了本案诉讼。对于结算问题，本案工程的政府审计结算报告已经出具，原审法院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举证的施工范围和内容，对该审计报告的金额进行划分，以确定上诉人施工范围内的工程造价金额，但原审法院并未针对结算事宜进行实体审理，一直纠结于实际施工人认定的程序问题上。根据法律规定，无论被上诉人衡达公司是否是实际施工人，上诉人均有权就自己施工部分索要工程款。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应当判决被上诉人鞍山东大公司承担责任，而并不影响法院对被上诉人台安供热公司责任承担的认定。所以，原审法院以未结算为由径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另外，如果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在双方一直无法进行庭外结算的情况下，上诉人需要一直另行诉讼，循环往复，上诉人的诉权将一直无法实现。所以，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要求上诉人与转包人结算后，另行主张权利，实则是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对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四、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施工范围认定不全面，遗漏了主要施工内容，且在证据采信上前后矛盾。1、上诉人的施工范围包括除水处理之外的所有工程，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施工范围和施工内容认定不全面。原审判决认定的电气工程和人工部分仅为上诉人施工范围和施工内容的一部分。上诉人冯国栋与甄建军在双方签订的《工程合同书》中第二条对工程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即除换热机组以外的连接材料和水处理的全部设备的安装和就位，电气工程以及辅材和人工。原审法院采信了该《工程合同书》，但却未按照该合同书的约定，确定上诉人的施工范围和施工内容，导致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施工范围和施工内容内容认定不全面，遗漏主要施工内容。2、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对案涉工程中的电气工程和人工部分施工的事实，但在证据采信一节中，却不采信相对应的证据，致使判决前后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列明“第三人衡达公司将其部分电气工程、人工部分转包给原告冯国栋”，其依据的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电气工程安装承包合同》和证据二《换热站工程安装合同》。但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一节中（第6页最后一段），却对这两个证据不予确认。故，原审法院前面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事实予以认定，后面却不予采信，说法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8）辽03民初2号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驳回被上诉人衡达公司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供热公司对冯国栋的上诉辩称：被答辩人冯国栋为部分工程负责人，而非全部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工程实际施工人衡达公司将部分工程转包给被答辩人并支付了一部分工程款，剩余工程款被答辩人应向实际施工人追索，无权向答辩人直接主张工程款。一、被答辩人冯国栋不是主张工程款的适格主体，其与答辩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也并非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仅为部分工程负责人。答辩人在2010年9月与东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东大公司授权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衡达公司施工。衡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将涉案工程中的电气工程、人工部分转包给被答辩人冯国栋。冯国栋因衡达公司的部分工程转包行为而参与工程施工，且由衡达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因此冯国栋仅为部分工程的施工人。由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授权进行施工的衡达公司应为实际施工人。在冯国栋不是实际施工人且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无权向答辩人主张工程款。二、被答辩人应当向工程实际施工人衡达公司主张其工程款。对于全部工程款，答辩人与工程承包人、实际施工人已达成协议确定支付方式，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没有另行支付义务。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为衡达公司，因衡达公司的部分转包行为，被答辩人冯国栋为涉案工程的部分施工人，冯国栋的前期工程款由衡达公司支付，因此应认定冯国栋与衡达公司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由衡达公司承担对冯国栋的工程欠款责任。同时，答辩人与工程承包方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以及实际施工人衡达公司已经就涉案全部工程款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已履行，答辩人对冯国栋没有另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冯国栋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主张的工程款数额答辩人不予认可，该部分工程款应当由被答辩人与实际施工人衡达公司进行决算再另行确定。被答辩人对涉案工程属于部分施工，部分施工的工程款应当经过决算确定实际工程款。因被答辩人冯国栋并非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其部分施工工程是由实际施工人衡达公司转包形成，前期工程款也由衡达公司支付，故应由被答辩人与衡达公司对该部分工程进行决算，并由衡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冯国栋主张由答辩人承担未经决算的工程款数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东大公司对冯国栋的上诉辩称：该案实际施工人是衡达公司，其余服从一审判决。台安供热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是：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工程款没有意见，但29012357元的工程款中，其中的800万元是台安县政府因没有及时给付被上诉人拨付工程款的利息，该利息已经包括了自欠款之日起到给付之日止的全部利息，一审法院又判决上诉人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显然不当，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款中的800万元系全部工程款的利息，一审判决又将此800万元的利息款计入本金重复计算利息，明显违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这样判决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该依法纠正。另外补充：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影响判决结果并加重上诉人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向衡达公司支付工程款29,012,357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是错误的。该笔工程款项中已经包括了全部工程款的800万元利息，不应再计付利息加重上诉人责任。1、台安县政府批复的800万元款项实际性质为工程款的利息，不属于工程款的本金部分。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已承认该工程工程款为66,589,599元，800万元为利息。同时台安县政府会议纪要已经载明增加给付800万元的原因一是“受季节和工期影响材料价格增加”，二是“由于三年多未拨付工程款拖欠而产生利息”。其次，台安县政府批复的800万元工程款利息是在工程完成后作出的，整个工程已经完工，没有需要继续施工的项目，该笔款项也不是为了继续施工而拨付。因此，涉案工程全部工程款是由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决算得出，额外增加的800万元不应属于该部分，应认定为工程款利息。2、政府批复的800万元利息即是针对工程的全部款项而言，《欠款转账协议书》中的工程款也包括了决算工程款及800万元利息，因此判决中不应在给付决算工程款及利息外再重复计算利息。台安县政府批复的800万元工程款利息是在工程完工后，针对全部工程款项作出的，没有约定该笔利息适用的时间期限，同时直至二审开庭前也未进行实际拨付。在台安县政府已经作出支付利息的批复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达成《欠款转账协议书》，其中对款项的约定已经包括了工程价款及工程款利息。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主张在此基础上计付利息属于重复追讨利息的行为，对于利息主张部分应驳回其诉讼请求。3、一审审理过程中遗漏诉讼当事人，在冯国栋、衡达公司均主张为实际施工人，审理案件的转包与分包事实时应当追加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参与诉讼以更好地查清事实，一审法院未追加的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24条追加转包人和违法分包人的规定。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因被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中已经包含了工程款的利息，因此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在三方协议中约定了工程款利息按照定值800万元计算的情况下，不应再另行计算工程款利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十八条对于工程款利息约定不明的规定是错误的，将已经包含工程款利息的款项为基数再计算利息，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义务，违反了法律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利息的给付；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被上诉人衡达公司对冯国栋和供热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台安供热公司上诉称800万元工程款是台安县政府因没有及时给付答辩人工程款而支付的利息。此上诉理由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符。原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工程经台安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工程造价为66,589,599.74元，又因台安县政府会议决定增加800万元工程款，故涉案工程总造价74589599.74元。而且该800万元工程款已经在答辩人、台安供热公司、东大公司三方之间签订的《欠款转账协议》中被台安供热公司认可，因此原审法院据此起算利息并无不当。二、上诉人曲解了《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中实际施工人的概念。实际施工人是承包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往往又将建设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的第三人。本案中的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恰恰是答辩人衡达公司。原审判决也予以认定衡达公司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地位，而冯国栋是衡达公司承揽案涉工程后分包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本案审理的是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及第三人衡达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冯国栋并非本案的适格当事人。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让其另案主张权利恰恰是保护其诉权的表现。另外对冯国栋的上诉补充答辩：一、冯国栋不认识台安供热公司也不认识东大公司，他只认识甄建军。二、除了上述支付的工程款外，所有的工程款都是衡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甄某及全家垫付的。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来说，上诉人冯国栋与衡达公司有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没有决算之前是不可能向我们的上一家来要求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所以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冯国栋应当与我们结算之后再去请求工程款是正确的。其他同一审判决。对台安供热公司的上诉补充答辩：一、一审判决台安供热公司给付第三人工程款及利息是正确的。台安供热公司在上诉理由中称有800万元认为是利息，根据台安县政府2014年5月12日的会议纪要，明确写到给付衡达公司工程款800万元。二、2014年9月30日衡达公司与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以及上诉人签订了抹帐协议，已明确约定包括800万元工程款，也明确了2014年12月30日前上诉人应偿还完全部工程款。所以，届时上诉人未偿还，一审判决从2015年1月1日起承担银行的利息正确。按照约定应在2014年5月12日签订会议纪要第二天应当给付800万元工程款。因此，衡达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冯国栋对台安供热公司的上诉辩称：对于欠款的金额及利息的计算方式同意一审判决，给付对象不同意一审判决。2014年9月20日的欠款转账协议书明确了债权金额和时间，应按协议执行。东大公司对台安供热公司的上诉表示，其服从一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属实。另查明，一审判决书对于“2014年5月12日，被告台安供热公司（甲方）与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乙方）及第三人衡达公司（丙方）签署《欠款转账协议》”的事实认定存在笔误，其中“2014年5月12日”应为“2014年9月20日”；一审判决书第5页和第7页中的文字“靳延峰”，亦属笔误，应为“甄某”。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签订后，东大公司授权其科祥分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第三人衡达公司施工以及衡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又将涉案工程中的部分工程转包给冯国栋，具有事实根据，并无不当。关于衡达公司是否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问题。经审查，衡达公司并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但东大公司授权其科祥分公司已将涉案工程实际交由衡达公司施工，衡达公司也实际接收了台安供热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现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台安供热公司及承包人东大公司均认同衡达公司是全部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衡达公司有权依据《欠款转账协议书》及相关法律规定从台安供热公司取得其应付的涉案工程价款。本案认定衡达公司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具有证据支持，并具有法律依据。关于冯国栋是否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及其工程价款应如何主张问题。经审查，冯国栋并非全部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因与衡达公司甄建军签订《工程合同书》而对部分涉案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故一审判决认定冯国栋为涉案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由第三人衡达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并无不当；而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冯国栋为涉案部分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认定，实际亦并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冯国栋依法有权就涉案工程中其实际施工部分向衡达公司主张工程价款，亦有权要求台安供热公司在其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冯国栋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实际承包范围和施工的工程量，本案亦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衡达公司已形成决算，同时冯国栋在本案中既未向衡达公司主张工程价款，也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就其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及价款委托鉴定，而是请求法院依据台安供热公司与东大公司、衡达公司之间的决算结果，直接判决台安供热公司向其支付涉案的全部工程价款，这显然没有事实根据，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冯国栋本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根据涉案工程发承包、转包、分包及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冯国栋虽就涉案的部分工程享有取得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其无论向谁主张该权利，均不能越过其需与向其分包工程的衡达公司结算的程序，并应据实依法予以主张。本案中，冯国栋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支持；而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另外，为保护冯国栋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已告知其权利救济途径，冯国栋可另行主张权利，即其就工程价款问题可另诉解决。关于涉案工程款利息问题。经审查，对于涉案工程款应何时支付问题，在2014年9月20日的《欠款转账协议书》中已明确台安供热公司所欠工程款的数额为74,589,599.74元，并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向衡达公司支付完毕。而事实上，台安供热公司现尚有29,012,357元工程款未向衡达公司支付，故一审法院判决台安供热公司支付29,012,357元欠款及该欠款自2015年1月1日起算的利息，并无不当。台安供热公司二审主张上述欠款中包含增加的800万元款项是工程款利息，不能再重复计息；对此，衡达公司、东大公司及冯国栋均不认同，台安供热公司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800万元就是工程款利息，未说明该利息的计算和形成的具体依据。而2014年5月12日台安县政府的《会议纪要》内容已明确台安县政府决定在前期决算价格的基础上，增加800万元工程款，上述《欠款转账协议书》更是明确台安供热公司欠工程款74,589,599.74元，而未说明其中所包含增加的800万元工程款属于利息。另外，台安供热公司、东大公司、衡达公司在《欠款转账协议书》中实际已将74,589,599.74元工程欠款确定为一笔单纯的债权债务，并约定了履行期限，现台安供热公司超过履行期限尚有29,012,357元欠款未付，一审法院判决其支付逾期履行债务29,012,357元欠款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台安供热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应追加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参加诉讼问题，因该分公司并非独立法人单位，其涉案行为又得到东大公司的明确授权委托，东大公司已参加诉讼，且对其分公司的涉案行为并未否认，故本案再追加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参加诉讼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未追加东大公司科祥分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冯国栋、台安供热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能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325元，由上诉人冯国栋负担231,525元，由上诉人台安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 菡审判员 黄立君审判员 赵碧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代进书记员解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