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0502行初231号原告刘肖，男，1953年6月15日出生，回族，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李敬，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江云，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威宁自治县海边街道凤山路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陈波，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胡如玉，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发财，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刘彦，女，1975年12月17日出生，回族，贵州省威宁县人，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戴永鹏，贵州引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肖诉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刘彦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原告于2019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肖诉称，1986年第三人之父刘朝学调入县城工作,同时其便把全家六口人的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当时的区、乡、村、组四级单位便根据中共中央发(1986)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第四部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一九八八年深化农村改革的意见》以及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意见》规定“对死亡绝户、农转非户、外迁户和农转非人员的承包地,由村民委员会收回重新发包”之规定,对第三人之母韩菊仙承包的五人份额承包地依法收回,后原告所在村委会便把原本属于第三人之母韩菊仙的五人承包地发包给原告,当时的迤那镇合兴村委还与原告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后村委会还让原告让出一个人的承包地给本村村民薛树才经营耕种,但土地仍登记在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且该承包地一直由原告经营耕种且所有税费均由原告缴纳,1998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迤那镇合兴村委继续将该承包地发包给原告并向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至2054年。2017年农村上地确权开始后,被告错误地将一直属于原告承包的地块为木桥边(小木桥)、温家旁边(温家水井)、袁家胖子(原来属于乔山地,在本村集体内均未登记在承包证上)的土地确权给第三人,并错误向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原告认为,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对原告原本承包并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违法拆分,原告原本合法取得的承包地系经发包方重新发包而取得,且至今仍在承包期限内,也未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等合法变更的情况,另外,原告依法承包享有的地名为木桥边(小木桥)、温家旁边(温家水井)、袁家胖子(原来属于乔山地,在本村集体内均未登记在承包证上)的地块仍在第二轮承包期限内且原告也没有具备《土地承包法》丧失承包资格的情形。但被告却随意颁证,视原告合法权益而不顾,并实际调整土地登记,违法将土地发包给第三人刘彦,严重违反了土地经营权登记的法律程序,也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编号为52052661090010000079、5205261090010000067、52052610900100000167、52052610900100000248号地块登记，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辩称，被答辩人刘肖不是木案的适格原告,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答辩人刘肖诉称答辩人错误的将其承包的木桥边(小木桥)、温家旁边(温家水井)、袁家胖子的土地确给了第三人刘彦,并为刘彦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根据迤那镇三星社区和承包人刘彦签订的《农村上地承包(耕地)合同》及刘彦户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底册记载,刘彦户的承包证上并无原告所述的木桥边(小木桥)、温家旁边(温家水井)、袁家胖子几个地块。原告不具备诉的利益,与答辩人的本次颁证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行政相对人或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公民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刘肖不是答辩人本次颁证的行政相对人,与本次颁证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答辩人刘肖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当事人就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须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本案中,被答辩人刘肖与答辩人的本次颁证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就答辩人的本次颁证行为提起诉。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尽管被答辩人刘肖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但为使法院能够更清楚的查明本案事实,答辩人继续作出如下答辩：(一)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早在2018年3月之前,被答辩人就已经针对答辩人“确权颁证错误”的问题向迤那镇人民政府反映,说明被答辩人早在2018年3月之前就已经知道答辩人的颁证行为,但被答辩人直至目前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当事人对行政行为不服向法院起诉的起诉期限为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被答辩人刘肖现在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早就过了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骏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之规定,行政诉讼原告在不具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本案中,被答辩人刘肖的起诉早就过了行政诉讼6个月的起诉期限,且被答辩人的起诉不具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二)答辩人的颁证行为是对已有承包经营权的登记确认,并未对被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017年10月16日,迤那镇三星社区就刘彦户上地承包事宜与第三人刘彦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第八条约定,《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均已在《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上签字并按印,该《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第三人刘彦早在《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生效时就已经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士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政府颁发上地承包经营权证仅仅是对承包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并未创设新的物权。未对当事人的实际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之规定。答辩人的本次颁证行为并未对第三人已有的承包经营权造成影响,更未对被答辩人刘肖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三)、答辩人的颁证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10月10日,迤那镇三星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刘彦户土地承包情况进行了调查,制作了承包方调查表及地块调查表,并于2016年10月12日和2017年3月1日分别在两张表上签署了情况属实的审核意见。2017年2月27日,对刘彦户土地承包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异议。2017年10月16日,迤那镇三星社区就刘彦户土地承包事宜与第三人刘彦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该《农村土地承包(耕地)合同》早已生效。2017年12月6日,答辩人对刘彦户土地承包情况进行了登记造册,并向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上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答辩人是在发包人与承包人的《承包合同》生效后颁发的士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刘彦户已经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其颁证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综上,被答人不具备原告诉讼体资格,其起诉已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而且答辩人的颁证行为系对第三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未对被答辩人的实际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刘肖的起诉。第三人刘彦述称，原告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且其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向第三人颁证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从分，程序正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16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三星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刘彦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威宁县迤那镇三星社区将海子头（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067、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079）、弯弓地（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144）、火落嘎沟（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167）、袁家坪子（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248）的地块发包给第三人刘彦户。2017年12月13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据前述土地承包合同向刘彦颁发了黔（2017）威宁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5500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5月3日，刘肖从刘彦父刘朝学处得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将前述土地确权给刘彦，刘彦持有经营权证后，刘肖认为确权错误，便多次向居委会、镇政府等进行反映、信访。刘肖认为黔（2017）威宁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5500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海子头（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067、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079）、火落嘎沟（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167）、袁家坪子（地块编码为5205261090010000248）地块与其诉称的木桥边（又叫小木桥）、温家旁边（又叫温家水井）、袁家胖子（又叫袁胖子、烂泥塘）的地块系同一地块，2019年11月26日刘肖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刘彦的黔（2017）威宁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5500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犯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刘肖户1998年11月20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地块与刘彦户黔（2017）威宁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5500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承包地块名称及四至界限均不相符。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档案室存档的刘肖户1998年10月30日土地承包登记表上载明的刘肖户承包地块为小木桥、弯弓地、白泥地三地块，总面积为3.644亩，与刘肖户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块（小木桥、弯弓地、白泥地、温家水井）及总面积8.4亩不相符，且其承包经营权证有涂改。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对涉案地具有利害关系，且被告县人民政府依照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原告如果认为该证中根据承包合同约定记载的内容侵犯其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针对土地承包合同提起民事诉讼，其直接针对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欠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结合本案查明情况，原告至迟于2018年5月3日即已知晓第三人户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于2019年11月26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关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后最长保护期1年的期限，其起诉也应依法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肖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免于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建新人民陪审员  成文娟人民陪审员  谢忠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