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2民终8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昭，男，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巷146号。身份证号码：440************832。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顺彪，男，196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身份证号码：440************812。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郁郸，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曼衡，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文昭因与被上诉人黄顺彪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2民初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陈文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峰，黄顺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郁郸、林曼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文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由黄顺彪返还陈文昭4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8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共计940.69元，实际支付至全部清偿时止），共计45940.69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顺彪承担。事实和理由：陈文昭认为一审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相符，在陈文昭履行完了在其范围内的所有举证责任，在黄顺彪在毫无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竟然在不知所云的理由下判决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审法院历经多次的开庭，第一次作出的认定是陈文昭与本案无关，驳回起诉，第二次是在不知所云的理由下驳回诉讼请求。陈文昭针对一审如此水平的判案只能有一个推断，那就是一审法院根本未查清本案事实，根本不懂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具体理由如下：一、陈文昭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予以证明所谓的侵权事实与陈文昭无关，在最后一次开庭陈文昭又提供了一关键性证据，证明《事实经过》为实际侵权人黄晓彬出具，但原审法院竟然直接忽略，且黄顺彪在未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事实是陈文昭所为的情况下，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实在让陈文昭觉得匪夷所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具体到本案，从立案起诉之初，到庭审审理过程，陈文昭始终提供诸多证据证明黄顺彪主张的侵权事实非陈文昭所为，其中包括了实际侵权人出具的《事实经过》、实际侵权人出具《事实经过》的视频拍照、法院调取陈文昭胞弟问话笔录、陈文昭主动到派出所做的笔录、陈文昭在事发后向各机关部门维权申诉的书面材料等等，上述诸多的证据唯一可以证明的是陈文昭从未对黄顺彪钩机进行过所谓的破坏行为，在此也提出一个反问，如真是陈文昭破坏钩机，陈文昭从知道胞弟支付所谓的赔偿款后便开始向各机关部门投诉、维权、再到主动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再到法院起诉要求黄顺彪返还款项，这些行为如是建立在陈文昭有实际侵权行为的基础上，那陈文昭无疑是在“找死”！但证据体现的事实恰恰说明的是，陈文昭的坚持是有事实依据的。反观黄顺彪提供的证据，在历经几次的开庭，直至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顺彪在庭审中未发表过过多的反驳观点，黄顺彪仅提供了一段视频，该视频中陈文昭仅出现了几秒，而且这几秒也并非是在钩机现场，黄顺彪提供的一段视频中根本无法得出陈文昭有破坏钩机的行为，根本无法得出任何的因果关系。在此种根本不能视为证据的视频，如何能证明陈文昭存在破坏钩机的行为，从而需要支付所谓的赔偿款。二、一审法院在未厘清法律关系情况下，在本院认为中陈述与本案无关的理由，由此进行判案，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陈文昭主张黄顺彪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仅为一案由，实则需要通过该案由探寻实质蕴含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体现形式无非是债形成与承担，债分为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而本案的产生不当得利的原因属于侵权之债，即在侵权行为发生之时方能构成，而侵权讲求四个构成要素。而具体到本案，通过陈文昭与黄顺彪的举证，陈文昭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证明陈文昭实施过侵权行为、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在未厘清法律关系情况下，未具体分析实质蕴含的法律关系，导致一审就算经历多次开庭，依然无法认定事实，直接导致一审判案在本院认为中不知所云的。三、分析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据此作出驳回陈文昭诉讼请求的判决也是错误的。首先，陈文昭胞弟支付所谓的赔偿款在庭审时除陈文昭已经很明确陈述了是在胞弟不清楚非情愿的情况下支付的，且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对陈文昭胞弟进行问话并记录在案，胞弟在陈述支付该笔所谓赔偿款时陈文昭并不知情，从该点也可以看出，一审的本院认为陈文昭胞弟与黄顺彪意思真实达成一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在此也提醒二审法院的是，本案在此前已由一审法院以陈文昭不是适格的原告驳回起诉过，二审后撤销发回重审，其也足以证明实质的法律关系是发生在陈文昭与黄顺彪之间的，与陈文昭胞弟无关，现在一审法院又以陈文昭胞弟与黄顺彪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进行判决，这一审法院办的明显是糊涂案。其次，一审法院也根本不清楚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陈文昭在一审审理中提供实际侵权人黄晓彬亲笔书写的《事实经过》，且同时提供书面时照片予以佐证，这陈文昭已履行也举证证明义务，而黄晓彬此人也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前往公安局调取，经辨认确属陈文昭见过的黄晓彬。但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审法院竟然让陈文昭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居无定所的黄晓彬，还让其出庭作证，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是天方夜谭的。反观黄顺彪的举证，针对不当得利诉讼，而且属于消极事实产生的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完全应分配至黄顺彪，黄顺彪要举证证明其有事实和依据收取款项。但很遗憾的是，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从未要求黄顺彪提供证据证明收取款项的合法性，黄顺彪提交视频证据完全无法支持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如此分配举证责任到底意义何为，陈文昭实在迷惑。四、针对本案，陈文昭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侵权行为非陈文昭所为，陈文昭无义务支付所谓的赔偿款。综合以上几点，陈文昭认为一审法院完全可根据陈文昭提供的证据，基于“优势原则”对本案进行判决，要求黄顺彪返还款项，这样的判决完全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现一审法院在黄顺彪完全无法证明收款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情况下，判决驳回陈文昭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综上，黄顺彪明显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向陈文昭返还不当得利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黄顺彪收取现金及财物时实际支付至全部清偿时止。陈文昭也特请贵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维护陈文昭的合法权益。黄顺彪当庭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陈文昭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从证据层面来讲，本案陈文昭未尽到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案陈文昭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起诉，根据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规则可知，陈文昭作为原告，应当是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即（1）被告方获得利益；（2）原告方受有损失；（3）被告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以上三个构成要件均为案件的证明对象，必须由原告方加以证明，才能成立不当得利。那么从本案中，陈文昭举证一份由“黄晓彬”书写《事情经过》、他自己书写的维权申诉材料等为依据，企图以此证实其未对黄顺彪钩机进行破坏，但其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根本不能予以采纳。第一，黄晓彬书写的《事情经过》属于证人证言，其没有出庭作证，而且这个人身份不明，至今没有人知道该人是否存在。陈文昭称“黄晓彬”系黄汉龙的儿子，而据调查黄汉龙的儿子却不叫“黄晓彬”。另外，在一审期间，法官为了查明案件实情，多次要求陈文昭通知“黄晓彬”到庭作证，但陈文昭居然以出去打电话为由逃之夭夭，完全不敢把这个所谓的黄晓彬叫出来作证。第二，陈文昭在上诉状中所陈列的所谓维权申诉材料、自己到派出所所做的笔录等，均是陈文昭的单方陈述，根本不具有证据效力，陈文昭在上诉状中称去维权就能证明自己坚持是有事实依据的，明显存在逻辑错误，这样强行论证来的观点根本不能采信。第三，陈文昭的胞弟陈文强所做的笔录，也无法证明陈文昭未对黄顺彪的钩机进行破坏，反而从该笔录上可见得，陈文强自己陈述“我也认为这件事是陈文昭所做，所以我要村干部去协调这些事情，把这件事解决掉”，这可以证实陈文强在支付本案款项的过程中，均保持清醒、自愿，其所作所为均是其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款项支付后至今也未曾向黄顺彪要求返还，也即说，涉案款项的支付没有存在任何误解，也没有不法原因。综上所述，对于不当得利中“欠缺法律上给付原因”这一要件并非为单纯的消极事实，仍然是能够举证，也属于法定的必须由原告方举证的内容。陈文昭多次以此为消极事实为由来开脱自己的举证责任，明显是对法律的曲解。其所举证的证据错漏百出，根本未尽到举证责任，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黄顺彪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具取得涉案款项合理合法，根本无需返还。黄顺彪提供的视频资料可见案发当天晚上陈文昭伙同他人人为故意破坏钩机的事实；黄顺彪提供的村干部林映隆、林隆新的证言可印证陈文昭胞弟陈文强承认钩机是陈文昭破坏的，便主动联系村委主任、书记帮助协调，并主动赔偿黄胜强损失13万元、黄顺彪损失45000元的事实；同时也可证实涉案收据是陈文强一方事先打印好并交付给黄顺彪签名的。这充分证明交付赔偿款是陈文强及陈文昭一方自愿、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且在收据上可证实陈文昭一方是要通过赔偿换取黄顺彪不追究陈文昭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这也可以印证陈文昭一方是承认破坏钩机这个事实的。综上所述，本案中黄顺彪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陈文昭破坏了钩机且系自愿、平等赔偿黄顺彪款项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讲，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以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理论—法律要件分类作为裁判规则，即由主张权利发生的原告负证明责任。也即是说，在诉讼中，在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均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是不能仅根据原告的主张，就得出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这样的结论，更加不能以此判决原告胜诉。因此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合理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二、从法律关系层面来讲，本案的法律关系不仅是侵权之债，更加是合同之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经就侵权赔偿之事达成一致合意，因此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完全合理合法。本案中，黄顺彪的钩机受到人为损坏的事实清楚，该侵权事实有报案材料、维修单据等予以证实，因此黄顺彪有法律依据获得赔偿。当黄顺彪报警后，陈文昭的胞弟陈文强通过村书记、主任主动联系黄顺彪并要求赔偿，双方经过村干部调解协商后才确认赔偿金额，至此双方建立起合同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双方均是在平等、自愿且公平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而且达成协议后的收据还是陈文强主动制作并提供给黄顺彪签名的。因此，黄顺彪获得赔偿款的依据不单单是侵权事实，更是依据双方建立的合同关系。黄顺彪与陈文强之间达成的合同关系合理合法，也没有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并结合陈文强本人的陈述得出“陈文强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外地赶回揭阳通过社区干部与黄顺彪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应视为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的结论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陈文昭根本无权在本案中主张协议无效，更无权主张黄顺彪退还陈文强给付的款项。另外，陈文昭在本案中的逻辑完全是混乱及自相矛盾的。如若其认为协商赔偿行为是陈文强自己的单方行为的话，那么这个行为与其完全无关，因为协商行为是陈文强主动提出并进行的，钱是陈文强自己支付的，整个过程的法律双方是陈文强与黄顺彪，陈文昭对此没有参与也没有支付任何款项、没有任何损失，其根本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反之，如若陈文昭认为陈文强所进行的事项均是得到其授权或其同意进行事后追认的话，证明其已经同意或授权陈文强与黄顺彪协商赔偿事宜，那么对于陈文强的所有决定其应予以承认并接受。如若其认为陈文强的协商结果已经超越其授权范围的话，那么也应由其自行向陈文强追究责任，这是其与陈文强之间的关系，与黄顺彪无关，黄顺彪有理由也有依据相信这是其意思表示，陈文昭更无权以此为由要求黄顺彪返还款项。最重要的是，案发后陈文昭在得知已报警后就马上失联，外人完全找不到他，而陈文强在第一时间回来并和陈文昭的妻子一起主动、积极要求村干部通知陈文昭过来协商赔偿事宜的，这足以充分证明是陈文昭让其胞弟及妻子出面进行协商赔偿以使自己不用受到法律制裁。陈文昭在本案中既希望自己符合主体资格，又不愿承认陈文强是代表其来进行调解，这一做法及逻辑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陈文昭提起本案诉讼，实际是因为自愿赔偿黄顺彪后取得黄顺彪的谅解从而无需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打起反悔的算盘，企图通过这种不法手段讨回钱款。这种行为完全不顾事实及信用，如若支持其请求的话，才真正是让其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正是在尊重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才作出一审判决的。三、从事实层面来讲，陈文昭所陈述的严重缺乏逻辑，也不符合客观实际，难以令人信服。本案存在诸多疑点：第一，本案案发于2017年11月8日的深夜4点多，陈文昭出现在案发现场，甚至在第二次经过时因怕被人认为而戴上草帽。对此陈文昭虽然声称是怕被黄晓彬连累，但是，政府的拆迁工程与黄晓彬完全无关，黄晓彬根本没有理由毁坏施工的钩机。第二，案发后，黄顺彪发现挖掘机被损坏后报警，派出所通过看监控后传唤陈文昭到派出所接受调查，陈文昭不但没有去，反而突然不知所踪，令公安机关完全找不到他，在整个过程中处于失联的状态。其在信访信中编造了自己去了寻乌并且手机丢在寻乌的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当今社会上手机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通讯及支付工具，在外地手机丢失了当然是第一时间购买新手机并办理复机业务，为什么陈文昭却能够完全失联这么多天完全不与他人联系？第三，黄顺彪报警后，陈文昭的胞弟是从西安赶回揭阳，和陈文昭的妻子一起主动要求赔偿，承认是陈文昭破坏了挖掘机，因此支付了相应的赔偿费用。这个过程共持续了61天，在此期间不可能没有与陈文昭联系，陈文昭也不可能在整整61天内没有与家人联系。况且在2018年8月21日的庭审中，陈文昭当庭陈述陈文强在此过程中有跟他说毁坏钩机的事情，其也有否认钩机是他毁坏的。既然你已知道陈文强在为你协商调解，那么为什么还放任陈文强进行赔偿呢？又为什么不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呢？第四，在没有赔偿并取得谅解前，陈文昭完全失联，在赔偿并取得谅解后陈文昭就突然又回到家中，为何时间点如此巧合？这足以充分证实整个调解及赔偿过程陈文昭是完全知道并在背后指挥的。第五，陈文昭称黄晓彬得知其被冤枉后就出具《事情经过》给他，帮助他证实，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包括公安机关在内至今无人知道这个所谓的黄晓彬是谁。而且黄晓彬既然愿意承认犯罪事实为什么不选择去派出所投案自首，而是在陈文昭起诉前几天突然出现写了这么一份《事情经过》后就再也无法出现？由此可见，这份《事情经过》根本就是陈文昭自己所书写。从上述疑点也可以看出，陈文昭确实实施了毁坏黄顺彪钩机的行为，但在黄顺彪获得赔偿并谅解其行为后，陈文昭却背信弃义，为了逃避赔偿责任而撒谎、编造理由甚至伪造证据并提起本案诉讼，企图以自己的小聪明及谎言来逃避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陈文昭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由黄顺彪返还陈文昭4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8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共计940.69元，实际支付至全部清偿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黄顺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8日，黄顺彪与黄胜强发现其停在揭阳市榕城区********林农生修理厂挖掘机被“破坏”，黄顺彪与黄胜强报警，在揭阳市公安局榕城分局东兴派出所对此案侦查过程中，陈文昭的胞弟陈文强从外地赶回揭阳，通过揭阳市榕城区东兴办事处凤潮社区居委会干部主动与黄顺彪和黄胜强协商，在2018年1月8日，在居委会干部的协调下，由陈文强代陈文昭与黄顺彪达成协议，即由陈文昭一次性赔偿黄顺彪挖掘机维修费45000元，黄顺彪同意不再追究陈文昭的一切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黄顺彪在陈文强准备好的收据上签名，并由居委会干部作为见证。2018年7月2日，陈文昭以挖掘机不是其破坏而是由黄晓彬破坏为由，并以黄晓彬书写的《事情经过》为依据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黄顺彪返还已赔偿的45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2018年9月17日裁定驳回陈文昭的起诉，陈文昭不服裁定，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年11月14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陈文昭的胞弟陈文强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外地赶回揭阳通过社区干部与黄顺彪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应视为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并已履行完毕，现陈文昭以黄晓彬书写的《事情经过》为依据向一审法院起诉，又无法通知黄晓彬到庭作证，所以其要求黄顺彪返还已赔偿的45000元及利息，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4元，由陈文昭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顺彪提交如下证据：陈文昭与黄胜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一审的两次庭审笔录。证明在陈文昭的胞弟及老婆与黄顺彪协商赔偿的过程中，其家属有联系陈文昭并说明损害挖掘机进行赔偿的事情，陈文昭在与其胞弟说不是他毁坏挖掘机之后其胞弟陈文强仍然坚持赔偿，这说明陈文强赔偿黄顺彪是出于其真实、自愿的意愿。另外，一审法院出示黄汉龙的儿子人口信息表中的照片供陈文昭辨认，但陈文昭承认其不知道该人是谁。陈文昭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1.首先陈文昭在庭审中由始至终的表明了其胞弟在与陈文昭沟通赔偿事宜后是始终坚决反对所谓赔偿事宜的，而且黄顺彪收取涉案的款项即使是由陈文强支付的，但也不代表黄顺彪存在收取的法律依据和事实。2.关于黄晓彬，陈文昭在原审以及二审的庭审，都宣称其所认识的这个人自称叫“黄晓彬”或“阿彬”，而且陈文昭根本没有必要对黄晓彬这个人进行隐瞒，因为这个人首先是实际的破坏钩机的侵权人，而且回应黄顺彪所说的，当时黄晓彬破坏钩机是因为黄晓彬在黄顺彪拆迁的场地内有一个工棚，但是黄顺彪在进行钩机拆迁的时候并没有通知黄晓彬，导致其在棚内的财物受到损毁，所以当天晚上才对黄顺彪的钩机进行破坏，其次陈文昭在配合公安的调查笔录中是主动的提及黄晓彬的父亲是黄汉龙，如陈文昭对黄晓彬这个人进行隐瞒虚构的话，根本没有必要提出其父亲是黄汉龙的这个情节，以便公安机关尽快将实际破坏人抓捕归案。所以，陈文昭认为黄顺彪当庭提供的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的内容。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陈文昭对黄顺彪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在说理部分进行分析。本院另查明：1.2017年11月14日，黄胜强向揭阳市公安局东兴派出所报案，称其与黄顺彪的挖掘机被人故意损坏。东兴派出所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对黄胜强、黄顺彪被毁坏的财产损失进行鉴定。2.二审庭审时，陈文昭陈述：“我出差到山东临沂时，我妻子和胞弟陈文强就跟我联系，说村里人的挖掘机被人破坏了，我说那可能是黄晓彬。陈文强看到视频觉得是我，其实是黄晓彬那天喝酒后去找我，跟我发牢骚，我当时是去制止他搞破坏，并且有口头警告他。后来我在西安的时候，听到赔偿这么多，我就马上回来”。3.2018年8月6日，一审法官向陈文昭的胞弟陈文强作调查时，陈文强陈述其平时长住西安，因发生陈文昭这件事后才从西安回到揭阳，其认为这件事是陈文昭所做，因此请求村干部林映隆出面协调解决，黄顺彪要求赔偿7万元，通过协调达成赔偿45000元的协议。4.2018年8月6日，一审法官向凤潮社区书记林映隆作调查时，林映隆陈述：陈文强主动找林映隆协调解决陈文昭损坏挖掘机的事情，陈文强说派出所要找陈文昭，所以陈文强想私下解决此事。最终陈文强自愿向黄顺彪支付赔偿款45000元，并在凤潮社村交接，收据是陈文强先准备好的，黄顺彪在收款人处签名，林映隆在见证人处签名。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二审仅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顺彪取得涉案45000元有无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陈文昭主张涉案款项45000元为不当得利并要求黄顺彪返还的理由是否成立？关于黄顺彪取得涉案45000元有无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一）给付型不当得利“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包括：受领人基于给付而获得利益；给付人因给付遭受损失；受利益和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领人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一方有给付行为，由给付行为引起的不当得利，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方在行为的最初都有合理的给付目的，正是此目的而导致的财产转移，只是在财产转移后给付目的因为各种不同因素或者消失或者不成立，但是这并不影响刚开始初始目的的成立。既然给付方对收到利益者占有利益现状的否定评价是建立在否定自身移转财产行为的基础上，那么给付方在不当得利诉讼中表现为原告，应该更有能力对自身的移转财产行为的每一个过程提供证据，对自己给付目的的消失收集证据也较容易。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为了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了不当得利之债，需要首先证明自己原先对财产占有或者所有的事实，对方获得此财产的事实以及自己将此财产转移给对方的事实，在这过程中必然要说明自己原本给付的初始目的以及目的没有实现的事实，为了证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原告必然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而这些证据也就证明了被告没有合法依据获得利益。因此，由原告证明被告没有合法依据获得利益比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有合法依据获得利益要容易。在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中，由原告承担这一责任不仅仅符合法律的总体要求，而且在便利性和公平的角度也应当由原告承担这一责任。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乃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控制财产资源的变动，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困难的危险，实属合理。（二）本案是因陈文强代陈文昭向黄顺彪给付45000元而引起的纠纷，故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陈文昭作为款项的给付方应承担黄顺彪取得讼争的45000元有无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陈文昭提交《事情经过》《视频》《收据》《控告信》《EMS快递单》《情况说明》主张黄顺彪取得涉案款项为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本院认为，1.《事情经过》属于证人证言，在落款处签名的人“黄晓彬”并未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无法确认是否为“黄晓彬”本人所签，其真实性无法确认。2.黄顺彪是凤潮村派去做拆迁工作的，陈文昭提交的《视频》无法证明黄顺彪通过挖掘机堵门方式要求支付赔偿款。相反，根据一审法院对陈文强、林映隆的调查笔录可知，是陈文强主动找林映隆说派出所要找陈文昭，所以请林映隆出面协调与黄顺彪挖掘机被毁坏的赔偿问题，想私了此事，最终陈文强自愿向黄顺彪支付赔偿款45000元，《收据》也是陈文强事先准备好的，黄顺彪只在收据上签名并收取款项，没有证据证明调解过程存在胁迫情形。现陈文昭主张其当时不同意向黄顺彪支付赔偿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为陈文昭主张事发时他已到外省出差，但其妻子、胞弟陈文强有电话告知陈文昭正在与黄顺彪协商赔偿的事情，如果黄顺彪的挖掘机被毁坏与陈文昭无关，正常人的反应是马上回来到派出所澄清事实并制止家属与黄顺彪协商，但是，陈文昭并没有马上回来，也没有制止其家属与黄顺彪协商赔偿事宜。按陈文昭的陈述，其是在家属支付赔偿款后，听到赔偿这么多（钱），才马上回来揭阳的，明显与常理不符。3.《控告信》《EMS快递单》是陈文昭向相关部门递交的反映材料，属于陈文昭的单方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4.《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在落款处签名的人“陈立昭”并未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无法确认是否为“陈立昭”本人所签，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综上，陈文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顺彪取得45000元没有合法依据，也不足以推翻其家属之前所作的陈述及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陈文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陈文昭主张黄顺彪取得45000元为不当得利并要求返还，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陈文昭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8元，由陈文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秋玲审 判 员 陈树城审 判 员 吴海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培蓉书 记 员 黄楚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