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72民初967号 原告：沈旭斌，男，渔民，汉族，1975年12月13日生，住所地福建省东山县，系“闽东渔61133”轮所有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洲，福建达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文跃，男，渔民，汉族，1966年12月10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系“闽狮渔06929”与“闽狮渔07228”轮所有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东，福建劲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威，福建劲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旭斌为与被告蔡文跃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10日向本院东山法庭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以（2018）闽72民初843号审理。2019年1月10日，原告沈旭斌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申请撤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2019年7月19日，原告沈旭斌再行向本院提起诉讼。2019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洲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威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 2019年9月25日，因本案案情较为复杂，本院做出（2019）闽72民初967号民事裁定，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9年11月5日，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沈旭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洲律师，原告证人陈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东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沈旭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蔡文跃赔偿船舶触碰造成损失与费用，（1）笼具（壶）38000元；（2）绳索（具）41600元；（3）（吊）钩2850元；（4）渔工（船员）工资40000元；（5）燃油费16000元；（6）渔获（货）物79800元，合计218250元（人民币，下同，详见《赔偿清单》）。事实与理由： 其系“闽东渔61133”轮所有人，被告蔡文跃系“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所有人。2018年9月8日约1000时，“闽东渔61133”轮位于东经116°56′，北纬22°50′海域进行放笼捕捞作业。此时，被告所属“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采用两船对拖捕捞方式驶往“闽东渔61133”轮放笼作业区域。原告发现后即用对讲机（甚高频）呼叫对方要求避让；同时，本船船员也向对方船只挥手示意注意避让。但是，“闽狮渔06929”轮与“闽狮渔07228”轮均未采取任何避让措施，触碰、拖拉到“闽东渔61133”轮放置笼具及配套设施（绳具、吊钩），导致绳具断裂，笼具灭失，捕捞作业被迫中断。为此，原告用手机进行录像取证当时发生情形。事故发生后，被告当场口头承诺对所造成损失进行赔偿。为减少损失，原告驾驶“闽东渔61133”轮寻找笼具及配套设施（绳具、吊钩），寻找三天仅找回了部分笼具，至少有1900个笼具及配套设施未找回。驾船回港后，原告积极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因被告提出不合理的赔偿数额未果。为维护自身权益，现再行起诉，请求支持其如上诉讼请求。 被告蔡文跃在答辩期内未答辩，庭审时辩称：一、根据原告沈旭斌提供捕捞许可证等证件，说明“闽东渔61133”轮作业类型为“钓具”。原告诉称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要有发生触碰，以及被告有侵权事实存在。（1）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时间和海域进行笼壶捕捞作业。（2）从原告提供视频来看，当时被告船只正处于最后收网状况，整张渔网已经浮出水面，仅有两个笼壶，互不串联；若被告船舶触碰原告船舶所属网具，不可能仅现两个笼壶。而且拖网作业有拖到零星的笼壶，也是正常现象。故视频所显示内容，不能证明原告诉称的触碰事实存在。（3）2018年9月3日，原告已因擅自改变作业类型受到处罚；且在9月6日，依法做出纠正，将笼壶整改为钓具。2018年9月8日，即在刚整改完毕两天后，原告即继续笼壶作业。是否属实，并不清楚；倘若属实，法庭应将该违法行为通知相关执法部门。二、即便本案存有触碰事实，原告诉称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损失金额，也不应支持。（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仅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利，而对非法权利不予保护，还应当给予法律制裁。（2）原告经过核准作业类型为钓具，如果原告从事笼壶作业，则构成违法。（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触碰和碰撞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以下简称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九条第（五）款规定,“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本案中，原告核定种类为钓具，但其诉称主张笼壶损失，故不应得到认定。而从数量上来看，根据渔政部门规定，按照原告船舶大小和运量，最多只能是2000个。但是原告船上是否有笼具，跟执法部门调查核实情况并不一致，究竟是多少也不知道。因此原告擅自改变作业方式及笼壶数量，诉称赔偿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即若其诉称属实，原告改变笼壶作业类型，属于违法行为,诉称损失也不应支持。故作为原告诉求民事权利，不应得到法律保护。三、根据海上笼壶作业习惯，通常会设置浮标、泡沫球、夜光显示标志，否则无法收壶，也不利于避碰。而根据原告提供手机视频，并未显示在放置笼壶作业过程中，应当显示相应警示标志或提醒标识。故即便有触碰事实，原告主张损失也无事实依据，被告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并不能举证被告存在侵权事实，诉请无事实根据，全部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沈旭斌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1、“闽东渔61133”轮《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2、“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3、购买铅绳（绳具）《收款收据》与笼壶《商品销售日报表》；4、东山县渔业协会《证明》；5、《鱼货收购单》；6、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渔业行政案件提取证据材料清单》；7、随船作业3名船员证人证言；8、手机拍摄视频录制《光盘》；9、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关于沈旭斌到公司报称情况》（以下简称报称情况）；10、厦门海事法院（2018）闽72民初843民事裁定书。 被告蔡文跃质证认为，对证据1与2“三性”无异议，但对部分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闽东渔61133”轮相关船舶证书记载，可以证明该轮作业类型为“钓具”，原告沈旭斌改变为“笼壶”，属于违法行为。对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从《收款收据》中品名来看，沈旭斌购买了“铅绳”，但从其提交的《视频》可知，则使用尼龙绳索，说明其与本案无关联性；而《商品销售日报表》仅是原告单方提供，并非正式发票，亦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根据《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闽海渔［2006］342号文）规定，大型渔船携带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而从该证据内容显示，沈旭斌一次性购买了3600个网笼，故不真实。对证据4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闽海渔［2006］342号文规定，大型渔船装载(携带)笼壶不得超过2000个。而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的《证明》，明显违反前述规定，故对其内容真实（合法）性存疑；而且该份证明只有（加盖）公章，而无负责人或者经办人签名，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证据要求不相符，属于无效证据。对于证据5“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由原告单方提供，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尤其是结合原告证据6《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说明原告违法改变捕捞作业类型。根据《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以及第四十三条规定，擅自改变作业方式进行捕捞的，对渔获物及其非法所得,应予以没收。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有罚款，说明该渔获收购单为假。即便属实，涉及非法所得数额有30余万元，为此要求法庭向渔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依法追究原告法律责任。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闽东渔61133”轮作业类型为钓具作业，原告擅自改变作业方式为笼壶，属于违法捕捞（行为）。对证据7证人证言“三性”均有异议。因证人未出庭，无法接受质询且未提供身份证明，其真实性存疑；且书面证词显示均为原告雇用船员，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词可靠性存疑；从三份证词形式和内容来看，不难看出其内容和行文基本一致，故对该证据和证明效力存疑；尤其是根据证人证言签名，不难看出签名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渔民一般不具备较高文化水平，故也对其真实性存疑。对证据8光盘（视频资料）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案件关联性及原告拟证明内容均有异议。首先，视频内容只可以说明被告两艘渔船正处于收网阶段，而该海域并未见到任何笼壶作业范围的警示标志。特别是被告整张网具均已浮出水面，拖网中只有两个没有绳索互为串联的零散笼壶，间隔距离较远。而根据拖网作业特性，作业过程中拖带到飘零笼壶，属于常见现象。其次，被告在收网作业时，若有拖带到正在作业笼壶，必然是将整条绳索串联的笼壶浮出水面。但是从原告提供视频看,事实并非如此。因而该视频证据能够清楚的证明原告诉称侵权事实不存在。最后，从视频内容可知，原告渔船用于串联笼壶为尼龙质绳索，而非铅绳，说明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份《报称情况》为原告自己出具，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只在上面加盖了公章，也不符合法定的单位证据要求。而且该公司非渔政主管部门，也未在事故现场，更未经向各方利害关系人核实，即做出“据了解情况属实”的评价，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依法不能采信。对证据10无异议。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蔡文跃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1.闽海渔（2006）342号《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2.笼壶作业图（网络下载截图）。 原告沈旭斌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根据该行政部门规章规定，与其实际遭受损失，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原告违法改变作业方式、超越规定配置笼壶等行为，均不影响其对其实际遭受损失要求予以赔偿。且其诉求仅为1900个，并未超过被告辩称不能超过2000个笼壶的规定。证据2图片模糊，并非触碰发生时事故现场的照片。但认同被告意欲证明内容，笼壶应有绳索或铅绳相互串联。 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因被告蔡文跃要求原告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为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提出申请，称因本次庭审时，其当事人与证人均出海作业，需要本次庭后确定再次开庭具体时间，为此请求法院允许其方证人出庭作证。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由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本院予以准许，故再行传票传唤原告沈旭斌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并同时通知相关证人到庭接受质询。 第一次庭审后，原告沈旭斌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向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调取现场照片、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相关材料。为此，本院向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执法大队）调取了“闽东渔61133”轮涉嫌违法改变作业类型的相关调查材料。对此，原告沈旭斌认为，对上述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涉及船舶笼具数量和其实际配备不一致，实际配备笼具是3000-4000个之间。被告蔡文跃认为，对其“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该轮核准作业类型是“钓具”，但是实际作业类型为“笼壶”，属于违法从事捕捞作业。而且该轮实际配备笼壶只有1000个，此为在2018年9月3日，执法大队拍摄照片体现；笼壶绳索约7000米，笼壶数量为1000个，为案事发前，执法大队在“闽东渔61133”轮船上进行现场检查时记载情况。故即使原告在从事正常作业时，笼壶和绳索的数量应与此相同。结合原告证据6，说明在2018年9月6日，原告已经将笼壶作业整改为钓具作业，故原告诉称9月8日又从事笼壶作业事实存疑。 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称，其当时系“闽东渔61133”轮船员，自2015年始即在“闽东渔61133”轮从事捕捞作业；今年过完年后，已离开该轮在其他渔船从事捕捞作业工作。当时该轮以前作业类型为垂钓（钓具），后因垂钓赚不到钱（亏损），即改变为笼壶作业。事故发生时，船上共有12个人。当天早上放笼，共放置了将近3000到4000个笼壶，分三条绳子放，隔着很近，延伸一两海里海域。一条绳子约吊放1300个笼具。放笼过程中，设置有警示标志，每条绳子设置有3、4个浮标，大泡沫球上面绑竹竿，当时是夏天，天气与能见度良好，肉眼即可见；晚上就看得不清楚，但是浮标上有电池灯光显示，可以看到灯光。鱼笼放好后，本船就停泊在附近海域，其即行在船上泡茶，部分船员在睡觉休息。当时听见老板（沈旭斌）说有看见两艘拖网作业船舶，即“闽狮渔07228”轮与尾数929对拖渔船，正朝向本船放笼海域驶进。就多次用对讲机呼喊对方船舶避让，以免拖到（触碰）本船放置笼子。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对方船舶当时正在双拖作业，两条船在拖一张网。后又呼叫了很多次，对方船舶依旧无应答，老板即驾驶本船靠近对方，让对方不要拖到笼子，让对方船到别处去拖网作业，但是对方不听劝告，未停止拖网作业。最后老板即行驾驶本船，逼停对方船舶。为证明对方船舶有拖到笼具，并让对方马上起网。对方起网时，即发现有本船放置的很多笼子、绳索，（钩）连在被告拖网具上面。本船笼壶有细绳子挂住粗（主）绳索，但对方船舶有一千多马力，四十来米长，比本船大，马力强劲，拖断粗细绳子以后，笼子也扭曲、破碎。后来双方船舶停靠在一起，老板（沈旭斌）就问对方如何处理，对方老板说回去再处理。老板就叫对方一个伙计到本船上过来，要载上该伙计一起去找笼子，该人说让本船先去寻找，然后回去再协商如何赔偿。后因为对方船上人手不够，老板（沈旭斌）的老板也打电话来说，要把对方伙计还给对方，即未把该伙计带回陆地，对方船开过来将其接走。该伙计自愿过来本船，大概待了一小时左右，本来是要过来和本船协商怎么理赔，后来老板说在船上说不清楚，还是去陆地上协商。当时因为网具被对方拖走，双方发生争吵。后来听老板说对方打电话来，说让该伙计回去，对方船后来就把该伙计接走了。事故发生后，为尽量减少损失，本船先在附近海域寻找笼子，第一天未找到几个；隔天继续寻找，勾起来有几百个，当时只有700个好笼子，其他笼子均已破损；前后共找了三天左右，找到部分零碎完好的以及破损的笼壶，共有1000多个，丢失了2000个左右个笼子。本来本次庭审要拿笼子到法庭展示，但门口值班保安不让带进来未果。其对笼具价位，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听老板说，一个笼子20来元，新绳子也要10多元。该趟出海亏损很多钱。通常出海一趟需要十来天，十多万元费用，笼子和饵料、冰块等，饵料一斤都要3元多，饵料180片，一片20多斤，还要加7、8吨柴油。关于报酬，本船渔工无固定工资，捕得多就赚多；扣掉成本后，渔工和老板分成，全体12名船员人均一份。关于渔获物，该季节渔获物行情很好，螃蟹、土斑等很多，比较值钱，本来一趟可以赚7--8000元。但该趟出海回来老板亏钱，渔工也跟着亏，大家也无心情留意鱼货多少。 对于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言，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陈某所称，系证人与原告代理人共同表述，故对证人证言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而且从刚才证人称其与原告按照渔获物收取劳动报酬内容来看，原告沈旭斌不支付证人工资，而是通过分红进行收益分配，说明证人和原告属于合伙关系，故证人与本案处理结果存有直接利益关系，证人等同于原告本人，陈某在本案中应该是共同原告，其在法庭上所陈述内容，等同原告陈述。不具有证人作证资格，故对其意欲证明事发当日触碰事实及其经过，不予认可。 原告沈旭斌当庭述称，自2018年开海始，其即已改变作业方式为“笼壶”。后因为执法大队检查发现，要求限期整改。针对执法大队现场查看随船笼具数量，当时因担心笼具越多罚款越多，就藏匿部分笼具，故自称仅有1000多个。执法大队当时并未在现场实际进行清点笼壶数量，就按其申报数量进行处罚。铜陵镇有几十条船舶与本船类似，也均被处罚过，罚款几千元不等。执法大队虽有拍照，但拍照也无法体现笼壶数量。故实际出海作业时，会多携带笼壶。根据当时捕鱼季节，为方便避让，自东向西，直线放置三条绳子（铅绳），间隔较近（约有100米距离）。事故发生前，其即去阻止对方船舶，但是对方不停船，且其一艘船也无法阻止对方对拖两船行驶作业；随后呼叫附近作业两条东山籍渔船一起去阻止，才最终逼停被告船舶。登临被告船只后，双方发生了争吵，对方船长才派一名渔工至本船协商处理。当时，即有询问对方是否有权利解决纠纷，对方称其只是船员。因对方船通过东山一个老板收购鱼货，后通过该人联系其方老板协商，老板也说对方仅为一船员，即让其当场放人，即让该名船员回船。驾船回港后，即行找该东山收购鱼货老板，要求协商解决赔偿事宜。未曾想该人诿称处理不了与一些恐吓言语，为此才向法院起诉。针对其诉称损失，共计有21万多元，其中（1）笼壶损失，每个20元；根据当时投放笼壶数量，减去寻找回来完好与损坏数量，总数约1300-1400个，即为其实际损失数量1900个。被告船舶拖带到绳子后，笼壶均已拖破报废，无法再行使用。返港后尚需再购买笼壶，并雇请别人制作。（2）做好一条吊绳（细绳连接挂钩与铅绳），需要33元；当时（粗）绳子为被告船舶拖动、扯断，原放置地方找不到，就到周边海域寻找，看能不能钩到。（3）钩子（吊钩）1.8元/支。（4）渔工工资，现在铜陵大部分渔船均已改成工资制，少数船舶按照渔获进行分红。本次事故发生后，船员没有分红，即行向其索要工资。（5）寻找三天，花费油钱。（6）本趟鱼货，当时季节主要为三点蟹和土斑。因事故发生后，当时也无心情去管，具体损失以其《赔偿清单》为准。 根据双方以上举证材料、质证意见，结合原告当庭陈述与其证人陈某述称、本院调查取证相关材料，本院做如下分析、认定： 一、原告沈旭斌举证诉讼材料，被告对证据1与2无异议，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证实双方所属船舶种类、作业方式等关联事实；结合被告无异议的证据6与10，可以证实“闽东渔61133”轮登记所有人为原告沈旭斌，原核定准许作业方式为“钓具”，后私自改为“笼壶”，而为当地执法大队予以行政处罚的事实；以及原告沈旭斌曾因本次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诉诸本院后，又自行撤回起诉的事实。被告对证据3、4与5有异议，其中证据3为购买16厘铅绳（主绳索直径φ1.6cm，塑料绳索中内嵌铅丝，以增加重量下坠用，故又名“延绳”，通过细绳挂钩连接笼壶）以及塑料笼壶数量与单价，结合证据6与本院调查取证材料，可以佐证“闽东渔61133”轮已为沈旭斌私自改变作业类型为笼壶的事实；至于其携带、配备铅绳长度、重量以及笼壶数量，双方有争议。证据4为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证明》，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载有制作人签名与联系电话，并加盖有该协会印章，可以完整说明与“闽东渔61133”轮同类型当地作业渔船，通常应合理配备笼壶、延绳（铅绳）与吊（挂）钩（通过细绳连接笼壶与铅绳）数量及其市场价格。本院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第二款规定，“（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在关联事实可以确认“闽东渔61133”轮作业方式已为原告沈旭斌私自变更为“笼壶”情形下，理应配备笼壶作业所需相关的延绳、吊（挂）钩等网具、属具合理数量，因而势必支付相应购买、添置费用。在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形下，即应予以采信。至于原告违法改变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或限定的捕捞作业方式，及其由此应依法承担的相应罚款，乃至限期整改、没收等行政处罚关系，本身并不影响原告诉称主张触碰事实存在与民事损害赔偿权利，也与被告依法应承担的民事侵权所生的损害赔偿义务，分属不同种类法律关系。鉴于原告诉称丢失笼壶、绳索与吊钩数量与价格，与其诉称损失有直接关联，且为双方争议焦点，故留待本院裁决中细述。被告对证据5有异议，因原告对此未能合理做出进一步说明，或者是否已扣减成本；而且鱼货收购人也未到庭接受质询，证实在事故发生前两个航次鱼货及其收入属实，故不予采信。被告对证据7中3名随船作业证人证言内容有异议，并对证人陈某资格有异议；本院认为，陈某属于原告沈旭斌事发时雇佣渔工，应予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五）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由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力的争议，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证人陈某述称其劳动报酬，按照每次出海实际捕获渔获物，扣除成本后按人均分计算，仅说明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在船渔工报酬支付方式，并不由此构成其与原告沈旭斌系船舶合伙经营（捕捞）关系，亦不由此妨碍或影响其证人资格的存在。至于陈某述称是否属实，应属于证人证言可采性与证明力大小、强弱问题，而非其本人作为证人资格存疑。因其述称事发经过与案件关联事实，可以与原告沈旭斌陈述以及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故予以采信。被告对证据8手机拍摄刻录光盘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意欲证明内容（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说明该视频为原告沈旭斌当时手机拍摄，可以证实被告船舶起网时，网内纠缠、悬挂有两只笼壶的事实，对此被告未能做出合理说明或加以反驳。结合原告沈旭斌当庭陈述及其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被告船舶在拖带作业过程中，触碰到原告置放的笼壶等网具事实。被告蔡文跃对证据9有异议，因事发后沈旭斌驾船在附近海域搜寻，仅找回部分笼壶后返航；并就此次事故向挂靠公司与海洋与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报案，据此进行批注并加盖公司印章予以确认，故可以认定采信其报案以及遭受部分笼壶灭失的事实。 二、被告蔡文跃举证诉讼材料，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故可以采信。但是，证据1为地方性行政规章而非民事诉讼程序意义下的证据，属于适用法律范围与裁判说理依据，可资参考使用。证据2为被告委托代理人自行网络下载图片，本身模糊不清，也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证。 三、本院向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调取的相关材料，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除对该轮实际配备、携带笼壶数量外，因双方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证实2018年9月3日，在东山县大沃渔港执法检查过程中，执法大队现场检查发现原告沈旭斌所属“闽东渔61133”轮，未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违法改变“钓具”作业方式为“笼壶”，至而进行现场拍照、清点笼数与绳索属具、制作笔录的事实。至于原告擅自改变作业类型与方式及其配备笼壶数量，是否违反相关规定而应由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以及依法不应支持问题，属于双方争议焦点，拟留待本院裁判中细述。 根据本院以上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结合两次庭审，本院查明、确认如下事实： “闽东渔61133”轮登记所有人与船长为沈旭斌，该轮为钢质渔船，船籍港东山，船长27.43m，型宽5.97m，型深2.87m，主机功率226千瓦，总吨位131吨，属于“海洋大、中型捕捞渔船”，持有相关渔业捕捞许可证、船舶所有权证据与国籍证书等渔业船舶证件，核准主作业类型与方式为钓具。“闽狮渔07228”与“闽狮渔06929”均为钢质渔轮，船籍港石狮，主作业类型与方式为单船拖网，总吨位分别为239吨与258吨，主机总功率均为407千瓦，登记所有人均为蔡文跃。 2018年9月3日1430时，东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在大沃渔港登临船舶检查发现，“闽东渔61133”轮实际作业类型为笼壶，实际配备2个舱位，1000个笼壶，笼壶绳索约为7000m，以及1部起笼机、1台笼壶输送带等。9月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执法大队做出东海渔执告【2018】1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该轮因前述行为予以罚款3000元，若其对此行政处罚内容及认定的违法事实、理由、处罚依据等有异议，可在收到本通知书3内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9月6日，执法大队继而做出东海渔执责【2018】1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因其未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捕捞许可证核准的钓具作业类型，改变为笼壶进行捕捞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为此责令要求该轮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将依法处理。9月10日，执法大队做出东海渔执罚【2018】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该轮因前述行为，违反了《福建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根据该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东山县海洋与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意见》渔业序号8“一般违反情节”第6项违法情形规定，给予“闽东渔61133”轮罚款3000元。沈旭斌已缴纳罚款，但并未在指定期限内自行改正。 沈旭斌驾驶“闽东渔61133”轮继续出海作业。2018年9月8日上午，该轮在东经116°56′、北纬22°50′附近海域进行放笼捕捞作业。在此期间，“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采用两船对拖捕捞方式驶往“闽东渔61133”轮放笼作业区域。沈旭斌发现后，先行通过对讲机（甚高频）呼叫对方要求避让，以免触碰；同时，本船船员也向对方船只挥手示意注意避让。但是，对方两船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避让措施，继续往沈旭斌放置笼壶作业海域航行，导致拖网触碰、拖拉到“闽东渔61133”轮放置在海里捕鱼笼具及配套设施（绳具、吊钩），致使该轮绳索网具断裂，笼壶与配套属具漂移、灭失，捕捞作业被迫中断。 事故发生后，沈旭斌驾驶本船追上“闽狮渔06929”轮及“闽狮渔07228”轮，并逼停、登临对方船只进行交涉；迫使对方同意指派一名船员至“闽东渔61133”轮上，并同意起网核实、查看拖网，是否确有触碰、拖到其放置笼壶。沈旭斌当场用手机拍摄视频录像，显示对方拖网内有破损笼壶、绳索与挂钩。后经双方当场与对方船舶在东山当地鱼货收购人员交涉与沟通协商，被告方口头承诺将对沈旭斌造成损失进行赔偿后，沈旭斌将该名船员放回。 为减少损失，沈旭斌及船员驾驶“闽东渔61133”轮在附近海域继续寻找笼具及配套设施（绳具、吊钩），仅找回部分笼壶与属具，但仍有部分笼具及配套属具灭失。沈旭斌驾船回港后，2018年9月13日，即行向该轮挂靠单位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与当地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报案。为此，第一渔业公司在《关于沈旭斌到公司报称情况》上批注，“据了解情况属实”，并加盖公司印章确认。该报称情况载明：“我船（闽东渔61133）于2018年9月8日，在东经116°56′、北纬22°50′海上作业。发现闽狮渔06929号、07228号二渔船正双牵作业，突然朝我船方向（航行），勾着我船水下作业渔具，致我船（断）送掉了3600个笼壶和配用绳索具。经过努力寻找，找回1700个笼壶及绳具，结果灭失1900个笼壶及配用绳具。2018年9月12日，回港后即向公司和渔政主管申报。”当地执法大队以沈旭斌违法改变作业方式及其缺乏充分证据为由，未予立案调查处理，并建议其自行与对方协商处理，或依法提起诉讼解决为宜。沈旭斌后与对方东山鱼货收购人协商赔偿事宜未果，2018年10月10日，为此诉诸本院东山法庭，要求蔡文跃赔偿损失163600元，本院以（2018）闽72民初843号立案审理。 另查明：2018年8月13日，沈旭斌向案外人购买笼壶，为此该人出具《商品销售日报表》，载明新塑（料）笼（壶）3600只，单价20元/个，合计72000元；8月16日，沈旭斌向另一案外人购买16厘（即直径φ1.6cm）铅绳5.8吨，单价16000元/吨，合计92800元。对于前述事实，双方有争议。 在前案诉讼过程中，2019年1月3日，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证明》，载明：东山县铜陵镇从事笼壶作业28m至33m船长渔船，出海生存所（携）带的笼、绳、钩，实际一般在3000-4000个，（单价）20元/个，约6万-8万元；相应匹配的延（铅）绳4.8-6.2吨，约7.68-10.24万元；（吊）钩3000-4000支，（单价）1.5元/支，约4500-6000元。合计14.13-18.84万元之间。 依据《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第二条“限制使用的渔具渔法”第（三）款“笼壶”规定，大型渔船携带的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中型渔船不得超过1000个，小型渔船不得超过150个，单笼规定高22-25㎝，直径45㎝。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1.被告船舶是否触碰原告设置网具；2.原告诉讼损失是否合法、真实，以及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是否存有减轻或免除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情形。 根据双方举证材料与质证意见、诉辩主张，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围绕双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做如下分析、处理： （一）关于被告蔡文跃船舶是否触碰原告沈旭斌设置网具问题；本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可供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以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案件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原告沈旭斌当庭陈述、事发当时在船船员陈某出庭作证证言以及沈旭斌举证的手机视频，可以证实双方所属渔船在同一海域进行海上捕捞作业；且在捕捞作业过程中，针对被告拖网是否触碰、拖带到原告放置笼壶作业所需渔具、属具，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至而导致原告驾驶渔船逼停被告船舶后，登临上船发生争吵，并促使对方指派一名船员至原告船舶协调，后经双方电话沟通，才最终让其返回被告船舶；以及被告起网后，拖网内缠挂有笼壶、绳索等渔具的事实。被告辩称海上作业过程中，经常拖带到零星、散落笼壶的抗辩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反驳证实。故沈旭斌诉称主张其笼壶作业渔具为被告拖网作业触碰的事实，其可能性明显高于被告蔡文跃辩称其船舶未触碰、不存在侵权事实的辩驳主张，本院推定被告所属船舶在拖网作业过程中，触碰、拖带到了原告沈旭斌放置笼壶作业渔具。 （二）关于原告沈旭斌诉讼损失是否合法、真实问题；本项争点实际涉及1、原告沈旭斌所属笼壶与配套渔具财产损失，是否依法应予保护，以及被告蔡文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原告沈旭斌诉称财产损失，是否属实问题。 1、关于原告沈旭斌所属笼壶与配套渔具财产损失，是否依法应予保护，以及被告蔡文跃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明确，“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案涉笼壶及其配套渔具属于原告沈旭斌合法所有，查证属实，于法有据，对此应予认定。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触碰和碰撞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九条第（五）款规定,“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可见，对于船舶触碰损害责任下财产损害赔偿，针对“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仅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为限，故只有在“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情形下，才导致“不予认定”的法律后果，而非单纯因其捕捞渔具、网具种类或者数量违反规定或者许可，即不予保护的不利法律后果。对此，应予细查析分。故对于本案查明属实的渔具、网具的价值，乃应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再次，依据《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规定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四)184千瓦（250马力）以上442千瓦以下的海域机动渔业船舶，每作业单位处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可见予以行政罚款系因违反许可的非法捕捞行为，行政处罚没收的对象为“渔获物和违法所得”，而非配备、携带笼壶与配套渔具本身。尤其是根据“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当地执法大队已对沈旭斌业已做出行政罚款处罚，故被告辩称应予没收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依据《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规定，笼壶作业类型与方式属于“限制使用的渔具渔法”，并非属“禁止的渔具渔法”。沈旭斌所属“闽东渔61133”轮相关渔业船舶证书载明，该轮核准许可作业类型与方式为“钓具”，其后自行改变为“笼壶”，属于“一般违法情节”。2018年9月6日，当地执法大队依法做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明确责令其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改正，而本案触碰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9月8日，尚处于自行改正期限内；2018年9月10日，执法大队继而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沈旭斌处以行政罚款3000元。故被告蔡文跃辩称原告沈旭斌擅自改变作业方式，属于违法行为，诉称损失不应支持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故对于尚在原告自行改正期间发生的船舶触碰财产损害，被告蔡文跃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关于原告沈旭斌诉称财产损失，是否属实问题，实际涉及其财产损失项目及其计算，是否查有实据与合理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一条明确，“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是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第四条则规定，“船上财产的损害赔偿包括：船上财产的灭失或者部分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合理的修复或者处理费用；合理的财产救助、打捞和清除费用，共同海损分摊；其他合理费用。”第九条则进一步规定，“船上财产损失的计算：…（四）船上捕获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五）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九）船上其他财产的损失，按其实际价值计算。”根据原告沈旭斌诉称具体项目与计算依据（价格），本院再行做如下分析、认定： （1）沈旭斌诉称笼具（笼壶）数量损失1900个，价格20元/个，合计38000元；绳索（具）损失2.6吨，单价16000元/吨，合计41600元；挂（吊）钩1900支，单价1.5元/支，合计2850元。本院认为，依照《福建省渔业捕捞禁止和限制使用渔具渔法目录》（闽海渔［2006］342号文）第二条“限制使用的渔具渔法”第（三）款规定，中型渔船携带笼数不得超过1000个，大型渔船携带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以及船舶损害财产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沈旭斌所属“闽东渔61133”轮属于大、中型捕捞渔船，有2个舱位，据此可以携带笼数不得超过2000个。而且当地执法大队拍摄现场照片以及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均显示并记载，该轮停靠东山大沃渔港时，船上现场配备笼壶1000个、笼壶绳索约7000m，1部起笼机，1台笼壶输送带，实际作业类型为笼壶。故可以证实“闽东渔61133”轮实际作业方式和类型为笼壶。在明确该轮改变作业类型的情形下，故即便沈旭斌未经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擅自改变作业类型属于违法行为，其可以携带的笼壶数量为2000个。再行依据该轮挂靠管理单位东山县铜陵镇第一渔业公司出具的《报请情况》以及东山县渔业协会出具《证明》，证实当地同类型渔船出海生产所携带（配备）的笼壶、绳索、吊钩数量，一般约为3000—4000个，单价20元/个，约需6万—8万元；相应匹配的延（铅）绳4.8—6.2吨，（单价16000元/吨，）约（需要）7.68—10.24万元；吊（挂）钩3000—4000支，单价1.5元/支，约4500—6000元，合计14/13—18.84万元之间。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无需举证证明。”鉴于沈旭斌在庭审中陈述完好笼壶为700个，三条粗（主）绳索直线放置，间隔约100米，构成“自认”；而且在单条延绳（绳索）长度为7000m的情况下，被告船舶对拖作业也无法触碰全部，故本院认定其因触碰事故导致灭失、损坏的笼壶与吊钩数量为1300个（支），灭失一条延绳1.93吨（=5.8吨/3）。故原告诉称本项损失，分别为笼壶1300个X20元/个=26000元，延绳1.93吨X16000元/吨=30880元，吊钩1300支X1.5元/支=1950元。前述各项损失，合理金额应为合计58830元。 （2）沈旭斌诉称本船配备渔工（船员）10人，每人月工资至少8000元。而本次触碰事故发生，导致作业中断，提前返港后，需要补充和整修生产设备，共计需要15日时间，故其工资损失4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沈旭斌与证人陈某证实，每趟出海作业时间约为10日，原告举证前述两个航次返还时间分别为8月24日以及9月3日，也可证实每趟出海作业所需时间；而关于工资报酬支付方式，原告本人及其证人陈某庭审中均明确为渔工无固定工资，按趟计酬，扣除成本后人均分配。因原告未进一步举证其实际支付渔工工资数额，或者说明其在经营“闽东渔61133”轮期间所需合理成本与收入，故其本项诉称举证不充分，本院酌情认定为80000元/3=26666元。 （3）沈旭斌诉称燃油费，事故发生后，花费3天寻找，期间消耗燃油2.5吨，按照6400元/吨计算，油费16000元。本院认为，依据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九条第（九）项，“船上其他财产损失，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因“闽东渔61133”轮证书中载明主机总功率，而且出海从事捕捞作业势必消耗燃油，也属合理成本支出。但是，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本船主机单位时间油耗量、本次作业实际加载燃油数量以及单价，属于举证不足，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其本项诉称，不予支持。 （4）沈旭斌诉称渔获（货）物，参照事故发生前两航次，渔获收入为15万元，即42元/笼，本次事故灭失、损坏笼壶1900个，导致损失渔获收入损失79800元。本院认为，依照船舶财产损害赔偿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船上捕获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因原告沈旭斌诉称触碰事故发生在笼壶放置期间，说明尚未实际捕获鱼货；而且依照《福建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规定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四)184千瓦（250马力）以上442千瓦以下的海域机动渔业船舶，每作业单位处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也属于行政没收对象，故其本项诉称无事实依据佐证，于法无据，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针对原告沈旭斌诉称损失，经本院查实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合法部分予以驳回；被告蔡文跃抗辩部分有理，予以采信。原告沈旭斌因被告蔡文跃船舶触碰损害，合计损失为85496元。 （三）关于原告是否存有减轻或免除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情形。本院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二十七条明确，“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而且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鉴于原告及其证人当庭述称设置笼壶作业时，业已显示浮标、浮球与竹竿标志；并且事先通过甚高频警示通过，已尽合理提醒与警示义务。而被告辩称根据原告提供手机视频，并未显示原告在放置笼壶作业过程中，应当显示相应警示标志或提醒标识。故即便有触碰事实，原告主张损失也无事实依据。因原告手机视频显示为被告船舶起网过程中，拖网内纠缠有笼壶与渔具，而非原告当时设置笼壶作业状况；而且被告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存有法定免除或者减轻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存在，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本项辩称无理，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四款、第九条第（五）项与第（九）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蔡文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沈旭斌因船舶触碰导致的财产损失和费用，合计85496元； 二、驳回原告沈旭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574元，原告沈旭斌负担3000元，被告蔡文跃负担15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诚友 人民陪审员  沈志川 人民陪审员  许海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林倩 代书 记员  吴培佳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 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第一条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 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是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 第四条船上财产的损害赔偿包括： 船上财产的灭失或者部分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 合理的修复或者处理费用； 合理的财产救助、打捞和清除费用，共同海损分摊； 其他合理费用。 第九条船上财产损失的计算：… （五）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 （九）船上其他财产的损失，按其实际价值计算。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