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191民初1181号 原告：耿增伦，男，汉族，1977年11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寿光市，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威，湖北维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大道33号。 法定代表人：董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祝安，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萍，该公司职员。 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595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海涛，该公司职工。 原告耿增伦与被告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晨鸣）、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晨鸣）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9月6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耿增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威，被告武汉晨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祝安、尹艳萍，被告山东晨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庄海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耿增伦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明确诉讼请求为：1.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95,872元；2.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2008年至2018年12月的年休假工资538,437元；3.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平日加班工资622,715元；4.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节假日加班工资135,780元；5.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2018年11月工资（2018年10月26日至2018年11月25日周期内）33,945元；6.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2018年12月工资（2018年11月26日至2018年12月3日周期内）9,052元；7.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违法扣款115,123元；8.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原告耿增伦2014年至2018年欠发年薪306,120元；9.被告山东晨鸣协助原告耿增伦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或赔偿原告耿增伦失业保险损失38,508元；10.被告武汉晨鸣与被告山东晨鸣就上述债务向原告耿增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998年6月，原告耿增伦入职被告山东晨鸣工作，被告山东晨鸣于2003年8月20日将原告耿增伦调入被告武汉晨鸣，原告耿增伦于2018年8月23日被任命为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于同年9月中旬被任命为总经理，于同年10月上旬被降职为副总经理，于同年11月再次被降职为总经理助理，并遭非法扣款19,509元。2018年12月10日，被告山东晨鸣将原告耿增伦撤职，并扣除未发全部年终绩效奖金。被告山东晨鸣未与原告耿增伦协商，违法调动变更原告耿增伦工作岗位及职务且降低原告耿增伦工资待遇，长期安排原告耿增伦加班未支付加班工资，未安排原告耿增伦休年休假，也未支付年休假工资，违法克扣原告耿增伦工资及年薪，原告耿增伦被迫于2018年12月3日与被告山东晨鸣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山东晨鸣仍欠原告耿增伦2018年11月至12月工资未付。 被告武汉晨鸣辩称，被告武汉晨鸣与原告耿增伦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山东晨鸣于2012年将原告耿增伦调往被告武汉晨鸣工作，未改变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的劳动关系，被告武汉晨鸣与原告耿增伦亦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被告武汉晨鸣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山东晨鸣辩称，原告耿增伦主动离职，要求被告山东晨鸣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耿增伦由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聘任为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属于正常的职位调整，是企业经营的合理管理权限，并无不当，同时与原告耿增伦劳动合同约定的“生产”岗位相匹配。原告耿增伦2018年之前的年休假工资已超诉讼时效，且被告山东晨鸣已通过年终奖励的方式予以发放。被告山东晨鸣已按规定支付原告耿增伦加班费，经原告耿增伦签字确认。原告耿增伦自2018年11月份的出勤工资已经全部支付，不存在拖欠行为，原告耿增伦于2018年11月21日离职，未履行劳动义务，不存在支付12月份工资。原告耿增伦诉求的“违法扣款”，属于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的正常绩效考核和管理活动。双方合同约定执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并非“年薪制度”，原告耿增伦主张支付年终奖金无任何事实依据。被告山东晨鸣已为原告耿增伦缴纳社保，原告耿增伦可按照社保相关规定自行办理失业手续，与被告山东晨鸣无关。原告耿增伦2010年10月从被告山东晨鸣辞职自谋职业，2011年10月再次到被告山东晨鸣工作，原告耿增伦在被告山东晨鸣连续工作的工龄为7年。综上，驳回原告耿增伦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或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及所载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耿增伦提交的驻外人员管理办法，因系复印件，无辅助证据印证，且被告武汉晨鸣和被告山东晨鸣不予认可，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原告耿增伦提交的工资发放表、考核明细表、考勤汇总表、落实台账，均系复印件或打印件，但部分工资发放表载明的实发工资金额与原告耿增伦提交的工资明细清单相印证，部分工资发放表与被告山东晨鸣提交的工资发放表载明的内容相符，被告山东晨鸣和被告武汉晨鸣否认2017年1月起的工资发放表未能提供反证，本院仅对原告耿增伦提供的有其他证据印证的部分工资发放表所载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被告山东晨鸣提交的不定时工时制实施方案、加班管理办法及附件，系复印件或打印件，无原告耿增伦的认可，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被告山东晨鸣提交的同意辞职的决定、财务记账凭证、山东省就业失业登记证、社保费用支出凭证、收款收据，原告耿增伦提出异议未能提供反证，且上述证据与被告山东晨鸣提交的2011年10月社保增减情况汇总表、补缴情况明细表、劳动关系变动明细表、2010年11月社保增减情况汇总表、2010年11月变动明细表、2012年2月社保金收据、社保证明相互印证，虽然被告山东晨鸣公司不能提供原告耿增伦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书面申请，但原告耿增伦经本院多次释明拒不提供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期间曾有收入来源于被告山东晨鸣或被告武汉晨鸣的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的劳动关系曾经存在中断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武汉晨鸣提交的发放汇总表，系复印件，未载明向原告耿增伦发放的金额，也未载明发放金额中所包含的年休假工资金额，达不到被告武汉晨鸣代被告山东晨鸣向原告耿增伦发放2017年度年休假工资的证明目的。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耿增伦1998年6月入职被告山东晨鸣，被告山东晨鸣于2003年8月20日将原告耿增伦调入被告武汉晨鸣工作。2010年10月，原告耿增伦因个人原因提出书面辞职申请，被告山东晨鸣于2010年10月29日同意耿增伦辞职。2011年9月27日，原告耿增伦再次入职被告山东晨鸣并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山东晨鸣为原告耿增伦办理前次劳动关系的失业登记的同时为原告耿增伦办理了二次就业手续。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安排原告耿增伦到被告武汉晨鸣工作，原告耿增伦在被告武汉晨鸣工作期间的工资由被告武汉晨鸣代被告山东晨鸣向原告耿增伦发放，工资发放周期为本月发放上月工资。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签订履行期限自2017年7月10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原告耿增伦从事生产工作，工作地点在晨鸣集团，执行定时工时制，工资按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执行，被告山东晨鸣的管理制度为劳动合同的附件。被告山东晨鸣于2017年11月7日起将原告耿增伦职务由武汉晨鸣特种纸工厂副厂长调整为武汉晨鸣特种纸工厂厂长，于2018年1月4日起将原告耿增伦职务由武汉晨鸣特种纸工厂厂长调整为武汉晨鸣总经理助理、分管生产工作，于2018年8月23日起将原告耿增伦由武汉晨鸣总经理助理、分管生产调整为武汉晨鸣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于2018年10月9日起将原告耿增伦由武汉晨鸣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调整为武汉晨鸣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原告耿增伦于2018年12月3日以公司违法调动变更本人工作岗位及职务且降低工资待遇、长期超过法定时间加班且未支付加班费、未安排年休假且未支付年休假工资、违法克扣本人工资及年薪为由，分别向被告山东晨鸣和被告武汉晨鸣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耿增伦于2019年1月10日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被告山东晨鸣向原告耿增伦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95,872元、2008年至今的年休假工资538,437元、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平日加班工资622,715元、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节假日加班工资135,780元、2018年11月工资33,945元、2018年12月工资9,052元、违法扣款115,123元、2014年至2018年欠发年薪306,120元；被告山东晨鸣协助原告耿增伦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或赔偿失业保险损失38,508元；被告武汉晨鸣与被告山东晨鸣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委2019年1月14日依法立案，经过审理后，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武开劳人仲裁字[2019]第5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山东晨鸣向原告耿增伦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35,288.04元；驳回原告耿增伦其它仲裁请求。原告耿增伦不服该裁决，法定期间诉至本院，请求依诉予判。 另查明：被告山东晨鸣为原告耿增伦缴纳了从2000年11月至2018年11月的社会保险，其中原告耿增伦于2012年2月15日通过被告山东晨鸣名义补缴了2010年11月至2012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用，该时段的个人和单位应缴费用22,065.75元均由原告耿增伦支付。原告耿增伦为证实被告山东晨鸣存在违法扣款事实，仅提供了2015年至2018年的考核通报，但考核通报的执行情况未能举证，工资发放表记载的考核执行情况与原告耿增伦提交的考核通报不具有对应性。其中2017年度工资发放表记载原告耿增伦的应发工资结构为：司龄、平日加班工资、专项考核（质量奖、运行奖、安全奖、效益奖、成本节降提成）、绩效考核工资2,500元组成，被告山东晨鸣委托被告武汉晨鸣将应发工资及工资外补助的金额减去代扣款项后通过银行代发给原告耿增伦，绩效考核奖惩在专项考核中体现，该年度原告耿增伦应发工资225,787.60元（含工资外补助交通费6元/月和平日加班工资197,085.20元），其中原告耿增伦2017年12月份应发工资为25,615.20元(含工资外补助交通费6元和平日加班工资21,990.50元）；2018年度工资发放表记载原告耿增伦的应发工资结构为：司龄、专项考核（质量奖、运行奖、安全奖、效益奖、成本节降提成）、绩效考核工资组成，被告山东晨鸣委托被告武汉晨鸣将应发工资及工资外补助的金额减去代扣款项后通过银行代发给原告耿增伦，专项考核仅执行奖励，绩效考核工资为浮动，未体现2018年度原告耿增伦负激励，原告耿增伦也未提交负激励执行的证据，原告耿增伦2018年1月份至2018年10月份应发工资258,946.20元（含工资外补助交通费6元/月），被告山东晨鸣2018年12月24日最后一次向原告耿增伦支付2018年11月份工资2,960元（仅系绩效考核工资）。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山东晨鸣通过被告武汉晨鸣向原告耿增伦代发工资发放表外的工资共计58,756.78元。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应当依法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相关手续。本案中，各方对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于1998年6月建立劳动关系和原告耿增伦于2018年12月3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无异议，但对于原告耿增伦与被告山东晨鸣的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中断存在争议，虽然被告山东晨鸣在原告耿增伦二次入职的同时为其办理前次的失业和二次的就业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提交了原告耿增伦就业失业登记证、个人缴纳中断期间社会保险费的收款收据、财务记账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耿增伦否认未能提供反证，且经本院多次释明拒不提供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期间曾有收入来源于被告山东晨鸣或被告武汉晨鸣的证据，本院认可被告山东晨鸣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中断的抗辩意见，认可原告耿增伦二次入职被告山东晨鸣的时间为2011年9月27日。 关于工资，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本案中，各方认为工资发放周期为本月发放上月工资，被告山东晨鸣2018年12月24日最后向原告耿增伦支付2,960元系2018年11月份工资，因该月工资未代扣个人的社会保险费，被告山东晨鸣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月原告耿增伦存在法定或约定应当扣发工资的合理情形，应当参照该年度2018年1月份至10月份工资发放表中的应发工资标准补足原告耿增伦2018年11月份工资差额22,934.62元（258,946.20÷10-2,960），原告耿增伦于2018年12月3日向被告山东晨鸣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日解除，原告耿增伦无证据证实2018年12月1日、2日休息日工作及2018年12月3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当日工作，被告山东晨鸣无需支付原告耿增伦2018年12月份工资，原告耿增伦主张2018年11月份工资33,945元及2018年12月份工资9,05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违法扣款，本院认为：从原告耿增伦和被告山东晨鸣提交的工资发放表和考核通报，可见被告山东晨鸣对原告耿增伦实行绩效考核工资制，根据考核情况有奖有罚，原告耿增伦2017年度考核奖罚情况在工资发放表中体现，原告耿增伦在职期间从未对罚款提出异议，2018年度考核惩罚情况在工资发放表中未体现，原告耿增伦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考核扣款执行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耿增伦主张被告山东晨鸣支付违法扣款115,123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年休假工资，本院认为：原告耿增伦根据工作年限享受相应的带薪年休假是其法定权利，该权利由被告山东晨鸣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原告耿增伦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原告耿增伦年休假，原告耿增伦曾于2010年10月29日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现原告耿增伦主张截止2010年10月29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原告耿增伦于2011年9月27日与被告山东晨鸣二次建立劳动关系，入职被告山东晨鸣时前工作年限超过10年，应享受的年休假为10天，原告耿增伦无证据证实截止2017年1月1日前的年休假未享受，被告山东晨鸣有义务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提供至少两年以上的工资支付凭证备查，现被告山东晨鸣未能提供向原告耿增伦支付2017年度至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的凭证或享受年休假待遇的证据，应向原告耿增伦支付2017年度年休假10天及2018年度折算年休假9天（2010年10月29日至2011年9月26日中断就业期间不计入工作年限）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计25,691.67元[（225,787.60-197,085.20）÷12÷21.75×10×200%+（258,946.20+58,756.78+22,934.62）÷12÷21.75×9×200%]，鉴于被告山东晨鸣未针对应支付原告耿增伦年休假工资35,288.04元的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视为认可，本院确认被告山东晨鸣应向原告耿增伦支付的年休假工资为35,288.04元，原告耿增伦主张年休假工资538,437元的诉讼请求，部分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加班工资，本院认为：原告耿增伦提供的2017年度工资发放表记载了被告山东晨鸣随工资向其发放平日加班工资，2018年度工资发放表未记载平日加班工资发放情况，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耿增伦未能举证证实存在平日加班和周末加班的情形，原告耿增伦主张被告山东晨鸣支付平日加班工资622,715元和节假日加班工资135,7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年薪，本院认为：原告耿增伦未提供证据证实属于享受年薪待遇的人员，原告耿增伦提交的工资发放表显示被告山东晨鸣公司按月向其发放工资，原告耿增伦提交的工资明细清单与工资发放表对比可知被告山东晨鸣于2018年2月向原告耿增伦发放了奖金，也足以说明原告耿增伦不属于享受年薪待遇的人员，且原告耿增伦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与被告山东晨鸣存在年薪工资约定或被告山东晨鸣欠发其年薪的凭据，原告耿增伦主张被告山东晨鸣支付2014年至2018年欠发年薪306,120元，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本院认为：被告山东晨鸣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对原告耿增伦的职务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原告耿增伦不认可职务调整提出离职能否享受经济补偿需根据其离职理由是否成立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而定，根据本院如前所述，被告山东晨鸣存在未依法支付原告耿增伦在职期间年休假工资情形，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及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被告山东晨鸣应支付原告耿增伦经济补偿，计算原告耿增伦的工作年限应从2011年9月27日入职时起算至2018年12月3日解除时止计7.5年，因原告耿增伦的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以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三倍为基数计算被告山东晨鸣应支付原告耿增伦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138,127.50元（6,139×3×7.5），原告耿增伦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95,87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失业保险待遇，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本案中，被告山东晨鸣依照法律规定为原告耿增伦缴纳了2000年11月至2018年11月的社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原告耿增伦应当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被告山东晨鸣应当协助原告耿增伦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故原告耿增伦主张被告山东晨 鸣协助办理失业保险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耿增伦无证据证实被告山东晨鸣给其造成失业金损失，其主张被告山东晨鸣赔偿失业保险损失38,508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被告山东晨鸣与原告耿增伦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山东晨鸣基于公司管理需要将原告耿增伦安排到下属单位被告武汉晨鸣工作，原告耿增伦工作地点虽然变化为被告武汉晨鸣，但仍属于为被告山东晨鸣提供劳动的组成部分，仍接受被告山东晨鸣对其进行考核和劳动管理，由被告山东晨鸣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原告耿增伦并未与被告武汉晨鸣建立劳动关系，原告耿增伦也无证据证实被告武汉晨鸣存在侵害其劳动权益的行为，故原告耿增伦主张被告武汉晨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耿增伦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耿增伦2018年11月份工资差额22,934.62元； 二、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耿增伦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5,288.04元； 三、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耿增伦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8,127.50元； 四、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耿增伦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 五、驳回原告耿增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耿增伦负担（免予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加3份提交副本，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汇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款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晓凌 人民陪审员  张 成 人民陪审员  赵 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沈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