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25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建新，男，汉族，1966年5月13日生，住福建省莆田市。委托代理人：赵朝良，山西华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玉宝，男，汉族，1973年6月15日生，住黑龙江省。委托代理人：陈亚平，山西星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霍州市闽兴木材经营服务部，系个体工商户，地址：山西省霍州市滨河路三叉口石化加油站附近，经营者：唐建新。上诉人唐建新因与被上诉人付玉宝及原审被告霍州市闽兴木材经营服务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2019）晋1082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建新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朝良，被上诉人付玉宝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亚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付玉宝与被告唐建新经营的霍州市闽兴木材经营服务部有方木买卖交易。2013年4月20日至2014年10月19日期间，原告曾多次向被告运输方木。2014年10月31日被告通过银行汇款支付原告5.5万元货款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结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80231元。2014年11月10日被告给原告汇款2万元；2015年5月8日汇款2万元；2015年8月15日，被告给原告转账1万元；2016年2月6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妻子转款5000元，仍欠原告货款225231元。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2018年2月15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5000元，双方也予以认可。庭审时，原告称2016年2月6日和2018年2月15日被告通过微信两次转款各5000元，期间被告再没有支付过货款，现仍欠220231元，诉讼请求主张被告支付22万元。被告则称，2016年底，原告向其要钱说要去孝义，拿走现金5000元；2017年3、4月，支付原告现金5万元；2017年底，支付原告现金16.5万元后，将写给原告的28万元欠条给撕了，剩余5000元在2018年2月15日转给原告后已全部结清原告的货款。原告反驳称，与被告存在方木买卖以来，被告从未给其打过欠条。被告所说的这些大额现金付款，不符合交易习惯，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则称，欠条已经撕了，无法举证。另查明，霍州市闽兴木材经营服务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唐建新，2018年5月24日被注销。以上为本案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付玉宝与被告唐建新经营的霍州市闽兴木材经营服务部在方木买卖合同纠纷中，双方虽无书面合同，但对2016年2月6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妻子转款5000元，仍欠原告货款225231元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2018年2月15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5000元，双方也予以认可。至此，被告还有220231元货款未支付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主张被告支付22万元即可。对于22万元货款，被告称分三次（5000元、5万元、16.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以欠条已撕毁无法举证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被告唐建新应对其现金还款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霍州市闽兴木材经营服务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唐建新，2018年5月24日被注销，故被告唐建新应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综上，原告付玉宝要求被告唐建新支付货款2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唐建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付玉宝货款22万元。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被告唐建新承担。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人唐建新上诉请求：一、撤销霍州市人民法院（2019）晋1082民初17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有方木买卖交易，但上诉人已将全部货款支付完毕，不欠上诉人任何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22万元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4月20日至2014年10月19日期间有方木买卖交易，后经双方结算，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28万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欠款28万元的欠条，后来上诉人通过承兑、银行转账、现金、微信转账等方式陆续还清欠款，至2017年上诉人在尚欠被上诉人5000元货款的时候，被上诉人将欠条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当面予以撕毁，2018年2月15日上诉人将最后一笔欠款5000元偿还给被上诉人，双方之间欠款结清，之后双方再无其他纠纷。二、双方之间就欠付货款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过欠条，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货款支付完毕后将欠条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当面予以撕毁，双方之间的欠款终结，被上诉人违背诚信，使用自己的记账凭证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恶意起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因方木往来交易有过欠款事实，但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现尚欠被上诉人货款，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明上诉人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欠款未结清，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不连贯、不完整，不能反映整个谈话内容，且不是原始载体，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货款明细属于单方记账凭证，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使用，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22万元的事实。依照日常经验法则及被上诉人的一贯交易作风(被上诉人在其他法院起诉他人支付货款均向法院提供了欠款人出具的欠条，金额有15.7万元、36万元、54.8万元，也就说明被上诉人每一笔欠款均要求欠款人出具欠条)，对上诉人总欠款28万元的大额欠款，被上诉人也应有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存在，其一审中上诉人所陈述的欠条事实存在、还款事实存在、双方已经不存在任何欠款纠纷。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出欠条，只能说明上诉人已经将欠款予以归还、被上诉人虚假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恶意重复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付玉宝答辩称，一、在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双方发生买卖交易的货运单，被上诉人记载的交易往来及打款的帐页以及双方微信短信通话记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双方发生买卖以及最终欠款的金额，完成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2万元是完全正确的。二、结合一审调查的情况，双方争议的矛盾事实上是上诉人所称的2016年底到2017年底，上诉人使用现金支付被上诉人货款的三笔货款是否存在，这三笔货款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分别为2016年底拿现金5000元，过年后拿了50000元，2017年底付款165000元。但是被上诉人否认用现金支付的事实存在，而且根据双方发生买卖关系以后，双方从来没有使用现金支付过，除了上诉人所说的三笔以外其他都是以转账方式支付，从来没有使用过现金。因此上诉人所称的这三笔现金支付显然不符合二人之间交易的习惯，并且原审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他进行过现金支付，因此一审法院对其说法不予支持是完全正确的。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希望二审予以维持，驳回上诉。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民事行为与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2013年4月20日至2014年10月19日期间，上诉人唐建新与被上诉人付玉宝有方木买卖交易，被上诉人付玉宝多次向上诉人唐建新运输方木，上诉人唐建新支付货款。依据双方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唐建新是否尚欠被上诉人付玉宝货款22万元。依据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于2016年2月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妻子微信转账5000元后，尚欠被上诉人22.5万元货款均予以认可，也认可2018年2月15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转账5000元的事实。双方分歧在于：被上诉人付玉宝认为，上诉人在2018年2月15日向其微信转账5000元后尚欠其货款22万元；而上诉人唐建新则认为，2016年年底其给过被上诉人5000元现金，2017年3、4月份给过5万元现金，2017年年底给过16.5万元现金，双方之间欠款已经结清。因此，本案关键问题在于上诉人唐建新所陈述其分三次现金给付被上诉人22万元是否属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唐建新对其所主张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仅陈述“2014年10月31日我给被上诉人转账5.5万元后，经过双方对账，去掉零头后，我还欠被上诉人28万元货款，当时我给被上诉人打了一张28万元的欠条。之后归还过部分款项，2016年2月6日我给被上诉人妻子微信转款5000元后，尚欠被上诉人22.5万元。2016年年底被上诉人说要去孝义，我给了他5000元现金，被上诉人在28万元欠条上书写了‘收到5000元现金’内容，2017年3月份左右，因为当时刚过了年，我就给了被上诉人5万元现金，也是被上诉人在28万元欠条上书写了‘收到5万元现金’内容。2017年年底，我又给了被上诉人16.5万元现金，这时我还欠被上诉人5000元，被上诉人将28万元欠条交给我，我当面予以撕毁，2018年2月15日我将最后一笔欠款5000元偿还给被上诉人，双方之间欠款结清”。对于法庭提问“上诉人，2017年年底，你给了被上诉人16.5万元的时候，还欠被上诉人5000元，并没有把货款给清，为什么非要把28万元的欠条提前收回呢，为什么不让被上诉人在欠条上继续书写‘收到16.5万元现金’的内容呢”，上诉人唐建新当庭回答：“这是我的做法，我当时给被上诉人明说，还欠5000元我也不再打欠条，我要把28万元的欠条收回，到了过年前把5000元给被上诉人还清”。对于法庭提问：“上诉人，2017年年底你给了被上诉人16.5万元的现金，为什么在2018年6月5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你说什么时间还的钱记不清了”，上诉人唐建新当庭回答：“我就是记不清楚了，记不清不能胡说”。被上诉人付玉宝对于上诉人唐建新关于打过欠条及给过22万元现金的说法均不予认可，辩称双方做生意多年都是用网银转账，从来没有给过现金。结合双方陈述，根据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规则，在被上诉人予以否认的情形下，上诉人唐建新对其所主张的归还过被上诉人22万元现金的事实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难以使人信服，相比之下，被上诉人付玉宝所述较为可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唐建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22万元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唐建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唐建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琼审判员  张涛审判员  申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