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4民终1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明华，男，1946年11月24日生，黎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女，1971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住所地：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龙潭街道新龙潭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528009726190E。 负责人：杨剑，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与贵，贵州赤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4201310426385。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廖明华、**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下称“关岭县公安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4民初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廖明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非法封堵上诉人住房五年造成的租房损失25000元；两套住房被漏记面积76平方米，损失273600元，三棵果树赔偿费1800元、搬家费5000元。二楼的房屋转让价与现行市场价的差额70600元，合计376000元。2、案件受理费12156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在同一栋楼内有两套同时被搬迁的房屋，拆迁时上诉人即要求两套房屋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但经过上诉人几年奔波诉求后，被上诉人才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且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其将应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改成《房屋转让协议》。被上诉人非法封堵上诉人住房五年才迫使上诉人与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该协议违法违规，应该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应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根据建设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房屋建筑面积哪些部位应计算在房屋总建筑面积内的规定，上诉人主张赔偿被漏记的房屋面积合理。按照《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权属证书登记错误时应以实际的为准，请求法院现场勘查并核实房屋的实际总面积。4、2013年上诉人住房被封堵后至2017年，上诉人不停奔波诉求，每月至少去找公安局办公室的人一次，最后一次从杨局长办公室递交了一张书面要求，请求法院向公安局杨局长调查核实。且在签订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被上诉人召开十二家被拆迁户征求意见会上，上诉人已经主张拆迁需要协商一致并同时与上诉人针对两套房屋签订拆迁协议、将十二家被拆迁户的被拆迁房的走道、楼梯间等公摊部分计算在被拆迁房屋的总建筑面积内，上诉人已经在先提出主张，故上诉人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也提供了充分的书证、物证，不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被上诉人关岭县公安局答辩：1、《房屋转让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有偿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的结果，真是合法有效。答辩人已经完全按照该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包括向答辩人一次性交付转让款132728元、将转让房屋交付答辩人并配合其办理了过户登记。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且签订协议过程中，被答辩人从未对房屋面积提出过异议。2、答辩人封堵案涉房屋的通道是经被答辩人同意的，答辩人未非法封堵案涉房产。且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被答辩人均未对封堵房屋的事由提出主张，充分证明其是同意封堵案涉房屋的。3、因被答辩人所有的案涉房产是其向本局另一干警卢胜益处内部转让所得，所以对其所有的两套房产，答辩人分别采取安置住房补差价及支付房屋转让款的方式收回，不存在区别对待、显失公平的问题。4、答辩人一审提交的房改房资料充分显示答辩人仅将房产证上所示范围房改给被答辩人，案外人卢胜益交纳案涉房产房改相关款项时，也只是按照56.48平方米交纳,答辩人未将案涉房屋旁的餐厅过道、储藏室、厨房等位置作为附属物赠送给卢胜益。且卢胜益将房屋转让被答辩人时签订的协议及产权证上均登记房屋面积为56.48平方米，并非91.28平方米。5、因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针对另一房屋签订的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虽也为合同纠纷，但涉及不同不动产，分开立案审理并无不当。另一案件为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自然也应单独处理。 原审原告廖明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订立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履行合同（《房屋转让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9588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2004年10月30日，案外人卢胜益与原告廖明华签订《契约》，将位于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办（原关索镇）枣园路2楼（原关岭自治县公安局老办公楼2楼）的房屋转让给廖明华，该《契约》中载明：转让房屋面积为56.48平方米，转让费用8000元已一次性付清。1998年，卢胜益将该房屋中、房产证上标注为“8”的房间与案外人严忠琴调换为房产证上标注为“8”和“4”中间的房间。2017年2月28日，原告廖明华、**为甲方与乙方被告关岭县公安局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将其位于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办（原关索镇）枣园路2楼（原关岭自治县公安局老办公楼2楼）的房屋一套转让给乙方；转让房屋面积为56.48平方米；房屋转让价格按照建筑平方每平方米2350元计价，总转让价款（含房屋装修补偿费等费用）为2350×56.48=132728元。同时，双方还在协议中约定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嗣后，被告将房屋转让款132728元支付给二原告。 同时查明：涉案房屋于2014年2月27日办理了产权登记，产权证号为关索镇字第FG1400007号，产权证上载明：该房屋为原告廖明华、**共同共有，建筑面积为56.48平方米。该房屋于2017年3月15日注销登记。 一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关岭县公安局与二原告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廖明华向案外人卢胜益购买涉案房屋时面积为56.48平方米，该房屋产权证上载明的建筑面积为56.48平方米，原告向被告转让该房屋时转让面积亦为56.48平方米，且被告已按照约定向二原告支付了转让款13272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上登记的面积错误，亦未能证明其所向被告转让的房屋包含餐厅过道、储藏室、厨房、公摊过道、储藏室的公摊过道，故二原告关于其与被告订立的《房屋转让协议》不是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关岭县公安局存在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属于违约，房屋面积应该还要包含餐厅过道、储藏室、厨房、公摊过道、储藏室的公摊过道34.8平方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二原告关于被告应按照单价3600元每平方米计算支付未补偿面积34.8平方米，及按该单价与实际支付单价的差价1250元/每平方米补偿56.48平方米差价的主张，《房屋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房屋转让价格按照建筑平方每平方米2350元计价，二原告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因订立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95880元的诉请，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廖明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9元（以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原告廖明华、**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廖明华、**提交如下证据：《公安局办公楼内被拆迁户对安置补偿的几点意见》。关岭县公安局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上的签名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为复印件，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首先，该份证据为复印件；其次，上诉人不能证明该份证据已经送达被上诉人关岭县公安局，被上诉人也不认可该份证据，故该份证据应认定为上诉人的自我陈述，无证据证明力，故本院不予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如下事实：1、本案廖明华、**原所有的关索镇枣园路2层房产权证号为关岭县房权证关索镇字第××号，测绘图上表明该房产套内建筑面积为56.48平方米，共有建筑面积为0平方米。2、案外人卢胜益在关岭县公安局房改房时，向公安局支付了56.78平方米的房改费2725.44元。3、廖明华、**与关岭县公安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廖明华、**将共同所有的关索镇枣园路2层房产权证号为关岭县房权证关索镇字第××号的房屋转让给关岭县公安局，转让价款按建筑平方每米2350元计价，总价款为132728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廖明华、**与被上诉人关岭县公安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关岭县公安局是否违约。 上诉人主张《房屋转让协议》是其在关岭县公安局封堵其房产通道后被迫签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因受胁迫签订的可撤销合同，需以胁迫手段足以使合同当事人为违背真实意思之行为为限。但本案中，上诉人所有的房产是合法建造、已经办理产权证的不动产，其原对该房产享有物权，若被上诉人封堵其房产，其可通过主张侵权责任、排除妨碍物权等途径维护其权益，与关岭县公安局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不是唯一保护其权益的途径。即关岭县公安局封堵上诉人房产通道的行为，不足以构成使上诉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该协议还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本院认定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第二十一条：“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之规定，上诉人若认为产权证登记错误，应向登记机构申请重新测绘确认产权面积或主张登记错误损失赔偿。案涉房产是廖明华向案外人卢胜益转让所得，而关岭县公安局房改房时，仅将产权证确认的56.48平方米的住宅房改给卢胜益，卢胜益也仅支付了56.48平方米的房改对价，因此，廖明华向卢胜益转让所得的房屋面积也应仅为56.48平方米。另，产权证上明确案涉房产的建筑面积为56.48平方米、共有面积为0平方米，基于案涉房产为房改房的特殊情况，上诉人主张公摊面积也应计算在内，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房改房时对公摊面积支付了合理对价，其对公摊建筑面积也享有相应产权，故其主张关岭县公安局漏记走廊、厨房、餐厅、储藏室等公摊面积，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合同内容，廖明华、**将其共有的案涉房产转让给关岭县公安局，协议对房屋转让价格约定清楚明确：确认房屋建筑面积为56.48平方米，单价2350元每平方米，总价款132728元。双方未约定房屋转让价款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计算，该转让对价已经廖明华、**确认，现廖明华、**主张应以该房产的实际测量面积及房产现价值为准计算总价款，违背契约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履行各自的合同内容，现关岭县公安局已经将房屋转让款全额支付转让人廖明华、**，无任何违约行为，上诉人主张关岭县公安局支付漏计面积34.8平方米对应价值及现市场价与转让价之间的差额共计195880元，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其他上诉请求，是其二审提出的新诉请，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一审案件受理费4218元，减半收取21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18元，均由被上诉人廖明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熹 审判员 李德江 审判员 辜贤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李欣 书记员杨华（代） 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 （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被强制进行审计。 （三）被限制出境。 （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 （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