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923民初2789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男，196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上高县人，个体养殖户，住上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群，江西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男，1958年6月7日出生，汉族，高安市人，个体经商，住高安市。 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与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群、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人民币1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份起，刘长竹为王华林治疗病猪，并向原告出售猪用兽药。2018年因被告的医猪行为和被告向原告出售的兽药有问题，造成原告生猪大量死亡，原告因此损失60多万元。被告与原告对死猪的事进行协商处理，最后被告答应赔偿原告10万元损失了结此事，原告同意后，被告在2018年12月27日以借款的形式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的损失转化为借款，被告在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时间和还款次数，但被告并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刘长竹出具的借条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王华林胁迫下出具的，依法应无效。 反诉原告刘长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刘长竹向王华林出具的借条无效；2、本案反诉费由王华林承担。 事实与理由：刘长竹与王华林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刘长竹向王华林出具借条并不是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王华林胁迫下出具的，依法应无效。 反诉被告王华林辩称，反诉不能成立，双方虽不存在借贷关系，但双方之间存在销售兽药和提供医疗服务关系。借条上所签的字是刘长竹亲笔所写，不存在反诉状中所称的胁迫手段，借条是刘长竹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为证明自己的诉请，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营业执照、上高县老刘兽药经营部投资信息表、联络员信息、证明、租房合同，证明2018年4月20日，被告租了原告在上高县塔下乡田北村的店面，并开了一家兽药经营部的事实。 3、陶聪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陶聪替刘长竹送过医猪的兽药给原告，原、被告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的事实，且送药期间有死猪的事实。 4、治疗猪病用药包装盒6只，证明原告的生猪生病期间从被告处购买兽药的事实。 5、死猪接收单22张，证明上高金源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证明一张，证明原告死猪的事实及损失情况。 6、借条一份，证明原、被告间对原告的损失进行了处理，被告同意赔偿10万元给原告。 7、兽医出诊记录，证明原告向畜牧水产局报案后，畜牧水产局出诊医生的结论。 被告（反诉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王华林与刘长竹之间没有医疗服务合同。2、对于借条，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一共是有3张借条，第一张是我自己手写的欠条，第二张是王华林认为书写的没用，王华林打印了一份借条要我签字。现在王华林向法庭提供的借条是在塔下工商所由工作人员打印的借条，每张金额都是一致的，前面2张都收回去了，现在的借条是我手写欠条的第二天出具的。3、对陶聪的询问笔录无异议。 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为证明自己的诉请，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宋恩超、刘红华询问笔录两份、公安局扣押物品记录一份。证明2019年6月1日，王华林找我要钱，我没有同意，王华林就找到工商所，工商所的人就报案，塔下派出所就把我的车扣押下来，扣押了4天才开回来。 原告（反诉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询问笔录的三性提出异议，宋恩超、刘红华都是被告的客户，双方之间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其作证明显偏向被告。刘红华是以推测性的语言来作证，并不是亲眼所见、亲耳听到，证人作证应出庭作证。对公安扣押物品清单，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与本案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刘长竹租用王华林位于上高县塔下乡田北村8号的店面经营上高县老刘兽药经营部。王华林经营了一家猪场，刘长竹为王华林治疗病猪并出售兽药给王华林。 2018年11月28日，王华林因猪场已有四头猪死亡，打电话叫刘长竹来治疗病猪，刘长竹诊断发“猪丹毒”，吃了刘长竹开的药后没有效果。刘长竹就叫了自己开办的上高县老刘兽药经营部的坐诊兽医“邱老师”来看，也诊断是发了“猪丹毒”，用了“邱老师”开的药后，还是没有效果，生猪陆续死亡。原告王华林于是找其他兽医来治疗，诊断为“蓝耳病”、“呼吸道传染”。王华林为了确诊猪疫，向上高县畜牧水产局报案。2018年12月19日，上高县畜牧水产局兽医出诊，初步诊断意见：疑似胸膜性××继发猪瘟。对此，刘长竹曾表态如果是其误诊，愿意出于同情支付5万元给王华林。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25日，生猪死亡117头，至2019年1月21日共死亡123头，王华林的猪场一共运了123头死猪到上高县金源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2018年12月27日，王华林一个人到刘长竹店里要求刘长竹赔偿因误诊造成生猪大量死亡的损失，当时店里还有刘长竹雇请的员工陶聪，客户刘红华、宋恩超共四人。刘长竹拒绝赔偿。王华林向塔下工商所报案，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到刘长竹店里拿走了部分兽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走后，王华林与刘长竹经过协商，刘长竹出具了一张手写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给王华林。王华林给朋友看后，觉得没有效果，就重新在电脑上打印了一份借条，刘长竹在借条上签名。第二天12月28日，王华林和刘长竹一起到塔下工商所准备将刘长竹的兽药取回，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询问双方事情是否协商处理好了？工商所工作人员看过借条并询问了双方的意思后，认为不起法律效果，重新在电脑上打印了一份借条给王华林和刘长竹签字确认。借条内容载明：“借款人刘长竹于2018年12月27日向出借人王华林借款人民币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于2019年6月30日归还人民币伍万元，小写50000元，剩余款项于2019年9月30日前全部付清。如不按时归还，借款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本借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落款日期没有改变，为2018年12月27日。 2019年6月1日，王华林找刘长竹要钱，刘长竹不同意，原告到塔下工商所要求解决，工商所工作人员向塔下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将刘长竹的车扣押4天后返还。因刘长竹没有按期付款，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刘长竹支付赔偿款，刘长竹提起反诉，要求确认借条无效。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请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诊治猪疫，双方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王华林的生猪吃了刘长竹的药后没有效果大量死亡，经过双方协商处理，由刘长竹赔偿王华林10万元的损失，刘长竹出具了一张10万元的借条给王华林，虽出具的是借条，但实为赔偿。刘长竹称借条是在被王华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从签订的场所及在场人员看，王华林是一个人到刘长竹的兽药经营部，没有其他人员随同。当时刘长竹店内共有四人，刘长竹本人及员工陶聪、客户刘红华、宋恩超。王华林独自一人，不足以有能力胁迫刘长竹，虽然王华林有拿走刘长竹车钥匙的行为，但这只是一般争执，够不上暴力威胁，且随后王华林向工商所报案，工商所工作人员随即过来处理。 从签订的过程看，借条先后出具了三次。第一次由刘长竹自己书写，第二次电脑打印后刘长竹签字确认，第三次是双方在工商所，由工商所工作人员重新打印并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刘长竹签字确认的。且刘长竹本人也在庭审中表示如果是其误诊的话，出于同情愿意支付5万元给王华林。庭审中已经查明病猪死亡的原因并非刘长竹诊治的“猪丹毒”，可见赔偿王华林10万元损失系刘长竹真实意思表示。 对于刘长竹提供的公安扣押物品记录，扣押是公安的职务行为而且扣押时间是2019年6月1日，是在借条签订半年后发生的事情，因原告不同意按借条赔偿，工商所工作人员向公安派出所报案，与刘长竹诉称借条被胁迫签订没有关联。 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借条实际上是刘长竹赔偿王华林猪场损失的赔偿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三修其稿，刘长竹诉其借条是胁迫下所签订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刘长竹应按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支付王华林损失10万元。故对刘长竹的反诉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赔偿原告（反诉被告）王华林损失10万元。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长竹要求确认借条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为11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合计2300元，由刘长竹承担。 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执行款汇入本院执行款专户：开户名上高县人民法院，开户行九江银行上高支行，账号43×××54-003。 义务人在本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其义务的，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应递交申请执行书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证据或线索材料。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费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14×××07账户上，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判员  龙岱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胡桂英 书记员付时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