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6民初10215号原告：苏毅苗，女，1975年11月24日出生，彝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鹏，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云，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419447。法定代表人：孟东方，重庆师范大学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智勇，重庆智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玲，重庆智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毅苗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人事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毅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鹏，被告重庆师范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智勇、曹晓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毅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的人事关系于2019年7月16日解除；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人事关系的证明；3.请求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转移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原告苏毅苗调动到被告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任教，至今已有近17年工作年限。但原告苏毅苗家乡在云南，父母双亲已年迈多病，且久居家乡不能适应重庆潮湿的气候条件，作为儿女应当回到父母身边尽孝，照顾父母以安享晚年。故原告苏毅苗于2019年1月21日向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人事科以及音乐学院递交了书面辞职书，并向学院书记等相关领导进行了告知，但是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人事处及相关领导至今不同意原告苏毅苗离职。劳动者是否辞职是其合法权利，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条件限制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原告苏毅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重庆师范大学辩称，不同意解除双方人事聘用关系，理由如下：1.原告苏毅苗系其在职员工，有正式的事业单位编制，与普通的劳动关系有所区别，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招聘录用员工有严格的规定。原告苏毅苗单方面辞职会对被告重庆师范大学的教学管理秩序造成不利影响。2.原告苏毅苗在2011年9月-2017年7月先后在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做博士后研究。双方签订了《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以及《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第一份协议约定服务期8年，从2015年8月-2023年7月；第二份协议约定在原服务年限的基础上增加2年服务期。原告苏毅苗的服务期应当至2025年7月止。原告苏毅苗在服务期未满的情况下无权单方解除双方的人事聘用关系，原告苏毅苗提前辞职违反了双方的约定。3.2011年9月-2017年7月期间，原告苏毅苗脱产学习，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按原工资标准向其发放工资并缴纳了社会保险及公积金，为原告苏毅苗脱产学习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持，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之所以为原告苏毅苗发放工资等是因为原告苏毅苗毕业以后会回到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原告苏毅苗提前离职会对被告重庆师范大学造成损失也有违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4.原告苏毅苗主张的有关公积金诉求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原告苏毅苗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及说明书、教师资格证、职称证件、辞职书、《国家定向培养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职考生）定向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博士和博士后期间论文成果等证据；被告重庆师范大学针对其抗辩和主张提交了《关于下达201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及附件《201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管理办法》、《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学习申请表》、《国家定向培养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职考生）定向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原告苏毅苗2012.1-2019.6工资明细表、报账明细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陈述及举示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苏毅苗系被告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2011年1月11日，原告苏毅苗填写《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学习申请表》，向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提出申请到中国音乐学院脱产进行博士研究生学习。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学习申请表》上加盖了印章。2011年10月8日，中国音乐学院作为甲方（招生单位）、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作为乙方（定向单位）、原告苏毅苗作为丙方（定向生本人）、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民族教育处作为丁方（定向单位所在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四方根据《201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管理办法》共同签订了《国家定向培养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职考生）定向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中国音乐学院为乙方重庆师范大学录取丙方苏毅苗为2011年传统音乐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甲方中国音乐学院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丙方苏毅苗进行培养。丙方苏毅苗学习期满、符合博士研究生毕业条件，甲方中国音乐学院准予毕业，符合博士学位授予条件，甲方中国音乐学院授予博士学位。丙方苏毅苗学习结束离开后，甲方中国音乐学院将丙方苏毅苗的毕业证书、博士期间档案直接寄送乙方重庆师范大学，乙方重庆师范大学负责安排丙方苏毅苗的工作。丙方苏毅苗在甲方中国音乐学院的学习结束后，必须回乙方重庆师范大学工作，且服务年限不得少于8年。丙方苏毅苗若受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由甲方中国音乐学院通知乙方重庆师范大学，丙方苏毅苗中途退学、受开除学籍处分，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学习，由甲方中国音乐学院退回乙方重庆师范大学处理。丙方苏毅苗在学期间欲变动学籍，须提供乙方重庆师范大学的同意证明，否则不予办理。丙方苏毅苗有以下情况，乙方重庆师范大学有权追究其相应的违约责任：毕业后未按本协议去定向单位工作的，应在违约处理决定公布后1个月内，一次性向乙方重庆师范大学退还所享受的免费教育经费，在读期间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未尽事宜，由四方分别签订补充协议。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协议载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同意原告苏毅苗前往中国音乐学院攻读传统音乐专业博士研究生，未经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同意，原告苏毅苗不得改变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学习时间为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协议约定，原告苏毅苗在学习期间，其人事和户口关系不变，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与在岗职工同等对待，脱产学习期间，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只发给原告苏毅苗工资。协议还约定，原告苏毅苗毕业后须按时回到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服务期为8年（96个月）；原告苏毅苗毕业后在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未满服务年限而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解除人事聘用关系的（含调离、自费出国、辞职、离职等），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将收取原告苏毅苗违约金：[离开当月的基本工资总额（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博士毕业一次性奖励÷96]×未完成的服务期月数×2。签订上述协议后，原告苏毅苗实际于2015年7月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习。2015年4月16日，原告苏毅苗填写《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学习申请表》，向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提出申请到上海音乐学院脱产进行博士后研究。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学习申请表》上加盖了印章。2015年4月20日，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在原告苏毅苗申请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上加盖印章。该表明确载明，原告苏毅苗申请进行博士后研究的身份为“定向委培”。2015年11月3日，原、被告签订了《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同意原告苏毅苗脱产进行博士后研究，时间从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研究期间，原告苏毅苗人事和户口关系不变，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与在职在岗职工同等对待；研究期间，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发给原告苏毅苗基本工资，基础与考核性绩效工资的固定部分照常发放，其余部分按照学校绩效工资相关文件及单位分配方案执行，考评奖励性绩效工资中，符合单项奖发放条件的按规定发放，其余部分不再发放。协议还约定，原告苏毅苗博士后出站后须按时回到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在原服务年限的基础上增加2年服务期（24个月，服务期不含脱产学习、进修时间），并约定原告苏毅苗博士后出站后未到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或在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未满服务年限而与其解除人事聘用关系的（含调离、辞职、离职等），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将在其他违约金的基础上加收原告苏毅苗因脱产进行博士后研究而未完成服务期限的违约金：违约金=（离开当月的基本工资＋基础与考核性绩效工资中固定部分）×博士后出站后未完成的服务期月数×2。2017年7月1日，原告苏毅苗完成了博士后研究。2019年1月21日，原告苏毅苗向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所属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鲁福崇递交了辞职书，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未予同意。原告苏毅苗继续在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2019年3月27日，原告苏毅苗向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决解除其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的人事关系、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向其出具解除人事关系的证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协助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该委于2019年4月4日出具超过五个工作日未作出受理决定的说明书。原告苏毅苗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教民厅[2010]11号)规定：“一、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此计划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之内单列下达，不得挪作他用。2011年计划招生5000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000人，硕士研究生4000人，可招收10%的在职汉族考生和民族自治地方的非在职汉族考生，各招生单位要严格执行汉族考生招生比例要求，不得超比例录取。”“二、考生报考资格的确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民族教育处负责。”“三、招生工作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和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划线’的原则。招生录取的具体办法，由我部另行通知。学生毕业后，按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六、考生不能在全国普通研究生招生计划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之间调剂录取”等。2011年9月至2015年7月，原告苏毅苗在博士学习期间，分别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指导1名本科生的学位论文、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指导6名本科生的学位论文，此外无其他与教学相关工作。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原告苏毅苗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承担了教学工作和指导本科生学位论文工作。2019年12月27日，原告苏毅苗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因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未予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裁定对其撤诉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因人事聘用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苏毅苗是否有权单方解除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的人事聘用合同。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及原、被告双方关于服务年限的特别约定，原告苏毅苗无权单方解除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的人事聘用合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苏毅苗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应在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服务满八年；原、被告签订的《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再次约定，原告苏毅苗在博士后研究出站后，应在原八年服务年限的基础上增加两年。因此，原、被告双方关于服务年限的约定，应当属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情形，原告苏毅苗无权根据该条规定书面通知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单方解除聘用合同。根据原告苏毅苗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性质，其不应当具有在服务年限内单方解除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人事聘用合同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的规定以及原、被告签订的《国家定向培养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职考生）定向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和《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的约定，原告苏毅苗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和从事博士后研究，分别属于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定向培养，是学校为了满足特定区域或单位的特殊需求的人才培养方式。委托培养，是工作单位委托学校为其培养专业人才，明确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学校根据工作单位要求制定培养计划进行教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涉及的人才政策性和计划性很强。首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国家定向培养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职考生）定向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已经将原告苏毅苗纳入自己师资建设计划。任由原告苏毅苗在服务期限内解除聘用合同关系，将影响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计划性，进而损害正常的教育教学及管理秩序。其次，原告苏毅苗获得博士生学习和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是以承诺服务年限为前提。允许其在服务期限未满的情况下任意解除聘用合同关系，一方面是对获得特定政策“红利”、却拒绝履行相应政策义务的不诚信行为的纵容；另一方面也损害了符合深造条件、且愿意接受服务年限约束、但因录取原告苏毅苗而丧失机会的其他不特定考生的权利。再次，允许原告苏毅苗任意解除聘用合同关系，可能会引发定向培养、委托培养或类似政策培养的人才无序流动，造成相关政策的目的不能实现，作用不能发挥。综上，原告苏毅苗遵守关于服务年限的约定，不仅关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直接涉及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告苏毅苗在服务期限内解除聘用合同应受被告重庆师范大学意思表示的约束。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不能理解为原告苏毅苗具有在服务年限内单方任意解除聘用合同的权利。虽然原、被告双方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攻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重庆师范大学教职工做博士后研究协议书》中约定，原告苏毅苗博士研究生毕业及博士后研究出站后，未到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工作或未满服务年限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解除人事聘用合同关系（含调离、自费出国、辞职、离职等），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将收取原告苏毅苗违约金，但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但书”情形的规定及原告苏毅苗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定向培养、委托培养性质，可知双方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并不能理解为原告苏毅苗具有在服务年限内任意解除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人事聘用合同关系的权利，而应当理解为在被告重庆师范大学同意的前提下，原告苏毅苗可以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解除与被告重庆师范大学的人事聘用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原告苏毅苗在约定服务年限未满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的人事关系于2019年7月16日解除等相关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毅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苏毅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 伟人民陪审员  包才根人民陪审员  梁尤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李朝镜书 记 员  田彬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