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终1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36号。负责人：谭洪震，该支行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鑫，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震宇，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86号。法定代表人：张慧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旺，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骏，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盟田龙王庙果品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复州城镇八里庄村十屯。法定代表人：陈常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泓远(大连)果蔬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李官镇西阳台村。法定代表人：陈常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常军，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薇，女，198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以下简称“招行中山支行”)与原审被告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公司”)、大连盟田龙王庙果品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盟田公司”)、泓远(大连)果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远公司”)、陈常军、陈薇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辽02民初493之一号民事裁定。招行中山支行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招行中山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联华公司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暂计56080200元，并承担该项应收帐款自2019年1月1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如联华公司不能向原告支付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应收帐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则被告盟田公司向原告承担回购义务；3.被告泓远公司、陈常军、陈薇对第2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均由上述五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1日，原告与被告盟田公司签订《授信协议》，约定原告向盟田公司提供人民币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3月21日。此外，原告与被告泓远公司、陈常军、陈薇分别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上述《授信协议》项下6000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原告受让的应收帐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3年。同日，原告与盟田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协议》，约定原告受让盟田公司对联华公司所享有的75187756元应收账款债权，原告向盟田公司提供融资服务，融资费率为每年4.35%，保理期间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国内保理协议项下具体每笔应收账款的最迟应清偿之日止(即2019年1月19日)。协议还约定了，当应收账不能按时足额收回时，原告有权向盟田公司追索。2018年3月21日，盟田公司通知联华公司将应收账款75187756元转让给原告，并要求联华公司直接向盟田公司在原告处开户账户履行付款义务。联华公司在回执上盖章确认表示接受，并接收了所有案涉债权对应形成的发票。盟田公司与原告于2018年3月23日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在上述协议均签订后，2018年3月23日，原告将保理融资款项60000000元转入盟田公司账户。经盟田公司与联华公司确认，案涉应收账款最后付款截止日为2019年1月19日，但截至起诉前，联华公司从未支付原告或盟田公司案涉应收账款，盟田公司仅偿还保理融资本金3919800元，泓远公司、陈常军、陈薇亦未履行保证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原审被告联华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本案保理协议中原告受让的债权为虚假债权；二、原告与龙王庙合作社签订的保理协议严重违反《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不发生保理法律效力；三、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知道该保理协议中的受让债权为违法并且虚假，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四、本案存在明显的犯罪嫌疑，多家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并且已经有鉴定报告证明联华公司公章被他人私刻伪造，而且涉及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家银行，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法院应驳回原告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原审被告盟田公司、泓远公司、陈常军、陈薇一审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不只强调无权代理、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和无过失，同时也要求权利外观和无权代理行为的发生与本人有关，即要求权利外观的形成要与本人行为具有关联性。本案中，原告招行中山支行以被告联华公司为原告与盟田公司之间《国内保理业务协议》项下6000万元融资服务提供“联华公司对盟田公司负有75187756元应收账款债务”作为保理质押为由要求被告联华公司向其支付应收账款，并提交了《浙江联华采购合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确认回执》、《发票收妥函》、《发票收妥确认回执》予以证明，然而，被告联华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上联华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均他人私刻，且原告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经办人“孙登护”系被告联华公司员工，也就是说，原告提供的有关“联华公司对盟田公司负有75187756元应收账款债务”证据的形成与被告联华公司并无牵连，即经办人“孙登护”在前述材料上的签字盖章不构成表见代理。鉴于为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提供保理质押的前述材料上的印章系私刻，本案纠纷涉嫌经济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应由公安机关立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25,216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已预交),予以退回；诉讼保全费5,000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已预交)，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承担。招行中山支行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是：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孙登护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联华公司应对案涉书面材料的签订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不应因印章系私刻而移送至公安机关，应进行实体审理。2、即便本案联华公司公章为经办人孙登护私刻，联华公司对此亦有明显过错，应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仅依据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裁定驳回起诉，对上诉人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并未进行审理。孙登护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进行审理，仅仅依据孙登护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而驳回起诉的裁定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1、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经任何鉴定程序鉴定案涉联华公司盖章的真实性，便直接认定公章为私刻，程序明显错误。2、本案对其他被告并未成功送达起诉状及开庭传票，送达程序明显违法，导致无法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9）辽02民初493之一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被上诉人联华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这是一起涉及多个金融机构被诈骗而且被多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重大刑事案件，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孙登护”的行为与联华公司没有任何合法代表或授权的关系，而是伪造被上诉人单位印章的犯罪嫌疑人。他的犯罪行为不能让联华公司来承担后果。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作出的一审裁定是完全正确的。本案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而是陈常军、“孙登护”犯罪团伙系列犯罪案件之一。多家金融机构被骗并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都充分说明了本案属于典型的经济犯罪案件，理当驳回民事诉讼移送公安处理。上诉人既然无法证明“孙登护”为何许人，也就意味着上诉人主张表见代理的前提都不存在，不能否定一审裁定的合法性。三、一审不存在遗漏诉请。整个交易都是因诈骗而产生的，且陈常军等本身就是犯罪嫌疑人，多家单位报案并且立案，陈常军也已经被通缉。在此情形下，法院理当将整个案子驳回并移送公安机关，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四、无论是鉴定还是开庭传票，一审均不存在程序错误，上诉人之所以提出该主张，依然是为了拖延时间。综上，我们认为，一审裁定依法有据，敬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作为招行中山支行不服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裁定的上诉案件，审理的核心问题是，原告招行中山支行提起的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应否予以受理。经审查，本案招行中山支行诉请法院判令联华公司向其支付应收账款56,080,200元及该款利息；如联华公司不能支付，则盟田公司向其承担回购义务，泓远公司、陈常军、陈薇对盟田公司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联华公司则辩称招行中山支行受让的债权为虚假债权，联华公司公章被他人私刻伪造，本案存在明显的犯罪嫌疑，而且涉及包括招行中山支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多家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法院应驳回原告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事实上，本案中联华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名章被他人私刻伪造涉嫌犯罪问题确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原告招行中山支行提交的涉案证据材料中联华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均系他人私刻，并无不当。而且作为本案被告盟田公司、泓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的陈常军因与本案类似行为已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目前尚未抓获。本案又确无充分证据证明“孙登护”为联华公司员工，甚至所谓联华公司的经办人“孙登护”究竟是何身份，其真实姓名是否为“孙登护”，尚不得而知，亦不知所踪。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应由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至于“孙登护”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应该指出，表见代理制度是基于被代理人的过失或被代理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使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享有代理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一种特殊无权代理制度。而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孙登护”的涉案行为对联华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况且本案纠纷已明显涉嫌经济犯罪，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于招行中山支行上诉主张“即便本案联华公司公章为经办人孙登护私刻，联华公司对此亦有明显过错，应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另外，本案是全案均涉嫌经济犯罪，依法应全案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并不存在遗漏招行中山支行的诉讼请求问题。而一审法院对公安机关关于涉案印章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对联华公司以外其他被告送达法律文书的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高 菡审判员 黄立君审判员 赵碧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代进书记员解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