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702民初1680号原告：管莉英，女，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肿瘤医院退休职工，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宪枝，女，197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张家口市桥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镇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丛骏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管莉英与被告朱宪枝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莉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明，被告朱宪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镇胜、丛骏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管莉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与案外人郭志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郭志坤在没有任何法定或者约定理由的情况下，非法获得了原告238万元的资金，在取得上述款项后，上述部分款项交给被告，用以归还被告个人债务，购买房屋等，因该笔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不当得利受领人所受领的标的物用于共同生活，则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于受领人夫妻应当对受损失者负返还责任，因为受领人夫妻所受利益，是由不当得利受领人的让与行为，其配偶也受有利益，有法律上根据，如果受领人的配偶通过该种方式无偿取得利益，也不享受返还的责任，相对于受损者的受有损失，显失公平，故惟有赋予受领人配偶有共同承担返还的义务，才能实现对受损者的保护。被告朱宪枝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诉的款项已经在案外人郭志坤的刑事审判中审理完毕。2018年12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郭志坤作出刑事判决，判决追缴及返还本案原告439.16万元，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对被害人因其财产被非法占有处置而蒙受损失的数额已全部确认并判决追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138条、139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回，据此追缴或者退回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文书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另行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可能或形成两份完全不同的民事判决，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影响国家审判机关的严肃性。因为原告在本院所诉的不当得利所涉及的标的额已经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明确包含在内，并且在刑事判决书中的附件中，所有的被害人都有返还的金额。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内容原告曾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案件涉及刑事，当时要裁定驳回起诉。经过做工作，原告在朝阳区法院撤诉。因为法官明确告诉原告，这个案子将通过刑事案件追缴退赔程序。原告今天所诉的也完全不是事实，无论是不当得利，还是其他的，都跟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是完全违背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上的法律依据，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不能成立的。原告的诉不能成立。她应该继续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执行，请求法庭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尾号1818共9页（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29日）、尾号0545共3页（2017年3月21日至2017年11月27日），证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郭志坤汇款400多万元，不包括现在起诉的50万元。2.被告与郭志坤婚姻登记情况，证明被告与郭志坤在2015年12月18日结婚。3.从（2018）京02刑初111号刑事案卷中摘录出来的朱宪枝银行流水记录10页，证明在被告与其配偶郭志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存在大额频繁的银行转账往来，双方之间财物已经混同，应当对其配偶所负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在被告与郭志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了商品房，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5.2017年11月13日、12月16日公安机关对朱宪枝的讯问笔录两份，证明被告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中承认，郭志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花了50万元给被告购买了一辆保时捷汽车。在2016年1月13日被告还曾要求郭志坤为其个人偿还债务35万元。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被告所持有的公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了出资变更，出资额由1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该部分的出资款应当是被告与郭志坤的共同财产。被告质证：首先对原告的举证发表总的质证意见，原告说提供的原告银行流水信息是原告把钱转给郭志坤，但是不包含本案诉争的50万元，那后面所有的证据都没有证据证明今天原告所诉的原告给付郭志坤或者被告的50万元。不当得利首先要证明原告拿出了50万元给了被告或者郭志坤。基于这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婚姻登记属实，现在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整个案件，被告是受害人，就差在张家口市买的房没有抵押。原告提交的第一份证据，所有的流水发生在2017年，但是被告在张家口购房是2015年，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时原告和郭志坤之间没有往来。张家口的房屋是于2015年用贷款的方式购买的，至今贷款未还完。对于证据3，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当得利，更不能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为郭志坤的钱款是不是都属于原告转付的，唯一性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用于共同生活。这件事刑事案件已经认定不是民事案件的不当得利。而是刑事案件的赃款赃物。对于证据4，原告多次到北京市中级法院要求解决该房屋问题，公安机关一直认为张家口市的房屋与刑事案件没有关系，否则都被北京公安冻结了。在这种基础上，原告的证据来源是来源于刑事案卷中的材料，正好证明该房屋与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是郭志坤给付的款项购买的。第三，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清晰，是2015年，被告付款的凭证是2015年。刑事卷宗中体现原告与郭志坤资金往来的时间是2017年。对于证据5，涉及到的一辆保时捷车，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了，于2019年7、8月份已经作为赃物处理掉了，这是整个案件中唯一的在朱宪枝名下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有赃款的财产，该车辆已经拍卖完了，这辆车实际上是朱宪枝用了自己的旧车折现折了5万元，这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认定了，小客车的牌照是归朱宪枝的，只是将车辆作为赃物拍卖。对于证据6，第一，该公司是朱宪枝还没有认识郭志坤时就有的一个小公司，做服装设计，朱宪枝为了做生意，所以把注册基本金从10万元刚刚提到5000万元，是认缴，不是实缴。原告想以事后以及营业执照的外在形式认为5000万元在这个公司里面了，事实不能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一不能证明原告给到了郭志坤50万元，第二，也不能证明原告与郭志坤往来的款项与购房有关，第三，也没有证据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前提条件是根本就没有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原告是受害人，被告也是受害人，从头到尾被郭志坤蒙蔽了。如果不是她们去报案，被告一直蒙在鼓里。原告补充说明：第一，50万元从原告向郭志坤的转账记录中，不能显示50万元，该50万元体现在朱宪枝的银行流水记录。在证据3中，从2016年1月13日至2017年7月22日郭志坤与朱宪枝之间共有22笔银行往来，大约金额为59万。证据1证明原告向郭志坤打了400多万，证据3证明郭志坤与朱宪枝之间存在59万元的银行流水，所以根据证据1、3能够证明被告取得了不当得利。被告完全曲解了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为了证明上述资产是被告与郭志坤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述财产包含郭志坤的份额。第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讯问笔录上面很明确的写明2016年1月13日郭志坤曾为被告偿还个人债务35万元，从该份笔录和银行流水中看出，被告与郭志坤的财产已经完全混同，不分彼此。因此其所承担的不当得利之债应当由被告偿还。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2018年5月7日原告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案由提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证明管莉英曾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对郭志坤、朱宪枝提起民间借贷诉讼。2.谈话笔录，证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管莉英的谈话笔录中，已告知管莉英针对涉及刑事案件的标的应向检察院反映，由检察院决定追缴犯罪所得，不应提起民事诉讼。3.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2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原告的民事诉讼标的已经在该刑事判决中列明，为439.16万元。本案起诉状起诉的金额和事实理由都是238万，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也是238万元，本案的238万元已经被原告在朝阳法院的谈话笔录中确认包含在刑事案件中。原告质证：对于证据1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起诉状是管莉英以民间借贷为由向郭志坤与朱宪枝起诉，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谈话笔录中法官仅是表示需要等待这个案件刑事处理结果，而非说本案不能再提起民事诉讼，按照先刑后民的规则，原告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在提起民事案件是符合规定的，所以原告才撤回起诉，而非如被告所说，交由刑事处理。法官表述相关财产线索可以向检察院法院提供，但在本案中，由于郭志坤至今未退还任何账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五条，诈骗案件退赃不足的，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对于证据3，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刑事判决对郭志坤的诈骗金额确实予以认定了，但本案起诉的是被告作为不当得利的第三人，受领标的物的偿还的义务。因此该判决仅涉及郭志坤，而未涉及被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与郭志坤于2015年8月18日登记结婚。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8）京02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中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至2017年10月间，郭志坤通过婚介所、单身微信群等交友平台，分别与被害人管莉英等七人以恋爱名义进行交往，期间虚构身份、婚姻、财产状况，骗取被害人信任，假借购房、经营服装厂、承办工程资金周转不开等名义，先后骗取受害人共计1087.64万元，其中骗取管莉英439.16万元。关于管莉英代理人所提出郭志坤与朱宪枝、任某某之间钱款往来的差额部分属于郭志坤犯罪所得，应予追缴退赔被害人的意见，因上述事实未在起诉指控范围之内，属其他法律关系，不在本院审理范围内。判决：一、被告人郭志坤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继续追缴被告人郭志坤一千零九十二万零四百元，分别发还各被害人（详见清单）。三、扣押在案的8848黑色手机一部，蓝色保时捷汽车一辆（不含号码为京Ｑ×××××的车牌）予以变价，变价款中的五万元发还朱宪枝，余款并入本判决主文第二项执行。该判决书清单中发还原告是439.16万元。2018年5月7日原告具状，以郭志坤、朱宪枝为被告，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238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7年3月28日至拖欠款项给付结清之日止）。2018年6月22日，该院审判人员与原告的谈话中，询问其起诉涉及的标的，是否在郭志坤刑事犯罪侦查范围内。原告回答其已报案，现在正在检察院侦查处理。原告认为郭志坤从其那里诈骗的钱财都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郭志坤的家属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审判人员告知原告，这种情况，不能再进行民事处理，需要等待刑事处理结果。可以向检察院反映，由检察院决定是否追缴其犯罪所得，赔偿原告的损失，可以向检察院、法院提供其财产线索，由法院对其财产进行处理。当即原告写书面申请，撤回起诉。本案庭审中，原告最初主张本案诉讼请求的50万元不包括在郭志坤犯诈骗罪的刑事案件所判决追缴的439.16万元中。被告反驳意见认为，如果该50万元不包括在该刑事案件所判决追缴的439.16万元中，那么原告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给付了郭志坤或者被告50万元，没有了事实基础。法庭多次询问原告本案诉讼的50万元是否包括在该刑事案件所判决追缴的439.16万元中，原告最后回答郭志坤骗完人，都给朱宪枝花了。因为郭志坤没有生活来源，骗了我们的钱还了前面人的钱。原本想起诉400多万元，但没有能力支付诉讼费，所以就先起诉50万元，确定50万元包括在439.16万元中，朱宪枝有偿还50万元的能力。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认为被告在与郭志坤的夫妻共同生活，花费、消费了郭志坤的诈骗所得，所以被告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依照该法条规定，如果被告是无偿取得诈骗的财物，应当依法追缴。且对于应该依法追缴的财物，在（2018）京02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三项中也有所体现。综上，原告的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管莉英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秀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胡 阳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