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9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昊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森，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念，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秋兰，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桂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俊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群飞被上诉人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广东华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彩云，广东华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梅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伟，广东国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昊辉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邦公司）、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8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昊辉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判令富安邦公司向汤昊辉支付借款人民币1300000元及相应利息人民币199000元，合计人民币共1499000元（以80万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8年6月22日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以50万为本金2018年7月19日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2月22日之后利息按本金130万元，年利率24%计算至富安邦公司最终付清之日时止)；2、判令富安邦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3、判令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对富安邦公司上述债务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富安邦公司是由章俊良、唐群飞成立的，章俊良是公司老板，富安邦公司实际控制人，富安邦公司主要业务是对外出借资金，从而挣取高额利息、手续费等。2、王梅英是富安邦公司的员工，负责公司业务、资金风控和代公司向外拆借资金等工作。3、朱桂兰是富安邦公司财务人员，系章俊良的岳母，公司对外出借资金、还款、收取利息、发放员工工资均是以朱桂兰的名义，用朱桂兰的账户，朱桂兰是富安邦公司对外借款的名义出借人。4、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富安邦公司有笔过桥资金业务，客户名称为涂胜利，当时需要资金806万。富安邦公司接到这笔业务后，由于公司资金不足，富安邦公司及章俊良、唐群飞就让王梅英对外拆借资金350万元，用于公司这笔业务。于是王梅英按照富安邦公司及老板的意思向汤昊辉拆借80万元，向廖某拆借270万元，并将款项直接打入了公司名义出借人朱桂兰的账户，最后这笔款出借给了公司客户涂胜利。5、由于富安邦公司涂胜利这笔过桥业务出风险，资金短时间无法收回。王梅英要求公司及章俊良、唐群飞优先偿还拆借来的款项350万元，故富安邦公司通过朱桂兰的账户向王梅英转款215万元用于还款，王梅英也代公司直接还款给了出借人廖某。由于涂胜利项目出风险后，富安邦公司资金出了问题，开始以资金困难为由不还款，王梅英作为员工压力很大，多次找到老板章俊良和唐群飞，老板表示资金困难让王梅英再次向汤昊辉借款50万元用于偿还廖某余下的55万元，剩余的5万元是王梅英用自己工资存款垫付的，这样公司还清了廖某的270万元拆借款，但同样是王梅英向汤昊辉借款130万元却一直未偿还。6、综上，富安邦公司总共通过王梅英向汤昊辉借130万元。汤昊辉一直找富安邦公司要求还款，公司实际控制人章俊良和负责人唐群飞多次与汤昊辉进行协商，多次协商中均承认公司欠款事实。但，表示现在由于项目出了风险，要等风险化解了以后还款（汤昊辉有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为证）。7、由于王梅英与富安邦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王梅英与富安邦公司及章俊良、唐群飞关系恶化。富安邦公司及章俊良、唐群飞不顾事实，逃避责任，对之前承认的事实予以否认，拒绝还款，甚至连王梅英是为公司拆借资金的事实都否认。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汤昊辉起诉至法院。二、汤昊辉认为，汤昊辉与富安邦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以公司没有授权王梅英借款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王梅英向汤昊辉借款是职务行为。1、本案中，王梅英是富安邦公司员工。根据汤昊辉提供关于证明王梅英与富安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裁决书，显示王梅英与富安邦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王梅英的岗位为风控总监，王梅英以富安邦公司的名义向汤昊辉借款是在任职期间。2、根据汤昊辉提交的与本案涉案资金有关系的庭审笔录，王梅英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忙公司对外拆借资金用于公司业务。恰恰与本案资金有关联的案件借款人涂胜利（富安邦公司客户），明确证实对接富安邦公司这笔借款业务是王梅英。这能够证明，王梅英拆借款项出借给他人，确为王梅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3、王梅英与富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章俊良、唐群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派出所沟通时的录音，均能证实王梅英作为公司员工，拆借资金是在为富安邦公司完成工作任务。在多次的商谈过程中，章俊良、唐群飞均没有否认王梅英帮富安邦公司借款事实，这从事实上可以认定王梅英借资金用于公司经营是章俊良、唐群飞明知且认可的，应当视为对王梅英工作内容的确认。4、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王梅英。”王梅英以富安邦公司的名义，正常履行其职务行为，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富安邦公司承担。一审判决中以汤昊辉未举证证明王梅英对外的借款行为得到了富安邦公司授权为由，否定王梅英的借款行为与富安邦公司存在关系是错误的。(二）汤昊辉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能够明确的证实朱桂兰确实退休、无业、无收入，根本没有资金出借他人，其只是富安邦公司的名义出借人。1、依据汤昊辉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朱桂兰自认“退休在家、无业、无收入”对王梅英陈述的“朱桂兰账户由富安邦公司使用，公司放款一般都是以朱桂兰名义签订合同，通过朱桂兰账户过账”等事实予以认可，这能够证明本案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富安邦公司，本案涉案款项确为富安邦公司借款。2、富安邦公司该笔过桥资金客户涂胜利，在庭审笔录中称“是找富安邦公司借款，他是经人介绍认识富安邦公司唐经理，是王梅英给他空白合同签字，他与出借人朱桂兰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面”；对于上述事实，法庭当庭问了朱桂兰和涂胜利是否认可，他们在庭审时均表示认可。朱桂兰在答辩状中也承认借给涂胜利的款项包含了本案汤昊辉主张的款项。因此，足以证实本案款项事实上是富安邦公司的款项。这再次证明，王梅英确实是在为公司的业务而拆借资金，王梅英向汤昊辉等拆借资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王梅英所借的款项全部是公司借款。(三）正是因为王梅英是职务行为，富安邦公司及老板章俊良、唐群飞才没有给王梅英书面的授权或者凭据。1、王梅英在富安邦公司任职期间，经常代公司拆借资金，用于公司的经营。这么大笔的业务拆借，仅凭王梅英员工身份是不可能借到的，王梅英作为员工也不可能去借如此巨额的款项，因此从常理上分析，王梅英对外借的款项，在本案也应为公司借款。相反，如果是王梅英私自借款行为，因其个人收入并不高，王梅英如此长期、连续且在没有任何担保来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将巨款出借给富安邦公司或者朱桂兰，王梅英肯定会要求富安邦公司或者朱桂兰出具书面的借款凭证，这才符合常理，而本案却没有，正是因为是代公司借款。2、本案中唐群飞、章俊良与王梅英的微信记录及录音资料可以证实，王梅英为公司借款唐群飞和章俊良是明知的、认可的。(1)在王梅英与章俊良、唐群飞的多次聊天中，王梅英多次提出自己为公司拆借款项并要求偿还，但章俊良、唐群飞对借款事实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没有反驳，还与王梅英及汤昊辉商谈还款事宜。这能够证明，唐群飞、章俊良对王梅英向汤昊辉借款给公司是明知的，这也可以视为章俊良、唐群飞对王梅英向汤昊辉借款行为是职务代理行为的进一步追认。(2)本案中，富安邦公司通过朱桂兰账户返还给王梅英拆借款的事实，也可以从事实行为上证实王梅英作为富安邦公司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在为富安邦公司借款，而不是私自借款。富安邦公司通过朱桂兰部分还款的事实，也能够印证王梅英向汤昊辉拆借资金的行为确是公司职务行为。(四）汤昊辉已经通过王梅英将款项支付给了富安邦公司，汤昊辉已经实际支付了借款，双方借款关系成立。本案中，汤昊辉130万元的款项由王梅英代富安邦公司收取，其中第一笔款项80万元，王梅英在收取的当天即转入了富安邦公司实际控制并使用的私人账户（朱桂兰的账户）。第二笔款项50万元，王梅英在收取的当天即转入了案外人廖某的账户，代富安邦公司偿还被富安邦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通过王梅英向案外人廖某借款的270万元（该笔借款为富安邦公司通过王梅英向案外人廖某所借，用于富安邦公司涂胜利的806万元过桥业务）。根据汤昊辉与章俊良、唐群飞商讨还款事宜时的录音，章俊良、唐群飞对借款事实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章俊良、唐群飞还与汤昊辉协商还款事宜，这可以认定汤昊辉已向富安邦公司实际支付了借款，且富安邦公司已实际使用了该笔款项，将款项以朱桂兰的名义出借给案外人涂胜利及偿还廖某借款。三、本案中富安邦公司作为实际控制人，唐群飞作为公司一人股东（未实缴出资）应当对富安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章俊良虽然不是公司股东，但其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管理者、实际出资人，是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人，为富安邦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庭审其代理人也称是公司实际经营者可以查看庭审录音录像）。这点从王梅英与章俊良、唐群飞的微信聊天记录，均称之为“老板”。章俊良的岳母为朱桂兰，朱桂兰的账户实际为富安邦公司资金的走账账户，发工资账户，且朱桂兰为名义出借人均能够看出，章俊良实际控制并支配富安邦公司运营和财产。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章俊良应为富安邦公司实际控制人。2、富安邦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汤昊辉唐群飞作为一人股东不仅没有实缴出资，而且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通过私人账户发放工资、为公司做业务、收取公司款项等。依据《会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根据本案的证据和朱桂兰在其他案件笔录承认的富安邦公司实际使用其账户的事实，章俊良、唐群飞通过实际控制人关联私人账户对外经营、走账、发放工资，资金用途复杂，往来频繁，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在本案纠纷发生后，上唐群飞、章俊良将公司股权进行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也变为他人。以上情形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及第六十三条第三款“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富安邦公司答辩称：一、汤昊辉在上诉状第一点陈述的“本案的基本事实”多处与客观事实不符。1、富安邦公司从未委托过王梅英替富安邦公司借款。2、王梅英在2018年6月22日向谁接到350万元，富安邦公司当时并不清楚，特别是向案外人廖某借款这一情况，富安邦公司是在一审开庭时通过一审法官追问汤昊辉后才知道的。3、王梅英的工作职责并不包含代公司向外拆借资金，汤昊辉也无证据证明王梅英的工作职责包含代公司对外借款。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富安邦公司没有委托王梅英向汤昊辉借款，王梅英的借款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二）朱桂兰只要有资金来源就不影响其向第三方出借款项的权利，法律并未禁止退休人员对外出借款项。（三）针对上诉状第二点第（三）项中的汤昊辉的有关观点，属于汤昊辉多次重复的观点，答辩人再次简要回应如下：1、王梅英的工作职责并不包含代公司向外拆借资金。2、翻看整个聊天记录没有发现任何章俊良、唐群飞作出过任何有关确认委托王梅英向汤昊辉借款的陈述。3、汤昊辉的录音产生背景是王梅英将朱桂兰和涂胜利起诉的卷宗材料所涉原件全部私自带走。4、富安邦公司多次陈述由于朱桂兰当时并没有如此多的资金，王梅英称，由其自行对外拆借350万元和朱桂兰一起共同放贷给案外人涂胜利、杜美兰。（四）从转账记录来看，汤昊辉的款项均是转给王梅英的，而并非直接转给富安邦公司或者朱桂兰的。三、本案汤昊辉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除了两份林某某代汤昊辉转款给王梅英的说明和转款记录外其他证据均来自王梅英。四、根据前述，富安邦公司和汤昊辉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汤昊辉对于富安邦公司没有任何债权。为此，恳请二审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依照转款记录所显示的法律关系，来认定相关事实确认当事人相关法律关系。依法驳回汤昊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答辩称：同意富安邦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一审的答辩意见。王梅英答辩称：我方认为汤昊辉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基本属实，汤昊辉与富安邦公司确实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地认定王梅英是富安邦公司的员工，即王梅英的涉案行为均是公司职务行为的事实，也没有正确认定富安邦公司系借用朱桂兰的账户进行公司的运营的事实，即朱桂兰账户资金变动相关的行为均为富安邦公司运营行为的事实，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具体事实如下：王梅英于2017年9月10日入职富安邦公司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富安邦公司的资金过桥、赎楼、放空等金融服务业务发展客户，维护客户关系及协助客户完成与公司的业务、协助客户转款等，本案所涉借款资金350万元的业务，是公司的正常金融服务业务，由公司管理人员组织实施，汤昊辉是王梅英以公司的名义发展的客户，其资金也被公司用于真实的金融服务，汤昊辉与富安邦公司之间形成了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在本案发生之前，各方对此事实均没有异议，朱桂兰的账户是公司为了逃避政府部门监管而实际使用的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变动是公司的运营行为，朱桂兰并不是这些资金变动的真实的法律关系主体，一审法院认定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不仅侵犯了王梅英的合法权益及汤昊辉的合法权益，也事实上保护了富安邦公司逃避政府监管的违法经营行为和恶意逃债违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并对富安邦公司的违法经营行为予以事实的认定，制止其逃债行为和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另外，王梅英在入职期间，公司基本上是利用员工账户进行运营，公司的资金、实际控制人完全凭个人主观意图运营公司，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公司财产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财产等都是混同的，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汤昊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安邦公司向汤昊辉支付借款130万元及相应利息19.9万元，合计共149.9万元（以80万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8年6月22日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以50万为本金从2018年7月19日计算至2019年2月22日；2月22日之后利息按本金130万元，年利率24%计算至被告最终付清之日时止)；2、判令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对富安邦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富安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2日，案外人廖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梅英汇付270万元，案外人林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梅英汇付80万元。同日，王梅英将350万元转账付给朱桂兰。2018年7月19日，案外人林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梅英汇付50万元。同日，王梅英将50万元转账付给案外人廖某。案外人林某某出具两份委托付款证明，载明其向王梅英所付80万元、50万元款项均系代原告支付被给富安邦公司的借款。朱桂兰分别于2018年6月26日、6月29日、7月25日、8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王梅英汇款20万元、30万元、115万元、50万元，合计215万元。另查，王梅英自2017年9月10日入职富安邦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据汤昊辉称，其委托案外人林某某向王梅英转款130万元，再由王梅英转给朱桂兰或其指定账户。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王梅英收到案外人林某某第二次的转款50万元后，即将该款转付至案外人廖某账户，但汤昊辉及王梅英均未举证证明该转款系受朱桂兰指示而为。另，王梅英虽系富安邦公司员工，但汤昊辉未举证证明王梅英对外的借款行为得到了公司授权，汤昊辉仅以王梅英系富安邦公司员工为由，即要求富安邦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汤昊辉要求章俊良、唐群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外人廖某及汤昊辉委托案外人林某某所汇款项均直接进入王梅英账户，朱桂兰所汇款项亦直接进入王梅英账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汤昊辉直接要求朱桂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驳回汤昊辉要求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汤昊辉要求被告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4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7月13日，富安邦公司的股东由唐群飞、毛丽平变更为唐群飞、文爱华、王平;2017年5月27日，富安邦公司的股东由变更唐群飞、文爱华、王平为唐群飞（持有100%股权）；2018年12月11日，安邦公司的股东由唐群飞（持有100%股权）变更为周秋兰（持有100%股权）。（二）富安邦公司确认，朱桂兰为富安邦公司的财务，富安邦公司通过朱桂兰账户发放工资；章俊良为富安邦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朱桂兰为章俊良的岳母；王梅英为富安邦公司的风控经理。王梅英陈述，其工作不仅仅是风控，还包括公司的日常业务、客户维护、短期拆借资金、协助客户转款等。王梅英主张其在职期间代公司短期拆借多笔资金，对此提供了相关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三）汤昊辉主张其与富安邦公司存在多笔资金相互拆借的情形，有的通过王梅英账户，有的通过朱桂兰账户，汤昊辉对该主张提供了相关银行转账记录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借款的主体是谁；2.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应否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没有争议，但对借款主体有争议，汤昊辉、王梅英主张涉案款项借给富安邦公司，富安邦公司为借款人；富安邦公司、朱桂兰、章俊良、唐群飞则主张涉案款项支付给王梅英，富安邦公司不是借款人。本院认为，朱桂兰账户为公司所用，且从本案证据看，与公司有关的资金走的都是员工朱桂兰的账户，可以证实富安邦公司存在利用员工账户使用资金的习惯。从查明事实看，王梅英收取涉案款项后即转给朱桂兰账户，或者代公司清偿相关债务，富安邦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梅英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王梅英主张其收取汤昊辉涉案款项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纳。因此，汤昊辉主张涉案借款的主体为富安邦公司理据充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汤昊辉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有约定利息与借款期限，汤昊辉请求自支付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酌定富安邦公司自汤昊辉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涉案债务的利息。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汤昊辉主张章俊良是富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章俊良、富安邦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汤昊辉对该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无法采纳，其要求章俊良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唐群飞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唐群飞为涉案债务发生期间富安邦公司的唯一股东，唐群飞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汤昊辉请求唐群飞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朱桂兰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朱桂兰同意将其个人账户借给公司使用，导致公司财务与其个人财务混同，朱桂兰的行为应视为债务加入，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汤昊辉该部分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汤昊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8926号民事判决；二、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汤昊辉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以13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之日）；三、唐群飞、朱桂兰对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汤昊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46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92元，均由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唐群飞、朱桂兰负担，深圳市富安邦金服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汤昊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思  罕审判员 邓    媛审判员 许  莹  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谢文琦（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