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终20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甘河村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乌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某，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山西北岳（太仆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因与被上诉人宁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4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杨某，被上诉人宁某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宁某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宁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采信不当,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上诉人一审收到的法院送达《传票》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纠纷案由,上诉人在一审开庭答辩时就提出认为“依据最高法《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的规定,案由中没有承包地征收补偿纠纷案由,只有三级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项下又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和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的四级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特有的概念,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产物,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对其承包的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荒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是指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成立及其归属和内容的发生的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是指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国家依法定程序征收后,国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失地者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并由此而发生的纠纷。而本案所谓的承包地不是案由规定中的承包地概答辩人是事业单位不是农民集体,土地是国家划拨使用,也没有依法定程序进行过征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名义上是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但事实上双方只是租赁合同关系。”(见一审答辩状),收到一审判决书发现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却在判决书中没有对案由适用进行分析说理。上诉人认为即使案由变更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也不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依据《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规定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需要拆迁房屋,必须持国家规定的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拆迁申请,经批准并发给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确需要征收房屋的。所以,本案上诉人不是拆迁人,案件所涉土地为国有,上诉人没有申请过拆迁,政府也没有批准过拆迁或决定过。本案不是房屋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也不是承包地征收补偿纠纷。其次,关于事实部分。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且事实不清。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1、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因被告建设需要,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9月11日双方又签订了《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事实错误。上诉人没有进行建设而拆迁房屋,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的行为上诉人不认可,该签订行为是前法定代表人李文金的个人行为。2、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将赔偿款2500000元支付给原告。”事实错误。上诉人一审明确表达我单位没有按照该《解除租赁协议书》支付过被上诉人任何款项,更不要说是2500000元。经查询上诉人单位财务账目也没有查询到任何相关的付款记载、凭证和交易明细。3、一审法院认定“后被告支付600000元,至今尚欠1000000元未给付。”事实错误。对于2012年8月26日,被上诉人与李文金个人签订的《拆迁欠款补偿协议书》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李文金的个人行为,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经查询上诉人单位财务账目,也没有查询到任何相关的付款凭证和交易明细。上诉人也没有按照此《拆迁欠款补偿协议书》支付过被上诉人600000元。4、对于被上诉人收到2500000元和600000元的过程,一审没有查明,是事实不清。上诉人一审开庭时申请法院询问被上诉人陈述具体收到2500000元和600000元的过程,而被上诉人称记不住了,可一审法院就认定了是我单位支付的2500000元和600000元,试问该事实的认定依据是什么？关于证据采信。一审法院对于证据认定中确认“对于证据3协议上没有单位公章但协议的甲方是被告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且李文金在2016年8月仍是该单位的法人”和“对于证据4本院认为虽然是李文金个人签字,但也能证明原告并不知情被告的法人已变更,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是采信错误,与事实不符。关于法律适用。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仅仅依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就判决上诉人付款补偿款1000000元及延期给付利息400000元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在协议内明确约定补偿费用及赔偿事项,并对违约也进行约定,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当全面履行”是法律适用错误。2、一审法院没有释明支付400000元利息的法律依据。最后,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相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上诉人在收到本案应诉材料之前,被上诉人从没有向我单位主张过权利,依据被上诉人起诉状陈述2012年8月26日签订的《拆迁欠款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先支付肆拾伍万元,后在一个月内付清剩余的壹佰壹拾伍万元拆迁补偿款”,那么,诉讼时效从2012年9月27日开始计算,按当时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到2014年9月27日即超过诉讼时效,而本案2019年才予以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原告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找不到被告的办公场所的情况下只能找企业信息网中显示法人李文金,庭审中原告也陈述多次找李文金,李文金也在协议书签字,”为由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李文金刑事判决书和农业委员会文件证明李文金2012年10月19日因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后被判有期徒刑三年;2014年4月18日农业委员会免去李文金厂长职务。所以,被上诉人与李文金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拆迁补偿欠款协议书》对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既不能证明约定的内容对上诉人有拘束力,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无义务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及利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宁某辩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给付其拆迁安置补偿款1000000元;2、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给付宁某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4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10日，宁某、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之间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将产权归其所有的小锅炉房前东西长60米、宽10米含小锅炉地皮及大锅炉房东西长20米、宽20米含大锅炉房地皮共1000平方米承包给宁某，承包期限为20年。合同签订后，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向宁某交付了该院落，宁某对该院进行了改造建成市场并投入使用。2011年因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建设需要，宁某、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双方于2011年9月11日又签订了《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双方约定，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就解除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对宁某造成的损失给予一次性赔偿2500000元和16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东大门左手第一间和右手第一间各80平米），支付方式为，“甲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先行支付乙方1000000元人民币，乙方拆迁一半市场后，甲方再支付1000000人民币元，等乙方拆迁完毕后通知甲方，被告在3日内将剩余赔偿款500000元人民币一次性付给乙方”。宁某按上述约定完成了拆迁义务，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将赔偿款2500000元支付给宁某。后因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未按照协议履行，2012年8月26日，宁某又与当时的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法定代表人李文金再次签订了《拆迁欠款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不再支付乙方160平米商品用房，把商品用房折成1600000元人民币分两次支付给乙方作为拆迁补偿款，……如有违约，利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后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支付600000元，至今尚欠1000000元未给付。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现云冈区）甘河村北，目前办公住址为大同市平城区大庆路甲一排甲一号。一审法院认为，宁某、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之间达成《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在协议内明确约定补偿费用及赔偿事项，并对违约也进行约定，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宁某、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应当全面履行。根据协议，宁某完成搬迁，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也支付了宁某补偿款2500000元人民币。但根据协议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在拆迁后重新建设完工后补偿宁某160平米商业用房，并为宁某办理合法的土地房产证。但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重建后未按协议补偿宁某商品用房，后双方又协商将160平米的商品房折合成1600000元人民币补偿给原告，现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付给宁某600000元人民币，还欠宁某1000000元人民币未付，故对于宁某要求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给付拆迁安置补偿款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宁某提出要求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支付延期付款利息400000元，因双方在协议内明确约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基准利率贷款利率分段计算为765331元，故对宁某要求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给付延期利息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庭审中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辩称宁某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2012年9月28日开始计算），从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企业基本信息中显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仍为李文金，住址为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甘河村北，但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法定代表人为秦富，地址仍为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甘河村北。现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企业法人变更及搬离原办公场所后，在企业信息网中并没有变更，宁某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找不到被告的办公场所的情况下只能找企业信息网中显示法人李文金，庭审中宁某也陈述多次找李文金，李文金也在协议书签字，故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认为该案已超诉讼时效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判决：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宁某拆迁安置补偿款1000000元及延期给付利息4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00元减半收取8700元，由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无争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宁某主张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给付其拆迁安置补偿款100万元及利息40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业单位在线查询结果、大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证实2014年6月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秦富，结合（2014）同刑终字第112号，李文金2012年9月被刑事拘留，判处有期徒刑3年，故双方在2016年签订的《拆迁补偿欠款协议书》对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2012年8月李文金与宁某签订的《拆迁欠款补偿协议书》约定“先支付肆拾伍万元,后在一个月内付清剩余的壹佰壹拾伍万元拆迁补偿款”,诉讼时效从2012年9月开始计算,本案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宁某提交吴桂桃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一直向李文金催要款项，因李文金在2014年已经被免去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厂长职务，向其主张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大同市蔬菜良种繁殖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2019）晋0214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宁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宁某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宁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宏审判员 马祖荡审判员 赵学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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