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6306号原告：朱弘毅，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晖(原告之子)，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富强，上海市君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丽君，女，1964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国(被告高丽君之夫)，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马，上海智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乃倩，女，198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飞，上海智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弘毅与被告高丽君、葛乃倩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弘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晖、贺富强律师，被告高丽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国、吴马律师，被告葛乃倩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飞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弘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高丽君、葛乃倩共同返还原告投资款100万元；2、要求被告高丽君、葛乃倩共同赔偿原告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高丽君系同学关系，被告葛乃倩系被告高丽君的侄女。2016年11月初，高丽君携其女儿、丈夫至原告家，向原告推介中顺泓中技1号私募基金(以下简称中顺泓基金)，称该基金具有收益好、风险小的特点，其女儿熟悉该基金的全部情况，并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该基金相关资料，要求原告向高丽君所指定的葛乃倩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用于购买一年期的中顺泓基金,原告经考虑同意与高丽君一起购买，2016年11月8日，原告向高丽君所指定的葛乃倩银行账户分两笔共转账100万元。2017年2月8日、同年3月23日、同年6月26日、同年9月28日，原告分别收到高丽君转账支付的收益1万元、14,315元、23,943元、23,943元。2017年年底，中顺泓基金第四季度收益及返本期限临近，高丽君却打电话告知原告该基金本身没出问题，但因为大股东关联公司有些诉讼纠纷，项目账户暂时被封，项目资金退出暂缓，也不能分配收益，事情解决后才能分配四季度收益和返还本金。后经原告了解得知，中顺泓基金并未成立，高丽君却自行购买了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以下简称国道亿阳基金)。原告为分析预判，要求高丽君将购买基金的合同给原告看，高丽君于2018年2月27日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了国道亿阳基金合同的部分页面，原告自此第一次获知该基金投资人为葛乃倩，认购金额为400万元，合同签署日为2016年12月19日。同时，高丽君向原告表示国道亿阳基金出了问题，本金确实出不来。2018年4月9日，高丽君将亿阳集团向投资人发布的“债转股方案”和“感谢信”通过微信方式发给原告，并打电话告知原告称事情有了转机，原告当即表示亿阳集团与原告无关。2018年9月15日，原告曾向高丽君口头提出要求其归还100万元，高丽君表示其目前没有钱，若有钱会归还原告。此后，高丽君又否认其愿意还钱的承诺，原告多次协商未果。原告认为因中顺泓基金并未成立，与高丽君之间的委托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高丽君本应于当时就将100万元返还原告，但两被告却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先是于2016年11月10日将原告款项用于购买短期理财产品自行牟利，后又于同年12月15日将原告款项用于购买国道亿阳基金，构成违约和侵权，应承担归还投资款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因原告与高丽君系委托合同关系，高丽君又转委托葛乃倩，两被告系共同受托，故应承担共同责任。被告高丽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其与原告系多年朋友关系，双方曾于2015年10月、2016年7月合作过理财与投资，双方基于互相信任均是口头电话交流和约定，本案所涉投资系其与原告、案外人陈某某、薛某某共同出资400万元，一开始是要买中顺泓基金，但该基金后并未成立，故其将400万元购买了国道亿阳基金，上述情况高丽君均通过电话告知了原告及其他共同投资人，原告同意变更受托事项，原告称不知晓购买国道亿阳基金，与事实不符，首先，“中顺泓中计1号认购文件(募集说明书)”中载明利率为10.3%，而高丽君于2017年6月26日通过微信告知原告“100万年息9.5%第二季度息已划出”，原告应注意到利率变低的情况，其次，高丽君于2017年9月28日通过微信明确告知原告“亿阳产品三季度付息23,943元”，再次，即使原告事先不知，那么2017年第四季度，国道亿阳基金未向投资人付息，2018年1月17日，国道亿阳基金到期但未向投资人返本，2018年2月、同年4月，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合同》及债转股方案、感谢信，上述时间节点原告均未向高丽君提出异议，应视为原告对高丽君代理原告购买国道亿阳基金的追认。此外，高丽君曾于2018年7月18日向原告转账150万元委托原告购买另一理财产品，若双方对购买国道亿阳基金有异议，其不会再主动转账给原告，故本案中，原告应与高丽君按照出资比例共同承担投资风险；二、两被告并非转委托关系，因高丽君在银行工作，不方便直接购买基金，故指定其外甥女葛乃倩名下尾号为9086的账户收取原告的款项，但高丽君并未转委托葛乃倩，葛乃倩对原告投资款的所有操作均系听从高丽君指示。被告葛乃倩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其与被告高丽君系亲戚关系，与原告不相识，其与原告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高丽君之间也不存在转委托关系。名下尾号为9086的账户在收到400万元后，即按照高丽君指示于2016年11月10日将包括原告100万元投资款在内的400万元转入葛乃倩名下尾号为3442的账户内，并将400万元购买了短期理财产品，同年12月15日，按照高丽君指示将400万元转入国道亿阳基金的募集专户中用于购买国道亿阳基金，并签署《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份额确认书》、《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合同》。原告对两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认可，表示原告事先并不知道高丽君购买的是国道亿阳基金，直至2018年2月高丽君向其微信发送《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合同》部分页面，补充说明以下内容：一、高丽君从未告知原告购买的是国道亿阳基金，其所称曾通过微信告知原告，但相关微信内容表述不明确，“中顺泓中计1号认购文件(募集说明书)”中载明的利率只是“预计收益”，区别于实际收益率，原告不可能通过利率的变化或者“亿阳”二字即获知高丽君购买的是国道亿阳基金，这点通过原告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自行调查的指向也能证明原告对中顺泓基金未备案成立这一事实不知情，也不知道高丽君用原告的资金购买了国道亿阳基金；二、原告2018年2月份知道高丽君购买的是国道亿阳基金后，之所以未及时向高丽君提出异议，是因为原告与高丽君之间系多年同学关系，且当时原告与高丽君的家庭均遇到一些变故，原告在了解到法律对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后，暂未起诉，并寄希望于高丽君可主动将原告的资金归还，后因高丽君明确要求原告与其共担购买国道亿阳基金的风险后，原告才向法院起诉；三、高丽君在2018年7月18日向原告转账150万元委托原告购买另一理财产品，系高丽君主动提出，且该款项与本案无关，高丽君亦就该款项向法院起诉。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与高丽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高丽君于2016年11月7日向原告推介中顺泓基金，并提供葛乃倩账号；2017年2月8日、同年6月26日、同年9月28日，高丽君向原告分别支付收益1万元、23,943元、23,943元；2018年2月27日、同年4月9日，高丽君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国道亿阳基金部分合同页面以及亿阳集团债转股方案、感谢信；2、原告名下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6年11月8日，原告根据高丽君指示分两笔向葛乃倩名下尾号为9086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43万元、57万元，共计100万元；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国道亿阳基金的截屏。证明国道亿阳基金成立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7日，备案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4、原告之子王欣晖与案外人邱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高丽君女儿马某某已经拿过中顺泓基金的佣金；5、原告与案外人刘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2017年12月26日，原告委托刘珏调查中顺泓基金情况；6、原告与案外人苏凯、陆悦洲、朱佳纯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证明上海嘉守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嘉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均为高丽君女儿马某某的朋友徐某某，因其做法不规范，中顺泓基金最终没有通过，马某某也在上述两公司工作，高丽君并未将该情况告知原告；7、原告与案外人杨敏乾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原告儿子王欣晖与杨敏乾、邱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国道亿阳基金投后披露报告截屏。证明中顺泓基金退款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8日，但是没有退给原告，国道亿阳基金2017年第三季度的收益没有发放，是由徐某某本人转账到国道亿阳基金账户，再由国道亿阳基金账户转账至葛乃倩账户，最后再支付给原告收益。8、“亿阳产品”搜索结果网页截图。证明2017年9月28日高丽君微信告知原告“亿阳产品季度付息已经划账”，但“亿阳产品”系模糊称呼，网上搜索结果众多，指代不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高丽君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与高丽君确实曾约定购买中顺泓基金，但因中顺泓基金没有备案成功，高丽君在电话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购买了国道亿阳基金，且与原告微信沟通中曾明确说明基金的利率与名称。对证据4-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葛乃倩对证据1-3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高丽君；对证据4-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为证明其辩称意见，被告高丽君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葛乃倩名下尾号为9086的中国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及包含交易对手的详单。证明2016年11月8日该账户收到原告分两笔转账共计100万元及薛某某50万元、陈某某100万元、高丽君150万元(包括高丽君30万元、俞某某的2笔各20万元共40万元、上海亿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40万元、马某某40万元)，共计400万元。2016年11月10日葛乃倩将400万元转到其尾号为3442的中国银行账户；2、葛乃倩名下尾号为3442的中国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及包括交易对手的详单。证明2016年11月10日该账户收到400万元，同年12月15日该账户转账400万元至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2017年3月22日，该账户收到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汇入款项57,260.27元，为国道亿阳基金一季度利息，次日葛乃倩将该款项转账给高丽君；2017年6月23日，该账户收到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汇入款项95,780.82元，系国道亿阳基金二季度利息，同年6月26日葛乃倩将该款项转账给高丽君；2017年9月27日，该账户收到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汇入款项95,780.82元，系国道亿阳基金三季度利息，次日葛乃倩将该款项转账给高丽君；3、高丽君名下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证明因中顺泓基金未成立，而国道亿阳基金于2016年12月15日成立，2017年2月8日，上海嘉守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嘉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马某某转账给高丽君按1%计算的一个月补息40,602.74元。同日，高丽君将该款分别转账给陈某某1万元、原告1万元、薛某某5,000元。2016年3月22日高丽君收到57,260.27元后，于同日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14,315元。同年6月26日高丽君收到95,780.82元后，向原告和陈某某各转账23,943元。同年9月28日高丽君收到95,780.82元后，分别向薛某某、陈某某和原告各转账11,972元、23,943元、23,943元；4、《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份额确认书》、《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合同》。证明包括原告100万元在内的400万元用于购买国道亿阳基金；5、原告与高丽君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被告辩称意见中所述时间节点原告明知高丽君购买的是国道亿阳基金。对被告高丽君提供的证据，原告表示：对证据1、2、3、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不知收到的是国道亿阳基金的利息。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因非其申购。被告葛乃倩对被告高丽君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葛乃倩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证据如下：1、葛乃倩名下尾号分别为9086、3442的中国银行账户交易详单；2、葛乃倩名下中国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业务交易信息确认表及理财产品交易历史；3、中顺泓(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顺泓1号基金募集专户对账单以及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国道亿阳1号募集专户对账单；4、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交易详单。对上述证据，原告、被告高丽君、葛乃倩均无异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8，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不具有公信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高丽君提供的证据4，因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7日，被告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中顺泓中计1号认购文件(募集说明书)”1份，载明中顺泓中计1号私募基金的基金要素，包括：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中顺泓(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运营为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期限分别为12个月、18个月、24个月，成立条件为募集规模达到人民币500万元、管理人宣布基金成立，预期收益为当认购区间大于3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的业绩比较基准为10.3%/年，收益分配为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以及基金投向、基金账户、风控措施、项目亮点、企业介绍等。同日，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被告葛乃倩开设于中国银行杨浦支行的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信息。2016年11月8日，原告向葛乃倩名下尾号为9086的中国银行账户(该账户关联的借记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9086账户)分两笔分别转账57万元、43万元，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表示收到上述款项。同日，案外人薛某某向9086账户分两笔分别转账30万元、20万元，高丽君向9086账户转账30万元，案外人陈某某向9086账户转账40万元。2016年11月9日，案外人俞某某向9086账户转账20万元，案外人上海亿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向9086账户转账40万元，案外人陈某某向9086账户分两笔分别转账30万元、30万元。2016年11月10日，案外人马某某向9086账户转账40万元，案外人俞某某向9086账户转账20万元，上述转账金额共计400万元。同日，9086账户向葛乃倩名下尾号为3442的中国银行账户(以下简称3442账户)转账400万元。同日，葛乃倩申购“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理财产品，金额400万元。2016年12月15日，葛乃倩赎回“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理财产品，金额为400万元；同日，葛乃倩通过3442账户向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国道亿阳1号募集专户转账400万元。同日，案外人朱某1向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国道亿阳1号募集专户转账120万元，摘要为“朱某1认购国道亿阳1号”。2016年12月19日，葛乃倩作为投资人、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三方签订《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合同》1份，载明葛乃倩承诺认购400万元的基金份额，该基金份额的业绩比较基准为9.5%/年，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为每季度末月20日，以及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国道亿阳1号募集专户信息等。2016年12月26日，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国道亿阳1号募集专户向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转账520万元，摘要记载为“募集转托管”。2016年12月27日，国道亿阳基金成立。2017年1月10日，国道亿阳基金备案。2017年1月24日，国道亿阳基金管理人国道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向葛乃倩出具《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基金份额确认书》1份，载明，现确认葛乃倩已成为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资金为400万元，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400万份，并于2017年1月24日开始计算时间周期(1年期)。2017年2月8日，案外人马某某向高丽君转账40,602.74元，同日高丽君向原告转账1万元，并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信息，“刚刚转你一万元，是上次买群群那里理财补息(时间延迟)”，原告回复“好的，谢谢”。2017年3月21日，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转账144,838.36元，并附言“回购款”。2017年3月22日，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向葛乃倩3442账户转账57,260.27元，附言“分配”。同日，高丽君向原告转账14,315元。2017年3月23日，葛乃倩向高丽君转账57,260.27元。2017年6月20日，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转账525,950.68元。2017年6月23日，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向葛乃倩3442账户转账95,780.82元，附言“分配”。2017年6月26日，葛乃倩向高丽君转账95,780.82元，2017年6月26日，高丽君向原告转账23,943元，并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信息，“100万年息9.5%二季度息已划出”，原告回复“好，谢谢啊”。2017年9月27日，案外人徐某某向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转账177,446.58元。同日，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账户向葛乃倩、朱某1、马建国、薛某某分别转账95,780.82元、27,221.92元、31,758.90元、22,684.93元，均附言“分配”；2017年9月28日，葛乃倩向高丽君转账95,780.82元；2017年9月28日，高丽君向原告转账23,943元，并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信息，“亿阳产品季度付息23,943元已划账”，原告回复“好，我查一下”。2018年2月27日，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葛乃倩于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合同》，原告回复“我看看，也问一下业内朋友吧”。2018年4月9日，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债转股方案(草案)”、“感谢信”。2018年10月15日，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向高丽君发送信息，“……今年9月15日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我提出要求你结算归还我于2016年11月8日向你汇款100万元用于购买中顺泓基金投资款时(按你要求分别汇款57万和43万到葛乃倩中行账户，你事后一直隐瞒未购该基金事实)，你当时说你没有钱，但只要有钱你就马上全额还款给我，现你在我账上有150万元(‘锯福上海前滩并购私募基金一期’退出资金)，可兑现你的诺言，按多退少补、合理计算原则，现结算如下……今我已将余款406,201元汇款到你招商银行账户……”。2018年10月17日，高丽君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信息，“你汇款100万元到葛乃倩户下共同购买国道资产管理公司的‘国道亿阳1号私募基金’产品，购买该产品时已电话你认可，期间该产品的利息你也收到确认，协议又在2018年2月27日微信发你。由于至今我也尚未收到该产品的到期资金，待收到该资金后，会尽快划给你”。另查明：关于中顺泓基金的募集情况，中顺泓(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顺泓中技1号募集专户流水显示，2016年11月8日，案外人朱某2向该账户转账500万元；2016年11月9日，案外人张某某向该账户转账300万元，摘要为“张某某购中技一年300万”，案外人陈娟分四笔向该账户分别转账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摘要均为“陈娟购中技1号一年期”；2016年11月22日，该账户分别向张某某、陈娟退款300万元、350万元；2016年11月23日，该账户向朱某2退款500万元，摘要为“投资款原路退回”；2016年12月2日，该账户销户。再查明：2019年2月15日，我院立案受理高丽君诉朱弘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高丽君诉请要求朱弘毅向其返还委托理财款差额1,093,799元并向其支付理财收益33万元。2019年6月25日，我院作出(2019)沪0109民初630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高丽君与朱弘毅合意，由高丽君将资金交给朱弘毅，委托并与朱弘毅合资购买私募基金，朱弘毅就高丽君资金接受投资委托，应忠实、诚信履行受托义务，尽善良管理职责。因双方合资购买私募基金的行为涉及将私募基金份额或收益权拆分转让、汇集他人资金投资私募基金等，违反私募基金管理相关规定。朱弘毅作为受托人签订的基金合同亦承诺本人投资，不拆分基金份额和收益权等。朱弘毅明晰行为违规后，未通知高丽君共同商议解决，有所不当，但其自行退出基金的行为，趋向于将行为恢复原状，故不做苛责。但朱弘毅收回投资款项后，又拖延不告知高丽君退出事实，亦不及时返还高丽君钱款，应属过错。此后朱弘毅又要求在还款金额中抵销案外欠款，未得到高丽君同意，该抵销不能成立……判决朱弘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丽君1,093,799元，并支付高丽君以406,201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止按年利率6%计的利息损失，以及以1,093,799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的利息损失。后朱弘毅不服该判决并上诉，因其未交纳上诉费，上海市金融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沪74民终709号民事裁定,该案按上诉人朱弘毅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理中，经被告高丽君申请，证人陈某某、薛某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某向法院陈述，其与高丽君系朋友关系，与原告系朋友的朋友关系。本案所涉合买的理财产品，证人系电话口头委托高丽君购买，一开始说是要买中技的产品，后来没买到换成了国道亿阳产品，换产品的事情高丽君曾电话告知过证人，证人并追加过投资。关于两个理财产品的书面材料，证人均未某2。证人与高丽君之间有长期的委托关系，通知的方式为电话或微信，高丽君先通知证人后再进行购买。证人记不清是否拿到国道亿阳第三季度利息，并认为第三季度利息实际是何人支付与其无关。证人知道国道亿阳出问题的情况，愿意承担风险。因购买理财产品有最低金额要求，高丽君电话告知证人购买第一个理财产品时曾和证人说过共同购买人中有原告，后来换了其他理财产品证人认为也是与原告一起购买的。证人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过，也没有共同的微信群，证人系与高丽君联系。证人的投资款也是打到葛乃倩账户，证人不清楚葛乃倩买短期理财产品的事情。证人薛某某向法院陈述，其与高丽君系同事关系，与原告、陈某某均不相识，因信任高丽君，故与高丽君曾一起合买过几次理财产品。本案所涉合买的理财产品，一开始高丽君是说要买中技的产品，但证人未某1书面材料，后来买不到了换成了国道亿阳产品，两个产品讲好利息差不多，大概年利率九点几。国道亿阳产品一开始需300万起买，证人是投入50万元合买，后可以单买，证人又自己单买了100万元。合买国道亿阳基金时证人未某2书面合同，高丽君是事先告知证人的，合买的收益是高丽君通过转账支付，并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告知证人，国道亿阳基金第三季度的收益是高丽君女婿拿出来的钱，后该基金出了问题没有支付收益，证人曾自行或与高丽君、高丽君丈夫去基金公司了解过情况，但是没有和原告去过。证人与高丽君之间系单独联系，高丽君曾电话告知过证人原告也是合买人，但证人与原告之间未有过联系，证人与原告、高丽君之间也没有共同的微信聊天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高丽君于2016年11月8日成立口头委托合同，双方之间有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作为委托人委托高丽君购买中顺泓基金，并将完成委托事项所需的100万元交付至高丽君指定账户，该委托合同系原告与高丽君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高丽君作为受托人应按照原告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并向原告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本案中，原告的委托事务为购买中顺泓基金，后中顺泓基金未如期成立，原告的委托事务已无事实上完成之可能，高丽君应及时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并根据原告后续指示进行处理。本案中，高丽君虽辩称其已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征得原告同意后购买国道亿阳基金，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相关证言也仅能证明高丽君就其与两位证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分别履行了受托人义务，而无法证明高丽君已履行其与原告之间委托合同项下的受托人义务，高丽君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本院对高丽君的此节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此外，关于高丽君对代理购买国道亿阳基金行为，认为原告对其购买该基金未持异议即视为追认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追认需以明确意思表示或特定积极行为的方式作出，本案中高丽君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存在追认表示或行为，且综合本院查明事实，原告也以微信催告及提起诉讼之方式表明其对高丽君购买国道亿阳基金不予认可，故本院对高丽君的此节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委托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委托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综合本案查明事实，原告于2018年10月15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明确向高丽君提出退还投资款100万元的要求，该行为应视为原告已行使其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且该解除合同的通知于同日到达高丽君处，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与高丽君于2016年11月8日成立的委托合同已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上述委托合同解除后，原告有权要求高丽君及时返还合同款项，如不及时返还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告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要求高丽君归还原告投资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高丽君赔偿其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之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系以高丽君2017年第三季度后未向其支付理财收益为由，该主张依据不足，因案涉委托合同解除之日为2018年10月15日，故本院对合同解除后因高丽君未及时返还原告100万元款项而产生的利息损失的起算点亦以此为依据依法予以调整；关于该利息损失的计算利率，因案涉委托合同双方均为个人，且高丽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尽受托人之责，存有过错，原告主张以年利率6%作为计算利率，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亦予以认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合同解除，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委托合同解除日即2018年10月15日之前，原告已从高丽君处取得的收益共计72,201元应予返还高丽君，高丽君对该日之前因未及时向原告报告委托事项的处理情况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也应予赔偿。本案中，因中顺泓(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顺泓中技1号募集专户向募集人退款的最后一日为2016年11月23日，故高丽君作为受托人若尽到服从指示之义务，本应于该日将原告投资款100万元返还原告，后高丽君擅自变更原告指示，应赔偿原告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0月14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114,166.67元，其中扣除原告应向被告高丽君返还的72,201元，故高丽君还应赔偿原告此期间的利息损失41,965.67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葛乃倩承担共同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葛乃倩之间系转委托合同关系，综合本院查明事实，原告与葛乃倩之间并无达成委托之合意，高丽君与葛乃倩之间亦无达成转委托之合意，原告向葛乃倩名下账户转账系依据高丽君之指示，嗣后葛乃倩对案涉钱款之操作也均依照高丽君之指示，故葛乃倩与原告并未形成独立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要求葛乃倩承担共同还款及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丽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朱弘毅投资款100万元；二、被告高丽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朱弘毅利息损失41,965.67元，以及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朱弘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177.69元，由被告高丽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士锋审判员  张 海审判员  顾 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范毅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