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77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1699号317室。法定代表人：杨伟祖。委托诉讼代理人：晋鹏程，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钢，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6号高新招商大厦。法定代表人：高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莹，云南迈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喆，云南迈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5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579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免去原公司董事长高林职务，选举李成斌为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2019年4月22日，原法定代表人高林以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并通过虚报公司印章遗失并另行置换公章的方式，以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将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至法院，其诉讼行为不能代表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焦点问题未进行查明，在判决书中也只字未提。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股东会决议，但一审法院却判决支持了原告分配公司利润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据以认定原告诉讼请求的证据为《利润分配表》。该证据为复印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一审判决不仅将此复印件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且在未明确原、被告双方发生的两笔往来款项性质的情况下，主观认定“原告应分配的股份红利为10122652.88元，被告已经支付了5430656.87元。”这样的认定是无证据支撑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针对上诉人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高林系被上诉人公司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在在对外以公司名义所从事的行为，继续为公司的行为，并代表公司的意志。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高林，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因此在对外关系上，法定代表人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公司名义所从事的行为即视为公司行为，代表公司意志，发生纠纷时，法定代表人有权直接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就是公司的诉讼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所谓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高林对外的行为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依据。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律规定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产生的争议，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二、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持股比例10%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享有股东利润、利润分配权。2009年6月，原告向被告实缴出资500万元，被上诉人于当月做出章程修正案，对股东名录作出修改，并到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备案登记，其中被上诉人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500万元，持股比例是10%，实缴出资也是500万元，出资的时间是当年的6月29日，出资方式为货币，据此，被上诉人已经成为上诉人持股比例10%的合法股东，具有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以及第34条，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之规定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高林一直积极履职，按照规定召开董事会、股东会，上诉人的股东会董事会的程序违法，决议均无效，同时未办理变更登记；三、上诉人公司扣留了应当向被上诉人分配的利润，未按照被上诉人持股比例向被上诉人分配利润，侵犯了被上诉人作为被告持股10%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两笔款项，共计5430656.87元。在一审的庭审当中，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无生产经营业务，其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分红，上诉人当时并不否认支付了分红款，但是对于上诉人向我方支付的款项性质，上诉人表示不清楚，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据在一审庭审当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经向我方分红，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3月21日成立。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货币认缴出资方式，成为被告的法人股东。2016年2月2日，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账2195151.75元，2018年3月21日，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利3235505.12元。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本案系有限责任公司盈余分配产生的诉讼。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有权享有上述权利。本案中，首先，原告提交的要求分配公司利润的依据为《利润分配表》，虽然是复印件，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两笔款项5430656.87元（2195151.75元+3235505.12元）；其次，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无生产经营业务，公司存续的目的即为了分红，被告否认支付了分红款，但对于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性质，被告表示不清楚，不能解释支付款项的缘由，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因此，本院对《利润分配表》所确认的内容予以确定，依据其载明的原告应分配的股份红利，被告应支付原告10122652.88元（2009年可供分配的3837677.89元+2010年可供分配的6284974.99元），因被告已经支付了原告5430656.87元（2195151.75元+3235505.12），故现被告应支付原告469199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公司股份红利4691996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168元（减半收取），由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华夏银行电子回单三份，欲证明云南瑞升烟草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被上诉人的委托于2018年2月12日向被上诉人的股东高林、胡志刚、龙现彩支付了2010年的股利。本院对加盖了银行鲜章的收款人为高林、胡志刚的电子回单真实性予以确认，收款人为龙现彩的电子回单因系复印件且未加盖银行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2018年3月21日，被告云南瑞升同创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股利3235505.12元”这一事实错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该款就是股利款，因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该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针对被上诉人提交新证据的关联性以及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将结合说理部分一并阐述，此处不再赘述。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公司工商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高林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公司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09年度利润人民币16425526.14元以及2010年度利润人民币3049469.86元。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之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已经被上诉人公司董事会决议免除其法定代表人职务，高林私自将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登报作废后另刻公章，其无权代表被上诉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则认为该公司董事会免除其职务的决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当属无效，高林截至目前仍然是被上诉人公司工商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上诉人虽然提交了被上诉人公司免除高林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董事会决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内部职务的任免系公司内部治理的体现，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方能对外产生公示公信效力，目前被上诉人工商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高林，同时本案中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是集团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被上诉人在之前的经营活动中，被上诉人的公章实际是由上诉人内部人员保管及持有，考虑本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任免问题系基于公司内部控制权所产生的争议，同时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实际是对外行使权利使公司获得相应利益，实质上是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并未损害被上诉人公司的权益，故本院对上诉人认为高林无权代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享有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但公司分配利润系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的自治行为，该请求权必须通过公司决策机关依法作出具体的分配决议，形成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股东方能请求公司依照相关决议向其分配利润。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股东，虽然主张上诉人已经召开股东会作出过利润分配的决议，但并未提交上诉人公司作出的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仅是提交了一份其认为系上诉人作出的《股利分配表》，且该《股利分配表》系复印件，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经按照该《股利分配表》于2016年2月2日、2018年3月21日向其支付了公司2009年的利润2195151.75元以及2010年的利润3235505.12元，以实际履行行为印证了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但公司未按照被上诉人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向其分配剩余部分盈余即本案中所主张的金额。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也认可2016年2月2日及2018年3月2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过2195151.75元及3235505.12元这一事实，但认为因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该款项并非公司分配的盈余。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股利分配表》，其中并未载明是上诉人公司出具，即便按照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上诉人依据该《股利分配表》实际向其支付了2009年的利润2195151.75元，该《股利分配表》亦是上诉人公司分配利润的依据，但根据该《股利分配表》中的记载，被上诉人2009年度应分配利润就是2195151.7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根据该项法律规定，公司在分配利润时并非一概而论的是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当全体股东一致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而是按照其他金额分配利润的，应当遵照执行。本案中被上诉人据以主张盈余分配的《股利分配表》已经载明其2009年度分配金额为2195151.75元，被上诉人也未提交公司针对2009年度利润分配所作决议以证明该次分配系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因此并不能排除上诉人公司全体股东约定了按照特定方式分配利润即被上诉人就是分取2195151.75元的可能，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即便按照被上诉人陈述的上诉人公司当时所作股东会决议就是按照持股比例进行盈余分配，但上诉人2016年2月2日向其支付了2195151.75元后，被上诉人就应当知道实际分配的金额与其主张的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金额存在差异，但从2016年2月2日至今三年多时间内，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并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其权益，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对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分配2009年度利润人民币16425526.14元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2010年度利润人民币3049469.86元的问题，首先，根据《股利分配表》中的记载，其中仅载明了2010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62849749.86元，但并未记载被上诉人公司应当分取利润为多少，因公司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系公司内部治理决策事宜，在股东会未形成明确的分配决议及分配方案之前，公司虽然有利润但并不代表股东就能分取利润。其次，结合该《股利分配表》的落款日期来看，该《股利分配表》形成于2016年2月1日，但根据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上诉人公司对2010年度利润分配事宜是在2018年2月5日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分配决议，故在被上诉人未提交其认为的2018年2月5日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所谓的2010年度利润最终确定的分配金额及是否决定分配，也未能证明上诉人的其余股东已经实际按照持股比例分取了2010年度的利润，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利益。再次，被上诉人主张其委托案外人云南瑞升烟草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将上诉人本应分给被上诉人的利润直接分配到了被上诉人股东名下，上诉人已经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向其分配了2010年度利润3235505.12元，被上诉人二审中也提交了三份华夏银行电子回单以证明系按上述方式分配了利润，但该电子回单记载的金额与被上诉人所主张已分配的3235505.12元并不能对应，故无论该款项是否为利润分配款，因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分配的2010年度利润差额部分并无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表明应当进行分配，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要求分配2010年度利润人民币3049469.86元的诉讼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57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1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336元，均由被上诉人云南同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彬审判员 杨 晶审判员 保 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董欣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