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325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家庄市浙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军创园1-1-05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0********7172。法定代表人：陈永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智，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东，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永群，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居民身份证号码:130************810。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智，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东，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丛某1，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二区9栋2单元602房，居民身份证号码：130************917。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广东东方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珠海翔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注册号：440********0595。法定代表人：郑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奕云，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杰，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河北乾阳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世纪花园东区9-2-602号，注册号：130********3877。法定代表人：丛某1。上诉人石家庄市浙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南公司）、上诉人陈永群、上诉人丛某1因与被上诉人珠海翔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辉公司）、一审第三人河北乾阳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阳电力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翔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或错，且漏查重要事实。1、一审判决第10页第2-3行认定浙南公司、丛某1、陈永群向翔辉公司出具《收条》，三方“出具”的事实认定不清。首先，一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收条》是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中的任何一方直接交付给翔辉公司或郑洁的；相反，在一审过程中，翔辉公司一再陈述是该《收条》是2014年12月11日签署后，在12月12日邮递到珠海的，但翔辉公司并未能按法庭要求在3天内提供邮递该《收条》的任何证据。在不能证实是谁邮寄给翔辉公司的前提下，如何能确定出具《收条》的主体？其次，一审过程中，丛某1一直声明该《收条》中的签名及按印不是其本人所为，后经过司法鉴定也确认了《收条》中“丛某1”不是本人所签，足以证明《收条》不可能是丛某1出具。翔辉公司一审提供《收条》有变造或伪造重大嫌疑，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认。最后，陈永群在本案一审中一再陈述，该《收条》的签名、盖章应该是在签《居间合同》时为了办理抵押手续而提前签好的空白A4纸交给郑某1的，该《收条》内容不符合通常收款收条的形式而更像是一份协议，应该是郑某1事后利用空白签名盖章的A4纸将收条的文字内容打印上去的，因此，即便陈永群事先签的空白名，但《收条》内容不是陈永群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其他书证相矛盾，不能产生《收条》应有的法律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向翔辉公司“出具”《收条》，有关“出具”的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第10页10-13行对陈永群在河北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该收条实际签订日期不是2014年12月11日，而是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块签的”、“上面的字是我签的，从中笑的字迹是我替他代签的”的认定具有片面性，一审判决没有将陈永群另外几次笔录中针对《收条》所作的多次陈述进行审查，而只是将其中一份明显对陈永群或丛某1不利的笔录摘抄出来进行认定。首先，陈永群所作的笔录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并没有经刑事审判的认定，不能在民事诉讼直接予以认定或采信。其次，陈永群曾在河北公安作过多次笔录，5月6日的笔录虽有前述陈述，但在其他日期所作的笔录中却又推翻了该陈述，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提供更没有审查其它笔录中的相关内容。本案应该更多按民事诉讼规则以陈永群的庭审陈述及其他证据的证明为准来认定相关事实。再次，2017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的听证笔录第7页倒数1段。丛某1陈述：字并不是我签的，当时公安机关陈述丛某1的字是其本人所签，是郑某1诱导我说的，实际并不是我签的；第8页第5行：陈永群明确表示：不是我签的，公安机关让我说是我代签的，一鉴定就清楚的，否认《收条》中的丛某1的签名是他签的。最后，按翔辉公司第一次庭审陈述“2014年12月11日三被告签署好收条后，12月12日通过邮件寄到珠海”，该陈述也足以印证陈永群在5月6日在河北公安部门的笔录中的陈述不是事实，即陈永群不可能在签合同当日代签丛某1的名字。因此，一审判决对陈永群5月6日询问笔录陈述的认定是错误的，从而导致后面在适用法律上产生了“陈永群代丛某1签名，并以此认定三被告共同收取800万元款项”的错误。3、一审判决对于《收条》交付的过程未查清。首先，2017年10月17日一审开庭时翔辉公司陈述：2014年12月11日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签署好《收条》后，12月12月通过邮件寄到珠海。2018年1月24日开庭时翔辉公司陈述：是由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邮寄过来的，并承诺庭后3日内回复法庭是哪个被告邮寄及提供最寄凭证。其次，翔辉公司至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邮寄《收条》的凭证，也未回复法庭是哪个被告邮寄的《收条》，该《收条》的来源疑点重重！最后，从《收条》的内容来看也不符合通常收条的书写格式，该收条更象是一份协议或合同，特别是第二段关于项目的介绍，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认为翔辉公司是为了打满该页纸而凑满的相关内容，以便陈永群已签好名的上方空白处能覆盖满。故，翔辉公司一再陈述《收条》是邮寄的，但一直未能提供是何人、何时邮寄，再结合陈永群陈述曾签过空白的纸给郑洁办理抵押之用，以及鉴定后丛某1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另外《收条》的内容与通常情况不合等因素，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有理由相信翔辉公司是利用陈永群签的空白纸变造了《收条》，变造的《收条》，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4、一审判决第10页认定“原告通过中森公司账户向第三人汇款800万元”，并认定各方对此事实无异议，该事实认定不清。首先，翔辉公司一直没有提供中森公司的转款行为是受翔辉公司的委托或是受郑某1个人委托的相关证据。其次，翔辉公司想承接近2亿资金的房产开发项目，其自身应有一定资金实力，不可能对支付“800万元合同定金”都拿不出来而要找其他的公司融资，如果中森转款是代替翔辉公司的行为，就足以表明翔辉公司签订《居间合同》时就隐瞒其没有经济实力的真相，不排除翔辉公司故意设局让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钻以谋取非法利益；如果中森转款是代替郑某1的行为，就正好印证是郑某1与陈永群之间个人的借款。再次，中森公司的转款单中注明是“借款”，按常理翔辉公司应能够提供当时与中森公司办理该800万元款项的相关手续，但翔辉公司一直未提供，依证据规则，持有相关证据而故意不提供的应承担不利于持有证据者的相应后果。最后，按现有证据，中森公司是受托转款，其通常会在备注栏中注明真实的用途，“借款”或“合同定金”均是明确的用途且均不违反财经制度，不存在故意规避银行监管的问题，因此汇款单中的“借款”可以佐证该款项的真实用途，与陈永群向郑洁个人借款相对应。综上，该800万是郑洁个人通过中森公司转给陈永群的借款，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行为是代替翔辉公司的转款行为，一审认定是“原告”通过中森公司汇款并认定各方无异议，该事实认定不清。5、一审判决漏查《居间合同》的定金总金额，而《居间合同》的定金总金额数决定了所谓800万元定金是否符合《担保法》所规定不得超过合同价款20%的上限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查实各方约定以1.8亿元减去转让合同约定成交价及评估费、拍卖费后的差额作为居间费，但并没有查清双方约定的成交成本多少，因此无法确定成交差额，即无法确定居间费的总数，在无法确定居间费总数的基础上，无法确定该800万元是否超过20%合同价款的限额，因为最后居间费可能只有几百万或者为负数了。6、对于丛某1代陈永群归还借款60万的事实认定不清。一审中丛某1陈述：在郑某1向陈永群催讨还款时，丛某1按陈永群的要求向郑某1偿还了60万元（其中有40万从谭立国账号汇款），翔辉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明确对丛某1已偿还了60万给郑某1的事实予以认可，并称是还了定金800万中的60万元，对翔辉公司在庭审中自认事实禁止反言！因此，无论丛某1是代陈永群偿还的郑某1的个人借款60万元，还是翔辉公司认为是归还的“定金”800万元中的60万元，一审法院均应对此还款6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并作相应扣减，但一审判决对此未做处理，属认定事实不清。7、《承诺书》实质上就是一份借条或借据，但一审对此事实未做认定。根据双方订立的《居间合同》，约定甲方在签约后三日内付定金800万元，乙方在收到定金同时，以浙南公司名下物业办理抵押登记作为乙方承担合同责任的担保。但是，甲方未能在约定3日内即（2014年12月8日前）支付约定800万元“定金”给乙方，而且甲方法人郑某1专门于12月9日飞到石家庄与乙方商谈。之后，因郑某1认为陈永群提供的浙南公司名下物业不能满足合同定金条款的抵押要求，陈永群与郑某1谈定不按合同中的付定金以及用浙南公司物业作抵押的条款执行，而变更交易方式为：由陈永群个人以其拥有所有权的酒店股权作为质押向郑某1个人借款800万元，借款的目的仍是为了推动《居间合同》的运作。随后，郑某1安排中森公司汇800万元借款到第三人账号的事实；在之后的催款过程中，郑某1在微信中多次提及“归还借条、借款条给你”等内容。综合以上事实，正是双方原定的定金及抵押方式无法履行，陈永群与郑某1协商后达成改由陈永群个人向郑某1借款，并将借条性质的《承诺书》交由郑某1持有，并安排与陈永群无关的中森公司汇出借款800万元，后郑某1在多次催款微信中多次提及借条的内容【“还你借条”、办什么手续还钱我就把你的借款条还给你”、“用不着办什么手续还钱就成”“你如果真认为你是从我郑某1个人借款与合同没有关系请将我个人借款两天内还给我钱到账你个人借款条还给你”】。郑某1接受借条性质的《承诺书》并安排交付800万借款，涉案的800万元款项性质符合民间借贷的全部特征。一审将《承诺书》认定是陈永群的单方承诺，显然没有查明《承诺书》出具的时间节点、出具《承诺书》后郑某1的实际交付借款行为，以及后期双方为《承诺书》的款项偿还催讨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等事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居间合同》为有效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居间合同》的服务内容是将属于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政府驻珠海办事处的13633.03平方米的国有性质土地（含已建成的22层建筑物一幢）通过运作方式转移到翔辉公司名下开发。依据现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国有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转让应当经过公开“招、拍、挂”流程，任何未经“招拍挂”流程而将国有性质土地转为私营公司的行为均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而归于无效。显然，本案中翔辉公司作为珠海本地的投资公司，非常了解涉案土地项目是国有性质的现状，也知道该项目多年来很多人在以各种方式炒卖项目，但翔辉公司却试图通过个人关系将该国有土地项目转到其私营公司名下，以逃避“招拍挂”流程，从而意图将国有资产低价转移到私人名下，该行为的本质和目的是侵占国有资产，损害的是国家利益，依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该居间合同因其居间的事项会损害国家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一审判决，仅以该居间合同是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为由而认定为有效，没有考虑该合同的本质是损害国家利益以及该居间行为的本质是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将本应认定为无效的《居间合同》却认定为有效合同，适用法律错误。2、关于“三被告共同收取原告支付的款项8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该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森公司汇入到第三人账号内800万的事实各方当事人予以认可，但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从未认可该款是翔辉公司通过中森公司汇款给第三人，也未认可收到翔辉公司的款项，而是一直陈述是郑某1个人通过中森公司交付借款800万元给陈永群。一审认定“各方对此事实(指原告通过中森汇款)均无异议”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如前述，依现有证据，《收条》显然不能作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过司法鉴定丛某1的笔迹不是本人所签；陈永群在本案民事诉讼中一直否认代签名的事实，除河北公安的一份笔录外翔辉公司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丛某1”是陈永群代签，翔辉公司也未就该“丛某1”三字为陈永群所代签申请司法鉴定来确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在无法确认该“丛某1”为陈永群代签的前提下，不能证明陈永群与丛某1之间有代表或代理关系。再次，至于《收条》的内容，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一再陈述《收条》是郑某1通过陈永群前期预留的空白纸而后打印上的文字，因此文字内容肯定是按郑某1的想法所排列，但正是如此画蛇添足的多了第二段话，该《收条》从形式上根本不符合商场中的交易习惯和常人生活逻辑，不能以此反推内容的性质合法或表达的是陈永群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在没有事实依据而错误认定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认可翔辉公司指定中森汇款在先，继而以不确定的“是否是陈永群代丛某1签名”的事实，加上翔辉公司自已变造的《收条》，推定了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共同收取翔辉公司支付的800万元款项，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将800万元款项认定为定金，依据三个肯定理由、一个否定理由，但三个肯定理由并非直接证据，而否定理由则是应当采信但没有采信的书证，因此对800万元款项的定性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居间合同虽约定了定金800万元，但如前述，因为合同没有明确界定居间费的总金额，因此800万元是否超过合同价款的20%本来就没有查清，是否存在居间只有几百万或者是负数的可能，这样20%之内的定金可就不是800万元了，一审判决仅以合同约定800万定金作为判决依据之一，没有考虑合同金额及20%的上限，更没有考虑居间合同是否涉及违法而无效的事由，显然于法无据。其次，虽然《收条》中表述该800为合同定金的问题。如前述，《收条》并不是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的共同意思表示（最起码丛某1的签名是假的），而陈永群的签名和公章按其陈述最多也只是预留的空白签名，并不是在收条内容确定之后再签名盖章的，不代表陈永群的真实意思。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本案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丛某1”是陈永群代签，郑某1也未依法庭要求提供邮寄《收条》的凭证。由此而言，翔辉公司并不是《收条》的善意持有者，而且有变造《收条》的重大嫌疑。因此，有明显变造的《收条》作为证据的效力尚无法确定，其记载内容不能作为认定800万款项性质的依据。再次，该800万元的性质只能郑某1与陈永群之间最为清楚，其他人并没有参与该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不了解陈、郑两人具体的约定。因而相关人员在公安部门做调查笔录时，前后内容有明显反复，但刑事程序中取得的笔录未经过刑事审判的事实认定不能单独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于刑事调查中产生的、前后说法不一致的笔录，为何一审偏偏采信记载的认可800万为定金的笔录，而不审查另外几份陈述800万不是定金而是借款的笔录？一审法院对未经刑事审判的刑事调查笔录作区别性采信，违反了法定程序，不能凭部分笔录的记载作为判定800万元是定金的依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承诺书》具有借款合同应包含的借款金额、借款主体、抵押担保等内容，符合借款合同的要件，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为陈永群的单方承诺，并以此为由不予采信双方之间属借款关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审查相关问题：一则，如前述，因浙南公司物业不足以约定的抵押，于是陈永群与郑某1商定改变合同中原约定的支付800万定金后立即用浙南公司物业抵押的内容，改由陈永群以酒店股权抵押给郑某1向郑某1个人借款800万的方式并出具了借条性质的《承诺书》交由郑某1，这一事实已由翔辉公司在一审举证时也予以认可【双方因无法办理与定金对应的抵押手续，而改由陈永群向郑某1个人借款】；二则，《承诺书》的内容具有借条的性质（法律并不要求必须要有借款期限或利率）并交由郑某1持有，虽抬头为《承诺书》，表面看是陈永群作出，但已交由郑某1作为相对方持有，即视为郑某1认可《承诺书》的内容,即接受要约而构成承诺；三则，郑某1收到《承诺书》后，也履行了义务（即安排中森公司汇出“借款”800万元），与承诺书借款内容相印证；四则，在后期的催款中，郑某1在微信中多次表示“还钱后就归还借款条给你”，更加印证双方认可借款800万元的事实，足可以视为郑某1的事后认可。因此，从《承诺书》出具的时间节点及出具原因，由郑某1持有《承诺书》的事实，中森汇款单载明“借款”内容，后期郑某1微信催款时多次陈述“归还借款条”等事实，足以印证该800万元是陈永群与郑某1之间个人借款，并不是居间合同的定金，与丛某1无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居间合同》既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也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条规定，国有资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案涉的居间项目属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所有，为国有资产，转让应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翔辉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项目投资的公司，具备项目投资的专业能力，对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交易方式是熟悉的。该项目的转让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公开进行，翔辉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从产权交易中心取得，没有必要通过所谓的合法途径撮合与产权人签订目标地产的购买合同，依法也没有达到撮合的合法途径。双方签订的居间合同违反国家法律对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具有违法性，是恶意的。居间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意思表示一致，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因此也是恶意串通的。《居间合同》第一条约定“该1.8亿元扣除目标地产转让合同约定成交价及评估费、拍卖费后的差价作为乙方的居间费”违背了国有资产转让公开竞价的基本原则，意在侵害国家利益。转让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立交东侧，为市中心地带，无抵押查封，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按照1万元/平方米计算，价值也在4亿元，居间合同确定交易总价不超过1.8亿元严重脱离了市场交易价。将居间费与成交价挂钩，通过压低国有资产的成交价来获取居间利益，具有非法目的。2018年1月16日，珠海市********《珠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网上交易挂牌公告（交易序号：18003）》案涉的项目挂牌底价为人民币5.2亿元，2018年2月6日《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网上挂牌转让成交结果公示》成交价9.08亿元，而居间合同价确定的成交价仅为不超过1.8亿元，一旦得逞将使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一审法院居然将这种以侵害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居间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实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依法改判居间合同无效。综上，一审认定合同为有效合同适用法律错误，没有审查合同金额未能正确界定定金是否超过合同金额20%上限，未审查《承诺书》是否具备借款合同的要件，以及对于河北公安的笔录的采信明显偏离公正原则，有选择性地采信部分没有事实依据的笔录及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纠正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翔辉公司答辩称：一、案涉《收条》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第一，三上诉人本案上诉关于《收条》的否认和辩解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一审庭审可知，上诉人浙南公司、陈永群一开始想通过否认《收条》上的盖章和签名的真实性来否认该证据，甚至提出要对此进行鉴定；但当一审法院同意进行鉴定时，浙南公司、陈永群知道其狡辩无法隐瞒后，又放弃了鉴定的申请，改称该《收条》是翔辉公司通过其预留签章和签名的空白A4纸打印形成。由此可见，浙南公司、陈永群在整个诉讼开始就已经是不诚信的，其所狡辩的《收条》是翔辉公司在预留签章和签名的空白A4纸上打印更是毫无根据。事实上，翔辉公司与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是通过本次居间服务才认识的，双方并无太多互信的基础，否则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也不会要翔辉公司签订合同即支付800万元的定金。在此情况下，浙南公司、陈永群不可能会留有盖了章和签了名的空白A4纸给翔辉公司。更何况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浙南公司、陈永群早在与翔辉公司接触之前就已通过藁城区人民政府的办公室副主任赵云庆知悉案涉房地产项目不可能通过其居间进行转让（见赵云庆2016.3.30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与翔辉公司签订案涉《居间合同》纯粹是欺骗翔辉公司，又怎么可能会把盖章的空白纸交由翔辉公司任意使用。客观上，从《收条》本身的排版也足以看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的公章和签名都是打印内容确定后才形成的。第二，陈永群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询问笔录已明确承认《收条》上“丛某1”的签名是由其代签的，现上诉人反称经“鉴定‘丛某1’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所以《收条》有变造或伪造重大嫌疑，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认。”陈永群这种狡辩无疑是贼喊抓贼，一审判决对其辩解不予支持完全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第三，本案经过一审多次庭审后，浙南公司、陈永群实际上已确认《收条》上浙南公司的公章和陈永群的签名是真实的（只是辩称《收条》的内容是在其预留盖章和签名的空白A4纸形成，但对此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而事后，翔辉公司也已通过案外人向收条指定的收款人河北乾阳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乾阳电力公司）的账户支付了800万元定金。因此，该《收条》所确认的事实已经客观发生和存在，翔辉公司持有该《收条》合法有据。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以翔辉公司没有提供《收条》的邮寄凭证否认上述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的800万元就是翔辉公司支付给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履行《居间合同》的定金是正确的。第一，如上所述，翔辉公司与三上诉人是通过本次居间服务才认识的，而陈永群更是2014年11月通过多重介绍才与翔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1认识。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纯粹就是生意往来，根本没有任何朋友之间的情谊。所以，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才会在双方确定委托关系前要求其律师为双方拟定一份详尽的《居间合同》，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800万元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既然双方的居间服务都签订了详尽的合同，那么双方如果真的存在借贷关系，不可能不签订哪怕一份借款合同或借条，以约定最起码的借款利息和还款期限，毕竟双方只是第一次做生意的陌生人。显而易见，三上诉人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基本的常情常理，显然是虚构的。第二，案涉的800万元是翔辉公司收到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发出的《收条》后，按照《收条》上确认的收款账户支付的。《居间合同》《收条》与汇款之间的先后顺序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该800万元就是翔辉公司为履行《居间合同》而支付的定金。第三，无论在本案的一审还是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本次的上诉状，各上诉人都已确认乾阳电力公司收到的800万元是翔辉公司的款项。因此，该款虽然是通过案外人支付，但收款的账户是上诉人指定的收取《居间合同》定金的账户，而且该款项属翔辉公司支付的事实已经得到三上诉人的确认，足可认定翔辉公司已经履行《居间合同》支付定金的义务。一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定合法有据。第四，关于三上诉人辩称案涉800万元是陈永群向郑某1的个人借款的问题。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陈永群与丛某1的通话录音”已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上诉人陈永群如何通过其律师编造该抗辩理由，以及陈永群如何怂恿丛某1按其编造的理由进行答辩的经过，所谓借款纯粹就是上诉人为了混淆本案事实而编造的故事。而且，根据郑某1与上诉人陈永群、丛某1的通话录音显示，在与郑某1的通话过程中，上诉人陈永群从未提过乾阳电力公司收到的800万元是其个人向郑某1的借款，相反，其一再向郑某1表示该款已交给其所谓办理本次居间服务的相关领导，居间服务也在推进过程中（实际上该说法最终被证实也是陈永群编造的谎言）。而丛某1更是多次在与郑某1的通话和公安的笔录中确认该款是履行《居间合同》的定金。因此，该800万元的定金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三上诉人现仍以其编造的虚假故事提起本次上诉，依法应予驳回。三、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由始至终没有履行过《居间合同》向翔辉公司提供任何一项居间服务，也没有最终促成交易，反而还以虚假信息和虚假文件欺骗翔辉公司，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无论依据合同约定，还是依据法律规定均应双倍返还翔辉公司已付的定金。第一，根据藁城区人民政府的办公室副主任赵云庆的证言显示，上诉人陈永群早在2014年5月就已通过赵云庆知悉藁城区人民政府没有处置案涉房地产项目的计划。而除了通过“招拍挂”，藁城区人民政府也不会通过任何其他个人和公司去处置案涉房地产项目，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根本不可能通过其提供居间服务的方式将案涉房地产项目转让到翔辉公司名下。但在2014年12月，三上诉人仍以其能够为翔辉公司提供前述居间服务为由骗取翔辉公司与其签订《居间合同》及支付定金800万元。由此可见，三上诉人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初即是纯粹的欺诈翔辉公司，其目的根本不在于是否能够为翔辉公司提供约定的居间服务，而是想方设法骗取翔辉公司支付的合同定金800万元。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翔辉公司未支付定金前，三上诉人非常积极与翔辉公司联系并催促支付定金；而收到定金后却是连翔辉公司的电话都不接。第二，根据藁城区区委书记高玉柱的证言显示，三上诉人向翔辉公司提供的“其与藁城区人民政府的高书记很熟，可以为翔辉公司就案涉房地产项目的转让提供居间服务”完全就是三上诉人胡编乱造的虚假信息。其所谓先通过与藁城区人民政府合作，再将合作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翔辉公司也被证实是三上诉人为稳住翔辉公司而虚构的。藁城区人民政府根本没有与三上诉人就案涉房地产项目转让或合作进行过任何接触，或委托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地产项目转让的代理人，三上诉人提供给翔辉公司的所有信息都是虚假的或伪造的。第三，按照《居间合同》的约定，翔辉公司支付定金800万元的同时三上诉人应当提供浙南公司的房产作为抵押。但三上诉人不但没有履行该合同义务，反而以其自身违约没有履行该应当履行的义务辩称双方已变更《居间合同》的约定，三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纵观本案各方提供的证据，三上诉人关于变更合同约定的主张除了陈永群单方出具的《承诺书》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孤证，根本无法证明三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事实上《承诺书》只是上诉人陈永群无法按照《居间合同》的约定提供浙南公司名下房产抵押的情况下，为骗取翔辉公司继续支付定金而以所谓的持有石家庄世府锦绣大酒店4.695%的股权作为担保向翔辉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纯属是上诉人陈永群的单方意思表示，且未经翔辉公司同意，并不能改变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以及翔辉公司已经依约履行支付定金义务的客观事实。综上，三上诉人根本违约的事实清楚，依约、依法均应向翔辉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一审判决此节认定合法有据，依法应予维持。四、本案的定金金额并未超过法定的上限。根据上诉人陈永群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可知，案涉《居间合同》是由陈永群找律师起草的，故800万元的定金要求也是上诉人一方提出的。但最终由于三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居间合同》的义务，导致《居间合同》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由此导致包括按照定金罚则的规定以其自身设定的定金金额向翔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等后果，均应由三上诉人自行承担。而据丛某1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的询问笔录显示，三上诉人之所以确定案涉合同的定金为800万元，是因为三上诉人内部在签订《居间合同》前就已约定运作项目需要1.3亿元左右。故按照《居间合同》约定，三上诉人可得佣金将近5000万元。因此确定800万元的定金并未超过法定的上限，一审判决据此判定三上诉人双倍返还翔辉公司已付定金共计1600万元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通过本案一审的多次庭审和出示的证据不难看出，三上诉人本案违约的行为简直就是罄竹难书。现又为了掩饰其违约的客观事实，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借贷关系，显然已完全丧失了基本的诚信。一审法院通过庭审和本案的证据洞悉三上诉人的谎言，真正做到了去伪存真和客观公正。由此作出的判决有理、有据，切实做到了我国民事诉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标准和要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翔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向翔辉公司退还居间合同定金800万元，并按定金罚则承担一倍的定金罚款800万元；2.判令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日，翔辉公司（甲方）与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乙方）签订《居间合同》，称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位于珠海市****预留地南侧（九洲大道北、前山立交东侧）一块13633.03㎡的土地【地号：D1220305，该地块报建商住面积地上35556㎡、地下室4114㎡，已结清上述面积地价】（下称：目标地产），该地产属于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现因政府原因，有意出让该块地。甲方有意通过合法途径购得上述土地，愿意委托乙方作为居间人，由乙方通过合法途径撮合甲方与产权人(或者有权处理该地块的机关)签订目标地产的购买合同，并协助甲方将目标地产顺利办理至甲方或甲方指定公司名下。合同约定:一、甲方愿意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价格竞购上述目标地产，由乙方作为居间人通过合法途径促成甲方与产权人（或有权处置的机关）签订购买合同，该1.8亿元扣除目标地产转让合同约定成交价及评估费、拍卖费后的差价作为乙方的居间费。二、居间费的支付。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三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定金人民币800万元整。乙方收到定金的同时，以石家庄市浙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物业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作为乙方承担合同责任的担保。另约定：乙方虽经努力，但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撮合甲方与产权人（或有权处置机关）签订目标地产的购买合同，乙方扣除定金10%的费用（即80万元）后退回其余定金（即720万元）。三、本居间合同的有效期为自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四、违约责任：1、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无实质性进展的（包括没有向甲方报告居间事务进展及进展的相关文件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向乙方主张收回全部定金800万元及银行利息。2、出现以下情况时，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按照定金罚则要求乙方双倍退回定金，定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甲方仍有权主张乙方赔偿损失：2.1乙方不及时向甲方报告目标地产信息或向甲方报告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导致甲方误信误判造成损失的；2.2乙方因从事违法活动被相关部门查处的；2.3乙方未及时向甲方转交目标地产相关文件，故意隐瞒文件、提交虚假文件的；2.4.乙方拒绝将取得的甲方资料原件及时交回甲方，经催告无效的。甲方法定代表人郑某1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按捺指纹，加盖翔辉公司公章。乙方由浙南公司加盖公章，陈永群签名，丛某1签名并按捺指纹。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5日。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向翔辉公司出具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的《收条》，称收到翔辉公司汇入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指定的“河北乾阳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账户的人民币800万元整，用于支付2014年12月5日双方签订的《居间合同》的定金。该收条加盖浙南公司公章，陈永群签名及按捺指纹。该收条上有“丛某1”签名字样。丛某1对该“丛某1”签名的真实性存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收条上落款处“丛某1”的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其结论为与丛某1亲笔签名字迹并非一人所书写。2016年5月6日，陈永群在接受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询问笔录中称“这个收条实际的签订日期不是2014年12月11日，而是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块签的”；“上面的字是我签的，丛某1的字迹是我替他代签的”。2014年12月15日，翔辉公司通过深圳市中森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向第三人乾阳电力公司账户汇款人民币800万元，用途为“借款”。第三人乾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丛某1。同时，第三人乾阳公司分五笔将250万元转至陈永群名下账户，将20万元转至翔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1名下的账户。第三人乾阳电力公司分四笔将200万元转至陈永群名下账户，同时将45万元转至丛某1名下账户，将5万元转至谭立国名下账户，将50万元转至伦玉林名下账户；12月17日，第三人分五笔共230万元转至陈永群名下账户。以上第三人乾阳电力公司转给陈永群共计680元，郑某120万元，丛某145万元，谭立国5万元，伦玉林50万元，合计800万元。其中丛某1表示，通过其公司账户转至谭立国、伦玉林的款项，系其个人向两人的借款，转至郑某1的款项，是偿还郑某1的借款。陈永群收到上述680万元后，用于民间借贷等投资项目。另查，2014年12月9日，陈永群向翔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1出具《承诺书》，称陈永群同意把石家庄世府锦绣大酒店股份4.695%作为抵押郑某1借款800万元整。2015年1月，陈永群注册成立河北中宽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5月，陈永群向翔辉公司出具一份名为“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文件草稿，该稿上甲方标注为藁城区人民政府，乙方标志为河北中宽投资有限公司，内容是双方合作开发位于珠海市****前山立交桥北侧、前山夏村预留地南侧13633.03平方米商住用地项目。2015年8月19日是，翔辉公司向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发出“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称对方在签订合同、收取定金后，在整个居间期间甚至居间期届满后至今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里，既未按照合同约定将浙南公司名下的物业办理抵押登记，也未实质性履行合同的居间义务，进行促进产权人向我司合法转让目标地产的任何行动，更未向我司转交过任何目标地产的相关文件及报告过居间事务的进展。翔辉公司通知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自即日起，双方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居间合同》立即解除，并保留进一步追究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法律责任的权利。2016年3月23日，翔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1向石家庄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支队报案，报称陈永群涉嫌合同诈骗。该支队受理了案件并开始调查工作。一审法院为查明相关事实，调取了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相关案件资料。其中包括：一、石家庄市藁城区区委书记高玉柱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称其本人既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陈永群、丛某1两人。对于藁城区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资产情况，藁城区委、区政府早已明确不再继续开发该项目。藁城区委、区政府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通过与其他公司、个人以合作的形式开发这个项目。二、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内容为：自1992年办事处成立以来，从未委托过任何机构、单位或个人处置办事处资产（项目）以及合作开发。三、被询问人伦玉林询问笔录。伦玉林称由其介绍郑某1与丛某1、陈永群认识，陈永群表示其接受藁城区政府委托处置案涉项目，要郑某1先交800万元定金。2014年12月初，其与郑某1，陈永群、丛某1名下在浙南公司办公室，各方签署《居间合同》，后郑某1按照合同约定交800万元打到丛某1名下公司账户上。后丛某1向其转账支付50万元和10万元（其中10万元作为探病时慰问的钱）。2015年8月，陈永群向其表示所收取的款项已挪用借给乌兰察布的一个开发商。伦玉林表示陈永群没有能力履行《居间合同》，直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也没有任何进展。四、被询问人陈永群的询问笔录。陈永群称于2014年12月1日，与丛某1、伦玉林、郑某1等人在浙南公司签订《居间合同》，但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5日，为了延长郑某1的付款期限。陈永群表示《居间合同》上的本人签名及公司公章均为本人签名及公司印章。对于680万元，陈永群称是向郑某1的借款。因郑某1称其支付的定金800万元，而陈永群提供的办公室仅值500万元，不足以抵押，故《居间合同》不再履行，800万元转为借款。陈永群为此出具《承诺书》。对于《收条》，陈永群称签订合同之时，上面签名由其本人签署，丛某1的签名是其代签。五、被询问人丛某1的调查笔录。丛某1称案涉项目陈永群自始至终没有出具任何书面的委托。关于合同签订过程，丛某1称2014年12月份双方在石家庄签订，其本人、郑某1、陈永群均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郑某1的珠海翔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陈永群的石家庄市浙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居间合同》的内容为项目总额是1.8亿元，郑某1需先期支付定金800万元，陈永群和我作为居间人需要把项目转到郑某1公司名下。对于合同履行情况，丛某1称，郑某1按照合同约定将800万元打到我名下的河北乾阳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上。陈永群一拖再拖，但是从未有过实质性的进展，直到2015年5月31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陈永群也没有任何进展。对于800万元的性质，丛某1表示是郑某1在签订《居间合同》后为案涉项目支付的定金。对于《收条》问题，丛某1称上面没有他的签字，对于800万元，丛某1留了120万元作为备用金，其本人留60万元，给伦玉林两笔，一笔为50万元，一笔为10万元，其余680万元转给了陈永群，此后丛某1在第二份询问笔录中称，签订合同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但实际签订的日期是2014年12月1日。《收条》是同一天在12月1日签的，“丛某1”是其本人签字。对于800万元的性质，丛某1又表示：这800万元最后陈永群和郑某1商议变更为借款，但是不能算是单纯的借款，是担保《居间合同》履行的。并称其取得的120万元，是其本人向陈永群借的。一审法院认为，翔辉公司与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签订的《居间合同》，双方约定由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对案涉的目标地产项目转让事宜提供居间服务，双方形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上述《居间合同》是缔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予恪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翔辉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通过其指定公司向丛某1名下公司即第三人乾阳电力公司汇款人民币800万元，各方对此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照翔辉公司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的《收条》，《收条》内容证明上述800万元的流转方式，也证实该800万元是为履行《居间合同》而支付的居间费定金。《收条》上的浙南公司公章，陈永群签名，浙南公司及陈永群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而“丛某1”签名经司法鉴定确认并非丛某1本人签字，该签名，陈永群已承认为其代签。因此，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共同收取翔辉公司支付的款项8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该800万元的性质认定的问题，双方存在争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翔辉公司向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支付800万元的合同依据是《居间合同》，《居间合同》明确约定先行支付的款项为合同定金，定金金额为800万元。二、相关的《收条》也表述该800万元为用于支付《居间合同》的定金。三、从相关知情人及丛某1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认可该800万元是《居间合同》的定金。四，在《居间合同》尚在履行未做解除的情形下，陈永群向翔辉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愿意以其公司股份作为抵押而向翔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1借款800万元。该《承诺书》仅是陈永群的单方承诺行为，陈永群与翔辉公司之间并未签订借款合同或借据欠条等双方达成借款法律关系的相关凭证，且对借款期限，借贷利率标准、担保方式等均未达成双方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合同，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称已将800万元定金变更为陈永群与郑某1间的个人借款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翔辉公司事后也未作追认。故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主张该800万元为借款，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800万元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为翔辉公司履行《居间合同》支付的合同定金。至于丛某1与郑某1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支付定金金额并无关联，不能否定定金金额800万元的认定。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在签订合同收取合同定金后，仅向翔辉公司提供虚假的相关关系人的信息，并未向翔辉公司出具目标地产项目业务的委托手续及相关协议，且向翔辉公司提供虚假的合作开发协议。未能促成翔辉公司与目标地产项目业主进行洽商，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并没有就目标地产项目转让事宜提供实质的居间服务。依照《居间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约定，乙方在一般违约情况即三个月内无实质性进展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乙方严重违约的，包括提供虚假信息、违法活动，故意隐瞒文件，提交虚假文件等等。2015年8月，翔辉公司向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要求解除与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之间签订的《居间合同》。通知送达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后，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并无回应。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构成严重违约，翔辉公司行使法定解除权并通知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其解除合同具有合法依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确认翔辉公司与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所签订的《居间合同》已合法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居间合同》因可归责于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的违约行为而解除，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翔辉公司主张适用定金罚则，要求浙南公司、陈永群和丛某1双倍返还定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浙南公司、丛某1、陈永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翔辉公司双倍返还合同定金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17800元，鉴定费人民币33300元，合计人民币151100元，由浙南公司、丛某1、陈永群负担。二审期间，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珠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网上交易挂牌文件（交易序号：18003）；证据二、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网上挂牌转让成交结果公示（交易序号：18003），证据一、二证明：1.挂牌文件及成交结果公示所涉项目坐落位置为：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立交桥东侧，土地面积13633.03平方米，权属人为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上述交易标的即为涉案居间合同所指项目。2.上述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的挂牌最低交易价为人民币5.2亿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9.08亿元，与居间价格1.8亿元差额极其巨大。案涉资产是国有资产，一审没有对该事实进行审查；证据三、三张银行流水清单，证明翔辉公司向上诉人追款后，丛某1支付了60万给郑某1账户。翔辉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日，翔辉公司（甲方）与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乙方）签订《居间合同》，第2.1条约定：乙方在从事居间期间，因不及时向甲方报告目标地产信息或向甲方报告虚假或者不完成信息，导致甲方误信误判造成损失的。另查明，2009年9月10日，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出具声明：“我办事处没有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我处在珠海拥有的银丰大厦资产出售转让，寻找合作伙伴等活动。”2016年3月31日，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其办事处自1992年成立以来从未委托任何机构、单位或个人处置办事处资产（项目）以及合作开发。石家庄市公安经侦支队对赵云庆进行询问，询问笔录显示赵云庆为石家庄市藁城区办公室副主任，赵云庆陈述2014年11月，陈永群、丛某1通熟人介绍询问银丰大厦项目，当时给其答复为藁城区政府没有处置该项目计划，如果有意受让拍卖时可以通知他们参加，并且陈述其并未看到过藁城区人民政府与河北中宽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日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2015年4月10日，丛某1与郑某1谈话录音显示，丛某1陈述河北中宽投资有限公司与藁城区政府合同已经出来了，差不多可以签订了。2015年6月7日，陈永群与郑某1谈话录音显示，陈永群陈述政府与其签订合同已经交给政府，合同在政府法制局修改，修改完毕送给郑某1。郑某1与陈永群微信谈话中显示郑某1要求陈永群还款然后返还其借条，郑某1亦提出两个方案：1、还800万元，另外加银行利息，或者2、双倍返还800万元。又查明，2016年2月4日、2月20日，丛某1从账户向郑某1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2015年11月16日，谭立国向郑某1账户转账40万元。2018年1月24日庭审中，翔辉公司确认收到丛某1偿还郑某160万款项，认为属于丛某1偿还定金800万元中的60万元，此后庭审中，翔辉公司否认收到丛某1偿还款项。再查明，2017年8月8日，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提起反诉，请求翔辉公司支付居间费80万元，支付居间合同违约金177.6万元。2019年7月30日，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当庭撤回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分析，本案争议焦点如下：关于居间合同的效力认定。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主张《居间合同》约定内容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签订《居间合同》目的是为了促成翔辉公司购买目标地产，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提供居间服务以此获得相应费用，《居间合同》为双方平等协商结果，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并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问题。其次，《居间合同》约定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双方约定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提供居间服务，通过合法途径促成翔辉公司购买目标地产，该行为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问题，且翔辉公司购买目标地产行为亦未违反法律规定。至于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以双方约定购买价格严重低于目标地产2018年招拍挂成交价格为由主张《居间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本院认为，一方面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并未举证证实目标地产2014年12月期间市场价格，不能以2018年成交价格为由主张《居间合同》约定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目标地产属于藁城区人民政府所有，即恶意串通损害对象为藁城区政府利益，但藁城区政府并未对《居间合同》提出异议，因此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上述主张《居间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为由主张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居间合同》约定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提供居间服务，通过合法途径促成翔辉公司购买目标地产，认可可能通过拍卖形式取得目标地产，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上诉主张800万元定金超过合同价款20%的问题，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指向标的应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促成该笔交易所能取得居间费用，但《居间合同》中仅约定目标地产交易成交总体费用，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并无证据证实《居间合同》指向居间费用总额，故无法判定800万元定金是否超过合同价款20%，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该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800万元性质认定的问题。翔辉公司主张其支付800万元系《居间合同》约定定金，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则主张依据《承诺书》、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备注“借款”可证实800万元系陈永群个人向翔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1借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其一、《居间合同》居间主体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浙南公司、陈永群已经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定金800万元。案涉800万元从深圳市中森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账户转乾阳电力公司账户，而丛某1为乾阳电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仅将680万元转至陈永群，故丛某1虽未在2014年12月11日《收条》签字，也不能否定其收取800万元之事实，本院认定争议800万元应当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共同收取。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陈述2014年12月11日《收条》实际出具时间为合同缔结之日2014年12月1日，且出具时仅有浙南公司盖章及陈永群签字，收条内容均为出具后打印上去，但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陈述上述事实，因此不能否定该收条出具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之事实。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上诉认为该收条并非三者向翔辉公司出具，且翔辉公司无法提供收条邮寄凭证，对此本院认为，翔辉公司提交该份收条有原件，且浙南公司、陈永群对其盖章签名均予以认可，因此收条内容应当约束各方，收条出具方式如何并不影响上述事实认定。其二、虽然800万元款项支付时间并未按照《居间合同》约定支付，但不能仅从付款时间存有差异而否定定金性质，应从《居间合同》对800万元性质约定及收条内容审查认定。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上诉认为根据《承诺书》表述，《居间合同》约定800万元定金变更为陈永群向郑某1借款，且《居间合同》无须继续履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承诺书》表述，浙南公司、陈永群、翔辉公司仅确认将《居间合同》原约定浙南公司房产作为支付定金800万元担保变更为陈永群名下石家庄世府锦绣酒店股权，但翔辉公司并未确认将《居间合同》约定定金800万元变为借款，该《承诺书》为陈永群单方意思表示。另外，根据《承诺书》记载内容显示，并未表述各方不再履行原《居间合同》内容；其次，《承诺书》出具之后三天，即2014年12月11日，浙南公司、陈永群向翔辉公司出具《收条》，明确表述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收到翔辉公司支付《居间合同》定金800万元，如若800万元已经变成陈永群与郑某1之间借款，则浙南公司、陈永群不可能再向翔辉公司出具收取定金的收条，由此可证实《承诺书》出具并未将800万元款项性质予以变更。对于800万元定金性质问题，丛某1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支队询问笔录中曾经确认为《居间合同》定金，本院采信其做出对自己不利陈述，丛某1上诉认为其再次做出笔录否定定金性质，法院不应单采信其第一次陈述，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根据陈永群、丛某1与郑某1谈话录音以及陈永群向翔辉公司提供《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显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收取800万后直至2015年6月期间，各方均在为《居间合同》约定购买目标地产事宜进行磋商，证明翔辉公司支付800万元目的仍为了履行《居间合同》，由此印证各方并未终止履行《居间合同》。况且，陈永群所称借款并未对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借款必要条件予以约定，明显与常规借款并不一致。其三、2015年12月15日，翔辉公司通过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向乾阳电力公司账户转账800万元，备注为“借款”，本院认为，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居间合同》缔约方，其系根据翔辉公司要求向乾阳电力公司转款，属于汇款方，因此不排除其基于其财务记账要求将款项备注为“借款”，也可能存在翔辉公司向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支付给乾阳电力公司，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行备注为“借款”，因此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注“借款”不足以证实800万元系陈永群向郑某1借款。其四、郑某1与陈永群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要求陈永群还款并返还借条字词，此应为双方针对债务沟通所为，表达意思应为郑某1要求陈永群还款后将陈永群出具《承诺书》予以返还。虽然二人交流中出现借条字样，可能是郑某1囿于自身文化水平所作表达，况且郑某1在要求偿还款项表述中并未放弃要求其双倍返还800万元款项，可见郑某1并未认可定金性质转为借款。不能以此否定《居间合同》约定支付定金意思表示。综上，根据《居间合同》、《收条》及谈话录音等证据证实深圳市中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乾阳电力公司转账800万元系翔辉公司根据《居间合同》约定向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支付居间定金，不能以陈永群单方出具《承诺书》为由否定800万元为定金之意思表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对800万元性质提起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是否违反居间合同约定违约责任的问题。翔辉公司主张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向其报告虚假、不完整信息，故意隐瞒文件、提交虚假文件，根据《居间合同》违约责任中2.1、2.3条约定，其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院认为，根据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政府驻珠海经济特区办事处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藁城区区位书记高玉柱2016年5月10日出具《情况说明》以及石家庄市藁城区办公室副主任赵云庆笔录显示藁城区政府并未同意转让目标地产，亦未与他人合作开发目标地产，而双方签订《居间合同》时，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向翔辉公司报告藁城区政府有意出售目标地产，此信息即与上述事实不符，属于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提供信息虚假。藁城区政府已经明确不会与他人合作开发目标地产情况下，陈永群、丛某1向翔辉公司提供藁城区人民政府与河北中宽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日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表明政府有意与其合作开发目标地产，该行为亦属于提供虚假信息。同时，根据郑某1与陈永群、丛某1在2018年4月，6月录音资料显示，郑某1询问目标地产项目进展情况时，丛某1、陈永群均表述合作事宜正在推进，且合作合同已经交给政府法制局修改，此陈述与藁城区人民政府陈述事实完全不符，由此可认定陈永群、丛某1在履行《居间合同》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虚假文件，未能促成翔辉公司与目标地产业主洽谈由此造成损失，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作为居间人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翔辉公司根据《居间合同》约定主张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双倍返还定金，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查明事实显示，丛某1向郑某1转账支付20万元，谭立国向郑某1账户转账支付40万元，丛某1据此主张向翔辉公司返还定金6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翔辉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庭审中确认收到丛某1偿还定金款项60万，另一方面，虽然翔辉公司其后否定该还款事实，但翔辉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丛某1、谭立国向其支付款项为返还定金外其他款项，故本院认定从中笑已向翔辉公司偿还定金60万元，该笔款项应当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部分正确，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针对偿还款项60万元的上诉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735号民事判决；二、石家庄市浙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丛某1、陈永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珠海翔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合同定金共计人民币154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800元，鉴定费33300元，合计151100元，由上诉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负担145434元，被上诉人翔辉公司负担56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上诉人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负担113383元，被上诉人翔辉公司负担4417元。（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向本院预交19200元，限浙南公司、陈永群、丛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欠缴94183元，限翔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44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烈斌审判员  庹 佳审判员  王 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