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081民初1578号原告：绥芬河市东盛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绥芬河市301国道北（孙家沟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久震，黑龙江董久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翱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现代产业服务园11幢5层C单元。法定代表人：NEELAMANIMUTHUKUMAR,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倩，女，翱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职员。被告：孙路辉，男，198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原翱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职员，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现住址不详。被告：徐庆臣，男，198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原翱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职员，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千区，现住址不详。原告绥芬河市东盛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木业）与被告翱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兰公司）、孙路辉、徐庆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盛木业的法定代表人**发、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久震，被告翱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路辉、徐庆臣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徐庆臣系公告送达）。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盛木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木材款155380元；2.判令三被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月0.5%标准，给付自2011年6月23日开始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1年6月23日至2019年7月23日,违约金为75359.30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孙路辉、徐庆臣均系被告翱兰公司的职工，多次代表翱兰公司在原告处采购木材。2011年1月14日、6月23日，二人又到原告处以翱兰公司名义采购木材，原告出于信任，遂让孙路辉、徐庆臣自行检验、装车，拉走了双方商定价格为155380元的木材。孙路辉、徐庆臣表示货款将马上支付。原告多次向孙路辉、徐庆臣索要货款，二人一直推托。2013年年初，由于无法联系上孙路辉与徐庆臣，原告找到翱兰公司，翱兰公司称，不知道该笔生意，也没有收到木材，拒绝付款，原告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绥芬河市公安局调查，孙路辉、徐庆臣是翱兰公司职员，二人也向公安机关陈述了二人的工作性质以及二人为公司购买木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公安机关未予立案，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翱兰公司给付木材款、违约金并承担诉讼费。翱兰公司未辩称：1.东盛木业于2013年3月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声称孙路辉、徐庆臣于2011年1月14日、6月23日拉走木材并表示货款马上支付，但直到5年之后的2016年11月23日，原告才第一次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于2019年7月30日（原告起诉状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31日，本院立案日期为2019年8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时效的中断可以追溯至第一次提起诉讼的时间，即2016年11月23日。按照现在三年的法定诉讼时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翱兰公司与原告共发生过四笔木材交易，每次均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每份合同均由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代表翱兰公司在合同书上签字的为公司木材部总经理或者采购总监，付款方式均为先付款后提货，从未赊购；4.孙路辉在翱兰公司工作的期间为2010年9月23日至2011年5月27日、徐庆臣在翱兰公司工作的期间为2008年7月28日至2011年12月31日。孙路辉担任采购经理，主要任务是寻找和推荐供应商。徐庆臣担任质检员，主要任务是木材质量检验和测量。翱兰公司从未授权二人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或者达成任何口头买卖协议，翱兰公司也未收到过原告主张的二批次木材。故孙路辉、徐庆臣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翱兰公司无关，原告无权要求翱兰公司承担责任。孙路辉、徐庆臣未作答辩。东盛木业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1月14日孙路辉签字的销售码单原件、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翱兰公司委派孙路辉自原告处拉走的木材价值124304.54元。销售码单原件上的“签收货物，货已发，奥兰（HILL）”是与孙路辉同去的验货员姜寿军书写的。原告报案后，公安机关找到孙路辉，孙路辉认可，在复印件上签名进行了确认。经质证，被告翱兰公司称，销售码单原件上没有签字人的签名，销售码单只能证明原告备货了，不能证明货已发走。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原告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翱兰公司虽有异议，但是，此批次木材的经办人孙路辉承认自原告处拉走木材的数量及价格并在公安机关找其核实情况时在销售码单的复印件上签名确认，故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2011年6月23日徐庆臣签字的销售码单原件一份。欲证明：被告委派徐庆臣自原告处拉走的木材价值为31076元。经质证，被告翱兰公司称，原告称系被告翱兰公司委托孙路辉、徐庆臣去拉货，应提供翱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原告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翱兰公司虽有异议，但是未提供出足以推翻该证据的相反证据，故该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公安机关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发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2016）黑1081民初142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份、孙路辉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1.孙路辉、徐庆臣将案涉二批次木材拉走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2.孙路辉在情况说明中认可收到了货物；3.孙路辉陈述的该二批次木材是双方协商赔偿前几批次质量不合格木材补发的货，翱兰公司是不需要支付货款的一事不属实。经质证，翱兰公司称：1.**发在询问笔录中称“又签了一个31076元人民币的订单”不准确，不是订单，而是销售码单；2.孙路辉称货发给了翱兰公司不属实，翱兰公司并没有收到案涉二批次木材。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原告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翱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公安机关对翱兰公司童贻春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欲证明：孙路辉、徐庆臣以翱兰公司名义赊购木材，将木材拉走后没有给付货款，2013年原告联系不到孙路辉、徐庆臣，原告找到翱兰公司。翱兰公司称不知道该笔生意，未收到案涉二批次木材，不同意给付货款，原告向绥芬河市公安局举报孙路辉、徐庆臣涉嫌诈骗犯罪。绥芬河市公安局找翱兰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童贻春了解情况，查实孙路辉、徐庆臣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代表翱兰公司向原告购买木材。由此可见，被告翱兰公司应当承担给付木材款及违约金的责任。经质证，翱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翱兰公司称，徐庆臣当时的职责是负责木材检验，孙路辉的职责是寻找和推荐供应商，翱兰公司从未授权二人代表公司签署合同。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原告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翱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翱兰公司出具的任职证明二份。欲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翱兰公司向公安机关出具了二份任职证明，证实徐庆臣在翱兰公司工作的时间为2008年7月28日至2011年12月31日，负责木材质量检验；孙路辉在翱兰公司工作的时间为2010年9月23日至2011年5月27日，负责木材原料采购。经质证，翱兰公司对证据的形式要件及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原告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翱兰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翱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0年11月18日原、被告签定的买卖合同一份、发票九张、付款凭证一张，2010年12月13日原、被告签定的买卖合同一份、发票十张、付款凭证一张、销售码单一份，2011年2月24日原、被告签定的买卖合同一份、发票六张、付款凭证一张、销售码单一份，2011年3月24日原、被告签定的买卖合同一份、发票七张、付款凭证一张、销售码单一份。欲证明：原告与翱兰公司只发生过四笔交易，每笔交易双方均签订有买卖合同，孙路辉、徐庆臣从来未代表过翱兰公司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每次付款均是原告先向翱兰公司出具发票翱兰公司再向原告付款。码单只是一个备货的过程，并不代表已经发货。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称，合同上注明的订单日期并不是原、被告签定合同的日期。每次交易均是翱兰公司工作人员在原告处先选货、检尺、打包，确定货物的等级、单价、总价，编制销售码单，然后由翱兰公司根据销售码单拟定合同。翱兰公司拟定合同后，并不在合同上签章，而是将合同传真给原告，由原告在合同上签章后，再将合同回传给翱兰公司，所以原告持有的合同均未有翱兰公司的签章。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翱兰公司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2016）黑1081民初142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份。欲证明：本案原告起诉已经过诉讼时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翱兰公司买的货。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不了翱兰公司所欲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孙路辉、徐庆臣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对翱兰公司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对其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孙路辉、徐庆臣未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至2011年，翱兰公司在原告处购买木材。现场负责木材采购和检验的分别是翱兰公司大连分公司的孙路辉和徐庆臣。孙路辉于2010年9月23日入职翱兰公司大连分公司，2011年5月27日离职，在职期间负责木材原料采购；徐庆臣于2008年7月28日入职翱兰公司大连分公司，2011年12月31日离职，在职期间负责木材质量检验。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翱兰公司通过与原告签订木材买卖合同共发生四笔交易，分别发生在2010年11月、2010年12月、2011年2月、2011年3月。双方交易流程为：翱兰公司大连分公司工作人员孙路辉、徐庆臣先选货、检尺、打包，确定货物的等级、单价、总价，编制销售码单，然后由翱兰公司根据销售码单载明的木材规格、等级、数量、单价、总价拟定合同。翱兰公司拟定合同后，并不在合同上签章，而是将合同传真给原告，由原告在合同上签章后，再将合同回传给翱兰公司。之后，原告为翱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翱兰公司向原告付款，原告为翱兰公司发货。此四批次木材款，翱兰公司均系原告出具增值税发票后一次性付清。本案原告主张翱兰公司收货却未予付款的二批木材，原告只提供了销售码单。其中一张销售码单的日期为2011年1月14日，货物数量为1828.0008㎡，货款金额为124304.54元。签有“签收货物，货已发。奥兰（HILL）”字样，原告称，是与孙路辉同去的验货员姜寿军书写的。另一张销售码单的日期为2011年6月23日，货物数量为457.002㎡，货款金额为31076元。签有“OLAM公司收货人徐庆臣”字样。原告称，孙路辉、徐庆臣将该二批次木材拉走后，一直以公司还需要货，等货发回去后就付款为由，一直拖延付款。之后，便联系不上孙路辉、徐庆臣了。原告找到翱兰公司大连办事处（分公司），发现办事处已经没人了。原告又找到翱兰公司上海总部。翱兰公司上海总部的人经核实后答复原告，翱兰公司没有收到原告主张的二批次木材。2014年，原告向绥芬河市公安局举报孙路辉、徐庆臣涉嫌犯罪。绥芬河市公安局找到孙路辉，孙路辉为绥芬河市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孙路辉曾于2010年8月至2011年4月期间在翱兰（上海）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工作（以下简称翱兰大连公司），并担任采购经理一职。关于绥芬河市东盛木业吴总（**发）提出的柞木单板产品货款（2011年1月发约1800平米）争议事宜，本人将了解的情况做如下说明：1.翱兰大连公司曾指派本人多次到绥芬河市以及××、吉林省××市（当时××主产区）采购柞木单板产品，当时与该地区多家厂商沟通过合作或者接触，如绥芬河市友谊木业，敦化市吉源木业以及大连三丰木业等公司。2.本人记得与绥芬河市东盛木业合作开始于2010年10月份，双方采购合同签署于2010年9月份（印象是由公司总经理或者副总经理与吴总代表各自双方签署，并以签字的传真件为准），约定翱兰大连公司从东盛木业采购不同等级柞木单板产品若干（印象一共约5万平米），并分多次发货（约五次），东盛木业以翱兰大连公司汇款底单（传真件）为准作为发货凭证，翱兰大连公司则指派自己公司质检人员到东盛木业验货打包监装（如有必要则可能随车发货）。3.东盛木业吴总提到的2011年1月份发货之4托盘结疤级柞木单板未见翱兰公司付款，本人记得当时是由于东盛木业首批发货（约15000平米结疤级单板）到库后发现6托盘产品质量严重不达标，基本为废品，根本无法生产使用。翱兰大连公司随即向绥芬河东盛木业提出质量争议并要求索赔，经与吴总商定，为不影响双方合作并延续后续订单，东盛木业分批补发6托合格的结疤级柞木单板作为补偿，即分批次与翱兰大连公司新订单一同发货，因为是不合格补偿，应该不存在货款争议问题，此事在当时翱兰大连公司的很多部门及同事都了解。如公司副总经理harrysun(孙昊），质检部门同事（孟凡柏、姜海权、姜峰），仓库库管部门（jackyxu),物流部门（vickycai)以及财务部门（cindyma)等。以上情况为本人当时在翱兰大连公司经历，除了具体的数字与日期之外，所述情况应该基本属实。说明人：孙路辉日期：2015.8.30”。孙路辉同时在原告提交给公安机关的2011年1月14日销售码单的需方处签署“孙路辉电话：186××××6340”。2016年11月23日，东盛木业以孙路辉、徐庆臣、翱兰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庭审过程中，因东盛木业未能提供销售码单的原件，东盛木业于2017年12月18日当庭撤回起诉。经本院释明，翱兰公司否认收到了原告主张的二批次木材，并称除本案有争议的二批木材交易外，翱兰公司只与东盛木业发生过其所举证据一证实的四次交易，且东盛木业出售给翱兰公司的木材从未有过质量问题。另查明，东盛木业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办理注销登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东盛木业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办理注销登记，其仍具有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经庭审查明，本案原告的主张二批次木材分别经孙路辉、徐庆臣之手拉走，未付货款。为此原告先是要求孙路辉、徐庆臣给付货款，被拒且无法联系之后，原告又先后到翱兰公司大连分公司、翱兰公司上海总部索要货款。得知翱兰公司未收到该二批次木材拒绝付款的答复后，原告又以孙路辉、徐庆臣涉嫌诈骗为由向绥芬河市公安局报案。之后又于2016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东盛木业一直是在积极地主张权利，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怠于行使权利，诉讼时效因原告主张权利数次被中断。自2017年12月18日东盛木业撤回起诉至2019年8月14日东盛木业提起本案诉讼，不超过法定三年诉讼时效。翱兰公司关于东盛木业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翱兰公司从未授权孙路辉、徐庆臣代理公司与原告签订木材买卖合同，而从东盛木业与翱兰公司的交易惯例看，双方每次交易均是先由孙路辉、徐庆臣代表公司选货、检尺、打包，确定货物的等级、单价、总价后编制销售码单，然后由翱兰公司根据销售码单载明的木材规格、等级、数量、单价、总价拟定合同。翱兰公司拟定合同后，将买方空白的合同书传真给原告，由原告在合同书上签章后，将合同书回传给翱兰公司。之后，原告为翱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翱兰公司向原告付款，原告凭翱兰公司付款凭证发货。即孙路辉、徐庆臣无权代理翱兰公司与原告签订木材买卖合同，二人所享有的只是选货验货、检尺打包，通知公司与东盛木业订立合同的权利。对此，原告是明知的。原告主张其有理由相信孙路辉、徐庆臣有代理权证据不足。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翱兰公司或者其大连分公司实际收取了案涉二批次木材的情况下，原告仅凭利害关系人孙路辉的一份情况说明即主张翱兰公司有付款义务，原告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绥芬河市东盛木业有限公司要求翱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给付其155380元木材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61.08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321.08元，由绥芬河市东盛木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家宝审 判 员  姚田文人民陪审员  牟 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赵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