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1898号原告：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101272611K。法定代表人：林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良坤，北京市中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雨，男，汉族，。被告：北京甘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景山宾馆2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423106813。法定代表人：蒋伟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新景山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951250095。法定代表人：顾中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波，北京提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0324。法定代表人：尚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伟，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叶，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东方文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18号-3（1-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560194731。法定代表人：黄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军，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达公司”）诉被告北京甘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雨公司”）、第三人北京新景山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景山宾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追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集团”）、北京东方文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阁公司”）为本案第三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飞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良坤、付春雨，被告甘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第三人新景山宾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波，第三人移动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伟、第三人文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飞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于2017年12月3日到期终止；2.要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新景山宾馆、文阁公司将北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南楼全部、东楼1至4层、北楼1至3层、院内停车场、锅炉房及东楼地下室的房屋及场地腾空并交还原告,第三人移动集团将北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北楼三层北侧西数第四间腾退返还原告；3.要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新景山宾馆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2月4日至实际交付之日的房屋使用费，其中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按每日每平米4.56元计算，2019年1月1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按每日每平米4.79元计算。事实和理由：2001年12月3日，北京市景山宾馆与北京东华漓泉酒楼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北京市景山宾馆将位于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的宾馆出租给北京东华漓泉酒楼经营。租期自2001年12月20日至2004年12月19日。2003年12月23日，北京东华漓泉酒楼将其在上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被告。2005年8月，北京市景山宾馆改制更名为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景山宾馆。2006年1月19日，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北京市东城区东华服装集体资产管理协会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就上述房屋只为单一的房屋租赁关系。2006年11月23日，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景山宾馆被注销，其权利义务由原告承继。被告后来用非正常手段骗取原告公司公章，加盖在落款时间为2005年12月16日的文件上，以此将双方租赁合同延续至2017年12月3日。按上述文件约定，双方租赁合同应在2017年12月3日到期终止。原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告发出通知，告知被告合同将于2017年12月3日到期终止，并要求被告于2017年12月18日前将涉案房屋交还原告，逾期腾退将按照每日每平方米5元的标准收取房屋占有使用费。被告接到通知后，至今仍占用涉案房屋，且不支付房屋占用费，另，被告承租涉案房屋后，将北楼3层西数第4间转租予第三人移动集团，第三人新景山宾馆系被告自行成立的公司，被告操控新景山宾馆不交还房屋，亦不支付房屋使用费，且新景山宾馆自认将涉案房屋转租予文阁公司，现涉案房屋由文阁公司实际使用。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成此诉。被告甘雨公司辩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曾单方承诺，被告在原合同到期后可以续租，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显示，合同期限已延长至2035年，故不同意腾退涉案房屋；2017年12月3日后，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租金，但是原告拒收，故被告对2018年的租金办理了提存，2019年的租金被告也曾向原告支付，但原告予以退回；此前双方就涉案房屋曾进行过诉讼，在此前的诉讼中已经确认移动集团使用的房屋系原告租予移动集团，而非被告，移动集团使用房屋为北楼三层西数第四间。被告承租涉案房屋后将涉案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新景山宾馆。鉴于涉案合同尚未到期，故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新景山宾馆述称：新景山宾馆和被告系租赁关系。被告将涉案房屋租予新景山宾馆，但新景山宾馆实际使用面积不包括北楼三层西数第四间。据新景山宾馆了解，原、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尚未到期，被告与新景山宾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亦未到期，新景山宾馆在合同期内合理使用涉案房屋，不应腾退。新景山宾馆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新景山宾馆应向被告交纳租金，不存在向原告交纳使用费的问题，且新景山宾馆已依约向被告交纳了租金。综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移动集团述称：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移动集团无关，移动集团仅系向原告承租了涉案房屋中的一部分，即北楼三层西数第四间，已经向原告全额支付了租金。移动集团同意腾退房屋，但2014年被告将移动集团使用的房屋封锁，移动集团无法进入，且原告与移动集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应当另案处理。第三人文阁公司述称：文阁公司从新景山宾馆处承包涉案房屋，承包期限至2023年。文阁公司使用期间，将院落中的锅炉房转租予案外人经营文印社，租期至2020年，其他房间用于经营宾馆。此前，因飞达公司拖欠文阁公司款项，飞达公司曾向文阁公司发函，内容一是确认欠款事宜，二是提到飞达公司与甘雨公司的租赁合同期限延长至2035年，尚未到期。故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1年12月3日，北京市景山宾馆（甲方）与北京东华漓泉酒楼（乙方，以下简称“漓泉酒楼”）签订《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把企业经营权、房屋使用权租赁给乙方。房屋位于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租期自2001年12月20日至2004年12月19日，每年租金950000元。租期届满后，如无国家拆迁，可以续租5年，续租期间以950000元为基础递增3%调整租金，即年租金为978500元。每年6月份的前两周内支付下半年租金，每年12月份的前两周内支付下一年上半年的租金。乙方留用甲方职工88名，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但总额不超过双方商议的每人每年7700元……在乙方代表被授权后，行使甲方企业代表人的权利的次日，甲乙双方进行财产交接，交接范围是景山宾馆不动产，第一年为南楼全部，东楼1－4层，北楼1－3层，院内停车场，锅炉房，东楼部分地下室，一年以后将全部东楼地下室交付，以上共计4927平方米。合同签订后，漓泉酒楼使用北京市景山宾馆的营业执照在此经营宾馆业务。2002年10月14日，北京市景山宾馆（甲方）与漓泉酒楼（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考虑到漓泉酒楼在宾馆装修改造工程中投入较大，根据漓泉酒楼请求，同意其在租赁合同期满后延长两年租期（共10年）。2003年12月23日，北京市景山宾馆（甲方）与漓泉酒楼（乙方）及被告（丙方）三方签订《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乙双方于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中的一切条款，由丙方继续承担、履行，乙方不再承担该协议书中的一切权利、义务。2001年12月3日《租赁合同书》中的乙方变更为被告。此后，被告开始在此经营。2005年8月，北京市景山宾馆进行企业改制，企业名称变更为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景山宾馆（以下简称“飞达景山宾馆”）。此后，被告开始使用飞达景山宾馆的营业执照继续进行经营。2005年11月23日，飞达景山宾馆致函甘雨公司称：原景山宾馆改制为飞达景山宾馆，双方所签订所有协议均有效履行；自2006年12月3日起，员工自动减员不再收取甘雨公司按580元每月支付工资；原景山宾馆与北京东方归禾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东方文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往来款，我方给予确认。该函落款，飞达公司作为主管单位盖章确认。2005年12月16日，飞达公司（甲方）、甘雨公司（乙方）、飞达景山宾馆约定，原出租方北京景山宾馆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飞达公司承担履行，2001年12月3日双方签订北京市景山宾馆租赁合同(包括所有补充协议)甲方变更为飞达公司，同时甘雨公司应按法人治理结构重新组建北京市新景山宾馆，飞达公司将大力配合；飞达公司同意合同期满后，自动延续六年，即2017年12月3日止。2005年12月份起甲方每年减少乙方40（万）元租金，乙方可在每年6月和12月支付房租时扣除。同日，三方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考虑到甘雨公司过去对飞达公司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积极支持新景山宾馆租金情况下，飞达公司确认原北京市景山宾馆与北京东方归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北京文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往来借款中50%的债务，即265（万）元，由甲方承担，其债务偿还的时间于2006年12月起，由甘雨公司向飞达公司支付自然减员工资中扣除，至偿清完毕止。2006年1月1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及案外人北京市东城区东华服装集体资产管理协会（丙方，以下简称“东华管理协会”）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载明，原北京市景山宾馆4927平方米的房屋产权现为丙方所有，丙方同意甲方作为房屋出租方将房屋出租给乙方，乙方有转租房屋的权利。甲方为乙方按法人治理结构重新组建北京市景山宾馆，新企业注册资金由乙方确定的股东投入。原漓泉酒楼与北京市景山宾馆于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条款全部有效，甲乙双方只为单一的房屋租赁关系。2006年10月20日，第三人新景山宾馆注册成立。2006年11月23日，飞达景山宾馆被注销，其权利义务由原告承继。2006年12月3日，甘雨公司与新景山宾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甘雨公司将涉诉房屋出租给新景山宾馆，租期自2006年12月3日起至2011年12月3日止。租赁合同到期后，新景山宾馆未欠甘雨公司租金，合同期顺延六年，即2017年12月3日。飞达公司盖章确认。2009年5月10日，新景山宾馆（甲方）与文阁公司（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就乙方承包经营北京新景山宾馆相关事宜签订本合同。承包物名称北京新景山宾馆经营管理权；资产范围包括北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北京新景山宾馆的建筑房屋和院落场地（建筑面积4927平方米）及现有宾馆设施设备。承包期限自201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2013年，文阁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将新景山宾馆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表示新景山宾馆未按约定履行交付义务，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新景山宾馆向文阁公司交付宾馆，并要求新景山宾馆自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按合同约定每月1万元的标准支付违约金6万元。诉讼中，文阁公司撤回要求新景山宾馆交付宾馆的诉讼请求。该院经审理，于2013年1月17日作出判决书，判决确认文阁公司与新景山宾馆于2009年5月1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新景山宾馆向文阁公司支付违约金6万元。庭审中，移动集团提交原告与移动集团于2007年12月3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载明移动集团租赁原告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景山宾馆房屋用于建立机房使用，并租用楼顶平台。租期自2007年12月10日至2017年12月9日。并约定双方就合同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该协议并非原告签署。被告及新景山宾馆、文阁公司予以认可。另查，2009年3月，原告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甘雨公司及第三人新景山宾馆、移动集团及案外人北京都市宾馆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书；被告及新景山宾馆、移动集团、北京都市宾馆腾退房屋；被告按年租金428500元计算支付至实际腾房之日的租金；支付截止到2006年12月13日所拖欠的职工工资133401.69元，“三险一金”1403644元；支付违约金428500元。甘雨公司提出反诉，要求排除妨害，飞达公司与甘雨公司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书》，向甘雨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428500万元，赔偿房屋占用费损失350000元。本院经审理，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09）东民初字第033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飞达公司与甘雨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书》；二、甘雨公司及新景山宾馆将其在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九号使用的房屋腾空，交飞达公司收回；三、甘雨公司给付飞达公司截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租金（截至2012年12月19日，租金为1713264.34元，自2012年12月20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每日租金按1163.44元计算）；自本判决生效之日的次日至实际腾房之日，甘雨公司按照每日1163.44元的标准给付原告房屋使用费（于实际腾房之日给付）；四、甘雨公司给付飞达公司截止到2006年12月13日所拖欠的职工工资133401.69元，“三险一金”1403644元；五、甘雨公司支付飞达公司违约金428500元；六、驳回飞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甘雨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甘雨公司及新景山宾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认为：2006年1月19日，飞达公司、甘雨公司与涉诉房屋的产权人东华管理协会签订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飞达公司作为飞达景山宾馆的权利、义务承继人，飞达公司与甘雨公司继续履行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但原实为承包的合同关系，变更为双方单一的租赁关系，甘雨公司在涉诉房屋成立新的公司，甘雨公司对涉诉房屋有转租权。后，甘雨公司在涉诉房屋处成立了新景山宾馆。从飞达公司与甘雨公司往来函件看，原、被告双方对租金支付确实存在争议，甘雨公司并非恶意拖欠飞达公司的租金，亦非根本违约。实际使用人新景山宾馆同意代为甘雨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及违约金，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飞达公司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不足，甘雨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租赁合同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并考虑到移动集团实际占用了部分涉诉房屋，酌情判令甘雨公司给付飞达公司截止至2012年12月19日的租金，据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甘雨公司要求飞达公司给付未交付涉诉房屋使用费一节，因2007年，飞达公司与移动集团签订了涉诉部分房屋的租赁合同，并予以使用，甘雨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亦酌情减少了涉诉房屋的部分租金，故甘雨公司要求飞达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新景山宾馆提出其为涉诉房屋次承租人一节，涉诉房屋的产权人、飞达公司、甘雨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甘雨公司对涉诉房屋有转租权，虽飞达公司不认可2006年12月3日甘雨公司与新景山宾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原审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甘雨公司与新景山宾馆系租赁合同关系，本院亦予以确认。新景山宾馆同意代为甘雨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本院亦予以依法确认。综上，二审法院改判：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03369号民事判决第七项；二、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033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三、变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033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北京甘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截至2012年12月19日租金为1713264.34元；四、驳回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在上述案件诉讼期间，新景山宾馆于2013年4月15日，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甘雨公司诉至本院，表示在与甘雨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甘雨公司始终未将北楼三层西数第四间及东楼顶部平台交付，要求甘雨公司交付占用的房屋及平台，赔偿新景山宾馆房屋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400000元。该案审理中，甘雨公司认可新景山宾馆所述事实，与新景山宾馆达成以下调解协议：1、新景山宾馆与甘雨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甘雨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之前，给付新景山宾馆2006年12月3日至2013年6月3日的占用房屋经济损失350000元；3、甘雨公司于2013年7月3日之前，将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北楼三层西数第四间房屋及东楼顶部平台腾空交付新景山宾馆继续使用；逾期未交付，甘雨公司自2013年7月4日起，按照每月2000元标准，支付新景山宾馆占用费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关于涉案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一节，被告主张双方的合同期限已延长至2035年，并提交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2006年9月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关于人员撤离事宜的函，载明2006年8月29日，被告未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全体职工突然集体离岗，导致被告经营陷入全面瘫痪，要原告给予书面说明。2、2006年9月17日飞达景山宾馆向被告发送的《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影印件及对上述通知制作的公证书，载明，因改制需要，按原合同约定原告派遣到被告处使用的88名职工已遣散，不再安排到被告单位工作。为支持原告改制工作，原告同意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合同到期后，给予合同延续18年合同期，即2017年12月3日至2035年12月3日，租金依然按原合同标准执行42万/年。原告作为主管单位在该通知上加盖公章确认。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影印件与甘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雨出示给公证员的文件的原本相符。公证书出具时间为2018年2月8日。3、2006年12月2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1、原出租方北京市景山宾馆由原告替代，原承租方北京东华漓泉酒店由被告替代。履行2001年12月签订的北京市景山宾馆租赁合同及所有补充条款。2、被告按法人治理结构重新组建北京市景山宾馆，原告不得干涉被告经营活动。3、为支持新“北京市景山宾馆”的组建，原告每年返还被告肆十万元人民币租金，被告可在每年6月和12月付租时扣除。4、按原协议原“北京市景山宾馆”“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景山宾馆”2006年12月20日以前债权债务由原告负责承担，以后由被告承担，具体账务双方审计认定。5、2017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同意仍沿用2001年12月3日原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合同有效期2017年12月3日至2035年12月3日止。该补充协议第5项内容为手写内容，第5项内容上加盖有被告公章一枚，协议落款加盖有原、被告公章,并有原告工作人员冯琦签字。4、2006年9月21日，飞达景山宾馆向文阁公司出具的《更正并还款的通知》，载明1、我司财务部在2006年9月19日至贵司关于《对2005年12月16日协议书的补充说明》的函中表述“截止至2006年12月15日，归禾公司和文阁公司共向我宾馆（原北京市景山宾馆）支付往来借款共计530万”，更正为“截止至2005年12月15日，归禾公司和文阁公司共向我宾馆（原北京市景山宾馆）支付往来借款共计530万元。”2、根据2006年9月17日我司向北京甘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送的《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约定，我司同意2017年12月3日合同到期后，与甘雨公司开始第二阶段租赁合作，租期18年，自2017年12月3日至2035年12月2日止。考虑到我司改制员工遣散，工龄买断，资金周转困难，经我司与甘雨公司协商，在2005年12月15日前我司欠付贵司和归禾公司530万债务剩余的50%（即265万，其中文阁公司享有的债权是122.5万元、归禾公司享有的债权是142.5万元），我司与甘雨公司在第二阶段租赁期限内三年前（即2021年）前由我司负责偿还。原告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申请对上述证据二《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的真实性及证据三补充协议中原告公章的真实性及该协议第五条手写内容字迹与该处加盖的被告公章的朱墨时序进行鉴定。后因被告无法提供《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原件，原告撤回对该通知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对于其他申请事项，本院依法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1、补充协议上甲方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处印章印文“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样本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2、补充协议中第五条手写内容字迹与印章印文“北京甘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朱墨时序为先加盖印章印文后手写内容字迹。原告支付鉴定费8600元。经质证，原告对鉴定结论予以认可，并表示即使落款处原告公章是真实的，手写内容亦为被告伪造。被告对鉴定结论的第二项不予认可，并表示朱墨顺序与本案无关。新景山宾馆对鉴定结论的第二项亦不予认可。移动集团表示无异议，文阁公司亦无异议。另，被告甘雨公司申请鉴定人出庭，支出出庭费2000元。对于证据四，原告表示不申请对飞达景山宾馆加盖的财务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并表示，自涉案房屋交付之日，北京市景山宾馆就把其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及税务登记、经营许可证交给了东华漓泉酒店，承租人变更为被告后，一直由被告持有。原告承继出租人的权利义务后，并未收回飞达景山宾馆的公章、财务章。被告提交的更正并还款通知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9月21日，此时出租人已经变更为原告，不可能出具加盖有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通知。关于原告公章的使用情况，原告申请原北京市景山宾馆法定代表人于彦慧及原飞达公司工作人员冯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于彦慧称，2001年12月3日北京市景山宾馆与东华漓泉酒楼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是由于彦慧签订的，之后北京市景山宾馆就把营业执照、北京市景山宾馆财务章都移交给了东华漓泉酒楼，都是工作人员办理的，是否有手续记不清了。公章仍由北京市景山宾馆持有，由财务保管。对于承租人变更为被告后，财务章是否移交的情况并不清楚。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被告表示合同并未约定章的移交，财务章并未移交给被告。新景山宾馆及文阁公司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移动集团表示与其无关。冯琦称，冯琦任职期间掌管原告的公章，但是飞达景山宾馆的公章和财务章并非由其管理，也没有见过。如果需要加盖公章，需经冯琦本人和主管经理同意，是否有相关规定，因时间久远，已记不清了。冯琦的办公室就是涉案房屋的一间客房，刷卡进入。这张门卡不仅冯琦持有，因为冯琦爱喝酒，有时会大意不锁抽屉，所以不排除别人进入冯琦办公室的可能。被告提交的2006年12月22日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公章不是冯琦加盖，签字也不是冯琦所签。经质证，原告认可证人证言，被告及新景山宾馆、文阁公司不予认可，移动集团表示与己无关。被告为证明其并不持有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提交了2003年1月至2006年9月期间，加盖有北京市景山宾馆及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七份文件（含更正并还款的通知），内容涉及北京市景山宾馆向东华漓泉酒楼催收员工工资、北京市景山宾馆统计外地工作人员情况、北京市景山宾馆提示对安全情况进行整改、北京市景山宾馆确认收到被告关于缓交飞达服装厂20万元租金8万元借款的报告、飞达景山宾馆进行消防安全检查、飞达景山宾馆向文阁公司发函等各方面。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但对财务章的真伪表示均不申请鉴定。新景山宾馆、文阁公司予以认可。移动集团表示无法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占有使用费一节，原告申请对北京市东城区纳福胡同X号的房屋现状状态及利用条件下自2017年12月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市场租金进行鉴定，鉴定范围为房屋产权面积5785平方米。本院依法委托北京京城捷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经评估，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每平米每日的租金为4.56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每平米每日的租金为4.79元，租金总额为1286.11万元。原告支付评估费9.5万元。原告及移动集团对鉴定结论予以认可，被告不予认可，表示评估面积与承租面积不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新景山宾馆亦表示评估面积与承租面积不符，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文阁公司表示评估面积与承租面积不符，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且文阁公司与新景山宾馆的合同尚未到期，该鉴定结论对其不具有约束力。诉讼中，本院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勘验，经勘验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合同约定的涉案房屋范围为纳福胡同X号南楼（A座）地上一层至四层、地下一层，东楼（B座）地上一至四层、地下一层，北楼（C座）地上一至三层（不含C204和C3320），院内停车场，锅炉房及A、B、C座楼顶。实际使用情况为，锅炉房由文阁公司出租予案外人使用，北楼C204及C3320由原告自用，北楼三层北侧西数第四间由移动集团使用。东楼二层楼梯间一间房屋上锁，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何人上锁不清楚，原告称该房屋已按约定交付被告，但被告及新景山宾馆、文阁公司均表示未交付使用，且被告表示应该为联通公司的设备用房，但是何人交付联通公司亦不清楚。北楼楼顶放置有通讯设备，机柜标签显示名称为“铁塔东城景山宾馆”，移动集团表示该设备并非其所有。东楼楼顶架设了天线，移动集团认可其中一部分系其所有，其他的不清楚。其他当事人亦表示不清楚天线系何人架设。经询，原告表示不追加锅炉房的实际使用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与其另行解决。另，关于被告租金支付情况，2017年12月3日前的租金，被告并无拖欠，此后，被告继续向原告支付租金，但原告均予以退回，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的租金，被告进行了提存，此后被告及新景山宾馆均向原告支付过租金，原告亦均退回。本院认为，北京市景山宾馆与漓泉酒楼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依约履行。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于2003年12月23日，北京市景山宾馆、漓泉酒楼、甘雨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北京市景山宾馆与漓泉酒楼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均由甘雨公司履行。2005年8月，北京市景山宾馆企业改制，名称变更为飞达景山宾馆。后甘雨公司以飞达景山宾馆的名义对外经营，双方继续履行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2006年1月19日，飞达公司、甘雨公司与涉诉房屋的产权人东华管理协会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了原、被告之间形成单一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甘雨公司在涉诉房屋成立新的公司，甘雨公司对涉诉房屋有转租权。原、被告均应当按照上述协议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为将涉案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延长至2035年。根据现有证据，被告提交的2006年12月22日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中，“2017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同意仍沿用2001年12月3日原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合同有效期2017年12月3日至2035年12月3日止”的内容为手写，且该手写内容上仅加盖了被告公章，并未加盖原告公章，原告亦不予认可，故被告以此主张双方对租赁期限延长至2035年达成一致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影印件及对该影印件的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影印件与甘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雨出示给公证员的文件的原本相符。该影印件及公证书无法证明其上加盖的飞达景山宾馆的财务章及原告作为主管单位加盖的公章的真伪。但从被告提交的2006年9月21日，飞达景山宾馆向文阁公司出具的《更正并还款的通知》的内容看，飞达景山宾馆确实向文阁公司陈述了其向被告发送过《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且该通知约定，飞达景山宾馆同意2017年12月3日合同到期后，与甘雨公司开始第二阶段租赁合作，租期18年，自2017年12月3日至2035年12月2日止。该《更正并还款的通知》与被告提交的《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相印证。另，该通知中亦陈述了对飞达景山宾馆与文阁公司、归禾公司之间的往来借款如何处理的事宜，该往来借款的情况在2005年11月23日飞达公司、飞达景山宾馆至甘雨公司的函中及2005年12月16日飞达公司、飞达景山宾馆与甘雨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亦多次提及。综上，该《更正并还款的通知》内容上的真实性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告对《更正并还款的通知》上加盖的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真伪不申请鉴定，仅表示该财务章实为由被告持有，且当时的出租方已变更为原告，不可能以飞达景山宾馆的名义向文阁公司出具通知。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原告主张飞达景山宾馆的财务章由被告持有，但其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从证人证言看，冯琦仅表示其不持有飞达景山宾馆的财务章，于彦慧表示将北京市景山宾馆的财务章移交给了东华漓泉酒店，对于后续财务章是否移交等情况不知情，且移交工作亦无法提供相关手续。从该证言并不能认定被告持有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事实。另一方面，该《更正并还款的通知》系飞达景山宾馆向文阁公司出具的关于双方往来借款如何处理的通知，与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当时飞达景山宾馆并未注销，其向文阁公司出具涉及双方往来借款的通知并无不妥，与涉案合同的出租方是否变更并无关联。鉴于原告未对《更正并还款的通知》上加盖的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真伪申请鉴定，亦未提供其他相反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根据该《更正并还款的通知》所述，飞达景山宾馆确实向甘雨公司发送了《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另从被告提交的多份加盖有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文件看，加盖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的文件不仅限于财务往来事宜，还涉及到安全检查、消防检查等多方面，可见在双方往来函件中加盖飞达景山宾馆财务章，亦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再从出租方的主体沿革看，出租方处于改制期间，飞达公司曾作为飞达景山宾馆的主管单位，与飞达景山宾馆共同向甘雨公司出具过函件，其行文与《关于企业改制人员遣散及延长合同的通知》一致，亦是飞达公司作为主管单位加盖公章。综上，本院认为，将涉案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延长至2035年，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对于合同期限于到期后延续18年的意思表示与我国合同法关于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的规定不符，故该约定二十年之内的部分有效，超过二十年的部分当属无效。另鉴于涉案合同于2001年12月3日签订，至今尚未到期，故原告主张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于2017年12月3日到期终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腾退涉案房屋并支付逾期腾房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生效判决已确认甘雨公司与新景山宾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新景山宾馆与文阁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且上述合同均在履行期内，原告以其与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到期终止为由要求新景山宾馆及文阁公司腾退房屋，缺乏依据，原告要求新景山宾馆与被告连带支付逾期腾房的占有使用费，缺乏依据，对于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移动集团与原告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就腾退租赁房屋事宜应另行解决，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34元，由原告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鉴定费103600元，由原告北京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已交纳），鉴定人出庭费2000元，由被告北京甘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晓彤审 判 员  王 亮人民陪审员  潘和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陈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