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23民初2965号原告：上高县惠珍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高县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3309102806。法定代表人：舒惠玲，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雨薇，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竑宇，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高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城兰家大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3698454986D。负责人：邓习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大钊，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玥，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何某，女，1969年6月25日生，汉族，上高县人，住江西省上高县，系死者妻子。第三人：刘佳荷，女，1997年8月29日生，汉族，上高县人，住江西省上高县，系死者女儿。第三人：刘佳杰，男，2007年3月14日生，汉族，上高县人，住江西省上高县，系死者儿子。法定监护人：何某，女，1969年6月25日生，汉族，上高县人，住江西省上高县。原告上高县惠珍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珍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高支公司（以下简称上高人寿公司）、第三人何某、刘佳荷、刘佳杰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惠珍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雨薇、王竑宇，被告上高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大钊、洪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某、刘佳荷、刘佳杰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惠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高支公司支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金400000（肆拾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8月10日，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每人保险金额400000元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项目，保险期间为2019年8月10日至2020年8月9日。原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交付了七千五百元的保险费，2019年8月10日保险合同生效。2019年8月16日，被保险人刘桂根在工作场合意外身亡，上高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及上高县公安局塔下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其死因为猝死（非疾病）。本起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9年8月17日向被告公司报案，并请求被告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按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被告应给付身故保险金400000元，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不赔付。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述各项诉求。被告上高人寿公司辩称，一、保险合同问题。原告为其员工刘桂根在被告处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意外身故每人保险金额为4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8月10日0时至2020年8月9日24时。二、原告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首先，案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属于人身保险合同之一种，鉴于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已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故在处理作为遗产的案涉保险金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修正）》（以下简称“保险法”）第95条第1项的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业务的一种，鉴于案涉保险合同中涉及刘桂根的部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均为且只有刘桂根一人，则根据《保险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此时应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结合该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则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应视为被保险人刘桂根的遗产，故在处理作为遗产的案涉保险金时应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其次，案涉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刘桂根的遗产，其法定继承人行使权利的基础在于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继承权，而非保险金请求权。故此，案涉第三人的身份是被保险人刘桂根的继承人，是对该份保单拥有某种权利的人，但非保单受益人，其行权基础在于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继承权，而非保险金请求权。最后，因继承关系而产生的给付请求权不得转让，案涉《授权委托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一方面，如前所述，作为案涉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刘桂根的法定继承人的案涉第三人其请求权基础在于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继承权，而非保险金请求权，则《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虽然规定了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但因其所指乃是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而非本案所涉的因继承关系所生的给付请求权的转让，则于此不能适用。虽然继承权是一种财产权，但它是一种带有人身关系性质的财产权，是以当事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关系为存在基础的，它与特定当事人的身份关系紧密相连，如婚姻、血缘关系为等，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因此，权利主体处分继承权不能像处分其他财产权利一样享有完全自主的处分权，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使继承权发生转移的效力，继承人或行权或放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条、第73条第1款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的规定可知，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中即囊括了以特定身份为基础的债权，例如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以及因继承关系而产生的给付之债等，而基于继承关系产生的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遗产给付之债）自不能通过转让而实现。本案中，被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特此授权上高县慧珍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代为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提起保险纠纷之诉，所得保险金直接转至上高县慧珍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的约定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而归于无效。另一方面，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案涉诉讼亦与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不符，根据代理的特征及该《授权委托书》所载，原告作为受托人是受到案涉第三人的授权代为提起诉讼，则二者之间应系代理关系，其应以作为委托人的第三人的名义起诉，而非以自身名义起诉，原告以自身名义起诉缺乏法律依据及合同约定。三、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答辩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首先，原告无法证明被保险人刘桂根系因意外伤害而身故。一般而言，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项下，构成保险责任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一是意外伤害行为；二是被保险人残疾或身故的损害结果；三是意外伤害行为与被保险人残疾或身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原因或近因。本案而言，是否构成保险责任的主要争议点有二：一者是否存在意外伤害；二者意外伤害与被保险人的身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以下分而述之：一方面，就意外伤害行为而言，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意外伤害行为。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系就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而言,指伤害事件的发生是被保险人事先没有预见到的,或者违背被保险人主观意愿的，是乃突发的、非本意的；伤害则是指人的身体受到侵害的客观事实，而该等伤害乃因突然发生的外来致害物所致，又乃外来的、非疾病的。然而，综合原告业已提交的证据，原告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意外伤害行为：一者原告提交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指被保险人刘桂根的死因为猝死，但上高县公安局塔下派出所于2019年8月19日开具的《死亡证明》，指其死亡原因为中暑死亡，两者关于死因的认定不一致，而被保险人刘桂根的家属亦不同意对死者做尸体解剖检验，其死因为何尚无法确定，更无从证明本案是否存在意外伤害行为。二者根据被保险人刘桂根的工友所述，由于该班工友所从事的乃锅炉工工作，平时一般都是晚上上班，而事发当日，被保险人刘桂根于下午一点钟即开始上班，当日当地气温于三十度之上，其工作环境亦属于高温环境，在此情形下，被保险人刘桂根仍连续工作三个小时，其应当预见持续高温工作所发生危险的可能，这与非本意的意外特征不符。另一方面，就因果关系而言，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意外伤害与被保险人刘桂根的身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被保险人刘桂根非因意外伤害而身故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保险人系因意外伤害而身故，反向而言，被保险人刘桂根的死亡结果亦无法排除非因意外伤害所致，既死因为何未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又何能排除非因意外伤害之可能。本案中，事发当日，被保险人一改往日正常工作的时间，在高温天气、高温环境、高温时段下连续工作三小时之久，被保险人自身应预见发生危险之高度可能，而原告亦未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被保险人刘桂根被发现时也已倒下失去了呼吸，即被发现时早已死亡，如此而言，孰乃意外？孰乃人祸？最后，原告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保险人刘桂根系因意外伤害而身故，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案涉保险事故的事实无法查明，其诉请依法应予以驳回。第三人何某、刘佳荷、刘佳杰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10日，原告惠珍公司在被告上高人寿公司购买了一份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号为6627052019360923000001，保险期间为2019年8月10日至2020年8月9日，投保人为原告惠珍公司，被保险人为刘贵（桂）根等9名原告惠珍公司的员工，受益人为9名员工本人，保险金限额为意外医疗40000元/人，意外身故、残疾400000元/人，原告公司缴纳保险费7500元。2019年8月16日下午4时许，刘桂根在原告惠珍公司工作时，被人发现身体倒地，经确认已停止呼吸。2019年8月19日上高县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写明死亡原因为猝死。上高县公安局塔下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写明死亡原因为其他原因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惠珍公司赔付刘桂根的家属何某、刘佳荷、刘佳杰包括垫付的保险金在内共计1100000元后何某、刘佳荷、刘佳杰向原告惠珍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原告惠珍公司代为向被告提起保险纠纷之诉，所得保险金直接转至原告惠珍公司的账户。随后，原告惠珍公司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单》约定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身故保险金400000元未果，故导致纠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中，原告惠珍公司与刘贵根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其作为投保人与被告保险公司订立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即在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系同一人而被保险人死亡未有其他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便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遗产作为纯财产性权益，当然可以自由转让。本案中，由于刘桂根系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刘桂根在工作中死亡后未有其他受益人时，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其法定继承人即其配偶、儿子、女儿为遗产继承人，原告惠珍公司向刘桂根的上述继承人支付赔偿款后，刘桂根的继承人向原告公司出具委托书实际上是债权转让承诺书，同意原告惠珍公司为刘桂根购买的保险合同意外伤亡保额400000元赔偿款由原告公司领取赔款，即刘桂根继承人作为遗产继承人将刘桂根400000元意外身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原告惠珍公司，该保险金请求权系纯财产性质的权利，可以进行转让。同时，原告惠珍公司作为投保人，其目的是工人发生意外伤害时得到保险赔偿，以减轻其公司的赔偿风险。当被保险人意外身亡后，原告惠珍公司就死亡赔偿向被保险人亲属足额支付，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原告惠珍公司，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原告惠珍公司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因此原告惠珍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起诉被告保险公司并无不当，故对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惠珍公司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的分析可知，被保险人刘贵根确系在工作时突发死亡，死亡前未曾发现其有任何不适症状，亦未发现系他人侵害所致，被其他工友发现时已经倒地且无呼吸，事发突然且时间短，符合《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9条规定的“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的情形，且与上高县人民医院认定的死亡原因为“猝死”并不相悖，故本院对被告保险公司辩称被保险人刘贵根不是因意外伤害而身故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告惠珍公司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按约定支付保险金400000元，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高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上高县惠珍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保险金4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高支公司负担。义务人在本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其义务的，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应递交申请执行书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证据或线索材料。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晏胜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胡建伟书记员肖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