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4民初5763号原告：付强，男，197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上海恒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万明球，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美尔基安高压阀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DR.SCHWARZOLIVER,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悦良，上海芮德渱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豪，上海芮德渱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强与被告万明球、第三人美尔基安高压阀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尔基安公司)其他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被告万明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第三人美尔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悦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将其从第三人处代原告领取的佣金合计432,816元返还给原告，并支付原告相应利息(以第一笔佣金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6%，支付自2014年1月17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利息；以第二笔佣金132,816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2月16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07年起为第三人做市场推广及客户维护服务工作，双方约定第三人按年度根据销售回款向原告支付服务佣金，佣金比例为销售业绩的5%，另外第三人也会支付原告支出的业务招待费，2013年左右每年的标准基本在8万至10万元。第三人在2013年度应支付原告的佣金大致为60万至70万，其中包含了2012年度销售回款计算的佣金。第三人已于2013年9月25日支付原告2013年上半年度佣金30万元。至2013年12月初，时任第三人总经理的被告告知原告，为方便第三人财务审计，原告佣金由被告代为领取后再支付给原告。2013年12月19日，被告从第三人处领取原告2013年下半年度佣金30万元现金，后于2014年1月17日将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并告知原告此是2013年度部分佣金。2016年10月，被告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表示其2014年1月17日转账给原告的30万元系借款而并非第三人支付的佣金，后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支持被告的主张，判令原告应返还被告。因原告一直认为2014年1月17日被告转账给原告的30万元系支付2013年度佣金，现生效判决认定该笔钱款系借款，故被告实际并未将2013年12月19日从第三人处代原告领取2013年度佣金交付给原告。另外，在前案诉讼阶段，原告发现被告于2015年1月23日曾从第三人处代原告领取2014年度全年佣金244,575元，然被告仅在2015年2月16日向原告银行转账部分佣金111,759元，并未将剩余部分交付给原告。为此提出本案诉请。万明球辩称，第三人就原告的佣金一般是在次年的第一季度与原告结算，结算方式包括转账、现金及报销客户费用，在被告担任第三人总经理期间从未听说除佣金外第三人会另行支付原告客户的业务招待费用。2013年，原告因资金紧张故提出提前结算该年度佣金，为此除使用第三人财务处的现金备用金结算了部分佣金外，被告还曾个人垫付了部分佣金给原告，但均是陆续支付原告，时间跨度至2014年度，第三人财务在2013年12月19日以支付原告佣金名义至银行提取了30万元现金作为备用金即是为支付原告2013年度佣金，故原告主张的2013年下半年度的佣金已结算完毕，被告垫付的相关款项也已与第三人结算清楚。关于原告2014年度佣金244,575元，当时第三人委托被告转交原告并于2015年1月26日转入被告账户，之前被告于2015年1月12日已垫付5万元给原告后再与第三人结算，另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2日及2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原告5万元及111,759元，差额部分32,186元除冲抵原告30万元借款的利息24,000元外，其余部分为差旅费用由双方协商扣除，故就2014年度原告佣金，原被告之间亦已结算完毕。被告认为，本案中，原告并未委托被告代为领取佣金，如第三人委托被告支付原告佣金，被告未支付，原告仍应当向第三人直接主张。被告从第三人处离职时已经过离职审计并签署离职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作为劳动者已无任何需要说明及担责事项，如果第三人认为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款项争议的，应当另行提起劳动仲裁。故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在前案诉讼中，被告向原告主张返还借款30万元，双方就该笔借款交涉期间原告从未提出过佣金问题，如果被告以原告名义领取该笔佣金，原告未发现，不符合常理。且原告在长达多年的时间内未主张过2013年度的佣金，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应支付原告服务费用的相关合同约定、佣金争议年度原告所负责客户的销售数据等均为原告和第三人所掌握，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美尔基安公司述称，原告自2007起为第三人从事客户推广，第三人按年度向原告支付佣金，同时亦会为原告报销业务招待费在内的部分费用，均是涉及安瑞科公司。2011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被告在第三人处担任总经理。被告与原告私人关系较好，经常替原告领取佣金，原告亦予认可。2013年9月25日，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至原告指定的上海臻泰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了原告2013年上半年度的佣金30万元。2013年12月19日，被告临时告知第三人财务表示原告急需现金，因此前被告多次代原告领取佣金，故第三人从银行提取372,234元现金交给被告，包括原告2013年下半年度的佣金30万元及给案外人安瑞科公司的72,234元，其中的30万元第三人实际于2013年6月27日从企业成本费用中预先列支并制作了记账凭证，但并未从银行取出，72,234元亦是采取同样方式，直至2013年12月19日才去银行提取上述两笔现金交给被告，由被告在2013年12月19日《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签收栏中签字确认收到，上述30万元应支付给原告，72,234元应支付给安瑞科公司，该公司目前未向第三人主张，可以认为被告已转交。2015年1月23日，被告代原告从第三人处申领2014年度佣金244,575元，第三人于同年1月26日将钱款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原告对以上两次被告代领佣金行为均予以确认,因第三人已向被告足额支付原告佣金，原告在确认被告代领上述佣金后，没有向第三人提出异议，第三人默认被告将上述款项交予原告，如果法院查明被告未将上述两笔佣金支付给原告，则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佣金并支付利息，第三人亦保留追究被告职务侵占刑事责任的权利。第三人认为，在其处任何费用的支出均需填写《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为精简财务表格，领取现金时不再另行制作现金签收单，而是统一要求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签收栏处签字确认，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领取款项的，因有银行流水证明，故不要求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签收栏处签字，但偶尔会有员工自发签字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第三人的代理服务商，为第三人从事市场推广和客户维系服务工作，主要联系客户为“安瑞科(ENRIC)公司”。被告于2011年3月1日至第三人处工作，担任总经理一职，于2015年5月21日从第三人处离职，根据双方2015年5月21日签署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公司确认并同意劳动者已经通过离职审计，无任何需要说明及担责事项。2012年4月16日，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佣金230,000元。2012年5月23日，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佣金112,689元。2012年12月25日，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佣金300,000元。上述三笔付款所对应的《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下部的“批准”栏均由被告签字确认，“签收”栏空白。对该三笔费用，原告及第三人确认，第一笔为原告2011年度佣金，第二、三笔为原告2012年度佣金，被告则认为根据上述款项支付日期，可以证明其均是原告2012年度，该年度原告佣金应已经支付完毕。第三人提供2013年6月27日的《转账凭证》一份，记载：摘要-预提臻泰服务费，会计科目-销售部营业费用/服务费，借方金额-30万元；摘要-预提臻泰服务费，会计科目-预提费用，贷方金额-30万元。第三人主张该《转账凭证》实为记账凭证，该笔30万元在2013年6月27日预提后，于2013年12月19日由第三人财务开具支票并至银行提取现金交与被告转付原告2013年下半年度佣金。第三人处2013年12月19日《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显示，单据名称的“付款”两字上有“√”，其起笔于“银行”与“付款”两词中间空白处；单据内容记载两项：分别为“PaytoFuQiang”“PaytoEnric”，金额则分别为300,000元、72,234元；单据下部有“制单”“批准”“复核”“签收”“过账”五个栏目，其中“制单”人栏打印为“Walter”，“批准”及“签收”栏处均为被告签字(被告的英文签字为“Walter”)；其余两栏空白。上述《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对应《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支票存根》，记载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19日，金额为372,234元，“收款人”“附加信息”“用途”栏空白；对应《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支票》，金额为372,234元，支票背面附加信息记载：XXXXXXXX取款，第三人处经办人为蒋莉；对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对账单显示，日期：2013年12月19日、借方：372,234元、摘要：差旅费。根据第三人制作的2013年12月25日《浦银记账凭证》记载,摘要：支付付强服务费，会计科目：预提费用，借方金额：300,000元；摘要：支付安瑞科服务费，会计科目：预提费用，借方金额：72,234元；摘要：支付安瑞科服务费等，会计科目：银行存款/人民币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贷方金额：372,234元。第三人表示：第三人从银行提取现金超过20,000元的均会备注为“差旅费”；当时根据被告要求，第三人财务蒋莉从银行提取现金372,234元后交给被告，被告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批准栏签字系履行总经理职务行为，在签收栏处签字则表示其个人已代原告领取2013年佣金30万元及代案外人安瑞科公司领取服务费72,234元且均为现金，因为根据第三人财务操作流程，如非收取现金则无需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的签收栏内签字；至于该《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名称处打钩的含义目前已无法确认，根据第三人会计蒋莉的回忆，推断当时出纳林海英是为了在制作记账凭证时能明确款项的来源即贷方是“银行存款”还是“现金库存”。被告则表示其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上的签收栏签字仅代表其作为总经理确认该款项进入第三人保管销售备用金的保险箱内，而非其个人收取了现金。第三人另提供有其处2013年9月22日的《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单据内容记载为“支付臻泰公司(付强)ENRIC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金额为300,000元，“制单”栏记载付强、“批准”栏由被告签字、“复核”“签收”“过账”栏无记录。上述《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对应《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浦发上海杨高北路支行)借记通知》，记载交易日期为2013年9月25日，付款人为第三人，收款人为上海臻泰实业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30万元；对应第三人制作的2013年9月27日《浦银记账凭证》记载：摘要-支付付强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会计科目-销售部营业费用/服务费，借方金额：300,000元；摘要-支付付强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会计科目-银行存款/人民币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贷方金额：30万元。原告及第三人确认该款系直接转账至原告指定账户，以支付原告2013年上半年服务费。对此被告认为第三人提供的2013年6月27日《转账凭证》记载的摘要内容、金额与该笔2013年9月22日的转账付款内容、金额相符，与第三人主张对应的2013年12月19日提款记账记载的摘要、会计科目反而不相符，故第三人的相关陈述缺乏依据。2014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存现30万元。2015年1月26日，第三人向被告浦发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44,575元。该笔转账支付对应第三人处《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记载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内容：“付强2014年度ENRIC销售佣金(4,891,504.29*5%=244,575)”，金额为244,575元，其制单人为被告、批准栏处由被告签字、签收栏处无签字，单据名称上无打钩。2015年2月2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50,000元。被告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2014年度部分佣金。原告则主张该款项发生于春节时节，系每年拜访客户的业务费支出，并非2014年度佣金。2015年2月16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111,759元。原被告确认该笔款项系原告2014年度部分佣金。另查，2016年10月被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方归还2014年1月17日交付的借款3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案号为(2017)沪0104民初392号。该案诉讼中，原告方抗辩称2014年1月17日收到被告30万元系被告代原告领取的第三人支付的2013年度佣金，之后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借据》中载明的借款实际并未交付，故不同意被告请求。该案一审查明，2014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的银行账户存现30万元。2015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据》，内容为：“今收到被告借款￥300,000(叁拾万元整)，到2015年12月31日连本金和利息一起结清。”。2015年被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6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钱款有什么进展？”原告回复：“准备打官司了。”同年6月1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你是否可从其它途径筹措钱款？”原告回复：“在想办法，老大。”同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付强，我不想老是向你催款，相信你也在努力。你有钱款就先还点，我这边缺钱用的窘况，你同样经历过。别的也不多说，相互理解和支持吧。”原告回复：“老大，我知道的，客户答应的又不兑现，在准备打官司呢！我一直在想办法，谢谢理解”。同年11月1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付强，能给个准信什么时候能还上叁拾万借款？我也急等用！谢谢”原告回复：“万总，最近怎么样啊？还想给你打电话来的，明天通话吧！”被告回复：“你给我个计划，准信，我计划好”。同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内容为：“万总，我出差刚刚回来，晚些给您通话”。同年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电话很忙”原告回复：“要不您哪天方便见面聊也可以，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同年1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没懂你的逻辑。已友情支持你两年了。我到迫不得以境况，才开口要你还借款。你还是请别的朋友帮忙吧。谢谢理解。”同年11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有什么进展？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同年1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一个月又快过去了，能筹措到资金吗？”原告回复：“老大，木有啊”被告回复：“你总得去找其他人吧，我也急用啊”原告回复：“能想到的都想了，房子也抵押贷了，目前还没有出处”被告回复：“有多少先还多少，我也要应急用！”原告回复：“问过了，都没有”被告回复：“你信了？看来真心实意帮过你的也就是我一人了。这世道真是不待见善缘。”原告回复：“大哥，我已是比亚迪合格供应商，给他们做特种车辆液压系统，一年翻身有望，有些事我心里有数，希望一起东山再起”。2017年6月28日，本院一审判决认为2014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存现30万元系原告方借款，故判令原告方归还上述借款并按年利率6%支付该借款自2016年1月1日起的利息。后原告方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号为(2017)沪01民终10708号。本案审理中，被告另提交如下材料：1.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付强交来会议费壹万元整。”，落款为“李辉2013.5.25”。被告主张李辉系原告负责客户的工作人员，付强何时从第三人处领取需要第三人提供，该笔款项系第三人预支的原告2013年度部分佣金，从2013年12月19日的30万元中结算。对此，原告表示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则表示未找到与此款相关的原始凭证，原告未向第三人报销过该费用，第三人也无法确认被告是否曾以原告名义报销，即使有报销也与原告佣金无关。2.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MHA(中国)Enric年底费用人民币伍万圆整”，落款为“付强2004.1.7”。被告主张其实际签收时间为2014年1月7日，该笔款项亦是原告2013年度部分佣金，从2013年12月19日的30万元中结算。对此，原告认为该笔款项系拜访安瑞科公司的费用，并非收取佣金，第三人则认为其未向原告支付过该费用，但被告曾于2014年1月26日向第三人报销53,161元，第三人无法确认两者是否有关。3.第三人《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一份，记载日期为“1/12”，,金额为50,000元，签收栏处有原告签字、无日期,制单、批准、复核栏空白。被告主张该笔款项付款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系被告垫付50,000元现金支付原告2014年度部分佣金，之后在第三人2015年1月26日转账的244,575元中予以结算，使用的付款申请单系随手拿取，未计入公司账册。原告则主张该付款申请单未记载年份，无法确认是哪一年签收，从其日期来看亦是春节拜访客户费用而非佣金，且该费用系从第三人处领取并非从被告处领取，同时其也证明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签收栏内签字既是代表收到现金。第三人则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其是原被告之间个人的经济往来，与第三人无关，但可以证明在被告意识中第三人的申请单除申请付款外，还可作为现金收条签收。4.卡号为XXXXXXXXXXXXXXX的上海浦发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4月15日该卡号向原告银行转账67,150元、2013年8月30日向原告银行转账50,000元、2014年1月24日向原告银行转账31,100元、2014年8月29日向原告银行转账40,000元,另显示2014年10月9日该卡号交易30,000元，2014年12月17日该卡号交易40,000元。被告主张以上款项均为被告代第三人向原告垫付的佣金且均与第三人结算清楚，其中2014年10月9日、12月17日两笔款项系以现金形式交给原告。原告则表示确认收到以银行转账形式收到的四笔款项，其中2013年4月15日款项系安瑞科公司更换领导后的拜访费用，其余三笔根据时间节点系中秋节及春节期间拜访费用，未收到所谓以现金形式支付的两笔费用，与原告无关。第三人则表示该银行交易记录反映的原被告交易情况均是个人经济来往，与第三人无关。在案第三人提供其财务经理蒋莉经过公证的证词，蒋莉陈述证词主要内容为：2013年12月19日，被告告知蒋莉及出纳林海英，其将代原告及安瑞科(廊坊)能源装备集成有限公司领取部分佣金。因原告急需现金，故被告向第三人表示希望从第三人处直接提取现金，再将现金转交给原告。此前原告与被告私人关系较好，被告亦多次代原告领取佣金。故被告根据公司请款流程制作了《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并批准签字后交给蒋莉复核，蒋莉复核后将《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交给林海英。因被告要求提取的款项合计372,234元，第三人处备用金不够，故林海英填制金额为372,234元的现金支票，由蒋莉至银行取款，蒋莉在领取372,234元现金后回到第三人处，并将现金交给被告，被告核对金额后在《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中签收栏处签字。此后，第三人数次向原告支付过佣金，但原告从未向蒋莉提及该30万元佣金的事情，故蒋莉认为被告已将该笔代领的佣金交付给原告了。2017年12月，原告向第三人德国总部询问30万元佣金去向，蒋莉意识到被告可能并未向原告转交代领的佣金。另在案，第三人提供其2013、2014年度有关安瑞科公司的销售额统计，第三人主张2013年度安瑞科公司相关销售额为9,808,178.63元，按5%的佣金比例，原告应得佣金为490，408元，第三人分别通过2013年9月转账给原告30万元及2013年12月交付被告现金30万元转付原告方式支付完毕，其中包括了2012年度的部分佣金。2014年度安瑞科公司相关销售额为4,891,594.27元，按5%的佣金比例，原告应得佣金为244,575元，第三人也已交付被告转付。对此被告认为，对于销售额统计第三人应提供完整财务凭证，同时原告及第三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2012年度的佣金在2013年9月才支付，故原告2013年度的佣金应为49万余元而非60万元，第三人在2013年9月25日已支付原告2013年上半年度的佣金30万元，该年度原告剩余佣金为19万余元，故可以证明第三人于2013年12月19日提取的30万元并非全部用于支付原告佣金。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劳动关系解除协议、《现金/银行付款申请单》、记账凭证、支票及存根、回单、银行交易明细、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截屏、收据、公证书等证据材料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首先，原告系为第三人从事客户服务的第三人合作方而非第三人职员，就原告为第三人提供服务过程中，第三人除应支付其佣金外尚需支付原告或为原告报销何种费用，在案原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供相应的合同约定予以证明，以致发生相关款项给付性质的争议。其次，争议所涉款项发生之时被告系第三人职员，就被告为原告代领第三人所应支付的佣金等事宜，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亦无书面协议约定第三人支付及被告代领的方式和范围。故在缺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从第三人处领取相关款项支付给原告仍属于其履行第三人之职务行为，而非基于与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据此，根据在案当事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代领其佣金后未给付的事实。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所涉纠纷实为债权纠纷，原告如认为其2013年、2014年度应获得的佣金未足额获得，其应向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如认为被告存在从其处领取原告佣金予以侵占的事实，则可依法追究被告的相应法律责任。综上，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所侵占财产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付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80元，减半收取计4,540元(付强已预缴)，由付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谢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