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监526号申诉人（申请执行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法定代表人：顾永东，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天元，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迪之，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19层。法定代表人：黎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鹏飞，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海南万泉热带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海政小区玉海南路农贸产品批发市场。法定代表人：黎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鹏飞，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海南分行）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2019）琼执复77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77号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在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国开行海南分行与被执行人海南万泉热带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泉公司）、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建信公司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撤销该院（2019）琼01执恢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驳回国开行海南分行的执行申请。海口中院查明，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03年2月21日作出（200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8号判决）。该判决主要内容为：一、万泉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国开行海南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74万元及该款自2002年12月21日起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罚息标准计付）；二、建信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建信公司承担上述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万泉公司追偿。2003年3月19日，该院以（2003）海中法执字第62号立案执行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该院于2003年4月22日终结了该案的执行。2019年2月15日，该院以（2019）琼01执恢6号立案恢复执行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2月21日，该院向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执行标的：借款本金人民币（下同）374万元，利息9270408.416元。负担执行费用90567.35元。海口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国开行海南分行是否有权申请恢复执行该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二、逾期还款利息问题。本案中，建信公司在异议中以国开行海南分行对案涉债务已给予免除及法院已终结对该笔债务的执行，且期限已超过十年，主张不应恢复该案的执行。因建信公司未能提供国开行海南分行对案涉债务已给予免除的证据，且国开行海南分行也否认对案涉债务已给予免除。故，建信公司及万泉公司对案涉债务仍负有清偿义务。该院（2003）海中法执字第62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62号裁定）以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终结了该案的执行。该民事裁定证实，该案的终结是基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法条第二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限的限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国开行海南分行在法院终结案件执行后，发现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时申请恢复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对此，建信公司在焦点一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关于焦点二，逾期还款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根据该法律规定，建信公司及万泉公司逾期清偿金钱给付债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该院向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发出的执行通知书中的利息数额为暂计数额，建信公司对暂计利息数额有异议，可向该院申请依法评估核算。该院对利息暂计数额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建信公司的异议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海口中院作出（2019）琼01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106号裁定），驳回建信公司的异议请求。建信公司不服海口中院106号裁定，向海南高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海口中院106号裁定及（2019）琼01执恢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依法驳回国开行海南分行的执行申请。事实和理由：（一）海口中院异议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建信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首先，本案的基本事实为：琼海市农贸产品交易批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琼海公司）是海南建信实业开发公司（后更名为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1995年，琼海公司开发建设的琼海市农贸产品交易批发中心市场项目是琼海市政府城乡重点基础设施和城市菜篮子工程项目。后琼海公司为解决项目工程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特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1996年8月19日，国家开发银行与琼海公司在北京市签订了总9662045号《借款合同》，约定琼海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借款人民币1400万元，期限4年，即从1996年8月起至2000年8月止；利率按年息14.94%计算，按季结算，到期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利率调整，按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同日，国家开发银行与琼海公司、建信公司三方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建信公司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和有关费用。2001年10月29日，该三方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名称变更协议》，约定国家开发银行同意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由琼海公司变更为万泉公司。2002年11月，基于上述借款款项全部用于建设琼海农贸市场项目和当时三农企业贷款的优惠政策环境，国家开发银行愿意针对该笔贷款给予部分豁免。对此，国家开发银行和万泉公司、建信公司于2002年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在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筹措450万元现金归还国家开发银行后，国家开发银行豁免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尚欠的剩余本金和利息，即本金374万元及该款自2002年12月21日起的利息。为使豁免债务达到出表核销的目的，国家开发银行决定采取诉讼、执行、终止执行的方案办理核销手续，即由国家开发银行依法向法院起诉诉请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在诉讼中由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筹措450万元现金归还给国家开发银行，待取得生效判决后，由国家开发银行向法院申请执行，而后国家开发银行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自行申请终止执行程序，从而达到豁免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的剩余还款义务的目的。国家开发银行提出该方案后，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基于对国家开发银行的信任，同意了该方案，并配合参与诉讼，履行还款义务。国家开发银行也按照该约定方案办理了终止执行的相关手续。具体过程如下：1.三方签订关于变更诉讼管辖法院的协议（2002年8月22日）；2.国家开发银行提起诉讼（2002年12月4日）；3.万泉公司归还贷款本金226万元及利息223.5万元（2002年12月31日）；4.海口中院作出18号判决，判决：万泉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偿还贷款本金374万元及该款自2002年12月21日起的利息（2003年2月21日），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没有提起上诉，一审判决生效；5.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强制执行（2003年3月19日），并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自行申请终止强制执行程序，2003年4月22日，海口中院作出62号裁定，终结执行18号判决。同时，与上述事实相呼应的是，在2003年办理终止执行手续的时点，建信公司和万泉公司有大量资产（银行存款、不动产等），根本不存在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形。与此同时，罗牛山农场（已改制为罗牛山集团公司）也存在一笔国家开发银行以同样操作方式减免的三农企业贷款。自2003年终结执行后十余年间，国家开发银行从未履行任何催收义务，而在此期间建信公司和万泉公司有大量资产足以偿债。可见，国家开发银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已达成上述口头协议，且已实际履行。因此，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已不欠付国家开发银行任何借款本金和利息。建信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亦相互充分佐证了该笔贷款豁免之实。可见，海口中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其次，海口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认定国开行海南分行恢复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可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等不适用本案。第二，海口中院依据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六项规定作出62号裁定，终结执行18号判决，并载明权利人在本案终结后十年内，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向该院申请重新立案执行。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相关规定，中止执行案件可以依法恢复执行，而终结执行案件未明确规定恢复执行程序。而且，即便根据海口中院62号裁定，认定本案申请恢复执行时效为十年，国开行海南分行也应于2013年前提出恢复执行申请，国开行海南分行于2019年提出恢复执行申请超出了期限。（二）海口中院执行异议审查程序违法，依法应撤销其作出的异议裁定。本案明显属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情形，依法应当进行听证，但海口中院并未组织听证，且忽视了建信公司申请本案相关经办人出庭作证的请求，便裁定驳回了建信公司的异议请求，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依法应撤销异议裁定。（三）国开行海南分行申请恢复执行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建信公司合法权益，其无权再依据生效的判决申请恢复执行。第一，如上所述，国家开发银行已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在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筹措450万元现金归还后，其豁免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尚欠的剩余本金及利息，且该口头协议已实际履行。因此，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已不欠付国家开发银行任何借款本金和利息。国家开发银行因自身原因未办理完毕内部核销手续，现又依据生效判决要求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支付本金374万元及利息，该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建信公司合法权益。第二，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基于合理的信赖，相信该笔债务已经结清，因此，在此后十余年间才从未向国家开发银行、法院要求履行该笔债务。另外，海口中院62号裁定特别载明：“裁定该院18号判决终结执行。权利人在本案终结执行后十年内，如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向该院申请重新立案执行。”然而，自2003年终结执行后十余年间，国家开发银行从未履行任何催收义务，从未要求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履行该笔债务，亦未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建信公司有理由相信案涉债务已被豁免，在主观、客观上均不存在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过错。建信公司是国有企业，且一直有偿债能力，如明知有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不可能不主动履行，而选择承担逾期罚息、复利及延迟履行利息的加重义务。国家开发银行明知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已被豁免，其因自身原因未完成内部核销手续，现为推卸管理责任，罔顾事实，申请恢复执行。造成该局面的过错方是国家开发银行，其无权要求万泉公司和建信公司支付该笔借款的本金、罚息、复利及迟延期间利息等。（四）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国开行海南分行仍有权申请恢复本案的执行，但其主张的逾期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利息亦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国开行海南分行计算逾期罚息及复利的依据是201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有关规定，其在计算逾期罚息时是按照该《通知》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最高利率50%来计算，并且逐日计算复利。而且，其在计算自2004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期间的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时，亦以上述规定标准计算。而该《通知》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仅供银行内部管理时使用，不应直接作为法院计算逾期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的依据。并且国开行海南分行按此标准主张的逾期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的平均年化利率已高达37.77%，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总9662045号《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利率调整，按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国开行海南分行主张的利息、罚息已远超过合同约定的标准。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8号）第一条、第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法释〔2009〕6号）的规定可知，2014年8月1日前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2014年8月1日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该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以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显而易见，国开行海南分行主张的逾期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国开行海南分行称，海口中院106号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应撤销。（一）建信公司称与国开行海南分行通过口头协议豁免其欠付本金374万及该款自2002年12月21日起的利息，与事实不符。国开行海南分行不会通过口头协议豁免银行债务，而建信公司始终都没有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终结。（二）海口中院执行异议审理程序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以书面审查为主，听证为辅。本案事实清楚，海口中院在进行书面审查，又通知双方人员到场询问了解情况后作出异议裁定，程序上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三）国开行海南分行要求建信公司按照海口中院18号判决、62号裁定内容及法律规定支付本金、利息以及迟延履行金，并无不当。国开行海南分行各项请求，均严格按照生效法律文书、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计算，并无不当。（四）清偿债务，履行生效法律判决是万泉公司的义务，建信公司应当主动履行。综上，请求驳回建信公司的全部复议请求。海南高院对海口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海南高院另查明，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诉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于2002年12月4日向海口中院提起诉讼。2002年12月31日，万泉公司向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偿还本金226万元，利息2235024.99元。2003年1月24日，海口中院立案受理该案。2003年2月21日，海口中院作出18号判决。2003年3月19日，海口中院立案执行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03）海中法执字第62号。2003年4月22日，海口中院作出62号裁定，裁定该院18号判决终结执行。同时载明，权利人在该案终结执行后十年内，如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向该院申请重新立案执行。随后，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于该月末向国家开发银行申报核销万泉公司剩余贷款本息3845796.79元。2003年5月20日，国家开发银行作出开行核销〔03〕003号《国家开发银行呆账损失核销通知书》，同意核销该笔贷款本息。2004年4月13日，国开行海南分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公证处向万泉公司寄送《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万泉公司清偿贷款本金374万元及贷款利息38.21万元。2004年8月10日，国开行海南分行向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作出《关于2003年呆账损失核销的报告》，载明：2003年该分行根据国家开发银行核销〔03〕003号、〔03〕011号、〔03〕015号、〔03〕021号核销通知书的要求，分别对万泉公司、海口市国营罗牛山农场等四家企业进行了呆账损失核销，其中对万泉公司核销贷款本息3845796.79元，并已于当年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再查明，建信公司的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万泉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建信公司须将年度整体资产状况刊登于公开媒体。在复议过程中，建信公司提供了刊登于《证券导报》上的2002至2017年该公司年度报告（其中缺少2007年、2010年、2012年年度报告）。上述年度报告显示，在报告期内，建信公司整体资产状况较好，没有资不抵债的情况。又查明，“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于2003年4月30日更名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2009年2月27日更名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2017年10月10日更名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国开行海南分行能否申请恢复执行其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海口中院2003年4月22日作出62号裁定，裁定该院18号判决终结执行。同时载明，权利人在该案终结执行后十年内，如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向该院申请重新立案执行。国开行海南分行2019年申请恢复执行已经超过该裁定所规定的十年期限，是否应受该时效期限的限制。对此，海南高院审判委员会2012年第21次会议决议认为,过去的终结执行裁定赋予申请执行人一定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此类案件，凡具备恢复执行立案条件，不受申请恢复执行期限的限制。因此，如仅从超过十年期限能否申请恢复执行这点来说，国开行海南分行是有权申请恢复执行的，建信公司主张国开行海南分行超过十年期限不能再申请恢复执行的复议理由不成立。但是，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能否恢复执行还要分析双方就国开行海南分行放弃追偿剩余债务是否达成口头协议并实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建信公司为了证明当年达成了国开行放弃案涉剩余债务的口头协议，提供了刊登于《证券导报》上的建信公司年度报告并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这些事实加上国开行海南分行明知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有财产却同意终结执行，国开行海南分行没有在十年之内申请恢复执行，以及国开行海南分行按海南高院的要求提交证据证明该行已核销案涉剩余债务的事实，可以确信双方当年就终结执行时案涉剩余债务达成了国开行海南分行放弃追偿的口头协议，这一事实有高度的可能性，故依法可认定该口头协议是真实的。具体分析如下：首先，2002年12月4日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提起诉讼，2002年12月31日万泉公司偿还部分本息，2003年1月24日海口中院立案受理,2003年2月21日海口中院作出判决,2003年3月19日海口中院立案执行，2003年4月22日海口中院裁定终结执行。原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分行随即于当月末向国家开发银行申报核销案涉剩余债务。从上述过程来看，时间上非常紧凑，双方明显存在相互配合的情形。其次，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建信公司的资产状况每年都在公开媒体上公布，对此，国开行海南分行不知晓的可能性极小。在建信公司有足够清偿案涉剩余债务的财产的情况下，国开行海南分行同意海口中院以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执行，明显不符合常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双方就案涉剩余债务达成了某种协议，对以此种方式结案存有默契。再次，2003年4月22日海口中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后，国开行海南分行随即于当月末向总行申请核销案涉剩余债务，并于当年对案涉剩余债务作了账务处理。在建信公司每年公开资产状况明显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国开行海南分行在海口中院终结裁定载明的十年期限内一直未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显然是以实际行动履行了相关口头协议。因此，可以认定双方曾就案涉剩余债务的处理达成了口头协议且已实际履行。现国开行海南分行违背该口头协议重新申请恢复执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恢复执行申请不具备立案条件。建信公司该项复议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海口中院受理国开行海南分行恢复执行申请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海口中院106号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规定，海南高院作出77号裁定：一、撤销海口中院106号裁定；二、驳回国开行海南分行恢复执行的申请。国开行海南分行不服海南高院77号裁定，向本院申诉称，（一）海南高院77号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双方就当年执行终结时案涉剩余债务达成国开行海南分行放弃追偿的口头协议，缺乏证据证明。1.海口中院以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作出62号裁定终结执行时，国开行海南分行并不知晓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国开行海南分行基于对法院公权力的信任，未对该裁定提出异议。况且，有财产并不代表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海南高院认定海口中院裁定终结执行的唯一合理解释是双方就剩余债务达成某种协议，不具说服力和公信力。而且，在国开行海南分行起诉前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向国开行海南分行发函称，公司基本没有盈余，经营难以为继，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国开行海南分行因此相信两公司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按计划偿还借款。2.国开行海南分行对万泉公司剩余债务申请核销并进行账务处理，并不代表放弃对外追讨，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国开行海南分行对已核销的呆账继续保留追索的权利，即使已核销的呆账，也要继续催收。（二）国开行海南分行从未与建信公司达成豁免剩余债务的口头协议，相反，一直在通过诉讼、强制执行等方式追讨。通过国开行海南分行提交的2004年、2005年向建信公司三次寄送的《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可以证实本案终结执行时，国开行海南分行并未豁免剩余债务，也未履行所谓口头协议。（三）在任何情况下，国开行海南分行都不可能通过口头协议豁免债务。国开行海南分行与建信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不可能通过口头方式豁免债务，即使双方经办人之间存在口头协议，也不能产生免除债务的法律效力。且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主体为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海南分行及工作人员没有对外减免企业债务的权限和授权。（四）海南高院77号裁定属于执行复议裁定，对于国开行海南分行主张的债权是否已通过口头协议豁免，属于实体审查范畴，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和复议审查范围，应通过另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海南高院77号裁定对此进行审查认定，损害国开行海南分行的权益。（五）法院应对建信公司逃废债务的行为进行依法打击。综上，请求：1.撤销海南高院77号裁定；2.恢复强制执行海口中院18号判决。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国开行海南分行关于恢复本案执行的申请应否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03年2月21日，海口中院作出18号判决，判令万泉公司向国开行海南分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建信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3年3月19日，海口中院以（2003）海中法执字第62号，立案执行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并于同年4月22日以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作出62号裁定，终结18号判决的执行。此后十余年间，国开行海南分行一直未向海口中院申请恢复本案的执行，直至2019年才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从本案应否恢复执行的具体情况看，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争议的核心在于，国开行海南分行与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是否曾于2002年达成豁免万泉公司、建信公司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口头协议并实际履行，双方当事人对此争议巨大。该事实直接决定本案应否恢复执行，并进而决定万泉公司、建信公司是否应当继续向国开行海南分行履行剩余债务，属于本案应予查明的基本事实。海南高院在未对该事实予以查明的情形下，以高度可能性为由认定该事实存在，并认定国开行海南分行关于恢复本案执行的申请不应予以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海南高院77号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执复77号执行裁定；二、本案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处理。审判长  薛贵忠审判员  邵长茂审判员  熊劲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盛强书记员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