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监242号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广西北海建成综合贸易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政工程处。被执行人：林明、马少波、陈绍兴、钱兴顺、段继寓、龚运禄、陈玉平、袁开植、杨松毅、侯劝义。广西北海建成综合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建成综合公司）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作出的（2018）云执复36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在执行建成综合公司申请恢复执行林明、马少波、陈绍兴、钱兴顺、段继寓、龚运禄、陈玉平、袁开植、杨松毅、侯劝义一案中，于2016年9月9日作出（2015）昆执恢字第521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521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建成综合公司的申请执行请求。建成综合公司对此向昆明中院提出异议称，521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该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的三个理由均不成立，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严重曲解，属于推卸责任、消极执行。请求撤销521号执行裁定，恢复对（1996）云高刑二监字第11号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1号刑事裁定）的执行。事实和理由：1.申请执行人主体明确。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企业名称的变更不影响强制执行。事实上，近三十余年来，一直由建成综合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润泉申请强制执行。中国农业银行丘北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丘北支行）曾以同样的理由提起执行异议，2014年8月27日，云南高院作出（2014）云高执复字第19号裁定认定：“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存在，且一直申请法院执行。”其次，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已被上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存在，521号执行裁定仍以此为由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属于严重错误。2.被执行人主体明确。各被执行人均是法院核实过具体身份、工作单位，有具体姓名，其中陈玉平还是刑事案件的被告。经申请执行人查询，有杨松毅和龚运禄的身份证号码；林明也被执行法官执行过几次；其他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查询有重名重姓的，但只要问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谢少先、陈玉平就足以查明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法院有权力、有能力、有条件核实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但近三十年来，昆明中院却未对被执行人身份信息进行查询、核实，如今却以被执行人主体不明确拒绝执行，属于渎职。3.申请执行人有权提起强制执行申请。521号执行裁定严重曲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刑事财产执行规定》）。首先，该规定立法目的是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强调刑事案件应当由法院主动立案执行，无需受害人申请立案执行，而不是禁止受害人申请立案执行。其次，本案已立案并进入执行程序，开始强制执行，不存在需要另行立案的情况。再次，该规定于2014年颁布，而本案强制执行开始于1996年，由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521号执行裁定实际上是非法剥夺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4.法院有义务、有权力查询被执行人财产。首先，查询并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是执行机关的法定责任和义务。根据《刑事财产执行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审执分离原则，第一审人民法院当然是执行部门，而不可能是审判部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可知，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是执行部门的法定义务。刑事案件在侦查和审判财产保全程序中会有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的查询、查封、冻结、扣押。因此，进入执行程序应当把这些已查询的财产线索、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移交到执行部门，但并不是说执行部门就可以不执行，坐等审判部门提供全部执行财产或财产线索。521号执行裁定以审判部门没有移交财产、没有提供财产线索为由拒绝执行，严重违反法律常识。其次，11号刑事裁定涉及执行财产的内容具体明确，即裁定追回申请执行人的预付款，有明确具体金额，不存在所谓区分被执行人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的问题，也不存在需要移交赃款赃物的问题，只要是相等价值的财产均可以强制执行。2014年8月27日，云南高院（2014）云高执复字第19号裁定认定：“本院（1996）年云高刑二监字第11号刑事裁定已明确追加预付款数额。在执行过程中，只要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未被撤销或变更，执行法院必须执行。”因此，521号执行裁定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再次，事实上昆明中院已经对农行丘北支行、赵兴龙、马少波等进行了强制执行或财产查询，与521号执行裁定完全是自相矛盾。5．代理权限合法。本案丁天友受建成综合公司委托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由丁天友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强制执行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521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昆明中院查明，一、该院于1987年11月2日作出（87）昆刑判字第90号刑事判决，判决：（一）判处投机倒把犯谢少先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判处投机倒把犯陈玉平有期徒刑15年；（三）查获的赃款赃物发还受害单位。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云南高院于1987年12月17日作出（1987）刑二上字第10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4年12月29日，云南高院指定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华法院）执行。1995年6月6日，五华法院以生效法律文书无明确执行对象、标的，报告云南高院无法执行。二、1991年12月17日，昆明中院作出（1991）昆法经字第17号民事裁定，因刑事判决已经对诉争标的进行过处理，故对广西北海建成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建成企业公司）诉成都军区后勤部驻昆办事处门诊部的起诉予以驳回。建成企业公司不服，向云南高院提起上诉。1992年11月10日，云南高院作出（1992）法经上字第22号民事裁定，因一事不再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1991）昆法经字第17号民事裁定。三、云南高院于1996年11月4日作出11号刑事裁定，裁定：（一）变更昆明中院（87）昆刑判字第90号刑事判决的第三项，即查获的赃款赃物发还受害单位，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二）应追回的预付款共计4210000元，利息8426405元，合计12736405元。其中追回：（1）春华商行林明的100万元，利息105万元，合计205万元；（2）保山军分区青年商店马少波的132万元，利息1372140元，合计2692140元；（3）赵兴龙的80万元，利息872200元，合计1672200元；（4）昆明西部公司经理部陈绍兴的50万元，利息519750元，合计1197500元；（5）东川水泥厂钱兴顺的6万元，利息61000元，合计121000元；（6）昆明市基建物资供应公司车队段继寓的2万元，利息20500元，合计405000元；（7）农行丘北支行20万元，利息212000元，合计412000元；（8）省科技普及服务公司龚运禄的12万元，利息124740元，合计244740元：（9）陈玉平10万元，利息101000元，合计201000元；（10）袁开植5万元，利息51000元，合计101000元；（11）杨松毅3万元，利息31000元，合计61000元；（12）侯劝义1万元，利息10100元，合计20100元。四、昆明中院立案执行的（2014）昆执恢字第6号、（2015）昆执恢字第28号案件中，分别执行到位42万元、167万元，共计209万元均由被执行人农行丘北支行、赵兴龙主动将执行案款交到法院进行了发还。2014年6月23日，昆明中院作出（2014）昆执恢字第61号执行裁定，因农行丘北支行对执行提出异议，经过审查后，驳回了其异议。后其不服，向云南高院提出复议。经审查，云南高院于2014年8月27日作出（2014）云高执复字第19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农行丘北支行撤销（2014）昆执恢字第61号执行裁定的请求。五、因建成综合公司申请，昆明中院于2015年7月6日立案受理（2015）昆执恢字第52号执行案件。经过审查认为：（一）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特别是被执行人基本信息，应由刑事审判部门提供；（二）侦查、刑事审判部门没有随案移送明确的赃款赃物，即使后来明确了执行标的，但没有明确执行的财产，更不是执行部门去查找财产线索，执行部门没有权力和义务查询刑事追缴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更没有权力和义务处置查询到的判别不清的财产；（三）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的代理权不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9月9日，昆明中院作出521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请求。昆明中院另查明，一、1985年2月6日，建成综合公司向北海市工商局致函，决定将北海建成综合贸易公司名称变更为建成综合公司，资金来源为上级主管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厂。二、1985年3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厂决定将原办的建成综合公司集体性质改为全民所有制。三、1988年4月11日《公司章程》载明建成综合公司资金来源为上级主管部门投入，并经会计师事务所核实。四、1989年3月31日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载明企业法人名称建成综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润泉，在《公司年检注册书》中载明经济类型为全民所有制，主管部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厂，开业日期为1985年8月20日。五、1990年3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厂文件载明：经研究决定，免去刘润泉同志建成综合公司经理职务。1990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厂文件载明：决定由林坤盛兼任建成综合公司总经理。六、1990年3月27日，建成综合公司变更为建成企业公司。七、1993年12月13日，建成企业公司向北海工商局致函请求变更经营地址。八、1996年12月19日，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请示自治区工商局，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总厂（以下简称机械总厂）改制为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有独资），现申请注销机械总厂的有关材料上报，请求审批。九、1996年12月20日，机械总厂提交《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申请注销，债权债务由建工集团公司负责处理。十、1997年3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发出桂工商企字[1997]66号通知，载明该局核准注销机械总厂，并收缴其营业执照和企业公章。十一、1997年12月19日，建工集团公司出具《关于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证明》载明机械总厂的债权债务由其负责清理。十二、2001年4月9日，建成企业公司致函北海市工商局，载明：建成企业公司的前身是北海建成综合贸易总公司，是1985年5月在北海开办的国有企业，后来因前任法定代表人严重的经营失误使公司大量预付款没有得到货物并且拖欠不还，为了追讨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请工商局保留公司执照，通过年审。十三、南宁市公安局北湖派出所出具的《死亡户口注销单》载明，林坤盛因各种疾病死亡，死亡日期2004年8月4日。十四、2005年10月16日，北海市工商局对建成企业公司决定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十五、2010年3月4日，广西八桂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见证书》，见证刘润泉委托丁天友相关事宜。十六、2011年3月4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刘润泉委托丁天友代为到云南高院主张权利、领取退赔款或者赃款，且受托人有权转委托。十七、2014年8月27日，北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载明经查询，建成综合公司未在该单位办理过代码证业务。十八、2015年5月26日，丁天友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载明建成综合公司委托丁天友作为（1996）云高刑二监字第11号恢复执行相关手续，权限为特别授权，并说明丁天友系该公司员工，加盖了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十九、2015年7月7日的《委托书》，载明建成综合公司委托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崔志强律师办理追缴一案，加盖了公司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公章下面载明委托代理人丁天友，右下角载明受托人崔志强律师。二十、2016年11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建成综合公司，受托人高律师，下面加盖公章，无签字。昆明中院再查明，经过核查，发现从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相关工商登记档案中，存在主体为建成综合公司的两枚不同字样的印章，且并没有该公司相关印章备案或者变更的登记。本案中，建成综合公司提交材料加盖的公章字样均为“广西北海建成综合贸易总公司”与工商登记档案中的印章均不吻合。昆明中院认为，一、民事权利问题。因早在1990年，建成综合公司已经工商部门登记变更为建成企业公司，且法定代表人也由刘润泉变更为林坤盛，从经营范围等来看，并非是单纯的名称变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债权债务应当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虽然变更后的公司建成企业公司营业执照被北海市工商局依法吊销，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未被注销前，其仍可以该名称进行民事活动，只是不能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结合本案来说，申请执行的主体也应该是建成企业公司。二、代理权问题。代理权问题是建立在委托主体适格的情况下再进行判断的，本案中，不论进行委托授权还是到法院主张权利，依法应由建成企业公司作为权利主体，法定代表人是林坤盛，而不是变更前的建成综合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刘润泉，故本案授权无效。综上，昆明中院认为，建成综合公司并非适格权利主体，521号执行裁定并无不当，故对异议人异议申请予以驳回。2018年9月20日，昆明中院作出（2017）云01执异467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467号执行裁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建成综合公司的异议申请。建成综合公司不服昆明中院异议裁定，向云南高院提出复议称，申请人名称变更不影响其作为执行申请人资格，执行异议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撤销或变更467号执行裁定。事实和理由：一、467号执行裁定认定的部分事实与申请人主体是否适格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实质性联系。一是申请人名称变更并不影响其作为执行申请人的资格，申请人并不否认公司名称变更为建成企业公司，但公司名称的变更，并不影响其申请执行追缴赃款的法律主体资格，也并不影响本案的执行。467号执行裁定书中“申请执行的主体应该是建成企业公司”的认定是错误的。二是丁天友的代理权依法有效。刘润泉作为申请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实际出资人、经营管理者及主要负责人，在法定代表人刘坤盛2004年去世后，申请人未选出新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刘润泉当然能够代表申请人参加诉讼，申请人及刘润泉对丁天友的授权亦依法有效。二、467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467号执行裁定适用的法律规定为《异议、复议规定》第二条，昆明中院驳回申请人的理由并非执行异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而是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不应适用该规定。本案中，申请人是适格的申请执行主体，昆明中院违法终结执行程序，521号执行裁定严重错误，昆明中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裁定撤销或者改正执行裁定。三、本案程序严重违法。申请人于2017年7月25日向昆明中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受理后一直拖延不处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监督下，昆明中院才于2018年10月8日向复议申请人送达了执行裁定书，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异议审查期限的规定。综上，467号执行裁定认定的部分事实与申请人主体是否适格以及丁天友的授权有效性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适用法律错误，且执行异议审查期限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云南高院纠正昆明中院错误。云南高院查明的事实与昆明中院查明事实一致。云南高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成综合公司及刘润泉是否是相关执行案件的适格主体。根据工商登记材料，1990年3月27日，建成综合公司变更为建成企业公司；1990年3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机械厂文件载明：经研究决定，免去刘润泉同志建成综合公司经理职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债权债务，应当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且刘润泉也不再任建成企业公司总经理职务，建成综合公司及刘润泉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所述，昆明中院作出467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12月27日，云南高院作出（2018）云执复361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361号执行裁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及《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建成综合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昆明中院467号执行裁定。建成综合公司不服昆明高院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361号执行裁定，恢复对11号刑事裁定的执行。事实和理由：一、昆明中院消极执行。11号刑事裁定明确了具体执行对象、执行标的，昆明中院近三十年消极不予执行。二、执行行为严重违法。1.在被执行人赵兴龙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执行法官采取胁迫手段，迫使申请人放弃高达900余万元的利息。2.在其提供了被执行人马少波的财产和地址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只下达了（2015）昆执恢字第52号执行裁定，但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在马少波死后，即以马少波死亡无财产执行为由，终止执行。3.在农行丘北支行正常营业，且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仅执行了本金41.2万元，对利息、罚息一直未予执行。三、361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建成综合公司实际属于刘润泉个人投资和管理的私有制企业，并非登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上级单位并未投资，昆明中院对此未进行查明。四、申请人主体资格依然存在。1.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其主体资格存在。361号执行裁定称上级单位免去刘润泉总经理职务，任命林坤盛为总经理，但其未参与公司事务，刘润泉在经营和追讨债务；执行依据已判决确定有关赃款应发还受害单位，受害单位之一即为申请人；1990年6月至9月，最高人民法院、云南高院对于其申请执行一案的批复函均发给刘润泉；在刘润泉的申诉下，11号刑事裁定确认其为赃款发还主体，昆明中院才于2014年重新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相关法律文书均确认其为追缴赃款发还主体；云南高院（2014）云高执复字第19号执行裁定书中明确其主体资格存在，且一直申请法院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8条的规定，其有权申请执行并获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款项。2.其曾进行过名称变更，之后被吊销营业执行执照，但此后一直进行清算工作、追缴赃款、参与各种诉讼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其主体资格存在，名称的变更并不影响执行，其以自己名义参与执行活动，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执行。五、其一直参与诉讼活动并使用加盖的印章。其公司成立后虽变更过名称，但印章从成立时即沿用至今；其以自身名义参加诉讼、执行活动一直使用的都是所加盖的印章。六、昆明中院消极不执行长达近三十年，致使当事人主体发生变化，再以不具有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执行，程序严重违法。本院查明，根据昆明中院执行卷宗材料显示，工商登记材料中，1990年3月17日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中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林坤盛，其中明确申请将法定代表人刘润泉变更为林坤盛。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云南高院、昆明中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昆明中院521号执行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是否合法。《执行规定》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二是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三是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四是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五是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六是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执行依据（87）昆刑判字第90号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建成综合公司为受害单位，并判令赃款赃物发还受害单位。因此，建成综合公司系本案权利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建成综合公司已于1990年变更名称为建成企业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润泉变更为林坤盛。自此，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人应为建成企业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的主体应当是“建成企业公司”，而不应该是“建成综合公司”，公司印章应当是“建成企业公司”，而不应该是“建成综合公司”；有权代表公司或委托其他人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人应为林坤盛，而不是刘润泉。因此，作为权利人可以申请执行（87）昆刑判字第90号刑事判决和11号刑事裁定的主体应当是建成企业公司，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或委托他人代表公司参与执行活动的应当是林坤盛。而本案中，建成综合公司以权利人的身份申请执行，主张权利，显然不具有申请执行的主体资格；刘润泉在未取得建成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的情况下，其无权代表建成企业公司，更无权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公司和委托他人代表公司参与执行活动。根据查明的事实，林坤盛于2004年8月4日死亡，建成企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时间为2005年10月16日。在法定代表人林坤盛死亡后，至建成企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企业公司完全可以变更新的法定代表人。综上，昆明中院以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的代理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裁定驳回建成综合公司的申请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15条规定，执行机构发现本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应当书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审判部门应在15日内作出书面答复或者裁定予以补正。审判部门未及时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执行机构可层报院长督促审判部门答复。本案中，执行依据（87）昆刑判字第90号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建成综合公司为受害单位，并判令赃款赃物发还受害单位。11号刑事裁定又明确了应追加的预付款数额及被追回主体。如果执行机构认为执行内容不明确，可按照上述规定书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昆明中院以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特别是被执行人基本信息，应由刑事审判部门提供；侦查、刑事审判部门没有随案移送明确的赃款赃物，即使后来明确了执行标的，但没有明确执行的财产，更不是执行部门去查找财产线索，执行部门没有权力和义务查询刑事追缴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更没有权力和义务处置查询到的判别不清的财产为由驳回执行申请，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因昆明中院裁定驳回执行的其他理由成立，故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的结果并无不当。关于申诉人主张的刘润泉作为投资人享有原公司债权等问题，应当依法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综上所述，建成综合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西北海建成综合贸易总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孙建国审判员  向国慧审判员  刘慧卓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燕东申书记员李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