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监199号申诉人：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1811房法定代表人：古国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井柳，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平月路161号七楼703。法定代表人：黄丽霞，该公司经理。被执行人：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麓湖路5号A座206室。诉讼代表人：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广东省纺织原材料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麓景路横田直街一号广信商业中心13楼。申诉人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润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2018）粤执复227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227号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在执行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乘公司）与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工业公司）、广东省纺织原材料公司（以下简称原材料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通知大乘公司及合润公司返还执行款15587140.36元。合润公司对此不服，向广州中院提出书面异议称：1.虽然合润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保函，但法院未作出裁定或以其他方式确认发放执行款是因提供了担保，无法认定合润公司为支付执行的担保人身份，要求合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依据。大乘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向法院递交《请求立即发放执行款申请书》，并递交了由合润公司出具的[2016]合润诉保字第1403号《支付执行款担保函》，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发放了执行款。在此期间及之后，法院均未就合润公司的担保制作笔录，也未裁定或以其他方式向大乘公司或合润公司确认发放执行款是因提供了担保。2.无论担保是否已经成立，本案的付款责任都与合润公司无关，该付款责任不属于担保范围，付款通知书过度扩大了担保范围，超越担保范围要求合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违法的执行行为。付款通知书中“付款”的依据是什么没有作出说明，依据哪份执行依据也没有说明，无论是基于执行回转还是损害赔偿，都不构成要求合润公司付款的依据。3.大乘公司要求发放执行款申请不存在错误，大乘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执行款发放给大乘公司后，对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没有造成损失，也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分配权。即使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由此遭受损失，也与大乘公司要求发放执行款申请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将执行法院可能存在的失职责任强行要求大乘公司和合润公司承担。大乘公司提供担保并不必然导致执行款发放，担保只是法院审核执行款发放的考虑因素之一，不是必须要求提供的，也不是必然导致执行款发放的因素。4.由于大乘公司没有过错，且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没有损失，因此，未达到要求合润公司按担保函“如支付执行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合润公司承诺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要求合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依据。5.大乘公司的执行依据（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书仍具有法律效力，大乘公司仍然对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享有债权，不存在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判令大乘公司返还执行款或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不符合执行回转的条件。法院发出付款通知书的行为及强制执行行为都是违法的，严重损害了大乘公司及合润公司的合法权益。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要求追回执行款的申请与合润公司无关，法院要求大乘公司付款到法院监管账户一事也与合润公司无关。而且，大乘公司申请发放执行款没有过错。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案件是否存在遗漏审查，是否程序不当，都属于法院的问题，如果造成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损失，应由执行法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应当通过提起国家赔偿方式寻求救济，而不应向无过错的大乘公司及担保人追回执行款。如果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认为是因大乘公司的过错造成损失，应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在目前既无生效裁决要求大乘公司及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无裁定要求执行回转的情况下，法院发出付款通知书，强制要求合润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是明显的违法行为。综上，请求：撤销广州中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通知书（以下简称1496号通知书），停止对合润公司财产的强制执行，并驳回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要求追回执行款的申请。大乘公司称，同意合润公司的意见。纺织工业公司称，合润公司无权提起本次执行异议。首先，民事执行行为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本案通知书的实质是执行行为以及所依据的（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申恢1号通知书（以下简称申恢1号通知书）被撤销后，法院为恢复原状而作出的，是执行行为被撤销后的法定后果。在大乘公司已经撤回复议申请且（2017）粤01执异352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352号裁定）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合润公司当然无权对1496号通知书提出异议。其次，即使合润公司有权提起执行异议，异议理由也不应被支持，合润公司称广州中院未认定其为支付执行的担保人身份是不成立的。本案涉及的担保为非典型执行担保，无需法院出具裁定确认。本案中合润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支付执行款担保函》，法院也是在有执行担保的情况下同意付款。虽然大乘公司有相应的生效民事判决书作为申请执行依据，但客观上纺织工业公司在当时确已存在符合破产受理的情形。如今付款通知书已被撤销。大乘公司申请发放分配款的行为，应属个别清偿，应进入破产程序参与分配，由其单独受偿当然会导致纺织工业公司破产财产的大幅损失。最后，合润公司自身也并非如其所言不存在错误，本案中的担保具有非典型性，是大乘公司为求法院支付分配款而来。合润公司作为专业性的诉讼担保机构，在出具保函前就应认真审查法院如此要求的原因及纺织工业公司是否存在符合破产受理的条件，而从纺织工业公司在案涉款项分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受理破产的结果看，大乘公司并没有尽到此注意义务。广州中院查明，关于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越秀支行（以下简称交行越秀支行）诉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中院于2002年7月8日作出（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判令：纺织工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借款970万元及利息、复息、罚息给交行越秀支行；原材料公司对第一判项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交行越秀支行向广州中院申请执行，广州中院于2002年9月8日以（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早已停业，申请执行人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广州中院于2002年12月2日裁定（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终结执行。2008年9月19日，大乘公司以承接本案债权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并恢复执行，广州中院遂以（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申恢1号立案。2009年12月28日，广州中院作出（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申恢1号1执行裁定，变更大乘公司为本案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交行越秀支行的权利义务由大乘公司继受。广州中院在（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案件执行期间，于2008年12月9日轮候查封登记在纺织工业公司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棠涌新街房产及占有土地（房地产登记号：云统字99543），于2009年10月12日正式查封上述房产及土地。2016年8月8日，广州中院公开拍卖上述房产及土地，广东瑞能投资有限公司以最高价15693022元竞得。全部拍卖款于2016年8月18日划入广州中院代管款账户。2016年10月24日，广州中院向执行双方当事人发出申恢1号通知书，告知：本期拍卖涉案房产及土地得款15693022元，余款尚不足以清偿欠本案债权人大乘公司的全部债务，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规定，在被执行人未被受理破产的情况下，应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扣除评估费36040元、执行费69841.64元，余款15587140.36元归查封在先的债权人大乘公司清偿债务本息和部分迟延履行利息。纺织工业公司、广东省广业纺织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业公司）分别对上述通知提出执行异议，广州中院于2016年12月24日分别作出（2016）粤01执异482号、483号执行裁定，驳回纺织工业公司、广业公司的异议请求。纺织工业公司不服，申请复议。复议期间，合润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支付执行款担保函》，称为保证大乘公司充分履行其支付执行款错误后的赔偿义务，应大乘公司的申请和指示，合润公司兹出具本支付执行款担保函，担保限额为15587140.36元；如支付执行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合润公司承诺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担保函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大乘公司以此作为担保要求发放拍卖款项。广州中院在拍卖款15693022元扣除评估费36040元、执行费69841.64元后，余款15587140.36元发放给大乘公司。2017年7月3日，广东高院作出（2017）粤执复83号执行裁定，撤销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异482号执行裁定，发回广州中院重新审查。广州中院重新审查后于2017年9月2日作出352号裁定，认为：“被执行人纺织工业公司在广州中院有多个执行案件未执行终结，且有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的（2015）穗萝法执恢字第17、18号案及（2013）穗越法执字第1893号案申请参与财产分配，未执结债权数额大，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此外，广州中院于2017年2月14日裁定受理纺织工业公司破产清算案，也说明本案被执行人纺织工业公司确实存在‘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裁定撤销广州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的申恢1号通知书。大乘公司对352号裁定不服，申请复议，后又撤回申请，广东高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8）粤执复1号执行裁定，准许大乘公司撤回复议申请。2018年3月7日，纺织工业公司管理人向广州中院寄出《关于请求人民法院追回（2002）穗中法执字第1496号申恢1号案件涉案执行款的申请》，要求大乘公司、合润公司返还15587140.36元。2018年3月12日，广州中院向大乘公司、合润公司发出1496号通知书，责令两公司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将15587140.36元汇到广州中院代管账户，等候重新进行破产分配，逾期广州中院将强制执行。合润公司遂提起本案异议。另查明，经广业公司申请，广州中院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2017）粤01破3号民事裁定，受理纺织工业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为纺织工业公司破产管理人。广州中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本案中，合润公司对广州中院责令其和大乘公司共同返还执行款15587140.36元的执行行为不服，可以提出书面异议。纺织工业公司认为合润公司无权提出执行异议的主张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本案中，在纺织工业公司对（2016）粤01执异482号执行裁定不服申请复议期间，合润公司为大乘公司提出继续执行发放执行款15587140.36元的请求提供担保，并出具了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该担保行为是合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生效的广州中院352号裁定撤销了广州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发出的申恢1号通知书，即广州中院决定将执行款15587140.36元划归大乘公司的执行行为已被撤销。广州中院在要求大乘公司返还执行款的同时，责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合润公司共同承担该返还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润公司提出广州中院要求返还执行款不符合“执行回转”的条件，对此，广州中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条规定的返还财产是指执行依据确有错误被撤销后的情形，而本案如前所述，是基于广州中院2016年10月24日决定将执行款15587140.36元全部划归大乘公司的通知书被撤销、大乘公司需参加破产分配的事实，要求大乘公司及担保人返还该笔执行款，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形。故合润公司认为广州中院向其发出返还执行款的通知违法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广州中院作出（2018）粤01执异360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360号裁定），驳回合润公司的异议请求。合润公司不服广州中院360号裁定，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广州中院360号裁定；2.撤销广州中院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1496号通知书，停止对合润公司财产的强制执行；3.驳回纺织工业公司、原材料公司要求追回执行款的申请。事实和理由：原裁定错误认定合润公司为大乘公司提供了继续执行担保，因发放执行款的执行行为被撤销，大乘公司应当返还执行款，再由此认定合润公司共同承担返还义务。合润公司认为，担保函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继续执行担保，也不是为法院的执行行为被撤销的法律责任作担保，担保范围不包括因执行行为被撤销所产生的返还财产责任。担保责任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是因申请人支付执行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所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不是财产返还责任。即使大乘公司负有返还财产责任，也无法律依据可由执行机构以执代审而直接追究合润公司的担保责任。（一）大乘公司对发放申请和执行行为被撤销均没有过错，且未造成被申请人损失，合润公司对被申请人不负有任何责任。1.担保函名称是《支付执行款担保函》，担保内容是指因申请执行人的“支付执行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合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担保范围是“被申请人的损失”，担保责任是对被申请人损失的赔偿义务。2.大乘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在不存在停止执行的情况下，要求法院发放执行款是当然合法的正当请求，该发放请求没有过错，发放通知被撤销，不是大乘公司的过错和责任。3.执行款发放给大乘公司，没有造成被申请人损失。4.即使目前广州中院已受理被申请人的破产申请，是执行款发放后所发生的事实，如果追回执行款，最终是要作为破产财产分配给各债权人，被申请人对破产财产没有支配处分权，最终也不会有剩余财产可返还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自始至终没有损失。（二）合润公司提供担保前已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担保函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是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错误而负责，且仅在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范围内负责，不属申请执行人过错造成的，与合润公司无关。在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执行异议复议期间，大乘公司为申请法院发放执行款，委托合润公司提供支付执行担保，经过核实大乘公司的申请执行人身份，审查了生效民事判决等执行依据，不存在停止执行事由等事实后，担保方仅有责任审查申请执行人提出的发放申请是否错误，是否会造成被申请人的损失，也仅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错误负责，至于是执行机构的执行程序问题或其他问题导致的法律后果，不属于担保方的审查范围，也不是担保方的责任范围。执行法院程序错误而被认为是不应当发放的，这只是执行法院的执行错误，申请执行人没有过错。申请执行人申请发放只是催促行为，这笔执行款是不需要申请执行人催促就应当发放的，现在执行行为被撤销，不能将过错归责于申请执行人的催促。（三）财产返还责任不是合润公司的担保范围，原裁定错误扩大了合润公司的担保范围。1.返还财产与赔偿损失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来认定义务人的责任承担方式，原裁定完全混淆了这两种责任方式。2.如上所述，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仅限于因申请人支付执行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的损失，即使大乘公司因法院执行行为而不正当获益，因执行行为被撤销而承担返还责任，也不属于担保函所承诺的损失赔偿义务。（四）即使是属于继续执行担保，也没有法律赋予执行机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的担保人”的职权，因此，广州中院无权直接强制执行合润公司的财产。执行机构是否享有对担保人的财产直接执行的权利，必须有明确法律规定。关于继续执行担保错误的，法律未规定可直接强制执行担保人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第十六条规定，继续执行担保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因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担保请求停止执行；第二种是因案外人提供担保请求解除财产保全。对于第一种继续执行错误，没有规定担保人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更没有规定执行机构可直接执行担保人财产；对于第二种，也仅规定了“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赔偿”，没有赋予执行机构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本案不属于第二种继续执行担保，不适用第十六条的规定。原裁定通过不合法的扩大解释，实际上是认为本案的担保是属于第一种担保，但执行机构也没有职权强制执行担保人。（五）原裁定关于合润公司为何需要承担财产返还责任、为何可以在原执行案中强制执行合润公司，没有适用任何法律规定，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原裁定随意扩大执行职权，超越合润公司的担保范围，加重担保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广东高院对广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广东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合润公司应否对大乘公司返还执行款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本案中，在纺织工业公司对（2016）粤01执异482号执行裁定不服申请复议期间，大乘公司提供担保，请求继续执行、发放执行款，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继续执行，故广州中院发放执行款行为并无不当。合润公司为大乘公司以上请求提供担保，并出具了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因生效的广州中院352号裁定撤销了广州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发出的申恢1号通知书，即广州中院决定将执行款划归大乘公司的执行行为已被撤销。广州中院在要求大乘公司返还执行款的同时，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有权责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合润公司共同承担该返还义务。合润公司主张广州中院系迟延发放执行款，大乘公司执行款发放申请不属于继续执行申请，执行机构将自身执行程序错误的法律责任强加到其身上，以此达到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目的，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合润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执行复议期间继续发放执行款所导致的一切损失承担担保责任，现因复议结果需撤销执行款发放行为，广州中院责令合润公司对返还执行款承担担保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本案中，广州中院在合润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担保函后，向大乘公司发放了执行款，又于2017年2月14日受理纺织工业公司破产清算案，根据以上法规定，所发放的执行款应该属于债务人财产。且广州中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定撤销了将执行款划归大乘公司的执行行为，故大乘公司及合润公司未归还执行款，实际上损害了债务人的权益。合润公司认为执行款进入法院账户后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法院将执行款发放给大乘公司，没有造成被执行人损失，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合润公司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广州中院作出的360号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应予维持。广东高院作出227号裁定，驳回合润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广州中院360号裁定。合润公司不服广东高院227号裁定，向本院申诉称，（一）大乘公司的债权实际存在，执行款早已符合发放条件，申恢1号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二）执行款已支付，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其无权要求返还。本案中，大乘公司获得执行款有合法依据，且执行款在纺织工业公司破产受理前已支付，该款项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属于大乘公司的合法财产，不再是纺织工业公司的财产，也不是破产财产。并且，大乘公司的债权真实存在，获得执行款理所应当，并非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不当得利，不管执行法院是否存在执行程序问题，在执行款执行完毕后，大乘公司都不负有返还义务。纺织工业公司本就负有清偿债务的义务，法院将执行款支付给大乘公司并未损害纺织工业公司的利益，也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纺织工业公司和其他债权人无权要求返还。（三）广东高院227号裁定认为广州中院352号裁定撤销申恢1号通知书，等于撤销了支付执行款的执行行为，是错误的。1.申恢1号通知书仅为告知当事人对本息数额有无异议的文书，并非支付执行款的依据。2.申恢1号通知书不能决定执行款的归属，其被撤销不等于执行依据被撤销，也不等于2016年12月30日支付执行款的行为没了执行依据。3.广州中院352号裁定仅撤销申恢1号通知书，并未确认支付执行款的执行行为违法，也未撤销该行为，更未裁定合润公司退回执行款。1496号通知书要求返还执行款，缺乏执行依据。4.作出通知书的行为和支付执行款的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执行行为，撤销申恢1号通知书并不等于撤销了支付执行款的执行行为。5.纺织工业公司在广州中院352号案件中已提出责令大乘公司返还执行款及孳息，合润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异议请求，但广州中院未予支持，说明广州中院亦认为撤销通知书不等于返还执行款。（四）广东高院227号裁定虽否认1496号通知书是执行回转，但根据该通知书的表述，执行法院明显是采取执行回转措施。对于执行回转，法院应重新立案并作出裁定，广州中院直接以通知的方式要求合润公司退回执行款，违反法定程序。（五）广州中院在没有停止事由的情况下要求大乘公司提供付款担保，没有法律依据，非法无效。且本案担保并非执行担保，应属普通民事担保，广东高院227号裁定将该担保认定为继续执行担保是错误的。（六）合润公司的《支付执行款担保函》明确了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和范围，并不包括对法院的执行行为错误承担赔偿责任，1496号通知书要求合润公司返还执行款与该担保函承诺的条件严重不符，广东高院227号裁定随意扩大了合润公司的担保责任和担保范围。（七）广东高院227号裁定一方面认为合润公司提供了担保，法院支付执行款给大乘公司并无不当，另一方面又认为应返还已支付的执行款，自相矛盾。法院支付执行款行为的对错与是否担保毫无干系，合润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八）广东高院227号裁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已发放的执行款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合润公司不返还执行款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是错误的。1.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并不适用于法院的执行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因此，广东高院227号裁定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纺织工业公司破产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对大乘公司的清偿，将已经发放的执行款仍认定为债务人的财产，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广东高院227号裁定；2.撤销广州中院360号裁定和该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1496号通知书。纺织工业公司答辩称，（一）广州中院向大乘公司发放案涉执行款的行为存在错误，该款项应属纺织工业公司，理应要求大乘公司返还。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第五百一十六条等相关规定，执行法院只有在经审查确认被执行人不符合破产受理条件，或被执行人符合破产受理条件但执行案件当事人均不同意移送破产的情况下，方可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本案中，广州中院在执行过程中未审查纺织工业公司是否符合破产受理条件，亦未询问该公司是否同意移送破产，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不当。2.执行款不属于被执行人的前提，应是执行款已经正当程序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而本案并非如此，案涉执行款属于纺织工业公司的破产财产。（二）合润公司为案涉执行款的继续发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现执行款发放行为错误，大乘公司需承担退款责任，合润公司理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焦点是合润公司应否对大乘公司返还执行款承担担保责任。一、关于广州中院将执行款支付给大乘公司的行为是否已撤销的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16年10月24日，广州中院作出申恢1号通知书，明确在扣除评估费和执行费后，将拍卖纺织工业公司名下土地及房产所得价款余款15587140.36元支付给大乘公司，且已实际支付。后因纺织工业公司不服申恢1号通知书，向广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广州中院经审查作出352号裁定，撤销了该通知书。大乘公司不服广州中院352号裁定，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后又撤回复议申请，并经广东高院（2018）粤执复1号执行裁定准许，广州中院352号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从性质上看，广州中院在申恢1号通知书中明确将拍卖所得价款的余款支付给大乘公司并已实际执行，该行为系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执行措施，属执行行为。在申恢1号通知书已被裁定撤销的情形下，广州中院将拍卖所得价款的余款支付给大乘公司的执行行为即视为已被撤销。广州中院重新作出1496号通知书，要求大乘公司、合润公司返还执行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润公司关于广州中院申恢1号通知书与该院将执行款支付给大乘公司的行为存在区别，352号裁定撤销申恢1号通知书并不等于撤销支付执行款行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合润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16年12月27日，合润公司向广州中院出具《支付执行款担保函》，对大乘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支付执行款提供担保。此系合润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体现了合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支付执行款担保函》是合润公司应大乘公司的申请和指示出具的，结合担保函的内容和担保函出具时拍卖所得价款已划入广州中院代管款账户，但该款尚未支付给大乘公司，而大乘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支付等事实看，合润公司出具担保函所担保的是大乘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支付执行款的行为。在大乘公司应当返还财产的情况下，合润公司应当对此承担担保责任。三、关于广州中院要求合润公司与大乘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执行款是否属于执行回转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根据该条规定可知，法律规定的执行回转是指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因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否则予以强制执行，以恢复到执行程序开始时的状态的一项救济制度。换言之，只有在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因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发生执行回转。而本案中，申恢1号通知书并非人民法院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或其他法律文书，该通知书的撤销是广州中院对原执行行为的纠正，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或其他法律文书无关，由此导致的执行款返还，不属于执行回转的情形。合润公司的该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合润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薛贵忠审判员  孙建国审判员  邱 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盛强书记员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