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8行初980号原告李秀香，女，193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李祥利（原告之子），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号。法定代表人周玉鑫，局长。委托代理人刘钊，男，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婷婷，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21层。法定代表人赵健，主任。第三人程东胜，男，1975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寿县寿春镇建设街道建设选区。第三人库建辉，男，198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上述三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璐璐，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秀香不服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以下简称海淀区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019年11月29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秀香的委托代理人李祥利，被告海淀区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刘钊、吴婷婷，第三人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璐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1日，被告海淀区司法局向李秀香、李祥利作出京海司律投[2019]05号《答复书》（以下简称5号答复），主要内容为：李秀香、李祥利向海淀区司法局反映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违反律师执业法律法规的相关行为，经海淀区司法局调查，现答复如下：2013年5月6日，李秀香、李祥利与京平律所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律所指派程东胜律师负责武汉市武昌区武重宿舍疗养所房屋拆迁补偿相关的诉讼和复议以及就拆迁补偿相关事务与政府部门和拆迁方进行沟通协调，李祥利支付代理费5万元，京平律所于2013年5月7日开具发票。2016年4月26日，李秀香与京平律所签订《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律所指派程东胜、库建辉律师作为李秀香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行政诉讼的委托代理人，负责该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相关法律服务，约定代理费6000元，京平律所于2016年5月6日开具发票。一、关于投诉签订第一份协议后，程东胜律师未启动司法程序，造成案件诉讼时效产生问题的情况。李秀香、李祥利反映2013年5月6日在与京平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李祥利曾被街道办事处关押，拆迁公司动用黑恶势力进行强拆，侵犯了李祥利父母生命健康权，同时李祥利名誉权也遭受侵犯，在向武昌区公安分局报警后，公安分局也没有处理，针对上述情况，程东胜应当启动相关法律程序，但其未启动，致使诉讼时效存在问题，造成经济损失。经查，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分别于2013年5月23日、9月10日向武昌区人民政府、武昌区公安分局、武昌区水果湖街道办事处、武昌区司法局发律师建议函，就房屋拆迁补偿事宜及在过程中发生的对委托人生命健康权的侵害提出建议，同时向李祥利发送《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申请书》、《查处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起诉状》等法律文书电子版，指导李祥利通过相关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祥利曾要求程东胜启动其他法律程序，而程东胜律师同意后未启动的情形。同时根据2013年5月6日《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2项的规定，李秀香、李祥利一方某一成员与拆迁单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即视为律所全部履行完毕代理义务。2015年5月19日，李秀香与武汉市武昌政通实业公司签订《房屋收购协议书》，自此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律师已经履行完成2013年5月6日《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二、关于投诉京平律所就同一委托事项收取两份费用的问题。李秀香、李祥利认为2013年5月6日《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包含了2016年4月26日《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对武昌区公安分局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委托事项，而针对该事项京平律所在2013年5月已经收取5万元代理费，而2016年又针对该行政诉讼收取6000元代理费。经查，2013年5月6日《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是针对房屋拆迁补偿过程中相关的诉讼和复议，约定代理费5万元，这其中包括针对武昌区公安分局对李秀香请求履行保护人身财产安全法定职责不作为提起的行政诉讼。2013年7月26日，李秀香根据程东胜律师书写的行政起诉状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截至2015年5月19日《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履行完毕，武昌区人民法院对该诉讼均未作出处理。2016年4月25日，在李秀香、李祥利坚持下，京平律所与李秀香签署《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针对武昌区公安分局不作为的行为重新提起行政诉讼，约定代理费6000元。海淀区司法局认为，尽管两份协议有部分内容重合，但第一份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行政诉讼程序未能正常进行不是由于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导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在与投诉人签署第二份代理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等情形，该合同内容经李秀香签字确认后生效。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存在违反规定针对同一事项收取两次费用的情形。综上，由于在投诉调查过程中海淀区司法局未发现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律师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上述两项投诉请求海淀区司法局不予支持。原告李秀香诉称，2013年5月6日，原告委托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律师代理原告因武汉市武昌区武重宿舍疗养院房屋被拆迁而产生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乙方应负责本协议所指拆迁补偿相关的诉讼和复议”。原告依约付清了5万元代理费，然而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却迟迟未履行其职责，导致诸多诉讼时效届满；原告多次催促启动诉讼程序，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却提出另行收费的不合理要求，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向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另行支付了6000元代理费。事后，原告查阅原合同，才记起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无权另行收费。2017年1月14日，原告就此与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进行交涉，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不仅亳无歉意，反而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并违背保密义务，大肆公开委托案件有关证据，甚至四处散播谣言，对众人称原告是“社区在册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为此，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向海淀区司法局进行投诉。然而，被告在调查中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并据以出具5号答复，其中：1、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签约后一直未实际履行代理义务，仅提供“指导”，而被告将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指导”视为履行了其代理的合同义务；2、原告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多次要求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履行其合同义务，而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一直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诉讼时效届满；而且无论原告是否要求，及时启动法律程序均为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职责和合同义务，但被告以原告未要求为由认定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履行了合同义务；3、就原告与武昌区公安分局不作为行政案，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仅起草了诉状，而未进行任何代理行为，且武昌区人民法院也未对该诉讼作出处理，被告却认定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就此履行了合同义务；4、原告证据可以证明，就第二份合同约定诉讼内容，属于第一份合同涵盖范畴，且于2013年曾进行过主张；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知晓原告相关诉求，却一直未履行任何义务，维护原告诉讼权益，因此第二份合同系由于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怠于履行第一份合同所致，明显属欺诈和重复收费；而被告在已认定两份代理协议内容重合的情况下，仍认定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未重复收费。5、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散布原告是“社区在册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的不当言论，并对原告区别对待，严重违背其职业道德，但被告对此却只字未提。综上所述，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而被告则无视其监管职责，拒不受理原告投诉。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海淀区司法局对原告出具的5号答复。在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李秀香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证明2013年5月6日，原告委托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律师代理原告因武汉市武昌区武重宿舍疗养院房屋被拆迁而产生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乙方应负责本协议所指拆迁补偿相关的诉讼和复议”；2、发票，证明原告依约付清了5万元代理费；3、录音及书面文件（包括接警证明、增加事实依据申请书、武汉急救中心120等票据、李秀香急诊病历、动态心电图报告、2014年3月5日零时12时19分报警译文、2013年5月23日程东胜邮寄说明、《说明》、2013年5月7日程东胜邮寄说明、抄送人库建辉保护申请及查处申请（武昌）电子邮件截图、行政复议申请书（武昌公安局不作为）电子邮件截图、行政起诉状及查处申请书电子邮件截图、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签收回执、查处申请书、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书、武汉市公安局签收回执行政复议邮政单、寄武昌法院诉武昌区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起诉状、李秀香诉武昌区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起诉状、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诉武昌区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起诉状、李想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历），证明京平律所迟迟未履行其职责，导致诸多诉讼时效届满，原告多次向京平律所提出了起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不作为等诉求，而京平律所均未予代理；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介绍函，证明原告明确提出了关于追究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不作为责任的诉求，京平律所一直未予代理，原告无奈自行主张；5、《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6、发票，以上证据证明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向京平律所另行支付6000元代理费；7、录音，证明2017年1月14日，原告就此与京平律所进行交涉，京平律所毫无歉意，反而对原告进行侮辱、并谩骂，违背保密义务大肆公开案件有关证据，甚至四处散播谣言，对众人称原告是“社区在册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等；8、投诉信，证明2019年4月3日，原告就上述事实向被告海淀区司法局进行投诉；9、5号答复，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投诉后作出错误答复。被告海淀区司法局辩称，一、被告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具有就律师执业活动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被告是负责北京市海淀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根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的规定，被告依法具有对本区域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活动的投诉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经查，原告对京平律所及其执业律师进行投诉，第三人在被投诉执业活动期间属于被告管辖区域内审核登记的律师事务所及执业律师，因此，被告具有调查处理原告投诉事项的职权。二、被告作出的答复书程序合法。2019年4月12日，被告收到原告关于京平律所及其执业律师的《投诉信》。2019年4月19日，被告对原告投诉事项进行判定后，就予以受理和不予受理的内容分别作出《投诉受理通知书》与《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向原告送达。2019年6月14日，因被告未能在受理投诉之日起60日内办结案件，经申请延期审批同意后,作出《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并于6月14日当日向原告和第三人邮寄送达。2019年7月11日，被告作出本案被诉5号答复并于7月16日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因此，被告的调查处理程序符合《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三、被告作出《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原告在《投诉信》中反映的问题为：1.律师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委托事项；2.因律师未启动相关法律程序造成本案诉讼时效产生问题；3.律师为了多收取费用同一委托事项收了两次费用；4.公开恶意侮辱、谩骂投诉人。经初步研判，问题1和问题4属于律师是否尽职代理事项，不属于违反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行为，被告已在调查询问过程中向原告释明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及向律师协会反映的途径解决。问题2和问题3涉嫌存在违反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行为，故纳入被告受理范围进行调查。（一）关于“律师未启动司法程序造成本案诉讼时效产生问题”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原告的投诉内容，原告之子李祥利曾于2013年5月6日与京平律所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委托京平律所负责甲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相关的诉讼、复议事项，以及负责就拆迁补偿相关事务与政府部门和拆迁方进行沟通协调。根据《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的规定，甲方某一成员与拆迁单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自该协议签订生效之时，视为乙方对该成员代理义务全部履约完毕。原告认为，《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李祥利被街道办事处关押、拆迁公司动用黑恶势力强拆、李利祥父母生命健康权被侵犯，李祥利名誉权受到侵犯，向武昌区公安局报案后，公安局不作为未处理。目前上述事项因京平律所委派的律师未能启动法律程序导致诉讼时效存在问题。根据被告从第三人处调查的2013-228号案卷可知，第三人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后，向武昌区人民政府、武昌区公安分局、武昌区水果湖街道办事处、武昌区司法局发律师建议函；向相关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围绕与拆迁项目相关的行政行为制作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诉讼起诉状、民事起诉状，最终原告与武汉市武昌政通实业公司签订《房屋收购协议书》，就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因此，被告认为，第三人不存在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无正当理由拒绝代理的违法行为，在履行《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二）关于“律师为了多收取费用同一委托事项收了两次费用”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原告的投诉内容，原告于2016年4月26日与京平律所签订《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委托乙方代理甲方起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根据《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三）项约定，行政诉讼二审程序庭审结束即视为委托事项完结。原告认为，《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属于《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内容，因此第三人存在同一事项重复收费的行为。经查，原告与第三人系在《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履行完毕后签订的《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第三人在履行《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虽曾就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制作复议申请书和行政起诉状，但截至原告与武汉市武昌政通实业公司签订《房屋收购协议书》，《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履行完毕，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案均未进入实质审理环节。根据被告从第三人处调查的2016-252号案卷可知，第三人签订《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后，代理原告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对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06行初72号判决书，判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履行查处职责，原告胜诉。原告坚持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此外，第三人就《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收取的费用已开具正规发票。因此，被告认为，第三人不存在签订《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后无正当理由拒绝代理、违规收取费用的违法行为，诉讼代理结果胜诉，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在履行《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已在司法行政职权范围内尽到勤勉的调查义务，不存在拒绝履行调查职责的情形。根据调查结果，被告认为第三人的投诉事项查证不实的情况下，依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的5号答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被告海淀区司法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投诉信》；2、原告提交的投诉材料，以上证据证明原告的投诉事项、投诉请求；3、《投诉受理通知书》；4、《投不予受理通知书》；5、邮寄投诉受理通知书与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的EMS快递单、投递信息，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对属于受理范围内的事项作出受理通知并向原告送达，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事项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并向原告送达；6、《投诉处理延期申请表》；7、《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以上证据证明因在受理投诉之日起60日内无法按期答复，被告按程序办理延期手续；8、邮寄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的EMS快递单、投递信息，证明被告将延期通知书向原告和第三人通过邮寄方式送达；9、《投诉办理审批表》；10、5号答复及送达凭证；11、《告知书》及送达凭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对投诉事项完成调查后，作出投诉答复书和告知书，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程序合法；12、2019年4月17日《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询问笔录》；13、委托书、李秀香与李祥利的身份证复印件；14、2019年7月9日《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询问笔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就原告的投诉事项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调查询问，履行调查职责；15、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16、第三人提交的拆迁合同案卷材料；17、第三人提交的诉讼合同案卷材料；18、程东胜律师与李祥利的邮件往来截图；19、《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5万元律师费发票联；20、《房屋收购协议书》；21、《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6000元代理费发票联；22、（2016）鄂0106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23、（2016）鄂01行终753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就原告的投诉事项向第三人调取相关案卷材料，根据调查情况对投诉事项作出研判，履行了相应的调查职责，作出的被诉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同时，海淀区司法局出示《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作为其法律规范依据。第三人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认为不存在律所不履责的情况，司法局的相关处理是公正的。在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第三人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2013-060京平律所业务档案；2、2016-252京平律所业务档案，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在进行拆迁补偿代理中完全履行了业务职责，达到了诉讼效果，2016年的案件是在原告的要求下代理的，也达到了诉讼目的。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辩意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5、证据10、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记载内容不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记载内容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7、证据8的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12、证据13、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5的真实性认可，记载内容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6、证据17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8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0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2、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6、证据8、证据9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9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书面文件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在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并经评议后，认证如下：被告海淀区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0中的5号答复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李秀香提交的证据9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事项，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证据形式的要求，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经过认证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4月8日，李秀香、李祥利向海淀区司法局邮寄《投诉信》及投诉材料，反映京平律所以及程东胜、库建辉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委托事项、因律师未启动相关法律程序造成案件诉讼时效产生问题、同一委托事项收取两次费用、公开恶意侮辱谩骂投诉人等行为，要求京平律所退还代理费56000元，赔偿因案件超过诉讼时效造成的损失30000元，并对程东胜、库建辉进行处罚。2019年4月12日，海淀区司法局收到上述投诉材料。2019年4月17日，海淀区司法局对李祥利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4月19日，海淀区司法局就李秀香、李祥利的上述投诉事项分别作出投诉受理通知书和投不予受理通知书，就“关于因律师未启动相关法律程序造成本案诉讼时效产生问题以及律师为了多收取费用同一委托事项收取了两次费用”的请求予以受理；就“代理过程中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委托事项、公开恶意侮辱谩骂投诉人、要求京平律所退还代理费56000元，并赔偿因案件超过诉讼时效造成的损失30000元”的请求不予受理。同日，海淀区司法局将上述通知书向李秀香、李祥利邮寄送达。2019年6月14日，因案情复杂，海淀区司法局经审批延长处理时限30日，并于同日作出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分别向李秀香、李祥利及京平律所邮寄送达。2019年7月9日，海淀区司法局对程东胜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在调查过程中，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向海淀区司法局提交情况说明、案卷材料、邮件往来截图、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房屋收购协议书等材料。经调查，2013年5月6日，李秀香、李祥利（甲方）与京平律所（乙方）就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重宿舍疗养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载明：乙方应当负责协议所指拆迁补偿相关的诉讼和复议，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民事诉讼事务的起诉和应诉；乙方应当负责拆迁补偿相关事务与政府部门和拆迁方进行沟通协调；甲方某一成员与拆迁单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自该协议签订生效之时，即视为乙方对该成员代理义务全部按约履行完毕。后李祥利向京平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000元，京平律所向李祥利开具了正式发票。2015年1月19日，李秀香与武汉市武昌政通实业公司签订《房屋收购协议书》，就涉案房屋达成安置补偿协议。2016年4月28日，李秀香（甲方）与京平律所（乙方）就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案件签订《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重疗养所平房4栋8号房屋征收补偿纠纷，征迁双方已于2015年1月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收购协议书》，甲乙双方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乙方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现因甲方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纠纷，甲方坚持诉讼，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行政不作为案件专项程序的委托代理人。……本协议所约专项程序的行政诉讼庭审结束（如有上诉则以二审程序庭审结束）即视为委托事项已完结，甲方付清全部律师代理费用后本协议终止。”后李祥利向京平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6000元，京平律所向李祥利开具了正式发票。2016年9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就李秀香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作出（2016）鄂0106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对李秀香提出的查处违法行为及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申请事项履行查处职责并书面答复李秀香。李秀香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1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行终75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9年7月11日，海淀区司法局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对李秀香、李祥利作出5号答复，并邮寄送达；同时对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作出告知书，告知其对投诉人投诉请求不予支持。李秀香不服5号答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李祥利认可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以及行政诉讼纠纷过程中所涉及的律师建议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查处申请书、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申请书、行政起诉状、行政上诉状等文书材料均为京平律所、程东胜、库建辉为其撰写。本院认为，依据律师法第四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条，参照《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海淀区司法局具有对所辖区域内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指导，接受投诉并依法作出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如下处理：（一）被投诉人涉嫌违反《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行政处罚有关规定办理；（二）被投诉人存在违反《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但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责令被投诉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三）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依法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本案中，根据海淀区司法局的调查，李秀香、李祥利与京平律所签订第一份《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后，京平律所、程东胜就房屋拆迁补偿事宜及拆迁过程中李秀香、李祥利受到的人身侵害提供法律建议，并为李秀香、李祥利撰写发送相关法律文书，指导李秀香、李祥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最终促成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的达成，《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亦履行完毕，未发现有证据证实李祥利曾要求程东胜启动其他法律程序，而程东胜同意后未启动的情形。后在前述合同已履行完毕，李祥利坚持诉讼的前提下，京平律所与李秀香再次签订《行政诉讼专项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李秀香诉武昌区公安分局不作为案件，并收取6000元代理费，未发现有证据证明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在签署第二份代理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等情形，未有证据证实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存在违反规定针对同一事项收取两次费用的情形。故，海淀区司法局在投诉调查过程中未发现京平律所及程东胜、库建辉律师涉嫌违反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认为李秀香的投诉事项不成立，对京平律所及律师程东胜、库建辉不予处理，并依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作出5号答复，该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投诉的，应当自投诉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结；情况复杂，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时限三十日，延长的决定和理由应当在时限届满前书面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2019年4月19日，海淀区司法局作出《投诉受理通知书》，对李秀香的投诉予以受理，并进行调查。同年6月14日，因案情复杂，海淀区司法局对该案予以延期30日，并书面告知了李秀香。2019年7月11日，海淀区司法局作出了5号答复，并向李秀香进行了送达。海淀区司法局在作出5号答复的过程中，履行了受理、调查、延期、作出答复、送达等行政程序。综上所述，海淀区司法局作出的5号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李秀香要求撤销海淀区司法局作出的5号答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秀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秀香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侨珊人民陪审员  关宝兰人民陪审员  张永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冯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