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豫刑终225号原公诉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常青（又名秦智东），男，197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捕前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固始县）。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8日被取保候审，11月24日被刑事拘留，12月8日被逮捕。辩护人高运生、杨灵博，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建华（又名李云龙），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毕业，捕前住天津市东丽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被逮捕。辩护人卢永刚、刘永艳（实习），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瑞林（曾用名李金帝），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捕前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2月6日被抓获，同年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18日被逮捕。指定辩护人杨笑伟，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郝卫奇，男，198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专科毕业，捕前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0月16日被抓获，同年10月20日被刑事拘留，11月25日被逮捕。辩护人欧胜宏、张艳艳，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中华（原名王秋喜，又名王明海、王雨生），男，196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高中毕业，捕前住安徽省合肥市（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0月27日被抓获，同年10月28日被刑事拘留，11月25日被逮捕。辩护人张桂玲，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夏全元，男，1961年8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毕业，捕前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2月28日被抓获，同年3月6日被刑事拘留，4月4日被逮捕。辩护人杨华，北京市在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梅磊，男，197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中专毕业，捕前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10月28日被抓获，同年11月2日被刑事拘留，12月7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0月29日被逮捕。辩护人吴皖民，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仕森，男，199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专科毕业，捕前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6月5日被抓获，同年6月10日被刑事拘留，7月13日被逮捕。辩护人陈艳艳、任芝霞，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苗彩虹（曾用名苗杰），男，1987年6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捕前住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6月5日投案，同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7月13日被逮捕。辩护人贾志高，山西捷虹律师事务所律师。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秦常青、刘建华、李瑞林、郝卫奇、袁中华、夏全元、梅磊、陈仕森、苗彩虹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2018）豫96刑初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上述被告人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秦常青组织被告人李瑞林、郝卫奇、刘建华、袁中华、夏全元、周世霖（另案处理）等人先后在深圳注册了深圳东银盛世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前海东银盛世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海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卓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房集团明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深圳东银盛世公司、深圳前海东银公司、深圳海纳公司、深圳卓隽公司、深圳中房公司），宣称是豪盈基金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丰懋投资有限公司、海纳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卓隽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中房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香港豪盈公司、香港丰懋公司、香港海纳公司、香港卓隽公司、香港中房公司）这五家香港公司在内地的代理机构，五家香港公司可以向内地企业出借大量资金，企业只需将股权质押给香港公司就可以借款数千万元至数亿元资金。为引诱企业陷入错误认识，周世霖与安徽际元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际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某串通，于2014年7月8日以香港豪盈公司的名义与安徽际元公司签订借款1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在孙某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后，香港豪盈公司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定股权质押登记有效，但实际是由孙某筹措资金750万元，一天内循环两次进入安徽际元公司账户，制造了安徽际元公司成功从香港豪盈公司借款1500万元的假象。秦常青等人明知不具有出借巨额资金的能力，仍招募人员以“公司”为掩护，在各地寻找需要融资的企业，引诱数十家企业与之签订借款合同，以股权质押方式提供担保，缴纳所谓的“履约保证金”“预付利息”“监管资金”，再通过委托律师进行核查，以企业办理的股权质押登记不真实、合法、有效，已构成违约为借口，将企业缴纳的资金占为己有。在整个犯罪集团中，秦常青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有出资、安排公司人员分工、处理纠纷等行为，并直接参与了部分公司的诈骗活动；李瑞林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管理，联络律师事务所开展资金监管、核查事务，联系李某制作香港公司的公证文书，保管印章，指令梅磊等人资金流转等；郝卫奇积极参与诈骗活动，并负责新开设公司的具体事宜，提供身份证明、开户证明、资金证明，注册登记深圳前海东银公司，签订住所托管服务协议，刻制深圳前海东银公司公章，开设基本账户，培训新进入犯罪组织人员，传授犯罪方法，招募人员，在与借款企业发生纠纷后负责协调处理，联系律师事务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核查业务，指使律师王某按其意志出具法律意见书，要求律师对股权质押登记“只要有瑕疵就认定为不符合”，受秦常青、刘建华的指派，带领部分涉案人员具体去开办深圳卓隽公司进行犯罪活动；刘建华提供犯罪所需的资金支持，带领袁中华到深圳加入犯罪集团，安排人员参与管理，邀请万明加入犯罪；袁中华随刘建华加入犯罪组织后，负责日常管理，管理犯罪所得的现金及日常支出；夏全元负责提供监管资金，招募人员，负责管理行政事务，管理诈骗所得的现金，并组织参与分配。被告人梅磊、苗彩虹、陈仕森参加该犯罪集团后，提供个人账户供犯罪使用，将转入本人账户的涉案资金提现。以上事实共涉及七十四家企业7251.5万元，案发前退还321万元，诈骗七十三家企业数额6930.5万元。其中李瑞林犯罪数额为6525.5万元，郝卫奇犯罪数额为6069.5万元，刘建华犯罪数额为4327万元，袁中华犯罪数额为2417万元，夏全元犯罪数额为1488万元，梅磊犯罪数额为2267万元，陈仕森犯罪数额为1150万元，苗彩虹犯罪数额为782万元。案发后，被告人秦常青、刘建华、郝卫奇、苗彩虹主动到案。在审理期间，被告人陈仕森退出赃款27.6万元，苗彩虹退出赃款7.5万元，李瑞林退出赃款2万元。上述犯罪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和到案经过等证明本案案发和各被告人到案的情况。2.被害企业陈述及其提供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单据、授权委托书、股权质押手续等证明：涉案深圳公司宣称其是对应香港公司的内地投资平台，借款企业若以全部股权质押即可获得香港公司的巨额借款，在借款企业签订合同并支付所谓“预付利息”“履约保证金”“监管资金”到指定个人账户或监管律所账户后，涉案公司先委托借款企业自行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后又委托律师进行核查，但最终借款企业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均未被认定为合法、有效，之前所缴纳的资金亦被涉案公司作为违约金据为己有。部分被害企业并对被告人郝卫奇、梅磊进行了辨认。3.涉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资金监管协议、股权质押登记核查法律意见书及证言等证明：资金监管和股权质押登记核查业务是由秦常青、周世霖、郝卫奇、李瑞林等人联系委托，借款企业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多是因格式不规范等瑕疵问题而未被认定为合法、有效，但涉案公司均以此为借口认定违约，并要求律所将借款企业监管资金解付到其指定的个人账户；部分律师证明郝卫奇提出只要存在一点瑕疵就要否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合法、有效性。4.证人孙某、张某证言及其提供的香港豪盈公司证明、香港海纳公司承诺书、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明：安徽际元公司和蚌埠中龙印象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是孙某，该二公司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被涉案公司认定为合法、有效并“成功借款”，但实际上系孙某与其同乡周世霖串通好后，由孙某自筹资金并循环入账制造的假象，周世霖、李瑞林、郝卫奇并以个人名义为香港丰懋公司向张某拆借资金提供担保。孙某并辨认出秦常青是香港丰懋公司的成立人之一。5.涉案公司登记资料和证人李某、曾某、杨某证言分别证明：涉案香港公司均是无实际经营场所或工作人员的空壳公司，相关收购、注册、年审、公证业务由周世霖、李瑞林、郝卫奇联系代办公司的李某办理，所作银行资信证明是虚假的，香港丰懋、海纳公司的持牌人杨某、蔡岳云也是周世霖、李瑞林找的。涉案深圳公司与对应香港公司并没有实际关联，其中深圳东银盛世、前海东银两家公司系秦常青等人直接成立的公司，其他三家深圳公司系借用他人名义成立的公司；深圳东银盛世、前海东银、海纳三家公司成立后注册资金即被转出，公司账户此后没有再被使用过。6.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等证明：案发后公安机关从深圳中房公司和相关被告人住处查获其作案所用的香港卓隽、中房公司及其持牌人印章、银行卡、公司注册资料和员工通讯录、借款企业资料、空白借款合同、商务代表协议、公证书等物证、书证。7.银行交易和微信转账记录、出入境记录、欠条及证人陈某证言等分别证明：在深圳海纳、卓隽公司成立前，秦常青、刘建华、袁中华分别向郝卫奇账户转款；诈骗资金被分别转入涉案公司人员夏某、吴某、梅磊、苗彩虹、陈仕森等人的账户，随即被大量取现，部分资金流入秦常青、郝卫奇账户；部分赃款被秦常青等人用于会所消费或澳门赌博；秦常青、郝卫奇、李瑞林在涉案公司借支有款项。8.同案犯何永朝、林信樟、徐春雪、蔡岳云、万明、曾为岗、祁超、王洪彬等人（均为犯罪集团成员）的供述证明：涉案公司以所谓的“股权质押融资”形式骗取借款企业的资金，被告人秦常青、李瑞林、郝卫奇、刘建华、袁中华、夏全元在相关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的犯罪作用。同案犯林信樟、徐春雪、蔡岳云所涉的犯罪事实已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9.证人徐某1、吴某、刘某1、韩某、徐某2、林某、周某、王某、傅某、刘某2、龚某等人的证言亦证明：涉案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及各被告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和分工。本案部分证人和同案犯对被告人刘建华、郝卫奇、梅磊、袁中华、李瑞林、夏全元进行了辨认。10.被告人秦常青、刘建华、郝卫奇、李瑞林、袁中华、夏全元、梅磊、陈仕森、苗彩虹所作的供述和辩解，其中袁中华、夏全元、陈仕森、苗彩虹对其本人以及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均如实供述，李瑞林、郝卫奇、梅磊主要是如实交代了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本案另有被告人户籍信息、手机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秦常青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瑞林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郝卫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刘建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袁中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夏全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梅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被告人陈仕森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苗彩虹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审理期间被告人退出的非法所得依法返还给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扣押、冻结在案的款物由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秦常青上诉称：原判认定其为首要分子，未认定其有自首、重大立功错误；本案应以单位犯罪论处。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本案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存疑；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秦常青的首犯地位，原判认定的证据缺少客观性；秦常青按照侦查机关的安排，劝说、陪同同案犯刘建华归案的行为应认定为立功；原判对秦常青的量刑自相矛盾。上诉人李瑞林上诉称：其未参与深圳豪盈、卓隽公司的业务，原判认定的涉案金额错误；原判认定其为主犯错误，其只是从犯。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原判认定李瑞林为主犯的证据不足，认定的涉案数额错误；李瑞林有坦白、退赃情节，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郝卫奇上诉称：其只负责业务谈判，应认定为从犯；对其涉案金额的认定应以其在各公司实际参与的业务量计算；其有自首、从犯、退赃等情节，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原判未认定郝卫奇有退赃、从犯、自首的情节错误，认定郝卫奇的犯罪数额错误。上诉人刘建华上诉称：其未参与本案的合同诈骗行为，其对涉案公司的个人借款不是犯罪行为；原判对其定罪的证据不足。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刘建华不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也未参与本案的合同诈骗行为；原判证据不足，应宣告刘建华无罪。上诉人袁中华上诉称：原判认定其为主犯错误，其接受指派负责刘建华的资金安全，不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也没有获利；其主动中止犯罪，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袁中华应系从犯，不应对深圳海纳公司的所有犯罪数额承担责任；确有悔罪表现、坦白行为，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夏全元上诉称：原判未认定其有自首情节，认定其的涉案金额均存在错误。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对原判认定夏全元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及定性本身没有异议，但夏全元应被认定为从犯、有自首的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夏全元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梅磊上诉称：其没有参与诈骗犯罪或参加犯罪集团的犯意，仅按要求提供个人账户给公司使用，也未从本案获取提成；其有从犯、坦白等情节，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另辩护提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梅磊具有犯罪故意，且获取了提成；即便认定梅磊有罪，原判量刑也明显过重。上诉人陈仕森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与同案犯梅磊、苗彩虹相比，陈仕森的涉案金额较小，犯罪作用最小，积极退赃并取得部分被害企业的谅解，有坦白情节，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苗彩虹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苗彩虹有自首、从犯、退赃等情节，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相同，原判认定的证据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对本案合同诈骗犯罪模式和各上诉人行为的定性问题。经查，上诉人秦常青等人以提供股权质押借款为诱饵，骗取被害企业与之签订《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资金监管协议》等，向其指定账户或者监管律所缴纳所谓的“预付利息”“履约保证金”“监管资金”，后又以核查律所不能认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真实、合法、有效为由，判定被害企业构成违约，进而将被害企业缴纳的上述资金据为己有。在虚假宣传方面，无论是其成立的涉案深圳公司，抑或通过他人代办的涉案香港公司，实际均不具备出借巨额资金的能力，却对外宣称前者是后者向境内企业提供借款的代理机构，诱骗被害企业与之洽谈并签订合同、缴纳资金；在合同履行方面，其先是委托被害企业自行去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事后却利用其单方面委托的核查律所从中寻找各种瑕疵，违背事实和法律，对被害企业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合法、有效性一概不予认可，即便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被害企业专门发函证明亦置之不理，所开展的股权质押借款业务无一例真实成功；在资金流转方面，涉案公司没有真实的资金来源或者其他的经营收入，所对押的资金亦系多方筹措，接受资金全部使用的是个人账户而非公司对公账户，在资金解付以后随即大量取现，并按照所骗被害企业资金的金额向社会中介、公司业务员等人现金发放高比例的提成；在规避调查方面，涉案公司多是借用他人的名义成立，期间多次变换新公司以逃避被害企业维权、公安机关打击。本案中，秦常青等人利用合同实施诈骗，其犯罪的欺诈手法明显，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多，且在部分涉案人员已因涉嫌诈骗被查处的情况下，仍继续长期从事类似骗局，各上诉人认知能力均属正常，参加该犯罪集团亦各有较长的时间，对本案合同诈骗的行为性质应该是明知的，但为了从中非法获利，并为实施合同诈骗而组成犯罪集团，按照犯罪分工不同而反复、积极地参与，在犯罪过程中行为相互配合，主观上均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企业资金之目的，各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故原判定性准确，上诉人秦常青、刘建华、梅磊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定性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关于对各上诉人在该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定问题。经查，为实施本案的合同诈骗犯罪，上诉人秦常青纠集多人组成骨干成员、犯罪分工和模式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组织、领导诈骗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该犯罪集团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先后设立多个涉案公司，依法均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上诉人李瑞林、郝卫奇、刘建华、袁中华、夏全元先后加入到该犯罪集团后，按照分工在其中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参与经营管理涉案公司并实际从中非法获利，分别系该犯罪集团中的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依法均应当认定为主犯；上诉人梅磊、陈仕森、苗彩虹主要是根据秦常青等人的安排，为该犯罪集团提供个人银行账户，并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以实现犯罪的分赃，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依法均应当认定为从犯。原判关于各上诉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认定事实清楚，据以定案的证据既有相关上诉人对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分工供认不讳，亦有其他涉案人员供述和证言、被害企业陈述、银行交易明细和手机电子数据等证据在案佐证，而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故秦常青、李瑞林、郝卫奇、刘建华、袁中华、夏全元、梅磊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对上诉人参与犯罪或者犯罪地位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关于对各上诉人所涉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原判经逐起、逐人统计该犯罪集团中所涉的合同诈骗事实，并对秦常青以该犯罪集团所涉的全部诈骗数额、对其他上诉人按照其在相应涉案公司所组织、指挥的或者参与的全部诈骗数额计算，并无不当，故李瑞林、郝卫奇、袁中华、夏全元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对其诈骗犯罪数额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关于对各上诉人量刑情节认定和原判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本案案发后，郝卫奇、秦常青、刘建华虽系自动投案，但对各自在该犯罪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作用均未能如实作出供述，拒不供认其主要犯罪事实，故依法均不能认定为自首。秦常青有劝说同案犯刘建华投案的行为，可认定为有立功表现，但考虑到本案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大部分经济损失未能挽回，且秦常青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到案后拒不供认自己的罪行，依法不予从轻处罚；秦常青检举、揭发在逃同案犯周世霖的犯罪线索尚未被查证属实，亦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李瑞林、梅磊系被抓获归案，到案后对其所涉主要罪行未能如实供述，均不属于坦白；袁中华、夏全元、陈仕森虽没有自动投案，但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具有坦白的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苗彩虹在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陈仕森、苗彩虹、李瑞林均主动退出其部分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判综合考虑各上诉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参加犯罪集团的时间和所涉犯罪数额、案发后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所判处的量刑罚当其罪，并无不当，故相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秦常青、李瑞林、郝卫奇、刘建华、袁中华、夏全元和梅磊、陈仕森、苗彩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琦婷审判员  张献东审判员  梁赞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晁红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