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复120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赵景福，男，汉族，1962年7月13日出生。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李桂锋，男，汉族，1970年4月16日出生。申请执行人：大连利德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路69号。法定代表人：张剑，该公司总经理。复议申请人赵景福、李桂锋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作出的(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辽宁高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大连利德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公司)与被执行人赵景福、李桂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异议人赵景福、李桂锋于2019年6月10日对辽宁高院作出的(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提出书面异议。异议人赵景福、李桂锋称，请求撤销(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利德公司的执行申请或不予执行。事实和理由：一、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系虚假转让，利德公司不具备申请执行主体资格。利德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标的性质、金额不明确、不确定，《债权转让协议书》不成立；400万的转让价格本身远远低于判决债权，并且约定转让款支付到第三方，第三方与利德公司的关联性不明确。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法院)(2019)辽0293民初118号判决对此有相关认定；华通公司和利德公司从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异议人，该转让行为对异议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且华通公司已经对生效判决申请再审，判决结果可能发生变化，影响执行；华通公司以申请人名义申请执行，客观上否定了合同履行确认书的真实性，华通公司的行为自相矛盾。二、本案未经合法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程序，对利德公司的执行申请应裁定驳回或不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利德公司不是判决确定的权利人，无权直接申请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等规定，法院没有召集执行当事人进行公开听证，未经合法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程序直接予以立案，程序错误，立案执行行为严重的程序违法。（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应予撤销，不当立案的执行行为应予纠正。辽宁高院查明，华通公司与恒通基业控股有限公司、大连瑞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信房地产公司)、赵景福、李桂锋及第三人中安信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辽宁高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华通公司与恒通基业控股有限公司、大连瑞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中安信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二、解除华通公司与恒通基业控股有限公司、大连瑞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赵景福、李桂锋之间的《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三、冠信房地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华通公司6929万元；四、赵景福、李桂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华通公司2000万元；五、驳回华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7750元(华通公司已预交18977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312750元，由华通公司负担851114元，由冠信房地产公司负担358324元，由赵景福、李桂锋共同负担103312元。华通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0月23日华通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请求被执行人冠信房地产公司返还6929万元，支付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358324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辽宁高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8)辽执62号。辽宁高院经审查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辽执6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案由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抚顺中院)执行。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冠信房地产公司履行了义务，华通公司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法院终结执行。2019年1月31日抚顺中院作出(2018)辽04执2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该案终结执行。2019年3月18日利德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被执行人赵景福、李桂锋返还2000万元，支付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103312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辽宁高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辽执27号。经审查，辽宁高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抚顺中院执行。同时，该裁定认定2018年6月15日利德公司与华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华通公司将(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部分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利德公司。又查明，2018年6月15日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华通公司)同意将其在(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中得到确认的赵景福和李桂锋2000万元的本金及判决利息及对赵景福和李桂锋债权2000万元在上述判决中未主张的利息，对冠信房地产公司债权6929万元在上述判决中未主张的利息，全部转让给乙方(利德公司)；乙方同意在2018年12月15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约定的全部转让款400万元整；甲方同意乙方将约定的转让款支付至指定的大连科技学院语言培训中心的账户。2018年11月5日，利德公司向大连科技学院语言培训中心的账户办理付款业务，次日华通公司出具了转让金400万元的收条，并同时出具了合同履行确认书，表明其同意利德公司作为生效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对上述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进行处分、收益。辽宁高院另查明，2019年1月4日高新法院立案受理了利德公司与冠信房地产公司的民事纠纷一案，同年4月15日，高新法院作出(2019)辽0293民初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利德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是否存在债权转让关系，更无权依据转让合同主张权利。故判决驳回利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同年5月16日，利德公司提出上诉。辽宁高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利德公司能否成为(2019)辽执27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8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明确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利德公司能否成为(2019)辽执27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关键在于其是否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从本案来看，生效的法律文书主要是指(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该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是华通公司。利德公司虽然不是权利人或其继承人，但是因2018年6月15日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利德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取得合法债权，成为(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部分权利的权利承受人。故利德公司可以成为申请执行人。辽宁高院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的(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异议人赵景福、李桂锋提出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系虚假转让，利德公司不具备申请执行主体资格的主张。其关于转让标的性质、金额、转让价格偏低，转让款支付到第三方等问题，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已有明确约定，属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内容，且尚无相关证据证明违反法律规定。高新法院(2019)辽0293民初118号民事判决书对债权转让合同的裁判，因一方当事人已经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华通公司和利德公司从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异议人的问题。因利德公司于2019年1月、同年3月先后向高新法院起诉、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异议人对债权转让已经知悉，故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对异议人已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华通公司以申请人名义申请执行，客观上否定了合同履行确认书的真实性问题，经查2018年10月23日华通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其申请执行的被执行人是冠信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标的是冠信房地产公司返还6929万元，支付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358324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而利德公司申请执行的是债权转让的部分权利，被执行人是赵景福和李桂锋，执行标的是返还2000万元，支付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103312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华通公司申请执行的内容与利德公司申请执行的内容并不矛盾。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华通公司再审申请一节，因案件尚在审理程序中无明确结论，故并不影响执行案件的受理和执行。关于债权转让是否虚假，属于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是执行异议审查的范围，异议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等途径解决。关于异议人赵景福、李桂锋提出本案未经合法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程序，对利德公司的执行申请应裁定驳回或不予执行的主张。异议人根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的规定，认为法院未进行公开听证，程序违法。《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的序言中规定“为正确处理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问题，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因此该规定适用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变更和追加问题，并不适用于当事人申请执行之前发生的变更问题，因此异议人该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异议人赵景福、李桂锋的异议理由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辽宁高院作出的(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应予维持。辽宁高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赵景福、李桂锋的异议请求。赵景福、李桂锋不服该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依法撤销辽宁高院(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撤销辽宁高院(2019)辽执2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利德公司的执行申请或不予执行。主要理由：（一）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系虚假转让，且债权转让未成立、未完成、未生效，利德公司不具备申请执行主体资格。1.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对转让标的的性质及金额的约定不明确、不确定，转让标的包括判决的利息以及判决之外的利息，二者金额不固定、不确定，而且华通公司是否享有判决之外的利息债权亦不明确，因此，《债权转让协议书》不成立。2.400万的转让价格远远低于判决书确认的债权，且不能证明400万元已确实支付给华通公司。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转让关系及是否完成转让均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对此，高新法院(2019)辽0293民初118号判决已有相关认定。3.华通公司以及利德公司从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过复议申请人，该转让行为对复议申请人不发生法律效力。4.华通公司出具的合同履行确认书中，华通公司同意全部判决内容由利德公司进行处分、收益，但是华通公司仍以申请人名义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否定了合同履行确认书的真实性。5.华通公司对本案的执行依据(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再审会对本案执行产生影响。（二）本案未经合法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程序及申请执行人资格审查程序，对利德公司的执行申请应裁定驳回或不予执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才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2.根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等规定，执行过程中，可以申请变更执行当事人，但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完成变更。辽宁高院没有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公开听证、听取意见，也没有赋予赵景福、李桂锋对此复议的权利和机会。（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对《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适用“执行中”理解为仅限于申请执行之后的时间段，该理解片面。3.（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混淆了权利受让人与权利承受人的概念，认为利德公司属于权利承受人有权直接申请执行，该认定错误。权利承受人仅适用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已不存在的情况，本质上是当事人法律地位的继承与延续。而本案中，华通公司依然存续，利德公司是权利受让人，不是权利承受人，无权申请执行。本院审查查明的事实与辽宁高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利德公司能否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直接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复议申请人主张，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系虚假转让，且债权转让未成立、未完成、未生效。《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了转让范围包括本案执行依据确认的华通公司对赵景福和李桂锋债权2000万元的本金及判决利息，该约定清晰明确。转让价格系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价格高低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且华通公司已经出具合同履行确认书，确认收到合同约定的转让款。复议申请人在(2019)辽0293民初118号诉讼程序中、在本案执行程序中，已经知晓了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的债权转让事宜。华通公司转让的是部分债权，对其未转让的债权仍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二者并不矛盾，没有否定合同履行确认书的真实性，不违反法律规定。华通公司对(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在未撤销原判决的情况下，不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综上，复议申请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复议申请人主张，本案未经合法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程序及申请执行人资格审查程序，对利德公司的执行申请应裁定驳回或不予执行。对此，第一，《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是就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作出的规定。在利德公司申请执行前，执行程序并未启动，无法在执行程序中进行变更申请执行人。复议申请人认为申请执行时可以适用《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的变更程序，缺乏法律依据。第二，虽然辽宁高院立案时没有听取复议申请人意见并赋予其复议权利，但是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复议申请人仍可依法对利德公司启动执行程序提出异议，对异议裁定不服进而可向本院申请复议，其提出异议、复议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复议申请人主张，利德公司系权利受让人不是权利承受人，不得申请执行。《执行规定》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２）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执行规定》第20条规定，“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４）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根据《执行规定》第18条、第20条的规定，权利承受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执行，只要向人民法院提交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证明自己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承受人的，即符合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上述规定中的“权利承受人”，既包括权利的概括承受人，比如复议申请人主张的原权利人主体资格消灭的情形，也包括权利的个别承受人，比如通过债权受让方式取得特定权利的情形。本案中，华通公司与利德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华通公司将(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辽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务人为赵景福、李桂锋的那部分债权转让给利德公司，利德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成为受让部分债权的权利承受人，其就受让部分债权向辽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辽宁高院立案执行，并无不当。复议申请人认为利德公司不是权利承受人因此不得申请执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复议申请人赵景福、李桂锋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辽宁高院(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赵景福、李桂锋的复议申请，维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执异85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邵长茂审判员  邱 鹏审判员  孙建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薛圣海书记员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