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504行初9号原告：周春元，女，197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宜昌市点军区，现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文，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昌市点军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住所地宜昌市点军区夷桥路276号秦和世家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0504055447950W。法定代表人：郭衍文，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宜昌市点军区汇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宜昌市点军区，现住宜昌市伍家岗区。第三人：刘耀凤，女，195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宜昌市点军区，现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原告周春元因认为被告宜昌市点军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与第三人**、刘耀凤签订的《点军区红光港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处分了周春元的合法财产为由，于2019年10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日、2日、3日分别向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及**、刘耀凤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春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文，被告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闵继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第三人**、刘耀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29日，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与**、刘耀凤就宜昌市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征收的问题，签订了《点军区红光港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双方约定，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对刘耀凤名下位于点××××号的房屋进行征收，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对**、刘耀凤给予货币补偿962736元。协议签订后，**、刘耀凤从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领取补偿款70万元，并用此购买安置房两套共计149.8平方米。周春元诉称，周春元拥有宜昌市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合法面积110.82平米，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和**、刘耀凤在未获得处分权的情况下处分了周春元的合法财产，他们签订的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点军区红光港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周春元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点军区红光港机棚户区改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编号为HG-313号）。证明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与**、刘耀凤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证据2、《房屋征收决定书》（点征决字第【2015】2号）。证明点军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征收土地决定。证据3、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1999）点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周春元与**、刘耀凤、周明宜之间的亲属关系情况。证据4、彭国顺出具的证明。证明刘耀凤与周明宜为表兄妹。证据5、宜昌市国土资源局点军分局档案查询。证明周宜明所有房屋的土地四至范围。证据6、周春元户口本。证明周春元为涉案房屋所属户的户主，而刘耀凤与其他人的关系是其他亲属。证据7、1981年杨某某与王某某的结婚证。证明刘耀凤提供的其与周明宜的结婚证系假证。证据8、2015年3月4日伍家岗区伍家岗街道办事处民政办公室证明和伍家岗民政局结婚登记册原件档案查询。证明伍家岗街道办事处成立于1987年，未办理过周宜明、刘光凤（刘光风）的婚姻登记材料。证据9、证明一份（点军巴王店村委会、点军区人民政府点军街道办事处民政办公室、宜昌市点军区婚姻登记处、宜昌市公安局点军区分局四单位分别加盖公章）。证明点军区巴王店村没有刘光风此人，亦无刘光风、周明宜婚姻登记档案。证据10、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证明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仍在被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故协议的签订并非出于**自愿。证据11、住房建设部发布的房地产评估规范。证明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在征收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征收行为无效。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辩称：1、该中心是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时，从原“点军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变更而来的，负责点军区住房保障与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征收实施单位。2、该中心实施的点军区红光港机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国务院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条例的规定，其程序合法。3、周春元没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证明刘耀凤与周明宜的婚姻无效，不应该得到支持。4、该中心与**、刘耀凤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是双方在进行实物调查、中介机构独立评估、当事人充分协商一致后达成的补偿协议，合法有效。5、周春元诉请110.28平方米合法财产不存在。6、关于本案评估公司的选定在征收区域内以所有的被征收户的投票选定，该中心是依照相应的规定选定的评估单位。评估时点应该以征收公告确定的征收补偿时间为评估时间。综上所述，房屋的绝大部分所有权人自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双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人民法院应该驳回周春元的请求。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该中心负责点军区住房保障与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征收实施单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证2、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证明案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5年11月18日房屋征收决定书（点征决字【2015】2号）。证明征收部门、征收范围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5行初57号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2、33行对周春元提出的评估机构选定的合法性和评估资格进行了明确的查明，印证了评估公司选定方式的合法性，同时证明征收程序的合法性。证3、刘耀凤与周明宜的结婚证2份。证明周明宜与刘耀凤的合法夫妻关系的事实。证4、争议房屋的宜昌市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周春元与**、刘耀凤的争议房屋面积为153.42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占地面积为85.38平方米；房屋平面图。证明房屋的实际情况；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征收房屋装修及附属物分户评估报告单各一份。证明建筑面积是153.42平方米，评估价值是680571元，案涉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为136617元，两项合计817188元；《点军区红光港机棚户区改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编号为HG-313号）。证明房屋一共补偿962736元；收条。证明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向**、刘耀凤支付补偿款70万元；湖北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刘耀凤已经收到补偿款70万元。上述一组证据共同证明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与**、刘耀凤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在进行实物调查、中介机构独立评估、当事人充分协商一致后达成的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证5、承诺书1份、刘耀凤房屋拆除前现场确认图打印件6张。证明刘耀凤确认拆除房屋及拆除房屋时房屋的现状。**辩称，案涉房屋系其母亲刘耀凤和父亲周明宜二人共同建造的，周明宜去世后，其母亲刘耀凤应该是合法产权人，**与周春元应该只有继承权。点军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也认可了刘耀凤与周明宜是合法夫妻关系，且确定了相关的产权分割面积权属问题。**是自愿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的，其与刘耀凤只领取了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其应有的还建安置房和相应补偿，还有26万余元留存在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刘耀凤辩称，刘耀凤与周明宜于1981年登记结婚，当时周春元才3岁，系周明宜与前妻所生。**于1982年出生，四人一起共同生活。1987年，周明宜与刘耀凤在宜昌市点军区××龙街道××栋，面积为153.42平方米。周明宜去世后，点军区法院于1999年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刘耀凤对周明宜名下的财产有继承权利。刘耀凤向本院提交其户口簿一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屋主。经庭质证，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对周春元提交的证据1、2、3、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恰好证明了周春元、**系周明宜的子女，刘耀凤与周明宜系夫妻关系。对证据4其认为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故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8、9上的“刘光凤”系笔误，婚姻登记册上登记的号码与登记日期与刘耀凤、周明宜的结婚证一致，可以证明刘耀凤与周明宜系合法的夫妻关系。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虽然在强制戒毒期间，但就征收补偿的内容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次去到戒毒所与**进行协商，**对此是知晓并认同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周春元的证明目的，征收的节点是在征收公告下达期间。**、刘耀凤对周春元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7—9的质证意见同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表示拆迁补偿协议系其在强制戒毒期间，在戒毒所自愿签订的。周春元对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同证据2中对方的证明目的，其认为证据2只能证明征收行为合法，但不能证明征收补偿合法，对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5行初5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房产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房屋系周明宜个人财产；对平面图、分户评估报告和装修、附属物评估报告单、补偿协议、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内容不认可，不能证明房屋被拆除时屋内所有物品已被腾退。**、刘耀凤对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周春元对刘耀凤提交的户口本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该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是“五龙河街24-1号”，而本案争议房屋系“五龙河街24号”，系**、刘耀凤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分户出去。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均对刘耀凤提交的户口本无异议。综合庭审质证情况，本院对于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定；对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刘耀凤与周明宜于1981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周春元系周明宜与前妻所生。1987年，刘耀凤、周明宜夫妇在宜昌市点军区××号建成砖混结构二层房屋一栋，建筑面积153.42m2。刘耀凤、周明宜与周春元、**以及周明宜之母**秀共同居住在此。1994年12月，周明宜因病去世。1999年，**秀、周春元、**以继承纠纷将刘耀凤起诉至本院。本院（1999）点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秀继承宜昌市五龙河街24号住宅底楼的临街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m2）。二、周春元继承该住宅临街二楼右侧房屋一间（面积17.184m2）和临街二楼转角阳台、厕所（面积8.95m2）。周春元自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起两个月内，另外搭建楼梯上楼。三、该住宅其余房屋归刘耀凤及**继承。”2015年11月18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政府作出点征决字【2015】2号《房屋征收决定书》，五龙河街24号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2019年1月29日，原点军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2019年4月变更为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与刘耀凤、**签订《点军区红光港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㈠》（编号：第HG—313号）一份，约定对房屋产权人周明宜（已故）刘耀凤名下的五龙河街24号房屋（产权登记面积153.4m2，建筑面积153.42m2）进行征收补偿，具体补偿金额为962736元。同日，刘耀凤、**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五龙河街24号住宅内个人物品已全部清空，同意对该房屋进行拆除。同年2月28日，该房屋被拆除。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于2019年5月10日向刘耀凤在湖北银行的68×××09账户转款70万元，刘耀凤及**对此出具收条一张。后刘耀凤、**用此款回购九安城小区安置房两套，面积分别为86.3m2和63.5m2。目前，针对该房屋的拆除补偿款仍有262736元留存于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账户。同时查明，周春元持有一本户口，户号为402017845，住址为宜昌市点军区××号，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户主为周春元，常住人口包括周春元、**及刘耀凤。同时刘耀凤也持有一本户口，户号为2180680，住址为宜昌市点军区××龙街××号，登记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户主为刘耀凤，常住人口为刘耀凤和**，登记原因为“由点××××号分户”。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五龙河街24号”与“五龙街24-1”均指本案所涉房屋。同时，双方都承认该房屋平时只有**一人在此居住。本院认为，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作为点军区住房保障与房屋征收工作的实施单位，有权与被拆迁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关协议。本案所涉的征收补偿协议系一份行政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项特殊的行政行为，当事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诉讼法中，除了规定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外，并未规定认定行政协议无效的标准。故在本案中，对案涉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认定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案涉的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在拆迁前一直由第三人**独自居住，**与刘耀凤亦登记为独立户口，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据此相信**与刘耀凤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并与**、刘耀凤就该房屋的征收补偿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无不当。但同时，根据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1999）点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周春元确系争议房屋的产权人之一，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遗漏了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征收行为确实存在瑕疵。周春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以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涉及周春元的合法财产，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及**、刘耀凤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确认该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但该条款所说的无权处分合同原则，其适用范围限于恶意或者误认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而本案中**、刘耀凤并非对案涉的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没有所有权，只不过其处分权受限，故不应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同时，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点军区住房保障中心虽然只与**、刘耀凤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实际是针对点军区五龙街24号房屋整体进行的补偿，故本案所涉征收补偿协议并不当然被确认为无效，对于周春元对案涉房屋因拆迁而应得的补偿，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自己对该房屋所有的份额而取得相对应的补偿。原告周春元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点军区红光港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春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决定由原告周春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忠山审 判 员  鄢裴培人民陪审员  罗 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