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琼97行终1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厦。 法定代表人全新建，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良驹，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英，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坡路8号。 法定代表人张霄峰，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红，该局养老处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吉琼，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恺，男，195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庭，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佰峰，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赵恺与原审被告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下称儋州市社保局）、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下称省社保局）社会保险行政管理纠纷一案，由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6）琼9003行初46号行政判决。原审被告儋州市社保局及省社保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琼97行终68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2016）琼9003行初46号行政判决，发回儋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儋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8）琼9003行初92号行政判决。原审被告儋州市社保局、省社保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良驹、薛文英，上诉人省社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红、曾吉琼，被上诉人赵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佰峰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3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进行协调。由于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院恢复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儋州市社保局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的《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内记载：赵恺参加工作时间是1983年4月，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不视同缴费年限，并备注赵恺1983年4月起当临时工，1984年7月招工，2015年4月局务会议认定。该局于2016年1月10日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记载：赵恺参加工作日期是1983年4月1日，审核退休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视同缴费年限15个月，实际缴费年限186个月，累计缴费年限201个月（16年9个月）。 省社保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认为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招工指标招录的原合同制工人，招录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1月1日至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之规定，赵恺1983年4月至1984年6月在西培农场干临时工的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7月招录为合同制工人后至1991年12月未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所以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时不视同缴费年限。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养老待遇的核定以事实为依据，符合有关政策规定。 赵恺不服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向一审法院起诉并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儋州市社保局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的《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于2016年1月10日作出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关于核定原告于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期间不视同缴费年限和核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2.撤销被告省社保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3.被告儋州市社保局重新核定原告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及连续工龄（参加工作时间起算点），并重新审核原告的基本养老金和退休后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4.对海南省农垦总局2016年3月18日作出琼垦局函[2016]27号《关于1983年12月份及1984年部分市（县）招录职工用工性质确认的函》（以下简称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于1981年在原广东省国营西培农场（现为海南省国营西培农场，以下简称西培农场）参加工作，先后在该场第二管理区担任出纳、会计、工会主席、副主任。1988年12月31日，原告调入原儋县番加森林经营所工作。1989年9月15日，原告调入原儋县二轻集体企业联社（现为儋州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工作。2015年2月25日，儋州市社保局审核原告退休，在《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内填写不视同缴费年限为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并备注赵恺1983年4月起当临时工，1984年7月招工，2015年4月局务会议认定。该局于2016年1月10日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记载：赵恺参加工作日期为1983年4月1日，审核退休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视同缴费年限15个月，实际缴费年限186个月，累计缴费年限201个月（16年9个月），统筹养老金573.52元，个人账户养老金67.27元，过渡性养老金267.15元，特殊贡献增发0元，独生子女补贴0元，合计907.94元;经核定，赵恺月养老待遇为907.94元，自2015年3月起执行。儋州市社保局已按审核时间和数额向赵恺发放退休养老金。 原告收到退休养老金后，认为退休养老金过低，儋州市社保局审核其退休养老金错误，遂向省社保局书面反映。2016年5月2日，省社保局作出《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认为根据《参加工作申请表》、《体格检查表》、1986年4月《职工升级（定级）审批表》以及1990年西培农场干部科出具的《证明》可认定赵恺实际是1983年4月在西培农场干临时工，1984年7月正式批工。此外，根据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可认定赵恺的用工性质为合同制工人。故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招工指标招录的原合同制工人，招录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1月1日至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之规定，赵恺1983年4月至1984年6月在西培农场干临时工的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7月招录为合同制工人后至1991年12月未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所以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时不视同缴费年限。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养老待遇的核定以事实为依据，符合有关政策规定。 另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确认其与西培农场自1981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赵恺诉讼请求。赵恺不服，提起上诉。经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7）琼97民终390号民事判决，认定赵恺1983年7月1日在西培农场被批准为固定工参加工作，并判决：确认赵恺与西培农场自1983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再查明，2016年3月18日，海南省农垦总局针对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琼社保函[2015]102号《关于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及1984年部分市（县）招录职工用工性质确认的函》作出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函复如下：一、海南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以后（含1983年12月）固定工的招收。（一）原海南农垦系统内职工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子女；（二）大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海南农垦系统内工作的；（三）从海南农垦系统内参军后又退回到农垦工作的退伍军人；（四）原通什农垦总局管理的三亚、五指山、保亭、白沙、乐东、东方、昌江、琼中、陵水等地区，1984年12月份前招工的；（五）1984年农垦系统海口直属单位第一个子女参加工作的。以上情形招工表中审批意见为：同意参加工作，招收为固定工或同意招收（吸收）等。二、海南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以后（含1983年12月）合同制工人的招收。（一）海南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招收的职工，除上述第一规定的情形外，在招工表的审批意见一栏中填写为“同意招收为正式工”的；（二）海南农垦系统除上述第一条规定情形外，1984年1月后招收的职工。此件不公开。 原告不服儋州市社保局核定其不视同缴费年限及养老保险待遇以及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特向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儋州市社保局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对基本养老待遇问题行使管理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或者个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核定社会保险费、支付社会保险待遇、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手续或者侵害其他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可见，原告对儋州市社保局核定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确认儋州市社保局对原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核定，对赵恺实际权益产生影响，属可诉行政行为。省社保局提出《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不可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本案实质争议焦点：1、儋州市社保局认定原告自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儋州市社保局核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否正确。 关于儋州市社保局认定原告自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于1983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在海南省国营西培农场工作，用工性质为固定工。该事实由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因此，儋州市社保局认定原告的工作性质为合同制工人，与生效判决认定相矛盾，不予采纳。《海南省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实施本规定后尚在职的固定工的原工龄视为缴费年限。原告为固定工，且《海南省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实施之后仍然在职，其于1983年7月1日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应视同缴费年限。儋州市社保局认定原告自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属于事实不清，法律依据不足。 关于儋州市社保局核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否正确的问题。儋州市社保局对原告核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是以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为基础的，而原告实际为固定工，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应视同缴费年限，因此儋州市社保局核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正确。 从本案证据来看，虽然原告人事档案中参加工作时间被涂改，不予认定，但儋州市社保局根据西培农场组织干部科出具的证明认定原告被正式录用时间为1984年7月，进而认定原告为合同制工人，证据较为薄弱。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原告于1983年7月1日被批准为固定工参加工作，应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既然原告是固定工，那么儋州市社保局适用《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招工指标招录的原合同制工人，招录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1月1日至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之规定，认定原告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适用法律错误。鉴此，儋州市社保局作出案涉《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认定赵恺不视同缴费年限及核定赵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基于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确认儋州市社保局的认定与核定，应当一并予以撤销。原告诉请成立，应予以支持。同时，儋州市社保局应在一定期限内对原告视同缴费年限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重新作出核定。 此外，针对原告申请对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请求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由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各级机关、团体、组织制定的各类文件中最主要的一类，因其内容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期限内普遍有效，反复适用，具有规划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性质，故称之为规范性文件。通常对于规范性文件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广义的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指法律范畴（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的立法行规范性文件和除此以外的由国家机关和其他团体、组织制定的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的总和。狭义的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指法律范畴以外的其他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立法性规范性文件。本案中，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是海南省农垦总局针对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琼社保函[2015]102号《关于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及1984年部分市（县）招录职工用工性质确认的函》作出的函复，属于单位之间的不对外公开的公文函复，不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不具备规范性文件的特性，故该函复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原告申请对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进行合法性审查，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的《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和2016年1月10日作出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涉及原告赵恺不视同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的行政行为。二、撤销被告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关于赵恺同志反映养老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答复》。三、被告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赵恺视同缴费年限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重新作出核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负担。 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未全面客观认定本案相关证据，仅依据另案生效判决错误认定本案基础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予以纠正。首先，一审法院依据（2017）琼97民终3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赵恺于1983年7月1日被西培农场正式录用，且用工性质为固定工，但该民事判决中对于赵恺录用时间的相关证据材料存在时间被明显涂改与一般常识不符，且与本案现有证据相互冲突，因此，一审法院存在遗漏认定本案重要证据，并依据另案判决错误认定本案基础事实之情形。其次，本案的《参加工作申请表》、《职工升级审批表》等多份证据中的时间部分存在明显涂改痕迹，不应作为认定赵恺被西培农场正式录用时间之依据。再次，本案中，赵恺的入职体检时间是1984年9月18日，该时间不仅无任何涂改痕迹，且与西培农场组织干部科出具的《证明》中所述的赵恺被批工时间可相互印证，因此，赵恺被西培农场正式录用时间应为1984年7月。二、（2017）琼97民终39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90号《民事判决》）认定赵恺为固定工参加工作缺乏相关证据佐证，且与当时的政策相冲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为固定工参加工作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赵恺被西培农场正式招录的时间及当时的政策规定可知，赵恺系作为合同制工人被西培农场正式录用，因其被录用后至1991年12月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依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儋州市社保局在《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及《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对赵恺不视同缴费年限及待遇标准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省社保局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赵恺参加工作时间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赵恺于1981年在海南省国营西培农场（原广东省国营西培农场）参加工作，无证据证明，认定赵凯恺参加工作时间错误，赵恺的档案材料存在多数涂改痕迹，经综合赵恺的全部档案资料，儋州市社保局认定赵恺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83年4月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赵恺于1983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在西培农场工作的用工性质为固定工”，认定错误。赵恺档案材料中《参加工作申请表》、《职工升级审批表》等有关参加工作时间记载的材料均存在涂改，因而对于赵恺的招工时间应综合全部档案材料认定，有篡改的材料不能作为认定依据。赵恺档案材料中1990年11月西培农场组织干部科出具的《证明》显示：“赵恺同志于八三年四月在场宣工交大队当临时工，八四年七月正式批工。”因此，赵恺正式批工的时间应为1984年7月。1984年7月招录的职工用工性质应为合同制工人。合同制工人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人事档案的审核及用工性质。工龄的认定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权和职责范围。赵恺的档案资料显示其在西培农场工作期间用工性质应为合同制个人，并非固定工。本案赵恺的档案资料并不能证明其1983年7月1日被批准为固定工。对视同缴费年限中涉及的用工性质的认定是行政行为范畴。（2017）琼97民终390号判决是一份民事判决，民事判决不能审查行政行为，因而该份判决不能作为认定赵恺用工性质的依据。况且，390号《民事判决》据以认定赵恺用工性质的关键证据为“《一九八六年企业内部工资改革职工花名册》”，也是本案的证据之一。省社保局在一审质证时不认可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一审判决也不认可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未采纳该份证据。这也意味着一审判决实际上是不认可390号《民事判决》对该证据的认证意见，既然该民事判决查明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已被否定，那么其据此查明的事实也不应被引用和采信。一审判决援引390号《民事判决》作为其认定依据显然也是错误的，与本案的证据认定是存在矛盾的。三、赵恺的用工性质为合同制工人，其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该期间的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儋州市社保局作出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赵恺针对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省社保局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并答辩称：一、赵恺于1983年7月1日被批准为固定工参加工作的事实已经另案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一审判决将该事实作为定案依据于法有据，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一审审理期间，儋州市社保局与省社保局均未能举证推翻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亦未发现该事实认定有重大问题。因此，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因而一审判决认定赵恺于1983年7月1日被批准为固定工参加工作并无不当。二、赵恺在本案中的用工性质为固定工，依据《海南省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1997年10月8日已失效）第二十条规定和《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14年修订）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赵恺于1983年7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的工作年限应视同缴费年限。而儋州市社保局错误认定赵恺为合同制工人，并适用上述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认定赵恺视同缴费年限及核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于法有据。三、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适用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认定赵恺为合同制工人，该文件是在儋州市社保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后才出台的，因此，省社保局作出答复的行政行为对赵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省社保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综上，赵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赵恺于1983年4月在西培农场宣工交大队任职，1984年7月被西培农场正式招为工人。先后在该场第二管理区担任出纳、会计、工会主席、副主任。1988年12月31日，赵恺调入原儋县番加森林经营所工作。1989年9月15日，赵恺调入原儋县二轻集体企业联社（现为儋州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工作。2015年2月25日，儋州市社保局审核赵恺退休，在《海南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表》上“不视同缴费年限”栏审核为“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并备注赵恺1983年4月起当临时工，1984年7月招工，2015年4月局务会议认定。该局于2016年1月10日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记载：赵恺参加工作日期为1983年4月1日，审核退休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视同缴费年限15个月，实际缴费年限186个月，累计缴费年限201个月（16年9个月），统筹养老金573.52元，个人账户养老金67.27元，过渡性养老金267.15元，特殊贡献增发0元，独生子女补贴0元，合计907.94元;经核定，赵恺月养老待遇为907.94元，自2015年3月起执行。儋州市社保局已按审核时间和数额向赵恺发放退休养老金。赵恺收到退休养老金后，认为退休养老金过低，儋州市社保局审核其退休养老金错误，遂向省社保局书面反映。2016年5月2日，省社保局作出《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主要内容是：你1979年落户宝岛公社，1979年10月在宝岛公社南辰墟照相室工作。1981年7月宝岛公社南辰大队一带农村与西培农场签订农村并场协议。之后，你随村并场进入西培农场南辰公交队。相关资料记载：一是《参加工作申请表》填写的出生年月：54年4月，30岁；二是参加《体格检查表》填写的出生年月：54年，实际年龄30岁；三是1986年4月《职工升级（定级）审批表》填写的连续工龄3年，四是档案材料中1990年11月西培农场组织干部翻新出具的《证明》：赵凯同志于八三年四月在场宣工交大队任职，八四年七月正式批工。根据以上档案材料，你实际是1983年4月在农场干临时工，1984年7月正式批工。此外，根据《海南省农垦总局关于1983年12月份及1984年部分市（县）招录职工用工性质确认的函》（琼垦局函（2016）27号）要求，可以认定你用工性质为合同制工人。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招工指标招录的原合同制工人，招录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1月1日至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依照政策规定，你1983年4月至1984年6月在西培农场干临时工的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7月招录为合同制工人后至1991年12月未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所以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时不视同缴费年限。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养老待遇的核定以事实为依据，符合有关政策规定。 另查明，2016年3月18日，海南省农垦总局针对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琼社保函[2015]102号《关于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及1984年部分市（县）招录职工用工性质确认的函》作出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函复如下：一、海南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以后（含1983年12月）固定工的招收。（一）原海南农垦系统内职工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子女；（二）大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海南农垦系统内工作的；（三）从海南农垦系统内参军后又退回到农垦工作的退伍军人；（四）原通什农垦总局管理的三亚、五指山、保亭、白沙、乐东、东方、昌江、琼中、陵水等地区，1984年12月份前招工的；（五）1984年农垦系统海口直属单位第一个子女参加工作的。以上情形招工表中审批意见为：同意参加工作，招收为固定工或同意招收（吸收）等。二、海南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以后（含1983年12月）合同制工人的招收。（一）海南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招收的职工，除上述第一规定的情形外，在招工表的审批意见一栏中填写为“同意招收为正式工”的；（二）海南农垦系统除上述第一条规定情形外，1984年1月后招收的职工。此件不公开。 再查明，2016年9月23日，赵恺向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赵恺与西培农场自1981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10月8日，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儋劳人仲不字[2016]第2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赵恺不服向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确认其与西培农场自1981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赵恺诉讼请求。赵恺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390号《民事判决》，认定赵恺1983年7月1日在西培农场被批准为固定工参加工作，并判决确认赵恺与西培农场自1983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实质争议焦点为：一是儋州市社保局核定赵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二是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一、关于儋州市社保局核定赵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否合法的问题，涉及如下两点：一是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作出的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是否正确。赵恺的人事档案中《参加工作申请表》、《职工升级审批表》、《广东省企业内部工资改革职工工资呈批表》、《职工商调登记表》、《海南农垦职工调动工作工资介绍信》、《海南农垦职工变动工作重新确定工资审批表》等材料，其中，《参加工作申请表》上，“生产队意见”、“农场审查意见”、“批准机关”等栏所签署时间都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职工升级审批表》上“何时批固定工”栏、《广东省企业内部工资改革职工工资呈批表》上“参加工作时间”栏、《职工商调登记表》上“本人简历”栏、《海南农垦职工调动工作工资介绍信》上“参加工作时间”栏、《海南农垦职工变动工作重新确定工资审批表》上“参加工作时间”栏等工作时间均有涂改，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赵恺参加工作的时间。而对于赵恺人事档案中的中共海南省国营西培农场委员会组织干部科1990年11月29日出具的《证明》，载明：“赵恺于八三年四月在场宣工交大队任职，八四年七月正式批工”。该《证明》是赵恺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最有证明力；《体格检查表》证明赵恺的入职体格检查日期为1984年9月18日，也能佐证赵恺被正式批工为1984年，该两份证据来源客观真实，应予以确认。此外，填写于1986年3月31日《职工升级审批表》，虽然“何时批固定工”栏有涂改不真实，但“连续工龄”栏填写为3年，反而印证赵恺的工作时间为1984年。因此，儋州市社保局认定赵恺1983年起当临时工，1984年7月被招工，并审核赵恺1984年7月1日至1991年12月期间不视同缴费年限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作出的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是正确的。虽然390号《民事判决》认定赵恺1983年7月1日在西培农场被批准为固定工参加工作，并判决确认赵恺与西培农场自1983年7月1日至1988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390号《民事判决》系2017年5月25日作出的，而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作出的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审核发生在2015年4月，390号《民事判决》对儋州市社保局的该行政行为并不具有溯及力。可见，一审法院以儋州市社保局作出的该行政行为时，还没存在的390号《民事判决》约束该行政行为不当，应予以纠正。二是儋州市社保局核定赵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是否正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劳动行政部门下达的招工指标招录的原合同制工人，招录以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但1984年1月1日至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期间未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作年限，不视同缴费年限。”如前所述，赵恺于1983年4月起在西培农场当临时工，1984年7月被正式批工。对照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的意见，赵恺从1984年7月起被西培农场正式批工应属于合同制工人。由于赵恺从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在西培农场当合同制工人未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因此，儋州市社保局根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核定赵恺1983年4月至1984年6月期间在西培农场当临时工的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其1984年7月至1991年12月期间在西培农场当合同制工人，计算养老保险待遇时不视同缴费年限并无不当。由此可见，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作出的核定赵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赵恺对此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赵恺向省社保局在信访中请求对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问题进行复查、复核。针对该问题，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明确答复：儋州市社保局对赵恺养老待遇的核定以事实为依据，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可见，对于赵恺提出的请求对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问题进行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省社保局已经予以答复。该答复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赵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批复》第二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赵恺不服前述信访答复，以该信访事项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省社保局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对赵恺的实际权益产生影响并属可诉行政行为不当，应予纠正。 此外，对于赵恺请求对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问题。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是海南省农垦总局针对省社保局琼社保函[2015]102号《关于农垦系统1983年12月份及1984年部分市（县）招录职工用工性质确认的函》作出的函复，属于单位之间的不对外公开的公文函复，系对赵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而赵恺请求对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进行合法性审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不对27号《用工性质确认的函》进行合法性审查正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儋州市社保局、省社保局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的（2018）琼9003行初92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恺对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答复》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50元，由赵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万贤审判员张成信审判员孔凡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管 娜 书 记 员 曾 虹 精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三）行政指导行为； （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 （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 （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