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新0203刑初170号公诉机关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田添，男，197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案发前系乌鲁木齐市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新疆乌鲁木齐市，住上海市徐汇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经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克拉玛依市看守所。辩护人谢文伟，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尹秀荣，新疆尹秀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汪亚军，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部县，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经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克拉玛依市看守所。辩护人胡楷，新疆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帅，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倪胜，男，198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案发前系乌鲁木齐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住新疆乌鲁木齐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3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经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克拉玛依市看守所。辩护人石磊，新疆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何建军，男，198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案发前系乌鲁木齐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住新疆乌鲁木齐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3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经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辩护人司炎，新疆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前飞，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崔勇斌，男，1987年4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户籍所在地新疆石河子市，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经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克拉玛依市看守所。辩护人陈明智，新疆尹秀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刘泉，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仕斌，男，197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月7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2月20日由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辩护人强力，四川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陈懿，男，199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现住成都市高新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由该局取保候审，2019年2月20日本院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辩护人梁彩玲，新疆荣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魏伟，男，1982年8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现住四川省成都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月7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2月20日本院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辩护人马敬、谢红梅，新疆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雷芳，女，198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案发前系乌鲁木齐市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客服，现住新疆乌鲁木齐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3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2月20日本院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辩护人薛英，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桑盛宝，男，199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乌鲁木齐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客服人员，现住新疆乌鲁木齐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由该局取保候审，2019年2月20日本院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指定辩护人高光，新疆先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黎明，男，198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策划，现住四川省成都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12日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由该局取保候审，2019年2月20日本院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指定辩护人陈玥含，新疆鼎泽凯（克拉玛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周容容，女，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遂宁市，现住克拉玛依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月20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30日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检察院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指定辩护人李志娟，新疆先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谭荣利，女，198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现住克拉玛依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月21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30日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检察院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指定辩护人王小锋，新疆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何国红，女，1979年5月6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系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离退休管理中心职工，现住克拉玛依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月21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30日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检察院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指定辩护人丛媛，新疆先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陈南君，女，198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巴中市，现住克拉玛依市。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月18日由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30日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检察院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年8月23日由本院依法继续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指定辩护人王霞，新疆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以克市克区检公诉刑诉（2019）17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倪胜、崔勇斌、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华文、赵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田添及其辩护人谢文伟、尹秀荣、被告人汪亚军及其辩护人王帅、胡楷、被告人倪胜及其辩护人石磊、被告人何建军及其辩护人李前飞、被告人崔勇斌及其辩护人刘泉、陈明智、被告人刘仕斌及其辩护人强力、被告人陈懿及其辩护人梁彩玲、被告人黎明及其辩护人陈玥含、被告人魏伟及其辩护人解红梅、马敬、被告人雷芳及其辩护人薛英、被告人桑盛宝及其指定辩护人高光、被告人周容容及其指定辩护人李志娟、被告人谭荣利及其指定辩护人王小锋、被告人何国红及其指定辩护人丛媛、被告人陈南君及其指定辩护人王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为牟取房卡销售利益合谋建立采用房间、俱乐部等模式，具有积分统计、录像、定位等功能的“大新疆麻将”网上平台，提供给会员消耗房卡开房后实现赌客在房间内的精准匹配，赌客依据每局麻将结束后的积分数额在微信内进行赌资结算。其中，被告人田添、汪亚军投入资金和技术建立该平台供他人组织赌博，非法所得1202273.8元；被告人刘仕斌、崔勇斌、魏伟、陈懿、黎明明知平台供他人组织赌博而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收取服务费分别为85041.23元、78000元、49383元、44205元、23147.78元；被告人倪胜、何建军实施推广运营、发展会员，收取服务费分别为248601.75元、128000元；被告人雷芳、桑盛宝为客服，收取服务费分别为31843元、28793.94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间，被告人周容容在该平台内组织赌博，通过“微笑”微信群抽头渔利共计人民币4.7万余元。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人谭荣利伙同周容容、何国红、陈南君在平台内组织赌博，通过“娱乐就好”微信群抽头渔利共计人民币7.7万余元。针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勘验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建立赌博网站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被告人倪胜、何建军、崔勇斌、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明知是赌博网站，而提供广告宣传、发展维护会员、技术支持服务；被告人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在网络赌博平台上组织他人赌博抽头牟利，情节严重。以上十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十五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倪胜、何建军、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的法定刑均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崔勇斌、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的法定刑均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系共同犯罪，田添、汪亚军、谭荣利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倪胜、何建军、崔勇斌、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周容容、何国红、陈南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刘仕斌、魏伟、周容容、何国红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倪胜、何建军、陈懿、雷芳、桑盛宝、黎明、谭荣利、陈南君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倪胜、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综上，建议对田添、汪亚军判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倪胜建议判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何建军、崔勇斌建议判处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刘仕斌、陈懿、魏伟建议判处二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并处罚金；对雷芳、桑盛宝、黎明、周容容、谭荣利、陈南君、何国红建议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适用缓刑，并处罚金。被告人田添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予认可，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其一直从事的是合法生意，在开发“大新疆麻将”这个游戏项目之初，其就很多法律问题进行了咨询，确认没有负面的法律后果后才着手开发，因此“大新疆麻将”主观上并非专为赌博设计；2.“大新疆麻将”客观上就是一个被动使用的网络麻将桌，自身是无法选择用户，而且很多代理也不是一直都在赌博，不能说因为平台上的部分功能对赌博有利就认定平台是为赌博设计，也不能说麻将游戏因为有时被他人用来赌博就认定其违法；3.其本人包括本案被指控的新疆、成都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参与组织赌博的行为，“大新疆麻将”平台上只有一个行为就是打麻将，用户在该游戏中玩麻将，却在微信中进行赌资结算和规则的商议，微信中的行为才是违法的，为什么不要求腾讯公司来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却要求其与公司同事来承担刑事犯罪后果。被告人田添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添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予认可，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田添等人所开发、运营的“大新疆麻将”游戏并非赌博网站。1.从游戏开发、运营合规性角度：“大新疆麻将”游戏开发主体、运营主体均是依法设立的企业，且具备互联网游戏开发、运营资质，“大新疆麻将”游戏经过行政备案，获得了上线运营所需的全部手续。2.从是否符合传统线下开设赌场核心特征角度：首先“大新疆麻将”游戏在推广运营过程中，并没有召集赌客，亦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暗示、指导代理如何召集赌客，其次“大新疆麻将”游戏没有制定赌博规则亦没有参与或帮助赌资结算，不具备上述线下开设赌场的特征，不应当定性为赌博网站。3.从游戏功能角度而言：“大新疆麻将”游戏中一系列功能均是为了保障游戏平衡、增强游戏社交而设计，并非为了赌博便利专门设计。俱乐部功能符合“大新疆麻将”游戏轻度社交类游戏的设计定位，录像回放功能用于用户对游戏记录、留存或亲友间分享传阅、分析，代理可以开房间或开多个房间功能是俱乐部功能的扩展和延伸，定位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玩家在线下互相看牌作弊，破坏游戏公平与平衡。对于一般玩家而言，上述功能必不可少，而对于利用该游戏进行赌博的玩家而言，亦并非重点关注或期待的功能。上述功能是目前国内同类型棋牌类游戏所通用、共有的功能。4.从盈利模式角度而言：赌博网站巨额利润来源于抽头渔利或者直接参与赌博，虽然“大新疆麻将”游戏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房卡收入，但该房卡收入与案涉赌客之间输赢多少、赌资大小没有任何关联。相较于线下一般性棋牌室动辄数十元的小时收费，“大新疆麻将”游戏收取的开房费完全合理，并没有从中攥取巨额利润。5.从游戏的娱乐性而言：“大新疆麻将”游戏的设计定位是轻度社交类麻将游戏。游戏开发者设计了仅具有娱乐性而不具有赌博性的功能。“大新疆麻将”游戏内设多种游戏玩法及游戏模式，而上述模式及系统对赌博玩家而言压根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完全是为了实现或契合游戏娱乐之目的。因此，“大新疆麻将”游戏与国内其他同类型棋牌游戏一样，具有娱乐性，并非为了赌博而设立的游戏。6.从主观认知角度而言：（1）开发游戏前后的法律风险认知。田添等人之所以决定开发、运营“大新疆麻将”游戏，主要是关注到2016年昆仑万维作价20亿人民币收购广东“闲来麻将”100%股权，各类房卡类棋牌游戏也陆续被各大上市公司或大型游戏公司高价收购。因此，也开始全盘模仿“闲来麻将”、“腾讯棋牌”等游戏软件设计，开发出“大新疆麻将”，期望能够通过规范运营，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卖出好价钱。而按照公司管理层的理解，腾讯、人民网都在运营此类游戏，且20亿手笔的收购和多宗大手笔收购，其软件设计理念应该不存在任何法律风险，此种级别公司的法律顾问应该对棋牌类游戏涉及法律问题作了详尽的风险评估，相关的游戏也不应当会涉及刑事犯罪等法律风险。所以，田添等人主观上认为对大公司的软件模式进行模仿，不会存在任何法律风险。在此认知下，才决定在后续全国掀起房卡棋牌游戏流行之风后进行了全面跟进。（2）游戏运营过程中进行了全面的风险防控。为了避免玩家利用“大新疆麻将”游戏进行赌博，“大新疆麻将”游戏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来进行预防和惩戒。首先，新用户在注册时必须同意且签订《用户注册协议》，协议在首部即明确指出“严禁恶意利用本游戏进行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封停账号，并向公安机关举报”。协议5.1条又再次声明“悦游将向您提供本游戏作为休闲娱乐之用，悦游严禁一切形式的赌博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悦游致力于为您打造健康的、绿色的休闲平台”；其次，在游戏运营过程中设置静态和动态的游戏公告，内容为“本游戏仅为休闲娱乐，禁止一切赌博行为”；最后，对发现有赌博行为的玩家或被举报涉嫌赌博的玩家零容忍，一律采取封号处理。由此可见，田添等人主观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开发、运营的麻将游戏涉及刑事法律风险，在游戏实际运营过程中，也没有鼓励或放任他人利用“大新疆麻将”游戏进行赌博，而是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避免此类情形的发生。综上，田添等人开发“大新疆麻将”游戏仅是国内众多棋牌类游戏之一，经相关机关或部门依法严格审批、备案后上线运营，并非为赌博而设立的游戏。田添等人虽然在游戏运营过程中，并没有鼓励或放任利用游戏进行赌博行为的发生。因此其行为不应当构成开设赌场罪。（二）即便法庭最终认定田添等人构成开设赌场罪，其也应具有如下从轻或减轻情节：1.从犯情节：案涉赌博行为相关赌客并非由田添等人召集，相关赌博规则均是由代理制定，赌资结算也由赌客自己在微信群中通过红包或转账方式结算。田添等人开发的“大新疆麻将”游戏仅仅是为他人开设赌场的行为提供了道具和便利，且其收取的费用也是固定的房卡销售收入，与赌客之间赌注大小并没有关联。这种行为与线下开设赌场中提供场所、工具的行为相同，而在线下开设赌场的共同犯罪中，仅仅提供场所、赌博工具而收取固定费用的一方，均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因此即便认定田添等人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其在该共同犯罪中作用处于从属地位，应当构成从犯。2.犯罪数额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田添涉案金额为120万余元，该数据主要来源于代理购买房卡的金额。而事实上，代理购买房卡后也并非全部用于组织赌博，其中也存在一部分基于娱乐、转赠他人情况的发生，本着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恳请对其从轻处理。3.退赃：田添等人在案发后已经退出600余万元，具有主动退赃情节，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汪亚军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没有异议，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其并未与被告人田添一起出资开发“大新疆麻将”，所采用的技术也不是其专利发明，其只是技术负责人并未参与其他工作，“大新疆麻将”本身也不属于赌博网站；2.公诉机关指控其与被告人田添共同非法获利120万元，如果成立的理由就是因为其是成都公司的股东，那么钱应该在公司的账目下才对，但是这些钱现在不在公司账上其不知道，故这些钱与其没有关系。被告人汪亚军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汪亚军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予认可，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大新疆麻将”游戏属于网络游戏，不属于赌博网站，开发“大新疆麻将”不构成开设赌场罪。开发“大新疆麻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的行为。如果认定该网站是赌博网站，该网站应当具有赌博功能，而不能以该网站存在赌博行为或者该网站被他人用作赌博工具，就认定该网站为赌博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设置具有退币、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并以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作为奖品，或者以回购奖品方式给予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以下简称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博赌网站与娱乐网站的区别在于，赌博功能是具有退币、退分或以其它方式给与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的功能。“大新疆麻将”游戏采用房间、俱乐部模式、具有积分统计、录像、定位功能，这些功能并不具有退币、退分或以其它方式给与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的功能。两高下发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如果使用游戏的人只是在开设的游戏的房间内进行娱乐或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也不属于赌博行为。因此，“大新疆麻将”不具有赌博功能，开发“大新疆麻将”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二）汪亚军没有帮助他人开设赌场的主观故意，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下列服务或者帮助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大新疆麻将”是仿制“熊猫麻将”和“皮皮麻将”开发的，汪亚军虽然知道上述两款麻将曾被玩家们用于赌博，也预想到“大新疆麻将”可能也会被玩家们用于赌博。但汪亚军这里的知道，并不等于刑法中的明知，明知是要求明确的知道谁在赌、什么时间在赌。“大新疆麻将”有“禁止赌博”的声明，代理注册时也有严禁赌博的相关协议。对发现代理存在赌博行为时，公司也对代理进行了封号。“大新疆麻将”没有赌资结算的功能，玩家是通过微信进行赌资结算。汪亚军只是技术人员，不参与游戏的推广销售，没有接触过代理和玩家，无法通过游戏后台查看到玩家的各项数据，更无从知道部分代理或玩家使用“大新疆麻将”进行赌博。公诉机关出具的电子证据无论从证据的合法性还是内容的真实性是无法证明汪亚军明知。因此，汪亚军也不存在向谭荣利等人提供开设赌场的技术帮助，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三）即便法庭最终认定汪亚军构成开设赌场罪，其也具有以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田添等人的行为应当属于开设赌场罪的从犯。田添等人属于“大新疆麻将”游戏的软件开发商和销售商，只是将现实的麻将桌搬到了网上，“大新疆麻将”没有赌资的结算功能，赌客们不能在“大新疆麻将”游戏中完成赌博，因此只是代理组织赌博的工具而不是供他人使用的赌博网站。田添等人只是向代理人员提供网上的麻将桌，收取的房卡费相当于现实生活中麻将桌的租赁费。如果法院最终认定田添等人明知有代理人员利用“大新疆麻将”组织赌博，而持放任或希望的态度，也只能认定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而不是开设赌场罪的实行犯，且应当认定为从犯。2．汪亚军在“大新疆麻将”软件开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较小，在“大新疆麻将”开发中应属于从犯。（1）汪亚军名义上是股东，实质上是员工。根据汪亚军与田添签订的《悦游互动股东合作协议》，汪亚军虽然名义上是公司的股东，但汪亚军实际上没有出资，也不承担公司的经营亏损。汪亚军没有开过股东会议，不享有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也不能查询公司帐册、享有知情权。协议中约定了三年的合作期限，合作期满后田添可以随时收回股份，如果是真正的股东，只要公司没有注销，股东身份永远存在。协议中约定的分红，本质上是对汪亚军劳动贡献的奖励，仍然属于劳动报酬范畴，而不属于股权投资性收益，不能算作股东的分红。所有办理工商登记相关的文件，如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汪亚军均没有签过字。而且工商登记只是对外产生效力，对内仍不发生法律效力。汪亚军也不能依据工商登记要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或要求行使其股东权利。因此，汪亚军本质上不具有股东资格，只是公司的一名员工。（2）公诉机关指控田添出资金、汪亚军出技术合谋开发“大新疆麻将”也与事实不符。汪亚军提供的只是一般性技术，并不是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大新疆麻将”参与人员包括策划文案、程序设计、美工、测试人员，这些人员都提供了技术服务，但都是一般性的技术。不能只认定汪亚军提供了技术。3．汪亚军虽然具有副总经理或者技术总监的头衔，但在“大新疆麻将”游戏开发过程中，汪亚军不是“大新疆麻将”的决策者和组织实施者，不能因为汪亚军有这个头衔就将汪亚军作用扩大化，汪亚军只是一般的参与人员。“大新疆麻将”游戏的开发是由田添领导下的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直接向田添汇报工作。由项目经理管理项目组，项目组包括策划文案、程序员、美工、测试人员组成。项目经理一般由策划文案担任。田添决定开发某款游戏后，由策划文案完成策划方案，形成策划文档。策划文档交给程序员和美术人员设计和编写程序代码。程序员和美术人员工作完成后再由项目经理进行测试和验收。游戏开发由项目经理负责全程控制。如果在程序设计中出现技术难题才会找到汪亚军解决。因此，汪亚军不是策划者、组织者，只是一名参与者。4．汪亚军负责十多款游戏的技术管理，汪亚军参与“大新疆麻将”开发的时间比较少。“大新疆麻将”有专职的程序员进行程序设计。遇到技术问题汪亚军才会参与。汪亚军的工作是整个公司的技术管理和程序员的招聘。成都悦游公司开发了十多款游戏，“大新疆麻将”占用汪亚军工作时间不到汪亚军工作时间的十分之一。5．“大新疆麻将”游戏由田添负责推广和销售，汪亚军没有参与游戏的推广和销售。6．汪亚军从“大新疆麻将”获得的收入不足汪亚军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汪亚军的收入为工资和年终奖金。汪亚军在公司并没有获得分红。根据汪亚军的供述，汪亚军每月固定工资为2万元，2017年发过一次年终奖金15万元。“大新疆麻将”从2016年年底决定开发到2018年10月案发时，汪亚军在这期间的收入大约为60万。“大新疆麻将”实际的程序设计阶段不足两个月，汪亚军也没有参与后期的推广销售。综上，汪亚军虽然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在“大新疆麻将”游戏的开发中不属于游戏的决策者和组织实施者。在该游戏的实施过程中，汪亚军只提供少部分的技术帮助，其参与的时间比较少。汪亚军与其他参与人员相比，也只能算作一般的参与人员。请法庭综合考虑辩护人的意见，给汪亚军一个公正的判决。被告人倪胜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其就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其之所以做这个“大新疆麻将”游戏，是因为其很喜欢游戏，喜欢互联网，2009年进入乌鲁木齐市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开始从事互联网的行业，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后来就成立了成都公司开发手游，公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这个最好的体现就是工资收入，成都公司的同事都有1、2万的工资，但是其却只有4500的工资，故将其列为第三被告人不合理。2.公诉机关认定其服务费金额并不合理，其本人并未获得这么多提成。被告人倪胜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倪胜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有不同意见，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倪胜作为从犯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1.“大新疆麻将”的策划、研发、建立等过程倪胜均未参与，仅提供了推广、发展会员的服务和帮助。2.倪胜帮助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所得数额有限，公诉机关指控数额不准确。倪胜的底薪是4000余元，加上提成每月平均10000余元，其在田添公司工作11个月，大概获利120000余元，起诉书指控倪胜违法所得248601.75元，并未考虑统计表中赠送的房卡数量，且是同为推广人员的何建军获利的一倍，明显过高。3.倪胜个人的帮助行为社会危害性有限。倪胜在公司负责“大新疆麻将”推广也就几个月，名下的代理数量有限，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应有限。（二）倪胜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倪胜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始终供述稳定，通过长达10个月的羁押，倪胜已经充分的认罪悔罪，没有再犯的危险，已经实现的刑法的惩罚功能，应当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何建军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未提出实质性的辩解意见。被告人何建军的辩护人鉴于何建军在审查起诉阶段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客观上被告人何建军犯罪情节轻微，系从犯。2017年6月1日何建军入职涉案公司从事游戏推广工作，此前该涉案游戏已经开发运营了半年多，何建军入职后在负责游戏推广运营过程中，从未以任何方式来暗示公司的游戏平台可以用于赌博，更没有从代理处领取任何的提成。虽然何建军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听说客户在平台上存在赌博行为之后，还依然帮助公司推广这款麻将游戏，但这种帮助行为，在整个公司和游戏运营过程中，根本是微乎其微的。公诉机关认定何建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2.主观上被告人何建军具有很强烈的悔罪态度。在2018年11月12日到案后，何建军一直稳定的供述自己涉嫌犯罪的所有行为，羁押期间遵守监管法规，积极配合办案机关审讯，坦白交代罪行，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3.何建军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可以处以缓刑或免于处罚。何建军的犯罪行为本身并非暴力型犯罪，此前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他之所以涉嫌犯罪也只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对帮助行为的严重程度认识不够。4.何建军存在具有立功情节。何建军在归案后，于2018年11月13日第1次讯问中就举报了有2款游戏（石河子西域棋牌和阜康摸通）和他们的游戏模式非常相近，并且提供了具体游戏app名称。如果核查属实，何建军应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使核查不属实，也能反映出何建军具有强烈的悔罪、认罪态度，在自己归案后也不希望其他类似的游戏再危害社会。综上，请求合议庭充分考虑本案的多重因素对被告人何建军予以从轻判罚，对其适用缓刑或免予处罚。被告人崔勇斌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予认可，并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其作为一名程序员跟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公司也有相应的资质，其开发出来“大新疆麻将”也有相关资质，故不认为其开发游戏的行为是犯罪行为。2.从技术角度来说“大新疆麻将”并不是网站而且也没有接受下注的功能，故该软件不是赌博软件。3.其因为专注于技术的开发所以忽略了其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有人利用其参与开发的平台来赌博，即使不是其有心为之，但是无心之失其也是有责任的。被告人崔勇斌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崔勇斌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不予认可，并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本案所涉的“大新疆麻将”并非赌博网站。首先，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赌场、还是网络上虚拟的赌场，都具有开设主体对赌博活动具有较强的管理控制力、制定赌博规则、安排记账人员、提供资金结算的途径等特点。其中，制定赌博规则、管理控制赌客、提供资金结算途径是网络赌场（赌博网站）区分于一般正常网站或游戏的本质特征。在本案中，“大新疆麻将”虽然在客观上存在被用于赌博的情况，但是代理或者赌客的赌博模式都是在“大新疆麻将”平台上进行麻将游戏，然后在参赌人员开设的微信聊天群中根据每局输赢的积分乘以每个积分对应的人民币数量进行赌资结算，并由代理进行抽头。制定赌博规则，管理赌博人员，进行记账以及最后安排资金结算都是由各个代理在微信聊天群中完成的，并且每个群的赌博规则、资金结算方法都不尽相同。这个过程，“大新疆麻将”的研发团队是无法介入、无法干预、无法提供帮助的。因此，从客观上来说，“大新疆麻将”只是他人组织网络赌博的工具，其本身并不具备赌博功能，并不能认定为赌博网站。其次，检察机关指控的“大新疆麻将”的赌博功能，实际上都是中性的游戏必备功能。检方认为“大新疆麻将”的俱乐部模式、积分统计、录像、定位功能等模块具有赌博属性。但是，正如崔勇斌本人所陈述的：俱乐部模式实际上是竞技类网游公会模式在棋牌类网络游戏中的体现，其目的就是为了排除机器人参与游戏、方便相识的朋友共同娱乐；积分统计本身就是麻将的游戏规则，任何麻将玩法离开了积分统计功能，都无法确定胜负；录像功能则是棋牌类游戏中的必备功能，为的就是能够方便玩家回看整个游戏过程，了解自己输牌或赢牌的原因，方便提高牌技；而定位功能，则是网络棋牌游戏防止互相看牌的特有的防作弊功能。事实上，上述几种功能和模式不仅仅是麻将、棋牌类网络游戏共同的特点，也是许多竞技类网络游戏的共同特点。因此，这些功能实际上是中性的，本身并不带有赌博的色彩。第三，认定网络游戏内容是否合法是文化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与权限。根据原文化部2010年3月17日颁布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有效时间为：2010年3月17日至2019年7月10日）第九条第（七）项规定：网络游戏不得含有宣扬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内容。该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并聘请有关专家承担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备案与鉴定的有关咨询和事务性工作。因此，在2019年7月10日之前，能够取得游戏备案号上线运行的网络游戏都是经过国务院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本案中“大新疆麻将”的前身“梦幻新疆麻将”已经取得了文化部的备案文号（文网游备字〔2015〕Ｍ-CBG0320号）通过了内容审查。与“大新疆麻将”相同模式的“闲来麻将”（备案号参见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证据）、“腾讯欢乐麻将”（文网游备字〔2016〕Ｍ-CBG0113号）也通过了文化部门的内容审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新疆麻将”内容和模式也是完全合法的，本身并不涉及到赌博。根据上述办法第十条，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对网络游戏的审查结论是在聘请有关专家审查、鉴定、咨询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而在本案中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仅仅根据有人利用“大新疆麻将”来进行赌博这一事实，就认定“大新疆麻将”本身就是赌博网站，显然过于草率。第四，虽然客观上“大新疆麻将”存在赌博的现象，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玩家就是纯粹在游戏上进行娱乐，并不涉及到人民币的输赢的问题。如果将“大新疆麻将”定义为赌博网站，那么这些正常的麻将玩家的行为如何定性？显然存在明显的问题。最后，“大新疆麻将”本身也不符合赌博网站的隐蔽性特点。为了防止公安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进行打击，赌博网站往往把服务器放置于境外，定期或不定期的更换网址或链接方式、或者网站、游戏的名称。但是辩护人注意到：从2016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2018年11月案发，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大新疆麻将”一直在各大安卓和ios应用平台可供下载，并且其服务器一直在国内的阿里云计算中心。“大新疆麻将”本身稳定对外经营情况也不符合赌博网站隐蔽性的特点。综合上，不能认定“大新疆麻将”本身就是赌博网站。（二）崔勇斌编写代码和维护服务器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中立性，与赌博的危害结果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崔勇斌主观上不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为赌博提供技术支持，因此不能将崔勇斌评价为开设赌场的共犯。1．崔勇斌提供技术支持的“大新疆麻将”并非赌博网站，崔勇斌开发的游戏功能也是纯中性的功能，虽然有部分功能用于赌博，但是本身并不能否认这些功能也为正常游戏的玩家带来了更好的游戏体验。2．崔勇斌参与研发和维护的游戏的行为，并没有升高社会难以接受的侵害法益的风险，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且其研发的某些功能还对赌博的危害结果产生了相反的因果力，如崔勇斌开发的账号封停功能以及游戏禁止赌博的公告功能，客观上是起到了抑制赌博的作用的。3．崔勇斌主观上并不明知自己参与研发的“大新疆麻将”被用于赌博。首先，崔勇斌只是参与研发“大新疆麻将”的部分功能研发，保障服务器的正常运行；其次，崔勇斌只是“大新疆麻将”的研发团队基础性的程序员，其不了解、也不参与“大新疆麻将”的线上推广活动和宣传活动，更无法把控“大新疆麻将”的使用情况。公诉机关一直强调崔勇斌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参与研发的“大新疆麻将”可以用于赌博，但是仍然实施了研发及后续的支持工作，因而其对后续的开设赌场行为是具有放任的故意的，属于主观上的明知，但根据已查明之事实，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明知”标准，也不能认为崔勇斌明知是赌博网站而提供技术支持。（三）崔勇斌只是成都悦游公司的程序员，属于劳务性工作人员。法律并不对崔勇斌这样的程序员提出过高的注意义务及防止结果发生义务的要求。我国的刑事政策实际上也不打击企业中的具体从业人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的时间较早，并没有特别说明不对具体的劳务性工作人员进行打击。但是在其后2013年11月14日两高一部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中却有明确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刑事政策中不打击从事劳务性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倾向十分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能认定崔勇斌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四）即使认定崔勇斌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也应当重新审视崔勇斌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1．必须明确本案中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如前所述，“大新疆麻将”本身并不能认定为赌博网站，其本身并不能管理参赌人员，也未指定赌博规则，没有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因而，研发、上线“大新疆麻将”的行为并不能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实际上，本案的实行行为，正是房卡代理利用微信群组织赌博的行为。而“大新疆麻将”的输赢，本质上只是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射幸游戏的结果，供赌客们赌博使用。正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2018年12月25日发布的第105号指导案例“洪小强、洪礼沃、洪清泉、李志荣开设赌场案”中明确：“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竞猜游戏网站的开奖结果等方式进行赌博，设定赌博规则，利用微信群进行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三）必须明确界定“大新疆麻将”团队可能涉嫌犯罪的行为定性。既然，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已经肯定了代理的行为本身属于开始赌场罪的实行行为，那么即使认定“大新疆麻将”构成开设赌场罪，其行为也只是为开设赌场提供工具及网络虚拟空间，本质上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帮助行为，应当认定为从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四）必须明确界定崔勇斌在“大新疆麻将”团队中所起的作用。崔勇斌作为“大新疆麻将”研发团队最下层的程序员及后台维护人员，并未参与“大新疆麻将”推广和运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要远远低于“大新疆麻将”的推广、运营人员，同时也要远远低于“大新疆麻将”的技术开发的项目负责人。因此，若认定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崔勇斌也是帮助犯的帮助犯，从犯的从犯，其社会危害性极低，应当对其判以最低的刑罚。（五）关于崔勇斌的量刑的建议。首先，检察机关指控的崔勇斌的收取服务费的金额并不正确。虽然78000元是扣除了崔勇斌其他合法工作所对应工资的结果。但是检察机关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必须理清“大新疆麻将”销售收入中非法收入所占比例。因为，“大新疆麻将”的房卡并不都是用于赌博行为，其也有很多是合法游戏行为所消耗的，因此必须要计算出赌博行为消耗房卡对应的金额在所有房卡销售金额中的比例。再用78000元乘以这个比例，才是崔勇斌的“违法所得”，因此崔勇斌的违法所得是远远低于78000元的。其次，根据《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5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即：为开设赌场提供数据支持服务，违法所得额达到10万元的才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崔勇斌的违法所得额远远少于10万元。因此，对其判处二年以上三年以下的量刑建议并不适当。最后，结合崔勇斌在“大新疆麻将”研发团队中的作用，其应当是帮助犯的帮助犯，从犯的从犯，其减轻的幅度应该更大，因此，若最终认定崔勇斌构成犯罪，应当对其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刘仕斌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其负责的前端功能优化工作是要花很多时间的，但是这个工作不是只是针对“大新疆麻将”游戏，还有很多别的游戏也需要，所以其工作量在“大新疆麻将”游戏中的占比并没有公诉人说的那么多。2．其家庭负担非常重，经济状况也很糟糕，其以前是教师，属于单纯做技术的人员，专注技术层面，没有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犯罪，但是现在不再从事游戏行业，洗心革面重新开始新的工作，希望法庭能够对其适用缓刑。基于被告人刘仕斌已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刘仕斌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仅对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根据公诉机关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刘仕斌通过微信群获悉“大新疆麻将”中有人赌博的事实，但其仍在法庭上供述知悉，希望法庭在对该事实认定时作为对刘仕斌认罪态度和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刘仕斌入职成都悦游公司后先后从事多款游戏研发工作，“大新疆麻将”仅是其中之一，刘仕斌在研发过程中并无从事或实施犯罪行为的故意。3．刘仕斌仅是成都悦游公司众多程序员之一，以固定工资养家糊口，并未因“大新疆麻将”运营获利而获得超出固定工资之外的不合理收入，其作为客户端的工作是被动接受下发和分配的工作并执行。4．公诉机关关于刘仕斌违法所得85041.35元证据不足。根据刘仕斌的多次供述，其在“大新疆麻将”中的工作低于其同期工作的20%至30%，并非公诉机关认定的占比40%。5．刘仕斌具有自首、从犯、认罪认罚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具有全额退赃、主观恶性不深、无犯罪前科等酌定从轻情节，且刘仕斌已经从本次犯罪中汲取教训，远离游戏行业这个是非之地，现入职一家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从事虚拟机器人研究，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还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没有再犯的危险性，应当宣告缓刑。综上，请求对刘仕斌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陈懿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以下辩解意见：自愿认罪认罚，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希望能得法庭的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懿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陈懿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陈懿虽然触犯了法律，理应受到惩罚，但陈懿参与共同犯罪最主要的原因是初入社会，涉世不深，缺乏法律意识，在完成公司的工作安排时，虽然明知有问题，但是没有充分了解和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但其所起的作用较小为从犯，主观恶性程度相对较小，而且认罪态度好，有坦白、退赃、悔罪表现，具有法定的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并无从重、加重情节。请法庭本着刑法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陈懿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给陈懿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被告人魏伟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以下辩解意见：其作为一个员工就是去完成老板的要求，忽略了法律的问题，对社会造成了伤害，经过公安机关和家人的教育，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所犯的错误，非常后悔，自愿认罪，积极改过自新。被告人魏伟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魏伟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魏伟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作用较小。1．魏伟加入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时，该公司为合法的公司，从事合法的游戏开发工作。魏伟作为一名与该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的普通员工，其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受劳动合同约定、公司上级要求的影响。作为公司员工，其行为只是履行了工作职责，执行了老板的指令。2．魏伟从事是公司游戏的测试工作，即按照公司要求对一个开发出来的游戏功能进行测试，发现问题，并写出测试标准文案，然后把文案交给每个具体游戏开发项目小组，由其小组自行安排程序员编写。测试工作是每个游戏的一个工作环节，可见，“大新疆麻将”只占魏伟所有工作中的一部分，魏伟所有工作大部分为合法的职务行为，故应当将魏伟的犯罪行为与合法的职务行为区分开来。魏伟的行为属于程序开发中的一个环节，其在本案中参与度较低，赃款相对获得较少，其行为应当与该游戏的决策及直接全部参与人员相区别。综上，魏伟犯罪情节较轻，在本案中起到了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二）魏伟主观恶性相对较小。1．魏伟作为测试组成员，其工作职责是根据公司决策层的要求为公司游戏开发项目编写测试文案并作一些美工设计，对于该游戏是否涉及犯罪，魏伟在进行最初的测试工作时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认识，其工作具体内容也不涉及具体的犯罪。2．公司法制宣传的错误导向因素不可忽视。在田添、何建军、魏伟等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上至公司决策层下至普通员工得到的信息是，公司咨询过专业律师“其游戏开发行为不违法，因为不参与代理直接组织赌博的行为”。在这种氛围下，虽然魏伟参与后发现该游戏软件被部分代理商利用成为赌博平台，而心存疑虑但仍然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3．从2017年10月开始，魏伟因工作职责范围为该游戏编写文案，至2018年3月，魏伟从网上得知此类游戏（龙岗麻将）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即向公司提出辞职，最后公司同意将其调往“危险恋人”游戏项目去做数值策划，不再参与“大新疆麻将”的工作，魏伟才心存侥幸继续留在了公司。4．从四川及类似网络游戏这个大环境来看，也给魏伟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麻痹作用，对其行为犯罪性质认识不清，造成其人生中一次非常重大的错误。综上，从魏伟心理发展历程来看，从不知情到知情后产生疑虑到确定后打算离开，其主观恶性相对还是较小的。（三）魏伟系初犯，平时表现良好。之前从未有过违法犯罪行为，念其初犯希望法庭从轻处罚。（四）检察机关认定魏伟系本案从犯，又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同时魏伟还具有坦白、认罪悔罪等酌定从轻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恳请法庭充分考虑上述从轻、减轻情节，建议对被告人魏伟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雷芳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请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刑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辩解意见。被告人雷芳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雷芳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雷芳在本案中为该公司客服，其行为均为根据公司领导安排所为，系履行职责的行为，其并无犯罪故意，主观恶性小。2．雷芳只是被雇佣负责客服，并非赌场的组织者、经营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很小，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在该共同犯罪中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3．雷芳系偶犯、初犯，对社会危害性也不大，且认罪态度好，积极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情节。恳请法庭本着以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对被告人雷芳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桑盛宝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请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刑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辩解意见。被告人桑盛宝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桑盛宝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桑盛宝是一名刚从大学学校走进社会的大学生，在担任公司客服期间，只是对网络系统进行解答问题和反馈问题，并没有招揽人员参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社会危害不大；归案后，自愿认罪，供述稳定，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恳请法庭依法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黎明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的辩解意见。被告人黎明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黎明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黎明主观恶性不大，系服从单位领导安排对“大新疆麻将”提供技术服务，其也问过领导是否涉嫌犯罪，但领导称不犯法。今天的这个结局是由于黎明自身不懂法造成的。2．黎明所犯罪行情节轻微，客观上黎明也并没有从事该行为中获取非法利益，其已将发放的20000多元的工资全部退赃。4．黎明系从犯,在整个案件中其只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具有坦白、当庭自愿认罪、积极退赃等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5．黎明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其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其犯罪行为给社会、受害人及自己的家庭造成的危害。其在取保期间也积极的配合各方面的工作，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宣告缓刑。恳请法庭对黎明从轻、减轻处罚并依法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被告人周荣荣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的辩解意见。被告人周容容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容容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周容容归案后能够如实的供述犯罪事实，当庭也认罪，具有坦白情节，愿意退赔自己获取的全部赃款，现周容容已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社会危害性不大，同时考虑到周容容系初犯、偶犯，故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周容容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谭荣利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的辩解意见。被告人谭荣利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谭荣利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谭荣利系初犯、偶犯，案发前无犯罪前科，也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和劣迹，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由于其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构成犯罪。针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非常后悔，同时谭荣利还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从轻、从宽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恳请法庭对被告人从轻、从宽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使其早日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被告人何国红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的辩解意见。被告人何国红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国红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何国红主观恶性较小。2018年7月份，何国红应朋友邀请进入了一个微信群，从而接触了“大新疆麻将”，最先被告人何国红仅是玩家，和被告人谭荣利搞了个微信群也只是几个认识的人之间作为娱乐玩一玩。后来也是因为群里其他人的提议才开始作为代理人，开始盈利，这期间被告人何国红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也是因为被告人何国红独自抚养女儿还要赡养父母，给被告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致使被告人何国红一时糊涂，从而走上犯罪道路。2．被告人何国红的犯罪行为危害后果相对较小。被告人何国红犯罪时间较短，仅3个月，且其获得利益较小，案发后被告人何国红表示愿意主动退赃，可见其已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了充分的认识。3．何国红系从犯、有自首、自愿认罪、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且已认罪悔罪，没有再犯危险，恳请法庭对被告人何国红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被告人陈南君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未提出其他实质性的辩解意见。被告人陈南君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南君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仅就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陈南君是初犯，之前未受过任何处罚，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非常好，有坦白情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并且是所有从犯中情节最轻的一个，案发后悔罪态度好，积极退还了获利的全部赃款，恳请法庭对被告人陈南君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经审理查明，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14日，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田添。2015年2月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股东变更为被告人田添、汪亚军，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田添。乌鲁木齐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田添。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为牟取房卡销售利益合谋开发采用房间、俱乐部等模式，具有积分统计、录像、定位等功能的“大新疆麻将”网络棋牌游戏APP，提供给会员消耗房卡开房后实现赌客在房间内的精准匹配，赌客依据每局麻将结束后的积分数额在微信内进行赌资结算。被告人田添、汪亚军投入资金和技术通过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该网络棋牌游戏APP供他人组织赌博，非法所得120万余元；被告人刘仕斌、崔勇斌、魏伟、陈懿、黎明作为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知该公司开发的“大新疆麻将”网络棋牌游戏APP供他人组织赌博而提供策划、开发、维护、测试等技术支持服务，分别收取服务费8.5万余元、7.8万余元、4.9万余元、4.4万余元、2.3万余元；被告人倪胜、何建军作为乌鲁木齐市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知“大新疆麻将”网络棋牌游戏APP仍然实施推广运营、发展会员，分别收取服务费分别为24万余元、12.8万余元；被告人雷芳、桑盛宝作为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知该公司开发的“大新疆麻将”网络棋牌游戏APP供他人组织赌博而提供客服，收取服务费分别为3.1万余元、2.8万余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间，被告人周容容在该平台内组织赌博，通过“微笑”微信群抽头渔利共计4.7万余元。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人谭荣利伙同周容容、何国红、陈南君在平台内组织赌博，通过“娱乐就好”微信群抽头渔利共计7.7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黎明退赃4.5万元、被告人魏伟退赃10万元、被告人桑盛宝退赃3.4元、被告人陈懿退赃6万元、被告人刘仕斌退赃85041.23元、被告人陈南君退赃1.15万元、被告人何国红退赃1.15万元、被告人周容容退赃0.6万元，公安机关从被告人田添处扣押500万元。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当庭出示并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一）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倪胜、崔勇斌、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等十一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证据：1、从被告人处依法扣押的手机、电脑主机、硬盘、U盘及电子勘验检查笔录：田添手机内大新疆麻将测试群聊天内容、在田添的文件传输中2018年2月9日大新疆零售回访.docx文件、田添与何建军的聊天记录、大新疆麻将dxjmj001公众服务平台号中发布的相关内容、黎明与田添的ＱＱ聊天记录、大新疆麻将～工作组群聊天内容、汪亚军与田添的QQ聊天记录、田添邮箱2018.11.7日收到何建军发送新疆平台2018.10月总充值邮件及双方的回复、田添邮箱2016年6月30日收到的邮件、2017年11月30日魏伟发送邮件给田添、汪亚军、倪胜、何建军、雷芳新疆代理问卷调查统计及新疆市场调查报告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告人倪胜、田添、汪亚军、魏伟、崔勇斌、雷芳、黎明、何建军明知平台是给代理提供服务供其组织赌博，双方各取所需非法牟利，群内交流显示因平台bug多次造成玩家无法结算赌资或代理赔钱，被告人田添要求技术人员进行修复并补偿房卡；玩家对赌资结算方式以及输赢概率、是否同意零售房卡等向平台发表意见以及被告人田添通过销售额考核来积极追求推广人员多发展组织赌博的代理等客观事实；2.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田添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供述摘录：我们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一款麻将游戏，用户在网上下载APP后可以自行组织人员组建房间，每个房间公司收取3元游戏软件使用费。我们在“今日头条”、微信朋友圈等网站上打过广告，员工倪胜、何建军在全疆各地州的人员密集场所贴海报、发传单；2018年11月19日供述摘录：2014年手游开始兴起，我到成都成立研发队伍，拉汪亚军做我的合伙人，我们商定由我出资100万占公司股份80%，汪亚军技术20%。2016年底，我们仿制腾讯的“欢乐麻将”、“熊猫麻将”研发了“大新疆麻将”等几款手游麻将。在2016年年底试运行，2017年年初开始全面投入运营。游戏里，玩家自己建立台桌邀请熟人一起玩，每4局需要2张房卡，8局需要3张房卡，以新疆本土特色的“螺丝胡”、“杠后花”、“血战到底”为主。通过收费卖房卡来开通房间获得一个私密的网上打麻将的空间。开一个房间后，会自动生成一个6位数的房间号，只有将房间号告诉跟自己一起打麻将的人，才能进到同一个房间打麻将。900元以上的可以开房间给其他人用于打麻将，自己不用参与，也可以建立俱乐部组织人在同一个俱乐部玩游戏。俱乐部房间是由创建人消耗房卡自己开，方便代理安排人一起打麻将，也方便代理抽水收房卡费。3000元以内都是从公司游戏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充值或者游戏内直接充值，3000元以上的都是直接转账给我（或微信×××，或手机号138XXXXXXXX/189XXXXXXXX绑定的支付宝）。我是这个游戏的第一负责人，负责产品的推广和运营，所有负责这款游戏的人要做任何决定、和操作都必须经过我同意；汪亚军负责技术研发；推广的负责人前期是倪胜，后期是何建军；客服组长是雷芳，客服有汪绪芳、陈晓宇、桑盛宝；系统维护人是韩某。我们盈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售房卡，一般是900元卖650张房卡，1800元1350张房卡，2700元是2000张房卡，30000是30000张房卡，50000元55000张房卡。这些买房卡的人也就是不同级别的代理，一次充值5万以上的我们成为总代理。收入：2017年年初的两个月每月1-2万；再10几个月每月30-40万；之后5/6个月就是每月50万，直到2018年10月是81万元，总共收入1000万元左右。盈利被我用于新产品研发、公司开支和个人开销。汪亚军拿基本工资和15万年终奖，倪胜分了40万左右；何建军连工资加奖金分了20万左右，其他人拿基本工资。游戏运行期间我们接到投诉有人赌博，为此我们制定了制度，核实确认后（举报人提供有明确赌博字样、迹象或内容的截图）安排客服把代理的账号封号，然后代理重新建号，将扣除的房卡返还给代理新的账号上，具体由客服雷芳、桑盛宝操作（被封停的代理联系客服索要被封账号上的房卡，客服给我汇报后给我tt@xtjwa.net邮箱发邮件，我同意后客服将扣除的房卡返还给代理新的账号上）。这些代理再次买房卡我们还卖。我们禁止赌博的公告是做给公安机关看的，是公安网监部门提出的要求；2018年12月7日供述摘录：我们仿制的游戏“皮皮麻将”、“熊猫麻将”在运行中就有代理在用这几款游戏组织赌博，我们在仿制的时候也是想通过代理组织人员赌博赚取代理的房卡钱。我获利700万左右；2019.2.22日供述：这个游戏的优势是熟人社交，精准匹配玩家。我们客服反映有玩家投诉有人赌博，我们也知道被封停玩家剩余房卡是转给其小号或其他微信号注册的账号上，但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继续在赌博。这种封停后转房卡的处理是倪胜先提出的，何建军也提出过，我同意的。被举报给退钱的也就一、两个。我承认转卡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不坚决，应该给他们去退钱。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告人田添在研发“大新疆麻将”游戏之初即效仿被用于赌博的几款游戏，运行中接收到的赌博投诉、截图可以印证其主观上明知“大新疆麻将”被他人用于赌博犯罪，为获取非法利益未采取有效的禁止措施，继续向代理们提供技术服务。（2）被告人汪亚军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供述摘录：2014年8月田添让我到他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技术主管，他承诺给我20%的股份、副总经理头衔，每月工资2万元。我于2014年11月1日到该公司工作，2016年8月，田添要求我仿照“熊猫麻将”、“皮皮麻将”软件功能开发“大新疆麻将”，玩家进入游戏可以利用房卡创建房间，其他玩家可以输入房间号进入房间，根据不同局数消耗不定房卡（4局2个房卡、8局3张房卡），新注册的玩家有5张房卡，以后需要4元购买一张的比例充值购买。我们开通俱乐部模式，玩家找到客服成为代理后即可创建一个俱乐部，代理可以消耗房卡创建房间让俱乐部会员进来打麻将，也可以指定某个会员协助创建房间，另外代理可以发展下线，下线在购买房卡时我们会给上线一些房卡做奖励。俱乐部的管理员可以邀请游戏注册玩家（通过微信号关联注册）成为会员，俱乐部模式是何建军负责的运营商（推广游戏的人）给我们提的要求，方便他们对所创建房间的集中管理。游戏是2016年11月上线，每天会消耗1.5万-2万张房卡。我是技术主管，解决团队遇到的技术问题，如实现某种技术功能，还有程序技术人员的招聘；黎明负责项目里，包括软件开发的推进，任务分配等日常管理；奉超负责游戏服务器开发；陈懿负责手机客户端的开发；韦力引负责游戏功能分析、设计、寻找游戏问题；崔勇斌负责公司阿里云服务器的管理；还有两名测试人员，我不知道名字。运营商通过一个运营商后台管理系统，可以在后台看到俱乐部有多少会员，开了多少房间等信息。2018年11月19日供述摘录：我们效仿的四川麻将、皮皮麻将都是给代理出售房卡，代理通过微信群招揽赌客进入房间进行赌博，结束后通过微信群支付赌资，赌资是通过积分结算来兑换的，兑换的比例是代理和赌客自行商量的，输家会把赌资给代理，代理会从大赢家处扣除抽水房费后发给赢家。我们就是照搬这套，研发团队成员也大都知道这些运营。2017年打麻将收入是400万，2018年月平均收入50万，我作为管理员在后台可以看到房卡的总销售数据。乌鲁木齐倪胜和何建军负责运营推广、宣传和发展代理，田添负责公司管理运营，我负责技术难题的解决。至今赚了60多万。2018年12月7日供述摘录：俱乐部功能、录像功能都是为赌博提供的，代理可以创建很多房间，可以查看自己开的房间录像，可以查看积分；在项目研发之初就告诉整个项目组，我们参照的熊猫麻将、皮皮麻将这几款游戏运行，这几款游戏被代理拿来赌博我们都知道；我们研发之初都知道游戏可能涉及赌博，所以田添为了让我们放心，消除顾虑，他对我们所有人都说过，只是代理用我们的平台组织赌博，他咨询过律师，说这样不涉及犯罪，这样的话田添强调过几次，所有人都知道。崔勇斌参与所有游戏功能的开发，他还要对功能进行体验（打牌），他了解游戏里每一个功能的作用。田添是老板，游戏很多功能和需求都是新疆运营商经过田添同意直接跟项目沟通的，所以他们肯定知道平台被用来赌博。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在“大新疆麻将”游戏APP研发之初，经被告人田添的告知，被告人汪亚军明知该游戏APP供他人组织赌博犯罪仍参照其他被用于赌博的游戏平台功能，通过提供俱乐部、录像等功能设置和服务来非法牟利等客观事实。（3）被告人倪胜的供述2018年11月14日供述摘录：2016年10月，乌鲁木齐市微盛源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老总田添给我打电话说他调研了熊猫麻将、皮皮麻将手机麻将APP，他给我介绍了这两款手机麻将的基本运行和框架，还给我讲了他们的推广宣传和接受程度非常快，他说通过麻将平台出售房卡，从中获利，购买房卡的代理招揽赌客参赌，赢家支付代理标价的房卡费用，这样赌博的人也在平台上进行赌博，购买房卡的代理商也从中赚取房卡差价，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款软件的。我觉得他的提议很好，就开始和他一起经营策划。玩家会向客服投诉游戏出现问题，导致他们的赌资结算出现了问题，客服会反映给田添，田添就要求给他们补偿一定的房卡，不做任何处理。上述供述可以证实，被告人倪胜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作为“大新疆麻将”游戏部负责人，负责平台推广、向技术人员提出操作建议，通过游戏策划时的初衷、运行期间客服收到的玩家投诉和反馈涉及金钱结算等方面，其主观明知网站用于他人赌博犯罪，同时也可印证客服人员、被告人田添的主观明知。（4）被告人何建军的供述2018年11年12日供述摘录：代理商带人进来玩可以给我们增加客源，我们公司可以赚取更多的房卡费，我们赚卖房卡的钱，他们赚抽水钱，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唯一的就是他们不能太张扬，太张扬有人举报，我们就会封号封群。2018年12月6日供述摘录：田添跟我说过，遇到投诉的举报赌博的，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让客服联系代理群里有人投诉你，让他们建新号或是自己想办法，而且田添发的这些提成都是玩家购买房卡的钱，正规正常的平台短时间不会有这么大的利润。上述供述可以证实，被告人何建军2017年6月至案发，任游戏部负责人，管理客服工作以及网站推广，其基于平台接到赌博投诉后的处理以及不正常的获利情况明知网站在供他人赌博犯罪，同时可以印证被告人田添的主观明知。（5）被告人崔勇斌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供述摘录：我负责开发维护，和服务器的保障，游戏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通过调取服务器日志查找问题，然后联系服务器提供商（阿里云）进行维护，数据都放在北京的“阿里云”数据中心，我工作时都是登陆我的服务器账号来远程对公司服务器进行维护。总经理田添是投资人、公司法人，副总汪亚军负责游戏研发和技术保障，所有技术方面都由他来安排。市面上有许多我们这种游戏，属于擦边球，我们只负责开发游戏，运营去推广游戏，线下玩家有可能使用我们的房卡房间在一起进行赌博，然后在线下进行赌资的结算。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在游戏里也发布了公告，如果发现赌博可以进行举报，我们就会封号。有没有因为他人举报赌博行为对玩家进行封号我不清楚。我主要负责“大新疆麻将”游戏平台的开发、部署程序、游戏规则和麻将玩法的制作，开发了任务模块，游戏内的充值功能、封停账号功能、游戏登陆模块，房间创建及扣费系统，游戏俱乐部功能等。我平时会负责处理一些玩家的投诉问题，比如玩家在游戏中认为系统钱算少了，输了钱了就投诉，然后就会有公司的人把投诉分发到黎明组建的微信群里，我看到了就会根据投诉来在后台操作更新解决。俱乐部功能就是有很多代理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充值购买很多房卡，用房卡在游戏内开房间召集人来赌博，代理充值达到一定数目公司会给予优惠。2018年12月7日的供述摘录：我在公司是程序员，2016年年前我开发过“四川麻将”游戏，2016年年后至2017年年初我开发了“大新疆麻将”。2016年中旬公司策划魏伟拿着“大新疆麻将”游戏的策划方案叫我负责做“大新疆麻将”游戏程序，策划方案内容包括“大新疆麻将”游戏的登录、注册、打完麻将后扣除玩家买的房卡、打螺丝胡、杠后、血战麻将的规则，牌局结束后会显示牌型。2017年年初我把做好的游戏程序给了魏伟验证是否按照策划方案执行制作，魏伟看完后最终通过了，投入上线。我知道大新疆麻将是违法的。我们“大新疆麻将”出售房卡给代理，然后代理把房卡卖给玩家开房或者代理使用房卡在游戏中开房间，玩家就会在房间内进行打麻将。我在这工作从2014年年底到2018年11月份，差不多工作了3年。我除了开发“大新疆麻将”的赌博程序，还负责电脑的维护，电脑零件的购买。2019年8月20日供述摘录：我加入“大新疆麻将”期间还负责其他几个地方游戏的开发等工作，“大新疆麻将”占我总工作量的50%。我2016年工资每月6000元，2017年是每月1万元，2018年是每月1.2万。我在“大新疆麻将”的收入有7.8万。我银卡明细中收入的钱有财务给我打的购买服务器、电脑的钱。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崔勇斌从事开发、部署“大新疆麻将”程序、游戏规则和麻将玩法的制作，开发任务模块、游戏内的充值功能、封停账号功能、游戏登陆模块，房间创建及扣费系统，游戏俱乐部功能、负责处理玩家投诉的如积分结算BUG等问题，对系统更新维护，可以印证其主观上明知游戏供他人赌博犯罪后仍提供技术服务。（6）被告人刘仕斌的供述2019年4月29日供述摘录：2016年11月至2018年春节前加入项目组开发“大新疆麻将”，刚开始在做这个房卡模式麻将，我主要是在处理陈懿做出来的游戏缺陷方面的事儿，当时我也在做游戏的美术和动画方面的事儿，就比如手去拿麻将的动画等。“大新疆麻将”项目组通过“大新疆麻将工作组”微信群交流，我于2017.2月左右被拉入群内，里面有代理和项目组的成员还有“大新疆麻将”的客服还有老板，主要是说“大新疆麻将”里的bug，遇到的一些卡顿还有体检等小问题，还有就是代理平常的交流，他们会说到一分多少钱等结算问题，我就知道了代理们在讨论赌博，也就是从2017年3月左右，我也就知道了代理在用“大新疆麻将”组织赌博。有过代理要求显示玩家实际远近等，就是在玩家头像下面显示其余三个人实现中离我多远，离我多少公里；还有就是最后的结算信息要全面，要丰富，就比如显示玩家发了几次炮、碰了几次、扛了几次等。这样结算信息就清楚了，所以我觉得有助于代理结算多半就是代理组织赌博，对他们结算有好处。2019年8月21日供述摘录：2017.3月至2018.3月除负责“大新疆麻将”外，还负责“上海敲敲麻将”、“慈溪麻将”、“铁岭麻将”、“盘锦麻将”和广东的一款地方麻将，“大新疆麻将”占我总工作量的30%-40%，工作占比和陈懿的差不多，我和他分别负责，我负责苹果系统的程序编写，他负责安卓系统的程序编写。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刘仕斌为“大新疆麻将”提供技术服务，是前端主程序员，于2017年2月加入“大新疆麻将工作组”微信群，从群内交流内容明知平台供代理组织赌博，项目组根据代理的需求积极增设录像、定位等功能为赌博提供服务，可以印证其主观上明知游戏供他人赌博犯罪后仍提供技术服务。（7）被告人魏伟的供述2019年1月7日供述摘录：2016年12月份一直做到2018年3月份，田添把我调到“大新疆麻将”和“上海敲敲麻将”项目组做测试与文案，测试就是每天去管理这两款游戏的稳定性和兼容性，文案就是所有麻将里面游戏玩家所有的对话文字、表情、语音、牌座首饰这些。我知道这个平台是提供给玩家赌博用的。我是通过高管田添、汪亚军、崔勇斌、倪胜等人开会的时候旁听知道的，还有就是有玩家举报在游戏里存在赌博的行为。在接到玩家举报这是赌博行为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玩家自己的行为跟我们平台没有关系，公司高管只是发了一个公告说此游戏禁止赌博，对玩家没有封号也没做其他处理。2019年2月20日供摘录：我还负责“成吉思汗”、“阿凡提跑酷”、导弹游戏、电玩城游戏、“四川坝坝麻将”、“梦幻新疆麻将”（未上线）等的测试。通过平时开会，玩家的需求、代理们的需求、还有老板田添的需求，还有平时的充流，通话中可以知道这个是用来赌博的。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11月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魏伟负责“大新疆麻将”的文案、测试，之后未交接完还有部分管理参与，通过旁听会议及群内玩家反映内容等知道平台不断完善功能供代理组织赌博，可以印证其主观上明知游戏供他人赌博犯罪后仍提供技术服务。（8）被告人黎明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供述摘录：我是主策划，主要负责游戏策划，游戏增加功能和规则玩法。2016年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大新疆麻将广告投放，之后再没有负责过。2018年7.8月份的时候经手大新疆麻将，田添让我负责大新疆麻将的主策划，主要负责大新疆麻将的功能的添加，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添加了天梯赛、2人血战、2人螺丝胡、兑换商城、入场道具、抽奖活动这几个功能。何建军负责运营推广。玩家玩完一局之后会有积分，输的积分少，赢的积分多，根据积分的不同，再进行线下交易。代理在线下分赃的时候从中抽取好处费，抽多少我不清楚。我知道大新疆麻将涉嫌赌博，田添让我经手的时候没有给我说涉嫌赌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赌博的软件，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依然在做这个软件，只是把线下的赌博方式拿到了线上。上述供述可以证实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其被告人黎明从事“大新疆麻将”项目团队管理和主策划，依其供述该期间几乎专职该工作，结合微信群聊天内容、供述，可印证其主观上知道平台供他人赌博犯罪仍为之提供技术服务，增加功能和规则玩法等。（9）被告人陈懿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的供述：我知道这是赌博，我们公司老板田添让我们模仿四川麻将，给一些玩家参与赌博的人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在里面打麻将进行赌博。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个是给赌博玩家提供网络赌博场地的。为了公司能盈利，我就照做了。老板田添肯定是知道的，他要是不知道也不会叫我们做这款游戏，他让我们模仿的“皮皮麻将”、“熊猫麻将”游戏就是赌博游戏。2018年12月6日的供述：我的上级魏伟说老板安排让我们研发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模仿“皮皮麻将”“熊猫麻将”这几款四川的赌博游戏平台的，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就都明白了，这个游戏就是提供赌博平台，让代理组织人员赌博的。2019年4月24日的供述：崔勇斌是开发服务器的，最早就是他开发的，游戏的数据是他做出来进行维护的，“大新疆麻将”游戏玩法就是他做出来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做的，他也知道是参考“熊猫四川麻将”、“闲来麻将”、“皮皮麻将”模式做出来的。2019年2月20日的供述：在开发“大新疆麻将”同期我还负责“敲敲上海麻将”、“盘锦麻将”（只弄了一两天，没上线），“大新疆麻将”占总工作量的40%。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11月至案发，被告人陈懿负责前端程序的开发和维护，按照策划的要求编写游戏，结合银行明细，基于对效仿麻将平台和大新疆麻将游戏功能的了解，知道平台在供他人赌博犯罪，可以印证其主观上明知游戏供他人赌博犯罪后仍提供技术服务，同时印证了田添、魏伟、崔勇斌的主观明知。（11）被告人雷芳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的供述：若有客户反映有人赌博，我们会先要求提供群里面的红包截图，参与者的游戏ID,涉及到俱乐部，就要求提供俱乐部经理的游戏ID等证据，后我们会查出涉及到代理，后与该代理联系，告知他现在所使用的代理ID被人举报，涉嫌聚众赌博、经过查实做封号处理，告知他想继续的话，重新注册新代理后将新的代理ID发过来，我们将他旧ID上剩余的房卡转到新号上，这样不影响他正常操控。每次处理的过程截图发给田添的电子邮件上。这个处理方案是倪胜提出的，得到田添的同意，要求我们这样执行的。我记得遇到过六次，去年有3次接到举报的信息后，处理前我都给田添反映过，第一次给田添反映前倪胜提出的方案我给田添讲了，当时田添就同意按照这个去处理的，之后两次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的。今年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三次，都是向何建军反映过，何建军也要求照同样的方式去处理。上述供述可以证实2016年11月至案发，被告人雷芳基于对投诉的处理（截图等证据的审核）、微信群内的聊天内容等明知游戏供他人赌博未采取有效禁止措施，仍在积极提供平台和服务给他人赌博犯罪，其负责解答客户问题及处理投诉等事宜，也印证了田添、倪胜、何建军的主观明知。（12）被告人桑盛宝的供述2018年11月12日的供述：我们客服部的后台可以看到数据，平均每月的充值数额能达到40、50万左右。经常有客户投诉有人赌博，我请示雷芳，她来请示何建军，有时我也直接问何建军，他就交代让我把赌博的代理账号封停然后把房卡转出来。把被封停账号的没用完房卡拿出来给封停的代理继续用来开房间，这些游戏房间还是会被用来赌博。这些代理购买了大量的房卡而且房卡消耗很快，每天可以达到30至40个左右的房间，而每个房间至少是4局麻将，一般来说没有人会一天打这么多场麻将，所以很可能这些代理就是在使用房间进行赌博，他们从中抽水获利。2018年12月7日的供述：封停被举报人的账号后我就将这个事情上报客服组长雷芳，雷芳就会和被举报人通过微信取得联系，告知被举报人账号已被封停，重新注册一个账号，把剩余的房卡全部转移到他新的账号，这个事情是田添安排给雷芳这么做的，就是为了让被举报人继续赌博。我们通过大新疆麻将客服（微信号：×××）、微信公众号回复玩家，在担任客服期间共接到四五十次客户投诉“大新疆麻将”是赌博游戏，第一次是2018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2019年2月20日的供述：2017.11月我入职后是悦游棋牌、上海麻将和大新疆麻将的客服，但工作内容主要是“大新疆麻将”，其余两个游戏很少有人联系我们客服。上述供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7年11月，被告人桑盛宝入职为客服，从事出售房卡、解答问题、处理投诉，2018年2月其通过玩家投诉及管理层要求的处理方式、开设房间、充值、代理人数等数据情况获知平台提供给玩家用于赌博犯罪，封停其中被投诉的玩家仅是幌子，仍提供平台和服务。也印证了田添、雷芳的主观明知。3.证人证言（1）韩某2018年11月14日的证言：有人投诉“大新疆麻将”游戏赌博，雷芳和桑盛宝请示何建军，何建军要求封停赌博玩家账号，然后我们会让代理重新注册一个游戏账号。操作是雷芳、桑盛宝、陈志雨、汪少芳等客服来做。他们必须和老板田添、运营主管何建军、倪胜请示同意后才能封账号，然后向新的账号充值房卡。上述证言可以印证对代理游戏帐号的封停仅是幌子，游戏仍为赌客提供平台和技术等服务，同时可印证田添、何建军、倪胜、雷芳、桑盛宝对此主观知情。（2）“大新疆麻将”平台内组织赌博的52名“代理”的讯问笔录及陈萍、冯玉岭、何国红、彭博、胡雨婷、蒋丽、王永林等人的证言、充值记录、侦查机关情况说明及附件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经侦查机关核实的代理用于组织赌博消耗的房卡数量为924826张，平均约1.3元/张房卡。网安支队、侦查机关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附件显示对服务器远程取证获取的网站数据库进行删选，被告人倪胜直接发展的代理人员购买房卡数为361695张，进而计算出购卡金额为470203.5元（361695张*1.3元/张）。4.书证：（1）常口信息证实被告人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2）无违法犯罪前科说明证实被告人均无违法犯罪前科，系初犯。（3）到案经过证实本案被告人中除刘仕斌、魏伟主动投案外，其余被告人均系被动归案。（4）成都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章程、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股权转让协议可以证实该公司设立登记及变更登记的客观事实。（5）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证实扣押、发还物品、赃款及部分被告人退赔的客观事实。（7）劳动合同书、银行资金流水可以证实倪胜、何建军、刘仕斌、魏伟、黎明、陈懿、桑盛宝、雷芳等人案发前工资收入情况的客观事实。5.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及制作说明，可以证实包括桑盛宝、倪胜、何建军、崔勇斌、陈懿的讯问同步视听资料及制作过程。(二)被告人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四人涉嫌开设赌场罪证据1.谭荣利、何国红、周容容、陈南君四人常住人口信息,证实四名被告人开设赌场犯罪主体构成要件的事实；2.证人何某、顾某、步某、周某、杨某的证言及四名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证实四名被告人在“大新疆麻将”游戏平台上开设赌场，组织多人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的犯罪事实；3.四名被告人在“大新疆麻将”的注册账号购买“房卡”数量的数据，可以证实四名被告人购买房卡数量、开设赌场次数及和抽头渔利的事实；4.扣押笔录和扣押清单，可以证实被告人陈南君退赃1.15万元、被告人何国红退赃1.15万元、被告人周容容退赃0.6万元的事实；5.到案经过，可以证实被告人周容容、何国红是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可以认定为自首。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本案的事实。本院认为，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0年8月31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意见》）（公通字［2010］40号）第一条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一)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四)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二)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三)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以上的;(四)建立赌博网站后通过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五)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六)为赌博网站招募下级代理，由下级代理接受投注的;(七)招揽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的;(八)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第二条规定：关于网上开设赌场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下列服务或者帮助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一)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发展会员、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二)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三)为10个以上赌博网站投放与网址、赔率等信息有关的广告或者为赌博网站投放广告累计100条以上的。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5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但是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一)收到行政主管机关书面等方式的告知后，仍然实施上述行为的;(二)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明显异常的;(三)在执法人员调查时，通过销毁、修改数据、账本等方式故意规避调查或者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四)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的。如果有开设赌场的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但是不影响对已到案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的，可以依法对已到案者定罪处罚。公诉机关指控本案15名被告人犯该条规定之罪，根据已查明之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定指控的犯罪是否成立是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分述：（一）本案是否适用“技术中立”的责任豁免本案辩护人就“大新疆麻将”网络游戏APP是否构成赌博网站和被告人是否开设赌场罪发表了诸多辩护意见，其主要理论支撑是技术中立原则。技术不是天然形成的，具有工具性质，一定程度上受到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意志的控制和影响，反映了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目的。2016年9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15）海刑初字第512号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判决中载明“以技术中立原则给与法律豁免的情形，通常限于技术提供者，对于实际使用技术的主体，则应视其具体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判断。恶意使用技术危害社会或者他人的行为，应受法律制裁”，上述裁判规则的确立对类似的涉及网络犯罪刑事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院认为，刑法评价的不是技术而是行为，尤其是当这些技术使用行为是追逐利益的商业经营行为时，据此，被告人田添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大新疆麻将”网络游戏APP性质的认定本案辩护人一再强调“大新疆麻将”网络游戏APP内未设置投注结算功能，不能认定为赌博网站。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首先，该网络游戏APP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传输的赌博数据，其次，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作为案涉公司高管明知网络上赌博行为的传播与公司盈收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放任其开发的网络游戏继续被用于组织赌博，可以认定其与同案犯的周荣荣等代理之间具有逐利上的主观趋同性和附和性。综上，可以认定“大新疆麻将”系具有赌博性质的网络游戏APP。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仿照的游戏平台是否被打击不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首先，被仿照平台的运作模式通过分析规则、作用、适用人群等特点，能够证实其具有赌博功能，其次，被仿照的平台是否被打击是在建立具有赌博功能网站的前提下再结合主观、追诉时效等各种因素综合评定的问题，该问题不是本案法庭调查审理的范围，本案被告人是否触犯刑法应当依据证据和法律规定来判断，只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即使被仿照的平台实际在开设赌场但在追诉期满前因各种原因未被追责也不是免除或减轻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软件通过国家审查不代表运营的时候不会违法经营，相似的游戏在诉讼中没有可比性，其他游戏没有被取缔不代表“大新疆麻将”是合法的。（三）本案公诉机关提交的电子证据取证程序是否合法针对公诉机关提交的电子证据，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崔勇斌及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质证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能够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并制作笔录，记录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状态。封存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应当保证在不解除封存状态的情况下，无法增加、删除、修改电子数据。封存前后应当拍摄被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照片，清晰反映封口或者张贴封条处的状况。封存手机等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存储介质，应当采取信号屏蔽、信号阻断或者切断电源等措施”、第十四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记录案由、对象、内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并附电子数据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应当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提取本案所涉存储与手机等电子数据原始介质中的电子数据时既无持有人或提供人的签名盖章，也无见证人或录像，相关手机也未封存或采取切断电源、屏蔽信号等措施，违反上述电子证据收集程序，无法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故公诉机关提供的电子数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以“大新疆麻将”测试群聊天记录、被告人田添与何建军、黎明的聊天记录、大新疆麻将dxjmj001公众服务平台号发布内容、大新疆麻将～工作组群聊天记录等为主要的内容的电子数据，系由侦查机关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将被告人田添的苹果手机（IMEI号为356726086520368）送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网安支队进行电子物证检查，根据网安支队制作的《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所载，通过数据查缉、提取、恢复和固定，将提取到的电子数据导出并打包，随机形成该文件的SHA-256值；被告人田添的文件传输记录、电子邮箱等内容由办案单位从移动运营商服务器中提取封存送检；“大新疆麻将”后台数据由网安支队从案涉公司租用的阿里云用户sy13579523136@aliyun.con的服务器及相关数据库中远程提取、固定，上述电子数据勘验过程均由网安支队制作《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相关人员签字并附照片，侦查机关将上述电子数据存储至移动硬盘，为便于直接展示连同打印件一并移送公诉机关。合议庭认为，侦查机关电子证物勘验过程符合法律程序，提取固定后的电子数据已无法修改，庭审阶段公诉机关提供并展示的正是上述提取固定的电子数据而非被告人田添等人手机中的电子数据，侦查机关在移送电子数据时被告人田添等人手机置于飞行模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封存手机等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存储介质，应当采取信号屏蔽、信号阻断或者切断电源等措施”的规定，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不予采纳。（四）被告人田添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处理2019年8月23日，被告人田添通过其辩护人向本院申请对2018年12月7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民警对其所作的讯问笔录排除非法证据。2019年9月5日，本院依法召开庭前会议，对被告人田添提出的上述排非申请所涉及的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公诉人赵薇、被告人田添及其辩护人尹秀荣出庭。经本院审查，被告人田添主张2018年12月7日其在接受侦查人员对其讯问时，其所作供述与笔录记载内容不一致，因其已被羁押一月有余，所经营公司资金均被冻结，在心情焦虑且办案民警承诺为其解封公司账户的情况下违心签署该份笔录，其在检察机关核捕阶段如实向承办检察官进行了反映，并申请调取制作该份询问笔录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在庭前会议中公诉机关提供了2019年9月2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和克拉玛依市看守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克拉玛依市看守所提审室监控保存时间为90日，故无法调取2018年12月7日的监控视频；公诉机关提供了2018年12月14日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在核捕阶段对被告人田添所做的讯问笔录和2019年2月22日、8月14日克拉玛依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被告人田添所做的两份讯问笔录，上述笔录中均未记载被告人田添所称向检察官反映有关情况的相关内容，被告人田添及其辩护人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人田添以侦查人员采取对其诱供为由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不符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应当强制排除的非法取证情形之规定，其次，虽然同步录音录像因客观原因未能调取，并不足以认定该次讯问收集证据程序违法，第三，被告人田添称在核捕阶段向检察机关反映相关情况，但目前并无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被告人田添上述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不予支持，对2018年12月7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民警对其所作的讯问笔录依法不予排除，并制作了《庭前会议报告》。2019年9月11日开庭过程中，法庭调查开始前合议庭当庭宣布了《庭前会议报告》，被告人田添及其辩护人未再提出异议。（五）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主客观方面的认定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作为网络游戏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开发网络棋牌类游戏APP并长期上线运行，其应在规定的范围内提供服务，并承担相应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主观上明知所仿照的棋牌游戏被玩家用于组织赌博非法牟利，依然开发同样的棋牌游戏为赌博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客观上帮助他人实现了赌博犯罪，具有积极加入的认识和决意。他们即使是出于自身牟利的目的，并非积极追求帮助支持他人犯罪，但也是对帮助支持他人犯罪持接受的立场，而不是“非促进”的放任或反对心态。虽然网络游戏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赌客利用该合法的娱乐方式去制定用于盈利的规则，通过麻将输赢的不确定性进行赌博。赌资的结算虽然不是在该网络游戏内，但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为牟取房卡销售利益，开发运营该网络游戏的初衷就是为了通过代理组织赌博消耗大量房卡而获利，没有“大新疆麻将”，代理组织的聚众赌博仅靠微信约定规则是不可能独立、有依据的存在，其行为与组织赌博之间无法分割，是网络开设赌场犯罪众多利益链条中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该结算方式的隐秘性，侦办难度才更大，影响面更广，法益侵害性也更大，这也正是《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将规避打击而分工协作的网络游戏建立者、技术支持者、发展会员者、资金结算者等不同利益参与人均明确为开设赌场行为的立法目的。对于被告人田添、汪亚军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大新疆麻将”网络游戏APP所用的技术不只是为赌博提供便利，还能进行合法的游戏，不能因为被人利用用来赌博，连提供技术的人都追责辩解辩护意见。这实际上是借用了知识产权领域“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所派生的意见。所谓“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是指如果某类物品既可以被用于合法的用途，也可被用于侵权用途，那么，不能仅仅因为该类物品有可能被他人用于侵权用途而推定提供者“应当知道”他人侵权，更不能以此为由被要求承担帮助责任或替代责任。本案中被告人田添、汪亚军通过学习、利用他人如“闲来麻将”“皮皮麻将”“熊猫麻将”等网络游戏成熟的技术和运营模式克隆出本案的游戏，并利用该游戏从事商业经营，对有能力控制的赌博行为授意公司从事技术、客服人员放任不管，并且修理BUG、继续提供技术支持，这一放任行为在客观上对赌博行为在网络上的传播起到了帮助作用，也由此让案涉公司的房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根据被告人田添的供述“2017年年初的两个月每月1-2万；再10几个月每月30-40万；之后5、6个月就是每月50万，直到2018年10月是81万元”。被告人田添、汪亚军作为案涉公司高管明知网络上赌博行为的传播与公司盈收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放任其开发的网络游戏被继续用于组织赌博，应当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且与同案犯的周容容等代理之间具有逐利上的主观趋同性和附和性。如前所述，本案刑法评价的重点在提供行为及与之相关的主观方面，游戏平台和微信群是一个共同的利益链条，逐利性上的趋同亦可以印证双方的主观犯意。因此，被告人田添、汪亚军的行为符合《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意见》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构成开设赌场罪。（六）被告人倪胜、崔勇斌、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主客观方面的认定被告人倪胜、崔勇斌、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作为技术人员及客服人员，其主观意识因素明知主犯是积极开发网络游戏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客观上的技术服务、客服等行为起到帮助作用即可成为共同犯罪，其意志因素只关乎诸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七）被告人田添、汪亚军等人和被告人周容容等代理之间的主从划分对于部分辩护人提出提出因为代理的主动行为所致与网络游戏无关的辩护意见。如前所述，被告人在明知代理利用网络游戏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仍然用之营利，甚至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印证了游戏平台对他人利用游戏平台组织赌博行为的放任，对自己的行为造成赌博行为在网络上大量扩散的放任，故对该辩解辩护意见应依法不予采纳。建立赌博网站提供给他人用于赌博的行为相对于赌博犯罪具有独立性。网络社会环境中，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应用的自动信息处理、低成本、高效便捷的特性，造就了“一人服务于人人、人人服务于一人”的新社会行为样态，利用信息网络的帮助行为突破了传统行为的成本和效率限制，不限于支持某一个或少数下游犯罪，能够为众多下游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并牟取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从而具有了不同于帮助犯的独立性。从犯罪作用上看，网络空间中某些犯罪的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实行行为的危害性，这种比实行行为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可能是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属性帮助行为所具有的，只能是其自身已具有的独立犯罪性质。因此，相对于被告田添、汪亚军而言，作为代理的被告人周荣荣等四人，包括分案的苟刚、陈娇、邹云、马静、金婧、张倩、张燕、徐秀清、向春英、李梅、朱丽敏等十一名被告人均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较为适宜。公诉机关将被告人谭荣利认定为主犯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八）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倪胜、崔勇斌、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黎明、雷芳、桑盛宝违法所得的认定和算法本案中经侦查机关核实的52名代理均为克拉玛依本地，由于案件管辖及侦查成本等客观因素，侦查机关未再对其他外地代理落地查人。52名本地代理用于组织赌博消耗的房卡数量为924826张，考虑到实际中代理所消耗房卡均为开设赌场所需，故按平均约1.3元/张房卡计算，可得出该游戏仅克拉玛依地区非法获利约为1202273.8元。综合认定违法所得为120万元。本案中“大新疆麻将”棋牌游戏APP由成都悦游公司开发，乌鲁木齐市微盛源公司推广，所有房卡销售收入进入乌鲁木齐微盛源公司账户，成都悦游公司的员工崔勇斌、刘仕斌、陈懿、魏伟、黎明等人的工资乌鲁木齐市微盛源公司发放，两家案涉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行为中存在诸多关联，被告人田添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汪亚军作为成都悦游公司案发前的股东及“大新疆麻将”棋牌游戏APP的技术负责人，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处于主犯地位，应当认定二被告人的非法获利为1202273.8元，其余被告人倪胜、崔勇斌、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黎明、雷芳、桑盛宝则依据《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意见》第二条“关于网上开设赌场共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下列服务或者帮助的，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一)为赌博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投放广告、发展会员、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的规定，以服务费形式认定违法所得，以其加入“大新疆麻将”工作期间从单位获得的所有报酬×在“大新疆麻将”游戏中投入的工作时间/同期在案涉公司所有工作时间。被告人倪胜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任“大新疆麻将”游戏部负责人，负责平台推广、向技术人员提出操作建议，结合其银行收入明细、其供述的“大新疆麻将”游戏工作占比（即“大新疆麻将”游戏中投入的工作时间与其同期在案涉公司所有工作时间之比，以下同）60%及网安勘验的其发展的代理数据，其收取服务费数额为：2016年11月至2017.3月底薪4500元/月×5个月×60%=13500元+235101.75元提成（该数额计算详见证据分析部分）=248601.75元，被告倪胜及其辩护人提出倪胜在推广中向其发展的代理赠送了大量的房卡，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依法不予采纳。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倪胜违法所得约24万元。被告人何建军自2017年6月至案发，任游戏部负责人，管理客服工作以及网站推广，从房卡销售额超过35万的部分中提成5%，结合其银行收入明细及供述的“大新疆麻将”游戏工作占比80%，其收取服务费数额为：1万元底薪×16个月×80%=128000元。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何建军违法所得12.8万元。被告人崔勇斌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从事“大新疆麻将”程序、游戏规则和麻将玩法的制作、开发任务模块、游戏内的功能、负责处理玩家投诉的如积分结算BUG等问题，对系统更新维护。根据其供述的月工资及工作占比50%，其收取服务费数额为：78000元（6000元/月×2个月+1万/月×12个月+1.2万/月×2个月=15.6万×50%）。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崔勇斌违法所得7.8万元。被告人刘仕斌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为“大新疆麻将”提供技术服务，任前端主程序员，结合银行明细及其供述的工作量占比40%，其收取服务费为：2017年4至2018年4月其银行卡内收入、田添和财务转入工资212603.08元×40%=85041.232元。被告人刘仕斌当庭供述占比30%，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的占比40%过高，但其2019.8.21日供述及副手陈懿的当庭供述均可证实40%占比，故仍然认定为占比40%，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刘仕斌违法所得8.5万元。被告人陈懿自2016年11月至案发，负责“大新疆麻将”游戏前端程序的开发和维护，按照策划的要求编写游戏，结合银行明细、供述的工作量占比40%，其收取服务费为：2016年11月至2018.11月期间银行卡工资收入110512.57元×40%=44205元。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陈懿违法所得4.4万元。被告人魏伟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负责“大新疆麻将”游戏的文案、测试，结合银行明细及工作比例15%，其收取服务费为：49383.1185元，综合认定被告人魏伟违法所得4.9万元。被告人黎明自2016年负责广告投放、2018年7、8月负责游戏主策划和项目组的管理，增加游戏功能和规则玩法，依其供述该期间几乎专职该工作。其收取服务费为：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银行卡内收入工资23147.78元，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黎明违法所得2.3万元。被告人雷芳自2016年11月至案发，其基于对投诉的处理（截图等证据的审核）、微信群内的聊天内容负责解答客户问题及处理投诉等事宜，依据其和田添供述的工作占比33%。其收取服务费为：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银行卡收入工资96494.19元*33%=31843元。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雷芳违法所得3.1万元。被告人桑盛宝自2017年11月入职从事客服工作，负责出售房卡、解答问题、处理投诉，通过玩家投诉及管理层要求的处理方式封停其中被投诉的玩家。其收取服务费为：2018年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银行卡收入工资28793.94元，其他游戏询问客服工作量可在量刑中从轻考量。本院综合认定被告人桑盛宝违法所得2.8万元。综上，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倪胜、何建军、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的法定刑均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崔勇斌、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的法定刑均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系共同犯罪，田添、汪亚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倪胜、何建军、崔勇斌、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谭荣利、周容容、何国红、陈南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刘仕斌、魏伟、周容容、何国红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倪胜、何建军、陈懿、雷芳、桑盛宝、黎明、谭荣利、陈南君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倪胜、何建军、刘仕斌、陈懿、魏伟、雷芳、桑盛宝、黎明、周容容、谭荣利、何国红、陈南君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黎明退赃4.5万元、被告人魏伟退赃10万元、被告人桑盛宝退赃3.4万元、被告人陈懿退赃6万元、被告人雷芳退赃3.1万元、被告人刘仕斌退赃85041.23元、被告人谭荣利退赃0.15万元、被告人陈南君退赃1.9万元、被告人何国红退赃1.9万元、被告人周容容退赃6.6万元，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懿、魏伟、黎明、雷芳、桑盛宝、周容容、何国红在共同犯罪中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为保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不受侵犯，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打击刑事犯罪，综合本案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项、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四）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田添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2日起至2023年5月11日止）二、被告人汪亚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2日起至2022年11月11日止）三、被告人倪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21年11月12日止）四、被告人何建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21年5月12日止）五、被告人崔勇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2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六、被告人刘仕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1年8月5日止）七、被告人谭荣利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八、被告人陈南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九、被告人陈懿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被告人魏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一、被告人黎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二、被告人桑盛宝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三、被告人雷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四、被告人周容容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五、被告人何国红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六、被告人田添、汪亚军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120万元（被告人田添已扣押500万元）、被告人倪胜违法所得人民币24万元、被告人何建军违法所得人民币12.8万元、被告人崔勇斌违法所得人民币7.8万元、被告人刘仕斌违法所得人民币8.5万元（已全部退缴）、被告人陈懿违法所得人民币4.4万元（已退缴6万元）、被告人魏伟违法所得人民币4.9万元（已退缴10万元）、被告人黎明违法所得人民币2.3万元（已退缴4.5万元）、被告人雷芳违法所得人民币3.1万元（已全部退缴）、被告人桑盛宝违法所得人民币2.8万元（已退缴3.4万元）、被告人谭荣利、陈南君、周容容、何国荣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7.7万元（被告人谭荣利已退缴0.15万元、被告人陈南君已退缴1.9万元、被告人何国红已退缴1.9万元、被告人周容容已退缴3.75万元）、被告人周容容违法所得4.7万元依法予以追缴（被告人周容容已退缴2.85万元）；十七、作案工具黑色苹果手机、汪亚军白色手机、魅族手机、白色OPPO手机、白色三星手机各一部依法予以没收。上述所判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员 秦 凌人民陪审员 陈 倩人民陪审员 陈君妍二O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曹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