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09民初3084号 原告：王海龙，男，198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倩，河北鸿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河北鸿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宁，女，198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奇（刘宁之父），男，195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被告：张艳英，女，197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刚，河北滨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海龙与被告刘宁、张艳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倩、李艳，被告刘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增奇，被告张艳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海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与被告刘宁、被告张艳英解除房产买卖协议；2.要求被告刘宁返还定金、购房款、房屋购置税、已偿还贷款共计402642元，并按照同等地段房屋增值部分赔偿原告损失289000元；并由被告张艳英对上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3.要求被告张艳英返还中介费3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2014年4月4日，被告刘宁从案外人刘晨处购得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号的房产一处，2017年3月1日被告刘宁委托其父刘增奇出售该房屋，后经被告张艳英经营的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现已注销）介绍，原告与被告刘宁、被告张艳英经营的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达成合意，以80万元的价格购得该房，并于2017年6月10日交付了房屋定金30000元。2017年6月11日，三方签订了房产买卖协议。为了便于偿还房贷及房屋过户，被告刘宁方还找到了原始房主刘晨在房产买卖协议中对售房一事进行了签字确认。原告按照约定于2017年6月17日向被告刘宁付款37万元，剩余房贷330000元由原告负责偿还，截止目前已偿还房贷43231元，另缴纳房屋购置税9411元。之后刘增奇于签订协议的当天将房屋交付给原告，并将房屋的原始购房合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等材料一并交付给原告。2018年12月份原告发现该房产大门上贴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查封公告，原来该房早在2017年6月6日已被查封，现已进入拍卖程序。之后原告曾找被告刘宁解决此事，刘宁委托刘增奇返还了50000元购房款，但剩余购房款一直未还。原告认为，被告刘宁将已查封的房产对外出售，被告张艳英经营的秀贤中介服务部又将该查封的房产介绍给了原告，致使原告购买的房子无法居住，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二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刘宁辩称，房产是刘晨的房产，刘增奇与刘晨是叔侄关系，委托刘增奇卖，有委托手续，交给了中介，2017年4月交由中介卖房，中介通知刘增奇有人要买，2017年5月中下旬第二次看房的是王海龙，看完之后感觉可以，定的价格80万元，是新婚房没有住多长时间，除了把洗衣机电视搬走，剩的家具都包含在内，因为王海龙的对象要看房，一直没签协议，一直等到6月7日他们一起看房后，6月10日交订金，6月11日刘晨回来签的合同，后续事宜由刘增奇办理的。起诉刘宁主体不适格，应该起诉刘晨，房子是刘晨的，在房子卖完后，2018年发现天津法院于2017年6月6日保全了该处房产，但是所有当事人都不知道，2018年办理房本时，房管局说房子被保全了，保全送达的时间是2018年，查封后刘增奇找到王海龙和中介，刘增奇提出把合同日期改一下，往前改到查封以前，合同是在查封之间确定的，只是手续没办，不算是伪造，但是原告不同意。这个房主刘晨的父亲，外面欠债很多，为了保住这个房子，有一个刘宁的购房合同，去找天津打执行异议的官司时，原告才知道有刘宁。诉状中所提5万，是刘增奇个人的钱给原告的，不是刘宁的钱委托刘增奇给的，与刘宁无关。因为房子给原告带来很大的损失麻烦，为了补偿原告，是刘增奇个人的钱给原告的。 张艳英辩称，1.本案主体不适格，本案中涉案房产在原秀贤中介服务部挂售为刘晨并非刘宁，之后通过原秀贤中介服务部的居间介绍成交的是刘晨与王海龙，并签订房产买卖协议，故本案适格被告为刘晨。2.本案中秀贤中介服务部不存在过错，不应返还中介费用，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4月，刘增奇持刘晨所属的相关手续将涉案房产挂售秀贤中介服务部，挂售后，对该房产进行了查验及在挂售过程中对外进行宣传，参与购买该房产的客户不仅有王海龙，在挂售中秀贤中介服务部付出了劳动，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最终原告与刘晨成交，应当支付相应的中介费用。同时本案主要涉及的焦点为该房产被查封保全秀贤中介服务部有无责任。中介公司没有权利到产权部门进行查询房产是否被查封保全。同时我方了解，在无产权证书的情况下，本人要查询，一般也不会允许，因此对房屋保全这一情况，作为中介公司无法获得具体的情况，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出售方刘晨已就房产状况进行了保证。综上，望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涉房屋为坐落于唐山市曹妃甸区××房屋，2014年2月27日，唐山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刘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经原唐海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备案，由唐山市曹妃甸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监证），将该房屋以总房款627431元出售给刘晨。2017年4、5月，刘晨委托刘增奇通过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经营者为被告张艳英，已注销）对外出售该房屋。后经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居间介绍，原告王海龙与刘晨的委托代理人刘增奇就买卖该房屋达成合意，并于2017年6月10日交付了房屋定金3万元。2017年6月11日，刘晨（包括委托代理人刘增奇）（出售方、甲方）、王海龙（购买方、乙方）与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中介方、丙方）三方签订了《房产买卖协议》及补充条款。协议约定：“……第一条……乙方经过丙方介绍现场看房后对甲方所出售房产已充分了解，愿意购买上述房产。第二条甲乙双方同意，上述房屋的成交总价为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第五条上述房产尚未办理土地房屋权证。……第八条甲方保证上述房屋产权清晰。……本协议签署之前及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房屋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应负责赔偿……”协议甲方处有刘晨签名捺印，代理人处有刘增奇签名捺印，乙方处有王海龙签名捺印，丙方处有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盖章，经办人处有张艳英签名捺印。原告于2017年6月17日向刘增奇银行卡转账37万元，后续房贷一直由王海龙偿还。2017年6月6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房屋予以保全，2018年12月14日发布查封公告。被告刘宁曾以涉案房屋买受人的身份向该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提交了2014年4月4日刘宁与刘晨的《房屋买卖协议》但无付款凭证并陈述已转售王海龙，该法院驳回了该执行异议申请。该房屋交付后由原告占有居住至今，至2019年10月31日本院依职权向产权登记机关查询时，尚无确权登记信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6月11日《房产买卖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及相关责任的认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及其补充条款中均明确写明甲方为刘晨，且刘晨为由相关机关监证、备案的合同的该房的买受人，足以认定刘晨为该协议的合同相对人而非刘宁。原告提交的2017年3月1日刘宁委托刘增奇的售房授权委托书、2019年8月9日张艳英出具的证明、（2019）津0116执异80001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及2019年7月23日张艳英与原告的通话录音，均为间接证据，且无法证明为该协议签订时的意思表示，无法推翻该协议所载明的内容，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刘宁为该协议合同相对人的主张不予认可。该协议明确载明“乙方经过丙方介绍现场看房后对甲方所出售房产已充分了解”“本协议签署之前及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房屋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应负责赔偿”，且结合双方看房协商的时间、该协议签订的时间以及法院保全、公告的时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曹妃甸区秀贤中介服务部有已经知道该房屋已被保全而故意隐瞒的行为，因此，原告要求张艳英承担赔偿责任和返还中介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本人经本院要求拒绝到庭接受询问，应该对相关待证事实的查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海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016元，减半收取计5508元，由原告王海龙负担55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绪忠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魏晓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