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206民初3127号 原告：王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武君，无锡市惠山区天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庆东，泰兴市新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王伟与被告杨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武君、被告杨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庆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辉立即归还借款21万元，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杨辉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杨辉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向其借款，其分别于3月13日及3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借给杨辉9万元及12万元，但杨辉至今未还。 被告杨辉辩称：其与王伟之间无借贷合意，其未向王伟借款。其接收王伟转账的银行账户系由其前夫陈某甲在经营无锡中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久公司）时使用，其对该账户内资金进出并不知晓。王伟系无锡天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公司）的业务员，向其账户所转款项系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的货款，中久公司已将款项入账。故请求法院驳回王伟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3日，王伟通过名下的农业银行62×××76账户（以下简称776账户）向杨辉名下的农业银行62×××13账户（以下简称613账户）转账9万元。同月15日，王伟再向该账户转账12万元。 另查明：王伟系天一公司的业务员。杨辉与陈某甲于1990年10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4月22日登记离婚，陈某甲系中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审理中，王伟主张：其与杨辉、陈某甲是老乡，经营钢材生意多年，关系很好，杨辉、陈某甲曾多次向其借款用于短期周转，基于相互信任，没有写过书面借条，所有借款都是转入杨辉的银行账户，杨辉、陈某甲也及时归还；2019年3月，其与杨辉一起打麻将，杨辉称中久公司资金紧张，需要向其借款，其有多少钱就借多少钱，过了两天其就向杨辉转账9万元，两天后再转账12万元，之后杨辉就下落不明了，因为双方非常熟悉，故没有写借条。为证明其主张，王伟提交了下列证据： 1.王伟与杨辉之间的转账凭证，证明双方之间曾有多次短期借贷。该组证据显示：2018年5月16日，776账户向613账户转账5万元，同月18日，613账户向776账户转账5万元；2018年7月4日，776账户向613账户转账10万元，次日，613账户向776账户转账10万元。经质证，杨辉对转账记录无异议，但表示上述款项系王伟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的货款，因中久公司没有发货给天一公司，故将款项退还给王伟。王伟表示，其有时会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代天一公司支付货款，其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的货款基本上是转至杨辉的银行账户，但涉案两笔款项与天一公司无关，不在两家公司的交易往来中，属于借款。 2.天一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袁丽出具的情况说明、天一公司与中久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盖章确认的对账明细表、天一公司及中久公司分别制作的自2019年1月至4月期间天一公司付款的明细账，证明涉案两笔款项未计入双方往来账目，故不属于天一公司支付给中久公司的货款。情况说明载明：天一公司长期代销中久公司的各类规格带钢，陈某甲于2019年4月17日突然失联，中久公司全面停业；天一公司与中久公司财务人员进行了账面核对，双方确认了往来明细；双方往来明细不包含王伟于2019年3月13日和15日支付至杨辉账户的9万元和12万元，该款由王伟与杨辉自行结算，与天一公司无关。对账明细表载明了天一公司与中久公司自2019年1月至4月期间的交易往来明细，包括中久公司交付货物的明细，以及天一公司支付货款的明细，但未计入涉案两笔款项，在付款方式一栏，1月5日的5万元注明“卡付”，3月31日的23万元注明“现金”，其他款项均注明“网银”。天一公司及中久公司分别制作的明细账内容与对账明细表中天一公司支付货款的明细基本一致。经质证，杨辉认为：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情况说明的内容超出了天一公司作证的范围，内容带有明确的倾向性，有违客观事实；王伟与天一公司及袁丽之间有利害关系，故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对对账明细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王伟与杨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天一公司制作的明细账不能证明涉案两笔款项属于借款；其对中久公司制作的明细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陈某甲称明细账中有一笔23万元还是25万元现金入账的款项包含涉案两笔款项，但陈某甲没有明确是哪一笔。 杨辉主张：613账户系由其前夫陈某甲在经营中久公司时使用，其对该账户内资金进出并不知晓；涉案两笔款项系王伟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的货款，且已转入中久公司的账户。为证明其主张，杨辉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中久公司制作的资金日报表，证明涉案两笔款项已转入中久公司的账户，且天一公司不止一次将货款付至杨辉的银行账户。该表载明了自2019年1月至4月期间天一公司支付货款的明细，在附注一栏，1月5日的5万元、3月1日的2万元、3月13日的9万元及3月15日的12万元注明“杨辉卡”，其他款项均注明“农行”。经对比，该表比前述对账明细表多了3月1日的2万元、3月1日的1万元、3月13日的9万元及3月15日的12万元，但少了3月31日的23万元。经质证，王伟表示：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与对账明细表的内容不吻合；1月5日的5万元及3月1日的2万元系其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的货款，转账至613账户。 2.中久公司提供的陈某甲与王伟之间的QQ聊天记录，证明王伟于2019年3月13日及15日向中久公司订购货物，涉案两笔款项就是支付该两批货物的货款。该组证据显示：王伟于2019年3月13日向中久公司订购1种规格货物20吨，于3月15日向中久公司订购3种规格货物合计103.5吨。经对比，上述订购记录与前述对账明细表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对账明细表显示3月13日的货物价款为83642.65元，3月15日的货物价款合计422353.25元。经质证，王伟无异议，但认为订购货物是公司行为，货款不是其代天一公司支付的，且货款是滚动结算的，订几批货才结一次款。 为查明613账户与776账户、中久公司账户之间的转账往来情况，经杨辉申请，本院调取了613账户及776账户自2018年1月起的历史交易明细，显示：613账户与中久公司账户之间往来极为频繁，613账户收入的款项大多数在当天就转入中久公司账户；613账户与陈某甲账户之间有经常性的往来，与其他人账户之间大多也有经常性的往来，有部分往来在摘要中注明“中久”，交易明细中没有明显的消费性支出；自2018年1月起，613账户与776账户之间共有40余笔往来，除了2018年5月18及同年7月5日的两笔往来，其他往来均为776账户向613账户转账，其中大多数款项在当天就转入中久公司账户，包括涉案两笔款项。经质证，杨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认为可以反映王伟与中久公司之间存在多年业务往来，且王伟多次将款项转入613账户；涉案两笔款项已转入中久公司账户，足以证明其与王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王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反映其与中久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杨辉在收到其款项后，其无法干涉款项的去向，不能排除中久公司将款项转给杨辉、陈某甲或其他人的可能性，故不能因杨辉将款项转入中久公司账户就认定该款为货款。 审理中，本院注意到前述对账明细表中有一笔2019年3月31日的23万元现金，王伟称该款是陈某甲在3月31日前到天一公司领取的货款现金，并提交了中久公司出具的收据。收据显示，中久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入账天一公司支付的货款23万元现金。杨辉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为查明该款的情况，本院向中久公司原会计陈卫彬进行了调查，陈卫彬陈述：其原系中久公司的会计，中久公司在2019年4月17日陈某甲失联后就不正常经营了，现已关门停业，其于2019年8月另外找了工作；杨辉不是中久公司的员工，也不参与公司经营，但中久公司的工资表上记过一段时间杨辉的工资，但不清楚杨辉是否拿过钱；杨辉账户由陈某甲控制，一直用于中久公司的经营，客户把钱转入该账户，陈某甲再把钱转入中久公司账户，并指示其记在各个客户名下；对账明细表是其与袁丽对账后形成的，其加盖了中久公司的公章，中久公司制作的天一公司付款明细账及资金日报表均是其制作并加盖中久公司公章的；涉案两笔款项均从杨辉账户转入中久公司账户，在账本的交易摘要上注明“王伟”，付款单位上注明“无锡天一”，其是按陈某甲的指示记账的，不清楚款项是什么性质；对账明细表中3月31日的23万元现金是根据收据记入表中的，经查询账本中的现金部分，当天并没有一笔23万元的现金入账；资金日报表是其根据账本整理出来的，而对账明细表是天一公司制作的，其核对后发现余额正确就盖章确认了，现在看该两张表，其认为该23万元现金有可能是从杨辉卡上转过来的2万元、9万元、12万元的总和；资金日报表上的3月1日的1万元是从陈某甲账户转入中久公司的，陈某甲指示记在天一公司名下，其在和袁丽对账时可能遗漏了该款。陈卫彬向本院提供了2019年3月31日的收据、天一公司的2019年电子账本。收据内容与王伟提交的收据一致。账本显示，涉案两笔款项记录在“杨辉卡”部分，交易摘要一栏注明“王伟”，付款单位一栏注明“无锡天一”，在“现金”部分没有记录3月31日的23万元。经质证，杨辉认为：陈卫彬的陈述属实；杨辉不是中久公司的员工，不在中久公司上班，也不参与公司经营；613账户由中久公司使用，涉案两笔款项进入了中久公司账户，足以说明其与王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王伟认为：账本是由中久公司单方制作，且是根据陈某甲的指示进行记账；3月31日的23万元是陈某甲在3月31日前到天一公司领取了现金并写了收条，后天一公司持收条到中久公司换了收据，陈卫彬并未直接经手该款，所作陈述只是猜测。 为证明2019年3月31日的收据的形成过程，王伟向本院补充提交了陈卫彬及中久公司原出纳张燕的情况说明。陈卫彬的情况说明载明：收据是由中久公司出纳张燕开具，由陈某甲直接操作，其只是凭收据入账。张燕的情况说明载明：收据是陈某甲安排由其开具的，中久公司往来资金也都是陈某甲管理的。经质证，杨辉对上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本案应以法院对陈卫彬调查的内容认定事实。 为进一步查明2019年3月31日的23万元现金的交付情况，本院还向袁丽进行了调查，袁丽陈述：2019年3月30日，陈某甲到天一公司拿钱，因为天一公司之前说过要订货，且4月1日起增值税率下降，天一公司提前支付货款，中久公司就可以在3月底前开发票，天一公司销售时就可以省税；当天，陈某甲说要预付35万元，双方协商后确定先付23万元，因为当天是周六，网银的大额转账无法当天到账，天一公司就提出付现金；天一公司的实际老板在外做工程，当时在公司临时放了一笔备用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因陈某甲急着拿钱，就从该备用款中拿了23万元交给他，陈某甲当场出具收条；4月1日，其到中久公司把收条换成了收据，收据上的时间是3月31日；其和陈卫彬对账时，因为该款有收据，就算在了对账明细表中；对账明细表中1月5日的5万元是王伟代付的货款，付至杨辉账户，中久公司开具了收据；中久公司制作的资金日报表中3月1日的2万元是王伟代付的货款，付至杨辉账户，3月1日的1万元也是王伟代付的货款，通过微信付给了陈某甲，该两笔款项均未开收据，陈卫彬称没有看到钱入账，不同意补开收据，故双方对账时没有算入对账明细表。袁丽提供了自2019年1月至4月期间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转账的回单，经核对，与对账明细表中注明“网银”的款项一致。王伟与杨辉均表示，调查情况由法院认定。 以上事实，有借记卡明细、结婚证、离婚证、营业执照、回单、情况说明、对账明细表、明细账、资金日报表、QQ聊天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收据、调查笔录、账本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伟依据转账凭证主张杨辉向其借款21万元，但杨辉抗辩称该款系王伟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的货款，故杨辉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审查杨辉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查的情况，本院认为杨辉主张的事实存在较高的可能性，理由是：第一，613账户与中久公司账户之间的往来极其频繁，且613账户收入的款项大多数在当天就转入中久公司账户，陈卫彬也陈述杨辉账户由陈某甲用于中久公司经营，故613账户存在较高的可能性是用于中久公司的日常经营；第二，王伟存在代天一公司向中久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且款项就是付至613账户中，仅从2018年1月起就有40余笔往来，故不能排除涉案两笔款项也是王伟代付货款的可能；第三，根据QQ聊天记录，王伟于2019年3月13日及15日向中久公司订购过货物，故涉案两笔款项存在是王伟代付货款的可能；第四，根据中久公司的账本，涉案两笔款项是作为天一公司的付款入账的，表明中久公司已确认该两笔款项为天一公司支付的货款；第五，对账明细表中2019年3月31日的23万元现金并未记入中久公司的账本，天一公司从2019年1月起也没有其他支付现金的情形，王伟除了天一公司的单方陈述及收据外未提交其他有力的证据证明天一公司实际向中久公司支付了23万元现金，而2019年3月从776账户转入613账户的三笔款项，即涉案两笔款项加上3月1日的2万元的总额正好也是23万元，这种巧合令人对23万元现金的实际组成产生合理怀疑。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王伟主张的借贷事实尚真伪不明，故王伟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王伟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故本院对王伟主张的借贷事实不予确认，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50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合计6120元，由王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薛 雨 人民陪审员  陆俊杰 人民陪审员  徐兆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 助理  周 腾 书 记 员  王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