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7540号原告：向立平，男，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芸豪，广东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裕隆，男，199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诗，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威，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三元路2号粤丰大厦办公2001、2101号。负责人：陈青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源，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静，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向立平诉被告魏裕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立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芸豪，被告魏裕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诗、黄志威，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立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魏裕隆向原告赔偿交通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184876元（其中车辆购置税27413元、上牌费60元、商业险3250元、交强险237元、精品款项3500元、按揭款项4500元、加装导航费用6000元、拖车费600元、维修费8370元、店铺租金6780元、维修LED显示屏500元、店铺营业损失116666元、租车费用7000元）；2．判令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对被告魏裕隆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魏裕隆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在广州市锦龙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迪Q5国产2017年型PLUS40T的典藏技术型轿车，其中车辆成交价318000元、保险款13000元、交强险950元、精品款项3500元、税费27413元、按揭款项4500元、上牌费60元、加装导航费6000元。2019年5月29日7时20分，被告魏裕隆驾驶车牌为粤Ｓ×××××号的小型汽车在广州市增城区S118（新新大道北）与邓红波驾驶车牌号为粤Ａ×××××号的大型汽车，向立平驾驶车牌号为鄂Ｊ×××××号的小型汽车，肖顺友的树木及房屋、花基发生碰撞。交通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魏裕隆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邓红波、向立平、肖顺友均无责任。事故起因是由于被告魏裕隆在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的邓红波驾驶的车辆，导致邓红波驾驶的车辆躲避不及，撞到停放在道路旁边的原告经营店铺门前的车辆，导致原告车辆严重损毁，原告经营的店铺玻璃门破裂，天花吊顶崩塌，墙体掉灰爆裂，给原告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该事故造成原告维修车辆的拖车费600元，维修费8370元，店铺无法经营的店铺租金损失6780元，维修店铺门口的LED显示屏500元，店铺无法经营的营业损失116666元，车辆无法使用而产生的租车费用7000元等。被告魏裕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至今未出现过，也拒不接听原告电话，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在按原告保险单的车损价值赔偿318000元后，对原告的其他损失拒绝赔偿。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魏裕隆辩称：原告与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司按推定全损的价格赔付原告车辆损失318000元及物质损失22500元，该费用已经包含了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全部车损及物损费用，并已支付完毕，各方权利义务已经结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由于车辆已经推定全损，相当于重置车辆，且原告的车辆并无进行维修，原告无权主张两个月的车辆替代性租车费用。此外，拖车费、维修费、精品费、加装导航费、租车费及其他物损费用均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即使需要赔偿，也应由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进行赔偿。另，车辆购置税、上牌费、保险费、店铺租金、营业损失等费用不属于交通事故责任赔偿范围，均应予以驳回。而且，店铺租金、营业损失等均属于间接损失，均不应予以赔偿。再者，原告可根据其与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合同约定，以申请退保的方式弥补其购买保险的损失，而不应向答辩人及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主张该费用。车辆购置税实行一次征收，其独立于市场交易之外，并不构成车辆自身价值的一部分（购置税不具有财产价值）。原告陈述其天花吊顶崩塌、墙体掉灰等情况均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原告仅提供店铺的银行流水，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店铺的合法纯收入，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辩称：投保人通过电子网络的形式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我司已经就保险条款通过电子投保单以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形式向投保人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该保险条款有效。在事发后，我司通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全损”协议书，对原告的损失按照318000元赔偿金额一次性定损处理，同时在该协议书中约定了原告不得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追加和更改。同时，上述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原告）向甲方索赔时不需要提供发票，并约定附加险及相关保险的责任终止。据此，我司就原告的相关损失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已经赔偿完毕，其他费用均包含在该协议确定的赔偿金318000元范围内。此外，该次事故造成的店铺损失为22500元，该损失我司已于2019年8月30日向施工方直接予以支付。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六条约定，原告主张的部分诉请属于间接损失，我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应当免除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9日7时20分，被告魏裕隆驾驶车牌为粤Ｓ×××××号的小型汽车在广州市增城区S118（新新大道北）与邓红波驾驶车牌号为粤Ａ×××××号的大型汽车，原告向立平驾驶车牌号为鄂Ｊ×××××号的小型汽车，肖顺友的树木及房屋、花基发生碰撞。同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魏裕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邓红波、向立平、肖顺友均无责任。该次交通事故造成鄂Ｊ×××××号小型汽车严重受损，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经勘查定损后，其委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一份《鄂Ｊ×××××全损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主要约定：“双方就三者车鄂Ｊ×××××的损失，按金额￥318000元（人民币大写：叁拾壹万捌仟元整）一次性定损处理，之后不再作任何形式的追加或变更；甲方自乙方提供齐全单证后，在第一条确定的赔偿金额范围内一次性赔付乙方￥1763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柒万陆仟叁百元整），委托方自拍卖成交后10日内支付￥1267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贰万陆仟柒佰元整）给乙方，余款￥15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元整）作为过户保证金暂不支付，在乙方协助完成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后由委托方一次性支付乙方；乙方向甲方索赔时无需提供旧件回收、复勘报告和车辆维修发票；双方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本保单项下‘车损险’及其‘附加险’保险责任终止。”对于该协议书，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打印件予以证实，原告在庭审中确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以及由原告进行签字确认的事实。另查明，粤Ｓ×××××号小型汽车在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其中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含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根据原告提供的《新车订购合同》，载明购车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车辆成交价为318000元，保险款项为15000元，购车税费为10000元，精品款项为3500元，按揭款项为4500元。再查明，根据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在事发现场粤Ａ×××××号大型汽车与鄂Ｊ×××××号小型汽车发生了接触性碰撞，而鄂Ｊ×××××号小型汽车与店铺墙体亦发生了接触性碰撞。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因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保险赔偿金318000元应如何定性的问题。上述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述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按照上述协议约定，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应向原告一次性赔偿318000元作为给付赔偿金，对于该给付赔偿金，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认为已经包含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全部赔偿项目，而原告则认为该赔偿金仅是针对鄂Ｊ×××××号小型汽车的车身价值的赔偿，但并不包括车辆所载物品、税费、保险费以及其他费用的赔偿。对此，本院经分析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新车订购合同》，载明其新车的购置价格为318000元，购买时间为2018年8月15日，而该次交通事故发生于2019年5月29日。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新车在开始使用后即会产生相当的贬值与折旧，而原告从购买该车之日起至事故发生之日止，该车已经使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可见该车在事发时的车身市场价值并没有达到318000元的赔偿标准，故差额部分应视为保险人对于车身价值以外的、依附于车辆本身的物品以及税费等损失的赔偿。否则，该赔偿金将会使原告因车身的受损从而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该做法有违保险补偿原则。据此，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给付的上述318000元赔偿金应包括车辆本身的损失（含维修费）、车辆所载物品（含精品款项、导航等）以及相关税费（含车辆购置税、上牌费、保险费、按揭费等）。现原告在本案中再行主张上述赔偿项目，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是否可以主张除上述赔偿项目以外的其他费用的问题。除了上述车辆及附属车载物品、税费的损失外，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不在上述协议书约定的范围内。同时，虽然上述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本保单项下‘车损险’及其‘附加险’保险责任终止。”但本案中，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用于赔偿的险种为商业三者险，并非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车损险”及其“附加险”，故原告仍可主张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证据充分的、合法合理的其他损失。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本院对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认定如下：1．拖车费：600元。原告提供了拖车费发票予以证实，本院予以支持；2．维修LED灯显示器的费用：500元。结合原告提交的事故现场照片以及维修LED灯显示器的费用收据等证据，在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告的上述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3．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6000元。考虑到原告处理交通事故相关事宜、协商保险理赔事宜以及重新购买新车所需要的合理时间等因素，原告主张使用替代性交通工具的时间为2个月，该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应按照一般性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标准100元/天计算。据此，该项费用应核定为6000元（100元/天×60天）。至于原告主张的店铺租金损失，该次事故的发生并不会使原告的租金上涨或需要缴纳额外的租金，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营业损失，原告仅提供一份银行交易流水并不能真实反映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以及其他营业费用等情况，故无法核实原告的实际营业损失。况且，从原、被告分别提供的事故现场图片来看，该次事故并未对店铺内的商品与货物造成损坏，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并不足以证明该次事故导致原告长期无法营业并造成经济损失，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核定的上述全部损失合计7100元，上述费用均属于直接损失，均应由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在承保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损失应由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000元，但由于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在上述协议书中约定向原告一次性赔付318000元赔偿金，应认定上述赔偿金包括了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的2000元，故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无需再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虽然邓红波（驾驶粤Ａ×××××号大型汽车）与原告向立平（驾驶鄂Ｊ×××××号小型汽车）均无需承担事故责任，但该两车均与原告的财产发生了直接碰撞，即该两车均与原告的财产损坏之间存在原因力，据此，承保该两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均需分别在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并未主张上述两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但上述本应分别由两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的赔偿数额，均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在扣减后，被告平安保险东莞分公司仍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财产损失6900元（7100元-100元-1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向立平财产损失6900元；二、驳回原告向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9元，由原告向立平负担1924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75元。原告向立平已经预交的受理费，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的同时，直接支付75元给原告向立平，本院不予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