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302行初487号原告黄惠红，男，1964年1月4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住湘潭县。委托代理人张俊伟，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潭县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湘潭县易俗河镇云龙中路88号。法定代表人周国丰，主任。委托代理人肖国阳，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董炎午，系该单位工作人员。被告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湘潭县易俗河镇云龙中路88号。法定代表人张拥军，局长。委托代理人黄君，系该单位法规股工作人员。原告黄惠红诉被告湘潭县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湘潭县工保中心”）、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湘潭县人社局”）工伤待遇行政给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8月16日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了由审判员陈放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曾晖、岳建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唐璧担任记录。原告黄惠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俊伟，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周国丰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国阳、董炎午，被告湘潭县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黄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惠红诉称：原告黄惠红原系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2015年12月湘潭矿业集团关闭破产。2016年10月31日，经湘潭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认定为伤残肆级。2018年11月22日被告发放给原告的伤残津贴待遇为3918元/月。但是2018年12月21日被告却支付原告工伤伤残津贴2855.25元，降低原告待遇1062.75元/月。原告认为，被告无任何依据降低原告伤残津贴的行为违法，并且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起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自2018年12月21日及其以后降低原告伤残津贴待遇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恢复原告2018年11月22日之前的伤残津贴待遇并补足至今少发给原告的待遇，以及按照原标准和政府政策支付以后的伤残津贴待遇。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工伤保险发放本等，拟证明原告工伤及伤残等级情况；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工资/收入明细，湘潭县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拟证明被告降低原告待遇及行为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申报表因为移交期间手续比较繁琐，是按照企业原来核定的标准暂时发放，后来发现企业核定有错误，我单位重新核定了标准。另外，申请表核定的待遇前面一节是企业填写并企业盖章和当事人签字，工伤保险签署的意见是证明可以纳入工伤保险，但是后面一栏工伤保险主管部门没有盖章，那么手续就是不齐全也不是最后的结果。证据2企业发放的待遇等与本案无关，这是一个企业行为，我单位是严格按文件和政策来发放待遇。被告湘潭县人社局的质证意见如下：同意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的质证意见。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辩称：一、申请人基本情况原告黄惠红原系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伤职工，2011年9月21日，因壹期煤工尘肺经湘潭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1年11月17日经湘潭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陆级，后于2016年10月31日，经湘潭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为伤残肆级。二、工伤待遇发放情况2015年12月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关闭破产，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该公司包括原告在内的1-6级工伤职工和待遇支付均移交湘潭县工保中心管理。经过前期测算和多轮协商，双方法人于2018年4月底签订了《工伤保险移交协议书》。自去年5月份开始，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从严格审查档案资料入手，因涉及人数众多，部分档案资料缺失，历时四个多月，至9月底才初步完成了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老工伤人员资格确认手续。考虑到5-9月移交手续办理过渡期间该群体均未发放任何待遇，为保障该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应广大工伤职工的强烈要求，自去年10月份起，我中心逐步发放了该群体有关待遇，其中原告5-10月是按照原单位3918元/月的工伤待遇标准发放，11月以后是按照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核定的2855.25元/月的工伤待遇标准发放。2019年1月，原告因不服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行政给付2018年11-12月的伤残津贴标准，要求恢复原告2018年10月之前的伤残津贴标准而提出行政复议，2019年4月8日，湘潭县人民政府作出责令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重新核定原告的伤残津贴工伤保险待遇的决定。2019年5月30日，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严格按照相关政策重新核定了原告工伤保险待遇为2855.25元/月，并将其《工伤待遇待遇核定表》于2019年6月3日依法进行送达，原告已签收。三、伤残待遇标准核定依据原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伤待遇发放未严格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标准，其伤残津贴是按申请人再次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升级提残时工资基数核定的，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属于企业行为。该公司破产工伤人员移交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管理后工伤待遇发放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才能维护参保职工合法权益。1、《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职工因工致残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2、《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缴费工资。3、《关于我县煤矿企业及非煤矿山职工工伤保险缴费工资确定办法的通知》（潭具人社通[2018]46号）规定：我县煤矿企业和非煤矿山职工遭受工伤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工伤待遇涉及本人工资的，统一以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取值标准核发待遇。按照以上政策，原告的伤残津贴为本人工资2247元×75％+1170元(2012年-2018年伤残津贴调待增加标准)＝2855.25元/月。综上所述，原告应发的伤残津贴标准均是严格按照政策核定发放，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自2018年12月21日及其以后降低其伤残津贴待遇违法行为及要求恢复原告2018年11月22日之前的伤残津贴待遇并补足至今少发给原告的待遇，以及按照原标准发放伤残津贴待遇没有政策依据。原告原公司纳入工伤保险管理后，其他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也是按同一政策发放，伤残津贴标准的核定金额有增有减。如果按原企业核定标准发放，没有政策依据，同时对全县所有煤矿企业领取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显失公平。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核定的残津贴标准。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拟证明原告被诊断为煤工尘肺。3、工伤认定决定书，拟证明原告因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4、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拟证明原告被认定的伤残等级。5、《工伤保险条例》，拟证明第三十五条：原告按月领取伤残津贴，肆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第六十四条：本人工资释义。6、关于我县煤矿企业及非煤矿山职工工伤保险缴费工资确定办法的通知，拟证明用于原告缴费工资确定。7、湘潭市社会平均工资，拟证明用于原告工资确定。8、关于重新核定原告伤残津贴的决定，拟证明1、被告依法重新核定申请人工伤保险待遇。2、原告已领取重新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9、文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送达了申请人工伤待遇核定表。10、湘潭县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拟证明被申请人严格依照政策对原告的工伤待遇进行了重新核定。11、《湘潭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潭复决字[2019]3号，拟证明湘潭县人民政府责令被告重新核定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原告黄惠红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4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条例恰好证明原告伤残津贴的计算不应该按照职工的工资来计算，应该按照其本人的工资来计算。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内容也不了解，且该文件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而且所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2日，也就是降低了原告待遇以后才发出的通知，且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计算未被认定为工伤的以及解决工伤参保基数问题，不适用本案的原告。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本案原告不应该按照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证据8原告没有看到过该决定书，且不符合行政诉讼程序的规定，没有送达给原告本人，也没有向原告发出通知，并且告知原告相关权利义务以及救济途径。证据9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字，按法律规定应该要当面向原告送达并且要原告本人签收。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法性有异议，恰恰是原告起诉被告私自降低原告待遇的原因，这个核定表明显存在错误，达不到重新核定的伤残津贴标。证据11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在县政府责令第一被告重新核定原告伤残津贴待遇，被告至今还是没有按照程序的规定进行依法核定。在该决定书中也认定了被告方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降低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被告湘潭县人社局对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湘潭县人社局辩称：原告诉被告湘潭县人社局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被告湘潭县人社局属于行政部门，故其要求湘潭县人社局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所诉主体不适格，请求事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湘潭县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拟证明被告湘潭县人社局不是适格的主体。原告黄惠红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五条被告湘潭县人社局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对被告湘潭县人社局的证据无异议。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本案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提供的证据1-10具备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湘潭县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黄惠红原系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伤职工，2011年9月21日，因壹期煤工尘肺经湘潭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现为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1年11月17日经湘潭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陆级，2016年10月31日经湘潭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为伤残肆级。2015年12月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关闭破产，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其与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于2018年4月底签订了《工伤保险移交协议书》，该公司包括原告在内的1-6级工伤职工和待遇支付均移交湘潭县工保中心管理。2018年8月29日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湘潭县工保中心提交了《湘潭县老工伤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申报表》，同日湘潭县工保中心在该表上加盖公章并签署意见“同意纳入”，表格上的主管意见一栏未签署意见。截止2018年9月底湘潭县工保中心初步完成了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老工伤人员资格确认手续。从2018年10月份起，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逐步发放了该群体有关待遇，其中原告5-10月是按照原单位3918元/月的工伤待遇标准补发，11月以后是按照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核定的2855.25元/月的工伤待遇标准发放，同时从2018年11月、12月份伤残津贴中扣除2018年5月至10月多支付的金额。2019年1月，原告因不服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行政给付2018年11-12月的伤残津贴标准，要求恢复原告2018年10月之前的伤残津贴标准而提出行政复议，2019年4月8日，湘潭县人民政府作出责令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重新核定原告的伤残津贴工伤保险待遇的决定。2019年5月30日，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重新核定了原告工伤保险待遇为2913.2元/月，并将其《工伤待遇核定表》于2019年6月3日送达至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关闭破产留守处，由彭湖江代领。原告因不服重新核定的工伤待遇标准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提出的确认少发伤残津贴行为违法及按2018年11月22日之前的标准补足并发放伤残津贴的诉讼请求实质是对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重新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具体是对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的《湘潭县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不服。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的《湘潭县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是否合法。2、被告湘潭县人社局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可见，《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本人工资的认定与工伤职工的月缴费工资相关联。而本案中的原告曾任职的单位为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于矿产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人员流动性大、工资基数相对不固定，难以直接按照实发工资总额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第一，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的规定，对于煤矿等矿山企业采取吨煤（矿）缴纳工伤保险费，原告曾任职的单位即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直都是以吨矿为基数的方式参加工伤保险，是一种特殊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形式，用人单位无需申报职工个人工资，因此也就无法核定职工月缴费工资。第二，在法律法规等未对以吨矿为基数的方式缴纳保险费情形下工伤职工的本人工资如何认定作出特别规定时，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工伤职工本人工资并无不当。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制定的《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参保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费的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为便于征缴可以以上一年度个人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及上述规定，湘潭县人社局的《关于我县煤矿企业及非煤矿山职工工伤保险缴费工资确定办法的通知》规定“我县煤矿企业和非煤矿山职工遭受工伤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工伤待遇涉及本人工资的，统一以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取值标准核发待遇。”该文件符合上位法的立法宗旨，也符合湘潭煤矿的实际情况，实现了对工伤职工的职业保障。因此，对于适用以吨矿为基数的方式缴纳保险费而无法核定职工本人工资的情形，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以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原告黄惠红的缴费工资计算工伤保险待遇并无不当。第三，从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发言来看，在2018年8月29日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湘潭县老工伤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申报表》中计算伤残津贴亦是以湘潭市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进行计算的，只是适用的企业破产以前12个月的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即2015年的数据。而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的《湘潭县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中的本人工资是以原告黄惠红患职业病后2011年11月初次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前12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即(2010年湘潭市在职职工平均工资2274×10+2009年湘潭市在职职工平均工资2111×2)÷12=2247]来计算的。在此基础上按照原告黄惠红2018年5月7日重新鉴定的三级伤残为其计算伤残待遇，即2247×75%+1170(2012年-2018年伤残津贴调待增加标准)＝2855.25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伤残等级为四级的，伤残津贴为本人工资的75%。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的计算方法虽未严格按照患职业病的时间节点进行计算，但鉴于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的时间晚于初次职业病诊断时间，为方便计算，湘潭县工保中心以初次劳动能力鉴定时间为节点计算缴费工资并未减损原告的利益，应当予以支持。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第四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履行按照规定管理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职责。就本案来看，被告湘潭县人社局作为湘潭县范围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其依法在辖区内设立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湘潭县工保中心。在已设立经办机构的情况下，湘潭县人社局不具有核定社会保险待遇的法定职权，而应由其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湘潭县工保中心来履行此职责。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湘潭县工保中心重新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将被告湘潭县人社局一并列为被告，属于被告不适格的情形，依法应当驳回其对湘潭县人社局的起诉。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湘潭县工保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对原告黄惠红重新核定的伤残待遇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原告对湘潭县人社局的起诉属于被告不适格，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黄惠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黄惠红对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惠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放明审判员  岳建清审判员  曾 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彭旭妍书记员唐璧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