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民终2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月台路555弄88栋3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10000685459307E。负责人：毛光华，该律师事务所主任。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春市鑫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道2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763361779M。法定代表人：曹伟刚，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玲，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晨，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江艳，女，197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玲，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晨，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佐良，男，194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住江西省南昌市。上诉人上海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因与上诉人宜春市鑫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云公司）、刘江艳及原审第三人周佐良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按36989400元的0.75%计算律师服务费的原审判决，改判鑫云公司按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律师服务费2724977.20元(含原审已判决的277420.5元）；维持鑫云公司承担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律师服务费增值税发票税款的判决。2.撤销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15%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原审判决，改判按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从鑫云公司领取执行款5日后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8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29日为23.76万元，含原审判决违约金4942.84元）。3.撤销核减毛光华律师事务所8043元办案差旅费的原审判决，改判按补充协议约定凭票据、以原始记载实际发生的办案差旅费结算。4.维持原审判决第三项。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由鑫云公司、刘江艳承担。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刘江艳因全风险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认为该判决主观臆断、自相矛盾地否认合法有效的涉案风险代理合同约定，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刻意袒护鑫云公司、刘江艳的非法利益，侵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判决明显违法。现提出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随意否定全风险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收费标准，有法不依，执法不公。1.原审判决虽然对于涉案第一、第四个争议焦点，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认定：其一，第一个争议焦点，认定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风险代理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未终止”，没有发生“变更或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事实，认定鑫云公司“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属于单方（违约）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详见原审判决书第18页）；逾期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其二，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认定刘江艳为本案“被告鑫云公司的担保人”，“需承担其保证责任”（详见原审判决书第22至23页）。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对原审判决上述客观认定不持异议。不服的是：原审法院有法不依，判决与鑫云公司单方违约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以及按有效合同约定应当履行的义务背道而驰。2.原审判决对于涉案第二个争议焦点认定处理“鑫云公司应向原告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依据、以及随意主观臆断变更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支付标准，与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认定自相矛盾，明显违法越权，判决确有错误。理由是：其一，涉案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律师服务费按全风险委托特别代理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原审判决越权随意变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原审判决违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费收费政府指导价(2009年暂行）》“一般律师”“确定律师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完全抛弃了全风险委托代理补充协议的有效约定，将法官的随意性凌驾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之上，违法违规地“酌定”本案“律师服务费按照标的额的0.75%收取。”确有枉法之嫌。其三，原审判决这一主观随意的违法“酌定”，偷换了概念：（1）将本案已经认定的全风险特别代理性质和风险代理约定收费标准，偷换为非风险代理、“先收费后办案的政府指导价”“按每一审级阶段的固定收费标准”；（2）随意将收取一个审级不到三分之一的收费标准、强加于对涉案胜诉判决鑫云公司获得赔偿3698.9万余元贡献最大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头上，无端不当砍掉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依法应当取得“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90%以上！原审判决如此庇护单方恶意毁约、情节严重的鑫云公司，肆意侵害无过错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确属颠倒是非、有法不依，执法违法。其四，退一步说，假设合同约定是按每一审级阶段、先收费后办案的2009年暂行的政府指导价固定标准幅度收费，司法部和上海市的规定“标的额超1000万元至1亿元的”，每件每阶段“收费标准为1—3%”；而毛光华律师是法学教授级的主任律师，每件每阶段“收费标准为2--3%”；而且本案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还可高于收费标准”。原审判决“酌定按0.75%比例”收费找不到任何相关的依据，难道凭随意“拍脑袋”的标准“0.75%”就要强加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更何况，如果要按先收费后办案的固定收费标准比例，一审、二审、执行三阶段至少每阶段按标的额的2--3%，本案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应当先按三个阶段收取律师服务费比例合计为6--9%。原审判决违反《合同法》第107条、第113条的规定，随意越俎代庖，刻意袒护鑫云公司的违法违约行为，想方设法为鑫云公司牟取违约赖账的非法利益，严重侵害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其五，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政府指导价规定收费标准为“不超过案件标的额的30%”，一般职称的执业律师收费比例为10--30%的幅度由风险代理合同约定。本案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第二份补充协议是原一审判决赔偿4181.4万余元之后，由刘江艳夫妻来到南昌起草并打印的、为了去“疏通关系”，强行降低了上诉人5个点的律师风险代理费达一百余万元）。涉案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的收费比例标准，明显都远在法定主任律师风险特别代理收费标准之下：（1）绝大部分按5%的比例收取一审、二审、执行三阶段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2）小部分按10%的比例收取全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显然，该约定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原审判决不仅违法越权变更涉案全风险委托代理的性质，而且毫无底綫地随意强行降低收费标准比例，仅判令上诉人按0.75%收取一个审级阶段的律师服务费（不到按合同约定应当收取金额的10%），这无异于违法宣告合同无效，随意施舍。其六，我国《合同法》第107条、第113条规定，针对鑫云公司单方违约的行为，须承担“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显然，若严格依法判决，则应当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但原审判决故意将上述法条排除在外，隐匿不用，有法不依，执法违法，涉嫌办人情案。二、原审判决刻意开脱鑫云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随意降低违约金数额。原审判决对于涉案第三个争议焦点，虽然正确认定“鑫云公司构成违约”，并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详见原审判决第21页）。但是在计付违约金时，又自相矛盾地将合同约定按“逾期付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随意改为“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15%计算”。其错误在于：其一，将约定违约金概念偷换为约定利息概念，违背了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一致表示。法律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其二，再次以“本院酌定”，随意强行变更按“逾期付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的有效约定，改为“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15%计算”，明显是为鑫云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刻意损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其三，原审判决在处理鑫云公司单方违约强行终止合同履行、以及逾期付款违约的法定和约定违约责任时，完全抛弃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仅在基数上随意剔除了90%以上按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而且在计算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时，再次抛弃合同约定，剔除了90%以上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违约金。其结果，无异于将鑫云公司单方毁约的法定违约后果和责任，强行转嫁给无过错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承担。又一次越权变更合同有效约定，颠倒是非，侵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其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规定，如果约定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按银行利率四倍计算。本案全风险委托特别代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与借贷合同利息约定，性质完全不同。况且鑫云公司恶意违约，情节严重，假设引用上述司法解释，也应当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三、原审判决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办案差旅费，费尽心机随意剔除确有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期间发生的办案差旅费为16645.5元，余款13354.5元可抵扣律师服务费。”随意多核减上诉人律师实际发生的办案差旅费8043元。其一，在原审法庭上，鑫云公司代理人仅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示办案差旅费记录和原始票据仅提出两点质证意见：（1）“鑫云公司帮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付过住宿费、买过车票、招待过吃饭”；（2）“坐飞机不能报”。并没有其他质证意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当庭回答：（1）在宜春的住宿费没有报一分钱，仅买过几次从宜春到南昌的火车票，报销表上均有记载，代购的车票费均已排除；鑫云公司招待吃饭，哪怕是喝稀饭，都扣除了误餐费。如果有，鑫云公司应当负举证责任。（2）毛光华律师从来没有坐飞机，为了节省，每次上海到南昌都是乘坐196元的普通火车，连高铁都没有坐。鑫云公司的代理人随后并没有再提出异议。其二，原审判决不顾事实，随意核减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差旅费8043元确有错误。理由是：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差旅费结算表全都是为鑫云公司办案出差时当时的原始记录，其中记载了实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由、原始票据、按合同约定应付的差旅费，逐日分列和累计。在风险代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下达之前，双方关系尚且互信友好，刘江艳夫妻对周佐良一直夸赞毛光华律师的敬业精神和业务水平（详见周佐良陈述）。在一审起诉前的长时间准备阶段，毛光华律师每天都在刘江艳的办公室阅读、整理成堆成堆的资料，住在刘江艳办公室隔壁的大酒店，由刘江艳登记付住宿费，刘江艳都在场。毛光华律师从上海到宜春唯一的事由，就是为鑫云公司办案，从来没有报过住宿费，毛光华律师几次打夜班一个人在刘江艳办公室整理资料至凌晨3点，刘江艳是明知的，而且多次向毛光华律师道辛苦。一审胜诉判决后，刘江艳夫妻二人到南昌起草降费比例的全风险委托特别代理补充协议和二审授权委托，是鑫云公司要毛光华律师打的去指定宾馆找他们，周佐良陈述已经证明。局外人刻意偏袒鑫云公司，用鑫云公司都没有提出来的、莫须有的主观臆断、吹毛求疵地以“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为由，大砍毛光华律师办案实际发生的、约定应由鑫云公司负担的差旅费，甚至连毛光华律师为了节省，每次办案从上海乘坐地铁去火车站的六元的地铁票据、路过南昌往返火车站以及到遥远的南昌西客站去乘坐高铁到宜春的的士费全部砍掉，这无异于荒谬地强求毛光华律师自己腾空飞去乘车？如此为恶意毁约的鑫云公司谋利益实属罕见！原审判决不惜刻意过分损害一个辛勤工作的老律师的合法权益，实在令人无语！如果毛光华律师呕心沥血地为鑫云公司办案的辛勤劳动被随意抹煞，那一、二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200多页证据、一、二审共12页详细的证据目录及说明、为鑫云公司代书向政府领导反映情况的报告及大量的质证意见、代理词等法律文书、多次在刘江艳开车陪同下找证人调查取证、一、二审五次开庭繁杂的举证质证、参与司法鉴定抽签确定鉴定机构、提出鉴定反馈意见、提交反对高投公司否定司法鉴定及申请重新鉴定的书面意见（均被两级法院采纳）等等，难道不用时间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成？！难道不出差就能坐在上海完成？！原审判决竟然会支持鑫云公司恶意剥削上诉人律师的劳动成果！毛光华律师愿意就出差费问题与刘江艳当面对质。四、原审判决将执法权置于立法权之上，有法不依，判决确有错误。原审判决以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客观上并未参与探矿侵权纠纷案发回重审后的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为由，主观随意地判决“按照一般律师服务费标准以生效判决的判决结果36989400元的0.75%计算律师服务费，即277420.5元。”（见原审判决书第23—24页）明显违反了我国《合同法》107条和113条的规定，刻意掩盖（拒不引用）而不适用这两条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法定违约责任的明确规定，原审判决背弃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自行其是，无异于将执法权置于立法权之上。理由是：其一，原审判决既然认定了鑫云公司单方违约，根据“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法原则，必须适用《合同法》第107条、113条的规定，判令鑫云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赔偿损失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的法定违约责任完全排除了承办法官的主观臆断和自行其是。原审法院抛弃执法原则及法定条款和有效合同约定，自行其是，主观随意定下“按0.75%”的比例计付涉案全风险委托代理律师服务费，以及“上浮15%”银行利率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明显错误的判决，客观上已将原审法院的执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其二，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出示了大量充分确实的证据，尤其是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的重审判决与原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判决赔偿4181万余元完全相同，终审判决确认了一审判决的事实和争议焦点的主张，与毛光华律师在一、二审诉讼活动中提出的代理主张和意见完全相符。这充分说明毛光华律师尽心尽力的代理活动及鲜明的主张，对生效判决胜诉赔偿款36989400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被鑫云公司毁约另请他人代理发回重审诉讼，目的在于赖账和夺取毛光华律师的劳动成果，鑫云公司至今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全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分文不付，充分证明其恶意单方毁约的目的。原审判决表面上认定了风险代理合同有效，鑫云公司单方违约，应当继续履行合同，按约定支付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并承担逾期付款的约定违约金。但实际上，却在违法追究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客观上并未参与发回重审后的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的“过错”责任。原审判决明知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是因鑫云公司的欺骗、阻扰和单方毁约而无法“参与”，完全过错责任在于鑫云公司，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并无过错，不承担任何过错责任。可是原审判决的结果，将鑫云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给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的90%以上、以及依法应当支付约定违约金的90%以上，都强行非法转嫁给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承担，“板子”都打在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身上！在诉讼费承担上造成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败诉！违法为鑫云公司开脱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和单方违约、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其三，原审判决以“未区分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为借口，主观臆断“可参照一般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律师服务费”（判决书第20页）不能成立。理由是：（1）抛弃本案全风险特别代理合同约定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法律明文规定的主观臆断不能成立，已如上述。（2）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法学教授级主任律师实施全风险特别代理诉讼活动卓有成效。涉案的大量证据充分确实，足以认定。原审判决罔顾事实，主观随意“按照一般律师服务（固定）收费标准以0.75%”的比例“计算律师服务费”，不仅违法、违约、越权，而且找不到任何依据。实质上支持了鑫云公司的毁约行为，违法惩罚了守约而无过错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其判决结果，处处是在刻意为违法违约的鑫云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处处是在刻意严重损害守法守约、无过错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3）涉案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鑫云公司）按本案诉讼（标的2166万元）本金标的额5%向乙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超过2166万元的补偿部分金额按15%（二审改为10%）支付给乙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此外，2016年5月18日双方签订的全风险特别代理补充协议，对“可得利益按10%支付（注明：以一审判决的两块金额为参照）”。而一审判决明确了赔偿鑫云公司的“直接损失19479256元”，是双方明确约定的参照标准，即应当以19479256元为约定参照标准，按5%支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另一块以（36989400元—19479256元）为基数，按10%支付上诉人的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二者参照标准均已明确区分，并非没有“区分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的约定参照标准。原审判决只是因为竭力为开脱鑫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的需要，对法律明文规定和合同有效约定视而不见，牵强附会地寻找借口而作出违法的错误判决。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明察，依法纠正原审判决的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鑫云公司、刘江艳辩称，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全部驳回并同时支持鑫云公司、刘江艳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鑫云公司、刘江艳不承担给付金钱的义务。理由如下：律师律师一、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上诉理由中反复强调双方签订的是全风险代理合同。可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并未理解全风险代理合同的本质含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有关于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风险代理的原则性规定。所谓全风险代理即全部风险代理，顾名思义是指在代理的诉讼或非诉讼侵权纠纷案件中，委托人前期不支付任何代理费，待案件执行或和解后，将执行款或和解款的一定比例支付给代理人做为报酬。如果败诉或执行不能，代理人或代理律师得不到任何回报。其特点是全风险代理相对于一般代理而言，代理人或代理的风险更大，从一般意义上讲，风险更大意味着责任更大，胜诉就获得报酬，败诉无钱可赚。因此，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既然选择了风险代理就意味着必须承担风险后果。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没有为鑫云公司代理胜诉案件，没有执行标的，不应该获得报酬。不曾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居然在别人代理胜诉的基础上要求分一杯羹，实在没有任何依据。回顾本案，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各阶段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此三份文件均是由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版本且由毛光华手书填写，2014年一审时约定的清清楚楚本合同有效期限“为本案本审终结止。”，2016年二审时双方仍然约定的明明白白本合同有效期限“为本案本审终结止。”，不管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现在做如何辩解，合同中白纸黑字，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名专业诉讼代理人，应当比鑫云公司更清楚代理合同约定条款应该明确具体。既然约定了本案本审终结止，就应该在本案本审终结后，合同履行完毕自然终止。鑫云公司和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合同中根本没有提及发回重审的事项。2016年10月份，鑫云公司以高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百分之一百的律师费，聘请南京专事矿业诉讼的团队律师，历时近三年，从2016年至2019年，也是一审、二审、再审，最终才获得赔偿。可以说，由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诉讼代理败诉，鑫云公司的赔偿迟到了五年时间，期间损失银行利息达二千多万元。鑫云公司在此声明将保留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赔偿的权利。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代理合同终止三年后，在获知其他代理人胜诉后进入到执行阶段时，突然冒出来要求获得数百万元的律师费，真的是毫无道理，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双方之间的委托诉讼代理合同随着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审、二审结束后，已经履行完毕，合同自然终止。没有可供执行的任何标的进入到执行程序。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依法依约无法获得报酬。因为双方对下一步重审代理没有约定，鑫云公司可以重新聘请代理人。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不应该要求鑫云公司支付违约金。三、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以重审一审判决金额相同为由，认为是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果。其实该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从判决的理由部分可以看出，重审代理人与原审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代理是完全不同的思路，适用的是不同的法律条款。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当时是以投入资金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主张赔偿，结果败诉。可实际上，后来的代理律师是以探矿权的价值主张赔偿获得胜诉的，最终的判决结果是赔偿三千多万元。这恰恰说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代理意见是有问题的，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不专业的。因此给鑫云公司造成了数千万元的利息损失。四、关于差旅费的问题，鑫云公司已经在上诉状中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强调的是鑫云公司平常承担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出差时相应的吃、住等差旅费用，毛光华律师事务所1没有误餐的情形，不能重复获得差旅费补贴。五、关于刘江艳的担保问题。2014年11月10日，毛光华在刘江艳的名字前加上担保人几个字，由此要求刘江艳承担担保责任，对此刘江艳并不认可。合同履行完毕后，二审再签合同和协议时，便没有担保事项的具体约定和签名。因此，退一万步讲，担保也已经失效了。再说，合同自然终止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不能获得报酬，何来担保责任。另外鑫云公司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申请诉讼保全，冻结鑫云公司在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款285万元，已经严重影响鑫云公司的资金流动，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计付冻结期间的利息。鑫云公司、刘江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消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鑫云公司、刘江艳不承担给付金钱的义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承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合同》未终止是错误的。应该依照合同的约定认定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依法终止。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为两审终审制，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是对一审判决上诉案件的处理结果，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约定委托代理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三阶段，探矿权侵权纠纷案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后，仍需经过一审程序以及二审程序（如案件当事人上诉），故该院对鑫云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未因该案发回重审而自然终止。”是错误的。本案属于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那么本案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产生和终止均来源于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委托代理合同》由毛光华手书，约定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事件）本审终结止。该约定与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两审终审制没有冲突。因为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每一审级的委托由双方议定。我国《合同法》第397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而本案一审代理合同是明确约定了的委托事项是第一审诉讼代理人，有效期限是本案（事件）本审终结止。同样，本案二审代理合同也是明确约定了的委托事项是第二审诉讼代理人，有效期限是本案（事件）本审终结止。有效期限到了，合同也是自然终止。合同双方并未对重审程序的代理作出约定。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代理以及二审代理（如案件当事人上诉）已经不是双方当时约定的原审一审或二审了，委托人如果需要委托代理人的话，仍然需要重新签订委托合同。鑫云公司是否应该委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做代理，双方事先并没有明确约定，我国法律也没有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未自然终止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明确约定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终止的条件为“本案诉讼(一、二审、执行三阶段)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之日,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补充协议)终止”，现因律师服务费未结算付清，故该院认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未终止。鑫云公司在未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变更或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属于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二审案子没有可以进入执行程序的标的额，无法执行具体款项，鑫云公司如何计算律师费给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本案合同终止，并不是“律师服务费未结算付清”，而是根本没有依据计算律师费的标的，就如同案件败诉了，如何支付风险代理费呢？所谓风险代理费，是与案件结果胜败挂钩的。在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自然终止的情况下，鑫云公司另行委托他人代理重审诉讼事宜，并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完全是合法的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鑫云公司在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关系存续期间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构成违约......判决鑫云公司支付违约金4942.84元”是错误的。因为如前所述，鑫云公司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无需支付风险代理费，因此不应该承担违约金。四、一审法院认定判决认定刘江艳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刘江艳在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一审代理时签署的名字前面被毛光华加上了“甲方担保人”几个字。但一审结束后，合同自然终止，保证责任随主合同终止也自然终止。二审的合同以及协议均没有注明刘江艳是担保人。而一审法院仅凭原审一审的已经失效的代理合同上的签名便认定刘江艳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有失偏颇。五、一审法院判决“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承担其开具增值税发票税款，该院认为两份《补充协议》的第五条其他约定中均写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发票的税款由鑫云公司承担。”是错误的。依法纳税是纳税人依法应该承担的法定义务，当事人之间的此项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此项诉求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六、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期间发生的办案差旅费金额为16645.5元”是错误的。事实上，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出差办案费用的鑫云公司都承担了，尤其是食宿费用，鑫云公司每次都安排高档宾馆接待毛光华，宾馆提供早餐，中晚餐均是由鑫云公司安排了用餐，从来没有发生误餐的情形，判决鑫云公司承担数千元的误餐费，实属重复承担了餐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准确的情形。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辩称，一、鑫云公司、刘江艳称“应该依照有效《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认定合同终止”，实属无视约定、强词夺理、歪曲事实、违反法定诚信原则的谎言，理由是：其一，1.鑫云公司、刘江艳的上诉状称：“本案《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这是双方以及原审判决唯一共同一致的认识。2.鑫云公司、刘江艳对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自取所需，只取只言片语、抛弃、掩盖绝大部分实质核心内容，强词夺理歪曲释义的虚假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其一，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司法部统一制定的固定收费、先收费后办案的格式合同。与本案全过程、全风险代理性质不同，该格式合同第八条载明：“甲方要求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应当另行协商签订书面合同”。所以才有先后同时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第二份《补充协议》还是曹伟刚、刘江艳夫妻要求降低5个点收费标准在南昌起草打印签订的。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都是合同组成部分的核心内容；而且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上都注明了“风险代理费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本合同和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的有效期限，应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直至生效判决执行完毕，双方结清为止。”“一审风险代理补充协议仍然继续履行。”对于上述白纸黑字的明确有效约定，鑫云公司为了非法牟利，采取了选择性的抛弃而强词夺理。其二，两份生效履行的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项均约定：“委托事项”为“本案一、二审诉讼、生效判决、执行的全部诉讼活动，进行全风险特别代理”。第四条约定：律师风险代理包括“一、二审、执行三阶段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之日，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补充协议）终止。”这说明“全部诉讼活动”必须出“生效判决”、有“生效判决的标的额”，而且被“执行完毕”、“双方共同到场领取执行款”，至“律师风险代理服务费结算付清之日”，“合同履行终结”。鑫云公司竟然把自己起草打印的约定条款隐匿不敢提及，目的在于单方毁约，非法牟取暴利、夺取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劳动成果，盘剥教授级主任律师的劳务费。既然鑫云公司主张“《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上述明确的约定当然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并未终止”，鑫云公司“单方违约”完全正确。其三，鑫云公司称“本案二审代理合同也是明确约定了的委托事项是第二审诉讼代理人，有效期限是本案本审终结止。”系掐头去尾、刻意删除了“风险代理补充协议”和“直至生效判决执行完毕，双方结清为止”等明确完整的约定。鑫云公司并非不识字，其无视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实施单方毁约、赖账、吃剥削，让教授级主任老律师白白为鑫云公司打工，分文不给，其与黑恶势力巧取豪夺农民工工资，性质上没有区别，手段更凶狠恶劣，情节更为严重。鑫云公司称“手写的字不算”，那就出示其自己持有的原件，看是否一致？鑫云公司自己起草打印的《补充协议》、满盖公章印章和签字的内容是否完全相同？在白纸黑字、红印章、签名面前，鑫云公司只能选择赖账。二、鑫云公司主张：原审判决认定“鑫云公司属于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即单方违约行为）是错误的。”其诡辩的理由是：“二审案子没有可以进入执行程序的标的额”，因而强词夺理称其“没有违约”。事实上：其一，涉案约定的“全部诉讼活动”并未完成，“生效判决”尚未作出，全风险委托代理合同按约定尚未终止（终结），双方必须按约定继续履行合同。鑫云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单方面毁约，擅自终止风险代理合同，必须为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定违约责任；守法守约、毫无过错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依法不承担违约的风险责任。因为涉案风险的引发者就是鑫云公司，其恶意制造了严重损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违约风险，反而要求守约方的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去承担被鑫云公司单方撕毁合同的风险责任，实属欺人太甚的强盗逻辑！鑫云公司为了侵吞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近300万元律师风险代理服务费（在原一审胜诉之后胁迫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另行降低服务费5个百分点约100余万元除外），处心积虑借口发回重审（一审）擅自单方毁约，以达到其侵吞答辩人高效劳动成果，夺取毛光华律师巨额劳动报酬的目的！鑫云公司自以为其欺诈、毁约手段高明，甚至有人保驾护航，便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但正义最终不会缺位！其二，鑫云公司一方面自称涉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及其全风险代理《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另一方面却又自相矛盾地毁弃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明确约定。其出尔反尔、毫无信用、损人利己的赖账毁约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三、原审判决认定刘江艳为合同甲方（鑫云公司）的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完全正确。双方均持有的两份《补充协议》原件第五条都明确约定了“甲方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与刘江艳作为“甲方担保人”签名完全一致；而且周佐良的陈述在卷；甲、乙双方在《补充协议》文本上盖满了印章，刘江艳当时自愿担保签字，现在又出尔反尔，但赖是赖不掉的。四、原审判决鑫云公司承担开具发票的税款符合有效约定。在一般情况下，开具发票的纳税人负有法定纳税义务。但在双方自愿、或者考虑到付款方在合同中已经优惠获利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应缴纳的税款由另一方承担，法律对此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即原审判决依据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由鑫云公司承担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税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五、鑫云公司在毛光华异地办案差旅费的苛刻、赖账主张不仅违反合同约定，而且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和良心！1.所称宜春宾馆住宿和免费早餐，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报过一分钱吗？！哪怕鑫云公司多次在对毛光华律师“招待”中、晚餐喝粥，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也没报过一分钱误餐费。被鑫云公司无中生有地谎称一审判决让鑫云公司承担了“数千元误餐费”，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2.整个风险代理诉讼活动历时两年，从上海异地办案途经南昌（二审都在南昌），为鑫云公司省钱，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报过一分钱住宿费吗？！鑫云公司谎话连篇！3.原审判决不当核减、克尅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异地办案出差费8043元确有错误。鑫云公司还不知足，故意从精神上折磨老人，妄图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巨额劳务费和差旅费赖个一干二净，公然要求驳回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必将遭到法律制裁！周佐良述称，刘江艳说的是谎话，她要我帮她请律师说要风险代理，后来我就跟毛光华说风险代理，签的两份合同我在场，2016年的10月5日刘江艳跟我说不再请毛光华当律师了，我说你与毛光华之间要协商好，否则今后要付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自己伪造证据，作出一审第一、二项判决这是极端错误的，二审应当依法改判。我同意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诉讼请求。只有当事人同意才能改变合同，也就是说当事人一致同意是改变更改合同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云公司给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2724977.2元全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税款由鑫云公司承担；2.判令鑫云公司按约定从领取执行款5日后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判令鑫云公司按约定将所取得执行款迟延履行金的15%支付给毛光华律师事务所；4.鑫云公司预付的办案差旅费30000元按约定结算，余款用于抵扣毛光华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5.判令刘江艳对鑫云公司的上述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由鑫云公司承担。庭审过程中，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明确: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为237600元（自2018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29日），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鑫云公司按约定将所取得执行款迟延履行金的15%支付给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如法院未执行该笔款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自愿放弃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一）2014年11月10日，鑫云公司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接受鑫云公司委托，指派毛光华律师为鑫云公司与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集团昌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部探矿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律师办案差旅费等据实另行支付（误餐费早10元，中晚各35元，差旅费补助120元/天，交通、住宿等凭票给付，由鑫云公司预付）；鑫云公司应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缴纳代理费（详见风险代理补充协议），风险代理费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或者仲裁、协议）。鑫云公司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于同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委托人）：鑫云公司乙方（受委托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因甲乙双方已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现就原委托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自愿、平等、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订以下补充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信守、履行：一、委托事项和代理权限：1.案由：用益物权（探矿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2.委托事项：甲方要求委托事项包括：作为甲方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乙方参与本案一、二审诉讼、生效判决（或调解）书执行的全部诉讼活动，进行全风险特别代理。3.委托代理权限：甲方除在原授权委托书中载明乙方律师的代理权限之外，甲方还授权乙方承办律师有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代理权限。二、律师服务费：1.甲方按本案诉讼本金（预估为2166万元，说明：标的2166万元系甲方投资标的，取得贷款利息属于孳息赔偿金额）标的额5%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超过2166万元的补偿部分金额按15%支付给乙方。上述金额以生效判决（或调解）书为准，甲方应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三日内预付给乙方贰万元整，用于办案开支，并在办案差旅费和风险代理费结算中抵扣，多退少补。律师办案的差旅费等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由甲方另行支付。其中判决赔偿维权费金额的50%支付给乙方。2.本案全部执行款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到场领取，汇入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担保人账户，到账后五日内甲方需向乙方付清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律师风险代理费。若收到部分执行款，甲方应在五日内按约定比例支付给乙方。3.若逾期支付上述约定律师风险代理费，甲方应按逾期支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三、律师办案费用依照有关规定，乙方律师在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办案的交通、住宿、通信、打印复印、办案出差补助以及代垫费用，不包含在约定乙方收取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之内，应由甲方据实凭票另行支付。四、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终结律师风险代理包括，本案诉讼（一审、二审、执行三阶段）、或者非诉讼（含仲裁、撤诉、和解协议）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后，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补充协议）终止。五、其他约定：甲方担保人有权监督本协议的履行，并承担甲方执行款到账后的连带清偿责任。乙方开具发票的税款由甲方承担。六、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作为原《委托代理合同》的附件，双方签订或盖章生效，本补充协议与委托代理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刘江艳、周佐良在甲方担保人处签字。（二）2016年5月18日，鑫云公司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接受鑫云公司委托，指派毛光华律师为鑫云公司与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探矿权侵权纠纷一案的第二审诉讼代理人；律师办案差旅费等据实另行支付（办案出差补助120元/天，误餐费早10元，中晚各35元；鑫云公司预支给原告旅差费壹万元，结算时多退少补）；鑫云公司应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缴纳代理费详见一审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继续有效）；本合同和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的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或者仲裁、协议）直至生效判决执行完毕，双方结清为止；双方一审诉讼代理签订的风险代理补充协议仍然继续履行。鑫云公司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于同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委托人）：鑫云公司乙方（受委托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因甲乙双方已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现就原委托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自愿、平等、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订以下补充协议条款，供甲、乙双方信守、履行：一、委托事项和代理权限：1.案由：用益物权（探矿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2.委托事项：甲方要求乙方作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一、二审诉讼、生效判决、执行的全部诉讼活动，进行全风险特别代理。3.委托代理权限：甲方除在原授权委托书中载明乙方律师的代理权限之外，甲方还授权乙方承办律师有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代理权限。二、律师服务费（全风险代理费）1.甲方按本案诉讼标的中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的5%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超出部分即可得利益按10%（注明：以一审判决的两块金额为参照，最终以二审生效判决书为准）。2.超出一审判决增加部分的金额乙方不再参与分配。3.本案执行起价发生的双倍利息按15%支付给乙方。4.本案全部执行款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到场领取，如汇款到甲方公司账户，到账后五日内甲方须向乙方付清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律师风险代理费。若收到部分执行款，甲方应在五日内按约定比例支付给乙方。5.若逾期支付上述约定律师风险代理费，甲方应按逾期支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三、律师办案费用依照有关规定，乙方律师在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办案的交通、住宿、通信、打印复印、办案出差补助以及代垫费用，不包含在约定乙方收取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之内。一审办案甲方已经预支付贰万元给乙方，二审办案甲方再预支壹万元给乙方，办案费用多退少补，甲方据实凭票支付。四、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终结：律师风险代理包括，本案诉讼（一审、二审、执行三阶段）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后，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补充协议）终止。五、其他约定：甲方担保人有权监督本协议的履行，并承担甲方执行款到账后的连带清偿责任。乙方开具发票的税款由甲方承担。六、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作为原《委托代理合同》的附件，双方签订或盖章生效，本补充协议与委托代理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注：与原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相抵触的条款内容作废）”（三）根据鑫云公司的委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指派毛光华律师处理诉讼事宜。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鑫云公司诉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探矿权侵权纠纷一案，鑫云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由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赔偿直接经济损失21661756元及其利息、维权费800000元；2.由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赔偿可获得的收益60000000元（以鉴定为准），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4）宜中民一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赔偿鑫云公司直接经济损失19479256元及可得利益损失22334844元。上述款项合计418141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鑫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鑫云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2016）赣民终4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侵害探矿权的财产损失应当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计算，探矿权的市场价格为探矿权价值，故应当对涉案探矿权进行探矿权价值鉴定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决，原审法院对于涉案的江西省万载县兰田金矿进行金储量市值鉴定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确有不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发回重审后，鑫云公司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3日重新立案，并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6）赣09民初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新余市鑫云贸易有限公司江西省万载县兰田金矿探矿权价值损失418141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鑫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赣民终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9民初1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鑫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9民初1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赔偿鑫云公司江西省万载县兰田金矿探矿权价值损失3698.94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向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转款37451366.1元。鑫云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出具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的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案件（2018）赣09执205号的部分执行款壹仟贰佰万元整。（四）鑫云公司已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预付办案差旅费用合计30000元。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期间发生的办案差旅费金额。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认为其指派毛光华律师代理鑫云公司处理探矿权侵权纠纷一案，共计发生办案差旅费24688.5元，并提交了差旅费清单、收据、车票。鑫云公司、刘江艳对其提交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毛光华律师每次来往的所有差旅费包括吃、住、行等鑫云公司都另行承担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收取的办案费并没有用于支付相关费用。该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约定：办案出差补助120元/天，误餐费早10元，中晚各35元。两份《补充协议》均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办案的交通、住宿、通信、打印复印、办案出差补助以及代垫费用，不包含在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收取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之内，办案费用多退少补，鑫云公司据实凭票支付。双方已对办案出差补助、餐费、交通、住宿、通信、打印复印以及代垫费用进行了约定，亦约定上述费用据实凭票结算。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向该院提交了相关票据的原件，符合双方约定的凭票结算，且虽鑫云公司辩称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所有差旅费均已由其承担，但是鑫云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结合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受鑫云公司委托代理探矿权侵权纠纷一案的事实，经核对，该院认定发生的办案差旅费金额如下：1.2014年11月10日至同年11月16日期间，火车票金额436元，差旅费补贴840元，误餐费170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32元，打印复印费22元，合计1512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夜班补助100元，因双方并未就该补助进行约定，该院不予支持。2.2014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19日期间，火车票金额277元，差旅费补贴840元，误餐费230元，地铁车票6元，出租车车费208元，合计1561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2014年12月18日购买火车票支出196元，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其主张的2014年12月18日至次日的差旅费补贴、误餐费及交通费该院亦不予支持。3.2015年3月3日，发生打印复印费53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差旅费补贴120元，因该院无法认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在该日为办案出差，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4.2015年3月9日发生邮寄费23元，之后发生火车票退票费24元，地铁车票12元，合计59元。5.2015年4月25日至同年5月11日期间，火车票金额81元，差旅费补贴840元，误餐费240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90元（38+42+10），合计1263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主张的出租车车费，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该期间内的出租车车费票据予以认可，未提供票据的部分不予认可；主张的夜班补助50元，因双方并未就该补助进行约定，不予支持；主张的2015年4月25日购买火车票支出196元，因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未提供当天购买的票据，对此不予支持。6.2015年8月29日，发生打印复印费25元。7.2015年11月21日至同年11月27日期间，火车票金额382元，差旅费补贴840元，误餐费285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115元（14+13+49+39），合计1634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主张的出租车车费，对其提供的该期间内的出租车车费票据予以认可，未提供票据的部分不予认可；主张的夜班补助50元，因双方并未就该补助进行约定，不予支持；主张的2015年11月26日补卧铺车票花费59元，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8.2016年1月23日至同年1月27日期间，火车票金额417.5元，差旅费补贴600元，误餐费175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124元（44+32+48），合计1328.5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主张的出租车车费，对其提供的该期间内的出租车车费票据予以认可，未提供票据的部分不予认可。9.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期间，产生通信费175元。10.2016年5月17日至同年5月24日期间，火车票金额526.5元，差旅费补贴480元，误餐费205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103元，合计1326.5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11.2016年5月28日至同年6月12日期间，火车票金额336.5元，差旅费补贴1560元，误餐费1040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203元,打印复印费132元，合计3283.5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主张的2016年6月12日购买火车票支出336.5元，因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未提供当天购买的票据，不予支持。12.2016年7月14日至同年7月18日期间，火车票金额673元，差旅费补贴600元，误餐费365元，地铁车票15元，出租车车费177元，打印复印费40元，合计1870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主张的购买2包香烟花费130元，因双方对此未进行约定，不予支持。13.2016年7月28日至同年8月5日期间，火车票金额756元，差旅费补贴1080元，误餐费535元，地铁车票12元，出租车车费118元（40+18+19+23+18），打印复印费54元，合计2555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购票费，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主张的出租车车费，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该期间内的出租车车费票据予以认可，未提供票据的部分不予认可。14.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2018年12月以及2019年的办案差旅费，该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此期间并非代鑫云公司处理探矿权侵权纠纷一案的诉讼事宜，故不宜按双方约定计算办案差旅费。综上，该院认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期间发生的办案差旅费金额为16645.5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向该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依法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赣0902民初113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约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何时终止，鑫云公司是否存在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鑫云公司主张其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审、二审结束后，已经履行完毕，即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后，没有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工作已经完成，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自然终止，双方并未约定重审的诉讼代理，鑫云公司不存在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则主张我国的审判制度只有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就是重新一审，重新二审也是二审，双方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包括案件诉讼（一、二审、执行三阶段）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后，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终止”，鑫云公司存在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为两审终审制，即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后即告终结的制度，除最高人民法院对第一审民事案件所作出的裁判，属于终审判决不准当事人上诉外，其他各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当事人不服，可以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二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为终审判决，当事人不得再次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根据不同情况对一审判决上诉案件可以作出以下裁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改判；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起诉；裁定撤销原判决，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中，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均约定“律师风险代理包括，本案诉讼（一、二审、执行三阶段）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之日，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补充协议）终止”，鑫云公司委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的一审、二审以及执行三阶段，该案在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宜中民一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后，当事人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民终4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鑫云公司辩称其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关系于该案发回重审后自然终止，双方也未就重审事宜进行约定，该院认为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为两审终审制，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是对一审判决上诉案件的处理结果，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约定委托代理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三阶段，探矿权侵权纠纷案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后，仍需经过一审程序以及二审程序（如案件当事人上诉），故该院对鑫云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未因该案发回重审而自然终止。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明确约定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终止的条件为“本案诉讼（一、二审、执行三阶段）至本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本协议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之日，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含补充协议）终止”，现因律师服务费未结算付清，故该院认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未终止。鑫云公司在未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变更或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属于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二、鑫云公司是否需要支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如需要，支付律师服务费的金额是多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鑫云公司应按照约定向其支付律师服务费2724977.2元。鑫云公司主张其无需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该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已形成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在双方委托代理关系并未终止的情况下，鑫云公司另行委托他人进行代理，单方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鑫云公司应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关于鑫云公司应支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的金额。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中对律师服务费金额的计算和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按本案诉讼本金（预估为2166万元，说明：标的2166万元系甲方投资标的，取得贷款利息属于孳息赔偿金额）标的额5%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超过2166万元的补偿部分金额按15%支付给乙方。上述金额以生效判决（或调解）书为准，甲方应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三日内预付给乙方贰万元整，用于办案开支，并在办案差旅费和风险代理费结算中抵扣，多退少补。律师办案的差旅费等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由甲方另行支付。其中判决赔偿维权费金额的50%支付给乙方。2.本案全部执行款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到场领取，汇入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担保人账户，到账后五日内甲方需向乙方付清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律师风险代理费。若收到部分执行款，甲方应在五日内按约定比例支付给乙方”、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按本案诉讼标的中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的5%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超出部分即可得利益按10%（注明：以一审判决的两块金额为参照，最终以二审生效判决书为准）。2.超出一审判决增加部分的金额乙方不再参与分配。3.本案执行起价发生的双倍利息按15%支付给乙方。4.本案全部执行款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到场领取，如汇款到甲方公司账户，到账后五日内甲方须向乙方付清本协议约定的全部律师风险代理费。若收到部分执行款，甲方应在五日内按约定比例支付给乙方”。换言之，律师服务费金额的计算方式为鑫云公司需以探矿权侵权纠纷案件诉讼标的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的5%支付律师服务费，超出部分即可得利益按10%支付律师服务费（以一审判决的两块金额为参照，最终以二审生效判决书为准）；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方式为探矿权侵权纠纷案件全部执行款由毛光华律师事务所、鑫云公司共同到场领取，如汇款到鑫云公司账户，到账后5日内鑫云公司须付清全部律师服务费，若收到部分执行款，鑫云公司应在五日内按约定比例支付律师服务费。本案中，探矿权侵权纠纷一案发回重审后，鑫云公司未按照约定委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继续代理该案诉讼事宜，而是另行委托他人进行代理，客观上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并未参与该案发回重审后的诉讼程序以及执行程序，按照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约定的风险代理费结算方式计算律师服务费并不妥当,而且双方约定律师服务费是按照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和可得利益金额的百分比收取,但是该案发回重审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均表述为“探矿权价值损失”，并未区分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故该院认为本案可参照一般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律师服务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的律师服务费可适用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位于上海市，而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经过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该院认为可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和《江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标准（暂行）》确定律师服务费的收费标准，酌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的律师服务费按照标的额的0.75%收取。至于标的额的金额，该院认为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赣民终43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探矿权价值损失36989400元”为标的额计算律师服务费更为合理。综上，鑫云公司应支付毛光华11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277420.5元（36989400*0.75%）。三、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鑫云公司应从领取执行款5日后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即从2018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29日（共计132天），违约金金额为237600元。鑫云公司主张本案中合同已履行完毕，合同自然终止，其不存在单方违约的情形，无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院认为，根据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的约定，鑫云公司领取执行款五日内须向原告付清全部律师服务费,若鑫云公司逾期支付律师服务费，鑫云公司应按逾期支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本案中，鑫云公司在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关系存续期间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构成违约，且其亦未按照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故该院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是其主张以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的标准过高，综合考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情况，该院酌定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15%计算。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鑫云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领取了部分执行款，按照约定其应于五日内即2018年12月18日之前支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故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从2018年12月19日开始计算。鑫云公司应当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为4942.84元（277420.5*4.35%*1.15*130/365）。四、刘江艳是否是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的担保人。该院认为，刘江艳是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的担保人，理由如下：刘江艳辩称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作为鑫云公司的签约代表签字后，毛光华在靠近其签名处写下“甲方担保人”。该院认为，根据周佐良的陈述刘江艳和周佐良均作为鑫云公司的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第五条也对担保人的责任进行了约定，该院对此予以认可，且刘江艳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反驳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主张，故该院对刘江艳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此其一。虽然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刘江艳和周佐良未作为担保人进行签字确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将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律师服务费金额予以减少，即将按可得利益金额15%收取减为10%收取，实际减轻了鑫云公司的债务，刘江艳仍需承担其保证责任，此其二。综上，该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双方已形成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和鑫云公司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给付2724977.2元全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的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期间为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的诉讼（包括一、二审、执行三阶段）至该案生效判决标的额执行完毕，以及协议约定的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之日，委托代理合同终止。虽然探矿权侵权纠纷案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为两审终审制，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是对一审判决上诉案件的处理结果，探矿权侵权纠纷案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后，仍需经过一审程序以及二审程序（如案件当事人上诉），故在律师服务费结算付清前，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仍然存续，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有权要求鑫云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至于律师服务费的金额，该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在客观上并未参与探矿权侵权纠纷案发回重审后的诉讼阶段和执行阶段，且双方约定律师服务费是按照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和可得利益金额的百分比收取，而生效判决结果并未区分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该本院酌定按照一般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以生效判决的判决结果36989400元的0.75%计算律师服务费，即277420.5元。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承担其开具增值税发票税款，该院认为两份《补充协议》的第五条其他约定中均写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发票的税款由鑫云公司承担。故该院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按约定从领取执行款5日后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37600元（自2018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29日）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鑫云公司在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关系存续期间另行委托他人代理诉讼事宜，且其亦未按照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构成违约，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以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的标准过高，该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15%计算，故鑫云公司应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金额为4942.84元（277420.5*4.35%*1.15*130/365）。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诉请要求鑫云公司按约定将所取得执行款迟延履行金的15%支付给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如法院未执行该笔款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自愿放弃该项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并未判决迟延履行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诉称的迟延履行金并无执行依据，因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主张如法院未执行该笔款项，其自愿放弃该项诉讼请求，故该院视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自愿放弃该项诉讼请求。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预付的办案差旅费30000元按约定结算，余额用于抵扣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双方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办案费用据实凭票结算，鑫云公司预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30000元办案差旅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期间发生的办案差旅费金额为16645.5元，余款13354.5元可抵扣律师服务费。对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刘江艳对鑫云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刘江艳系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的担保人，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故该院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限鑫云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277420.5元，并承担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律师服务费增值税发票的税款；二、限鑫云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942.84元；三、刘江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鑫云贸易有限公司预付的办案差旅费余款13354.5元可抵扣相应价值的律师服务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600元，由鑫云公司、刘江艳负担3420元，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负担30180元。二审中，鑫云公司、刘江艳、周佐良均未提交证据。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第一、二、三次庭审笔录，证明1.重审判决书列举的证据全部套用毛光华律师的劳动成果。比对原一审（2014）宜中民一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结合重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赣09民初186号（2016.6.19），以及重二审（2018）赣民终431号民事判决书（2018.10.29）所列的证据和所认定的事实，均与探矿权侵权赔偿纠纷案原一审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举的第1至第8组证据完全相同。第9组证据是毛光华律师代理原二审提交的专家意见书；第10组证据是毛光华律师二审向江西省高院申请收集调取高投公司隐匿的《压覆评估报告》，证明国家已拨付压覆补偿款11.2亿元的证据；第11至15组证据是毛光华律师在原一审期间提交的适用法律条文以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原一审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不列为证据；而重审判决书将这些规范性文件都列为证据，显然不当。鑫云公司及其重一审代理人面对经过质证完全相同的证据，拣现成而无须再举证质证；重审判决书照抄照搬原陈述、认定。2.重审判决书依据原一审毛光华律师主张支持的原司法鉴定结论，仅针对二审裁定确认鉴定“实质就是探矿权的价值”，并没有任何更改，以原证据和鉴定结论为依据，重审判决赔偿鑫云公司4181.41万元，与原一审判决一模一样。3.毛光华律师向一、二审法院提出的“本案应为探矿权侵权纠纷；支持司法鉴定，要求驳回高投公司变更司法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的书面意见；以及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全部被重审和终审法院判决采纳。4.鑫云公司窃取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辛勤劳动成果，单方毁约，非法牟利，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跨度两年的全风险代理劳务费分文不给。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限及鑫云公司是否单方违约的问题。上述补充协议均约定委托事项为：鑫云公司要求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与鑫云公司与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集团昌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办公室探矿权侵权纠纷案的一、二审诉讼、生效判决、执行的全部诉讼活动，进行全风险特别代理。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对该约定的理解产生分歧，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鑫云公司委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诉讼，经本院（2014）宜中民一初字第49号民事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赣民终411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号为（2016）赣09民初186号，并根据法律规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发回重审后的一、二审与原一、二审属于不同的审判阶段。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在上述案件的诉讼活动中，就原一、二审分别单独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合同，其中2014年11月10日的合同明确约定毛光华为该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2016年5月18日的合同明确约定毛光华为该案的第二审诉讼代理人，该两份合同均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至本案本审终结止，根据通常的理解，双方约定的委托代理期限应为该案发回重审前的一、二审，而不应该包括发回重审之后的一、二审期间，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至发回重审时已终止。且双方的交易习惯为每一审均分别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故鑫云公司认为该案发回重审时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即终止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其次，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出第二份补充协议系由刘江艳夫妻到南昌起草并打印，但该份补充协议与第一份补充协议格式相同，均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本案对双方所争议的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解释，即双方约定的代理期限仅为发回重审前的一、二审，不应包括发回重审后的一、二审。综上，原审认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包括发回重审前的一、二审和发回重审后的一、二审两个阶段及鑫云公司在案件发回重审后未继续委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系单方不履行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据此判决鑫云公司支付违约金与法律相悖，应予纠正。二、关于鑫云公司是否应支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及其计算标准问题。本院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限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时即终止，因发回重审仅有裁定书，未发生有执行标的额的生效判决，该案发回重审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执行标的额的生效判决并非由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代理期间所产生，故其上诉要求鑫云公司按发回重审后的生效判决标的额并按双方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收费标准支付律师服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虽约定的是风险代理，但因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接受鑫云公司的委托代理了原一、二审诉讼，原审酌情判决鑫云公司以探矿权价值损失36989400元并按0.75%的比例向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符合公平原则，应予维持。本院对鑫云公司要求不予支付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刘江艳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刘江艳在2014年11月10日的补充协议尾部由毛光华书写的甲方担保人处签名，该补充协议第五条也对担保人的责任进行了约定，刘江艳虽提出其签署的名字前面系被毛光华加上了甲方担保人的字样，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虽然毛光华律师事务所与鑫云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刘江艳和周佐良未作为担保人进行签字确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将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律师服务费金额予以减少，即将按可得利益金额15%收取减为10%收取，实际减轻了鑫云公司的债务，刘江艳仍需承担其保证责任，故本院对刘江艳要求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期间发生的办案差旅费金额问题。鑫云公司上诉认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办案差旅费均已由其全部予以了承担，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要求不承担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期间的办案差旅费16645.4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毛光华律师事务所提出原审核减的8043元费用系实际所产生的差旅费，有其原始记录为证，但未提供相关票据佐证，鑫云公司亦不认可，故本院对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要求鑫云公司承担该8043元差旅费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五、关于鑫云公司是否应承担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增值税发票税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毛光华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税款由鑫云公司承担，该约定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鑫云公司应按约履行，鑫云公司上诉要求不承担该税款与双方的约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上诉人上海毛光华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641元，共计67241元，由上诉人毛光华律师事务所负担60401元，上诉人宜春市鑫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8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涂青达审 判 员 袁飞云审 判 员 杨耀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吴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