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10757号原告：安某1，女，1963年5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涛，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1，男，194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工商联投资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某2，女，195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西城区青龙桥小学退休教师，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安某1与被告王某1、王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涛，被告王某1、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继承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房屋五间，确认原告继承享有上述房屋50%产权份额并作出析产处理（原告主张2号和19号房屋所有权，并按照继承份额给付其他继承人折价补偿）。事实与理由：祖父安某2与祖母曹某1育有二子女：安某3、安某4；1954年4月安某2因死亡注销户口，此后曹某1未再婚，1985年10月曹某1去世。安某3与配偶王某3只有一次婚姻，育有二子女即被告王某1、王某2，后王某3去世，安某3未再婚，1986年4月安某3去世。安某4与配偶魏某1只有一次婚姻，育有二子女即安某5和原告安某1；1976年1月魏某1去世，此后安某4未再婚，1992年4月安某4去世；2012年9月安某5去世，去世时未婚未育。涉案房屋是1951年由安某2、曹某1购买，产权登记在曹某1名下。安某4在世时，涉案房屋中的北房二间一直由其和配偶居住、使用；安某4去世后，房屋由原告和安某5居住使用。安某2、曹某1、原告父母、安某5生前均未留有遗嘱，现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应属安某2和曹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2017年经原告到房管部门查询，发现涉案房屋已经转移登记至二被告名下，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现就涉案房屋继承、分割事宜，与被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请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王某1、王某2辩称，原告所述家庭成员关系、婚史情况、生育子女情况、去世时间属实。涉案房屋是1951年左右被告父母安某3和王某3出资、委托曹某1购买，当时因二人参军、工作原因未在京生活，故产权登记在曹某1名下；二人回京后，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涉案房屋被收公；为将房屋归还安某3，1982年曹某1设立公证遗嘱，将涉案房屋留归安某3继承；1984年涉案房屋发还产权时，依据公证遗嘱内容和曹某1意愿，直接登记在安某3名下。安某3去世后，被告于1994年通过继承公证对房屋进行继承；2010年进行析产，现房屋产权分别登记在被告王某1、王某2名下。原告父亲安某4一直得到被告母亲安某3的照顾，由被告父亲为安某4介绍对象并结婚，婚后居住在涉案房屋处。原告本人自1989年结婚后一直在朝阳区某2处的房屋居住至今。2005年为照顾下岗、未婚、多病的安某5，被告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交由安某5用于办理营业执照，设立“恰乐食品店”经营，并提供涉案房屋中的19号房供安某5居住；安某5病故后，原告将2号房交给案外人曹某2继续经营“恰乐食品店”并收取租金，将19号房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严重干扰了被告的正常生活。2015年被告以排除妨碍为由起诉原告腾房，才引发本案纠纷。被告认为，涉案房屋系被告父母出资购买，非安某2和曹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曹某1之后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房屋归还安某3，房管部门已为安某3进行了产权登记，该登记有效，并未侵犯安某4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安某4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到安某3名下8年后去世，期间未就房屋归属提出过异议，因其知晓房屋来源和购买情况，认可房屋系安某3夫妇所有；且原告也早已知晓房屋变更登记情况，亦未提出异议。综上，原告并不享有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且其主张权利的保护期限已经超过，故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真实性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安某2与曹某1系夫妻，育有二子女：安某3、安某4。1954年4月14日安某2因死亡注销户口；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安某2生前有一小老婆名何某1，二人未进行结婚登记、未生育子女，安某2去世后，何某1改嫁、曹某1未再婚；1985年10月30日曹某1因死亡注销户口。安某3与配偶王某3只有一次婚姻，育有二子女：被告王某1、被告王某2；1978年5月王某3去世，其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本人去世；此后安某3未再婚，1986年4月安某3去世。安某4与配偶魏某1只有一次婚姻，育有二子女：安某5、原告安某1；1976年1月魏某1因死亡注销户口，其生前未留有遗嘱，父母均先于其本人去世；此后安某4未再婚，1992年4月安某4去世；2012年9月安某5去世，生前未婚未育。1951年3月15日，曹某1（安曹氏）购买某2号房屋6间（瓦房3间、灰房3间）；1960年8月房屋产权登记在曹某1名下，登记房屋为4间（瓦房2间、灰房2间），根据房屋登记档案中产权情况记载：“1．征余，2．所有证注60．8．1折一间。”1982年10月曹某1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更名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遗嘱内容为：“我立本遗嘱，将我所有的房产作如下处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某1房屋四间遗留给我女儿安某3。本遗嘱壹份我个人保存。”该遗嘱落款处有捺印，记载时间为1982年10月8日。1982年10月11日，公证处出具（82）西证字第26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曹某1，女，（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在其家中西城区某1号屋内，在我面前，在前面其本人所立遗嘱上按手印。”根据上述遗嘱公证卷宗档案内容：《办理国内公证申请表》中载明：“申请公证内容：我有房屋一所，坐落在西城区某1号，有房屋四间。该四间房子原系我女儿的钱买的，现在我要立个遗嘱遗留给我的女儿安某3。请为我办个遗嘱公证”；《公证处接谈笔录》中载明：“？你知道我们干么来吗，答：看房子；？这房子是你的吗，答：不是，是我姑娘的；？房契上写的你，答：是，是女儿在外边寄钱我买的；？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房子，答：是她的我就给她，趁我活着，留个话给她；？你女儿叫什么，答：安某3，这房子是她的”；出证报批签中载明：“内容提要：曹某1有房产一所，原系其女儿安某3寄钱买后落其名字，为归还女儿从而为将来死后避免纠纷，故立遗嘱留给其女儿，房产经查属实。”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上述遗嘱公证存在以下问题：即曹某1在办理遗嘱公证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遗嘱公证过程中未对曹某1身体情况进行询问和核实、公证遗嘱中存在多处修改且未有曹某1的签字确认、曹某1的遗嘱属代书遗嘱但只有一名公证员签字等，并于2019年1月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针对（82）西证字第26号公证书提出复查申请，该公证处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表示：“依据司法部颁发的《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根据上述规定，该公证事项已经超过提出复查期限，故对原告递交的复查申请不予受理。”1984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旧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某2号）2、3、4号房屋5间，通过文革继承方式发还产权，登记在安某3名下。根据房屋登记档案内容：《审查事项注记表》记载：“84年6月2日1）产权人安某3有证4间发还，2）补产权人章，收回临时产权通知后发证，3）产权人曹某1已故经（82）西证房子第26号公证由其女儿安某3继承，公证（82．10）；84年12月2日产权人安某3所有证由王某1代领，附王某1保证一份。”房屋登记档案中附：说明一份，载明：“因我母亲安某3身患风湿性关节炎行动较困难，这次办理换“正式”北京市房产所有证手续就委托我来办，如有其他问题，由我本人负责。王某184．12．2”；文字材料一份，载明：“生前赠契欠死亡证明。”1994年9月，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房号2、3、4房屋5间通过（94）西证字第968号继承公证转移所有权登记至被告王某1、王某2名下，由二人共有。2010年4月，被告王某1、王某2通过析产，由王某1取得原北京市西城区某2号房西数一间、3号房、4号房西数一间，由王某2取得原北京市西城区某2号房东数一间、4号房东数一间；现王某1在上述地址登记房屋房号为3号、18号、19号，王某2在上述地址登记房屋房号为2号、4号。2015年4月二被告对原告提起排除妨碍纠纷，要求原告腾退使用的涉案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院内房屋，后二被告撤诉。同年7月，原告对被告王某1、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向被告王某1颁发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后本院作出（2015）西行初字第77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根据，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对上述裁定不服提出上诉，二审裁定维持。2016年9月，原告对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王某1取得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后本院作出（2016）京0102行初114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直接的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对上述裁定不服提出上诉，二审裁定维持。2017年4月，二被告对原告、案外人金某1提起排除妨害纠纷，本院作出（2017）京0102民初12323、12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和案外人金某1将涉案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2号、19号房屋及南侧扩建部分腾退，交被告王某1、王某2收回。后原告、案外人金某1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准许变更诉讼请求，但未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恢复法庭调查及法庭辩论，剥夺了原告和案外人金某1的诉讼权利，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现上述案件因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故中止审理。诉讼中，就涉案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房屋的来源一节，原告起初表示：曹某1为某3号房屋房主，系出卖某3号房屋购买涉案房屋；此后又表示：解放前安某2为密云县代理县长，有多处祖产，与其兄弟姐妹未分家，涉案房屋是出卖安某2家庭财产某3号房屋购买，用于安某2全家在京生活居住、使用。被告表示：安某2在解放前只担任过几个月的代理县长，某3号房屋与涉案房屋没有关联，涉案房屋是被告父母出资购买。就被告提出的原告主张权利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一节，原告表示：其主张权利的实质是对共有物的析产、分割，不受时效的限制。另查，某3号房屋原登记在安其昌名下，1951年2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购买。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福绥境派出所证明信、（2012）京正阳内民证字第4904号公证书、涉案房屋登记档案、（82）西证字第26号遗嘱公证卷宗档案、房屋所有权证、（2019）京国立证决字第0009号复查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2015）西行初字第774号行政裁定书、（2016）京02行终573号行政裁定书、（2016）京0102行初1147号行政裁定书、（2017）京02行终1648号行政裁定书、（2018）京02民终6136号民事裁定书、某3号房屋登记档案、法院工作记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安某2、曹某1的遗产？原告主张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作出贡献或协力取得的财产。本案中，结合法庭调查内容，就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来源一节，原告作出多种事实陈述（或表示款项来源出卖曹某1所有房屋、或表示款项来源出卖安某2与兄弟姐妹间的家庭财产），但均未充分举证证明；被告表示购房款来源于其父母安某3、王某3出资，且结合曹某1办理遗嘱公证卷宗中的接谈笔录内容，曹某1亦认可购房款来源于安某3，故本院对被告陈述的房款出资事实予以确认。就购买涉案房屋的主体确定一节，被告表示：系安某3、王某3夫妇意图复员回京后居住而购房，购房时二人身处外地，故将款项寄给曹某1购买；曹某1亦在办理遗嘱公证时表示房屋非其所有，系安某3寄钱其购买，归安某3所有，欲将房屋返还。本院认为，结合曹某1在遗嘱公证过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自身未有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认为房屋系安某3出资，应归安某3所有，因代为办理购房事宜，产权登记在其名下；现原告未能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安某2、曹某1有共同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据此可以认定曹某1的购房行为具有隐名代理性质，实际购房主体应为安某3夫妇。诉讼中，原告虽依据曹某1年龄，抗辩曹某1在办理遗嘱公证时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未能就主张事实向法庭举证证明，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确认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曹某1的表述内容为其真实意思。综合上述分析，涉案房屋虽于安某2、曹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实际购买主体和款项来源均为安某3夫妇，故房屋实际权利人为安某3夫妇。另根据查明事实，曹某1设立公证遗嘱的目的，在于将涉案房屋物归原主、避免纠纷，房屋发还产权时虽无证据证明其已去世，但房屋参照遗嘱内容登记在安某3名下后其亦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房屋登记予以确认。现原告以涉案房屋为安某2、曹某1夫妻共同财产，房屋自曹某1转移登记至安某3名下侵犯了安某4对涉案房屋享有的继承权利，要求重新对房屋进行继承、析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原告安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邹 冉人民陪审员  周建祯人民陪审员  付 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单腾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