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   山西省新绛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825民初1828号   原告：薛振良，男，汉族，稷山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仙，稷山县稷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聪，稷山县化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住所地：稷山县稷峰镇吴城村黄花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任柱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彤，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薛振良与被告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花源公司）一案，山西省稷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审理中黄花源公司申请山西省稷山县人民法院全体法官回避。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振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仙、薛聪，被告黄花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振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花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桶装水收购款、桶盖款共计29445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欠款之日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在稷山县蔡村乡经营稷王山桶装水经销网点，黄花源公司于2019年4月1日收购该网点，并由黄花源公司的员工尚某1为原告出具条据两张，加盖黄花源公司公章，共计89445元。后经原告催要，黄花源公司支付部分收购款后，剩欠29445元推诿不付。   黄花源公司辩称，1、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买卖合同的标的、数量不明确，合同依法不成立；2、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经销网点并非原告所有，原告无权买卖，即使合同成立，也是无效合同；3、原告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被告履行。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薛振良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条、欠条各1份，以证明黄花源公司欠款的事实；2、黄花源公司的“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复印件1份，以证明黄花源公司认可该笔债务；4、黄花源公司工商登记截屏1份，以证明黄花源公司基本情况；5、证人尚某1出庭作证证明：其于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底在黄花源公司负责工作。2019年3月底，其调查市场时知道了原告经营桶装水准备出售，经当时的法人韩某、股东任柱生同意，其与任柱生与原告商谈后包括水桶车辆确定88000元收购，桶盖以实际数量为准总共是1000余元，其出具了条据。经销点是其与原告办的交接，原告给客户介绍黄花源公司，告诉客户以后水由黄花源公司送，客户处放的水桶给黄花源公司；剩下大概300个左右水桶原告拉到黄花源公司，车也开到了公司，因为大家都忙，所以一直到其离开公司时还没有办理过户。2019年4月3日其通过微信给原告转了10000元，2019年4月6日又转了10000元，4月底给了10000元现金，剩余的58000元打了张欠条；5月一次性给了原告现金30000元，58000元的欠条当面收回后撕掉，重新写了一张28000元的欠条。交接账目时其予以批注并与韩某、任柱生签字认可，带原件向法庭提交予以了核对，账目明细其和任柱生一人一份，记不清韩某有没有，桶盖款应是1400余元，因为记不清就写成1400元，每份上都有，于2019年6月5日打印好后因为各方凑不到一起，实际交接时间是2019年6月25日。当时公司公章由韩某保管，有时候会先盖公章再补写上面的内容；6、证人韩某出庭作证证明：其是黄花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初退出公司。尚某1是经营厂长，任柱生是股东，知道原告要转让，同时还有另外一家要收购原告的店，任柱生和尚某1找到原告谈收购事宜，包括原告的客户、一辆车、800多个桶以88000元协商成后，尚某1当天付给原告10000元，说好4月、5月每月付30000元，6月付28000元，4月、5月共付了60000元，剩下的28000元在办交接时已经移交给任柱生。“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由三人签名捺印上，手写的1400元是应付给原告的桶盖和桶膜钱，当时一式两份，任柱生和尚某1各拿了一份。   黄花源公司提交了照片3张，以证明薛振良仍在经销点销售自己代理的稷王山桶装水，说明薛振良并没有将经销点全部交给黄花源公司。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花源公司对薛振良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1、收条、欠条均是先加盖公章，后填写内容，因为黄花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与新法定代表人产生矛盾后，进行了股权转让，原法定代表人退出公司，这两个条据是原法定代表人使用其持有的加盖公章的空白页给薛振良填写的；2、“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中“+1400元”是手写的，不清楚是谁补写的，其他内容均是打印，不认可；3、截屏无原件，不予认可；4、尚某1是原、被告签订口头合同的当事人，与原告陈述不一致，原告陈述20多个经销点，尚某1陈述30多个经销点，双方陈述桶的数量也不一致，说明原、被告没有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   薛振良对黄花源公司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我家在薛家堡，在自己家里经营蔡村乡各村网点稷王山桶装水，并不是蔡村乡各村所有的商店都是我负责的。我现在在家带孩子，已经不经营了。我陈述的所有网点以交接给黄花源公司的网点为准，证人尚某2陈述已经全部交接，而且也无法证明这些水是之前放下没有销售的还是新放的，车也交给了黄花源公司，黄花源公司能否经营好是黄花源公司的事情，不能不允许商店再重新销售别人家的水。   本院经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审查，认为：1、薛振良提交的黄花源公司“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复印件与证人尚某1保管的原件经核对一致，经“交账人：尚某1、韩某”与“接受人：任柱生”签名捺印认可，按常理接受人现黄花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柱生应当保存1份，现黄花源公司称其上添加的手写“+1400元”不清楚是谁补写的，却不拿出自己一方应当持有的那份“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以证明签字捺印时该手写“+1400元”不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薛振良提交的黄花源公司“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复印件的真实性应予采信；2、薛振良提交的收条、欠条与尚某1、韩某的证言、黄花源公司的“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一并均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薛振良提交的收条、欠条与尚某1、韩某的证言应当予以确认；至于薛振良和证人对水桶数量和经销点数量的差距，应为各方记忆的模糊所致，不影响双方结算后出具欠条的法律效力，黄花源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虽然欠条和收条为尚某1在提前盖好公章的空白纸条上立写，但其记载的内容属实，黄花源公司的“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中亦有记载，现黄花源公司仅以收条、欠条均是先加盖公章后填写内容为由辩解系原公司法定代表人退出公司后使用其持有的加盖公章的空白页给薛振良填写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3、根据本院查询，薛振良提交的黄花源公司信息登记截屏与网上公开的企业信息相符，应予确认；4、黄花源公司提交的照片证明蔡村乡有商店2019年8月7日在销售稷王山桶装水，但未提交该商店属于薛振良移交给黄花源公司营销网络且该稷王山桶装水系薛振良所经营的相关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薛振良在稷山县蔡村乡经营桶装水，向蔡村乡各村固定商店经销点送稷王山桶装水，形成了桶装水销售网络。2019年4月初，黄花源公司员工尚某1、股东任柱生与薛振良商谈后确定以88000元的价格将包括桶装水送货车×××号跃进牌厢式货车、所有水桶和桶装水销售网络转让给黄花源公司。尚某1与薛振良逐个交接了经销点，由薛振良给经销点介绍黄花源公司，告诉客户以后水由黄花源公司送，现存的水桶归黄花源公司，之后薛振良将存放的空水桶和×××号跃进牌厢式货车送到黄花源公司。   尚某1通过微信给薛振良于2019年4月3日转帐10000元、4月6日转账10000元，4月底支付现金10000元，剩余58000元由尚某1出具了欠条；5月份尚某1一次性给付薛振良现金30000元，当面收回58000元欠条后撕掉，在提前盖好公章的空白纸条上重新给薛振良立写欠条载明“今欠到薛振良人民币贰万捌仟元整（此款为收购稷王山桶装水欠款余额，定于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公章）经手人：尚某12019年5月24日”。上述付款期间，薛振良将家中存放的桶盖等拉到黄花源公司，尚某1在提前盖好公章的空白纸条上给薛振良立写收条载明“今收到薛振良新桶盖7袋×110元计770元，废桶盖15袋×45元计675元共计合洋1445元款未付。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公章）2019年5月24日经手人：尚某1”。   2019年5月底，黄花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韩某将自己持有的该公司股份转让给他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任柱生，尚某1离职。2019年6月5日，尚某1打印“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其中在“应付账款”一栏中有“收购应付余额28000+1400元（+1400元为手写）”。2019年6月25日，尚某1、韩某在“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下方“交账人”处签名捺印，任柱生在“接受人”处签名捺印。   另查明：×××号跃进牌厢式货车登记在薛建良名下，薛振良购买后未过户，薛振良交付给黄花源公司后亦没有过户。   本院认为，薛振良、黄花源公司均认可，本案讼争欠条、收条代表的转让协议所转让的标的是薛振良建立的蔡村乡桶装水经销网络及相关水桶、桶盖、车辆，既包括经销网络的转让，又包括相关水桶、桶盖、车辆的转让，本案应为合同纠纷。   首先，从转让协议的订立主体看，薛振良系案涉蔡村乡桶装水经销网络及相关水桶、桶盖、车辆的所有者，其有权转让自己的资产及其他财产权利；黄花源公司作为经工商登记的合法企业，具有收购案涉蔡村乡桶装水经销网络及相关水桶、桶盖、车辆的主体资格，均为合法的合同主体。其次，经销网络的建立维持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其应当具有相应的价值，法律法规亦没有对经销网络转让的禁止性规定。薛振良转让的是桶装水经销网络，并不是经销网点，黄花源公司所述经销网点并非薛振良所有其无权买卖、即使合同成立也是无效合同对案涉转让标的不能构成针对性抗辩，其意见不予采纳。再次，转让标的是黄花源公司主动求购，双方自愿协商后达成了转让协议，黄花源公司作为桶装饮用水的生产销售商，能够较为容易地获知对方经销网络的范围及作用，对经销网络的重要性应当全面了解，不存在对对方经销网络的错误认识；而转让协议订立后，薛振良将自己建立的蔡村乡桶装水经销网络及相关水桶、桶盖、车辆移交给了黄花源公司，并退出了桶装水的经营，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黄花源公司亦先后支付协议收购款60000元，履行了大部分付款义务，未履行部分出具了欠条、收条；因此，本案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的情形。综上，本案讼争欠条、收条代表的转让协议，系薛振良、黄花源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收购价款和桶盖价款，黄花源公司“水票发行【货款预收】收支记录”载明的“收购应付余额28000+1400元”作为黄花源公司内部移交文件，其效力低于其公司给薛振良出具的欠条、收条的法律效力，应按欠条载明的28000元和收条载明的1445元合计29445元计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欠条约定收购款28000元“定于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故该收购款应自2019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收条未约定桶盖款1445元的付款日期，应自起诉之日2019年7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至于×××号跃进牌厢式货车，因双方未在欠条、收条中约定将车辆过户作为转让款支付条件，故黄花源公司所述薛振良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履行付款义务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黄花源公司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薛振良请求黄花源公司支付收购款28000元和桶盖款1445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并应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薛振良收购款28000元，并自2019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至收购款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薛振良桶盖款1445元，并自2019年7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至桶盖款付清之日止。   以上两项，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6元，减半收取268元，由被告稷山县黄花源饮用水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俊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雪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