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9004民初4407号 原告梅荣：男，195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王自鑫，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湖北天悦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天悦公司），住所地仙桃市干办规划局宿舍。 法定代表人：曾运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笛，湖北龙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瑜，湖北龙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梅荣与被告湖北天悦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王自鑫，被告天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笛、刘瑜到庭参加诉讼。根据申请人梅荣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鄂9004民初4407号民事裁定，对被申请人天悦公司银行存款12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予以冻结。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梅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借款借期内的利息56.3111万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借款逾期利息至偿清之日止（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暂自逾期起算日2015年8月21日，计算至2019年10月21日止，逾期利息金额为500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下半年，原告在仙桃市领衔组建湖北天韵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天韵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期间，经案外人陈庚清引荐，被告的组建发起人何建武、席刚平与原告接洽，称其已拿到了仙桃工业园区的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因缺乏房地产开发经验，希望天韵公司提供帮助。后经反复协商，天韵公司与何建武、席刚平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天韵公司派副总经理陈晓代表本公司在拟注册登记的项目公司中持“干股”20%，另派出本公司业务骨干参与被告天悦公司项目运作。被告天悦公司所涉财务事项，均由何建武、席刚平分工负责，天韵公司所派人员不参与日常财务管理。同年10月，被告天悦公司因缺乏项目开发建设资金，故通过陈庚清引荐，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武汉邦信公司）申请贷款。由于武汉邦信公司内部规定，不得与武汉市行政辖区以外的企业或个人发生借贷业务，仅允许向属于武汉市户籍身份的自然人贷款，而被告天悦公司发起人、股东何建武、席刚平等均不属武汉市户籍。为了达到借贷目的，何、席二人经与陈庚清商议，最终商定拟请属于武汉市户籍的原告梅荣及陈晓二人以其个人名义，共同向武汉邦信公司借款1500万元，供被告天悦公司使用。后陈庚清分别向原告梅荣及陈晓转答上述想法，原告梅荣及陈晓表示同意配合。上述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后，陈晓于2013年1月15日、原告梅荣于2013年1月19日分别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陈晓名下借款900万元，原告梅荣名下借款600万元，共计借款1500万元。被告天悦公司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为上述两笔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之后，武汉邦信公司依据原告梅荣及陈晓分别签署的《委托书》，先后将两份《借款合同》项下两笔共计1500万元借款，直接汇付至被告天悦公司账户。上述借款到账后，因天韵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原告梅荣即向何建武、席刚平提出，由被告天悦公司向天韵公司出借资金400万元，何、席二人表示同意，并授意被告天悦公司财务人员向天韵公司汇付了借款400万元。此后，经贷款引荐人陈庚清多次催促，天韵公司先后以代被告天悦公司向武汉邦信公司支付上述借款利息等方式，抵付偿还了天韵公司向被告天悦公司所借该400万元借款。 2014年初，武汉邦信公司称其内部新的贷款规则对借款人条件作出了调整，即借款人须为武汉市户籍的自然人，且每一位自然人单笔借款数额不得超过500万元。为了配合武汉邦信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经陈庚清从中穿梭斡旋，武汉邦信公司与被告天悦公司及作为借款引荐人的陈庚清等三方，口头达成如下一致意见：由陈庚清负责组织“过桥”资金，先行偿还前述1500万元到期借款；之后再以三个符合借款条件的自然人的名义，另行办理新的借款手续；武汉邦信公司依据拟签订的三份新的《借款合同》，借贷资金1500万元，直接汇付至陈庚清指定账户，用于偿还其为“过桥”临时筹措的资金。达成上述口头约定后，陈庚清即分别以其个人及武汉华能和讯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名义，向武汉市某民间小贷公司借款共计1500万元，并直接将该借款汇付至武汉邦信公司账户，偿还了以原告梅荣及陈晓个人名义所借款项本金共计1500万元。依照上述约定本意，被告天悦公司所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并未因该次还款而得以解除。2014年2月，武汉邦信公司为履行“还旧借新”的承诺，先后与受被告天悦公司口头、书面委托，且符合新的借款条件的原告梅荣及李明、张凯，分别签订了三份本金均为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尔后，武汉邦信公司将上述三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各500万元，共计1500万元，分别直接或间接向陈庚清指定账户汇付，偿清了陈庚清经手筹措的全部“过桥”资金。 2015年11、12月间，因原告梅荣等三人与武汉邦信公司所签订的上述三份《借款合同》约定还款逾期，武汉邦信公司分三宗案件，先后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中，该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判决，判令原告梅荣向武汉邦信公司偿还借款500万元；支付借款期内利息56.3111万元；支付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以50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借款偿清之日止）。该判决同时另判令，武汉邦信公司对借款抵押物，被告天悦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梅荣至今未予履行。 2017年2月底，被告天悦公司股东再次发生变更。股东变更后的被告天悦公司，由曾运秋任法定代表人，持有股份95%，曾运秋之女曾恋持有股份5%。同年3月1日，被告天悦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曾运秋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约定，曾运秋代原告梅荣及张凯、李明偿还所借武汉邦信公司贷款800万元，武汉邦信公司解除对被告天悦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查封。2017年3月27日，武汉邦信公司的母公司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达《关于武汉小贷华运项目800万元不良贷款处置方案的批复》，同意曾运秋向武汉邦信公司支付800万元，用于偿还李明贷款本金400万元、张凯贷款本金400万元。武汉邦信公司收到被告天悦公司800万元还款后，依据上述批复，分别扣减了张凯、李明名下的借款各400万元，同时解除了对被告天悦公司原提供抵押物的查封。迄今为止，原告梅荣及张凯、李明三人，分别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500万元，因被告天悦公司主动还款800万元，仅扣减张凯、李明所签《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各400万元（二人名下尚欠借款本金各100万元及利息），而原告梅荣名下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分文未减。被告天悦公司除直接向武汉邦信公司偿还上述800万元借款本金外，该公司自身从未履行过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的义务。 纵观全案，不难发现本案的真实情况，即以原告梅荣等三名自然人个人之名，为被告天悦公司借贷资金用于该公司经营活动。只是其间经历了以“过桥”资金“还旧”，再以新的自然人名义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借新”，并用以清偿“过桥资金”的“还旧借新”过程。此种使用“过桥资金”“还旧借新”的方式，是金融行业开展信贷业务通常使用的做法。被告天悦公司作为上述本金1500万元借款的实际占有人、使用人的客观事实，并未因“还旧借新”而发生任何改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亦并不因此而得到减轻或免除。惟因“还旧借新”而使初始借贷关系设立出现变化的部分，是以原告梅荣等三个自然人分别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从形式上对上述总额1500万元借款本金数额进行了重新分解，以致原告梅荣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合同责任，由最初的借款本金600万元，变更成了新签订《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500万元。综上所述，鉴于武汉邦信公司依据与原告梅荣新签订的借款本金为500万元的《借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已下达判决，判令原告梅荣履行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期内利息、逾期利息的义务，故本案业己以贷款人武汉邦信公司的名义借款人原告梅荣实际借款人被告天悦公司三方，形成了两对法律上的“连环”债权债务关系，即武汉邦信公司与原告梅荣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梅荣与被告天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天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曾运秋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其中对原告梅荣所欠武汉邦信公司借款，其公司负有偿还义务进行了确认，并且实际偿还了1500万元中的800万元借款（但因贷款方批复文件随机扣减的原因，原告梅荣名下借款数额未作调整）。因此，进一步证明了被告天悦公司对原告梅荣名下借款本金500万元负有偿还义务，已明确表示认可，不持异议。被告天悦公司应当完全比照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决主文确定的原告梅荣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内容，无条件向原告梅荣履行偿还义务。 被告天悦公司辩称，一、原告并无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将本案移交刑事侦查机关处理； 原告诉请债权已于2018年4月16日转让至案外人肖龙，转让后，案外人肖龙于2018年起诉至仙桃市人民法院（（2018）鄂9004民初2790号案件），后因涉嫌提供虚假证据，在鉴定程序中自行取回虚假证据后，自行撤诉。撤诉后，肖龙又以涉案债权的受让方的名义起诉至仙桃市人民法院（（2019）鄂9004民初33号），后经仙桃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因认定本案原告梅荣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法真实有效的债权关系，故而判决驳回肖龙的诉讼请求。后经法定上诉期，肖龙未上诉，至此本案依法应已终结。但现梅荣以已经转让且经法院判决不成立的债权再次起诉答辩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法不能成立。另外，在（2018）鄂9004民初2790号案件中，肖龙举证了梅荣提供的《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后被告提出鉴定申请，而本案原告及肖龙在鉴定阶段私自取回《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致使鉴定无法进行，案件最终以肖龙撤诉处理。对此，被告已向公安机关和仙桃市人民检察院报案，现检察院明确表示如若原告提供虚假证据，必然涉嫌虚假诉讼，因此被告在此强烈要求贵院严令原告在本次诉讼中提交《借款合同》和收据原件，以便查明本案事实，作出公平正义的处理。否则，原告采取诉讼技巧以同一虚假债权对被告一而再再而三的起诉，并不断对被告进行财产保全的行为，不仅是对法律严肃性的破坏，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无情践踏，更是严重破坏了答辩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被告正在投资经营的是一项民生工程，因此原告以看似合法的诉讼手段不断侵害答辩人的行为更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损害。在此，被告再次强烈要求贵院严令原告提交（2018）鄂9004民初2790号案件中原告举证的《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进行鉴定，并将本案中发现的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移交相应司法机关处理。 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请依法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原告在起诉状中，将2013年1500万元的借款与2014年1500万元的借款相混同，并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年11月24日的民事判决书（（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627号）作为依据认为答辩人尚欠原告500万元需给付。1、从2013年1月21日第1笔600万元进入被告账户内至2018年4月16日梅荣转让所谓的涉案债权至肖龙之日止，原告梅荣都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上述所谓的债权，即便是2015年11月24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决梅荣承担其借款的500万元后，梅荣都一直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债权，直至2018年4月16日梅荣将所谓债权转让至肖龙，再由肖龙于2018年6月14日起诉至仙桃市人民法院。2、梅荣于2013年4月17日成为被告公司显名股东，占股40%，于2015年3月25日以0元的价格将40%股份转让至案外人陈庚清，退出被告公司显名股东身份。2017年2月27日，原告股东将股份全面转让至被告现法定代表人曾运秋。在此期间，梅荣从未提及或向被告索要涉案的500万元借款。3、在被告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曾运秋投资建设现“高尔夫房地产项目”近1年多后（即2018年6月14日），梅荣和案外人肖龙以债权转让的形式起诉至法院向被告索要涉案借款。被告认为，即便梅荣所称债务存在，无论梅荣是索要2013年1月21日进入天悦公司账户的600万元，还是索要其认为的代天悦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承担的500万元借款，都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2017年10月1日前的借款，应当以2年计算诉讼时效）。更为重要的是，很明显本案涉及的500万元借款根本为梅荣捏造的借款，因为其在作为天悦公司显名股东时未从未提及和索要该笔借款，更为蹊跷的是其在退出天悦公司显名股东身份时，亦一直未提及和索要该笔借款，直至曾运秋接手天悦公司并在被告项目走入正轨的一年多后突然主张，该种种行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综上，涉案借款首先是已过诉讼时效；其次，涉案借款根本不真实不客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三、涉诉借款由来及走向的客观真实情况； 涉诉借款虽进入天悦公司账户，但天悦公司并没有实际使用涉诉借款，该借款进入天悦公司后随即由梅荣个人实际使用，天悦公司账户实际被梅荣用作个人用款倒账之用。具体情况如下： 1、梅荣为天韵公司和天悦公司实际控制人。2010年12月27日，第三人梅荣（占股60%）与夏阳（占股40%）共同出资设立湖北天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韵公司”）。天韵公司成立后开发了仙桃市天泽一方的房地产项目，后该项目在运作工程中发生资金风险，天韵公司因此陷入了债务危机，而此时梅荣又已洽谈好了仙桃市工业园杜湖原种场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设项目。鉴于此情形，梅荣为了规避风险，便于开发仙桃市工业园杜湖原种场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设项目（天悦公司后来开发的“都市高尔夫”项目），于2012年召集陈晓（代梅荣持股）、席刚平、何建武共同出资成立天悦公司，公司成立后，由梅荣负责对外全部事宜，席刚平、何建武仅作资金投入和公司内部管理。因此，天悦公司和天韵公司一直由梅荣实际控制和经营。 2、梅荣在实际运作天悦公司时，虚构天悦公司需资金周转的理由，以个人名义向武汉邦信公司借款。2013年，梅荣虚构天悦公司因房产开发资金短缺的理由向邦信公司申请1500万元贷款，并以其自身名义和陈晓（天悦公司股东）名义向邦信公司借款，后陈晓于2013年1月10日与邦信公司签订900万元《借款合同》，2013年1月19日，梅荣与邦信公司签订600万元《借款合同》，共计1500万元。上述两笔借款手续完成后，邦信公司在梅荣的指定下，分别于2013年1月16日（900万元）和2013年1月21日（涉案的600万元）将共计1500万元借款汇进了天悦公司账户。 3、上述款项进入天悦公司账户后，梅荣随即将上述借款中的1435万元提取用作个人资金需要使用，天悦公司账户仅作为梅荣倒账的工具进行了钱款转移（洗钱）之用。前述借款邦信公司转账至天悦公司账户后，走向如下：2013年1月16日梅荣为收购何建武股份，支付股东何建武370万元股权转让款，通过天悦公司账户转账370万元至何建武；2013年1月16日梅荣为偿还其欠舒国友的个人借款500万元，通过天悦公司账户转账500万元至舒国友；2013年1月22梅荣因个人资金需要，通过天悦公司账户转账400万元至天韵公司供梅荣使用；2013年1月22日、2013年1月25日分两次转账支付给陈庚清100万元、65万元，共计165万元，用作其给付陈庚清帮助其向邦信公司贷款的好处费。 4、涉案借款实际已由天悦公司结清，邦信公司因此出具了结清证明。前述900万元、600万元两笔共计1500万元借款已分别于2014年2月19日、2014年2月21结清，并由邦信公司出具了结清证明。 5、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涉案借款已由邦信公司出具了结清证明，证明涉案借款已实际结清，梅荣因上述借款向天悦公司主张债权无法律依据。另外，天悦公司仅是用公司账户对涉案借款进行了接收，但接收后，涉案借款随即根据梅荣指令供梅荣个人使用。因此，即使梅荣辨称涉案借款实际由陈庚清或案外人向邦信公司结清，那么也是陈庚清或案外人与梅荣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天悦公司与梅荣或案外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四、2017年2月29日，天悦公司进行了全面转让，转让后的天悦公司不应对转让前与外界所发生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 1、2017年2月29日，天悦公司股东与曾运秋签订《内部转让协议》，约定将天悦公司作价1400万元转让给曾运秋，并同时约定“移交完成后，原公司和公司法人与外界发生的任何费用与现公司法人无关”。因此，梅荣若认为其与原天悦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是向现天悦公司主张，而是应向原天悦公司股东主张。 2、2017年3月1日，为解决天悦公司“都市高尔夫”项目开发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仙国用（2012）第4632号）抵押物债务问题，曾运秋与邦信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曾运秋代张凯、李明、梅荣偿还邦信公司800万元后，由邦信公司申请解除对上述抵押物的查封措施。后曾运秋将800万元依约支付至邦信公司，并签订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是代张凯、李明、梅荣三人偿还800万元，而不是代张凯、李明二人偿还。因此，若梅荣认为涉案借款是其向邦信公司借款后，钱款供天悦公司使用了，那么现天悦公司也已代梅荣等人偿还了800万元至邦信公司，已全面覆盖了梅荣在本案中主张的500万元借款。 3、梅荣在本案中提及的后来李明、张凯、梅荣三人分别又向邦信公司借款3个500万元事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首先，上述3个500万元借款并未进入天悦公司账户，因此上述3个500万元与天悦公司并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性；其次，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上述三个500万元借款是邦信公司与梅荣、张凯、李明三人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与天悦公司形成的是抵押合同关系、与陈庚清、胡治秀形成的是保证合同关系，因此天悦公司不是上述3个5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梅荣强行将后续3个500万元与前面1500万元联系起来的辨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五、原告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依法应承担证据不足或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本案中，梅荣主张其对被告存在债权，但其举证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仅有其个人向邦信公司的借款手续和邦信公司对天悦公司的转账，没有相应的借条和收据，而对此被告已在前文进行了反驳，也将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举证予以反驳，而在被告举证予以反驳后，原告将负有继续举证证明自身主张的举证责任，如若原告没有其他有力证据证明自身主张，原告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诉请，并将本案涉案的违法犯罪事宜移交有权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联合开发合作协议、天悦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天悦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不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依法对其证明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案外人陈晓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中国银行《汇兑来账凭证》、原告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原告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国银行《汇兑来账凭证》，只能证明原告及案外人陈晓（被告挂名股东）分别向武汉邦信公司各借款600万、900万元，并转至天悦公司账户。不能证明被告为借款的实际占有人和使用人，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国内汇款收款通知单（900万）、国内汇款收款通知单（100万）、客户借记通知单（500万）、贷款结清确认单，能证明原告和案外人陈晓于2013年向武汉邦信公司借款1500万元已结清，本院对该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原告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李明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张凯与武汉邦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江岸区法院对原告的《民事判决书》、江岸区法院对李明的《民事判决书》、江岸区法院对张凯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协议书》不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情况说明、湖北天悦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八组证据，债权回转协议、债权回转通知，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予以采信；第九组证据，借款及相应利息支付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十组证据，天韵公司与天悦公司债务往来情况、关于《天韵公司与天悦公司债务往来情况》说明两份，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十一组证据，陈庚清证人证言笔录，不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天悦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2018）鄂9004民初2790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裁定一份、（2019）鄂9004民初33号案件庭审笔录二份、（2019）鄂90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能证明相关事实，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天韵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天韵公司2013年公司章程一份、2012年公司章程一份、2013年公司章程一份、陈庚清笔录一份、杜003号会议记录及会签函一份、杜005号会议记录及会签函一份、投资开发商资格审查表一份、仙桃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一份不能证明原告系天悦公司实际控制人，本院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天悦公司银行账户明细一份、梅荣与何建武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新七建公司的证明一份、新七建公司员工证明一份能证明1500万元进入被告公司后资金流向的相关事实，不能证明其全部目的，本院依法对该证据的部分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贷款结清证明一份、对梅荣的判决书一份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内部转让协议一份不能证明其目的，本院对其目的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协议书一份只能证明天悦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曾运秋接受天悦公司后，履行800万元的抵押担保义务，不能证明其它目的，本院依法对其部分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天悦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资料一份、记账凭证一份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依据采信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12月28日，湖北天韵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梅荣系其股东。2012年10月18日，天悦公司成立，成立时股东为陈晓（代梅荣持股）、席刚平、何建武。2013年4月，何建武将股权转让给梅荣，梅荣成为天悦公司股东。2015年梅荣将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陈庚清，陈庚清成为天悦公司股东。2017年3月，天悦公司股东变更为曾运秋、曾恋。2013年1月15日，案外人陈晓与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900万元，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受案外人陈晓的委托，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月21日将900万元转入被告天悦公司的账户。2013年1月19日，原告梅荣与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600万元，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受梅荣的委托，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月21日将600万元转入被告天悦公司的账户。上述两笔借款，天悦公司以其承建项目土地作抵押。2013年1月16日，天悦公司向何建武账上转款370万元；2013年1月22日，天悦公司从其账户向湖北天韵置业有限公司账户转入400万元；同日，天悦公司从其账户向舒国友账户转入500万元；向陈庚清账户转入100万元，2013年1月25日，天悦公司从其账户向陈庚清账户转入65万元。 2014年2月19日，陈庚清从其账户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转入100万元，代梅荣还款；2014年2月20日，武汉华能和讯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陈庚清为法定代表人）从其账户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转入500万元；2014年2月22日，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贷款结清确认单，确认梅荣于2013年1月21日的借款600万元已结清。2014年2月19日，原告与王泌（系梅荣妻子）及张凯夫妇、李明夫妇各自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三笔借款案外人胡治秀、陈庚清担保，天悦公司以其所有土地抵押担保。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将该借款汇入借款人账户上。由于梅荣夫妻、张凯夫妇、李明夫妇都未偿还借款，2015年11月，武汉江岸区人民法院依法分别作出判决，梅荣夫妻及张凯、李明各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担保人胡治秀、陈庚清承担担保责任，天悦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2017年3月1日，天悦公司现股东曾运秋与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书，曾运秋支付800万元至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天悦公司土地抵押。曾运秋与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如约履行协议。 2018年4月16日，梅荣与案外人肖龙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享有的对天悦公司的债权50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肖龙。肖龙于2018年以债权转让合同向本院提起诉讼起诉天悦公司，梅荣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2018年12月20日，肖龙撤回起诉。2019年1月3日，肖龙仍以债权转让合同向本院起诉天悦公司，梅荣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该案经审理，本院认为第三人梅荣无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天悦公司之间存在明确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于2019年6月3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肖龙的诉讼请求。原告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19年9月6日，梅荣与肖龙签订债权回转协议，肖龙将债权还给梅荣，梅荣以债权人的名义于2019年10月8日再行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关系。本院认为，1、首先，2013年，梅荣作为天悦公司隐名股东，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600万元虽然汇入天悦公司账户上，但该款项当即分别予以汇出，且每笔钱汇出与原告有密切的关联性。且该借款到期后，该借款梅荣通过其它方式予以结清。再者，2014年，梅荣夫妇又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0万元，且汇入借款人账户上。上述事实无法证明被告天悦公司要求梅荣代被告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2、原告所述2013年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2014年通过其它方式结清600万元，又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该款项原告认为是代被告借款，直到2018年4月才将其所称债权转让案外人肖龙用于诉讼，历时约5年之久，明显不合常理；3、被告天悦公司既否认向梅荣借款或者要求梅荣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借款，也否认与梅荣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原告又没有相应书面证据及其它证据以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4、2017年3月，天悦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曾运秋向武汉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800万元，只是为了解除天悦公司抵押权，不能证明天悦公司认可涉案借款是代天悦公司借款。综上，原告梅荣没有相应的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天悦公司之间存在明确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5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梅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1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90179元，由原告梅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显林 人民陪审员  王先美 人民陪审员  葛金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井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