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028民初2011号 原告：段佐林，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村民，住隆昌市。 原告：李泽斌，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村民，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原告：邱鑫茂，男，196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隆昌市。 原告：李建，男，197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隆昌市。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李庆林，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村民，住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刚，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李忠勇，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隆昌市。 第三人：郑川贵，男，1963年8月3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村民，住隆昌市。 第三人：古家富，男，197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第三人：兰爱玲，女，198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与被告李庆林、李忠勇、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段佐林和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与被告李庆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忠勇和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忠勇与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作为原告共同提起的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李忠勇提出撤诉，本院准许其撤诉后追加李忠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职权追加了原告起诉时漏列的合伙人兰爱玲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原告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李庆林、李忠勇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并依法予以撤销；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被告、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等共计九人于2017年5月签订“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约定由九人共同投资经营“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原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其中段佐林投资211万元，占14.03%的股权；李泽斌投资220万元、占14.62%股权；李忠勇投资401万元，占26.66%的股权；邱鑫茂投资100万元，占6.65%的股权；李建投资82万元，占5.45%的股权；被告李庆林投资160万元，占18.64%的股权（含8%配股）；郑川贵投资110万元，占7.31%的股权；古家富投资50万元，占3.32%的股权。煤矿自2017年5月勉强经营至2018年元月上旬。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李庆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被告李庆林）将其所持股份18.64%（含配股8%）全额转让给乙方（被告李忠勇），甲方投入股金180万元，甲方自愿亏损50万元，以130万元转让给乙方。2013年3月5日，李忠勇向李庆林发出解释“股份转让协议”的通知。九人签订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第七条投资的转让第2款约定：“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据此，合伙人时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至少5个合伙人同意，但该协议至今未取得五个以上的合伙人同意，依法尚未生效。被告李庆林是管理煤炭生产的行家手里，合伙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被告李庆林身上，所以才给被告李庆林8%的配股，并委以总经理职务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在合伙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被告李庆林不积极想办法解决，而是急于脱身，将合伙份额转让，且连同合伙给予的配股都一同转让了，作为合伙人成员当然不会同意。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诉至法院，请于支持。 被告李庆林辩称：1、本案的案由不应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民事案件案由》第二十二部分三级案由之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合伙份额转让纠纷；2、李忠勇不是适格原告；3、本案漏列诉讼参加人兰爱玲；4、李忠勇与李庆林于2018年2月10日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5、李庆林在《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中并未将配股一并转让给李忠勇，只转让了被告的投入180万元；6、李忠勇、李泽斌、邱鑫茂（邱兴容）作为原告诉请人民法院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未生效、并撤销的诉讼行为违反《民法通则》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违反公民起码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建议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对李忠勇、李泽斌、邱鑫茂予以处罚。7、本案的原告主体不适格；8、原告和被告李忠勇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李庆林的利益；9、原告申请撤销二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超过可行使撤销权除斥期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对李泽斌、邱兴茂、李忠勇予以处罚。 被告李忠勇未到庭，在其提交的答辩状中辩称，被告与李庆林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但没有考虑到九合伙人签订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有约定。之后意识到应该由大家来共同决定，而且李庆林才是管理煤炭的行家里手，合伙人把希望寄托在李庆林身上，所以才给他8%的配股，并委以总经理职务负责主持全面工作，于是被告于2018年3月5日向李庆林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因此被告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未到庭，未作答辩。 四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组，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 二、合伙协议书、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9人协议）各1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案外人共计9人的合伙经营绥江县凉水沟煤矿；2、其中李庆林投资160万元，占18.64%的股权（含8%配股）；李忠勇投资401万元，占26.66%的股权；邱兴荣（邱鑫茂）投资100万元，占6.65%的股权；段佐林投资211万元，占14.03%的股权；李建投资82万元，占5.45%的股权；郑川贵投资110万元，占7.31%的股权；李泽斌投资220万元，占14.62%股权；古家富投资50万元，占3.32%股权；3、证明被告李庆林负责主持全面工作，负责与政府相关部门接洽相关事务；4、协议书第七条投资的转让第2款约定，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门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第4款约定，股东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5、协议书第八条撤股第1款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任一股东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撤出投资额，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得撤股，若撤股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 三、股权转让协议1份，证明李忠勇与被告李庆林于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被告李庆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被告）将其所持股份18.64%（含配股8%）全额转让给乙方（李忠勇）； 四、解除转让通知(为电子数据材料)1组，证明2018年3月5日，李忠勇通知被告李庆林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五、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1、邱兴荣与邱鑫茂为同一人；2、（2018）川1028民初2238民事判决书所认定事实不能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依据。 六、李泽斌、邱鑫茂出具的2份说明和被告李庆林与范贤良的聊天记录，证明李泽斌、邱鑫茂当时不晓得协议内容，而且被告李庆林喊李泽斌倒签时间的，他们是看到法院判决书时才知道真相。范贤良说当时是被告李庆林编辑好让他写的；为何要写是因为被告李庆林帮助了他才写的，所以当时的内容不能够采信。 被告李庆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2018年2月10日由被告李庆林和李忠勇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证明被告李庆林在与九人合伙经营煤矿生意中，投入资金180万元；证明被告李庆林提出股东转让经过股东会同意；证明该协议自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生效；证明该协议中由股东代表邱鑫茂签字认可；证明被告李庆林在该协议中转让只是自己实际投入的180万元的股份转让，没有包含8%的配股，只是8%配股退回合伙人； 二、2017年5月16日原告以及被告、第三人以及漏列的兰爱玲签订的合伙协议，证明该协议中合伙人为9人含兰爱玲，有一个合伙人是邱兴荣，同时在这个协议中能够证明这9人合伙总投入1384万元，并不是100%的股份； 三、2份情况说明及隆昌法院调取郑川贵的调查笔录，证明郑川贵、李泽斌同意被告李庆林和李忠勇于2018年2月10日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包括调查笔录二人也是同意了这个观点； 四、（2018）川1028民初2238民事判决书、（2019）川10民终32号判决书各1份，证明2018年2月21日李忠勇在隆昌电信茶楼召开股东会议，在会议中其向股东通报被告李庆林的股份转给给李忠勇的事宜，并通报了8%配股的处理，出席股东会议的兰五哥即兰爱玲的父亲，提出8%配股分配给聘请的职业经理，其他股东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同时证明范贤良所作记录的真实性； 五、范贤良作的会议记录，证明在李忠勇主持的会议中，通报了被告李庆林已经将其股份的180万元和配股进行转让，配股要打乱和处理，而范贤良在庭审笔录中有证据反映是本案原告段佐林的姐夫。 被告李忠勇与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未提交证据。 被告李庆林对原告所举第一组，对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这个协议是被告李庆林与饶世祥等人签订的，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对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9人协议）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被告李庆林投入180万元，不是原告说的160万元；对第三组，对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在该转让协议已经明确，被告李庆林转让的只是自己实际投入的180万元，并没有对配股进行转让；对第四组，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对第五组，（2019）川10民终32号判决书对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六组，说明不是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只是当事人的陈述。这2份情况说明，李泽斌并没有其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如果要推翻就要举证。对邱鑫茂的情况说明，其丧失做人的原则，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名，现在其出具的这份情况说明，事实真相是通过法院来确认还是其他，难道邱鑫茂自己签字是假的？对范贤良的情况说明，依据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内江法院的判决书，判决书认定证人未到庭作证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的依据；关于聊天记录，这只是所有聊天记录其中的一部分，被告李庆林当时确实提交了这份证据，这个说明会议内容和事件的真实性，当时被告李庆林出具这个记录之后，法院希望范贤良出庭，但是其拒绝回来，当时的原告李忠勇和段佐林向其施压，所以他才拒绝回来出庭接受询问。 四原告对被告李庆林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一组，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李庆林的证明目的，被告李庆林投入的180万元还是160万元应以9人协议来确定；不能达到被告李庆林证明说是经过股东会同意的，这只是2人的情愿，转让协议内容不真实和矛盾；签订生效不是2人签字就说生效了，必须要看是否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对于说转让没有包含8%的配股，无论被告李庆林投入是多少钱，不能影响协议中说18.64%含8%配股，是包括了8%的配股的； 对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证实了这9人合伙总投入1384万元，并不是100%的股份，这占份额多少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第三组证据，郑川贵从来没有接受过质证，没有经过和接受质证，这是无效的，并且一审法院依照职权询问郑川贵的笔录，不是法院依照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于李泽斌他不清楚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被告拿来用于干什么，另外被告去找他，是倒签了时间； 对第四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李庆林的证明目的，这个内江法院的判决书就是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来叙述的，假设有这个记录，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合伙人没签字； 对第五组证据，没有任何合伙人签字予以认可表示同意，因而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被告李庆林与他人的合伙协议，此协议与9人合伙协议有前后联系，可以确认在本案中的关联性。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此解除通知被告李忠勇对李庆林发出，与本案原告无关，与本案只存在一定的关联。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李泽斌、邱鑫茂出具的2份说明按照证据规则是当事人的陈述，对于范贤良的情况说明，证人范贤良未到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其提交的聊天记录，本院无法核对其真实性，本案不作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郑川贵出具书面证词认可二被告之间转让股权，隆昌法院也对郑川贵进行了调查核实，书面证词和调查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李泽斌的书面证词，与郑川贵证词文字相同，但此证据是被告李庆林在上一案件所举，法院未予采信，本案被告李庆林用此证据拟证明李泽斌同意了二被告的股权转让，与本案原告李泽斌的陈述相矛盾，对此书面证词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李庆林所举第四组证据，应引用生效的内江市中级作出（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中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认定部分不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直接依据来审查，故相关判决没有认定原、被告、第三人开股东会会、分配配股、范贤良记录等事实。被告李庆林所举第五组证据，该会议记录无参会人员的签字，记录人也未到庭作证，该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所采信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事实作如下认定： 2015年12月30日，被告李庆林作为乙方与案外人饶世祥、李开烘、李宇成、段佐林、彭开志、李奇义作为的甲方签订《合伙协议书》，甲方将实际控股的绥江县凉水沟煤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由双方共同合伙经营，其中被告李庆林作为乙方所占合伙份额为51%，并负责企对业进行转型升级，将企业的产能提高到15万吨∕年，转型升级的时间以国家验收为准，最长时间不能超过两年半，在转型升级拿到证照之前，由被告全权负责该企业的经营、技改，所有费用由被告负责，全部收益归被告所有，甲方不投资、不参与经营管理、不享有任何收益。协议还对债务偿还、违约责任、协作义务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 2017年5月16日，被告李庆林与段佐林、李忠勇、李建、郑川贵、邱兴荣、李泽斌、古家富、兰爱玲签订《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即九人协议)，将2015年12月30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所占的51%的合伙份额划分为100%，分别上述九人共同出资1384万元合伙经营，其中李庆林投资160万元，占18.64%的股权（含8%配股）；李忠勇投资401万元，占26.66%的股权；邱兴荣（邱鑫茂）投资100万元，占6.65%的股权；段佐林投资211万元，占14.03%的股权；李建投资82万元，占5.45%的股权；郑川贵投资110万元，占7.31%的股权；李泽斌投资220万元，占14.62%股权；古家富投资50万元，占3.32%股权；兰爱玲投资50万元，占3.32%的股权。由上述九人共同组成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全体股东一致会议决定，推选原告李忠勇任公司董事长（公司法人），被告李庆林任公司总经理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并推选李泽斌任执行监事，段佐林、邱兴荣任监事。对投资额和投资方式，该协议约定：由于该企业属高危技术型企业，董事会全体股东决定：甲方李庆林拥有该公司1384万元原始股本金的8%作为安全、技术配股……（股东的股份额）即股份额＝投资额÷1384×92%。通过折算，被告李庆林的原始股本金为160万元，股份比例为18.64%（含8%的配股），被告李忠勇所占原始股本金为401万元，股份比例为26.66%。该协议第七条：“投资的转让1、股东向董事会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全部股东同意；2、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3、股东依法转让出资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4、股东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第八条：“撤股1、本协议签定后，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任一股东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撤出投资额；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能撤股，若撤股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该协议还对出资方案、权利和义务、事务执行、其他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被告李庆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2017年5月16日，由李庆林、段佐林、李忠勇、李建、郑川贵、邱兴荣、李泽斌、古家富、兰爱玲签订了《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共同投资1384万元，成立绥江县凉水沟煤矿董事会，由于各种原因，李庆林提出转股请求，经股东会同意，由甲方李庆林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乙方李忠勇，经商议达成如下协议：一、股份转让及价格1、甲方将其所持股份18.64%（含8%的配股）全额转让给乙方，甲方投入股金180万元，甲方自愿亏损50万元，以130万元转让给乙方。2、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及时办理转让款的手续。二、有关煤矿的盈亏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享有该股权所有的权益，不承担该矿的债务。三、移交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移交所有资料，办理好交接工作，同时协助乙方、帮助乙方进行一些必要的协调工作。四、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各保留两份甲方李庆林乙方李忠勇股东代表：邱鑫茂2018年2月10日。”。李庆林、李忠勇、邱鑫茂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经测算，九人合伙协议上被告李庆林投入的160万元在合伙份额中占比为10.64%，加上配股8%，共18.64%的份额，与合伙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中对李庆林所持股份的约定一致。被告李庆林称投入了180万元无证据支持。经内江中院生效判决书确认，邱兴荣与邱鑫茂系同一人。被告李庆林认为原告和被告李忠勇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李庆林的利益其并未向法院举证。 （2018）川1028民初2238号原告李忠勇诉被告李庆林确认合同无效的民事案件中，李庆林举有李泽斌、郑川贵向法院提交的说明(书面证词)，书面证词均为打印文字：“我同意2018年2月10日李忠勇与李庆林签订的凉水沟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由于二证人未到庭作证，隆昌法院通知郑川贵调查取证做了核实，郑川贵在证实其同意二被告之间转让股份，并且是二被告签订协议的当日邱鑫茂就电话告之了郑川贵。法院未能对李泽斌进行核实，在该案中对李泽斌的书面证词作出不予采信。在本案中李泽斌出具说明认为其2018年7月是受被告诱导，不知道事情真相即签字，并倒签了时间，现表示不同意李庆林将他的股份转让给任何人。本案原告邱鑫茂的说明中认为其没有考虑就在二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字，后看了隆昌法院和内江中院的判决书，才知道事实真相，明白了利害关系，其不同意李庆林将股份转让给任何人。 2018年2月21日（正月初六）和2018年3月7日下午3︰30分凉水沟煤矿股东及其他人员是否开会通报股权转让等事宜，范贤良自书的股东会记录无股东签字和股东追认，范贤良也未到庭作证，故对两次会议召开的事实及内容本院不作确认。 2018年3月5日。李忠勇向名为“李三哥”（李庆林）的电话发出短信，双方的短信对话为：“李三哥你好，我们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了“股份转达让协议”。约定你将持有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的18.64%股份以1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今因各种因素，我决定解除与你签订的该协议，该协议不能履行。特此通知你，本通知自发送给你好生效。李忠勇，2018年3月5日。”李三哥回复“二总这种命令方式你认行得勇（通）吗”、“三哥这是一种形式，不是命令，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晓得。只有大家理解！”、“话不能这样说”。 因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李忠勇多次与被告李庆林协商但无果，故李忠勇以原告身份于2018年6月曾起诉来院，请求法院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隆昌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以（2018）川1028民初2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李忠勇的诉讼请求。原告李忠勇上诉，内江市中级作出（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为，“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实际上，李忠勇主张该协议无效，但提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均是指向协议未生效。是否生效与是否无效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李忠勇混淆了两者，以协议未生效的理由来主张协议无效，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在李忠勇与李庆林两人内部关系中，该协议是有效的。如合伙组织认为协议未生效，可另行主张权利。本院特别指出，一审判决虽裁判结果正确，但对部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内的事实进行了认定，二审虽对裁判结果予以维持，但指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尤其是该协议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认定部分不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直接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以合伙组织名义现起诉来院，请求判决如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二被告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是否生效；三、原告是否可撤销二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对于第一个焦点，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32号民事判决书已确定合伙组织可另行主张权利，故本案四原告作为合伙组织成员享有诉权，四原告明确意思表示即主张二被告的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故本案的四原告在本案中主体适格。 对于第二个焦点，本案原、被告、第三人等九人所签订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第三人在合伙协议书中约定“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的条款，为对转让投资约定了特别生效条件，即合伙人之间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必须要经5名以上的合伙人同意才对整个合伙组织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被告李庆林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对合伙组织生效，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的规定，结合本案，原、被告、第三人等九人在合伙协议书约定的是转让股份合同对合伙组织生效的条件，被告李庆林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已生效，须对该协议已征得51%的股东中的5名及以上的股东同意才导致生效要件成立。二被告及原告邱鑫茂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该三合伙人的意思表示为认可转让。第三人郑川贵虽未到庭答辩，但其在前案中出具有同意二被告股权转让的证词，并在法院调查核实时明确同意二被告之间转让股权并且强调签订转让协议的当天已被邱鑫茂告知，故第三人郑川贵已认可二被告之间转让合伙份额。原告李泽斌曾在原告李忠勇诉被告李庆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出具书面说明一份，该说明与第三人郑川贵出具的说明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并且均系打印完毕后郑川贵与李泽斌才签字，第三人郑川贵出具说明的真实性法院依职权已调查核实，而李泽斌的书面证词在该案中李泽斌并未出庭作证，法院庭外未能调查核实，法院未予采信，故该书面证词的证明效力未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在其他案件中未得到法院采信的证人证言在本案中存在如何采信的问题，对此问题，原告李泽斌的书面证词为前案被告李庆林提供，本案中，原告李泽斌作为合伙组织的成员，明确陈述不同意被告李庆林将其股权转让给任何人，原告李泽斌的陈述与其前案被告李庆林提供的证人李泽斌的书面证词前后不一致，应当以李泽斌现在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即李泽斌不认可被告李庆林对外转让合伙份额。第三人古家富、兰爱玲未作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第三人古家富、兰爱玲的沉默，不能依法得出二人已做出意思表示认可二被告之间转让合伙份额。被告李庆林所举的“股东大会记录”等证据，无参会人员签字，原告、第三人均未认可，相关记录人也未到庭作证，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不能证明股东大会所讨论的内容。综合被告李庆所举全部证据只有4名合伙人认可二被告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欠缺合同生效的要件，二被告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 被告李庆林辩称原告李泽斌未否认书面证词其签字的真实性，故该证词对李泽斌发生效力的问题，原告李忠勇诉被告李庆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民终32号判决书认为“在李忠勇与李庆林两人内部关系中，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如合伙组织认为协议未生效，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虽裁判结果正确，但对部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内的事实进行了认定，二审虽对裁判结果予以维持，但指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尤其是该协议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认定部分不作为另案事实判断的直接依据。”，故本案应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经超过51%股东同意的事实进行重新审查认定，应依据本案当事人所举证据确定相关事实，前案法院未采信的证据本院结合本案所有证据后认定此证言也不在本案中采信。被告李庆林主张原告李泽斌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即已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原告李泽斌并非二被告间股权转让中的合同相对方，并非当事人；在本案中，原告李泽斌作为合伙组织成员，其诉权受法律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原告李泽斌主张二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是正当地行使权利，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中规定的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要件。被告李庆林的辩称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李庆林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超过51%合伙人同意从而导致生效条件已成就而对合伙组织生效。原告诉请确认二被告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合伙组织未生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第三个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为被告李庆林、李忠勇，本案的原告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当事人，不能行使撤销权，原告诉请撤销权的主体在本案中不适格。 对于被告李庆林提出李忠勇、李泽斌、邱鑫茂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进行处罚的问题，处罚当事人的问题并非本案审理的焦点，此外李忠勇的主体身份已从原告变更为被告，原告邱鑫茂、李泽斌作为合伙组织的成员也被生效法律文书赋予了另行起诉的权利，故在本案中不适用对当事人的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忠勇、李庆林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原告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被告李忠勇、李庆林，第三人郑川贵、古家富、兰爱玲组成的合伙组织未生效。 二、驳回原告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原告段佐林、李泽斌、邱鑫茂、李建承担8250元，被告李庆林、李忠勇各负担4125元。二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原告已垫付，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余 波 审判员 魏 乔 审判员 罗自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罗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