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民终1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负责人：王立民，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文艺，陕西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宗科，陕西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保卫，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金，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骁，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翠莉，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系田保卫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寇炳升，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陕西格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买买，陕西格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保卫、王翠莉、寇炳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本案2011年6月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2、改判被上诉人承担480万元的违约责任和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4800万元本息损失的赔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涉及刑民交叉，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针对涉案48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的结论与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关于合同效力的判断问题和关于刑民交叉问题）的讲话原则相悖。据此提出以下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程序法律规定。1、关于一审判决未经质证就将其依职权调取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作为认定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根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问题。理由: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在审理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上述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审理过程，如果简单地依据刑事判决的裁判理由来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则民事判决在实体上的公正性和程序上的正当性均难以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仅对生效裁判已确认事实赋予了相对的预决力，并非是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规定。2、被上诉人李凤梅因病去世，一审裁定终结对其诉讼，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属中止诉讼情形。3、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未进行调查取证、认证。4、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田保卫庭审陈述其曾代诚盟公司偿还农行高新支行借款1200万元（其中本金1000万元、利息200万元）的事实没有认定且对上诉人申请调查取证未取证。5、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6月8日《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证据不予认定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榆林市不动产登记部门档案资料中的2011年6月8日《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未进行全面查明、认定。二、一审判决对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法律关系的事实、性质、效力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成立的要件是：（1）最高额抵押是限额抵押；（2）最高额抵押是为将来发生的债权提供抵押；（3）最高额抵押所担保最高债权额是确定的，但实际发生额不确定；（4）最高额抵押是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做担保。一审判决除查明了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为2011年6月8日至2013年6月8日外，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其它要件最高债权余额、担保债务是被上诉人田保卫的借款债务还是诚盟公司的借款债务均未进行查明；在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被上诉人田保卫作为抵押人曾以诚盟公司名义借款几笔且已归还的事实只有事实查明的论述，没有查明事实的证据支持；对该几笔借名借款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性质、效力，和与诚盟公司从农行高新支行借款5800万元借款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性质、效力及2012年2月26日前后借款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审判决没有依照《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对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全面查明、认定、论理。三、本案涉及刑民交叉中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不涉及“同一事实”和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犯罪行为对本案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生效刑事判决书的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同一事实”。依照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刑民交叉问题的处理原则。“同一事实”要从行为主体、相对人以及行为本身三个方面认定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本案中,法人单位诚盟公司与农行高新支行及担保人均未被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为犯罪主体。被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犯罪主体是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甲与农行高新支行工作人员张某某、白某某。故本案不涉及“同一事实”。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犯罪行为对本案民事法律行为（借款行为及最高额抵押担保行为）效力不产生影响。1、本案农行高新支行与诚盟公司涉案三份借款合同有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刑事上构成诈骗类犯罪，一般而言，民事上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三份借款合同在效力上应认定为可撤销合同，在农行高新支行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上述三份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另依照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合同效力的判断问题中可按撤销合同的处理原则，本案三份借款合同只有在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后才归于无效，在撤销之前合同是有效的。2、关于本案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终30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了追赃处理，但上诉人依法就本案借款4800万元损失仍应当向借款人、担保人进行民事追偿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二条第3项的规定，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在刑事判决追赃或退赔仍不能补偿上诉人损失的情况下，上诉人对本案4800万元借款的损失有权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借款人诚盟公司、担保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四、本案“借名借款”民事法律关系不成立。本案一审判决虽未明确认定“借名借款”法律关系成立，但在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一审判决第10页第三段）述明。本案一审判决该事实来源于其依职权调取的（2019）陕08刑终262号（认定农行高新支行工作人员张某某、白某某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刑事判决书（第17页倒数第1、2、3行）的判决理由。承前所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本案一审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主张、举证本案存在“借名借款”民事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查明的“借名借款”民事法律关系不成立。一审判决要查明并认定本案存在“借名借款”法律关系，就必须有证据证明（1）被上诉人田保卫与诚盟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借款关系；（2）农行高新支行在订立借款合同时知情委托关系。否则本案就是在2011年6月8日至2013年6月8日期间内被上诉人以其抵押房地产为农行高新支行对诚盟公司的借款在最高债权余额5800万元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民事法律关系。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1）“先刑后民”只是一个原则性法则；（2）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且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3）在审理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上述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4）对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效力应根据民商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据此，上诉人认为，（1）一审判决引用刑事案卷、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陈述、询问或讯问笔录与判决理由，是对上诉人造成程序及实体法律适用上的不公正；（2）本案被上诉人已经恶意利用了“先刑后民”原则性法则，成为其干涉民事案件和寻求自身不法利益的“挡箭牌”；本案被上诉人借助国家公权力机关强大的事实调查能力，弥补其民事举证“借名借款”能力方面的不足的典型案例；（3）在没有证据证明“借名借款”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将涉案2011年6月8日《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余额5800万元内及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2011年6月8日至2013年6月8日抵押权人农行高新支行对抵押担保借款债务人诚盟公司11600万元巨额循环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违反《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错误认定针涉案48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请求贵院在依法查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田保卫辩称，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诉理由与判决理由没有任何关联。一审判决书的判决理由是说“针对涉案的4800万元借款，田保卫、王翠莉、寇炳升等人没有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因此，被答辩人应该针对这一判决理由提出不服的理由。但是被答辩人上诉的理由却是以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合同效力的审判问题”和关于“刑民交叉问题”的处理原则相悖而展开，因此其全部上诉理由不构成对判决理由的否定，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具体上诉理由也不能否定一审判决的理由。上诉人的具体理由都是围绕“合同效力问题”“刑民交叉问题”展开的，显然与判决的理由没有关系。第一，关于判决违反程序的问题。1、本案中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法律关系，争议的法律关系是最高额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了贷款人的工作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推翻的法律认定，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依附的法律关系当然不能存在，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民事法律上的合同合意；从预判力角度看，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刑事判决在事实上的拘束力。因此，不存在判决程序违法问题。2、一审对李凤梅终结诉讼的问题。答辩人认为判决的结果未对李凤梅继承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造成侵害，不影响本案判决，更不影响被答辩人的任何权利。3、关于被答辩人第四组证据未调查、认证的问题。答辩人认为对事实的认定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是否调取相关证据应由法院根据证据的证明标准来确定。榆阳区法院（2018）陕0802刑初675号判决书为一审判决书，已被该案终审判决书否定，因此申请调取该判决书没有证据意义。至于对一审被告李凤梅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签名按印事实，已有生效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法执字第00207号裁定书等证据证明。4、关于田保卫代偿1200万元本息的问题。田保卫在一审庭审中没有陈述。这一事实是田保卫在刑事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证言中说的。被答辩人对此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后，原审法院要求田保卫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了田保卫没有代诚盟公司偿还这1200万元本息。田保卫得知贷款银行与借款人诚盟公司相关人员骗贷后，曾多次与这些人协商索要抵押房屋产权凭证时，田保卫答允在贷款银行将产权凭证给其返还后，承担1200万元本息，但这一目的没有实现，因此这1200万元还是由借款人诚盟公司偿还的，这一事实有诚盟公司的银行还款凭证及证人谢某某在侦查阶段证明这1200万元是银行工作人员向他所借的证言均可证实。因此法院足以认定，无需再行调查。第二，关于本案最高抵押担保法律关系事实、性质认定不清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等对涉案的4800万元借款“并没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因此，在这4800万元借款的抵押担保中，答辩人等与借款人、贷款人之间不存在担保的“合意”，合同关系并没有成立，也就不存在对最高抵押担保法律关系事实、性质认定的问题。第三，关于刑民交叉中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等相关问题。答辩人认为在本案中刑民案件是否“同一事实”，并不影响对所涉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根本就没有成立的认定，更不存在对合同效力及违约的认定。第四、关于“借名借款”民事法律关系不成立的问题。其实本案并不是审理“借名借款”的法律关系，虽然存在着“借名借款”，但是在2012年2月26日前均已清偿，借名借款合同已经终止了履行，因此对于本案的判决并不存在影响。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因此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寇炳升辩称，2011年6月8日，寇炳升在长城支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抵押人一栏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寇炳升签名之时，《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担保债权的条款和第三条关于抵押财产的条款均是空白条款。由于妻子李凤梅坚决反对担保，并拒绝在《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上签字，因此，寇炳升既没有完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空白条款，也没有再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6月10日，诚盟公司负责人高某甲凭借空白《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和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在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均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申请原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处以田保卫、寇炳升、李凤梅等共有的“榆林市（2009）字第0051472号”商业房产为3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办理了抵押登记。该笔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于2012年7月25日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为了继续利用套取银行借款，诚盟公司负责人高某甲与农行高新支行行长高某乙等人恶意串通，共同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关于担保债权和抵押财产的空白条款进行变造填补，并在一张白色打印纸上伪造了一份编号为NXXXXXXXXXXXXXX028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用于确定担保债权。但是，这份附件上却没有抵押人和抵押权的签字，也没有签署时间，只是加盖了诚盟公司的一枚印鉴。在农行高新支行的协助配合下，高某甲骗取银行借款4800万元。对此，寇炳升与田保卫等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答辩人认为，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一审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被该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一审法院无需再通过法庭调查的示证、质证、认证程序，而直接对该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程序合法。（二）一审法院裁定终结对于李凤梅的诉讼程序合法，其一，李凤梅在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起诉之前就已经去世。2017年12月间，李凤梅不幸因病于北京去世；2018年9月间，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法律规定，李凤梅不属于本案适格当事人。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和第一百五十一条适用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死亡的情况，并不适用于当事人在诉讼之前已经死亡的情况，一审法院裁定终结对于李凤梅的诉讼程序合法。（三）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第四组证据予认证程序合法。上诉人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已经被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法执字第00207号民事裁定书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一审判决不应当对上诉人第四组证据予以认证。（四）一审法院未对田保卫与农业银行之间关于代诚盟公司清偿1200万元借款的事实进行调查程序合法。田保卫与农业银行之间关于代诚盟公司清偿1200万元借款的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因果关系。田保卫得知高某乙等与高某甲实施的骗贷情况后，曾经与农行高新支行行长高某乙多次协商解决方案，高某乙承诺如果田保卫愿意代诚盟公司清偿1200万元借款，银行将给田保卫返还抵押房产。鉴于田保卫与高某乙的约定发生在银行违法发放贷款、高某甲骗取贷款之后，并且该事实已经在张某某等违法发放贷款案和高某甲骗取贷款案中予以调查，在此情况下，田保卫与高某乙间关于代偿1200万元的约定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属于本案中必须查明的案件事实。（五）一审判决未对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等证据予以认证程序合法。其一，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不具备认证要求。一方面，寇炳升提交的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的抵押登记档案、榆阳区人民法院（2018）陕0802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行终63号行政判决书能够证明，原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既没有约定抵押财产，也没有约定担保债权，即该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担保债权的条款是空白条款，第三条关于抵押财产的条款也是空白条款。虽然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条内容完整，但是，鉴于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房地产抵押清单》和《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恰恰能证明该合同第三条为事后由农行高新支行单方补签，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签订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形成之后）恰恰能够证明该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由农行高新支行事后补签，因此，《房地产抵押清单》《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结合寇炳升提交的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的抵押登记档案以及两份行政判决书能够充分证明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并非原始书证，而属于事后进行了单方填补的变造证据。另一方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法执字第00207号民事裁定书、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终306号刑事判决书、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终261号刑事裁定书已经确认《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李凤梅的签名不具有真实性，并非本人所签。一审判决在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缺乏抵押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且该合同经过事后变造丧失真实性的情况下，未对该合同予以认证程序合法。其二，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房地产抵押清单》和《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均非《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原始附件。《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形成于2011年6月8日，《房地产抵押清单》形成于2011年4月28日，《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形成于2011年6月10日。鉴于《房地产抵押清单》形成之时，《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尚未形成，因此，《房地产抵押清单》并非《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附件，不能补正《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漏洞。鉴于《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本身不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附件，而是属于办理抵押登记时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填写，向登记机关提交审查的行政登记文件，并且该文件没有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签字，因此，《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 不能补正《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漏洞。其三，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编号为NXXXXXXXXXXXXXX028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系伪造的证据。鉴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没有装订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格式文本之中，而是用白色A4纸打印的一张单页，且该附件的纸质、印刷、排版均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截然不同，因此，该附件系一份作为独立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法律文件。《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作为独立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法律文件，却没有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签字，只是加盖了诚盟公司印鉴。鉴于诚盟公司并非抵押合同当事人，因此，该附件对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关于担保债权的空白条款不能产生补正效力。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上限为5800万元，但是该合同第一条注明的三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数额便已经达到了4800万元，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另外注明的三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数额为5800万元，鉴于两者借款数额相加达到了10800万元，远远超出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抵押担保的借款上限，因此，该附件不属于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同时形成的合同附件，而是属于事后伪造的文件。二、一审判决对于抵押担保事实认定清楚。最高债务余额和担保债务主体不属于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其一，最高债务余额、涉案债务主体等相关事实与一审总结的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一审庭审争议焦点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是否与涉案借款有关，即未清偿的4800万元涉案借款是否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担保对象，并在取得三方当事人同意后才有针对性的开展了法庭调查。鉴于未清偿的4800万元涉案借款是否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担保对象主要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约定有关，与最高债务余额、涉案债务主体等相关事实无关，因此，上述事实不属于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其二，最高债务余额、涉案债务主体等相关事实属于刑事犯罪事实，并且生效刑事裁判已经对此予以查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债务余额、涉案债务主体等事实属于刑事犯罪事实，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最高债务余额为4800万，也就是本案未清偿的借款；认定借款人是诚盟公司；认定田保卫以诚盟公司名义归还借款3000万元；并且，一审判决已经对张某某、白某某等违法发放贷款案和高某甲骗取贷款案的刑事裁判予以了认证。三、一审法律适用正确，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围绕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一）涉案借款合同虽然属于无效合同，但是，借款合同的无效并非一审判决驳回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诉求的依据。其一，一审判决驳回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诉求理由并非基于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其二，涉案借款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其三，涉案借款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生效裁判证明：诚盟公司负责人高某甲在明知通过伪造担保资料借款可能会损害寇炳升等人的财产权益，长城支行负责人高某乙等人与高某甲及诚盟公司合作多年，也明知诚盟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其发放贷款可能会增加寇炳升等人的担保风险责任，却依旧通过变造担保合同和伪造担保合同附件方式给诚盟公司发放大额借款，并在贷款得手后获分骗贷款项2300余万元。以上事实表明，骗取贷款不仅是为了诚盟公司的目的，也是长城支行负责人的目的，高某甲与长城支行负责人为了取得贷款已经在申请贷款之前便就骗贷事项形成了同谋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签订背景明显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抵押人寇炳升、田保卫利益的情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样当属无效。（二）“借名借款”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其一，一审判决驳回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诉求的理由并非基于“借名借款”法律关系的效力。其二，“借名借款”法律关系的效力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鉴于未清偿的4800万元涉案借款是否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担保对象主要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约定有关，与田保卫与诚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名借款”无关，并且“借名借款”所涉及的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因此，该项事实与本案审理焦点无关，不属于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综上诉述，望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持原判，驳回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的上诉。王翠莉未到庭陈述意见。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NOXXXXXXXXXXXXX0285）有效；（二）判令被告承担480万元的违约金；（三）判令被告在抵押物（位于榆林市XX区XX小区XX室、XX室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4800万元本息的连带责任；（四）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又变更诉讼请求为：（一） 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NIXXXXXXXXXXXXXX0285)有效；（二） 判令被告承担480万元的违约金并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4800万元本息的违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等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高某甲系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27日、2012年8月21日，高某甲在田保卫、寇炳升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两次贷款4800万元用于个人期货投资。该两次贷款行为，经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终30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高某甲构成骗取贷款罪；经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银行工作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针对该两次骗贷行为，原告方提供了2011年6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曾经与田保卫、寇炳升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认为该抵押合同对两次骗贷行为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原告诉称的针对涉案两笔借款的最高额抵押登记行为及《房屋他项权证》，已经被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行终63号行政判决予以撤销。在已经被撤销的抵押登记档案材料中，与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一同备案存档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没有本案争议的两笔借款的合同、且备案存档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体现的借款已经全部清偿。另查明，2011年6月8日，田保卫、寇炳升等人为了田保卫自己借款，曾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签订过一份《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抵押担保期间为2011年6月8日至2013年6月8日。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田保卫曾以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名义向银行借款几次（均为一般流动借款），且借款均已还清。2014年11月1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现在更名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签订了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的4800万元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2015年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以寇炳升、田保卫、王翠莉、李凤梅等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寇炳升、田保卫等签署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有效，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对抵押财产拥有优先受偿权。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榆中民三初字第00183号民事裁定书，以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的起诉。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不服，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陕民终67号民事裁定维持了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裁定。另李凤梅因病去世，一审法院依法裁定终结对李凤梅的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诉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涉案借款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关联。经查明，涉案4800万元借款系借款人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甲与银行工作人员以犯罪的手段、在田保卫和王翠莉、寇炳升等人不知情且未同意的情况下骗取的贷款。由此可见，针对涉案4800万元借款，田保卫、王翠莉、寇炳升等人并没有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原告诉请的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以及田保卫和王翠莉、寇炳升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涉案4800万元借款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就不存在最高额抵押合同针对涉案借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亦就不存在抵押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5800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述生效刑事法律文书载明高某甲在公安机关侦查时供述的办理借款及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基本事实。高某甲称，2008年其通过农行员工马振平介绍认识田保卫，田保卫提出以诚盟工贸公司的名义向农行贷款，并提供抵押物，所贷款项给其用一部分，谁用款谁付利息，其同意后开始准备贷款资料，陆续向银行贷款八次，前五笔贷款其使用了一部分，用于收承兑汇票，田保卫用了一部分，都已经按期偿还了。另查，（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裁定中载明证人高某丙和赵某某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高某丙称：“2012年7月的一天，他和田保卫一起去榆林农业银行长城支行信贷部找张某某要回抵押的房产证，张某某说其正忙着……过了两天，其又和田保卫去找张某某，张某某还是没有给田保卫房产证，期间，他和田保卫还在信贷部遇到认识的老赵也在办业务。”赵某某称：“2012年，他在信贷部办公室遇见田保卫，田保卫说其把贷款还清了，但房产证没拿回来，并和信贷部一男子索要房产证，后来没拿到房产证就生气地走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效力的问题；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480万元违约责任，以及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4800万元本息损失的赔偿责任。虽然本案当事人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终306号刑事判决书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裁定书载明的当事人并不相同，但是农行高新支行与诚盟公司签订的涉案4800万元的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相关《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等事实已被上述生效刑事法律文书认定。本案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起诉的事实已包含在生效刑事法律文书认定的案件事实中。上诉人关于本案与刑事案件主体、法律关系不同，不是同样案件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根据上述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甲以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在抵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提供虚假购销合同及审计报告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4800万元，高某甲的行为已经被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同时，中国农业银行榆林分行长城支行原工作人员张某某、白某某在发放诚盟公司法人高某甲申请的贷款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没有认真履行调查职责即作出不实的调查报告，违法发放贷款48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亦被认定为违法发放贷款罪。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上述犯罪行为足以证明诚盟公司构成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银行贷款”之非法目的。张某某和白某某的行为属于农行高新支行的职务行为，在张某某、白某某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情况下，足可认定农行高新支行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因此导致诚盟公司在采取违法行为之后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合法形式进而掩盖“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明显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诚盟公司和农行高新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故上诉人主张因农行高新支行未对诚盟公司以欺诈手段订立涉案借款合同行使撤销权继而应认定借款合同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与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结合上述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田保卫、寇炳升等人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田保卫借用诚盟公司名义向农行高新支行贷款而以其共同所有的房屋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其并无为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甲向农行高新支行申请贷款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更无为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甲骗取4800万元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据此，针对涉案的48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因抵押人田保卫、寇炳升的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此外，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即确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后，最高额抵押权转化为普通抵押权。被担保的债权确定后，债权消灭的，最高额抵押权消灭。上述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查明，田保卫以诚盟公司名义所借款项均按期偿还本息。上诉人田保卫在公安机关询问中表示“其于2011年、2012年7月20日偿还银行全部贷款，也给银行表示不再贷款，并在7月20日向银行信贷员张某某索要抵押的房产证，张某某让其过几天再来取。”此节有证人高某丙、赵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言相互印证。据此，涉案的最高额抵押权因为担保的债权确定后，债权归于消灭而消灭。故原审认定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有效并主张被上诉人承担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违约责任480万元和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4800万元本息损失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本案上诉其他问题。（一）一审法院终结对李凤梅的诉讼问题。经查，2017年12月间，李凤梅因病去世。2018年8月22日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李凤梅不属于在诉讼中死亡的情形，不属于中止诉讼的情形。上诉人起诉后知晓李凤梅已经死亡，应当申请法院追加李凤梅的遗产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其在一审并未提出申请，故原审法院终结对李凤梅的诉讼并无不当。（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裁定书未经质证的问题。经查，原审法院通过电话询问的方式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该生效裁定发表了质证意见并记录在案，且二审询问谈话中亦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该裁定发表了质证意见。（三）关于一审法院对其提交第四组证据未进行调查取证、认证的问题。经查，其作为证据目录提交的书面材料将《调查取证申请书1》及《调查取证申请书2》删去，庭审笔录中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书》亦无记载，故其该主张不能成立。（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田保卫归还1200万元的事实系田保卫追认诚盟公司三次借款5800万元的行为。本案涉及的两笔骗贷金额共4800万元，发生在1000万元贷款之后，田保卫索要抵押担保的行为说明其并没有为此后发生的48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意思，上诉人以田保卫归还1200万元为由证明田保卫追认案涉4800万元借款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800元，由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晖             审  判  员   张奋霆审  判  员   赵艳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杨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