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2221民初4881号原告：包那仁满都拉，男，1976年8月25日出生，蒙古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永霞，1981年3月14日出生，蒙古族，农民。被告：薛华，男，197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索伦牧场三队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武，内蒙古奥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包那仁满都拉与被告薛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那仁满都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永霞、被告薛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包那仁满都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卖羊款138041元、羊毛款20000元、羊绒款14000元，合计172041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资金占用费用至给付时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0月24日始，原告在被告处打工，为被告放羊，同时将自有羊只与被告羊只同群放牧，每年由被告售卖羊只，钱款均存放在被告处，多年未与原告结算。2019年3月18日，双方发生争议，解除劳务合同。原告认为，2013年欠羊款31728元，2014年欠羊款26469元，2015年和2016年多支生活费3273元，2017年欠羊款39900元，2018年原告有85只羊（其中绵羊40只，山羊45只），共出售羊羔款67300元（40只绵羊羔×930元＝37200元，35只山羊羔×860元＝30100元），扣减生活费，被告尚欠羊款52300元，2019年原告多支出生活费9083元，原告要求被告结算卖羊款，但被告拒绝给付。无奈现原告依法具状诉讼，请贵院准诉。被告薛华辩称，原告主张的给付钱款一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关于原告主张的卖羊款一事，在原告离开草场不再为被告工作后，已对原告的工资及羊款计算清楚，原告诉称每年对账单据下面都有一个差的数额，这个数额系卖羊款的主张是不真实的，因对方已用该单据向贵院另案提起诉讼主张劳务费，原告在该案的笔录中也陈述下面的数字系被告欠其的劳务费，但该案已被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而该单据记录的真实情况是：因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前几年工资每年50000元，后几年工资每年55000元，卖羊款每年售卖羊羔后结算。而原告不间断向被告预支工资及卖羊款，并给被告出具收据，该收据被告已在劳务费案件中提交，并申请法院调取，而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据下面差的数额系每年年末被告将羊羔售卖后，与原告预支的工资及卖羊款进行核对，核对后还应给付原告的钱写在单据下面，且该款项于2016年对账单中可以看出，此年份原告尚欠被告卖羊款，且该款项于2016年对账单进行了核销，如真如原告所说被告欠其2013年、2014年卖羊款未给付，为何不将原告在2015年从被告处多支取的欠款8785元用于抵扣之前未结算的工资及卖羊款，却在2016年将2015年的尾款结算，由此可见原告的主张前后矛盾；而原告对2018年主张的羊羔数已经向贵院提起过返还原物的诉讼，属于重复诉讼，一个标的主张多个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根据被告申请调取的贵院审理的劳务费纠纷案件卷宗中能够看出，原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认被告在2018年向其支付了105000元，原告的工资为55000元，多余的50000元即为当年的卖羊款，这与原告的主张相互矛盾；2、关于原告主张的羊绒、羊毛款，原告自2013年至2019年3月为被告放羊，在原告为被告放羊期间双方仅约定每年原告的羊在被告处一起饲养，产子并售卖后，按原告大羊在羊群的基数计算应得的羔羊售卖款，且因原告的羊在被告的草场放牧，被告还支付其工资，故原告是将所有羊的羊绒、羊毛全部给予被告的，从双方的对账单据可以看出，原告从未主张过羊绒、羊毛款，且也与被告主张的事实相印证，双方并未就此事有过明确约定，原告在贵院起诉被告劳务费纠纷一案中当庭撤回此项诉讼请求，故该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望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庭归纳该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请求给付卖羊款及羊毛款、羊绒款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原告包那仁满都拉针对争议焦点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1、2013年至2017年的结算单共6页，是被告薛华为原告出具的结算单，原件在原来劳务纠纷案件中，证明2013年被告欠原告羊款31728元，2014年是26469元，2015年和2016年经过结算工资、卖羊款和原告从被告薛华处多预支的工资，三项算完后是原告欠被告3273元，2015年和2016年工资是每年55000元，2017年欠羊款39900元，2018年欠原告羊款是扣除多预支的工资后欠原告52300元，2019年双方没有核算卖羊款，9083元是2019年原告从被告处共支取的工资，2019年3月18日原、被告解除了劳务合同；2、（2019）内2221民初265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工资已经算清楚了，现在原告想要的是卖羊款；3、2014年至2018年原告从被告手中预支钱后原告自己写的账本，证明原告从被告处预支的钱的数额；4、2015、2016、2018年原告部分从被告手中预支的生活费，被告手中的收据和记载，证明被告将其中一个日期改动了，与合计的数额不一致。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1结算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每年的对账单下面有个“计”，每年原告的卖羊款加上原告的工资再减去原告每年从被告处不间断预支的工资及卖羊款等于下面“计”的数额，这个数额是三项结算完后的，每年都当场给付原告了。2015和2016年的结算单，2015年原告从被告多支出了生活费8785元，此款项核算到了2016年，还剩余3273元，2016年的计算方式：2016年原告的卖羊款加上工资减去原告在被告处预支的工资和生活费减去2015年原告从被告多预支的8785元，核算完后原告从被告处多支出了3273元。这是诉状中原告说的2015和2016年多支出的生活费3273元，2018年的工资及卖羊款虽然原被告双方没有进行核算，但是原告从被告处预支了105000元，此款项足以抵扣2018年原告的工资及卖羊款，2018年的工资是55000元。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首先可以证明原告在（2019）内2221民初2657号民事判决书中主张每年的核算单据下面写“计”的数，是尚欠的劳务费，而在本案中原告又主张此款项是未结算的卖羊款，且在（2019）内2221民初2657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证明，原告在诉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将主张的羊毛、羊绒款两项诉讼请求当庭撤回，此两项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证据3账本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认可，因为是原告自己手写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以被告提交的证据为准。被告针对争议焦点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1、对账单据5份，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卖羊款及劳务费的事实，每年核算的差数被告已于核算时给付，通过几张单据可以印证；2、被告预支工资及卖羊款单据一份共11页，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不间断向被告预支工资及卖羊款的事实；3、公安询问笔录一份共4页，证明原告自认2018年被告向其支付105000元人民币的事实，与其主张相互矛盾，原告诉请中说2018年欠卖羊款52300元，但是笔录中原告自认已经给付了50000元的卖羊款，前后矛盾。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认为没给清；对证据2认为有原告本人签字的都认可，对于没有本人签字的都不认可；对证据3公安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所说的不是原告2018年的卖羊款。本院认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证据3因系原告本人书写且被告不予认可本院对其不予采信，对证据4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三份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包那仁满都拉自2012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3月18日期间在被告薛华处打工，由被告薛华雇佣原告在索伦马场的牧点放羊，双方口头约定2013年和2014年的工资为每年50000元，2015年至2019年的工资为每年55000元。原告在为被告放羊的同时也将自有羊只与被告羊只同群放牧，在放羊过程中，原告每年从被告处陆续支取生活费，每年秋季由双方共同售卖羊只后对当年的工资、卖羊款及原告从被告处预支的生活费三项统一进行结算。2019年3月18日，双方发生争议，解除劳务合同。原告认为，根据双方的结算单，被告2013年欠原告羊款31728元，2014年欠原告羊款26469元，2015年和2016年原告多预支生活费3273元，2017年被告欠原告羊款39900元，2018年被告欠原告羊款52300元，2019年原告预支生活费9083元。现原告要求被告结算2013年至2018年卖羊款共计138041元、羊毛款20000元、羊绒款14000元，合计172041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资金占用费用至给付时止。本院认为，原告包那仁满都拉与被告薛华之间的委托放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2013年至2017年双方结算单上的数额均无异议，只是对该金额是否已经给付原告持有异议。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结算单上的数额为每年度原告工资、当年卖羊款及原告当年度从被告处预支的生活费三项内容的结算，根据双方提交的结算单，2013年三项结算完毕后被告欠原告31728元，按照正常交易习惯，如未当场清算，应在下一年度即2014年年底结算时予以扣除，但在2014年结算时并未扣除，这与双方在2015年和2016年的结算方式相矛盾；根据双方2015年及2016年结算单，2015年三项费用结算完毕后，原告因多预支生活费而欠被告8785元，在2016年双方对三项费用结算后，被告应当给付原告5512元，但因2015年原告尚欠被告8785元，故抵销后原告尚欠被告3273元，由此能够看出，双方在结算时对上一年度的未结清款项进行了抵销，这与原告诉称的从未结清欠款自相矛盾；且原告在2019年5月1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自认2018年陆续从被告处预支105000元，扣除工资55000元，还余50000元，但本案中原告诉称2018年被告欠其卖羊款52300元，其陈述自相矛盾；且在（2019）内2221民初2657号民事案件中，原告对上述款项以劳务费进行主张，现对同一款项又以卖羊款主张权利，原告主张前后矛盾，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羊毛款及羊绒款，因原告在本院（2019）内2221民初2657号民事案件中提出该请求，后又当庭撤回该请求，现本案中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那仁满都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0元减半收取1870元，由原告包那仁满都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丽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李 爽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