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6246号 原告：吴敏山，男，197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尧，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钧，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翰诚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143448347F，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盛中村13组53号。 法定代表人：李条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安颖，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金水泉，男，195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吴敏山与被告杭州翰诚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诚公司”）、第三人金水泉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敏山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尧、被告翰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安颖、第三人金水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敏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1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翰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9年12月9日，吴敏山通过11000000元的对价受让取得与翰诚公司（原杭州宁围彩印包装厂，以下简称“宁围彩印包装厂”）合作开发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地块的权利，并与宁围彩印包装厂达成《合作框架协议书》。2010年12月26日，吴敏山（乙方）与宁围彩印包装厂（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解除2009年12月9日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由宁围彩印包装厂与他人合作开发上述地块，吴敏山退出；宁围彩印包装厂同意在以上所涉项目房产竣工验收后，吴敏山有权无偿从宁围彩印包装厂取得新建房产800平方米（不含装修，建筑面积、楼层另行协商），若宁围彩印包装厂在房产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未向吴敏山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办理产权证的，吴敏山有权要求宁围彩印包装厂支付该800平方米房屋市值的等额货币等。2011年1月30日，宁围彩印包装厂以97990000元竞得位于钱江世纪城的地块。同年8月31日，宁围彩印包装厂与他人合作开发上述地块，成立项目公司杭州金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公司”）。现该项目即将竣工，吴敏山遂与翰诚公司协商履行《协议书》相关事宜，但翰诚公司否认《协议书》的效力，并拒绝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吴敏山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事实情况。对翰诚公司答辩中提及的2008年6月18日《合作框架协议书》、2009年12月9日《协议》、2010年初与吴敏山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2010年初至同年12月26日间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2010年12月26日《协议书》等五份协议签订的事实予以确认。其中，乙方为吴敏山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系于2009年12月9日（即前述《协议》签订当日）签订，乙方为北京无限时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限时空公司”）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系于2010年初签订。吴敏山在2009年12月9日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之后，按约寻找了数家公司参与合作开发案涉项目，但因各种原因，均未能实际履行，故最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前述2009年12月9日《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相关协议已于2010年12月26日解除。在此期间，吴敏山未实际出资或投入任何款项，亦未与宁围彩印包装厂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其从案外人浙江天嘉投资有限公司（原为浙江天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天嘉公司”）处受让合作开发案涉地块的权利，系以其对天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涂国富享有的11000000元债权抵偿。相关债权凭证原件在签订五方《协议》时已当场交付给金水泉，其中5500000元债权已于《协议》签订之时抵偿。《协议》签订后至今，吴敏山一直无法联系到涂国富。据悉，涂国富因负债太多，已不知所踪。其后，虽然《协议》经协商一致解除，但因宁围彩印包装厂已实际取得了案涉地块，故《协议》约定的剩余5500000元债务亦已免除。吴敏山从宁围彩印包装厂无偿获取的800平方米项目房产，并非由宁围彩印包装厂赠与，而系2009年12月9日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相关协议经协商一致解除后，吴敏山可获得的补偿。同时，无偿取得该800平方米房产也是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吴敏山无须支付对价。至于前述《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相关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具体原因，吴敏山目前无法详细阐述。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其一，金水泉有权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协议书》。第一，案涉《协议书》明确载明甲方系宁围彩印包装厂，法定代表人为金水泉，金水泉亦在甲方处签名，足以证明金水泉系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署该《协议书》。第二，庭审中金水泉关于其系以个人名义与吴敏山签订《协议书》的主张不能成立。该当庭陈述内容与客观书面证据不符；金水泉与宁围彩印包装厂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明显系为了让宁围彩印包装厂不承担《协议书》约定义务，才在庭审中作此陈述，金水泉所作陈述不应予以采信。第三，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民事活动并不需要公司书面授权，该代表权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可见，金水泉作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该厂从事民事活动，其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应由该厂承担。第四，翰诚公司提交的《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及杭州萧山宁围彩印包装厂《企业章程》并未对金水泉的代表权进行限制，金水泉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并未超越法律规定或者章程规定权限，该《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应由翰诚公司承受。退一步讲，即便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金水泉的代表权作出相应限制，也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即吴敏山。其二，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系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对于房屋面积的分配处置，各方均进行了充分协商，完全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其三，案涉《协议书》的签订不存在吴敏山与金水泉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翰诚公司的相关主张完全系其单方假想的不实之词，无相应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其四，吴敏山不存在胁迫金水泉签订《协议书》的行为。金水泉关于其为了宁围彩印包装厂能够顺利摘牌拿地及个人名誉地位等，被迫签订《协议书》的相关主张，系其单方不实之词。第一，政府土地挂牌出让有严格的程序，整个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吴敏山无能力阻挠宁围彩印包装厂摘牌，亦无能力使金水泉无法担任宁围彩印包装厂厂长，宁围彩印包装厂完全可以公开竞价拿地，且金水泉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系基于胁迫签订案涉《协议书》。故金水泉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事实上，案涉《协议书》签订地点为杭州市萧山区某咖啡厅，金水泉述称的在场人员的确均在场。该《协议书》除签名以外的手写内容系由汤钧律师当场书写。见证人王某［系浙江翰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文公司”）股东，而翰文公司名义上持有金博公司40%的股权］在案涉房产项目中享有股权，系隐名股东；案外人马千里（系翰文公司股东）也是隐名股东。当时众股东（王某、马千里代表瀚文公司，金水泉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对案涉地块开发后的房产如何分配进行沟通协商后，由金水泉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了案涉《协议书》。虽然金水泉当时未携带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但其系以宁围彩印包装厂负责人身份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签订不存在翰诚公司所称的恶意串通情形及金水泉所称的胁迫情形。目前，案涉地块已由金博公司实际开发。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最初的股东为宁围彩印包装厂及瀚文公司。而瀚文公司最初的股东的确包括马千里和王某，之后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杭州加乾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乾公司”）。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自双方签字时依法成立并生效。吴敏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吴敏山的诉讼请求。 翰诚公司辩称，首先，关于翰诚公司的基本情况。翰诚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29日，前身为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后于2002年3月5日更名为杭州萧山宁围彩印包装厂。该厂原经济性质为残联集体所有制企业，后于2012年9月6日变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翰诚公司。宁围彩印包装厂隶属于原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宁围镇残联”）领导，唯一股东为宁围镇残联；该厂成立宗旨为发展残疾人事业、筹集残疾人事业资金、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注册资本全额由宁围镇残联筹集缴纳（设立时注册资金为180000元，由宁围镇残联筹集拨入，后增资至1800000元，亦由宁围镇残联全额投入），并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将企业销售额的5‰依法上交主管部门，作为残疾人福利补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依据法律及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规定，企业法人（即宁围彩印包装厂）依法对企业一切经营活动具有经营决策和生产指挥权，企业法人代表（即金水泉）由宁围镇残联推荐，报经原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人民政府批准任命。其次，关于本案的事实情况。2008年，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萧储第4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宁围彩印包装厂符合竞买人须为社会集体福利企业的要求，欲参与竞买。后宁围彩印包装厂与案外人天嘉公司协议约定合作开发该地块房产项目。2008年6月18日，宁围彩印包装厂、天嘉公司、金水泉（系原宁围彩印包装厂负责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天嘉公司对前述房产项目全额出资（包括土地出让金）并负责实际开发，项目收益归天嘉公司，宁围彩印包装厂须参与竞买并获取地块《土地使用权证》，项目竣工后，宁围彩印包装厂可无偿获取项目房产7500平方米；2008年7月18日前，天嘉公司须与宁围彩印包装厂成立项目公司，该公司20000000元注册资本均由天嘉公司出资，其中宁围彩印包装厂占股60%，天嘉公司占股40%；若宁围彩印包装厂无法获得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则项目公司应于一个月内返还天嘉公司20000000元，并依照天嘉公司实际出资额的20%向天嘉公司支付违约金；若宁围彩印包装厂擅自与第三方合作开发该项目，则须赔偿天嘉公司50000000元，金水泉承诺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前述履约行为向天嘉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若天嘉公司违约，则须以7500平方米项目房产市值的等额货币赔偿宁围彩印包装厂。2008年8月14日，双方依约成立了项目公司浙江广来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来公司”）。但天嘉公司因资金短缺，未向广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20000000元。2009年12月9日，天嘉公司向宁围彩印包装厂披露，其实际系与吴敏山合作开发前述项目，现天嘉公司欲将其与吴敏山合作协议中属天嘉公司部分的开发权利义务转让给吴敏山，以此代偿涂国富（系天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欠吴敏山的11000000元债务。即项目开发者改为仅由吴敏山与宁围彩印包装厂组成，天嘉公司全部退出。宁围彩印包装厂表示同意。后宁围彩印包装厂、天嘉公司、金水泉、吴敏山、涂国富五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吴敏山应立即将11000000元债权凭证原件存放金水泉处，待债务结清时由金水泉归还给涂国富；《协议》签字生效后，天嘉公司将项目开发权利及义务一并转让给吴敏山，吴敏山立即免除涂国富5500000元债务；吴敏山与宁围彩印包装厂的合作模式另行协定，另设新的项目公司；待土地挂牌新项目公司后，吴敏山再免除涂国富剩余5500000元债务。且各方还约定房产项目竣工验收后，天嘉公司可从宁围彩印包装厂处获得项目房产1000平方米，吴敏山承诺补腾等值1000平方米房产面积，返还给宁围彩印包装厂，若宁围彩印包装厂违约，则吴敏山、金水泉承诺为此承担连带责任。但《协议》签订至今，吴敏山仍未将11000000元债权凭证原件实际交付给金水泉。2010年初，宁围彩印包装厂、吴敏山、金水泉重新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吴敏山对项目全额出资（包括土地出让金）并负责实际开发，项目收益归吴敏山所有，宁围彩印包装厂须参与竞买并获取地块《土地使用权证》；鉴于前述五方《协议》约定宁围彩印包装厂须给予天嘉公司项目房产1000平方米，且吴敏山已承诺补腾等值1000平方米房产面积，返还给宁围彩印包装厂，故在新的《合作框架协议书》中约定宁围彩印包装厂获取的房产面积由原来的7500平方米增至8500平方米；2010年3月20日前，吴敏山须指定一家投资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成立新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0元均由吴敏山出资，宁围彩印包装厂占股60%，吴敏山占股40%，若未按期设立新项目公司，则吴敏山须向宁围彩印包装厂汇款20000000元，作为设立项目公司之用；若宁围彩印包装厂无法获取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则须在一个月内退还吴敏山此前支付的20000000元备用金，并按照吴敏山实际出资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若宁围彩印包装厂擅自与第三方合作开发该项目，则须赔偿吴敏山50000000元，金水泉承诺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上述履约行为向吴敏山提供连带担保；若吴敏山违约，则须以8500平方米项目房产市值的等额货币赔偿宁围彩印包装厂。上述新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吴敏山不断以各种借口拖延，未依约指定投资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设立新的项目公司，亦未向宁围彩印包装厂支付过任何款项，严重妨碍宁围彩印包装厂开展土地竞买工作。后在宁围彩印包装厂再三催告下，吴敏山指定案外人无限时空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签署了另一份《合作框架协议书》。但该协议签订后，吴敏山与其指定的投资公司无限时空公司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未设立项目公司，也未有任何出资。后宁围彩印包装厂得知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于2010年9月20日至同年9月30日期间挂牌，竞价时间确定在同年9月30日14时30分开始。眼看土地竞买时间即将来临，宁围彩印包装厂遂再三催促吴敏山。吴敏山最终承认其违约行为，告知宁围彩印包装厂其确实无资金、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解除前述所有《合作框架协议书》，同时为保护宁围彩印包装厂合法权益，其同意宁围彩印包装厂与另外的第三方合作开发该地块项目。据此，双方口头协商解除了2009年12月9日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相关协议。其后，前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被人举报违规操作而未按期挂牌，直至2011年2月才二次由宁围彩印包装厂竞拍成功。至此，吴敏山不负责任的违约行为及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行为，不仅导致宁围彩印包装厂无法在短期内筹得土地竞买保证金等各项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开发合伙人，还造成了宁围彩印包装厂的极大困扰与损失。案涉地块现由翰诚公司与案外人加乾公司共同设立的金博公司开发建设，且与电联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联公司”）存在相关合作。但加乾公司、电联公司与吴敏山无任何关联，该项目开发建设自始至终与吴敏山无关。翰诚公司认为，首先，案涉《协议书》非宁围彩印包装厂所为意思表示，与宁围彩印包装厂无涉。其一，法律明文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集体企业”）经营决策权仅由企业职工享有，厂长金水泉无权对外做经营性决策及处分宁围彩印包装厂财产，仅能决定和处理日常管理性事务。集体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为保障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明确集体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其合法权益，199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国务院令第88号，以下简称“《集体企业条例》”）生效。该《集体企业条例》明确规定，集体企业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集体企业必须保证财产的完整性，合理使用、有效经营企业财产；集体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依照法律、法规和集体企业章程行使管理企业的权力；集体企业外的单位和个人的投资，归投资者所有，作为扶持单位对企业的投资，按其投资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宁围彩印包装厂即是在该经济背景下应时而设。1993年3月29日，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解决残疾人集中安置等社会问题，宁围镇残联积极响应国家法律及政策，筹资设立了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该厂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法人依法对企业一切经营活动具有经营决策和生产指挥权。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福利性集体企业，隶属于宁围镇残联领导，依设立宗旨、法律及企业章程规定，其销售额的5‰须上交主管部门，用于残疾人福利补助，由此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综上可知，宁围彩印包装厂的企业性质非同寻常企业。《集体企业条例》明确规定，企业职工作为法定的集体企业主人，依法享有参加宁围彩印包装厂民主管理、监督宁围彩印包装厂各项活动和管理人员工作、决定宁围彩印包装厂经营管理重大问题等权利。金水泉作为厂长，依法对宁围彩印包装厂及职工大会负责，其身份仅为宁围彩印包装厂负责人，无任何实质经营决策权。《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均明确规定，只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行为及合同行为方为有效。本案中，金水泉私自“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及其全体职工做虚假意思表示，向吴敏山无偿赠送宁围彩印包装厂与第三方合作开发项目的800平方米房产，私自对外做实质性经营决策，已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代表行为应属无效。庭审中，吴敏山认为即便金水泉超越权限私自对外做经营性决策，亦不影响翰诚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相应损失应由翰诚公司向金水泉追偿。翰诚公司认为，吴敏山的前述认知严重错误。第一，本案并非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成立之重要条件是具有足以让吴敏山相信金水泉有代理权的事实且该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合法有效。本案中，金水泉未持有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这已严重违反原、被告双方历来的合同签订习惯。且金水泉当日系受吴敏山临时通知，至宁围彩印包装厂营业地之外的某咖啡厅，于凌晨被吴敏山胁迫签署《协议书》。姑且不论该《协议书》是否已因吴敏山的胁迫行为自始无效，但前述情况已充分证明吴敏山作为恶意第三人，不可能成立表见代理。第二，金水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字，本就系在受胁迫、被逼无奈之下而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行为。翰诚公司作为本案最大受害者，不可能先对威胁实施者承担法律责任，再反过来追究被胁迫者的责任。否则，翰诚公司与金水泉的合法权益便无从保护。退一步讲，即便金水泉未被胁迫，但其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若金水泉超出权限为其他违法行为，如诈骗等，翰诚公司不可能为此担责。法律规定公司超出经营范围对外签订的合同，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当然无效。借鉴至本案中，金水泉已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吴敏山作为明知的非善意第三人，翰诚公司依法无须对其承担任何责任。其二，宁围彩印包装厂对《协议书》的签订毫不知情，亦未加盖公章确认，金水泉作为本案各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其单纯的签字行为属其个人行为，不可能也无法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第一，2008年，天嘉公司违约未向宁围彩印包装厂与其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缴纳注册资本20000000元。2009年12月9日，五方《协议》签订后，吴敏山违约未将11000000元债权凭证原件存放金水泉处。2010年初，原、被告双方签订新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后，吴敏山违约未指定投资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设立新的项目公司，且违约未向宁围彩印包装厂汇款20000000元。之后，吴敏山再指定无限时空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合作。但吴敏山与其指定的无限时空公司仍旧未履行合同义务，未设立新的项目公司，也未有任何出资。上述过程中，合作主体及内容反复因吴敏山的要求而发生数次变动，宁围彩印包装厂其实一心只想要吴敏山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缴纳出资并实际开发。不料，吴敏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违约欺骗宁围彩印包装厂。按照常理判断，在长达两年半的磋商过程中，吴敏山不停地欺骗违约，无任何实际付出，且造成了宁围彩印包装厂极大困扰与损失，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集体企业，在被吴敏山严重妨碍，无法推进土地竞拍工作的情况下，不可能与其签订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协议书》，也不可能答应吴敏山无条件赠与其800平方米项目房产的无理要求。宁围彩印包装厂绝不可能罔顾集体企业、残联股东及国家利益，作出如此不合逻辑和常理的行为。第二，再结合本案所有合同证据来看，除了案涉手写《协议书》之外，之前各方签订的所有合同均系规范的印刷文本，且宁围彩印包装厂对所有合同都加盖了企业公章予以确认，唯独案涉《协议书》系由吴敏山与金水泉现场签署，且系吴敏山一方手写的潦草文本，亦未加盖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在原、被告双方历来的契约习惯中，吴敏山系明知宁围彩印包装厂乃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的，其也深知只有公章才是宁围彩印包装厂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法表现形式，只有宁围彩印包装厂在合同上加盖企业公章，才可视为其对合同条款的认可。公章作为企业经营活动中行使职权的重要凭证和工具，是企业法人的权力象征。在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审查是否加盖法人公章，已成为判断法人民事行为是否成立及生效的重要标准，因为只有企业公章才是法定的企业身份及权力证明。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只有具备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方才有效。本案中，案涉《协议书》系在宁围彩印包装厂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宁围彩印包装厂自始无意思表示，遑论意思表示的真伪。金水泉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在无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其单纯的签字行为无法证明其代表的系宁围彩印包装厂的意思。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受害者，若在毫不知情、从未参与的情况下，还要对完全虚假、严重违背历来交易习惯的民事行为负责，便无法律公正可言。综上，案涉《协议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宁围彩印包装厂无须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集体企业，其财产及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容任何人侵犯。其次，因吴敏山胁迫金水泉，与金水泉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集体及宁围彩印包装厂利益，故案涉《协议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中，双方互负债务，且两个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吴敏山作为先履行一方，一而再再而三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合同早已因吴敏山的履行不能而自动失效。吴敏山明知土地竞买日期即将来临，宁围彩印包装厂必将参与竞拍，故在其主动提出解除《合作框架协议书》后，又故意不与宁围彩印包装厂补签合同解除的相关书面证明，一早便恶意盘算日后反过来追究宁围彩印包装厂的“违约责任”，妄想毫无付出即空手坐享50000000元的违约赔偿利好。因金水泉对上述50000000元违约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宁围彩印包装厂绝对有理由相信，2010年12月26日吴敏山与金水泉恶意串通，以免除金水泉对上述50000000元违约赔偿的连带保证责任作为条件，要求金水泉在案涉《协议书》中虚假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字，佯装此签字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意思表示，期望以此“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即凭此《协议书》获取宁围彩印包装厂800平方米房产的集体财产。另外，庭审调查也已充分证明，吴敏山一早便处心积虑、预谋全局，在未告知宁围彩印包装厂的情况下，带着多名律师及亲属，草拟好了案涉不平等协议，以使金水泉丧失原厂长职位逼迫金水泉签字，意图空手获取宁围彩印包装厂的集体财产，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宁围镇残联注资持股的集体企业，其财产依法属于企业劳动群众、全体职工所有，且宁围镇残联作为企业唯一股东，依法享有企业收益分红权。吴敏山胁迫金水泉签订案涉《协议书》，损害国家利益；其与金水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其还欲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宁围镇残联、社会残疾人等公共利益。故案涉《协议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再次，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特有的一项基本原则，系市场经济活动中道德规则的法律化，贯穿于民事活动始末，彰显衡平及正义。公平原则要求行为人在民事活动中应以社会正义、公平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平衡各方利益，确定各方权利义务。民事主体的双方权利义务应当相一致，各方合理地承担民事责任，但不应履行任何不公平义务。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其财产及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容侵犯。案涉《协议书》内容明显有悖公平原则，如若认定有效，吴敏山即可在零付出、零损失的情况下，空手坐享800平方米他人房产的横财。如此，宁围彩印包装厂、宁围彩印包装厂的集体职工、社会残疾人及国家由此遭受的巨大损失将无法得到救济。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吴敏山的诉讼请求。 金水泉述称，案涉《协议书》系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订，并非自愿。在案涉地块第一次挂牌时，吴敏山及案外人蒋根娟恶意举报，导致挂牌失败。在该地块第二次挂牌前，蒋根娟约金水泉见面。当时，案外人金淑珍与金水泉一同前往，在场的还有吴敏山的舅舅张兴民、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钧律师及案外人王某律师。吴敏山一方威胁金水泉称，若不答应将案涉《协议书》约定的项目房产800平方米无偿赠与吴敏山，便绝不会让案涉地块挂牌成功，还要金水泉承担50000000元的赔偿责任，也不让金水泉继续担任宁围彩印包装厂厂长职务，谈判时间从当天下午2时持续至深夜12时许。在此情况下，金水泉为顺利摘牌萧储第4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只好签署了案涉《协议书》。书写该《协议书》所使用的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便笺纸来源于汤钧律师，除签名之外的全部手写内容均由汤钧律师书写。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该房屋由甲方负责将产权证70%办至乙方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名下，30%应保留在甲方名下，但相关权益由乙方享有”，系因吴敏山等人清楚相关政策要求须保留30%的产权给宁围彩印包装厂。当时，蒋根娟用各种手段讨好金水泉，金水泉碍于面子，遂签订了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于本协议第一条享有的权利需转让他人，甲方应予配合。甲、乙双方对本协议均负保密义务”，系因包括汤钧律师分得200平方米项目房产等在内的内容均不宜对外公开，需要保密。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本协议书签订后，乙方及乙方相关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挠、影响甲方顺利摘牌，如有类似行为，甲方有权不予补偿”，系因吴敏山等人在该《协议书》签订之前曾有胁迫金水泉及阻挠、影响宁围彩印包装厂摘牌的行为。目前，案涉地块已由翰诚公司与电联公司合作成立的金博公司实际开发，加乾公司系电联公司的子公司。电联公司系由朋友介绍给金水泉，与吴敏山无关。综上所述，案涉《协议书》系金水泉为了厂长职务及免除50000000元违约金的连带赔偿责任等个人利益而被迫签订，与宁围彩印包装厂无关，宁围彩印包装厂的其他人员对前述情况并不知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吴敏山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吴敏山提交的《协议》、《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地块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书》（乙方为吴敏山）各一份，翰诚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情况》、《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企业章程》、《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地块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书》（乙方为浙江天嘉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地块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书》（乙方为吴敏山）各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吴敏山提交的《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吴敏山与宁围彩印包装厂约定解除共同开发钱江世纪城地块的《协议》，并对《协议》解除后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的事实；该协议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经质证，翰诚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书》系吴敏山与金水泉非法签订，意图侵害宁围彩印包装厂的合法权益，宁围彩印包装厂对此不知情、不认可、不负责，该《协议书》与宁围彩印包装厂无关。金水泉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书》最后签订时间为深夜12时，当时双方激烈争论且时间较晚，金水泉已经头昏脑胀，系被迫签订。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金水泉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关于该《协议书》的效力，结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下文详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9日，杭州宁围彩印包装厂（甲方，上下文统称“宁围彩印包装厂”）、天嘉公司（乙方）、金水泉（丙方）、吴敏山（丁方）、涂国富（戊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天嘉公司在2008年6月18日其与吴敏山以天嘉公司名义同宁围彩印包装厂、金水泉签订的《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地块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书一》”）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吴敏山，宁围彩印包装厂与吴敏山之间的具体合作模式由双方另行协议；吴敏山立即、不可撤销地免除涂国富5500000元债务，双方无须另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书，以本协议作为涂国富偿还5500000元的法律凭据，《合作框架协议书一》中所涉项目所需的土地经合法挂牌至宁围彩印包装厂或宁围彩印包装厂与吴敏山的合作公司，吴敏山立即、不可撤销地再免除涂国富5500000元债务（合计11000000元）；本协议签署后，吴敏山应立即将其拥有的11000000元对涂国富的债权的凭证原件（2008年12月15日涂国富出具的借条）存放于金水泉处，待吴敏山与涂国富的债权债务结清之时归还给涂国富；宁围彩印包装厂、金水泉、吴敏山共同承诺，作为对天嘉公司的补偿，《合作框架协议书一》中所涉项目房产竣工验收后，天嘉公司有权从宁围彩印包装厂无偿取得新建房产10层以上不含装修的房屋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具体楼层届时另行协商），该房屋由宁围彩印包装厂和吴敏山负责将产权证办至天嘉公司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名下，并由天嘉公司承担相应税费，若在房产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未向天嘉公司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办理产权证，天嘉公司有权要求以该1000平方米房屋的市场价值计算的等额货币直接补偿给天嘉公司，宁围彩印包装厂、金水泉、吴敏山对此承担共同的连带偿付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合作框架协议书一》即作废。同日，宁围彩印包装厂（甲方）、吴敏山（乙方）、金水泉（丙方）签订《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地块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书二》”）一份，约定在2010年3月20日前由吴敏山指定某一投资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共同发起成立开发位于钱江世纪城临市心路不少于15亩的商业（办公）用地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暂定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以实际登记的为准），宁围彩印包装厂、吴敏山各出资60%、40%，其中应由宁围彩印包装厂出资的60%资本即12000000元由吴敏山垫资，若在2010年3月20日前未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则吴敏山向宁围彩印包装厂汇入人民币20000000元，在注册项目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宁围彩印包装厂不得移作他用；开发所需的所有资金及《土地使用权证》获取之后的其他开发工作均由吴敏山实际负责，并承担全部开发的权利与义务，宁围彩印包装厂对开发所需资金不负实际出资义务，自获取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后，宁围彩印包装厂即已完成自身义务；作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合作报酬，其有权在吴敏山以项目公司名义取得上述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并在相应房产竣工验收后，无偿取得新建写字楼10层以上不含装修的房屋8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具体楼层由吴敏山视情况确定并告知宁围彩印包装厂），该房屋由宁围彩印包装厂自己办理产权证并承担相应税费，吴敏山予以配合；宁围彩印包装厂违反本协议，擅自以自己名义、自己股东的名义或其他关联企业（如同一股东的企业）名义与第三方进行上述地块内任何形式的合作或以其他实际行为违背本合作协议的，构成恶意违约，应一次性赔偿吴敏山违约金50000000元；为平衡双方开发风险，金水泉愿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履约行为向吴敏山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前述《合作框架协议书二》签订后，吴敏山未按约出资或投入任何款项，亦未指定任何投资公司与宁围彩印包装厂共同发起成立开发前述地块的项目公司。2010年12月26日，金水泉以宁围彩印包装厂（甲方）的名义与吴敏山（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解除2009年12月9日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二》及相关的补充协议，由宁围彩印包装厂与他人合作开发上述地块，吴敏山退出；宁围彩印包装厂同意在以上所涉项目房产竣工验收后，吴敏山有权无偿从宁围彩印包装厂取得新建房产800平方米（不含装修，建筑面积，具体楼层届时另行协商），该房屋由宁围彩印包装厂负责将产权证70%办至吴敏山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名下，30%应保留在宁围彩印包装厂名下，但相关权益由吴敏山享有，吴敏山应按购房者同等条件承担相应税费；若宁围彩印包装厂在房产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未向吴敏山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办理房产证及土地证的，吴敏山有权要求宁围彩印包装厂按该800平方米房屋市值的等额货币支付；甲、乙双方对本协议均负保密义务；本协议签订后，吴敏山及吴敏山相关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挠、影响宁围彩印包装厂顺利摘牌，如有类似行为，宁围彩印包装厂有权不予补偿。金水泉作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案外人王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另查明，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设立于1993年3月29日。根据《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规定，该厂为残疾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由宁围镇残联筹措拨入，隶属于宁围镇残联领导，其企业法人依法对企业一切经营活动具有经营决策和生产指挥权，本企业法人代表由宁围镇残联金水泉担任；本企业按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销售额的5‰上交主管部门，企业实现利润经审计核实后，并按规定进行财务分配，实行独立核算。2002年3月5日，该厂变更名称为杭州萧山宁围彩印包装厂。根据杭州萧山宁围彩印包装厂《企业章程》规定，该厂注册资金1800000元由宁围镇残联投入。2004年3月30日，杭州萧山宁围彩印包装厂变更名称为杭州宁围彩印包装厂（上下文统称“宁围彩印包装厂”）。2012年9月6日，宁围彩印包装厂变更名称为杭州翰诚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上下文统称“翰诚公司”），企业类型由集体企业变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又查明，案涉地块已由翰诚公司与案外人成立的金博公司实际合作开发。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对案涉《协议书》效力的认定。首先，案涉《协议书》是否对宁围彩印包装厂产生法律效力。其一，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协议书》明确载明甲方为宁围彩印包装厂，但未加盖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可见，该《协议书》系金水泉以宁围彩印包装厂名义签订。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及《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之规定，金水泉作为宁围彩印包装厂的负责人，其以宁围彩印包装厂名义签订的《协议书》，对宁围彩印包装厂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其超越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或权力机构对其代表权的限制，对外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原则上仍为有效，除非协议相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即协议相对方为非善意相对人。因此，判断案涉《协议书》是否对宁围彩印包装厂产生法律效力，关键在于判断金水泉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否超越权限，以及吴敏山是否为善意相对人。其二，根据《集体企业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厂长（经理）在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一）领导和组织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和行政工作；（二）主持编制并向职工（代表）大会提出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固定资产投资方案；（三）主持编制并向职工（代表）大会提出企业机构设置的方案，决定劳动组织的调整方案；（四）按照国家规定任免或者聘任、解聘企业中层行政领导干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五）提出企业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六）提出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方案、工资调整方案、劳动保护措施方案、奖惩办法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七）奖惩职工；（八）遇到特殊情况时，提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建议；（九）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根据《集体企业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一）制定、修改集体企业章程；（二）按照国家规定选举、罢免、聘用、解聘厂长（经理）、副厂长（副经理）；（三）审议厂长（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四）审议并决定企业职工工资形式、工资调整方案、奖金和分红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五）审议并决定企业的职工奖惩办法和其他重要规章制度；（六）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可见，根据前述行政法规的规定，集体企业的负责人即厂长仅有权提出企业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应由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定，厂长提交的各项议案及企业职工工资形式、工资调整方案、奖金和分红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应由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决定。本案中，《协议书》关于吴敏山有权无偿从宁围彩印包装厂取得新建房产800平方米的约定，显然系对宁围彩印包装厂财产及利润的分配，应当由该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决定，金水泉作为厂长，无权做出决定。另结合《萧山市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第六条“本企业隶属镇残联领导，其企业法人依法对企业一切经营活动具有经营决策和生产指挥权”，及第八条“本企业按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配备足够的财务管理人员，按现行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和规定严格执行，并销售额的5‰上交主管部门，企业实现利润经审计核实后，并按规定进行财务分配，实行独立核算”之规定，宁围彩印包装厂的经营决策权属于企业法人，利润分配应经审计并按规定执行，金水泉作为法人代表，无权擅自处分。综上，无证据显示金水泉对外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协议书》已取得该厂授权，其以宁围彩印包装厂名义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系超越权限的行为。其三，关于吴敏山是否系善意相对人的认定。第一，虽然根据前述《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不能苛求吴敏山具有审查宁围彩印包装厂章程及职工（代表）大会对金水泉代表权限制情形的义务，但结合本案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二》载明的内容“鉴于甲方作为福利机构，享有政府特殊政策，可以获取位于萧山区亩的商业（办公）用地的土地开发使用权”，以及吴敏山庭审中自认的案涉《协议书》第一条关于吴敏山无偿从宁围彩印包装厂取得的新建房产800平方米“由甲方将产权证70%办至乙方指定的个人或单位名下，30%应保留在甲方名下，但相关权益由乙方享有”之约定，系基于吴敏山对宁围彩印包装厂企业经济性质及双方合作开发的地块性质的限制的了解等事实来看，吴敏山对于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宁围镇残联全资设立的残疾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系明知。而前述《集体企业条例》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关于集体企业负责人、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的规定，属于吴敏山应当知晓的范畴。也就是说，吴敏山应当知道金水泉无权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对该厂的财产或利润分配做出决定，包括将800平方米新建房产无偿转让给吴敏山。第二，从宁围彩印包装厂与天嘉公司、吴敏山、涂国富等签订的数份《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文本来看，宁围彩印包装厂作为合同一方签署协议时，除由其负责人金水泉签字外，均加盖了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而案涉《协议书》仅由金水泉本人签字，未加盖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不符合宁围彩印包装厂的签约习惯。吴敏山作为合同相对方，在金水泉以宁围彩印包装厂名义签订《协议书》的情况下，未要求对方加盖宁围彩印包装厂公章，也未对宁围彩印包装厂的章程、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文件进行审查，显然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并进一步印证了吴敏山应当知道金水泉代表宁围彩印包装厂签订《协议书》未取得该厂授权的事实。综上，吴敏山在本案中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案涉《协议书》对宁围彩印包装厂不产生法律效力，应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其次，案涉《协议书》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根据《集体企业条例》第三条规定，集体企业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根据该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集体企业必须保证财产的完整性，合理使用、有效经营企业的财产”；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必须遵循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根据该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集体企业必须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接受审计监督，加强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集体企业的税后利润，由企业依法自主支配。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确定公积金、公益金、劳动分红和股金分红的比例”。因此，案涉《协议书》所涉宁围彩印包装厂与第三方合作开发项目新建房产的分配，涉及国家、集体及个人利益，而吴敏山与金水泉私自签订《协议书》，对其中800平方米房产进行处分及无偿转让的行为，显然损害了国家、集体及宁围彩印包装厂利益。另从该《协议书》关于吴敏山无偿取得的800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办理，及协议双方应对协议负保密义务等约定来看，吴敏山与金水泉对其擅自处分宁围彩印包装厂财产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亦属明知，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且有理由相信金水泉签订该《协议书》确系为免除其个人可能须承担的50000000元违约金的连带保证责任之目的，故吴敏山与金水泉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综上，案涉《协议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应属无效。对宁围彩印包装厂及金水泉的相关辩称，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对吴敏山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1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吴敏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吴敏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宋晓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