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26民初2148号原告：王家勇，男，1968年11月14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忠，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福伟，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淑容，女，1963年5月15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波，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本经，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家勇与被告朱淑容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较为复杂争议大，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被告于2017年12月8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1月9日作出（2017）黔0326民初2148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朱淑容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朱淑容不服裁定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2月7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民辖终2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第一次庭审王家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忠、鲍福伟，朱淑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波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王家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忠、鲍福伟，朱淑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波、李本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家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4月4日签订的《合资新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的协议》有效；二、判令朱淑容将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工商营业执照、民办学校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原告王家勇名下；三、判令朱淑容解除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在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区支行的对公银行账户（账号：2321026001201100010588）的挂失；四、判令被告以2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赔偿原告从2017年7月6日起至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对公银行账户（账号：2321026001201100010588）解除挂失之日的经济损失；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系个体工商户，朱淑容为该幼儿园经营者。因该幼儿园硬件设施不达标，导致幼儿园无法取得办学资质，为改善办学条件，经相关部门批准以土地出让的方式取得了务川县新城区兴之柯背后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务国用2016第050号）。此后，由于原告在务川县有较高的办学影响力，被告以资金困难为由多次请求原告提供资金支持，与其共同修建新园。2016年4月4日，双方签订了《合资新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前幼儿园的资产作为被告在本次合伙的入股金（双方确认金额为150万元），待新园建设完毕并获得办学审批后再确认双方股份占比份额。同时，约定由原告出资建设新园并全权处理合伙事务，并且在双方合伙事务顺利开展的情况下，由被告将幼儿园注销并重新办理登记至原告名下。协议签订后，被告将幼儿园的相关手续及公章一并交付原告保管，并由原告全权负责合同事务。原告首先向国土局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并投入了资金启动新园的建设，现原告个人投入资金已达2000余万元，项目基础、主体均已竣工验收完毕待投入使用。在此过程中，被告从未对该项目进行出资，还多次因个人原因在合伙事务中撤资。2017年8月，原告需用幼儿园对公账户支付新园建设的工程进度款，才得知被告已经将该对公账户申请了挂失，导致项目工程进度款无法支付，致使项目无法顺利开展。同时，2017年8月30日，被告在《今日务川》报刊上刊登了虚假的遗失启示，声明喜洋洋幼儿园相关手续、公章已经遗失。该行为不但导致幼儿园对公账户里的款项无法支取，而且造成了新园相关行政手续无法顺利获批，对新园的顺利开园造成了恶劣影响。另外，被告不顾相关部门的责令，在喜洋洋幼儿园的旧址继续违法招生600余名，该旧址具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当将喜洋洋幼儿园的经营者变更给原告，由原告尽快落实新园开园手续，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综上所述，合资新建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自己的多方努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巨额资金，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多次违反协议约定，并阻碍工程的施工进度，被告的行为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伙协议，致使合伙协议事务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双方在无法协商的情况下，诉至法院，提出诉状之请。朱淑容辩称，原、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什么协议，因此对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对自己的银行账户进行挂失，属于经营管理中的正常行为，原告要求解挂和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合资新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的协议》（以下简称《合资新建校区协议》）（2016年4月4日）、《补充协议》（2016年8月28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财物交接明细分类账、《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印鉴卡》（主、副卡各一张），证明喜洋洋幼儿园办学旧址因不符合办学标准，被告无力建设新园，多次寻求原告合资办园，为此双方签订了合伙办园的相关协议；协议确定原告全权出资修建幼儿园新园项目并全面负责新园的经营和管理，被告以经营旧园所拥有的有形、无形资产作价175万元作为在整个合伙事务的股金出资且被告随时有增资和减资的权利，并确认了由原告行使幼儿园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待新园竣工使用后，进行行政变更；自协议签订日，被告即将合伙事务开展需要的相关手续一并移交给原告，并对修建新园已经支出的费用和老园的相应资产进行了对账；同时，双方对对公账户的资金支取重新在银行进行了备案，增加了原告的个人印章作为取款凭证。二、《务川自治县教育局关于都濡镇喜洋洋幼儿园申请办园评估的批复》（务教复（2014）2号）、《关于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备案通知》（务发改备（2014）46号）、《土地使用权证》（务国用（2016）第5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20020143067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2000201623511号）、《工程异地建设许可证》[人防易字（2016）第19号]，证明新建喜洋洋幼儿园项目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原、被告双方合伙事务具有合法性。三、《建设施工合同》（GF-2013-0201）、《务川自治县建设施工合同备案登记表》、《建设工程监理合同》（GF-20120022）、《建设工程勘察合同》（GF-2000-0203）、《建设工程质量监测合同》（2016-0044）、《喜洋洋幼儿园塑钢窗、铝合金窗工程施工合同》、《楼梯及天台栏杆施工合同》、《务川县喜洋洋幼儿园弱电施工合同》、《北京红缨幼儿园连锁旗舰园》（加盟合同）、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工程部分支出票据凭证（80张）、喜洋洋幼儿园新校区现状照片（两张），证明原告严格按照合伙合同约定，积极履行自身义务，开展新园项目的建设工作，同时新园项目建设中原告作为幼儿园法定代表人签订了相应合同，并支付相应工程款，现新园项目已基本完工的事实。四、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2016年3月-2017年春节财物报表两份、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三张、喜洋洋幼儿园工资清册、《租赁合同》。证明原告按照合同履行了出资和融资义务，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被告299036元以及被告中途退资15万元的事实；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合同的约定从喜洋洋幼儿园每月领取工资5000元的事实；被告依据协议约定，2016年度-2017年度聘任被告为幼儿园旧园区园长，在其经营期间，幼儿园为亏损状态。五、《遗失启示》、《关于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支票未支取的情况说明》、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4674647.58元）、公章及财务章原件。证明2017年8月，被告在《今日务川》报刊刊登虚假遗失启示，声明幼儿园公章及相关手续已经遗失，该行为导致幼儿园对公账户里的款项无法支取，导致项目无法顺利开展；幼儿园公章、财务章以及相关手续并未遗失，被告以明示的行为恶意阻却合伙事务的顺利开展，属于严重的逾期违法行为，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六、《借条》一张、银行转账依据五张。证明被告恶意冻结喜洋洋幼儿园对公账户后，原告对外借款250万元开展新园项目建设工作，从2017年7月6日截止起诉之日，按照月息2％计算，共计80666.68元。七、贵州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许可证。证明涉案喜洋洋幼儿园已经竣工并交付使用，原告履行了主要义务，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约定，被告应根据合同将幼儿园法人变更到原告名下。八、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218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10KV线路变压器安装工程协议书》、《务川自治县中小学附属配套建设工程合同》、《成交确认书》、《明细分类账2016.4.4》。证明被告签署合同均是亲笔签名，没有以盖章代替签字的习惯。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218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三、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9]文鉴字第4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四、证人甘某（被告丈夫）的证言。证明原、被告在2016年4月4日没有签订过任何协议。此天上午9时余证人及被告到原告办公室对账，对账不到一个小时结束。五、营业执照各一份、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各一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一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朱淑容，2019年3月28日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名称变更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为新建幼儿园新校区，2016年7月26日，务川自治县人民政府向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颁发务国用（2016）第0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座落务川自治县都濡镇新城区兴之柯背后、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6666.7㎡），2016年7月19日、2016年10月27日，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分别取得务川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地字第52000020143067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200002016235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新校区建设过程中，被告朱淑容邀请原告王家勇投资与其共建新园，王家勇也实际组织资金进行建设，截止本案受理前该园区工程项目基础、主体均已竣工验收完毕。2017年8月30日，被告在《今日务川》报纸上刊登如下《遗失启示》：兹有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不慎遗失土地使用证书一本，证号为52520326308824735J；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书一本，证号为52000020143067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书一本，证号为520000201623511；人防易地建设许可证书一本，证号为人防易字[2016]19号；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财务公章一枚；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行政公章一枚。被告持遗失启事告知银行不能支取账户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账户上款项。同日，原告持转账支票到银行支取款项，因被告未在银行作出书面变更，银行只能认定原告挂失，未将款项支取给原告。经查，该银行账户内资金现有400余万元。另查，2017年7月6日，原告向案外人王建国出具250万元借条，约定年利率36%，计息日以资金汇入原告账户时起算，王建国于同日转账25万元、75万元，2017年9月18日转账45万元、55万元，2017年10月9日转账32万元、18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王家勇提交了2016年4月4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以此证明与被告就合资兴办幼儿园达成了协议。被告认为前述三份证据无被告本人签名确认，协议中只有被告、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及原告的印章，系原告伪造，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否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为此，原、被告先后对涉案证据中的印章、公章等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2018年5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受理原告委托鉴定事项，2018年11月30日，该鉴定机构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218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2016年4月4日”的《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落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的《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4.4”的《明细分类帐》、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的《保元.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上的“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公章印文样本是同一枚公章所盖；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0日”的《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上的“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公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公章所盖；但不能确定上述共5枚“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的形成时间。2.上述《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补充协议》、《明细分类帐》上“朱淑容”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私章印文的形成时间。2018年5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受理被告委托鉴定事项，2018年11月30日，该鉴定机构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218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落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4月4日”的《合资新建校区协议》、落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的《补充协议》、落款移交时间为“2016.4.4”的《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上的“朱淑容”红色印文与供比对同名私章样本印文是同一枚私章所盖。2.送检落款时间为“2016.4.4”的《明细分类帐》原件第1页落款“移交人”处“朱淑容”署名字迹红色押名指印不是朱淑容指纹所留。3.送检落款时间为“2016.4.4”的《明细分类帐》原件第1页与《明细分类帐》彩色图片中的相同内容部分具有同源性；《明细分类帐》原件上的右上方书写内容书写“因新园待建在即…融资等事项。”字迹内容及“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红色印文、右中部书写“此款全部付清。”字迹内容、右下方移交人“朱淑容”签名字迹部位的押名红色指印是添加书写、盖印和捺印形成；《明细分类帐》原件上的原有内容与上述添加内容不是同时形成。4、不能确定送检标称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编号为“40205220、04683820”的《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的形成时间。2019年7月3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受理被告如下委托鉴定事项：1.检材1“2016年4月4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移交人（签章）处、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及检材4“2017年8月30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转账支票》落款处“朱淑容印”名章印文与样本1、2、3、4、5、6名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处“2016年4月4日”印刷体文字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处“2016年8月28日”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2019年10月11日，该鉴定机构作出“粤南[2019]文鉴字第4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1“2016年4月4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移交人（签章）处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朱淑容印”名章印文与样本1、2、4、5、6名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检材4“2017年8月30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转账支票》落款处“朱淑容印”名章印文与样本1、2、4、6名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与样本5名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2016年4月4日”《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落款处“2016年4月4日”印刷体文字及检材3“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尾页落款处“2016年8月28日”印刷体文字均应形成于2017年7月前后。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应首先证明该《合资新建校区协议》的真实性，并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围绕《合资新建校区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各持一辞，并各自申请就“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印章及被告的私章等进行了司法鉴定，前述“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的印章及被告的私章不具有唯一性，此至少存在前述幼儿园的印章及被告的私章原本不只一枚；其次即使前述幼儿园的印章及被告的印章客观真实，《合资新建校区协议》也应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被告需认可协议的内容，并且被告自己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加盖幼儿园的印章及被告本人的私章，根据庭审原、被告的陈述，原告陈述签订《合资新建校区协议》时只有原、被告双方在场，被告陈述另有其丈夫在场；其三，原告陈述2016年4月4日，双方签订《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后，被告将幼儿园印章等交付给了原告，但根据被告申请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资料、证件、印章移交清单》印刷体文字形成于2017年7月前后，另根据被告代理人庭审中的陈述，《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原告以办事的名义从原告处借走幼儿园的印章及被告的私章后单方伪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在确认”、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决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关于被告本人是否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加盖幼儿园印章及本人私章，存在诸多疑点，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原告应就被告本人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加盖幼儿园印章及被告私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另外提供了大量与被告合资建园的证据，但这只能证明原、被告确实存在合伙关系，不能证明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是双方建立合伙关系的书面合同依据。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项请求权的基础是建立在原告主张的涉案《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的，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经查，“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其变更登记前的名称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朱淑容为“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在银行开设账户，依照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的银行账户其支配权属经营者，根据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储户对其在银行账户内的款项有支取、挂失、查询和过户等权利。本案原、被告在合伙合资新建幼儿园新校区的过程中，双方产生争议，致使务川自治县喜洋洋幼儿园在银行账户内资金因被告采取挂失措施而原告无法支取，原告提出要求判决解除被告对银行账户的挂失，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挂失账户内资金的所有权归属等争议，原告可依法另案主张。关于原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其他几项诉讼请求的基础，其基础是建立在《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合法有效之上的，从原告主张的几项诉讼请求可见，原告是要求被告按《合资新建校区协议》及2016年8月28日《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但鉴于本案原、被告双方已失去合伙信任的基础，原、被告在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合伙经营幼儿园，即事实上原、被告面临合伙终止的结果，鉴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未予以确认成立，即本院未确认原、被告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原、被告面临合伙终止时合伙财产处理等法律后果，包括原告主张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原、被告可对散伙事宜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原、被告均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家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6元，由原告王家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向志成审 判 员  李玲玲人民陪审员  申修堂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