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05行初75号 原告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120号。 法定代表人张剑青，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吴贤德，浙江求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606号。 法定代表人夏斌杰，局长。 应诉负责人梅孝平，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潘娴，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国勇，浙江勇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原浙江省国家税务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华浙广场5号B楼。 法定代表人龙岳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义、徐战成，工作人员。 原告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原浙江省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局）于2017年5月31日对其作出的浙国税复决〔2017〕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的金国税稽罚〔2017〕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昌公司的原委托代理人沈向明、李丹丹，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的副局长梅孝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娴、朱国勇，被告省税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义、徐战成均到庭参加诉讼。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经协调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20日，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恒昌公司于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热水适用13%税率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热水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384386.36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并载明分厂分年度情况具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上述行为已构成偷税，认定偷税额42477834.82元，决定对原告处以所偷税款80%的罚款，计33982267.85元。 2017年5月31日，省税务局作出《复议决定书》，认为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原告系恒昌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集团公司”）下属企业，主营纺织品等业务。2002年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集团公司将原告整体出租给张元庭等人经营。2014年4月份，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针对原告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涉税情况进行检查。2017年1月20日，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隐瞒销售收入292437894.79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并处以80%额度罚款。原告认为，一、程序上，本案税务稽查、审理程序均存在重大违法。（一）两台电脑主机的扣押、鉴定过程存在程序违法。本案中，税务机关于2014年4月3日分别在原告公司二楼、三楼扣押电脑主机一台，于2014年4月25日开机提取、复制其中的电子数据，于2014年5月19日委托鉴定机构再次提取其中的电子数据。鉴定机构于2014年5月23日、2014年7月10日分别出具《检验报告书》、《检验报告书补充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实地检查、调取账簿资料、询问、查询存款账户或者储蓄存款、异地协查等方法。对采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和核算的，被查对象拒不打开或者拒不提供的，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可以采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对该电子信息系统进行直接检查，或者提取、复制电子数据进行检查。上述扣押、鉴定过程存在程序违法，具体如下：1.扣押没有法律依据：电脑主机属于原告公司的固定资产，并非账簿资料，税务机关的扣押措施无法律依据。2.扣押不具有合理性：税务机关如认为电脑主机是电子数据的储存载体，那么应当依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三十条的规定，对电子数据进行打印，并利用其他存储介质进行复制、封存。在2014年4月3日检查现场，原告没有拒不打开两台电脑主机（两份现场笔录中，均无拒不打开的相关记载），税务机关径直扣押电子数据的原始储存载体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理性。3.封存过程缺失：全案证据中，没有两台电脑主机的“提取证据专用收据”，违反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根据“2014年4月3日9时50分至13时05分现场笔录”记载，税务机关在现场分别封存了七箱资料和两台电脑。但同样在该份现场笔录中，原告工作人员凌丽英仅签字确认“我经办柒箱资料，其他不在场”。因此，足以证明两台电脑主机的封存没有经过原告确认，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均存质疑。4.送司法鉴定前，封存曾被破坏：首先，2014年4月25日原告工作人员张永旗前往税务机关核对封存的资料，在税务机关的要求下，曾与税务机关一同打开两台电脑主机的封存，并开机复制了两台电脑主机中的全部资料，形成光盘两张。其次，正卷1第89页《调取账簿资料清单》记载了的“电子数据存储设备（主机两只）”也说明，两台电脑主机的封存必然被破坏过，否则不可能隔着纸箱判断封存的内容及数量。再次，“2014年4月3日浦江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证明”和“2014年4月3日9时50分至13时05分现场笔录”中均记载两台电脑主机是分别封存。而在“（2014）浙金正证民字第2025号公证书及光盘”中，两台电脑主机被封存于同一纸箱中送司法鉴定。因此，两台电脑主机在送司法鉴定前，封存曾被破坏，证据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均存质疑，具有被污染的高度可能性。5.委托鉴定的法律依据不足：委托司法鉴定属于采取技术手段对电子信息系统进行直接检查，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只有在被查对象拒不打开或者拒不提供的情况下，经稽查局局长批准才准许实施。首先，本案中原告没有拒不打开或者拒不提供的行为，税务机关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拒不打开或者拒不提供的行为。其次，全案证据中没有稽查局局长批准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实施技术手段的证据。根据正卷1第42页《检查纳税人电子信息系统审批表》，经稽查局局长批准有权实施技术手段的检查人员仅为张永生。6.二次鉴定存在检材污染可能：根据税务机关的《鉴定聘请书》，鉴定委托期限为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6月13日。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5月19日至5月23日开展的鉴定活动在该期限内，并出具了《检验报告书》，此时鉴定任务已经完成。根据鉴定通则，完成鉴定任务后应退还检材（两台电脑主机）。而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7月9日至7月10日又再次接受检材并开展第二次鉴定活动，不仅第二次鉴定活动超出了鉴定委托期限，而且两次鉴定活动间隔的2个月内检材并未处于封存状态，存在受到污染的可能。综合以上观点，本案中的电子数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其他电子数据的提取过程也存在程序违法。1.对于从财务室电脑上拷贝的电子数据，没有证据证明封存包装物上注明了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文件格式及长度，违反《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2.而证据二十“2014年4月3日9时50分至13时05分现场笔录”中，对于财务室拷贝的电子数据均是就地按箱封存；证据二十一“（张永旗）询问调查笔录”中提及“……另外还有壹只编织袋的资料，是恒昌集团张晓平董事长于4月3日下午主动提供给我们的，我们把储存有你们财务室及仓库等多台电脑电子数据的移动硬盘壹只一并封存在这只编织袋内……”，说明财务室的电子数据被封存在编织袋内；证据二十“2014年4月3日12时53分至13时05分现场笔录”中没有提到在仓库中检查到电子数据。以上三个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三）2014年1月-2月期间的的账簿超过检查期限，存在程序违法。证据二十一“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中，有关2014年1月-2月期间的账簿（正卷1第86页第14项、第88页第25-30项）均于2014年5月21日提取原件，于2014年7月22日返还，扣押检查时间达62天。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调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当年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应当经所属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并在30日内退还。”故上述超期检查存在程序违法。（四）无审理委员会审理记录及审理结果，审理存在程序违法。全案证据只能反映，2015年11月3日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局将本案提请金华市国税局审理委员会审理，有材料交接的资料，但无受案证明、审理经过及审理结果。特别是2016年7月15日进行听证程序后，再无任何与金华市国税局审理委员会有关的证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十一条对于重大税务案件的判断标准，本案属于重大税务案件。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案情复杂的，稽查局应当集体审理；案情重大的，稽查局应当依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报请所属税务局集体审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之规定，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局只能按照审理委员会的书面审理意见来制作相关文书。而全案证据不能证明2016年6月13日作出的《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2017年1月20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系依据审理委员会的审理结果作出。因本案未经审理委员会审理，故存在程序违法。（五）外调证据调查取证中，存在程序违法。1.东阳市北江工艺玩具厂、磐安县百惠纺织有限公司、金华洁灵家具用品有限公司的《关于实施调查取证的通知》的送达回证（正卷1第46页、第50页、第60页）中，未记载出示税务检查证情况，不能证明有两名检查人员进行检查，违反《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2.金柏林的《关于实施调查取证的通知》的送达回证（正卷1第58页）、以及有关金柏林的全部外调证据（正卷11第40页至第74页）中，均无金柏林签字，不能确定外调证据的来源。二、主体上，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纳税人主体认定存在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不是纳税人。（一）张元庭系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的承租人。原告的前身浙江恒昌工贸集团染整厂为恒昌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当时名为“浙江恒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1月6日，通过合法的公开招投标程序，恒昌集团有限公司将原告整体租赁给张元庭，双方签署了《招标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第6条第6款明确约定张元庭“依法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该租赁直至2009年12月31日原告改制而终止。合同履行期间，经营收入归张元庭所有，并定期上交租金；恒昌集团有限公司也将租金收入入账纳税。因此，在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张元庭系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的承租人。（二）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的承租人应为经营期间的纳税人。《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包人或者承租人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上缴承包费或者租金的，承包人或者承租人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收入和所得纳税，并接受税务管理；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单位租赁或者承包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的，以承租人或者承包人为纳税人。”（三）原告作为租赁标的公司，不是纳税人，也不承担纳税连带责任。1.根据上述规章规定，应认定承租人张元庭为纳税人，就生产、经营收入和所得纳税；恒昌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出租人，就租金收入纳税。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将原告认定为纳税人，无法律依据。2.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认为，原告未将有关出租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故应承担纳税连带责任、应受行政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应当自发包或者出租之日起30日内将承包人或者承租人的有关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不报告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与承包人或者承租人承担纳税连带责任。”因此，报告有关出租情况、可能需承担纳税连带责任的是出租人，而非租赁标的公司原告。其次，该规定施行于2002年9月7日，而租赁关系于2002年9月1日就已成立。再次，该规定也仅限于纳税连带责任，行政处罚的连带责任并无依据。三、实体上，税务机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事实不清。四、税务机关按17%的税率确定补交税额，违反规章规定，违反量能课税原则。根据国税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偷税行为如何确定偷税数额和补税罚款的通知》（国税发[1998]66号），偷税手段如属账外经营，即购销均不入账，税务机关除应调查未报收入的销项问题外，还应对“账外经营部分存货的进项税额”进行一并取证、核算。根据国税函[1999]739号文，纳税人账外经营部分的销售额（计税价格）难以核实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三）项法规按组成计税价格核定其销售额。如果组成计税价格的成本无法确定，那么计税价格10%加成率也无法计算，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业平均税负率测算。如果按照17%直接补税，则企业税负率远高于行业平均税负，违反量能课税原则。综上所述，税务机关在本次行政处罚中，存在严重程序违法，特别是电子数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处罚主体错误，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复议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处罚决定书》，证明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恒昌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处以巨额罚款。 2.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鉴定聘请书》； 3.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4.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补充说明》； 5.公证书，证据2-5证明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超期扣押恒昌公司的财物；《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补充说明》系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超过委托期限作出的；电子数据提取过程未进行公证。 6.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证明该表格存在明显涂改、修改痕迹。 7.招标租赁经营合同，证明2006年至2009年，恒昌公司由张元庭等人承包经营。 8.《复议决定书》，证明省税务局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维持了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9.《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招标租赁经营合同》、《移交清单》，证明2002年恒昌公司（原浙江恒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将原告（原浙江恒昌工贸集团染整厂）出租给张元庭经营，并移交了公司营业执照以及公章。 10.《恒昌集团有限公司染整厂租金收入汇总情况表》及相关记账凭证、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浙江省房屋出租专用发票记账联； 11.《2009年租金纳税情况汇表》及相关纳税申报表、记账凭证、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证据10、11证明恒昌公司由张元庭承包经营期间，恒昌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收取租金，且已经就全部租金收入申报纳税。 12.《恒昌丝光棉厂2013年应收款汇总表》（年度及按月份汇总）、浙江省增值税发票，证明税务机关认定的未缴税收入中存在收入已经完成纳税申报。 13.《筒纱厂现金结报单》（2014年1月）、《应收染费汇总表》（2013年12月）、《应收染费明细表》（2013年12月），证明税务机关认定2006-2013年度应计染费收入时，其口径为该期间的“应收账款”；而认定2014年度1-2月时，自现金结报单中直接取数，其口径为“实收账款”。因计算口径不一致，部分收入发生重复计算。 14.《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协助执行税款的通知》，证明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曾以恒昌集团将恒昌公司租赁他人导致恒昌公司税款补缴及处罚为由，要求金狮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支付恒昌集团拆迁款时协助扣除的事实，即证明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可恒昌集团将恒昌公司整体出租的事实。 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辩称，一、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于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384386.36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的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一）关于原告下属毛线厂的违法事实——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毛线厂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价税合计193661261.92元，少缴增值税28138815.82元的事实。1.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下称“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补充鉴定报告及其打印附件（光盘）【均存于正卷42】可以证明2006年1月至2013年期间毛线厂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698701839.5元。2.2014年1月毛线厂现金结报单等【存于正卷4，p77-84】、2014年2月毛线厂现金结报单等【存于正卷4，p85-108】，可以证明2014年1-2月毛线厂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4481215.40元，加上鉴定报告及补充鉴定报告中毛线厂2006年至2013年12月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698701839.5元，共计713183054.9元。3.根据毛线厂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外调资料【存于正卷6-卷7】，及2016年1月外调资料【存于正卷8-卷12】,以及2016年9月的外调资料【存于正卷13-卷22】等证据，可以证明浦江县新天地工艺品厂（下称“新天地”）、金华洁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下称“洁灵家居”）、东阳市北江工艺玩具厂（下称“北江工艺”）、磐安县百惠纺织品有限公司（下称“百惠纺织”）、浙江真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浙江真爱”）、金柏林、义乌望春毛纺厂（下称“义乌望春”）、金华亚泰斯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下称“亚泰斯”）、浙江金华爱德织物有限公司（下称“爱德织物”）、金华三色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下称“三色虹”）等10家企业与毛线厂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与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调取的毛线厂相关业务往来明细证据对应，尤其是亚泰斯2006至2012年的财务数据，以及爱德织物2010年至2013年的财务数据与鉴定报告及补充鉴定报告中的电子数据丝毫不差，足以证明鉴定报告及补充鉴定报告中的电子数据就是原告毛线厂生产经营情况的真实记录，该电子数据客观真实有效。4.2005年至2013年《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及4张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恒昌毛线厂产成品月结汇总表》【存于正卷3，p8-13】与2012年至2014年2月毛线厂的收入明细账【存于正卷3，p17-200】、原告财务主管郑期英的询问（调查）笔录【存于正卷1，p106-110】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06年至2013年毛线厂申报的销售收入价税合计为503795561.10元的事实。5.函及返利清单【存于正卷4，p66-76】可以证明毛线厂2010年至2012年大客户返利额为4922735元的事实。6.毛线厂为丝光棉厂加工清单【存于正卷3，p14-16】，可以证明丝光棉厂应支付毛线厂的加工费为10803496.92元的事实。综上，完全可以认定原告毛线厂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价税合计193661261.92元（698701839.5元+4481215.4元-503795561.1元-4922735元-10803496.92元），少缴增值税28138815.82元（193661261.92元/1.17×17%）的违法事实。（二）关于原告下属筒纱厂的违法事实——2012年至2014年1月筒纱厂在账簿上不列、少列不含税收入8864490.67元，少缴增值税1506963.47元的事实。1.筒纱厂2012年8月至12月的《应收染费汇总表》及《应收染费明细表》【存于正卷34，p4-29】、2013年筒纱厂《应收染费明细表》、《应收染费汇总表》【存于正卷34，p30-109】、2013年1月至4月《业务加工报表》【存于正卷34，p110-123】、2013年5月至12月《染色加工费》【存于正卷34，p124-156】、2014年1月《应收染费明细表》【存于正卷34.p157-161】、2014年1月《筒纱厂现金结报单》及收款收据【存于正卷34，p162-197】、《筒纱厂2013年产品月结表》【存于正卷35，p72-104】、《筒纱厂2013年材料月结表》【存于正卷35，p105-138】，可以证明2012年至2014年1月筒纱厂应收染费价税合计53888555.48元（不含税价46058594.43元）的事实。2.2012年筒纱厂销售明细分类账【存于正卷35，p7-11】、2013年销售收入明细分类账【存于正卷35，p1-11】、2014年1月销售收入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存于正卷35，p14-71】，可以证明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筒纱厂申报不含税销售额37194103.46元，其中2012年8月至12月申报9466400.54元，2013年申报27727702.88元的事实。综上，完全可以认定原告筒纱厂在账簿上不列、少列不含税收入8864490.67元（46058594.43元-37194103.46元），少缴增值税1506963.47元（8864490.67×17%）。（三）关于原告下属丝光棉厂的违法事实——2010年1月至2014年2月丝光棉厂实际账外销售收入价税合计87414646.77元，少缴增值税共计12701273.49元的事实。1.2010年《应收付账款明细表》【存于正卷23，p9-34】、2011年度丝光棉分厂收款记录笔记本复印件【存于正卷23，p35-68】、2011年1月至12月23日《丝光棉厂收款》【存于正卷23，p73-83】、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恒昌丝光棉分厂已收款》【存于卷23，p84-87】、外调资料【存于卷23，p88-142】、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恒昌丝光棉分厂应收款》【存于正卷24，p1-224；正卷25，p1-209】，及2013年《恒昌丝光棉厂应收账款明细账（手工账）》【存于正卷26，p1-158】、2013年1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存于正卷26，p159-191】、2013年度丝光棉分厂收款记录复印件（笔记本）【存于正卷26，p192-206】、丝光棉厂外调资料【存于正卷31，卷32】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10年1月至2013年2月丝光棉厂账外销售涤纶线等产品价税合计89236628.47元的事实。2.销售明细分类账、核算项目明细账【存于正卷26，p207-212】、丝光棉厂销售明细分类账【存于正卷23，p69-72】、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存于正卷23，p143-178】等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丝光棉厂账外收入已申报金额1588221.70元。2010年至2012年，丝光棉厂未开具发票已申报金额233760元。综上，完全可以认定丝光棉厂实际账外销售收入价税合计87414646.77元（89236628.47元-1588221.70元-233760元），少缴增值税12701273.49元（87414646.77元/1.17×17%）的事实。（四）关于其他违法事实——2010年、2014年2月原告销售煤渣、废线、热水等取得现金收入价税合计990532.02元，少缴增值税130782.04元的事实。根据稽查工作底稿、统计表、现金结报单及收款凭单【存于正卷37，p1-98】等证据，可以认定2010年、2014年2月原告销售煤渣、废线、热水等取得现金收入价税合计990532.02元，其中2010年859830.47元（热水适用13%的税率的销售收入434356.59元），2014年2月130701.55元，少缴增值税130782.04元，其中2010年111791.2元，2014年2月18990.82元。二、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原告所谓“稽查局违反法定程序调查取证，相关证据形成原因存在瑕疵，真实性基础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电子数据系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定程序取得，真实性不容置疑，完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2.《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系从原告财务室提取，且加盖有原告公章，不存在二次涂改或修改，提取程序合法，符合证据三性，且未损害原告利益，可以作为定案扣减税基的证据。3.出纳使用的电脑及笔记本内容与原告经营相关，并非针对某个人资产，况且对原告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罚，稽查局室综合各种证据后进行违法事实认定的，从未单独以出纳的笔记本或其他电脑记录作为行政处罚的定案依据。4.外调证据材料与电子数据和其他证据可以互相对应，完全可以认定毛线厂偷税的真实情况。（二）原告所谓“电子数据作为孤证不能够定案依据，《处罚决定书》关于毛线厂及丝光棉厂收入的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电子数据并非孤证，稽查局也并未仅以电子数据作为行政处罚的定案依据。2.关于毛线厂2006年至2013年的收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关于丝光棉厂2010年至2012年的收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原告所谓“张元庭等实际承租人应为2006年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纳税人，3号处罚决定违反实质课税原则，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原告被稽查局作为行政处罚的对象是正确的，稽查局对原告进行税收处罚，并不违反税法公平原则。2.稽查局并非仅以电子数据就认定原告2006年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收入，原告的说法明显与客观事实和证据不符。（四）原告所谓“稽查局仅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之孤证对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将直接导致原告破产，导致数百员工生活陷入困境，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将开创征税恶例”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的行为，属于偷税，对偷税行为，稽查局有权处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现稽查局仅对其处以少缴税款的80%罚款，明显合理适当。鉴于稽查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罚款恰当，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稽查局的诉讼请求。 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补充说明及相应的附件、光盘、鉴定机构情况说明【均存于正卷42】，证明①2014年5月19日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聘请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下称“鉴定机构”）对从原告处查封的两台电脑主机进行司法鉴定，从硬盘中提取与财务有关的文档及财务软件中数据，司法鉴定认为：检材硬盘2014第57号HD01中提取到相关文件126个。未发现财务管理软件；检材硬盘2014第57号HD02中提取到相关文件59个，发现安装有“金蝶KIS专业版”，无法登陆该软件获取数据。②2014年7月9日，被告稽查局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补充鉴定，补充司法鉴定结果为：从检材硬盘2014第57号HD02中提取到1个由PowerBuilder编写的财务管理程序及其使用的数据库“hc_cl”。③从司法鉴定提取的数据中可以反映2006年至2013年原告毛线厂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708701839.5元；反映2012年8月至12月原告筒纱厂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13037714.4元，2013年1月至8月原告筒纱厂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26144071.08元；反映2013年度原告丝光棉厂账外销售涤纶线等产品价税合计30797003.53元。 2.吴伟娟的情况说明【存于正卷4，p110】、吴伟娟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银行对账单【存于正卷4，p111-133】、张元庭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银行对账单【存于正卷4，p134-164】、收款笔记本【存于正卷5，p1-167】、银行对账单统计表【存于正卷5，p168-206】，证明①原告出纳吴伟娟、原法定代表人张元庭等的个人账户用于原告收取应收款；②原告存在账外收款情况。 3.2014年1月毛线厂现金结报单等【存于正卷4，p77-84】、2014年2月毛线厂现金结报单等【存于正卷4，p85-108】，证明2014年1-2月原告毛线厂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4481215.40元，结合证据1，原告毛线厂2006年至2014年2月的应计染费收入价税合计713183054.9元。 4.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毛线厂外调资料【外调企业为新天地、洁灵家居、北江工艺、百惠纺织，外调资料包括证据复制提取单、情况说明、其与毛线厂之间的业务往来明细（加工合同、营业执照、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银行电子转账回单等业务往来明细）】、原告的毛线厂的应收账款明细表、记账凭证、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存于正卷6-卷7】，证明①外调企业新天地、洁灵家居、北江工艺、百惠纺织与原告毛线厂存在业务往来；②外调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与原告毛线厂的财务核算资料对应，进一步证明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项下的财务数据是原告毛线厂生产经营情况的真实记录。 5.2016年1月毛线厂外调资料【外调企业为浙江真爱、洁灵家居、金柏林、义乌望春，外调资料包括证据复制提取单、情况说明、其与毛线厂之间的业务往来明细（加工合同、营业执照、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银行电子转账回单等业务往来明细）】【存于正卷8-卷12】，证明①外调企业浙江真爱、洁灵家居、金柏林、义乌望春与原告毛线厂存在业务往来。②外调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与原告毛线厂的财务核算资料对应，进一步证明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项下的财务数据是原告毛线厂生产经营情况的真实记录。 6.2016年9月毛线厂外调资料【外调企业为亚泰斯、爱德织物、三色虹】，外调资料证据复制提取单、情况说明、其与毛线厂之间的业务往来明细（加工合同、营业执照、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银行电子转账回单等业务往来明细）】【存于正卷13-卷22】、2012年恒昌毛线厂发货清单【存于正卷21】，证明①外调企业亚泰斯、爱德织物、三色虹与原告毛线厂存在业务往来。②外调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与原告毛线厂的财务核算资料对应，其中亚泰斯2006至2012年的财务数据，以及爱德织物2010年至2013年的财务数据与鉴定报告及补充鉴定报告中的电子数据丝毫不差，足以证明鉴定报告项下的财务数据就是原告毛线厂生产经营情况的真实记录。 7.2005年-2013年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及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恒昌毛线厂产成品月结汇总表【存于正卷3，p8-13】、证据复制（提取）单、2012年-2014年2月毛线厂的收入明细账【存于正卷3，p17-200】、原告财务主管郑期英的身份证复印件、询问（调查）笔录【存于正卷1，p106-110】，证明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06年-2013年申报的毛线厂销售收入价税合计为503795561.1元的事实。 8.原告财务科从事统计结算工作的杨小红身份证复印件、询问（调查）笔录【存于正卷1，p111-117】，证明①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提取的毛线厂结算统计数据是原告出纳吴伟娟操作和输入的，其中有一次吴伟娟生病住院，杨小红曾代替操作过结算系统。②鉴定报告中提取的数据含有毛线厂用代码表示的生产经营情况的记录要素名称【包括恒昌id（hcid）、品种id（pzid）、客户名称id（khmcid）、日期（data）、品种名称（pzmc）、客户名称（khmc）、别名（bm）、别名bh（bmbh）、数量（SL）、折率（ZL）、金额（je）、单价（zsl）、总金额（zje）、发票号码（fphm）、收入金额（srje）、日期（rq）、赔款（pk）、备注（bz）等】。 9.函及返利清单【存于正卷4，p66-76】，证明原告毛线厂2010年-2012年大客户返利额492275.00元。 10.毛线厂为丝光棉厂加工清单【存于正卷3，p14-16】，证明①原告丝光棉厂应支付毛线厂的加工费为10803496.92元。②结合证据1至9，可认定原告毛线厂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价税合计193661261.92元（708701839.5元+4481215.4元-503795561.1元-4922735元-10803496.92元），少缴增值税28138815.82元（193661261.92元/1.17×17%）。 11.2011年7月22日提取证据专用收据、筒纱厂2012年8月-12月的《应收染费汇总表》及《应收染费明细表》【存于正卷34，p4-29】、2014年7月22日提取证据专用收据、2013年筒纱厂《应收染费明细表》、《应收染费汇总表》【存于正卷34，p30-109】、2013年1月-4月《业务加工报表》【存于正卷34，p110-123】、2013年5月-12月《染色加工费》【存于正卷34，p124-156】、2014年1月《应收染费明细表》【存于正卷34.p157-161】、2014年1月《筒纱厂现金结报单》及收款收据【存于正卷34，p162-197】、提取证据专用收据及《筒纱厂2013年产品月结表》【存于正卷35，p72-104】、《筒纱厂2013年材料月结表》【存于正卷35，p105-138】，证明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筒纱厂应收染费价税合计53888555.48元（不含税价46058594.43元），其中2012年8月-12月价税合计13037714.40元；2013年计税合计39509282.08元；2014年1月取得现金收入1341559.00元。②其中2012年8月-12月价税合计13037714.40元及2013年1月-8月应收染费价税合计26144071.08元，与鉴定报告上筒纱厂2012年8月-12月及2013年1月-8月的数据一致，印证了鉴定机构鉴定报告提取数据的客观真实性。 12.证据复制（提取）单及2012年筒纱厂销售明细分类账【存于正卷35，p7-11】、证据复制（提取）单及2013年销售收入明细分类账【存于正卷35，p1-11】、证据复制（提取）单及2014年1月销售收入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存于正卷35，p14-71】，证明①2012年8月至2014年1月，筒纱厂申报不含税销售额37194103.46元，其中2012年8月至12月申报9466400.54元，2013年申报27727702.88元的事实。②结合证据1、11，可以认定原告筒纱厂在账簿上不列、少列不含税收入8864490.97元（46058594.43元-37194103.46元），少缴增值税1506963.47元（8864490.97×17%）。 13.2010年《应收付账款明细表》【存于正卷23，p9-34】、2015年7月13日证据复制（提取）单、2011年度丝光棉分厂收款记录笔记本复印件【存于正卷23，p35-68】、2011年1月至12月23日《丝光棉厂收款》【存于正卷23，p73-83】、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恒昌丝光棉分厂已收款》【存于卷23，p84-87】、外调资料【存于卷23，p88-142】、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恒昌丝光棉分厂应收款》【存于正卷24，p1-224；正卷25，p1-209】，及2013年《恒昌丝光棉厂应收账款明细账（手工账）》【存于正卷26，p1-158】、2013年1月26日至2013年12月25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存于正卷26，p159-191】、2015年7月13日证据复制（提取）单、2013年度丝光棉分厂收款记录复印件（笔记本）【存于正卷26，p192-206】、丝光棉厂外调资料【存于正卷31，卷32】，证明①2010年1月至2014年2月丝光棉厂账外销售涤纶线等产品价税合计89236628.47元，其中2010年7132820.20元；2011年18836649.00元；2012年29440065元；2013年30797003.53元；2014年1月-2月3030090.74元。②2013年30797003.53元与鉴定报告中的2013年的电子数据完全一致，印证了鉴定报告的客观真实性 14.徐涌泉等个人银行对账单【存于正卷27，p1-89】、丝光棉厂对账单【存于正卷27，p90-220】，证明原告丝光棉厂通过徐涌泉等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账外销售收入的事实。 15.销售明细分类账、核算项目明细账【存于正卷26，p207-212】、丝光棉厂销售明细分类账【存于正卷23，p69-72】、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存于正卷23，p143-178】，证明①2013年丝光棉厂账外收入已申报金额1588221.70元。②2010年至2012年，丝光棉厂未开具发票已申报金额233760.00元。③结合证据13，得出原告丝光棉厂实际账外销售收入价税合计87414646.77元（89236628.47元-1588221.70元-233760.00元），少缴增值税12701273.49元（87414646.77元/1.17×17%）。 16.稽查工作底稿、统计表、现金结报单及收款凭单【存于正卷37，p1-98】，证明2010年、2014年2月，原告销售煤渣、废线、热水等取得现金收入价税合计990532.02元【其中：2010年859830.47元（热水适用13%的税率的销售收入434356.59元），2014年2月130701.55元】，未按规定申报，少缴增值税130782.04元【其中：2010年111791.2元，2014年2月18990.82元】。 17.金国税稽检通一[2014]15号《关于实施税务检查的通知》及送达回证3份【存于正卷1，p37-40】，证明2014年4月3日被告依法定程序通知（送达）原告自2014年4月2日起对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请原告届时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 18.税务稽查案件稽查所属期间变更审批表【存于正卷1，p41】，证明2014年7月23日对原告的稽查所属期间由原“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变更为“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 19.2014年3月31日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2份、2014年4月2日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份【存于正卷1，p79-84】、2014年4月2日检查纳税人电子信息系统审批表【存于正卷1，p79-84】，证明被告经局长审批，2014年4月3日通知（送达）原告调取原告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账簿几张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并要求原告于2014年4月4日前送到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014年4月3日浦江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证明、张元庭自我检查【存于正卷1，p169-170】，2014年4月3日9时50分至13时05分现场笔录一份及2014年4月3日12时53分至13时05分现场笔录一份【存于正卷1，p121-125】，证明①2014年4月3日，被告依法对原告办公场所进行检查，从一楼业务部检查到部分资料；二楼财务部检查并拷贝了郑期英、柳天宝、吴伟娟、洪芳、郑苏杭等财务人员的电脑，电子数据储存在移动硬盘，共收集整理六箱资料，财务部边上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台电脑因无法打开主机封存带走；三楼张晓义办公室遭到张晓义阻挠后报警，在公安见证下，检查整理了一箱资料，因电脑无法打开，又封存了电脑主机一台。②检查人员对筒纱仓库进行检查，取得账簿、提货单等资料两箱，予以封箱备查。③原告经办人凌丽英对上述情形予以签字确认。 21.金国税稽询[2014]16号《关于接受税务稽查询问的通知》及送达回证【存于正卷1，p98-99】、授权委托书【存于正卷1，p171】、张永旗身份证复印件、询问调查笔录【存于正卷1，p102-105】、调取账簿资料清单11份【存于正卷1，p85-95】，证明①2014年4月23日被告通知（送达）原告前往稽查局就涉税事宜接受询问。②2014年4月23日，张永旗受原告委托前往稽查局进行资料开封事宜。③原告代理人张永旗确认被告稽查局2014年4月3日从原告生产经营场所检查中取得的装箱资料，表示没有异议，并予以开箱清点。④原告代理人张永旗清点后在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上予以签字并盖章确认。 22.金国税稽通[2014]15号《关于提供电脑密码及吴伟娟等5人涉税个人储蓄账号的通知》及送达回证【存于正卷1，p126-127】，证明2014年4月18日，被告稽查局通知（送达）原告，提供张元庭的授权委托书，二楼财务室小房间及三楼办公室张晓义两台电脑的开机密码、吴伟娟、吴兴波、张元庭、张晓义、张军伟5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5人用于经营的个人储蓄账号及银行明细清单及原告公章，恒昌集团董事长张小平予以签收。 23.（2014）浙金正证民字第2025号公证书及光盘【存于正卷42】，证明通过金华正信公证处公证证据保全，于2014年5月19日送交上海鉴定机构的原告两台电脑主机硬盘，源于原告盖章确认封存于被告稽查局的密封纸箱。 24.2014年5月21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2月26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6月24日编号001、002、003、004、005《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存于正卷1，p162-166】，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见正卷2，p1】，证明经稽查局局长批准本案检查时限延长至2015年9月10日。 25.（2015）浙金正证民字第4569号公证书及光盘【存于正卷42】，证明2015年10月27日被告稽查局通过公证处正卷保全方式向原告送达《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金国税稽通[2015]06号】、《税务稽查签证》（共四份）、《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共四份），原告工作人员张永旗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26.（20156）浙金正证民字第480号公证书及光盘【存于正卷42】，证明2016年1月28日被告稽查局通过公证证据保全方式向原告送达《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金国税稽通[2016]02号】、《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金国税稽通[2016]03号】、《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金国税稽通[2016]04号】，原告工作人员张永旗在金国税稽通[2016]02、03号送达回证上盖章，但未在04号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 27.金国税稽罚告[2016]44号《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及送达回证【存于正卷2，p10-13】，证明2016年6月16日，被告稽查局向原告送达并拟行政处罚的相关事项，告知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 28.听证申请书【存于正卷2，p19】，证明2016年6月19日原告行使申请听证的权利。 29.金国税稽听通[2016]1号、2号《关于举行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的通知》及送达回证、金国税稽听告[2016]1号、2号《关于举行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案件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的公告》、通知及送达回证【存于正卷2，p23-27、p34-37】，证明原告因提出回避申请，被告稽查局将听证时间由2016年7月1日延期至2016年7月15日。 30.《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存于正卷1，p6-10】，证明被告稽查局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决定书依法送达原告。 31.《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被告稽查局2017年1月20日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于2017年3月2日向省税务局提起复议，2017年5月31日省税务局作出维持被告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07号）第二十八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 被告省税务局辩称，一、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及打印件内容，现场提取的《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收款笔记本、《丝光棉厂应收（付）账款明细表》等证据，结合外调取证资料、相关人员笔录、银行账户信息及相关情况说明，认定在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原告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384386.36元）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告隐匿销售收入，在账簿上少列收入，造成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构成偷税，且在本次检查过程中存在阻挠检查的事实，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对其处以所偷税款0.8倍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三）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经法定程序告知原告拟处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以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了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等权利。经过听证，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最终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按规定予以送达，相关处罚程序符合法定要求。三、省税务局作出的维持《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不服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的《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3月2日向省税务局提起税务行政复议。经审查，省税务局认为需要补正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及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联系电话、《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于2017年3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浙国税复补字〔2017〕1号）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邮寄送达，原告于2017年3月6日签收。原告补正材料后，省税务局于2017年3月8日作出《受理复议通知书》（浙国税复受〔2017〕1号），决定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2017年3月2日）起予以受理，当日直接送达并由原告代理律师签收。同日，省税务局向金华市国家税务局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浙国税复提答〔2017〕1号）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邮寄送达，金华市国家税务局于2017年3月10日签收并于3月16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金国税复答〔2017〕1号）、相关证据以及证据材料清单。审理过程中，原告代理律师递交《关于依法采取听证方式审理复议案件的进行申请》。省税务局认为该复议案件案情重大、复杂，争议焦点较多，原告也多次要求采用听证的方式予以审理，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浙国税复听字〔2017〕1号），决定于2017年5月5日下午举行听证，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分别邮寄送达原告和金华市国家税务局。听证中，双方围绕电子证据的取证程序及证明力大小、年度销售金额汇总表是否能够作为定案证据、外调证据的证明力以及纳税主体是否适格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辩论和总结陈述，因案情复杂，经批准，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浙国税复延字〔2017〕1号），延长30日行政复议期限，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分别邮寄送达原告和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省税务局经审理认为：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的违法主体正确，司法鉴定程序合法，检查过程中取得的《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来源于原告并经原告加盖公章、签字确认，取证程序合法。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及打印件内容，现场提取的《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收款笔记本、《丝光棉厂应收（付）账款明细表》等证据，结合外调取证资料、相关人员笔录、银行账户信息及相关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处罚决定书中的违法事实。总之，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故省税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017年5月31日，省税务局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通过中国邮政速递EMS分别邮寄送达原告和金华市国家税务局。经EMS快递查询，原告于2017年6月5日签收，金华市国家税务局同日签收。综上所述，省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省税务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 5.《受理复议通知书》（浙国税复受〔2017〕1号）； 6.《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 7.《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送达回证（浙国税复补字〔2017〕1号）、EMS快递单（编号1086794201122、1086794200822）、受理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据1-7证明原告（申请人）曾于2017年3月2日向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省税务局于2017年3月3日要求补正相关材料，补正后，于2017年3月8日决定予以受理，并于同日通过邮寄送达《受理复议通知书》，原告于2017年3月8日签收。 8.《提出答复通知书》（浙国税复提答〔2017〕1号）； 9.EMS快递单（编号1086794188622）； 10.提出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 11.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8-11证明省税务局于2017年3月8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寄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于2017年3月16日提交了书面答复。 12.《税务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浙国税复听字〔2017〕1号）； 13.EMS快递单（编号1086744715422）； 14.EMS快递单（编号1086744716822）； 15.税务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 16.送达查询单； 17.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复议案件听证笔录，证据12-17证明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并于2017年5月5日举行听证。 18.《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浙国税复延字〔2017〕1号）； 19.EMS快递单（编号1086744714522）； 20.EMS快递单（编号1086744717122）； 21.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回证（被申请人），证据18-21证明因案情重大复杂，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1日依法决定延期审理，并将延期审理通知书邮寄送达双方当事人。 22.《复议决定书》； 23.EMS快递单（编号1062577425023）； 24.EMS快递单（编号1062577426323）； 25.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查询单； 26.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被申请人），证据22-26证明省税务局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复议双方，双方均已签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3日，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对恒昌公司依法进行了突击检查，因存在阻挠检查的情况，无法打开电脑调取其中的涉税资料，检查人员当日将两台电脑主机依法封存带回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检查过程有浦江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录像为证。调取账簿资料清单显示，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4年4月25日调取上述两台电脑主机，于7月22日归还，调取账簿资料清单有恒昌公司授权代表张永旗的签字并加盖公章。为提取电脑主机中的涉税资料，2014年5月19日，在金华市正信公证处的公证下，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将两台电脑主机送往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5月23日，该公司出具了编号为盘石司鉴[2014]物鉴字第57号的《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偷税案”司法鉴定》。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发现该鉴定报告中遗漏了相应的财务软件数据，要求补充鉴定。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补充鉴定后，于2014年7月10日出具编号为盘石司鉴[2014]物鉴字第57号补充说明的《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补充说明》。该补充说明显示，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从两台电脑主机中鉴定出“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丝光棉分厂）应收款”、“筒纱厂工作表”、“恒昌毛线厂产品分类统计表”、“恒昌毛线厂结算信息系统”及“hc-jsmxb.xls”等52份涉税资料。2016年10月25日，盘石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向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出具情况说明，强调补充鉴定是原鉴定的组成部分，补充鉴定和第一次鉴定的委托材料为同一委托材料。 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经检查，确定恒昌公司在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是384386.36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2016年6月13日，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告知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原告享有的权利。原告于2016年6月16日收到上述告知书后，于2016年6月19日申请听证。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6年7月15日就案涉行政处罚一案举行了听证。经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并作出审理意见，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恒昌公司于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隐瞒染色费、销售涤纶线等应税收入价税合计292437894.79元（其中热水适用13%税率收入是434356.59元），不含税销售收入249960060.03元（其中热水适用13%税率的热水收入384386.36元），少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并载明分厂分年度情况具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上述行为已构成偷税，认定偷税额42477834.82元，决定对原告处以所偷税款80%的罚款，计33982267.85元。原告于2017年2月15日收到《处罚决定书》。 原告不服《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3月2日向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原告补正后，省税务局于2017年3月8日作出《受理复议通知书》（浙国税复受〔2017〕1号），决定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2017年3月2日）起予以受理。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采取听证方式审理复议案件。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浙国税复听字〔2017〕1号），决定于2017年5月5日举行听证。因案情复杂，经批准，省税务局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浙国税复延字〔2017〕1号），延长30日行政复议期限，并送达原告和原金华市国家税务局。2017年5月31日，省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认为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2017年1月20日，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金国税稽处[2017]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即《关于对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原告恒昌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和《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一致），对原告恒昌公司作出如下处理：追缴增值税42477834.82元；对少申报缴纳的税款，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处罚决定书》经金华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但该《处罚决定书》上署名的机关为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且该局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故本案原行政行为的适格被告应为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此后该实施细则的历次修订，均有相同规定，本案中，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在收入取得、成本支出、发票开具、纳税申报等业务中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经营，且存在隐匿营业收入不入账的行为，造成了少缴税款的后果，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原告为违法主体符合规定。违法事实方面，案涉司法鉴定及补充说明构成一个完整的鉴定结论，结合现场提取的《年度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汇总表》、收款笔记本、《丝光棉厂应收（付）账款明细表》、外调取证资料、相关人员笔录、银行账户信息及相关情况说明等，能够证明原告于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偷税额42477834.82元的违法事实。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据此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处罚程序方面，本案经立案检查、调查询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在作出处罚前向原告送达《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的告知》并进行听证，并无不妥。原告主张，被告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对两台电脑主机扣押、鉴定过程存在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因存在阻挠检查的情况，无法打开电脑调取其中的涉税资料，故金华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人员当日将两台电脑主机依法封存带回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修订前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请求进行补充鉴定：（一）委托人增加新的鉴定要求的；（二）委托人发现委托的鉴定事项有遗漏的；（三）委托人在鉴定过程中又提供或者补充了新的鉴定材料的；（四）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补充鉴定是原委托鉴定的组成部分。”故此，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行政复议方面，被告省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审理，作出《复议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要求。综上，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复议决定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许雪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