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23民初720号 原告：祝毅，男，1970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原告：孔祥，男，198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原告：孙玉春，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清颜，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清，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国祥，男，196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四川上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太宗，男，198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四川上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祝毅、孔祥、孙玉春与被告周国祥、第三人周太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合伙修建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等施工款1210244.2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月22日计算至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下半年，原告祝毅经罗某介绍认识了被告周国祥，周国祥在祝毅家吃饭后，祝毅、孔祥、孙玉春与被告周国祥协商达成由四人一起合伙承包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工程，并约定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润均分。因孙玉春与周国祥系好朋友关系，大家基于互相信任故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2016年2月25日，由原告祝毅代表四人与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项目部项目经理谢某签订了《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施工协议》，该工程的工程款经二标段项目部核算共计3301417元。该工程于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9月完工。工程施工过程中，四人一致同意工程款由被告周国祥统一领取，领取后再扣除开支费用后由四位合伙人平均分配。2017年1月22日，被告周国祥出具合伙人祝毅等同意支付的委托书，由项目部将最后一批工程款1991417元转入第三人周太宗（周国祥之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13）上，截止2017年1月22日，项目部还另行支付了五笔工程款1260000给被告周国祥。项目部前后支付六笔共计3251417元，余下的工程款50000元仍在洪雅县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发展公司）或项目部。 被告收到上述工程款后，四位合伙人于2018年1月22日一并在被告家中清算工程开支、分配利润。四合伙人均一致同意由被告周国祥亲笔书写结算开支项目和金额，并经被告周国祥同意将全部结算项目清单和结算依据一一拍照予以核实。三原告对被告计算的费用人工费等开支共计1687785元无争议，但对被告提出其个人工资十个月共计80000元及45000元的其他开支等有意见，故四位合伙人之间当天未达成一致协议。之后，三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分配合伙利润，但被告拒不支付三原告应分配的工程款共计1210244.25元。经洪雅县村民委员会调查，并经洪雅县东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果，至今分文未支付给三原告。综上所述，被告周国祥与三原告合伙承包工程施工，约定风险共担，利润均分。但完工后被告收到了3251417元工程款，却拒绝与三原告结算分配。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合伙约定，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起诉讼，并希望如判所请。 被告周国祥辩称，一、案件相关事实。被告长期从事各项土建工程承包。2015年夏天，周国祥在名为“村乡坝头耍”的农家乐耍，王秀红介绍周国祥认识了西环线老板黄志国，双方互留了电话。经过了2个多月，黄志国打电话说西环线介子山有挡墙工程，周国祥第二天到工地察看后，到项目部商混站的料场和项目部黄志国、陈正德面谈。黄志国说机械、模板都是他们出，被告方只出人工。陈正德还说谁报价低，就给谁做。刚开始时我方报价90元每方，走时报价80元每方，两位老总说回去考虑一下第二天答复。大约2015年冬天的时候，黄志国打电话说有水沟、护坡工程，被告周国祥约其管理人孙玉春一同前往。当时黄志国载我们到工地进行了察看，并说工程价格基本都是统一的，可随时进场施工。周国祥在工地安装搅拌机过程中，黄志国打电话给被告说，花溪孔坝村村主任祝毅说要提供机械和材料，问我意见，我想反正都需要，谁供都可以。周国祥通过祝毅老丈人罗某与祝毅取得联系，祝毅说他们村民不好整，他可在背后做很多协调工作，周国祥表示懂得起，于是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所有工程均由被告周国祥做，祝毅提供的机械、沙石均按市场价格计算，祝毅协商处理工程建设过程中与外部及村民发生的一切事项，工程完工后被告周国祥酌情给予祝毅一定的干股好处费。祝毅还反复特别要求：此事双方知晓即可，对任何人均不能说他入干股的事，要说就说他是机械材料的供应人或者说是合伙关系。达成默契后，周国祥邀约孙玉春、罗某到祝毅家吃饭。当时对外说那边不论多少人就认他一个，被告周国祥这边不论多少人也只认一个，当时祝毅还表示，他没时间上工地，应该给予被告周国祥8000元每月的工资。 之后本案所涉所有工程均是被告周国祥与西环线工程项目部的黄志国、陈正德、谢某、潘涛争取并谈的价格，施工方面均是被告周国祥一人统筹安排、定价、分包、支付的。因被告周国祥所做的大部分是人工，故与项目部谈好后，一直未签订合同，项目部人也没叫签合同，周国祥也没委托过祝毅签合同。2016年农历过年后，项目部谢某曾通知签合同，因Ⅰ型水沟压顶价格太低，我不同意，最后结算是按高于合同价结算的，另一班组也没签合同。2017年1月12日至同年12月3日，周国祥因头昏到多地就医，其中在川医行开颅手术两次。术后周国祥言行反应迟缓，记忆消退、模糊。此时，工程早已做完，但工程款尚未付完。2017年1月13日，项目部谢某打电话要被告周国祥暂不做手术，马上回来办理余沟二工区项目的付款委托书。因当时正值腊月间，项目部担心周国祥在手术中出现风险，无法取出工程款给民工兑现而引起社会稳定。被告赶回后，在项目部按项目部要求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其儿子周太宗收取工程款。项目部当时怕周太宗收钱后不拿出来付工人工资，又要求村主任祝毅和班组代表胡建云监督发放，祝毅名系周国祥所签。2017年1月22日，项目部将工程款1991417元打入周太宗账上。次日，周太宗取出1300000元通知人员领钱，当天两次共付祝毅414467元，其中第一次系祝毅材料款及代收费用。民工领完钱后，周太宗又把祝毅喊回来，按周国祥交代给其好处费200000元，祝毅当场在周国祥记账本上签字领钱。因取的1300000元不够，1月25日，周太宗转给孙玉春92000元，其中50000元为其100天管理工资，37000元为其代收代支款，5000元为其兄孙某搅拌机租金。整个工程中孔祥属祝毅安排的提供材料的人，所涉材料款3笔共19626元，被告均已付清。祝毅领款后，嫌所得的200000元干股好处费太少，利用被告术后记忆力差，账本不全等原因，公然窜掇孙玉春、孔祥多次以合伙为名强行要求算账。趁周国祥儿子不在家时，多次强行要求算账，否则就威胁找黑社会的人收拾被告全家。其中一次在被告第二次手术出院后不久，祝毅和罗某又来强行要求算账，并找到被告的记账本，用手机拍了上面的账目。2018年1月下旬，三原告来家里威胁必须按拍照本子上记的算账，否则找黑社会的收拾全家，被告受此胁迫，只好按三原告说的写，祝毅趁被告离开之机，将其领走的81000元和200000元凭据从记账本上撕走。下午，三人又再次要求算账，被告才发现凭据被撕，内心很恐惧，故说了一些应对他们的话，同时通知儿子回家，儿子回来后与他们发生抓扯，次日周太宗就此事到东岳派出所报案。后原告再来便要求其起诉。在此期间，被告一家从未参加过柏林村和东岳镇组织的任何调解。二、本案与周太宗无关。周太宗与周国祥系父子，有时应周国祥要求，偶尔帮周国祥做事，与三原告也无任何联系，故本案与周太宗无关。三、祝毅与周国祥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土地材料（黑沙）、机械（铲车）的提供人和少许料车、人头石的介绍人，祝毅未参加工程管理。该工程全是由被告周国祥负责完成，祝毅仅负责外围工作；祝毅提供的材料机械费用已结清。考虑祝毅时任工程所在地村主任，工程需要他帮忙协调处理，故委托周太宗于2018年1月23日单独支付祝毅好处费200000元，双方关于该工程的款项及权利义务已全部结清了结。四、孔祥不是合伙人而是祝毅的材料管理人，孔祥未参加工程管理，被告与孔祥已结清材料款。五、孙玉春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周国祥聘请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购物及偶尔巡视工地。孙玉春帮周国祥代收代支共计十八余万元，周国祥已与其结清，周国祥已付清孙玉春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共一百天的酬金50000元。六、被告与项目部没有书面合同，原告提交的协议是假协议。周国祥没有委托过祝毅签订任何协议。协议抬头乙方、末尾甲方无印章。协议约定的部分工程名称、单价与周国祥与项目部约定的不一致，协议主体与实际付款方式矛盾，既然协议系祝毅签订，那么项目部应将工程款支付祝毅，而将工程款支付了周国祥，有违常理。故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太宗述称意见与周国祥答辩意见一致。 原、被告围绕本案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现针对各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施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原告拟证明发包方对与其签订该施工协议的承包方代表祝毅的合伙人身份予以认可，祝毅以承包方身份代表了四名合伙人与发包方签订了协议。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未提供原件，系假的协议，该协议抬头乙方无姓名，末尾无印章，对其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周国祥，周太宗与三原告没有合伙关系，周国祥也没有委托祝毅与西环线二标段签订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原件保存于原一审案件卷宗中，内容与案涉工程相关，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虽然该协议首部乙方无姓名，尾部仅标注“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项目部”，以及有谢某、祝毅亲笔签名及手印，项目部未加盖印章，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该协议对案涉工程的工程内容、要求、单价、付款方式、违约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工程结束后除个别项目单价调整外，均按合同单价予以计算，周国祥在一审庭审中亦当庭认可“谢某”系西环线工地的“谢经理”，是工地现场负责人，综合其他证据，本院认定，祝毅作为合伙人之一，代表原、被告四名合伙人，与二标段项目部签订协议。 二、项目部工程结算清单（防护工程、拱型护坡、零星工程）收方单7页。原告拟证明四合伙人共同合伙完成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最终以周国祥班组名义结算、四合伙人完成的工程总价为3301417元，以及证明该工程标的大，垫资数额大，仅凭周国祥一个人出资无法完成该项工程。被告在原一审质证意见认为“清单无项目部公章和当事人签字等确认”，故不予认可，本次质证仍对其证据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中收方人、核对人、班组均为空白，但被告在本次庭审中提供了相同内容的，有收方人谢长奇、潘涛，核对人谢某、班组签名周国强三方签名的收方单，被告对工程总价款3301417元亦表示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在持有相关证据前提下故意不提供原件，意图混淆视听，其称述内容可信度低。本院认定，原、被告合伙完成，由周国强出面结算的该工程总价款为3301417元。 三、委托书。原告提供2017年1月13日周国祥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委托书一份，拟证明该委托支付的款项属合伙性质的工程款，归属合伙人所有，祝毅和周国祥均为该份委托书的委托人，只有经祝毅签字同意，项目部才能向周国祥儿子账户支付工程款且周国祥仅仅是作为合伙人之一领取工程款。周国祥质证认为该委托书确系本人书写，祝毅仅是监督发放人，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主持双方出具委托书的工地现场负责人谢某详细介绍了委托书形成的经过，因担心周国祥手术出现意外，又怕周国祥儿子周太宗收取工程款后拒不支付民工工资，结合谢某知晓原、被告系合伙的前提下，项目部要求祝毅作为合伙人予以监督。但祝毅作为原花溪镇孔坝村村主任正在进行选举，无法到场，故在合伙人孙玉春在场，工人代表胡建云在场的情况下，结合以前支付工程款之前都要询问祝毅是否同意将工程款支付周国祥的惯例情况，谢某首先电话询问是否同意将工程款支付周太宗，在其表示同意后，又由周国祥电话询问祝毅的身份证号码，并最终在本人同意处由周国祥将祝毅的姓名代为签署，因其未到场，未加盖手印。被告认为写上祝毅的姓名是为了监督其发放工人工资，本院认为根据出庭作证证人谢某的证言并结合其他证据，祝毅作为花溪镇村民，被告作为东岳镇村民，其并非仅作为货物供应商同意并监督支付工程款。在本人同意的三人中身份各有不同，周太宗作为受委托人同意接受工程款，胡建云作为工人代表、祝毅作为合伙人代表之一同意项目部将工程款1991417元转入周太宗的账户。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四、项目部提供的《向周国祥付款凭证》一份。原告拟证明项目部已向合伙人支付工程总款3251417元（尚欠50000元）。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在原一审及本次庭审中均对项目部已分六次实际支付其3251417元表示认可，却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其陈述内容与质证意见相互矛盾。本院认定项目部已向合伙人支付工程总款3251417元（尚欠50000元）。 五、周国祥亲笔书写的《费用结算清单》1份（共6页）、六、周国祥开支明细（共67页）。原告通过该两组证据拟证明四合伙人承包的工程一致无争议的费用开支共1687785元，同时对周国祥提出个人工资80000元、其爱人的炊事员工资45000元、50000元的不明开支有争议，四人未达成一致分配协议。被告质证认为虽然该两组证据均为本人书写，但该证据系原告非法取得，开支明细系被告工程的部分支出，记录内容与原告没有关系，且结算清单上无双方签名，不能证明该工程开支为1686785元或原告主张的开支“1687785元”。只能证明祝毅是周国祥工程中黑沙和铲车的供应者，孔祥是祝毅的沙石管理者。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均为被告周国祥本人亲笔书写的关于案涉工程的开支情况，其主张原告非法取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 关于工程支出的具体金额，本院认定如下：一、根据庭审情况以及被告账本记载情况反映，原、被告合伙承包工程施工过程中，四名合伙人分工各有不同，且周国祥、祝毅、孔祥均组织有人数不等的班组进行施工，孙玉春负责材料签收、垫支部分材料款，祝毅、孔祥负责相应沙石、车辆，管理并垫支部分材料款，各人均对其垫支的款项各自记载，各自负责的材料均全部用于案涉工程。在所有的工程款直接支付周国祥、原告将其垫支帐目报周国祥审核后，由其记载于周国祥自己记录的总帐本，然后再支付各自的垫付款。在这种开支管理情况下，原告三人记载的工程款项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周国祥审核原告垫支账目后再与自己的账目进行汇总，并最终由其统一支付工程款，周国祥记录的帐目明细是完整的、金额大小是具体的。在双方对工程支出金额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应由统一汇总工程帐目并支出相应款项的周国祥承担工程支出金额和明细的举证责任。二、被告周国祥辩称记录案涉工程的账本有数本，目前因账本部分遗失，金额无法确认，该清单系在原告施压的情况下书写的，无论是1686785元、1687785元还是1862785元均不是工程真正支出金额，实际支出数额要大于该数目。原告提供的周国祥书写的《费用结算清单》，无论其本人记载的开支明细是否完整，周国祥在结算清单最终金额前加注：“总计”二字，被告未举证证明该清单的形成违背本人真实意志且工程实际支出大于结算清单上载明的数额，本院对其本人书写并确认的金额予以认可。三、被告计算的工程支出总计为1862785元（1686785元+81000元+45000元+50000元）。原告认为祝毅垫付的81000元被告未支付，其他95000元支出不予认可，其仅认可工程支出金额1686785元，且该支出中还包括已计算但尚未支付孔祥的7600元。本院认定，在原告对其应收未收款项予以放弃，认可工程总支出为1686785元；被告认可案涉工程的工人工资以及材料款均已结清，不存在欠账，但未举证证明其已支付祝毅垫付的81000元以及支付其他开支95000元的情况下，案涉工程支出款项合计为1686785元。 七、2017年1月29日东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情况说明》、2018年1月29日村委会出具的《关于祝毅与周祥承包西环线附属工程经济纠纷的调查情况说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原告拟证明祝毅、孔祥、孙玉春请求调解，东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柏林村委会对所反映合伙纠纷一事进行了调查了解，但因周国祥拒不配合，纠纷未解决。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在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据后，本院在原一审过程中依职权向出具上述证据的村社、镇调委会人员进行了调解核实，即使相关人员对原、被告合伙之间的关系无法确认，但其至少能够证明原、被告因案涉工程存在经济纠纷，且原告于2017年、2018年多次向被告所在的村、镇相关部门反映，寻求解决，但被告经多次通知，拒不配合。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原、被告合伙承包工程的目的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八、录音资料三份。原告提供原、被告及被告配偶、儿子周太宗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1月27日的三段现场谈话录音。拟证明被告承认双方合伙承包工程并协商如何结算工程款，因为被告得病挪用了工程款，并且最后被其妻、儿左右，不愿意结算。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且录音声音模糊、谈话主体、内容不能确定，对其三性及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三段录音声音清晰，内容明确，且根据双方谈话内容能够清楚分辨相互谈话的主体，该三段录音均系原告三人到被告家中要求其对工程款项收支情况出示账本，并进行结算。虽然该录音资料系偷录，但录音地点系公开场合，其获取方式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周国祥在原一审庭审中亦承认录音中系其本人声音，本院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纵观这三段录音资料，被告周国祥针对原告提出的合伙承包工程，要求结算开支，计算并支付利润的主张从未予以否认，只是以账本掉了为由一直不进行结算，其在2018年1月22日的两段录音中明确承认“之前我还是给凤容（被告之妻音：冯玉蓉）说过这件事，大家好朋好友，一起做了（合伙承包工程）···不是为其得这场病这个事早就了结了，得了这场病把钱挪来用了”“既然大家都坐在一起了，从良心来说这个帐，差就归差，不算这个帐是绝对不对的”“本来我去动这个手术就已经用了大家的钱，就当救了我一命”，周太宗在面对原告要求提供依据计算开支时，明确在录音中答复原告“你要依据，莫得依据，他本来就开支了，没有记得有，你们要觉得不合适，你们那个时候就不应该跟他（周国祥）两个打伙，个子（各自）跟项目部签一个合同，你现在要喊我拿，我拿球不出来，帐上又莫得钱，账本子又莫球得，各儿整法呢？”上述视听资料中无论是周国祥的自认还是周太宗的陈述，均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妻、儿均知晓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因被告得病后挪用了已收取的工程款导致无法给付原告，遂以账本遗失为由拒不结算。本院对原告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九、原一审出庭的证人证言。证人罗某（祝毅岳父）证明：2015年农历7、8月份，介绍女婿祝毅与周国祥认识，他们即周国祥、祝毅、孙玉春在祝毅家吃了饭商量，周国祥、孙玉春一股，祝毅、孔祥一股，祝毅签合同，周国祥负责工地管理，原告祝毅负责材料，孔祥负责材料、管理工地，赚了就平分；张玉祥（身份证号码：5111271954××××××××）证明：我是工地开铲车上料的，孔祥打电话要我去干活路，在工地上有什么事情找祝毅、孔祥解决，我只晓得祝毅、孔祥、孙玉春三人是合伙的，不知道周国祥和他们是合伙的，因为供应料都是祝毅喊来的，所以我认为老周（即周国祥）是从祝毅手中承包的工程，后来才知道周国祥和他们是一起的；陈贵明证明：我是开货车的，亦是西南水泥的经销商，是周国祥、孙玉春找我供应的水泥，因为谈好是现钱支付，我问他们要钱，他们说没有钱，我问祝毅是否是合伙，祝毅说是，所以我也放心，因为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支付。张玉祥（身份证号码：5111271958××××××××）证明：孙玉春和我是同一生产队，孙玉春找我到西环线工地安路沿石，我听孙玉春说是他们四个人合伙干的工程，工钱是孙玉春和我一路找周国祥拿的；邹继先证明：我于2015年至2016年向西环线二标段供应水泥，陈贵明喊我一起拖水泥并给我说这个工程是祝毅整的，事后祝毅也认可该工程是他们合伙干的，水泥钱也是祝毅给的。谢某证明：我系西环线劳务工程工地现场负责人，我们挂靠劳务公司分包劳务工程，我代表劳务方与祝毅签订过施工协议，将二标段安路沿石、边坡、水沟等劳务分包给了祝毅。因为工程急，工程量大，为了抢工期，和祝毅签订了施工协议。工程上的问题我给周国祥说让其整改，但他没整改，后来我给祝毅说，他就整改了，周国祥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找祝毅，他就解决了。祝毅一直和我们合作，和我们有往来。因为祝毅同时在为我们提供机械设备、沙石，原、被告为了把案涉合伙工程的工程款与祝毅个人与项目部的款项分开，所以要求项目部将合伙的工程款打给周国祥，我们同意后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听周国祥说过祝毅和他们一起整，意思就是合伙，所以每次付款前我都要给祝毅打电话，问他是否同意，祝毅同意后我们才打款给周国祥，委托书也是在我主持下签订的。原二审中孙某出庭作证，证明孙某与周国祥以前合伙做工程，周国祥曾亲自打电话告知他与祝毅、孙玉春是合伙关系。本次庭审原告申请证人倪某出庭作证，其证实2016年周国祥叫其到西环线周坝观星台贴青石板，完工后叫周国祥支付工钱，周国祥回复自己没有钱，告知证人该工程是自己与祝毅合伙干的，让其找祝毅支付其部分工钱。后祝毅与周国祥通电话核实了情况后，祝毅支付了证人10000元工钱。后来周国祥将祝毅垫付的钱支付了祝毅，事后剩余工资由周国祥于2016年腊月支付证人。证人刘某证明，2016年花溪修快速通道时，祝毅叫其为该工程提供沙石，沙石价款为73元／方，经手人为祝毅，孔祥，至于该沙石用于工程的哪一标段并不清楚。 上述10名证人无论是介绍原、被告认识并见证双方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的罗某，与祝毅签订协议的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某，还是为工程提供劳务的工人、供应材料的商人，虽然证人对原、被告如何出资、利润分配比例不清楚，但均能证明其知晓原、被告合伙承包案涉工程的情况，尤其是周国祥亲自向自己雇佣的工人倪某说明其与祝毅是合伙关系，让倪某找祝毅支付工资。虽然证人罗某与祝毅、孙某与孙玉春存在亲属关系，但上述证人均亲自出庭作证，部分证人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两人的证人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以及本案其他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互不矛盾，充分证明原、被告合伙承包案涉工程的情况。本院对该10份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十、《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材料供应协议》一份、周国祥记录的2016年2月3日的黑沙材料价格及送礼清单一份。原告拟证明祝毅与二标段现场负责人谢某存在材料供应的买卖合同关系。祝毅既负责谢某二标段项目部的材料供应，同时又在垫资合伙工地付沙石等材料款，同时也证明二标段项目部为了款项分开，避免混淆，因而将合伙工程的工程款直接支付周国祥负责管理的原因。祝毅提供给项目部的玄武沙是80元／ｍ³,每方有7元的利润，而提供给合伙工地的价格为73元／ｍ³，结合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祝毅是作为合伙人而不是材料供应商向合伙工程的提供沙石，该价格仅是成本价，没有利润。并且大家协商通过支付红包，购买野味的形式与发包方搞好关系，祝毅垫付8400元相关费用。被告质证认可沙石按73元／ｍ³结算，亦认可祝毅垫付8400元的事实，但不认可双方合伙关系，并在庭审中表示沙石是按83元／ｍ³结算，被告陈述前后矛盾，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份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互不矛盾，本院予以采信。 十一、工程机械租赁协议两份。原告拟证明提供给合伙工程的机械设备租金是按500元/日，而且祝毅还自己负责油费，没有报销过油料费用，没有从中赢利，进一步证明自己是合伙人。被告质证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十二、洪雅县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审判笔录，原告拟证明庭审已认定的相关事实。被告质证对其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并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相关事实。 十三、原告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基本身份情况。对该组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可。 被告周国祥及第三人周太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被告周国祥及第三人周太宗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基本身份情况。对该组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可。 二、原告三人所涉工程量清单、转款给孙玉春的银行转账凭证、孙玉春考勤记录。拟证明1.祝毅与周国祥、周太宗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工地的材料（黑沙）提供人，机械（铲车）的提供人和少量料车、人头石的介绍人，祝毅提供的材料、机械款周国祥已与其结清，考虑祝毅时任孔坝村主任办理工程需要他帮忙协调处理，故工程完工后周国祥委托其子周太宗于2017年1月23日支付祝毅200000元好处费；2.孔祥与周国祥，周太宗不是合伙关系而是祝毅供应材料的管理人；3.孙玉香与周国祥，周太宗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周国祥聘请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购物偶尔帮忙巡视工地。本院认为，双方对周国祥转款孙玉春的银行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孙玉春的考勤记录》系周国祥自己在笔记本上记载，孙玉春不认可，且该记录与周国祥提供的《孙玉春代支付》以有孙玉春本人记录的收到情况不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考勤记录不予确认。周国祥陈述委托其子周太宗代为支付祝毅200000元，但其提供的证人肖某系周太宗之妻，周勇系其家门上的亲属，两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周国祥的陈述本院不予确认。 三、周国祥出院病情证明。拟证明被告两次住院手术治疗情况。原告对此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四、项目部工程结算清单（防护工程、拱型护坡、零星工程）收方单。被告拟证明有收方人谢长奇、潘涛，核对人谢某、班组签名周国强三方签名的收方单，工程总价款为3301417元。原告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工程总价款为3301417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 对上述已确认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以上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被告周国祥与孙某经常合伙从事土建工程劳务，故与孙某之弟孙玉春相识，两人系朋友关系。2015年下半年，洪雅县修建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被告周国祥欲从西环线项目部负责人陈正德等人处分包从花溪镇孔坝村至柳江镇两河村二标段的路沿石、水泥盖板、边坡、排水沟等。由于本人资金不足，其与孙玉春在本村村民罗某的引荐下，与时任花溪镇孔坝村村主任的祝毅（罗某之婿）相识，原、被告及罗某在祝毅家中吃完饭后，双方经协商，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并明确了各自的分工：孔祥管理工地，向工地供应黑沙、人头石等材料，祝毅与项目部签订协议，垫支工程款，向工地出租部分机械设备、供应黑沙、人头石等材料；孙玉春管理工地并垫支部分工程款；周国祥、祝毅、孔祥均各自组织人数不等的人员为工程提供劳务。双方约定工程利润四人各得四分之一，考虑到周国祥在工地上的时间较长，祝毅提出给周国祥每月8000元工资。工程开工后，考虑到祝毅个人也在同时为项目部提供沙石，为避免个人与合伙之间的工程款发生混淆，四名合伙人均同意合伙工程款由项目部直接支付周国祥，四人经手的帐目各自记账，原告三人向周国祥报告支付情况，大家共同核实后由周国祥统一记账、统一支付各合伙人垫付的相关款项。因工程时间紧、工期赶，原、被告先于2015年12月进场施工，后于2016年2月25日，陈正德的现场施工负责人谢某以大峨眉国际旅游西环线二标段项目部代表人的身份与祝毅签订了《施工协议》，协议约定了工程范围、工程要求、工程单价等。至2016年9月工程完工，并于2016年12月8日业主代表谢长奇作为收方人，项目部代表谢某、潘涛作为核对人，班组代表周国祥三方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收方验收，并按协议约定的工程范围，以协议约定单价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单价作出调整，制作了涉及防护工程、拱形护坡、零星工程量的七份收方单，最终确定工程总价款为3301417元，三方代表均在收方单上签名确认。工程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项目部先后通过转账的方式分六次支付周国祥工程款共计3251417元（其中2016年2月2日转450000元、2016年4月5日转80000元、2016年6月8日转650000元、2016年8月29日转50000元、2017年1月10日转30000元、2017年1月20日转周太宗1991417元），尚有50000元作为保证金扣留于业主方洪发展公司处。 另查明，2017年1月至12月，周国祥患垂体腺瘤先后五次到入院治疗，其中分别于2017年1月17日、11月15日两次在华西医院进行头部手术。在第一次手术前，项目部准备向周国祥支付工程款1991417元，因担心周国祥在手术过程中出现意外以及其子周太宗代领工程款拒不支付工人工资的情形，项目部要求周国祥于2017年1月13日回到洪雅。因祝毅开选举工作会无法到场，于是周国祥电话询问祝毅身份证号码并征求祝毅意见，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某主持并电话征得合伙人祝毅同意将该款委托支付给周太宗后，由周国祥亲笔书写委托书，载明：本人周国祥在西环线二标段二工区所做民工工资托我儿子周太宗代发，并进周太宗账上。并由祝毅、胡建荣（实为胡建云）监督发放，注明了周太宗、胡建云、祝毅、周国祥身份证号码和周太宗银行账户，周国祥、周太宗、胡建云签字摁印，周国祥打电话征求祝毅意见后，代表祝毅在本人同意处签字确认。2017年1月20日，项目部负责人陈正德向周太宗转款1991417元。2017年1月23日、24日，周太宗从银行取款1300000余元支付了民工工资以及祝毅、孙玉春等人的材料、机具设备等垫支费用，剩余款项通过转款的方式交由周国祥治疗疾病。2017年、2018年三原告多次到被告周国祥家要求对工程款支出及剩余情况进行结算，被告及第三人均表示认可双方系合伙承包工程，但以账本遗失、没有利润、钱已用于看病、现在无钱支付等各种理由拒不进行结算。双方发生纠纷后，三原告多次请求东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柏林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因被告周国祥拒不到场导致无法调解。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本案案情，原告应对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首先，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这一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原告提供了祝毅与项目部现场负责人谢某签订的施工协议、罗某、谢某、倪某等数十人的证人证言并到庭接受双方质证及法庭询问、三份原、被告及被告妻、儿（第三人周太宗）对话录音的视听资料、被告周国祥亲笔书写的结算清单、开支明细，上述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原、被告合伙承包案涉工程，并由祝毅代表全体合伙人与项目部签订施工协议，各自以实物、资金出资，各自分工，共同完全整个工程，利润四人平均分配，工程款由周国祥统一收支并记录总账目”（相关证据认证不再赘述）。其次，周国祥在工程支出中书写“个人工资10个月：8万元”，如系个人承包不存在合伙关系，所得收益属个人所有，无需再计算个人工资，被告的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及行业惯例明显相背。相反，周国祥及祝毅均陈述，祝毅提出因周国祥在工地上负责时间较长，同意支付其每月8000元的工资。即使双方在合伙情况下，对合伙人的实际劳务单独计算并支付相应的报酬符合行业惯例，且与支出后分配利润并不矛盾。最后，祝毅作为合伙人代表与项目部签订施工协议，且事后项目部除对单价作个别调整外，基本都按协议约定的项目与单价与之结算，并按合伙人的约定将工程款支付周国祥，由其统一开支，该行为符合行业惯例。试问，在该工程款达3300000元之多，如果该工程系周国祥个人承包，在其未与项目部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项目部如何确定其工程量以及相应的工程款？如果项目部不支付周国祥工程款，周国祥凭何证据向项目部主张权利？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对案涉工程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并实际履行。 在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案涉工程款全部由被告周国祥领取，被告自认所有工人工资、材料款、垫支款项均已结清，对外不存在债务的情况下，具体支出金额以及剩余利润金额应由被告周国祥承担举证责任。原、被告对工程总价款3301417元，其中被告实际领取3251417元，尚有50000元作为保证金扣留于业主方洪发展公司处均无异议。通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的论证（相关证据认证不再赘述），本院认定，案涉工程实际支出1686785元。剩余利润1564632元（3301417元-50000元-1686785元）。被告主张其支付祝毅好处费20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庭审中，周太宗承认2017年1月20日收到的工程款1991417元，除2017年1月23日支付1300000元，1月25日转支孙玉春93000元，剩余款项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周国祥用于治病。而周国祥却在庭审中陈述该工程不仅没有盈利反而亏损了，对其亏损金额不清楚。周国祥的陈述内容与最后一笔周太宗经手支付的工程款发放情况及剩余款项用途相互矛盾，结合周国祥多次庭审中前后矛盾的陈述，本院对周国祥工程亏损的陈述内容不予采信。根据四名合伙人对利润平均分配的约定，本院认定，被告应支付三原告工程利润1173474元（1564632元÷4人×3人）。原告未扣除被告未领取的50000元，要求被告支付工程利润（3301417元-1687785元）÷4人×3人=1210224元，该主张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从2018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特别授权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不要求第三人周太宗承担责任，原告当庭未提出异议，但庭审结束后祝毅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周太宗与被告周国祥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审查和解决的是原、被告合伙关系的认定以及利润的分配，第三人周太宗并非合伙当事人，其代为领取合伙工程款并发放民工工资是受原、被告合伙人的共同委托，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即使原告认为周太宗领取的工程款未全部支出，剩余部分应归还合伙人，亦是另一法律关系，合伙人可另案起诉，而不应在该案中要求周太宗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周国祥在2020年2月28日前支付原告祝毅、孙玉春、孔祥1173474元及利息（利息包括以117347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祝毅、孙玉春、孔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692元，由被告周国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龙 审 判 员 廖 航 人民陪审员 鲜 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唐雅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