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6468号 原告：张利利，女，198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叶某1，女，201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张利利（系叶某1母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叶某2，女，201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张利利（系叶某2母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新，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4937D，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2699号。 负责人：蔡雁，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丹，女，系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桂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宝仁，男，192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张潮根，男，1964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周水娟，女，196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张晓波，男，199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新，浙江时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利利、叶某1、叶某2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塘街道办事处”）、第三人张宝仁、张潮根、周水娟、张晓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新，被告新塘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丹、胡桂红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郎家浜社区居民安置区域为三原告各提供70平方米安置房（总标的金额为300000元）；2.新塘街道办事处按规定为三原告各自的安置房提供附属车库（位）（总标的金额为30000元）；3.新塘街道办事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新塘街道办事处在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郎家浜社区居民安置区块（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黎南名苑或者同等安置区块）为三原告各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及各安置房附属车库（位）共三个；2.新塘街道办事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张利利与叶某1、叶某2系母女关系，均为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郎家浜社区（以下简称“郎家浜社区”）居民，户籍登记在张利利父亲张潮根户内。2012年12月6日，张潮根户与新塘街道办事处签订《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郎家浜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该《安置协议》第八条约定，张潮根户安置人数为5人（即张潮根、周水娟、张晓波、张利利、张宝仁），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350平方米（即每个安置人口拥有安置房70平方米）。当时张利利已结婚，但户口未迁出，属于被安置人口之一，根据《安置协议》约定获得了70平方米安置房。根据该协议第八条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长（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根据前述《安置协议》约定及《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可知，每个安置人口的安置面积为高层70平方米。按照我国《宪法》及《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子女可随母姓，也可随父姓，可随母落户，也可随父落户。本案中，叶某1、叶某2系随母落户，属于出生即申报在郎家浜社区的在册人口，而非外来的在册常住人口。故其二人属于《安置协议》签订后、取得安置房屋前出生的人口，符合各获得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的条件。根据《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申请购房时，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2017年1月31日，张利利年满28周岁。同年5月12日，张利利离婚。此后，张利利未再婚，属于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2018年11月，新塘街道办事处向张利利交付了70平方米安置房。此时，张利利符合安置期间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的条件，应当再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另根据拆迁安置实践，每一户被拆迁人都有权获得安置房附属车库或车位的安置。虽然无政策依据，但实践中的确是这样履行的。即被拆迁人按照政策获得安置房的同时，也应当获得配套车库（位），故新塘街道办事处还应为三原告诉请的每套安置房提供配套车库（位）一个。综上，新塘街道办事处应为三原告各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并为各安置房提供配套车库（位）一个。2018年12月23日，三原告书面请求新塘街道办事处为其分配安置房，但新塘街道办事处未予答复。三原告认为，首先，案涉《安置协议》序言部分明确约定“根据区政府已批准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该协议，协议签订时间为2012年12月6日。根据前述约定，本案应当依照2012年12月6日以前生效的安置政策来确定三原告是否符合安置条件及应当获得的安置面积。新塘街道办事处依据2017年制定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以下简称“《安置意见》”）提出的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采纳，本案应以《实施意见》规定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政策依据。三原告不认可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张利利不属于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而属于已婚离异状态的辩论意见。只要未处于结婚登记状态，就是未婚状态。制定“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这一安置政策的意图是，为失地农民中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的未来配偶预留安置人口份额。张利利符合安置期间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的条件，应当再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新塘街道办事处应为其再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并提供配套车库（位）一个。其次，根据《安置协议》第八条“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长（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之约定，只要叶某1、叶某2系正常出生人口，新塘街道办事处即应按照规定为其二人提供安置房。叶某1、叶某2系《安置协议》签订后安置期间出生的正常新增人口，属于《安置协议》约定的合同当事人，有权依照《安置协议》约定主张安置权利，新塘街道办事处也应履行合同义务，按照协议约定为其二人提供安置房。《实施意见》第二条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已就地“农转非”居民和转制社区居民均属于安置人口。叶某1、叶某2居住的社区全部村民均已转制为居民，属于转制社区居民，符合前述政策规定的安置条件，新塘街道办事处理应为其二人提供安置房。新塘街道办事处辩称叶某1、叶某2无法证明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其二人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不应予以安置。虽然三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叶某1、叶某2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或享有其他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但依照《杭州市萧山区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萧政发〔2005〕105号，以下简称“《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及第十一条规定，农村家庭户中的每一位成员都符合在农村建房的条件，即使犯罪后“服刑劳教人员”也符合建房条件。叶某1、叶某2户口登记在张潮根户内，属于该家庭在册人员，该家庭户依照《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申请建房时，叶某1、叶某2必然属于申请人之一，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新塘街道办事处作为农村建房的审批人，对申请农村建房的具体条件了如指掌。叶某1、叶某2是否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应由新塘街道办事处负举证责任，若其不能举证证明叶某1、叶某2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则依照行政法律规定，叶某1、叶某2即属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人员。事实上，叶某1、叶某2作为张潮根户内在册人口，系户口登记在郎家浜社区的居民，完全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只是因为案涉被拆迁房屋在其二人出生之前就已被拆迁，故其二人实际上无法申请宅基地。若案涉房屋未被拆迁，其二人仍然享有相应权利。再次，新塘街道办事处辩称叶某1、叶某2不符合《安置意见》规定的安置条件，故不能予以安置。但依照《安置意见》规定，叶某1、叶某2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时，必然符合安置条件，新塘街道办事处应当为其二人提供安置房。三原告系郎家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有证据已证明张利利系《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人口，且三原告系张潮根户内在册人口。虽然叶某1、叶某2年龄较小，且事实上已不可能再申请郎家浜社区的宅基地，但其母亲张利利已符合取得宅基地的条件。按照“一户一宅”的相关规定，张利利结婚之后又离异的，属于一个独立的家庭，其家庭符合取得宅基地的条件。即使叶某1、叶某2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新塘街道办事处也应为其二人提供安置房。因为《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1项“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子女的安置”中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常住在父母处，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未享受过房改政策，且尚未结婚的，可参照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而订立案涉《安置协议》时依据的安置政策即《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三）款第1项亦做了相同规定。因叶某1、叶某2的母亲张利利（已经离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拆迁时在拆迁区域有农村房屋，故属于正常安置对象。叶某1、叶某2尚未成年，户口在其母亲户内且随母亲居住，故依照前述政策规定，即使其二人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新塘街道办事处也应按照正常拆迁人员的同等待遇为其二人提供安置房。最后，新塘街道办事处辩称三原告要求增加安置房属于单方变更《安置协议》的行为，但三原告依据前述《安置协议》第八条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长（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及安置政策规定主张增加安置面积，并非变更协议，而系在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合理主张权利。若基于房源原因，新塘街道办事处确实无法为三原告分配安置房或配套车库（位），三原告也同意进行货币安置。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合法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新塘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案涉《安置协议》系张潮根户（张潮根系张利利的父亲）与新塘街道办事处经协商一致后自愿签订，该协议已生效，双方均应受协议约束，各自履行其义务，行使其权利，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擅自变更。张潮根户已履行其签约腾房义务，新塘街道办事处亦已按约履行其到期付款义务，可见双方均已认可《安置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郎家浜社区征迁改造项目领取的是萧土资拆许字（2012）第0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适用的是《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地方性法规，以下简称“《杭州市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市土地管理部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和经批准的拆迁方案，就补偿、安置等事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应明确规定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方式、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违约责任等事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送土地管理部门备案。协议可以向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根据本条例签订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根据前述规定，张潮根户与新塘街道办事处依据《杭州市拆迁管理条例》进行签约，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其次，三原告所援引的《实施意见》已经废止，实际安置时适用的安置政策为《安置意见》。三原告不符合《安置意见》规定的安置条件，暂不能予以安置。其一，关于张利利要求增加的安置面积。根据《安置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下列对象之一，可列入安置对象：（一）征地拆迁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二）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三）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根据《安置意见》第三条“人口与面积核定”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第4项“被补偿人户内的女儿的安置”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户内有女儿已经结婚，该女儿为户改前农业户口，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拆迁地，配偶为户改前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居民户口的。按以下方式安置……”张利利本系张潮根户内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其与案外人叶兵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后结婚，登记日期为2013年1月9日。叶兵系浙江省外农业人口，故根据前述《安置意见》规定，若张利利在签约前就与叶兵结婚，其便不会成为协议项下的安置人口，因为其属于“农嫁农”、户口应迁未迁人员。但因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张利利尚未登记结婚，属于协议项下的安置人口，故虽然其后来结婚了，但新塘街道办事处仍保障其安置权益。关于三原告诉称的张利利属于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问题，新塘街道办事处认为，张利利应当属于离异状态。在婚姻登记机关的婚姻登记系统中，婚姻状态只有未婚、已婚、离异、丧偶四种，而“未婚”状态显示的全称为“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而非三原告所称的只要未处于结婚登记状态就是“未婚”，故张利利的婚姻状态只可能是“离异”。根据对“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的文义理解，已婚离异状态不属于未婚状态，无论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可享有的增加一人计算的安置人口份额的预留对象是谁，新塘街道办事处系严格按照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的安置政策执行。三原告要求对张利利按照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增加安置面积，没有依据。其二，关于叶某1、叶某2的安置问题。在现有的户籍登记制度中，已经全面放开县（市）落户限制，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道）和其他建制镇（街道）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包括无生活来源的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故三原告以叶某1、叶某2户口所在地为郎家浜社区为由要求予以安置，依据不足。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目前落户自由，户籍管理制度中的户口在册情况与是否符合农村建房条件、能否享受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是严格区分开来的，不能因该人员出生在该地或户口登记在该地，就认为其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享有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在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对于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农户）给予安置的法理政策思考在于，征迁后该农户不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房屋居住权的“对价”补偿。案涉《安置协议》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长（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意味着对叶某1、叶某2的安置资格审查，应以安置政策为依据。而其二人是否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应以其二人是否享有郎家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作为判断标准。如前所述，因张利利的配偶叶兵系浙江省外农业人口，张利利属于“农嫁农”、户口应迁未迁人员，即三原告原本应当跟随叶兵，在其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相关宅基地权益，而不应在张利利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相关权益。故叶某1、叶某2并非张潮根户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具有在郎家浜社区审批宅基地的资格，新塘街道办事处对其二人不予安置，具有政策依据。再次，案涉《安置协议》系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征迁补偿安置政策，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各方均已按约履行到期义务，不存在法定的变更或撤销事由，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所依据的征迁补偿安置政策已经向社会公开，且在征迁签约阶段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充分的政策解释，并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后签约，不存在显失公平或者重大误解等法定的合同条款变更事由，故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最后，新塘街道办事处已经按照《安置协议》约定为张利利分配了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的安置房，该安置小区目前已无可分配房源。至于三原告诉请的同等安置区块，一方面无法在法律意义上界定范围，另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在某的同地段亦无其他安置房。且某只有一期安置房，案涉《安置协议》所涉郎家浜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做地主体为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该公司能够提供的安置房仅有某这一安置区块。虽然新塘街道办事处作为做地主体的其他安置区块（如新南郡）仍有安置房源，但因两个安置小区属于不同的做地主体，故郎家浜城中村改造项目只能使用某的安置房源或者城投公司的安置房源。即便要对三原告进行安置，亦须经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安置房结算价格为17800元／平方米扣除安置对象回购安置房的单价（不同安置对象回购价格不同）后的价格。至于三原告诉请的每人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根据三原告适用的安置政策不同，安置面积也不同，不一定是每人70平方米，也可能出现每人56平方米的情况。综上所述，根据萧山区现行安置政策，张利利不符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条件，叶某1、叶某2不符合安置条件，无法进行安置。案涉《安置协议》系张潮根户与新塘街道办事处友好协商一致所签订，合法有效，未损害第三方权益，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政策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张宝仁、张潮根、周水娟、张晓波述称，同意三原告的主张，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三原告提交的《居民户口簿》二本、《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郎家浜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离婚协议书》一份、《离婚证》一本、《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一份，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郎家浜城中村改造农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小高层、高层住宅安置表》《公证书》《离婚协议书》《离婚证》各一份、《出生医学证明》二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三原告提交的证据。1.《张利利安置房申请书》《叶某1安置房申请书》《叶某2安置房申请书》及相应的ＥＭＳ国内标准快递面单、物流查询信息各一份，欲证明2018年12月23日，三原告书面向新塘街道办事处申请分配安置房，新塘街道办事处未予答复的事实。2.《证明》二份，欲证明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5个安置人口不包括张潮根的外孙女叶某1、叶某2；叶某1、叶某2未获得安置；郎家浜社区集体土地已被全部征用，村民已无法再获得宅基地；叶某1、叶某2属于在册人口，但已无法再获得宅基地等事实。经质证，新塘街道办事处认为，1.对证据1，三份《安置房申请书》系三原告单方自书，不具有证据效力，与本案也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新塘街道办事处并无名为袁勇刚的工作人员，新塘街道办事处实际并未收到该三份《安置房申请书》；关于车位分配政策，目前尚不明确，若三原告通过本案生效判决确认享有安置资格，新塘街道办事处可以确保其与其他被拆迁人一样享有同等的车位分配待遇。2.对证据2，该二份《证明》无单位负责人签名，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郎家浜社区属于整村城中村改造而征迁集体所有土地，村民确实已无法再获批宅基地，但郎家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尚有村级留用地，故第二份《证明》载明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安置协议》项下的5个安置人口为张潮根、张宝仁、周水娟、张晓波、张利利予以认可，叶某1、叶某2未被安置也是事实，但不能因为叶某1、叶某2系在册常住人口，就认为其二人属于郎家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具有宅基地审批资格。张宝仁、张潮根、周水娟、张晓波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三份《安置房申请书》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但因该申请书系三原告自书材料，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ＥＭＳ国内标准快递面单及相应的物流查询信息，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因ＥＭＳ国内标准快递面单中“邮件详细说明”处为空白，无法确认邮寄的文件内容，故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综上，该组证据无法实现三原告的证明目的。2.证据2，系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未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规定，故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三原告及第三人均系同一户（该户非指《居民户口簿》登记的户）内家庭成员。其中，张宝仁系张潮根之父，张潮根与周水娟系夫妻关系，张利利、张晓波分别系张潮根与周水娟的女儿和儿子。张利利与案外人叶兵原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1月9日登记结婚，分别于2013年3月17日、2017年9月10日生育女儿叶某1、叶某2，于2017年5月12日登记离婚。2012年12月6日，新塘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张潮根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区政府已批准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在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拆迁补偿、安置达成该协议，并对评估补偿、拆迁奖励、支付方式、腾房要求、过渡方式、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张潮根户安置房选址位于金城路以南、萧绍运河以西、规划郎家路以北区块；安置人数为5人，均为农业户口，即张宝仁、张潮根、周水娟、张利利、张晓波；安置面积为高层住宅350平方米（其中70平方米1套、140平方米2套；优惠价300平方米，成本价50平方米）；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长（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根据新塘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张潮根户《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小高层、高层住宅安置表》显示，该户安置人口为5人，即张潮根、张晓波、张利利、周水娟、张宝仁，其中张潮根、张晓波、张利利、周水娟为农业户口，张宝仁为“农转非”人员。2018年11月28日，张潮根户抽取了位于某5幢2单元2403室户型为70平方米的安置房、某4幢1204室户型为140平方米的安置房及某5幢1单元501室户型为14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另查明，根据叶兵与张利利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叶某1、叶某2均由张利利监护抚养，抚养费由叶兵与张利利共同承担一人一半。又查明，2010年2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实施多层、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2017年5月2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安置意见》。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3.28周岁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5.实施多层、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户内有女儿已经结婚，该女儿为户改前农业户口，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拆迁地，配偶为户改前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居民户口的。按以下方式安置：（1）该人员的配偶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或仅享受货币分房的，该人员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人员的配偶享受过实物分房的，该人员的安置面积在扣减其配偶实物分房面积的二分之一后，按成本价购买。（2）该人员生育一个子女的，子女可安置50平方米：若该子女为杭州市区范围内户口的，且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按安置价购买；若该子女为杭州市区范围外户口且未享受房改等政策的，以成本价购买；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按成本价购买。”该《安置意见》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我区之前的其他文件（批复）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有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张潮根户与新塘街道办事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三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为其每人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及配套车库（位）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因案涉《安置协议》第八条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长（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且三原告在本案中诉请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均不属于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范畴，故关于三原告是否可按规定计算安置人口，应按照《安置协议》序言部分约定的“区政府已批准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确定。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张潮根户实际安置分房时间为2018年，此时《实施意见》已废止，故三原告是否可按规定计算安置人口，应按《安置意见》规定进行审查。其一，关于张利利是否属于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并可据此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及相应安置面积的认定。张利利出生于1989年1月31日，于2017年1月30日年满28周岁，故其是否属于《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3项“28周岁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规定的安置对象，关键在于其是否为“未婚青年”。因《安置意见》未对“大龄未婚青年”的内涵作出明确规定，故应按照文义即具有通常知识水平的社会公众对该名词的理解进行解释。“未婚”显然系对该安置对象婚姻状况的描述，而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已婚（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复婚有配偶）、丧偶、离婚四种。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张利利的婚姻状况应为“离婚”，而非“未婚”，故其不符合前述《安置意见》规定的“28周岁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的安置政策，三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为张利利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及配套车库（位）一个，无合同、法律及政策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三原告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新塘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辩称，本院予以采纳。其二，关于叶某1、叶某2是否符合安置政策并可据此主张相应安置待遇的认定。第一，根据《安置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下列对象之一：（一）征地拆迁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二）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三）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属于《安置意见》的实施对象即安置人口，故拆迁安置补偿应以农户为单位确定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本案中，张潮根户的户主为张潮根，故包括张宝仁、周水娟、张晓波、张利利及叶某1、叶某2在内的家庭成员均系依附于张潮根而成为安置对象或可能的安置对象。虽然叶某1、叶某2二人属于张潮根户内在册人口，但系户主张潮根的外孙女，故对其二人安置资格的审查，应当置于“被补偿人（张潮根户）的女儿的子女”这一范畴考察。在张潮根户实际安置分房时，张利利属于已婚离异状态，故对叶某1、叶某2的安置资格，应按照张潮根户内已结婚的女儿的子女进行考察。纵观《安置意见》的相关规定，并无关于被补偿人的女儿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农民结婚（即通常所说的“农嫁农”）后，该女儿及其配偶、子女可享受安置待遇的相关规定。根据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户内有女儿已经结婚，该女儿为户改前农业户口，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拆迁地，配偶为户改前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居民户口的。按以下方式安置：（1）该人员的配偶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或仅享受货币分房的，该人员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人员的配偶享受过实物分房的，该人员的安置面积在扣减其配偶实物分房面积的二分之一后，按成本价购买。（2）该人员生育一个子女的，子女可安置50平方米：若该子女为杭州市区范围内户口的，且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按安置价购买；若该子女为杭州市区范围外户口且未享受房改等政策的，以成本价购买；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按成本价购买”之规定可知，只有在被补偿人的女儿的配偶为户改前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居民（即通常所说的“农嫁居”）的情况下，该女儿及其配偶、子女才有可能享受安置待遇。本案中，张利利原配偶叶兵户籍地为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三原告对新塘街道办事处主张的叶兵系浙江省外农业人口亦未提出异议，可见张利利属于前述“农嫁农”人员，其子女叶某1、叶某2不符合安置条件。三原告关于张利利离婚后可单独立户，叶某1、叶某2可作为张利利户内的女儿进行安置的相关主张，与张潮根户的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事实上，张利利在其未婚时系作为张潮根户内的女儿及在册人口进行安置。即使其离婚了，叶某1、叶某2也不可能脱离户主张潮根，以张利利女儿的身份进行安置。第二，退一步讲，即便不将叶某1、叶某2作为张潮根的外孙女进行考察，而按照“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进行考察，因三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且其自认无法举证证明其享有郎家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道）和其他建制镇（街道）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包括无生活来源的未婚子女，下同）、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可见，户籍登记情况已不再具有作为判断该人口是否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参考意义，不能因叶某1、叶某2系郎家浜社区在册人口，便当然地得出其二人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故叶某1、叶某2是否属于郎家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享有包括宅基地在内的相关权益，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在案证据尚无法证明三原告关于叶某1、叶某2属于《实施意见》及《安置意见》规定的“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的相关主张。综上，对三原告要求新塘街道办事处为叶某1、叶某2各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并提供配套车库（位）各一个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案涉《安置协议》在未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之前，理应按照原协议履行。对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利利、叶某1、叶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计3125元，由张利利、叶某1、叶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宋晓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