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建华，男，197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虎，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煦，系陈伟的姐姐，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汉华，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千里，男，197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海门市，现羁押于湖北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北京市天平（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余建华因与被上诉人马千里、陈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初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余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虎，被上诉人陈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煦、邹汉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马千里因涉嫌刑事犯罪被依法羁押，经过询问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由其另行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故未参加本此庭审诉讼活动；本案已经审理完毕。余建华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由马千里、陈伟向余建华偿还借款及本息共计3000万元整，并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概括为：（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认定：“余建华退出股权转让协议后，与王祖奎签订有《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上述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余建华没有参与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协商，也未授权任何人签署该份协议，与王祖奎也不存在前述《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实际情况是：王祖奎与马千里2012年10月18日订立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后，余建华于同年12月9日才从王祖奎处得知该补充协议，并且在复印件上签署了个人意见。截至2012年12月9日，除了前述王祖奎与马千里订立的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的文字表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余建华已经同意退出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王祖奎对对余建华在马千里、陈伟除享有的债权或者股权作出相关安排，故一审认定余建华退出股权转让协议以后，与王祖奎订立《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的事实认定，没有证据证实。此外，王祖奎与马千里订立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独自占有与余建华共同共有的案涉股权及投资利益；马千里与陈伟则可以通过该补充协议免除向余建华偿还2000万元的还款义务，并且还可以从王祖奎处获得1810万元的出资款（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王祖奎为了得到原属于余建华享有的股权，又向马千里、陈伟缴纳1810万元）。（二）本案中，余建华于王祖奎之间是否订立《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该协议书存在与否，对本案处理并无影响。前述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王祖奎另行向马千里支付对价，并据此获得原来应当属于余建华享有的股权。结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王祖奎已经向马千里、陈伟支付了1810万元对价款，并且获得了原属于余建华的股权。而余建华因收购股权目的落空，故其2000万元的出资款依法应当予以返还。（三）王祖奎、余建华分别享有的民事权益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以及本案的诉请事项，得以厘清。王祖奎先向马千里出借4000万元借款，而后又支付1810万元收购了余建华享有的股权，故最高人民法院判令马千里、陈伟向王祖奎返还5810万元本金及利息，也证实了王祖奎应当向余建华返还股权对价款的事实（否则王祖奎只能请求马千里、陈伟返还4000万元本金及利息）。（四）王祖奎、马千里签字的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因余建华没有签字，故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其中约定由王祖奎向余建华承担相关后果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认定，《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系余建华与王祖奎签订的，应当由余建华承担举证责任。余建华在本案中否认该协议的存在，致使该节事实存疑，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余建华认为，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截至2012年12月9日，余建华同意退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证据证明王祖奎对余建华在马千里、陈伟处享有的股权或者债权，作出相关安排或者约定。余建华并未在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名，也没有证据证明余建华授权王祖奎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同时，余建华也没有参与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协商，故一审要求余建华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所谓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马千里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余建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马千里、陈伟主张权利。尽管余建华提交了证人证言，但余建明系余建华的弟弟，左建东系余建华的老乡，也没有出庭接受质询，故其出具的余建华在诉讼期间主张过权利的证言证明效力较低。2、有证据证明马千里根据余建华的指令向其本人、或者指定的收款人沈传秀（余建华的母亲）、余建明（余建华的弟弟）支付了超过约定出资额的款项，且马千里与上述当事人并无经济往来，与余建华除了因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产生的款项外，并无其他资金往来。3、2012年9月18日，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余建华退出，其2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已经另行结算。该补充协议还证实，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订立《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对余建华的债务已经明确，此后的纠纷与王祖奎、陈伟无关，余建华也签字确认上述事实。此外，余建华对于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交证据原件，并且对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关键证据也无法提供，应当依法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余建华的上诉，维持原判。陈伟辩称：1、余建华上诉中否认2012年10月18日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的效力，与客观事实不符。余建华一审提交的《证据目录》5即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复印件。其中，对该复印件第3项、第4项证明目的之说明可以证实，余建华认可该补充协议对其本人具有约束力。但是，二审中余建华却否认该补充协议的效力，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2、根据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余建华已经退出与陈伟、马千里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以及2011年3月19日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余建华如果对此持有异议，应当向王祖奎进行交涉，与陈伟、马千里无关。此外，2012年12月9日，余建华从王祖奎处获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后，即已经知晓其中第五条约定的内容；余建华在该补充协议复印件签字时并未对2011年7月26日与王祖奎订立《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的内容提出异议，或者否认该协议书的存在，并且余建华在上诉状中还多处载明：“注：《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里称为结算”；上述证据表明《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客观存在，只是因为对余建华的诉讼请求不利，故余建华有意隐瞒。3、本案借款合同部分无效。余建华所述2011年4月1日通过邹友兰支付师志德1000万元借款中，资金来源是由湖北大盘车辆厂转入650万元，李汉平转入350万元，虽然因受到调查权限的限制李汉平的真实资金来源无法核实，但可以认定650万元资金是来自其他企业。根据最高院有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余建华的上述行为属于转贷牟利行为，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此外，2011年4月2日，余建华通过湖北虹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简称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向马千里支付的950万元，其真实资金来源是湖北乐君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黄玉敏个人账户，转入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故也应当依法认定为转贷牟利行为，属于无效。综上，余建华主张的1950万元民间借贷中，有1600万元属于余建华向其他企业借贷以后，转贷牟利，均应当认定为无效。此外，因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收购引发的民间借贷案件较多，虽然本案借款人为马千里、陈伟，但实际收款人只有马千里一人，并且余建华事先也没有向陈伟、马千里提供委托他人付款的授权证明，故余建华提交的案涉借款由案外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余建华是否足额支付出借资金的证据明显不足。4、本案所涉债务已经清结，余建华的起诉涉嫌虚假诉讼。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已经明确，原属于余建华所有的2000万元借款本息由甲方与其结算支付，余建华不再作为合同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在王祖奎一案的生效判决中也指出：对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金钱给付义务，马千里与余建华已经履行完毕，相关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也可以证实。此外，余建华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诉讼时效应当最迟在2012年12月9日起开始计算，但余建华直至2017年7月26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提交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余建华对陈伟的全部上诉请求，并将本案所涉虚假诉讼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余建华一审诉讼请求：判决陈伟、马千里立即向余建华偿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3000万元整；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对相关证据认定如下：1、余建华提交的《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与马千里提交的两份协议内容一致，提交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有原件核实，且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王祖奎诉马千里、陈伟、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已对三份协议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生效判决对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定，对三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纳，《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下方手写部分的内容，余建华认可系其所写，一审对该内容系余建华单方面添加的事实予以确认；2、余建华提交的2011年4月1日通过邹桂兰账户转款1000万元的电汇凭证、邹桂兰出具的证明、邹桂兰的身份证、2011年4月2日通过虹通公司公司襄阳分公司账户转款950万元的银行转账单据以及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马千里出具的收条，因马千里认可收到余建华1950万元，且马千里、陈伟与王祖奎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原属于其（余建华）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亦认定“庭审中，马千里明确承认2012年4月4日时，已收到王祖奎4000万元，余建华2000万元，王祖奎对余建华支付了2000万元也无异议，只是主张余建华后来退出了。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的金钱给付义务，马千里与余建华已经履行完毕。”故对上述证据一审予以采纳；3、余建华提交的刘建红于2014年2月18日汇款150万元至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宜顺公司）的汇款业务凭证系复印件，真实性存疑，一审不予采纳；4、余建华提交的左建东出具的证明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鉴于左建东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一审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5、马千里提交的银行卡流水系复印件，且系马千里向案外人转款的明细，不能证明该款系用于偿还案涉借款，对该证据一审不予采纳；6、陈伟提交的王祖奎的民事上诉状系王祖奎个人的意思表示，且与生效判决、在案其他证据相矛盾，一审不予采纳；7、陈伟提交的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原始股东收款明细，陈伟付马千里购股款的签收单以及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2678号、（2017）鄂05民终766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一审不予采纳；8、陈伟提交的余建华、余建明的关联企业信息，马千里向余建明、沈传秀、湖北慧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宜城市建安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宜城市海顺置业有限公司转款的银行交易明细，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付款明细表均与本案无关，一审不予采纳；9、陈伟提交的马千里向余建明、沈传秀转款471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并不能证明该款系偿还给余建华，对证明目的一审不予采纳；10、陈伟提交的上海沪顺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无法与原件核实，且仅凭上海沪顺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沪顺公司）银行明细不足以证实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转给马千里的1000万元来源于马千里，一审不予采纳。为了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询问了余建明、王祖奎，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经质证，余建华对两份询问笔录均无异议，马千里认为余建明的陈述不真实，对王祖奎的陈述无异议；陈伟认为余建明、王祖奎的陈述均不真实。一审认为，余建明对其与马千里之间资金往来的陈述有相关转账明细印证，王祖奎对余建华出借2000万元给马千里，以及余建华退出股权转让协议的陈述有本案其他证据印证，一审予以采纳，但余建明与余建华系兄弟关系，其所称陪余建华找陈伟要过钱的陈述，一审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3月18日，王祖奎、余建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伟、马千里及丙方左建东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3稿）》。该合同第一条（借款用途）约定：乙方借款用于受让他人公司股权（详见附件二）。第二条（借款金额）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元）。第三条（借款借用期限及利息）约定：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五日内将借款全部交付乙方。乙方借款借用期限为四十五日，期限从甲方第一次交付借款的当日起计算。借用款期限到期的当日乙方应当向甲方返还全部借款本金陆仟万元整，并支付利息贰佰万元整，合计乙方应当向甲方给付人民币陆仟贰佰万元整（62000000元）。乙方若逾期给付前款约定应给付款项的，其逾期部分应当另按照日万分之六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第五条（担保条款及有关合同行为效力）约定：为保障合同的履行，丙方向甲方保证，保证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并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方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该合同的附件二为乙方和丙方于2010年9月11日同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四位订立的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宜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复印件一套。2011年3月19日，陈伟、马千里作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余建华作为受让方（乙方），左建东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稿）》，内容为：鉴于：甲方于2010年9月11日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签订了《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含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附件）。现甲方陈伟、马千里为一方，乙方王祖奎、余建华为一方，就甲方持有的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股权，部分有条件转让给乙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目前合计持有上述公司30%的股权份额，按照与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的约定，后续甲方将按时再受让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第二条、甲方因收购受让上述公司股权份额，向乙方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具体详见上述双方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第三条、若甲方未能按期限履行上述双方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还款义务，则乙方有权收购受让甲方的上述相应股权份额，甲方收到乙方的收购受让通知时不得拒绝，并应当在五日内提供股权转让相关文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以使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第四条、转让股份份额的比例：按目前甲方支付的购股款数额即人民币据实万元与双方借贷款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之间的比例计算，乙方受让甲方所持有30%公司股权中据实%的股权份额；其余占所持30%公司股权中的据实%仍归甲方所有。第五条、甲、乙双方转让股权份额价款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付款期限及方式为，按本协议第三条在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后，乙方通知甲方以甲方所欠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予以抵（消）付，乙方不再另行给付，若所欠借款不足陆仟万元的，乙方应另行给付补足差额款。第六条、乙方受让股权成为股东后，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对后续再受让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由本协议甲、乙双方按上述第“四”项比例方式共同出资、收购和共同享有、分配股权份额。第七条、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保证人执一份；各方签名并在条件成就时生效。若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交由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审理（本协议的执行、解释、审理等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第八条、本协议并不终止甲、乙双方《民间借贷合同》中有关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计算与给付效力，但逾期时间应计算至甲、乙双方办理完借款抵消转让股权份额价款手续日止。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上述合同签订后，余建华于2011年4月1日通过邹桂兰向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师志德的尾号为8919号银行账户转款1000万元，于2011年4月2日通过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账户向马千里的尾号为3619号银行账户转款950万元，合计1950万元。2011年4月4日，马千里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按本人与王祖奎、余建华先生签订的借款协议，今收到共计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特此立据。”2012年10月18日，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以马千里、陈伟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为受让方（乙方），内容为：根据①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及附件；②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甲、乙双方为了明确债权债务与股权份额的比例，经协商同意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第一条、甲方申明其目前已受让“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澳门）”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70%的股权份额，并取得相关方的转让同意，且放弃优先权，可以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该公司股权。第二条、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份额中的百分之二十（20%）部分转让给乙方（王祖奎先生）所有，下余50%仍归甲方所有。第三条、转让价款：（用债权转股权方式抵消）即①乙方用甲方所欠乙方的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中属于乙方王祖奎出借的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元）及相关利息和②乙方对甲方享有的其他利益[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共计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抵付该股权转让款。甲方不再返还该借款，乙方也不需要再另行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四条、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当尽早为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以使乙方方便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第五条、上述①《民间借贷合同》和②《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之一余建华先生，因其他原因，经协商同意已经退出，原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今后余建华先生不再作为乙方的当事人之一，不再参与乙方（王祖奎）有关涉及股权转让与行使等行为。如余建华有异议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乙方负责。第六条、本协议签名时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马千里、王祖奎在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名。余建华于2012年12月9日在该协议复印件下方手书“同意退出《股权转让协议》，自今日起我本人不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同意马千里、陈伟对本人的2千万元（贰仟万元整）出借款及利息债权进行单独结算。”，在该手书内容的下方有余建华的签名。另查明，2017年6月16日，案外人王祖奎依据前述《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等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借款人马千里、陈伟向其偿还借款本金60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该案经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马千里、陈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二、马千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10，121，029.07元及相应利息；三、驳回王祖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王祖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马千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祖奎返还10，632，303元款项及相应利息；四、驳回王祖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中认定“庭审中，马千里明确承认2012年4月4日时，已收到王祖奎4000万元，余建华2000万元，王祖奎对余建华支付了2000万元也无异议，只是主张余建华后来退出了。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的金钱给付义务，马千里与余建华已经履行完毕。”，该判决同时对王祖奎主张1810万元是替换余建华退出的2000万元不予采信。一审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发生；2、案涉借款是否已经偿还，马千里、陈伟是否应承担责任；3、余建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余建华提交了《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及转款凭证、收条等证据，虽然《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是否属原件存疑，但马千里提交的《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与余建华提交的合同内容一致，马千里当庭认可收到了余建华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亦认定“庭审中，马千里明确承认2012年4月4日时，已收到王祖奎4000万元，余建华2000万元，王祖奎对余建华支付了2000万元也无异议，只是主张余建华后来退出了。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的金钱给付义务，马千里与余建华已经履行完毕。”且在马千里、陈伟与王祖奎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属于余建华的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债权已另行与其结算支付，故余建华与马千里、陈伟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案涉借款已真实发生，陈伟称本案借款没有真实发生的抗辩意见一审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已经偿还的问题。马千里、陈伟依据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马千里转款至余建明、沈传秀等人账户的银行交易明细，抗辩称余建华的200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虽然约定有“原属于其（余建华）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但马千里、陈伟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马千里转款给余建明、沈传秀等人系偿还案涉借款，且余建华提交的证据证实余建明、沈传秀等人与马千里之间资金往来较多，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马千里、陈伟已偿还案涉借款，故对马千里、陈伟的该抗辩意见一审不予采纳。但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载明有“上述①《民间借贷合同》和②《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之一余建华先生，因其他原因，经协商同意已经退出，原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今后余建华先生不再作为乙方的当事人之一，不再参与乙方（王祖奎）有关涉及股权转让与行使等行为。如余建华有异议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乙方负责。”从内容来看，余建华退出股权转让协议后，与王祖奎签订有《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余建华对此予以否认，王祖奎则表示“没见过，不记得了”，依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清该《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是否存在，以及二人安排或约定的内容，而且第五条同时还载明余建华有异议由乙方（王祖奎）负责，故马千里、陈伟对案涉借款是否应承担责任存疑。该节事实涉及余建华是否有权向马千里、陈伟主张案涉借款，且《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系余建华与王祖奎签订的，应由余建华承担举证责任。余建华在本案中否认该协议存在，致使该节事实存疑，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即余建华是否有权向马千里、陈伟主张案涉借款存疑，对其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关于余建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陈伟抗辩称余建华于2012年12月9日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手书“同意退出《股权转让协议》，自今日起我本人不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同意马千里、陈伟对本人的2千万元（贰仟万元整）出借款及利息债权进行单独结算。”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2月9日起算，余建华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余建华则认为马千里、陈伟一直未与其结算，其一直在向马千里、陈伟索要借款，并提交了左建东出具的证明，余建明接受本院询问时亦陈述余建华找陈伟要过钱。一审认为，虽然左建东未出庭作证、余建明与余建华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二人均证实余建华向马千里、陈伟索要过借款，可以认定余建华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陈伟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陈伟还提出本案应追加王祖奎参加诉讼，但从案涉《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来看，王祖奎与余建华虽共同出借6000万元给马千里、陈伟，但二人各自出借的金额明确且无争议，王祖奎单独通过诉讼主张了属于自己的4000万元，并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余建华退出股权转让协议后，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属于自己的2000万元，不涉及王祖奎的利益，王祖奎不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本案审理，故对陈伟提出追加王祖奎参加诉讼的意见一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建华主张马千里、陈伟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马千里、陈伟对案涉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其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余建华负担。二审中，陈伟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主张其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以前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但未获准许，因请求调查的事项对本案查明事实具有重要影响，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准许。具体请求调查事项为：调查借款人马千里与余建华及其关联人（含公司）之间银行卡交易记录（详见调查的账户明细），以了解余建华出借资金的真实来源、双方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以及马千里的还款情况。合议庭经过评议，于2019年9月9日依法向陈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汉华发出《调查令》，准许其依法分别向襄樊市商业银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宜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樊庞公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营业部调取相关资料。2019年10月31日，陈伟向本院提交了其根据《调查令》调取的相关证据。分别为：1、黄玉敏尾号4117号银行卡资金流水记录3张，时间期间为2011年3月7日起至2011年4月15日止。2、沪顺公司《企业活期明细信息》2页，时间期间为2011年2月21日起至2013年1月18日止。3、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尾号8548号账户《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共计11张，时间期间为2011年1月31日起至2013年9月21日止。4、邹桂兰650万元收款凭证2张（时间2011年4月1日）。5、邹桂兰350万元收款凭证（时间2011年4月1日）、李汉平350万元转账取款凭证（时间2011年4月1日）各一张。6、邹桂兰尾号3942号银行卡《账户明细》4张，期间为2011年3月6日起至2012年6月26日止。7、陈伟自行制作的《余建华关联公司汇总表》一张。8、黄玉敏1220万元收款凭证一张（时间2011年3月30日），陈玲代黄玉敏取款300万元凭条一张（时间2011年4月2日），陈玲代黄玉敏取款800万元凭条一张（时间2011年6月24日）。9、陈伟自行制作的《余建华案流入资金流程图》、《余建华案流出资金流程图》、余建华与马千里交易明细表，共计45张。马千里对上述证据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如下：1、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2、上述证据表明余建华与其弟弟余建明并非没有合作关系，两人共同设立了湖北慧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宜城海顺公司；余建华的母亲沈传秀作为普通家庭妇女，其名下账户有马千里向其转款的记录，该账户由余建明实际控制，马千里与余建明没有经济往来，与沈传秀也不认识，马千里是根据余建明的指示，将其退股的款项本息一并向余建明、沈传秀进行支付，已经履行了全部的合同义务。3、余建华在2012年12月9日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手书备注时，没有对其中所涉单独结算提出异议，也没有向马千里主张权利；况且余建华与案外人王祖奎2011年7月26日签署的《股权、债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由王祖奎负责解决退股、退款，故余建华的债务与马千里无关。余建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余建华与马千里、陈伟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合法性，陈伟没有对此提起上诉，表明其对该部分事实予以认可。现在陈伟提交的所谓新证据，目的是否认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2、上述证据不能达到陈伟的证明目的。首先，不能达到证明余建华与马千里、陈伟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无效的证明目的；其次，不能达到证明余建华出借资金来源违法；最后，不能达到马千里、陈伟已经偿还余建华借款的证明目的，因为马千里、陈伟并未举证证明余建华授权或者指令第三人代收款项。本院对陈伟提交的相关证据评析如下：1、黄玉敏的银行资金流水记录只能反映其与陈玲570万元、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950万元的资金往来情况，但一审对余建华已提交的通过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向马千里转款95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故该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2、沪顺公司《企业活期明细信息》反映在2011年4月18日通过洪志权、李丽雪、宜昌市兴海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汇入2000万元，以及其后的资金流向。但是，结合一审查明事实，马千里2011年4月4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与王祖奎、余建华签订借款协议，共计收到人民币陆仟万元整；此后，2012年10月18日马千里与王祖奎订立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故陈伟提交的上述沪顺公司的资金流水情况并不能够达到证明余建华的债务已经清偿的证明目的。3、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尾号8548号账户《对公账户交易明细》中所涉资金，不足以证明向余建华本人偿还案涉借款，故不能够达到证明目的。4、证据第4、5、6组反映邹桂兰的资金情况；因一审中已经对余建华提交的2011年4月1日通过邹桂兰账户转款1000万元的电汇凭证、邹桂兰的身份信息及出具的证明、马千里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予以质证，且采信了余建华的上述证据，故该三组证据不能达到陈伟的证明目的（见一审判决第3页至第4页）。5、陈伟自行制作的《余建华关联公司汇总表》一张已经在一审中提交，且经过双方质证，依法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见一审判决第4页）。6、黄玉敏的三张取款发生的时间分别在2011年3月30日、4月2日、6月24日；2012年10月18日马千里与王祖奎订立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故陈伟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够达到证明余建华的债务已经清偿的证明目的。7、陈伟自行制作的《余建华案流入资金流程图》、《余建华案流出资金流程图》、余建华与马千里交易明细表，共计45张，与其一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重复，故依法不属于新的证据，理由不再赘述（见一审判决书第4页）。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余建华主张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即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2、马千里、陈伟是否已经偿还了余建华所称的全部借款；3、余建华主张原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王祖奎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以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关于余建华主张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即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的问题。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3月18日，王祖奎、余建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伟、马千里及丙方左建东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3稿）》。该合同第一条（借款用途）约定：乙方借款用于受让他人公司股权（详见附件二）。第二条（借款金额）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元）。第五条第二款还约定：甲方中任何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何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此外，双方还对借款用途、期限、利息、担保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约定。甲方王祖奎、余建华，乙方陈伟、马千里，保证人左建东均签名。2011年3月19日，陈伟、马千里作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余建华作为受让方（乙方），左建东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稿）》，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于2010年9月11日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签订了《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含宜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附件）。现甲方陈伟、马千里为一方，乙方王祖奎、余建华为一方，就甲方持有的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股权，部分有条件转让给乙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目前合计持有上述公司30%的股权份额，按照与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的约定，后续甲方将按时再受让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第二条、甲方因收购受让上述公司股权份额，向乙方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具体详见上述双方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第三条、若甲方未能按期限履行上述双方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还款义务，则乙方有权收购受让甲方的上述相应股权份额，甲方收到乙方的收购受让通知时不得拒绝，并应当在五日内提供股权转让相关文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以使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同时，双方还商定：转让股份份额的比例：按目前甲方支付的购股款数额即人民币（据实）万元与双方借贷款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之间的比例计算，乙方受让甲方所持有30%公司股权中（据实）%的股权份额；其余占所持30%公司股权中的（据实）%仍归甲方所有。甲、乙双方转让股权份额价款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付款期限及方式为，按本协议第三条在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后，乙方通知甲方以甲方所欠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予以抵（消）付，乙方不再另行给付，若所欠借款不足陆仟万元的，乙方应另行给付补足差额款。乙方受让股权成为股东后，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对后续再受让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由本协议甲、乙双方按上述第“四”项比例方式共同出资、收购和共同享有、分配股权份额。本协议并不终止甲、乙双方《民间借贷合同》中有关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计算与给付效力，但逾期时间应计算至甲、乙双方办理完借款抵消转让股权份额价款手续日止。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转让方陈伟、马千里，受让方王祖奎、余建华，保证人左建东均签字。上述合同签订后，余建华于2011年4月1日通过邹桂兰向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师志德尾号为8919银行账户转款1000万元，于2011年4月2日通过虹通公司襄阳分公司账户向马千里尾号为3619转款950万元，合计1950万元。2011年4月4日，马千里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按本人与王祖奎、余建华先生签订的借款协议，今收到共计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特此立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第37页载明，“庭审时，马千里明确承认2012年4月4日时，已收到王祖奎4000万元，余建华2000万元，王祖奎对余建华支付了2000万元也无异议，只是主张余建华后来退出了。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的金钱给付义务，马千里与余建华已经履行完毕。”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结合《民间借贷合同（3稿）》、《股权转让协议（2稿）》中陈伟与马千里均签字，并认可作为利益共同方，故马千里实施的与上述案涉协议有关的行为均应当视为马千里、陈伟的共同行为，余建华的基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的金钱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其主张的债权真实有效；陈伟有关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马千里、陈伟是否已经偿还了余建华所称的全部借款的问题。结合一审查明事实，2012年10月18日，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以马千里、陈伟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为受让方（乙方），内容为：根据①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及附件；②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甲、乙双方为了明确债权债务与股权份额的比例，经协商同意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第一条、甲方申明其目前已受让“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澳门）”及“宜顺公司”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70%的股权份额，并取得相关方的转让同意，且放弃优先权，可以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该公司股权。第二条、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份额中的百分之二十（20%）部分转让给乙方（王祖奎先生）所有，下余50%仍归甲方所有。第三条、转让价款：（用债权转股权方式抵消）即①乙方用甲方所欠乙方的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中属于乙方王祖奎出借的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元）及相关利息和②乙方对甲方享有的其他利益[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共计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抵付该股权转让款。甲方不再返还该借款，乙方也不需要再另行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四条、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当尽早为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以使乙方方便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第五条、上述①《民间借贷合同》和②《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之一余建华先生，因其他原因，经协商同意已经退出，原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今后余建华先生不再作为乙方的当事人之一，不再参与乙方（王祖奎）有关涉及股权转让与行使等行为。如余建华有异议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乙方负责。第六条、本协议签名时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马千里、王祖奎在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名，陈伟本人没有签名。余建华于2012年12月9日在该案涉补充协议复印件下方手书并签名：“同意退出《股权转让协议》，自今日起我本人不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同意马千里、陈伟对本人的2千万元（贰仟万元整）出借款及利息债权进行单独结算。”因陈伟没有在上述案涉补充协议签名，故该案涉补充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同时，余建华不是该案涉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但其在协议复印件上备注说明和签字，表明余建华本人对退出前述2011年3月19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2稿）》的事实，已经知悉，并同意马千里、陈伟对其2000万元借款本息进行单独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因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对于《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的金钱给付义务，马千里与余建华已经履行完毕（见该判决书第37页），且余建华已经退出《股权转让协议（2稿）》，故陈伟、马千里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3稿）》的约定，向余建华承担还款责任。同时，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中虽然载明：“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之一余建华先生，因其他原因，经协商同意已经退出，原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即马千里、陈伟）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今后余建华先生不再作为乙方的当事人之一，不再参与乙方（王祖奎）有关涉及股权转让与行使等行为。如余建华有异议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乙方负责”；但是，因余建华并非2012年10月18日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也没有在案涉补充协议上签字，故马千里与王祖奎之间订立的案涉补充协议中涉及对余建华债务的处理约定，对余建华依法不具有约束力。同时，结合案涉补充协议第五条的内容分析，并未明确约定由王祖奎对余建华的20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故余建华退出前述《股权转让协议（2稿）》后，其与马千里、陈伟之间履行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就是《民间借贷合同（3稿）》，余建华在退出股权转让协议后，依法享有向陈伟、马千里主张返还案涉借款本息的权利。此外，陈伟没有在该案涉补充协议上签字，故上述约定应当只在马千里与王祖奎之间发生效力。综上，因一审对马千里、陈伟提交的银行资金流水记录等证据均未采信；二审中陈伟提交的相关证据也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故马千里、陈伟主张其已经偿还余建华2000万元借款本息的抗辩主张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应当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关于一审驳回余建华请求马千里、陈伟承担偿还2000万元借款本息是否妥当的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案外人王祖奎诉马千里、陈伟、宜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王祖奎提交的核心证据包括本案中《民间借贷合同（3稿）》、马千里2011年4月4日出具的收条、《股权转让协议（2稿）》、以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等均被依法采信。同时，最高院还认定，王祖奎出借本金为4000万元，余建华出借2000万元，并且对王祖奎主张的1810万元是替换余建华的2000万元上诉理由不予采信（见该案判决书第37页至第38页）；并最终判决维持本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马千里、陈伟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本案一审判决驳回余建华的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是：余建华主张马千里、陈伟偿还案涉借款及利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马千里、陈伟对案涉借款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上述实体处理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余建华与王祖奎均是依据《民间借贷合同（3稿）》的约定，向马千里、陈伟出借资金。在收购股权目的落空以后，王祖奎向马千里、陈伟主张偿还借款纠纷一案，经过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得到支持；并且该生效判决也认可余建华已经履行了2000万元资金的出借义务。2、余建华退出股权转让协议以后，其与马千里、陈伟之间就是《民间借贷合同（3稿）》中双方约定的权利与义务。3、马千里、陈伟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已经偿还余建华借款本息的证据并未被一审采信。根据案涉《民间借贷合同（3稿）》第三条的约定，马千里、陈伟逾期还款的违约事实存在，应当按照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同时，前述最高院生效判决已经明确马千里、陈伟承担的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24%，故应当参照该标准计付借款利息。在案涉借款总金额的认定上，余建华履行了2000万元借款出借义务的事实，有最高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且马千里、王祖奎均未提出异议；余建华在一审中提交了1950万元的资金转款凭证，马千里、陈伟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可以视为当事人自认借款发生金额为2000万元。同时，本案中无论以2000万元或者1950万元借款作为借款本金基数计算，案涉借款本息自2011年4月1日、4月2日起以年利率24%计算，本息合计均已超过3000万元，故根据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视为余建华对其民事权益的处分。综上，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对余建华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余建华主张原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以及王祖奎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结合前述分析，余建华主张原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上诉理成立，理由不再赘述。因王祖奎与余建华分别就其借款债权单独主张权利，一审已经对王祖奎、余建明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且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加之本案的处理不影响王祖奎的利益，故余建华、陈伟主张应当追加王祖奎参加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抗辩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和采信。此外，前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所涉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是否存在、以及对本案实体处理是否存在影响的问题。因该案涉补充协议的签字人是马千里与王祖奎，故应当依法由王祖奎、马千里对此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马千里、陈伟均未充分举证证明已经向余建华偿还诉争2000万元借款本息，或王祖奎已经替代其向余建华履行了还款义务，故一审认定前述案涉《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的事实是否存在存疑，并驳回余建华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余建华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二、马千里、陈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建华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3000万元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利息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马千里、陈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马千里、陈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郭登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万冬冬书记员刘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