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902民初262号原告：刘焕成，男，1961年出生，汉族，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生，住泰安市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海宁，山东泰山蓝天（泰安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玉印，男，1949年出生，汉族，泰山区对外经贸委员会退休人员，住泰安市泰山区。原告刘焕成与被告高玉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年7月10日，由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审理过程中，高玉印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该案移送本院管辖，同年8月20日，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911民初344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高玉印的异议，高玉印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鲁09民辖终2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裁定书，本案由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1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焕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海宁，被告高玉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焕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20000元及利息470000元，共计9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13日，被告向原告借款520000元，并约定借款利息。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借款。2017年4月12日，被告就上述借款重新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月息为2%，借款到期日为2017年10月12日。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息，但被告都拒绝支付，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要求判如所诉。被告高玉印辩称，原告告诉我借他520000元不属实，我没有借过他的钱。我任法定代表人的山东某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有经济往来，当时是原告经人介绍向该公司入股，如果是因为这笔入股的钱，原告不应向我主张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高玉印系山东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4月13日，原告刘焕成由自己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5067）以卡卡转账的方式转入被告高玉印的账户（尾号0171）520000元。2017年4月12日，被告高玉印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写明：“今借到（2016年4月13日至17年4月12日）2%（月）刘焕成人民币1553968.00元壹佰伍拾伍万叁仟玖佰陆拾捌元正借期至17年10月12日归还。威亚公司高玉印2017年4月12日”。原告刘焕成持上述2012年4月13日的转账凭证和2017年4月12日的借条诉来本院，称，被告高玉印于2012年4月13日向原告借款520000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2017年4月12日，原、被告对账后，被告将之前原告向其出具的借条收回，按当时所欠本息的总额，重新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并约定月息为2%，借期至2017年10月12日。现借期已满，被告未能还款，要求处理。针对原告的诉讼主张，被告提交收款收据1份和借据10份。其中收款收据系表格式单据，所提交为第二联（收据联），“填开时间”栏写作：2012年4月13日；“缴款单位或个人”栏写作：刘焕成；“款项内容”栏写作：股金期壹年；“人民币大写”栏写作：伍拾贰万元正；“备注”栏写作：……红利率2.5%月。该收据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被告高玉印的印章。10份借据均为被告高玉印手书，具体为：1、2013年6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伍万贰仟元正”，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签名、盖章的下面，又写明“从6月13日始，月息4%，（原伍拾贰万）”，在“原伍拾贰万”上也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2013年8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肆万壹仟陆拾元正”，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大写数字上也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3、2013年11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陆万贰仟肆佰元正”，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4、2014年2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13年11月13日至14年2月13日）陆万贰仟肆佰元正”，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5、2014年5月12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陆万贰仟肆佰元正。2月12日至5月12日”，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公章；6、2014年8月12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陆万贰仟肆佰元正。5月12日至8月12日”，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公章；7、2014年11月12日借据一份，写明：“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陆万贰仟肆佰元正（8月12-11月12日）”，被告高玉印在下方签名，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公章；8、2015年4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今借到刘焕成现金肆拾捌万叁仟陆佰元正借期壹年按0.4分”，被告高玉印在下方书写“高玉印某公司”（未加盖公章）；9、2015年4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借据今借到刘焕成现金伍拾贰万元正（月息4%）借期壹年”，被告高玉印在下方书写“威亚公司高玉印”（未加盖公章）；10、2016年4月13日借据一份，写明：“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叁仟贰佰元正”，被告高玉印在下方书写“某公司高玉印”，在“某公司”上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公章，在高玉印的名字上加盖了高玉印的印章，在落款日期之下还写有“身份号”。被告高玉印称，2012年左右，原告刘焕成经朋友孙某某介绍，向被告高玉印表示想同孙某某一样，在山东某公司入股，被告同意后，原告于2012年4月13日向被告转款520000元，山东某公司收取了该52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了上述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庭审中被告表示，所谓“入股”，就是原告投入钱款给公司，公司经营获利，按每月2.5%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红利。原告“入股”后，威亚公司开始按约定按月给原告分红，大约一年后，公司财务紧张，无法依约支付原告红利，遂自2013年6月13日起，每隔大约三个月，根据欠付红利的数额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据，如此直至2014年11月12日，所出具的借据即为上述被告提交的10份被告高玉印手书的借据中的第1、2、3、4、5、6、7份借据，此期间利息改为按月息4%计算。2015年4月13日，被告高玉印汇总至此时欠付原告的红利之和，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上述被告提交的第8份借据（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4月13日期间的利息，实际是按月息2.5%计算的），同日，被告还就520000元本金又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上述被告提交的第9份借据。2016年4月13日，被告高玉印汇总至此时欠付原告的本金和全部红利之和，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上述被告提交的第10份借据。2017年4月12日，被告高玉印又汇总至此时欠付原告的本金和全部红利之和，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此即为原告起诉时提交的借据（2016年4月13日至2015年4月12日期间的利息，实际是按月息2%计算的），被告出具此份借据后，收回了此前向原告出具的上述收款收据1份和借据10份。被告并称，被告提交的2015年4月13日的两张借据和原告提交的2017年4月12日的借据，自己均在借据上写明了“某公司”，但都是在自己准备加盖山东某公司的公章时，原告不等加盖直接拿走，并表示没有必要，2017年4月12日那次，被告甚至为了想加盖上公章而追赶原告到了山东某公司的办公楼下。针对被告以上关于借据形成经过的陈述，因原告刘焕成本人未参加2019年3月4日的庭审，本院要求其本人就相关事实予以回复，2019年3月6日刘焕成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称，1、关于52万元借款过程。2012年4月10日之前，原告经朋友孙某某介绍，与被告高玉印认识，高玉印向我借款52万元，用途是用于他个人对山东某公司的投资，并承诺每月给我2.5%的利息。我遂于2012年4月13日将52万元打到高玉印的个人账户，高玉印和山东某公司向我打了借条（但是这个借条高玉印收回了，且在庭审时未向法庭提交）。之后高玉印每两个月给我打一次利息，一共打了五次十个月的，后来高玉印停止付息，为此我找过他多次，他没有钱支付利息，就给我打了借据。2、关于2012年4月13日的收款收据。对于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收据，这是山东某公司和高玉印自己出的，原告没有在收据上签字，而且原告和山东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投资或者入股的关系，原告也没有和山东某公司签订过书面的投资协议。至于高玉印借原告的钱干什么用了，这是高玉印自己的事，与原告无关。3、关于10份借据，这十份借据是真的，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11月12日的这七张借据，是这期间的利息。关于这几张借据上的公章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原告是把钱借给了高玉印，也应该让高玉印个人给原告出具借条，但是高玉印说公司也是他自己的公司，就给我盖上了公章。2015年4月13日的时候，为了表明是个人借款，高玉印个人给原告打了两张借条，一张是利息的483600元，一张是本金的52万元。2016年4月13日，高玉印又重新给原告打了借条，本金加利息一共1253200元，这张条子上高玉印又盖了公司的章，我说咱们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你不要把公司扯进来，所以高玉印又在借条上写上了他的身份证号，以表示是他个人的借款。所以在2017年4月12日的借条上仅有高玉印自己的签字，用以证明是个人的借款。另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借条中所有写的有关利息的表述，都是月息而不是红利，如果是对山东某公司投资的话，那么当公司没钱给红利时，应当给原告打“欠条”，而不是“借据”。2019年8月27日，原告刘焕成本人到庭接受本院工作人员的调查，其陈述与上述《情况说明》中所写基本一致，但又称1、高玉印出具的其向自己出具的10张借条中，原本只有2016年4月13日的借条加盖了山东某公司的公章，其余9份在出具时都未加盖公章，是高玉印收回借条后自行加盖的；2、最初孙某某是介绍自己准备购买高玉印在盖的别墅，后未成，转而劝自己借款给高玉印，孙某某向被告索要了账户，自己转款给高玉印后，孙某某领着自己到高玉印在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的房屋内打的借条，因为是个人借款，所以借条上并没有公司的章；3、高玉印庭审中称其给自己出具2017年4月12日的借据时，为加盖公章追自己到楼下，不是事实，当时他在县医院附近的一处房屋的二楼办公，打完条后把自己送到一楼，还指挥自己倒车离开等。本案2019年3月4日庭审时，被告高玉印在最初曾表示：刘焕成转入高玉印账户的520000元，是山东某公司收到了520000元，因为高玉印收款的账户实际是该公司使用，当时是刘焕成投入山东某公司520000元的股，后公司分月支付刘焕成股金，也用物品抵顶了部分钱，具体数额说不清了，总之，偿还了刘焕成520000元，所以在2017年4月12日将山东某公司向刘焕成开具的收到股金的收据收回了，与此同时，刘焕成承诺再借给山东某公司1550000元，高玉印就给刘焕成出具了上述2017年4月12日的借条。为证实高玉印收到刘焕成520000元转款的个人账户（前述尾号0171的账户）实际是由山东某公司使用，被告高玉印提交尾号0171的账户在“商户名称”为山东某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消费的凭条两张（每次刷卡4000元）。本院认为，2012年4月13日，原告刘焕成以卡卡转账的方式转入被告高玉印账户（尾号0171）520000元，后经对账、汇总、更换借条，最终高玉印于2017年4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今借到刘焕成人民币1553968元”（其中本金520000元）的借条。原、被告对该事实并无异议。但对于最初转款时是如何约定，原、被告则各说不一。被告高玉印称是原告刘焕成向高玉印经营的山东某公司入股，520000元转入的高玉印个人账户实际归山东某公司使用，高玉印与刘焕成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为证实该主张，高玉印提交了2012年4月13日山东某公司出具的缴款人为“刘焕成”的收取股金520000元的表格式的收款收据，称，这就是山东某公司因收取刘焕成的520000元而向刘焕成出具，后在双方对账的过程中由高玉印收回。而刘焕成则称自己从未见过该表格式收款收据，主张，自己2012年4月13日是借款给高玉印本人520000元，高玉印收款后向刘焕成出具的是一张高玉印书写的“借条”，上面并无山东某公司的公章，该借条在双方后来对账时由高玉印收回，现高玉印不予提供。鉴于原告所称2012年4月13日由高玉印个人向刘焕成出具了“借条”，并无证据证实，而被告所出示的山东某公司的“表格式的收款收据”，刘焕成则不予认可，再考虑到原告与山东某公司之间也并无所谓入股（或借贷等）的协议，故原、被告对此问题的陈述，均证据不足，亦即均不足为信。在此情况下，只能依照2012年4月13日的转款凭证、2017年4月12日高玉印向刘焕成出具的借条等作为确定本案法律事实的依据。因最终系被告高玉印向原告刘焕成出具的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故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520000元及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均认可双方最初有利息（或称红利）为月利率2.5%的约定，且向刘焕成支付利息不超过一年即未再付息，因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保护的民间借贷利息不高于年利率24%，而若以52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今，利息额约计已超过800000元，故现原告主张的利息为470000元，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需要说明的是，即便2012年4月13日原告刘焕成转款520000元是因其与山东某公司商定，用于刘焕成向山东某公司入股，根据高玉印提交的山东某公司的“表格式的收款收据”也可看出，所谓入股实为借贷。而该520000元却进入了被告高玉印个人的账户，虽然高玉印称该款实际由山东某公司使用且该收款账户也是山东某公司使用的账户，但除“POS机”外，并无证据证实，而单凭POS机显然不足以证实高玉印的以上主张，在此情况下，进入高玉印账户的款项应认为由其本人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据此，原告刘焕成要求被告高玉印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也应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玉印欠原告刘焕成借款520000元及利息470000元，共计99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被告高玉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 峰人民陪审员  房秀娟人民陪审员  肖 卓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宋丽平书记员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