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30民初2144号 原告：刘衍华，男，1968年3月20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县人，户籍地四川省泸县，住贵州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超，贵州泽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路49号建工大厦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569070898M。 法定代表人：陈祖训，系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阳市观山湖区绿地联盛国际第6、7号楼(6)1单元29层3、4号，注册号520190000055748。 负责人：林锦峰，系该公司经理。 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宁，系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刘成富，男，1966年11月9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县人，住四川省泸县。 第三人：贵州韦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冠山街道播箕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0714300355G。 法定代表人：刘丰美，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翼铭，男，系该公司办公室主任，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刘衍华诉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工总公司）、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及第三人刘成富、贵州韦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顺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衍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超、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宁，第三人韦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翼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衍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连带归还原告交纳的工程安全保证金100万元，并从2018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款项付清日止（截至本案起诉之日暂计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10日，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与第三人韦顺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将第三人韦顺达公司开发的龙里县“龙山工业园综合配套服务暨生态移民安置区工程项目”交由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施工。2014年4月28日，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与案外人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双方共同合作完成该项目。前述两份协议签订后，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将项目交由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具体实施。2014年5月26日，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作为共同甲方与原告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将该项目劳务交由原告完成，并就原告应交纳的安全保证金支付及返还方式作出了相应的约定。2014年5月27日，原告根据约定向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支付保证金50万元。2014年8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刘成富签订《劳务施工合同书》，将原告承包的劳务施工项目交由第三人刘成富完成。2014年8月18日，第三人刘成富向原告支付保证金1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原告向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支付保证金50万元。由于原告与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及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签订合同后并未实际参与任何劳务事宜，具体事务均由第三人刘成富实际完成。为便于第三人刘成富开展工作，原告和第三人刘成富共同于2016年6月29日、2014年10月18日向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发出《退场声明书》及《退场声明》，声明原告退出项目工程施工并由第三人刘成富实际独立完成，之后工程有关的权利义务均与原告无关，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及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后来，由于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与第三人韦顺达公司的合作也无法进行，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第三人韦顺达公司以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名义自行完成施工，广西建工总公司收取的保证金由其负责退还并承担相应责任。第三人刘成富在完成所承担的劳务施工后，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及分公司、河南信阳建筑总公司（已破产清算，以下简称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未按约定将所收取的保证金退还给第三人刘成富，致使第三人刘成富向龙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本案原告、被告、第三人和案外人河南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诉至法院。龙里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黔2730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向第三人刘成富退还保证金100万元。原告不服提出上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告又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4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衍华的再审申请。根据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由于原告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因主体不合法而无效，所收取的保证金应予退还。同理，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同样因主体不合法而无效，被告理应将所收取的保证金退还给原告。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作为共同甲方与原告签订劳务合同，共同承受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应对退还负有连带责任。而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分别作为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案外人河南信阳建筑总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在分公司无力承担退还责任时，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案外人河南信阳建筑总公司作为设立单位也依法负有偿还责任。原告多次求各被告退还100万元保证金，二被告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拒绝退还。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请无法律依据。第一，原告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不能以无效合同作为诉讼请求的依据，应按照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返还原物进行处理。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保证金，二被告从未收取，应是谁收谁还。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由于合同无效，且原告对合同的签订，以及签订后违法转包的行为具有过错，因此，不管是基于利息无合同约定，还是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利息请求均无依据；第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连带偿还100万元的诉请无法律依据，因连带责任是一种加重责任，应严格按照法定情形（民事代理、个人合伙债务、承运合同、保证担保等）予以区分责任。而本案中，二被告与案外人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并非以上任何一种法律情形，不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四，关于原告撤回对案外人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起诉问题，由于本案中原告所出具的主要证据均需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核实，即便现在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已破产，若原告方未能提存关于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在本案所涉及的证据的真实性的相关证据，原告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诉请应依法驳回。 第三人韦顺达公司辩称，其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收取过原告的保证金，请法院依法裁定。 第三人刘成富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刘衍华于2019年10月14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的起诉，本院裁定准许。故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不再列为本案被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质证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8日，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与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工程名称为龙山工业园综合配套服务暨生态移民安置区，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副经理王某作为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中签名。该合同中2014年5月26日，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案外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与原告刘衍华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将龙里县龙山工业园综合配套服务暨生态移民安置区项目约30万平方米劳务施工工程发包给原告刘衍华施工，双方约定原告刘衍华向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缴纳保证金300万元及该保证金的退还条件。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副经理王某在该合同的负责人处签名。2014年5月27日，原告刘衍华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某支付保证金50万元。当日，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两张，载明收到刘衍华交来的龙山工业园区综合配套服务暨生态移民安置房履约保证金共计50万元。2014年8月17日，原告刘衍华与第三人刘成富签订《劳务施工合同书》，约定刘衍华将涉案龙山工业园生态移民安置区项目的部分15万平方米劳务工程分包给第三人刘成富施工，约定刘成富向刘衍华缴纳保证金150万元及该保证金的退还条件。2014年8月18日，刘成富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给刘衍华作为保证金。2014年10月17日，原告刘衍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账户名为“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龙山工业园项目部”转账50万元。2014年10月18日，原告刘衍华单方出具一份《退场声明》，载明刘衍华退出龙山工业园综合配套服务暨生态移民安置区项目B3、B4栋劳务施工，由第三人刘成富对该项目B3、B4栋独立投资及施工管理，并全面履行刘衍华与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签订的《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全部内容，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刘成富。该退场声明有刘成富在“实际施工人”处签名，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在“见证单位”处加盖公章。2015年5月13日，第三人刘成富向原告刘衍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衍华银行打款单存根联一张，金额大写伍拾万元整，汇入行号：105716180959，收款单位：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龙山工业园项目部，汇入时间2014年10月17日。”2016年7月1日，刘成富单方声明其与原告刘衍华签订的龙山工业园生态移民安置区项目B3、B4栋工程项目《劳务施工合同书》作废。后，第三人刘成富向原告、本案被告、第三人及案外人信阳建筑总公司及重庆分公司索要工程保证金未果，遂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7）2730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14年5月27日，刘衍华通过银行转账向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支付了50万元保证金。……”该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刘衍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成富支付人民币共计1000000元；二、被告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成富支付人民币共计300000元。”后本案原告刘衍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黔27民终14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刘衍华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黔民申409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刘衍华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载明：“案涉《劳务施工承包合同》与《劳务施工合同书》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基于变更无效合同而达成的《退场声明》亦无效……合同无效后，本案中当事人收取的保证金就没有合法依据，应该返还。”。 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7）黔2730民初3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刘衍华于2014年5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支付保证金50万元，且原告刘衍华在本案中提供上述款项的银行转账凭据及广西建工总公司签章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据此，可认定广西建工总公司已收取原告刘衍华保证金50万元的事实。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民申409号裁定书认定，案涉《劳务施工承包合同》与《劳务施工合同书》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无效后，本案中当事人收取的保证金就没有合法依据，应该返还。故本案中广西建工总公司收取的原告刘衍华保证金50万元应予以返还，同时应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409号裁定书的次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019年10月31日，广西建工总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对刘衍华提供的证据即收款收据上所盖的“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事宜。因广西建工总公司收取原告刘衍华保证金50万元的事宜，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在审理查明部分作出认定属实，故本院认为对印章无鉴定必要。加之，该收款收据系王某及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财务人员出具，且王某在本案案涉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劳务施工承包合同》中分别作为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及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代表二被告在上述合同上签章署名，符合表见代表特征。王某作为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副经理（实际负责人），原告刘衍华有理由予以信任并打款。若被告广西建工总公司认为该财务印章作假，其可以通过专业机构鉴定属实后，另案追究公司相关管理人员责任。故，对其提出的公章鉴定请求不影响本次判决结果，同时其请求也不能对抗其应当承担的保证金退还义务，故应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衍华要求广西建工总公司及贵州分公司连带偿还由信阳建筑重庆分公司收取的保证金5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应不予支持。因被告广西建工贵州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故其不能承担独立的民事法律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衍华保证金5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5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 二、驳回原告刘衍华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250元，减半收取712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刘红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罗枢华 书记员罗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