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2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竹山县城关镇千福广场3号楼2楼。法定代表人：郑大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随庸，湖北弘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东岳路金地家居建材广场。法定代表人：朱明，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科杰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二堰街办堰桥街8号1幢1-5-4。法定代表人：周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全，湖北鸣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锋，男，197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市鑫峪鑫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朝阳路25号。法定代表人：朱明超，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明超，男，196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上诉人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与被上诉人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川公司）、湖北科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杰公司）、周锋、十堰市鑫峪鑫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峪鑫公司）、朱明超因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3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随庸，被上诉人云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明，周锋（科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科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全，朱明超（鑫峪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科杰公司与云川公司、周锋、鑫峪鑫公司、朱明超连带偿还海川公司代偿款并支付自2018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逾期担保费（日万分之一）、违约金（一次性代偿金百分之十和日万分之五）；2.云川公司、科杰公司、周锋、鑫峪鑫公司、朱明超承担海川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科杰公司印章已损坏而云川公司又急于办理借款的情况下，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私自雕刻科杰公司公章并自行加盖，不符合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公司公章是公司处理内外部事务的印鉴，是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的重要凭证和工具，关系到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的开展，甚至影响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私自雕刻科杰公司的印章，将影响到科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也将影响海川公司合法权利。一审判决认定朱明私自雕刻科杰公司的印章，说明朱明的行为是犯罪行为，科杰公司发现后却泰然处之，不报警，不追责。一审法院发现犯罪线索后不移送，在判决书中以“科杰公司未予反对”、“故依法认定科杰公司已对此事予以追认”包庇了犯罪嫌疑人。科杰公司对朱明私自雕刻的印章“未予反对”是不合常理的，是在隐瞒事实真相。这说明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私自雕刻科杰公司公章并自行加盖是不属实的，朱明和科杰公司向法庭作的是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开庭后，不通知海川公司等案件当事人监督，自行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对调查获得的证据材料不进行质证辩论，程序不合法。据此认定朱明私自雕刻科杰公司公章并自行加盖的事实错误。2.科杰公司为海川公司提供反担保是真实意思的表示，科杰公司在反担保合同上盖章、有权签字人周千钧在合同上签字，符合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本合同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的合同生效条件。一审判决的说法牵强附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科杰公司为海川公司提供反担保是其真实意思，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合法成立。科杰公司是法人，法人从事民事行为，其意思是否真实是通过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也通过股东表决表现出来。2016年12月10日，科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锋就出具承诺书，承诺“因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在农商银行柳林支行借款伍百万元，借款期限壹年，由我公司为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科杰公司反担保的意愿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承诺表露无遗。科杰公司的三名股东周千钧、周锋、辛燕于2016年12月9日召开股东会表决一致通过，同意为借款人向海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这从程序上表明了科杰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意思。反担保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主体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行为本身即证明了要成立反担保合同的愿望和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科杰公司与海川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是合法成立的。反担保合同上有科杰公司盖章、有权签字人周千钧在合同了签字，符合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本合同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的合同生效条件。反担保合同约定有权人签字，没有特别约定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所谓有权签字人是指有权代表公司签字的人,包括法定代表人，也包括是公司默认的代表。科杰公司有为海川公司提供反担保的真实意思和行为，也有成立反担保合同的愿望，在这个前提下，周千钧在科杰公司周锋在场的情况下，当着海川公司工作人员的面签字，周锋作为法定代表人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持默认态度，这说明科杰公司在签字盖章问题上有一致的意见。周千钧属于有权签字人。周千钧签字后，又由科杰公司会计在反担保合同上加盖了科杰公司的印章，这是对有权签字人周千钧的签字行为的确认和追认。周千钧是科杰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产生不良后果影响最大的是周千钧，周千钧签字，即是表明大股东的意思，更说明其是有权签字人。因此，科杰公司对外盖了公章形成的合同书是具有法律效力。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表明的是签字或盖章是选择行为，只要具备其中一个要件，合同便成立生效。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没有特别约定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从字面解释应解释为签字或盖章后合同即生效，不必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如果合同中特别约定“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才要考虑合同生效条件，本案反担保合同没有“并且”这二个字。一审法院的认为是不成立的。3.一审判决科杰公司不承担反担保责任错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虽然《合同》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但签字或盖章均是意思表示的方式，能够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且该约定从字面理解一般应解释为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协议亦未特别约定需经当事人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科杰公司是公司法人，加盖了公司印章，应视为对合同的确认，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不影响反担保合同的效力。另外反担保合同约定了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律师费和诉讼费一样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应由科杰公司、云川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承担。云川公司辩称：款是云川公司贷的，应当由云川公司偿还。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科杰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海川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保证反担保合同》虽成立，但不符合“签字”、盖章并存的生效要件，对科杰公司不产生约束力。根据《保证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经各方有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字后生效）…”。结合“…有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的含义及文本存在形式，及后半部分“…合同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字后生效…”的补充说明，可以确定后半部分是对《保证反担保合同》生效条件做出的特别约定和重点强调，也是与前一部分生效方式作出的说明和提醒。即合同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字即生效，合同当事人不是自然人的需签字盖章并存时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约定优于法定”的规定，《保证反担保合同》中“签字盖章后生效”中的“签字”、“盖章”约定为并存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另，本案中的《保证反担保合同》加盖的印章虽系他人私自雕刻后并自行加盖，但科杰公司事后知晓也未明确反对，对盖印章的加盖行为给予认可，而有权人的签名为周千钧，其不符合有权人签字的法律要件：第一、周千钧仅为科杰公司股东，在签字时，未出具合法的授权委托书，周千钧签名未取得授权，不属于有权人签字；第二、一审中海川公司承认办理反担保合同时，海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股东均在场，海川公司未让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让股东周千钧签字，不符合常理；第三、周千钧虽股份占比较高，但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千钧的签名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有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属于并列关系，且《保证反担保合同》尾部专门设定加盖印章与保证人或有权人签字栏目，说明只有保证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与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同时具备的条件下，该《保证反担保合同》方生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9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意见，双方当事人对“…有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约定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歧义。故，《保证反担保合同》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对科杰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2.公司对外担保，未经法定程序，其担保不约束科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不仅约束一般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内部管理性规范，同时，对接受担保方也具有相压的约束力。本案中，科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股东周锋系被胁迫签名、股东辛艳签名系伪造，显然，科杰公司此次对外提供担保未形成多数意见，其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虽然，根据现行的市场交易习惯，公司对外担保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或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但若需有效，需事后追认方可，对此，科杰公司也不持反对意见。结合本案，“保证反担保合同书”有权人签名，科杰公司即未在事后给予追认，也未出具授权委托书，其签字的形式要件、实体要件均不符合法律规足，说明科杰公司没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保证反担保合同》对科杰公司不产生约束力。二、《保证反担保合同》签订程序违法，应属无效。按照交易习惯，签订合同的各方均应对所签订的合同留存一份。本案中，假设科杰公司与海川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属于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该《保证反担保合同》就需提交给科杰公司留存一份备档。但科杰公司在本案发生争议前未见过此合同。且《保证反担保合同》不是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海川公司接受保证时，也未进行面签或对面签过程给予固定。科杰公司有理由相信，海川公司与云川公司，在此次担保过程中，具有共同损害科杰公司利益的故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保证反担保合同》对科杰公司应属于无效合同。三、《保证反担保合同》为格式文本合同，出现不同解释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本案中，《保证反担保合同》系海川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对于《保证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经各方有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字后生效）…”的理解为并存关系，意思表示清楚，不存在歧义，若海川公司作出另一种解释，说明其最少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即便存在不同的解释，针对格式文本的《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生效，需按照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的海川公司的解释来理解格式条款的含义，亦即：签字和盖章并存时生效。四、海川公司未尽到基本审查义务，存在合同履行不当。《保证反担保合同》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乙方在本合同项下之保证已取得其他董事或相应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授权且不违反适用于乙方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章程之规定……”。这段话的表现形式及含义应包含三方面：第一、该保证反担保合同是海川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海川公司知晓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必经程序；第二、接受担保方需对提供担保方的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第三、提供担保方应对自身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海川公司是经过政府金融主管部门批准，并持有金融贷款业务经营牌照，专门从事贷款发放非金融机构法人，对保证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应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在接受担保时，即便不审查提供担保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也应该监督担保合同的面签程序和签字人的权限范围，并对面签过程进行证据固定和授权委托书留存等。本案《保证反担保合同》海川公司未进行面签；未审查科杰公司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后同意担保；未审查签字人是否属于有权人等。所以，海川公司在未尽到必要审查义务前提下，直接相信云川公司单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在审查失职，合同履行不当之情形，由此衍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过错方海川公司自行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海川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周锋辩称：周锋没有在反担保合同上签字，签字也不是周锋真实意思表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鑫峪鑫公司、朱明超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海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云川公司向海川公司清偿5391157.46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从2018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其中，利息按同期银行利率计算；违约金包括日万分之一的担保费、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代偿金10%的一次性违约金）；2.判令科杰公司、鑫峪鑫公司、朱明超、周锋按反担保合同约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云川公司、科杰公司、鑫峪鑫公司、朱明超、周锋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云川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林支行借款500万元，并申请海川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周锋、朱明超分别于2016年12月10日、12月20日向海川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提供反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2月22日，云川公司与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林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同日，海川公司与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林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5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了海川公司的资金安全，鑫峪鑫公司向海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于2016年12月31日与海川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代偿金及按同期银行利率计算的利息、日万分之一的担保费、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代偿金10%的一次性违约金。云川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收到500万元借款，但后来未能按期偿还。海川公司于2018年4月8日代偿了全部本息5391157.46元，后追偿无果，遂引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海川公司还主张科杰公司也曾于2016年12月31日与鑫峪鑫公司共同为上述500万元借款提供反担保，并在同一份反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故科杰公司也应该承担反担保责任。对此，科杰公司提出，按上述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本合同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的约定，在该合同保证人签字栏的实际签字人周千钧既不是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不属于有权签字人，且科杰公司也没有在该合同上盖章，直到科杰公司收到本案原一审判决书时才知道盖公章一事，后经公司调查得知，该公章系云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明私自雕刻并自行加盖的，故该反担保合同对科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朱明承认该公章是其私自雕刻后并自行加盖的，并称加盖时周千钧不在场。对此，海川公司不予认可，并称公章是科杰公司的会计拿出来加盖的，且当时科杰公司的全体股东都在场。为慎重起见，一审法院在庭审之后进一步对科杰公司进行了调查，科杰公司承认在其公司印章已损坏而云川公司又急于办理借款的情况下，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私自雕刻科杰公司公章并自行加盖，事后朱明将此事告知科杰公司，科杰公司未予反对。另，周锋在庭审过程中提出，其所签的反担保承诺书是在朱明的胁迫下签订的，为此，其曾于2016年12月27日报警。周锋当庭提交了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人民路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其中记载民警告知属民事纠纷，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周锋至今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云川公司向金融部门借款500万元及海川公司已代偿的事实无异议。一、关于案涉反担保合同对科杰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问题。根据该反担保合同第十二条“本合同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的约定，须有权签字人签字和公司盖章均完成的情况下合同才能生效。本案保证人签字栏加盖有科杰公司的公章，并有周千钧签名。就加盖有科杰公司的公章而言，虽然海川公司和科杰公司各执一词，但在庭审之后经法院对科杰公司进一步调查，科杰公司表示，朱明在私自雕刻科杰公司公章并自行在反担保合同上加盖，事后告知科杰公司，科杰公司未予反对，故依法认定科杰公司已对此事予以追认，该盖章行为视为科杰公司的行为。就周千钧签名而言，首先，周千钧仅是科杰公司的股东，不是法定代表人；其次，海川公司无证据证明周千钧得到了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再次，科杰公司若是办理常规业务，作为股东之一的周千钧代为签字，则有可能构成表见代理，而为他人反担保并非科杰公司的常规业务，应在签字、盖章等问题上要求更加严格、正规，而且合同明确约定了签字生效要件，但双方未按合同行事，同时，周千钧也没有以科杰公司名义签字，因此不能认定周千钧签字构成表见代理；最后，按海川公司所称，办理反担保合同签章手续时科杰公司的全体股东（含周锋）均在场，却没有要求科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锋签字，而让股东周千钧签字，不合常理。综上，认定科杰公司虽在该反担保合同上盖章，但周千钧不属于有权签字人，故该反担保合同因缺乏约定的生效要件，而对科杰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关于周锋应否承担反担保责任的问题。周锋在签订反担保承诺书后曾于2016年12月27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审查后明确告知该纠纷属民事纠纷，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周锋至今未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故该撤销权因已过一年行使期间而归于消灭，周锋仍应依法承担反担保责任。三、关于海川公司主张的违约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虽然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首先要确定海川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适当调整，而对该类纠纷所涉的实际损失如何确定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而本案虽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却与借款合同密切关联，并由借款合同衍生而来，双方之间的交易纯属金钱交易，因此，为防止利益失衡并维护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处理。该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按双方的合同约定来看，海川公司主张的同期银行利息加上代偿违约金后明显超过了按年利率24%计付的利息，故确定海川公司主张的利息、违约金、律师费之总损失按月利率20‰计算。综上，云川公司应向海川公司偿还借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鑫峪鑫公司、周锋、朱明超应向海川公司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科杰公司不对海川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海川公司主张按实际代偿金额5391157.46元作为本金计算，因海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云川公司实际代偿的金额为5391157.46元，这中间没有任何利益存在，故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云川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海川公司5391157.46元，并按月利率20‰支付自2018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违约损失；二、鑫峪鑫公司、朱明超、周锋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海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330元，由海川公司负担5000元，云川公司、鑫峪鑫公司、朱明超、周锋共同负担55330元。二审期间，海川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科杰公司2016年12月10日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拟证明科杰公司为云川公司提供反担保经过了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反担保意思表示是真实的，科杰公司应承担反担保责任；证据二、2015年科杰公司《反担保合同》，拟证明反担保合同公章与2016年反担保合同公章是一样的，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朱明私自雕刻的。二审期间，云川公司、科杰公司、周锋、鑫峪鑫公司、朱明超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质证，云川公司认为证据一中周锋及周千钧均是本人签字，周千钧当时是科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印章是朱明雕刻并加盖的，周锋对担保有异议，签完字后就把股东决议书给了朱明；证据二中的印章是朱明加盖的，所盖印章是朱明2015年12月29日私刻的。科杰公司认为海川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中股东辛燕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虽该决议经过超过2/3股东签名，但仅能代表有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最终需要依据签署的反担保合同，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印章不是科杰公司盖的，对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对朱明的加盖行为无异议。周锋认为证据一不真实，科杰公司没有开这个股东会，也没有这个决议，辛燕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印章也不知道是谁盖的，决议上周锋的签字是本人所签，当时为了给朱明帮忙；对证据二中朱明加盖印章的行为不认可，因公司股东会没有开，当时签字是纯为了给朱明帮忙，周锋当时并不愿意，但因周锋当时欠朱明的钱，周锋认为是形式上东西，就在朱明拿的模板上盖章，周千钧的签字周锋也不清楚，周锋在科杰公司占股较少，并未在意，签订该合同时周锋在场，但不愿意签字，也不同意盖章，科杰公司印章在2015年损坏，之后科杰公司又重新雕刻一个；证据二的合同上盖印章时，印章尚在科杰公司。鑫峪鑫公司及朱明超表示对证据一、证据二不清楚。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海川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中科杰公司认可周千钧、周锋的签字，该《反担保股东会决议》能够反映科杰公司的愿意为云川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与案涉的《保证反担保合同》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亦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云川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林支行借款500万元，并申请海川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朱明超、周锋向海川公司自愿提供反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2月22日，云川公司与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林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同日，海川公司与湖北十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林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5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前述《保证合同》第三条保证范围约定：“本合同的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为了海川公司的资金安全，科杰公司和鑫峪鑫公司向海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与海川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周千钧代表科杰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在该《保证反担保合同》保证人（乙方一）处签名，同时科杰公司在此处加盖了该公司印章，鑫峪鑫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在该《保证反担保合同》中保证人（乙方二）处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明超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海川公司作为债权人（甲方）、云川公司作为借款人（丙方）均于2016年12月31日分别在该合同的相应位置签字、盖章。前述《保证反担保合同》第一条的保证反担保范围约定：“乙方（即科杰公司、鑫峪鑫公司）愿意根据保证合同和《委托保证合同》的有关条款约定向甲方进行反担保，并承担反担保责任。丙方（即云川公司）未清偿贷款人的全部款项；丙方应向甲方（即海川公司）支付的逾期担保费；甲方因履行保证责任而代偿的款项；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款项；甲方垫付的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执行费、评估费等）。”第二条反担保保证方式第三项约定：“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无线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与借款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十二条合同生效约定：“本合同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字后生效）”。因云川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海川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代偿借款欠息247832.46元，2018年4月8日偿还贷款本金500万元，并于2018年7月26日将截至2018年4月8日的贷款欠息128081.25元进行了代偿，海川公司共代云川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合计5391157.46元。二审另查明：科杰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为前述反担保出具了《反担保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2016年12月9日，湖北科杰商贸有限公司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经与会股东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借款人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十堰农商银行柳林支行办理伍佰万元（小写5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由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股东会同意为借款人向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股东签字处有“周千钧、周锋、辛燕”三人的签名。科杰公司认可周千钧、周锋的签名均系本人所签，辛燕签名非其本人所签。科杰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了该公司在十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备案章程（2014年1月6日），章程载明了科杰公司的股东构成及各自出资比例：周锋（出资占4.95%）、周千钧（出资占90.1%）、辛燕（出资占4.95%）。科杰公司的前述章程中并无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规定。本院认为：海川公司上诉主张由科杰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科杰公司辩解称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在海川公司提交的《保证反担保合同》中有科杰公司控股股东周千钧的签字并加盖了科杰公司的印章，同时海川公司提交了科杰公司为提供此次反担保所出具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依据《保证反担保合同》生效要件的约定“经各方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由此可以看出该合同并非要求必须由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周千钧作为科杰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占股比例高达90%，科杰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周千钧关系最为密切，周千钧愿意在此合同上签字，海川公司足以对此产生信赖。周千钧所持股比例的表决权已超过了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其对公司的事务处理上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表决权，周千钧应当系代表科杰公司的有权签字人。同时，科杰公司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能够印证其公司愿意提供案涉反担保的意思表示。科杰公司应当为云川公司偿还海川公司代偿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以周千钧不属于有权签字人，反担保合同对科杰公司未生效且不具有约束力为由，判令科杰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处理显然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在科杰公司辩解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中，关于朱明陈述的《保证反担保合同》的中科杰公司印章系其个人私刻并加盖的事实，朱明的该陈述意在使科杰公司免除连带保证责任，而朱明作为云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原一审的庭审陈述中并未陈述私刻并使用科杰公司印章的事实，且科杰公司的原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亦未提及朱明私刻并使用科杰公司印章的事实，朱明及科杰公司的原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原一审庭审中均对《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朱明在原一审庭审之后所做的私刻并使用科杰公司印章的陈述，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朱明亦未提交自己私刻科杰公司印章的证据，朱明的前述陈述不应采信。科杰公司依据朱明的前述陈述来否定《保证反担保合同》中其公司印章非其公司所雕刻、使用的印章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即使《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科杰公司印章系虚假印章，但科杰公司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及科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锋出具的承诺书，亦能印证科杰公司愿意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且在本案一审中科杰公司亦认可了朱明自述的私刻及在签署《保证反担保合同》时使用科杰公司印章的行为。对于科杰公司另辩解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中股东辛燕的签名非其本人签名，但科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抗辩理由。且海川公司并无法确认科杰公司提交的《反担保股东会决议》中科杰公司各股东的签名是否均系股东本人所签。海川公司要求科杰公司提供《反担保股东会决议》已经系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科杰公司以《反担保股东会决议》中股东辛燕的签名系伪造的签名，而否定《反担保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本案中，因海川公司代云川公司履行了保证责任，偿还了云川公司应当向银行偿还的贷款本息。海川公司基于此向债务人云川公司，及反担保人科杰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行使的是担保追偿权，结合《保证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约定，海川公司所能追偿范围的只能以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限。海川公司上诉要求云川公司、科杰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支付自2018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逾期担保费（日万分之一）、违约金（一次性代偿金百分之十和日万分之五）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但因云川公司、科杰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未能积极履行《反担保承诺书》（周锋出具）、《承诺书》（朱明超出具）、《保证反担保合同》中分别约定的各自的还款义务及保证责任，造成了海川公司的资金损失，云川公司、科杰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应当赔偿海川公司自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起的违约资金损失。而损失的计算则应以5391157.46元为本金，分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以5391157.46元为本金，并按月利率20‰支付自2018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违约损失显然不当。但因一审判决后，云川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均未提起上诉，视为云川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前述违约损失的计算标准，对此，本院不予评判。如前所述，因科杰公司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保证责任的范围除了连带承担偿还5391157.46元本金外，还应承担违约损失，违约损失应以5391157.46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另关于海川公司上诉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的承担问题，因海川公司尚未实际支付律师费，故，海川公司上诉主张由云川公司、科杰公司、周锋、朱明超、鑫峪鑫公司承担律师费50000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海川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3民初7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5391157.46元，并按月利率20‰支付自2018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违约损失；十堰市鑫峪鑫煤业有限公司、朱明超、周锋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撤销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19）鄂0323民初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湖北科杰商贸有限公司对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前述债务范围为:本金5391157.46元、及以5391157.46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违约金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四、驳回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330元，由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十堰云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湖北科杰商贸有限公司、十堰市鑫峪鑫煤业有限公司、朱明超、周锋共同负担553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330元，由竹山县海川特色产业担保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湖北科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53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韧审判员 耿纪和审判员 张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乔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