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刑初69号公诉机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被告人刘玉东，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研究生文化，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二支队原支队长，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一支队政委，住天津市蓟州区。因涉嫌职务违法于2019年2月27日被留置，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8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叶秀文娜，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津检一分院三部刑诉［2019］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玉东犯受贿罪、非法持有弹药罪一案，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刘博法、检察官助理武彦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玉东及其辩护人叶秀文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一、受贿罪2011年至2018年，被告人刘玉东利用本人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以下简称市刑侦总队）一支队政委、二支队支队长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在案件处理、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韩某、高某1、高某3、马某钱款共计人民币94.45万元。（一）2012年12月，被告人刘玉东利用担任市刑侦总队一支队政委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韩某请托，通过时任公安蓟州分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王某1职务上的行为，为韩某妻弟张某1涉嫌赌博案件的处理提供关照，致使张某1案件未继续侦查。2011年11月至2014年初，刘玉东多次收受韩某以利息名义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68.45万元。（二）2017年10月，被告人刘玉东利用担任市刑侦总队二支队支队长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高某1请托，通过时任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某2职务上的行为，为高某1朋友张某3治安案件的处理提供关照，促成张某3与被害方达成和解。2012年2月至2018年10月，刘玉东三次索取、收受高某1钱款共计人民币12万元。（三）2017年，被告人刘玉东利用担任市刑侦总队二支队支队长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公安红桥分局民警高某3请托，通过时任公安红桥分局局长李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高某3竞聘副科级职务提供关照。2017年12月高某3被任命为公安红桥分局咸阳北路派出所指挥调度室副主任。2017年上半年，刘玉东收受高某3给予的钱款人民币10万元。（四）2014年5月，被告人刘玉东利用担任市刑侦总队二支队支队长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马某请托，通过时任公安北辰分局副局长田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马某等人治安案件的处理提供关照，促成马某等人与加害方达成和解。2014年8月，刘玉东收受马某给予的钱款人民币4万元。二、非法持有弹药罪2019年2月26日，天津市监察委员会依法对天津市蓟州区刘玉东住处进行搜查，发现手枪子弹状物品59枚并依法扣押。经鉴定，59枚手枪子弹状物品系51式7.62ｍｍ手枪弹。案发后，被告人刘玉东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退缴了部分赃款。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玉东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予以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刘玉东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证据及定性均无异议。辩护人叶秀文娜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刘玉东因其他事由接受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依法构成自首，且认罪态度良好，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2．刘玉东归案后，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调查工作，并通过家属将涉案赃款94.45万元全部退缴，悔罪态度真诚，足额缴纳罚金，可从轻处罚。3．刘玉东如实供述非法持有弹药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从轻处罚。4．刘玉东非法持有弹药并非用于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主观恶性较小，且涉案弹药没有流入社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可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受贿犯罪事实2011年至2018年，被告人刘玉东利用担任市刑侦总队一支队政委、二支队支队长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韩某、高某1、高某3、马某在案件处理、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或索取上述人员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94.4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2012年12月，被告人刘玉东在担任市刑侦总队一支队政委期间，接受天津市蓟州区放贷人员韩某的请托，通过时任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王某1职务上的行为，为韩某妻弟张某1涉嫌赌博罪案件的处理提供帮助。2011年11月至2014年初，刘玉东先后三次向韩某转款共计人民币95.8万元，韩某为获得刘玉东在其出现问题时予以关照，以利息为名，按照月息6%至8%的利率给予刘玉东钱款共计人民币115.52万元。按照韩某给予一般人月息3%的利率计算，刘玉东应得利息为人民币47.07万元，差额为人民币68.45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明被告人刘玉东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韩某妻弟案件的处理提供帮助的证据。（1）证人韩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7月，其经刘玉东司机曹爽介绍与刘玉东相识。2012年12月，其小舅子张某1涉嫌赌博被公安蓟州分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带走。考虑到刘玉东之前是蓟州分局刑侦支队队长，其给刘玉东打电话说了一下张某1的情况，让他找人帮忙把张某1放出来，刘玉东答应帮忙问问。后刘玉东告诉其给支队队长王某1打过电话了，让其等结果。当晚，其到七大队交了2万元，张某1被放了出来，没受任何处理。（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底，支队收到派出所转来的一起涉赌案件，涉案人叫张某1，其安排民警赵某负责办理。期间，刘玉东打电话问其是否在办一个赌博案件，不严重的话帮忙照顾下，其表示能照顾的肯定照顾。随后，其对赵某说让他帮忙照顾一下。经对张某1等人进行传唤，这个案件证据上只有口供，不够立案条件，便将张某1等人放了，也没再继续侦查。虽传唤时间到了，但从案件事实上看是涉嫌赌博犯罪的，应该继续侦查。证人赵某的证言印证了在张某1案件处理过程中，王某1向其打招呼照顾张某1的情况。（3）任职通知证明：王某1于2008年5月19日任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4）询问笔录、接受案件回执、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明：2012年12月，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对张某1等涉嫌赌博罪一案进行调查，无调查处理结果。2019年4月、5月，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对张某1等涉嫌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一案立案侦查。（5）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2011年，其通过曹爽与韩某相识，韩某从事民间放贷。2012年底，韩某打电话说有个亲戚因为赌博被刑警队抓了，负责案件的是王某1，让其帮忙问问情况，其答应了。之后，其给王某1打电话问了下情况，对他说不严重的话帮忙照顾照顾，王某1表示没问题。2．证明被告人刘玉东收受韩某给予钱款的证据。（1）证人韩某的证言证明：其知道刘玉东是公安领导后，想送点钱给刘玉东，跟他搞好关系，便借着刘玉东要在其处放钱的机会，给他支付了不少利息。刘玉东一共在其处放了三笔钱，第一笔是26万元本金，约定月息8%；第二笔是24万元本金，约定月息8%，扣除利息，实际给其转了22.8万元；第三笔是50万元本金，约定月息6%，扣除利息，实际给其转了47万元。其按照100万元支付利息，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刘玉东妻子，到2014年初其资金链断裂，共支付利息115.52万元。其对外吸收资金一般都是月率2%-3%，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是按照3%的利率，给公安人员的利率一般是5%至8%不等。（2）证人王某2（刘玉东妻子）的证言证明：2011年，其通过刘玉东的介绍认识做对外放贷业务的韩某，刘玉东与其商量把钱放在韩某那里，韩某给的利息高。共分三笔给韩某转过90余万元，韩某都是按照月利率8%支付利息，后一笔是按照6%支付利息。利息每月一给，都是直接把现金交给其，其将钱存入银行或用于日常消费了。从2011年11月至2014年，韩某共支付利息110余万元，本金一直未归还。（3）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转账凭条、银行业务凭证等书证证明：2011年11月17日，王某2银行账户向韩某银行账户汇款26万元；2012年6月2日，刘玉东向韩某银行账户转账22.8万元；2013年7月23日，王某2向韩某银行账户汇款47万元；王某2银行账户于2012年3月19日存款1万元，同年6月16日存款4万元，同年9月26日存款4万元，2013年4月25日存款7万元。（4）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其分三次给了韩某本金100万元。第一笔给韩某转了本金26万元；第二笔本金24万元，给韩某转了22.8万元；第三笔本金50万元，给韩某转了47万元。前两笔约定按照月息8％支付，第三笔约定按照月息6%支付。韩某说过，给别人都是月息3%，特殊的不过5%。到2014年，韩某累计给了其100余万元的利息，本金一直放在韩某处。利息是以现金的形式给其或王某2，二人收到后将钱存入银行账户。韩某之所以能给其这么高的利息，也是看中其多年在蓟州公安系统工作，对他对外放贷也是一种帮助。（二）2017年10月，被告人刘玉东在担任市刑侦总队二支队支队长期间，接受朋友高某1的请托，通过时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某2职务上的行为，为高某1朋友案件的处理提供帮助。2018年8月至同年10月，刘玉东先后收受高某1给予的钱款人民币5万元和2万元。此外，2012年，刘玉东在担任市刑侦总队一支队政委期间，以买房为名向高某1借款5万元，高某1随即通过亲属高某2向刘玉东妻子王某2账户转账人民币5万元。后刘玉东向高某1提出还款，高某1表示将该5万元作为礼金送予刘玉东，刘玉东未再向高某1还款。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明被告人刘玉东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他人职务上的行为，为高某1朋友案件的处理提供帮助的证据。（1）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10月，朋友张某3打电话说他和朋友到天津塘沽玩，因为停车的事和别人发生争执动手了，正在当地派出所，对方要不少钱，让其帮忙找人跟派出所打个招呼。其随后给刘玉东打电话简单说了一下，让他帮忙找人打打招呼，刘玉东答应。过了一会儿，张某3回信说赔了对方2.5万元，事情解决了。刘玉东也回信说找当地派出所的人说情了，赔点钱就完事了，要不然还得拘留，其在电话中对刘玉东表示了感谢。（2）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2017年10月，其与朋友管玉坤等人一起到天津塘沽玩，因为停车的事和一个当地人发生争执，被传唤到新港派出所，对方非让其赔钱，不赔钱就要求派出所对其拘留，其就给朋友高某1打电话说了下情况，让他找关系别让派出所对其拘留。之后，高某1回复说已经找人了。后在民警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其赔了对方2.5万元，对方也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3）证人张某2（时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的证言证明：2017年10月，刘玉东打电话说，他有两个北京的朋友到塘沽玩，因为停车的事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好像打了对方几下，公安塘沽分局新港派出所出警了，让其帮忙问问什么情况，看怎么处理好。之后，其给新港派出所所长王某3打电话，说这是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托办的事，给好好弄一下。遇到打架这种事有人托关系，如果是被害人的话，就多要点赔偿，别让对方欺负了；如果是嫌疑人的话，就从轻处理一下。当晚，王某3回信说是普通治安案件，对方没什么伤，民警当场调解了，刘玉东的朋友赔了对方2.5万元，其随即电话告知了刘玉东。（4）证人王某3、陈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10月，张某2给王某3打电话说，市公安局一位领导的朋友和别人发生了纠纷，正在新港派出所处理，让王某3看看怎么回事，好好弄一下。王某3了解情况后给办案民警陈某1打了电话，说案件当事人北京一方有领导托付，妥善处理一下。陈某1接到王某3电话后，处理时经给塘沽一方做思想工作，双方达成调解，北京一方也少赔了钱。（5）受案登记表、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110接警记录单等书证证明：2017年10月，龚建平与管玉坤因为停车问题在巨川酒店门前发生纠纷并厮打，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新港派出所出警。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6）任免职务通知证明：张某2于2017年2月24日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7）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其与高某1系多年好友。2017年10月中旬，高某1几个朋友到天津塘沽玩，因为停车的事和另外一个车主发生争执动手了，被传唤到新港派出所。高某1打电话让其帮忙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人放了。其随后给时任公安塘沽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某2打电话，请他找派出所的人问问情况，看怎么处理好，张某2表示没问题。后其接到高某1和张某2的电话，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高某1的朋友赔偿了对方些钱，人已经回北京了。2．证明被告人刘玉东索取、收受高某1给予钱款的证据。（1）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初，刘玉东打电话说，他调到市公安局工作了，打算在市里买套房，他这么一说其就明白了，肯定是手头紧，便把话接过来说需要多少钱，其给拿点。当天，其让侄子高某2给刘玉东提供的账户汇了5万元。之后，刘玉东打电话说要还钱，其没要，表示当凑份子了。2018年8月，刘玉东和他妻子到北京找其，聊天时提到刘玉东帮张某1说情的事，其将提前准备好的5万元现金给了刘玉东。同年10月，刘玉东打电话说他儿子刘英龙月底结婚。结婚当天，其到蓟州参加了婚礼，随了2万元礼金。证人高某2的证言印证了高某1让其给王某2汇款5万元的情况。（2）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刘玉东调到市里工作不久，想在市里买房，因家里钱不够，就找高某1借了5万元，高某1把钱打到其银行账户上。之后，刘玉东给高某1打电话要过账号还钱，高某1没要，说5万元就当恭喜他到市里工作的贺礼了。2018年8月，其与刘玉东一起到北京昌平高某1家，聊天时，高某1给了刘玉东一个装有5万元的布袋。（3）银行卡交易明细、银行凭证证明：2012年1月18日，高某2银行账户向王某2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4）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2012年上半年，其已经调到市里工作，想在市里买套房，知道高某1有钱，就想找他拿几万元用用。于是，其在给高某1打电话时提了买房的事，高某1是明白人，一听就把话接过去说给出5万，并把钱转到了王某2的银行卡上。之后，其给高某1打电话说要还钱，他没要，说就当恭喜其到市里工作了，其也没再提还钱的事。其实说还钱也是客气客气，其也没打算还。因为没有合适房源，将5万元用于日常消费了。2018年8月，其带着王某2到北京昌平高某1家，聊天时，高某1感谢其帮助他朋友处理了塘沽的治安案件，给了其5万元。同年10月，其子结婚前，其给高某1打电话告知了婚礼时间和地点。结婚当天，高某1从北京赶到蓟州参加了婚礼，随了2万元礼金。（三）2017年，被告人刘玉东在担任市刑侦总队二支队支队长期间，接受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民警高某3请托，通过时任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局长李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高某3职务晋升提供帮助。同年上半年，刘玉东收受高某3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高某3的证言证明：其通过市公安局的徐海峰认识了刘玉东。2017年上半年，其得知红桥分局在下半年组织一次竞聘上岗，想竞聘副科级领导职务，便跟刘玉东提了参加竞争上岗的事情，请刘玉东帮忙跟李某局长说说，刘玉东答应。同年7月，其到刘玉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0万元。同年下半年，刘玉东请李某到蓟州玩儿。一起吃饭时，刘玉东向李某介绍了其，请李某多关照。同年11月左右，其成功竞聘上了咸阳北路派出所指挥调度室副主任兼法制专员，属于副科级实职。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下半年，公安红桥分局组织过一次科级干部竞聘上岗。期间，刘玉东给其打了一个电话，提到红桥分局丁字沽派出所的民警高某3是他老乡，和他关系不错，打算参加竞聘，能不能照顾一下，其回复说先了解看看。之后，刘玉东约其到蓟州。吃饭时，高某3也去了。刘玉东提了对高某3多照顾的话。从蓟州回来后，其找时任红桥分局政治处主任范某问了一下高某3的情况。后高某3通过几轮考试竞聘成功，被任命为咸阳北路派出所指挥调度室副主任兼专职法制员，属于副科级实职。3．证人范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下半年，其向李某汇报工作时，李某问丁字沽派出所一个叫高某3的小伙子表现怎么样，其翻看资料了解后，觉得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优秀的，跟李某如实说了一下情况，李某听后也没说什么。后高某3经过笔试、面试，竞聘为咸阳北路派出所任指挥调度室副主任兼专职法制员。李某作为局长，专门过问高某3的情况，肯定会对竞聘产生影响，最起码入围以后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领导打招呼了，其也特别注意了一下这个人，后高某3成功竞聘上了副科级现职。4．竞争上岗工作方案、报名表、干部考察预告、任免职务通知等书证证明：2017年7月，高某3参加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科级领导职务竞争上岗；同年12月任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咸阳北路派出所指挥调度室副主任兼专职法制员。5．任免职务通知证明：李某于2015年10月任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局长、督察长。6．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其与高某3系老乡。2017年，高某3提出他正竞聘副科级现职，请其帮忙跟红桥分局局长李某打个招呼，在他竞聘的事上关照一下。不久，高某3到其市刑侦局的办公室，送给其一个装有10万元的纸袋子。过了一段时间，其给李某打电话讲了高某3的情况，问在同等条件下竞聘的时候可不可以优先考虑一下，李某表示没问题，肯定会照顾。之后，其邀请李某全家到蓟州旅游，请李某全家吃饭时，高某3也去了。酒桌上，其特意请李某帮忙多照顾高某3竞聘，李某表示没问题。后高某3成功竞聘上了副科级现职。（四）2014年5月，被告人刘玉东在担任市刑侦总队二支队支队长期间，接受马某请托，通过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副局长田某职务上的行为，为马某案件的处理提供帮助。同年8月，刘玉东收受马某给予的人民币4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明被告人刘玉东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马某案件处理提供帮助的证据。（1）证人马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底，其与朋友陈某2到天津市北辰区宝马4Ｓ店取车，车被撞了，双方争执起来动了手，其被打得满脸是血，因担心北辰分局的警察向着对方，就给刘玉东打电话说了当时的情况，让他帮忙找人问问情况，刘玉东答应。期间，其与刘玉东有过几次通话，也说过找人问了之类的话。经协商，对方赔偿了其8万元。证人陈某2的证言印证了为处理打架纠纷，马某找了一个天津市公安局的朋友帮忙的情况。（2）证人田某（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刘玉东打电话说有个姓马的蓟州人，在北辰区店修车时跟当地人发生冲突被打伤，两拨人都被宜兴埠派出所带走，蓟州那边的人在北辰人生地不熟，尽量别让人家吃亏，其答应帮忙问问。其随后给时任宜兴埠派出所所长于广林打电话问了问具体情况，表示人家蓟州的大老远过来，尽量一次处理好，别让人家吃亏，于广林表示知道了。后来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调解结案。（3）证人于广林、姜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上半年，田某给于广林打电话说，于广林所在的派出所这边宝马4Ｓ店有个打架的，一方当事人姓马，蓟州人，让于广林看看怎么回事，蓟州大老远的过来别挨欺负。了解情况后，于广林给办案民警姜某打电话，让姜某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别让姓马的这边挨打了还吃亏。姜某表示处理时会偏向姓马的一些，没少给打人一方做思想工作。最后双方调解结案，打人这边赔偿了蓟州这边8万元。（4）案件来源、受案登记表、治安调解协议书等书证证明：2014年5月，马某拨打110报警称在天津市北辰区店被人打伤，天津市公安局宜兴埠派出所出警；同年7月，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5）任免职务通知证明：田某于2013年7月任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副局长。（6）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其在蓟州别山镇派出所任所长时，马某在派出所当协勤。2014年上半年，马某打电话说，他在北辰区店被当地人打伤，派出所偏袒当地人，找其帮忙问问，其答应。之后，其给时任北辰分局副局长田某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请他帮忙过问过问，田某答应。后来听说在派出所的协调下双方和解了，对方给马某赔了钱，这件事就算解决了。2．证明被告人刘玉东收受马某给予钱款的证据。（1）证人马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刘玉东回蓟州，二人一起吃饭时，刘玉东说他那边找人了，得跟人家表示表示，让其拿出一半。经与陈某2商量后，其将4万元送到刘玉东山澜乡韵的家中。证人陈某2的证言印证了马某市公安局帮忙的朋友向马某要4万元的情况。（2）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2014年下半年，马某约其在蓟州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说对方赔了他8万元。临走时，给了其一个装有4万元的牛皮纸信封。二、非法持有弹药犯罪事实2019年2月26日，天津市监察委员会依法对被告人刘玉东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住处进行搜查，搜查出手枪子弹状物品59枚。经鉴定，59枚手枪子弹状物品系51式7.62ｍｍ手枪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案件来源、归案经过证明：2019年9月，天津市监察委员会向天津市公安局移交刘玉东违法犯罪线索。经初查，刘玉东存在非法私藏弹药的违法行为，交由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一支队依法办理。2．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9年2月26日，天津市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到其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家中进行搜查，在主卧室的一个纸箱子中搜到子弹。3.鉴定委托书、弹药鉴定书证明：送检的HJ-2019-0155-J0002号检材为59枚51式7.62mm手枪弹。4．物证照片、搜查笔录、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等证据证明：涉案59发手枪子弹状物品被扣押在案的情况。5．天津市公安刑事侦查局一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证明：51式手枪弹主要配用于51式、54式、80式7.62mm手枪；50式、54式、79式、85式7.62mm冲锋枪，以上枪支广泛配用于军队、部分配用于警察。2008年左右，警察第一次证实配备警用专用枪支，配发专属子弹。因此，在刘玉东家中搜出的51式手枪弹为军用子弹。6．《公务用枪管理制度汇编》证明对枪支、弹药使用保管的相关规定情况。7．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出具的证明、注销证明材料证明：魏春耕于2003年3月从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退休，2019年9月14日死亡。8．被告人刘玉东的供述证明：2005年左右，刑警队快退休的魏春耕过来找其，说他收拾东西时发现存有一些子弹，交给其处理。子弹用黑色塑料袋装着，里面有个包装盒，盒子上写着“5.1”式子弹。其随手放在汽车里，拿到家中放了起来，一直没上交。魏春耕把子弹交给其，是让其按规定处理。按照规定，子弹应该上交给公安局统一处理，个人不能私自保存枪支弹药。刘玉东对子弹的照片予以指认。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宣读了下列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1．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2月17日，天津市纪委监委专案组转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反映刘玉东接受个体老板出资装修住房和租房问题线索。2月19日，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对上述线索初核，2月26日对刘玉东涉嫌严重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于当日从刘玉东办公室将其带至惩治教育基地采取留置措施。审查调查期间，刘玉东除交代了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接受郭全为其租房、装修的违纪事实外，还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并不掌握的收受韩某、高某1、高某3、马某钱款的犯罪事实。2．主体身份证明材料、干部任免审批表、任免职务通知等书证证明：2011年8月至2013年7月，刘玉东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刑事侦查局）一支队（暴力犯罪侦查处）政治委员，主抓一支队政治思想工作，承担部分命案的现场处置和案件侦办工作；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刘玉东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刑事侦查局）二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支队长，负责二支队全面工作。3．转账支票复印件、缴款凭证证明：被告人刘玉东退缴了全部赃款并预先缴纳罚金人民币20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刘玉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弹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公诉机关指控刘玉东犯受贿罪、非法持有弹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刘玉东犯数罪，依法应实行数罪并罚。刘玉东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刘玉东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酌情从重处罚；刘玉东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刘玉东退缴全部赃款、认罪悔罪，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刘玉东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玉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2023年2月26日止。）二、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刘玉东退缴的赃款人民币94.45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丁学君审 判 员  杨阿荣人民陪审员  李志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家磊书记员李晨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五条第一款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