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冠宏，男，汉族，1988年8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32************616，身份证地址：黑龙江省兰西县******，住址：黑龙江省兰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刚，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伯伶，男，汉族，1972年5月2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60************031，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军，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冠宏因与被上诉人万伯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冠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刚、被上诉人万伯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冠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全部受理费用；4、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支付欠付的违约赔偿金人民币87203元；5、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电子证据固化费、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关费用人民币80000元整。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刘冠宏（机票代理交易用名为：AND境外电子/XX）与惠州市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某某公司”）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机票销售代理关系，被上诉人万伯伶个人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并非机票代理关系的当事方，其只是某某公司部分结算资金的委托支付人，与上诉人本人非机票销售代理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万伯伶非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上诉人刘冠宏与俄罗斯欧比亚（OLBIA）公司合作，于2016年12月以欧比亚（OLBIA）公司的名义取得俄罗斯V.I.P公司（IATA-BSP在俄罗斯一级代理）国际机票代理资格，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市场机票销售。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规定，各代理商与航空公司之间的机票订购、资金结算和业务监管全部由BSP执行。【BSP：开账与结算计划（BillingandSettlementPlan）电子客票（中性票）简称BSP，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根据协会会员航空公司的要求，为适应国际航空运输的迅速发展，扩大销售网络和规范销售代理人的行为而建立的供销售代理人使用中性客票销售和结算的系统，我国的航空公司已经全部加入了BSP系统，我国政府也批准了其在中国境内的运营。因此，只要进入机票销售代理行业的代理人对BSP的业务销售、结算和监管规则都是当然知晓的。】2017年6月上诉人到惠州地区开拓市场，与惠州市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6月22日名称变更为惠州市某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均为万伯伶）达成口头机票销售代理协议，委托其代理惠州及周边地区机票销售业务，明确双方约定必须遵守BSP关于销售代理的所有制度和规则，遵守V.I.P公司代理商合同的约定条款，接受BSP的监管（这也是机票代理行业通行的国际惯例，进入机票代理行业的人对此都是当然知晓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网站可以公开查询并下载规则和决议）。在双方业务合作的实际开展中，机票的订购、出票、退票以及部分往来资金结算都是以惠州市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名义进行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机票采购单明细全部是某某公司的代理机票账单亦可知上诉人与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双方事实上的机票销售代理关系，账单上没有任何表明万伯伶个人购票的信息），只有部分资金是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万伯伶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结算的。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15号证据也是某某公司支付的17228元机票款。（在资金结算上，法律并不限制资金的委托支付方式，因为这更有利于资金的流通和交易的达成，此处可视为惠州市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万伯伶个人支付机票款给刘冠宏）因此，上诉人与某某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机票销售代理关系。由被上诉人在销售代理QQ群的聊天记录可知，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进行交易时QQ名称为“HZ某某国际票万伯伶”，即被上诉人是以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订票业务及沟通的，说明其对外代表的是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而非万伯伶个人。且被上诉人（以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名义）每天都要订购非常多的国际机票，当然也不可能是个人之间简单的机票买卖关系。由以上可知，上诉人刘冠宏与惠州市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才是事实上的机票代理关系，万伯伶并非机票代理双方的当事人，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个人机票买卖关系，因此也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二、被上诉人缴纳的417770元违约罚金（ADM罚单）并非预交的机票款，而是因为被上诉人违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830a决议规定的联程同订同出的规定（机票代理行业俗称“拉位”）违规出票，因损害航空公司利益的行为而产生的违约赔偿金，也更不可能是被上诉人所说的行政罚款。联程机票，是指始发地到目的地之间经另一个或几个机场中转，含有两个（及以上）乘机联、使用两个（及以上）不同航班号的航班抵达目的地的机票。联程要绕道，要换航班，费时更长，对于旅客来说比较不方便，也因为联程机票促进了各相关航程中不同航空公司机票的销售，因此价格也比直飞便宜很多。“拉位”：因联程机票是中转各航程机票的组合销售，价格比直飞便宜很多，所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航空公司明确规定联程机票必须同订同出，机票销售代理不能为获取价格便宜的机票而单独订购联程机票中的一个航程的机票，损害航空公司的利益。因此。机票代理任何时候只能在订票系统中“合法”预定联程机票，同订同出，否则就是违反了IATA的规定，BSP会对这种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依据TATAR制定的830a决议中1.11、1.12条）。在实际操作中，联程机票中各航段价格较低的机票仓位在订票系统中是看不见的，部分机票代理可通过航空公司给予的一个订票系统的操作端口违规操作（如更改出票地），把客户定购的系统中有的单程的、价格比较高的舱位拉到系统中看不见的、价格比较低的联程机票舱位，以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关于拉位的定义，其实就是打破了航空公司捆绑销售（联程）的限制、产生的违约金。举例说明以下：vn（越南航空）为了促销，（vn123北京到香港，vn456香港到胡志明）北京到香港到胡志明，航空公司为了增加香港的流量，捆绑销售在一起。这样一起的价格，要比北京单独到香港的价格还要便宜，但机票代理商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在联程票中直接定北京到香港（vn123北京香港）段并且把vn455（香港到胡志明段删除），这样一来以联程票低价位价格，取得了高价位航程的机票。【这也是BSP电子客票系统存在的一个系统漏洞（bug），因此也违反了航空公司捆绑销售的限制，影响航空公司的收益，机票代理行业内将这种操作俗称为“拉位”】。“拉位”是典型的违反航空公司订位规定的一种违规违约行为，在机票代理行业内比较普遍，BSP和航空公司也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严格监控，一旦被审计发现，航空公司则通过BSP对操作代理商下ADM单（即代理借记备忘录，行业内俗称“罚单”，BSP会直接从其上级代理商的保证金账户中扣除给航空公司）进行处罚，处罚的标准是按其违规出票的价格补齐到此票高仓位标准价格的差价及部分违约金，以弥补其违规行为给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1、上诉人与某某公司实际合作始于2017年6月26日（前天订票次日结算的T+1模式，被上诉人个人账户付款），并非其所说的2017年9月才开始合作（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19显示2017年8月11日已经产生退票款也可知），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即跟某某公司合作又跟其法定代表人也是实际控制人进行合作。被上诉人隐瞒2017年9月之前的合作事实的目的是想掩盖其为获取不法利益而进行的违规操作行为，以欺骗法庭，获取法官的信任。因为某某公司（被上诉人）被航空公司按规定处以417770元违约赔偿金的违约行为是其在2017年8月份发生的“拉位”操作产生的违约赔偿金，于2017年11月被航空公司审计发现。BSP于2017年11月23日依据行业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处罚，处罚违约金总金额为3730172.5卢布，合人民币417770元。被上诉人以资金紧张为由请求上诉人先于代其垫付（V.I.P公司在BSP结算户上有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发现代理人或代理人的下级代理违规，BSP可直接从代理人账户中扣除违约赔偿金，如果保证金不够支付，代理人又不及时缴纳，则BSP有权取消违规代理所订购的全部机票，则代理人的损失会更大），上诉人考虑到双方的合作关系及可能给被上诉人造成的较大损失，才于2017年12月7日将此笔违约赔偿金款项代其上交给了V.I.P公司。之后在2017年12月31日年终结算日前被上诉人分3次9笔支付给了上诉人（其中：2017年12月25日4笔，每笔49000元；2017年12月31日4笔，3笔49000元，1笔42884元；2017年12月14日1笔退票款31886元抵扣；9笔共计417770元）。另外，依据我国会计法的规定，公历每年12月31日为企业年终结算日，企业要结算往来和应收应付款项，年终都要将应收应付款结清，以核算企业收益和利润，所以也不可能存在年终结算日支付预付款的可能。因此，被上诉人缴纳的417770元处罚金并非预交的机票款，而是因其违规进行“拉位”操作的违约赔偿金。2、从代理协议和实际业务操作可知，上诉人是V.I.P公司在中国区的代理，某某公司是上诉人在惠州地区的实际授权代理人，其订票业务也是通过V.I.P公司授权的操作端口进行订票。因此，某某公司实际上也是V.I.P公司的二级代理，所以当然也必须遵守BSP的各项规定，接受BSP的监管和处罚。其次，机票代理各方之间只是普通的商业代理行为，相互不存在行政管理关系，但是必须接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行业协会的约束和监管。所以被上诉人作为代理商的“拉位”行为是完全的商业违规违约行为，BSP对其的处罚本质上是纯粹的商业违约赔偿金的处罚，而非被上诉人所说的行政罚款。三、被上诉人BSP的处罚规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830a决议）和“拉位”操作的违规性是明知的，对作出处罚的BSP和一级代理机构V.I.P公司是确认无误的，对因其违规行为导致该笔违约赔偿金以及违约赔偿金的性质也是明知并认可的。自2017年6月代理机票销售以来，某某公司（被上诉人）因违规“拉位”操作先后累计被处以罚单总额累计达4887272.5卢布（合计人民币574973万元，汇率为：1元人民币=8.5卢布），目前已经支付了人民币477770元，尚欠人民币87203元。某某公司（被上诉人）作为机票销售代理人，经营不到一年，多次因为“拉位”操作被航空公司和BSP公司处罚，累计达金额4887272.5卢布，计人民币574973万元（汇率为：1元人民币=8.5卢布）。被上诉人本人及某某公司员工在微信聊天中已经多次对罚单认可并承诺会结算罚单。某某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分两次缴纳了人民币70000元罚单的违约金，之后又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7年12月31日通过万伯伶个人账户缴纳了417770元违约处罚金。截止目前尚欠上诉人罚单的违约赔偿金人民币87203元。因某某公司（被上诉人）多次进行“拉位”操作，其ADM罚单较多，又不愿及时缴纳，上诉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也一直维持与其合作关系直到2018年6月22日，某某公司将主营业务变更为旅行社业务。但是欠付的87203元违约赔偿金一直不愿支付。之后，上诉人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和3月29日两次给其支付客户退票款人民币37598元和2050元（QQ聊天记录明确是退票款），在被上诉人的恳求并承诺在其客人都起飞后立即结清所有罚单款项的情况下，也为了维护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上诉人暂时并未抵扣其退票款。双方沟通气氛友好，被上诉人也从未提及所谓417770元预付票款的事情，这也说明了被上诉人对此笔417770元违约罚金是知晓并认可的。由以上可知，被上诉人对作出处罚的航空公司、BSP和一级代理机构V.I.P公司是确认无误的，对BSP及其处罚规则是明知的，对其“拉位”行为的违规性及其危害性、对违约处罚金的性质都是明确知晓并认可的。四、依据BSP通行的交易模式，机票代理与BSP的结算方式是先由代理机构在其系统订票，出票后次日进行结算付款的T+1结算方式，从未有预付款交易方式，因此被上诉人主张417770元违约赔偿金是预付款也是不可能的。BSP的结算方式是订票后付款，代理人在系统进行订票操作，在系统出票日后一天付款（即T+l方式）。在此交易模式下，都是先由机票代理根据客户的需要在BSP电子客票系统订购机票，出票日后由代理结算付款，二级代理通过一级代理与BSP结算，区域代理的业务也是通过二级代理结算。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被上诉人所述预先支付几十万机票款而上诉人却未出票的情况。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机票出票采购单明细）和证据三（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也可以看出，证据三的付款日期和金额与证据四的机票出票采购单的欠款金额与日期是一一对应的，金额一样，付款日期正好在后一日，仅其缴纳违约金的9笔付款资金没有相应的出票记录；另外，按常理交纳预付款也不可能分如此多笔而且都是有零数的交纳。被上诉人证据三-9、10、11、20、21号证据也明确有注明为机票款，其中10、11号注明了具体日期。如果按被上诉人所述，是先付预付款后出票，而且其证据也表明其前一天付款后一天出票，是挨着交替出现。为什么“预付款”每一笔金额都是跟前一天票款金额如此雷同？双方又是如何进行结算的？根据对方证据可知，账单最后一单业务票款为40944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11日，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2日，以后再没机票业务。那么为什么不是预付40988元或者40000元？那么如果12月12日的40944元不是付12月11日的机票款，而如被上诉人所说的“预付款”，那第二天的机票呢？如果第二天没有出机票不是应该申请退款吗？而且在没有机票交易后，在没有结算和退款后的十多天内又陆陆续续分次支付了40多万元，也一直没出票，之后近一年被上诉人也没有申请退票和结算票款呢？！各种迹象正好证明了双方先网上订票出票，后付票款的T+1的结算方式，所以没有“预付款”之说。被上诉人向法庭隐瞒2017年6月至8月的交易，除了为了隐瞒9月以前其认缴罚单的事实和本次主张预付款为违约赔偿金的事实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隐瞒双方交易从来没有预付款交易的事实，因为在2017年6月份双方刚开始合作时，双方还未建立过任何信任关系时，上诉人都没有向其收取任何保证金和预付款，在合作了几个月后突然收取预付款，也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且其所谓预付款明细中竟然出现了6055元的负数，更是间接证明被上诉人“预付款”是其编制的慌言，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凑的数，用来欺骗法庭的。以上事实也说明，被上诉人主张的预付款，部分为支付机票款，而没有出票记录的这9笔共417770元款项是被上诉人认可缴纳的违约赔偿金而并非其所主张的预付款。五、被上诉人两年后向上诉人主张退还“预付款”的行为是恶劣的失信行为，其置个人商业信誉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行业规则于不顾，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如果其不法行为得逞，可能在国际航空运输行业引起恶劣的示范效应。试问被上诉人如果此笔款项是预付款，为什么不在2017年年终结算过后就请求结算退款？为什么在年终结算日还要交预付款呢？为什么在双方合作一年多期间从未提及呢？理由很明确：第一，他明知航空公司对“拉位”行为的处罚是行业的规则，国际航空运输协（IATA）是有明确的决议规定的，要求航空公司退款也不可能的，更是不合规的；第二，因为当时他如果不缴纳违约赔偿金，则其已经预定的机票将可能会被航空公司取消，那么他的损失会更大，而且其在客户中也会失去信用；第三，如果被上诉人不及时缴纳违约金，则其失信行为会导致所有上级代理商不敢跟其合作，因为BSP电子系统操作漏洞（bug）的存在使机票代理商随时可以进行违规操作而导致航空公司处罚，航空公司会通过BSP会直接从一级代理的保证金账户中扣除，从而给一级代理造成经济损失。一级代理商如果都不敢跟其合作，那么他也不可能开展任何业务了，所以被上诉人为了其业务的开展也是不得不缴纳违约赔偿金的；第四，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开始已经主要经营旅行社业务了，所以在机票代理行业似乎不用顾及信用了，可以利用与上诉人没签书面代理协议的失误谋求不法利益了，航空公司和IATA他也不敢去找的，只能找上诉人这个弱者了；第五，由于经过时间太久，BSP电子客票系统的数据只保留一年，已经被清除，被上诉人作为代理商对此是很了解的，所以他才敢在一年后无所忌惮的想通过针对上诉人的诉讼来谋求其非法利益。被上诉人这种为了一己私利不讲商业信用、不遵守行业规范、令行业内不齿的行为一旦得逞，不但会给上诉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也会严重扰乱机票代理行业市场，甚至可能在航空运输机票代理行业内引起恶劣的示范效应！因此，恳请法官拿起正义之剑，依法制止被上诉人这种极度没有商业信用的行为，以维护社会公正和正常的市场秩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万伯伶之间为机票买卖合同关系是不符合法律事实的；将航空公司及BSP对某某公司（被上诉人）违规操作的“拉位”行为的违约赔偿金认定为预付款或行政罚款于事实、于法律也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望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撤销（2019）粤130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主张，以维护机票代理行业规范和公正良好的市场秩序，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万伯伶辩称，第一，上诉人上诉请求第四、第五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按照诉讼民事诉讼规则来说，这两项上诉人在一审当中并没有提起反诉或者另案起诉，没有经过一审审理，这个在程序上是违法的，那么他在二审增加该上诉请求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第二，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机票购买过程当中，存在着所谓的违规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航空公司也对被上诉人出具过任何的处罚、罚款，更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已经代被上诉人向相关的航空公司垫付了相应的款项等一系列的证据证实。因此，上诉人所谓的41万多元的款项属于支付给航空公司的罚款或是代被上诉人支付的赔偿或违约金的一个处罚，这个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第三，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唯一存在一个机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往来的法律关系。那么从一审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得出，上诉人总共只为上诉人出了994805元的机票，而上诉人总共收到被上诉人1412575元的款项，那么多出的是417770元款项，如果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他所收的这417770元款项有合法的依据，在没有向被上诉人提供对价的机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理应将所多收的417770元的款项如数退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万伯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买机票款人民币4177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原告向被告购买机票。原告和被告没有就票务代购业务签订书面协议，原告提供的《惠州某某总部结算通知单明细》每一分项均有记载序号、出票日期、起飞时间、票号、状态、账单价、机件税费、采购服务费、代理费、乘机人姓名、航班、航程等数据。2017年11月30日至2017年12月31日，原告万伯伶共计向被告刘冠宏支付款项1412575元，被告刘冠宏从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共计向原告万伯伶提供金额994805元的飞机票，对于原告万伯伶付款金额及机票款金额双方都确认无异议。另查，双方除买卖机票外无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是否适格。原告和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购买合同，但双方存在机票的买卖关系，而双方商量购买机票及支付购买机票款均是原告和被告直接联系，原告主张是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合作，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二、原告万伯伶向被告刘冠宏多支付的417770元是否为航空公司的罚款，被告刘冠宏是否需返还给原告万伯伶。被告刘冠宏向法院提供航空公司罚款通知，对于该证据原告万伯伶认为该通知内容系外文，被告刘冠宏未提供中文译本，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交付的票款和被告交付的机票对比，被告多收了原告417770元。被告刘冠宏辩称的多收的417770元系因原告万伯伶攻击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而产生的航空公司的罚款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既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原告万伯伶有攻击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航空公司有对原告万伯伶进行罚款，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多收的417770元已支付给了航空公司，依照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被告刘冠宏应对其抗辩的理由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罚款属于行政处罚种类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及第十七条的规定，只有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或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才能实施行政处罚。假设被告刘冠宏辩称的罚款一事真实存在，而作出罚款行为机构系境外航空公司，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所确认的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其无权对中国境内公民或组织进行行政处罚。因此，被告刘冠宏辩称的罚款一事既无相关证据证实，也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合法行为，假设存在也不受法律保护。被告刘冠宏收取的417770元罚款没有相关依据，而原告万伯伶与被告刘冠宏之间仅有机票买卖往来无其它经济往来，现原告万伯伶对417770元不认可是罚款，理应认定支付给被告刘冠宏的机票款，如被告刘冠宏未提供等值机票，理应将上述款项退还给原告万伯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刘冠宏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万伯伶人民币4177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66.55元（原告已预交7566.55元），由被告刘冠宏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冠宏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刘冠宏机票销售代理合同，证明刘冠宏与欧比亚公司机票销售代理关系；2、VIP机票销售代理合同，证明V.I.P公司与欧比亚公司机票销售代理关系；3、某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惠州市某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万伯伶；4、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网站查询截屏图，证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各项规则及830a决议网上公示；5、830a决议英文文本及中文翻译文本，证明830a决议中对“拉位”操作的明确规定；6、刘冠宏与某某公司万伯及员工QQ聊天记录电子固化证据（含光盘），证明（1）刘冠宏与某某公司的机票销售代理关系；（2）万伯伶代表某某公司对ADM公司罚单的认可并承诺支付；7、某某公司与刘冠宏机票付款与出票对照明细表，证明（1）机票结算是先订票、出票后付款的T+1模式；（2）417770元款项系某某公司交罚单款而非机票预付款；8、2017年6-12月刘冠宏与万伯伶银行转账银行流水，证明万伯伶代理某某公司支付机票款；9、2017年6-12月刘冠宏与某某支付宝转账流水，证明某某公司通过支付宝支付机票款；10、ADM1罚单金额695100卢布，证明2017年9月12日BSP对某某公司违规“拉位”操作作出处罚，共695100卢布；11、ADM2罚单金额17250卢布，证明2017年9月29日BSP对某某公司违规“拉位”操作作出处罚，共17250卢布；12、ADM3罚单金额444750卢布，证明2017年9月7日BSP对某某公司违规“拉位”操作作出处罚，共444750卢布；13、ADM4罚单、中文翻译、罚单机票清单（金额3730172.5卢布），证明2017年11月22日BSP对某某公司违规“拉位”操作作出处罚，共3730172.5卢布；14、V.I.P四份ADM罚单收据及中文翻译，证明某某公司罚单款项已经交到一级代理商V.I.P公司；15、某某公司支付刘冠宏代付罚单款项回单及银行流水，证明某某公司支付ADM罚单款项及欠付情况，尚欠人民币87203元。被上诉人万伯伶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至5及证据10-14，因为没有远见，对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亦不予质证。对于证据6至9及证据15我们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6的三性有异议，第一，其没有提供深圳市版权协会相关的注册登记信息，这个单位是否存在，没有证据证实。第二，他是否具备电子固化的资质，也没有在证据里面体现。第三，固化的电子证据，这里面的微信也好或者是QQ聊天记录也好，没有办法显示，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这里面的人就是被上诉人单位的员工，也没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电子信息证据里面这些聊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2、证据7是上诉人他自己统计的明细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证据材料，在此我们不予认可。3、对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我们看银行流水，就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都是被上诉人支付的，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支付的，并不是某某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名字，付款记录里面也体现的是被上诉人的名字。4、对证据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样对它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15银行流水也是反映了被上诉人支付了417770元的款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还欠87203元，也恰恰证实了被上诉人实际给付了这笔款项，这个也佐证了上诉人是没任何合法依据来收被上诉人的这笔款项。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确定涉案417770元款项的性质；3、上诉人主张律师费、电子证据固化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理由是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因购买机票事宜均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洽谈，且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购买机票的款项亦系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给上诉人，由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有权对双方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提起诉讼。即原告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多支付的417770元款项系因被上诉人违规操作而被处以的罚款，并非机剩余票款。但上诉人对于该主张所提交的证据系外文材料，未附有中文翻译，且未经相关部门认证，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其主张的事实的依据。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多支付的417770元款项系罚款以及双方并无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认定该笔款项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机票款。因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提供等值机票，其应向被上诉人返还该笔款项。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多支付的417770元款项系因被上诉人违规操作而被处以的罚款，缺乏依据，故其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电子证据固化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且上诉人主张的该等费用均无相关凭证证明。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欠付的违约赔偿金87203元的主张，因该请求系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66.55元，由上诉人刘冠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