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3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854993528E。 负责人：施培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清，福建聚华律师事务所，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朝文，男，194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斌，男，196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岳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竹坑路8号17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784185786D。 负责人：张清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蓉闽，厦门市物流协会风控中心工作人员，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洪塘村龙井社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7912772590。 负责人：黄清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蓉闽，厦门市物流协会风控中心工作人员，特别代理。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朝文、刘斌、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在该栏加盖的公章已经依法定程序销毁；保险公司无法证实已经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和提示义务”为由，认定上诉人主张第三者责任险免责不能成立，从而判决上诉人承担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明显错误。首先，投保单是指投保人表示愿意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其一经保险人正式接受，保险责任即行开始。本案之中，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通过投保单向上诉人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核验通过同意承保后，在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缴纳保费之后，就出具保险单给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因此，上诉人提供的涉案投保单上的公章确系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所加盖的，涉案投保单是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愿意与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认为投保单上加盖的公章已经依法定程序销毁，但是该公司是否有其他印章，有无备案，备案时间均无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不排除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有其他印章或在销毁后仍使用无编号公章的可能。原审法院仅凭《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就予以认定上诉人无法证实已经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和提示义务，明显存在偏袒，认定错误。其次，从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当庭提交的发票以及保险单可知，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已经向上诉人缴纳了保险费，并收到了上诉人出具的保险单。而《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上的重要提示一栏里明确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收到保险单之后，并未通知上诉人保险单或者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存在不符或疏漏之处，说明其已经详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对免责条款是明知的。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已经缴纳保险费，并收到了保险单，视为对投保单上的盖章行为予以追认。因此，即使涉案投保单上加盖的公章已经依法定程序销毁，但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对投保单上的盖章行为予以追认，投保单依法有效，可证实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无法证实已经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和提示义务，认定上诉人主张第三者责任险免责不能成立，明显错误。二、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明知旧公章已经销毁却仍使用该公章进行投保，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系严重过错方，且涉嫌合同诈骗罪。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在进行保险活动中，明知旧的公章已经进行了销毁，却仍使用该销毁公章进行投保，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扰乱商业活动秩序，系严重过错方，且涉嫌合同诈骗罪。由于该公章的销毁并没有进行公示，上诉人无法详细查证，仅能根据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作出的投保意思对被保车辆以及行驶证情况进行核验。上诉人已然尽到审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已按法律规定就保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向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根据双方的特别约定上诉人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如上所述，上诉人提供的涉案投保单依法有效，投保单特别约定一栏载明“本保险车辆商业险以集装箱拖头投保，若牵引集装箱箱体（货柜）出险，不向保险人索赔”。需要明确说明一点的是，特别约定是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双方共同约定附加的特殊条款，并不属于格式条款。该约定在双方订立合同时就已经明知且清楚相关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投保单中就该特别约定予以载明，并按法律规定向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本案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闽Ｄ×××××号重型平板挂车为非集装箱箱体，故依据特别约定，上诉人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在该栏加盖的公章已经依法定程序销毁；保险公司无法证实已经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和提示义务”为由，认定上诉人主张第三者责任险免责不能成立，从而判决上诉人承担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明显错误。上诉人已按法律规定就保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向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根据双方的特别约定上诉人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请二审法院依法全面查清证据，客观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陈朝文、刘斌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辩称，一、首先，涉案机动车行驶证载明车辆类型为“重型半挂牵引车”，系国家机动车该类车型的唯一标准分类，而保险人缮制的投保单、保单上机动车种类一栏却被擅自打印为“集装箱拖头”。“拖头”系牵引车的俗称，可分为全挂式和半挂式，国家对重型半挂式牵引车的使用范围本来就没有限定其应当牵引运载集装箱的半挂车或是牵引平板式半挂车。保险人提供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交强险投保单》，其中的由保险人缮制的特别约定“投保人声明：本保险车辆商业险以集装箱拖头投保，若牵引非集装箱箱体（货柜）出险，不向保险人索赔”的内容，实质上限制了投保半挂牵引车的合法使用范围，其结果明显是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并排除被保险人、受益人依法享有的索赔权利的条款，系保险人的格式投保单中预先打印的格式内容，其字体未加黑加粗，且并非投保人亲手书写，也并没有证据可证明是投保人提出的上述所谓声明，故该保险人格式投保单打印的上述文字内容，并不能也无法代表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其根本上是违背了本案投保人(物流公司)为涉案半挂牵引车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而签订商业保险合同的初衷和合理期待。反观保险人出具的涉案《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的特别约定一栏中却并未显示上述所谓投保人声明内容，也未见到所谓“特别约定清单”。因此，根据《保险法》第17条、第19条之规定，上述免责条款，不具有效力。其次，投保单上所谓投保人章印与投保人当时持有的公章不一致，而保险人验车、验证的审核时间日期，明显与所涉车辆的取得初次登记时间日期自相矛盾，该投保单不具有客观真实合法性。在上述投保单中保险人审核栏目注明“已验车、已验证”的查验人员签字日期竟为2017年3月19日，比所涉投保车辆的最初登记日期还早了4个月。根据育徽物流公司的证据，育徽物流公司从2016年6月17日起就依法启用新的带有印章编码的公章，而旧印章同时已由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印章审核室收缴销毁（见证据《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故投保单上育徵物流公司“公章”，并非是投保人当时的公司印章。答辩人不排除上诉人保险人或其保险营销员（注：涉案保险单特别约定中列明业务来源为保险人个人代理业务，渠道名称：保险营销员）在以往的投保人其他车辆投保过程中擅自将原使用的公章偷盖在保险人空白格式投保单上,甚至有伪造使用公章的可能（经目测，投保单上的所谓公章印迹与《单位印章处理登记表》上的收缴印章印迹不完全一致，如印章上的文字与五角星对角线方位偏差错位）。保险人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保险法》第5条、第116条、第131条相关规定，其做法已背离保险法立法和保险制度中有关保险人主动依法提示和明确说明的先合同义务的设立初衷,剥夺了投保人的对保险合同内容的知情权和投保交易的选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6687-2018《保险术语》4.1.3投保单定义为：投保人为订立保险合同而向保险人提出要约的书面申请。涉案所谓投保单及其保险人在其形式表面上预先制定打印的内容已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投保单性质和投保人要约申请，其对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无约束力。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及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三条等规定，保险人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必须在投保过程中，即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前或生效时主动履行依法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必须履行先合同义务，否则，免责条款无效。根据最高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第101页【适用】“二、关于“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不及于“投保人声明栏”处的代签章。投保人交纳保费，仅表明其愿意订立该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对其生效。但不能因此认为投保人认可保险人已向其依法提示和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因为保险人是否已经向其提示和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是个事实问题，应当事实求是地认定，不能仅因为投保人交纳了保险费而推定保险人向其履行了该项义务”。本案投保人在一审开庭之前从未见过涉案投保单及保险条款，盖有所谓“公章”的投保单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由谁交给保险人的？以及保险人在投保人投保过程中具体是向谁作了依法提示和明确说明，都是个事实问题。保险人未举证证明其事实上已依法履行了上述先合同义务，而保险人对其依法主动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先合同义务负法定的举证责任。保险人应提供录音录像等资料举证当时其涉案保险销售行为符合中国保监会保监发〔2017〕54号《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二、三、七、八条有关依法提示和明确说明之规定，以及中国银保监办发〔2019〕179号《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有关无投保人书面或在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口头授权，保险销售从业人员不得代填投保单之规定。二、保险公司在所涉保险单下曾经发生的另一起所涉同牌号牵引车牵引平板半挂车的交通事故理赔中以履行支付第三者保险赔偿款的实务处理，已足以证明保险公司自身亦认为所涉车辆牵引“平板半挂车”出险，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责任范围。本案同一保单所承保的同一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同一平板半挂车，曾于2018年2月13日发生被追尾事故（详见第35062342018002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起交通事故经保险人正常理赔处理，并向答辩人承担了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见证据《机动车保险赔款计算书》二份编号RDAA201835000000006839）。三、涉案机动车商业保险在投保过程中保险人未提供保险条款也没有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保单上没有附带所谓《特别约定清单》及其内容，保险人更没有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保险单等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依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四、案涉车辆系半挂牵引车，即车辆行驶中半挂牵引车系唯一动力源，对于第三者赔偿责任的承担来说，行驶主导权及安全管理责任在于驾驶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即“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其立法宗旨原则和精神同样适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而依据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驾驶车辆其灯光系统、反光标识不规范，负本案事故次要责任，因此，涉案半挂牵引车是否牵引运载集装箱的半挂车或平板半挂车[特注：而不是所谓投保单上特别约定的“若牵引非集装箱箱体（货柜）出险...”，因为以目前的运输技术条件和现状，半挂牵引车还不可能直接牵引集装箱箱体（货柜）或非集装箱箱体（货柜）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主张对所涉车辆牵引“半挂平板车”的交通意外事故责任，予以免责，既不具有法定的免责依据，也不具有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其主张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陈朝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本事故造成其亲属陈廷明死亡，其经济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326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371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404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10000元，合计442814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0000元，请求判令保险公司、陈朝文、刘斌、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再赔偿41281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9日凌晨，陈廷明雨天醉酒后未戴安全头盔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轻便摩托车沿324国道自仙游县枫亭镇往郊尾镇方向行驶在路右直行兼右转弯导向车道内，02时57分许，行经324国道134ＫＭ＋500Ｍ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路段，遇直行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未能与前方同向同车道内由刘斌驾驶的反光标识和灯光系统不符合技术要求且载物超载的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Ｄ×××××号重型平板半挂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致无号牌二轮轻便摩托车前部与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Ｄ×××××号重型平板半挂车尾部在路右直行兼右转弯导向车道内发生追尾碰撞，造成陈廷明当场死亡及二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9月20日，仙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50322520180829Ａ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廷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刘斌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陈朝文系死者陈廷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系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所有，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50万元且不计免赔；闽Ｄ×××××号重型平板半挂车系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所有，未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事故发生后，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已经支付30000元。本院审理期间，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保险公司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事故造成陈朝文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326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371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404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4000元，合计437814元。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系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所有，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50万元且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陈廷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刘斌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故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先行承担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对陈朝文剩余的经济损失327814元，根据双方的事故责任及车辆属性，应由保险公司承担30%即98344.2元；保险公司合计应当赔偿208344.2元（110000元＋98344.2元），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30000元予以折抵后，应当再赔偿给陈朝文178344.2元（208344.2元-30000元）。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可就代垫款30000元向保险公司追偿。陈朝文对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的诉求是无理的，应予驳回。陈朝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刘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陈朝文各项损失178344.2元；二、驳回陈朝文对刘斌、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安达凯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陈朝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3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621元，由陈朝文负担311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法庭询问调查等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能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责任。 本院认为，保险公司抗辩称，案涉投保单特别约定一栏载明“本保险车辆商业险以集装箱拖头投保，若牵引集装箱箱体（货柜）出险，不向保险人索赔”，该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已按法律规定向被上诉人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就本案发生事故时肇事车辆的情形，保险公司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责任。本院审查认为，案涉争议条款虽系特别约定条款，但该条款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缴纳保费，仅表明其愿意订立该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对其生效，但不能就此认定投保人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发生效力。案涉保险合同投保时间在2017年9月，而投保人签章处的公章在2016年6月17日已被销毁停用，由此保险公司不能举证证实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收到了并知晓该特别约定，已就该特别约定向厦门育徽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提示、并作出了明确说明。据此，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艳艳 审判员  易胜晖 审判员  邱园园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林 烟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