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6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1388337938。法定代表人：殷炜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腓力，江苏东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桐乡市梧桐博诚钢材经营部。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三新村文华路171号城南镇联新村西牛村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483MA2F297F7G。经营者：吴国珍，女，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惠林，海宁市斜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桐乡市梧桐博诚钢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博诚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3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博诚经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二审诉讼费由博诚经营部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启安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有对外采购、租赁、分包等合同，不论金额大小，都签订了书面合同，包括博诚经营部在一审中提供的涉及第三人与启安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而唯独博诚经营部无法提供此类合同。并且，即便如博诚经营部一审中陈述，在其提供已盖章的书面合同交予启安公司后，启安公司未返还，博诚经营部也未提供其向启安公司提交过合同或者催要过合同的相应依据。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前提下，博诚经营部供货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总金额累计26万多，启安公司从未向博诚经营部支付过货款，博诚经营部也未向启安公司索要过，明显不符合商业交易惯例。一审法院在博诚经营部未提供任何供货单据证明其所供货物品种、数量等基本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判决启安公司支付货款，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基于《合同法》以及司法解释进行认定。博诚经营部仅提供了不能用于抵扣的代开发票，不符合启安公司对外的交易习惯；同时，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博诚经营部并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交付货物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3.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首先，博诚经营部在一审中称是基于启安公司与第三人桐乡市宋家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家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指定收货人为张忠和邵一兴，故其有理由相信该二人有权代表启安公司收货。但启安公司与宋家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6月，实际走完流程宋家公司拿到合同的时间更在此之后，而博诚经营部声称其在2017年5月就开始供货，远远早于启安公司与宋家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明显自相矛盾。并且，即便在相关合同中明确其二人的权限，也仅仅是针对特定主体特定合同指定的收货代表。其次，案涉工程早在2017年12月竣工验收，相关人员包括张忠、邵一兴都早已离开工地，如果索要货款也应向启安公司索要，而不是在2019年才找邵一兴签字确认，其签字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都存在重大疑问，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定义。再者，关于张忠、邵一兴签字内容包括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在一审中都没有进行核实，一审法院直接予以认定，明显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并且，即便属实，其二人的行为能否代表启安公司、货物具体数量、价格等能否依据博诚经营部提供的发票予以认定均存在瑕疵。博诚经营部答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博诚经营部提供的相应证据客观存在，与启安公司的买卖关系也是合法成立的。启安公司与博诚经营部的业务往来有启安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忠、经理袁海铭以及采购部黄磊的录音为证，启安公司确实结欠博诚经营部货款未还，其提出与博诚经营部之间没有买卖关系有违诚信，请求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博诚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启安公司立即支付所欠货款269084.76元；2、本案诉讼费由启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兴内河港海宁港环城河（海昌）作业区二期工程和德清仓储项目工程由启安公司承接，启安公司在与宋家公司签订的《海宁万科万科项目》和《德清万科万科项目》订货合同中，分别指定收货人为张忠和邵一兴。2017年6月22日、6月23日、8月21日、10月18日和2018年1月17日，博诚经营部分别开具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五份（发票上手写标注“海宁”），购货方为启安公司，金额为22351.60元、8118.10元、27711.46元、57150.91元和80119.95元。2018年1月20日，张忠签署“单据”一份，并注明“供货时间2017.5.15—2018.1.11止，金额已对，发票已收”。2017年6月27日、7月5日、8月21日和10月18日，博诚经营部分别开具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四份（发票上手写标注“德清”），购货方为启安公司，金额分别为16015元、9942.50元、16059.36元和31535.88元。2018年9月8日，邵一兴在微信上对“德清工地”的已开发票和未开发票的金额予以确认。2019年1月5日，邵一兴签署“单据”一份，并注明“以上发票已寄回公司”。博诚经营部因向启安公司催讨货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启安公司在承接涉案两个工程后，与宋家公司的订货合同中指定收货人分别为张忠和邵一兴。张忠、邵一兴分别在载有宋家公司和博诚经营部的供货发票及金额内容的“单据”签字并予以确认，因此博诚经营部有理由相信该指定收货人有权代表启安公司收货、收取相应发票和确认供货金额。故博诚经营部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启安公司之间存在管材配件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供货金额总计为269084.76元的事实，博诚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启安公司提出未与博诚经营部签订买卖合同，故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未授权张忠、邵一兴与博诚经营部进行结算等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判决：启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博诚经营部货款269084.7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36元，减半收取2668元，财产保全费1895元，合计4563元，由启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博诚经营部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博诚经营部经办人与启安公司采购部黄磊的电话录音，证明两人曾对海宁及德清工地发生的业务及发票进行对账，黄磊确认启安公司欠博诚经营部货款没有支付的情况。2.博诚经营部经办人与启安公司采购部经理袁海铭的电话录音，证明袁海铭承认博诚经营部供货，与启安公司签订过合同，约定开具的发票是普通发票，合同在启安公司，但是一直没有找到。3.博诚经营部经办人与启安公司代理人张忠的录音，证明博诚经营部已经跟张忠对过账，张忠承认结欠博诚经营部195452元，张忠是海宁工地的，对账后已经将送货单原件交给启安公司，张忠还承认2018年1月20日对账时已经收到了宋家公司和博诚经营部开具给启安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和普通发票。4．微信往来记录，证明送货单均通过微信发给启安公司。5．送货单两组，分别涉及海宁工地和德清工地，证明博诚经营部与启安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忠、邵一兴对账后，由张忠和邵一兴出具了对账单，故张忠和邵一兴签字的送货单原件均还给了张忠和邵一兴，博诚经营部仅保存了底单。6.情况说明及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宋家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宋孙清，宋家公司与博诚经营部系合作关系，在与启安公司发生业务过程中，均由博诚经营部经营者吴国珍的丈夫张世洪作为代表与启安公司签订合同、对账等。经质证，启安公司认为：证据1电话录音，通话双方的身份无法确认，黄磊也不是启安公司的采购部经理，且从通话内容可以看出都是博诚经营部在单方陈述，黄磊只是在询问相关的事宜，并没有直接确认，经与黄磊核实，黄磊称也未与博诚经营部工作人员联系过，故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电话录音，通话人的身份不予认可，袁海铭也并非采购部经理，只是分包队伍的相关负责人，其他与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3电话录音，因为在项目完工后所有人包括张忠和邵一兴都已经离开了工地，启安公司无法确认；证据4微信往来记录，对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予认可；证据5送货单，应该有三联，如果张忠和邵一兴在第一联上签字，第二联、第三联上肯定会有相关字迹，现博诚经营部提供的送货单上没有任何签字，不符合交易习惯；并且，除了指定的合同上明确由张忠和邵一兴作为收货人外，本案中并没有授权；证据6情况说明等，与本案没有关联，仅凭该情况说明也无法明确宋家公司与博诚经营部的关系及出具该说明的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关于证据1-3的电话录音，由于通话人的身份启安公司予以否认，博诚经营部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通话对象的身份及真实性，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微信往来记录、证据5送货单与张忠、邵一兴签字的对账单可以互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系案外人出具的说明，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分析。启安公司二审中未提供证据。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嘉兴内河港海宁港环城河（海昌）作业区二期工程和德清仓储项目工程由启安公司承接。启安公司与宋家公司于2017年6月14日分别签署《海宁万科万科项目》和《德清万科万科项目》电线管、PVC管、KBG管、镀锌管订货合同各一份，分别指定收货人为张忠和邵一兴。2018年1月20日，张忠签署“单据”一份，并注明“供货时间2017.5.15—2018.1.11止，金额已对，发票已收”。该“单据”抬头为“海宁工地”，其中第一部分载明增值税（宋家公司），并列明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日期、号码及金额；第二部分载明普通发票（博诚经营部），亦列明了开具发票的时间、号码及金额。2017年6月22日、6月23日、8月21日、10月18日和2018年1月17日，博诚经营部分别开具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五份（发票上手写标注“海宁”），购货方为启安公司，金额分别为22351.60元、8118.10元、27711.46元、57150.91元和80119.95元，与上述“单据”载明的时间、发票号码、金额一致。2018年9月8日，邵一兴在微信上对“德清工地”的已开发票和未开发票的金额予以确认。2019年1月5日，邵一兴签署“单据”一份，并注明“以上发票已寄回公司”。该单据抬头为“德清工地”，第一部分载明了2017年宋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金额、号码；第二部分列明了博诚经营部2017年开具的普通发票金额、时间、号码。2017年6月27日、7月5日、8月21日和10月18日，博诚经营部分别开具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四份（发票上手写标注“德清”），购货方为启安公司，金额分别为16015元、9942.50元、16059.36元和31535.88元，与上述“单据”载明的发票开具时间、金额、号码一致。博诚经营部在二审中称，宋家公司股东与博诚经营部经营者有亲戚关系，宋家公司与启安公司的业务亦由其经营者吴国珍的丈夫张世洪经办，均与启安公司负责管理的经理袁海铭接洽。宋家公司与启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开具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博诚经营部与启安公司亦签订有买卖合同，但寄给启安公司后，启安公司未退回，当时约定开具的是普通发票。博诚经营部在二审中还提供了两组送货单，用以证明其确实将货物送到了海宁工地和德清工地，送货单原件已在对账时由张忠、邵一兴收回。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博诚经营部与启安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博诚经营部虽未能提供其与启安公司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但其提供了送货单、发票、结算单、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系列证据，其中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分别为启安公司德清工地和海宁工地，发票载明的购货方为启安公司，结算单上的经办人张忠和邵一兴分别系启安公司与宋家公司签订订货合同中指定的海宁工地和德清工地收货人，故博诚经营部主张其系与启安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具有客观依据。其次，关于张忠和邵一兴的身份，启安公司虽认为该二人仅仅是其与宋家公司签订合同中指定的收货人，不能当然认定为有权代表启安公司与博诚经营部发生业务，但从博诚经营部提供的两份结算单据来看，张忠和邵一兴在同一份结算单据中既确认了宋家公司的债务，又确认了博诚经营部的债务，现博诚经营部主张，由于宋家公司的业务亦由其经营者丈夫张世洪经办，故两笔业务一并进行结算，由张忠和邵一兴分别就负责收货的两个工地出具结算单，亦符合客观事实。综上，启安公司与博诚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理应支付博诚经营部货款269084.76元。综上所述，启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6元，由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宁建龙审判员 褚 翔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