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6民初277号 原告：李宝峰，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宇，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璐璐，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鲍春玲，女，196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宇，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璐璐，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诺英嘉建筑环境系统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长青科工贸园区重庆街75号。 法定代表人：林桂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爽，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县中山大街西侧开元大厦。 法定代表人：郭双，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刘继军，男，196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 第三人：孔德健，男，198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第三人：朱玉君，男，196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 原告李宝峰、鲍春玲与被告天津诺英嘉建筑环境系统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英嘉公司）、第三人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公司）、刘继军、孔德健、朱玉君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宝峰、鲍春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宇、程璐璐，被告诺英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爽，第三人刘继军、孔德健、朱玉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宝峰、鲍春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立即停止对原告的强制执行，判令不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第三人中宝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足以清偿（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债务。首先，在执行阶段，被告并未提供法院出具的执行终结裁定证实执行不能或其他中宝公司资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债务的证据，便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法律规定。贵院也并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在冻结中宝公司所持的唐县国润发投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力公司）100%股权后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其次，第三人中宝公司目前处于合法的存续状态，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其持有热力公司的股权具有持续的股权投资收益，自身还持有货币、债权、其他相关资产及热力公司建设和经营期间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等等，均可作为执行标的。其中，根据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显示，热力公司系保定市唐县集中供热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供热工程项目）实施主体，负责热源厂、管网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合作期限为30年，即拥有长期的收费权；根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唐县集中供热工程实施方案》中财务测算分析显示，热力公司营业收入为热用户使用付费，年供热负荷可达600万平方米，年收费约13624万元。以后每五年调整一次单位价。另一个部分不源于执源管网一次性接口费，共预计收费26508万元。由此可知，中宝公司财产足以清偿债务。二、原告李宝峰并非第三人中宝公司实际的发起人，（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无合法的事实根据。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第三人中宝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档案签字文件（开业卷）中共七处李宝峰签名并非原告本人签署，原告对公司设立时签署文件完全不知情，也未以任何明示或默示方式授权他人借名或代签，且从未作出过愿意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未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基于事实基础和法律规定，原告不应被认定为法律上的股东，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即使认定原告为第三人中宝公司的发起人，原告也并不应当对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及未出资义务。首先，中宝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未到出资期限，原告不承担连带的出资责任；其次，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双承诺其对中宝公司实际发生的债权债务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对所有债权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有债务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并切实保证原告名誉权。中宝公司及郭双对原告的该项承诺属于对原告退出中宝公司后出资义务的承继，原告自转让股权之后即不应当承担任何出资义务。三、原告不存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根据中宝公司企事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其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在未查明第三人中宝公司实收资本是否已经超过2000万元的情况下，并不能必然认定公司注册资本未实际缴足，即认定股东仍负有出资的义务。根据（2019）辽08民终289号认定的事实显示，2016年9月30日中宝公司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42447727.05元按泰和集团公司指定转入国润丰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内，由此可知，中宝公司实收资本远超过注册资金2000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实际缴足，其股东已经实际出资到位，不影响中宝公司以足额注册资本金对外承担债务。其次，即使实际出资并未实际缴足，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若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约定时间实际缴纳出资，则视为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因股东实际出资期限未到，中宝公司未实缴出资的状态仍是一种合法状态，不存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基于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的期限利益，在股东不存在抽逃出资等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时，不应当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另外，如果第三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清偿到期债务，在未进入清算或破产程序的情况下，若赋予被告请求原告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权利，实质上是允许了对单个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属于不恰当履行出资义务，会对中宝公司其他债权人产生不利影响，属于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合理的扩大解释。四、涉案债权形成于原告股权转让之后且原告并不知晓涉案债权的发生，不存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行为。被告与中宝公司之间的涉案债权形成于2017年，而原告李宝峰在知晓身份证件被“冒用”且后即于2016年9月23日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予以退出，该项股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于涉案债权形成之前，且原告也不知晓后续可能产生的涉案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原告不存在为逃避出资义务而恶意转让股权从而损害被告和其他第三人利益的故意，不应当适用上述法律条款。五、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事项应当排除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原告于2016年9月即退出中宝公司，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在新法实施之前的合法行为且于法律实体上不应当根据新法裁定原告承担对其自身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原告的行为并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例外情形。综上，不应当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应当予以撤销。 诺英嘉公司辩称，一、中宝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已生效（2017）冀0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事项。自执行开始至今，中宝公司一直未履行判决事项，申报财产无可供执行财产，经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询，依然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目前已将中宝公司列入被执行人，并对其法定代表人郭双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可见，从现有情况看，中宝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二、中宝公司历任股东均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根据中宝公司自行申报的2016年年度企业年报，股东及出资信息为空白，因此2016年度，原告几位股东对于出资额均未进行实际缴纳。由2017年年度企业年报有关股东及出资信息记载可知，现股东张乐于2017年5月31日实缴出资10万元，现股东郭双实缴出资594万元。2018年年度企业年报中有关股东及出资信息记载情况与2017年一致，现股东没有再进行实缴。而且，根据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答辩人向国家税务总局唐县税务局调取的有关中宝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该负债表是由企业在每季度末向当地税务局提交。根据2016年底资产负债表，所属期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这段时间内，实收资本（股本）的年初余额为0，期末余额为0。由于实收资本即为股东的注册资本实缴情况记录，因此，该资产负债表同样证明历史股东在2016年未进行任何注册资本的实缴，与中宝公司自行申报的2016年年度企业年报记载信息一致。因此，李宝峰、鲍春玲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便将股权进行转让，而至今，现股东郭双和张乐，也并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三、认缴制出资不能免除原股东的法律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在本案中，股权转让对价款为一百元，中宝公司成立后便与唐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供热的合作协议，中宝公司是一家热力公司，这样一家企业的股权转让的对价款竟然只有一百元，显然也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并未支付对价的转让行为，转让的真实与否同样存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院出台此司法解释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如果认缴制的情况下随意转让股权，那么真正有实力的股东在发现公司前景不好，或者公司存在债务的情况下，都可以采取转让股权的方式规避风险，那么司法解释的出台则成了老赖逃避债务的合法手段，显然这也与立法初衷不符。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指针对法律的司法原则，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不是指法律、而是法律的解释，不能一概而论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事实上，从该规定的内容来看，该规定具有溯及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可以适用本案。综上，在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情况下，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同意追加未缴纳出资的公司股东和发起人作为共同被执行人，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刘继军、孔德健、朱玉君辩称，同意原告的起诉意见。 中宝公司未出庭应诉，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和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李宝峰、鲍春玲提交的唐县国润发投热力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保定市唐县集中供热工程项目（准备阶段）公示信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唐县集中供热工程实施方案》，用以证实中宝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足以清偿（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债务。诺英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记载的事项均为测算数据，并不是中宝公司已有财产的记录，事实上中宝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本院对中宝公司财产查询反馈，中宝公司账户中并不足以偿还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采信。李宝峰、鲍春玲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用以证实被告应当承担给原告造成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在内的实际经济损失。诺英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律师费支付并没有实际支付的凭证，而本案又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没有支付律师费的基础，律师费不是本案必要的支出。李宝峰、鲍春玲虽提供的系正规发票，但该笔代理费用数额巨大，其并未提供实际支付的凭证相互佐证，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诺英嘉公司提供的中宝公司章程，用以证实2016年5月25日公司成立时李宝峰认缴出资额1200万。李宝峰提出公司章程及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档案签字文件中李宝峰签名并非本人签署。虽然公司章程中李宝峰三字不是本人所签，但李宝峰在公司成立后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鲍春玲的事实无异议，应视为其认可成为中宝公司股东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 第三人刘继军、孔德健、朱玉君未提供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诺英嘉公司诉中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7）冀0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津诺英嘉建筑环境系统咨询有限公司工程款10346006元及利息（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天津诺英嘉建筑环境系统咨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中宝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民终1162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中宝公司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诺英嘉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案号为（2019）冀06执106号。经本院查控后，中宝公司不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9年5月31日，诺英嘉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李宝峰、朱玉君、刘继军、鲍春玲、孔德健为（2019）冀06执106号一案的被执行人。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李宝峰、朱玉君、刘继军、鲍春玲、孔德健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李宝峰、鲍春玲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2017）冀0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2018）冀民终1162民事判决书、本院财产反馈汇总表、（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裁定书予以证实。 另查明，2016年5月25日，朱玉君、李宝峰、刘继军出资设立中宝公司，公司章程主要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币2000万元，全部由股东认缴，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刘继军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5%；朱玉君认缴出资额7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35%；李宝峰认缴出资额12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60%。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朱玉君。 2016年9月19日，中宝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一、同意李宝峰退出本公司股东；同意鲍春玲加入本公司股东。2、同意李宝峰持有的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1200万元股权中的1100万元平价转让给鲍春玲、100万元转让给刘继军，转让后朱玉君持有本公司700万股权，持股比例35%；鲍春玲持有本公司1100万股权，持股比例55%；刘继军持有本公司200万股权，持股比例10%……”。同日，李宝峰与刘继军、鲍春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9月23日，中宝公司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股东情况为：朱玉君、鲍春玲、刘继军，法定代表人为朱玉君。 2016年9月29日，中宝公司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会议决定：“1、同意朱玉君、鲍春玲、刘继军退出本公司股东；同意郭双、孔德健加入本公司股东。同意朱玉君持有的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700万股权平价转让给郭双，同意鲍春玲持有的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1100万股权平价转让给郭双，同意刘继军持有的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200万股权中的100万股权平价转让给孔德健、100万股权平价转让给郭双，转让后郭双持股比例95%，孔德健持股比例5%……”，同日，朱玉君与郭双，鲍春玲与郭双、刘继军与郭双、刘继军与孔德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宝公司出具章程修正案，郭双认缴出资额19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95%；孔德健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5%。同日，唐县工商管理部门受理了中宝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郭双。 2016年10月25日，中宝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定：“1、同意孔德健退出本公司，张乐加入本公司。2、同意孔德健持有的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100万元中的90万元股权平价转让给郭双，同意孔德健持有的唐县中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100万元中的10万元股权平价转让给张乐，转让后郭双持有本公司99.5%的股权，转让后张乐持有本公司0.5%的股权……”，同日，孔德健与郭双、孔德健与张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10月25日，中宝公司出具章程修正案，郭双认缴出资额199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99.5%；张乐认缴出资额1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9年5月24日前，持股比例0.5%。2016年10月26日，唐县工商管理部门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变更登记。现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郭双。 以上事实有公司章程、股东会决定、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及工商备案档案材料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是否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之情形。二、中宝公司的财产是否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三、原告主张律师费及诉讼费由诺英嘉公司承担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以看出，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由公司章程规定，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本案中，原股东李宝峰、刘继军、朱玉君成立中宝公司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股东认缴，认缴出资期限为2019年5月24日前，故中宝公司的注册资本以股东认缴制出资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享有转让股权的权利。股东可以根据公司章程向其他股东或股东外的其他人转让其持有的股权，本案中，虽然李宝峰将其持有的股权平价转让给鲍春玲、刘继军，后鲍春玲又将其持有的股权平价转让给郭双，但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且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应为合法有效的转让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本案中，因中宝公司的注册资本采用认缴制，李宝峰作为股东不需要即时交纳注册资本，而是结合其特定出资承诺，享有一定履行期限，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李宝峰并无实际的出资义务；在认缴期限届满之前未缴纳出资的，不应当认为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在认缴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的，亦不能认为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同样，李宝峰将股权转让于鲍春玲之后，认缴期限尚未到期，鲍春玲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亦不能认为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故均不应适用该条规定。而且，李宝峰、鲍春玲将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于涉案债权形成之前，其转让行为不存在为逃避出资义务而恶意转让股权从而损害他人利益的故意。故原告李宝峰、鲍春玲主张不应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二、本案中，原告李宝峰、鲍春玲虽主张中宝公司仍有可供执行财产，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主张，且经本院查控后，中宝公司现仍无法足以偿还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三、李宝峰、鲍春玲虽提交代理协议和发票各一份，但未提交实际支付费用的凭证，且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系一方自愿行为，并非为本案必要支出，故其主张亦不予采纳。本案诉讼费负担应按照国务院颁发的《诉讼费交纳办法》的规定处理。 综上，李宝峰、鲍春玲主张不予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请求成立，其它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不得追加李宝峰、鲍春玲为（2019）冀06执106号案的被执行人。 二、驳回原告李宝峰、鲍春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239元，由被告天津诺英嘉建筑环境系统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2019）冀06执异106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 审判长 贾  伟 审判员 欧阳正丽 审判员 张 亚 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严波 书记员李莞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