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32行初5号 原告：张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锋,四川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腾军龙,四川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理县西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王世伟，系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文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浩心，四川明炬（阿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鹏，四川旺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良不服被告理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王伟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19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锋、腾军龙，被告理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文珍、马浩心，第三人王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良诉称，1998年，张良取得案涉土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承包地的共有权人是：张良、张德明（张良的爷爷）、陈远莉（张良之妻）、张凯（张良之子）、张静（张良之女），承包土地面积3亩。2004年，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理县政府）为张良家庭颁发了（编号：0003181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是：张良、陈远莉、张凯、张静、张德明五人，地块名称：胆杰地，承包面积：1.2亩，等级：二级，地类：耕地，四至：东至倪远寿地，南至水沟，西至陈立兵，北至王远明地。2005年，张德明去世。 2008年9月25日，张良与王伟签订《购房协议书》，张良将自有房屋出售给王伟使用，根据当地“买房搭地”的习惯，张良与王伟签订《购房协议书》的同日与王伟签订《四川省理县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该合同约定张良将一亩贰分地流转给王伟经营，流转时限从2008年9月25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2010年3月11日，陈远莉、张凯、张静迁出本户。 2017年，新一轮土地确权时，张良家庭户与王伟发生土地争议。2019年6月20日，张良前往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查询，张良家庭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显示，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张良、陈远莉、张凯、张静、张德明；土地承包面积、地块、土地登记、地类及土地坐落等新情况与上述内容一致；但该部门工作人员告知，理县政府已就该地块向王伟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张良问及是否有留存该地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该部门工作人员回复并未留存。此刻，张良才意识到，理县政府已将张良合法承包的集体土地向王伟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 综上，张良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张良作为理县杂谷脑镇营盘村的村民依法享有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因案涉行政行为发生在该法修正前，故引用修正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一般只能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所享有，本案王伟在与张良签订《购房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前并非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在签订《购房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后至今王伟也未取得杂谷脑镇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故其无权承包案涉集体土地。另，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之规定，王伟系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理县政府在向王伟颁证前，原营盘村村委会并未就此事按照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更未经过合法的表决和公示程序，征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理县政府就直接将上述承包证书颁法给了王伟。故结合以上理由，王伟无权享受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理县政府的颁证行为明显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一、确认理县政府向王伟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请求依法撤销理县政府向王伟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由理县政府承担。 原告张良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承包土地情况汇总过录表一》，拟证明张良家庭户从1998年开始合法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第二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反映流转情形，该份合同能够反映出张良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流转于王伟，不存在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问题。 第三组：《购房协议书》，拟证明张良是基于房屋出售，将案涉土地给王伟使用，而非转让土地。 第四组：上诉费缴费回执，拟证明张良对理县法院的民事判决不服提出上诉，该判决还未生效。 第五组：1.2019年3月18日的土地确权协商会会议纪要及会议签到表；2.杂谷脑镇营盘村通知；拟证明在土地确权问题上，村两委、农业局，对新老住户土地确权问题进行过协商，张良是在理县农经站调查阅卷时才知道已经将土地经营权确认给王伟的事实，证明理县政府及王伟提出的起诉期限问题，在庭审中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颁证行为告知了案涉土地的利害关系人张良。 经庭审质证，被告理县政府对原告张良的第一、二、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达不到张良的证明目的。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以上证据证明：《购房协议书》的内容除了对房屋所有权进行确定以外，也明确了案涉1.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属乙方（王伟）。2008年9月25日，对张良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了收回，并在收回后才给王伟变更确权。因为张良也是在营盘村长期居住的村民，应当认定为张良知道变更确权的登记行为，从2008年9月25日起计算。至今已有10余年，因此诉讼时效已过。 第三人王伟对原告张良的第一、二、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事实发生在2008年之后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案涉土地是转让而非张良所称转租。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相符，在该份购房协议中，除了对房屋进行了处置，同时对案涉土地也进行了约定，以及土地补偿款的归属，实际表达的意思为对土地经营权的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证程序，充分说明张良在2008年就已经知道政府的颁证行为，已过起诉期限。 本院对原告张良提交的第一至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 被告理县政府答辩称：一、理县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登记确认行为。《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规定，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承包方已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登记确认行为，而颁证前提是生效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二、理县政府的登记确认行为是基于生效的土地承包合同而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是承包合同生效，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以生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为依据，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而非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条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合同授权，基础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非行政法律关系。王伟与前营盘村村委会签订的《农村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自成立生效之日起，王伟即取得土地承包权，理县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王伟已经取得的土地承包权的登记确认。而该土地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范围，是否合法有效，不属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张良并未提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在该承包经营合同未经法定程序确认无效或撤销的前提下，张良提起本诉，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理由不能成立。 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本案中，理县政府在2008年9月收回张良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于9月26日在该证上标明作废时，张良就应该知道其名下1.2亩承包地已转让给了王伟，应当知道了理县政府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张良并没有向理县政府提出过颁证行为不合法应当撤销的情形，理县政府认为张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到起诉之日止已经超过了关于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参照“实体从旧，程序从新”一般法律适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五、被告理县政府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一是理县政府基于王伟与张良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该流转合同系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可以得知双方系转让方式流转，如是按张良所称的“出租”流转，按照法律规定不须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杂谷脑镇、营盘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此为依据，证明承包人自愿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王伟，双方的流转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发包人杂谷脑镇营盘村委会同意，农业部门也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变更记载，因此受让人依法受让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第十六条：“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请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记载。”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发包方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因此理县政府向受让方即王伟变更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律规定。二是针对起诉状中所提及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制定2003年实施）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是针对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但是本案中涉案土地是承包人与受让方之间签订的流转（转让）合同，并不是承包合同。且关于第四十八条的条文释义也明确了：“本条是关于以其他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循发包程序的规定。本条主要适用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四荒”资源的承包。”与本案的情况完全不相符合。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未修订）第三十三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三十三条并未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能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相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无优先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权的，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在书面公示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二)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但事实是在王伟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并无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提出优先权主张。四是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国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对其有明确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在审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不仅仅应当对是否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即是否入户）进行形式审理，还应当对实质内容即是否是长时间依靠集体土地生活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王伟、依靠案涉土地生活已有10余年，因此，满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实质要件。 综上，张良主张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张良与王伟之间签订的流转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经发包人同意后，王伟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理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驳回张良的诉讼请求。 被告理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2004年张良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载明：该户于2008年9月25日，转让给浦溪乡奎寨村村民王伟，并有当时的经办人员张王金的签名。 第二组：1.《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中“张良将1亩2分地出让给王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王伟一次性交给张良转让金玖万陆仟元作为土地流转费，土地流转时限从2008年9月25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末尾有营盘村村委和杂谷脑镇加盖的印章，并有当时镇农经站的经办人张王金的签名，拟证明出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2.2008年9月25日的证明，拟证明当时的土地流转是经过理县营盘村村委（发包人）和杂谷脑镇政府同意，有张良、王伟、营盘村村主任晏洪建、营盘村会计李怀松、镇长、镇农经员张王金的签名。 第三组：理县人民法院（2019）川322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2008年9月2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合法有效。 经庭审质证原告张良对被告理县政府提交的证据中，对2004年张良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证实张良合法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也能够证实张良合法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但对登记表第二页记载的“张良已转让给王伟”有异议，该登记行为没有尽到审核义务是错误的行为。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的合法性有异议，张良无权处分当时合法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其他合法权益人的权利。该合同第四条“甲方（张良）将壹亩贰分出让给乙方（王伟）经营，期限为20年”第七条“按照合同规定收取有关土地流转费；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收回流转土地”的权利，第十二条“乙方（王伟）不再继续经营受让土地，应及时退回甲方（张良），不得以任何方式出让给第三人经营。在本合同期满后，若乙方需继续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从该份合同的名称、记载主要内容、双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关系反映案涉土地的流转形式实质是出租，且该合同的签字并非张良签署。对2008年9月25日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理县法院（2019）川322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张良对该判决已经向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因此该判决书的效力待定。 第三人王伟对被告理县政府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本院对理县政府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第三人王伟述称：1.王伟与张良2008年9月2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首先，张良与王伟基于自愿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其次，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已经由理县法院（2019）川322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理县法院围绕该合同进行了严格的审理，对其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再次，合同签订后王伟已经足额支付土地转让费，基于信赖迁入该村并对受让土地进行长达10年的农业种植经营，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种植承包关系，所受让土地对王伟具有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张良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综上，张良与王伟自愿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禁止性法律规定，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其合法效力理应得到确认。2.张良请求撤销理县政府向王伟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求已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张良与王伟在2008年9月2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于当日经理县杂谷脑镇政府农经员张王金签字，也就是在土地转让时已就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进行签注，张良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张权益的时间，时至今日已有10年，因此张良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时效。3.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经村、乡、县三级台账确认，理县政府据此向王伟颁证的行为合法有效。首先，王伟受5.12地震影响，依法享受搬迁政策，安置于杂谷脑镇××组，具有政策性、公益性，在本县乃至本州土地转让，涉及人员众多，具有普遍性，王伟受让土地从事农业经营，避免土地闲置，符合土地政策法规。且王伟长期稳定居住于该村。其次，土地法并不限定于本集体组织成员之间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因此王伟具有受让土地的资格。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理县政府基于双方自愿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并依据《不动产登记法规》的规定，为王伟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 综上，张良与王伟自愿采取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法律规定，该转让行为经发包方确认同意，行为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禁止性规定，理县政府的颁证程序及颁证行为均合法有效，张良的诉求于法无据、于情相悖，请予以驳回。 第三人王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1.《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2.理县法院（2019）川322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双方是在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达成了真实意思表示且张良已经收取高于10年后今天征收标准的土地转让款。 第二组：证明一份，拟证明王伟因地质灾害搬迁被安置于杂谷脑镇××组，从而具备了该村承包土地的受让资格，应当与本集体组织成员就土地承包经营享有平等的权利。 第三组：村、乡、县3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表，在村一级的登记表上明确载明：“张良的土地已转让给王伟”。在乡一级的登记表上载明：“张良2008年9月25日转让给蒲溪乡奎寨村王伟，面积为1.2亩，该户已经注销”。在县一级台账上载明：“该户于2008年9月25日转让给蒲溪乡奎寨村村民王伟”；拟证明双方转让土地的行为，经过村、乡、县确认同意，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同时可以证明张良在2008年时已经知道政府的颁证行为，已过诉讼时效。 经庭审质证，张良对王伟提交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的流转，流转方式是符合租赁的表现形式，不是对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对理县法院（2019）川322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没有生效证明，效力待定，不能证实张良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王伟。对王伟户籍所在地村、乡所出具的证明，王伟因地质灾害搬迁被安置于杂谷脑镇××组，异地搬迁安置，需要由安置办或者相关单位出具相应文件或者征求意见，然后再进行村民的安置，不能证明王伟具有营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原告张良及其家庭成员系案涉土地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 被告理县政府对第三人王伟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第三人王伟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经本院审理查明，1998年，原告张良户取得《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耕地的面积为3亩。2004年，张良家庭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0003181号），该证载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是：张良、陈远莉、张凯、张静、张德明五人，地块名称为：胆杰地，面积：1.2亩，等级：二级，地类：耕地，四至：东至倪远寿地，南至水沟，西至陈立兵，北至王远明地。2008年9月25日，张良与王伟签订《购房协议书》，张良将自有房屋出售给王伟使用，同日与王伟签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该合同约定张良将其1.2亩土地流转给王伟经营，流转时限从2008年9月25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同日，被告理县政府收回张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0003181）。在张良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上，有营盘村盖章备注的“张良的土地已转让给王伟。”，杂谷脑镇盖章备注的“张良2008年9与25日转让给蒲溪乡奎寨村王伟，面积为1.2亩，该户已经注销。”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盖章备注的“该户于2008年9月25日转让给蒲溪乡奎寨村村民王伟”。王伟取得理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00840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地总面积：1.2亩，承包地块总数1块，地块名称：胆杰，面积1.2亩，等级：二，地类：耕地，四至：东至倪远寿地，西至陈立兵地，南至水沟，北至王远明地。”2017年，理县进行新一轮土地确权时，张良家庭户与王伟户发生争议，2019年6月25日张良以6月20日前往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查询得知，理县政府已就案涉土地向王伟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2008年9月25日，理县政府收回张良《中华人民共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日向王伟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008405），此时张良就应当知道理县政府的颁证行为。其诉称2019年6月20日，才知道该颁证行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张良应当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内主张其权利，于2019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张良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经合议庭合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良的起诉。 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许志英 审判员  昌 玲 审判员  陈卉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秋里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适用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