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3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代彬，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祝，四川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柳城大道149号。 负责人：何穗，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建中，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斌，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新津县宇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方兴镇大安村六组。 法定代表人：唐波，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唐波，男，197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原审被告：倪静，女，197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玉龙街211号。 负责人：王毅峰，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彦，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卿，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员工。 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彦，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卿，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员工。 原审被告：冷定瑞，男，196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原审第三人：成都金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石槽堰村16组。 法定代表人：史德强，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史代彬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成都市新津宇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辰公司）及原审被告唐波、倪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冷定瑞、原审第三人成都金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民初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史代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审理后，作出（2017）川民终21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川01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史代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以调查、询问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史代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祝，被上诉人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建中、彭斌，原审被告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卿，原审被告冷定瑞，原审第三人金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德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宇辰公司及原审被告唐波、倪静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二审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宇辰公司的工商资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代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内容，改判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宇辰公司对史代彬1000万元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宇辰公司承担。二审中，史代彬明确表示不放弃要求冷定瑞承担民事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系被发回重审的案件，但原审法院在重审中对宇辰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冷定瑞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等事实仍然未查清。二、原判驳回史代彬对宇辰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2014年10月21日，唐波因其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宇辰公司无资金归还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到期贷款，与史代彬签订借款协议，史代彬按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周劲风、信贷科科长冷定瑞的安排，将1000万元转入宇辰公司在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开设的还款账户，用于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扣划还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宇辰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判以冷定瑞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为由驳回史代彬对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请求错误。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为转嫁1000万元不良贷款风险，其行长、副行长向史代彬虚构借款人经营状况良好及虚构续贷1500万元的事实，骗取史代彬信任后又安排参与行长办公室会谈过桥资金事宜的信贷科科长冷定瑞专门到史代彬处督办款项，代表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向史代彬出具有担保意思表示的《承诺书》。史代彬转款前后，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副行长陈天骥多次通过电话、短信与冷定瑞联系，落实款项到账情况。因此，史代彬提供过桥资金是对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充分合理的信赖，目的是为了让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按时收回贷款，同时宇辰公司获得新的贷款既能偿还史代彬借款又能新增500万元贷款用于生产经营。史代彬行为目的是善意、无过失的。并且，陈天骥在成都市金堂县述称冷定瑞在史代彬处是办理公事的职务行为。交通银行四川分行对冷定瑞的处分决定也将冷定瑞的行为界定为表见代理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冷定瑞的行为既符合职务行为的特征，同时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行为的特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答辩称，一、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1.冷定瑞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其一，从《借款协议》《担保书》《承诺书》的内容可知，案涉担保行为均系冷定瑞以个人名义实施。其二，根据《交通银行担保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自身无对外提供担保的权限，冷定瑞作为员工更无权对外提供担保，且冷定瑞对此也是明知的。其三，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从未作出过同意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未授权冷定瑞以单位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其四，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向宇辰公司发放的1000万元贷款，是由国有性质的成都市温江区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保证金质押担保，即使宇辰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也可以根据保证合同约定直接扣收三联担保公司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用于还贷，债权完全有保障，不存在任何终极风险。因此，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并无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借款提供担保的动因。2.冷定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一，冷定瑞的行为不具备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冷定瑞在签订《承诺书》时，并未持有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授权委托书、印鉴等任何与提供担保有关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形式能够使史代彬相信冷定瑞获得了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授权。其二，史代彬并非善意第三人。史代彬向唐波出借1000万元，借款期限7天，要求唐波支付利息30万元，利息折合年利率高达154％。史代彬系为追求高额利息而出借资金。同时，案涉《承诺书》是史代彬事先打印好后交由冷定瑞签字，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史代彬存在恶意。其三，史代彬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交通银行温江支行领导拒绝了史代彬就唐波向其借款提供担保的要求后，轻信唐波而出借款项，并且对唐波提供的抵押资产，史代彬仅仅是看复印件后就决定借款，以及未向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核实冷定瑞是否获得授权，存在重大过失。其四，在案发后交通银行四川分行对冷定瑞违规行为作出的处分决定，属于事后处理，不应当认为是对冷定瑞对外行为的认可。二、宇辰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于2015年3月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本案不应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2款、第3款关于第三方收支借贷款项及借名借款主体认定的规定，本案中，史代彬根据唐波、倪静的指示，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宇辰公司，借款人为唐波、倪静，宇辰公司并非借款协议的相对人且也未在借款协议上盖章。故，史代彬要求宇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史代彬放弃了对冷定瑞的诉讼请求。史代彬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第二项、第三项判决内容，改判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宇辰公司对史代彬1000万元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冷定瑞对唐波、倪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项为“驳回史代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可见，史代彬在本案二审中，放弃了要求冷定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史代彬对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诉讼请求。 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陈述其意见与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答辩意见一致。 冷定瑞陈述意见称，1.因宇辰公司不能偿还到期贷款，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为回收贷款，支行领导主动托关系找到史代彬提供过桥资金。2.唐波、倪静夫妇与史代彬并不相识，冷定瑞与史代彬此前也不相识，史代彬愿意提供1000万元过桥资金用于归还宇辰公司的银行贷款，完全是出于对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信赖，对冷定瑞的身份和职务的信赖，对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副行长保证宇辰公司续贷1500万元承诺的信赖。3.借助史代彬过桥资金归还宇辰公司在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到期贷款的方案，从策划到实施都是支行主要领导组织安排，并由支行相关领导和部门参加、协作配合共同完成的单位集体行为。4.虽然冷定瑞在办理过桥资金划转还贷及签署相关文书时没有持支行的介绍信，但按行长要求收回贷款就是概括性的授权。交通银行四川分行对冷定瑞降职降级处分的原因也是冷定瑞在工作中代表单位签署了相关的法律文书。综上，冷定瑞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一审判决冷定瑞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 金盛公司陈述意见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宇辰公司及唐波、倪静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及陈述意见的权利。 史代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波、倪静偿还史代彬借款本金103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宇辰公司、冷定瑞、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对唐波、倪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唐波、倪静、宇辰公司、冷定瑞、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1日，史代彬作为贷款人与唐波、倪静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唐波、倪静向史代彬借款103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其中银行转账1000万元，现金支付30万元，借款期限为7天，自2014年10月21日起至2014年10月28日止；唐波、倪静以在邛崃市398号36栋1－3层及唐波、倪静的其他一切资产作为抵押物。由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冷定瑞担保，如唐波、倪静未按期偿还借款，冷定瑞承担违约责任。史代彬、唐波、倪静、冷定瑞在《借款协议》落款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同日，史代彬通过金盛公司向宇辰公司转款1000万元。唐波、倪静也于史代彬转款当天向史代彬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史代彬出借的1030万元，其中，1000万元通过金盛公司转入宇辰公司的账户。 借款协议签订当天，冷定瑞出具《担保书》，载明：因唐波、倪静资金短缺需要向史代彬借款1030万元，冷定瑞自愿为唐波、倪静的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如唐波、倪静不能按时还款，冷定瑞自愿承担所造成的经济及法律后果。冷定瑞于同日又出具《承诺书》，载明：1.冷定瑞系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公司科（注：应为信贷科）科长；2.2013年唐波曾向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借款1000万元并由三联担保公司担保，2014年10月21日唐波的上述贷款即将到期，冷定瑞受单位领导指派向唐波催收贷款，唐波找到史代彬愿意提供过桥资金以偿还到期贷款，但要求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承诺待唐波将贷款还清后再贷款给唐波以偿还史代彬的过桥资金；3.史代彬要求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为过桥资金提供担保，冷定瑞称其请求（示）了单位领导后，单位领导均同意；4.冷定瑞称其接受单位领导安排签订了《借款协议》并代表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承诺：“我单位为唐波与史代彬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如唐波向史代彬的借款到期不能偿还，则由我单位全部予以偿还”。该《承诺书》落款为：承诺人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代表（打印体）：冷定瑞（冷定瑞本人手写），并无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盖章。庭审中，史代彬自认其仅通过银行转账向唐波、倪静出借1000万元，并未向唐波、倪静交付现金30万元。 另查明，2013年10月22日，宇辰公司作为借款人与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宇辰公司贷款1000万元用于购买销售所需苗木、花卉，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首次放款日起到2014年10月21日止，贷款利率为贷款实际发放日的基准利率上浮25%，逾期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按季结息，每季末月的20日结息。同日，三联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作为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三联担保公司自愿为宇辰公司与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三联担保公司作为抵押权人与宇辰公司、唐波、倪静作为抵押人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宇辰公司自愿以其在新津县租赁的402.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该土地上现有资产向三联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唐波以其在邛崃市的林地1019.85亩林权提供反担保；唐波、倪静以其所有的位于的房屋提供反担保。但上述抵押担保物均未办理抵押登记。 再查明，史代彬曾向成都市金堂县报案称，唐波、周劲风（原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陈天骥（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副行长）、冷定瑞合谋恶意串通诈骗其财产1000万元，但成都市金堂县并未对史代彬所报案进行立案侦查。 又查明，案涉借款未办理抵押登记并非史代彬放弃权利，而是唐波、倪静失联后无法办理。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协议》系唐波、倪静与史代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唐波、倪静是否应当向史代彬归还借款本金1030万元及违约金，二是宇辰公司、冷定瑞、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是否应当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关于唐波、倪静是否应当向史代彬归还借款本金1030万元及违约金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庭审中史代彬自认其仅向唐波、倪静出借1000万元的事实，故对史代彬要求唐波、倪静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唐波、倪静未归还借款给史代彬造成了资金利息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案涉借款协议约定违约金为每日5万元，史代彬主张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违约金未超过合同约定标准，且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予以支持。 二、关于宇辰公司、冷定瑞、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是否应当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第一，宇辰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史代彬称因为宇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唐波且本案所涉借款系转入宇辰公司账户，唐波与宇辰公司身份混同，所以宇辰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全案证据来看，史代彬并未举证证明宇辰公司对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作出过共同借款、委托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并且案涉款项的借款人除唐波外，还有倪静，史代彬主张借款人与宇辰公司混同也不成立；另外，案涉借款虽用于宇辰公司归还贷款，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唐波、倪静的借款行为与宇辰公司存在其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史代彬要求宇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第二，冷定瑞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冷定瑞不仅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承诺为唐波、倪静的借款提供担保，还出具了《担保书》表明其自愿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冷定瑞应当对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唐波、倪静追偿。 第三，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史代彬认为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冷定瑞出具《承诺书》是否为职务行为的问题。一般而言，法人或企业的工作人员可分为两类，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因此，职务行为应分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代表行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代理行为。冷定瑞并非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负责人，属于银行的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根据银行的授权实施代理行为，但冷定瑞出具《承诺书》并未取得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授权，因此，史代彬主张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系履行职务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其次，冷定瑞出具《承诺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的法律定义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根据上述表见代理的概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条件为：1.行为人无代理权；2.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4.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有效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的规定，认定表见代理的客观依据通常情况下指行为人应持有被代理人发出的证明文件，如：被代理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有被代理人向相对人所作法人授予代理权的通知等，但本案中史代彬所举《担保书》上复印的冷定瑞的工作证、冷定瑞的单方陈述等均不足以证明冷定瑞的行为具备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且史代彬在知道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不同意担保的情况下，未经核实便接受冷定瑞以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名义出具《承诺书》，其行为并非善意且存在过失。因此，史代彬主张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 第四，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现修正为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之规定，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系交通银行四川分行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交通银行四川分行系交通银行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史代彬要求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唐波、倪静、宇辰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相应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对史代彬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唐波、倪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代彬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违约金（计算方法为：以10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0月28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违约金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冷定瑞对唐波、倪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冷定瑞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唐波、倪静追偿；三、驳回史代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291.1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93291.14元，由唐波、倪静、冷定瑞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除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对原判认定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时间持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不持异议，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虽对原审判决认定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时间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承诺书》出具时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4年12月2日，公安机关询问史代彬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2014年10月份，我的朋友雷仕文找到我，提出融资搭桥的方式，让我替唐波还贷以解决唐波逾期还贷的问题”“因为唐波向交行温江支行贷款1000万元即将到期，唐波当时没有能力按时还贷，唐波与周劲风（交行温江支行行长）通过我的朋友雷仕文找到我”“2014年10月20日下午，我与公司财务米晶晶应雷仕文的邀请前往交行温江支行。与当时周劲风行长、陈天骥副行长、唐波、雷主任（雷仕文）、冷定瑞等共七人，在周劲风办公室内商议资金搭桥具体事宜。最终商定由我替唐波向交行温江支行归还1000万元贷款，然后交行温江支行再向唐波贷款1500万元，唐波拿到贷款后立即归还我1000万元，以此解决贷款逾期问题”“我之前不认识唐波、周劲风、陈天骥、冷定瑞等人”“当时周劲风、陈天骥、冷定瑞等人均表示续贷没有问题，数日内就可办好，并且愿意以交通银行的名义提供连带担保”“2014年10月21日，原本约定由交通银行行长周劲风来金堂签订三方协议，将资金搭桥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三方的权利予以明确，但是周劲风没有来，他派遣冷定瑞代表银行前来签订协议”“我没有问（唐波为什么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当时他们说借用几天，而且有银行行长担保，就没有去了解。后来我通过了解，唐波在贷款的时候是有担保公司担保的，现在了解到他的担保物是有问题的”“当时商量的是借一个星期给我20万元的利息，但我也未拿到”。2014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对史代彬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借款之前不认识唐波，是通过朋友雷仕文介绍认识的”“在借款那天，我决定借款之前，唐波和冷定瑞到我公司后，我就问唐波资料带没有，明确问他的房产证和林权证资料，唐波就说没有带，我说那不行。唐波就马上联系他老婆送来房产证和林权证复印件。我还问唐波这些财产拿去抵押贷款没有，唐波说没有。就这样，我相信唐波既然有这些财产，就决定借款1000万元给他，并在当天办好了借款手续”“借款头一天，因为我要求银行行长签字，结果周行长不愿意，当天晚上唐波给我打电话说银行说好了。结果第二天他就和冷科长来的。我问行长为什么没来，冷科长说行长有事，安排他来，我问冷科长带证件没有，他将工作证复印给我”。 2.2014年12月5日，公安机关对冷定瑞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2014年10月20日下午，周劲风（交行温江支行行长）叫我去接人，接到人在周劲风办公室我才知道唐波现在还不起贷”“通过金堂县银监办主任（雷仕文）介绍我认识了史总（史代彬）、米总，当时周劲风办公室里有周劲风行长、陈天骥副行长、唐波、史总、米总、雷主任（雷仕文）”“史代彬和周劲风商谈唐波从我行贷款1000万元2014年10月21日到期，唐波还贷资金到不了位，请史代彬帮忙先解决还贷资金”“周行长介绍唐波公司的经营可以，我行已申请续贷1500万元，续贷申请已上报分行，续贷问题不大”“史总知道唐波续贷手续没有办下来，就不答应帮唐波还贷。周行长又与史总谈，史总说，如果你们行长签字，我就可以帮这个忙。周行长说按规定我们是不能签字的。这样当天就没谈好”“第二天上午唐波给我打电话说，（唐波与史代彬）说好了，周行长不方便出面，叫我（冷定瑞）和他（唐波）一起去办。到史总公司后，史总问为什么行长没来，我说行长有事，叫我来办”“唐波与史代彬在史总公司谈好借款的具体细节，他们双方写好了借款协议，以及我代我们行的一个承诺”“到金堂史总公司帮唐波借1000万元还贷的事情，去的时候我没有给领导说，中途陈行长电话问过我办理的情况，并且问我签什么没有，我说不签哪里办得好”“我以交行温江支行名义给史代彬出具承诺时没有请示交行温江支行领导，我一直认为是周行长安排的”。2015年1月22日，公安机关对冷定瑞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我）作为银行的信贷科长，知道银行是不能对外做担保或承诺书。周行长要求我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保证1000万元贷款及时归还，唐波是周行长介绍的客户，过桥资金也是周行长找的人组织的，这样我就代表单位签写了承诺书，目的是为了贷款资金及时回笼”。 3.2014年12月5日，公安机关对周劲风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我与史代彬在2014年10月20日（宇辰公司应还贷的前一天）、当时在我办公室见的面。当时是雷仕文(金堂银监办主任)带的唐波、史总一行”“雷仕文给我讲唐波的公司(宇辰公司)差我行1000万元的贷款由史总出借给唐波，由唐波清偿，并叫我到办公室谈谈，当时我就叫陈天骥、冷定瑞也来参与”“最先谈到唐波是否申请续贷，我当时回答，唐波已申请续贷1500万元，已报省行审查，因为审批权限在省行，我当时告诉雷仕文续贷的可能性只有75%”“史代彬当时要求我和陈行长以个人名义保证对其出借1000万元负责任，我和陈行长拒绝了，并说我们省银行、省银监局规定严禁参加民间借贷。因为我和陈行长拒绝，所以当时大家就各自离开了”“2014年10月21日，冷定瑞到金堂谈民间借贷之事我不清楚，2014年11月份我才知道此事”。 4.2014年12月5日，公安机关对陈天骥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2014年10月20日下午，周行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当时他办公室有周行长、唐波、史总、米总、雷主任（雷仕文）等人。周行长当时介绍了宇辰公司在我行贷款到期（第二天）、及宇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以及经与省分行沟通续贷1500万元基本上没问题等情况”“因续贷手续没办下来，史总就不放心，要求我和周行长签一个承诺，承诺唐波的续贷一定下来，就可以借款给唐波。因银行制度不允许，就没答应史总要求，史总他们就走了”“第二天我发现冷定瑞不在（单位），我打电话问他去哪了，冷定瑞说，他和唐波一起到金堂协调还款资金。我向周劲风行长汇报了此事”“2014年11月13日冷定瑞才给我们说他与史总签了一个承诺”“冷定瑞作为信贷科科长和唐波一起到金堂协调唐波还款资金的事情，是办公事”。 5.2014年12月4日，公安机关对雷仕文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载明：“我的朋友史代彬自己有很多闲钱，他自己也很想利用自己闲散资金帮朋友周转，平时也找我帮忙找一些需要资金的客户”“我的朋友周劲风（交行温江支行行长）打电话给我说，唐波在交通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要到期了，唐波没有资金还贷，唐波打电话找我能否找朋友借1000万元周转，还了该1000万元后，可以再续贷出来将出借的1000万元还回，这样也可以帮周劲风的贷款风险减少，当时我同意给他介绍”“在2014年10月20日我叫史代彬、米晶晶一起到交行温江支行行长周劲风办公室商议。当时有周劲风行长、陈天骥副行长、唐波、冷定瑞等共七人”“周劲风行长说有80%的可能性能续贷1000万元。后史代彬要求周劲风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叫其在承诺书上签字，但周劲风不同意”。 6.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作出的《关于给予冷定瑞降级处分的决定》载明：“交行温江支行业务管理经理冷定瑞为支行某小企业贷款客户在社会上借钱用于贷款过桥一事对外签订了承诺函。经核实认定，冷定瑞在无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外出具承诺函，违反《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行为规范》第五条的规定，冷定瑞对该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经省分行研究决定，给予冷定瑞降级处分”。 再查明，2014年10月21日，冷定瑞出具的《担保书》上复印有冷定瑞的工作证及身份证。 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协议》系唐波、倪静与史代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史代彬对原审判决认定唐波、倪静偿还其借款1000万元及相关资金利息、冷定瑞对前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及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交通银行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宇辰公司、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是否应当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宇辰公司是否应当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史代彬上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其对宇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前述司法解释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本案于2015年3月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根据通知规定，不应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史代彬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宇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史代彬与唐波、倪静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借款人系唐波、倪静，宇辰公司并非借款主体，也未在借款协议上盖章。至于唐波、倪静借款后如何使用该借款不能改变史代彬与唐波、倪静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史代彬上诉请求宇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是否应当为唐波、倪静向史代彬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史代彬上诉主张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第一，冷定瑞签署《承诺书》的行为不属于履行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职务行为。首先，职务行为是依据职务身份产生的代表或代理行为。构成职务行为，还要求行为人的对外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内，亦即对外行为与工作人员职务有关联性。冷定瑞作为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信贷科科长，除非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另有授权，其职权范围限于办理信贷业务。其次，根据公安机关2014年12月5日对冷定瑞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的内容，冷定瑞签署《承诺书》并未请示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可见，冷定瑞签署《承诺书》未取得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授权。此外，从《借款协议》《担保书》《承诺书》的内容看，担保人为冷定瑞、承诺人为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代表冷定瑞，在担保人、承诺人处未加盖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印章，也无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签字。并且，史代彬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文书材料签署时冷定瑞向其出具了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同意冷定瑞以单位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授权书。再者，根据《交通银行担保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担保业务必须在分行本部办理”的规定，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作为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下属支行，没有对外提供担保的业务权限。当然，冷定瑞作为该行员工，更不具备对外以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权限。因此，史代彬主张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冷定瑞签署《承诺书》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又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善意第三人与行为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即行为人本无代理权，但由于存在代理权的外观，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行为人的代理行为有效，直接约束善意第三人和被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从上述法律规定、指导意见来看，符合表见代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行为人需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2.行为人需存在有代理权的外观。即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3.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即合同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合同相对人对行为人不享有代理权不知情，且对代理权外观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本案中，《承诺书》由冷定瑞签署。史代彬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介绍信、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冷定瑞具有代理权。其次，从公安机关询问史代彬、冷定瑞、雷仕文、周劲风、陈天骥等的《询问笔录》内容来看，在史代彬向唐波、倪静出借款项的前一天，史代彬等前往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了解相关情况时，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副行长对宇辰公司向银行申请续贷是否获准，并未作出肯定答复；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明确拒绝了史代彬提出由银行行长提供担保、签署承诺书的要求。虽然史代彬提供了有冷定瑞签名、复印有冷定瑞工作证的《担保书》，以及冷定瑞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史总问为什么行长没来，我说行长有事，叫我来办”等，但均不足以证明在签订案涉《借款协议》《担保书》《承诺书》当时，冷定瑞具有银行授权表象的形式要素。且史代彬在明知交通银行温江支行行长已拒绝其要求担保、承诺的情况下，在冷定瑞签署《承诺书》时，并未要求冷定瑞出示授权文件，也未向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核实冷定瑞是否获得授权。史代彬未经核实便接受冷定瑞以交通银行温江支行的名义出具《承诺书》，并且未要求加盖交通银行温江支行公章，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并非善意无过失。第三，史代彬上诉认为，交通银行四川分行对冷定瑞签署《承诺书》的行为进行处分，即表明交通银行四川分行认可冷定瑞签署的《承诺书》对交通银行温江支行产生法律效力，进而主张冷定瑞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是，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以行为时的客观表象为依据，即冷定瑞在签署《承诺书》时有无让史代彬产生合理信赖的客观表象。在交通银行四川分行作出的《关于给予冷定瑞降级处分的决定》中，明确载明“冷定瑞在无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外出具承诺函”。因此，交通银行四川分行对冷定瑞签署《承诺书》行为的事后处理，不应当对冷定瑞在签署《承诺书》时没有取得交通银行温江支行授权这一客观事实产生影响，也不能证明是对冷定瑞对外行为的认可，不能据此印证之前具有表见代理的表象。因此，史代彬主张冷定瑞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史代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因本案于2015年3月受理，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已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废止，因此一审判决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包括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银行分支机构。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虽有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史代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辜小惠 审 判 员 李永晴 审 判 员 刘 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彭扬梅 书 记 员 乔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