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3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冬生（死者郑某之父），男，195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美珍（死者郑某之母），女，195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霖骏（死者郑某之子），男，199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乐，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雪玲，女，196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素英，女，197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凡洪，女，197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清军，男，197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申华，男，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宏军，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於素春，女，196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芝，女，197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昌华，男，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秀英，女，197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上诉人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汤雪玲因与被上诉人孙素英、曾凡洪、陈清军、黄申华、王宏军、於素春、林芝、徐昌华、陈秀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4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就死者郑某的死因认定错误，其死因应属饮酒过量致死。2019年1月8日晚上，死者郑某同被上诉人聚餐，后饮酒过多，在次日早上被发现于汽车内死亡。经尸体检验得知死者血液中乙醇含量高达229mg/100ml，且未经验出甲胺磷、毒鼠强成分。虽死者家属未要求尸体解剖，但死者系45周岁男子，身前身体健朗，无不良习惯，无身体疾病，且在排除其他非正常死因的情况下，考虑其血液检测酒精含量极高，故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死者系饮酒过量致死，而不应苛责死者家属忽略中国传统进行解剖以追求确认唯一死因。二、被上诉人就死者饮酒过量并放任其独自离开的行为存有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当天，郑某受到曾凡洪邀请前往三洋餐馆，同行人中，郑某仅与曾凡洪、陈清军二人相识。在陌生人众多的环境下，如无旁人劝酒，郑某一人喝醉不符合常理。另外，在庭审中，徐昌华陈述自己开始表示开车不能喝酒，但鉴于旁人劝说与郑某一起喝了白酒，后通过监控可以查看，原本拒绝喝酒的徐昌华出现了明显的醉酒状态，全程由他人搀扶行走。由此可知，在聚餐过程中，同行人确存有劝酒行为。另聚餐结束后，郑某已出现醉酒状态，走路摇摇晃晃，甚至出现欲摔倒的状态。众人提议去KTV唱歌，郑某出于好意，为众人推荐其熟识的KTV，到达后，郑某明显感觉身体不适，欲回家休息却被他人几次刻意拉回。进入包厢后没几分钟，郑某确感不适独自离开，被上诉人却全然不顾郑某明显醉酒的情况任其独自离开。通过高度盖然性可知，被上诉人在聚餐过程中存在劝酒行为，导致郑某饮酒过量，且在郑某出现醉酒状态后，被上诉人未尽到应有的护送照顾和救助等注意义务，任其独自离开。故被上诉人的行为与郑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且其行为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郑霖骏并未认可调解协议的内容。郑霖骏在国内并不能直接认定其同意调解协议的内容，事实上，郑霖骏是在调解协议签署后方才知晓，其对调解内容自始至终并不认可，且与郑冬生、方美珍存在巨大分歧，从而引发本案诉讼。郑霖骏作为死者之子，属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就赔偿事宜理应经过全部上诉人同意后方能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草率认定郑霖骏对调解协议知晓并认可属事实认定不清，据此认定调解协议效力属适用法律错误。四、即使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的补偿金额亦属过低。首先，从公平责任角度出发，一审判决的补偿金额低于诉前调解金额显然不妥，这显然会存在误导社会在承担法律责任方面采取漠视、消极态度反而有更不利的社会影响。其次，从死者过世至今，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表示过任何悔意或者慰问，足以显示被上诉人对于死者在年富力强之年突然过世的漠视。最后，死者作为家庭的支柱，需要独自抚养儿子及赡养老人，其过世对死者家庭是巨大的沉痛打击。因此，即使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但其不作为与郑某的死亡仍具有一定的关联，一审法院认定各补偿10000元显属过低，应当予以增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汤雪玲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其与死者郑某是第一次见面，一点都没有劝酒，郑某自己说喝白酒。吃完饭后，没有提议去KTV，郑某自己提议去的KTV。郑某的酒量，其一点都不了解，KTV中途出去，其也完全没有注意。 孙素英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其和死者郑某是第一次见面，根本不了解，也没有劝酒。 曾凡洪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其邀请死者郑某吃饭是为了给郑某介绍对象，吃饭的时候其提议喝啤酒，郑某提议喝白酒，期间还曾劝郑某少喝一点。饭后，郑某主动提出去KTV，到KTV后，曾凡洪去完洗手间回来发现郑某不见了，就多次打电话给郑某，但都无人接听。 黄申华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没有一个人劝酒。到KTV后，死者郑某自己出去，其也不知道。死者郑某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KTV后，郑某可能有第三场第四场的安排。调解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郑某的儿子是成年人，当时也从国外回来了，不可能不知道。 林芝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曾凡洪曾经跟其说介绍一个男朋友，在聚餐后，死者郑某是搂着其肩膀走路的，期间郑某有点动手动脚，林芝就避开走在了后面。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死者郑某什么时候离开的，其也没有注意。 徐昌华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跟死者郑某第一次认识。本来徐昌华要开车，又有点感冒，不想喝酒，后来陪死者郑某喝了白酒。吃完饭，徐昌华已经醉酒，由其他同行的人扶着到KTV。 陈秀英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辩称，意见与汤雪玲一致。 陈清军、王宏军、於素春针对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的上诉请求未作答辩。 汤雪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对汤雪玲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汤雪玲受曾凡洪邀请去饭店吃饭，与郑某首次见面，双方根本不认识，在吃饭时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没有陪同饮用白酒，反而对死者郑某有善意的多次劝阻行为。之后，是在郑某的提议和要求下前往KTV唱歌，当时的郑某并没有出现醉酒状态，作为刚认识的汤雪玲，是无法明知郑某的状态的，更与郑某没有交情好到能约束其离开或出去寻找的程度。故一审判决未考虑郑某与所有同行者之间的亲疏关系，笼统认定“九被告的不作为与郑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存在错误，过分加重了汤雪玲的注意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当。汤雪玲没有行为与郑某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没有作为的义务，不存在可归责性，不应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针对汤雪玲的上诉请求辩称，关于汤雪玲及其他人是否存在劝酒行为，首先，在陌生人众多的环境下，郑某一人喝醉，周边人不劝酒不属于常理。其次，徐昌华曾说自己因开车表示不能喝酒，但是监控中可以看到其醉酒，可以证明存在劝酒行为。另外，死者郑某一人独自离开KTV，监控中可以显示其他人只顾自己在KTV娱乐，并未有一人出来去寻找。一个宴会的组织者、同饮者、同席者，对已经存有明显醉酒状态的人，产生一种特定的护送、照顾和救助等注意义务。但事实上，汤雪玲及其他人均并没有尽到上述的注意义务。汤雪玲等人的不作为，与郑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汤雪玲的上诉请求。 孙素英、曾凡洪、黄申华、林芝、徐昌华、陈秀英针对汤雪玲的上诉请求述称，没有意见。 陈清军、王宏军、於素春针对汤雪玲的上诉请求未作陈述。 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444592元、丧葬费121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6784元、家属误工费426.32元、交通费4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合计739335.32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8日晚上，郑某与被告孙素英、於素春、曾凡洪、黄申华、陈清军、林芝、汤雪玲、徐昌华、陈秀英、王宏军一起在台州市路桥区洋美食餐馆聚餐，聚餐期间，郑某与徐昌华一起喝了一瓶（500ml）多的白酒。19时55分许，郑某与被告孙素英、曾凡洪、黄申华、陈清军、林芝、汤雪玲、徐昌华、陈秀英、王宏军一起前往新濠汇KTV唱歌，并由郑某出面定了VIP208包厢。被告於素春吃完饭后独自离开，未前往KTV唱歌。20时08分许，郑某独自一人离开新濠汇KTV。2019年1月9日早上，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后，在路桥区时尚宾馆西侧停车场（从新濠汇KTV出发，步行约两分钟）停着的浙Ｊ×××××号银灰色五菱汽车驾驶室位置发现已经死亡的郑某，尸体面部朝上，上身45度角躺椅靠背，下身坐在座椅上，尸体胸口衬衣部及大腿处裤子上粘有呕吐物。对尸表进行检验，未见身体明显损伤，鼻腔、口腔可见呕吐物残留，口唇可见呕吐物附着。经检验，郑某心血中未检出甲胺磷、毒鼠强成分，检出乙醇成分，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29mg/100ml。经询问郑某之子郑霖骏，陈述其他家人经商量表示不需要进行解剖。2019年1月13日，原告委托张菊花与被告孙素英、曾凡洪、黄申华、陈清军、王宏军通过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并签订了五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五被告分别补偿郑某家属20000元，郑某家属不再追究五被告法律责任，本调解协议书各方自愿达成，一方及委托代理人张菊花签字按印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协议书后，被告黄申华、陈清军当场履行完毕，被告孙素英于2019年5月7日支付郑冬生600元，被告曾凡洪于2019年3月27日、4月28日、5月27日分别支付原告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朋友间联谊吃饭饮酒，是人之常情。就餐本身无过错，聚餐饮酒并不必然导致死亡。死者郑某经检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29mg/100ml，达到醉酒标准，但因郑某的死亡未经法医鉴定，该院无法认定郑某的死亡和饮酒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亦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郑某不宜饮酒，十被告仍违背其意愿强劝其饮酒的行为存在。死者郑某当晚与十被告聚餐，席上共同饮酒，后与九被告一起前往KTV唱歌，九被告明知郑某饮酒且出现醉酒状态，放任其独自离开，电话联系不上郑某时未及时出去寻找，亦未采取联系其家人等措施，九被告的不作为与郑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被告於素春受邀参加聚餐，席上未饮酒，饭后离开，未和郑某及其他九名被告一起前往KTV，其离开时郑某与其他九名被告一起，无法预料到发生郑某独自离开并死亡的事件，故其与郑某的死亡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虽然九被告在郑某死亡事件中无过错，但郑某的死亡给原告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而其死亡又与九被告的行为相关联，如不给予适当经济补偿不能显示法律公平，因此，由九被告对三原告进行适当补偿为宜。结合本案实际，该院确定由被告林芝、汤雪玲、徐昌华、陈秀英各补偿三原告损失10000元。鉴于被告孙素英、曾凡洪、黄申华、陈清军、王宏军通过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原告进行调解，并签订了五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同意各补偿郑某家属20000元，该调解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请求的数额超出九被告负担补偿合计数额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五份调解协议书因郑霖骏未签字而未生效，对此，该院认为，郑霖骏系郑某之子，郑冬生、方美珍之孙，共同居住生活，郑霖骏在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已从国外回到家中，应当推定其对郑冬生、方美珍委托张菊花进行调解的事实知晓，且调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及死难家属委托代理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此纠纷就此了断，郑霖骏未对受托人张菊花提出异议，亦未拒绝接受陈清军、黄申华当场支付的补偿款，故认为郑霖骏对张菊花与五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予以认可，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曾凡洪辩称其已支付原告8000元，其中2000元系签订调解协议时当场由对方代理人张菊花垫付，其未偿还张菊花，对此原告予以否认，该院认为被告对其主张应当予以举证证明，现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认定其截止2019年7月30日已支付原告6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素英、曾凡洪、王宏军继续按照2019年1月13日与原告委托代理人张菊花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原告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履行支付义务（其中被告孙素英已支付600元、曾凡洪已支付6000元）。二、被告林芝、汤雪玲、徐昌华、陈秀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各自补偿原告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损失100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72元，由原告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负担3297元，由被告孙素英、曾凡洪、王宏军各负担157元，由林芝、汤雪玲、徐昌华、陈秀英各负担76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死者郑某的死亡与饮酒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查，死者的死亡原因未经法医鉴定，在此情况下，虽然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较高，且从尸表检验的特征看，疑似因醉酒窒息死亡，但未经鉴定，无法排除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死者的死亡与饮酒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二、汤雪玲等人是否存在强行劝酒、放任死者独自离开等行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从现有证据看，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主张汤雪玲等人存在强行劝酒的行为依据不足。其次，死者郑某饮酒后，汤雪玲等人确实存在放任其独自离开的行为。尤其曾凡洪系饭局的组织者，虽然电话联系过死者，但在无法联系时未出门寻找、也没有与其家人联系确认安全，存在过失。但因死者郑某是否确实因醉酒导致死亡无法确认，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赔偿责任亦无不当。三、补偿金额的认定是否得当，汤雪玲应否承担补偿责任。结合死者的死亡时间、饮酒的状态、汤雪玲等人的陈述，一审法院从公平角度出发，酌情确定汤雪玲等人每人承担10000元的补偿责任在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确认。另，虽然郑霖骏对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予认可，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孙素英、曾凡洪、黄申华、陈清军、王宏军系通过调解自愿各补偿20000元，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该补偿金额不再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汤雪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30元，由上诉人郑冬生、方美珍、郑霖骏负担3230元，由上诉人汤雪玲负担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谦 审 判 员  邬卫国 审 判 员  陈文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