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3524号原告：李瑞珍，女，1946年5月5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大理市皮鞋厂退休职工，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生，云南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慧春，云南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江云，男，1974年7月24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南方电网大理供电局职工，住大理州大理市。被告：段江涛，男，1982年3月20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怒江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住大理州大理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煜剑，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鹤飞，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瑞珍诉被告李江云、段江涛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瑞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生、罗慧春，被告李江云、段江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煜剑、杨鹤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瑞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江云将位于大理市拆迁补偿款的三分之一份额部分，即934385元（2803156.22元／3人）支付给原告；判决被告段江涛将位于大理市拆迁补偿款的三分之一份额部分，即1056871元（3170614.34元／3人）支付给原告；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父亲叫李继春，母亲叫李怀英，原告父母一共生育三个孩子，大哥叫李尧生，生育李德智和被告李江云，二哥叫段秀森（生），生育被告段江涛。原告父亲李继春于1975年去世，母亲李怀英于1979年去世，父母去世时留有大理市下关镇中丞街128号、140号房产。很多年以前，因为家中经济条件困难，为了供养两位哥哥读书，原告很早就辍学回家，和父母一起承担起了家务。之后，原告还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原告母亲去世前，考虑到原告对家庭的付出，就将房契原件交给了原告，后来原告大哥李尧生以代为保管为由，从原告手中将房契拿走，并承诺一定会主持公道，报答原告先前供养自己读书的兄妹情谊。由于兄妹三人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父母去世后，原告和两位哥哥也没有明确协商过房产该如何继承，而当时原告有其他住处，140号房产就暂时由大哥李尧生居住使用，128号房产暂时由二哥段秀森（生）居住使用。期间，原告曾和两位哥哥提出过居住其中一处房产的请求，但两位哥哥均未明确表态。因为两位哥哥都患有癌症，为了不影响两位哥哥治病，也想着两位哥哥应该心里有数，原告也就没有继续和两位哥哥商量房产分配事宜。一直到2012年5月18日，为了避免两位哥哥私底下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原告向大理市国土资源局写了一份申请，表明房产存在家庭内部争议，如原告大哥、二哥来办理房产证、土地证，不要给予办理。大理市国土资源局也给予回复，并表示会予以慎处。2014年底，原告二哥段秀森（生）因病死亡，2015年初原告大哥李尧生因病死亡。到2019年初，原告偶然看到了拆迁公告，才知道涉案房产己被划入拆迁范围。原告随即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了房产登记情况，才知道140号房产已登记到被告李江云名下，并于2019年5月16日因拆迁被注销，128号房产己经登记到被告段江涛名下，并于2019年6月19日因拆迁被注销。经向拆迁指挥部核实，两位被告均己领取了拆迁款。原告认为，涉案房产系祖遗至原告父母，原告父母去世后成为遗产，原告父母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嘱，原告及两位哥哥都是房产的法定继承人，争议房产从父母去世后即为三兄妹共同共有的财产，因为三人从未协商过房产该如何继承分割，故一直处于共同共有的权利状态，三人均为共同共有权人，每个共有权人的权利均应受法律保护。而两位被告瞒着原告，私自将房产过户到两位被告名下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共有权利。现房产己被拆迁，两位被告也己经领取了拆迁赔偿款项，原告再主张房地产权属登记错误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故向两位被告主张涉案房产拆迁款的三分之一部分，以彻底解决争议。立案前，申请人到龙尾关拆迁指挥部查询了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情况，查询结果为：被告段江涛名下中丞街128号房产面积为106.67㎡，拆迁补偿款为1585347.04元。但申请人经向大理市房管理所、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128号房产的面积为213.34㎡，土地面积为242.99㎡。申请人又再次到龙尾关拆迁指挥部核实，经核实，涉案房产真实面积为213.34㎡,土地面积为242.99㎡，拆迁补偿款为3170614.34㎡，指挥部先前出具的数据有误，故申请人只能向贵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法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支持原告的诉求为谢。被告李江云、段江涛共同辩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位于大理市及140号房屋的产权在建国前及建国初期原属李继春所有，但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上述产权被依法没收归集体所有，李继春在1975年去世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其三名子女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继承权。案涉房屋始建于1932年，在建国前一直属于李继春所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李继春户被划分为“地主”阶级，其对案涉房屋的产权依照当时有效的法律予以没收，李继春已经永久丧失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利，1975年李继春去世时，案涉房屋及相关土地的所有权仍归属集体所有，与李继春毫无关联，因此答辩人所谓“遗产”一说无任何依据，被答辩人及及其两位兄长李尧森、段秀森（生）对案涉房屋根本不享有继承权。二、李继春去世后，其儿子李尧森、段秀森（生）于1999年与村集体订立了房屋买卖协议，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合法产权。案涉房屋被没收后，一直由龙泉乡营中村村委会集体管理使用，李继春去世后，李尧森、段秀森（生）数年来多次向集体申请落实返还案涉房屋所有权，但因案涉房屋系被没收，故二人无权要求集体归还案涉房屋。1999年前后，为经济发展需要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原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现大理市下关镇龙泉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龙泉村委会”）开始向村民依法转让其祖辈在土改时期被没收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1999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了《关于落实中承街李继春房产权归属问题的协议书》，约定原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向李尧森、段秀森（生）转让大理市房屋的所有权，李尧森、段秀森（生）一次性向甲方支付2万元，合同由原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单位代表及李尧森、段秀森（生）签字。合同签订后，双方进行了公证，李尧森、段秀森（生）按约向原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支付了2万元合同价款，办事处出具了《收款收据》。需要强调，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非所有人都负担得起。由于当时物权法尚未颁布，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在当时不适用，故李尧森、段秀森（生）在与龙泉村委会签订合同并支付合同价款之后已经获得对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三、李尧森、段秀森（生）去世后，李江云、段江涛分别依法对其二人所有的案涉房屋依法进行了继承，并于2015年对上述房屋及土地初始登记，2018年被合法征收，二答辩人依法获得了征收补偿款。李尧森、段秀森（生）在获得案涉房屋产权后，在四至问题上与邻居赵彩标一户存在纠纷，故二人一直未对案涉房产到相关行政机关申请设立登记。140号房屋一直由李尧森居住、管理，128号房屋一直由段秀森（生）居住、管理。李尧森在婚后生育了答辩人李江云，段秀森（生）在婚后生育了段江涛，之后李尧森、段秀森（生）先后去世，答辩人经过与其他具有合法继承权的近亲属协商，将房屋分别登记在二答辩人名下。答辩人依法继承了140号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段江涛依法继承了128号房屋的产权及土地使用权。2015年经二答辩人申请，经政府审查向其二人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完成了房屋的初始登记。2018年案涉房屋被依法征收，二答辩人依法领取了征收补偿款，征收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征收程序合法，且协议已完全履行，相关权利证书也依法被注销。被答辩人与补偿款始终毫无关联，不存在“共有物分割”。四、涉案房产自1999年以来便一直由李尧森、段秀森（生）管理、使用，在二人过世后二答辩人继承并使用、管理，被答辩人对房屋没有投入丝毫精力、财力，其主张不仅无法律依据还有损亲情。自2012年以前被答辩人对案涉房屋没有任何异议，李尧森、段秀森（生）去世后涉案房产一直由二答辩人分别管理、使用，二人曾多次对案涉房屋进行了保养、修缮，对房屋维护也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及金钱。被答辩人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不要为二答辩人办理不动产权利证书的无理要求，但相关行政机关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李继春老人及其配偶在世时，李尧森虽在外工作，但每月均向两人寄回生活费，段秀森（生）在两位老人临终前服侍左右。李尧森、段秀森（生）去世前曾卧病不起，被答辩人不仅对二人病情不关心，对家属也态度冷漠。现还向二答辩人主张无中生有的权利，二答辩人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李继春与李怀英系夫妻，二人共生育三子女，即原告李瑞珍、被告李江云的父亲李尧森、被告段江涛的父亲段秀森（生），后李继春于1975年去世、李怀英于1979年去世。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中，因李继春户被评定为地主兼工商阶级，李继春名下祖遗的位于大理市房屋遂交由先锋大队一队管理并出租。1980年2月8日李继春户向先锋大队申请上述房屋落实，先锋大队调查及处理意见为“经调查不能退回，土改时留有生活用房”。1999年10月29日，李尧森、段秀森（生）作为乙方代表、与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一社（甲方）签订《关于落实中承街李继春房产权归属问题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坐落于大理市（临街）124号、126号、128号、后院140号房屋近40余年一直由甲方集体管理使用至今，李继春老人于1975年去世后，子女多次申请要求落实退回，但至今一直未得到落实。为了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本着既尊重了历史又面对实际，既对前人有所交代，又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双方就124、126、128、140号房产权属一事于1999年10月29日在龙泉办事处进行协商，在平等、自愿、有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以上四个门牌房屋产权按规定现状有偿落实退回乙方管理使用，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人民币20000元；二、甲方落实以上四个门牌房屋产权只对李尧森、段秀森（生）二人，如该房屋在办理其他有效证件过程中有其他人有异议，由乙方承担解决，如甲方其他人有异议，由甲方承担解决；三、甲乙双方待手续办理结束后，甲方应出具有关文书证明，以便乙方依据文书证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四、以上四个门牌房屋产权归属解决后，双方不在有涉及产权问题上的任何争议；五、本协议书经双方签章认可及公证后生效”。李尧森、段秀森（生）及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一社代表单丽惠、李招琼在协议书上签章。1999年11月10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公证处出具了（99）大州证字第1××2号《房产权属协议公证书》对上述《关于落实中承街李继春房产权归属问题的协议书》进行了公证。1999年11月2日，龙泉一社作为收款单位向李尧森、段秀森（生）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房屋款（124＃、126＃、128＃、140＃）20000元。2000年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更名为大理市下关镇龙泉村民委员会。2019年9月3日大理市下关镇龙泉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出具《关于大理市下关镇中承街124号、126号、128号、140号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情况说明》，载明上述房号房屋原属李继春老人所有，由于历史原因，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李继春老人划定为“地主兼工商业”，其名下的大理市下关镇中承街124号、126号、128号、140号房屋产权土改时被农会宣布没收归集体管理使用40余年……李尧森、段秀森（生）二人在龙泉办事处进行了协商，双方在平等、自愿、有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同意李尧森、段秀森（生）二人出资购回上述房产并归其二人名下所有，所支付款项20000元已由龙泉一社收取。参加人员张红才、左述阳、单丽惠、李招琼在该情况说明上签字，2019年9月5日龙泉村委会负责人白向东在情况说明上书写了“情况属实”字样并签字加盖龙泉村委会印章。2015年9月6日被告李江云取得大理市下关中丞街140号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号为大理市房权证号下关字第××号），登记为李江云单独所有，同年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大国用（2015）第08234号］，2019年5月16日该房屋房产证办理拆迁注销手续，现已注销。2015年9月28日被告段江涛取得大理市下关中丞街128号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号为大理市房权证号下关字第××号），同年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大国用（2015）第08245号］，2019年6月19日该房屋房产证办理拆迁注销手续，现已注销。后上述房屋均列入大理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龙尾关片区房屋征收范围，被告李江云作为大理市下关中丞街140号房屋所有权人已领取该房屋征收补偿款2803156.22元，被告段江涛作为大理市下关中丞街128号房屋所有权人已领取该房屋征收补偿款3170614.34元。另查明，2012年5月18日原告李瑞珍以案涉128号、140号房产存在家庭内部争议为由，要求土地局不予李尧森、段秀森（生）办理房产证、土地证。大理市国土资源局当日在该申请上批注了予以慎处的回复。被告李江云父亲李尧森于2014年1月2日去世，被告段江涛父亲段秀森（生）于2013年9月11日去世。案涉不动产中140号房屋自1999年后由李尧森一家管理使用，124号、126号、128号房屋后合并为128号，自1999年后由段秀森（生）一家管理使用。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原件、户口册原件、申请原件、大理市城镇棚户区改造龙尾关片区房屋征收补偿结算明细表打印件、回复函原件、房产登记档案复印件（加盖有大理市不动产登记处印章），被告提交的身份证原件、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户口册原件、先锋大队第二批房屋落实上报申请及调查材料复印件（加盖有大理市下关镇龙泉村民委员会印章）、赵汝祥门牌××张、房产权属协议公证书复印件（加盖有大理白族自治州苍洱公证处印章）、收款收据复印件、情况说明原件、名称变更情况说明原件、国有土地使用证（李江云）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李江云）复印件、不动产登记档案（李江云）复印件并加盖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印章、不动产登记档案（段江涛）复印件并加盖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印章、中丞街140号房屋照片25张予以证实。原告还提交了收条原件一份，证明2016年7月16日原告及两被告作为继承人一起重修祖坟共花费28100元。经质证，两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虽系原件，但二被告对此均不认可，与本案诉争亦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业主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李继春户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分为地主阶级，案涉房产在1958年被集体依法没收；2、赵彩标下关市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案涉不动产毗邻的赵彩标户（现赵汝祥户）1985年10月26日提交了该申请，其中平面图载明，该户毗邻地块（案涉不动产）属于“生产队产权”，即案涉不动产在1985年产权属集体所有；3、关迤社区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4年12月26日经关迤社区调解，二被告与赵汝祥户就双方房屋滴水问题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1三性不认可，认为无原件核对，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对证据2、3认为均仅有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其三性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复印件，但庭审中原告对李继春户在土地改革中被评定为“地主兼工商阶级”的事实无异议，故对被告的该部分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其余证明内容本院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3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尧森、段秀森（生）1999年10月29日与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一社签订的《关于落实中承街李继春房产权归属问题的协议书》及支付的20000元款项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李瑞珍认为案涉房屋没有被没收，上述协议书只是李尧森、段秀森（生）作为李继春户代表与村委会签订落实政策协议，二人支付的20000元款项不是购买案涉房屋产权，二被告获得的案涉房屋产权证书也是颁发错误，案涉房屋属原告父母遗产，至今未在继承人之间进行过分割。二被告认为，案涉房屋在土地改革中被集体没收，之后二被告父亲共同出资20000元将房产买回，获得了案涉房屋产权，不属于李继春夫妻遗留的遗产。二被告父亲之间对案涉房屋已协商一致，且二被告在父亲去世后已在家庭内部继承人之间进行了协商，二被告依法获得政府颁发的产权证书，原告无权要求分割。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系祖遗房屋，原归属于原告父亲李继春名下，自土地改革的历史时期起至1999年李尧森、段秀森（生）与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一社签订协议书之前均由集体管理使用，案涉房屋在此期间的权属情况属历史问题。而此期间案涉房屋管理权利人龙泉村委会（原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有1999年10月29日与李尧森、段秀森（生）签订《关于落实中承街李继春房产权归属问题的协议书》的大理市下关镇龙泉办事处一社代表单丽惠、李招琼签字确认）中已明确案涉房屋系被“没收”，即因上述历史原因，集体对案涉房屋管理期间原房屋所有人李继春对案涉房屋已不享有物权人的相应权利，李继春夫妇去世时，案涉房屋不属于二人遗留的遗产。同时，龙泉村委会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明确1999年10月29日李尧森、段秀森（生）与其签订协议书并支付20000元款项的行为属“出资买回”案涉房屋，且李尧森、段秀森（生）在实际缴纳了20000元款项后自1999年起已实际占有、管理、使用案涉房屋。李尧森、段秀森（生）去世后，其二人的继承人亦已依法办理了相应房屋不动产登记手续，故案涉房屋权属明晰，不属于原告所称未经继承人分割的共同共有遗产，原告要求作为共有人分割案涉房屋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瑞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66元，由原告李瑞珍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应梅审判员  周先勇审判员  田艳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苏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