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8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土，男，194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顺源，福建紫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桂萍，福建紫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伟，男，196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丽芳，女，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惠（许伟、周丽芳之女），住福建省长乐市。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毕君，男，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由福州市长乐区文岭镇文岭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刘金土与上诉人许伟、周丽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19）闽0182民初2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金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许伟、周丽芳支付刘金土货款89658元，并按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利息以89658元货款本金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还清货款为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伟、周丽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20161230结算单（收据）上记载的“2016年12月28日付1万”视为对结算款项外的还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61230结算单（收据）上对“2016年12月28日付1万”的记载，系双方共同对许伟女儿（许惠）于2016年12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1万元货款行为的确认。许伟、周丽芳仅提出“并不排除另外现金付款的可能性”而没有提交相应的现金付款证据。其主张2016年12月28日除了银行付款，另外又现金付款的抗辩明显有违常理。根据常理，若另外通过现金付款支付1万元，理应记载“2016年12月28日另付1万元”才符合社会一般人的理解。而不应当记载为“2016年12月28日付1万”。若2016年12月28日许伟总计支付2万元，理应让其女儿许惠通过银行统一转账2万元，或是现金统一支付2万元，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二、关于起诉状描述“2019年4月25日许伟、周丽芳方仅向原告偿还1万元款项”系笔误。刘金土承认2019年4月份有收到一笔1万元货款，只是记错了收款时间，该诉状的描述不适用自认原则，且有双方的银行交易记录足以证实该笔实际收款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而许伟、周丽芳仍是提出2019年4月25日当天除了银行付款1万元，另外现金支付1万元，缺乏依据。许伟、周丽芳从事食品生意，经商多年，作为具备资金交易风险意识的商人，根据商人的交易习惯，涉及现金往来应当要让刘金土签收现金收条。许伟、周丽芳仅声称现金交付，而没有签收的证据收条，不符合经商多年的商人思维和商人习惯，更是超出了常人的理解。综上，一审法院扣除该两笔1万元，仅判决支付货款6965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许伟、周丽芳辩称，关于“2016年12月28日付1万”，因转账和付款人有四人，分别是许伟、周丽芳、王建伟和许惠，因此由周丽芳支付现金，刘金土在起诉书上有确认，许惠银行转账的1万元是另外一笔还款。关于2019年4月25日付款情况，周丽芳仅向刘金土偿还1万元，该1万元是许金土承认的，一审认定正确。 许伟、周丽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许伟、周丽芳仅须向刘金土支付尚欠货款金额8766.6元；3.驳回刘金土的利息请求；4.判令刘金土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法庭调查中发现刘金土收据单有错漏或与事实不符。1.2015年11月29日过磅单小结算记载“61490－10000”即为许伟、周丽芳当时支付过货款1万元。但是，刘金土2016年12月30日向许伟提供收据单时并未在总额中减去该1万元，仍按61490元计算，系明显错漏。刘金土供应煤粉经常将许伟、周丽芳曾支付过货款记载在过磅单或其他凭证上，统计时又未扣减而发生错漏。2.刘金土19张单据中，2016年1月4日单据既不是许伟签字也不是周丽芳签字，庭审中许伟、周丽芳多次主张应当减去该单据记载的7706.4元。二、刘金土起诉书总起诉金额为113725元，应当减去漏记王建伟的1万元，为103725元；其中对2017年尚欠货款已确认为8475元。根据核对，总起诉金额应为103725元，这是减已付款12万元后的尚欠款项，暂不论上述“61490－10000”应当在欠款额中再减去1万元，仅按一审判决认定的许伟、周丽芳总付款27万元减已付款12万元为15万元，15万元减103725元为46275元，亦表明许伟、周丽芳已多付46275元。加上前述1万元及第一个问题中的多付金额，刘金土理应退还给许伟、周丽芳。再者，刘金土在起诉书已确认2017年尚欠货款为8475元，暂不论数字和证据有出入，8475元已计入总诉金额中，刘金土仍应当如上述数额退款。三、一审以“前3车未数2785...2017、6、25、8车差尾数3850元”背书为据，认定“双方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3月17日交易115025元”显属错误。刘金土起诉时提交2017年后“销售卡”记载总额为8475元，在许伟、周丽芳未对账签字确认、没有证据支持情形下，何以确认交易115025元。许伟、周丽芳认为：1.一审将刘金土罗列的3次付款记录对应视为“前3车未数2785...”交易，没有证据证明。虽然许伟、周丽芳2017年1月13日、1月21日（2017年1月27日春节期间不生产）、2月28日分别付款1万元，但并不等于可以证明与刘金土存在交易，刘金土前后两次提交的清单均没有相应交易记录，一审认为“原告...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许伟、周丽芳辩解”有误。刘金土自2017年3月13日起就事后在单据添加记载“前5车未收2785”，还有加上当天尾款88元后的2873的记载，又至5月27日在他人单据记载“7车尾欠3850”，疑是前后尾款数字累加错误，许伟、周丽芳不知刘金土关于3850和2785从何累加而来，疑是有多笔重复计算的事实存在，且刘金土未举证来源，应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驳回。2.2017年5月27日单据除了刘金土自己记载有关事项外，没有许伟、周丽芳一方任何人签字确认，且本单据也没有标注单价，疑是将他人单据拿来记事后充当本案证据，因此，本单据记载金额10400元，由于不存在交易事实应当减去。3.刘金土提交的该证据封面“销售卡”05-27一栏记载金额3850元，并没有体现该单据货品计价的任何金额，可见前述单据供煤事实不存在，单据只是记载某些事项而已，刘金土事后以该单据为凭计算货款于法无据。许伟、周丽芳分析认为，2785和3850记载和背书无事实前提，疑是错误累加数字，且无证据证明出处，不应当采信。2017年后交易，有凭证记载尾款累加应是88＋320＋400＋400＋288＋248＋96＝1840元，加上7车已付款的7万元，交易金额正是一审主张的71840元。故此，一审判决双方2017年之后交易115025元是错误的。四、刘金土起诉是未结清货款，应当驳回利息请求。双方没有对三个阶段的交易进行最后对账结算，结算结果没有出来，不能视为拒绝还款，因此不能主张利息，只有在签字确认真实还款额和双方确定付款时间后，拖延支付的才有依据主张利息。 刘金土辩称，许伟、周丽芳自始至终都不一致，是利用刘金土的证据瑕疵进行恶意诉讼。 刘金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伟、周丽芳向刘金土支付货款113725元；2.判令许伟、周丽芳自起诉之日起以货款113725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刘金土支付利息直至还清货款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伟、周丽芳向刘金土购买煤粉。2015年8月30日至12月30日止共产生交易款项61490元，2016年1月4日至12月30日止共产生交易款项163143元，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3月17日共产生交易款项115025元，上述交易款项合计339658元。许伟、周丽芳陆续偿还货款共计270000元，尚欠货款69658元未偿还。刘金土因催讨余欠货款未果后，遂于2019年5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许伟、周丽芳与刘金土双方因买卖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明确。许伟、周丽芳尚欠刘金土货款6965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许伟、周丽芳作为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现经刘金土催讨余欠货款，许伟、周丽芳至今未偿还，视为违约。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刘金土现要求许伟、周丽芳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的诉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许伟、周丽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金土支付货款6965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货款6965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算至本案债务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金土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关于2017年1月8日结算单上记载的“2016.12.28付1万元”，刘金土上诉主张该笔付款在结算单中已经结算。从结算单明细看，该结算单记载交易额：“2015年8月30日—12月30日止61490元，2016年元月4日—12月30日止163760元”，记载付款明细：“收许惠转存收许伟20000收王建伟转存40000对除许伟欠刘金土煤款”。2016年12月28日付1万元未在上述付款明细中扣除，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对结算款项外的还款，刘金土该主张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金土在起诉状中自认周丽芳于2019年4月25日向其偿还1万元，后以笔误为由，将该笔款项更改为4月23日由许惠通过银行偿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刘金土并未提供证据推翻其在诉状中陈述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故其应负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对2019年4月25日周丽芳向刘金土偿还1万元款项予以确认是合法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许伟、周丽芳上诉称2015年11月29日过磅单记载的“61490－10000”即为其当时支付过货款1万元，但2017年1月8日结算单上并未在总额中减去该1万元，因而应当在未还款项中扣除，此外其还主张应扣除2016年1月4日单据记载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已于2017年1月8日对2016年12月30日前的交易进行了结算，且许伟也在结算单上签字，故应认定其已确认该期间的结算数额，现许伟、周丽芳对2015年11月29日过磅单上记载“61490－10000”及2016年1月4日单据提出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许伟、周丽芳上诉称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3月17日共产生交易款项应为71840元，并认为其尚欠货款共计8766.6元。本案中针对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3月17日交易款项，刘金土于一审提交了8张称重单或过磅单，以及许伟、周丽芳一方与之相对应日期当日支付的11笔汇款记录，以证明该期间双方之间共产生11笔交易，对此许伟、周丽芳辩称双方于2017年1月13日至3月13日期间并未有交易。经审查，在此期间双方的交易金额支付习惯是每次交易时许伟、周丽芳先支付1万元，剩余尾款尚未支付。从2017年3月13日称重单上记载“前3车，未数2785”、5月27日称重单上记载“许伟7车煤粉数尾欠金土3850未给”，6月25日称重单的背面另记载“2017、6、258车差尾数3850元”分析，这三张称重单记载的交易笔数具有前后逻辑连贯性，且结合许伟、周丽芳一方于票据记录日期相应的汇款记录，尤其是2017年1月13日、1月21日、2月28日均有1万元的付款记录，能够印证在该三个时间双方有3车交易，结合3月13日称重单上记载的“前3车，未数2785”，可认定产生的交易款项共计32785元。因此，本院认为刘金土提交的8张称重单或过磅单与许伟、周丽芳一方于票据记录的日期汇款记录能够一一对应，一审认定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3月17日双方共产生交易款项115025元，并据此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交易款项合计339658元，一审判决许伟、周丽芳应偿还货款69658元是合理的，本院予以维持。 许伟、周丽芳尚欠刘金土货款69658元的事实清楚，其作为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经刘金土催讨余欠货款，其至今未偿还，视为违约。现刘金土诉请许伟、周丽芳支付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是合法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许伟、周丽芳就双方未作最后对账结算因而不能主张利息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金土、许伟、周丽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74.5元，由上诉人刘金土负担300元，上诉人许伟、周丽芳负担227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智远 审判员  李 宁 审判员  陈 雯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易艳 书记员郭迎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