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1540号原告：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民族园路1号。法定代表人：白若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雷建华，男，1958年2月1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T000534（1）。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建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司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雷建华（以下简称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岩，被告委托代理人毕建伟、王司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9331416.3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以9331416.3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最后一笔借款时间是2013年12月30日，双方没有关于还款的约定，所以我方主张2014年1月1日开始计息）。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在香港的广诚企业有限公司（简称广诚公司）、旺冠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旺冠公司）系原告外方股东。被告的父亲雷学金先生系广诚公司和旺冠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外方任原告公司董事和副董事长。雷学金先生任董事期间，自1998年起至2013年，陆续从原告处借款用于石经捐赠、基金会捐赠、民间赞助、部分消费支出及所购房产相关费用支出等用途，共计人民币8051416.31元。另，被告本人亦于2011年3月28日向原告借款l280000元用于购买集邮册。2016年3月22日，被告父亲雷学金去世，东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函告知：“东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兴源信托之受托人，透过两间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称为广诚公司及旺冠公司，持有大部分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即原告）的股权。该信托由雷永康先生（别名雷学金先生）在世时成立，并担任监察人一职。特此通知，雷永康先生己于2016年3月22日去世，其儿子雷建华现己继任为该信托之后续成立人及监察人。根据信托契约，雷建华先生作为下述公司之董事及该信托之后续成立人及监察人，具有绝对权力并管理及经营所有有关该信托被指定的附属公司，包括广诚公司、旺冠公司、民族园公司的一般运作及投资事项。”据此，被告作为雷学金先生在原告及广诚公司、旺冠公司权利的承继人，也应是其债务的承继人，被告应就其自己及父亲所欠原告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另，《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可以由合同签订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借款行为发生在原告所在地，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系本案管辖法院。被告辩称，第一，原告与雷学金、被告之间均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原告提交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更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告与雷学金及被告之间从未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亦未达成口头合意。当前原告提交的证据均系财务记账的相关支出凭单、电汇凭单、内部审批意见以及中华民族博物馆的函件，均不能体现各方关于借款意思表示的内容，更未约定利率、还款方式等必要要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原告与雷学金及被告之间必须符合上述法律构成要件，即签订书面借款协议、约定必要的合同内容，否则无法构成本案诉争借款法律关系。此外，原告财务被白若冰、王平等人控制，相关公司账簿均受其控制、管理，从未向股东披露，亦未进行过审计，其账簿记载具有极强记载任意性和虚假性，真实性无法确认。当前原告被白若冰、王平恶意控制、操纵，相关公司的印章、证照、财务账簿均拒绝交付给新任董事及高管，相关财务账簿亦拒绝接受审计。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中，均系公司内部的记账凭证，均由王平签字批复，在此特殊背景事实下，原告真实的财务账目极大可能被虚假记载、恶意篡改。同时，基于案涉款项系由王平批示同意并支出、财务记账为“往来款”、相关记账名目均系依据王平所记账等内容，其中还包括民族园博物馆对中国民族学学会的捐赠款，前述内容完全无法体现出款项是否真实支付、款项用途以及款项记载是否准确的事实。因此，原告提交证据真实性存疑，其账簿记载具有极强记载任意性和虚假性，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与雷学金、被告之间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证明其与雷学金，被告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第二，当前原告处于公司僵局状态，本案系白若冰被免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职务后，为操纵公司控制权、妨碍股东正当行使合法权利而恶意提出的诉讼，白若冰无权代表原告，本案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起诉行为无效。1、白若冰已于2017年3月被免去原告法定代表人及董事职务，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张士传。原告系1992年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但自2014年起，原告陷入治理僵局，原董事长白若冰拒不履行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职责，致使原告董事会形同虚设，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始终无法正常召开董事会会议。2016年，原告副董事长雷学金先生去世，导致原告董事缺位，同时，董事长、副董事长之四年任期亦早已届满。外方股东广诚公司、旺冠公司作为原告的股东，多次与白若冰沟通，认为有必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完成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的推选工作。但这一合理要求遭到白若冰、原总经理王平（白若冰之妻）以及处于二人控制之下的原告无理拒绝。基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法》及原告《章程》规定，广诚公司及旺冠公司作为合计持有原告注册资本金67%的股东，经依法履行通知和召集程序，于2017年1月19日召开原告2017年度临时股东会，作出了《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2017年度临时股东会决议》，推选形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并推选本人张士传担任新任董事长。2017年3月23日，张士传作为原告新任董事长召集了2017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了《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确认了原告新任董事会的构成，选举张士传为公司新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时免去了白若冰董事长职务及王平总经理职务。因此，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应为张士传，白若冰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2、白若冰、王平被免去职务后非法掌控、操纵原告控制权，拒不变更生效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以阻止股东正当行使合法权利，本案系其恶意利用原告控制权提起的诉讼。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白若冰、王平二人已不再担任原告任何职务，但在前述决议分别作出并送达原告后，白若冰及王平二人滥用原告实际控制权，借原告之名义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和执行该等决议内容，拒不配合向工商主管部门办理变更及备案手续，亦拒不移交原告相关权利文件和相关财产，致使公司新任的管理人员无法开展管理工作。当前，广诚公司和旺冠公司因白若冰、王平拒不履行相关生效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拒绝配合办理原告董事会换届、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执行公司决议，尽管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但对公司内部而言，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一经作出，即对公司内部产生法律效果，上述决议自作出之时便已产生了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法律效果，即张士传系唯一有权对外代表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因此，白若冰在被免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后无权代表原告，已无权代表原告，其为了阻止股东正当行使合法权利，恶意利用对原告的控制提起本案诉讼。3、原告本案起诉应根据《章程》经董事会表决，本案起诉系由白若冰擅自恶意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提起，未经有效董事会表决通过，原告意思表示不真实，该起诉行为无效。根据原告《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公司设董事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的主要职权如下：……9，审定公司其他重大事项……”。如本案债权真实存在，当前原告主张争议标的金额高达933.14万元，该诉讼行为必先经原告董事会表决通过，白若冰已于2017年3月被免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职务，而本案系于2018年起诉，当前原告控制权仍由白若冰等人恶意操纵、控制，新任董事会成员完全无法对原告进行正常公司治理，更无法对本案诉讼的提出进行表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本案诉讼因未经过原告董事会决议通过而导致其意思表示不真实，进而导致本案诉讼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三，被告作为兴源信托的成立人及监察入享有投资运营决策权，而没有承因此被告作为兴源信托的成立人及监察人，仅享有投资运营决策权，而非当然承受本案债务。因此，原告混淆信托与继承法律关系，错误将被告作为债务承受人而提起诉讼，系法律关系错误、主体错误。即便原告基于继承关系向被告主张其父生前的债权，因雷学金去世后，未就本案诉争债务的继承作出明确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被告并非雷学金的现存第一顺序继承人，雷学金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还有雷学金配偶、女儿等，因此被告不能单独作为雷学金生前债务承受人。因此，本案被告主体缺少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專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第四，假如原告诉争债权真实存在，原告本案所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主张雷学金先生与被告先生曾于1998年至2013年期间向原告借款共计933.14万元，经初步审查原告提交证据明细，暂不论本案借款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原告主张最后一笔借款发生在2013年12月30日，并且原告自2013年12月后从未对上述债权提出任何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07月23日)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上述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日期为2015年12月30日，其主张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原告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已届满近四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被告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已届满，依法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基于上述，本案中被告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本案起诉意思表示不真实、其证据无法证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同时本案起诉缺少必要的当事人，被告恳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我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就被告主体，原告向本院提交2016年8月5日落款为“东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致原告的信函复印件一份，载明：“敝司东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兴源信托之受托人，透过两间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称为广诚企业有限公司及旺冠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部分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的股权。该信托由雷永康先生（别名雷学金先生）在世时成立，并担任监察人一职。本公司特此致函通知贵司，雷永康先生己于2016年3月22日去世，其儿子雷建华现己继任为该信托之后续成立人及监察人。根据信托契约，雷建华先生作为下述公司之董事及该信托之后续成立人及监察人，具有绝对权力并管理及经营所有有关该信托被指定的附属公司（当中包括广诚企业有限公司、旺冠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的一般运作及投资事项。”原告称，原件系传真件，没有保留，目前仅有复印件。被告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称仅根据证据来说，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也不成立，原告错误理解了兴源信托监察人、成立人与民族园股东之间的关系，雷学金作为民族园公司董事不能依此信托文件显示董事的权利义务由被告承受，根据公司法规定，董事的职位也不具有可继承性，原告混淆了信托和继承法律关系的性质。被告提交书面说明一份，称被告系雷学金之子，雷学金于2016年3月22日去世，雷学金现存的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共计七人，分别生活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香港无法开具相关亲属关系证明。本案中，假使法院最终判定涉及到还款的相关责任，本人愿意单独承担相应责任，与雷学金现存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无关。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我方担心被告没有偿还能力，其他继承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目前我方没有证据提交亲属关系证明。经本院反诉询问，原、被告均表示，就雷学金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无其他证据或证据线索提供。就原告主张的雷学金借款情况，原告提交公司账簿若干张，其中包括审批单、存根、收据、借款单、支出凭单、电汇凭证、捐赠协议（非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等，时间从1998年至2013年，其中各类表格、单据均有“同意王平”签字字样，还有部分付款人为“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其中，有雷学金签字的包括：1、1998年1月12日信函一份，内容为“王平总经理：我赞助山西省介休市龙凤乡遐壁村贫农学子邓富萍考上山西省医科大学，学什费人民币叁万元（因看到台湾电视广播该学生家境及考上山西省医科大学，但家庭无能力供其学什费，医科要五年才能毕业，因此赞助使其能完成读书的志愿，做出决定）。……雷学金拜托。”2、1998年2月28日信函一份，内容为“王平总经理：请代支电汇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中国银行南安市支行码头镇分理处，户口：810009学金教育理事会’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谢谢。雷学金敬托。”3、2011年11月24日传真件一份，内容为“付小姐，关于北京光华长安大厦906室租赁代理佣金事宜。烦请转告王总，请民族园代‘君泰发展有限公司’垫支租赁代理佣金-人民币18751.82元，存入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有关款项稍后将连同早前902室的税款一并归还给民族园。”4、2012年4月11日传真件一份，内容为“付小姐，关于北京光华长安大厦税务事宜。烦请转告王总，请民族园代‘君泰发展有限公司’垫支2012年度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款及会计师的服务费用合共人民币67272.44元，存入款项的银行资料，请向马主任查询，谢谢。存款后，请通知马主任，谢谢。”5、2012年5月9日传真件一份，内容为“付小姐，关于北京光华长安大厦902室租赁代理佣金事宜。烦请转告王总，请民族园代‘君泰发展有限公司’垫支上述单元的租赁代理佣金人民币21914元，存入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有关款项稍后将连同早前垫支的税款一并归还给民族园。”6、2012年5月28日传真件一份，内容为“付小姐，关于北京光华长安大厦903和905室租赁代理佣金事宜。烦请转告王总，请民族园代‘君泰发展有限公司’垫支上述单元的租赁代理佣金-人民币43929元，存入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有关款项稍后将连同早前垫支的税款一并归还给民族园。”7、2013年4月10日传真件一份，内容为“付小姐，关于北京光华长安大厦税务事宜。烦请转告王总，请民族园代‘君泰发展有限公司’垫支2013年度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款及会计师的服务费用合共人民币62872.44元，存入款项的银行资料，请向马主任查询，谢谢。存款后，请通知马主任，谢谢。”上述各笔中均有王平签字表示同意，其中第2份中王平注明“在分红结算时冲回”。就被告本人借款一节，原告提交审批单一份，载明：“**部门：行政部；拟稿：付姣；时间：2011.3.8；事由：王总：应李正宗董事、雷建华董事要求，请王总在两会委员特供点代购纪念邮集一件，总价人民币128万元。此款由我公司垫付，待冲账。妥否，请批示。”下方签有“同意王平2011.3.8”原告提交借款单一份，载明：“借款单位：行政部；借款理由：代董事购纪念油品一套；借款数额：128万元，借款人：付姣。”就所购邮集用途，原告未举证。就上述记账凭证，被告称，对于原告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第一，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既无雷学金、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书面借款协议，也无雷学金、被告本人对于借款事实的签字确认，雷学金、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第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有完整性，系对财务资料进行有选择性的挑拣，无法反映账目往来的真实面貌。证据中关于雷学金、被告的表述均来自原告单方记载或其原总经理王平的批示，真实性无法核实。部分证据内容有修改、添加的痕迹，系原告单方面篡改、伪造财务资料，提起本案虚假诉讼。款项用途多记为往来款，而非借款，更加印证不存在原告所称借款关系。第三，本案中，原告捏造的借款发生时间为1997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截至2019年12月13日本庭开庭时，1999年12月13日以前发生的借款距今已超过法定最长的20年诉讼时效期间，最后一笔借款距今亦已近6年，原告代理人于庭审中明确自认原告从未向雷学金、被告主张过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印证不存在借款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原告捏造的全部借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均已经过。第四，经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原件进行核对，发现问题如下：1、证据第8页原件有明显的涂改液涂改痕迹；2、证据第11-17页、27-28页、51-52页、第80页、83-87页、92页、101-102页税单均无原件；3、证据第7页、24页反映的内容不完整，第7页财务账簿原件的前一页写明为“慈善总会借款”，第24页财务账簿原件的前一页写明为“公司代博物馆付旺冠公司”，印证原告单方截取部分财务凭证捏造借款关系，相应凭证均与雷学金、被告个人无关。经本院询问，原告表示在上述借款发生后曾向雷学金主张过还款，但未举证，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就本案被告方主体问题。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本案中，除原告提交的所谓“传真件的复印件”外，无其他证据证明雷学金与被告之间的父子关系。原、被告双方虽均认可该事实成立，但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线索可供法院调查。故原告就与雷学金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被告一人，起诉条件存在瑕疵。且原告当庭自行表示，若由被告一人承担付款责任也质疑被告的履行能力。在此情况下，就所谓雷学金的借款部分，原告应考虑进一步搜集当事人主体证据后另行主张。其次，就借款合同关系问题。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可见，借款合同一般具有要式、有偿的特点。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其与被告或雷学金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其所提交的单据及相应审批手续，大部分均无雷学金签字申请或领款，证据中有雷学金签字的也仅能证明原告对于雷学金垫支、垫付的要求予以同意，而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建立借贷关系之合意。就原告主张的被告借款128万元，除情况也与上述一致外，从审批单内容看，即使该申请是被告意思表示，“应李正宗董事、雷建华董事要求，请王总在……妥否，请批示”其本意也应理解为所谓邮集买与不买决定权在原告公司王总而非被告。且原告未就所购邮集用途举证，无法证明作为原告股东的被告系实际获利方。故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与雷学金或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最后，就原告的诉讼时效。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即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现原告主张的借款最晚一笔发生时间为2013年12月，至原告向本院递交起诉状之日（2018年2月1日）已逾两年时间。原告虽称曾向雷学金主张还款，但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即使原告主张的合同关系存在，其诉讼请求也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789元，由原告北京中华民族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阳人民陪审员  杨林屏人民陪审员  李 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刘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