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08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喻玲，女，196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帮丛，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凌云，男，198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帮丛，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云，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成军，四川咨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温波，男，198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喻玲、凌云因与被上诉人赵云、原审被告温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2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喻玲、凌云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民初124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赵云要求凌云支付应得租金21391元的诉讼请求；2.请求变更一审案件受理费为167元，并由赵云负担。事实与理由：1.喻玲、凌云、温波向赵云支付奖励提成是因委托关系而支付的报酬，赵云管理房屋是基于喻玲、凌云的委托，赵云获得的奖励是委托关系的报酬。案涉房屋购买后，2011年至今由郭书荣租赁使用。2014年以前，凌云、喻玲、温波、赵云共同经营成都麦地不动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瑞航不动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底，凌云因与赵云发生矛盾决定离开公司，后于2014年5月底离开，并在离开公司前签订了《房屋权属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各方于2013年底签订与此不符。因自己离开公司给房屋出租带来不便，凌云将自己的份额登记在喻玲名下，房屋所有权的变更和凌云不再参与共同经营的时间说明了该协议签订的部分原因。因喻玲长期在国外，没有时间处理租赁、维修等事宜，故各方同意由赵云代为办理上述事宜，并向赵云支付相关收益和溢价的8%作为奖励提成。据此，赵云与喻玲、凌云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因喻玲、温波与赵云签订的协议均明确财产收益中的8%属于经营管理奖励提成，协议中的丙方即是赵云，赵云获得费用的性质是其受托进行管理的报酬。2.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关系，凌云、喻玲有权随时解除对赵云的委托，并自委托解除之日不再支付报酬。2018年3月16日凌云以快递形式向赵云发出解除委托的通知，次日赵云收到该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规定，凌云与赵云的委托关系已于2018年3月17日解除。即使赵云仍旧提供了服务，其无权取得日后的报酬。2018年8月31日喻玲通过法院向赵云送达了解除委托关系的诉状，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也于赵云收到起诉状之日解除。3.根据喻玲2017年10月17日向郭书荣出具的说明，结合案涉合同系喻玲作为出租人和对租金收益进行分配的情况，证明在2015年6月13日至2017年12月12日期间，赵云没有实际履行案涉房屋的管理业务，而凌云仍按约定向赵云支付管理费，因此凌云已经支付的费用抵充2016年6月13日至2018年3月17日期间的报酬，赵云无权要求凌云再支付该期间的报酬。4.赵云与喻玲、温波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奖励提成系经营管理提成，与投资选择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租金收益分配奖励包含某一方将该房屋作为投资项目因素是错误的。2018年8月31日后赵云收取喻玲的报酬是郭书荣直接向赵云支付，并非喻玲本人，喻玲保留要求返还的权利。若赵云取得奖励提成系选择投资后凌云、喻玲给予的感谢费用，该费用属于赠与，根据合同法规定，凌云、喻玲可撤销赠与，故赵云请求继续支付赠与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5.一审诉讼费计算错误，赵云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是确认之诉，应按照非财产案件收费，第一项诉讼请求是第二项请求的必要前提，应对《房屋权属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后才能进行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审理。 赵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原判，驳回喻玲、凌云的上诉请求。1.喻玲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任何上诉利益，其上诉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与其无关，所以喻玲不是适格的上诉主体。2.喻玲上诉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为案件受理费的承担方式以及具体金额的确定，该项判决与喻玲无关。3.凌云主张的其与赵云之间系基于委托关系产生的报酬支付，因赵云与凌云、喻玲以及温波之间不存在基于委托的前提才需要支付租金收益及增值收益，而是基于其对自己物权收益权的处分。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给赵云，这种行为是不可撤销的。凌云、喻玲以及温波三人之所以需要向赵云支付提成，是基于四人共同合伙投资期间由赵云以其专业知识选定了投资项目，所给予的回报，是对方自愿将其中8%的收益支付给赵云。4.对于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受理费的审理并不属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对象，具体金额和负担方式应当由人民法院审理确定的为准，如果因为一审法院收费存在错误导致二审法院需要变更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判决结果，赵云认为由此产生的二审上诉费，并非因赵云的过错导致，同样二审上诉费应当由凌云负担。 温波未提交发表答辩意见。 赵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2.判决温波、喻玲、凌云继续向赵云履行《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付款义务（即温波、喻玲、凌云向赵云继续支付奖励提成）；3.判决凌云向赵云支付拖欠的租金收益奖励提成21361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温波、喻玲、凌云承担。赵云一审当庭补正，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金额21361元为笔误，实际金额为21391元，对应的租金时间为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购买了位于高新区房屋（面积304.22平方米），于2013年6月7日进行了产权登记。2013年年底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权属协议》，协议载明上述房屋产权四方各占份额25%，经友好协商四方达成以下协议：1.为了该房屋处置的便利，凌云自愿将自己所占25%份额过户到喻玲名下，过户后产权份额为喻玲占50%，赵云25%，温波25%，但该房屋日后的出租出售所得实际权益依然为四方各占25%；2.该房屋的出租出售权力由喻玲、赵云、温波三方所有，凌云不得干涉；3.该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得增溢价值的8%作为赵云的奖励提成。 一审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喻玲（甲方）与赵云（乙方）签订《协议》，记载甲、乙与凌云、温波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并约定：1、房屋处于出租期间，各方约定出租期间的所收房屋租金等财产收益中的8%作为丙方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余92%由四方平均分配，即甲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乙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丙方的所得为租金的31%；丁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还对房屋出售及增值部分进行分配比例的约定。落款处由喻玲、（案外人）叶玉（代赵云）签字。2017年10月18日，温波（甲方）与赵云（乙方）签订《协议》，记载甲、乙与凌云、喻玲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协议内容与上述喻玲与赵云签订的《协议》一致，落款处由温波、赵云签字。上述两份协议均明确丙方所得租金为31%，但未明确丙方为何人。赵云陈述，本打算分别与温波、喻玲、凌云均签订上述协议，但凌云未同意。 2015年6月10日，温波、喻玲、赵云将涉案房屋出租，并与承租人郭书荣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5年，租金分别为511092元（2015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12日）、562200元（2016年6月13日至2017年6月12日）、618420元（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2日）、680268元（2018年6月13日至2019年6月12日）、748296元（2019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郭书荣依约支付租金，截至2016年10月13日，赵云、温波、喻玲按照《房屋权属协议》约定分配了租金及收益奖励。2017年10月17日，郭书荣出具《说明》一份，记载从2017年12月12日起，租金付款方式变更为其中23%支付到喻玲指定账户，其余部分支付到赵云指定账户。赵云亦陈述因另案判决赵云将其已收到租金支付给凌云，现承租人已采取分别支付各自份额至四人账户的方式支付租金，从2016年10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该房屋的租金已经分配至四人。 一审法院另查明，就上述房屋租金分配问题，凌云与赵云曾另案进行诉讼，该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5年3月5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温波、喻玲、赵云，取得方式为“存量房买卖”。2016年8月9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再次变更为凌云、温波、喻玲、赵云，取得方式仍为“存量房买卖”。2017年12月4日，承租人郭书荣支付了涉案房屋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租金154605元，剩余房租119045.85元（含赵云对喻玲所得租金8%奖励提成）转入了赵云的银行账户。该判决认定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租金154605元，凌云应得38651.25元，由赵云即时支付给凌云。赵云要求其应收奖励提成在限额内予以抵销该债务，应当通过另案予以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双方签订的《房屋权属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协议对各方共同投资购买案涉房屋权属、履行管理和经营该房屋的权利义务以及出租、出售该房屋的收益分配均进行了约定，本案名为房屋权属争议，实际上争议的焦点不在于双方的权属，而在于投资收益分配的问题。对于投资收益分配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应当结合收益的内容加以明确。其中，双方约定的出售房屋收益的分配属于附条件约定，以条件成就为准。租金收入分配奖励条款的支付期限问题，结合租金收益分配奖励系某一方选择该房屋作为投资项目以及在协助房屋签订租赁协议中多承担的工作而产生，上述协议约定的分配租金收益的时间与金额应当以双方目前与案外人郭书荣签订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及所得收益为准。且因在与郭书荣签订租赁合同后，各方均按8%的比例向赵云支付了收益至2016年10月，且目前喻玲、温波仍在向赵云支付上述租金收益，故对于赵云主张凌云向其支付案外人郭书荣出租案涉房屋收益8%作为赵云的奖励提成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赵云主张温波、喻玲、凌云继续向其履行《房屋权属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付款义务，因该条款以收到租金和出售为条件，在实际收到租金和房屋出售前无法确定具体、明确的履行标的，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赵云主张收到租金收入金额的问题。因赵云主张2016年12月13日起该房屋的租金已经分配至四人，结合另案中凌云与其就已收到租金分配提起诉讼，与其陈述该案完毕后承租人即分别支付各自份份额至四人账户的情况，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凌云应当支付相应的租金奖励提成，其中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6月12日的租金奖励提成为5622元（月租金46850元×6个月÷4人×8%=5622元）；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2日的租金收益奖励，月租金为51535元，凌云应当支付的租金奖励提成为12368.4元（月租金51535元×12个月÷4人×8%=12368.4元）；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的租金收益奖励，月租金为56689元，凌云应当支付的租金奖励提成为3401.34元（56689元×3个月÷4人×8%=3401.34元），共计21391.74元（5622元+3401.34元+12368.4元=21391.74元），凌云起诉要求赵云支付21391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签订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二、凌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云支付其应得租金21391元；三、驳回赵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568元，受理费167元，由凌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喻玲、凌云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在此前的房屋租赁中并没有8%的提成，因为凌云要离开公司，委托了赵云管理公司，才有了8%的提成。赵云发表质证意见，对房屋租赁合同，因系复印件，而且复印的出租方的主体模糊，看不清楚，所以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补充协议的主体是两位案外人，均与本案当事人无关，而且系复印件，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赵云出示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3张，主要内容为：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4月10日，郭书荣先后以“世纪城房租”“世纪城尾款”“房租”名义多次向赵云转款。拟证明：一审判决之后截止2019年6月，喻玲和温波仍然在通过租客向赵云支付这一期间新产生的租金提成。喻玲、凌云发表质证意见，对赵云依据证据陈述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该款项不是喻玲通过自己的账户支付给赵云的，而是租客把款项扣除后直接支付给赵云，租客支付该款项的行为并不是喻玲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审查认为，喻玲、凌云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均系复印件，在赵云不认可的情况下未提供原件证明其真实性，应认定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赵云提供的中信银行业务凭证所反映的事实喻玲、凌云认可其真实性，仅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故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喻玲与赵云签订的《协议》第2条在房屋出租款如何分配之外另约定，无论以后甲方自行管理和自行收取房租，均不影响赵云收取上述经营管理奖励提成。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4月10日，郭书荣先后以“世纪城房租”“世纪城尾款”“房租”名义多次向赵云转款。 在一审法院（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赵云陈述，案涉房屋权属协议签订于2013年年底，凌云对此表示认可。关于该协议约定赵云应享有8%的奖励提成，凌云表示赵云在成都南延线租房圈子里对房屋有增值，也会对房子有更换好的规划，这一点其他三方也认可，但赵云未办到其承诺的对房屋进行管理，使房屋增值，因此自己想解除协议，认为他违反了之前的承诺。该案中，凌云出示的通知解除合同的书面函件载明，2018年3月16日其以《房屋权属协议》未实际履行及赵云的其他违约行为，已通过当面沟通及电话方式告知解除该协议，现再次通知赵云：本人解除《房屋权属协议》。赵云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以上事实，有经过一审质证的2017年10月17日喻玲与赵云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案件庭审笔录，赵云二审中出示并经过质证的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签订的《房屋权属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该权属协议的签订时间，因凌云在一审法院（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认可赵云陈述签订于2013年年底的说法，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协议签订于2013年年底并无不当。根据各方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认定，二是该法律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凌云、喻玲是否应向赵云支付该奖励提成。现结合事实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本院认为，因为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各方当事人对房屋出租以什么人的名义实施、租金如何分配，故该协议的整体性质应认定为各共有人及出租人对外出租收入的内部分配协议。关于赵云应得8%奖励提成的约定各方在协议表述较为笼统，仅表示为“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提溢价价值的8%作为赵云的奖励提成”，且系上述权属协议的一小部分内容，该项约定的法律性质应结合案涉合同的签订情况及后期履行情况总体认定。首先，案涉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共同购买的案涉房屋租金如何分配所作约定，并约定对外出租、出售的权利由除凌云之外的其他三人实施，之后在第三条单独约定该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得溢价收入的8%作为赵云应获得的奖励提成，根据以上签订内容的前后逻辑关系，应该认定该奖励系赵云在出租和出售时应获得的收入和利润提成。第二，结合赵云后期与共有权人之一喻玲签订的《协议》，其中第2条单独注明，无论以后喻玲自行管理或自行收取房租，均不影响赵云收取8%经营管理奖励提成，可印证上述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是基于赵云为案涉共有房屋的出租和出售提供了联系出租、负责日常管理而获得的相应提成奖励。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因赵云也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和出租人，其上述经营管理服务应认定为对各方共同事务接受委托共同承担的上述义务，加之该项义务具有相应的对价，应当认定赵云根据各共有人的委托而承担的经营管理义务，因而应当认定该条约定具有委托合同性质。因此，凌云、喻玲上诉所提该项约定的性质为委托合同的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其上诉所称该条约定的性质为赠与合同关系，因与上述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凌云、喻玲是否应向赵云支付该奖励提成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一审赵云起诉主张案涉合同有效、应继续履行，凌云应支付欠付的奖励提成，喻玲、凌云主张上述委托合同关系解除属于对合同履行前提的根本性抗辩，该抗辩是否成立需要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对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实质审查，故应以反诉方式提出。同时，凌云据以解除该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系其在（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案件中出示的、解除整个《房屋权属协议》的书面函件，因该函涉及整个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也应对相关事实和法律作整体判断，因其一审提出相应反诉后未缴纳案件受理费，被视为撤回反诉，导致一审法院未对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进行审理，故本院对其二审中主张的该委托关系已经解除的上诉意见不予审查。第二，郭书荣租赁案涉房屋的租赁期限为2015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目前仍在履行期间，郭书荣也一直根据案涉共有权人和出租人的指示正常支付房屋租金，凌云、喻玲在其租金已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赵云主张凌云应支付相应提成奖励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判决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凌云、喻玲所提一审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不合理的问题，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据此，凌云、喻玲对一审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有异议可向一审法院请求复核，本院不予审查处理。 综上所述，喻玲、凌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5元，由上诉人凌云、喻玲各负担167.5元，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卫敏 审判员  廖 方 审判员  何广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