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9民终28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华伟，男，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运，河南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国强，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辉，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占杰，男，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运生，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东一诺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古云镇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村北首。法定代表人：刘占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华伟、邵国强与被上诉人刘占杰、王运生、山东一诺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质公司）损害股东利益纠纷一案，不服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0902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华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运，上诉人邵国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辉，被上诉人刘占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被上诉人王运生、生物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华伟上诉请求：1、撤销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豫0902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邵国强、刘占杰、王运生赔偿上诉人郭华伟损失3965400元，生物质公司就上诉人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郭华伟系登记在邵国强名下山东一诺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化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一审法院在认定30万元系投资款的情况下，只判令邵国强承担支付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我的出资已转化为生化公司的投资，郭华伟实际享有投资人的权益（包括分红权）。郭华伟投资生化公司与邵国强之间是真实意思表示。刘占杰、王运生对郭华伟通过邵国强向生化公司出资是明知的，郭华伟是隐名股东，与邵国强、刘占杰、王运生形成了共同投资生化公司的合同关系。邵国强向郭华伟出具的收到条，实际是郭华伟与邵国强、刘占杰、王运生达成共识，形成了与上述显名股东共同投资生化公司的合同关系。邵国强、刘占杰、王运生对郭华伟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予以认可。郭华伟本人与邵国强的谈话及通话录音进一步证实郭华伟的实际出资比例得到了认可，是四人达成一致的结果。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郭华伟系实际出资人，一审法院认定30万元系出资款，不认定上诉人享有股东权益，仅判决邵国强承担责任，是事实错误；我们认为，一审应查明生物质公司与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及该交易是否具有正当性，郭华伟已具有出资人身份，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不正当关联交易，应承担连带责任。在庭审后郭华伟又提交申请，请求数额为5206147.3元。邵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0902号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郭华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我与郭华伟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今收到，郭华伟山东一诺生化科技公司投资款30万元”的收据仅证明，邵国强收到郭华伟30万元，该30万元是用于向公司的投资，但不能证明该30万元是谁向公司投资，不能证明投资盈余分配。郭华伟不是投资人；判令邵国强向郭华伟支付54万元是错误的。私下调解的内容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邵国强已向郭华伟偿还46.2万元，郭华伟予以认可，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消灭，请求驳回郭华伟的诉讼请求。刘占杰、王运生、生物质公司共同对邵国强上诉的答辩意见，邵国强的上诉意见属实。刘占杰、王运生、生物质公司共同对郭华伟上诉的答辩意见，上诉人郭华伟所谓的书面约定没有说明其与邵国强、生化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不具备成为隐名股东的基本条件；生化公司多次增资从未通知郭华伟，且没有按出资比例增资，郭华伟从未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不能成为法律意义的隐名股东。郭华伟不是隐名股东，因此其无权提出该请求，公司亦未损害过股东权益。请求驳回郭华伟的诉讼请求。郭华伟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邵国强、王运生、刘占杰赔偿郭华伟损失3965400元，计算方法是根据固定资产评估报告（转让价格118350000-股本总额8200000）＊3.6%。；2、第三人山东一诺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当事人的诉辩和答辩质证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郭华伟于2009年4月13日、2009年7月6日分别向邵国强转账200000元、100000元。2009年7月6日，邵国强向郭华伟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郭华伟山东一诺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款叁拾万（300000.00）。2011年至2013年期间，邵国强向郭华伟父亲郭连波账户转账共计462000元。2009年4月17日，生化公司依法注册成立。该公司股东分别为邵国强、王运生、刘占杰。2016年5月4日该公司注销。2015年6月16日，生物质公司依法成立。该公司股东分别为刘占杰、王运生及江学禄、莘县德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莘县捭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5年12月31日，邵国强认缴出资5400000元，2016年2月1日邵国强股权比例自12%变更为0%，并于2016年2月2日公示。一审法院认为，郭华伟以邵国强、郭华伟、王运生滥用股东权利、恶意转移公司财产、严重损害其股东权益，要求邵国强、郭华伟、王运生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生物质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在关联交易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邵国强、郭华伟、王运生不认可郭华伟股东身份，其不享有相应权益，对此一审认为，郭华伟主张其为生化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享有该公司股东权益，提供了邵国强出具的收据、转款凭证、证人证言和录音等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郭华伟与邵国强之间产生经济合同关系，不能证明三个股东即邵国强、郭华伟、王运生和生化公司同意或认可郭华伟入股成为该公司股东，郭华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公司盈亏如何承担责任有约定，故郭华伟主张其享有生化公司股东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郭华伟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因损害其股东权益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邵国强收到郭华伟资金30万元，并为其出具内容为“今收到郭华伟山东一诺生化科技公司投资款30万元”的收据，表明邵国强收郭华伟的30万元系用于生化公司投资款，该投资所获得收益应归郭华伟享有，因此郭华伟向邵国强主张权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邵国强从该公司获得的相关利益应当支付给郭华伟而未支付，侵害了郭华伟的正当权益，邵国强应当予以赔偿。郭华伟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邵国强因此从生化公司受益的具体数额，但其提供的录音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邵国强曾许诺按投资款的1.8倍支付，故邵国强仍应按许诺向郭华伟支付投资及收益54万元（30万元×1.8＝54万元）。邵国强辩称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1、邵国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郭华伟支付54万元；2、驳回郭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依据调取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确认以下事实，生化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17日。2009年4月15日公司股东以货币向公司出资，在完成首次出资后，至2015年9月未见股东以资产向公司出资，此时邵国强的股份总额为600万元。生化公司与生物质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转让合同》主要约定：一诺生化公司的固定资产以2015年6月30日为基础日对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准。转让日期为2015年7月31日。转让价款11835万元；公司股东与公司及公司会计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郭华伟是否为实际出资人、若郭华伟为实际出资人，其投资收益应向谁主张；2、如何确定郭华伟的收益数额。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邵国强收到郭华伟资金30万元，并为其出具内容为“今收到郭华伟山东一诺生化科技公司投资款30万元”的收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就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郭华伟的出资未被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认可其股东身份，不能认定郭华伟是生化公司股东的身份。根据邵国强向其出具的收据明确收取的款项系投资给生化公司，故应认定郭华伟作为实际出资人形成了与名义股东邵国强的代持关系，郭华伟作为实际出资人向邵国强主张投资收益，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郭华伟主张刘占杰、王运生赔偿损失问题。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郭华伟的出资由邵国强代持，与刘占杰、王运生不存在事实上的代持关系，郭华伟主张刘占杰、王运生赔偿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刘占杰、王运生不应承担责任；关于郭华伟主张生物质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精神，实际出资人因其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只能就代持人实际从公司取得的收益向其主张权利，如若代持人并未从公司获取收益，实际投资人向代持人主张权利的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故郭华伟请求生物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应如何认定郭华伟收益数额的问题。邵国强在生化公司最终持股份额为600万元。生化公司将该公司出让给生物质公司，生物质公司的最初股东为邵国强、王运生、刘占杰，上海岚昕投资合伙企业。其后生物质公司股东为刘占杰、王运生、江学禄，上海岚昕投资合伙企业。邵国强未举证证明在生物质公司成立时向生物质公司出资，应视为邵国强将生化公司的股份转入生物质公司，又基于邵国强已退出生物质公司的事实，应推定邵国强已出让了其所持有的股份，其出让的份额应视为其收益。邵国强未举证证明出让所得价款，应推定以其2015年所占生化公司的股份600万元作为基数，计算郭华伟的受益，郭华伟占邵国强出资份额的30%，故应依此比例计算郭华伟的受益数额，邵国强应向郭华伟支付收益款180万元。对于郭华伟陈述的公司向股东账户及会计账户和濮阳市一诺商贸公司相互转款应视为公司向股东分红问题，公司与法定代表人及会计之间的资金往来在无证据证明是公司向股东分红的情形下，实际出资人只能在名义股东的受益范围内主张权利。郭华伟主张应将此作为收益计算依据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郭华伟陈述2011年6月9日生化公司向刘占杰账户转款916万元，同日刘占杰向邵国强账户转款129万元，王运生账户转款453万元，向本人其它账户转款378万元，应当视为公司向股东分红的问题，该转款数额与股东的持股比例不相符合，不能认定为分红；关于生化公司与生物质公司签订《固定资产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款11835万元价款能否作为郭华伟受益计算基数的问题，公司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能体现公司剩余净资产，更不作为邵国强受益金额的计算依据，故郭华伟请求以交易价格计算收益依据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此时公司净资产为1666565.15元，其中邵国强应分配数额为199987.82元，该款应当作为计算郭华伟收益的依据。综上故郭华伟的受益数额应为1859996.35元［（6000000+199987.82）×30%＝1859996.35］。对于邵国强上诉称其与郭华伟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且已清偿完毕，不应承担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占杰、王运生、生物质公司答辩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郭华伟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0902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二、邵国强向郭华伟支付1859996.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郭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600元由郭华伟负担19433元，邵国强负担171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邵国强缴纳的9200元由其本人负担。郭华伟缴纳的34203元由郭华伟负担18160元，邵国强负担160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磊审判员 苏章臣审判员 李光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赵亚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