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0225行初16号 原告邓万贤，男，1972年10月3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原告赵秀凡，女，1970年10月14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原告邓连球，女，1956年4月22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富景，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住所地：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香山路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肖克誉，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双全，该局政策法规股工作人员。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寿星中路28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黄开龙，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凤阳，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华忠，广西佳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邓万保，男，1966年7月7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原告邓万贤、赵秀凡、邓连球不服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登记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17号《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11日向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9年10月29日，原告申请追加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被告，本院准许后于2019年10月30日向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秀凡及其委托代理人韦富景、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委托代理人肖克誉及李双全、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代理人凤阳及韦华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万贤、赵秀凡、邓连球诉称，原告于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在融水××自治县同××乡××村××汤屯“屋底冲”（地名）承包有一块林地，一直经营管理至今。林地四至界为：东至邓万保，南至山谷，西至邓金发，北至邓万先。2011年林改时，林业工作人员在第三人的指认下，将原告经营种植的3亩林地林木勾图到第三人持有的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林权证》的6宗地的林权图范围内，原告与第三人因此引起纠纷。原告认为，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颁发给第三人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林权证》登记内容中包括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等权属。在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林木权属争议后，同练乡司法所和林业站工作人员到争议地现场勘查，确认原告所种植的林木中有一部分在第三人的林权证范围内。原告认为，第三人的《林权证》中包含了原告种植的林木，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为第三人颁发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林权证》时未尽审慎义务，错误地将原告种植的林木登记给第三人所有，属于明显登记错误，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撤销。同时，原告种植的3亩林木，因被错误地登记在第三人的名下，造成原告至今无法砍伐该林木，原告曾于2019年5月向林业部门咨询申请采伐，林业部门明确告知必须要撤销第三人的林权登记证后才能申请砍伐。另外，因融水苗族自治县政府机构改革时，已把林权登记工作职责分配给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故二被告应撤销所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综上，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撤销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为第三人邓万保颁发的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林权证》。 原告邓万贤、赵秀凡、邓连球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 一、由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我村如汤屯村民邓万贤与邓万宝因“加塘”林地争议的情况说明》； 二、由邓万贤自书的《关于山界纠纷撤销林权证的申请》； 证据一、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邓万保在2014年发生林地林木纠纷，原告已向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同练乡人民政府反映过，至今未得到答复及处理的事实。 三、《（2017）桂0225民初235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邓万保发生林地纠纷后，第三人邓万保认可涉案的林权证登记范围包含有原告的3亩林地林木的事实，该事实也得到融水县人民法院的确认，该证据充分证实了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颁发给第三人邓万保的林权证时错误的将原告的3亩林地林木登记在第三人邓万保的名下，涉案的林权证应当撤销，如果不撤销，原告的林木永远没有办法采伐的事实。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辩称，案涉林权证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发放，即由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放，原告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作为被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同时，本案第三人邓万保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程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虽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但因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提交证据，本院对其所举证据不予认可。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原告在2014年5月已知道涉案林权证侵害其权利，四年多后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同时，案涉林权证核发工作由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开展，由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不是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林权证档案也是不其管理，直至庭审时林权证发放的职能及相关林权档案均未移交给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其无法判定案涉林权证发放是否合法，是否侵害原告权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邓万保述称，其所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程序合法，林地四至界限经双方共同认可，该证合法有效，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邓万保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 《（2017）桂0225民初235号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证明邓万保所持有的林权证登记正确、发放程序合法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林木林地存在纠纷的证明需要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或者有资质的工程师才能出具，且该情况说明是在林权证已发放三年后才出具，不能证实发证错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不予认可，该申请书是原告自行书写，交由村委会盖章后是否提交或具体提交到何处不得而知，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判决书未记载有第三人邓万保承认有3亩林地是原告所有事实。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按照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单位和部门以证明或者情况说明的形式出具的书证，除了加盖单位公章以外，还要有出具证明的经办人亲笔签名才具备合法性，而该证据未有经办人签名；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内容所反映的事实，认为该内容是由原告方自行书写，视为原告的陈述或原告的单方主张，虽由村民委员会以加盖公章的形式认可情况属实，但没有盖章经办人的签名，不具备合法性，其次也没有情况属实的相关材料佐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的三性予以认可，但不同意原告的主张，原告认为法院已经判决由原告采伐涉案的林木，如果不撤销涉案林权证将导致原告无法采伐的主张与现行的林木采伐制度相悖，原告完全可以持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向林业行政机关申请办理采伐许可，并非不能采伐。第三人邓万保对原告所提交的全部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对第三人邓万保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该判决书证明原告在2017年9月知道原告的3亩林地林木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具体内容，而且第三人也认可了原告的3亩林地林木登记在第三人的林权证范围内，因此原告认为林权证登记的内容包括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权属，而事实上至少林木的所有权是原告所有，而现已错误地登记在第三人邓万保名下，第三人邓万保仅仅主张林权证上的土地权属是他的，并非主张涉案林木是第三人邓万保所有。二被告对第三人邓万保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由朋平村民委员会出具，并加盖了该委员会公章，虽缺乏经办人签名，但原告与第三人对发生纠纷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二是由原告邓万贤自行书写，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内容真实性；因本案未有其他证据佐证原告已向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反映过，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三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邓万保提交的二份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5日，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邓万贤颁发林权证，林权证号为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确认邓万贤在同练某村“屋底坡”（地名）宗地号为5号的林地面积为13.7亩，四至为：东至邓万保，南至山谷，西至邓金发，北至邓万先。同日，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亦向第三人邓万保颁发林权证，林权证号为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确认邓万保在同练乡“屋底冲”（地名）宗地号为6号的林地面积为10.4亩，四至为：东至山谷，南至山谷，西至邓万贤，北至邓顺文。其中，原告邓万贤宗地号为5号的林地与第三人邓万保宗地号为6号的林地东西相邻。2014年5月，原告邓万贤和第三人邓万保因该相邻林地界线发生纠纷。同年7月，同练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后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能达成协议。2017年2月22日，第三人邓万保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三原告排除妨害。本院经开庭审理后于同年9月21日作出（2017）桂0225民初235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原告邓万贤、赵秀凡、邓连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清除种植在第三人邓万保所持有的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林权证范围内的林木，并将林地交由第三人邓万保经营管理。同时，该判决还向原告释明了如认为林权登记错误而行使维权的救济方式和途径，该判决书于2017年12月8日送达原告。在该判决生效后，因三原告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第三人邓万保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阶段，双方于2019年6月13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三原告于2019年10月30日前将案涉杉木全部砍伐完毕，逾期拒不砍伐由法院强制执行。 2019年7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以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登记错误为由请求撤销颁发给第三人邓万保的林权证。2019年10月29日，原告以林权登记机关职权涉及变更为由申请追加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本案被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本案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三、案涉林权证是否应依法撤销。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该解释第六十五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根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原告邓万贤于2014年5月就曾认为案涉林权证登记错误而与第三人邓万保引发纠纷，在当地村民委员会调解过程中，原告以在林权勾图过程中看不懂影像图，在林权证发放到手后才发现双方林权证上登记的界线与实际经营的界线不相符为由而申请调解，虽最终经朋平村民委员会及同练瑶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由此可知原告在2014年5月已知晓相关林权证的登记情况，并认为该林权登记已侵犯到了自己的权益，也知道了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时间。2017年2月双方再次因林权问题发生纠纷而以民事诉讼诉至本院，本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已向原告释明如认为林权证登记错误而行使维权的救济方式和途径，本院（2017）桂0225民初235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12月8日送达原告，在该判决书中再次向原告予以释明，据此可知原告至迟于2017年12月8日应当知悉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第三人邓万保所持有的融林证字（2011）第10011600XX号林权证于2011年6月25日颁发，原告于2019年7月10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已违反了“从知道或应对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法律规定，且原告未能提供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耽误起诉期限情形的相关证据。原告虽主张其真正知道涉案林权证是在2017年9月，故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本案涉及的是不动产，即使适用起诉期限也应适用二十年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起诉期限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与诉讼时效不一致，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同时，行政诉讼的最长保护期限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时，即不再适用最长起诉期限，故对原告认为本案应适用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被耽误起诉期限合法情形的，应驳回起诉。 因本院已认定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对本案其他争议焦点不再评析。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邓万贤、赵秀凡、邓连球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在立案时已预交50元），本院予以退还原告邓万贤、赵秀凡、邓连球。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仁新 审 判 员  贾志金 人民陪审员  冯 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吴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