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22民初486号 原告蔡某1，男，199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城厢区。 原告蔡某2，男，196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城厢区，系蔡某1之父。 原告杨某，女，196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城厢区，系蔡某1之母。 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福，福建升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余某1，男，199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城厢区。 被告余某2，男，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仙游县，系余某1之父。 被告蔡某3，女，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仙游县，系余某1之母。 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贤、刘媛媛，福建鹏翼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原告蔡某1、蔡某2、杨某与被告余某1、余某2、蔡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7日、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某1、蔡某2、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福、被告余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贤、刘媛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某1、蔡某2、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余某1、余某2、蔡某3共同返还聘金22万元、盘担2.5万元、黄金三两3.3万元、手机一部3000元、私房钱3万元的60%，计18.66万元。事实和理由：蔡某1与余某1经人介绍认识，经短暂接触后，于2016年10月15日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双方父母经协商对彩礼问题达成一致，婚约约定：聘金22万元、黄金3两、手机1部、盘担（糕800块、猪脚50斤、线面50斤、中华烟50条、糖果50斤）。余某2、余某1签字在案为凭。双方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余某1判若两人，对蔡某1不理不睬，也不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家里事务一直由蔡某1负担。每次以死相逼蔡某1，蔡某1发现余某1身体多处纹身，手臂多处被烟头烫过的痕迹，后经了解才发现余某1谈过多名男朋友。之后余某1以各种理由一直居住娘家，拒绝回原告家。2019年5月20日，蔡某1与余某1经城厢区法院调解离婚。原告为了娶妻，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部分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家里负债累累。余某1过错在先并假借婚姻骗取原告聘金，数额巨大。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 余某1、余某2、蔡某3辩称，1、原告并未按婚约支付全部彩礼，订婚时给付5万元和金戒指一个、金项链一条，结婚时支付5万元。订婚时原告方来了六、七十人亲属到被告家，被告家张罗订婚酒席花费了5万多元，被告还陪嫁现金4万元，并陪嫁电视一台、冰箱一台（总价值约6000元）和黄金一两（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二个），陪嫁的电器及金首饰离婚时都在原告家没有拿走。2、双方结婚同居了三年多，且离婚的理由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合、蔡某1有家庭暴力倾向并屡教不改，对婚姻的破裂，蔡某1负全部责任，原告因婚姻所付的财物，应自行承担。3、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且共同生活，余某1跟蔡某1共同生活期间，原告并未出现经济困难的情形，且三原告均具有劳动能力，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属于返还彩礼的范畴，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如下： 关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彩礼数额及给付彩礼是否给原告造成经济困难的问题。原告认为，2016年10月15日三原告及亲戚去余某1在东海镇租住的房子订婚时，双方就彩礼问题经协商达成一致，并用红纸写下婚约：聘金22万元、私房钱3万元、黄金3两、手机1部、盘担（糕800块、猪脚50斤、线面50斤、中华烟50条、糖果50斤），被告余某2、余某1在婚约上签字后，原告当场支付给被告聘金11万元和2个金戒指（每个1.2钱）。当年农历12月初5，原告去被告老家枫亭九社村娶亲时，把红单婚约中还没支付的彩礼全部付给被告，即付现金12万元给余某2，3万元私房钱给余某1，一只重1两的金手镯和1条金项链（该条金项链系向蔡某1的姐姐借用，已返还），还有婚约中的盘担。按照婚俗，如果原告没有按婚约付足彩礼，被告是不会让原告娶走余某1的，原告是农民，因给付巨额彩礼已负债累累，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并提供证据（1）婚约一份，证实2016年10月15日订婚当天，双方经过协商后对彩礼达成一致后由村干部代写婚约红单一份，约定：聘金22万元、私房钱3万元、黄金3两、手机1部、盘担：糕800块、猪脚50斤、线面50斤、中华烟50条、糖果50斤，原、被告双方均在婚约上签名，原告按婚约支付给被告彩礼的事实。证据（2）杨某的存款明细账，证实原告杨某于2016年10月15日从银行取出123387.85元用于支付当天的彩礼11万元。证据（3）蔡某2于2016年农历11月19日出具给其大女儿蔡阿鹏借款3万元的借条、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给其三姐夫蔡明山借款1万元的借条、于2016年11月20日出具给其大哥蔡珍华借款2万元、杨某于2016年农历11月23日出具给蔡某1朋友蔡政展借款1万元的借条原件四份（上述四笔借款已还清），蔡某2于2016年农历11月22日出具给其大姐蔡珍恩借款7000元的借条、于2016年农历11月21日出具给其亲家沈启芳借款8万元的借条、于2016年11月10日出具给其二姐的儿子蔡庆华借款1万元的借条、于2016年11月20日出具给媒人郑某借款2万元（该借条上未写郑某名字）的借条复印件四份（上述四笔借款尚未偿还），证实蔡某2、杨某向亲朋好友借款用于支付彩礼及婚礼所花费用，并导致经济困难的事实。证据（4）证人郑某证实“其与蔡某2是同村人，蔡某1与余某1经其与另一媒人美华介绍认识后，双方觉得满意之后就写红单下聘，红单由男方的村里人写的，当场男方付现金10万元、中华香烟2条给女方父母，并付1万元现金给余某1做见面礼，交给余某1金戒指2个，拿彩礼时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均在场，其和美华也在场。去女方老家娶余某1时，其也跟着去，当时男方这边再拿15万元，其中12万元是给女方父母的聘金，3万元是给余某1作私房钱，红单上约定的彩礼男方娶亲时都有给，没给的话女方是不肯让男方把女儿娶走的。男方当时要去接亲时彩礼不够就到处借款，听说借了十几万元，其也被借去2万元，至今未还。”证据（5）证人蔡某4证实“其原是村支部书记，与蔡某2只是亲人关系，无其他利害关系。蔡某1与余某1是在余某1的东海镇租房中订亲的，他们双方谈好彩礼后由其执笔用红纸写下婚约，当时在场的有余某1及其父母和美华，蔡某1及其父母和蔡某2的两个哥哥和介绍人郑某，订亲时先付10万元现金、2条中华香烟、2个金戒指，钱是蔡某2付给余某2的，余某2、余某1在红单上签字时要求再付1万元见面礼，所以总共是付11万元现金，金戒指由蔡某1给余某1戴上的。娶亲时其也有去，男方这边总共去49人，去时带了50条中华香烟、聘金12万元，还有猪脚、面等，另外还包3万元私房钱，当时其在余某2大厅喝茶，钱是他们拿到房间里去交接，其没跟去看，红单上的黄金怎么给、给多少，其不知道。蔡某1及其父母都是农村务工人员，他们操办婚事有向亲朋好友借款，听蔡某2说借了20几万元。”证据（6）证人蔡某5证实“其父与蔡某2之父是表兄弟。娶亲那天其有跟去女方家，他们拿钱时其在旁边看，但没有特别注意去听，只听到说再拿15万元，其中3万元是私房钱，其就问旁边的人说聘金总共多少钱，有人告诉其之前给了10万元和1万元私房钱。娶亲前蔡某2向其借了7000元，尚未偿还，其不识字，借条是后来蔡某2补写的。”证据（7）证人蔡某6证实“其是蔡某2的四姐。订亲那天其没跟去女方家，但在蔡某2家点钱时其在场，当天点了10万元现金和1万元的见面礼、2条中华香烟和2个金戒指，娶亲时其就站在旁边亲眼看见蔡某2点12万元给余某2，给余琬玲3万元，黄金拿多少其不知道，娶亲前蔡某2向其借1万元，说是聘金不够，借条是写其儿子蔡庆华的名字，尚未偿还。”证据（8）证人沈某证实“其是蔡某2的大女婿。在娶亲前，丈母娘杨某向其借钱，其就跟父亲沈启芳说，后来其父沈启芳借了8万元给他们，尚未偿还，同时也向其妻子蔡阿鹏借1万元，也未偿还。”证据（9）城厢区东海镇蔡厝村委会证明一份，证实原告因给付高额聘金导致家庭经济困难。 被告认为，原告并未按婚约支付全部彩礼，订婚时给付5万元和金戒指一个、金项链一条，结婚时支付5万元，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因婚约财产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没异议，只能证明约定的彩礼，不能证明原告支付全部彩礼；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杨某于2016年10月15日当天从银行取出123387.85元，不能证明原告将其中的11万元支付给被告，事实上当天被告只收到5万元彩礼；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违反正常的民间交易习惯，兄弟之间借款不可能出具借条，且借款时间和金额与交付聘金时间不一致，借条上反映的借款金额远远超过聘金数额；证据（4）证人郑某的陈述含糊其辞，借条与借款时间不一致，存在作伪证的可能；证据（5）证人蔡某4与原告有亲戚关系，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蔡某4与郑某的证言存在矛盾，蔡某4说订亲时还有蔡某2的两个哥哥在场，但郑某说没有，证人作证不属实；证据（6）证人蔡某5与原告有亲戚关系；证据（7）证人蔡某6与原告有亲戚关系，证言与前面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前面的证人说是现场要求再加1万元见面礼，但蔡某6说在家中准备好见面礼，蔡某6说12万元给余某2，3万元给余某1，但证人郑某说聘金15万元是原告的两个女儿一次性交给女方父母；证据（8）证人沈某没有经手，对情况不清；证据（9）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且证明内容也有异议，村委会不是经济困难证明的机构，无法客观证明原告家庭经济是否困难。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婚约、杨某银行取款明细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人郑某作为介绍人客观地反映了原、被告双方订立婚约的过程及给付彩礼的情况，所作的证言应予以采信；证人蔡某4作为婚约执笔人参与协商彩礼的全过程，并在场见证了给付彩礼情况，所作的证言与郑某的证言基本上一致，予以采信。从原告提供的婚约、证人蔡某4和郑某的证言以及杨某2016年10月15日银行取款123387.85元的明细账，可以相互印证地证实：2016年10月15日原、被告双方就婚约彩礼达成一致后由蔡某4代笔书写婚约一份，原告方当场支付给被告聘金10万元、见面礼1万元和金戒指2个、中华香烟2条，2016年农历12月初5娶亲时，在被告老家时，原告按婚约又付给被告聘金12万元、私房钱3万元、金项链1条及婚约中约定的盘担。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为了给付彩礼，向多人借款，其中有部分借款尚未偿还，甚至向蔡某1的姐姐借用金项链，说明原告确实因为给付彩礼而负债累累，而且村委会也证实原告因给付巨额彩礼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原告主张交给被告金手镯一只及手机一部的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辩解只收取原告彩礼1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陪嫁物的问题。被告主张陪嫁现金4万元、黄金1两（金项链1条、金戒指1个）、冰箱和电视各一台（价值约6000元），上述陪嫁物都在原告处。原告认为，被告只陪嫁冰箱和电视各一台（价值5800元），这两样电器现在原告处，没有陪嫁现金4万元，也没有陪嫁金首饰。本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双方对陪嫁的冰箱和电视各一台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价值可按5800元认定。至于被告主张的陪嫁现金和金首饰，因原告否认，被告也无法提供证据证实，故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蔡某1与余某1经人介绍相识后于2016年10月15日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双方就彩礼问题达成一致并写下婚约：聘金22万元、私房钱3万元、黄金3两、手机1部、盘担：糕800块、猪脚50斤、线面50斤、中华烟50条、糖果50斤，原告蔡某2、蔡某1与被告余某2、余某1在婚约上签字，原告当场支付给被告聘金10万元、见面礼1万元和2个金戒指。当年农历12月初5，原告到被告家迎娶余某1时，又付给被告聘金12万元、私房钱3万元和1条金项链（该条金项链系向蔡某1的姐姐借用，已返还）以及婚约中的盘担；被告陪嫁物有冰箱及电视各一台，价值5800元。双方于××××年××月××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婚后未生育子女。婚后双方因家庭琐事经常争吵，原告蔡某1于2019年4月28日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向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与余某1离婚，经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调解双方自愿离婚。之后，双方因返还彩礼协商不成而引起诉讼。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蔡某1与余某1登记结婚后离婚，双方虽然同居生活二年多，但未生育子女。根据双方的陈述，结合有关证据，可以认定被告收取原告给付的彩礼26万元及金戒指二个，折抵被告陪嫁的电器价值5800元，实为25.42万元及金戒指二个；原告主张的盘担属于宴请亲朋等花费，不属彩礼范畴。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双方虽办理结婚登记，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一方有权请求返还彩礼。鉴于本案原、被告双方结婚后离婚，虽同居生活，但未生育子女，且因此给原告造成经济困难，按照公平合理原则，酌情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彩礼6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余某2、蔡某3、余某1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蔡某2、杨某、蔡某1彩礼60000元。 二、驳回蔡某2、杨某、蔡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上述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032元，由余某2、蔡某3、余某1负担1300元，蔡某2、杨某、蔡某1负担27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建红 人民陪审员  张玉凤 人民陪审员  张榕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林楚婧 另附页： 一、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条第一款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