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民终4380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晓明，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原、陶斌磊，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甘雨，男，196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尚润，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海南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陵水县英州军田中学南侧105号铺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557365656H。 法定代表人：魏国夫。 上诉人朱晓明与被上诉人柯甘雨及原审第三人海南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5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晓明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柯甘雨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投资合作协议》包含股权转让、委托代持两层法律关系，既有股权转让的内容，又有委托代持股权的内容，一审判决将双方的合同关系仅理解为委托代持股权关系错误。2.《投资合作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和安排，是双方的其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3.一审法院混淆了股权转让款和出资额的区别，错误认定朱晓明所支出的6300万股权转让款不足，构成违约。首先，股权转让款是新股东就受让原股东对公司的出资额而向原股东支付的对价，而出资额是股东对公司认缴、实缴的出资款，是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相应份额。在朱晓明受让股权前，龙海公司注册资本2530万元，两名原股东的实缴出资总额亦为2530万元。朱晓明以6300万元转股款的对价，取得了龙海公司70%的股权，即取得了对龙海公司的出资额1771万元。6300万元是朱晓明对原股东邵秀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771万元是朱晓明对龙海公司的出资额。随后，柯甘雨又以630万的对价，取得了朱晓明对龙海公司出资额的5%，即出资额88.55万元，股权比例3.5%。630万元是柯甘雨支付给朱晓明的股权转让款，88.55万元是柯甘雨对龙海公司的出资额。从主体上看，股权转让款是新、老股东之间支付的款项，6300万是邵秀敏转让出资所获得的收益，并不是付给龙海公司，对龙海公司的经营情况没有影响，更与柯甘雨无关。从时间上看，朱晓明向邵秀敏购买股权在先，柯甘雨向朱晓明购买股权在后，朱晓明支出多少转让款与柯甘雨毫无关系。二审中，朱晓明对此补充称一审判决认定关于“柯甘雨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的约定包括朱晓明的投资额应是柯甘雨的20万元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商业常识，柯甘雨对该事实也未能进行举证，故一审判决认定不当。4.一审法院错误地解读了合同中关于出资应用于公司经营和业务往来的约定，并错误地认定柯甘雨的出资被挪用。《投资合作协议》第4条是关于股东不得挪用公司出资的约定，因柯甘雨对龙海公司的出资额由朱晓明代持，为确保其出资额不被挪用、不被抽逃，故双方在合同中逬行了上述约定。如前所述，柯甘雨的出资88.55万元包含在公司注册资本中，而柯甘雨未向原审法庭提交任何关于龙海公司注册资本被挪用的证据。5.朱晓明不存在不配合提供经营情况及财务报表的违约行为。柯甘雨未遵守《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股东查阅会计账薄的法律程序，其在提出该项要求时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正当目的。尽管如此，朱晓明仍未拒绝其査账要求，并与其进一步协商查账的具体安排。退一步讲，即使朱晓明就按露公司经营情况存在不足之处，该等瑕疵亦不足以导致《投资合作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委托代持两部分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即使朱晓明披露公司经营情况不及时构成违约，柯甘雨亦可以通过法津途径行使其知情权。朱晓明在一审中已提供盖有龙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历年财务报表。据此，无论朱晓明之前是否就披露公司经菅情况存在不足，都已经弥补，柯甘雨知情权已经实现。6.一审判决错误地认为，朱晓明收回股东借款，也是柯甘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表现之一。首先，柯甘雨自愿投资该项目，并委托朱晓明代持股权。朱晓明作为股东之一，不能且不应对其他股东（包括隐名股东）的投资一定获得收益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否则就不是投资而是借贷。其次，双方在投资时，均对该项目持乐观态度，因此均以较高价格收购股权。目前，因公司未分红，双方都未收回各自的投资成本，而不是只有柯甘雨存在投资损失。再有，朱晓明之所以从龙海公司收回4千余万元，原因在于朱晓明除了斥资6300万元从邵秀敏处购买段杈外，又另行向龙海公司提供了4076万元借款用于公司的经营。该笔款项是龙海公司的对外负债，本身就应当在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前向债权人偿还。最后，仅凭公司自有资金根本无力开发房地产建设项目，因此需要各股东以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为龙海公司提供资金。根据《投资合作协议》，柯甘雨负有根据其股权比例，向龙海公司进一步提供资金的义务。但是，经朱晓明多次要求，柯甘雨始终没有进一步向龙海公司提供资金，这本身就是柯甘雨的违约行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朱晓明不存在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的法定解除权不应适用就《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关系而言，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已履行完毕，且无任何违约行为，依法不应解除。2.《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排除了《合同法》第410条规定的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3.即使解除股权代持关系，柯甘雨也无权要求朱晓明退还投资款依据《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就柯甘雨所购买的股权建立了代持关系。朱晓明受柯甘雨委托代其持有的标的是龙诲公司3.5%的股权，因此当委托代持关系解除后，朱晓明应当将该股权返还给柯甘雨，而非返还630万元款项，且柯甘雨或一审法院亦均无杈强行要求朱晓明以630万元购买柯甘雨的股权。朱晓明将委托代持的龙海公司3.5%的股权返还柯甘雨，即是对柯甘雨在龙海公司的股东身份予以显名化，并办理股权的转让手续。如其他股东魏国夫不同意该转让，魏国夫应当购买该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据此，在本案中，柯甘雨要求返还其投资款之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另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朱晓明在代持关系中存在违约行为，判决柯甘雨据此解除合同，但此种违约解除的若干后果中，除双方终止代持关系、返还代持物外，唯一与金钱有关的应为朱晓明就其违约使何甘雨遭受的损失向柯甘雨给付赔偿。柯甘雨作为原审原告负有就朱晓明违约与其遭受损失存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及其损失具体金额组成的证明义务。然而，原审过程中，柯甘雨从未就此举证。一审法院也从未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审理，而错误地将股权转让关系与代持关系混淆，将股权转让关系解除的后果错配为代持关系解除后果，做出了因解除代持关系而返还股权转让款的错误认定。 柯甘雨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在双方的合同关系中，柯甘雨并非显名股东，其享有的权利都是通过朱晓明的行为体现，无法与公司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投资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柯甘雨取得朱晓明名下对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案外人厉秀谦、叶仁福与朱晓明之间的合同纠纷经过温州两级法院一审、二审以及浙江省高院再审，法院均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朱晓明应履行告知义务，但其未将龙海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已出售的事实告知柯甘雨，严重侵犯了柯甘雨的民事财产权。二、朱晓明违约的事实在厉秀谦、叶仁福诉朱晓明的另案五份判决书中均已体现，合同解除、相应投资款的退还是合同法的基本规定，朱晓明所称的即使解除股权代持关系，柯甘雨也无权要求其退还投资款的主张不成立。三、朱晓明在一审中提供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在另案厉秀谦、叶仁福诉朱晓明的案件中均已提交，龙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国夫未确认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审理法院也未予以认定。叶仁福诉朱晓明的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但朱晓明仍仅提供了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财务报表，无法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应告知义务，且朱晓明提供的审计报告内容也是相互矛盾与冲突。 柯甘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柯甘雨、朱晓明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朱晓明立即向柯甘雨返还投资款730万元并赔偿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0年12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朱晓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晓明系龙海公司的大股东，拥有公司70%的股份，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龙海公司拥有三亚市清水湾地区拍卖所得15亩土地和长期租赁使用的13.22亩土地。柯甘雨为投资朱晓明在龙海公司的投资项目，分别于2010年10月4日、2010年10月5日、2010年10月9日通过其本人账户或他人账户向朱晓明汇款200万元、50万元、50万元、1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30万元，上述投资款合计630万元。2010年12月12日，柯甘雨和朱晓明补签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柯甘雨以朱晓明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柯甘雨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朱晓明承诺对其按出资比例拥有的龙海公司股权享有公司法所规定的完全股东权利，并确保柯甘雨以朱晓明名义出资的投资比例份额，未经柯甘雨同意不得将柯甘雨的份额擅自转让他人；朱晓明在龙海公司取得的相关收益应按照柯甘雨的出资比例由双方进行分配，龙海公司因经营风险所致的亏损及其他责任亦由柯甘雨、朱晓明双方按出资比例各自负担；朱晓明对柯甘雨、朱晓明双方在龙海公司的出资享有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柯甘雨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不享有对公司的决策权、表决权、选举权等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但柯甘雨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朱晓明应配合柯甘雨及时获知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在合作期内，柯甘雨的出资只能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不得另作其他用途，公司所有资金专款专用，独立核算；根据龙海公司的经营情况，如今后公司需要增资，柯甘雨亦应按照原有的出资比例增加投入相应数额的资金，并应于接到朱晓明通知后的三日内将全部增资款汇入公司账户，柯甘雨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增资而加重朱晓明增资负担的，朱晓明可径行单独投入全部增资款，柯甘雨、朱晓明双方关于本投资合作的实际出资比例根据增资后双方的实有出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未经朱晓明同意，柯甘雨在龙海公司经营期间不得提前解除本协议，并不得向朱晓明要求退股或转让股份，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主张列名为龙海公司工商在册股东；为了保证龙海公司的正常经营，柯甘雨对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方知晓；朱晓明购买地块前期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中介费、律师费、招待费以及温州派驻龙海公司担任管理人员的工资补贴等相关费用，应由柯甘雨、朱晓明双方按照投资比例承担。此外，柯甘雨、朱晓明双方还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条款。截止开庭之日，龙海公司的房产基本开发完毕且已销售所剩无几，仅剩一些尾盘未销售，但柯甘雨却未能收到任何分红或退回投资款。为此，柯甘雨曾多次向朱晓明提出查阅账簿的请求以及柯甘雨直接前往海南龙海公司交涉等但均未果，期间朱晓明亦未向柯甘雨明确其投入龙海公司的资金总额及资金使用的情况。2017年3月16日，柯甘雨将朱晓明、龙海公司诉至海南省陵水县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后该院将案件移送原审法院管辖。2017年8月24日，柯甘雨自愿撤回起诉。审理中，龙海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魏国夫称其投资款已经从龙海公司的房产销售收入中退回了部分，朱晓明称其出借给龙海公司的4076万元借款大部分已从龙海公司的房产销售收入中收回。上述事实有柯甘雨身份证复印件、朱晓明户籍摘抄、第三人企业登记信息、《投资合作协议》、汇款凭证、龙海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1350、1445号案件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和当事人陈述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投资款的金额问题。因双方争议的仅系2010年7月31日由案外人金秀约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的50万元以及2010年6月4日由案外人王建光向朱晓明汇款的100万元，该二笔款项朱晓明均未予以认可，且柯甘雨亦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该二笔款项属于柯甘雨向朱晓明支付的投资款，而二笔款项发生时间是2010年6月、7月，但朱晓明与龙海公司原股东邵秀敏签订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0年9月，现柯甘雨主张该二笔款项中的100万元系属于投资款，显与常理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故该院认定柯甘雨向朱晓明支付的投资款为630万元。（二）关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的争议。1.涉案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柯甘雨与朱晓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柯甘雨以朱晓明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柯甘雨不参与龙海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不享有对龙海公司的决策权、表决权、选举权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柯甘雨对龙海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享有的知情权亦通过朱晓明的配合来实现，朱晓明在龙海公司的收益及亏损均按照双方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和负担，且柯甘雨对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纰漏给任何第三方，柯甘雨不得以任何形式主张显名等。根据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存在明确的隐名代持股合意，该合同符合隐名投资合同、代持股合同或隐名持股合同的性质和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柯甘雨与朱晓明因该合同的履行产生的纠纷在性质上仍属于合同纠纷。2.法律适用问题。涉案代持股合同不属于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其法律特征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最相类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涉案代持股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这一争议问题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并参照适用分则中最相类似的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加以处理。3.朱晓明在《投资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1）朱晓明的投资总额问题。协议虽然对朱晓明、柯甘雨各自投资到龙海公司的总投资额没有约定，但明确约定柯甘雨的出资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数额虽然属于其个人投资事宜，但其投资款是否足额到位可能会对龙海公司所开发项目的经营情况以及隐名投资人柯甘雨对龙海公司所开发项目的商业判断、投资预期等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协议有关“柯甘雨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的约定应包含了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的全部资金应为柯甘雨投资额20倍的意思表示。现柯甘雨在签订协议前已向朱晓明交付投资款合计630万元，故朱晓明以自己名义投入龙海公司的投资款合计至少应达到1.26亿元，但朱晓明未提供证据证明以其名义投入到龙海公司的投资款合计达到1.26亿元，且龙海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魏国夫对朱晓明主张的上述投资款并未确认，同时朱晓明自认其中有4076万元是出借给龙海公司的借款而并非投资款，且大部分借款已从龙海公司收回，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朱晓明向龙海公司的出资总额达到1.26亿元的事实。故该院认定朱晓明的实际总投资与其在《投资合作协议》中的约定不符。（2）柯甘雨的投资款是否被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的问题。协议约定，“柯甘雨的出资只能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不得另作其他用途”。朱晓明辩称柯甘雨的出资包含在其向龙海公司股东魏国夫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之内。朱晓明因收购魏国夫、邵秀敏所占龙海公司70%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与龙海公司因经营、业务往来需支出的款项不属于同一性质和用途的款项。朱晓明有关柯甘雨投资款用途的主张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资金用途并不相符。（3）朱晓明是否存在不配合柯甘雨获知龙海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报表的违约行为的问题。根据协议约定，朱晓明负有配合柯甘雨及时获知龙海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的义务。朱晓明辩称柯甘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朱晓明要求告知龙海公司的经营状况，但自柯甘雨将朱晓明、龙海公司诉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至本本案受理前，朱晓明并未将龙海公司的经营状况告知柯甘雨，且朱晓明并未举证证明其已不定期向柯甘雨告知龙海公司经营状况，现其提供的海南捷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与本案并无关联，且柯甘雨亦不予认可，不能视为柯甘雨作为隐名股东的知情权已得到实现，故该院对朱晓明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因此，朱晓明作为柯甘雨代持股人及龙海公司占70%股权的大股东并未将其知晓或掌握的龙海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在柯甘雨多次提出主张的情况下向其披露，其行为构成违约。4.柯甘雨的合同目的是否不能实现的问题。柯甘雨与朱晓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其合同目的并非是成为龙海公司的显名股东，而是通过朱晓明代持股实现投资收益，当然也要承担投资风险。现柯甘雨通过朱晓明投资已长达八、九年时间，朱晓明虽然确认其名下有5%股份属于柯甘雨所有，但在龙海公司相关项目开发完成、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且龙海公司的股东魏国夫已从公司房产销售款中退回部分投资款、朱晓明也自认从公司房产销售款中大部分收回4076万元借款的情况下，从未向柯甘雨按投资比例支付分红或退还投资款，同时又没有向柯甘雨告知龙海公司具体、真实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故柯甘雨主张投资款630万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有事实依据。柯甘雨主张解除合作协议，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解除后朱晓明是否应返还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涉案协议解除后，朱晓明应返还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赔偿柯甘雨上述投资款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柯甘雨和朱晓明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朱晓明柯甘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9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三、驳回柯甘雨的其他诉讼请求。朱晓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50元（已减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6450元，由柯甘雨负担4308元，朱晓明负担32142元。 本案二审期间，朱晓明提交如下证据：1.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2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中柯甘雨必须举证证明朱晓明没有足额投资与其投资收益受损、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在柯甘雨没有证据证明朱晓明损害了其从目标公司获得股东的投资收益的情况下，仍判决朱晓明根本违约，解除本案《投资合作协议书》，判令朱晓明返还柯甘雨投资款，属于同案不同判，适用法律错误；2.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2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书、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144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投资合作协议》中“乙方（柯甘雨）决定直接以甲方（朱晓明）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乙方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的条款，应被认定为柯甘雨以630万之对价受让朱晓明在龙海公司中持有的70%股权中的5%，一审法院认定包含了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的全部资金应为柯甘雨投资额20倍的意思表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柯甘雨提交如下证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申454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朱晓明在履行与厉秀谦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存在与本案同样的违约行为的事实。 针对朱晓明提交的证据1，柯甘雨认为该案件未出现本案中的相关违约情形，不能证明待证目的；针对证据2，柯甘雨认为另案涉及当事人与朱晓明签订的合同与本案诉争的《投资合作协议》为独立的合同关系，不能以该约定约束柯甘雨，故无法证明待证目的。针对柯甘雨提交的证据，朱晓明认为柯甘雨关于厉秀谦、叶仁福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关联性的陈述上前后矛盾，厉秀谦、叶仁福诉朱晓明两案与本案除投资比例、投资金额不同外，其他约定完全一致，且系同时签署。 本院经审查认为，朱晓明提交证据1、2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证据1涉及的另案与本案的当事人及案情均不同，不存在可比性，无法据此推断本案认定存在错误，证据2涉及的判决书中关于《投资合作协议》出资额条款的认定与本案一审关于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的全部资金应为柯甘雨投资额20倍的认定并不矛盾，故证据1、2与本案诉争事实均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柯甘雨提交的证据，经朱晓明确认，可以证明与本案案情关联的厉秀谦诉朱晓明、龙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高院已作出民事裁定，驳回朱晓明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厉秀谦诉朱晓明、龙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投资合作协议》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除投资金额、投资比例不同外，其他约定一致。针对该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申454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原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判令朱晓明退还厉秀谦投资款1260万元并支付利息，适用法律正确”，并裁定驳回朱晓明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与本案案情相关联的厉秀谦诉朱晓明、龙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历经一审、二审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均对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的解除以及解除后朱晓明负有退还投资款的责任予以认定，并对朱晓明提出的抗辩理由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且未予以支持。而朱晓明在本案中提出的针对《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朱晓明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该协议应否予以解除以及解除后应否退还投资款等相关上诉主张与上述关联案件中的主张一致，并无新的事实和理由，亦未提交新的证据，应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针对《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问题。根据《投资合作协议》关于柯甘雨以朱晓明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以及出资额的占比、收益和亏损的分担等约定，该协议实质仍是以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龙海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属于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隐名参建方，一审法院认定《投资合作协议》符合隐名投资合同、代持股合同或隐名持股合同的法律特征，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二）针对朱晓明在履行《投资合作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问题。《投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柯甘雨的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结合朱晓明受让股权以及柯甘雨支付款项的时间等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有关“柯甘雨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的约定应包含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的全部资金应为柯甘雨投资款的20倍并无不当。同时，该协议还约定柯甘雨对龙海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朱晓明应配合柯甘雨获知龙海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相关财务报表。但至今，朱晓明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如实披露义务。综上，一审法院在朱晓明无证据证明其已足额投入及如实向柯甘雨告知公司状况的情况下，认定朱晓明构成违约，依据充分。（三）关于案涉《投资合作协议》应否予以解除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柯甘雨、朱晓明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通过朱晓明代持龙海公司股权享有投资收益承担投资亏损，在柯甘雨通过朱晓明投资已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朱晓明虽承认其名下的龙海公司5%股份属于柯甘雨所有，但在龙海公司相关房地产项目完成开发、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公司的其他股东均已退回部分投资款或收回向公司借款的情况下，朱晓明从未向柯甘雨按投资比例支付分红或退还投资款，未如实告知公司经营状况，对柯甘雨主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予以采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四）关于《投资合作协议》解除后，投资款应否返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解除后，朱晓明应退还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朱晓明的相关上诉主张，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900元，由朱晓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兴兵 审 判 员 李 劼 审 判 员 曾庆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