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5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晓琴，女，1983年3月20日出汉族，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蝶，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均，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颜德成，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吴定文，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强，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刘海燕，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林祥，男，197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上诉人袁晓琴、颜德成因与被上诉人杨强、原审第三人周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晓琴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颜德成、杨强向袁晓琴支付拆迁补偿款547673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厂房为袁晓琴分两次新建，而非改建。2013年承租案涉厂房时，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赁的厂房面积为450平方米，室外约1000平方米。即从2013年袁晓琴承租厂房时，属于颜德成的厂房就只有450平方米。2013年租赁物的情况为：后面约45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前一块约1000平方米空地是泥土地。袁晓琴承租案涉租赁物后，于当年聘请杨强打地坪，并于2014年和2016年分别承包给两个案外人进行厂房修建后，才有《企业拆迁补偿表》中的1376平方米的钢架房。一审中，颜德成仅仅辩称案涉厂房为改建，而没有提出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基于公平诚信原则判决均分处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判决有失公允。在案涉租赁合同中，已清楚载明属于杨强、颜德成的房屋仅为450平方米，自己在1000平方米空地上新建的厂房应属于自己，一审判决均分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颜德成辩称，案涉厂房系周林祥与杨强合资修建，案涉租赁合同由杨强与袁晓琴私下签订，颜德成既未参与案涉厂房的投资、收益，也不是《租赁合同》的协议方，直到一审庭审才知晓《租赁合同》的存在。袁晓琴上诉请求的金额超出一审诉请金额，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杨强辩称，案涉房屋是颜德成出资修建，袁晓琴只是进行过部分维修和改建，并且相应费用已从应收租金中予以扣除。 周林祥述称，1.周林祥对《租赁合同》不知情，只知杨强与袁晓琴之间就年租金有口头协议，一审法院认定颜德成与周林祥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周林祥与杨强之间存在转委托关系，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2.袁晓琴支付厂房租金获得租赁厂房的对等利益，其诉讼主张高于拆迁补偿，完全不符合常理和公平原则；拆迁补偿远高于修建成本，如果周林祥知晓《租赁合同》的存在，不会认可。3.袁晓琴在2016年没有主张拆迁补偿，却在2018年主张拆迁补偿，是为了隐瞒其串通谋取拆迁补偿的意图；《租赁合同》中涉及拆迁补偿款的条款可能严重损害颜德成和周林祥的合法权益。4.袁晓琴未经村民小组同意根本无权修建厂房。2010年，周林祥与杨强合伙修建350平方米石棉瓦房；2015年，应袁晓琴要求，将300平方米的石棉瓦房改建为彩钢瓦房；2016年6月，周林祥增建560平方米的彩钢棚；后因修建有轨电车，政府对2015年改建的厂房和2016年增建的厂房予以部分拆除，拆除约400平方米，剩余500平方米，并对自己进行了补偿；后经周林祥同意，袁晓琴对剩余500平方米的厂房进行改建加高，改建费用从当年的租金中扣除。5.根据上述历程，厂房最后剩余面积为500平方米，2018年，拆迁勘测人员测定案涉房屋的面积为573平方米，超出面积视为赠送面积，一审法院将案涉厂房增加的面积认定为803平方米。属事实错误。 颜德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错误，颜德成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案涉厂房最初由周林祥与杨强合资修建。2010年4月18日周、杨二人签订《合资修建厂房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均分收益和拆迁赔偿。颜德成未参与案涉厂房的投资，也未收取任何合伙收益。2013年5月17日，杨强与袁晓琴私下签订《租赁合同》，将该厂房租于袁晓琴，颜德成对此毫不知情，也未获得任何收益，直到一审庭审时才知晓《租赁合同》的存在。因此，颜德成既未参与案涉厂房的投资、收益，也不是《租赁合同》的协议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承担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追加颜德成为被告程序违法。2。一审未查明案件关键事实，认定结果错误。其一，一审认定案涉厂房为颜德成所有、颜德成委托其子周林祥处理厂房出租事宜、周林祥转委托杨强与袁晓琴签订租赁合同，与事实和常理不符。首先，杨强与袁晓琴签订合同未告知周林祥，直到开庭周林祥才知道。周林祥收取厂房出租的租金是基于与杨强的合伙关系，分享合伙收益，其对杨强签订《租赁合同》毫不知情，一审法院对委托关系的认定错误。其二，如根据租赁合同第六条规定和袁晓琴的诉讼请求，将约定的“乙方修建的部分归乙方所有”解释为袁晓琴修建的部分归其所有，将造成周林祥及家人拆迁利益的重大损失。并且周林祥常年在本地工作，也具备处理民事事务的能力，无须委托杨强签订合同。并且在周林祥与杨强的合同中约定合资修建厂房政府占用赔偿各分一半，自己反而委托杨强与袁晓琴约定后者修建的部分归袁晓琴不符合周林祥的利益和认知，一审法院对委托关系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推定案涉厂房系袁晓琴自行修建的前提是，颜德成明知合同约定承租方修建部分拆迁补偿款由承租方享有，该前提根本不存在，一审中周林祥对杨强签订《租赁合同》一事毫不知情。另外，由于每平方米的拆迁赔偿远远高于修建成本，如周林祥事先明知有这一约定，定然不会由承租方自行修建。因此，一审法院逻辑混乱，导致结论错误。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涉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赔偿款全额由出租人所有，排除袁晓琴的拆迁赔偿请求权，其享有仅为机械设备搬迁费和自己修建部分的建筑材料的补偿。其次，拆迁补偿款是政府依法给予被征收人的补偿，涉及拆迁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案涉合同中的拆迁补偿条款可能严重损害颜德成和周林祥的基本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应认定为无效。并且袁晓琴的石材经营属于无证经营，影响环境，当地政府已于2017年责令其停产整顿，生产设备已拆除，居民的生存权益高于经营权，其企图凭借无效的租赁合同获取拆迁补偿将严重侵害居民生存权。第三，根据周林祥与杨强的修建协议，周林祥是案涉厂房的投资收益主体，与颜德成不存在民事委托关系，当然也不存在转委托关系，故一审法院滥用推理，认定周林祥与杨强之间存在转委托关系的结论错误。第四，一审法院对案件争议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仅依据公平原则对双方争议轻率处理，致使自己基本生存权益遭受巨大损失，也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袁晓琴辩称：1.一审周林祥陈述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颜德成，颜德成上诉中认为杨强和周林祥是所有权人，存在矛盾。2.案涉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颜德成收取了租金，应视为其知晓袁晓琴与杨强之间的租赁合同，作为拆迁补偿款收取人，颜德成应当向袁晓琴支付拆迁补偿款；同时根据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机械设备搬迁费和袁晓琴自己修建部分归袁晓琴所有，相应的补偿款也应归袁晓琴所有。3.颜德成陈述系杨强与周林祥之间的合伙关系，与一审中杨强、周林祥的陈述相关矛盾，但无论杨强与周林祥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一审认定的转委托关系，都不能对抗袁晓琴。 杨强辩称：1.杨强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其与周林祥之间是合伙关系，案涉房屋归颜德成所有；袁晓琴部分维修改建的费用，颜德成在应当收取的租金中予以相应抵扣，案涉房屋应当仍归颜德成所有。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袁晓琴应当举证证明该房屋是其修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依法改判。3.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故不是本案争议焦点。 周林祥述称，同意颜德成的上诉意见。 袁晓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强、颜德成支付袁晓琴拆迁补偿款489434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5月17日，袁晓琴与杨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袁晓琴租赁颜德成、杨强位于郫县的厂房、办公场所及附属设施用于生产经营，租赁期限自2013年7月起至租赁物被政府征收为止，租金每年按照103600元计算，若征收，相关拆迁赔偿和安装费由出租方所有，机械设备搬迁费和袁晓琴修建部分为袁晓琴所有，合同同时对其他事项作出约定。2018年7月6日，颜德成作为户主与郫都区犀浦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案涉厂房被政府征收，颜德成已领取补偿费853213.11元，就拆迁补偿费分配协商未果，袁晓琴遂诉讼至一审法院。 同时一审查明，案涉厂房租金除第一年由袁晓琴支付杨强，杨强支付颜德成之子周林祥，2014年以后，由袁晓琴直接支付周林祥，其中2014年108000元、2015年70000元、2016年70000元、2017年50000元。 一审另查明，袁晓琴租赁期间修建803平方米钢架棚、水泥坝60平方米、水塔一个、沉淀池一个；袁晓琴实际经营至2018年10月，现搬离案涉厂房。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厂房为颜德成所有、颜德成委托其子周林祥处理厂房出租事宜、周林祥转委托杨强与袁晓琴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有相关部门与颜德成签订的补偿协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杨强作为受托人与袁晓琴签订合同，且通过事实行为可以认定已向袁晓琴披露委托人，不应承担合同责任。颜德成收取到袁晓琴支付租金，袁晓琴实际承租至2018年10月，双方并无异议，袁晓琴与颜德成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袁晓琴主张颜德成承担合同责任，合乎法律规定。 关于拆迁补偿款853213.11元，袁晓琴认为其中自行修建部分相应补偿款应由袁晓琴享有，包括及企业搬迁损失费、企业搬迁奖励共计489434元，颜德成对袁晓琴自行修建（颜德成述称为改建）部分并无异议，仅认为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原定每年租金108000元（口头协议变更），实际袁晓琴在租赁期限内数年均少于应付金额支付租金，属于颜德成、杨强自行出钱进行改建，相应补偿款不应归袁晓琴所有，而对此袁晓琴辩称，租金下调系因租赁期限内遇因环保政策影响生意及政府修路拆除部分厂房设施导致租赁面积减少双方协商的租金下调。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厂房遇政府征用或拆迁，相关拆迁赔偿和安装费由出租方所有，机械设备搬迁费和袁晓琴修建部分为袁晓琴所有，在此情况下，颜德成明知合同约定承租方修建部分拆迁补偿款由承租方享有，仍出资（通过减免租金方式）由袁晓琴修建或改建厂房，而不是由袁晓琴在租赁期间自行修建或改建厂房，与一般情理不符，双方又均未建立有效书面合同或补充协议进行约定，故此，一审法院认为袁晓琴陈述具有更高可信度，一审法院对颜德成辩解不予采信；颜德成一审庭审同时辩称企业搬迁损失费、企业搬迁奖励系补偿有房子所有权的企业搬迁补偿，袁晓琴并不具备案涉厂房所有权，不能享有前述两项补偿，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搬迁损失费、企业搬迁奖励顾名思义针对企业搬迁的补偿，案涉厂房袁晓琴与颜德成建立租赁合同关系至2018年10月袁晓琴搬离，袁晓琴为厂房的实际租赁人，前述费用应由袁晓琴享有，同时，颜德成亦未提交企业搬迁损失费、企业搬迁奖励系补偿有房子所有权的企业搬迁补偿费的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对颜德成此辩解不予采信。案涉厂房，袁晓琴与颜德成、杨强对是属于修建还是部分改建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供真实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现有证据难以厘清袁晓琴在原有租赁厂房基础上修建或改建的受益程度，基于公平诚信原则，一审法院酌情按照修建或改建相应部分价值补偿款均分处理，即803平方米钢架棚、60平方米水泥坝、水塔一个、沉淀池一个，根据补偿费表，对应补偿款共计414775元，颜德成支付袁晓琴207387.5元。袁晓琴主张企业搬迁损失费62216.25元（414775元×15%）、企业搬迁奖励12443.25元（414775元×3%），并未超出拆迁补偿表载明相应金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颜德成共计支付袁晓琴282047元。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之规定，判决：一、颜德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袁晓琴282047元；二、驳回袁晓琴其他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减半收取3275元（已由袁晓琴垫付），由颜德成承担1637.5元，袁晓琴承担1637.5元。 二审中，袁晓琴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徐某的证言的主要内容为：自己与承租人袁晓琴系邻居。曾为案涉场地修建地坪，修建位置在犀团路，无法准确陈述具体面积及修建时间，打地坪的人工费由杨强支付，费用是估计着给的。案涉房屋的钢结构部分是由石材厂修建，案涉场地原来有100多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在打地坪时全部拆了。目前的高厂房以及前面100多平方米的房屋是袁晓琴修建的，记不清楚房屋修建时间，只知道修建过程是最开始收纸壳的修建了100多平方米，后转给杨强，杨强租过来以后转租给袁晓琴，之后修有轨电车政府赔偿后拆除了。关于房屋，是打地坪以后新建的彩钢房。拟证明：袁晓琴承租房屋后在室外1000平方米的空地上出资修建800平方米的厂房，款项也是由袁晓琴提供的。 周林祥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照片，主要内容为：待拆除的厂房，墙上有政府拆除的标志，位置不详。拟证明：袁晓琴所说的房屋里什么也没有。 2.周林祥与杨强签订的合资修建厂房协议，载明：2010年4月18日，周林祥作为甲方，杨强作为乙方，约定各出资50%在犀浦大田一组合作修建厂房，租金收入及政府赔付均分。拟证明：证明厂房的修建、出租与颜德成没有关系。 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都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拟证明：拆迁赔偿远高于修建成本，袁晓琴承担相对低的修建成本获得相对高的拆迁赔偿不合理； 4.拆迁补偿协议书、犀浦镇房屋勘测表，主要内容为：2016年7月24日，为推进有轨电车项目犀浦段实施进程，郫县犀浦镇人民政府与周林祥签订该协议，对周林祥修建的位于1社搬迁范围内的房屋、地面建构筑物进行拆迁补偿，周林祥应得拆迁补偿费244079.16元。拟证明：2016年政府拆除宅基地瓦房400多平方米，及后面周林祥改建了300平方米。 5.1组证明，载明：颜德成住宅外钢架棚，实际面积为24.8×20.2，即500.96平方米，由于涉及到袁晓琴与颜德成的拆迁赔偿纠纷，保留至双方争议解决后拆除。拟证明：案涉房屋实际面积是500平方米。 袁晓琴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与周林祥在一审中的陈述有矛盾；证据3不属于证据，不应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周林祥的证明目的。证据5是证人证言形式，未经过质证，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颜德成质证称，对周林祥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杨强质证称，对周林祥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杨强举示了何顺明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房屋是颜德成出资修建和维修。颜德成、周林祥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袁晓琴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庭作证，该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应采信。 本院认为，袁晓琴提供的徐某的证言对修建厂房、地坪的面积、位置等重要信息无法具体阐述，证言内容不够具体明确，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周林祥提交的证据1中是否有物品与本案各方争议的是否应获得拆迁补偿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一审中周林祥未出示，袁晓琴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周林祥在二审中出示其与杨强签订的该合同，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合同实际签订于案涉房屋修建过程中，故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证据3属于政府文件，且并非对案涉纠纷的专门批复，故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审查认定。证据4系当地政府对属于周林祥房屋的补偿文件，因在补偿时间与位置均与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无关，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周林祥出具证据5的证明目的是拟证明案涉房屋尚未拆除，因与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归谁所有无关，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杨强举示的何顺明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该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租赁合同载明，杨强将所有的位于的厂房、办公场所和附属设施租赁给袁晓琴进行生产经营，但未载明具体地址。第三条之1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9元（450平方米），室外（约1000平方米）55000元／年，总计每年103600元。 一审中，杨强陈述，袁晓琴2013年通过朋友介绍来租厂房，第一年自己代收租金，第二年房租涨价很快，周林祥回来后不认账，要求涨价，自己去协调解决，后面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周林祥陈述，2013年杨强找了一个做石材的来租房，当时自己受妈妈委托收了7万元。2014年自己找了袁晓琴，协商后给了10.8万元，后来因房屋改建从租金中扣除3.8万元。2016年政府扩建修路，拆了一部分，袁晓琴以改建为由又扣除租金，支付自己7万元，2017年要把矮房屋修建升高，袁晓琴只缴了5万元，剩余的租金用于改建。这些都是自己与袁晓琴协商后口头约定的。颜德成一审中对周林祥上述陈述没有异议。 颜德成陈述，自己2013年从杨强处收到转付的租金，第二年袁晓琴给自己的儿子周林祥10.8万元。从2015年给自己转7万元，扣除了3.8万元房屋改造款。2016年又支付了7万元，扣除3.8万元也是用于房屋改造。2017年只付了5万元，扣除了5.8万元。2018年2月14日付了两次，共5万元。2018年5月后就没有付过租金。 颜德成就案涉房屋获得补偿的《犀浦镇房屋拆迁勘验表》载明，钢架房：23.3×24.6+27.7×29平方米。袁晓琴一审中陈述其修建的是第二部分，该钢架房27.7×29即803.03平方米，应补偿401650元，加上水泥坝6000元、水塔900元，粪坑225元，沉淀池6000元，共414775元，加上该金额15%的企业搬迁损失费62216元、搬迁奖励费12443元，总补偿金额是489434元。 颜德成就案涉房屋获得补偿的《企业拆迁补偿表》载明，钢架房1376.48平方米，标准500元，共688240元；钢混晒坝60平方米，标准100元，共6000元；水池120立方米，共6000元（拆迁勘验表载明沉淀池5×4×3×2）；粪坑4.5立方米，共225元，水塔6立方米，共1800元。“企业搬迁损失费15%：108047.25元，企业搬迁奖励3%：24850.8675元”。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各方的上诉和答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颜德成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以转委托关系判令颜德成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二是案涉合同约定的拆迁补偿条款对颜德成是否有约束力；三是应如何认定袁晓琴修建厂房的面积和应获得的拆迁补偿款金额。现结合事实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针对颜德成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以及杨强与袁晓琴签订的合同对其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一审中颜德成、周林祥、杨强均陈述案涉厂房系杨强受委托对外出租，第一年的租金由杨强代收，后由颜德成的儿子周林祥实际收取租金中的7万元，此后房屋的租金也直接由周林祥收取，颜德成对此并无异议。针对周林祥在一审中关于租赁经过和收取租金的陈述，颜德成作为母亲在一审中也无异议，但二审中上诉认为自己与周林祥对租赁合同均不知情，与其一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属于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本院不予采纳并作为案件处理的考量因素。因此，结合上述三人关于合同签订和收取租金过程的陈述，案涉合同虽由杨强以自己名义与袁晓琴签订，但因杨强系受颜德成的委托出租房屋，周林祥系受颜德成的委托收取租金，故在后期履行中实际由周林祥代表颜德成作为出租人与袁晓琴履行合同。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述杨强、颜德成、周林祥的行为构成转委托，从而认定案涉合同系颜德成与袁晓琴的租赁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二，本案袁晓琴根据案涉合同中的拆迁补偿条款向颜德成、杨强主张权利，明确对颜德成提出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袁晓琴的申请追加颜德成为被告并无不当，颜德成关于自己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颜德成以案涉厂房系杨强与周林祥出资修建为由，主张自己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案涉合同约定的拆迁补偿条款对颜德成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约定的年租金为103600元，周林祥作为颜德成的儿子在诉讼中陈述，2013年杨强找了一具做石材的来租房，当时自己受妈妈的委托收了7万元；2014年因租金上涨自己找了袁晓琴，协商后袁晓琴给了108000元租金。颜德成一审中对此没有异议，二人的以上陈述足以表明颜德成后期是按案涉租赁合同的约定涨价和收取租金，故案涉合同及其中的拆迁补偿条款对颜德成具有约束力。颜德成上诉所提其对案涉合同不知情，相关拆迁补偿条款损害其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袁晓琴是否存在新建或改建厂房，面积为多少的问题。本院认为，2013年5月17日袁晓琴与杨强签订的租赁合同载明，案涉场地内原有厂房的面积为450平方米，但2018年7月颜德成获得拆迁补偿的钢架房面积为1376.48平方米，表明案涉房屋截止最终全部拆迁前仍有超出原面积926.48平方米的差额，根据颜德成案涉房屋拆迁时所依据的《企业拆迁补偿表》载明的钢架房每平方米补偿500元的标准，其价值为463240元。该部分房屋虽然双方对于是袁晓琴修建还是在原有基础上改建各执一词，而未提出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但结合周林祥在一审中陈述2016年认可后期因房屋第一次被部分拆迁后，袁晓琴以改建为由减少租金，2017年仍以改建为由少付租金，表明后期新建房屋是袁晓琴而非颜德成。同时，案涉房屋在合同签订后一直有袁晓琴租赁使用，颜德成未举证证明实际新建了房屋，故颜德成无权就上述新增加的房屋面积获得拆迁补偿款。一审判决以双方均无证据证明袁晓琴系新建或在原有基础改建，酌情平均分配该部分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二，袁晓琴主张该部分的补偿款401650元小于该多余面积的金额，属于对自身权利放弃，应当认定其主张的房屋补偿款为40165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本案查明事实，本院予以支持。此外，根据上述《企业拆迁补偿表》，颜德成获得晒坝补偿款6000元、粪坑225元、水池6000元、水塔补偿款1800元（《前述拆迁勘验表》3+3，一个为900元），分别按个人拆迁补偿款的15%、3%获得企业搬迁损失费、企业搬迁奖励，袁晓琴作为实际使用案涉房屋、场地的经营者，其主张获得上述设施的补偿款中的13125元，并以自身主张应得上述补偿款414775元的15%、3%获得企业搬迁损失费62216.25元、企业搬迁奖励12443.25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案涉《企业拆迁补偿表》的计算方式，本院予以支持。以上袁晓琴应获得的补偿款总额为489434.5元，袁晓琴起诉主张的金额略低于这一金额，属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本院认定颜德成向其支付的补偿款金额为489434元。 袁晓琴一审起诉主张拆迁补偿款489434元，二审上诉主张应给付547673元，已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对其多余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并认定其承担部分诉讼费用。 综上所述，袁晓琴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颜德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但案涉拆迁补偿时认定的多余部分房屋及其他设施认定由袁晓琴、颜德成平均分配补偿款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24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 二、颜德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晓琴支付拆迁补偿款48943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颜德成负担2834元，由袁晓琴负担4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4808元，由颜德成负担12808元，由袁晓琴负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 方 审判员 张卫敏 审判员 袁晟翔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方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