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民终19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建勇，男，198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勤，女，197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剑锋，湖北旻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申婷婷，女，198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庄，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住湖北省监利县。上诉人汪建勇因与被上诉人刘勤、原审被告申婷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建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2015年10月27日之前无还款行为错误。上诉人自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10月28日向被上诉人刘勤的丈夫陈某支付宝账户转账24笔合计77760元，通过网银向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账户、建行账户转账6笔合计39929元，用微信向陈某微信转账78笔合计26989.6元。共计转款144678.60元，截止2015年10月27日共向被上诉人账户转款119705元。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转入被上诉人账户119705元视而不见，认为2015年10月27日最后一次向刘勤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金额是195000元，从而认定2015年10月27日之前上诉人并无还款行为。一审判决利用推理将原告理应举证的责任强加转换给上诉人，有悖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本案借款发生在2015年1月26日，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刘勤的建行信用卡中透支欠下149708.72元，在未最终结算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8日、2015年10月27日出具借条，借条中载明数额为195000元，上诉人在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10月27日，通过网银等方式向被上诉人账户汇入转账近120000元，上述转账应为还款。3、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其主张。4、被上诉人在一审所主张的185000元债权缺乏资金来源。被上诉人刘勤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关于5万元的问题，一审法院合法传唤上诉人到庭质证而其未到庭，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原审被告申婷婷答辩称：原审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原审原告刘勤起诉请求：1、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8.5万元；2、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12950元（185000元×7‰×10）；3、二被告支付原告迟延还款利息（以185000元为基数，月利率7‰从2016年3月11日起算至本息完全清偿完毕时止，暂计算1个月为1295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汪建勇与申婷婷系夫妻关系。汪建勇于2015年6月8日向原告刘勤借款现金19.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约定月利率7‰。汪建勇于2016年1月还款1万元，双方重新拟定了一张18.5万元的借条，并约定2016年3月10日还款付息。在约定偿还期限（2016年3月10日）到来后，原告向被告汪建勇及申婷婷多次催要借款，二被告拒不还款。原告认为该笔借款系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依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如下案件事实：原告刘勤与案外人陈某于2008年8月8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被告汪建勇与被告申婷婷于2015年5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3月30日登记离婚。陈某与汪建勇二人曾共事于中国移动通信荆州公司，汪建勇与陈某、刘勤二人关系均比较好。原告刘勤名下有两张中国建设银行的信用卡，一张卡号为62×××53（以下简称尾号653的卡），一张卡号为53×××96（以下简称尾号696的卡），两张卡共享15万元的信用额度；刘勤使用的陈某名下支付宝蚂蚁花呗账户（以下简称花呗账户）（账号:466×××＠ｑｑ.ｃｏｍ），该花呗账户于2015年5月20日开通，信用额度为3万元。2015年1月，被告汪建勇因装修房屋所需通过陈某向原告刘勤借用了尾号653的卡透支购物。2015年5月6日，汪建勇将尾号为653的卡退还给陈某，并于5月7日开始使用尾号为696的卡。2015年5月开始，被告汪建勇开始借用陈某名下的花呗账户进行透支消费。2015年9月25日，被告汪建勇向原告刘勤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书中载明“本人汪建勇向刘勤借贷中国建设银行尾号4696信用卡刷卡消费及淘宝花呗消费，共计现金人民币195000元，现金已当面收讫……现承诺2015年10月21日前按期还本195000……”。2015年10月27日，被告汪建勇向原告刘勤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本人汪建勇向刘勤借现金195000元，现金已当面收讫……本人以沙市区塔桥路变电宿舍房屋担保，定于2015年12月30日前归还现金195000元……如到期未归还……并委托刘勤全权处置该房产……”被告汪建勇向原告刘勤出具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8日的《收借条》二份，一份打印稿，一份手写稿，均载明“为生意投资，现收到刘勤以现金出借的185000元，借期十个月，月利率7‰，贰零壹陆年叁月十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本人汪建勇以本人名下沙市区塔桥路（变电宿舍）4栋2门8楼1号房产（沙字第××号）担保，如到期未还清，本人名下该房产（沙字第××号）抵押给刘勤并委托刘勤全权处置该房产，本人汪建勇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立此为据。借款人：汪建勇”。后刘勤以自己的资金将汪建勇透支的有关信用卡及花呗账户款项偿还完毕，并支付了一定的逾期利息等费用。2016年1月，被告汪建勇以现金方式向原告刘勤还款1万元。2016年2月6日，被告汪建勇向原告刘勤出具《保证书》一份，该保证书载明：“本人汪建勇对刘勤的借款在2016年3月10日左右（上下五天）归还，如未归还将汪建勇住房抵押给刘勤，到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2016年3月3日，原告刘勤及其配偶陈某带人前去汪建勇位于塔桥路电力局的宿舍追讨债务，汪建勇将陈某捅伤。同日，公安机关在侦办该起刑事案件中讯问汪建勇时，汪建勇陈述“到2015年6月份，我一共透支了陈某的信用卡差不多有14万元，后来陈某就将他的信用卡收回去了。因为我手头比较紧，一直没有还钱给他，直到过年前，我凑了一万多元钱还给陈某，我就还欠十三万元左右，后来陈某逼着我打欠条，让我在欠条上面写我欠他十九万五千元……”。2016年3月15，公安机关询问陈某时，陈某陈述“我跟汪建勇都是中国移动通信荆州分公司的员工，认识有十年了，我们是朋友关系。2015年6月份，汪建勇结婚缺钱，就找我借钱，我当时手头也比较紧，就将我老婆刘勤在建设银行的一张信用卡借给了汪建勇，这张卡可以透支15万元，汪建勇透支了15万元，之后在我老婆刘勤的支付宝花呗上面透支了2万元，一共就是17万元…….到2016年初，汪建勇共还给我1万元现金，到目前为止，连本金带银行的利息一共欠我185000元……”。2016年9月5日，本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汪建勇有期徒刑6个月。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10月27日，汪建勇先后通过支付宝账户分24次向刘勤、陈某转款77760元。2015年5月19日至2015年6月2日，汪建勇先后分6次通过银行卡向刘勤银行卡转款39929元。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10月27日止，汪建勇以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分20次向陈某转款3016元。2015年10月28日，汪建勇通过支付宝账户向陈某转款1000元。自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2月2日止，汪建勇通过微信以红包、转账的方式先后分58次向陈某转款23973.6元。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汪建勇透支消费后未及时归还的金额是多少；二、被告汪建勇出具的三张借条的效力如何认定；三、如何认定汪建勇的还款金额；四、被告申婷婷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关于焦点一，即被告汪建勇透支消费后未及时归还的金额多少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汪建勇借用刘勤的信用卡透支消费15万元后未及时归还，借用陈某名下的蚂蚁花呗账户透支消费2万元后未及时归还，总金额17万元。具体理由如下：从原、被告之间因本案的借款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过程及结果来看，本案有关资金往来确实发生过，但原告持有的共享信用额度为15万元的两张信用卡并非同时交给被告汪建勇使用，支付宝蚂蚁花呗账户密码告知汪建勇后，刘勤或者陈某只要知晓密码也同样可以使用。在难以分清由谁使用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对汪建勇透支使用后未归还的部分应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事后书面借据、保证书、情况说明等综合进行认定为宜。2016年3月3日，在公安机关就刘勤讨要本案债务而引发的故意伤害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讯问时所作的笔录中，被告汪建勇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供述其捅伤原告刘勤丈夫陈某的原因为“我与陈某有经济上的纠纷，我欠他的钱，大概十五万元左右”、“我一共透支陈某的信用卡差不多十四万元”及“直到过年前，我凑了1万多元钱还给陈某，还欠十三万元左右……”；被告汪建勇在本案诉讼中向本院提交的《对原告控诉汪建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借款、还款情况陈述》中载明“我通过向原告刘勤所借建设银行信用卡使用15万额度加上使用原告刘勤花呗额度2万元，共计向原告借用信用卡和花呗使用合计金额：17万元”；案外人陈某2016年3月15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就将我老婆刘勤建设银行的一张信用卡借给了汪建勇，这张卡可以透支15万元，汪建勇将卡借走以后，透支了15万元，之后又在我老婆刘勤的支付宝花呗上面透支了2万元，一共是17万元……到2016年年初，汪建勇一共还给我1万元现金”。汪建勇是借款的直接经办人，其最初的借款对象是陈某，借款发生时案外人陈某是原告刘勤配偶也是汪建勇的同事，汪建勇与陈某二人当时关系较好，故案外人陈某对于借款的陈述具有可信性。该二人的上述陈述具有以下一致性：1.汪建勇使用刘勤信用卡透支15万元；2.汪建勇使用陈宵的花呗透支2万元；3.2016年年初，汪建勇向刘勤现金还款1万元。结合汪建勇数次出具借条及承诺还款等情形，可以综合认定汪建勇透支使用原告信用卡及陈宵花呗共计17万元。关于焦点二，即被告汪建勇出具的三张借条的效力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上述借条具有确认对账性质，系汪建勇对透支使用原告方有关信用卡及花呗账户后未归还金额的确认，但不能作为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判断依据，具体理由如下：原告刘勤诉称的所谓交付现金进行借款不属实。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汪建勇因为结婚装修房屋缺少资金想找同事陈某借款，陈某将刘勤的两张共享信用额度的信用卡先后借给汪建勇进行透支刷卡消费，但消费后并没有全部归还。汪建勇借用陈某名下的蚂蚁花呗消费后，也并没有全部归还，基于该事实，汪建勇先后向刘勤出具借条、情况说明共计四份。汪建勇虽抗辩称，上述借条、保证书的出具均系受到刘勤的胁迫，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汪建勇先后出具的借条，载明的金额有195000元和185000元两种，是在17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了2.5万元的利息，借条中的2.5万元利息，其起算时间点自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最后一次出具借条的时间）（共计141天），其月利率达到了3.1287%，且借条在19.5万元、18.5万元的基础上还约定了月0.7%的利率，有计算复利的成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额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告刘勤实际上是采取套出银行资金的方式进行借贷，具有违法性，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即被告汪建勇出具的借条无效。依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一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汪建勇使用原告刘勤的信用卡及陈某名下的蚂蚁花呗信用额度后未归还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关于焦点三，即如何认定汪建勇的还款金额。本院认为，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汪建勇。汪建勇提交的有关其与原告刘勤及案外人陈某之间银行账户、支付宝和微信转账记录，还应当结合汪建勇向刘勤办理有关借条、保证书等书面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分析如下：1.在焦点一的分析中已描述，汪建勇和陈某的陈述中均提到，汪建勇于2016年年初以现金方式还款1万元；另刘勤2016年3月3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同样陈述“到了2016年1月份的时候他（指汪建勇）还了1万元钱”，故对汪建勇归还的该1万元予以确认。2．关于汪建勇抗辩称“截止到2016年2月2日我本人共计一并通过转账方式偿还借款合计金额为：144678.60元”，对于该部分还款，因汪建勇2015年10月27日最后一次向刘勤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金额仍为19.5万元，可见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被告汪建勇并无还款行为，故对被告汪建勇所抗辩的具体还款组成部分，应以该时间节点为界限予以区别认定，具体如下：（1）金额共计26989.60元的78笔微信红包、转账中，其中对刘勤的微信红包20笔共计3016元，发生在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7月21日期间，上述微信红包均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不能确认为还款；对陈某的转款58笔共计23973.6元，发生在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上述红包均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之后，可以认定为还款；（2）关于汪建勇本人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给刘勤（账号：62×××23）的六笔（2015年5月19日19929元、2015年5月28日10000元、3000元、2000元、2015年6月2日4000元、1000元）共计39929元，上述转账均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不能确认为还款；（3）关于自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10月28日期间，通过支付宝即时到账交易方式向陈某、刘勤二人转账共计77760元。第一，其中2015年5月6日至同年5月7日十笔合计金额为49930元即较大额度连续转账行为，系汪建勇转入刘勤的平安银行账户，刘勤对此作出说明并提交了有关该款系通过信用卡套现52600元的证据，并称扣除手续费后交现金50000元给汪建勇，先由汪建勇采取支付宝方式转账至平安银行，再由刘勤从平安银行转入股市补仓，刘勤还提交了该时间段的证券交易记录。考虑到上述十笔款项金额较大，对原告刘勤就其上述解释提交的相关材料，本院另行通知被告汪建勇到庭质证，但被告汪建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质证。本院认为，在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还款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的情况下，被告有必要就其举证证明的事项进一步到庭说明情况，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有关“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有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规定，被告汪建勇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上述还款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综合判断不能认定为还款。第二，原告刘勤陈述截止到2015年10月23日，其余的26830元分别系汪建勇滚动还款或者双方之间一般经济交往时产生的流水痕迹，与汪建勇2015年10月27日办理借条的时间段相吻合，即均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故对该若干笔共计26830元也不予认定为还款。第三，2015年10月28日一笔1000元的转账，发生在2015年10月27日之后，故可以认定为还款。综上，对被告汪建勇的有关还款的抗辩，仅确认其中34973.6元（10000元＋23973.6元+1000元）系向原告刘勤的还款。换言之，被告汪建勇尚欠原告刘勤135026.4元（170000元-34973.6元）未归还，此金额与被告汪建勇在公安机关有关“其尚欠刘勤13万元左右未还”的陈述相吻合。关于焦点四，即被告申婷婷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申婷婷个人并未在借条上签名，汪建勇、申婷婷均表示申婷婷本人对借款不知情，可见申婷婷并没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刘勤、陈某、汪建勇三人的陈述中均提及汪建勇借信用卡使用是为了装修婚房，是汪建勇个人为了结婚之用途，可见汪建勇的借用行为并不是在被告申婷婷与汪建勇夫妻关系成立后，现申婷婷与汪建勇已离异，上述婚房系汪建勇婚前财产，申婷婷并未从中受益，故申婷婷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刘勤将自己名下信用卡及其配偶陈某名下支付宝蚂蚁花呗的信用额度借给他人使用，特别是利用信用卡套现来牟取利息，其行为违法，被告汪建勇向其出具的借条而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无效，依法汪建勇应向刘勤返还有关使用后未归还的款项。原告刘勤及其配偶陈某对其名下的信用卡、蚂蚁花呗账户也有妥善保管、谨慎使用的责任，故对原告主张的未在账单日还款而产生的滞纳金、罚息等均不予支持。本案有关借款发生在被告申婷婷与汪建勇婚前，申婷婷并无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并未从受益，故申婷婷不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据此，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汪建勇立即返还原告刘勤135026.4元；二、驳回原告刘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9元，被告汪建勇负担2905元，原告刘勤负担1354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刘勤将自己名下信用卡及其丈夫陈某名下支付宝蚂蚁花呗的信用额度借给汪建勇使用均无异议，但对于偿还款项的数额存在争议。上诉人汪建勇在2015年10月27日向被上诉人刘勤出具一张19.5万元的借条。上诉人汪建勇称2015年10月27日前共向被上诉人刘勤账户转款119705元为偿还本案所涉款项。被上诉人刘勤称在2015年10月27日之前的转款为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并非偿还本案所涉款项。关于2015年10月27日前的款项是否为偿还本案所涉款项的问题。从双方之间因本案的借款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过程及结果来看，本案有关资金往来确实发生过。2016年3月3日，在公安机关就刘勤讨要本案债务而引发的故意伤害刑事案件进行调查讯问时所作的笔录中，汪建勇在向公安机关供述其捅伤刘勤丈夫陈某的原因为“我与陈某有经济上的纠纷，我欠他的钱，大概十五万元左右”、“我一共透支陈某的信用卡差不多十四万元”及“直到过年前，我凑了1万多元钱还给陈某，还欠十三万元左右……”。且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汪建勇与刘勤丈夫陈某系同事，认识多年，关系较好，二人之间确有可能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一审对于2015年10月27日之前的款项认定为其他经济往来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汪建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廖崇霞审判员  周 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