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刑终373号 抗诉机关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现住址：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经绵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决定，于2018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经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2月28日被绵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逮捕。现羁押于绵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建伟，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霞，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法人，单位住所地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碑中街72号。 诉讼代表人程益，男，39岁，汉族，任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原审被告人陶某，曾用名陶某春，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经绵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决定，于2018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2月28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9年9月10日，经本院决定，由绵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执行被取保候审。现在家。 辩护人罗芳梅，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某，男，194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现住址四川省成都市。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经绵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决定，于2018年6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9月10日，经本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被取保候审。现在家。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被告人邓光林、陶某、王某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一案，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8）川0792刑初10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被告人邓光林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勇、张光明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及其辩护人赵建伟、陈霞律师，原审被告单位新城公司诉讼代表人程益，原审被告人陶某及其辩护人罗芳梅律师、原审被告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案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审理查明：2006年2月8日，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绵城规复（2006）27号文件的第五项，对建设单位新城公司开发的《××湾》房地产开发项目“边坡治理及市政工程规划”作了要求和规定，明确指出“1.由于该地块地形地貌复杂，应完善边坡稳定及治理有关措施报告，由具有资质设计单位作出地勘设计评估报告，并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后进行下一步报建，以保证工程安全。2.建筑布局应充分结合现状地貌特征，减少开挖量，保护自然绿化地理环境并处理好水系关系。3.进一步深化完善工程管线、竖向设计专业规划，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对工程管线机雨污水排放系统应按规定设计实施”。同时，该文件第八项强调“请根据本批复意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及《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进行总图设计、施工图设计，并报我局审批，施工图设计应以我局批准的总图为准”。2007年2月，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关于《绵阳高新区新城公司“××湾”项目岩土工程详勘报告》的第五项，对该项目的“边坡工程”提出了工程技术要求和边坡治理方案。2007年8月，中国重庆市设计院根据“××湾”项目的地质及地形地貌等情况，在“环境外挡墙”设计时，将该项目的联排6—8#别墅之间的边坡设计为自然放坡。2007年8月，绵阳市安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相关工程出具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2009年6月，宜宾市智慧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相关工程出具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 2007年5月11日，建设单位新城公司与绵阳市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公司）签订了《“××湾”建设工程总承包协议》。2007年10月16日，东×公司以内部责任承包的形式将该项目包括联排6—8#别墅在内的第十二合同段安排由被告人陶某施工建设。 2008年，“××湾”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后，新城公司董事长、被告人邓光林找到被告人陶某，要求将联排6—8＃别墅之间的自然坡改建为外挡墙，并通过公司安排不具备设计资质的被告人王某制作该段外挡墙的设计图及施工图。2009年2月27日，被告人王某完成该外挡墙的设计图，并通过新城公司将设计图交给被告人陶某。同年4月，被告人陶某即组织邓某等人按此设计图进行外挡墙修建。在违法施工建设的过程中，负责工程监理的四川×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发出书面停止违法施工建设及纠正违建的通知，新城公司及被告人等均置之不理。该段违法建设的外挡墙施工完毕后，2009年10月28日，建设单位新城公司完成了该段违建挡墙的土石方开挖的收方及工程价款核算。 另查明，业主王某某购买了××湾云岭50—1别墅（原联排6#别墅）后，于2011年左右进行了装修，并在涉案外挡墙附近的空地上建造私家花园、修建了鱼池、木制凉亭等设施（均系违建）。 自2010年以来，绵阳高新区普明办事处及×北路×段社区居委会发现“××湾”外堡坎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并书面通知要求整改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建设单位新城公司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2014年7月10日上午7时左右，××湾小区联排6—8＃别墅之间违法建设的外挡墙垮塌，垮塌泥石流造成位于外挡墙下方的绵阳高新区共计15处非成套住宅及放置下方的财物毁损。经鉴定，该幢楼房为Ｄｕ级危房，建议撤除；经物价部门鉴定其价值为人民币343.85万元。灾情发生后，国家直接用于修建该项抢险救灾工程款经审计部门审计金额为人民币2832820.00元。为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止2018年8月2日，国家已累计发放生活及住房等补贴人民币998160.00元。 经查，2014年7月10日前后，在外挡墙垮塌事故发生的这一段时间，绵阳市有连续普降大雨的情况，案发当天降水量为89.7mm。 2017年3月30日，绵阳市住建局将新城公司涉嫌犯罪一案移送绵阳市公安局。2017年7月7日，绵阳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绵阳高新分局管辖。2017年8月1日，绵阳高新分局以新城公司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立案侦查。2018年1月23日，被告人邓光林被办案民警从绵阳市涪城区菲×酒店拘传到案；案发后，被告人陶某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调查，于2018年1月23日接办案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王某于2018年6月25日，主动到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在审理期间，被告人邓光林的辩护人受邓光林委托，就房屋受损群众的赔偿问题和房屋重建等事宜，多次与房屋受损群众、社区干部、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等进行协商。但因赔偿金额有差距等原因，未能达成最终协议和支付赔偿款。 另，经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委托，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司法所对被告人陶某进行了社会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被告人陶某再危害社会可能性不大，适宜采用非监禁刑；成都市青羊区司法局对被告人王某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为：王某适宜纳入该区社区矫正。 一审以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辨认笔录、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邓光林作为建设单位新城公司的董事长，对××湾涉案外挡墙工程，在没有地勘报告、正规设计施工图的情况下，将工程交给没有建设施工资质的项目经理修建；被告人王某在没有设计资质的情况下，接受单位安排，违规设计外挡墙施工图纸；被告人陶某作为建设工程的项目经理，明知外挡墙工程没有进行地勘、无正规设计图纸，仍然接受建设单位的董事长被告人邓光林的安排，违规修建外挡墙工程。在监理单位针对该工程无地勘、无设计资质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后，建设单位新城公司及各被告人仍然不改正。外挡墙建成后，由于在实际设计、施工过程中对边坡的处理以及施工工艺等存在先天缺陷；在受到外界连续大雨等因素影响下，导致外挡墙地基湿软，承受力下降。2014年7月10日，××湾联排6—8#别墅之间违法建设的外挡墙垮塌，造成绵阳高新区×北路×段4—14幢1至6层共计15处非成套住宅及放置下方的财物毁损。经鉴定，该幢楼房为Du级危房，建议撤除，房屋受损加修建该项抢险救灾工程等直接经济损失达627万余元。被告人邓光林、陶某、王某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均已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违法建设涉案外挡墙工程最终造成安全事故的作用，被告人邓光林大于被告人陶某、王某，应根据三被告人不同作用分别判处刑罚。被告人陶某、王某案发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案件主要事实，属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结合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对被告人陶某、王某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均无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宣告缓刑。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光林、陶某、王某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予以支持。但指控构成后果特别严重。经查，结合本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书证、物证、相关报告等证据，涉案外挡墙的垮塌系设计、施工缺陷及连续雨水等多种原因造成，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邓光林、陶某、王某对涉案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发生安全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属于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涉案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虽已超过500万元，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邓光林、陶某、王某对涉案事故负主要责任，故对于公诉机关关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单位新城公司关于没有证据证明降低了工程质量的辩解。经查该外挡墙工程没有地勘、正规设计图纸、施工工艺有缺陷等本身就是降低工程质量的行为，故对该辩解不予采纳；其关于造成事故的原因有多个的辩解成立，予以采纳；其关于对单位不予刑事处罚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故对该辩解予以采纳。 被告人邓光林关于没有安排被告人王某制作外挡墙设计施工图和安排被告人陶某修建该事故外挡墙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其关于业主在外挡墙上面违规建设，造成墙体负载增加，加之连续降雨等天气是造成外挡墙垮塌的原因的辩解经查属实，但其辩称是外挡墙垮塌的直接原因缺乏证据，不予采纳；其关于房屋鉴定价格过高的辩解，缺乏证据，不予采纳；其表示愿意对房屋受损的被害人进行赔偿，但经协商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和支付赔偿款，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故不能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考虑。 被告人陶某辩称案发后配合办案机关调查，接到通知后主动到办案机关的辩解经查属实，予以采纳。 被告人王某关于是受他人安排绘制的施工图，请求从轻处罚等辩解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据此判决：一、被告人邓光林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陶某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王某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四、对被告单位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予处罚。 宣判后，被告人邓光林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请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一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涉案外挡墙的垮塌系设计、施工缺陷及连续雨水等多种原因造成,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对涉案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而在本案中,有原审被告人陶某、王某的供述以及证人禹某、朱某、徐某、杨某2的证言可以证实上诉人邓光林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起到了组织、领导、安排的决定性、关键性作用。绵阳高新区安全生产办提供的《××湾挡土墙垮塌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新城公司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东×公司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陶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该报告经过法庭质证,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但一审判决却未予采信。上述证实邓光林对于工程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的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认定邓光林对工程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加之此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500万元且至今未进行任何赔偿,应当依法认定“后果特别严重”；二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条第三款、第七条第四款、第十二条之规定,对于邓光林应当在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进行量刑,且从重处罚。另外,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邓光林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但一审判决却在法定刑5年以下量刑明显不当；三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作为单位犯罪,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该罪名不处罚单位,只处罚直接责任人。但处罚直接责任人的前提应当是单位犯罪的成立,一审判决未对指控的原审被告单位新城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进行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导致对本案邓光林、陶某、王某的判决失去了前提和基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 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认为抗诉正确。一是高新区安办依法作出的《××湾挡土墙垮塌事故调查报告》,结合其他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主次责任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诉人邓光林等人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第六条“审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对事故原因、损失大小、责任划分作出的调查认定,经庭审质证后,结合其他证据,可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不符；二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不认定造成重大损失且负主要责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认定了造成重大损失且负主要责任,应适用该解释第七条“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是新城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一个纯正的单位犯罪,只有单位犯罪成立,才有处罚直接责任人的法律基础。检察机关指控了新城公司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不论是否构罪,人民法院都应在判决结果中予以明确。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上诉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责任划分不明,处罚无据。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足以支撑判决。涉案挡墙的建设行为是发生在新城公司与东×公司之间,工程实施验收、结算都是不同的公司管理人参与,不是任何个人之间的行为,有监理公司参与,并经验收合格,并不是公诉指控的“三无工程”,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外挡墙工程,将工程交给没有建设施工资质的项目经理修建”与事实不符,何况建设施工资质由东×公司审查,上诉人及新城公司都是无权过问的；二、涉案事故责任划分不明,处罚无据。上诉人涉案罪名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其构成主体首先是单位,然后才是直接责任人员。然而侦察机关报捕只是三个自然人,公诉进入法院才将新城公司追加成被告,同案陶某仍是以自然人的身份作为被告,所在公司东×公司根本未纳入诉讼。公诉机关未将涉案证据材料移送，明显遗漏责任主体，是对东×公司的偏袒和对违建业主的包庇。原审虽以公诉机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等对涉案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对公诉机关关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意见未予采纳,但对上诉人的处罚是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三、上诉人认为我公司和本人是有责任的,愿意配合党委、政府处理好遗留问题,积极想法解决受灾户的房屋修建问题,将事故的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并接受人民法院公正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6年2月8日，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绵城规复（2006）27号文件，对建设单位新城公司开发的《××湾》房地产开发项目“边坡治理及市政工程规划”作出了明确要求和规定。2007年2月，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关于《绵阳高新区新城公司“××湾”项目岩土工程详勘报告》对该项目的“边坡工程”提出了工程技术要求和边坡治理方案。2007年8月，中国重庆市设计院根据“××湾”项目的地质及地形地貌等情况，在“环境外挡墙”设计时，将该项目的联排6—8#别墅之间的边坡设计为自然放坡。2007年8月，绵阳市安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相关工程出具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2009年6月，宜宾市智慧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相关工程出具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 2007年5月11日，建设单位新城公司与绵阳市东×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湾”建设工程总承包协议》。2007年10月16日，挂靠东×公司的陶某以内部责任承包的形式承建该项目联排6—8#别墅在内的第十二合同段。 2008年，“××湾”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后，新城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邓光林找到原审被告人陶某，要求将联排6—8＃别墅之间的自然坡改建为外挡墙，并通过公司安排不具备设计资质的被告人王某制作该段外挡墙的设计图及施工图。2009年2月27日，原审被告人王某完成该外挡墙的设计图，并通过新城公司将设计图交给陶某。同年4月，陶某即组织邓某等人按此设计图进行外挡墙修建。在违法施工建设的过程中，负责工程监理的四川×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发出书面停止违法施工建设及纠正违建的通知，新城公司及被告人等均置之不理。2009年10月28日，该段违法建设的外挡墙施工完毕后，建设单位新城公司完成了该段违建挡墙的土石方开挖的收方及工程价款核算。 另查明，业主王某某购买了××湾云岭50—1别墅（原联排6#别墅）后，于2011年左右进行了装修，并在涉案外挡墙附近的空地上建造私家花园、修建了鱼池、木制凉亭等设施（均系违建）。 自2010年以来，绵阳高新区普明办事处及×北路×段社区居委会发现“××湾”外堡坎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并书面通知要求整改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建设单位新城公司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2014年7月10日上午7时左右，××湾小区联排6—8＃别墅之间违法建设的外挡墙垮塌，垮塌泥石流造成位于外挡墙下方的绵阳高新区共计15处非成套住宅及放置下方的财物毁损,至今仍保持毁损原状。经鉴定，该幢楼房为Ｄｕ级危房，建议撤除。灾情发生后，国家直接用于修建该项抢险救灾工程款经审计部门审计金额为人民币2832820.00元。为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止2018年8月2日，国家已累计发放生活及住房等补贴人民币998160.00元。 经查，2014年7月10日前后，在外挡墙垮塌事故发生前后，绵阳市有连续普降大雨的情况，案发当天降水量为89.7mm。案发后，中共绵阳高新区工委、绵阳高新区管委会于2014年7月14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工作。 2017年3月30日，绵阳市住建局将新城公司涉嫌犯罪一案移送绵阳市公安局。2017年7月7日，绵阳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绵阳高新分局管辖。2017年8月1日，绵阳高新分局以新城公司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立案侦查。2018年1月23日，邓光林被办案民警从绵阳市涪城区菲×酒店拘传到案；案发后，陶某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调查，于2018年1月23日接办案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王某于2018年6月25日，主动到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在审理期间，上诉人邓光林的辩护人受邓光林委托，就房屋受损群众的赔偿问题和房屋重建等事宜，多次与房屋受损群众、社区干部、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等进行协商。但因赔偿金额有差距等原因，未能达成最终协议和支付赔偿款。 另，经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委托，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司法所对陶某进行了社会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陶某再危害社会可能性不大，适宜采用非监禁刑；成都市青羊区司法局对王某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为：王某适宜纳入该区社区矫正。 另查明，2019年12月4日，上诉人邓光林的亲属赵某代邓光林向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缴纳了120万元涉案赔偿款。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函、移送案件通知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取保候审决定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到案经过及相关情况说明，证实案件来源和受理、立案情况，各被告人到案以及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2.上诉人邓光林、原审被告人陶某、王某的身份信息，核实邓光林是否政协委员身份的证明，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三被告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3.绵阳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实××湾工程取得了施工许可。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身份复印件、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邓光林系新城公司法人代表。 5.东×公司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四川省施工企业工程规费计取标准、绵阳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关于××湾各项目工程款对账清单、承诺书、关于××湾项目工程相关问题的回复、合同评审报告、××湾建设工裎总承包协议、项目工程管理及其他制度、东×公司××湾房建工程内部责任承包合同、东×公司项目工程管理及其他制度、四川省绵阳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征收分局关于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定率征收标准的通知、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湾”项目第十二合同段工程）、承包工程明细账，证实东×公司的经营、建筑施工资质，东×公司与新城公司的工程承包情况及将××湾12标段承包给陶某。东×公司未承包××湾一期外挡墙建设项目。 6.绵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四川×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许可证、资质证书、四川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关于××湾—期监理费用支付情况说明，证实××湾工程的监理情况。 7.绵城规复[2006]27号文件《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关于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湾”设计方案的批复》，证实相关管理部门对该工程涉及的边坡治理等问题有明确的要求。 8.监理工程师通知单二份，证实2009年5月9日、6月3日四川×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对××湾工程因无正规的施工图，无地勘报告、野蛮施工等情况发出过整改通知。 9.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北路×段社区居委会关于地质灾害检查安全隐患报告》复印件一份、整改通知、关于×业小区一组堡坎浸水、堡坎严重裂口重大安全隐患的报告、现场图片、绵阳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事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普明街道办事处签发给新城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发时间：2013年10月10日）、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表、高新区居委会简报社区全面开展堡坎排査（第二十九期）、简报复印件一份，证实普明街道及社区针对××湾外挡墙的隐患发出整改的情况。 10.东×公司《关于“××湾”項目工程相关问题尽快进行磋商、解决的报告》，证实东×公司发现××湾小区的外挡墙建设存在无设计、无图审、无施工许可证的违规情况。 11.绵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取据清单、重庆设计院设计图图纸，证实在正规设计图上联排6#—8#别墅之间位置没有设计外挡墙。 12.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文件《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湾项目岩土工程详勘报告》、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关于“××湾”项目岩土工程详勘报告的函》，证实在2007年2月的详勘报告中就提出边坡治理方案，指出：整平后部分整体边坡在自然和暴雨工况状态下不稳定；次级边坡在自然和暴雨工况状态下均不稳定。……（2）建议应尽可能减少边坡的数量，避免深挖高填。同时在场地平整时应针对不同的开挖和回填边坡采用自然放坡、护面墙、外挡墙、锚杆挡墙或其它工程结构措施进行综合治理。（3）在详细规划设计后，建议对规划边坡进行岩土工程详细勘察工作，为边坡治理设计和施工提供可靠的依据。(4）应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边坡支护设计和施工。 13.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绵阳市××湾不稳定斜坡调查报告》，证实××湾边坡挡墙有多处雨季渗水现象……报告建议对：××湾与×业山庄和×翠园之间边坡无正规的设计资料，无施工质量控制资料，尽快对该段边坡应重新进行勘察、设计；对坡顶未经论证进行的工程活动应停止，并采取补救措施。 14.王某工作总结、王某绘制联6、联8别墅外挡墙平面位置布置图、《关于外挡墙有异议的报告》《关于第十二合同段外挡墙土石方开挖的收方情况说明》《技术、经济签证核定单》《外挡墙挖出方原地面抄测》《外挡墙开挖收方示意图》《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预(结）算书》《工程费用表》、《建筑工程隐蔽检验记录》，证实垮塌的外挡墙是由王某设计，陶某修建，并对工程进行了收方结算。 15.《绵阳高新区审计中心关于××湾堡坎垮塌抢险救灾工程结算的审计报告》、项目审计汇总表、工程项目总价表、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措施项目淸单计价表、关于××湾堡坎垮塌抢险救灾工程建设相关情况的说明，证实外挡墙垮塌后，产生的应急抢险费用为人民币2832820.00元。 16.扣押决定书、扣押淸单、扣押笔录，证实从王某4处依法扣押的其保管的新城公司相关资料的情况。 17.东×公司《关于“××湾项目”未施工外挡墙、护坡工程的情况说明》，证实由于外挡墙甲方没有提供正规设计图纸及审图公司审图报告，故东×公司在一期联排1-8号别墅合同内只签订了房建施工内容，没有签订外挡墙的施工内容…；另施工许可证、竣工备案证书、对账清单里面的施工内容也不包括外挡墙、护坡工程；所有涉及外挡墙、护坡工程相关资料东×公司均未盖章。 18.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调取证据通知书的回复、关于××湾与×业小区之间的外挡墙工程质量监督情况的函，证实经核查，××湾与×业小区之间的外挡墙工程，未包含在××湾建设项目的施工范围内，该外挡墙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该站未对其进行工程质量监督。 19.《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认可书》、绵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档案查阅情况说明》、绵阳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7.10专案有关问题的说明》，证实经高新区公安分局依法向相关部门核实，××湾一期联排别墅6#—8#与×业小区4—13、4—14栋之间外挡墙工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案，未发现堡坎竣工验收资料，垮塌堡坎未经竣工验收。 20.绵阳气象站2008年至2016年年降水量、2014年5月1日至7月31日降水量和极大风速、2013年5月1日至6月30日降水量和极大风速，证实案发期间绵阳市的降雨等情况。 21.建设行政执法立案呈批表、执法调查笔录、四川省建设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会议记录、处罚告知书、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新城公司被行政调查的情况。 22.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外挡墙建设图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定、四川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证实建筑施工行业的相关规定，××湾的外挡墙设计、施工违反了建筑法等相关规定。 23.被害人江某、金某1、谢某、李某1、刘某、余某、熊某、李某2、何某1、杨某1、李某3、何某2等人的陈述，证实2014年7月10日早上7时左右，××湾的堡坎垮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 24.被害人谢某、金某2、李某1、李某2、熊某、刘某、余某、何某1、杨某1提供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租房合同复印件、汽车、摩托车、其他财产等在事故中受损的证据。 25.新城公司董事、高管及员工的证言 ⑴禹某证实,我是新城公司的股东，邓光林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名义上公司管理经营是外聘总经理陶某2负责，实际上是由邓光林在负责。××湾与×发小区之间的外挡墙我只晓得一部分情况，原来的堡坎是×发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修建的，高度大约在3米到4米，当时采用的工艺是浆砌人头石，内部填土夯实基础。×发公司修建好这段堡坎以后，坡面是一个缓坡，上面植被很少，在45度到60度之间，长约7到10米。××湾小区的工程是与东×公司签订的，但实际上这些工程都是由邓光林安排工程队完成的。邓光林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按照施工规范操作，最后导致了一些后果产生。修那段外挡墙是因为上面要建设房屋，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发生垮塌，影响房屋基础。 ⑵陶某2证实，我是2006年左右担任的新城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主要是对接政府、银行部门以及财务工作。当时××湾的那段联排1＃—8＃的房建主体都是陶某在修，周围的附属可能也是他在修。知道整个××湾项目都是整体包给东×建筑的，当时这些标段的划分及施工队的分包，都是邓光林和禹某他们两个清楚些。在总的规划图纸上，那段垮塌的堡坎位置是没有规划什么的，只是保持一个自然的缓坡，后来是怎么修成堡坎的也不清楚，是否要修这个堡坎还是由邓光林和禹某两个老总最后才能决定。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修这个堡坎。陶某说是董事长喊他修的，但没有说具体名字。这段外挡墙是王总工设计的图纸。朱某（或许某），他们说的是修这段外挡墙是为了增大业主花园的面积。这段外挡墙没有组织竣工验收。没有收到过工程监理公司的建议。 ⑶朱某证实，我是新城公司××湾项目的现场代表，负责工程部，主要负责房建部分。××湾护坡垮塌这段护坡是由陶某（陶某春）修的。在陶某修这个护坡之前，邓光林先喊王某去画了这个护坡的修建草图。我和王某在一个办公室，王某画的这个护坡的修建平面图、剖面图、标注了一些尺寸和做法。整个工程项目由谁来修是由几个老总邓光林和禹某说了才作数。王某没有画设计图的资质。在总的设计图上这一段不能修挡墙，就应该保持原状，保持一个自然缓坡。邓光林要求修这段外挡墙的目的就是挡一下，防止土石落下去，二就是把挡墙修好后，上面就多出来一段空间，形成了一个私家花园，那个位置的房子就好销售一些。这段挡墙修好后，没有进行验收。修完后，陶某报了一个造价，结算的时候，公司的相关部门都签了字，最后还是要邓光林拍板陶某才拿得到钱。当时监理公司给我们工程部发过一个关于一二期工程中挡墙建设的通知单，向我们指出无设计、无砂浆配合比等情况，好像是2009年接到的。监理单位在监理例会上也说过，说的内容还是挡墙没有设计、材料没有送检、无正规施工图、施工人员的资质问题。这些情况给分管副总赵某2做了汇报，赵某2说王某是胆子大，邓光林乱整，但是也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修建这段外挡墙浆砌人头石的砂浆是工人在现场用搅拌机进行搅拌所得，不是成品砂浆，没有进行砂浆试件，现场有一个磅秤，通过称量来确定砂浆配比。挡墙建设完毕后顶部没有排水的沟渠。 ⑷许某证实，我是2005年到新城公司工作的，在预算部任负责人。2014年7月10日，××湾小区垮塌的外挡墙位于××湾和×业小区之间。垮塌的外挡墙大约有十多米长。这段外挡墙最下面是×业公司实施的，中间那一段是东×公司项目部实施的，陶某是该标段的项目负责人，顶部是业主自建的外挡墙。××湾的设计单位是重庆设计院，在总设计图纸上没有看到这段外挡墙。确定东×公司或陶某没有和新城公司签订这一段垮塌外挡墙的承建合同。是新城公司董事长邓光林同意让东×公司项目部经理陶某修建的，各个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是工程部的王某设计了这段垮塌的外挡墙的图纸，是公司的董事长邓光林给王某分的工，让他负责无设计的外挡墙工程的施工绘图，也包括工程技术。这段外挡墙没有做过预算。完工后，公司的工程部、预算部和施工单位一起配合，到现场完成收方工作，这个几个部门都要在收方单据也就是经济技术核定单上签字确认。工程款大概是二三十万元的样子。陶某当时修建外挡墙使用材料很简单，只用砂石、水泥和人头石，预算部审核量很小。陶某修建这段外挡墙的程序是不符合建设相关规定的。 ⑸蒋某证实，我在××湾物业工程部任主管，知道2014年7月10日××湾小区靠×业小区之间外挡墙垮塌情况，到过现场，不记得政府有没有在垮塌之前发过整改通知书。 ⑹唐某证实，我是2006年到新城公司上班，主要保管施工图纸，2014年7月离职。认识王某，但记不到他是否交过手绘施工图纸。 ⑺唐某2证实××湾外挡墙两次垮塌的情况。 ⑻陈某证实，我是2013年8月7日到成都金×物业公司上班，任绵阳高新区××湾项目的物业经理。知道2014年7月10日××湾外挡墙垮塌的事情，把×业小区有几栋房子砸烂了，还砸烂了六辆汽车。在那段垮塌的外挡墙上面，有一幢别墅，在外挡墙上面本来是绿化场地，但被那栋别墅的业主把外挡墙上面的地面进行了硬化，被他贴上了瓷砖，还修了木质的凉亭、花台、鱼池，里面还有假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那栋别墅的业主在没有经过任何单位和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自己修的，属于违建。××湾小区物业经理把整个××湾小区的违建情况统计成册，并照相附后，交到城管执法大队，城管大队收到统计表后，针对每个违建情况的业主都制作了整改通知书，整改通知书是物业每家去送达的。垮塌外挡墙上面那家人也是贴在他家门上送达到了的。这些业主都没有理会。普明街道办和普北东社区多次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到小区进行安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外挡墙的问题，有些外挡墙出现一些小的裂缝。 26.东×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 ⑴杨某2证实，2007年修××湾小区的时候，任东×公司的工程部负责人。修建××湾，是新城公司老总邓光林和东×公司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协议。签订了12个标段的施工合同，总工程一共分三期，东×公司主要是做××湾主体房建工程，还有二期小区内道路和给排水工程，每一个标段都有公司一名项目经理，还有一名工程现场负责人。陶某是修建房建主体的现场负责人。项目经理也就是工程负责人，陶某是新城公司老总邓光林安排在工地上做房建的。陶某和东×公司直接签订的内部责任承包合同。××湾垮塌的外挡墙是陶某修建的。东×没有和新城签订修建外挡墙的合同。了解垮塌挡墙的事情，一是陶某修建这段挡墙没有设计图纸，是新城公司一个老头子手绘的草图。第二就是修建这段垮塌外挡墙是新城公司邓光林直接喊陶某修建的，外挡墙修建的工程款是陶某自己在结算，没有过东×公司的账。 ⑵文某证实，在东×公司任工程部部长。2014年7月××湾挡墙垮塌事件，到现场看过，这段外挡墙应该称作为堡坎要准确些，看到堡坎的地方高约十多米。垮塌的堡坎位于××湾后大门旁边，靠近×业小区的一段，长约十多米，高约十多米高，当时看这段垮塌的堡坎都是用人头石和砂浆砌的。堡坎一共分三层，第一层是原来×业小区修的，中间一层大约有六七米高的样子是××湾的开发商修的，最上面一层大约也有两米左右，看样子比较新，推测是最上面那栋别墅的业主自己修的。整个××湾项目包括主体修建及附属设施工程都是东×公司承建的，××湾项目开工之前，新城公司就自己进行了场平和一些局部堡坎的修建，堡坎的修建就不在东×的承建范围之内。在开发商提供的项目施工设计图中，只包含房建主体的设计图纸，堡坎都没有图纸。2010年，东×公司的副总杨某2就专门打过招呼，凡是涉及到××湾项目堡坎的资料需要盖章的都不能盖，那是因为××湾项目里面的堡坎都没有正规设计单位出具的施工图。 ⑶侯某证实，陶某是××湾十二合同段的项目负责人，是邓光林推荐的，××湾小区是总包给东×公司的，陶某与东×公司签有内部承包合同。垮塌外挡墙不在东×公司承包合同范围内。 27、四川×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代监理公司）工作人员证言 ⑴蒋某2证实，我是2006年4月到×代监理公司工作，2008年地震后介入了对××湾一期的监理工作。2014年7月外挡墙垮塌之后，到现场看过，好像是联排别墅8号背后，紧挨×业小区一边。新城公司没有向监理提供那部分外挡墙的设计图纸，监理的范围是按照图纸来进行，后来垮塌的那部分外挡墙就没有在设计图纸上面，也就不在监理范围以内。施工时发现修建这段外挡墙时施工单位已经做好了基坑，通知去验槽，去了以后要他们的施工图纸，当时施工负责人陶某给了一张手绘的图，没有签字，盖章，也没有审核的情况。我们当时向施工单位发了一份停止施工的通知单，当时发给新城公司、东×公司和项目部。第二天已经在做垫层施工了，后来我们向甲方新城公司发了一个函，要求甲方出具图纸，若不提供图纸我公司将不再对这部分工程进行监理，也不参与验收，不签署相关资料。 ⑵张某证实，我就职于×代监理公司。公司是2007年3月份前跟××湾小区的建设单位（新城公司）签订监理委托合同。在合同内有外挡墙的监理内容，只是限于委托方提供的图纸内的外挡墙，但是有些外挡墙是不在监理范围内的。2014年7月××湾外挡墙垮塌事件，蒋某2到现场看过，就给公司反映这段外挡墙不在公司的监理范围内，委托方和施工方都没有向监理公司提供法定的设计文件，我们没有监理依据。对此监理公司还于2009年6月3日就外挡墙的事情发出了监理工程师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报送正式设计图、审图报告，在取得相关资料审查合格前，挡墙单位必须停止施工外挡墙，否则后果由施工单位自己承担。这份通知单是总监理工程师胥某和专业监理工程师唐某3联合签发的。当时是发给挡墙施工项目部的，但没有人签收，当时施工方一个人答复这段挡墙我们不需要你们监理公司签字盖章，所以没有必要向你们报送相关资料。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公司对这段垮塌挡墙的所有资料没有进行签字，也没有进行监理。没有监理就没有监理记录或日志。 ⑶唐某3、胥某证实，××湾项目垮塌的外挡墙无地勘、设计等，针对违规修建的外挡墙，监理公司发出了通知单。 28.实际修建劳务人员证言 ⑴邓某证实，没有相关的从事建筑行业的资质。罗某介绍找陶某，去做这个堡坎。与陶某没有签定相关的工程分包合同。修建的堡坎在××湾靠近×业小区一边。在修建堡坎以前这一段上面是一个自然的缓坡，上面有少量的植被，坡度很缓，从下面堡坎的上沿到坡顶大约十几米的距离。我们修建堡坎的高度十米左右。接到这个活的时候当时堡坎的基础已经挖好了，接下来就是打混凝土，做完以后就开始用砂浆和人头石一层一层的向上砌，每一层都用电动磅进行压实，五六米高度以后，因为宽度增加了就开始进行泥土回填，泥土回填是先用装载机将泥土填入，再进行压实，一直到坡顶都是这样施工的。施工使用的材料是陶某提供的，只有沙子、人头石、水泥、搅拌机、排水管。砂浆的标准当时问了罗某是两袋水泥和四个斗车的沙子放在一起搅拌，用这个砂浆来做堡坎，石头最大的有三十多四十公分，最小的就只有十多公分。排水管的直径有6厘米，施工过程中没有设置防水层、也没有使用防水材料，没有设置滤水层，沉降缝是设置了的。按照图纸上设置的排水管，大约是一米见方设置一根排水管，排水管的长度是根据堡坎的厚度来决定的。大约是2009年4月份开始修建的，前后大约用了四十多天，6月份就彻底完工。按照天工计算的，没有进行收方。工资一共结了两万元。当时最后在顶打一层混凝土就算完工了，没有做排水沟。施工过程没有被人喊停工。 ⑵陶某3证实，我父陶某在××湾修房子，让到工地去学习建筑方面的东西，主要是协助现场管理员放线和地面抄测，修建这段外挡墙的时候一直都在工地，当时现场负责人是罗某，外挡墙的图纸是新城公司王某提供的，外挡墙修建完后是甲方新城公司派的工程部的人员现场检验，是工程部的王某和朱某，验收了外挡墙的质量，测工程量，还有隐蔽施工项目等内容。 29.重庆设计院叶某证实，2007年参与设计××湾项目，主要就是对边坡工程进行设计。2014年7月10日边坡垮塌的位置，根据设计的图纸来看是在联6＃联8＃之间的位置。这段边坡的原始状态是一片松树林，坡度较陡，从设计图上来看，坡面大约十来米长，下面是一个小的外挡墙，高度不高。按设计进行施工，施工完毕以后6＃—8＃之间的边坡这一段放坡没有大的改变，仅仅是最后的绿化问题，完成以后就是一个斜坡面，表皮有绿化植被。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在原有基础上向上延伸建设外挡墙，建设高度与别墅地基持平应该是不行的，因为要建设必须要经过正规的勘察、设计，在监理的监管下进行施工，最后由相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因为在原来的外挡墙基础上继续向上建设外挡墙会增加荷载，影响相邻建筑的安全。如果没有进行勘察、设计就在原来的外挡墙基础上进行建设，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可能会导致整体的垮塌。 30.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证人证言 ⑴赵某4证实，我是××湾项目的地质勘察负责人，参与了整个勘察工作。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地勘后对边坡治理提出了要求。建外挡墙必须先地勘再治理设计，再施工。对垮塌外挡墙段，川西北只作了坡面治理说明，未作相关设计。该段外挡墙未进行专业地勘设计。 ⑵刘某2证实，外挡墙需要严格的勘查、设计、审查、施工许可后方能进行，外挡墙的修建材料、反滤层的设计、回填土方等均会影响外挡墙的安全，而垮塌的外挡墙未经上述程序，且无反滤层等。 31.相关单位及社区工作人员证言 ⑴杨某2证实，当时任职于城建局。××湾小区发生垮塌以后到现场发现垮塌的废墟上有一个木制凉亭。建设一个工程取得规划许可以后，找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地勘、设计，将设计出来的图纸报送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图审，图审完以后报送住建局，由住建局颁发施工许可证，才可以开始施工。施工过程中住建局下设的城建监察部门负责对施工环境、安全进行监督，住建局的质量监督管理站监督建筑质量，完工后要进行验收。 ⑵罗某证实，2014年7月份在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任城管办副主任，在外挡墙垮塌前，相关职能部门已发现安全隐患，要求新城公司整改。 ⑶段某证实，我在高新区居委会工作。外挡墙大概有11、12米高，在外挡墙上面靠××湾小区还有一个鱼塘，垮塌下来的混泥土将4组14幢的房屋砸烂了，外挡墙下面还埋了汽车和电瓶车。平时都要对社区进行检查，每次下大雨之后，都到垮塌的外挡墙的位置去查看，那个位置遇到下大雨，水根本都排不过来，水深的位置都齐膝盖，水就漫过外挡墙，从外挡墙的表面向下流，像瀑布。发现安全隐患，在××湾小区外挡墙垮塌之前，多次给新城公司发过关于外挡墙的整改通知，出事后也多次给新城公司发过整改通知。他们没有整改，社区没有对新城公司的强制处理的权利。 32.王某3证实，2011年左右购买的××湾别墅。在房屋后面的空地上载了两棵小的桂花树和两棵银杏树，修了一个小鱼池、一个木制凉亭，在房屋左手边安装有一个空调机房的配电室。这块空地本身就是一个私家花园，购房时，堆放了一些建筑垃圾，进场搭建的时候还专门进行了清理，拉了十多车出去，又拉了两车种土进行了回填。外挡墙垮塌的当时在下雨，第一时间就给邓光林打了电话的。房屋后面的整段堡坎都垮塌到别墅的基脚了，连带搭建的鱼池和凉亭都垮到了×业小区里面，当时埋了几辆车子。外挡墙垮塌之前，从来没有政府部门或者物业公司来检查违章建筑。 33.张某2证实，在××湾别墅的花园内，修建了一个凉亭，凉亭全用木质榫卯结构。别墅下的堡坎垮塌造成了下面小区的房屋和车辆受损。垮塌那段时间，连续降暴雨。总的来说，它的设计和施工不符合标准，根据倒塌堡坎的断面未发现钢筋混凝土结构。 34.王某4证实，新城公司修建××湾小区，租用了我的房子作为办公用房，但是一直没有付房租，找不到邓光林本人，就将邓光林在办公的所有资料全部用编织袋封装了，拉到自己公司里来了。大概有6、7个编织袋的资料，全部都封装好的。现在资料放在公司里面，有专人保管钥匙。印证公安机关扣押证据的来源。 35.辨认笔录 ⑴证人邓某对修建××湾小区外挡墙位置的辨认笔录、现场辨认照片、辨认说明，证实垮塌外挡墙由其修建。 ⑵证人叶某对中国重庆市设计院设计的绵阳高新区××湾项目外挡墙设计图进行辨认的笔录、辨认照片、辨认图纸，证实设计图纸上垮塌的这段外挡墙位置是设计的自然放坡而不是外挡墙。 ⑶证人朱某对设计图纸中外挡墙位置的辨认笔录、辨认图纸、辨认照片，证实从重庆设计院的设计图纸上看，垮塌的这段外挡墙位置设计的是自然放坡。 ⑷被告人王某对设计院设计图纸中外挡墙位置的辨认笔录，对其本人设计图纸的辨认笔录，相关辨认图纸、辨认照片，证实垮塌的这段外挡墙位置原设计的是自然放坡，被王某设计为外挡墙的情况。 ⑸被告人陶某对重庆设计院和王某设计的图纸分别辨认的笔录，对修建的外挡墙现场指认的指认笔录，相关图纸和照片，证实垮塌外挡墙由王某设计，由陶某负责修建，××湾小区50—1别墅就是设计图上的“联6#”别墅。 36.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房屋受损情况光盘和外挡墙重建情况光盘各一张，证实系变动现场，现场外挡墙情况，砸毁房屋情况。 37.鉴定意见 ⑴绵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鉴定聘请书、《绵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关于涉案绵阳市高新区××北路共计15处非成套住宅、成套住宅用房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受损房屋如果恢复重建以商品房开发评估价值人民币343.85万元。 ⑵高新区普明办事处关于半山南湾堡坎垮塌抢险救灾工程建设相关情况的说明，证实自2014年7月至2017年10月，办事处共向第14栋房屋受灾人员发放生活、租房补助经费共计人民币90.816万元。 38.社会调查评估函、调查评估意见书、调查笔录、分值表，证实社区矫正机关对被告人陶某、王某的评估情况。 39.上诉人邓光林的辩护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会议纪要，证实双方协商的情况。 40.被告人供述 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供述，我任新城公司董事长，也是股东。新城公司日常实行的总经理负责制，日常的经营管理是陶某2在负责。董事会主要是审定项目的方案图纸。如果项目上确实存在一些大的改动，那就需要设计公司的重新设计，一些不影响工程施工比较小的问题，董事会下面的部门都可以决定，不需要报我同意。××湾小区分一、二期。英国皇家设计公司设计了××湾小区方案图（房屋样式、风格、高度、绿化、景观、道路布局），重庆设计院设计整个工程的施工图纸（房屋、绿化、景观的修建施工图），后将施工设计图报建设部门、规划部门等单位审核合格后，建设部门发施工许可证，公司找到施工单位（东×公司），签订承建合同，聘请监理公司对工程项目进行监理。边坡治理在发包范围内，东×公司发包给了陶某，陶某是东×公司派的项目经理。不知道陶某是怎么拿到××湾小区的项目工程。××湾小区的外挡墙垮过两次，第一次垮塌后，业主自己修复的，第二次垮塌是在第一次一年之后，造成房屋损毁，这段外挡墙分三部分，最下面是以前×发公司修建的堡坎，有一部分外挡墙是陶某修建的，最顶端是业主加修的。不知道陶某修建外挡墙有没有设计图纸。不晓得修建外挡墙需不需要相关设计单位的设计。出于美观、安全的角度，就可以修建外挡墙。 不知道陶某修建的垮塌的外挡墙是谁安排的，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地方该修，这是新增项目。修建的依据是看到斜坡上的土要滑，就是为了挡一下，也因为看起来美观。重庆设计院本来就没有设计联排别墅6号楼外斜坡。王某怎么到新城公司的不知道，他在公司具体负责什么也不知道。××湾小区的外挡墙一部分是设计公司设计的，一部分是公司自己做的。不知道新增外挡墙是谁在负责、谁设计。 ⑵原审被告人陶某供述，证实当时去找到新城公司的老总邓光林，请他给分点工程做，他就说可以。就同意拿××湾一期联排的1幢到8幢土建的主体工程让我做，然后喊我去挂靠在东×公司名下的，当时××湾的全部工程都是由东×公司在承建。2014年7月10××湾一期联排6幢及8幢之间的垮塌护坡是我负责修建，这段护坡都没有与东×公司、新城公司签合同，只是有一次邓光林在工地上来视察的时候，他喊顺便一起把这段护坡也修了，我当时就同意了，后来我去找的新城公司工程部朱某。朱某就是负责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他是负总责的。王某负责技术，在修护坡的时候，他给画的草图，他还要看修护坡的材料是否合格。有监理员在工地上看过，但是没有提出整改。修这段护坡是按照王某提供的设计草图来修的，设计草图我没有认真看过；当时是罗某在按照这个草图组织工人进行修建，护坡修完后，还是新城公司的人来收了方。按照收方的量按市场价格进行了结算，一共是17万左右，工程费用由新城公司打到东×公司帐上，我通过东×公司拿的钱，还要给东×公司交纳管理费用。 建筑工人是罗某帮忙推荐的，有邓某等人，大约八九个人。砂浆（砼）的设计配合比图纸上面有，没有制作砂浆（砼）试件，因为制作了也没有地方进行检测。这一段外挡墙设置除了水管应该没有其它排水设施。这一段外挡墙墙背没有设置反滤层。整个外挡墙建成以后高约七米，加上原有的外挡墙整体高十多米，长约五六十米，外挡墙的顶部形成一个斜坡。修建期间的降雨较多。没有收到监理单位的相关通知。这一段外挡墙垮塌是2014年7月。造成下面的一栋房子墙体严重损坏。 ⑶原审被告人王某供述，证实从2008年到新城公司，担任××湾项目工程部的高级工程师，负责总图施工的。××湾护坡垮塌的位置就在××湾一期联别墅的6栋到8栋之间。这段堡坎是陶某在修建，要么是朱某安排，要么是邓光林安排。在自然放坡。在修建的时候，是邓光林安排我画的这段堡坎的设计图。当时邓光林安排我细化设计整个××湾项目所有的堡坎图纸，所以除了几条大堡坎外，剩下的小堡坎都是由我细化设计的。我没有设计堡坎的资质，当时向邓光林说明没有设计的资质，邓光林说听他的，只管设计就行了。按正规应该是找有设计资质的设计公司来设计，然后报备再施工。我认为设计和修建都没有问题，但主要是因为大水冲刷，这段堡坎在周围地势中是最低的，周围的水汇集起来都冲向这段堡坎，所以这段堡坎被冲垮了。设计的当时还安了泄水管，考虑了流水的要求，没有考虑大水冲刷堡坎导致的后果。 41.二审质证的证据 ⑴被告人讯问笔录 ①邓光林讯问笔录。2019年9月9日，出庭检察员讯问邓光林取得。邓光林供述，涉案挡土墙属附属工程无须设计，该工程未设计报建。设计上是自然放坡，总经理班子认为不安全，所以由东×的陶某施工修建，与我们无关，具体情况有工程部把关。王某是我公司的设计师，陶某无权要求王某画图。这段挡土墙原先垮过是业主恢复了的，2014年7月再次垮塌街道办找到我让我公司恢复，市领导还让我申请费用赈灾考虑到责任问题没有申请。市住建局对东×、新城、监理公司分别作了处罚，但无人履行。邓光林此次供述与在案供述基本一致。 ②王某讯问笔录。2019年9月18日出庭检察员讯问取得。王某供述，我是2007年到2012年禹某请我到新城公司的，主要管图纸，包括堡坎、定位放线等。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不上诉。原设计图纸上没有涉案堡坎具体尺寸，无法施工。邓光林要求要修堡坎，工程部的朱某安排我和陶某春联系画图。我给邓光林和朱某都说过自己没有资质画图，他们表示没得事我才画了图。涉案堡坎最下面是×业公司修了一段，我们退后1—3米自己挖的基础修的堡坎。垮塌的直接诱因是暴雨，排水井建在填土上未采取措施、沉降致管线拉裂、填土膨胀、业主附属建筑等也是原因。设计施工没有资质该堡坎违法。王某的此次供述与在案供述主要内容一致。 ③陶某讯问笔录。2019年9月16日出庭检察员讯问取得。陶某供述，自己对一审判决事实和量刑没有异议，已经缴纳了罚金。我和邓光林私交很好也一直在合作，2007年得到××湾项目信息时，邓光林已经和东×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缴纳保证金挂靠了东×公司修建了1—8号房建。垮塌堡坎是邓光林要我修建的，原始施工图没有。邓光林说了后我安排罗某去工程部找朱某、王某拿的图纸然后施工。修堡坎没有签合同，钱付给东×公司再给我转账结算，共计26万元。修建时下面有一段堡坎约6米高，我们修了7、8米高50多米长，后面业主又修了1米多。我是按图纸施工，垮塌原因很多，原设计是自然放坡，不应该建堡坎。业主加建、乱搭乱建、特大暴雨也是原因。该段堡坎应该按正规程序进行。垮塌后，邓光林给我说过政府部门找过，但我没有去。是否处罚具体情况不知道。我是挂靠东×公司，个人没有相关资质。陶某的此次供述与在案供述主要内容一致。 ⑵证人证言 ①朱某询问笔录。2019年9月16日出庭检察员询问取得。朱某证实，2007年9月到2012年7月，我负责××湾房建和隐蔽工程，××湾项目主要是邓光林、禹某说了算。该项目符合规定。涉案垮塌堡坎是挂靠东×公司的陶某修建，没有合同，按照王某手绘设计图施工，工程结款25万。陶某是邓光林喊过来的，长期在邓光林手下做工程，私下关系很好。垮塌堡坎没有走正规程序，原有一段×业公司修建的约6米高左右堡坎，新城公司在原有基础上退后2米，按邓光林指示、王某的画图、陶某修建，后面业主又加了1米多。垮塌堡坎原图纸是自然放坡，邓光林为了增加私家花园面积好卖，亲自通知王某到现场、设计、画图。这个堡坎邓光林在负责，款直接由新城公司转到陶某账上。堡坎垮塌主要是新城公司修的堡坎对×业修的堡坎有较大压力，业主又乱搭乱建，加上暴雨，被水冲垮。最终以权威部门鉴定为准。朱某的陈述和在案证词基本一致，并对在案陈述作了进一步补充。 ②陶某2询问笔录。2019年9月17日出庭检察员询问取得。陶某2证实，自己于2006年至2011年5月被邓光林和禹某聘为新城公司执行总经理。自己是堡坎垮塌半年后回绵阳才知道的，原设计是自然放坡没有堡坎，为了房子好卖，邓光林现场决定在×业公司堡坎基础上退后2米，由正在那一带修房子的陶某加了50多米长7—8米高的堡坎。按照业内规矩，原图纸没有的应该找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勘察、报规报建。自己是联合调查组调查时才知道该段堡坎是三无工程。陶某2的此次陈述是对在案陈述的补充和细化。 ⑶书证 ①绵阳高新区安全生产办（以下简称安办）提供的《绵阳高新区“××湾”小区挡墙垮塌建设工程质量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报告)及其附件。该报告由侦查机关依法调取，高新区安办提供。报告概述了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调查处理情况、联合调查组组成情况、事故项目参建单位及情况、行政审批情况、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以及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等。报告指出，涉案堡坎属无地勘、无设计、无施工图、无质量验收的违法建设工程，工程质量无法保障，新城公司忽视安全隐患存在直接责任，暴雨是堡坎垮塌的客观原因。堡坎工程违法建设和施工质量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是造成此次垮塌事故的主要原因。涉案垮塌事故是一起违法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新城公司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鉴于其行为已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报告在二审中当庭出示，抗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②高新区工委、管委会绵高工委纪要［2014］12号纪要，证实案发后政府应急处置相关安排，决定成立由安委办负责，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城建局、房管分局、市国土局城西新区分局、市规划局新区规划分局、普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配合的联合调查组，对××湾堡坎垮塌事故进行详细调查，查明原因并形成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③市群工局、信访局信访处理签及其附件，证实涉案堡坎垮塌后，×业小区第18栋及相邻两栋住户信访反映诉求，要求政府解决有关安置、处置、重建等问题。 ④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湾堡坎垮塌事故情况说明、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函及绵住建罚[2016]勘设第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半山南湾堡坎垮塌后，高新区相关主管部门依职责立案进行了事故原因、责任调查并对新城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但新城公司未履行。新城公司是事故的责任主体，已于2017年3月31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其合法性已当庭确认。上述证据与在案证据能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涉案事实，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检察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形成证据锁链，涉案新城公司的三无挡土墙垮塌造成事故，本案中高新区安办根据政府授权作出的联合调查报告,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主次责任的依据。本案造成500万元以上的损失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垮塌的主要原因是被告单位新城公司违反建筑法，王某无资质绘图设计，陶某无资质施工，有关单位和部门多次发出整改报告，但新城公司违法施工，严重降低工程质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新城公司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后果的产生系多因一果的认定不正确，三无挡墙的存在是发生事件的最主要原因，一审法院没有认定邓光林承担主要责任错误，整个后果的出现产生都是新城公司修建挡墙导致的，造成的损失有物价鉴定，抢险救灾的损失远远超出500万元，因此对邓光林量刑应该在5—10年之间。原判第四项对新城公司没有处罚，没有对新城公司是否犯罪作出评判。法条的表述前面应该对新城公司的定罪作认定，新城公司应该够罪。 出庭检察员认为，案涉堡坎在××湾原始设计中为“自然放坡”,不宜作其他建筑或构筑物。邓光林及其辩护人一直想将该案涉堡坎辩解为附属工程,无需招投标,无需设计、地勘、签订合同,混淆护坡和堡坎(或者挡土墙)的性质。该处垮塌堡坎高约7米,长约50—60米,属于典型的高堡坎,涉及结构、安全、稳定和防滑等多项专业指标,如有变更,必须重新设计、勘察、招标、报规报建。辩护人认为该堡坎发生在新城公司和东×公司的合同之内,不是三无工程。新城公司和东×公司签订总承包协议中,工程内容包括“××湾”施工范围之内所有土地、装饰、水电安装工程及符合资质的附属工程。××湾建设工程总承包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具体承包范围另行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在具体施工合同中,1—8号别墅施工内容只有房建施工,没有挡土墙施工。附属合同第二页第一条明确“××湾项目二期附属(挡土墙、护坡工程除外)。以上证据显示,东×公司的总合同和具体施工合同中均不包括该案涉堡坎。案涉堡坎验收、付款以及审计,只解决了堡坎工程值多少钱的问题,没有解决能不能做,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东×公司支付案涉堡坎的工程费用问题,是在新城公司2011年10月27日和11月5日,两次出具了承诺书的前提下，即××湾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结算书及东×公司工程款支付,引起的责任和后果均由新城公司和全体股东承担。故案涉堡坎必须重新设计、勘察、招投标、报规报建,且不在东×公司合同之内。上诉人称涉案事故责任划分不明,处罚无据。本案罪名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单位犯罪,单位构成犯罪才能处罚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罚中的终结报告是住建局的内部报告,没有法律效力。对四个被处罚人不是终局性的处理决定,终局性的行政处罚只处罚了新城公司,且系公告送达,未执行。行政处罚和刑事案件中的处罚依据和法律性质完全不一样,不能混淆二者的法律关系。更不能以行政机关内部报告中的东×公司处罚金额大就简单等同于新城公司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小。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辩护人认为东×公司应该作为责任主体。由于东×公司和新城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不包括挡土墙，挡土墙的修建方案是临时决定的，东×公司对挡土墙的设计不应该承担责任，监理公司也不应当对挡土墙承担监理责任。邓光林是直接责任人，修建挡土墙的决策人是邓光林。 对于多因一果的问题。出庭检察员认为，上诉人以案涉垮塌堡坎有×业公司底部堡坎、上部业主违章搭建、天降暴雨等原因,就是不愿意承认中段自建“三无”堡坎的原因。首先,底部堡坎的因素在重庆设计院的设计中,已充分考虑,基于已建堡坎和当时的地质地貌,认为只能自然放坡。其次,业主违章搭建,增加了荷载,不是刑事法律应调整的社会关系。第三,天降暴雨只是诱发因素。第四,中段自建三无堡坎,涉及安全、结构、稳定、防滑,本身不通过设计、地勘、招投标以及报规报建就是违法行为,严重降低工程质量的行为。第五，四川省三达建设工程质置检测鉴定有限公司根据现场作出鉴定结论,大雨导致地基湿软,承受力下降。脆性材料抗拉性差,施工工艺有缺陷,设计,地勘缺失。第六,垮塌后应急抢险,通过设计、地勘,由四川909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湾垮塌堡坎抢险救灾工程及后期挡墙维修加固工程,送审价4495100元,审结价2832820元,造价远高于被告人邓光林决定,被告人陶某施工的挡土墙26万的结算价。综上，应支持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改判。 上诉人邓光林的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邓光林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应通过民事及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假如邓光林构成犯罪,建议对其判处缓刑。其理由，一是一审法院认定邓光林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且作用大于其他被告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涉垮塌堡坎由三部分构成，最上面是业主王某2修建,中间是新城公司发包给东×公司修建,最下面系×发公司修建,三部分挡墙全部垮塌。这三部分对事故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各自担责比例等没有进行专业的鉴定,无法查清事故的真正原因；安办提供的联合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证明新城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且为主要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虽然公诉机关提交了四川省三达建设工程质量鉴定有限公司《事故专项鉴定报告》,但在庭前会议上明确表示不把《事故专项鉴定报告》作为证据,开庭时亦没有出示,一审法院也未采纳。本案只有安办提供的联合调查报告,没有聘请专业机构进行任何鉴定,该报告并未对事故发生原因充分调查和论证,没有展示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按照《最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第六条的规定，要结合其他证据,才可作为认定的依据。新城公司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国家规定,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降低了工程质量标准。该报告与《四川省建设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以下简称调查终结报告）相矛盾。从调查终结报告对新城公司、东×公司、×代监理公司、蒋某2的处罚可以看出,东×公司的责任最大，该报告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邓光林将挡墙工程“交给没有建设施工资质的项目经理修建”系事实认定错误,堡坎系新城公司发包给东×公司修建而非陶某个人,陶某修建案涉堡坎并非个人行为而系职务行为。该护坡工程属于附属工程,××湾项目6—8＃连排别墅靠×业小区的堡坎属于设计变更增加,自然在总承包范围内,而该堡坎又在××湾项目第十二合同段施工场地内,该合同段是东×公司陶某项目部承包,该范围内新增堡坎当然应该由陶某项目部施工。陶某系东×公司派出的项目经理,东×公司与陶某签订的是《内部承包合同》,且东×公司向新城公司出具了任命陶某为项目经理的通知，东×公司知道该段堡坎的修建后并未向新城公司发函拒绝,而是允许其项目经理陶某继续修建,并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等文件上盖章,其工作人员唐靖在案涉堡坎《建筑工程隐蔽检查记录》上签字,尽管东×公司就案涉堡坎并未与新城公司单独签订合同,但是通过其行为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将原合同的工程范围扩至案涉堡坎，且案涉堡坎工程款系通过东×公司支付给陶某,东×公司提取了管理费。故不存在另外发包和再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的说法,也更不存在邓光林个人私自发包给陶某个人的说法；调查终结报告认定的违法事实“东×公司在对上述四处堡坎工程施工时,无图施工,仅按照新城公司提供的施工草图和建设单位工程部负责人朱某凭工作经验现场指导进行护坡堡坎施工,施工结束后未进行质量验收。系未按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和处罚“㈠对新城公司罚款人民币50万元。㈡对东×公司罚款人民币836万元整，责令返工、修理并赔偿因堡坎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㈢对×代监理公司罚款人民币30万元。㈣对蒋某2（项目总监）停止执业1年”。从处罚比例可看出东×公司的责任明显大于新城公司。无论是安办提供的联合调查报告还是调查终结报告明确的事故责任主体都是东×公司,本案遗漏重要责任主体东×公司，显然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司法裁判原则；一审法院认定“监理单位针对该工程无地勘、无设计资质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建设单位仍拒绝整改”系认定事实错误。新城公司和×代监理公司签订的《四川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明确约定监理范围包括“本工程设计阶段及场平（土石方开挖回填、堡坎、护坡、道路、管网等）”,案涉工程属于监理范围。2009年5月9日、6月3日《监理工程师通知单》没有新城公司、东×公司的签字和盖章。2Ｏ08年5月8日现代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总监理工程师的函》将该项目监理工程师由胥某更换为蒋某2,但这两份《监理工程师通知单》的起草人和监理工程师仍然是胥某，这两份《监理工程师通知单》不具有真实性。按照《建筑法》《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等规定，监理单位应及时签发监理通知单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但×代监理公司并未履行该法定义务，故本案遗漏了另一重要的责任主体×代监理公司。二是邓光林缺乏主观罪过,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邓光林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降低工程质量标准”不可能是其能预料到的结果。修建堡坎是为了安全而非增加花园面积，新城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赠送多少花园面积。当时设计公司并无驻场代表,设计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尤其是案涉堡坎地段,房屋主体建好后发现地基裸露在外,如果不修挡墙保护,地基很容易风化、侵蚀,严重威胁房屋主体安全。而且该处地势陡峭、水土容易流失,需要修建堡坎。从堡坎垮塌后政府出面将堡坎予以恢复也可看出修建堡坎的必要性；一审法院认定邓光林安排陶某修建堡坎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认定只有陶某的供述,陶某与邓光林存在利害关系,没有相应证据印证，其供述的真实性存疑。没有证据证明邓光林叫王某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绘图，王某二审当庭供述是朱某叫他画图。王某系新城公司项目部高级工程师,当然知晓相关专业知识和规定,如果邓光林叫绘图,肯定相信其专业能力,相信其设计符合工程质量规定,不可能向王某提出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具体的绘图、技术参数是王某制定，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明确告知过邓光林自己设计的图纸降低了工程质量标准。王某虽没有设计资格,但具有实际的设计技能和设计经验,从×业小区和本小区设计的其他堡坎没有垮塌现象出现就是最好的检验标准和例证,证明堡坎垮塌与无资质设计无直接原因。该处修建堡坎的设计工作任务是工程部部长安排的，邓光林本人不知情也不需要了解，邓光林并没有审查或修改王某的设计图纸,而是工程部直接交给施工单位施工。施工验收、结算也是工程部、预算部直接负责,新城房产以及邓光林本人不存在降低施工质量标准和降低工程造价成本的任何指令或做法。综上,新城公司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国家规定,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邓光林的行为降低了工程质量标准。三是一审认定本案造成的“房屋受损加修建该项抢险救灾工程等直接经济损失达627万余元”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绵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关于涉案绵阳市高新区共计15处非成套住宅、成套住宅用房的价格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方法不具有科学性,鉴定意见不能成立。绵阳市物价局认证中心及工作人员尚中华、陈淼均不具有法定鉴定资质，该鉴定意见书引用《国家发改委价格认定规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而本次鉴定的基准日为2014年7月10日。其中“鉴定对象市场背景分析”涵盖至2017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背景分析已远超鉴定基准日。该鉴定采用的是成本法,具体采用的是商品房开发的成本进行,但是该小区实际上是×发公司将住宅地使用权转让给李某1等个人,再由个人出资修建,该处房产已经交过相关税费,拿到产权证,不存在鉴定报告中的“开发过程中的税费”“管理费用”“开发利润”等费用。此外,该小区只是地面以上部分建筑物损毁,其损毁部分可以部分加固、部分拆除重建,加固和重建的费用应该通过施工图预算来认定而非评估认定。如果采用施工图预算确定（根据投标下浮后的造价）,其造价有可能在150万元以下。因此该鉴定报告中2306元／㎡的价格明显过高。该报告结论损失为283.282万元不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且该报告并非侦查机关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而是本案利害人普明街道办报送给绵阳高新区审计中心进行的审计,属于利害关系人自已证明自已用了多少钱,不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该报告的附件“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中的工程项目总价表、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均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真实性存疑。该报告没有相关鉴定人员的签字,不能确保鉴定意见的真实性；××湾堡坎垮塌应急抢险救灾工程结算审定283.282万元，并非全部是垮塌堡坎本身的工程造价（损失）。该工程结算为崩塌（危岩治理）、滑坡（滑坡治理）、脚手架、设计变更、间接费用等五个部分组成。其中崩塌（危岩治理）直接费用784452元,滑坡（滑坡治理）直接费用1543904元（其中抗滑挡墙直接费用185569元）,剩下的就是其它部分。单纯的堡坎恢复部分的总费用不会超过30万元，该报告实际涵盖了其他堡坎和山坡治理,不仅仅是案涉堡坎,这部分不属于本案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果重庆设计院将本应有堡坎的部位漏设计了,就不应该恢复该段堡坎,恢复堡坎是购房业主受益,这部分费用应由业主承担。四是假如邓光林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但其作用显然小于其他被告人，原审量刑明显过重。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是邓光林安排、决定王某降低工程质量标准进行设计,不能认定邓光林的作用大于王某。××湾项目的所有工程项目发包合同的起草、审查、签字、盖章都是由新城公司总经理陶某2负责。整个××湾项目的规划设计是由新城公司的副总赵某2负责，王某无资质设计堡坎赵某2是知情的,王某的设计实际是一种深化设计行为。由谁设计是属于工程部部长和负责设计的赵某2应该作的决定而非邓光林的职责。施工方东×公司（或陶某）的责任明显大于新城公司，现有证据查明施工质量确有问题,如砂浆不饱和、石块不均匀、没有试块等，且从调查终结报告对东×公司、×代监理公司、蒋某2的处罚可以看出,东×公司的责任最大，承建方东×公司亦构成犯罪,但本案并未追究东×公司的刑事责任。五是本案不适用从重情节，公诉机关在刑事抗诉书中认为应对邓光林从重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抗诉书所谓的2Ｏ14年5月5日的整改通知,并未在卷和一审判决书罗列。只有一份2013年7月4日的整改通知有程益的签字,其它的整改通知并无新城公司人员签字,无法证明新城公司收到整改通知。从调查终结报告的处罚可看出相关部门要求东×公司“反工、修理,并赔偿因堡坎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只是对新城公司进行罚款,整改义务人并非新城公司。六是邓光林愿意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积极挽回损失。本案发生以后,邓光林通过朋友及家属积极与政府及房屋受损者协商,希望早日回归社会便于开展资金筹集、修复重建等工作。本案并非故意犯罪,并无人员伤亡,希望对其判处缓刑。 原审被告人陶某认为，自己只做了垮塌堡坎的中间部分，上面还有业主乱打乱建的凉亭、鱼池等，破坏了管网，雨水都灌入了堡坎。因为自己只做了一部分堡坎，所以只要20多万元，政府抢险加固包括其他部分的堡坎，280余万元不能都算在我们头上。一审判决对自己的处理有点重。 陶某的辩护人认为一审已经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陶某本人也没有上诉。陶某是项目管理人只是负责采购，涉案责任和主观恶意小，具有法定从轻情节，承担的责任也应轻一些。 原审被告人王某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没有上诉，也没有什么说的。 本院认为，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湾涉案外挡墙工程建设中，在没有地勘报告、正规设计施工图的情况下，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作为建设单位新城公司的董事长，将工程交给没有建设施工资质的原审被告人陶某修建；原审被告人王某在没有设计资质的情况下，接受新城公司的安排，违规设计外挡墙施工图纸；原审被告人陶某作为建设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明知外挡墙工程没有进行地勘、无正规设计图纸，仍然接受建设单位的董事长上诉人邓光林的安排，违规修建外挡墙工程。在监理单位针对该工程无地勘、无设计资质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后，建设单位新城公司及各被告人仍继续建设。外挡墙建成后，由于在实际设计、施工过程中对边坡的处理以及施工工艺等存在先天缺陷，在连续大雨等诱因影响下，导致外挡墙地基湿软，承受力下降。2014年7月10日，××湾联排6—8#别墅之间违法建设的外挡墙垮塌，造成绵阳高新区×北路×段4—14幢1至6层共计15处非成套住宅、成套住宅毁损。经鉴定，该幢楼房为Du级危房，建议撤除。外挡墙垮塌事故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3.098万元。上诉人邓光林作为新城公司涉案外挡墙违法建设的直接责任人，应对此次事故负主要责任；原审被告人陶某是新城公司涉案外挡墙建设具体施工的直接责任人，原审被告人王某作为涉案外挡墙设计图纸的直接责任人，对此次事故负次要责任。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原审被告人陶某、王某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均应依法惩处。 针对抗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安办的联合调查报告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 2017年12月22日，侦查机关依法调取了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安办）《绵阳高新区“××湾”小区挡墙垮塌建设工程质量事故调查报告》（简称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为2014年7月14日涉案堡坎垮塌事故发生后，中共绵阳高新区工委、绵阳高新区管委会专题会议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堡坎垮塌原因及责任进行调查后形成。报告概述了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调查处理情况、联合调查组组成情况、事故项目参建单位及情况、行政审批情况、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以及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等。报告指出，涉案堡坎属无地勘、无设计、无施工图、无质量验收的违法建设工程，工程质量无法保障，新城公司忽视安全隐患存在直接责任，暴雨是堡坎垮塌的客观原因。堡坎工程违法建设和施工质量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是造成此次垮塌事故的主要原因。涉案垮塌事故是一起违法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新城公司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鉴于其行为已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报告在二审中当庭出示，抗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该报告涉及的案件事实和结论，还有联合调查报告附件、绵城规复[2006]27号文件《绵阳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关于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湾”设计方案的批复》、重庆设计院设计图图纸,东×公司关于××湾各项目工程款对账清单、关于××湾项目工程相关问题的回复、合同评审报告、××湾建设工程总承包协议、××湾房建工程内部责任承包合同、《关于“××湾项目”未施工外挡墙、护坡工程的情况说明》,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湾”项目第十二合同段工程）、承包工程明细账、《关于“××湾”項目工程相关问题尽快进行磋商、解决的报告》,四川省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关于××湾—期监理费用支付情况说明,《×北路×段社区居委会关于地质灾害检查安全隐患报告》、整改通知、关于×业小区一组堡坎浸水、堡坎严重裂口重大安全隐患的报告、现场图片、绵阳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事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表，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院《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湾项目岩土工程详勘报告》《关于“××湾”项目岩土工程详勘报告的函》《绵阳市××湾不稳定斜坡调查报告》，绵阳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7.10专案有关问题的说明》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第六条“审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政府或者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对事故原因、损失大小、责任划分做出的调查认定,经庭审质证后,结合其他证据,可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之规定，出庭检察员关于联合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责任主次划分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信。联合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邓光林辩护人的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涉案堡坎垮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问题 上诉人邓光林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陶某认为，一审认定本案造成的房屋受损加修建该项抢险救灾工程等直接经济损失达627万余元，其中××湾堡坎垮塌应急抢险救灾工程结算审定283.282万元，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抗诉机关认为本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万元属于后果特别严重。经审理查明，××湾堡坎垮塌事故导致绵阳市高新区×北路×段4—14幢1—6层15处非成套住宅、成套住宅毁损，经鉴定为Du级危房。经物价部门以商品房开发标准鉴定，其评估价值为343.85万元；灾情发生后，国家直接用于修建该项抢险救灾工程款283.282万元；截止2018年8月2日，为安置受灾群众累计发放生活及住房等补贴99.816万元。原判认为，安置受灾群众支出为事故发生后的间接损失，不宜认定为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故原判认定直接经济损失为627.132万元。关于毁损15处非成套住宅、成套住宅的直接经济损失，物价部门鉴定价值为343.85万元。建筑物单价（每㎡）构成包括建安成本1300元、前期工程费用60元、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60元、开发过程税费142元、管理费用93.72元、投资利息49.67元、开发利润496.72元、销售税费及费用176.17元，考虑折旧因素，确定重置价为2306.93元/㎡。 本院认为，××湾堡坎垮塌应急抢险救灾工程结算审定283.282万元，案发后为安置受灾群众发放的生活及住房等补贴99.816万元，共计383.098万元，与涉案挡土墙垮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认定为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涉案被垮塌挡土墙冲击造成的绵阳市高新区×北路×段4—14幢1—6层15处非成套住宅、成套住宅毁损，经鉴定为Du级的危房，至今仍未撤除，重建费用尚未发生。且物价部门对涉案堡坎垮塌致房屋毁损的价值鉴定采用的是商品房开发成本法，鉴定单价中的前期工程费用（可行性研究、规划、勘测、设计及“六通一平”等前期费用）、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开发过程税费、投资利息、开发利润、销售税费及费用等是否必然发生没有证据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该价格鉴定意见书存在“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矛盾”的情形，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抗诉机关关于本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万元属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抗诉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邓光林及其辩护人该部分辩解辩护意见部分与查明的事实相符，这部分与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其他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3.上诉人邓光林对于涉案工程事故的责任问题 抗诉机关认为，本案证实上诉人邓光林对于工程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的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认定邓光林对工程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上诉人邓光林及其辩护人认为，从调查终结报告对新城公司、东×公司、×代监理公司、蒋某2的处罚比例可看出，东×公司的责任明显大于新城公司。本案漏诉了责任主体东×公司和×代监理公司。经查：2016年8月9日，绵阳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支队决定对涉案新城公司堡坎垮塌事故立案调查。2016年9月12日形成《四川省建设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终结报告》（简称调查终结报告），2016年10月11日向新城公司发出听证告知书。2016年12月22日，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绵住建罚[2016]勘设第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㈠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三十九条“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之规定，调查终结报告是行政机关调查工作结束后形成的内部工作文书，对外没有行政处罚的法律效力。决定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如前所述，安办的联合调查报告形成的结论意见是：涉案堡坎属无地勘、无设计、无施工图、无质量验收的违法建设工程，工程质量无法保障，新城公司忽视安全隐患存在直接责任，暴雨是堡坎垮塌的客观原因。堡坎工程违法建设和施工质量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是造成此次垮塌事故的主要原因。涉案垮塌事故是一起违法建设工程质量事故，新城公司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上诉人邓光林是新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堡坎工程违法建设的直接责任人，依法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抗诉机关的该项抗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邓光林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4.判项确认原审被告单位新城公司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问题 抗诉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单位犯罪,只处罚直接责任人。检察机关指控了新城公司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一审判决未对指控的原审被告单位新城公司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之规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而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本罪为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中，对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本罪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单位犯罪，从立法本义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本罪的刑事处罚对象是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抗诉机关的该项抗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在二审中主动缴纳赔偿款人民币120万元，量刑时应予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792刑初108号刑事判决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二、被告人陶某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王某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四、对被告单位绵阳高新区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予处罚”； 二、撤销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792刑初108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人邓光林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光林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月24日起至2022年1月2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桂 勇 审 判 员  孟 娟 审 判 员  王 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欢 书 记 员  董瑞雪 附：本案适用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七条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八十四条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 （二）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四）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五）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六）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是否矛盾；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无异议。 第八十五条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四）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五）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 （六）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 （七）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的； （九）违反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第二条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 第六条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七条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三)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二)具有本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同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并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或者同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 第六条审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政府或者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对事故原因、损失大小、责任划分做出的调查认定,经庭审质证后,结合其他证据,可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