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刑初63号公诉机关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梁水军（曾用名：梁梓豪），男，1977年12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公民身份号码441************515，汉族，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刑侦大队原大队长，住肇庆市端州区*****************。因本案于2018年11月20日被留置，2019年4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江门市看守所。辩护人滕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古励妍，广东七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梁水军犯受贿罪，由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以江检公刑诉【2019】59号起诉书，于2019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甄宏艺、胡灿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梁水军及其辩护人滕云、古励妍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9月，陈某湖（另案处理）打算收购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102”地块，但受到石牌村村民梁某文、梁某祥等人的反对。为了使收购顺利进行，陈某湖通过时任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局长李某锋（另案处理）帮忙，利用梁某文、梁某祥与他人多年前的经济纠纷问题来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随后，李某锋指示时任端州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的被告人梁水军所在的刑侦大队办理该案。同年9月21日，端州分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梁某文、梁某祥进行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两人刑事拘留。2017年9月底,因缺少梁某文、梁某祥等村民的反对，陈某湖顺利收购了上述地块。事后，为感谢被告人梁水军的帮助，陈某湖在肇庆市端州区京湖会所送给梁水军现金人民币10万元。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梁水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依法惩处。被告人梁水军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予以否认，并辩称办案人员对其有诱供、指供的行为。被告人梁水军的辩护人辩护提出，梁水军2019年2月15日的笔录不能排除受到指供、欺骗而做出有罪供述的可能，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对该笔录依法裁量予以排除，并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认定梁水军无罪。具体如下：（一）关于梁水军的供述问题。1.从梁水军被留置至被刑事拘留止，在135天的调查留置期间，梁水军自述共经历二十余次的审讯，但因在留置点的审讯没有提审记录，无法核实有关情况；后梁水军被转押在四会看守所38天，根据《提解证》显示共有七次提审，其中在2019年2月15日当天有三次提审，梁水军唯一的有罪供述是在该日第三次审讯中作出，其余6次审讯未见笔录。在上述二十余次审讯中，梁水军仅有一次有罪供述，其余审讯均做无罪辩解。2.在2月15日作出有罪供述之后，梁水军不再配合办案部门做有罪供述，并自书大量的无罪辩解材料提交给肇庆市监察委、肇庆市检察院；在肇庆市检察院、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审时，梁水军均做无罪辩解；在辩护人会见梁水军及庭审中，梁水军也做无罪辩解。综上，在本案所发生的审讯、过检、会见的三十余次场合中，梁水军只做过一次有罪供述，其余都是做无罪辩解。（二）关于2019年2月15日的审讯录像存在的问题。首先，梁水军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予以坚决否定；其次，《提解证》和2月15日的《讯问笔录》显示，梁水军于当日16:53分被提出监仓，18:50分才开始制作笔录和录像，19:55分制作笔录和录像结束，20:48分被送回监仓，对制作笔录之前、之后两时段的审讯，控方不能提供同步录音录像；再次，在两次庭前会议中，辩护人观看了2月15日的审讯录像，发现该录音录像没有全过程，而是选择性录制；在第一次观看审讯录像时，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第二次观看时，两名辩护人仍无法从头到尾听清审讯录像中双方对话的内容，根本无法对实际的对话内容和语意进行判断和甄别。最后，梁水军供述在2月15日审讯的光盘上有用笔签名，而辩护人留意到庭前会议播放的光盘正面是空白的，无任何自书字迹。（三）2019年2月15日的有罪供述不排除存在欺骗、指供、诱供的可能，辩护人对该笔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公诉人无法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应依法对该笔录裁量予以排除。1.选择性录制，没有全程，严重违法。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监察法》第41条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如上所述，在2月15日的第三次讯问中，没有全程录音录像，而是选择性录制。按照梁水军的辩解，在当天有罪笔录制作之前，调查人员一直在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认罪，并承诺可以取保候审或不起诉，还向其出示案件材料指出与案件有关的重要内容和细节。但因出现录音录像的空白期而无法核实，相关的否定性评价应该由调查部门承受，因全程录音录像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调查违反程序规定而没有全程录音录像，调查部门就要承担相关推定不利的后果，而不是对梁水军不利。2.审讯视频资料只有画面，不能甄别和判断对话的实际内容，该不利后果应由调查部门承担。如上所述，审讯录音录像没有声音，就不能清楚准确判断在审讯过程中调查人员是否诱供、指供和欺骗，因为诱供、指供和欺骗是靠言语表达出来，而非靠肢体动作，没有录音就排除不了这些疑点。此外，审讯视频资料画面显示，在调查人员打印出笔录后，梁水军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情绪激动、大力掷笔、不断摇头、低头发呆、不断述说的行为特征，整整20分钟，表现出的是一副不情愿签笔录的画面。其中，在19:25:40分，梁水军提到“好冤枉！”3.公诉方应该承担不能证实取证合法性的不利后果。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鉴于控方所提供的2月15日审讯录像没有全程、而是选择性录制，录音无法听清、不能判断实际对话内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认定公诉方无法对该次审讯笔录收集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因此不排除2月15日梁水军在受到欺骗、指供、诱供的情况下作虚假有罪供述的可能，且梁水军对该笔录的合法性一直提出质疑，应依法对该笔录裁量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而依据。（四）“判罚一个人有罪，需要充分的证据。”因本案的控方证据体系建立在言辞证据的基础之上，不可避免地造成控辩双方将争议的焦点放在口供和证词真伪问题的争议上。本案中，辩方申请行贿人陈某湖出庭与梁水军对质和接受辩护人盘问的请求无法实现；对梁水军提出调取相关时段“电话清单”的申请，调查部门没有进行调取。这是人为地挤压梁水军的辩护空间，侵犯梁水军辩护权之举。本案中，行贿人陈某湖供述是打电话约梁水军，并行贿涉案款项给梁水军。由此可见，“电话清单”是非常重要的客观证据，对证实有关事实的虚假、真伪具有极强的证明和排除意义。而事实上，收集这些证据是调查部门的工作职责，梁水军依法无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但对于客观证据调查部门不及时收集，不能将调查部门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强加给梁水军。事实上，本案还停留在“口供至上”的陈旧观念当中。录音录像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不仅能记录形象和讯问的场景，还能记录声音，不但是证明讯问合法性的证据，也是证明口供内容真实性和案件实体事实的有利证据，一旦无法通过录音录像证实笔录的合法性，就不排除梁水军受到引诱、欺骗而做出有罪供述的可能，对该口供就不应采信。综上所述，鉴于本案受贿事实争议极大，梁水军唯一一堂有罪供述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无充分证据证明梁水军受贿，应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判决梁水军无罪。在本案审理期间，梁水军的辩护人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梁水军的个人陈述意见；2.梁水军关于其在2019年2月15日作出供述的情况反映；3.调取证据申请书；4.梁水军的个人陈述意见。上述证据均是梁水军的个人陈述意见，反映其所作的有罪供述是在办案人员承诺取保候审等条件下做出的；第二组证据：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对梁水军的讯问笔录，该组证据是梁水军向办案人员反映其是在受到诱供、骗供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罪供述；第三组证据：律师会见笔录，该组证据是梁水军在其辩护人会见其时，梁水军反映受到诱供指供的情况；第四组证据：肇庆市公安局留置提讯提解证，反映2019年2月15日梁水军被提出监仓，但直至18:50分才开始制作笔录和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该次审讯室当天19:55分结束，但梁水军20:48分才被送回监仓；在当天的10:41分至12:50分、14:45分至16:35分梁水军两次被提审，但没有提交审讯笔录。第五组证据：肇庆市监察委、中共肇庆市纪委《关于梁水军申诉案的复审决定》，证实梁水军一直有向有关部门去申诉。上述证据意在证实2019年2月15日，梁水军是在受到诱供、指供的情况下才作出有罪供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庭审前，梁水军的辩护人申请调取梁水军在2019年2月15日16:53-20:48分（特别是18:50-19:55分）审讯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并申请证人陈某湖出庭与梁水军对质，及接受辩护人的盘问。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陈某湖（另案处理）打算收购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102”地块，但受到石牌村村民梁某文、梁某祥等人的反对。为了使收购顺利进行，陈某湖欲通过时任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局长李某锋（已起诉）帮忙，利用梁某文、梁某祥与他人多年前的经济纠纷问题来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随后，李某锋指示时任端州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的被告人梁水军所在的刑侦大队办理该案。同年9月21日，端州分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梁某文、梁某祥进行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两人刑事拘留。2017年9月底,因缺少梁某文、梁某祥等村民的反对，陈某湖顺利收购了上述地块。事后，为感谢梁水军的帮助，陈某湖在肇庆市端州区京湖会所送给梁水军现金人民币1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示证和质证的下列证据所证实：（一）书证1.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证实，肇庆市纪委监委决定对梁水军涉嫌受贿犯罪等问题立案审（调）查，及对梁水军采取留置措施的情况。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对梁水军办公室、小轿车、住宅等进行搜查及扣押相关物品的情况。3.到案经过证实，梁水军的归案情况。4.户籍信息查询、无犯罪记录证明、任职文件证实，梁水军的身份及任职情况。5.梁水军及其亲属的银行流水证实，相关账户的流水情况。6.复函证实，因案发超过6个月，无法提供梁水军电话号码136*****331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通话记录。（补充卷）7.其他证据，包括梁某文、梁某祥涉嫌敲诈勒索案的全案材料证实，该案的相关情况。8.肇庆市监察委员会《关于陈某湖情况说明的函》证实，陈某湖因犯罪现被关押的情况。（二）证人证言1.证人陈某湖的证言及自述材料证实，2017年，其想收购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102”地块，石牌村大部分村民都同意了其的收购方案，但以梁某文、梁某祥为首的一些村民不同意其的征收方案。为此，其曾私底下找人与梁某文、梁某祥协商，他们表示要另外补偿他们各600万元、1000万元才能同意。其不可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反对其收购土地，导致征地工作不能顺利开展。后其得知梁某文、梁某祥曾勒索陈某前13万元，其想如果在村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把他们抓起来，就不会影响其的收购工作。其与端州公安局长李某锋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其出面找李某锋帮忙，李某锋指定梁水军负责具体经办。2017年9月初，其找李某锋帮忙，请求他利用上述梁某文、梁某祥敲诈勒索陈某前的事把他们抓进看守所，以免影响其收购“102”地块。李某锋答应帮忙，并让其以邮寄的方式报案。其让人写了一封举报信邮寄到端州分局，以此作为报警方式。李某锋收到举报信后，把该举报信作为一个刑事案件交给刑侦大队处理，并由梁水军负责具体经办。后其约梁水军、陈某前到端州区知宝坊酒楼饮茶。梁水军如约到了知宝坊，并带了一名民警过来。期间，陈某前向梁水军以及民警讲述了他被梁某文、梁某祥敲诈勒索13万元的事情。梁水军他们很认真地听，并记录了下来。后梁水军就安排刑侦大队的人员向陈某前取证。梁某华曾帮梁某文、梁某祥向陈某前收取13万元，其劝说梁某华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其给了梁某华很多钱，梁某华同意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过了几天，其找到梁水军，把梁某华的电话交给梁水军，并让刑侦大队抓紧抓人。举报信寄之后，端州分局迟迟没有抓人，其非常着急，所以经常催促李某锋、梁水军，让他们尽快抓人。在其的催促之下，端州公安局刑侦大队在2017年9月22日把梁某文、梁某祥抓了。他们被抓后几天，石牌村召开了村民大会，大会上因为没有了梁某文、梁某祥的参与，没有村民提出反对，顺利通过了其收购“102”地块的方案。2017年9月下旬，端州分局把梁某文、梁某祥抓进了看守所后，其邀请梁水军到其的京湖会所饮茶，对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梁水军离开时，其送梁水军到他的车旁边，他驾驶什么车辆忘记了，印象中是驾驶一辆皮卡车。把一个黑色袋子放进了梁水军驾驶车辆的二排座位，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梁水军收下之后就离开了。因时间过了几年，送钱的过程很多细节问题都忘记了，但其送10万元给梁水军可以肯定。这10万元用黑色袋子包裹着，共一捆，10小沓，每沓100张，共1000张，都是百元大钞。其送给梁水军10万元，是为了感谢梁水军在其收购“102”地块时提供的帮忙，他帮助其在村民大会召开前把梁某文、梁某祥抓进看守所，使其收购“102”地块的过程没有村民提出反对。其送给梁水军的10万元，是送给他个人的，是其代表肇庆市好景经济实业有限公司送的。2.证人李某锋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陈某湖（绰号汕头荣，）邀请其到他位于肇庆市端州区仙女湖对面的办公室喝茶、聊天。期间，陈某湖说他想在石牌村的一块地搞开发，但有几个村民（梁某文、梁某祥等）不同意签名通过，开发土地需要90%以上村民同意，如果这几个村民不同意就不能顺利开发，想通过其的关系动员村民签名通过他的开发方案。其表示不好开展工作。2017年9月，陈某湖又邀请其到他的办公室喝茶、聊天，并对其说：“不同意签名的那几个村民曾因租地堵路而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可否处理（刑拘）他们？地块的承租人陈某前被村民梁某文、梁某祥等人勒索财物。”其说必须有受害人报案，公安机关才可以立案侦查，立案后查证属实方可抓人。报案的方式可以是现场报案、电话报案、邮寄报案等等。经过其等商议，陈某湖决定以邮寄方式报案，陈某湖安排人员写一封举报信寄给其。过了几天，其收到了关于此事的举报信，信中的内容与陈某湖说的内容差不多。其把举报信移交给刑侦大队长梁水军，让刑侦大队处理这件事。其当时跟梁水军说信上面反映的事情，是陈某湖让其等帮忙侦查的，信中提及的受害人是陈某前（原端州区红会主席），梁某文、梁某祥等几个人是不配合征地工作的村民，并让他们先找受害人了解情况。后梁水军组织刑侦大队的人员进行核查，并找了陈某前等人。当时梁水军向其汇报说陈某前不想报案处理，也不愿意配合工作，案件无法开展。其对梁水军说，再与陈某前做工作吧。后陈某湖又追问其案件的进展情况，其说陈某前不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工作，案件无办法办下去。陈某湖说他认识陈某前，可以做陈某前的工作。之后，其就把梁水军的电话给了陈某湖，让他做通陈某前的工作后自行与梁水军联系。之后，梁水军向其汇报说陈某前已经配合，笔录已经制作好了。其指示梁水军，继续开展下去，并收集第三方证据。梁某文、梁某祥到案后，否认他们有勒索财物的行为。后梁水军又向其汇报说已经找到了负责倾倒余泥堵路的人员，梁某文、梁某祥他们曾给了堵路的人辛苦费，但他没有要。其问梁水军现在怎样处理，梁水军说可以对梁某文、梁某祥刑拘。其又指示梁水军让刑侦大队与端州分局法制大队沟通，如果符合刑拘条件就拘留他们。后梁水军向其报告法制大队的意见：证据单薄，但可以先刑事拘留梁某文、梁某祥，刑拘以后继续收集证据。其对梁水军说再调取石牌村的账本查看租金的缴纳情况，以及陈某前支付给梁某文、梁某祥财物的去向，继续深入侦查。2017年9月，端州分局对梁某文、梁某祥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后来检察机关认为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决定不予批捕，端州区公安分局在对他们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刑侦大队就没有继续侦查该案件了。2017年10月左右，有一次梁水军打电话向其汇报说陈某湖给了10万元，给他作为辛苦费，问其如何处理这10万元。其让梁水军自己决定。其只知道陈某湖在2017年10月左右给梁水军的，至于准确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等都不知道。3.证人陈某前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朋友找其并说陈某湖有事想找其聊聊天，其听说过陈某湖的名字，但不认识陈某湖。后其跟朋友到了知宝坊后面停车场里面的一间房子，房间里有两个人在喝茶，其朋友介绍其中一名男子就是陈某湖。期间，陈某湖主动问其在石牌村租赁鱼塘被村民用黄泥堵塞路口，并花了13万元解决此事的经过，其就把该事的详细过程告诉了陈某湖，陈某湖听完后就建议其可以主动向公安部门反映。其表示该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其不想再去翻出来搞什么事情，另外当时是其主动提出来给钱梁某祥，请梁某祥帮忙解决该事，石牌村的村民没有任何人敲诈勒索过其。陈某湖听完后就有一些不太高兴，就明里暗里的威胁其，其看陈某湖说话的语气比较凶就有些害怕。因其知道陈某湖的背景和实力，不敢得罪他，所以其就答应了。其当时想最多就是向公安部门如实反映这件事的经过就可以了，绝对不会违心去指认他人对其实施敲诈勒索的。其跟陈某湖见面2、3天后，有一天一个警察突然打电话给其并说想了解一下其当时租赁鱼塘被勒索的事情，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其当时正在开会，其就说当时没空，他有什么事可以去问罗某民。大概又过了两天左右，陈某湖打电话给其并约其到他那里坐一下，还说有公安的人过来想了解一下那件事情，其按约到了知宝坊的一个房间喝茶，当时就陈某湖一个人在，并说警察过会儿就到了，并叮嘱其把情况当面说给警察听就行了。过了十多分钟，走进来两个公安干警，并向其出示了工作证件，其记得带队的一个警察姓梁。期间，两位警察询问其和梁某祥之间的事情经过，其就如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们，听到其讲了半天也没有说到被人敲诈勒索的事情，该两位警察就开始用引导其的方式问其被什么人勒索，为何被勒索等等。其担心会被警察误会还多次向他们强调，第一其没有指认其被任何人勒索过，第二其只是实事求是的反应该件事的整个过程。最后，梁警官说其反映的情况他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回去后他们会根据今天其讲的内容制作笔录，并拿出几张带有横线的空白A4纸，要其在上面页底的位置签字按指纹，由他们带回去制作笔录使用，其当时有些迟疑，但基于畏惧陈某湖以及对方又是公安警察，其就按照梁警官的要求在几张空白笔录纸上签了名字并按了指纹。其觉得两名警察和陈某湖是一伙的，之前应该已经串通好了，就是要其当面向他们举报梁某祥及梁某文勒索其这件事。其对其在端州公安分局所作笔录予以了指认，但笔录存在问题。该份笔录是其按照梁警官的要求先在空白的纸上签好字并按手印之后，再由他们把其签好字的空白纸张带回去制作的这份笔录，当时梁警官说等他们做好笔录后会拿给其看，并让其在看完之后补签名字确认。过了几天，有个人自称是公安人员的人打电话给其，并说有份笔录需要其补签名字，双方约好在星湖西提翠星路和西堤交界处见面，不久有两位警察开着一辆民用车到来，并让其上车，其上车后，一位警察将一份共五页内容的笔录交给其，要其在其中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补签名字，其当时没有详细看笔录内容就签了名并按了指印。这两位警察不是其之前所见过的梁警官及他的同事。4.证人梁某华的证言证实，2017年时，陈某湖打算以每亩280万元的价格收购102地块。其与梁某文、梁某祥为代表的家族的人认为收购价过低，过了几天，陈某湖打给其并用带有威胁的语气对其说其和梁某文、梁某祥三人不同意他收地，是不是想与他作对，并让其先去了解梁某文、梁某祥是什么意思，他给其等每人10多万元好处费。后其约梁某文、梁某祥见面，并问他们的意思，他们均表示价格太低，不同意。梁某祥、梁某文提出要多拿补偿才同意。过了几天，陈某湖让人把其用车拉到会所，其转达了梁某文、梁某祥的意思。陈某湖很凶地威胁其并说其等都有把柄在他手上，其等跟他作对就不用再肇庆街生活、工作了。后陈某湖对其说其等三人拿了陈某前的好处费，如果其聪明的话就将梁某文、梁某祥供出来，否则其也会坐几年牢，过几天他会安排警察找其问话，并让其说重一点，帮他做死他们，说梁某文、梁某祥敲诈勒索了陈某前10多万元。其就答应了，陈某湖还说只要其指死梁某文、梁某祥，其自己的事就不用说了，否则其也要去坐牢。2017年9月中旬，即召开村民大会前几天的傍晚，有一个自称是端州刑警队的警察打电话给其并说陈某前举报其收了他十几万元，还让其过去协助调查，当晚7点半其来到端州刑警队（湖滨派出所楼上），打电话的民警把其领到梁水军的办公室，梁水军支开那个民警后，对其说老板交代要其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说成是梁某文、梁某祥恐吓、勒索陈某前，其答应了。后双方又聊了几分钟，带其进来的民警就对其进行问话并做了笔录，问话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当时只记得在东门广场收取陈某前的钱，日期、时间和金额都不太记得。经过警察的提示，日期、时间和金额其都回忆起来了。其当时觉得办案的民警好像事先已经知道其收取了陈某前的钱的事，并引导其按照他的讲法去说。一个月后，其再次到端州刑警大队接受调查，梁水军对其说这两个人（指梁某文、梁某祥）不够料锄死他，其还有什么没说的，说得严重一点让他们坐监。梁水军的意思是现在还不够资料、证据让梁某文、梁某祥被判刑，问其还有什么资料、证据没有反映的，要求其再拿出证据、辞藻再严厉一点，令他们被判刑坐牢。随后，其重新做了一份笔录，但其称笔录上记载的内容与其所说的不一致。该笔录很多内容是事先准备好的，简单地问了其一些问题就打印出来让其签名，笔录上面的内容其随便看了一下就签名了。其辨认出了梁水军。5.证人梁某文的证言证实，其曾与梁某华、梁某祥一同收取陈某前12万元好处费，帮助陈某前协调与石牌村租地纠纷事宜。2017年，其、梁某祥均反对陈某湖低价收购“102地块”；同年9月21日晚，梁某华曾告知其，若其和梁某祥坚持不同意陈某湖收购“102地块”，则陈某湖会利用陈某前给予其、梁某祥好处费的事情，让公安部门处理其和梁某祥。当晚，其和梁某祥被电话传唤至端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后二人被以敲诈勒索罪立案，后其被取保候审。2018年12月7日或8日下午，梁某华找到其并说端州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陷害其和梁某祥敲诈勒索的事情，在刑警大队传唤其与梁某祥之前，在陈某湖的会所，陈某湖曾对他说过陈某湖会通过公安机关以敲诈勒索的名义将其与梁某祥关起来；梁某华又说端州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找他指证其与梁某祥勒索陈某前时，梁某华所签名的证人笔录是刑警大队梁大事先打印好，叫他去签名而已，办案民警根本没有对他进行询问。梁某华说当时梁水军还对他说：“老细吩咐的，不能不做”等等。6.证人梁某祥的证言证实，其介绍梁某华给陈某前，后梁某华帮助陈某前协调了陈某前与石牌村租地的事情，其从梁某文处收取了陈某前给予的4万元好处费。2017年，梁某文、其均反对陈某湖低价收购“102地块”；同年9月20日晚，梁某华曾告知其和梁某文，公安会找他们问话，后其和梁某祥被电话传唤至端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二人被以敲诈勒索罪立案。2017年10月，其和梁某祥被取保候审。2018年11月，梁某华找到梁某文称当时是陈某湖给了他很大压力，而且端州公安分局梁大队长要求梁某华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老板交代的事情要做好。7.证人梁某豪的证言证实，陈某湖收购“102地块”的过程。在2017年9月22日石牌村第一次村民大会前，其和梁某洪到陈某湖的京湖会所，陈某湖提及未能与梁某文、梁某祥谈妥征地签名事宜，并暗示要抓到梁某文、梁某祥把柄，以此与他们谈判。其与梁某洪就反映了梁某文、梁某祥涉嫌敲诈陈某前的事情。后梁某文、梁某祥就被立案调查了，因梁某文、梁某祥无法到场反对，102地块拍卖的事情顺利通过了村民大会。8.证人莫某带的证言证实，梁某文和梁某祥被端州公安分局传唤的当晚，陈某湖找其和梁某华到京湖会所，梁某华反映了其与梁某文、梁某祥曾经帮助陈某前处理与石牌村租地纠纷的事情，并收取了陈某前13万元。因陈某湖在收购“102地块”过程中遭到梁某文、梁某祥的反对，陈某湖就向其和梁某华核实梁某文、梁某祥收取陈某前钱款的事情，并想通过此事把梁某文、梁某祥以敲诈勒索罪抓起来，同时逼迫梁某华到公安机关作证举报梁某文、梁某祥，陈某湖还保证他已安排好，只要按照其说的做梁某华就不会有事。后梁某华被公安调查问话，梁某文、梁某祥被传唤立案并拘留。9.证人梁某洪的证言证实，其听说了梁某文、梁某祥、梁某华私下收取陈某前10万元好处费，帮助陈某前解决与石牌村的租地纠纷。2017年，因梁某文、梁某祥反对陈某湖收购“102地块”，陈某湖就利用二人曾收取陈某前好处费的事情，在幕后操纵，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了二人，使得村民大会通过同意拍卖102地块。10.证人梁某霞、关某华、唐某鹏、刘某品、白某强的证言共同证实，刑侦大队实行实报实销的财务制度，刑侦大队没有设立小金库，梁水军任职刑侦大队大队长期间，没有拿现金到刑侦大队入账或者保管。刑侦大队在2017年、2018年没有向上级、相关部门进行节日慰问。11.证人卢某泰的证言证实，其当时在刑侦大队五中队工作。2017年9月中旬，时任五中队队长的刘某品召集五中队人员开会，会上宣布局领导（李某锋）转批一宗敲诈勒索案（陈某前被敲诈勒索案）的线索（一封举报信）给刑侦大队，刑侦大队领导要求五中队办理该案。会后，各警员按照刘某品的指示进行取证，询问被害人陈某前、证人梁某华等，几天后即办理立案手续。后传唤梁某文、梁某祥到案，并进行了审讯。之后，该中队把该案件材料呈分局法制大队办理刑事拘留手续。期间，在立案前一天或者立案当天，刘某品在办公室对其说该案的报案材料已给法制大队审核过了，法制大队提出现有材料不符合立案条件，需要对笔录进行更改。之后，刘某品把一份陈某前的询问笔录交给其，并说原来的笔录的权利义务告知书是告知证人的，而陈某前是被害人，应当更正为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刘某品还说，法制大队提出疑问，为什么13年发生的事直到2017年才报案，要在笔录上加一个问题解释法制大队的疑问。刘某品给其的陈某前的笔录是5页，其按照刘某品的要求修改了原来的笔录，并把陈某前原来的笔录中的第1、5页抽出来，替换为其修改后的第1、5页笔录。当天19时许，其打电话约陈某前端州区星荷路与星湖西堤交界处见面，让陈某前在笔录第1、5页签名、按捺指模。之后，其把修改后的笔录交给了刘某品，没过几个小时，陈某前被敲诈勒索案就立案了。对梁某文、梁某祥刑拘二十多天后，该案呈端州区检察院批捕，但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对梁某文、梁某祥被取保候审后，案卷由其整理、保管，2018年8月至9月，梁水军曾借阅该案的档案资料。其还证实，2017年9月21日传话梁某祥、梁某文到刑侦大队办案区后，在审讯间隙，梁水军曾到办案区指导工作，并对其等说如果够条件就刑拘了梁某文、梁某军。12.证人李某雄的证言证实，其曾参与梁某祥、梁某文涉嫌敲诈勒索案的办理工作。该案的主办侦查员是刘某品，但刘某品安排卢某泰具体负责办理该案。其从来没有接触过陈某前，2017年9月20日陈某前询问笔录中的“李某雄”的名字是其的签名，但是事后补签的。其曾将讯问情况如实向刘某品进行了汇报，并说经过讯问不存在涉黑涉恶敲诈勒索，而是属于经济纠纷，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但刘某品说是领导吩咐往涉黑涉恶方向做的，其等只能照做。13.证人李某东的证言证实，其时任端州分局刑侦大队五中队副队长，其曾参与梁某祥、梁某文涉嫌敲诈勒索案，但参与的程度不深。其曾在询问梁某华的两份笔录上补签名字，但其没有参与询问。14.证人刘某品的证言证实，其时任端州分局刑侦大队五中队队长，曾经办了陈某前被敲诈勒索案。2017年9月17日上午，梁水军叫其到他办公室，并交给其一封信让其处理，是一封实名举报信（罗某民），举报信上有李某锋的批示，大概内容是请刑侦大队进行调查之类的。其说陈某前被勒索这事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取证会比较困难，但梁水军说是李某锋督办的案件，难做也要做，并让其抓紧时间办。之后，其回到五中队后将举报信交给了梁某毅，并让他将举报信录入警宗系统及联系举报人。第二天，梁某毅通过打举报信上的电话找到了实名举报人罗某民，其和梁某毅到约定的端州区翠星路石瑶小区1幢车库见到了罗某民，询问了一些问题，并由梁某毅记录手写了一份询问笔录，通过询问其等发现罗某民不是真正的举报人。经过其等进一步询问，罗某民才说实际的举报人是他姐夫，由于他姐夫是公职人员，所以他不肯说出他姐夫的姓名。之后，其将该情况向梁水军进行了汇报，但梁水军让其先回去，并让其抓紧时间办理该案，并说梁某文、梁某祥是维稳对象，政府现在急着征石牌村的土地，要在这个月底之前抓人（刑拘），不要让他们搞事到处上访。同年9月19日或9月20日中午，梁水军打电话问其是否有空陪他喝茶，其答应了。之后，梁水军开他的私家汉兰达搭其到锦绣莱茵小区旁边的知宝坊茶楼某房间时，里面已经有人在喝茶了，梁水军介绍陈某湖、陈某前给其认识。期间，陈某湖对陈某前说梁水军和其是公安刑警队的兄弟，有什么需要说的就直接跟其等说，不要有顾虑，其等会保密的。陈某湖说完后便示意其跟陈某前做笔录，其看了看梁水军说其没有带电脑、打印机等工具，做不了笔录，后陈某湖就叫服务员拿了一些空白的A4纸让其手写笔录，梁水军也同意。其写了几行字后觉得太花时间，就想让陈某前到其办公室做笔录，但陈某前表示刑侦大队人多口杂，他是公职人员不方便到其办公室。陈某湖就说让陈某前在空白A4纸上签名，到时其回单位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梁水军也说可以。其想陈某前始终是要到刑侦大队作辨认笔录的，就说其根据陈某前的口述回去打印好笔录再拿给陈某前签名，梁水军也表示可以。之后，其边用A4纸记录下了陈某前所说的内容，期间陈某前一直表示他是作证人的，只是来反映情况，其看他的表情似乎有所顾虑，不是很情愿的样子。记录完之后，其便现离开了，梁水军等人还在继续喝茶。其回到单位后根据手写的记录纸打印了一份陈某前的询问笔录（证人格式），手写的纸条扔进碎纸机碎掉了。当天傍晚，大约5、6点钟，其约陈某前在端州区西堤路V8酒吧门口见面，见面后陈某前看笔录并表示他只是来反映情况的，不要将矛头指向他。其就说他是举报人来举报情况，迟些还要找他过来配合做辨认笔录，陈某前就反复说不要再找他了，不要搞到好像以他为主那样。其看得出陈某前其实很不情愿反映这件事。陈某前签名捺手印后就走了，其向梁水军进行了汇报，梁水军就说行了，要抓紧时间抓人。后来其通过陈某前反映的手机号码找到了梁某华，并通知梁某华到刑侦大队。梁某华来到刑侦大队后先去了二楼梁水军的办公室，梁水军与他谈了一会儿，后梁水军才叫其带梁某华去做笔录，其问梁水军用什么笔录头做，梁水军说用询问证人的笔录头。后其带梁某华做笔录，期间梁某华不是很配合，不肯说出当时他将13万元交给梁某祥是有哪些人在场，也不肯说出哪些人用泥堵路等细节，其向梁水军进行了汇报。后梁水军让其将梁某华带回他的办公室，并让其在外边等。过了不久，梁水军与梁某华一起出来了，梁水军跟其说：“可以了，照做啦！”这次梁某华就很配合地做了笔录，后其问梁某华是嫌疑人，为什么不用讯问笔录头，梁水军说梁某华现在是污点证人指证他人的，先当证人做笔录，到嫌疑人呈捕时，如果检察院认为需要处理再说。之后，其召集五中队的李某东、梁某毅、卢某泰、等人开抓捕行动前部署会议，其介绍了该案的背景，并提及该案是李某锋亲自交办督办的案件，近期政府要征地，涉及到村匪恶霸，梁某文、梁某祥是维稳对象，要将他们抓捕归案，不要让他们搞事，刚好也是其等扫黑除恶的任务。在抓捕前，梁水军指示可以先电话通知梁某文、梁某祥过来，若不配合再进石牌村进行抓捕。其印象中梁某华曾提及他和梁某文、梁某祥等人在东门广场对面的上岛咖啡碰面，并说警察已经在找他们二人，让他们和梁某华一起去公安局说明情况。五中队也曾电话通知梁某文、梁某祥二人过来，但他们直到当晚约12点才过来。其没有指示卢某泰或其他人修改其向陈某前所做的笔录。梁某文、梁某祥二人过来后，都否认有敲诈勒索的行为。此外其等还找了其他一些旁证，其等据此认为够条件对梁某文、梁某祥进行刑拘，其向梁水军进行了汇报，梁水军便指示抓紧时间向法制大队呈报刑拘，后其等对梁某文、梁某祥进行了刑拘。刑拘之后，其等根据法制大队列出的补充材料清单进行了补证，后向端州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但检察院不同意批捕。其向梁水军进行了汇报，并对梁某文、梁某祥办理了取保候审。2018年9月20日前的一两个星期，梁水军叫其将陈某前被敲诈勒索的举报信（罗某民实名）交给他，同年国庆节假期后，其把陈某前被敲诈勒索案的档案交给了梁水军。2018年10月20日左右，梁水军归还了档案。经其辨认，现档案材料中的举报信不是2017年9月17日梁水军交给其看的举报信。其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梁水军曾指示将同案人梁某华转为证人处理，没有对梁某华采取刑拘措施，且会经常打电话问其案件办理情况，催促其要抓紧时间办理，要在月底之前抓人。在刑拘梁某文、梁某祥后，梁水军指示其等要抓紧时间补充材料呈捕等。15.证人梁某毅的证言证实，其曾办理过梁某祥、梁某文敲诈勒索罪，刘某品指派其向举报人罗某民了解核实相关情况。2017年9月18日15时许，其和刘某品驾车到肇庆市端州区***罗某民的车库里向罗卫民核实举报信上的内容，再制作笔录，该份笔录是其亲笔记录的，后其把该份笔录交给了刘某品。对工作人员出示的梁某祥、梁某文敲诈勒索案卷中的举报信，经其辨认，该份举报信不是刘某品交给其的举报信，原举报信的举报人是罗某民（卷宗中举报信的举报人为陈某前、朱某马、严某森），且原举报信上没有任何批示内容（卷宗中举报信有李某锋的批示），但梁水军在举报信的审批页面上批示了“请五中队跟进”字样；李某锋的批示日期为2017年9月19日，但其是在2017年9月18日已经制作了罗某民的询问笔录。其对相关的涉案笔录进行了辨认和确认。16.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端州分局刑侦大队五中队经办了陈某前被敲诈勒索案，其有参与对证人梁某华的问话。其辨认了相关的笔录。17.证人朱某银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21日，其是当天值班领导，接到法制大队审核民警的电话请示，有一宗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涉案对象是梁某文、梁某祥，现呈拘留报告。其询问法制大队的审核民警是否已经审核，是否符合拘留条件，审核民警说已审核，符合拘留条件。然后，其就签批同意了。18.证人邹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刑侦大队把梁某祥、梁某文案的材料移送法制大队呈请刑事拘留，其当时是法制大队审核该案的民警，负责审核该案件是否刑事拘留。经其仔细阅读，并与法治大队领导讨论，认为符合刑事拘留条件，随即向值班局领导请示，经请示后同意了对梁某祥、梁某文的刑事拘留。（三）视频资料证实，办案人员审讯梁水军的情况。（四）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梁水军的供述证实，2017年之前几年，陈某前在石牌村租了一块地。梁某祥这届新村官不理旧账，要求陈某前补交租金、支付额外费用，并把一些余泥倾倒在陈向前的地块门口。陈某前迫于无奈向找梁某文、梁某祥协商。陈某前支付了13万元给梁某文、梁某祥，由梁某华负责收取。其在办案过程中，一直以为陈某湖帮陈某前出头。但是，梁某文、梁某祥归案后其才发觉不对劲。因为他们到案后，李某锋吩咐其留意有没有人为他们求情。2017年9月中旬的一天，其收到关于陈某前被敲诈勒索的举报信，并且李某锋在举报信上作出了批示，批示的内容要求刑侦大队侦查该案。之后，其把该举报信交给刑侦大队五中队刘某品处理。五中队对案件进行初查，但该案件的受害人陈某前不配合调查工作。过了几天，其接到李某锋的电话，指示其与陈某湖联系，并说陈某湖可以作通事主陈某前的工作。其马上联系陈某湖并说李某锋让其打电话给他，并问他是不是可以做通陈某前的工作，陈某湖让其到知宝坊饮茶，并说陈某前也在那里。当时已是中午，其打电话让刘某品与其一同前往知宝坊饮茶。饮茶时，大家客套了几句，其就问陈某前到底是怎样回事，陈某前把事情说了一遍。期间，其吩咐刘某品认真听取。当天下午，刘某品约陈某前做好了笔录。随后，陈某湖又把梁某华的联系方式给了其，其吩咐刑侦大队约梁某华到刑侦大队做笔录（作为证人）。跟梁某华做完笔录次日，五中队电话通知梁某文、梁某祥到案。经过20多小时的讯问，他们没有承认敲诈勒索的行为。其曾向李某锋汇报过这个情况，跟他说可能不够条件刑拘。李某锋吩咐其继续收集证据，并要求其留意有没有人为他们求情。之后，五中队按照程序把材料送端州分局法制大队呈请刑事拘留。法制大队批准了刑拘，随即把梁某文、梁某祥送进看守所羁押。之后该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过了一个月，因检察机关不予批捕而释放了梁某文、梁某祥，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2017年9月（具体日期忘记了），有一次其独自一人驾驶车辆（驾驶私人的车辆还是单位的公务车忘记了）到陈某湖的会所喝茶，地点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知宝坊酒楼旁边。其准备离开时，陈某湖送其出门口。其准备上车时，陈某湖打开其驾驶的汽车后排的车门，把10万元放进汽车的后排。这10万元有没有包装忘记了，共10万元，10小沓，每沓100张，共1000张，都是面值100元的钞票。其见状，马上对陈某湖说：“不要搞这些东西。”陈某湖对其说：“行了，某锋知道的，你回去跟他说吧。”陈某湖的话意思是让其把这10万元带给李某锋，所以就没有再拒绝了。其过了一段时间找到李某锋，当面问他如何处理陈某湖给的10万元。李某锋说：“你放着吧，过节你需要用钱的，与相关的业务部门搞好关系。”其说行了，就没有追问下去了。其以为钱是给李某锋的，但李某锋叫其自行处理。其不清楚为何陈某湖给10万元李某锋，不清楚陈某湖送给其的10万元，来源于哪里。陈某湖送给其的10万元，用于节日慰问相关的业务部门及人员的费用。上述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人梁水军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2019年2月15日梁水军有罪供述的审讯笔录问题。对于2019年2月15日梁水军所做有罪供述的审讯笔录，梁水军及其辩护人均认为，不能排除该份笔录是梁水军在受到欺骗、指供、诱供的情况下作虚假有罪供述的可能，且梁水军一直对该份笔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依法应对该笔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本案审理期间，梁水军的辩护人还申请调取了该份有罪供述审讯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本院组织公诉人、梁水军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观看，双方均发表了相应的意见，均已记录在案。根据审讯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并结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分析如下：1.根据肇庆市公安局《留置提讯提解证》显示，2019年2月15日16时35分至同日20时48分，肇庆市监委的工作人员提讯了梁水军，其中当天18时50分至19时55分（签完名的时间为19时59分）对梁水军进行了讯问，制作了讯问笔录，并进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梁水军对该次讯问的过程并无异议。2.该份讯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确实声音效果较差，但佩戴耳机基本可以听清楚，在播放同步录音录像时，本院为辩护人提供了耳机。3.同步录音录像显示，办案人员没有诱供、指供的情形。在讯问过程中，梁水军精神状况相对平稳。4.同步录音录像显示，梁水军阅读笔录、签名、捺指模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分钟，期间梁水军还对笔录进行了修改。5.作为从警近二十年的人员，梁水军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其对作有罪供述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应当明知的。6.梁水军辩称其是在办案人员对其进行诱供、指供的情形下才做出的有罪供述，其翻供没有正当的理由，且没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7.其有罪供述能够与证人陈某湖、李某锋的证言相互印证，并非孤证。综上，梁水军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二）关于梁水军的辩护人申请陈某湖出庭的问题。本院收到辩护人的申请后，即通知了公诉机关，公诉机关也及时与肇庆市监委进行了联系，肇庆市监委的复函证实，陈某湖因涉嫌其他犯罪现关押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不具备出庭的条件，且没有证据证实办案人员对陈某湖的讯问有违法性，其证言能够与李某锋的陈述、梁某军的供述相印证，应当予以采用。（三）关于梁水军的辩护人所提交的证据问题。梁水军辩护人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均意在证实，梁水军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在办案人员诱供、指供的情形下所作出的，但相关证据均是梁水军个人辩解，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加以证实，且肇庆市纪委监委作出的《关于梁水军申诉的复议决定》证实，肇庆市监委对梁水军采取留置措施合法合规，在留置期间充分保障了梁水军的饮食、休息等，并安排医护人员为梁水军体检、看病，未发现办案人员有对梁水军进行诱供、指供的情形。综上，梁水军辩护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梁水军在作出有罪供述时办案人员有诱供、指供的情况。（四）关于梁水军行为的定性问题。证人陈某前、陈某湖、梁某华、刘某品等人的证言均证实梁水军等人存在违规办案的情形，为陈某湖从中谋取利益提供帮助；梁水军的供述、证人陈某湖、李某锋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梁水军事后收取陈某湖贿送的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构成受贿罪。本院认为，被告人梁水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梁水军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均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梁水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20年3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完毕。）二、追缴被告人梁水军受贿违法所得的人民币100000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三、本案中肇庆市监察委员会扣押的相关物品，由肇庆市监察委员会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 判 长 崔进文审 判 员 翁儒科审 判 员 陈有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冯晓莹书 记 员 张粤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再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