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民终32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克东县瑞勇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克东县玉岗镇邻河村。法定代表人：张瑞勇，该合作社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志勇，黑龙江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元春，男，1990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东，黑龙江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克东县瑞勇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瑞勇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姚元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2019）黑0230民初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勇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瑞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志勇、被上诉人姚元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勇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情况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请。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2017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标的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优先权”，在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基于该合同获得了四年的承包经营权。在该合同的第七条写明的“合同期满后乙方继续承包，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包权”。也就是说在合同期满后才涉及所谓优先的承包权，然而本案在合同期内，合同双方存在的是以什么价格承包的问题。二、关于价格，首先，双方《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期内按照当年大部分价格随行就市，不跟随个别高价”，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一审法院也认为“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价款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考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价格来进行确定”。在双方未就价格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当共同确定承包价格，而不应该违约转包他人。其次，在双方无法协商一致，依照合同法六十一条也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按照《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时的价格履行。三、被上诉人根本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土地承包合同书》第四条约定“合同承包期间，甲方（被上诉人）不得随意终止合同，转包他人，承包费每年4月，乙方（上诉人）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如违约，不经乙方同意，转包他人，甲方应赔偿乙方两倍的收入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在合同期限内，在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以630元/亩的价格将土地转包他人，严重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致使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在2019年的价格未确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将土地承包给他人，无论一审法院确定中兴村及其附近村屯土地流转价格确有600元/亩以上情况是否正确，以及农户就土地经营权价格参考市场价格流转的意思是否合乎情理，是否体现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都不能作为否定被上诉人违约的依据。四、一审法院根据诉讼中调解情况，推定双方实际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不构成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违约，进而上诉人获得解除权，然而上诉人并没有行使解除权，一审法院依据组织调解过程“原告明确表示被告要求以630元/亩过高，超过500元/亩便不再对其争议土地进行经营，这也是在春耕前双方必须作出的是否履行合同的选择”，推定双方已实际解除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依据民诉解释第90条的规定，如果对方主张合同解除，那么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而不应由法院来主动认定。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没有当事人起诉，法院不能启动诉讼程序，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法院不能代替当事人行使诉权，不应当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如前所述，本案是被上诉人在诉前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违约在先，而非一审法院根据调解情况推定双方解除合同，上诉人的诉请也是基于违约要求赔偿，而非是否继续履行合同问题。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据调解过程中双方陈述，推定双方实际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不构成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2016年农业部、中央农办、财政部等国家10个部门和单位《关于印发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农发〔2016〕6号），而后我省制定了具体方案，在上诉方承包的第一年已经有轮作政策，双方签订的合同“按照当年大部分价格随行就市，不跟随个别高价”就是考虑到了市场因素的波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举示了大量证据证明主体市场价格在400元-500元每亩，630元每亩并不是市场主体价格，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当时的市场主体价格为630元每亩。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的合同书（2019年2月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显示，如2019年轮作补贴没有，那么由被上诉人承担补贴款支付给案外人。按照轮作补帖的政策性要求，只有符合确定的地块，明确的经营者，且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后，才会享受该补贴。2019年政府不再签订新的轮作补贴合同，进而导致案涉地块不再享有轮作补贴，按照补贴款150元计算，承包的价格在每亩480元，低于上诉人主张支付的每亩500元的价格。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客观性、公正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姚元春辩称，本案的焦点问题应是我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瑞勇合作社于2017年承包了我村五组的全部土地，约为1800余亩，与村民分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第三条均约定，承包费双方决定，四年期间每年按照当年大部分价格随行就市，不跟随个别高价。2017年为每亩400元。协议履行两年后，因土地价格上涨最高至650元，该年我村四组村民卢万昌等十一户以每亩630元的价格将土地包给保卫村的李大军。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按照当年大部分价格随行就市，也就是每亩630元的价格外包。事实上，该地也是杜喜成以630元的价格承包的。农户在与杜喜成签订合同前，不仅自己打电话给上诉人，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村委会，村长也将土地涨至630元的情况反映给了上诉人，但上诉人无动于衷，该事实有农户、村长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为证。瑞勇合作社起诉到法院后，通过诉前协商及法院调解，我们仍同意土地由上诉人经营，但应当按市场价格630元计算承包费，上诉人明确表示超500元就不再承包，所以我们农户不存在违约的情况，没违约也就不存在任何赔偿。瑞勇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1,180.0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3.在诉讼过程中，因姚念和已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由姚念和的继承人姚元春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姚念和之子姚元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将其位于克东县宝泉镇中兴村五组的自有耕地34.3亩，转包给原告耕种。合同约定，承包期为四年，自2017年2月20日至2020年12月末；承包期内承包费价格随行就市，不跟随个别高价；合同承包期间，甲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转包他人，承包费每年4月末，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如违约，不经乙方同意，转包他人，甲方应赔偿乙方两倍的收入经济损失。2.2018年4月15日，原告与克东县宝泉镇人民政府又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按照《克东县2018年耕地轮作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对承包土地进行耕地轮作，期限三年，自2017年4月15日至2019年12月30日。原告负责耕地轮作经营管理，享受耕地轮作补贴。如果中途放弃、不履行合同，后果自负。2017年、2018年原告已享有轮作补贴。3.姚元春在2019年2月28日，在催告张瑞勇土地经营权优先经营后，将其承包的43亩土地以630元/亩的价格与杜喜成签订流转协议，现该土地为杜喜成经营。4.在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原告明确表示土地流转价格超过500元/亩便放弃该土地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所以说，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就价款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考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价格来进行确定。应当指出，随着国家轮作补贴政策的推行及飞鹤乳业种植青储面积的增加，2019年克东县境内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上扬幅度较大，因各乡镇、村屯实际情况上扬幅度有所不同，克东县宝泉镇中兴村及其附近村屯土地流转价格确有600元/亩以上情况。合同价款是合同的主要条款之一，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举足轻重。本案中，双方就合同价款未作出明确约定情况下，双方应本着兼顾农户利益、种植合作社预期收益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情况下，可由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当地土地种植能力及市场价格等因素来确定。但前提时，双方必须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中关于土地经营权问题，而仅就合同价款进行裁判。在争议的处理过程中，双方无论是在起诉前自行协商，还是在诉讼中由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原告明确表示被告要求以630元/亩过高，其超过500元/亩便不再对争议土地进行经营，这也是在春耕前双方必须作出的是否履行合同的选择。自行协商、法院调解均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从双方的意思表示、实施行为，足以推定原被告双方已实际解除合同。原告主张赔偿之诉，未主张履行合同之诉，也基于该情况作出的诉求；被告也实际将该土地以630元/亩转让给第三人经营。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是农户重要权利，是农户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的具体体现，也是农户收入重要来源，是农户的“命根子”。农户就土地经营权价款参考市场价格进行流转的意愿合乎情理，也体现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可见，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不存在在同等条件下向第三人转让经营权问题，而是同意由原告优先进行经营。故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克东县瑞勇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9.50元，由瑞勇合作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将土地流转他人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合同约定承包期为四年，但对于承包费的价格双方却约定为：“四年期间每年按照当年大部分价格随行就市，不跟随个别高价。”即对于承包费的价格跟随市场行情变化进行调整，不固定为某一具体价格。根据一、二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受国家轮作补贴政策的推行和飞鹤乳业种植青储面积的增加，2019年克东县境内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上扬幅度较大，土地承包的市场价格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此情况下，发包人为了实现自身的土地价值收益，对土地承包价格有了新的预期和要求。为此，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就土地承包价格对上诉人进行催告和说明，上诉人并未接受，被上诉人将土地以每亩630元发包给他人耕种，双方已实际上解除了土地承包合同。根据以上情况及双方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将案涉土地流转他人耕种不属于违约行为，上诉人要求赔偿两倍收入经济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给付轮作补贴损失的主张，因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先，上诉人与宝泉镇政府签订的关于轮作补贴协议在后，且土地承包合同中并未约定上诉人因承包土地会获得轮作补贴。加之被上诉人将土地流转他人系受土地流转市场行情所致，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赔偿轮作补贴损失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瑞勇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9.50元，由克东县瑞勇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敖 镝审判员 杨春雷审判员 朱秀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李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