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3民初14729号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773294627法定代表人：徐庆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毓媛，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媛，女，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毓媛和张瑶、被告周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不予向被告支付2011年1月至2014年10月在岗期间工资差额32507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业经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仲裁完毕。2019年9月17日，仲裁委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9）第3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2011年1月至2014年10月在岗期间工资差额32507元。原告认为，首先原告针对全体员工的定级定档工作于2011年7月举行，仲裁委按照十级二档的工资标准支持被告未定级未定档期间即2011年1月至6月的工资差额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2012年3月31日起，被告工作岗位由主管柜员调整为经办柜员（综合柜员），系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原告在仲裁过程中已就被告认可岗位调整的事实进行充分举证，仲裁委认定被告由于岗位调整导致的级别由十级下降为十一级缺乏文件支持，显然与事实及证据相悖；最后，原告已经足额向被告发放在岗期间的工资，不存在拖欠情形。综上，仲裁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原告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1、《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暂行）》，证明被告系按照原告内部文件进行定档定薪；2、《天津农商银行2011年工改行员等级档次确定标准》，证明2011年7月，被告定岗为主管柜员，行员等级为后台十级二档，月基础工资标准为4314元；3、工资转移单，证明被告2011年1月由东丽支行转至河北支行后，工资标准按照保底工资、岗位工资、工龄津贴、职称津贴发放，该工资标准沿用至定级定档前，即2011年6月；4、岗位调整通知单，证明2012年3月31日，被告岗位由主管柜员岗位调整为经办柜员，根据行员等级标准，行员等级调整后为后台十一级二档，月基础工资为3304元；5、《天津农商银行员工工资变动审批表》，证明目的同证据4；6、《河北支行员工岗位轮换情况及亲属情况统计表》，证明2012年6月，被告岗位申请由经办柜员岗调整为大堂经理岗，根据行员等级标准表，岗位为后台十一级二档，月基础工资标准为3304元；7、《关于员工上调一档工资有关要求的通知》，证明2013年4月，根据总行统一规定，周媛行员等级上调为后台十一级三档，月基础工资标准为3511元；8、在岗期间工资台账，证明被告在岗期间2011年1月至2014年10月的工资发放并无错误。被告周媛辩称，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仲裁委作出裁决时已对2011年1月至6月的已发工资进行了扣除，工资差额部分是从2012年4月开始计算的，被告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的基础工资是按照十一级二档3304元发放，与十级二档的基础工资4314元存在差额12120元；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基础工资按照十一级三档3511元发放，按照原告所述的全体员工普涨工资则与应向被告发放的十级三档的基础工资4584元存在差额20387元，上述期间累计工资差额为32507元，仲裁裁决是正确的。2、原告在对被告调岗时并未与被告协商，且被告在原仲裁庭审时未认可岗位调整的事实；2011年8月原告公司给员工发放通知书中，写明结合被告的工龄和初始学历，被告被评定为十级二档，月基础工资4314元；该证据在仲裁期间已经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的工资数额作为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经双方协商一致或其他法律规定的重大情形不得随意变更。结合仲裁庭审事实及双方举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在基础工资调整时进行过协商，被告也不存在任何重大劳动过失或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原告一方擅自调岗降薪没有任何依据，原告以调岗降薪后的标准发放工资明显属于恶意拖欠少发报酬，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请求法院支持仲裁裁决结果，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1、劳动合同书，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仲裁委裁决原告应支付被告工资差额32507元；3、工资转移单，证明2011年1月-7月原告给被告发放工资的依据；4、天津农商银行后台月基础工资表，证明十级二档的基础工资为4314元，十级三档的基础工资为4584元；5、被告2011年至2014年工资明细，证明被告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基础工资按照十一级二档发放，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基础工资按照十一级三档发放；6、致天津农商银行员工的一封信，证明2011年7月工资改革后原告给被告的行员等级定为十级二档，基础工资为4314元；7、河北支行员工工改行员等级，证明被告工改时被评为十级二档员工。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围绕各自的主张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表示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2与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的定级定档情况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7、8，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5、6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3、4、5，原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7，原告对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本院认为被告证据7与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的初始定级定档情况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双方的陈述与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周媛与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系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于1988年12月入职原告处，并与原告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1年7月，原告单位经股份制改革后决定构建新的员工薪酬体系。2011年7月，原告将被告的行员等级确定为十级二档，月基础工资为4314元，当时被告的岗位为主管柜员。2012年3月30日，原告按照河北支行的申请，审核同意将被告的岗位由主管柜员调整为经办柜员（综合柜员），行员等级随之调整为十一级二档，月基础工资调整为3304元。2012年6月原告将被告的岗位调整为大堂经理，行员等级与基础工资标准未变。2013年4月，原告出台文件对员工工资进行普调，对应的行员等级普涨一档，即被告的行员等级调整为十一级三档，月基础工资为3511元。2014年10月底，原告按照被告的申请依据单位内退规定为被告办理内退手续，此后被告一直内部退养至退休。2019年7月24日，被告就本案争议事项，以原告为被申请人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仲裁案件审理中，被告自认对2012年3月前原告支付的工资数额不持异议，其主张的工资差额从2012年4月开始。2019年9月17日仲裁委作出了津劳人仲裁字（2019）第329号裁决书，裁决：1、原告支付被告2011年1月至2014年10月在岗期间工资差额32507元（查看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可知，该裁决项存在书写错误，应是2012年4月至2014年10月在岗期间）；2、准予被告撤回补交年金和提供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3、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结合诉辩双方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2012年3月31日对原告工作岗位、行员等级的调整是否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形势和单位自身的情况而不断变化的，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及薪酬标准是用人单位用人自主权的主要内容，对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可或缺。本案中，原告2011年7月整体对员工的薪酬体系进行了重构，对包含被告在内的员工进行定级定档，被告当时的岗位为主管柜员，按照原告2011年出台的定级定档标准，主管柜员对应的行员等级是十级，被告行员等级被确定为十级二档；2012年3月30日原告根据被告所在河北支行申请进行审核同意调整被告工作岗位为经办柜员，查看原告2011年出台的定级定档标准，经办柜员对应的行员等级是十一级；2012年6月原告的岗位又被调整为大堂经理，同样按照原告2011年出台的定级定档标准，大堂经理对应的行员等级是十一级。另，双方劳动合同第四条约定：“调岗通知书、任职文件等资料视为劳动合同变更书”。故，本院认为原告2012年4月对被告的调岗调薪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及公司规章制度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查看原告提交证据5、6可知，被告对其历次的工作岗位调整具有明确认知，虽然原告2012年3月30日审批同意被告所在河北支行提出的岗位调整申请，但被告实际上2012年1月就开始从事综合柜员（即经办柜员）岗位工作至2012年5月。故，被告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调整后的工作岗位，且直至2019年临界退休之时才对调岗调薪提出劳动仲裁，对被告仲裁主张的调岗后的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裁决未予支持，被告也未提起诉讼，按照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本案不予涉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周媛2012年4月至2014年10月在岗期间的工资差额；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周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安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赵娜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