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2民终10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工业园湖林农科站。经营者：俞进泉，男，197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绍华，江西中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浮梁县陶瓷工业园洪源路B002号。法定代表人：林冬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群，江西帖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因与被上诉人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2019）赣0222民初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绍华，被上诉人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冬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群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于原审中的所有诉请；2、原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书中的部分事实，查明有误。首先，双方货、款往来，原审判决书未据实叙述。庭审时已查明，2013年之前的货款上诉人已结清(被上诉人自认);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的货款上诉人已结清(原始往来凭证可佐证，双方均不持异议)；被上诉人主张224085.26元(其中2017年1月20日已还3万，诉讼标的为194085.26元)欠款发生于2014年间。上述事实原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未疏理载明。其次，诉讼标的194085.26元有原始凭证，原审判决未客观列明。本案立案时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因上诉人对2016年11月1日《对账单》持有异议，原审法院询问被上诉人2014年结欠224085.26元是否留存了原始凭证，其法定代表人当庭表示有原始发货凭证佐证，双方可以对账。上诉人也表示有付款凭证，愿通过对账配合法院查明案情。但此后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坚持以对账单作为欠款依据，拒不提交该期间的原始发货凭证，上述案情在庭审笔录中可以反映。上诉人认为，对于被上诉人持有的原始凭证可直接反映对账单是否与上诉人关联性，其拒不提交行为，也应当在原审判决书中列明，并作为判决参考因素。再次，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中叙述上诉人之经营者在录音中对欠款事实予以了认可，并希望减少欠款金额。上诉人认为，该表述与事实不符。经营者是基于对账单中陈细林已签字；被上诉人非法扣了上诉人3万元新的订单货款抵所谓欠款，为挽回该损失；上诉人与益邦鞋业在同一个工业园，与股东属同乡、朋友关系等诸多情势下，愿意代被上诉人找益帮鞋业追款，要求减少金额是因为益邦鞋业已关门，不可能全部要得到，要求被上诉人对益邦让利。在录音中可以反映多次提到益邦鞋业。二、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的依据主要是:对账单、录音、承诺书、3万元付款凭证等。原审认定，录音能佐证上诉人对欠款不持异议；承诺书证明存在欠货款的先例，并且上面的印章与对账单印章一致；3万元是还款，而不是新的预付货款。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并未以能证明合同欠款关系成立的原始发货凭证作为本案的证据基石，而是以存在争议的“对账单”为主要证据，辅之以围绕“对账单”的所谓录音等以达到证明目的。鉴于对账单在关联性、效力上存在明显瑕疵，其它辅之材料改变不了对账单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效力，原审据此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如下:首先，对账单缺乏关联性。根据对账单上的明确载明，益帮鞋业与标的额唯一关联性，对账单内容上不能证明上诉人欠款事实。其次，对账单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根据陈细林出庭证言，陈细林签字只是证明被上诉人向益帮鞋业公司催要过欠款，可引发诉讼时效重新起算。对于下面的“纸箱厂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不是上诉人印鉴并加盖。鉴于2014年4月19日上诉人就持有公安备案的企业行政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并对外使用。上诉人就此还举证了27份协议，使用的都是合同专用章。对账单形成于2016年11月1日，上面的印鉴即使是按原审判决认定是纸箱厂之前临时用章，也早为新的印鉴取代，还盖老印章不符常理。退一万步讲，即便印鉴是上诉人所盖，又能证明什么呢?盖有上诉人印章的对账单不能改变益邦鞋业与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样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欠款事实。其三，上诉人欠款缺乏合理性。如果对账单客观真实与上诉人具有关联性，为什么没有加盖上诉人的法定章?为什么没有要求经营者签字，而是让雇员签字?2014年的欠款被上诉人能拖到2016年11月1日去对账，而不是按2012年、2013年原有的交易习惯，即由上诉人经营者和业务员当即签署承诺书承诺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不仅于此，2014年的欠款，直到2017年1月20日才强行单方扣款上诉人3万元抵账。那么，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上诉人公对公转账至被上诉人109万元，私对公转出6.1万元，共115.1万元，为什么被上诉人不执意扣款。2016年5月7日双方QQ对账都是货款两清，为什么被上诉人只字未提2014年还有该大额欠款。其四，上诉人欠款有悖本案书证。本案被上诉人报价单，双方都作为了证据使用。该报价单明确载明，货款到位才下单排产，故上诉人没有能结欠货款的合同依据。其五，被上诉人对欠款不能自圆其说。被上诉人自认截止2013年1月31日上诉人是不欠款的，两份欠款承诺书也兑现了，此后是每月2万信用额度。若依被上诉人所言2014年12月结欠224085.26元的话，则高于信用额的十倍，双方竟然还做了长达1年半的业务，该期间被上诉人既不催款对账，也不责成上诉人出具欠款凭证，以至于2016年11月找到上诉人员工签这么一个对账单，所盖印鉴也非上诉人正在使用的企业法人章或合同专用章，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综上，依照我国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证据规则，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应当坚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基本准则。客观或比较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鉴于被上诉人证明本案欠款的证据存疑，庭审中，自认持有能证明合同欠款关系成立的原始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答辩称：一、2016年11月1日的对账单中的上诉人的欠款金额已清楚，没有必要重新对账。况且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提交，而上诉人自己为什么也不提交呢?为了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被上诉人重新整理了从2013年1月到2017年的发票、收款凭证。经统计，被上诉人共开出发票34张，总金额3263501.3元;共收到货款60笔，总金额3080020元。两抵的余额为249251.3元。这个数字包括经营当中退换货及优惠的数额。最后经双方认可的金额为194085.26元。二、被上诉人和益邦鞋业没有任何业务，不存在上诉人帮被上诉人向益邦鞋业要款的问题。2017年1月20日的工行的电子回单上的用途明确写到为货款，故不存在预付款的问题。且如是预付款，为什么上诉人在支付了3万元后从未向被上诉人催过发货?也未签订过新的买卖合同?上诉人要证明该3万元系预付款，就首先应当证明在支付这3万元之前双方已结清了所有的货款。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并没有结清货款。三、上诉人于2012年8月成立，2014年4月19日才到公安机关备案行政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3枚印章。那么，从2012年8月到2014年4月19日这一年半的时间上诉人不可能没有公章。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这段时间用的就是2份承诺书和对账单中的专用章。只要上诉人提供所有的会计凭证和开户银行的印鉴就可证明这一点。既然上诉人的专用章在被上诉人这里使用过，那么，也会在银行使用过。这就是为什么上诉人只提供了2014年4月19日公安机关的备案材料，而无法提供此前银行的印鉴或证明，证明一开始上诉人就是从2014年4月19日使用公安机关的备案的印章开始的，之前上诉人并未在银行开户。四、上诉人2013年1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系先盖章后签名的，说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签字之前承诺书上就已经盖有这枚专用章，这一点上诉人也清楚。否则，原审时就会申请对该承诺书上究竟是先签名还是先盖专用章进行鉴定。反之，不申请鉴定也就是认可了上诉人2013年1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系先盖章后签名的。因此，综合2份承诺书中上诉人一直以来都欠被上诉人的货款、录音、对账单、上诉人的自相矛盾的陈述等证据，完全可认定上诉人还欠被上诉人194085.26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毫无道理，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94085.26元，并支付从2016年7月5日起至起诉时2019年7月4日止的利息23290.23元，起诉后至清偿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原、被告开始业务往来，业务内容为原告向被告提供纸板，供被告制成纸箱。原、被告通过QQ进行下单等业务沟通。2016年6月，双方终止业务往来。2017年2月11日，被告在QQ上向原告留言“你们现在的报价单发份给我”，原告向被告发送报价单后，被告未再留言。2012年11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书正文部分加盖了“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专用章”印章，被告经营者俞进泉及被告职员游晓进、陈细林在落款处签名。2013年1月23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书落款处加盖“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专用章”印章，被告经营者俞进泉及被告职员游晓进、陈细林在该印章上签名，签名覆盖部分印章。2016年11月1日，落款为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出具一份对账单，内容“单位名称婺源县工业园、年度2016、对账截止日期2016.7.5、欠款224085.26元，大写贰拾贰万肆仟零捌拾伍圆贰角陆分（此款为2014年替益帮（邦）鞋业纸箱货款）”，并加盖了“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专用章”，陈细林在该对账单上签名。2017年1月20日，被告向原告汇款30000元，并载明为货款。2019年1月2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到被告处与被告经营者俞进泉及被告职员陈细林、游晓进商谈案涉欠款，原告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在录音内容中，被告经营者俞进泉对欠款事实予以了认可，原告要求被告还款，被告向原告要求对欠款金额予以减少，双方对还款未达成一致意见。另查，被告于2012年8月成立，在2013年4月向公安部门备案三份印章，分别为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合同专用章、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发票专用章。原告向被告交付的业务清单上，被告名称为“婺源县工业园”。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向被告交付纸板，被告支付货款，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欠货款194085.26元，被告提出异议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已经货款两清。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存在欠货款的先例，虽然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的印章不是被告备案的印章，但是该枚印章在2013年1月23日的承诺单上曾经使用过，故法院认为该印章曾为被告所使用。现在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枚印章遗失或者销毁，且该对账单上有被告职员陈细林的签名，故法院推定该对账单上的印章系被告加盖。被告在2017年1月20日向原告付货款30000元，彼时原、被告之间已经没有业务往来，被告主张系预付货款，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在2016年6月与被告终止业务往来之后，再次与原告联系是在2017年2月，故对被告主张30000元系预付货款的辩称不予支持，法院认定该30000元系归还所欠原告货款。故根据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录音资料等证据认定被告欠原告货款194085.26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请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从2016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逾期还款利息23290.23元，及按照年利率6%计算2019年7月5日起至清偿货款之日止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法院认为，被告未付清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计算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7月4日前的逾期还款损失23290.23元及按照年利率6%计算2019年7月5日起至清偿货款之日止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94085.26元，并向原告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7月4日前的逾期付款损失23290.23元及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7月5日至清偿货款之日止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61元，保全费1770元，共计6331元，由被告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提交：第一组证据包括纸板交付单122张、农村信用社武口支行流水2张及相关凭证19张、游晓进农业银行卡交易清单1份、2014年东大对公账户初步情况表1份、2014年至2016年东大对公账户初步情况表1份，拟证明2014年，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的纸板货值是1095367.1元，上诉人支付货款是101万元，对接原审相关往来凭证，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纸板货值为2152607.56元，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是2161000元。被上诉人对账单的内容与本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货款往来缺乏关联性，上诉人在2014年并不欠付被上诉人224085.26元。第二组证据包括票号分别为02099469、0209947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拟证明上诉人办理税卡时间为2013年6月，这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起点时间，双方2012年至2013年6月的往来，被上诉人应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在2013年6月以后存在补开现象，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往来应当以发货的数量来确定，而非以开具的发票来确定。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纸板交付单，如果上诉人要对账，就要从2013年开始对，仅从2014年无法反映双方是否有欠款。对银行流水及相关凭证，上诉人在2013年的承诺书上即已承认欠款6万多，应从欠款6万多开始算，不能仅凭2014年的对账单，对账日期是到2016年，双方整个的往来截止日是2017年1月20日，该证明也是片面的。对游晓进农业银行卡交易清单，这些都是原审之前就有的，不属于新证据，游晓进的银行卡交易，也只是一部分；对2014年东大对公账户初步情况表1份，双方交易不仅有对公账户还有对私账户，对公账户不能完全反映双方交易明细。对2014年至2016年东大对公账户初步情况表1份，仅是2014年的，不能代表双方从2013年出具相应承诺书后，对相应证明目的不认可，有待进一步核实。对证据二中二张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时间是2013年6月19号，但是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是在2014年4月19日到公安机关备案，两者时间相差10个月，说明是先领发票，再到公安机关备案盖章，这明显不符合经营常规，正规经营应是同步进行的，相差10个月不正常。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补开的意见，上诉人接受相应发票后，未提出过异议，若发票金额与实际发货值不一致的话，为什么上诉人当时没有提出过异议，故双方之间发票金额和发货量是一致的。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提交2013年至2017年对账单一份，拟证明本案非被上诉人不愿意对账，而是2016年11月1日的对账单已经有欠款数字了，故没有必要再对账。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质证认为：对于其付款3008020元不持异议，但可能仅是总付款中的一部分，需要庭后进一步核对。对被上诉人以增值税的发票依据得出3263501.30元持有异议，该发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2012年的业务补开，发货的数量应当以发货单为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2013年至2016年接收到的发货单，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12月份之前被上诉人的货款以及两张承诺书的欠款已结清，本案诉请的对账单224085.26元发生在2014年间，被上诉人的该组证据，应当重点提交2014年的发货单、上诉人的付款单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对账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被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请求。结合上述举质证情况分析，认定如下：因双方对对方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双方于二审中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相应证明目的，将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评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诉辩情况，被上诉人诉请货款应否由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主张的其是否欠付货款应以实际发货单为依据的意见能否成立是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问题，综合分析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景德镇东大包装有限公司为证明其诉请，提交了双方于2016年11月1日的对账单、上诉人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上诉人转款30000元的银行凭证及2019年1月28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林冬方与上诉人经营者俞进泉及上诉人职员陈细林、游晓进谈话录音予以证明。上诉人虽对对账单的三性均提出异议，但如原判所述，其关于对账单上所列单位名称“婺源县工业园”与其非同一个主体，落款单位上的印章非其使用印章，陈细林签字未经其授权、欠付货款内容与其无关的意见均不能成立。首先，“婺源县工业园”与上诉人是否系同一主体的问题。经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多笔交易往来，对账单上所列明的“婺源县工业园”并非首次使用，在上诉人提交的货单凭证上亦有使用，该称谓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且对账单落款单位为上诉人即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亦能印证“婺源县工业园”即是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故“婺源县工业园”与上诉人应是同一主体。其次，关于印章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3年4月份向公安部门备案三份印章不包括对账单上加盖的“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专用章”，但该印章曾在上诉人分别于2012年11月28日、2013年1月23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上使用过，在相应承诺书上亦有上诉人经营者及两位职员游晓进、陈细林签字，上诉人虽提出签字时未有盖章，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应认定上诉人在公安备案之前有使用过该印章。因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就该公章已予以销毁未再使用，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日在对账单上加盖该印章的行为应视为是对对账单内容的认可。其三，关于陈细林签字行为是否系超越职务权限的认定。经查，上诉人对陈细林系其职员的事实不持异议。在双方的交易往来中，陈细林曾作为上诉人代表在相应承诺书上签字，即陈细林签字在双方交易中有先例可循，再结合对账单上不止有陈细林签字，还加盖了上诉人曾经使用过的印章“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专用章”，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细林在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系超越职权的行为。其四，关于对账单上确定的欠付货款是否应由上诉人支付的问题。经查，对账单备注称224085.26元为2014年替益帮鞋业纸箱货款，上诉人据此主张该欠款与其无关，不应由其支付。本院认为，对账单上虽有上述备注，但备注提及的益帮鞋业未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盖章，上诉人亦未提交该款项系益帮鞋业欠付的证据，即该备注内容并不明确，再结合对账单明确欠款单位即为上诉人，上诉人亦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上诉人转款30000元（备注为货款）及双方于2019年1月28日对话录音内容，可印证上诉人对对账单确定内容即由上诉人支付欠款是认可的，且已实际部分履行，故双方于2016年11月1日确定的对账单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上诉人应继续履行。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双方于2016年11月1日确认的对账单内容，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在签署对账单时存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故其提出的双方货款结付情况应以实际发货单为主的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1元，由上诉人婺源县工业园纸箱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莲审判员  曹谨超审判员  胡志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汪越书记员邓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