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58059号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XXX号XXX层、源深路XXX号XXX、XXX、XXX、XXX、XXX、XXX层。负责人：周月友，代理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凤，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加菲，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法定代表人：徐建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凤，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宝学，男。被告：徐建刚，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被告：徐飞君，女，196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告：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徐建刚。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甘肃刚泰公司)、徐建刚、徐飞君、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刚泰集团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凤、戴加菲、被告甘肃刚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建刚、被告徐飞君、被告刚泰集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归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47,476,440元；2.判令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6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47,476,4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90%计算)；3.判令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费损失142,740元；4.判令被告徐建刚、徐飞君、刚泰集团公司对诉请1至3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16日，原告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甘肃刚泰公司提供5,000万元的授信敞口额度，授信类别为贵金属租借，授信期限至2018年6月2日；在授信合同的期限和额度内，被告甘肃刚泰公司若需使用该授信额度，应当与原告另行具体的业务合同。同日，被告徐建刚、徐飞君、刚泰集团公司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对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在2017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因办理黄金租赁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金额本金为5,000万元。此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向原告申请使用授信额度，双方签订了《贵金属租借总协议》，而后又配套签订了一份《贵金属交易总协议》。双方约定：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先向原告出售此前租借的171千克黄金，并于2018年6月22日租借合同到期时，自愿以277.64元/克的价格购回该171千克黄金，即《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中所租借的贵金属到期归还时价值为47,476,440元。现原告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之间的《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已到期，但被告甘肃刚泰公司未能如期归还贵金属，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约定，原告有权将该笔贵金属租借业务视为逾期贷款处理，并要求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支付逾期利息等，同时要求被告徐建刚、徐飞君、刚泰集团公司为此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告甘肃刚泰公司辩称：请求判决确认当事人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无效；判决确认当事人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的2017恒银高保字第0051号、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判决确认当事人签订的《贵金属租借总协议》无效；判决确认当事人签订的《贵金属交易总协议》无效；判决驳回原告提出在上述无效合同之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由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1、案涉协议并非《贵金属租借总协议》，而是具有借贷合同性质特征的协议，为此，应受我国借贷、黄金法律法规调整。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虽然形式上是租借协议，但不符合租借协议的本质特征，因此，对其不能界定为租借协议。租借协议是出租人将租借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承租方没有权利处置租借标的物，这是租借协议的本质特征。而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即《黄金租借协议》中的租入方在取得作为租借标的物的黄金后，无论是择机销售变现还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都属于一次性耗用，之后标的物已经不存在，这与租借协议的特征不相符。租借协议中只有一项标的物，即原物，或特定物，承租人租期届满时负有返还原物的义务，但是黄金租借中有两项标的物，租入方到期返还的黄金与出租方交付的黄金不是同一物，即非原物或特定物，而是可以替代的种类物。据此，可以确定，案涉协议虽形式上为租借协议，但实质上并不符合租借协议的特征，故不应认定其为黄金租借合同。既然案涉租借协议不符合租借协议的特征，其本质上就不是租借协议，因此，不能用我国民法、合同法有关租借法律规定予以调整。我国民法、合同法调整的租借关系，基本法律逻辑是在标的物之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之下，承租人基于对特定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而获利；出租人则是将特定标的物出租，暂时放弃对特定标的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最终经收回原特定标的物及租金而收益。可是案涉租借协议则是将标的物黄金的所有权也一并转移，在合同终结时，或以可替代的黄金作为租借标的物归还，或折价归还。所有这些，在根本上背离了租借法律规定，背离其法理、法律逻辑，因此，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在本质上便不具备租借协议的法律属性。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在实质上具有借贷合同的特征，是以《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之形式，行资金借贷合同之实质。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案涉黄金租借在实体上就是一种消费借贷合同，即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或黄金实物交付借用人所有，借用人在约定期限内负责归还同等数量的货币或同种类、品质、数量的实物的合同。黄金借贷的特点是，借用人归还的物不是借入的原物即特定物，而是不特定的种类物黄金；借用人支付的租金，客观上就是彼此约定的利息。事实上，本案是在出借人和贷款人先签署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之下，再分别签订的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从这些协议约定内容看，虽然给与贷款人的是黄金实物，但一切都是在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所为，都是以等值黄金来计算资金金额及利息的，最终本案原告都是以出借资金金额及计息来提出诉讼请求的。由于黄金天然就是资金，就是货币，在通常情况下，以黄金为基础的资金或货币，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两者可以同时流通。由此对照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以及《贵金属交易总协议》可见，其标的物的特性充分反映出，案涉协议的租借黄金是形式，放贷资金是实质，因此，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实质上就是借贷合同。案涉当事人以《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之形式，行资金借贷合同之实质。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及配套的《贵金属交易总协议》，是以《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之形式，行资金借贷合同之实质的合同，是一种规避法律规定，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故应认定其无效。之所以认为上述协议其是一种规避法律的协议，在于如果当事人签署资金借贷合同，则其签订和履行，除了贷款方必须是国家批准的专门金融机构之外，还需要符合以下两方面的规定，其一，作为企业的借款方，必须根据国家批准和信贷计划向贷款方申请贷款；作为专门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必须在符合国家信贷计划的信贷政策的条件下，由贷款方与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其二，借款合同的贷款利率由国家统一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从上述两方面充分说明，这类合同的签订始终要受国家信贷计划和贷款利率的规范约束及货币供求调整。然而，贷款方作为专门金融机构，深知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则通过签署案涉《贵金属交易总协议》，以及为其配套定价而签订的《贵金属交易总协议》，从形式上既可无视国家信贷计划和贷款利率的规范和调整，又能摆脱中国人民银行对于流通资金的统一监管，从而达到其追逐利益最大化之目的。可是这种以《贵金属租借总协议》、交易协议之形式，行资金借贷合同之实质，通过表外业务的开展，摆脱金融机构的监管的行为，在客观破坏了金融秩序，因此，是一种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和《贵金属交易总协议》，是一种直接违反国家法律有关黄金作为限制流通物，禁止私相买卖和借贷抵押的特别规定，是一种法律绝对禁止的违法行为，故应认定其无效。黄金是国家限制流通之物，黄金租借的法律障碍就在于此。我国民法中根据物在市场流通的范围，可分为：流通物、禁止通通物、限制流通物。限制流通物，是指其流通虽未绝对禁止，但现行法律对其有所限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黄金、白银、银元外币等。1977年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办法规定：允许个人拥有金银，但不能计价、私下买卖。出售金银必须交售中国人民银行。我国《金银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计价使用金银，禁止私相买卖和借贷抵押金银。由此可见，黄金是国家特别监管之标的物，是非经许可和法律规定许可，严禁其私相买卖、借贷抵押的流通之标的物。然而，对于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和《贵金属交易总协议》，无论是以其形式而认定其为《贵金属租借总协议》或交易协议，还是以其实质而认定其为借贷合同，其根本之点在于：作为出借方或贷款方的专门金融机构，其未经中国人民银行特别许可批准，擅自开展的黄金租借业务，案涉《贵金属交易总协议》及《贵金属交易总协议》的签订及实施，就是一种恣意违反国家对于黄金限制流通的特别规定，是违反我国禁止性规定的协议，是破坏黄金特殊管理制度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推进黄金在市场上的随意流通，而直接冲击国家信贷计划、贷款利率标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因此，对于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及《贵金属交易总协议》，应予认定其为无效合同。由于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及《贵金属交易总协议》应认定其无效，故原告诉求按照案涉协议约定计息，法院不应予以支持。根据上述分析，显而易见，案涉《贵金属交易总协议》及《贵金属交易总协议》是违反我国禁止性规定的协议，故应认定其为无效合同。在此前提之下，围绕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的履行，要求按该合同计息的主张，都是缺乏依据的，为此，被告刚泰控股要求法院比照我国法律或政策有关借贷合同的一般规定和本案的特殊情形，计算相关资金和利息。2、案涉2017恒银高保字第0051号、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0051号、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应予认定无效。作为主合同的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贵金属交易总协议》依法应予认定其无效，则作为从合同的案涉0051号、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同样依法应予认定其无效；由于在主合同中，贷款人以格式合同的形式，以貌似法无禁止的合同形式，行非法黄金借贷超额获利之实，而担保人并非其中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担保人在案涉协议中并无过错，被告徐建刚等作为案涉担保人无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具体意见如下：为无效主合同所作的担保合同随之无效。从上述评析可见，根据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贵金属交易总协议》的性质作用及关联关系，应予认定该协议为无效协议；由于其相对于担保合同而言，前者是主合同，后者是从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而论，由于案涉担保合同没有作其他另行约定，故应在认定案涉主合同无效之下，也应认定案涉担保、抵押合同无效。因担保人并无过错，故无需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而论，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案涉《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及《贵金属交易总协议》中，担保人并非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在作出担保事项过程中，合同贷款一方以格式合同的形式，以貌似法无禁止的形式，行黄金出租超额获利之实，这无法或难以让担保人能查明认知其行为的违法性。为此，担保人在不明案涉协议当事人违法行为之下所做的担保，并无过错。纵观原告的起诉诉请、内容及举证材料可知，原告并未主张及举证证明担保人在案涉担保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存有过错，因此，担保人无需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项下的民事赔偿法律责任。3、被告徐飞君并非案适格被告，原告无权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涉案编号为2017年恒银沪高保字第005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仅为被告徐建刚。根据该保证合同签署页被告徐飞君的签名确认，被告徐飞君作为被告徐建刚的配偶，仅知悉并同意被告徐建刚为债务人提供保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因此，从法律关系上看，被告徐飞君并非该保证合同的当事人，根据该保证合同，其也仅在被告徐建刚被判令承担民事责任、并依法需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被排除了对被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异议的权利。这与被告徐飞君单独作为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义务，并以其夫妻共同财产以及个人所有的财产履行保证责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内容。因此，被告徐飞君因不是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当事人，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义务，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无权根据该合同，要求被告徐飞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由于案涉《贵金属交易总协议》、《贵金属交易总协议》中的原告实施手段违法，建立合同的初衷带有规避法律规定的故意，合同目的是非法获利，客观上损害的是国家、公共及各被告的合法权益，且违反国家黄金禁止流通的禁止性法律规定，及金融信贷制度，且具有危害性，故应予认定这些合同无效。从而案涉担保合同亦无效，担保人徐建刚等并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民事法律责任。被告徐飞君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本院查明下列事实：2017年6月16日，原告(甲方、授信人)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乙方、受信人)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2017年恒银沪综字第0038号)，约定：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甲方申请适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授信类别为贵金属租借，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为1年，自2017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额度内，乙方可一次或分次向甲方书面申请使用该授信额度，乙方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时，书面申请应载明拟使用的授信类别、期限、金额等。甲方经审查认为符合其授信条件及本合同约定的，与乙方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得到清偿，采取如下担保方式：被告徐建刚与甲方签订的编号为2017年恒银沪高保字第005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刚泰集团公司与甲方签订的编号为2017年恒银沪高保字第005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都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同日，被告徐建刚、刚泰集团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年恒银沪高保字第0051号、2017年恒银沪高保字第005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徐建刚、刚泰集团公司对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在2017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因在原告处办理黄金租赁业务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5,000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债权人宣布任一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被告徐飞君在2017年恒银沪高保字第0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后作出书面声明：本人系保证人徐建刚的配偶，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确认了本合同的所有条款，知悉并同意保证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此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乙方)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向原告(甲方)申请使用授信额度，双方签订了《贵金属租借总协议》，约定：甲方将自有贵金属租借给乙方使用，乙方向甲方支付租借费用(利息)，到期时向原告归还贵金属。本协议是编号为2017年恒银沪综字第0038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子合同，适用的是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如因乙方原因，造成贵金属租借违约，乙方无法偿还甲方贵金属租借现货或租借手续费的，视为逾期贷款处理；贵金属租借本金按本协议和《贵金属租借确认书》上记载的贵金属租借总额与贵金属租借市值重估总额孰高计算；逾期利率按《贵金属租借确认书》上约定利率上浮50%执行。若乙方未按协议和《贵金属租借确认书》约定按时偿还贵金属本息即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清偿到期或未到期的贵金属现货、租借手续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支付逾期(违约)罚息，自违约行为发生日起至违约行为结束日止，按照6.11条之约定支付违约金；或以法律手续追偿贵金属租借本金和租借手续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公告费等)由乙方承担。此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向原告提交《贵金属租借询价书》、《贵金属租借申请书》，申请租借贵金属，品种为Au9995，数量为171千克，租借期限为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6月22日，货物属性为买入货权。原告收悉该申请书后，双方签订《贵金属租借确认书》一份，约定：租金贵金属品种为Au9995，数量为171千克，货物属性为买入货权，租借起始日为2017年6月22日，到期日为2018年6月22日，租借天数总计365天；利率为6.60%；计息定盘价为277.20元/克，折合本金47,401,200元；计息基准为实际天数/365，利息支付为按季付息，应付利息总计为3,128,479.20元。之后，原告(乙方)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甲方)签订《贵金属交易总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开展贵金属交易合作，按照约定的价格、品种、数量、买卖方向、交割时间和交割方式等买卖贵金属；交易达成后，由乙方负责制作《成交确认书》，交甲方核对，双方确认无误后，各自签字盖章，并交换给对方。若违约方未能按照约定对已经成交的交易履行结算和交割的义务，违约方除必须向受害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必须承担由此对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若违约方不能在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三十个交易日内终止违约行为，受害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协议终止后，受害方仍有权追究违约方按照原协议应履行的责任及违约责任。2017年6月22日，双方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完成了上述交易。之后，原告与被告甘肃刚泰公司签订了《贵金属交易成交确认书》(编号为HFXXXXXXXXXX)明确：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向原告购买品种为Au9995黄金171千克，交易类型为现货延期交割买卖，成交价格为277.64元/克，成交金额为47,476,440元，成交日期为2017年6月22日，交割日期为2018年6月22日，本笔业务租借年利率为6.60%，按季付息，每季末月21日前付息。2018年6月22日，《贵金属租借总协议》到期，因被告甘肃刚泰公司未能按约向原告偿还贵金属，原告于当日发生贵金属租借逾期垫款47,476,440元。原告为进行本次诉讼，已实际支出律师费142,740元。本院认为，涉案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贵金属租借总协议》、《贵金属交易总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被告甘肃刚泰公司辩称上述涉案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陈述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已依约通过买入货权的方式，向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出借了约定种类及数量的贵金属，即原告已履行了案涉合同项下的义务，但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到期未能偿还上述贵金属，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甘肃刚泰公司偿还贷款本金、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为进行本案诉讼，已支出律师费142,740元，该费用金额尚属合理，且有合同依据，应由被告甘肃刚泰公司承担。被告徐建刚、刚泰集团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属有效合同，故其应在最高额保证债权范围内，对被告甘肃刚泰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徐飞君声明认可被告徐建刚的连带保证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该声明也是对被告徐建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该保证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被告徐建刚所承担的保证行为的权力义务关系等同，故其应与被告徐建刚共同承担上述连带保证责任。因被告徐建刚、被告徐飞君、被告刚泰集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判决如下：一、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贷款本金47,476,440元;二、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自2018年6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贷款本金47,476,4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90%计算)；三、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律师费损失142,740元；四、被告徐建刚、徐飞君、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徐建刚、徐飞君、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41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85,970元，由被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徐建刚、被告徐飞君、被告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丁海宁审 判 员  姜 岚人民陪审员  伍兴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周亚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