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8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邱海波，男，198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新，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鹧鸪江路15号13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5759791012D。 法定代表人：严玲，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欣，广西航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海波因与被上诉人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达速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召集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1月26日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询问。上诉人邱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被上诉人国达速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海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并改判支持邱海波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履行期限自2017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3日。2017年12月18日国达速递公司派人暴力撬开由邱海波经营的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门面，取走里面的包裹和包括印章在内的部分办公用品，之后将邱海波移出工作群、封锁工号，安排他人经营该营业部，一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因国达速递公司实施上述行为而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国达速递公司未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意思表示，无履行通知的义务，剥夺上诉人任何提出异议和抗辩的机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即使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国达速递公司在程序上亦属于违法解除合同；（2）《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合同双方不得有意滞留快件，否则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该协议。众所周知“双十一”、“双十二”期间，快递数量较平时倍增，邱海波亦安排员工加班加点派送，并非如一审判决认定的未采取应急措施解决快递积压问题从而构成“有意滞留快递”的合同解除条件。根据柳州市邮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案卷（柳邮处〔2017〕27号）对国达速递公司副总经理谢建鑫的询问笔录显示，2017年12月18日上午国达速递公司派人强行取走东环营业部快件后，采取多种应急措施，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24小时分拣打包处理等一系列措施，处理八天后的2017年12月25日仍有7000-8000件积压延误快递尚未投递，与邱海波负责期间的快件积压情况相比并无实际改进。邱海波迫于经营成本压力及应对经验不足，已想方设法加快派件确系客观原因，且并非仅邱海波负责的东环营业部出现同样的问题，邱海波并非有意滞留快件，协议解除条件并未成就。故国达速递公司恶意强行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邱海波因此造成的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支持邱海波的上诉请求。 国达速递公司辩称：1.邱海波主张国达速递公司派人暴力撬开其店面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2.邱海波主张面对快递积压问题已经安排人员加班加点派送，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国达速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邱海波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经济损失579978.47元；2.判令邱海波支付国达速递公司垫付的工资61754元；3.判令邱海波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违约金21万元；4.判令邱海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邱海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国达速递公司支付邱海波2017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18日期间的经营所得98867.64元；2.判决国达速递公司退还经营权转让费和转让手续费共计8.94万元；3.判决国达速递公司退还包裹押金2万元；4.判决国达速递公司赔偿邱海波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5月3日期间的经营损失217266.2元；5.判决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违约金434532.4元。邱海波于2019年4月25日当庭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国达速递公司赔偿邱海波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5月3日期间的经营损失215070.4元，变更第5项诉讼请求为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违约金430140.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达速递公司于2004年4月23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国达速递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严利辉。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营业部（以下简称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于2012年11月22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公司）与国达速递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授权国达速递公司使用圆通知识产权、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快递产品等，授权范围为柳州市，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圆通公司发给国达速递公司《特许经营授权书》，授权国达速递公司在柳州市范围内使用圆通商标等资源开展快递服务经营活动，授权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朱建东原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负责人，其与邱海波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一份《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朱建东将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经营权及相关经营设备如车辆、PAD、办公用品等转让给邱海波，转让费20万元，朱建东所签约的公司对于经营权转让所收取的20%转让费由邱海波承担。国达速递公司（甲方）与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乙方）于2017年5月3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邱海波在乙方负责人处签名并按手印，合同履行期限为2017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3日。《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承担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区域（附区域明细）的圆通速递的市场运作，保护乙方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的完整。乙方作为柳州公司下属分支机构（乙方为甲方的合作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六条约定：“乙方经营圆通速递业务，必须严格遵守《邮政法》《快递服务行业标准》《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圆通速递网络管理条例》以及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新增的网络管理规定，服从甲方管理，不得违规经营。如有违反，甲方有权报请圆通总部审核同意后，单方解除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没有违反协议约定，则甲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者履行本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2倍数额的违约赔偿。”2017年5月3日变更后的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营业执照记载的负责人为邱海波。邱海波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了给朱建东的经营权转让费20万元，以及国达速递公司对朱建东和邱海波的转让行为收取的20%转让手续费4万元，并于2017年5月23日向国达速递公司交纳包裹押金2万元。严利辉于2017年7月11日、2017年9月15日分二次向朱建东转账共20万元。2017年12月18日上午九时许，国达速递公司到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经营门面，打开关闭的大门，将所有快递包裹清点、转移到其他经营场所并安排人员进行配送，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经营场所门口张贴告示，告知客户该营业部于12月18日搬迁他址，承诺于3日内将滞留快件送达至各客户处。 （2018）柳劳人仲裁字第323-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唐敬杰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2月19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唐敬杰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12月19日期间工资5891元。（2018）柳劳人仲裁字第324-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赖雄刚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2月10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赖雄刚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期间工资4850元。（2018）柳劳人仲裁字第325-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谭家亮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2月17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谭家亮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12月17日期间工资8215元。（2018）柳劳人仲裁字第326-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徐林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2月19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徐林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12月19日期间工资7468元。（2018）柳劳人仲裁字第327-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梁希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1月29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梁希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期间工资2500元。（2018）柳劳人仲裁字第329-2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曹永奇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1月25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唐敬杰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11月25日期间工资7314元。（2018）桂0205民初304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覃宾林在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工作，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2月19日，裁决国达速递公司向覃宾林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12月19日期间工资8516元。国达速递公司与赖雄刚、谭家亮、曹永奇、梁希、徐林、唐敬杰于2018年8月21日签订一份《发放工资支付协议》，约定国达速递公司代邱海波向赖雄刚等8人分8期支付工资，每月一期，每月25日前支付。严利辉于2018年8月23日分别向赖雄刚、谭家亮、曹永奇、梁希、徐林、唐敬杰转账支付各1000元。严利辉于2018年9月28日分别向赖雄刚、谭家亮、曹永奇、梁希、徐林、唐敬杰转账支付606元、1000元、900元、200元、900元、700元。严利辉于2018年10月29日分别向赖雄刚、谭家亮、曹永奇、梁希、徐林、唐敬杰转账支付500元、1000元、900元、200元、900元、701元。严利辉于2018年11月13日分别向赖雄刚、谭家亮、曹永奇、梁希、徐林、唐敬杰转账支付2744元、5215元、4514元、1100元、4668元、3490元。严利辉于2018年11月20日向覃宾林转账支付8516元。 国达速递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与秦雨、卓思、杜永光、潘金丽、吴斌、莫最千、廖谢文签订一份《东环员工合作协议书》，约定国达速递公司向秦雨等7人预付11月工资1.4万元，余下工资12月30日发放。国达速递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以代邱海波支付员工2017年11月工资的名义，向秦雨等7人每人支付2000元，向廖德强支付3000元。在圆通速递的金刚核心营运管理系统中，秦雨、卓思、杜永光、潘金丽、吴斌、莫最千、廖谢文、廖德强均登记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员工。 因2017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23日期间国达速递公司的东环、河东、锦绣营业部出现大量快件积压延误问题，柳州市邮政管理局于2018年1月3日对国达速递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罚款1万元。 圆通公司于2018年3月31日对国达速递公司作出《扣款通知书》并附有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的《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认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从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因快递滞留、遗失、违规操作等行为，导致客户投诉、邮政管理部门罚款，已经构成违约。圆通公司对国达速递公司扣款579978.47元，扣款相关数据的计算依据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31日邱海波负责期间所产生的违约金额，及邱海波擅自关闭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导致该营业部无法正常经营造成圆通公司的损失，相关数据为金刚系统截止2018年3月31日处理以上事件的最终数据。2017年12月的《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记载，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实际罚款金额为109922元。2018年1月的《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记载，明细项目包括与2017年8月、9月、11月、12月以及2018年1月、2月相关的支出、处罚和收入项目。其中，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的项目及金额为：“2017年度圆通网络学院管理费100元”、“12月18-31号自动末端延误处罚4720元”、“12月VIP客户快件违规操作投诉处罚50元”、“12月大客户代取件订单网点违规操作处罚150元”、“12月份全国性大客户处罚150元”、“12月份支付宝项目处罚100元”、“11/24-31问题件超标处罚121元”、“12月全网升级投诉处罚3500元”、“12月份线上COD违规操作处罚360元”、“11月24-30号自动处罚1625.12元”、“12月1-10号自动处罚6387.95元”、“12月1-10号问题上报超标处罚30.93元”、“12月28-2月26号公司先垫付仲裁理赔3264元”、“12月线上订单超时处罚320元”、“11月VIP违规操作处罚600元”、“11月妈妈驿站系统短信1.27元”、“11月份线上COD违规操作处罚228元”、“11月份支付宝项目罚款50元”、“12月普通投诉处罚845元”、“12月线上散单手续费9.9元”、“12/15-1/11淘宝二次申诉处罚60元”、“12月95××4电话流量费213.6元”、“12月普通主动介入手续费4831.2元”、“11月客服中心普通投诉165元”、“12月22-1月21号淘宝首次投诉处罚810元”、“12月客服中心下单手续费13元”、“2017年8月-1月差额费+1月超重费5027.3元”、“12月出港操作费5元”、“9月份途虎代取件快递费72.5元”、“8月份爱回收23.5元”、“11月ZARA代取件费用198.4元”、“8月份途虎代取件快递费45元”。2018年2月的《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记载，明细项目包括与2017年12月以及2018年1月、2月、3月相关的支出、处罚和收入项目。其中，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的项目及金额为：“12月签收奖励188元”、“12月ZARA代取件费用68元”。2018年3月的《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记载的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的项目及金额为“2017年12月破损分摊处罚193.09元”。国达速递公司于2018年1月28日、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17日、2018年3月27日分别向圆通公司转账支付35万元、31万元、23万元、26万元。邱海波提交的《2017年11月份结算明细》记载，邱海波名下最终结算的11月应付金额为40371.64元。邱海波提交的《2017年12月份结算明细》记载，邱海波名下的11月派费为40899.8元，最终结算应付金额为-69022.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基于邱海波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名义与国达速递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而引发，该《合作协议》的乙方虽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但从协议的内容、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与国达速递公司的关系以及邱海波与朱建东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内容来看，该《合作协议》实际上是邱海波承包国达速递公司的分支机构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获取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经营权。因此，本案在立案阶段所立案由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不当，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合作协议》是否解除；二、国达速递公司、邱海波履行《合作协议》期间是否违约；三、国达速递公司要求邱海波赔偿经济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国达速递公司要求邱海波支付垫付的工资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国达速递公司要求邱海波支付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邱海波要求国达速递公司退还经营权转让费和转让手续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七、邱海波要求国达速递公司支付经营所得、退还押金、赔偿经营损失和支付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一，如前所述，本案所涉的《合作协议》实为邱海波承包国达速递公司的分支机构，获取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经营权的承包合同。该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均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条款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合作协议》的履行期限为2017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3日，国达速递公司主张《合作协议》没有解除，而是到期后终止。邱海波则主张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印章被国达速递公司收回，邱海波于2017年12月17日被强行移出圆通工作群，其工号及员工的工号被封，导致邱海波无法继续经营，因此《合作协议》于2017年12月19日因国达速递公司以实际行为而解除。结合本案的事实来看，虽然国达速递公司、邱海波均未明确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国达速递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打开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门面取走里面的包裹，并张贴告示，说明搬迁营业地址。且之后，国达速递公司将邱海波移出工作群，并将其工号封号，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相关业务均由国达速递公司安排人员经营。故可以认定邱海波从2017年12月18日之后已不再能够实际享有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经营权，一审法院对邱海波关于《合作协议》于2017年12月19日因国达速递公司的事实行为而解除的主张予以采信。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了合同双方均不得有意滞留快件，否则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该协议。国达速递公司主张邱海波滞留快件的行为违反《合作协议》第五条的约定，邱海波主张国达速递公司解除《合作协议》缺乏依据属于违约。本案认定国达速递公司、邱海波是否违约的关键在于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在2017年12月期间滞留大量快件的行为是否构成《合作协议》第五条中约定的“有意滞留快件”。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2017年12月12日至23日期间，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有大量快件积压延误。众所周知每年“双十一”“双十二”期间快件数量会较平时激增，邱海波作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实际经营者应当提早做好备案，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派送，以确保在承诺的期限内将快件及时送达收件方，避免大量快件积压延误。然而，对于国达速递公司关于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滞留快件的主张，邱海波仅是提出客观上快件大量增加，人员不足派送不及时，不属于有意滞留的抗辩，并未主张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应对“双十一”“双十二”快件数量激增而采取了应急措施，也没有证据显示其自行雇请或向国达速递公司请求增派人员以解决快递积压延误的问题，反而是国达速递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与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员工协商清理积压快件问题并预付11月工资。2017年12月18日为工作日，已经大量积压快件的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在上午9点应当已经开门营业，安排员工派件。然而从邱海波提交的视频显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大门紧闭，各种快件散乱堆放在营业场所内。从以上事实可以推断邱海波不仅没有提前做好应对快件大量激增情况的预案，还以消极应对的态度放任大量快件持续积压延误，事实上存在有意滞留快件的情形。据此，一审法院采信国达速递公司的主张，认定邱海波违反《合作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构成违约，国达速递公司解除《合作协议》符合约定，不构成违约。 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国达速递公司主张因邱海波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滞留快递等行为，导致该公司被圆通公司扣款579978.47元，并据此要求邱海波赔偿该公司的前述经济损失579978.47元。从圆通公司向国达速递公司出具的《扣款通知书》内容可知，圆通公司认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快递滞留、遗失、违规操作等行为，构成违约，决定对国达速递公司扣款579978.47元。如前所述，在邱海波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确有出现大量快件积压延误的问题。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在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邱海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且虽然邱海波实际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到2017年12月18日，但当时已经有大量的快件积压延误，12月的剩余时间基本上在处理原先遗留的问题，故该月的最终实际罚款金额应由邱海波承担。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与邱海波有关，2018年1月之后（含该月）的经营行为与邱海波无关。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因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导致的罚款应由邱海波承担，收入由邱海波取得；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因2018年1月之后（含该月）的经营行为导致的罚款与收入与邱海波无关。 根据《扣款通知书》所附的2017年12月、2018年1月、2月、3月《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显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各项处罚扣款和收入相抵扣后，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3月的实际罚款分别为109922元、84216.91元、286494.77元、99344.79元。对于2017年12月的罚款，将邱海波所提交的《2017年12月份结算明细》与国达速递公司提交的2017年12月《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进行对比，二者明细项目基本相同，最终的数额差别系因《2017年12月份结算明细》计入了“11月派费40899.8元”，扣减之后邱海波应付金额为69022.2元。由于国达速递公司与邱海波确系按月结算并在下月支付，且国达速递公司未将邱海波11月份的应得费用向邱海波支付，国达速递公司对11月份的应付费用金额也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综合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按邱海波提交的《2017年12月份结算明细》记载的内容，确定在扣除11月份的应得费用数额后，邱海波在12月份应支付罚款数额为69022.2元。 对于2018年1月的罚款，该月份的《柳州国达速递有限公司东环分部处罚明细》中既有2018年1月之后（含该月）的项目，也有2018年1月之前的项目。如前所述，邱海波仅对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情况负责，不应当对2018年1月之后（含该月）的项目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其中横跨2018年1月前后的项目，在无法明确每个期间具体数额的情况下，邱海波按日期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12月28-2月26号公司先垫付仲裁理赔3264元”一项，由邱海波承担214元；“12/15-1/11淘宝二次申诉处罚60元”一项，由邱海波承担36元；“12月22-1月21号淘宝首次投诉处罚810元”一项，由邱海波承担261元；“2017年8月-1月差额费+1月超重费5027.3元”一项，由邱海波承担4189元。其余2018年1月之前的处罚项目合计24576.97元，收入项目合计339.4元。故，邱海波应当承担2018年1月罚款的赔偿数额为28937.57元（24576.97元+214元+36元+261元+4189元-339.4元）。 对于2018年2月的罚款，该月份的《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处罚明细》中既有2018年1月之后（含该月）的项目，也有2018年1月之前的项目。然而罚款项目未显示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故不应当由邱海波承担。收入项目显示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的为“12月签收奖励188元”、“12月ZARA代取件费用68元”，共计256元，应由邱海波取得。 对于2018年3月的罚款，该月份的《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处罚明细》中的罚款项目显示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的项目为“2017年12月破损分摊处罚193.09元”，应由邱海波承担赔偿责任。收入项目未显示与2018年1月之前的经营行为相关。 综上，对于国达速递公司被圆通公司的扣款，邱海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为97896.86元（69022.2元+28937.57元+193.09元-256元）。 关于焦点四，国达速递公司主张代邱海波垫付了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员工唐敬杰、赖雄刚、谭家亮、徐林、曹永奇、梁希、覃宾林、秦雨、卓思、杜永光、潘金丽、吴斌、莫最千、廖谢文、廖德强的工资共计61754元，要求邱海波予以偿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前述人员均为邱海波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的员工，国达速递公司向前述人员支付的工资亦为邱海波经营期间应支付的工资。且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中邱海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约定，邱海波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的员工工资应当由邱海波支付，故一审法院对国达速递公司要求邱海波偿还代为垫付的员工工资61754元（5891元+4850元+8215元+7468元+2500元+7314元+8516元+1.7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对邱海波关于前述人员工资与其无关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邱海波虽提出国达速递公司没有支付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2017年11月的经营费用作为不应当支付工资的抗辩理由，但该经营费用已经在上述经济损失部分予以抵扣，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理由亦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五，如前所述，邱海波在履行《合作协议》期间有放任快件积压延误的情形，且没有积极解决积压问题而是消极应对，构成该《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有意滞留快件”的情形。国达速递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的约定，要求履行该协议不符合约定的邱海波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国达速递公司主张该公司的损失包含被圆通公司扣款的579978.47元和代邱海波垫付工资的61754元，在前述二项相加的总损失的二倍以内酌情主张违约金21万元。对于被圆通公司扣款部分，如前所述，能够证明与邱海波相关的数额为97896.86元。对于垫付员工工资部分，唐敬杰、赖雄刚、谭家亮、徐林、曹永奇、梁希、覃宾林等人的工资44754元（5891元+4850元+8215元+7468元+2500元+7314元+8516元），系在邱海波未支付的情况下，国达速递公司被劳动仲裁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支付，属于国达速递公司的损失；秦雨、卓思、杜永光、潘金丽、吴斌、莫最千、廖谢文、廖德强等人的工资，为2017年12月5日即邱海波仍在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国达速递公司主动与上述人员约定代邱海波支付，应视为国达速递公司为解决快件积压问题，避免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采取的措施，国达速递公司作为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管理者，亦有督促、协调、帮助之责，该部分支出虽系代邱海波支付，但不宜认定为国达速递公司之损失。综上，本案中国达速递公司因邱海波的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为142650.86元（97896.86元+44754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国达速递公司的实际损失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邱海波应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违约金42795.26元（142650.86元×30%），对国达速递公司主张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六，邱海波为从朱建东处受让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经营权，与朱建东签订《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并按协议书约定向朱建东支付了转让费20万元、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了转让手续费4万元。邱海波之后与国达速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实际获得了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一年的经营权。现邱海波主张因国达速递公司违约解除《合作协议》，导致其未能按协议约定享有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一年的经营权，要求国达速递公司按协议未能获得履行期限赔偿其经营权转让费和转让手续费8.94万元。首先，邱海波已实际获得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的经营权，其与朱建东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经营权转让行为已经履行完毕，作为对价支出的转让费和转让手续费，缺乏返还的依据。其次，若邱海波将上述转让费和转让手续费的部分作为《合作协议》提前解除的损失，国达速递公司的解除行为并未违法或违约，邱海波作为违约方没有获得损失赔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邱海波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七，邱海波要求国达速递公司支付其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18日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期间的经营所得98867.64元。邱海波提交的《2017年11月份结算明细》记载其11月应得金额为40371.64元；《2017年12月份结算明细》记载在计算其12月应付金额时，扣减了11月派费40899.8元。虽然上述11月应得金额和11月派费数额不完全相等，在没有证据证明除派费外邱海波应从国达速递公司处获得其他金额的情形下，且扣减金额大于邱海波应得金额，一审法院认定12月扣减的11月派费即为邱海波应得的11月金额。即，邱海波2017年11月的经营收入在结算2017年12月费用时已经得到抵扣；而12月的经营情况，在罚款、收入等各项综合计算后，邱海波应当支出69022.2元，而不是获得收入，故一审法院对邱海波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邱海波主张国达速递公司解除《合作协议》违约，据此要求国达速递公司赔偿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5月3日期间因未能经营国达速递东环营业部而遭受的损失215070.4元。如前所述，国达速递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并无违法或违约情形，邱海波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邱海波要求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违约金430140.8元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邱海波要求国达速递公司退还包裹押金2万元的请求，按照一般认识和行业管理，在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已支付包裹押金可用以抵扣而不再另行返还，故一审法院认定邱海波支付的包裹押金2万元在其应当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的赔偿款中予以抵扣，对其要求国达速递公司返还包裹押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如前所述，邱海波应向国达速递公司赔偿经济损失97896.86元，扣减包裹押金2万元后，还应支付77896.86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国达速递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邱海波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邱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达速递公司赔偿经济损失77896.86元；二、邱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该公司垫付的工资61754元；三、邱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达速递公司支付违约金42795.26元；四、驳回国达速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邱海波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317元，由国达速递公司承担9669元，由邱海波承担264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168元，由邱海波负担。 根据邱海波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国达速递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国达速递公司解除《合作协议》的条件是否成就，单方解除合同是否属于违法解除；二、一审判决判令邱海波向国达速递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违约金是否正确；三、邱海波一审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邱海波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柳州申通快递学院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柳州快捷快递高新营业部出具的证明，第二组证据为龙天福、邓广龙、钟宜琦提供的证人证言，第三组证据为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以上三组证据拟证明邱海波为解决双十一、双十二期间快递积压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邱海波并未有意滞留快递。 经法庭质证，国达速递公司对邱海波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申通快递学院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因缺乏相应的身份证明文件，无法证实贾涛是否为申通快递合作伙伴或代理商，快捷快递高新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因缺乏公章，无法证明是否为快捷快递合作伙伴或代理商。该组证据完全可以在一审期间提交，不宜作为新证据认定；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由于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且仅通过龙天福等人的身份证无法判断其是否为在校学生，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记载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至11月29日，该笔微信支付发生于双方产生争议时间点前半个月，无法证明邱海波在2017年12月之后尽到了积极派送快递的义务。 针对邱海波提交的三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1.第一组证据中申通快递学院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无负责人贾涛的身份证明文件，快捷快递高新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无公章，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2.第二组证据中，由于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仅通过书面证人证言及龙天福等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3.第三组证据中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由于与涉案诉争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国达速递公司与国达速递公司东环分部的《合作协议》第五条已明确约定，双方均不得有意滞留快递，否则另一方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认定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关键在于邱海波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有意滞留快递”。根据一审已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众所周知每年双十一、双十二期间的快递量会激增，邱海波作为国达速递公司东环营业部的经营者理应对此有所预见并制定应对预案，但是邱海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针对快递激增的情况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此外，根据邱海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视频资料，2017年12月18日上午九时，已经积压大量快递的国达速递公司东环分部仍未开门营业，各类快递散乱堆放在营业场所内，一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推定邱海波主观上存在以消极应对的态度放任快递的持续积压并无不当，本院认定邱海波事实上存在“有意滞留快递”的情形，故《合作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 关于国达速递公司行使单方解除权是否属于违法解除的问题。邱海波在上诉状中主张国达速递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合同的理由主要是国达速递公司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履行单方解除合同时的通知义务。但是邱海波在一审时抗辩由于国达速递公司东环分部的印章被国达速递公司收回，邱海波于2017年12月17日被强行移出圆通工作群，其工号及员工的工号被封，导致邱海波无法继续经营，以上事实足以表明邱海波已知晓国达速递公司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国达速递公司已履行了单方解除合同时的通知义务，邱海波主张国达速递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时并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邱海波违反《合作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构成违约，根据国达速递在一审的主张，邱海波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结合邱海波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及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邱海波需要承担赔偿损失违约责任的期间截至2017年12月（含本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期间，国达速递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主张邱海波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范围包括圆通公司的579978.47元罚款、国达速递公司代邱海波垫付的工资61754元，并在前述两项损失范围内主张违约金21万元。一审法院结合邱海波应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期间、处罚明细表、双方交易的明细账目及交易习惯等因素，认定邱海波须赔偿国达速递公司被圆通公司罚款579978.47元中的97896.86元、国达速递公司代邱海波垫付员工工资61754元正确。关于违约金的问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国达速递公司的经济损失范围，认定邱海波应支付违约金数额为42795.26元较为公平合理。综上，一审判决邱海波赔偿国达速递公司139650.86元并支付违约金42795.26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邱海波在一审期间的反诉诉请包括国达速递公司支付经营期间收入98867.64元、退还经营权转让费及转让手续费8.94万元、退还包裹押金2万元、赔偿经营损失217266.2元、支付违约金430140.8元。以上反诉诉请中，邱海波要求国达速递公司支付经营期间收入98867.64元的主张与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由于邱海波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构成违约，其主张国达速递公司赔偿经营损失217266.2元、支付违约金430140.8元、退还经营权转让费及转让手续费8.94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邱海波要求退还包裹押金2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根据行业惯例已在其须向国达速递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部分予以抵扣，故本院对邱海波的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邱海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17元，由邱海波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 龙 审 判 员  黄少迪 审 判 员  兰丹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潘曌东 书 记 员  黄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