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79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冬莲，女，194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刑春风，湖南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梦娟（系刘冬莲之女），女，197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自高，男，194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勇，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红，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辉，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冬莲因与被上诉人杨自高、杨振勇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8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冬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裁判缺乏客观性、公正性。拆迁安置机构从未将上诉人排除在安置对象之外。根据长沙市国土管理局发布的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第六条规定，建房用地的分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明确要求三人及以上家庭成员为一户。根据该文件的第四条的规定，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都不能单独符合自拆自建的条件。上诉人与杨自高在安置前已经结婚，是当然的家庭成员。签订《自拆自建安置协议》时符合三名家庭成员条件的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外，并无第三人符合条件。二、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证明》，村委会的意见是上诉人享受安置或退养一半的待遇，很显然没有排除上诉人的安置待遇，城建开发公司批复的意见是不享受拆迁待遇，但并未排除上诉人的安置待遇。拆迁与安置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待遇内容也有不同，从调取的《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材料》中已经体现了被上诉人获得了补偿，而上诉人没有获得补偿。三、拆迁安置机构实际上已经将上诉人纳入了被安置对象的范围。在《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材料》中的《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时未落户，但上诉人的户口已经迁出，接收单位也已经同意接收，只是因为接收单位的延误，手续尚未办理完备，已经实际达成了迁户的法律效果。杨自高签名的《报告》上也明确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一户，上面“夫妇”二字虽属添加，但其字迹、笔划与其余文字完全相同，明显是同一人书写。且在之后也未修正或有其他证据证明该《报告》系伪造或无效。四、《自拆自建协议》不能明确自拆自建的涉案房屋属于杨振勇所有。依据长沙市国土管理局发布的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第八条规定，住户要以共同生活和人口合理结构的原则确定，多人口的大家庭要区分已婚子女和父母身边必须留有一成年子女的原则确定，参加建房用地分配或拆迁住房安置。当时杨振勇尚未成家，并非户主，户主是杨自高。涉案房屋恰恰因为是属于家庭共同财产，杨自高才能自动作为代表予以签字。五、杨自高虽然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了《退养协议》，确实享受退养待遇，但该《退养协议》中并未提到放弃安置待遇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杨自高放弃安置待遇没有事实依据。六、（2018）湘0111民初8671号案件的立案时间是2018年9月27日，上诉人收到判决书的日期是2019年4月19日，该案并未申请延期审理也未变更为普通程序。程序失当。杨自高、杨振勇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根据长沙市国土局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自谋职业申请书》、《自拆自建安置协议》等证据认定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商贸城一区5栋8号（原四片5栋8号）是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一分公司安置给杨振勇个人的所有财产，而非家庭所有，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二、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刘冬莲自始至终不是拆迁安置对象更不是自拆自建安置对象。刘冬莲既不具有拆迁地正式户口也无被拆迁房屋。只有杨振勇才是自拆自建的安置对象，杨振勇在拆迁安置之时已经成年系就业劳动力安置对象，在拆迁时签了《自谋职业申请书》并同时与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了《自拆自建安置协议》，该房屋所有权人是杨振勇，与其他人无关。杨自高的报告只是申请分户安置的报告，是否批准以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意见为准。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并未在报告上有任何批示。三、《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只是调查情况使用，不能当然的认为在调查表中就有安置待遇。表中已经注明刘冬莲是益阳户口，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不享受待遇。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刘冬莲的入户证明上明确刘冬莲不享受拆迁待遇（1997.7.22）。至于刘建坤的签字内容，在他的签字上没有加盖公章是个人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四、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因杨自高、刘冬莲无房可住已经安置了房屋给他们，此房屋在离婚判决中已经作为夫妻财产进行了分割。刘冬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座落在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商贸城一区5栋8号（原四片5栋8号）房屋的三分之一的份额归刘冬莲所有；2、判令杨自高、杨振勇返还因占有刘冬莲房产对外出租获得租金的三分之一（计算至起诉之日暂为600000元，从1999年计算至起诉之日共产生租金1800000元，刘冬莲占三分之一为600000元）；3、判令杨自高、杨振勇承担该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自高与其前妻黄玉梅共生育包括杨振勇在内4个子女，黄玉梅于1994年去世。1996年1月12日，刘冬莲与杨自高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刘冬莲与杨自高结婚后，杨自高分别于1998年、2001年、2003年向该院起诉离婚，均被判决不予准许。2018年5月7日，刘冬莲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杨自高离婚。2018年8月31日，该院作出（2018）湘0111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冬莲与杨自高离婚，并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在该判决书中，该院认为涉案房屋涉及家庭共同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问题，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故该案对涉案房屋未一并处理，并告知刘冬莲与杨自高可另行处理。1992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长计基（1992）404号文件，批准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依法征用杨自高、杨振勇所在的火焰村全村土地1214.492亩作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用地。当时，杨自高一家在征地区划内有建于1982年的二层砖混结构房屋一栋，家庭人口包括杨自高、杨振勇在内共计8人（不包括刘冬莲）。1996年12月11日，长沙市国土管理局发布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批准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拟定的《火焰开发区转户居民房屋自拆自建方案》在火焰开发区内试行，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房屋自拆自建对象：1、确系本村组有正式户口的村民并在本村组有住房者；2、家庭成员中有就业劳动力安置对象，并同意自行就业者；3、家庭人口在三人以上（含三人）并有自建房屋相应的经济能力者，家庭人口只有一至二人者，可与他户合并分一宅基地建房；房屋自拆自建及劳动力自行就业安置，均以户为单位，签订房屋自拆自建及劳动力自行就业安置协议书。1998年4月4日，杨自高向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出具一份《报告》载明：我是火焰村十组村民，属一环线拆迁户，在办理自拆自建手续时我要求分配宅基地如下：我（后添加“夫妇”两字）及次子杨振勇一户，女杨建辉、杨秀君共建房一户，子杨兴龙划一基地。同日，杨自高向城建开发公司出具一份《一次性退养申请书》，申请办理一次性退养手续，退养费为12050元，并声明办妥退养手续后，不管发生何种情况和问题，均与征用、建设单位无关。杨振勇也于同日向城建开发公司出具一份《自谋职业申请书》载明：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91）第5号令《长沙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办法》，我经过慎重考虑并征得家庭主要成员同意，办理自谋职业手续，请按政策规定一次性发给自谋职业安置费26000元，本人今后工作、生活等方面遇有困难，不以任何借口向征地、建设单位提出任何要求。另外，杨振勇作为被拆迁人于同日还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一份《自拆自建安置协议》，主要内容为：依照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自建房屋四片5栋8号，划地面积65平方米，按整体规划建四层，总计建筑面积260平方米，为一次性安置；自拆自建户必须带有劳动力指标，其劳动力按自谋职业处理，在签订好协议后，由拆迁人按政策规定付给安置费；按规划统一建好后，产权归被拆迁人所有；自有房屋各项设施等补偿14393.58元，旧房补偿共计149802.28元，两项费用共计164195.86元，此费用必须待被拆迁人按期搬迁完毕，旧房拆除，城建开发公司按补偿总额专户储存，作重建房费用，等新房结算后多退少补。涉案房屋建好后，一直由杨振勇自住和出租，目前涉案房屋的建房费用尚未与城建开发公司最终结算。刘冬莲与杨自高结婚后，开始是租房住，后居住在过渡房。2009年6月8日，城建开发公司作出《关于火焰二片18栋303房的处理意见》，主要内容为：火焰10组杨自高、刘冬莲（即该案原告）夫妇居住我司二片18栋303房，因该户配合我司工作，结合该户的家庭实际困难，我司同意将该房安置给杨自高、刘冬莲，待火焰全部拆迁安置完成后，再统一办理协议和相关手续，并以杨自高、刘冬莲夫妇名称办理产权证。该303房已在刘冬莲与杨自高的离婚一案中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并判归刘冬莲使用和所有，由刘冬莲支付杨自高相应折价款180000元。另查明：1996年2月5日，火焰村村民委员会向东屯渡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我村10组村民杨自高与益阳市迎风桥镇村民刘冬莲再婚，我村同意女方落户。1997年6月13日，案外人刘建坤在该证明上签署“刘冬莲只享受安置或退养的一半待遇，同意入村转户”。1997年7月22日，城建开发公司在该证明上签署“同意入户，再婚夫妻，女方不享受拆迁待遇”。2000年10月18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作出《户口批复》，同意刘冬莲入户，并开具《准予迁入证明》；2000年10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所为刘冬莲开具《户口迁移证》，刘冬莲户口自此迁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辖区。2018年9月27日，刘冬莲诉至该院，请求判如所请。该案经该院主持调解，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冬莲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而要确定刘冬莲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份额，关键又在于拆迁安置机构是否将刘冬莲列为涉案房屋的安置对象。根据长沙市国土管理局于1996年12月11日发布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涉案拆迁中自拆自建安置对象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火焰村的正式户口，且在本村组有住房者，但刘冬莲户口于2000年10月22日才正式迁入火焰村，且被拆迁房屋属杨自高与刘冬莲结婚前的家庭共同财产；在刘冬莲户口迁移手续办理过程中，作为涉案拆迁安置经办机构的城建开发公司于1997年7月22日在迁移证明上明确签署“同意入户，再婚夫妻，女方不享受拆迁待遇”，已将刘冬莲排除在安置对象之外；另外，在涉案拆迁安置中，杨自高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退养协议，选择享受退养待遇而非安置待遇。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在作为被拆迁人的杨振勇选择自谋职业的前提下，城建开发公司于1998年4月4日才与杨振勇签订《自拆自建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中已明确自拆自建的涉案房屋属杨振勇所有，而非家庭共有。因此，城建开发公司自始未将刘冬莲列为涉案拆迁的安置对象，刘冬莲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相应份额，其相应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城建开发公司于2009年6月8日将火焰二片18栋303房安置给刘冬莲及杨自高，如刘冬莲认为该303房不属涉案拆迁的安置，其相应权利可另行主张。刘冬莲提供的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虽有刘冬莲名字，但该表已注明刘冬莲系益阳户口，另根据杨自高、杨振勇提供的调查笔录，城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刘冬莲户口未迁移，根据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不属自拆自建的安置对象，故刘冬莲提供的该安置表不能作为刘冬莲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的依据；杨自高于1998年4月4日出具的报告中，“夫妇”二字明显属添加，且城建开发公司最终并未将刘冬莲确认为安置对象，故该报告也不能作为刘冬莲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份额的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冬莲的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00元，由刘冬莲负担。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冬莲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资料。（安置协议、安置表、各项补偿表、报告、303房处理意见、补偿款及建房结算材料）。证据二、录音，火焰社区主任宋斌陈述的事实与法院调解笔录不相符，确认刘冬莲有安置事实。证据三、电脑查询信息。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出具刘冬莲有安置份额事实的证明。证据四、调解协议书。社区居委会对刘冬莲有安置一事进行了调解及确认。证据五、（2018）湘0111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杨自高、杨振勇质证称：关于证据一，安置协议、安置表、各项补偿表、报告、303房处理意见在一审中已经提交。1、对安置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安置协议正好证明了该自拆自建的房屋只归杨振勇一人所有。被拆迁人只有杨振勇一人的名字，与刘冬莲和杨自高无关。2、对安置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调查安置表上无任何调查人员签名，该表中所有刘冬莲的名字，但是注明其系益阳户口，不属于安置对象。而且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安置调查表不一致。3、各项补偿表，正好证明建房资金来源于杨自高原有的家庭财产，与刘冬莲无关，系杨自高的婚前财产。同时该表五、六中的金额就是自拆自建协议中第四条的补偿金作为重建房费用。4、报告。对该报告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报告是杨自高出具的，但未经开发公司的同意，系杨自高的单方行为，不是杨振勇取得自拆自建安置地的依据。且该报告明显有添加痕迹，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5、303房处理意见。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将303房给杨自高和刘冬莲是考虑他们两人没有安置房又无房可住，证明他们与杨振勇的房屋不具有关联性。6、补偿款及建房结算材料。杨振勇还没有与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进行正式的结算，这些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另外明细表中劳动力安置费26000元是给杨振勇的，至于退养费中2人是否包含了刘冬莲无从证明。被拆迁房屋在刘冬莲和杨自高结婚之前就已经拆除，如果退养费中有刘冬莲的份额，刘冬莲可以向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主张，与杨振勇的房屋无关，且新建房屋只需127118.45元，协议中明确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可以冲抵的款项是164195.86元，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还应当补付杨振勇若干剩余款项。关于证据二，该份录音证据系偷录且在录音中可以听到上诉人方有强迫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并且宋斌也明确所有拆迁安置以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为准，不足以证明刘冬莲在杨振勇的房屋中拥有份额。关于证据三，电脑查询信息。该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份信息的合法来源，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关于证据四，该调解协议书没有任何人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证据效力。关于证据五，（2018）湘0111民初3624号判决书不能证明刘冬莲在杨振勇自拆自建房屋中拥有任何产权份额。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刘冬莲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根据长沙市国土管理局于1996年12月11日发布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涉案拆迁中自拆自建安置对象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火焰村的正式户口，且在本村组有住房者，但刘冬莲户口于2000年10月22日才正式迁入火焰村，且被拆迁房屋属杨自高与刘冬莲结婚前的家庭共同财产；在刘冬莲户口迁移手续办理过程中，作为涉案拆迁安置经办机构的城建开发公司于1997年7月22日在迁移证明上明确签署“同意入户，再婚夫妻，女方不享受拆迁待遇”，已将刘冬莲排除在安置对象之外；另外，在涉案拆迁安置中，杨自高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退养协议，选择享受退养待遇而非安置待遇。尔后，在杨振勇选择自谋职业的前提下，城建开发公司于1998年4月4日才与杨振勇签订《自拆自建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中已明确自拆自建的涉案房屋属杨振勇所有，而非家庭共有。故此，一审判决确认刘冬莲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相应份额，并无不当。刘冬莲在本院二审期间所提供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具有份额，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冬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上诉人刘冬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审判员  符建华审判员  刘 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