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921民初1446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男，199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卿燕龄，四川法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20201511950803。（原代）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群革，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199510520329。 被告：王联山（反诉原告），男，1984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于都县。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景，北京天驰群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0111449496。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利，北京天驰群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711799397。 被告：李程（反诉第三人），男，199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原告（反诉被告）刘超与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2019年10月10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于2019年10月29日提起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诉与反诉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卿燕龄和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及其委托代理人韩佳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刘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按其承诺立即向原告支付3万元（大写：叁万元整）损失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年计息，直至支付完毕全部款项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20日）676元，合计：30676元（大写：叁万陆佰柒拾陆圆整）；2、判令本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均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12日，原告及案外人孙莲、阙冬三人（以下简称：“三人”）听二被告称能为三人办理贷款，三人便听取二被告要求将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银行卡一张（被告要求原告10万元银行流水，原告当日先暂存入4万元）及新办的电话卡交给二被告。当天晚上，三人发现交给二被告的银行卡里的钱已取出，其中原告卡里被取出29000元。三人即向二被告进行核实，但二被告并没有给他们合理答复。2018年12月13日，三人认为二被告系诈骗，便向成都市红牌楼派出所报案，因管辖原因，后又去了高新公安分局报案，二被告在前述两派出所均分别作了笔录。最后在高新公安分局的主持下，二被告及三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其中，二被告承诺向原告偿付原告的损失，即30000元。但直至今日，原告多次向二被告联系，要求其偿付原告上述全部损失，但二被告均置之不理。为此，原告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裁判，支持全部诉请。 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辩称，刘超、李程及案外人阙冬、孙莲四人共同向答辩人实施了胁迫行为，胁迫答辩人签署了《高新区公安分局现场调解协议书》，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3万元损失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一、刘超诉请所称“最后在高新公安分局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相关言论并不属实。首先，《高新区公安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调解协议”）的第1页明确阐述了“双方均不要求公安机关介入此事”，既然不要求公安机关介入，何来“主持”之说？其次，从外观条件看，该协议既没有高薪公安分局主持人员的签字确认，也没有高新公安分局的盖章确认。再次，从事实情况讲，各方从未共同向高新公安分局报案，该协议是在“高新区中和派出所”的办公室签署的，并没有民警参与调解。高新公安分局与高新区中和派出所两家单位的地理位置相距十余公里，而且刘超、案外人阙冬系成都市高新区中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签署了调解协议，没有理由会对于人物、地点产生混淆。因此可知，刘超在起诉状中就该部分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第二，刘超、李程及案外人阙冬、孙莲四人（以下简称“四人”）共同向答辩人实施了胁迫行为，胁迫答辩人签署了调解协议，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3万元损失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从2018年12月13日14时开始，四人便控制了答辩人的人身自由，带着答辩人辗转于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派出所、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高新区中和派出所等公安机关民事调解部门报案。答辩人因受威胁，曾于2018年12月13日22时向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派出所报警求助，对此可以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派出所出具的《接（报）警登记表》为证。期间，四人为迫使答辩人签署调解协议，李程不断使用语言和行为攻击、逼迫答辩人，刘超、案外人阙冬在旁共同劝说，案外人孙莲更以给答辩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失作为要挟，共同对答辩人实施了长达近30个小时的精神压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辩人被迫于2018年12月14日18时与之签订了调解协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答辩人在法定除斥期间内向贵院提出了撤销调解协议的反诉申请，贵院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受胁迫签署的调解协议违背了答辩人的真实意愿，应当予以撤销，在该调解协议被予以撤销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在本诉中提起诉请的合同依据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答辩人只是将广告转发给李程，李程自行联系了刘超、阙冬、孙莲，答辩人仅是按照李程的要求将刘超等人的资料转发给了广告中的资金方，对该项业务的风险判断应属于刘超的自我审慎义务，答辩人既没有从中获得收益，也没有故意造成刘超损失，刘超要求答辩人支3万元损失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费用。答辩人未见刘超提供的公告费、保全费等费用支出的相关依据，另一方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答辩人认为，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应由刘超承担。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答辩人始终相信法律的公平正义，答辩人期盼法院能够作出公正的裁判。 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所说的诉讼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诉讼。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1日原告及案外人孙莲、阙东三人〔以下简称：三人)听我说王联山（以下简称：王）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便要求需要办理贷款，问需要什么资料后（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银行卡以及绑定银行卡电话号码卡-张），我便把王的联系方式给与三人，让他们自行联系(注：三人资料均为通过我手寄出或者递交于王，原告刘超是亲自把资料送入王的公司交于给王)。12日，王说资料审核过需要10万元银行流水，要求我转告与三人我未同意后，联系三人说需要流水。当日，原告就暂存4万元后把存款凭条发给我要求我转发于王，并让我询问王多久可以取出暂存的4万元。王回复凌晨12点后便可以取出，我也如实告诉原告，原告以朋友关系说叫我12点后叫他去取出暂存的4万元。13日凌晨1点左右我打电话与原告告诉他可以取出暂存的4万元，原告去银行后告诉我卡里4万元的存款被取出29000元，原告及要求我向王核实情况，我与王核实后便告诉原告估计出问题了，被骗了,原告便要求白天约上王一起报案并去银行查询被取走29000元的去向。2018年12月13日，我约上王与三人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双丰西路支行）碰面查询后便一起去了成都市红牌楼派出所由王报案，因管辖原因又去了太升路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们需耍到案发地派出所才行（中和派出所〉然后我们五人又去了成都市高新区中和派出所（也是原告上班的单位）由王报案，派出所并未立案和询问，让我们五人自行调解，经过几个小时的协调后于当晚6时达成协议，王承担原告损失金额的75%〈21750元）我承担原告损失金额的25%〔7250元)，并在派出所填写调解书，调解书一式五份签字盖手印后全由原告收走并一起去吃的晚饭。这就是事情经过。原告陈诉事实不符，在起诉前我就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协议内容于2019年12月把承担金额7250元给原告，原告口头也答应。现原告起诉我也认为是维护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但我拒承担原告的律师费。原告收走了调解书，本人要求原告向法院提供调解书。在我与王的积极配合下，本人并不觉得这是原告所说的诈骗，毕竟钱不是流向我与王，我与王也是受害者，但处于承担责任签订的调解书。原告在期间与我多次互通电话，并未像原告律师诉讼状上所说置之不理，我认力这是不实，原告诉讼状存在不实虚假。本人要求原告提供我所诉说的调解书供法院参考并判决，保留上诉的权利。 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2018年12月13日签订的《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2、反诉费由原告（反诉被告）刘超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与第三人系工作中认识的关系，但无深交，反诉原告一直从事贷款辅助工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有一则贷款所需手续比较简单的广告，遂将该贷款信息发送给第三人，此后第三人将反诉被告及案外人阙冬、孙莲的相关资料转发给反诉原告，要求反诉原告将相关资料转发给广告中的对接人，由上游资金方自主审核。2018年12月13日凌晨第三人告知反诉原告称反诉被告银行卡内的存款不翼而飞，随后双方一起又去派出所报案，最后在高新中和派出所以胁迫的方式逼迫反诉原告签署《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该协议签署至今，反诉原告一直认为其与反诉被告的损失没有直接关系，反诉原告只是将反诉被告的资料转发给广告中的资金方，并没有义务审查该业务的真实性，对该业务的判断属于反诉被告的自我审慎义务而非反诉原告的义务，反诉原告也没有从中获益，因此反诉原告对反诉被告不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双方之间签订的《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是以胁迫的手段签署的，违背了反诉原告的真实意愿，应予以撤销，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其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反诉被告）刘超向本院的提交的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被告王联山的人口信息，拟证明原被告的基本信息。2、银行流水，拟证明原告的卡里的29000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故被划走的事实。3、高新区公安公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报案，在公安局的调解下，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且二被告承诺向原告承担3万元损失的事实。4、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红牌楼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拟证明原告银行卡的里钱被划走之后向公安报案的事实。上述证据1、2、4号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3号证据，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认为其系受胁迫而签订的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经本院庭审查明该协议是在派出所签订，且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事发时并未选择报警，而是按照协议已经支付了部分金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显然违背常理，故本院认为3号证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录音证据，拟证明刘超等四人多次向王联山事实胁迫行为，胁迫王联山签订协议。2、短信截图2份、营业厅查询记录两份，拟证明阙冬和刘超在签订协议后，短信威胁王联山，并证明电话号码是刘超和阙冬的本人。3、接报处警记录（草市街派出所），拟证明王联山在2018.12.13被刚刚陈述的四人威胁，进行了报警处理。4、顺丰速递电子存根、顺丰向王联山发送邮件记录，拟证明王联山于2018.12.5将资料邮寄给名为马林的人，王联山按照李程等人的要求，将资料邮寄广告中的资金方。本院认为上述1、2号证据虽能看出一部分威胁之类的话，但考虑到当事人丢钱的心情以及双方是在派出所完成协商并达成的协议，尚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胁迫，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3号证据虽然被告王联山事后向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并未立案，且派出所的处理意见是双方协商，被告王联山还在其备注一栏签字确认，无法达到被告王联山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4号证据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刘超有异议，且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提交的系复印件，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和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均系办理贷款的公司职员，系同行。王联山告诉李程其微信群中有个叫马林的可以办理大额贷款，并且手续简便，让其找人贷款。2018年12月，原告（反诉被告）刘超、案外人孙莲、阙冬听李程说王联山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便要求办理，李程告知需要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银行卡以及绑定银行卡电话号码卡-张等资料后遂将王联山的联系方式告诉刘超、案外人孙莲、阙冬三人，刘超等三人遂联系王联山让其办理贷款，王联山表示同意。随后刘超等三人将办理贷款所需要的资料通过李程或亲自交于王联山，王联山收到资料后转寄给马林，后按马林要求通过李程告知刘超等三人需要其银行卡的银行流水，随后刘超向其银行卡汇入人民币40000元，并将存款凭条发给李程由其转发给王联山，王联山通过李程告知刘超在12日凌晨24点后就可以将存款取出，13日凌晨1点，刘超发现其银行卡的存款通过翼支付被转出28901元。2018年12月13日，刘超、案外人孙莲、阙冬、王联山、李程便前往红牌楼派出所报案未果，期间，王联山通过微信通知其朋友向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派出所报警遭到挟持，后一行人又被送到春熙路派出所，该所民警通过了解后告知双方经济纠纷友好协商。刘超、案外人孙莲、阙冬、王联山、李程遂到高新区中和派出所就损失协商一致并签订《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载明：“…主要事实：2018年12月12日22时许，王联山通过李程在给刘超、案外人孙莲、阙冬办理贷款时，因自己没有把控好风险导致刘超3万元、孙莲1万元、阙冬2万元被盗刷，共计6万元。经调解，双方自愿如下协议：1、双方对彼此的行为达成谅解，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双方均不要求公安机关介入此事。2、经双方自行协商，李程承担15000元，王联山承担45000元。3、此事一次性了结，双方此后不得在就此事索要对方财物以及发生纠纷。签字人李程、刘超、孙莲、阙冬、王联山，见证人吴某。”。该协议签订后，王联山已向刘超转款4400元，李程在答辩中同意承担7250元，即承担25%的责任，但截至目前尚未给付。 本院认为，原告方以追偿权纠纷起诉，而本案本诉原被告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首先，2018年12月，刘超等人听李程说王联山可以办理大额贷款，便需要其联系方式，李程便将王联山的联系方式告诉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等人，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等人遂联系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让其办理贷款，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表示同意，并将办理贷款所需要的资料告诉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等人，原告（反诉被告）刘超将办理贷款所需要的资料交于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收到资料后，告知原告（反诉被告）刘超需要其银行卡的银行流水，随后原告（反诉被告）刘超向其银行卡汇入4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可以无偿代理，也可以有偿代理。”之规定可知，上述行为表明原告通过二被告向第三方办理贷款事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双方以口头形式表明了双方建立了委托关系，并通过事实行为履行了委托事项，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确认其委托关系属实。原告（反诉被告）刘超交予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的银行卡，（反诉原告）王联山作为专业的放贷人员，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致使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的银行卡内存款被取走28901元，这一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原告（反诉被告）刘超有权要求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承担损失。 其次，2018年12月13日双方在派出所就损失协商一致并签订《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损失60000元，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承担15000元，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承担45000元，据此可知，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承担25%的责任，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承担75%的责任，双方之间并非属于连带责任，而是按份责任，即原告（反诉被告）刘超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的损失仅为28901元，故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应承担28901元×25%＝7225元，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应承担28901元×75%＝21676元，扣除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已经支付的4400元，尚欠原告（反诉被告）刘超损失17276元。至于原告（反诉被告）刘超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且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作为受托人因其重大过失致使原告（反诉被告）刘超损失28901元，在《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若在就损失承担利息，显然对其不公，且也无法律依据支持其利息，故原告（反诉被告）刘超要求支付利息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要求撤销《高新公安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在2018年12月13日双方从见面到协商完毕过程中，经过多个派出所，中途王联山也曾报警，但均未有公安机关对其主张的行为作出认定或处罚，且赔偿协议在派出所协商一致签订的，协议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按照协议已经支付了部分金额给原告（反诉被告）刘超，足以说明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提出的证据虽能看出一部分威胁之类的话，但考虑到当事人丢钱的心情以及双方是在派出所完成协商并达成的协议，尚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胁迫，即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故其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刘超17276元。 二、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刘超7225元。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56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负担425元，由被告（反诉第三人）李程负担1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8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联山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文国江 人民陪审员  陈再平 人民陪审员  何名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