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1023行初10号原告雷元银，男，196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被告监利县公安局。住所地监利县容城镇荆南大道96号。法定代表人曾旋，该局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刘祥，该局政治委员。委托代理人胡耀垓，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明，该局红城派出所副中队长。原告雷元银不服被告监利县公安局2019年1月18日作出的监公（红）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5月2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雷元银、被告监利县公安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刘祥及其委托代理人胡耀垓、王明等到庭参加诉讼。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18日，被告监利县公安局以原告雷元银于该日为讨要说法，在监利县司法局采取卧躺及抱大腿等方式不让袁纯明离开办公室及正常上下班，严重影响县司法局正常工作秩序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雷元银作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监公（红）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的如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用以证明案件来源。2.监公（红）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程序合法。4.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将雷元银的行政处罚情况通知了原告的家属。5.被告对原告雷元银的询问笔录及对袁纯明、季国平、胡能翼的讯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扰乱监利县司法局工作秩序的事实。6.监利县司法局《关于雷元银严重扰乱我局工作秩序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7.监利县公安局执法记录仪光盘一张；用以证明被告执法情况及原告扰乱单位秩序的事实。8.到案经过；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口头传唤原告到案。9.人民警察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姚其法、王明等人依法具有执法资格。原告雷元银诉称，原告于2016年7月前往县社保局要求办理退休手续，与该局局长方祝清、办公室主任吴博发生争执，他二人将原告打成轻微伤，致原告住院七天，原告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张为凯作为原告的援助律师，在调解中，让原告收取赔偿金3000元，并诱骗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上签名。原告认为，张为凯作为一名援助律师，其行为不仅欺骗了原告，也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事前原告也请他吃了一顿饭，送给了他两条烟（后退还了原告1200元烟款），故为此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多次向县司法局领导投诉，要求解决问题，但他们一次次将原告打发出门。2019年1月18日，原告再次上县司法局讨要说法，在绝望的情况下，才抱住了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袁纯的腿，不让他离开办公室。袁主任向监利县公安局报警，说原告严重影响司法局正常的工作秩序，监利县公安局因此关押原告5天。原告抱腿干扰工作，是在无数次被推脱、被拒之门外后才不得以的过激行为，原告的行为影响了司法局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原告愿意向当事人做出诚恳的道歉。但被告为此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实属过重，毕竟事出有因。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如前所请。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雷元银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身份。2.监公（红）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3.监利县司法局文件《关于给予张为凯律师行政处罚的建议》；4.荆州市律师协会对张为凯作出的《荆州市律师协会会员处分决定书》。原告用证据3、4证明张为凯在办理原告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没有尽职尽责。被告监利县公安局辩称，原告雷元银违法事实成立，且被告处罚程序合法、量罚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质证时，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证据3、4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被告证据与认定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相关联，故应予以认定。原告证据1、2，被告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而证据3、4，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与事件的起因有关联，故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雷元银系监利县造纸厂退休职工。2017年11月13日上午，原告前往监利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办理退休手续，在该局八楼与该局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致原告多处软组织损伤，在监利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七天。为此，原告以监利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方祝清、吴博为被告提起健康权纠纷的诉讼，该案于2018年9月20日在本院立案受理。张为凯受监利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担任该案的原告法律援助代理律师。为此，原告向张为凯送黄鹤楼香烟两条（已退还）。该案于2019年1月11日经调解，原告接受被告3000元并申请撤诉而结案。2019年1月17日，原告向监利县司法局递交投诉张为凯勾结对方律师损害其利益的书面材料，并口头投诉张为凯律师在代理过程中收受其两条香烟的违规行为。2019年1月18日上午9时许，原告与其妻子一道来到监利县司法局706办公室找监利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袁纯明解决投诉问题，采取大喊大闹、抱腿、躺地等方式不让袁纯明工作、出办公室，干扰监利县司法局的工作秩序，因此，监利县司法局向监利县公安局报警，监利县公安局出警人员对原告进行了制止和教育，原告表示不再干扰机关办公秩序。但监利县公安局出警人员走后，原告继续采用大喊大闹、堵门等方式不让袁纯明工作和中午下班。下午上班后，原告继续采用吵闹、抱腿等方式不准袁纯明离开，并在局长办公室用大喊大闹等方式扰乱监利县司法局工作秩序，致使该局2019法律援助“春”字号行动动员大会无法召开，因此，该局拨打110报警，公安干警到来后，对原告进行了教育、规劝，但原告不听劝阻，继续实施扰乱工作秩序的行为，拒绝离开监利县司法局，且抗拒传唤，故公安干警依法将原告带至监利县红城派出所调查处理。原告的行为致使监利县司法局的会议延迟了两个多小时方正常进行。被告监利县公安局经向原告履行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行政处罚告知、询问调查，及对相关知情人员进行了调查后，于2019年1月18日向原告作出监公（红）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该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向原告送达，同时亦向原告家属进行了告知。原告对此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监利县司法局于2019年1月22日向荆州市司法局呈报《关于给予张为凯律师行政处罚的建议》，荆州市律师协会于2019年4月16日向张为凯作出警告的纪律处分决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因此，监利县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执法主体资格，监利县公安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本案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向监利县司法局书面和口头投诉后，次日上午便又到该局要求解决其投诉问题，在该局劝说、解释后，不听劝阻，采取大喊大闹、卧躺、抱腿等方式，阻碍监利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正常工作、上下班、其他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以及该局2019法律援助“春”字号行动动员大会的正常召开，原告行为已构成扰乱监利县司法局的正常工作秩序，其行为应予追究。但原告的行为是否属情节较重，本院认为，其一，原告扰乱单位工作秩序的行为在上午被被告出警人员制止后，原告继续实施其违法行为，其行为属主观故意；其二，原告违法行为从当日上午九时许至中午下班，下午上班至被被告出警人员带离，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其三，原告行为严重影响了监利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正常工作、上下班，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和该局2019法律援助“春”字号行动动员大会的正常召开，后果比较严重。综上，原告扰乱单位工作秩序的行为属于情节较重，被告监利县公安局根据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属适用法律正确，亦处罚适当。被告在对原告实施处罚前，进行了相应的告知、询问调查，系程序合法。原告在庭审中称，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并未向其送达处罚决定书，系被告程序违法，因被告提交了原告签名收取处罚决定书的证据，原告亦无证据反驳，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原告要求监利县司法局解决其投诉问题，其应采取合法方式反映其诉求，而不应采取违法的方式进行,原告诉称的事出有因不能成为其扰乱单位工作秩序的理由。据此，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雷元银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雷元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程建清审判员  胡先莉审判员  向晋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