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1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易雪峰，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公民身份号码：510************57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纲，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肖怡，女，196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2************58X。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航，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绮荷，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富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第二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45XM。执行事务合伙人：林肖怡。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航，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绮荷，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福隆第二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69R。法定代表人：林肖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航，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绮荷，广东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易雪峰、林肖怡因与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富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瑞合伙企业）、广东旭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64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雪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肖怡继续履行2017年12月26日《富瑞合伙企业合伙协议》，即以198万元的对价回购易雪峰在富瑞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股权，在判决确定后十日内支付；2.本案诉讼费由林肖怡负担。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一、限林肖怡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雪峰支付转让款19.8万元；二、驳回易雪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620元，由易雪峰负担18360元、林肖怡负担426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647号民事判决书。易雪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易雪峰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按照《股权激励协议》及其指引的《合伙协议》的有关约定内容来处理，而不应按照《激励协议》的内容来处理。一审法院在处理依据的认定和采信上存在偏颇。本案中，分别存在两份激励协议和合伙协议，即2017年10月31日的《股权激励协议》和《激励协议》，以及2014年12月8日核准的《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2014版本）和2018年1月2日核准的《合伙协议》（以下简称2018版本）。对比发现，以上两份协议的内容确实存在冲突和矛盾之处，对于易雪峰与旭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分别作了不同的约定，《激励协议》直接针对不同的工作年限作出了约定，但《股权激励协议》则指引按照《富瑞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执行。对于存在冲突的部分，易雪峰认为应采信《股权激励协议》和《合伙协议》的约定，理由如下：1.从与《合伙协议》的关联性来看，显然《股权激励协议》内容的关联性更加密切，具有明确的指引与被指引的关系，该《股权激励协议》与《合伙协议》的内容应当是一脉相承的。2.从核准备案的效力来看，两份《合伙协议》的内容均经过了主管部门的审查核准登记，而《激励协议》并未经核准备案。3.从该合同文本的拟定来看，该两份文本应均是由林肖怡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拟定的，在内容出现相互冲突时，应采信对于合同文本拟定方不利的解释。4.从实体公平正义的角度看，该《激励协议》的内容也显失公平，如前所述，上述198万元的股权对价，明显由前后110万元和88万元两部分组成，110万元部分已在2014年就完全完成了股权奖励赠与的交割，且已实际行权，没有任何争议，但在该协议中又将该110万元的对价捆绑在一起，重新拟定新的服务项目年限，明显是出尔反尔，显失公平，显然也不是易雪峰的真实意思表示。如认为重新约定了劳动服务工作年限，并据此认为只能按照10%的比例支付对价也显失公平，实际上等于变相将易雪峰之前的工作年限和业绩全部归零。5.虽然《合伙协议》存在2014和2018年核准的两个版本，但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不存在冲突情形，且是两次股权变更的合同和法律依据。二、尽管《合伙协议》中也有关于劳动服务期限的规定，但违反该服务期的股权处理后果，主要是原价收购还是议价收购的差别，且对于处理的安排有直接明确的约定，不需要再援引《激励协议》的约定。根据《富瑞企业合伙协议》（2017年12月26日版本）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劳动服务期限内，合伙人离职时按照本协议关于合伙企业出资转让的规定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第三方”。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人在劳动服务期限内从旭业光电或其下属公司离职的，视为合伙人自动退伙，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若该合伙人离职之日，旭业光电尚未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则：i.如合伙人主动辞职、与旭业光电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原劳动合同到期没有续签或继续履行，劳动服务期限未满的，则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安排，且该合伙人应同意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原价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的有限合伙人。ii......。”从以上约定来看，是否满足劳动服务年限的要求，从处理后果上来看，仅仅体现为是按原价转让还是议价转让的问题，并不指向按照服务年限的一定比例受让。因此，以上关于劳动服务期内离职的股权处理的规定是非常明确具体的，根本不需要再援引《激励协议》的约定来处理，应依照上述规定直接作出处理。另外，关于上述条款中“……劳动服务期限未满的，则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安排，且该合伙人应同意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原价转让给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的有限合伙人……”的理解，不能狭义地理解上述条款是执行事务合伙的权利条款，而应从上下文及整个合伙协议安排的体例上来理解，那么上述条款明显是权利义务综合性表述的处理条款，这一点从该条款前后联系起来看就非常明确，如第二十八条“合伙人在劳动服务期内从旭业光电或其下属公司离职的，视为合伙人自动退伙，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的约定，明显是合伙人自动退伙情况下对其股份财产份额的处理作出的综合性约定，不仅限制合伙人，同时也限制执行事务合伙人。三、2014年12月份，林肖怡给予易雪峰富瑞合伙企业9.5833%的财产份额对价110万元已经完成赠与，不应当再认定为股权激励性质。诉讼中，双方均承认案涉198万元激励对价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2014年12月8日易雪峰通过激励赠与奖励已经实际获得的富瑞企业9.5833%的股权对价110万元以及2017年12月26日确认获得的富瑞企业7.6667%的股权对价88万元，二者合计为198万元，占富瑞企业的17.25%的股份，后来只是为登记的便利，便将二者合二为一。对于2014年12月8日通过股权激励赠与奖励实际取得的股权对价110万元，尽管林肖怡提出是其以借款方式支付给易雪峰，并由易雪峰向富瑞合伙企业出资的，但其并没有提交借据或其他相关证据来证明，而事实证明，该110万元部分是林肖怡对易雪峰既往工作业绩的肯定、奖励和赠与，且已完成激励赠与的登记和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易雪峰还作为富瑞合伙企业的大股东之一进入了旭业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董事，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且林肖怡也明确承认一直未就该所谓的110万元对价借款向易雪峰主张过任何归还的权利，林肖怡转账给易雪峰账户完成出资行为的本身就已完成赠与行为，因此应认定该110万元股权赠与对价是对易雪峰过往业绩的肯定和奖励赠与，已不存在激励条件成就与否的问题了。四、即使要认定劳动服务年限对财产份额的对价有比例限制，也应认为仅约束第二次激励赠与的88万元对价的股权部分。一审判决认定劳动服务年限均从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明显不当。对于2017年12月26日确认获得的富瑞企业7.6667%的股权对价88万元的性质问题，比照激励协议、股权激励协议和合伙协议的内容综合来看，其性质确实属于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当然，对于激励赠与条件是否成就双方也确实可能存在争议。但之前于2014年12月已完成的110万元对价部分的股权赠与，则明显已经完成，不应又捆绑在一起，尽管《股权激励协议》和《激励协议》在表述上将二者混同在一起，但双方明确确认是分二次激励赠与的结果，因此不应再重新计算劳动服务年限，否则明显不符合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且之所以还会有后来的二次激励，是因第一次激励赠与的利益结果已经固化和得到了双方确认，如果第一次的激励利益结果都没有得到确认，不会再做第二次的激励。第二次新增的激励奖励和赠与，从另一层面来看，也是对第一次激励后对易雪峰工作业绩的综合肯定与嘉奖，如当时对易雪峰的工作业绩和成果不满意，不可能又新增第二次激励奖励和赠与。另外，关于第二次88万元部分的股权激励条件是否成就，尽管双方可能有分歧，但易雪峰认为已经成就，理由如下：1.该88万元的出资对价，尽管是由林肖怡以易雪峰的名义代为向公司履行的出资，但已完成了合伙协议的备案登记和相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和确认手续，易雪峰已完整地取得该激励获赠的股权。2.完成登记后，易雪峰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已实际享有所有198万元对价17.25%的股份的权利，且在富瑞合伙企业认（实）缴出资确认书中有明确确认，且林肖怡一直担任旭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董事职责。3.从易雪峰入职时到离职止，易雪峰已经在林肖怡所属的旭业公司担任副总服务7年多，为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并向IPO进军。易雪峰进入旭业公司担任副总后，一直主管公司产品开发、研发，生产制造、品质管理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为公司发展壮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正因此，林肖怡才对易雪峰予以股权激励和奖励，否则不可能对易雪峰予以奖励和赠与。4.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对之前存在内容冲突的激励条件是否成就有争议，充其量也只是在易雪峰和林肖怡之间产生另外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对于本案激励赠与的性质并无影响，也不影响激励条件成就的认定。5.需要指出的是，易雪峰离职的原因表面上如离职申请单中表述的那样，实际上是另有隐情。易雪峰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旭业公司，担任公司副总，分管公司产品开发、研发，生产制造、品质管理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2017年底以前双方工作配合比较默契，公司逐步扭亏为盈，特别在2017年实现公司净利润970多万元，但2018年开始，林肖怡因人事纷争导致对易雪峰不信任，将原来下放给易雪峰的工作上的权利收回，加上易雪峰在公司管理过程中发现林肖怡私账公报、将自己家庭装修费用冲账报销及女儿在公司吃空饷等问题，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对林肖怡严重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不满，导致2018年6月底合同即将到期时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同时经双方协商一致易雪峰提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离职申请。因此，根据上述合伙协议约定应视为同意易雪峰退伙并依法办理相关退伙结算事宜。综上，易雪峰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股权激励协议》及《富瑞企业合伙协议》是各方协商一致后依法自愿签订的，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二份协议均应合法有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对于其他协议中与上述内容相冲突的部分应按照合同解释的原则作出不利于合同文本提供方的理解和意见。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林肖怡作为唯一普通合伙人和合伙事务执行人，应以原价198万元受让易雪峰的退伙股份，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改判，支持易雪峰的一审诉讼请求。林肖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易雪峰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易雪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林肖怡应以19.8万元的对价受让易雪峰在富瑞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份额，属事实认定错误。一、林肖怡为激励包括易雪峰在内的多名旭业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激发核心管理人员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核心管理人员进行附条件的富瑞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让与，最终达成林肖怡与核心管理人员共同的目的，即旭业公司实现IPO或第三方收购。易雪峰所谓的持有富瑞合伙企业17.25%的财产份额并在工商机关完成登记，该财产份额对应的出资款均由林肖怡实际缴纳，其本人从未向富瑞合伙企业缴纳任何款项，在林肖怡与易雪峰约定的条件成就之前，易雪峰并未实质持有富瑞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该财产份额实质上仍属于林肖怡所有。因此易雪峰无权要求林肖怡对其在富瑞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以任何对价进行回购。二、易雪峰于2018年5月11日提出辞职，根据2017年12月26日的《富瑞企业合伙协议》第十七条约定，易雪峰属自动退伙。该合伙协议第二十八条1.i条款赋予了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回购辞职员工财产份额的权利，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选择是否行使该项权利，该条款并未赋予辞职员工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必须回购其财产份额的权利。现林肖怡暂未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易雪峰即无权要求林肖怡进行回购。三、承上所述，易雪峰未实际出资，且服务期限未满六个月即主动辞职，不符合林肖怡设立富瑞合伙企业，并对林肖怡等核心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的初衷，易雪峰短期提供劳动服务后仍要求林肖怡支付任何价款，对林肖怡来说显失公平。综上，林肖怡认为一审判决未从案涉财产份额让与的实际情况出发，认定案件事实有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易雪峰、林肖怡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首先，案涉2017年12月26日的《富瑞企业合伙协议》第二十五条的约定已经明确，2017年12月31日前入伙的合伙人，其自2017年12月31日起在旭业公司的劳动服务期限不低于五年，该协议亦涵盖了易雪峰2014年所获得的富瑞企业的财产份额部分，故一审认定全体合伙人在该份合伙协议中重新约定了劳动服务期，易雪峰所享有的富瑞企业财产份额17.25%对应权利义务中涉及的劳动服务期应自2017年12月31日起算并无不妥。其次，对于易雪峰从旭业公司离职后，其在富瑞企业财产份额的转让问题，林肖怡主张依据前述2017年《富瑞企业合伙协议》第二十八条的约定，其暂未决定是否行使回购的权利，因此易雪峰无权要求其进行回购，易雪峰则主张林肖怡应依据该条款约定，以198万元的对价予以回购。从易雪峰获得富瑞企业相应财产份额的过程来看，易雪峰系与林肖怡协商一致，由林肖怡于2014年、2017年两次将其在富瑞企业的部分财产份额以股权激励方式转让给易雪峰，双方在2017年10月31日前后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激励协议》已涵盖易雪峰在富瑞企业的全部财产份额，且《激励协议》签订在后并对易雪峰从旭业公司离职时，根据其不同劳动服务年限的相应对价等作出了约定，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2017年《富瑞企业合伙协议》第二十八条的约定，从其约定的内容来看，并未约定林肖怡具有应按原价予以回购的义务，该条款适用的前提在于易雪峰在符合该条款约定条件下离职时，林肖怡对其在富瑞企业的财产份额作出安排，但本案中并无证据反映易雪峰离职时，其与林肖怡对易雪峰在富瑞企业的财产份额再次协商达成一致的约定，在此情况下，易雪峰主张适用该条款由林肖怡按原价回购其财产份额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在前述《激励协议》中的约定，根据易雪峰于2017年12月31日起在旭业公司的劳动服务年限，认定林肖怡应以19.8万元的对价受让易雪峰在富瑞企业的17.25%的财产份额并无不当。综上，易雪峰、林肖怡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98元，由易雪峰负担20838元，林肖怡负担42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渠旺审判员  谢佳阳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谭震聪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