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7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陈玉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翔，北京市天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地发，北京市天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涛，男，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英，男，196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卫霞，女，197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斐，海南至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道武，海南至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狮城东路5号。 法定代表人：崔洪杰，该公司董事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蔺剑飞，男，该公司董事会秘书。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翔，北京市天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宜林，男，195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原审被告：杜仲义，男，197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上诉人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昌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孟涛、张建英、郭卫霞，原审被告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7)琼9005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昌银行的法定代表人陈玉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翔、方地发、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道武、原审被告乌海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蔺剑飞、陈浩翔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宜林、杜仲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案件疑难复杂，经院庭长审批延长二审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昌银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琼9005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孟涛、张建英、郭卫霞对文昌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且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孟涛、张建英、郭卫霞对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宜林、杜仲义的起诉；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宜林、杜仲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将其列为本案被告，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的规定，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宜林、杜仲义都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对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宜林、杜仲义的起诉。但一审法院仍错误的将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宜林、杜仲义列为本案被告，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将2016年4月8日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的《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是否合法有效作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并认定该董事会决议违法无效，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赋予股东对董事会决议提起无效诉讼或者撤销诉讼的权利，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仅是要求确认两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未要求确认2016年4月8日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的《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无效，也未主张撤销该董事会决议。按照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将董事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作为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审查，并错误地认定该董事会决议违法无效，明显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对文昌银行提交的新证据未经开庭质证，就武断的不予采纳，程序违法。文昌银行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琼海办事处排查事实确认书》等新证据，其中《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琼海办事处排查事实确认书》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权威认定，该认定书上有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琼海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签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对该等证据不进行开庭质证，就武断的不予采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2016年4月8日文昌银行董事会作出的《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关于该董事会决议认定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持续隐瞒而限制其投票权超越其职权范围，该董事会决议违法无效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文昌银行董事会有权认定关联方，并根据《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议书》(以下简称“《出资人协议》”)的约定，对持续隐瞒关联方入股的股东的投票权进行限制。2.北戴河公司与孟涛持续隐瞒互为关联方的关联关系，根据《出资人协议》的约定，两者在文昌银行的股东投票权应全部受到限制。（1）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互为关联方。(2)北戴河公司和孟涛均未如实、未持续向文昌银行报告其互为关联方的关系，持续隐瞒之间的关联关系，违反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12条、第13条和第14条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第9条的规定，在历次文昌银行股东会上，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一直是保持“同进退”。(3)按照《出资人协议》的约定，作为出资人的北戴河公司和孟涛在文昌银行的股东投票权依法依约应全部受到限制。银监会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及格式要求(2015年版)》也要求筹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协议》应履行如主动声明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性及关联入股等情况的义务等，约定“如果存在任何欺骗或隐瞒，则该发起人(出资人)在本行的投票权受到限制或限期转让股权”，因此，按照《出资人协议》的约定，作为出资人的北戴河公司和孟涛在文昌银行的投票权依法依约应受到限制。3.2016年4月8日文昌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决议，限制北戴河公司、孟涛在文昌银行的股东投票权，该决议表决程序合法，决议内容合法有效。退一步来讲，即便需要对该董事会决议进行审查，现有证据也足以证明北戴河公司与孟涛持续隐瞒互为关联方的关联关系，根据《出资人协议》的约定，两者在文昌银行的股东投票权应全部受到限制；文昌银行董事会《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已经获得三分之二董事表决同意，程序合法、内容合法有效，依据该决议，北戴河公司与孟涛在文昌银行的股东投票权应全部受到限制。(二)文昌银行基于董事会决议对北戴河公司、孟涛所持文昌银行股权的投票权的限制，召集、召开2016年度第一次、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两次股东会决议系配股增资，股东会决议之后，各股东以及完成增资配股，并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未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认缴新增出资的权利。(三)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已经报监管部门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批复许可，其法律效力已经获得监管部门认可，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述决议的法律效力已经获得监管部门确认的事实，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并且，相关增资在获得监管部门的认可后，已经执行完毕，无法恢复原状。若强行恢复，将对存款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威胁，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从而造成金融风险，导致出现更大的利益冲突和损失。(四)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严重违法违规的事实置若罔闻，明显错误。文昌银行提交的相关证据清楚地表明，在文昌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中国银监会规定的审慎指标，存在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文昌银行按照中国银监会海南银监局的要求采取增资扩股等资本补充措施的情形下，被上诉人自己不出资补充文昌银行注册资本不说，反而屡屡利用关联关系在股东会上一致行动以投否决票、弃权票或者拒绝出席股东会的方式，阻碍文昌银行增资资本计划，将文昌银行置于风险之中，对于被上诉人这种公然侵害文昌银行合法权益，严重挑衅国家金融监管秩序，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严重违法违规事实，一审法院支持其诉求，将变相肯定被上诉人的股权违法行为，破坏金融监管秩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只注意到了适用《公司法》，却忽略了因为文昌银行全体股东《出资人协议》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却没有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并且《公司法》也并没有任何规定公司设立章程后发起人协议即因章程设立而失效。因此，根据《合同法》、《公司法》等的规定，文昌银行有权依据《出资人协议》的约定限制违约股东的投票权。(二)一审法院只注意到了适用《公司法》，却未适用《商业银行法》及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的相关监管规定，忽略了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在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通知》等监管规定的情形下。文昌银行基于上述监管规定的要求采取限制被上诉人的投票权，制止被上诉人采违法行为继续危害金融安全和金融监管秩序，恰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的宗旨，何来违法一说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文昌银行特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孟涛、张建英、郭卫霞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内容为驳回对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的起诉，文昌银行的全部股东均未提起上诉，说明所有股东均认可一审判决内容。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董事会决议违法无效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涉案董事会决议以孟涛和北戴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由，限制、扣除孟涛和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严重违法。（1）孟涛并非北戴河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北戴河公司的情形；再者，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孟涛与北戴河存在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虽然孟涛担任中国银地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但其仅是中国银地投资有限公司一个打工者，不可能有权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北戴河公司，或者存在与北戴河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2）北戴河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注销，根据法律规定，其主体已消亡。而涉案董事会决议却认为孟涛与一个主体已经消亡的北戴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即便北戴河公司在消亡后使用公章，也纯属印章管理的事情，与孟涛、张建英、郭卫霞没有任何关系。（3）本案的证据充分证明了乌海银行与刘宜林、杜仲义一直存在关联关系，涉案董事会决议将事实上、法律上没有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孟涛、北戴河公司认定成存在关联关系，而不将明确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乌海银行与刘宜林、杜仲义认定存在关联关系，实属混淆是非。如果要依据关联关系限制、扣除股东的表决权，应当限制、扣除的是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的表决权，而不是孟涛与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4）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属于公司股东会治理的私法范畴，行政机关无权认定所谓的关联方。2.退一步讲，即便孟涛与北戴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董事会也无权限制股东孟涛与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首先，文昌银行董事会成员均是股东选举产生，在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后，董事会成员反过来说股东没有表决权，实在不可理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没有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有权限制股东表决权的规定，文昌银行的公司章程中也没有关于董事会有权限制股东表决权的约定，故通过董事会决议来限制股东表决权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再次，文昌银行称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通知》第二十二条、《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关联方的辨别权、管理权属于董事会，董事会有权对股东的投票权进行限制，这显然是偷换概念，经不起任何推敲。一审判决对此已专门驳斥，该两份文件规定主要规范的是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管理问题，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治理与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根本就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可见，文昌银行完全是生搬硬套和错误理解行政规范性文件。最后，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明确承认存在关联关系，涉案董事会决议不但不限制其表决权，反而限制从法律上、事实上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孟涛、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为此，文昌银行的说辞是孟涛和北戴河公司“持续隐瞒”关联关系。也就是说，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在出资时均声明没有与任何单位和个人存在关联关系，后来为了此次董事会决议，特意申报了所谓的关联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便孟涛和北戴河公司真的存在关联关系，则说明在出资时大家都声明无关联关系，都作了虚假声明，而后来申报的就不限制表决权，不申报的就限制表决权，这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得出的结论？3.再退一步讲，即便孟涛与北戴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董事会决议以关联关系并根据《琼海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议书》第十五条第（四）款为由，限制孟涛与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也严重违法。首先，出资协议书仅约定出资人主动说明关联入股的义务，并没有约定如果隐瞒的情况下，在何种表决事项中投票权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协议约定限制投票权范围不明确，公司章程也没有任何一条关于限制表决权的规定，因此限制、扣除的股东表决权应严格按法律规定，对存在法定限制、扣除股东表决权的情形下适用。例如，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与投资或担保决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公司法第十六条)；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权利受限（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其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而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通过参加股东会行使投票权（即表决权），对增资扩股事项均享有同等、不可剥夺的法定表决权利，全体股东对增资扩股事项均不存在任何法定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即便出资人协议书约定投票权受到限制，对公司增资扩股事项进行表决的权利也根本不能适用该约定。否则，文昌银行从公司成立（包括公司登记成立）至今，凡是涉及关联关系的股东签署的文件均不成立或无效。再次，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也签署了出资协议书，并且在文昌银行成立前也签署了《声明书》，声明无关联企业（人）向文昌银行入股，因此，即便依据出资人协议书，应当限制的是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的表决权，而不是孟涛与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涉案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均是依据上述董事会决议作为前提、事实和内容，从而限制、扣除孟涛、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这完全是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三个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2.本案中，文昌银行2016年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以一份违法无效的董事会决议作为依据，限制、扣除孟涛和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以合计55%表决权通过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1.一审判决认定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是本案适格被告完全正确。本案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是由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三个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依据违法无效的董事会决议限制扣除孟涛、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作出，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是侵权行为的实施者，理应作为本案被告。2.一审判决认定董事会决议违法无效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涉案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均以董事会决议作为前提和依据，两次临时股东会合法性审查，必然涉及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审查，不存在违反不告不理之说。3.一审法院不予开庭质证文昌银行在两次庭审之后提交的所谓证据并不违法。首先，本案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2018年10月1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期间一审法院还组织了双方听证（举证质证）。文昌银行于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后，向一审法院提交所谓的证据，早已超过举证期限。其次，从一审判决书内容看，文昌银行在第二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再次，文昌银行提交的这些证据根本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可见，文昌银行关于一审对其提交的证据未组织质证而程序违法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四、文昌银行以所谓违法的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骗取了主管部门的审核，企图以主管部门审核披上合法的外衣，其主张根本不能成立。首先，文昌银行在各个股东出资成立后，被乌海银行作为大股东将其视为自己私有的企业进行操纵，长期以来大搞“一言堂”，无视其他股东的意见，经营管理不规范，中小股东无法行使建议权、监督权，股东会及董事会的召开完全流于形式。被上诉人等股东多次要求公司整改，但始终没有得到整改。2015年的董事会上孟涛针对公司管理事项等提出六项具体整改意见，监事彭树文提出五点意见，但文昌银行在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的操控下，一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为了达到完全控制文昌银行，乌海银行及刘宜林、杜仲义操纵董事会制作违法的董事会决议，并以违法的董事会作为临时股东会的依据，作出违法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进行增资扩股和修改公司章程。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被上诉人不得不反对增资扩股。从2010年公司成立后至今将近九年时间，被上诉人等股东出资几百万元设立公司却从未得到任何分红，况且文昌银行是持续盈利的。所谓的多次增资扩股，无非就是在文昌银行盈利能力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为了不断稀释被上诉人等股东的表决权、收益权，使大股东乌海银行达到完全控制公司、获取非法利益、损害其他股东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因此，所谓的监管部门要求进行增资扩股，并不代表文昌银行及其控股股东有权以违法的方式进行增资扩股，监管部门不可能、也无权以行政权力要求文昌银行及其控股股东以违法的手段损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监管部门所作出的任何监管文件，仅仅是从监管角度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代表其有权认定涉案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属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范畴，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认定。综上所述，文昌银行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乌海银行述称，我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刘宜林、杜仲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孟涛、张建英、郭卫霞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文昌银行2016年4月29日的《关于的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2016年12月24日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2.判令被告申请撤销其于2017年1月13日办理的文昌银行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恢复文昌银行2017年1月13日之前的工商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被告文昌银行2016年4月29日的《关于的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2016年12月24日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昌银行是原告孟涛、张建英、郭卫霞和被告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以及北戴河公司、广西新三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三民公司）八个股东共同出资于2010年4月27日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及出资额、出资比例为：（1）孟涛，出资额90万元，出资比例9%；（2）张建英，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8%；（3）郭卫霞，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8%；（4）乌海银行，出资额450万元，出资比例45%；（5）刘宜林，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5%；（6）杜仲义，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5%；（7）北戴河公司，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10%;(8)新三民公司，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10%。《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本行股东享有出席股东会，依其所持出资份额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本章程规定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股东的投票表决权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来设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章程没有规定董事会有确认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决定限制股东投票权的职权。《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议书》（以下简称《出资人协议书》）第十五条第四项约定:“出资人应主动声明关联入股的义务，如果存在任何隐瞒，则出资人在文昌国民村镇银行的投票权受到限制。”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孟涛、北戴河公司在参与出资设立文昌银行时出具《出资声明》，均声明“无关联企业（人）向文昌国民村镇银行入股”北戴河公司已于2011年9月21日注销。2015年10月28日，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下达《关于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资本管理的监管意见》，提出文昌银行截止2015年9月30日的资本充足率为9.25%，低于10.5%的审慎监管要求，应尽快采取增资扩股等有效措施补充资本。2015年12月2日，文昌银行召开2015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文昌国民村镇银行增资扩股议案》，三原告缺席。2016年1月25日，文昌银行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申报关联方关系的通知》，乌海银行声明其与刘宜林、杜仲义存在关联关系；刘宜林声明其是乌海银行的股东，且自2006年8月至今担任乌海银行的董事，与乌海银行存在关联关系；杜仲义声明其及近亲属控股企业是乌海银行股东，与乌海银行存在关联关系；孟涛、北戴河公司未申报。2016年4月8日，文昌银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作出《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认定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且隐瞒，根据《出资人协议书》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该等股东投票权受到限制。2016年4月29日，文昌银行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三原告缺席，仅有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三名股东（合计持有文昌银行55%股权）出席会议，对《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配股增资方案》投赞成票，该临时股东会议根据2016年4月8日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做出的《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对董事会提交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配股增资方案》作出表决结果：“投赞成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合计出资额550万元，占本行有表决权出资总额的67.90%；投反对票的股东代表0名，合计出资额0元，占本行有表决权出资总额的0%；投弃权票的股东代表0名，合计出资额0元，占本行有表决权出资总额的0%。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赞成本议案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已超过本行有表决权出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得通过。”根据该方案，文昌银行增资的2000万元注册资本，乌海银行认缴增资1800万元，刘宜林认缴增资200万元。于2016年12月24日，文昌银行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修改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议案》，三原告和北戴河公司、新三民公司五名股东未出席参加会议，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三名股东投赞成票，会议决议通过该议案。文昌银行根据该议案，于2017年1月13日向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1）孟涛，出资额90万元，出资比例3%；（2）张建英，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2.66%；（3）郭卫霞，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2.66%；（4）乌海银行，出资额2250万元，出资比例75%；（5）刘宜林，出资额250万元，出资比例8.33%；（6）杜仲义，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66%；（7）北戴河公司，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3.33%；（8）新三民公司，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3.33%。2018年12月21日，被告文昌银行又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1.《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1号令；2.2018年8月27日《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琼海办事处排查事实确认书》；3.《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17年12月11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银监会对公司章程修改的批复；4.《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通过股权管理办法的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2未盖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琼海办事处公章，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其他三份证据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没有影响。对被告文昌银行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上述证据依法应不予采纳，决定不再开庭质证。另查明，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8月6日变更名称为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多次对原告、文昌银行、乌海银行进行调解，双方也申请庭外和解，但至2018年12月25日双方申请的庭外和解期限届满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原告于2018年12月27日以文昌银行没有和解诚意且双方的矛盾已激化为由，申请一审法院尽快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6年4月8日，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的《关于认定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是否合法、有效；二、2016年4月29日和2016年12月24日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且合法有效；三、原告是否已丧失诉权；四、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关于争议焦点一，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有权决定限制或扣除股东的投票权，文昌银行章程也没有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限制股东的投票权，董事会决议认定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持续隐瞒而限制其投票权超越其职权范围，故违法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辩称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通知》第二十二条、《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关联方的认定权、控制权属于董事会，从而认为董事会有权认定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但该两份文件规定主要规范的是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管理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与商业银行有关联关系方，与商业银行发生关联交易，由商业银行董事会下设的关联交易委员会对“关联交易”进行治理。而不是说，董事会或其下设的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有权认定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限制、扣除股东的投票权。被告的该辩解意见理由欠当，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文昌银行公司章程第十六条和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均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其以会议形式行使权力，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通过参加股东会行使投票权（即表决权）。文昌银行章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均规定，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文昌银行2016年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以上述违法无效的董事会决议作为依据，扣除孟涛、北戴河公司合计19%表决权，以55%表决权通过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侵害原告孟涛对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上述决议不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提起的不是公司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不受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的撤销之诉除斥期的限制。原告认为被告依据违法无效的董事会决议限制扣除孟涛、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作出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并依据两次违法无效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起诉确认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关于争议焦点四，在民事案件中，被告是指被诉称侵犯原告民事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民事权益争议的人或单位。原告认为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滥用股东权利，操控文昌银行，依据违法无效的董事会决议扣除孟涛、北戴河公司的表决权作出文昌银行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将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的规定没有冲突。但是，被告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参加股东会行使其享有的投票权，是其作为股东享有的权利，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滥用股东权利操控文昌银行形成2016年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原告对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事实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决议不成立与决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故原告的第2项诉讼请求应由被告文昌银行履行；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9年1月7日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29日的《关于的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2016年12月24日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被告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申请撤销于2017年1月13日办理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现为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恢复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现为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月13日之前的工商登记；三、驳回原告孟涛、张建英、郭卫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公告费297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49770元，由被告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负担。被告文昌大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交案件受理费1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向原告孟涛、张建英、郭卫霞支付公告费2970元。原告孟涛、张建英、郭卫霞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张建英、郭卫霞已预交的保全费5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审法院予以退回。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两份补充证据，证据一为《关于核准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配股增资方案的请示》，拟补强证明海南银保监局在审核上诉人提交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认定了上诉人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并批准同意上诉人配股增资与变更注册资本。证据二为《关于促请为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函》，拟证明文昌银行限制管理股东表决权的董事会决议及配股增资的方案已经获得海南银保监局的批准认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首先，上诉人举证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予质证；其次，对上诉人所指出的证明内容予以回应，本案涉及的增资扩股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效力应当由法院认定，主管部门没有权利认定该行为的有效性。即便监管部门审核后进行了办理工商登记，如果之前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存在违法及不成立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不成立，不管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是否能被本案适用，都无法证明一审判决有问题；第三，董事会决议无效的理由不单单是对方骗取行政许可，无效的理由主要是存在违法行为，以55%通过两次决议是无效的；第四，对上诉人的补充证据二，上诉人去工商局调取的时间不代表证据产生的时间，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是否根据关联关系限制股东的表决权等均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管银监局作出什么认定，都不影响法院对公司决议内容的效力认定，行政的审核内容不是正式的行政审批及许可，不产生对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故对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结合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同时，上诉人于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确认其于一审中提交的《海南银监局琼海办事处排查事实确认书》的真实性，经查，《海南银监局琼海办事处排查事实确认书》系海南银监局琼海办事处对文昌银行在股东持占比例方面、股东义务方面、关联交易方面、股权管理方面以及董事会在股权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一个事实调查书，结合一审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该事实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文昌银行成立于2010年4月27日，各出资人在《出资人协议书》第十五条第四项约定:“出资人应主动声明关联入股的义务，如果存在任何隐瞒，则出资人在文昌国民村镇银行的投票权受到限制。”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孟涛、北戴河公司在参与出资设立文昌银行时出具《出资声明》，均声明“无关联企业（人）向文昌国民村镇银行入股”。北戴河公司已于2011年9月21日注销。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均约定，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向该银行入股应符合银行业监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条件；第十八条约定“本行资本充足率低于法定标准或根据本行业务发展情况需要提供资本充足率时，股东应支持董事会提出的提高资本充足率措施。”第十九条约定“……本行最大的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其所持股份不得低于本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所持股份不当超过本行股本总额的10%。”第三十条约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制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议案，审议决定转让、赠与、受让股份。”同时，文昌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决议文件应在会议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文昌银行在2011年、2012年、2013年股东大会中，均提出增资扩股方案，孟涛、郭卫霞、张建英及北戴河公司、新三民公司均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致文昌银行增资扩股方案未获通过。2015年10月28日，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下达《关于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资本管理的监管意见》，提出自2014年9月起，文昌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截止2015年9月30日的资本充足率为9.25%，低于10.5%的审慎监管要求，应尽快采取增资扩股等有效措施补充资本。据此，2015年12月2日，文昌银行召开2015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文昌国民村镇银行增资扩股议案》，三被上诉人缺席，议案未通过。2016年1月25日，文昌银行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申报关联方关系的通知》，乌海银行声明其与刘宜林、杜仲义存在关联关系；刘宜林声明其是乌海银行的股东，且自2006年8月至今担任乌海银行的董事，与乌海银行存在关联关系；杜仲义声明其及近亲属控股企业是乌海银行股东，与乌海银行存在关联关系；孟涛、北戴河公司未申报。2016年4月，文昌银行委托海口诚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北京市天铎（广州）律师事务所对孟涛与北戴河公司是否互为关联方进行审核和出具法律意见书。海口诚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北京市天铎（广州）律师事务所均作出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互为关联方的意见。2016年4月8日，文昌银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作出《关于认定北戴河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认定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且隐瞒，对其股东投票权进行限制。2016年4月29日，文昌银行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邀请海南银监局相关人员到会指导并聘请见证部门到会见证，三被上诉人及北戴河公司、新三民公司均缺席到会，仅有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三名股东出席会议，对《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配股增资方案》投赞成票。2016年6月3日，海南银监局办公室向文昌银行及琼海国民村镇银行发出琼银监办便函[2016]51号《关于召开监管会谈的通知》，就孟涛与北戴河公司是否存在股权关联关系要求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到海南银监局办公室进行监管会谈，文昌银行将上述会谈通知被上诉人孟涛及北戴河公司，孟涛及北戴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振华均未按要求到会。同日，文昌银行向海南银监局报送该银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配股增资方案等资料，海南银监局审查后同意。2017年1月1日，海南银监局向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促请为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函》，该函认为对北戴河公司和孟涛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持续隐瞒，文昌银行依据《出资人协议书》对其表决权作出进行限制是符合中国银监会的监管要求的。经该局审查，文昌银行配股增资方案符合法律规定及中国银监会相关规定，提请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文昌银行办理变更登记。2018年8月27日，海南银监局琼海办事处针对文昌银行在股东持占比例方面、股东义务方面、关联交易方面、股权管理方面以及董事会在股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事实调查并作出《排查事实确认书》，该事实确认书对股东孟涛、北戴河公司、新三民公司、郭卫霞、张建英作出不实声明、隐瞒互为关联关系以及上述股东未按监管规定履行补充资本的义务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确认。本院二审期间，海南银保监局于2019年7月26日向本院提交的琼银保监便函[2019]307号《海南银保监局关于琼海及文昌2家村镇银行相关情况的函》，对文昌银行补足资本的过程作出陈述，并对孟涛、北戴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违反监管要求的事实作出说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将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列为本案被告是否程序违法；2.文昌银行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的《关于的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及2016年12月24日作出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决议是否成立;3.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申请撤销已办理的增资扩股变更登记、恢复该银行2017年1月13日之前的工商登记有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一、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上诉人文昌银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的规定，主张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都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判决将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列为本案被告程序违法。经审查，本案系三被上诉人孟涛、张建英、郭卫霞，以文昌银行的三位股东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通过违法的方式作出涉案的三份公司决议，进而侵害了三被上诉人的股东权益为由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根据三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本案实质上还存在侵权纠纷的性质，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作为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依法应在本案中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的规定，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但并非应当列为第三人。因此，一审判决将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列为本案被告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上诉人文昌银行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上诉人琼海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还具有商业银行的性质，其公司的运营和治理行为，除应受我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制约，还应受我国商业银行法及银监会有关金融监管规章制度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文昌银行于2016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作出关于《认定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之间关联关系的决议》，该决议的主要内容为：认定北戴河公司与孟涛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隐瞒不申报，根据《出资人协议书》第十五条第四项约定，该等股东的投票权受到限制。对于该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审查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1.董事会是否有权认定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2.董事会是否有权对关联股东的投票权进行限制；3.如果关联股东的投票权能受到限制，应如何限制？ 首先，关于董事会是否有权认定关联关系的问题，《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通知》第九条规定“股东应当依法对商业银行履行诚信义务，确保提交的股东资格资料真实、完整、有效。主要股东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向董事会披露关联方情况，并承诺当关联关系发生变化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应当根据商业银行情况单独或合并设立其专门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要负责关联交易的管理、审查和批准，控制关联交易风险。……”、《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确认商业银行的关联方，并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未设立董事会的，向经营决策机构和监事会报告。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商业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公布其所确认的关联方。”因此，商业银行的关联方的认定权、控制权属于董事会，董事会有权认定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且在本案中，海南省银保监局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关，其在多份文件中均对文昌银行的股东孟涛、北戴河公司等直接存在关联关系且持续隐瞒的事实进行了认定。 其次，关于董事会是否有权对关联股东的投票权进行限制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在成立文昌银行时曾在《出资人协议书》第十五条第四项约定:“出资人应主动声明关联入股的义务，如果存在任何隐瞒，则出资人在文昌国民村镇银行的投票权受到限制。”乌海银行、刘宜林、杜仲义、孟涛、北戴河公司在参与出资设立文昌银行时出具《出资声明》，均声明“无关联企业（人）向文昌国民村镇银行入股”。孟涛、北戴河公司等在接到文昌银行董事会要求各股东申报关联关系的通知书后仍不申报。《出资人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做的约定，对各出资人有约束力，也符合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因此，根据《出资人协议书》，孟涛、北戴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未进行申报，其在文昌银行的投票权应受到限制。 最后，关于表决权应如何限制的问题。《出资人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投票权如何受到限制，针对孟涛、北戴河公司等未申报关联关系，且多次在股东会议上反对文昌银行补足资本率措施的行为，应如何限制其表决，应从以下因素进行考虑：第一，文昌银行公司章程十八条明确约定当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法定标准或根据本行业务发展情况需要提供资本充足率时，股东应支持董事会提出的提高资本充足率措施。但本案三被上诉人及北戴河公司在文昌银行董事会根据海南银保监局作出采取增资扩股措施的监管意见后，不仅不补充资本，还反对董事会提出的提供资本充足率措施，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约定。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七条“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措施：……（四）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商业银行应当加强关联交易管理，准确识别关联方，严格落实关联交易审批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关联交易情况。商业银行应当按照穿透原则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及第四十八条“商业银行股东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等存在下列情形，造成商业银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可以责令商业银行控股股东转让股权；限制商业银行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包括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四）未按规定进行报告的；……（十一）不配合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开展风险处置的；……”的规定。银保监局及其派出机构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商业银行的股东是否为关联股东进行识别后，对其参与管理的相关权利包括表决权进行限制。在文昌银行董事会限制孟涛、北戴河公司表决权后，并依据董事会决议通过配股增资方案的股东会决议之后，海南银保监局曾对孟涛及北戴河公司是否存在股权关联关系进行约谈，但孟涛及北戴河公司并未按照要求到会，孟涛主张其当时在照顾重症病人、北戴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振华在国外考察，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未能到场的原因，也未向海南银保监局提出异议，视为其放弃申辩的权利。据此，海南银保监局在《关于促请为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函》中，对北戴河公司和孟涛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持续隐瞒，文昌银行对其表决权作出进行限制并通过配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性作出确认，符合银行业监管的穿透性原则，也符合中国银监会的监管要求。第三，关于配股增资方案的表决权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股东与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合并计算”；第十五条“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入股商业银行应当遵守银监会规定的持股比例要求。”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单个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的规定，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互为关联方，在2016年临时股东会对配股增资方案进行表决时，两方的合计持股比例已经超过10%，不符合银行业的监管要求。因此，文昌银行和银保监局对其限制股东权利，未将其计入有表决权的基数范围内，并无不当。第四，关于股东会决议成立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在配股增资方案中，孟涛、北戴河公司已经违反公司章程的约定，且已被文昌银行董事会认定为关联方，经监管部门同意限制其表决权，故文昌银行在限制孟涛、北戴河公司合计持有19%股权所代表的表决权后，以同意配股增资所代表的55%股权，占有表决权的81%股权的67.90%为由，主张两次股东会临时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无不当，且上述表决方式经过主管部门的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鉴于孟涛与北戴河公司为关联方，持股比例超过商业银行业监管规定，且其在《出资人协议书》中约定，未按规定申报的，表决权应当受到限制，故文昌银行对其表决权进行限制符合各方当事人约定。鉴于孟涛与北戴河公司在多次配股增资方案中投反对票，不配合银监会开展风险处置，违反公司章程约定，造成文昌银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其限制股东权利，并同意文昌银行在本案涉及的两次配股增资股东会决议中限制孟涛与北戴河表决权，并无不当。上述一系列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行业监管规定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文昌银行于2016年4月29日的《关于的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及2016年12月24日的《文昌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决议不成立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争议焦点三，文昌银行应否申请撤销工商登记的问题。如前所述，文昌银行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扣除北戴河公司与孟涛的19%投票表决权，以55%表决权通过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违反公司章程、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上述增资配股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据，并已出资到位。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的规定，要求文昌银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根据无效公司决议所作的变更登记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文昌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7）琼9005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孟涛、张建英、郭卫霞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公告费297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孟涛、张建英、郭卫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静华 审 判 员 符 晓 审 判 员 王咸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丹丹 书 记 员 李博祺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三十七条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 （二）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 （三）限制资产转让； （四）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 （五）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六）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审慎经营规则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