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10行初139号原告任保建，男，195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禹州市。委托代理人王毅，河南天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韶华，河南天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禹州市禹王大道西段。法定代表人赵志伟，任主任。委托代理人王东永，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军义，河南启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禹州市畜牧局。住所地禹州市禹王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郭宝军，任局长委托代理人许振东，禹州市畜牧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梁军，河南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禹州市东城区禹王大道99号。法定代表人范晓东，任市长。委托代理人彭金斐，禹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磊，禹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原告任保建诉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禹州市畜牧局、禹州市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补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向三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任保建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毅、李韶华，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王东永、赵军义，被告禹州市畜牧局的委托代理人许振东、梁军，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彭金斐、王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保建诉称，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支持建设生猪养殖场。自2003年，本案原告任保建为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多方筹措资金，在禹州市夏都办事处华庄村承办旺春养殖场。养殖场成立以后，原告依法办理了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等证件，合法经营，希望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创造美好明天。然而，在2016年，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禹州市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实施方案》，划定了禁养区，要求关停全市禁养范围内的养殖场。2017年，被告夏都办事处、禹州市畜牧局先后向原告送达了《关闭通知》。原告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配合政府工作，忍痛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养殖场关闭，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被告在对养殖场进行了清点后，却一直对养殖场应该受到的补偿只字未提，原告也没有途径获悉相关信息。直到今年，原告才得知国家对于禁养区内养殖场关停、搬迁有具体的补偿要求。其中《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因此，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对于因环保问题而关停的有手续的养殖场，应该是由县级政府给予合理补偿，包括停产停业损失、设备损失、地上附着物损失全部都应纳入补偿范围。综上，本案原告因其养殖场位于禁止养殖区域内而被关闭，但三被告仅负责关停，却未履行法定的补偿职责，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给付原告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金(依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许昌市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标准的通知》暂定1103918.2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评估费等费用。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夏都办事处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停通知》一份；2.《禹州市畜牧局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通知》一份；3.被告禹州市政府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板块内对原告要求补偿的回复一份；4.禹州市畜牧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组证据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原告自关闭养殖场后一直向被告禹州市畜牧局反映情况、要求补偿，但禹州市畜牧局一直以禹州市政府没有出台相关补偿文件为由推托至今，直至2019年7月22日禹州市畜牧局才肯书面回复原告，原告才达到合法的起诉条件，遂诉至法院。综上，原告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二组证据：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2.《动物防疫合格证》一份；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4.《各村民组土地调整的方式和民营企业场地规划的决定》一份。该组证据证明：1.原告依照该组证据3承包了本村十一组土地用于经营养殖场，并依法办理了当时需要的所有相关审批证件；2.截止2019年9月16日，经营名为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的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状态为——存续；3.在养殖场被关闭前原告还向工商管理机关递交上年度（即2016年）年度报告；4.《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原告兴办养殖场合法合规，不属于违法企业，相关附属物不属于违法建筑。第三组证据：禹州市夏都办事处华庄村作为禁养区内关停原告养殖场所处辖区内的责任人，向原告出具的《旺春养殖场存栏头数统计》一份。该组证据证明：原告养殖场被关闭前共有生猪存栏474头，其中能繁母猪为52头，每年每头平均能生产仔猪约为2胎，每胎约为10头，52头能繁母猪每年共计能出栏生猪1040头，加上现存存栏生猪，该养殖场的年出栏量远远超过《河南省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中规定的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含500头）的规模标准，符合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的补偿条件。第四组证据：郑政文（2017）21号文件一份。该组证据证明：郑州市人民政府就其划定禁养区范围内关停养殖厂就有相关补偿政策，但禹州市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主体却迟迟不履行法定职责。第五组证据：养殖厂清点表一份。证明被告需对原告进行补偿。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任保建的起诉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18日给任保建养殖场下达的《夏都办事处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停通知》，限定其在2017年5月25日以前将饲养的畜禽进行处理，并自行关闭养殖场。而任保建于2019年7月15日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故任保建的起诉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二、任保建要求给付其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金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任保建的养殖场从2012年以后就未再办理过《动物防疫合格证》，即任保建的养殖场从2012年以后就不得再从事畜禽养殖，否则，就是违法养殖畜禽。违法养殖畜禽是不能得到政府经济补偿的。2、任保建的养殖场没有任何政府的土地批划手续，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物也没有任何批准手续，其都是私搭乱建的建筑物和附属物，是不予补偿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任保建对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的诉讼请求。法定期限内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禹政办[2016]55号)《关于印发禹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区域调整方案的通知》一份；第二组证据：(禹政办[2016]60号)《关于印发禹州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一份；第三组证据：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18日对任保建养殖场下的《夏都办事处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停通知》一份。以上证据证明：任保建养殖场在禁养区范围内，属于关闭对象；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18日对任保建养殖场下的《夏都办事处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停通知》。被告禹州市畜牧局辩称，一、原告开办的养殖场不符合动物防疫和合法养殖条件，其经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关闭，并不予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禽畜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畜禽标识代码，需要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或动物防疫技术人员，建立完善的动物防疫制度，并有相应的污水、污物、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和清洗消毒设施设备等。《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也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原告持有的《动物防疫合格证》是2010年4月1日向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发放的。按照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原告应当在2011年5月1日前取得新的《动物防疫合格证》，但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在2011年5月1日之后未再取得新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因此，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在未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的前提下，仍从事养殖经营活动违规，符合关闭的情形，故原告经营的养殖场依法应当予以拆除或关闭。二、本案在禹州市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畜牧局等部门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关闭，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是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禹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南省碧水工程行动计划》、许昌市《全面排查整治“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方案》以及我市省级生态市创建、污染减排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总体部署，认真落实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区域调整工作要求，全力推进畜禽养殖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和提升，大カ推广种养一体生态养殖模式，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综合利用，制定了《禹州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划定了禁养区的范围。答辩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禹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配合有关部门对禁养区范围内的养殖户下发了关闭的通知。任保建的养殖场没有合法的经营手续，而且还在划定的禁养区内，应当依法关闭。三、原告任保建开办的不合法养殖场关闭，其基础设施没有拆除，不享受有关的补偿政策。根据本案的事实，任保建开办的养殖场所建的房舍等违法基础设施仍然存在，树木等附属物也仍然存在，任保建不能提供其受到损失的证据，要求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原告任保建经营的养殖场未达到规模养殖，不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补偿条件。《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子以补偿。”任保建依照该规定要求获得补偿，但该条例仅适用于规模养殖，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适用于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养殖污染防治。”第四十三条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具体规模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农牧主管部门备案”。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环境保护厅2017年3月2日发布的《河南省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中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含500头)才达到规模标准，任保建的养殖场既没有合法的经营手续，经营的规模也不符合规模养殖的标准，达不到补偿标准。五、原告任保建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任保建2017年5月接到通知，按照要求至迟应当在2017年10月31日前关闭。任保建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给予补偿的时间是2019年6月，2019年7月提起给付补偿金行政诉讼一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合法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是任何个人或单位应当遵循的义务，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行政补偿，均是对受损合法权益的弥补。原告任保建未依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履行畜禽养殖者应当遵循和履行的基本程序与义务，其建设和经营的养殖场并不属于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保护的合法权益，而是依法应当予以拆除和清理的对象。因此，应当驳回原告任保建的诉讼请求。法定期限内被告禹州市畜牧局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基本信息查询单和工商登记档案共七张。该组证据证明：禹州市旺春养殖场于2010年6月22日登记；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发放于2010年4月1日，该证没有进行年检，也没有再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禹州市旺春养殖场未进行工商登记年检。第二组证据：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现场照片七张。该组证据证明：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现状，基础设施未拆扒，养殖场地上附属物树木等仍然存在。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开办的养殖场不符合动物防疫和合法养殖条件，其经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关闭，并不予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禽畜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畜禽标识代码，需要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或动物防疫技术人员，建立完善的动物防疫制度，并有相应的污水、污物、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和清洗消毒设施设备等。《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也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原告持有的《动物防疫合格证》是2010年4月1日向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发放的。按照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原告应当在2011年5月1日前取得新的《动物防疫合格证》，但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在2011年5月1日之后未再取得新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因此，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在未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的前提下，仍从事养殖经营活动违规，符合关闭的情形，故原告经营的养殖场依法应当予以拆除或关闭。二、本案在禹州市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畜牧局等部门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关闭，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是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禹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南省碧水工程行动计划》、许昌市《全面排查整治“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方案》以及我市省级生态市创建、污染减排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总体部署，认真落实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区域调整工作要求，全力推进畜禽养殖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和提升，大カ推广种养一体生态养殖模式，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综合利用，制定了《禹州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划定了禁养区的范围。答辩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禹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配合有关部门对禁养区范围内的养殖户下发了关闭的通知。任保建的养殖场没有合法的经营手续，而且还在划定的禁养区内，应当依法关闭。三、原告任保建开办的不合法养殖场关闭，其基础设施没有拆除，不享受有关的补偿政策。根据本案的事实，任保建开办的养殖场所建的房舍等违法基础设施仍然存在，树木等附属物也仍然存在，任保建不能提供其受到损失的证据，要求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原告任保建经营的养殖场未达到规模养殖，不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补偿条件。《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子以补偿。”任保建依照该规定要求获得补偿，但该条例仅适用于规模养殖，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适用于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养殖污染防治。”第四十三条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具体规模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农牧主管部门备案”。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环境保护厅2017年3月2日发布的《河南省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中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含500头)才达到规模标准，任保建的养殖场既没有合法的经营手续，经营的规模也不符合规模养殖的标准，达不到补偿标准。五、原告任保建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任保建2017年5月接到通知，按照要求至迟应当在2017年10月31日前关闭。任保建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给予补偿的时间是2019年6月，2019年7月提起给付补偿金行政诉讼一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合法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是任何个人或单位应当遵循的义务，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行政补偿，均是对受损合法权益的弥补。原告任保建未依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履行畜禽养殖者应当遵循和履行的基本程序与义务，其建设和经营的养殖场并不属于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保护的合法权益，而是依法应当予以拆除和清理的对象。因此，应当驳回原告任保建的诉讼请求。法定期限内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禹州市旺春养殖场基本信息查询单和工商登记档案共六张。该组证据证明：禹州市旺春养殖场于2010年6月22日登记；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发放于2010年4月11日，该证未年检，未再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禹州市旺春养殖场未进行工商登记年检。第二组证据：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现场照片八张。该组证据证明：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现状，基础设施未拆扒；该养殖场的位置和开办条件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组证据：(禹环攻坚办[2017]13号)《禹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禹州市全面排查整治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禹环攻坚办[2017]14号)《关于对全市小散乱污企业整治进展情况的通报》、(禹环攻坚办[2017]16号)《关于印发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责任清单的通知》、(许环攻坚办（2017）34号)《许昌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许昌市全面排查整治“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各一份。该组证据证明：拆除行为符合相关政策，是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中终响应国家号召搞养殖到配合政府搞环保，均主动支持、配合，原告本次的诉讼请求也并未确认三被告行政违法，我方只是合法的要求合理补偿。原告对被告禹州市畜牧局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不能证明原告养殖场的开办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养殖场的基础设施并未拆除，但养猪场不同于其他基础设施，从构建、挖槽到围栏棚舍，均是以养猪为目的，除了养猪别无他用，现养殖场所处范围已被划定为禁养区，也就是说：一不能再进行养殖，二该地块为农用地也不能用于其它非农业建设，即便改建猪圈也无改建价值，最终猪舍还是要归于倒塌，原告还是有损失的。原告对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该被告所举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的，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禹州市政府所举第一、二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养殖场开办不合法，并认为养殖场在禁养区已无法养殖且改建无意义，我方自始至终从响应国家号召搞养殖到配合政府搞环保，均主动支持、配合，我方仅要求合法、合理的补偿。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要求原告养殖场关停的时间是2017年5月25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原告所举第二组证据中第1、2、3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动物防疫合格证于2011年5月1日失效；对该组证据中第4份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为原告养殖厂在2011年之后未办理合法动物防疫合格证，在此之后的养殖均是违法行为；该证据中落款人郑俊良、包法立两人均不是政府指派的关于原告养殖厂关停的责任人；政府也未指派夏都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对禁养区养殖厂关停做存栏统计证明。对原告所举第四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认为该清点表仅是原告单方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议法庭不予采信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对被告禹州市畜牧局、禹州市人民政府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被告禹州市畜牧局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份通知要求至迟在2017年7月25日之前关闭，具体行政行为明确，原告应当至迟在一年内起诉。原告于2019年6月才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反映问题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工商营业执照不能替代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对原告所举第二组证据中第2份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已失效；对原告所举第二组证据中第4份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其不符合证据“三性”。对原告所举第四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原告养殖厂与新郑市养殖厂不具有可比性，原告养殖厂不具备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不应予以补偿。对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该清单不属于证据，该清单逾期提供。清单上显示的很多财产均是动产，且经现场勘验，树木之类均还在生长，不存在补偿。被告禹州市畜牧局对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禹州市人民政府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第一、二、三、四组证据质证意见同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禹州市畜牧局意见，并认为工商登记仅能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但其未取得合法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其不具有畜牧养殖行业准入条件；其提供的存栏头数证明是村委会出具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按照原告提供的生猪存栏474头，也不能必然证明其年生猪出栏能达到500头的规模化标准（原告提供的计算方法未考虑养殖行业养殖风险系数的问题）。对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同其他二被告意见，并认为即使按照对方提供的补偿依据许昌市政府（2016）63号文，该文明确表示补偿对象为地面附着物和青苗，均为不动产，但原告清单是显示均是动产，且市政府未对该地块进行征收，不应适用该文件。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对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禹州市畜牧局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确认。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因三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所举第二组证据中第1、2、3组证据因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中第4份证据因其不能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且三被告对其关联性均有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因三被告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原告所举第四组证据因其系郑州地区的规定，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因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对被告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所举证据的确认。因原告及其他二被告对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禹州市畜牧局所举证据的确认。因原告及其他二被告对禹州市畜牧局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所举证据的确认。因原告及其他二被告对禹州市人民政府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22日，任保建注册成立禹州市旺春养殖场，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经营场所：禹州市夏都办华庄村。2017年5月31日，禹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禹环攻坚办[2017]16号）《关于印发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责任清单的通知》，要求禹州市畜牧中心对畜禽养殖企业进行整治，原告任保建的涉案养殖场在该通知附件1的《畜禽养殖企业整治关闭取缔责任清单》中。2016年10月17日，禹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禹政办[2016]55号）《关于印发禹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区域调整方案的通知》，将禹州市内畜禽养殖区域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三大类。2016年12月1日，禹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禹政办[2016]60号）《关于印发禹州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该方案要求对禹州市全市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户），2017年10月底前全部关闭到位。2017年5月18日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向任保建成下达《夏都办事处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停通知》，该通知要求原告在2017年5月25日前自行关闭养殖场。随后，禹州市畜牧局向夏都旺春养殖场下达《禹州市畜牧局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通知》，要求该养殖场在2017年7月27日前将所养的畜禽进行处理并自行关闭养殖场。2019年6月25日，禹州市人民政府曾在网上对处于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华庄村被关停的养殖户就要求补偿问题作出相关回复。2019年7月22日，禹州市畜牧局作出《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任保建养猪场位于夏都街道办事处华庄村，在禁养区范围内，按上级工作要求，于2017年12月底前关闭。对于关闭的养殖专业户，截止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省、市及禹州市财政下达的专项补助金。我们畜牧部门将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汇报。”。原告认为其积极响应政府搞环保关停了养殖场，且该养殖场也无法再用于养殖，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被告不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持有依照已废止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核管理办法》于2010年4月份办理的《动物防疫合格证》一份。庭审中，原告认可其在2017年7月27日得到通知后主动关闭了其经营的养殖场，所畜养的猪已买给商贩，三被告并未对涉案养殖场进行强制关停且未对物品进行清点，涉案养殖场还存在、但部分房舍已倒塌。庭审中，原告明确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给付原告养殖场关闭搬迁补偿金(依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许昌市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标准的通知》暂定1103918.2元)；若评估费未发生，则不需被告承担。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提起本案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载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自关闭养殖场后一直向相关单位或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补偿，且2019年7月22日禹州市畜牧局针对原告的情况作出了《情况说明》。因此，原告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关于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其1103918.2元补偿金的问题。《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养殖场是原告自行关闭的、所畜养的生猪原告已自行出售完毕、涉案养殖场尚存在（被告未对涉案养殖场强制拆除或关闭）。因此，涉案养殖场被自行关停是否存在经济损失尚不确定。况且，原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其遭受了多少经济损失。同时，本案涉及国家环境污染治理基本政策，由此带来的补偿等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存在较大的权衡空间，人民法院对此进行司法审查，缺乏相应的标准，也不宜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故而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其1103918.2元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起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保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任保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袁野审判员马龙审判员董盼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段明明书记员牛萌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