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04民初75号原告：李云春，男，1962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慧兵，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筱涵，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廖晓征，男，1966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被告：周力践，男，1969年2月23日生，汉族，住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被告：广州嘉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流溪御景路星语大街22号一层（自编A132房）。法定代表人：廖晓征，经理。被告：广州市嘉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青年路329号321房。法定代表人：廖晓征，执行董事。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添顺，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华荣，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玉溪沃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玉溪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李云春与被告廖晓征、周力践、广州嘉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嘉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玉溪沃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云春起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三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撤销原告与第三被告于2017年7月12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撤销原告与第三被告、第四被告于2017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撤销原告与第四被告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四被告签订的《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撤销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四被告、第五被告签订的《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二、判令第三被告向原告返还股份转让款80000000元；三、判令第三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赔偿损失金额=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365×天数，天数自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之日起计至第三被告实际返还款项之日，暂计至2019年7月31日为5214688.22元，详见附件1《赔偿损失金额计算表》）；四、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四被告对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五、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自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原告为取得生物医药制品“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的生产许可权,与五被告先后签订了八份系列协议，主要约定原告以6亿元作为对价收购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诚公司)50%的股份(1.2亿元为现金支付，4.8亿元以原告持有上市公司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森生物)的股票进行支付）。其中：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四被告、第五被告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了《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就第五被告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收购诺诚公司50%的股份的相关事宜达成意向约定。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四被告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了《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第四被告在该协议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对诺诚公司的资质齐全及合法合规生产作出了保证，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在第十三条第13.4款承诺对第四被告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以该协议作为主协议，原告与第四被告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了工商登记备案版的《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6月28日，原告与第三被告、第四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第四被告依据主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由第三被告承接，基于此，原告与第三被告遂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双方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10月30日分别就股份转让的对价支付对象及具体数额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2018年1月29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三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三》，约定第三被告向第一被告转让其对原告的债权合计4.8亿元，由原告以持有沃森生物的股票进行支付。（上述八份协议合称“系列协议”)二、在主协议签订后，诺诚公司完成了交易结构搭建，并于2018年7月25日完成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原告登记成为诺诚公司的股东，持有诺诚公司50%的股份，并担任其董事。原告也于2017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按照主协议第三条第3.2款约定的支付节点向第三被告分批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合计8000万元。三、然而，自2019年2月起，诺诚公司无故停产，原告多次询问无果。2019年4月20日原告在参加诺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时才明确获悉，诺诚公司在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生产行为。而此前，对上述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为诱使原告完成交易，一直对原告进行隐瞒。四、原告收购诺诚公司的目的在于取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的生产许可权，诺诚公司的主要产品和量产在销药品仅为“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其主营业务仅为该疫苗的生产、销售。而相关生产技术系第四被告于2006年10月期间以技术出资的方式转移给诺诚公司，当时，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共持有第四被告100%的股权。而第三被告作为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四被告为本次交易搭建的平台公司，是实际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因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在原告收购诺诚公司时，明知上述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对本交易有根本性影响，转让标的存在重大缺陷，但仍隐瞒事实真相并作出承诺与保证，诱使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签订系列协议并支付股份转让款80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现诉请撤销系列协议，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并赔偿损失。五、由于第五被告的住所地在云南省玉溪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本案在首次开庭前，被告廖晓征、周力践、广州嘉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嘉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的相应协议，双方已经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深圳国际仲裁委仲裁，本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本院提出异议，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原告系以其与被告廖晓征、周力践、广州嘉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嘉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八份系列协议存在欺诈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八份系列协议，并赔偿损失，但从原告要求撤销的八份系列协议（即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2017年10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的约定来看，在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关于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中均约定：凡因本框架协议（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努力进行友好协商或调解，以解决有关争议。在任何争议发生后三十日内未能以上述方式解决该等争议，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对于其余四份协议，2017年6月28日的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合同主体的变更，即由广州市嘉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嘉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由广州嘉合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接《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广州市嘉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其中并未对所承接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变更。而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2017年10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均为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在该三份补充协议中也未对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补充或者变更，故对于争议的解决方式仍然应按照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解决。此外，虽然对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李云春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受理，但在该案处理过程中，李云春于2019年10月8日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申请，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1民特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申请人李云春撤回申请。”故该仲裁协议不存在被确认无效或其他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综合上述，由于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的八份系列协议中均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故本案所涉争议应由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不应由本院予以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云春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曹 燕审判员 韩顺平审判员 吴 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顾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