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9民终8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原籍山西省大同市，现住山西省大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晨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现住广州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某，内蒙古同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内蒙古同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所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苏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内蒙古则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林某、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所管理局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法院（2018）内0927民初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林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某、李某2，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所管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林某的起诉及在一审中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人民法院对直接影响案件定性的下列客观事实没有查明：1、《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合同标的没有查明。2010年9月2日，上诉人与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合同标的为“探矿成果、矿业业权及全部资产所有权，”合同标的物中没有约定探矿权。2、苏勒图、小塔寺两个煤田探矿权的权属没有查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明苏勒图、小塔寺地质普查项目的探矿权人是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并非上诉人。根据察右中旗人民政府2010年7月6日发给中润博达国际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察右中旗人民政府关于引资开发苏勒图、小塔寺两个煤田的函》和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7月15日发给中润博达国际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函可以证实，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一直行使探矿权人的权利。作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的被上诉人林某对探矿权的权属是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这客观事实是明知的。3、《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签订的民事责任主体没有查明。依据被上诉人林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探矿是基于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其所属的察右中旗人民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并依据招商引资政策收购了上诉人的探矿成果及探矿期间产生的资产。上述对等的资产因合同不能履行，应当由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其所属的察右中旗人民政府承担责任，而非上诉人。4、被上诉人林某是否具备起诉主体资格的事实没有查明。（1)2010年9月2日，上诉人与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之间签订的《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的履行主体并无被上诉人林某。经企业信息查询，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企业经营状态是吊销而非注销（2012年8月10日被吊销），即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至今仍然享有企业主体资格。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的履行主体是合同签订主体，其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依据《合同法》第79条、第80条的规定，应当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但截至今天，上诉人没有收到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任何书面通知；（2)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万军的公证证言，只能证明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金交付事实，依据《公司法》第3条的规定，股东的股金属于公司财产，在股东交付公司后，财产权已经发生转移。股东不能以其内部行为对抗公司以外的人或单位。上述事实说明，被上诉人林某无起诉的诉讼主体资格。5、一审人民法院关于案由的认定错误。一审人民法院将案由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系错误的认定案由。前述事实证明，本案系探矿成果及资产转让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与探矿权转让无任何法律关系。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人民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将普通的探矿成果及资产转让认定为探矿权转让，进而依据《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予以判决，明显系错误适用法律。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林某辩称：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直接影响案件定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一）上诉人上诉称，《矿业权益及其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合同标的物不包括探矿权，属掩耳盗铃，认为原审判决对于合同标的物没有查明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2010年9月2日，以杨某、温天祯分别为甲方，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旗博达矿业公司”）为乙方，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丙方（公正方）签订了《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合同书明确载明：转让标的为“探矿成果、矿业权及全部资产（包括征得土地使用权，租用权，房屋，设施设备等）”，整体转让价格分别为1200万元和9410万元。众所周知，矿业权包括采矿权和探矿权，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上诉人上诉称，“合同的标的物中没有约定探矿权”，纯属掩耳盗铃。从以上合同内容中不难看出，三方订立的《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标的，远比探矿权要广泛得多，转让标的包括但不限于探矿权。对于所有转让标的，上诉人均未能履行交付义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直接影响案件定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二）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对苏勒图、小塔寺煤田探矿权的权属没有查明，纯属自欺欺人。原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案涉苏勒图煤矿的探矿权人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而该合同中转让主体为杨某、温天祯，主体亦不合法。正如上诉人所诉，《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明苏勒图、小塔寺地质普查项目的探矿权人是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机关事务管理局”），并非上诉人。然而，上诉人却以探矿权人的身份与原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和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向受让方索取高达1200万元和9410万元的天价转让费，并实际上获得120万元和1060万元的不法利益。原审判决由此认定《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无效，没有任何不当。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苏勒图、小塔寺两个煤田探矿权的权属没有查明”的问题。（三）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对于《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签订的民事责任主体没有查明”，有失偏颇。本案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和处理财产返还的诉讼。上诉人不仅是案涉合同的主要当事人，而且是直接依据无效合同取得不法利益的当事人。杨某取得的不法利益为120万元，温天祯取得的不法利益为10602000元（温天祯出具的收据有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上诉人依据无效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取得了巨大的不法利益，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上诉人必须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诚然，答辩人因察右中旗人民政府招商引资而在察右中旗设立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原审被告察右中旗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主导下，与上诉人订立《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由此蒙受巨额财产损失，察右中旗机关事务管理局难辞其咎，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上诉人对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没有査明民事责任主体”，显然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四）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林某是否具备起诉主体资格”，属罔顾事实。首先，《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有限公司是由中润博达国际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博达科技公司”）和答辯人林某共同发起设立的，按照合同约定，中润博达科技公司和答辩人各持45％的份额，另外10％的份额由另一股东刘燕杰持有，但其并未出资。中旗博达矿业公司首期出资额人民币2000万，全部由林某出资，其他两方股东中润博达科技公司和刘燕杰无需实际出资。事实上也从未出资。因此，中旗博达矿业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事实上均属于林某所有。2012年8月10日，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因无继续存续必要和早已终止一切公司法人活动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作为民事主体已经不再存续，但债权并不能因此而废除。鉴于答辩人林某为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实收资本的唯一出资人，毫无疑问，只有答辩人林某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其次，答辩人在原审中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经法庭组织质证后认证的察右中旗博达矿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关于同意股份质押的决议》（2010年8月28日）、议题为“因解除矿业权以及资产转让合同所收回的投资全部给付林某”的《察右中旗博达矿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中润博达科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万军在公证员见证下所出具的证言等等，均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林某为经法定程序确定的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债权的唯一承接主体。其三，除依据《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支付的1420万元应子追回外，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对外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清晰而明确，因此股东认为无需进行解散清算。中旗博达矿业公司未经清算，丝毫不影响林某作为该公司实收资本的唯一出资人行使债权。可以参照的司法业务规范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注销后诉讼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其中第21规定：“债权人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如己成立清算组清理债权债务，清算组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债权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由清算组继受。”“无清算组织的，清算主体可以申请加入诉讼作为共同原告；清算主体不申请加入的，不影响案件的继续市理。同时，第27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以全体股东为清算主体。”在本案中，鉴于林某是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实收资本的唯一出资人和唯一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当然也是公司唯一的清算主体。基于以上事实与证据，林某作为中旗博达矿业公司实收资本的唯一出资人和全部财产权益的所有人，是唯一有权承接中旗博达矿业公司的权利，依法行使不当得利追回权的人，林某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无可辩驳的。上诉人上诉称，黄万军的公证证言，只能证明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金交付的事实，被上诉人林某无起诉的诉讼主体资格，纯属罔顾事实。完全是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故意混淆视听。（五）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案由错误，毫无法律根据。如前所述，案涉《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标的包括但不限于探矿权。虽然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远比单纯的探矿权转让合同要宽泛的多，但其核心内容依然是探矿权的转让。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上诉人生造案涉合同的转让标的为“探矿成果及资产转让”等概念，无任何法律根据。其上诉称，案涉合同“与探矿权转让无任何因果关系”，纯属信口开河。 二、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将普通的探矿成果及资产转让认定为探矿权转让”，“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完全是自欺欺人，纯属故意混淆视听。所谓“探矿成果”，不能依附于探矿权而独立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取得矿产资源察的行政许可，而长期非法从事所谓的探矿活动，本系违法行为。事实上，除了提供一份虚报储量的虚假的勘察报告之外，无任何“探矿成果”可供移交。上诉人所称资产，也纯属子虚乌有。正如上诉人所述，案涉苏勒图、小塔寺煤矿的探矿权人是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上诉人并非探矿权人。原审被告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在经批准取得探矿权之后，未经国务院或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以与乌兰察布市苏勒图矿业有限公司“合作”的形式，将探矿区域划分为1至10号矿井，分别交由上诉人温天祯、杨某等6名小业主进行矿产资源勘察，其实质为非法进行探矿权转让。因在杨某温天祯等小业主的控制下，矿产资源勘探呈现一片乱象，旷日持久毫无实质性勘探成果，机关事务管理局又于2010年9月2日，“协调”中旗博达矿业公司与温天祯、杨某等6名小业主分别签订《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该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无任何不当。在《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签订后，中旗博达矿业公司使用原告提供的资本金，向被告杨某、温天被分别实付人民币120万元和1060万元。这一事实，有温天祯本人于2010年9月2日出具，并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加盖公章予以证实的《收款收据》为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并且，“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依据《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作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无任何法律依据。据上答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如果说有缺陷，那就是对答辩人林某请求判令原审被告承担债务利息和请求原审被告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对给付之债的清偿承接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不够妥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维持原判。 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所管理局辩称，一、答辩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不应当对给付之债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小矿主温天祯/杨某、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三方于2010年9月签定《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其签订行为和条款内容符合民法中的平等主体、意思表示一致、契约自由等原则，应为民事行为，当属民商事主体间订立的民事合同。答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虽然作为“公正方”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六条至第十五条中规定的公证机构的性质，不具备相应的设立条件，不能作为证明机构独立行使公证职能并承担民事责任，即不能对小矿主和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因此，答辩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仅是该民事合同的一方主体，享受合同条款约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2条、第16条、第18条和第19条的规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形式要件共有三种，包括单独的明确约定连带保证责任的保函、单独的明确约定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合同和没有约定保证责任形式的保证人签字。本案中答辩人不存在上述三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任一法定情形，故答人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答辩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招商引资政策，即《关于引资开发苏勒图、小塔寺两个煤田的函》的制定主体和发布主体均不是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故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次，该政策从内容上看为行政机关就当前的工作进展情况提出部分建议，并不具有强制性，不具有处分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2条的规定，行政事实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范時。三、上诉人请求答辩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02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收取诉讼费用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43条第一款“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的规定可知，诉讼费用负担是与诉讼后果相联系的，诉讼费用的最后负担并不是应当事人的请求，而是依法院的实体判决和诉讼收费规定由法院作出的，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的行为，故不属于诉讼请求的范围，不能作为单独一项诉讼请求。因此，上诉人请求答辩人承担本案一車、二审诉讼费用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中针对于答辩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部分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林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杨某为甲方、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有限公司为乙方、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丙方，于2010年9月2日所签订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杨某对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苏勒图煤矿2号井“探矿成果、矿业权及全部资产所有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1200000元），无条件向原告予以返还。3、自2010年9月2日起，按同期商业银行五年以上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6.14%）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债务利息，直至债务清偿完毕止（截止2018年5月1日共计7年零8个月，应计利息为564880元）。4、依法判令被告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对以上给付之债的清偿与被告杨某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均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5年4月26日，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依法取得探矿权证。2006年10月25日，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与苏勒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对察右中旗苏勒图煤矿进行风险探矿的协议》，约定引进苏勒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技术进行探矿。2、2010年8月21日，中润博达国际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博达国际公司）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建立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博达中旗公司），共同在察右中旗进行煤炭资源的开发、深加工、储运、销售以及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林某首期注入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2010年8月26日，林某依照合作协议约定，将2000万元打入中润博达中旗公司拟任法定代表人国金双的账户。2010年8月27日，国金双将其中的1800万元转入中润博达中旗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察右中旗支行开立的账户中。同日，中润博达中旗公司登记成立。公司有三个股东，其中法人股东一个，即中润博达国际公司，占股份45%，实际出资900万元由林某垫资；林某占股份45%，实际出资900万元，刘燕杰占股份10%，实际出资0元。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告提供的打款凭证及银行转账记录、原告提供的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声明、出资证明予以证实并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3、2010年9月2日，本案被告、察右中旗苏勒图煤矿一号煤矿业主杨某为甲方、中润博达中旗公司为乙方、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丙方（公正方）签订了《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探矿成果、矿业业权及全部资产所有权转让给乙方，整体转让价格1200万元；付款方式为：第一期120万元，合同签定后两个工作日内付款，第二期合同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付清其余1080万元。同日，原告林某支付第一期转让款120万元，被告杨某领取后出具12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份，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公证方加盖公章。之后，合同其他内容一直未履行。以上事实，有三方签订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被告杨某出具的收款收据予以证实并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4、2012年8月，因为逾期年检，中润博达中旗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6年11月13日，时任中润博达中旗公司董事长的黄万军出具证明，证实：一、2010年8月28日中润博达中旗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内容为同意将中润博达国际公司持有的中润博达中旗公司45%股权质押给林某）和2011年5月15日股东决议（内容为确认公司股东权益属于林某一人所有），上述文件均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签字合法有效；二、中润博达公司实缴注册资本1800万，全部为林某出资；三、中润博达中旗公司未正式启动运营即被吊销营业执照，除了依据《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支付的1420万元应予追回外，不存在其他债务，股东认为无需进行解散清算。依据《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归林某所有，中润博达国际公司和刘燕杰两名股东当时即已明确表示，放弃基于股东身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该证明在乌兰察布市吉宁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以上事实，有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发表的法人声明、中润博达国际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乌兰察布市吉宁公证处公证书中，时任中润博达中旗公司董事长黄万军的证言予以证实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林某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三股东之一，且其他两位股东未实际出资；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乌兰察布市吉宁公证处的公证证明中可以证实，中润博达国际公司和刘燕杰两名股东已明确表示，放弃基于股东身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依据《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归林某所有，故林某为本案适格的主体。本案中，2010年9月2日，察右中旗苏勒图煤矿二号煤矿业主杨某为甲方、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乙方、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为丙方（公正方）签订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名义上是探矿成果、矿业业权的转让合同，实质上是探矿权的转让。根据《矿产资源法》规定，探矿权的转让必须向省级国土资源部门提出申请，并获批准，而案涉苏勒图煤矿历次转让均未报省级国土资源部门批准，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案涉苏勒图煤矿的探矿权人为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而该合同中转让主体为杨某，主体亦不合法；另据《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案涉合同中，作为乙方的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许可的经营项目为矿产品加工，现有证据也没有显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具有相应矿产资源勘查资质，综上，被告杨某为甲方、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乙方、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为丙方（公正方）签订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杨某应当返还原告林某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120万元。原告诉请的利息无法律依据，且签订合同时，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取得法定资质，自身也具有过错，故对其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林某要求被告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某为甲方、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乙方、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丙方于2010年9月2日签订的《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杨某返还原告林某因无效合同取得的价款120万元。三、驳回原告林某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林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是本案诉争《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一、关于本案林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签订《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的三方是察右中旗苏勒图矿区2号煤矿井业主杨某、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签定一方主体，当然能够提起本案诉讼，成为本案适格原告。但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早于2012年8月10日被吊销，原告林某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三股东之一，在其他两位股东中润博达国际公司和刘燕杰未实际出资且明确表示放弃基于股东身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情况下，两名股东依据《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归林某所有，即本案所涉《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的所有债权均归林某所有。综上，林某作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唯一实际出资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矿产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林某存在密不可分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林某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诉争《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争议《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的标的为“探矿成果、矿业业权及全部资产所有权”，上诉人主张上述标的不包含探矿权，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约定的“探矿成果、矿业业权”与探矿权密不可分，上述权利均依附于探矿权的产生而产生，属于探矿权的权利范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本案双方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探矿权的目的不排除是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名义上是探矿成果、矿业业权的转让合同，实质上是探矿权的转让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开采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本案察右中旗苏勒图煤矿的的探矿权人系察右中旗党政机关事务管理局，察右中旗苏勒图矿区2号煤矿井业主杨某，即本案被上诉人不具有探矿权，并非探矿权人，杨某签订《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探矿成果、矿业业权及全部资产所有权”属于无权处分，本案所涉探矿权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转让的条件，依法不应当转让。《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的规定，本案作为乙方即受让方的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许可的经营项目为矿产品加工，现有证据也没有显示察右中旗中润博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具有相应矿产资源勘查资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矿业权益及资产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杨某应当返还原告林某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120万元。 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64元，由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 华 审判员 吴志国 审判员 强 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永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