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73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方国，男，197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绍东，山东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女，197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建国，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立军，男，197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建国，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富臣路东端南侧。法定代表人：吴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军文，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方国、赵**因与被上诉人曲立军、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6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方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对争议焦点“曲立军所还款项是偿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系偿还借款本金错误。理由为：双方对曲立军所还款项究竟是先还本金还是先还利息，还款前双方并未约定，还款后双方亦未协商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截止到2016年8月8日，曲立军尚欠本金470万元及利息183.15万元，故该日所还20万元依法应抵充利息20万元；截止到2016年10月25日，曲立军尚欠本金470万元及利息194.65万元，故该日所还50万元应依法抵充利息50万元；截止到2016年12月15日，曲立军尚欠本金470万元及利息163.55万元，故该日所还400万元应依法抵充利息163.55万元，抵充利息后剩余的236.45万元再予以抵充本金。二、一审法院免除百昌映向公司的保证责任错误。理由为：1、借款合同系主合同，保证合同系从合同，主合同未约定借款期限，则视为借款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曲方国并未给予曲立军履行还款义务的明确期限，只是同曲立军商量双方于2018年春节期间对账，曲立军予以应允，但曲立军春节未回老家，曲方国又联系曲立军，双方约定于2018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曲立军回老家时对账，但彼时曲立军虽回到莱州，但并未通知曲方国，不得已曲方国提起诉讼。故该保证期间应自曲方国提起诉讼之日起计算；2、曲立军一审庭审中陈述：因曲方国要求2016年8月份前清偿债务,由此决定将百昌映向公司卖给孙涛。根据其陈述，即使保证期间自借条出具之日2015年7月15日起计算，因曲方国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从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变为诉讼时效期间，且曲立军既作为债务人又作为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其履行还款义务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其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6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15日届满，曲方国于2018年10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保证人亦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免除责任。针对上诉人曲方国的上诉，上诉人赵**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状。针对上诉人曲方国的上诉，被上诉人曲立军辩称，1、被上诉人曲立军认可一审法院关于470万元还款属于偿还本金的认定。2、一审法院没有按照曲立军的要求，追加曲禹龙作为本案第三人，程序错误。涉案470万元款项，只有80万元是曲方国转账给曲立军本人，剩余的390万元，其中250万元是曲禹龙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至曲立军的个人账户，140万元是通过曲禹龙的个人账户转账至百昌映向公司的对公账户。该140万元转账时的备注上明确说明是保证金，同时曲立军在向曲方国借款时没有指定百昌映向公司作为其借款的收款方。一审法院既没有根据曲立军的要求追加曲禹龙作为第三人，也没有要求曲禹龙出庭作证或要求曲禹龙出具书面说明，证明其转账至曲立军的250万元和转账至百昌映向公司的140万元款项的性质。3、一审法院认定该390万元的权利义务由曲方国来享有和承担，是基于曲方国本人的单方陈述。一审法院认定390万元款项由曲立军进行偿还，证据不足。如果曲禹龙就其转出的390万元向曲立军或百昌映向公司提出偿还请求，则必然导致曲立军或百昌映向公司承担双重的偿还责任。所以一审法院程序上不恰当。青岛茂生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清楚显示，2013年底至2014年初，曲禹龙在实际管理百昌映向公司期间，从百昌映向公司账户转账148万余元至其个人账户，该148万元没有任何的支出凭证，哪怕是一张白条。2014年9月20日曲禹龙通过其个人账户分28笔，每笔5万元，共转账140万元至百昌映向公司的账户，该28笔转账均清楚的注明是保证金，所以曲立军认为该140万元款项是前期曲禹龙从百昌映向公司账户中以其他名义取得款项后而向百昌映向公司的一个返还。所以曲立军向曲方国出具的140万元借条，属于没有实际支出凭证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二款规定，答辩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曲禹龙是从学校刚毕业的年轻人，其根本没有合理的经济来源，在其向百昌映向公司转款140万元，其有从百昌映向公司账户转款的客观情形。曲立军关于140万元是曲禹龙向百昌映向公司的还款，而非曲方国向曲立军的借款的答辩意见有证据支持。4、一审判决关于百昌映向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正确。5、曲立军当年是响应政府号召回家乡投资设厂，本案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让其对家乡的投资环境，包括法治环境失之所望，查清事实真相，本应是法官作出公正裁决的成立条件，也是一审法官的义务。一审中曲立军申请追加第三人是为了帮助法官查明事实真相，但一审法官一口回绝，且不作出驳回曲立军追加第三人的书面裁定书。客观地说，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让曲立军怀疑一审法官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一审判决后赵**的上诉过程更加印证了一审法官和曲方国有不正当关系的怀疑。曲立军和曲方国是同学关系，曲立军能够公平公正合理的对待其和曲方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管法官如何判决，只要是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公正裁决，曲立军都愿意接受。如果法官能够查清事实真相，曲立军能够当庭支付其所应该承担的债务，甚至不需要法官作出判决。曲立军不知道一审法院为何宁愿作一个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一个判决，不愿意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追加曲禹龙作为第三人，查清事实真相。曲立军有理由怀疑一审审理过程存在着不为人所知的不公正性。希望二审法院依法秉公判决，给双方当事人都有的公平公正。被上诉人百昌映向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从2015年7月15日起计算2年的保证期间并无不当。1、期间是一个包括开始日期、结束日期的时间段。2015年7月15日《借条》形成时，曲方国、曲立军对条上的“保证期2年”会有一个“开始日期”的意思表示。该“开始日期”可以没有口头说明，没有书面写明，但不会没有意思表示。也就是说这个2年，必须有一个起点，否则是一个不正常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表达。该条是对2014年4月23日至2015年4月11日数次借款的汇总和确认，没有写明本金返还、利息支付的日期，借款的日期显然不应该是这里的“开始日期”，因此及上述，除了2015年7月15日这个日期，再也找不到，也不应该有，适用于这里的“开始日期”。2、数次借款的最晚出借时间是2015年4月11日，而曲方国到深圳要求曲立军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5年7月15日，此前曲方国没有类似的要求，且出具《借条》的当月，不再支付任何利息，因此该《借条》的出具代表着，曲方国要求曲立军从2015年7月15日始，设法清偿全部的债务。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后，曲立军说，当日，也就是2015年7月15日，在深圳，曲方国就要求曲立军清偿债务，且不存在宽限期问题。也就是说，主债务的履行期限是2015年7月15日，这跟前述《借条》本身代表着的意思一致。3、即便是推测，2015年7月15日在深圳，曲方国给了曲立军《合同法》第206条规定的“合理期限”，该第206条中规定“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该期限也不会超过自2015年7月15日起计算的一年。百昌映向公司的诉讼代理人2016年8月参与了股权转让的谈判，对曲立军在2016年8月时的表达有一些牵强附会的理解，后经其向曲立军落实，该股权转让确实与本案中的担保无关。曲方国2018年10月12日提起民事诉讼，将该日期向前推2年的日期为2016年10月12日。无论怎样推测，主债务的履行期限不会晚于2016年10月12日。二、本案不适用“担保法解释”第33条规定的宽限期，也不存在何时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4、本案一审判决中提到的“宽限期”对应的法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33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不适用“宽限期”的规定，就是不应该适用该法条。曲立军、曲方国之间的真实意思是主债务的履行期限为2015年7月15日。因本案中的保证期间自2015年7月15日起计算，即2015年7月16日至2017年7月15日，故而不按曲方国主张的起诉之日起计算。曲方国提起民事诉讼之日，不是该法条规定的主债务“宽限期届满之日”。5、在曲方国提起本民事诉讼之前，曲立军及与之有关的人员，从未向百昌映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涛及与之有关的人员，披露过该担保行为。2016年12月14日之后，即股权转让登记和百昌映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之后，曲方国及与之有关的人员从未向百昌映向公司提及与本案担保有关的事项。该日期之前，也就是股权转让谈判期间，曲方国及与之有关的人员从未向孙涛及与之有关的人员提及与本案担保有关的事项。落实曲立军，曲立军说，曲方国及与之有关的人员从未向百昌映向公司提出履行保证合同。因曲方国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10月12日的前一日之前要求百昌映向公司履行保证合同，又因“担保法解释（法释〔2000〕44号）”第36条中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故本案不存在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三、百昌映向公司对本案中关于保证的其他主张，及保证责任应免除的理由。6、设定保证期间，就是为了避免保证人长期处于可能承担债务的不利状态。以曲方国的主张计算，每晚诉一年对应56万多元，百昌映向公司蒙在鼓里，曲方国却“无”本万利。由此，曲方国上诉主张的以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次日起计算保证期间，显然与设定保证期间的目的相悖。7、因百昌映向公司的股东及与之相关的人员向曲立军等支出股权转让价款200万元、680万元后，曲立军向曲方国支付了50万元、400万元，又因曲立军说，曲禹龙与曲方国共同生活，曲禹龙是曲立军的侄子，本案中的本金实际上是曲禹龙母亲的，曲立军与曲方国是同学，百昌映向公司的感觉是他们之间为“实在亲戚”，再让百昌映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实际上等于支付了双份。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8、关于本案中的保证，百昌映向公司在一审时的主张，一审判决总结的不很准确。对本答辩状其他之处未提及的，在这里再作一个总结。百昌映向公司自成立之时至股权转让登记之时，由曲禹龙管理，百昌映向公司当时的印章由曲禹龙掌握。证据证明《借条》在深圳时，未盖印章，百昌映向公司无保证的意思表示；百昌映向公司引用“担保法解释”的第4条，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修正的《公司法》的第60条，是为了主张保证合同无效。百昌映向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在其2019年3月2日第4份《代理词》中总结成“因该第4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的，从合同无效”有误。9、保证期间，即2015年7月16日至2017年7月15日，曲方国未向百昌映向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担保法》第26条第2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百昌映向公司免除保证责任。10、曲立军、赵**支付的20万元、50万元、400万元是本金。一审法院2018年11月16日开庭时，曲方国主张利息是按月结。证据证明，利息的支付虽有跨月份的现象，也就是有拖延几天的现象，但确实是按月结。《合同法》第205条规定，支付利息的期限按第61条的规定确定，第61条规定按交易习惯确定，月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7条对交易习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的定义。应月结而未结，就是那个月的利息就欠下了。即至2015年7月时，欠了2014年4月23日借款100万元的月为15000元，计为14个月的利息，欠了2015年4月11日借款80万元的月为24000元，计为3个月的利息，另外欠了470万元的本金。除了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百昌映向公司认为本案中本金返还与利息支付之间的先后顺序与法律规定无关，利息按对应月份欠下了的，本金欠着的，曲立军清偿债务时，不受顺序的限制。11、一审判决第一项多判了335000元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2015年8月6日公布，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第26条中“对已支付的超过24%，不超过36%的利息，出借人不予向借款人返还”的说法，以前没有。以前的规定是，该司法解释第33条提到的“法（民）〔1991〕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即当时规定，不允许超过24%。本案中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支付的13个月的每月45000元中的15000元，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支付的10个月的每月42000元中的14000元，应计入其他月份。即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多算了335000元的利息。12、如果曲禹龙2014年9月20日转账的140万元是偿还其之前从百昌映向公司账户中转走的148.42万元，那么该140万元应不是民间借贷的款项。如果曲禹龙将该148.42万元用于了百昌映向公司的花销，那么该140万元是曲立军的借款，不是百昌映向公司的借款。该表达与在一审时的表达不尽一致，但并不冲突。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曲方国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曲方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被告曲立军向被上诉人曲方国借款的实际金额为330万元，并非借条上的470万元，相差的140万元是百昌映向公司与案外人曲禹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曲方国提交的证据二莱州农村商业银行金沙分理处交易明细载明：2014年9月20日，案外人曲禹龙向百昌映向公司转账28笔；每笔5万元。但曲立军并没有指示被上诉人曲方国向百昌映向公司支付140万元的借款；涉案140万元系由案外人曲禹龙直接转账至百昌映向公司；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案外人曲禹龙在2014年9月20日之前就与百昌映向公司存在多笔往来款交易，如2013年10月10日有100万元的交易、2014年2月21日有234200元的交易、2014年3月13日有10万元的交易、2014年6月10日有15万元的交易。因此，2014年9月20日的140万元有可能是曲禹龙偿还百昌映向公司的款项。虽然被上诉人曲方国并未将案外人曲禹龙列为第三人，但本案实体的处理结果与案外人曲禹龙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追加曲禹龙有助于本案案情的查清。因此，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追加案外人曲禹龙为本案第三人程序违法，由此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次，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认为即使该笔140万元汇入百昌映向公司的银行账户，曲立军亦应承担付款责任。但该二十三条第一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该140万元用于曲立军个人使用；该二十三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借人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已经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涉案140万元是案外人直接汇入百昌映向公司的银行账户的，就该140万元而言，很难说明曲立军与被上诉人曲方国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借贷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援引上述规定，法律适用显属不当。最后，曲立军向被上诉人曲方国出具借条时是百昌映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140万元的款项又是直接汇入百昌映向公司的银行账户，故上诉人认为，涉案140万元应当是百昌映向公司向被上诉人曲方国的借款；且曲立军和上诉人借用自身的银行账户代百昌映向公司向被上诉人曲方国归还利息不宜直接认定为债务的加入。一审法院认定曲立军与上诉人赵**就14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有误。本院审理中补充上诉理由：曲立军向曲方国出具的借条由曲立军单方签字，且赵**事后没有追认。赵**的银行转账偿还部分利息的行为，不代表对曲立军所有债务本金的追认。曲立军借款用于百昌映向公司的实际经营，其后续的还款也是用转让百昌映向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曲立军的借款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属于赵**与曲立军的夫妻共同债务错误。一审判决多判了335000元的利息。针对上诉人赵**的上诉，上诉人曲方国辩称，一、曲禹龙与百昌映向公司之间的纠纷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百昌映向公司与曲禹龙的纠纷可以另案告诉，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曲禹龙作为第三人，理由充分，程序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140万元系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驳回上诉人赵**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2014年9月20日借款140万元，月息三分，之后每月支付的利息金额为42000元，两者相吻合，相互印证。第二，借条系曲立军出具并签字确认，在出具借条前已支付利息，两者亦能相互印证。第三，曲立军、赵**在一审时自认2016年8月8日的还款20万元、2016年10月25日还款50万元、2016年12月15日还款400万元为偿还借款的本金，与借条的总额能够相互印证。三、曲立军在借款时任百昌映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曲立军对该140万元也应承担付款责任。四、一审庭审中对出具借条的过程，赵**是知情的，并且参与其中，之后赵**多次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偿还相应利息和借款，对上述借款知情并且认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证据确实，理由充分。被上诉人曲立军辩称，认可上诉人赵**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百昌映向公司辩称，如果曲禹龙2014年9月20日转账的140万元是偿还其之前从百昌映向公司账户中转走的148.42万元，则该140万元不是民间借贷的款项。如果曲禹龙将该148.42万元用于百昌映向公司的花销，则该140万元是曲立军的借款，不是百昌映向公司的借款，则该债务应系曲立军与赵**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原告曲方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曲立军、赵**偿还借款本金233.55万元；2、被告曲立军、赵**给付原告截止到2018年10月15日的借款利息102.762万元；3、以233.5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曲立军、赵**按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利息；4、被告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1、2、3项被告曲立军、赵**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对原、被告质证没有异议的证据，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本案争执的焦点：一、被告曲立军向原告曲方国借款的金额。原告提供的借条载明借款金额分别是100万元、150万元、140万元、80万元，合计470万元，经质证被告曲立军对借条上的本人签名以及100万元、150万元、80万元的借款予以认可，不认可向原告借款140万元，三被告虽对借条上的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印章提出异议但并不申请鉴定。根据借条上载明的2014年9月20日借款140万元、月息3分，之后被告每月支付利息的金额为42000元，二者相吻合；被告称2016年8月8日的20万元、2016年10月25日的50万元、2016年12月15日的400万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合计为470万元，与上述借条载明的借款总额相一致；被告曲立军2015年7月15日出具借条是对之前向原告借款的汇总并自己签名确认，且在出具借条前已支付利息，庭审中被告曲立军还称在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尚欠原告借款利息为1436000元；再，曲立军在向原告借款时系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即使该笔借款140万元汇入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告曲立军亦应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法院依法确认上述借条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认定原告曲方国与被告曲立军之间47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依法认定被告曲立军向原告借款合计470万元的事实。曲立军、赵**与曲禹龙之间如有纠纷，可另行处理，本案不予审理。二、被告曲立军所还款项是偿还的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据1所述，以及根据银行交易明细，被告曲立军、赵**所付款20万元、50万元、400万元注明的为还款，其余付款均注明为利息，且所付利息的金额能与借款金额、利息月份相对应，20万元、50万元、400万元之和即为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本金之和470万元，故法院依法认定被告曲立军、赵**2016年8月8日的20万元、2016年10月25日的50万元、2016年12月15日的400万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其余付款为偿还的借款利息。对被告所称140万元本金是误付，法院不予采信。据上，2014年4月27日借款100万元约定月利率1.5%，故被告赵**于2014年7月1日所付利息15000元应为偿还该笔借款的利息。2014年6月19日借款150万元约定月利率3%，2014年9月20日借款140万元约定月利率3%，故被告赵**、曲立军所付利息45000元、42000元（87000元应为该两笔借款的利息之和）为偿还的上述该两笔借款的利息。按照以上认定的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以及按照偿还先期借款的原则，经计算：1、2014年4月27日借款100万元，被告自2014年7月1日付息15000元之后未再付息，2016年8月8日的20万元、2016年10月25日的50万元认定为偿还该笔借款的本金，分段计算至2016年12月15日还款400万元付清全部借款本金时，尚欠该笔借款利息416515.07元。2、2014年6月19日借款150万元与2014年9月20日借款140万元的利息付至2015年7月30日，付息月份、金额能相对应，根据付息的注明情况，法院按整月计算认定上述两笔借款的利息付至2015年7月3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自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15日付清借款本金时的借款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经计算尚欠该两笔借款利息为955331.51元。3、2015年4月11日借款80万元，约定月利率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自借款之日至2016年12月15日付清借款本金时的借款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经计算尚欠该笔借款利息为322454.79元。以上被告曲立军尚欠原告借款利息合计1694301.37元。三、被告赵**对曲立军的上述借款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庭审以及赵**向原告多次还款的事实，能够认定被告赵**对曲立军向原告的上述借款是知情并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上述借款应认定为被告曲立军与赵**的夫妻共同债务，该二被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被告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曲立军、赵**、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对借条上的该公司印章并不申请鉴定，故法院依法认定被告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系曲立军上述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保证期间两年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被告曲立军出具的借条是对之前向原告每次借款的汇总和确认，因而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保证期间两年应自出具借条之日即2015年7月15日起计算，不适用宽限期的法律规定，因而至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已超过约定的两年保证期间，故被告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提交的青岛茂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青岛百昌映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与本案原告曲方国、被告曲立军的借贷没有直接关系，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判决：一、被告曲立军、赵**偿还原告曲方国借款利息1694301.37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704.96元，由原告负担13656.96元，已交纳法院；由被告曲立军、赵**负担20048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法院。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曲立军、赵**负担，此款原告已交纳法院，限被告曲立军、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应承担的诉讼保全费5000元直接给付原告。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曲方国提交从网上打印的（2018）豫0181民初6848号、（2018）内01民终3147号民事判决书2份，证实与本案相同的案情，在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两案均适用宽限期，担保人承担了相应的担保责任，希望能够同案同判。经质证，上诉人赵**、被上诉人曲立军称没有证据证明称该两份判决书是否生效，客观地说曲方国找曲立军偿还款项是事实，曲立军后来的部分偿还行为也能证明曲方国已多次向曲立军主张偿还款项，也就是说曲方国给曲立军的偿还款项的宽限期已经届满。被上诉人百昌映向公司称：1、借条上的保证期两年，这5个字必然会有一个起点，否则不是一个正常的意思表示，这个起点只能是2015年7月15日；2、借款发生在2015年7月15日之前，曲方国2015年7月15日到深圳，对主债务来说就是来要钱，对从合同来说，就是要有一个保证人，曲方国到深圳这个事不会有其他的合理解释；3、如果曲方国的主张成立，那么就是没有保证期间，与法相悖，对百昌映向公司也不公平，上诉人曲方国提交的两份民事判决书，虽然百昌映向公司没仔细看，但是与上述完全相同，不大可能。不排除有免除保证责任的其他判决，但上诉人曲方国没有提供。上诉人赵**提交与一审法官的短信截屏和通话录音整理书面材料一份，内容是赵**于2019年10月8日起草好上诉状后通过短信问姜法官如何邮寄，姜法官以短信回复邮寄给一审法院，当场将一审法院的账号通过短信发送给赵**，并多次要求赵**在没有收到法院缴费通知书的情况下，按一审案件受理费33704.96元缴纳二审诉讼费，赵**提出希望一审法院给一份缴费通知书，按照一审判决赵**应该负担的20048元缴纳上诉费，但姜法官表示不同意。赵**向一审法院的庭长投诉以后，一审法官才向赵**出具缴费通知书，缴费的金额变成了应该承担的20048元。证明赵**怀疑一审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曲方国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经质证，上诉人曲方国称其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实际联系，对该证据不予质证。被上诉人曲立军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被上诉人百昌映向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称赵**的上诉请求没有发回重审，曲方国的上诉请求是要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但是上诉理由只是对法律适用有异议，因此本案不存在程序有问题发回重审的情况。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曲方国与被上诉人曲立军之间民间借贷数额的确认；2、应否追加案外人曲禹龙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涉案债务应否认定为赵**与曲立军的夫妻共同债务；4、2016年8月8日还款20万元、10月25日还款50万元、12月5日还款400万元是偿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5、百昌映向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从本案的事实看，2015年7月15日，被上诉人曲立军作为借款人向上诉人曲方国出具借条，被上诉人曲立军在一审审理中抗辩该借条中关于140万元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借贷关系不成立。但被上诉人曲立军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抗辩理由。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曲立军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关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情形，判令上诉人赵**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赵**并非实际借款人，其上诉请求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曲方国的诉讼请求，涉及到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上诉人赵**对于借条中载明的款项140万元是否成立、生效及追加案外人曲禹龙等内容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涵盖了曲立军的诉讼主张，超过了一审法院判令赵**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权利范畴，且根据上诉人赵**在本院审理中提供的证据情况，不足以证实其上诉主张。故上诉人赵**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8月8日还款20万元、10月25日还款50万元、12月5日还款400万元是偿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首先，以上还款注明的是还款，与其他还款注明的利息区分明确；其次，所付的利息与借款金额、支付利息月份时间相对应。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三笔还款系偿还借款本金，并无不当。关于被上诉人百昌映向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曲方国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保证期间已过。上诉人曲方国主张被上诉人曲立军作为债务人又系保证人百昌映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故构成保证人的诉讼时效中断。但由于上诉人曲方国并不能明确其也向保证人百昌映向公司主张过还款，故虽系曲立军的还款，也不能当然认定保证人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确认保证期间自2015年7月15日起算，且不适用宽限期的认定，也无不妥。上诉人曲方国请求百昌映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曲方国、上诉人赵**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4.96元，由上诉人曲方国负担13656.96元，上诉人赵**负担200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