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7250号原告：高杏仙，女，1967年4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跃辉，河北世纪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东旺农药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固村。法定代表人：吕新国，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雪峰，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杏仙与被告北京市东旺农药厂（以下简称东旺农药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杏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跃辉，被告东旺农药厂之法定代表人吕新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雪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杏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高杏仙与东旺农药厂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高杏仙2016年3月1日入职东旺农药厂，与东旺农药厂签有为完成一定任务为终止条件的劳动合同。东旺农药厂系生产有毒有害农药的生产企业，高杏仙的工作岗位在工作中会接触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有患有职业病或者中毒的风险。高杏仙后于2016年12月22日发生工伤事故，住院治疗15天，后双方因为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的问题发生过争议，最终由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高杏仙所受伤害属工伤，高杏仙因此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局于2019年3月5日作出北京市房山区（2019）劳鉴字第00031号劳动能力确认结论通知书，并于3月25日向高杏仙之子刘某送达。高杏仙认为,按照《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高杏仙受伤后，由于其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未出具，因此其劳动合同应当顺延。在职期间高杏仙遭受工伤后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前，高杏仙是否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确定，高杏仙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也处于待定状态，且高杏仙所从事的有毒有害职业病危险的工作岗位，东旺农药厂一直未对其进行体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第四十五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顺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但是，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止，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出具工伤等级鉴定结论后，高杏仙多次找东旺农药厂，但东旺农药厂已经搬迁，电话联系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拒绝作出任何答复，直到现在也没有告知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高杏仙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仍然处于顺延状态。由于东旺农药厂未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也没有依法送达相关手续，因此双方仍然处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如果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双方形成的依然是劳动关系。1、从现有法律的规定来理解，《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了“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表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确定劳动者与单位是否为劳动关系的依据，与年龄并没有必然联系。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明确了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自此保险待遇纠纷就纳入法院处理范围。此项规定是基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作出的。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保险以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没有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无义务缴纳社会保险。因而，判断一个劳动者与单位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除了看年龄是否达到退休条件之外，还要看劳动者是否已经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或领取退休金。可见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其劳动关系自行终止，如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劳动关系才能自动转变为劳务关系。2、从最高院对下级法院相关案件的最新批复来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中也明确了“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释解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合同终止。3、从现实情况和法理上来分析。首先，目前的法律法规中，除了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中明确了“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之后的其他法律法规都从不同角度规定了这种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是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其次，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达到退休年龄却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不区分劳动者是否享受退休保险待遇，一概认定劳动合同终止，这对于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而言非常不利，故应当赋予他们劳动法上的保护，此时双方的用工关系仍然是劳动关系。基于此，劳动争议解释三规定依法享受退休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言外之意是，如果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劳动者不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故为维护高杏仙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东旺农药厂辩称，东旺农药厂认可与高杏仙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约定的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期限，结合停工留薪期目录所确定的停工留薪期一个月，所以劳动关系顺延到2017年1月31日。但是首先，高杏仙起诉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1月6日出院高杏仙没有回到东旺农药厂处工作，也没有在本案之前向东旺农药厂主张存在劳动关系和索要工资，并且自行到宿舍取走行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从2016年12月31日至高杏仙起诉2019年7月1日长达两年半已经超过了法定时效。其次，高杏仙适用法律有错误。高杏仙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说的是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劳动者无过错辞退、四十一条裁员而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终止，即2016年12月31日双方合同发生法定事由导致劳动合同终止。如果需要建立劳动关系不是续订劳动合同，而是应当重新签订一份新的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四十条、四十一条法律规定与双方合同期满终止无关，所以高杏仙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仍然处于延续状态是错误的。第三，高杏仙陈述的事实是错误的。2016年12月22日高杏仙摔伤后，单位组织人员把高杏仙送到医院救治，后经过询问得知摔伤是因和冯某打闹导致的，2017年1月6日高杏仙出院后自行到厂子将行李取走，并未向厂里提出其受伤应当申请工伤认定。第四，东旺农药厂属于北京市房山区清理低端产业，并且东旺农药厂住所地2017年3月30日固村发布自主腾退公告，东旺农药厂也属于被拆迁的范围，2017年1月份开始东旺农药厂已经开始转卖设备为拆迁做准备，工厂停产。最后，东旺农药厂认为高杏仙的行为是恶意诉讼、无理缠诉。2016年1月6日高杏仙自行出院，在住院期间高杏仙之子多次通过电话录音的方式询问冯某事发的原因，通过高杏仙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通话记录文字版可以清楚的了解到造成高杏仙受伤是冯某他们在工作期间打闹造成的，高杏仙出院后没有找到东旺农药厂要求申请工伤鉴定，而是在2017年1月16日自行提出申请，后引发一系列行政诉讼。2018年12月20日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申请，2019年3月5日房山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确认结论：目前未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通过2年的诉讼无法通过工伤获得赔偿，转而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6月24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7月1日即向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双方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其目的就是想通过确认劳动关系进而主张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东旺农药厂2017年就关闭停产所有人员均已返回原籍，导致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高杏仙要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案件审理时，无法找到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导致举证不能，房山区人民法院才判决责令房山区人保局对工伤认定重新作出处理。但是东旺农药厂是不认可房山区人保局认定工伤的决定，该工伤认定只是程序的认定，并不是在说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即使是作出工伤认定，但是事发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该事实也在多次诉讼中以证据的形式固定了。综上所述，高杏仙提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双方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高杏仙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高杏仙于2016年3月1日入职东旺农药厂,双方签订有自2016年3月1日生效、于本年生产工作完成时终止的劳动合同书。2016年12月22日，高杏仙在车间内受伤，后被送至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并于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1月6日住院，被诊断为外阴外伤、子宫腺肌症、避孕环移位、中度贫血、尿道炎、外阴炎。高杏仙与东旺农药厂均确认劳动合同的实际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均认可高杏仙的停工留薪期至2017年1月31日。2017年1月16日，高杏仙之子刘某向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房山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合同、录音书面记录等材料。2019年3月5日，北京市房山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为高杏仙出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显示高杏仙未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2019年5月24日，胡某代高杏仙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保障监察队对东旺农药厂投诉，投诉材料中载明“用人单位曾明确向劳动者表示过要求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表示同意，但用人单位一直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投诉内容同时载明“原劳动合同应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但一直未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高杏仙于2019年6月24日向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24日与东旺农药厂存在劳动关系。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不字（2019）第22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高杏仙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东旺农药厂称2017年1月7日电话通知过高杏仙，让高杏仙的老乡给捎个信，就说解除劳动合同了。高杏仙对东旺农药厂所述不认可，称东旺农药厂没有找过高杏仙，从2017年1月31日直至高杏仙参与庭审中，东旺农药厂始终没有和高杏仙提出过解除劳动合同；高杏仙治疗好后，即2017年1月其出院后（2017年春节前后），高杏仙去找过单位想回去上班，但不知道单位搬到什么地方了。本院认为：高杏仙与东旺农药厂均对双方至2017年1月31日仍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故双方争议焦点在于2017年2月1日起劳动关系是否仍处于存续状态。高杏仙与东旺农药厂均确认劳动合同的实际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均认可高杏仙的停工留薪期至2017年1月31日，2017年2月1日起高杏仙并未继续为东旺农药厂提供劳动，东旺农药厂亦未续延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故高杏仙要求确认自2017年2月1日起仍继续与东旺农药厂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另，高杏仙在2019年5月24日投诉东旺农药厂时曾明确表示东旺农药厂曾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其表示同意，与其现在要求至2019年8月29日与东旺农药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亦相矛盾。如高杏仙认为其与东旺农药厂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前东旺农药厂未为其做离职健康检查构成违法，则可另行主张相应权益；高杏仙以未做离职健康检查为由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仍系存续状态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高杏仙并未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故其以未出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应顺延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因此，对于高杏仙要求确认与东旺农药厂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高杏仙要求其与东旺农药厂自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系确认之诉，不适用时效规定，故对东旺农药厂提出的时效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高杏仙与北京市东旺农药厂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高杏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市东旺农药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巧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牛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