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5民初7684号 原告：戴勇，男，195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善杰，重庆隆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凤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轻化路传染生产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95853591W。 法定代表人：苏健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晓容，女，公司员工。 原告戴勇与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凤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凤城公交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善杰、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晓容、梁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2006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715452.75元。诉讼过程中，原告戴勇明确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2006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715452.7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戴勇是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员工，自2006年12月1日起至今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担任104路公交车驾驶员。原告戴勇工作期间，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6个小时，超过了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从未发放过延时加班工资，也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为此，原告戴勇向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报酬。该委驳回了原告戴勇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戴勇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支持全部诉求。 被告凤城公交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戴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戴勇确实存在延时加班的事实，鉴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系长期亏损企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双方约定为按当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加班时限，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按照有利于原告戴勇的原则进行了确认，并按月按时发放了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实际发放给原告戴勇的加班工资也大于其应得的加班工资，因此，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足额发放了延时加班工资，原告戴勇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戴勇于2006年12月6日进入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工作，担任104路公交车驾驶员。原告戴勇从2019年3月1日起至其退休，一直担任101路公交车驾驶员。2006年12月11日，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向原告戴勇收取了安全风险保证金10000元，并向原告戴勇出具了《收据》一份。 2013年12月26日，原告戴勇（乙方）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为无固定期限，工作地点为重庆市长寿区，执行的工时制度为综合计算工时制。第九条约定：凡是甲方安排乙方加班的，甲方应安排乙方补休，甲方不能安排乙方补休的，应按规定支付乙方休假日的加班工资报酬。第十条约定：病、事假制度按甲方制度执行，工伤、产假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自愿放弃年休假的，甲方应按正常上班时间计算劳动报酬。第十一条约定：甲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单位实际，自主确定工资分配形式和工资水平。第十二条约定：甲方每月12日前（如遇节假日则顺延）以法定货币足额支付乙方工资。甲、乙双方约定，甲方按下列第1项方式支付乙方工资：1、乙方的劳动报酬由基本工资+超时加班工资+考核奖（绩效奖+安全奖+服务质量奖）等其他考核奖励组成，员工月工资收入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第十三条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当月发放工资的清单，清单要体现基本工资、超时加班工资、工龄补贴、考核奖、保险代扣等内容。第十六条约定：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加点工作的，应依法安排乙方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依法支付加班费，加班费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 2017年1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9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357.65元；2017年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2017年3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2017年4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2017年5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9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564.53元；2017年6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8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564.53元；2017年7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1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185.17元；2017年8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1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185.17元；2017年9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2017年10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564.53元；2017年11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2017年1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1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185.17元；2018年1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771.41元；2018年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6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737.01元；2018年3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1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185.17元；2018年4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417.60元；2018年5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1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417.60元；2018年6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296.72元；2018年7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6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34.08元；2018年8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4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901.12元；2018年9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8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054.96元；2018年10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1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296.72元；2018年11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9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296.72元；2018年1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417.60元；2019年1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2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538.48元；2019年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19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054.96元；2019年3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为20天，当月所得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362.40元。 2017年4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2017年5月30日是端午节，原告戴勇当天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427元；2017年6月、7月、8月、9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2017年10月1日至4日是国庆节、中秋节假期，原告戴勇于2017年10月2日、3日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854元；2017年11月、12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2018年1月1日是元旦节，原告戴勇当天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427元；2018年2月16日至18日是春节法定假日，原告戴勇于2018年2月17日、18日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854元；2018年3月、4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2018年5月1日是劳动节，原告戴勇当天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427元；2018年6月18日是端午节，原告戴勇于当天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427元；2018年7月、8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2018年9月24日是中秋节，原告戴勇当天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427元；2018年10月1日至3日是国庆节法定假日，原告戴勇于2018年10月1日、3日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854元；2018年11月、12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2019年1月1日是元旦节，原告戴勇当天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469元；2019年2月5日至7日是春节法定节假日，原告戴勇于2019年2月6日、7日上班，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戴勇节日加班工资938元；2019年3月，原告戴勇不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 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曾安排原告戴勇于2017年休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原告戴勇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提交请假单，事由一栏载明：自愿放弃2017年年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向原告戴勇支付了未休年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并额外支付其2017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100元。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曾安排原告戴勇于2018年休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原告戴勇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提交请假单，事由一栏载明：自愿放弃2018年年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向原告戴勇支付了未休年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并额外支付其2018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100元。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曾安排原告戴勇于2019年休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原告戴勇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提交请假单，事由一栏载明：我自愿放弃2019年年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向原告戴勇支付了未休年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并额外支付其2019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275元。 2019年4月12日，原告戴勇向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该委裁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其2006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的延时加班工资715452.75元、2007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6120.57元、事故保证金10000元、事故赔偿金5000元。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9月3日作出渝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退还原告戴勇安全风险金10000元，并驳回原告戴勇的其余仲裁请求。原告戴勇不服渝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62号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其2006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延时加班工资715452.75元，就支付2007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6120.57元的仲裁请求，其已经另案向本院提起诉讼。对于裁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退还原告戴勇安全风险金10000元，以及被驳回的请求支付事故赔偿金5000元的仲裁裁决项，原、被告均未向本院提起诉讼。 同时查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每月将该公司的驾驶员工资条分发至各调度亭，再由现场调度员向驾驶员发放工资条。工资条所载内容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存档工资表一致。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工资表载明原告戴勇的应发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其他补贴、节日加班、工龄津贴、任务考核、其他、通讯补贴等项目组成。104路、101路公交车驾驶员在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均为14.5小时。 2012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2250900.92元；2013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3408568.63元；2014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4166039.72元；2015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9732194.96元；2016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10134380.81元；2017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7739757.63元；2018年度，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5071277.05元。 2011年7月7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2年7月13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3年7月10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4年6月24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5年7月8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6年6月28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7年6月28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8年6月29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审理过程中，原告戴勇、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均对渝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62号仲裁裁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均认可：在签订2013年12月26日的《劳动合同书》之前，双方还签订过其他劳动合同，内容与2013年12月26日的《劳动合同书》一致；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一直实行的均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另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认可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原告戴勇请求的延时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即对在计算延时加班工资时不剔除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无异议。 对于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戴勇向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该委裁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其2006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的延时加班工资715452.75元、2007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6120.57元、事故保证金10000元、事故赔偿金5000元。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退还原告戴勇安全风险金10000元，并驳回原告戴勇的其余仲裁请求。原告戴勇不服该仲裁裁决，并就延时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向本院提起诉讼，对于裁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退还原告戴勇安全风险金10000元的仲裁裁决项，以及被驳回的请求支付事故赔偿金5000元的仲裁裁决项，原、被告均未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不作为审理对象，并予以确认，即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退还原告戴勇安全风险金10000元。 原、被告之间在原告戴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向原告戴勇支付劳动报酬，包括因加班而产生的延时加班工资。 对于计算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应就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之日起两年内的工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此前的加班事实、加班工资支付情况，应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戴勇称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在劳动仲裁审理阶段时承认其保存有原告戴勇入职以来的工资表及考勤表，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举示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凤城公交公司辩称其在第一次劳动仲裁庭审中的委托代理人不是该公司经营科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是在不清楚保存状况的情形下陈述保存有上述资料，但之后到该公司相关部门核实查询后，发现该公司并未保留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在此之前就已经将上述资料销毁，故在第二次劳动仲裁庭审中已经向劳动仲裁庭进行了相应的陈述说明。关于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和考勤表，按照上述规定，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保存；且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在劳动仲裁审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人一人为专职律师，一人为该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均非该公司经营科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是否保存有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的事实确实存在不了解的可能性，其在核实后告知仲裁庭未保存上述资料也符合常理，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对其陈述作出合理解释，且无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必须保存上述资料的情况下，原告戴勇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尚保存有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戴勇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戴勇应就2017年1月前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戴勇并未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1月前存在加班事实，故对其请求的2017年1月1日前的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对2017年1月起至2019年4月1日的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当依法支付原告戴勇。 对加班费计算基数（即小时工资标准）的认定。原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劳社办发〔2006〕124号）规定：“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婚假、丧假、探亲假、年休假期间的工资支付标准，劳动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资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渝人社发〔2015〕124号）规定：“一、关于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的问题。用人单位执行《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劳社办发〔2006〕124号），其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支付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原则上不得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现原、被告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加点工作的，应依法安排乙方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依法支付加班费，加班费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虽然《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资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有“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原则上不得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的规定，但其规定是原则上不得，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举证证明其自2012年度至2018年度的经营均处于亏损状态，故对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可以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2017年、2018年重庆市长寿区最低工资标准均为1500元，2019年重庆市长寿区最低工资标准均为1800元，故对原告戴勇的延时加班工资，2017年、2018年应以1500元/月作为基数进行计算，其小时工资标准为8.62元（1500元/月÷21.75天÷8小时），2019年应以1800元/月作为基数进行计算，其小时工资标准为10.34元（1800元/月÷21.75天÷8小时）。 对于计算方式。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实行的是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劳动部关于职工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复函》（劳部发﹝1997﹞271号）规定：在综合计算周期内，某一具体日（或周）的实际工作时间可以超过8小时（或40小时），但综合计算周期内的总实际工作时间不应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超过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按《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工资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同时，《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第一条规定：年工作日：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250天；季工作日：250天÷4季＝62.5天/季；月工作日：250天÷12月＝20.83天/月；工作小时数的计算：以月、季、年的工作日乘以每日的8小时。按照上述规定，在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下，劳动者总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含法定节假日）超过总的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在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下的每季度法定工作时间为500小时（62.5天×8小时），现原告戴勇请求支付的为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同意在计算延时加班工资时不剔除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中涉及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工作时长，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额外支付了节假日加班工资的情形下，不剔除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中涉及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工作时长并计算延时加班工资对原告戴勇有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计算延时加班工资时不剔除原告戴勇出勤天数中涉及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工作时长。故原告戴勇的每季度的延时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应为：﹝（每季度总的出勤天数×每天工作时长14.5小时）-每季度的法定工作时间500小时﹞×小时工资×150%。 根据上述计算基数和计算方式，对原告戴勇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计算如下： 2017年1-3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19天、20天、20天，共计59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55.5小时（59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55.5小时（855.5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596.62元（355.5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1-3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357.65元、1978.29元、1978.29元，共计5314.23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596.62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7年1-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7年4-6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19天、18天，共计57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26.5小时（57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26.5小时（826.5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221.65元（326.5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4-6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1564.53元、1564.53元，共计5107.35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221.65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7年4-6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7年7-9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1天、21天、20天，共计62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99小时（62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99小时（899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5159.07元（399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7-9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185.17元、2185.17元、1978.29元，共计6348.63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5159.07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7年7-9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7年10-1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20天、21天，共计61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84.5小时（61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84.5小时（884.5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971.59元（384.5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10-12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564.53元、1978.29元、2185.17元，共计5727.99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971.59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7年10-12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8年1-3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16天、21天，共计57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26.5小时（57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26.5小时（826.5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221.65元（326.5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1-3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771.41元、737.41元、2185.17元，共计4693.59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221.65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8年1-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8年4-6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21天、20天，共计61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84.5小时（61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84.5小时（884.5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971.59元（384.5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4-6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417.60元、2417.60元、2296.72元，共计7131.92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971.59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8年4-6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8年7-9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16天、24天、18天，共计58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41小时（58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41小时（841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409.13元（341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7-9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34.08元、2901.12元、2054.96元，共计6890.16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409.13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8年7-9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8年10-12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1天、19天、20天，共计60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70小时（60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70小时（870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784.10元（370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10-12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296.72元、2296.72元、2417.60元，共计7011.04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784.10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8年10-12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2019年1-3月，原告戴勇出勤天数分别为22天、19天、20天，共计61天，每天出勤14.5小时，共计884.5小时（61天×14.5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84.5小时（884.5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5963.60元（384.5小时×10.34元/小时×150%）。2019年1-3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538.48元、2054.96元、2362.40元，共计6955.84元，超过原告戴勇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5963.60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支付原告戴勇2019年1-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 综上，原告戴勇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1月1日前存在加班事实，对其请求的2017年1月1日前的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戴勇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对原告戴勇请求的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凤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退还原告戴勇安全风险金10000元； 二、驳回原告戴勇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戴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许武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刘 锟 书 记 员 王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