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2民终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住所地：揭阳市揭东区********顶地段中德金属生态城第一期2栋1层。负责人：孙名君。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汪雨，福建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比格莱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西洋林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楷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海、陈东旭，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睿瞻，男，199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揭阳市揭东区***************。上诉人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以下简称宏利金属处理厂）因与被上诉人广东比格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格莱公司）、原审被告高睿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5202民初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利金属处理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宏利金属处理厂不用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的受理费由比格莱公司承担。其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高睿瞻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高睿瞻的行为是代表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判决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调取的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的银行交易流水，从银行交易流水的记录看，仅有一次转账给高睿瞻，且金额为1427.74元，这根本不能证明是宏利金属处理厂发给高睿瞻的工资，仅凭一笔转账就认定高睿瞻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且有转款也并不能证明双方就认识，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的双方为了购买东西或者其他原因转账的情况比比皆是。高睿瞻的代理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陈述，高睿瞻的工资是现金和转账支付，一审法院判决中叙述的在2019年4月22日对高睿瞻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被告高睿瞻陈述其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在被告宏利金属上班，负责为其收货，因被告宏利金属向原告购买化工原料，司机唐上军多次为原告运送化工原料到被告宏利金属的住所由其接收而认识唐上军，其在被告宏利金属务工期间月工资3000多元，其工资由被告利金属的负责人孙名君以个人名义通过银行卡转账发放到其在农行的账户……”。一审庭审时高睿瞻的代理人和高睿瞻自己的陈述是不一致的，这与所查明的事实是不能相互印证的，从查明的情况来看，仅有一次转账，而且不是3000多元，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中根本就没有高睿瞻的工资流水，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高睿瞻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判决主观臆断，认为宏利金属处理厂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庭审中，宏利金属处理厂的代理人陈述不清楚是以谁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并不矛盾。本案中，宏利金属处理厂是属于个人独资企业，是属于负责人孙名君一人投资的工厂，其不管以谁的名义与比格莱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均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不能说代理人不清楚与谁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就认定为前后矛盾。因为不管是以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名义与比格莱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以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负责人孙名君的名义与比格莱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其后果均由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孙名君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宏利金属处理厂与比格莱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上前后矛盾是没有证据的，宏利金属处理厂在一审时并没有否认宏利金属处理厂与比格莱公司之间曾经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宏利金属处理厂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否认与比格莱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庭审中，宏利金属处理厂陈述是:宏利金属处理厂与比格莱公司之间不存在诉争的买卖合同关系，宏利金属处理厂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对非合同当事人不能产生任何约束。比格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进货单》和《退货单》，虽然提供的单据从表面上看有宏利金属表面处理的字样，但所有单据上的收货人并非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宏利金属处理厂更没有授权高睿瞻、李庆鑫、熊伟、李晓冰、林舜文代表宏利金属处理厂签单采购货物，比格莱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上没有宏利金属处理厂盖章，也没有工厂负责人签字，宏利金属处理厂也没有收到诉争单据所记载的对应的货物。宏利金属处理厂提交的证据《2016年6月对账单》是比格莱公司单方出具。对账单应由买卖合同相对方核对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约束相对方，比格莱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证明比格莱公司认可此对账单为企业行为，但此《2016年6月对账单》并无宏利金属处理厂的盖章，也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财务人员核对签章，也没有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的签字确认，只有众多的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员工的其他个人签名，收货确认人并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也没有宏利金属处理厂的授权，此对账单并非宏利金属处理厂确认的，诉争的款项和宏利金属处理厂没有关系，宏利金属处理厂不是本案诉争款项的适格被告。《2016年6月对账单》上体现的相对方为宏利会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并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比格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进货单》和《退货单》等单据的相对方均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而2016年6月《对账单》上体现的相对方却是宏利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比格莱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都相互矛盾，因此，该对账单与宏利金属处理厂无关，宏利金属处理厂不是的本案诉争款项的适格被告，双方不存在诉争买卖合同关系。四、一审法院判决宏利金属处理厂拖欠巨额货款不符合常理，比格莱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比格莱公司提供的证据存在的问题及矛盾没有依法排除，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宏利金属处理厂拖欠货款，宏利金属处理厂并没有欠比格莱公司货款320882.5元。1.宏利金属处理厂和比格莱公司之间曾经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非本案诉争所指的买卖关系。实际上因宏利金属处理厂规模小，实质就是一个小的作坊，是个人独资企业，并不是规模比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双方的买卖交易，一般都是货到付款。宏利金属处理厂在收到货后，大额的货款由工厂负责人孙名君直接转账给比格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小额的是现金交易，结清货款后就完成了当次交易，比格莱公司提交的5次银行交易确实是宏利金属处理厂支付的货款，但与本案诉争的货款无关，双方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不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事实上是比格莱公司收款后没有入账，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清楚，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从常理上看，比格莱公司提供的33张《送货单》，其货款总金额为827950元;提供的20张《进货单》客户联，货款总金额为540470元;退货金额为117567.5元;宏利金属处理厂支付了270000元的货款;比格莱公司提交的《2016年6月对账单》中货款为708450元，尚欠比格莱公司320882.5元的货款，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送货单和进货单金额相差287480元，送货单和进货单的货款金额和所送货物应当一致，应相对应，但差额竟然如此之大，这么巨额的货物去哪里了?比格莱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是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单据中送货司机没有签字的，收货人不一致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在比格莱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大量存在，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是不能证明宏利金属处理厂有欠款的事实存在。3.比格莱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送货单及进货单均为比格莱公司单方提供，送货单上收货人并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比格莱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在送货单上签字的员工是宏利金属处理厂授权的员工。进货单也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出具，实际上宏利金属处理厂并不清楚进货单所记载的进货物品，也没有实际收到单据上所记载的货物，进货单和送货单与宏利金属处理厂无关。退货单也是比格莱公司单方提供的，是比格莱公司单方制作的，没有宏利金属处理厂的签字盖章，与宏利金属处理厂无关。比格莱公司证据送货单上注明客户名称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二栋一楼)”，并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处理厂，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厂名为“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而在揭阳市揭东区就有两家名为“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的厂家，在全国工商系统中查询“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字样就有多家同名的企业，比格莱公司证据送货单上的买卖合同相对人与宏利金属处理厂无关，并不是宏利金属处理厂。比格莱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送货单和进货单，证据《送货单》在比格莱公司提供证据的第12页、13页、19页，送货单和进货单的收货人不一致，比格莱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比格莱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证据《送货单》在比格莱公司提供证据的第29页、30页、31页相对应的《进货单》上送货司机没有签名，不具有真实性。事实证明，比格莱公司提供的证据都不真实。且大额的货款按常理来讲需双方达成能拖欠货款的一致意见后，才会允许拖欠货款，比格莱公司出具对账单说明其知道对账单对货款收回的重要性，对账单上却无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印章或者负责人的签字，宏利金属处理厂注册资本为1万元的个人独资企业，比格莱公司也明知其中的风险，能拖欠如此巨额货款于常理不符，比格莱公司持单方出具的对账单主张宏利金属处理厂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五、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因本案中提供证人证言的送货司机均是比格莱公司提供的，直到现在两名证人唐上军、郑钦潮都还在为比格莱公司送货，送货的报酬是由比格莱公司支付，因此证人和比格莱公司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二人的证言不能采信。证人的证言也不能证明高睿瞻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其仅证明了他们所送的货物交给了高睿瞻等人。六、根据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为了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安全与稳定，比格莱公司应起诉签字的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是属于宏利金属处理厂拖欠诉争货款，理应由比格莱公司起诉签字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在没有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判决宏利金属处理厂承担责任的话，势必造成社会交易秩序的混乱。假设在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判决宏利金属处理厂承担责任，那么宏利金属处理厂是否也可以单方制作一些单据，再申请所谓的证人出庭作证，而随意去起诉其他公司、企业或者个人承担责任?比格莱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有理有据。宏利金属处理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比格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宏利金属处理厂、高睿瞻共同付还比格莱公司货款32088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7月7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宏利金属处理厂、高睿瞻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比格莱公司生产工业表面活性剂，金属表面处理剂、电镀光亮抑制剂。宏利金属处理厂经营金属表面、塑料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2016年6月5日止，比格莱公司因出卖化工原料共出具《送货单》33单，每单《送货单》均具体记载：客户名称宏利金属表面处理（二栋一楼）、出货单号、发货日期、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合计金额、比格莱公司经办人、买受人的收货人等内容。《送货单》中由高睿瞻在《送货单》买受人收货人栏签名确认收到比格莱公司化工原料的有24单，由李庆鑫、林舜汶、熊伟、李晓冰在买受人收货人栏签名确认收到比格莱公司化工原料的依次为5单、1单、2单、1单，计9单。2016年7月5日，比格莱公司出具的《2016年6月份对账单》主要内容记载：致宏利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上月结余金额703450元，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你司购买的产品金额5000元，截止2016年6月30日应收你司货款余额为708450元，以上数据核对后5个工作日内回复我司。高睿瞻于同月7日在该单的客户栏签名确认。2016年7月15日，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通过其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150000元至比格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楷城的账户，汇款摘要中注明“付还比格莱化工货款”。2016年8月3日，比格莱公司出具《退货单》2单及标注有由宏利金属处理厂出具的《进货单》2单，《退货单》主要内容均记载：客户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二栋一楼），欠款558450元，本单金额（即退货价款）117567.5元，累计金额440992.5元，并分别载明退货商品编号、名称、单价、数量、单位、金额。《进货单》均载明供应商为比格莱、存（退）货名称、净重、单位、单价、金额，收（退）货人为高睿瞻、比格莱公司运送退货的司机唐上军在《进货单》上分别签名确认。2单退货价款117567.5元。2016年12月21日、2017年6月3日、同年11月9日、2018年7月3日，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通过其银行账户共汇款110000元至比格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楷城的账户，每次在汇款摘要均中注明“付还比格莱货款/付还比格莱化工款”。2018年2月1日，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又通过微信转账付还比格莱公司10000元。从以上《2016年6月份对账单》、《退货单》、《进货单》记载的金额和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的汇款、微信支付给比格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楷城的款项得出：2016年7月7日，高睿瞻签名确认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708450元-退货价款117567.5元-孙名君先后付款270000元，尚欠货款为320882.5元。根据比格莱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广东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在该行自2015年12月至2019年1月3日账号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2018年3月16日，孙名君汇款1427.74元至高睿瞻银行账户，同时，孙名君的账号与比格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收货人李庆鑫、李晓冰、林舜汶也有多次资金往来。根据比格莱公司的申请，证人唐上军、郑钦潮于2019年4月8日出庭作证并接受比格莱公司、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质询。证人唐上军陈述其从事个体货物运输，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10批次为比格莱公司运送化工原料出卖给宏利金属处理厂，每次运送货物由比格莱公司开具《送货单》，由其将货物送达宏利金属处理厂在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内2栋1层厂房，先跟其办公室人员确认货物由高睿瞻接、签收、入库事宜，再由高睿瞻开具《进货单》，由其在送货司机栏上签名后将《进货单》交还比格莱公司。比格莱公司出示并供其辨认的10单《送货单》及对应的10单《进货单》，10单《送货单》中的9单由高睿瞻在《送货单》的收货人栏签名确认，1单由宏利金属处理厂员工林舜汶在《送货单》的收货人栏签名确认，该单因送货时高睿瞻无在场，由其委托宏利金属处理厂办公室人员林舜汶清点接收入库，后由高睿瞻开具《进货单》，故《进货单》上的收货人仍打印为高睿瞻，10单《进货单》的送货司机由其签名确认。宏利金属处理厂退货还比格莱公司，由其找到宏利金属处理厂员工即高睿瞻，然后将要退还比格莱公司的货物进行清点、装车，由高睿瞻开单，送货司机由其签名，宏利金属处理厂开放行条，到中德生态城门口将放行条交保安人员并核对货物，由其将退货运回交还比格莱公司。比格莱公司出示经其辨认的2015年12月7日、2015年12月9日比格莱公司及宏利金属处理厂各自出具的《退货单》各2单，宏利金属处理厂出具的《退货单》由其签名确认；对于2016年8月3日的《退货单》、《进货单》，系其根据比格莱公司出具的2单《退货单》为比格莱公司运回宏利金属处理厂的一批退货，宏利金属处理厂的退货由高睿瞻开具2单《进货单》由其在送货司机栏签名确认。证人郑钦潮陈述，其为比格莱公司运送化工原料给宏利金属处理厂，由比格莱公司开具《送货单》，由其按单上的地址将货物运送给宏利金属处理厂，比格莱公司出示的2016年2月27日的《送货单》及对应的宏利金属处理厂出具的《进货单》经其辨认，《送货单》上收货人栏的签名由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李庆鑫签名确认，《进货单》上送货司机栏由其签名确认。2019年4月8日庭审时，宏利金属处理厂陈述其负责人孙名君与比格莱公司存在化工原料买卖合同关系，孙名君才付款给比格莱公司，但不清楚是以宏利金属的名义还是以孙名君个人名义与比格莱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对比格莱公司主张自2016年6月起没有供货给宏利金属处理厂，2016年8月比格莱公司与宏利金属处理厂协商退货的事实没有异议。高睿瞻当庭辩称对比格莱公司出示的33单《送货单》中的24单及《2016年6月份对账单》虽分别签有其姓名，但因时间太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依法向其释明对此如有异议可在指定时间内申请司法鉴定。高睿瞻于2019年4月9日向一审法院邮寄《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比格莱公司举证的《2016年6月份对账单》中涉高睿瞻的签名与其本人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为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书面通知高睿瞻应于2019年4月22日上午到达一审法院书写鉴定样本，并书面通知比格莱公司及宏利金属处理厂到场确认。比格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楷城及为其送货的司机唐上军到场确认高睿瞻当日到庭书写的鉴定样本。因高睿瞻本人没有参加法庭审理，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也在当日对高睿瞻进行当面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高睿瞻陈述其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在宏利金属处理厂上班，负责为其收货，因宏利金属处理厂向比格莱公司购买化工原料，司机唐上军多次为比格莱公司运送化工原料到宏利金属处理厂的住所由其接收而认识唐上军，其在宏利金属处理厂务工期间月工资3000多元，其工资由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负责人孙名君以个人名义通过银行卡转账发放到其在农行的账户；法庭现场出示比格莱公司举证的33单《送货单》中的24单及《2016年6月份对账单》经其辨认，《送货单》上收货人栏“高睿瞻”三字大部分由其签名确认，少部分因时间太久不记得了，并认识在其余《送货单》上签名的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四人均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身份证、户籍证明、《送货单》共33单、《进货单》（客户联）、《2016年6月份对账单》、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退货单》2单、《进货单》2单、银行交易清单、证人证言、司法鉴定申请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比格莱公司就其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举证了比格莱公司及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营业执照、《送货单》、《2016年6月份对账单》、《进货单》、《退货单》、银行汇款记录、微信支付、证人唐上军、郑钦潮的证言作为其诉请所依据的事实，证明比格莱公司与宏利金属处理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宏利金属处理厂收取了货物尚未支付对应货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比格莱公司举证其营业执照及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营业执照、从二者的经营范围可以看出，比格莱公司生产化工原料，宏利金属处理厂进行物品表面处理也需使用化工原料，与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一致，而现有没有证据证明高睿瞻从事化工原料生产、加工、贸易。其次，比格莱公司举证的《送货单》、《退货单》、《进货单》（实为退货单），每单均记载有客户名称、送货、退货地址、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明确指向买卖合同标的物为化工原料，出卖人为比格莱公司、买受人为宏利金属处理厂字号的简称及其住所地地址的简写，符合交易的习惯书写方法，且上述《送货单》、《退货单》、《进货单》分别经高睿瞻、证人唐上军、郑钦潮辨认，高睿瞻承认《送货单》约有20单左右及《进货单》由其代宏利金属处理厂签名确认收到比格莱公司货物及宏利金属处理厂退还比格莱公司产品的具体情况及退货价款，对其余《送货单》是否由其签名，高睿瞻作出不肯定又不否定的陈述，又不申请司法鉴定，应视为其签名确认。证人唐上军、郑钦潮确认《送货单》、《退货单》、《进货单》上记载的送货司机确为他们负责为比格莱公司、宏利金属处理厂送、退货，同时，证人证言也证明了比格莱公司出卖化工原料给宏利金属处理厂，高睿瞻为宏利金属处理厂员工，负责为其收取货物，比格莱公司出卖给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货物绝大多数由高睿瞻签收，高睿瞻不在场，由宏利金属处理厂其他员工签收，与比格莱公司的陈述及举证的证据和高睿瞻自认受雇于宏利金属处理厂及受雇期间工资待遇、具体负责的事宜，其他9单未经其签名的《送货单》系宏利金属处理厂员工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代为签收相互印证。《送货单》、《退货单》、《进货单》记载的事实、高睿瞻的陈述、证人唐上军、郑钦潮的证言具有高度一致性，证据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客观证明了本案买卖合同出卖人为比格莱公司，买受人为宏利金属处理厂，且宏利金属处理厂收取了比格莱公司标的物及退还比格莱公司标的物的事实。而宏利金属处理厂对与比格莱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买受人为谁、高睿瞻及在其余9单《送货单》签名的人员并非其员工，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陈述前后矛盾。再者，比格莱公司举证其2016年7月5日出具的《2016年6月份对账单》记载对账双方为比格莱公司和宏利金属处理厂，对账截止时间、比格莱公司应收货款余额，高睿瞻确认该对账单的客户栏由其作为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予以签名确认。该对账单记载的事实及高睿瞻对签名的确认，与上述分析的事实理由也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高睿瞻代表宏利金属处理厂对货款进行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6月30日宏利金属处理厂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708450元的事实。另从2016年7月15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比格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楷城与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的银行汇款记录中的汇款摘要均注明付款为付还比格莱公司的化工货款，宏利金属处理厂虽在庭审时陈述其不清楚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宏利金属处理厂还是孙名君个人，但对比格莱公司主张的停止对宏利金属处理厂的供货时间及双方协商退货的事实没有异议，此则说明如果孙名君以其个人名义向比格莱公司购买化工原料，并不存在宏利金属处理厂与比格莱公司协商退货、停止供货的情形，且其当庭作出的陈述与其辩称自相矛盾。最后，从高睿瞻签名的《2016年6月份对账单》确认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708450元-退货价款117567.5元-孙名君先后付款270000元（含微信支付）=320882.5元。相互印证了孙名君的付款行为代表宏利金属处理厂及宏利金属处理厂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320882.5元的事实。综上，比格莱公司以其持有的《送货单》、《进货单》、《退货单》、《2016年6月份对账单》、证人证言就其送货原因、送货产品、送货地点、次数、价款、尚欠货款在诉状和庭审中就证据的形成，双方的交易情况等作出的证明和陈述，结合高睿瞻的辩称，比格莱公司举证的证据，虽无宏利金属处理厂的盖章确认，但其所举证的证据相互印证，证据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高度一致性和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比格莱公司与宏利金属处理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宏利金属处理厂在收取了比格莱公司货物后尚未付清货款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买受人应认定为宏利金属处理厂，而非高睿瞻。宏利金属处理厂作为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承担向比格莱公司支付价款的责任。比格莱公司与宏利金属处理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成立且合法有效。高睿瞻作为宏利金属处理厂员工，于2016年7月7日在对账单上对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进行对账确认，比格莱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高睿瞻的行为代表宏利金属处理厂，其行为归责于宏利金属处理厂，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宏利金属处理厂承担。因此，宏利金属处理厂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320882.5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宏利金属处理厂向比格莱公司购买化工原料，在收取了比格莱公司标的物后，又与比格莱公司进行对账结算，确认尚欠价款，但仍未向比格莱公司支付对应价款，应依法承担付还比格莱公司价款并向其支付自结算次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的民事责任。故对比格莱公司此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比格莱公司请求高睿瞻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宏利金属处理厂辩称高睿瞻等人并非其员工且其也不是本案买卖合同买受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宏利金属处理厂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与比格莱公司主张事实不同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证据，未能排斥比格莱公司的主张，且其主张也遭比格莱公司否认，宏利金属处理厂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其抗辩，不予采信。高睿瞻提出的抗辩，部分理由成立，部分理由不成立，对其理由成立的部分，予以采信。对其理由不成立部分，不予采纳。对于高睿瞻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因其已对申请司法鉴定的事项作出自认，即对《2016年6月份对账单》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的事实已得到证明，对此再行司法鉴定委托已无必要，故对其申请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内付还广东比格莱科技有限公司化工原料货款320882.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6年7月8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利率计）。二、驳回广东比格莱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31.24元（含管辖权异议申请费100元），由广东比格莱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00元，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负担6431.24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宏利金属处理厂是否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即宏利金属处理厂与比格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讼争的买卖合同关系及结欠货款的问题。比格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进货单》、《退货单》，每单里面均记载有客户名称、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收货人等信息，而《2016年6月份对账单》则确认截止2016年6月30日应收货款余额为708450元。虽然上述《送货单》、《进货单》、《退货单》及《2016年6月份对账单》没有宏利金属处理厂盖章或者负责人孙名君签名，但从本案证据看，能够认定是宏利金属处理厂向比格莱公司购买化工产品。第一，一审期间，高睿瞻承认其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在宏利金属处理厂上班负责收货，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均是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其对《送货单》及《2016年6月份对账单》中其本人的签名并没有提出异议，部分《送货单》是其无在场的情况下由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其他员工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代为签名。第二，经一审法院调查，宏利金属处理厂的负责人孙名君均有通过其银行账户转款给高睿瞻、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对转款给高睿瞻、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的行为，宏利金属处理厂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三，一、二期间，宏利金属处理厂均未能提供证据反驳高睿瞻、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不是其员工，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孙名君与高睿瞻、李庆鑫、李晓冰、熊伟、林舜汶之间存在借款或其他生意往来。第四，2016年7月7日对账之后，从2016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通过其银行账户共汇款260000元至比格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楷城的账户，每次在汇款摘要中均注明“付还比格莱货款/付还比格莱化工款”。2018年2月1日，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又通过微信转账付还比格莱公司10000元。宏利金属处理厂否认与比格莱公司存在讼争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对孙名君为何付还比格莱公司的款项又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7月7日对账之后，有另行与比格莱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第五，证人唐上军、郑钦潮出庭作证陈述事实与涉案《送货单》、《进货单》、《退货单》中记载事实能够相互印证。第六，高睿瞻作为宏利金属处理厂的员工负责收货，大部分货物由其签收入库，于2016年7月7日在对账单上对尚欠比格莱公司货款进行对账确认。之后，宏利金属处理厂负责人孙名君通过转账及微信共付还比格莱公司货款270000元，比格莱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高睿瞻的行为代表宏利金属处理厂，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宏利金属处理厂承担。综合上述理由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比格莱公司与宏利金属处理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宏利金属处理厂在收取了比格莱公司货物后尚未付清货款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此，一审判决宏利金属处理厂付还比格莱公司尚欠货款320882.5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宏利金属处理厂上诉主张其不用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宏利金属处理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31.25元，由揭阳市揭东区宏利金属表面处理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树城审 判 员 邹秋玲审 判 员 陈爱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孟彬书 记 员 黄佳虹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