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16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增咏，男，198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夕友，石家庄市元氏鸿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氏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元氏县槐阳镇人民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3271315654XA。 法定代表人：周军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国，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云鹏，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李会中，男，1965年9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上诉人齐增咏因与被上诉人元氏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用联社）、原审第三人李会中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2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齐增咏及代理人张夕友，被上诉人代理人王云国、牛云鹏，原审第三人李会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齐增咏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元氏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归还上诉人2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22日，上诉人齐增咏被被上诉人信用联社和自己的大哥齐增芹捏造了借款合同（农信保借字2011第80172011246296号合同书），并于当日由信用联社将所谓的借款合同20万元，达到所谓户主为上诉人的信用社卡上，该卡可能有信用联社和齐增芹利用持有我身份证的机会，在我不被告知的情况下，秘密申请开卡，并一直由信用联社公司持有，至今一直持有。一审错误适用法律，未经当事人申请和同意，追加第三人李会中，毫无根据的认定上诉人委托李会中支取了20万元，认定上诉人委托李会中偿还“齐静贷款20万元”，明显错误。上诉人不认识李会中。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民终4660号民事判决书，错误认定上诉人真的与信用联社签订了20万元的借款合同，判决上诉人偿还信用联社20万元和利息。本案一审虚假认定我委托信用社职工李会中支取款项，认定上诉人委托李会中偿还“齐静贷款20万元”，上诉人的妻子确实叫齐静，但其并未贷款20万元，信用联社至今没有向上诉人给付贷款20万元，上诉人没有委托李会中支取款项，也没有委托李会中偿还不存在的“齐静贷款20万元”，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元氏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已经有元氏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2民初713号民事判决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4660号民事判决书等相关证据和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捏造了借款合同的事实。上诉人一审承认，上诉人收到了银行卡里的贷款否则不可能被骗取。如果系骗取或者盗取，则应当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不是到法院来提起民事诉讼。骗取和盗取不成立，应驳回其起诉。因支取款项必须有银行卡密码以及上诉人身份证原件，而银行卡和银行卡密码都是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将这些资料交给李会中，由李会中支取，则具备了委托代理的条件，因此李会中支取款项应认定未上诉人的委托代理行为，因此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齐增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存款20万元被盗取、骗取的责任（即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0万元），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2、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第二次庭审中，又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交通费、律师代理费、鉴定费、诉讼费、其他费用等损失共计201308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1日，齐增咏在信用联社开立卡号为62×××51的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借记卡）。11月22日，信用联社与齐增咏签订《农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签订当日，信用联社将20万元借款转入齐增咏上述信通卡内。同日，李会中持齐增咏身份证、信通卡和本人身份证，在信用联社柜台取现20万元，并于同日偿还齐增咏妻子齐静2009年3月16日贷款20万元。另查，李会中系信用联社职员。 一审法院认为，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而本案中齐增咏办理的是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下称信通卡），属于借记卡的一种，其不同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的存折或存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借记卡纠纷，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作为借记卡金融业务的双方，一方面，金融机构负有保护持卡人资金安全的职责；另一方面，持卡人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其密码的义务。本案案涉20万元资金系第三人李会中支取，不存在被盗取和骗取的情形，故对齐增咏有关资金被盗取和骗取的观点不予采信。其一，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规定，代理人可以持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存折和密码进行转账和取款。齐增咏持有的信通卡，需凭卡片和密码方可支取卡内存款，而信通卡和密码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只能由齐增咏本人掌握。虽然齐增咏称身份证丢失，但齐增咏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身份证和信通卡丢失或被盗，李会中同时持有齐增咏的信通卡、身份证和密码并以齐增咏的名义进行取款，可以视为齐增咏同意他人代为取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李会中系信用联社的职员，但法律并不禁止公民委托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金融业务，齐增咏关于李会中取款系职务行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二、信用联社提交的证据及当班柜员刘惠敏出庭所作证言显示，李会中取款时，提交了齐增咏的身份证、信通卡和李会中的身份证，当班柜员对两证一卡进行了审核，确认一致后李会中正确输入了密码，从而在河北省农村信用联社管理系统完成了取现交易。在此过程中，虽然李会中在票据上支款人签名处填写的是齐增咏的名字而不是李会中的名字，虽然当班柜员对该笔误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但该笔误并不必然影响交易行为的完成，并不影响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换言之，如果当班柜员发现并且要求李会中将支款人签名改成代理人的名字，取款交易同样可以完成。根据《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借记卡）章程》（下称《章程》）第十一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机构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凡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交易的有效凭据”之规定，信用联社在李会中取款过程中虽有瑕疵，但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其三，作为持卡人，齐增咏申领信通卡，即意味着同意《章程》的约定，根据该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三项“信通卡必须凭密码使用，因持卡人泄露密码而引起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负责”之约定，李会中持齐增咏的信通卡、身份证和密码并以齐增咏的名义进行取款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齐增咏承受。综上，信用联社在李会中取款过程中不存在过错，齐增咏要求判令信用联社返还20万元存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齐增咏主张信用联社在李会中取款过程中，违背“支取超过5万元的大额存款必须提前报计划”的规定，经查，李会中取款之前曾以齐增咏的名义填写了《客户支取大额现金申请表》并获批准。本院认为，无论李会中以齐增咏的名义申请支取大额资金是否符合银行内部规定，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影响交易行为的完成，并不必然改变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信用联社同样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故对该观点本院不予采信；齐增咏主张齐静贷款时二人尚未结婚，李会中无权拿自己的钱去给齐静偿还贷款。本院认为，该主张系委托代理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如齐增咏认为李会中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限，可另案解决。另，齐增咏在第二次庭审中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01308元，但未在规定时间内补交诉讼费，视为放弃增加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审理。综上，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齐增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齐增咏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齐增咏主张被上诉人承担其存款20万元被盗取、骗取的责任及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其存款20万元被盗取、骗取的事实。另，已生效的本院作出的（2018）冀01民终466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齐增咏认可20万元账户的银行卡（或者存折）系本人办理及申领银行卡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原审第三人李会中称，上诉人齐增咏向其提供了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及该卡密码。并且，被上诉人信用联社提交证据表明，李会中支取案涉20万元款项时提供了上诉人齐增咏的身份证、银行卡和银行卡密码。以上事实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系自愿将其本人的身份证、本人掌握的银行卡及该卡密码交给李会中，后由李会中支取了案涉20万元款项。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其存款被盗取、骗取的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诉讼费按原判执行。二审诉讼费4300元，由上诉人齐增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任永奇 审判员 陈 路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杨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