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8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梁华，男，1951年10月12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在欢，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2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600724360837U。法定代表人：高素贤。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勇，男，汉族，1979年6月1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系该公证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劲松，佛山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华与上诉人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以下简称珠江公证处）因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091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华上诉请求：1.珠江公证处因存在过错及违法行为，应赔偿梁华经济损失100万元；2.珠江公证处应负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与最高法院裁定书已认定事实相矛盾的，应予全部纠正。2018年3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行监1号行政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本院认为部分已认定，现有证据仅可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梁华结婚申请的事实，但尚不足以证明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了《结婚证》。既然无证据证明发放了《结婚证》，那珠江公证处作出(80)禅证字第107号《结婚证明书》(以下简称107号公证书)、(90)佛市证字第3649号《结婚证明书》(以下简称3649号公证书)及(2018)佛市珠江复字1号《重新复查决定书》(以下简称《重新复查决定书》)缺乏法律依据。换言之，在无法证明是否发放了《结婚证》的前提下，珠江公证处作为民事证明机构，其作出的上述三项公证活动均无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所确认的关于上述三次公证活动的所有事实，特别是重新复查行为，都应该给予否定并应全部纠正。二、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部分法律适用不当。一审中梁华从未提出《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要适用于107号公证书的观点，而是提出司法部(83)司发公字第257号《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这部禁止性规定应当适用于《重新复查决定书》，即珠江公证处在无法找到《结婚证》及投诉人黄洁卿无法出示《结婚证》的前提下，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违反了司法部上述禁止性规定，具有明确的违法性。公证机构仅是一个证明单位，不能以公证机构的要求为准，而应以法律为准绳。三、梁华两份个人陈述未被一审判决书认证采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当事人陈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重要证据形式之一。《办理结婚申请的过程》《关于开具结婚证明书的过程》这两份个人陈述已在澳门××行政区做了《证明书》，并经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核验盖章，系“澳门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而且这两份证据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已在法庭上举证、质证。一审判决未对这两份证据进行认证，也未阐明不予采纳的理由，已违反《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四、对珠江公证处重新复查行为的各项违法性未进行具体阐述：（一）承办人均无公证员主体资格，珠江公证处重新复查行为一律违法。在重新复查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记录的始终是公证处主任张驰、副主任谢斌，两个承办人均无《公证员执业证书》，无公证员资格，珠江公证处重新复查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五项规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另外，本案属于涉外、涉港澳台公证案件，即使珠江公证处在一审中称董健斌系具体承办人，但董健斌也没有涉外公证员主体资格，违反《关于加强和规范涉外公证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第四条(二)、(三)、(四)项规定，属于违法行为。（二）珠江公证处未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违法性。2018年4月3日至5月25日整个重新复查期间，珠江公证处始终未告知梁华及其代理人重新复查案件的主办人、签发人是谁，也未向梁华交代可以申请回避的法定权利。其重新复查行为已明确违反《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简称《复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五、本案的损害事实、因果关系清晰，珠江公证处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015年7月，案外人黄洁卿根据107号及3649号两份公证书向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同年5月，黄洁卿已根据这两份公证书向澳门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同时，澳门法院也是根据这两份公证书对梁华名下所有资产进行了查封冻结，迄今已长达三年八个月之久，造成所有资产无法流通转让、消费处分等一系列经济损失。这个损失是真实发生、客观存在的。特别是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之后，更是加重了梁华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九条规定，珠江公证处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六、对一审判决其他部分无异议，请二审予以维持。梁华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理由和事实：一、两地三法院均认定婚姻登记证据不足：（一）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已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时是否发放《结婚证》。2018年3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监1号行政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其“本院认为”部分已认定，现有证据仅可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梁华结婚申请的事实，但是，尚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二）澳门初级法院判决认定婚姻登记证据不足。2016年7月20日，澳门初级法院(FM1-15-0105-CDL)清理批示(判决)认定：“(原告黄洁卿)由于未能向法庭提交证明原告和被告间之婚姻事实的结婚证”。“由于原告没有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二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尚未成立”。“由于本案未能证实二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且本澳现行法律制度没有设立针对事实婚姻关系提出离婚之法律制度，……驳回由原告黄洁卿针对被告梁华提起之离婚诉讼”(详见清理批示1页2-3行；3页23行—4页1行；5页7—8行、12行)。（三）佛山中级法院认定婚姻登记证据不足。2016年5月1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行终168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被上诉人(禅城区民政局)在上诉人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仅有结婚申请书及两份单位证明，并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以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至于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与佛山市公证处［80］禅证字第107号《结婚证明书》，仅是两份婚姻关系的证明，并无结婚证或婚姻登记档案材料予以印证”。“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结婚申请准予登记的事实”(详见裁定书6页1—8行)。（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作出的裁定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已明确：“二审裁定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中，对于被诉婚姻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超出审查范围，本院亦予以纠正”(详见裁定书9页20—22行)。综上所述，两地三法院均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珠江公证处作出两份公证书及《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珠江公证处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具有七项违法之处：（一）《重新复查决定书》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效力，具有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已经认定婚姻登记机关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不足以证明是否发放结婚证”，珠江公证处在已经签收了该份行政裁定书后，又做出《重新复查决定书》，恢复了梁华与黄洁卿“法律婚姻成立”，该行为是公开否定、公开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效力，具有违法性。（二）《重新复查决定书》明确违反司法部禁止性规定，具有违法性。《重新复查决定书》违反了《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公证处凭申请人的结婚证，经调查核实后，给予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不得凭其他证明文件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明确的违法性。（三）承办人均无公证员主体资格，具有违法性。（四）未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法定权利，具有违法性。（五）公证处无主体资格审理本起重新复查案件，具有违法性。首先，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三条均明确规定，受理重新复查争议投诉案件的主体是地方公证协会，而不是地方公证处。其次，该复查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均明确规定了处理这类案件的职责和流程，即公证协会立案审理后提出实体处理建议，交付公证处办理落实；对于公证协会的处理建议，公证处应当采纳；公证处拒不采纳的，由公证协会给予行业处分。换言之，有主体资格进行重新复查的主体应当是佛山市公证协会，而不是珠江公证处。所以，公证处立案、审理本起重新复查案件，具有明确的违法性。同时，《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七条也有相同的规定。（六）涉外涉港澳台公证书有效期仅为半年，重新恢复具有违法性。司法部公证司《关于制发涉外、涉台港澳民事公证书副本问题的通知》规定：“公证处对1992年4月1日以前出具的公证书不再制发公证书副本”；“当事人请求制发副本的，一律按规定程序重新办理”。司法部《关于办理未婚(未再婚)保证书公证的通知》附件，即《出国人员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在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的，须提供国内公证机关出具的婚姻状况公证。婚姻状况公证的有效期为六个月”。综合上述两部法规，涉外涉港澳台关于婚姻状况的公证书，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所以有效期仅为六个月。珠江公证处对于38年前、28年前作出的两份涉港澳台《结婚证明》公证书，决定给予重新恢复的行为完全违反了司法部这两个行业规定，具有明确的违法性。（七）第107号公证书作出后，第3649号公证书应自动失效，再恢复其效力无法律依据，具有违法性。对同一法律问题，新的公证书作出后旧的公证书自动失效。本案中，第107号公证书证明内容“兹证明梁华与黄洁卿于何时在何地结婚”；第3649号公证书证明内容“兹证明梁华与黄洁卿于何时在何地登记结婚”。这两份公证书的标题均是《结婚证明书》。显而易见，两份公证书证明的是同一个法律内容，同一个法律事实。《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二、四项均明确规定新的公证书作出后，旧的公证书必须及时收回处理或者决定给予撤销。这些办证规则足以说明，新的公证书作出后旧的公证书自动失效或作废。所以，珠江公证处通过重新复查决定重新恢复第107号公证书的效力，具有明确的违法性。综上，珠江公证处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存在上述七处违法行为且与两地三院裁判文书认定事实相违背。三、珠江公证处主观上有过错。上述的七个违法行为公证处都是故意为之，具有明显的过错。四、婚姻证明书及《重新复查决定书》与梁华本人的损害、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珠江公证处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认为梁华未能举证证明珠江公证处造成其损失的具体金额，但一审法院认定了珠江公证处存在过错，故对于损失金额应酌情认定。综上所述，梁华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公证处有过错的部分，并判决珠江公证处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有过错且已构成侵权，并赔偿对梁华造成的经济损失100万元。珠江公证处上诉请求：1.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珠江公证处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不存在过错，是合法正确的；2.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活动不存在过错，是合法正确的；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梁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珠江公证处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不存在过错。（一）客观上，第3649号公证书是一份补正性质的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实质是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的补正，而不是一份全新性质的公证书。第一、对公证书进行补正有法可依。《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复查的公证事项，如原公证书正确，应维持原公证书；如公证书内容正确，但文字表述不当的，应收回公证书修改后重新制发；不能收回的可另行制发补充性质的公证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项“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从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也是允许公证机构对公证书进行补正的。《公证程序规则》(2006)第六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进行复查，应当对申请人提出的公证书的错误及其理由进行审查、核实，区别不同情况，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理：（四）公证书的部分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出具补正公证书，撤销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部分的证明内容；也可以收回公证书，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部分进行删除、更正后，重新发给当事人”。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允许对公证书进行补正，上诉人对第107号公证书进行补正有法可依。第二、从起因和申请理由来看，第3649号公证书请求事项是要求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进行补正。黄洁卿申请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的起因是梁华持有的澳门××行政区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与第107号公证书记载的出生日期不一致，导致梁华与黄洁卿出行受阻，遂由黄洁卿向佛山市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黄洁卿的《谈话笔录》（2016年卷宗第30页）也明确告知公证机构，因梁华的出生日期与第107号公证书不一致，申请重新办理结婚证明书，而并没有对第107号公证书证明的婚姻事实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因为出现了新证据证实梁华的出生日期与第107号公证书记载的不一致，需要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进行补正，于是才有了第3649号公证书。第107号公证书由梁华申请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则由黄洁卿申请办理，双方都对二人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结婚”的公证内容知晓并认可。第3649号公证书并不是对梁华与黄洁卿结婚时间的重新公证，实际是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进行补正。正因为如此，第3649号公证书实际审查的是梁华的出生日期，而并不对梁华与黄洁卿结婚时间重新审查，不需要当事人提供结婚证。第三、从公证书的内容看，第3649号公证书实质上是对第107号公证书的补正。对照两份公证书的内容可见，第3649号公证书仅仅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作出了改变，对其他证明内容只字未改，实际是对第107号公证书的补正。第四、认定第3649号公证书为补正性质的公证书，合情合理，符合实际。黄洁卿申请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目的是消除梁华与黄洁卿赴澳洲出行受阻的障碍。如果认定第3649号公证书为一份全新的公证书，则应当先行撤销第107号公证书，再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而根据83年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由于梁华与黄洁卿不能出示结婚证，此时就不能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荒诞的结果，申请人原本为了出行方便再申请办理公证书，结果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以前合法办理的第107号公证书也被撤销了，而且婚姻状况再也无法公证了。这样对梁华与黄洁卿的利益都是重大的损害。试想，梁华与黄洁卿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荒诞的结果？假设当时出具第3649号公证书时加上“补正”两个字，则以上荒诞的结果就完全不会发生。因此，只有认定第3649号公证书实质上为补正性质的公证书，才合情合理，符合当时的实际，才不会产生很多逻辑上非常荒谬的情形。第五、脱离办证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以现在的眼光简单认定第3649号公证书是一份全新的公证书有失公正。第3649号公证书制作于1990年10月30日，彼时公证制度正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之中，很多规定并不具体，特别是对于补正性的公证怎么办理并无具体的操作规范，办事人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一审法院应当充分考量这种实际情况，对第3649号公证书的审查应以历史的眼光来考量，而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要求来作为衡量和判断当时行为的依据。事实上，如果当时的承办人员在第3649号公证书加上了“补正”两个字，完全就不会存在争议。就是因为当时的操作规范并不具体，办事人员的规范意识普遍不强，导致第3649号公证书从形式上看容易误为全新的公证书。一审法院应当结合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透过现象看本质，认定第3649号公证书是补正性质的公证书。一审法院以黄洁卿填写的并提交的申请文件“办理公证书申请表”，认定黄洁卿提出了一个新的办理公证申请没有说服力。黄洁卿作为申请人，其本人并不清楚办理公证书还有补充性质的公证书这种情形的，她申请时笼统以“办理公证书申请表”提出申请完全是合理的，而且公证处也并没有特别为办理补正公证设计专用的申请表，无论是全新的公证还是补正的公证，都是填写同样的表格，即“办理公证书申请表”。一审法院未全面考察黄洁卿申请公证的原由、询问笔录的记载、申请人的目的、申请人的愿望以及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仅以黄洁卿填写了一份“办理公证书申请表”就认定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办理公证申请，只看形式，不看实质，该结论非常不严谨，明显缺乏说服力。（二）第3649号公证书不违反办证规则，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如前分析，第3649号公证书实际是一份补正性质的公证书，并未对梁华与黄洁卿结婚时间进行重新公证，因此不需要当事人提供结婚证，故不违反83年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虽然规定“然后凭他们的结婚证，经调查核实后，给予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登记时间为结婚时间。不得凭其他证明文件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但该规定应当适用于办理普通的结婚证明，而不适用于第3649号公证书的办理。因为该通知还规定“以上精神，希即通知所属地、市、县司法局（处）和公证处，并自文到之日起一律按本文的规定办理有关婚姻状况证明。各地如有疑问或遇到特殊情况，可逐级请示解决。”第3649号公证书就属于该规定中的特殊情况。其特殊就在于：其一，第3649号公证书是补正性质的公证书；其二，第107号公证书已经对梁华与黄洁卿的婚姻状况做了公证。因为第3649号公证书特殊，所以不能简单要求必须另行提供结婚证才能办理。（三）一审判决存在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认为“难以认定办理第107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不真实、程序不合法”，但是又认为“被告在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后，应当依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作出撤销第107号公证书的决定并予以公告”，一审法院的观点逻辑不通。一审判决认定第107号公证书不违法，但又认为珠江公证处应当将之撤销，该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错误，就是因为一审法院简单地把第3649号公证书作为一份全新的公证书。如果把第3649号公证书作为一份补正性质的公证书，上述逻辑错误就不复存在。二、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活动不存在过错。（一）公证协会受理投诉未超期。由于《复查决定书》未告知黄洁卿的救济权利，应当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才开始计算受理期限。（二）珠江公证处启动重新复查活动符合《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没有过错。《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认为公证机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不适当或者有疑义的，书面建议被投诉人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地方公证协会的处理建议，被投诉人应当采纳。被投诉人拒不采纳的，视情节轻重，由地方公证协会给予相应的行业处分。根据以上规定，公证协会有权利和义务书面建议公证机构就原公证争议重新复查，而公证机构对于公证协会的复查建议是否正确并没有审查权，更没有拒绝权，只能依据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动接受，开展复查，否则就违规，地方公证协会可给予相应的行业处分。因此，上诉人启动重新复查程序完全是依规进行的，是严格的依规履职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三）一审法院认定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缺乏程序依据犯了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佛山市公证协会受理案外人黄洁卿的超期投诉不当，其作出的审查行为亦缺乏程序正当性，故被告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接受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而启动重新复查程序缺乏依据，其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亦缺乏程序依据。”佛山市公证协会受理投诉和公证机构启动复查分别依据不同的程序办理，一审法院把佛山市公证协会超期受理投诉存在的过错等同于珠江公证处的过错，责任不清，逻辑不通。佛山市公证协会和珠江公证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如果一审法院认为佛山市公证协会超期受理投诉存在过错，应当判令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把佛山市公证协会的过错转嫁到珠江公证身上。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明确化，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并且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本纠纷的根源是因为珠江公证于1980年和1990年出具的两份公证书，彼时各项制度不够健全，办事人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客观事实，判令如所请。珠江公证处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理由和事实：一、一审没有追加黄洁卿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程序规定，黄洁卿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应参加一审诉讼。二、一审对第3649号公证书的审查已超过诉讼时效。第3649号公证书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梁华知道该公证书存在并使用该公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一审不应对珠江公证处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实体性审查。三、珠江公证处启动重新复查的程序合法。珠江公证处启动重新复查可以基于公证协会建议，也可以是珠江公证处主动作出。本案中黄洁卿同时向公证协会和珠江公证处提出重新复查的请求，所以珠江公证处启动重新复查有法律依据。针对梁华的上诉，珠江公证处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内容一致外，并补充如下意见：梁华位于澳门氹仔玫瑰山庄别墅二期S座房产因被澳门法院查封不能交易的事实并不必然造成其损失，因为法院只是采取登记查封手续，并非限制其交易流通，不一定会造成梁华的实际损失。针对珠江公证处的上诉，梁华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并补充如下意见：一、一审判决已认定珠江公证处出具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存在过错，珠江公证处在当事人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直接办理了结婚公证书，违反了司法部相关规定。第3649号公证书是一份新的公证书，证明梁华与黄洁卿于1979年于佛山登记结婚，且该公证书是黄洁卿一人到公证处申请，该行为违反了办理公证程序实行细则的规定。二、关于重新复查决定书，根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施行）》第六条规定，投诉人应在复查决定作出后60日内投诉。本案黄洁卿在已超过投诉期限一年半后才进行投诉，公证协会不应受理。梁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珠江公证处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佛市珠江复字1号《重新复查决定书》后，因其重新复查行为存在明确过错而构成侵权，应对梁华承担损害赔偿经济损失5000000元；2.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等由珠江公证处全部负担。一审庭审中，梁华明确经济损失系因珠江公证处作出（90）佛市证字第3649号《结婚证明书》公证和《重新复查决定书》造成的，具体包括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冻结了梁华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个人所有和共有的所有资产，造成长达三年半时间资产无法流通、转让和处分的损失为1000000元，以及梁华自2014年开始在外租房造成的租金损失、澳门××行政区氹仔玫瑰山庄别墅二期S座出租租金收益损失、澳门××行政区建华新村第六座A铺、C铺、D铺和茂华新村AQ铺出租租金收益一半的损失合计4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0年3月7日，经梁华申请，佛山市公证处经公证出具第107号公证书：“兹证明梁华（男，1950年出生）与黄洁卿（女，1954年出生）于1979年3月9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结婚。”在办理该份公证时，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出具了证明一份，记载“梁华、黄洁卿于1979年3月9日到我区登记结婚，当天已发给结婚证书，是朝结字156号。特此证明。”该证明加盖“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章。梁华因其持有的澳门××行政区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与第107号公证书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而导致出行受阻，梁华与案外人黄洁卿遂决定重新办理一份公证书。1990年10月30日，经黄洁卿申请，佛山市公证处经公证出具第3649号公证书：“兹证明梁华（男，1951年10月12日出生）与黄洁卿（女，1954年6月22日出生）于1979年3月9日在广东省佛山市登记结婚。”在办理该份公证书时，佛山市公证处工作人员于1990年10月25日对黄洁卿制作了《谈话笔录》，要求其将原公证书退回。黄洁卿承诺退回。佛山市公证处工作人员还通过电话对第107号公证书承办人进行调查，并前往佛山市汾江区升平街道办事处对结婚登记档案进行了抄录，但未收集并核实《结婚证》等材料。2015年11月13日，梁华以“诉讼需要”为由，委托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对1979年3月9日的《结婚申请书》中“黄洁卿”的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黄洁卿”的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2015年11月25日，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粤维司鉴所[2015]文鉴字第1102号]，认定“标示时间为79年3月9日的《结婚申请书》上‘黄洁卿’的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签署的‘黄洁卿’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梁华于2016年1月23日向珠江公证处提交《公证书复查申请》（落款处“梁华”为打印字体，无本人签名），以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为由，申请对前述两份公证书进行复查，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公证书。2016年2月20日，梁华再次向珠江公证处提交《公证复查申请》（落款有本人签名），请求和理由如前。2016年3月21日，梁华第三次向珠江公证处提出《申请书》（落款有本人签名），请求与理由亦如前。梁华在提交复查申请的同时，将上述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作为依据之一提交给珠江公证处。2016年6月12日，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2016）佛市珠江撤字第1号]，认定第107号《结婚证明书》和第3649号《结婚证明书》的“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决定对上述两份公证书均予撤销，且撤销后自始无效。梁华代理人于2016年6月13日签收了《复查决定书》，黄洁卿本人于2016年6月20日签收了该《复查决定书》。上述《复查决定书》作出后，黄洁卿于2018年4月3日向佛山市公证协会递交《投诉信》，请求撤销上述《复查决定书》，并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法律责任。佛山市公证协会于2018年4月27日向珠江公证处发出《关于黄洁卿投诉珠江公证处事项的建议函》，认为《复查决定书》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疑义，建议珠江公证处就原公证争议进行重新复查。珠江公证处于2018年4月28日决定重新进行复查。2018年5月8日，佛山市公证协会向黄洁卿发出《告知书》（佛司公投字[2018]第1号），以珠江公证处已决定对《复查决定书》重新进行复查为由，依据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对黄洁卿的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终止处理。重新复查期间，珠江公证处致函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黄洁卿的婚姻登记信息进行核查。2018年5月2日，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复函被告，告知“发现当事人黄洁卿（出生日期：1954年6月22日）有以下的婚姻登记记录：1.1979年3月9日与梁华（出生日期1950年10月）在佛山市升平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5月25日，珠江公证处依据重新复查结果，以黄洁卿作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重新复查申请人、以梁华作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原复查申请人，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认定：1.《复查决定书》适用1983年司法部下发的《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撤销1980年出具的第107号公证书，因该《通知》不溯及既往，系文件依据适用错误。2.复查第3649号公证书的办理过程是否合法，应当以司法部1986年12月4日发布的《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为依据。经重新复查，该公证办理程序合法。3.复查中根据梁华提供的证据材料和珠江公证处调取的档案资料均不能认定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的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因此，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撤销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决定：（1）撤销（2016）佛市珠江撤字第1号《复查决定书》；（2）维持第107号公证书，不予撤销；（3）维持第3649号公证书，不予撤销。一审另查明，2015年12月18日，梁华以其与黄洁卿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佛山市禅城区民政局，为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案号（2015）佛城法行初字第481号]（以下简称第481号案），并通知黄洁卿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经一审和二审终审，均驳回梁华的起诉。二审裁定书认定：“经查，被上诉人（禅城区民政局）在上诉人（梁华）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仅有结婚申请书及两份单位证明，并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以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至于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与佛山市公证处［80］禅证字第107号《结婚证明书》，仅是两份婚姻关系的证明，并无结婚证或婚姻登记档案材料予以印证，故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结婚申请准予登记的事实”。随后，黄洁卿因对二审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该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该院行政裁定书认定：“原二审法院以禅城区民政局在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为由，认定被诉的婚姻登记行为不存在，理据确不充分。根据原审证据材料中佛山市档案馆提供的《结婚申请书》内容显示，该文书左下角‘登记机关审查处理结果’一栏中，婚姻登记机关就梁华与黄洁卿的结婚申请作了‘朝结字156号’的结婚证字号，且有卢姓工作人员签名予以确认，原二审法院认定无婚姻登记审批材料依据不足。关于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的问题，虽然本案并无梁华与黄洁卿领取结婚证的签收材料，但原审原告梁华曾以结婚证遗失为由，向佛山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申请补发结婚证明，亦佐证了当事人曾领取结婚证且知晓结婚登记的事实，再结合本案婚姻登记行为发生于30年前、相关签领手续并不完善的历史客观原因，原二审法院仅以禅城区民政局在结婚登记档案卷宗中无婚姻登记机关对涉案结婚登记申请的审批材料及发放结婚证的相关证明材料为由，认定1979年的婚姻登记行为不存在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可。据此，再审申请人黄洁卿提出原二审裁定认定涉案婚姻登记行为不存在依据不足的理由，本院予以支持”。梁华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审查，该院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仅需提供行政行为存在的初步证明责任，至于行政行为是否存在等实体问题，则属于实体审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梁华及禅城区民政局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仅可证明1979年3月9日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梁华及黄洁卿的结婚申请的事实，但尚不足以证明当时婚姻登记机关是否发放结婚证。鉴于本案中梁华的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于梁华所诉的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存在，法院亦无须理涉。”据此，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梁华的申诉。一审还查明，黄洁卿以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为主要证据于2015年7月31日向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提出与梁华的离婚诉讼（案件编号：FM1-15-0105-CDL）。在此之前，黄洁卿已依据澳门××行政区相关法律的规定，向同一法院提出了制作财产清单的保全申请（案件编号：FM1-15-0002-CPV）。2015年5月22日，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宣布对梁华名下的多家公司股权制作清单，并致函澳门××行政区物业登记局、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等部门，查清梁华名下不动产和动产，对发现的梁华名义单独或共同拥有的不动产或动产，都要立即制作清单。对于黄洁卿与梁华之间的离婚诉讼，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已驳回黄洁卿的请求，该案目前仍处于上诉阶段。一审再查明，珠江公证处系由原佛山市公证处变更而来。除上述事实外，双方对梁华是否存在损失及具体金额存在争议。梁华认为损失真实、客观存在，具体为：一是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依据黄洁卿的申请查封、冻结了梁华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个人和共有的所有资产，造成长达三年半时间资产无法流通、转让和处分的损失，该部分损失金额为1000000元；二是梁华自2014年开始在外租房造成的租金损失港币3360000元，澳门××行政区氹仔玫瑰山庄别墅二期S座出租租金收益损失约港币3900000元，以及澳门××行政区建华新村第六座A铺、C铺、D铺和茂华新村AQ铺出租租金收益一半的损失港币3510000元。珠江公证处对梁华的陈述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1）梁华虽然提交了证据证明了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宣布对梁华名下的多家公司股权制作清单，但并未继续举证证明该查封、冻结措施所导致的损失存在及具体损失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梁华主张的基于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查封、冻结等保全措施造成1000000元损失的陈述不予确认。（2）对于梁华主张另行租屋的租金支出。因梁华提交的《住宅租赁合约》均为复印件，且《住宅租赁合约》承租人均非梁华本人，尽管梁华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名，但该签名行为不足以认定梁华系《住宅租赁合约》的当事人。此外，《住宅租赁合约》形成于澳门××行政区，且珠江公证处以该部分证据未依法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为由不予确认，故对该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梁华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租金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其作出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不予确认。（3）对于梁华主张的其名下物业出租收益损失，梁华虽然提交了澳门××行政区执业律师赵鲁出具的《情况说明》，但该份《情况说明》仅可作为一般证据使用，对赵鲁在《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事实不可直接采纳，故梁华应当就该部分陈述承担继续举证责任。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所涉物业归其所有或共有，亦未证明该部分物业业已出租及租金标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该部分损失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对梁华主张的损失及损失金额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珠江公证处是依法设立，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梁华以珠江公证处作为公证机构，在履行公证职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给梁华造成损失为由，要求珠江公证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该案为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因梁华为澳门××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涉澳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关于“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该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的规定，且该案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内地法律，故该案适用内地法律。依据梁华的指控，珠江公证处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2018年5月25日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给梁华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予以赔偿；而珠江公证处则主张重新复查并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公证活动，不可能对梁华的权益造成侵权。一审法院认为，公证机构依法履行公证职务的行为均应视为公证活动。该案中，重新复查是珠江公证处根据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地方公证协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规定处理投诉事项：……（三）认为公证机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不适当或者有疑义的，书面建议被投诉人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的规定进行的，故重新复查是珠江公证处作为被投诉人（原公证机构）依据行业规则进行的公务行为，因此亦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制的公证活动。对于珠江公证处的相关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双方的诉辩，一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其一，珠江公证处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活动是否存在过错；其二，梁华的损失是否与珠江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和公证活动存在因果关系。现一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分述如下：其一，珠江公证处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公证活动是否存在过错。尽管梁华指控的珠江公证处侵权行为为上述两个行为，但因该案所涉事实的起因，以及上述两被控侵权行为的来由均与第107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以及作出《复查决定书》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还需对该两行为的是否具有过错予以评判。又因该案所涉数个公证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自1980年至2018年），期间涉及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业务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团体）规定从无到有，多次修订，因此评判具体公证活动合法性、合规性当以具体公证行为作出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团体）规定为准。第一，第107号公证书第107号公证书作出时间为1980年3月7日，其时，梁华及黄洁卿均已移居澳门××行政区，相关公证业务属于涉外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尚未制定、颁布，除有关部门通知要求涉外公证业务由法院或公证处统一办理外，没有办理涉外婚姻关系公证业务的其他规定和要求。而该次公证业务的卷宗中亦有由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加盖公章的证明（内有记载结婚证号为“朝结字156号”）一份存档，说明公证机构在办理该次公证时已收集了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材料，因此难以认定办理第107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不真实、程序不合法。梁华主张的办理结婚证明公证需要凭《结婚证》的规定首见于《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但该通知于1983年7月16日发布，施行时间迟于第107号公证书作出时间，故梁华依据该通知要求对第107号公证书的效力所陈述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第3649号公证书梁华指控被告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因受托人黄洁卿未按照《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的规定提交《涉外授权委托书》，因此办理该公证时提交的申请无效，珠江公证处依据该无效申请作出的第3649号公证书亦属无效，而且珠江公证处在办理该次公证时亦未审查是否发放了结婚证，违反了《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和《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两个规范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定”，故第3649号公证书无效。珠江公证处则认为第3649号公证书仅仅是对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时间进行补正，不属于重大公证事项，不需要按照规定提交经过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时间为1990年10月30日，起因系梁华持有的澳门××行政区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时间与第107号公证书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导致梁华与黄洁卿出行受阻。为此，黄洁卿向佛山市公证处再次申请办理公证。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均已制定、颁布，《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至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现行有效，可以作为评判该次公证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对于梁华指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依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七条规定：“代理人代为办理公证，必须向公证处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外国的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重大公证事项的，应提交经当地公证人或我部认可的驻外机构、律师或我驻外使领馆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但该施行细则并未对“重大公证事项”作出释义，亦未确立“《涉外授权委托书》”这一特定文书类别。在作为公证机构的珠江公证处与梁华就公证事项是否属于“重大公证事项”的理解发生歧义时，是否需要提供以及提供何种样式的申请材料当以公证机构的要求为准。当事人双方对于办理结婚证明书公证是否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才可办理存有分歧。梁华主张依据司法部公证司《关于发往澳门适用的公证书二个问题的复函》[（90）司公字第148号]和外交部领事司《关于自费留学生婚姻的有关问题》[领认函[1990]002号]，并依据《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应由夫妻（或男女）双方同时到场才可办理。一审法院认为，梁华主张依据的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适用范围与该案不相符，不应作为适用依据，而《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于1990年10月30日由广东省司法厅颁布，并于1990年11月1日起施行，故《广东省公证工作暂行规定》不能作为评判该次公证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因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就此存有分歧事项并未有明确规定，故夫妻一方到场是否能够办理当以公证机构的具体实践为准。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黄洁卿申请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无须提供梁华的授权委托书。梁华作为知情人和受益于该次公证的利害关系人于公证行为完成二十余年后再行主张该事项属于“重大公证事项”，并进而以黄洁卿未提交《涉外授权委托书》属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主张该公证行为无效，既不公允，亦不客观。（2）对于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是梁华主张的属于一个新的公证行为还是珠江公证处主张的是对第107号公证书的补正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复查的公证事项，如原公证书正确，应维持原公证书；如公证书内容正确，但文字表述不当的，应收回公证书修改后重新制发；不能收回的可另行制发补充性质的公证书。”但依据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黄洁卿所填写并提交的申请文件为“办理公证书申请表”可知，黄洁卿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办理公证的申请，因此珠江公证处陈述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梁华认为该次公证因违反了司法部两个规范性文件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系司法部就相关问题函商最高法院的公文，最高法院已于1982年10月5日以《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复函》[（82）法研字第10号]函复司法部，认为人民法院对函商问题不便于处理，建议司法部会合相关部委共同研究解决。因此《司法部关于如何确认和公证事实婚姻问题的函》不属于可以作为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业务的依据。梁华主张第3649号公证书违反该公文的“禁止性规定”的意见，属于法律适用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意见要求，“对于第一部婚姻法公布施行后结婚的（即1950年5月1日以后结婚的），公证处凭申请人的结婚证，经调查核实后，给予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对于黄洁卿于1990年10月25日申请办理婚姻关系的公证，珠江公证处未能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意见要求，收集并核实黄洁卿与梁华的《结婚证》后出具公证书，故一审法院认为珠江公证处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时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3）因第3649号公证书和第107号公证书均公证证明同一法律事实，且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系因第107号公证书中梁华的出生日期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证处或者它的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如发现已经发出的公证文书有不当或者错误，应当撤销。”《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条亦规定：“公证处发现本处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当主动撤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所属公证处已经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撤销或通知公证处撤销。”该试行细则第五十四条又规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公证书，经公证处决定或同级、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应予撤销或更正。对已经发往域外使用的公证书的撤销或更正，应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决定，并报司法部备案。”第五十五条还规定：“对不能收回原公证书的，应公告撤销原公证书。”依据上述规定，珠江公证处在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后，应当依据《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作出撤销第107号公证书的决定并予以公告。在公证机构或司法行政机关作出撤销决定之前，梁华主张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后第107号公证书自然失效的观点于法无据。第三，《复查决定书》《复查决定书》系因梁华于2016年1月23日向珠江公证处提交《公证书复查申请》，以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为由，申请对前述两份公证书进行复查，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公证书，珠江公证处为此进行复查，并依据复查结果而作出的书面复查结论。复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5年修订）和《公证程序规则》现行有效，可以作为评判该次复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公证书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复查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载明申请人认为公证书存在的错误及其理由，提出撤销或者更正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梁华作为第107号公证书的申请人和第3649号公证书的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就其认为存在错误的公证书向公证机构申请复查，但复查申请应当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进行。而梁华申请复查，距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时间均已超过二十年。但前述申请复查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当事人或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珠江公证处作为公证机构可以随时主动启动复查程序，并依据复查情况作出《复查决定书》。因此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未违反程序要求。对于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是否具备应当被撤销的情形，如前所述。第四，《重新复查决定书》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系因黄洁卿依据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就珠江公证处以《复查决定书》形式作出的撤销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的复查决定有异议，采用投诉方式提请佛山市公证协会予以处理后，按照该试行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复查后作出的结论。梁华认为珠江公证处在重新复查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合法，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内容不真实，因此应撤销《重新复查决定书》。重新复查时，《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已颁布施行，可以作为评判该次重新复查是否合法、合规的依据。对于梁华指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黄洁卿于2018年4月3日向佛山市公证协会递交《投诉信》，请求撤销上述《复查决定书》，并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法律责任。梁华认为黄洁卿的投诉距离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已超出法定期限达570天之久，依法不应受理。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投诉人应当自收到或者知道公证机构作出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地方公证协会提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依据该规定，受理复查争议投诉的机构为佛山市公证协会。黄洁卿于2016年6月20日已签收《复查决定书》，故其于2018年4月3日递交《投诉信》，确已超期，佛山市公证协会受理该投诉与《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不相符。（2）虽然珠江公证处系基于佛山市公证协会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向珠江公证处发出的《关于黄洁卿投诉珠江公证处事项的建议函》而启动重新复查程序的，但因佛山市公证协会受理黄洁卿超期的投诉不当，其作出的审查行为亦缺乏程序正当性，故珠江公证处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接受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而启动重新复查程序缺乏依据，其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亦缺乏程序依据。因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缺乏程序依据，故对珠江公证处在重新复查中是否存在其他问题，一审法院不再赘述。综上，一审法认为，珠江公证处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过程中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过程中，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存在过错。其二，梁华的损失是否与珠江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和公证活动存在因果关系。珠江公证处认为案涉的公证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梁华名下物业被查封、被迫在外租房，梁华所称的几类损失是梁华与黄洁卿自己造成的，与珠江公证处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依据梁华的主张，其诉称的损失构成为分居租屋的房屋租金、名下物业出租收益损失以及因离婚诉讼导致的名下各类财产被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查封、冻结而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梁华未能证明前述损失存在及损失的具体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导致梁华需要另行租房居住，及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依据黄洁卿的申请而对梁华名下财产实施保全措施的主要原因均基于梁华与黄洁卿之间感情不和以及随后发生的离婚诉讼。在上述纠纷中，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仅仅是作为相关案件的证据，是否采信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审查决定。因此梁华诉称的房屋租金以及因保全行为造成的损失与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无因果关系，因而与《重新复查决定书》亦不存在因果关系。另需明确的是，《重新复查决定书》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梁华要求珠江公证处赔偿自2015年6月起的房屋租金支出损失和名下物业租金收益损失，缺乏依据。综上所述，珠江公证处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过程中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过程中，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存在过错。但因梁华未能举证证明其因珠江公证处的过错导致损失及具体损失金额，且珠江公证处的过错与梁华诉称的房屋租金支出及物业收益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故对梁华要求珠江公证处赔偿5000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7年修正）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华的诉讼请求。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受理费依法征收46800元，由梁华负担45000元，被珠江公证处负担1800元。二审中，梁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4月10日，澳门执业律师赵鲁出具的《证明书》及其附件，拟证明王某亲属于2015年7月6日准备以4200万元港币购买梁华位于澳门氹仔七潭公路玫瑰山庄地下S座别墅，双方已达成买卖合意，王某已向梁华递交了《报价函》，但当王某得知该别墅已被澳门法院因梁华的离婚诉讼而查封后，立即取消了购买该座别墅的打算。2.2019年4月1日，澳门执业律师赵鲁出具的《证明书》及其附件，拟证明澳门张建筑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对位于澳门氹仔七谭公路玫瑰山庄地下S座别墅进行了专业评估，该别墅评估价值为3860万元港币。2015年7月购买人的《报价函》与2019年3月评估公司《物业评估报告》别墅的价格相差：4200万元-3860万元=340万元港币，340万元港币约合280万元人民币，该差额为因别墅被澳门法院查封后不能正常交易和处分给梁华造成的客观经济损失，梁华对该损失提起上诉，现只主张珠江公证处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珠江公证处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的附件《证明》，因其只有王某签名，而王某本人无出庭作证，故对《证明》所反映的内容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据2不能体现该物业属于梁华所有，只能证明该物业当时的评估值，并不能证明产生了相关的经济损失。本院对梁华所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该证据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由于证人王某没有法定事由未能到庭接受质询，而王某亦非案涉物业的直接买受人，对其陈述内容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珠江公证处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珠江公证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珠江公证处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梁华关于珠江公证处需要向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的主张是否成立；2.珠江公证处关于其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珠江公证处是否需要向梁华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的问题。首先，珠江公证处是否实施了梁华所主张的侵害其权益的行为。梁华主张珠江公证处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予以赔偿。珠江公证处对其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珠江公证处认为其基于重新复查并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所指的公证活动，故不可能存在对梁华的相关权益造成侵害的后果。经审查，重新复查是珠江公证处根据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地方公证协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规定处理投诉事项：……（三）认为公证机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不适当或者有疑义的，书面建议被投诉人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的规定实施的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重新复查是珠江公证处作为被投诉人（原公证机构）依据行业规则实施的公务行为，该行为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制的公证活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本院对珠江公证处于1990年10月30日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和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行为的客观事实予以确认。其次，珠江公证处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由于梁华所主张的上述两侵权行为与珠江公证处作出的第107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以及《复查决定书》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珠江公证处在实施上述关联行为的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一并予以评述。第一，关于第107号公证书。梁华及案外人黄洁卿在该公证书作出时均已移居澳门××行政区，故相关公证业务属于涉外公证的范畴。经审查，第107号公证书于1980年3月7日作出，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尚未制定、颁布，对办理涉外婚姻关系公证业务并无特别规定和要求。《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于1983年7月16日发布，施行时间迟于第107号公证书作出的时间。另外，该次公证业务的卷宗中亦有由朝阳区革委会办公室加盖公章的证明（内有记载结婚证号为“朝结字156号”）一份存档，说明公证机构在办理该次公证时已收集了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材料。因此，一审法院对梁华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要求对第107号公证书的效力所陈述的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第3649号公证书。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时间为1990年10月30日，起因系梁华持有的澳门××行政区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时间与第107号公证书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导致梁华与案外人黄洁卿出行受阻。为此，案外人黄洁卿向佛山市公证处再次申请办理公证，申请时未能提供梁华与黄洁卿的结婚证。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的意见要求，“对于第一部婚姻法公布施行后结婚的（即1950年5月1日以后结婚的），公证处凭申请人的结婚证，经调查核实后，给予办理结婚证明，出具公证书。”对于黄洁卿于1990年10月25日申请办理婚姻关系的公证，珠江公证处未能依据《司法部关于解释和公证婚姻状况问题的通知》意见的要求，收集并核实案外人黄洁卿与梁华的结婚证后出具公证书，故珠江公证处在作出第3649号公证书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过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关于《复查决定书》。《复查决定书》系因梁华于2016年1月23日向珠江公证处提交《公证书复查申请》，以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为由，申请对前述两份公证书进行复查，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公证书，珠江公证处据此进行复查，并依据复查结果作出的相关决定。依照《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公证书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复查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载明申请人认为公证书存在的错误及其理由，提出撤销或者更正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查，虽然梁华申请复查的时间与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作出时间相隔均已超过二十年，但《公证程序规则》关于申请复查期限的规定仅适用于当事人或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其效力并不及于公证机构。因此，珠江公证处作为公证机构可以随时主动启动复查程序，并依据复查情况作出《复查决定书》，故一审法院认定珠江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书》并未违反公证程序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第四，关于《重新复查决定书》。《重新复查决定书》系因案外人黄洁卿依据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珠江公证处以《复查决定书》形式作出的撤销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的复查决定有异议，采用投诉方式提请佛山市公证协会予以处理后，珠江公证处按照该试行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复查后作出的结论。中国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投诉人应当自收到或者知道公证机构作出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地方公证协会提出公证复查争议投诉。”依据该规定，黄洁卿于2016年6月20日已签收《复查决定书》，其于2018年4月3日递交《投诉信》，确已超出规定的六十日期限，佛山市公证协会作为受理复查争议投诉的机构受理该投诉显属超期。因此，珠江公证处依据《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接受佛山市公证协会的建议而启动重新复查程序，其作出的《重新复查决定书》缺乏程序正当性。一审法院认定珠江公证处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违反程序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再次，梁华主张的经济损失是否客观存在。二审庭审中，梁华明确提出其所主张的经济损失100万元的具体构成为：1.梁华位于澳门××行政区氹仔七潭公路玫瑰山庄地下S座别墅因被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查封，导致该房产不能正常交易给梁华造成的经济损失50万元；2.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冻结了梁华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个人所有和共有的所有资产，造成上述资产长时间无法正常流通、转让和处分的经济损失50万元。关于梁华主张的别墅未能正常交易导致的经济损失。由于梁华提供的案外人王某所出具的说明，其性质应为证人证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在本案庭审中，王某未能出庭作证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且王某不能出庭作证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故本院对王某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由于梁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别墅在2015年存在转让交易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关于因房产不能正常交易造成经济损失50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华主张其名下的股权、房产、存款、银行保险箱等被澳门法院查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于梁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前述经济损失的存在及相关损失的具体金额，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最后，梁华主张的经济损失与珠江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和公证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经查明，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依据黄洁卿的申请而对梁华名下财产实施保全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梁华与案外人黄洁卿之间感情不和以及随后发生的离婚诉讼。在上述纠纷中，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仅仅是作为相关案件的证据，是否采信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审查决定。因此，梁华主张因法院的保全行为而造成其经济损失与案涉的第107号公证书和第3649号公证书无因果关系，与《重新复查决定书》亦不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如前所述，本院认定梁华所主张的经济损失亦并非客观存在。综上，虽然珠江公证处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及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过程中存在过错，但梁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客观存在，且梁华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经济损失与珠江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和公证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梁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珠江公证处主张其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如前所述，本院已经认定珠江公证处在办理第3649号公证书和作出《重新复查决定书》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在此不再赘述。珠江公证处主张其在实施上述行为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外，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珠江公证处申请通知黄洁卿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查，珠江公证处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梁华与珠江公证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600元，由上诉人梁华负担13800元，上诉人广东省佛山市珠江公证处负担46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禤敏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任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