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328行初77号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红庙社区七组李坝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2MA6K7KP91M。法定代表人：桂劲，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杨辉，男，1996年10月20日生，汉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大学文化，公司职员，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曲靖市开发区学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0015150060R。法定代表人：余波，局长。（未到庭）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翟开富，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国平，男，1983年4月20日生，汉族，曲靖市罗平县人，大学文化，工作人员，住曲靖市麒麟区。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王琳，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服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盐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2019年11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桂劲、委托代理人吴杨辉，被告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翟开富、委托代理人李国平、王琳及证人袁某、常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25日对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出曲市监处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单价95元/件购进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1kg×25/包）×76件、（500g×50/包）×135件，利用“易酒批”手机APP批发给越兴商行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1kg×25/包）×30件，单价98元/件；批发给顺发自选商场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500g×50/包）×1件，（1kg×25/包）×1件，单价均为98元/件；批发给年丰五金百货店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500g×50/包）×4件，单价98元/件。被告认为国家实行食盐定点批发制度，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原告无食盐定点批发许可证利用“易酒批”手机APP批发食盐的行为违反了《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鉴于原告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并承诺保证不再开展食盐批发业务，予以从轻处罚，根据《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没收违法所得108元；（2）没收违法经营的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规格（1kg×25/包）×45件，规格（500g×50/包）×130件；（3）罚款211件×95元/件×5＝100225元。合计处罚100333元。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称，被告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曲市监处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因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货物系原告代融侨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代发的货物，差价即为入驻协议中我公司收取的服务费。因此，原告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场所、进行交易撮合及信息的发布者，原告并不是食盐批发销售的主体，认定原告从事食盐批发业务的事实错误，请求撤销或变更被告2019年10月25日作出的曲市监处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请求本院予以变更），以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是撤销和变更行政行为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定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人民法院无法进行审理和裁判，诉讼请求不明确系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是本案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是原告起诉称系为案外人代销、代发货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因为在2019年6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原告明确承认其在没有食盐定点批发许可证的情况下批发食盐获利的事实。四是即便是代为批发、发货，也应当依法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也属于违法行为，原告也应受到同样的处罚结果。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在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均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或者无实质性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1.关于证人袁某（原告公司总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我公司没有批发食盐的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原告只是配送商，与曲靖容桥商贸公司于2017年签订了配送协议，主要内容是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帮容桥公司配送所有货物，由容桥公司支付我们公司配送费，到我们公司平台销售。对于食盐销售这个事情，原告没有主动找曲靖容桥商贸公司和曲靖盐业公司谈，是曲靖盐业公司主动找原告谈的，以95元的价格购进，98元批发给销售者。容桥公司是盐业公司的配送商，是曲靖盐业公司叫其配送商曲靖容桥商贸公司将食盐拉到我们公司。这批食盐的出卖方是曲靖盐业公司。我们公司只负责撮合交易，容桥公司把货物放在我们平台，客户看到我们平台有这个货物就会进行交易，这性质与淘宝、京东的经营模式是一致的。我们公司只是给商家装ＡＰＰ，装ＡＰＰ以后，需要食盐的就可以下单，我们公司进行配送。以我的理解，配送就是销售。在我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需要出售的食盐，没有表明是哪一家公司销售的食盐，ＡＰＰ交易平台也没有通过向公众告知所出售商品的销售方。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袁某证实的部分内容系主观推测判断，不属于证人证言，签订的证人陈述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但是在听证的时候提交的协议签订的时间却是2018年4月24日，故不具有真实性。被告在2019年6月24日询问证人袁某的时候，袁某明确在进行食盐的购进与销售，每袋食盐的差价是3元，证实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认定事实清楚。本院认为，证人袁某系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其作证目的在于证实仅仅为食盐批发企业提供了一个食盐批发交易平台，原告系平台的提供者，欲证明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非食盐交易的经营主体，但原告在网络平台上也没有以第三方的名义对外批发销售食盐，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批发销售食盐。证人袁某所作的一部分证言的内容确属主观评论，作为主观判断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其余内容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是，并不能证实原告仅仅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平台，因原告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批发销售食盐，货物由曲靖市容桥商贸有限公司将批发销售的食盐直接拉到了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关于证人常某（原告公司销售人员）的当庭证言，主要内容是：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知道我公司销售渠道广。2019年6月6日14时13分左右，曲靖盐业公司销售经理王海燕与马龙区盐业销售负责人党瑞林来找我和袁某洽谈盐业销售业务，他们知道我们公司销售渠道比较广，王海燕告诉我公司可以批发销售食盐，并且有配送方容桥公司。我们还在考虑当中，2019年6月6日，就直接将食盐配送到我公司，共配送了800袋食盐，库存积压，搬仓急，我公司收取配送费，配送费具体金额在商定中，配送费需要看我们销售多少吨再按照销售数额进行返点。2019年6月11早上8点19分至8点23分，王海燕打电话给我，说会有市场监管部门来我公司查处食盐问题，我觉得比较蹊跷，为什么王海燕会知道会有市场监管部门的来查盐巴。结果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于2019年6月11早上10点左右就来我公司对四种盐进行查封，贴封条，对我公司进行行政处罚。配送是服务于各个销售网点，把产品配送到各个销售网点，销售是间接把商品卖给各个客户。这一批食盐是属于配送，由我公司桂总安排司机进行配送。配送的最终目的是进行销售，配送到销售门店进行销售。这一批食盐是从我公司销售出去的，被销售的食盐财产所有权是曲靖容桥商贸有限公司。这一批食盐是曲靖盐业公司指定容桥商贸有限公司配送到我公司的，用用一张货车送到我公司的。我公司与容桥商贸有限公司有没有签订过委托销售协议，容桥商贸有限公司有没有开具授权委托书给我公司销售食盐，但有委托入驻协议。容桥商贸有限公司所有产品入驻我公司平台销售。只有入驻协议而没有委托销售协议。前期按照94元供货给我们，按照98元每袋配送给每一个销售点，按照每袋4元的配送费返点返给我们。配送就是间接性的销售。我们公司是通过通过网络平向客户销售，各销售客户看到我公司的销售平台有食盐，下单后，我公司进行配送。客户支付货款是进入到我公司的账户还是进入到容桥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我不清楚。食盐配送到我公司后，有的是先付款后发货，有的是先发货后付款，两种情况都有。经质证，被告提出该证人是原告的采购经理，与本案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所有陈述均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证人在时间节点记得相当清晰明确，证实的“在2019年6月6日下午14时13分左右曲靖盐业公司销售经理王海燕与马龙区盐业销售负责人党瑞林，与我和经理袁某洽谈盐业销售业务”，又变成2019年6月11日配送货物，8时收到电话通知，9时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查处，但是在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事实与证人今天当庭陈述不一致。时间是6月6日下午配送到公司，在时间节点上不一致。6月11日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查处，实际是6月12日才进行的查封，三个重点时间节点与自己的情况说明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材料是不一致的。证人陈述说价格还在商定的时候，但是情况说明中是谈妥之后才进行的配送。经法庭询问后又是说当时前期按照94元供货给我们，按照98元每袋配送给每一个销售点，按照每袋4元的配送费返点。此点与证人袁某所陈述的证言存在重大矛盾。本案处罚的是原告进行批发食盐的行为，证人对销售的概念有误。本院认为，证人常某的证言更为详细一些，其所作的一些细节上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其证言的真实性，但证人作为销售经理，与本案确实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证人常某的证言予以部分采信，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内容不予采信。但是，证人常某也只证实了只有一个入驻协议，并无委托销售协议，故并不能证实原告仅仅为第三方批发销售食盐提供交易平台的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借助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朝成；该公司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的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以手机ＡＰＰ软件应用系统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电子商务服务，同时，原告经许可的经营范围还包括食品销售。2019年6月，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单价95元／件从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购进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211件，其中规格1ｋｇ×25／包76件、规格500ｇ×50／包135件。配送商曲靖市容桥商贸有限公司将案涉食用盐运送至原告，由原告进行保管处理。后原告利用“易酒批”手机ＡＰＰ批发给曲靖市麒麟区越州越兴商行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1ｋｇ×25／包）×30件，单价98元／件；批发给顺发自选商场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500ｇ×50／包）×1件，（1ｋｇ×25／包）×1件，单价均为98元／件；批发给年丰五金百货店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500ｇ×50／包）×4件，单价98元／件，从中获利108元。2019年10月25日，被告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调查取证后对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出曲市监处字﹝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没收违法所得108元；（2）没收违法经营的白象牌精制加碘食盐规格（1ｋｇ×25／包）×45件，规格（500ｇ×50／包）×130件；（3）罚款211件×95元／件×5＝100225元。合计处罚100333元。原告不服，于2019年11月4日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违法批发销售食用盐的行为以及处罚是否适当。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借助易酒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以手机ＡＰＰ软件应用系统提供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属于交易行为的合同当事人，只是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的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指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原告在本案中不仅仅是为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平台，而且直接销售商品，也属于平台内经营者，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属于合同当事人。按照证人袁某、常某证实的内容，案涉食用盐由曲靖市容桥商贸有限公司将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批发的食盐运输至原告公司所在地，由原告以每件95元的价格购进，又由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排司机再次以每件98元的价格批发至曲靖市麒麟区越州越兴商行、顺发自选商场、年丰五金百货店等各销售网点，再由各销售网点零售至最终客户，原告是以自己的名义向外批发食用盐，系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角色，故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存在批发销售食用盐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国务院《食盐专营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另外，《云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食盐批发、转（代）批发实行许可证制度。未取得食盐批发、转（代）批发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因此，在云南省境内，食盐的转（代）批发也实行许可证制度，故即便原告属于转（代）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或者曲靖市容桥商贸有限公司批发食盐，同样也属于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因此，被告认定原告无食盐定点批发许可证利用“易酒批”手机ＡＰＰ批发食盐的主要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罚适当，应予维持。原告所提的仅仅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平台，不属于案涉食用盐批发销售主体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曲靖易酒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林人民陪审员  朱泽勇人民陪审员  房 湘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