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1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建梅，女，197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红，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长彬，男，197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浙江东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项建梅因与被上诉人杨长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6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罗奇豪、郑建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项建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项建梅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杨长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杨长彬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在杨长彬未付款的情况下项建梅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当时的合作背景。一审法院忽略了项建梅的配偶朱进麒和杨长彬当时有多方面合作的背景，双方的经济往来频繁，双方均认为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根本不是问题。而且《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账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置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从条款约定可以反映出双方是基于完全的信任，项建梅才会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就同意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不能因为签订协议时双方关系好暂缓支付股权转让款，就认为与常理不符，从而直接否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一审法院采纳杨长彬所称无需支付实际对价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杨长彬的陈述，系错误的。2012年8月21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杨长彬的确是以温州拜高电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拜高公司）的股东身份参与公司部分经济活动，因为当时项建梅的配偶朱进麒与杨长彬合作愉快，项建梅仅是偶尔提出要求杨长彬支付股权转让款。2017年项建梅完全联系不上杨长彬至本案起诉，已经多次向温州拜高公司提出要求变更回股权，温州拜高公司也联系杨长彬配合办理变更手续均未果。后来在项建梅强烈要求变更回股权的情况下，温州拜高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将杨长彬名下的股权变更给了项建梅的哥哥，后因手续瑕疵问题被工商局撤销。故一审法院认为项建梅在长达六年之久期间，并未对杨长彬股东身份提出过任何异议是错误的，事实上，项建梅在起诉前己多次催讨股权转让款并对杨长彬的股东身份提异议。综上，2012年8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条款约定也是真实有效的。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未超过除斥期间。本案中解除权的情况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对方也没有催告，不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双方既没有约定行使期限又没有法定行使期限，那么解除权就可以由解除权人在任何时候随时解除。一审法院将2012年9月9日直接作为解除权的起算时间，系错误认定，2012年9月9日只是债务履行期限，而并非解除权产生的事由。根据民法总则第199条规定，合同解除权除斥期计算日应是项建梅知道或应当知道杨长彬明确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由于杨长彬与项建梅配偶合作原因，项建梅的确没有提起诉讼，杨长彬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拒绝支付转让款5万元。项建梅只到2018年下半年才最终得知杨长彬想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约定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为由拒绝支付，所以项建梅才于2018年11月27日向杨长彬书面通知主张权利，故项建梅的解除权行使并没有超除斥期间。被上诉人杨长彬辩称：一、关于案件发生的来源问题。上诉人项建梅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为本案一审起诉之前，被上诉人杨长彬提起了对温州拜高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诉讼，要求查询公司账册；项建梅为了阻止杨长彬行使股东知情权对拜高公司查账，提起了对杨长彬的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而且项建梅是温州拜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进麒的配偶，其实项建梅两夫妻就是温州拜高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者。二、关于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项建梅的上诉不成立。三、关于5万元转让款是否应按协议约定支付的问题。其实杨长彬与温州拜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进麒于2010年就开始合伙经营，2011年朱进麒将公司注册为温州拜高公司并进行了工商登记，登记时把项建梅一起登记为股东，杨长彬知道之后就提出了异议，认为温州拜高公司是杨长彬和朱进麒两个人的，所以就把项建梅的股份转回给了杨长彬，故当时是不需要支付对价的。协议约定支付对价是因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时候，工商登记部门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范本是这样的。杨长彬是不需要支付5万元，因为相应投资款早就已经投入双方合作的公司了，而且杨长彬投入的不止5万元，很多设备和资金都是杨长彬投入的。四、项建梅认为在2007年开始完全联系不上杨长彬，是不真实的，双方之间一直都有联系，包括杨长彬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多次参与公司经营和银行贷款的签署。为什么杨长彬会提起知情权诉讼，是因为朱进麒利用伪造签名的方式把杨长彬的股份转给了项建梅的亲戚，杨长彬才知道自己在公司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而且多年一直没有分红，所以提起了股东知情权的诉讼。五、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项建梅提起解除权诉讼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双方办理股权登记是2012年8月份，就算双方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这个时间推算，项建梅享有的解除权从2012年9月9日就开始计算了，项建梅提起本案诉讼是在2018年10月27日，已经过了6年，除斥期间已经消灭，一审驳回项建梅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2019年4月17日，项建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项建梅、杨长彬于2012年8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杨长彬立即返还项建梅温州拜高公司10%的股权，并配合项建梅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长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9月23日，案外人朱进麒与项建梅分别出资45万元、5万元合伙成立温州拜高公司。2012年8月9日，项建梅与杨长彬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根据温州拜高公司2012年8月9日股东会决议，甲乙双方于2012年8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达成如下股权转让协议：1、项建梅将其在温州拜高公司拥有的10%股权，计股金人民币5万元，以转让价5万元转让给杨长彬；2、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帐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3、股权转让后，项建梅不再承担温州拜高公司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杨长彬承担……。2012年8月21日，双方在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项建梅名下的股权（出资额5万元，10%）全部变更登记至杨长彬名下。2018年11月27日，项建梅向杨长彬邮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通知》，杨长彬称确收到该通知书，但是是通过手机短信形式收到。2018年12月4日，项建梅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争议焦点为：1、《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杨长彬应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约定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项建梅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权是否已过除斥期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杨长彬应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约定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首先，双方协议书内容中确有“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帐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的约定，一般来说，转让人在受让人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对价之后才会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项建梅在杨长彬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前提下，仍配合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与常理不符；其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2012年8月21日办理，之后杨长彬一直以温州拜高公司的股东身份参与公司部分经济活动（向银行融资等），直至2018年11月27日，项建梅才向杨长彬邮寄解除通知书，期间达六年之久，项建梅并未对杨长彬股东身份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提起过诉讼。杨长彬所称项建梅在无需支付实际对价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杨长彬的陈述，予以采纳。故项建梅、杨长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杨长彬应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约定确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项建梅的解除权是否已过除斥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本案中，若认定双方关于“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帐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的约定真实有效，则项建梅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享有的解除权应从2012年9月9日开始起算，至2018年11月27日项建梅向杨长彬书面通知主张权利，时间已过六年多，故该院认定该期限明显已超过合理期限，项建梅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权因超过除斥期间而消灭。综上，项建梅相应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8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项建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项建梅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交补充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上诉人项建梅是否有权解除的其与被上诉人杨长彬于2012年8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问题。项建梅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其已按约定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杨长彬迟迟不支付5万元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有权要求解除协议。杨长彬认为，其与项建梅丈夫朱进麒合作经营中山拜高公司，因朱进麒在注册公司时私下将公司注册成温州拜高公司，并将项建梅一并登记为股东，杨长彬发现后，项建梅和朱进麒均同意将项建梅名下的股份变更登记给杨长彬；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因工商变更登记需要，按照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模板签订的，其不需要按该协议支付转让款对价。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5万元）由双方自行帐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但协议签署并于2012年8月21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项建梅一直未要求杨长彬支付转让款；此后杨长彬以温州拜高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部分经济活动，但项建梅也一直未对杨长彬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直至杨长彬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后，项建梅才于2018年11月27日向杨长彬邮寄解除通知书并在此后提起本案诉讼。项建梅认为期间其已多次要求杨长彬支付5万元转让款，但缺乏证据。因此，如果协议约定的杨长彬应支付转让款5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常理。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协议一式肆份，项建梅、杨长彬、温州拜高公司及工商部门各持一份，但项建梅提交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来源于工商登记部门。在杨长彬未支付转让款的情况下，项建梅既不及时主张权利，也不持有协议书原件，也不符常理。第三，项建梅与案外人朱进麒系夫妻关系，项建梅也承认在温州拜高公司设立之前，杨长彬与朱进麒合作经营中山拜高公司，双方已经存在合作经营关系；故杨长彬认为协议书是因工商变更登记需要而制作，其无需按协议约定实际支付对价，更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情理。因此，应当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杨长彬应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约定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杨长彬无需按协议约定支付5万元转让款。项建梅以杨长彬未按协议约定支付5万元转让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案涉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项建梅的解除权是否已过除斥期间问题，本院认为没有必要予以认定，故不再予以评析。综上，项建梅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项建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罗奇豪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