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678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某，女，1985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泊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仵风勇，河北宗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1，女，201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河北省泊头市。法定代理人：赵某（系张某1的母亲），女，1985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泊头市。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2，女，201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河北省泊头市。法定代理人：赵某（系张某2的母亲），女，1985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泊头市。上诉人（一审被告）：胡仕川，男，1963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强，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旭玲，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市福山益嘉冷暖设备厂，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东陌堂村。法定代表人：唐功鹏，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芸，山东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伏生，男，197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长垣县浦东区工农路80号，现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詹元召，男，198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罗家村6组58号，现住烟台市福山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山东途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姜修龙，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杰，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泊头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梅芬，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泊头市。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胡仕川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市福山益嘉冷暖设备厂（以下简称“益嘉冷暖设备厂”）、王伏生、詹元召、姜修龙、张杰、高梅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市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4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1.依法发回重审或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一、二项（改判按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死者张宝中及其家人多年居住工作在城镇的事实，但又适用2018年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判定死者张宝中在事故中具有过错从而承担20%的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事发时，张宝中本人无疑是系有安全带的，但因为安全带另一端固定在即将拆除的钢梁上，必须解开安全带的另一端才能完成钢梁的拆除工作，所以张宝中本人解开安全带另一端的行为并无过错。胡仕川答辩称，上诉人赵某等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依法不能成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死者张宝中系城镇居民，因此其不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2.张宝中在本案中系个体包工头，不应认定为雇员，因此张宝中的死亡不应当由胡仕川承担赔偿责任，张宝中作为雇主，在从事劳务活动中自身造成损害应当由其自身承担责任，无权向胡仕川及其他涉案当事人主张权利。上诉人胡仕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一审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伏生系承包关系，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詹元召系买卖关系而非承包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詹元召将行吊拆除业务承包给案外人杨某，杨某又承包给张宝中，即使需要赔偿，案外人杨某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死者张宝中系个体包工头，并非雇员，一审法院对死者的身份认定错误，导致后续适用法律错误。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修龙之间系承揽关系，姜修龙的违规操作行为与死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更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被上诉人姜修龙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6.死者张宝中对自身的意外死亡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在判令上诉人承担死亡赔偿金的情况下，继续判令上诉人承担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答辩称，胡仕川刚才所说的观点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胡仕川所称不符合本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被上诉人益嘉冷暖设备厂答辩称，我方已经将厂房卖给了胡仕川，厂房的拆除事务全部由胡仕川负责，与我方无关，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胡仕川是经人介绍给我方的，胡仕川也明确告知我方其名下的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厂房拆除资质，在此情况下才将厂房卖给了胡仕川，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我方将厂房承包给胡仕川，那么我方也仅仅是选任有过失，仅仅对选任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中，上诉人赵某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张宝中生前居住在城镇，也不能证明收入来源于城镇，不能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被上诉人王伏生、詹元召答辩称，杨某在一审中自述与詹元召商谈一个人上高处干活，每天350元到360元，詹元召从微信转账给杨某，杨某一般直接通过微信将工资发给在杨某身边干活的人。从以上陈述来看，杨某实际为死者张宝中的上一手雇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姜修龙答辩称，姜修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张杰、高梅芬未到庭。一审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张杰、高梅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735780元、丧葬费31781元、抢救费3720.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614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28272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五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4204元、抢救费3720.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975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餐旅费9350元，合计1185830.76元；2.要求五被告赔礼道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赵某系张宝中的妻子，原告张某1、张某2系原告赵某和张宝中的女儿，原告张杰、高梅芬系张宝中的父母。2018年10月21日15时许，张宝中在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进行钢结构拆除作业时从高空坠地摔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对上述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下列有争议的事实和主张，原、被告举证、质证如下：一、关于张宝中于2018年10月21日15时许在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进行钢结构拆除作业时从高空坠地摔伤致死一事的发生经过情况。㈠为查明该起事件，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门楼派出所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内容如下：1.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的法定代表人唐功鹏在2018年10月21日的调查中称：因为我的厂房在一级水源地附近，前一段时间镇政府让我拆除，不让我在那里开工，然后我就将厂房以40万元卖给胡仕川，最近一段时间胡仕川在那里拆厂房。因为厂房已经卖给胡仕川了，拆除厂房是胡仕川一手安排，我后来听说发生事故了。2.被告胡仕川在2018年10月21日的调查中称：今年9月底10月初，我听说东陌堂村唐功鹏的厂房要拆迁，我就找他协商，我和唐功鹏于2018年10月4日签订购买合同，我付给唐功鹏40万元将所有厂房买下来，后我带人进行拆迁。2018年10月21日14时许，施工人员在开吊车卸梁时，张宝中突然从空中坠落，我不清楚他怎么从空中坠落的。当时还有他们带队施工的人和一些干活的人在现场。我将拆除房屋上盖和行吊工程以35000元承包给姜秀文，我们没有签订承包合同，只是口头协议。张宝中是姜秀文找来干活的。姜修龙是我雇佣开吊车。当时房顶有两个人干活，地面有三四个人干活。我有拆除厂房资质，就是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姜秀文在2018年10月21日的调查中称：我和胡仕川是朋友关系，胡仕川买下益嘉冷暖设备厂的拆迁工程。大约半个月前，胡仕川让我找一帮人将拆迁工程承包出去，然后我就找到王伏生，胡仕川以35000元将拆迁工程承包给他，后王伏生找人在那里干活，我没有参与。我不认识张宝中，张宝中是王伏生找来干活的。4.被告王伏生在2018年10月22日的调查中称：2018年10月中旬，姜秀文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活，你能不能干”，我说“在什么位置，等我过去看看什么活”。过了两三天，我和姜秀文到位于空港路和机场路交叉路口东100余米的一家厂房，我说这个活我干不了，姜秀文让我找几个人过来把活干完，我就给詹元召打电话，詹元召问什么活，我说拆起重机和钢结构行轨梁。次日，我和詹元召到厂房看现场，詹元召说这个活他也干不了，他说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能干，之后这件事我就撂下来了，我再没有过问厂房工程，我不清楚后来发生什么事。后来詹元召告诉我2018年10月21日14时许在空港路厂房有一名工人摔下来不治身亡，我不认识那个工人。2018年10月21日詹元召打电话告诉我厂房有一名工人出事了，他现在过不去，他让我到医院看一下工人情况。5.被告詹元召在2018年10月22日的调查中称：我和王伏生是朋友关系，有一次我和王伏生在一起吃饭，他问我是否认识会干钢结构的人，他让我帮忙找几个人拆除一个钢结构厂房。我和井俊修以前合作过，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找到杨某，杨某联系我。我在中间给杨某和王伏生联系干活，我告诉王伏生找了几个人干活。2018年10月15日7时许我到钢结构厂房，我在微信上给杨某发个位置，大约8时许杨某领着工人找到我，我领着他们找到王伏生，这些人应该是给王伏生干活。从2018年10月15日开始干活，有时四个人干活，有时两个人干活。我给王伏生介绍工人，他不给我钱，我为了和王伏生讨好关系，我想买王伏生的行车。2018年10月15日我才认识张宝中，我不清楚张宝中干了几天。我不是每天都到厂房，中间有几天我没去，这个星期我去了大约三四次。2018年10月21日下午大约三四点时，我开车到厂房拆除现场，我在看行车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快打120，我走过去看见张宝中躺在地上，我没有看见他如何从厂房上摔下来。6.井俊修在2018年10月22日的调查中称:2018年10月13日上午，詹元召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家厂房要拆迁，他让我找几个人过去干活，他在微信给我发了厂房照片。当日下午我给杨某打电话，我告诉他有一家厂房要拆迁，我问他能不能干这个活，杨某说联系看看。18时15分我将詹元召的联系方式发给杨某，并且将詹元召发的微信照片转发给杨某，之后都是杨某和詹元召联系，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7.杨某在2018年10月22日的调查中称：我和张宝中是工友，我们大约在2017年6月份认识，张宝中告诉我他在烟台待了十多年了，张宝中一个人住在烟台高新区。我们给詹元召干活，井俊修介绍，我联系詹元召到这里干活，这些工人是我和张宝中管事。这个活是詹元召承包，我和詹元召商谈一天一个人上高处干活，一天350元-360元，直到把钢结构拆完为止。我们从2018年10月15日开始干活，工资是詹元召微信转账给我，在我身边干活的人我一般直接通过微信将工资发给他们，跟张宝中在一起干活的人我就全部转给张宝中，张宝中再给他们发工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我、张宝中还有一个姓牛的人干活，第三天是我、张宝中、潘某、潘某的一个亲戚、一个姓牛的人干活，第四天是张宝中、一个姓牛的人和张宝中在劳务市场找的两个人干活，第五天是我、张宝中、一个姓牛的人和张宝中在劳务市场找的两个人干活，第六天、第七天我都没去干活。8.被告姜修龙在2018年10月21日的调查中称:2018年10月21日14时许，我在福山区空港路一家厂房拆迁，当时厂房内共有五六个人（两个人在厂房房顶），我在工作时看见张宝中从厂房房顶摔下来了。张宝中从厂房东墙偏南的房顶上掉下来了，我在厂房东墙偏南，我离张宝中约15米左右，我驾驶的吊车没有碰到张宝中。9.被告姜修龙在2018年10月25日的调查中称:2018年10月21日13时许，我在吊车驾驶室内休息。大约14时，有一个人让我过去吊房梁，我开着吊车准备吊一根房梁时，有一个人喊“吊两根”，当时有两个工人在高空作业，那两个人拴好后，我听见下方有一个人喊“起钩”，在我起钩时，那两个工人离我吊起的房梁约五六米，当时张宝中在我的右边，我驾驶吊车吊着房梁往左转，我向左转时看到张宝中从上面掉下来了，我没有看清楚张宝中怎么摔下来，张宝中摔下来的位置离我吊的两根房梁约七八米，然后我将吊起的两根房梁放在地上，我看到医护人员抬担架时将张宝中腰上的安全带解下来。张宝中当时在高空负责拆除固定厂房房梁的螺丝，张宝中拆完螺丝固定好两根准备起吊的房梁后，他顺着厂房的墙猫着腰爬着离开。我没有注意张宝中在高空的姿势，我只注意我吊起的两根房梁，我吊两根房梁时没有碰到张宝中。我在吊房梁时，厂房稍微晃动了一下，但是晃动幅度不大。当时在场干活的人指挥我起吊，不发起吊信号我不会起吊。我不认识喊“起钩”的那个人，他只是下午到厂房一趟，喊“起钩”的人和让我一次吊两根房梁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我基本上都是一次吊一根房梁，很少一次吊两根房梁。从重量上考虑，我认为一次吊两根房梁没有问题，是安全的，所以我就吊两根房梁。10.被告姜修龙在2018年10月29日的调查中称:我没有看见我吊的房梁是否碰到张宝中。按照操作规程不能一次吊两根房梁，但是按照房梁的重量（两根房梁不到两吨）是可以这么操作的。詹元召着急了，他嫌前几天干活慢，所以他指挥我吊两根房梁。11.在场工人潘某在2018年10月22日的调查中称:2018年10月21日大约14时许，我、张宝中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拆钢结构，当时还有一个吊车司机。我在下面摘钩，张宝中和另外三个人在梁上拆螺丝，张宝中拆完螺丝后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他往后走准备把上梁扔到地上，就在张宝中往后面走的时候，上梁动了，张宝中从钢结构上摔下来了。2018年10月22日6时许我知道张宝中去世了。12.在场工人相某在2018年10月24日的调查中称:我与张宝中系雇佣关系，张宝中在烟台莱山南港劳务市场雇佣我干活。2018年10月21日，我去东陌堂工地拆除厂房，主要工作就是拆钢结构厂房。上午，我、张宝中和另外四个人拆除厂房，我们当时在厂房顶部，拆除厂房时一次只拆一根钢结构，然后由吊车吊起拆除。下午，工地来了三个人，可能是雇佣张宝中的老板，他们把张宝中叫下去，过了一会儿张宝中通知我一次拆除两根钢结构，同时吊车也是一次吊起两根钢结构。当时我们在拆除厂房顶部两根钢梁，我在拆除最后一个螺丝，这个螺丝拆了一半，张宝中对我说“你去北边拆那些没拆的螺丝，我拆这个螺丝”，然后我就到北边拆螺丝了，我往北边走的时候听见有东西掉下去了，我下去看见是张宝中掉下去了。我没有看见张宝中如何掉下去的，因为我在厂房顶部往北走，我背对着张宝中拆螺丝的地方。13.在场工人刘成建在2018年10月24日的调查中称:2018年10月19日，张宝中到烟台莱山南港劳务市场找我和相某帮他拆除厂房螺丝，我们在那里干了两天。2018年10月21日14时许，工地来了一帮人，詹元召把张宝中叫下去，我当时在房顶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张宝中又从厂房中间爬上横梁，我也被叫到厂房中间，然后我们就开始两根两根地吊了，当时我们是一根一根地吊梁，刚吊了两根梁，张宝中拆完螺丝准备往旁边撤，当时张宝中身上的安全带已经解开了，但是那个梁已经开始倾斜了，张宝中没有撤出来，他被梁碰下去了，我下去的时候看见詹元召在给张宝中做胸部按压。当时吊车准备吊两个梁，在吊梁过程中有一根梁倾斜把张宝中碰下去了。我不知道谁是这个工程的老板，我是张宝中找来干临时工，张宝中给我们开工资。14.在场工人刘建壮在2018年10月25日的调查中称:张宝中找我干活，张宝中付给我工资。2018年10月21日，张宝中到莱山区港劳务市场找我拆除厂房螺丝。当天14时许，我们在工地干活时，有四五个人进了厂房，其中一个人将张宝中叫下去，我不清楚张宝中和他说什么，张宝中回来后吊车就开始一次吊两根房梁，以前都是一次吊一根房梁，张宝中卸完螺丝准备往旁边撤时，我听到下面有一个人喊“起”，当时张宝中还没有离开，吊车就启动了，房梁倾斜了一下碰到张宝中，张宝中被碰下去了。当时张宝中腰上系了安全带，但是他在高空作业时没有将安全带固定到厂房上面，我和另外两个干活的人都将安全带系在厂房上面。上述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能够证实涉案厂房系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的法定代表人唐功鹏发包给被告胡仕川个人进行拆迁，该工程又经被告王伏生、詹元召转包，被告詹元召为了赶工程进度要求被告姜修龙一次吊两根房梁导致事故发生，故五被告应当对张宝中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主张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可以证实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将厂房出卖给被告胡仕川，并非原告所称将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胡仕川；调查材料也可以证实张宝中在施工过程中没有系安全带，故其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被告胡仕川主张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可以证明张宝中系个体包工头，被告詹元召为购买行车在自行拆除行车过程中将拆除行车业务转包给杨某，杨某又转包给张宝中；张宝中在拆除过程中没有系安全带，其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公安机关询问关于开吊车的人是谁时，被告胡仕川回答是“我雇的开车的”，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虽然现实生活中一般将找吊车从事吊运服务也称为雇，但这与法律所称的雇佣有本质区别，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不能证明被告姜修龙造成张宝中死亡；结合本案情况，被告姜修龙驾驶吊车为被告胡仕川提供吊运活动，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事故发生时被告胡仕川并未安排被告姜修龙为被告詹元召提供吊装服务，被告詹元召也未就吊装服务付给被告姜修龙费用，故被告胡仕川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伏生、詹元召主张被调查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调查人关于承包关系的陈述及现场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或存在有人指示违规操作的相关事实并不能通过询问笔录证明，相关被调查人的自认性陈述应当更具备证明力；原告主张被告詹元召系违规吊装的指挥人，除了被告姜修龙在接受四次询问后才予以确认外，其他现场人员并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过明确陈述，因此不能证明现场存在违规指挥且指挥人为被告詹元召；因被调查人杨某自认其收到相应款项后由其直接通过微信发放，张宝中及其雇佣人员的工资由杨某统一转账给张宝中，再由张宝中向其雇佣人员发放，且被调查人员相某、刘成建、刘建壮均陈述受张宝中雇佣，刘成建、刘建壮也称张宝中给二人支付相应报酬，因此上述笔录可以证明杨某和张宝中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收取承包费用并向雇佣人员支付劳务报酬；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没有体现被告王伏生实际参与承包、转包并收付相应款项，因此被告王伏生不应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姜修龙主张被告胡仕川在2018年10月2日的询问笔录中认可其雇佣被告姜修龙从事吊运工作，潘某在2018年10月22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张宝中把安全带解开就往后走，准备把上梁扔到地上，就在张宝中往后面走的时候，上梁自己动了，张宝中自己摔下来”，相某在2018年10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称“下午工地来了三个人，他们把小张叫下去了，过了一会小张上来通知我一次拆除两根钢结构”，刘成建在2018年10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辨认把张宝中从横梁上叫下去并安排一次吊运两根房梁的人系被告詹元召。㈡原告主张被告姜修龙违规操作吊车，一次吊起两根房梁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张宝中在工作中佩戴安全带，在房梁拆除过程中必须解除安全带并退出安全地带后才能完成房梁拆除工作，在张宝中撤离过程中房梁失控触碰到张宝中导致其坠落死亡，张宝中没有任何过错。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张宝中的亲属高文岐、赵宝栋和杨某、潘某的通话录音和录音书面材料。经庭审质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主张对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实录音中的人是谁，即使是原告主张的几个人，该谈话内容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不符，不排除录音中的人有相互串通的可能。被告胡仕川主张对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不完整，书面材料多处进行删减，被告胡仕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记得上次庭审提交的杨某的调查笔录讲杨某当时不在现场，杨某如何能证明当时现场情况，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不具备证据应有的关联性和有效性，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王伏生、詹元召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被告姜修龙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认为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杨某不在现场，潘某在陈述案发过程时提到张宝中在摔下前正准备将上梁扔到地下，上梁自己动了，潘某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能够还原事故发生经过。二、关于五被告之间及张宝中和五被告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关于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和被告胡仕川之间的关系问题。1.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主张其和被告胡仕川之间系买卖关系，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以40万元将厂房卖给被告胡仕川，并非将工程承包给被告胡仕川。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提供其法定代表人唐功鹏（甲方）和被告胡仕川（乙方）于2018年10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为了响应镇政府的拆迁任务并尽快完成，甲方将厂房拆迁任务承包给乙方，在拆迁过程中，乙方一定要按照相关安全条例规范要求施工，如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与甲方无关。拆迁应满足政府所需一切要求，如未达到政府要求，应无条件整改至满足要求时止，相关要求如下：1.乙方在2018年10月15日前完成全部拆迁、清理干净，其中2018年10月8日前需将东平房全部拆除，西、南厂房完成房顶拆除。2.乙方如未按时完成拆除、清理事项，应由乙方协调政府关系，按其要求完成，产生的一切后果与甲方无关。拆除物归乙方所有，乙方将拆除物搬离厂区前应由政府相关部门确认拆除、清理合格，并支付甲方合计￥400000（人民币肆拾万元整），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自双方签字起生效。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搬迁协议全部作废，甲乙双方以此版本协议为最终协议进行履行和实施。”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的营业执照。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营业执照无异议，主张无法确认协议书的真实性，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的厂房、土地被政府拆迁，拆迁所得权益均归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所有，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作为产权人与被告胡仕川签订的协议书实际是将厂房拆迁业务发包给被告胡仕川，双方系发包关系，并非厂房买卖关系，仅仅是拆除物归被告胡仕川所有；协议书明确载明合同主体是被告胡仕川个人，并未提及被告胡仕川的公司，该合同由被告胡仕川个人实际履行。被告胡仕川主张对营业执照、协议书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协议书是被告胡仕川和唐功鹏签署，二人均系两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二人代表各人的企业。被告王伏生、詹元召对营业执照无异议，主张无法确认协议书的真实性。被告姜修龙对此无异议。被告胡仕川对其提出的异议未提供证据证明。2.被告胡仕川主张其系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胡仕川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签订协议书系职务行为，应由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因签订协议书的主体是被告胡仕川，并非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也是被告胡仕川个人而非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合同，且被告胡仕川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不止一个，被告胡仕川不能证明是哪个公司履行该协议书，所以不同意变更烟台仕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二）关于被告胡仕川和被告詹元召之间的关系问题。被告胡仕川主张被告詹元召向其购买涉案厂房的旧行车，当时约定由被告詹元召自行拆除；其和被告詹元召商谈购买旧行车，当时有三四台旧行车，被告詹元召都想买，每个行车大小不一样，价钱也就不一样，出事这台价值14000元，钱没有付，行车自拆自卸。被告詹元召主张其和被告胡仕川商量购买旧行车，被告詹元召和被告胡仕川之间系买卖关系，当时没说都买，被告詹元召先联系好买主，根据买主需要，被告詹元召卖出去一台就买一台，出事这台12000元买进14000元卖出，钱已经付清，直接转给杨某；买行车时被告詹元召介绍杨某拆除涉案厂房包括行车，被告詹元召没有单独找人拆除行车。（三）关于被告胡仕川和被告姜修龙之间的关系问题。1.被告胡仕川主张其和被告姜修龙之间系吊装业务承揽关系，李某给被告胡仕川看大门，被告胡仕川通过李某联系被告姜修龙租赁其自有吊车，一个台班12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姜修龙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其和被告胡仕川系雇佣关系，根据被告胡仕川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的陈述可以证明二者之间系雇佣关系；经中间人李某介绍，被告姜修龙驾驶自有吊车第二次给被告胡仕川干活，之前都是被告胡仕川通过其妻子的微信支付工钱，这一次是李某给被告姜修龙打电话，被告姜修龙每天根据被告胡仕川及其工地人员的安排进行施工，双方约定每天工钱1200元，被告姜修龙刚干两三天，张宝中就出事了，每天工钱1200元没有付清。被告姜修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被告姜修龙向代理人称其受雇于被告胡仕川，被告詹元召平时也去，事发当天被告詹元召在指挥干活。被告姜修龙对其和被告胡仕川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2.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胡仕川申请证人李某到庭作证。证人李某（男，196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身份证号码。）于2019年6月6日到庭为被告胡仕川作证。证人李某作证称：我给胡仕川看工地，我认识姜修龙，胡仕川工地需要租赁姜修龙的吊车，我打电话联系姜修龙。胡仕川在黄务的工地，我打电话联系姜修龙找他的吊车干活，吊车和人一个台班1200元。胡仕川在东陌堂工地也是我打电话联系姜修龙叫他过来干活，一个台班1200元。我不清楚姜修龙在东陌堂干几天，我也不清楚是否付给他工钱。我当时在东陌堂工地看门，我记不清楚看几天门。每次胡仕川用姜修龙的吊车都是我和姜修龙联系。我不清楚谁指挥姜修龙在工地现场干活，我也不清楚谁安排姜修龙在工地干活，我只是在工地看门，姜修龙工作时间8个小时，开吊车一个台班8小时1200元。经庭审质证，原告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王伏生、詹元召对此均无异议。被告姜修龙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被告胡仕川雇佣其自带吊车来干活，工钱一天1200元。（四）关于被告詹元召和张宝中之间的关系问题。1.原告主张被告詹元召系张宝中的雇主，被告姜修龙违规操作一次吊起两根房梁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证人潘某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载明：证人潘某是张宝中的临时工友，在劳务市场认识，在詹元召雇佣下一起工作两日，2018年10月21日詹元召命令吊车非法操作致使张宝中从8米高空坠落死亡，证人是事故现场目击证人。2018年10月20日张宝中在劳务市场找我到事发地干活，共干2天，日工资为1天350元，由詹元召以微信方式全额支付。2018年10月21日早上7时，我、张宝中和其他3个人一起干活，上午干得很好，吊车一根一根吊梁。下午2点多钟，有个领导找张宝中谈话，谈完话后，开始让吊车一次吊两根钢梁，张宝中上去后，每头两个人开始卸螺丝准备卸梁，张宝中卸完最后一个螺丝解开安全带还没有完全撤离安全地带时，吊车开始起吊两根钢梁(两根钢梁间隔宽度7米左右，长度每根20米左右)，由于两根钢梁大方向偏离把正在撤离中的张宝中从8米高空打落，张宝中落地后，我马上下来抱住他的头部，这时有人拨打120，大约20分钟左右120救护车就赶到了，我和其他工友把张宝中抬上车，我陪同张宝中到达烟台毓璜顶医院，张宝中被送进急救室后，医生需要抢救就让我离开急救室，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证人相某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载明：证人相某是张宝中的临时工友，在劳务市场认识，在詹元召的雇佣下一起工作四日，2018年10月21日詹元召命令吊车非法操作致使张宝中从8米高空坠落死亡，证人是事故现场目击证人。2018年10月18日，一个牛姓工友在劳务市场找我到事发地干活，共干4天，日工资1天350元，由詹元召以微信方式全额支付。2018年10月21日早上7时，我、张宝中和其他3个人一起干活，上午干得很好，吊车一根一根吊梁。下午2点多钟，有个管事的人来了，他把张宝中叫去谈了一会儿话，谈完话后，张宝中上来和我们一起拧螺丝卸梁，我和张宝中在一头，剩下半个螺丝后，张宝中说“你走吧，我来卸”，我就往北走，我在撤离过程中听到张宝中摔下来，张宝中落地后，有人拨打120，大约20分钟左右，120救护车来了，我们一起把张宝中抬上车，我的一位姓潘的工友陪同张宝中去医院；被告詹元召和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微信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载明被告詹元召通过微信先后给杨某转账合计123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主张对潘某、相某的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两份证人证言的内容基本雷同且部分内容完全重合，应该是原告提前打印好让证人签字，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无法确认被告詹元召和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和杨某、被告詹元召不认识，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不了解具体情况，微信聊天记录明确看出杨某系张宝中的雇主，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认为原告应该追加杨某为被告参加诉讼。被告胡仕川主张无法确认潘某、相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且两份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两份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无法确定杨某和被告詹元召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即便是真实的，也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反而恰恰证明张宝中从杨某处转包拆除业务，被告胡仕川请求依法追加杨某为本案的被告。被告王伏生、詹元召主张对潘某、相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两份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提交规范，两份证人证言与证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互相矛盾，两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明力；微信聊天记录经过核实对话双方系杨某和被告詹元召，对话内容能够证明杨某实际是工程的最终承包施工方，结合杨某在公安机关调查中陈述张宝中从杨某处承包部分或者全部工程，这与被告王伏生、詹元召的答辩意见相符，要求追加杨某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被告姜修龙对潘某、相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证人潘某在2018年10月24日公安机关调查中称钢梁自己动了导致张宝中从高处坠落，证人的本次证言改变之前的说法，原告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应该是提前打印由证人签字，部分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被告詹元召和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主张的证人杨某、相某、潘某未出庭作证。2.被告詹元召主张其购买涉案厂房的行吊后将厂房拆迁工程转包给杨某，杨某又转包给张宝中。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詹元召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三、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问题。1.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河北省泊头市王武庄镇曹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我村村民张宝中（身份证号码）于2015年1月份至2018年10月份去烟台市居住，务工，未在本村居住，期间与其岳父赵宝栋共同经营高新区泰鑫模具厂，其妻赵某、长女张某1、次女张某2同其一起居住于山东省烟台高新区”，该证明盖有该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及村党支部书记的签名；烟台高新区泰鑫模具厂的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烟台高新区泰鑫模具厂系个体工商户、赵宝栋系模具厂的经营者；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和张宝中、曹海岗于2015年1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房屋租赁合同载明张宝中、曹海岗于2015年1月31日至2018年1月30日租赁位于高新区桂山路南成海路西的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院内南面房屋最东面一层2.5间、二层4间宿舍用于模型制作，租金每年30000元；烟台中澳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公示报告载明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8日变更名称为烟台中澳投资有限公司；孔凡升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的租房证明“兹证明张宝中从2018年1月-2018年12月份租用房屋一栋，租金每年3600元￥叁仟陆佰元整”、孔凡升的身份证照片、孔凡升名下的房产证照片。原告主张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的房屋到期后，张宝中租赁孔凡升位于高新区的房屋。经庭审质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无法确认证明的真实性，即使证明是真实的，也不应该被采用，因为证明没有载明出具时间，党支部书记不是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张宝中原户籍地的村民委员会无法证实张宝中是否在烟台市居住；无法确认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因张宝中不是烟台高新区泰鑫模具厂的经营者，所以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不能证实该厂由张宝中经营；无法确认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房屋租赁合同应该备案登记，且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的印章，承租方签字是否是张宝中本人签字无法确定；对烟台中澳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没有异议；对租房证明、孔凡升的身份信息和房产证有异议，因为房屋租赁合同没有经过备案登记，无法证实张宝中租赁孔凡升的房屋，且该房屋位于莱山区，不能证实张宝中在那里居住。被告胡仕川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认为无法确定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仅凭房屋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张宝中实际履行该合同；对租房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定证明人孔凡升的身份，也无法确认是否是孔凡升书写，该租房证明没有证明效力；即便上述证明都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张宝中在农村居住，并非在城镇居住，所以死亡赔偿金不应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被告王伏生、詹元召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认为杨某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张宝中讲他自己居住在高新区，该陈述与河北省泊头市王武庄镇曹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称张宝中与其岳父、亲人居住在一起明显不符；因原告称租赁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的房屋用于烟台高新区泰鑫模具厂的生产经营，故该房屋租赁合同应该由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和烟台高新区泰鑫模具厂签订，而该房屋租赁合同没有盖山东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的印章，承租人也非烟台高新区泰鑫模具厂或其负责人，因此该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存疑，不具有证明力。被告姜修龙的质证意见同其他被告。原告对其按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2.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烟台市社会平均工资68408元计算6个月的丧葬费为34204元。经庭审质证，五被告对此均提出异议，主张应该按照2018年山东省在岗职工收入计算丧葬费。3.原告主张抢救费3720.76元。五被告对此均无异议。4.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97576元，其中原告张某1在张宝中去世时年满8周岁，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3990元（24798×10÷2）；原告张某2在张宝中去世时年满4周岁，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3586元（24798×14÷2），二者合计297576元。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光宝贝幼儿园于2018年11月出具的证明“张某1，女，2010年9月28日出生，自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在我园就读学龄前教育”。原告主张结合河北省泊头市王武庄镇曹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两份证明能够证明原告张某1、张某2在烟台高新区居住并上学，故原告张某1、张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经庭审质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没有出具人签名，也没有出具证明的具体日期，如果证明是真实的，也不能证实原告张某1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原告应提交原告张某1、张某2的城镇居住证和阳光宝贝幼儿园的交费发票或意外保险等证据，该证明更无法证明原告张某2在城镇居住；对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认可，应该按照被扶养人户口性质计算。被告胡仕川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不能作为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证据，证明出具时间是2018年11月份，证明时间段是2015年4月至12月，没有证明2015年12月后原告张某1上学情况，按照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相关规定，原告张某1应该处于小学阶段教育，其应该在户籍所在地上学，据此推断应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原告张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进一步证明张宝中及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的居住地均在农村，故应按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计算原告张某1、张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王伏生、詹元召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认为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被告姜修龙同的质证意见同其他被告，认为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原告对其按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5.原告主张张宝中的去世对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根据相关规定，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姜修龙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数额过高，且张宝中在操作活动中存在过错。被告胡仕川、王伏生、詹元召对此提出异议，主张不应该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从庭审调查可以看出张宝中在事故发生前处于高空作业，其未按照相关安全规定系上安全带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依据法律规定，被告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6.原告主张交通费、饭费等餐旅费合计9350元。经原、被告协商一致，餐旅费按3000元计算。7.原告主张因被告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造成张宝中死亡的严重后果，且被告相互推诿责任，要求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经庭审质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对张宝中的去世表示同情，但不同意赔礼道歉。被告胡仕川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对张宝中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该赔礼道歉。被告王伏生、詹元召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按照法律规定，不存在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被告姜修龙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张宝中、五被告之间的关系及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1.张宝中在本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因在场工人刘建壮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张宝中在高空作业时没有将安全带固定在厂房上，且张宝中听从被告詹元召指挥要求被告姜修龙驾驶吊车一次吊起两根房梁，张宝中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张宝中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张宝中对其损害的发生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被告詹元召在本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可知被告胡仕川在签订协议后预将拆除房屋上盖和行吊的工程转包给他人，被告胡仕川找到姜秀文，姜秀文找到被告王伏生，被告王伏生找到被告詹元召，被告詹元召找到井俊修，井俊修找到杨某，杨某又联系到被告詹元召，井俊修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詹元召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家厂房要拆迁，他让我找几个人过去干活，当日下午我给杨某打电话，我将詹元召的联系方式和詹元召发的微信照片转发给杨某，之后都是杨某和詹元召联系”，杨某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詹元召承包的工程，井俊修介绍我们给詹元召干活，我和詹元召商谈一天一个人上高处干活，每天350元-360元，一直到钢结构拆完为止。我们从2018年10月15日开始干活，詹元召从微信给我转账工资，我一般直接通过微信将工资发给在我身边干活的人，跟张宝中在一起干活的人我将工资转给张宝中，张宝中再给他们发工资”，且被告詹元召和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既能够证明被告詹元召雇佣杨某等人干活，也能够证明因为杨某等人干活，被告詹元召给杨某转账12300元，上述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和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被告詹元召经井俊修介绍雇佣张宝中和杨某等人拆除房屋上盖和行吊工程，被告詹元召和张宝中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因张宝中作为被告詹元召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意外致死，且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可知被告詹元召违规指挥被告姜修龙驾驶吊车一次吊起两根房梁，对张宝中发生意外致死一事存在过错，故被告詹元召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被告王伏生在本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原告主张被告王伏生从被告胡仕川处承包工程后又将工程转包给被告詹元召，故其也应当和被告詹元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王伏生对此不予认可，且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无法证明被告王伏生从被告胡仕川处承包工程后又将工程转包给被告詹元召，原告对其主张也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法院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4.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在本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虽然二被告均主张二被告之间系买卖关系，因二被告于2018年10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既明确约定被告胡仕川承包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的厂房拆迁任务，也明确约定拆迁时间、范围、责任，且被告胡仕川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其带人进行拆迁并将拆除房屋上盖和行吊工程承包给他人，二被告之间实际是厂房拆迁的承揽关系，故法院对二被告的此主张均不予支持。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将厂房拆迁工程承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被告胡仕川个人进行施工，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可知被告胡仕川经姜秀文和被告王伏生联系到被告詹元召，将厂房拆迁工程承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被告詹元召个人进行施工，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被告姜修龙在本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被告姜修龙主张其和被告胡仕川之间系雇佣关系，因被告胡仕川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和被告姜修龙之间系吊装承揽关系，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和被告胡仕川、姜修龙、证人李某的庭审陈述可知经证人李某联系，被告姜修龙驾驶自有吊车进行吊装工作，被告胡仕川按照一个台班1200元支付报酬，被告姜修龙听从被告詹元召指挥驾驶吊车一次吊起两根房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承揽法律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被告胡仕川和被告姜修龙之间符合承揽法律关系的法律要件，被告胡仕川系定做人，被告姜修龙系承揽人，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故对被告姜修龙的主张不予支持。因被告姜修龙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被告詹元召指挥其驾驶吊车一次吊起两根房梁，在吊起房梁时厂房稍微晃动了一下，且在场工人刘成建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张宝中被房梁碰下去了，在场工人刘建壮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吊车启动时房梁倾斜一下将张宝中碰下去了，上述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能够证明被告姜修龙违规驾驶吊车一次吊起两根房梁的行为和张宝中发生意外致死一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和张宝中、被告詹元召、被告姜修龙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被告詹元召、被告姜修龙对张宝中发生意外致死产生的损失各负担20%、60%、20%。被告胡仕川将厂房拆迁工程承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被告詹元召个人进行施工，依法应当与被告詹元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将厂房拆迁工程承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被告胡仕川个人进行施工，依法应当与被告詹元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如何认定问题。1.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因五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且张宝中系农村居民，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张宝中系城镇居民，原告对其主张也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法院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因张宝中系农村居民，且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张宝中多年来一直在烟台居住、工作，杨某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称“张宝中在烟台待了十多年了，张宝中自己居住在烟台市高新区”，故张宝中的死亡赔偿金按2018年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05元计算为584100元（29205×20）。2.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烟台市平均工资68408元计算丧葬费为34204元，因五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主张应按照2018年山东省在岗职工收入计算丧葬费，故法院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按照被告的主张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按照2018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5125元计算张宝中的丧葬费为37562.50元（75125÷12×6）。3.原告主张抢救费3720.76元，因五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故法院对原告的此主张予以支持。4.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计算原告张某1、张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97576元，因五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且原告张某1、张某2系农村居民，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光宝贝幼儿园出具的证明不能够证明原告张某1一直在城镇居住、生活、上学，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张某2一直在城镇居住、生活、上学，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因原告张某1、张某2系农村居民，且原告张某1在张宝中去世时年满8周岁，按照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70元计算原告张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6350元（11270×10÷2），原告张某2在张宝中去世时年满4周岁，按照2018年山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70元计算原告张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8890元（11270×14÷2），原告张某1、张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35240元。5.因张宝中突发意外去世能够对原告的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且张宝中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故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30000元为宜。6.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原告主张的餐旅费按3000元计算，故法院予以支持。7.原告主张要求五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因五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且张宝中对事故发生也存在过错，故法院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死亡赔偿金584100元、丧葬费37562.50元、抢救费3720.7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52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餐旅费3000元，合计793623.26元，由原告自行负担20%即158724.65元，被告詹元召负担60%即476173.96元，被告姜修龙负担20%即158724.65元。被告益嘉冷暖设备厂、胡仕川与被告詹元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要求五被告赔礼道歉，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判决：一、被告詹元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张杰、高梅芬476173.96元；二、被告姜修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张杰、高梅芬158724.65元；三、被告烟台市福山益嘉冷暖设备厂对被告詹元召的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胡仕川对被告詹元召的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张杰、高梅芬对被告王伏生的诉讼请求;六、驳回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张杰、高梅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44元，减半收取计8172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赵某、张某1、张某2、张杰、高梅芬负担6652元，被告詹元召负担4890元，被告姜修龙负担163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张宝中多年来一直在烟台市莱山区居住，该村属于城镇范围，张宝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地也位于城镇，故应当适用山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计790980元。被抚养人张某1、张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张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23990元，张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73586元，合计297576元。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的该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张宝中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失，一审酌定的各方当事人承担损失的比例适当，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上诉主张张宝中并无过错，本院不予采纳。2018年10月4日，上诉人胡仕川和被上诉人益嘉冷暖设备厂签订厂房拆迁协议，承揽被上诉人益嘉冷暖设备厂的厂房拆迁。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王伏生形成了承包关系、与被上诉人詹元召系买卖关系，均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詹元召将拆除业务承包给案外人杨某，证据不足，且本案詹元召并未上诉，本院对上诉人胡仕川主张的杨某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胡仕川主张姜修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宝中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对其亲属的精神伤害是巨大的，一审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胡仕川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市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402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撤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市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40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4民初3233号民事判决；三、被上诉人詹元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被上诉人张杰、高梅芬697703.5元；四、被上诉人姜修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被上诉人张杰、高梅芬232567.8元；五、驳回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被上诉人张杰、高梅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344元，减半收取计8172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合计13172元，由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被上诉人张杰、高梅芬负担2635元，由被上诉人詹元召、烟台市福山益嘉冷暖设备厂、上诉人胡仕川负担7907元，被上诉人姜修龙负担26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149元，由上诉人赵某、张某1、张某2负担1706元，由上诉人胡仕川负担84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腾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