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初778号原告刘四辈，男，汉族，1950年9月28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代理人郭红梅，女，汉族，1978年10月5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代理人程波，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85号。法定代表人苏建设，区长。委托代理人连灿，郑州市侯寨乡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春举，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四辈诉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七区政府)要求依法履行拆迁安置职责一案，于2019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四辈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红梅、程波，被告二七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连灿、张春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四辈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履行拆迁安置职责，为原告在拆迁安置区域内（郑登快速路旁滨河花园小区一期或二期）给予产权调换安置房屋504平方米，并支付拆迁安置过渡费84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麦秸垛沟村拥有合法宅院、房屋，宅院面积168平方米。2012年4月1日，因郑登路扩宽，包括原告在内的30户村民的房屋位于扩宽工程房屋拆迁范围内，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并安置宅基地。2012年底，原告所在村又开始实施合村并城拆迁，合村并城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不再给予宅基地安置。对于此前因郑登马路扩宽而拆迁的村民，也统一按照合村并城的安置方式重新安置，不再安置宅基地。2017年，郑州市二七区麦秸垛沟社区合村并城改造项目指挥部对于郑登马路扩宽拆迁的30户中的其他村民都重新给予了产权置换安置，但始终没有给予原告产权调换安置，也没有安置宅基地。原告多次找相关部门协商，也曾通过上访方式反映诉求，后相关领导虽答复给予解决，但迟迟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原告于2018年10月20日向被告提交书面申请，请求给予产权调换安置。2018年12月27日郑州市二七区麦秸垛沟社区合村并城改造项目指挥部向原告寄送了《关于拆迁安置申请书的情况说明》，认为原告不具备单独认定一处宅院的资格，拒绝给予产权调换安置。为此，原告于2019年5月6日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已拆迁房屋给予产权调换安置。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9）豫71行初318号行政判决，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起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起诉要求对已拆迁房屋给予产权调换安置，但没有具体的产权调换房屋的位置、面积等明确要求，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作出（2019）豫行终2509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并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认为，自己享有独立的宅院和房屋，符合房屋置换安置条件，被告应当给予房屋置换安置。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二审裁定，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现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中支付拆迁安置过渡费84万，现变更为834624元。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因郑登路拓宽被拆除的原告宅院已经对其进行了货币补偿（原告诉状认可），并且其所在集体已经在本村一组对原告进行了宅基地置换。2、原告诉状中所述，“在该村拥有合法的宅基地，依法享有独立获得拆迁安置的资格”，对于原告以上所述的宅基地，原被告已于2017年12月8日签订了《拆迁住宅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委托其子刘二亮代签，并以该协议对原告进行了补偿安置。3、根据《土地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原告有两个成年儿子，所在的集体已经按照有关的规定对包括原告和原告的另一个儿子刘广亮两户审批了宅基地，两个宅院都签订了《拆迁住宅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进行了合法的征迁安置。4、郑州铁路中院(2019)豫71行初31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已经对原告履行了拆迁安置职责。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509号行政裁定书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与省高院查明事实一致。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原告位于郑登路边的宅院，系原告合法宅院。二、郑州市二七区麦秸垛沟社区合村并城改造项目指挥部《关于拆迁安置申请书的情况说明》，证明：1、原告房屋在郑登路拓宽工程中拆迁的事实，并且拆迁后没有获得按照麦秸垛沟社区整体拆迁安置方式给予安置的事实。2、原告曾经向被告提交请求给予拆迁安置的申请的事实。3、没有安置的理由是认为“2001年郑密路扩宽拆迁时，已经给予补偿和安置，并安置了两处宅院，因此，不再具体单独认定一处宅院的资格”，所以拒绝安置。三、刘银峰《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李书云《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韩净云《麦秸垛沟社区选房确认单》，证明：1、位于郑登路拓宽拆迁范围内拆迁的其他村民，拆迁后，都按照合村并城改造拆迁安置方式，给予了房屋置换安置。2、安置的标准是宅基地面积为主，以安置人口为辅助。四、《二七区侯寨乡麦秸垛沟社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2012年）、刘二亮签订的编号为239号《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及附件材料。这些材料主要证明：1、补偿安置权属的认定标准是：合法有效的宅基地证和乡、村、组三级认定。本案中，原告持有合法有效的宅基地证，符合安置条件。2、刘二亮签订的编号为239号《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是针对自己位于街中心的宅院的拆迁安置，并非是刘四辈宅院的拆迁安置。根据239号《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所依据的附件材料，包括《拆迁房屋平面图》、《二七区房屋测量登记表》、《征、租地内建筑物、树木及其附属物登记表》、《麦秸垛沟社区附属物兑付表》、《空房验收单》、《刘二亮电费收据》等材料，这些材料针对的房屋及附属物都是刘二亮位于街中心的宅院，户主也都登记为刘二亮，其中《拆迁房屋平面图》记载的拆迁的房屋是二层楼房、面积为337.2平方米，彩板层144.81平方米，而刘四辈的房屋是瓦房，面积都没有100平方米，也没有彩板层。《空房验收单》交出被拆迁房屋时间是2012年12月14日，而刘四辈的房屋在2012年4月份就拆除了，显然这里交出的房屋是刘二亮街中心的房屋。3、证明安置标准是按照宅基地面积和有效安置人口人均面积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前面代理人向法庭介绍的确定安置标准的方式。五、《收条》。证明：刘二亮所签订的239号协议涉及的宅院系自己的宅院，宅基地是自己交款申请审批的，与刘四辈的宅院没有关系，其所签订的协议以及相关的拆迁安置手续包括《拆迁安置补偿费用清单》、《空房验收单》、《拆迁房屋平面图》、《征、租地内建筑物、树木及其附属物登记表》、《拆迁安置补偿费结算单》等材料都是针对自己宅院的拆迁补偿安置而签署，与刘四辈的宅院拆迁安置无关。六、《麦秸垛沟社区选房确认单》。证明：刘二亮所签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安置的房屋，是自己房屋拆迁的安置，并不是刘四辈的房屋的拆迁安置。七、《侯寨乡麦秸垛沟社区志》。证明：1、原告刘四辈宅院是单独一处宅院、拆迁时间是2012年，并非2001年。刘二亮位于街中心的宅院是其2006年建成的新宅，与刘四辈的宅院没有关系，更不是所谓的2001年拆迁刘四辈宅院时安置的宅基地。2、根据社区志的内容，对于每家每户的宅院拆迁安置记录都有详细记载，比如刘银瑞户，曾经多次拆迁安置都有详细记录。而对于原告刘四辈的宅院，记录的拆迁只有一次，就是2012年拆迁。所以，被告主张所谓的2001年已经给予过拆迁安置，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八、《麦垛沟社区2019年9月-2019年11月过渡费兑付清单》、于桂芬《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结算单》、贺盼盼（于桂芬）过渡费银行存单（两份）、张世英《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结算单》、张世英过渡费银行存单（两份）。证明：过渡费的支付标准是按照应安置房屋面积，目前标准24元/m2/月。九、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509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之前曾起诉过要求被告履行拆迁安置职责，省高院认为诉讼请求不明确，而裁定驳回起诉。本次诉讼是根据省高院的裁定而重新提起的诉讼诉讼。十、证人证言（证人当庭作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三性无异议。证据二、四、五、六、九没有异议。证据三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七、八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十一因为他是自己一个计算方式，我们认为是以双方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准。证据二到证据九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人郭某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刘四辈的宅基证东边是刘银辈，证人郭某证明他东面是刘银峰。第二位证人叫刘银峰能够证明原告与其子刘二亮一起居住。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二七区侯寨乡麦秸垛沟社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编号239）。证明原告的宅院已经进行合法合理的补偿安置。证据二、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麦秸垛沟社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刘四辈宅院的情况说明》、《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编号230）。证明：1、原告之前因郑密路拓宽被拆除的原告宅院其所在的集体已经在本村一组对原告进行了宅基地置换。2、已经按照有关的规定对包括原告和原告的另一个儿子刘广亮两户审批了宅基地，两个宅院都签订了《拆迁住宅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进行了合法的征迁安置。符合土地法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法律规定。证据三、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豫71行初318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509号行政裁定书。郑州铁路中院(2019)豫71行初31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509号行政裁定书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与省高院查明事实一致，被告已经对原告履行了拆迁安置职责。原告对被告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1、没有异议，但该方案中规定的安置标准和计算方式现在已经不再适用。2、《委托证明》材料里的刘四辈和刘二亮的签名是伪造的，这份材料是虚假的，原告申请对该材料的真实性鉴定。3、其他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这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及被告的证明事项有异议。《拆近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并非原告委托刘二亮所签订，也不是对案涉宅院的拆迁安置，而是刘二亮自己位于街中心宅院的拆迁安置。被告这次没有提交239号《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所有附件，而在之前的行政起诉中，被告提交了所有的附件，原告这次将这些附件全部提交法庭。这些附件材料是签订补偿协议的根据，这些材料能够充分地证明239号协议是对位于街中心宅院的拆迁安置，并不是对于案涉的、原告位于郑登路旁边宅院的安置。所以，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已经对原告的宅院进行了安置。证据二,1、对于该组证据中《关于刘四辈宅院的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原告不认可，原告位于郑登路旁的宅院，2001年郑密路扩宽拆迁时，并不在拆迁范围内，也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和安置。2012年因为郑登快速路拓宽，原告的宅院被列入拆迁范围而拆除，但当时安置方式是划宅基地安置，后来全村进行拆迁改造，不再安置宅基地，但也没有给予房屋置换安置。所以，原告的宅院始终没有获得安置。这份所谓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对于编号为230号的《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是对刘广亮宅院的安置，刘广亮的宅院也是2005年从村委会购买的，与原告的宅院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据三，对于这两份法院判决和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被告的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的证明事项是对省高院裁定书内容的曲解。法院裁判文书中的“经审理查明”部分，才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本案中，一审判决书中的“查明”部分仅仅是原告宅院的取得、拆除时间及239号协议的签订和内容进行认定，并未认定所谓的“被告已经对原告履行了拆迁安置职责”。而省高院的裁定中“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指的是与一审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一致，而不是与“本院认为”部分一致，被告是故意曲解法院裁判文书的意思。经庭审质证并结合本院调查核实情况，本院对上述所有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于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原告、被告双方证据的证明目的将予以综合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刘四辈系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麦秸垛沟村（即麦垛村）一组村民，1992年二区政府为其颁发了二七集建（92）字第10327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刘四辈在该宅基地上建有房屋并居住生活在麦秸垛村1组16号。2012年4月，郑登快速通道扩宽时，涉案房屋被拆除。2012年底，麦秸垛沟村实施合村并城拆迁改造。2012年12月18日，刘二亮（系原告之子）与二七区麦秸垛社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编号为239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显示：被拆迁方（乙方）为刘四辈，其房屋位于麦秸垛村1组16号，乙方在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房屋安置面积为450平方米，合法宅基地面积168平方米，宅基地证号（92）字第103273号，应安置人口5人。2017年12月8日，指挥部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被拆迁人（乙方）刘四辈达成了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编号239），该协议显示：被拆迁方（乙方）为刘四辈，其房屋位于麦秸垛村1组16号，乙方在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房屋安置面积为450平方米，合法宅基地面积168平方米，宅基地证号（92）字第103273号，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刘四辈、张喜梅、刘二亮、郭红梅、刘静萱。刘二亮代刘四辈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协议。2018年刘四辈向二七区政府提出拆迁安置申请，指挥部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关于拆迁安置申请书的情况说明》。2019年5月8日，刘四辈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要求被告二七区政府对原告已拆迁房屋给予产权调换安置，该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豫71行初31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刘四辈的诉讼请求。该份判决书第四页审理查明：“2017年12月8日，指挥部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被拆迁人（乙方）刘四辈达成了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编号239），刘二亮代刘四辈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双方履行协议。”刘四辈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豫行终2509号行政裁定，认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以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裁定撤销原判，驳回刘四辈的起诉。后刘四辈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刘四辈诉请要求被告履行拆迁安置职责，给予原告产权调换安置房屋504平方米并支付安置过渡费840000元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认定问题。根据二七区政府提交的编号为239号的《麦秸垛沟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可以证实涉案房屋分别于2012年12月18日、2017年12月8日进行补偿安置，协议合法生效。前述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涉案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协议。因被告二七区政府已经履行了拆迁安置职责，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对2017年12月8日《委托证明》进行鉴定的申请，该《委托证明》中刘四辈的签名与起诉状中本人的签名肉眼即可识别并非同一人所签，但即便该份《委托证明》中的签名非刘四辈本人所签，前述生效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已经认定了“刘二亮代刘四辈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其子刘二亮作为原告家庭一员，有权代表其家庭户在相关协议上签字，故本院对刘四辈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原告刘四辈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四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四辈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