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津行申48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国军，男，1966年11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202251966××××××××，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水务局，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210号。法定代表人张志颇，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威，天津市水务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廉铁辉，天津市引滦工程于桥水库管理处干部。再审申请人徐国军因诉被申请人天津市水务局确认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终5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徐国军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称被申请人有法定职权与事实不符。再审申请人的鱼池和林地是通过合法手续承包的，再审申请人对鱼池和林地享有所有权，任何人不能侵犯，被申请人不能以实施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侵犯再审申请人个人的合法权益。再审申请人的鱼池和林地已经纳入征收范围，但是一直没有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开闸放水淹没了再审申请人的大部分树木，使再审申请人遭受了严重的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被申请人的行为超出了法律规定。（2）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在开闸放水之前对再审申请人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但被申请人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合理的通知义务。再审申请人并未收到被申请人的任何通知，因没有及时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以致再审申请人的林木被大面积淹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3）被申请人主张于桥水库库区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国家已征用，但是被申请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没有出示该地块被征收的合法手续。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8月通过政府信息得知，确定于桥水库库区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并未被征收，再审申请人向蓟州区人民政府和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均申请上述政府信息，但都回复称没有办理该地块被征收的手续。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原天津市蓟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8月作出的《蓟县引滦工程占地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于桥水库库区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国家已征……”于法无据。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国发[1982]80号)第七条、第八条等相关规定，征用国家土地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本案中征收于桥水库库区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未依照相关法律办理审批手续。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之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优于《蓟县引滦工程占地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的效力，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鱼池、林地所属土地已被征收为国有法无据。故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行终571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放水淹没再审申请人鱼池和林地的行为违法；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天津市水务局辩称：1.水库运行调度是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于桥水库蓄水行为目的正当，具有公共利益属性。被申请人是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库运行调度是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按照天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津编发(2015)71号文《天津市水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承担“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全市防汛、防潮、排水、除涝、抗旱工作，负责蓄滞洪区的安全建设和管理工作，对河湖、水库、蓄滞洪区和重要水务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主管河道、水库、湖泊、海堤，负责水务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和保护。”再审申请人起诉涉及的于桥水库是天津市重要饮用水源地，于桥水库蓄水是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的重要步骤，目的正当，具有公共利益属性。2.再审申请人主张“合法承包的鱼塘和林地”与客观事实不符，于桥水库库区内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归国家所用。（1）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滦入津工程建设期间，于桥水库库区内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国家已经征用，耕地、青苗、树木、房屋、生产生活设施等均已进行了补偿。1982年，原蓟县人民政府批转《蓟县引滦工程占地、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蓟政[1982]99号)，载明“于桥水库库区内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国家已经征用”。之前相关法律法规仅出现“征用”，“征收”一词直到2004年土地管理法再次修正时才出现。由此可见我国早些年对“征收”与“征用”的概念并未严格区分，当年的文件统一使用“征用”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权没有实现国有。（2）《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引滦工程的管理范围包括“于桥水库坝上为22米(大沽)高程以下范围，坝下为征地范围”。同时，依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号)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成后形成的水面和水库消落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由该工程管理单位负责管理……”。3.涉诉区域位于于桥水库入库湿地，在库区22米高程范围内。在实施该项工程建设项目时，项目单位天津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相关区域清理工作委托给蓟州区水务局，蓟州区水务局将五百户辖区范围的清理工作交由蓟州区五百户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再审申请人的鱼池和林地位于项目范围内，亦在清理之列。清点后，项目建设单位已将相关补偿款划拨五百户镇政府发放。3.被申请人在水库蓄水前已履行警示和告知义务。2017年5月13日,天津市引滦工程于桥水库管理处应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库周边排污治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针对入库湿地即将蓄水的情况，为保证库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向相关人员发出《限期清理违规建筑的通告》的管理告知，同时在库区相关区域现场悬挂大幅警示横幅，被申请人已严格履行水库蓄水前的警示和告知义务。五百户镇政府亦于2017年6月2日组织人员将再审申请人在涉诉区域内的违建看护房进行了拆除。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已经知晓水库蓄水，相关涉诉区域即将淹没的事实，对其放弃财物处置的后果应自行承担。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放水淹没再审申请人鱼池和林地的行为违法。经审查，再审申请人自述涉案鱼池、林地位于于桥水库库区内22.0米高程线以下。根据两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天津市蓟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8月作出《蓟县引滦工程占地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其中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于桥水库库区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国家已经征用……”被申请人根据于桥水库水源保护需要，于2018年3月至5月间进行蓄水、排水等调度，且已经在水库周边区域进行警示告知，故被申请人的行为并无不当。两审法院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再审申请人认为于桥水库库区高程在22.0米以下的土地未被国家征收的主张。经审查，再审申请人两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实现其证明目的，两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在申请再审时提交的《鱼池及退耕还林地承包协议》系其在本案一审时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另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时提交了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答复：1.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编号：2019-048《告知书》；2.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6日作出的编号：2019-078《告知书》；3.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的编号：2019-617《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本案二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19年9月5日，再审申请人二审期间并未提交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且答复的内容亦不能推翻原天津市蓟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8月作出的《蓟县引滦工程占地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的效力，故再审申请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开闸放水之前未尽合理告知义务的主张。经审查，被申请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入库湿地通水警示通告、入库湿地口门处张贴的照片、入库湿地蓄水前安全宣传横幅照片、《限期清理违规建筑的通告》、再审申请人作出的《鱼池清除保证书》等，可以证明被申请人在进行蓄水、排水等调度前，已经在水库周边区域进行了警示告知。故再审申请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徐国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国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邱建民审判员  田大勇审判员  杨德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吴荣荣书记员呼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