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4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泳琪，女，199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东区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393号。负责人：姚锦全，主任。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经济联合社。负责人：刘正辉，社长。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刘灼新，社长。上诉人刘泳琪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东区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区街道办）、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刘村社区经济联社）、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62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祖母陈载梅、父亲刘晓荣于1976年2月户口农转居。原告刘泳琪1999年3月29日出生，户籍随父亲刘晓荣登记在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性质为居民户口。2004年第三人制定实施《刘村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实行股份固化。该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分为社区股和社会股东两种。社区股东是指按2000年股份制章程享有社员资格，且至2003年12月31日前户口从未迁出过本社区的原始股东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又具备社区股东所享有的新村民。社会股东是指曾是本村社员，并在村从事过劳动及承担过社员义务，后因其他原因，户口仍在本村社的，又不符合社区股东条件的，但又不属于非股东人员。”第三人刘村社区经济联社、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以刘晓荣为知青子女为由，只配予社会股，不配社区股。对刘泳琪亦只配予社会股，不配社区股。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提交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确认其具有社区股（200股）资格并补发被克扣的股份分红。被告经过调查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埔东行处〔2016〕第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刘泳琪于1999年3月29日出生，初始户口登记为随父入户为非农业户口，属城镇居民。刘村社区经济联合社、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于2004年实行股份制固化，依章程不确认其社区股东资格，不配予社区股，仅配社会股。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不支持刘泳琪的诉求，驳回其申请。原告不服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经过审理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81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刘泳琪出生后随父亲入户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其提供的增城区中新镇慈岭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实其祖母陈载梅是农民社员。东区街道办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陈载梅是知青，且对刘泳琪及其父亲的户口性质未查清，仅凭户口底册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撤销被告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埔东行处〔2016〕第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埔东行处〔2017〕第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的祖母陈载梅曾为增城中新镇慈岭村村民，1975年6月参加工作，入职郊区建筑工程二队（原任职别为工人），属国有企业职工。1976年1月19日经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市萝岗公社派出所签发《市内移居证》（市内字第NO.0008991），以“知青招工回城”政策，转为非农业户口（在迁移原因档注明“知青招工”），属于城镇居民。原告父亲刘晓荣出生后随其祖母陈载梅转为非农业户口，原告出生后户口随其父亲刘晓荣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属城镇居民，并非随其母亲登记为农业户口，不属于第三人处农民社员。2000年7月6日原告户籍迁登于现住址广州市*******。原告的户籍地登记在第三人社区，但其自始至终未参与第三人的农村土地责任制承包及调整承包。第三人系本办事处辖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03年通过并实施《刘村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2004年进行股权固化。第三人在股权固化时，已按照章程配予原告社会股。被告认为两第三人依章程，配予原告社会股，不配社区股并无不当，决定不支持原告刘泳琪的请求，驳回其申请。原告不服前述行政处理决定，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48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告刘泳琪的户口登记在第三人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祖母陈载梅是知青，对其户口性质亦未查清。同时被告对于第三人刘村社区经济联合社、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依据2003年通过并实施的《刘村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配予原告祖母陈载梅社会股，不配予社区股予以支持，但在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中缺乏认定陈载梅享有股份情况的证据和事实，故被告据此驳回刘泳琪的行政处理申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判决撤销埔东行处〔2017〕第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埔东行处〔2018〕第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的祖母陈载梅原为增城中新镇慈岭村村民，后到第三人生产大队插队为知青，1968年10月1日参加革命工作。1969年12月与第三人社员刘锡洪登记结婚并将户口迁入第三人社区。1975年6月因知青回城政策，入职郊区建筑工程二队（原任职别为工人）。1976年2月4日因知青招工政策，原告父亲刘晓荣户籍随其祖母陈载梅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居民）户口。原告出生后，其户口并非随其母亲登记为农业户口，而是随其父亲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属城镇居民。虽然原告户籍登记在第三人所属社区，但其自始至终未参加第三人社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承包和调整承包，未尽作为第三人社员的应尽义务，不属于第三人社区的农民社员。第三人系被告辖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03年通过并实施《刘村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2004年进行股权固化。第三人在股权固化时，已按照章程的规定，对有知青子女身份的原告配予社会股。被告认为两第三人依章程，配予原告社会股，不配社区股并无不当，决定不支持原告的诉求，驳回其申请。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将埔东行处〔2018〕第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州市**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因此，被告作为黄埔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有权对原告关于村民福利待遇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原告祖母陈载梅、父亲刘晓荣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均已于1976年2月户口农转居，不属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出生后随父刘晓荣入户第三人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所在地，亦属居民户口，依照上述规定，原告不具备第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符合第三人社区股东的资格条件，第三人在实施股份固化时对原告配以社会股，不予配置社区股，符合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对原告的诉求不予支持，驳回其申请并无不当。原告关于其具备第三人社区股东资格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被告前二次行政处理决定被撤销后，重新对原告家庭成员的户籍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补充了相应的证据，三次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非同一事实理由，因此不属于法律规定应予撤销的情形，原告关于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主张，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原告主张撤销及责令重新作出处理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泳琪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刘泳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与实际情况不符。陈载梅未享受国企的社保待遇，也没有在国企退休。因原审第三人未分配土地，陈载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郊区建筑工程二队担任工人，1981年被单位除名离职后，自费购买了社保。陈载梅未履行家庭联产承包义务，是因原审第三人不分配责任田导致。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上诉人的户口一直保留在原审第三人处，不存在迁出迁入情况，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属于城镇户口，适用法律错误。法律上以户口所在地作为认定公民资格的依据，上诉人的户口在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上诉人应当属于该社成员。（三）上诉人自费购买社保是响应国家号召，不应成为取消村民待遇的理由。（四）原审法院应对《刘村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该章程对同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区分社区股和社会股，违反平等原则，侵害女性权益，应认定为不合法。（五）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三次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所依据的并非同一事实和理由，是偏帮被上诉人。原审法院前两次均以“未查明知青身份”为由判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第三次作出处理决定仍然以知青身份为由，明显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陈载梅是因结婚入户原审第三人处，其是否属于知青身份很容易查明，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重新调查后提交的补充证据并没有说明。（六）原审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在三次诉讼中均以陈载梅属于“知识青年转居”作为抗辩理由，但原审法院直接将“知识青年转居”变为“转居”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超越原审第三人的自治范围。事实上，广州地区存在大量同类案例，只要户口保留在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否转居，均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东区街道办二审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刘村社区经济联社、刘村社区北二经济合作社二审均未提交诉讼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为“户口加义务”原则。本案中，上诉人的祖母陈载梅原系知青，因婚姻关系迁入原审第三人处，于1976年招工回城转为非农业户口。上诉人的父亲刘晓荣随其母亲陈载梅转为非农业户口，上诉人亦随其父亲刘晓荣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因此，上诉人的户籍地址虽然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处，但其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不具有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条件。上诉人能否成为原审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享受成员待遇，属于原审第三人自治范畴决定的事项。原审第三人在开展股权固化的过程中通过制定章程的方式，对户籍地址保留在本社但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员，区别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适当配予股份，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应予尊重。上诉人的父亲刘晓荣属于知青子女，原审第三人按照章程规定配予上诉人社会股，不配予社区股，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上诉人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经重新调查核实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认为上诉人不符合配置社区股的条件，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配置社区股的申请，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重新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原审法院已作评判，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至于上诉人主张类似情形的其他转居人员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的上诉理由，因实际情况各有不同，与本案并无必然联系，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泳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建军审 判 员 金 霞审 判 员 余树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宗芳书 记 员 何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