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6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雄凡，男，汉族，1960年2月17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湛、李森，广东汉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国琼，女，汉族，1968年10月26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彩虹，女，汉族，1966年10月13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秋慧，女，汉族，1970年11月17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世磊，男，汉族，1990年2月28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月梅，女，汉族，1965年12月30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才，男，汉族，1984年5月1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汉川，男，汉族，1982年11月8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观毓宇，男，汉族，1981年9月10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观毓诚，男，汉族，1987年12月20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翠娥，女，汉族，1973年12月12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海蓉，女，汉族，1988年2月8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麦进梅，女，汉族，1989年3月12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亚好，男，汉族，1974年1月30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北容，男，汉族，1973年8月6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玺芬，男，汉族，1964年6月2日出生，住东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辉，男，汉族，1972年3月3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进学，男，汉族，1971年7月1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观允，男，汉族，1951年6月4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茂华，男，汉族，1974年3月22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永霞，女，汉族，1970年9月7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岳龄，男，汉族，1965年12月10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健伟，男，汉族，1968年8月6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俊杰，男，汉族，1982年10月21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清，男，汉族，1978年9月13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十兴，男，汉族，1984年5月24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凯燕，女，汉族，1971年3月7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湛蓝，女，汉族，1972年10月19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日娥，女，汉族，1969年9月18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观毓冰，男，汉族，1975年9月9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颜子钧，男，汉族，1974年2月8日出生，住茂名市。上述31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严防、张斯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思，男，汉族，1979年12月31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全朝，男，汉族，1972年1月9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剑丽，女，汉族，1980年1月11日出生，住茂名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素善堂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名市**********居委会综合楼东头厂房。法定代表人：程思，负责人。上诉人杨雄凡因与被上诉人柯国琼、杨彩虹、余秋慧、林月云、温世磊、林月梅、黄海才、高汉川、观毓宇、观毓诚、吴翠娥、邵海蓉、麦进梅、程亚好、郑北容、梁玺芬、张辉、林进学、观允、张茂华、黎永霞、杨岳龄、肖健伟、邱俊杰、陈国清、谢十兴、陈凯燕、湛蓝、谭日娥、观毓冰、颜子钧（下称柯国琼等31人）、程思、郭全朝、张剑丽、茂名市素善堂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素善堂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7)粤0902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雄凡上诉请求:1.撤销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7)粤0902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柯国琼等31人、程思、郭全朝、张剑丽、素善堂公司共同向杨雄凡连带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5日起按照2%的月利率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时止。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涉案《承诺书》不是柯国琼、杨彩虹、余秋慧、林月云、温世磊、林月梅、黄海才、高汉川、观毓宇、观毓诚、吴翠娥、邵海蓉、麦进梅、程亚好、郑北容、梁玺芬、张辉、林进学、观允、张茂华、黎永霞、杨岳龄、肖健伟、邱俊杰、陈国清、谢十兴、陈凯燕、湛蓝、谭日娥、观毓冰、颜子钧、程思、郭全朝、张剑丽[下称程思等34人]的内部协议，而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程思等34人和杨雄凡召开股东大会时所签署，该《承诺书》中明确表示各股东同意向社会人士借款300000元整，并同意该借款由所有素善堂股东共同承担如期偿还。在召开股东大会之后，素善堂公司与杨雄凡签订了《借资协议》，借款金额就是《承诺书》中所注明的300000元，而且在签订《借资协议》的同时，素善堂公司也将《承诺书》的原件一并交由杨雄凡。因此，可以认定《承诺书》就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在杨雄凡接受该《承诺书》之后，程思等34人也受到了《承诺书》的约束。杨雄凡也正是基于考虑到程思等34人同意就素善堂公司所借的300000元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才同意将资金借给素善堂公司。二、程思等34人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应该对素善堂公司向杨雄凡所借的3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根据股东大会签署的《承诺书》内容可知，程思等34人表示同意本案300000元借款由所有素善堂公司的股东共同承担如期偿还，据此可以得知，程思等34人在签署《承诺书》的本意是由各股东对公司所借的3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而不是直接由素善堂公司对外承担偿还责任。因此，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应为在《承诺书》签名的34人，素善堂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一审判决认定该《承诺书》只是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程思等34人无需就素善堂公司对杨雄凡所借的300000元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与《承诺书》的约定不符。程思等34位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借款人，应该就素善堂公司对杨雄凡所借的3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程思等34人并非借款协议的主体，其签订的《承诺书》是内部协议，只在内部产生效力，并不对外产生效力。该说法是自相矛盾，因为程思等34人没有就300000元借款进行内部分摊，是否意味着不需要还该笔款项？一审判决的说法不合理。三、一审诉讼过程中，程思等34人承认还过部分款项，在诉讼前，杨雄凡与程思等34人一起协商过还款事项，程思等34人都是借款的实际主体，所以应该对杨雄凡出借的300000元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杨雄凡的合法权益。柯国琼等31人辩称，一、柯国琼等31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一）柯国琼等31人不是本案借款人，本案借款人是素善堂公司。《借资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是杨雄凡与素善堂公司，借款亦是由素善堂使用，与柯国琼等31人无关。素善堂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债务应当由其承担。（二）《承诺书》不是借款合同，是素善堂公司与柯国琼等31人的内部约定，杨雄凡不能凭《承诺书》向柯国琼等31人主张还款责任。1.素善堂公司因经营困难决定向社会借款300000元整，在借款前便由参会人员签订《承诺书》，承诺对素善堂公司拟借款的300000元债务由所有股东承担保证责任。签订《承诺书》时，尚未确定具体的出借人，涉案《承诺书》没有约定债权人，杨雄凡也没有在签订《承诺书》时交付借款金额，不符合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承诺书》是素善堂公司与柯国琼等31人的内部约定，《承诺书》的相对方不是杨雄凡，杨雄凡不能依据《承诺书》向柯国琼等31人主张还款责任。2.《承诺书》约定由素善堂公司全体股东对300000元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不符合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形式。首先，素善堂公司没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根据法定形式召开股东大会；其次，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素善堂公司登记的股东只有5名；再者，实际上，素善堂公司的股东有53名，《承诺书》签订人数是35人，部分股东无法代表全部股东的意思表示，《承诺书》也没有得到其他股东的追认，因此《承诺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3.杨雄凡也在《承诺书》上签字，杨雄凡认为《承诺书》是借款合同，那么杨雄凡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不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4.如果杨雄凡以《承诺书》为由向全体股东追偿本案债务，应当追加其余股东作为当事人，以便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二、退一步来讲，即便《承诺书》与本案有关，那么应当认定《承诺书》是保证书，仅对素善堂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已过保证期限，柯国琼等31人依法不负偿还责任。1.《承诺书》没有具体的出借人，仅是答辩人对素善堂公司债务的保证。《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承诺书》即属于担保法第十九条的情形，是连带责任保证。2.《承诺书》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本案债务在2016年7月15日到期，杨雄凡在2017年11月10日起诉，杨雄凡在起诉前没有向柯国琼等31人主张过任何担保责任，本案已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限，柯国琼等31人依法应免除担保责任。3.假如本案约定保证期限，那么《承诺书》明确写到“承担如期偿还”，即是保证期限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程思、郭全朝、张剑丽、素善堂公司不作答辩。杨雄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思等34人与素善堂公司共同向杨雄凡连带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5日起按照2%的月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本金清偿时止；2.判令上述34人与素善堂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素善堂公司是于2015年11月26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程思，在工商登记中登记的股东分别为杨岳龄、程思、柯国琼、郭全朝、观毓冰。于2016年1月14日的前两天，因公司经营需要，该公司实际股东杨雄凡与程思等34人共35人召开股东大会，经讨论各股东签署了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如下：经素善堂股东大会讨论，已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向社会人士借款人民币300000元整，并同意该借款由所有素善堂股东共同承担如期偿还。2016年1月14日，素善堂公司与杨雄凡签订《借资协议》，约定由该公司向杨雄凡借款300000元，于2016年7月15日归还，利息为月息3%。杨雄凡于2016年1月15日将借款本金300000元支付给素善堂公司。素善堂公司收到该笔借款后，出具《现金收入证明单》给杨雄凡，该证明单出纳栏上有“陈凯燕”的签名。借款期限届满后，素善堂公司未如约还本付息，致成纠纷，杨雄凡于2017年10月11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诉。另查明，在诉讼中，各被告表示公司有53名股东，杨雄凡表示不清楚，对此双方均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为，素善堂公司向杨雄凡借款300000元，有双方签订的《借资协议》及《现金收入证明单》为凭，可以确认。素善堂公司未按约定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杨雄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素善堂公司与杨雄凡虽在《借资协议》中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借款利息，但杨雄凡在本案中仅请求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利息，故杨雄凡的该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程思等34人并非《借资协议》的主体，其所签署的《承诺书》是他们就公司对外借款300000元应如何偿还的内部协议，只在其内部产生约束力，并不对外产生效力。杨雄凡据此诉请程思等34人与素善堂公司对其的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连带还本付息的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程思等34人应否与素善堂公司共同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杨雄凡上诉称涉案《承诺书》不是素善堂公司的内部协议，而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程思等34人应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对素善堂公司向杨雄凡借款300000元的本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经查，杨雄凡起诉主张素善堂公司已召开全体股东大会讨论同意由全体股东对公司的对外借款300000元承担偿还责任，故请求程思等34人与素善堂公司共同向其偿还素善堂公司拖欠其的300000元借款本息，对此杨雄凡提供有《借资协议》、《承诺书》等为凭。本院认为，程思等34人对本案债务无需承担偿还责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本案《借资协议》载明的内容来看，合同的主体为素善堂公司与杨雄凡，协议中约定由素善堂公司向杨雄凡借资300000元用于公司经营，程思等34人并未在《借资协议》上签名，并非《借资协议》的主体；其次，从上述《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其仅是程思等34人与杨雄凡就素善堂公司对外借款300000元如何承担责任所作出的内部协议，既不符合债务加入的要件，也不符合担保合同的要件，对外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判决判令由素善堂公司偿还本案300000元借款本息给杨雄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杨雄凡上诉请求程思等34人与素善堂公司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雄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上诉人杨雄凡已预交），由上诉人杨雄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春何审 判 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