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91民初2781号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高埗南联村3区2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519509640。法定代表人：张运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郭明庆，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毛金鹏，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开泰大道59号1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83287847N。法定代表人：金相郁（KIMSANGWOOK），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长明、关欣，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相郁（KIMSANGWOOK），1963年6月22日出生，韩国国籍，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友公司）、金相郁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理人郭明庆、毛金鹏，被告星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黄长明、关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相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星友公司向原告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车辆租赁费人民币684000元；2.被告星友公司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5200元;3.被告金相郁对第1项、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2日，原告与被告星友公司签订《货车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星友公司提供9辆箱式7米6货车，租赁期限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每月租金171000元，被告星友公司在原告出票后67天内将租金以银行转账形式汇至原告账户，逾期或故意不支付租金原告有权将车调回并要求按年租金的30%作为经济赔偿金给原告。原告依约履行义务，但自2019年5月开始，被告星友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计至2019年8月31日，尚欠原告租金合计684000元。被告金相郁是被告星友公司的独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星友公司辩称：1.原、被告双方在交易过程形成了先对账再付款的交易习惯，被告要求自2019年5月起的费用进行结算时，原告拒绝导致金额无法确定。因此被告未付款并不构成违约；2.被告自2019年5月起一直主动要求原告对此前交易金额对账，主观上有积极履行债务的意愿，没有拖欠支付租金的故意。合同约定只有在被告恶意拒绝付款的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客观积极主动履行债务，主观上也不存在拖欠的故意，不构成违约；3.从原告开具的发票及被告支付租金记录来看，虽然合同约定每月租金金额，但每月开具的发票、实际付款金额均不同。而且在长达近1年的时间内，原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结合双方实际履行过程，足以证明双方一直都要先进行数据核对；4.根据物流行业的特点及实际出车情况，充分表明双方一直都在按照实际出车情况据实核算的方式付款；5.由于原告怠于履行司机工资支付义务，而导致对被告以及被告客户造成重大损失。原告雇佣的司机多次停运、堵门以及冲击被告的办公场所，客观上对被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对本案的履行也存在重大的过错；6.被告星友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金相郁仅是股东，要求其承担连带责无依据。所有款项均从被告对公账户往来支付，金相郁和星友公司财产并不存在混同。星友公司的章程以及2016年至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也证明星友公司具备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存在股东个人和公司财务混同的情况。被告金相郁没有答辩及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出租方）与被告星友公司（承租方）就租赁货车用于货物运输事宜分别签订三份《货车租赁合同》，其中于2018年8月2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即案涉合同）约定租赁9辆厢式7米6货车，租赁期限从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租金为171000元/月（含税）；出租方提供车辆及驾驶员，驾驶员是出租方雇员，和承租方没有雇佣和劳动关系；车辆运行路线为广州黄埔区科学城开泰大道汉成电子—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开泰大道喜星电子、新谱（广州）电子，除了此条路线外，所行驶的其他路线额外收费，价格另议。第八条违约责任约定：出租方不得擅自将车调回，否则将按总租金的30%作为解决赔偿金赔偿给承租方，承租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把租金结清给出租方，逾期或故意不支付租金，出租方有权利将车调回并要求承租方按总租金的30%作为解决赔偿金赔偿给出租方；第十一条约定：由于星友公司相关客户的经营情况，发生车辆数量增减时，最大限度地互相合作处理（如：合同期内减少本线路使用车辆时，应在三个月内将相应减少的车辆安排在本区域内的其他线路使用作为补偿）；第十四条约定：承租方应在出租方开出发票后67天内将租金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汇款至出租方提供的银行账号。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到2019年8月31日期后，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约，合同期满如承租方需解约，必须提前30天向出租方书面告知，出租方在接到通知的30天后，合同期满后终止。原告与被告星友公司另签订的两份《货车租赁合同》分别约定租赁6辆和1辆货车，租赁期限分别为2019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0日和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价格分别为117000元和19000元。原告依约向被告星友公司告提供相应车辆使用。双方每月就三份合同合并结算，原告根据三份合同总价款开具相应发票，被告星友公司相应付款。每月结算款中包括了合同约定的固定租金和临时用车费用，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主张的是固定费用部分，不包括临时用车费用。2019年5月至8月，原告就案涉合同向被告提供相应货车使用。2019年4月13日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原告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我司物量5月份开始减少很多，要请减少1个物流车，一共8个物流车运行。另外如果惠州新谱或者惠州KTC需要车的话，会提前一天通知你们。具体惠州新谱的出车费用，另行协商。2019年5月8日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向原告工作人员发出邮件，称：因5月份喜星、新谱物量减少30%以上，在4月就已经通知贵司5月份香林和汉成车辆要减少1辆，但贵司以合同为由拒绝减少车辆数量，为避免5月结算发生争议，请贵司按我司客户要求停运香林和汉成各1辆车辆。2019年6月6日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再次向原告工作人员发出邮件，称：5月份减少车辆一事香林已经完成，但是汉成还是9辆车一直运作至今，因为客户端我司结算没有此笔金额，所以5月与贵司的结算中也无法结算，为避免结算的问题造成我司与贵司双方业务的进行，还请贵司尽快与我司协商解决此事。2019年7月，原告与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沟通：“原告：惠州新普报价1150元含9个点发票！KTC报价1300元含9个点发票！是否可以？每月总运费不低于19000元！被告星友公司：不用含9个点，因为我这里是亏税的，3个点就行。原告：我们公司也是一样的！亏税。你们公司每趟有50元的纯利润。被告星友公司：外发运费在25000左右浮动，不会太大。但是这个我不敢保证，希望理解。原告：那如果你一个月7-8千-1万3.4我们怎么做？被告星友公司：……万以上。原告：既然有这么多，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啊，就一个保底价格。被告星友公司：车辆资料有了吗？原告：付科我们还是签个协议吧。”之后原告工作人员将货车资料发给被告工作人员。原告主张系双方协商确定将案涉合同其中1辆车变更线路，每月运费不低于19000元。被告星友公司则主张系因从5月份开始减少了1辆租赁货车，按照案涉合同约定可在三个月内在其他线路做调整补偿，因此在7月份安排货车调整补偿。原告主张2019年5月至8月固定租赁货车数均为约定的9辆，被告则主张上述期间实际固定租赁货车数为8辆。双方均未就上述期间实际固定租赁使用的货车数量提供证据证实。被告星友公司提供自行制作2019年5月至8月租赁原告货车使用情况及费用清单，反映原告与星友公司签订的三份《货车租赁合同》（包括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其中案涉合同租赁货车均为8辆。在2019年7月清单显示案涉合同针对客户“汉成”另有固定出车数量之外的出车数量，单价为“惠州新谱1150元”“惠州KTC1300元”，租金共计15600元，8月清单显示案涉合同针对客户“汉成”另有固定出车数量，单价同样为“惠州新谱1150元”“惠州KTC1300元”，租金共计20900元。原告据此主张因双方曾协商调整固定用车中的1辆车线路（实际固定用车数为9辆），被告星友公司应按不低于每月19000元的标准计付该辆车费用，而实际7月费用未达到该标准，8月费用超过该标准，故均按照19000元计算。原告对上述清单除了对8辆租赁货车数量有异议外，涉及案涉合同的其他清单部分均无异议。原告于2019年6月开具金额共计314579元的5月运输费发票，同年7月开具金额共计307780元的6月份运输费发票，同年8月份开具金额共计308192元的7月份运输费发票，同年9月份开具金额共计332990元的8月份运输费发票。因对案涉合同5月份开始租赁的货车数量及租金存在争议，被告星友公司将5月份发票退回原告，并将7月、8月运输费发票办理了税务抵扣手续。双方就此发生争议后未进行后续结算，但仍继续履行案涉合同。被告星友公司未向原告支付2019年5月至8月的案涉合同款项。原告与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于2019年9月11日通过微信沟通，原告称5月和6月发票分别于6月16日和7月15日寄给被告星友公司，被告回应称5月的已经退回，6、7、8月的在其处。被告金相郁系被告星友公司唯一股东，广州安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至2019年出具被告星友公司的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认为被告星友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上述期间的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情况。被告星友公司诉讼代理人在审理过程中提交授权委托书，主张系被告金相郁在中国境外签名授权其代理诉讼并寄至中国境内，但是未办理相应所在国及我国使领馆的公证认证手续。被告星友公司另主张，因原告未向案涉货车司机支付工资，导致司机在其办公场所聚集闹事，为此被告星友公司先行向相关司机垫付工资共计441000元，因此要求在原告租金中抵扣，并提供了司机借款签收表、借条等证据证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依法根据原告申请作出（2019）粤0191民初2781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查封或者扣押被告星友公司名下价值889200元的财产。本院认为：被告金相郁系韩国人，本案纠纷属于涉外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案涉合同未就准据法明确约定，而根据案涉合同系在我国境内履行，合同当事人均位于我国境内，与我国存在最密切联系，因此应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被告星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虽然提交了被告金相郁的授权委托书，但是未依法公证认证，本院对其提交的被告金相郁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被告金相郁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一审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判。原、被告订立案涉《货车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实际固定租赁车辆数量如何确定；2.被告金相郁是否应对被告星友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向被告星友公司提供租赁货车使用，并已向被告星友公司开出相应发票，现已超过67天，案涉合同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双方就实际货车租赁数量发生争议，应当就各自主张提供证据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案涉合同约定原告提供9辆货车供被告租赁使用，根据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在2019年6月6日发给原告工作人员电子邮件中陈述的内容，其虽然主张曾在2019年5月之前要求减少1辆租赁货车，但是其亦确认至少截止至2019年6月6日，实际租赁使用货车为9辆。而对此时间之后的货车租赁使用情况，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提供了9辆货车，但是其并未举证证实。根据被告星友公司制作的清单中原告认可的部分显示，2019年7月、8月除8辆固定用车外，另外有针对卸货地点为“惠州新谱”“惠州KTC”的汉成客户用车，原告主张该货车即为调整线路使用，属于案涉合同固定用车部分。但是根据原告与被告星友公司工作人员在2019年7月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内容，双方就“惠州新谱”“KTC”货车的租赁价格进行协商，协商金额与上述清单载明单价金额一致，与案涉合同约定的金额不同，路线与原约定不同，原告也提出需要签订协议，可见该部分用车费用并非原案涉合同约定的固定用车内容，而是双方在此范围之外的约定租赁用车，费用标准与案涉合同不一致。因此可以印证被告星友公司关于因需求不足而减少用车后进行调整补偿的主张。该部分费用并不应包含在原告主张的固定费用中，其可另行主张。原告主张2019年6月6日后根据案涉合同提供9辆货车供租赁使用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在2019年6月6日前提供9辆货车租赁固定使用，之后至同年8月提供8辆货车租赁固定使用，则被告星友公司应付租金为：5月171000元，6月155800元（171000元×6天÷30天/月+19000元/辆×8辆×24天÷30天/月），7月152000元（19000元/辆×8辆），8月152000元（19000元/辆×8辆），共计630800元。至于被告星友公司主张抵扣垫付司机工资的问题。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司机与被告星友公司签署借条，反映被告星友公司主张抵扣的441000元性质属于借款，被告星友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系垫付工资的主张，因此上述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可另循其他途径解决。本院对其要求抵扣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星友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原告开具了相应发票，至今已经超过了约定的开票之日67日内的付款期限。虽然双方对于案涉合同租赁货车实际固定使用数量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并不能成为被告星友公司延迟支付无争议的租金部分合法合理的理由，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按照案涉合同约定其应当承担总租金30%的经济赔偿金的违约责任，但是考虑被告星友公司逾期支付时间较短，且部分租金付款期系在本案诉讼期间届满，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明显超出原告实际损失。综合考虑本案案情，本院酌情确定违约金以逾期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于逾期时间，因双方未明确发票的交付日期，本院根据2019年9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时间酌情认定，5月发票于2019年6月16日交付，租金付款期限应至2019年8月22日届满，6月发票于2019年7月15日交付，租金付款期限应至2019年9月20日届满，7月和8月发票视为2019年9月11日前交付，租金付款期限至2019年11月17日届满，相应违约金从届满日期之次日开始计算。至于被告金相郁是否应当对被告星友公司的所付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被告星友公司提供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2016年至2018年被告星友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上述期间的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被告主张两者财产存在混同，但未提供提供证据反驳上述证据，故本院对此要求被告金相郁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租金630800元；二、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71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开始，以1558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1日开始，以15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8日开始，以15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8日开始，均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92元由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273元，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419元。保全申请费4966元由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281元，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685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东莞市劲创物流有限公司及被告广州星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金相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皓人民陪审员  韦国强人民陪审员  陈金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邓凯峰书记员任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