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1民终13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炜,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秀梅，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荣,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炜因与被上诉人王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4民初5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王萍的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虽然陕西伟益德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伟益德公司）未将王萍登记为股东，但实际上王萍自2016年9月支付完股权转让款起就被任命为公司销售总监，并开始行使作为股东的权利，参与公司经营和股东会。蔡炜一直在杭州工作，西安的公司一直由王萍全权负责，因公司近几年来一致亏损股东未进行过分红，但王萍未领取过分红并不影响其实际作为股东的身份。一审判决载明“原告向本院提交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同意返还原告3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及“本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但蔡炜从未承诺过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也未承诺同意返还30万元股权转让款。通话录音和聊天记录都不能说明蔡炜和王萍已经协商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蔡炜同意返还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明显证据不足。王萍在2016年8月3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9月1日与伟益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10000元。同时作为股东的王萍在之后的两年的时间里担任公司副总，王萍主动提出不需要在工商注册中体现。自2016年9月至2018年，王萍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事务，行使股东权利，后因公司严重亏损，王萍离职且要求退还投资款。蔡炜觉得王萍作为股东购其投资没有收益，想用其他方式弥补王萍的损失，所以一直答应想办法解决，但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也不同意返还30万元股权转让款。王萍想退股，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清算公司债权债务，评估1%股的股权价值，再要求退回。同时，一审法院将王萍向公司转款10万元的转账凭证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并未作出明确说明，且没有可以证明该10万元的转款有蔡炜授权过明示转款的相关证据，事实是伟益德公司将以上的1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投资，并没有将该款项转入蔡炜的个人账户。肖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且该证人证言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一审法院也没有通知肖某没有正当理由应当出庭作证。在庭审中法院问王萍是否认识其他股东，王萍说不认识，但在王萍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又能看出来王萍与肖某、陈志强都认识。2016年9月，王萍自愿投资在公司发展，在2016年9月到2018年时间里，王萍一直以西安负责人的身份管理公司，熟悉公司的全部情况，后见公司亏损，伙同肖某一起反悔，要求蔡炜退还投资款。本案的证人肖某也在杭州起诉蔡炜纠纷正在法院审理当中，肖某属于特殊的与蔡炜有利害关系的人，故一审法院直接采信肖某的证人证言必然损害了蔡炜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送达起诉书、传票、判决书全部都是邮寄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西河路社区里横河48号104室，但蔡炜近三年内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居住和生活。蔡炜的手机号一直未变，在此期间没有收到过关于诉讼材料和通知，也没有直接拒收过法院的诉讼文书，但一审法院在没有送达起诉书和传票的情况下缺席开庭，使蔡炜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萍答辩称，王萍与蔡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于2016年9月9日根据蔡炜的授意，将股权转让款分别转给蔡炜及伟益德公司，但是蔡炜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出让人的义务，导致王萍直到伟益德公司不再营业都不是伟益德公司的股东。2017年10月底，在伟益德公司经营不善不能继续营业后，蔡炜与王萍沟通，表示愿意返还王萍股权转让款，并承诺了大概的还款时间。后因蔡炜一再推脱还款，王萍无奈才起诉至一审法院。蔡炜迟迟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致使王萍成为伟益德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伟益德公司遣散员工的前一周，蔡炜与王萍协商，表示同意返还王萍股权转让款。王萍行使股东权利的前提是成为公司的股东，王萍并没有成为伟益德公司的股东。《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七十三条的规定，王萍要通过受让蔡炜的股权成为伟益德公司的股东，不仅公司其他股东要同意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而且公司需向王萍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出资额的记载。事实上，蔡炜在收取王萍的股权转让款后，并未履行其作为出让方的任何义务，公司其余二位股东对于本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知情，王萍自始至终都不是公司的股东，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更不用说以出资为限承担风险。王萍任销售总监最多只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必然是公司股东，不能当然行使股东权利。早在王萍与蔡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王萍就是伟益德公司的员工，并不存在王萍交付了股权转让款之后才被任命为公司销售总监。蔡炜作为伟益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多家公司有投资，一直往来于各地之间，但是伟益德公司一直是由蔡炜这个大股东把持，并不存在公司一直由王萍全权负责。股权转让款是在蔡炜的授意下转入传益德公司的，蔡炜在与王萍的通话及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到股权转让款的返还问题。王萍将蔡炜诉至一审法院后，一审法院在蔡炜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通过EMS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将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邮寄至蔡炜上诉状载明的地址，该快递因拒收而被退回。随后，蔡炜委托朋友来一审法院核实王萍起诉情况。在一审法院第一次送达蔡炜拒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联系王萍委托代理人核实蔡炜的联系电话，在蔡炜联系电话仍无人接听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蔡炜上诉状载明的地址再次进行邮寄送达，在第二次邮寄送达仍被拒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才径行开庭，缺席审理。一审判决后，蔡炜托律师来核实情况，随后正式委托律师领取判决书，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出上诉。一审法院在直接送达无法联系到蔡炜的情况下，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将相关送达材料送达蔡炜上诉状载明的地址，蔡炜拒收，应当视为送达。而蔡炜在本案一审中多次托人来一审法院问询相关情况，这也可以间接证明一审法院是送达到的。肖某作为伟益德公司的股东，持有伟益德公司10%的股份，虽然被任命为伟益德公司的监事，但其常年都在杭州萧山。在一审中，肖某由于脚部受伤不便出庭，在经得一审法院同意的情况下，采用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供证人证言，其程序是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的。肖某在杭州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蔡炜的是民间借贷纠纷，并非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且上述案件已经在本案一审开庭前终审并进入执行程序。肖某作为伟益德公司的股东，其与王萍没有利益往来及人情往来，并不是蔡炜所称的利害关系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萍与蔡炜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蔡炜返还王萍股权转让款3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蔡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炜系伟益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蔡炜持股比例89.5%，股东肖某持股比例10%，股东陈志强持股比例0.5%。2016年8月30日，王萍、蔡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蔡炜将其持有的伟益德公司1%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萍。本协议订立后三日内王萍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约定王萍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蔡炜配合王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由蔡炜负责落实其余股东肖某及陈志强放弃优先受让权，并办理股东会议决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萍登记为伟益德公司股东后，必须确保在公司服务至2018年12月31日，否则王萍无权对内或对外转让股权。协议签订后，王萍于2016年9月8日向伟益德公司转账10万元，2016年9月9日向蔡炜转账20万元，合计30万元。王萍称其在支付完3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股东会及领取过分红等。另查，王萍自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在伟益德公司任销售总监，自始未在伟益德公司登记为股东。王萍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蔡炜的微信聊天记录，蔡炜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同意返还王萍30万元股权转让款。再查，伟益德公司股东肖某向一审法院出具证人证言，称蔡炜并未告知其向王萍转让股权事宜，也未就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与其沟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王萍、蔡炜签订协议后，王萍按约支付了3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自始未登记为伟益德公司股东。王萍自述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股东会等，未行使股东权利，故要求蔡炜退还30万元股权转让款。根据王萍的通话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蔡炜同意返还王萍30万元，亦表明其同意解除与王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现王萍要求解除协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萍支付的30万元股权转让款，虽有10万元支付至了伟益德公司账户内，但该10万元实际是向蔡炜个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且蔡炜也同意返还王萍30万元，现王萍要求蔡炜返还3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王萍与蔡炜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蔡炜返还王萍股权转让款3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020元，均由蔡炜负担（王萍已预交，蔡炜在执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王萍）。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蔡炜提交了九份证据。证据一为公司工商信息、公司章程，用以证明伟益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蔡炜，股东为蔡炜、陈志强、肖某，蔡炜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有权转让伟益德公司股权与王萍，其转让行为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证据二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用以证明蔡炜将其持有的伟益德公司1%股份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萍，王萍应在订立协议后三日内向蔡炜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蔡炜配合王萍办理目标公司股权变更手续，王萍在管理公司近两年时间并未要求过蔡炜办理股权的公司登记；证据三为转账凭证，用以证明蔡炜仅收到王萍转账20万元，还有1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未收到；证据四为与王萍往来邮件、离职交接清单、久零网联盟商家合作协议，用以证明王萍自接受蔡炜的股份转让后就全权负责伟益德公司的日常事务，从2016年9月至公司停业一直管理公司，负责公司人事、财务、对外经营等各项业务，行使作为股东的权利，熟知公司的全部信息；证据五为发货确认函、发货确认回复函，用以证明王萍受让股权后就以股东身份向上游公司久零网总公司申请发货、结算货款，以股东身份管理和参与公司，且在股权受让后，从公司内部到上游公司久零网总公司都明知、认可王萍的股东身份；证据六为通话录音，用以证明王萍的出资实际是作为对公司的投资，王萍没有获取利益，蔡炜过意不去自愿给予补偿。通话录音中始终没有提到“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退还股权转让款”等事项，一审判决依据事实不清。蔡炜并未同意返还王萍股权转让款；证据七为证人证言、证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王萍一致负责管理运营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公司一直以来没有进行过分红，故王萍没有获得利益；证据八为公司停业通知，用以证明王萍自2016年8月接受蔡炜的股权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以股东的身份管理运营公司。2018年2月28日，公司经营出现问题，要求蔡炜给予补偿并不符合公司法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有限责任的规定；证据九为邮寄详情单、居住证明，用以证明蔡炜三年以上都没有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西河路社区里横河48号104室居住过，故没有收到过传票，并非故意缺席参与庭审。被上诉人王萍认为上诉人蔡炜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完整性不认可，一审中王萍提交了公司整个的工商信息，对证明目的中“蔡炜转让股权给王萍的行为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不予认可，转让行为符合规定，但整个行为并没有完成或者说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中“蔡炜配合王萍办理目标公司股权变更手续，王萍在管理公司近两年时间并未要求过蔡炜办理股权的公司登记”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目的予以认可。蔡炜主动找王萍进行办理工商变更是应有的义务，若按蔡炜所称，公司的营业时间至9999年，公司的股东理应主张权利，但其并未主张；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一审起诉状、一审王萍提交的通话录音及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到了30万元的事宜，王萍作为公司员工不可能无缘无故给公司转款。2016年9月份，公司已经经营不善，蔡炜出让股权是为了筹集部分资金，10万元系在蔡炜授意情况下转到公司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萍并未见到原件，即使该证据是真的，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在2016年9月之前，王萍是公司员工，即便如蔡炜所说，王萍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只是职务名称。根据蔡炜提交的截图西安市，王萍是作为招商经理进行参与的，管理与控制是两个概念，王萍只是作为公司高管参与管理；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的公章由蔡炜保管，久零网也是蔡炜管理。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王萍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只是作为公司高管管理公司，并不是行使股东权利；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通话录音系王萍一审提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是蔡炜通过通话过程中的一两句来认定事情，应当结合整个通话过程来认定事情；对证据八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公章由蔡炜持有。对证明目的中“公司经营出现问题，要求蔡炜给予补偿”不予认可，2016年到2017年公司不再继续运营，这两年中蔡炜一直未履行出让人的义务，故王萍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合理合法；对证据九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邮寄回单显示拒收而非退回且蔡炜户籍地址与送达地址相同。另查明，一审法院在一审期间两次向蔡炜邮寄开庭传票，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西河路社区里横河48号104室，该地址为蔡炜身份证上记载的住址。蔡炜上诉状中自书的住址也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西河路社区里横河48号104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萍与蔡炜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的条件。本院认为，王萍与蔡炜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王萍作为股权受让方其协议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蔡炜作为股权转让方其协议主要义务是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本案中王萍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协议主要义务，而蔡炜没有协助王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股东名册中也没有将王萍记载为公司股东。王萍与蔡炜之间签署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协议中约定“蔡炜配合王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由蔡炜负责落实其余股东肖某及陈志强放弃优先受让权，并办理股东会议决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是直至王萍提起本案诉讼，蔡炜也没有完成上述约定的主要义务。《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王萍通过签署协议的目的在于获取公司股权，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受让人完全取得股权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对内已记载于股东名册，对外登记于工商文件中为基本标志。本案中已经查明的事实，蔡炜在协议签署后三年内未履行其主要义务，公司目前虽未注销，但实际已经不在经营，王萍的合同目的显然已经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书》应予解除。《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蔡炜应当返还收取王萍的30万元股权转让款。蔡炜上诉称，王萍仅支付了20万元，其余10万元支付给了公司，但是王萍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证据证实，蔡炜作为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公司，因此王萍陈述剩余10万元是在蔡炜指示下转入公司账户具有合理性。至于王萍是否实际在公司任职，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等事实均不能等同于王萍已经取得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二审中蔡炜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查明事实皆不相符，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审理中按照蔡炜户籍地邮寄送达开庭传票，蔡炜在上诉状中所写住址与一审送达地址一致，一审送达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蔡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蔡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鹏审判员 孙 敏审判员 岳新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汪靖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