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15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大道583号。法定代表人：王仁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钮文江，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寅生，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国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狮山路88号1幢1206室。法定代表人：田文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兵，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志杰，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鑫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州国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终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常鑫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双方签订的《工程钢材供应合同》，本案如认定常鑫公司结欠国森公司货款，国森公司应提供送货回单、磅码单等并结合发票才能认定，但国森公司未能提供，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虽然国森公司提交了2013年3月31日和4月30日的对账单，但此可能是因工作失误等多种原因形成，且对账单上的数据相矛盾。在对账单上签名的范雪松也只是工地上的普通员工，不是财务人员，没有权限签字确认欠款数额。3.国森公司未能对两份对账单中的数据差距作出合理解释。4.常鑫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国森公司开具的发票统计明细及常鑫公司的付款明细，足以证明常鑫公司已经履行全部的付款义务。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国森公司提交意见认为，1.一、二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查明了双方间的合同订立、履行及结算情况，并作出公正判决。双方签订的《工程钢材供应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对账单均由范雪松经手，其应清楚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范雪松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上还加盖有常鑫公司的项目部印章，且清楚反映了常鑫公司在每个时点结欠的货款金额。根据案涉《工程钢材供应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对账单即是双方结算形成的书面文件，应据此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2.常鑫公司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其自行统计的数据，不具有证明力。故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常鑫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常鑫公司因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工程施工需要，向国森公司采购钢材。2011年5月18日,常鑫公司（甲方）与国森公司（乙方）签订《工程钢材供应合同》1份，约定：一、该项目钢材供应范围为：钢筋为高指规定的源头厂家。二、质量要求：乙方供应合同中规定厂家生产的货源，符合国家标准。三、合同供货数量：具体每批规格品种及吨位以甲方提供的材料计划清单为准，总量为9000吨。四、价格：1.随行就市：以每批钢材到达甲方场地日期沙钢发布的当旬一级代理商计划内价格的基础上螺纹钢加120元每吨，线材加200元每吨作为乙方对甲方的结算价格。2.以上价格为含运吊费、税费等到甲方工地的综合单价。五、乙方负责供应钢材的组织运输，确保在计划内按要求将所需物资配送至甲方供货目的地，货到工地时甲方及时卸货，在钢材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前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担，到达甲方工地后一切费用由甲方负担。运输费用含在双方结算单价中，由乙方代收代支。……十、结算、支付：双方每月结算一次，于每月30日乙方凭有甲方验收人员签字的送货回单及开具的正式发票（发票采用二票制）进行结算，当月所发生的钢材货款甲方须于次月5日前以转账方式全额付清。……十二、违约责任：1.乙方应及时供货，若乙方材料供应紧张，应及时通知甲方提早备货，以免延误甲方施工工期。因乙方自身的原因产生货物的质量问题及交货延迟问题引起的甲方工程延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2.甲方应按时付款，若逾期付款，乙方可停止发货。3.合同生效后，双方均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须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了“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太仓港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经理部”印章，并由范雪松以经理的身份签字。乙方处加盖了国森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由孔小平签字。其后，国森公司依约向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供应工程所需钢材。期间，双方签订《补充协议》1份，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2011年5月18日双方签订的疏港高速公路TC.A2标钢材供应合同增加如下补充条款：如甲方未按原合同第十条款的约定付款，则钢材的结算单价在原合同第四条款中约定的钢材结算单价的基础上每日上浮5元/吨。协议从2011年5月18日起生效。该协议尾部甲方处加盖了“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太仓港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经理部”印章，并由常鑫公司的常务副总李建梁签字。乙方处加盖了国森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由孔小平签字。2013年3月31日，国森公司向常鑫公司出具对账单1份，其中载明：“截止到2013年3月31日，贵公司欠我公司钢材货款5518111.61元，请贵公司予以确认”。范雪松在对账单上签字，并加盖了“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太仓港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经理部”印章予以确认。2013年4月30日，国森公司向常鑫公司出具对账单1份，其中载明：“截止到2013年4月30日，贵公司欠我公司钢材货款6214591.28元，请贵公司予以确认”。范雪松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常鑫公司在2013年5月7日至2016年1月25日期间陆续向国森公司支付货款共计5019460元，具体为：2013年5月7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7月10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9月11日支付50万元；2013年11月7日支付100万元；2015年2月15日支付30万元；2016年1月25日支付1219460元。国森公司于2016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常鑫公司向其支付钢材欠款1195131.28元及结算单价补偿款1953914.01元（自2013年5月8日起按照年息24%分段计算至2016年3月25日，并按照年息24%计算至常鑫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国森公司未能提供原始送货凭证和发票，但提供了两份对账单及对账之后常鑫公司的付款凭证作为证据予以证明。从国森公司提供的两份对账单来看，2013年3月31日的对账单中《工程钢材供应合同》的常鑫公司签约代表范雪松予以签字，且加盖了“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太仓港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经理部”印章，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单中《工程钢材供应合同》的常鑫公司方签约代表范雪松予以签字。范雪松作为《工程钢材供应合同》的常鑫公司签约代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权代表常鑫公司进行对账。根据对账单可以认定，截止到2013年4月30日常鑫公司结欠国森公司货款为6214591.28元。扣除常鑫公司之后的付款，常鑫公司最终结欠国森公司的货款数额为1195131.28元。常鑫公司未按约付款，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国森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主张补偿款，但根据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其中约定如常鑫公司未按原合同约定付款，则钢材的结算单价在原合同约定的结算单价的基础上每日上浮5元/吨，表面上看是对货物结算单价的变更，但实质是对逾期付款情形下违约金如何计算作出约定。国森公司主张的补偿款实系违约金性质。国森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数额，《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数额过分高于造成国森公司的损失，在常鑫公司申请法院予以调低的情况下，该院结合国森公司的损失情况、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等因素，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调低为以结欠货款数额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点四计算。该院遂判决：常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国森公司支付货款1195131.28元及违约金（从2013年5月8日算至2016年1月24日为695681.89元；从2016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195131.28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点四计算）。常鑫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并主张其与国森之间的案涉债务已经结清，且存在超额付款的情况。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审查阶段，常鑫公司提交了2011年5月-2013年4月期间国森公司每月向其送货的送货单（系复印件）及网上下载的沙钢股份公司在2011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公布的每旬钢材价格。常鑫公司称，国森公司的送货单一式四联，常鑫公司人员签收后留存两联，交给国森公司两联，国森公司根据常鑫公司签字的送货单开具当月的货款发票并与常鑫公司结算货款，发票上有具体的送货数量及金额，常鑫公司据此付款，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国森公司的供货总量是10406.549吨，国森公司结合沙钢股份公司公布的钢材价格开具的发票总金额是45110749.97元，常鑫公司已付货款共计49739460元，故已超付4628710.03元。国森公司质证认为，1.常鑫公司没有提供全部的送货单和发票，双方约定的结算价格中包括钢材款、运费、吊桩费、人力费等，但发票是分别开具的，而常鑫公司提交的发票中并无国森公司开具的运费、吊装费等费用的发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采取二票制，故国森公司除开具钢材款发票外，还开具运费等发票；国森公司实际开票金额为50958268.83元，比对账单金额多出23677.52元，常鑫公司已付49739460元，实际结欠1218808.8元，因国森公司在一、二审中明确表示以对账单确定的金额为准，故23677.52元没有主张；在双方对账时，国森公司系将送货单全部交给常鑫公司再对账，故国森公司除对账单外再无其他供货凭证；双方每月发生的货款数额均是以对账单的形式进行确认。2.常鑫公司提交的是沙钢股份公司每旬公布的钢材出厂价格，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沙钢发布的当旬一级代理商计划内价格基础上进行加价”不是同一概念。国森公司提交了2011年5月30日至2013年4月30日期间双方每月对账的对账单共计23份（包括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3月31日和4月30日的对账单），其上均有范雪松的签字，除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单外均加盖有“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太仓港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经理部”印章。国森公司称，每月的对账单均载明供货的截止时间及结欠货款金额，双方之间的货款是滚动结算和支付的，对账单中确认的金额包含钢材款、运费、装运费等费用，但不包括《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上浮5元/吨的价格。常鑫公司质证认为，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范雪松的签字是否真实，对常鑫公司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项目部印章确实由范雪松保管；对账单上的数额与国森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不吻合，如2011年5月30日的对账单显示常鑫公司结欠钢材款3514600.42元，但国森公司在2011年5月开具的发票金额是3389821.12元，而根据双方签订的《工程钢材供应合同》第十条的约定，结算应是国森公司与常鑫公司财务部进行结账，且根据国森公司开具的送货单结算。本院认为，常鑫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虽然国森公司未能提供双方业务往来期间的原始送货凭证以证明其供货总金额，但国森公司提交了加盖有“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太仓港疏港高速TC.A2标项目经理部”印章及范雪松签名的对账单，用以证明常鑫公司对欠款数额进行了确认，常鑫公司虽称无法核实对账单上范雪松签名的真实性，但认可对账单上所加盖的其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且双方2011年5月18日签订的《工程钢材供应合同》即是范雪松以经理的身份代表常鑫公司签订，国森公司现亦提供了双方根据合同约定在每月30日进行结算所形成的全部对账单，常鑫公司亦认可其项目部印章由范雪松保管，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范雪松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权代表常鑫公司和国森公司进行对账，并无不当。根据双方之间最后一份对账单，即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单，截止该日常鑫公司结欠国森公司货款为6214591.28元，扣除常鑫公司之后的付款5019460元，常鑫公司尚欠货款数额应为1195131.28元。尽管常鑫公司提交了其统计的国森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明细以及2011年5月-2013年4月期间国森公司每月送货的送货单复印件，以证明其对对账单上确认的数额有异议，其已经超额支付货款460万余元，但一则如前所述，常鑫公司并无充分证据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二则常鑫公司认可其每月和国森公司结算，且是根据国森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付款，但直至本案二审时其才提出存在超额付款的问题，此显然不符合常理；三则国森公司关于“对账单中确认的结算价格含钢材款、装运费等费用，根据合同中关于发票采用二票制的约定，其将钢材款、装运费等费用分别开票”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且国森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开票日期为2013年5月13日、收款人为常鑫公司、金额为21万元的装运费发票，也可以印证其存在另行向常鑫公司开具装运费发票的事实，而常鑫公司统计的开票金额仅为国森公司开具的钢材款发票的金额。据此，本院对于常鑫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常鑫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