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8601行初735号 原告余某，女，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 原告余艳良，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郭会英，女，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孙某，男，200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余某，女，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孙某之母。 原告姚国华，女，195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余长庚，男，195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余咏波，男，199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 以上七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梁开贵，北京文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七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珂，北京文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 法定代表人余款，该办事处主任。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秦学峰，该办事处人大工委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罗伏才，男，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云峰，湖南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诉被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铜官街道办）行政协议一案，于2019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余某及七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珂，被告铜官街道办的负责人秦学峰及委托代理人罗伏才、刘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26日，铜官街道办与余长庚户签订《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以下简称《协议拆迁补偿合同》）约定，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拆迁补偿标准参照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实施，根据调查核算，余长庚户房屋总建筑面积638.41㎡（其中合法建筑面积380㎡，违章建筑面积258.41㎡），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按期拆迁腾地奖等补偿安置总金额1906682元。 原告余某等七人诉称：原告在长沙市望城区拥有房屋。2018年11月26日，被告与余长庚签订《协议拆迁补偿合同》。2019年9月18日，李曼红、余某、兰泽、蔡灼四人向湖南省自然资源厅、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望依申请答复（2019）45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答复载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并未制作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一书四方案，也没有被征收为国有的批文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复。原告认为，案涉合同违法应予撤销。特起诉，请求：1.撤销《协议拆迁补偿合同》；2.责令被告对原告重新予以安置；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余某等七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复印件；证据3：《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复印件；证据4：信息公开申请书ＥＭＳ快递单复印件；证据5：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望依申请答复（2019）45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复印件；证据6：涉案房屋照片；拟证明：原告余某等七人是两户，不应当并户进行补偿，案涉房屋拆迁合同上的签字人不能代表两户的真实意思。 被告铜官街道办辩称：一、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与余长庚签订《协议拆迁补偿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原告于2019年1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二、原告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咏波并非本案行政合同的相对人，亦不是被拆迁房屋户的户主，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不适格。余长庚系本案被拆迁房屋的户主，其他六原告系该户家庭成员，余长庚作为户主，有权代表其所有家庭成员与被告签订《协议拆迁补偿合同》。三、被告与原告户签订的《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是在长沙市望城区村民委员会的见证下，参照集体土地征收拆迁相关程序，被告与余长庚户经平等自愿、友好协商后签订的。余艳良代余长庚签字后并摁手印，相关补偿款项均系按法定标准核算而来，并已经支付给了该户。被告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亦没有损害户主及其家庭成员的任何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案涉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和事由，应受国家法律保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铜官街道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拟证明：案涉项目已由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通告，履行了相关拆迁程序。证据2：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被拆迁房屋户系余艳良户与余某户合户而成。证据3：《长沙市望城区国家建设征用拆迁农村房屋调查表》、《货币安置区房屋拆迁补偿明细表》，拟证明：被拆迁房屋户户主余长庚与被告签订的《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中补偿安置总金额系严格依据该户房屋实际情况，参照现行征拆政策计算而来。证据4：拆迁补偿费领款单，拟证明：被拆迁房屋户已领取了全部补偿安置费，被告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 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无原件，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七原告是两户，签字人不能代表两户签署拆迁协议。证据3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没有行政机关的盖章，且该调查表仅有一人签字，不能代表两户均认可该调查表。证据4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并未获得补偿安置。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5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虽然《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称没有相关征地批文，但被告提交的证据1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因此本案拆迁是履行了相关程序的。需要说明的是该通告并非被告制作，故被告没有原件。证据6的拍摄时间、地点、人物均不清楚，不予认可。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5和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且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6，无其他证据佐证该照片中的房屋为案涉房屋，且与本案审查的《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合法性问题无关，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湘政函［2010］59号《关于的批复》。2010年10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和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区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2018年8月9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2018］第25号《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通告载明：为实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需要，经拆迁范围内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其他权利人申请，同意对铜官窑遗址公园保护区棚改项目，在范围内的土地进行拆迁腾地；腾地范围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和房屋及其他土地上附着物（具体位置和范围详见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等）；上述腾地范围内的拆迁安置工作由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拆迁腾地标准参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等有关规定执行；并载明农业人员安置途径、补偿登记期限、腾地期限等事项。余长庚户坐落于长沙市望城区的房屋，在该通告载明的腾地范围内。2018年11月26日，余长庚作为乙方户主与被告铜官街道办作为甲方签订《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合同约定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拆迁补偿标准参照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实施，根据调查核算，余长庚户房屋总建筑面积638.41㎡（其中合法建筑面积380㎡，违章建筑面积258.41㎡），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按期拆迁腾地奖等补偿安置总金额1906682元。合同还约定：乙方签订合同是其家庭全体成员真实意愿的表达，乙方负责协调处理家庭成员内部各种关系，如拆迁补偿款的二次分配、分家析产、拆迁腾地等，由此引发的纠纷与甲方无关。同时，《协议拆迁补偿合同》上载明乙方家庭成员，余长庚为户主，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咏波为该户家庭成员，合同由余艳良代余长庚签字。协议签订后，余艳良领取了上述款项。2019年9月18日，李曼红、余某、兰泽、蔡灼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望依申请答复（2019）45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答复称该府并未制作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一书四方案，也没有被征收为国有的批文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复，该项目以提前搬迁的方式参照当时征拆政策进行补偿。 本院认为，《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和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区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本案中，为实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需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2018]第25号《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对铜官窑遗址公园保护区棚改项目进行拆迁腾地。被告铜官街道办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与第三人李铁刚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案涉房屋系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参照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以家庭户为单位，被告与余长庚为户主经平等协商签订补偿协议，由余艳良（余长庚之子）代余长庚签字，并无不当。经审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情形，且补偿安置金额参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等有关规定予以核算，未损害余长庚户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协议签订后，余长庚户领取了协议所约定的款项。因此，七原告要求撤销协议并对其重新予以安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刚 人民陪审员  杨铁梅 人民陪审员  向首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阳叶倩 书记员龚蕾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