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民终46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友生，男，生于1946年6月5日，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现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林，四川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西河路28号。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宁，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恒，男，生于1973年10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上诉人李友生、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冶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恒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8）川1303民初3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友生提起上诉请求：1、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判十一冶公司赔偿李友生损失168，777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十一冶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李友生主张多付范明芬的利息损失属于李友生自身所致，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不予支持。”但其利息损失应纳入李友生的损失范围。李友生与刘恒的案件2016年3月8日立案，诉讼中进行了保全，裁定将刘恒在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施工项目中的工程款收入冻结了700万元。2016年3月26日李友生与范明芬民间借贷案件进行调解。李友生在与刘恒案件保全到位的前提下作出了相关预期，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友生在2016年5月30日前归还范明芬借款本金43万元，范明芬自愿放弃未支付的利息，若逾期李友生将以未偿还本金从2015年8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法院在2016年5月4日就将保全款项扣划到了法院账户。李友生如果领到该笔款项，就能在承诺时间预期之内归还范明芬的借款。但2016年5月6日，案款到账两天时，十一冶公司就提出了执行异议，从此该案就停止了执行，也导致了李友生在范明芬处的违约。后法院在李友生领取执行刘恒的案款时，强制执行了李友生所欠范明芬的借款本息及执行费，被法院多执行的302，937元款项，应当属于李友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审已全部按月利率1.6%支持了李友生的损失，但仅算了134，160元，余下的168，777元，十一冶公司也应当赔偿。 十一冶公司答辩称：不管本案的侵权是否成立，李友生与范明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执行异议没有任何关系，李友生是否多支出了款项，不能算作直接的经济损失。根据我国侵权法规定，即使侵权成立，也只赔偿直接的侵权损失，故李友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 十一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李友生一审的诉讼请求。2、维持原判第二项。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友生、刘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十一冶公司明知案涉工程款不属于自己所有却通过执行异议的方式向法院请求中止执行，其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没有法律依据。1、涉案账户在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为十一冶公司。根据相关规定，银行存款，按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十一冶公司就是权利人。2、在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3民终1863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前，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案涉工程款归刘恒所有或刘恒对十一冶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一审法院从何认定十一冶公司明知案涉工程款归刘恒所有。3、直到现在，上诉人也认为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直接认定案涉的工程款归刘恒所有是错误的。首先、工程款问题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的问题，与挂靠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刘恒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没有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诉权，不能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直接认定工程款归刘恒所有。其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属于专属管辖，由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法院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违背专属管辖，程序违法。最后、即使案涉工程款经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后确认为刘恒所有，也应先支付完案涉项目的债务。从现有生效判决看，十一冶公司已经承担了案涉项目大量债务，目前案涉项目还有大量的债务没有处理。4、十一冶公司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到不同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即使存在挂靠关系的情况下，也判定挂靠关系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二、一审法院认定十一冶公司客观上侵害了李友生的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的行为均是法律赋予的司法救济途径，没有侵害李友生实现债权的行为。三、一审认定十一冶公司的行为与李友生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十一冶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对工程款享有所有权，也不是李友生与刘恒案件的被执行人，十一冶公司没有任何行为能必将导致李友生资金方面的损失，合法权益的损害。四、一审法院认定李友生的利息损失为219万元错误。李友生在没有生效法律文书能作为强制执行案涉工程款依据的情况下，不能取得案涉款项，更不会产生任何利息，无论怎样计算利息，该款不是李友生必然获得或可期待的预期利益。如果是可得利益损失，我方与李友生没有合同就没有可得利益损失，如果是经营收益，也是有赚有亏，不能作为直接损失。五、李友生所依据的司法解释条文已经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冲突，已不再适用。即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3款的规定具有递进的逻辑关系，前款是后款递进的前提，且该条明确执行异议之诉期间不停止执行，法院也并没有裁定停止执行，那么李友生是否有损失也与十一冶公司无关。 李友生答辩称：一、大量证据证明十一冶公司在提起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之前，事实上已经明知该案款不属于自己享有，却仍然坚持自己是该款项的所有人，而提起执行异议及其诉讼，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1、十一冶公司与刘恒建立挂靠关系时给刘恒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任命书》将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予以了界定。从源头上分析，十一冶公司对项目业主拨入到为此项目专设的项目部账户上的工程款不属于自己享有，属于刘恒享有，在提起执行异议之前就已知道。2、2015年2月刘恒向十一冶公司借款1，000万元，出具了《借款承诺函》。该承诺内容清楚表明刘恒是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由刘恒承担该项目的一切风险、自负盈亏。这再次印证十一冶公司起诉前就知道工程款及相应权利归刘恒所享有。3、中信银行的《业务凭证/客户回单》中显示，刘恒从案涉账户向十一冶公司上交了30万元管理费。十一冶公司在该项目中的利益来自于刘恒交的挂靠费，其他工程款在内的权利则无从享有。4、案涉中信银行账户的三个印鉴的持有人均不是十一冶公司的人员，十一冶公司对该账户没有控制和支配权。二、十一冶公司的侵权行为表现在明知案涉款项不属于自己享有，却通过执行异议及其诉讼来阻却案件的执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是诉权滥用，其诉讼行为客观上应当评价为侵权行为。三、在执行异议及其诉讼的19.5个月中，李友生没有领取案款必将造成损失，此与十一冶公司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四、李友生请求十一冶公司赔偿有法定依据，五、一审法院认定李友生利息损失为219万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1、李友生与刘恒的借贷行为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明确，应按月息1.6%计付利息，利随本清。李友生应收利息的标准及时间具有既判性和确定性。李友生不能及时领取的款项就是李友生利息收入的直接损失的计算依据。2、李友生还有其他损失，已在上诉时主张，不再赘述。 刘恒未到庭，亦未提出答辩意见。 李友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十一冶公司、刘恒赔偿李友生经济损失2，593，36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十一冶公司、刘恒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8日，一审法院就李友生诉刘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6）川1303民初506号民事裁定书（诉中保全），裁定冻结刘恒在中信银行郑州总部港支行以“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郑州国际物流园项目部”户名开户的账号为73×××05的银行存款700万元。2016年3月29日，十一冶公司就此裁定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复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6）川1303民初506号《通知》，驳回其复议申请。 2016年3月29日，一审法院就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2016）川1303民初506号民事调解书，依法确认李友生与刘恒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其主文为：“刘恒在2016年4月10日前偿还李友生借款本金56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5年3月5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2015年9月4日，从2015年9月5日起按月息1.6%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 该调解书生效后，因刘恒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李友生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1303执37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执行扣划了刘恒以“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国际物流园项目部”户名开户的账号为73×××05的银行存款707.47万元。2016年5月6日，十一冶公司就此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冻结、终止（2016）川1303民初506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停止支付案款并回转、要求诉讼保全担保人对错误冻结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川1303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其异议。 随后，十一冶公司又提出了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决终止对十一冶公司在中信银行郑州总部港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73×××05）资金的执行、判决解除对十一冶公司在中信银行郑州总部港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73×××05）资金的冻结、判决将前述账户已经执行扣划走的所有款项回转至十一冶公司、判决诉讼费用由李友生承担。2017年6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1303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对有关刘恒挂靠十一冶公司［承担该工程的全部经营管理责任（债权债务）］投入相应资金、人力和财力，实际组织管理项目施工，民事保全的案款系业主单位支付项目工程款等相关事实予以查明。 此案判决后，十一冶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川1303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书，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事实及理由为：一审法院超越审判权限,对诉讼主体根本没有提出的请求事项自行作出认定、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资料错误采信和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刘恒借用十一冶公司资质挂靠十一冶公司施工及涉案工程款应归刘恒收益和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工程款优先权等法律原则,该判决若生效并得以执行,其结果势必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经营秩序等。 2017年9月27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3民终1863号二审终审判决，驳回十一冶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2016）川1303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同时二审还查明：上诉人十一冶公司举出2015年2月12日四川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十一冶公司特种工程分公司借款1000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主张案争五条道路由四川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投资和施工。上诉人十一冶公司举出的四川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承诺函》载明：“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由贵集团公司中标我公司负责投资实施的郑州国际物流园区ＢＴ合同中智通街、三江路、望湖路、竹韵路、梅香路（含梅香路跨龙渠桥、凤河桥）市政道路目前正在施工，截止2015年1月已完成产值约9400万元。因业主单位正在进行已完工程计价审核，回购款暂未拨付到位，经我司与贵集团沟通协商一致，贵集团同意调拨人民币1000万元给项目部用以春节前给付分包工程款、材料款、人员工资等，为此我公司向贵集团作出以下借款、还款承诺：……5、四川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恒（身份证号码：5129211973××××××××，住址：南充市高坪区承诺以其个人及家庭所有资产作为本次向贵集团借款的还款担保。6、承诺我公司负责实施的郑州国际物流园智通街、三江路、望湖路、竹韵路、梅香路（含梅香路跨龙渠桥、凤河桥）市政道路ＢＴ工程在实施全过程中，我公司自负盈亏，自身承担一切风险，与贵集团无关。”经查，刘恒在四川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权99%,法定代表人吴波占股权1%。吴波系刘恒聘请的驾驶员。二审判决中再次对刘恒挂靠十一公司，投入相应资金、人力和财力，实际组织管理项目施工，民事保全的案款系业主单位支付项目工程款、案争项目部账户资金由刘恒支配以及十一冶公司收取挂靠费等相关事实予以查明。 二审判决后，十一冶公司不服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13民终1863号民事判决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再审的请求为：撤销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13民终18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裁决停止对申请人即十一冶公司在中信银行郑州总部港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73×××05）的冻结和执行；依法裁决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在前述账户已经执行扣划走的所有款项立即停止支付给申请人李友生或其他任何人；依法裁决由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将在前述账户已经执行扣划走的所有款项回转至申请人即十一冶公司；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此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川民申1704号案件立案审查，2018年5月2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申17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十一冶公司的再审申请。在再审中还查明，十一冶公司成都分公司于2016年4月25日在《经济日报》第六版刊登过“声明”，其内容为：“我公司郑重申明：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给刘恒（身份证号码：5129211973××××××××）开具的“授权刘恒同志负责河南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具体实施承担该工程的全部经营管理责任（债权债务）”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任命刘恒同志为河南郑州国际物流园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实施总负责人”的《任命书》，自声明登报之日起作废，同时解除刘恒同志的授权委托和职务任命。”同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案由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存有争议，请求执行法律解决争议而引起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认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执行标的为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案外人应当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证明责任。排除强制执行，必然要审查基础法律关系和工程款的所有权，原审法院对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进而确定账户内的存款归属并无不当，……案涉五条道路系刘恒借用十一冶公司资质，实际投资和施工，二者之间系挂靠关系，案涉工程事实上由刘恒作为实际施工人完成。……案涉工程价款属于刘恒所有并无不当。 同时查明：2016年3月16日，一审法院在审理范明芬与李友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过程中，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1303民初字455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其主要内容为：“1、李友生于2016年5月30日前偿还范明芬款项43万元，范明芬自愿放弃李友生未支付的利息，2、若李友生未按本协议第一项按期偿还本金，李友生除归还本金外，还需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从2015年8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由于李友生在2016年5月30日未偿还范明芬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执行局在2017年12月21日李友生领取执行刘恒案的案款时，强制执行了李友生所欠范明芬的借款本金43万元，欠付的债务利息296，407元，执行费6，350元。 2017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在扣除李友生支付给另案债权人范明芬的债务后，实际支付给李友生案款6，282，668元。从2016年5月6日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至2017年12月21日李友生实际领取款项，期间为19.5个月。 一审法院认为，因申请执行异议不当造成对方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申请执行异议不当造成的损害亦同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应按照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评价和处理。李友生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主张十一冶公司、刘恒执行异议的行为造成其各项损失，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十一冶公司执行异议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有否损害李友生财产权益、与李友生财产损失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此，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一、十一冶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时是否明知被执行财产是归自己所有，还是属于刘恒所有，是确认其主观是否具有过错的关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产生民事权益争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十一冶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纵观原执行异议案件的全过程，十一冶公司虽在执行异议申请、执行异议之诉的民事起诉状、上诉状及其相应书面辩解中均认为该执行款项属于自己所有，不属于刘恒所有，但从提出执行异议的四次审理（包括执行异议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和二审及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和相关的证据分析，2014年2月12日，十一冶公司成都分公司给刘恒出具了《任命书》和《授权委托书》，《任命书》载明：刘恒为郑州国际物流园市政道路工程实施总负责人，《授权委托书》上载明：本公司承接的河南郑州国际物流园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现授权由刘恒同志负责具体实施，承担该工程的全部经营管理责任（债权债务）。案涉望湖路、智通街、梅香路、竹韵路、三江路5条道路由刘恒管理和组织人员施工，并支付工程款。2016年2月6日，刘恒通过该项目账户给十一冶公司上交了30万元的管理费，虽然十一冶公司没有对该管理费予以明确其含义，但不影响刘恒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判断。因此，十一冶公司对刘恒挂靠于公司，借用公司名义施工、项目的债权债务归刘恒享有和承担、预期收益的工程款必然归刘恒所有等事实是明知。同时十一冶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二审以及再审审查均一致裁决和确认案涉工程系刘恒借用十一冶公司的资质，实际投资和施工，该工程款归刘恒所有，从而判决十一冶公司败诉，保持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高度吻合。 综上，十一冶公司明知案涉工程款不属自己所有，属于刘恒所有，却通过执行异议的方式向人民法院请求终止对以其名义在中信银行郑州总部港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73×××05）存款的执行，并请求法院将在前述账户已经执行划走的所有款项回转至十一冶公司，阻却李友生与刘恒民间借贷案件的有效执行，其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 二、十一冶公司执行异议的行为有否损害李友生财产权益。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虽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民事诉讼活动亦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十一冶公司在明知案涉款项非自己所有的情况下，利用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通过执行异议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二审乃至再审审查等一系列行为方式，实施了侵害李友生实现债权的行为，导致李友生未能在合理合法的期间实现自己的债权，十一冶公司的行为客观上侵害李友生的合法权益。 三、李友生主张的损失与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案涉工程款于2016年5月4日被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扣划至人民法院账户，2016年5月6日，十一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此案历经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审查，李友生于2017年12月21日在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实际领取6，282，668元案款。由于十一冶公司在明知道涉案款项非自己所有的情况下，提出执行异议，案件中止执行，从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起至李友生实际领取案款之日止长达计19.5个月。李友生不能及时领取案款的原因是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后阻却了案件的继续执行所致，由此必将导致李友生资金方面的损失，合法权益的损害。故十一冶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的行为与李友生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四、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李友生因十一冶公司的侵权行为未能及时领取案款其资金损失直接体现为利息损失。在民间借贷交往中一般按不超过月息二分的标准计算会获的法律的支持，但参照李友生与刘恒（2016）川1303民初506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李友生利息预期收益为月息1.6%，而非月息二分。因此李友生主张的利息标准在法定幅度范围内，予以支持。十一冶公司在提出执行异议时，李友生应当领取的案款为701.93万元（707.47万元案款—5.54万元执行费）。经计算李友生的利息损失为：701.93万元ｘ1.6%ｘ19.5个月=219万元（取整）。同时，刘恒的款项被人民法院强制扣划之日起，刘恒的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即行终结，因此，从案款扣划至一审法院账户的时间2016年5月4日开始，刘恒不再具有给付本金及利息的义务，且其明确表示不认同十一冶公司的执行异议行为，故，刘恒不应对李友生的财产权益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李友生主张多付范明芬利息的损失问题。按照李友生与范明芬达成的《民事调解书》的给付内容及时间分析，造成李友生没有按时给付范明芬的债务，多给付302，757元（利息296，407元+6，350元）属于李友生自身原因所致，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友生主张误工等其他损失，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故对李友生的相关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刘恒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自行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在本案诉讼中，双方对法律理解与适用发生分歧，十一冶公司认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处理。申请执行人因此受到损害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案外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案外人请求停止执行、请求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被废止，同时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前者确定的是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共同赔偿申请执行人的情形，但并不影响申请执行人依据法律规定向过错方单独主张赔偿的权利，也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认定当事各方责任。 综上所述，李友生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有据，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十一冶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友生损失219万元人民币；二、驳回李友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47元，李友生承担7，350元，十一冶公司承担20，19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李友生提交了如下证据：1、《任命书》和《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在2014年2月十一冶公司就明知案款都归刘恒所有。2、《借款承诺函》，拟证明：十一冶公司在2015年2月就知道刘恒与十一冶公司是挂靠关系，执行标的物非十一冶公司所享有。3、印鉴卡，拟证明：印鉴卡上三个印章十一冶公司均无权使用，十一冶公司对账户内的资金没有处分权。4、业务凭证和客服回单，拟证明：该账户除了刘恒向十一冶公司交的挂靠管理费外，都是支付民工工资，材料机械等，没有再与十一冶公司有相关交易记录。以上证据都是十一冶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案件中的二审证据。 十一冶公司质证认为：1、对《任命书》和《授权委托书》，不确认它的真实性，也不同意对方的证明目的，李友生也明确了本案是债权，债权不是所有权，不能直接确定，应该通过法院的判决来确定。2、对《借款承诺函》，需要核实其真实性。但是可以清楚的是，其内容显示借款承诺人并不是刘恒。3、看不清印鉴卡，但是我方在一审中交了证据，我方确实在中信银行开了个账号，但到底是不是这个印鉴卡，不清楚。中信银行这个账号的户名载明的是十一冶公司，十一冶公司的账户，十一冶公司肯定有控制权。4、业务凭单由法院核实，不清楚这是怎么来的，也达不到证明目的。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十一冶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本案中，李友生提出的主要事实为因十一冶公司滥用诉权提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侵害了李友生的权益，导致李友生产生了资金损失。这实质系一个损害赔偿纠纷。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利存有争议，请求执行法院解决争议而引起的诉讼，是一种实体上正当性保障的救济方法。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所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异议权的先决问题，只有对该实体法律关系予以明确才能够判断强制执行是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因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系兼具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的复合型新类型诉讼。正是基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所主张的实体法律关系具有先决性，故申请执行人对程序上正当合理的执行异议之诉当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除非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否则不能以此追究案外人之赔偿责任。案涉争议款项登记在十一冶公司项目部账户名下，在双方对款项归属有争议的情况下，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并不具有违法性，在形式上也难以认定其主观具有明显恶意，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侵权。 其次、针对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情况，我国法律有专门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三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扣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处理。申请执行人因此受到损害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案外人赔偿。”的规定，因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以及执行异议之诉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适用过错原则。即申请执行人要求案外人赔偿损失的前提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存在恶意串通的合意。只有在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且申请执行人因此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才可请求被执行人、案外人赔偿损失。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并不能看出十一冶公司及刘恒恶意串通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 最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能作为认定十一冶公司提出异议之诉是否存在过错的依据，且十一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并不必然导致中止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在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李友生亦可提供担保请求法院继续执行。同时，李友生申请执行的是债权，十一冶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并未导致其债权灭失，李友生亦可继续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未履行义务通过其他财产线索申请强制执行。如上所述，李友生要求请求十一冶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十一冶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李友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8）川1303民初309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友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5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223元，均由李友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莉 审判员 熊 东 审判员 张梓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