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64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南苑街92号。法定代表人：吴国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山，山东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元文，男，197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法朋，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鹿永全，男，197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法朋，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邦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元文、鹿永全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邦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双方签订的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无效。事实与理由：一、双方签订协议效力的问题。本案涉及的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房屋拆迁补偿，对于协议是否有效这一焦点问题应当从被上诉人是否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着手审理。被上诉人主张本案争议房屋是从案外人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福山区工业公司）处以拍卖方式购得，那么福山区工业公司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原产权人，其是否有权出卖本案争议房屋则是审理中焦点的焦点。上诉人认为，福山区工业公司不是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部门的委托来管理本案争议房屋，故其无权出卖本案争议房屋，被上诉人通过无处分权人福山区工业公司购买本案争议房屋的行为，不能取得本案争议房屋所有权，被上诉人与本案争议房屋没有任何关系，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应为无效。1、本案争议房屋所有权人是谁？本案争议房屋为老酒厂配电室（2005年2月25日拍卖公告中的表述）。老酒厂全称为烟台第二酿酒厂，后于1997年经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1997）福经破字第2号裁定书裁定破产，其破产财产全部由烟台张裕葡萄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公司接收，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公司变更为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被上诉人在2016年9月26日庭审时，主张本案争议房屋没有作为破产财产被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接收。同时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本案争议房屋由福山区工业公司代管，且该房屋是用作为酒厂宿舍供电使用，该公司有权处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争议房屋没有被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作为破产财产接收。相反，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房产档案中的财产明细中明确记载了破产财产中有“配电室”这一财产。因此，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已经把本案争议房屋作为破产财产接收。（2）被上诉人陈述：本案争议房屋是为酒厂宿舍供电使用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该房屋是为宿舍供电使用，那么作为公用设施的配电室应为酒厂宿舍的附属物，其面积应该已经计入酒厂宿舍的公摊面积，上诉人已经依法拆迁补偿完毕酒厂宿舍，亦即上诉人已经对该变电室进行了补偿，无需额外再向被上诉人就该变电室单独支付补偿费用。历次庭审的情况都证明本案争议房屋是为酒厂生产供电，是厂房的附属设施这一事实是已经非常明确的，双方也都认可这一事实。但被上诉人出尔反尔的说法是明显的混淆法庭视听，给法庭的审理人为制造障碍，请求法院予以查明。另外，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公告上面对本案争议房屋的表述是“老酒厂电工房”，如果福山区工业公司认为该房产为宿舍配电室的话，那么其应表述为“酒厂宿舍配电室”而不会表述为“老酒厂电工房”。公告中之所以表述为“老酒厂电工房”是因为福山区工业公司也认为该房屋系酒厂的电工房。（3）本案争议房屋的座落位置是在酒厂宿舍楼北，建设时间为1997年前，其建设时间早于福山区工业公司土地证的办理时间。假设争议房屋位于福山区工业公司的土地证上，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福山区工业公司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并有权处分呢？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这一推理不能成立。在我国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是可以分离的。既然本案争议房屋是酒厂的附属设施，那么就应当属于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的财产，即使后来福山区工业公司擅自将争议房屋所在土地办理至自己名下，也不能将房屋所有权人与土地使用人划等号。且老酒厂宿舍也位于福山区工业公司的土地证载明的土地范围内，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理论，位于土地证上的建筑物即属于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则老酒厂宿舍房屋的所有权人亦应属于福山区工业公司，则包括被上诉人等100多户老酒厂宿舍的居住人从上诉人处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或者拆迁安置房屋应属不当得利，上诉人有权要求其依法予以返还。（4）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对福山区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辉所作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福山区工业公司对所谓的拍卖老酒厂电工房事宜并不知情，福山区工业公司亦未收到所谓的拍卖款项。因此，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拍卖公告、拍卖款的收据不能证明福山区工业公司曾经实施了处分本案争议房屋的拍卖行为。另外，通过张建辉的笔录可以得知，福山区工业公司有财务专用章及公章，其中公章掌握在福山区经贸局工作人员赵玉斌的手中；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也不是福山区工业公司使用的正规收据，且收据上也没有盖财务专用章,而是加盖的公章，这与福山区工业公司收款需要在专用的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是明显相悖的，且福山区工业公司帐上也没有该笔款项的收取记录。张建辉的调查笔录足以证明：所谓的对电工房的拍卖及付款行为是否存在仍未可知，即使存在，实际上是赵玉斌等人利用掌握公章的便利而行的个人行为，与福山区工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5）根据上诉人申请及一审法院对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电工***所作的调查笔录来看，其能够证明本案争议房屋系用于老酒厂的生产供电的配套附属设施，老酒厂宿舍供电设备在宿舍的东墙，是单独为宿舍供电的。这也证明了被上诉人为了达到其非法目的向法庭进行虚假陈述的情况。同时，在庭审中查明的另一个事实是电工房在建好后并未实际投入使用，老酒厂便进入了破产程序。电工房一直是无人管理、无人使用，也没有任何的配电设备、设施。故其也不可能是为酒厂宿舍供电使用的。（6）根据被上诉人申请及一审法院对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现经理助理位韶君所做的调查笔录来看，其在老酒厂破产时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做为一名普通员工是不可能了解老酒厂破产这一事实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其所陈述的“宿舍楼及配电室都甩出来了，由政府部门接收”这一陈述不能成立，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另外，其在笔录中也陈述，其也只是听说被上诉人购买了配电室。像这种传来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综上，一审法院对位韶君所做的调查笔录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7）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拍卖公告中配电室的起拍价为3.5万元，后被被上诉人以6.38万元购得，中间相差3万余元。拍卖期间有多少人报名、多少人进行购买、如何竞价的均没有任何证据。综上所述，本案争议房屋为老酒厂的生产配套附属设施,在老酒厂破产时已经为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接收，所有权人为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2、上诉人已经就拆迁房屋包括本案争议变电室对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进行了补偿，无需对被上诉人进行补偿。2007年11月13日上诉人与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乙方（即本案上诉人）对甲方（即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房屋及有关附属设施拆迁补偿价格为233.7053万元”。同时，上诉人也已经将各项补偿款382，1417万元支付给了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协议书第三条付款方式中出现的“福国用（97）字第2307号土地使用权证”与6-591、5-1572号房产档案中标明的房屋位置均一致，且本案争议房屋亦系厂房附属物。因此，上诉人已经就房屋及附属物（包括本案争议配电室）给权利人进行了补偿。而本案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利人，故上诉人不应向其支付任何补偿。3、上诉人签订实物补偿协议的目的。（1）被上诉人是上诉人拆迁项目范围内的住户，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上诉人不能对被上诉人进行强制拆迁，只能与被上诉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拆迁。而被上诉人也多次以不给予变电室补偿就不拆迁其老酒厂宿舍的住宅相要挟，要求与上诉人就本案争议房屋签订补偿协议。上诉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烟台城市的发展长远考虑，在权衡了国家利益、其他拆迁户的利益后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实物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之所以不履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也是基于上述原因。（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实物补偿协议并不代表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是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应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举证责任完全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需要在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是否合法取得等方面来进行证明。上述事实不能仅凭被上诉人陈述或上诉人的认可（包括被动认可)来认定，更不能仅凭一纸协议来认定。具体的签订原因已如前述。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存在认识错误，误认为被上诉人为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是上诉人的这种错误认识并不是法院审理、判决的依据。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被上诉人是否为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从房屋来源、取得方式等方面综合证据由法院作出公正、合理的评判。4、被上诉人提起确认之诉的目的。双方签订实物拆迁补偿协议后，如果上诉人不履行，按正常程序来讲，被上诉人应向法院提起履行合同之诉。被上诉人现在却只提起了确认之诉，可见被上诉人也认为该实物补偿协议的效力存在问题，故借助于法院的审理为自己不合法的行为获得国家公权力的背书，这才是被上诉人此次诉讼的目的。二、被上诉人提交的拍卖公告及收据是物权证据还是债权证据。本案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1、不动产权利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被上诉人华元文、鹿永全没有取得被拆迁房屋的不动产权利证书，其不享有不动产物权，不是被拆迁人，不能享有拆迁利益。本案诉讼过程中，二被上诉人为证明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有效，并能够享有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利益，向法庭提交了福山区工业公司的公告一份及收款收据一张。但是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被拆迁房屋的物权，收款收据等证据仅为债权凭证。所以包括房屋所有权在内的物权权利二被上诉人不能享有，故其也不是被拆迁人。理由如下：（1）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二条“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我国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应当依法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二被上诉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公告、收款收据等都不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物权凭证。因此，本案拆迁房屋的权利人不是二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也不能因拆迁他人房屋而享有他人的拆迁利益。（2）本案中被上诉人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关系，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告、收款收据等证据是债权凭证，不能以此确认其享有被拆迁房屋的物权。假设，被上诉人主张的与福山区工业公司之间的竞买程序合法成立，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交款后与福山区工业公司在合同关系成立后形成了债权关系。被上诉人的合同关系成立、交款等债权行为存在并不意味着物权一定要发生变更。双方在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手续的前提下不发生物权变更。物权的变更以登记为生效条件。所以被上诉人与福山区工业公司的买卖合同即使成立（假设成立），但房屋并没有发生物权变更，即依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案房屋所有权并不是二被上诉人的。由于二被上诉人不享有拆迁房屋的物权，所以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拆迁补偿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与福山区工业公司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成立的前提下，该房屋被拆迁后，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其应依据债权债务关系向房屋所有权人或出卖人主张损害赔偿或其他要求。被上诉人在没有相应物权凭证的前提下主张物权法律关系、主张拆迁补偿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再假设，福山区工业公司的拍卖及被上诉人的购买行为有效，配电室没有办理房产证或因故不能办理房产证，被上诉人在客观上无法取得物权凭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被上诉人为善意第三人时才能享受物权权利。但是综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是：配电室建好后老酒厂就破产了，配电室一直闲置，无人管理、无人使用，被上诉人更是没有实际占有、使用。综合上述情况来看，被上诉人不是善意第三人，无权享受物权权利。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实物补偿协议无效的原因除上述陈述的因被上诉人不享有被拆迁房屋的物权这一点以外，还有如下原因：1、通过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本案二被上诉人与朱延海签订的《共同购房协议书》可以证明，本案被拆迁房屋是二被上诉人与朱延海共同出资、共同购买，是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共有。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在得到朱延海认可前应当是效力待定的协议。只有在朱延海追认该协议后，协议才有可能为有效协议。结合到本案，朱延海应当主动参加诉讼或作为共同被上诉人提出相关诉求。但客观事实是，朱延海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向福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给予拆迁补偿。这可以证明，朱延海是不认可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的。故本案二被上诉人抛开另一共有人起诉的行为实际上侵害了其他共同共有人可能享有的合法权益。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处分共同共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应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如未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物，此行为将是无处分权行为。结合本案来看，二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有效的行为实际上是要求直接认定只有二被上诉人享受拆迁利益，其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可能享有的合法权益。故本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为无效协议。2、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过程中存在受胁迫的情况，依据法律规定，受胁迫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本案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拆迁范围内有住宅两套。但是在上诉人拆迁过程中，被上诉人以不签订变电室的补偿协议就拒绝签订住宅拆迁补偿协议为条件，多次胁迫上诉人。上诉人为了使拆迁顺利进行，给烟台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上述补偿协议。因此，上诉人受被上诉人胁迫签订的补偿协议应当为无效协议。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实际交付涉案变电室，上诉人因“北美枫情”项目的建设，需要拆迁福山区老酒厂及住宅楼，被上诉人在老酒厂住宅楼居住。被上诉人以不与上诉人签订住宅拆迁协议的方式，要求上诉人同其签订《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上诉人迫于项目开发建设及回迁安置大局的考虑，被迫同其签订了《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仅将两套住宅及本案证据中的“收款收据”交付给上诉人，并未将本案中的变电室交付给上诉人，其未实际交付变电室的行为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不是变电室的合法所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同时明确列明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现被上诉人主张已经将变电室交付给上诉人，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向上诉人交付变电室的证据，应依法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本案被上诉人华元文等实施了通过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通过房屋档案，可以发现，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分公司办理老酒厂房屋及附属设施手续的经办人是被上诉人华元文，办理时间为2005年1月6日，被上诉人华元文对房屋及附属设施（包括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分公司这一点是明知的，对福山区工业公司无权处分电工房也是明知的。其在明知上述情况的前提下却主张于2005年2、3月份购买了本案争议房屋。这个时间离被上诉人华元文亲自办理房产手续仅相隔一个月的时间。这充分说明其在购买时存在恶意。被上诉人华元文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属无效。本案被上诉人的司法救济途径。假设被上诉人确实参与了所谓的福山区工业公司的拍卖并支付了6.38万元的所谓购房款，则福山区工业公司或其员工赵玉斌出售电工房并取得房款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行为，被上诉人应就其损失另行向福山区工业公司或赵玉斌主张权利，而不能通过本案向上诉人要求补偿。综上所述，福山区工业公司或赵玉斌无权处分本案涉案房屋，本案二被上诉人不享有被拆迁房屋的物权，因此其也不应享有拆迁利益。同时，上诉人已经与房屋所有权人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就拆迁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了补偿，无须再向不享有物权的被上诉人进行二次补偿。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双方签订的《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无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华元文、鹿永全辩称，一、涉案变电室所有权没有争议。上诉人在2013年5月15日与华元文、鹿永全签订了《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其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对涉案变电室的所有权是没有异议的，且2005年出售老酒厂电工房的程序合法有效，根据2004年2月17日三建破产清算组《关于原二酒厂住宅楼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的请示报告》，由时任姜中二、岳永川批示请经贸局牵头办理，烟福政土字（2005）7号，关于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使用的批复，能够证实福山区工业公司是地上附着物的合法产权单位。2005年2月25日，华元文、鹿永全等63800元竞得涉案变电室，整个出售程序是公开透明的，拍卖合法有效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清民初字第170号案件庭审中，主审法官已经限期要求如有证据证实2005年2月25日的出让行为存在可能的违法情形，可以向有关部门报案，但直至庭审结束，原告也从未向有关部门报案，由此可知华元文、鹿永全等合法取得涉案电工房的产权。二、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与华元文、鹿永全签订的《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提供了协议原件，协议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签章也是真实有效的，被上诉人依约交付了变电室，涉案变电室也已由上诉人拆除，说明该协议已然成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上诉人也是认可涉案变电室在交付给其之前，一直由被上诉人占有，而占有是所有权最直接的权利外观，上诉人一直强调签订《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是为了给烟台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万般无奈下被胁迫签订协议，但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来证实。另外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处于优势地位，在变电室被拆除后，认为被上诉人不是涉案变电室的所有权人，公然侵占公民的合法财产，违反了公序良俗和诚实守信原则。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华元文、鹿永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有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华元文、鹿永全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4年2月17日三建破产清算组《关于原二酒厂老厂住宅楼办理土地和房产证的请示报告》，证明由原福山区经贸局办理二酒厂老厂住宅楼土地证、房产证手续是政府授权，合法有效。2、关于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使用的批复，文号为烟福政土字（2015）7号，证明二酒厂老厂区住宅楼所附着的土地已经出让给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是地上附着物的合法产权单位，其发布公告处置地上的变电室合法有效。3、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向烟台市国土资源局福山分局提交的申请原件一份，证明原烟台第二酿酒厂已破产，故以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的名义办理了宿舍楼的土地证和房产证。4、2005年2月25日拍卖公告，证明涉案的电工房通过公开拍卖，由包括原告在内的三人购得，拍卖程序合法，原告系涉案电工房的合法产权人。5、2005年3月10日收款收据，证明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收到华元文、鹿永全、朱延海三人共同出资63800元购买涉案电工房，并且已将收据原件交被告保管。6、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征迁补偿协议有效，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在签订协议时也明知变电室使用权人为两原告，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基于该协议要求被告履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一份，证号为福国用（2005）第113号，系涉案电工房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权利人为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使用权面积为2335平方米，宗地图示：与张裕公司特达家俱相邻，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处置土地上的附着物是合法的。被告邦捷公司对原告华元文、鹿永全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方未能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提交上述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上述证据不予质证。被告邦捷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5年2月25日拍卖公告复印件，证明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对电工房实施了公开出售公告，被告认为该公司无权处分该电工房。2、协议书和收款收据各一份，系被告邦捷公司与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于2007年11月13日签订，证明被告已经对包括电工房在内的相关房屋及设施对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进行补偿，无须再对二原告进行补偿。原告华元文、鹿永全对被告邦捷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2005年2月25日拍卖公告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电工房位于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土地之上，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于2005年1月左右向相关部门申办了土地证，其享有对位于该土地上的附属物进行处分的权利。2、对协议书和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与涉案的电工房没有直接关系，包括电工房在内的职工宿舍、小棚都由政府指定给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统一处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被告邦捷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七份证据以未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提交为由，不予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系在法院限定时间的最后一天工作时间之后，法律没有规定提交证据应在工作时间内提交，故法院认为原告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交了证据，被告不予质证，法院根据证据的形式和内容依法予以认定。2、对被告邦捷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和收款收据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同时被告提交的该证据系被告与山东烟台酿酒有限公司醴泉酒业分公司签订，其附件中也没有关于电工房的补偿安置，故法院对被告主张的已经对电工房进行了补偿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就各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如下：涉案电工房原系烟台第二酿酒厂所有，1997年烟台第二酿酒厂破产后，其所有的商住楼及电工房由政府委托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管理，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为上述商住楼及电工房所占有土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2月25日，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发出公告，将涉案电工房对外出售，华元文、鹿永全、朱延海以63800元竞得，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向三人出具收款收据。2013年5月15日，原告华元文、鹿永全与被告邦捷公司签订《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协议》，甲方为邦捷公司，乙方为华元文、鹿永全，载明：第一条被征迁物坐落于福山区酒厂家属楼北侧东首，原用途为福山白酒厂变电室，有购房收据原件（签协议后原件交甲方）。每二条补偿约定1、被征迁房建筑面积107平方米（其中一层74平方米，二层33平方米），乙方自愿采取产权置换方式（置换面积为乙方分摊的71.33平方米），所迁回迁安置房屋位于福山区，共11层，1-2层为门市，3-11层为住宅）下一层东首的两套商铺（每套两跨，坐北朝南开门）建筑面积共约140平方米（最终面积以测绘数据为准）。2、甲乙双方结算及支付方式：回迁安置前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商铺差价款人民币46万元。回迁商铺建筑面积大于140平方米，乙方不再投资；若回迁安置商铺建筑面积小于140平方米，甲方按每平方米6200元退还乙方差额部分房款。3、原变电室的第三个共有人朱延海部分的补偿方案由朱延海与甲方另行协商解决，不包含在此方案中。第三条交房标准与时间回迁房屋具备供电、供水要求并通过单体竣工验收。自双方签订协议起30个月交房，逾期甲方按原面积每月每平方米7元支付乙方躲迁费。第四条在签订本协议前，乙方将原两套住宅与配电室腾空，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将上述房屋交与甲方。同时甲方将乙方选择回迁的两套住宅交付乙方，回迁安置商铺达到交付标准双方结算完成后再交付乙方使用。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房产证与土地证，相关税费按照国家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第五条一方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本协议，征迁当事人可以向房屋征迁主管部门申请裁决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停征迁的执行。若甲方将合同约定的商铺另行出售或拒不履行本协议，则甲方按该商铺市场价格以现金方式补偿乙方。第六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二人转议书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邦捷公司工作人员赵波签字，并加盖公章，华元文、鹿永全签字捺印。涉案的电工房（变电室）已经拆除。一审法院认为，华元文、鹿永全、朱延海三人通过竞买程序合法取得涉案电工房的所有权，涉案电工房虽未办理不动产权利证书，但并不影响所有权人对所有物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原告华元文、鹿永全与被告邦捷公司自愿签订《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明确约定该补偿合同不包括朱延海应有的份额，朱延海所占份额的补偿方案，由其与被告邦捷公司另行协商，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涉案电工房已交被告邦捷公司拆除，故法院认定该《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被告邦捷公司主张补偿协议系受胁迫签订，华元文、鹿永全对涉案电工房不享有所有权，被告邦捷公司未能向法院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对其答辩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判决：原告华元文、鹿永全与被告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有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邦捷公司以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为被告，华元文、鹿永全、朱延海为第三人，向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案号（2019）鲁0611民初1749号，请求确认烟台市福山区工业公司拍卖涉案电工房的行为无效。上诉人邦捷公司认为该（2019）鲁0611民初1749号案件的审理结果直接影响本案，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邦捷公司与被上诉人华元文、鹿永全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征迁变电室实物补偿协议的效力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涉案补偿协议签订后，上诉人邦捷公司并未依法行使上述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邦捷公司与被上诉人华元文、鹿永全对涉案补偿协议中的签名、盖章均无异议，上诉人邦捷公司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涉案补偿协议存在上述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被上诉人华元文、鹿永全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补偿协议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邦捷公司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邦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东邦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