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104民初11201号原告：周春燕，女，197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芮行栋，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芳，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立珍，女，193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被告：张忠义，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北极西村8号302室，现住南京市建邺区。被告：俞静，女，196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告周春燕与被告王立珍、张忠义、俞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原告周春燕诉称，王立珍系张忠义母亲，张忠义与俞静系夫妻。2016年12月7日，王立珍、张忠义、俞静与周春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立珍、张忠义、俞静向周春燕借款1900000元等。合同签订后，周春燕于2016年12月12日将借款依约汇入张忠义的银行账户，张忠义出具借条和收条予以确认。此后，王立珍、张忠义、俞静仅支付给周春燕七个月利息，此后未再还款付息。现周春燕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王立珍、张忠义、俞静共同返还周春燕借款本金1900000元，支付2017年7月12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1019666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周春燕有权处置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产，并享有优先受偿权；3.王立珍、张忠义、俞静支付周春燕律师费100000元。被告张忠义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2016年12月7日借款合同首部明确载明合同签订地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6号”。同日，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出具的（2016）宁雨证经内字第507号公证书也明确载明前述借款是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公证处签订的，而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该地所在距离南京市秦淮区较近。前述借款合同第十条约定的“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管辖”系打字员的笔误。因此，应认定本案由合同签订地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管辖。故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告周春燕针对被告张忠义的管辖权异议答辩称，2016年12月7日借款合同第十条已经明确发生纠纷由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以该约定确定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即使因合同条款冲突而认定约定管辖无效，因周春燕住所地在南京市秦淮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也有管辖权。综上，请求驳回被告张忠义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经审查查明，周春燕户籍地在本院辖区，王立珍、张忠义、俞静的户籍地均在南京市玄武区，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住所地为南京市雨花台区。2016年12月7日，周春燕（甲方）与王立珍、张忠义、俞静在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公证合同）一份，该合同首部载明合同签订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6号”；合同第七条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由公证机构对本合同项下的乙方义务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乙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甲方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方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或者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予以解决”；第九条约定甲方的通讯地址为“南京市秦淮区方家巷10-8号”，乙方的通讯地址为“南京市玄武区北极西村8号302室”；第十条约定“双方履行本合同时发生任何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管辖”。同日，王立珍、张忠义（甲方）与周春燕（乙方）还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备案合同）、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其中王立珍系由张忠义代为签名）各一份，其中借款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各方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审查中，张忠义提供三方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甲方（出借人）为周春燕，乙方（借款人）为王立珍、张忠义、俞静，丙方（居间人）为南京辉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祥公司）。该合同载明辉祥公司的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6号”等。周春燕代理人称需要核实真伪，但在本院给予的时间内却未回复。经查询，前述“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6号”系辉祥公司的住所地。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属合同纠纷范畴，各当事人有权对管辖进行约定，且自本案情况，相关约定也不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的规定。不过，因仅有公证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所涉当事人一致，周春燕在起诉时也未提交备案合同，张忠义对备案合同与公证合同是否同一笔借款也提出了异议，故应以公证合同相关条款确定管辖。公证合同首部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6号”，第十条则约定“由合同签订地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管辖”。也即是说，存在两个约定合同签订地，且该两个约定合同签订地与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均不符。该种不符可能系使用了辉祥公司的合同模板忘记修改所致、可能是双方合意约定由“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管辖”却未注意到前后矛盾所致，也可能是一方擅自添加所致，还可能是错误录入所致。因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补充协议，也无证据足以证明引致此种矛盾的具体原因，故本院自合同文本以及法律规范本身进行分析认定。需要先行明确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有关“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约定合同签订地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虽规定“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但查公证合同的上下文及周春燕、张忠义的陈述，各当事人显然无意约定多个法院进行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意思”。故对于该种矛盾的约定，不宜迳行认定无效，而应适用合同解释及法律解释规则处理。根据公证合同前后文，双方对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应是没有异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之所以规定合同约定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符以约定签订地为准，应是最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现在出现了两个合同约定签订地，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司法解释的初衷不符，也难以推定哪个约定更符合当事人的真意。在此情形，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有关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进而确定本案的管辖较为适宜。也即是说，以合同实际签订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公证处所在地确定管辖应更符合法律规定，且也与各当事人合致的“合同签订地”一致。同时，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款项出借前出借人一般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在出现前述矛盾情形，对其进行不利解释也较为合理。综上所述，张忠义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应由合同实际签订地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被告张忠义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处理。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宏伟审 判 员  李 娜审 判 员  曹凌子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见习书记员  王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