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2601行初35号原告刘成达，男，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现住马关县。原告罗孝惠，女，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现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祥，云南大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xxxxx27T。法定代表人龚卿，职务：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庞瑞虎，男，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瑞龙，男，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家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特别授权）。原告刘成达、罗孝惠诉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庞瑞虎土地行政征收补偿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8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成达、罗孝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祥、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第三人庞瑞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瑞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因建设东盟大道征收坐落于文山市“石牛坝落洞边”原告租地种植的17亩桂花树、皂角树、榕树、修建两个水池，请挖机挖土，请车拉土填地等等的损失共计707457元给原告；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20日，原告与文山市古木镇纸厂村委会纸厂下寨小组的温世成签订《租地合同》，约定：温世成将其坐落于文山市“石牛坝落洞边”的17亩地出租给原告种植苗木，租期为20年因为当时地是瓦窑地，地里有许多瓦砾，要在瓦砾上面填土才能种苗木，所以只按照14亩计算地租租金；第一个五年每年每亩的租金为1660元，五年的租金共计116200元。原告租赁了温世成家的地后，支付了第一个五年的租金116200元给温世成。原告为了能够种植苗木，请挖掘机在地边山坡上地挖土并请车拉运填在地里的瓦砾上面，建了两个大水池，接通了水、电，随后就在地里种植桂花树、榕树、皂角树等树木。原告在这块地里种植苗木，一共投资了707457元；1.五年的租金116200元；2.请挖掘机挖土共支付了58300元，请车拉土填在瓦砾上支付了17000元；3.原告接通水、电，共支付了2897元；4.建了两个水池花费了28300元；5.原告从马关县购买了500棵桂花树苗种植到地里，每棵30元，苗木款15000元，运费1000元；6.原告从四川省雅安市购买了1180棵直径3-9厘米的桂花树种植在地里，每棵单价280元，苗木款合计246400元；7.原告从马关县购买了18000棵皂角树苗种植到地里，每棵7元，皂角苗木款126000元，运费6000元；8.原告从马关县原告自己的地里移植了8棵榕树种植在这块地里，价值45600元；9.原告拉水浇灌共支付3300元；10.原告施肥共计9260元；11.原告支付人工费共计32200元。2018年，文山市人民政府修建东盟大道，征收了原告租赁的温世成家承包的“石牛坝落洞边”了这块地。被告只与温世成的儿子庞瑞虎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没有与原告签订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被告在没有与原告签订地上附着物（树木）搬迁补偿协议的情况，擅自推土掩埋了原告种植的景观树木。原告多次找到镇征地办和文山市信访局反映，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工作人员直接叫原告起诉到人民法院解决。现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七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租赁合同，证明1.原告于2013年9月20日向温世成租位于文山市古木镇纸厂村委会纸厂下寨石牛坝落洞边14亩（实际17亩）土地种植树；2.租赁期限为20年，租金每五年一付，第一个五年的租金为116200元，原告支付了第一个五年的租金116200元给温世成。第二组、林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证明原告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镇购买了1180株桂花运输到文山市古木镇纸厂村委会纸厂下寨石牛坝落洞边所租赁的地里种植，苗木款合计246400元。第三组、现场照片，证明1.原告租赁地里种植有桂花树、榕树等树种；2.原告所租赁种植的苗木已经被修建东盟大道覆盖。第四组、信访事项程序受理告知书、文山市古木镇人民政府关于刘成达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证明本案争议发生后，原告向信访部门反映，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并于2019年2月14日，签收意见书。第五组、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申请书、邮寄送达的回执，证明2019年1月14日，以邮寄方式向文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请求补偿，未得到回复。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法核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且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观点，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证实原告运输过桂花树，但是运输到哪价值多少，均不能反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从现场来看，原告陈述种植桂花树、榕树均不能客观反映，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该证据恰好证实了原告最迟于2018年8月16日，就已经知道被告实施征收行为；对于第五组证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对于申请的事实，与本案无关。经质证，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有租地这回事情，实际租地是14亩，是有种植一些树木，但是是什么树我不清楚，而且租金还欠5万没有支付；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证实原告运输过桂花树，但是运输到哪价值多少，均不能反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从现场来看，原告陈述种植桂花树、榕树均不能客观反映，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该证据恰好证实了原告最迟于2018年8月16日，就已经知道被告实施征收行为；对于第五组证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对于申请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辩称，一、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被告征收的土地是文山市古木镇纸厂村委会上、民小组的土地，原告刘成达户籍所在地为马关县老岭坝村委会村民小组，原告罗孝惠户籍所在地为马关县，两原告均为马关县人，户籍所在地不是文山市古木镇纸厂村委会上、民小组，不是该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1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被告征收土地发出公告的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公示的时间为2017年10月31日，建设单位2018年就对被征收土地进行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据此，原告自2019年10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三、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主张的补偿款应当由谁领取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其他民事诉讼关系，与本案无关。其次，被告于2017年启动建设文山市三七园区登高片区东盟大道项目建设，项目建设须征收文山市古木镇纸厂村委会上、民小组的土地。2017年8月21日文山市国土资源局在被涉及征收的村民小组张贴了《三七园区登高片区东盟大道项目征收土地告知书》（文国土资告字［2017］第20-3号）后，到实地进行了丈量。2017年10月21日与被征收村民小组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书》《土地征收地面附着物补偿协议书》，10月31日张榜公示了征收土地面积及地面附着物补偿金额兑现表，被征收人均对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核对，领取了补偿款，施工单位开始实施项目建设。最后，从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8月15日止，原告均未向有关部门提出被告所征收的土地上有其种植的附着物，而是在地质地貌完全被改变后的2018年8月16日才向文山市信访局提出早被告征收的土地上有其向文山市小组的温世成租地17亩土地种植的花卉、树木及修建的水池，并且均被施工填埋，导致其受到损失。被告认为，在征收土地时依法进行了公告，并到实地进行了丈量，对于地上附着物的核实均有第三人签字认可，才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被征收人从未提出过存在租地的事实。另外，被告在征收过程中对被征收土地进行丈量及施工单位刚开始施工时，原告均未提出是其租用土地，地上附着物其栽种和修建的情况。而是在事隔9个月后，且在地质地貌完全被改变后原告才向有关部门提出地上附着物是其栽种和修建的。因此，原告的起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起诉已过起诉期限，起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针对其答辩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三七园区高登片区东盟大道项目征收土地告知书（文国土资告字[2017]第20-3号）、证书土地不要求听证说明，证明1.被告于2017年8月21日在被征收村民小组公告，告知征收土地用途、征收土地位置、征收土地综合补偿情况。2.被征收土地村民委员会及村小组户代表均表示对征收土地事宜不需要听证。第二组、土地征收协议书、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证明被告已依法与被征收主体签订了协议。第三组、文山市三七园区登高片区东盟大道项目征收土地面积及地面附着物补偿金额兑现表，证明被告已依法对被征收人进行了补偿，被征收签字领取了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告知书无法证实进行了公告，这是被告单方制作，只是一个书面文件，无法证实公告，对于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已进行了公告，对不要求听证说明，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只是文山市国土局与村小组签订，而且地上附着物补偿看不出对原告方的附着物补偿情况，该组证据指的是土地上构筑物及农作物的补偿；对第三组兑现表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第一该证据证实了原告租地是17亩，第二地上附着物金额与客观实际不相符，以及包括水池水窖与实际价值不相符，原告的树木补偿款不在被告补偿给第三人的款项内。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没有意见。第三人庞瑞虎称，原告的陈述不是事实，当时租地是跟我母亲租地，我母亲叫温世成，现已病故。原告的租金没有交清还欠了5万元，他的树木也没有去管理。具体为：1.在政府在征地时，我们联系不上原告，同时政府在征地时相应的进行了公告，原告应当知道征地就会涉及到所称的树木，但怎么在那个时段不找我们或者政府的征地部商谈？原告是能找到我们的，但是为什么不找？而在填平为道路基础了才来谈补偿，因此原告要求不符合常理。2.原告提出的树木补偿问题，我家到现在也没有领取过该地面上附着物的款项，地面上到底有什么，当时征地时丈量及公示过。3.原告在第一个租用期2013年9月20日至2018年9月20日止，也未付完租金，还欠5万元，有欠条为证，我母亲在世时就找到原告要过所欠款项（欠条写明：在2013年底还清）。但一直没有付给我家，后来联系不上原告。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庞瑞虎针对其述称向本院提供了欠条，证明2013年8月29日，刘成达出具欠条给我家，其租地欠我家5万租金。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欠条无异议，的确尚欠5万租金。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欠条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三、四、五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证明原告待证观点，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林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记载收货目的地为马关县，在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证明被告待证观点，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待证观点，地上附着物补充协议应以实际所有人签订，本案争议的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为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地上附着物补充协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作为本案依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庞瑞虎系文山市（以下简称）村民，2013年9月20日，第三人庞瑞虎母亲温世成（已故）与原告刘成达、罗孝惠签订《租地合同》，合同约定温世成将位于石牛坝落洞边14亩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原告刘成达、罗孝惠使用。合同签订后，原告刘成达、罗孝惠在该地块栽种树木，并将地上原有水池扩大为两个。2017年8月21日，被告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原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三七园区登高片区东盟大道项目征收土地告知书》，拟对文山市纸厂上、下寨、沙沟村小组征收土地30公顷，第三人庞瑞虎家庭户土地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7年10月21日，市自然资源局与小组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土地征收地面附着物补偿协议书》。2017年10月31日，第三人庞瑞虎签字确认《文山市三七园区登高片区东盟大道项目征收土地面积及地面附着物补偿金额兑现表》中关于其土地补偿款，共计904210元，其中包含附着物补偿款37758元、砍工补偿款490元、水窖补偿款4720元。2019年2月14日，原告向被告递交《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补偿申请书》，认为被告征收的第三人家庭户承包土地上栽种的果树及水窖等为其所有，该部分补偿款应兑现给原告，被告针对原告请求未进行兑现。为此，原告于2019年8月2日，诉至本院，请求被告依法补偿各项损失共计707457元。本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的行政主体及行政权限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具有主体资格；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及第三人陈述，原告与第三人母亲订立《租地合同》用于栽种树木，原告对该地上附着物具有所有权利，被告实施征地行为必然导致土地上附着物发生灭失，即被告的征地行为必然对原告的权利及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系行政相对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适格，被告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期限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3，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经营、管理；……”的规定，本案涉及土地系集体土地，被告征收土地的行为致使集体丧失对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土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应归集体所有，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应归土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结合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均能确认原告确有在第三人家庭户承包土地上栽种树木并扩建水窖2个，被告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补偿给集体的行为，违背上述法律规定，其应当向原告兑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因原告不认可被告作出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金额，且未提交足以证明其各项损失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现本案被征收土地已用于东盟大道建设施工，原告不能就其损害提供相关的证据系因被告造成，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具体补偿金额，应由被告依法核对补偿金额后，向原告予以补偿。综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适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应依法履行给付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依法核算后，履行支付原告刘成达、罗孝惠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法定义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文山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俊斌审判员  王 娟审判员  王先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尹晨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