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民终1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绵槟，男，汉族，1982年6月6日出生，住所地汕头市潮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汉林，男，汉族，1961年8月11日出生，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松添，广东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绵槟因与被上诉人郑汉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4民初1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绵槟、被上诉人郑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松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廖绵槟上诉请求：1.撤销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4民初121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郑汉林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郑汉林承担。事实和理由：截止至2017年2月27日，廖绵槟累计结欠郑汉林货款40000元，后廖绵槟有继续向郑汉林购买粿条，但也有陆续付还该40000元欠款及后续相应的购货款，还款方式包括微信转账、现金搭送货司机付还及当面付还郑汉林等方式。廖绵槟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了微信转账还款记录，证明廖绵槟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郑汉林本人、郑汉林的女婿及郑汉林的儿子郑柏洲等人的微信账号转账。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廖绵槟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付还货款共计152964元，郑汉林当庭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据以认定廖绵槟未付清40000元欠款的依据是廖绵槟无法指出哪些是归还本案货款，也未作说明备注以及未存执付清货款的依据。关于第一点，廖绵槟在一审庭审时已做了说明，本案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廖绵槟共转账支付了166笔，且每笔的数额较小，差距不大，时间间隔短，要求廖绵槟指出哪笔是归还40000元欠款是强人所难。关于备注问题，因双方之间有多年的交易往来，相互信任，所以在转账还款时就没有非常仔细进行备注，多数时间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确认还款数额以及尚欠的数额，这也是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的，但并不代表廖绵槟没有偿还欠款，转账还款是客观事实，廖绵槟已就自己的还款主张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相反，郑汉林执有送货单据，其应提交证据证明其自2017年2月27日之后的送货情况，二者结算之后，廖绵槟是否还结欠郑汉林货款便能明朗。关于第二点，应该注意到，双方之间已有五六年时间的交易往来，相互之间是非常信任的关系。廖绵槟就连多次将货款搭送货司机拿去给郑汉林也未曾叫送货司机或郑汉林签写过任何收条，所以廖绵槟才会在还清40000元欠款之后只是打电话给郑汉林确认已还清而已，没有想到要向郑汉林要回欠条。廖绵槟做的是小本生意，基于最基本的商业信任关系在做交易，郑汉林已经在电话中确认还清款项，廖绵槟也就没有再向其索回欠条，才会引致今日之诉讼。但要明确一点，没有索回欠条并不能就此认定廖绵槟没有偿还欠款。常理指的是一般规律，应符合社会通常经验，但也要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而不是简单地以“常理”二字便无视廖绵槟已偿还欠款的事实。郑汉林违背商业信用，在廖绵槟付清款项之后仍提起本案诉讼，系恶意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郑汉林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郑汉林二审答辩称：廖绵槟于2012年开始向郑汉林购买粿条，双方约定货款每10日结清。由于廖绵槟不守信用，至2017年2月27日共拖欠郑汉林货款40000元。基于郑汉林的强烈要求，廖绵槟向郑汉林出具了货款结欠单，认欠郑汉林货款40000元。2017年2月27日之后，郑汉林与廖绵槟口头约定，如廖绵槟继续向郑汉林购买粿条，则廖绵槟不得再赊账，按约定当次结清货款，基本方式是郑汉林叫司机等人送货上门，随同附上简易购货清单，清单简单写明购货数量及相应价款，清单由廖绵槟收取后由其付款，付款方式包括微信转账、现金支付。由于郑汉林与廖绵槟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还继续存在生意往来，双方就必然存在资金往来。廖绵槟在一审开庭时举证证明其至2019年6月30日共付还郑汉林货款152964元，以此说明其除了付还郑汉林新的货款之外，还包括支付旧的货款即40000元，并说明原出具给郑汉林的货款结欠单忘记收回，该说法是建立在毫无证据的基础上，是廖绵槟的一面之词，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一审法院关于廖绵槟是否已还清其结欠的40000元货款的问题，在一审判决中已经进行充分阐明并作出了廖绵槟未付清欠款的认定，该认定是正确的。廖绵槟上诉称其已付清40000元旧货款，甚至称其没有想到要向郑汉林要回欠条，其说法有悖常理。自双方重新有生意往来至结束，廖绵槟仍再拖欠新的货款金额5000多元，郑汉林苦于无依据而只好“哑巴吃黄连”。廖绵槟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但却倒打一耙，称郑汉林起诉是恶意诉讼，其实廖绵槟的无理上诉才是真正的恶意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廖绵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郑汉林于2019年8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廖绵槟偿还郑汉林货款40000元；2.判令廖绵槟向郑汉林支付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廖绵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开始，廖绵槟向郑汉林购买粿条。2017年2月27日，廖绵槟书写欠条一份交郑汉林存执，确认结欠郑汉林货款40000元。其后，双方仍继续交易，从2017年2月28日至2019年6月30日，廖绵槟通过微信转账付还给郑汉林货款共计152964元。2019年8月14日，郑汉林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郑汉林与廖绵槟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的买卖行为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有效。廖绵槟结欠郑汉林货款40000元，有郑汉林提交欠条和当事人的陈述等为据，应予认定。现郑汉林请求判令廖绵槟付还货款40000元，应予支持。由于双方对结欠货款没有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郑汉林起诉时请求判令廖绵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可予支持。廖绵槟提出货款已付清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廖绵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郑汉林货款4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14日计至还款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计400元，由廖绵槟负担。郑汉林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廖绵槟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在履行还款义务时一并付还郑汉林。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郑汉林与廖绵槟之间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廖绵槟于2017年2月27日向郑汉林出具欠条，确认结欠郑汉林货款40000元。该欠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认定。欠条出具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继续交易。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廖绵槟结欠郑汉林的货款40000元是否已经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郑汉林主张廖绵槟结欠货款40000元未还，有提交廖绵槟本人出具的欠条为证。廖绵槟辩称其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即欠条出具之后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付还郑汉林货款共计152964元，故其已还清原结欠的40000元货款。由于廖绵槟已经在2017年2月27日向郑汉林出具欠条，对之前结欠的货款40000元作出了书面的确认，故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的交易中，廖绵槟既有责任付清2017年2月27日之后产生的新货款，也有责任付清2017年2月27日之前结欠的旧货款。因此，在2017年2月27日之后双方继续交易的过程中，廖绵槟应当明确其所付还的款项到底哪一笔是付还之前结欠的货款，哪一笔是付还之后产生的货款；同一笔款项中，哪部分是付还之前结欠的货款，哪部分是付还之后产生的货款。但是，根据廖绵槟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其每次还款的金额各不相同，有时付还郑汉林本人，有时付还郑汉林的儿子或女婿，还款的金额和方式都比较零散。并且，微信转账每次均没有注明款项的性质，即没有注明所付款项是付还2017年2月27日之前的欠款还是之后产生的货款。因此，廖绵槟本身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付清了原结欠郑汉林的货款40000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廖绵槟于2017年2月27日出具的欠条，现在也仍然由郑汉林所持有。因此，郑汉林依据该欠条向廖绵槟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廖绵槟辩称其已经付清了原结欠的货款40000元，只是没有向郑汉林要回欠条，缺乏依据，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判令廖绵槟应付还郑汉林货款40000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处理恰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廖绵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廖绵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焕丹审 判 员 林 立审 判 员 江炯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佩芝书 记 员 姚晓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