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3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爱芬，女，196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锡松,浙江朗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36号912、916室。法定代表人：卓文贤。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小连、何晓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乐燕，女，196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成仲，男，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飞跃，男，199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陈爱芬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金乐燕、周成仲、周飞跃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爱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浙0324民字35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人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2、案件的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关于、、、被告陈爱芬当时只需稍微注意就能发现合同一方当事人为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而不是农行永嘉支行、、、”;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与客观事实不符；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经原审被告金乐燕证实，她2017年1月11日向农行永嘉支行贷款15万元，依照该行的要求需要担保人，所以其叫上诉人作为其借款的担保人，2017年1月11日当天原审被告金乐燕就叫上上诉人作为其该笔贷款的担保人一起去该行签字贷款，在其与上诉人在贷款的签字页签名时，农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向其及上诉人释明该贷款是循环贷款，担保时间有2年，也没有讲有担保公司签字的合同（《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该笔贷款其已于2017年12月6日还清；该事实证实上诉人在农行的签字行为，是为原审被告金乐燕向农行贷款的担保签字，且金乐燕也证实该笔借款其已偿还清楚（这一事实庭审也已查明），担保人无须承担担保责任；二是金乐燕也证实农行的工作人员在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金乐燕在贷款合同页签字时，没有将所有贷款合同页的内容以及《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以下简称“反担保”）的内容给上诉人及原审被告金乐燕看，也没有要求二人在所有合同页面上签字，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对该“反担保”合同内容不清楚；三是上诉人只有小学文化，在此前其从未与原审原告有过任何往来关系，其主观上只知道其作为的担保人是其为原审被告金乐燕叫她作为向农行贷款的担保人，其在签字时的主观心里意思是为原审被告金乐燕向农行永嘉支行所做的担保，签字地点及提供签字文书的工作人员均是在农行永嘉支行的办公场所以及该银行的工作人员，其主观上基于对国有银行及工作人员的信任，没有注意签字页上面的内容很正常，在银行经办人员未提供全部合同及对签字内容明释下，其主观上是无法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签字担保行为会变成为原审原告的担保人；四是原审被告金乐燕证实，其与上诉人在是在农行永嘉支行经营场所办理贷款的签字，相对方的办理人员是农行的工作人员，而非原审原告的工作人员，故此行为也无法让上诉人能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签字行为是为担保公司作为的担保行为；根据以上事实证实，上诉人对原审原告的“反担保”合同事实及内容均是是不清楚，且具体办理地点及经办人员均是农行及工作人员，导致其无法清除和知道其签字的担保是为原审原告提供担保，所以其在“反担保”上的签字的行为是其在对所签字的合同内容不清，其在该合同书上的签字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无效，故此，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稍微注意就能发现、、、”的这一主观臆断的认定事实是错误，违背客观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凭证编号、、一致、、、被告金乐燕2018年1月2日向农行永嘉支行的借款15万元所依据的借款合同为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而不是金乐燕与银行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该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理由是：一是借款凭证编号是银行为记账所做的凭证上编写的序号，其与借款合同编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借款凭证的编号并非借款合同的编号；二是原审被告金乐燕2017年1月11日在农行永嘉支行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33020120170006562，2018年1月2日在农行永嘉支行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19241257300002142，该事实原审查明的2017年1月11日的借款合同编号证据，以及原审法院提供的金乐燕2018年1月2日的贷款明细凭证证据可以证实，以上事实证实，原审被告金乐燕分别于农行永嘉支行在2017年1月11日及2018年1月2日分别签订有借款合同的事实，故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金乐燕2018年1月2日向农行永嘉支行的借款15万元所依据的借款合同为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是错误的；故此，一审判决认定这一事实是混淆概念，在明知有两份借款合同的前提下，应原审原告的虚假陈述，作出枉法认定；这一认定事实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认定“此外、、、即上述借款额度有效期内向农行永嘉支行借款无需和农行永嘉支行另行签订书面借款合同。”，这一认定违背客观事实，是错误的，理由是：一是原审被告金乐燕在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第1.2款约定：可循环方式。自2017年01月11日起至2019年01月10日（额度有效期）止，借款人可在1.1约定的可循环借款的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额度有效期。其中自助循环借款额度人民币（大写）：零元整。根据该条内容的约定，该循环的方式仅限于额度有效期，即在合同的有效期内，借款人的借款额度可以循环，借款人如需继续借款，需向贷款人申请借款，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不申请签订借款合同的自助循环的金额为零元；该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内容一审庭审已查明的为何一审判决认定要断章取义，从而作出枉法认定？二是一审庭审查明：原审被告金乐燕2017年0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所贷款15万元的本息已于2017年12月6日全部还清，而2018年01月2日其重新向农行永嘉支行贷款15万元与2017年12月6日还清贷款的时间相差近一个月，从客观上的时间及空间上证实2018年01月02日其向农行永嘉支行的贷款与2017年1月11日的贷款没有自动循环的体现；故此，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审理程序违法，理由是：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68条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70条一款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而本案在一审几次庭审中，涉及案件的书证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的原件，原审原告并未在庭审中出示，仅出示有上诉人等人的签字页，故此这一审理程序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68条一款、70条一款的规定，是程序违法。二是原审原告为达到其虚假诉讼的目的，串通案外人农行永嘉支行于2019年2月25日出具虚假的“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一”），该“证明书一”内容为：兹有我行农户贷客户金乐燕（身份证号：3303241969××××××××）于2017年01月11日与我行签订编号为33020120170006562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在贷款到期后未按时归还我行贷款，已出现严重违约，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已在我行的要求下履行保证人的先行垫付义务，于2019年02月25日一次性代偿144897.76元（大写：壹拾肆万肆仟捌佰玖拾柒元柒角陆分），结账2019年02月25日，该客户在我行的该笔贷款已结清。在同一天，农行永嘉支行又出具“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二”），该“证明书二”内容为：兹有我行农户贷客户金乐燕（身份证号：33032141969××××××××）于2018年01月02日与我行签订编号为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且借款人金乐燕在贷款到期后未按时归还我行贷款，已出现严重违约，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作为金乐燕的担保人已在我行的要求下履行保证人的先行垫付义务，于2019年02月25日一次性代偿144897.76元（大写：壹拾肆万肆仟捌佰玖拾柒元柒角陆分），结账2019年02月25日，该客户在我行的该笔贷款已结清；以上两份“证明书”内容相互矛盾，“证明书一”违背客观事实，及金乐燕2017年1月11日向农行永嘉支行的贷款已于2017年12月6日本息均以偿还清楚，其却在该“证明书一”称未按时归还严重违约，典型的虚假事实；“证明书二”中证实金乐燕2018年01月2日与农行永嘉支行明显重新签订《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也明显有合同编号，但原审原告为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串通农行永嘉支行故意在“证明书二”中隐瞒2018年01月2日金乐燕与其签订贷款合同及该合同编号的事实；原审原告及农行永嘉支行在一审中的这一隐瞒事实，虚假陈述导致一审作出错误裁判的行为，已严妨碍人民法院的审理；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11条规定一款一项规定，该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审原告为达到虚假诉讼胜诉的目的，串通农行永嘉支行伪造“证明书一”、故意隐瞒农行永嘉支行与金乐燕2018年1月2日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的事实又出具的“证明书二”的行为，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111条一款一项妨碍人民法院审理，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的法律后果，情节严重，一审在审理中已发现，却不依法查处，从而导致错误判决；故此，一审理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于上级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的错误裁定，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上诉人陈爱芬以自己不了解合同内容为由辩解不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是完整的装订成册的交由上诉人及其他原审被告签字的，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签订书面担保合同时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若当时对该合同有疑问也可以提出并予拒签。现上诉人一直表示完全不知道自己签字不清楚合同内容，合同签字非真实意思表示纯属无理。答辩人认为《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在自愿基础上确立，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陈爱芬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所涉银行借款合同仅为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33020120170006562的合同，2018年1月2日没有重新签订银行借款合同。2017年签订的银行借款合同系2年期限，非自助的可循环借款，2018年的借款为借款人续贷的款项，在银行办理的续贷手续仅需借款人夫妻等签字即可，并不需要担保人重新签字，担保人仍在借款期限内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编号19241257300002142系金乐燕的贷款合约号，并非借款合同编号。答辩人一直表示仅此一份借款合同，而上诉人坚持称有两份借款合同即其贷款合约号为借款合同编号。但贷款交易明细上清楚明白的写明“贷款合约号：19241257300002142”，上诉人却硬要理解为银行借款合同编号，明显歪曲事实。3、2018年续贷无需重新签订银行借款合同。关于2017年借款合同，上诉人一审曲解可循环借款方式为可循环可不循环，现称此笔贷款没有体现自动循环方式贷款。合同内容可以看出此笔借款为可循环非自助借款方式，上诉人以此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不承认借款事实，实属无理。二、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1、原审开庭审理时，答辩人已提交《农行贷款借款合同》加盖永嘉县农行公章的复印件、《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的原件，且提供给上诉人陈爱芬核对，均系有据可查，现上诉人又装作没看见，一口咬定答辩人未提供原件。上诉人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来否认法院的合法审理程序。2、答辩人起诉上诉人及其他原审被告追偿权纠纷，系合法的行使追偿权。答辩人在2589号案件中提供的《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证明书》遗漏合同编号，内容并不完整，且借款签订日期填错，系工作人员疏忽大意过失所致，之后立马联系农行补正《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证明书》，且证明书内容与《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内容相互印证。且被上诉人金乐燕对答辩人为其代偿2018年续贷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故答辩人原审提供的证明书系真实合法的，不存在伪造行为，请法院依法认定。金乐燕述称：钱是我借的，也是我用的。上诉人是帮我担保的，我会还的。不用上诉人还。周成仲、周飞跃未作陈述。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金乐燕立即归还原告代偿款141897.7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算至2019年5月8日，之后以代偿款141897.7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周成仲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全部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判令被告周飞跃、陈爱芬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和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1日，农行永嘉支行（贷款人）与被告金乐燕（借款人）、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人）签订编号为33020120170006562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被告金乐燕依据该借款合同于2017年1月12日向农行永嘉支行借款15万元，后于2017年12月6日清偿该笔借款。2017年1月11日，被告陈爱芬在农行永嘉支行的经营场所在《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第6页反担保人落款处签名并捺指印。原告与被告陈爱芬对于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本案《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对于被告陈爱芬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二、被告金乐燕在2018年1月2日有无向农行永嘉支行借款15万元，以及原告有无代被告金乐燕偿还该笔借款。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虽然被告陈爱芬辩称当时只是让其在《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第6页签名，而没有人向其解释合同内容，她甚至不知道签订的是反担保合同以及该合同的当事人有原告，合同第1页反担保人陈爱芬的身份信息不是由其本人填写。该院认为，从《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文本可以看出，交给被告陈爱芬签名时的《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是完整的合同书，而不是仅有第6页。合同文本的封面用粗体字印刷“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封底用粗体字印刷“裕沣担保”，第6页签字页也盖有原告的公章。被告陈爱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签订书面担保合同时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被告陈爱芬当时只需稍微注意就能发现合同一方当事人为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而不是农行永嘉支行，以及所签订的为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而不是银行借款合同，若当时对该合同有疑问也可以要求相对方作出解释说明。被告陈爱芬以自己不了解合同内容为由辩解不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该合同第1页当事人一栏是否由该当事人本人书写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其效力。故被告陈爱芬的辩解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已由各方当事人已签字确认，故该合同依法成立，其内容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被告金乐燕本人对于其2018年1月2日向农行永嘉支行借款15万元，以及原告为其代偿该笔借款本息144897.76元的事实并无异议。被告陈爱芬认为被告金乐燕在2018年1月2日向农行永嘉支行借款时与农行永嘉支行另行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但其提供的证据银行软件系统电脑屏幕照片显示的“借款凭证编号330220170457774”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018年1月2日的借款凭证载明的“凭证号330220170457774”一致。该借款凭证还载明借款人为金乐燕，借款金额150000元，借款种类为农户小额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33020120170006562，借款日期2018年1月2日，到期日期2018年11月26日。即被告陈爱芬的证据反而能证明被告金乐燕于2018年1月2日向农行永嘉支行的借款15万元所依据的借款合同为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农行贷款借款合同》，而不是被告金乐燕与银行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原告在2598号案件中提供的《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证明书》遗漏合同编号，其内容并不完整，仅凭该证明也不足以证明被告金乐燕与农行永嘉支行在2018年1月2日另行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此外，上述《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第1.1款约定借款金额/可循环借款额度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第1.2款第（2）项约定的用款方式为可循环方式，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额度有效期）止，借款人可在1.1约定的可循环借款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额度有效期。被告金乐燕在2018年1月2日，即上述借款额度有效期内向农行永嘉支行借款无需和农行永嘉支行另行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第1.2款最后一句“签订合同后，自助渠道的增加或减少以贷款人的通知或公告为准，自助终端、电话银行、POS刷卡和网上银行需由借款人另行申请、经贷款人确认签约后方可开通”，其中的“另行申请”的事项为自助终端、电话银行、POS刷卡和网上银行这些自助渠道，而不是另行申请签订书面合同。上述《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第1.2款第（2）项中约定的借款人要用款时应当向银行申请借款，上述申请书编号即为被告金乐燕在2018年1月2日向农行申请借款时在银行形成的申请书编号，即被告陈爱芬提供的银行软件系统电脑屏幕照片记载的“申请书编号”。该院认为，《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第一条约定被告金乐燕委托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为其向农行永嘉支行的借款（即编号为33020120170006562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合同第八条约定被告周成仲对于被告金乐燕委托原告就其向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所形成的所有债务承担共同的还款义务。第七条约定被告周飞跃、陈爱芬共同向原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反担保，即对原告代被告金乐燕偿还的银行借款所形成代偿款债务承担保证反担保义务。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按照上述《农行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保证担保义务，代被告金乐燕偿还农行永嘉支行借款本息合计144897.76元。故原告有权依据《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向被告金乐燕、周成仲追偿上述代偿款及相应的利息。同时，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周飞跃、陈爱芬按照《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履行反担保义务，对上述代偿款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约定的代偿款资金占用费年利率24%没有超出法定限额，故应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金乐燕、周成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41897.76元及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24%从2019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周飞跃、陈爱芬共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金乐燕、周成仲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37元，减半收取1668.5元，由被告金乐燕、周成仲、周飞跃、陈爱芬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等，均属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金乐燕、周成仲、周飞跃、陈爱芬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陈爱芬上诉主张其仅为金乐燕向农行永嘉支行2017年1月11日的借款提供担保，未提供切实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载明的内容不相吻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陈爱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以签字时对“反担保”事实及内容均不清楚等理由主张签字行为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案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委托担保暨反担保合同》的约定，陈爱芬应对金乐燕自2017年1月11日起两年内的可循环借款额度内向农行永嘉支行申请借款提供反担保，而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代偿的金乐燕2018年1月2日的贷款，并未超过上述约定的反担保范围，一审法院认定陈爱芬对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7元，由陈爱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林华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何士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吴世相代书记员 项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