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2行终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昌市******民委员会岗坪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黄东林，社长。委托代理人杨模海，广东德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子凌，广东德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昌市廊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廊田镇。法定代表人陈金旺，镇长。委托代理人张玮，乐昌市司法局廊田司法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赖燕青，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法定代表人钟曦，市长。委托代理人李敏玲，乐昌市司法局政府法律事务股股长。原审第三人沈文付，男，195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叶义子，女，195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佳生，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仁翠，女，200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炳仁，男，200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全民，男，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全军，男，197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伍春秀，女，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文周，男，195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邓福萍，女，196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审第三人沈全辉，男，198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上列最后六名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寿彭，男，195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上诉人乐昌市******民委员会岗坪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岗坪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乐昌市廊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廊田镇政府）、乐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乐昌市政府），原审第三人沈文付、叶义子、沈佳生、沈全民、沈全军、伍春秀、沈仁翠、沈炳仁、沈文周、邓福萍、沈全辉（以下简称沈文付等十一人）镇政府行政确认、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2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沈文付等十一人因岗坪合作社拒不承认其十一人具有该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向廊田镇政府提出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请。廊田镇政府受理申请后，作出了廊府行决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具有岗坪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岗坪合作社不服该决定向乐昌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乐昌市政府经复议后作出乐府行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了原行政行为，沈文付等十一人不服乐昌市政府作出的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粤02行初8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了该案沈文付等十一人的诉讼请求，该案沈文付等十一人遂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期间，廊田镇政府依据乐昌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对沈文付等十一人的申请重新作出廊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再次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具有岗坪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沈文付等十一人遂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2017）粤02行初80号案的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行终500号行政裁定书准许撤回上诉。岗坪合作社不服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乐昌市政府申请复议，乐昌市政府受理后作出乐府行复〔2018〕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廊田镇政府认定沈文付等十一人具有岗坪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在程序上，虽然廊田镇政府是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准许撤回上诉的行政裁定书之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但对岗坪合作社及沈文付等十一人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岗坪合作社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行复〔2018〕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在该案诉讼中，因廊田镇政府未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及原审法院送达的举证通知书的内容向原审法院提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乐昌市政府及沈文付等十一人中沈文周虽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证据材料，但该两主体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廊田镇政府作出廊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合法性。为此，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粤0203行初255号行政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撤销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行复〔2018〕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判决责令廊田镇政府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对沈文付等十一人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案当事人收到行政判决书后，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书于2019年1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2月22日，廊田镇政府向沈文付等十一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内容为决定受理其十一人请求确认具有岗坪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申请。2019年2月25日，廊田镇政府向岗坪合作社送达前述通知书及沈文付等十一人的申请书副本和证据材料，并请岗坪合作社限期提出答辩并提交相关证据。其中，沈文付等十一人向廊田镇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其十一人在本案中提交的除本案被诉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沈文付、沈文周等人的韶关市社会保障卡以外的证据材料一致。其后，岗坪合作社提出书面答辩并提交了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业生产包干到户责任制合同书（1982）》和两名王屋村村民的书面证言及原王屋大队书记的书面证言，否定沈文付等十一人属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合作社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也基本与其在本案中的书面行政起诉状意见一致，廊田镇政府组织了岗坪合作社及沈文付等十一人代表沈文周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廊田镇政府根据沈文付等十一人及岗坪合作社提交的材料和证据，结合其于2016年4月28日及2016年6月15日向沈文付、黄开财、王有明、李茂发及王世全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内容查明以下事实：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沈文付、沈文周跟随父母举家从原乐昌县梅花公社搬迁到岗坪村民小组安家，但其户口几时迁入岗坪村小组，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沈文付等与岗坪合作社也无法举证证明。沈文付等十一人搬来后，曾随岗坪生产队一起生产、生活，1976年沈文付等十一人迫于无奈自谋生路，后在当时的公社、大队协调下，王屋村民委员会王屋村民小组将位于棕树丘路途偏远土质灌溉较差的近二十亩田地给了沈家兄弟耕种，直至1981年联产承包时王屋村民小组收回。沈文付、沈文周两家在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未参加岗坪村民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严重影响了沈姓两兄弟的生活，为解决生活来源，沈家多次到公社要求解决，后在1984年经公社、大队再次协调，岗坪村民小组将已经发包给各家户位于龟子脚的10.5亩水田让给沈文付、沈文周两家人耕种至第二轮土地承包前，沈文付、沈文周承担了该时期的公余粮任务。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沈文付、沈文周两家参加了岗坪村民小组的土地承包，与其他村民一样履行了义务并享受了同等待遇，沈文付等十一人提供了2000年1月1日获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2010年12月由乐昌市***************民小组颁发的《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等证据证实。沈文付与叶义子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沈佳生、沈全民、沈全军三人，沈全军后与伍春秀结婚，生育了沈仁翠和沈炳仁两子女，其八人的户籍均登记在岗坪村民小组；沈文周与邓福萍曾是夫妻关系，生育了包含沈全辉在内的两名子女，现沈文周、邓福萍、沈全辉的户籍也登记在岗坪村民小组。至于沈文付、沈文周建房所使用的集体土地，并不属于岗坪合作社所有也并非该合作社安排同意使用，而是由沈文付、沈文周等人自行与土地所有权人廊田镇平富村民委员会协调后使用的。廊田镇政府认为，沈文付、沈文周等十一人具有岗坪村民小组户口，一直在岗坪村民小组生活、生产，与村民黄开财、李茂发等生产队员一起集体劳动，共同计工分，后承包经营了岗坪村民小组的土地，承担了国家农业税等义务，并以岗坪村民小组村民的身份履行了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相关义务，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沈文付等十一人符合岗坪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条件，对岗坪合作社以沈文付等十一人系“空挂户”为由，认为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参与权益分配的主张不予支持。为此，廊田镇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本案被诉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沈文付等十一人是岗坪村民小组村民，具备岗坪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岗坪合作社收到上述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后不服，于2019年5月10日向乐昌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乐昌市政府于2019年5月14日受理后，分别向廊田镇政府及沈文付等十一人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廊田镇政府依据乐昌市政府的通知要求，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以及相关材料，沈文付等十一人也向乐昌市政府提交了书面意见及有关材料。乐昌市政府经复议查明了沈文付等十一人请求认定具有岗坪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过程，在确认廊田镇政府查明的案件事实基础上，另外查明沈文付等十一人所在的王屋村民委员会对于村民的权利义务及落户条件均没有形成文字的乡规民约及相关制度。乐昌市政府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沈文付等十一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便与岗坪合作社一起生产、生活，并且参加了村民小组的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且均具有岗坪村民小组的户口，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廊田镇政府认定沈文付等十一人具有岗坪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为此，乐昌市政府于2019年7月6日作出本案被诉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廊田镇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岗坪合作社不服廊田镇政府及乐昌市政府的处理决定，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认为两级人民政府认定的事实错误，沈文付等十一人只是户口挂靠在该村民小组的村民，没有取得岗坪合作社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没有履行村集体的各项义务，其十一人不具备岗坪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此请求原审法院依法撤销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另查明，沈文付等十一人的户口自从迁入岗坪村小组之后并未再发生迁移情况。沈文付等十一人中的邓福萍与沈文周在1980年结婚，伍春秀与沈全军在1999年结婚，均取得了由王屋村民委员会盖章、填写的发证单位岗坪村小组的《广东省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广东省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的“说明”注明：“1、广东省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是根据权益平等的原则，依法将本村委会（村民小组）集体统一经营的已确认权属的山林采取‘联户合作、均股均利’的形式落实到农户，是持证人依法享有林地共有经营权、林木共有权、收益分配权的凭证。2、村民按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所登记的股份数享有集体山林收益，涉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收益的，按照生态公益林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3、集体山林股份可依法流转，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享有优先权，但不得擅自买卖、转让和抵押。4、本证书必须妥善保管，如有遗失须通知发证单位，在本村（组）内公示，注销原证书后及时补办。5、集体山林股份权益证书的解释权属于本村（组）。”庭审中，岗坪合作社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当中邓福萍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而根据沈文付等十一人提交的、岗坪合作社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容显示，本案剩余沈文付等人均承包了岗坪合作社发包的集体土地并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给予答复。”《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和服务，并依法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三条第三款：“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第五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根据上述规定，廊田镇政府作为镇级人民政府，有权有责就其辖区内发生的侵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的行为作出处理，现因岗坪合作社拒不承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具备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导致沈文付等十一人无法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廊田镇政府根据沈文付等十一人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在案证据材料及廊田镇政府的调查内容，沈文付、沈文周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跟随其二人父母迁入岗坪村民小组并参与了村集体的生产生活，后又在第一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分别作为户主承包了岗坪合作社的集体土地并承担了相应公余粮义务，期间沈文付、沈文周家庭成员户口未曾迁出岗坪村民小组；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沈文付、邓福萍分别作为户主参与了岗坪合作社的集体土地承包；2010年12月，沈文付等十一人均取得岗坪合作社的集体山林股份权益；2017年9月30日，除邓福萍外，沈文付等其余十人作为家庭成员以家庭承包的方式获颁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二款“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规定，沈文付、沈文周、叶义子、沈佳生、沈全民、沈全军、沈仁翠、沈炳仁、邓福萍、沈全辉应属于岗坪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至于伍春秀，其虽在1999年才与沈全军结婚，但结合伍春秀户口迁入岗坪村民小组并从岗坪合作社取得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集体山林股份权益等事实，应视为岗坪合作社已经认同伍春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情况下，岗坪合作社不得随意剥夺伍春秀已经获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根据证据及调查内容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具有岗坪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予以支持。在作出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程序方面，虽然廊田镇政府说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其根据沈文付等十一人于2019年2月22日的申请作出，但根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0203行初255号行政判决书内容，廊田镇政府应在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沈文付等十一人申请确认具有岗坪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项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判决书于2019年1月16日生效，故即便沈文付等十一人未重新申请，廊田镇政府亦负有作为义务，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在两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现廊田镇政府迟至2019年4月10日才作出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又无正当理由，应属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而廊田镇政府迟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行为并未对岗坪合作社享有的重要程序性权利产生实质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确认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但保留该行政行为的效力。至于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了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并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故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属主要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另经审查，乐昌市政府的复议程序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但由于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未查明认定原行政行为存在超过处理期限的程序违法事项，未能有效实现防止和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复议目标，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的规定，判决：确认乐昌市政府作出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乐昌市廊田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乐昌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6日作出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乐昌市******民委员会岗坪经济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岗坪合作社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廊田镇政府认定沈家户口迁入岗坪村民小组的时间不清，且没有证据证实。1972年岗坪、江屋两个村分队后至1989年期间，沈家都不在岗坪村生产、生活，不是岗坪村民小组的村民，其户口何时迁入岗坪村民小组，沈文付等十一人没有举证证明。而且，决定书第八页有关：“户口几时迁入岗坪村小组，因年代久远无法考证，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也无法举证证实”既然无法考证，又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廊田镇政府认定“六十年代初期，申请人沈文付、沈文周跟随父母举家从原乐昌县梅花公社搬迁到被申请人村组安家”认定事实不清。二、廊田镇政府认定沈家搬到岗坪合作社后随生产队生活生产有矛盾。认定书第九页有关“搬来后，曾随岗坪生产队一起生产、生活”，然后又确认：“1976年申请人迫于无奈自谋生路”既然一起生产生活，又如何自谋生路。其实，1989年前，沈文付等人不在岗坪合作社生活，1989年后因为公社、大队压制才将土地给沈文付等人耕种。三、廊田镇政府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不予出示，程序违法。决定书第十页有关：“申请人沈文付、沈文周等11人具有岗坪组村民户口，一直在岗坪组生活、生产，与村民黄开财、李茂发等生产队员一起集体劳动，共同计公分”岗坪合作社不知道确认该事实的依据，廊田镇政府也没有出示证据证实。四、沈文周连第二轮土地承包都未参与，不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邓福萍上世纪九十年代离婚后不在岗坪村民小组居住生活。因为沈文周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服刑，没有参与1999年的土地承包。邓福萍虽然参与了第二轮土地承包，但参与后即与沈文周离婚，改嫁到外地，至今在外地居住生活十几年。可见，沈文周没有参加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没有岗坪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邓福萍虽然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但在1999年离婚后不在岗坪村民小组生产、生活，也不具有岗坪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五、沈文付等十一人是否参加第一轮土地承包以及1989年土地小调整是本案的关键，廊田镇政府认定沈文付等十一人参加了第一轮土地承包，认定事实错误。廊田镇政府认定沈文付等十一人参与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没有证据支持。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任村长称，颁发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时，第一轮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收回，仍在农户手中，1989年小调整全村都没有证，都是以1982年为准。原审法院开庭时，岗坪合作社出示了1982年岗坪合作社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但沈文付等十一人没有，充分说明沈文付等十一人没有参加第一轮土地承包。王屋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没有负责人签名，且负责人在1982年尚年少，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该证明不具证明力。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撤销廊田镇政府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乐昌市政府的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廊田镇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廊田镇政府辩称：一、由于沈文付等十一人重新提交申请和证据，所以廊田镇政府依法重新受理了本案，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相关材料，收取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因此，本案廊田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与廊田镇政府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并依据法律规定作出判决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乐昌市政府辩称：乐昌市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乐昌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廊田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确认乐昌市政府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审第三人沈文付等十一人辩称：一、沈文付等人是在上世纪的1963年从原梅花公社随户口迁移至岗坪村民小组安家落户，有王屋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实。二、自1963年迁到岗坪村民小组后，参与岗坪村民小组的生产、记工分、分口粮、分红、上缴公余粮、水利粮、管理费、教育附加费、公益金，选举干部、土地承包经营、山林股份分配等，享受和履行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和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但是，到了1976年，岗坪村民小组少数人要把沈文付等人强行赶走，强行不记工分、不分口粮，造成沈文付等人无法生活，只能向当时的大队、公社反映。在上级政府的关心下，由当时的王屋生产队划出20亩水田给沈文付等人暂时耕种。由于这些水田比较偏远，不好管理，在1979年便不再耕种，等待政府分配土地。三、从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包括沈文周在内的两家人参与了土地承包。到了1989年参与了全镇的土地小调整。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当沈文付等人领证时，村干部要求统一收回老证。因此，沈文付等人把老证交给了当时的村干部，换取了新证。至于岗坪合作社称“1989年小调整全村都没有证，都是以1982年为准”与事实不符。（一）1989年的土地小调整，就是因为1982年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后，已有7年，政府需要根据各户人口的变化等因素进行小调整。岗坪合作社在这7年中也有不少家庭的人口发生变化，所分配的田亩数肯定也有变化，不可能“都是以1982年的为准”。（二）1989年《廊田镇王屋管理区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岗坪合作社全体成员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在每户的合同书上都写明日期是1989年9月，其中第五页、第六页、第七页也写明有沈文付、沈文周、沈佳生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三）沈文付198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明细登记表》、沈文周198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明细登记表》、沈佳生198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明细登记表》，写明是1989年。上述事实证明，沈文付等十一人从1963年随户口迁移至岗坪合作社落户至今，是名符其实的岗坪合作社成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岗坪合作社的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补充：一、2015年9月28日，乐昌市******民委员会以及流水坳石墩背村民小组写了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原乐昌县梅花公社流山大队流水坳石墩背生产队的沈济林、张丙子夫妇于‘人民公社’时期的1963年携全家（三子两女，长子沈文德、次子沈文付、三子沈文周；长女沈文玉、次女沈文秀）迁至乐昌县廊田公社的岗坪村安家落户。沈济林、张丙子夫妇于1963年携全家外迁廊田岗坪生产队后，不再享有本流水坳石墩背生产队（流水坳石墩背村小组）的一切权利、义务，本流水坳石墩背村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等生产资料给沈济林、张丙子全家。”对该证明，廊田镇政府没有进行调查核实。二、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回答询问的问题如下：“审：第一轮土地承包过程中，沈文付、沈文周家庭有无承包岗坪村小组的集体土地？被1代：没有参加集体统一划分土地，之后进行了调整，获得了原告的集体土地10.5亩耕地。原代：第三人没有参加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直到1989年与公社和大队协调，才得10.5亩耕地。”“审：到庭第三人，根据你方的陈述意见，你方是主张你方家庭参加了岗坪村小组第一轮土地承包，你方有无证据证实？第三人：村委会书记开了证明，我方在1982年分得岗坪村的田地。审：第一轮土地承包之后，沈文付、沈文周家庭有无承包岗坪村小组的集体土地？有何证据证实？被1代：有，其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村委会出具了证明证实参与土地承包。原代：属实。”“审：原告认为两被告认定沈文付、沈文周两家参与了第一轮的土地承包错误，原告认为第一轮土地承包是否单单指1982年而不包括1989年的？原代：是的。审：原告认为第三人没有参加1982年的土地承包，就没有取得原告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对于第三人1989年取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是否认可？原代：认可，但没有经营权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明确了在行政诉讼当中，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证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明确了确认某村民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核心要件之一，为该村民属于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时期的成员，且户口保留在该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所在地。因此，本案廊田镇政府确认沈文付等十一人具有岗坪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沈文付等十一人在人民公社时期便具有了岗坪合作社的成员资格，包括根据当时的政策，已经迁入了岗坪合作社等。然而，对于该关键事实，廊田镇政府在本次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并没有全面调取、核查有关证据，在没有调查清楚有关事实的情况下，便作出了行政确认行为。为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从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出发，廊田镇政府应当重新进行调查，对相关问题进行仔细、认真、全面的调查，并在“穷尽”调查对象和手段的基础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廊田镇政府没有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沈文付等十一人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将户口迁入了岗坪合作社，故廊田镇政府作出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至于沈文付等十一人提供的乐昌市******民委员会以及流水坳石墩背村民小组于2015年9月28日所写《证明》，经查廊田镇政府并未进行核实，该证明内容并不详实，并无明确有关事实的具体情形，依法不能单独作为确认有关事实的证据。综上所述，廊田镇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乐昌市政府的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并由廊田镇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27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乐昌市廊田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廊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撤销乐昌市人民政府乐府行复[2019]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限乐昌市廊田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50元由乐昌市廊田镇人民政府负担。审 判 长  万 靖审 判 员  徐肇廷审 判 员  邹征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文康书 记 员  郑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