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2522民初414号原告：马丽君，女，汉族，1980年05月29日出生，现住锡林浩特市。原告：陈素英，女，汉族，1949年11月05日出生，现住锡林浩特市。原告：袁某1，女，汉族，2005年12月06日出生，现住锡林浩特市。原告：袁某2，男，汉族，2015年04月07日出生，现住锡林浩特市。法定代理人：马某，女，汉族，1980年05月29日出生，现住锡林浩特市，系原告袁某1、袁某2母亲。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进，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1525200810874479。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倩，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1525201811050917。被告：荣金林，男，满族，1969年02月13日出生，现住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明录，内蒙古醒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1525200910882679。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尔其楞，内蒙古醒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1525201410304939。原告马丽君、陈素英、袁某1、袁某2诉被告荣金林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告马丽君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进、方倩，被告荣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明录、敖尔其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丽君、陈素英、袁某1、袁某2诉称，2019年7月14日，被告荣金林叫袁宝才帮忙剪羊毛，继而袁宝才与荣金林之间形成了帮工关系。后据被告荣金林称，在当日两三点袁宝才开着皮卡车从被告荣金林处返程途中在车内死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帮工人袁宝才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对此被帮工人荣金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四原告依法提起本诉，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及法医鉴定费等共计1114309.77元（其中包括医疗费933.60元；死亡赔偿金38305元／年×20年﹦7661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丧葬费63084.00元÷12个月×6个月﹦31542.00元；抚养费、扶养费：（1）袁满抚养费24437.00元×（18－4）÷2﹦171059.00元，原告袁梦抚养费24437.00元×（18－13）÷2﹦61092.50元，原告陈素英扶养费24437.00元×﹛20－（72－60）﹜÷6﹦32582.67元；法医鉴定费10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荣金林辩称，针对原告方的诉求有两点意见。第一点：关于帮工关系，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提到过，但是解释当中明确了帮工关系是雇佣的法律规定，所以侵权责任法中不再对帮工关系专门进行规定。因此，帮工适用的法律就是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第二点：雇佣活动承担责任是特定的、限定的，不是雇佣过程中任何情况下的伤亡，雇佣方都要承担责任的。限定是指提供劳务一方的职务行为，关于限定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活动或劳务活动。基于上述法律规定，首先、时间节点必须是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对于本案就是在剪羊毛的过程中。其次、处所地应当在生产经营活动的处所。第三、伤亡一定要与生产经营活动有民法上的因果关系。鉴于以上，被告对本案的事实并无争议。袁宝才的死亡时间点不在剪羊毛的过程中，出现死亡的处所也不在生产经营的处所内，死亡原因也不是外伤所导致的。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方出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由法庭向阿巴嘎旗公安局刑警大队调取处理袁宝才死亡案件中的证人证言材料，证明：1.荣金林笔录证明，荣金林打电话邀请死者袁宝才来帮忙剪羊毛。2.死者袁宝才与被告荣金林之间存在帮工关系。3.死者袁宝才死于帮工活动期间。4.马爱国、郝红霞、宫喜春证言证明袁宝才死亡前在荣金林组织的吃饭喝酒活动中喝了大量酒。结合第一组证据证明袁宝才已经是醉酒状态，对此荣金林有义务送袁宝才回家；第二组证据，帮工当天中午吃饭喝酒的视频光盘一份，证明袁宝才死前在荣金林组织的吃饭喝酒活动中喝了大量的酒，结合第一组证据证明袁宝才已经是醉酒状态，对此荣金林有义务送袁宝才回家；第三组证据，袁宝才生前的手机通话记录一份，结合第一组证据证明是由荣金林电话邀请袁宝才来他家帮忙剪羊毛的事实；第四组证据，袁宝才死亡证明一份，证明袁宝才死于帮工活动期间；第五组证据，锡林郭勒盟医疗服务门诊收费收据一份，证明死者袁宝才医疗支出933.60元；第六组证据，法医鉴定费用支出转账记录，证明原告方支出法医鉴定费1000.00元；第七组证据，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证明死者袁宝才经常居住地为锡林浩特市，应按经常居住地标准计算各项赔偿金额；第八组证据，原告陈素英扶养义务人的证明一份，证明陈素英有儿女6人，死者袁宝才应承担扶养费的1／6，即32582.67元。对于原告方出示的以上证据，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质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关于所要证明的问题中：1.证明被告邀请袁宝才帮忙剪羊毛，因此存在帮工关系的事实无异议。2.证明袁宝才死于帮工关系期间的主张不予认可。3.证明袁宝才干完活在被告家喝酒属实，但对于证明大量喝酒以及醉酒状态的表述不予认可。4.证明被告有义务送袁宝才回家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此不予质证；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于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袁宝才在被告家大量喝酒或醉酒的事实；对于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所要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对于第四组证据，证明袁宝才的死亡无异议，但对于证明死于帮工活动期间的主张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恰恰证明，袁宝才并非死于帮工活动期间；对于第五组至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与被告并无关联性。对于死者袁宝才经常居住地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证明主张不予认可。理由是，死者袁宝才的户籍地、经常生活地均在牧区。庭审中，被告方出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由法庭向阿巴嘎旗公安局刑警大队调取处理袁宝才死亡案件中的证人证言材料，证明事项：1.2019年7月14日上午死者袁宝才确实给被告荣金林帮忙剪了羊毛，地点在荣金林家的羊圈中。2.2019年7月14日中午回到荣金林家中吃饭，吃饭地点与剪羊毛的地点相差十多里地。3.死者袁宝才被发现死亡时间是在2019年7月14日晚10点，而非在剪羊毛的上午时间段。且这期间，死者生前先后到过四个地点，死亡地点并非在剪羊毛的地点；第二组证据，阿巴嘎旗公安局刑警大队作出的法医尸检记录一份，证明死者并非他杀，系属于非正常死亡。这就证明，死者的死亡并非外伤性导致，而是内因导致的。当初因为死者家属并未要求对死亡原因进一步检查，所以至今为止死者的具体死亡原因仍不明确。因此，雇佣活动中的伤亡多因外伤导致，才能属于雇佣活动的赔偿范围。因此，死者的死亡与雇佣帮工活动并无关系；第三组证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证明该推断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中死者死亡原因的依据。该推断书只是行政管理方面做出的推断结果。对于被告方出示的以上证据，原告方质证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我方认为，帮工完毕到帮工人回到家之前的时间段均属于帮工期间；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法律规定的帮工过程所受到的伤亡不分内伤或外伤，也未区分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因此，被告所要证明事项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之外；对于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被告应当对其抗辩主张举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酒后致死是本案唯一的死亡原因。经庭审调查，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死者袁宝才系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嘎查牧民，其主要生产、生活地在牧区；本案原告马丽君系死者袁宝才妻子；原告袁某1、袁某2系死者袁宝才与原告马丽君的婚生子女；原告陈素英系死者袁宝才生母。2019年7月13日下午，本案被告荣金林给袁宝才打电话，要求帮忙剪羊毛，袁宝才同意。2019年7月14日上午7点左右，袁宝才开着自家车应约来到荣金林家，并乘坐他人开的车辆与其他帮忙人员一同前往距离荣金林家十余里地的牧业点开始剪羊毛。上午11时许，剪羊毛工作完成。荣金林为了感谢大家帮忙，宴请大家回到家中吃午饭。吃饭期间，荣金林提供了酒水，部分帮忙人员饮用了白酒、啤酒等，其中也包括袁宝才。宴请完毕后，帮忙人员各自回家，袁宝才也驾驶自家车离开了荣金林家。下午3点左右，袁宝才驾着车来到宫喜春、郝红霞等人吃饭的地点停留一阵后，又驾着车离开。晚上10时许，当袁宝才亲属找到袁宝才时发现其在车内已无生命特征，故送往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据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原因为酒后窒息。死亡日期为2019年7月15日0时11分。该起事故，经死者袁宝才亲属报案后，阿巴嘎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出警侦查，并由阿巴嘎旗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记录》，排除他杀，系属非正常死亡。综上事实，现死者袁宝才家属诉至本院，认为死者系在帮工活动期间死亡，应由被帮工人荣金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于死者袁宝才非正常死亡，被告荣金林有无过错？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理论，侵权法中的损害后果是行为人是否构成侵权的必要要件之一。无论是基于过错责任、还是基于无过错责任，任何人只有在因他人的行为或者因他人的物件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法律上的救济，而行为人只有在其行为或物件致使他人损害时，才能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雇主对雇员的赔偿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必须具备行为人的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以及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具体到本案，死者袁宝才应被告荣金林的请求帮忙剪羊毛的事实属实，帮工关系依法成立。但死者死亡地点以及时间段并非发生在帮工活动期间，也无其他证据显示死亡结果的发生系帮工活动所造成的。本案中，导致袁宝才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明确，死者生前从被告荣金林处驾驶车辆离开后，辗转几处，再到死亡地点，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从查清。因此，死者袁宝才的意外死亡，并不属于侵权法意义上的损害后果，也不属于履行帮工职责而导致死亡的后果。被帮工人荣金林要求死者袁宝才帮工的行为与帮工人袁宝才死亡结果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被告不应承担侵权意义上的赔偿责任。被帮工人对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以外死亡虽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死者生前完成帮工活动后，在被帮工人的宴请下饮用了酒水。宴席期间，虽无直接证据显示死者在他人劝酒下引用了大量酒水或处于醉酒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宴请人可以不履行对被宴请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荣金林明知死者袁宝才饮用酒水的情况下，对死者驾驶车辆的行为不予以制止，有失安全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情况，由双方分担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之规定：“当事人对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基于综上法律条文，本院认为被告荣金林出于帮工关系或者宴请关系为前提，本着公平原则，可适当向死者家属承担相应的经济补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损失情况与经济状况，具体经济补偿金额酌情确定为120000.00元。综上，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虽经本院主持调解，但双方未能达成合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荣金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马丽君、陈素英、袁某1、袁某2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0.00元；二、驳回原告马丽君、陈素英、袁某1、袁某2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2.00元由原告马丽君、陈素英、袁某1、袁某2承担5072.00元，被告荣金林承担10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呼斯乐审 判 员  满都拉人民陪审员  全宝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兴 安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情况，由双方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