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5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77年9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普家村西侧。负责人：李猛，系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镇恺，云南晋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勇因与被上诉人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2019）云0122民初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经报请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勇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2019）云0122民初313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本案的性质是2017年发生的“晋宁904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事故引起了追偿权，本案应当以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事故的损失，而本案中李勇没有过错。晋宁区安监局对事故调查，安监局认定在此事故中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李猛、陈绍青、李勇中的责任分别为20万、2.5万、1.5万、1万的罚款。杨昆在事故中负有一定的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不追究责任。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撤消了晋宁安监局对李勇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李勇在该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所以一审法院抛弃本案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性质来评定事故责任是错误的。二、晋宁“904安全生产事故责任”是拆解报废汽车车体而发生的，与李勇没有任何关系。李勇与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是“承包拆解报废汽车发动机”的法律关系，双方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报废汽车发动机拆解合同》约定了李勇仅拆解三种发动机。该安全事故不是拆解发动机造成的。受害人杨坤是在拆解报废整车用氧焊切割液压杠时导致“缸套筒爆炸”飞出击中杨昆致其死亡。此次事故与拆解发动机无关。杨昆与原告具有拆解报废汽车车体的法律关系，其实际是被上诉人新源晋宁分公司的雇佣人员。从《拆解车体交接台账》可以看出2017年9月4日被上诉人将26辆报废车体交给杨昆拆解，拆解人一栏是杨昆，杨昆以个人名义承包了拆解汽车车体的业务。杨昆与李勇之间是否具有雇佣关系，必须以确认之诉另案认定。一审法院仅凭李勇组织杨昆、杨强、李永坤在新能源公司拆解中心进行报废汽车拆解工作，即认为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赔偿被害人家属1048648元不客观，不真实，明显显失公平。受害人自己也有责任，被上诉人没有从实际处罚，应当正确划分责任后进行赔偿。一审对事故责任造成的损失责任划分与事实不符。一审违法法定程序应当追加李猛、陈绍青为被告。被上诉人一审时出具的104万的赔偿票据在开庭中没有原件进行质证。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被告李勇支付原告赔偿款人民币1048648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新源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成立，经营范围是报废汽车等，被告李勇无相关资质。2018年11月27日，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8）云71行终33号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8月22日，李勇与新源公司签订《报废汽车发动机拆解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李勇负责为原告公司拆解报废机动车发动机。2017年9月4日，李勇组织杨昆、杨强、李永坤在新源公司拆解中心进行报废汽车拆解工作时发生事故，造成杨昆死亡。另查明：上述《报废汽车发动机拆解承包合同》约定：费用以计件方式支付，承包合同期限1年，自2017年8月22日至2018年8月21日。李勇的工作地点为罗武河新源公司晋宁分公司拆解中心。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李勇）自行组织拆解人员，甲方（新源公司晋宁分公司）享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利义务。乙方必须为自然人（具有资质的优先）；乙方所招聘拆解人员必须持有相关资质和证书；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3项约定；“乙方在拆解期间，自行负责所招聘人员的人身安全；若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等事宜。事故发生后，2017年11月2日，新源公司与杨昆的亲属龙淑娟等达成赔偿协议，新源公司共计赔偿龙淑娟等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1048648.00元，扣除已垫付108648元外，实际还应赔偿940000元，新源公司已赔付上述款项。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李勇以新源公司的负责人李猛及其部门经理陈少青对事故负有责任受安监局处罚应共同承担责任为由，申请追加二人为共同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李猛、陈少青均是新源公司的工作人员，二人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新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李勇的申请于法无据，依法不予追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发生事故时杨昆是李勇雇佣还是新源公司雇佣？二、新源公司向杨昆家属所赔偿的费用是否合法？针对争议焦点一，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的（2018）云71行终33号行政判决书确认：“2017年8月22日，李勇与新源公司签订《报废汽车发动机拆解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李勇负责为原告公司拆解报废机动车发动机。2017年9月4日，李勇组织杨昆、杨强、李永坤在新源公司拆解中心进行报废汽车拆解工作时发生事故，造成杨昆死亡。”其一、结合庭审中，被告李勇承认：“杨昆是跟我一起去的，但不是我喊去拆发动机的，杨昆是与我一起承包的。”这与原、被告签订《报废汽车发动机拆解承包合同》的事实不符，李勇也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二、上述生效判决确认：“李勇组织杨昆、杨强、李永坤在新源公司拆解中心进行报废汽车拆解工作时发生事故，造成杨昆死亡。”既然杨昆并非李勇雇佣，李勇为何组织杨昆等人进行报废汽车拆解？李勇没有做出合理说明，也与常理不符。其三、被告所举拆解车体交接台账，虽然表明接车人是杨昆，但不能证明事故发生于拆解交接台账所载明的车辆过程中，并且杨昆接车也不悖于交易习惯。综合全案，杨昆受李勇雇佣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针对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我国历来重视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新源公司作为具有资质的专业公司，本有条件和能力以危险性较小的工作规程进行作业，其中包括对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查、安全培训以及提供必要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但新源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将拆解报废机动车发动机承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增加了生产风险，最终发生杨昆在作业中不幸死亡的事故，酿成悲剧。原告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李勇不具有相关资质，仍然与其签订发动机拆解承包合同并约定：“若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乙方（李勇）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新源公司）无关”，把只有企业才有能力承担的风险推给了能力有限的自然人，该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条款，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李勇未举证证明杨昆具有从事相关工作的资质，未尽选任、监督的注意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将工作承包给不具备资质的被告，依法应与李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原、被告应如何分担上述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导致事故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是新源公司将拆解报废机动车发动机承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被告；其二是被告李勇在选任之初，没有对杨昆的资质、能力及其对拆解汽车等能否胜任已作详尽考察，并在拆解作业中对杨昆已尽相当的监督、管理等注意义务；其三是杨昆自身的原因，无证据证明杨昆具有相应资质，即使考量这一因素，原告赔付的1040000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余8648元原告未提交相关票据予以印证，且与已进行的赔付有所重叠，不予认定。原、被告均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难以确定双方责任大小，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新源公司向杨昆亲属赔付的1040000元已超出其赔偿数额，有权向连带责任人李勇追偿，该请求权已经产生，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被告李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520000元(大写：伍拾贰万元整)。二、驳回原告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38元，由原告云南新源再生产业有限公司晋宁县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承担7238元，由被告李勇承担7000元。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李勇与被上诉人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二、上诉人李勇与死者杨昆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三、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向上诉人追偿的权利？本院认为：一、本案中，晋宁区安监局作出（晋）安监罚（2017）11号处罚决定书，给予上诉人李勇1万元的行政处罚。昆明市安监局作出昆安监管行复决字（2018）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区安监局的处罚决定。上述处罚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于2018年11月17日被昆明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云71行终33号撤销。据此，上诉人认为其在“晋宁904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没有过错。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勇虽经认定其不承担行政责任，但不能据此否定其应依法承担的侵权责任。经审查，被上诉人现场管理人员陈少青被公安机关问及“你们拆解合同中只有发动机，为什么要拆解整车时”其陈述：“由于库存压力大，其它部门领导去检查时，下面场地没有整完，上面厂的发动机已经拆完了。于是我口头与李勇协商决定让他拆解整车，拆解一辆面包车210，轿车350，价格由车型来定，工人由李勇来找”。结合对其余在场人员杨强和李永坤等人的陈述，亦可证实事发当时的工作内容是拆解整车。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李勇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报废汽车发动机拆解承包合同》，但是事发当时拆解整车的工作内容及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均已经超出了双方承包合同中约定范围：“拆解标的为发动机，按照每台发动机的计件价格来确定劳动报酬”。而上诉人李勇并非被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整车拆解达成了新的分包意思表示，承包人李勇没有相关资质，双方之间构成违法分包关系。二、本案中，上诉人李勇在笔录中陈述：“是由我支付工资，由公司将拆卸报酬交给我，然后我向工人支付工资，支付完杨强及李永坤之后，剩下的我与杨昆平分”。结合整个案情综合考虑，在拆解整车工作中由李勇安排，并提供工具，上诉人李勇在整个拆解整车工作中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其主张与杨昆之间是合作关系，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勇与死者杨昆之间构成雇佣关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如前所述，本案中被上诉人将整车拆解的工作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上诉人李勇。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当对死者杨昆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经审查，双方行为对杨昆的死亡结果均有过错，但难以确定双方责任大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应当平均承担各50%的责任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外，被上诉人实际向死者杨昆亲属赔偿的款项数额并未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综上，上诉人李勇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38元，由上诉人李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薛 艳审判员 李蔚然审判员 姚 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奚琳书记员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