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1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于强，男，196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燕，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苏梅，女，196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燕，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本胜（死者徐荣兰之长子），男，195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本才（死者徐荣兰之次子），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本利（死者徐荣兰之幼子），男，196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本华（死者徐荣兰之长女），女，195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本英（死者徐荣兰之次女），女，195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以上五位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桥，江苏昂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鹏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盱眙县经济开发区国槐大道1-8号。法定代表人：张玉鹏，该公司董事长（系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已于2015年6月死亡）。再审申请人于强、陈苏梅因与被申请人徐荣兰及原审第三人江苏鹏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胜集团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8民终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8）苏民申577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徐荣兰于2019年5月4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要求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院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于强、陈苏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燕，被申请人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鹏胜集团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强、陈苏梅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并导致于强的抗辩权被剥夺。1.一、二审法院仅以鹏胜集团公司不认可于强提交的2013年10月12日的《协议》为由，不予认定该协议错误。该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且附于强的国家注册设备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扫描件，此足以证明该协议出自于双方的合意，鹏胜集团公司应向于强支付业务咨询费，若鹏胜集团公司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一、二审法院依据徐荣兰提供的鹏胜集团公司会计账册的记载即认定于强结欠鹏胜集团公司70万元借款错误。上述账册形成于2015年，而借款发生在2013年，且证人蒋某,4出庭作证陈述“于强所借款项在2015年前已入公司账”，此足以表明徐荣兰提供的账册并非鹏胜集团公司的原始账册。于强出具的70万元借条附有2013年10月12日的《协议》，鹏胜集团公司的原始账册对此应有记载。3.徐荣兰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提供鹏胜集团公司的原始账册。于强提供的《协议》可以证明鹏胜集团公司尚欠于强业务咨询费。虽然鹏胜集团公司事后出具《情况说明》，欲否认于强有履行该协议的事实，但此不足以否定协议的真实存在，且鹏胜集团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要求于强提供咨询而于强未予提供。（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即以于强受让陈晓云、王秀文对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的时间在本案立案之后为由，认定于强与陈晓云、王秀文恶意串通损害徐荣兰的利益错误。（三）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徐荣兰未能举证证明于强与陈晓云、王秀文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且损害了徐荣兰的利益，故一、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于强与王秀文、陈晓云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错误。于强和鹏胜集团公司之间互负金钱债务，标的物的种类、品质相同，任何一方均可以通知的方式主张抵销。于强已于2017年9月15日以快递形式向鹏胜集团公司发出抵销通知，故鹏胜集团公司和于强之间的债务在对等金额内已经消灭。抵销权系形成权，自通知到达鹏胜集团公司即发生法律效力，故一、二审法院认定于强的行为不能产生抵销的法律后果错误。于强对鹏胜集团公司享有法定抵销权，于强同样也可以此对抗徐荣兰，此权利不因徐荣兰提起代位权诉讼而无效。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徐荣兰的一审诉请。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共同辩称：（一）于强、陈苏梅受让案外人陈晓云、王秀文对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的通知无效，不可作为抵销的依据。1.陈晓云、王秀文的债权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二人仅持有鹏胜集团公司出具的收据，虽然此收据与鹏胜集团公司出具给徐荣兰的收据的外观一致，但并不能证明二人对鹏胜集团公司拥有真实债权。因为鹏胜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玉鹏在世时，为了得到生意上的帮助，存在以出具借款收据的方式行贿的行为，陈晓云的丈夫汤永奎即因此被认定为犯受贿罪。另鹏胜集团公司管理混乱，出具收据的行为并不规范。2.即使陈晓云、王秀文的债权真实存在，因二人未到庭，也无法核实债权转让是否出自于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于强、陈苏梅是否支付合理对价。3.即使于强、陈苏梅真实受让债权，但因鹏胜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鹏已经死亡，公司处于瘫痪状态，也已丧失接受相关通知的能力，故于强、陈苏梅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上虽加盖有鹏胜集团公司的印章，也不能视为该公司已经收到。在2015年6月张玉鹏死亡后，鹏胜集团公司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仍为张玉鹏。鹏胜集团公司的账目虽由会计黄勇保管，印章由徐梦远保管，但二人已经另谋职业，不再管理公司事务，故即使二人收到于强的债权转让通知，也不能认定该通知确已送达鹏胜集团公司。4.即使鹏胜集团公司未丧失接受通知的能力，上述盖章行为也不能代表鹏胜集团公司已经收到通知。于强、陈苏梅称，债权转让通知上的印章系经过鹏胜集团公司的股东周金龙的同意才由徐梦远加盖，但据说周金龙仅是知道案件已经起诉了，并不知道债权转让的事，也没有看到债权转让的书面材料，周金龙拒绝出庭参加本案诉讼，即表明其拒绝承认盖章行为是经过其同意的。且周金龙仅是挂名股东，无论在张玉鹏去世前后，其均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其不能代表公司。而于强、陈志梅也未通知公司的另一股东詹玉龙。5.即使上述疑点均排除，于强、陈苏梅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受让陈晓云、王秀文债权的行为也属于恶意逃避诉讼责任，应认定为无效，由此形成的债的抵销通知自然也无效。（二）于强和鹏胜集团公司签订的2013年10月12日的《协议》不可作为其主张抵销的依据。于强、陈苏梅一直主张以陈晓云、王秀文对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来抵销其对鹏胜集团公司的债务，此可证明其二人结欠鹏胜集团公司债务，既然欠债真实，即可证明《协议》没有履行，且于强、陈苏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协议，而鹏胜集团公司的账册中也无所谓的业务咨询费的记载。（三）鹏胜集团公司结欠徐荣兰1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事实，已经鹏胜集团公司出具往来询证函予以认可，并得到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判决的确认。虽然在该案中徐荣兰提交的相关银行流水有误，但徐荣兰的债权是真实的，有其他的银行流水相印证。综上，请求维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8民终402号民事判决。徐荣兰于2017年8月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于强、陈苏梅代位偿还其欠款本金94万元及利息4.55万元（其中70万元本金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16年7月17日暂计算至2017年8月16日，之后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24万元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立案之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徐荣兰以鹏胜集团公司会计账目记载中应收于强账款94万元（含银行打款明细及于强出具的借条）为据，请求确认于强欠鹏胜集团公司借款94万元。具体为：1.2013年12月25日，鹏胜集团公司财务人员蒋某,4向于强账户打款10万元（银行交易中备注“董事长电话安排”）；2.2013年7月16日，6224525011000323033账号向于强账户转入20万元，银行回执单上备注付款用途为借款；3.2013年7月19日，蒋某,4账户向于强账户转入30万元；4.2013年7月26日，自中国建设银行提取现金20万元给付于强（该款项由江苏鹏胜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打入蒋某,4账户，蒋某,4自述提取后给付于强）；5.2014年3月19日，6224525011003344226账号向于强账户转入4万元；6.2014年4月17日，蒋某,4账户向于强账户转账10万元。就上述2-4项款项，于强于2013年7月16日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借到柒拾万元整（女儿国外上学用），叁年后归还”。于强认可收到上述6笔94万元款项，但抗辩上述款项系鹏胜集团公司董事长张玉鹏对其私人的赠与。于强提供了盱眙县交通局盱交发[1997]68号文，以证实其曾于彼时任县采石公司副总经理，表明其与张玉鹏的私人关系；并提供了其与鹏胜集团公司于2013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以证实双方约定鹏胜集团公司自2013年起每年支付其业务咨询费15万元，共支付五年，除“借条”载明的70万元外的24万元即为鹏胜集团公司支付的咨询费，目前尚欠其51万元咨询费。2017年9月13日，王秀文、陈晓云分别将其对鹏胜集团公司享有的债权共计70万元转让给于强。同年9月15日，于强向鹏胜集团公司的股东詹玉龙、周金龙发出《债抵销通知书》，声明：“江苏鹏胜集团有限公司：本人于强（身份证号）于2013年7月16日出具给贵公司的柒拾万元（￥700000元）借条及相关款项，于强现根据2017年9月13日陈晓云（身份证号）和王秀文（身份证号）发送给贵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依法对贵公司享有柒拾万元（￥700000元）集资款的本金和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债的法定抵销规定，于强向贵公司主张抵销等额的债，特向贵公司发送债相抵销的书面通知，该书面通知到达贵公司时即生效”。另查明，2016年10月11日，徐荣兰以鹏胜集团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鹏胜集团公司偿还其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该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判决，判决鹏胜集团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徐荣兰150万元及利息（8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4年1月2日起，按照年息22%计算至实际还款日；7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4年3月18日起，按照年息22%计算至实际还款日）。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业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徐荣兰能否行使代位权及数额的确定，权利行使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本案中，根据于强发给鹏胜集团公司抵销70万元债务的函可见，于强对于欠付鹏胜集团公司70万元债务的事实是认可的，因鹏胜集团公司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徐荣兰在对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向于强主张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能够行使代位权的数额问题，除了于强认可的70万元，剩余24万元因鹏胜集团公司并未到庭，而徐荣兰提供的鹏胜集团公司的入账明细系事后形成，难以确定为是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故对徐荣兰主张的该笔24万元债权难以支持。因于强向鹏胜集团公司出具的条据上载明款项偿还时间，即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到期日期，徐荣兰在其对鹏胜集团公司债权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进行代位权诉讼在法定诉讼时效范围内，应予以确定。二、关于于强、陈苏梅抗辩的抵销权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诉讼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而于强受让王秀文、陈晓云债权的时间在2017年9月13日，有明显逃避诉讼责任的意图，于强与王秀文、陈晓云间形成的债权转让合意也因违反合同法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应属无效，由此形成的债的抵销通知自然也不能生效。对于徐荣兰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问题，根据于强和鹏胜集团公司的约定，鹏胜集团公司对于于强的债权到期日为2016年7月16日，徐荣兰主张自2016年7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有依据，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于强、陈苏梅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徐荣兰7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徐荣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5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655元，由徐荣兰负担4543元，由于强、陈苏梅负担14112元。于强、陈苏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荣兰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于强、陈苏梅提交了王秀文、陈晓云出具的承诺书及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于强受让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并支付了部分债权转让款。徐荣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反映于强受让王秀文、陈晓云债权时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二审法院认为，于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虽然于强提供了1份其与鹏胜集团公司签订的《协议》，以证明鹏胜集团公司应每年支付其15万元的咨询服务费，但鹏胜集团公司对该协议不予认可，也不认可于强替其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而对于已查明的鹏胜集团公司支付给于强的94万元，鹏胜集团公司的账册也均未记载系咨询费，故鹏胜集团公司与于强之间是否签订协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鹏胜集团公司是否欠于强咨询服务费也无法确定，故对于强提出的以咨询服务费抵销借款的主张，无法支持。如于强有证据证明鹏胜集团公司差其咨询服务费，可另案主张。2.于强受让的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未经过法定程序确认，也未得到鹏胜集团公司的自认，故该债权是否成立并未确认，且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7年8月30日，9月10日于强收到法院邮寄的起诉书等材料，于强在9月13日受让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即于强在明知其已经作为本案被告的情况下主动受让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不合情理，于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支付债权转让对价，因此，于强有明显逃避诉讼责任的意图。故一审法院认定于强与王秀文、陈晓云之间的债权转让无效并无不当，于强以此要求抵销借款的主张，也不应予以支持。该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5元，由于强、陈苏梅负担。本院再审查明：1.鹏胜集团公司系1998年5月6日设立，注册资本3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玉鹏（已于2015年6月死亡，但一直未变更），经营状态为在业，登记的股东为张玉鹏（持股51%）、周金龙（持股30%）、詹玉龙(持股19%)。2.一审时，徐荣兰为证明于强对鹏胜集团公司有6笔共计94万元的借款，提供了鹏胜集团公司的记账凭证，但2013年12月25日的10万元、2014年3月19日的4万元、2014年4月17日的10万元被分别计入2009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中；2013年7月16日的20万元、2013年7月19日的30万元、2013年7月26日的20万元被分别计入2015年6月30日的记账凭证中。徐荣兰一审中申请证人蒋某,4出庭作证。蒋某,4陈述：其是蒋翠英（系徐荣兰之子周本才的妻子）的姐姐，是鹏胜集团公司的财务人员，徐荣兰作为证据提交的鹏胜集团公司的记账凭证系其制作，其将2013年12月25日的10万元记在2009年12月31日是记账错了；于强和鹏胜集团公司没有关系；张玉鹏在2015年6月19日出事，其不知道公司的公章在谁手上，周金龙会安排人盖章，周金龙、詹玉龙现负责公司。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向黄勇进行调查，黄勇称：其是鹏胜集团公司的会计，公司的账目由其保管，蒋某,4曾是公司财务经理，徐荣兰提供的记账凭证目前不在其处，而是被蒋某,4借走了，2009年12月31日的3张记账凭证记载的是2013年、2014年的账目，2015年记载的是2013年的账目，这是公司老板（指张玉鹏）出事后根据审计部门的要求记账的，可能打印日期错了。3.一审中，于强为证明鹏胜集团公司需向其支付咨询服务费，提供了2013年10月12日的《协议》1份，该协议上加盖有鹏胜集团公司的印章，并有张玉鹏的签名。徐荣兰提交了2017年8月18日的加盖有鹏胜集团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内容为：鹏胜集团公司没有和于强履行过关于咨询费的协议，鹏胜集团公司也未欠于强债务。蒋某,4在该说明上签名并书写“情况属实2017年8月18日”。4.徐荣兰在诉鹏胜集团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案件]的起诉状中称：2014年1月2日鹏胜集团公司从其处借款80万元，约定年息22%，2014年3月18日鹏胜集团公司再次向其借款70万元，约定年息22%，鹏胜集团公司分别向其出具收据各1张，故请求判令鹏胜集团公司给付其借款150万元及利息。但徐荣兰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却为2012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25日蒋翠英分别向鹏胜集团公司转账97万元、43万元和10万元的转账凭证，即该证据与其诉称的借款事实不相符。该案审理过程中，鹏胜集团公司未到庭，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系缺席判决。5.一审时，于强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3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两份，载明的通知人分别为王秀文和陈晓云，内容为：二人分别将对鹏胜集团公司的40万元和30万元债权转让给于强，要求鹏胜集团公司在接到通知后3日内向于强还款，并附集资款收据。该两份通知书的下方书写有“收到”二字，并加盖有鹏胜集团公司的印章。上述通知所附的两份收据为：2013年4月3日的编号为0006182的30万元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陈晓云、收款事由为集资（年息15%）；2012年2月29日的编号为0005591的40万元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王秀文、收款事由为集资（年息15%）；该两份收据均由房秀丽经办并加盖鹏胜集团公司的财务专用章。6.本院在（2018）苏民申577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鹏胜集团公司的留守人员黄勇（原鹏胜集团公司的会计）、徐梦远（原鹏胜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员工，现在金源机动车尾气检测有限公司工作，称系周金龙让其保管公章并提供场地存放公司账册等物品）调阅了鹏胜集团公司的账册，并向二人进行调查且制作谈话笔录。本院调阅的鹏胜集团公司账册中，有鹏胜集团公司开具给王秀文、陈晓云的案涉两张收据；也有鹏胜集团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开具给徐荣兰的150万元收据，但记载该款项已经归还；还有鹏胜集团公司于2014年1月2日开具给徐荣兰的80万元收据和2014年3月18日的70万元收据。黄勇确认，根据鹏胜集团公司的账册记载，王秀文和陈晓云的上述70万元集资款没有归还，于强向公司的94万元借款也未归还；徐荣兰提供的记账凭证所依附的没有注明时间的账册均是蒋某,4制作，因为在张玉鹏去世后，审计部门要求所有会计人员将手中涉及资金往来的凭证全部入账以供审计，故交由蒋某,4做账。徐梦远确认，于强提交的2017年9月13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的下方的“收到”二字系其书写，系鹏胜集团公司的股东周玉龙让其在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徐荣兰提交的2017年8月18日的《情况说明》上的鹏胜集团公司的公章也是周金龙让其加盖的。黄勇和徐梦远均称，在张玉鹏去世后由周金龙负责公司事务。徐梦远还陈述，周金龙一般会以微信传递照片的方式告诉其在什么材料上盖章，其才会盖章。再审庭审中，于强、陈苏梅申请陈晓云出庭作证，陈晓云陈述：“2013年4月，鹏胜集团公司向社会集资，我就借了30万元，是打款给鹏胜集团公司的房会计的，当时约定年息15%，但没有约定何时还款；我将该债权转让给于强了，抵于强欠鹏胜集团公司的债务；我和于强之间签订有转让协议，我把债权转让给于强，是因为于强是家里的亲戚，能减少损失就减少一点；于强要给我24万元转让款，2017年底付了4万元，2018年付了8万元，余款还没给，说好等于强赢了官司再给，如果输了，我要退给他；鹏胜集团公司没有还钱，只付利息到2015年1月，大约6万元；在张玉鹏去世后，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人都进行了登记，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和汤永奎是夫妻关系，汤永奎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3年7月被捕，具体以刑事判决书为准”。陈晓云其后提供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盱眙支行业务专用章的银行账户明细1份，证明其在2013年4月3日向房秀丽转款30万元。被申请人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对陈晓云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交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2013）盱刑初字第0460号刑事判决书1份，拟证明陈晓云的丈夫汤永奎收受鹏胜集团公司15万元现金，张玉鹏安排公司财务在2010年8月向汤永奎出具了1张15万元的现金收据，而汤永奎的上述行为已经刑事判决认定为受贿罪，进而证明鹏胜集团公司存在未收到资金而出具收据的可能，且汤永奎系2013年7月26日被刑事拘留，故案涉2013年4月3日的陈晓云名下的30万元收据有可能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陈晓云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不能证明该款是汇给鹏胜集团公司的，不能证明房秀丽和鹏胜集团公司之间的关系，且陈晓云和房秀丽、黄勇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于强、陈苏梅质证认为，对陈晓云的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因为该份刑事判决未将陈晓云对鹏胜集团公司享有的30万元债权纳入汤永奎的犯罪金额中，故陈晓云转让的债权系其享有的合法债权，与刑事判决无关。再审庭审中，于强、陈苏梅提出，根据法院调阅的鹏胜集团公司的账册记载，鹏胜集团公司已向徐荣兰归还150万元借款，故徐荣兰对鹏胜集团公司已不享有（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案件确认的150万元债权，徐荣兰没有提起本案代位权诉讼的基础。被申请人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提交了2016年7月31日鹏胜集团公司向徐荣兰出具的《往来询证函》复印件1份，称该询证函系从（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案件的卷宗中调取，可以证明鹏胜集团公司确认结欠徐荣兰150万元，并称该询证函上的鹏胜集团公司的印章系黄勇对账之后由徐梦远加盖。于强、陈苏梅质证认为，对该询证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因为徐荣兰是基于（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其在2012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25日出借给鹏胜集团公司150万元而提起本案代位权诉讼，但该150万元经查明已经归还，而徐荣兰现提出的其在2014年3月18日和2014年1月2日出借的70万、80万元，并无鹏胜集团公司实际收款的凭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于强和王秀文、陈晓云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于强能否基于此主张抵销所欠鹏胜集团公司的70万元债务。本院再审认为，于强和王秀文、陈晓云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应认定为有效，于强基于其受让的上述债权主张抵销其所欠鹏胜集团公司的70万元债务，并无不可。理由为：《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于强主张王秀文、陈晓云于2017年9月13日分别将各自对鹏胜集团公司的40万元、30万元债权转让给其，并提供了经鹏胜集团公司盖章确认的两份债权转让通知书予以证明。经本院调阅鹏胜集团公司的财务账册，该公司确实向王秀文、陈晓云开具了与徐荣兰主张债权所提交的收据相同样式的现金收据，且该公司账册也显示王秀文、陈晓云的70万元债权尚未归还，于强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上加盖有鹏胜集团公司的印章，该印章是真实的，系由该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周金龙指示公章保管人徐梦远所加盖，另债权转让人之一的陈晓云再审中也出庭证实其和于强之间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并提供了其向鹏胜集团公司出借款项的凭证，即其在鹏胜集团公司开具收据的当日向该公司会计房秀丽转款3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据此，在原债权人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的真实性可予确认的情况下，本案应认定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已对鹏胜集团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而债权转让的时间以及于强是否支付对价并不影响债权转让行为本身的效力，何况于强已经举证证明其已支付部分对价。至于周本胜等被申请人提供的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就陈晓云的丈夫汤永奎犯受贿罪一案所作的（2013）盱刑初字第0460号刑事判决书，并不能证明陈晓云所转让的案涉30万元债权不真实。至于周本胜等被申请人以及周金龙于2019年8月1日向本院邮寄说明提出，周金龙系受于强的欺骗才让徐梦远在债权转让通知上盖章，周金龙当时并未看到是何文件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述主张与本院向徐梦远调查时徐梦远所陈述的其一般都是根据周金龙微信发送给其的照片所显示的材料才盖章的情况不相符；且根据徐荣兰的儿媳蒋翠英的陈述，周金龙系徐荣兰的长子周本胜的儿子，而周金龙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玉鹏去世后，实际负责公司事务，但在徐荣兰提起的确认债权诉讼以及本案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其均未派员到庭参加诉讼，现在本案再审后却主动提出其是受欺骗作出上述行为，且以鹏胜集团公司的名义向本院提出公司同意由徐荣兰的继承人向于强索要借款，作为鹏胜集团公司对徐荣兰的还款，此显然不合常理，鉴于周金龙与本案的被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被申请人以及周金龙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本案中，于强受让上述债权后，即于2017年9月15日向鹏胜集团公司的时任负责人周金龙发出《债抵销通知书》，要求以所受让的王秀文、陈晓云对鹏胜集团公司的共计70万元债权，抵销其于2013年7月16日向鹏胜集团公司出具的70万元借条项下的款项。虽然于强系在徐荣兰提起本案代位权诉讼后才受让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并据此向鹏胜集团公司提出抵销的主张，但如前所述，在王秀文、陈晓云的债权的真实性可予确认，债权转让通知已对鹏胜集团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基于抵销权系形成权，且于强主张抵销的债权也不存在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依据上述规定，本案应认定此可以发生债务抵销的效力。据此，一、二审判决关于“于强与案外人王秀文、陈晓云间形成的债权转让合意因违反合同法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应属无效，由此形成的债的抵销通知自然也不能生效”的认定意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于强提出的根据2013年2月10日的《协议》，截止2015年6月鹏胜集团公司应向其支付24万元业务咨询费，其可以在本案中主张抵销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于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为鹏胜集团公司提供咨询或者鹏胜集团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后曾向其支付过咨询费的证据的情形下，一、二审法院未支持其该主张，并无不当。因徐荣兰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未就该判决关于“剩余24万元因鹏胜集团公司并未到庭，而徐荣兰提供的鹏胜集团公司的入账明细系事后形成，难以确定为是鹏胜集团公司的债权”的认定意见提出上诉，应视为其认可该意见，即其不再坚持对该24万元主张代位权。至于徐荣兰在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案件中就其主张的对鹏胜集团公司的150万元债权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存在偏差的问题，因本案是就徐荣兰提起的代位权诉讼进行审理，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徐荣兰的该诉请因于强已提出抵销的主张而不应获得支持，故本案对（2016）苏0830民初5637号民事案件审理中是否存在上述问题不作认定。综上，于强、陈苏梅关于其以受让王秀文、陈晓云的70万元债权抵偿所欠鹏胜集团公司的70万元债务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8民终402号民事判决以及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2017）苏0830民初51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55元及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5元，均由周本胜、周本才、周本利、周本华、周本英负担。再审案件公告费560元，由于强、陈苏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闻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