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8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菊芳，女，196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宜琼，女，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果，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勇，男，197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原审被告：刘东，男，199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原审被告：张成华，男，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述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果，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菊芳、杜宜琼因与被上诉人刘志勇及原审被告刘东、张成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7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菊芳、杜宜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杜宜琼与刘志勇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杜宜琼不应承担退还投资款的责任。2014年3月28日，杜宜琼与刘东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杜宜琼与刘东各自出资2000000元，共同经营阿坝州茂县小关子砂厂。在签订该协议后，杜宜琼与刘东均按照50%的比例向砂厂进行投资，杜宜琼对刘志勇于2014年3月17日是否向砂厂投资300000元不清楚。因此，杜宜琼与刘东存在合伙，与刘志勇之间并未订立合伙协议。一审判决认可了2014年9月23日《结算单》，根据该《结算单》载明内容，可以证明在砂厂层面的合伙人是杜宜琼与刘东，无刘志勇，据此，一审判决在认可《结算单》的基础上，认定刘志勇系合伙人，进而判决杜宜琼退还刘志勇投资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划分举证责任错误，砂厂剩余财产状况、是否具备全额退还投资款的条件等事实，应由刘志勇承担举证责任。1.刘志勇诉讼退还投资款，应举证证明其出资300000元的事实，并举证证明砂厂没有亏损、剩余投资本钱足以全额退还的事实。一审法院将砂厂盈余状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杜宜琼、陈菊芳，违反法律规定。2.刘志勇参与了砂厂经营管理，其也提供了砂厂部分账本，则刘志勇有能力举证证明目前砂厂剩余财产的具体情况和是否具备全额退还投资款的事实。3.本案一审判决与该院（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案在划分举证责任上存在冲突。（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案中，认定“原告（刘志勇）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进行审计确认案涉合伙的盈亏情况”，据此驳回了刘志勇关于支付合伙分红款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刘志勇诉请要求退还投资款，与要求分配合伙分红款在举证责任上应为一致，因为分配分红款与投资款均纳入合伙财产的范畴，应当由主张分配的一方举证证明合伙财产的盈余状况、是否具备分配条件。4.一审中，陈菊芳、杜宜琼是按照人民法院要求被迫提供了证据证明目前砂厂的盈余状况，由于陈菊芳、杜宜琼没有账本可以还原砂厂的整个经营状况，才导致对陈菊芳、杜宜琼不公平的结果出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驳回刘志勇的诉请。 刘志勇辩称，陈菊芳、杜宜琼上诉认为其与杜宜琼不是合伙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目的是为了侵吞刘志勇投资的300000元。刘志勇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 刘东、张成华述称，认可陈菊芳、杜宜琼的上诉理由。 刘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同意刘志勇申请退出合伙，并判决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连带退还投资款300000元；2.判决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向刘志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50000元；3.案件诉讼费由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30日，一审法院依法受理了刘志勇与刘东、陈菊芳、张成华、杜宜琼、刘清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川0191民初6303号］。该案刘志勇起诉要求刘东、陈菊芳、张成华、杜宜琼连带向刘志勇支付合伙分红款600000元。该院于2016年12月21日依法做出（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在（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案件中认定的事实如下：一、陈菊芳系刘东之母，张成华与陈菊芳系夫妻，张成华系刘东继父，刘志勇与张成华系表兄弟关系。二、2014年3月17日，案外人曾某与刘东、案外人刘清林签订《采砂场转让协议》，载明曾某为甲方、刘东（代表）为乙方、刘清林为担保方。协议约定：1.茂县叠溪镇小关子村采砂场现有资产（采砂场执照、采砂证、供销合同、现存毛料2万方、成品方6000方、装载机1台、配电及其所有附属设施）合计人民币：2000000元，由乙方买断。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先付1000000元，剩余1000000元采砂场正常生产4个月后付清。2.采砂场经营权转移后，甲方仍需负责采砂场毛料开采的协调，道路畅通及销售订单协调事宜。3.采砂场转让后，企业负责人仍为甲方，但甲方需出具委托书给乙方，委托乙方全权负责采砂场经营生产及结算业务。4.甲方在年底结算时，按纯利润每方5元分红。5.买断甲方采砂场2000000元及日后分红均由乙方支付给担保方，再由担保方支付给甲方。6.担保方负责担保甲乙双方执行合同的各种协议，如果采砂场因甲方和外部因素不能正常经营及开采，均由甲方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三、以上合同签订后，2014年3月17日，陈菊芳向刘清林之子刘东（与本案刘东同名）账户转入700000元。同日，案外人刘丽萍、王英向第三人刘清林之子刘东账户转入300000元。法院认定案外人刘丽萍、王英向第三人刘清林之子刘东账户转入的上述300000元系刘志勇支付的采砂场转让款。2014年3月28日，杜宜琼向刘东转款500000元。同日，刘东向第三人刘清林账户转入400000元。一审庭审中刘东陈述“其向刘清林账户转入的400000元即来源于杜宜琼向其转款入的500000元”。2014年3月28日，刘清林向刘东出具了《收条》载明：“今收到刘东现金1400000元，此款用于小关村沙场使用”。该《收条》由刘东持有。此外，在采砂场经营过程中委托案外人成都市天怡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怡公司）进行砂石加工，采砂场应预付1000000元保证金，此款由杜宜琼向天怡公司转款900000元。另100000元以李某、杜宜琼、天怡公司三方互负债务抵销（李某欠杜宜琼10×××××元，天怡公司欠李某100000元）。天怡公司遂出具了收款1000000元的《收条》。2014年11月20日，刘清林向小关子砂场出具了欠款50000元的欠条，该欠条由刘东持有。四、关于涉案采砂场的账目，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陈述涉案采砂场无账目。一审庭审中刘志勇提供了一份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采砂场的《现金流水账》照片打印件，其中2014年8月的账目上有李某、张德华字样的签名，载有2015年1月10日刘志勇到三局办事烟185元，2015年1月、2月账目上有张德华字样的签名，载有2015年3月10日付陈菊芳、老三股金5000元、返还杜琼股金5000元，载有2015年6月19日返还陈菊芳之前垫资100000元、返还杜琼之前垫资100000元，载有2015年8月15日返还陈菊芳之前垫资150000元、返还杜琼之前垫资150000元，载有到2014年9月23日，砂场总支出3105170元。到2014年9月23日账上余额在刘东处59161元，到2014年9月23日杜琼和刘东两家平均投资1581709元，两家共投资3163418元，减去今日支出止3105170元，剩余58248元＋前期买料940元，共剩余59188元，落款有“属实刘志勇属实杜琼李某张德华”签字字样。张成华、杜宜琼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账册其余部分不予认可，亦未提供采砂场账本原件。五、2014年3月28日，刘东与杜宜琼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各以现金方式出资2000000元共同经营阿坝州茂县小关子砂场。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主张采砂场合伙人为刘东与杜宜琼。刘志勇对该《合伙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六、2014年4月12日，砂场方刘清林代（甲方）与承包方天怡公司（乙方）签订了《砂石加工承包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在小关子进行沙石加工。约定按标准规格出料时承包价格为每立方米15元。备注甲方先预付1000000元保证金给乙方。刘志勇提交了一份天怡公司2014年6月6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载明：收到茂县小关子砂场（杜宜琼、陈菊芳）付天怡公司投资设备保证金1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在交款人处有杜宜琼、张成华代陈菊芳签、李某字样。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主张对此《收条》真实性无法确定。另外，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了挖机租金收条以及电费明细，载明挖掘机租金为每天1200元，每月36000元，砂场经营期间的电费共计480499元。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主张砂场经常成本还包括柴油费、司机工资、运费等诸多费用开支，未经清算，无法核实目前合伙财产的剩余情况。刘志勇主张这些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七、茂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显示，陈菊芳及刘志勇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在该局申报涉案砂场的计税销售收入分别为7723206.4元和2496335.76元。八、茂县相关行政部门于2016年3月29日对采砂场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采砂场立即停止采砂、加工砂石的行为，并限期在2016年4月15日前将采砂机具拆除并将河道恢复原状。 查明以上事实后，（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刘志勇已支付茂县叠溪镇小关子村采砂场转让款300000元，系该砂场合伙人。但鉴于刘志勇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合伙的盈亏情况及合伙各方对合伙盈余分配方式分配条件进行了约定及刘东、陈菊芳、张成华、杜宜琼已分配了合伙财产，刘志勇亦无法说明各合伙人的投资数额，故判决驳回刘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刘东不服该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因刘东撤回了上诉请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7）川01民终34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刘东撤回上诉。现（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后刘志勇依据上述判决以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否认其合伙人身份为由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案号为（2017）川0191民初7224号），请求退伙并要求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连带退还刘志勇的投资款300000元并向刘志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50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就涉案砂场的经营管理情况，一审庭审中各方一致认可刘志勇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均参与了涉案砂场的经营管理。就涉案砂场分配利润情况，各方均认可刘志勇在2015年4月17日收到张成华支付的砂场分红2000元，且砂场在2015年4月17日后未向刘志勇分红。各方亦未就合伙期间的盈亏进行最终结算。一审庭审中各方认可涉案砂场经营期间的总收入为13382960.16元，其中包括投资款3163418元及涉案砂场经营期间的销售收入为10219542.16元。就涉案砂场的支出情况，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主张涉案砂场经营期间的支出为13541135.26元。其四人为证明涉案砂场的支出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证人金某1、张某1的证言及《收条》：证人金某1出庭作证证实涉案砂场在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向其支付的挖掘机租金为468000元（月租金36000元×13个月），且证实外运到中铁三局的运输费为25元／方，司机的补贴为2元／方，内转毛料运输费为50元、挖掘机柴油费为6.5元／方。此外，该《收条》为案外人金某1于2015年4月20日所出具。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挖机租金39天（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9日），款为46800元。春节前付10000元，现实付36800元”。2.证人曾某的证言及《收条》：证人曾某出庭作证证实涉案砂场在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支付曾某的生产费用为1540000元（22元／方×7万方）、远距离挖毛料补助120000元（80元／车×1500车）、改电及更换继电器费用为90000元及资源费用200000元。《收条》载明“曾某收到小关子砂场资源费239250元及分红款50000元”。3.《工程机械租赁合同》：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该证据拟证明涉案砂场在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支出的装载机费用为322050元。经查，该合同系张成华与案外人四川成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所签订。合同约定张成华向案外人四川成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租赁装载机。租赁期限为18个月，即从2015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9月20日止。租金总额为322050元。一审庭审中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案外人四川成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装载机租金322050元的事实。4.证人金某2、谢某、张某2、骏强及王某的证言拟证明涉案砂场外运到中铁三局的运输费为25元／方，司机的补贴为2元／方，内转毛料运输费为50元。证人金某2、谢某、张某2、骏强及王某未出庭作证。5.《证明》2份：其中一份证明由四川省茂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电公司所出具，证实涉案砂场在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缴纳的电费为480499元。另一份证明为茂县国家税务局所出具，证实涉案砂场支付的增值税税款为306586.26元。6.《砂石加工承包合同》《茂县小关子沙场与天怡公司结账清单》：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该证据拟证明涉案砂场向案外人天怡公司支付生产费900000元的事实。经查，上述合同系案外人刘清林与案外人天怡公司于2014年4月12日所签订。合同约定刘清林将涉案砂场开发的沙石生产线承包给案外人天怡公司，承包价格为每立方米15元。刘清林应向天怡公司预付1000000元保证金。案外人刘清林在该份合同的“甲方”处签署“刘清林代”并捺印。上述结账清单载明“从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19日账已结清；从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4月30日止总方量114268方，除去工人工资、开支，小关子沙场欠天怡公司总计1056324元。应退还小关子沙场（杜宜琼、陈菊芳）原交天怡公司设备保证金现金900000元。小关子沙场（杜宜琼、陈菊芳）实下欠天怡公司加工费156324元”。杜宜琼在该份清单的“沙场欠款人”处签字并捺印并代张成华签字。案外人王永明在该份清单的“天怡公司负责人”处签字并捺印。7.《收条》：案外人曾某分别于2014年3月18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11月11日、2015年1月6日、2015年9月8日出具《收条》共计5张。上述收条载明“曾某收到刘清林担保收砂场款2000000元”。8.发票：拟证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与案外人刘青林、曾某诉讼支出的代理费用共计120000元。9.案外人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砂场支出的基础建设、修建砂场用房、三通一平等支出共计400000元及其参与管理的工资、砂场杂费共计200000元。李某未出庭作证。10.《砂石料购销合同》及结算单：拟证明涉案砂场支出的外运运输费为3900000元。经查，该合同为陈菊芳与案外人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第一项目部所签订。合同约定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第一项目部向陈菊芳购买河沙及米石。双方对货款进行了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志勇是否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成立合伙关系及刘志勇要求退还投资款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 关于刘志勇是否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成立合伙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及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之规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判断刘志勇是否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成立合伙关系则需审查各方是否对合伙提供资金，是否参与合伙经营、共同劳动。首先，各方是否向涉案砂场投入资金的问题。因（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刘志勇支付了涉案砂场转让款30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此外，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在收购涉案砂场时，陈菊芳支付了砂场转让款700000元。刘东于2014年3月28日向第三人刘清林账户转入的砂场转让款400000元，因一审庭审中刘东陈述“其支付的上述转让款400000元系来源于杜宜琼的出资”，故一审法院认定杜宜琼支付了砂场转让款400000元。此外，涉案砂场在经营过程中委托案外人天怡公司加工砂石。杜宜琼向天怡公司支付了保证金1000000元。此外，刘志勇提交的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采砂场的《现金流水账》载明：“到2014年9月23日杜琼和刘东两家平均投资1581709元，两家共投资3163418元”，刘志勇、杜琼、李某及张德华分别在该份账目上签字并备注“属实”。一审庭审中杜宜琼认可该《现金流水账》载明的“杜琼”系其本人签字。刘东陈述该《现金流水账》载明的“刘东家向涉案砂场投入的1581709元”系陈菊芳的出资。依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陈菊芳、杜宜琼均向涉案砂场投入了资金。因一审庭审中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均认可张成华并未向涉案砂场投入资金。刘东亦陈述“刘东家向涉案砂场投入的1581709元系陈菊芳的出资，刘东并未投入资金”。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东、张成华向涉案砂场投入了资金，一审法院认定刘东、张成华均未向涉案砂场投入资金。其次，各方是否参与了涉案砂场的经营管理的问题。一审庭审中刘志勇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认可各方均参与了涉案砂场的经营管理。故一审法院对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自认的事实予以认可。此外，一审庭审中刘志勇及刘东均认可涉案砂场在2015年4月17日向刘志勇分配了砂场经营利润2000元的事实。又因刘志勇提供的账本载明其确认涉案砂场投资及支出的情况，可知刘志勇参与了涉案砂场的经营管理。综上，因刘志勇及陈菊芳与杜宜琼均向涉案砂场投入了资金，并参与了涉案砂场的经营管理。刘志勇亦收到了涉案砂场所分配的利润。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志勇与陈菊芳及杜宜琼成立合伙关系。因张成华与刘东并未向涉案砂场投入资金，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志勇与张成华、刘东之间不成立合伙关系。 关于刘志勇要求退伙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刘志勇与陈菊芳、杜宜琼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约定合伙期限及退伙的条件。刘志勇要求退伙系其自由处分其权利，故一审法院对其退伙的主张予以支持。该院以刘志勇提交的载明其要求退伙的民事起诉状副本送达陈菊芳、杜宜琼的时间即2017年7月4日作为解除其合伙关系的时间，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志勇与陈菊芳、杜宜琼的合伙关系已于2017年7月4日解除。 关于刘志勇要求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返还其投资300000元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因刘志勇与张成华、刘东之间不成立合伙关系。故刘志勇要求张成华、刘东返还投资300000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刘志勇要求陈菊芳、杜宜琼返还其投资300000元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之规定，合伙协议解除后，退伙人可以要求对退伙时合伙实际存在的财产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分割。本案各方并未对合伙实际存在的财产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最终清算。一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涉案砂场经营期间的总收入为13382960.16元（投资款3163418元＋销售收入为10219542.16元），但各方对涉案砂场经营期间的总支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庭审中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出涉案砂场在经营期间处于亏损状态。为此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了证人金某1、张某1的证言及《收条》、证人曾某的证言及《收条》《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证人金某2、谢某、张某2、骏强及王某的证言、《证明》《砂石加工承包合同》《茂县小关子沙场与天怡公司结账清单》《收条》、发票、证人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砂石料购销合同》及《结算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证人金某2、谢某、张某2、骏强、王某及李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上述证人证言没有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仅能证明签订合同的事实。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合同项下款项，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砂石加工承包合同》及《茂县小关子沙场与天怡公司结账清单》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涉案砂场对外尚欠案外人天怡公司加工费156324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砂石料购销合同》及结算单仅能证明陈菊芳与案外人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第一项目部签订合同及结算的事实，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运输费390000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由案外人曾某分别于2014年3月18日、2014年7月24日、2014年11月11日、2015年1月6日、2015年9月8日出具的5张《收条》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曾某收到涉案砂场转让款200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发票为刘东因本案诉讼产生的代理费用，并非涉案砂场经营期间的支出。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2份《证明》载明案涉砂场在经营期间支付的电费480499元及增值税税款306586.26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证人金某1及曾某的证言拟证明涉案砂场已向金某1支付挖掘机租金468000元，向曾某支付了生产费用1540000元、远距离挖毛料补助120000元、改电及更换继电器费用90000元及资源费用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证人金某1及曾某出庭证实其已收到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支付的上述款项，但其四人提交的由金某1及曾某出具的《收条》仅载明金某1实际收到的租金数额为36800元，曾某收到的资源费为239250元。因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向金某1支付租金468000元及向曾某支付生产费用1540000元、远距离挖毛料补助120000元、改电及更换继电器费用90000元及资源费用20万元的事实，应由其四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向金某1支付的租金为36800元，向曾某支付的资源费为239250元。证人张某1的证言虽证实其已收到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支付的相关费用，但因其四人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证人张某1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涉案砂场在经营期间的支出为3219459.26元（涉案砂场欠天怡公司156324元＋砂场转让款2000000元＋电费480499元＋税款306586.26元＋支付金某1租金36800元＋支付曾某资源费239250元）。故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涉案砂场在经营期间处于亏损状态的事实，应由其四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此外，一审庭审中刘志勇提交了涉案砂场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现金流水账》（复印件）拟证明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持有涉案砂场账目的事实。经查，该账目载明“截止2014年9月23日账目余额在刘东处为59161元。2015年3月10日付陈菊芳垫支50000元、2015年3月12日付杜宜琼垫支50000元、2015年4月17日付陈菊芳垫支76709元、付杜宜琼垫支76709元、2015年5月20日付陈菊芳垫支100000元、付杜宜琼垫资100000元、2015年6月19日付陈菊芳垫资100000元、付杜宜琼垫资100000元、2015年8月15日付杜宜琼垫资150000元、付杜宜琼垫资150000元”。一审庭审中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认可2014年9月23日的《现金流水账》的真实性，亦认可其在砂场经营期间已向杜宜琼及陈菊芳返还了垫资款，但对除2014年9月23日的《现金流水账》外的账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因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均认可涉案砂场由其经营管理，且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认可2014年9月23日《现金流水账》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一审法院推定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持有涉案砂场的账目。一审法院要求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涉案砂场的账目进行审计以确定案涉合伙的盈亏情况，其四人均未提供。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出“刘志勇提交的涉案砂场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现金流水账》系刘志勇从刘东处窃取所得。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现无账本原件”。一审法院认为，因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上述事实，故该院对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因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涉案砂场在经营期间处于亏损状态的事实，应由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刘志勇有权要求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合伙财产。经查，刘志勇向涉案砂场投入资金300000元，占砂场总出资的8.66%。杜宜琼及陈菊芳分别向涉案砂场投资1581709元，分别占砂场总出资的45.67%。因此，杜宜琼、陈菊芳应分别向刘志勇支付150000元。此外，刘志勇要求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50000元的主张，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第52条、第5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志勇与陈菊芳、杜宜琼的合伙关系已于2017年7月4日解除；二、陈菊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勇支付150000元；三、杜宜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勇支付150000元；四、驳回刘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陈菊芳、杜宜琼共同负担。 二审中，陈菊芳、杜宜琼、刘志勇、刘东、张成华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期间，陈菊芳、杜宜琼对一审查明的“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2015年4月17日收到张成华支付的砂厂分红2000元，且砂厂在2015年4月17日后未向原告分红”提出异议，并陈述陈菊芳、杜宜琼未向刘志勇承诺分红款，也没有给刘志勇分红。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志勇、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之间是否形成了合伙关系；2.若形成了合伙关系，刘志勇主张退伙是否应予准许；3.陈菊芳、杜宜琼是否应分别向刘志勇返还投资款150000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刘志勇、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之间是否形成了合伙关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首先，一审法院（2016）川0191民初6303号案认定，刘志勇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对案涉砂场提供了资金，并参与了经营管理，进行了劳动，因此，刘志勇符合合伙人的基本要件，应为案涉砂场的合伙人。其次，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虽案涉《采砂场转让协议》系刘东与案外人曾某、刘清林签订，但刘东、张成华并未向案涉砂场支付投入资金，且刘东、张成华在二审中亦认可其二人仅是案涉砂场请的管理人员。据此，刘东、张成华并非案涉砂场的合伙人。第三，虽陈菊芳在二审调查中否认其与刘志勇之间系合伙关系，但在其上诉状中并未否认该事实。同时，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陈菊芳向案涉砂场投入了资金，并参与了砂场的经营管理。因此，结合前述分析，陈菊芳与刘志勇应为案涉砂场的合伙人。第四，针对杜宜琼上诉认为，其系与刘东签订《合伙协议书》，其与刘东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与刘志勇之间并无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杜宜琼向案涉砂场投入了资金并参与了经营管理。同时刘志勇提交的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采砂场《现金流水账》载明“到2014年9月23日杜琼和刘东两家平均投资1581709元，两家共投资3163418元，减去今日支出止3105170元，剩余58248元＋前期买料940元，共剩余59188元”，刘志勇、“杜琼”、李某及“张德华”分别在该份账目上签字并备注“属实”，一审庭审中杜宜琼认可该《现金流水账》载明的“杜琼”系其本人签字，上述《现金流水账》载明的内容，实际系对案涉砂场投资金额、支出结余等情况的确认，而该确认行为应为合伙人的确认行为，对此，杜宜琼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志勇在该《现金流水账》上签字系其他身份。据此，刘志勇、杜宜琼在《现金流水账》上签字，实际系以合伙人身份签字。因此，虽杜宜琼举示了其与刘东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但根据前述事实，杜宜琼举示的证据不足以否认其与刘志勇之间的合伙关系，故杜宜琼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虽刘志勇、陈菊芳、杜宜琼就案涉砂场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根据各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三人之间就案涉砂场建立了合伙关系，刘东、张成华并非案涉砂场的合伙人。 二、关于刘志勇主张退伙是否应予准许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之规定，本案中，刘志勇与陈菊芳、杜宜琼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约定就退伙约定限制条件。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志勇退伙符合法律规定。 三、关于陈菊芳、杜宜琼是否应分别向刘志勇返还投资款150000元的问题 陈菊芳、杜宜琼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应由刘志勇承担证明案涉砂场盈亏情况，且刘志勇参与了案涉砂场的经营管理，其在一审中亦提交了案涉砂场的部分账本，则刘志勇有能力证明案涉砂场的剩余财产情况以及是否具备全额退还投资款的条件。 （一）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院认为，刘志勇在本案中要求返还的300000元系其投入合伙项目的投资款，而陈菊芳、杜宜琼主张案涉砂场处于亏损状态，不应向刘志勇返还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则应由陈菊芳、杜宜琼承担证明案涉砂场在经营期间处于亏损状态的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并无不当。 （二）关于案涉砂场在经营期间是否处于亏损状态的问题。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在一审中提交了证人证言、合同、支付凭证等证据，拟证明案涉砂场的支出情况以及砂场系处于亏损状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双方对于案涉砂场的总收入并无异议，但对于砂场的总支出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根据一审庭审记录，对于案涉砂场的财务情况，刘东陈述“以前记账是我在记，我用电脑记”，同时陈述在刘东没有参加案涉砂场经营后，系由杜宜琼、张成华负责财务工作。虽张成华表示“是很多人在记，不是我一个人在记”，但张成华及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志勇管理或控制了案涉砂场的财务资料。据此，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较刘志勇而言，理应更清楚案涉砂场的财务情况以及盈亏状态。本案中，虽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举示了证据，拟证明案涉砂场处于亏损状态，但其提供的前述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同时，结合前述分析，陈菊芳、杜宜琼、刘东、张成华负有举证责任，其亦更清楚案涉砂场的盈亏情况，而其未向法庭提交案涉砂场的财务资料导致人民法院无法对各方合伙财产及盈亏情况进行审计，因此，应由陈菊芳、杜宜琼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陈菊芳、杜宜琼举示的证据不足以案涉砂场处于亏损状态，则基于刘志勇主张退伙，陈菊芳、杜宜琼应向刘志勇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关于陈菊芳、杜宜琼应分别向刘志勇支付150000元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陈菊芳、杜宜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陈菊芳、杜宜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 艺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