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22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彦，女，197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新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进良，男，197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甄海英，男，197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乐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华，河北正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河北鑫牧奶牛养殖场，住所地：新乐市邯邰镇东牛林村。 法定代表人：王瑞江。 上诉人李彦因与被上诉人潘进良、甄海英、原审第三人河北鑫牧奶牛养殖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1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彦及委托代理人郭玉棉，被上诉人潘进良、甄海英及委托代理人许德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彦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166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合伙股权投资认定为债权借贷属于对142万元资金性质定性错误。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足以说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属于合伙经营企业。既然属于合伙，被上诉人投入第三人资金性质属于股权性质，并非债权性质。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投资入股的股权认定为债权，直接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142万元投资款是错误的；既然属于股权投资并非债权，被上诉人请求退出合伙之前，必须先进行清算，最终根据清算结果的盈亏确定被上诉人获取营利还是承担亏损。2、被上诉人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满足解除协议条件的证据，法院直接判决解除合伙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严格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履行合同，不仅及时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对账，而且也根据奶场的经营收益给被上诉人进行了分红。特别强调的是，自2015年6月1日双方签约并履行《协议书》以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其对账的时间和分红的数额从未提出过异议，法院直接判决解除合伙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上述事实由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人主管会计籍平出具的《证明》、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以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微信对账和分红汇款证明予以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首先，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民事判决书》第四页第四行，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上诉人承认已向被上诉人履行了义务，但上诉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因此直接判决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是错误的。因为，本案一审是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没有按照《协议书》约定及时履行对账和分红的义务，根据证据规则，该事实应该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因为《协议书》内既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必须在何时向被上诉人进行对账才算《协议书》上约定的“及时进行对账”的事实，也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必须在何时向被上诉人进行分红才算《协议书》上约定的“及时分红”的事实。并且，自2015年6月双方履行合同以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通过微信、汇款等方式进行了对账和分红，被上诉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上诉人始终认为这些年双方已经达成了上述对账和分红的默认。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上诉人违反了哪些具体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及时”对账和“及时”分红的具体约定相应证据，证明该事实的责任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没有及时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应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前后自相矛盾。一方面，被上诉人称奶场账目混乱，支出不合理；另一方面，又说上诉人未将账目给被上诉人看。显然前后的陈述自相矛盾。既然被上诉人能够指出账目不合理，还是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收到了上诉人复印的账目，并非上诉人从未与其对账。至于说账目是否合理可以进行清算，并不是直接解除合同的条件。3、其次，被上诉人请求退出合伙，一审法院以“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既然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退出合伙，根据《合伙企业法》第45条、85条、86条规定：以“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无法实现”为由退伙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之后才可以退出合伙。因此，一审法院在未经清算程序，直接以“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判决解除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目，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潘进良、甄海英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上诉的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所形成的是一种民事合伙法律关系，如果按照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在以后中途甲方将本人股份转给他人时，甲方负责将乙方其中一人变更到甲方与王瑞江、张双占建厂原始之股东合伙协议上。”只有将答辩人股权真正转移到新乐市鑫牧奶牛养殖场企业名下并办理工商登记，才能实现答辩人真正的股权权利。否则双方之间仍然是民法通则规定的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上诉人认为该142万元系股权投资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合伙关系，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答辩人请求解除合伙关系事实及理由确实充分。双方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在2015年6月1日和2016年9月份，从合伙关系确定至今已4年之久，按照合伙协议约定，上诉人未按合伙约定提供养殖场帐目，且不能按约定进行分红，造成答辩人对合伙经营状况、财务帐目及分红无法知晓，更不能实现合伙盈利分红的合伙目的，使答辩人的合伙利益得不到保障，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且奶牛养殖场因经营方面原因和原始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奶牛养殖场的资产已进入变卖阶段。在此情况下，答辩人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协议，退还合伙资金，分配合伙利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一审判决解除合伙协议,退还合伙资金并无不当。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的基本诉请，是上诉人在合伙期间未按双方合伙协议约定提供养殖场帐目及养殖场全部收支情况，也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按月分红，根据证据规则上诉人应当提供其履行合伙协议的相关证据，包括及时提供养殖场帐目及收支情况，将其在养殖场的分红按协议交付答辩人，但上诉人均未提供相关证据，在长达几年时间内，答辩人只能被动的等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是正确的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不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答辩人并不是鑫牧奶牛养殖场法律交意义上的投东，因此不适用合法企业法有关合伙企业退股，结算程序而是适用合同法及民法通则有关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潘进良、甄海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判令被告退回合伙资金142万元；3、判令被告分配合伙利润。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李彦是新乐鑫牧奶牛养殖场股东，案外人郝银庆在李彦名下入股，占李彦在该养殖场股份的二分之一份额。原告潘进良、甄海英与被告李彦于2015年6月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二原告以142万元的价格接收郝银庆的全部股份，就经营新乐鑫牧奶牛养殖场在被告李彦名下入股，二原告占有李彦在该养殖场的股份的二分之一份额。2016年9月二原告又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被告李彦如转股给他人，应由原被告及接收方一起处理，并应将该养殖场合伙协议中原始股东中被告李彦更名为二原告中的一人。被告李彦曾向原告提供过2017年至2019年期间该养殖场的部分账目。原告提交了上述两份协议书和部分账目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双方系合伙关系，原告出资142万元用于合伙，原告给被告复印过部分养殖场账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书和部分账目无异议，但认为其只是二原告在该养殖场的代理人，其已履行复印账目的义务，不存在分配利润的问题。被告对原告出资142万元收购郝银庆的股份份额无异议，但表示该款项是原告与郝银庆之间的交易与其无关，并称其和郝银庆原来在该养殖场的出资股份数额均记不清楚了，其只是占该养殖场三分之一的股份。被告未提交证据。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潘进良、甄海英向本院申请保全被告李彦名下价值150万元的财产并提交了担保，本院依法查封被告李彦位于新乐市文荣鑫城3号楼1单元502号的房产一处。原告潘进良、甄海英向本院申请调取第三人新乐鑫牧奶牛养殖场账目的证据，因第三人不予配合未能调取。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潘进良、甄海英与被告李彦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表明，原被告双方以增加收入，互惠、互利为目的签订协议，二原告出资142万元接收郝银庆的全部股份，系经被告李彦同意，被告明知并认可二原告在其名下入股，占其在该养殖场股份的二分之一份额。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二原告系出资但不参与实际经营的合伙人。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是代理关系，但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现二原告以被告未向其二人公开全部经营账目、分配利润等致使合伙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上述合伙协议，即《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称已向原告履行了义务，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退回142万元合伙资金和分配利润的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关于退伙的规定，分割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二原告出资142万元属于合伙时投入的财产，该142万元出资所占有的股份份额的相应权益均由被告李彦在该养殖场享有，被告应对该股份份额在该养殖场的收支盈亏情况进行证明。被告称原告出资的142万元未交给被告且均已投入养殖场建设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未提供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告要求被告退回142万元资金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因利润情况无法查明，原告要求分配利润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潘进良、甄海英与被告李彦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6年9月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二、被告李彦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潘进良、甄海英投资款142万元。三、驳回原告潘进良、甄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80元，减半收取87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李彦承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李彦提交新证据如下：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账的短信往来记录、微信往来记录。证明事项为：上诉人已经按照双方协议履行了对账的义务。 2、上诉人按时向被上诉人分配盈利分红的账户流水。证明事项为：上诉人已经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及时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分红。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是养殖场政府给的补贴，不是盈利。 被上诉人潘进良、甄海英提交新证据如下： 《新乐市鑫牧奶牛养殖场（普通合伙）奶牛养殖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事项为：现在奶牛场已经把奶牛处分了，不再经营了。 上诉人质证意见，对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两个事实：第一、上诉人如实向合伙企业说明了名下的股东有隐名股东两个人。第二、上诉人及时将目前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处分的进展，如实向被上诉人示明了。上诉人及时把相应的经营状况以及信息都进行了通知。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上诉人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出资款142万元。 本案中，被上诉人潘进良、甄海英出资142万元在上诉人李彦名下入股养殖场，占其在该养殖场股份的二分之一份额，潘进良、甄海英与李彦构成合伙关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短信记录、微信记录、银行账户流水证明其一直在向二被上诉人分配利润，二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政府给养殖场的补助2015年7万元、2016年8万元、2017年99700元及其他款项一直未向其分配，导致二人提起了本案诉讼。上述证据可以证实，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履行过向其分配利润的事实未予否认，仅对政府给予养殖场的补助未向其分配存在异议。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向二被上诉人分配利润导致合伙目的不能实现，判令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二被上诉人要求退伙，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应对合伙财产及合伙期间的盈利、亏损进行清算后进行合理分配。另经本院审查核实，就本案涉及的合伙经营事项，二被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了诉讼，要求李彦、河北鑫牧奶牛养殖场偿付合伙利润140万元，新乐市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冀0184民初3587号，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故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可在该案中就合伙经营的盈利、亏损情况进行清算后合理分配合伙财产。本案中二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伙协议，退还出资款的诉讼请求，因合伙经营的盈利、亏损及剩余合伙财产均未清算，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彦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1661号民事判决； 2驳回原审原告甄海英、潘进良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0元，减半收取87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甄海英、潘进良共同负担。二审诉讼费17580元，由甄海英、潘进良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任永奇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杨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