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4536号原告肖某，男，195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委托代理人汤仕学，云南江风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赵某，男，1973年2月18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委托代理人章来义、刘丽军，大理市双廊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一般授权代理。原告肖某诉被告赵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汤仕学，被告赵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章来义、刘丽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非法侵占原告自留山的林地（面积15.9亩左右，位于原告方林权范围内的西南角，长为150米左右，宽为150米左右），并支付侵占期间该土地使用费（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90,000元（200元一亩一年，计30年）。2、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3年自留地划分时，原告分有自留山1座，小地名放马坪。2015年,政府依据有关林改政策在1983年自留山划定的基础上，通过勘验，勾图，核发给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编号为：B××××××××××，面积185亩，四至界线：东大马路（无争议），南：水沟心（经××镇××河村委会双方认证以水沟为界），西：沟心直上丫口（有明显山沟一条且直通丫口三坐坟），北：放马坪山岭（实为本户与赵某两户自留地交界，有明显大山沟且直通山岭三坐坟。对于该界线2018年12月3日当年自留山划分时现场参与人以及历任社长、当事人亲临实地予以认可，且共同出具了证明书及留影为证）。1983年赵某1、赵某2、杨某三户因缺少耕种土地，向原告祖父借用一片林地耕种并约定耕种10年后归还（有协议），于是原告祖父将自留地内的西南角一片土地借与他们三户为耕地使用，当时该三户开垦的面积约为7亩。1987年被告赵某伙同当时的××林业站站长杨某2以栽棱树为由从赵某1等三户手中抢了该片土地并栽上桉树，后来被告将栽下去的桉树逐年砍去，将这块地重新作为耕地使用，并在该地的基础上在原告的林地面积内逐年开垦，现累计侵占原告林地面积已达15亩左右。非法占用原告自留地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归还，被告均置之不理。甚至被告于每逢两家为该片土地发生纠纷时，就叫上他的兄弟几个以及社长杨某4（他的亲戚）用暴力威胁原告和原告家人。无奈之下，原告只能找村委会、镇政府、土管局等要求协调解决该纠纷，均能妥善解决该纠纷。得知原告找村委会等其他的单位要求解决该纠纷后，被告的做法愈发地激进，2016年，被告请了挖机继续在原告的林地面积内开垦并在原、被告共用的水沟中连筑水塘3个，严重影响原告下游15亩地的灌溉。为了制止被告的请挖机继续开垦的行为，原告花了2,000元买了200株柑橘树苗栽到被被告请挖机新开挖的土地上，不料第二天就被被告拔个精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在原告自留山的范围内私自开垦耕地并据为己有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从1987年开始，原告就向历任社长要求协调处理无效后又申请村委会协调也无效，再后来向××镇政府要求解决，向司法所要求司法处理也没有结果，最后再向大理市林业局，市信访局申请处理也没有结果，原告万般无奈之下向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公平处理，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赵某辩称：原告在起诉状中指控被告非法侵占原告自留山（面积15亩左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镇××村×××社，小地名“放马坪”。1983年，国家政策规定将“放马坪”被指定为集体牧场，四至界限：东至大马路，南至水沟心靠江尾山，西至江尾山，北至放马坪山岭为界，其余划分到户的山林，洱源县人民政府发了“自留山使用证”，发放时间为1983年。放马坪这片—直为荒山，1983年以前，集体生产队曾在上面耕种约两亩左右的荒地上种过杂豆、玉米等农作物，收成微薄，当时我社耕地多、劳力少，管理不好。当时伙山耕种面积少，×××员向×××社集体借耕，耕种后逐年扩大，面积约有7亩。1983年要求将集体自留山分到户，但“放马坪”仍为集体自留山，被认定为集体牧场，社上没有指定人管理。肖某1夫妇想到×××员在上面耕种着约7亩，时间长了势必造成无法收回。肖某1处于维护集体利益，放马坪离自家近，便利于管理的情况下，就和×××员协商要求归还耕地，通过×××员一致同意并归还肖某1户管理，×××社员无争议，在接管耕种期间，肖某1夫妇有所扩宽，现有面积约10亩，从1983年到现在已37年，一直由赵某（肖某1的入赘女婿）耕种、使用，从未变更。以上事实，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根据被告起诉状指控及认可该侵权土地，从1983年至纠纷提起时（2015年）止共计32年，一直是被告及其家人使用，远远超过二十年，可以确定被告使用的土地不侵害原告土地使用权，并应确定被告为该土地的使用权人。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被告支付侵占期间该土地使用费9万元(200元一亩一年，计30年)更是子无虚有。第一、原告所指控的2015年5月18日大理市林业局发放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四至界限明显错误。原告拿到此登记表后与被告经过多次协商调解，各任社长及村委会干部一直指出四至界限错误，××镇林业站王某召集大理市林业局杜某及××村委会干部及×××社历任社长和村民参与指界人都认为四至界限错误，原告利用各种手段说服不明真相的社长、村干部及政府人员的支持，更改后与原始土地登记表的依据明显不相符。1983年的原始登记表中东是大马路、南面为放马坪山岭，西是沟心直上丫口，北是水沟心，面积92亩，2015年更改后的四至界限：东为大马路，南为水沟心，西为沟心直上丫口，北为放马坪山岭，面积为185亩，从两个登记表上看得出来，2015年的登记表与1983年登记表明显是南北对调，面积也凭空扩大了一倍以上。第二、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侵权事实一直进行，赔偿额应从停止侵害之日起倒数两年，不可能赔偿30年使用费。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法律服务费。被告与原告土地纠纷发生后，被告一直本着和平解决为好，2017年4月5日向××村委会申请调解，××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但没有成功。2018年3月14日，双廊镇林业站主持召集大理市林业局杜某、镇林业站张某、镇林业站长王某、五星村天保护林员李某、肖某、赵某、×××小组村民李某1、历任社长廖某、历任社长杨某3、现任社长杨某4、××村委会主任黄某等人召开专项林地纠纷调解会；2018年7月5日××村委会向被告和原告出示一份《××村委会关于×××肖某、赵某林地（山坡）纠纷一案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把事情经过纠纷的原因说得很明白，可原告仍然听不进去；2019年8月原告提起诉讼后，×××小组长杨某4立即表示愿意对此纠纷作情况说明。自此原告提出土地侵权纠纷后，被告四处奔跑，协商各方关系，希望能以和为贵，不要把矛盾纠纷激化，为此被告花费不少，耽误工期，同时为了应对诉讼聘请法律工作者答辩，以上费用请酌情判决原告支付。该土地侵权纠纷，以上涉及的人员都表示愿意出庭作证，并在相关情况说明及证明书上签字按手印，同时也请法院能召集当事人及各方证人到现地看看，更能清楚纠纷焦点原因及四至界限的位置。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8日，大理市人民政府颁发大市林证字（2015）第××××××××××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该证载明该林权证林地所有，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原告肖某，林地坐落于，小地名放马坪，面积为185亩。四至为：东：大马路，南：水沟心，西：沟心直上丫口，北：放马坪山岭。2018年6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对本户林权证的四至界线给予确认并赔偿相应损失，2018年7月16日，原告撤回起诉。现原告认为被告在其林权范围内西南角侵占了面积15.9亩左右的林地故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林权证、行政起诉状、（2018）云2901行初23号行政裁定书等及双方当事人一致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告肖某以侵权之诉为由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应以侵权行为为前提，有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就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民事诉讼秉承“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交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状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在其林权范围内西南角侵占了15.9亩左右的林地并要求赔偿损失，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有侵权的事实、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肖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曾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