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7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春，男，198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龙口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大维，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雨，女，199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东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爱红，女，198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馨，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立春因与被上诉人霍雨、高爱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3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高爱红返还被上诉人霍雨32500元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霍雨提交交易凭证证明其曾于2017年6月18日向“天津芃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账4万元，然后提交了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海军的通话录音，录音中骆海军仅仅说与上诉人张立春是朋友关系，芃凡公司将POS机借给张立春使用，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该4万元电商款后来由张立春挪用，且当初被上诉人霍雨购买房屋交付4万元电商费时，上诉人张立春并未承诺被上诉人霍雨事后返还32500元，被上诉人霍雨与被上诉人高爱红是朋友关系，被上诉人霍雨通过高爱红介绍购房，关于她们之间的返钱约定，上诉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高爱红辩称，没有收到张立春的钱款，但是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在2017年9月19日向被上诉人高爱红农行账户转账30000元。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不当得利的事实认定有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构成不当得利的前提是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他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取得财产上的利益，该利益由被上诉人高爱红取得，且根据被上诉人霍雨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利益由上诉人取得。被上诉人霍雨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高爱红辩称，高爱红没有向霍雨承诺过返现，也未收到过涉案32500元。一审法院对于高爱红不承担相应责任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正确。张立春于2017年9月19日向高爱红支付的3万元款项是张立春通过高爱红获得了在海南出售房屋的交易机会，成交之后给予高爱红一定的款项，该款项与涉案款项无关。张立春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一审中陈述的事实与逻辑存在矛盾。其一方面说没有收到过款项，一方面又说没有承诺过还款，一方面又说涉案款项给了金色家园网，现在又说款项给了高爱红，显然是为了逃避还款义务作的强行解释，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一审法院对张立春和高爱红都承诺过返现的事实认定错误，对于张立春和霍雨之间的约定，高爱红不清楚。原审原告霍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关于购买湖光海景B区45号楼3门404室的房产返款人民币325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高爱红均为金色家园公司的员工（二人均陈述天津分公司现已倒闭，二人已离职），二人曾为同事。被告张立春曾为智必发公司的员工（被告张立春现已离职，不能陈述公司准确名称），是湖光海景楼盘的三级代理商。2017年前后，金色家园公司与智必发公司就湖光海景楼盘的销售有合作关系，若客户通过金色家园公司购买智必发公司代理销售的房屋，金色家园公司即能获得客户支付的电商费的部分返现。原告于2017年在湖光海景楼盘为其父亲购买了房屋一套，该房屋的购买系通过被告高爱红的介绍，但与金色家园公司并无关系，并未通过金色家园公司购买。实际上是经被告高爱红介绍后，由原告直接通过被告张立春购买了房屋。在原告买房的过程中，二被告均告知原告应支付4万元电商费，并承诺房屋交易完成后返还3.25万元电商费。原告按要求通过POS机向商户名为“芃非公司”的账户支付了4万元电商费，该费用实际上由被告张立春领取。原告买房一个月后，被告张立春从智必发公司离职，未向原告返还其承诺的3.25万元电商款。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在买房时在向出卖人交付全额购房款之外，还向被告张立春支付了4万元电商费，当时双方明确约定，待房屋交易完成后，会向原告返还3.25万元电商费。法院认为，现原告已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交易业已完成，被告张立春承诺的向原告返还3.25万元电商费的条件业已成立。根据原告与被告张立春的约定，现被告张立春不再享有保有该部分电商费的权利。被告张立春持续占有3.25万元电商费不予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被告张立春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使原告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取了利益。原告要求被告张立春返还不当得利3.25万元，于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鉴于被告高爱红并未实际受领原告支付的4万元电商费，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高爱红从中获取了相应的利益，故法院认为，被告高爱红不应负担向原告返还3.25万元电商费的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判决：一、被告张立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霍雨人民币32500元。二、驳回原告霍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3元，减半收取307元，由被告张立春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张立春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申请证人何某出庭作证，何某是智必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参与过涉案房产的交易及电商款交付流转的过程，能证明涉案电商款最后交给了高爱红。证据2、张立春于2017年9月19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高爱红转账30000元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张立春于2017年9月19日通过微信向高爱红转账3000元的交易记录，证明涉案电商款33000元已经由张立春转给高爱红，高爱红负有向霍雨的返还义务。结合证据1何某和霍雨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何某作为工作人员向霍雨说明了涉案电商款的走向，当时也将转账的30000元的银行凭证发给了霍雨。经质证，被上诉人霍雨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被上诉人高爱红称：1、证人与张立春存在明显利害关系，系张立春雇佣人员，其证言的效力存在瑕疵。2、证人听说涉案款项的性质系传来证据，是听张立春口述的，因此，证人证言不足采信。对上诉人张立春提交的两份转账记录，经质证，被上诉人霍雨对该转账记录不清楚，也不清楚款项的性质。被上诉人高爱红称确实收到了该两笔款项，30000元在答辩时已经表述了，3000元是张立春给高爱红去海南的差旅费。被上诉人高爱红提交证据1、三组通话录音：高爱红与陈秋增的通话，证明高爱红与张立春存在海南房产销售合作事宜，张立春就此海南房产销售收取过一定的款项。高爱红与买房业主张静的通话，证明张立春确实收过相应的款项。高爱红与买房业主庞旭浩通话，证明张立春确实收过相应的款项。证据2、劳动合同与保密协议、渠道分销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明高爱红供职的天津市增益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张立春所在的聚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合作。证据3、支付宝转账回单一份，证明海南业主曾向张立春支付相应款项。经当庭播放录音并质证，上诉人张立春称能听出是高爱红的声音，相对方的声音身份不确定。高爱红进行通话录音就是为了本案的取证，但是和所谓的张静的通话录音欺骗了所谓的张静。海南房产的销售，高爱红是张立春的上级，如果出售房产及佣金，应该是高爱红给张立春佣金，目前还欠20多万元佣金。即使该两份录音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高爱红提供的和张静的通话记录，张立春有记录，张静交的50000元电商款张立春已经返还给张静，高爱红说和海南的房产销售有关，张立春可以提供和高爱红供职的公司合作房地产销售的协议。上诉人张立春对被上诉人高爱红提交的劳动合同与保密协议、渠道分销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从合同中可以看出应该是增益公司给聚合公司佣金，也就是高爱红给张立春佣金。上诉人张立春对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霍雨称不需要质证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张立春是否收到被上诉人霍雨4万元电商款，应否将32500元返还给被上诉人霍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立春提供证人何某出庭作证称，“张立春把霍雨交付的电商款（佣金）打给了高爱红”。由此可知，上诉人张立春收到了被上诉人霍雨支付的4万元电商款。被上诉人高爱红对于收到上诉人张立春的33000元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否认。证人何某又称，“霍雨和高爱红之间怎么约定的我们不清楚，霍雨说高爱红答应返钱给霍雨，张立春把钱给高爱红了，霍雨应该找高爱红沟通这个事，不应该找张立春”。由此可知，上诉人张立春对应该“返钱”给被上诉人霍雨的相应事宜是清楚的，只是主张应该由被上诉人高爱红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情况，判令上诉人张立春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张立春与被上诉人高爱红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张立春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张立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3元，由上诉人张立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