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天桥区标山南路4号凤凰山国际名酒文化名城287-A室。法定代表人：王亚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男，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梅埠办事处华夏路110号。法定代表人：徐德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鑫，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淄博查普曼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高新区北营北路原中心路289号102室。法定代表人：孙艺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松，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豪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升公司）、原审第三人淄博查普曼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查普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的（2019）鲁13民再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世纪豪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亚楠，被上诉人金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鑫、钟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查普曼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纪豪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金升公司向其交付电解铜40吨及违约金；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金升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案涉及的是电解铜而非铜杆。案件发生时金升公司根本不知《合作协议》的存在。二、金升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树豪向世纪豪逸公司出具的证明中明确表示自己存在错信孙玉亭及无委托书放货的过错。三、孙玉亭不是世纪豪逸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桓台金增商贸有限公司和查普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四、金升公司在未得到世纪豪逸公司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将货物错误发给孙玉亭，应属于金升公司的过错，不构成表见代理。双方的交易流程是：签订购销合同→世纪豪逸公司当日交付全部货款→世纪豪逸公司将委托书传真给金升公司→金升公司凭委托书发货。根据双方的交易流程，世纪豪逸公司提供委托书是发货的前提条件。金升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树豪的证言及王琼琼的电话录音中均明确承认必须持有委托书才能发货。金升公司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及其提供的2014年8月12日委托书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提供委托书是发货的前提条件。金升公司主张凭电话短信订货、提货，应当提交全部电解铜交易的电话及短信内容。综上，金升公司无委托书的情况下发货，明确存在过错，孙玉亭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五、世纪豪逸公司在合同签订当日即支付全部货款，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要求金升公司交付货物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金升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世纪豪逸公司至今无法取得货物，造成重大损失，金升公司应当向世纪豪逸公司支付违约金。金升公司辩称，一、孙玉亭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金升公司与世纪豪逸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及孙玉亭在整个交易中起的作用等具体事实，已经生效的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刑终566号刑事判决予以确认。金升公司无需再行举证。该份刑事判决确认：金升公司与世纪豪逸公司进行多次正常交易，全部由孙玉亭以世纪豪逸公司的名义与金升公司洽谈、提货，并且存在世纪豪逸公司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金升公司根据孙玉亭的电话或短信的方式告知提货车辆或驾驶员信息后发货的情形，而世纪豪逸公司对此均没有提出异议。上述事实与金升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完全吻合。无论是铜杆还是电解铜，均由孙玉亭代表世纪豪逸公司进行交易，由其联络提货后进行销售，再将销售款转至世纪豪逸公司。唯独涉案销售款未返还给世纪豪逸公司。整个交易情况与世纪豪逸公司与孙玉亭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相符。正是基于前12笔稳定交易流程，使得金升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孙玉亭系代表世纪豪逸公司来购买及提取铜材。二、世纪豪逸公司无权向金升公司主张关于40吨电解铜的相关权利。生效的刑事判决已经责令孙玉亭退赔世纪豪逸公司的诈骗所得1902223.6元。对于世纪豪逸公司的相关损失，已经获得救济渠道，无权再向金升公司主张。综上，世纪豪逸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世纪豪逸公司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升公司交付价款为194.8万元的高纯阴极铜40吨，支付违约金29.2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世纪豪逸公司于一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世纪豪逸公司、金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二，四份授权委托书，证明世纪豪逸公司提货需提交的手续，前四份合同都已提交委托书，涉案合同没有提交委托书。证据三，银行付款凭证，证明世纪豪逸公司已支付货款194万元加余款7974.33元。证据四，调查笔录一份，证明金升公司未将货物交付给世纪豪逸公司，而是交给了案外人孙玉亭，孙玉亭没有出示世纪豪逸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金升公司存在严重过错。证据五，金升公司出具的提货情况说明，证明货物没有交付世纪豪逸公司，而是交付给了案外人孙玉亭。证据六，金升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金升公司承认存在过错。证据七，金升公司出具的销售出库单及磅码单，证明货物出库情况。证据八，金升公司出具的出门证，证明货物被案外人提走。证据九，金升公司与查普曼公司签订的合同一份，证明金升公司明知世纪豪逸公司与孙玉亭不是一个公司的，金升公司存在明显过错。证据十，工商登记材料、户籍证明，证明查普曼公司及桓台金增商贸有限公司为孙玉亭实际控制公司。证据十一，工资表，和证据十共同证明孙玉亭不是世纪豪逸公司的业务员。证据十二，电话通讯清单，证明世纪豪逸公司通过拨打0539-8769089获得的录音证据。证据十三，2016年4月20日两份录音证据及2016年4月26日的录音证据。三份录音证据共同证明：1.双方交易流程为：双方签订购销合同（通过传真签订合同）—世纪豪逸公司当日支付全部货款—世纪豪逸公司将委托书传真给金升公司（委托车辆）—金升公司凭委托书发货。2.世纪豪逸公司发货必须有金升公司的委托书才能发货。3.被录音人员为金升公司工作人员王琼琼。4.货物价格参照长江现货确定。证据十四，长江现货2016年4月27日的价目表照片，证明事实为电解铜的价格跌至37510元/吨，比2014年9月22日签订合同时的价格48700元/吨下降了11190元，给世纪豪逸公司造成损失达40多万元。证明目的为，电解铜的价格逐年下降，由于金升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给世纪豪逸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证据十五，再审时金升公司提交的交易统计表一份，一审时金升公司的代理词证明金升公司从承认一份委托书到承认四份委托书，存在欺诈行为。证据十三、十四、十五共同证明世纪豪逸公司交易流程及发货必须有世纪豪逸公司的委托书。证据十六，铜棒与电解铜的不同，证明电解铜与铜棒不是一种产品，不能混为一谈。证据十七，唐咏签署的与查普曼公司的购销合同一份，与再审提交的唐咏情况说明一份，共同证明唐咏在刑事案件中所说的“我没有参与过”与事实不符。金升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三、四、五、六、七、八、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中2014年8月12日的授权委托书没有异议，且我公司已经收到。证据二中其他三份授权委托书是不真实的，系世纪豪逸公司单方制作，我公司没有收到，也不知情。证据四中被调查人王树豪能够证明世纪豪逸公司、金升公司之间的业务都是孙玉亭联系，是以短信形式通知提货的。证据五亦证明世纪豪逸公司、金升公司之间的业务都是孙玉亭联系，是以短信形式通知提货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孙玉亭就是世纪豪逸公司的业务员，金升公司是按照孙玉亭的电话和短信发了货。证据八出门证载明的客户名称是世纪豪逸公司，提货车辆是1307，实际上该车应该就是鲁Ｂ×××××。证据九与本案无关联性。经质证，金升公司对证据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及证据二中2014年8月12日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证据二中其他三份授权委托书系世纪豪逸公司单方制作，且世纪豪逸公司无证据证实金升公司已收到三份授权委托书，一审法院对该三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对工商登记材料、户籍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孙玉亭是桓台金增商贸有限公司和查普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世纪豪逸公司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孙玉亭不是世纪豪逸公司的业务员。电话清单显示的0539-8769089是金升公司的电话号码，录音内容的“答方”王琼琼是金升公司的员工。关于交易流程，录音时间为2016年，本案双方交易时间为2014年，录音证明的是2016年的交易流程而非本案交易时间的流程。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长江现货价目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双方交易价格按合同约定协商确定，与第三组证据无关。对铜棒与电解铜的区别无异议。对唐咏和查普曼公司所签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合同是世纪豪逸公司单方出具的，无查普曼公司的印章，这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世纪豪逸公司要证明的问题。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对世纪豪逸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十、证据十二、十三、十五、十六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十一、十四和证据十七和本案没有关联，不予认定。金升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八份工矿产品供销合同，详见汇总表。汇总表统计了八笔交易的相关数据、提货车辆及委托书情况，其中五笔提货无书面委托书，证明世纪豪逸公司、金升公司之间的业务均系孙玉亭联系，拟订的合同由金升公司加盖印章后传真至世纪豪逸公司，再由世纪豪逸公司加盖印章，并传真至金升公司处。其中第四、八份合同签订后孙玉亭打电话通知世纪豪逸公司提货，后以短信通知办理发货事宜。证据二，世纪豪逸公司出具的2014年4月23日开票信息传真件一份，证明世纪豪逸公司的地址、邮寄地址、固定电话为0531-85061523，联系人刘老师电话为151××××9780。证据三，二份特快专递，证明金升公司邮寄发票，金升公司按照世纪豪逸公司提供的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与刘老师联系邮寄发票，其中一份是刘延芳签收，另一份是刘老师本人签收。证据四，录音资料一份，证明开票信息中的刘老师系世纪豪逸公司的出纳员，孙玉亭是世纪豪逸公司的业务员，世纪豪逸公司提货的车都是孙玉亭安排的，世纪豪逸公司、金升公司之间的订货、提货均为孙玉亭办理，发票邮寄给了刘老师。证据五，世纪豪逸公司2014年8月12日传给金升公司的委托书传真件一份，证据六，孙玉亭2014年9月27日发给金升公司业务经理王树豪的手机短信，证据五和证据六证明世纪豪逸公司授权鲁Ｂ×××××车辆驾驶员办理电解铜提货业务，货物名称、车辆号码均与孙玉亭所发短信一致。证据七，2014年3月14日，世纪豪逸公司与孙玉亭控制的公司查普曼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证明世纪豪逸公司与孙玉亭之间是合作关系，由世纪豪逸公司提供财务服务，由孙玉亭负责采购、运输、销售。孙玉亭与金升公司签订合同、订购货物、付款、提货等行为均代表世纪豪逸公司。证据八，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签订的13份铜材买卖合同（八份电解铜合同、五份铜杆合同）。证明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9月22日孙玉亭代表世纪豪逸公司共计签订并履行了13份合同，其中工矿产品供销合同8份为买卖电解铜，产品销售合同5份为买卖铜杆。该13份合同从签订合同、订购货物、付款、提货均由孙玉亭负责联络协调，代表世纪豪逸公司。按照第一次一审中世纪豪逸公司的举证，该13笔业务中，4笔存在委托书，其余各笔均没有书面委托书，但相应货物经孙玉亭安排车辆提走以后，世纪豪逸公司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在多次交易中委托书并非金升公司发货的必备条件。没有委托书是发货的正常状态，金升公司无委托书发货并非违约，不存在过失。证据九，13份合同对应的货物出库单、发票及世纪豪逸公司付款凭证，证明合同签订后，由世纪豪逸公司付款，孙玉亭向金升公司发出通知，将货物交由孙玉亭指定车辆提走的全过程。根据孙玉亭的安排将提货对应的发票寄给世纪豪逸公司，世纪豪逸公司全部接收，并且发票全部入账抵扣，从未对交易的任何细节提出异议，也未对委托书情况提出过任何意见，同时证明，该13笔交易具有前后连贯性，属于合作协议中孙玉亭购买一系列铜材的采购环节。金升公司有理由相信孙玉亭就是世纪豪逸公司的员工，或孙玉亭就能代表世纪豪逸公司，提取货物就是代表世纪豪逸公司。证据十，合作协议范围内孙玉亭经办的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全部交易统计表，说明，该表汇总统计了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9月22日双方之间发生的13笔交易的相关数据，提货车辆以及委托书的情况。可见有共计10笔提货并无委托书。证据十一，讯问笔录（孙玉亭），主要内容：2017年1月6日，警方讯问孙玉亭，查清了合作协议的签订、铜棒销售与电解铜销售之间的关系、具体购销电解铜的流程等内容。证明：（1）电解铜销售也属于合作内容，只是没有另签协议；（2）具体流程都是孙玉亭负责，什么时候发货、发货给谁都由孙玉亭安排，他把货卖出去后，卖家再把钱打给金升公司；（3）世纪豪逸公司只出具过三四次授权委托书，其余的就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无委托书提货是常态；（4）孙玉亭为世纪豪逸公司联系了七八次电解铜业务。证据十二，询问笔录（冯鹏鹏），主要内容：2016年6月20日，警方询问青岛宏泰铜业公司电解铜采购部工作人员冯鹏鹏，其向警方介绍了孙玉亭与其公司业务往来的情况。证明：（1）孙玉亭以世纪豪逸公司、查普曼公司的名义与青岛宏泰铜业公司开展业务；（2）其陈述的孙玉亭以世纪豪逸公司名义做业务的时间与我方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二、三、四显示的孙玉亭提货时间吻合；（3）冯鹏鹏明确表示没和世纪豪逸公司的其他人员接触过，一直都是孙玉亭与其联系；（4）证明世纪豪逸公司在庭审中否认孙玉亭经办电解铜业务以及声称的唐咏具体办理了电解铜业务的说法均为谎言。证据十三，询问笔录（唐咏），主要内容：2016年11月30日，警方询问金升公司的业务员唐咏，了解电解铜业务的有关情况，唐咏如实向警方进行了介绍。证明：（1）唐咏平常具体负责焦炭业务；（2）唐咏于2014年带合同去淄博与查普曼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3）其只代表世纪豪逸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对于其相关业务并未参与；（4）证明世纪豪逸公司在庭审中声称的唐咏具体办理了电解铜业务的说法为谎言。证据十四，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刑终566号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证明：1.孙玉亭是以世纪豪逸公司员工的身份与金升公司开展的业务；2.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进行的多次正常交易，全部由孙玉亭以世纪豪逸公司的名义与金升公司洽谈、提货，并且存在世纪豪逸公司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金升公司根据孙玉亭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告知提货车辆及驾驶员信息后发货的情形，而世纪豪逸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2014年9月27日，金升公司亦是根据其与世纪豪逸公司之间交易发货的正常流程发货；3.孙玉亭以查普曼公司的名义卖掉的是世纪豪逸公司的货物（案涉电解铜），侵害的是世纪豪逸公司的利益，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世纪豪逸公司。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金升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的情形。世纪豪逸公司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证据十五，世纪豪逸公司公司的法人代表王亚楠于2019年4月18日向我公司财务人员方丽通过QQ发送的开票信息截图一份，我公司给世纪豪逸公司开具的案涉电解铜货款增值税发票一份，我公司邮寄发票的特快专递查询单一份，这组证据证明：世纪豪逸公司于2019年4月初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举报我方没有给他开具涉案款项的发票，我方和世纪豪逸公司联系，世纪豪逸公司提供开票信息、邮寄地址以及联系人后，我方已于2019年4月22日将发票邮寄给世纪豪逸公司，并且世纪豪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签收，签收时间是2019年4月23日9时46分，该证据同时证明世纪豪逸公司向金升公司索要购货款发票的行为，表明其实际认可收到了案涉货物。世纪豪逸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孙玉亭不是我公司的业务员，只是双方业务的介绍人，双方都与孙玉亭熟悉。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通话各方的身份无法确认，对金升公司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金升公司在调查笔录中已经承认，孙玉亭名下有两个公司，分别是桓台金增商贸有限公司和查普曼公司，孙玉亭怎么可能是世纪豪逸公司的业务员呢？金升公司也已承认其错误地认为世纪豪逸公司就是孙玉亭的公司，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五没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说明金升公司存在严重过错，金升公司在没有见到世纪豪逸公司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发货，过错明显。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我方需要核实，不论孙玉亭是否发过短信，都掩盖不了金升公司违反其公司业务流程规定，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事实。对于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我方认为合作协议不属于新证据，世纪豪逸公司与查普曼公司约定的合作项目仅是铜棒销售，而非电解铜，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协议约束的世纪豪逸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孙玉亭能够代表世纪豪逸公司，合作协议落款处世纪豪逸公司的授权代表是唐咏，第三人的授权代表是孙金松，而非孙玉亭，双方在合作铜棒业务中对接的是孙金松，而非孙玉亭。对于证据八，提供的铜材买卖合同是复印件，不予质证，仅凭该合同无法证明是由孙玉亭负责业务联络，无法证明孙玉亭代表世纪豪逸公司。对于证据九，出库单、磅码单均是金升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提供的发票需要回去核实真实性，根据金升公司提供的出货单、磅码单显示的也是电解铜、铜杆。对于证据十，统计表是金升公司单方制作，不予认可。综上，证据七至证据十均无法证明孙玉亭能够代表世纪豪逸公司。对孙玉亭的讯问笔录是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孙玉亭陈述的不是真实情况，其实是为了逃避刑事责任，而故意营造出孙玉亭参与电解铜交易的假象，对于冯鹏鹏的笔录也是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冯鹏鹏所说的孙玉亭以世纪豪逸公司的名义与宏泰公司开展业务不是事实，对于唐咏的笔录也是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唐咏陈述的其业务范围的表述并不准确，在笔录中只是说了合作协议的签订过程，认可合作协议是本人签字，与本案电解铜交易没有任何关系，以上三份笔录即使是公安机关做的，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进行多次讯问，针对同一问题，当事人前后陈述极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对孙玉亭的讯问笔录第2页，针对同一问题，孙玉亭两次讯问做出了不同回答，所以单凭笔录并不具有证明力，还要看陈述的内容有无书证支撑。对证据十四判决书的真实性公正性和公开性有异议，在孙玉亭刑事一二审中，临沂经济开发区法院都是以孙玉亭诈骗金升公司190多万元为由立案，判处孙玉亭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上交赃款及罚金，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二审案件中，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的认为世纪豪逸公司为受害人，错误的将与本案无直接关系的合作协议（铜棒合作协议）作为新证据，仅凭羁押犯人孙玉亭反复变更的笔录为由，在隐瞒世纪豪逸公司的情况下进行审理，不公正不公开的重新认定了孙玉亭为合同诈骗罪，并减轻其服刑时间，是错误的判决，我公司对该刑事判决书不予承认。对证据十五，发票我公司还未收到，我公司也未对该发票进行抵扣认证，金升公司所说的我方承认涉案的交易是错误的，2014年9月我公司就已经公对公给世纪豪逸公司打货款190余万元，近五年间金升公司一直未给开具相关发票，直到我公司给相关税务机关检举之后，对方才开具涉案发票，金升公司开具发票证明了金升公司进行了此笔电解铜贸易，只有给我们开具发票，没有给我们发涉案的40吨电解铜。一审法院审查后，对金升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9月22日，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双方约定：世纪豪逸公司购买金升公司40吨高纯阴极铜，货款共计1948000元，按国标GB/T467-2010检验，运输方式为汽车运输，自提，金升公司提供质保书和出库磅码单，合同签订当日世纪豪逸公司付清全部货款，货物在三日内提清。违反本合同条款的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合同价款15%的违约金。世纪豪逸公司依约于合同签订当日汇款194万元整。2014年9月27日孙玉亭发短信告知金升公司业务经理王树豪提货车号为鲁Ｂ×××××、驾驶员为张彦海，张彦海驾驶鲁Ｂ×××××号车当日提走电解铜40吨。因孙玉亭提走的40吨电解铜未交付世纪豪逸公司，世纪豪逸公司、金升公司产生纠纷。世纪豪逸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金升公司向世纪豪逸公司交付高纯阴极铜40吨价款1948000元，并向世纪豪逸公司支付违约金292200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4）临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世纪豪逸公司的诉讼请求。世纪豪逸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2016）鲁民终65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二、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交付高纯阴极铜40吨；三、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9.22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47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722元，均由金升公司负担。金升公司不服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94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程序中追加查普曼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鲁民再38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6）鲁民终655号民事判决及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另查明，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9月22日，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签订八份买卖电解铜合同，具体流程是：孙玉亭和金升公司王树豪电话谈话数量和价格，世纪豪逸公司和金升公司通过传真签订合同，世纪豪逸公司付款，孙玉亭安排车辆提货，并将货物再次销售出去。世纪豪逸公司支付货款后，孙玉亭从金升公司提货时，其中金升公司有收到世纪豪逸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发货的情形，也有世纪豪逸公司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金升公司予以发货的情形。再查明，2018年11月27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3刑终566号刑事判决，判决孙玉亭犯合同诈骗罪，责令孙玉亭退赔世纪豪逸公司诈骗所得1902223.6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已质证并收集记录在卷。一审法院认为，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世纪豪逸公司已向金升公司支付货款，金升公司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向世纪豪逸公司履行交付货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金升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世纪豪逸公司和金升公司在本次交易之前进行多次正常交易，均由孙玉亭联系提货，孙玉亭提货时，其中有世纪豪逸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提货的情形，也存在多次世纪豪逸公司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金升公司根据孙玉亭电话或短信的方式告知提货车辆及驾驶员信息后发货的情形，故本案中，金升公司根据孙玉亭短信交付货物，符合世纪豪逸公司和金升公司之间交易发货的正常流程，金升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在金升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的情况下，世纪豪逸公司要求金升公司赔偿货款损失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世纪豪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13民再18号民事判决：驳回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22元，由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玉亭系查普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非世纪豪逸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提货的行为不构成履行世纪豪逸公司职务的行为。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对此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孙玉亭从金升公司提货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世纪豪逸公司的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院认为，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着重审查行为当时是否在客观上形成可信赖的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纵观本案,自2014年4月14日起至2014年9月22日止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共发生13笔铜产品交易，其中铜杆交易5笔，电解铜交易8笔，两种交易穿插进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除一笔铜杆交易约定运输方式为金升公司代运，其余12笔交易的合同中均约定为“汽车运输，自提”，双方在合同中未对提货流程作出具体约定。从双方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一）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推定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所有交易的提货联系人应为孙玉亭。首先，根据双方合作铜杆的协议约定，孙玉亭控制的查普曼公司负责产品的采购、运输、销售，5笔铜杆交易联系人均为孙玉亭，世纪豪逸公司对此亦无异议。其次，对于电解铜的交易，根据孙玉亭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及青岛宏泰铜业公司冯鹏鹏的证言、鲁Ｑ×××××货车司机张彦海的证言，三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世纪豪逸公司与青岛宏泰铜业公司之间发生的电解铜的交易亦均为孙玉亭联系业务、组织发货。世纪豪逸公司不认可孙玉亭参与电解铜的交易，并主张系公司工作人员唐咏负责联系提货，但唐咏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明确陈述：仅参与了合作协议的签订，对于有没有开展业务不清楚。世纪豪逸公司虽在诉讼中提交了署名唐咏的书面证明改变了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但唐咏本人未出庭作证，世纪豪逸公司亦未提交唐咏或其他工作人员参与电解铜交易的相关证据。因此，世纪豪逸公司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从提货有无委托书的情况来看，孙玉亭在公安机关及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刑终566号刑事案件中供述既有无委托书提货的情况，也有世纪豪逸公司出具委托书提货的情况;从双方的举证来看,13笔交易中世纪豪逸公司仅提交了4笔交易的授权委托书，其它交易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金升公司传真了委托书。这与孙玉亭的供述相符。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孙玉亭作为世纪豪逸公司与金升公司铜产品交易的业务联系人，一直负责提货，且存在无委托书提货的情况，双方正常交易，世纪豪逸公司未提出过异议。就涉案的2014年9月22日购销合同而言，孙玉亭向金升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树豪发出提货短信，告知车辆牌号、司机姓名，王树豪基于以往与孙玉亭交易的情况，完全有理由相信其系代表世纪豪逸公司进行提货。孙玉亭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世纪豪逸公司承担。且已经生效的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3刑终566号刑事判决亦已认定世纪豪逸公司是孙玉亭诈骗案的受害人，其损失应由孙玉亭退赔。综上，原审认定金升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并判决驳回世纪豪逸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世纪豪逸公司之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22元，由上诉人济南世纪豪逸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志芹审判员  冯 波审判员  李金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郭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