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03民终2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连云港市永昌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700138968743U，住所为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济开发区永昌路48号。（以下简称“连云港永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宜斌，系公司总经理（原法定代表人：武传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树坤、张昆平，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天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6348814398W，住所安徽省颍上县夏桥镇张泊渡村。（以下简称“安徽天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国灵。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城县锦祥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20709326049，住所安徽省蒙城县皖北汽配城10#门面房103铺。（以下简称“蒙城锦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飞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0116002331143，住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海虹路189号2幢911号库。（以下简称“上海九逸公司”）法定代表人：尤国学，系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彪，男，198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颍上县人，住安徽省颍上县。上诉人连云港市永昌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天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蒙城县锦祥物流有限公司、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刘彪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190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连云港永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实施侵权行为的是人，车辆仅仅是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上诉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侵权行为时场地的实际管理者及实施侵权行为车辆的现场实际控制人。1、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地是确定的，即位于曲靖市富源县中国石化对面的堆场。这一点有如下证据证明：（1）上诉人提供的报警记录；（2）堆场原占有者李正银收取场地占用费用的收据及上诉人法定代理人转款凭证；（3）现场视频及照片；（4）被上诉人安徽天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堆场租赁合同等。2、侵权行为发生时堆场的实际管理者及实施侵权行为的车辆现场控制者是确定的。根据报警记录、堆场租赁合同、证人证言，可以确定侵权行为发生时堆场的实际控制者是本案被上诉人刘彪。从现场视频及照片看，围堵上诉人车辆的侵权工具是标有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字样的大型叶片运输车辆和叶片举升专用车辆，能够在现场动用这些车辆的也只有堆场实际控制者刘彪。刘彪在答辩状中只是辩称其是履行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而不应由其个人承担，并没有否认侵权行为的实施。侵权行为正是刘彪动用标有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字样的大型叶片运输车辆和叶片举升专用车辆堵住上诉人车辆，因此上诉人两次报警都明确了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人是刘彪。3、四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侵权主体的确定，他们是共同侵权行为人。首先，安徽天逸公司是云南五台山叶片举升运输项目的中标单位和风叶二次转运委托合同的实际履行人。这可以从《中标通知书》、《风叶二次转运委托合同》、《会议纪要》、《五台山项目叶片举升延期协调会议纪要》、证人证言看出。其次，刘彪是安徽天逸公司在云南五台山叶片举升运输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其代表安徽天逸公司在侵权现场履行职务行为。证据如下：《堆场租赁合同》刘彪作为甲方签字，租赁用途是存放风电叶片。在湘电风能有限公司提供的2015年1月2日、1月14日、1月20日、4月2日、4月7日的《设备到货移交单》安装单位接受人处签字的都是刘彪，其中1月2日的两张移交单刘彪在签名后注明“安徽天逸公司”。可见，刘彪租赁堆场、在设备到货移交单上签字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安徽天逸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其三，现场视频、照片显示，围堵车辆中有标有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字样的大型叶片运输车辆；被上诉人安徽天逸公司认为其己经将风叶转运业务转包给被上诉人蒙城县锦祥物流有限公司，但是根据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可知，三被上诉人公司系关联公司，尤国学为安徽天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是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陈飞飞为蒙城县锦祥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是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的监事，基于三被上诉人的关联关系，完全存在业务混同的可能，侵权现场出现上海九逸物流有限公司字样的车辆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事后安徽天逸公司为逃避责任与蒙城锦祥公司串通签订转运合同是完全可能的，在他们不出庭又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理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侵权行为发生时场地及侵权车辆的现场实际控制人是刘彪，刘彪是代表安徽天逸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由此可以确定刘彪是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在其他三被上诉人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不能仅仅凭其他本人答辨状辩称其是蒙城锦祥公司员工就可以否认其代表安徽天逸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二、上诉人作为专业运输公司，其运输车辆无故被堵两月之久损失巨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四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并不足以否定上诉人的主张。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综合审查本案证据，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二审中四被上诉人均未提交书面答辩。连云港永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自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6月10日实际放行车辆期间的停运损失共计1116000元（暂按每车每天损失3000元，6辆车每天停运损失18000元计算）；2.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为车辆被扣期间所交纳的堆场使用费15000元；3.判令四被告连带支付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共36000元；4.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本案中原告的车辆被堵，从其提供的证据无法看清楚实施侵权行为的车辆车牌号，车厢外喷的字样为“上海九逸”，但是涉案运输合同的相对人并非上海九逸公司，而是安徽天逸公司。原告将被告安徽天逸公司、上海九逸公司作为共同被告的原因系该两家公司系关联公司，但法律并无规定关联公司应当对其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原告起诉蒙城锦祥公司的原因也系该公司为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但是无直接证据证实实施侵权行为的车辆与蒙城锦祥公司有何关系；原告将被告刘彪列为共同被告的原因系被告刘彪系货场租赁合同的签订人，但无法证实被告刘彪与实施侵权行为的车辆有何关系。故综合全案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锁链。故本案没有明确的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连云港市永昌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5304元，退回原告连云港市永昌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诉讼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连云港永昌公司提交的证据证实确有侵权行为发生且有明确的被告，被上诉人安徽天逸公司、上海九逸公司、刘彪在答辩中均未否认侵权行为的发生且刘彪在答辩中称，其是履行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而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至于上诉人连云港永昌公司的主张是否成立，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被告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应当通过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后判定。本案现妨害已经排除，一审以排除妨害纠纷确定案由不当，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较为恰当。综上，一审以没有明确的被告，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53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富源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美琼审判员  谭永慧审判员  徐 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张叶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