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49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房某1，女，196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娟、赵海霞，山东鑫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房某2，男，196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红星，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房某3，女，195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房某1因与被上诉人房某2、房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1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适用法定继承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所享有的继承份额；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诉争遗嘱（以下简称“涉案遗嘱”）明显不具备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应认定为无效。（一）涉案遗嘱及《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遗嘱见证书》（以下简称“遗嘱见证书”）不符合“律师见证遗嘱”的要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五条规定：“从事见证工作的律师必须具备律师资格，并持有律师执业证”；第十六条规定：“接受客户委托后，所里应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因此从事律师见证业务必须由接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指派两名具备律师资格并持有律师执业证的律师进行办理。而本案遗嘱见证书存在以不符合“律师见证遗嘱”要求的情形。1.未载明承办人的“律师执业证号”，无法确定两位承办人在进行该项见证业务时是否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原审法院亦没有查实。2.承办人之一张丹枫既未出庭作证，也查不到其律师执业信息。上诉人通过山东省司法厅官网“山东法律服务网”输入两位承办人的姓名，关于“张丹枫”的检索结果是既没有执业证号，也没有执业机构等相关信息。鉴于其在一审庭审中也未出庭作证，因此被上诉人房某2应就“张丹枫”在办理涉案遗嘱的见证事项时是否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进行说明。如果其不具备执业律师身份或者在办理涉案遗嘱的见证时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则涉案遗嘱根本不具备律师见证的法定形式要求。3.遗嘱见证书中的文书号为空白。（二）涉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属于无效遗嘱。律师见证遗嘱的本质属于代书遗嘱，在涉案遗嘱不符合律师见证遗嘱的情况下，应审查其是否具备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该规定明确了代书遗嘱应具备的法定形式要件，缺少一项即应作无效认定。根据上述法定要件，可以明确涉案遗嘱存在以下无效情形：1.涉案遗嘱无见证人签名，不能体现“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2.涉案遗嘱无代书人签名，无法确定该遗嘱由谁代书；3.涉案遗嘱“立遗嘱人”“王桂富”及底部的“2018.10.8”均为手写字体、正文内容为打印字体，整份遗嘱中出现的字体高达四种，均不能确认分别由谁书写、打印。除上述明显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的情形外，涉案遗嘱还存在以下缺陷或瑕疵：1.被继承人姓名“王桂富”三字有明显勾描痕迹；2.遗嘱正文部分系打印而成，但没有打印者的签名，也没有对遗嘱人的访谈笔录、录音录像等辅助性资料，无法确定被继承人当时的行为能力以及该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遗嘱执行人王某未出庭接受询问，其身份也未予查实；4.遗嘱底部的“2018.10.8”与“立遗嘱人”一行距离明显过大，其书写于纸张的最底端，不符合正常文书的书写要求。综上，订立遗嘱为要式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的答复》中称，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由此可以明确，继承法施行后，订立遗嘱应当严格遵循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否则，就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原审判决在涉案遗嘱存在诸多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认定其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对与案件审理结果存在重大关系的事实即“被继承人作出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未依法进行查明。（一）遗嘱见证书显示王桂富遗嘱作出时间为“2008年10月8日”，此时的被继承人王桂富已经86岁高龄，并且，其死亡时间是“2008年10月12日”，前后只相隔四天。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就以下问题进行调查：1.王桂富死亡原因是什么？2.其在作出遗嘱时的身体状况如何？3.其作出遗嘱时的精神状况怎样？4.其能否清晰地辨认自己的行为并明确知晓遗嘱所产生的后果？上述问题，均应向被上诉人房某2进行询问并由其提供相应的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二）律师见证应当制作笔录，对于年老体弱的遗嘱人，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这些，见证律师均未提供，单就其出具的遗嘱见证书无法确定继承人作出遗嘱时是否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其中一位见证律师的证言称：“立遗嘱的当天，王桂富自己走到律师事务所，没有人搀扶……王桂富身体状况非常硬朗，精神状态非常清醒。”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身体硬朗、精神清醒、无需人搀扶”的老人，其在“作出遗嘱”四天之后离世了！另一位“律师”，不仅未出庭作证，在相关网站也无任何执业信息。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服务专业机构，由其进行见证的遗嘱，可信度要明显高于普通的代书遗嘱，操作要求也当然高于普通代书遗嘱。然而庭审中，见证律师仅提供了遗嘱人的照片，而该照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谁拍摄等情况均未予以查明。依据一张静态的、孤立的照片，根本无法与见证律师的上述证言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更无法证明继承人作出遗嘱时是否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三、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只有在遗嘱具备法定要件的情况下，否认其效力的一方当事人才负有举证责任。涉案遗嘱本身即具有法定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遗嘱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为由对其予以采信。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指出涉案遗嘱严重欠缺法定形式要件，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对证据本身即涉案遗嘱是否具备法定形式要件进行审查，进而直接对其效力作出认定。而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遗嘱具有法定无效情形”而对涉案遗嘱予以采信。那么何为“法定无效情形”？上诉人认为形式要件的严重欠缺就是法定无效情形，例如继承法已经明确规定代书遗嘱必须由“见证人和代书人签名”，涉案遗嘱中一目了然没有见证人和代书人签名，其本身就是法定无效情形的有力证明。除此之外，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出资在福集建字第60071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宅基地上新建了两间南屋、三间东厢房、一个三米包廊和一个门楼;上诉人出资在福集建字第60338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宅基地上重建了两间北屋、两间南屋、两间东厢房。从案结事了、减少当事人讼累的角度，应根据出资建设的具体情况对上述房产的权利作出认定，原审法院均未作出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遗嘱作为要式法律行为，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如遗嘱形式上的缺陷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那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将形同虚设。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适用法定继承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所享有的继承份额，或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诉争遗嘱在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自2008年10月13日继承开始至2018年被上诉人诉至法院，长达10年时间，遗嘱执行人王某都未向上诉人及被继承人的其他子女包括房某5、房某6、房某3出示宣读该遗嘱，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予以查清，恳请二审法院进行调查。被上诉人房某2答辩称，本案中律师见证遗嘱，是遗嘱的特殊形式，其内容至过程均真实合法，相关签字均是由本人所签，有代书人，因此完全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予以认定；有关见证律师身份问题，不存在争执，因为律师事务所加盖了公章，见证书中注明了见证律师字眼，显然是对律师身份的确认，再结合见证律师事务所卷宗，完全可以证明本案见证事实的情况；关于遗嘱的代书人问题，一审中董某律师出庭作证，说明了有关情况，遗嘱是由董律师起草，并由其和张丹枫在场并签名，至于两位律师没有直接在所谓遗嘱页签名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遗嘱页以及见证书是一体形成的，是有机结合的，在见证书上签名并确认遗嘱内容应视为代书遗嘱中签名，这也是律师见证的一种特殊情况；有关被继承人王桂富签名重笔的情况，可能是老人年龄较大，最初的笔写得比较模糊，而后为了清晰又重写了一遍，也恰恰体现了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也符合其年龄段的特殊情况；有关遗嘱执行人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即使没有遗嘱执行人，遗嘱也照样生效，不因遗嘱执行人是否存在是否宣读而改变其效力，其是否出庭也是被上诉人无法控制的；见证书的字号问题，属于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问题，与遗嘱效力没有关联性，2008年王桂富去世后每个继承人都给了一份。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房某3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房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继承分割位于烟台市福山区房产证号为51××40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福集建1991-60338号的两处房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房奎模、王桂富系夫妻关系，于××××年前结婚，婚后生育二子三女即原、被告和房某5、房某6。被继承人房奎模于1918年出生，于1995年2月2日去世。被继承人王桂富于1922年9月23日出生，于2008年10月12日去世。房某6于1957年8月24日出生，于2013年1月7日去世。房某6未结婚，无子女。房某5和张丛才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二女一子即张春梅、张某1、张某2。房某5于××××年4月8日出生，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张丛才于2018年8月6日去世。本案诉争房产系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的两处房产，其中一处房产的房产所有证编号为51××40号（产权人房奎模、人口4、北屋5间79.65平方米、西厢2间25.8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05.49平方米、建筑时间1974年），该房产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福集建（91）字第60071号（申请人房奎模、用地面积210.10平方米），该房产在1974年后没有重建；另一处房产无房产证，该房产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福集建（91）字第60338号（申请人房奎模、用地面积135.30平方米）。对有争议的事实和主张，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如下：一、原告主张被继承人王桂富生前留有遗嘱将其所有及其继承房奎模的房产份额留给原告所有。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下列证据：1.被继承人王桂富于2008年10月8日出具的遗嘱“遗嘱人：王桂富，女，1922年9月23日出生，现住烟台市福山区，身份证编号：。我现已年迈，有子女五人，长女房某5、二女房某3、长子房某6、次子房某2，次女房某1。现有位于福山区门楼镇房家疃我与丈夫房奎模（已于1995年2月2日病故）的共有房产两处，登记房主为房奎模，房产证号分别为：51××40，一处无产权证。为避免日后家人为遗产发生争执，特立此遗嘱。对我所有的财产做以下处分：一、我去世后，将我所有的和继承丈夫房奎模的位于福山区门楼镇房家疃村房产留给次子房某2所有。二、我如果去世在长子房某6后，我所继承长子的房产留给次子房某2所有。三、此遗嘱由王某作为遗嘱执行人。四、此遗嘱一式三份，遗嘱人、遗嘱执行人各执一份，律师事务所各存一份”，该遗嘱有被继承人王桂富的签名、捺手印；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于2008年10月8日出具的遗嘱见证书“兹证明王桂富，女，1922年9月2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住福山区门楼镇房家疃村，于2008年10月8日在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董某和张丹枫的面前，立下了前面的遗嘱，并在遗嘱上亲笔签名，按下指印。特此见证”，该见证书盖有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的印章并有见证律师董某、张丹枫的签名。经庭审质证，被告房某1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该遗嘱不真实，自房奎模去世后王桂富由三个女儿每家轮流赡养四个月，王桂富没有单独一个人外出，王桂富多年患有精神失常；遗嘱中的王桂富签名不像是其本人书写，遗嘱中的王桂富手印不清楚是否是其本人手印。被告房某3对此无异议。2.证人董某（女，系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9年5月6日到庭为原告作证。证人董某作证称：我不认识被告，我和原告见过面。立遗嘱的当天，王桂富自己走到律师事务所，没有人搀扶，我只记得当时陪同人有原告，是否有其他人记不清楚。王桂富讲述年龄比较大，身体不好，她怕自己去世后财产有纠纷所以要立遗嘱，她要求我们做见证。我们根据所里安排按照正常流程对王桂富本人进行了解、核实，询问子女情况，王桂富身体状况非常硬朗，精神状态非常清醒，我们审核必要的证据材料（房产证、身份户籍证明等），我向法庭提交当时作见证的卷宗材料。遗嘱是王桂富本人陈述，我根据王桂富表述起草遗嘱，我们给王桂富做了笔录，我们也将笔录念给王桂富听，我们作遗嘱时原告不在场，遗嘱上的王桂富签名及手印是其本人书写、捺手印。我不了解王桂富立遗嘱时由谁抚养，也不知道原告是否赡养王桂富，这些都不是见证遗嘱要求了解的内容。立遗嘱时不需要子女都到场，这不属于立遗嘱应当调查核实内容，只要立遗嘱人有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提出申请就符合见证遗嘱的要求，至于立遗嘱人的家庭、子女及子女是否需要都到场，不是我们要调查了解内容。制作遗嘱过程没有形成影像资料，但执行人现场拍照，所以卷宗附有立遗嘱人的照片。我们对遗嘱执行人王某进行全面了解，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全程在场，但是他参与主要过程，我们不清楚王某和王桂富是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是谁把王某叫去。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无异议。被告房某1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该遗嘱由律师起草，立遗嘱人王桂富签名，没有录音、日期，不能确定真实性，该遗嘱没有效力。被告房某3对此未提出异议。二、被告房某1主张其于2006年在51××40号房产的宅基地上新建两间南屋、三间东厢房、一个三米包廊和一个门楼，新建房产无房产证。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房某1提供下列证据和证人证言：1.证人邹某1于2018年8月9日出具的证明“大约2004年至2006年，房某1两次新建房屋，她所用的砖都是我运输，每次进砖时由我预先替她付款，卸砖后由房某1将货款和运费一起付给我”。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证人应出庭作证。被告房某3对此无异议。被告房某1主张邹某1是房家疃村村民，他购买一辆农用小型车专门搞运输；2004年重建没有房产证的房屋时也用邹某1拉砖，当时一车一付，记不清楚邹某1拉多少车，也记不清楚花费多少。2.证人邹某1（男，195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身份证号码）于2019年5月6日到庭为被告房某1作证。证人邹某1作证称：大约2004年至200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开农用三轮车拉砖挣运费，房某1在房家疃村盖两处房产都用我的砖，我记不清楚房某1用多少砖，房某1需要几车就打电话给我，房某1付砖钱，有时候是房某1先给砖钱，有时候我先垫付砖钱，回来后房某1再给我。房某1当时盖了两处房屋，上面是四间北屋、一个门楼、一个南平台、一个西厢房，东厢房南北连在一起，下面盖四间房还是五间房我记不清楚了。我当时负责给房某1拉砖，有时候还给房某1倒沙挣运费。主要是房某1找我，房某1给运费。房某6有时也找我拉砖，也是房某1付运费。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证人陈述虚假，以前就有门楼、西厢三间、北屋五间；证人陈述不真实，系单一证人，无法印证，且证人陈述与之前两个证人的证言相矛盾。被告房某1对此无异议。被告房某3对此无异议。三、被告房某1主张福集建（91）字第6033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原有房产是解放前的房屋，房奎模夫妻于1978年重新翻建成三间南屋、三间北屋、两间厢屋，该房屋没有房产证，只有土地证；因该房产已倒塌，其于2004年在该宅基地上重新建设北屋两间、南屋两间、东厢房两间，重建时没有审批手续。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在该宅基地上的原有房产是解放前的房屋，房奎模夫妻于1978年重新翻建成三间南屋、三间北屋、两间厢屋，该房产无房产证；大约十几年前，被告房某1重新翻建该房产，现在是北屋两间、南屋两间、东厢房两间。被告房某3对此无异议。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房某1提供下列证据：1.证人房某4、邹某2于2018年8月12日出具的证明“我是房某4，2004年春天我和侄女房某1一起新建房屋。房某1是两间北屋、两间东厢、南屋两间，房某4是两间北屋、两间南屋。特此证明。所有的房款都是自己出资，我当年盖房花5万多，一起进料，房某1进料的部分都是她自己付款”。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明人房某4、邹某2系同一人笔迹，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证。2.证人邹某2（男，193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芝罘区，身份证号码）于2019年1月18日到庭为被告房某1作证。证人邹某2作证称：我是原、被告的姑父，我妻子是房某4。大约在多年前，被告房某1跟我说房家疃的老房倒塌了，被告房某1叫我一起把房屋重建盖起来，房某1盖了三间北屋、两间厢屋、两间南屋，我盖了两间南屋、两间北屋，我们是在原址上就地翻建。我们各盖各的房，建房费用由我们两家各自承担。原有房屋是草房、土墙，已经倒塌，屋顶没有了，墙倒了，没有砖、石头、瓦，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草。被告房某1提供的2018年8月12日证明的内容是房某4书写，我的签名也是房某4书写。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的陈述未提出异议。被告房某1对此无异议。被告房某3对此无异议。3.证人房某4（女，194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芝罘区，身份证号码）于2019年1月18日到庭为被告房某1作证。证人房某4作证称：我是原、被告的姑姑。2004年，我的老房全倒塌了，原、被告父母的老房露出山墙了，当时没有全部倒塌，房某1找我说回去收拾房屋，我说没有这个力量，房某1让我跟着她回去烧水、送水，房某1夫妻办理材料把房屋盖起来了，房屋确实是房某1盖的。原、被告父母的老房是三间北屋、两间厢屋，后房某1翻建成两间北屋并盖厢屋。我的老房是两间北屋、两间厢屋，后来翻建成两间北屋、两间南屋，我当时给房某15万多。原、被告父母的老房是草房，没有瓦，房某1推倒老房在原址上重建房屋，老房的木料、石头能用都盖新房了。我不清楚房某1自己花多少钱，我当时没有看见王桂富，没有人帮助房某1盖房，也没有人给房某1钱，房某1进货盖房。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的陈述未提出异议。被告房某1对证人的陈述未提出异议。被告房某3对此无异议。四、一审法院在立案受理该案后根据原、被告提供的信息得知房某5已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房某5的丈夫张丛才于2018年8月6日去世，房某5和张丛才育有三个子女即张春梅、张某1、张某2。法院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张春梅、张某1、张某2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向三人邮寄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张春梅和张某1的邮件均显示本人签收，但二人未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张某2的邮件显示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未妥投。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发布公告通知三人向法院申请是否参加诉讼或放弃继承权，三人在公告期满未提出申请。原、被告均主张不需要再次向张春梅、张某1、张某2发布公告，三人应得财产份额予以保留。原告同意已交纳的公告费260元由其负担。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王桂富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被告房某1对该遗嘱提出的异议，因被告房某1对其异议未提供证据证明，且遗嘱见证律师董某的到庭陈述能够证明该遗嘱系王桂富的真实意思体现，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遗嘱见证书能够确认王桂富本人在遗嘱上签名、捺手印，被告房某1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遗嘱具有法定无效情形，故法院对被告房某1的异议不予支持，对该遗嘱予以采信。二、登记在被继承人房奎模名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厢房（51××40号房产所有证、福集建字第6007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如何分配问题。虽然被继承人房奎模系本案诉争房地产登记的产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因被继承人房奎模、王桂富于××××年前结婚，本案诉争房产于1974年建筑，该房产在1974年后也没有重新建设，且原告和被告房某1当时尚未成年，也未参加工作，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可知房某5已于××××年前结婚，房某6已成年且未结婚，被告房某3尚未结婚且已经参加工作，故本案诉争房产应认定为房奎模、王桂富、房某6、房某3的家庭共有财产，房奎模、王桂富、房某6、房某3对本案诉争房产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因被继承人王桂富所留遗嘱明确表明其所有和继承房奎模的房产归原告所有，若其在房某6之后去世，则其继承房某6的房产也归原告所有，且房奎模于1995年2月2日去世，王桂富于2008年10月12日去世，房某6于2013年1月7日去世，房某6无配偶和子女；房某5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房某5的丈夫张丛才于2018年8月6日去世，房某5和张丛才有三个子女即张春梅、张某1、张某2，原、被告均同意保留张春梅、张某1、张某2应继承的房产份额，故51××40号房产所有证和福集建（91）字第6007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房地产（五间北屋79.65平方米、两间西厢房25.8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05.49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14.65平方米、用地面积210.10平方米）应由原告房某2继承九十六分之三十九份额，被告房某3享有和继承九十六分之三十五份额，被告房某1继承九十六分之十一份额，张春梅、张某1、张某2分别继承二百八十八分之十一份额。三、关于被告房某1主张其于2006年在51××40号房产所有证和福集建（91）字第6007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宅基地上新建两间南屋、三间东厢房、一个三米包廊和一个门楼如何处理问题。被告房某1主张其于2006年在51××40号房产所有证和福集建（91）字第6007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宅基地上新建两间南屋、三间东厢房、一个三米包廊和一个门楼，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该几处建筑物无房产证，被告房某1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几处建筑物经过规划审批，法院无法查清该几处建筑物的权属性质，故法院对该几处建筑物不予处理。待该几处建筑物办理完相关产权证明或被拆迁获得补偿利益后，当事人可另案解决。四、关于福集建（91）字第6033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如何处理问题。被告房某1主张其于2004年在该宅基地上重新建设北屋两间、南屋两间、东厢房两间，因该几处建筑物无房产证，被告房某1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几处建筑物经过规划审批，法院无法查清该几处建筑物的权属性质，故对该几处建筑物不予处理。待该几处建筑物办理完相关产权证明或被拆迁获得补偿利益后，当事人可另案解决。五、原、被告的继承份额问题。被告房某1主张原告未尽赡养义务，房某5和房某3在被继承人王桂富生前对其照顾好，付出最多，故房某5和房某3应多分遗产，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房某3主张所有子女平摊两处房产，且被告房某1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对被告房某1的此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房奎模名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的房地产（××号房产所有证、北屋5间79.65平方米、西厢2间25.8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05.49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14.65平方米；福集建（91）字第6007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积210.10平方米）分别由原告房某2继承九十六分之三十九份额，被告房某3享有和继承九十六分之三十五份额，被告房某1继承九十六分之十一份额；二、驳回原告房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房某2负担956元，被告房某3负担866元，被告房某1负担328元。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法律检索报告一份、提交复印自一审卷宗的材料一宗（包括遗嘱见证书、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立案审批表、王桂富申请见证遗嘱的申请书、董某、张丹枫对王桂富、王某的调查笔录、董某、张丹枫在山东法律服务网的公示信息），用于证明上诉人的观点。被上诉人质证称，该法律检索报告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律师见证的规则不等于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张丹枫有律师资格和实习证书。庭审之后,证人王某提交《遗嘱情况说明》，称时隔十多年，房某2母亲遗嘱一事的具体细节多已记不清，房某2让其找律师，后证人和房某2及其母亲到了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找两位律师做了遗嘱，证人拍摄了照片，律师也对证人作了笔录，房某2的母亲头脑清醒，表达清楚，且亲笔在遗嘱签名盖手印，证人未参与遗嘱执行工作。房某1不认可王某的证言，主张张丹枫的律师执照被吊销，遗嘱是假遗嘱，母亲王桂富去世后才拿出来；王桂富患有××多年、王桂富死因不明等。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遗嘱的效力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经法院审查，房某2提交的《遗嘱》，有立遗嘱人王桂富签字，并有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出具遗嘱见证书，见证书由见证律师董某、张丹枫签字并加盖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公章，《遗嘱》第四条明确载明，遗嘱由律师事务所执一份，房某2主张应将遗嘱与见证书视为一个整体，该主张有遗嘱见证书为证。上诉人房某1主张无法确定被继承人王桂富当时的行为能力，但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主张的遗嘱见证书未注明字号、未查到张丹枫的执业信息等问题，并不足以影响遗嘱及见证书的效力。一审法院结合见证律师董某庭审陈述的情况（其当庭提交了律师卷宗，其中有遗嘱见证书（含遗嘱）、王桂富申请见证遗嘱的申请书、董某、张丹枫对王桂富、王某的调查笔录等，王桂富在相关材料上签名盖手印），认定本案遗嘱有效，并据此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涉案房产宅基地所建房屋的分割问题，因建筑物性质及权属问题等不确定，可待确定之后另行主张。综上，上诉人房某1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房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