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6刑终1013号原公诉机关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增雄，男，1994年4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广东省饶平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三水区看守所。辩护人蔡景峰，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志翔，男，1992年3月3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汉族，大专文化，在业，住广东省大埔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三水区看守所。辩护人许鸿丽，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旷佳，女，1994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庄子仪，女，1984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广东省揭西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郇春晓，女，1990年1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夏邑县，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河南省夏邑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陈冬梅，女，1989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市，汉族，中专文化，在业，住广东省信宜市。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2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刘彩梅，女，1990年4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惠来县，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杨志会，女，1988年12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廖聪梅，女，1993年11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市，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广东省乐昌市。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本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向丽娟，女，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土家族，初中文化，在业，住湖南省龙山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15日被本院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候审。原审被告人张桂平，女，1984年6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嘉鱼县，苗族，初中文化，在业，住湖北省嘉鱼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15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何贵珍，女，1993年1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市，汉族，初中文化，在业，住广东省乐昌市。因本案于2018年4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5月31日被逮捕，2019年3月27日被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审理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粤0607刑初3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在审理期间，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3月28日，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与詹某1（另案处理）经合谋，为进行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深圳市龙华新区成立深圳市创*外贸发展有限公司（又名“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公司），由被告人刘增雄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全面工作，被告人刘志翔为公司管理人员，先后雇请被告人庄子仪、陈冬梅、杨志会、郇春晓、刘彩梅、张桂平、旷佳、廖聪梅、向丽娟、何贵珍担任该公司业务员，在明知双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招揽、介绍他人向深圳市汇**科技有限公司等空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向佛山市、深圳市等地税务局申报认证并抵扣税款，非法牟利。2018年4月24日，被告人刘增雄等人被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抓捕归案，并缴获笔记本电脑、座机电话、手机、笔记本一批。经统计，被告人刘增雄等人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除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外，其他被告人累计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分别为：旷佳848996.03元、庄子仪101709.5元、郇春晓405748.93元、陈冬梅158610元、刘彩梅141111.61元、杨志会135418.8元、廖聪梅117523.52元、向丽娟101812.05元、张桂平82705元、何贵珍67975.74元。案发后，被告人刘增雄退赃23.5万元、被告人刘志翔退赃14万元、被告人旷佳退赃1.6万元、被告人庄子仪退赃2万元、被告人郇春晓退赃7000元、被告人陈冬梅退赃1万元、被告人刘彩梅退赃5000元、被告人杨志会退赃5000元、被告人廖聪梅退赃5000元、被告人向丽娟退赃2.6万元、被告人张桂平退赃1.3万元、被告人何贵珍退赃5000元；另被告人刘增雄的家属代为预缴罚金2万元、被告人刘志翔的家属代为预缴罚金1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刘增雄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2016年初詹某1在一个老乡QQ群联系我，说有开票资源提供，问我能不能组织人手帮他联系业务，最好找人商量一下。我与表哥刘志翔商量后，就同意做了。于是由我申请营业执照，任法人代表，刘志翔租了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东边商务大楼作为营业地点，并聘请业务员。公司的名字叫创*公司，我和刘志翔是老板，公司利润两人平分。2016年3月开始招揽客户进行虚开发票牟利。我和刘志翔事先对业务员进行培训教业务员操作，还编写与客户对话的要点让业务员熟读。客户同意后我就通过QQ将客户信息给负责开票的上家，开票的上家有詹某1、许某1、刘某1这三个。上家将发票寄给客户。客户一般将钱打到詹某1的建行账号上（开户人王某1），或者将钱通过微信转账到业务员微信上，业务员再转给我。业务员基本工资3500元，工作超过半年后升为4000元，并按开票数额提成，业务员的提成由我和刘志翔算出来，由詹某1支付。詹某1另行按照客户支付的手续费给我们提成，这部分我们用来支付业务员的基本工资和公司的运作开支，剩余的钱我与刘志翔利润平分，2017年我们公司毛利100多万元。业务员有庄子仪、刘彩梅、旷佳、何贵珍、郇春晓、陈冬梅、向丽娟、杨志会、廖聪梅、邹某1、张桂平、黎某1、王礼桃、罗丽，其中陈冬梅、杨志会、旷佳、庄子仪、张桂平工作超半年。业务员清楚公司没有实际业务，也清楚有些客户知道发票是假的，没有实际交易，有的客户付钱了又要求退款，公司也退回去了。被扣押的金色小米手机是詹某1给我用的业务手机，该手机的微信和QQ都是詹某1注册的，微信绑定的银行账户也是詹某1绑定好的，由詹某1控制。詹某1还让我找一个老乡拿自动拨号的座机，并陆续给了二三十台业务手机。刘增雄辨认出同案其他被告人。2.被告人刘志翔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大约是2016年春节的时候，我听我表弟刘增雄说有一名自称詹某1的男子，问有没有兴趣帮忙推销发票。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做，我就答应了。我们成立了创*公司，由刘增雄担任法人代表，我帮忙一起管理。公司成立的时候，因为刘增雄的身份证拿去注册公司了，所以就用我的身份证和名义租赁了公司的办公场地，然后招了三四个业务员，由詹某1提供桌子、电话座机等办公用品，就开始我们的发票推销业务，后来业务慢慢拓展，发展到十四个员工。公司交租及后勤事务由庄子仪负责。每次招收新员工由我或者老员工面试，面试通过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公司里面了，每个人配发一台工作手机和四台座机，我根据业务情况分给每个业务员，电话座机会自动拨号，由业务员使用我们已经制定好的话术与客户沟通，如果客户需要发票，就加客户的微信，收集整理客户的开票资料，然后发给微信上的“糊涂”或者“冲锋”，最后由他们开出发票。开的发票都是真的发票，也有客户反馈回来说发票因为没有向国家税务局报税，税局要他们补税的。公司约有十六七台手机，每人一至二台。我另外还要帮刘增雄给那些业务员结算底薪等。刘志翔辨认出同案其他被告人。3.被告人旷佳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17年5月份入职，公司领导“老大”、“熊大”负责公司管理、发工资、接单、开发票等，我入职的面试是庄子仪负责的。我平时负责接打电话推销发票，客户有意向就添加工作微信号，客户需要开发票就将资料通过微信发过来，我将手机交给“老大”、“熊大”联系开票类型、金额、收款、点数等内容。我的提成是按开票金额的1‰计算，客户把手续费打到公司才能算提成。旷佳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4.被告人庄子仪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17年3月底到创*公司上班，当时由“老大”的妻子李某1面试。公司由“老大”、“熊大”负责管理，我的工作负责利用公司提供的话术联系客户交谈开票事宜，详细记录与客户交谈情况，添加客户微信，客户有需要就将客户资料、工作手机提供给“老大”，之后具体由“老大”负责跟进，谈好开票事宜之后就告知我，到月底按照客户开票金额的1‰提成。公司只有推销发票业务，没有生产什么东西。我最多发展了27个客户，一共开了63张单，开票金额是27274728.4元，应收手续费680258.533元，实收672135.093元，提成最多2000元。庄子仪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5.被告人郇春晓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7年3月份到鑫*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推销代开发票。公司管理人员有“老大”、“熊大”，我的工作是接打电话，联系客户是否需要代开发票，客户有意向就用公司提供的手机添加客户微信，后将手机交给“老大”、“熊大”和客户详谈代开发票种类、费用等问题。我们只是负责招揽新客户和回访客户。工资构成是每个月底薪3800元，全勤奖200元，提成按该月推销业绩的1‰计算，“老大”、“熊大”负责记好推销员每月业绩，我自己会在笔记本上登记成功推销客户。我以现金方式收到的业绩提成约5000元，按照这个提成计算代开发票金额应该有500万元左右。郇春晓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6.被告人陈冬梅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6年5月份开始到创*公司工作，主要职责是用公司提供的固定电话接打电话、联系客户是否需要代开发票，如果客户需要代开发票就让客户加公司的工作微信，并把之前编辑好的关于代开发票的文字发给对方，客户在微信上回应要代开发票后，就把电话交给“熊大”或“老大”，由他们去详细和客户商谈，包括代开的是哪种、如何收费等，谈好后他们把相关情况告诉我，我登记好方便相关提成、奖金结算。我的月工资是3800元，提成按月推销业绩的1‰计算，至今收到约6000元提成，即为客户开了约500万元的发票。陈冬梅辨认出“熊大”是刘增雄、“老大”是刘志翔。7.被告人刘彩梅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7年2月份入职鑫*公司，公司经理是“老大”、“熊大”，我负责使用固定电话自拨系统打电话给客户，客户如有开票需要就用工作微信添加对方，之后由“老大”或“熊大”与客户详谈开票细节，同时我在公司提供的笔记本上对聊天内容进行记录。我销售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大约1000多万元，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刘彩梅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8.被告人杨志会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17年9月份通过58同城网广告介绍到鑫*公司工作，负责接听电话并向客户推销增值税发票，客户有需要的话就添加工作手机的微信，之后把工作手机交给“老大”或者“熊大”跟进。平时联系客户会用笔记本记录下开具发票的类型、金额，待“老大”与客户谈成功后，就会根据销售发票票面额度的1‰给我们提成。发票都是“熊大”和“老大”他们负责的，我们没接触过相关的发票。杨志会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9.被告人廖聪梅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7年9月份开始在创*公司工作，负责打电话联系客户销售发票。公司有十五个业务员，“熊大”和“老大”是负责人。公司的业务是帮客户开各种发票。我用老板提供的工作手机和座机打电话、微信联系客户推销发票，工资由底薪、提成、全勤奖金、新客户奖金组成，底薪是3800元，提成按发票金额的1‰计算。我一共与十二个客户开过共500万元的发票。廖聪梅辨认出“熊大”是刘增雄、“老大”是刘志翔。10.被告人向丽娟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7年10月底开始在创*公司上班，负责打电话联系客户销售发票，然后添加客户微信，和客户谈需要什么发票及发票金额，之后将手机交给“老大”或“熊大”负责，他们联系完客户将手机交还给我，并告知我开票金额。新员工在入职时，“老大”或者“熊大”会给我们一张A4纸，纸张上写有工作要用到的话术，包括如何与客户沟通，详细写有对话用到的语句等内容。我收到约3000元的提成，做成300万元金额的发票。我不清楚这些发票的具体情况。听“老大”说是先把发票通过快递邮寄给客户，客户拿到发票后，可以先行验证发票的真假才付款的。向丽娟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11.被告人张桂平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7年3月份开始在创*公司工作，负责打电话联系客户销售发票。我按照“老大”及“熊大”的指示问清客户需要什么类型的发票后使用工作手机添加客户微信，备注客户称谓和需求后把工作手机交给“老大”或“熊大”，由他们与客户详谈开票种类、费用等，成功后他们会把相关情况告知我，我用笔记本记录好。我收到公司的提成约13000元。“老大”说发票是从税务局购买的，公司有纳税，是合法的，叫我们放心，我们就相信了。张桂平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12.被告人何贵珍的供述、辩解和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我自2017年9月底进入创*公司工作，负责打电话向客户推销开发票，客户有意向后问清客户需要的发票类型，电话沟通好后与客户互加微信，之后将手机交给“老大”和“熊大”与客户详谈开票和费用等问题，得知完成交易后我在手机微信上查看客户代开发票数额确认自己当天所推成功客户人次、金额等进行登记，凭借登记好的交易金额收取工资和提成。我以现金形式从“老大”、“熊大”处收到的提成约4000元，代开了400万元面额的发票给客户。何贵珍辨认出“老大”是刘志翔、“熊大”是刘增雄。13.证人黎某1、谢某1、邹某1、蓝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四人在创*公司工作，负责打电话联系客户销售发票的情况，并辨认出刘增雄、刘志翔。14.证人何某1、宋某1、罗某2、李某2、邬某1、余某1、韦某1、黄某1、廖某1、桂某1、沈某1、吕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上述证人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情况。15.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排班信息表、考勤信息表、笔记本、客户信息。主要内容：现场的情况及部分被告人排班、考勤信息、被告人记录的推销发票的记录、被告人记录的客户信息。16.银行交易凭条。主要内容：刘增雄等人收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收费情况。17.涉案企业名单、企业情况表、涉税事项调查表、纳税申报表、发票清单、税务登记表、增值税专用发票销项明细、增值税发票认证结果通知书、认证结果清单等税务稽查资料，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关于三水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材料和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关于佛山市鑫**建材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材料，证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来源、去向及金额情况。18.微信聊天记录、电子数据、发票，证实各被告人及在创*公司工作的其他人员联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相关人员介绍虚开的税额分别为：旷佳848996.03元、庄子仪101709.5元、郇春晓405748.93元、陈冬梅158610元、刘彩梅141111.61元、杨志会135418.8元、廖聪梅117523.52元、向丽娟101812.05元、张桂平82705元、何贵珍67975.74元、其他业务员共608178.42元，共计2769789.6元。19.收据、转账凭证，证实各被告人退赃及预交罚金的情况。20.户籍信息，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21.抓获经过。主要内容：2018年4月24日，侦查机关部署对创*公司进行统一收网，在该公司办公场所将该公司所有人员当场控制。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原判认为，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中，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旷佳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是从犯，且相互之间独立实施犯罪行为，故相应的犯罪数额应予以区分，以各自实际虚开的税额确定。各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各被告人退赃、预交罚金的情况在量刑时亦予以酌情考虑。综合以上情节，依法对被告人刘增雄、刘志翔、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旷佳减轻处罚，并对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宣告缓刑。扣押的物品中，用于犯罪行为的电脑、座机电话、手机、电话卡予以没收，相关纸质资料、纸张、笔记本应作为证据保存，没有证据证实用于犯罪的物品，不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刘增雄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刘志翔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被告人旷佳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四、被告人庄子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五、被告人郇春晓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六、被告人陈冬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七、被告人刘彩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八、被告人杨志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九、被告人廖聪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被告人向丽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一、被告人张桂平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二、被告人何贵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三、被告人刘增雄退赃人民币23.5万元、被告人刘志翔退赃人民币14万元、被告人旷佳退赃人民币1.6万元、被告人庄子仪退赃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郇春晓退赃人民币7000元、被告人陈冬梅退赃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刘彩梅退赃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杨志会退赃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廖聪梅退赃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向丽娟退赃人民币2.6万元、被告人张桂平退赃人民币1.3万元、被告人何贵珍退赃人民币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十四、扣押的物品，予以没收或作为证据保存（详见附表，由扣押机关办理）。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增雄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的犯罪数额中其他业务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608178.42元与其无关；2.创*公司受詹某1直接掌控，其本人工作也是由詹某1安排支配，其只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之一，其和刘志翔共同决定成立创*公司不是事实。3.部分客户已补缴的税款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原判没有认定不当。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受票企业为“佛山市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创**机械模具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建材有限公司”的相关发票是刘增雄等人介绍虚开，故涉及的税额共540397.66元不应计算为刘增雄等人的犯罪数额，扣减后刘增雄的情节属于虚开数额较大。2.刘增雄等人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犯罪链条中看仅起帮助作用，同时，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詹某1，故刘增雄在本案中应属从犯。3.本案已查清的受票单位中，已经大部分人做了进项税额转出，补交了税款，客观上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4.原判在量刑时没有考虑刘增雄有坦白、积极悔过及积极退赃等情节。5.原判与其他类案相比，刘增雄的量刑明显偏重。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对刘增雄可在法定最低刑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量刑。在二审期间，刘增雄的辩护人以侦查机关存在诱供嫌疑为由，请求调取刘增雄等人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并申请开庭审理本案。原审被告人刘志翔上诉提出：1.创*公司并非其与刘增雄合伙成立，其是应刘增雄之邀加入该公司，属于公司的普通员工。由于刘增雄的身份证用于注册公司，才向其借了身份证并以其名义租赁了公司营业地点。其协助刘增雄管理公司并收取工资，并没有与刘增雄平分利润，并非公司的领导管理人员，在本案中属于从犯。2.其于2017年4月至9月没有在创*公司任职，不应对此期间的犯罪数额负责。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本案犯意发起人为詹某1、刘增雄，创*公司的老板为刘增雄，该公司的开票等行为均由刘增雄与上游开票人员詹某1等发生业务对接与关联，与刘志翔无关，刘志翔只协助刘增雄参与部分管理工作，而且在2017年4月至9月间刘志翔没有在创*公司工作，故在本案中刘志翔属于从犯，原判认定其为主犯不当。即使刘志翔属于主犯，其罪责也应低于刘增雄，原判对两人均等量刑不当。2.原判没有认定刘志翔在2017年4月至9月未在创*公司任职不当，对此期间发生的涉案税额594302.95元应从其犯罪数额中扣减。3.原判认定刘增雄、刘志翔等人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270多万元以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中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证据证实为刘增雄等人介绍虚开，对所涉发票的税额共计540397.66元应予扣除。4.刘增雄、刘志翔等人所涉及的发票受票企业多数已做进项转出处理或补缴税款，未造成国家税款严重损失，应作为量刑从轻的参考。5.刘增雄、刘志翔等人是在詹某1虚开增值税发票链条当中起到一个介绍辅助作用，原判认定刘增雄等人介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为独立的中间环节不符合事实。6.原判对刘志翔属于坦白、积极退赃等情节未能予减少基准刑考虑。综上，刘志翔在本案中属于从犯，其涉案税额应认定为1634988.99元，属于虚开数额较大的情节，结合其坦白、退赃等情节，请求二审法院对刘志翔判处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同时，刘志翔的辩护人申请对本案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及原审被告人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刘增雄的辩护人以侦查机关存在诱供嫌疑为由，请求调取刘增雄等人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刘增雄在侦查阶段稳定供述其所涉及的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本犯罪事实，在原审庭审中及本院在二审期间对其进行讯问时亦没有否认其上述犯罪事实，辩护人所提侦查机关存在诱供嫌疑的意见没有依据。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侦查机关存在以非法方式收集被告人供述的行为，且本案被告人的供述与在案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犯罪事实，故对刘增雄的辩护人要求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意见不予采纳。同时，鉴于本案事实清楚，在二审期间控辩双方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且两上诉人对其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故对两上诉人的辩护人要求开庭审理本案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犯罪数额问题。1.对于是否应扣减受票企业为佛山市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4公司涉及的税额共540397.66元的意见，经查，对于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述4公司涉及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刘增雄电脑中提取的其制作的开票业务明细表中均有反映是由创*公司业务员联系介绍开出，在其制作的业务员业务费汇总表中亦反映所涉上述4公司的部分业务员提成款已发放给相关业务员，刘增雄对上述表格均予以签名确认，部分业务员对业务员业务费汇总表进行了签认，确认收到的提成款所涉客户中有上述公司在内。此外，还有部分业务员与上述佛山市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客户之间关于虚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在案予以印证。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述4公司涉案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创*公司介绍开出的。故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述4公司所涉虚开发票是创*公司介绍开出，相关税额应予扣减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对于上诉人刘志翔及其辩护人提出刘志翔在2017年4月至9月间刘志翔未在在创*公司任职，对此期间发生的涉案税额594302.95元应从其犯罪数额中扣减的意见，经查，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刘志翔在上述期间离职，而且刘志翔作为公司的负责人员之一，即使在任职中有短期离开公司的情形，亦不影响其在此期间的责任承担，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3.对于上诉人刘增雄提出应将部分客户已补缴的税款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的意见，经查，刘增雄等人的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完成后，受票方因案发而被追究补缴的税款不影响刘增雄等人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应从其犯罪金额中扣除，刘增雄该上诉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但鉴于本案中部分受票方补缴了税款，在量刑时可酌情予以考虑。4.原判根据两上诉人及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相关受票单位的证人证言、缴获的所有涉案发票、电子数据等证据，认定本案的犯罪金额为人民币270万余元并无不当，刘增雄上诉称其中的其他业务员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税额60万余元与其无关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判认定刘增雄等人通过创*公司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为人民币250万元以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的原判认定的犯罪数额不当，两上诉人未达到数额巨大的情节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及其辩护人所提刘增雄等人的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辅助作用，属于从犯的意见，经查，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亦即各行为人在各自独立的犯意之下，只要实施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均独立构成本罪。故虽然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是整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的一个环节，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其当然处于从属或次要的地位。2.根据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刘增雄在得知詹某1有开票资源后，经与刘志翔商量，决定成立创*公司专门从事居间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业务，并招聘、培训业务员招揽客户虚开发票予以牟利，可见詹某1只是作为提供开票资源的上家，刘增雄等人是独立且积极主动实施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行为，并非是接受詹某1的指使或管理，不属于共同犯罪中处于辅助、配合的次要地位。至于本案中刘增雄等人的提成费虽是由詹某1支付，但属于他们约定的非法获利的分配和支付方式，并不是詹某1支付的工资，不能理解为接受詹某1的管理和支配。综上，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及其辩护人以在整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链条中，两上诉人居间介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属于辅助行为为由，应认定从犯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两上诉人在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问题。经查，如前所述，两上诉人并非接受詹某1的支配和管理，上诉人刘增雄经与詹某1商量后，伙同刘志翔成立创*公司，共同招聘、管理业务人员，二人均积极、主动实施联系、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行为，在本案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均是主犯。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刘增雄、刘志翔系从犯的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及原审被告人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中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原审被告人旷佳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刘增雄、刘志翔是主犯，依法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原审被告人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各人的地位和作用及所涉的犯罪金额，在量刑时予以区别。两上诉人及各原审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本案部分受票单位补缴了税款，并根据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退赃、预交罚金的情况，在量刑时均予以酌情考虑。综合以上情节，依法对刘增雄、刘志翔、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从轻处罚，对旷佳减轻处罚，并对旷佳、庄子仪、郇春晓、陈冬梅、刘彩梅、杨志会、廖聪梅、向丽娟、张桂平、何贵珍宣告缓刑。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均理由不充分，对相关对两上诉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吴文波审 判 员 彭世宇审 判 员 刘辉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伟桃书 记 员 詹月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