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3734号 原告：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04279812L，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荣联村。 法定代表人：王尧先，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孟戈，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143435669B，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荣联村。 法定代表人：王尧先。 第三人：任水甫，男，196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陈涵，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孟戈和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尧先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任水甫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同年12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孟戈、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尧先、第三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陈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02年6月15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由原告在被告所有的闲置土地上建造车间及仓库等厂房设施，协议约定：若以后国家政策性拆迁，原告所投资建造的厂房、仓库、设备等设施的赔偿款额归原告所有，土地归被告所有（原告在图纸划定的范围内建造）。2016年2月，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被告的土地使用权，2016年2月5日，被告与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原告在被告土地上所建造的厂房、仓库、装修设施等一并也属于征收范围内。依据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合计应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款为691728元。该款项被告已收取，然而时至今日被告仍未将赔偿款支付给原告，显然被告的做法有违诚信。故原告起诉要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拆迁的厂房、附属物赔偿、装修补偿费等合计691728元。 被告辩称：王尧先和罗某、倪浩成、王某、徐某在1996年设立了被告，后来五个股东分开，他们四个经营被告。王尧先在1998年创办了原告，原告在闲置土地上建造了厂房进行了装修、投入了设备。2002年6月15日，原告和被告签了一份协议，约定如遇国家政策拆迁，原告投资建造的厂房仓库设备设施赔偿款归原告，土地仍归被告，原告在图纸红线标示的范围内建造。2008年，被告经营不好，将厂房设备卖掉，只剩下空的厂房，罗某等四位股东卖给王尧先，当时说好先付50%，剩余50%等拆迁后付清。王尧先原来也是被告的股东，故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尧先。当时51%的股权是王尧先，49%的股权是王尧先老婆沈杏仙。之后，王尧先担心厂经营不好，要支付贷款利率，所以和任水甫商量将原来四位股东70%的股权中的49%给任水甫，任水甫加入后承担500万元贷款的利息。2009年，王尧先和任水甫一起拆房建造了三楼的房子，投入了约500万元。任水甫拿出了70%中的49%的装修款，大概100万元。2011年要拆迁时，因为拆迁涉及土地问题，村里造反，而且那时厂里经营亏损，停止经营五年，银行利息和私人借款的利息被告付了几百万元。王尧先到处借款付利息。2016年要拆迁了，王尧先和任水甫同意拆迁，双方商量将全厂34%的赔偿款给任水甫，任水甫当时是同意的，但签完拆迁协议后任水甫认为在工商登记中有49%的股份，故不同意了。拆迁赔偿款总共有2500多万元，已经拿了1083万元用于还银行贷款，王尧先、任水甫各拿了500万元。剩余的款项因为双方对股份比例有争议，任水甫不肯签字，又因为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求两位股东都要签字才能拿全部拆迁款，故拆迁尾款拿不到了，被告也就没有钱给原告，所以原告才提起诉讼。 第三人辩称：一、查询原告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的注册地为北干街道荣联村，至于该注册的地点，是否在被告厂房内，原告并无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证据中所划定的区域与原告注册地、与协议书所称的“厂房”的关系，更是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体现。二、原告在起诉时所列出的区域，自称是其所建造，原告并无任何证据予以体现。事实上，该区域应属于被告建造并所有，具体理由如下：1、该区域很明显在被告厂房的图纸范围内，应推定为被告所有。2、原告成立于1998年4月1日，而被告成立于1996年12月3日，说明原告成立在被告之后，根据工商登记规则，一家新设立的公司要进行登记，必须有对应的注册地，或者为其所有的厂房，或者为其租赁的厂房，两者择一即可。因为原告成立在被告后，而且没有其他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只可能是租赁，说明所有权是被告的。3、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当初投入的相关票据等证据来予以证明投入。4、第三人在加入成为公司的股东后，已累计投入近千万，包括原告起诉中所列的区域，也是第三人加入后进行全面改建和装修的，且投入的占比就是49%。三、原被告提交双方的《协议书》是虚假的，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和被告的实际控制人都是王尧先，其中王尧先享有原告70%的股权，且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尧先享有被告51%的股权，而且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另外，公司公章都是由王尧先控制的。因此，编制一份虚假的《协议书》其实是轻而易举的。2、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的落款日期来看，当时还是2002年6月15日，当时被告股东包括王尧先在内五个人，其中王尧先仅占公司30%的股权，只是一个股东。如果一个股东要租用整个公司土地建设厂房，一般也需要支付对应的租金。因此，其他几个股东至少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保障，但在这份《协议书》上没有提到租金，更看不到其他任何股东的利益保障，而仅仅就是原告的权利，包括投资建设的权利以及拆迁之后的利益，均归属于原告所有，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原告提交的装修清单落款人是王尧先以及日期是2017年9月17日，这个日期出具之后到2018年6月1日，王尧先从来没有向第三人提起过任何原告的情况，甚至在2018年6月1日第三人以被告诉讼代表人的名义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的二审结束，王尧先也没有提起过，第三人是直到收到法院追加通知之后才收到这份《协议书》。4、王尧先在之前从罗某等四人受让公司70%的股权时，也是签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的内容中不存有任何关于原告的投资，而且这份协议的转让对象是很细化的，细化到“平台屋、配电设施和机物料”这些内容都有。5、王尧先与第三人所谓的股权转让，其实就是对厂房、土地的利益。按照51%和49%的比例进行共有，但转让时，王尧先从未向第三人提出过原告厂房建造的情况。6、王尧先与第三人在股权转让后还曾签过一份《确认函》，其中明确被告没有其他任何的借贷、融资、担保、承兑及票据贴现、借贷承诺、信用证、保函等债务。即王尧先与被告在2014年12月31日再次明确除了确认函中的内容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债权债务。7、被告在进行拆迁时从未向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披露过存在任何除被告以外的其他利益方，而且根据第三人向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当时还根据拆迁相关的流程主动向王尧先询问过是否存在其他利益方的情况，王尧先明确表示不存在。如果是陌生的租客，房东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向拆迁主体进行披露，但是本案原告和被告都是由王尧先实际控制，如果真的存在原告的利益，王尧先不可能不回复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算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没有主动询问，王尧先也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进行主张。四、除上述厂房区域权属、利益分配外，原告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的部分内容不属实，1、“所以和任水甫商量将原来4个股东的70%的股权中的49%给他”以及“2016年要拆迁了，王尧先和任水甫商量同意拆迁，双方同意将全厂34%的赔偿款给任水甫，任水甫当时是同意的”，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按照王尧先的陈述，任水甫只有34.3%的股权，这与工商登记、后期的协议书以及任水甫的实际投入占比均完全不相符合。2、“因为城建集团认为我们的厂房中涉及很多的租户很复杂，不同意分开”，这也与事实不相符。因为租客在开始征迁到签约时，早已腾退，根本不存在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为被告租户关系复杂而不予分开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02年6月15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在被告所有的闲置土地上建造厂房、仓库、设备等设施，若以后国家政策性拆迁，原告所投资建设的厂房、仓库、设备等设施的赔偿款归属于原告所有。 2、图纸一份，来源于萧山区国土资源局，证明原告所建造的厂房、仓库等设施在图纸中红线范围内。 3、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加盖公章）一份，证明被告与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5日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原告所建造的厂房、仓库、设备等设施也一并也属于征收范围内。 4、评估报告书一份（内含汇总表、房屋面积补偿清单、装修补偿清单、附属物补偿清单），证明原告所建造的厂房、仓库等设施合计赔偿金额以及依据。 5、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省货物销售发票一组，证明原告装修时投入了装修的费用。 6、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省货物销售发票、安徽芜湖工业品销售发票，青岛市工业统一发票、青岛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组，证明原告建厂投入设备的情况。 7、公司设立情况一份，证明被告设立时有五名股东，该五名股东对原告建造厂房均知情，与原告签订协议的是法定代表人罗某。 8、申请证人罗某、倪浩成、王某、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原告设立厂房的区域等基本情况。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8均无异议。第三人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区域的改建装修均是第三人加入后的投入，原被告均是王尧先控制的，协议的内容也不符合常理。转让时，王尧先也未提出原告的权利，纸张、笔迹也不是十七年前的样子，协议书上说有附件红色笔记标注，也未予体现。对证据3、证据4的形式真实无异议，无任何证据可以体现权益属于原告，更何况在装修清单里面，2017年时王尧先就向原告出具了具体的明细，但至今也没有任何的权利主张，且补偿协议内容中也没有任何原告拆迁补偿款的体现，所以不能证明待证的事实。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像真实的票据凭证，票据中载明的相关款项不能证明用于双方争议的区域内，且票据的名称不对应。对证据7无异议，证明第三人享有49%的股权。对证据8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谈到协议签订人数、签订时间等均有出入以及红线范围不明确。 经审查，本院认为，结合证据8四位证人的证言，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证据8四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认定原告对建造的厂房、仓库、棚子进行了装修、投入设备的事实。对证据7、证据8四位证人的身份情况及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被告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证明原告成立晚于被告，实际控制人均是王尧先。 2、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王尧先从罗某等四人处受让公司股权时，未有关于原告投资建设的内容。 3、确认函一份，证明王尧先确认除银行贷款及担保债务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债务，也未披露过任何关于原告投资建设的内容。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不清楚。被告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身是原告新建的，其他股东也是同意的，不必要告知。对证据3有异议，该证据形成的原因是任水甫的儿子在英国留学，要王尧先盖章，王尧先没文化，所以盖了被告公章。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虽系复印件，但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第三人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四位证人认可原告投资建厂的事实。证据3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便真实，王尧先是否向第三人披露原告投资建设的事实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 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成立于1996年12月3日，原名称为萧山市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股东分别为罗某、王尧先、王某、倪浩成、徐某，其中罗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徐某担任会计。原告成立于1998年4月1日，股东为王尧国、王尧先，其中王尧先担任法定代表人。 2002年6月15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在被告原股东罗某、王尧先、王某、倪浩成、徐某在场的情况下，由被告会计徐某起草手写。内容为“乙方因生产发展需要，需建造车间及仓库等厂房，甲方尚有空余闲置土地，因该土地属于甲方所有，特订此协议，经双方协商，如若以后国家政策性拆迁，乙方所投资建造的厂房、仓库、设备等设施的赔偿款额归乙方所有，土地仍归甲方所有，（乙方在图纸红线标示的范围内建造），甲方一致同意此协商，本协议一式二份，各执一份，特此协议为凭”。甲方由会计徐某盖章确认，法定代表人罗某作为经办人签字确认。乙方由经办人王尧先盖章、签字确认。 2008年7月23日，经股东会决议，被告股东罗某、王某、倪浩成、徐某分别将各自享有的股权转让给了王尧先、沈杏仙（王尧先妻子）。为此，被告于2008年8月19日进行了股东变更，变更为王尧先、沈杏仙，王尧先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2009年1月21日，被告又变更股东为王尧先、任水甫。 2016年2月5日，被告与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地块“退二进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就被告所属地块征收标的征收的所有经济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征收范围：总占地面积5826.67平方米（合8.74亩），其中出让工业土地面积5476.64平方米，合8.213亩。二、补偿、奖励金额：被告所属地块征收标的所有补偿、奖励费共计2579.28万元，其中土地补偿764.80万；房屋（含装修）、附属物补偿1555.89万元；机器设备搬迁费补偿74.25万元；职工生活安置补偿费补偿4.32万元；奖励费180.02万元。三、付款方式：首期付款为1083.30万元；第二期付款为1495.98万元。” 另查明，在审理中，被告原四位股东罗某、王某、倪浩成、徐某作证确认在2002年6月15日签订《协议书》前，原告已经建造了厂房、仓库并搭建了棚子，原告进行了装修并投入了机器设备等；原告建造的厂房、仓库及搭建的棚子在被告厂区的南面，包括西南角和东南角的位置以及两间厕所。被告和第三人在审理中一致确认，被告已经领取首期款1083.30万元和第二期款项中1000万元，因王尧先和任水甫对股权比例产生争议，任水甫不同意签字，导致余款495.98万元被告未能领取。另外，因被告和王尧先在法院涉及债务纠纷，余款495.98万元中部分款项已被法院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原告提供的《协议书》是否真实。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协议的签订主体即原告和被告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协议一式两份，一份为原件，另一份为复写纸。其次，考虑原告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为避免虚假诉讼，在本院释明下，原告申请被告原四位股东罗某、王某、倪浩成、徐某出庭作证，四位股东对《协议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陈述，均确认了《协议书》的真实性。再次，原告也提供了增值税发票、销售发票等印证原告在2001年至2002年投资建厂的事实。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协议书》是真实的，即原被告在2002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若遇拆迁，原告投资建造的厂房、仓库、设备等设施的赔偿款归原告所有。 本案争议焦点二为被告获得的拆迁赔偿款中原告享有的份额为多少。根据《协议书》、图纸标注的红线部分以及四位证人庭审中的辨认，可以确认原告建造的厂房、仓库和搭建棚子的位置在被告厂区的南面位置，包括西南角和东南角的位置，结合杭州正恒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出具的《评估报告书》，本院认定被告厂区内南面位置的厂房、仓库、棚子为：棚15（厕所）、房16（厕所）、房17、房17-1、房19、棚20、棚21为原告搭建，该房屋和棚子涉及的装修及附属物也认定为原告投入。第三人提出被告在拆迁前对上述房屋及棚子进行了扩建、装修，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原告投资建造的厂房、仓库、设备设施等赔偿款归原告享有，故原告建造的上述棚15、房16、房17、房17-1、房19、棚20、棚21涉及的房屋面积补偿款、装修补偿款、附属物补偿款应归原告享有，具体金额为：棚15面积补偿1188元、房16面积补偿6542元、房17面积补偿109841元、房17-1面积补偿7190元、房19面积补偿33710元、棚20面积补偿4950元、棚21面积补偿11025元；棚15装修补偿5890元、房16装修补偿6899元、房17装修补偿款65006元、房17-1装修补偿款1145元、房19装修补偿款45640元、棚20装修补偿款9000元、棚21装修补偿款3100元；房16附属物补偿940元，以上合计312066元。 另外，原告主张棚25系其在2014年后搭建，但缺乏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房1、房13系被告的房屋，原告主张其进行了装修并增添附属物，亦缺乏证据予以证实。退一步讲，即便如原告陈述，王尧先用自家物品搭建棚25、及装修了房1、房13，但因王尧先既是原告法定代表人，也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其在被告房屋上进行搭建和装修，现仅以原告和被告的陈述，不足以认定搭建的棚25面积补偿和房1附属物补偿、房13装修物补偿归原告享有。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棚25房屋面积补偿款、房1附属物补偿款、房13装修补偿款的诉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其享有6.98%奖励费的诉请，因《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地块“退二进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系被告与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中涉及的奖励费180.02万元的补偿对象是被告，况且，按照双方庭审陈述，该奖励是按时签约的奖励，既然是按时签约奖励，也应该是奖励给签约主体即被告。因此，原告要求按照6.98%的比例主张奖励费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补偿款312066元。 二、驳回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738元，减半收取5369元，由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991元，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378元。 杭州萧山信宇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萧山荣祥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银燕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