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10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蕾，女，197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系王蕾的丈夫），男，196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被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施渊，女，197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孚兵，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福祥，男，197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孚兵，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渠晓涛，男，198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再审申请人王蕾因与被申请人施渊、陈福祥、渠晓涛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4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蕾申请再审称：（一）王蕾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4日的加盖有南京长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润公司）印章的《借款协议》、《南京长润食品厂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王蕾的丈夫陈健代长润公司采购货物的单据，足以证明长润公司和王蕾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长润公司的股东陈福祥、渠晓涛，实际控制人施渊，无法否认《借款协议》、《对账单》上所加盖的长润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且王蕾持有的支付凭证能够证明王蕾代付购货款的事实，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长润公司向王蕾借款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王蕾持有长润公司174563元的购货单据，此符合上述规定，故可以证明该174563元购货款来源于王蕾。陈福祥、施渊认为，上述购货单据所对应的款项系陈健对长润公司的投资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二审法院否定陈福祥在一审中提供的由施渊和渠晓涛签名确认的2014年11月4日的《情况说明书》作为证据的效力错误，该说明书中载明长润公司曾收到陈健投资款共计22万元，即2012年10月10日出资10万元入股、2012年12月24日追加投资12万元。二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而陈福祥、施渊提交的说明和录音等证据，均能证明长润公司从陈健处取得22万元以上的借款。（三）二审法院违反基本审理程序和有关常识。1.二审法院没有归纳争议焦点，没有询问陈福祥、施渊从王蕾或陈健处取得多少钱，未查明《情况说明书》中提及的22万元的相关事实。2.王蕾系经陈健代收《借款协议》、《对账单》，故二审中鉴定该两份证据上长润公司的印章与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并不能认定该两份证据是否无效。王蕾不具备持有加盖长润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的条件，而《借款协议》、《对账单》形成时，长润公司的印章存放在南京诚创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故施渊作为长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对王蕾持有加盖长润公司印章的《借款协议》、《对账单》作出合理解释。3.一审法院以王蕾的代理人陈健拒绝进行测谎为由作出对王蕾不利的判决结果，此违反诉讼程序。陈健并非案件当事人，故陈福祥、施渊要求对陈健进行测谎，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陈福祥、施渊共同提交意见认为，王蕾的再审申请没有法律依据，且无新的证据予以支持。王蕾和长润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王蕾起诉所依据的《借款协议》、《对账单》，经鉴定为虚假，其应承担伪造证据的责任。王蕾和长润公司及施渊、渠晓涛、陈福祥之间没有过多交集，没有发生频繁的借贷关系的信任基础。综上，请求驳回王蕾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王蕾与陈健系夫妻关系。陈健与施渊系朋友关系。2012年，施渊、渠晓涛合作设立长润公司（此时尚未办理营业执照）生产速冻食品，陈健亦投入10万元，但未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款项性质是借款抑或是投资款。日常经营中，由施渊负责业务销售，陈健负责进货、物流，渠晓涛负责生产，三人各司其职。2013年4月26日，长润公司办理工商设立登记，股东为陈福祥和渠晓涛，陈健未被列为股东。陈福祥虽被登记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但不参与公司经营，仅是施渊借用其名义。2014年1月27日，陈健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长润公司归还借款10万元，后以与长润公司达成和解为由，于2014年3月3日撤回起诉。在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书》中载明：长润公司向陈健支付45000元，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双方不存在任何借款关系。2014年4月17日，王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长润公司，主张长润公司向其归还借款174563元。2014年5月13日，陈健作为王蕾的诉讼代理人以长润公司办理了注销手续为由撤回起诉。为此，王蕾支出诉讼费1895.5元、公告费300元。2016年5月10日，王蕾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要求陈福祥、渠晓涛、施渊对长润公司的174563元借款本息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支持其诉讼主张，王蕾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4日的加盖有长润公司印章的《借款协议》、《对账单》，以及长润公司购货时供货方开具的销售清单、收据、送货单等购货凭证，证明其对长润公司享有174563元的债权。一审庭审中，王蕾陈述：“其与施渊系通过陈健认识，陈健当时投资10万元想与施渊合作，后来陈健撤资，但施渊不还钱并要求借款维持经营，用回收的货款慢慢归还，王蕾觉得施渊的企业前景不错，回款也不错，又同情施渊，加上陈健负责企业的采购和回款，所以才同意借款的，借款方式是王蕾将款项打给陈健、陈健一笔笔地垫付材料款，之所以未按笔数要求施渊出具借条，一方面是施渊耍无赖，另一方面是施渊说等拆迁了一次性还款”。陈健陈述：“其退休后想找点事做，因为与施渊是朋友关系，就到她厂里（指长润公司）帮忙，2012年8月至10月期间，借了10万元给施渊，用于垫付房租。后来其要求施渊还款，施渊说要变卖货物后慢慢还并提出借款，其就向王蕾提出借款请求，王蕾将借款打入其账户，每次施渊进货都是由其负责垫付，回来以后把进货单据交给王蕾。本案的《借款协议》和《对账单》是2013年6月5日、6日由施渊本人亲自交给其的”。就陈健主张的《借款协议》和《对账单》是否系施渊本人亲自交给其这一事实，陈福祥和施渊申请进行测谎，并自愿先行负担测谎费用，而陈健以其非案件当事人、测谎不科学为由拒不同意。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蕾主张的借贷关系，因缺乏借贷合意、款项交付两方面的事实，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作出（2016）苏0104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驳回王蕾的诉讼请求。王蕾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施渊申请对《借款协议》和《对账单》上的长润公司印章和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二审法院遂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1.署期“2013年6月4日”的《借款协议》落款加盖的“南京长润食品有限公司3201150932708”印文早于打印字迹形成；2.署期“2013年6月4日”的《对账单》落款加盖的“南京长润食品有限公司3201150932708”印文早于打印字迹形成。二审法院其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审查阶段，就陈福祥在一审中提供的由施渊和渠晓涛签名确认的2014年11月4日的《情况说明书》复印件，施渊到庭确认该说明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并称出具该说明是因为陈健当时要求撤销长润公司的注销登记，该说明当时提交给法院和工商部门各1份；说明上所称“2013年12月24日陈健追加投资12万元”是陈健以买货的形式陆续追加投资，具体数额不清楚，因为长润公司的进货均由陈健负责，此追加的投资与陈健之前投资的10万元无关，在长润公司和陈健（由刘艳春律师经手）签订和解协议时，陈健并未告知还存在174563元的借条，且和解协议中约定第二笔款项2万元系在长润公司注销后再行支付，其认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完结，故已将公司的相关材料销毁，至于陈健追加的数额是否是12万元现已不能确定；其在长润公司关闭后，多次要求和陈健对账并进行第三方核验，但陈健不配合。长润公司与王蕾没有借款关系，所有的款项往来均是与陈健发生，是陈健对长润公司的投资，就此双方已经通过签订和解协议的方式处理完毕。陈健称，其对《情况说明书》提及的12万元的性质不予认可，认为不是投资款，而是王蕾出借给长润公司的借款，且数额不只12万元。王蕾本人到庭陈述：“我打算何时借钱给长润公司的已经记不清楚，如果是在2013年有往来，借钱应该是在此之前。当时我去过厂里（指长润公司），陈健与施渊的关系比较好，称因为年底要囤货、进货，钱不够，而我当时手里有现金，施渊就问我借。因为陈健认为施渊人好，比较可靠，不可能因为十几万元就不还，所以我就在2013年春节期间取了20万元现金存入陈健的卡上。当时没有谈利息。在2014年1月底陈健起诉长润公司还款10万元时，我向施渊要过钱。当时陈健有和施渊谈投资事项，但最终应该是没有进行。我认为我给长润公司出借的不只17万元，只是长润公司给我打的借条是17万元”。本院认为，王蕾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王蕾系主张其与长润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因长润公司已被注销，故而要求长润公司的股东渠晓涛、陈福祥及实际控制人施渊对长润公司的174563元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王蕾的诉请获得支持的前提是，其应举证证明其与长润公司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及借款已经实际交付。首先，王蕾提交的《借款协议》、《对账单》不能证明其和长润公司存在借贷的合意。对于该两份证据，到庭的当事人陈福祥、施渊均不认可其真实性，并申请鉴定，经二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是该两份证据均是先加盖长润公司的印章后形成的打印文字内容。而从已经查明的事实可见，王蕾的丈夫陈健在2013年5月之前一直在长润公司工作，负责采购业务，其有获取加盖长润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的机会，且陈健称《对账单》上所列的25笔款项明细系其在长润公司实际控制人施渊家中与施渊对账形成，《借款协议》和《对账单》是施渊在2013年6月5日、6日交给其，但却未能就为何未要求施渊在其上签名确认作出合理解释。至于陈福祥一审中提供的2014年11月4日的《情况说明书》，虽然本院再审审查阶段施渊到庭认可其真实性，该说明中也提及陈健对长润公司共有22万元的投资，但其中并未确认长润公司对王蕾有借款，何况该说明还提及“公司公章在2013年5月20日送到代账公司前一直由陈健保管，公司在经营期间并未向任何个人或公司有过借贷行为”，故该说明并不能证明王蕾和长润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次，王蕾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出借款项给长润公司。虽然王蕾提交的购货单据与《对账单》上所列的明细、施渊一审时提供的其和QQ账号为47×××23之间的往来邮件的附件所记载的账目存在部分吻合，但此并不能证明系王蕾和长润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因为一则王蕾并无证据证明系其直接为长润公司代付货款；二则陈健负责长润公司的采购业务，其代付公司货款并持有采购单据也属正常；三则王蕾称174563元的借款均由陈健经手，系2013年1月5月期间由其代垫长润公司的购货款所形成，如果长润公司确实在2013年6月4日即确认该笔债务，在陈健2014年3月3日和长润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时却只字不提其所经手的其妻子王蕾和长润公司之间的174563元债务，显然不符合常理。况且，王蕾现称其出借款项为20万元，但却未对长润公司仅出具174563元的《借款协议》提出异议，此也有违常理。至于王蕾就鉴定问题、测谎问题等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蕾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