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2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华，男，1969年9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忠，男，1970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方，男，1984年11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祥，系贵州屋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410850900。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天宽，系贵州屋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8723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9号3层31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2150XF。法定代表人：王莉，系该公司董事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系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011866681。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秋盈，系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711157165。上诉人张德华、刘庆忠因与被上诉人王方、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康富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德华、刘庆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201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2、判决确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效；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是判断善意取得的基本条件，不是判断合同有效与无效的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根据该条规定认定《股权质押合同》有效并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完全错误。判断合同有效无效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至第一百五十七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股权属于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侵害民事权利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刑法》分则以其第五章专章规定了侵犯财产的各种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等手段非法占有股东股权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的批复的意见》和《公安部经侦局关于对非法占有他人股权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问题的工作意见》明确规定，“股份属于财产”，“对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如果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则可对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被上诉人王方采取伪造上诉人签名和指印的方式非法侵占上诉人合法享有的股权，并在非法侵占后与中国康富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该股权质押给被上诉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在此基础上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诉人控告被上诉人王方涉嫌职务侵占罪刑事案件钟山公安分局已经立案侦查。三、被上诉人中国康富公司不构成质权的善意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且判断是否构成股权质押权的善意取得应以《股权质押合同》有效为前提。二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二被上诉人虽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中国康富公司也不能构成对上诉人股权的善意取得。四、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质押合同》有效，是倒果为因。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股权质押中存在两个行为，一个是原因行为即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一个是质权的设立即取得。判断是否构成股权质押权的善意取得应以《股权质押合同》有效为前提。一审判决不从正面对《股权质押合同》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无效进行判定，而是先判定中国康富公司善意取得质权，进而以“善意取得应是基于《股权质押合同》有效性而继受取得”为由来倒推《股权质押合同》有效。从而以物权法的规则替代了合同法规则，混淆了判断物权变动结果行为效力的物权法规则和判断物权变动原因行为效力的合同法规则的界限，完全是倒果为因，以结果来否定原因，违背了基本的思维逻辑，其结论显然是荒谬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定，请求判如所请。王方辩称，一、一审判决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作为判断善意取得的基本条件，符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涉案《股权质押合同》有效，主要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二、被上诉人王方与被上诉人中国康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上诉人的权益是否受侵害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若其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可另案提起侵权纠纷的诉讼。上诉人认为侵占其财产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这与本案审理的涉案合同效力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不代表被上诉人王方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认为涉案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事由并无关联证据佐证，明显不能成立。三、本案涉案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及规定认定其效力。被上诉人王方与被上诉人中国康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规范，且双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四、上诉人的诉讼主张与其陈述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国康富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认定股权质押合同有效，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认定中国康富公司系善意取得质权，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称一审判决倒果为因，完全是断章取义，没有从整体去阅读理解一审判决书的论证过程。二、《股权质押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依据的文件效力级别是工作答复和部门工作意见，未达到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级别，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其所称禁止侵占股权的法律规定并非法律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三、被上诉人中国康富公司已经尽到善意相对人的义务，对股权质押所涉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了合理审查，对股权质押材料存在瑕疵完全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方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可知王方直到二审判决前始终认为股权没有权属瑕疵，中国康富公司更无从得知。四、中国康富公司不存在侵犯上诉人权益的行为，没有过错，即便王方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纠纷，也应以侵权纠纷另案处理，主张侵权人赔偿其损失，而不应以否定《股权质押合同》效力进而损害中国康富公司合法权益作为其权利的救济途径。五、中国康富公司完全符合善意取得涉案股权质权的法定条件，上诉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否定中国康富公司善意取得的效力，是对法律条文的误读。中国康富公司与王方依法订立了合同，办理了质押登记，对权属争议毫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六、在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王方有充分的权利外观，在此基础上仅因上诉人完全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的原因否认《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甚至否认善意取得，对依法签约、诚信履约的中国康富公司显失公平。七、既然上诉人称其已经对争议股权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受理，证明其也可以通过刑事程序救济权利，更没有在本案中通过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和必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德华、刘庆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宣告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7日，六盘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2015年8月11日《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和2015年8月14日张德华、刘庆忠分别与王方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为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将张德华所持41.68%公司股权，刘庆忠所持1.1%公司股权变更至王方名下，王方所持公司股权由原来的51%变更为93.78%。根据中国康富公司与承租人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王方以其所持93.78%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向中国康富公司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6年3月18日与中国康富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于2016年3月21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2018年5月9日，张德华、刘庆忠以王方伪造股权转让合同非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向水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黔022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六盘水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8月19日将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张德华、刘庆忠变更登记为王方的行政行为违法。六盘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5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2行终10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8年12月24日，六盘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撤销2015年8月19日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决定》，撤销了2015年8月19日作出的将股东张德华、刘庆忠在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方的股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行使起诉权的资格要求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原告张德华、刘庆忠虽不是《股权质押合同》的相对人，但被告王方将原告张德华、刘庆忠总共持有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42.78%股权质押给被告中国康富公司，该无权处分行为侵害原告张德华、刘庆忠的合法利益，故作为原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对被告王方、中国康富公司主张刘庆忠、张德华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虽被告王方作为无权处分人将原告张德华、刘庆忠总共持有42.78%股权质押给被告中国康富公司，但被告中国康富公司是基于被告王方具有可处分的权利外观，即对贵州绿电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材料之信赖而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且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权利义务。因此，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行为，被告中国康富公司善意取得质权，而善意取得应是基于《股权质押合同》有效性而继受取得，故对原告张德华、刘庆忠要求确认被告王方与被告中国康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德华、刘庆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张德华、刘庆忠负担（原告已自愿预交）。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立案告知书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王方伪造虚假材料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系违法行为，进一步证实王方利用非法手段侵占上诉人股权，进而与中国康富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的行为也是无效的，同时中国康富公司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未尽到尽职调查责任，因此，《股权质押合同无效》。被上诉人王方质证认为对该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中仅能体现公安机关经上诉人控告后立案，对于王方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与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中国康富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且达不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不应作为确认本案合同效力的依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该立案告知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股权质押合同》是否有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张德华、刘庆忠主张案涉《股权质押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经审查，上诉人所称该合同违反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刑法》分则第五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等手段非法占有股东股权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的批复的意见》和《公安部经侦局关于对非法占有他人股权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问题的工作意见》等法律条款或部门规章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被上诉人中国康富公司基于对工商登记的合理信赖，与被上诉人王方签订案涉《股权质押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一审认定案涉《股权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德华、刘庆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张德华、刘庆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审判员  林波审判员  杨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徐严书记员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