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3民初9358号原告：罗先德，男，汉族，1971年5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星小区金利园921幢2单元102号底商铺。负责人：仕亚鸿。被告：仕亚鸿，男，汉族，1976年9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555号。负责人：邵卉芳。委托诉讼代理人：仕亚鸿，系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罗先德与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仕亚鸿、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二0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先德，被告仕亚鸿同时作为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先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人民币8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2680元（利息自收条收款日2013年11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起诉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告委托被告仕亚鸿律师代理原告进行离婚后财产分割案件，并向被告交款10000元。被告仕亚鸿系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仕亚鸿收款后没有开发票，只手写了一张收条，和被告仕亚鸿的名片订一起。之后，因原告与妻子和好，不再需要被告代理该案件，原告于2013年11月24日主动并及时联系被告仕亚鸿撤销律师服务和帮助，并且主张退部分律师服务费。多次协商无效后，原告只能请求盘龙区司法局和昆明市司法局协商，双方未协商成功。于是原告向昆明市律师协会投诉，昆明市律师协会于2019年6月3日对被告仕亚鸿违规收费行为作出处分决定。但原告仍没有得到合理经济退赔。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理》规定，禁止律师私自受托、收费，律师事务所才有权收取律师费。但被告仕亚鸿私自收取费用后仅给原告一张手写收条加名片，未开具合法票据。且被告仕亚鸿利用律师强势行为，直接让当事人签订空白合同，合同应当双方都有一份，但合同的具体内容及原件原告至今不知道，剥夺了当事人知情权。原被告建立法律服务委托关系，因此原告仅主张被告退还部分费用，但被告一点都不退让。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定，因被告仕亚鸿系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律师，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人民币8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自收条收款日起算），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辩称，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批准成立日期是2016年10月2日，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日期是2013年11月21日，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与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被告仕亚鸿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8月初，原告才找过仕亚鸿，2017年8月31日，原告向盘龙区司法局投诉。2013年12月至2017年8月初，原告从未向仕亚鸿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主张过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根据《委托合同》第五条违约行为第2项的约定，接受委托后，若出现自行和解、无故解除委托的情况，原告不得要求被告退费。《委托合同》第五条违约行为第2项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后，若出现撤诉（包括对方当事人撤诉）、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甲方无故解除委托的情况，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费。原告诉称，原告提出解除委托合同的理由是与刘英复婚，但原告未提供与刘英复婚的证据，此情况属于原告无故解除委托。即使原告与刘英复婚，说明原告与刘英自行和解了。根据《委托合同》规定，原告不得要求被告退费。二、仕亚鸿已为原告提供了律师服务工作，原告已经享受了律师服务，原告要求被告退费无事实依据。仕亚鸿已为原告提供了律师服务工作，原告涉及两个案子，双方协商签订了两份委托合同，原告找仕亚鸿咨询了多次，只交了一个案子的律师费一万元，原告承诺过几天再交另一个案子的律师费一万元，所以才开了张收据，开收据也是经过原告同意，当时双方说好待另一万元交过来后一起开发票。之后仕亚鸿去银行调转账凭证，由于原告不记得是哪家银行转的账，所以仕亚鸿耗费两天时间去了多家银行，才在建行昆明霖雨路支行调到，仕亚鸿将调的转账凭证复印件给原告。仕亚鸿根据调到的转账凭证结合其他证据写好民事起诉状，然后打电话给原告，原告来所里看过，仕亚鸿叫原告交诉讼费，原告找理由一直拖延，叫等等，拖了一段时间后，原告才告知仕亚鸿，说把仕亚鸿调取的转账凭证拿给刘英看了后，与刘英自行和解了，不起诉了。当时刘英还加了仕亚鸿的QQ，咨询了与罗先德的案子，刘英说自己无胜算想跟罗先德自行和解。仕亚鸿告知原告，根据《委托合同》，接受委托后，律师已做了部分律师代理工作，按合同约定律师费是不退的，当时原告也没说什么，原告默认，仕亚鸿告诉原告把收据拿过来换发票，之后原告走了无联系。律师服务具有特殊性，律师服务体现为一些无形的知识、策略、法律实务经验，以及时间、精力的消耗，仕亚鸿为原告提供了包括多次的法律咨询、诉讼策略的谋划、调取银行转账凭证、撰写民事起诉状的律师服务，仕亚鸿为原告提供了律师服务，花去了大量时间、精力，知识无价，原告已享受了律师服务，按风险委托合同约定，原告要求被告退费无事实依据。四、原告的投诉是一种对律师的碰瓷行为，本身具有恶意，现原告又起诉两家律师事务所，是滥用诉权的表现，原告滥用诉讼的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亵渎，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自2013年12月至2017年8月初，在长达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罗先德一直不联系仕亚鸿将收据换成发票。2017年8月初，原告才找过仕亚鸿，仕亚鸿按合同约定不给原告退费，罗先德多次闹访律师事务所，碰瓷律师，扬言不退费就要去投诉，仕亚鸿多次告诉罗先德，把收据拿来，随时给你开发票。2017年8月31日，原告向盘龙区司法局投诉，想利用投诉不开发票达到退费的目的，后又向昆明市司法局、昆明市律协投诉，罗先德的投诉明显具有恶意（所有投诉均过了时效）。而且两个案子不能继续做下去才是没有开发票的最直接原因，责任在罗先德。若不是仕亚鸿调取的转账凭证及为罗先德、刘英提供的法律咨询，原告罗先德与刘英不会达成自行和解，所以说原告罗先德与刘英自行和解首先要感谢的是仕亚鸿，而原告无感恩之心，不遵守合同约定，不退费就恩将仇报。现原告起诉两家律师事务所，是滥用诉权的表现，伤及无辜，原告滥用诉权的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亵渎，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昆明市律师协会的决定书未生效，但从律协的决定书也说明退费并无依据，没得到律协的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辩称，同意被告仕亚鸿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2017）云0103民初6953号《民事判决书》、（2018）云01民终4494号《民事判决书》，三被告质证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判决争议的《委托合同》，并非本案委托合同，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21日，罗先德（甲方）与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罗先德因与刘英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委托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担任代理人，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指派仕亚鸿律师担任罗先德一审代理人。仕亚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包括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委托合同》第四条费用及支付第1项约定：根据《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并综合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0.00元，其它办案费0.00元（含交通费、打字复印费、通讯费及异地办案所需的差旅费、住宿费等）。第五条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后，若出现撤诉（包括对方当事人撤诉）、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甲方无故解除委托的情况，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费。第七条其他约定：由甲方先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10000元，待案子胜诉后，执行回来后再按胜标的额的2%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合同签订当日，罗先德向仕亚鸿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元，仕亚鸿向罗先德出具了《收条》。2013年11月25日，仕亚鸿律师为原告调取了涉案证据《转账凭条》，撰写了起诉状。此后，原告表示解除委托不再进行诉讼，并要求退还8000元律师费。2018年3月20日，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依据上述《委托合同》起诉罗先德，诉请要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并在起诉状中陈述“2015年10月罗先德找到仕亚鸿，告知‘当时我把你调的银行凭证拿给我老婆刘英，我老婆刘英害怕打官司，就同意和我复婚，我官司不打了，两个案子都不做了’然后仕亚鸿律师把两份《委托合同》收了回来，同时仕亚鸿律师说罗先德违约，叫罗先德赔偿损失，罗先德一听，就借故溜了。罗先德曾多次找仕亚鸿律师，反而提出退律师费，仕亚鸿要求罗先德赔偿损失”。该案经两审终审判决：驳回原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2019年7月2日，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名称为“罗先德”、金额为10000元的《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仕亚鸿发短信给罗先德要求其到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找仕亚鸿律师领取律师费发票。另查明，1、2017年8月31日，罗先德投诉仕亚鸿律师，2019年6月3日，昆明市律师协会作出昆律纪处字（2019）[11]号《处分决定书》。2019年7月2日，云南省律师协会向仕亚鸿律师发出《复查受理通知书》决定对昆明市律师协会作出的昆律纪处字（2019）[11]号《处分决定书》进行复查。2、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1月3日成立。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罗先德与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签订，未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罗先德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解除本案争议的《委托合同》，罗先德提出解除委托后，双方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即告解除，罗先德应向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支付相应的报酬。根据合同约定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指派仕亚鸿律师为罗先德的一审诉讼代理人，本案一审诉讼尚未启动，罗先德即提出解除《委托合同》，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仕亚鸿仅为罗先德提供了前期咨询、调取《转账凭条》、撰写起诉状的法律服务，对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的应得报酬，本院酌情确定为3000元，因罗先德在签订合同后预付了10000元律师费，对罗先德要求退还律师费8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由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向原告罗先德退还7000元。对原告要求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共计26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委托合同》系因原告罗先德自身原因解除，合同未对起诉前解除合同应如何退费进行约定，双方是否应当退费一直存在争议，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无法律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仕亚鸿和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认为依据合同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后，若出现撤诉（包括对方当事人撤诉）、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甲方无故解除委托的情况，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费”，原告罗先德因与刘英自行和解而解除合同，不得要求退费的主张，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为一审诉讼代理合同，违约责任约定适用的前提为起诉后出现上述情况应承担的责任，本案诉讼程序尚未启动，不适用上述违约条款，对被告仕亚鸿和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仕亚鸿和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在依据本案《委托合同》起诉原告罗先德时在诉讼中陈述2015年10月后原告罗先德多次找被告仕亚鸿退费，表明罗先德一直在主张其权利，在之前的诉讼中罗先德也明确提出了退费主张，并且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2日才向罗先德出具律师费收费发票确认其收款事实，此时原告罗先德才明确知道退款主体，本案原告罗先德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仕亚鸿和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仕亚鸿在《委托合同》签订时为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委派为罗先德提供法律服务，其向罗先德收取律师代理费后，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费收费发票确认收到罗先德交纳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仕亚鸿律师仅为代收人，不是实际收款人，对原告罗先德要求被告仕亚鸿退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未收取原告支付的律师费，原告要求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退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先德退还律师代理费7000元；二、驳回原告罗先德对被告云南大允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罗先德对被告仕亚鸿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罗先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元，由原告罗先德负担17元，被告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唐旭霞人民陪审员  周庆德人民陪审员  陈金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