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民终1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丰县惠客隆商场，住所地：新丰县**********。经营者：黄锋，男，1983年9月7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揭阳市人，住揭阳市榕城区中山东门居委东环城新区****之四。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上虞，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维，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可平，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天门市人，住天门市竟陵办事处官东四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美钢，广东丰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丰县惠客隆商场（以下简称惠客隆商场）因与被上诉人徐可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新丰县人民法院（2019）粤0233民初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客隆商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上虞、被上诉人徐可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美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客隆商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广东省新丰县人民法院（2019)粤0233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1657元，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有重大程序违法，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徐可平提交证据单中，收货人签名的曾小红、胡辉英、宣泽庆均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本案上诉人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二、一审法院具有重大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是依据《客户租赁联营合同》作出的，但该合同并不是被上诉方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书也明确载明“被告惠客隆商场未提交证据”，因此，该《客户租赁联营合同》并不属于双方的证据，法院也未要求双方对该份证据予以质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此可知，一审法院存在重大程序违法行为，作出错误的判决。三、退一步说，如果《客户租赁联营合同》是真实，则案外人张浅帮与本案具有重大厉害关系，为查明相关事实，法院应当依法追加为本案当事人，但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关起门判案，作出了错误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有重大程序违法，作出错误判决，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支持我方上诉请求。徐可平辩称:我认为一审判决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是将货物送到上诉人的销售柜台里，有上诉人的员工确认签字，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地位是合法的。根据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书也说得很明确了，对联营合同是不作为证据在一审出示的。因此我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依法无据的。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3月2日，徐可平共向惠客隆商场送货（香蕉类）58次、货款共计11657元，收货人签名分别为曾小红、胡辉英、宣泽庆。徐可平送货时以《收据》载明日期、货物名称、重量、单价、总价，并由经手人（送货人）、收款单位（货物验收人）签名。徐可平主张的总货款12022元，因未向该院提供自行制作的清单上所列2018年10月21日、11月5日两张收据，金额分别为164元、201元，该院予以纠正其货款金额为11657元。另查明，2019年5月29日该院向惠客隆商场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材料，定于2019年6月21日开庭。惠客隆商场于2019年6月19日向该院提交《追加惠客隆商场（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张浅帮为惠客隆商场（第三人），理由是其与被申请人张浅帮在2017年已签订了《客户租赁联营合同》，徐可平证据中的签字人均为被申请人聘请的人员，与申请人无关。惠客隆商场并提供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客户租赁联营合同》复印件支持其申请，双方在该合同第六条约定：“1.甲方（惠客隆商场）有权对乙方（张浅帮）的经营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遵守甲方纪律和有关规章制度等进行监督，乙方应积极配合。2.甲方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及有关部门许可证……”。庭审前，惠客隆商场向该院撤回追加当事人申请。徐可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惠客隆商场向徐可平支付货款12022元；2.判令惠客隆商场向徐可平支付因迟延支付款项产生的利息（利息从2019年3月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该款项还清之日止）；3.判令惠客隆商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徐可平送货到惠客隆商场经营的商场，有收货人签名确认。即使在涉案《收据》上验收货物签名的人员为惠客隆商场主张的案外人张浅帮所聘请，根据被告提供的《客户租赁联营合同》显示，惠客隆商场向该案外人张浅帮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则该案外人及其所聘请人员从事的对外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相应后果应由惠客隆商场承担。因此，徐可平主张与惠客隆商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院应予支持。惠客隆商场与徐可平之间买卖产生的货款有徐可平提交的《收据》予以证实，惠客隆商场至今仍欠徐可平货款总额为11657元，徐可平要求惠客隆商场支付，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单证的同时支付。”徐可平主张惠客隆商场应当自2019年3月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迟延支付货款利息，该院应予支持。惠客隆商场以验收货物人员不是其员工为由，认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该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判决：一、惠客隆商场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徐可平货款11657元；二、惠客隆商场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迟延支付货款11657元的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由惠客隆商场负担，限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二审期间，上诉人惠客隆商场、被上诉人徐可平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上诉人惠客隆商场认为一审认定的“原告共向新丰惠客隆商场送货（香蕉类）58次，货款共计11657元，收货人签名分别为曾小红、胡辉英、宣泽庆。”与事实不符，我方未收到货，也无人签单，曾小红、胡辉英、宣泽庆不是我方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未查清这三人是否是案外人的工作人员，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判决。被上诉人徐可平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惠客隆商场确认其与张帮浅签订《客户租赁联营合同》后正常履行，因张帮浅失联后就无法履行。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惠客隆商场应否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上诉人惠客隆商场作为对外经营的商场，就需要对商场中的经营行为负责。首先，本案中惠客隆商场与张帮浅签订了《客户租赁联营合同》，该合同约定张帮浅承租柜台后，由惠客隆商场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及有关部门许可给张帮浅使用，张帮浅聘请的人员上岗前需到惠客隆商场人事部办理相关入职手续，购买惠客隆商场统一制服及员工工作证，由惠客隆商场统一管理、统一收费，惠客隆商场每10天与张帮浅结算一次。惠客隆商场将柜台出租给张帮浅经营，张帮浅以惠客隆商场的名义对外经营，因此，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交易相对方与张帮浅在承租的柜台交易，均是基于对商场的信赖利益。其次，惠客隆商场与张帮浅之间的内部承租行为并不为外人所知悉。徐可平作为供货商，虽然未与惠客隆商场订立书面合同，但其向商场供货，一直是将货物送到惠客隆商场的经营场所、由穿着惠客隆商场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签收验货，故惠客隆商场的工作人员签收徐可平货物的行为，足以让徐可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是与惠客隆商场进行货物交易。鉴于徐可平的供货行为是善意和无过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商场工作人员签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一审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再次，惠客隆商场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徐可平提交证据单中，收货人签名的曾小红、胡辉英、宣泽庆均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对于该上诉主张，从一审时上诉人惠客隆商场提交的《追加被告（第三人）申请书》中载明：“申请追加张浅帮为被告（第三人），理由是其与被申请人张浅帮在2017年已签订了《客户租赁联营合同》，徐可平证据中的签字人均为被申请人聘请的人员，与申请人无关。”的内容来看，惠客隆商场对收货人曾小红、胡辉英、宣泽庆均为张帮浅聘请的人员是知情的。结合前述，在此情况下该柜台从事的对外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惠客隆商场承担。惠客隆商场在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依照承租合同的约定向承租人张帮浅追偿。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客隆商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惠客隆商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庄少山审判员  李飞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冯 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