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76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1，女，199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长乐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2，女，196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长乐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朔岳，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芹，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1，男，199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长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愷，福建士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某3，男，196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长乐区。 上诉人江某1、江某2因与被上诉人林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19）闽018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林某1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采信未经江某1质证的证据，主审法官对案情先入为主，当庭既是主审法官身份又充当翻译身份，有失公正。（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一审举证通知书明确举证期限至2019年6月25日，且本案一审于2019年7月8日开庭并辩论终结，但林某1却在辩论终结后再次提交证据。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江某1、江某2不同意对林某1超期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径行采纳超期提交的证据，明显偏袒林某1。（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诚、罚款”。林某1在一审法庭辩论后再提交证据，且未送达江某1，超期提交的证据也没有让江某1核对。林某1全程采用“证据突击”的方式提交证据，侵犯江某1答辩权。（三）唐某不识字且听不懂普通话，江某1的一审出庭律师也听不懂当地语言，当场举手示意，但法官坚持由其自己充当庭审翻译，并继续开庭。庭后经江某1核实，庭审笔录的记载与唐某表达的内容出入很大。二、一审法院对彩礼数额、金器数量认定错误。关于30万元款项的性质。根据长乐当地风俗，彩礼应当付给女方父母，并且应当在订婚当天给付。但是，本案30万元款项的付款时间是2018年9月10日，而双方订婚时间是2018年9月18日;30万元的所有人和付款人是林国华，而不是林某1:30万元是转入江某1本人的账户，而不是付至江某1父母账户:30万元备注是“货款”。林国华转30万元给江某1目的是为了能早日抱孙子，转款的当天就要求江某1和林某1同居。江某1也按约同居。因此，该30万元是附同居条件的赠予，其性质不宜认定为彩礼。两名证人称9月18日订婚当天交付的彩礼是28.3万元。其中，证人林某2是林某1的亲叔公，其开庭当日亦受林某1母亲的干预，法庭上的陈述有失客观。江某1一方订婚当天的回礼包含“油钱8万”“回金2万”“回礼担3000元”“给新郎林某1现金5万”“新郎衣服和肚兜2万多”，以及办酒桌花费57495元万多元，上述共计230495元。一审法院在认定彩礼时应当扣除江某1一方230495元的支出。三、一审法院酌定江某1返还彩礼40万，判决江某1承担返还数额超过实际收到的彩礼数额。江某1、林某1订婚之前就有联系，两人中间断续三次，林某1坚持追求江某1。林某1的父亲以转款30万元给江某1，欺骗江某1和林某1（2018年9月10日开始）同居生活。江某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订婚，但林某1以玩弄女性，欺骗江某1同居为目的而订婚，林某1订婚动机不纯，具有主观过错。同居不久后，林某1就与江某1吵架，甚至在2019年4月1日于上海深夜殴打并驱赶江某1，江某1的父亲在场也不制止。林某1同居期间存在家庭暴力，具有重大过错。2019年4月份林某1的父母故意到江某1家门口滋事吵闹，对此江某1哀求和平协商，被拒绝。林某1父母故意阻断江某1和林某1继续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属于恶意的悔婚行为。林某1于2019年5月份起诉解除婚约，单方悔婚，属于违约一方，而江某1至今也没有悔婚意思，因此违约方林某1应当对婚约关系的解除承担全部责任。林某1的随意悔婚行为，直接给江某1的名誉造成负面影响，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和精神损害，至今仍在外租房居住不敢回家。四、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由江某1和江某2承担303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林某1在一审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案件受理费由江某1承担。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判决，有违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诉讼费交费办法》第29条明确规定:“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本案中，林某1在一审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意即林某1自愿承担，一审判决对此判决属程序性错误。 林某1辩称：一、林某1提交本案的证据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即“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规定，林某1在判决作出前，均可提交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即“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林某1提交的与案外人林国华身份关系的证据及案外人林国华的银行取现记录是对已提供证据的补正，故不应以举证期限限制该组证据的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系从2015年2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应优先适用。林某1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关于证人唐某:《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本案中，唐某作为婚约缔结的媒介，清楚知晓整个婚约的过程，故唐某作为本案的证人无可厚非，其证言足以采信。另外，在原审庭审中，据代理人回忆，原审江某1律师还当庭询问证人唐某婚约缔结的相关情况，故其在上诉状中陈述原审法官坚持充当翻译的角色是子虚乌有。而且在原审中，江某1律师自始自终未向法庭要求提供翻译。审判长并无剥夺江某1律师的庭审的权利。三、针对婚约支付彩礼方面的事实，按照农村订立婚约的习惯，正常情况均会约定具体的彩礼及黄金，在订婚当日，在上述基础上，又会根据实际情况男方又会增加彩担，而且在面对女方家长时，不可避免的又会产生见面礼。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形式。本案中林某1提供的证据即转账凭证、珠宝店消费票据以及证人林某2、唐某的证言，已经形成证据链（该证据链不仅在事实上无任何逻辑错误，更是与风俗见惯相一致），相对完全的展示了双方订立婚约时的情况。虽然原审法院将彩礼最终认定为58.3万元及一两黄金，但林某1为尽快解决纠纷，对此亦并无异议。四、江某1陈述回礼中有油钱8万、回金2万、回礼担3000元，给林某15万，新郎衣服和肚兜2万多，以及酒桌花费57495元完全是江某1瞎编乱造，无事实依据。证人唐某在证言中明确女方即江某1有回礼3万元（抵食用油），根本未提到上述其它相关费用，而且证人唐某还是江某1的族亲，显然江某1的有关陈述是毫无根据的，至于酒桌花费，一不属于婚约案件审理的范围；二江某1主张的酒桌花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江某1无需花费酒桌费用，因为在订立婚约时，由男方提供彩担，就是为了女方在订立婚约时办理酒席之用，在本案中，林某1已经提供了价值8万元的彩担。五、针对江某1上诉状第三点的反驳意见:江某1陈述林某1的父亲转款30万元是为欺骗江某1，使江某1与林某1能够同居生活。30万元就能买卖同居吗？江某1这样陈述不仅是在胡言乱语，伤害林某1，更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订立婚约以来，林某1不管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尽量满足江某1的需求，一直小心呵护、未敢有丝毫怠慢，更未有暴力。林某1与江某1婚约出现问题，作为父母出面调解这本身合情合理，况且在整个调解过程中，是江某1蛮横无理、态度嚣张、恶语中伤。其所言所行根本没有和好的意愿，才导致本案的发生。婚约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谈不上违约，况且要论悔婚违约亦是江某1一方，而非林某1，首先，江某1缺乏诚信，违反忠实;江某1在与林某1缔结婚约前，隐瞒怀孕的事实，违反了忠实的义务，在林某1的心理上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而且在订立婚约后，与其前男友藕断丝连，纠缠不清，这更深深伤害了林某1情感；其次，江某1索取无度、挥霍无度、欲望不能满足时翻脸无情。在订立婚约后，江某1一方面嫌弃林某1，一方面又向林某1狮子大张口，强迫林某1为其欲望买单，在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江某1索取十几万元。之后，在林某1未能满足江某1欲望的情况下，就不顾婚约与林某1划清界线；最后，江某1冷言冷语、缺乏担当，在订立婚约后，林某1一直小心呵护这段感情，但江某1在面对林某1时，不珍惜反而百般诋毁、并冷漠林某1，还动不动以毁婚相要挟，缺乏责任。故婚姻不能缔结首要责任在于江某1，其次是江某1的父母未能调停得当。婚约关系的破裂给林某1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更是对心理上的创伤，林某1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男孩，在认识江某1前，从未谈过恋爱，在此情况下，遇到如此需对簿公堂的婚约，已造成林某1抑郁、沉默寡欢。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返还40万元，已经足够考虑到双方的各个情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林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林某1彩礼738678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林某1与被告江某1经媒人介绍认识，双方约定彩礼58.3万元及黄金一两。2018年9月10日，原告通过其父亲林国华转账30万元给被告江某1；同年9月18日，双方举行订婚仪式，原告向被告母亲江某2给付现金28.3万元及黄金一两。订婚后，原告林某1与被告江某1曾共同生活。2019年5月30日，原告诉至法院。另查明，原告林某1与被告江某1至今未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了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情形。本案婚约男女双方订婚前约定彩礼58.3万元及黄金一两，订婚时原告林某1给付了被告方上述彩礼。双方订婚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原告要求返还彩礼，接受彩礼方应当返还。鉴于原告与被告江某1订婚后曾共同生活，考虑农村善良风俗，法院酌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彩礼40万元，即法院对原告主张返还彩礼的请求，予以部分支持。被告江某1、江某2均接受彩礼，与本案直接相关，应当返还彩礼。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江某3与彩礼有关，故对原告对该被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除上述彩礼外，原告给付女方抵作“担”的现金，给付女方长辈的见面礼，原告长辈给女方的见面礼，以及女方回礼等，均系本案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过程中基于习俗的礼尚往来而产生的非属彩礼范畴的馈赠行为。因此，对原告主张上述抵作“担”的现金及给付女方长辈的见面礼等系彩礼且要求返还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主张回礼应用于抵扣彩礼的辩解，亦不予支持。另，男女双方在订婚过程中依习俗置办酒席宴请亲友而付出相关费用，亦与本案无关，故对被告主张对此应从彩礼中抵扣的辩解，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江某1、江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林某1彩礼40万元；二、驳回原告林某1对被告江某3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林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江某1提供江某1和唐某对话视频及翻译资料，证明：1、证人唐某否认有28.3万元的现金彩礼是经其亲手拿给被告母亲江某2的事实；2、该证据与证人唐某在一审的庭审作证记录完全矛盾。3、该证据与证人林某3的证言相矛盾，林某3的证言依法应当排除。 被上诉人林某1质证意见：1、一审庭审后，上诉人带人到证人家中闹；2、证人唐某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言，相对于这个证据更有真实性；3、证人唐某在法庭上证言是很清楚的，上诉人代理人在法庭上还有询问唐某，当时上诉人代理人也没有说叫翻译，听不懂的说辞。4、这份证据没有体现彩礼是不是58.3万及黄金的相关事项，反而证人在一审法庭中有说明彩礼58.3万及黄金相关事实。该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采纳。 经查，上诉人提交的江某1与唐某的对话，在证据分类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提出两点异议：1、林国华转账的30万元不是彩礼；2、没有证据证明收到28.3万元及黄金一两。经查，1、上诉人后又承认30万元是彩礼，本院予以认可。2、两个媒介唐某、林某3证实28.3万元及黄金交给女方（江某1）母亲，且两证人出庭作证，陈述内容亦符合当地风俗，上诉人的两点异议不能成立。 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林某1与江某1订立婚约、支付彩礼后，未能登记结婚，双方缔结婚姻的目的不能实现，林某1可以主张江某1返还彩礼。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在订婚后曾共同生活，考虑农村善良风俗，酌定江某1返还彩礼40万元，已臻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一审存在程序违法，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江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45元，由上诉人江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林 峰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林歆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