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1民初5857号原告：天津沐松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新世嘉大厦4号楼136室。法定代表人：钱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占开，天津善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凯，天津善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138号4层-011。法定代表人：张中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奇，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沐松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沐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凯，被告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沐松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8039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961元（其中公证费200元，律师费1000元，取证消费261元，差旅材料费500元），上述费用共计1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场所通过消费者点播演唱的方式放映涉案音乐作品《明天情人节》《自己感悟[授权版2017]》《学会转身[授权版2017]》《某人》《那时的青春》《你和我的童话》《负心》《你是最美的诗》《你的窗台》《回忆的毒》共计10首，侵害了原告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故诉讼来院。庭审中，原告认可在被告的曲库中已不存在涉案音乐作品，故当庭撤销了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曲库中存在涉案曲目；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告在经营期间遵守相关法律及行业规定，一直向音集协缴纳相关版权费用，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为：1、《POPSONGS流行歌曲群星汇（一）沐松音乐群星流行歌曲原人原版卡拉OK合集》（ISBN978-7-7986-5774-6），证明原告为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2、（2019）津滨海证经字第506号《公证书》（包括公证光盘），并当庭播放了该公证光盘，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涉案侵权事实；3、公证处增值税发票及中国农业银行刷卡存根，证明原告为维权支出了公证费、取证消费及律师费；4、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出版证明》，证明原告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中的ISBN码与该出版单位，即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中查询到的ISBN码并不一致；对证据2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公证书仅提到在被告经营场所点播了相关曲目，但并未提出以何种方式点播的，故不能证明涉案曲目存在于被告的点播系统中。通过当庭演示的公证光盘也仅能证明涉案曲目在被告的包房内进行了播放，但其不能体现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点播的，因被告的包房系统还存在视易K米系统，该系统的手机点歌功能可以将互联网的曲目导入被告的系统中播放，作为经营者，被告只是提供了涉案曲目的显示器功能；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表示不能确定，认为如果原告能够提交该证据的公证书原件，由法院核实后，原告可以认可该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为：1、国家版权局2006年1号公告《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证明卡拉OK经营者是按照包房付费，并涵盖全部使用作品；2、《著作权许可协议》、《著作权许可合同》及被告缴纳的著作权许可费发票，证明被告已经按照上述标准，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议签订了版权使用合同，缴纳了版权使用费，被告不存在通过使用涉案作品获得额外收益的情形；3、《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6年度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的公告》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6年度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证明音集协的版权费分配方案是涵盖所有作品，包括非会员作品，故原告即使为音集协的非会员，亦可向音集协支取相关的版权费，被告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4、《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2016）》，证明根据版权局公告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标准计算的合理使用费是远远低于原告的诉请金额；5、米乐星VOD点播视频（时间戳认证）及照片，证明在被告的曲库中并没有涉案曲目，此外，被告的米乐星VOD系统是由第三方“星网视易”提供，该系统自带手机点歌功能，通过该功能，顾客可以自己从互联网中点播自己需要的曲目，而被告并不存在提供任何相关作品的行为，故此被告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6、《星网视易KTV点播娱乐系统购销合同（米乐星KTV）》及星网视易公司官网对魔云系统、K米点歌系统的介绍，以及通过“K米”网络点播，放映涉案曲目的视频（时间戳认证），证明被告使用的点歌系统为案外人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开发的“魔云互联网云娱乐系统”，该系统自带了K米手机点歌系统，通过该系统功能，可以实现网络点歌、云点播，包括导入KTV本地曲库没有的曲目。当庭被告播放了通过K米小程序网络点播过程，故此被告认为其无任何复制、放映涉案曲目的行为；7、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100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裁定书中的查明的出版社ISBN备案编号与原告提交的出版作品上的备案编号不一致。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中原告表示被告的“魔云点播系统”确实存在手机点播功能，但该功能并非该系统的唯一点歌方式，其并不能排除被告的点播系统中存在涉案曲目，且被告申请时间戳认证的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该时间为案件审理期间，其不能排除被告事先自其系统中删除了涉案曲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名为《POPSONGS流行歌曲群星汇（一）沐松音乐群星流行歌曲原人原版卡拉OK合集》（ISBN978-7-7986-5774-6），该合集封套背面印有“著作权人：天津沐松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声明：本出版物内全部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归属于天津沐松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违者必究”字样。该合集包括A、B、C、D四盘，其中涵盖本案涉案作品《明天情人节》《自己感悟[授权版2017]》《学会转身[授权版2017]》《某人》《那时的青春》《你和我的童话》《负心》《你是最美的诗》《你的窗台》《回忆的毒》。被告提交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1004号民事裁定书，对此被告表示，该裁定书中查明的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备案编号与原告提交的出版作品上的备案编号不一致。对此，原告提交了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出版证明》，证明涉案合集的著作权人为原告。另查明，原告作为申请人向天津市滨海公证处申请了证据保全，根据其申请，公证员崔某与公证人员邢某申请人的代理人袁永达于2019年5月9日来到位于天津市南开区标有“米乐星世界ＫＴＶ”字样的商铺，由该ＫＴＶ的工作人员安排在818房间。申请人的代理人袁永达点播相关歌曲（具体歌曲详见《歌曲清单》），其并使用本处摄像机对歌曲播放的内容及现场情况进行了摄像。袁永达向商家索取了盖有“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发票号为41841559，金额为261元的《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标有“中国农业银行”字样的消费票据一张、该ＫＴＶ名片一张。保全证据工作结束后，本公证员将现场摄像的视频刻录成光盘附于本公证书后。2019年5月28日，天津市滨海公证处出具（2019）津滨海证经字第50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所附的照片打印件系现场拍照后打印所得；公证书所附《歌曲清单》内歌曲系根据现场点播所得。此外，公证书还附了《天津增值税普通发票》、标有“中国农业银行”字样的票据、该ＫＴＶ名片复印件及光盘二张。庭审中，经当庭播放公证封存光盘，被告表示该录像显示的地点确实为被告的包房，但是该录像并未显示其以何种方式进行点播的涉案曲目，其不能证明涉案录像内容是由被告的点播系统直接点播的。同时，被告提出，被告的点歌系统中存在了“视易K米系统”，其可通过手机点歌的方式从互联网中将任意一首曲目导入被告的点歌系统中播放，被告作为经营者只是提供作品展示的显示器功能。此外，涉案曲目仅是歌手演唱片段的拼接，大量场景及画面都是反复使用，该曲目缺乏作品的独创性，属于录像制品，而非类电影的音乐作品，故被告认为其并不存在着侵权行为。经核对，公证封存的光盘中录制的涉案歌曲与原告权属光盘《POPSONGS流行歌曲群星汇（一）》中相应歌曲的词、曲、演唱者、画面等方面内容基本一致。另查明，被告提交了《星网视易KTV点播娱乐系统购销合同（米乐星KTV）》、星网视易公司官网对魔云系统、米乐星VOD点播视频（时间戳认证）及照片、K米点歌系统的介绍，以及通过“K米”网络点播，放映涉案曲目的视频（时间戳认证），上述证据表明被告经营场所中的点歌系统，即米乐星VOD系统是由案外人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提供，该点歌系统为该公司开发的“魔云互联网云娱乐系统”，该系统自带了K米手机点歌系统，通过该系统功能，可以实现网络点歌、云点播，包括导入KTV本地曲库没有的曲目。在被告提交的K米点歌系统的介绍中表明：K米作为一款基于KTV娱乐的手机应用软件，支持iphone及安卓全部智能手机，其不仅实现了在KTV内手机点歌、包厢互动、录音下载、微博分享、参加KTV活动。同时，K米用户在离开KTV还能够继续获取KTV优惠信息，进行包厢预定与支付，练歌评分等。被告通过当庭显示上述时间戳认证的视频显示了在被告点歌系统的屏幕上存在手机点歌的二维码，通过微信扫一扫，进入该程序的导入歌单功能，该功能要求粘贴网络歌单的链接，歌单可以是单曲，也可以是一个专辑。通过在网易云音乐网站搜索相关专辑，选择分享链接功能，粘贴到K米小程序的导入歌链接框中，点击导入。导入成功后显示了该专辑的所有曲目，然后直接点播，被选曲目在被告的KTV操作平台上就可以进行演唱了。另查明，被告提交了《著作权许可协议》、《著作权许可合同》及被告缴纳的著作权许可费发票，该证据显示了其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缴纳了相关音乐作品的版权使用费。但原、被告当庭确认，原告非上述协会的会员。对此被告表示根据《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6年度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公告》及其细则表明，被告缴纳的版权费分配涵盖了全部作品，包括非会员作品，故被告向音集协按照固定费率支付的著作权许可费，已涵盖了全部作品。另查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就被告以（2019）津滨海证经字第506号《公证书》载明的侵权事实共提起另9件诉讼。原告提交的公证费票据表明其为涉案证据保全，共支出了公证费2000元，原告为维权支出了公证取证的消费支出及律师费。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作品类型以及原告是否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2、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原告涉案作品放映权的行为；3、被告如若构成侵权，应承担的责任认定。1、涉案作品类型以及原告是否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本案中，原告提供光盘并非歌手现场表演，还包括场景转换、多镜头的切换连接等内容，反映了制作者的构思，体现了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而录音录像制品是机械录制他人的现场表演等，故本案涉案作品应认定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原告提供的包含有涉案作品在内的《POPSONGS流行歌曲群星汇（一）》专辑外包装标注著作权人为原告。且原告提交了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出版证明》，证明原告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经本院进行对该《出版证明》与原告庭后提交的相关公证书相核实，本院确定了其证据的真实性。故此，本院认定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原告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2、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原告涉案作品放映权的行为根据原告提交的涉案《公证书》表明，公证处是在被告经营场所点播相关歌曲，并对歌曲播放的内容及现场进行了摄像。其内容未显示相关使用手机点歌功能，通过K米小程序导入涉案曲目进行点歌的过程。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第（十）项：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故此，被告通过点歌系统这种类似放映机的技术设备放映了涉案曲目，属于侵犯原告涉案作品放映权的行为。至于被告提出涉案曲目是通过K米手机点歌系统点唱的，被告不存在提供、复制涉案曲目的行为，被告并不构成涉案侵权的相关抗辩理由，对此即使公证处存在使用涉案手机程序进行点歌的情形，但该程序为被告购买的点歌系统自带的小程序，是专门为KTV对外经营进行设计，属于被告作为经营者为顾客提供的一项服务；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该小程序的介绍资料表明，该程序实现的是音乐下载功能；且通过当庭演示公证处的录像，其画面并非显示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他人域名的网站页面中存在着涉案曲目，故被告不能证明其是作为网络服务商，仅提供了一般链接的服务行为。综上，被告作为KTV的经营者使用多种点歌方式向其顾客提供点歌服务，其都是由自己的点歌设备向顾客提供放映服务的，该曲目是由设备提供商存入系统中，亦或由顾客将涉案曲目导入其系统中的，并不影响被告对侵犯原告涉案作品放映权行为的构成。故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场所内通过点唱系统放映涉案10首歌曲，其行为侵害了原告涉案作品的放映权。至于被告主张其已向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支付使用费、不应再承担侵权责任的相关意见，因被告与音集协的相关约定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3、被告如若构成侵权，应承担的责任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放映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故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因被告侵权导致其遭受的损失或被告的违法所得，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知名度，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侵权持续时间，并考虑原告为包括本案在内的共计10案支出了公证费、场所消费等合理费用，酌情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500元。对于原告诉请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天津沐松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5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天津嘉乐汇歌舞娱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日法官助理韩雪书记员张悦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九条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