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3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海，男，198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巫雨容，四川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美林，男，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英，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琼，女，196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1号平安财富中心2F-3F、12F-13F、29F-31F。 负责人：李小安，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全，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4号。 负责人：杨万武。 原审被告：陈立功，男，196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上诉人王玉海因与被上诉人刘美林、徐桂英、余琼、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简称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简称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陈立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王玉海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王玉海并非该次旅游的组织者，只是该次“AA”制旅游的一个普通参与者，一审法院认定王玉海是该次旅游的组织者，系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该次“AA”制出游，是王玉海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自发商定去色达游玩，然后在朋友圈发消息有无其他同学前往，结果余琼、刘利、雷翔这几个朋友看到消息后便表示一同前往，此次旅游是私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且后来一同出行的有三辆车，所以事实是四人有了这种共同的意愿后才一同出去旅游，上诉人没有组织、安排、策划，一审认定王玉海系组织者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无偿提供了自己的车辆作为交通工具，也系受害者，且车也损毁，还垫付了14万元的赔偿款。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活动的组织者，但本案上诉人非组织者，而余琼持有驾照，系法定机关对其驾驶能力的认可，一审认可各方轮流驾驶系四人的合议，四人为共同利益而轮流开车系大家合议决定的，如法院要判上诉人承担责任，那车上所有人都应当承担责任。三、《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协议。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责任，其垫付的14万元也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刘美林、徐桂英未作答辩。 余琼辩称，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系活动的组织者，其称非组织者不是事实。 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书面辩称，川Ａ×××××在其公司投保了保险额为2万元的座位险，一审时已调解并已支付。 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未作答辩。 刘美林、徐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余琼、王玉海向刘美林、徐桂英连带给付各项赔偿款520000元。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刘美林、徐桂英增加诉讼请求：1.判令陈立功、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范围内向刘美林、徐桂英赔付11000元；2.判令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在承保川Ａ×××××小型普通客车乘坐险范围内向刘美林、徐桂英支付保险赔偿金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王玉海通过微信朋友圈方式发布自驾游“ＡＡ制”方式前往色达县游玩的邀约。余琼、刘利、雷翔等人分别应邀前往。由王玉海提供川A1XXXL号小型普通客车作为出行的交通车辆，四人轮流驾驶。10月3日13时10分许，余琼持Ｂ1驾驶证驾驶川A1XXXL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行驶至色达县国道317线554Km＋500m处，与对向行驶的陈立功驾驶的渝DNXXX0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致两车受损，余琼、刘利、王玉海等多人受伤，后刘利在送医抢救途中死亡的交通事故。色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色公交认字【2016】第0014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琼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余琼对色公交认字【2016】第0014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向甘孜州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核。甘孜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甘公复字【2017】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责令色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2016年10月3日交通事故重新认定。色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7年3月13日对案涉交通事故重新作出色公交认字【2017】第000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琼驾驶车辆占道行驶、在国道超速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是造成该事故的全部原因，余琼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余琼先后向刘美林、徐桂英垫付了赔偿款共计240000元。王玉海先后向刘美林、徐桂英垫付了赔偿款共计140000元。2017年4月15日，徐桂英要求王玉海寻找余琼解决纠纷，并跟随王玉海要求提供食宿，王玉海以人身自由被限制而报警，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华阳派出所出警处置，民警告知双方色达县公安局交警队在处理当中，如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2017年4月19日，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在色达县交警大队民警主持下，在成都市茶店子某茶楼进行协商，后色达县交警大队民警因故暂时离开，协商双方发生冲突，茶店子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置，并将双方带至茶店子派出所继续协商，在色达县交警大队民警返回茶店子派出所继续参与调解后，次日凌晨4时许，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达成调解协议：1.由驾驶员余琼和车主王玉海及其他负责人一次性赔偿给死者刘利父母刘美林、徐桂英各项费用共计900000元。此费用已经预付380000元，剩余520000元；2.余琼、王玉海以及其他责任人赔付费用比例及承担责任方式由法院判定，各方根据法院判定的比例共同赔付，根据此比例垫付费用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3.此案诉讼由刘美林夫妇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用由除刘美林夫妇外所有责任人按比例承担；4.若法院判决赔偿金额不足900000元，由余琼和王玉海按照法院判决承担比例补足900000元。 一审另查明，死者刘利出生于1991年2月25日，生前未婚未育。2015年4月起，在四川联友劳动保障代理有限公司就职。2012年7月13日，因天府新区兴隆湖项目，刘美林一家与兴隆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一审还查明，事故车辆川A1XXXL号车在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处投保了保险金额为2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车辆渝DNXXX0号车在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亦在保险期间内。余琼在案发时持有准驾车型为Ｂ1的机动车驾驶证。 一审法院认为，一、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二、余琼、王玉海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如何划分；三、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及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如何计算。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结合本案，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在色达县警察的主持下就赔偿金额为900000元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关于王玉海提出协议赔偿金额远超法定赔偿金额，故该协议显失公平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赔偿金额的确定，系各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基于对侵权原因、侵权后果、侵权责任、人道主义扶持、经济赔偿能力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该金额的确定即使超过法定赔偿金额，也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因此认定存在显失公平和被胁迫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于王玉海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均应当按照《调解协议书》确定的内容履行。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王玉海作为此次自驾游活动的组织者，应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王玉海在游玩过程中，在仅知道余琼持有B1驾照，并不知道其是否能够胜任山区道路驾驶的情况下即将车辆交付余琼驾驶，以至于余琼在之后的驾驶过程中违规驾驶导致事故发生，王玉海显然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刘利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余琼驾驶车辆占道行驶、在国道超速行驶其行为是造成该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余琼负该事故的发生全部责任。色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色公交认字【2017】第000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叙述事实清楚，认定责任准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结合王玉海和余琼对此次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大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为20%、80%。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驾驶人余琼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车辆川A1XXXL号车在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处投保了保险金额为2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对于刘美林、徐桂英的损失，由平安财险四川分公司在座位险20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余琼、王玉海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同意在本案中就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项下限额11000元内进行赔付，为减少诉累，本案一并将上述两项金额予以扣减。 综上，本案涉及的纠纷系因交通事故所产生，余琼因违反道法规定导致事故产生，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王玉海因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余琼、王玉海、雷翔、刘利此次出行对于费用的负担约定为“ＡＡ”制，故四人并非形成好意同乘关系，互相之间也不存在帮工关系，一审法院对于余琼和王玉海的各项抗辩理由均不予支持。余琼、王玉海应当按照与刘美林、徐桂英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履行各自的义务。陈立功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调解协议书》的约定，余琼、王玉海应当赔偿的金额，即为扣除事故车辆川Ａ×××××号车座位险20000元和事故车辆渝DNXXX0小型普通客车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11000元金额后的剩余部分，即869000元（900000元-31000元）。根据余琼和王玉海对于此事事故应当承担的赔偿比例，余琼和王玉海分别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为695200元、173800元。余琼、王玉海已分别垫付的240000元和140000元，应在其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美林、徐桂英与余琼、王玉海于2017年4月2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二、余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美林、徐桂英支付赔偿款455200元；三、王玉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美林、徐桂英支付赔偿款33800元；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美林、徐桂英支付赔偿款20000元；五、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美林、徐桂英支付赔偿款11000元；五、驳回刘美林、徐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余琼负担7200元、王玉海负担1800元。 二审中，上诉人王玉海提交了其与徐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二页，拟证明王玉海上诉后，其受徐桂英威胁，支付了一审判决确定的35600元。对上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及案件查明的其余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王玉海对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有无过错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现评述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在机动车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上，基本采用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个标准综合判断。即某人是否属于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要从是否对该机动车运行于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地位和是否从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得了利益两个方面加以判断。首先，王玉海作为车主在旅途中将其车辆交由余琼驾驶，但其并未脱离对案涉车辆的管理和控制，其次，因其目的地系前往色达旅游，其也享有运行利益。承前所述，四人约定轮流驾驶，而自驾游路凃系山区公路，道路狭窄，弯道较多，王玉海对余琼超速驾驶、占道驾驶行为应进行提醒，结合余琼在一审中陈述其很少开车，因王玉海未制止余琼的交通违法行为，故其具有过错，其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上诉人王玉海提交了其与徐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二页，即便认可其真实性，但微信聊天内容无威胁的内容，故该证据不能达到王玉海的证明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其具有过错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玉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王玉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寒 审判员 陈丽华 审判员 宋怀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国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