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23民初1614号原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绥阳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洋川镇幸福大道100号绿洲商贸城9栋2层。负责人：黎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枫，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玄，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玖和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澳门路光达花园葡京苑B－3号。法定代表人：谢馥蔓，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绍军，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林，该公司员工。被告：贵州龙祥玉海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龚家寨杨柳街3号底层6号。法定代表人：李明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铭刚，贵州大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省南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镇四化路。法定代表人：李明江，总经理。被告：遵义霖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民政村。法定代表人：颜贵川，经理。被告：刘德金，男，198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现住贵州省遵义市。原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绥阳分公司（简称“七冶公司”）与被告贵州玖和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和公司”）、贵州龙祥玉海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祥公司”）、贵州省南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遵义霖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霖源公司”）、刘德金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19年9月23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绥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枫、李星玄，被告贵州玖和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馥蔓，被告贵州龙祥玉海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明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铭刚，被告贵州省南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明江，被告遵义霖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颜贵川，被告刘德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绥阳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赔偿金1,666,000.00元；2、本案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原告承建了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项目。2018年5月19日，原告与被告玖和公司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约定塔机的安装、拆卸、运输由被告玖和公司负责，由原告支付被告玖和公司进退场费，因塔机本身质量缺陷或操作不当造成的事故及经济损失由被告玖和公司承担。2018年9月1日，被告龙祥公司聘用的拆卸工人廖光露在拆卸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项目教学楼2号塔吊过程中未按技术交底进行施工作业，从塔吊上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为尽快解决问题、平息矛盾，原告与被告龙祥公司、死者家属三方以“先赔款再划分责任”的方式按工伤赔付标准达成赔偿协议，赔偿数额1,666,000.00元（包括丧葬费34,000.00元、死亡赔偿金590,000.00元、赡养费407,000.00元、抚养费580,000.00元、交通费5,0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该款由原告先行垫付。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项目教学楼2号塔吊的实际产权人是被告霖源公司，被告龙祥公司是塔吊的实际安装、拆卸单位，且廖光露系其聘用的工人，根据《特种设备安装（拆卸）告知书》的规定及原告与被告玖和公司的合同约定，该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贵州玖和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辩称，经被告龙祥公司介绍，原告与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属实，合同约定我公司为原告安装、拆卸3台塔吊，但我公司进场后发现原告提供的塔吊基础有一台与我公司的塔吊机型号不符，所以我公司就只安装了2台塔吊，不符型号的塔吊我公司没有安装，原告自行找人安装了该塔吊，现该塔吊在拆卸过程中发生事故，该事故与我公司无关，且该塔吊出事时，无人通知我公司到场解决此事，故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被告贵州龙祥玉海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辩称，我公司只是塔吊的安装、拆卸公司，不是塔吊的租赁公司，且虽然双方有装卸合同，但在此项目的过程，双方均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涉事塔吊的拆卸不是我公司拆卸的，原告未通知我公司对出事塔吊进行拆卸。该塔吊出事后，绥阳县安监站通知我公司法定代表协助调查，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场后，原告方以要开学了，此事必须协商解决，并要求到场公安机关人员撤销此事的调查，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只作为证人签字。我公司没有聘用廖光露为原告拆卸出事塔吊，原告未向我公司提交技术交底，廖光露是怎样到场进行拆卸的，我公司不清楚，故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被告贵州省南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承接了万豪晨辉公司承建的该项目，并通过万豪晨辉公司与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识。该工程塔吊机的租赁合同先是以我公司的名义签订并在相关部门备案，由于我公司的塔吊机械不够，我公司便介绍被告玖和公司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由于原告的塔吊的基础不符，被告玖和公司没有那种型号的塔吊，就只安装了符合型号的2台塔吊，我公司又介绍被告霖源公司塔吊机。2018年8月27日，原告通知我公司拆卸塔吊，由于其未支付完塔吊租金，我公司要求原告支付完租金再拆，原告便自行找人拆卸塔吊，在拆卸过程中发生了此事。出事后，原告通知我公司来处理以事，但我公司来人后，原告便不准走，与受害者协商赔偿事宜是原告与受害方达成的，我公司未能参与，他们达成赔偿1,666,000.00元的协议后，告诉我公司此事要按责任划分责任，并要求我公司签字才同意我公司人员离开。被告遵义霖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无租赁关系，也无安装拆卸合同。我公司只将塔吊机租赁给被告南方公司的，在租赁时已明确我公司在塔吊在运输、安装、拆卸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与我公司无关，且事故发生后，无人通知我公司到场。故该事故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刘德金辩称，我与死者廖光露、王建系自由劳动者，相互之间有活做就通知，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2018年8月30日，原告公司张工让我叫人拆塔吊，工资每人300.00元一天，我便叫了廖光露、王建一起去拆塔吊。我们到工地后，廖光露和王建就拴好安全绳上塔吊去拆塔吊，我在下面接被拆卸的材料，后由于停电我们便没有拆了。约一小时来电了，我们又开始拆卸塔吊，还是廖光露和王建上塔吊拆，这次上去，他们没有拴安全绳了，原告工地上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做好安全措施。在拆卸塔吊过程中，廖光露就从塔吊机上落下来了，故该事故的损失我不应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塔机租赁合同》，该证据证明了2018年5月19日，原告与被告玖和公司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由被告玖和公司为原告承建的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工地提供3台型号为ＱＴＺ5011的塔式起重机，进退场为每台21×××××.00元，租期为2个月，月租金为台10×××××.00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以上价格含税，但不包括设备司机等操作人员的工资，如需被告指派设备司机等操作人员，需另签协议，由原告按月支付操作人员工资，双方并约定进退场费含安装、拆卸、运输、基础预埋螺栓、一次检测验收取证等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玖和公司无异议，辩解因原告工地预埋的基础预埋螺栓只有两个符合ＱＴＺ5011的塔式起重机的基础，故其只安装了两台Ｑ×××××的塔式起重机，不符合的一台塔式起重机未进行安装。该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2、对原告提供的《塔式起重机基础委托合同》，该证据证明了原告承建的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项目工地塔式起重机的预埋基础由被告南方公司进行承建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南方公司无异议，辩解该协议只是向绥阳县停建局备案的材料，双方未履行该协议，原告承建的该项目是原告从万豪晨辉公司承接的工程，其承接该工程项目时工地上预埋的塔式起重机基础已由万豪晨辉公司建好。该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3、对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龙祥公司达成的《协议》，该证据证明了2018年9月1日上午11时许，被告玖和公司委派的被告的拆卸工人廖光露在拆除绥阳县育红小学教学楼2号塔吊（产权人为被告遵义霖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由于廖光露未按原告的技术交底进行作业施工，从塔吊上坠落，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9月1日下午2时许死亡；2018年9月2日，原告与被告龙祥公司达成协议：向死者廖光露家属的赔偿费为丧葬费34000.00元、交通费5000.00元、死亡赔偿金590000.00元、赡养费（死者父母）407000.00元、抚养费（死者子女三人）58000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00元，共计1666000.00元（按国家工伤赔付标准计算），由原告垫付，待事实处理完毕后，由原告与被告玖和公司、龙祥公司及相关单位根据法律、资料自行协商承担的责任及赔偿比例等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该证据与被告方的陈述不符，只能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龙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江同意原告对死者廖光露家属赔偿的1666000.00元由原告先行垫付，事后由相关单位分责按比例分摊的事实，对该部分事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证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不予采信。4、对原告提供的《赔偿协议》，证明2018年9月2日，被告龙祥公司与原告及死者家属达成赔偿1666000.00元，该款由原告先行垫付，事后由相关单位分责按比例分摊的协议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方对赔偿的数额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原告与被告龙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江、死者廖光露家属达成的协议，三方达成的赔偿数额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三方达成的赔偿数额，本院不予确认。5、对原告提供的死者廖光露家属出具的《承诺书》，该证据证明死者廖光露家属获得1666000.00元赔偿款后，其内部之间因分配发生的纠纷与原、被告无关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6、对原告提供的廖光露的《身份证复印件》、王静的《身份证复印件》、《离婚申请协议书》、《离婚证》、刘敏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廖帮义的《身份证复印件》、陈发相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上述证据证明了死者廖光露出生于1988年7月24日，其与王静婚后生育一女廖新怡（2008年4月10日出生）、一子廖新烨霖（2012年12月28日出生）；廖光露与王静于2014年12月9日登记离婚；婚后生育一子廖新缘（2017年11月26日出生），2017年12月12日，廖光露与刘敏结婚；廖光露的父亲廖帮义（1962年3月13日出生）、母亲陈发相（1961年10月7日出生）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方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上述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原属遵义万豪晨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工程项目，其在承建该工程期间，修建了三个塔式起重机的塔吊基础。原告七冶公司从遵义万豪晨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接手该项目工程，并经遵义万豪晨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介绍，原告与被告龙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识，原告与被告南方公司、龙祥公司签订《特种设备安装（拆卸）告知书》，被告南方公司为塔式起重机租赁单位，被告龙祥公司为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单元，罗荣飞、李小飞、周天俊为被告龙祥公司聘用的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人员，双方并将上述资料报送绥阳县住建局安全监督管理站备案。由于被告南方公司的塔式起重机不够，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江便将被告玖和公司介绍给原告。2018年5月19日，被告玖和公司与原告七冶公司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约定由被告玖和公司向原告七冶公司出租3台Ｏ×××××型号塔式起重机在原告七冶公司承建的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工地上施工，进出场费为每台21×××××.00元、租金每台10×××××.00元，租期2个月，以上价格含税，不包括设备司机等操作人员的工资；进出场费含安装、拆卸、运输、基础预埋螺栓、一次检测验收取证等。合同签订后，被告玖和公司进场安装塔式起重机，由于2号塔式起重机预埋塔式起重机基础与被告玖和公司的塔式起重机的型号不符，被告玖和公司便只安装了1号、3号塔式起重机，未对2号塔式起重机进行安装。原告便将此情况告诉被告龙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江，被告龙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江便向被告霖源公司租赁ＯＴＺ63型号塔式起重机被告霖源公司在被告龙祥公司租赁时告知，其公司只出租该塔式起重机，该塔式起重机在运输、安装、拆卸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与其公司无关。被告龙祥公司同意被告霖源公司的意见，并将该塔式起重机安装在原告承建的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工地上施工（即2号塔式起重机），该台塔式起重机的进出场费、租金按被告玖和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的约定计算，并由原告七冶公司将该台塔式起重机的费用由原告一并支付给被告玖和公司，后再由被告玖和公司与被告龙祥公司结算。该工地的工程施工完毕后，原告七冶公司通知被告龙祥公司拆除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项目工地上的2号塔式起重机，被告龙祥公司要求原告七冶公司先付清该塔式起重机租金为由拒绝拆除该塔式起重机。2018年8月24日，原告七冶公司在该项目负责的负责人张棵便向联系被告刘德金，让被告刘德金找人拆除该塔式起重机，劳务费每人每天300.00元，被告刘德金便联系廖光露、王建一起为原告的工地拆除该塔式起重机。2018年9月1日上午，被告刘德金与廖光露、王建一起到工地上拆除该塔式起重机，原告将拆除该塔式起重机的技术交底交给刘德金三人，被告刘德金三人便对拆除塔式起重机进行了分工：由廖光露、王建上塔式起重机拆除塔式起重机，被告刘德金在塔式起重机下收集廖光露、王建在该塔式起重机上拆除的塔式起重机材料。廖光露与王建刚上该塔式起重机拆除时，两人系了安全绳，后由于该工地停电，廖光露与王建便下该塔式起重机休息。待该工地电来后，廖光露与王建便又上该塔式起重机进行拆除工作，但廖光露与王建上该塔式起重机时未系安全绳，原告七冶公司在场人员未对廖光露、王建在拆除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未进行提醒、指正。廖光露在拆除该塔式起重机的过程中，由于未按拆除塔式起重机的技术交底要求进行施工，从该塔式起重机上坠落至地上受伤，经绥阳县人民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9月1日下午2时左右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便通知被告龙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明江到场共同协商解决此事，未通知其他被告到场。2018年9月2日，被告龙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江到场后，原告七冶公司便与死者廖光露的家属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但由于绥阳县育红小学要开学，原告七冶公司为解决此事，便与廖光露的家属达成一次性赔偿金额为1666000.00元（该款按国家工伤标准计算）的赔偿协议，由原告七冶公司先行垫付，廖光露的家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原告七冶公司、被告龙祥公司索赔、在事故发生地聚众闹事、对原告七冶公司、被告龙祥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原告七冶公司在垫付后，由原告七冶公司、被告玖和公司、龙祥公司及相关单位根据相关法律、资料自行协商应承担的责任和赔偿金比例，若协商无果，原告七冶公司、被告玖和公司、龙祥公司可通过司法程序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廖光露的家属廖帮义、陈发相、刘敏、王静，原告七冶公司负责人黎军，被告龙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明江在三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上签名、捺印，原告七冶公司并在该协议上盖章予以确认。2019年9月2日，死者廖光露的家属廖帮义、陈发相、刘敏、王静共同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内部发生的纠纷与赔偿公司无关。另查明：刘德金、廖光露、王建系自由劳动者，不是被告玖和公司、龙祥公司、南方公司、霖源公司的职工和聘用拆除塔式起重机的专业作业人员，无特种作业资格证，但其从事拆卸塔式起重机均已达两年以上的时间。被告龙祥公司与被告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李明江。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各方当事人在本案涉案事故中的责任分配；二、原告七冶公司赔付廖光露亲属的赔偿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针对第一个焦点：由于被告刘德金与死者廖光露及案外人王建系从事两年以上的塔式起重机拆卸自由劳动者，与原告七冶公司、被告玖和公司、龙祥公司、南方公司、霖源公司均无劳动关系，只是原告在绥阳县育红小学改扩建项目工地的管理人员张棵请来拆卸OTZ63型号塔式起重机的劳务人员，张棵系原告七冶公司在该工地的管理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张棵的行为应视为原告七冶公司的行为，原告七冶公司与被告刘德金、死者廖光露、案外人王建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廖光露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从塔式起重机上坠落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原告七冶公司应对廖光露从塔式起重机上坠落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廖光露是成年人，其在拆卸塔式起重机过程未采取安全措施，也未注意自身安全，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对造成自己死亡的事故有一定过错，故应当减轻赔偿人的赔偿责任，结合事故发生的情况，廖光露对造成自己死亡应承担30%的责任。对于被告玖和公司是否对本案涉及的事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该塔式起重机系被告玖和公司无该型号未安装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龙祥公司协商另行向被告霖源公司租赁的，故该事故与被告玖和公司无关，被告玖和公司对本案涉及的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被告霖源公司是否对本案涉及的事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被告霖源公司与被告龙祥公司在租赁该塔式起重机时达成了协议：被告霖源公司对其出租给被告龙祥公司的该塔式起重机在运输、安装、拆卸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不承担责任。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该事故不是因塔式起重机的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故被告霖源公司对本案涉及的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南方公司是否对本案涉及的事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告七冶公司与被告龙祥公司、南方公司在绥阳县住建局备案的合同约定，被告南方公司是塔式起重机的出租公司，不是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公司，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公司是被告龙祥公司，故对于其聘用的人员在拆卸塔式起重机发生的事故，应由被告龙祥公司承担，与被告南方公司无关，故被告南方公司对本案涉及的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被告龙祥公司是否对本案涉及的事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本案中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的责任在被告龙祥公司，但该事故的发生系原告未支付该塔式起重机租金，被告龙祥公司拒绝拆卸塔式起重机的情况下，原告七冶公司私自聘用不具有特种作业资质的人员私自拆卸塔式起重机，在廖光露、刘德金、王建拆卸过程中未采取安全措施时进行提醒义务及廖光露在作业过程中未注意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造成的，故被告七冶公司对本案涉及的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被告刘德金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被告刘德金系受原告的要求邀约廖光露、王建来共同拆除塔式起重机的，与廖光露不存在聘用关系，故被告刘德金对本案涉及的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第二个焦点，由于廖光露不是原告七冶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与原告七冶公司只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三方签订的协议中按国家工伤标准进行赔偿不当；廖帮义、陈发相未满60周岁，三方在协商赔偿时将廖帮义、陈发相作为被扶养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廖光露的死亡赔偿费额为：死亡赔偿金29,080.00元/年×20年＝581,600.00元、丧葬费为23,733.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348.00元/年×18年÷2人＝183,132.00元（廖帮义、陈发相未满60周岁，不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3,0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00元，共计821,465.00元，由廖光露自行承担246,439.50元，原告七冶公司赔偿575,025.50元。原告七冶公司为化解矛盾，自愿与廖光露的亲属达成一次性赔偿1,666,000.00元的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在事故发生后只通知被告龙祥公司到场协商此事，未通知其他被告到场，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方在本案中均不承担责任，故地原告七冶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绥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794.00元，诉讼保全费1,120.00元，由原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绥阳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刚人民陪审员  钱忠尧人民陪审员  崔远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郭丞书记员况红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