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25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卫时杰，男，194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巫进，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江林，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两位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新华，江苏公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卫时杰因与被申请人江***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吉江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民终1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卫时杰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为在股权代持关系下，股权收益及风险归实际出资人，但实际出资人不享有股权，由股权代持人享有，此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对股权享有所有权，名义股东仅是在名义上占有该股权，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保护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卫时杰和吉江林于2005年6月30日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此后卫时杰直接从振华公司取得股权的分红，卫时杰作为实际出资人对吉江林代持的股权享有实际所有权，卫时杰、振华公司、吉江林于2009年8月19日签订的协议本身系股权回购协议，故二审法院认定卫时杰在2005年6月以后不再享有振华公司的股权、2009年8月19日的协议实质不是股权回购协议，卫时杰无权请求撤销该协议错误。2.一审法院对欺诈的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卫时杰并非主张振华公司、吉江林以卫时杰退休为名诱使卫时杰签订2009年8月19日的股权回购协议，而是主张振华公司、吉江林“以回购股权为名，行侵占股权之实”。在签订该协议时，卫时杰认为股权被公司回购了，但后来发现股权实际没有被回购，而是被人侵占，即振华公司、吉江林通过与卫时杰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侵占卫时杰的股权。振华公司对回购后的股权的处置与“以回购股权为名，行侵占股权之实”系两回事。本案不存在振华公司回购股权以后以减少注册资本、将回购股权转让、由公司长期持有等处置回购股权的情况，故卫时杰的股权并非被公司回购，而是由实际取得卫时杰的原股权的红利的人所侵占。因卫时杰在2009年8月19日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与实际行为不一致，故订立该协议的行为系一种欺诈行为。（二）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即对2009年8月19日协议签订后卫时杰的原股权是被公司真实回购还是被人侵占的事实未查清。1.振华公司、吉江林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违反了禁反言的诉讼原则。振华公司、吉江林之前主张卫时杰的原股权在2005年6月22日转让给吉江林，但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又陈述该股权系挂在吉江林名下。2.一审判决认定卫时杰的原股权在2009年8月19日之后挂在吉江林名下缺乏依据。振华公司虽然提供了2008年至2014年的股权分红材料，但上述材料不能证明实际有多少股东参与分红以及股东实际领取的分红金额，故本案不能认定卫时杰的原股权在该协议签订后挂在了吉江林名下。（三）一、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争议焦点、遗漏当事人。因振华公司提出卫时杰的原股权在2009年之后挂在吉江林名下，并称该股权的红利由财务总监凌秋澜保管，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最终分配，故一、二审法院应将“2009年8月19日之后股权是被吉江林真实占有还是挂在其名下”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且应通知凌秋澜到庭参加诉讼。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振华公司和吉江林共同提交意见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振华公司、吉江林对卫时杰没有任何欺诈行为。2009年8月19日，因卫时杰到达退休年龄，故振华公司、吉江林、卫时杰签订协议，卫时杰自愿将2005年6月22日投给吉江林的购买资金转让给振华公司。2015年9月16日，卫时杰又向振华公司出具确认函，再次确认上述行为系其自愿。2.卫时杰主张享有案涉股权所有权的主体处置自己财产权益的行为系侵权错误。卫时杰对已经转让的案涉股权没有权益。案涉股权在2009年8月19日至2015年12月6日期间一直挂在吉江林名下，其后转让给江苏恒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公司），此是股权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权益的行为，与卫时杰无关。3.卫时杰的股权转让收益已经得到全面实现。卫时杰于2015年9月16日向振华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可予印证。2009年8月19日至2015年12月6日期间，振华公司一直将案涉股权挂在吉江林名下，虽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此不影响卫时杰与振华公司、吉江林签订的2009年8月19日协议的效力。故请求驳回卫时杰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2001年振华公司改制时，卫时杰被登记为公司股东，出资额为8万元。2005年，振华公司因管理需要，要求将所有股权集中到7名股东名下（吉江林系其中之一）。2005年6月22日，卫时杰与吉江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载明“经振华公司第二届八次股东大会一致通过，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卫时杰自愿将其在振华公司的股份8万元转让给吉江林；吉江林于2005年6月22日将转让款支付给卫时杰”。2005年6月30日，卫时杰又与吉江林签订协议1份，约定：“卫时杰将自有资金15万元交吉江林投股于振华公司，因此资金产生的股权由吉江林享有；吉江林取得股权后，此资金每年的股权收益归卫时杰，亏损也由卫时杰承担；如吉江林需转让此股份，卫时杰无条件服从，按转让时的价值支付给卫时杰”。振华公司作为见证方在该协议上盖章。上述协议签订后至2009年期间，上述股权的分红由卫时杰直接从振华公司领取。2009年8月19日，卫时杰和振华公司、吉江林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卫时杰因到退休年龄，经吉江林同意自愿将2005年6月22日所投给吉江林的购股资金转让给振华公司”。同日，振华公司向卫时杰支付25万元。2015年9月16日，卫时杰向振华公司出具确认函1份，载明：“本人卫时杰于2009年从公司退休，在退休时本人已将间接享有公司股权（享有的股权比例为1.98%）经由公司安排进行了转让,就股权转让事宜,本人确认如下:1.本人退休时转让所间接享有的公司股权系本人自愿行为；2.自本人2009年8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不再享有所转让股权的任何权利及权益，也不承担任何义务；3.本人所转让的股权的受让方由公司安排，本人对此无异议，公司可以全权处置；4.本人已经收到转让股权的全部价款，股权转让已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5.本人愿意对上述确认内容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2015年9月17日，卫时杰向振华公司出具收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的收条1份。2015年12月，卫时杰提起本案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主张，其于2016年1月5日通过调取振华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发现，其持有的振华公司股权实际未被公司回购，在2015年12月6日前，该股权仍挂在吉江林名下，2015年12月6日吉江林和恒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该股权转让给恒华公司，故2009年8月19日的股权回购协议系振华公司与吉江林欺诈卫时杰签订，系以回购股权之名侵占卫时杰的股权。据此，请求判令撤销2009年8月19日的协议，卫时杰的股权由吉江林代持；振华公司、吉江林向卫时杰支付2009年至2015年的股权分红45万元。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均未支持卫时杰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卫时杰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卫时杰对其签订2009年8月19日的协议无异议，但认为因振华公司事实上没有回购其股权，该股权在协议签订后一直登记在吉江林名下，在2015年12月6日被转让给恒华公司，故振华公司、吉江林串通以回购之名侵占其股权。据此，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卫时杰是否是受欺诈签订2009年8月19日的协议，其是否享有撤销该协议的权利。本院认为，从2009年8月19日协议的内容可见，卫时杰是因为到达退休年龄，故同意将原先登记在吉江林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振华公司，即由振华公司回购其股权；在时隔六年之后，卫时杰又于2015年9月16日出具确认函，对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进行确认；卫时杰亦先后收取振华公司支付的25万元和30万元款项，综合上述事实，应认定签订2009年8月19日协议系卫时杰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协议签订后，卫时杰即不再对协议项下的原先登记在吉江林名下的股权享有相关权益。虽然振华公司在签订协议后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置该股权，但此并不影响对2009年8月19日协议的效力认定，在卫时杰已经确认其收取了全部的转让对价，且出具确认函明确“本人所转让的股权的受让方由公司安排，本人对此无异议，公司可以全权处置”的情形下，卫时杰以上述理由要求撤销2009年8月19日协议，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卫时杰提出的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卫时杰和吉江林分别于2005年6月22日和6月30日签订的协议，应认定其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股权代持关系。二审法院根据2005年6月30日协议中约定的“卫时杰将自有资金15万元交吉江林投股于振华公司，因此产生的股权由吉江林享有，由此而产生的股权收益归卫时杰享有并承担风险，吉江林需转让此股份，卫时杰无条件服从”的内容，认定“至2005年6月30日，卫时杰不是振华公司的股东，不具有振华公司股东身份，卫时杰作为实际出资人由吉江林代持的15万元对应的股权收益及风险依照与吉江林的协议处理，依照法律规定卫时杰不能行使股东权利”，并无明显不当，且此认定意见并不影响本案的最终处理，故本院对卫时杰提出的上述申请再审理由，不予采信。至于卫时杰提出的一、二审法院未查清2009年8月19日协议签订后卫时杰的原有股权的分红由谁领取、股权实际被谁侵占等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振华公司在签订协议后如何处置股权，并不影响对2009年8月19日协议的效力认定，故卫时杰就此提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卫时杰就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提出的异议，亦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卫时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