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091民初1650号 原告张玉玲，女，汉族，1980年1月10日出生，现住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梓琨，河北子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廊坊市远航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开发区桐柏村。 法定代表人杨帆，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河北同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玉玲与被告廊坊市远航速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梓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不服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书，认为：1、被告的考勤打卡记录由被告负责保存，原告无法提供上述材料，仲裁庭加重原告的举证责任。2、原告虽与被告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但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导致原告也并未同意在被告处离职。被告自2019日2月起单方停止向原告发放工资，并自2019年4月起单方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才是原告被迫离职的主要原因，仲裁委不予支持原告的经济赔偿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9年2月至5月工资25820元；2、被告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101270元。 原告针对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已经向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廊坊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被告对工资发放一开始都是现金发放，因此打到银行卡的工资只显示在2018年4月以后。原告的打卡工资是2018年4月到2018年的10月均是4955元，2018年的11月到2019年的1月均是6455元。3、参保人员信息缴费表和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等，证明张玉玲是2010年2月进入被告处工作。2019年辞职之后进入了现在的社保缴费单位。被告自2019年3月停止给原告缴社保，导致原告的社保停缴两个月，在缴费单上应该是有显示。但是缴费单是因为原告已入职了廊坊通邮物流公司之后打印的，所以之前公司的信息是显示不出来的。原告是2019年6月去的廊坊通邮物流公司，所以欠缴4月和5月两个月的社保记录。 被告庭后提供书面答辩状辩称，1、被告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聘用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2、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没有向被告提供过任何劳动。3、原告从未适用被告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也未接受过被告的管理。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工资明细实际上是用其股东身份要求财务人员向其发放的，不属于真实劳动报酬。4、原告原系被告的股东，因原告一直要求被告财务人员每月向其转账，并声称依此可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工资、补偿金等，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之一的张伟来因此于2019年2月19日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其中第四条第四款写明“2019年3月1日前，廊坊远航速递有限公司一次性补偿甲方2019年1月、2月工资收入人民币13000元，甲方自收到款项之日起解除与廊坊远航速递有限公司劳动合同关系”，现张伟来已按照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原告无权再要求支付报酬、补偿金等。故，原告并非被告的员工，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原告申请补发工资及保险的诉讼请求。 被告庭后针对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已履行，两辆车给原告，13000和10000是在2019年2月20日用给京Ａ×××××车交保险的方式给付的，应该是当时被告的财务给付的。 因案件涉及到被告股东之间的事情，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依法传唤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伟来到庭询问，张伟来证明：1、被告提交的协议书是其与原告签订的。2、签这份协议是2019年2月19日，但2月15日左右，原告就把协议中约定的车辆开走了。协议签订后，因两辆车的保险于2月20日到期，其因协议里本应打给原告23000元（13000＋10000）即转成两辆车的保险费支付给原告。3、原告称从签完协议到3月1日前，被告用她的两辆车，所以其给她交的车辆保险费是相当于这10天租用的费用，这个说法是不属实的。其没有在这10天用她的车，她在2月15日就把车开走了，钥匙都由她自己保管；且根据租车的惯例，租车是没有先付租金的，而且租金不可能正好是23000元。4、原告在签协议之前一年多没有工作了，她陈述的一直工作到2019年5月是不属实的。5、2019年9月，其将被告全部转让给杨帆。张伟来并提供证据如下：张伟来给胡喜风的转账记录一份（金额为23523元），证明2019年2月20日，张伟来给原告的京Ａ×××××车辆交的保险及管理费、营运证交通会费等。2017年3月份被告的现金流水记录一份，证明京Ａ×××××和京Ａ×××××这两辆车是由张伟来出资购买，公司日常经营付款习惯为由张伟来账户转款至张玉玲账户再由张玉玲账户分笔转出。京Ａ×××××和京Ａ×××××的车辆登记证书一份，证明这两辆车的购买时间。 经庭审举证、质证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09年9月15日,原告与张伟来共同投资设立廊坊远航速递有限公司，两人共同经营被告公司的业务，张伟来任法定代表人，原告主要负责财务工作。 2018年5月11日，原告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张伟来，张伟来仍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原告开始收到被告发放的工资。 2019年2月19日，原告与张伟来签订《协议书》，对被告公司的财产分配做如下约定：原告分得车牌号为京Ａ×××××、京Ａ×××××号东风天龙挂车两辆，浙江大盟传送带一套；张伟来分得车牌号为冀Ｒ×××××东风多利卡等汽车多辆；上述车辆现已挂靠至其他个人及公司名下，双方分别负责所分得车辆收益、损耗及挂靠事宜；2019年3月1日前，“廊坊远航速递有限公司”一次性补偿原告2019年1月、2月工资收入人民币13000元（6500元／月），原告自收到款项之日起解除与“廊坊远航速递有限公司”劳动关系；张伟来于2019年3月1日前一次性补偿原告人民币10000元。双方还约定除上述财产及债务分配方案外，双方再无其他纠纷，待合同约定事项全部履行完毕后，双方合伙正式解散。协议尾页，原告与张伟来签订并按捺手印。该协议尚有一方“张翼翔”作为丙方，但其没有签字。 原告与张伟来签订上述协议后，2019年2月20日，张伟来向胡喜风账户转账23523元用于支付“京Ａ×××××车辆保险及管理费、营运证、交通会费等”。后，双方进行了上述车辆的交接，但原告没有实际取得浙江大盟传送带一套。 2019年2月20日，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 2019年9月16日，张伟来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杨帆，杨帆现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另查明，车牌号为京Ａ×××××的车辆登记在北京永成韵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现由原告使用。 2011年1月10日，原告与刘建巍投资设立廊坊通邮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原告用来交社保的。 本院认为,原告和张伟来共同投资设立被告公司，共同管理、经营公司业务。原告作为公司股东，与一般的劳动者不同。根据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证，原告在2018年5月将其股权转让给张伟来，退出公司的投资。又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和协议书内容可证，2018年4月前，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因此，本院最终确认原告作为劳动者与被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应始于2018年4月，原告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原、被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 原告与张伟来签订的《协议书》，虽只有该二人签字，缺少丙方张翼翔的签名，但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约束原告和张伟来，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双方已就协议书中约定的公司财产进行了分割与交接。该协议书关于原告与张伟来的部分内容，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张伟来转账给胡喜风的23523元的性质。根据张伟来的陈述和张伟来提供的证据可知，张伟来在协议签订的次日就将应分给原告的车牌号为京Ａ×××××的车辆的保险及管理费、营运证、交通会费等费用23523元转账至胡喜风账户，该款本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原告称该款系张伟来支付的车辆租金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协议书的内容，被告应于2019年3月1日前支付原告2019年1月、2月工资收入人民币13000元和补偿款10000元。也就是说，原告与张伟来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公司会替原告代缴其应分得车辆的保险等费用，而张伟来却在协议签订的次日就将23000余元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并注明用途，显然是为了履行协议的基本内容并明确履行目的。张伟来代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原告是真正的受益人。因此，张伟来的陈述符合一般常理，亦符合证据规则中的高度盖然性，本院确认张伟来代公司支付的23523元实际是替代支付原告的工资及补偿款共计23000元，即履行了协议书的给付义务。由此，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原告自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双方再无其他纠纷，合伙正式解散。也就是说，2019年2月20日，原、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应支付2019年2月至5月的工资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因原、被告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而协议书的履行中，被告已支付原告补偿款10000元，本院不再重复确认。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玉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为5元，由原告张玉玲承担，此款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