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民初8019号原告（被告）：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783300412F），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318号（天津军粮城发电厂内）。法定代表人：李春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荣，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佶，天津昌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王建民，男，195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原告（被告）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电公司”）与被告（原告）王建民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军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荣、张佶，被告王建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军电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对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津劳人仲裁字[2019]第331号裁决书的错误裁决进行纠正，判决撤销军电公司向王建民支付2008年7月至2019年9月工资差额6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建民承担。事实和理由：军电公司已向王建民足额发放了65000元现金奖金。王建民所称其没有收到合计46笔的现金奖金是虚假的。军电公司自建厂以来至2012年8月期间，一直存在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的实际情况，该情形既具有必要性亦具有合理性。除本案王建民外的军电公司2000余名职工，全部职工从没声称自己没有收到代领人转交的现金奖金。军电公司自建厂以来至2012年8月期间存在向员工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的情况，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的必要性：军电公司作为一家国企，拥有员工2000余名，让每名员工亲自前往财务领取奖金是不现实的，每名员工都有自己的职务和岗位，财务人员也有财务人员的工作，让2000余名员工放下手头工作前往财务领取奖金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让员工所在部门或者就近岗位同事代领奖金符合军电公司实际情况。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的合理性：在2012年8月之前以现金形式发放奖金得到了全体员工的认可和支持，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例代领人代领后不向本人转交的，也没有发生一例员工投诉没收到奖金的情况。王建民在此次申请劳动仲裁前，从未向军电公司反映过没有收到现金奖金的情况。本案中65000元现金奖金，涉及2008年9月至2012年9月，长达4年，累计46笔、由17人代领转交的现金奖金。王建民对于发放奖金制度清楚明了，其在职期间内，对收到现金奖金从未提出过任何意见与异议，足以证实军电公司足额发放了现金奖金且代领人已足额转交了现金奖金，否则王建民不可能不随时向军电公司主张要求发放或补发。王建民在退休之后，才主张在长达4年的任职期间内未收到现金奖金，既与事实不符，且明显违背常理。军电公司部分职工可证实代领、转交现金奖金的客观事实。双方之间的46笔现金奖金，具体代领转交情况如下，代领人有16人（原代领人共17人，因代领人韩强已死亡，实际代领人为16人）均表示是通过直接或转交的形式交给王建民本人。代领笔数及金额：王桂珍代领6笔共计5100元、吕敬代领2笔共计800元、荣兆强代领2笔共计4500元、何有利代领4笔共计5800元、张建代领14笔共计32100元、沈慧芳代领6笔共计3700元、季竹青代领1笔共计1000元、何缆代领1笔共计300元、刘立东代领1笔共计200元、徐克伟代领1笔共计2000元、马海军代领1笔共计300元、强树梅代领1笔共计500元、毛青代领1笔共计4500元、**代领1笔共计300元、马长利代领1笔共计2000元、杨少国代领1笔共计300元、韩强（已死亡）代领2笔共计1600元。以上代领人直接交给或通过其他转交人交给王建民本人的现金形式奖金共计65000元。部分代领人（除韩强已死亡外）均表示愿意提供书面情况说明或当庭与王建民对质，还原事实真相。综上所述，军电公司认为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错误，裁判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为依法维护军电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依法提起诉讼。王建民辩称，其主张的是2008年3月至2016年9月的现金奖发放数额，并非2008年至2012年。采用现金形式发放是否必要、是否合法，并非本案争议焦点。军电公司认为2000余名员工从没有声称自己没有收到代领人转交的现金，主观臆断、类比、猜测，不能作为军电公司已经将王建民的现金奖交由代领人、王建民本人已经收到的证据。军电公司提交的46笔现金领取人签字的凭证，证明领取的全部是部门名下的金额，说明奖金的领取是以部门为单位，军电公司将领取部门名下的签领人员姓名，牵强的罗列、虚构，编造了现金奖发放、代领统计凭证。从军电公司提交的现金奖发放的代领统计凭证中，充分证明了现金奖发放的程序是以部门为单位，根据所在部门定员、职务和岗级再行分配的明细表，所得金额应当到每个人名下。军电公司列举的代王建民领取的17名相关人员，自2008年至2012年9月领取的46笔奖金，总计金额为868万元，全部是总经理工作部名下，不是王建民名下。由此可见，事实上不存在王建民委托他人代领、转交王建民的情况，代领转交的统计凭证纯属捏造虚构。王建民的工资收入逐年减低，多次提出质询没有结果。王建民在2015年1月、2016年9月、2017年8月和9月、2018年7月均以快递方式提出过自己的主张。2019年2月至5月期间，王建民到军电公司与领导面谈此事。王建民的主张被列入2019年2月14日军电公司党委会议题。军电公司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证据系虚构编造，请求驳回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王建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军电公司向王建民支付2008年至2012年度现金奖434000元；2.判决军电公司向王建民支付2013年至2016年度停发的现金奖434000元；3.判决军电公司向王建民支付2009年至2015年工资总额减少的部分355002元；4.判决军电公司向王建民支付一次性奖金53440元。事实和理由：王建民于1974年11月至军电公司参加工作。2008年，军电公司归属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3月，王建民借调至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当时王建民担任军电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正科级副主任。王建民借调期间，人事和工资关系始终在军电公司。王建民2016年10月从军电公司退休。王建民借调期间，工资、奖金和各项待遇存在不同程度的降低，王建民提出质询，但未得到答复。王建民了解到军电公司正科级中层干部的2014年至2015年的年收入大约为17至18万元。按照17万元计算，王建民借调期间工作总额减少304193元。王建民曾于2015年1月致函军电公司，请求对减少的工资收入给予补发。2015年2月12日，军电公司向王建民工资账户补发汇入人民币1.6万元。王建民要求军电公司进行说明1.6万元补发的时间、名目和依据。军电公司最终答复系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一次性奖金，本应补发数额为2.9万元。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无法列支账目。补发款项由军电公司承担1.6万元，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承担1.3万元。前述解释系军电公司2019年4月告知王建民。王建民核实了军电公司提交的一次性奖金的发放统计表，认为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应当补发的金额为65160元。军电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称，2013年发布了停止支付借调人员一次性奖金的文件，以此为由停止发放王建民2013年至2016年10月期间的一次性奖金。王建民借调时间早于停止发放的文件作出时间，不应当构成对过往的制约。王建民在2019年4月才知悉停止发放一次性奖金的文件。军电公司提交的证据系模糊处理、手机翻拍的复印件，缺乏真实性和针对性。按照军电公司提交的一次性奖金发放明细，2013年至2016年9月停发王建民的一次性奖金数额总计159035元，军电公司应予补发。仲裁裁决支持的65000元系部门共享，不是针对中层干部个人兑现的奖金。即便是系统内工作借调，单位之间也应当有借调合同或协议，明确约定被借调人员的工资、奖金和各项福利待遇，并且应当告知借调人员。工资水平应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得无故克扣或拖欠。军电公司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无故克扣，侵害了王建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补充辩称，仲裁裁决的数额与实际应当支付的数额相差甚远。按照军电公司提交的现金发放领取凭证，2008年8月至2012年9月期间，总经理工作部名下领取发放奖金共计46笔，金额为868万元。总经理工作部人员不超过20名，以20名计算，人均奖金43.4万元。军电公司没有提供完整、真实的凭证，军电公司应承担支付43.4万元的责任。从2012年9月至2016年9月期间，军电公司停止发放王建民的全部现金奖，应提供这四年期间的发放凭证，或参照前面四年支付。军电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王建明岗位为十六级，系正科级待遇。军电公司认可王建民在借调期间系全勤，应当依法支付对应的报酬。军电公司自述按照应发工资计算的工资总额肯定比18万要多，按照18万计算，七年的工资总额应该为126万元。军电公司实际发放的减少了355002元，应承担给付之责。经过核实一次性奖金统计凭证，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应发一次性奖金合计69440元，比补发的16000元相差53440元，军电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之责。军电公司制定《借调人员暂行管理办法》内容与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取消王建民工资收入的依据。军电公司辩称，请法院依法驳回王建民的诉讼请求。劳动争议纠纷适用仲裁前置，本案是基于仲裁裁决书提起的诉讼，本案的审理范围也应以仲裁范围为限，王建民诉请超过原仲裁范围，应驳回其诉请。军电公司已全部支付王建民奖金及工资，仲裁就王建民奖金、工资总额及明细进行了查明和认定，王建民的工资及奖金银行流水与单位提供的工资台账数额符合，王建民诉请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补充辩称，王建民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建民于1974年11月入职原天津军粮城发电厂。后天津军粮城发电厂更名为军电公司。王建民在2007年4月至2009年2月担任军电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正科级待遇。2008年3月，王建民借调至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王建民的工资为基本工资和奖金，工资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奖金以银行转账和现金两种形式发放。2005年2月至2008年初，军电公司采用现金形式向职工发放奖金，以部门为单位进行签字领取。2008年7月至2012年9月，军电公司采用现金形式向王建民支付奖金65000元。军电公司于2009年2月27日作出免除王建民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的决定。军电公司《借调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自2013年7月1日实施，规定借调到集团公司本部及运营公司本部以外单位的人员停发各类一次性奖励。王建民以主张支付2008年7月至2016年10月工资差额506685元为由申诉至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该委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9]第3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军电公司支付王建民2008年7月至2012年9月工资差额65000元。双方均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关于王建民的主张是否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王建民在仲裁阶段主张自2008年7月至2016年10月工资差额，其在诉讼阶段的主张虽数额超出仲裁阶段，但并未超出仲裁前置程序的期间，故军电公司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抗辩不能成立。关于时效，没有证据证实军电公司在仲裁阶段曾提出时效抗辩，故其在诉讼阶段提出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王建民主张的现金奖、工资总额减少部分和一次性奖金，职工的收入增长与整体经济形势、企业效益、工作内容和个人职务等有关，用人单位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享有经营自主权和劳动报酬分配权。王建民主张前述待遇的期间，其借调在外，且在2009年被免除职务，故其自行比照实际在军电公司工作的中层领导的待遇进行主张，无事实依据。王建民主张的现金奖是以其自行计算的奖金总额平均数来计算2008年至2012年及后面四年的数额，工资差额系以仲裁庭审中提及的数额扣除本人工资数额后进行计算，前述两项主张均无事实依据。关于一次性奖励，军电公司制度显示自2013年7月借调人员已经不享受一次性奖励，王建民再行主张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一次性奖励无事实依据。王建民提供的工资和奖金银行交易明细与军电公司提交的工资台账数额吻合，显示其借调期间，军电公司已经向其支付相应待遇，现未能证实存在差额，故王建民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08年7月至2012年9月工资差额65000元，前述期间王建民借调在外，并不在军电公司实际提供劳动，故以现金形式进行发放的奖金，王建民不具备亲自签字领取的条件。2008年至2012年期间，确实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奖金的情况，以部门为单位签字领取现金亦是较为常见的发放方式。军电公司提供了原始现金凭证，对于包含65000元奖金在内的部门领取情况均有记录，有明确的领取人员，军电公司已经对现金奖金的发放履行了举证责任。另外，该部分奖金时间跨度四年之久，依照常理，在无明确停发决定前，若未收到奖金，应在较短时间内提出主张，现没有证据证实王建民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对于以现金发放的奖金提出异议。且2008年前现金奖金发放明细显示以部门为单位签字领取奖金的发放方式在王建民借调前已经长期执行，王建民对借调前的现金发放领取并无异议，奖金发放方式未出现变化的情况下，王建民否认收到款项，即对此负有举证之责，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没有领取，故主张军电公司再行支付65000元现金奖金没有事实依据，军电公司诉请不予支付，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原告）王建民2008年7月至2012年9月工资差额65000元；二、驳回被告（原告）王建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元，由被告（原告）王建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园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