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1538号 原告：千禧国际货运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3018号祥祺商厦2101。 法定代表人：余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楠，女，该公司员工。 被告：宁波耀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俞范东路776弄11号1幢。 法定代表人：徐艳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倩玺，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原告千禧国际货运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禧公司）为与被告宁波耀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升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17日诉至本院，因存在补齐立案材料情况，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千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楠、被告耀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倩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千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耀升公司向千禧公司支付货物退运的操作费2500欧元、查验费235欧元、在德国的仓租费3960欧元，共计6695欧元（按照起诉日2019年9月5日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7.829计算，折合人民币52415.16元）；2.耀升公司支付拖欠费用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5月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耀升公司承担本案的受理等所有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千禧公司将第1项诉请变更为请求判令耀升公司向千禧公司支付货物退运的操作费2500欧元、查验费235欧元、在德国的仓租费3960欧元，共计6695欧元（按照起诉日2019年9月5日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7.829计算，折合人民币52415.16元）、翻译费200元，共计人民币52615.16元。事实与理由：耀升公司委托千禧公司处理货物从中国至德国的货运代理事宜，双方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2019年1月24日货物抵达德国，后续海关通知需要进行查验，产生查验费235欧元。经海关查验，德国海关认为耀升公司的货物属于危险品，不能进入德国境内，必须要办理货物退运或销毁。2019年2月25日，耀升公司通知千禧公司将货物退运回中国。收到耀升公司的退运指示后，千禧公司积极处理退运事宜。货物于2019年5月8日装船退运，2019年6月8日抵达中国宁波港，耀升公司已提取货物。自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5月8日货物在德国的仓租费3960欧元，退运的操作费2500欧元。千禧公司多次向耀升公司主张上述费用但未果。故诉至法院。 耀升公司辩称：一、千禧公司未能让涉案货物在德国入关，且未证明因货物本身原因未能入关，故千禧公司未尽到合同义务，耀升公司系无奈情况下同意退运，千禧公司有义务将货物退运，相关费用应由千禧公司承担。二、即使应由耀升公司承担相关费用，相关费用亦过高。其中操作费2500欧元过高，合理费用应为800美元；仓储费不合理，千禧公司未提供详细清单及计算方式，2019年2月25日耀升公司提出退运，但至5月8日才千禧公司才安排退运，存在过错，故2019年2月25日至5月8日期间的费用不应由耀升公司承担；出口货运代理费中的报关费、陆路费用等共计800美元应予抵扣；翻译费无依据；利息起算时间不合理，应从实际产生损失的次日计算。综上，请求驳回千禧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千禧公司提供的证据，耀升公司异议如下：证据三宁波开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公司）向千禧公司开出的账单、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部分中local费用共人民币6320元已由耀升公司承担。证据四德国汉堡海关与千禧公司的邮件及其翻译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德国海关邮件系国外形成，未经公证认证无法确认真实性，通过邮件通知货物查验未通过亦不合理，且千禧公司未查明货物被认定为危险品的原因，也未向耀升公司索取货物的质检报告，该报告极有可能是导致货物被认定为危险品的原因。证据五委托翻译公司翻译提单的微信记录及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翻译费不应由耀升公司承担。证据六千禧公司与开源公司的QQ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千禧公司未能弄清货物被认定为危险品的原因及货物的状况，存在过错。证据七千禧公司向耀升公司开具的发票及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发票系千禧公司自行出具，且费用中包括海运及陆路运输两部分费用。 对耀升公司提供的证据，千禧公司异议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CE认证问题非千禧公司原因导致。证据2编号SHAM8110439的提单及相应报关单、编号为NXHB2622153的提单及相应报关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证据3FCL退运价格报价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为：千禧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开源公司向千禧公司开出的账单、付款凭证虽无原件，但所载内容能与证据二相互印证，予以认定，关于账单中所载宁波local费用人民币5800元、进仓费人民币520元，经核实，千禧公司并未在本案中向耀升公司主张，故对耀升公司要求将该部分费用从千禧公司诉请主张中予以抵扣的抗辩不予采纳。证据四德国汉堡海关与千禧公司的邮件及其翻译件所载内容为涉案货物被海关认定为危险品等内容，关于涉案货物被海关认定为危险品的原因不属于本案处理内容，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故在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五委托翻译公司翻译提单的微信记录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系原件，且内容与微信记录可相互印证，故予以认定。证据六千禧公司与开源公司的QQ记录，与证据二所载内容能相互印证，予以认定。证据七千禧公司向耀升公司开具的发票及银行回单，耀升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耀升公司提供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千禧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证明内容将在下文综合评析。证据2编号SHAM8110439的提单及相应报关单、编号为NXHB2622153的提单及相应报关单和证据3FCL退运价格报价均无原件，千禧公司对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不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耀升公司委托千禧公司办理货物从中国至德国的货运代理事宜，为此，双方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了一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后千禧公司接受耀升公司委托出运一批无绳电钻、无绳钉枪等货物至德国。该批货物于2019年1月24日抵达德国。2019年2月15日，德国海关不允许涉案货物进入德国境内，千禧公司收到通知后告知了耀升公司。此后，千禧公司与耀升公司就货物处理事宜进行多次沟通但未果。2019年2月25日，耀升公司向千禧公司表示同意退运该批货物，千禧公司收到耀升公司的退运通知后，在3月8日、3月11日、3月12日、3月13日、3月14日、3月18日、3月20日、3月21日、3月25日、3月26日、3月28日、4月1日、4月2日、4月3日、4月4日、4月8日、4月9日、4月12日、4月15日、4月16日、4月17日、4月25日、4月26日等日多次与案外人开源公司就该批货物退运事宜进行沟通协调。在此期间，耀升公司与千禧公司亦就退运费用、操作程序等进行了沟通。2019年5月7日，船公司签发编号为EGLV56090082674的提单，将该批货物退运。2019年5月23日，千禧公司向开源公司支付了该批货物操作费2500欧元、仓租费3960欧元、查验费235欧元，共计6695欧元。2019年6月8日，货物抵达中国宁波，后耀升公司提取了该批货物。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被告争议焦点如下： （一）涉案的主体及责任承担问题 千禧公司主张其与耀升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退运事宜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耀升公司则认为其与千禧公司就涉案货物出口等事宜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涉案货物的退运属于该法律关系项下应有内容，双方并未单独成立关于涉案货物退运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千禧公司及耀升公司对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已经成立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就货物退运事宜另形成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该问题应根据法律关系的三要素等方面综合进行判定。首先，虽然退运事宜的主体亦为千禧公司与耀升公司，但在办理退运事宜之初，并无证据证明千禧公司属唯一具有办理涉案货物退运事宜能力和资质的主体，换言之，耀升公司在退运之初可以委托其他主体办理退运事宜。其次，纵观二者之间有关货物出运、到港后、退运等的沟通过程，结合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庭审情况，可以看出，耀升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向千禧公司表示同意退运，在此后亦与千禧公司沟通退运情况，船公司重新出具退运提单，双方在退运事宜中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均不同于就出口等事宜达成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综上，可以认定千禧公司与耀升公司就涉案货物退运事宜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涉案货物被退运产生的相应费用，千禧公司垫付后有权向耀升公司收取。耀升公司辩称因千禧公司原因导致涉案货物被认定为危险品故千禧公司有义务安排退运的抗辩，本院认为，涉案货物被认定为危险品的原因属于涉案货物出口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项下内容，本案不作处理，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 （二）涉案损失金额问题 关于操作费。千禧公司主张操作费2500欧元，耀升公司认为操作费的合理费用应为800美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故操作费认定为2500欧元。 关于查验费。千禧公司主张货物抵港后产生查验费235欧元，本院认为该查验费系涉案货物出口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项下内容，本案不作处理，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仓租费。千禧公司主张自2019年1月28日至5月8日期间的仓租费为3960欧元，耀升公司认为其于2019年2月25日同意退运但至5月8日货物才装船，故千禧公司存在过错，该期间的仓租费不应由其承担。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千禧公司在收到耀升公司的退运指示后数次与开源公司沟通退运处理事宜，并与耀升公司沟通退运费用、退运程序等事宜，在办理涉案退运货运代理事宜中已尽谨慎、勤勉义务，并无过错，耀升公司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2019年2月25日至5月8日期间属于为退运而产生的合理仓租时间，该阶段的仓租费本院酌定为2851欧元。涉案货物自2019年1月28日至2月24日期间的仓租事宜属于涉案货物出口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项下内容，本案不作处理，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翻译费。千禧公司虽主张因涉案纠纷导致其产生翻译费损失人民币200元，但上述费用系由千禧公司自身举证责任产生，耀升公司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千禧公司的损失合计5351欧元，本院酌定按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7日欧元汇率中间价1：7.7832折算折合人民币为41647.9元，故千禧公司的损失为人民币41647.9元。关于利息损失，千禧公司主张从货物装船日即2019年5月8日起计算利息，耀升公司抗辩认为应从实际产生损失的次日计算，本院认为耀升公司抗辩有理，应自千禧公司付款次日即2019年5月24日起算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关于耀升公司提出的出口货运代理费中的报关费、陆路费用等共计800美元应予抵扣的抗辩，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出口货运代理费构成及金额，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千禧公司诉请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耀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千禧国际货运代理（深圳）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41647.9元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5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千禧国际货运代理（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110元，变更诉请后为1115元，减半收取557.5元，由原告千禧国际货运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负担116.5元，被告宁波耀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元441。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谭 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朱丹莹 【附录一】证据目录 千禧公司提交的证据： 证据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证明千禧公司与耀升公司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证据二、编号为031719-00602的货代提单、编号为560900182674的海运提单、民事裁定书，证明千禧公司安排货物退运，且耀升公司已收到货物； 证据三、宁波开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千禧公司开出的账单、付款凭证，证明千禧公司处理耀升公司的货物退运，实际产生的费用； 证据四、德国汉堡海关与千禧公司的邮件及其翻译件，证明耀升公司委托千禧公司出运的货物被德国海关认定为危险品，海关书面通知办理退运或销毁，且德国海关邮件确认该书面通知为海关的官方文件； 证据五、委托翻译公司翻译提单的微信记录及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翻译费金额为200元； 证据六、千禧公司与开源公司的QQ记录，证明千禧公司收到耀升公司的退运指示后，积极委托第三方处理并未拖延； 证据七、千禧公司向耀升公司开具的发票及银行回单，证明货物从中国到德国出运，海运费为人民币14179元，并非是耀升公司在庭审中提出的800美元。 耀升公司提交的证据： 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千禧公司至今未能明确货物无法入关的原因； 证据2.编号SHAM8110439的提单及相应报关单、编号为NXHB2622153的提单及相应报关单，证明涉案货物出运前后，耀升公司就同类货物可以在德国正常入关； 证据3.FCL退运价格报价，证明千禧公司的退运操作费明显过高； 证据4.银行网上电子回执，证明涉案货物出口时包括海运和陆路运输，总费用仅为人民币17161元。 【附录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