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鄂1024行初7号原告：江陵县红雨伞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陵县资市镇东湖街70号。法定代表人：陈恭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贤，湖北夷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江陵县郝穴镇江陵大道136号。法定代表人：吴成友，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刘英章，该局工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密，该局法制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陵，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陵县红雨伞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雨伞公司）诉被告江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城管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红雨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贤，被告城管局的出庭负责人刘英章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密、王松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红雨伞公司诉称：2010年10月30日，原、被告签订一份《户外广告设置协议》，约定：由于荆江道路改造施工，原告位于荆江地段的过街广告牌需要拆除，为保证原告利益，被告同意原告将广告牌移至仙鹤路(中天宾馆路段)设置，并免收十年相关费用，设置期限从2010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进行了广告牌的设置、经营与管理，但2018年3月28日被告突然要求原告限期拆除广告牌，并于2018年4月16日强行拆除了原告的广告牌。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户外广告设置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广告设置尚未到期，但被告身为行政机关，置诚信原则于不顾，强行要求原告拆除广告牌，罔顾原告的陈述与申辩，对广告牌强行进行拆除，其行政行为既无法律依据，程序上又违法，严重损害行政机关的形象，并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特向贵院起诉，请依法判决。提出如下请求：1、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49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红雨伞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证明、原告个体工商信息、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户外广告设置协议。拟证明目的有以下两点：1、2010年10月30日，原、被告签订的一份户外广告协议，被告同意原告在仙鹤大道设置广告牌，设置期限从2010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并免收十年相关费用；2、原告在设置期限满后应及时拆除广告牌，如原告需继续使用，同等条件下可另行申请。证据三：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拟证明目的有以下两点：1、2018年3月28日，被告给原告下发《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18年4月2日前将仙鹤大道跨街广告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被告将依法强制拆除；2、该行政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告知原告相应的陈述申辩等救济权利。证据四：履行限期拆除决定催告书。拟证明目的有以下两点：1、2018年4月9日，被告催告原告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五日内履行限期拆除义务，逾期将强制执行；2、送达程序违法。证据五：关于要求限期拆除户外广告牌的陈述和申辩。拟证明目的有以下五点：1、被告允许原告设置户外广告的期限且期限未到；2、广告正在经营中，且原告已与两家公司签订了广告发布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26000元、18000元；3、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缺乏法律依据；4、未告知原告相应权利；5、被告如果强制拆除，应予以相应补偿。证据六：被告关于《限期拆除户外广告牌的陈述和申辩》的回复。拟证明被告要求原告限期拆除户外广告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五城同创”工作，所谓的影响市容市貌、缺乏日常维护等均属被告寻找的借口，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证据七：强制拆除决定书。拟证明目的有以下四点：1、被告决定2018年4月16日对原告的跨街广告予以强制拆除；2、送达程序有违法；3、强制拆除决定没有进行公告；4、强制拆除决定书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证据八：户外广告发布合同两份。拟证明目的有以下三点：1、原告与江陵县荆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荆州市宜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约定了广告发布期限、费用、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2、由于户外广告设置期限未满而被被告强行拆除，导致原告与他人签订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造成原告直接经营损失；3、如果被告不拆除，原告正常经营的话，一年收入至少是44000元。证据九：收据2份。拟证明由于被告强行拆除户外广告牌，导致原告与他人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向他人退款15000元，此为原告经营损失。证据十：荆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证明。拟证明由于被告强行拆除原告的广告牌导致原告与荆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从而使得原告减少收入9000元。证据十一：跨街广告制作费用清单及图纸。拟证明原告制作跨街广告的制作成本为85980元。证据十二：照片一组，一组五张。拟证明原告跨街商业广告的外貌，同时证明在2014年到2015年免费为被告做了一年的公益广告。被告城管局辩称：一、答辩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答辩人针对原告设置的广告牌采取的强制措施程序合法。因原告在2016、2017年连续两年未向答辩人提交安全检测报告，并在广告牌存在破损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维护导致户外广告存在危险因素。遂答辩人在2016年和2017年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行政检查通知书》，但原告却并未按通知书的内容实施。答辩人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原告作出了限期拆除的行政强制措施，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原告送达了《催告书》，并在《催告书》中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答辩人亦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针对原告提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回复。答辩人在经过以上程序后，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了《强制拆除决定书》，并载明了相关的内容。因此，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其程序合法。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2017年4月7日中共江陵县委、江陵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五城同创”工作的实施方案》，答辩人按县委和县政府的要求集中对违规设置、超时限设置、存在安全隐患和严重影响市容环境的过街广告进行强制拆除。在整治过程中，发现原告树立的户外广告牌存在电线脱落、搭建设施严重生锈、松动、剥落等情况，已对城市安全造成极大安全隐患，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答辩人对原告存在的情况已拍照留存，并送达了相关的改正通知书要求原告进行纠正，但原告未予以纠正，其违法行为一直持续。答辩人针对原告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1、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义务人提出行政赔偿时，行政行为违法系赔偿义务人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条件之一。既然答辩人在行政执法时不存在行政违法的行为，那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若为行政赔偿，则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那么原告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原告对自己的提出的赔偿请求应当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答辩人造成的损失，但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设置的广告牌虽是与答辩人前身(原江陵县城市管理局)签订户外广告设置协议，但其签订后，一直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应审批手续，该广告牌一直处于违规存在，因此答辩人依据法律规定，以及江陵县委和县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五城同创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要求对江陵县城市市容进行整治中，发现该广告牌未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完善手续，一直处于违法违规状态，因此答辩人虽然与其签订相关协议，但由于原告未按法律法规完善相关手续，也就是说，是原告首先违约，答辩人才依法将其强制拆除，答辩人的强制行为程序合法，实体正当，且原告违反协议约定，因此不应进行赔偿，其次，原告提出的赔偿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无事实基础，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城管局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江陵县县委、县政府五城同创文件。拟证明被告依据政府文件实施的行政行为合法。证据二：江陵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城区户外广告专项整治通知。拟证明被告依据县政府通知开展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三：江陵县城管局依据江陵县城市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实施方案。拟证明被告行政行为合法。证据四：江陵县城管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相关公告、限期拆除、决定书。拟证明城管局已按法律程序履行回复程序。证据五：对于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的回复。拟证明城管局已按法律程序履行回复程序。证据六：江陵县城管局行政检查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拟证明城管局分别于2016年、2017年就已对涉案广告进行了整改通知。证据七：2009年5月18日与原告签订的户外广告协议。拟证明原告其应当服从甲方的监督管理，未按甲方管理要求的，可以终止协议。经庭审质证，被告城管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没有起诉的主体资格，原告方的主体资格为印刷广告，并不具有发布大型广告的资质；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存在性不具有合法性，户外广告协议，只是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允许原告户外广告设置的协议，但原告并没有按照湖北省户外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其户外广告发布一直属于违法；对证据三、四、五、六、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好证明被告已履行相关通知、催告，并对其陈述的回复才做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证明被告行政行为合法；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其本身就不具有户外广告发布的资质和资格，其违法与他人签订户外广告，其收取相关费用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甚至可以上升到诈骗罪；对证据九有异议，原告收据仅是其个人制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十，制作成本仅为当年制作成本，不能作为现在提起赔偿的证据。原告红雨伞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江陵县县委与本案无关联性，没有涉及原告广告牌的拆除，其次该文件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二的方案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甚至连规范性文件都算不上，并不是被告用来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其内容也只是对违规设置和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广告进行整治，而原告并非属于此类情况；证据三不能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其次该文件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文件内容本身存在不合法性，内容第三点依法拆除所有的城区广告，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合法，其法律依据在哪里？原告的户外广告本来就是被告允许设立的，但现在让原告拆除没有依据。文件的附件1上第七条明确载明原告与被告的户外广告合同并未到期，没有理由拆除；对证据四中限期拆除的通知书0310号的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列明法律依据，没有告知当事人的相关权利和救济途径，送达人的身份不明，是否为被告的执法人员及有无执法证？所以对被告的送达程序有质疑。对第0309号催告书的质证意见，没有列明决定书作出行政行为的实体上的法律依据，给出的《行政强制法》35、36条只是程序上的法律依据，对其内容不合法的质证意见，程序上也是不合法的：1、执法人员签字是复印件，不是亲笔，在程序上不合法不真实；2、签字的两个执法人员身份有质疑；3、当事人拒签，送达程序应按民诉法关于留置送达的相关规定应该邀请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负责人在场见证并签字，而在这份催告书上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见证人签字；4、被告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5、本催告书上有规定单位自收到催告书5日内履行，也是不合法的，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催告书的履行日应该至少是10天。对0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的质证意见，从内容是否合法进行质证：1、内容不合法，没有正确地适用法律，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不应该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因为该法第68条规定主体是城乡规划部门，并非是被告单位，第二个错误是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应由两部门作出强制决定书，不应由被告单方作出。根据37条的后半部分规定，限期未拆除的需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部门组织强制拆除，而不是被告自行拆除。这是从内容上看，强制拆除决定书不合法。送达程序上的送达人员签字，送达人员身份不清楚，不确定是否有执法证？当事人拒签，送达程序应按民诉法关于留置送达的相关规定应该邀请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负责人在场见证并签字，而在这份决定书上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见证人签字，决定书上所述江陵县人民政府责成被告单位拆除，被告并未提交江陵县人民政府责成的相关文件和手续，另根据《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而被告并未公告，所以程序上违法。根据强制法的第53条，只有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才能申请强制执行，而被告没有等待这个期限的结束就来强制执行了，所以程序违法。证据五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对证据六中这四份行政检查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我方从未收到，对其是否送达表示怀疑，送达人签字的两位身份表示怀疑，不清楚两位执法人员是否是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及有无执法证？在何时进入单位的？（因为有2016年的检查通知书和责令通知书，时间比较久远，因此怀疑是否为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对改正通知书的内容也不认可，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我们的过街广告有破裂和及时维修，这四份的送达都存在程序不合法，留置送达也没有按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正好证明我方户外广告设置都是经过被告的同意，也是向被告交纳相关费用，也证明原告一直配合被告的工作要求，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被告让我方将广告迁到哪，我方都配合了。综合庭审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予以认可，原告系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并颁发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其主体适格。证据二予以认可，该两份户外广告设置协议系原告与被告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至于原告发布户外广告是否合法，不是被告管辖的范畴，且被告在整个执法过程和本院审理的过程中，均未能提交原告违法的相关法律依据。证据三、四、五、六、七系列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系本案的诉讼标的，是否合法，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证据八、九、十、十一、十二系列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原告与他人签订户外广告收取相关费用是否违法，前面已经阐述，在此不宜赘述；其次，关于具体的损失数额，待本院依照法定程序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后，再行评判。综合庭审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是否达到被告欲证明的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证据四、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是否达到证明的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其中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系本案的诉讼标的，是否合法，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证据六的四份通知书，因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收件人栏中，均注明是“拒签”二字，并无被告已经合法送达、原告拒签的证据；且被告的送达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亦无证据显示，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七，亦即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的一份户外广告协议，前面已经认定，在此不再认证。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8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恭信在江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取名江陵县红雨伞广告经营门市部，注册号为421024600062301，经营范围为设计和制作路牌、印刷品、墙体广告。2017年6月1日，该广告经营门市部由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经江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登记，名称取名江陵县红雨伞广告有限公司，注册号为91421024MA4904919U,经营范围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2009年5月18日，原、被告签订了户外广告设置协议，设置期限为2009年6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后因道路改造施工的要求，双方将户外广告的设置地点移到江陵县郝穴镇仙鹤大道（中天宾馆路段），设置过街广告牌，设置期限为2010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2018年3月5日，江陵县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制作了江城管委办[2018]1号文件，即关于印发《江陵县开展城区户外广告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整治范围为荆江、江陵大道、西湖路、建设路、中兴路、仙鹤大道等路段设置的牌匾及各类固定户外广告设施的清理整治，县城区违规设置和具重大安全隐患的大型户外广告的拆除。2018年3月14日，被告单位制作了江城发[2018]6号文件，即关于印发《江陵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依法拆除城区过街广告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下达至被告所属的各科室、大队、环卫所，其方案的第五点工作要求第（二）项明确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拆除工作；同时该文件的附件一江陵县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登记表中，序号7的广告牌地址为仙鹤大道中天宾馆处，设置单位为江陵县红雨伞广告经营门市部，明确载明了设置期限为2010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备注合同未到期。2018年3月27日，被告制作了江城限拆字[2018]第0310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载明：经查，你单位在江陵县郝穴镇仙鹤大道(中天宾馆处)设置的跨街广告，因影响城市公共安全和景观环境，已不符合市容管理要求，请你单位于2018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我局将依法强制拆除。该通知书于同年3月28日向原告送达。2018年4月9日，被告制作了江城催字[2018]第0309号江陵履行限期拆除决定催告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5日内履行限期拆除义务。2018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写了书面陈述和申辩；同年4月13日，被告给予原告书面回复。2018年4月13日，被告制作了江城强执决字[2018]第0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载明：你(单位)在江陵县郝穴镇仙鹤大道(中天宾馆处)设置的跨街广告，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影响城市公共安全，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于2018年3月27日对你(单位)送达了限期拆除通知(江城限拆字[2018]第0310号)，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自行拆除，本机关于2018年4月9日对你(单位)依法送达《履行限期拆除决定催告书》(江城催字[2018]第0309号)，但你(单位)至今尚未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江陵县人民政府责成本机关于2018年4月16日对你(单位)设置的跨街广告予以强制拆除。你(单位)若对强制执行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江陵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江陵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4月16日，被告在没有送达强制拆除决定书的情况下，即将原告位于江陵县郝穴镇仙鹤大道（中天宾馆路段）的跨街广告牌强行拆除，并将该广告牌擅自放在下属单位美洁环卫公司内，至今下落不明。2017年8月18日，原告与江陵县荆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限为一年，即2017年8月20日至2018年8月19日，费用是26000元，因广告牌被拆除，故原告收取了17000元的费用，余款9000元未能收取。2018年3月15日，原告与荆州市宜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限为一年，即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4日，费用为18000元，因广告牌被拆除，故原告收取3000元费用。2019年1月22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就赔偿事宜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原告提出了有关损失的三份初步证据，即证据一、三面翻设备花费56000元，证据二、跨街广告成本费用106400元，证据三、关于主体广告说明及广告牌二次迁移安装，安装三面翻的设备花费即人工支出；总损失为349000元。被告法定代表人表示要求给予一段时间来调解，本院当庭给予双方一个月的时间调解，但是被告后来一直未给予本院答复。为此，本院多次要求被告和原告协商沟通，拿出一个协商方案来，即使不行，被告亦可自己举证，申请鉴定，后被告置若罔闻，根本不予配合。为此，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到庭进一步就赔偿事宜调解未果，随后经双方一致同意，选择江陵县价格认证中心进行损失鉴定，包括灭失物（广告牌）价格和广告牌未来两年（2019年、2020年）的收入损失。2019年7月19日，本院制作了（2018）鄂1024行初7号价格认定协助书，委托江陵县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认定；同年9月24日，本院收到江价认字[2019]36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标的物损失价值总计为244349元，即三部分组成：1、广告牌于评估基准日2018年4月16日表现出来的市场价值（损失价值）为160163元；2、2018年4月16日至2020年10月31日停业期间表现出来的损失价值为76037元；3、价格评估服务费为8149元。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依法送达给被告，在法定的期限内，被告没有向本院提出书面复核申请。被告于2019年11月25日向荆州市价格认定中心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该中心于同年11月26日收悉，并于同年12月4日书面回函至被告，根据价格认定复核的相关规定，告知被告应该向原提出机关即本院提出价格认定复核申请，由提出机关即本院向该中心提出价格复核申请。后被告于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交了荆州市价格认定中心的回函复印件，至此，异议复核期已逾期。另查明，2019年上半年，因江陵县政府机构改革，被告的单位名称由原来的江陵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变更为江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机构性质为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于2019年4月19日颁发。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请和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被告城管局于2018年4月13日制作的江城强执决字[2018]第0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二、涉案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内容是否合法？三、被告是否应该赔偿以及赔偿的数额是多少？一、关于涉案的强制拆除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1、被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未能告知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及应当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2、被告于2018年4月9日作出的履行限期拆除决定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应该给予原告至少10日的履行期，而被告仅仅给予5日的履行期限；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之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但是，被告于2018年4月13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后，按照被告的解释，于同年4月16日送达了决定书后就立即将原告的广告牌进行了拆除，既没有依法进行公告，亦没有经过决定书上给予的60天的行政复议期限或6个月的行政诉讼期限。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8条之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受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本案中，被告在送达催告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时，在收件人处均没有原告的工作人员签字，而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自行注明“拒签”、“当事人拒签”的字样，并无被告已经合法送达、原告拒签的证据；且被告的送达人员是何身份，是否具备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亦无证据显示。由此可见，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违反了法定程序。二、关于涉案的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内容是否合法。1、被告在强制拆除决定书中指出原告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但是该法条并不存在，系被告引用法条错误；2、根据该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以罚款。”可见，限期拆除决定，不应该由被告单独作出，而应该由被告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作出；同时，被告在决定书中称系江陵县人民政府责成于2018年4月16日对原告设置的过街广告强制拆除，但是，被告却未能提供相应的江陵县人民政府的书面授权文件，故此，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未经授权，不具备直接的强制执行权。3、被告在决定书中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该条规定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行政主体系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而非被告，故被告系引用法律错误。由此可见，本案中，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事实不清，引用法律错误，无权直接实施强制拆除。三、被告是否应该赔偿以及赔偿的数额是多少。1、行政行为的作出和实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原、被告之前签订了户外广告设置协议，在该协议尚未到期的情况下，亦没有与原告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告擅自强制拆除了原告设置的广告牌，违反了该协议，被告作出的强制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行为，无论从法律程序上还是内容上，均违反了法律规定，违背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违背了程序正当原则,本院依法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关于原告请求赔偿损失之主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二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到实际损失；三是行政行为违法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赔偿。”“违反本法规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本案中，由于被告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致使原告财产损失，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行政赔偿，就本案而言，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公司广告牌的价格损失和未到期停业期间的损失。被告在拆除前未依法对原告公司广告牌进行证据保全或者价格评估，对此造成物品损失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因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导致被拆除的广告牌下落不明，被告就其损失的价值既不举证，亦不申请鉴定；在本院多次要求的情况下，被告仍然不愿申请鉴定，故本院依法将原、被告双方召集在一起，在双方的一直同意下，由本院委托江陵县价格认证中心进行损失鉴定。而当本院将《价格认定结论书》送达给被告后，被告亦未在法定的期间内提出复核申请，因此，本院依法采信该《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的损失价值244349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在被告无法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结合本案实际，应由被告依法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244349元。综上所述，被告制作的江城强执决字[2018]第0403号强制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引用法律错误，违法法定程序，据此被告采取的强制拆除行为，显然违法，由此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应依法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涉案广告牌已经实际拆除，损失已经实际发生，原告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江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2018年4月16日强制拆除原告江陵县红雨伞广告有限公司设置在江陵县郝穴镇仙鹤大道（中天宾馆处）的跨街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江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内赔偿原告江陵县红雨伞广告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44349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江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齐书茂人民陪审员  赵继志人民陪审员  齐红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柯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