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72民初1255号原告：山东海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连云港路20号7080中心广场3楼32层。法定代表人：李茂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岗，山东海之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婧琦，山东海之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润东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20号6栋1单元1001户。法定代表人：宋金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钰，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卫青，该公司员工。原告山东海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运）与被告山东润东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东船务）之间的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9年9月19日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岗、胡婧琦，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钰、于卫青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改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19年11月20日、12月11日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岗、胡婧琦，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钰、于卫青均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2月26日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钰、于卫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船舶管理费2905854.60元及相应滞纳金；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反担保费、律师费等相关法律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被告作为委托方与原告作为管理方签署船舶委托管理协议，按照双方的约定，被告委托原告管理“德勤77”轮等船舶并向原告支付管理费等费用。原告已按照协议履行了相应的船舶管理义务。但截至目前，被告仍欠原告船舶管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905854.60元未予支付。被告辩称：1、我司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船舶经营管理合同不成立。当时，原、被告双方共同出具了一份声明，证明了双方签订的合同只是形式上的，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原告提出的我司委托原告管理船舶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双方并没有签署这样实质性的合同。2、涉案三艘船舶实际由原告租赁，因其经营不善，当时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管振。原告请我司为其公司背账，暂时将原告公司的亏损转为公司应收账款。我公司出于帮忙为其平账的目的，于2014年5月与被告签署了光船租赁合同以及船舶委托管理协议。对于具体的业务运作，我司不享受收益，不应承担任何权利义务。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与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被告提交的系书证原件的证据，即或对方当事人有异议，也仅是对证据的内容及合同签订的目的有不同的解释，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提交的电子邮件往来件打印件证据，其证明事项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邮件的发送人及接收人系其公司员工，对其证明事项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有关管振个人出具的声明或证明，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为查明案件事实，关于被告提交的管振签字并按手印的说明，就管振签字的真实性以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管振未能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质询，其声明或证明所记载信息内容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仅作为被告的个人陈述意见。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被告从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集团）租赁了“德勤77”、“德勤68”、“德勤66”轮三艘船舶，之后，被告将此三艘船舶交由原告实际管理与经营。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交了三份加盖原、被告双方公章的船舶委托管理协议。此三份船舶委托管理协议除了所涉及的船舶信息与管理期限不同，合同的格式、内容与条款等内容基本相同。“德勤77”轮船舶呼号BKWZ4；登记号070309000218；船旗中国；船级社ZC；管理期限自2014年3月7日起至2015年3月6日止。“德勤68”轮船舶呼号BKUR4；登记号070308000571；船旗中国；船级社ZC；管理期限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15年3月16日止。“德勤66”轮船舶呼号BHNC4；登记号070309000211；船旗中国；船级社ZC；管理期限自2014年3月22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止。关于费用的支付与违约责任约定：被告应每年支付基本管理费用；船舶所有预算的各种成本支出，经原告审核后报被告，被告审核无误后予以接受，并于每个月的月初最迟不晚于20号按预算预付下个月的管理费。逾期每延迟一日，原告有权向被告收取未支付费用2.5%的滞纳金。被告否认其曾委托原告管理涉案三艘船舶，相反，被告主张“德勤77”、“德勤68”、“德勤66”轮三艘船舶系由原告从德勤集团租赁。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提交了原、被告双方加盖公章于2014年3月7日共同出具的一份声明，该声明载明信息如下：为满足“德勤68”和“德勤77”经营形式上的需要，原告与被告签署两轮的“光船租赁合同”只是形式上的，对双方无任何约束力，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告还补充提交了加盖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德勤集团管理人）公章的管理人函以及加盖德勤集团公章的企业往来询证函证据。编号为（2014）集团破管字第51号管理人函系由德勤集团管理人发送给原告，载明的主要信息如下：贵司在2014年与德勤集团签订合同，从德勤集团租赁“德勤66”、“德勤68”和“德勤77”三轮，期间根据合同约定发生租金6646451.61元。经双方结算：贵司共支付租金1938947.50元，贵司垫付“德勤66”、“德勤77”两轮修理费2637181.53元，我司另欠贵司油料物资结算款97764.84元。综上，截至2015年1月25日，贵司尚有租金1972557.70元未向我司支付。2015年2月14日，我司向贵司发函提示催收该笔款项，贵司经办人管振签字确认贵司尚欠我司租金1772557.70元。敬请贵司自9月前将上述款项付入我司账户。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4日。编号为1-002的企业往来询证函系由德勤集团于2017年3月1日出具并发送给原告，载明的主要信息如下：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对德勤集团2016年9月30日财务状况进行评估……截止日期2016年9月30日，贵单位欠我司1772557.71元租赁费。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庭审中，关于原、被告双方为何签订形式上的光船租赁合同问题，原告解释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声明仅说明双方就“德勤68”和“德勤77”轮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无效，与本案所涉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无关。被告解释称：原、被告双方签订此形式上的光船租赁合同，系为了将原告从德勤集团租赁的涉案三艘船舶，表面上转移至被告，再由被告形式上交由原告进行管理。对于原告提交的（2014）集团破管字第51号管理人函与1-002号企业往来询证函，庭审中，原告陈述称其从未见过此两份函件。被告遂又补充提交了加强证据“一份光船租赁合同”，该份光船租赁合同系由原告与德勤集团就“德勤77”轮光船租赁事宜签订，载明的主要信息如下：船东或/出租人为德勤集团；租船人为原告；船舶呼号BKWZ4；船级ZC；交船港舟山；交船时间2014年3月7日；租期2±1年；租金每月30万元。被告据此主张原告系涉案三艘船舶的实际租船人，原告对此继续予以否认，解释称此份光船租赁合同从形式上看是由原告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管振盖的公章，但是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因为原告从未向德勤集团支付过光船租赁租金，原告公司账户也从未收到过涉案三艘船舶的运费。经查，原告从工商局调取的原告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被告股东会决议，载明信息如下：2014年5月26日，管振被任命为原告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9月23日至2014年4月11日期间，管振系被告公司的大股东（98%）。另查明，2015年5月27日，原告出具两份企业询证函给被告，其中一份记载信息：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5179647.14元；备注为其他应收款。另一份企业询证函记载信息：截止2015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2747428.85元；备注为其他应收款。被告收到此两份函件后，于2016年6月7日分别加盖其被告公司公章予以确认，且笔书备注解释称“该项费用我方预以承租租金填补，可是由于当时市场租金水平大幅下滑造成不敷出，无法支付。”为证明被告上述欠付费用2747428.85元的实际发生，原告还提交了相关的费用明细，包括了涉案三艘船舶的船员费、检验费、手续费、代付坞修费、代付物料费、代付修理费、船舶船体测厚、燃油费、海图费、管理费、备用金、出差费等费用。自2015年底至2019年上半年，原告公司员工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与被告公司员工沟通，催促被告支付欠付的船舶管理费2747428.85元。庭审中，原告陈述称除了被告已确认的上述2747428.85元欠付款，自2016年6月20日起，原告经查账，发现原告为管理与经营涉案三艘船舶，还另行代为被告垫付费用158425.75元，原告遂开始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催促被告支付欠付的两笔船舶管理费共计为2905854.60元。为证明被告另行欠付其158425.75元船舶管理费，原告还提交了相关的费用单据以及付款底单。庭审中，因被告称其与原告之间所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协议无效，从而导致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欠付款事宜而未对此组证据发表实质性质证意见，但是被告表示确实收到过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还查明，就涉案三艘船舶的实际管理与经营中的具体事宜，原、被告双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沟通。庭审中，被告称其按照原告的要求在相关文件上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因此，原告提交的相关资料均不足以证明被告是涉案三艘船舶的实际承租人。另，鉴于被告系船务公司，被告曾安排船员在涉案船舶上工作，就相关业务事宜，双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是正常的业务操作，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被告是涉案三艘船舶的实际承租人。庭审中，被告还辩称：被告仅为原告代为收取运费或按照其吩咐代为其支付各项费用。为证明此，被告提交了一份授权书，由被告公司员工宋钰授权原告公司员工郭凯迪，将宋钰持有的招商银行62XXx的U-KEY授权给郭凯迪，用于“德勤68”轮”、“德勤77”轮收汇款使用。同时，宋钰将被告公司一枚合同专用章交付郭凯迪使用，仅限签署“德勤68”轮、“德勤77”轮合同。2014年12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管理协议终止声明，该份声明的主要信息：被告所租“德勤77”轮于2014年12月25日还船给德勤集团，因租期结束，经原、被告友好协商，双方同意于2014年12月24日终止2014年3月7日签署的“德勤77”轮船舶管理协议。2015年1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另一份管理协议终止声明，该份声明的主要信息：被告所租“德勤68”轮于2015年1月27日还船给德勤集团，因租期结束，经原、被告友好协商，双方同意于2015年1月27日终止2014年3月17日签署的“德勤68”轮船舶管理协议。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上述两份管理协议终止协议后，郭凯迪将宋钰的卡号为62XXx的招商银行卡、U-KEY以及被告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交还给了被告，被告公司交接人为其公司员工于卫青。在原、被告双方的交接单中，笔书备注内容为：截止2015年3月23日，账户余额为363583.72元。庭审中，原、被告共同确认，因为“德勤66”轮的租期较短，所以，双方没有就“德勤66”轮签订光租租赁合同或管理协议终止协议。庭审中，被告还陈述称，当年为了原告业务操作的便利，原告公司员工郭凯迪到被告公司上班，以方便盖章。原告解释称：郭凯迪当年只是原告公司的实习生，只是被安排到被告公司帮忙。据郭凯迪称，当年被告收取的涉案三艘船舶有关的营运费用共计约21213798.99元。对于被告收取的营运费用数额，被告辩称：我司没有仔细核对账目，具体营运费用数额只有郭凯迪清楚。至于我司转账给原告的费用数额明细，原告应该有此明细，我司也可打印个人账户的明细给原告。但是，本案中，原告的诉求只是船舶经营管理合同是否成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出具营运费用或转账费用的明细。关于涉案三艘船舶的管理与经营业务过程中，被告给付原告的款项数额，原告称被告仅支付给原告242万元的船舶管理费。被告解释称此242万元均系由原告支付给被告，因为原告公司账户不接受个人账户汇款，所以，被告收到原告通过其他途径汇款后，通过被告公司的公司账户又转汇给原告公司。应原告诉讼财产保全的申请，2019年7月22日，本院以（2019）鲁72民初1255号民事裁定，查封被告的银行存款340万元人民币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等值的其他财产、权益。为此，原告支付保全费50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4080元。另查明，为向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向山东海之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原告为船舶管理人，被告为实际租船人。但是，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本案中，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船舶经营管理合同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为了支持其主张成立，提交了相反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合考虑本案案情，本院认定涉案三艘船舶系由原告从德勤集团租赁，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船舶经营管理合同法律关系。理由如下：其一，对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形式上的光船租赁协议证据形成的过程、背景以及涉案三艘船舶的租船关系，原告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相反，被告提交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可以相互印证。尤其是德勤集团作为涉案三艘船舶的船东，出具的企业询证函以及其与原告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足以证明涉案三艘船舶系由原告从德勤集团租赁。其二、原告认可其与德勤集团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系由其公司原负责人管振以公司名义签订，只是辩称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理由为原告经查账未发现其向德勤集团支付了船舶租金或者收取了船舶营运运费。本院认为，原告的抗辩主张不足以反驳经书证证明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存在。其三，诚然，对于原告提交的双方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协议，从证据的表面内容分析得出另一个结论，即涉案三艘船舶系由被告委托并交付原告管理。但是，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否认涉案船舶委托管理协议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主要理由为涉案三艘船舶系由原告承租。结合原、被告双方共同出具的声明，以及原告公司员工郭凯迪在被告公司工作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船舶委托管理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不是涉案三艘船舶的实际租船人。其四，庭审中，原告认可其公司原负责人管振以公司名义与德勤集团签订了光船租赁合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三艘船舶一直由原告实际管理并经营，被告认可其为原告代为收取运费、支付各项费用，且为涉案船舶安排船员上船工作等事实，表明在涉案船舶的管理与经营过程中，即或双方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协议只是形式上的，也无法否认双方之间发生了真实的业务往来。然而，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欠付其管理费及代垫费用事宜，本案中，因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主要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船舶经营管理合同法律关系，从而导致被告在庭审中对于原告出具的有关欠付费用明细以及付款凭据并未逐一发表实质性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欠付费用的金额若予以审查，有失公平。鉴于最后一次庭审时，原告询问被告代为其收取运费的数额以及代为其垫付费用的数额，亦经本院多次明示，被告是否欠付原告费用以及欠付费用的数额可由原告根据双方之间实际的法律关系，另案起诉，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十三条、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东海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46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黛娜人民陪审员  刘时贤人民陪审员  王 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任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