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1民终148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超，男，1979年7月2日出生，回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宝红，陕西吉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峰，男，195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顺军，陕西普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超因与被上诉人张海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3民初6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海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海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2016年1月25日，金超与张海峰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张海峰作为合作伙伴促成金超收购顺利完成后，金超转让5%的股权给张海峰。陕西贵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通公司）原股东结构为5人，因此除张海峰之外的其余4位股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金超后，才可视为金超收购顺利完成、转让给张海峰的5%股权的条件成就。而事实上除张海峰外只有3位股东将股权转让给金超，因此双方约定的5%股权转让的条件未成就，张海峰无权要求金超履行5%的股权转让事宜。同时，《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并非为股权转让合同，其中仅对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框架式约定，对于股权转让的时间、对价以及其他条件并未达成一致，并不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的必备要件。即使将《合作协议书》中的内容视为赠与合同，但基于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赠与权利人在赠与财产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的赠与并未实际转给受赠人，金超作为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显然金超也不应当将5%股权转让给张海峰。依据《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6年1月25日，张海峰的诉讼行为发生在2019年4月，显然已经超过了三年的法定诉讼时效，金超于一审中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判决并未加以考虑，故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显然有误。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应当以股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作为原告或被告，但本案股权转让结果关乎贵通公司的相关利益，应当追加贵通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将贵通公司列为第三人属于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海峰答辩称，涉诉双方合作协议及本案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内容非常清晰明确，是附生效条件的民事合同法律行为，且双方约定的转让5%股权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金超应当依据合同约定直接将5%股权交付张海峰，并协助办理相应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的内容可知本案股权转让部分的附加条件以及本案股权转让部分的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为“收购后”，即涉诉双方交付股权的时间为收购顺利完成后、15%股权为收购后持有。股权转让交易的价格并非张海峰不支付对价，而应为张海峰无须支付转让对价，此系张海峰促成金超收购目标公司70%股权的直接报酬。在金超收购公司前，该公司的三名前任股东金春福、罗金花（浙江温州人、二人系夫妻）、薛武刚都是省建六公司的同事，基于地缘关系、姻亲关系以及同事关系，三人在贵通公司处于共进退的投资地位，同时出让股权有着一致的原因，当时仅有该三名股东有意出让股权，股权比例70%。股东郭建民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出让股权的任何意思表示，金超称收购尚未完成，辩解在合作协议中根本无法成立，但合作协议约定的是“收购后”，若金超认为收购股权比例达到70%仍未完成收购，则该举证责任在金超。从公司股权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独立享有70%的股权已经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绝对控股股东，超过了有限责任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东表决权，已经可以独立作出任何重大事项，因此，金超的收购目标已经完成。依据公司法规定，张海峰若有购买股权意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可直接向前述三名股东提出，没必要向金超购买股权。张海峰在促成收购事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金超收购公司股权的时间来看，金超与张海峰签订合作协议是在2016年1月25日，而变更公司章程在2016年2月2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6年2月5日，仅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已完成收购离不开张海峰的从中斡旋、指导；从金超收购70%股权的价格来看，从最初谈判时的400万元到200万元，最后以175万元的价格成交亦有张海峰的关系。就本案所涉及的权利，张海峰曾数次向金超主张，并申请劳动仲裁、起诉等，在每次主张权利时都会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作为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主体为股东，并不涉及公司的利益，故在股权转让中无须将公司列为第三人，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金超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张海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超转让贵通公司5%的股份给张海峰；2.本案诉讼费由张海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通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14日，股东为金春福、罗金华、郭建民、张海峰、薛武刚，金春福和罗金华分别持有股权30%，郭建民持有股权20%，张海峰和薛武刚分别持有股权10%。2016年1月25日，张海峰、金超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金超拟收购贵通公司，张海峰为贵通公司股东并持有10%股权；张海峰同意作为合作伙伴促成金超收购，收购顺利完成后，金超转让5%的股权给张海峰，收购后张海峰持有贵通公司股权15%。协议签订后，张海峰即开始促使金超收购贵通公司股权。2016年2月2日，贵通公司召开第4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法定代表人由金春福变更为金超并修改公司章程。2016年2月5日，金超分别与罗金华、金春福、薛武刚签订贵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公司经过第4次股东会研究，同意将股东进行变更，罗金华、金春福同意将各自持有的30%股权以641.4万元转让给金超，薛武刚同意将其持有的10%股权以213.8万元转让给金超。全体股东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16年2月3日，贵通公司召开第5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免去金春福执行董事职务及薛武刚经理职务，选举金超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贵通公司股权变更后的股东为金超、郭建民、张海峰，金超持有70%股权，郭建民持有20%股权，张海峰持有10%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金超。2016年2月14日，贵通公司就上述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庭审中，金超以其持有贵通公司70%的股权为由辩称收购没有完成。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海峰、金超签订的合作协议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为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合作协议约定张海峰促成金超收购贵通公司，未约定金超收购贵通公司股权比例，金超以其持有贵通公司70%股权为由辩称收购没有完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张海峰已促成金超收购贵通公司70%股权并且进行了工商登记，应视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金超未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违反双方约定，张海峰的诉讼请求与法不悖，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金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陕西贵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张海峰。案件受理费50元，由金超负担（此款张海峰已预交，金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付张海峰）。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金超应否将其持有的贵通公司5%股权转让给张海峰。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针对合作协议中“金超拟收购贵通公司”“张海峰同意作为合作伙伴促成金超收购，收购顺利完成后，金超转让5%的股权给张海峰”的文本含义，并未明确约定金超要获得贵通公司100%的股权，收购公司的一般含义是指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已经查明金超经过受让股权获得了贵通公司70%的股权，取得了贵通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并且金超还担任贵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显然金超完成了协议中约定的收购贵通公司，依照约定金超应当向张海峰转让5%的股权。合作协议中虽然没有约定转让股权应当支付的具体款项，但是约定了张海峰作为合作伙伴要促成金超收购，该条件可以视为张海峰为获得股权要履行的义务，当事人之间虽系无具体金钱转让股权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缺乏赠与股权的意思表示，故双方的法律关系属于股权转让。一审中张海峰提交的录音等证据可以证实对于合作协议的履行与金超有过协商，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权利义务涉及金超和张海峰之间，与目标公司贵通公司无利害关系，贵通公司无参加本案诉讼的必要。综上所述，金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金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鹏审判员 孙 敏审判员 岳新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汪靖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