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29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丽，女，198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温，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涵东街道新涵街16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37380243918。 法定代表人：卢玉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福松，福建聚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梦，福建聚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马丽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城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3民初3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小温与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的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马丽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其与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不存在事实的借贷关系，借据上表明的借款人实际是上海东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濠公司）或东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司某。1、借款的用途系东濠公司（司某）向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承包的莆阳新城项目工地。上诉人马丽与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不存在事实上的借款合意。本案涉案的款项用于莆阳新城项目，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是该项目的施工承包人，东濠公司（司某）作为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上述事实可以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通中商初字第0314号调解书证实。虽然实际与涵城建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的是司某个人，但从上述调解书确认的内容可以看出司某是以东濠公司法人代表的名义与涵城建公司签署承包协议。不管莆阳新城项目是东濠公司还是司某，均与上诉人马丽个人无关，其系东濠公司（司某）派驻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这一点由东濠公司的劳动合同，涵城建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出具的说明马丽系司某的财务人员足以证实。涵城建公司将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款项借款给马丽不符合人之常情，也不利于保护其自身的利益。东濠公司（司某）向涵城建公司承包上述工程，有工程款扣留在涵城建公司，且该笔借款就是用于该项目，被上诉人借款给东濠公司或司某更符合人之常情也最能保障自身的利益。将款项借给与工地无直接关系，一个刚毕业进入社会工作没有资产的马丽不符合情理。本案从涵城建公司与东濠公司（司某）的内部承包关系和马丽作为东濠公司（司某）派驻莆阳新城的出纳，再结合承包工地日常工作惯例习惯来看，本案的事实是借款当日2014年1月25日即该年的农历腊月25，农民工等着领取工资回家过年，按照法律规定实际施工人东濠公司（司某）、名义上的项目施工承包人涵城建公司均有付款义务。而涵城建公司作为登记在册的承包人更是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责任人。农民工向相关部门投诉给涵城建公司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东濠公司（司某）当时不在莆田，就全程指示马丽如何配合涵城建公司解决此事。在借据出具之前东濠公司（司某）与涵城建公司已筹措一笔资金用于现金支付农民工工资，但发放时发现尚缺81万元，涵城建公司与司某电话商议后告知上诉人以东濠公司（司某）的名义向涵城建公司预支工程款支付工资，马丽向司某确认该事实后就按照涵城建公司的要求出具借条。上诉人马丽当时刚毕业无社会经验和法律常识全部按照涵城建公司的要求出具借条才被涵城建公司抓住漏洞以民间借贷名义起诉马丽。2、借条出具后，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并未向上诉人催讨借款，相反却向司某个人催讨上述款项更加证实涵城建公司认可司某才是诉争借款的“借款人”。2017年年初，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因莆阳新城建设工程款问题为由以司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其提供的报案资料里将本案诉争的借款作为司某向涵城建公司的借款，而马丽作为收款人列明的，该借款明细由被上诉人盖章确认，司某于2017年6月12日核对确认并签字。上诉人马丽也因该笔款项被公安机关叫进去谈话。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所述的借款合意和过程系真实的。涵城建公司用该报案材料书面确认了实际借款人系司某的事实。而涵城建公司却在一审庭审中辩称系其误会导致明显有悖诚信原则。涵城建公司真实的意图即司某因欠大量的债务无法偿还借款故其将目标转向尚无债务起诉马丽以便该笔借款能实际履行到位的目的。二、诉争的81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工程预付款，在工程尚未结算前，债权债务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借款人”没有返还的义务。本案诉争的81万元用于莆阳新城项目的建设，被上诉人系该项目的施工承包人，虽然其将该项目承包给东濠公司（司某）施工，但其作为施工承包人仍有义务支付工人工资及工程材料款。司某挂靠涵城建公司施工，涵城建公司收取管理费，但实际上，开发商支付给施工人的款项应该系实际承包人司某所支配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等。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施工人，上诉人马丽作为实际承包人东濠公司（司某）员工负责莆阳新城项目的资金出纳，双方因工程施工所发生的请款行为，系因履行职务行为而发生的内部财务关系。涵城建公司提交的借条、及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借款明细能够证明马丽系听从司某的安排向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请款81万元，上诉人马丽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按照司某及涵城建公司的指示出具的借条载明案涉款项用于支付莆阳新城项目的工人工资，系工程请款而非借款人。通常在社会生活中，因工程未结算，实际施工人需要预支工程款等时，通常由实际施工人向发包方、业主方出具借条预支工程款，待工程竣工进行结算时，借条是工程结算的重要依据之一，前期已预支或所借款项从应付款项中进行扣减、冲销。案涉款项系马丽听从司某指示向涵城建公司借款的方式向施工人员支付涵城建公司所属的项目施工费用或工资，利益方是涵城建公司。而在案涉工程未结算之前，司某一方出具的“借条”名为借款，实为预支工程款的书面凭证，双方并无借款合意和事实。而事实上，该笔款项系马丽出具借条后，由涵城建公司直接支付到施工工人周华等人的账户中，并不是马丽或司某发放，因此，该借条上载明款项并非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所述，马丽系履行职务出具借条给被上诉人涵城建公司，涵城建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其与实际施工人司某因工程施工的请款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在双方未进行工程结算前，不能确定司某对涵城建公司有欠款行为。一审认定系马丽与涵城建公司的民间借贷关系，系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马丽的上诉请求。 涵城建公司辩称：一、本案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对本案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马丽与涵城建公司作为平等独立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在马丽向涵城建公司发出借款的要约后，涵城建公司向马丽做出同意出借借款的承诺，并且双方书面订立了借款合同，即本案的借条，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本案借款合同成立。本案书面借条签订后，涵城建公司向马丽实际支付了借条约定的款项即81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借款合同生效，对马丽与涵城建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本案借款系上诉人马丽的个人借款，上诉人主张是履行职务行为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的借条系由上诉人本人亲笔书写的，上诉人借款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是马丽的个人行为，偿还工人工资是马丽所欠的。倘若是他人所欠的工资，上诉人马丽愿意代其对外举债，上诉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从借条载明的内容可以明确看出，是“今借涵城建现金810000（捌拾壹万元正）”，落款为“借款人：马丽”，无论从借条的形式上，还是借款的发生过程来看，本案都是上诉人马丽与涵城建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是工程预付款。且涵城建公司支付给案外人司某的工程款均是通过《领款审批表》的形式支付的，从未通过《借条》的形式支付，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上诉人完全是张冠李戴，混淆视听。2017年9月11日涵江区人民法院第二次法庭笔录第6页中，上诉人已经自认本案借款涵城建公司是现金支付给上诉人，后由上诉人自行分配发放。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却称本案借款是涵城建公司直接支付到工人账户中。另外，上诉人一审答辩主张本案借款已由案外人司某清偿，二审上诉又主张本案借款系工程预付款，工程尚未清算，债权债务不明确。上诉人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没有作如实陈述，上诉人主张不能采信。上诉人主张受司某委托出具借条，但其至今未提供委托书等材料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本案借款系马丽向涵城建公司的个人举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涵城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马丽立即归还涵城建公司借款本金81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马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丽于2014年1月25日向涵城建公司借款81万元，用于支付其姐夫司某承包的莆阳新城项目的工人工资。时马丽出具借条一份交涵城建公司收执，其内容：“借条，今借涵城建现金￥810000（捌拾壹万元），用于直接现场支付莆阳新城项目部工人工资，借款人：马丽，2014年元月25日，ＰＳ（说明）：用于支付周华等工人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涵城建公司与马丽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有涵城建公司委托代理人许梦和马丽的陈述、借条在案佐证，该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马丽应承担归还涵城建公司借款81万元本息的民事责任。涵城建公司主张，马丽应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即自2017年6月22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无据，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及逾期利率，可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马丽主张，本案借款系司某用于支付莆阳新城项目工人工资，系司某个人借款，但借款用途不影响马丽与涵城建公司借贷关系的成立，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马丽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81万元，并支付该借款自2017年6月22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00元，由马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马丽申请案外人司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司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与涵城建公司系内部承包挂靠关系，承包莆田秀屿国家级木材加工示范区商住综合区二期工程（即莆阳新城项目），马丽只是该项目的员工，其与马丽是上下级关系，2014年1月25日马丽向涵城建公司借款81万元是其委托授权的，用于发放该项目的工人工资，其打电话给涵城建公司，涵城建公司才会给马丽钱。涵城建公司质证认为，根据司某的当庭证言，可以证实2014年1月25日其不在莆田，对借款发生过程以及现场工人的工资情况应该是不清楚，且事后司某也没有出具书面委托书给涵城建公司。涵城建公司是直接借款支付给马丽，因此认为是马丽的个人借款，若证人认为是其委托让马丽借款，那么涵城建公司保留对司某追诉的权利。本院审查认为，司某的证言证实本案借款系其委托授权马丽向涵城建公司所借的事实。 经审理，马丽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称：本案借款人不是马丽，马丽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马丽是受司某委托向涵城建公司借款，涵城建公司在起诉之前一直认为是借款给司某，其在司某诈骗一案中，以及其代表人徐海生在公安笔录中提到该81万元是司某所借，且在笔录中也认可马丽是司某的出纳，交付给马丽就是交付给司某，故一审认为该借款关系是发生在马丽与涵城建公司之间不符合事实。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马丽受司某的委托向涵城建公司借款，有司某在二审出庭作证的证言在案为据，可予认定。2016年5月11日涵城建公司出具“说明”，内容为“兹金飞、马丽系司某的财务人员，我司汇给金飞、马丽的款项均系汇给司某的。”2017年1月16日涵城建公司副总经理徐海生受该公司委托向涵江区公安分局报案称司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时，明确将马丽81万元借款列入“司某借款部分”，并陈述“2014年1月25日，司某财务人员马丽向涵城借款现金人民币81万元并出具《借条》”（详见同日公安询问笔录），涵城建公司制作的《司某向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借款明细及后续涵城建付出款明细》表中，亦包含马丽81万元借款，司某在该表的空白处手写确认“经本人核对银行明细无误司某2017.6.12”。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讼争借款是否为马丽个人借款及马丽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马丽虽然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但根据马丽的庭审陈述、证人司某的证言及涵城建公司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可以证实，司某与涵城建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承包挂靠关系，马丽系司某的财务人员，受司某委托及授权向涵城建公司借款，讼争借款用于支付由涵城建公司承建、由司某负责组织施工的莆阳新城项目部工人工资。故而本案的借贷双方实际是司某与涵城建公司，马丽系代表司某与涵城建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马丽向涵城建公司借款81万元并非基于马丽的自主意愿，而是根据司某的委托而履行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司某承担。涵城建公司在2017年1月16日因司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将本案借款列为司某的借款，也可以佐证涵城建公司与马丽个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涵城建公司在一审辩称其向公安报案时误将本案借款列入司某借款，该辩解不符常理，亦缺乏说服力，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借款不能认定为马丽个人借款，马丽依法不应承担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马丽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3民初33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900元，均由福建省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完育 审判员  林艳艳 审判员  易胜晖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周丽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