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281行初139号原告：刘金凤，女，1951年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委托代理人：王正吉,男，1950年出生,系刘金凤之夫，住址同上。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负责人：苗立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天旭，该局主任科员。委托代理人：孙聃，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负责人：刘军，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成庆，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玮，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大张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金普新区。负责人：于兆福，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宋景政，该村委会会计。原告刘金凤诉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局）、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华家街道），第三人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大张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张村委会）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1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12月4日、2019年12月6日向被告农业农村局、被告华家街道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金凤及委托代理人王正吉，被告农业农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天旭、孙聃，被告华家街道的委托代理人李成庆、张玮，第三人大张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宋景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金凤诉称，从2006年至今，原告从未间断到村委会、街道和农业局要求大张村华家街道给付原告粮食直补款，但其均以各种借口推脱。原告依法获得土地11.22亩（2018年修路占0.558亩）直补款只给9.3亩，9.3亩也没有全到位。（2018年后应为10.662亩）10.662亩-9.3亩＝1.362亩。原告以邮寄的方式把申请邮到华家街道办事处并要求回复，也没有任何答复。综上所述，对于克扣截留原告直补款的事实充分，现提起诉讼，要求：1.请求被告返还克扣原告粮食直补款7741.69元；2.要求被告给付另案及本案诉讼代理费共8000元，追加2018年、2019年的差额516.83元；3.被告承担车费2180元，工资8310.21元，住宿费640元，伙食补助共1500元，打字复印工本费350元，合计12991.21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庭审中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请求被告返还克扣原告粮食直补款7741.69元是2004年至2017年期间，根据每年统一发放标准×（11.22亩-9.3亩）计算出来，再加起来，每年的发放的标准不一样；其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另案代理费”是指（2018）辽0281行初134号、（2018）辽02行终73号、（2019）辽02行终149号和（2019）辽01行再1432号案件的代理费；“追加2018、2019年的粮食直补款差额516.83元”是指2018年修路占0.558亩，2018年后土地是10.662亩，10.662亩一9.3亩＝1.362亩，1.362亩×208.69元，2018年差额214.52元，1.362亩×165.54元，2019年差额302.30元，两年合计516.83元。原告刘金凤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证、申请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登记亩数8.01亩，但实际耕种11.22亩。申请书证明原告2017年曾向华家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证据2.申请书，证明申请法院重新处理；证据3.村里处理意见，证明原告的土地是多少亩；证据4.明细表，证明2014年至2017年的粮食直补款的差额计算方式；证据5.银行直补明细，证明原告领取补贴的实际款项数额；证据6.华家街道答复意见，证明原告的土地亩数和村里不一致；证据7.1983年分地台帐证人证言，证明原告的实际亩数11.22亩；证据8.粮食直补（2018至2019年）差额，证明差额516.83元；证据9.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证明认定事实清楚；证据10.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裁定书，证明本案事实和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证据11.车费发票，证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给原告的造成的损失；证据12.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终6542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书、331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土地实际亩数。被告农业农村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粮食补贴者的信息收集、核实和提供工作并不由我单位负责，我单位已经按照工作要求完成了各阶段工作。根据工作要求，粮食补贴者的基础数据的收集、核实与提供工作是由其本村村委会负责，公示无异议后由辖区街道上报至我单位。我单位收到街道上报的基础数据后已经按照工作要求完成了汇总报送和核定补贴数据的工作；2.我单位不是粮食补贴款的发放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辽农发［2004］37号文件和辽财流［2011］47号文件的规定可知，2011年以前的粮食补贴款系由区财政部门拨付至我单位后，再由我单位拨付至各街道，逐级下拨至村，由村委会向农户进行发放，我单位在粮食直补款的发放过程中负责的是转移支付的职能。2011年以后粮食直补款由区财政将补贴款划拨至农信社，再由农信社直接划入种粮农民在农信社的个人存款账户。所以，我单位不是粮食直补款的发放主体，更不可能存在克扣原告粮食补贴款的可能，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原告主张要求给付8258.52元粮食直补款没有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根据粮食补贴第一阶段（2004年至2007年）辽农发［2004］37号文件、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0年）大财企［2008］76号文件、第三阶段（2011年至2015年）辽财流［2011］47号文件、第四阶段（2016年）大财农［2016］352号文件的规定可知，享受补贴的对象应当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使用土地的合法性和种植粮食作物的范围属于受补贴的范围。本案中，原告对于其诉称的要求获得补贴的地块，既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合法取得了该地块，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该地块上种植了符合受补贴范围的粮食作物，村委会未进行上报是正确的，所以，原告主张要求给付该地块的粮食直补款8258.52元没有依据，依法应该驳回原告的诉求；4.原告在全区粮食直补款资金总额已经按照规定分配并发放完毕的情况下，要求再次对其发放没有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粮食补贴的发放方式是：每年全区补贴资金总额是确定的，以全区补贴资金总额除以全区应补贴面积得出粮食单位面积补贴金额。所以，原告自行计算的补贴金额没有计算依据，在全区资金总额已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原告无权再要求向其发放；5.原告要求我单位承担在另案及本案的代理费没有依据；6.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原告在（2018）辽0281行初134号行政案件中自认其2006年至今一直领取粮食补贴款，说明原告自2006年时应当清楚其诉称的土地并未获取过补贴款，但原告于2018年9月12日才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即该次诉讼），属于在新法实施后对新法实施前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应当适用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其最迟也应当在2008年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已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农业农村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辽农发（2004）37号文件中第五条第四点；证据2.大财企（2008）76号文件中第五条（二）；证据3.辽财流（2011）47号文件中第三条（一）、（四）；证据4.大财农（2016）352号文件第三条（一）、（三）。上述证据均证明我单位不是发放的主体，不是适格的被告，原告要求给付案涉土地粮食补贴不符合政策要求，不应当予以支持。被告华家街道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主张要求给付8258.52元粮食直补款没有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粮食补贴第一阶段（2004年至2007年），依据辽农发［2004］37号文件、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0年）依据大财企［2008］76号文件、第三阶段（2011年至2015年）依据辽财流［2011］47号文件、第四阶段（2016年）依据大财农［2016］352号文件，上述文件均规定了受补贴的粮食作物的范围，以及使用土地的合法性，依据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耕地承包合同》及补贴通知单的记载，原告从其村里合法承包土地面积为8.01亩，其已依据政策领取补贴。原告对于其诉称的土地，既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获得该土地的合法性，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土地用于粮食作物种植和所种植作物是否符合补贴政策的范围规定。所以，原告要求享受案涉土地的补贴没有依据。而且，粮食补贴的发放方式是：每年全区补贴资金总额是确定的，以全区补贴资金总额除以全区补贴面积得出粮食单位面积补贴金额。所以，原告自行计算的补贴金额没有计算依据，在全区资金总额已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原告无权再要求向其发放；2.粮食补贴者的信息收集与核实工作并不由我街道负责，我街道不是粮食补贴款的发放主体，不应当是本案的被告。首先，依据辽农发[2004]37号文件、大财企[2008]76号文件、辽财流[2011]47号文件和大财农[2016]352号文件的规定可知，粮食补贴者的基础数据核实工作是由村委会进行的，我街道收到的基础数据材料是由村委会上报，而且粮食补贴信息均已经依政策规定进行了公示。其次，依据政策规定，2011年以前我街道在粮食直补款的发放过程中负责的是转移支付的职能，2011年以后粮食直补款由农信社直接划入种粮农民在农信社的个人存款账户，所以，我街道并不是粮食直补款的发放主体，更不存在克扣原告粮食补贴款的可能，我街道在各阶段均已按照规定程序完成了工作；3.原告要求我单位承担在另案及本案的代理费没有依据；4.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原告在（2018）辽0281行初134号行政案件中自认其2006年至今一直领取粮食补贴款，说明原告自2006年时应当清楚其诉称的土地并未获取过补贴款，但原告于2018年9月12日才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即该次诉讼），属于在新法实施后对新法实施前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应当适用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其最迟也应当在2008年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已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综上，关于我街道并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已经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行终753号行政裁定书予以生效确认，对于生效判决文书已经依法确认的事实应当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原告要求给付的其用于主张所谓各项权利的费用，原告并没有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因原告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2日，因此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对于2016年9月2日前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告华家街道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辽农发（2004）37号文件中第五条第四点；大财企（2008）76号文件中第五条（二）；辽财流（2011）47号文件中第三条（一）、（四）；大财农（2016）352号文件第三条（一）、（三），该四份文件中规定了街道应当履行的相关职责及工作要求；证据2.耕地承包合同，证明原告合法承包的土地面积为8.01亩，并且已经依政策按年度领取了补贴，而对于耕地承包合同以外的土地，仅登记在土地台帐上的应当为机动地；证据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动员会会议记录，按照政策规定，通过流转获取土地的流入方主张获得补贴款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应提供书面流转协议，而原告主张其部分土地是通过流转取得，但原告并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流转土地并种植符合受补贴范围的粮食作物，不能证明原告主张；证据4.（2018）辽0281行初134号行政裁定书、（2019）辽02行终7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我街道不是发放主体，不是适格被告。第三人大张村委会述称，大张村的粮食补贴分为两种，一是作物补贴，二是玉米、大豆补贴。第一期规定作物补贴按照合同发放，原告的合同中是8.01亩，2018年发放9.3亩，多发放1.29亩，玉米大豆补贴是9.96亩，多出合同1.95亩，因为台帐记载1.95亩属于机动地，文件规定玉米大豆补贴凡是台帐有的可以按合法耕地，总共是9.96亩，2018、2019年玉米大豆补贴是按9.96亩上报发放。2018年作物补贴是9.3亩，多出1.29亩，2019年按8.01亩发放。第三人大张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华家街道对原告刘金凤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充分证明原告取得合法经营权的面积为8.01亩。申请书系原告对于另案的自述申请，具体与本案无关；证据2本案原告的主张已经进入行政诉讼阶段，因此该份申请是否予以答复及答复是否能够达到原告满意与本案无关。证据3该处理意见系对当时工程占地的事情进行的答复，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告合法拥有其主张的11.22亩土地及该土地上种植了符合受补贴标准的粮食作物；证据4不予认可，单位补贴标准是根据区粮食补贴总额定额除以我区当年应该符合获得补贴的面积总数得出，因此每年的单位补贴钱数是不相同的，而如果原告所主张的1.362亩土地应当属于被补贴的范围，那么在当时计算补贴标准的时候应除以的亩数总数会产生变化，而计算得出的数据也与标准不同；证据5没有异议，而且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再结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根据法释（2015）9号，在2015年5月1日之前起诉期限未届满的可按照修订后的起诉期限进行计算，而此前应当按照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因此根据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对于原告主张中的2013年以前的粮补要求，已经在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届满，而对于2014年至今的诉讼主张，依据现行适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4条规定，起诉期限最长不应当超过原告知道其被侵权一年的时间，原告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9月2日，以此向前推，对2017年9月3日以前的主张均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证据6该答复意见是修道占地的答复意见，与本案无关；证据7对于证人没有出庭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据8对于原告自行计算的差额数据不予认可；证据9、10该裁定书充分可以证明我街道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证据11不予认可；证据12该两份民事裁判文书均为占地的相关事宜，该两份文书并不能证明原告应当获得其主张的补贴差额，也与本案无关。被告农业农村局、第三人大张村委会对原告刘金凤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华家街道。原告刘金凤对被告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于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文件规定，被告农业农村局就是发放粮食直补款的主管部门，是适格的被告。76号文件中规定原告是种粮的农民，47号文件规定了补贴依据，352号文件，原告的起诉符合文件规定，实际种地面积11.22亩。被告华家街道、第三人大张村委会对被告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刘金凤对被告华家街道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文件规定，被告农业农村局就是发放粮食直补款的主管部门，是适格的被告。76号文件中规定原告是种粮的农民，47号文件规定了补贴依据，352号文件，原告的起诉符合文件规定，实际种地面积11.22亩；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承认合同合法有效，本合同事实清楚，已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73号裁定书确认和瓦房店市人民法院134号行政裁定书确认。本案不存在时效问题，被告应提供主张原告的土地是流转而来的证据；证据3没有异议，但是否履行是另外一回事；证据4没有异议，认定事实清楚。被告农业农村局、第三人大张村委会对被告华家街道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据5、证据9-10、证据12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中的申请书，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3、证据6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但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4、证据8，因系原告单方制作，二被告及第三人亦不予认可，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二被告及第三人亦不予认可，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证据11，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但系其在权利救济中所支出的费用。原告刘金凤、被告华家街道及第三人大张村委会对被告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刘金凤、被告农业农村局及第三人大张村委会对被告华家街道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04年3月28日，辽宁省农业厅下发《关于做好全省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辽农发[2004]37号），确定自2004年起对本省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同时制订了《全省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办法》，该办法规定：补贴对象为种粮农民，补贴依据为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时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用于种植玉米、水稻、高梁、小麦、小杂粮5类粮食作物的面积，还规定县级以下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工作由农业部门承担，“对于直接补贴给农民的资金，由财政部门组织资金，农业部门负责发放……”2008年3月5日，大连市财政局、大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大连市审计局、大连市监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连市分行、大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大连市2008年对种粮农民综合补贴工作的通知》（大财企[2008]76号），该通知确定：享受粮食综合补贴的具体对象是全市范围内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种粮农民；补贴品种为玉米、水稻、小麦、高粮、杂粮以及豆类、薯类；对农民兑付补贴继续实际村级公示制度，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事项要张榜公示；兑付粮食综合补贴资金，要向种粮农民发放《种粮农民综合补贴通知书》，通知书中必须注明享受补贴的二轮土地承包面积、补贴标准、应发放补贴金额等内容。2011年辽宁省财政厅下发《关于拨付2011年补贴资金做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的通知》（辽财流[2011]47号）,该通知确定：补贴范围为全省从事粮食等农作物生产的农民；对种粮农民发放补贴的依据为第二轮家庭土地承包的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民发放补贴继续实行村级公示制度，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还规定“对县级以上国有农场种粮职工的补贴，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其所在县财政和农业部门按当地统一标准负责发放”。2016年大连市财政局、大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大连市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大财农[2016]352号），该补贴工作方案确定：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依据以确权耕地面积的实际粮食种植面积为准；村级公示必须使用乡镇统一导出的补贴公示表，并加盖乡镇农经或财政部门公章，每个村张贴公示地点不少于5处，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基础数据核实调整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县农经、财政部门备案，县级农业、财政部门将核实后的实际发放耕地面积等基础数据报送市农委、市财政局备案，市财政局根据县级农经、财政部门核实后的实际发放耕地面积，将粮食直接补贴资金下达到县级财政。还规定“县级农业、财政部门通过农民补贴网络信息系统对乡镇上报的数据进行汇总，并根据补贴资金规模和补贴面积核定全县统一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计算分配到每一农户，形成全县统一的补贴发放数据”。另查，第三人大张村委员会负责对本村村民种植情况进行核查，核查后上报被告华家街道，形成补贴面积公示表，由第三人大张村委员会在本村进行公示。公示核实无异议后，上报区农业部门。再查，原告刘金凤系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大张村村民，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土地面积为8.01亩。原告主张其实际耕种的土地为11.22亩，但第二轮承包时未按照11.22亩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是顺延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所确定的亩数8.01亩。原告认为应按照其实际耕种的11.22亩的土地面积领取粮食直补款，但从2004年至2017年，每年仅按照9.3亩土地面积给付原告粮食直补款。故要求根据每年粮食直补款统一发放标准×（11.22亩—9.3亩）计算，给付其2004年至2017年粮食直补款的差额部分；原告认为从2018年至2019年应当按照其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10.662亩（11.22亩扣除被占用的0.558亩）领取粮食直补款，要求根据每年粮食直补款统一发放标准×（10.662亩一9.3亩）计算，给付其2018年至2019年粮食直补款的差额部分。原告曾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给付粮食直补款差额，本院于当日立（2018）辽0281行初134号行政案件。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原告主张是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关于做好全省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辽农发[2004]37号文件）、《关于拨付2011年补贴资金做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的通知》（辽财流〔2011〕47号文件）、《关于印发大连市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大财农[2016]352号文件）等上述文件规定可以确认，被告农业农村局具有对管辖区域内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的职责，系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华家街道具有对管辖区域内土地承包面积、种植品种等基础数据的核实和上报职责，但不具有直接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的职责，非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诉请发生在2004年至2015年5月1日前的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前）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诉请发生在2015年5月1日以后至2017年的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原告自认2004年起每年均收到9.3亩粮食直补款，但认为被告克扣了部分土地的粮食直补款，致使其自2004年起至今未得到的上述差额款项。本院认为，依前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所诉请的2016年9月12日之前的行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条件。原告虽一直不间断信访，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其中“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是指基于地震、洪水等客观因素耽误的时间，或者基于对国家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仅仅是当事人单方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因申诉信访耽误的时间，没有可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应扣除的期间。据此，原告向被告主张给付2016年至2019年的粮食补贴款差额部分的诉请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的2004年至2015年期间的粮食补贴款差额，因其主张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予以驳回。对于原告主张的2016年至2019年粮食补贴款差额，原告仅提供记载其承包土地面积为8.01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未能提供其主张的差额部分土地（2016年至2017年的差额为11.22亩-9.3亩；2018年至2019年的差额为10.662亩-9.3亩）系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有效证据，即原告未经相关部门确权，亦未提供该宗土地已核定计税的充分证据，故无法确认原告所主张的该宗差额土地应当享受粮食补贴款。据此，原告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进行权利救济的费用，不在国家赔偿法所明确列举的赔偿范围之内，亦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金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金凤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蓓人民陪审员  刘玉洪人民陪审员  牛桂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回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