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22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刚振宁，男，197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予，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斯玛特深冷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122号振头大厦8楼80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5982636052。 法定代表人：孙砚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津，河北荣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亚红，河北荣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砚泉，男，1964年4月1日出生，汉族，河北斯玛特深冷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上诉人刚振宁、河北斯玛特深冷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玛特公司）因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5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刚振宁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斯玛特公司向上诉人返还94.1万元增资款，并由被上诉人孙砚泉承担连带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94.1万元是否应当返还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本案中双方基于2016年1月的股东会议记录达成了增资协议，双方均认可94.1万元的性质为增资款。1、原审判决中关于“原告增资后，其具备就增资部分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实质要件”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双方达成增资协议以后，上诉人即被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不具备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任何要件，不存在就增资部分的股权行使任何股东权利的可能性。2016年1月9日后，斯玛特公司从未就资产收益向上诉人进行过分配，一审法院在斯玛特公司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斯玛特公司在增资后从未进行过分红，即便事实如此，上诉人至今也从未收到过斯玛特公司关于亏损的通知或财务报告，上诉人的股东知情权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资产收益权。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6月4日斯玛特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证明该公司在2016年1月9日增资决议达成后，进行了多项重大变更，并完成了工商登记备案，但上诉人的出资额始终注册为原始出资143万元，原始股比13%。2、原审判决中关于“企业信息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外公示，不影响原告依照股东会决议及实际增资的事实行使股东权利”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斯玛特公司在决议增资后的近四年中，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增资法律关系中任意一项义务。3、原审判决中关于“自2016年9月起，原告即对被告斯玛特公司提起诉讼，客观上存在不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形”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对斯玛特公司提起诉讼，与该公司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关联性。上诉人已就增资部分完成实缴义务，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履行义务人是斯玛特公司，而非上诉人。综合以上三点，增资法律关系成立后，上诉人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而斯玛特公司却在实质上阻碍了上诉人就增资部分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在形式上也没有履行增资法律关系中的任何一项法律义务，导致上诉人就增资部分的股东权利，在增资决议作出后近四年中始终不能实现的状态。增资目的无法实现，斯玛特公司已构成重大违约。上诉人基于增资关系的解除，要求斯玛特公司返还其占有的94.1万元依法有据。二、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孙砚泉是否应就94.1万元返还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孙砚泉作为公司最大股东和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具有大股东优势，并且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其对斯玛特公司的违约行为存在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故原审判决中关于“原告主张二被告连带返还增资款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斯玛特公司辩称，刚振宁向斯玛特公司出资94.1万元已经转化为股东的股权，无权要求返还。首先根据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议决定，对将2015年各股东的实际出资转化为股东股权作出了决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中刚振宁实际出资94.1万元，股权比例从13%增加到16.94%，增资目的已经实现，不具备撤销或解除增资的事由。其次，股权比例的工商登记未变更不影响刚振宁享有股东权利。2016年1月9日股东比例变更后，公司未对全体股东的股权比例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原因在于股东刚振宁的不配合。自2016年9月起，刚振宁一直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撤回其出资款，持续到今天，公司和其他股东均认可刚振宁的股权比例为16.94%，并希望其配合公司为各股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其要求撤回出资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增资合同主体是斯玛特公司和刚振宁，孙砚泉仅是执行董事，刚振宁无权要求孙砚泉承担责任。 上诉人斯玛特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刚振宁要求斯玛特公司返还33万元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斯玛特公司占有刚振宁筹资款33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并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判令上诉人返还是错误的。首先，斯玛特公司占有刚振宁33万元股东投资款是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具有法律上的理由。2015年斯玛特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股东筹资33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为299.6万元。后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上述股东出资款转化为股东的股权。2016年公司因厂房建设、设备投入等生产经营事项，继续向股东筹资100万元，其中股东刚振宁实际出资33万元。该笔投资款是否同样转化为股东的股权，或者作为公司对股东的借款，需要公司与股东达成合意，因此目前公司占有刚振宁股东出资款33万元，具有法律上的理由，不构成不当得利。并且在公司和股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不将该笔投资款转化为股东股权而是作为公司对股东的借款之前，刚振宁没有理由要求公司予以返还。其次，包含刚振宁33万元在内的100万元股东投资款已经实际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且目前公司经营困难，不具备返还投资款的现实条件。 刚振宁辩称，该33万元是否构成借款或出资款需要公司与股东达成合意，斯玛特公司所称公司经营困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应当返还该笔款项。 刚振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斯玛特公司返还127.1万元及利息（其中，94.1万元自2015年12月30日，33万元自2016年1月2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孙砚泉就94.1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刚振宁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银行历史交易明细、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终320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天津二中院终审判决）等证据，被告斯玛特公司提交了2016年4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82338号民事判决书、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公司分类账等证据。经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争议：被告斯玛特公司于2012年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2015年7月变更为1100万元，被告孙砚泉系斯玛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系被告斯玛特公司股东，初始出资143万元，持股比例13%，企业信息公示记载原告持股比例至今仍为13%。原告根据斯玛特公司股东会筹资要求，于2015年底之前向斯玛特公司支付94.1万元。对上述无争议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关于原告2016年1月向被告斯玛特公司转款33万元的性质。双方均认可原告在2016年1月份分三笔向被告转款共计33万元，其中一笔附言为筹资，其他两笔无附言。双方对该款项的性质有分歧。原告主张该款系被告不当得利。理由为天津二中院终审判决确定33万元并非增资亦非借款，被告占有该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被告斯玛特公司认为33万元应为股东对公司的增资，证据为2016年4月23日股东会会议记录。原告认可召开此次股东会之前，斯玛特公司通知其准备召开股东会，但在其询问是否有会议议案供阅览时被告知没有，因此原告未参加这次股东会。所以这次股东会上通过的涉及其权利内容的部分均不认可。根据双方举证情况查明：2016年1月9日，斯玛特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议事项中包括2016年1月31日前按各股东持股比例筹资100万元。此外，天津二中院终审判决认定：“斯玛特公司主张案涉33万元系股东向公司的增资，对此，斯玛特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刚振宁有增资的意思表示，亦未能证明其主张的增资行为经过股东会决议。因此，对斯玛特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刚振宁一方主张该款项为生产借款，对此，该款项从股东会研究过程以及转款备注看，刚振宁作为股东与斯玛特公司之间并非形成借贷的意思表示。因此对刚振宁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针对该33万元的争议事项可另行解决。”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已有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双方争议的33万元并非原告对斯玛特公司的增资，二被告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认定该33万元的性质并非增资，亦非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向斯玛特公司支付的94.1万元是否为向公司增资以及该增资能否撤回。原告认可该笔款用于向被告斯玛特公司的增资，但以被告斯玛特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导致其就增资部分未能行使股权为由，主张斯玛特公司构成重大违约，其与被告孙砚泉共同损害原告股东利益而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该出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是被告斯玛特公司提交的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记录可以证明，被告斯玛特公司就各股东的增资已做出决议，即“按股东实际到位资金比例调整股权比例”，原告的股权已由原来的13%调整为16.94%，包括原告在内的各股东均同意并签字确认。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等重大事项。原告增资后，其已具备就增资部分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实质要件。公司在收到原告增资后，应向原告签发相应的出资证明书，原告也有权要求公司签发该出资证明书；现公司对原告增资不持异议，故不存在不能签发该出资证明书的任何障碍。企业信息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外公示，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并不影响原告依照股东会决议及实际增资的事实行使股东权利。二是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斯玛特公司在此次增资后，未进行分红、未召开股东会，不涉及原告所称就增资股权未行使股东权利问题。三是自2016年9月起，原告即对被告斯玛特公司提起诉讼，客观上存在不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二被告连带返还增资款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二、第二笔33万元应否返还。如上所述，生效判决确认原告向被告转款33万元即非增资亦非借款，故被告占有此款并无合法根据，原告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北斯玛特深冷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刚振宁33万元；二、驳回原告刚振宁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河北斯玛特深冷技术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056元，由原告刚振宁负担5931元，被告河北斯玛特深冷技术有限公司负担3125元。 本院二审期间，斯玛特公司提交了两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是斯玛特公司于2019年6月份委托河北正祥会计师事务所作的财务审计报告，证明事项为目前公司财务状况发生困难且经营亏损，不具备返还33万元股东筹资款的现实条件；第二份证据是2019年10月12日的股东会议记录，载明“出席者：股东孙砚泉、李姜匣、侯志广、王峰委托李姜匣、邢计书委托赵惠宇参加。就2019年6月公司股东刚振宁对斯玛特公司及公司执行董事孙砚泉提起的诉讼进行通报；对公司2019年1-6月的经营状况及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进行通报；对2016年股东孙砚泉筹资67万元、股东刚振宁筹资33万元是否应当返还进行协商、表决。表决结果是同意100万元筹资款在公司经营状况好转且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情况下，分批次退还实际出资股东。证明事项为公司已将2016年股东投资款100万元用于天津滨海新区公交项目，且目前不具备返还股东投资款100万元的条件，股东会决议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决定是否将该100万元股东投资款作为公司借款返还。刚振宁的质证意见为：斯马特公司提供的2019年6月份的审计，意图证明斯马特公司亏损，但是与该案中的33万元是否应当返还为两件不同的事项，不具有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斯马特公司提供的2019年10月的股东会记录，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刚振宁没有参加股东会，且案件目前在法院审理阶段，斯玛特公司不应该通过召开股东会的形式来解决纠纷，而应由法院做出裁判，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另查明，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议记录载明“一、15年财务筹资情况：1、筹资330万元，到位资金299.6万元。各股东按实际到位资金比例调整股权。张世新30.65%、孙砚泉24.52%、米霞16.43%、刚振宁16.94%、李姜匣8.17%、王峰3.29%。2、核销财务上现金支出299.6万元。冲减股东借款、冲减未分配利润。五、16年经营计划与筹资安排：4、16年1季度筹资安排。100万筹资按各股东持股比例16年1月31日前到账，下周前刚总到账20万元，其他款项到账时间不晚于孙总款项到账时间”。后刚振宁分别于2016年1月10日转账给斯玛特公司20万元（银行转账附言为：筹资）、2016年1月15日转账5万元、2016年1月25日转账10万元，2016年2月2日，斯玛特公司转回刚振宁2万元。2016年2月29日刚振宁转给斯玛特公司20万元（银行转账附言为：借款）。二审所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焦点问题：一是刚振宁向公司缴纳的94.1万元增资款应否返还；二是刚振宁向公司所转的33万元的性质及应否返还。三是孙砚泉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双方对于2016年1月9日公司的增资决议没有异议，且刚振宁也已实际履行了增资义务，但自2016年6月起，刚振宁即以民间借贷、增资返还及不当得利等为由，开始向法院提起一系列诉讼，导致公司始终未能完成增资后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变更登记，且斯玛特公司在诉讼中也一直明确要求刚振宁配合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及其他相关事项，故上诉人刚振宁以其履行了增资义务后公司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斯玛特公司返还其增资款94.1万元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刚振宁于2016年1月份向斯玛特公司缴纳的33万元的性质，双方各说不一。斯玛特公司在二审期间所提交的2019年10月12日的股东会议记录系在诉讼过程中且刚振宁未参加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表决，且表决事项属于双方诉讼的争议事项，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结合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议记录及刚振宁在此会议之后的转款情况进行分析，本院认为，因为在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议记录中明确载明了2016年第一季度的100万元筹资安排及到账时间，且刚振宁也已按照股东会议决定在规定的时间内转款35万元，斯玛特公司经核算后又退给刚振宁2万元，上述事实足以证实该33万元筹资安排与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相关联，对此款项如何处理，属于公司自治管理范畴，在公司未与股东协商一致或经股东会议决定之前，司法裁判不宜介入，故原审认定该款项属不当得利且判令斯玛特公司返还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因刚振宁所主张的款项均系向斯玛特公司所支付，且其又无相关证据证实该款项由孙砚泉个人支配，故其主张由孙砚泉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刚振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上诉人斯玛特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507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刚振宁的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90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460元由上诉人刚振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籍利民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任永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雅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