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6民初393号 原告：北京创艺艺成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创艺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东芦垡村村委会东2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61435551P。 法定代表人：路建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贡鹏，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太尔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云霄县莆美镇中柱村城南中学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563393223W。 法定代表人：罗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贤松，福建商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创艺中心因与被告福建太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3月7日向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4月2日福建太尔公司提出反诉。2019年7月4日，北京创艺中心申请增加诉讼请求，福建太尔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北京创艺中心的请求标的额超过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管辖范围，请求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2019年8月2日，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622民初71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移送审理后，福建太尔公司不再反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创艺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贡鹏，被告福建太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刘贤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创艺中心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福建太尔公司返还货款1999万元；3、判令福建太尔公司向北京创艺中心承担违约责任（以1999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退款之日止）；4、诉讼费由被告福建太尔公司负担。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为：判令被告福建太尔公司返还货款3275万元；变更诉讼请求第3项为：判令福建太尔公司向北京创艺中心赔偿损失（以327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货款之日止）。 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北京创艺中心向福建太尔公司购买由其生产的太尔智能骨导式助听器（型号T22S）1万台，共计人民币4100万元。合同签订后，福建太尔公司共向北京创艺中心供货9000台，北京创艺中心也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后经双方沟通，确认福建太尔公司提供的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不符合规定的出卖条件，导致北京创艺中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福建太尔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北京创艺中心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福建太尔公司辩称：1、北京创艺中心主张解除《销售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⑴在福建太尔公司生产和向北京创艺中心销售案涉产品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该产品属于助听器，需要取得相应资质方可销售。案涉产品为新型创新电子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02版）》规定的助听器，生产和销售该产品均不需要进行注册登记。虽然产品有助听的功能，但根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02版）》第6846-5类助听器的名称和品名举例描述，该分类并不包括骨导式助听功能的产品，仅针对植入式助听产品。判断一个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以及是否应当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分类进行管理，不能仅凭产品有无助听功能进行认定。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应当遵从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原则，只要在福建太尔公司生产和销售产品时，《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没有明确将骨导式助听器列入分类目录的范围，福建太尔公司及其他市场主体就无需按《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的分类申请注册登记。行政主管部门也不得依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求福建太尔公司申请注册登记。2018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才明确将骨导式助听器界定为第二类需要注册登记的医疗器械。该分类目录颁布施行后，福建太尔公司才明确知道产品需要进行注册登记，并按《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的规定通过了注册登记，已于2019年1月3日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⑵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案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应取得行政许可。如前所述，根据双方签订合同时施行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02版）》，案涉产品无需进行注册登记。因此，法律没有规定该产品需要满足何种条件才能销售。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福建太尔公司销售案涉产品没有任何行政许可条件的限制。根据《销售合同》第四条约定，北京创艺中心应在收货时完成质量验收工作，否则视为验收合格。自福建太尔公司交付案涉产品至今已近三年，北京创艺中心从未对案涉产品的功能和质量提出过任何异议。同时，北京创艺中心接受福建太尔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且自合同签订后至2018年4月期间一直在向福建太尔公司支付货款，北京创艺中心的前述行为也表明其已认可福建太尔公司提供的产品符合合同约定。⑶北京创艺中心的合同目的已实现，案涉合同不存在应解除的情形。案涉合同签订后，福建太尔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北京创艺中心交付了案涉产品，北京创艺中心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即使北京创艺中心需要将案涉产品再出售，也是因其未组织再销售活动等自身原因所致，该情形系北京创艺中心怠于销售应承担的商业风险，不应归责于福建太尔公司。况且，案涉产品业已取得了相应资质，具备了销售条件。现福建太尔公司也愿意配合北京创艺中心实现销售，故北京创艺中心据此主张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没有依据。⑷案涉产品并不存在质量瑕疵，北京创艺中心以质量瑕疵为由要求返还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产品为电子产品，保修期早已届满。即使北京创艺中心现在举证证明产品存在瑕疵，因北京创艺中心未在保修期内提出质量异议，福建太尔公司也无需承担产品质量瑕疵担保责任，故北京创艺中心以案涉产品存在质量瑕疵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同样没有依据。2、即使北京创艺中心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得到支持，其主张的违约责任计算依据也是错误的。北京创艺中心实际支付给福建太尔公司的货款金额为2880万元，并非北京创艺中心主张的3275万元。即便解除合同，利息损失也应当自解除合同的判决生效后才开始计算。请求驳回北京创艺中心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016年12月12日，福建太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尔科技公司”）与北京创艺中心签订《VLIKE北京市场总代理协议》。双方约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太尔科技公司研发助听器产品在北京市场销售达成协议。 2016年12月24日，太尔科技公司作为供方与作为需方的北京创艺中心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太尔科技公司出售给北京创艺中心10000套智能骨传导眼镜，产品编号为“3.05.092.0003A”，单价4130元，合计金额4130万元。产品质量标准为：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验收条款约定，由合同约定的收货人当日验收，收货人签收视为需方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买方授权收货人为唐建敏。货款分三次支付，首次付款413万元，2016年12月28日前支付；第二次付款1652万元，2017年6月30日支付；第三次付款2065万元，2017年9月30日支付。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电子汇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免责条款中约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以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本合同项下产品仅限于在供需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中指定的区域内销售。 《销售合同》签订后，2016年12月29日，太尔科技公司向北京创艺中心交货1000台，2017年3月23日交货8000台，共交货9000台。两张出货单上载明，产品编号为“3.05.092.0003A”，产品名称为“智能骨传导眼镜”，产品型号为I22S。2016年12月31日，太尔科技公司共向北京创艺中心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4010万元，货物型号为I22S，名称为“智能骨传导眼镜”和“智能骨传导头箍”，其中“智能骨传导头箍”开具发票金额293万元，该部分智能骨传导头箍并未发货。 2017年1月10日，太尔科技公司董事会发布2016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在业绩变动原因说明中，业绩增长点为骨传导设备、智能穿戴设备。 2017年4月20日，北京创艺中心向太尔科技公司支付货款30万元，5月2日支付100万元，5月8日支付70万元，6月28日支付50万元，12月29日支付880万元，2018年3月27日支付1470万元，4月4日支付280万元，合计从北京创艺中心账户支付的货款为2880万元。在此之前的2016年12月28日，案外人何蒙初向案外人张润良个人账户汇款395万元。张润良分别于2017年4月19日向案外人何蒙初账户转账30万元、5月2日转账100万元、5月3日转账70万元、6月28日转账50万元、9月21日转账70万元，合计320万元，其中5月3日转账70万元注明用途为“报销费用”，其他转账注明用途为“退回款”。案外人张润良为太尔科技公司财务人员。2018年2月14日，太尔科技公司更名为福建太尔公司。 福建太尔公司2017年度报告显示，北京创艺中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已于2018年4月4日前全部收回。 2019年1月3日，福建太尔公司取得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对型号为I22L的骨导式助听器予以注册，注册证编号：闽械注准20192190009。注册人名称为“福建太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注中注明“原《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分类编码为6846”。2019年1月30日，福建太尔公司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为“二类19-01认知言语视听障碍康复设备”。 以上事实有北京创艺中心提供的《销售合同》、《VLIKE北京市场总代理协议》、交易流水、医疗器械注册证明、出货单、福建太尔公司公告信息、福建太尔公司在云霄县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提供的反诉材料以及福建太尔公司提供的出货单、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为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足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北京创艺中心主张解除合同是否成立；二、福建太尔公司已收货款的金额是多少、是否应赔偿利息损失。对此，本院予以查明并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北京创艺中心主张解除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 北京创艺中心认为，福建太尔公司交付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系医疗器械产品，交付时并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明，不符合上市流通标准。提供下列证据欲证明该事实：⑴交易产品抽样照片及说明书，证明：北京创艺中心向福建太尔公司购买的产品存在严重质量瑕疵，系医疗器械产品，产品型号为I22S,该产品在交付时并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明。I22S产品至今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明的是I22L。⑵蒋龄泰与何榕的通话录音及通话详单，证明福建太尔公司交付的产品不符合上市流通标准，医疗器械产品用电子产品形式来包装系为了规避没有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法律风险，福建太尔公司希望通过更换产品包装的方式，将不符合生产许可、销售许可的产品继续进行市场流通。⑶向有关部门咨询的电话录音资料，证明销售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生产许可证的医疗用品，后期虽经补办、取得相关的许可证明，注册证明，之前的产品仍按无证处理。北京创艺中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福建太尔公司对上述证据⑴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北京创艺中心的主张。《销售合同》约定福建太尔公司供应给北京创艺中心的产品为“智能骨传导眼镜”，而非医疗器械产品，故案涉产品在交付时无需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案涉产品交付已近三年，北京创艺中心在起诉前从未向福建太尔公司提出产品存在质量瑕疵，故北京创艺中心称产品存在严重质量瑕疵没有依据。北京创艺中心当庭提交的只是9000台产品的其中两台，即使存在瑕疵，也不能推断所有产品均存在质量瑕疵。对证据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认为案涉产品交付时并无任何法律法规或相关部门将其界定为医疗器械，也未明确其应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故案涉产品不存在不符合流通标准的问题，也不存在福建太尔公司为规避风险采用电子产品包装的情形。相关规定出台后，即使福建太尔公司曾同意更换包装，也不能据此反推福建太尔公司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当时的要求。对证据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认为通话录音的主体身份无法确定，即使是真实的，该电话录音也是诱导式询问并予以录音，录音内容与本案的客观情况不符。 本院认为，双方对北京创艺中心的上述证据⑴均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福建太尔公司向北京创艺中心所交付货物的实际情况，但北京创艺中心提供的样品交付时间已经两年多，且系北京创艺中心单方抽样，无法证实交付的货物有质量问题。该样品中所附《用户使用手册》明确注明产品为“智能骨传导眼镜”，说明书上注明的主要用途是“此类骨导式产品是听障人士补偿听力的辅助性智能产品”。不能证明该产品在交付时被定义为助听器，也不能证明质量存在问题。福建太尔公司对证据⑵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案外人何榕与福建太尔公司员工蒋龄泰的对话，何榕并非北京创艺中心的员工，且蒋龄泰在通话中并未承认涉案物品为医疗器械而不能流通，该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创艺中心的主张。福建太尔公司对证据⑶不予认可，该录音证据体现的通话对象不明，且一方在通话中有诱导式提问，不能证明北京创艺中心的主张。 本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解除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北京创艺中心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对此应负举证责任。双方《销售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的事由，因此，北京创艺中心要求解除合同就需要举证证明本案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综合本案的证据，北京创艺中心的主张依据不足，理由如下： 首先，福建太尔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并无违约行为，北京创艺中心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福建太尔公司向北京创艺中心交付的货物产品编号、产品名称、规格等完全符合双方《销售合同》约定的内容，也与随货所附的《用户使用手册》记载的内容相符，亦与福建太尔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内容相符。北京创艺中心收到货物及增值税发票后均未提出异议，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由合同约定的收货人当日验收，收货人签收视为需方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因此，按照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北京创艺中心未在约定的检验期间检验并将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告知出卖人，视为标的物质量符合约定。 其次，福建太尔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和2017年3月23日两次发货，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创艺中心在收货后两年内对货物的质量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因买卖标的物属于医疗器械而不能销售，即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最长检验期，也应视为货物的质量合格。北京创艺中心在2017年3月23日收取货物后，从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4日，陆续支付给福建太尔公司货款达2880万元，也可以说明福建太尔公司的货物质量没有问题，也没有影响北京创艺中心的销售，否则北京创艺中心不可能陆续支付货款。 再次，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属于科技新产品，在双方签订《销售合同》以及交货时，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并未出台相关规定对其进行规制。双方在《销售合同》中“产品的质量标准”部分约定的质量标准为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北京创艺中心并未举证证明双方签订合同时和交货时的涉案标的物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因此，不能推定福建太尔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即便何榕和蒋龄泰的通话录音可以采纳，该通话也是发生在2019年3月4日，即2018年8月1日国家将该类科技新产品纳入医疗器械范围之后，因此，双方买卖标的物没有违反交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场销售总代理协议》虽然约定北京创艺中心在北京范围内代理“助听器产品”，但其后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以及增值税发票、说明书等均未表明本案标的物为助听器产品。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因此，衡量卖方是否按约定交付标的物的依据为《销售合同》，而非总代理协议，因此，北京创艺中心认为双方交易的产品为助听器因而应受管制的理由不能成立。 复次，北京创艺中心主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与事实不符。本案买卖合同买方的合同目的就是取得标的物，并非由卖方福建太尔公司保证买方获得稳定的营利。在2017年3月23日福建太尔公司最后一批交货后，北京创艺中心取得货物后未提出质量异议即实现了合同目的。北京创艺中心取得货物后，没有证据证明在两年的期限内进行过任何转售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转售受到国家行政机关的制约或处罚，因此，其主张因涉案标的物为医疗器械、没有注册许可证因而不能销售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本案的标的物属于新研发的产品，即便涉案产品于2019年1月被授予医疗器械注册证，纳入医疗器械的管理范围，但在双方签订合同并交易时并未被纳入医疗器械管理范围，北京创艺中心的销售没有受到政府部门限制，2019年注册为医疗器械的事实不能反证双方交易时违反规定，更不能证明福建太尔公司交付的标的物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后，本案一审开庭时，法庭当庭询问北京创艺中心的代理人如果福建太尔公司用9000台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新产品换回涉案标的物，其是否同意，北京创艺中心明确表示不同意，足以说明北京创艺中心不能销售的原因并非该批货物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而是故意毁约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北京创艺中心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福建太尔公司已收货款的金额是多少、是否应赔偿利息损失的问题 北京创艺中心认为，合同应解除，福建太尔公司应返还货款3275万元并从2016年1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福建太尔公司认为，即便要解除合同，需要归还的货款也仅为2880万元，且不需要支付利息，北京创艺中心也要同时返还货物。 本院认为，在北京创艺中心解除合同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本争议焦点的分析没有意义，但仍应对北京创艺中心已经付款的金额作出认定。虽然双方对案外人何蒙初支付给张润良款项金额无异议，对张润良返还给何蒙初的金额也无异议，但何蒙初和张润良均未参加本案诉讼，双方当事人也未申请其作为证人到庭陈述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的性质，因此，北京创艺中心主张何蒙初支付给张润良的395万元为本案的货款不能成立。应认定为北京创艺中心支付的货款为2880万元。北京创艺中心支付的2880万元均系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支付的，北京创艺中心主张从2016年12月28日开始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销售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须全面履行合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北京创艺中心主张解除合同，但并未举证证明福建太尔公司在交付标的物时所交付的标的物为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标的物，没有证据证明福建太尔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且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北京创艺中心要求返还货款3275万元及从2016年12月28日起计算利息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创艺艺成文化传播中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5384.2元，由原告北京创艺艺成文化传播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孟庆彩 审判员  郭兰君 审判员  康少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施清杭 书记员常艺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