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99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施鸣(LOONGSOOMIN)，男，1961年5月30日出生，国籍：新加坡，住新加坡。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彧，北京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61号。法定代表人：刘广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男，198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尊荣分公司经理，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宾县。上诉人龙施鸣与上诉人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国旅）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施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彧，上诉人黑龙江国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施鸣上诉请求：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还龙施鸣所交费用100,400元后再赔偿龙施鸣交纳费用的三倍赔偿金301,200元；2、赔偿龙施鸣的误工损失36,000元；3、赔偿龙施鸣因参加本案一审诉讼支出的住宿损失995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黑龙江国旅承担。开庭时增加上诉请求：赔偿龙施鸣参加二审诉讼往返机票5492元、住宿费1460元；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黑龙江省中国国旅代订协议》（以下简称代订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提供代订服务，为了保证代订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现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根据该约定该协议属于服务合同，本案的案由应为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定性为委托合同错误。协议虽有委托字样，但主要内容却是黑龙江国旅向龙施鸣提供服务、龙施鸣接受服务，那么龙施鸣就是消费者，根据《立法法》关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本案关于法律责任的承担应当适用属于特别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应当适用属于一般法的《合同法》，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双方签订代订协议前后，均称代订事项由北京总部办理，实际上黑龙江国旅将代订事项转委托给了北京九州风行旅游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办理，并对龙施鸣隐瞒了转委托的事实。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四条“旅行社接受旅游者的委托，为其代订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等旅游服务，收取代办费用的，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黑龙江国旅将代订事项转由九州公司办理的行为违法。其次，黑龙江国旅的转委托行为说明其实际上自己不具备独立办理代订事项的能力，而对外称自己具有代订能力，利用人们的惯常思维混淆概念，一直对外声称北京总部，使人们根据其名称“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自然联想到中国国旅总部，该做法明显具有欺诈性。并且在以后的过程中黑龙江国旅根本无法掌控代订事项，多次违反约定，致使龙施鸣到达莫斯科后无法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多次欺骗龙施鸣。三、在本案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黑龙江国旅对于其具有独立代订2018年世界杯球票的能力负有举证责任，并且出示已经为龙施鸣代订成功的球票。根据举证规则，一审法院应当要求黑龙江国旅举示其向具有国际足联认可的莫斯科世界杯球票出售资格的销售方购买球票的证据，以证明其具有履行代订协议约定义务的能力。四、在本案中，黑龙江国旅构成违约和欺诈的界限在于，根据双方签订的代订协议第四条第一款：“乙方因自身原因造成甲方不能按约定提供代订服务，应提前三天通知甲方，并全额退还已交团款。否则，除全额退还甲方已交团款外，应承担已交团款的10%的违约金。”的约定，在龙施鸣从新加坡未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黑龙江国旅提前三日向龙施鸣表示不能按照约定提供代订服务，此时黑龙江国旅可以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在黑龙江国旅多次更改约定后仍然一再向龙施鸣承诺可以订到球票，龙施鸣基于其一再承诺前往莫斯科，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并且黑龙江国旅始终未向龙施鸣表示不能按照约定提供代订服务。黑龙江国旅多次变更约定“交票的期限”后，却没能证明自己履行了购票的义务，这就构成了明显的商业欺诈，应当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责任。综上，黑龙江国旅在向龙施鸣提供服务过程中具有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向龙施鸣承担退还所交费用、赔偿三倍所交费用的法律责任。黑龙江国旅答辩称，1、黑龙江国旅不能交付球票与龙施鸣拒绝接听电话有直接关系，龙施鸣所讲述的其要求终止协议，黑龙江国旅并未提前收到明确告知，因此应按照龙施鸣放弃球票处理。黑龙江国旅在第一场球赛开赛前多次联系不上龙施鸣，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之前，黑龙江国旅已经确认拿到球票，并每场开赛之前都告知龙施鸣球票已拿到，让其来取球票，龙施鸣始终不接电话，包括龙施鸣的代办人杨宝春也联系不上龙施鸣，因此黑龙江国旅没有违约；2、本次代订协议的签署并非黑龙江国旅对外宣传自己，而是因杨宝春与黑龙江国旅工作人员赵旭是多年朋友关系，杨宝春询问是否有渠道可以买到世界杯球票，并表示龙施鸣通过自己的渠道买不到票，因此黑龙江国旅才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九州公司，该公司具有多年操作莫斯科旅游的经验，包括在世界杯期间，该公司有很多以观看世界杯球赛为主题的旅游团队，因此该公司答应黑龙江国旅可以为龙施鸣订到协议中所列的球票、酒店及高铁票。因此在赵旭与杨宝春就代订事项及费用确定后签署了代订协议。代订业务是黑龙江国旅经营业务其中之一，与打包旅游不同，该协议纯粹是一份门票、酒店、车票的代订协议，与旅游服务不同。基于本协议是一项代订买卖关系，黑龙江国旅是否有世界杯球票售卖授权与协议无关，也没有义务将在哪儿买到的球票告知龙施鸣，黑龙江国旅在协议中只是代买方；3、代订协议仅是一份龙施鸣交钱，黑龙江国旅帮其寻找途径买到球票的代买关系，所以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黑龙江国旅已为龙施鸣订到了酒店，且龙施鸣已入住，已订到了车票，车票龙施鸣也已经使用，在一审中黑龙江国旅出示了龙施鸣的球迷身份卡，并做了翻译，球迷卡的领取条件当中明确规定“准许观众进入俄罗斯联邦，并保证在观众已拥有2018年国际足联世界杯门票的情况下，签发一张压膜的球迷卡，”既然龙施鸣已经取得了球迷卡，足以证明黑龙江国旅至少为其预订成功了一张世界杯球票，后续无法交付球票，全因龙施鸣自己认为黑龙江国旅没有球票而拒绝接听电话。因此黑龙江国旅已经依约将代订项目全部落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欺诈；5、时至今日黑龙江国旅也是受害方之一，因九州公司遭受境外诈骗，导致黑龙江国旅不能提前给到龙施鸣球票并被起诉。黑龙江国旅认为要想查清事实真相，只有九州公司一并到案。不论在时间还是金钱上，黑龙江国旅作为中间代买商，一方是客户，一方是球票提供商，黑龙江国旅在中间都蒙受了损失；6、龙施鸣提出的退还费用、理赔费用，都不应由黑龙江国旅承担，龙施鸣参加诉讼的费用支出金额是非必要的，应由其自己承担。希望通过二审能还原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真相，分清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黑龙江国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龙施鸣承担。事实理由：与答辩意见相同。针对黑龙江国旅的上诉，龙施鸣辩称，不同意黑龙江国旅的上诉理由。黑龙江国旅在龙施鸣到达莫斯科之前多次变更取球票的时间和地点，直至龙施鸣本人到达莫斯科后也没有拿到球票。黑龙江国旅要求龙施鸣当天早晨到球场附近跟中间人取门票，当天中午左右赵旭第一次打给龙施鸣电话说因为俄罗斯中介违约失踪，黑龙江国旅出高价到市场购买二类票，以补偿龙施鸣协议中的一类票，同时必须签署一份承诺不追究条约，龙施鸣认为黑龙江国旅违反了约定，不接受二类球票，也不能签署承诺，要求黑龙江国旅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赔偿，黑龙江国旅拒绝。因此龙施鸣提出解除协议，之后不再接任何电话。从黑龙江国旅陈述的事实第2点可以明确看出，在黑龙江国旅与龙施鸣签订代订协议之前，其根本不具有购买球票的能力，是在多方打听后才找到的九州公司，黑龙江国旅没有履行代订协议的能力而与龙施鸣签订代订协议，这本身具有欺诈性。关于黑龙江国旅陈述的帮龙施鸣预订酒店、车票的问题，该份代订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代订世界杯一类球票，酒店、车票只是该份协议的附属内容。龙施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龙施鸣与黑龙江国旅之间的合同于2018年6月16日解除；2、黑龙江国旅返还球票、酒店、高铁费用100,400元（四场8张世界杯门票合计68,400元、四星酒店8晚住宿费26,000元、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高铁车票2人4张计6000元）；3、黑龙江国旅赔偿龙施鸣往返机票55,422元、地接车费3000元、住宿费2658元；4、案件受理费由黑龙江国旅承担。审理中龙施鸣增加诉讼请求：1、赔偿龙施鸣向黑龙江国旅交纳费用的三倍赔偿金301,200元；2、赔偿龙施鸣误工损失36,000元；3、赔偿龙施鸣因参加本案支出的交通损失28,268元；4、赔偿龙施鸣因参加本案支出的住宿损失99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施鸣与其儿子为观看2018世界杯球赛，2018年5月23日龙施鸣（甲方）委托杨宝春代其与黑龙江国旅（乙方）签订黑龙江省中国国旅代订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代订服务，即代订2018世界杯球赛门票（19场6000元+25场6200元+7场11,500元+11场10,500元，2人合计68,400元）、高铁票（莫斯科到圣彼得堡1500元/人+1500元/人，2人，合计6000元）、酒店（四星双标酒店含早餐，每晚一间，合计26,000元），上述总计应交纳费用100,400元。代订项目明细：1、高铁票：6月21日莫斯科至圣彼得堡2张（二等票）+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二等票）。2、球赛门票：6月16日莫斯科第七场球赛门票2张（一类普通）、6月17日莫斯科第十一场球赛门票2张（一类普通）、6月20日莫斯科第十九场球赛门票2张（一类普通）、6月22日圣彼得堡第二十五场球赛门票2张（一类普通）。3、四星酒店：6月15日入住，6月21日退房，共计一间双标含早六晚、6月21日入住，6月23日退房，共计一间双标含早两晚。代订不包括：往返机票、当地车费、导游费等。甲方应自行做好他国的签证及机票、当地交通事项。乙方所提供的各项代订服务应按合同约定如期、如数、如标准提供。违约责任：乙方因自身原因造成甲方不能按约定提供代订服务，应提前三天通知甲方，并全额退款已交团款，否则，除全额退还甲方已交团款外，应承担已交团款1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龙施鸣如约交纳100,400元，2018年6月7日黑龙江国旅为龙施鸣出具收款收据。2018年5月24日上午10点13分黑龙江国旅工作人员赵旭通过微信告知龙施鸣球票会邮寄到新加坡龙施鸣处。2018年5月24日下午8点41分赵旭告知龙施鸣可以先订机票。2018年5月29日下午12点40分赵旭告知龙施鸣球票是原件会邮寄给龙施鸣的地址。2018年6月8日下午4点13分赵旭告知龙施鸣“球票争取周一给杨哥，他在北京，如果球票差几张没到就在莫斯科给您送到酒店去，所以球票您不用担心”。2018年6月13日上午10点05分赵旭告知龙施鸣送球票的导游联系方式，导游给您送票，导游的联系方式稍候告知。2018年6月14日龙施鸣及其儿子乘机从新加坡飞抵莫斯科。2018年6月15日上午10点46分赵旭告知龙施鸣“球票现在是这样，我们有导游在球场带着看一场球的团队等着您，带您从绿色通道进球场，球票不给您送到宾馆了，因为要送的球票太多了，住宿也太分散了，送不过来了”。2018年6月15日下午2点45分赵旭告知龙施鸣“龙总，我赵旭，刚才给您打电话，您没接，是这样，首先向您道歉，球票是我们这边开始说邮寄给您，后又说在莫斯科给您，现在又让您去球场取票，是我们先言不守信，向您道歉。但是球票却是有特殊情况，现在是球票都出了，都有，但是一部分在莫斯科，一部分在中国，今天有两名经理从北京乘飞机到莫斯科，协助莫斯科旅行社给大家发票，今天晚上航班到莫斯科以后分票，然后联系每个人，如果时间来不及就约好时间和地点，在球场给您球票，球票肯定都出了，这个您放心，如果出现任何没有票或者您没进去球场的情况，我们旅行社全权负责，并同意您的任何要求，这个保证”。2018年6月15日下午3点28分赵旭告知龙施鸣：球票已经都出¨¨¨给你带来的不便真的表示歉意，但是球票确实有很多原因，您放心，如果有问题，我们全权负责，并同意您的所有赔偿要求。2018年6月16日下午5点50分即距离开赛约三小时（2018年6月16日莫斯科第七场球赛开赛时间为21点）赵旭告知龙施鸣：球票有误，损失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承担，之后三场球票送到龙总酒店。且黑龙江国旅将一类球票改为二类球票，并要求龙施鸣签署不退差价、不追究黑龙江国旅责任的承诺。龙施鸣回复：请求赔偿合约违约金，建议总数三分之一，如不接受取消合约因你违约在先，赔偿根据合约。我不接受二类票。因双方协商不成，龙施鸣提出解除合同，于6月17日龙施鸣及其儿子乘飞机从莫斯科回新加坡。另查明：龙施鸣自新加坡至莫斯科两人的往返机票7698.09新加坡元+3386.57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55,422元；6月14日在莫斯科的地接车费3000元、其自己提前预定的酒店住宿费2658元；6月15日、16日龙施鸣入住黑龙江国旅提供的酒店，审理中龙施鸣放弃部分住宿费的诉讼请求，同意自行承担此二天住宿费6500元，即协议约定的住宿费现龙施鸣主张回老家过滤赔偿26,000元-6500元=19,500元。再查明：龙施鸣为参加本案诉讼支出的交通费28,268元（其中新加坡至北京往返机票24,768元、北京至哈尔滨往返机票3500元）；龙施鸣因参加本案诉讼支出住宿费995元。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5月23日龙施鸣（甲方）委托杨宝春代其与黑龙江国旅（乙方）签订的代订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龙施鸣已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费用的义务，黑龙江国旅理应按照约定履行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协议约定：“黑龙江国旅因自身原因造成龙施鸣不能按约定提供代订服务，应提前三天通知龙施鸣，并全额退款已交团款，否则，除全额退还甲方已交团款外，应承担已交团款10%的违约金”，但黑龙江国旅在距离开赛约三小时仍未按约定向龙施鸣交付协议约定的球票已构成违约，龙施鸣主张其于2018年6月16日向黑龙江国旅提出解除合同，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后，龙施鸣没有享受到黑龙江国旅的服务，现龙施鸣要求黑龙江国旅返还球票、酒店、高铁费用93,900元（四场8张世界杯门票合计68,400元、四星酒店6晚住宿费19,500元、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高铁车票2人4张计6000元）、赔偿其往返机票55,422元、地接车费3000元、住宿费2658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龙施鸣主张黑龙江国旅欺诈赔偿三倍赔偿金301,200元、误工损失36,000元，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龙施鸣主张黑龙江国旅赔偿因参加本案诉讼支出的交通损失28,268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龙施鸣主张黑龙江国旅赔偿因参加本案诉讼支出的住宿损失995元过高，参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差旅住宿费标准本院酌定住宿损失为300元。黑龙江国旅抗辩其未违约、龙施鸣明知黑龙江国旅转委托、北京旅游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哈支公司应参加诉讼并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判决：一、确认龙施鸣与黑龙江国旅之间的合同于2018年6月16日合同解除；二、黑龙江国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龙施鸣服务费93,900元；三、黑龙江国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龙施鸣往返机票55,422元、地接车费3000元、住宿费2658元；四、黑龙江国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龙施鸣因参加本案诉讼支出的交通损失28,268元、住宿损失为300元；五、驳回龙施鸣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79元，由黑龙江国旅负担3971元，龙施鸣负担5108元。本院二审期间，龙施鸣举示了两份证据，证据一、手机中订购往返机票的网页打印件；证据二、住宿费发票。拟证明龙施鸣为参加二审诉讼支出的飞机票费用和住宿费。黑龙江国旅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首先机票记录及哈尔滨住宿发票，都不能明确所标注的金额是否是实际发生。另外龙施鸣到庭为非必要性，因为在哈尔滨其有自己的代办人及代理律师，代办人及代理律师已具备描述协议内容的能力，而且机票的价格舱位、酒店的星级标准都有超出必要性费用的部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二审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在本案中龙施鸣增加了新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从黑龙江国旅关于该费用为非必要费用的质证意见能够确定其也不同意一并审理，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依据该证据而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审理。二审经审理查明，代订协议签订后，赵旭与龙施鸣之间主要依靠微信沟通情况，2018年6月16日下午5:50赵旭发给龙施鸣微信“球票有误，损失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承担，之后三场球票送到龙总酒店”，下午5:56龙施鸣发给赵旭微信“请赔偿合约违约金，建议总数三分之一，请确认”“如不接受，取消合约因你司违约在先，赔偿根据合约”。下午6:05赵旭“龙总，咱们合同上没有写违约金三分之一啊，而且酒店和高铁票没有违约，后面球票也没有违约”，龙施鸣“那我可选择不接受二类票”，赵旭“我沟通一下，等我一会龙总”，龙施鸣“球票没提前交付已违约”，“只要其中一项就算违约”。下午6:36赵旭“龙总，今天国内端午节放假，我要联系领导”，“您稍等”，龙施鸣“小赵别烦了，时间不等人，决定算违约”。此后龙施鸣不再接听黑龙江国旅的电话。另查明，2018年5月24日，黑龙江国旅在得到九州公司银行账户后即向该公司转账支付59,480元，于2018年6月8日转账支付26,000元。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本院认为，因龙施鸣系新加坡国籍，本案诉讼主体涉外，系涉外民事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因所涉代订协议在中国境内签订，且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国法律，故处理本案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认为，代订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关于黑龙江国旅是否违约。本院认为，赵旭从签订代订合同到合同履行中始终作为黑龙江国旅的代理人与龙施鸣进行沟通联络，赵旭的行为可以视为代表黑龙江国旅的职务行为。在代订协议中双方虽然没有约定交付球票的时间，但在协议签订后赵旭与龙施鸣通过微信沟通的过程中数次确定交付时间、地点，龙施鸣没有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当事人已对交付时间达成合意。其后黑龙江国旅又屡次提出不能按原定时间地点交付，直至龙施鸣父子已到莫斯科距第一场球赛开赛仅有三小时的情况下，黑龙江国旅明确表示球票有误，将一类球票改为二类球票，并要求龙施鸣签署不退差价、不追究黑龙江国旅责任的承诺。黑龙江国旅关于交付球票的时间、地点、球票档次等履约情况均违反约定，构成违约。到足球世界杯赛场观看球赛、体验激情原本应是快乐、开心的事情，却因黑龙江国旅屡屡不能交付球票使龙施鸣十分气愤，该迟延履行行为导致龙施鸣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龙施鸣提出取消合约即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黑龙江国旅上诉称并未提前收到明确告知终止合同与事实不符。黑龙江国旅上诉提出其不能交付球票与龙施鸣拒绝接听电话有直接关系。从赵旭发给龙施鸣的微信时间看，其称有一类票了都是在龙施鸣提出解除合同之后，此时交付为时已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综上，黑龙江国旅上诉称其没有违约的理由不成立。关于黑龙江国旅是否构成欺诈，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从本案的情况看，双方签订代订协议后，黑龙江国旅即将相关款项转账给九州公司，此后赵旭作为黑龙江国旅的代理人始终在与龙施鸣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黑龙江国旅的行为表明在积极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存在欺诈的故意。龙施鸣亦未举证证明黑龙江国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明知不能订到足球票而诱使龙施鸣签约。从代订协议的内容看，龙施鸣委托黑龙江国旅订购足球票，并未约定黑龙江国旅必须具有独立代订2018年世界杯球票的能力，黑龙江国旅不论是自己代订还是通过其他途径代订，只要为龙施鸣订到足球票即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其委托他人及未向龙施鸣告知转委托方的情况不能构成消费欺诈。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龙施鸣该上诉主张不成立。关于龙施鸣参加诉讼支出的费用是否必要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黑龙江国旅的违约行为造成龙施鸣需要通过诉讼解决争议，不论龙施鸣是否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龙施鸣本人参加诉讼，当庭举证质证，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发表辩论意见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并非不必要，黑龙江国旅应当支付龙施鸣为参加诉讼支出的费用。关于住宿费的数额，龙施鸣主张参加一审诉讼支出的住宿费995元是在五星级酒店的实际消费，该费用确实过高，一审法院酌定住宿损失300元并无不当。龙施鸣主张赔偿误工损失36,000元，因其举示证据为新加坡所得税审计官出具，系在域外形成，没有履行公证加认证的手续，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龙施鸣该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应否追加九州公司参加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本案中龙施鸣与黑龙江国旅建立了合同关系，该代订协议只约束双方当事人，对案外人不产生约束力，如黑龙江国旅系因九州公司的原因造成违约，应当向龙施鸣承担违约责任。其与九州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黑龙江国旅关于应追加九州公司参加诉讼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龙施鸣、黑龙江省国旅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44元，由龙施鸣负担6373元，由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9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芳芳审判员  唐新元审判员  徐晓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那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