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民终1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宏达金属回收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法定代表人：陈某1。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物资回收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法定代表人：郑某1。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泳生，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涛，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峻广场A、B座12、32、33楼C座12楼。负责人：陈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海，广东泛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广达兴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荔村社区*****************C(A-D轴4-7轴4B39房)。法定代表人：马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海，广东泛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广东泛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汕头市宏达金属回收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上诉人汕头市物资回收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广达兴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1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达公司、上诉人物资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涛，被上诉人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海，原审第三人广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上诉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一判项中“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贷款利率计至2016年11月30日止”为“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自逾期之日起计至2016年11月30日”。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借款本息的付还情况。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不认可拖欠债权人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借款利息为3578279.34元，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在原审中举证的书面催收通知中，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亦多次表示“利息待核算”、“利息待校对”，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均确认宏达公司已付还部分款项。但原审判决未查明是否已付还部分利息，若付还利息则利息金额为多少，未查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是否依法有据。（二）逾期贷款罚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罚息标准计收。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违反了同期的法定利率，而且，原审判决在借款合同签署的近二十年后，仍采纳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既不合法，亦不合理。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金融机构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5]30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没有归还应付本金和利息，对逾期本金部分按同期贷款的罚息标准计收逾期罚息”。广东省高院规定“按同期贷款的罚息标准计收逾期罚息”的依据来源于如下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是法定利率。法定利率具有法律效力，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变动。第二十五条规定：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1996年5月1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6]156号)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农村信用社)对逾期贷款由现行的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至六计收利息(即贷款逾期后，改按此利率计息，而不是在原贷款利率水平上再加此利率。下同。)调整为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挤占挪用贷款由现行的按日率万分之六至八计收利息调整为按日利率万分之六计收利息”。1998年12月7日实施的《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8]586号)：“降低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日利率万分之四下调为日利率万分之三，从利率调整日开始分段计息；挤占挪用贷款罚息利率不变。”按《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9]192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9年6月10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现通知如下：……六、降低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利率水平。金融机构(不含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利率由现行的日利率万分之三(折年率为10.8%)降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折年率为7.56%)”。按《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现就有关人民币贷款利率及计结息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三、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五、本通知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人民银行发布的有关人民币贷款利率的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本案借款合同对逾期贷款利息的约定是：“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4‱计收利息”，即逾期贷款日利率为万分之四，折合成年利率为14.6%。根据上述规定，可推定如下结论：1、罚息利率应分段计息；2、涉案合同在签订时适用日万分之四的逾期贷款利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5月1日实施的银发[1996]156号文件的规定；3、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罚息利率经过多次调整，现已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4、借款合同约定的日利率万分之四超过法定利率(即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在不同时期颁布执行的罚息利率)，而且，原审判决在借款合同签署的近二十年后，未适用中国人民银行不同时期规定的罚息利率，仍采纳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既不合法，亦不合理。（三）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举证的2015年4月16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担保人履约通知书》的催收单位处所盖公章以及合同编号与涉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载明的出借人、合同编号完全不同。因2015年4月16日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明显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举证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无关，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未能提出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在2015年发生中断，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长城资产广东公司至2019年起诉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四）原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利息金额及利息付还情况，导致判决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负担的利息金额甚至高于依照本案借款合同依约计算的逾期利息的上限。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原审举证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是946000元；贷款期限是1998年5月19日至1999年5月19日止；利率为月息7.26‰，按季计付利息；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合同未对复利进行约定。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将上述贷款全额946000元自1998年5月19日计至2016年2月20日，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仅为2454680.8元（仅为论证原审判决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付还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利息3578279.34元缺乏依据，侵害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合法权益，并非确认其利息金额和其诉讼主张）。即根据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与原债权人所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本案借款利息、罚息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上限为2454680.8元，原审判决判令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负担的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利息、罚息金额高达3578279.34元，超出借款合同同时间段约定的利息、罚息上限一百多万。（五）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原审时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主张债权利息3578279.34元未依法举证，应负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完全支持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有关利息、罚息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金额为3578279.34元的该项诉讼请求，已侵害到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938000元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全部借款利息、罚息和复息（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共3578279.34元……）原审法院在一审开庭时要求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提交本案债权的还款明细或者利息清单，但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声称没有明细及利息清单，仅表示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未还过利息，因此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在原审诉讼期间，未依法举证其所主张的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利息为3578279.34元；另外，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原审时举证的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复息，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主张复息缺乏依据。因此，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判决完全支持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审判决在未查明本案借款的利息、罚息金额，也未查明利息的付还情况下，认定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拖欠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的利息、罚息金额为3578279.34元缺乏证据证明。（六）长城公司已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广达公司的事实于2019年10月12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公告；2019年10月16日，广达公司再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告知有关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债权包转让给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情况。故长城公司已并非本案债权的债权人，与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在本案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主张债权本息缺乏依据。长城公司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长城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针对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的上诉，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广达公司当庭口头答辩称，一、本案利息的主张是依据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与原债权人农行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明确的利息。在一审过程中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无法提交其付还利息的相关凭证，无法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关于债权转让的问题，本案债权已于2019年10月12日在《羊城晚报》刊登转让、催收的报纸公告，本案债权由长城资产广东公司转让给广达公司，2019年10月16日同样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广达公司将债权转让与苏州慕信投资中心。但这些转让行为都发生于一审判决之后，所以一审认定的事实是清楚准确的，不存在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所主张的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宏达公司立即向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38000元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全部借款利息、罚息和复息(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共3578279.34元，自2016年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按照农银保借字98第0097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计付)；2、物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5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外马支行(以下简称外马支行)与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农银保借字98第0097号)，约定由外马支行向宏达公司提供贷款946000元(大写：玖拾肆万陆仟元整)，借款期限自1998年5月19日起至1999年5月19日止，月利率为7.26‰，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物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1999年5月19日起至2001年5月19日止，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外马支行依约向宏达公司发放贷款946000元。贷款期限届满后，经多次催讨，宏达公司未能按照《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物资公司也未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2016年6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签署《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外马支行对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在本案项下的债权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长城资产广东公司。2016年10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将上述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并进行催收，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已成为本案债权的合法债权人。宏达公司于2006年至2007年间，累计付还借款本金8000元，仍拖欠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借款本金938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于2000年7月、12月、2002年6月、2003年12月、2004年12月、2006年8月、2007年4月、2008年6月、2008年9月、2010年1月、2011年4月、6月、2012年6月、2013年12月、2015年5月先后多次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催收借款本息。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于2016年6月17日将本案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广东公司，转让基准日为2016年2月20日，债权数额为借款本金938000元，利息为3578279.34元。2016年11月30日，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与广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穗)合字[2016]267号)，协议中约定，交割日指《贷款债权明细表》项下每户债权转移之日，但任何情况下，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于交割日向广达公司转移贷款债权均需以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成就为前提，在符合交割条件的前提下，广达公司可向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申请按照其付款比例依次交割相应比例的贷款债权。协议中第8.1条约定，在交割前，相应的贷款债权仍归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所有，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贷款债权进行管理和维护。在过渡期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拥有对贷款债权的自主处置权，但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关于不良贷款处置的规定处置贷款债权。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和广达公司在庭审中均表示涉案债权虽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并未完成交割，也并未对其进行公告。再查明，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分行文件《关于明确城区支行革后营业机构管辖范围的通知》(汕市农银发[2000]271号)，该文件中写明：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金凤支行管辖范围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外马支行。又查明，《南方日报》在广东省系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述查明事实，有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和广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和开庭笔录在卷为证，足资认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外马支行与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属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外马支行依合同约定如期发放贷款给宏达公司，宏达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物资公司是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也没有依约承担连带责任，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宏达公司仅付还借款本金8000元，尚欠借款本金938000元及相应利息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签署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属有效合同，该协议将外马支行对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在本案项下的债权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并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将上述债权转让事项通知本案的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并进行催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因《南方日报》在广东省系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故可认定本案的债权转让已履行了通知义务，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取得上述债权合法，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作为上述借款的债权人有权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主张权利。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辩称本案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项下的借款已应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的要求配合办理贷新还旧，签订了新的编号的借款合同，原合同即本案合同项下的借款已清偿完毕，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所提交给法庭的2015年4月16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担保人履约通知书》是贷新还旧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催收通知，不是本案借款，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权利主张排除这两张与本案无关的催收通知书后，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对上述辩称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借新还旧的借款合同及新的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而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确认宏达公司只结欠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一笔借款，没有其他欠款。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对结欠借款本金938000元及相应利息也予以确认。本案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提交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担保人履约通知书》上的合同编号与原合同不同或因其他原因造成编号变化并不增加宏达公司和物资公司债务，宏达公司和物资公司也在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担保人履约通知书》上确认结欠农业银行借款本金938000元及利息，所确认的借款数额及借款到期日均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起诉的内容一致，此前的多次催收通知以及自2015年4月16日之后本案的债权转让的催收通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据此请求宏达公司付还借款本息、物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依据已经充分，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宏达公司和物资公司主张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债权已于2016年11月30日由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与广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但仍未被实际交割，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仍有权对贷款债权进行管理和维护，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的规定，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只可主张2016年11月30日债权转让之日之前的利息，原合同约定的相关利率也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故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结欠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利息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为3578279.34元，之后按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贷款利率计至2016年11月30日止，长城资产广东公司针对2016年11月30日之后继续计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辩称本案债权已由长城资产广东公司转让交割给广达公司，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已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而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和广达公司均一致否认本案的债权已经由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交割给广达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债权已经交割或者公告，而根据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与广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穗)合字[2016]267号)的约定，在涉案债权交割之前，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仍有权对贷款债权进行管理和维护，即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宏达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借款本金938000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6年2月20日为3578279.34元，之后按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贷款利率计至2016年11月30日止)。二、物资公司对上项债务向长城资产广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为21465元，由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共同负担，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交。二审期间，上诉人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向本院提交（2019）粤0511民初2952号案件信息及该案的民事起诉状，用以证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已经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告知将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广达公司也于2019年10月16日刊登公告告知将本案债权转让给案外人的事实，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和广达公司与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不再有债权债务关系，其原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长城资产广东公司、第三人广达公司对上诉人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在本案二审答辩中已经陈述了债权转让的事实。该转让发生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并不存在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宏达公司、物资公司提供的证据所反映的债权转让事项均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主张其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计收利息3578279.34元的主要依据是：在贷款期限内按涉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的月利率7.26‰计收利息；从1999年5月20日贷款期满之日至2016年2月20日，按涉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日万分之四计收逾期利息，并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在1999年5月20日至2016年2月20日期间计收复利。再查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与广达公司二审中共同确认双方已于2019年10月12日完成本案债权交割，并于同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项并对债务人进行债权催收。广达公司确认其已将本案债权转让予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并于2019年10月16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主张债权主体是否适格。二、涉案借款如何计付逾期利息及能否计收复利的问题。一、关于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主张债权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长城资产广东公司虽于2016年11月30日与广达公司就本案债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至一审起诉时本案债权依约尚未交割，长城资产广东公司亦未将转让事项通知宏达公司和物资公司。故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向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主张债权并无不当。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关于长城资产公司主体不适格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二、关于涉案借款如何计付逾期利息及能否计收复利的问题。首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第二十五条规定：“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对贷款逾期或挪用期间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季（短期贷款也可按月）计收复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之借款利息和逾期利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长城资产广东公司向宏达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在1999年5月20日至2016年2月20日期间的罚息、复利及此后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的逾期利息于法有据，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应依法依约履行相应的还款及保证义务。其次，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市金凤支行在2002年6月18日和2003年12月12日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上均有列明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该数额与宏达公司、物资公司上诉时主张的同期利息金额并不一致，但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均在上述《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盖章确认；而对此后多份列明尚欠本息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宏达公司、物资公司虽每次签章后签注“利息候核算”、“利息待核算”字样，但均未对利息金额及计算方式提出异议。据此，应认定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对原债权人对涉案借款本息的计算方式予以认可。宏达公司、物资公司关于本案借款不应计收复利、利息金额应予调整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宏达公司、物资公司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汕头市宏达金属回收公司、上诉人汕头市物资回收发展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静文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