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3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乐野，男，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江，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传承（泉州）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宝盖鞋业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永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玲，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乐野因与被上诉人传承（泉州）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6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罗奇豪、郑建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乐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传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乐野系本案的买方，存在如下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传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刚的陈述基本可以确定，本案涉及的货物是出口货物，且货物是根据买方提供的版样、商标、水洗唛等生产。本案出口货物是成衣并办理大量出口退税，采购人不可能是自然人。2、传承公司所生产的成衣根据出口的要求，在水洗唛头上都标有生产商、面料成分、委托生产商等信息。其中编号为ｌｍｙ-012-007《成衣采购清单》上衣服绣有ｎｏｂｃｏ商标，编号为ＩＴ。ＨＹ-012-001《成衣采购清单》及ＩＴ。ＨＹ-012-025《成衣采购清单》上成衣绣有ＹＯＬＥ商标。ｎｏｂｃｏ商标的所有人是迪拜ｎｏｂｃ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拜公司），而ｙｏｌｅ商标的所有人系意大利罗马华野（永乐）贸易公司（意大利公司）。所有进口的成衣在水洗标上同时缝制意大利公司税标，而这些水洗标和税标都是意大利公司通过邮箱发送至传承公司业务员邮箱，且所有税标等都由传承公司制作，在成衣中连同水洗标缝制，故传承公司清楚采购人是意大利公司。3、根据王永刚在一审中的描述，李乐野之前系与啊永一起做企业，时间从2009年开始，之前的单子基本是阿永和李乐野一起来的，而且传承公司清楚意大利公司的存在，也清楚2009年到2011年12月份前系与意大利公司下订单。一审法院未查清的是本案涉及的最后三批货物在下达采购订单要求及成衣款式要求、水洗标、税标及版样上与2011年12月前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存在明显差别，那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后被上诉人仅仅跟李乐野个人发生买卖关系，理由明显不当。4、一审法院认定李乐野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其证据仅是李乐野签名的结算单、欠条及30万元的汇款凭证。如果李乐野是买方，被上诉人是如何安排发货，如何将货物交付给李乐野个人，应予以查明。李乐野个人没有收到传承公司诉称的成衣。李乐野多次说明，本案的货物是传承公司将货物直接运送到温州烈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烈驹公司）位于瑞安市经济开发区，由烈驹公司办理出口手续到迪拜公司和意大利公司。即便认定李乐野系买卖合同的买方，那李乐野没收取传承公司任何货物，传承公司也没有将货物交付给李乐野，如何判决要求李乐野个人支付货款。5、李乐野系意大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为迪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春的儿子，其个人出具结算单及欠条合情合理。买卖合同的成立关键是货物的交付。本案的货物交付主体系传承公司和意大利公司及迪拜公司。二、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传承公司故意在结算长达5年后提起诉讼，导致李乐野无法提交货物样本，出口单据等原件材料，传承公司应承担责任。1、王永刚和李乐野互相加有微信联系方式和电话，从2014年2月结算至今传承公司都没有通过微信和电话向李乐野主张要求归还货款的请求。一审庭审中，传承公司回答为何结算后5年才起诉时称，联系不上李乐野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理应按照诉讼时效超过为由驳回传承公司的诉讼请求。三、虽然李乐野仅提供复印件、传真件证据材料，但一审法院简单的否定传真件的效力是错误的。虽然李乐野的证据材料都是传真件，但李乐野认为法院在认定传真件的证据效力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交易习惯及双方的地理位置；第二，合同签定、履行和变更事宜通过一系列传真和其他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其连续性的，特别是双方互有传真往来彼此是相互衔接的，足以认定传真件的真实性并具有证据效力。被上诉人传承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李乐野系本案合同的相对方，事实清楚，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货款偿付义务，合法有据。1、李乐野诉称的王永刚陈述不属实。王永刚的陈述事实上非常明确和清楚，原审判决第三页已经明确和详细，传承公司在2009至2012年期间都是与李乐野做生意，由李乐野提供样板、确定样板等，传承公司根据李乐野的要求来生产产品，因此合同相对方是李乐野是很清楚的。2、李乐野上诉称传承公司提供产品上面的商标所有人是迪拜公司及意大利公司，由此推演出合同相对方，是不能成立的，商标等都是李乐野提供给传承公司加工的。3、王永刚的陈述也很清楚，2012年之前有时候确实是李乐野和啊永过来下单，但是2012年之后都是李乐野一个人过来了，而且2012年之前的都已经对账清楚了。2012年之后的货款也是李乐野在对账单和货款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李乐野没有向传承公司提供过意大利公司存在的信息。李乐野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有认知能力，其在结算单上签字应承担责任；并且据传承公司了解，意大利公司并不存在。4、传承公司认为自己已经按照李乐野的要求将货物发往指定点，也就是烈驹公司，烈驹公司实际上是李乐野的家族企业。事实上，李乐野家族经营服饰生意，通过这个公司把货物运到国外办出口，传承公司认为自己根据李乐野的要求将货物送到烈驹公司已经完成了交付的义务。并且，传承公司认为李乐野为合同相对方除签字的单据之外还有李乐野支付的56万元。5、李乐野诉称其是意大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并不能凭借个人想象判断，并且据传承公司了解，意大利公司并不存在。二、1、本案诉讼时效未过。传承公司是在合理期间内提起诉讼，对账时间是2014年进行对账，并未约定还款时间，本案诉讼时效应从传承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2、李乐野提供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形式要件，并且对账单、出货清单上均没有传承公司的盖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时间点都是发生在2010年之前，而本案的事实是在2012年之后发生的。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2019年5月6日，传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乐野返还传承公司款项1025910元及利息（自2014年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乐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自2009年开始，李乐野因经营所需陆续向传承公司定购服装，传承公司按照李乐野确认的样本供应货物。2012年1月1日开始至2012年6月25日，传承公司陆续向李乐野供应货物，期间，李乐野陆续支付款项共计565430元，其中30万元系李乐野通过其银行账户汇至传承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妻张艳艳的银行账户。2014年2月28日，经双方结算，李乐野在传承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欠款凭证》上签字确认，《对账单》记载的客户名称为“李乐野”，《欠款凭证》记载“截止2013年5月31日客户李乐野结欠传承（泉州）服饰有限公司共计人民币1025910元”，李乐野在“欠款人签字”一栏签名。此后，李乐野未偿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李乐野辩称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意大利公司，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李乐野提供的记载订购日期为2011年10月12日、2012年3月13日的两份《成衣采购清单》并非原件，虽记载采购方为意大利公司，但该清单上既没有加盖供应方传承公司的公章亦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刚签字，庭审中传承公司否认交易相对方系意大利公司，故《成衣采购清单》上标注的采购方意大利公司并不能当然地被认定为系与传承公司发生买卖的相对方。传承公司交付货物后，李乐野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现无证据证明意大利公司偿付了涉案货款，或李乐野偿付货款的行为系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而李乐野提供的《意大利罗马华野贸易公司证明书》及《意大利罗马华野贸易公司注册成立信息》存在瑕疵，该院在第一次庭审后延长了举证期限，李乐野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未提供中文译本，无法证明意大利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及李乐野与该公司之间的关系。综上，李乐野抗辩李乐野系该意大利公司的唯一管理人、李乐野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因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李乐野在《对账单》及《欠款凭证》上作为客户签字，系对货款结欠金额及付款义务的确认，意思表示真实，李乐野应对涉案货款承担偿付责任。现李乐野未及时履行偿付义务，显属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传承公司有权要求李乐野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35%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传承公司要求从2014年2月29（28）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但应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传承公司起诉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李乐野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判决：一、李乐野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传承公司货款102591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2591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款交该院转付；二、驳回传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乐野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44元，由李乐野负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交纳，传承公司预交的受理费16144元于该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交补充证据材料。对上诉人李乐野在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即：微信号及微信内容，欲证明传承公司在货款结算后5年都没有向李乐野主张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传承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微信就是王永刚，且李乐野已经在微信中设置了屏蔽，表明其拒绝沟通，被上诉人不能通过微信联系到上诉人，不能证明李乐野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李乐野提供的上述证据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且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对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乐野向被上诉人传承公司购买服装成衣产品，截止2014年2月28日李乐野尚欠传承公司货款1025910元的事实，由传承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及《欠款凭证》等证据为凭，证据充分，应予以确认。对该欠款，李乐野理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支付；现传承公司起诉要求予以支付，李乐野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传承公司的诉请，判决李乐野支付传承公司货款102591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李乐野认为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是意大利公司、迪拜公司，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况且，李乐野是以欠款人的身份向传承公司出具《欠款凭证》，明确表明其是本案的债务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乐野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双方未约定欠款支付时间，传承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李乐野履行，李乐野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曾经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传承公司起诉主张权利时起算；现传承公司起诉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上诉人李乐野认为“其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4元，由上诉人李乐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罗奇豪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