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124民初1287号 原告：杨和平，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亮，巴中市巴州区科技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熊凯，男,196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忠，乐山市川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熊雨萱，女,198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忠，乐山市川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黄兴友，男,196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贤元，达州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和平与被告熊凯、熊雨萱、第三人黄兴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和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亮、被告熊凯及熊凯和被告熊雨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忠、第三人黄兴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贤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和平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熊凯、熊雨萱返还原告现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9月2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诉讼过程中，杨和平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熊凯、熊雨萱及第三人黄兴友返还原告现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9月2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熊凯与第三人黄兴友系干亲家关系。原告与熊凯、黄兴友在山西省大同市做煤矿工程时相识，因熊凯、黄兴友要从原告手中承包工程、支付资金，故熊凯、黄兴友二人各出资30万元现金后存放在黄兴友的卡上，并于2010年8月9日分二次转给原告，黄兴友转款后，原告给其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因工程承包未果，并经熊凯提出，原告便将30万元分三次转账给熊凯，受熊凯的指示，原告将其中的20万元转账支付给其女儿熊雨萱。2014年9月18日，原告突然收到第三人起诉其要求偿还60万元的起诉状及传票。为澄清事实，原告迅速委托代理人应诉说明2010年8月9日在第三人处借款后已偿还其合伙人（即被告熊凯）30万元现金，但第三人却对此不予认可，故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了由原告偿还第三人60万元的借款的判决结果；判决生效后，第三人申请强制执行，现巴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已将原告的住房予以拍卖执行，造成了原告夫妇遭受巨额损失，对第三人处借款原告多次申诉已偿还给熊凯的事实，第三人均不认可，对原告转账支付给二被告熊凯、熊雨萱的30万元现金，原告要求二被告予以返还但均无果。被告无法律依据取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被告熊凯陈述2014年11月14日的判决书中所确认的2010年8月9日的《借条》有其30万元的抗辩理由，第三人予以否认，从证据看该判决的60万元与本案原告主张的返还30万元没有关联性，被告熊凯取得的利益是造成原告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二者存在因果关，被告应当返还。本案不涉及诉讼时效，更重要的是，即便涉及诉讼时效，本案也在法律的保护时间内，诉讼时效的设置是督促权利人积极履行权利，而不是为义务人设置对抗义务的挡箭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时间最长不超过20年，本案中，原告在2014年判决生效后，与2015年3月9日向被告预约调查，并于2017年1月10日在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予以公证、确认，根据法律上诉讼时效及诉讼时效中断及本案起诉时间看，本案完全在法律保护的时间之内。因熊凯抗辩其收到的30万元是黄兴友2010年8月9日《借条》60万元中的30万元，假如该理由成立，或第三人予以认可，那么第三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的义务。 熊凯辩称，被告主张的返还的30万元与巴州区人民法院判决的60万元没有关联性，本案是不当得利，巴州区人民法院是民间借贷关系，适用不同法律。杨和平诉熊凯、熊雨萱不当得利不是事实，熊凯、熊雨萱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应当是黄兴友。原告在诉讼中已经确认60万元的借条中已有被告熊凯的30万元，而且经黄兴友认可将熊凯与黄兴友合伙的30万元由原告退给了被告；熊凯认可30万元已经收到，但是此款是原告收到黄兴友转款60万元其中的30万元，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原告自认30万元是黄兴友、熊凯在承包合同中的30万元，因此，原告向二被告转款30万元，原告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原告退还熊凯的30万元，是熊凯与黄兴友合伙期间出资，经黄兴友及原告认可后，解除合伙关系的前提下，被告所支付的30万元。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在巴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后，原告没有向被告主张返还30万元不当得利的事实，至于原告提到的《公证书》及《调查笔录》仅仅反映出在2010年8月9日以及杨某参与的情况下，熊凯与黄兴友合伙、投资、散伙、撤资的反应，都没主张过要求熊凯、熊雨萱返还30万元，至今原告起诉被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至于黄兴友与原告的借款，经巴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认定，已经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并不因为原告的陈述而否定该判决的效力，所以原告起诉二被告返还3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熊雨萱辩称，熊雨萱收到杨和平转款20万元是受杨和平的指示和委托，由熊雨萱父亲熊凯指定熊雨萱为收款人，不存在不当得利，熊雨萱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黄兴友述称，黄兴友与熊凯并没有在杨和平处合伙承包任何工程。杨和平诉称2010年8月9日黄兴友向其转款60万元，并由杨和平向黄兴友出具了借条一张，系客观事实，且已经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件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杨和平与黄兴友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判决生效后，杨和平至今仍未完全履行判决义务，而诉状诉称已经完全履行不是事实，杨和平是为了混淆事实，该案正在执行之中，杨和平所诉系颠倒黑白。黄兴友向杨和平转款60万元，系黄兴友出借给杨和平使用，出借资金均是黄兴友自有资金，并不存在借款60万元的30万元系被告熊凯提供这一说法。杨和平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被告熊凯、熊雨萱返还30万元及其利息，双方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但黄兴友在本案中与其双方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杨和平把黄兴友列为第三人，纯属错误。依据杨和平起诉材料上看，并未起诉黄兴友承担任何责任，杨和平把黄兴友列为第三人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原告起诉严重超过诉讼时效，从原告提供的2014年11月14日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件生效判决书来看上时间，已经长达5年，原告陈述从本案起诉才知道权利被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可以是3年可以是2年，故原告起诉严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件材料（含黄兴友的起诉状、法庭庭审记录、判决书、借条、汇款凭证）复印件1份、（2015）巴州法执字第32号《拘留决定书》复印件1份、潘述英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送达证复印件2份、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州检民（行）违监（2017）51190200001号通知书复印件1份、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州检控（2017）5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书复印件1份、监督申请书复印件1份、民事再审申请书复印件1份，第三人提交的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件材料（含法庭庭审记录、判决书、借条、汇款凭证）复印件1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被告《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复印件2分，拟证明原、被告是本案适格主体。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来源和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系原、被告身份信息资料，与本案有关联性，并且当事人均不否认其内容的真实性，对该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采信。 2、原告提交2010年8月9日金额6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该款实际为熊凯、黄兴友各出资30万元保证金，第三人黄兴友凭借该条据在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未认可熊凯出资30万元的事实，致使巴州区法院判决原告承担60万元的偿还结果。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中包含了被告熊凯的30万元。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中涉及的60万元款项，已被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原告杨和平向第三人黄兴友的借款，故对原告的关于该笔款项实际为熊凯、黄兴友各出资30万元保证金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3、原告提交《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2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1份，拟证明2011年8月21日原告向被告熊雨萱转账20万元、2011年11月7日原告向被告熊凯转账5万元、2011年12月15日向被告熊凯转账5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认为该组证据材料与自己没有关联性。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系原告通过银行向熊凯共转款30万元的凭证，熊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也承认收到原告30万元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4、原告提交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调查笔录》1份、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公证书》1份【包含《证明》、《工作记录》、光盘】，拟证明原告起诉熊凯返还30万元的事实依据。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调查笔录》制作程序不合法、来源不合法，《公证书》只对被告熊凯《证明》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公证，没有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证明。经审查，《调查笔录》系2015年3月9日原告委托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祥对被告熊凯的调查询问材料，虽然《调查笔录》形式上有瑕疵，但被调查人熊凯也就是本案被告对该《调查笔录》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公证书》系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2017年1月10对申请人熊凯出具《证明》过程的证据保全证明，制作程序合法，符合证据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调查笔录》、《公证书》可证明被告熊凯在《调进笔录》、《证明》中指认第三人黄兴友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的2010年8月9日借款60万系熊凯、黄兴友合伙向原告承包工程的资金的事实，同时被告熊凯自认收到原告30万元的事实。 5、被告提交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1）铜王民初第00080号字《民事判决书》、《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第三人与被告熊凯在2009年12月8日就签订了一份《合同协议书》，2011年12月19日基于另一合伙人杨引全、赵建伟未执行黄兴友与熊凯的劳务费引起了一场诉讼，所以黄兴友与熊凯存在合伙关系，在共同承包工程中，熊凯负责工程进度，黄兴友负责财务、发放工人工资等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三人对《民事判决书》、《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合同协议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审查，《民事判决书》、《合同协议书》来源于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1）铜王民初第00080号案档案卷宗材料，真实可信，结合证人姜某、邹某1的证言，可以证实2010年第三人黄兴友与被告熊凯一起在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组织生产煤炭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材料本院予采信。 6、被告提交《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复印件1份，拟证明第三人黄兴友与被告熊凯之间于2011年10月19日至2013年2月4日之间都有汇款的往来，黄兴友与熊凯是合伙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被告熊凯与第三人以前的往来早已结清，该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系被告熊凯2011年11月19日至2014年7月16日银行交易记录，加盖有银行公章，内容真实可信，载明了2011年10月19日、2013年2月4日第三人黄兴友与被告熊凯之间存在银行转账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主张第三人黄兴友与被告熊凯于2011年10月19日至2013年2月4日期间是合伙关系，缺乏其他证据材料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7、被告申请的证人姜某证言：姜某是2010年3月坐黄兴友的车子到陕西省铜川市帮黄兴友和熊凯打工挖煤炭，当时去的时候还玩了十多天才开始干活的，2010年4月姜某就回家了，黄兴友负责后勤，熊凯负责管理生产。被告申请的证人邹某2证言：2010年3月邹某2到过熊凯与黄兴友承包的陕西省铜川市的一个煤矿，熊凯和黄兴友是合伙关系，熊凯负责管理井下的生产，黄兴友负责经济上的事情，邹某2等工人在黄兴友手下领工资。经质证，原告认为不认识证人，对其作证的事实无法确认；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只证明了被告熊凯与第三人黄兴友在陕西省铜川市合伙的关系，与本案的不当得利纠纷没有关联系。经审查，证人姜某、邹某2证言与被告提交的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1）铜王民初第00080号字《民事判决书》、《合同协议书》等证据材料在内容上对应，可以证实2010年第三人黄兴友与被告熊凯一起在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组织生产煤炭的事实，对姜某、邹某2的证人证言本院予采信。 8、被告提交杨某的《证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黄兴友与熊凯认识杨和平，是由杨某介绍认识的，以及黄兴友和熊凯共同支付杨和平60万元为承包费，2011年黄兴友与熊凯退伙要求黄兴友退还3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系杨某的书面证言复印材料，当事人庭审中未提供证据材料原件，同时证人杨某也未到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对该组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信。 9、被告提交2019年9月26日杨和平、熊凯通话录音光盘1份，拟证明杨和平与黄兴友就60万元的工程款承包费，除退给熊凯30万元后余款本金30万元、利息25万元，这一事实经过杨某中间人协调达成的协议，杨和平欠黄兴友的30万元是工程承包费，25万元是30万元的损失，合计55万元，杨和平自黄兴友与熊凯解除合伙关系后支付了熊凯承包费30万元，而在本次通话协商时，杨和平也没有主张已支付给熊凯的30万元要求熊凯退还。经质证，第三人认为该证据材料与自己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证据材料中通话人系杨和平与熊凯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材料中通话人所讲内容第三人没有认可，也即第三人不同意扣减30万元，故该录音与熊凯的调查笔录以及公证文书来看，熊凯自认收到的30万元系黄兴友起诉杨和平的60万元，现黄兴友不认可，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0万元证据充分。经审查，录音光盘通话的主要内容系杨和平、熊凯陈述在杨某协调下曾经达成杨和平向第三人出具30万元本金及利息25万元的条子、之前的条子作废的协议，但最终没有履行协议；因本案第三人否认该事实，当事人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第三人与原、被告陈述的上述事实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10、被告提交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出具（2011）平民初字第72号判决书复印件1份、2009年12月26日黄兴友与熊凯与毛忠刚煤矿采煤的《合伙协议书》复印件1份、《收据》复印件两份、黄兴友身份证复印件1份、熊凯身份证复印件1份、2010年8月10日毛忠刚《承诺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熊凯与黄兴友在2009年就存在合伙承包的协议，支付的90万元的抵押金都是由黄兴友保管，并支付给毛忠刚。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当得利毫无关系。经审查，被告的上述证据来源于平鲁区人民法院出具（2011）平民初字第72号案档案卷宗材料，真实可信，可以证实2010年第三人黄兴友与被告熊凯一起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煤矿组织生产煤炭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本院予采信。 11、第三人提交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申02号裁定书复印件1份、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州检民（行）违监[2017]51190200001号通知书复印件1份、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监（他）2号函复印件1份、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检民（行）监[2017]51190000016号终结审查决定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当事人潘淑英在2017年1月13日向巴州区人民法院申请的再审，巴州区人民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潘述英的再审请求；当时原告举报巴州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后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向巴州区人民法院出具通知，巴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9日回函说明了该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适用简易程序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2017年7月24日巴州区人民检察院终结了民事监督程序。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异议；原告对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申02号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法院是以超过再审期限驳回，而民事法律关系的保护最长不超过20年，原告方对黄兴友起诉的案件救济没有超过法律保护期；原告对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州检民（行）违监[2017]51190200001号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2017年3月20日向巴州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监督申请书，监督申请书的内容阐述了黄兴友起诉原告的案件漏列了熊凯为适格主体，并且原告方已将借条中的60万元的30万元部分向熊凯予以了支付，第三人举证原告方反映审判人员违纪不属实；原告对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监（他）2号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检民（行）监（2017）51190000016号终结审查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终结审查决定书是对潘述英申请再审的（2014）巴州民初字2456号判决书的再审期限过期作出的终结审查决定，时间是2017年7月24日，而原告是2019年6月28日到井研县人民法院申请立案，要求被告履行返还义务，从时间上看，不论是被告还是第三人所提出的诉讼时效是否正确，但本案都应当保护原告的权利：2014年11月26日收到判决书，生效日期是2014年12月11日，2015年3月9日向熊凯调查询问，并在2017年1月10日对熊凯陈述事实进行公证，2017年1月13日潘述英向巴州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再审申请书，被驳回后，于2017年3月20日递交监督申请书，从原告方对2014年判决权利被救济的时间看，时间是紧凑的，本案原告主张的被告返还该款的权利没有诉讼时效的约定，从巴州区人民法院没有扣减黄兴友60万元中的已经向熊凯返还30万元的事实后，本案原告一直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第三人的证据不能达到抗辩目的。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系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当事人潘淑英向巴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巴州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巴州区人民法院、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通知书、工作函、决定书、裁定书等办案材料，本案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与原告提交的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州检民（行）违监[2017]51190200001号通知书、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巴州检控民受[2017]5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监督申请书、民事再审申请书等证据材料形成对应，能够证实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的当事人于2014年11月26日收到判决书、（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于2014年12月11日生效、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的当事人潘淑英于2017年1月13日向巴州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再审申请书、2017年3月13日巴州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潘淑英的再审申请、2017年3月20日潘淑英向巴州区人民检察递交监督申请书、2017年7月24日巴州区人民检察终结民事监督的事实，对第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熊凯与熊雨萱系父女关系，熊凯与第三人黄兴友原系朋友关系，2010年熊凯与黄兴友合伙在陕西省铜川市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省朔州市平鲁区经营煤炭生意。 2010年原告杨和平与黄兴友、熊凯在山西大同市相识；2010年8月9日，黄兴友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杨和平转账40万元、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杨和平汇款20万元，同时，杨和平向黄兴友出具《借条》1张，载明：“今借到黄兴友现金陆拾万元整（600000元）。”之后，杨和平分三次向熊凯转账30万，分别是：2011年8月21日受熊凯委托杨和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熊雨萱转账20万元，2011年11月7日杨和平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向熊凯转账5万元，2011年12月15日杨和平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向熊凯转账5万元。 2014年9月18日黄兴友以民间借贷为由，对杨和平、潘淑英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杨和平、潘淑英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4年11月14日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兴友、杨和平之间借贷关系明确，该债务系杨和平、潘淑英夫妻共同债务，2014年11月26日杨和平、潘淑英、黄兴友收到（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现未执行完毕。 2015年3月9日杨和平委托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祥对被告熊凯进行调查询问，熊凯在《调查笔录》中陈述：黄兴友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的2010年8月9日借款60万系熊凯、黄兴友合伙向杨和平承包工程的资金，熊凯已收到杨和平返还承包工程资金30万元。2017年1月10日在杨和平的要求下，熊凯在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对出具《证明》的过程进行了公证，《证明》内容包括：黄兴友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的2010年8月9日借款60万系熊凯、黄兴友合伙向杨和平承包工程的资金，熊凯已收到杨和平返还承包工程资金30万元等。2017年1月13日，潘淑英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对（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再审，2017年3月13日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川1902民申02号民事裁定书，以再审申请人提交再审已超过申请再审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7年3月20日潘淑英对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7年4月10日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监督申请，2017年7月20日，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出具巴检民（行）监[2017]51190000016号《终结审查决定书》，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限，检察机关依法不予受理为由，决定终结民事监督审查。 2019年8月30日，原告诉来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一、关于熊凯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因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行为；构成不当得利需具备一定条件，一是必须是一方受益，二是必须使他方受损，三是受益和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受益必须是无法律上的根据。本案原告杨和平于2011年8月21日、2011年11月7日、2011年12月15日向被告熊凯转款30万元，其原因系杨和平当时认为2010年8月9日第三人黄兴友《借条》中的60万借款是黄兴友、熊凯为了承包工程分别出资30万元的承包工程保证金，因承包工程未果，杨和平退还熊凯30万元承包工程保证金；本案当事人未能提供材料证明黄兴友、熊凯合伙向杨和平承包工程的事实，庭审中，黄兴友否认黄兴友、熊凯曾经合伙向杨和平承包过任何工程，同时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2010年8月9日黄兴友《借条》中的60万款项系杨和平向黄兴友借款的事实，另外熊凯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在2010年8月9日黄兴友《借条》中的60万款项中熊凯有出资3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认定熊凯获得杨和平的转款3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熊凯应当返还原告杨和平不当得利款30万元。本案熊凯占用杨和平30万元资金，杨和平存在利息损失，熊凯还应支付杨和平占用资金利息，利息可以自杨和平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30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庭审中，被告熊凯、熊雨萱，第三人黄兴友均抗辩杨和平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4年11月14日，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8月9日黄兴友《借条》中的60万款项系杨和平向黄兴友借款，判决杨和平及其妻子潘淑英共同偿还黄兴友借款本金和利息，2014年11月26日杨和平、潘淑英、黄兴友收到判决书，当事人均未上诉，2014年12月11日判决书生效，杨和平应当知道退还熊凯30万元使其权利受到损害，提起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2月12日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2015年3月9日杨和平委托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祥对被告熊凯进行调查询问，2017年1月10日在杨和平的要求下熊凯在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对出具《证明》的过程进行了公证，（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案的当事人潘淑英（原告杨和平的妻子）2017年1月13日申请再审、2017年3月20日申请民事监督，表明杨和平于2015年3月9日、2017年1月10日、2017年1月13日、2017年3月20日为追回退还熊凯的30万元持续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2019年8月30日杨和平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及第三人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杨和平主张熊凯返还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熊雨萱、黄兴友的责任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杨和平在起诉状中陈述“受熊凯的指示，原告将其中的20万元转账支付给其女儿熊雨萱”，庭审中杨和平再次承认熊雨萱代熊凯收款20万元的事实，熊凯、熊雨萱也都认可该事实，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院认定本案熊雨萱的收款行为系接受熊凯委托的代理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熊凯承担，故对杨和平要求熊雨萱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4）巴州民初字第245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实2010年8月9日黄兴友《借条》中的60万款项系杨和平向黄兴友借款，庭审中杨和平、熊凯主张该60万元中熊凯出资30万元，但杨和平、熊凯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后果；因本案没有证据材料证明2010年8月9日黄兴友《借条》中的60万款项与杨和平向熊凯转账的30万元有关联性，故杨和平要求黄兴友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熊凯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和平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30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杨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熊凯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万永康 审 判 员  曹艳斌 人民陪审员  周明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尧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