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7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777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娟，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阳，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治民，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昊辰，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春和路555号101B。 法定代表人：陈建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成，四川舟楫（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文治民、上海陵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陵江劳务）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4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十冶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2民初4402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由陵江劳务支付文治民417985元及利息，或驳回文治民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文治民、陵江劳务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敬帮伦与文治民签订合同系代表二十冶公司，系认定事实错误。1.作为理性自然人，文治民应当知晓项目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的含义，并且没有证据证明文治民签订涉案《楼梯扶手栏杆卷帘门落地窗防栏杆制作安装协议》（以下简称《安装协议》）时知道敬帮伦是代表二十冶公司，反而有证据证明在签订该合同时敬帮伦是代表陵江劳务。2.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已证明敬帮伦是陵江劳务的员工，且系陵江劳务派驻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并且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显示，自2012年至2018年9月敬帮伦的社保均是有陵江劳务缴纳，且现在其仍为陵江劳务工作。同时，（2018）川0182号民初4093号庭审笔录及该案中敬帮伦代表陵江劳务与吴敬万签订的《单项承包协议》，和（2018）川0182民初1187号案件的《单项承包协议》亦均能证明敬帮伦是陵江劳务员工，其具体职责包括对外签订合同、办理结算、履行支付义务等。因此，敬帮伦以项目部名义与文治民签订协议并办理结算的行为，是代表陵江劳务。3.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将涉案工程全部分包给陵江劳务，并已办理完毕结算且支付了款项，故二十冶公司不需要也不可能将全部工程分包出去后，又与文治民签订已经包含前述分包范围内的涉案合同。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涉案项目章的内容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又认定该项目章签订的涉案《安装协议》系二十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系自相矛盾。三、一审认定敬帮伦系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的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证明其有权代表二十冶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和办理结算。因为《聘用合同》《项目敬帮伦工资结算清单》、项目部在向成都华茂鸿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茂公司）报送现场实际主要管理人时敬帮伦被列为D区项目负责人、《工程进度款审批表》载明“肖建华（敬帮伦代）”、涉案结算单上有项目部签章明确的敬帮伦的工作职责并不包括签订合同及办理结算。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敬帮伦在结算单上签字系职务行为，对二十冶公司有法律效力，系事实认定错误。四、敬帮伦以项目部名义与文治民签订协议结算的行为不构成对二十冶的表见代理。因为文治民明知签订结算单上的D区项目部印章有“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字样，且敬帮伦也无授权文件，故文治民签订合同时主观存在重大过失，故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五、设立项目部是建筑行业的习惯，目的是方便项目管理和沟通，故在考察项目部与外部人员关系时，不能仅凭项目部的名称简单判断，而是要根据实际控制人来进行判断。本案中，涉案项目部管理人员均为陵江劳务员工，故中国二十冶D区项目部不能等同于二十冶公司。六、二十冶公司不认识文治民，也未于其有过任何经济账目往来。二十冶公司不是文治民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中，法院已查明二十冶公司是与陵江劳务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将涉案项目全部分包给陵江劳务。根据双方付款记录和结算书可证明二十冶公司已与陵江劳务就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完成了结算，并支付完毕工程款。由于敬帮伦是陵江劳务的员工和涉案项目负责人，故《安装协议》是敬帮伦代表陵江劳务签订，陵江劳务应向文治民承担支付款项义务。七、因二十冶公司已完成对陵江劳务的支付义务，故若判决二十冶公司再承担责任，则会导致二十冶公司重复支付工程款。 文治民辩称，一、关于项目章效力的问题，无论项目章是否刻制“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字样，亦或是该项目章是否是私刻伪造，都不影响涉案合同效力。1.虽然项目章载明“签订经济合同无效”，但在合同签订后，文治民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部也与其办理了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项目部系以实际履行行为对合同进行了追认。2.二十冶公司认为项目章系伪造，但未提出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提出鉴定申请。并且根据陵江劳务提交的证据可知，该项目章在项目部运作中长期对外使用，故是具备对外效力的。二十冶公司不能对同一枚印章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二、关于敬帮伦身份问题，其身份不应影响涉案合同效力，也不应影响二十冶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相对方，其在整个涉案项目运作中系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1.涉案合同载明的行为主体系二十冶公司的项目经理部，而非敬帮伦或陵江劳务。2.根据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提供的证据显示，敬帮伦在涉案工程运作中系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三、文治民在签订与履行涉案合同过程中，并不知道二十冶公司还与陵江劳务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二十冶公司仅凭借文治民身份和陵江劳务工作人员身份就推断二人具有亲属关系，并推断文治民知道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的合同内容，无事实依据。四、合同具有相对性，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与本案无关，二十冶公司不能据此拒绝支付工程款。五、文治民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加盖有二十冶公司的印章，而且有二十冶公司的名字，若二十冶公司认为项目部不属于他们的，应提供证据证明。 陵江劳务与文治民的答辩意见一致，但补充如下：敬帮伦是二十冶公司员工，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1.二十冶公司与敬帮伦签订《聘用合同》时间为2013年7月1日，而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是2013年8月14日，从两份协议前后衔接时间来看，是先有二十冶公司聘请敬帮伦作为项目负责人，后有《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故敬帮伦不是陵江劳务员工。2.通过项目部汇报业主并多次请款，已充分证实敬帮伦是二十冶公司聘请的员工。3.陵江劳务仅是为敬帮伦代买社保，其工资实际上是由二十冶公司支付。 文治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十冶公司支付工程款417985元及利息（利息以41798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4日，二十冶公司（工程承包人）与陵江劳务（劳务分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载明，“工程名称：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主体建筑、结构水电工程。分包范围：工程承包人提供的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主体建筑、结构、水、电、暖通工程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8.1工程承包人委派的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现场代表为肖建华，职务：项目负责人，职称：工程师。8.2劳务分包人委派的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为敬帮伦，职务：项目经理，职称：工程师。8.2.2劳务分包人项目经理及合法授权人签署的一切会议纪要、签证、承诺、补充协议等书面文件均视为劳务分包人意见的有效表达，劳务分包人一概予以承认并履行。27、劳务分包人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劳务作业转包或再分包给他人”。签订合同当日陵江劳务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我公司敬帮伦同志代表本公司与贵公司签署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专业（劳务）分包合同，对其签署的所有文件本公司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委托我公司敬帮伦同志作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负责本项目的具体实施，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2013年12月26日，敬帮伦以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部（甲方）名义与文治民（乙方）签订《安装协议》，约定甲方将华茂成都家纺城一期D区卷帘门、楼梯栏杆扶手、落地窗栏杆委托给乙方制作及安装，合同对承包方式范围、合同单价、工程安全管理等进行了制作安装项目及价款作了具体约定。《安装协议》还约定，安装完成后，收货款95%，余款在质保期1年后付清，甲方未按时付款的，按不超过国家规定最高利息收取。分包协议签订后，文治民依约进行了制作与安装。2014年12月23日，敬帮伦与文治民进行了现场验收，确认卷帘门、楼梯栏杆扶手、落地窗栏杆共计557985元。敬帮伦于2015年11月29日与文治民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总价557985元，扣除已付金额，尚欠文治民工程款417985元。案涉合同关系中的项目章内容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 另查明，2013年7月1日，项目经理部与敬帮伦签订《聘用合同》，约聘敬帮伦为项目常务副经理，工作内容为“代理项目经理负责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等事务”。2013年8月19日，项目部在向华茂公司报送该项目部现场的实际主要管理人员时，敬帮伦被列为D区项目负责人，该报告经华茂公司签章确认表示认可；该份报告所列D区管理人员中并无肖建华。2013年9月17日、10月10日、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3日、2014年1月4日分别上报的六份《工程进度款审批表》载明，案涉D区项目部就案涉D区申请拨付工程款及民工工资，均经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项目监理部签章，请款单位载明为“肖建华（敬帮伦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协议中的工程款应由何者承担给付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来看，《安装协议》系文治民与载明签章人为“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的主体所签订，而《工程量结算单》亦加盖该项目经理部印章，庭审中，文治民陈述签订和履行该份协议均由敬帮伦经手。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文治民签订合同时亦仅能依该印章内的问题内容作形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系区别于物权之本质特征，其并不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对于合同主体之外的第三人，不得推定合同外的第三人其知晓合同内容。鉴于本案中，并无足以采信的证据证实敬帮伦在签订合同时已清楚告知其系代表陵江劳务，亦无证据表明文治民知晓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另行形成的工程分包关系，故不应认定陵江劳务与文治民形成工程分包关系。 关于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首先要明确的是，敬帮伦究竟履行的是二十冶公司，还是陵江劳务的职务。首先，依案涉合同及结算，载明的行为主体系二十冶公司的项目经理部，而非敬帮伦个人或陵江劳务。一审法院认为，于二十冶公司实际承揽案涉工程并具备以其项目经理部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的外部表征之场合，敬帮伦于结算时是否签字并不具有否定或转移该案涉合同主体的效力。同时，在已具备该项目经理部签章的表征下，二十冶公司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证实敬帮伦参与结算的行为并非系履职行为，故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其次，从项目部与敬帮伦签订聘用合同、项目部将敬帮伦列为D区项目负责人向华茂公司报告及多次请款等事实来看，敬帮伦在本案诉争工程的履职系代表二十冶公司。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敬帮伦于本案中以项目经理部名义与文治民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的行为系代表二十冶公司履行职务。另，对于二十冶公司否认项目经理部印章真实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鉴于二十冶公司并未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且该项目经理部印章亦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多次使用，包括用于二十冶公司与华茂公司往来函件、请款等事项，故一审法院对二十冶公司否认项目经理部印章真实性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文治民进行卷帘门、楼梯栏杆、落地窗栏杆进行制作加工和安装，本案案由定为承揽合同更为适宜。文治民与二十冶公司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安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二十冶公司应当向文治民支付制作安装款417985元。关于利息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安装协议》内约定的“按不超过国家规定最高利息收取”，该约定无法明确具体的利息标准，属于约定不明，考虑二十冶公司逾期付款，给文治民造成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欠付的390085.75元利息应自2014年12月23日起算，质保金27899.25元应2015年12月23日起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对文治民要求二十冶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41798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二十冶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文治民工程款41798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其中390085.75元工程款，以390085.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2月2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质保金27899.25元，以27899.25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2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5390元，由文治民负担90元，由二十冶公司负担5300元（该款已由文治民垫付，由二十冶公司负担在支付本案款项时一并支付）。 二审中，文治民、陵江劳务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十冶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华茂D区项目的《工程结算单》及《工程初审结算书》；2.二十冶公司给陵江劳务的付款凭证、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证据1和2拟证明，首先二十冶公司已将华茂D区项目全部分包给陵江劳务，并与陵江劳务办理完毕结算和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其次二十冶公司没有与文治民建立过合同关系，陵江劳务才是文治民的合同相对方。3.彭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2民初4093号案件（吴敬万案）在2018年12月27日的法庭笔录；4.陵江劳务与吴敬万签订的《单项工程承包协议》，由敬帮伦签字和陵江劳务盖章；以及敬帮伦签字，并加盖D去项目章的结算单；5.彭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2民初1187号案件（罗运健案）在2018年4月11日的法庭笔录及判决书；6.陵江劳务与罗运健签订的《单项工程承包协议》，由敬帮伦签字和陵江劳务盖章；以及敬帮伦签字，并加盖D区项目章的结算单；7.《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调查令》及敬帮伦社保证明；8.陵江劳务对敬帮伦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证据3、4、5、6、7、8拟证明首先，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敬帮伦是陵江劳务的项目经理，且有陵江劳务对敬帮伦的授权书；结合吴敬万案、罗运健案中，敬帮伦代表陵江劳务签订合同、办理结算，足以证明在涉案项目中，敬帮伦是陵江劳务的员工，并一直代表陵江劳务对外签订协议、支付款项、办理结算等；其次，陵江劳务已向吴敬万、罗运健支付款项，证明陵江劳务已认可敬帮伦以项目部名义签署的结算单，并对项目章进行了追认。9.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3514号调查笔录，拟证明敬帮伦是涉案项目中以项目部名义实施的行为是代表陵江劳务。10.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9965号判决书；11.（2017）沪0112民初15608号判决书、（2018）沪01民终1468号判决书。证据10、11拟证明，涉案D区项目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敬帮伦是陵江劳务员工，其并未获得二十冶公司授权，对二十冶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亦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12.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47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及判决书，拟证明敬帮伦及项目部印章不构成职务行为，更不构成表见代理。敬帮伦的行为是代表陵江劳务，应由陵江劳务向文治民承担付款义务。13.（2018）川01民终620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文治国是陵江劳务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14.（2018）川01民终5203、5204、520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其中华茂公司明确该份报告是2017补签的。 文治民质证认为，1.证据1、2系二十冶公司与陵江劳务签订，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2.对证据3、4、5、6、7、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3.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且在该份证据的第95页中，敬帮伦承认的是其系代表二十冶公司，而非陵江劳务。4.证据10不是生效判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6.证据12与本案无关联性，且未生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7.证据13不能推定出文治国与文治民系亲属关系，也不能推定文治民据此知晓敬帮伦和陵江劳务的关系。8.证据14为华茂公司陈述，且未申请鉴定，故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陵江劳务质证认为，1.证据1、2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因为其不能显示涉案文治民与项目部签订的项目包含在D区范围内。2.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3.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4.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5.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6.对证据7、8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陵江劳务仅是为敬帮伦代买社保，其工资实际上是由二十冶公司支付。7.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且在该份证据的第95页中，敬帮伦承认的是其系代表二十冶公司，而非陵江劳务。8.证据10不是生效判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9.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10.证据12与本案无关联性，且未生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1.证据13不能推定出文治国与文治民系亲属关系，也不能推定文治民据此知晓敬帮伦和陵江劳务的关系。12.证据14中关于华茂公司自认报告是事后补签，其为华茂公司陈述，且未申请鉴定，故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3-6中当事人提交的合同与本案争议的合同形式要件不同，上述证据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综合评判。证据8-1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予以评判。 二审中，二十冶公司陈述不清楚其是否在案涉项目中成立了项目部，但陈述肖建华系原来的项目经理。文治民陈述其系在冠有二十冶项目部名称的办公室与敬帮伦签署的协议。另查明，陵江劳务与二十冶公司亦是本院（2018）川01民终3942号、（2018）川01民终5203号、（2018）川01民终5204号、（2018）川01民终5205号案当事人，上述案件均已作出生效判决。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二十冶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案涉项目涉及多起诉讼，涉及包括买卖法律关系、分包法律关系，但具体个案中，合同当事人持有的合同形式不尽相同，各当事人对法律关系认识也不尽一致，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认定。本案中，案涉合同及结算单虽然均只加盖了：“中国二十冶华茂成都家纺产业园一期（D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的项目印章，但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系敬帮伦与文治民签订，文治民亦已提交现场验收单和结算文书，故文治民有权主张工程款。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是否应当由二十冶公司承担向文治民支付工程款的支付责任。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根据文治民的起诉状以及诉讼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其相信与之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二十冶公司，故本案应当审查文治民在合同建立和履行过程中是否善意，《安装协议》及结算文书上加盖的项目章是否足以让其相信能够代表二十冶公司。固然《安装协议》上加盖的项目章印章有“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字样，但不能仅凭上述字样当然否定印章的效力，应当综合案件性质、印章用途、使用人等因素综合评判。二十冶公司作为总包方，与业主方华茂公司会发生文件往来，但其作为外地企业，所有案涉项目所涉文书均加盖公司印章客观上存在困难，而2013年业主方华茂公司收到总包方二十冶公司提交的报告上加盖的亦是本案所涉印章，而多份由敬帮伦签署“代肖建华”的意见的《工程进度款审批表》中载明的施工方亦是二十冶公司，证明该枚印章是二十冶公司在项目上使用的印章。且2013年业主方华茂公司收到的报告上未任命肖建华为负责人，而是任命敬帮伦为D区项目负责人。至于二十冶公司认为华茂公司曾在诉讼中陈述该文书系事后补签，但补签的事实除了华茂公司当时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鉴于2013年业主方华茂公司收到总包方二十冶公司提交的报告上加盖的是本案所涉印章，其中亦记载了敬帮伦的身份，故文治民在之后与敬帮伦签订《安装协议》时有理由相信，该枚印章系二十冶公司在该项目上的常用章，亦有理由相信敬帮伦系代表二十冶公司与之签订合同、进行结算。故敬帮伦在分包协议与结算单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文治民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都具备主观上善意无过失相信敬帮伦有代理权限的要素。虽然二十冶公司主张敬帮伦与陵江劳务存在劳动关系，敬帮伦应当代表陵江劳务，但敬帮伦的其他法律关系关系不能当然作为认定其与文治民发生法律关系时的证据。从本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来看，应当认定文治民的合同相对人是二十冶公司，亦应当由二十冶公司承担向文治民的付款责任。至于文治民施工内容是否属于二十冶公司分包给陵江劳务的内容，不影响本案的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90元，由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王果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