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72民初940号 原告：林煜翔，男，1989年5月10日出生，住台湾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皓，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恭城，男，198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智宏，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幸芷，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台州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后沙村（上马工业区开发办内）。 法定代表人：郭加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文正，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金伟，浙江磊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夏兵，浙江磊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惠，男，197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被告：魏奖，男，197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原告林煜翔与被告吴恭城、台州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朱文正、何惠、魏奖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林煜翔于2018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林煜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皓、吴恭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智宏、远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朱文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夏兵均到庭参加诉讼，魏奖、何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林煜翔一方证人黄某、林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煜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吴恭城、远洋公司、朱文正、魏奖、何惠连带赔偿其船舶修复费用损失新台币6850884元及该款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吴恭城、远洋公司、朱文正、魏奖、何惠连带赔偿因无法作业产生的利润损失新台币2320620元及该款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3.确认林煜翔对“浙岭渔运31038”渔船享有船舶优先权。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3日，原告所属“长生208号”渔船在约北纬25°13′、东经120°08′处下锚时，被“浙岭渔运31038”渔船碰撞，造成本船水面以上左舷外板及上层甲板等毁损。为此，林煜翔遭受了船舶修复费用损失、利润损失等。因各被告至今未予赔偿，林煜翔为此呈讼。 吴恭城辩称，其系为购买案涉“浙岭渔运31038”渔船而代自称为案涉船舶所有人的卖家“老黑”处理该船保险理赔事宜，并代表“老黑”与对方船东委托的律师进场商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其非该船登记所有人或实际所有人，故非本案适格被告。 远洋公司辩称，其非“浙岭渔运31038”渔船的登记所有人或经营人，不应作为被告。事发当日，“浙岭渔运31038”渔船一直停泊在连江县黄岐港内，不可能和“长生208号”渔船发生碰撞。林煜翔诉请的各项损失均缺乏客观依据，况且“浙岭渔运31038”渔船享有68250特别提款权的责任限制。按照所谓的事故发生时间起算，其起诉已超一年，且未申请扣船，故不应享有船舶优先权。 朱文正辩称，“浙岭渔运31038”渔船事发时停靠在港区内，并未与“长生208号”渔船发生碰撞。林煜翔称其船员在发生碰撞时拍摄到对方船艏涂有“浙岭渔运31038”的船名，这说明该船号可能被他人套用，是套牌船发生碰撞。“浙岭渔运31038”渔船所有权虽然登记在朱文正名下，但该船实际所有人是魏奖，其因无法在浙江取得渔船捕捞许可证，故于2013年将该渔船挂靠在朱文正名下。该渔船此前一直由魏奖经营、管理，朱文正未实际参与经营，渔船的收益也均归魏奖，渔船的保险也由魏奖办理。若案涉碰撞事故属实，朱文正也非责任人。 魏奖、何惠均未作答辩。 林煜翔、吴恭城、远洋公司及朱文正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魏奖、何惠则未提交任何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鉴于林煜翔提交的企业公示信息、渔业互保凭证（远洋公司、朱文正亦均提交了该份证据）、照片、人口信息查询结果（魏奖）、维修费用收据等均系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且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林煜翔提交的勘察询问笔录（远洋公司亦提交了该份证据）系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吴恭城称其在笔录中所做的陈述均系转述案外人“老黑”所言，但对该笔录由其出具的事实并无异议。鉴于该笔录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林煜翔提交的《公证报告》及证人黄某、林某证言，《公证报告》已依法履行相关的公证证明手续，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公证报告》所载碰撞事故发生经过的内容与证人证言存在冲突，本院对该报告中冲突部分的记载不予采信。《公证报告》所载“长生208号”渔船“营业损失”部分内容缺乏相应证据支撑，且未载明船员工资等重要成本支出，故本院将结合证人证言对该部分予以综合认定。林煜翔提交的案件记录、船舶碰撞事故调查表系单方陈述，本院将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林煜翔提交的电子海图截图虽无原件可供核对，但其能与《公证报告》附件中的雷达航迹图互相印证，且该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林煜翔提交的佑启新公证有限公司营利事业登记证、海事保险公证人执业证书、水汛华海事保险公证人执业证书等证据与通过互联网打开佑启新公证有限公司网站显示内容一致，其也能与《公证报告》、当庭打开的台湾地区台北公证人协会网站显示内容互相印证，且上述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吴恭城提交的《渔业船舶注销登记证书》、《证明》系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且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远洋公司提交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注销证明、互保业务批改单（朱文正亦提交了该份证据）、人口信息查询结果（何惠）、渔船北斗系统电子数据、渔船轨迹定位图等证据均系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且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远洋公司提交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魏奖身份证复印件、渔船轨迹定位图虽无原件可供核对，但上述证据能与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渔船北斗系统电子数据、魏奖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等证据互相印证，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朱文正提交的《不予立案决定告知书》、《挂靠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10日）、“浙岭渔运31038”渔船定位信息等证据或系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或系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且上述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具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就另一份挂靠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朱文正在庭审时确认其仅系协助远洋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为该船办理更名登记手续而签署，其当时并无与魏奖续行挂靠的真实意思，远洋公司对此亦予确认。鉴于此，并考虑到魏奖本人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且该份证据又系无原件可供核对的复印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根据以上对证据的分析与认证意见，结合本案庭审笔录，本院查明：“浙岭渔运31038”（原船名为“浙台渔运31538”）渔船登记的所有人为朱文正，该船系钢质收鲜船，船籍港台州，总吨239，净吨78，船长36.4米，型宽6.8米，主机总功率400千瓦，2009年9月建造完工。“长生208号”渔船系林煜翔所属玻璃纤维强化塑胶材质的单拖网船，船籍港基隆，总吨227，净吨68，船长29.28米，型宽6.53米，主机总功率1052千瓦，2010年8月建造完工。 2013年8月10日，魏奖与朱文正签订了一份《挂靠协议》，约定：魏奖投资购建的“浙台渔运31538”渔船，因非台州籍人员不能为持证人，故需挂靠在朱文正名下；朱文正是该渔船持证人，但实际拥有该渔船全部股份并从事渔业生产经营的是魏奖；魏奖对该船在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和债权债务负责，与朱文正无关。 2016年10月11日，魏奖作为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会员，为“浙台渔运31538”渔船投保了渔业船舶互助保险，并取得了相应渔船互保凭证。该凭证载明：保险期间自2016年10月13日0000时至2017年10月12日2400时，所属单位为远洋公司。 2016年12月5日，魏奖向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申请进行互保业务批改，后者出具了一份互保业务批改单，载明：经会员申请，本会同意，自2016年12月6日0000时起至2017年10月12日2400时止，前述渔船互保凭证中的渔船经营人由魏奖批改为何惠。 2017年9月23日0034时至0515时，“长生208号”渔船在位于东经约120°06′、北纬约25°10′的台湾海峡海面上处于锚泊状态。0518时至0551时，该渔船进入短暂航行状态。0554时至0750时，该渔船再次锚泊于东经约120°08′、北纬约25°13′的海面上。0754时至0829时，该渔船经历两次短暂停泊后，于0832时进入航行状态。1732时，该渔船在抵达台湾地区野柳港后进行了安全检查。 2017年11月27日，台湾地区佑启新公证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编号为GI7HS170915的《公证报告》，该报告载明：其系接受中华海事律师事务所委托，于2017年9月25日及27日在台湾地区野柳港勘验“长生208号”渔船。其中，该报告“事故经过”部分系根据前述海事报告及船长口述而作成，载明：2017年9月17日0844时，“长生208号”渔船自台湾地区新北市野柳港出海，前往台湾海峡北部海面作业；出海时，本船共计10名船员在船，即船长、大副二人，中国大陆船员5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3名；本船抵作业海域后，以船上集鱼灯进行捕鱿鱼作业，作业期间大致为每天1830时起至次日0500时止，白天下锚休息；作业区水深达50多米，故下锚时放出锚绳达160米左右，锚重450公斤左右。该报告“船舶损害勘验”之“损害复原”部分载明：公估人员于2017年9月25日在野柳港登“长生208号”渔船，会同该船船员进行点检，查得因案涉碰撞事故造成了该船左舷约破6.7米×2.8米，并同时造成左舷栏杆、拖网木柱、舷墙、作业灯桅及雷达桅、驾驶台屋顶烟囱罩、左舷主甲板、前桅杆等损害；庆和电机行等四家厂商为该渔船修理提供物料与服务，并出具相应估价单，共计金额为新台币6850884元；上述四家厂商出具的估价单最晚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6日。该报告“船舶损害勘验”之“营业损失”部分载明：根据船舶所有人提供自2017年6月10日至8月22日期间的渔售收据，6月份金额为新台币4168356元，7月份金额为新台币2972492元，8月份金额为新台币1484065元，合计新台币8624913元。根据进出港记录，该渔船上述三月内在港时间合计约21.8天，故作业时间为92天-21.8天=70.2天。作业期间每天成本为柴油费用新台币18855元和伙食、纸盒及杂项支出为新台币2632元，合计新台币21487元，故作业期间总成本为新台币1508387元。因此，该渔船每日净收入为（新台币8624913元-新台币1508387元）÷92天=新台币77354元，维修期间净收入损失为77354×30天=2320620元。综上，该渔船因碰撞事故遭受维修费用损失新台币6850884元和无作业损失新台币2320620元，合计9171504元。该《公证报告》附件《海事报告》载明：2017年9月26日，“长生208号”渔船船长林某向台湾地区航港局北部航务中心呈送了《海事报告》，其上载明，本船于2017年9月23日0530时在东经约120°08′、北纬约25°13′处下锚，当时海面东北风5级，浪高1米，能见度良好；本船下锚时船艏向东北大约45°，船长在当班了望，在9月23日约0730时，发现有渔船从本船左舷开来，船长当时开扩音器警示该渔船转向，该渔船不理，在0746时从左舷撞到本船；本船水面上左舷及甲板和上层甲板全毁。当时，“浙岭渔运31038”渔船船艏高，钩住本船上面的电缆线、钢索；船长有叫对方把电缆线、钢索扒开，对方不理，一直倒车把本船上面150盏灯具、天线等全拉倒后，往西大约27°方向开走；10分钟后又转向东行90°，船艏往本船冲来，本船当时正在起锚，为防止二次碰撞，就断掉锚绳，开启主机，全速往台湾地区方向航行。该《海事报告》还载明，该船船长、当值驾驶员林某，轮机长黄某，事发时天气晴朗，东北风5级，能见度良好。前述《公证报告》附件“船员名单”载明，该渔船在船船员还有五名中国大陆船员和三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 2018年1月5日，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台州服务中心向会员何惠出具一份《不予立案决定告知书》，载明：我会查询“浙岭渔运31038”渔船北斗轨迹后，确认该船在事发时间未航行至事发海域，本会审核认为该船与“长生208号”渔船未发生该起水上交通事故，故决定不予立案。此外，吴恭城以“浙岭渔运31038”渔船股东身份曾就案涉碰撞事故接受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工作人员询问，并形成了一份《赔案查勘询问笔录》，其上载明：“……问：你船概况？答：‘浙台渔运31538’渔船于2017年10月份更换船号‘浙岭渔运31038’渔船……于2016年9月份从台州购买，于2017年12月份卖出。问：出险时间？答：2017年9月23日上午7时40分许。问：出险海域？答：北纬25度13.670分、东经120度08.716分。问：出险经过？答：……我船自连江县黄岐港出港，准备前往北纬25度25分、东经120度10分海域收鲜，途径该海域时不慎碰撞锚泊在该海域的台籍“长生208号”渔船……问：出险后为何没有及时报案？答：因我船受损不严重，也不清楚对方受损情况，浙江省海洋渔业厅等机关于2017年12月11日找到我方，要求我方赔偿，于是我方找渔业互保协会理赔。问：保险为何没有续保？答：因我船出售，在保险到期后不再续保。问：报案情况？答：报案为我本人报案，因报案离事故发生时间较长，我记错时间，于是报案时说事故时间为2017年9月28日……” 另查明：（1）在事故发生时，“浙岭渔运31038”渔船北斗卫星定位信号显示该渔船停泊于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港区内。（2）“长生208号”渔船《船舶检查记录》载明：该渔船于2017年5月16日经定期检验，船长林某，检查内容为“试车检查认可，该船经5月11日在协同上架检查船体尾轴间隙，认可”，最终结果为“认可”。（3）黄某在庭审作证时称，其在2017年9月23日碰撞发生时在“长生208号”渔船担任轮机一职，该船在下锚休息时发生了碰撞，其从机舱出来后看到对方是一艘铁壳船；当时，我方有船员拍摄了对方船舶的照片，事后该船员传送至其手机，也就是林煜翔提交的证据照片；事后，船东委托其处理修船，在谈妥价格后，船东正式委托几个厂家进行修理，并在修理完成后支付了尾款，对方出具了相应收据，也就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修理费收据；该船今年营运期间大约是3月至10月，共七个月，一次出航大约20多天，燃油费用约新台币130万元，润滑油约新台币3万元至5万元，其本人工资是每月新台币9.2万元，此外今年还有两次抽成约新台币3万元至4万元。林某在庭审作证时称，“长生208号”渔船在2017年9月23日碰撞发生时锚泊于台湾海峡中间靠近中国大陆一侧的海域，有悬挂锚球警戒，但记不清是否开启警戒雷达；其担任船长一职，当日正在船长室值班；当日早上七点多，其发现对方船舶在约四百至五百米的距离朝该船快速驶来，其有让船员起锚，但已来不及，碰撞只能发生；事后，我方船员有拍摄对方船舶的照片，也就是林煜翔提交的证据照片；其本人2017年6月至8月期间的工资总额约新台币160-170万元，中国大陆船员每月工资约新台币3.7万元至4万元，印尼籍船员每月工资约新台币2.7万元，每月燃油费用约新台币70万元，每月杂项开支约新台币2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林煜翔为台湾地区自然人，碰撞事故发生于台湾海峡，故本案为具有涉台因素的侵权责任纠纷。五被告的住所地均位于本院辖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案涉碰撞事故发生于台湾海峡靠近中国大陆一侧的海域，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院确定以中国大陆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案涉碰撞是否发生及相应损失金额；二、“浙岭渔运31038”渔船的碰撞事故责任人认定；三、双方的碰撞责任比例、船舶优先权是否成立以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应否适用。 一、案涉碰撞是否发生及相应损失金额 为证明“浙岭渔运31038”渔船与“长生208号”渔船发生碰撞的事实，林煜翔提交了《海事报告》《公证报告》、事故现场照片和当值船员证言等证据。上述证据已能初步证明“浙岭渔运31038”渔船与“长生208号”渔船在台湾海峡中间海域发生碰撞的事实。并且，吴恭城、何惠在事发后还就上述碰撞事故向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提出理赔申请，这亦能印证碰撞事故的真实发生。吴恭城、远洋公司及朱文正均以“浙岭渔运31038”渔船卫星定位信号显示其在事发时未曾离开港区为由，否认上述碰撞事故的发生。但“浙岭渔运31038”渔船的卫星定位设备并非不能拆卸，且本案事故发生于台湾海峡中间海域，不能排除该渔船为规避穿越海峡所致行政处罚而拆卸设备的可能。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林煜翔提供的证据已经基本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浙岭渔运31038”渔船与“长生208号”渔船发生碰撞的事实。在碰撞发生后，林煜翔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以下简称《碰撞规定》）的相关规定，请求赔偿其因碰撞事故而产生的合理的船舶修理费、渔汛损失等损失。根据林煜翔提出的索赔项目，本院逐项分析认定如下： （一）修理费 林煜翔称因碰撞产生修理费新台币6850884元，并提交船舶修理估价单、收款收据等证据为据。上述证据显示，庆和电机行等四家厂商为该渔船碰撞部位左舷及附近设施的修理提供物料与服务，船东为此支出新台币6850884元。三被告虽然不认可上述修理费金额，但并未提出任何反驳证据，亦未就此申请重新鉴定评估，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上述修理费的发生予以确认。 （二）渔汛损失 林煜翔主张的“长生208号”渔船无作业损失新台币2320620元，其性质应为渔汛损失。林煜翔提交的估价单中出具时间最晚的为2017年10月26日，该时间距离事发当日已逾一月，考虑到该渔船遭受碰撞损失的程度较为严重，本院酌情对林煜翔按30日确定修理期的主张予以支持（即该轮于2017年10月23日结束修理）。根据《碰撞规定》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渔船渔汛损失，以该渔船前3年的同期渔汛平均净收益计算，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虽然林煜翔并未提交前述平均净收益计算的证据，但其提交了该渔船事发前三个月的渔售收入证据，并主张依此衡量渔汛损失。鉴于该船在碰撞当时尚处于渔汛期，其修理期间的渔汛损失客观存在，而依照该渔船前三个月（即2017年6月、7月和8月）的渔售收入作为衡量基准亦具备一定合理性，本院酌情予以采纳。渔汛期日净收益=（产值-生产成本）÷作业天数。《公证报告》有关产值新台币8624913元、作业天数70.2天的计算具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本院予以采纳。但该报告对于生产成本的统计缺乏相应证据支持，且存在明显疏漏，本院分项审定如下：（1）燃油消耗。该报告载明前述三个月的燃油费用为每天新台币18855元，合计新台币18855元×70.2天=1323621元。但该报告并未载明计算依据及相应证据。而该渔船轮机长黄某作证时称，该渔船每月平均燃油费用约新台币130万元。该渔船船长作证时则称，每月平均燃油费用约新台币70万元。考虑到黄某的职务为轮机长，其对于该渔船燃油消耗更为熟悉，确认的燃油费用亦相对最高，相关证言具有较强合理性和更强可信性，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本院酌情认定该渔船三个月燃油消耗为新台币390万元。（2）该报告未载明润滑油的消耗情况。按照黄某的证言，该渔船每月润滑油费用为新台币约3万元至5万元。考虑到渔船作业必然产生润滑油消耗，该证言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并酌情认定每月润滑油费用为新台币4万元，三个月合计新台币12万元。（3）船员工资及物料等杂项。该报告未载明船员工资的支出情况。黄某作证时确认，其本人工资是每月新台币9.2万元，三个月合计新台币27.6万元，且因渔售情况不佳，其今年只有两次抽成约新台币3万元至4万元。林某作证时确认，其本人前述三个月工资总额约新台币160万元至170万元，中国大陆船员（共五人）每月工资约新台币3.7万元至4万元，印尼籍船员（共三人）每月工资约新台币2.7万元，每月杂项开支约新台币20万元。考虑到当前渔船船员工资的实际情况，上述证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并酌情认定三个月的船员工资及杂项开支为30万元（黄某工资、抽成总额）+165万元（林某工资总额）+3.85万元×5人×3个月+2.7万元×3人×3个月+20万元×3个月=337.05万元。上述三项成本合计新台币739.05万元。基于此，“长生208号”渔船在2017年6月至8月渔汛期内的日净收益为（8624913-7390500）÷70.2天=17584.23元。因此，修理期间的渔汛损失为新台币17584.23元×30天=527526.9元。 综上，林煜翔因碰撞所致的渔船修理费、渔汛损失等损失合计新台币7378410.9元。 二、“浙岭渔运31038”渔船的碰撞事故责任人认定 “浙岭渔运31038”渔船的登记所有人为朱文正，但根据其提交的《挂靠协议》可知，其系于2013年8月10日接受魏奖的挂靠委托而登记为所有人。并且，魏奖作为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会员于2016年10月11日为该渔船投保了渔业船舶互助保险。由此可见，该渔船当时的实际所有人为魏奖。但从《赔案查勘询问笔录》、渔业互保凭证批改单、《不予立案决定告知书》等证据可知，该渔船的所有、经营关系在案涉事故发生时已经变动。吴恭城在上述询问笔录中以船舶股东身份自认，其系于2016年9月份购买该渔船。同时，该渔船互保凭证中的渔船经营人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魏奖批改为何惠。并且，在案涉碰撞事故发生后，吴恭城、何惠还就此向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申请理赔。由上述事实可以推知，在案涉碰撞事故发生时，该渔船的实际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系吴恭城、何惠，而非魏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吴恭城、何惠应就案涉碰撞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在案涉事故发生时，朱文正仅系该渔船所有权登记的挂靠受托人，远洋公司则仅在该渔船投保渔业互助保险时被列为所属公司，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两者系该渔船实际所有人或经营人，故不应就碰撞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院认定，吴恭城、何惠系案涉碰撞事故的责任人。 三、双方的碰撞责任比例、船舶优先权是否成立以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应否适用 “长生208号”渔船在事发时处于锚泊状态，根据证人证言，该渔船在锚泊时虽已按照《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显示锚球，且事发当时能见度良好，但该渔船值班人员疏忽了望，未采取必要的戒备措施，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导致其在发现“浙岭渔运31038”渔船时已无法为避碰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浙岭渔运31038”渔船作为航行中的船舶，其值班人员也疏于了望，且未能以安全航速谨慎驾驶船舶，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导致其未能采取适当而有效的避碰行动。考虑到“长生208号”渔船是锚泊船，“浙岭渔运31038”渔船是在航船，在双方均疏忽了望的情况下，后者还存在未能谨慎驾驶船舶的过错，故后者对碰撞事故发生的过错大于前者。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浙岭渔运31038”渔船承担70%过错责任，“长生208号”渔船承担30%过错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吴恭城、何惠应赔偿林煜翔新台币7378410.9元×70%=5164887.63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长生208号”轮于2017年10月23日结束修理，利息应自次日起算。考虑到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利息应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关于船舶优先权是否成立问题，林煜翔就前述债权所享有的船舶优先权产生于碰撞发生之日（即2017年9月23日），因林煜翔没有举证证明其在优先权产生之日起一年内通过法院扣押船舶行使优先权，且其于2018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也已超过一年，故其要求确认对“浙岭渔运31038”渔船享有船舶优先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应否适用问题，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属于当事人的抗辩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赋予海损事故责任人的一项特殊权利。责任人在海事诉讼中提出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应当由当事人自行主张。虽然远洋公司就此提出抗辩，但该公司并非案涉碰撞事故的责任人，且其所作抗辩的效力也不及于其他被告，不能视同其他被告亦提出了该项抗辩。鉴于作为案涉碰撞事故责任人的吴恭城、何惠未提出此项抗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其赔偿责任依法不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 综上所述，吴恭城、何惠依法应向林煜翔赔偿因船舶碰撞造成的损失合计新台币5164887.63元及相应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恭城、何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林煜翔连带赔偿船舶碰撞损失合计新台币5164887.63元及相应利息（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林煜翔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34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8345元，由原告林煜翔负担人民币12383元，被告吴恭城、何惠共同负担人民币15962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林煜翔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吴恭城、台州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朱文正、魏奖、何惠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福军 审 判 员  俞建林 人民陪审员  颜达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李越 代书 记员  吴丽红 附：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一、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过失程度相当或者过失程度的比例无法判定的，平均负赔偿责任。 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造成的船舶以及船上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损失，依照前款规定的比例负赔偿责任。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的赔偿责任均不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 互有过失的船舶，对造成的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负连带赔偿责任。一船连带支付的赔偿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的，有权向其他有过失的船舶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 一、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 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使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