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3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勇，男，198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和，福建重宇合众（莆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亚彪，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美琴，女，196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力、胡龙，福建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天霖，男，198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蔡勇、蔡亚彪、沈美琴因与被上诉人朱天霖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2民初5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变更为蔡勇、蔡亚彪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赔偿给蔡勇336604.7元。事实与理由：一、赔偿金认定不当的问题。依据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蔡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认定其构成伤残三级的，所以精神抚慰金为70000元；伤残赔偿金应按16335元/年×81％×20年=19249.89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解释第20条的规定，误工时间根据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证明确定，九五医院证明出院后应休息7个月（每月一份证明），加上住院121天，所以误工费应为159.09元/天×（121+210）天=52658.79元，上诉四项金额总和比原判决相应的各项金额（50000元、199287元、14318.1元、28636.2元）的总和多出114294.38元。原判决认定蔡勇各项损失共计558915.02元，变更为各项损失673209.4元。二、对损失的承担赔偿比例不当的问题。本案是蔡亚彪、沈美琴以每小时200元雇佣蔡勇挖掘墓地的，双方并没有承揽合同的书面或口头约定，什么规格、如何挖掘以及对安全事故的责任等均没有约定，作为雇主的蔡亚彪在挖掘过程中以自己的意愿在场指挥，所以应是雇佣关系。雇主应当承担很大的责任，至少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所以上述673209.4元，蔡亚彪、沈美琴至少应承担赔偿336604.7元。 针对蔡勇的上诉，蔡亚彪、沈美琴辩称，1、原审认定赔偿的项目及金额不存在不当的问题，其诉求的伤残赔偿金应当按照三级，但是依据重新鉴定结论认定，最严重的是五级，其所谓的三级是鉴定机构在认定护理期的时候按照工伤认定的标准，并非按照人身损害的标准认定。且其认定的目的是丧失劳动能力来认定护理期所做的。其他的两项原审认定正确；2、原审认定的赔偿比例存在偏颇，只是存在选任不当的责任，按照本地司法实践不超过5%。原审认定我方承担40%的责任是因为我方私自挖坟，我方认为私自挖掘与本案过错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审依据这一点加重赔偿比例严重存在错误。 朱天霖称，没有答辩意见发表。 蔡亚彪、沈美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蔡勇对蔡亚彪、沈美琴的原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蔡勇、朱天霖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蔡亚彪、沈美琴与蔡勇系承揽合同关系，故在蔡勇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后该承揽关系即消失，蔡亚彪、沈美琴与蔡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蔡亚彪、沈美琴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故蔡亚彪、沈美琴非本案适格的主体，且蔡亚彪更是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更不应该成为本案的主体。1、蔡勇是与沈美琴建立承揽合同关系，由沈美琴将位于“猫山”的一块土地发包给蔡勇平整，由蔡勇雇佣朱天霖于2017年11月18日现场操作挖掘机平整山地直至完工。因此，蔡勇是与沈美琴之间建立承揽合同关系，与蔡亚彪无关。2、从原审证人蔡某1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也是沈美琴通过其姐夫蔡某1、再通过蔡某1舅舅的孙子蔡伟介绍认识蔡勇。因此，在整个与蔡勇发生的法律关系中，均与蔡亚彪无关。3、事故发生时，该施工已经结束，且挖掘机也已经离开了现场，故该劳动成果已交付，承揽关系消灭。蔡勇在朱天霖驾驶挖掘机离开现场后，私自操作挖掘机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该事故与蔡亚彪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蔡亚彪非本案适格主体，更不用对蔡勇负任何赔偿关系。综上，该承揽关系交付因成果而消灭，蔡亚彪与蔡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蔡亚彪、沈美琴非本案适格的主体，且蔡亚彪更是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二、原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时，蔡勇仍在履行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严重违反生活常理。实际上，事故发生时承揽合同已履行完毕，承揽关系也已消灭，故蔡勇的行为与蔡亚彪、沈美琴无关，蔡亚彪、沈美琴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事故发生地点并不在沈美琴的风水地上，事发时间也是现场施工结束之后，且是在朱天霖将挖掘机驶离施工地后发生的。根据沈美琴与蔡勇达成的承包合同终止期限是截止至挖掘风水地作业完工为止。事发当天下午五点左右，朱天霖已经操作挖掘机完成了工作，并且是朱天霖驾驶事故挖掘机离开了施工现场。故该承揽关系因交付成果而消失。此后，蔡勇驾驶平板车上山运输挖掘机，在蔡勇与朱天霖交接挖掘机的过程中，蔡勇自行操作挖掘机导致发生了本案事故。因此，在承揽关系消灭后发生的本案事故是与蔡亚彪、沈美琴没有任何关系的。2、另外，根据蔡勇提供的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及相关医疗费发票可知，蔡勇自入院时就称是自己摔伤，并且此后在多家医院治疗都进行了相关医保报销，那么也可知蔡勇受伤与蔡亚彪、沈美琴是没有法律关系的。由此可见，事故发生地并不在沈美琴风水地，事故时也已经完成了工作，双方之间承揽合同关系已经消灭，那么蔡勇受伤与蔡亚彪、沈美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故蔡亚彪、沈美琴不承担赔偿责任。三、蔡勇未取得挖掘机资质，明知自己没有操作资质而强行上车驾驶挖掘机导致翻车致伤，故意严重违反行业操作规则，也应对自己的受伤结果承担全部责任，且朱天霖对其驾驶行为的放任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1、本案中挖掘机是蔡勇自己的，施工现场负责操作的是蔡勇雇佣的朱天霖，事发时已经由朱天霖完成施工并且也是朱天霖驾驶挖掘机离开了施工现场。蔡勇与沈美琴约定上山的费用由沈美琴承担、下山的费用由蔡勇承担，实际事故发生在挖掘机驾离施工现场下山的途中，驾驶平板车的蔡勇与朱天霖交接挖掘机之后。蔡勇明知自己没有挖掘机操作资质，擅自去操作挖掘机，导致发生本案事故。故作为专业人员，蔡勇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违反行业操作规则，且对违反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明知，应该对自己的伤害承担全部责任。2、关于当天现场实际操作人员朱天霖的责任问题，蔡亚彪、沈美琴已经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朱天霖作为原审第三人。朱天霖作为当天的实际操作施工人员，在施工完成驶离现场后，其允许蔡勇去操作驾驶挖掘机，对可能造成的后果其也是明知的，故对于本次事故朱天霖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基于补偿原则及莆田本地的司法判例，上诉人的责任亦不超过10％，且应仅由沈美琴承担。1、蔡勇系承包方，与之相对应的工程发包人是沈美琴，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合同履行产生的法律问题应当由沈美琴负责处理，与蔡亚彪无关。2、沈美琴和蔡勇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因交付成果而消灭，且蔡勇作为专业人员，严重违反机器的操作规则，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负责。基于沈美琴存在一定的选任不当的责任，若贵院最终认定沈美琴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则基于补偿原则，沈美琴的责任也不超过10％，且该部分责任由沈美琴承担，与蔡亚彪无关。综上，蔡勇诉求蔡亚彪、沈美琴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查清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蔡亚彪、沈美琴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驳回蔡勇原审对蔡亚彪、沈美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蔡亚彪、沈美琴的上诉，蔡勇辩称，1、本案不是承揽合同，是雇佣关系，雇佣每小时200元，是典型的雇佣，与承揽不同。在操作过程中蔡亚彪自始至终在现场指挥，按照其指挥进行操作，故不符合承揽合同的定义。在附录中关于承揽合同的定义没有列入进去，说明是雇佣关系；一审中查明蔡亚彪指引蔡勇过去现场，且一直在现场指挥。2、对方一直认为蔡亚彪没有开挖掘机的资质，资质是谋生的手段，有资质需要有法律规定，有主管单位，但是对方一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开挖掘机需要什么资质。3、雇佣关系的形成是沈美琴、蔡亚彪让蔡勇去开，一小时200元，一审已经查明整个工作范围，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完工。综上，沈美琴、蔡亚彪的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对方的上诉。 针对蔡亚彪、沈美琴的上诉，朱天霖称没有答辩意见发表。 蔡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亚彪、沈美琴立即赔偿给蔡勇因提供劳务受害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14069.6元。案件审理过程中蔡勇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蔡亚彪、沈美琴立即赔偿给蔡勇因提供劳务受害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98610.7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亚彪、沈美琴将其选中的坟地（坐落在块山地），交由蔡勇进行挖掘施工，双方约定施工价格为每小时200元。2017年11月18日，蔡勇雇佣朱天霖驾驶挖掘机进行现场施工。之后，蔡勇替换朱天霖驾驶挖掘机，因挖掘机发生侧翻致蔡勇受伤。同日，蔡勇被送往莆田人民医院初步治疗后立即转院至九五医院住院治疗33天，并于2017年12月2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腰1椎椎体爆裂性骨折伴不全瘫；2.Ｔ11棘突及Ｔ12附件骨折；3.肋骨多发骨折（右侧9－11肋，左侧7－9肋）伴肺挫伤；4.全身多处皮肤软组强挫裂伤；5.急性尿潴留。出院医嘱为：1.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叁个月，渐行肢体功能锻炼，可在支具外固定辅助下练习站立等，骨折愈合前避免负重及过度活动，避免腰扭伤，预防长期卧床并发症护理：深静脉血栓形成、××、褥疮、泌尿系感染等；2.定期复查拍片（1个月、3个月……），待骨折愈合后可考虑取出固定物；3.继续营养神经、针灸理疗等康复治疗；4.膀胱造瘘管定期换药，预防造瘘管脱落，每个月更换造瘘管1次，门诊随访。出院当天，蔡勇转入莆田人民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治疗，住院9天，并于2017年12月30日出院，出院诊断：1.腰1爆裂性并脊髓不全损伤术后；2.双下肢不全性瘫痪；3.膀胱造瘘术后。出院医嘱为：1.建议继续康复理疗；2.逐渐患肢功能锻炼；3.必要时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4.门诊随访。2018年1月9日，蔡勇再次入住莆田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住院7天，于2018年1月16日出院。上述住院天数共计49天，支出门诊费、医疗费共计72095.3元，其中自费支付40256.3元。2018年10月6日和2018年12月19日，蔡勇在城厢区华亭卫生院进行了两次康复治疗，住院共计72天，分别支出医疗费55636.5元和9711.9元，共计65348.4元，其中自费支付分别为5783.38元和353元，共计6136.38元。2019年1月29日，蔡勇在莆田人民医院花费门诊医疗费157.98元。2018年5月21日，蔡勇委托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进行对自己的伤情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同年5月28日，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闽中司鉴〔2018〕临鉴字第628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鉴定意见的主要内容为，蔡勇的伤残程度分别为五级、九级、十级，综合评定误工期为180天，护理期90天，蔡勇的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续治疗费预估为15000元。蔡勇为此支出鉴定费2600元。另查明，蔡勇育有一子一女，女儿蔡敬仪出生于2014年9月15日，儿子蔡骏铠出生于2016年1月20日。本案诉讼过程中，蔡亚彪、沈美琴向本院申请对蔡勇伤残等级、后续手术费、误工期、护理期及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等进行重新鉴定，本院依法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2月26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2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蔡勇外伤致椎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致脊髓损伤，现遗留双足全肌瘫、肌力Ⅰ级，构成五级伤残；外伤致双侧肋骨多发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蔡勇本次损伤后，其误工期为180天，护理期为90天，蔡勇内因定器材取出术医疗费用约需人民币7000－10000（柒仟至壹万）元。蔡亚彪、沈美琴为此支付鉴定费5080元。 一审法院认为，蔡亚彪、沈美琴将坟地挖掘工程发包给蔡勇施工，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蔡亚彪、沈美琴私自挖掘坟地，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在施工人员的选任上亦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蔡勇作为承揽人，在自身未持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接受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业务并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对于客观存在的安全隐患也未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致自身受损害，应自行承担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依据承揽合同的性质及各方的过错程度酌定蔡亚彪、沈美琴承担40%的赔偿责任，蔡勇自行承担60%的责任。对蔡勇主张的经济损失，原审法院核定如下：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蔡勇因本次事故支出医疗费137601.68元，其中自费40256.3+6294.36=46550.66元，有九五医院的收费票据、费用清单，莆田市人民医院的收费票据、费用汇总清单及华亭卫生院费用汇总清单、收费票据等为据，故蔡勇主张支付医疗费46550.66元，予以认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根据医院的医嘱建议、伤残等级及误工期的鉴定意见，蔡勇因伤致残确会持续误工，综合考虑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确认蔡勇的误工期为180天、护理期为90天，故蔡勇的误工费为159.09元/天×180天=28636.2元，护理费为159.09元/天×90天=14318.1元，营养费为13760.17元；根据蔡勇入院及出院记录，其住院共计121日，故蔡勇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元/天×121天=3630元，交通费20元/天×121天=2420元；根据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的记载，“蔡勇外伤致椎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致脊髓损伤，遗留双足全肌瘫、肌力Ⅰ级”，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构成五级伤残；依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之规定，则构成三级伤残，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该两处伤残等级结论系同一伤情依据不同规定所得出，故不应重复计算。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最系着鉴定意见亦是综合确定蔡勇伤残程度为五级伤残、十级伤残，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该鉴定意见合理，予以采纳。故蔡勇主张的伤残赔偿金为16335元×20年×0.61=199287元；蔡勇支出鉴定费2600元有发票证实，予以确认。根据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蔡勇内因定器材取出术医疗费用约需人民币7000－10000（柒仟至壹万）元”，原审法院酌定蔡勇因取出术需花费9000元；蔡勇抚养一子一女，分别出生于2014年9月15日、2016年1月20日，现蔡勇因本案事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蔡勇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6659.99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其主张精神抚慰赔偿金亦于法有据，但数额过高，综合考虑其伤残等级，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蔡勇在荔城区康强康复器械经营部及淘宝上购买康复器材，结合其受伤情况及受伤时间，该器材系用于其因本案事故受伤后的康复治疗，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审法院认定蔡勇因本案事故支出残疾辅助器具费2052.9元。上述各项损失共计558915.02元。据此，蔡亚彪、沈美琴应向蔡勇赔偿558915.02×40%≈223566元，蔡勇请求的赔偿数额中不合理和缺乏依据的部分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的其他主张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蔡亚彪、沈美琴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蔡勇因人身受损害所致的各项经济223566元；二、驳回蔡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93元，减半收取为1796.5元，由蔡勇负担1222.5元，由蔡亚彪、沈美琴负担574元；本案诉讼中的鉴定费5080元，由蔡亚彪、沈美琴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蔡勇提供三张打印的照片，欲证明原本可以平路开挖掘机过去，但因为怕林业局查，所以蔡亚彪、沈美琴要求去绕山路，现场还没有完工，蔡亚彪、沈美琴存在过错，应当要承担责任。蔡亚彪、沈美琴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从该组证据可以证实坟地已经完工，事故发生在下山过程中，与我方无关。朱天霖质证认为，对照片没有异议。因各方当事人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审查上述照片内容认为，照片内容证实事故现场处在倾斜、凹凸不平的山坡上。 经审理查明，蔡勇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原审遗漏认定九五医院连续开了七张建议休息一个月的疾病证明书，误工时间应认定为七个月。蔡亚彪、沈美琴对原审认定蔡亚彪、沈美琴将其选中的坟地交给蔡勇进行挖掘施工有异议，其主张应是沈美琴将坟地交给蔡勇施工，并主张原审遗漏认定：双方不仅仅只约定每小时200元，还约定了上山的费用由沈美琴承担，下山的费用由蔡勇自己承担。这个口头约定原审庭审双方都确认了，且证人蔡某2的证言原审法官有做一份询问笔录，且当庭有两个证人进行证实；另遗漏认定坟地的平整工作已经完工的事实，一审中双方对该事实都是认可的。本院审查认为，上述争议内容实属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于下节一并分析。根据双方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法庭询问调查等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认定的法律关系及酌定的责任比例是否正确；二、原审支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金额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雇佣合同系以受雇者向雇主提供劳动力以从事某种工作、由雇主提供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契约。承揽合同系诺成、有偿、双务、非要式合同，承揽人按约定的时间、方式、数量、质量完成交付的工作；承揽人在完成工作时，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和检验，以保证工作符合定作人的要求。二者区别主要在于雇佣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则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结合双方当事人及证人蔡某1陈述的付款方式，案涉工程量计时收费，另结合案涉施工所要交付的成果、蔡勇提供挖掘机和挖掘机驾驶员的情形，本案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蔡勇主张本案系雇佣关系，缺乏客观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院审查认为，认定蔡亚彪是否系定作人，不能仅以当时谁让蔡某1帮忙叫人为据，而须审查法律关系成立的具体要件。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及原审证人均确认蔡亚彪在事故发生现场，并在现场进行指挥、监督，案涉的坟地亦是蔡亚彪、沈美琴两夫妻共同选中，用于身后事，而非用于沈美琴单人，蔡亚彪亦系业主、定作人，其仅以当时是沈美琴委托证人蔡某1叫人挖掘，主张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主体，显然缺乏客观依据。案涉坟地坐落在倾斜的山坡上，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及现场图片显示，挖掘机在向坡下延伸挖掘后，挖掘后坡地已经形成断崖，挖掘机无法从该处按原路返回、材料亦无可能从此处运输上去，蔡勇称须另开一条路下山也方便以后运输建筑材料，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对此节的分析，客观有据。蔡亚彪、沈美琴抗辩称下山不包括在案涉承揽合同中，而本案若不平整路况，建筑材料无法运输上山，故其抗辩缺乏客观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蔡勇不具有挖掘机驾驶资格证，定作人蔡亚彪、沈美琴在选任上显然具有过失。从事故现场看，原来上山的路面已被挖空、事故现场路面崎岖，定作人在指示上亦有过失。结合其明知私自挖掘坟地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本案定作人蔡亚彪、沈美琴在定作、指示、选任上均具有过失，原审结合上述过错情形，酌定蔡亚彪、沈美琴承担40%的赔偿责任，蔡勇自行承担60%的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经原审法院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鉴字第2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依据客观、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应当作为定案依据。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的记载，“蔡勇外伤致椎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致脊髓损伤，遗留双足全肌瘫、肌力Ⅰ级”，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构成五级伤残；依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之规定，则构成三级伤残，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如原审所析该两处伤残等级结论系同一伤情依据不同规定所得出，故不应重复计算。在人身损害侵权非工伤案件中，伤残程度的评级应当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评定蔡勇的损伤为一处五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原审按照61%的伤残系数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客观有据。蔡勇主张按照一处三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享有残疾赔偿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根据其伤残等级酌定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相较本地司法实践已然偏高，现其主张7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蔡勇共计住院121天，住院期间确需护理，虽定案鉴定意见作出90日的护理期认定，但结合其住院的实际情形，蔡勇上诉请求护理费按121天计算有客观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护理费应计算为121天×159.09元/天=19249.89元。蔡勇主张误工期应按照住院天数121天加上九五医院医嘱建休7个月共计331天计算。本院审查认为，蔡勇主张的331天误工期间超出公安部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对其损伤部位规定的最长误工期间，不符合实际伤情需要，不予支持。蔡勇单方委托的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及原审法院委托的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对误工期的评定意见均为180日，依据的检材系蔡勇提交的病案资料，特别是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系本案定案依据，其结合蔡勇的伤情，依照公安部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第7.2.2条、第9.1.2条、第9.4.2条规定，评定蔡勇误工期180日，该鉴定依据客观，180日的误工期不超过事故发生到定残前一日计算的天数，未超过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本案给蔡勇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563846.81元，蔡亚彪、沈美琴应承担的赔偿款计563846.81元×40%≈225538.72元。 综上所述，蔡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蔡亚彪、沈美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2民初56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2民初56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蔡亚彪、沈美琴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给蔡勇因人身受损害所致的各项经济225538.72元； 四、驳回蔡勇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蔡亚彪、沈美琴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033元，由蔡勇负担885元，由蔡亚彪、沈美琴负担114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593元，减半收取为1796.5元，由蔡勇负担1216.5元，由蔡亚彪、沈美琴负担580元，一审诉讼中的鉴定费5080元，由蔡亚彪、沈美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艳艳 审判员  易胜晖 审判员  邱园园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周丽禹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