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6行赔初13号原告康红玉，女，汉族，1983年11月14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张健，局长。委托代理人胡珍，该局法制支队二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杜滨，该局法制支队二大队民警。原告康红玉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于当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康红玉，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胡珍、杜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红玉诉称，2019年7月26日，津Ｈ×××××牌照车辆驾驶员魏振源将车斜停在天津滨海新区宝鑫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鑫达公司）承租的店面门前，堵塞唯一出入口，该乱停乱放行为影响顾客正常出入并威胁人身、财产安全。原告作为宝鑫达公司负责人，对公司安全全面负责，并有义务履行门前三包责任，所以规劝魏振源将车驶离或按规定停放，魏振源蛮横拒绝，原告遂将其车划伤，这只是随机采取的一种排除妨碍方式。魏振源的上述行为有违公序良俗，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原告在最初就明确表示，如果公安机关认定原告有错，原告认罚，但拒绝对魏振源赔偿。因为赔偿是对魏振源将车乱停乱放、肆意侵权、极不友善、惹是生非行为的认可与纵容，会助长其嚣张气焰，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原告认罚，也不代表着允许被告民警对原告滥用职权，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本案事实简单明了，被告2019年7月26日对原告第一次询问时，原告就已陈述的非常清楚，被告完全没必要于2019年8月22日、9月24日对原告再次进行传唤询问。被告滥用口头传唤及传唤证传唤原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三次传唤分别长达8小时、12小时、10小时。2019年7月26日，被告民警李金龙出警，但在现场没做任何笔录，对原告调取监控的建议先排斥后接受，这才有了现场照片，对在原告店面做询问笔录的建议也极力排斥，称必须到新港派出所，所以就有了第一次的口头传唤。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价格认证中心就涉案车辆损失作出的254元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是2019年7月26日作出的，但原告当晚直至传唤结束时都没看到，而是在2019年8月22日第二次被传唤时才看到。被告民警在反复三次传唤历时2个月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让原告或家属赔偿魏振源500元，请问询问调查了什么，传唤的目的何在？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步骤、方式违法，不遵守法定时限，故意迟延和不作为、反复无常，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被告有违合理行政，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原告是宝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负责人，被传唤及后续期间宝鑫达公司经营决策遭受严重损失。请求判决被告赔偿2019年7月26日、8月22日、9月24日对原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损害的赔偿金947.82元；赔偿在此期间作为宝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负责人而使企业经营遭遇的决策损失赔偿金30000元，共计30947.82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9月18日原告姐姐康红燕与被告民警马靖武当面交谈时录音光盘一份及其文字整理稿；证据二、微信和通话截图三张，证明因未能及时接听电话、查看微信造成营业损失；证据三、原告于2018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新港街道办事处辖区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书》、宝鑫达公司的营业执照、房主王彤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魏振源停车影响了原告公司的生产经营安全；证据四、照片一张，证明原告公司门前不是停车位，而是空地。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和主体资格。2019年7月26日,魏振源报警称,其于2019年7月26日11时许将津Ｈ×××××牌照汽车停放在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宝鑫达办公用品商店门前,五分钟后发现汽车前机盖被划。被告下辖新港派出所当日受理后，依法进行调查。新港派出所民警当日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现场照片,接受了海韵青年旅舍提供的现场监控视频，之后分别对原告、魏振源等进行了传唤询问，并将传唤的原因和住处告知当事人家属。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认为被划汽车部位损失价格为254元。被告于2019年8月22日对原告进行处罚前告知，原告提出了陈述和申辩,被告依法予以解答。因案件疑难复杂，被告于2019年8月23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经调查后，被告认为可以证实原告因停车纠纷将车牌照为津Ｈ×××××的汽车前机盖划坏。因本案为停车纠纷引起的故意损毁财物案件,情节较轻,被告多次组织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经审批于2019年9月24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有直接证据证实,原告因停车纠纷将车牌照为津Ｈ×××××的汽车前机盖划坏,被告依法对其进行传唤,并无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且传唤其到离时间都在法定期限内,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因、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情况,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新港派出所（以下简称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制作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据二、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制作的《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据三-1、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三-2、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三-3、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四-1、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制作的津滨公（港）行传字[2019]58号《传唤证》和津滨公（港）审字[2019]第76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据四-2、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制作的津滨公（港）行传字[2019]72号《传唤证》和津滨公（港）审字[2019]第88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据五-1、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制作的《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证据五-2、现场照片七张；证据五-3、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制作的《接受证据清单》；证据六-1、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价格认定中心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津滨塘价认字[2019]第072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据六-2、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制作的《鉴定意见告知书》；证据七、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制作的《回避审批表》；证据八-1、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原告于2019年8月22日书写的《陈述和申辩》；证据八-2、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九、被告于2019年9月24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据十、被告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十一、被告于2019年9月25日制作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审批表》及原告提交的《申请暂缓执行》、《暂时离津说明》和《行政诉讼说明》；证据十二、被告于2019年9月25日制作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证据十三、被告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1、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对康红玉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一-2、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7月26日对康红玉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一-3、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2日对康红玉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一-4、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对康红玉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二、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对魏振源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三、被告于2019年9月24日对刘长松制作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四、民警马靖武、李金龙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两份，新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两份，新港派出所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五、魏振源、康红玉、史磊、刘长松的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六、新港派出所调取的案发现场视频光盘。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四无异议；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知道原告是在何场合录制的该份录音，且即使对话内容如原告所述，民警与其姐姐康红燕关于调解的谈话是民警调解工作的一部分，不能证明民警存在违法行为；对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体现不出原告所称的项目的损失，该损失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因果联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证据二、四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因证据一并不足以证明被告民警调解行为违法，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三、证据五-2、证据五-3、证据六-2、证据七、证据八、证据十至证据十三无异议；对证据一的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载明的车牌号有误，应为津Ｈ×××××，而非津Ｈ×××××；对证据二中《案件来源》的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中民警马靖武出具的《抓获经过》不认可，认为其当日并未出警，对李金龙出具的《抓获经过》无异议；对证据四中《传唤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中签名系原告当时所签，对《延长询问查证审批表》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原告当时没见过，该审批表系被告后补的；对证据五-1中《现场笔录》、《勘验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笔录中载明的魏振源报警时间在前，陈述的报警事宜案发时间在后，时间上相互矛盾，笔录中的见证人原告也没有见过，民警当时没有做过上述笔录；对证据六-1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认为部分表述不准确，且该《价格认定结论书》应当是邮寄给派出所，但实际上却是民警马靖武自己去取的；对证据九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认为原告当时未见过该审批表，相关意见是打印上去的，认为应当手写；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载明的原告身份有误，原告并非个体工商户。被告解释称车牌号及案发时间的部分表述系笔误。因上述证据均系被告在治安处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能够互相印证，具备客观性，被告对于笔误问题也做了合理解释，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三、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一中四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笔录记录的不完整，原告的部分陈述被告没有如实记录，且被告当时对原告是讯问，而非询问，叫询问笔录不妥；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认可，魏振源在该笔录中陈述的案发时间有问题，他将案发时间明显往后推迟了，被告应当能够发现该明显错误，但未发现，另外魏振源叙述的停车问题也与事实不符；对证据四中被告民警于2019年8月22日就王彤无法配合民警调查取证所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后补的，且王彤当时也不在外地居住；对证据四中被告民警于2019年8月22日就接受季芹提供录像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因原告当时不在现场，不清楚实际情况，但认为马靖武不是当时出警的民警；对证据四中被告关于驳回原告回避申请的《情况说明》无异议；对被告关于原告记不清划坏机动车前机盖的钥匙，致使无法扣押作案工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情况应当在2019年7月26日就进行询问，不应当拖到2019年9月24日；对证据四中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是伪证；对证据六认为调取的视频太短，不足以体现出原告和魏振源的冲突全程，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被告在治安处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能够互相印证，具备客观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康红玉系宝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11时许，将魏振源停放在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工商银行旁宝鑫达办公用品商店前的津Ｈ×××××号汽车右前侧机盖划坏。魏振源发现车辆右前侧机盖被划坏，于当日11时12分许报警。被告接上述报警后，当日依法受理并进行了现场勘查，之后对原告康红玉及魏振源进行了询问。被告将涉案车辆损失情况委托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认定，该中心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津滨塘价认字［2019］第072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被划汽车部位损失价格为254元。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从该中心领取了上述《价格认定结论书》后，于2019年8月22日将上述认定结论告知原告及魏振源，原告拒绝在《鉴定意见告知书》上签字。因案件疑难复杂，被告于2019年8月23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分别于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24日对原告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并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原告在被告2019年9月24日对其进行询问时申请办案民警回避，被告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规定，未予准许。被告因调解未果，经审批后，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津滨公（港）行罚决字［2019］2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就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诉至本院，一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因2019年7月26日、8月22日、9月24日对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到严重损害的赔偿金947.82元；赔偿在此期间作为宝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负责人而使企业经营遭遇的决策损失赔偿金30000元，共计30947.82元。另查，被告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文件中误将涉案车辆的车牌号表述为“津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的津滨公（港）行罚决字[2019]2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提出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主张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对原告第一次询问时，原告就已陈述得非常清楚，被告完全没必要于2019年8月22日、9月24日对原告再次进行传唤询问，被告滥用口头传唤及传唤证传唤原告，三次传唤分别长达8小时、12小时、10小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要求被告给付赔偿金947.82元及经营损失30000元。对于原告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本院已作出（2019）津0116行初34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于2019年7月26日对原告进行了口头传唤，于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24日通过《传唤证》再次对原告进行了传唤，且后两次传唤分别经审批决定延长询问至二十四小时，三次传唤时均通知了原告的家属，故被告的上述传唤询问并无不当，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该行政判决书并未支持原告关于被告对其2019年7月26日、8月22日、9月24日三次传唤构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主张，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红玉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秀敏审 判 员  刘清华人民陪审员  赵克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张 琳书 记 员  沈祯旸附：法律释明：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