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26民初5041号 原告：郑某1，男，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 原告：郑某2，女，198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 原告：郑某3，女，199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时俊，浙江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权，浙江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1，女，199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逢图，浙江越人（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茂活，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与被告杨某1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时俊、陈崇权、被告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逢图、叶茂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遗产征收收益104504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遗产征收收益906615元。事实和理由：张某与其丈夫程世愿生前育有一女程某，程某与其丈夫杨崇旺生前育有一女杨某2、一子杨建顺，本案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分别系杨某2的丈夫、长女、次女，本案被告杨某1系杨建顺的女儿。张某于1996年在平阳县中心路30号建有一间房屋并享有下洋埠新桥村1.282亩土地承包权。 因张某丈夫、女儿、外孙皆早逝，张某晚年生活都是外孙女杨某2照料。2011年8月10日，张某在侄子的见证下，签署了《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遗嘱载明：“一、立遗嘱人张某在世期间，立遗嘱人生活起居等均由外孙女杨某2照顾……二、在立遗嘱人百年之后，上述财产均由杨某2继承。” 2016年2月4日，张某去世，2017年8月15日，杨某2去世。2017年年底，鳌江镇人民政府开始下洋埠新桥村城中村改造。张某生前房屋和承包的土地均在改造范围内。在原告未签署征收补偿协议时，被告便领取了全部的财产征收权益。据原告了解，被告在2017年12月27日将房屋安置补偿权益卖给案外人程香罗（价值489085元）并向下洋埠新桥村委会领取了555960元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经原、被告多次协商，被告拒不返还遗产征收收益。 被告杨某1辩称：1.原告诉称部分事实不属实。其一，张某丈夫程世愿的死亡时间为1981年，张某独女程某的死亡时间为1970年，张某外孙杨建群（剑顺）的死亡时间为1993年；其二，2010年开始被告按抚养协议书内容每月支付300元抚养费、医疗费、保姆费；其三，在第二轮承包中张某承包户的面积共计1.282亩，在2000年6月15日转让给陈日庄0.5亩，剩余仅0.782亩，故被告杨某1实际收到征地补偿款共计417530元。2.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55596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被告杨某1作为张某的家庭成员，依法与张某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杨某2在第二轮承包前已嫁到鳌江镇下厂村，与其丈夫郑某1共同承包下厂村农地，故不属于张某承包户成员。其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遗产”或可以个人转让处分的财产。3.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房屋安置补偿款489085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坐落于平阳县中心路30号房屋系张某家庭于该村的唯一宅基地，而被告杨某1系张某家庭成员，是该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其二，2010年1月20日，鳌江镇下洋埠新桥村村两委召集张某、杨某2、杨某1等人订立了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抚养协议，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并在张某去世后将房屋出租使用，依法享有房屋的全部权益。其三，被告不知道原告提供的《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的存在，且按照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抚养协议，又同时立有遗嘱的，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户籍信息，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张某、杨某2户籍信息、户口登记簿、火化证、证明，证明杨某2系张某外孙女及二人去世时间；4.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证明张某生前立下遗嘱由杨某2继承所有财产的事实；5.视频光盘、视频文字内容整理，证明张某晚年生活由杨某2照料的事实；6.下洋埠新桥村村委会证明、协议书、房屋征收补偿细则，证明被告杨某1将价值489085元的房屋征收补偿权益卖给程香罗的事实；7.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短信记录，证明土地承包收益由被告杨某1领走的事实。 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为证明张某生前立下遗嘱由杨某2继承所有财产的事实，申请证人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章某1出庭陈述：其是张某的侄子，其与原、被告均是亲戚关系；被告提供的2010年正月初六《协议书》是在鳌江镇下洋埠新桥村村两委的组织下签订的，村干部因杨某1是程氏嗣子，建议按照民间习俗由杨某1抚养张某并继承程氏家产，协议书上签名除张某外均是在场人本人签署，但张某认为杨某2抚养她多年，财产应该也分点给杨某2，当时她不愿意也没有签字，后来协议上张某的签字“姜美玉”是其他人代签的，但张某本人在协议上捺印确认；对被告杨某1是否按照协议内容尽到抚养义务不清楚；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10日《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是张某打印好后拿到他家里给他签字的，当时张某及其他见证人已经签字，签字时无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在场，对遗嘱是谁代书打印不清楚，另因签署遗嘱距今已多年，对签字前张某陈述的财产全部分给杨某2还是分点给杨某2记不清楚。证人章某2出庭陈述：其是张某的侄子，其与原、被告均是亲戚关系；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10日《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是张某打印好后拿到四个见证人家里逐户签字的，因为证人章某2自己不认识字遗嘱载明的内容具体不清楚但张某要求他签字就直接签字了，当时张某已经在遗嘱上签好名字了，签字前张某有说到以前因为杨某2抚养她多年所以要把财产分点给杨某2，签字时无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在场，对遗嘱是谁代书打印不清楚。证人章某3出庭陈述：其是张某的侄子，其与原、被告均是亲戚关系；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10日《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是张某打印好后拿到其家里要求其签字的，因为证人章某3自己不认识字遗嘱载明的内容不清楚但应张某要求就直接签字了，签字前张某有说到要把财产多少分点给杨某2，签字时无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在场，另因签署遗嘱距今已多年，对遗嘱形成过程的其他情况记不清楚。证人章某4出庭陈述：其父亲是张某的侄子，其与原、被告均是亲戚关系；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10日《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是张某打印好后拿到其家里要求其签字的，其简单看了遗嘱内容后就直接签字了，签字时无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在场，对遗嘱是谁代书打印不清楚。 被告杨某1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亲属关系证明、族谱、老户口簿、第一轮承包证、承包权证审批表、村委会承包地情况说明，证明杨建群、杨某1在族谱中作为程家嗣子，杨某1与张某一直在同一个户口簿，杨某1属于张某承包户成员及张某去世后杨某1作为承包户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及其征地补偿款的事实；2.立承包田使用权转让尽契约、杨某2郑某1承包审批表，证明张某户下承包地在2010年6月15日将0.5亩转让给陈日庄，剩余0.7亩左右的事实，以及原告郑某1、杨某2在下厂村有承包地，其无权在下洋埠新桥村享有承包权的事实；3.协议书、协议书情况说明，证明在村两委的组织下签订协议书以及被告杨某1按照协议履行抚养义务的事实；4.火化证、发票、人情簿，证明被告按照协议书给张某办理后事的事实；5.房屋租赁合同，证明被告实际使用出租涉案房屋的事实。 被告杨某1为证明其按照协议书约定向张某支付抚养费的事实，申请证人蔡某、郑某4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蔡某出庭陈述：张某是其大伯母，其与原、被告均是亲戚关系；被告提供的2010年正月初六《协议书》签订当天蔡某也是在场的，协议内容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因其是时任下洋埠新桥村村长程昌寿的妻子，和张某、杨某1是亲戚关系，故协议签订后，杨某1通过她外婆按期将抚养费交给郑某4由其转交给张某，转交约两年后因郑某4家中变故转而由蔡某逐月转交抚养费。证人郑某4出庭陈述：张某是其大伯母，其与原、被告均是亲戚关系；2010年正月初六《协议书》签订后，杨某1通过她外婆按期将抚养费交给郑某4由其转交给张某，其经手约两年时间，后由蔡某转交。 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出示的证据1-7，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杨某1对证据2、6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的户口本能反映出杨某2、郑某1、郑某2、郑某3户口均在鳌江镇下厂村，并不是在涉案房屋、土地所在村居鳌江镇下洋埠村；对证据3的户籍信息、户口登记簿、火化证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的户口登记簿能反映张某不识字，且杨某2已于1986年3月18日户口迁往下厂村；对证据3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张某系鳌江镇下洋埠村村民，并非天源村村民，天源村无权出具涉及非本村村民的证明材料，但对证明里载明的家庭成员情况无异议；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认为原告提供的遗嘱既没有代书人的签字，指定的继承人杨某2又不属于张某的法定继承人范畴，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次，认为张某不识字没有签字能力，该遗嘱上的签字不符合常理；再次，认为遗嘱内容载明的事实不真实，张某当时并不存在家属无照顾的现状，且张某本人已于2010年将原本1.282亩的水田出卖了0.5亩给陈日庄，故遗嘱中载明的1.282亩水田收益权陈述不属实，进而可以证实该遗嘱载明的内容并非张某本人意思表示；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张某生日宴会的录音录像内容不能证实张某晚年生活均由杨某2照料，而且宴会上的聊天、发问有指向性，不符合常理；对证据7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水田已出卖0.5亩给陈日庄，本次被告杨某1实际领取土地承包款417530元。 针对证人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的证言，原告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提供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且因为杨某2抚养了张某三十多年，张某决定立下将财产分给杨某2的遗嘱并要求四位证人作为见证人签字确认的事实。被告认为四位证人均未全程见证张某立下遗嘱的过程，对遗嘱是谁代书、遗嘱内容是否张某本人意思表示、遗嘱上是否张某本人签字等问题均不清楚，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故遗嘱的真实性存疑，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应采信。 被告杨某1出示的证据1-5，经庭审出示质证。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对证据1中的亲属关系证明部分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明中张某丈夫程世愿去世时间不属实，对证明载明的其他内容无异议；对证据1中的族谱三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本案被告杨某1与族谱中的贤唱是同一人，两人出生日期并不一致，且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中的老户口簿关联性有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杨某1系张某的曾外孙女，且即便是同一个户口也不能证明杨某1是张某土地承包户的成员；对证据1中的第一轮承包证和《承包权证审批表》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张某享有土地承包权，无法证实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1中的《村委会承包地情况说明》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九叠河社区无权对鳌江镇人民政府已审批的承包地情况做扩大化解释；对证据2的《立承包田使用权转让尽契约》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杨某2、郑某1承包审批表》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书也是遗嘱，与原告提供的遗嘱中有财产处置冲突，应以后一份遗嘱为准；对证据3的《协议书情况说明》三性有异议，认为九叠河社区无权对协议书的内容出具证明；对证据4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5三性均无异议。 针对证人蔡某、郑某4的证言，被告认为可以证明杨某1按照协议书约定向张某支付抚养费、尽到抚养义务的事实。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蔡某是程昌寿的妻子，证人郑某4是程昌权的妻子，而程昌寿、程昌权作为下洋埠新桥村村干部直接参与协议书的调解，与被告杨某1所在的程氏宗族有利害关系，存在发表偏向性意见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6、7均予以采纳，证据4《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结合证据3的户口登记簿载明张某不识字的事实，另结合证人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的证言，因上述四位证人在张某口述、他人代书、张某签字等过程均不在场，且证人章某1陈述到张某在2010年《协议书》调解签字时曾表示应该也分点财产给杨某2，而在2011年《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签字前对张某陈述关于财产全部分给杨某2还是分点给杨某2记不清楚，证人章某3、章某2也陈述到在其签字前张某表示分点财产给杨某2，上述陈述与遗嘱中载明的财产分配方式不一致，故本院认为《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是否张某真实意思表示尚无法确定，该遗嘱真实性难以确定，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视频光盘、视频文字内容整理，该光盘内容是张某生日宴席上的录音录像经过裁剪，二次制作形成的，并非录音录像的原始文档，真实性难以确定，本院不予认定；证人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的证言，四位证人与原、被告双方皆是亲戚关系，且双方除了部分事实因发生时间较久回忆不清外，其余事实陈述较为清晰、客观，本院予以认定，但无法证实原告的待证事实。 被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1-5及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张某和杨某1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2010年1月20日（农历正月初六），鳌江镇下洋埠新桥村村两委召集张某、杨某2、杨某1等人订立了协议书，协议就张某老年抚养、财产分配、杨某2长期抚养补偿等问题作了约定，双方当事人、调解人员、见证人均在协议上签字或捺印予以确认。协议签订后，杨某1依约按期由其外婆通过蔡某、郑某4支付张某生活费并在张某去世后料理张某后事。故本院对被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1-5及证人证言均予以采纳。 结合上述证据的认定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某与其丈夫程世愿生前育有一女程某，程某与其丈夫杨崇旺生前育有一女杨某2、一子杨建顺，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分别系杨某2的丈夫、长女、次女，被告杨某1系杨建顺的女儿。张某于1996年在平阳县中心路30号建有一间房屋并享有下洋埠新桥村1.282亩土地承包权,后出卖土地承包权0.5亩。 2010年1月20日（农历正月初六），鳌江镇下洋埠新桥村村两委召集张某、杨某2、杨某1等人订立了协议书，协议约定：“一、遗留下财产及承包田出卖以后留下（0.7亩）和房屋归程倩倩所有。二、以后生活费（每月300元）、抚养费、生病一切由程倩倩供给。三、已出卖田以后到征收签字红包，付壹万伍仟元正给建平作于以前养老补偿费。四、百年之后由程倩倩负担。”协议由时任鳌江镇下洋埠新桥村村书记薛安鹏、村主任程昌寿主持调解，由村会计程昌权记录；因张某不识字，由其外甥薛某1代张某签“姜美玉”名字，并由张某本人捺指印予以确认；因程氏宗族族谱将杨某1列为“增道公嗣子”，承袭程姓，故协议书将杨某1书写为程倩倩，并由杨某1在协议书上签程倩倩名字予以确认；协议确认后，组织调解方代表薛安鹏、程昌寿，记录人程昌权，在场见证人薛某1（张某外甥）、薛某2（张某外甥）、章某1（张某侄子）、杨某2（张某外孙女）、曹某（杨某1母亲）均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杨某1依约按期支付生活费并料理张某后事。 2011年8月10日，张某出具一份《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并由张某带着上述遗嘱逐户前往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家中要求上述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确认，该遗嘱载明：“……恐年老体衰及百年之后，自己的财产遭到争抢，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自己的财产及承包权：座落于平阳县间，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从鳌江镇下厂办事处下洋埠村经济合作社处承包座落于新河地方的1.282亩水田收益权，做如下安排：一、立遗嘱人张某在世期间，立遗嘱人生活起居等均由外孙女杨某2照顾，上述财产的管理、收益及对外办理一切事务，均全权委托杨某2办理，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二、在立遗嘱人百年之后，上述财产均由杨某2继承。” 2016年2月4日，张某去世，2017年8月15日，杨某2去世。 2017年年底，鳌江镇人民政府开始下洋埠新桥村城中村改造。被告在2017年12月27日将房屋安置补偿权益卖给案外人程香罗，取得收益489085元，后又向下洋埠新桥村委会领取了417530元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提供的《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与被告提供的《协议书》是否生效及两者效力顺序问题。（一）原告提供的《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字。”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载明的见证人均陈述到，因张某不识字，该遗嘱是张某让他人打印出来后拿到其家中由其签字，四位见证人均不是代书人，也没有现场见证代书遗嘱的形成、打印过程，不符合代书遗嘱时空一致性要求，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无效。（二）被告提供的《协议书》效力问题。公民可以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本案中，遗赠人张某与被告杨某1在多名亲属及下洋埠新桥村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现原告虽抗辩该《协议书》签订时张某迫于下洋埠村村干部施加的压力，并非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抗辩张某于《协议书》出具次年又因张某晚年基本上由杨某2抚养而杨某1并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决定另立遗嘱，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协议书》并非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申请的证人章某1陈述到张某虽对协议书约定的财产分配有异议，想将财产分点给杨某2，但后又在协议书他人代签名后捺印确认，在调解、签字捺印过程中亦未受到他人威逼利诱，证人陈述客观真实，故被告杨某1与张某签订的《协议书》，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财产代管委托及遗嘱》因代书遗嘱缺乏代书人签字、见证人全程见证的必要要件，该遗嘱无效，故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返还原告遗产征收收益906615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因《协议书》约定付壹万伍仟元正给“建平”（即杨某2）作为以前养老补偿费，被告杨某1应在取得遗产征收收益后支付15000元给杨某2的继承人即本案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15000元。 二、驳回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66元，减半收取6433元，由杨某1负担87.50元，由郑某1、郑某2、郑某3负担634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在本判决书确定义务履行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员 钟文善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蔡佳佳 代书记员 曾 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