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48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振东，男，1985年10月16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之一，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毅，广西和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泸丹，女，1976年10月25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运成，广西全德（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韦红宁，女，1984年6月29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 上诉人黄振东因与被上诉人梁泸丹、韦红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0221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2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黄振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毅，被上诉人梁泸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运成、原审被告韦红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振东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黄振东不用承担共同偿还本金、支付利息的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泸丹承担。 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法院对于借款的用途并未查清，案涉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开支，黄振东也并未知晓韦红宁的借款之事，因此，本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振东不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其次，黄振东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本金数额应当只有40.2万元，梁泸丹对18.48万元的现金支付没有合理的解释，因此黄振东只认可转账的40.2万元。 梁泸丹辩称，首先，黄振东在一审阶段以及一审庭审阶段都认可其与韦红宁做茶叶生意，并且明确他们夫妻在结婚后的财产和收入是共有的，家庭生活都是双方共同支出，因此梁泸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夫妻共同债务是正确的。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振东的上诉请求。 韦红宁辩称，本案债务与黄振东无关，其不应当承担责任。韦红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没有意见，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债务金额40.2万元没有意见。关于另18.48万元借款债务的认定，是通过刷卡或者微信支付，不是现金支付，此部分债务应当为12万多元并非18.48万元。 梁泸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振东、韦红宁偿还梁泸丹借款本金60.68万元，利息20252元（利息计算时间为2019年4月暂计至2019年5月）;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振东、韦红宁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9年，韦红宁因生意需要周转资金，多次向梁泸丹借款。2019年4月1日，梁泸丹与韦红宁结算了部分借款，韦红宁向梁泸丹出具一份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梁泸丹人民币壹拾捌万肆仟捌佰元整（¥184800）……以上借款金额全部现金交易，约定利息每月2%，2019年4月前利息已结清”。此后，韦红宁继续以生意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向梁泸丹借款。2019年5月8日，梁泸丹与韦红宁再次就双方的其他借款进行结算，韦红宁向梁泸丹出具本案另外两份借条，其中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梁泸丹人民币肆拾万贰仟元整（¥402000）此据！以上借款金额从梁泸丹信用卡刷出，约定利息为每月1.5%，2019年4月前利息已结清”，另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梁泸丹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此据。以上借款金额全部现金交易，约定利息每月2%，2019年4月前利息已结清”。综上，韦红宁共向梁泸丹借到上述三笔借款本金共计60.68万元。现梁泸丹多次向韦红宁追讨本金与利息未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韦红宁与黄振东于2012年10月15日在柳北区民政局登记结婚。韦红宁向梁泸丹借款时韦红宁与黄振东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韦红宁经营生意产生的收益用于家庭生活开支。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韦红宁向梁泸丹借到60.68万元，韦红宁予以认可，且有韦红宁签名的借条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梁泸丹与韦红宁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借贷关系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履行。现梁泸丹要求韦红宁偿还借款本金60.68万元，合理合法，证据确凿，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梁泸丹诉请韦红宁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利息，根据梁泸丹与韦红宁在借条上的约定，2019年4月1日出具的借条借款本金为18.48万元，月利率2%，故韦红宁应支付利息为7392元（本金18.48万元×月利率2%×2个月）。2019年5月8日的一份借条借款本金为40.2万元，月利率1.5%，韦红宁支付利息时间应从2019年5月8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共24天，故韦红宁应支付的利息为4824元（本金40.2万元×月利率1.5%÷30天×24天）。2019年5月8日的另一份借条借款本金为2万元，月利率2%，韦红宁支付利息时间应从2019年5月8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共24天，故韦红宁应支付的利息为320元（本金2万元×月利率2%÷30天×24天）。综上，韦红宁应支付梁泸丹的利息共12536元（7392元+4824元+320元），梁泸丹诉请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关于黄振东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韦红宁与黄振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韦红宁所得借款用于经商，经商产生的收益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在庭审过程中，韦红宁与黄振东均明确，家庭生活由双方共同经营共同支出，现梁泸丹诉请要求黄振东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韦红宁、黄振东共同偿还梁泸丹借款本金60.68万元；二、韦红宁、黄振东支付梁泸丹借款利息12536元；三、驳回梁泸丹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71元（梁泸丹已预交）、减半收取5035.5元，保全费3554元，合计8589.5元，由梁泸丹负担134元，韦红宁、黄振东负担8455.5元。 关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振东提出异议认为，一审法院查明韦红宁经营生意产生的收益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借款没有用于茶叶生意，且韦红宁经营的茶叶生意没有收益，反而是黄振东在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期间转账大概100多万元给韦红宁用于还债，因此黄振东未享有韦红宁经营茶叶的收益，韦红宁经营茶叶的收益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梁泸丹表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韦红宁称其经营的茶叶没有收益，本案债务和黄振东无关，在双方生活刚开始时韦红宁确实有买一些东西给老人家，但是之后的生活开支都是由黄振东支付。 二审期间，黄振东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黄振东名下尾数为384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打印件一份，可显示黄振东从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通过自己的建行账号转账给韦红宁73.5万元，同时转给案外人覃艳兰43万元，通过覃艳兰转支付给韦红宁。 证据2、覃艳兰名下尾数为9003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打印件一份，可显示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黄振东通过案外人覃艳兰转给韦红宁共计21万元。 证据3、刘某名下尾数为0559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打印件一份，可显示2019年3月黄振东通过案外人刘某转账给韦红宁20万元。 关于前述三份证据，黄振东解释称，证据1中黄振东主张向韦红宁转款的73.5万元系直接统计向韦红宁、覃艳兰二人名下账户的转款金额，证据2中提及的21万元已包含在证据1中黄振东主张通过覃艳兰向韦红宁转款的金额之中。该三份证据，共同拟证明黄振东并没有享有韦红宁经营茶叶生意的收益，黄振东还将其收益转给韦红宁用于偿还其所欠的部分债务，并且家庭的共同开支都是由黄振东支付，韦红宁的大部分借款、利息也是由黄振东帮助偿还。 二审期间，黄振东还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称其与黄振东系朋友关系，之后才认识韦红宁。刘某表示其2019年3月4日向韦红宁转款20万元，黄振东说他的妻子韦红宁欠别人的钱，故黄振东让刘某转钱给韦红宁，之后黄振东分几次向刘某还款，但尚未清偿完毕。刘某还称，之前有过类似因韦红宁需要还款黄振东向刘某借钱的情况，刘某自认，其曾听说韦红宁在外有大量欠款，但具体金额不清楚。 梁泸丹、韦红宁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关于黄振东提交的书面证据,梁泸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中，证据1只是支出的交易明细，并没有列明收支的交易明细，且韦红宁是从2016年开始使用梁泸丹的信用卡，黄振东提交的是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的支出明细，则该份证据在，且黄振东提交的证据正好可以证明在其与韦红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及收入并没有区分开；韦红宁对黄振东提交的书面证据予以认可。关于刘某的证言，黄振东与韦红宁予以认可，梁泸丹对此未提出异议。 经质证，本院认为，黄振东在二审中提交的书面证据，来源真实、合法，证人刘某的证言涉及转款给韦红宁的部分内容与证据3中的转款记录相一致，故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由于黄振东、韦红宁以及证人刘某均认可在黄振东、韦红宁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韦红宁对外欠债金额较大，黄振东对此亦知晓，则本院对此部分自认予以采信；关于黄振东欲以证实在2018年之后韦红宁未支付二人家庭生活支出的证明目的，但从其二审提交的支出明细未能体现该事实，故本院对此部分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关于黄振东以及韦红宁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涉及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本院在下文详细阐述。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关于2019年5月8日《借条》中记载的40.2万元债务本金，梁泸丹与韦红宁均认可款项的来源与《借条》记载一致，系韦红宁使用梁泸丹名下信用卡刷卡形成，且在该《借条》形成之时梁泸丹未清偿银行信用卡债务，此笔信用卡资金约须按照月利率0.7%-0.8%的标准向银行支付利息。 关于2019年4月1日《借条》中记载的债务本金，梁泸丹与韦红宁均认可系梁泸丹通过微信或转账的方式交付，此部分资金来源于梁泸丹自有资金。但关于出借本金数额，梁泸丹表示与债权凭证中记载的18.48万元一致，韦红宁在一审庭审中对该《借条》中的债务予以认可，但在二审询问中称出借金额并非18.48万元，而是12万元左右。 2018年至2019年3月期间，黄振东有大量向韦红宁转款的行为，黄振东自认，其知晓韦红宁在外有大量欠债，韦红宁与黄振东亦均认可，黄振东已经帮助韦红宁偿还了大量对外债务。但当本庭询问黄振东是否曾向韦红宁了解其对外债务系如何形成、债权人分别为谁时，黄振东表示韦红宁告知黄振东已记不清，当本庭进一步询问黄振东是否能区别其自认代韦红宁偿还的对外债务系哪一笔、是否指向本案债务时，黄振东表示在时间相近点只能推断用于偿还梁泸丹的债务。 经查阅一审卷宗，黄振东本人在一审庭审时自认，其与韦红宁共同承担家庭生活开支。 二审询问中，黄振东表示对一审判决第二项认定的利息无异议，由于其认为本案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且债务本金应为转款的40.2万元，故对责任主体及债务本金提起上诉。 本院认为：由于本案只有黄振东就本案债务承担主体以及部分债务本金数额提起上诉，故根据黄振东的上诉请求，并结合梁泸丹的答辩意见、韦红宁的陈述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本案争议涉及债务本金为多少？二、黄振东是否应就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韦红宁、黄振东虽对2019年4月1日《借条》中记载的18.48万元出借款本金提出异议，但结合韦红宁在一审中的自认来看，韦红宁对记载了18.48万元借款的2019年4月1日《借条》，以及记载了2万元借款的2019年5月8日《借条》均予以认可，亦认可此部分借款债务并自认须向梁泸丹清偿，且韦红宁二审实际仅是就债务金额提出抗辩，并未否认梁泸丹向其出借借款的事实，而韦红宁与黄振东均未能提供证据推翻韦红宁在一审中的自认，故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二人此部分抗辩观点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梁泸丹与韦红宁就2019年4月1日《借条》，以及记载了2万元借款的2019年5月8日《借条》，合计20.48万元款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观点正确，债务人应依约返还借款本金。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晓或者应当知道的，该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记载40.2万元债务本金的2019年5月8日《借条》项下债务金额均予以认可，亦认可此部分资金来源于梁泸丹名下信用卡刷卡，而债权凭证形成之时梁泸丹尚未清偿完毕此部分信用卡债务，且对比双方在该《借条》中约定的月利率1.5%，以及梁泸丹、韦红宁自认须向银行偿还的信用卡月利率0.7%-0.8%来看，二人均清楚知晓此笔借贷的资金来源并非梁泸丹的自有资金，实际系梁泸丹通过信用卡获得银行资金再向韦红宁转贷，且梁泸丹通过该转贷行为取得了高于银行信用资金使用成本的利息，欲以满足牟利的目的。因此，参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双方之间就此笔金额形成的借贷关系属于高利转贷，该民间借贷合同应认定无效。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诚如前述分析，记载着40.2万元债务本金的《借条》项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效，韦红宁应向梁泸丹返还就此取得的借款本金40.2万元。关于梁泸丹应向银行支付的信用卡利息，属于使用银行资金的成本，实际亦属于梁泸丹与韦红宁之间借贷关系中出借方资金被占用的损失，而梁泸丹与韦红宁对该借款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均有过错，且系韦红宁实际使用了资金因其未能如期归还导致资金至今持续被占用，故参照前述法律规定，韦红宁应承担此部分资金损失。关于梁泸丹高于该部分利息而诉请的资金利益，实际系其欲通过该转贷行为获得的牟利，但黄振东与韦红宁关于梁泸丹就全案60.68万元债务本金，在本案中所诉请2019年4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主张的“利息”金额12536元均无异议，黄振东明确表示对判决第二项不提起上诉，故本院尊重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对一审判决此部分利息及资金占用损失数额的认定予以维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黄振东与韦红宁抗辩称由于案涉借款用于韦红宁经营生意，且韦红宁对外欠有大量债务，其个人经营收益用于对外债务的清偿，黄振东实际未享有韦红宁经营所得，故认为黄振东不应承担本案债务。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梁泸丹亦认可其向韦红宁出借的款项用于韦红宁经营的生意，未用于黄振东与韦红宁的共同生活，则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部分与予以认定。但首先，黄振东在二审中的举证虽反映其有向韦红宁大量转款的支出行为，尚不足以证实韦红宁的经营收益未用于家庭开支，且黄振东本人在一审庭审时自认，其与韦红宁共同承担家庭生活开支，则黄振东与韦红宁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黄振东在一审中的自认，二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黄振东已自认其知晓韦红宁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亦自认其向韦红宁所转款项系给韦红宁偿还对外债务，并辩称在其询问韦红宁对外相关债务系如何形成、债权人为何人时，韦红宁告知自己已记不清了。但黄振东抗辩所称其在未了解债权形成及债权人的情况便多次转款给韦红宁用以清偿大笔对外债务的行为，与普通人对资金风险控制的通常思维不相符，黄振东与韦红宁对前述所称盲目转款还债的行为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黄振东还自认在转款时间相近点，只能推断款项用于偿还梁泸丹的债务。由此可知，黄振东就韦红宁对外负债具体情况并非完全不知情，黄振东与韦红宁就如何偿还韦红宁对外债务二人实际形成了一定的合意，且已通过黄振东的转款行为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据此，结合本案已查明黄振东转款给韦红宁用以偿还其对外债务的还款行为，以及黄振东与韦红宁在一审、二审中的自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认定黄振东就韦红宁对梁泸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观点系其审判权的体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黄振东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部分认定虽有错误，但对返还债务本金数额的认定正确，且当事人对利息及资金占用损失金额的认定均无异议，故本院结合二审新查明的事实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93元（上诉人黄振东已预交），由上诉人黄振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莫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