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02民初3668号原告：烟台宣超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南通路一号山海云天小区1号楼附25-26号。法定代表人：邢路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得恩，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媛媛，女，197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烟台宣超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吕媛媛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得恩和被告吕媛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工资和提成8985元；2、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143.08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系由被告提出辞职而解除。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因职务侵占于2018年5月28日被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案调查，合同期间原告不存在任何拖欠工资和提成的违规行为。原告不服烟芝劳人仲案字[2018]第959号裁决书，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请解决。被告辩称，要求维持仲裁裁决。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被告到原告处工作。原告为被告缴纳了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8年7月，被告申诉至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工资和提成8985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300元。2019年1月29日，该委员会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8]第959号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工资和提成8985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143.08元。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试用期工资标准为1800元加提成，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2000元加提成。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签订合同后实际发放工资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实际发放工资数额为底薪2200元加提成，完成业绩70%至80%底薪为2400元，80%至90%底薪为2600元，90%至100%底薪为2800元。2、原告2018年2月至8月招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及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显示2018年2月14日向被告发放工资2511元，2018年3月14日发放工资7482元，2018年6月8日发放4月工资2400元，2018年6月8日发放5月工资2400元，2018年7月8日发放工资2200元，2018年8月9日发放工资567元。原告称，被告工资系下发工资，原告公司的提成是当月发放从不拖欠，因2月份正好赶上过年，服装销售特别好，故被告2月工资就多一些，被告每月工资均按时发放，未有拖欠。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其2018年1月工资应为2511元，2月工资为7482元，3月工资为5206.10元，该三个月工资被告均在工资表上签字，原告提交的工资表明显系伪造，且原告称其绩效工资为按月发放，而原告提交的4月至6月工资如此一致，可见原告没有据实陈述。原告称，被告工资均通过打卡发放，其提供的证据都是银行的转账，并没有伪造。3、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南大街派出所出具的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称因其发现被告所在的艾德哈德专柜丢失货品，预计达到二三十万元，时间跨度从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27日止，被告及店内相关人员有重大嫌疑，原告向南大街派出所报案，南大街派出所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侦查，现该案还在侦查期间，涉案的另一名店员张媛已经向公司交回50000元，在公安立案期间被告以家里有事为由提出辞职，2018年3月份以后原告是赔钱的，根本不存在提成的问题。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和该案有关，被告也不是该案的嫌疑人，原告仅凭其被公安机关立案，就拒发员工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被告系原告单位的普通员工，不参与原告公司的日常管理，只是简单负责销售和接待，其所称的职务侵占与被告无关，该证据也不能证实原告赔钱。4、离职申请以及员工离职申请表各一份，离职申请载明：本人因家里有事需要辞职，望公司予以批准。2018.7.2，吕媛媛。员工离职申请表载明：原告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预定离职日2018年7月31日，离职原因为“因家里有事”，离职种类在辞职一栏打钩，下方有吕媛媛签名，日期为2018年7月2日。原告称，被告因家中有事需要辞职向原告提出申请，并填写了离职申请表，并非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辞职，被告系主动辞职，因此没有经济补偿金。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离职并非因家中有事，而是因原告无故拖欠其工资无法继续生活，原告应当支付其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被告对此未有证据证明。5、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复印件一份，载明：兹有吕媛媛同志，于2018年4月1日被我单位录用，并签订了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其在本单位从事导购工作，本单位工作年限一年。因协商一致原因，于2018年6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落款处有被告签名，并加盖原告单位印章。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事实上该证明书是2018年7月份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因仲裁需要被告提供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被告到毓璜顶街道办事处办理手续，根据原告为其缴纳保险时间填写了该证明书。原告称，该证明书上均有双方签字，被告的解释不符合事实，被告之前就打电话要求辞职，6月30日系双方确定的离职日期，7月2日被告到单位补交了申请，双方到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相关手续。6、2019年4月19日原告工作人员林宇书写的道歉信一份，载明：其挪用公司金额共计68859元，其中顾客自收50832，调货11052，减掉用于外地2月22日调货销售：吊牌价5680，销售金额5112，调货金额2556，剩余合计66303元，已还清23952元，剩余42351元，剩余金额21日归还公司。落款处有林宇签名。被告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道歉信中并没有举证证明原告已严重亏损，通过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原告公司货物丢失与被告没有关系，而是原告的主管自己挪用公司财产导致，不能因原告主管的行为而拖欠被告的工资。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出具的被告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载明邢*遥于2018年2月14日支付被告2511元，于3月14日支付被告7482元，于4月11日支付被告5206.10元，于6月8日支付被告4月工资2400元、5月工资2400元，于7月8日支付被告工资2200元，于8月9日支付被告工资567元。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并没有克扣被告工资，工资是按时发放的，不存在所谓的提成问题，所谓的提成原告也是按照规定当月计发的，因被告2018年2月、3月工资正好赶上过年，故其工资比较高，并不是累计发放，被告要求发放提成没有事实依据。被告称，原告所述被告工资是按月按时发放系虚假陈述，原告从2018年4月11日支付被告2018年3月工资后，直到6月8日才支付被告4月、5月的基础工资，结合原告提交的报案记录也能证明原告自6月8日起只向被告和其他员工支付基础工资，原告答复绩效工资待公安机关查明后再向被告发放。该工资表中原告发放的4至6月工资与1至3月工资有明显区别，且绩效工资不可能为整数，故原告存在拖欠被告工资的行为。原告称，被告所述不符合事实，4月份工资之所以延迟发放是因为该月盘点过程中丢了大量的货品，货品及其账目混乱无法落实个人的工资及提成情况，故双方同意延迟发放，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并继续工作，事隔三四个月后被告以家里有事为由提出辞职，现又称拖欠其工资明显是违背事实的；被告称提成不可能是整数，完全是其自己主观推断毫无依据；被告所在的店里丢了大量的货品，造成很大的亏损，谈不上提成的问题，如有提成原告也是当月计发，且原告计发的工资都比合同约定的工资要高，这里面就包含了提成。2、个人业绩明细表打印件一份，被告称该证据系从原告处取得，证明被告自2018年3月25日至7月8日期间的业绩为390814元。原告称，该证据系复印件，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3、被告与上海东之上时装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证明被告并非家中有事提出辞职，被告的辞职原因系原告克扣和拖欠工资。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通过该证据可以反映出被告并没有说真话，而是跳槽到其他公司去做职员，真正违反劳动合同的应该是被告。4、2018年7月3日被告与其主管林宇、2019年4月18日专柜班长纪红娜和林宇、2019年4月21日被告与林宇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各一份，证明林宇对原告拖欠被告工资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称林宇和专柜班长纪红娜的录音没有原始载体，2018年7月3日被告与其主管林宇通话录音时，林宇已经不在原告公司工作，且该录音中从未提起过被告有提成的问题，只是被告要求发工资，被告的工资原告已经发放。2019年4月18日专柜班长和林宇的通话录音内容还是被告要工资，林宇明确表示工资已经给了被告。2019年4月21日被告与林宇的通话录音严重违背事实，张媛的案子还在立案侦查阶段，且承诺赔偿公司损失100000元，已先行支付50000元，剩余50000元分期归还。专柜的三个店员都参加了店面盘点，店面的货物少了二三十万，本案中所有的员工都不存在提成的问题，被告想通过该证据来证明其工资和提成问题是不成立的。被告称，原告主张2018年7月林宇已经不在其公司工作，事实上，2019年原告起诉时林宇还是作为原告的代理人。被告与林宇的录音中反复提到要工资和提成，原告称未提到工资，与事实严重不符。5、专柜班长纪红娜签字的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原告拖欠被告的提成。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纪红娜不是原告公司员工，且该证明材料像被告的自述材料，没有纪红娜的证言，只有纪红娜的签字，显然不能作为纪红娜的证词来认定。关于劳动关系解除，被告称其在原告处工作至2018年7月2日，原告称被告在其处工作至2018年6月30日，但对此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均不认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所载明的离职原因。被告称，原告每月给被告口头下达本月计划指标，完成60%到70%提成比例为2%，底薪2200元，70%到80%提成比例为2.5%，底薪2400元，80%到90%提成比例为3%，底薪2600元，90%到100%提成比例为3.5%，底薪2600元。根据原告发放的工资底薪能够体现提成比例。3月25日至4月24日销售额103842元，提成2596元（103842元×2.5%）；4月25日至5月24日销售额179244元，提成4481元（179244元×2.5%）；5月25日至6月24日销售额90123元，提成1802元（90123元×2%）；6月25日至7月2日销售额17605元，提成352元（17605元×2%），合计9231元，其仅主张8985元。被告称，主管林宇到店铺口头告诉其整个店铺每个月的计划，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店里有三个人，三个人平分计划。原告对被告所述的口头提成计划不予认可，2018年2月开始店铺大量丢失货品，店员一直未完成计划，且货物也对不起来，造成亏损，此期间该店没有口头计划，也不存在提成，原告已经足额发放被告工资，被告的工资应为2000元，在劳动合同中有体现。综合店面经营情况，不存在提成的问题。2018年8月9日原告支付被告工资567元，原告称系补发之前工资的差价还有之前报销的费用，但对此未有证据证明。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费用系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工资567元（2200÷31×8天）。本院认为，（一）对于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日期，原告称被告在其处工作至2018年6月30日，并提交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予以佐证，但双方均表示不认可其中载明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且该证明书所载明的原告入职日期与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被告于2018年7月2日向原告递交离职申请，且员工离职申请表中的预定离职日2018年7月31日，与原告主张的双方确定的离职日期即6月30日相矛盾，且被告对于2018年8月9日支付给被告的567元系之前工资差额及报销费用的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认定该费用系被告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基本工资。综上，在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采信被告的主张，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2日解除。关于被告的离职原因，原告称被告系因个人原因自行离职，并提交了员工离职申请表以及被告书写的离职申请为证，被告对员工离职申请表和离职申请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认定被告系因个人原因离职。被告提交的其与上海东之上时装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不足以证明其因原告克扣和拖欠工资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工资和提成的问题。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明被告的工资为试用期1800元加提成，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2000元加提成，故本院采信被告主张的其月工资为底薪加提成的说法。原告先是称其专柜丢失大量的货品造成很大的亏损，不存在提成的问题，后又称被告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而原告计发的工资都比合同约定的工资要高，是因其中包含了提成，原告的主张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因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交2018年1月至7月期间的原始财务凭证，应承担怠于举证的不利后果，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提成8985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其店面亏损被告不存在提成，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限原告烟台宣超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吕媛媛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提成8985元；二、驳回被告吕媛媛的其他仲裁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烟台宣超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卫 娜人民陪审员 安 娜人民陪审员 车汝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陈贺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