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2022民初2151号 原告：罗冬，男，196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乐至县天池镇川鄂中路2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26602914484。 法定代表人：胡荣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公司职工。 第三人：胡荣生，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第三人：杜建彬，女，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第三人杜建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男，196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与杜建彬系叔嫂关系）。 原告罗冬与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冬、被告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荣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第三人胡荣生、第三人杜建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恒通公司2019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审理中变更为：确认被告恒通公司2019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恒通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原告是恒通公司三名发起人之一，股东。认缴出资20万元，实际出资20万元，占股20%。2012年4月20日，第三人胡荣生以股东间自由转让方式向原告转让20%股份，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后原先股份由20%增加为40%。2019年6月26日，被告和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虚构原告未缴纳出资的事实并召开股东会，强行对原告的股东资格除名，拟剥夺原告股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和章程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原告的侵权，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恒通公司辩称：一、恒通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发起人有原告和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三人属实。二、2007年5月8日，第三人胡荣生通过银行个人账户转入恒通公司临时账户人民币100万元，作为公司注册资金。恒通公司出据收到胡荣生股本金80万元、杜建彬20万元。原告诉称其缴纳的20万元股本金不属实，当时说原告占股份20%，但原告一直未实际出资20万元。三、2007年5月8日，原告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壹佰万全部由胡荣生、杜建彬投入，罗冬未出资，只是在企业有效益后享受20%的分利。”证明原告未出资。所谓2012年4月20日以股东之间转让方式向原告转让20%股份的事实不存在，原告以此为由诉至法院，已被三级人民法院驳回。四、原告在代为办理公司注册登记过程中，在胡荣生向恒通公司转账的进账单空格里，签注胡荣生60万元、杜建彬20万元、罗冬20万元，由此骗取工商登记中罗冬认缴出资20万元的虚假登记。2015年10月28日，恒通公司再次书面通知原告缴纳认购的股本。逾期后，原告拒绝缴纳。五、2019年6月26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将原告除名等的决议，该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的陈述意见与被告恒通公司的辩称意见一致。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材料：2019年6月26日《股东会决议》。证明被告和第三人侵权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材料：1.2007年4月18日《股东会决议》；2.2007年4日18日《公司章程》；3.2007年5月8日农行进账单；4.四川大众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5.《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明原告是被告恒通公司发起人之一、股东，实际出资20万元，占股20%。注册资本属实缴制，注册前一次缴清。在股东会职权中，没有股东会可以解除股东资格的规定。进账单证明原告实缴股本20万元，注册资本进账手续有股东兼财务科长杜建彬办理。验资报告也证明原告实际出资20万元，占比20%，是货币出资。 第三组证据材料：1.川恒建联字（2007）第2号文件；2.川恒建联（2008）2号文件；3.“聘书”；4.川恒物发〔2012〕1号文件；5.部分物业服务合同（摘要）。证明原告罗冬被聘为被告公司经理，是被告公司实际经营和管理者，且有实际经营成果。 第四组证据材料：1.股东会通知；2.股东会决议；3.年度财务报表。证明自被告公司成立以来，原告享受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 第五组证据材料：1.2011、2012年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公司修改章程；2.2014年7月25日股东会决议及新修改章程；3.（2016）川2022民初334号庭审笔录；4.（2016）川2022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书；5.（2017）川20民终160号民事判决书；6.（2016）川2022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庭审笔录；7.2017年6月16日股东会决议及新修改章程。证明被告公司及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均多次承认原告的股权和股东资格合法有效。 第六组证据材料：1.（2017）川2022民初1146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起诉状、传票、民事裁定书；2.（2017）川2022民初2485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20民终112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1月9日股东会议记录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关于原告是否出资、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诉讼中，法院判决均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即原告出资真实，股东资格合法。 第七组证据材料：1.（2016）川2022民初661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庭审笔录；2.（2017）川2022民初793号民事判决书；3.（2017）川2022民初2047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20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4.（2018）川2022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是否出资、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提起异议后，相关方经历多次其他诉讼，在法院判决中均认定原告的股东资格合法。 第八组证据材料：川恒房字（2008）第4号、〔2009〕3号文件、川恒房联字〔2013〕1号、2号文件。证明原告在第三人胡荣生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第九组证据材料：（2017）川20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股东身份及出资情况。 第十组证据材料：2009年3月19日借条、2010年8月8日收条、（2016）川20民终1066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2022执28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20%股权是对价回报。 第十一组证据材料：被告通知召开股东会的短信截屏。证明凡是召开股东会都是有通知的，但2015年10月的股东会决议都没有任何告知，证实是虚假的。 被告恒通公司、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无异议。第二组证据材料中2007年4月18日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章程约定原告出资20万元，占股20%，第六条对股东出资的应向股东开具出资证明书，原告是没有出资证明书，说明原告未出资；100万的进账单是胡荣生个人账户转到公司临时账户的，对于下面的备注，杜建彬对填写的备注没得印像，不是杜建彬所写；《验资报告》是虚假的，有证据证实；企业登记申请书是真实的。第三组证据材料有些是真实的，与原告是否出资无关。（2008）2号、〔2012〕1号文件、聘书是虚假的，被告公司的章一直在原告手上，原告只是在我公司做经理，这些都是原告伪造的，不能证明原告出资。对于原告说的物业项目也与原告无关，只是原告在经办。原告在经营管理公司，自己就已经否定了出资的事实，在经营管理期间与股东身份关系无关联，在公司作为具体管理人，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利益，已经报警。第四组证据材料中2014年9月19日的股东会通知是原告伪造，真实性有异议，其他会议通知是真实的。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但2011年12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被法院驳回了的。财务报表是假的，无公司盖章。原告提交的证据是证明其是股东，公司叫原告开股东会是因为工商登记上有原告，我们也希望原告缴纳股本金，经被告催收，但原告拒绝出资。第五组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转让20%股份的事省高院也做了明确的判决，法院判决的真实性认可，但无关联性。对原告的股东身份不表示质疑，但原告不能证明其缴纳出资的事实。第六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是否出资无关联。（2017）川2022民初2485号案件是上诉了的，判决书第11页载明：另查明公司的100万……是胡荣生和杜建彬缴纳的。故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七组证据材料判决书和庭审笔录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是股东，不能证明原告出资的事实。原告出具证明，只是在公司有利益的时候享受20%的分利，而且在上面没有股东的签字，不能改变原告未出资的事实。第八组证据材料不属实，因为公章在原告手上，是原告自己制作的，原告之前是被告公司负责人，在被告公司领了工资的。原告说的被告公司没有给他买社保，原告作为之前物管的负责人，是应该知道购买保险的。第九组证据材料判决书是真实的，只能证明原告股东身份，不能证明原告出资的事实。第十组证据材料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十一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原告出资的事实。被告是有两个专人给原告送达的，原告闭门不签收。 被告恒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十二组证据材料：1.股东会通知、签到单；2.会议记录；3.股东会议决议；4.送达股东会议决议快递单。证明召开的股东会议合法。 第十三组证据材料：1.原告本人签字的《证明》，证明本人未出资的事实。2.万众会计事务所的说明、农业银行转账证明，证明罗冬未出资。3.农业银行进账单，证明胡荣生转入股本金的事实。4.催缴股本金的通知（回复函），证明向原告罗冬催缴股本金的事实。 第十四组证据材料：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花名册。证明股东缴纳股金，依法享有股东权利。2014年我们向股东补发了一个出资证明书。 第十五组证据材料：三级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证明股权转让无效。 第十六组证据材料：2007年公司章程。证明股东出资额。 原告对被告恒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第十二组证据材料中股东会通知、签到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股东会议记录三性不予认可，因为在召开股东会议时，被告公司没有按照会议真实内容记录，记录之后未通知原告进行审阅确认，这是被告单方面形成的。会议记录说对原告经催收至今仍未缴纳股本金不是事实。2007年5月8日验资报告证实被告公司注册时的100万是一次交清，本来是实缴制，后面把原告整成认缴制，所以不具有证据三性，股东会决议也不具有证据三性。对第十三组证据材料“证明”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由被告及第三人在（2016）川2022民初661号案件中进行出示，但是判决没有证实，投入不是出资，投资方式是胡荣生60万，杜建彬20万，罗冬20万。“证明”与原告向公司实际出资没有关联，这是明确企业在有效益的时候应该分红，原告就应该享受20%股权的回报，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向公司出资。按照（2018）川20民终11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根据农行进场单载明胡荣生60万，杜建彬20万，罗冬20万。该证明没有否定原告的股东资格，没有否定原告具有20%股权的事实。会计事务所的说明、银行证明的三性不具备，因为股东是否出资是通过公司章程、农行进账单、验资报告和工商登记资料证明的。就验资报告而言，明确该进账单是胡荣生60万，杜建彬20万，罗冬20万，这个证明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这两个证据在（2018）川20民终112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被法院驳回了的。农行进账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银行办存贷手续的要求，这个进账单必须由公司财务人员进行填写，杜建彬是财务科长，是她在经办向银行注入资本，也是由她来填写的，是由胡荣生个人的银行卡向银行打入100万，其中胡荣生60万，杜建彬20万，罗冬20万，与验资报告相吻合印证。（2017）川2022民初2485号、（2018）川20民终112号民事判决书都对进账单的性质进行了确认，驳回被告主张，支持原告的主张。催缴股本金的通知回复函是伪造的，依照公司章程回复，既然是股东会决议，那么为什么没有相应股东会议记录，原告没有收到这个回复函，原告要求查阅账单，被告在上面写的要求原告缴纳股本金是画蛇添足。2015年10月28日，正是因为原告发出申请后，被告一直没有同意，所以原告就在2016年元月提起了关于知情权纠纷的诉讼。2017年11月9日股东会议中，是根本不承认原告的股东资格，现在又承认原告是股东，要求我缴纳股本金，这是相互矛盾的，不具有证据三性。第十四组证据材料不具有证据三性，之前庭审是出示过的，被法院否定过。公司成立以来未向任何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股东花名册是伪造的，落款时间是2007年5月8日，但是营业执照记录公司成立是2007年5月9日，根据雕刻公章的规定，要求三证办齐后才能去雕刻公章，但是他们2007年5月8日就已经盖上这个章了，该证据已经在（2017）川2022民初2485号和（2018）川20民终112号案件中被否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十五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也向法庭出示过，证明公司设立原告出资20万元，占股20%的事实，在三级法院的判决中都是认可了的。第十六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章程第五条载明的是实际出资额，不是认缴出资额，不是被告公司称的是认缴制，这个事实在公司其他的证据中已经证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出示的两个公司章程，原告都不在场不知情，是被告单方面制作的。2017公司章程载明原告出资20万元，占股20%，被告在原告多次不在场的情况下证明我占股20%的事实。 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2019年6月26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材料均系书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证实被告公司设立登记时股东出资情况，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原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辩称有些文件系原告伪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材料股东会通知、股东会决议，被告除对其中一份通知有异议外，其余无异议，予以采信；财务报表系复印件，被告不认可，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材料系关于原告股东身份的证据材料，因被告对原告股东资格不置可否，本院予以采信，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予确认。第六组证据材料中（2018）川20民终112号民事判决书系生效法律文书，予以采信，其余材料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材料证明原告股东资格，被告无异议，予以采信。第八组证据材料的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九组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具有股东资格部分予以采信。第十、十一组证据材料的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所举第十二组证据材料系2019年6月26日股东会召集及会议决议内容相关资料，原告亦举示该证据材料，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第十三组证据材料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第十四组证据材料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花名册落款（核发）时间不真实，不予采信。第十五组证据材料系三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予以采信。第十六组证据材料2007章程，原告亦举示过，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07年4月18日，原告罗冬与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作为被告恒通公司发起人，讨论通过了被告恒通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07章程）。章程与本案有关的内容：第四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实收资本壹佰万元。第五条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金额：胡荣生货币60万元，持股比例60%，杜建彬货币20万元，持股比例20%，罗冬货币20万元，持股比例20%。第七条股东享有如下权利：（1）参加或推选代表参加股东会并根据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第八条股东承担以下义务：（2）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第十二条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11）修改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股东会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第十五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七条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日，股东会决议委托原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资料。2007年5月9日，被告恒通公司经依法核准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资本100万元系由第三人胡荣生个人账户转入被告公司临时账户。 2012年4月20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股东胡荣生将被告公司所持60%的股份中20%转让给罗冬，罗冬以货币形式支付转让款，股权转让后，公司现有股东组成情况为胡荣生出资40万元，占股40%；罗冬出资40万元，占股40%；杜建彬出资20万元，占股20%……股东会还决定修改公司章程。此后，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因股权转让纠纷等多次诉讼，股权转让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不发生法律效力，修改过的公司章程恢复到2007章程。 2014年1月10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罗冬及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参加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免去罗冬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办理移交手续，任罗冬为公司监事。此后，原告未再参与被告公司经营管理，但历次股东会都通知原告参加。 2015年10月28日，原告申请查阅被告公司账务账簿，被告书面回复原告：一是不支持原告查阅公司账簿，二是再次通知原告在20日内缴纳股本金并承担相应利息。 2017年11月9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罗冬、第三人胡荣生、第三人杜建彬委托代理人胡悦斌参加会议。会议决议：1.增加公司经营范围；2.根据《公司法》第31、32条，对2007年5月8日公司注册登记的不实行为进行纠正，变更登记胡荣生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80%；杜建彬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3.公司由“三个股东”变更为“二个股东”；4.修改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四条、第一章第五条、第二章第八条；5.委托胡悦斌到乐至县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事宜。会议表决结果，公司原有股东3人，到会3人，胡荣生、杜建彬持赞同意见，罗冬对决议第1项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持赞同意见，对决议其余内容持反对意见。此后，原告向本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本院以（2017）川2022民初2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述公司决议第2~4项内容无效，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提起上诉。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川20民终1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6月26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罗冬、第三人胡荣生、第三人杜建彬参加会议。会议决议：1.对空股股东罗冬予以除名，解除其股东资格；2.公司类型变更为二人有限责任公司；3.公司住所地不变更；4.公司经营范围不变更；5.公司注册资本不变更。会议决定立即生效，并委托胡悦斌办理公司变更手续。胡荣生、杜建彬同意并在股东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上签名，罗冬反对未签名。 另查明，2007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壹佰万全部由胡荣生、杜建彬投入，罗冬未出资。只是在企业有效益后享受20%的分利。此据！证明人：罗冬（签名捺印）二〇〇七、五、八”。罗冬在被告公司担任高管期间，每月领取了一定金额工资。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享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事实无异议，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二是被告将原告予以除名，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股东除名决议有效应当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因股东完全未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未足额出资或抽逃部分出资不在此列；二是履行催告前置程序，并给予被除名股东合理缴纳期限；三是股东除名需要召开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利益与风险一致的原则，被除名股东的表决权应当被排除在外，由剩余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即可，公司章程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一）关于原告是否履行出资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股东出资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能够货币量化并可转让的财产。本案原告认可未以货币出资的事实，但认为其是以实际经营被告公司及在第三人胡荣生关联公司担任高管的对价“回报”作为股金，因此其出资是实的。本院认为，所谓经营、担任公司高管的“回报”，既非实物等财产，也不能用货币量化，且不具有可转让性，故不能认定为股东出资方式。2007章程关于股东出资方式明确规定为货币，审理中，被告及第三人否认有对价“回报”的事实，且原告在管理被告公司期间，领取了一定金额工资，与给付“回报”的事实相矛盾。综上，原告未履行全部出资义务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二）本案证据显示，在2015年10月28日被告给原告的书面回复函中，被告再次要求原告缴纳股本金。时至今日，原告仍未缴纳出资，应当认定被告履行了催告程序，并给予了原告合理缴纳期限。（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被告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召开股东会，原告罗冬、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均参会，会议召集程序无瑕疵。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将原告予以除名，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理由是原告未出资。该决议内容符合客观实际，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根据公司2007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因原告表决权被排除在外，讼争股东会决议由胡荣生、杜建彬一致同意，实则百分之百表决通过。原告反对并拒绝签名，不影响决议效力。故讼争股东会决议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罗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汉军 人民陪审员  唐鸿军 人民陪审员  杨先继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