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35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红，男，无固定职业，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鹏，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魁，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林，女，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晓峰，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刁和平，男，住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上诉人张志红因与被上诉人朱林、刁和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4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亦未提出新的事实或理由，本院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向各方当事人予以释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志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张志红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朱林、刁和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以政府拆迁过程中的确认行为认定涉案房屋属朱林所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在政府拆迁过程中征收人与被征收人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为明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协议，是约定拆迁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该类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政府实施的签订协议行为并非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原审判决所称行政法意义上的确认被征收人为朱林的法律效力。其次，原审判决据以认定朱林与刁和平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真实性的证据存在多处违背常理之处。第一、朱林和刁和平之间签订该协议时，朱林在并未对该房屋权属进行审查的前提下，就径自签订该协议的行为是有违一般常理的。该房屋权属证明原件在2015年刁和平向张志红借款后就作为借款的抵押，一直由张志红持有，如果朱林所称其在2014年就签订了该协议，该权属证明原件为何仍由刁和平持有，而不是朱林持有。第二、刁和平也非本村村民，在没有该权属证明的情况下，村委会是如何认定该房屋是由刁和平所有并转让给朱林的。第三、村委会在明知朱林为城镇居民户口的情况下，为何出具其为南源村村民的证明。第四、朱林陈述称交易金额为140000元，但是不能提供转账流水予以证明，如果该交付购房款的事实涉及现金交付，法院应当对其交付大额现金的真实性予以审查，但在本案中仅有刁和平出具的收条予以佐证（张志红在原审中曾提出对该收条的书写时间进行鉴定，但是由于技术条件有限，未能鉴定），该孤证并不能认定该事实的真实发生。再次，原审判决仅对《拆迁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予以审查，但未对其合法性予以审查。村委会、拆迁办的一系列行为只能证明：刁和平与朱林存在过交易行为，但该交易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能够产生使朱林成为适格被征收人的法律效力，应当是由法院审查的内容，朱林是否为适格被征收人关系到其本人是否有权领受该拆迁补偿款，这是实体审查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是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应有之义，如果该执行异议之诉也如涉案中止执行裁定一般只进行形式审查，也就违背了执行异议之诉设置的意义。最后，法院仅以报警记录单证明刁和平已经向朱林交付了涉案房屋有失严谨。该报警记录单仅能证明朱林与张志红之间因房屋归属存在纠纷，但并不能证明该房屋已经因交易行为而交付，更不能证明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朱林。综上而言，朱林和刁和平之间的交易行为真实性因违背了房屋交易的一般常理及村委会在明知朱林为居民的情况下出具虚假证明而失去了高度盖然性的有利认定，其交易的合法性也因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丧失，朱林不具有适格的被拆迁人身份，其不应当对刁和平所有的房屋具有拆迁利益。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就认定朱林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原审法院依据的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五条是在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实施的，第二十五条仅是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细化规定即在执行程序中如何认定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且该二十四条、二十五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并非申请执行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法院仅以该二十五条之规定认定朱林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属于明显的法律使用错误。人民法院应当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方面全面对案外人的举证予以审查。退一步讲，即使该条款适用于本案，原审法院也应当对朱林的举证是否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第三款：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进行审查，而不应当仅仅针对第一款审查后就作出判断。其次，依据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未登记的建筑物应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本案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未能出示上述具有公示效力的行政许可，但是张志红在庭审中出示了刁和平购买涉案房屋时的原始权属凭证，张志红持有该凭证的事实可以证明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刁和平而非朱林，该房屋的拆迁受益人也应当是刁和平，朱林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张志红的合法权益，请求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张志红的全部上诉请求。庭审中，张志红补充上诉意见：原审法院庭审中，朱林明确表示自己为退休职工，且住址为玉泉区梁山街，该证据可以明确的证明其本人为非农业户口，该证据与村委会出具的其本人为南源村村民所要证明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的。村委会证明自证据形式上为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是相矛盾的。法律上，原审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本案中朱林与刁和平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行审查，但原审法院未对该问题进行审查，仅依据上述规定的第二十五条进行判决是错误的。朱林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原审朱林所提交与刁和平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玉泉区西菜园南源村村民委员会向征收办公室出具《证明》，《房屋面积认定表》，《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等证据材料，能够确认，执行裁定下发之前，房屋权属主体为朱林，被征收人为朱林，拆迁补偿款享有主体为朱林，且补偿款执行裁定下发前已经打入朱林个人卡内，朱林足有排除本案涉及执行民事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上诉状中张志红具体事实与理由部分，朱林进行简单答辩说明。张志红提出的朱林和刁和平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有许多违背常理之处是不成立的，其一，朱林和刁和平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时间2014年8月15日，远早于张志红一审判决的时间近两年时间，且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对于编号ZH04-9房屋的被拆迁人委托昭君司法所进行了确认，朱林和刁和平一致认可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其二，玉泉区西菜园南源村村民委员会向征收办出具了《证明》。在《房屋面积认定表》上村委会的和征收办公室均确认该房屋属于朱林所有等均早于张志红诉刁和平一审判决生效的时间，张志红称刁和平和朱林恶意串通故意伪造证据，为张志红主观臆断，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具有客观证据支持。对于上诉状中，张志红提出的拆迁补偿协议是民事合同，而非具体行政行为理由是错误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征收补偿协议是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二、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目的在于阻却或者回复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执行异议之诉中判决的主文是“停止或许可对执行标的物的执行”，并不会作出合同无效等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判决，更不会基于本次民事判决去否定应属于行政诉讼程序确认的拆迁补偿协议效力问题，张志红具体诉讼请求已经超出了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范围，请求依法驳回张志红的上诉请求。庭审中，朱林补充答辩意见：按照朱林及家人的意见，朱林资料本身属于西菜园村的村民，基于工作关系，结合当时的政策原因，需要其办理非农业户口，方才继续能够进行相应的工作，结合本案中朱林答辩状中提交了答辩意见，实际中在本案的审理张志红提出的相应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合法性审查的内容。亦无论其身份为何种性质，无法否定在本案中朱林所提交的由第三方拆迁办公室所签订的拆迁协议效力问题。朱林为本案被拆迁款项的合法享有人。刁和平未作答辩。张志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继续执行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源村二组拆迁编号为ZH04-9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16000元。2、确认朱林与刁和平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志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内0104民初3982号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内0104民初3982号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11月7日向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发出（2017）内0104执115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位于呼和浩特市××区拆迁编号为ZH04-9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16000元。朱林不服，以被执行人刁和平将涉案房屋以140000元的价格卖给朱林，朱琳已经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政府征收拆迁部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款属于朱琳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内0104执异35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对位于呼和浩特市××区拆迁编号为ZH04-9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16000元的冻结执行。张志红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04年5月25日刁和平与李埃喜签订一份购房协议，刁和平向李埃喜订购路边简易二楼上下一套，建筑面积71平方米，售价53500元。2014年8月15日，刁和平与朱林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刁和平将自己拥有的的位××队西门脸房一套卖给朱琳，房屋卖价为140000元，由朱林一次性支付给刁和平，刁和平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房屋的全部钥匙交付朱林，并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由朱林对房屋进行验收，朱林如无任何异议，视为该房屋情况符合本合同约定，刁和平完成房屋交付，上述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归朱林行使。协议签订后的当日，朱林向刁和平交付购房款140000元。2017年9月11日朱林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签订一份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被拆迁人为朱林。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菜园乡西菜园南源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朱林系该村村民，编号ZH04-9号宅基地占地面积35.39平方米，建筑面积70.78平方米，请指挥部按征收方案，办理征收补偿协议。由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菜园乡西菜园南源村村民委员会、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和项目服务中心共同认定涉案房屋产权人为朱林，房屋征收编号为ZH04-9，占地面积为35.39平方米，建筑面积70.78平方米。在政府拆迁过程中，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委托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司法局昭君司法所就房屋买卖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司法局昭君司法所出具情况说明：“关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对于编号ZH04-9房屋双方买卖人（卖方刁和平王俊，买房朱林）我所组织录制的视频以及所写声明书，由于设备未调整好时间，故导致显示日期与实际录制日期不符，应以声明书签名日期为准”。2017年11月15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现有我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巴彦路改造提升项目）范围内南源村征收编号ZH4-9号住宅，被征收人为朱林，该住宅占地面积为35.3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0.78平方米，拆迁补偿协议总金额为155716元，现该补偿款的银行卡已到我征收办公室，卡号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客户姓名朱林，账号×××，借记卡号×××，交易区间2017年5月24日至2017年11月24日，交易日期2017年10月23日，金额155716元。现该账户内的资金被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冻结。朱林的儿子成鹏飞就涉案房屋以被他人盗窃、门锁被换、门被焊和房屋抵押给债主为由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公安分局西菜园派出所报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志红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本案刁和平与朱林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虽然朱林向刁和平交付购房款140000元只有收款收据，没有打款凭证，但是在办理拆迁手续时，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确认被拆迁人为朱林。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菜园乡西菜园南源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朱林系该村村民，请指挥部按征收方案，对编号ZH04-9号宅基地办理征收补偿协议。房屋面积认定表由村委会和征收办公室确认涉案房屋产权人为朱林。在政府拆迁过程中，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委托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司法局昭君司法所就房屋买卖的真实性进行确认，所作出的声明书、情况说明、司法所确定买卖的视频CD确认刁和平、王俊与朱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的真实性。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被征收人为朱林，拆迁补偿协议总金额为155716元。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客户姓名朱林，账号×××，借记卡号×××，交易区间2017年5月24日至2017年11月24日，交易日期2017年10月23日，金额155716元。朱林儿子成鹏飞报警，证明刁和平已将房屋交付给朱林。根据人民法院执行规范的规定，冻结的只能是被执行人或者协助执行人财产，而不能冻结其他案外人的财产。在本案涉及的执行程序中，冻结的是朱林的拆迁补偿款。朱林既非被执行人，也非协助执行人。根据朱林提交的买卖合同以及一系列证据，证明了该房屋在执行裁定下发之前已经由刁和平将房屋转让给朱林。人民政府在拆迁补偿的时候，经过一系列调查，也证明该房屋是朱林的房屋。关于对张志红主张的确认刁和平与朱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因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目的在于阻却或者回复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不涉及合同无效等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问题，故确认房屋买卖的效力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朱林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志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张志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查明的事实中，2004年5月25日刁和平签订购房协议的相对人姓名难以辨认；一审查明的2017年11月15日扎达盖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的事实，一审庭审笔录中未发现相应证据，二审仅提供复印件，故对以上事实二审不做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志红要求继续执行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116000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张志红要求确认朱林与刁和平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依据村委会出具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证据可知，案涉房屋的被拆迁人为朱林，朱林已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享有该协议书项下的合同债权，成为了被拆迁人，且协议书签订早于本案冻结案涉拆迁款的时间，故案涉房屋拆迁款应归朱林，张志红无权请求执行该笔拆迁款。因此，对张志红请求继续执行案涉拆迁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志红上诉称，朱林非南源村村民，与刁和平之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应当对朱林是否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进行合法性审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林作为案外人已经提供较为完善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有权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已经完成基本的举证责任，但张志红对上述主张并未提供足以推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张志红请求继续执行该笔拆迁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张志红作为申请执行人，本案仅针对张志红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执行的权利进行审理，张志红请求确认朱林与刁和平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综上所述，张志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志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铁 刚审 判 员 韩 东 妹审 判 员 额日德尼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乌 日 汗书 记 员 王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