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3民再3号抗诉机关：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陈丽娟，女，生于1988年2月28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申诉人（原审被告)：高戈，男，生于1984年9月15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二申诉人委托代理人帅君，云南云南大韬（盐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原审原告）：袁德军，男，生于1990年5月29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委托代理人彭彩彰，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陈丽娟、高戈因与被申诉人袁德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对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有异议，向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昭通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昭检民（行）复查【2019】53060000001号民事抗诉书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云0620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派盐津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明容出席再审法庭，申诉人陈丽娟、高戈及其委托代理人帅君,被申诉人袁德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彩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雇主赔偿责任与侵权第三人的责任属于不真正的连带赔偿责任，雇主的赔偿义务会随着第三人侵权之债的消灭而归于消灭。在有第三方侵权的雇员受害纠纷中，实行的是追偿原则，而不是补差原则或双重受偿原则。袁德军已经选择向第三吴世明主张权利，袁德军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权利得以实现，其向雇主高戈、陈丽娟主张损害赔偿之权利随之消灭。法院判决高戈、陈丽娟承担142433.42元赔偿责任，二人无法向第三人吴世明追偿,实际导致高戈、陈丽娟承担了全部损失75%的责任。雇主高戈、陈丽娟在雇佣关系中无过错或重大过失，不应承担高达75%的责任。袁德军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能转移给高戈、陈丽娟，否则将导致袁德军双重受偿。故，认为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提出抗诉，依法再审。申诉人陈丽娟、高戈申诉称，一、被申诉人与申诉人之间不存在提供劳务关系。根据申诉人提供的（2017）云0623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书，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盐劳人仲（2017）裁字第106号裁决书，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终244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被申诉人与申诉人之间不存在提供劳务关系。因此，申诉人依法不承担责任。二、被申诉人与申诉人之间属于承揽关系。1、被申诉人送毛巾、收毛巾是按照申诉人的要求完成工作成果，定做人就完成的工作成果而支付报酬；2、送毛巾、收毛巾具有特定的性质，以满足申诉人的特殊需要；3、被申诉人工作具有独立性。被申诉人以自己的设备（摩托车），技术和劳力（驾驶摩托车），完成主要工作，不受申诉人的指挥管理；4、被申诉人自担风险。被申诉人应以自己的风险独立完成工作，对工作成果的完成，负全部责任。本案中被申诉人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所生风险应由完成工作成果的被申诉人承担。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服从、控制和从属关系。申诉人没有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一次性提供工作成果，所提供的劳动（收送毛巾）是独立的业务，被申诉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应当认定为承揽。三、（2017）云062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没有将被申诉人医疗保险报销的费用55018.23元进行扣除，导致袁德军因该次事故额外获得55018.23元。2016年8月29日，申诉人陈丽娟向袁德军之父袁致银支付10000元，原一审并未查清该事实。综上所述，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的规定，请求：1、判决撤销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申诉人不承担责任。2、原审诉讼费由被申诉人承担。被申诉人袁德军辩称，1、昭通市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不成立，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理由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可知，在本案中诉讼标的是交通事故中损失的50%，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之一是本案被申诉人袁德军，另一当事人是案外人，两人是各承担50%，袁德军受伤是在雇员工作中由案外人造成的损害，袁德军的损害可以要求雇主承担责任，对于第三人对损害的造成有责任的，雇主可以追偿。在本案，被申诉人袁德军起诉的标的是袁德军自己行为造成的50%，雇主是无法追偿的，被申诉人袁德军可以就自己损失的部分向雇主请求赔偿，雇主承担部分加上案外人承担的部分，袁德军可能得到赔偿仅为75%，不构成双重受偿。故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2、本案法律关系属于雇员人身损害，属于劳务关系，不属于承揽关系，在原审判决中，已经查明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高戈、陈丽娟与袁德军系劳务关系，本案引起再审的原因是检察院抗诉，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主要理由是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认为本案属于承揽关系是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支撑，其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原告袁德军于2018年3月27日起诉至本院诉称，被告陈丽娟与被告高戈系夫妻关系，陈丽娟以“亚发毛巾消毒店”字号名义经营本地各理发店毛巾消毒业务，雇佣原告承担毛巾配送和回收工作。2016年8月28日18时20分许，原告驾驶陈丽娟的摩托车配送毛巾的过程中，在彝绥线K107+150M处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原告受伤。经医院诊断为：1、右下肢毁损伤；2、左侧股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3、失血性休克；4、会阴撕脱伤；5、髋臼骨折；6、左下肢创面坏死伴感染。保险公司支付了交强险赔付款120000元。治疗终结后，原告安装假肢花费了40000元。因被告陈丽娟经营注册字号为“盐津亚发日用品商行”的个体企业，原告针对该企业申请工伤认定，经仲裁和诉讼，最终确定该个体企业不是适格的责任主体。但诉讼过程中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务受到伤害的事实。原告针对交通事故的另一责任人吴世明提起民事诉讼，诉讼中经法院委托鉴定，原告所受之伤为六级伤残，后续治疗费28000元。2017年12月26日，盐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2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告的合理损失569733.68元，判决事故当事人吴世明赔偿284866.84元，原告自行承担284866.84元，此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务遭受伤害，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84866.84元。原审被告陈丽娟、高戈辩称，高戈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高戈与陈丽娟2016年10月12日登记结婚，而原告受伤的日期为2016年8月28日，原告受伤时系陈丽娟个人经营，高戈未出资、未参与经营管理，故高戈不是本案的被告；原告受伤系交通事故所致，因原告和第三人吴世明的共同过错造成的，原告已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根据侵权责任法，原告因自己的过错受害，被告陈丽娟无过错，原告应自行承担责任，被告陈丽娟不应承担责任；原告的医疗费用不应当再主张，盐津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已经认定原告在“新农合”报销了医疗费55018.23元，该报销部分并未扣除。另外原告在“轻松筹”平台筹集医疗费48314.06元，原告已报销、已得到补偿的医疗费用不应再主张。原审查明，被告陈丽娟从事“亚发毛巾消毒店”经营服务，在经营中，雇佣洗涤工一名，配送工一名（报酬为日配送毛巾一次50元，工作时间约1小时，车辆由配送工负责，剩余时间配送工自由安排）。2016年2月，原告袁德军与其妻子在消毒店从事洗涤、配送工作。2016年8月28日，原告在配送工作中驾驶被告陈丽娟所购的云Ｃ×××××号二轮摩托车从盐津县盐井镇新区驶往老县城方向，18时20分许，行至彝绥线K107+150M处与案外人吴世明驾驶的云Ｃ×××××号中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原告与案外人吴世明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2016年10月12日，被告陈丽娟与被告高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自2017年5月17日起，原告向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盐津县人民法院、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仲裁、起诉及上诉，要求确认与盐津亚发日用品商店存在劳动关系，均被驳回其诉讼请求。2017年8月25日，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盐津县人民法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同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云062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告的合理损失在扣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责任外，剩余损失569733.68元，由原告与案外人吴世明各按50%的比例承担责任，即原告自行承担284866.84元。2018年3月27日，原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陈丽娟、高戈承担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应自行承担的责任。原审认为，雇佣关系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的，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方主张损害赔偿时，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被告陈丽娟经营毛巾洗涤消毒业务，雇佣原告袁德军配送毛巾业务，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原告人身受到损害，能够认定原告袁德军与被告陈丽娟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且在雇佣活动中受到损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导致交通事故并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在驾驶车辆过程中未规范操作，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50%）。雇主作为受益人，应加强对雇员的管理，不能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因原告本身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减轻雇主责任，承担50%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合理损失已由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被告辩称应扣除原告医疗保险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的答辩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高戈答辩认为与被告陈丽娟登记结婚在原告交通事故之后，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陈丽娟与高戈在原告受伤前便生活在一起，并安排原告配送毛巾，系共同经营并生活，虽在原告受伤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陈丽娟、高戈连带赔偿原告袁德军损失142433.42元（284866.84×50%），其余损失由原告袁德军自行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3元（减半收取2786），原告袁德军负担1393元，被告陈丽娟、高戈负担1393元。本院再审查明，申诉人陈丽娟从事“亚发毛巾消毒店”经营服务，期间高戈也参与经营管理。在经营中，雇佣洗涤工一名，配送工一名（报酬为日配送毛巾一次50元，工作时间约1小时，车辆由配送工负责，剩余时间配送工自由安排）。2016年2月，被申诉人袁德军与其妻子在消毒店从事洗涤、配送工作。袁德军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回到盐津县继续为“亚发毛巾消毒店”配送毛巾。2016年8月28日，袁德军在配送工作中驾驶高戈、陈丽娟所购的云Ｃ×××××号二轮摩托车从盐津县盐井镇新区驶往老县城方向，18时20分许，行至彝绥线K107+150M处与案外人吴世明驾驶的云Ｃ×××××号中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袁德军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袁德军与案外人吴世明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2016年10月12日，申诉人陈丽娟与被告高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袁德军向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亚发商行”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7月17日，盐津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盐劳人仲（2017）裁字第106号裁决书驳回袁德军的仲裁请求。2017年8月25日，袁德军向盐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袁德军与亚发商行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9月25日盐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23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袁德军的诉讼请求。袁德军不服(2017)云0623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云06民终244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决。2017年8月25日，袁德军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盐津县人民法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同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云062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告的合理损失在扣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责任外，剩余损失569733.68元，由袁德军与案外人吴世明各按50%的比例承担责任，即袁德军自行承担284866.84元。2018年3月27日，袁德军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诉至法院，要求陈丽娟、高戈承担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应自行承担的责任，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7月12日，陈丽娟、高戈不服（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向盐津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云0623民申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高戈、陈丽娟的再审申请。高戈、陈丽娟不服，向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昭通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昭检民（行）复查【2019】53060000001号民事抗诉书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云0620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上述事实，有申诉人高戈、陈丽娟以及被申诉人袁德军的陈述，借条一张、盐津县仲裁委庭审笔录、盐津县仲裁委裁决书、盐津法院（2017）云0623民初1248号判决书、（2017）云06民终2442号判决书、盐津法院（2017）云0623民初1242号判决书、盐津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庭审笔录、（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袁德军医疗清单1张、结婚证、事故认定书、轻松筹平台复印件、摩托车照片一张、家庭户口本复印件一份、事故认定书、盐津县仲裁委员会笔录、医疗费收据、伤残鉴定意见书、病历，盐津县人民检察院对袁德军、高戈、王桂花、袁德贵所作的调查笔录，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对高戈所作的调查笔录，盐津县交警大队对陈丽娟所作的调查笔录、机动车查询结果单、二手车买卖协议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被申诉人袁德军与申诉人高戈、陈丽娟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高戈、陈丽娟可以随意安排或干预袁德军的配送工作，而袁德军则无条件受命于高戈、陈丽娟的组织、指挥，其工作都从属于其授意；袁德军向高戈、陈丽娟提供的不是物化的劳动成果而是劳务本身，其获取的劳动报酬是劳务本身的价值再现，是劳务的使用价值，其劳动报酬的结算也是在袁德军与高戈、陈丽娟之间进行的；从袁德军开始向高戈、陈丽娟提供劳务直至其受伤，工作是继续性、时间是持续性，而不是一次性的，且工作没有随意性。故，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就是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据此，雇员受害赔偿民事责任归入特殊侵权行为责任，雇主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雇员人身损害，受害人可以同时请求第三人和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和雇主的责任为不真正连带的侵权赔偿责任。直接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雇主对于雇员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责任，雇员在为其工作中受到伤害，雇主亦应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说，雇主和侵权第三人都应承担责任，但二者承担责任的原因是不同的，受害人既可以基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可以基于雇员同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向雇主主张权利，并且这两个请求权是分别独立的，雇员享有损害赔偿请求选择权。侵权第三人和雇主向受害人所负的债务，如其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只要其中一人向受害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受害人就不能再向另一人求偿，但前提是第三人侵权造成损害而雇员和雇主均无过错，这也是雇主作为中间责任人履行替代责任后，可向承担终局责任的侵权第三人请求赔偿的理据所在。若损害后果由第三人、雇员等二人以上的各自过错结合导致，第三人侵权仅是致害原因之一，必然也只需承担部分责任，雇员对于自身应承担的损害后果亦可以根据雇佣关系请求雇主进行赔偿。本案中，袁德军的损害是由于在配送毛巾过程发生交通事故产生，袁德军与案外人（侵权第三人）吴世明承担共同责任，袁德军虽已先行依据侵权责任向交通事故的赔偿义务人吴世明主张权利，其再依据雇佣关系主张雇主在其自行承担损失即50%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雇主高戈、陈丽娟雇佣袁德军配送毛巾，存在雇佣关系，高戈、陈丽娟在雇佣活动中负有监管义务，袁德军对自身损害存在过错，因此可以减轻雇主的责任。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由雇主高戈、陈丽娟承担袁德军自身应承担责任中的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因此，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再审范围为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申诉人提出（2018）云0623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没有将被申诉人医疗保险报销的费用55018.23进行扣除，不是本案审查范围；申诉人提出垫付的费用10000元，再审庭审查明，申诉人在再审庭审中提交的借条显示该费用为被申诉人袁德军之父袁致银向申诉人的借款，且该费用已在执行中予以扣减，原审未予扣除并无不当。故，申诉人高戈、陈丽娟的申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云0623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春梦审 判 员 罗冬毅审 判 员 李显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肖 静书 记 员 黄春燕附件：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