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27民初906号原告：曾文生，男，汉族，1973年11月20日出生，广东省蕉岭县人，现住蕉岭县***************驻家画室，公民身份号码441************859。原告：曾明媚，女，汉族，1978年2月24日出生，广东省蕉岭县人，现住蕉岭县***************驻家画室，公民身份号码441************820。被告：蕉岭长潭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蕉岭县***********翡翠湾峰景八街销售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7MA4WJRQ81U。法定代表人：姚舒扬，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勋，男，公司职员，公民身份号码420************177。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梅，女，公司职员，公民身份号码441************026。原告曾文生、曾明媚与被告蕉岭长潭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文生、曾明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第十二条不含税房价计税，返还不当得利，退回多收税款：12424.08元[621204×（11-9）%=12424.08]；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购买被告商品房一套，房屋座落：蕉岭县*************************，并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为201879864。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第三章第六条约定：商品房总价款621962元。同时签订《补充协议》第十二条（合同第38页）关于税费及利率第1点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560326.13元，增值税为人民币61635.87元（税率为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621962元。该补充协议明确阐明原告所购商品房是价税分离，原告支付不含税房价，同时支付增值税。在2019年6月收楼时，被告为了掩盖其不当得利，违反预售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擅自提高不含税房价，被告开出房屋发票不含税房价为569911.93元，增值税为51292.07元，税率为9.00%。由于双方无法就增值税差额退回达成协议，原告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所购商品房属于价税分离；3、《增值税发票》，拟证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房价计税；4、《被告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被告蕉岭长潭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以增值税税率下调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没有任何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商品房销售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被告，并非原告，被告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依法纳税为其法定义务。（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被告销售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作为纳税义务人依法向国家缴纳增值税，并非原告。（二）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销售不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9%；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前提是发生应税行为，而销售不动产应税行为的定义是指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业务活动。在实际操作中，税务主管部门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实际交付时间孰早原则征收增值税。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收楼日期为2019年9月1日，原告实际收楼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两日期均晚于新政生效日期。故被告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开具税率为9%的发票并依法纳税并无不妥。二、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本质目的就是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被告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多少，是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从计税原理上看，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增值税改革，务必使企业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增值税税率下调是国家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最直接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以激发企业活力。故被告是否纳税，是否从纳税金额中获利，是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三、根据增值税的流转属性，税率下调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应的款项自动转化为被告利润继而从中获利。对于企业而言，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销项税减少的同时进项税也在减少（如物资类的税率从17%下调为13%；工程类的从11%下调为9%），故，被告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并非简单的按税率数字计算，还得综合其他情况，税率下调并不意味着被告必然从中获利。原告以此要求退差价有损被告利益，与国家税改政策初衷相悖。四、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合同明确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被告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对涉案商品房的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自愿签署，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诚信履约。（二）商品房交易有别于普通的商品买卖，总价变更属于合同重要条款的变更，应当以合同约定或双方协商一致为依据。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合同中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补充协议之所以拆分“含税总价、不含税总价”，主要是基于税务机关规定印花税是以不含税总价作为计征基数，合同才进一步明确不含税总价。故，被告是否纳税、纳税金额对涉案商品房的交易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增值税税率上涨，对商品房的含税总价也不产生影响。综上，被告销售商品房后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按国家新政依法纳税为其法定义务；双方已签合同亦明确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被告是否纳税、纳税金额与原告无关，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没有任何依据。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复印件，拟证明涉案房屋是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前提下合法出售的；3、《认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附录、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认购到签约，双方一直明确涉案房屋的计价方式及总价款为621962元，除面积差异会引起总房价变化外，并未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且合同、价格等经房管部门审核备案通过；4、《物业及资料移交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办妥收楼手续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后增值税税率政策已发生变化，被告按税率新政开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201879864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主要内容：被告将其开发的位于蕉岭县*************************商品房出售给原告，该商品房建筑面积142.48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114.93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27.55平方米，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单价为5411.66元/平方米，总价款为621962元，出卖人应当在2019年9月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附件四约定：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621962元，买受人必须在签订合同时付总房价款30%即186589元；在2018年5月22日前付总房价款70%即435373元。同日，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第十二条关于税费及利率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560326.13元，增值税为人民币61635.87元（税率为：11.00%），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为人民币621962元。原、被告还对其他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付清了购房款，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涉案房产，并于2019年9月*日向原告开具了票面总额为621204元的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相关栏目填写如下：金额569911.93元、税率9%、税额51292.07元、价税合计621204元。2019年11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并主张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则提出上述抗辩意见。另查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3月23日下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该通知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再次作出《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部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公告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上列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增值税发票、物业及资料移交书、《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等以及庭审笔录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后，开发商减少了相应的纳税款额，是否应退回给购房人。下面综合进行分析，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该商品房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单价每平方米5411.66元，总价款为621962元。显然，该商品房是按总价款除以套内建筑面积，得出每平方米单价，单价后面有两位小数点，实际是先定出总房价款后再倒推算出单价，总房价款包括了增值税在内等其他费用，据此，可以认定，双方是以固定总房价款进行交易的。其次，《补充协议》约定，不含增值税房价为560326.13元，增值税为61635.87元，总房价为621962元。补充协议没有改变总房价款数额，罗列出房款、增值税款、总房价款，无代收代缴增值税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对合同房款总价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该条款的约定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不属于原告主张的所购商品房是价税分离的购房模式。被告认为，主要是基于税务机关规定印花税是以不含税总价作为计征基数，合同才进一步明确不含税总价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再次，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商品房收入扣减成本后产生增值额，增值税缴纳是纳税人对其生产或销售的商品增加价值部分进行纳税，被告是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并非原告。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减少纳税款额归属于原告的情况下，该减少纳税款额归开发商所有，无需退回给购房人。原告认为，被告减少纳税款额属于不当得利的理解不当，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退回多收税款12424.08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经本院主审法官会议讨论通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文生、曾明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3元，由原告曾文生、曾明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凌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