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初448号原告刘淑华，女，194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告刘淑英，女，194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告刘建中，男，194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告刘明建，男，195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告刘建设，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告刘建根，男，197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以上六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庭栋，男，193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103786213728M。法定代表人苏建设，区长。委托代理人董二锋，二七区樱桃沟管委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会，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俊海，男，198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告刘建中、刘建设、刘淑华、刘淑英、刘明建、刘建根认为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七区政府)2017年5月19日与第三人刘俊海签订的编号为2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于2019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8日、2019年11月20日分别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淑华、刘淑英、刘建中、刘明建、刘建设、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庭栋，被告二七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二峰、张会，第三人刘俊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建中、刘建设、刘淑华、刘淑英、刘明建、刘建根诉称，请求:一、判定刘全来的房产拆迁为非法行为；二、撤销被告与刘俊海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三、判定原告具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房子的合法继承权，是拆迁中的主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以刘全来为户主的宅基地上的建筑是祖上留下来的民国式北方农村民居宅基地，南北长13.4米、东西长16.7米，保持完好的老房建筑面积45平方米，宅基地上没有新的建筑，只有老房一幢，位于二七区郭小寨村三组。户主刘全来、靳大妞夫妻二人早已去世，共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1.长子刘永志、申梅英夫妻也已去世，原告刘建中、刘明建、刘建设、刘建根是他们的儿子，刘全来的孙子。2.次子刘老顺去世，妻子张二妮健在。3.原告刘淑华是刘全来的长女。4.原告刘淑英是刘全来的次女。近来被告在郭小寨村拆迁改造，拆迁人员对村上所有房子都统一编号，把编号写到房子墙上。唯独刘全来名下的老房没有见到编号。原告认为，拆迁人员将此房漏登，或者认为是一幢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北方农村民居，有保存价值不宜拆迁，此房确实承载了人民对民国时期乡土民情的回忆。原告带着问题到被告派出单位樱桃沟管委会及区信访局，均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原告在今年六、七月份听到一个难以相信的消息，原来被告已将宅基地使用权及上面老房的拆迁费，全部给了一个叫刘俊海的非继承人，原告到本社区求证此事真假，社区开了证明证实这是真实的，这时才知道原告的合法继承权被侵犯，这才真正使众原告震惊，这才知道为什么屡屡上访得不到答复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情况审核应公开，房屋拆迁补偿、补偿费发放这些政府也应该公开。但是被告暗箱操作，蒙蔽了原告，当然无法见到被告与刘俊海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刘俊海是刘全来的曾孙，即刘全来二儿媳张二妮的孙子，作为继承人之一的张二妮，由于她的孙子独吞了全部补偿，自然不会加入原告行列。宅基地户主刘全来和妻子靳大妞如果活到现在都是一百一二十岁的人了，刘俊海的身份证号码是:，由此可知道他出生年月。1983年刘俊海三岁时曾祖父刘全来去世，1995年刘俊海15岁时，曾祖母靳大妞去世，那时刘俊海还是孩童，根本对曾祖父母没有丝毫赡养。当刘全来、××时，都是原告刘淑华、刘淑英出力出钱，悉心照料。两个儿子刘永志、刘老顺虽然没出钱，也出力了。总之四个儿女都尽到了赡养责任。被告在拆迁中无视事实，无视法律，将合法继承人排斥在外，给了一个根本没有继承权的刘俊海全部拆迁补偿费。原告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提出行政诉讼。原告要求法院判定对刘全来的房产拆迁为非法行为，应撤销给刘俊海的拆迁补偿，确定原告及张二妮为拆迁主体，任何人不得替代。原告共同认为，补偿款可分为四份，无论谁赡养的程度如何，四个子女每家一份。以此维护所有继承人和代位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经本院当庭释明，原告保留第二项诉求，即：撤销被告与刘俊海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放弃其他两项诉求。所以本院围绕该项诉求进行审理，为此，本院依职权追加刘俊海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本案庭审诉讼。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告提起申请的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而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景区郭小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指挥部与刘俊海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现在原告针对该协议提起行政诉讼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此，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二、答辩人与刘俊海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涉案宅院的登记户主为刘全来，刘俊海系刘全来的曾孙，自幼在编号为二七集建（92）字第103478号的涉案宅院居住，自1992年起至今，二七区侯寨片区并未再对92宅基地证进行更名登记，所以该证仍登记在刘全来名下。至2011年，老宅房屋坍塌后，刘俊海在老宅处建房，系涉案宅院的实际使用人，且刘俊海在村里只有涉案宅院一处宅基地。2016年郭小寨社区进行拆迁改造时，根据《郭小寨社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四条：“村民的房产权属登记依照“一宅一户一证”的原则。（一）以合法有效宅基地使用证或组、社区、管委会三级认定为依据”经组、社区、管委会三级认定，刘俊海作为涉案宅院户主和产权所有人，符合安置补偿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郭小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指挥部与刘俊海签订了编号2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签订后，指挥部已按照协议的内容向刘俊海发放过渡费，目前涉案宅院的房屋尚未被拆除。答辩人与刘俊海签订的安置协议严格依照法律与政策的规定，并无不当。并且根据法律及土地政策的规定，宅基地不能被继承，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系2011年刘俊海所建，与原告无关，因此，原告主张具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享有房子的合法继承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三人刘俊海述称，我与拆迁指挥部所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合法，请求驳回原告诉求。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一、《郭小寨社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二、二七区樱桃沟景区郭小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指挥部与刘俊海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的编号2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原告提起申请的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第二组：一、刘俊海一家户口簿；二、刘俊海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三、编号二七集建（92）字第1034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四、郭小寨社区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5月19日出具的《宅基地申请认定表（一）》；五、编号3-036X1号《郭小寨社区房屋产权认定表》；编号3-036X1号《房屋拆迁测量登记表》；编号3-036X1号《空房验收单》；六、2016年10月14日出具的《宅基地房屋证件收据》；七、编号275号拆迁安置补偿费用清单；八、2011年3月13日出具的《二七区乡镇宅基地房屋现状调查登记表》；九、房屋现状照片。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刘俊海符合安置补偿条件，答辩人与刘俊海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涉案宅院在2011年显示为无房状态，现在的房屋系刘俊海所建，与原告无关，原告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被告的证据均不真实、不合法。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认同被告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宅基地证复印件。证明目的：证明涉案宅基地在刘全来名下。证据二，照片三张。证据目的：刘淑华、刘淑英赡养父母。证据三，侯寨乡郭小寨社区管理委员会证明三份。证据目的：原告与刘全来的关系。证据四，协议及照片一份。证据目的：刘俊海未在涉案宅基地上居住。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宅基地证登记在刘全来名下，但是刘全来已去世，宅基地是无法继承的。在刘俊海成年后需另批宅院时，经村组同意由刘俊海使用该宅基地。同时该宅基地已经经村组乡三级认证，刘俊海系该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对证据二该照片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是否赡养父母和该案无关。对证据三，三份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出具父子母子之间的相关证明应由派出所或者社区出具相关证明，而且从该证明来看，该继承的相关纠纷应由全体继承人参与，但该案中只有部分参与。对证据四，该协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认同真实性，是用曾祖父刘全来的宅基证。证据二有异议，不认可。对证据三原告与曾祖父刘全来的关系认同没异议。证据四不认同。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照片四张。证明：刘俊海是郑州市二七区郭小寨三组村民，在2011年改建时使用的是曾祖父刘全来宅基证。宅基地证号：二七建（92）字第103478。按照农村宅基地相关政策有顺延使用权，同时属于一户一宅并逐级上报审批，最终有侯寨乡人民政府审批的二七区宅基地建房公示牌。同时由于宅基地东南北均有房子及西侧有红薯窖和西南有坟地，故建房时往西平移。老房子从国家开始统计固化测量均属爷爷刘老顺和奶奶张二妮共同财产，在郭小寨拆迁测量中登记在奶奶张小妮名下（由于爷爷在2013年已去世），测量编号3-036X4。原告对第三人证据质证意见：认同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同是合法的。被告对第三人证据质证意见：对于第三人提交的证明目的，以及打印的图片的真实性暂不发表质证意见。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就本案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责令第三人刘俊海限期提交有关宅基地及45平方米老屋补偿的相关材料。后，2019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二七区侯寨乡郭小寨社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据二，涉案宅基地现状录制视频一份，证据三，二七区宅基地建房公示牌一份。证据四，从侯寨乡政府调取的本人申请建房档案材料一份，（包含建房、公示牌电子表、宅基地平移申请书、建房申请一份，建房申请表一份，涉案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收到凭证一份，户口本复印件一份，侯寨乡郭小寨村出具的证明一份，刘俊海本人身份证信息等）该组证据证明目的：因本人符合批院划院条件，经过村组同意使用涉案宅基地建造了涉案房屋，涉案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即涉案宅院房屋的产权人系我本人，拆迁指挥部本就应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而且所签订的涉案拆迁安置协议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不应当被撤销。第二组证据：证据一，刘老顺宅院的拆迁安置档案材料一份。证明目的：因涉案宅基地上的45平方老房子所有权人系我爷爷刘老顺，在拆迁安置时经我们家里同意，将上述45平方老房子纳入我爷爷刘老顺宅院里进行安置，现经刘老顺宅院的被拆迁人申请，已将上述45平方房子从我爷爷刘老顺宅院里分割出来。2019年11月28日，本院再次组织各方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各方意见如下：原告认为建房公示牌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合法性。其中所涉及的2011年的相关材料真实性不认可。关于宅基地对应的四至是假的。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组一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刘俊海使用涉案宅基地以及平移建房均是经过村、组、乡三级同意的，同时该组证据显示刘俊海在该村仅有涉案一处宅基地，其符合拆迁安置政策中的一户一宅一证的拆迁安置条件。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没有异议。同时因原告所争议的45平方老房子，已从刘老顺宅院中撤回，若原告对这45平方老屋权属有争议，应该通过民事诉讼而解决，进行分割权益。经庭审质证并结合本院调查核实情况，本院对上述所有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的证据二，因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予以综合阐述。经审理查明，颁发日期为1992年9月2日、证号为：二七集建（92）字第1034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使用者为：刘全来，登记用地面积为：224㎡，建筑占地面积45㎡。刘全来与其妻子靳大妞生前均系二七区侯寨乡郭小寨村三组村民，他们共育有两儿、两女。分别为：长子刘永志、申梅英夫妻也已去世，原告刘建中、刘明建、刘建设、刘建根系他们的儿子、刘全来之孙；次子刘老顺去世，妻子张二妮健在，第三人刘俊海系该二人的孙子、刘全来之曾孙；原告刘淑华、刘淑英分别系刘全来的长女和次女。1983年和1995年刘全来与其妻子靳大妞先后去世。2011年4月，第三人刘俊海提出申请，拟利用空闲的其曾祖父名下证号为：二七集建（92）字第1034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项下集体土地改建为自己的宅院，对此，当时第三村民组组长郭彦锋、郭小寨村村长郭五全、侯寨乡土地管理员刘福祥均予签字确认。后，当地政府向第三人刘俊海颁发郭小寨村（社区）三组第010号《二七区宅基地建房公示牌》，该公示牌载明：批准时间为：2011.03.28。宅基地使用证号为：二七集建（92）字第103478号。第三人刘俊海据此建成现存尚未拆除的三层建筑。为发展旅游产业，二七区政府将郭小寨村划归二七区樱桃沟景区开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统一管理，改名为：郭小寨社区。2016年，被告成立二七区樱桃沟景区郭小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指挥部，拟对郭小寨社区实施拆迁改造。为此，该拆迁指挥部于2016年5月25日发布一号《通告》，对适用范围、拆迁时间、搬家补助费、奖励费等进行了公示。后，又发布《郭小寨社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对相关政策依据、适用范围、安置补偿原则、安置补偿主体权属的认定、安置补偿方式、安置补偿标准及过渡费、搬家补助费、搬家奖励费的发放标准等事宜进行了公示。上述实施方案第四条规定：“村民的房产权属登记依照”一宅一户一证”的原则。（一）以合法有效宅基地使用证或组、社区、管委会三级认定为依据”。2017年5月19日，景区管委会制作《宅基地申请认定表（一）》，并同日，以二七集建（92）字第1034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即在合法宅基地面积为基础，二七区樱桃沟景区郭小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指挥部与第三人刘俊海签订编号为2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但该协议并不包含原告所称45平方米老屋的补偿问题，该45平方米老屋（2016年6月20日制作的《房屋拆迁测量登记表》编号：3-036X4）被案外人刘彦玉（刘俊海的姑姑）所签订的另外一份编号为572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纳入补偿范围。本案六原告对此不服，遂产生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中，尽管涉案2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于2017年5月19日，但原告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对协议的内容并不知晓，直到2019年8月20日，郭小寨社区管理委员会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涉案宅基地的“补偿费由刘全来之曾孙刘俊海全部领取”，原告才知道本案所涉协议的存在，故，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于2019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关于原告的诉求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审查涉案2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合法，首先应当对证号为1034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项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作出判断，换言之，第三人刘俊海对上述宅基地是否拥有合法使用权是本案的先决问题。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该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还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应遵循节约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尽量利用荒废地、岗坡劣地和村内空闲地。村内有旧宅基地和空闲地的，不得占用耕地、林地和人工牧草地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且其审批使用应当“遵循节约和合理”原则，因此，一方面，宅基地使用权本身不能单独作为遗产被原使用权人的后人自然继承，但其地上附属物作为原使用权人的遗产可以被其后人所继承。另一方面，村集体可以针对不同情况，有权对本村宅基地的划定、归属等作出调整，但应经过法定核准批准程序。本案中，涉案10347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载明的使用权人刘全来及其妻子分别于1983年和1995年已经去世，涉案宅院处于闲置状态。2011年，刘俊海以其没有宅基地为由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请求在涉案闲置老宅院基础上改建成属于自己的宅院，对此，基于该宅院的历史事实和当时闲置状况，经其所在村组、村集体、辖区土地管理员签字确认并报侯寨乡政府核准，当地政府批准了刘俊海的申请，并向其颁发了郭小寨村（社区）三组第010号《二七区宅基地建房公示牌》，其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并确认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第三人刘俊海，该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尽管后来由于不可归责于刘俊海自身的原因，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关登记信息没有及时作出变更，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此举并不影响自政府批准之日起刘俊海即成为涉案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本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俊海据此得以建成属于自己的宅院，但当时其并没有对位于该宅基地上东侧的45平方米老屋进行翻建，老屋得以原状保留。其次，关于涉案协议是否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是以涉案协议侵犯其合法财产继承权为由而提起本案诉讼的，但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原告所称的地上附属物45平方米老屋（2016年6月20日制作的《房屋拆迁测量登记表》编号：3-036X4）所对应的补偿利益并没有包括在涉案协议之内，而是被案外人张二妮（刘全来的二儿媳妇、刘彦玉的母亲、第三人刘俊海的奶奶）以该房屋系其在老伙分家时所分得为由而纳入刘彦玉所签订的编号为572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所对应的补偿项目中，与本案所诉0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没有关系。综上，原告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涉案075号《房屋产权置换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既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也符合涉案《郭小寨社区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四条“安置补偿主体权属的认定”的相关规定，故，原告的诉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淑华、刘淑英、刘建中、刘建设、刘明建、刘建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淑华、刘淑英、刘建中、刘建设、刘明建、刘建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二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方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