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02民初121号原告：北京柒零鸿商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箭厂胡同22号2栋202室。法定代表人：付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学全，山东德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雅慧，山东德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立红，女，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和（系被告之夫），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斌，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柒零鸿商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周立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学全、路雅慧和被告周立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和、田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工资80000元；2、请求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0322.41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下旬，被告与自己的团队为项目寻找投资人，为了募资便利，借用原告公司名义设立北京柒零鸿商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双方建立合作关系。2017年8月30日，被告发微信给原告法定代表人提出辞职，后被告再未到烟台分公司上班，合作关系终止。被告与其丈夫于2013年10月23日创办烟台容德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司，被告任该公司董事。原告不服烟芝劳人仲案字[2018]第988号裁决书，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请解决。被告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于2015年11月4日正式注册，前期是筹备阶段，2016年4月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拖欠被告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工资，且应依法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拖欠期间的工资标准应由原告举证证明，如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按照被告主张的被告在职期间的平均工资予以支付。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被告申诉至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原告支付其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工资333677.08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5128.91元、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公司筹备期间工资500508元。2018年12月5日，该委员会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8]第988号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工资80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0322.41元、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法定代表人付林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载明“2017年8月30日下午1:06，被告：你好付董：考虑再三，我决定辞职。2018年4月2日下午2:08，被告：你好付董：上次北京回来后，姜和说你说4月份把柒零基金的营业执照换掉，你看安排谁来什么时间给我对接。”原告以此证明2017年8月30日被告主动提出辞职，双方合作关系于2017年8月30日终止。2018年4月，被告从姜和处听说柒零基金经营执照更换的事情，可以推断出当时被告对烟台分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业务是不知情的，从而印证了被告于2017年8月30日已经终止了与原告的合作关系。被告称，2017年8月30日，其确实在该微信聊天中提过辞去总经理职务，但原告没有办理，劳动关系也没有办理。2、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凭证7份，显示原告分别于2017年1月10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60700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2月10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225000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3月10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5500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4月10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45000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5月10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59000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6月12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17000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7月10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款5000元，摘要为备用金。原告以此证明其给被告转账，是以借款或者备用金名义支付的合作款，而非劳动报酬。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称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完整。3、烟台容德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显示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3年10月23日，法定代表人为姜和，周立红是该公司监事，住所地为烟台市芝罘区，登记状态为在营企业。被告称，该公司确实是2013年由被告丈夫设立的，地址也在原告所说的位置，但没有办理任何业务，被告也没有在该公司任职。4、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载明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5年11月4日，经营范围为为总公司承揽业务，2018年7月25日经核准注销。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5、仲裁申请书一份，载明被告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8年8月1日，被告在仲裁申请书第一页对被申请人的信息有修改，修改时间为2018年8月9日，而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注销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并非在被告仲裁期间注销。被告称，其在2018年8月1日申请仲裁时并不清楚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已经注销，且与本案无关。6、烟台市芝罘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甲方）与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乙方）签订的《烟台市芝罘区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租赁合同》、《关于园区房间调配、退离的申请》各一份，租赁合同载明：甲方将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C2513号房屋、建筑面积约182.49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作办公使用，乙方不得任意改变房屋用途。租期从2016年4月30日至2017年5月1日止，月租金425.80元。落款处加盖乙方单位印章，并有周立红的签名。《关于园区房间调配、退离的申请》载明：我公司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办公房间为C2-513，合计面积182.49，因搬至133号楼调配、退回房间，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落款处加盖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原告以此证明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自2016年4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经营场所一直是在烟台市芝罘区，经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申请自2017年11月开始经营场所调配至B3号楼，直至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注销，上述地点均为烟台市芝罘区文化创意产业园。被告称，租赁合同载明的租赁期限在签订合同时是空白的，后期是谁填写的其不清楚，对其余内容无异议；对《关于园区房间调配、退离的申请》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刚开始在烟台市芝罘区办公，2016年4月搬至烟台市芝罘区，2016年8月8日搬至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28号银座商厦9-11层办公直至2017年8月7日，后又搬至润隆大厦至2017年11月底，之后又调配到B3号楼。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6年4月至2017年9月期间参保单位为烟台市华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人力公司）的被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被告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原告（甲方）与华宇人力公司（乙方）签订的《劳动派遣协议》复印件各一份，其中社保缴费证明显示，2016年4月至2017年9月期间，被告的社会保险由华宇人力公司缴纳。《劳务派遣协议》载明，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招聘员工，由甲方最终确定人员，以劳务派遣形式派往甲方工作。协议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止，协议期满前30日内，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本协议的表示，可视为本协议自动延续，双方也可重新以书面形式续订。乙方派往甲方的派遣员工的劳务费和社保、公积金基数等由甲方确定（缴费基数在当地规定范围内），连同用工形式要在最初明确告知派遣员工。甲方在每月5日前确定派遣人员名单，并以银行转账等形式将当月派遣员工的劳务费、社会保险、公积金以及40元/月/人的管理服务费等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补交社保和公积金的，除按月收取管理服务费，并按月加收10元的滞纳金。派遣员工的劳务费包括岗位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奖金和岗位补贴等。派遣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落款处加盖烟台市华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和原告单位印章，并有原告法定代表人付林签字。被告以此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称，对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被告的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为华宇人力公司而非原告，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劳务派遣协议，因该协议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既使是真实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约束的是原告与华宇人力资源公司，与被告无关，如果有关也只能证明华宇人力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作为用工单位与被派遣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被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10月至2017年8月期间招商银行户口历史明细清单各一份，被告以此证明原告通过招商银行为其发放工资，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原告会定期支付被告一定的合作经费用于开展业务。3、2015年1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工资明细表一份，其上加盖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印章，部分工资表中负责人处有被告周立红的签名，被告以此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被告作为烟台分公司的负责人，控制着分公司的印章，该工资表为其单方制作，按照被告所说原告为其发放工资，根据工资发放制度，工资表均应经原告领导审批签字才能发放，被告提交的工资表中并没有领导签字，且从其单方制作的工资表中可以看出，工资表中存在不出勤没有基本工资但有奖金的情况以及被告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均有违常理，因此该工资表不具有证明力。4、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企业信息、企业变更情况、负责人信息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各一份，显示该公司的负责人为周立红，2016年12月2日该公司营业场所由芝罘区西关南街12号万达广场A1栋1207号变更为芝罘区黄务通世南路7号东和科技园C2-513,2018年1月2日营业场所由芝罘区黄务通世南路7号东和科技园C2-513变更为芝罘区通世南路7号B3-1612，证明被告曾系原告处员工。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公司的设立就是为了被告团队在烟台开展业务，故被告理所当然为该分公司的负责人，工商登记注册的住址只是为注册需要，其并没有在该地点实际经营过。5、2018年1月26日被告书写的辞职信、2018年5月22日被告向原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EMS快递单各一份，其中《辞职信》载明：付林董事长：在递交这份辞呈中，心情十分严重，考虑再三决定辞去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希望付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受理我离去职务事项，并将烟台分公司营业执照中我的名字替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公司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4月31日无故停发本人工资、停缴社会劳动保险，本人被迫与公司解除事实劳动关系。根据相关法律，现要求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一周内支付补偿金如下：1、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共计八个月工资333677.08元、三个月经济补偿金125128.91元、社会保险补偿金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为7800元，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为10400元；4、房租A：万达A1栋1207一年房租加物业水电25000元；B：润隆大厦三个月房租14499元、物业费一季度1876.50元、水电费（含桶装水）1000元、网费450元，总计金额519831.49元，逾期将走法律程序。被告以此证明其当时确实辞去总经理职务，但其还是原告公司员工。EMS快递单显示2018年5月22日，被告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林和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负责人蔡志荣分别寄送了内件品名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的邮件。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且不能体现出原告已签收，从被告书写的原告拖欠其款项中可以看出，被告将润隆大厦1855的房租也向原告主张，而润隆大厦1855室为被告与其丈夫设立的烟台容德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被告也对此予以认可，被告称其2017年8月30日在微信中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辞去的只是总经理职务，与事实不符，被告并没有同时要求原告安排其他工作，而只是说辞职，事实是2017年9月1日开始，由被告丈夫姜和替代被告在公司的工作，被告退出公司。6、购买方名称为原告公司的物业费、水电费发票一组及水（电）缴费通知单，显示2017年10月原告交纳物业费1876.50元及水电费55.90元，2017年11月8日交纳水电费35.40元，2017年12月12日交纳水电费48.20元，2018年1月5日交纳物业费1876.50元，2018年1月9日交纳水电费36.70元，2018年2月11日交纳水电费49.50元，2018年3月9日交纳水电费31.60元，2018年4月11日交纳水电费61.50元。原告对物业费、水电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被告作为烟台分公司的负责人，水电费、物业费的作账由其自己掌控，该证据不能证实是根据原告的指令开具。对水电费通知单真实性不予认可。7、被告与原告单位董事长付林的邮箱往来记录一份，显示2018年1月26日被告向付林发送主题为“周立红辞去职务及公司拖欠款项”的邮件，证明其辞去总经理职务及公司拖欠其款项。原告称，其与被告没有邮箱往来记录。8、员工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各一份，劳动合同载明：本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限为三年，其中试用期三个月。被告同意根据原告工作需要，担任总经理工作。原告安排被告执行定时工作制。落款处有被告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被告以此证明其是原告公司员工。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该两份证据上均没有原告单位盖章，该两份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劳动合同并未成立。对于员工入职登记表，被告作为烟台分公司负责人，其手中应该有大量的空白合同文本，该份证据系被告事后自行填写，与原告无关。9、被告QQ邮箱截图、企业邮箱截图打印件、被告与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负责人蔡志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宗，证明自2017年8月30日之后被告仍在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工作，直至2018年5月。原告称，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QQ邮箱截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企业邮箱截图收件人以及收件的标题均是发件人自行备注，不能体现邮件内容，对该证据其不予认可；被告与蔡志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不能证实被告在2017年9月之后正常在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工作的事实，根据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自2017年11月9日至11月21日一直在向蔡志荣索要工资明细表，可见其并不在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工作，否则可自行查看纸质版的工资明细表。10、证人窦某、王某书写的书面证言各一份，窦某书写的证明载明：我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在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任业务经理一职，受周立红直接领导，月薪1800元，同时自己以妻子的名义投资基金50000元，2017年8月7日芝罘区金融服务中心房租到期后搬至润隆大厦1855室办公。2017年9月初得知周立红经理口头向公司提出辞呈，留职业务员，为解决遗留问题周立红依然履行烟台分公司总经理职责，直至2018年5月周立红全部交出烟台分公司经理职责，并将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当时接任经理蔡志荣，其50000元投资直至2017年11月完全退出都是周立红亲自协调的。落款处有窦某签名，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7日。王某书写的证明载明：我自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在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任业务经理一职，受烟台分公司经理周立红领导，月薪3000元，同时自己以爱人名义投资基金40万元。2017年8月7日，芝罘区金融服务中心房租到期，烟台分公司搬至润隆大厦1855室办公。2017年9月初得知周立红经理口头向公司提出辞呈，留职业务员，为解决遗留问题周立红依然履行烟台分公司总经理职责，直至2018年5月周立红全部交出烟台分公司经理职责，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接任经理蔡志荣。落款处有王某签名，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7日。被告以此证明其在2017年9月份向原告辞去烟台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后，一直在履行经理职责，一直到原告变更烟台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原告称，窦某的工作时间是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王某的工作时间为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且其证明内容均是在其离职后，两份证人证言证明内容均相同，故对该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纳。11、证人窦某出庭作证。证人称，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其系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职工，被告是该公司经理。其就职时公司曾承诺每月给1800元的办公费用，没有工资，公司有时也发放工资，工作中可以挣提成，佣金不一，1.5-2个点左右，每月固定工资1800元。被告在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前一直在其处担任经理职务。2018年5、6月份之前，对私对公都是对接被告。其在公司投资了5万元，当时被告提出离职时把钱给其退出来，公司当时还欠其三个月办公费用，其是跟被告要的，公司当时不给，后被告在2017年5月份将三个月工资给了证人，离职后证人又兼职三个月至2017年8月份，赚取佣金，其当时对接的银行和客户都是找证人，证人再去找被告对接，因为一直没有融资故其一直没有佣金。证人去找被告要其投资的5万元，被告于2017年11月份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其刚上班时是在芝罘区金融中心工作，后一部分搬到芝罘区润隆大厦，一部分搬到1861工业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当时芝罘区工业园还没有装修好，有些东西在润隆大厦，这两个地点其都去上班，当时要钱的时候是在芝罘区工业园。原告对此有异议，称该证人思维混乱，不能正确表达在该公司所从事或听到的一些证言，从该证人证言当中所述的工资支付1800元的办公费用来看，同样也证实了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证人所述的三个办公地点中，后两个办公地点不是原告的办公场所，也同样证实了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被告于2017年8月30日辞职，双方合作关系终止的事实。被告为证明证人所提到的金融中心是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的办公地点之一，向本院提交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与烟台金融中心签订的会员入驻协议。原告对该入驻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当时金融服务中心招商引资，宣称入住的企业可以资源共享，故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才加入了会员，其实并没有实际享受到资源共享，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也并没有在金融服务中心实际经营过。原告主张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付林认识，被告为项目寻找投资人，为了募资便利便借用原告公司的名义设立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双方建立合作关系。被告开展总公司业务原告每月都会支付给被告一定的合作经费，合作经费数额不固定，双方没有书面协议，但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称，原告公司还有宋丽思、姚振刚、付林为其支付的工资和奖金。宋丽思是原告公司财务工作人员，姚振刚是原告处的行政工作人员，蔡志荣是烟台分公司财务工作人员。其工资中，有的月份是同一天支付的工资和奖金，为何这么付其不清楚，有的月份没有工资是因为其未做业绩，被告工资结构不固定，提成也不确定。2017年8月30日，其在微信上提出辞职只是辞去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因为当时有项目还没有落下，董事长要求必须配合履行原来总经理的职责，当时董事长承诺为被告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承担润隆大厦的房租及水电，被告继续在原告单位工作，该期间其还是从事总经理职务，一直工作到2018年5月底。2017年9月之后，被告在原告单位从事的业务为与政府接洽招商引资、发改委项目，协调盘锦柒零中小企业扶持基金的到位情况。被告又称，从原告单位成立到其提出辞职，其替原告垫付的的房租、招待费及其他费用合计十几万，原告一直未给被告。2017年8月份提出辞职之后，原告就不再为其缴纳社保，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答复称被告已经提出辞职，故不再缴纳社保。被告问付林为何停发工资，付林只是回避不答。被告主张，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工资其在仲裁时是按照月工资10000元计算的，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其月平均工资为41709元。2017年9月之前被告基本工资有时5000元，有时为10000元至20000元，但具体发放金额是根据业绩完成情况发放工资。2017年9月之后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是基本工资20000元加绩效，绩效标准看融资量大小，但因项目未做成故不发放奖金，应发放基本工资。被告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解除。2015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其主张经济补偿金时间为3个月，按照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月平均工资41709元计算经济补偿金为125127元（41709元×3个月）。原告称，2017年9月停发工资前12个月，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并非工资收入，而是合作经费，认可金额高于10000元。2017年8月，被告已经辞职，不再进行工作。对于经济补偿金，原告认为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被告主张其于2018年5月离职，即使存在经济补偿金，也应按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月平均工资标准进行计算。本院认为，（一）被告2018年之前系北京鸿商公司烟台分公司的负责人，原告亦认可被告在其处工作，但主张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原告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采信被告的主张，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2017年8月30日，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付林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了被告称“考虑再三，我决定辞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主张其只是辞去总经理职务，对此被告应提交相关证据。被告虽分别于2018年1月26日、2018年5月22日向原告邮寄辞职信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已签收，且被告之后向原告邮寄辞职信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行为也无法证明其之前提出的辞职仅是辞去职务，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告主张其2017年9月之后仍在原告公司工作的事实，被告称其于2017年8月7日到烟台市芝罘区润隆大厦工作，烟台容德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的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姜和，周立红为该公司监事，该公司住所地为烟台市芝罘区，被告提交的物业费及水电费发票虽载明名称为原告公司，但被告自认在润隆大厦工作至2017年11月底，而其提交的发票显示原告交纳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物业费及水电费，不能证明2017年10月、11月的物业费及水电费系原告公司花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2017年9月之后仍为原告提供劳动，故本院对被告主张其于2018年5月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8月30日解除。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8月30日解除，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其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工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2017年8月30日被告向原告辞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未说明辞职原因与理由，故其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院亦不予支持。（三）被告主张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公司筹备期间工资500508元，仲裁未支持，被告未提起诉讼，视为其认可仲裁结果。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被告周立红的仲裁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周立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卫 娜人民陪审员  车汝玲人民陪审员  张宜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贺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