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91刑初370号公诉机关：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陈伟良，男，1962年10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2************333，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5月12日被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刑事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9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大亚湾区看守所。辩护人：宋子敬，广东鸿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诉机关以惠湾检公诉刑诉〔2019〕4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伟良犯敲诈勒索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魏雪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伟良及其辩护人宋子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987年9月1日，原惠阳县国土局作出裁决，在原虾涌盐场范围内划出7.2亩（折4800平方米）土地作为惠阳县虾新村（现大亚湾区霞涌街道办义联村委会霞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霞新村小组”）葬坟用地。2007年期间，霞新村小组将上述7.2亩土地中2644平方米的土地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年11月份，惠州市善慧置地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善慧公司”，法人代表杜利）与霞新村小组洽谈村企合作开发上述土地，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后善慧公司将其中的2644平方米土地砌了围墙。2013年年底，善慧公司砌的围墙曾被人2次在晚上推倒。当时善慧公司法人代表杜利了解到围墙可能是大亚湾区霞涌街道办义联村委会下沙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沙村小组”）村民推倒，于是找到其合作方霞新村小组组长李文亮，要求其与下沙村小组商谈解决方案。李文亮找到下沙村小组组长陈伟良，并将陈伟良介绍给杜利认识，陈伟良声称该围墙可能是下沙村村民推倒，如果涉案土地要开工，就要给下沙村进行经济补偿，否则工地很难开工。之后，杜利委托李文亮等人与以下沙村小组长陈伟良为首的以及陈育忠、陈自文、陈东旭、陈碧山、陈伟城、丘伟丽（六人均另案处理）组成的下沙村小组村民代表进行多次的协调，下沙村小组代表提出要300万元的补偿要求，而被害人杜利和李文亮等人认为要价太高，希望能够降低补偿价钱，推动工地开工，但陈伟良为首的下沙村小组代表一直态度强硬、不肯退让，导致善慧公司与霞新村小组合作项目处于停止状态。双方协商时间持续约半年，最后陈伟良提出260万元补偿款方案，该方案经下沙村小组讨论通过。杜利为了让项目尽快动工，被迫支付260万元补偿款。2014年7月11日，善慧公司将260万元转账到下沙村小组的集体账户，下沙村村小组经过村干部会议讨论后，将该260万元分给了村民，村民每人约分得1万元至几千元不等。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被害人陈述、书证、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辨认笔录、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陈伟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陈伟良辩称其没有说过围墙是他们村的人推倒的，其也没说过要拿钱堵住他们村民，都是被害人主动找上门来的。260万也不是其提出来要的，被害人是陈伟忠提出来的。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他事实不持异议，表示认罪。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伟良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一）被告人陈伟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坦白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深切的悔罪心理，确有认罪服法和悔改的表现。对被告人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二）受害人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对被告人的行为予以谅解。案件发生后，被告人亲属积极与受害人进行了联系。受害人也表示愿意谅解被告人的行为，并向办案机关出具了谅解书，对陈伟良的行为表示谅解。所以希望法庭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恳请法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以减轻处罚。（三）本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的敲诈勒索案低。首先，本案是因为两个村之间因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发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并非单纯的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其次，被告人陈伟良等人在本案中从未组织过村民进行干扰施工或者进行要挟，双方一直都是在进行友好协商。且根据受害人杜力的笔录其也是说“了解到围墙可能是被下沙村村民推倒的，但具体是何人推倒的我也不清楚，并要求李文亮找下沙村小组商谈解决方案”。再次，陈伟良提出的补偿标准只是出于解决问题对于补偿金额的一个个人建议，并没有用明显的暴力进行威胁或者强迫。即使其说“村民们心里是有个补偿标准，钱不赔的话村民这事很难协调的”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话实说。下沙村有几百名村民，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致，村干部也没办法单方决定相关“补偿”标准，所有的决定都是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进行决策。因此本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低，也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四）被告人陈伟良以前从未受到过任何刑事处分。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村小组长，热心为村民进行服务。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易于教育改造，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五）被告人案发时已过知天命将近花甲年龄，上有老下有小，请求法庭从轻处罚。本案的发生也是因为其所处的职责所致，其并没有从中谋取过个人利益，只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触犯法律，请求法庭从轻处罚，并建议使用缓刑，更能实现刑法目的，更能起到对被告人的惩罚教育作用。（六）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良好，具有悔罪表现，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主观恶性较轻，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积极悔改，且已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建议法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对被告人陈伟良宽大处理，给予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经审理查明：1987年9月1日，原惠阳县国土局作出裁决，在原虾涌盐场范围内划出7.2亩（折4800平方米）土地作为惠阳县虾新村（现大亚湾区霞涌街道办义联村委会霞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霞新村小组”）葬坟用地。2007年期间，霞新村小组将上述7.2亩土地中2644平方米的土地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年11月份，惠州市善慧置地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善慧公司”，法人代表杜利）与霞新村小组洽谈村企合作开发上述土地，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后善慧公司将其中的2644平方米土地砌了围墙。2013年年底，善慧公司砌的围墙曾被人二次在晚上推倒。当时善慧公司法人代表杜利了解到围墙可能是大亚湾区霞涌街道办义联村委会下沙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沙村小组”）村民推倒，于是找到其合作方霞新村小组组长李文亮，要求其与下沙村小组商谈解决方案。李文亮找到下沙村小组组长陈伟良，并将陈伟良介绍给杜利认识，陈伟良声称该围墙可能是下沙村村民推倒，如果涉案土地要开工，就要给下沙村进行经济补偿，否则工地很难开工。之后，杜利委托李文亮等人与以下沙村小组长陈伟良为首的以及陈育忠、陈自文、陈东旭、陈碧山、陈伟城、丘伟丽（六人均另案处理）组成的下沙村小组村民代表进行多次的协调，下沙村小组代表提出要300万元的补偿要求，而被害人杜利和李文亮等人认为要价太高，希望能够降低补偿价钱，推动工地开工，但陈伟良为首的下沙村小组代表一直态度强硬、不肯退让，导致善慧公司与霞新村小组合作项目处于停止状态。双方协商时间持续约半年，最后陈伟良提出260万元补偿款方案，该方案经下沙村小组讨论通过。杜利为了让项目尽快动工，被迫支付260万元补偿款。2014年7月11日，善慧公司将260万元转账到下沙村小组的集体账户，下沙村村小组经过村干部会议讨论后，将该260万元分给了村民，村民每人约分得1万元至几千元不等。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一）书证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陈伟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2.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陈伟良于2019年5月12日被书面传唤到案。3.惠州市大亚湾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霞涌霞新村利用安葬用地发展经济问题的批复》、惠阳国土局《关于霞涌盐场与霞新村安葬老人用地争端裁决的通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大亚湾区分局出具的《关于霞涌霞新村7.2亩用地情况说明》、建设用地档案、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下沙村民小组干部及村民代表名单。4.关于沙岗头历史遗留处置方案、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补偿协议书、协议书。5.关于霞涌霞（虾）新村7.2亩用地情况说明（惠湾国土资函[2019]798号）、关于虾涌盐场与虾新村安葬老人用地争端裁决的通知、关于霞新村原安葬老人用地申请报告、关于霞涌霞新村利用安葬用地发展经济问题的批复（惠湾函[2006]388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7]0088号）于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霞涌办事处霞新村民委员会旅游用地的批复（惠市国土资（大亚湾）地政字）[2007]25号）。6.关于虾涌盐场与虾新村安葬老人用地争端裁决的通知、合作开发协议书2013.11.22、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补偿协议书、收据、“四民工作法”日志、见证书；杜利提供的银行流水；下沙村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霞涌街道办出具的关于对《协助核查相关问题的函》的回复。7.关于协助核查“杜利被敲诈勒索案”相关问题的复函；接受证据清单、情况说明各1份、补偿协议共10份；8.《关于霞涌霞新村7.2亩用地属国有土地的说明》一份、惠阳县澳头区义联乡、霞涌乡土地产量分户清册、1989年8月31日绘制、1989年9月4日审核的惠阳县盐场地段宗地图；9.《关于大亚湾国土局提供附件1的情况说明》、《惠阳县澳头区义联乡、霞涌乡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实地块权属情况。（二）被害人杜利陈述2013年11月份，霞新村将80年代惠阳县政府批给霞新村（原虾新村）的安葬地大约7.2亩（折4800平方米）给我们公司合作开发。当时霞新村给我看了惠阳区国土局对霞涌村的用地手续批复，该7.2亩土地是80年代惠阳县政府批给霞新村（原虾新村）的安葬地，文件上显示该土地权属是归属于霞新村的，在法律文件上下沙村是没有该土地权属的。其中国土部门实际办理用地手续的有2644平方米，另外2156平方米暂时未办证，同时霞新村也向我公司说明了该土地争议的情况。签订协议后，我公司就开始对上述7.2亩土地砌围墙围起来，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砌的围墙有两三次被人在晚上推倒，当时我们有向当地边防派出所报警。之后我向周边的小卖部打听后，才知道是下沙村的村民推倒的，但具体是谁我们又不知道，我就通过霞新村村书记李文亮联系了下沙村小组组长陈伟良。陈伟良跟我商谈时就说，下沙村都认为该7.2亩土地是归属于下沙村的，政府也未通过征地就将该土地划拨给霞新村了。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和霞新村签订协议时是约定三年内完成项目并交房，所以我们公司的时间比较紧迫，我就问陈伟良要如何解决这件事情，陈伟良就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开始下沙村提出要按市场价240万补偿给下沙村小组，但下沙村有村民提出异议，最后加多20万元共260万元补偿款给陈伟良他们下沙村小组，我当时就认为260万元补偿款特别高，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同霞新村签订了协议，并且答应了该土地上的青苗、坟墓等一切费用由我们公司处理，而这260万元是下沙村小组陈伟良要求的所谓土地按市场价一亩30多万的补偿款，并不包括青苗、坟墓等费用，青苗、坟墓等费用是我们公司直接付给村民个人的。当时我公司并不想给这260万元补偿款，但陈伟良就说“村民们心里是有个标准的，钱不赔的话面对村民这事就很难协调”，我想着项目进度比较紧，就当做花钱消灾了，就答应了陈伟良提出的260万元补偿款。并在2014年将260万元转账到下沙村小组的集体账户，并于2014年7月11日霞新村与下沙村签订了一份《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补偿协议书》。当时下沙村组长陈伟良向我要赔偿款260万元时，我就觉得太高了，陈伟良当时很强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解决了上述土地纠纷，我公司开始对上述土地进行清表并补偿村民地上附着物，大概共补偿村民地上附着物100多万，等补偿完后我们公司就砌了围墙，之后一直没有动工建设。李文亮他有将当时与下沙村小组商谈的内容、对方要求及态度都有和我说过，而李文亮他们主要还只是负责与对方通下气，但下沙村小组的口气一直都很硬，你根本都没办法与对方谈的。反正下沙村小组出价就是200多万，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你要，就谈，不谈就拉倒。但当时我们这边是很急着要开工的，结果就是搞得我们很急，下沙村那边不急。所以李文亮他们是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没有谈出实质性的结果来。我是在2014年7月11日划260万到下沙村的账户上去的。我是在2013年12月底第一次与下沙村陈伟良见面的。第一次见面后，我又与陈伟良谈了五六次，平均每个月有一次。陈伟良和我谈的这几次，他都表示要按碧桂园征地补偿的标准进行补偿（每亩补偿30万多元），要按照他们要的价格标准进行补偿，村民才好做工作，陈伟良他们认可政府划拨给霞新村土地的事实以及国土证办在霞新村名下的事实，但是他们认为土地没有完善征收手续，是历史遗留问题，陈伟良同时还表示不给足补偿，村民的协调工作就会很难做，就会不让我们工地开工。协调的工程中正好赶上2014年的农历新年，一方面我迫于赶工程工期的压力，另一方面陈伟良的态度非常强硬，并且说要开村民小组会议才能决定。所以商谈时间持续了半年以上，直到2014年6月17日的时候，陈伟良召开了下沙村村小组代表会议，会议中签订了《关于沙岗头历史遗留处理方案》，我是在2014年7月11日前就看到了这个方案，所以最后就同意了支付260万元的补偿款给下沙村村民小组。对于下沙村要土地补偿这事，他们如果适当的补偿，我个人感觉还可以，但是他们要价太高了，并且我还一定要给他们，不能不给，不给他们我工地就开不到工，就会有诸如推倒围墙的事发生，滋扰我们工地开工。当时我们打算是将7.2亩土地都砌上围墙的，但刚砌不久就被推倒了。围墙被推倒当时是砌围墙的工人跟我讲的。我第一次见陈伟良的时候就问过陈伟良是谁推倒围墙的，陈伟良说他也不知具体是何人所为，有可能是他们村里的人推倒的。（三）证人证言1.李文亮的证言：为了发展我村集体经济，我村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将霞涌盐场地段（安葬地）划拨给我村发展，2006年12月21日，大亚湾管委会《关于霞涌霞新村利用安葬用地发展经济问题的回复》（惠湾函（2006）388号），同意将位于霞涌盐场地段面积2644平方米地按划拨方式办理用地手续。2007年7月我村取得惠州市国土局的用地批复（文号：惠市国土（大亚湾）地政字（2007）25号），同意将上述用地使用权划拨给我村作为旅游用地使用，2013年善慧公司与我村洽谈村企合作事宜，是以2644平方米有证的地为开发地，这块地（7.2亩）当时（1987年历史遗留问题）政府划拨给我村时，下沙村的村民就认为这块划拨地是下沙村的，政府划拨给我村的时候没有给予下沙村补偿，所以下沙村以此为由与善慧公司进行协商补偿。我村是否与下沙村存在土地争议，这块霞涌盐场地段（安葬地）不存在权属问题，1987年已经由政府批文批给我村集体。但是由于我村以前是海上渔民，后来才慢慢上岸居住，是没有集体土地的，所以下沙村村民就认为这块地是他们村的集体土地，政府没有征收就划拨给我村，所以才要补偿。我村与下沙村签订《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书》没有经过村民表决，只是我村班子会议决定的。协议书中补偿的260万元人民币是开发商善慧公司与下沙村定出来的。因为上述地的开发在协议上明确了地上物的赔偿有开发公司善慧公司处理，而这块地有下沙村村民种的果树，我村又不敢叫下沙村转移他们村种的果树，一直霸占着地，下沙村的村民比较凶恶，我村不敢去惹他们，开发公司要开发，就只好由善慧公司赔偿。因为一直和下沙村小组谈补偿的问题，但一直都没有谈下来，当中持续的时间大约有半年时间，杜利他也比较急，因为工程一直没有动工，而且他和我们村委约定合同交楼时间是三年内要交楼。这次商谈我记得也是没有谈出结果的。我与他们见面的这几次协商过程，陈伟良他们村小组干部和村代表都认为要按照碧桂园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这样下沙村村民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做，加上还要组织村民户代表开会，投票表决签名确认等工作，如果不按这个标准进行补偿，杜利的工地想开工就很困难。2.证人苏保胜的证言：是因为霞新村7.2亩土地的相关问题，这块7.2亩的土地以前是“埋葬地”，现在改为商业旅游用地，村委是准备开发这块地。这块地是1987年，上级领导批示将这块7.2亩土地划拨给霞新村做安葬用地。村委是和惠州善慧置地有限公司合作一起开发这块地的，我们出土地，惠州善慧置地有限公司出钱，最后村委占股百分之二十，惠州善慧置地有限公司占股百分之八十。惠州善慧置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杜利。惠州善慧置地有限公司是2013年开始和我们村委合作的。霞新村和善慧公司开展合作后，下沙村小组的陈伟良说这块地是他们村的，然后还有下沙村小组的人把善慧公司建起来的围墙推倒了，后来善慧公司老板杜利来霞新村委叫我们和下沙村小组协商一下这件事。善慧公司与我们村合作后没多久，就把国土证上规定的2644平方米的地块用围墙围了起来。那个围墙一建，下沙村的人就把围墙推倒了。后来经多次协商，霞新村与下沙村达成协议，由善慧公司支付人民币260万给下沙村小组解决此事。在强记那次吃饭，霞新村有李文亮书记、苏剑锋、苏水清、贺四英和我，下沙村有陈伟良还有下沙村小组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约6、7个人。当时我们村委的人说“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证件都办好了”,下沙村小组的人就说“这块土地是他们村的”。下沙村小组的人说“土地本来是我们的，现在你们办了证就要赔我们钱。”最后大家谈不拢，吃完晚饭就都回去了。反正陈伟良当时就说如果赔偿款没有到位，下沙村的人肯定不让我们的工程开工。他们的意思就是只有赔偿了钱工程才能开工。我认为这块地既然我们办了证，就应该属于我们村的，下沙村的主张是不合理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赔钱，这件事就解决不了，工程就没办法施工。3.证人苏剑锋的证言：因为这块土地的归属权是我们霞新村的，善慧公司提出要在这块地上建设楼盘，该项建设的所有费用由善慧公司承担，我们只负责帮善慧公司办理一些土地手续，日后该项建设的盈利我们村占20%，善慧公司占80%。霞新村和善慧公司开展合作后，2013年至2014年期间霞新村与善慧公司合作之后，善慧公司就把7.2亩土地中已经办好国土证的2644平方米用围墙围了起来，不久就有下沙村的人把这个围墙推到了。我是听李文亮书记说的知道推倒围墙的人是下沙村的人。下沙村的人认为这块地是他们村的，他们推倒围墙就是不让善慧公司在此地施工。惠州市***********支付了260万元。因为下沙村的人推倒围墙不让施工方施工，善慧公司就请霞新村出面与下沙村小组协商以赔偿的形式解决此地块的归属问题。4.证人贺四英的证言：我在霞新村委会上班是2011年至今。杜利与我们村委合作开发的那块7.2亩的土地的具体位置在金沙湾的西面往霞新村方向。我所知道的是这7.2亩这块地的所有权一直是我们霞新村的，是从前村里面的渔民老人去世之后的埋葬用地。下沙村村民认为这块7.2亩的土地的归属权是属于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这块地靠近他们下沙村。因为善慧公司想要在这块7.2亩的地进行投资建楼，下沙村村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以这块7.2亩的地的归属权是属于他们下沙村对善慧公司的投资项目进行阻挠，善慧公司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更快的推进项目，所以才拿出260万元作为补偿给予下沙村小组。（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陈伟良的供述和辩解：2014年前后，先是霞新村委会的李文亮打电话约我们村小组干部出来谈沙岗头那块的补偿问题，于是我们就约到霞涌一间饭店谈，李文亮说他们村小组与一间企业准备在沙岗（其中包括我们村小组的沙岗头那块地）上做房地产开发，李文亮说补偿我们村小组140万，我们当时开价300万，那天就没有谈成功，之后我们村小组又与李文亮他们村委会谈二次，但都没有谈成功，后来我们村小组就召开村户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村户代表同意以260万可以跟霞新村委会谈成沙岗头那块地的事情，当时我们还有村小组会议记要有记录该件事情，这会议记要也在霞涌办事处结算中心处放着。后来我们就跟霞新村委会李文亮他们以260万谈成了解决沙岗头历史遗留问题，同意将沙岗头那块地给李文亮他们开发，同时我们还签订了解决沙岗头历史遗留问题的合同，这合同原件放在霞涌办事处结算中心处。我们村小组干部陈义忠、陈自文、陈东旭、陈炳香、陈燕南、陈汉财、丘伟丽、陈碧山等人与我一起到霞涌一间饭店直接跟李文亮他们村干部谈补偿的事情。我是给每个人打电话通知的。我们村小组干部三次跟霞新村委会谈沙岗头那块补偿价钱问题前，没有先召开过专门村小组会议。我们跟霞新村委会李文亮干部谈的沙岗头那块地有4200平方米。我们说沙岗头那块地是属于我们村小组的集体土地。我们村没有这块地的相关证件，但是祖辈一起留下来给我们用的。我们只召开过一次村户代表会议，当时村户代表提出没有给钱，那块地是不可以开工的。我们跟霞新村委会合作的企业直接将那260万打到我们村小组农商银行账户内。我们是将这260万按村民人头分一人一万元，我记得是往他们的账户转的钱。这个方案是召开村户代表会，经大家决定同意后，并报了霞涌街道办结算中心处。陈义忠是副村长，陈自文是财务，陈东旭、丘伟丽和陈碧山三人是村代表，陈炳香、陈燕南和陈汉财三人是理财。我家里有7口人，我、我老婆、儿子、儿媳、小女儿还有两个孙子，一共分得63000元，我家7口人分得的钱全部都是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的。我家分得的63000元全部用于生活开支上了，已经全部花完。2.陈育忠的供述和辩解：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村里的老人说过，下沙村靠近海边有一块地（距离海面大概有100米左右，是一块沙滩地，我们下沙村村民叫“沙岗头”）。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因为霞新村是渔民村，都是住船上的，并没有地的。后来政府找到我们下沙村老村长陈汉生（已经去世）协商，将“沙岗头”划给霞新村村民安葬老人，霞新村的村民就叫“安葬地”。到了90年代（具体日期我不记得了），我听村里的村民说“沙岗头”已经被霞新村办理了土地证件，霞新村想要将这块地拿去卖掉，我们下沙村的村民就不同意，争议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到了2013年，我是下沙村的理财小组成员。当时下沙村和霞新村因为这块土地存在争议，我听下沙村的村民（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说，有下沙村的村民将霞新村在“沙岗头”的围墙推到了，具体是哪个村民推的我就不知道了。2014年，在黄金海岸边的黄金海岸旅游公司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村代表和霞新村代表就“沙岗头”那块地的到底卖多少钱进行了讨论，在会上我村村长陈伟良问霞新村的代表愿不愿意出260万买下“沙岗头”那块地，霞新村的代表表示同意，但是我在会上提出260万的价格太少了，但是没有人理我，最后我就在会议室里面抽烟，其他人还在讨论。开完这次会议之后，过了几个月了我们村再次开会，讨论卖地所得的260万怎么分配一事，在会上我们村代表问村长陈伟良，每个人大概能分多少钱？陈伟良说每人可分一万元，按户口本上的人员分，最后在会上决定每人分一万，然后我们理财小组开始做方案。在过了10多天，我们村村民就每人分了1万元。我觉得“沙岗头”那块土地是属于我们村的。上世纪90年代我听我们下沙村的村民说过霞新村办理了土地证。我们还认为“沙岗头”土地是我们村里的，因为那块土地是我们村管理的。我们下沙村没有“沙岗头”的土地证。陈伟良是下沙村的村长，负责村里面的全面工作；陈自文是下沙村财务；丘伟丽是村民代表；陈碧山是村民代表；陈国军是理财小组；陈伟城是村民代表；陈燕南是理财小组；陈伟送是理财小组；陈炳香是理财小组；我当时是副村长。因为村干部陈伟良、我、陈自文、丘伟丽、陈碧山在黄金海岸游乐场上班，开会比较方便。霞新村有派出代表旁听我们下沙村的相关会议，在黄金海岸游乐场召开的村干部会议霞新村有三个村干部过来参加，但是我都不认识，召开的两次户代表会议，我没有看见霞新村有派人过来参加。我记得我们家分了八万元人民币，因为我们家有8个人，钱用于家庭开支，已经花完了。3.陈自文的供述与辩解：我村是与霞新村委会签订过一份《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书》，大约是在2014年签的。签这个协议书的时候是陈伟良担任村小组长。村干部有3人，分别是村小组长陈伟良、副小组长陈育忠、我是报账员。村民代表4人，分别是丘伟丽、陈碧山、陈东旭、陈伟城。理财小组5人，分别是陈国军、陈燕南、陈炳香、陈伟送、丘伟丽（兼理财小组成员）。共11人。这份协议上面有村干部、村民代表、理财小组11人当中应该都签了名，当时是村长拿到我家让我签的名。2014年的5、6月份左右的一天，我接到陈伟良打电话通知到某个地方开会，说是关于霞新村对于沙岗头补偿的问题需要讨论，在会上陈伟良对参会的人员说过：“李文亮找过我协商关于下沙村沙岗头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陈伟良还表示霞新村要补偿我下沙村村民钱款，会议的目的是把陈伟良和李文亮之间协商的情况向我们说明，但这次会议并没有把补偿的问题确定下来。后来经过双方村干部多次洽谈，霞新村才与我村定下260万元的补偿款，并于2014年7、8月份左右签订了《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补充协议书》。这260万我印象中是一家叫利来公司的账上转到我村小组账上来的。这笔钱当年被全村人平分掉了。4.陈东旭的供述和辩解：那块地是我们下沙村的地，祖祖辈辈都是我们下沙村的。是一块安葬地，不过安葬的都是霞新村的过世村民，听老一辈的村民说，这块地是很久之前，具体早到什么时候也我也不记得了，应该是我父亲那一辈的人，把属于下沙村的7.2亩的地借给霞新村安葬过世的村民。因为霞新村是渔民村，都是住船上的，并没有地的。据我所知，争议是从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是下沙村的村民代表。当时下沙村村小组长陈伟良召开村干部会议，在会议上，陈伟良就有提到过那7.2亩地的事，陈伟良在会上说那块地一直是我们下沙村的，但是被霞新村霸占之后办了证。但是也仅仅是在会上提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提到那块地也认为是我们下沙村的。直到2017年，霞新村的书记找到我们村长陈伟良谈起那块地的事。回来之后陈伟良就组织村干部开会，在会议上，陈伟良就说：“霞新村的书记又提到安葬地的事了，他一直说地是他们的，也说办了证。”说完问我们几个参会人员怎么看。当时参会的有陈伟良、陈育忠、陈自文、丘伟丽、陈碧山、陈国军、陈伟城、陈燕南、陈伟送、陈炳香加上我一共十一人。我们十个人参会人员都说地是我们下沙村的，不承认霞新村所说的办什么证的说法，如果在那块地上需要动工必须经过我们下沙村同意。接下来也陆续开了几次村干部会议，期间还发生过我村村民去推到那块地上建起的围墙，但是具体谁砌的围墙，还有哪些村民过去推的，我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没参与，我也是后来在村里听村民说起。之后我们村干部和霞新村代表面谈了几次，其中我参加了三次，第一次都是两方在争：我们下沙村认为那块地自古以来就是下沙村的，不承认地是霞新村的；而霞新村就以在国土局办了证，那块地是属于他们村的，是合法的，两次都争论无果。但是在第二次洽谈中，有个人参会代表提出：这样争论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就不争论这个历遗留问题了，就由霞新村支付一笔捐献款一百多万元给下沙村，然后就不用再讨论这个事了。霞新村的书记没意见，我们村长陈伟良就说要回去开村民大会之后才能回复对方。陈伟良回到村里就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结果是村民同意接受捐献款，但是不同意一百多万这个数额，觉得太少。于是陈伟良又召集村干部和霞新村代表谈，这次就是我参与的第三次，霞新村的书记和陈伟良最终说到260万，双方觉得都可以接受。回答村里，陈伟良再次召开村民大队，大会以超过七成的村民赞成接受霞新村的260万捐献款，从此那块地要做什么下沙村都不管了。大会通过后，村民都在会议纪要签字和按了手印。没多久，钱就到了村账户，但是平均分下去的每个村民得到九千多了，为了凑个整数，村小组决定再从村里的账户中出点钱，凑个整数，让每个村民都能分到一万元。最后每个村民都分到一万元。5.陈碧山的供述和辩解：我们下沙村和霞新村有一块大约8亩的土地有存在争议，争议的土地位于下沙村和霞新村交界靠近海边的地方，霞新村叫这块土地叫做“安葬地”，因为他们将这块地用来安葬过世的亲人，我们下沙村叫这块地叫“沙岗仔”，主要争议是这块土地的归属权问题，我们下沙村认为“沙岗仔”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留下的村集体土地，但霞新村的村民就说在很多年前这块地就已经被霞新村办了土地证了，因为我们下沙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征收土地的钱款，所以不认霞新村村民说的办证的事。在2016年左右，霞新村村委书记李文亮就找到我们村小组长陈伟良，陈伟良就打电话通知我们下沙村的村干部到西区一饭店和李文亮协商土地赔偿的事。当时我方一起去协商的有村小组长陈伟良、时任副村长陈育忠、村财务陈自文、村民代表四人：陈东旭、陈国军、邱伟丽和我、村理财小组成员陈燕南共8个村干部去跟霞新村村干协商，霞新村方面有李文亮等四五人。在饭店里，霞新村提出赔偿180万元人民币，问我们下沙村村干部同不同意，我们下沙村的村干部当场没有决定，我们说要回去问一下下沙村的村民才能决定。我们回去当天晚上陈伟良就在黄金海岸游乐场的办公室召开村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当时村里的11个村干部，具体人员有村小组长陈伟良、副村长陈育忠、村财务陈自文、村民代表：陈东旭、陈国军、邱伟丽和我、村理财小组：陈燕南、陈伟城、陈炳香、陈伟送。我们村干部开会的时候都说给180万元太少了，我们村干部最后就协商了要赔偿260万元人民币，陈伟良就叫我们村民代表去问村民这个赔偿金额可不可以，后我们村民代表各自就去走访询问我们村民，大部分村民都觉得180万元给的少，同意要赔偿260万元人民币。之后村长陈伟良跟李文亮说我们村民不接受180万元的赔偿金，要260万元才行，具体陈伟良是怎么跟李文亮沟通的我不知道。李文亮答应后，村长陈伟良就在村里文化室召开村民户代表会，全村每户都有代表参会，会上村民户代表同意霞新村赔偿260万元人民币，并且户代表都在260万元赔偿的协议书上签名。后260万的赔偿款就打到我们村在霞涌街道办结算中心的银行账户里。之后我们11个村干部在霞涌下沙村18号路旁边陈自文的海湾饭店里讨论这笔260万元的钱的分配情况，然后就按照我们村干部的分配将这笔钱分给村民，除了香港户口和当公务员的村民分得只有1500元，户口在村里的村民都是分8000元。我认为“沙岗仔”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留下的村集体土地，但霞新村的村民就说在很多年前这块地就已经被霞新村办了土地证了，我们下沙村没有收到任何钱，所以我不认可霞新村的土地证。我听霞新村的村民说是很多年前已经办理土地证了。在霞新村和下沙村协商260万的赔偿款之前我就已经有听说霞新村已经有土地证了。因为这块地我们村里没有得到一分钱，我们村不同意让霞新村拿这块地去使用，所以霞新村就找我们村长去协商赔偿的事。260万元的赔偿款是由我们11个村干部讨论出来的，具体人员是村小组长陈伟良、副村长陈育忠、村财务陈自文、村民代表：陈东旭、陈国军、邱伟丽和我、村理财小组：陈燕南、陈伟城、陈炳香、陈伟送。260万赔偿款是由我们11个村干部讨论出来的。6.陈伟城的供述和辩解：2013、2014年的夏天时候，村长陈伟良在大亚湾区霞涌下沙村一个文化室跟村里面的班子成员说霞涌霞新村想跟我们村谈盐场地段（安葬地，我们叫沙岗头，以下简称安葬地）大概4000多平方的地的历史遗留和使用问题，陈伟良说霞新村愿意出钱补偿下沙村，让下沙村让出安葬地，在场的村领导班子都点头同意，于是过了几天村长陈伟良就同步进行跟下沙村村民和霞新村村领导班子协商。下沙村村民大会开了有2-3次，到场的都是下沙村的村班子和每户的代表；我参与的下沙村村班子和霞新村班子的协商会议也有2-3次，最终的结果是下沙村的村民同意以260万元作为补偿让出安葬地给霞新村发展，然后两村的村班子就在霞新村的一个饭店签订了一份《关于处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大概过了半个月260万元到了下沙村的村账户，村长陈伟良就安排将260万元全部平均分给每一个村民，我家四口人就分到了2-3万元。2013年-2014年下沙村的村领导班子成员：村长陈伟良、副村长陈育忠、村代表邱伟丽、陈东旭、陈碧山、我、理财陈丙香、陈燕南、陈伟送、陈伟军、财务陈自文，共11人，我上述说的开会班子基本每个会议以上11名村班子成员都在。一开始陈伟良召集我们村干部在黄金海岸的办公室开会，说霞新村愿意出钱解决安葬地（沙岗头4000多平方）历史遗留问题，我和副村长陈育忠就发表意见说安葬地的性质应该是不能买卖的，陈育忠还问陈伟良这样做是否合法，陈伟良跟我们说没问题，要是出了问题他来承担。后来当天也约了霞新村的村干部过来协商，陈伟良就问李文亮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跟李文亮说：“你也知道这块地是历史以来下沙村让给霞新村安葬过世老人的”，李文亮就说用钱补偿，之后陈伟良就说要回去开村民大会，征求村民意见才来协商价钱的事情。后来隔了几天陈伟良就在文化室组织了下沙村村民大会，霞新村有两个代表也过来旁听了，村民就发表意见同意补偿让地，但是开价有点不一，有些村民说补偿200万，有些村民说补偿上千万，后来陈伟良就说折中用300万元跟霞新村谈。接下来陈伟良就组织两村的干部在霞新村的一个饭店协商补偿事宜，当时下沙村有两个老人（陈城运、“鸡公”）也来到了现场跟我们说了安葬地的性质，然后接着两村的村干部就开始协商赔偿价钱，陈伟良就说村民的意思要300万元，李文亮就说太高了，能不能低一点，然后就还价200万元，后来他们两人谈了有一会最后陈伟良就说一人让一步，以250万元成交，还说需要回去再跟村民协商。之后又过了没多久，陈伟良就组织开第二次村民大会，地点是在村文化室，内容是征求村民关于以250万元的价钱让出安葬地给霞新村发展的意见，大部分村民都签了名字同意了这个价钱。之后陈伟良就继续组织两村的村干部进行签《补偿协议书》，地点是在霞新村的一个饭店里面，两村就同意霞新村以250万元补偿下沙村解决安葬地的历史遗留问题，防止以后发生纠纷，然后双方到场人员都在协议上签了名字。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我听说补偿款从250万元变成了260万元，我只知道是陈伟良、陈伟忠、李文亮三人决定的，之后又没过多久，陈伟良又再次组织了下沙村的村干部开会说明补偿款由250万元-260万元的过程，但是我已经忘记当时的说法了。接下来就是补偿款260万元到账分发了。7.丘伟丽的供述和辩解：大约在2013、14年下沙村村长陈伟良，召集我们村民代表和理财小组共10人开村民代表会议（我、陈伟良、陈东旭、陈碧山、陈自文、马仔、傻光、陈国军、陈伟送、鸡仔），在会议上陈伟良和我们说有一个老板要买我们安葬地地块，让我们商量看看需要对方付多少钱，我记得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大约300万的数额，商谈完成后，陈伟良就召集村民开家长会，在会上，村民们都同意大约以300万的价格卖给对方。陈伟良于是以300万这个数额找对方谈。过了几天陈伟良再次召集我们村代表等10人开会，会上陈伟良告诉我们对方愿意补偿我们260元人民币，我们村代表等人会上也同意了，后在与村民开会告知村民，会上村民们都同意对方出的价钱。最后陈伟良就带着村民代表和理财小组共10人一起跟对方签了一份《关于处理土地历时遗留问题补充协议》。我只在陈伟良告知我们村代表对方愿意付260万元后，由陈伟良带领我们代表和理财小组共10人在霞涌镇新港的一间饭店内，因当时我们已经商谈好价格了就没怎么谈论卖地一事了。有陈伟良带领我们代表和理财小组共10人，7-8名新港村委会的人，还有几名外面的人但不认识。我记得是260万，有转账记录等凭证，对方是将钱转账至我们村的账户上的。安葬地具体位置是在霞涌18号路边，下沙村路口处，当时该地块还没有平整，地上还存有当时陈伟良哥哥在地上种的果树。和对方签了协议后对方就将该地块用墙围了起来。对方将该块地上的果树挖了之后，对方赔偿了钱，并且是直接赔给当事人的。这笔钱到账没多久就分了，并全部都分给我们村民了，按人头分，每人大约分了15000元。都是村长陈伟良跟对方去谈的，但是每次对方开价之后，陈伟良都会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村干部在讨论，讨论之后在告诉村民，如果村民有什么意见，我们村干部听到了后都会告诉村长陈伟良，然后村长陈伟良就再次跟对面谈，直到谈到260万才结束。（四）辨认笔录1.杜利辨认出陈伟良、陈育忠、陈伟堂；2.李文亮辨认出陈伟良、陈自文、陈育忠、丘伟丽、陈东旭、陈碧山；3.苏保胜辨认出陈伟良、陈育忠、丘伟丽、陈碧山；4.剑锋辨认出陈伟良、丘伟丽、陈碧山。贺四英辨认出陈伟良、丘伟丽、陈碧山。本院认为，被告人陈伟良明知涉案的土地权属已属于霞新村，仍蛮不讲理，以本村村民不同意为由强行索要补偿款260万元，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伟良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定性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敲诈勒索罪的构成，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损害人身、财产等威胁、恐吓、要挟之方法向受害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受害人之所以向行为人交出财物，是因为行为人向其发出的以损害人身、财产、利益等威胁、恐吓、要挟行为所致，两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被告人陈伟良向被害人杜利索取了钱财，但所得款项用于村民均分，声称不赔偿村民就不同意，此种恐吓、威胁的程度相对较弱，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被告人陈伟良的行为性质属于强拿硬要，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只有如此，才能找出最能体现行为性质的罪名并进而让被告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人陈伟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属坦白，且当庭表示认罪，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伟良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得到被害人谅解、且所得财物并非全部私用，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伟良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12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二、责令被告人陈伟良退赔被害人杜利人民币260万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房耀庆人民陪审员  杨雪花人民陪审员  杨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曦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