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1702行初53号 原告朱敏生，男，195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委托代理人胡善虎，安徽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住所地池州市贵池区翠微苑小区梅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章战勒，安徽安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池州市贵池区翠微苑小区梅龙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802003284790N。 法定代表人许孝俊，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璟，安徽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敏生与被告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社保局”）、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于2019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区社保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朱敏生申请追加区人社局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并依法向被告区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敏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善虎，被告区社保局局长杨春及委托代理人章战勒，被告区人社局副局长王景文及委托代理人胡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7日，区人社局作出贵企退[2019]11号文件（附退休审批表）抄送区社保局，同意朱敏生退休，并要求区社保局做好养老金待遇的核定和发放工作。2019年3月19日，区社保局作出贵社保字[2019]13号文件（附退休待遇审批表）抄送区人社局，核定了朱敏生的退休待遇。 原告朱敏生诉称，2019年1月，原告作为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依法应从2019年2月领取养老待遇。直至2019年4月12日，原告方知晓被告曾于2019年3月19日对原告作出了退休审批待遇核定行政行为。以原告为行政相对人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被本案被告人为割裂成两部分，即退休条件审查和待遇核定。其中的退休待遇核定系被告区社保局依据区人社局作出的退休条件审查(贵企退【2019】11号文)而作出的。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退休审批行政行为包括退休条件审查和待遇核算，应当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本案被告虽人为将其割裂，但二者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同行政行为的不同环节，应当认定系由本案被告共同作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号)明确规定: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而被告在其退休审批行政行为作出之前，从未告知其拟作出的退休审批待遇核定结果，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显已严重违反行政法的程序正当性原则。正因为被告不履行法定程序，恣意行政，进而导致错误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造成原告养老待遇严重偏低。在原告知晓该行政行为后立即向被告提出异议，并向其提交相关原始人事档案，请求其更正错误，但被告仍敷衍塞责，无视客观事实，漠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且认定事实错误，显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两被告于2019年3月对原告作出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具体包括被告区人社局2019年3月7日以贵企退【2019】11号文作出的退休条件审查行为，以及被告区社保局2019年3月19日以贵社保字【2019】13号文对原告作出的退休待遇核定行为);2、责令被告在30日内对原告重新作出退休审批行政行为，并补发少计的养老金；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朱敏生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贵社保字[2019]13号《关于章新建等二十二位通知退休待遇的通知》，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退休审批待遇核定行政行为；被告在作出该行政行为之前从未告知其拟作出的退休审批待遇核定结果，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在行政行为中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该事实认定错误； 证据2、有关原告的原始人事档案材料，证明原告1977年5月参加工作的事实； 证据3、池州市贵池区苗圃与池州市贵池区林业局文件，证明用人单位贵池区苗圃及池州市贵池区林业局对原告于1977年5月由原贵池县林业局正式选招参加工作予以确认的事实； 证据4、被告社会保险登记档案，证明被告社会保险登记档案明确记载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但被告无视原始档案载明的事实，恣意行政，造成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被错误认定为1994年7月； 证据5、公示文件后附的表格，证明苗圃没有收到被告的公示； 证据6、安徽省劳动厅《关于临时、合同工及民办、代课教师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1996年1月9日劳险字（96）第019号）、劳社厅函（2002）323号文，证明原告类似的情况应当作出连续工龄的认定（供法庭参考）。 被告区社保局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该观点不能成立。被告办理退休待遇审批的法律及政策性依据为国发[1978]104号文、国发[2005]38号文、皖政[2006]59号文、安徽省劳动厅劳社[2006]66号文。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对相关行政机关办理退休待遇审批的程序作岀统一的规定，上述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办理退休待遇审批按照什么程序进行都是由相关行政机关内部设定，法律、法规并没有就此设定退休待遇审批的法定程序，因此根本不存在被告在办理原告退休待遇审批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目前贵池区办理退休手续的流程如下，拟退休人员有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提交退休申请，没有单位的由劳动事务代理机构提交申请，然后由我局进行初步审查，我局初审后交由区人社局复审，该局对拟退休人员的身份信息、参加工作时间、到龄(退休)时间、相关缴费年限等事项进行核实认定，符合退休条件的批准退休并制作退休审批表，该局将相关批准退休的文件及退休审批表抄送我局后，我局依据该局核实认定的拟退休人员的身份信息、参加工作时间、到龄(退休)时间、相关缴费年限等事项在系统中计算退休待遇并制作退休待遇审批表，然后将退休待遇审批表发放至申请单位。 原告的退休申请是由其所在单位池州市贵池区苗圃申报，经我局初审后报送区人社局复核，2019年3月7日，区人社局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的相关身份信息、参加工作时间、到龄(退休)时间等事项进行复核认定后制作了退休审批表，并以贵企退【2019】11号文批准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退休;我局在接到该局抄送的上述文件后，依据该局制作的退休审批表上认定的“参加工作时间”等相关事项并根据国发[1978]104号文、国发[2005]38号文、皖政[2006]59号文、安徽省劳动厅劳社[2006]66号文的规定，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的退休待遇在系统中进行计算，2019年3月19日，我局以贵社保字【2019】13号文核定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的退休待遇，同时制作了退休待遇审批表，并将该文件及退休待遇审批表发放至原告的所在单位，如原告对退休待遇审批事项有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救济，因此不存在我局剥夺原告参与权、知情权和救济权的情形。 2、原告认为我局错误认定了其参加工作的时间，该观点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对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这一事项进行认定的部门是区人社局而非我局，我局的职责是在该局对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等事项作出认定后，依据认定的事项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计算岀原告的退休待遇，我局并不是工龄认定机关；其次，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已经由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为1994年7月。2014年10月13日，原告因为工龄认定问题以区人社局为被告向贵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77年5月，贵池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以(2014)贵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书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认为区人社局作出对原告工龄自1994年7月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开始计算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5年1月，原告上诉至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29日，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池行终字第000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后原告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7月6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故此参加工作的时间已经明确为1994年7月，因此区人社局对原告工龄的认定完全正确，原告认为我局错误的认定了其参加工作的时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我局对原告退休待遇的审批行为并无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存在，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区社保局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国发[1978]104号文、国发[2005]38号文、皖政[2006]59号文、安徽省劳动厅劳社[2006]66号文（区社保局适用的法律依据），证明以上文件为办理退休审批、退休待遇审批的法律及政策性依据，以上文件没有对相关行政机关办理退休待遇审批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规定，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对相关行政机关办理退休待遇审批的程序作出统一的规定，办理退休待遇审批按照什么程序进行都是由相关行政机关内部设定，根本不存在被告在办理原告退休待遇审批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证据2、区人社局文件(贵企退【2019】11号，证明2019年3月7日该局行文批准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退休，同时制作了退休审批表，依据退休审批表，该局认定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94年7月； 证据3、区社保局文件(贵社保字【2019】13号)，证明2019年3月19日，被告依据区人社局贵企退【2019】11号文及退休审批表认定的事项，核定了原告的退休待遇，并制作了退休待遇审批表； 证据4、行政起诉状、贵池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贵行初字第00025号，证明2014年10月13日原告因为工龄认定问题以区人社局为被告向贵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77年5月，贵池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以(2014)贵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书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认为区人社局作出对原告工龄自1994年7月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开始计算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证据5、行政上诉状、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池行终字第0003号，证明2015年1月原告就工龄认定问题上诉至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29日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池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审判决； 证据6、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证明2017年7月6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 被告区人社局辩称，一、区人社局依法作出对原告退休审批行政行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正当原则。区人社局依据《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08)45号)规定，对原告申报办理退休手续进行了受理审查、退休审批及公示，未侵犯原告程序性权利。 二、区人社局依据有关生效判决及裁定依法核定原告工作时间，该工作时间核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区人社局依据(2015)池行终字第0013号行政判决及(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行政裁定，依法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该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综上，区人社局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区人社局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法定代表人信息； 证据2、原告退休申请表、贵池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证明2018年12月19日，原告向被告申报办理退休手续，被告区社保局依法对原告退休手续进行初审。2019年1月11日，被告区人社局接收初审结果，并对初审结果进行复核； 证据3、公示表，证明被告区人社局在完成初审、复核程序后，依法公示审批结果； 证据4、集体研究情况表、（2015）池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行政裁定，证明2019年1月28日，被告区人社局对退休审批事项进行集体研究，并依法作出决定，其中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根据生效判决、裁定认定为1994年7月； 证据5、贵企退﹙2019﹞11号文件、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网页截图，证明2019年3月7日和2019年3月12日，被告区人社局批准退休人名单，并将该名单通过政府网页予以公示。 适用的法律依据：国发[1978]104号、国发[2005]38、皖政[2006]59号、省劳社（2006）66号、省劳社（2008）45号等规范性法律文件。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区社保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被告区社保局认为上述规范性文件未对行政机关办理退休待遇审批程序作出统一规定，办理退休待遇应遵循的程序由相关行政机关内部设定。但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该证明目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号)明确规定: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而被告在其退休审批行政行为作出之前，从未告知其拟作出的退休审批待遇核定结果，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显已严重违反行政法的程序正当性原则。此外，被告人社局提交的劳社(2008)45号文，恰好能够证明事实上省劳动保障厅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机关作出退休待遇审查核定行政行为应当遵循的法定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被告劳保局作为社保系统的隶属单位，对此法定程序不仅不知晓，反而认为没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要求，怎么可能遵循该程序规定，怎么可能程序合法。对证据2、3，区社保局提出，关于原告1994年7月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系由人社局作出，区社保局作出的待遇核定系在人社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基础上作出的。言下之意，该原告1994年7月参加工作时间认定与区社保局无关。区社保局该证明目的不能实现。根据劳社(2008)45号文之规定，退休待遇审查核定行为涉及人社局和作为保险经办机构的区社保局，最终作出决定的依法应当是人社局。但两被告将针对同一人的退休待遇审查核定行为人为割裂成退 休条件审查和待遇核定两个环节。因此，应当认定与本案原告具有利害关系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系由本案两被告共同作出的，因此两被告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对证据4、5、6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三组证据不能成为其作出本案行政行为认定“1994年7月参加工作”的事实认定根据。理由如下：1、人民法院该组证据中的生效判决虽驳回原告的诉请，但原告的诉请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属于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中所述“农民技术员”，并以此为前提提出其在职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其不属于“农民技术员”，并以此为由驳回了原告关于在职期间的工资待遇诉请。而本案原告诉请的是行政行为除程序违法外，还因“1994年7月参加工作”事实认定错误而实体违法，导致其应当享受的养老待遇合法权益受损，与前诉在职工资待遇无关。2、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特别是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池行终字第00013号《行终判决书》P6倒数第一自然段明确表述“上诉人(朱敏生)1977年5月参加工作……对此双方并无争议”。因此，被告认为其“朱敏生参加工作时间”系依据生效判决作出的，也应当作出“1977年5月参加工作”的事实认定。申言之，该生效判决足以证实被告关于“原告1994年7月参加工作”的事实认定错误。被告区人社局对被告区社保局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恰恰能够证明被告区社保局是根据法律法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对被告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请法院依法核查；对证据2，原告退休申请表第一页用人单位申报的时间是1977年5月，被告区人社局认定为1994年7月，这种认定对原告不利，在作出的不利行政决定之前应事先告知原告事实与理由，区人社局严重违法了法定程序，没有告知原告。贵池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作出时间是2019年1月11日，其后提交的证据中是经过公示和领导审批均是在此时间之后，均是在本案诉讼中为了应付诉讼作出的，属于虚假证据；对证据3，区人社局提供该证据欲证明其按照劳社(2008)45号文规定程序履行了公示程序。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组证据进一步证明其程序违法。理由如下:1、(2008)45号文第17条规定:公示应当在劳动保障部门公告栏(或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服务场所公告栏)、申报单位工作场所或职工居住地同时进行……申报单位将公示缩样和单位劳资部门领导签字的公示证明送批准机关备案……公示结果作为退休审批必备文件。但被告至今未能提供申报单位的公示缩样，甚至不能提供在区人社局或区社保局公示的缩样，且被告区社保局在其答辩状中明确陈述“没有相关规范性文件对推行审批程序作出规定”，因此该证据不能不仅不能证明其曾依据(2008)45号文履行了公示义务，反而能够证明该证据系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为应诉而炮制的，属于虚假证据。 2、被告否定原告用人单位申报的参加工作时间，并对原告作出重大不利的行政决定，即便其曾履行公示义务，但并未在作出该行政决定之前向原告告知其拟作出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也明显违反了程序正当性原则，应当认定程序严重违法；对证据4，被告区人社局提供该组证据欲证明其按照劳社(2008)45号文规定程序履行了集体研究程序。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进一步证明区人社局明显不符合劳社(2008)45号文的有关“集体研究”的程序规定。劳社(2008)45号文第13条第4款明确规定:集体研究为县、市劳动保障局主管局长对经过初审、复核的退休报件在完成公示之后，连同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确认的养老保险金数额，召集相关科室和经办机构进行研究，对符合条件的正常退休作出批准决定，对存在异议和涉及提前退休的退休申报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区社保局作为保险经办机构，其在《答辩状》(第二页第二自然段)中明确陈述“原告的退休申请是由其所在单位池州市贵池区苗圃申报，经被告初审后报送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核，2019年3月7日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的相关身份信息、参加工作时间、到龄(退休)时间等事项进行复核认定后制作了退休审批表，并以贵企退[2019]1号文批准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退休;被告在接到该局抄送的上述文件后，依据该局制作的退休审批表上认定的“参加工作时间”等相关事项并根据国发[1978]104号文，国发(2005)38号文，皖政[2006]59号文，安徽省劳动厅劳社[2006]66号文的规定，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的退休待遇在系统中进行计算，2019年3月19日被告以贵社保字[2019]13号文核定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二十二人的退休待遇，同时制作了退休待遇审批表，并将该文件及退休待遇审批表发放至原告的所在单位。”即区社保局的上述陈述对照劳社(2008)45号文第13条第4款规定，足以证明以下事实：1、最终的退休待遇核定是由区社保局独立作出的，并未经区人社局集体研究; 2、区社保局作为保险经办机构并未参加由区人社局召集的所谓“集体研究”会议;3、区人社局所谓的“集体研究”的相关证据内容明显是为了应诉而炮制的，属于虚假证据；4、退言之，即便经过集体研究，但若原告知晓区人社局认定的工作时间是1994年7月，不可能不提出异议。区人社局并未对该异议报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法律文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同对被告区社保局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是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作出的。原告对被告区人社局适用的法律依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举证时没有听到被告认定原告1994年7月参加工作的认定，被告没有提交相关法律条款证据证明。被告区社保局对被告区人社局提出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适用的法律依据没有异议。 被告区社保局对原告朱敏生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第2、3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在作出退休待遇审批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行为存在。原告参加工作时间1977年5月参加工作我们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1994年之前的工龄不能连续计算，案涉的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能够计算工龄的起始时间，原告的能够计算工龄的起始时间已经有法律文书规定了只能从1994年7月开始计算；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退休申请表及退休审批表上的“参加工作时间”一栏是指能够计算工龄的起始时间。原告参加工作时间1977年5月参加工作我们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计算社保的工龄认定为工龄的时间只能从1994年7月开始计算；对证据5，已经通过网络公示了；对证据6，两份文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能够计算的工龄的时间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被告区人社局对原告朱敏生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异议。第2、3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区社保局公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对证据2，我们不否认原告参加时间是1977年5月，但与认定工龄的时间是两个概念；对证据3，都由原告所在单位出具的并不是由被告出具的，认定是1977年5月但不能证明工龄计算时间就是1977年，认定工龄职权单位为被告；对证据4，同证据2质证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虽盖苗圃公章，但是没有写经办人，是否由其他经办人签收我们不清楚；对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临时工、教师工与原告身份不一致，该行政文件不适用与本案原告。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证据，区社保局及区人社局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社保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6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区人社局均无异议，故本院仅对区社保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为原贵池县木闸公社张岭村人，1977年5月经原木闸公社推荐先后担任木闸林业站专职林业员(不属招工)、农业技术员、林业站站长，工资由原安徽省贵池县革命委员会林业局发放。原告1989年12月被评定为林业技师，1992年12月被任命为原贵池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1994年3月在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班脱产学习，1994年11月毕业，并获专业证书。1994年7月始，原告先后被原贵池市林业局下属单位贵池市苗圃聘为党支部书记、主任(技术职称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此后多次续聘至今。1996年12月至1999年11月，原告与原贵池市林业局签订合同，被聘用为木闸林业站技术干部，但在此期间，原告一直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工资也由苗圃发放。1995年元月，原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下发贵组资字(1995)02号《关于朱敏生同志工资待遇的通知》，决定原告在苗圃任职期间按付科级套改工资，定为四级职员一档，从1994年7月起执行。2007年8月，原池州市贵池区人事局贵人资函(2007)250号《关于刘晨辉等同志工资套改的复函》所附套改花名册记载，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2010年7月27日，被告向贵池区林业局发送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关于朱敏生同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后工资待遇的函》，其中附表确定原告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工作年限17年。2000年10月，池州市贵池区苗圃向池州市贵池区政府提交贵林办字(2000）第124号《关于要求解决区苗圃职工养老保险的请示》，要求解决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并附在职职工花名册，其中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填写为1977年5月，原告在其填写的社会保险登记表中首次参加工作时间亦填写为1977年5月。2014年10月23日，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作出《关于贵池区苗围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说明》，认定原告养老保险从1994年7月开始补缴。 2010年12月、2011年6月、2013年12月，池州市贵池区林业局就原告工龄确认问题，三次向区人社局提出书面请示，认为原告工龄应从1977年起算。后因原告信访，2014年2月，区人社局向池州市贵池区信访局提交贵人社函(2014)9号《关于朱敏生同志来访事项情况的回复》，回复称：1994年7月，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关于调整苗圃领导班子报告的批复》(贵组干字[1994]18号)文件同意市林业局关于聘用原告担任市苗圃党支部书记职务。1996年12月，原贵池市人事局《关于乡镇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的批复》(贵人字[1996]63号)同意贵池市林业局聘用原告为乡镇林业站聘用制技术干部(事实上，原告自1994年7月起一直在苗圃工作)。1998年4月，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同意市林业局聘用原告为苗圃主任。认为原告或属苗圃聘用人员或属于乡镇林业站聘用制技术干部，均不属于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中表述的“国家农业技术干部”，所以原告工龄从组织部门同意聘用时算起。回复还称:经核实，原贵池市委组织部《关于朱敏生同志工资待遇的通知》贵组资字[1995]02号)文件确定原告工资为四级职员一档，是按原告从1994年7月起参加工作计算，之后组织部门没有对其工资进行过变更，并称对原告反映间题，已多次向原告本人或通过区林业局口头答复。 2014年12月20日，原告以区人社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区人社局2010年7月27日对其作出的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关于朱敏生同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后工资待遇的函》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错误，依法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并判决变更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文件。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贵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是对原告工龄应否从1977年连续计算，实际是对劳人险局(1983)17号《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前，他们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和录用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中‘国家农业技术干部’的理解问题。因原告身份至今仍为聘任制干部，结合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部劳人干(1987)4号《关于补充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第五条‘聘用期满，工作需要，本人称职，经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续聘，但不得沿用过去的办法转为国家固定干部’的规定，《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干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应不包含聘任制干部，被告辨称原告工龄认定不能参照此答复的意见予以采纳。其次，原告虽于1996年与原贵池市林业局签订《贵池市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1996年12月1日至1999年1月30日止，但原告自1994年7月到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后，一直与苗圃签订聘用合同，并实际在苗圃工作至今。该聘用合同并未按照原贵池市‘三定’领导小组《关于乡镇农业‘六站’‘三定’和‘三权’回收下步工作安排意见》中关于‘经批准聘用的农民技术员，均应在所在站上岗工作，不允许一身兼多职’的规定实际履行。综上，被告作出对原告工龄自1994年7月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开始计算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原告朱敏生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行政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9日作出（2015）池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上诉人身份至今仍为聘任制干部，并非‘国家农业技术干部’，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国家固定干部’，因此上诉人作为聘任制干部要求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中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上诉要求显然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工龄的计算，应由辖区内劳动行政机关确认，其他部门并无此职权，不能因上诉人档案或其它行政机关材料中已有工龄记载就理解为对工龄的确认。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对该二审判决不服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劳人险局[1983]17号)规定:‘…考虑到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前，已实际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多年……他们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和录用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根据该答复，合并计算工龄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时间从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起算。本案中，原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于1994年7月13日作出《关于调整市苗圃领导班子报告的批复》(贵组干字[1994]18号)，同意朱敏生担任市苗圃党支部书记职务。1996年12月26日，原贵池市人事局作出《关于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的批复》(贵人字[1996]63号)，对聘用朱敏生等113名在岗农民技术员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制技术干部作出批复。朱敏生认为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1994年7月被聘为聘任制干部，应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的规定，从1977年5月起合并计算连续工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1977年5月起的工作时间为答复中所称‘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故其要求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的规定，从1977年5月起合并计算连续工龄，没有依据。据此，其要求贵池区人社局对其应享有的工资待遇差额部分予以补发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2018年12月19日，区社保局收到原告的退休申请表（单位意见栏为同意退休并加盖了池州市贵池区苗圃公章）后依法对原告的退休手续进行初审。2019年1月11日，区人社局收到该初审结果并进行复核。2019年1月28日告区人社局对退休审批事项进行集体研究，并依法作出决定，其中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根据生效判决、裁定认定为1994年7月。2019年3月7日，区人社局作出贵企退[2019]11号文件（附退休审批表）抄送区社保局，同意朱敏生退休，并要求区社保局做好养老金待遇的核定和发放工作。2019年3月12日，区人社局将原告在内的退休人员名单在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2019年3月19日，区社保局作出贵社保字[2019]13号文件（附退休待遇审批表）抄送区人社局，核定了朱敏生的退休待遇。现原告认为两被告在其退休审批手续中存在违法行为，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诉称的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是指“退休条件审查中公示程序、退休待遇核定前的集体研究程序、作出不利行政行为之前的事先告知程序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实体违法是指“被告将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由1977年5月改为1994年7月没有提供法律文件依据”。两被告在庭审中确认“退休申请表及退休审批表上的‘参加工作时间’一栏是指能够计算工龄的起始时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可分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实体是否违法和程序是否违法两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行政行为实体是否违法问题。该问题亦即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已由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原告主张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行政行为程序是否违法问题，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退休条件审查中公示程序方面，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已将原告的退休信息在完成复核程序后进行公示，程序存在瑕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但未对原告的最终退休及退休待遇产生实际影响，故应确认被告的该行为违法，但对该项行政行为不予撤销；第二，退休待遇核定前的集体研究程序及作出不利行政行为之前的事先告知程序，两被告在收到原告的退休申请表后，依法进行了初审、复核、集体研究、批复等程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该两项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要求被告在30日内对原告重新作出退休审批行政行为并补发少计的养老金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两被告作出的原告退休审批行政行为虽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对原告退休信息在完成复核程序后进行公示的程序上存在瑕疵，应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朱敏生作出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朱敏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敏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 丽 人民陪审员  汪选德 人民陪审员  徐 萍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尤 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 (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 (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 (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