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6168号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系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经营者：侯双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民，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邱长禄，女，198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帅，男，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被告：黄蓉，女，197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渝北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以下简称豪达鞋业）诉被告邱长禄、黄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豪达鞋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民，被告邱长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帅，被告黄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达鞋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邱长禄、黄蓉支付货款124433元，并自2018年6月5日起以12443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加逾期罚息50%）支付违约金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邱长禄、黄蓉在广州市某某步云天地商贸中心三期3-8XX档开设商铺，取名“某某森鞋业”（未办理工商登记注册），专营女鞋批发。豪达鞋业为生产加工型微型企业，期间经豪达鞋业、邱长禄、黄蓉双方充分协商就成品鞋长期购销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约定，由豪达鞋业开发样板鞋放在邱长禄、黄蓉档口，再由邱长禄、黄蓉根据客户需要通过传真或QQ向豪达鞋业发出订单，接收人为豪达鞋业的财务胡爱兵（小胡），豪达鞋业根据邱长禄、黄蓉订单负责加工生产，完成后由豪达鞋业送货至邱长禄、黄蓉档口，货款支付方式为滚动式月结。合作初期，邱长禄、黄蓉尚能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后续均未按期履行，为保障利益，后期豪达鞋业催款时均以传真的方式发出对账单，由被告方人员签字确认后再回传给豪达鞋业财务胡爱兵。截止2018年6月5日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后，邱长禄、黄蓉尚欠豪达鞋业货款124433元。豪达鞋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豪达鞋业财务胡爱兵（小胡）与黄蓉的QQ聊天记录，共计6页，证明豪达鞋业与邱长禄、黄蓉之间的买卖关系；黄蓉确认2018年5月6日对账单的真实性。证据2、豪达鞋业财务胡爱兵（小胡）与黄蓉的微信聊天记录6页，证明豪达鞋业与邱长禄、黄蓉之间买卖关系；黄蓉确认2018年5月6日对账后欠款133803元。证据3、某某森对账单共计8份（传真件），证明豪达鞋业与邱长禄、黄蓉滚动式对账单，其中邱长禄、黄蓉确认2018年5月6日对账单欠款数额133803元，2018年6月5日对账单中邱长禄、黄蓉确认拖欠货款124433元。证据4、豪达鞋业经营者侯双华与邱长禄的微信聊天记录共计7页（豪达鞋业当庭未能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手机），证明豪达鞋业追讨欠款，邱长禄承认欠款拒不支付。证据5、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5XX号民事判决书（网上打印件），证明邱长禄是某某森鞋业的经营者。邱长禄答辩称：我方认为豪达鞋业的证据不充分，邱长禄与豪达鞋业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我方没有向豪达鞋业购买过货物，豪达鞋业提供的证人未出庭，我方需要询问证人。邱长禄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黄蓉答辩称：我是某某森鞋业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财务和跟单工作。但是我作为打工的，在耽误工作时是需要被扣200元工资的前提下来法庭应诉。我只是打工人员，负责某某森鞋业财务对账和跟单工作。所谓的跟单就是负责产品的出货，即与工厂和客户对接。豪达鞋业的财务人员是小胡，我是某某森鞋业的财务人员，所有的财务都是我与小胡对接的，签名也是签的黄蓉的名字，我只是对个账，为何会坐在被告席上？我与邱长禄是表姐妹关系，我于2015年5月来广州到某某森鞋业打工，2015年5月档口在广州市某某步云天地7楼，我们与豪达鞋业对账。某某森鞋业档口在2018年11月关门的，在关门之前与每一个工厂及客户进行对账。我把所有应收财务都交接给老板邱长禄，老板邱长禄就是某某森鞋业的经营者，该鞋业没有领取工商营业执照。2018年11月邱长禄把鞋业转给他人，当时转让费是2万元，转让费是卢甲乐直接给邱长禄，我在档口工作到2018年12月10日，进行后期的财务对账工作及交接，2018年12月10日某某森全部搬离档口。搬离之后邱长禄与工厂之间的账我就不清楚了，但是之前的账是我签的。黄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某某森鞋业原合作工厂：创鑫工厂老板袁志强证言证词，荣兴工厂老板薛尚刚证言证词，证明黄蓉在某某森鞋业属于打工人员。证据2、某某森鞋业原员工石慧婷证言证词，证明黄蓉在某某森鞋业属于打工人员，和石慧婷属于同事关系。证据3、某某森鞋业转让后，接手档口（鞋港）老板娘卢甲乐证言证词及转让档口费的转账记录（转给老板邱长禄2万元转让费），证明黄蓉在某某森鞋业档口属于打工人员。证据4、档口现金日记账，邱长禄给黄蓉发放工资的记录，（邱长禄本人登记），证明邱长禄给黄蓉发放工资记录及黄蓉属于某某森鞋业打工人员。证据5、黄蓉本人中国工商银行每月15号收邱长禄转的工资记录，证明邱长禄给员工黄蓉发放工资记录。证据6、某某森鞋业收款和转款账号，证明某某森鞋业档口的收入和支出与黄蓉无关。证据7、某某森鞋业的原始账本，该账本记录了档口的流水账，以及工厂的转账记录，以及与黄蓉的工资的转账记录。邱长禄对豪达鞋业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认为是黄蓉与豪达鞋业之间的关系，与邱长禄无关。对证据3，是传真件，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邱长禄已向法庭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对证据5，当时是邱长禄起诉业主的判决书，邱长禄是某某森的合伙经营者，跟黄蓉合伙，我认为邱长禄跟某某森经营者没有关系。黄蓉对豪达鞋业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我认为豪达鞋业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是真实的。豪达鞋业对黄蓉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从客观的情况来看，我方对黄蓉是某某森鞋业的员工是确认的。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我方列黄蓉为本案被告，是因为我方与某某森鞋业联系、对账等都是通过我方的财务与某某森鞋业的财务黄蓉来沟通的，之前是出于取证的难度，所以就把黄蓉列为本案的被告。邱长禄对黄蓉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黄蓉提供的证据1-3的证人都没有到庭，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均不予确认。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关于发工资的问题，关于一个企业，老总也是需要发工资的。对证据6，我方不清楚，该账本由黄蓉保管。对证据7有异议，至于账本是否是真实的我方无法确认。经审理查明：豪达鞋业从2016年开始与“某某森鞋业”有业务往来，由豪达鞋业向“某某森鞋业”供应鞋类货物。豪达鞋业与“某某森鞋业”之间以传真或QQ聊天对账单的方式进行对账，从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双方多次对账。至2018年6月5日最后一次对账，黄蓉在《某某森对账》上签名，确认“某某森鞋业”尚欠豪达鞋业货款124433元未付。豪达鞋业提供的其财务人员“小胡”与黄蓉聊天的QQ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胡”与黄蓉多次就豪达鞋业与“某某森鞋业”之间的交易进行沟通、对账，黄蓉对上述聊天记录的内容均予以认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粤01民终5XX号案中查明：邱长禄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还款承诺书》载明“……尚欠某某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货款……，某某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需履行以下行为条件……”。此外，在该案中邱长禄提供《红砂-某某森对账单》作为其主张债权的证据之一，并且该案证据显示邱长禄个人收取了多笔某某森鞋业的应收货款。黄蓉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邱长禄多次向黄蓉转账付款，部分款项注明用途为“劳务费”，部分款项注明用途为“餐饮”，部分没有注明用途，其中2018年4月15日邱长禄向黄蓉转账4000元，5月15日转账5000元，6月15日转账5000元，7月15日转账5000元，9月16日转账5000元。黄蓉称上述款项为邱长禄向其支付工资，邱长禄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黄蓉是与邱长禄一并合伙经营“某某森鞋业”。另查明：“某某森鞋业”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庭审中，豪达鞋业撤回了要求黄蓉在本案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又查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认为：庭审中豪达鞋业撤回了要求黄蓉在本案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这是豪达鞋业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准许。因“某某森鞋业”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故本案首先需要查明“某某森鞋业”的经营者是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粤01民终5XX号案中查明邱长禄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还款承诺书》载明“……尚欠某某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货款……某某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需履行以下行为条件……”，由此可见邱长禄是“某某森鞋业”的负责人。该案中邱长禄还向法院提供了《红砂-某某森对账单》作为其主张债权的证据，且该案中邱长禄以个人名义收取了多笔客户支付的某某森鞋业应收货款，也可印证邱长禄是“某某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邱长禄主张黄蓉是与其合伙经营“某某森鞋业”，但并无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例如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合伙组织如何分红、双方对合伙的投资如何约定等等，邱长禄均无举证，且邱长禄起诉拖欠“某某森鞋业”货款的客户，也是仅仅以其个人名义起诉，黄蓉并无参与诉讼，在相关案件诉讼过程中，邱长禄只字未提“某某森鞋业”有其他合伙经营人，再结合邱长禄定期每月向黄蓉支付相对固定金额的款项的事实，本院认为黄蓉是作为“某某森鞋业”工作人员每月领取固定工资的可能性极高。综合以上分析，本院确信“某某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是邱长禄个人，而非邱长禄与黄蓉合伙经营。关于“某某森鞋业”有无拖欠豪达鞋业货款的问题。黄蓉在诉讼中能够向本院提供“某某森鞋业”的原始账本，结合豪达鞋业提供的豪达鞋业财务人员与黄蓉之间的QQ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足以认定黄蓉在“某某森鞋业”是担任类似财务人员的职责。虽然邱长禄否认豪达鞋业提供的证据《某某森对账》的真实性，但黄蓉作为“某某森鞋业”的财务人员对豪达鞋业提供的全部证据均予以确认，尤其是对其签名确认的《某某森对账》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豪达鞋业提供的《某某森对账》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并根据最后一份《某某森对账》载明的内容，确认截至2018年6月5日“某某森鞋业”尚欠豪达鞋业货款124433元未付。因邱长禄是“某某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故豪达鞋业要求邱长禄支付货款124433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货款的利息问题。双方在《某某森对账》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故货款利息应从豪达鞋业主张权利之日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算。豪达鞋业要求从2018年6月5日起计算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罚息利率，目前执行的是在借款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豪达鞋业要求邱长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并不过高，本院予以支持。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案利息从2019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邱长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清偿货款124433元；二、被告邱长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清偿货款的利息（利息以被告邱长禄实际拖欠的货款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邱长禄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驳回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972元，由被告邱长禄负担（受理费原告已经预付，本院不再退回，由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越海人民陪审员  陈丽仪人民陪审员  刘俊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黄凯旋古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