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初468号原告申秉礼，男，196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代理人申晴（原告之女），198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人民邮电出版社记者，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季亚丽，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35号。法定代表人刘禹锡，局长。委托代理人谷禹，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民警。委托代理人王建强，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民警。第三人李德海，男，195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申秉礼诉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公安局）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申秉礼的委托代理人申晴、季亚丽，被告大兴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谷禹、王建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德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兴公安局于2019年9月17日向原告申秉礼作出京公大行罚决字[2019]0058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载明：“现查明申秉礼于2019年7月26日7时许，在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岳街村村委会东门门口岗亭旁边，与李德海因琐事发生口角，对李德海进行殴打，后被查获。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被侵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书、视听资料、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给予申秉礼行政拘留拾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送北京市拘留所执行，拘留期限自2019年9月17日起至2019年9月27日止，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大兴支行缴纳罚款。逾期不交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原告申秉礼诉称，原告因与李德海发生口角，被李德海殴打至轻微伤，被告却认定原告殴打了李德海并作出京公大行罚决字[2019]005886号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明显失当。具体如下：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被查获”事实不清。李德海因与原告发生口角，将原告殴打致轻微伤，具体行政行为却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原告不仅未对李德海进行殴打，且在被李德海殴打时没有还手并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报警，在现场等待警察制止李德海、保护原告人身权利，在警察到场后才去派出所，而李德海殴打原告后便自行离开，原告作为被李德海殴打的受害一方，直至警察赶到，期间未离开现场，但被告忽略这一基本事实，认定原告“对李德海进行殴打，后被查获”，没有事实根据。被告在上述具体行政行为中，不但未明确原告被李德海殴打至轻微伤、李德海未受伤的基本事实，还对受害人原告处以10日行政拘留及500元罚款，显然没有事实根据。二、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后被查获，证据不足。现有视听资料、司法鉴定意见书，均能够证明李德海殴打原告且致原告轻微伤，李德海未受伤，在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原告多次、反复强调自己没有殴打李德海，但在原告所签署笔录中未见此内容。被告选定的证人均与李德海存在利益关系，证人证言并非客观公正。因为多次向李德海申请维修排水沟未果后，原告与李德海发生口角。李德海即动手殴打原告，当时原告坐在电动三轮车上，李德海对原告实施扇嘴巴、打头、打胸口等殴打行为，此时原告也只是用手略做抵挡，没有主动下三轮车，没有对李德海进行任何殴打的举动、行为。随后李德海在骑车欲离开时，突然又跳下车侧身冲向坐在路旁原告，通过多方证实，此时李德海又对原告实施了第二次殴打，原告坐在地上，因被李德海殴打仰倒在地，摔倒时因重心不稳可能无意中碰到了李德海，被告即认定原告殴打了李德海，显然证据不足。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调查、调解、询问当事人过程中，存在诸多程序违法行为。比如：要求原告填写空白传唤单；司法鉴定意见送达存在程序瑕疵；对原告刚做完重疾手术身体不适、多次要求吃药、就医的请求置之不理，拖延为原告呼叫120急救，导致救护车到场原告血压已达196的极度危险情况；调查过程中区别对待原告与李德海；无故延长办案期限，期间不进行案情调查，却向原告施加压力，要求原告撤案、和解。四、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没有殴打他人、没有违法行为的原告处以罚款、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显然适用法律错误，未依法办案。原告作为守法公民，主动缴纳了本不应被处以的500元罚款；原告因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对原告与李德海区别对待等违法行为，极度气愤，导致心脏病发手术治疗，同时因患有高血压等疾病依法被免于执行行政拘留，但如被告适用法律正确，就不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而殴打原告的李德海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患有任何依法应免于执行的疾病，被告未对李德海执行行政拘留缺乏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五、具体行政行为明显失当。具体行政行为对被殴打的原告处以10日行政拘留并处500元罚款，对于先动手殴打原告、将原告打致轻微伤且本人没有受伤的李德海仅处以7日行政拘留无论从事实、证据出发，还是从情节、后果上来看均明显失当。综上，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依法提起本行政诉讼，恳请法院依法维护申请人的权益，判准所请！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京公大行罚决字[2019]005886号《处罚决定书》；2、退还原告所交500元罚款；3、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举证期限内，原告申秉礼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处罚决定书》(京公大行罚决字[2019]005886号)，证明被告对原告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内容。2、《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公大行罚决字[2019]005885号)，证明被告对李德海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内容。3、视频资料，证明李德海殴打原告。4、行政处罚缴款书，证明原告己经缴纳罚款。5、急诊病历，证明2019年7月26日原告被李德海殴打当日即受伤就诊。6、诊断证明，证明2019年7月27日即被殴打第二日原告就诊病历。7、大兴医院诊断，证明2019年8月1日原告再次因胸闷去大兴区医院就诊。8、大兴医院诊断证明，证明原告在大兴医院住院9天。9、阜外医院诊断证明、票据，证明原告从大兴医院出院后被采育派出所多次传唤导致不适，再次发病120送至阜外医院急诊。10、阜外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2019年8月24日至2019年8月29日原告在阜外医院住院手术治疗，该院为原告开具的手术后重症监护诊断证明。11、2019年9月杨德芝拨打110的通话记录，证明9月5日被告对原告传唤、询问时间过长。12、2019年9月17日120对原告急救的单据，证明2019年9月17日采育派出所在审问原告期间，原告多次提出身体不适，警察在临执行前才叫来原告家属，由原告家属叫的救护车，而此时原告血压已经飙到184。13、原告女儿2019年8月1日至10月10日期间拨打12345的通话记录，证明原告及其家人反映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被告大兴公安局辩称，申秉礼于2019年7月26日7时许，在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岳街村村委会东门门口岗亭旁边，与李德海因琐事发生口角，对李德海进行殴打。以上事实有申秉礼、李德海、吕某、李某、蔡某等人的询问材料，视听资料等予以佐证。为此，申秉礼申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依据。我局采育派出所接报警后依法及时受理并对本案进行调查取证。经询问，李德海指认因为琐事与申秉礼发生口角，后互相殴打，申秉礼的陈述亦与之相印证，现场证人吕某、李某、蔡某亦能证实申秉礼、李德海二人有互相殴打的行为。因此我局认定申秉礼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对其予以处罚。又因李德海年龄已满六十周岁，我局在职权范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及申秉礼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幅度内对申秉礼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的处罚。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申秉礼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因此请求大兴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2、110接处警记录；3、受案登记表；4、受案回执；证据2-4证明案件来源和被告依法受理。5、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证明延长审批。6、呈请鉴定审批表；7、鉴定聘请书；证据6-7证明鉴定审批手续。8、呈请传唤审批表；9、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10、传唤证；11、呈请传唤审批表；12、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13、传唤证；14、呈请传唤审批表及传唤证；证据8-14证明依法传唤手续。1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行政处罚前的告知。16、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的行政审批。17、入所健康检查表；18、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19、入所健康检查表；20、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证据17-20证明拘留未执行的情况。21、申秉礼基本信息；22、申秉礼笔录；证据21-22证明询问和现场情况，原告也承认踹了第三人一脚的情况。23、李德海基本信息；24、李德海笔录；25、到案经过；26、吕某基本信息；27、吕某笔录；28、李某基本信息；29、李某笔录；30、蔡某基本信息；31、蔡某笔录；证据23-31证明原告踹了第三人。32、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情况。33、告知被传唤人家属通知单；34、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证据33-34证明被告履行家属告知义务。35、送达回执；证明送达情况。36、接受证据清单；37、光盘；38、光盘和光盘制作说明。证据36-38证明现场案发情况，第三人身上有被踹痕迹。第三人李德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申秉礼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大兴公安局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中视频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目录中标明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但对原告代理人庭审中称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申秉礼有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的情节不予认可；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5-10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只是原告自身疾病情况，不能否认当天对第三人的殴打；证据11-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只是一个截屏，不能显示拨出电话是什么，也不能证实拨打内容和目的。经审查，原告申秉礼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4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对被告大兴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申秉礼对证据10有异议，第11页9月5日传唤证内容真实性不认可，称被告给原告签署的是空白传唤证；证据22有异议，对原告的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4对李德海的询问笔录认为部分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部分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5中李德海到案经过有异议，58-59页没有说明其殴打他人后逃离现场；证据26-31有异议，笔录中证人证言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前后矛盾，明显偏袒李德海，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2鉴定意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但送达程序有异议；证据33中第92、94、96页家属通知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37-38有异议，视频资料真实性认可，但内容较短，缺少原告原地等到警察到来，并与警察沟通情况后，按警察指示离开的视频资料。对于光盘中照片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照片与本案关联性、与原告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具体质证意见如下：（一）关于李德海询问笔录。（第48页-49页、52页、54页）关于原告骂人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是李德海先态度恶劣地辱骂原告，原告被骂急了偶有脏字带出，并没有辱骂李德海。李德海询问笔录第49页：“我上前推了申秉礼一下，申秉礼没坐稳就倒地上了，之后申秉礼用手抓住我的左手指，撅了我左手中指一下，用右脚踹了我左侧大腿一下，还踹了我右膝盖一下”；第52页：“我走到申秉礼面前，申秉礼就用左胳膊肘关节靠在地上，用右腿踹我的腿部，并且用右手撅我的左手中指，我用右手打在申秉礼左侧锁骨附近两拳”；第54页：“上前推了申秉礼一下，申秉礼没坐稳就倒地上了，同时申秉礼用手抓着我的左手中指撅了一下，同时申秉礼还用右脚踹了我左大腿外侧一下，还踹了我右膝盖内侧一下，因为申秉礼右手一只攥着我的左手中指，我太疼了就打了他胳膊一下”，三次的询问记录，关于谁先动手、怎么打的原告、打了原告哪里，内容互相矛盾，明显不真实，如果李德海所述真实，原告怎么会受伤，又怎么被鉴定为轻微伤？（二）结合视频资料对于李德海第一次殴打原告的证人证言：（1）吕某证人证言。2019年7月26日被告对吕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第3页（63-64页），吕某称“李德海走到申秉礼面前，申秉礼也从电动车下来，当时两人面对面，但是俩人具体怎么动手我不清楚，我就看见李德海用拳头打在申秉礼的侧肩膀上两拳”，根据视频资料，李德海第一次殴打原告过程中，在李德海的殴打、推搡之下，原告本来坐在电动车上，为躲避伤害从电动车上下来，没有实施任何殴打李德海的行为。也就是说李德海和原告不是都站在地上对打，而是李德海站着，原告处于坐姿被李德海殴打，被打的部分有头、胸、肋下，而且是连续、密集地用拳打，完全不是吕某所说的“李德海用拳头打在申秉礼的侧肩膀两拳”。可见吕某证言与事实情况不符，且明显偏袒李德海，为其减少责任。（2）李某证人证言。2019年7月26日被告对李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第3页（69页），李某称“李德海在打申秉礼的时候，申秉礼也还手打李德海，但是具体哪只手打在什么位置我不清楚”。2019年9月5日被告对李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74页），李某称“李德海走到申秉礼身边，申秉礼当时坐在电动车上面，申秉礼用头部顶了李德海胸口一下，李德海就用拳头打申秉礼的头部、肩膀，具体哪只手打在头部和肩膀什么位置我就不清楚了，申秉礼用手挡的同时，也用双手用力推李德海的肩膀，具体哪只手推在什么位置我就不知道”。2019年9月7日被告对李某第三次询问笔录第2页中（76页），李某称“第一次申秉礼和李德海打架的时候，李德海用手打申秉礼，申秉礼用双手挡，也用双手推李德海的肩膀，具体哪只手推李德海肩膀什么位置，我不清楚。但是申秉礼没有打李德海的动作”，“当时我说李德海用拳打申秉礼，申秉礼也打李德海，是因为我认为申秉礼推李德海的动作就是打”，“申秉礼用头部顶了李德海胸口一下，并且用双手往外挡李德海打他时用的手，其他动作就没有了”原告没有打李德海的动作，却称之为二人打架。原告头部顶了李德海，与原告笔录、李德海笔录、其他证人证言、视频资料均不一致，被告却没有进行核实。对第一次询问中李某所称“申秉礼也还手打李德海”与第三次询问“但是申秉礼没有打李德海的动作”“因为我认为申秉礼推李德海的动作就是打”就此自相矛盾的证人证言被告也未继续询问，进行核实。（3）蔡某证人证言。2019年7月26日被告对蔡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79页），蔡某称“外面申秉礼和李德海相互打了起来，具体怎么打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两个人互相都打了对方，李德海用手打申秉礼的头部，申秉礼用手推李德海”，具体情况视频资料已经如实记录，申秉礼除了推、挡李德海打过来的拳头，这样最基本的、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没有任何殴打李德海的行为，难道被李德海殴打头部、胸部、肋下这些重要身体部位的时候，原告都不能够推开、挡开打过来的拳头，只要有动作就是殴打了李德海？显然，蔡某关于李德海殴打原告情况的证人证言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明显偏袒李德海。2019年9月5日被告对蔡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82页），蔡某称“李德海走到申秉礼身边，申秉礼当时坐在电动三轮车上面，李德海就用拳头打申秉礼的头部，具体哪只手打在什么部位我就不清楚了，申秉礼用双手挡的时候，同时也用双手用力的推李德海，期间申秉礼只是推李德海没有动手打李德海”。这一内容与上述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只记得两人互相都打了对方”明显自相矛盾，而被告在本次询问中却没有就此自相矛盾的证人证言向蔡某继续询问，进行核实，也没有再向证人以外的在场者进行调查、核实。2019年9月7日被告对蔡某第二次（84页）询问笔录第2页中，被告问“之前你做笔录中说申秉礼和李德海都互相打对方了，第二次你做笔录时又说申秉礼用手推，没有用手打李德海是怎么回事？”蔡某答“因为开始李德海用手打申秉礼头部的时候，申秉礼用双手挡着同时也用双手推李德海，因为我个人认为推就叫打，所以我第一次做笔录的时候我说申秉礼打李德海的意思就是用手推李德海”；被告又问“申秉礼用手推李德海什么位置了？”，蔡某答“就是推李德海的手、胳膊和上半身的位置”。根据视频资料显示，原告只是推、挡开李德海的拳头，并没有推李德海上半身，原告仅有基本的自我保护行为，没有任何主动攻击、殴打李德海的行为。原告不禁要问，证人李某、蔡某作为正常的成年人，连“推”和“打”都区分不清楚，“因为我个人认为推就叫打”，“因为我认为申秉礼推李德海的动作就是打”，二位证人这个解释极其牵强，却又如此一致，难道“推就是打”是这个村子的一致看法？或者说是证人的一致看法？以上证言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且前后自相矛盾，对于原告殴打李德海明显无中生有，明显在为李德海开脱法律责任，被告采信这样证人证言的法律依据何在？难道被告也是要为李德海减轻法律责任？被告在有视频资料可供对比，证人证言存在矛盾、虚假内容、明显偏袒李德海、为李德海减少责任的情况下，不但未对证人证言进行任何核实，向上述三个证人以外的在场者进行调查、核实，还采信这样的证人证言，并将证人证言作为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的主要证据，被告基于这样的证据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同时，被告也未依法行使职权，而是在滥用法律赋予的职权。（三）对于李德海第二次殴打原告的证人证言：（1）李某证人证言。2019年7月26日被告对李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69页），李某称“李德海就朝申秉礼走去，申秉礼就往后退的时候被他身后的小台阶绊了一下自己就躺地上了，面部朝天，李德海就猫着腰用拳头打在申秉礼的胸口上面三、四拳（具体位置不清楚），申秉礼同时用脚踹在李德海两条腿两、三下（具体哪只脚不清楚）”。视频资料显示，李德海是快速下车、冲向原告，而非“走去”，这一点与证言不符，同时证言内容反映出，李德海先动手推了原告，原告被殴打同时踹了李德海两、三下，但并未说明原告此时姿势、体位、坐姿还是站姿。坐着往后退能被绊倒？2019年9月5日被告对李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74页），李某称“第二次李德海和申秉礼打架的时候，申秉礼用双脚踹了李德海的双腿，具体哪只脚踹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证言内容反应出，原告用双脚踹了李德海双腿，那么此时原告应处于仰躺体位，否则无法双脚踹李德海；而2019年9月5日被告对证人蔡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82页）中称“第二次打架的时候，李德海就走到申秉礼面前，当时申秉礼坐在地上的一块砖头上，然后申秉礼就面部朝天，侧躺着抬起脚踹到了李德海的腿（申秉礼身体哪侧着地我忘记了）”；在被告2019年8月9日对李德海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52页）称“申秉礼左胳膊肘关节靠在地上”“用右腿踹我的腿部”，该内容反映出，原告此时侧躺单腿踢踹，上述内容之间互相矛盾，无法确定原告当时坐姿、站姿，平躺、侧躺，有无踢、踹，怎样踢踹，根本无法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的事实。2019年9月7日被告对李某第三次询问笔录（75-76页）中，被告未就第二次打架进行详细询问。（2）蔡某证人证言。2019年7月26日被告对蔡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第2页（79页），“李德海就上前推了申秉礼一把，然后李德海就推了申秉礼一下，申秉礼就踹了李德海两脚”，“具体怎么打的我不清楚，我只记得申秉礼踹了李德海两脚，李德海用手打了申秉礼头部几下”。证言内容反映出，李德海先动手推了原告，然后原告踹了李德海两脚，可是对体位、姿势没有说明，难道原告坐着踹了李德海两脚？被告却没有就此进行详细询问、核实。2019年9月5日被告对蔡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82页），蔡某称“第二次打架的时候，李德海就走到申秉礼面前，当时申秉礼坐在地上的一块砖头上，然后申秉礼就面部朝天，侧躺着抬起脚踹到了李德海的腿（申秉礼身体哪侧着地我忘记了）”。与第一次询问间隔四十天后，被告再次询问蔡某，这一次证言内容反映出，原告先动手，李德海走过来，原告当时坐在地上，意识到李德海走过来可能殴打自己的危险时，不是马上站起来，而是马上躺在地上，在李德海还没动手的时候先踹李德海，也就说李德海走过来时，处于坐姿的原告第一反应不是站起来，而是先躺下，先使自己处于不利的体位、姿势上，并且主动先攻击对方，证言内容连基本的常理、逻辑都不符合，内容显然不真实，四十天的间隔时间虽然比较长，但不至于证人连常理、基本内容都忘记了，证言违背常理、逻辑，与上一次证言内容前后矛盾，且明显偏袒李德海。2019年9月7日被告对蔡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第2页（85页）中，“李德海急了上去要用手打申秉礼的脸，但是打到没打到我忘了，接着申秉礼就半躺在地上用脚踹李德海腿部几脚，具体踹几脚我忘了，反正都踹在李德海腿部”。这一次证言内容反映出，李德海先动手，有没有打到原告证人不记得了，但是记得原告半躺着用脚踹李德海，关于原告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处于坐姿不先站起来，而是先躺下，先使自己处于不利的体位、姿势上，并且同时攻击对方，不合常理，不合逻辑，内容不实，前面分析过不再赘述。可见，被告对这样明显与事实情况不符且自相矛盾的证人证言，不但没有进行任何核实，还予以采信，作为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事实的主要证据使用，被告法律依据何在？事实根据何在？原告在第一次被李德海殴打之后已经打电话报警，报警之前被动挨打不还手，报警之后明知警察回来，原告选择此时殴打李德海，等来了警察保护自己为自己主持公道、正义？原告明显不是想要被警察保护，而是想主动被警察“抓获”，根本不符合常理、逻辑。同时，假设事实经过为：李德海推、打原告，因原告处于坐姿无法控制重心，被打后倒地，并在倒地时踢、踹到李德海，这一事实为证人亲眼所见，怎么会连这么基本的事实、逻辑都讲不清楚。蔡某证言中关于原告与李德海哪一方先动手前后三次表述不一致；原告意识到危险时第一反应不是站起来，而是先躺下，先使自己处于不利的体位、姿势上，再主动先攻击对方不合常理，不合逻辑，明显不实；对原告“踹”李德海的问题，从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两脚”到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踹了李德海”，到本次询问笔录中“踹了李德海腿部几脚”。如此证言多处存在矛盾、漏洞，明显不能证明事实，作为被告认定原告殴打李德海的证据，必然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被告对原告、李德海、吕某、李某、蔡某的询问，可以认定以下事实：第一，李德海两次殴打原告其均为先动手一方；第二，原告第一次被李德海殴打没有还手；第三，原告被李德海殴打后主动报警、原地等待，直至警察到来；第四，原告第二次被李德海殴打过程中，因被推、打及体位、姿势原因，可能踢、碰到李德海，但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原告该行为是主动、故意殴打李德海。原告在坐姿、躺姿的体位时，被站着的李德海殴打，被打过程中如果有踢、碰、踹等行为，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故意伤害、殴打李德海的主观故意，否则不能将原告这一自我保护、正当防卫的基本行为，认定为原告故意殴打李德海。对原告上述行为的定性，是本案的关键点，难道原告只能被动挨打，只要有反抗就是互相殴打？且被告未核实原告当时所处体位、姿势，如此定性，明显缺乏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对于被动挨打的原告，因被打后的无心踢、碰行为，在原告反复说明自己不小心、没打人，没有视听资料证据，证人均与李德海存在利益关系，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互相矛盾的情况下，认定原告殴打被告没有事实根据，原告报警后在原地等待警察到来才按警察指示行动，反而是李德海自行离开，被告所称原告“殴打李德海、被查获”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四）关于李德海左腿上部位置痕迹照片与本案、原告无关联性，无法直接证明是原告殴打他所致。（1）案发前李德海在修排水沟，这个痕迹极有可能是在修水沟过程中形成的；（2）该痕迹是否为脚印、是否为原告脚印、是否在原告两次被李德海殴打过程中形成均无法确定，被告未对原告的脚印、鞋印与李德海外裤左腿上部进行检查、对比形成相关书面资料，无法证明是由原告造成的；（3）假设为原告的脚印，那么第一次原告被李德海殴打时坐在电动车上，视频显示原告是被李德海从车上打下来的，下车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碰了李德海裤子，形成痕迹；（4）李德海在两次殴打原告，并明知原告已经报警的情况下，在警察到来前离开了现场，而拍照时间为2019年7月26日8点36分，是距离案发半个多小时后拍摄的，所以这个痕迹是否现场形成无法确认，是否由原告造成无法确认；（5）假设李德海这一痕迹由原告造成，那么原告如处于站姿不可能踢到这一位置；原告如果处于坐姿、平躺的体位，两脚同时发力，因李德海处于站姿，原告也踢不到这么高的位置；原告如果处于身体一侧着地的体位，可能踢到这一位置，但是目前的原告、李德海及各证人证言对原告的体位、姿势的描述很多内容相互矛盾、不一致，根本无法认定这一痕迹是原告所为；（6）从证明的逻辑来讲，被告应该首先认定原告殴打了李德海形成了这一痕迹，而不是用该痕迹证明原告殴打了李德海，也就说，这一痕迹无法证明原告存在殴打李德海的故意或主动殴打李德海的行为。对其他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大兴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6日7时许，原告申秉礼与第三人李德海在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岳街村村委会东门门口岗亭旁边因琐事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后原告报警，大兴公安局采育派出所出警，对原告申秉礼、第三人李德海，在场村民吕某、李某、蔡某等人进行了询问，并调取了现场监控录像。案发当日，采育派出所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对原告身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2019年8月7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申秉礼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9年9月6日，采育派出所经被告大兴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时间30日。2019年9月17日，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拾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当日直接送达原告，并通知了原告家属。被告大兴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前对原告履行了告知程序，原告当场提出陈述和申辩，因未能提交新的证据，被告告知其陈述和申辩不成立。因原告有“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形，北京市拘留所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京拘停字[2019]2208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对原告停止执行拘留，故对原告的行政拘留处罚暂未执行；罚款原告已缴纳。原告对上述行政处罚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中，被告大兴公安局具有负责本辖区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九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告大兴公安局根据原告申秉礼、第三人李德海、在场村民吕某、李某、蔡某等人的询问材料、视听资料、到案经过等证据材料，能够证实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7时许在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岳街村村委会东门门口岗亭旁边与第三人李德海因琐事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的事实。被告大兴公安局受案后，经过调查取证，履行了传唤、询问查证、鉴定、告知权利义务等程序，根据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原告具有殴打、伤害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情形，经法定程序延长办案期限后在法定期限内对其作出行政拘留拾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处罚并送达原告，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适当，程序合法。原告诉称其未殴打第三人，被告获取的证人证言非客观公正，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而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原告诉称被告存在要求原告填写空白传唤单、无故延长办案期限，不进行案情调查而向原告施加压力要求原告撤案、和解等，且认为被告调查过程中滥用职权、区别对待原告与第三人，对原告因身体不适多次要求吃药、就医的请求置之不理，拖延为原告治疗，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在本案调查处理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故对于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申秉礼要求撤销被告大兴公安局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并请求退还原告所交500元罚款的诉讼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申秉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申秉礼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人民陪审员  张景华人民陪审员  王继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陈雨曦书 记 员  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