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7073号原告：刘丕全，男，1962年2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医院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吴起华，女，196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新街口百货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丕远，男，195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西城环卫中心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刘淑容，女，195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新街口百货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爱军，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丕全、吴起华与被告刘丕远、刘淑容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丕全、吴起华及其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刚、被告刘丕远、刘淑容及其二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爱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丕全、吴起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中里xx号楼x门xxx号房屋的所有权归二原告共同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刘丕全与原告吴起华系夫妻。孙桂兰共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原告刘丕全、被告刘丕远及被告刘淑容。孙桂兰于2003年1月6日去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中里xx号楼x门x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x号房）虽登记在母亲孙桂兰名下，但实际系二原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一、涉案xxx号房属于危房改造回迁安置房，不属于原承租房屋的房改房，不适用房改房的法律规定，应适用北京市危房改造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危房改造政策明确规定应安置在安置区内有本市户口并长期居住的居民，二原告属于被安置人，依法应取得安置资格。二、被拆迁房屋原承租人即原被告的父亲已经去世，其去世后一直没有变更承租人。母亲不是拆迁单位的职工，享受不了本单位职工身份所享受的待遇。诉争房屋在父亲去世之后煤火费一直由原告交纳，根据北京的政策，公房的煤火费由承租人单位交纳，这个事实也可以推出原告刘丕全属于事实上的承租人，只是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三、母亲是无业的，没有收入。母亲在世时所交的所谓购房款7.5万元是刘丕全所出，母亲去世后38万多元的购房款也是刘丕全所出。我方确认xxx号房屋归我方所有的前提是认可该楼201号房屋视同我方尽孝帮助母亲购买，因此是符合公平原则的。被告刘丕远、刘淑容辩称，原拆迁房屋西城区xx路xx号楼xxx号房是公安机关给的登记号，实际上是两套房子，房改的时候分成两个房号，分别是xxx号和xx1号。上述房屋是外文局分配给我父亲的公房，我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继续承租，我母亲作为离休干部的遗孀享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利，只有她符合购买人的条件，原告只是孙桂兰的子女，只能居住，没有承租权。关于房屋的性质，我们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xxx号房屋性质是房改房，与原告所提的共居人没有关系，不存在共居人的概念。煤火费不能成为有资格购房的法定理由。产权人将房屋出售给谁任何人无权干预。原告认为母亲去世后取得房屋存在瑕疵，我们认为没有瑕疵，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是代理母亲签字，当时原告如果认为侵害了他的利益应该提出，实际上原告是不能购买这个房子的，这样办理原告也是受益的。xxx号房和xx2号房办理手续是合法有效的，原告也是很明白的，现在提出确认所有权是自相矛盾。而且原告原居住xx1号房，xxx号房是母亲居住，现在原告主张xxx号房安置取得的xxx号房没有依据。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刘丕全与原告吴起华系夫妻，其二人于1992年10月19日登记结婚。刘功厚与孙桂兰系夫妻，其二人生育子女三人，分别为长子刘丕远、长女刘淑容、次子刘丕全。刘功厚于1991年1月1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双方当事人确认，原北京市西城区xxx中里xx楼x门xx1号、xxx号房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分配给刘功厚的公房，承租人为刘功厚，刘功厚去世后并变更承租人。2002年4月19日，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作为安置方（甲方）、孙桂兰作为被安置方（乙方）签订《中国外文局榆树馆简易住宅楼房拆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现住外文局xxx宿舍xx楼x门xx1（合）xxx号，层数三层，朝向为西、东向，住房2.5间；甲方安置乙方进住外文局xxx宿舍x楼（施工楼号）K型六层一室一厅、L型五层二室一厅；乙方在2002年4月10日前，按原住房2.5间交纳购房预定金7.5万元整。上述《安置协议书》尾部甲方（盖章）处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服务中心房地产科印章，乙方（盖章）处为孙桂兰人名章，签字处书写“孙桂兰（刘丕全代）”。2003年1月6日，孙桂兰死亡。2004年5月25日，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作为甲方（卖方）、以孙桂兰作为乙方（买方）签订《中国外文局住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住房买卖合同》）两份，编号分别为榆字29号、榆字20号。榆字29号《住房买卖合同》约定：一、甲方拆迁乙方原承租甲方xxx中里xx楼x门xxx非成套住房，建筑面积47.7M2。二、甲方在原址为乙方安置新建单元式2居室住房壹套。房屋建筑面积109.08M2，另有阳台建筑面积3.77M2（按一半计）。门牌号为xx楼x门xxx号。三、乙方同意在领取住房钥匙前付清购房款。1、乙方购房款总计253487.51元，其中原住房面积47.70M2，购房款38657.51元；新增住房面积61.38M2，购房款214830元。2、乙方享受1.5%优惠后实交金额249685.20元。3、乙方结清购房款同时交纳公共维修基金3520.92元。榆字20号《住房买卖合同》约定：一、甲方拆迁乙方原承租甲方xxx中里xx楼x门xx1非成套住房，建筑面积24.20M2。二、甲方在原址为乙方安置新建单元式1居室住房壹套。房屋建筑面积73.53M2，另有阳台建筑面积3.8M2（按一半计）。门牌号为xx楼x门xx2号。三、乙方同意在领取住房钥匙前付清购房款。1、乙方购房款总计192075.13元，其中原住房面积24.20M2，购房款19420.13元；新增住房面积49.33M2，购房款172655元。2、乙方享受1.5%优惠后实交金额189194.00元。3、乙方结清购房款同时交纳公共维修基金2412.70元。上述两份买卖合同尾部乙方（签字并盖章）处均书写孙桂兰字样并盖有孙桂兰人名章。2004年12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xxx中里xx号楼x门xxx号房屋（建筑面积109.08平方米）与xx2号房屋（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所有权人登记为孙桂兰。审理中，为证明交纳了涉案房屋购房款，原告刘丕全、吴起华提供收款专用凭证三张，上述凭证付款人均记载为孙桂兰，收款人为中国外文出版社发行事业局，收款内容均记载为购房款。凭证1付款金额为75000元，“账号或地址”处记载为2#L、K户型。凭证2收款日期为2003年4月14日，金额为386697.57元，“账号或地址”处记载为xxxxx-1-xxx、xx-2-xxx。凭证3收款日期为2004年5月，金额为2848.84元，“账号或地址”处记载为西城xxx中里xx-x-xxx。二被告对此真实性无异议，认可钱款为原告所交，但强调凭证1付款时间为孙桂兰在世期间，根据其上记载说明孙桂兰为购房人，交款行为不能改变房屋权属性质。就上述证据，鉴于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为证明xxx号房购房人为原告刘丕全，原告另提供《中国外文局住房买卖合同》原件一份。甲方（卖方）记载为中国外文局，乙方（买方）记载为刘丕全，其中约定：甲方在原址为乙方安置贰居室住房壹套，房屋建筑面积（设计图纸）为109.08M2，另有阳台建筑面积7.54M2。门牌号为xx楼x门xxx号；乙方购房款总计381780元；乙方结清购房款同时交纳公共维修基金7635.6元。合同尾部落款处甲方盖章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服务中心房地产科。合同签订时间处记载为二〇〇三年，月日处并未填写。被告对此真实性无异议，但强调房产科不具备签订售房合同的资质，该合同在实践中另作他用，无法证明涉案房屋为原告所有。就上述证据，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真实性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的理由有如下三点：其一为原告刘丕全系原拆迁房屋实际承租人；其二是根据拆迁政策原告应为房屋被安置人；其三为原告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为实际购房人。就其理由一，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拆迁房屋系刘功厚单位分配的公房，承租人为刘功厚，刘功厚去世后并未变更承租人。承租人的确立与变更需由公房管理单位根据其相关政策进行审查后确认，原告仅以其在刘功厚去世后支付拆迁房屋的供暖费为由主张其为房屋实际承租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就其理由二，《安置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应安置人口，且即使存在应安置人口问题，安置人身份的确认亦并非取得安置房屋所有权的法定理由。就其理由三，原告主张其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为实际购房人一节，原告提交了购房人为原告刘丕全的《中国外文局住房买卖合同》一份以及支付凭证，证明其支付了购房款，系实际购房人，被告就其付款行为予以确认，本院不持异议，但凭借上述《中国外文局住房买卖合同》及其支付行为是否可以认定其为实际购房人，就此本院认为，该合同时间显示为二〇〇三年，双方确认并未予以履行，而孙桂兰继承人在孙桂兰去世后以其名义就相同房屋即涉案xxx号房屋与售房单位签订的《住房买卖合同》在后，虽然此时孙桂兰已经死亡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应作为签订合同的主体，但如此签订合同的事实说明，其继承人之间或继承人与售房单位之间未能协商一致变更购房人，而选择了以孙桂兰名义签署购房合同的方式，原告对后续以孙桂兰名义签署的合同及履行情况明知且认可，后续《住房买卖合同》的签署系对购房人记载为刘丕全的《中国外文局住房买卖合同》成立的否定，无法依据该合同确认刘丕全为购房人。而相关购房款的支付凭证，购房人均记载为孙桂兰，其中购房预定金75000元系在孙桂兰在世期间支付，剩余款项虽系在孙桂兰去世后补交，但无证据显示在孙桂兰在世期间其与原告就涉案房屋产权归属存在约定或在孙桂兰去世后原告与孙桂兰其他继承人之间达成了变更购房人的约定，因此上述支付行为是在孙桂兰为购房人的购房合同项下进行履行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原告直接购房行为，原告就此主张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丕全、吴起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20元，由原告刘丕全、吴起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齐 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