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1民初12899号 原告:常熟市通顺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小圩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4394036XM。 法定代表人：高建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雪峰，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俊。 被告：刘红兰，女，197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应适，安徽皖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熟市通顺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顺公司”）与被告刘红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熟市通顺印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雪峰、邬俊、被告刘红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应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通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605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期限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之后原告根据实际情况即通知被告第二年开工时间，并告知续签劳动合同的时间另行通知。在2019年3月之前原告从未告知过被告公司不开工或者要停工的相关情况，相反，在2019年2月下旬原告通过电话提前通知过被告，告知被告在2019年3月左右开工，原告并无辞退被告的意思表示。但被告于2019年3月初向原告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同时，被告工作期间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放假期间的生活费按照以往的操作习惯均是在第二年续签劳动合同之后进行补发，因此原告不存在拖欠被告工资的情况。综上，被告离职是其自身原因导致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被告刘红兰辩称，一、起诉状中所诉事实全部不能成立。原告违反了《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既没有在一个月内与被告续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原告诉称的理由没有法律根据。原告于2018年12月下旬，在公司职工进出通道的门口墙壁的电子屏幕上通知：“本厂所有员工社会保险一律交到2018/12/31止，工资扣除1月保险一律退还至工资卡，本地员工及外地员工1月份保险自行缴纳，单位一律不再缴纳！”，并通知：“厂部现在正整改中，暂时不招收工人，等整改完毕后再通知招工！”；2019年1月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高建华在其办公室向几位员工明确说：“明年我厂整改，铁路问题要整改，上半年肯定是不开了，你们呢自己肯定要找工作……”。事实证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2019年初至今，原告公司一直没有开工。被告于2019年3月5日向原告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因为原告从2019年1月至3月初没有开工生产，不支付工资或生活费，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困难，因此提出辞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违反《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拖欠被告2019年1、2月份工资至今未予发放，对此被告保留依法讨要工资的权利。二、原告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等规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维持仲裁裁决，诉讼费用由原告方承担。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红兰系通顺公司的职工。双方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书，最近一份劳动合同书的合同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刘红兰在通顺公司正常工作至2018年12月31日。2008年9月份，通顺公司开始为刘红兰购买保险。2016年7月，通顺公司以“个人辞职”为由为刘红兰办理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之后，常熟市荣昇针纺织有限公司为刘红兰办理了社会保险增员手续，并于2016年7月至2018年2月期间为刘红兰缴纳了社会保险。2018年4月，通顺公司再次为刘红兰办理了社会保险增员手续，又于2019年2月为刘红兰办理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再于2019年3月办理增员手续，并正常缴纳至2019年4月。 2019年1月初，通顺公司在门口液晶显示屏上通知：本厂所有员工社会保险一律交到2018/12/31止，工资扣除1月份保险一律退还至工资卡，本地员工及外地员工1月份保险自行缴纳，单位一律不再缴纳……。 2019年1月8日，部分员工至通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华办公室询问年后是否上班事宜，高建华明确年后继续经营的前提为配合政府进行消防、锅炉等整改，而整改需要一段时间，上半年开厂的可能性不高，故要求员工自行另找工作，至于年后是否继续经营，到时会给处理方案。 2019年3月初，刘红兰通过EMS邮寄的方式向通顺公司寄送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大致为因通顺公司自2019年1月至今未能开工生产，刘红兰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困难而提出辞职，并要求通顺公司向刘红兰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及2019年1月、2月工资。通顺公司收到该通知书。 2019年3月19日，通顺公司向刘红兰手机发送短信，内容大致为通顺公司已于2019年3月7日寄送了一份通知，但由于拒收等原因导致未收到，现以短信形式通知员工自收到短信后7日内至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公司将安排工作，若逾期，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另查明：2019年3月，刘祥书等13人以通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常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常劳人仲案字[2019]第844号仲裁裁决：被申请人通顺公司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支付刘红兰等13位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共计774250元。其中涉及刘红兰的经济补偿为60500元。通顺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 仲裁审理中，通顺公司确认法定代表人高建华与常熟市荣昇针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霞系父女关系，两家公司系关联企业。 本案审理中，通顺公司确认自2019年1月至本院庭审时（2019年11月13日），通顺公司未正常生产。关于工资发放情况，通顺公司提交了2018年3月至9月的职工预支工资单，认为2018年度现金发放34510元、转账13993元，按10个月计算主张月平均工资标准为4850元。刘红兰对预支工资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完整。同时，通顺公司认为刘红兰的工作年限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故经济补偿按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2019年1月初，原告即在公司电子屏上通知员工社会保险一律交到2018年12月31日，1月份保险自行缴纳；2019年1月8日，部分劳动者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高建华询问年后上班事宜，高建华答复开厂可能性不高，要求劳动者自行找工作。此后在收到劳动者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前，原告未提出与被告续签劳动合同。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原告于2019年3月19日向劳动者群发短信要求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但此时原告并不具备生产条件，且庭审中原告确认自2019年1月至本院庭审时没有正常生产。原告未为被告提供劳动条件，亦未对被告作出合理安置，致使被告无法正常工作。综上分析，被告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于法有据。关于计算标准，原告对仲裁裁决的标准5500元/月有异议。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应发项目及数额、实发数额、支付日期、支付周期、依法扣除项目及数额、领取者姓名等内容。但在本案审理中，原告未能完整提供上述材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院认定按5500元/月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关于工作年限，被告的社会保险关系从原告公司转至常熟市荣昇针纺织有限公司，再从常熟市荣昇针纺织有限公司转回原告公司，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父女关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系个人辞职，本院认定被告非因本人原因从原告公司转至常熟市荣昇针纺织有限公司，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仲裁裁决的经济补偿金额60500元（5500元/月*11），在合理范围内，应由原告向被告支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常熟市通顺印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红兰经济补偿60500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被告刘红兰指定账户，或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案件款账户）。 二、驳回原告常熟市通顺印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常熟市通顺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建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鸿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