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04民初8404号原告干某1，男，195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郑毓秋，浙江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潘雨婷，浙江楷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干某2，男，196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朱斌，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干某3，女，194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告干某4，女，195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原告干某1诉被告干某2、干某3、干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郁莺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干某1诉称：原告和被告干某2系兄弟关系，和被告干某3、干某4系姐弟妹关系，其母亲汪巧英于2018年3月22日因病去世。汪巧英生前享有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47258股，且生前就该股份的继承立下了自书遗嘱，明确表示上述股份在汪巧英过世后由原告和被告干某2共同继承，即原告与被告干某2各继承50%，被告干某3、干某4作为见证人在自书遗嘱上签字。原告于2018年10月15日以遗嘱继承纠纷起诉至贵院，因被告干某2对遗嘱中汪巧英签名的有效性存疑，原告于2019年7月30日撤诉。之后被告干某3、干某4为尊重母亲遗愿，明确表示放弃汪巧英生前所有的股份，并于2019年8月27日和原告签署协议书，明确放弃案涉股份。原告认为，汪巧英生前所有的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47258股应由原告与被告干某2各继承50%。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向贵院起诉，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汪巧英生前所有的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由原告和被告干某2各继承50%。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被告干某2辩称：1、被告干某2认为，前案撤诉的相关事实足以证实自书遗嘱明显存疑且事实不清。前案当中，原告以遗嘱继承纠纷，本案以法定继承纠纷进行诉讼，本质上来讲，都是围绕着一份自书遗嘱而展开的。经过前案的审理，被告干某2认为自书遗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根据前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干某2认为自书遗嘱事实不清且具有重大的存疑现象。自书遗嘱的被继承人是个90多岁的文盲，没有任何文化知识，也不具有任何的书写和文字表达能力，被继承人在签字这方面的事项一般都是捺印或印章的方式来完成，所以被继承人不具有自书遗嘱的行为能力。根据这份自书遗嘱显示，当时被继承人已经90多岁了，作为一个年事较高且又没有文化的人，这份自书遗嘱是否能够准确表达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是明显存疑的，而且当时被继承人已经在被告处共同赡养生活照顾了几十年，也不存在继承人之间特殊的家庭矛盾的情况下，来改变原有的继承意愿，另行订立自书遗嘱的事实明显也是存疑和不成立的。根据前案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一个事实，本案当中涉及的自书遗嘱并不是由被继承人亲自独立书写完成的，而是由见证人之一的卫某所书写的。该事实在前案中经过本案被告干某3、干某4共同确认且认定的，这份遗嘱是被继承人自书遗嘱的事实不攻自破。这一份明显存疑的自书遗嘱，在前案中原告对此明知但在本案中仍然坚持是自书遗嘱，被告干某2认为原告的诉讼动机和诉讼目的明显存在非正当性。前案中还查明了另一事实，也就是这份自书遗嘱是否是由被继承人亲笔签字的事实，在场的见证人被告干某3、干某4明确提出是不知情的，这份遗嘱是否由被继承人亲自签署且完全准确的表达其真实意思是明显不清楚的。见证人并没有见证这份自书遗嘱由被继承人亲自书写，也没有见证这份自书遗嘱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更没有见证这份自书遗嘱是由被继承人亲笔签署的，上述情况可以说明这份自书遗嘱并不是由被继承人亲自书写，也无法查实是由其亲自签署，更加不存在共同见证的事实。被告干某2认为，以这份自书遗嘱作为本案的主要认定依据，从事实上面以及从法律的效力上讲，都是不能够成立的。2、本案涉案的继承的财产权益，实际上在被继承人生前与各继承人之间已经形成了赡养继承的合意。本案当中出现了这份遗嘱以及后面补充协议，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被继承人生前与各继承人之间事实上已经达成了就赡养以及继承问题所形成的各方合意。首先在80年代的时候，虽然原被告的家庭育有4个子女，但是被告干某3、干某4很早就已嫁出去了，两个被继承人年纪大存在赡养问题，根据村里的风俗，自然就落到了两个儿子，也就是原告和被告干某2的身上。确实原告和被告干某2就赡养问题发生过纠纷，为此，原告特地向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赡养问题提出过调解，经过调解，确立了两个被继承人由原告和被告干某2分别来继承和赡养的事实，也就是原告独立赡养父亲干永林的义务，并且履行对他的继承的义务，被告干某2对母亲也就是本案的被继承人进行独立赡养，并对其进行继承的事实。虽然当时调解时，被告干某3、干某4没有直接参与，但是经过事后被告干某3、干某4对此都是明知而且是认可的。在调解结束后，原告和被告干某2、被告干某3、干某4都是按照这个调解达成的合意长时间、实质性地履行的。原告赡养父亲直至1991年过世，被告赡养母亲直至2018年期间过世。在此期间，分别由原告和被告干某2对两个被继承人履行最主要的赡养义务，被告干某3、干某4基本上不再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且这一事实不仅是原被告家庭各继承和被继承人均认可和实际履行的，当地有关单位以及社区等都是知道的。在股份改制后，2013年原告根据家庭实际的赡养、继承的合意以及实际履行的事实，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父亲干永林的股份权益由原告独立继承，而当时被继承人汪巧英以及其他继承人均没有疑义，实际上就体现和尊重了当时各方在调解过程当中所达成的赡养继承合议。本案中的继承股份权益实际已经履行完毕，根据实际履行的情况和合意，相关社区也明确将被继承人该部分股权的权益确定由被告独立继承，所以本案并非是依据自书遗嘱所进行了遗嘱继承，也并非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继承，而是基于被继承人和各继承人之间存在以调解方式所达成的继承和赡养的协议的事实上的存在和履行，并且被当地以及有关部门所认定，应当以此来确定涉案相关继承权益的归属。3、原告与被告干某3、干某4所签署的放弃继承协议，实际上不仅体现了对于赡养继承的合意，更加体现了这份自书遗嘱明显存疑。前案撤诉以后，原告与被告干某3、干某4又另行订立了一份放弃继承的协议书，这份协议书明显存疑，更加证明了自书遗嘱以及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达成合意的事实是存在的。根据前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干某3、干某4都明确提出了这份遗书并非是母亲亲自书写，也不知道其签署。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告干某3、干某4又认为这就是母亲的真实遗愿，而且认可这份协议。被告干某2认为，这与被告干某3、干某4在前案当中表态明显矛盾。既然被告干某3、干某4都尊重这份自书遗嘱，并且力图维护这份自书遗嘱的效力，被告干某3、干某4本身就不具有继承权，又何来放弃继承权，而原告又何必多此一举，与被告干某3、干某4另行签订放弃继承的协议书。所以这份协议书反而能够证明，正是基于原被告以及被继承人生前有过赡养继承的合意，但是为了掩盖相关的事实进行了相关事实的扭曲。正是基于这个合意，被告干某3、干某4才放弃了相关的继承权益。所以被告干某2从这份协议以及前面的代书遗嘱两者相结合，希望法庭注意到前案以遗嘱继承，本案以法定继承，其目的都是原告为了实现50%的继承权，但是从协议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及在法律上面的冲突，明显看到遗嘱存疑，协议与之矛盾。原告对此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足。被告干某2认为原告提出50%的继承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被继承人由被告干某2独立履行最主要或者说是完全的赡养义务，依法也应当由被告干某2继承对被继承人最主要和比例最大化的份额，50%显然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如果说原告不认可当时各方所达成的合意，在长达二三十年的过程中，其具有赡养的条件和能力，但没有对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依法是可以不分对其的继承遗产的。本案当中所涉及的各方经过调解形成了赡养继承的事实履行或者说是调解的结果，被告干某2认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应当以此作为继承的方式予以确认。综上，本案的代书遗嘱明显存疑和事实不清，不应作为认定的依据，放弃继承的协议书也明显存疑。本案的诉讼目的及相关诉讼请求明显有瑕疵和问题的，希望法院能注意到本案实际继承的客观事实，尊重各方达成了赡养继承的事实，能够支持相关部门所认定的继承权益由被告干某2独立继承的事实。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干某3、干某4未作答辩。本案经审理查明的案涉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汪巧英与其夫干永林（1991年过世）育有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女干某3、次女干某4、长子干某1，次子干某2。被继承人汪巧英于2018年3月22日死亡。原告向本院提交一份遗嘱，抬头为“我的遗愿”，载明：“我以（已）92岁了，以前的股份制由小儿干某2所有，如果我过世以后，我的股份制直接分给二个儿子。我希望二个儿子团结和目（睦）。我去世后口眼也闭了，请你二个女儿、女婿作证。当事人.汪巧英。”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落款时间旁有干某3、干某4、卫某的签名。2018年7月5日，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遗产（股份）继承书》一份，载明：汪巧英系三叉社区2组居民，该人经股份合作社资产量化后，享有股份47258股，由于在2018年3月22日故世，该人股份由家属继承。继承人除红利之外，不享受其他合作社规定的股东福利待遇。由干某2全部继承。2018年11月5日，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证据一份，载明：兹本村已故社员汪巧英（原身份证号3301041924××××××××）生前享有人口股份47258股（股权证为花苑359号），2017年度股利分红计29772.54元，特此予以证明。2019年8月27日，原告干某1与被告干某3、干某4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干某3、乙方干某4、丙方干某1系兄弟姐妹，母亲汪巧英于2018年3月22日因病去世。生前留有遗嘱，该汪巧英在三叉经济合作社中的人口股47258股份由丙方干某1继承50%，小儿子干某2继承50%，现协议如下：一、甲、乙二方认可汪巧英遗嘱。二、甲、乙二方放弃汪巧英在三叉村的人口股份，由干某1继承50%，干某2继承50%。三、甲、乙、丙三方及干某2到三叉村委员会办理遗产股份继承手续。四、本协议仅约定汪巧英人口股份遗产，其他遗产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五、协议书一式四份。各持一份。2019年10月21日，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在80年代，三叉村调解委员会给干妙海和干某2两兄弟就父母的赡养问题进行过调解，调解结果：根据农村的风俗，哥哥干妙海负责赡养父亲干永林，弟弟干某2负责赡养母亲汪巧英。庭审中，原告干某1对2008年后被继承人汪巧英与被告干某2共同居住无异议。原告干某1当庭拨打干某3、干某4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中均明确放弃对汪巧英股份分红部分的继承权，被告干某2对于电话内容无异议。另查明，2019年2月19日，原告干某1为其与被告干某2、干某3、干某4遗嘱继承纠纷起诉至本院；后被告干某2对原告干某1提起反诉。2019年7月30日该案开庭审理。同日，原告干某1撤回起诉，被告干某2撤回反诉，本院做出（2019）浙0104民初1644号民事裁定：准予原告干某1撤回起诉。准予被告干某2撤回反诉。2019年7月30日庭审笔录中记录：干某1方陈述：“……原、被告的父亲是由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本案的原告赡养，妈妈是由她的小儿子，本案的被告进行赡养……对丧葬费支出及收取的礼包，都是由小儿子承担，因此也不应当由大儿子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支出丧葬费也是小儿子赡养母亲的一个法定义务。”被告干某3、干某4均陈述：“遗嘱是卫某写的，母亲的名字是谁签的我们没有看见。”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遗嘱、协议书、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人员档案、户口登记表、民事裁定书，被告干某2提供的情况说明、杭州市殡仪馆火化费用单、协查单、遗产（股份）继承书、情况说明、庭审笔录及原、被告的陈述为证。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案涉遗嘱根据其形式应为代书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案涉遗嘱中的见证人干某3、干某4、卫某分别为被继承人的女儿、女婿，三人与继承人均有利害关系，都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且2019年7月30日（2019）浙0104民初1644号案件庭审中，干某3、干某4均陈述“母亲的名字是谁签的我们没有看见”，干某2对遗嘱中被继承人的签名存疑；由于案涉遗嘱缺乏二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见证等的形式要件，故未生效。汪巧英于2018年3月22日死亡时，由于无遗嘱、遗赠继承情况发生，案涉股份分红收益应由干某1、干某2、干某3、干某4共同法定继承。根据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被继承人汪巧英与干某2长期共同生活的实际，应当认定干某2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包括干某1在内的其他继承人尽的扶养义务较少，依法应当少分；结合干某3、干某4两人关于处分股份分红收益继承权利的意见，本院认为，汪巧英在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47258股）分红收益的70%份额由干某2继承，分红收益的30%份额由干某1继承。对于干某2辩称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赡养问题进行调解，确立了干永林、汪巧英由干某1和干某2分别赡养和继承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确对干永林、汪巧英的赡养问题进行调解，但未对继承权进行约定，对于干某2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干某2辩称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居民委员会已明确将汪巧英该部分股权的权益确定由干某2独立继承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叉社区居民委员会无权确定继承权，对于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汪巧英在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47258股）分红收益的70%份额由被告干某2继承；被继承人汪巧英在杭州三叉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47258股）分红收益的30%份额由原告干某1继承；二、驳回原告干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400元，由原告干某1负担人民币120元，由被告干某2负担人民币280元。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郁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