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723行初35号 原告钟基兰，女，1950年8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安县。 委托代理人王垒，男，1979年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安县，系原告之子。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解放街。 法定代表人何志高，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成贻勇，安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原告钟基兰诉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荄镇政府）行政撤销一案，绵阳市安州区法院于2019年7月8日受理后，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管辖，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川07行辖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9日向被告花荄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钟基兰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垒、被告花荄镇政府镇长何志高及其委托代理人成贻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该文件载明：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决定，对钟基兰户应批宅基地面积254.04平米（含沼气10平米）上的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36870元，住房安置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川办函〔2008〕73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办理，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附件中载明房屋及附着物补偿清单。 原告钟基兰诉称，原告钟基兰系安州区XX镇XX村X组村民，于1981年向村集体申请宅基地并修建其唯一合法房屋（具有集体土地使用证《安花集用2005字第1904002号》与村镇规划选址建设意见书），现家庭分为2个户口簿，户主分别是钟基兰、王华坤（儿子：王垒；儿媳：张晓红；孙：王某某1、王某某2）。2017年12月以来，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去原告家谈征地拆迁一事，原告并未依法在村、组看见过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原告要求被告出示前述文件，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搪塞，原告申请信息公开，被告也未出具给相关书面文件。原告认为没有合法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难以保证其合理补偿，且政府给出的安置补偿方案降低了原告生活居住水平，原告要求按房屋面积进行产权置换，被告在没有答复原告的情况下，被告相关工作人员于2019年4月2日带人冒用法院的名义到原告家要求再次测量房屋面积（2018年已测量过房屋实际面积并有测量面积表），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收到被告以EMS快递方式送达的《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补偿清单、回复、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房屋测绘公证书等相关文件，对原告所拥有的唯一合法房屋进行补偿安置。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的该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程序、内容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征收主体及作出补偿安置决定违法；2.本次征收未依法在村、组进行征收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严重违反法律规定；3.被告的评估程序违法；4.被告曾告知原告关于听证的权利，但在原告申请后，并未让原告参加听证会，剥夺了原告的合法权益；5.川府土〔2017〕779号文件批准时间已超过2年的有效期，且该文件载明，征收后要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维护社会稳定，征收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征收土地；6.决定书补偿的依据绵府函〔2012〕200号，安府发〔2010〕28号，川办函〔2008〕73号文件，绵府函〔2012〕200号的补偿标准不符合川办函〔2008〕73号文件中每三年修正的规定，补偿标准明显过低，降低了原告生活水平，安府发〔2010〕28号是安州区制定文件，根据法律规定，区、县政府无权作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区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程序、内容违法，故区政府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予以撤销；7.花荄镇政府作出的案涉决定书剥夺了原告的补偿方式选择权，且补偿明显过低，原告家庭成员共6人，2个户口本，户主分别是钟基兰，王华坤，免费安置住房面积仅35平方米，导致原告家庭无房可住；8.原告房屋所在地属于城市规划区（安州区河东新区）的城中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向被告书面提出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补偿，被告答复原告的房屋属集体土地上房屋，但原告的请求于法有据。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作出的《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钟基兰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绵安花府发〔2019〕52号文件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做了安置决定，告知了我们相关权利和救济渠道。 第二组证据：钟基兰、王垒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合法。 第三组证据：集体土地使用证与村镇规划选址建设意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房屋符合土地管理法和村镇规划选址建设意见书，房屋是合法的。 第四组证据：EMS快件复印件。证明我们申请对安置方案进行听证，邮寄时间是2019年4月8日，邮寄给安州区国土局局长办公室，邮寄的个人委托书、申请听证书和钟基兰的诉求；2019年6月17日，原告向花荄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刘某邮寄，邮寄的对房屋评估测绘不认可请求重新评估复测，我们向测绘公司和被告都提交过书面文件，但是他们拒收，我们才邮寄的。 第五组证据：搬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复印件。证明被告没有按我们要求重新测量，测量数据有问题。 第六组证据：房屋测绘面积异议及诉求、听证申请书。证明第一次房屋测绘面积是被告提供的数据，也是我们房屋实际面积；面积异议是我们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面积差异，要求重测。 第七组证据：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复印件。证明与国家法律政策冲突，与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拆迁工作的通知、川办函〔2008〕73号文件相违背。 第八组证据：补偿的法律依据与北京卫视集体土地拆迁案例。证明该案例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正确补偿方式。 第九组证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明原告属于城市规划区，原告符合该规定第12条。 第十组证据：钟基兰的安置补偿诉求。证明原告要求依照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同时发放原告社保。 被告花荄镇政府辩称，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书）在主体、程序和内容方面均合法有效。 第一、作出决定书的主体合法。1.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全征全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域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通知（安府办发〔2011〕182号）、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安府办发〔2013〕65号）,规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完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因此负责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系答辩人的工作职责，有权作出农房安置补偿的决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即被告作为安州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有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其主体适格。 第二、作出决定书的程序合法。1.土地征收行为合法，土地征收经过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依法进行了《征收土地公告》；2.被告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依法进行了信息公开：包括当场答复和书面答复；3.安置方式经村民代表讨论决定；4.决定书作出前，多次与原告或其家人沟通、座谈，宣传补偿安置政策，因原告提出不符合安置政策的诉求，致使安置补偿无法实施；5.决定书依法进行了送达。 第三、决定书的内容合法。1.关于房屋及附着物补偿。被告委托了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在原告的丈夫王华坤一直在场的情况下，对原告的房屋面积进行了测量，对附着物制作了现场清单，并且公证处对整个测量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保证了房屋面积和附着物数量的准确无误;被告严格按照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对房屋及附着物的补偿进行了准确的计算。2.住房的安置。关于王华坤住房“半安置”问题：因安府发〔2010〕28号文件规定的安置对象仅为本组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王华坤并不属于文件规定的安置对象；安州区在已征土地范围内，为解决有房无户的问题，针对该房屋属于唯一住房并长期居住五年以上，且未享受过安置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住户的实际情况，经乡镇、国土统储中心等部门并报区政府同意给予的一种针对特殊对象的优惠政策；根据全安置对象依据的川办函〔2008〕73号文件规定，按照集有土地上补偿的最低住房标准430元计算，半安置人员缴纳15050元（430元／平方米×35平方米＝15050元），王华坤享受的这种“半安置”方式待遇高于绵府发〔2016〕23号三十四条规定的标准，并未侵犯原告及王华坤的权益。王垒、王垒之妻张晓红、王垒之子王某某2、王垒之女王某某1均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畴：前述四人户籍均在城镇（绵阳市安州区XX路X号），张晓红于2002年8月被安县教体局招录为干部，工作单位为XXXX小学，均不是花荄镇先林村4组集体组织的成员，按照安府发〔2010〕28号文件规定均不属于安置人员范围，王垒、张晓红、王某某2、王某某1也不是长期居住五年以上住户，不应享受住房安置政策。 第四、关于原告诉状中其他问题的答辩。1.关于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适用标准：因原告房屋系集有土地上的房屋，应按集有土地征收的相关文件的补偿办法进行补偿，即适用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绵阳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绵府函〔2012〕200号），而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不属于最高法[2011]第20号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2.评估机构的选择：因集有土地房屋征收采用的成本重置法（按房屋结构直接确定房屋重置价格），不需要价格的评估，因此不需要选择评估机构，况且集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也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3.安置方式的选择：原告所在的先林村4组只实行统规统建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被告没有剥夺原告的补偿方式的选择权。4.批准的土地用途：征地批复和征收土地公告中明确了土地用途为“城市建设用地”，不是原告诉称的“商业用途”。5.省政府征地文件是否失效的问题：原告因征地后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均证明了土地征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不存在原告诉称的“批准时间已超过2年有效期”，也不符合省政府批复中“满两年未实施的自动失效”的情形。6.被告不具有“冒充法院的名义”的行为，公证员到场公证时，介绍了公证员的身份，并且公证员佩戴了公证员的徽章、身穿公证员制服，不是原告所说的“冒充法院的名义”。7.信息公开：被告以当场答复和书面答复的方式依法进行了信息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8.听证的问题：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不签协议就召开听证会”，况且原告也没有申请听证，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所有行政行为必须进行听证。9.安府发〔2010〕28号文件经安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按照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程序进行清理，属于保留的文件，合法有效。10.《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3日，目前还未公布实施。11.经了解被告的分管领导从未就住房安置对原告进行过表态或承诺，享受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执行。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书在主体、程序和内容方面均合法有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2.《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3.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川办函〔2008〕73号）；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0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0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79号）；5.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6.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绵阳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绵府函〔2012〕200号）；7.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全征全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域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通知（安府办发〔2011〕182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安府发〔2013〕15号）、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安府办发〔2013〕65号）。证明：1.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3.实施征地拆迁是按照政府提供的基本住房建筑面积标准，没有少于每人30平方米；4.安府发〔2010〕28号、安府办发〔2011〕182号属于保留的规范性文件，仍然合法有效；5.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完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因此被告有权作出农房安置补偿决定；6.原告所在的先林村4组只实行统规统建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被告没有剥夺原告的补偿方式的选择权；7.批准的土地用途为城市建设用地，不是原告诉称的商业用途。综上，被告实施的土地征收程序、征收主体、实施部门、补偿安置标准合法。 第三组证据：1.原告的集体土地使用证；2.花荄镇先林村4组人口花名册、张晓红的干部履历表、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3.公证书、青苗的清点记录和补偿协议及座谈记录；4.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记录、日常工作记录照片；5.村民领取土地补偿款的付款单及领款花名册、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测算情况汇总表、安置人员测算表；6.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回复及送达回证；7.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及张贴公告的照片。证明：1.征地公告依法进行张贴；2.市政府的征地公告明确了补偿安置的依据为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3.原告房屋系集有土地上的房屋，应按集有土地征收的相关文件的补偿办法进行补偿，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不属于最高法〔2011〕第20号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4.土地征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例如原告因征地后领取了土地补偿款、购买了失地农民的社保、医保），不存在原告诉称的省政府征地文件“批准时间已超过2年有效期”的情形，并且原告房屋所处位置为“绵安第二快速通道”建设用地，属于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土地；5.被告委托了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对原告的房屋面积进行了测量，原告的丈夫王华坤一直在场，结合公证书的内容及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规定，被告确定原告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36870元（也告知了被告如果对房屋测量结果不服，可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测量机构进行测量，因此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对原告房屋及附着物补偿的项目、金额准确；6.王垒、张晓红（王垒妻子）和王垒的儿子王某某2、女儿王某某1均不是先林村4组集体组织的成员，按照川办函〔2008〕73号和安府发〔2010〕28号文件的规定，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对王垒、张晓红、王某某2、王某某1不予安置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7.公证员佩戴了公证员的徽章、身穿制服，不是原告所说的“冒充法院的名义”；8.被告依法进行了信息公开，公开的方式为当场答复和书面答复。综上，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书在程序和内容方面均合法。 第四组证据：1.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对应的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证明绵阳市范围内集有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适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均没有适用最高法〔2011〕第20号司法解释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绵府发〔2016〕23号），证明虽然该《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安州区暂不使用”，但三十二条对“住房安置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持有房地产权证或有效证明材料并持有当地正住农业户口或“村改居”户口的征地被拆迁人员；因此王垒、张晓红、王某某2、王某某1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原安县人民政府安府发〔2010〕28号文件规定的住房安置对象与该文件一致。3.绵阳市人民政府2019年发布的市区（游仙区、涪城区、高新区）征地公告4份，证明绵阳市市区2019年对集有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仍然适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因此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书中房屋及附着物补偿的适用标准和内容合法。4.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安县城市总体规划的复函（川建规函〔2015〕363号），证明安州区河东新区的规划批准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本案不适用最高法〔2011〕第20号司法解释第12条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第一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第6、7项有异议，不适用该法律规定，其他没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中张贴的征地土地公告和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公告不予认可，原告未在村中看到张贴的公告，对证明目的中的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不认可，该文件与法律规定相冲突，被告于2019年4月开始停止发放原告的社保，对被告委托公司测绘房屋不认可，听家人说是法院的人员来测绘房屋，这与被告陈述不一致，张晓红仅在界牌小学上了一年班，原告4人的户籍在界牌是事实，但没有享受国家的相关福利政策，本案未涉及信息公开的事，原告提起过信息公开，但是被告没有给过任何文件；对第四组证据中的行政判决书有异议，绵府发〔2016〕23号文件与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就不予安置的条件是不一致的，对绵阳市人民政府2019年发布的市区（游仙区、涪城区、高新区）征地公告4份不予认可，对川建规函〔2015〕363号文件批准的时间予以认可，对法律适用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所举第一、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的房屋是在集体土地上，不适用国有土地征收的补偿条例；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原告向国土局申请听证；原告称向刘某邮寄文件的问题，刘某有无收到被告需要核实，集体土地上的拆迁不需要评估，可以根据房屋的结构和楼层直接补偿，被告是选择了有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了测量，并且告知原告对测量结果有异议可以自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测量；第五组证据是包含在第一组证据中，不再质证；对第六组证据，被告是选定了有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了测量，也告知了原告对测量结果不服的救济途径，并且公证机构进行了公证，是合法有效的；第七组证据是经过安府发〔2013〕15号进行规范性文件清理后保留的文件，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川办函〔2008〕7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是由市政府制定报省政府批准执行，应当适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对王华坤的补偿安置，是高于川办函〔2008〕73号文件的；对第八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法律法规授权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集体土地拆迁办法，因地区不同，安置补偿的标准就不同，绵阳执行的是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的标准；第九组证据的12条不适用本案，该条规定的是征地时未对房屋安置补偿，而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时候纳入城市规划区，本案是在2015年早就纳入城市规划区，在征地公告中市政府要求按照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进行补偿；对于全省的征地，先要纳入城市规划区才能征地，纳入后对房屋的补偿是按照房屋的土地的性质按照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进行补偿；对第十组证据，原告进行社保验证后，应该就能领到社保。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所提交的第一、二、三、七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四、六、九、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五组证据、第八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钟基兰系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4组人，其房屋建于该集体土地之上。其丈夫王华坤、次子王垒、儿媳张晓红、孙女王某某1、孙子王某某2的户籍均未与钟基兰在同一户，而是在绵阳市安州区。 2017年6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17〕70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0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柏杨村6、7、8、10社，先林村3、4、5、6社20.8586公顷挂钩前的集体农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5.0706公顷，合计25.9292公顷全部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家所有。2017年6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17〕7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1、4、5社2.3915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本批次批准转为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1.0294公顷、未利用地1.0696公顷，合计4.4905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2017年11月15日，绵阳市人民政府针对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4组分别作出两份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载明了批准机关、文号、时间和用途，被征收土地的位置、面积和地类，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不予补偿的地上附着物类型，公告方式和时间等内容，被告对前述文件按规定向被征收人公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4组于2017年9月与安州区土地统征储备办公室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原告于2017年9月28日与被告签订了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附属（着）物补偿费用为8844元。2018年9月19日，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第四村民小组发放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费等共计127.5万元。原告钟基兰已领取土地补偿费及青苗费2万元，也在领取社保。被告与原告多次就房屋补偿安置进行协商，原告提出了其拆迁安置补偿诉求，但并未协商一致达成协议。2019年3月14日，先林村村委会就原告次子王垒的安置性质召开讨论会，经讨论确定王垒全家不属长期居住人口。2019年4月2日，在原告丈夫王华坤在场的情况下，被告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绵阳市安州区鸿鑫房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房屋面积进行了测量，绵阳市安州区土地统征储备中心申请了保全物证的公证，公证员对原告住宅内部及外部现状进行保全。绵阳市安州区鸿鑫房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四川省房屋面积测绘报告》，载明：原告钟基兰、王波私房套内面积和产权面积均为406.24平方米，分摊面积为0，公摊系数为0。被告花荄镇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根据该报告测量的面积作出了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二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告花荄镇政府决定，对原告钟基兰户应批宅基地面积254.04平米（含沼气10平米）上的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36870元，住房安置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川办函〔2008〕73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办理，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房屋面积进行了两次测绘，第一次是被告工作人员进行测绘的；第二次是被告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测绘的。2019年6月10日，被告将第二次测绘报告和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书通过邮寄方式寄给原告；原告收到前述邮件后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邮寄了重新测绘申请。庭审中，被告陈述曾多次口头告知原告，如果对测量结果不服，可以自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重新测绘，现在还可以重新测绘。 另查明，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8年4月13日出台的川办函〔2008〕73号文件以及安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6月13日出台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对住房安置作出了规定。其中，省政府文件规定实施征地拆迁政府提供的基本住房建筑面积不得少于每人30平方米，原安县人民政府规定为每人35㎡的清水房，且选择统建方式的拆迁户政府按符合安置条件的家庭成员每人可再买30㎡（含公摊面积）的生活置房，高于省政府标准。被拆迁的农民在基本住房建筑面积内不支付购房费用，也不享受原住房拆迁补偿；镇乡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对花荄镇等城镇规划区县政府决定实行全征全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采用统规统建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的决定执行；征收土地应当安置的人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面积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人均耕地面积计算，计算征地前人均耕地面积的总人口基数以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发布日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在册常住农业人口为准。绵阳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1月3日出台的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对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作出了规定。安府发〔2013〕15号文件对原安县人民政府之前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对其中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安府办发〔2011〕182号文件予以保留。 原安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向原告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钟基兰，土地所有者为花荄先林4组集体所有，坐落在花荄先林4组，使用权面积为254.04。 以上事实，有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0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0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79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公证书、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川办函〔2008〕73号文件、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四川省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是作出案涉决定的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和原安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中第三条“……镇乡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以及安府办发[2013]65号文件中“二、……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完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的规定，被告花荄镇政府是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政府（原安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具体负责实施案涉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部门，有权作出案涉补偿安置决定，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关于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被征收土地系集体土地，并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评估机构的选定的相关规定。根据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文件）第十三条的规定：“征收土地面积，以具有土地勘测资质的测绘单位测绘为准”，虽然对原告的房屋面积进行了两次测量，第一次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自行测量的，第二次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测量的，测量时有公证机构进行公证，原告丈夫也在场，原告也没有提供足以能够证明其房屋面积测量有误的证据；加之原告在诉状中已认可被告曾多次找其协商补偿安置一事，但未协商一致达成协议。被告根据第三方机构的测量结果作出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的程序合法。 关于被告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 第一、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十九条“严禁闲置土地。农用地转用批准后，满两年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1号）“规范认定无效用地批准文件。……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两年内未用地或未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批准文件自动失效……”的规定，原告在征地后领取了土地补偿费、青苗费以及社会保险，且征地批准时间是2017年6月6日，均证明土地征收工作正在进行中，不存在“满两年未实施具体征地、用地行为，批准文件自动失效”的情形。第二、原告诉称其向被告递交过听证申请，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可。第三、被告决定对原告补偿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为236870元，计算标准依据的是绵阳市人民政府出台的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以及原安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两文件中规定的补偿标准未低于上级文件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标准，没有损害被征收人的利益。第四、被告决定对原告的住房安置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川办函〔2008〕73号文件以及原安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办理，依据安府发〔2010〕28号文件第五条“……对花荄镇、界牌镇、黄土镇等城镇规划区县政府决定实施全征全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采用统规统建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的按决定执行……”、安府办发〔2011〕182号文件第三条“经县人民政府规划确定的全征全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域范围的住房拆迁安置只实行统规统建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符合全征全转住房安置对象人员以户为单位自主从中选择一种安置方式……县人民政府现阶段规划确定的全征全转农村集体经济区域范围为花荄镇、界牌镇、黄土镇城镇规划区。”的规定，原告有两种安置方式可供选择，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剥夺其选择权的情形。第五、关于原告对其次子王垒、儿媳张晓红、孙子王某某2、孙女王某某1住房安置的异议：王垒一家四人属于城镇户口且不属先林村4组的长期居住人口；这四人与原告钟基兰之夫王华坤户籍均在同一户，户主为王华坤，户籍地在安州区。第六、根据安府发〔2010〕28号文件第十九条“在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地产权证或有效证明材料的被搬迁房屋的应安置人员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对象”的规定，王华坤、王垒、张晓红、王某某2、王某某1并不符合住房安置的条件。其中，王华坤是属于“有房无户”，即在被征收房屋居住，但非被征收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对于王华坤实行的“半安置”，是一种特殊优惠政策，并未侵犯原告及王华坤的合法权益。 综上，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补偿安置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要求撤销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基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钟基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尧 人民陪审员 哈 敏 人民陪审员 罗小芬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苏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