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石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24民初780号 原告：阮成友，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原告：阮聪，男，199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成友，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系阮聪父亲。 被告：毛智强，男，198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石棉县。 原告阮成友、阮聪与被告毛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成友、阮聪、被告毛智强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案情复杂且该案与本院（2019）川1824民初779号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12月16日与（2019）川1824民初779号案件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阮成友暨原告阮聪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毛智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成友、阮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5000元及利息46966.4元（注：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暂从2018年5月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按月贰分伍计息），共计161966.4元（大写：壹拾陆万壹仟玖佰陆拾陆元肆角）；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底5月初，被告多次来原告家再次向原告提出借款15万元，因被告上次借款未偿还完，原告犹豫不想出借，后被告叫原告的邻居（注：也是本案中间见证人）康某一起来原告家帮被告说好话，被告许诺拿公交公司名下2%的股权股份作担保质押。原告出于好心同意再次出手帮助被告，双方于2018年5月8日就本次借款金额、付款方式、利息、还款时间、担保质押物、违约金等细节进行磋商，后原告拿出早己准备好的自己多年收取的部分房屋租金积蓄和借出款项收回的部分款项以及儿子阮聪的部分工资积蓄共计145000元现金一起借给被告。原、被告双方于当日以书面形式签定了《质押借贷合同》，并由被告亲笔填写本借贷合同要件，其中第二项载明：“被告因经营的石棉县恒宇公交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向原告阮成友、阮聪借到现金人民币145000元，大写：壹拾肆万伍仟元，用于经营周转，期限从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利息为：月利率每元贰分伍厘（即百分之贰点伍），被告于2018年5月15日前归还给原告3万元，剩余款项到期被告必须连本带息一次性还清给原告，本次借款交易为现金支付。”同时约定被告用持有该公司总股权股份百分之三十二的份额中的贰股作为本次借款质押担保，以及被告逾期未能按约定履行还清款项或未履行抵押担保物过户变更登记手续等义务，由被告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赔偿原告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内容。截止目前，被告在他家中以现金方式偿还原告部分借款及利息共计30000元后，尚欠原告本金115000元及利息。此后被告既未向原告支付利息，也未偿还借款本金。后原告多次催收，要求被告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或履行实施质押物的转让变更过户，但均未果，现被告耍赖躲避拖延，拒不履行以上义务。 被告毛智强辩称，没有向原告借过这笔款。被告与原告阮成友之间有过借贷关系，2012年2月和3月向阮成友借款一笔5万元、一笔6万元，利息我一直在支付。2017年11月9日，我给阮成友出具了一张条子,金额为198700元，其中11万是本金，8万多是利息，2018年5月我又向阮成友出具《质押借代（贷）合同》，对双方的借贷再次进行了结算，本案原告所主张的145000元就是双方对前期借款结算后形成的，并非重新发生的借贷事实。现在原告把质押合同单独提出来主张，涉嫌虚假诉讼。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质押借代（贷）合同》原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毛智强向二原告借款145000元的事实及相应约定； 2.阮成友自制的毛智强还款明细及利息计算清单一份，拟证明被告的还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计算方式； 3.房屋租赁协议、租赁合同复印件一组、房产证复印件一组，拟证明原告从2012年至2019年每年有约五万元的经济收入来源，原告有出借能力； 4.曹某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16年10月曹某曾向阮成友借款3万元，2018年4月连本带息共计40800元一次性偿还给了阮成友，同时证明该资金系出借给毛智强145000元的部分资金来源； 5.四川通发广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出借款项中阮聪出资20000元的来源； 6.石棉县兴丰种子经营部出具的《证明》及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阮成友有临时收入及来源； 7.阮成友农业银行部分活期存折、账户流水清单复印件一组，工商银行卡账户流水清单原件一组，拟证明原告经济状况及出借能力； 8.《四川省石棉县人民法院关于涉许某、康某系列执行案件债务分配方案》（以下简称：《石棉法院债务分配方案》）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阮成友出借资金的来源； 9.录音光碟两张，拟证明原告借贷事实； 10.《借条》《借据》复印件一组，拟证明本案与合并审理的（2019）川1824民初779号案件没有关联，本案系双方重新形成的借贷关系； 原告阮成友、阮聪向本院申请证人康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康某是毛智强向阮成友借钱的介绍人，2018年5月8日，康某受阮成友邀请到阮成友家作为借款发生的见证人，康某在阮成友家看见阮成友将借款以现金的形式交付毛智强的事实。 被告毛智强质证认为，对《质押借代（贷）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中载明的资金系前期借款结算后形成，不是新的借款。对康某的证言认为，康某与阮成友关系亲密，康某所作证言是受阮成友胁迫，陈述的内容不属实。对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被告毛智强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碟两张，内容为毛智强与康某对话的音频资料，拟证明毛智强一共仅向阮成友借款11万元，本案14.5万元系虚构，本案借贷事实并没有发生；同时证明本案证人康某系受阮成友胁迫而作证。 原告阮成友、阮聪经质证对录音资料不予认可。 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原告阮成友、阮聪于2019年12月19日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刘某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阮成友在2012年还在做生意，并正常经营，该事实与康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的陈述完全不符，也证明康某在受到被告威胁后没有说实话； 2.石棉县新民藏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证明一份，拟证明阮成友儿子阮聪、阮某的移民补偿款是2014年3月21日领取，与康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陈述的事实完全不符，也证明康某在受到被告威胁后没有说实话； 3.《欠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5年3月29日将2012年2月24日和3月29日两张借条11万进行更换，同时结算了2012年3月29日至2015年3月29日利息的事实。 被告毛智强质证认为，只认可欠条，欠条更能证明我与阮成友借款的本金是11万，另外该欠条载明的31000元是截止到2015年3月29日的利息，而从2015年3月29日之后按月息2.5%计算至2017年年底本息合计与2017年11月9日借据载明的198700元相差无几，更加说明借款本金就是11万元，2014年8月29日的5万元借款是没有发生的；其他的与本案都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 《质押借代（贷）合同》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阮成友提交的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系原件，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予采信。对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评判。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石棉县公安局因阮成友控告毛智强诈骗而对阮成友、毛智强及康某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 原告阮成友、阮聪经质证对阮成友陈述无异议，认为毛智强系虚假陈述，康某的陈述前后矛盾，不真实，不予认可。 被告毛智强经质证对其与康某所作陈述无异议，认为阮成友陈述不是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阮成友、阮聪系父子关系。阮成友与证人康某系邻居且关系较为亲密。2012年前后，毛智强因资金周转困难经本案证人康某介绍分两次向阮成友借款11万元，约定月利率2.5%。2017年11月9日，双方对前期借款进行结算确认毛智强尚欠阮成友本息198700元。2018年5月8日，毛智强作为借贷方，阮成友、阮聪作为出借方签订《质押借代（贷）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由于借贷方毛智强所经营的石棉县恒宇公交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向借出方阮成友、阮聪借到现金人民币小写：145000元，大写：壹拾肆万伍仟元，用于经营周转，借贷期限从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借贷利息为：月利率每元贰分伍厘（即：百分之贰点伍）；借贷方于2018年5月15日前归还给借出方叁万元，剩余的下欠款项到期借贷方必须连本带利息一次性还清给借出方，本次借款交易为现金支付”。2018年5月15日，毛智强向阮成友归还借款30000元，2018年12月3日归还20000元。2019年10月，阮成友、阮聪以毛智强尚欠借款本金115000元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毛智强偿还本息。 另查明，阮成友、阮聪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阮成友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毛智强偿还前期借款本息134000元，案号为（2019）川1824民初779号案件。 2019年2月21日，阮成友以毛智强诈骗为由向石棉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石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9年3月11日、9月11日向阮成友进行了询问，于2019年3月17日向毛智强进行了询问，于2019年4月23日向康某进行了询问，并分别制作了笔录。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质押借代（贷）合同》中145000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阮成友、阮聪主张本案145000元以现金的方式出借，应当就款项来源、是否交付等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就款项来源方面，首先，原告虽向本院提交了曹某的《证明》、阮聪的收入证明、《石棉法院债务分配方案》、阮成友的收入证明、房屋租赁协议、租赁合同、房产证复印件等，上述证据中《石棉法院债务分配方案》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距出借时间2018年5月相差甚远；房屋租赁协议、租赁合同，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且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大部分是2012年、2013年、2015年，距出借时间同样相距较远，而2018年以来至借款发生时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也不过3万余元。曹某出具的《证明》系证人证言，应当由曹某亲自出庭作证，即使该证据属实，以上金额与原告主张出借的14.5万元也相差较大。其次，2019年9月11日阮成友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中陈述“（毛智强）第三次向我借钱是2018年4月底的时候来找我借15万元”“但当时我钱不够，我东筹西筹的只筹了14.5万元”该陈述与阮成友在诉状及庭审中均称毛智强要求借15万元，因无法筹集所以最终只出借了14.5万元给毛智强的陈述吻合，但根据阮成友提交的其工商银行流水来看，2018年4月16日其银行余额为17091元，2018年5月10日余额为14923元，即在借款发生时阮成友不存在筹集不到5000元的情况，证据显示与阮成友陈述存在矛盾与不合理之处。 关于借款是否交付的问题，原告阮成友称借款系现金交付并有康某的证言佐证，并陈述之所以系现金交付是毛智强告知其毛智强因公交公司的案件被纳入被执行人，若采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借款会被冻结，故而采取现金方式交付。本院认为即使存在此种情况，阮成友、阮聪作为出借人应尽到更多固定事实、保留证据的义务，例如通过拍照、录像等形式客观的记录借贷过程。对于康某的证言本院分析如下，虽然庭审中康某出庭作证证明看见阮成友出借现金给毛智强并在庭后向本院提交了《证人证言证词补充》，但庭审中康某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康某于2019年4月23日在公安机关向其询问中陈述“我就晓得的就只有这两笔，一共十一万元。其他的我就不晓得了。之前阮成友来找到我，喊我来给你们说：我还晓得毛智强在除开借过那两次钱外，还向他借过一笔十多万的借款，其中有他的钱和他儿子阮聪的钱。但是，我都是他来找后，他让我这样说的，我才晓得这个事的。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我就不清楚了。”该陈述与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对康某制作的询问笔录的陈述一致，也与毛智强向本院提交的其与康某对话的音频资料内容相互吻合，而与康某的当庭证词相矛盾，据此，本院对康某在庭审中的证词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分析，原告阮成友、阮聪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以现金的方式借予了被告毛智强145000元，同时结合本案与（2019）川1824民初779号案件合并审理的情况看，《质押借代（贷）合同》中145000元应当系双方对前期借贷金额的结算延续，故对原告阮成友、阮聪在本案中主张实际出借145000元给被告毛智强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阮成友、阮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39元，由原告阮成友、阮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建军 审 判 员  李永鑫 人民陪审员  杨兴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赵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