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34413号原告：原红，女，196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汾县。原告：吴水云，女，194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汾县。原告：赵聪，男，199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汾县。原告：赵某1，男，198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汾县。原告：赵某2，男，201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襄汾县。法定代理人：赵某1（原告赵某2之父），住址同上。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赵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浩，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赵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定超，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道申，男，197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颖，北京京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学永，男，198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县尤古庄镇侯庄子村2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姗姗，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绿色心情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吴营村委会东500米。法定代表人：史传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云，北京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赵某2（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徐道申、李学永、北京绿色心情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苗木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赵聪及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浩、刘定超，被告徐道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颖，被告李学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姗姗，被告苗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史传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50799.5元、死亡赔偿金52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87070.8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4727.2元、住宿费2318元，以上共计1074715.53元。事实和理由：赵跟虎经工友介绍认识徐道申，自2015年起跟随徐道申工作。2019年7月25日起，赵跟虎按徐道申安排到苗木公司处进行挖树和种树，日工资200元。2019年7月27日，赵跟虎与柴炎良等人跟随徐道申于凌晨四点左右前往苗木公司挖树。当时中午12点，赵跟虎感觉头晕，在工作地休息半小时后未见缓解，后到苗木公司的工房内休息，但因空调故障只能吹风扇休息。后赵跟虎被送往漷县卫生院进行救治，14时10分赵跟虎被宣告死亡。原红系赵跟虎之妻、吴水云系赵跟虎之母、赵聪、赵某1系赵跟虎之子、赵某2系赵某1之子，但赵某1属于三级智力残疾，无劳动能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被告徐道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并非死者的雇主，李学永才是雇主。我方从李学永处接活后召集大家一起去干活，我方也领取每日200元的工资。本来工资都应该在所有的活完成后由李学永支付给我方，我方再支付给各个工友，但是死者在第一天干活后非要工资，于是我方垫付了其第一天的200元工资。被告李学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将树木卖给苗木公司，但苗木公司的地上还有其他树木，为此苗木公司找我方帮忙找人挖树并请求我方将挖出树苗寻找买家，我方认识徐道申，因此将挖树的活介绍给了徐道申。因此我方不是死者的雇主，同时原告应就其死亡与履行职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此外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过高。被告苗木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一、死者的死亡原因与工作无关；其二、即使死者的死亡原因与工作有关，也应该在死者与其雇主徐道申之间按过错分担责任；其三、我方从李学永处购买树苗，李学永将拔树、栽树的活包给徐道申，李学永作为发包方、徐道申作为雇主，二人应承担劳务人员的安全保障义务，且赵跟虎工作的地点系空旷的园地，并非《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宾馆、银行等公共场所；其四、我方督促李学永为劳务人员提供水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我方也在工地上看到李学永、徐道申为工人提供了上述物品，同时在送医救治方面，所有被告都很积极，法院不应该以专业医生的水准来要求我们，我们只是普通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苗木公司在通州区漷县镇吴营村有苗圃地一块，苗木公司需要购买树苗以替换苗圃地内原有的槐树，为此苗木公司将地内原有的树木出卖给李学永同时从李学永处购买新树苗，并由李学永负责移除旧树、栽种新树的工作。后李学永联系徐道申进行移除旧树、栽种新树的工作。徐道申就联系了包括赵跟虎及其子赵某1在内的多名人员分别于2019年7月25日、7月26日、7月27日三次前往苗木公司进行劳动。7月27日中午，赵跟虎在干活中感到头晕，在场地内休息了一会但未见好转，后李学永开车送赵跟虎前往漷县卫生院进行治疗。当日病历记载：“患者12时左右出现头晕（上午一直处于户外高温工作），出现头晕后到空调房休息，当时未就诊，病状未好转。同事将其送来就诊，来诊途中发现患者喘息、无意识。13时36分来院，接诊医生查看后发现赵跟虎已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出具了《关于赵跟虎死亡的调查结论》，结论为：1、赵跟虎不排除疾病死亡；2、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关于赵跟虎的雇主情况，双方均认可李学永将全部款项11600元支付徐道申，李学永按照每日200元的标准向赵跟虎支付劳务费。徐道申称其只是这次劳务活动的召集人，其也是领取每天200元的工资，李学永是赵跟虎的雇主；李学永称徐道申是赵跟虎的雇主，其只是与徐道申联系。关于11600元的计算方式，徐道申称系7月25日干活的10人、7月26日干活的13人、7月27日干活的25人共计48人次的200元工资共计9600元，以及7月25日来回一次、7月26日来回一次、7月27日来回两次共计四次的车费2000元，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法庭提交了7月25日至7月27日干活人员的名单及大部分联系方式。本院随机选取了曹传生的电话进行了拨打，电话接通后曹传生表示其在事发现场干了一天半的活，但是当时没有说给多少钱，都是干完活再给钱。李学永则称，11600元由挖树的钱加上种树的钱加上清除玉米地的钱以及多给的钱，至于玉米地多少钱其表示记不清了，关于为何多给钱其表示因为干活很辛苦，关于多给钱的具体数额其表示几百元。经查看，李学永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其把装树的活承包给工头了，装树的活是2.5元左右一颗，工人是工头自己找的。此外，赵跟虎工友柴炎良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我们每个人都是200元一天，都是一样的工资，徐道申没有挣取中介费或者提成，徐道申是挣车费的，谁联系徐道申谁就给他车费，我们不用付车费。关于工具提供情况，徐道申、苗木公司均称挖树的钩机是李学永找来的，在本院第一次庭审中与李学永电话联系时，李学永也认可系其找的钩机，但此后的庭审中李学永对此不予认可。关于原告等工人受谁指挥，原告称其由徐道申指挥；徐道申、苗木公司均称李学永一直在现场，工人由李学永指挥；李学永称其去过现场，工人由徐道申指挥。关于现场工作环境，被告徐道申、李学永均称现场有饮用水和藿香正气水，但经查看徐道申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徐道申在派出所陈述称事发后其去村卫生室买了藿香正气水。关于事发后的救助工作，徐道申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发现赵跟虎不舒服后其就去搀扶赵跟虎，并从村里的药店给赵跟虎买了藿香正气水，赵跟虎吃了三颗后没见好转，我们就开车拉着赵跟虎去漷县卫生院。李学永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11时30分左右，给他干活的工头媳妇说一个工人中暑了，我赶过去后发现这个工人正躺在一个树下，我就让工头打120但是工头没理，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工人送到农场的一个彩钢棚子，大概10分钟后，这个工人吐了一些东西，我又让工头打120但是工头不理我，我就用自己的车把工人送漷县卫生院了；当时我听工头说他去医院给工人买药了，并且也吃药了。苗木公司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我接到电话后到彩钢房查看，彩钢房里面的空调坏了，他们就又找了一个风扇给病人吹，工头就走了应该是去工地忙了，我们看中暑的男子病的挺重的，买树的人就给工头又打了两次电话，让工头赶紧送医院，工头就回来了。柴炎良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赵跟虎在扛第三棵树苗时就觉得不舒服了，我和徐道申把他扶起来到阴凉处歇着。关于赵跟虎的死亡原因，原告称赵跟虎系中暑死亡，并提供了北京市通州区气象台出具的气象凭证，显示2019年7月27日漷县镇吴营村最高气温37.1摄氏度。徐道申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看不出赵跟虎有什么毛病，今天这儿天气太热，有可能中暑。李学永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当时赵跟虎是昏迷状态，没有外伤。苗木公司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称：死者在车上干活比较累，躲不了太阳，在彩钢房时死者在打呼噜，后来还吐了，脸色发紫。经多次询问，双方均不申请对赵跟虎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另查，原红系赵跟虎（1964年出生）之妻、吴水云（1943年1月30日出生）系赵跟虎之母、赵聪、赵某1系赵跟虎之子、赵某2（2016年1月27日出生）系赵某1之子。赵某1属于三级智力残疾。经询问，原告表示不申请对赵某1是否具有劳动能力进行司法鉴定。经核对，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原告丧葬费50799.5元、死亡赔偿金563458.33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3658.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酌定交通费3000元、酌定住宿费2000元，共计669257.83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为赵跟虎的死亡与其劳务活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二为原告主张的赵某1、赵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有法律依据；其三为各方当事人应对赵跟虎的死亡承担多少法律责任。就第一个争议焦点而言，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经本院多次询问，双方均不申请对赵跟虎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派出所中笔录中陈述的事情经过，特别是赵跟虎事发时的身体状况及被告方采取的救助措施，结合事发当天的天气情况及赵跟虎长时间户外进行劳务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原告所述的赵跟虎系在劳务活动中中暑死亡的情况予以采信。就第二个争议焦点而言，虽然赵某1属于三级智力残疾，但此前赵某1跟随赵跟虎等一起从事劳务活动，且经本院释明原告不申请对赵某1是否具备劳动能力进行司法鉴定，故在此情况下本院不宜认定赵某1属于没有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情形，据此不应将赵某1及赵某1之子赵某2作为赵跟虎的被扶养人。就第三个争议焦点而言，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赵跟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在户外长期从事劳务活动的后果以及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应是明知的，在出现相关中暑症状后其应及时停止劳务进行相关休整等，考虑到本案中的种植等劳务并不属于危险性的工作，因此赵跟虎自身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就赵跟虎的雇主事宜，应从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工具提供等情形综合认定。就工资发放而言，虽然证据显示系徐道申直接向死者发放200元每日的工资，但就李学永支付与徐道申的11600元，徐道申可以详细的进行说明并且提交了初步证据证明其也是领取每日200元的工资，而经本院多次询问李学永均未就11600元的构成进行明确说明；就工作安排而言，根据双方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情况及本院查明情况，可以确认事发期间李学永也在现场，否则其无法就相关树木的具体棵数与苗木公司进行核定，而李学永系苗木公司与徐道申等人员的“中间人”，其对应干什么活是最为明确的，在此情况下本院无法作出相比李学永而言徐道申对赵跟虎等人作出了更多的指示；就提供工具而言，根据查明的情况可以认定事发现场的钩机系李学永提供的。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认定李学永系赵跟虎的雇主更为适宜，据此李学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徐道申虽然不是赵跟虎的雇主，但徐道申自认其是此次劳务活动的召集人，柴炎良在派出所笔录中表示徐道申是挣车费的，因此其和一般人相比对于赵跟虎具有更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根据派出所笔录可以认定其在事发后对赵跟虎的救助特别是送医上存在一定的迟延，据此其亦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最后，苗木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并无过错，其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赵跟虎、李学永、徐道申应承担的责任比例50%、40%、10%。对于丧葬费，鉴于双方均同意按照2018年的标准进行计算，本院不持异议；对于死亡赔偿金，本院不持异议；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仅应将赵跟虎母亲作为被扶养人进行计算；对于交通费及住宿费，由本院根据案件情况进行酌定。另，赵某2并非赵跟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其并非适格原告，本院对其起诉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学永赔偿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67703.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二、被告徐道申赔偿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6925.7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三、驳回原告赵某2的起诉；四、驳回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72元，减半收取计7236元，由原告原红、吴水云、赵聪、赵某1负担3842元，由被告李学永负担2658元，由被告徐道申负担736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雷小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宗宸毅书 记 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