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民再1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珍，女，195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吉芬，男，195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系刘珍丈夫。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丽，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强，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毅然（孙燕的养女、继承人），199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钢，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梅，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珍、刘吉芬因与被申请人孙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4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案被申请人孙燕于2017年12月22日因病去世，其养女孙毅燃向本院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经本院审查，孙毅燃作为孙燕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有参加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吉芬及其与刘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丽，被申请人孙毅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钢、刘雪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珍、刘吉芬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刘某、王某2汇入由孙燕、刘某擅自以刘吉芬名义办理的银行卡40385400元为刘珍、刘吉芬的借款，却不将从该卡上转给案外人的30685400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5月31日，刘某在刘吉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刘吉芬名义办理了银行卡，在两天内与王某2分别汇入该卡共40385400元；刘某又伪造刘吉芬签名将该卡中款项分别转给孙燕970万元和案外人30685400元。该卡2010年6月1日销户，仅仅存在两天，由孙燕实际控制。刘吉芬在本案二审前根本不知道此卡的存在，而且，汇入30685400元的案外人银行卡也由孙燕持有和控制，转入的30685400元或应视为对孙燕的还款，或应从孙燕汇款总额中扣除。原判决认定刘某、王某2汇入的40385400元为刘珍、刘吉芬的借款，与事实不符。2.孙燕始终不承认其与蒋思国有任何关系，更未提交证据证明蒋思国向刘珍汇款。二审时刘珍、刘吉芬提交了蒋思国汇款至刘珍的统计表，证明蒋思国向刘珍方转款金额为3485万元。原判决直接认定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合计金额528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且双方未就蒋思国向刘珍汇款进行过质证。3.原判决未将刘珍委托杭州金铖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铖公司）向安徽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汇入的2000万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证据证明。刘珍、刘吉芬提交的新证据：金铖公司《关于我司代付款相关事宜的证明》，证明金铖公司与孙燕及孙燕控制下的华盈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刘珍委托金铖公司汇入华盈公司2000万元，有金铖公司注明“代付款”的转款凭证及情况说明、财务主管受金铖公司委托也在原审中出庭作证，证明金铖公司汇入华盈公司的2000万元系受刘珍委托代付款。孙燕及华盈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金铖公司存在任何经济往来或业务往来，且同案中华盈公司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往来款项也均予认可。因此，刘珍委托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的汇款应认定为刘珍对孙燕的还款，原判决仅以授权委托书“只有公司签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刘珍也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孙燕委托华盈公司代收”为由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4.原判决未将刘珍委托欧紫千、唐震向夏红霞、蒋思国的汇款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5.原判决未将刘珍于2011年10月10日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孙燕没有证据证明刘珍支付的11085000元是刘珍代为履行另案调解书上的还款义务，二审法院认为刘珍应承担举证义务，以刘珍无证据证明为由而直接认定该款是另案还款，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孙燕的诉讼请求。孙燕答辩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珍、刘吉芬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原判决认定2010年5月31日刘某汇入刘吉芬卡上1000万元、王某2汇入该卡17305400元、2010年6月1日王某2汇入该卡1308万元共计40385400元为刘珍、刘吉芬的借款，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未经刘吉芬本人授权，刘某不可能携带刘吉芬身份证原件办理涉案银行卡，刘珍、刘吉芬对其自认收到孙燕40385400元借款的事实予以反悔，证据不足。（2）原判决关于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合计5280万元的认定，合法有据。经孙燕的申请，原审法院向银行调取了涉案蒋思国银行卡的流水记录，并将上述流水记录交给孙燕和刘珍、刘吉芬，还要求双方对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的金额进行统计并组织了质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统计结果及质证情况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3）原判决未将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的2000万元汇款认定为刘珍、刘吉芬对孙燕的还款正确。首先，金铖公司财务会计徐某出庭作证时陈述，金铖公司情况说明上的公司印章系其加盖，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对此事并不知晓。故该情况说明并非金铖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证人徐某的身份和作证能力不真实、不合法，不具备证人资格，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证人徐某出庭作证时陈述，金铖公司系接受安徽益力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力公司）指示代付款，并非接受刘珍指示代刘珍付款，而且当时益力公司并没有告诉金铖公司代付款的具体原因和用途。第三、孙燕从未指示华盈公司代其收取该款项，该款项是华盈公司代其股东（案外人）收取，后又根据该股东指示汇往他处，确实与孙燕无关。因此，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汇款2000万元与本案无关。（4）在本案原审期间，欧紫千未出庭作证，其在《情况说明》中陈述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唐震向夏红霞、蒋思国的汇款，刘珍未能提供委托唐震代付和孙燕指定夏红霞、蒋思国代收的证据，上述转款与本案无关。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是履行另案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与本案无关。因此，原判决未将上述款项认定为对孙燕的还款正确。2.刘珍出具的《借条》是双方对2012年7月5日前发生的所有借款和还款金额经过反复对账、结算后，双方确定未还借款本金的总金额6850万元后出具的，6850万元借款内容真实，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刘珍、刘吉芬一再出尔反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指使证人做虚假陈述，完全是无理恶意缠诉，浪费司法资源。孙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珍、刘吉芬偿还借款本金5850万元及利息255.19万元；并判令刘珍、刘吉芬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5日，刘珍向孙燕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孙燕人民币陆仟捌佰伍拾万元整。2012.7.5之前刘珍所在你处的借条全部作废”。根据孙燕和刘珍、刘吉芬对对方提交账目的往来明细计算，结合一审的认证意见，2012年7月5日前孙燕向刘珍、刘吉芬转款121930200元，刘珍共向孙燕转款102527600元。借条出具后，孙燕以借条中的29000000元是孙燕向他处的借款，急等归还为由，诉至法院。2013年9月13日，孙燕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刘珍、刘吉芬偿还借款本金5850万元及利息255.19万元。一审另查明，刘珍、刘吉芬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珍、刘吉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孙燕19402600元及相应利息（以194026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止）。二、驳回孙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70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2050元，由孙燕负担231945元，由刘珍、刘吉芬负担120105元。孙燕、刘珍均不服一审判决，孙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燕的诉讼请求；刘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燕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孙燕为证明其上诉主张，继续提交一审所举证据，另新提交了：华盈公司2014年7月21日的情况说明和2011年4月29日徽商银行转款凭证，并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刘某出庭作证。刘珍为证明其上诉主张，继续提交一审所举证据，并主张孙燕和刘珍之间经济往来频繁，要求对双方之间往来账目进行核对。经释明，孙燕表示同意。经二审组织双方多次对账、质证，刘珍、刘吉芬对孙燕提供的《孙燕汇刘珍银行卡明细》（详见二审判决书附表一）35笔款项中的32笔共计167090000元予以认可。孙燕对刘珍提供的《刘珍方还款明细（表一）》（详见二审判决书附表二）126笔中的65笔共计112211600元，予以认可，但主张其中的35笔共计14411600元为案涉借款的利息。对双方争议的部分，二审基于刘珍的申请，调取蒋思国、晁仕聪、王琳等人账户开户、销户信息及银行流水清单，但均无法证明刘珍所主张的其汇给蒋思国、晁仕聪、王琳的款项与孙燕之间的经济往来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68500000元的借条是否真实有效；2.一审判决认定孙燕的出借数额和刘珍的还款数额是否正确；3.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一、关于案涉68500000元的借条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孙燕和刘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双方对此均未提出上诉，故2012年7月5日刘珍向孙燕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但该借条仅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借条载明的借贷款项是否实际给付，孙燕上诉要求以该借条上的欠款数额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孙燕的出借数额和刘珍的还款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孙燕出具的《孙燕汇刘珍银行卡明细》共35笔金额207475400元，孙燕另主张其支付现金7000000元，合计出借给刘珍的款项为214475400元。刘珍对其中第25、26、27三笔合计金额40385400元和现金支付的7000000元不认可，并提交了刘吉芬徽商银行合肥新华支行明细9份，证明刘吉芬名下此卡的开户人、销户人均为刘某，转款经办人是刘某和晁仕聪，而刘某系孙燕委派到安徽益力典当行的财务人员。开立申请书是刘某2010年5月31日开立的，当时提供了刘某和刘吉芬的身份证复印件，刘吉芬本人不知晓也从未使用此卡。开立账户当天刘某即向刘吉芬的卡上汇入10000000元，从王某2的卡上汇入刘吉芬卡上17305400元，第二天，又从王某2的卡上汇入刘吉芬的卡上13080000元，合计40385400元，认为就是孙燕汇款明细中的第25、26、27三笔。该款分别由刘某2010年6月1日向肖某的卡上转入二笔，金额分别为10000000元、20685400万元，向孙燕卡上转入9700000元，合计转出40385400元，故刘珍、刘吉芬并未收到第25、26、27三笔款项，该三笔款项应从孙燕汇款总额中扣除。孙燕质证称：刘吉芬收到上述三笔共计40385400元借款后，除偿还孙燕先前借款9700000元外，剩余款项刘吉芬于2010年6月1日汇给肖某的30685400元，系肖某将此款用于其投资成立华盈公司的注册资金，而肖某也是华盈公司的股东，该30685400元不能折抵她的欠款。肖某到庭作证称：对以上两笔资金不清楚，也没有委托其他人办卡，但肖某的身份证放在华盈公司，不知道是否有人用肖某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为此，孙燕又提交了肖某的银行账户取款凭条、华盈公司注册资金缴款书、肖某徽商银行和工商银行流水账单明细单。证明：2010年6月1日刘吉芬汇入肖某银行账户的资金，肖某用于缴纳其投入华盈公司30000000元的注册资金。二审认为，刘吉芬徽商银行卡（账号为10×××08）开户、销户及往来明细等一系列证据证明，该卡是2010年5月31日由刘某开户办卡，开户当天由刘某、王某2转入刘吉芬卡上10000000元和17305400元，次日即2010年6月1日又由王某2转入刘吉芬卡上13080000元。刘某、王某2出庭作证称，转入刘吉芬卡上的资金系受孙燕委托代孙燕转款，而刘某在银行开户用的是刘吉芬的身份证复印件，对此刘吉芬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提供反驳证据，且汇给肖某的30685400元中有30000000元，被肖某用于缴纳华盈公司的注册资金，故对孙燕汇款明细中的25、26、27三笔款项40385400元，除向孙燕卡上转入的9700000元应为刘珍还款外，下余款项30685400元因汇入到肖某的卡上，不应视为对孙燕的还款。对于孙燕诉称的现金支付7000000元的问题，由于孙燕未提交证据证明现金交付的事实，刘珍也不予认可，二审不予采信。综上，孙燕出借给刘珍款项数额应为197775400元【207475400元-9700000=197775400元】。（二）刘珍提交了《刘珍方还款明细（表一）》共126笔，合计金额为296466300元，孙燕对其中的61笔计184254700元不予认可，对已认可的65笔中的35笔计14411600元虽认可，但认为是案涉借款的利息。刘珍、刘吉芬质证认为，孙燕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过关于利息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有无利息的问题，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视为不支付利息，孙燕对此并未提出上诉；其次，本案一、二审期间，孙燕虽主张刘珍还款中有部分是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相关利息对应的借款本金、期限和利率，刘珍、刘吉芬又不予认可，故二审对孙燕关于利息的主张暂不予认定，有证据时可以另行主张。故对双方共同确认的刘珍方还款112211600元均应认定为刘珍归还的借款本金。双方有争议的61笔中刘珍汇至蒋思国银行卡的有37笔合计金额为72344700元。刘珍称：蒋思国系普通打工者，系晁仕聪的公公，而晁仕聪系孙燕长期聘用的会计，晁仕聪用蒋思国的身份证在多家银行办理了多张银行卡，且所有银行卡均由晁仕聪掌握并使用，而这些卡的实际用途便是为孙燕提供收款、转款。蒋思国卡上长期、频繁的巨额资金往来便足以证明，蒋思国的银行卡事实上就是在晁仕聪的控制下为孙燕所用，刘珍及刘珍委托第三方汇至蒋思国银行卡的款项应视为刘珍方还款。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蒋思国与本案孙燕和刘珍之间的借贷无任何关联性，孙燕从未指示蒋思国代其向刘珍出借借款或代为收款；刘珍方也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孙燕指示晁仕聪代其向刘珍出借借款或代为收款。蒋思国到庭作证称：儿媳晁仕聪用蒋思国的身份证办了大概3、4张银行卡，是蒋思国与晁仕聪一道去银行办的银行卡，具体怎么用、给谁用蒋思国不清楚。晁仕聪出庭作证称：其持有蒋思国的银行卡为孙燕和肖某使用。双方有争议的61笔中有8笔合计金额13345000元，为刘珍汇晁仕聪银行卡款项。刘珍称：晁仕聪系孙燕长期聘用且关系密切的会计，孙燕的财务往来大多是由晁仕聪具体经办，而晁仕聪自己也承认其仅是一打工者，其与刘珍方无其他任何经济往来，故刘珍方汇至晁仕聪银行卡的款项应视为刘珍方支付给孙燕的款项。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晁仕聪是华盈公司和现已注销的碧海云天公司的会计，晁仕聪的汇款不排除是第三方公司或者个人代付款的情形，与孙燕无关。晁仕聪出庭作证称：蒋思国办卡给我用，有的时候肖某也使用这张卡，肖某是华盈公司的另一个老总。经审查，晁仕聪是华盈公司的会计，蒋思国是晁仕聪的公公，晁仕聪用蒋思国的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均由晁仕聪使用。刘珍虽汇给蒋思国银行卡上37笔款项合计金额72344700元，但蒋思国银行卡汇给刘珍合计金额52800000元，且华盈公司的股东为孙燕和肖某两人，晁仕聪称其办银行卡为该两人使用。对此，二审认为：虽然华盈公司的股东为孙燕和肖某两人，但是肖某陈述华盈公司一直由孙燕管理，孙燕应举证证明蒋思国和晁仕聪的银行卡给肖某使用，但孙燕对此并未举证证明，故刘珍与蒋思国、晁仕聪之间的款项往来均应视为是刘珍和孙燕之间的款项往来。根据银行对账，刘珍汇蒋思国款项为72344700元，蒋思国汇刘珍款项为52800000元，差额19544700元应视为刘珍方的还款。晁仕聪汇刘珍款项为15240000元，刘珍汇晁仕聪款项为13345000元，差额1895000元，应视为孙燕支付给刘珍的款项。以上款项差额17649700元应认定为刘珍对本案孙燕的还款。双方有争议的61笔中第26笔为欧紫千交通银行付夏红霞的款项，刘珍提交了欧紫千的《情况说明》和欧紫千的转款记录，证明该笔款项是受刘珍委托代刘珍付款。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双方有争议的第43笔为杭州金铖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铖公司）汇华盈公司的20000000元，刘珍提交了金铖公司2014年2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申请金铖公司财务主管徐敏到庭作证。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这是金铖公司与华盈公司之间的往来账目与孙燕无关，孙燕没有委托华盈公司代收此款。双方有争议的第86笔为唐震汇蒋思国银行卡款项，第126笔为2011年11月18日黑白广告公司转安徽博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3500000元，以上两笔，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与其无关，不予认可。经审查，欧紫千交通银行付夏红霞的款项，刘珍虽出具了署名欧紫千的情况说明，但欧紫千本人未到庭作证，无法证明是欧紫千代刘珍付款，故该笔款项不认定为刘珍的还款。对金铖公司汇华盈公司的款项，金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徐敏出庭作证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金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刘珍也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孙燕委托华盈公司代收，故不认定为刘珍的还款。对于唐震汇入蒋思国的款项和黑白广告公司转安徽博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款项，刘珍并未提交证明委托唐震和黑白广告公司代付，以及孙燕指定汇蒋思国银行卡和安徽博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证据，故不认定为刘珍的还款。双方有争议的61笔中的第96、97、98三笔款项合计金额为11085000元，时间均为2011年10月10日。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主张。孙燕质证称与本案无关，并提交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二初字第0001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上述三笔款项是刘珍对该调解案中的还款。经审查，上述三笔款项的时间、数额、银行汇款凭证与孙燕提交的在调解案中的还款时间、数额、银行汇款凭证一致，现刘珍未举证证明有两次相同的还款情形，以及与本案所涉三笔款项不一致的证据，故一审判决对上述三笔款项认定为刘珍还孙燕的另笔借款，并无不当。双方有争议的61笔中的第7笔和第13笔为刘珍汇王琳的银行卡款项。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与其无关，不予认可。第102笔为2011年10月19日刘珍交通银行汇给孙燕交通银行的10500000元。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与本案无关，是双方履行2010年7月2日《借款协议》中33940000元的借款，并提交了该份《借款协议》。双方有争议的61笔中的第116、117、118、119四笔为刘珍2010年7月9日转北京合创开元投资有限公司的四笔款项合计33380000元，以及第120、121为2011年10月8日刘吉芬转李俊账户两笔合计10000000元。刘吉芬的质证意见同刘珍的举证目的。孙燕质证称与其无关，不予认可。经审查，刘珍汇王琳银行卡的款项，刘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琳所收款项为孙燕指定代收，故不认定为刘珍的还款。对于第102笔的刘珍交通银行汇孙燕交通银行的10500000元，因孙燕举证的《借款协议》中贷款人为华盈公司、借款人为刘珍，借款期限为2010年7月2日至2010年9月1日，而此10500000元的款项支付时间为2011年10月19日，两笔款项的对应时间不一致，且该10500000元是刘珍交通银行汇孙燕交通银行的款项，故应认定为刘珍对本案孙燕的还款。对于第116、117、118、119四笔款项和第120、121两笔款项，因刘珍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孙燕委托以上单位和人员代孙燕收取，故不认定为刘珍对本案孙燕的还款。综上，刘珍的还款额应为140361300元（112211600元+10500000元+17649700元=140361300元）。故孙燕出借给刘珍款项数额197775400元与刘珍的还款额140361300元之差57414100元为孙燕的债权，一审判决认定孙燕的债权为19402600元不当，二审应予纠正。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二审认为，孙燕与刘珍之间的资金往来数额巨大，且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涉及到第三人或者第三方，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多次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并无不当，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一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孙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一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珍、刘吉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孙燕574141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574141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息止）。一审案件受理费3470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2050元，由刘珍、刘吉芬负担328870元，由孙燕负担23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58元，由刘珍、刘吉芬负担208672.2元，由孙燕负担23185.8元。再审期间，刘珍、刘吉芬为证明其再审主张，将其申请再审时提交的新证据与原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再审中收集的证据组合成五组证据（其中第一组是关于孙毅燃的主体资格证据，拟证明孙毅燃变相继承孙燕遗产，孙燕遗产范围以及孙毅燃已继承的遗产范围与本案审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如其未向法院披露该两项内容，其不具备参与本案诉讼的资格。）向本院提交。孙毅燃为证明其主张，继续提交原审所举证据并提交了在再审中收集的证据。对于双方所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及本案的事实认定，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分析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一、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汇入的2000万元，应如何认定；二、蒋思国向刘珍方转款5280万元的数额是否准确、该款项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三、孙燕汇款明细中的第25、26、27三笔共计40385400元是否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其中汇给肖某的30685400元应如何认定；四、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是否属于另案（已调解结案）所涉还款；五、刘珍汇款明细中的第26、86两笔，即欧紫千向夏红霞、唐震向蒋思国的汇款，应如何认定。一、关于金铖公司向华盈公司汇入的2000万元，应如何认定问题。对于2011年2月21日金铖公司汇入华盈公司的2000万元，刘珍除提交原审所举证据外，另新提交：有金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材料制作人签名、金铖公司签章的《关于我司代付款相关事宜的证明》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作为新证据，拟证明金铖公司除受益力公司委托代付2000万元给华盈公司以外，金铖公司与华盈公司无任何业务或经济往来，该款项系刘珍对孙燕的还款。孙毅燃质证称：刘珍新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金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徐敏出庭作证并未充分证明该笔款项是孙燕委托华盈公司代收，刘珍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7月2日，华盈公司向刘珍出借3394万元，并于当日将3394万元打入刘珍徽商银行卡内，刘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3394万元借款已经还清，不排除该2000万元是偿还该笔3394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如果该2000万元视为孙燕的收款，那么根据对等原则，华盈公司汇至刘珍名下的3394万元也应视为孙燕出借给刘珍的款项。孙毅燃新提交（孙燕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的）：《询问回答》、2016年10月29日华盈公司《情况说明》及转账凭证三份，拟证明华盈公司收到该笔款项后，被华盈公司股东肖某个人使用，与刘珍所欠孙燕借款无关，系华盈公司其他经济往来。刘珍、刘吉芬质证称：华盈公司收金铖公司2000万元，并非受肖某指示收款，《询问回答》以及《情况说明》均属于虚假陈述，不能证明其主张，三张凭证只能证明三笔转款，不能证明该2000万元系受肖某指示收款。刘珍、刘吉芬申请证人肖某到庭作证。肖某到庭作证称：不知道自己是否指示华盈公司收款以及华盈公司是否代自己收该2000万元；对于孙毅燃新提交转账凭证三份，肖某称其不知道、不清楚。孙毅燃质证称：肖某作为公司仅有的两名管理者和股东之一，并未主张该款是华盈公司替孙燕代收的，不能认定该款是华盈公司代孙燕收取的。即使肖某当庭否认委托华盈公司代收金铖公司的2000万元并代付至两个公司和他自己名下的款项，但华盈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说明该款项与孙燕无关，在肖某和孙燕与刘珍方均有经济往来，且二人同为华盈公司股东的前提下，不能证明华盈公司的收款是对股东之一孙燕的还款。本院认证认为，金铖公司的证明与刘珍、刘吉芬的陈述和徐敏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除代益力公司向华盈公司支付2000万元外，金铖公司与华盈公司无任何业务或经济往来。益力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吉芬，刘珍系益力公司股东，刘吉芬、刘珍均在本案中陈述该2000万元系代刘珍、刘吉芬向孙燕还款。孙燕作为华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原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华盈公司系因何经济活动收取该款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华盈公司系因案外人指令而收取该款项。再审中，孙毅燃提交上述证据主张该款项与孙燕本人无关，因上述证据不存在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因素，孙毅燃对孙燕在原审中对此未进行举证亦未能说明理由，且孙毅燃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该2000万元与孙燕无关。因此，对孙毅燃上述证据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刘珍、刘吉芬关于该2000万元系代刘珍向孙燕还款的主张予以支持。二、关于蒋思国向刘珍方转款5280万元的数额是否准确、该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的问题。二审基于刘珍的申请，调取蒋思国的银行帐户信息及银行流水清单。根据银行流水清单，刘珍和孙燕分别制作并提交了《蒋思国汇刘珍款明细》。孙燕提交的明细中有13笔汇款，总额为5280万元；刘珍提交的明细中有8笔汇款，总额为3485万元。再审开庭前，刘珍、刘吉芬对其在申请再审时作为证据提交的该明细表中的3笔共计2630万元予以反悔，称刘珍收到蒋思国该3笔款项后全部按照孙燕要求，直接转给安徽蓝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鼎公司），现刘吉芬了解到，孙燕、安徽实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嘉公司）等人与蓝鼎公司、仰智慧等通过诉讼，已将上述蒋思国汇刘珍2630万元款项进行了结算，孙燕或其他任何主体均无权将该款项再次计入刘珍的款项范围。请求本院立即调取：蒋思国、孙燕诉蓝鼎公司不当得利两案卷宗材料、蓝鼎公司诉实嘉公司借款纠纷一案的一、二审卷宗材料；请求本院向刘珍、刘吉芬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本院查阅了刘珍、刘吉芬申请调查的上述四起案件的档案卷材料，查明该四起案件所涉款项与本案中蒋思国向刘珍帐户汇款3笔共计2630万元无任何关联。且其现始称刘珍收到该3笔款项后，是按照孙燕（现已去世）要求转给蓝鼎公司的主张，无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无其他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告知刘珍、刘吉芬的律师，因调查取证申请书中所作的陈述无事实依据，决定不发放调查令。再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对二审中孙燕提交的明细表比刘珍的明细表中所多出的5笔银行流水单进行质证。刘珍、刘吉芬质证称：第1笔、第2笔转款是真实的，但不应当认定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蒋思国汇刘珍的款项孙燕并未主张为出借款；第3笔、第8笔、第13笔不能证明蒋思国向刘珍汇款。孙毅燃称：第3笔、第8笔，蒋思国取现款当天与刘珍当天帐户存现款的数额互相印证，第13笔有蒋思国银行汇款凭证。本院要求刘珍提交该三笔收款的银行原始凭证，刘珍以举证责任在对方为由拒绝提供。本院依孙毅燃申请，调取了蒋思国、刘珍银行帐户该三笔款原始凭证，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刘珍质证称：第3笔是晁世聪汇入刘珍卡上200万元，跟蒋思国没有关系；对第8笔、第13笔款项虽认可，但孙燕在原审中从未主张蒋思国、晁世聪所汇款项，且孙燕在本案中只主张出借款为35笔，蒋思国汇刘珍卡的款项不能认定为对刘珍出借款，二审判决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超出孙燕请求范围。本院认证认为，蒋思国与刘珍之间的所有款项往来均是委托晁仕聪（蒋思国儿媳）办理，该笔款的来源也是晁仕聪从蒋思国帐户取出并存入刘珍帐户，故对该笔款予以认定。因此，对孙燕提交的明细表中该5笔款项予以认定。再审中，刘珍、刘吉芬提交其第五组证据：1.刘珍银行卡银行流水（2011年6月21日，合计2630万元）以及刘珍汇蓝鼎公司银行流水以及原始凭证（2011年6月21日，合计3780万元）。2.2011年6月21日、6月22日蒋思国卡汇蓝鼎公司5920万元银行凭证，2011年6月22日孙燕卡汇蓝鼎公司1000万元银行凭证。拟证明，1.蒋思国卡、孙燕卡、刘珍卡合计汇蓝鼎公司1.07亿元，该款项已经被孙燕等人与蓝鼎公司结算。2.蒋思国卡汇刘珍卡的2630万元，实际出借给了蓝鼎公司，该2630万元款项已经被孙燕等人通过协议、诉讼等方式结算，不属于孙燕出借刘珍的款项。孙毅燃质证称：上述证据在原审理过程中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蒋思国转入刘珍帐户5280万元，刘珍收到后如何使用，出借给谁，均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认为，该第五组证据，与蒋思国向刘珍帐户汇款该3笔共计2630万元无关联。综上，对孙燕提交的《蒋思国汇刘珍款明细》中的13笔总额为5280万元银行汇款，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二审中，刘珍、刘吉芬对于孙燕要求按借条认定借款数额的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孙燕和刘珍之间经济往来频繁且涉及第三方，要求对双方之间往来账目进行核对。二审经释明，孙燕表示同意。根据银行流水清单，刘珍、孙燕均提交了《刘珍汇蒋思国款明细》和《蒋思国汇刘珍款明细》，现刘珍、刘吉芬在再审中提出因孙燕从未认可、主张蒋思国汇刘珍的款项，故蒋思国汇刘珍的款项不能认定为孙燕对刘珍出借款，二审判决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超出孙燕请求范围的主张，与其请求二审法院按双方对帐结果处理本案的主张相矛盾，与其在二审、申请再审时提交《蒋思国汇刘珍款明细》作为证据的行为相矛盾，且有违公平原则。因此，二审认定蒋思国向刘珍方转款5280万元应当认定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正确。三、关于孙燕汇款明细中的第25、26、27三笔共计40385400元是否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其中汇给肖某的30685400元应如何认定问题。刘珍、刘吉芬为了证明该三笔款项与其无关，再审中向本院提交其第二组证据：1.华盈公司《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变更信息》、工商登记详档、肖某卡（尾号1338）开户、销户、3000万元取款凭证。2.刘吉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2009年3月18日刘吉芬尾号5303徽商银行卡的开户资料、2010年3月31日刘吉芬尾号0938徽商银行卡的开户资料、安徽益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工商登记档案。3.尾号为9446建行存折的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及附件、转账凭条及附件、银行流水、凭条、付款申请单、交接清单、2010年5月18日转款的原始凭证等资料。4.安徽益力典当公司2010年4月-6月工资表、交接表、尾号为9446存折的银行存款日记账，皖民二初字第00004号案件2014年4月16日庭审笔录节选、判决书两份。5.刘吉芬尾号为6308卡银行流水、开户、交易、销户凭证（二审已提交）以及补充证据益力商贸公司财务资料。拟证明华盈公司设立登记、工商登记档案中“肖某”二字均并非肖某本人书写，华盈公司租房作为华盈公司的注册地址、验资手续均由孙燕安排，肖某和其哥哥肖峰有60%的股份，但华盈公司的经营管理都是孙燕，肖某仅仅是替其哥哥管理60%的股份。刘吉芬自2008年底换领了二代身份证，后刘吉芬办理银行卡、办理益力典当公司设立工商登记使用的均是其二代身份证。除刘某冒用刘吉芬名义办理6308卡的开户销户外，刘吉芬从未授权刘某为其办理任何为个人所用的银行卡的开户或销户。刘某使用刘吉芬已失效的一代身份证复印件从刘吉芬尾号为9446存折转出数笔款项。孙燕安排刘某、晁仕聪等人未经刘吉芬授权冒用刘吉芬名义办理尾号为6308的银行卡，为孙燕自己以及为肖某设立华盈公司出资的验资而使用该冒用的银行卡进行过账，汇入尾号为6308银行卡的资金不属于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孙毅燃质证称：上述证据在原审理过程中已提交。肖某的银行卡开立时间是2008年8月31日，此后肖某一直在使用该张卡，在2010年6月1日该卡收到刘吉芬转入的3068.54万元后，于2010年6月3日转给华盈公司3000万元用于公司注册出资，于同年6月7日转给肖某母亲章永兰65万元。肖某如果真的对缴纳3000万元出资的事不知情，在不缴纳注册资金的前提下，而能够无偿获取60%的股份并履行管理公司的权利，明显是自相矛盾。刘吉芬尾号为6308卡开户虽是刘某代为开立，但依据查询到的开卡记录，在银行卡开户、销户时，银行对身份证原件均进行了详细的核验。刘某持刘吉芬的身份证原件办理开户、转账与销户业务，应视为已得到刘吉芬的全权授权，刘吉芬应对相应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刘吉芬称其于2008年即取得了二代身份证，但一代身份证之所以能够保留，无疑是刘吉芬本人的原因，如果不是经过其授权或默认，刘某无法取得其一代身份证。刘某是益力典当公司的会计，刘吉芬是益力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携带了刘吉芬的身份证原件办理相关业务具有合理性，显然是已经得到刘吉芬的授权及确认。根据刘吉芬自己的陈述，针对9446卡刘某持刘吉芬的一代身份证办理过多笔业务，证明刘珍、刘吉芬对此事完全明知且认可。根据原审卷宗中的流水单可以看出，刘珍方与肖某之间有款项经济往来。刘珍、刘吉芬对4038.54万元在一审、二审中的说法自相矛盾、多次反言，明显是在掩盖其明知的事实，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在本院要求双方联系肖某到庭作证后，刘珍、刘吉芬申请肖某出庭作证。肖某出庭作证称：尾号为1338的银行卡是其自己办理的，后来要成立华盈公司，该卡和身份证就放在公司，用于办理公司注册转账业务。因其不长期在合肥，所以华盈公司相关业务及该卡销户都是委托孙燕办理。华盈公司成立时关于股份以及投资设立都是全权委托孙燕处理的。当时华盈公司的设立工商登记上虽然不是其的签字，但其知道并认可。华盈公司平时的经营管理是孙燕，其管理的只是股权。当时华盈公司的办公房产有60%是其哥肖峰的房产，另外40%是以公司名义按揭的，当时孙燕让其做大股东，所以用其哥的房产代持这60%的股份。其和孙燕合作是以房子的形式，所以孙燕没有拿房子验资。其哥肖峰和刘吉芬算是朋友。对于3000万元注册验资款是谁出借的问题，肖某既称其不知道；又称并不是孙燕给的，是孙燕帮筹集的；又称是孙燕帮其出资的。孙毅燃质证称：1.肖某是本案诉争的两笔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及受益人，其与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故其证言缺乏说服力。肖某在二审作证过程中旁听了该次庭审的整个过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在实体上已经丧失了再次作为证实本案相关法律事实的证人出庭的资格。2.肖某在两次出庭作证中的证言内容互相矛盾，在本次作证过程中前后证言内容也互相矛盾。3.肖某当庭承认全权委托孙燕办理公司股份注册及投资设立等事项，即使不是其本人签字，也已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肖某从华盈公司多次支取款项达1700余万元，虽然肖某否认款项与其有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能证明其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4.肖某当庭对尾号为1338的银行卡的开立予以认可，对2010年6月份之前的刷卡消费行为均予以认可，对于汇给其母亲章永兰的65万元虽未认可，但也不能自圆其说。除上述款项外，仅对一笔本案争议的3000万元不予认可不合情理，况且该笔款项的实际用途是为其缴纳注册资金。肖某在其承认与刘珍方有经济往来的前提下，唯独对此笔3068.54万元款项来源于刘珍方不予认可，没有说服力。刘珍、刘吉芬质证称：肖某已经明确证实其在2010年6月份之后没有使用尾号为1338的银行卡，与验资时的取款凭证、现金缴款书等事实完全能够印证。肖某所持股份的注册资金都是由孙燕筹集，并注入华盈公司，肖某已经确认其从未向刘吉芬借该3068.54万元，该款项是孙燕借给肖某的，肖某对1338卡上收到3068.54万元事先并不知情。肖某已经明确表示其对哥哥名下的房产管理与他所持华盈公司60%股份是两回事，所以不能以其哥哥名下房产的价值与华盈公司对应股份的资金来说明肖某持有60%股份有异议，对华盈公司转到其卡上的1700万元，肖某已经说明该卡是公司在用，不是其本人使用。肖某也证实孙燕与章永兰私交很好，所以肖某称对孙燕用肖某卡所转65万元款项不清楚完全符合情理。肖某证实其卡上收到的3068.54万元与刘吉芬、刘珍没有关系。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反映孙燕就6308卡汇入的40385400元与刘珍或刘吉芬存在过借款合意，孙燕利用该银行卡进行的过账行为不能说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关于肖某与刘珍之间的款项往来，肖某所述的内容都是根据相应的客观事实进行陈述，没有任何矛盾可言。肖某二审中陈述的内容，是其在当时客观情况下作出的合理、真实的回答。再审中，孙毅燃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1.华盈公司验资报告书（二审已提交）；2.章永兰住处取得的水费缴款通知单；3.华盈公司银行流水（2010-2011年）。拟证明刘某、王某2汇入刘吉芬徽商银行卡的40385400元款项，其中转给案外人肖某的30685400元，肖某已将其中3000万元作为华盈公司出资使用，将其中65万元转给其母亲。肖某从华盈公司支取多笔款项共计1700余万元，证明其实际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刘珍、刘吉芬质证称：证据1,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的“肖某”签名并非肖某本人书写，汇入华盈公司的3000万元注册资本是孙燕为肖某筹集，由晁仕聪、刘某通过多张银行卡过账至肖某卡，并由晁仕聪办理的验资，肖某实际并未参与。证据2，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肖某或其他人无论如何使用该笔款项，均不能证明汇入肖某卡的30685400元是刘吉芬或刘珍向肖某出借的款项，更不能证明孙燕向刘吉芬或刘珍出借了40385400元。证据3，该华盈公司银行流水并不完整，其同一个账号提供了三部分的流水，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综合本案孙燕惯用刘某、晁仕聪、蒋思国以及华盈公司账户进行过账，本案所涉的孙燕方相关账户上的资金均不能简单地依据银行流水来认定其与肖某等人有无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的事实。综合本案证据以及本案从一审、二审、复查、再审全程审理情况，本院认为，一审中，孙燕即主张该三笔款项系刘珍借款，并提交王某2、刘某汇入刘吉芬尾号6308卡银行的流水及《情况说明》，2013年12月9日，一审质证时，刘珍、刘吉芬不予认可，理由是“因为汇款人不是孙燕，而是案外人和刘珍刘吉芬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在代理词中称：“根据目前对帐最终结果，原告主张向被告支付款项总额为136775400元，但其中华盈公司向被告支付的300万元，王某2向被告支付的17305400元和13080000元，刘某向被告支付的1000万元，王继英向被告支付的1000万元，王某1向被告支付的600万元合计56385400元与本案无关，不能确认原告向被告的借款，理由有四：一是上述款项支付时无任何证据证明是代原告支付款项；二是不能排除上述支付主体与被告之间单独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包括借贷关系的可能）；三是从证据的性质分析，原告单方提交的王某2、王继英、刘某、王某1书面《情况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范畴，由于出具《情况说明》的所有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查明，故相关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四是被告在2013年12月9日开庭之前未收到”。该三笔共计40385400元款项数额巨大，占孙燕起诉要求还款本金5850万元的69%，在一审对帐时，刘珍、刘吉芬就已经知道其尾号6308徽商银行卡的存在，但其对于该卡及该卡上收到三笔共计40385400元的事实均没有提出异议，只是主张该款是案外人和刘珍、刘吉芬的其他经济往来。在2014年7月22日二审庭审中，孙燕申请王某2、刘某、王某1到庭作证。对于法庭询问：“对于三位证人的证言你方是不认可的，刘吉芬和益力收取些款项的依据是什么？”刘珍、刘吉芬的理由是：“孙燕和刘吉芬、益力商贸之间有大量的经济往来，孙燕和刘吉芬还是益力典当公司的股东。”但对刘吉芬的该卡及卡上收到三笔共计40385400元的事实也均没有提出异议，只是主张收取些款项的依据是孙燕和刘吉芬、益力商贸之间有大量的经济往来。二审开庭后，刘吉芬主张：在二审法院主持下，将双方之间的往来帐目进行核对，有第三方付款的，可以查证并核实，因为双方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将几千万款项转给他人。孙燕同意刘吉芬对帐的主张。2014年11月6日，二审组织双方就对帐事宜进行安排，双方互相交换了汇款明细表。2014年11月27日，二审组织双方对帐，孙燕对刘珍列表中涉及金铖公司、李俊以及其他几笔不认可。刘珍、刘吉芬对孙燕列表的共33笔借款（其中含有汇入刘吉芬该卡三笔共计40385400元）共计1.87亿元，通过对帐没有异议，对孙燕此列表外的几百万元现金有异议，即刘珍、刘吉芬对该三笔共计40385400元款项在对帐后予以承认。2014年12月3日，刘珍、刘吉芬对该三笔款项予以反悔：“上次我们确认了孙燕汇给刘珍银行卡的明细33笔共计1.87亿元，现今因收集到新的证据，故我们对33笔中的25、26、27三笔汇至刘吉芬徽商银行合肥新华支行卡上的共计40385400元三笔款，刘珍方实际并未收到，此款是由孙燕方自行转入刘吉芬卡上又从刘吉芬卡上转至肖某两笔，孙燕一笔，刘吉芬名下此卡的开户人销户人均是刘某，转款经办人是刘某和晁仕聪，刘吉芬本人并未知晓，也从未使用过此卡，因此我们对这三笔汇款总计40385400元不予认可。”并提交刘吉芬尾号6308卡的流水明细、开户、销户行记录，证明该三笔帐目完全是在孙燕的控制之下，刘珍方未收到此款。本院认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于刘吉芬尾号6308卡上该三笔共计40385400元巨额款项，刘珍、刘吉芬是经过一、二审开庭质证、一、二审组织双方对帐后，经过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后才予以承认的，应该是经过反复核查后慎重作出的承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刘珍、刘吉芬对该三笔共计40385400元款项予以反悔，应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但其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银行原始凭证显示，刘某持刘吉芬的一代身份证原件办理该卡的开户、转账与销户业务，应视为已得到刘吉芬的授权，故该第二组证据并不能足以推翻该事实。肖某作为华盈公司股东，对其注册资金来源应当清楚。对于孙毅燃问：“3068万元从刘吉芬的卡转到您卡上，你说是孙燕出资的，有没有其他证据？”肖某回答：“我和刘珍没有经济往来，我不知道。”但从刘珍银行流水反映肖某与刘珍有经济往来，2010年12月27日肖某向刘珍汇款303万元及317万元，2011年12月12日、13日，刘珍分别汇给肖某85万元、20万元。肖某对此陈述：“当时我和刘珍与刘吉芬的小孩有生意上的合作，有些账来账去的事情，这么久了具体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我有收到刘珍汇给我的两笔款项，时间这么久了，我也记不清了”。刘珍也否认其与肖某之间有经济往来，称其与肖某之间的银行流水是其儿子与肖某之间的款项往来。但肖某、刘珍均没有说明经济往来的内容，故刘珍、肖某否认双方有经济往来与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本案时询问：“6308卡上汇出的还有到肖某卡上的，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刘珍、刘吉芬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回答：“肖某的哥哥和刘珍、刘吉芬认识。他们跟肖某不认识。”即否认刘珍、刘吉芬认识肖某，这与肖某作证时说明其与刘珍、刘吉芬是朋友关系相矛盾。综合分析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该款是孙燕出借给肖某的。综上，二审判决对孙燕汇款明细中的第25、26、27三笔共计40385400元认定为孙燕对刘珍的出借款，其中从刘吉芬卡汇给肖某的30685400元不应视为对孙燕的还款的认定正确。四、关于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是否属于另案（已调解结案）所涉还款问题。一审中，对于刘珍提交的《还款明细帐刘珍卡转孙燕》表中的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三笔共计1108.5万元，孙燕不认可，主张该款是刘珍替刘吉芬偿还本院已调解结案案件（以下简称“另案”）中的本金2000万元及2011年10月31日前利息的款项，并提交《2011年4月刘吉芬还孙燕款明细（高院已结案）》表，该表中有11笔还款共计3472.5万元，其中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的第8、9、10三笔共计1108.5万元注明“替刘吉芬还款”。刘吉芬质证称：该三笔共计1108.5万元并非替其偿还另案款项，系偿还孙燕本案所涉借款。2011年10月8日，刘吉芬指派其司机胡闻向孙燕指定的李俊帐号汇入1000万元，是用于偿还另案借款，并提交刘吉芬汇李俊帐户100万元、900万元两笔共计1000万元的银行凭证予以证明。孙燕质证称：无证据证明李俊系孙燕指定的还款帐户，此款与本案无关。刘珍、刘吉芬提交了《刘吉芬还款明细（高院调解案）》，该表中1-9笔是2011年归还另案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款项，共计3364万元；该表中没有将刘吉芬汇李俊帐户100万元、900万元两笔共计1000万元列入其中，而是将2011年1月7日刘吉芬汇夏红霞的1000万元列入其中第1笔，而该笔款已经列入本案刘珍还款明细表中（第30笔），且孙燕已认可是本案还款，所以，该表中2011年偿还另案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款项，共计2364万元。二审中，刘珍、刘吉芬将刘吉芬向李俊帐户汇入1000万元列入本案刘珍还款明细中（第120、121笔），主张是本案还款。孙燕质证称：其根本不认识李俊。刘珍、刘吉芬称：“李俊曾经是孙燕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以后进行证据补强。”并提交了肖某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其中代表孙燕汇款和收款的人有夏红霞、蒋思国、晁思聪、王琳、李俊等人”。二审中，肖某当庭作证称：《情况说明》中的涉及的人其认识，但所述内容其不清楚。该《情况说明》是刘吉芬给其的，但签名是其签的。再审中肖某当庭作证称：情况说明里的李俊是其朋友，是四川人，做生意的；其不知道李俊和孙燕是否认识。再审中，刘珍、刘吉芬向本院提交其第四组证据：1.安徽省高院2013皖民二初字第00019号案件卷宗；2.益力商贸公司收孙燕1亿元的银行凭证、流水等；3.益力商贸公司、益力置业公司支付2000万元本金及截至2011年10月31日利息（1370.3万元）的凭证；4.请示函、关于《我司与孙燕之间如何进行税务结算的请求函》的回复；5.益力商贸公司、益力置业公司支付调解书确认的8000万元以及利息的支付凭证；6.民事起诉状、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0182号庭审笔录。拟证明刘吉芬向孙燕委托的指定收款人李俊汇款1000万元，系另案已付2000万元本金的一部分,刘珍汇孙燕的1108.5万元系本案刘珍对孙燕的汇款。孙毅燃质证称：刘珍提供的《刘吉芬还款明细（高院调解案）》中，共包含9笔，第2-9笔与孙燕提供的明细中第1-7笔及第11笔完全吻合。除第1笔2011年1月7日夏红霞的1000万元已经认定为本案刘珍还款外，刘珍、刘吉芬并未提供其他还款依据，故1108.5万元应视为另案中对孙燕的还款。李俊的1000万元，刘珍方在二审中提出是还本案的借款，在再审开庭中又提出是还另案中的本金，自相矛盾。刘吉芬汇李俊的1000万元不能视为对孙燕的还款。在刘吉芬诉李俊一案中，李俊在开庭笔录中明确表示该1000万并非受孙燕指示代为收款，故该款项与孙燕无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另案借款合同中的20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已经偿还的举证责任应由刘吉芬承担。其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第1、2、4、5号证据，与其所要证明的刘吉芬向孙燕委托的指定收款人李俊汇款1000万元，系另案已付2000万元本金的一部分的证明目的无关；第3号证据是包括刘吉芬汇李俊的1000万元在内的支付2000万元本金及截至2011年10月31日利息1370.3万元的凭证，刘珍、刘吉芬主张其汇给李俊的1000万元系另案还款，而其证明李俊系孙燕指定收款人的证据是肖某的证言及再审中提交第四组证据中的第6号证据，即刘吉芬于2019年7月10日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诉李俊不当得利案民事起诉状和庭审笔录。经二审、再审对肖某的询问，肖某没有证明李俊是孙燕指定收款人；刘吉芬在诉李俊不当得利案的诉状中称:“2011年10月8日原告按照孙燕指示向孙燕委托收款的被告李俊的帐户汇入1000万元…”但在该案庭审笔录中，李俊未到庭，李俊的代理人并未认可李俊收到刘吉芬的1000万元是代孙燕收该款项。因此，刘珍、刘吉芬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李俊的款项系受孙燕指示、系偿还孙燕另案的款项。且其申请再审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询问时，并没有将该三笔共计1108.5万元款项问题，作为申请再审理由加以陈述。因此，刘珍、刘吉芬否认该三笔系另案还款，主张系本案还款，其已偿还另案2000元本金及利息1370.3万元，共计3370.3万元，但刘珍、刘吉芬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偿还另案20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事实存在，对于2011年10月10日刘珍向孙燕汇款11085000元，一、二审判决认定属于刘珍替刘吉芬偿还另案款项并无不当。五、关于刘珍汇款明细中的第26、86两笔，即欧紫千向夏红霞、唐震向蒋思国的汇款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刘珍、刘吉芬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认定了刘珍与蒋思国、夏红霞之间的款项往来视为刘珍与孙燕之间的款项往来，但刘珍委托欧紫千、唐震向夏红霞、蒋思国的汇款未被认定为其对孙燕的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孙毅燃主张如果唐震与蒋思国的汇款可以算作向孙燕的还款，2011年6月2日蒋思国向唐震汇款500万元也应当视作向刘珍方的借款，除去22万元，刘珍还应承担返还478万元的欠款，在认定的蒋思国与刘珍之间汇款差额中抵销该478万元。本院认为，刘珍虽向二审提交了欧紫千、唐震的《情况说明》和转款记录，但孙燕质证称是其个人与欧紫千、唐震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从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反映，孙燕与欧紫千、唐震均有款项往来，且欧紫千、唐震均未到庭作证，二审法院对该两笔款项不认定为刘珍的还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珍的还款额应为160361300元（112211600元+10500000元+17649700元+20000000=160361300元）。故孙燕出借给刘珍款项数额197775400元与刘珍的还款额160361300元之差37414100元为孙燕的债权，二审判决认定孙燕的债权为57414100元不当，应予纠正。刘珍、刘吉芬的再审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一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孙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61号第二项为：刘珍、刘吉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孙燕374141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374141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息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70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2050元，由刘珍、刘吉芬负担288681元，由孙燕负担633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58元，由刘珍、刘吉芬负担190123.56元，由孙燕负担41734.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红审判员 董祝新审判员 权伟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旭染书记员杜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