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322民初3898号原告（反诉被告）黄守奎，男，汉族，1973年8月28日出生，现住吉林省梨树县。身份证号码：×××委托代理人晁占家，梨树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史景贵，男，汉族，1970年12月19日出生，现住吉林省梨树县。身份证号码：×××委托代理人陈希凤，吉林霍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守奎与被告史景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被告史景贵于2019年11月9日提出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将本诉与反诉合并，于2019年11月13日和12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守奎及其委托代理人晁占家，被告史景贵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希凤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守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线路转让协议无效（经法院释明，如合同有效，申请解除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转让费30000.00元；3.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给被告出具的转让费10000.00元的欠据一张；4.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违约金10000.00元；5.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28日，原、被告签订线路转让协议，约定史景贵将双河至公主岭的×××号线路转让给黄守奎，自2019年8月28日之前油补和事故责任都归于史景贵，自2019年8月28日之后一切事宜归于黄守奎，落户事宜由史景贵负责，钱一次付清。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即给付现金30000.00元并给被告出具金额为10000.00元的欠据一张。后原告在办理落户手续过程中得知×××号线路为四平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客运公司）所有，无法办理落户手续，被告隐瞒该事实，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诉至法院，请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史景贵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1.本案双方签订合同虽名为转让，但性质实为公司内部客运线路经营权流转；2.线路经营许可权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仍是顺达客运公司，被告不是线路运营行政许可的主体，因而不违反客运线路经营权有关转让的法律规定；3.被告经顺达客运公司同意可以将运营的线路“流转”第三人即原告。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经营承包合同书》第一条约定，顺达客运公司将始发站双河经由蔡家终到公主岭的运营线路承包给被告×××号车运营，第五条约定被告全年交付租金1000元，第十条约定被告转让时须经公司批准，由公司出面协助办理有关手续；4.原、被告签署线路转让合同前已经顺达客运公司批准，有顺达客运公司同意批文为凭；5.被告收取原告运营线路“转让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首先，吉林省运输条例第16条规定，以有偿方式获得线路运输经营权的，可以转让。那么按“举重明轻”原则，既然经营线路经营权行政许可都可以转让，那么运营使用权的流转就更可以收取费用；其次，原告获取被告流转的线路运输经营权的目的显然是“拉人买票收钱”的商业获利行为，那么作为商业运营投资支付相应费用，也是合乎情理的市场行为；再次，本案线路运营权流转合同的签订，就意味着被告靠挂运营机会的消失和原告的获得，被告支付相应费用作为补偿，也合情合理合法，我国法律没有禁止规定。二、本案被告不存在向原告隐瞒线路所有权归顺达客运公司所有的欺诈行为。1.原告明知营运线路归顺达客运公司所有。原告自身就属挂靠顺达客运公司的营运户，运营万发至公主岭区间。对承包合同转让线路的相应约定是知悉的；2.双方在合同中最后一段中约定落户事宜由被告负责，其前提是落户与被告转让相同车型，而不是任意车型，这点原告是明知的；3.原告没有办理落户手续的原因是原告擅自改变车型，为降低运营成本拟使用七人座小型车落户时被拒绝，是原告自身过错行为所致。三、原告没有提供不能落户运营是因为被告欺诈的任何证据或被告不予配合办理原线路同等车型营运手续的违约证据。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告除证明双方存在运营线路“合同”、支付3万元外，无欺诈或答辩人违约等任何证据。四、原告主张支付违约金1万元无事实依据，协议中无违约金约定。违约金的支付前提是合同是否有违约约定。五、本案合同仅涉及双方当事人，与国家公共利益无关，故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错误。六、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并支持被告提起反诉，判令原告支付尚拖欠的人民币1万元，履行此合同义务。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支持被告反诉请求。被告史景贵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支付线路转让费10000.00元；2.判令原告承担反诉诉讼费。原告黄守奎对被告史景贵反诉辩称，一、被告的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因为原告起诉提起的是确认之诉，而被告反诉提起的是给付之诉，本诉和反诉不是一个案由，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诉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对被告的反诉事实和理由部分，陈述双方订立了×××客运车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价款40000.00元，原告给付被告30000.00元，还欠被告10000.00元，该事实没有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支持各自的主张和辩解，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如下：针对本诉，原告黄守奎举证：证据一、2019年8月28日双方签订的线路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就×××号线路转让一事达成协议，转让金额40000.00元，通过庭审答辩能够证实原告已给付被告30000.00元，尚欠被告10000.00元，同时也证明双方的转让标的是线路转让，本质是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而客运班线经营权是行政许可项目，根据行政许可法第9条规定，是不得转让的。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也是不得转让的。因此，该转让协议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被告史景贵质证称，对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问题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不予认可。一、就合同内容来讲，没有违约金的约定；二、被告是靠挂顺达客运公司进行营运的，所使用线路行政许可的申请主体和实际使用人应该是顺达客运公司，被告是以线路运输经营权进行流转而不是转让了线路运营权的行政许可；三、按照市场运行规则，原告与被告签订线路转让合同后，被告将退出运营，丧失了获利的机会，而原告之所以签订转让合同其目的也是为了客运的获利，所以根据等价有偿的原则，双方约定流转价格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四、就目前来讲，我国法律没有禁止经营权流转的强制规定，按法律不禁止即为自由的原则，此合同应属有效。证据二、原告和顺达客运公司经理杨国忱的通话录音，证明被告提交的承包合同是造假的。被告史景贵质证称，对该手机录音，不论是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被告均不予认可。这份录音不能反映出双方谈话的主体是谁，而且内容嘈杂，无法辨别，听不清内容。同时，原告作为起诉方，对相应证据的提供应当在举证期内提交，由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确定，而且也没有通话相对方到庭作证，被告无法对录音真实性予以确定，建议法庭对此证据不予采纳。证据三、2019年12月9日顺达客运公司出具的证实材料，证明被告是在与顺达客运公司经营承包合同到期后将客运班线转让给原告的，顺达客运公司对该转让行为不知情也不同意私自转让。被告史景贵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不予认可。1.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是2019年11月13日，当日的庭审所有程序已全部结束，原告此次举证属庭后举证，而且在上次庭审中并没有提出调取新的证据或延期审理的申请，所以原告的举证违反了民事证据规定，原告举证的最后期限应截止在开庭当日，本次举证属于违法举证，法庭不应主持对此证据的质证；2.第一次庭审时，被告向法庭提交的顺达客运公司准许被告转让线路的证明文件至今仍属有效，这份材料所记载的内容属于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有关合同内容的履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仅对被告有法律效力，况且该份文字材料没有注明限制被告转让的时间，在被告与原告标明的合同履行期内是有效的，虽然承包合同注有关于履行期限为2019年7月31日的字样，但是合同第二条关于线路经营期限一款中约定经营期满后，合同可以自动续期，而本案实际情况是在合同期满后，被告仍在经营状态，顺达客运公司予以认可。2019年12月1日顺达客运公司收取了被告所交纳的全年承包费用，这表明合同在履行期内，那么2019年3月22日出具的准许被告转让线路的合同内容仍然适用，它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3.原告这次提交的证明内容与2019年3月22日提交的证明内容尽管相反，但是因为3月22日提交的证明属于合同履行的内容，顺达客运公司没有撤回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再与被告协商，这属于顺达客运公司擅自变更合同内容的行为，违反合同法有关合同变更需协商一致以及诚实守信的原则，这属于被告与案外人有关合同履行发生了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出具的证明内容对外不具有公示的效力也不具有确定性，被告可能通过协商或诉讼手段不确认对方合同内容变更的效力，因此这份证据不能作为法庭判决的依据。针对本诉，被告史景贵举证：证据一、被告与靠挂公司顺达客运公司在2013年6月30日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书，第一项约定把双河到公主岭的营运线路经营权交给被告经营；合同中的第十项约定如被告将线路流转，须报公司批准；第七项约定被告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客运公司出面协助处理。证明被告在经顺达客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流转线路经营权，而且公司出面办理相应手续，包括运输管理部门的核准手续。原告黄守奎质证称，一、这份合同是经营承包合同书，但是承包人既不是顺达客运公司员工，运营的车辆也不是顺达客运公司的车辆，实质是名为承包，实为靠挂。关于此点，被告承认是靠挂，而靠挂是法律禁止的，根据国务院文件规定，禁止客运车辆靠挂运营。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规定，禁止挂靠经营。根据国务院和部委的相关规定，可以认定该份合同，是无效的；二、顺达公司与被告签订的该合同，合同有效期是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线路转让协议是在2019年8月2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时，被告已不再享有该线路的经营权，而且一直到起诉时也没有得到顺达客运公司的追认。因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线路转让协议也是无效的。证据二、顺达客运公司同意被告转让线路的批件，有该公司公章及梨树分公司经理杨国忱的签名，证明被告转让线路是经顺达客运公司同意的，符合承包合同中的约定。原告黄守奎质证称，线路转让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不因经营权人的批准而有效。无论顺达客运公司批准与否，被告将争议线路转让给原告都是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证据三、被告向梨树县运输管理所申请的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报停单以及顺达客运公司的公司内部车辆收费收据，证明：1.尽管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终止期为2019年7月31日，但其报停日期是2019年9月2日，说明该期间顺达客运公司允许被告继续运营，应视为准许承包延续；2.被告因为原告积极要求签订运输线路流转合同，被告才报停了运输线路，这说明被告当时对合同的签订和效力是没有异议的，其后因不能改小型车辆落户而起诉，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3.2019年1月1日被告向顺达公司缴纳车辆管理费，实际上就是运营线路票据，时间是2016年7月至2018年年末，证明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履行了承包合同相应的规定。原告黄守奎质证称，该两份证据是当庭举证，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所以是否予以采纳请法庭酌情考虑。报停单是单方面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申请是否停运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就合同是否延期达成合意。缴费票据与原告主张的线路转让协议没有必然联系，缺少关联性。证据四、被告在手机上截取的原、被告同为顺达客运公司微信群成员的截图一份，证明双方均在顺达客运公司靠挂运营，双方签订协议不存在欺诈。原告黄守奎质证称，对于原、被告都是该微信群成员没有异议。但双方是否在同一个群里，以及是否都靠挂在顺达客运公司，均不能影响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无效的后果。证据五、顺达客运公司内部车辆收费收据，证明2019年12月1日被告向顺达公司缴纳了2019年全年的承包费，双方的合同行为仍在履行中，被告向原告转让线路经营权是发生在合同承包期内，不属于无权处分。原告黄守奎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1.该证据是顺达客运公司单位出具的证据，应当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而本证据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只是加盖了杨国忱一个名章，无法确定杨国忱名章的真实性；2.原告与被告签订客运线路转让合同是在2019年8月28日，而该证据证明被告在12月1日交纳该线路2019年1月到12月的管理费，也就证明了签订转让合同后的管理费是被告替原告交付的，这不符合常理；3.该证据是在第一次庭审后被告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法庭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证据是被告有意规避法律适用而为，不应被采信。证据六、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经理杨国忱在2019年12月10日的通话录音材料，证明顺达客运公司允许被告转让车辆，而且没有撤回第一次出具的文字材料的意思表示。原告黄守奎质证称，1.录音证据是辅助证据，不是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录音中杨国忱说公司给你出证明同意转让了，该证明是指2019年3月22日顺达客运公司为被告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指的同意转让因为没有对转让期限做出特殊说明，只能证明顺达公司同意被告在承包期内转让；3.该录音是在第一次庭审后被告私自录制的，不是新证据，也不能代表是杨国忱的真实意思表示。针对反诉主张，被告史景贵提交证据跟以上本诉证据相同。另外再提交一份2019年8月28日原告给被告出具的欠条一份，证明原告支付被告的线路流转费，尚欠10000.00元没有给付。原告黄守奎质证称，对欠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支付10000.00元的请求，被反诉人认为不具备反诉条件，因此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针对被告反诉，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结合庭审调查中当事人的陈述与辩解，本院查明：2019年8月28日，原告黄守奎与被告史景贵签订协议，约定史景贵将双河至公主岭的×××号客运线路转让给黄守奎，自2019年8月28日之前油补和事故责任都归于史景贵，自2019年8月28日之后一切事宜归于黄守奎，落户事宜由史景贵负责，钱一次付清。原告黄守奎当场支付了转让费30000.00元，下欠10000.00元原告黄守奎为被告史景贵出具了欠条。协议签订后，未能办理落户手续。被告史景贵自有×××号客车一台，挂靠在顺达客运公司名下。2013年6月30日被告史景贵（乙方）与顺达客运公司（甲方）签订了×××号客运线路的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始发站双河，终到站公主岭，线路经营期自2012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乙方对线路只有经营使用权，没有出售、变相出售或转让权。如确需转让时，必须报请公司批准，对拟经营者考核合格后，由公司出面协助办理有关手续。不经公司同意，擅自转让、交易者，公司不予承认，后果自负以及合同有效期为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等内容。2019年3月22日，被告史景贵向顺达客运公司申请转让该线路，公司领导杨国忱签字同意转让，并盖有顺达客运公司公章。2019年12月9日，顺达客运公司表示对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不知情，也不同意私自转让。另查明，被告史景贵分别于2019年1月1日和12月1日向顺达客运公司缴纳2016年7月至2018年年末的管理费2500.00元以及2019年1月至12月的管理费1000.00元。2019年9月2日顺达客运公司向梨树县运输管理所申请报停×××号客运车辆。原告黄守奎与被告史景贵均是“顺达梨树分公司”微信群的成员。上述事实，各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协议转让的是×××号车辆客运线路的经营使用权不是车辆，该经营使用权为顺达客运公司所享有，被告史景贵通过承包方式取得，其再行转让，按其与顺达客运公司协议，必须经公司同意，未经公司同意，转让不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间的客运线路转让协议签订于2019年8月28日，在被告与顺达客运公司约定的经营承包期满之后。被告将营运车辆报停及补交2019年全年承包费，并不能证明顺达客运公司同意被告继续承包经营及经营期限，亦不能证明顺达客运公司同意其转包经营。原告与被告分别提交的与顺达客运公司经理杨国忱的通话录音，因杨国忱未到庭作证，不能作为确定顺达客运公司意思表示的依据，应以顺达客运公司出具的书面意见为准。被告与原告签订线路转让协议时，未按与顺达客运公司的合同约定，报请公司批准，被告虽提交证据证明顺达客运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在其线路转让的申请书上签章同意，但顺达客运公司在2019年12月9日为原告出具的书面证实材料中明确表示对原、被告间的转让不知情、不同意，说明顺达客运公司不同意原、被告之间的转让，故原、被告间的线路转让合同虽然成立但不生效，无法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http://192.2.2.16/document_elements/search_view/22172deid=472053""_blank)“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告应承担返还原告因签订线路转让协议取得财产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线路转让费30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为被告出具的10000.00元欠据，因其属于结算凭证，是否返还并无实际意义，对原告要求返还该欠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因顺达客运公司不同意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双方均无过错，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违约金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尚欠的线路转让费10000.00元，因双方合同解除，其诉讼请求已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http://192.2.2.16/document_elements/search_view/22172deid=472053""_blank)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黄守奎与被告史景贵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线路转让协议；二、被告史景贵返还原告黄守奎线路转让费30000.00元；三、驳回原告黄守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史景贵的反诉请求。以上给付内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00元，反诉费25.00元，合计550.00元，由原告黄守奎负承担105.00元，被告史景贵负担44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洪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贾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