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民终18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江安县**********。法定代表人：周婕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北京市惠诚（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栋，北京市惠诚（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7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晴波，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陆红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荣，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承霏，男，198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上诉人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健、国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动公司)、杨承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翁源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9民初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杜国栋、被上诉人李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晴波、何嘉欣、被上诉人国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荣到庭参加诉讼。杨承霏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裁定驳回李健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承霏、国动公司、李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认定责任主体。1.案涉铁塔不属于中环公司的承建范围。根据国动公司与中环公司2017年3月1日签订的《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第2.1条约定，中环公司应在收到国动公司下达的安装指令及附件2《安装通知单》后，方可进场施工，而中环公司至今仍未收到案涉铁塔的《安装通知单》。一审期间，中环公司明确指出案涉铁塔没有收到过安装指令单，国动公司和李健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铁塔系由中环公司承建和国动公司下达过《安装通知单》，故本案无证据证明案涉铁塔属于中环公司承建。从翁源县安监局的询问笔录和中环公司的工资表等证据可以看出，案涉铁塔的所有相关施工人员(包括杨承霏、李健、罗宏、肖亮等人)均从未从中环公司处领取过劳动报酬或者劳务报酬，安监局的询问笔录和国动公司垫付10万元医疗费等相关事实也印证了所有施工人员均是国动公司安排的。因此，李健与中环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中环公司并非接受劳务方。2.《基站安装结算单》和《结算明细表》上加盖的中环公司印章和法人签字均系杨承霏伪造，不能作为认定案涉铁塔是由中环公司承建的依据，本案应遵守先刑后民原则。首先，杨承霏于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当庭承认《基站安装结算单》和《结算明细表》上加盖的中环公司印章和法人签字均系杨承霏伪造的事实。江安县公安局已于2019年7月16日对杨承霏伪造印章案正式立案，现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其次，根据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7月8日作出的泸科正[2019]文鉴字第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送检的落款时间：2018年2月2日的《基站安装结算单》、《基站安装结算明细表》中“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该公司样本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再次，国动公司明知中环公司的印章存留于公司主要经营所在地四川省宜宾市，不可能将公章交由杨承霏单独在外省使用的情况下，存在恶意串通伪造《基站安装结算单》和《结算明细表》的极大可能性，企图将李健在2017年4月1日发生的伤亡事故责任转嫁到中环公司。国动公司和杨承霏是否构成伪造印章和合同诈骗的共犯，有待于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查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中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伪造印章的犯罪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3.杨承霏并非中环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不能全部代表中环公司。杨承霏与中环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杨承霏不受中环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杨承霏与中环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签订《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中环公司仅收取工程总造价2％作为服务费，由杨承霏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承担一切安全责任。根据2016年12月21日签订的《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第二条载明的责任书组成部分包括：“一、本公司与建设方(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合同(协议承诺书……)”，由此可见，中环公司和杨承霏之间转包的工程范围仅限于国动公司与中环公司2016年12月21日签订的《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此时，根本不存在2017年3月1日签订的《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一审法院将2017年3月1日签订的《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载明的工程内容视为中环公司委托杨承霏施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中环公司从未将2017年3月1日签订的《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转包或者委托杨承霏承建。从国动公司未下达过《安装通知单》，中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不包括案涉铁塔等事实可见,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从未履行2017年3月1日签订的《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至于国动公司自行将该案涉铁塔交由杨承霏或者罗宏承建，均与中环公司无关。国动公司和杨承霏伪造印章办理《基站安装结算单》和《结算明细表》，中环公司是本案最大的受害者。该事实应以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结果为准。二、本案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罗宏，审理程序不合法。如前述及，中环公司并非案涉铁塔的承包人。根据翁源县安监局的询问笔录和一审庭审笔录，以及罗宏本人的陈述，例如：杨承霏于2017年4月18日在翁源县安监局所作的询问笔录：“问：你是如何跟罗宏结算工程款？答：江苏诺斯安通讯有限公司以270元/米与我结算工程款(人员施工工钱)，我提取15％作为我的管理费，剩余85％给罗宏去支配。”以及一审庭审过程中的相关证据、证人证言、罗宏在翁源县安监局的相关笔录可以看出，罗宏才是案涉铁塔的实际施工人，杨承霏于工程上提取l5％作为管理费，剩余由罗宏自行支配。上述事实证实罗宏与杨承霏之间形成的是承包合同关系。结合一审庭审笔录杨承霏的陈述：“李健是罗宏找来的……是按米进行结算”，以及中环公司和杨承霏均未向李健支付过劳务报酬的事实可见，李健与罗宏之间才存在劳务关系。罗宏并非中环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其私下也承接国动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铁塔工程。在李健受伤的事实发生后，罗宏冒用中环公司名义以推卸责任。案涉铁塔在没有安装指令单的情况下，系国动公司单方通知罗宏，由罗宏组织施工班组进行施工，并不属于国动公司与中环公司的框架合同范畴。罗宏及李健均由绵阳市恒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号：827********0120007276)，该事实也印证了李健只是与罗宏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对罗宏和李健的保险费支付情况详细查明，以确保认定责任主体的准确性。三、国动公司将案涉铁塔交由罗宏承建，国动公司依法应承担责任。该铁塔系国动公司在没有向中环公司出具指令单的情况下，自行通知罗宏，并由罗宏组织施工班组进行施工，罗宏所雇佣的工人李健于案涉工程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存在犯罪事实，依法应当驳回起诉。《基站安装结算单》和《结算明细表》上加盖的中环公司印章和法人签字均系杨承霏所伪造，江安县公安局已于2019年7月16日对杨承霏伪造印章案正式立案，现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因《基站安装结算单》和《结算明细表》上加盖的中环公司印章和法人签字的真实性涉及到案涉铁塔的施工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对本案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李健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杨承霏是中环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铁塔安装项目。中环公司的工程经营部经理谭清华在安监局做的笔录显示，杨承霏是中环公司的业务员；杨承霏本人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答辩状中，也承认其为中环公司的员工，并且在安监局的笔录上显示中环公司委托杨承霏与国动公司签订铁塔承包合同；中环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也多次表示杨承霏就是该公司的业务员。二、2017年的通讯铁塔安装合同应当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即中环公司在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是继续承包国动公司的铁塔工程，并且本次发生事故的铁塔属于框架合同的承包范围内。理由如下：1.杨承霏是中环公司的员工，其职务是负责铁塔安装项目，而铁塔安装是中环公司的业务范围。杨承霏代表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签订铁塔安装合同是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且杨承霏已自认获得了中环公司的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杨承霏代表中环公司签订了2017年的通讯铁塔安装合同，应当直接约束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二、根据中环公司的上诉状，杨承霏在2016年就开始代表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签订铁塔安装合同，即便杨承霏在2017年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但杨承霏依然依照以前的方式签订合同并且加盖了中环公司的公章，国动公司有理由相信杨承霏是属于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三、就算杨承霏是无权代理，公章是伪造的，但是根据国动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结算明细及发票显示杨承霏代表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在2018年2月2日签订上述结算单，上述结算单中包含了李健安装的铁塔，2018年2月8日，中环公司就依据上述结算单向国动公司开具了发票，视为对杨承霏代理行为的追认；四、综上，中环公司在本案的铁塔安装合同中公章效力如何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因此，中环公司请求驳回起诉缺乏依据。四、李健、罗宏等人均是杨承霏进行招聘，根据罗宏笔录显示，其本人包括李健在内都是杨承霏聘请的员工，国动公司的负责人陆红雷的笔录也显示罗宏、李健都是现场的施工人员，都是由杨承霏聘请，因此杨承霏招录罗宏、李健作为铁塔的安装施工人员应当视为中环公司的招录行为，相关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中环公司承担。国动公司辩称，中环公司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全部在一审审理期间陈述过，其上诉理由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一、中环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已指认杨承霏、罗宏是其公司雇佣的员工，同时，杨承霏也是其公司委托代理人和业务员，因此，杨承霏或者罗宏与中环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非法转包关系，因此杨承霏、罗宏在本案中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均系代表中环公司的职务行为，产生的责任应当由中环公司承担；二、本案中，李健不管是杨承霏还是罗宏安排劳务，其提供劳务的唯一对象均为中环公司，该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李健在劳务时间和场所受伤当然应由中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结算明细表显示杨承霏作为中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认可涉案铁塔为中环公司的施工范围，至于印章是否真实，均属于中环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外排除杨承霏签字确认的法律效力，也不能排除涉案铁塔为中环公司实际施工范围的基本事实。综上，中环公司诉称遗漏罗宏作为当事人，要求先刑后民均无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希望对国动公司垫付的10万元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杨承霏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因其涉嫌伪造中环公司印章，宜宾市江安县公安局已对其予以刑事立案，其已被宜宾市江安县公安局*****住，故无法离开江安县到庭参与庭审。杨承霏大概于2016年与国动公司协商好承包国动公司部分通信铁塔安装工程的事宜，但因其本身不具备钢结构施工资质，国动公司要求其找一家有资质的公司与国动公司签订合同。杨承霏便找到其曾是中环公司员工的朋友刘洋，据刘洋反映，中环公司具有相应资质。因此，杨承霏通过刘洋介绍与中环公司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杨承霏与中环公司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约定由杨承霏自负盈亏，中环公司收取工程总造价2％作为服务费，并向杨承霏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杨承霏持中环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国动公司签订了通信铁塔安装合同，然后让中环公司给杨承霏盖章。至于杨承霏与罗宏之间的关系问题。杨承霏与国动公司签订合同后，由杨承霏按国动公司的指令在指定地点负责安装通信铁塔。由于杨承霏此前已经认识罗宏，双方曾经合作过，杨承霏便再次找到罗宏，由杨承霏将工程转包给罗宏施工，即由罗宏组织人员安排施工，杨承霏仅提取总安装费的l5％作为管理费，剩余85％由罗宏支配，包括支付工资、转运费、生活费等。施工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安排也均由罗宏负责，杨承霏并不管理。当时，杨承霏与国动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框架合同，并非由杨承霏将国动公司的所有通信铁塔安装工程承包下来，同时在为国动公司做通信铁塔的还有其他公司。此后，在国动公司的项目经理与罗宏熟悉以后，其二人就绕过杨承霏，直接找罗宏施工。对此，杨承霏均清楚，但并未过问，但如果罗宏需要以杨承霏名义过账，杨承霏就收取其15％的管理费。涉案在翁源县发生事故的铁塔安装工程，杨承霏从未收到过国动公司的安装指令，也未接到过任何人的口头通知，直至2017年4月，罗宏给杨承霏打电话称工地上发生事故，有工人摔下来，杨承霏才知悉罗宏等人正在对涉案铁塔进行施工。罗宏向杨承霏表示其资金比较紧张，让杨承霏向其转账一万多元。涉案事故发生后，罗宏为了推卸责任，才让伤者家属一直找杨承霏支付医疗费和工资。由于杨承霏已经有几个工程施工完成，而国动公司仍未与其结算，在杨承霏去找国动公司要求结算时，国动公司的高蔡勇经理(微信号：gcycwf)将涉案铁塔安装工程与先前未结算的几个工程列在一起制作结算单，并让杨承霏拿回中环公司盖章确认，称盖完章就支付工程款给杨承霏。中环公司当时已经听说涉案工程有人受伤，且中环公司此前也不知道存在涉案工程项目，于是拒绝给杨承霏盖章。当时杨承霏已将上述无法盖章的情形告知了高经理，但其表示不管杨承霏从哪里搞章，反正只要有章就给钱。杨承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时冲动私刻了中环公司的印章并在结算单和结算明细上使用私刻印章后提交给国动公司。结算单和结算明细都是事故发生后，2018年2月才交给国动公司的，现因此事，杨承霏正在被江安县公安机关调查。杨承霏认为：1.涉案通信铁塔工程，事前杨承霏并不知情，也从未收到过任何来自于国动公司的安装指令，该工程不属于杨承霏或中环公司所承包的工程，而是国动公司自行施工或由其他公司所做的工程，所以杨承霏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罗宏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施工人员都由其自行招聘、管理并发放工资。涉案工程是国动公司与罗宏自行协商的，与杨承霏无任何关系。杨承霏也从未给罗宏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杨承霏也并不认识伤者李健。实际施工人雇请的工人受伤，应该由实际施工人和发包人国动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应将罗宏列为被告，由罗宏与国动公司承担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李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动公司、中环国投、杨承霏连带赔偿李健医疗费260485.46元，误工费62406.4元，护理费33000元，交通费、住宿费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0元，残疾赔偿金819500元，被抚养人的生活费523432元（一审庭审时变更为337211元），继续康复治疗费约10000元，拆除胸椎内固定7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3696元，大部分依赖护理费350400元,合计1963698.8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国动公司、中环国投、杨承霏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动公司原名“江苏诺斯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2月27日，中环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杨承霏为中环公司代理人，代表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签署通信铁塔安装项目协议等有关事宜。2017年3月1日，国动公司作为甲方（发包方）与中环公司作为乙方（承包方）签订了《江苏诺斯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书》（以下简称《通信铁塔安装合同》）及附件。上述合同和附件约定：甲方将安装基站通信铁塔工程发包给乙方；乙方拥有合法安装本合同标的物的各项资质；双方同意在本合同框架下，甲方根据自身的需求以指令单形式，即附件2《铁塔安装通知单》，确定每个单点基站所需货物的规格型号、数量、交货和安装时间地址、验收人等具体事项，乙方根据该安装通知单，具体开展前期准备、安装、维护等工作；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施工安全管理协议书》，由于违法施工安全管理协议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由责任方承担一切经济损失。2017年4月1日中午12时左右，李健等人受中环公司代理人杨承霏的雇佣，安装中环公司承包的，国动公司位于广东省翁源县******的通信铁塔时，从高约15米高处坠落地面受伤。李健受伤后当日被送往翁源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2017年4月2日转往粤北人民医院。出院诊断：胸椎8、9体爆裂压缩性骨折伴随脊髓损伤内固定术后，双下肢完全截瘫，大小便障碍，ADL大部分依赖；多发肋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头皮裂伤；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伤；左尺骨上端骨折；左肩甲骨粉碎骨折；双肺挫伤；左血气胸；呼吸衰竭；左侧支气管肺炎；创伤性牙缺如。李健于2017年11月9日办理出院手续，共住院治疗220天。李健出院时的情况及医嘱：主要体征，治疗结果（转归）及注意事项：患者右侧胸肋部紧绷感，自觉背部伤口隐痛，左上肢仍少乏力活动受限，不能抬举过头，双下肢麻木感，双下肢无活动，双下肢肌张力稍高，活动后可缓解，肚脐平面以下感觉消失，不能站立、行走，不能自主翻身，不能自主床-轮椅转移，穿衣、洗涮、如厕等日常生活大部分依赖，大小便失禁，小便自解，大便无知觉，睡眠欠佳。查体：双肺呼吸音清，左下肺呼吸音较右侧偏低，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左侧胸肋部及腰背部伤口愈合，左上肢肌力5-级，右上肢肌力5级，双下肢感觉消失，双下肢肌张力稍高，肌力0级，提睾反射、肛门反射引出，双侧膝反射、跟腱反射未引出，未引出病理神经反射征。出院评估：症状改善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保暖，避免受凉、感冒，建议当地继续治疗，自主加强肢体功能锻炼。2、住院期间陪护一人；3、术后一年后骨科门诊复诊，决定是否拆除胸椎内固定，费用约七千元左右。4、定期我科门诊复诊，不适随诊。李健在翁源县人民医院和粤北人民医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用260485.46元。李健住院期间由其妻子胡清燕护理。2017年11月10日，李健向广东法正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定。广东法正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李健胸8、9椎体骨折伴脊髓损伤致截瘫评定为一级伤残；左下肺楔形切除术后评定为九级伤残；双侧多发肋骨骨折评定为九级伤残。2.被鉴定人李健的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李健受伤后，国动公司垫付了抢救治疗费10万元。李健从事铁塔安装工作前，未取得铁塔安装作业的资质，中环公司也没有对李健进行培训。国动公司的现场管理人黄浩在施工前已向李健等人做安全技术交底，但李健发生坠落事故时，国动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黄浩不在现场。李健是城镇户口，被扶养人系其儿子李禹锡，2008年3月24日出生，父亲李坤维，1944年6月2日出生，母亲姚德聪，1950年3月16日出生。李坤维与姚德聪共生育有三个儿子。2018年6月7日，李健向翁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动公司、中环公司、杨承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翁源县人民法院认为，李健虽然与中环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李健系在为中环公司承建铁塔工程的工作时间和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双方可能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李健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该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粤0229民初583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健的起诉。此后，李健于2018年9月19日向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时确认与中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9月30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2018年12月4日，李健又向广东省翁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确认其与中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当日，广东省翁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当日作出翁劳人仲案字【2018】34号《广东省翁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1月18日，李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存在一事两诉情形；二、责任主体及承担方式问题；三、李健各项损失明细。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李健与中环公司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李健系在为中环公司承建铁塔工程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此，李健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李健在接到翁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和翁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广东省翁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国动公司提出的本案违背“一事不再理”诉讼程序原则，应依法裁定不予受理的辩解，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二、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杨承霏作为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签署通信铁塔安装项目协议等有关事宜的代理人，雇佣李健从事通信铁塔安装工作，李健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故中环公司应对其各项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动公司作为发包方，其将工程依法发包给中环公司，李健未提供证据证明中环公司已将工程转包给杨承霏，现李健要求国动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国动公司垫付给李健的医疗费10万元，由国动公司与李健另行解决。《江苏诺斯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通信铁塔安装合同》及附件是杨承霏依据中环公司的委托与国动公司签订的，且涉案的工程款已由杨承霏代表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进行了结算，一审庭审中，杨承霏和中环公司亦承认杨承霏是中环公司的业务员、委托代理人。国动公司提供的《基站安装结算明细》有中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婕凤的盖章，中环公司一审庭审时称该结算明细是杨承霏伪造的，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该院不予采信。关于李健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李健承认从事铁塔安装工作前，未取得铁塔安装作业的资质，该院认为李健明知自己未取得从事高空作业的资质，亦未接受相关培训即从事铁塔安装的高空作业，李健对其自身损害存在一定的过失，故该院对国动公司、中环公司、杨承霏主张李健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陈述予以采纳。该院酌定李健承担20%的过错责任。三、李健要求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0元、鉴定费3696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李健因伤支付医疗费260485.46元，李健已提交相应的病历材料及医疗费票据，故该院对李健主张的医疗费予以支持。李健提供的广东法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根据李健客观情况作出的，对其证明效力该院予以认可。李健在本次事故中造成8、9椎体骨折伴脊髓损伤致截瘫评定为一级伤残、左下肺楔形切除术后评定为九级伤残、双侧多发肋骨骨折评定为九级伤残，根据李健提供的户口本所记载的信息，李健属于城镇居民，其要求按照2017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8195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院按照2017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198元/年标准计算，李健伤残鉴定确认时间是2018年1月19日，被抚养人李禹锡出生于2008年3月24日，李坤维出生于1944年6月2日，姚德聪出生于1950年3月16日，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37211元（其中：儿子李禹锡30198元/年×9年÷2=135891元、父亲李坤维30198元/年×7年÷3=70462元、母亲姚德聪30198元/年×13年÷3=130858元）。该院参考诊断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李健的误工期为292日、住院期间陪护一人220天、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大部分依赖护理。误工费部分，李健无固定收入，亦未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但发生事故时其是从事建筑安装业，其要求按照建筑安装行业78008元/年标准计算误工费，该院予以认可。经核算，李健误工费共计62406.40元。护理费部分，住院期间护理费该院酌定按照每日120元标准计算，计得26400元；定残后的护理费按计算，本院酌定按照每日100元标准计算，计得292000元，护理费共计318400元。对李健主张的护理费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李健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8000元，但李健未提供相应的票据，该院酌定2000元，对李健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超过2000元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李健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李健主张继续康复治疗费1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对此该院不予认可；主张拆除胸内固定费7000元，有医院诊断证明，该院予以认定。综上，该院核定李健的损失医疗费260485.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0元、鉴定费3696元、残疾赔偿金819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37211元、误工费62406.40元、护理费318400元（其中住院护理费26400元、定残后护理费29200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2000元、拆除内固定费7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882698.86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粤0229民初572号民事判决：一、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健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506159.09元（即：1882698.86元×80%）给李健；二、驳回李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473元，由李健负担4495元，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797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拟证明杨承霏与中环公司是挂靠关系，杨承霏并非中环公司员工，其行为也并非履职行为，内部承包责任书载明因该工程所涉及的一切对外债权、债务纠纷均由杨承霏承担；2.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2018年2月2日的《基站安装结算单》及《基站安装结算明细》中加盖的“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中环公司的备案印章印文不相符，不属同一枚印章；3.立案告知书，拟证明杨承霏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已被宜宾市江安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李健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影响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该证据已经载明“任命本公司员工杨承霏担任……”，反而证实杨承霏是中环公司的员工，至于其内部的分工与分责等约定均与李健无关；对证据2“三性”均不予认可，该鉴定的程序不合法，用于鉴定的样本并非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符合公章鉴定的基本要求。而且，杨承霏已有中环公司的授权，可代表中环公司对外进行与公司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杨承霏至少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对公章是否真实的鉴定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影响案件的处理；对证据3“三性”均不予认可，属于中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本案无关。国动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中环公司在一审时所作的杨承霏为其公司员工、业务代表的陈述相矛盾。因杨承霏二审未到庭参加庭审，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证据属实，杨承霏与中环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中环公司和杨承霏对李健的损害赔偿仍应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2、证据3，同意李健一方的质证意见。对于中环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与杨承霏的答辩状及其事发后的一贯陈述相符，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杨承霏亦已自认其在涉案两份结算文件中使用的是其私刻的印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证据3立案告知书，与杨承霏的答辩状相符，本院亦予以认可。以上证据材料经与原件核对无误，本院均予以采纳并归档存查。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杨承霏是否私刻并在涉案结算文件中使用中环公司印章的问题。中环公司上诉称，涉案《基站安装结算单》及《基站安装结算明细》中“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系由杨承霏使用私刻的印章所加盖的。对此，本院根据中环公司提供的鉴定意见书、立案告知书及杨承霏的自认，中环公司主张的该项事实，从民事诉讼证据的角度认定，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2.关于杨承霏是否中环公司的员工的问题。中环公司上诉称，杨承霏与中环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即杨承霏借用中环公司的资质，以中环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业务经营活动，中环公司仅向杨承霏收取约定比例的管理费。对此，本院根据中环公司向杨承霏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中环公司在一审开庭时的当庭陈述，认定对于本案其他当事人而言，有理由相信杨承霏系中环公司的员工及在与国动公司合同关系中的代理人。至于中环公司与杨承霏之间的《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仅足以证实其双方之间关于内部承包的约定，不能以此为由对抗不知情的其他当事人。况且，中环公司与杨承霏签订的《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名称上已经表明系对公司项目的内部承包，内容上也载明“任命本公司员工杨承霏担任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等字样。此外，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关于涉案铁塔是否属于中环公司的承建范围的问题，涉及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将在论述处理意见时一并予以分析并作出认定。对其他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的，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3月10日，投保人绵阳市恒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包括李健与罗宏在内的9人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杨承霏于2017年4月18日在翁源县安监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我委托四川绵阳的一家建筑公司给罗宏施工队购买了劳动保险（包括李健）……是委托绵阳恒泰建设有限公司购买的。”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中环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就承建涉案事故工程的主体应如何认定。二、中环公司是否应对李健就涉案事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承建涉案事故工程的主体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发生涉案事故的工程，系由国动公司对外发包，国动公司、李健均主张涉案工程系由中环公司承包并组织施工；中环公司、杨承霏则主张系由国动公司直接发包给案外人罗宏承建。对此，本院分析及认定如下：首先，中环公司、杨承霏均称，杨承霏与案外人罗宏之间存在一层挂靠或转包关系，即杨承霏承接工程后并不亲自组织施工，而是转包给罗宏并收取总工程款15%的管理费。此外，对于罗宏自己承接的工程，在需要通过杨承霏协助办理工程结算时，杨承霏也允许挂靠并予以协助，同时收取罗宏15%的管理费。而涉案工程则完全是国动公司与罗宏自行商定的工程，与杨承霏、中环公司无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上述主张，除了杨承霏本人陈述以及一份内容仅有“40米三管塔订货单-20160526广东省韶…”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外，中环公司、杨承霏均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在其他各方当事人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中环公司、杨承霏主张涉案工程系由国动公司直接发包给罗宏，或已由杨承霏转包给罗宏，证据并不充分；其次，李健称其与罗宏一并受雇于杨承霏，从事杨承霏安排的铁塔安装施工劳务，罗宏在接受安监局调查询问的笔录中亦陈述其系“跟杨承霏做工的，主要是做安装铁塔。”结合杨承霏为包括罗宏与李健在内的施工队人员委托绵阳市恒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事实，李健所主张的，其系与罗宏一并受雇于杨承霏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更大；最后，中环公司上诉称，根据涉案《通信铁塔安装合同》，中环公司必须根据国动公司发出的《铁塔安装通知单》进行具体的工程项目施工，而涉案工程并未收到国动公司发出的任何安装通知，故不属于《通信铁塔安装合同》项下由中环公司承接的工程。但是，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不足以以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否认合同的实际履行。其一，中环公司并未进一步举证证实除涉案工程以外，其他所有中环公司承接的国动公司发包的工程，均存在《铁塔安装通知单》，并仅按该种方式履行合同；其二，按照杨承霏的答辩意见，既然国动公司要求杨承霏必须找有资质的公司与其签订并履行合同，则杨承霏称涉案工程是由国动公司直接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在国动公司已经与中环公司存在框架合同的情况下，杨承霏该主张既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其三，杨承霏在答辩状中称，在国动公司的项目经理与罗宏熟悉以后，其二人就绕过杨承霏，直接找罗宏施工。对此，杨承霏均清楚，但并未过问，但如果罗宏需要以杨承霏名义过账，杨承霏就收取其15％的管理费。但杨承霏对其前述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如杨承霏前述陈述属实，则更表明杨承霏知道并放任罗宏以杨承霏甚至中环公司名义与国动公司联系并承接工程。综上，虽然仅凭杨承霏使用私刻印章盖章确认的《基站安装结算单》及《基站安装结算明细》不足以完全证实涉案工程系中环公司承接施工，但在中环公司、杨承霏主张涉案工程是由国动公司直接发包给案外人罗宏，且李健系由案外人罗宏雇请，证据不足；而现有证据表明李健系与罗宏共同受雇于杨承霏的可能性更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李健是由中环公司的员工及涉案项目的代理人、负责人杨承霏所雇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则涉案工程是由杨承霏所雇佣的施工队所承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系由中环公司承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二、关于中环公司是否应对李健就涉案事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李健在受雇于杨承霏从事通信铁塔安装工程施工活动时遭受人身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李健在提供涉案劳务过程中受到的人身损害，应由其本人以及接受其提供的劳务的一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杨承霏作为中环公司的员工,以及在中环公司与国动公司双方签订并履行涉案合同关系中的代理人、项目负责人，杨承霏于本案雇佣李健从事通信铁塔安装工作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其行为的后果应由中环公司承担。至于中环公司主张，承接涉案工程系杨承霏伪造其公司印章所为的个人行为以及根据该公司与杨承霏的《项目管理内部承包责任书》，中环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中环公司已向杨承霏出具授权委托书，并已出示给国动公司的情况下，如中环公司认为杨承霏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可另循合法途径向杨承霏主张权利，但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中环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先驳回李健的起诉，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认可。至于中环公司、杨承霏主张，案外人罗宏才是雇请李健的一方，涉案事故发生后，国动公司与案外人罗宏为转移事故责任，串通损害杨承霏、中环公司的合法权益，但对该项主张，中环公司及杨承霏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于本案中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即便杨承霏主张的，其承接工程后又发包给无任何资质罗宏的主张成立，中环公司也应就涉案事故承担连带责任。现李健仅要求中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可。中环公司、杨承霏可就其双方之间的责任，包括与案外人罗宏的责任问题另循合法途径予以处理。杨承霏本人并不具备钢结构施工资质，又雇佣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资格的人员施工，也未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对涉案事故的发生过错更大；李健自认其并无铁塔安装作业资质，却从事高空危险作业，对事故发生造成的自身损害亦存在一定过失，一审法院据此酌情认定由李健自行承担20%的损失，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损失项目及数额均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此不予调整，中环公司应当向李健赔偿李健因涉案事故遭受的各项损失1506159.09元。综上所述，中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99.35元，由中环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李 罡审 判 员  梁晓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何海祥书 记 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