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74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塔山旅游风景区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塔山路36号。法定代表人：曹长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虹，女，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振生，男，195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晓，山东烟泰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塔山旅游风景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山风景区）因与被上诉人施振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塔山风景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高虹，施振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晓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塔山风景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塔山风景区与施振生自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振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塔山风景区与施振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本案中，根据塔山风景区与施振生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所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2009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和施振生2018年4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事实，已经表明了塔山风景区与施振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关于招用职工登记表是否能作为有效证据。施振生提供的招用职工登记表是按照劳动保障部门要求，旨在用于登记办理新入职员工劳动关系、社保关系以及人事信息备案，证明的是用人单位同意接纳新入职员工的意愿，其证明效力仅局限于即将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其作出前发生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和溯及力；招用职工登记表所载明的施振生的工作履历是施振生单方填写的，仅是表格形式上的需要，塔山风景区和劳动保障部门对此均无实质审查义务，从劳动保障部门在招用职工登记表盖章前不要求提供劳动者之前的劳动关系证明可以得到证实。因此该招用职工登记表不能作为施振生自2001年起与塔山风景区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3、关于退押金付款凭证是否能作为有效证据。塔山风景区2009年5月15日付款凭证中记载的退还施振生300元押金的事实，并不能当然的推导出在2009年6月之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塔山风景区从未明确认可这一事实，所谓的押金可能因劳务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因此不能以此作为认定2009年6月之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使在2009年6月前施振生存在3个月试用期，也最多能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09年3月开始，不能证明其他事项。4、关于塔山风景区是否应承担对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始日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双方的劳动合同已经表明了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始日期，招用职工登记表和退还押金付款凭证均不能作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始日期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案件事实已经清楚，塔山风景区无需再承担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始日期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塔山风景区不能提供经职工确认的工资表及考勤表等证据就认定塔山风景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加重了塔山风景区额举证责任。5、关于能否认定塔山风景区安排施振生2007年到烟台东炮台海滨风景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炮台景区）工作。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仅凭招用职工登记表就认定施振生2007年到东炮台景区工作，进而以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存在关联关系，塔山风景区未能对施振生主张的安排其到东炮台景区工作提出反驳证据为由，支持施振生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认定错误。首先，招用职工登记表不能作为施振生2007年到东炮台景区工作的证据；其次，即使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有共同的股东，也不能认定二者有关联关系，更不能直接认定塔山风景区安排施振生到东炮台景区工作，关联关系的认定在法律上需要严格的法律程序，属于商事审判范围，不能在劳动争议审理中作出认定；再者，一审法院认定招用职工登记表对于证明劳动关系的效力，那么2007年至2009年6月施振生是与东炮台景区建立劳动关系，与塔山风景区不存在劳动关系。6、一审法院在作出对塔山风景区不利的一审判决时，没有引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足见其判决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施振生辩称，1、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之间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2009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载明2001年至2007年施振生为塔山风景区保安，招用职工登记表下方有塔山风景区及劳动保障局盖章，证明施振生在上述工作时间经塔山风景区和劳动保障部门审查并确认具有劳动关系，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时间为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2、一审中塔山风景区提交2003年8月、2007年10月施振生交纳电费收据，以及2009年5月施振生退职工股押金明细，施振生在此期间若不是塔山风景区员工，在塔山风景区的账册中不可能会出现上述证明，上述证据完全能够证明施振生是塔山风景区员工。3、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系关联公司，施振生只是塔山风景区的一个普通员工，其在工作中只能听从塔山风景区的安排调动，不然在东炮台景区发生变化时施振生也不会再回到塔山风景区工作。从工商登记中心能够认定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是关联公司，上述也能够证明施振生在塔山风景区处的工作是连续的。4、塔山风景区明确知道施振生的工作起始时间是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施振生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要求塔山风景区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当时塔山风景区积极为施振生提供方便，如果塔山风景区认为施振生的入职时间并非2001年4月2日，施振生便达不到法定退休要求，塔山风景区肯定会拒绝施振生的退休请求，也不会多次到劳动保障部门为施振生办理退休手续。上述可以证明塔山风景区明确知道其与施振生在2001年4月2日至2009年5月这段时间是具有劳动关系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施振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自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施振生原系塔山风景区职工，双方签订了自2009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期间的劳动合同，后续签至2018年5月31日止。塔山风景区为施振生告缴纳了自2009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8年9月3日，施振生申诉至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裁决确认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自2001年2月至2018年4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塔山风景区支付施振生2016年、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4320元，塔山风景区支付施振生2016年、2017年高温补贴1120元。2018年9月14日，该委员会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8]第1164号决定书，对施振生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施振生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塔山风景区自2001年2月至2018年4月1日形成劳动关系；塔山风景区为施振生补缴2001年2月至2009年5月社会保险费；塔山风景区支付施振生2016年度、2017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4320元；塔山风景区支付施振生2016年度、2017年度高温费1120元。审理中，施振生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自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自愿放弃要求塔山风景区支付2016年、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4320元、高温费1120元及要求被告补缴2001年2月至2009年5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施振生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两份及施振生招用职工登记表一份，劳动合同载明的期限是2009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招用职工登记表载明2001年至2007年施振生系塔山风景区保安，2007年7月之后施振生在烟台东炮台海滨风景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炮台景区）担任保安，且该表下方加盖社会保障局和塔山风景区印章。施振生以此证明2001年至2007年其系塔山风景区职工，结合劳动合同书可证明施振生在2001年4月至2018年5月31日与塔山风景区形成了劳动关系。塔山风景区对劳动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认可2009年6月1日至2018年4月2日与施振生存在劳动关系。施振生提交的招用职工登记表中施振生的个人信息均系其个人填写，塔山风景区的盖章仅证明其公司在2009年6月1日同意招用施振生为公司员工，并不表示对施振生填写内容真实性的认可，塔山风景区对施振生填写的内容没有审核义务，且劳动保障部门盖章处有明确日期为2009年6月2日，盖章认可的是招用施振生为塔山风景区职工，而并非认可施振生填写的内容。施振生称，其系从塔山风景区调入东炮台景区，当时塔山风景区以东炮台景区缺保安为由安排施振生到该景区，该两个单位均属于塔山风景区管辖。施振生在东炮台景区大概工作了三、四年，直至2009年6月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签订劳动合同后，市政府将东炮台景区收回，原来属于旅游局的职工都回到了旅游局，原来属于塔山风景区的职工就回到了塔山风景区，施振生因此就回到了塔山风景区。塔山风景区称，其与东炮台景区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东炮台景区属于事业单位，塔山风景区属于集体企业，单位的性质不同，不可能有隶属关系，其也未安排施振生到东炮台景区工作。2、山东烟台塔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塔山风景区、东炮台景区工商档案材料各一份，其上显示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为曹庆礼、曹长宏、曹庆礼，山东烟台塔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塔山风景区、东炮台景区的股东，施振生以此证明该三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塔山风景区、东炮台景区投资人均是山东烟台塔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振生自2007年至2010年期间到东炮台景区工作系受塔山风景区委派。塔山风景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只能证明三个公司有关联关系，不能证明施振生在其单位工作过，该三个公司均是独立法人，施振生与哪个公司有劳动纠纷就应当向哪个公司主张权利。3、塔山风景区保安部2007年4月工资发放明细表以及施振生工友辛洁光、李罡、刘忠伟、黄兆鹏、孙志明联合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载明：我的同事施振生2001年4月就在塔山游乐城工作，当时的工龄补贴是每年1元，7年工龄补贴便是7元，与每月工资一起发放。工资发放明细表中施振生工龄补贴一栏写为“7”，施振生称结合证明可证明这个“7”代表7年工龄，施振生2007年4月就是塔山风景区员工。塔山风景区称，施振生提交的该组证据均系复印件，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中签名的人员并不能证明其是塔山风景区员工，不能对塔山风景区的工龄等相关情况提供证人证言，故塔山风景区对该证明的效力不予采纳。塔山风景区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2003年至2018年塔山风景区含工资表的财务会计凭证一份，其中2009年5月15日付款记账凭证中载明：付临时工押金（见明细）1150元，付张洪利企业股100元。“退塔山风景区职工企业股押金明细”中有施振生的姓名、金额及签字，各职工的金额分别为100元（张洪利）、200元、300元、300元、300元（施振生）、50元，合计1250元。施振生称，对2003年至2009年会计凭证中的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但2004年至2007年的工资表大部分都是部门汇总，体现不出个人工资情况，其中有少部分会计凭证中有为职工发放工资的明细，但没有施振生的工资发放记录；2003年8月、2007年10月的会计凭证中有施振生缴纳水电费的收据，可以证实施振生2009年之前在塔山风景区工作；从2009年5月会计凭证中的“退塔山风景区职工企业股押金明细”中有施振生的姓名、金额及签字，可证明在这之前施振生就是塔山风景区的员工。塔山风景区称其单位景区有房子对外出租，施振生租住在风景区，且至今仍然居住。水电费收据与本案无关，“退塔山风景区职工企业股押金明细”表中所列的是退职工企业股和退职工押金，会计凭证中载明退职工企业股是张红利的企业股，其他人退的是临时工押金。施振生当时属于临时工，故交纳押金。对于会计凭证中为何只有部门汇总而没有职工发放明细，塔山风景区解释称因制作该会计凭证的会计已离职，现在职的会计回复按照当时规定做的工资表，但个人工资明细中也没有施振生的工资发放记录。施振生称，2001年4月2日其通过塔山风景区保安部长刘忠伟介绍到塔山风景区工作，发工资时塔山风景区扣发其300元押金，其2007年之前都在塔山风景区工作，2007年7月之后塔山风景区安排其到东炮台景区干保安，干了三、四年又回到了塔山风景区，一直工作到2018年12月10日。塔山风景区称，塔山风景区有3个月的试用期，因此推测施振生应该是在2009年3月到塔山风景区工作，2009年6月1日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签订劳动合同，故2009年5月退了施振生押金。关于塔山风景区收取施振生押金的时间，塔山风景区称因时间太久，无法找到相关记账凭证。2、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施振生同志被我单位录用，并签订了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因退休于2018年4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落款处有施振生签名，并加盖塔山风景区印章。施振生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因办理退休时劳动保障部门需要一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故双方才签订的该证明，该证明只限于办理退休手续。因塔山风景区没有为施振生缴纳2001年4月至2009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故施振生缴费年限未达到15年，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保障部门没有为施振生办理退休。塔山风景区称，施振生该期间并没有在塔山风景区工作，塔山风景区没有义务为施振生缴纳保险。施振生未办理退休的原因是退休科科长答复因涉及到施振生的兵龄认定问题，施振生应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塔山风景区由此就将施振生的所有档案都给了施振生。施振生称其去户籍所在地，但工作人员答复因施振生在户籍所在地未缴过社保故无法办理退休，让施振生回烟台办理。3、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签订的《烟台塔山旅游风景区劳务协议书》一份，载明协议期限为2018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2日，施振生工作地点为塔山风景区，工作时间为全天，负责设备运营等，落款处有施振生签名，并加盖塔山风景区印章。塔山风景区以此证明2018年4月3日之后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双方为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施振生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份协议生效的前提是施振生能够办理好退休手续，现施振生无法办理退休手续，故该协议应为劳动合同。塔山风景区称，施振生在2018年4月已经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施振生持合同和档案到其户籍所在地办理退休，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施振生2018年4月2日已年满60岁，只能签订劳务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一）塔山风景区提交的“退塔山风景区职工企业股押金明细”及付款记账凭证显示，塔山风景区于2009年5月15日退给施振生押金300元，塔山风景区主张其公司有3个月的试用期，因此推测施振生应于2009年3月到其公司工作。由此可见，施振生在2009年6月之前即向塔山风景区提供劳动。塔山风景区作为用人单位应提供相应时期经职工确认的工资表及考勤表等相关证据以证明其与施振生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而塔山风景区提供的2003年至2018年期间财务会计凭证中的工资表大部分为部门汇总，无法体现职工个人的工资明细，且塔山风景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取施振生押金的日期，因此应由塔山风景区承担对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始日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施振生招用职工登记表载明施振生2001年至2007年系塔山风景区保安、2007年7月之后在东炮台景区做保安，故施振生主张自2001年4月2日起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施振生提交的工商档案材料显示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的股东均为山东烟台塔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三公司系关联企业，施振生主张其2007年7月之后到东炮台景区工作系受塔山风景区安排，塔山风景区对此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故对施振生的主张予以采信。施振生主张双方自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支持。施振生于2018年4月2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之规定，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2日终止，且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双方签订的《烟台塔山旅游风景区劳务协议书》显示双方自2018年4月3日签订劳务协议书，故施振生主张双方自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二）施振生自愿放弃要求塔山风景区支付2016年、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4320元、高温费1120元及要求塔山风景区补缴2001年2月至2009年5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系对其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判决：一、确认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自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施振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塔山风景区负担。二审中，塔山风景区提交以下证据：一、2014年9月份职工考勤及劳资情况及施振生亲笔签名的塔山风景区2014年9月工资发放明细表，证明塔山风景区工龄工资为每年10元，施振生2009年到塔山风景区工作，至2014年刚好领取六年工龄工资60元；二、2016年9月及2017年9月工资发放明细表，共同证明工龄工资是逐年累加的，施振生于2009年6月开始在塔山风景区工作。施振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2009年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塔山风景区才开始以上述方式计算工龄工资，且施振生一审中提交的2007年4月工资发放明细表中载明工龄工资7，能够证明2001年至2007年施振生就已经在塔山风景区工作。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自2009年起塔山风景区按照每年工龄工资10元标准向施振生支付工龄工资，且一审中塔山风景区曾推测施振生应于2009年3月到其公司工作，故塔山风景区关于施振生于2009年6月才开始在其公司工作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施振生一审中提交的招用职工登记表下方加盖了塔山风景区及社会保障局公章，该登记表中明确载明2001年至2007年施振生在塔山风景区任保安，2007年之后在东炮台景区任保安，塔山风景区虽辩称加盖公章仅表示同意自2009年起招用施振生为公司员工，公司对登记表内容不负有审查义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结合施振生提交的塔山风景区保安部2007年4月份工资发放明细表及施振生的工友辛洁光、李罡、刘忠伟、黄兆鹏、孙志明联合出具的证明，本院对施振生自2001年4月2日起与塔山风景区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施振生提交的工商档案材料，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的控股股东均为山东烟台塔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分为100%和90%，且山东烟台塔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东炮台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曹庆礼，故一审据此认定三公司系关联企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施振生主张2007年7月后到东炮台工作是受塔山风景区安排，塔山风景区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结合塔山风景区与东炮台景区系关联企业以及2009年施振生再次回到塔山风景区工作等事实的事实，本院对施振生的主张予以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施振生与塔山风景区2001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塔山风景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烟台塔山旅游风景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安审判员 侯伟平审判员 杨 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