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82民初484号原告：徐霆，男，198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英、潘晓君，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震斌，男，198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被告：北京百得利汽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119176Q。法定代表人：周小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思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安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北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中心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67535609A。法定代表人：王士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小宁，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霆与被告蔡震斌、北京百得利汽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利公司）、北京安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联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英、潘晓君，被告百得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思远，被告安联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小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蔡震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蔡震斌返还原告购车款144970.18元；2.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百得利公司、安联驰公司的口头车辆买卖合同；3.判决被告百得利公司、安联驰公司退还原告购车款1125196元；4.判决被告百得利公司、安联驰公司赔偿原告损失3494488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12月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蔡震斌。双方往来中，被告蔡震斌得知原告有意购置新车，称自己有渠道可为原告代购车辆。原告遂委托被告蔡震斌代为办理购车事宜。原告通过转账等方式先后共支付被告蔡震斌1432651元，在被告百得利公司处购得车辆识别号WP1AB292XELA57289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一辆。2015年4月27日，被告百得利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1125196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同年11月上旬，原告在车辆常规保养时得知，被告百得利公司交付的车辆识别号WP1AB292XELA57289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在2014年1月11日至1月28日，2014年2月27日至3月5日期间先后进行过维修，车辆历史记录显示车辆存在后车门己涂漆、更换，后车总支架己更换，WE46更换带PA0灯的车顶控制台等修理事实。此外，原告发现新车保修自2014年9月即原告提车以前已开始计算。原告得知此事后即与被告百得利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与协商，但其对于相关情况并未给予合理解释。原告向被告百得利公司提出了退还购车款并按照购车款三倍赔偿损失的主张，然其未同意，也未给予原告其他合理的解决方案。原告支付给被告蔡震斌的1432651元用于支付被告百得利公司车辆价款1125196元、保险费36780.82元、车船税3000元、购置税122704元，合计1287680.82元，原告要求被告蔡震斌返还差额144970.18元，未果。此外，在原告通过诉讼进行维权的过程中，被告百得利公司提出涉讼车辆系被告安联驰公司出售，被告安联驰公司主张车辆是出售给董强强，两被告均认为无需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安联驰公司收取购车款，被告百得利公司开具发票，双方同为涉讼车辆的销售方，作为销售方未将车辆售前己起算保修期及修理等信息如实告知原告，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消费选择和公平交易，其行为已构成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应向原告退还购车款，赔偿原告三倍购车款损失及其他因购车产生的损失。被告蔡震斌收取的购车款数额明显高于购车应付金额，超过部分其无权占为己有，应向原告返还，并赔偿原告因购车产生的损失。被告百得利公司辩称，一、争议车辆（车架号：WP1AB292XELA57289）系被告百得利公司向被告安联驰公司出售，被告百得利公司从未接触过原告、蔡震斌或董强强，也没有从上述人员处收取过任何款项，原告与被告百得利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涉案车辆系百得利公司向安联驰公司出售，并由安联驰公司实际付款提车。由于百得利公司是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授权经销商，仅有百得利公司可以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因此，在安联驰公司出售车辆后，依据安联驰公司提供的客户信息开具了发票。发票既不是买卖合同，也不是付款凭证，不能仅凭发票就认定原告与百得利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百得利公司与原告或其代理人均从未接触，根本不存在对其进行欺诈的行为。此外，百得利公司将车辆出售给安联驰公司时，也已经明确释明车辆存在瑕疵，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欺诈行为。涉案车辆官方指导价1654700元，最终成交价仅为1125196元，低于配置价50余万元，远低于市场价格。百得利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向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采购涉案车辆，采购价为1255441元，也就是说，出售价格比采购价还低了13万余元。之所以以低于采购价出售，就是车辆库龄长、并存在一些瑕疵。对于该等事实，百得利公司从未隐瞒，也告知了被告安联驰公司。原告应能对车况有所了解，此外，原告的代理人也并非普通消费者，其对于车辆行情和车辆状况均是了解的。三、原告主张的车辆瑕疵与事实不符。保时捷DMS系统内的信息显示，更换带PAO灯的车顶控制台，系2018年进行，并非在车辆出售前进行。原告所称的“车总支架更换”，也未在维修记录里显示。四、原告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一年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已经消灭。被告安联驰公司辩称，1、安联驰公司与原告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既无书面合同也无口头合同。安联驰公司与原告或蔡震斌均从未有过接触，从未进行过协商或达成合同合意。安联驰公司系将车辆出售给董强强，并由董强强将车提走；2、安联驰公司已将车辆存在的问题告知董强强，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欺诈、隐瞒，且董强强确认了相关事宜与安联驰公司无关；3、本案中原告委托蔡震斌购车，蔡震斌系车行内专业人士，有能力和渠道了解车辆情况，原告并非普通消费者，因为有车辆买卖中介代理，相关责任由原告及蔡震斌承担；4、原告起诉撤销合同超过除斥期间。故原告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被告蔡震斌未提出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发票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百得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二、信息单5份，证明被告百得利公司交付的车辆识别号WP1AB292XELA57289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在2014年1月11日至1月28日，2014年2月27日至3月5日期间先后进行过维修。证据三、电子银行回单5份、收条2份，证明原告支付被告蔡震斌1432651元。证据四、车辆购置税发票1份，证明原告支付车辆购置税122704元。证据五、强制保险单1份、保险费发票1份，证明原告支付保险费36780.82元、车船税3000元。证据六、报价单2份，证明蔡震斌发给原告的车辆报价及原告自己网上查询的报价。被告百得利公司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百得利公司按照安联驰公司提供的客户信息开具发票，该发票不能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二不能证明所证内容，PAO灯在出售前没有换过；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原告是否向蔡震斌支付过款项不清楚，也不能证明与百得利公司有关联性，且转账金额与收条金额也不一致。对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实际购车在2015年，与收条出具时间相差一年；证据四，不能证明与百得利公司有关联；证据五，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六，无法核实是否为官方打印，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上面的“优惠32个点”无法核实。被告安联驰公司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是董强强提供了原告的身份信息，安联驰公司给了百得利公司，百得利公司配合开具了发票；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于相关的瑕疵安联驰公司已告知了董强强，实际上蔡震斌和董强强都是专业车辆中介，均非外行，实际上他们有能力获取相关信息；证据三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与安联驰公司无关，安联驰公司与原告和蔡震斌均无资金往来，银行回单数额与收条数额金额不符，对收条真实性不认可，该收条也与安联驰公司无关，收条出具时间在2016年，而车辆实际销售在2015年，第二张收条款项未见到其他付款凭证，对其不认可；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与安联驰公司无关；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安联驰公司无关；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显示的指导价与我们所述官方指导价基本相符，所谓优惠无事实依据。本院认证意见：上述证据，经审核，本院对证据一至五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被告百得利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各1份，证明系安联驰公司向百得利公司支付争议车辆车款，安联驰公司向百得利公司支付车款1125196元。证据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份，证明百得利公司按照安联驰公司的付款金额，开具了价税合计1125196元的发票，并按照安联驰公司的指示，将发票开具给了“徐霆”。百得利公司系按照安联驰公司的付款金额和要求开具发票，百得利公司将车辆出售给了安联驰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三、《CayenneS官方配置价单》1份，证明保时捷公司官网显示，争议车辆在官方配置价为1678700元，而百得利公司出售车辆并开票的价格显著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原告及其代理人应知晓车辆存在维修等问题。证据四、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采购入库单，证明百得利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向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采购涉案车辆，涉案车辆的采购价为1255441元，比出售价格还低了130245元。百得利公司出售车辆并开具的价格，显著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原告及其代理人应知晓车辆存在维修等问题。证据五、保时捷DMS系统内的信息，证明系统显示争议车辆更换带PAO灯的车顶控制台系原告自己在2018年进行，与百得利公司无关，不存在欺诈。原告质证意见：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足以推翻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只有存在真实交易才允许开发票；对证据二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恰恰证明原告与百得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三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交易价格低于指导价系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不能推断出原告知道车辆存在问题；证据四，形式上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车辆价格降低或优惠，都是经销商常用策略，实际交易价格是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不能推定原告知晓并认可车辆瑕疵情况；对证据五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被告安联驰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被告安联驰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董强强签署的免责说明（原件）1份，证明董强强确认此车存在瑕疵的，安联驰公司将瑕疵情况告知了董强强。证据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这是董强强提供给安联驰公司，安联驰公司又提供给百得利公司开票。证据三、刘敏的付款凭证，刘敏是董强强指定的付款人员，证明刘敏先付给安联驰公司1116923，安联驰公司工作人员又垫付8273元，后安联驰公司支付给了百得利公司1125196元，安联驰公司为此亏损了8273元。证据四、车辆入库、出库的信息，证明2015年4月5日安联驰公司将涉案车辆从百得利公司提来，安联驰公司再发布信息，各地车商看到信息后进行交易，董强强就是看到后才购车辆，并办理出库手续。证据五、录像和文字记录，证明安联驰公司询问董强强是否将车辆情况告知了浙江的经销商，董强强称已告知了，董强强说浙江经销商也知道车辆情况，且也可以查到。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董强”就是董强强，原告没有委托董强或董强强，与原告也不相识；证据二本身真实性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是委托人；证据三，对刘敏的付款凭证的三性认可，但不能证明所要证明的事实，也不能推翻原告与被告间的买卖关系；对证据四有异议，出库情况截图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中所涉及车辆与本案车型也不一样。百得利公司称是2015年4月27日交付安联驰公司的，与该证据显示有矛盾，且也可能是百得利公司存放在那的；证据五有异议，形成时间和过程原告无法考证，也可能是双方协商一致后所录，不能证明所证内容，也不能推翻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关系。被告百得利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审中，本院出示了2016年7月18日本院向蔡震斌作的笔录及（2016）浙0482民初1044号一案的开庭笔录。原告对上述笔录无异议。被告百得利公司认为，蔡震斌钱付给了谁不清楚，刘敏也不是百得利公司员工。其他与百得利公司无关。对开庭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安联驰公司认为，蔡震斌认为其不清楚车修过，这不是事实。刘敏实际是董强强公司的财务。对开庭笔录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告委托被告蔡震斌代为办理购车事宜，并通过转账等方式先后共支付被告蔡震斌1432651元。后由被告蔡震斌联系购车事宜。被告蔡震斌将车款支付给了董强强及刘敏。刘敏又将部分款项支付给了被告安联驰公司，被告安联驰公司又支付给了被告百得利公司1125196元。被告百得利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开具了购买方为原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识别号WP1AB292XELA57289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2015年4月底至5月中旬间，原告在上海安亭某路边从一辆运输车上提了车辆识别号WP1AB292XELA57289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1辆。原告对当时交接人员不清楚。2015年11月上旬，原告在车辆常规保养时发现，车辆识别号WP1AB292XELA57289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在2014年1月11日至1月28日、2014年2月27日至3月5日期间先后进行过维修，车辆历史记录显示：“后尾门喷漆更换后”、“WE46更换带PA0灯的车顶控制台/6600Workshopcampaign”、“其他：新车检测牌照架己拆下并重新安装”等。此外，还显示该车保修期自2014年9月开始计算。被告蔡震斌收取的款项除了支付车款外，还为原告支付涉案车辆的保险费36780.82元、车船税3000元、购置税122704元。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车辆存在“后尾门喷漆更换后”等瑕疵，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谁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称其系委托被告蔡震斌购车，与二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蔡震斌在代为购车过程中，既未与百得利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也未与安联驰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根据被告蔡震斌的陈述，其购车系通过寻车平台与董强强联系，价格也是董强强报的，后董强强要求其将购车款支付给了刘敏，提车也是董强强联系的。原告也称购车过程中其与二被告从未联系过。事实上，原告或被告蔡震斌也未直接向二被告支付购车款，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系二被告交付给原告，故根据现有证据，原告仅凭发票不足于证明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以其与被告百得利公司、安联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为由而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委托被告蔡震斌购车，共支付给被告蔡震斌1432651元，扣除车辆价款1125196元及支付的保险费36780.82元、车船税3000元、购置税122704元，余款144970.18元应返还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蔡震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徐霆144970.18元；二、驳回原告徐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917元，由原告负担43550元，被告蔡震斌负担1367元（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万卫忠人民陪审员  张惠芳人民陪审员  周振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冯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