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33278号原告：田某某，女，194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某（系原告田某某之子），1975年10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北京通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车站路X号-X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杨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宝华，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娟，女，北京通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职员。原告田某某与被告北京通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开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某，被告通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田某某与通开公司签署的《北京市通州区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通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田某某系原北京市通州区官园胡同X号居民，即原通州区帅府小区二期项目中被拆迁人，关于拆迁与安置，委托人于2011年2月13日和2013年6月28日与通开公司签订《北京市通州区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于2014年10月10日与案外人北京新通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通致远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以下简称《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长久以来，田某某对上述合同的有效性和关键条款措辞的严谨性心存疑虑，特别是2019年2月以来，试图与通开公司协商解决，但未果。田某某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质疑：2009年7月，在以通开公司署名的《致被拆迁人的一封信》中，通开公司在第四段以粗体字明确表示“本次拆迁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和优惠购买拆迁人所提供的商品房。符合保障性住房及限价商品房条件的可向住房保障部门申请并按相关规定办理”；2011年2月13日，田某某与通开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多次出现安置房一词，但未对安置房的产权性质予以约定和说明，田某某自然认为安置房即为普通商品房；2013年6月28日，田某某与通开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其中叙述田某某与通开公司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田某某“选择保障性住房置换的补偿方式”，同样未对产权性质给予约定和说明，田某某自然认为保障性住房即为普通商品房。综上，田某某认为通开公司在与田某某商讨拆迁与签订协议过程中，重要文件和协议前后说法不一，关键用词模糊混乱，涉及田某某核心利益的条款缺失，存在欺瞒田某某的行为。在拆迁时，田某某本身不符合限价商品房申请条件，也不明白何为限价商品房，通开公司以“优惠购买拆迁人提供的商品房”为诱饵，欺骗田某某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中只字未提“商品房”，取而代之为“安置房”，待两年后，“安置房”即将竣工时，田某某在不知何为“保障性住房”的情况下，再次被欺骗签署《补充协议》，其中又改称为“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照顾低收入或住房紧张的困难群众，对于国有土地上个人住宅的征收，早在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令第590号有明确指示，该文件第十八条载明“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给予住房保障”，同样的政策指导还出现在其他政府文件中，如“京证发（2011）27号”和《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住房保障优先配租配售管理办法》。田某某认为，拆迁群众如符合标准，自然可以申请，或以拆迁为契机，改善住房条件，但其前提是符合相关申请条件，对于不符合条件而给予保障性住房的是违规行为，特别是不告知田某某，混淆视听，以玩语言游戏、欺骗的手段骗取当事人签署合同是违法行为。任何合同签署的前提是合规合法，透明公开，充分知情，反之为无效合同，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综上，请法院判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通开公司辩称：双方的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通开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同意田某某的诉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7月，通开公司等出具的《致被拆迁人的一封信》载明，本次拆迁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和优惠购买拆迁人所提供的商品房，符合保障性住房及限价商品条件的可向住房保障部门申请并按相关规定办理等内容。2011年2月13日，通开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田某某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通开公司因帅府小区二期二标段项目建设，需要拆迁田某某在拆迁范围内北京市通州区官园胡同X号所有的房屋，田某某有正式房屋一间，产权性质为私产，建筑面积为14平方米，田某某自愿选择通开公司协调的安置房，经通开公司确认后，田某某按所选安置房源的置换比例置换安置房，经北京金地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田某某应享受重置价补偿款为16040元（含附属物），选择安置房置换方式的，田某某已通过通开公司告知理解了安置房源信息和选房规则，同意按规则选房，并自愿接受选房结果，各项补助费含搬家补助费21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42000元、移机费1635元、其它补助费100000元，合计143845元。《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其他内容亦进行了约定。当日，田某某签署《选房意向登记表》，载明田某某选择砖厂村项目两居室作为安置房。2013年6月28日，通开公司作为拆迁补偿人（甲方）与田某某作为被拆迁补偿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双方就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帅府小区二期二标段拆迁范围的北京市通州区官园胡同X号的田某某的房屋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田某某选择保障住房置换的补偿方式，田某某已参与由通开公司安排的选房意向现场确认，并选择新通致远公司开发建设的华远馨诚家园项目的房源，现双方平等友好协商，就置换面积房款结算问题达成补充协议如下：一、拆迁补偿方式：双方一致同意，田某某选择保障性房屋置换作为田某某房屋拆迁安置的唯一方式。二、拆迁补偿款的支付与结算：1、田某某已经取得通开公司支付的田某某房屋重置成新补偿（含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装修），其可享受置换面积部分的房款由通开公司直接支付给所选保障房项目建设单位。三、田某某所选安置房款结算：1、田某某所选华远馨诚家园项目置换比例为1：1.9，销售基准价格为每平方米6000元，按田某某房屋证载/认定建筑面积14平方米计算，田某某享受置换面积为26.6平方米，房款合计为159600元，通开公司直接支付给田某某所选华远馨诚家园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2、根据开发建设单位安排，田某某对选房结果进行现场确认，实际房价款高于享受置换面积房款的部分，按实际销售房价款，由田某某与开发建设单位自行结算，购房款少于田某某享受置换房款的部分，田某某签订购房合同后，由开发建设单位减去实际发生额退还田某某。《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4年10月10日，新通致远公司作为出卖人与田某某作为买受人签订《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约定田某某购买的限价商品房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砖厂南里华远铭悦园项目X幢第X层X单元X（以下简称X号房屋），房屋实测建筑面积76.48平方米，总价款458880元，新通致远公司应当在签订本合同且田某某履行了约定义务后30天内向田某某交付该限价商品住房，另就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田某某自认其已交清房款，并于2014年入住X号房屋。田某某认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属无效，理由：第一，田某某不符合安置保障性住房的条件，但通开公司仍为其安置了保障性住房，违反了国家关于保障性住房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二，通开公司有欺骗隐瞒行为，导致田某某错误选择了保障性住房。通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表示通过田某某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选房意向登记表》、《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表明通开公司没有欺诈行为，上述协议系田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且《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外，田某某称因通开公司违反法律法规安置其保障性住房，导致X号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通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产权证未办理的原因系田某某拒绝办理，田某某拒绝办理是因为其选择的限价商品房在交易时需要缴纳35%的出让金且受上市交易年限限制。上述事实，有《致被拆迁人的一封信》、《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选房意向登记表》、《现房买卖合同（限价商品住房）》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田某某认为其与通开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通开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故上述协议应属无效。本院认为，田某某与通开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田某某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田某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 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尹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