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91民初3123号 原告：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贵，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王辉，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昌，清算组工作人员，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平，清算组工作人员，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祝珺，男，汉族，1989年4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苏省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显龙，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元，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一：深圳雨润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6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究大楼B815房（入驻深圳市前海上午秘书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914403000663371598。 法定代表人：刘某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嘉，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二：程超，男，汉族，1963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第三人三：李荣敏，女，汉族，1976年8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攀，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与第三人李荣敏为姐弟关系。 第三人四：谢继翔，男，汉族，1978年3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原告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祝珺、第三人深圳雨润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润公司）、程超、李荣敏、谢继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受理后，被告祝珺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民事裁定后原告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终审裁定撤销本院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8日、2019年2月21日、5月23日、7月9日进行了四次庭前会议，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贵昌、赵继平（在庭前会议阶段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为何贵昌、王育柳，后撤回对王育柳的委托代理），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显龙、齐元（齐元参加庭前会议），第三人一雨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嘉、第三人二程超、第三人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攀、第三人四谢继翔到庭参加诉讼。证人张某林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资金149464207.26元（为人民币,下同）：2、判决被告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计付占用上述资金期间的费用15685023.02元（从2015年5月16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0月16日为15685023.02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28日原告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某贵，经营期限从2014年1月28日至2034年1月28日，认缴注册资本总额1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以上均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股东为本案第三人雨润公司（出资额600万元，持股比例60%）、谢继翔(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3%)、程超(出资额330万元，持股比例33%)、李荣敏(出资额40万元，持股比例4%)。 原告成立后，经营过程中约定由第三人一雨润公司向原告提供“种子资金”5000万元用于经营发展，约定“种子资金”投资收益归属原告所有，相应取得60%的股权，第三人一雨润公司和刘某贵不参与原告的经营管理：而第三人二、三、四程超、李荣敏（委托李攀参与管理）、谢继翔凭借在证券及资产管理等领域专业技能及经验负责雨润国鼎资本公司的管理、运营等具体事务，相应取得原告40%的股权。“种子资金”的运行情况是：为确保“种子资金”的安全及出于合理避税的目的，四名股东同意第三人一雨润公司借用关联方（即被告）个人名义在中信证券营业部开立证券专户对“种子资金”进行运营、管理。被告的中信证券营业部证券专户开立后，第三人一雨润公司分两次向该证券账户转入“种子资金5000万元，后原告又在2014年4月25日将其部分股本金300万元转入被告银行账户，再转入被告中信证券营业部证券账户，此证券账户自开立之日起至2014年11月5日一直由原告负责管理、运营，由初始资金由5300万元增值至62953896.80元，累计收益9953896.80元。在此期间，原告的董事会（被告为董事之一）、股东会确认以被告名义出资认购“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以下简称光证资管1号）的资产源于“种子资金”、300万元原告股本金及其产生的收益且光证资管1号的收益属于原告的资产，可以证明第三人一雨润公司转入被告中信证券营业部证券账户的5000万元为其按约定向原告提供的“种子资金”。对于光证资管1号的运作情况是：原告与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证资管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研究设立了“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原告负责将被告中信证券营业部证券账户（即管理、运营“种子资金”的证券账户）中的证券资产（即“种子资金”、300万元股本金及其收益形成的证券资产）划转至以被告名义在光证资管公司开立的专户，后原告一直负责光证资管1号的管理、运营等事宜，最终由原告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决定光证资管1号产品终止清算及收益归属等事宜。上述事实证明光证资管1号产品的收益并非被告个人的财产，而是属于原告所有。根据光证资管1号定向资产查询结果，光证资管1号的总资产合计199592504.66元，扣除银行费用600元、管理费95773.04元、托管费31924.36元后净资产为199464207.26元。上述资产已全部转账至被告银行账户。上述资产扣除“种子资金”5000万元后的剩余资金149464207.26元依法属于原告财产。 2015年9月29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前法商清（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第三人程超、李荣敏、谢继翔申请原告强制清算一案。2015年11月12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前法商清（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雨润国鼎资本公司清算组，组长王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算期间有清理公司财产的职权。被告至今占有“种子资金本金的投资收益及光证资管1号投资收益合计149464207.26元，依法应向原告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15685023.02元。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其持有自身名下的资金149464207.26元属于自有资产，不属于不当得利。即便相关“留存”字眼被解读为“归属”的意思，那么在法律上也属于“赠与”范畴，由于赠与尚未完成而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情况下，该赠与行为依法并未设立。因此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全部或者部分投资收益的义务。1.光证资管1号的投资本金是被告的财产，被告认购光证资管1号后，成为委托人和财产所有人；2.被告取得的投资收益是自担本金损失风险、杠杆融资、委托案外人光证资管进行高风险理财后取得的资产增值，符合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况且被告已经向案外人足额支付了委托理财费及融资利息；3.原告关于“种子资金”商业模式的说法全部来源于第三人二、三、四单方制作的文件，第三人二程超宣称种子资金的商业模式以所谓“专业能力”出资，第三人一除现金出资外还需提供5000万元作为光证资管1号的投资本金，全部收益应属原告，这种说法荒谬至极。首先，5000万元是被告的自有资金而不是原告的资金；其次，被告、第三人一也从未在任何载有该商业模式说明的文件上做过确认；第三、该说法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能以专业能力出资的规定，不符合股东除出资外无其他出资义务的规定，也不符合原告公司得以成立的事实。第四、被告在427董事会决议中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系“收益留存”即保存保管之意，且该董事会决议对于被告作为投资人的身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原告单方理解将“留存”解读为“归属”之义，那么本案则属于赠与合同纠纷，但原、被告未就投资收益的赠与形成合意，更未实际履行，被告有权行使法定撤销权撤回一切关于赠与的意思表示。第六、原告的清算组成立后，偏听偏信，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提起本案。第七、本案实际为第三人二、三、四等小股东，趁被告家族面临危机之时，并假借原告清算组之手向被告提起的虚假诉讼。综上，被告取得149464207.26元资金具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原告与被告未就投资收益归属原告事宜达成过一致意见，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投资收益的义务。 第三人一述称：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资金149464207.26元和相应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被告取得投资收益不属于不当得利。本案涉及的投资资金封闭运作，被告收回的5300万元投资本金和149464207.26元投资收益，合计199464207.26元一直在被告本人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内运作。全部投资收益均由被告的5300万自有资金投资本金形成，系依据被告与上海光大证券和招商银行等光证资管1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等协议的约定进行交易和结算，通过被告本人的账户内收付，被告取得投资收益不属于不当得利。2.被告账户内的5300万元，其中5000万元是其父亲祝义才从其银行账户转至被告的银行账户。祝义才已经说明该5000万元不是第三人一的财产，与原告无关。另外300万元是第三人一借给被告的资金。原告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三人一占60%、程超占33%、李荣敏占4%、谢继翔占3%，均为实缴出资。原告成立后，第三人二、三、四于2014年4月18日完成验资后将一半出资合计200万元从原告处转回，未进入到原告基本账户，在此背景下，原告也向第三人一转回了出资额的一半300万元。第三人一将该部分返还资金借给被告，并通知原告直接付到被告的账户，而非如原告所称转入“种子资金”账户。3.第三人一亦没有义务向原告付款。4.原告应当与被告另行协商收取报酬。原告担任光证资管1号的研究顾问，承担了相应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应的业绩。作为原告的大股东，第三人一亦认为原告有权利获得资产管理费作为报酬，但该报酬的标准和收取办法应当由原告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收取。第三人二程超也就光证资管1号的投资收益分配问题与刘某贵提出相应建议并提交了委托理财协议稿，但未被采纳，最终没有签署。双方多次磋商，但小股东并未善罢甘休。原告的强制清算组在听取程超等小股东一面之词后，没有居中调查，错误提起本案诉讼，违反忠实及中立原则。综上，被告取得的149464207.26元资金均是本人账户内的财产，不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委托原告公司管理的5300万元本金及全部投资收益均属于被告所有，不是第三人一的财产。第三人一亦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资金149464207.26元和相应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第三人二、三、四述称：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同意清算组向法院提出的三项诉讼请求，种子资金的投资收益归属公司，金额上认可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利息从2015年6月2日开始起算到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案件事实： 一、本案基本情况 原告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28日，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第三人一深圳雨润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600万元，出资比例60%）、第三人二程超（出资额330万元，出资比例33%）、第三人三李荣敏（出资额40万元，出资比例4%）、第三人四谢继翔（出资额30万元，出资比例3%）。经营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以上均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高级管理人员信息中，其中刘某贵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程超担任董事、总经理，被告祝珺担任董事，李咏思担任监事。 2015年8月7日，程超、李荣敏、谢继翔作为原告向本院起诉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被告），诉请本院依法组成清算组，对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2015年9月29日，本院作出（2015）深前法商清（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程超、李荣敏、谢继翔对被申请人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2015年11月12日，本院作出（2015）深前法商清（算）字第1号《指定成立清算组决定书》，指定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原告清算组，王辉为组长。 清算组在对原告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过程中，根据第三人二、三、四指认，认为原告在经营期间，由第三人一股东祝某财提供了5000万元作为“种子资金”进行股票配资买卖，扣除应返还第三人一的5000万元本金，期间盈利近1.5亿元是公司财产。由于股票账户是被告祝珺的个人账户，股票卖出后也由被告祝珺占用，因此以不当得利为由而诉至本院。 第三人一雨润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3日，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刘某贵（占股1%）、祝某财（占股99%）。董事包括：刘某贵（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沈华（董事、总经理）、祝某财（董事）、姚景源（董事）、祝珺（董事）。 祝某财是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雨润控股集团董事长，雨润控股集团旗下拥有雨润食品（香港上市，1068.HK）、中央商场（上海上市，600280）两家上市公司。祝珺是祝某财的儿子。 二、关于5000万元股票交易盈利约1.5亿元的事实 5000万元分两个阶段运营。第一阶段为未使用配资阶段，证据是2014年12月19日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单账户业绩证明》，其内容是：祝珺先生于2014年3月27日在该营业部开立了302****7333的证券账户，从2014年4月1日到4月25日分三次共计转入初始资金5300万元。到2014年11月2日，此账户未使用融资，资产也没有任何转入转出的流水操作。在2014年11月3日—5日分两次共计转出股份市值62953896.8元，累计收益9953896.8元。 第二阶段为使用两倍配资阶段，由一系列合同组成。第一份合同为被告祝珺作为委托人，与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委托人）签订了一份《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期限两年，合同第五条“投资管理”章节中约定，配置资产主要为证券公司构造的场外衍生品，管理人应将初始资产中专用证券账户下的委托证券资产与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按当日市价进行大宗交易，并于同日与瑞银证券进行场外股票收益互换交易，于其后第二工作日将该证券交收款同委托现金资产全部作为与瑞银证券进行场外股票收益互换交易的期初交换款，并约定进行大宗交易以及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前，由管理人与瑞银证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交易确认书》、《中国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2013年版）》、《中国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2013年版）补充协议》）；合同第23条“定向计划客户资产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中约定，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根据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及限制，对委托人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委托人提供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本集合计划由深圳雨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同中简称“雨润国鼎资本”）担任研究顾问，进行委托财产投资与运作的相关研究并提供研究咨询建议。雨润国鼎资本由业界一批经验丰富、资深专业人士创立，是第一批通过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是可以开展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私募基金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雨润集团……本定向计划的具体经营运作由管理人拟定投资主办人在本人的职责范围内，根据研究顾问雨润国鼎资本发送的研究咨询建议，在符合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本合同条款要求下进行管理”。 第二份合同是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甲方）与原告（合同乙方）签订的一份《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研究顾问协议》，约定在甲方设立并担任管理人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中，乙方作为研究顾问，为计划提供研究顾问服务，向甲方提交投资建议， 第三份合同是原告作为合同甲方，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的一份《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可以获得乙方提供的净值计算服务，并可以申请使用综合服务平台，向乙方发出相关服务指令和需求；乙方向原告提供净值计算服务。 第四份合同是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的《中国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2013年版）》、《中国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2013年版）补充协议》，此合同中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签约身份在合同落款页明确为“接受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客户委托，作为管理人为该等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此合同约定合同甲方为乙方提供金融衍生品配资交易服务。 原告指出，通过签订上述一系列合同及利用证券公司提供的两倍金融杠杆（金融衍生品交易），以第一阶段本金及收益合计62943896.8元为保证金，从开户之日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到2015年5月30日将全部股票清盘，所得资产为204129359.1元（扣除杠杆融资的净值），款项在2015年6月2日从被告祝珺的股票交易账户转账到其个人账户。原告认为，扣除5000万元由第三人一大股东祝某财提供的本金，余款149464207.26元（扣除了必要的托管费和其他应付款）即为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 被告及第三人一雨润公司对上述两个阶段股票交易共计盈利149464207.26元事实无异议。 三、是否就“种子资金”设立、运营签订书面合同：无。 四、本案争议事实的举证、质证意见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主要争议焦点是否设立了“种子资金”以及如设立“种子资金”其收益的归属。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进行了充分的举证，原告在本案中共举证39份证据，被告举证23份证据，第三人一雨润公司举证8份证据，第三人二、三、四举证16份证据。对上述证据，除了程序性证据及以及上述数份合同证据外，双方就争议焦点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一）原告的举证情况（证据序号仍按举证时的排序） 原告证据4为其管理团队介绍，管理团队成员为程超、李攀、张某林、谢继翔，介绍内容包括四人在证券及资产管理领域的工作经历、履历、业绩、职务等。证据来源于原告小股东给清算组提交的说明文件。 原告证据5为“种子资金”商业模式说明，主要情况是由第三人一雨润公司提供5000万元给原告作为“种子”，但不参与经营，获得原告60%股权，而其他股东及管理团队利用在证券、资产管理领域专业技能及经验负责原告的运营、管理等事务，获得原告40%股权。证据来源于原告小股东给清算组提交的说明。 原告证据6为2014年8月21日在香港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录音记录，参会人员为刘某贵、程超、祝珺和Rosa小姐，开会背景是原告在2014年1月成立后，4月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8月召开了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内容包括就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控制等经营方面进行商讨，原告称在此次会议上刘某贵明确说明被告祝珺证券账户中的5000万元为第三人一依约向原告提供的“种子资金”，由原告管理团队负责运营、管理。该证据来源于第三人二、三、四向清算组提交的材料。 原告证据7为2015年4月27日在香港召开的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决议》，参会人员祝珺、第三人一的副总裁宋某钧（代刘某贵参会）、程超、李攀、谢继翔、张某林（电话连线），会议通过三个决议，其一是根据被告祝珺与原告签署的《委托理财协议》内容，董事会同意被告祝珺出资认购雨润国鼎资本1号作为“种子资金”，该算法与合同内容一致，所有投资收益均留存原告处；其二是以2015年4月30日作为公司清算日，将净利润20%提取作为奖金分配给公司员工；其三是接受第三人二程超的辞职申请。 原告证据8为2015年4月27日在香港召开的原告第一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证据9为该次会议的录音记录及录音文字整理。参会人员第三人一的代表宋某钧、程超、李攀、谢继翔、祝珺、李某思、张某林（电话连线），会议通过两个决议，其一是股东会同意以2015年4月30日作为公司资产的清算日；其二是确定清算日后，雨润国鼎资本1号产品原则上只能卖出不能买入，各股东有权选择以现金或其他资产形式享有股东的权益，其中第三人一股东选择以现金方式享有公司部分资产的权益。原告认为，这份股东会决议可以看出以被告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内初始资金5300万元并不属于被告所有，其中300万元为原告的股本金，5000万元为第三人一按约定向雨润国鼎资本公司提供的“种子资金”，因此“雨润国鼎资本1号”产品的终止清算及收益归属事宜才需由原告的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决定。相反，若上述5300万元属于被告个人的财产，则以5300万元及其收益等设立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产品的终止清算及收益归属事宜完全可以由被告个人决定，根本无需提交原告的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决议。录音文字整理中可以看出，被告祝珺称“我同意之前种子资金核算方法”，原告认为，这里说的“核算方法”就体现在证据7和证据8所称的5000万元确实是属于大股东的财产，其收益交给了原告；而宋某钧的一段发言，也明确表示5000万元的投资收益归原告。 原告证据10为关于“种子资金”调拨申请书签字流程的说明及相应的付款记录。原告表示“种子资金”的5000万元流水是分次转账到被告祝珺的银行账户，但每次转账时，均由第三人四谢继翔书写申请，第三人二程超审核后，才由刘某贵签字安排付款，可以说明“种子资金”并不是被告祝珺的个人财产。证据来源于第三人二、三、四提供的资料。 原告证据12为祝某财开立证券账户申请资料，祝某财已提前在所有申请表格中签名。原告表示，2014年3月24日，第三人四谢继翔携带祝某财已完成签名的证券账户申请资料前往中信证券营业部办理开户事宜，在递交材料之后，由于祝某财已经开设了证券账户，而当时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开设一个证券账户，所以当时没有开成账户，无法用祝某财的户名进行“种子资金”的操作。 原告证据13为祝珺开立证券账户申请资料。原告表示，2014年3月27日，由祝珺在相应表格文件中签字后，由谢继翔携带被告签署的证券账户申请资料前往中信证券营业部办理开户事宜。 原告证据14为谢继翔与余爱菊（中信证券的员工）在2015年4月16日之间的往来邮件，内容是双方对被告祝珺证券账户的证券资产进行对账。 原告证据15为谢继翔与李攀的QQ聊天记录，内容是两人商讨证券买卖过程。原告认为，通过证据14、15可以证明以被告祝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实际由原告负责运营。 原告证据16为2014年11月21日《产品及销售部会议纪要》，参会人员为程超、李攀、张某林、谢继翔，除了工作计划外还商谈了要求在本周内明确“种子资金”全部收益归属公司，但不计收管理费的合同签订工作。 原告证据17为原告经营管理团队成员程超、谢继翔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就“种子资金”委托理财业务的协议进行讨论、修改。 原告证据18为2015年4月期间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共有84页，为谢继翔、李攀、程超与光证资管公司许迪、乔震，瑞银证券张韦、孙祥宵等人之间的往来邮件），内容是为了使原告在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拥有公开产品和业绩记录，实现原告中长期扩大规模的规划和经营模式，原告于2014年7月筹划开立“雨润国鼎资本1号”产品，并就相关事宜与证券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原告证据19为税务发票一张，这份发票是5300万元在第一阶段投资及收益共计6200多万元由中信证券转到光大证券时发生的税费。 原告证据20为2014年11月4日谢继翔与光大证券许迪之间的电子邮件，内容是光大证券代垫了3403元中登开户费，已开具了发票，要求谢继翔尽快支付到指定账户（王茜个人账户）。 原告证据21为光大证券员工王某在2015年12月22日出具的书面证言，内容是其在2014年10月31日办理“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相关业务过程中，需要将祝珺名下的证券资产从普通户转入光证资管开立的专户中，在办理过程中由其垫付了3403元划转费，后此款通过邮件告知谢继翔后，在2014年11月12日收到谢继翔的付款。原告认为，证据19、20、21可以证明，原告负责将被告祝珺在第一阶段上原中信证券营业部证券账户管理、运营“种子资金”的证券资产划转至以被告祝珺名义在光证资管公司开立的第二阶段的专户。 原告证据28为2014年5月6日会议录音及文字整理版，会议地点在香港，参会人员为宋鸿君、程超、李攀、谢继翔和林小姐。原告指出，第三人一雨润公司代表宋某钧在会上多次表示“这个账户(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不清算，钱到不了你的口袋上，都在那个账户上，我希望是尽快把它处理掉……我们尽快把它做掉，才能把被告名下的东西变成公司的资产，到公司的名下才可以股东分配”、“利益的东西，是商业的条款，我都可以来谈……利益是20%、40%，百分之多少。还是100%进公司，这个我可以拍板，最后100%进公司，我也拍了”、“我保证给你们的利益都保证了，我给你们100%的都放到公司里，我都做到了”。 原告证据29为原告2014年7月9日产品及销售部《会议纪要》，参会人员程超、李攀、谢继翔，内容是讨论“种子资金”运营问题。 原告证据30为2014年8月6日原告产品及销售部《会议纪要》，参会人员程超、李攀、谢继翔，内容是讨论购买衍生品产品的事情。 原告证据31为2015年5月8日李攀与瑞银证券张韦、孙祥宵等人之间电子邮件，内容是因公司内部协商一致，通知瑞银证券终止交易，当月5月29日将会成为提前终止日。 原告证据32为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5月27日李攀、谢继翔与瑞银证券孙某宵、张某，光证资管公司许迪之间的电子邮件，原告管理团队就“提前结束互换业务”与证券公司进行多次沟通。 原告证据33为2015年5月19日由被告祝珺签名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提前终止清算申请书》，被告祝珺在该日书面向光证资管公司、招行上海分行出具申请，要求进行资产变现及清算，并要求将剩余本金及收益支付至其招商银行南京市城南支行的个人账户。 原告证据34为2015年5月26日李攀与宋某钧之间电子邮件，内容是告知宋某钧“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后续处理情况，就资金回到被告祝珺个人账户后的处理，请宋某钧作为大股东代表给出意见及时间表。 原告证据36为原告清算组在2016年8月10日给被告祝珺发出的雨润国鼎清发字[2016]第002号《交付财产通知书》，通知被告祝珺向清算组交付其占有属于原告所有资金149464207.26元。 原告证据37为第三人一雨润公司给原告清算组回复的《关于的异议函》，第三人一对原告清算组发出的《交付财产通知书》提出异议。 原告证据38为被告祝珺给原告清算组回复的《关于的异议函》《关于的异议函》，被告祝珺对原告清算组发出的《交付财产通知书》提出异议。 原告证据39为清算组制作的利息计算表，原告表示被告祝珺依法应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 （二）被告及第三人一的举证情况（被告及第三人一重复举证的证据不再赘述） 被告证据1为5000万元转账记录，5000万元由祝某财分两笔3600万元、1400万元在2014年4月1日、17日转账到被告祝珺账户，说明这是自筹资金，与原告无关，也与第三人一无关。 被告证据2、3为祝某财、刘某贵的书面证言，祝某财的书面证言为《关于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和经营情况的说明》、刘某贵的书面证言为《关于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和经营情况的说明》。被告认为，两人的说明证实原告所称“种子资金”来源于祝某财，通过对原告设立的初衷和背景，驳斥了原告以“专业投资能力出资”和设立“种子资金”的不实主张，原告与第三人一之间从未就所谓收益留存在原告处达成一致意见。 被告证据4为原告财务账簿在2014年4月30日的记账凭证一页，被告证据5为原告清算组在2017年2月22日作出的《财务初步清查报告》，可以证明程超、李荣敏、谢继翔将其一半出资200万元从原告账户转走的情况下，原告向第三人一转回300万元出资并实际交付给被告祝珺的金额。 被告证据6为祝某财与原告在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关于委托理财业绩报酬的协议书》两份（合同编号分别是YRGD-201501,YRGD-201502），其中YRGD-201501协议内容是确认祝某财委托原告理财（南京1号），收益共计160795366.87元，祝某财支付给原告业绩报酬为收益部分的20%为32159073.37元（含税），在90日内支付到原告的账户，如未付款，则支付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YRGD-201502协议内容是确认祝某财委托原告理财（南京2号），收益共计12149698.96元，祝某财支付给原告业绩报酬为收益部分的20%为2429939.79元（含税），在90日内支付到原告的账户，如未付款，则支付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被告表示，这是由于祝某财通盘考虑了程超等人的诉求，在其没有吸引到外部投资者委托理财的情况下，向原告支付了34589013.16元的业绩报酬。 被告证据7为2015年5月6日在香港召开的原告《董事会股东会特别会议纪要（稿）》、被告证据8为2015年6月11日在香港召开的原告《董事会股东会特别会议纪要（稿）》，参会人宋某钧、程超、李攀、谢继翔、刘某贵、李某思、林某玲以及律师事务所律师、咨询公司人员等。被告指出，由于程超等人错误解读2015年4月27日决议内容，第三人一在两次会议中，都指出“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是被告祝珺，原告无权索要增值资金，但双方可另行协商业绩报酬，但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稿，由于股东间分歧大，并未实际签署。 被告证据9为刘某贵、祝珺在2015年7月31日出具的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决议的说明》，被告证据10为2015年8月12日，第三人一给程超、李荣敏、谢继翔发出的《关于妥善处理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业务结算和清算等相关事务的函》，可以证明被告多次发函给程超等人，证明双方并未就收益留存形成一致意见或协议。 被告证据11为2017年2月28日由原告清算组召集作出的《第二次股东会会议纪要》、被告证据12为2017年4月13日由原告清算组负责人王辉等人对刘某贵和第三人一代理律师吴嘉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被告及第三人一多次向清算组作出澄清，证明从未将所有投资收益留存原告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但遗憾的是清算组在起诉时并未将这两份核心证据提交法庭。 被告证据13为前海法院一审作出将本案管辖权移送南京中院后，程超、李荣敏、谢继翔给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管辖权提出申诉的报告，其中程超自称从2015年4月至今“全身心投入清算工作，没有任何收入”。 被告证据14为深圳汇凯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可以证明程超等原告股东、高管在原告公司存续期间，另行设立一家与原告构成同业竞争的公司。 被告证据15深圳汇凯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该公司对外声称其原名是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更名注册成功，并声称“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是其旗下的产品。 被告证据16为新浪财经网等网站对于“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属于2014年度股票策略最佳新秀对冲基金的报道，被告证据17为私募排排网站对李攀的专访，可以证明被告祝珺认购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确实增加了原告的业绩记录，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个效果，该资产计划也获得了最佳新秀对冲基金，这才是“种子资金”的真实含义。 被告证据18、证据19为原告拟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平安证券信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原告与平安证券签订的《平安证券信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研究顾问协议》，被告认为，原告本安排从事“平安证券信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研究顾问工作，但被程超等高管以“未实际开展业务”而取消。 被告证据20、证据21为《“平安证券信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合同，被告表示经其查询，该资管计划其后以深圳汇凯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在2015年7月成立并担任研究顾问，替换掉了原告，实际窃取了原告的业绩报酬和业绩记录，可以说明程超等人违背其作为公司股东、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 被告证据22为2014年8月21日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记录》，这份会议记录由参会人员刘某贵、祝珺、程超签名，此会议讨论了由程超汇报的公司前期工作、报告公司章程、组织架构、风险控制等方案，报告公司文化、公司目标及相关管理办法，会议议题原则上通过，这份证据可以驳斥原告提交的部分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董事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书面董事会决议为准。 被告证据23为宋某钧、祝珺、林美玲、李某思、刘某贵分别出具的《声明》，内容是对于2014年8月21日在香港召开的原告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上述人员均未允许或授权程超等人对会议内容录音，并且不认可非法录制的录音内容。这些声明并已通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转递给为程超等人办理香港公证的律师公证人，并立案调查。 第三人一雨润公司提交的证据1为原告备案的公司《章程》，可以证明原告为4个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成立的企业，并非程超等人所称的“技术入股”，并约定10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在2024年12月31日前缴清。 （三）第三人二、三、四举证情况（与原告举证相同的证据不再赘述） 第一组证据，9份录音及记录文字整理版，包括1）2014年8月21日董事会会议录音；2）2015年4月8日谈话录音；3）2015年4月16日谈话录音；4）2015年4月19日谈话录音；5）2015年4月27日董事会录音；6）2015年5月6日会议录音；7）2015年5月15日交接资料录音；8）2015年6月11日会议录音；9）2015年7月21日电话录音。第三人二、三、四认为，通过这些电话录音可以反映原告股东就公司成立后，由大股东提供资金支持成立“种子资金”，其收益由原告享有的口头约定是明确的。 第二组证据，为程超在香港所做的《声明》宣誓，此宣誓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陈健华予以监誓并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程超在《声明》中确认被告祝珺出资认购雨润国鼎1号作为“种子资金”，所有投资收益均留存在原告；董事会同意以2015年4月30日作为公司清算日，奖金按照截止该日的公司净利润20%提取分配给公司员工；同意程超辞去总经理。程超在《声明》中附随3段记录的录音光盘其确认是在全体与会成员知悉的情况下做出的录音，包括1）2014年8月21日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2015年4月27日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一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3）2015年5月6日原告在相关的公司会议。该声明书的附件包括三次会议的文字整理版及录音光盘。 第三组证据为张某林的出庭证言，张某林经第三人二、三、四申请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的询问。张某林表示，其于2014年8、9月间经原同事程超邀请入职原告处，任职研究总监，月薪2.3万元，到2015年6月公司解散时离职；在职期间没有单独见过刘某贵、祝珺或祝某财，但通过电话会议等形式进行过集体谈话，参加过2015年4月8日的会议；在职期间销售会议或投资研究会议经常召开，如每周例会，会议纪要并不是都要参会人员签名，但重大决议的会需要参会人员签字；核心管理层为程超、李攀、谢继翔和张某林，其他人员为辅助人员；其认为，新的资管公司一般成立两年内很少向外募资，主要是没有好的业绩记录，所以一开始经营是由股东支持。 （四）各方相互之间的质证意见 1、被告、第三人一对原告、第三人二、三、四的质证意见 被告及第三人一认为，原告证据中证据3可以证明公司经营范围为“受托理财”，并非为自己理财，而公司股东为实缴出资，并非以“专业能力”出资。对证据4、5均不予认可，关于管理团队介绍及“种子资金”的说明均是第三人二、三、四的自行说明，也没有得到被告、第三人一的认可。对证据6、7、8、9、28三次董事会录音记录（2014年8月21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6日），是程超在没有取得被告同意情况下单方录制并整理，无法证明其完整性及未被剪辑，即使是真实的，也仅仅表明董事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而已，最终没有形成合法有效的董事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不对被告、第三人产生约束力，在董事会上仅是确定被告祝珺为资金持有人，由原告作为研究顾问，双方没有约定利益归属，因此收益应归被告所有；在2015年5月6日会议上，宋某钧明确表示“这个公司用到了雨润的品牌，涉及祝珺的个人声誉，融资1.2亿元，谁在背这个责任，现在股票涨了，那如果跌了，损失是谁的呢……”，可以明确被告从未同意将投资收益赠送给原告；而对于证据7中董事会决议，被告在该决议签名的身份是原告的董事，而不是投资人，对被告作为投资人身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对证据10、11，第一阶段5300万元本金其中5000万元是祝某财支付给祝珺，300万元是第三人一指示原告支付给被告祝珺，均与原告无关。对证据12、13祝某财、祝珺的开户资料，即使是谢继翔代为开户，也仅能说明祝某财、祝珺曾委托谢继翔代为处理部分手续事宜而已，不能证明原告所述“种子资金”归属。对证据14—35中涉及的电子邮件、支付3400多元划转费等电子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原告对资管计划产品提供了投资建议，这是原告基于合同的合同义务，只能证明原告担任了研究顾问，不能证明收益归于原告。对证据31—35关于资管计划清算的证据，原告就相关事宜与各方进行沟通是其工作范围，无法推定出收益归属于原告的结论。 2、原告对被告、第三人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认为，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1，5000万元确实是第三人一的大股东祝某财提供给祝珺，但结合2015年5月6日会议录音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是祝某财向原告投入的“种子资金”。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3不予认可，祝某财、刘某贵提供的书面证言，是在争议发生后两年多才作出的单方面说明，可信度极低。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5真实性认可，对5300万元中的300万元是从原告账户直接转入到被告祝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其收益理应归原告所有，被告认为300万元是大股东抽回出资并交付给被告祝珺，没有证据支持。对被告提交证据6两份祝某财与原告签订的《关于委托理财业绩报酬的协议书》真实性认可，南京1号、南京2号，双方均约定在投资收益基础上按20%收取报酬，结合2015年4月19日的录音证据内容，恰恰说明本案“种子资金”与南京1号、2号业务性质不一样，种子资金是自营项目，收益应归原告所有。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8两份会议纪要（稿）真实性不予认可，这只是被告整理的草稿，并没有参会人员签名。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10为祝珺、刘某贵说明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尤其是祝珺声称“实际未委托资本管理公司管理其资产”与事实不符。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12真实性认可，这是清算组在提起诉讼前，积极组织股东召开多次会议了解情况，正是因为双方无法调和，清算组基于2015年4月27日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决议，认为“种子资金”的留存应归属于公司而提起本案诉讼。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14、15、16、17真实性认可，程超等人如何行使诉讼权利，与原告无关，深圳汇凯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情况也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8、19关于《平安证券信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与本案争议无关，且原告也没有签署。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0、21不予认可，被告并没有提供网址核对，原告也不是合同签约人，与本案事实无关。对证据22即2014年8月21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认可召开了此次会议，在相关录音证据中，刘某贵把祝珺等同于大股东代表，把祝某财的出资视为大股东的出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3不予认可，相关人员出具的声明是在争议之后出具，均为大股东及其员工，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对第三人一提交的证据1原告公司章程予以认可，但不能据此否定“种子资金”存在的事实，结合大量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将“雨润集团的优势和专业团队的优势结合”，通过大股东提供“种子资金”，分享60%的业务收益，这与公司章程股权比例契合。 第三人二、三、四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予以认可。 3、被告、第三人一对第三人二、三、四的质证意见 被告认为，对第三人二、三、四提供的9份录音证据，由于载体是一个录音笔，从录音笔中，无法看出录制时间，不能确认是原始载体；有被告参与的仅仅有四次，其余五次没有被告参与，对被告并无约束力；所有录音均是偷录为非法取得。整体而言，原告及第三人二、三、四使用这些录音证据时，存在过度演绎的问题。第三人一认为，有刘某贵、宋某钧参与的录音证据，两人均未同意程超等人进行会议录音，也无法确认相关录音是完整的未被剪辑的，所有内容均是讨论性的，不构成要约或承诺。 对经过香港律师公证的程超《声明》及录音证据，被告、第三人程超是在域外进行的虚假陈述，已将情况反馈到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 对张某林的出庭证言，被告、第三人认为张某林与本案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其与第三人二、三、四是利益共同体可参与对原告公司所谓20%奖金的分配，不具有公正性，张某林从未单独会见过被告以及刘某贵等人。 五、对部分证据的解读 1、被告证据5为原告清算组在2017年2月22日给本院及股东的《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务初步清查报告》，在报告第二部分“财务清查情况”，清查为截止2015年9月29日，资产总额43062521.84元，负债总额10538311.34元，净资产32524210.50元（包括实收资本1000万元、未分配利润22524210.50元）。在报告第三部分“清查事项”第2部分“其他应收款”中对“南京1号”、“南京2号”委托理财业务情况表述为：根据各股东的陈述及清算组调查，“南京1号”、“南京2号”委托理财业务由原告负责管理和运营，股东程超、李荣敏和谢继翔向清算组提交了《委托理财业务合同》，约定“南京1号”、“南京2号”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费按委托资产净值的0.5%/年费率计提、业绩报酬费按委托资产净值部分的20%/年费率计提，祝某财和原告未签署上述合同，但是祝某财的授权代表鲁晨洁与原告经营管理团队成员李攀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4月2日期间关于“南京1号、2号委托理财业务总资产、净值、业绩报酬及管理费等相关结算数据”的电子邮件足以证明双方已就“南京1号、2号”委托理财业务的总资产、净值、扣除利息后损益、业绩报酬费及管理费的收取标准和金额予以确认。……经查，截止2015年3月份，“南京1号”总资产470998595元、净值460795367元，扣除利息后损益160795367元；“南京2号”总资产164758265元、净值162149699元、扣除利息后损益12149699元……“南京1号”委托理财业务应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费33592518.53元，“南京2号”委托理财业务应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费3492962.49元，合计37085481.02元。鉴于祝某财已于2015年6月24日通过第三方向原告支付业绩报酬费34589013.16元，尚需支付业绩报酬费及管理费2496467.86元，清算时予以调整入账。在“其他应收款清查明细表”中清查的借款为谢继翔汇兑支出及借款35万元、李荣敏汇兑支出20万元、程超汇兑支出165万元、祝珺汇兑支出300万元（2014年4月24日发生）、李攀借款38万元、张某林借款23万元。 2、经审核原告证据13，祝珺填写的资料包括《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个人投资者开户申请单》、《自然人信用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取款限额调整申请表》、《客户佣金调整单》、《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客户确认单》、《风险告知确认书》、《产品或服务不适当警示确认书》、《取款限额调整申请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受理单》、《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权证风险揭示书》、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了“仅用于办理中信证券用再次复印无效”章）、深沪股东卡（账户号015729****、A45174****，*为保障隐私省略的数字，开户日期2014年3月27日），其中在《个人投资者开户申请书》中，被告祝珺填写的是尚未具备两年以上股票交易经验投资者的内容进行了抄写“本人尚未具备两年以上交易经验，确认已阅读并理解创业板市场……具有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愿意承担相关的各种风险和损失”。 3、被告证据2祝某财的书面证词中表示，第三人一与程超等人共同设立原告，均为现金实缴出资，并非以专业能力出资，程超等人的“专业投资能力”体现在其作为原告的职工，可以从原告处取得工资等劳动报酬；原告的经营是通过吸引外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管理，收取合理的管理费用实现盈利，第三人一与程超等人在筹划设立原告时，从未就程超声称的由第三人一提供“种子资金”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承诺在第三人一600万元出资额以外给予原告资金支持；被告祝珺委托原告理财并后续认购“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与第三人一无关，该5000万元资金是祝某财转账到祝珺银行账户的，不是第三人一的资产；程超没有单独见过祝某财，祝某财也从未承诺说服被告祝珺将“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全部收益给予原告，现在也反对将该收益给予原告。 刘某贵在书面证言中表示，第三人一与程超等人成立原告的目的是打造受托管理社会财富的“阳光私募基金”平台，通过吸引外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管理，收取合理的管理费用实现盈利，并不是为了管理第三人一大股东祝某财的个人资产，否则祝某财完全可以自己委托专业投资管理团队直接管理。在原告成立前后，祝某财从没有与程超等其他股东就所谓“种子资金”的设立、使用、归属达成一致意见。祝某财会见程超均通过本人安排，会见交流时从未涉及设立“种子资金”的相关安排，祝某财从未单独会见过程超。在原告经营期间，祝某财之所以将“南京1号”、“南京2号”项目下的资产委托原告理财，是因为原告成立后没有吸引到外部投资者及资金，为避免无业务维持运转，经本人争取，祝某财将原委托其他专业团队管理的资金转到原告处理财，而原告担任“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研究顾问，主要目标是取得从事相应私募基金业务的业绩经验，而不是收取研究顾问费用或其他收入，因此签署了不收取研究顾问费用的合同。对于原告经营期间及解散后，股东从未就“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业务收费问题达成任何决定，程超曾向本人提交了将受益留存公司等内容的委托理财稿，但我坚持应按资本管理公司其他类似业务的常规做法（即净收益8%）或行业常规标准起草协议，不同意程超提出的意见。本人作为原告的董事长，全面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无论“南京1号”、“南京2号”还是“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均是凭借本人的个人信誉及努力争取才获得委托方的认可，而程超等三个股东从未曾为原告募集到任何受托资产。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祝珺名下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金融资产在清盘后扣除本金部分的盈利是否为原告的公司资产，对此本院依据双方的举证情况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一、原告从2014年1月28日注册成立，到2015年4月27日第一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决定对公司进行资产清算，到2015年8月7日原告的三名小股东向本院起诉要求指定清算组，原告实际经营1年多。通过证据反映，以股东第三人二、三、四为主的经营管理团队在此期间共管理了三个资产管理计划，分别是“南京1号”、“南京2号”和“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在使用资产配资的情况下，总盈利水平较为可观。根据被告证据7原告清算组在2017年2月22日作出《财务初步清查报告》反映，就三个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人祝某财、祝珺与原告在将资产交由原告进行管理时都没有签订关于委托理财业绩报酬的书面合同。被告提交的证据6反映，在2015年6月12日，“南京1号”、“南京2号”两个资产管理计划在祝某财收回了投资本金和收益的情况下，才由祝某财与原告签订了两份《委托理财业绩报酬的协议书》，约定了具体的业绩报酬。由此可见，祝某财作为第三人一占股99%的大股东，而原告作为第三人一、二、三、四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成立和公司初期的经营管理期间，双方是基于信任关系维持公司的良好运转。原告在存续期间，是由大股东提供资金，经营管理团队负责理财，收益按口头约定办理，双方共赢的局面。这种局面，既是对管理团队能力的认可，也是原告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了长期经营取得业绩的需要，在经营业绩良好的情况下，原告也可以更加容易取得对外的资产进行管理、理财，这与原告设立的初始目的并不相悖。原告经营业绩良好，第三人一作为原告的大股东，祝某财作为第三人一占股99%的大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分得相应的盈利。被告及第三人一辩解原告公司“受托理财”仅是为了取得股东之外的资产进行管理，与上述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可。 二、“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虽然是被告祝珺作为委托人，与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委托人）签订《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设立，但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研究顾问协议》，明确了原告该资产管理计划的研究顾问身份。该资产管理计划由5300万元本金加上第一阶段盈利共计6295万多元，从2014年11月初资产计划成立，以两倍融资杠杆1.2亿元，理财6个多月，扣除本金、融资款本息后盈利近1.5亿元，通过原告提供的诸多证据证实，并不是被告祝珺个人理财的结果，而被告祝珺在开设证券账户时也明确其没有两年证券以上交易经验，也没有证据反映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贵参与了具体资产管理计划的运营，刘某贵作为法定代表人更多的是管理、协调等工作，盈利近1.5亿元是以第三人二、三、四为主经营管理团队努力的结果。由于“南京1号”、“南京2号”投资人祝某财与原告之间有明确约定的业绩分成约定，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情况下，本案争议的“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盈利不应视为“免费”项目。 3、被告祝珺名下证券资产从第一阶段5300万元本金起步，其中5000万元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1来源于其父亲祝某财在2014年4月1日、17日转账而来。另外300万元为原告转账给被告祝珺，原告表示这是原告的资产，而被告、第三人一表示这是在程超等人抽回出资200万元在先的情况下，被告、第三人将300万元转回给被告祝珺的出资款。由于股东在认缴出资后抽回出资这一证据并无直接证据证实，对此，依照被告提交的证据5原告清算组在2017年2月22日给本院及股东的《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务初步清查报告》来看，其一是原告清算组认定原告的四个股东认缴出资全部到位，这与公司《章程》约定在2024年12月31日前缴清并无矛盾之处；其二清查报告的“其他应收款清查明细表”表述的为“祝珺汇兑支出300万元”，而其他股东（人员）对原告的应收账款也表述为“借款或汇兑支出”，并非记录为抽逃出资；其三被告、第三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称这300万元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这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为凭。因此本院认定这300万元为原告借用被告祝珺名义参与了“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相应比例的盈利为：（300万元×149464207.26元）÷5300万元=8460238.15元为原告所有的盈利，被告祝珺无合理理据将之占有，属于不当得利，理当将8460238.15元及占有此款的利息返还给原告。 4、对于5000万元部分的盈利141003968.11元（149464207.26元—8460238.15元）应如何认定归属问题，本院认为，其一“种子资金”这一说法确实真实存在，并经过了第三人一代表宋某钧、被告祝珺、第三人二程超的确认，证据见原告提交的证据7在香港召开的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决议》，在该次经三人签字的董事会决议中第一项，即为“有关‘种子资金’核算方法事宜”，其全文内容是“根据祝珺董事与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理财协议》（合同编号第001号）内容，董事会同意由祝珺董事出资认购的雨润国鼎资本1号，作为‘种子资金’，该算法与合同内容一致，所有投资收益均留存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由此处文字可见，参会原告董事祝珺、程超，代刘某贵参会的宋某钧以及列席的李攀、谢继翔、李咏思对之均无异议。被告、第三人一辩解不存在“种子资金”的事实明显与该事实相悖，本院不予认可。其二，该次董事会会议虽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属于域外证据，但第三人二、三、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将该证据交由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陈健华办理了公证手续，并通过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证据形式合法有效，被告、第三人一辩解通过中国委托公证人投诉了相关公证人，但截至本案判决之前，没有向本院提交投诉处理结果。本院依法确认该证据有效。其三，既然“种子资金”这一事实真实存在，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确认提交该次董事会决议中所称的“祝珺董事与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理财协议》（合同编号第001号）”，本院只能根据其他证据推断“种子资金”的相应真实情况。原告、第三人二、三、四共提交了9次会议记录的录音音频及录音文字整理件，其中有被告、第三人一法定代表人刘某贵（或委托代表宋某钧）共同或分别参与的有4次，分别是1）2014年8月21日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2015年4月27日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3）2015年4月27日原告第一届股东会第三次会议；4）2015年5月6日原告的公司会议。其中2014年8月21日会议录音上，刘某贵明确表明5000万元为大股东提供资金支持，在2015年4月27日会议上宋某钧、祝珺也作出“将全部投资收益计入公司收益”、“公司成立初衷是将雨润集团的优势和你们专业团队的优势结合”的陈述，这说明，截止原告董事会、股东会决定公司清算时，对第三人二、三、四为主的研究团队予以肯定的同时，并未否定原告在起诉时主张的“种子资金”的核心内涵，即“大股东提供资金支持，将雨润集团的优势和专业团队的优势结合、将全部投资收益记录公司收益”的事实。而被告、第三人一辩解不存在所谓“种子资金”及相应约定内容，明显与上述通过证据反映的事实相悖，本院对被告、第三人一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5000万元部分的盈利141003968.11元应属原告的财产。 综上，依照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被告祝珺虽为“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但根据诚信原则及约定事项，其名下5300万本金投资收益149464207.26元理当归属于原告，原告以被告祝珺占用款项不归还，以案由不当得利起诉至人民法院，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中本金300万元为原告投入理财款，其盈利8460238.15元及占有此款的利息返还给原告，对于利息起算时间，原告诉请从2015年5月16日起算，但本案在审理中查明“光证资管-雨润国鼎资本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清算后本金及盈利是在2015年6月2日才转入被告祝珺账户，因此利息应从2015年6月3日起计算；原告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对此，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本院根据这一变化将原告的利息请求重新分段计算，其中2015年6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1—5年为年利率4.75%）计算，此段利息为8460238.15元×4.75%÷365天×1538天=1693322.46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时计算，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被告祝珺通过其父亲祝某财提供的5000万元本金盈利141003968.11元亦应返还原告，而原告要求被告对逾期还款部分盈利给付利息，实际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违约损失范畴，但由于双方并未实际签署“祝珺董事与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理财协议》（合同编号第001号）”，原告此项利息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祝珺归还原告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300万元本金投入资管计划所得盈利8460238.15元及占有此款的利息（利息其中2015年6月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2019年8月19日为1693322.46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时计算，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 二、被告祝珺归还原告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5000万元本金投入资管计划所得盈利141003968.11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深圳雨润国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67546元（原告已预交），原告负担77731元，被告负担789815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豫军 人民陪审员  贾丽新 人民陪审员  林立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王重阳 书 记 员  夏婉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