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921刑初75号 公诉机关蓬溪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陶伟，男，1974年5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原中共党员，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射洪县棚户区领导小组原组员、办公室副主任，现住四川省射洪县。因涉嫌犯受贿罪，2018年12月5日被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决定留置，2019年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陈操，四川华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210438790。 蓬溪县人民检察院以蓬检公刑诉（2019）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伟犯受贿罪，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川09刑辖5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被告人陶伟涉嫌犯受贿罪一案由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原辩护人曾家煜、张杰〔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审理中被告人陶伟解除与二人的委托关系〕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于2019年6月14日依法召开庭前会议，并分别于2019年6月28日、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蓬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陶伟及原辩护人曾家煜、张杰、现辩护人陈操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公诉机关需要补充侦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蓬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陶伟在担任射洪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副局长以及射洪县棚改办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65.9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事实如下： 1、2017年中旬的一天，被告人陶伟以借款的名义向做工程项目的杨某1（已另案处理）索取人民币4万元。2017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陶伟以借款的名义向杨某1索取人民币6万元。2016年至2018年春节期间，杨某1为拉近与被告人陶伟的关系，并得到其关照，三次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共计人民币4万元。 2、2016年6月，被告人陶伟在“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竞标过程中给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浩特公司）提供帮助，四川浩特公司销售总监王某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人民币0.5万元。2017年初至2018年初，被告人陶伟通过李某1三次收受四川浩特公司销售总监王某“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回扣共计人民币27万元。 3、2018年年初，因“聚信国际”棚改项目拆迁、还房安置的问题，“聚信国际”项目负责人殷某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人民币2万元。2018年下旬，因钟某拆迁问题，被告人陶伟收受“聚信国际”项目责任人殷某人民币10万元。 4、2018年11月，被告人陶伟因治安检查收受“漫步人生”洗脚房负责人陈某1人民币2万元。 5、2017年春节至2018年年初，被告人陶伟因治安检查两次收受“贵足驿站”洗脚房负责人刘某1共计人民币2万元。 6、2017年春节至2018年春节，射洪烟花爆竹协会副会长李某2，为了在工作中得到关照和帮助，两次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现金人民币共计4万元。 7、2017年春节至2018年春节，为了在工作中得到关照和帮助，遂宁祥瑞爆破有限公司射洪部负责人刘某2两次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现金人民币共计0.8万元。 8、2018年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陶伟因“好客”酒店未实名制登记，收受酒店负责人寇某现金人民币0.5万元。 9、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陶伟因杨某2非婚生子女上户，收受杨某2人民币0.6万元。 10、2017年5、6月的一天，被告人陶伟因税某1嫖娼被行政拘留，收受了委托人向某人民币1万元。 11、2017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陶伟因高某在恒业旺街经营的跳舞场所涉黄，收受了高某委托曹某转送的人民币0.5万元。 12、2017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陶伟因射洪虹桥欢乐游乐设备管理有限公司消防验收未通过，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杨某3人民币1万元。 被告人陶伟将以上所得赃款用于家庭及个人开支。 2018年12月5日，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干部在射洪县公安局将被告人陶伟带至遂宁市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执行留置。2019年1月11日，被告人陶伟家属代为退赃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6.9万元。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电子数据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陶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陶伟有索贿情节，应当从重处罚；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陶伟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但对部分指控事实有异议，辩称：1、其向杨某1借款的10万元不是索贿；2、杨某1等人在春节期间送的8.8万元礼金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3、认罪悔罪，真诚接受法院判决，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辩护人陈操对公诉机关指控陶伟犯受贿罪的罪名不持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金额有误，应为53.82万元；2、陶伟与杨某1之间的10万元经济往来系借款而非索贿，有陶伟与杨某1之间的对话、短信等证据证实；3、陶伟具有自首情节；4、陶伟积极退赃，并有检举他人犯罪的事实，如果核查属实，应当在量刑时予以考虑；5、陶伟涉案之前表现良好，多次立功受赏。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对陶伟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可以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陶伟于2012年2月任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6年10月任遂宁市射洪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射洪县棚户区改造相关问题处置领导小组组员、办公室副主任。被告人陶伟在担任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主要负责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县重点工程建设治安管理、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分管治安大队、指挥中心；联系消防大队、太和等派出所；并于2018年7月兼任射洪县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依法打击组组长。被告人陶伟在任职期间，向与其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杨某1两次“借款”，未履行手续，超过承诺的还款期限未予归还；并利用职务之便，在“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竞标及施工、棚户区房屋拆迁、户籍管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王某、杨某1、杨某2、向某、高某、刘某1、李某2、刘某2、殷某、杨某3、寇某、陈某1等人送的人民币。具体事实如下： 1、2015年，被告人陶伟任射洪县“天网”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的协调和推进工作。四川浩特公司为承建此项目，其销售总监王某与陶伟接触。被告人陶伟告知王某“天网”项目的部分技术要求和功能需要。2016年上半年，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遂宁分公司）与四川浩特公司组成联合投标体，参与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招标，并以电信遂宁分公司的名义中标。王某为感谢被告人陶伟的帮助，于2016年6月上旬以过节的名义送给陶伟5000元现金。 2016年12月，王某为感谢被告人陶伟，并在“天网”项目建设中继续得到帮助，其与陶伟约定参照做劳务工程的利润送给陶伟27万元“感谢费”。后，王某以四川浩特公司的名义与四川双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禾公司）签订虚假劳务合同。双禾公司又与陶伟的朋友李某1签订虚假的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双禾公司及李某1均未实际履行上述合同。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四川浩特公司将27万元分三次支付给双禾公司，双禾公司再将27万元陆续转到李某1账户。李某1将钱取出，在迭出自己向双禾公司垫付的相关税费后，将剩余钱款全部转交给陶伟。陶伟将其中1万元分给李某1。 2、从事个体建筑行业的杨某1为得到被告人陶伟的关照，于2016年至2018年的每年春节期间，以拜年的名义分别送给陶伟1万元、1万元、2万元，共计4万元。 2017年上半年，被告人陶伟以急需用钱为由，向杨某1提出“借款”4万元。2017年年底，被告人陶伟发送短信再次向杨某1“借款”6万元，并承诺2017年底将借款10万元全部还清。被告人陶伟收到上述“借款”后，未履行相关手续，未约定借款利息、还款方式等。至本案案发，陶伟未将10万元“借款”偿还杨某1。 3、2018年年初，负责修建“聚信国际”棚改项目的殷某为得到被告人陶伟的关照和帮助，解决该项目的拆迁、换房安置等问题，以拜年的名义送给陶伟2万元。事后，陶伟帮助殷某协调处理了拆迁户钟某的拆迁补偿问题。2018年7月，殷某为了让陶伟继续协调钟某的拆迁补偿问题，在“圣蒂卡罗”茶楼内送给陶伟10万元现金。后，被告人陶伟继续劝说钟某配合拆迁工作。2018年8月中旬，钟某与殷某签订拆迁协议。 4、射洪县烟花爆竹协会副会长李某2为在经营烟花爆竹行业中得到被告人陶伟的关照，分别于2017年春节、2018年春节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其2万元、2万元，共计4万元。 5、2017年春节前，“贵足驿站”洗脚房负责人刘某1将1万元现金送给被告人陶伟，请其向辖区派出所打招呼，减少检查“贵足驿站”洗脚房的次数。2018年年初，刘某1将1万元现金送给被告人陶伟，并请其关照该洗脚房。 6、2018年11月，因“漫步人生”洗脚房被治安检查的问题，其负责人陈某1送给被告人陶伟2万元现金，并请陶伟帮忙“打招呼”，减少对该洗脚房的检查次数。 7、2017年5月，税某1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向某为让税某1提前释放，送给被告人陶伟1万元现金，并请陶伟帮忙。 8、2017年7月，射洪虹桥欢乐游乐设备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梦险城”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投入营业，被射洪县公安消防大队责令停业整顿。该公司负责人杨某3知道被告人陶伟联系射洪县公安消防大队后，在射洪县一茶馆附近送给陶伟1万元现金，并请其协调解决“梦险城”的消防问题。 9、2017年春节前，遂宁祥瑞爆破有限责任公司射洪工程部负责人刘某2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现金3000元，并请陶伟关照其公司。2018年春节前，刘某2再次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5000元，感谢其对公司的关照，并请陶伟帮忙介绍爆破业务。 10、2018年上半年，杨某2为给自己的非婚生子女在射洪县上户，在其朋友文某的带领下来到被告人陶伟的办公室，请求陶伟帮忙。陶伟答应后，杨某2将装有6000元现金的信封送给陶伟。 11、2017年年底，高某因在射洪县经营的跳舞场所涉黄被公安局要求停业整顿。高某为请被告人陶伟帮忙，将一条装有5000元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委托曹某转送给陶伟。 12、2018年6月初的一天，射洪县“好客”酒店因未对旅客实名制登记被太和派出所民警查处，并被口头告知要进行罚款并停业整顿。负责人寇某为减轻处罚，送给被告人陶伟5000元现金，并请求其对酒店从轻处罚。 被告人陶伟将上述所收款项用于家庭及个人开支。 另查明，2018年11月29日，经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初步核实发现被告人陶伟与其管理对象杨某1之间存在经济往来。2018年12月5日，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陶伟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在调查期间，被告人陶伟主动交代侦查机关未掌握的涉嫌犯受贿罪的相关事实。2019年1月11日，被告人陶伟的家属向射洪县监察委员会退回违法所得66.9万元。案发时，被告人陶伟名下有福特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登记在陶伟及其妻子名下的房屋两处；单独登记在其妻子名下的房屋一处。被告人陶伟在杨某1处两次“借款”后，其个人银行账户（卡号：62×××53）有过7万余元至10万余元不等的余额，案发时尚有7万余元的余额。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一）书证 1、立案决定书、立案通知书、留置决定书、留置执行通知书、解除留置决定书、起诉书意见书、拘留决定书、拘留通知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等程序性法律文书，证实本案的侦办程序合法以及对被告人陶伟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2、扣押决定书、移送涉案款物清单，证实被告人家属代为上交涉案款项66.9万元。 3、户籍信息、工作证件、入党材料、干部履历表、公务员登记表、任职文件等，证实被告人陶伟的身份信息及职务任免情况。 4、调查期间有关情况说明、市扫黑办关于“杨狗”团伙涉黑问题的复函等材料，证实被告人陶伟如实供述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受贿行为及积极退赃情况，以及暂未发现公安系统有保护伞的情况。 5、杨某1手机分析报告及银行交易信息、陶伟夫妻不动产及车辆所有情况、天网工程相关文件资料、劳务承包合同、四川浩特公司记账凭证、天网工程相关合同及验收资料、税费缴纳票据、“聚信国际”钟某房屋拆迁资料、射洪虹桥欢乐游乐设备公司行政处罚、税某1行政拘留及申请提前出所相关资料、杨某2非婚生子女上户资料、射洪旺街交易舞厅案卷资料、“好客”酒店行政处罚资料、陶伟及其妻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资料等书证，证实被告人陶伟的经济能力，本案证人均属于被告人陶伟的管理服务对象的情况及相关人员请托事项的具体情况。 6、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关于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的复函，一是陶伟在接受审查调查期间，检举揭发了他人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核实；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的《释义》等相关规定和解释，讯问录音录像的内容应当严格保密，不宜当庭播放，建议由指定人员到射洪县监察委进行有针对性的阅看；三是根据随案移送的陶伟、杨某1询问笔录，陶伟与杨某1之间的短信记录，陶伟及其家庭成员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证据材料，足以证实陶伟以借为名向杨某1索取10万元。证实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关于本院要求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的回复情况。 （二）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我第一次借那4万元钱是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打算到青海省西宁市参加青海警校毕业20周年同学会，自己要多准备点钱以备开销。当时我自己身上和银行卡上的钱都不多了，所以我决定借钱。第二次借钱那6万元钱是当时快到年底了，我也喜欢朋友打点牌，身上随时也需要带点钱，当时自己身上又没得什么钱了，所以我决定借钱。”“我和杨某1在2013年认识后，接触很少，除了我在工作上约谈过杨某1外，另外就没得什么联系和私交了。”“我晓得杨某1不缺这几个钱，我找他借钱后他也不会催我。另外我在处理他组织人员闹事的事件中对杨某1进行过约谈，我向他提出借钱，他也不好推脱。我在第一次向杨某1借款4万元后，杨某1从来没有催我还过钱。第二次我考虑到第一次已经在杨某1那里借了4万元钱了，就再借6万元，凑够10万元整数好计数。”“我在第二次向他借钱时，发短信说过我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一起还他这10万元钱。”“我主要是想主动向杨某1表明一个态度，好让他能够再次借6万元钱给我。”“第二次我向杨某1提出借款6万元后，杨某1把钱交给我时，我随口问了杨某1是否打条子，杨某1喊我走，我就没有与杨某1履行手续。”“我向杨某1借的第一笔4万元钱，在青海开同学会用了1万多元，剩余的2万多元被我用于个人平时开支；我向杨某1借的第二笔6万元，大部分被我用于与朋友吃饭、喝酒、打牌等开销。”“另外我借杨某1这两笔共计10万元钱后，杨某1一直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个事情，也从来没有催我还钱。杨某1不主动问我要，我就不准备主动还。至今杨某1都没向我催要过这10万元借款，所以至今我都没有还他这10万元钱。”“我给陈某2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杨某1被侦查机关抓走之后，我担心我借杨某10万元钱的事情对我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提前给陈某2汇报。我给李某1说了借钱的事，是想李某1说我是帮他借的钱，以防备相关调查人员来问起这个事情，减少对我的影响。” 被告人陶伟还供述称其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收受了杨某1、王某、殷某、陈某1、李某2、寇某、刘某1、刘某2、杨某2、向某、高某、杨某3等人所送的钱款。 被告人陶伟的供述证实其向杨某1两次“借款”未还的事实，以及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杨某1、殷某、李某2、刘某2等人所送钱款的事实。 （三）证人证言 1、证人杨某1的证言 “第一次是在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射洪县盐井广场附近送给陶伟一条大重九香烟和人民币1万元钱。第二次是在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射洪县沱牌大道欣泽实业公司办公楼外面我的车上，我送给陶伟人民币1万元。第三次是在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在射洪县城南加油站旁的‘紫君花园’售楼部外面陶伟的车上，送给陶伟人民币2万元。”“陶伟是射洪县公安局副局长，好像是分管维稳这一块工作，我正好又在做工程，很多事情还要与公安局打交道。我给陶伟送钱是想借此拉近和他的关系，希望陶伟今后能给我一些关照。”“陶伟先后两次向我借了人民币共计10万元。第一次是2017年5、6月份的一天上午，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陶伟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在成都有点事急需4万元，就问我有没有4万元的闲钱借给他。我说我现在有点现金，可以借4万元给他应急。然后我就从我车子里面的备用金里拿了4万元现金出来装在一个口袋里，啥子口袋我现在记不清了。钱准备好之后，我就开车前往太和一下对面的射洪县公安局。到了之后，我给陶伟打电话，他说他下楼来拿。陶伟下楼之后，我在公安局门口把4万元钱拿给了陶伟。2017年年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陶伟给我打电话，问我看到他给我发的短信没有。我说我刚才在休息，没有看到他给我发的短信。陶伟给我说他现在要出门办事，想向我再借6万元，我说可以。他说把钱先借给他用，他出门回来之后就还给我。我说要得，并叫陶伟到‘紫君花园’项目部来拿。挂断电话之后，我看到陶伟给我发的短信是说他需要向我借6万元给他应急，他年前连同以前向我借的那4万元一起还给我。过了一会，陶伟开着他的车到了‘紫君花园’售楼部，停在了门口的辅道上。我就把装有人民币6万元的白色的纸口袋从右边车窗递给了陶伟。”“我与陶伟是2013年在万林钢厂拆迁的时候，因为工作上关系通过张某认识的，认识以后，除了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与陶伟有打交道之外，没有私交，私下跟他基本没得往来。”“我们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还款方式。只是第二次借钱的时候，陶伟说2018年春节前还给我，但是实际上借了钱之后，陶伟一分钱都没有还给我，他没有再找我说还钱的事情。” 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至2018年的每年春节期间，其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陶伟共计4万元现金以及被告人陶伟两次向其借款共计10万元，但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还款方式，案发前也未归还的事实。 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陶伟在“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竞标过程中给四川浩特公司提供了帮助。2016年6月，其以过节费的名义送给陶伟5000元现金。2016年12月，其以签订虚假劳务合同的方式送给被告人陶伟27万元的事实。 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四川浩特公司通过与双禾公司签订虚假劳务合同的方式，送给被告人陶伟感谢费27万元。四川浩特公司将钱支付到双禾公司，双禾公司再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其迭出自己向双禾公司缴纳的相关税费后，将剩余的25万余元交给陶伟，陶伟分给其1万元。 4、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李某1找其帮忙以双禾公司的名义与四川浩特公司签订金额为27万元的虚假劳务合同，并以双禾公司的名义开具真实税票，以便李某1收取劳务费用。双禾公司未实施合同约定的相关劳务，但与李某1签订了内部协议。双禾公司向李某1收取了1.08万元完税费用，在收到四川浩特公司支付的27万元劳务费后，全部转账给李某1。 5、证人殷某的证言，证实其与他人合伙接手“聚信国际”棚户区改造项目后，于2018年1月底的一天晚上送给被告人陶伟2万元现金。2018年8月的一天，其为了感谢陶伟在拆迁和房屋安置纠纷中的帮助，送给陶伟10万元现金。后，在陶伟的帮助下，拆迁户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6、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其系射洪县烟花爆竹协会副会长，为在经营烟花爆竹中得到被告人陶伟的帮助，以过节费的名义于2017年春节前和2018年春节前，分别送给陶伟2万元、2万元，共计4万元。 7、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其系遂宁祥瑞爆破有限责任公司射洪工程部负责人，于2017年及2018年春节前，分别送给被告人陶伟3000元和5000元，并请陶伟关照。 8、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射洪县“漫步人生”洗脚房的负责人，因洗脚房经常被治安检查影响经营，于2018年11月送给被告人陶伟2万元，并请陶伟帮忙“打招呼”，减少对“漫步人生”洗脚房的检查次数。 9、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春节前，其送给被告人陶伟1万元现金，请陶伟减少对其负责的“贵足驿站”洗脚房的治安检查次数。2018年1月份，其送给陶伟1万元现金，请陶伟关照其洗脚房。 10、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虹桥公司开办的“梦险城”室内儿童乐园因没有大型单体建筑的消防规范，被责令停业。2017年7月中旬，其送给被告人陶伟1万元现金，请陶伟协调解决“梦险城”的消防问题。 11、证人向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其前妻的弟弟税某1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其找到被告人陶伟帮忙，并送给陶伟1万元现金。 12、证人寇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初，其负责的射洪县“好客”酒店因未对旅客进行实名制登记，被太和派出所口头告知要停业整顿。其找到被告人陶伟，请陶伟从轻处罚，并送给陶伟5000元现金。 13、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其为给自己的非婚生子女在射洪县上户，通过朋友文某找到被告人陶伟帮忙，并在陶伟同意帮忙后送给其6000元现金。 14、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其因在射洪县恒业旺街经营的跳舞场所涉嫌从事违法活动被通知到派出所接受询问，为防止被停业整顿，其将一条装有5000元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委托曹某转送给被告人陶伟。 被告人陶伟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人杨某1的证言和其关于杨某1的供述笔录有异议，提出其在被讯问时受到了办案人员的诱供，其本人是向杨某1借款10万元，但有还款的意思表示。 原辩护人曾家煜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人杨某1的证言和被告人陶伟关于向杨某1借款的供述有异议，辩称杨某1证言中关于其本人心理活动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杨某1的证言和陶伟的供述能够证实陶伟向杨某1借款10万元，而不是索贿。 原辩护人张杰对上述证据质证无异议，但提出根据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被告人陶伟主动交代侦查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 在庭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时，本院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权利，被告人陶伟及辩护人对陶伟于2019年1月10日在侦查机关作出的供述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并要求重新调取杨某1的证言笔录及相关视频资料。本院依法召开庭前会议，对被告人陶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收集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被告人陶伟提出其在侦查机关时被诱供导致作出自认索贿的供述。原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与陶伟的会见笔录和陶伟的自书材料。公诉机关提交了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关于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的复函，证实本案的同步录音录像等视频资料不属于随案调取的证据，并提出被告人陶伟在讯问笔录中签字、捺印就是对调查的认可，陶伟的供述笔录和证人杨某1的陈述笔录能够证实陶伟主动发信息“借款”的事实，是否构成索贿应当根据证据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因受到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遭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被告人自称迫于办案机关诱供和施加的压力从而作出“不想还杨某1钱款”的供述，经过审查，原辩护人提交的材料不能证实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及诱供的情形。而被告人称迫于办案机关诱供和施加的压力从而作出“不想还杨某1钱款”供述申请排除该供述的理由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综上，被告人于2019年1月10日在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不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在庭审中出示。另，因证人杨某1涉嫌其他犯罪正被立案调查，现无法询问杨某1。且本案已有杨某1的证人笔录收集在卷，可在庭审中出示。 本院对证据评议后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陶伟的供述笔录和证人杨某1的证言笔录取证程序合法，且内容相互印证，对陶伟发送短信借款及表达还款的意思表示等细节较为一致，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对涉案“10万元”性质的辩护，不能证实被告人供述笔录和证人杨某1的证言笔录系非法取得，故其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至于被告人陶伟是否构成索贿情节，不单凭被告人的供述或者证人杨某1的陈述予以认定，应当综合本案全部证据作出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其他证据取证合法、客观、真实，证据与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应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被告人陶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陶伟与辩护人提出，陶伟与杨某1之间的10万元经济往来系借款而非索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陶伟的供述笔录、当庭陈述及证人杨某1的证言笔录等证据，能够证实陶伟于2017年两次主动向杨某1“借款”计10万元，且“借款”时发送短信表示将在2017年底前归还。案发前，被告人陶伟名下有两处房产，且有固定工资收入，其个人账户中有过7万余元至10万余元不等的余额，亦有尹某于2018年7月送给其10万元的好处费，其系有还款能力。并且杨某1从事个体建筑施工行业，陶伟任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分管治安管理、综合治理、县重点工程建设治安管理、安全生产相关工作，二者属于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管理人与被管理人员的关系。陶伟在无正当、合理借款事由且与杨某1既无私交，也无正常经济往来的前提下，向其管理对象两次主动“借款”共计10万元，未签订书面借款手续。在借款事由消失后，陶伟亦未将剩余款项归还杨某1，且在超过其主动承诺的还款期限后，直至案发时，在有还款能力的前提下亦未偿还钱款，故应认定被告人陶伟向杨某1两次主动索贿共计10万元。对被告人的上述辩解意见及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人陶伟及原辩护人提出，陶伟收受杨某1、李某2、刘某2送的8.8万元应当认定为人情往来的礼金，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杨某1从事个体建筑行业，李某2经营烟花爆竹、刘某2从事民事爆破行业，均系与陶伟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被告人陶伟明知三人系看中其手中的权力，为了与其拉近关系或感谢、请求其关照，仍然收受三人所送的钱款。且陶伟在供述中提到刘某2第二次送给其5000元时，请其帮忙介绍爆破业务。陶伟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或有具体请托事项，收受款项亦超过三万元，且收受礼金数额远远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礼金的数额，可能影响其职权行使，故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认定以上8.8万元金额的性质为被告人的受贿款项，计入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陶伟的受贿金额应当扣除“借款”10万元、缴纳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劳务项目税款1.08万元、李某1分得的1万元，其全案受贿金额为53.82万元的辩护意见。经查，陶伟向杨某1“借款”10万元的性质不再赘述，该10万元应当计入受贿金额。对缴纳射洪县天网服务采购项目劳务项目税款1.08万元，根据证人何某、李某1的证言笔录及四川浩特公司与双禾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等材料，能够证实被告人陶伟为得到“感谢费”27万元，由李某1向双禾公司垫付的1.08万元税款等应属于犯罪违法成本，不应在犯罪金额中予以扣除。陶伟分给李某1的1万元，属于陶伟处分赃款的行为，亦不影响对其犯罪金额的认定。综上所述，被告人陶伟的受贿金额应为公诉机关指控的65.9万元，对上述款项均不应迭出，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陶伟在归案后向侦查机关检举揭发了他人的犯罪事实，具有立功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出具函件，证实被告人陶伟在接受审查调查期间，检举揭发了他人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核实。故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被告人陶伟具有立功情节，对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陶伟有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陶伟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射洪县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陶伟在接受射洪县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有关情况的说明”，其中载明案件来源于初步核实发现陶伟与其管理对象杨某1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并写明“在调查期间，陶伟前期虽有对抗组织调查的行为，但后期态度端正，能配合组织调查，且主动交代组织未掌握的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包括分别收受王某等人所送人民币共计56.9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和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规定，被告人陶伟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均不应认定为自首，但可认定为如实供述，可从轻处罚。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陶伟退还赃款的问题，经查，2019年1月11日，射洪县监察委员会扣押被告人家属代为退回涉案款66.9万元。被告人陶伟受贿共计65.9万元，故对被告人陶伟退还66.9万元中的65.9万元认定为被告人陶伟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剩余1万元由扣押机关依法作出处理。 综上，本院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陶伟有索贿情节的公诉意见予以支持，对被告人陶伟，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陶伟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待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积极退还全部退赃，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影响，认罪、悔罪表现，本院决定对被告人陶伟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陶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5日起至2022年8月4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 二、对被告人陶伟犯罪所得赃款65.9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唐晓鸣 审判员  蒋 佳 审判员  杨 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建南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十四条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但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 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