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8845号原告：刘磊，男，198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阳露，女，198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刘某，女，201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咸武，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友谊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92号。负责人：彭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宏，湖南英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赛东，男，1984年4月8日出生，汉族，系友谊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刘磊、阳露、刘某与被告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友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友谊村）侵害集体经济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磊及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咸武、被告友谊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友谊村依照《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友村证【2016】）将原告刘磊、阳露、刘某列为安置对象中纯农户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房280平米（估价20万元）、补偿金额21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友谊村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刘磊于1981年5月出生在友谊村，父母均系友谊村的村民。原告刘磊因升学原因，按国家统招要求于1999年将原农业户口从友谊村迁出，2003年毕业后未落实工作，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友谊村，但当时因雨花区政府没有按长沙市户籍政策执行，而将原告户籍落户到与原告毫无关系的雨花区金环社区集体户口。造成原告户口未能迁回原籍。2015年8月原告再次向被告友谊村及高桥街道，高桥派出所提出户口迁回原籍的申请，一并申请成为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友谊村也于2015年9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经会议决议原告落户友谊村，并同意原告成为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高桥街道和高桥派出所作为审批机构也均盖章表示同意。原告刘磊、阳露于2008年11月登记结婚，原告刘某系原告刘磊、阳露的女儿，原告刘磊自出生以来一直在友谊村生活居住，并在农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时，依法承包了友谊村集体土地。一直以来原告刘磊、阳露、刘某积极履行村民义务，行使民主选举权利，享受集体收益，接受村委会的管理，因此，三原告均应是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2016年被告友谊村作为拆迁安置主体在对原告父母所建房屋征拆时，未将三原告列入安置补偿的对象。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友谊村辩称：一、三原告均不具有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不能享有该组织的分配征地补偿款等权益。1、三原告户籍虽迁入友谊村，但没有取得农业户口；2、根据长沙市雨花区相关政策规定，三原告也不能取得农业户口；3、原告没有与友谊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并且原告刘磊已连续缴纳城镇社保超过十年，集体土地不是其依赖的基本生活保障。二、三原告不符合《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安置方案》规定的补偿对象条件，并且是在该方案确定后才迁入友谊村，友谊村无需对其进行安置补偿。因此，三原告不属于拆迁安置方案的安置补偿对象，其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磊于1981年5月出生在友谊村，父母均系友谊村的村民。原告刘磊于1999年9月考入长沙理工大学，并按国家统招要求将原农业户口从友谊村迁入学校，2003年原告刘磊毕业。2004年3月11日，湖南省教育厅对长沙市教育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载明“按照国家制定的200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方案，现有长沙理工大学毕业生刘磊，男性，到你处报到，报到期限自2004年3月11日至2004年4月11日”。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其户籍及档案统一划拨至长沙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中心保管2年，2005年底因保管到期，原告刘磊要求将户口迁回原籍友谊村，2006年2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批准“同意落原籍非农业户口”，并加盖长沙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章，随后原告户籍落户到了其父母购买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期间，原告刘磊一直在外工作。从友谊村提供的证据来看，从2008年1月至2018年5月，原告刘磊先后在华润置地（湖南）有限公司、长沙东方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正荣（长沙）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上述公司均为原告刘磊缴纳了五险。2008年11月14日原告刘磊与阳露登记结婚，2010年10月7日共同生育女儿刘语馨，并落户在长沙市雨花区。原告阳露原系被告友谊村村民，该村在长沙市环改造拆迁过程中已经对其予以了拆迁补偿。另查明，2014年开始，国务院发布了国发【2014】25号《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开始启动户籍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15年5月，湖南省发布了湘政发【2015】16号《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始按照中央要求实施户籍制度改革。2015年8月，原告刘磊向友谊村社区筹委会提交了申请迁回原籍，被告友谊村盖章同意了原告刘磊户口迁入的申请，但长沙市雨花区政府征地办公室、雨花区政府未在审批栏中进行盖章确认。同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和被告友谊村出具《证明》：兹有雨花区高桥街道金环社区散居户（原户口在）刘磊，男，身份证号码：4301111981××××××××。该同志在我村未享受60号令、103号令拆迁安置。特此证明。2016年5月13日，原告刘磊、刘语馨的户口从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金环社区迁回原籍长沙市雨花区高桥派出所友谊村二十二组，同年6月14日原告阳露以夫妻投靠为由将户口迁移至长沙市雨花区高桥派出所友谊村二十二组，三原告均落户在原告刘磊的父亲刘正平户下，户别均为居民家庭户口。2015年12月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友谊社区筹委会拆迁安置相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并附《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2016年3月29日该拆迁方案经友谊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案第十三条规定，本次安置对象为已被拆迁合法房屋未享受安置的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半边户、四属户、招郎户、以及经国土部门认定的有独立合法房屋权证的纯居民户。刘海林系原告刘磊的祖父，2017年11月27日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对刘海林户下达了长国土资腾告字（2017）8号限期腾地告知书，告知：你户房屋建筑面积522.53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在本次腾地范围内------责令你户到雨花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办理有关手续，并腾出上述土地。刘海林户有9口人，刘海林、原告刘磊的父母、原告刘磊一家三口、其弟一家三口。2019年7月18日，刘海林户与被告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中被告按照《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中“经国土部门认定的有独立合法房屋权证的纯居民户”的标准为原告刘磊进行了安置补偿。以上事实，有三原告身份信息、原告刘磊的大学毕业证、申报户口证明信、户口迁回原籍的报告、雨花区农业人口迁入申请表、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集体经济成员申请表、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村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原告刘磊1999年、2003年的户口迁移证、原告刘磊2006常住人口登记卡、长沙市公安局户口迁入申请表、三原告的2016常住人口登记卡、原告刘磊2007年12月-2018年7月个人社保缴纳明细表、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关于友谊社区筹委会拆迁安置相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印发友谊村拆迁安置方案的通知、限期腾地告知书等证据、询问记录、开庭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拆迁补偿方案》于2016年3月29日经友谊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议定的程序和内容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规定，可以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因此，本案所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三原告是否具有雨花区高桥街道友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断其是否有权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享受安置补偿的依据。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一般以常住户籍为主，以长期生产、生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其他条件为辅，综合认定。本案中，原告刘磊虽系被告友谊村原住村民，于1999年9月考入大学后，按国家统招要求将原农业户口从友谊村迁入学校。2003年毕业后，其户籍及档案却统一划拨至长沙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中心保管。2006年2月22日，原告户籍落户到其父母购买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原告刘磊的户籍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此时已经丧失了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的资格。原告刘磊主张的2003年毕业后因雨花区政府没有按长沙市户籍政策执行，造成户口未能迁回原籍，但原告刘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被告友谊村对于原告刘磊的户籍未落回原籍、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没有过错，故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另外，从2014年开始，我国进行户籍改革，开始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按照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和规定，2015年8月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办事处、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高桥派出所、被告友谊村同意原告刘磊迁入户籍的申请，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意原告刘磊的户籍由非农业家庭户口转为农业家庭户口，更不能就此认定原告刘磊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为原告刘磊没有与被告友谊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集体土地也并非其依赖的生活保障。原告刘磊毕业后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工作单位均为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其在城市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不再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不应再认定其还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本院对原告刘磊要求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纯农户进行安置分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刘磊与原告阳露系夫妻，原告阳露原系被告友谊村居民，该村在长沙市环改造拆迁过程中已经对其予以了拆迁补偿，因此该次拆迁补偿不应再得到支持。原告刘某随原告刘磊虽于2016年5月13日迁入被告友谊村，但其转入前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并不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亦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原告刘某要求按照纯农户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磊、阳露、刘语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决定减半收取2225元，由原告刘磊、阳露、刘语馨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艺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八条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