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8868号原告（反诉被告）：余尚恩，男，197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宝，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艳君，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绿园路6号综合楼三层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591327843。法定代表人：陈军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正，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军辉，男，196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正，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尚恩诉被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诚公司）、陈军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余尚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艳君、思诚公司与陈军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尚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思诚公司与陈军辉连带向余尚恩返还押金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1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15日,利息为942.5元；二、请求判令思诚公司与陈军辉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三、要求思诚公司与陈军辉连带向余尚恩支付违约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余尚恩与思诚公司及陈军辉在2018年7月26日签署《承包合同》，约定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将思诚公司承包给余尚恩经营，承包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0日止，承包费为15000元/月，余尚恩需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向思诚公司与陈军辉一次性交付押金5万元，合约期满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将押金退回给余尚恩。余尚恩依约向思诚公司与陈军辉交付了押金5万元。因思诚公司与陈军辉违反合同约定，拒绝将公司公章等资料移交给余尚恩，且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刻意隐瞒双方在《承包合同》签署前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已拖欠多月珠海中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租金、水电费重要信息，导致《承包合同》签署后公司经营场所遭遇了多次停电，影响了余尚恩的正常运营，对余尚恩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因思诚公司与陈军辉自身原因致使余尚恩无法继续生产经营，余尚恩根本无法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承包合同》已因客观原因而终止。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已严重违约，应当返还余尚恩已付押金5万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余尚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望判若所请。在庭审中，余尚恩当庭增加了上述第三项诉讼请求，即要求两被告连带向其支付违约金5万元，其增加此项请求的理由是：根据承包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的约定，甲方有权没收保证金5万元，合同中对于甲方违约并没有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因此其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参照该合同条款约定要求被告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共同答辩称，答辩意见与反诉状内容一致。其对于原告当庭增加违约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答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获得支持。思诚公司（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请求判令余尚恩支付承包费3.5月×15000元/月=52500元；二、请求判令余尚恩支付2018年11月份及12月份的半个月水电费9000元，12月份的半个月租金8500元；三、请求判令余尚恩支付滞纳金自2018年12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7月15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金额为70000元（52500元+9000元+8500元）×7月×30天×0.05%=7350元，直至付清70000元为止；四、请求判令余尚恩支付修理费20000元。合计9735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26日，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后，余尚恩除了交8月份的承包费之后，再也没有交过管理费。关于余尚恩提交的《催款通知单》，其实都是思诚公司缴纳了相应款项后才没有被停水停电。余尚恩长期不缴纳承包费，思诚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通过微信再次催缴，但余尚恩仍拒绝缴纳，并于2018年12月14日找借口撤离。期间，共拖欠2018年9、10、11、12月半个月的承包费以及12月半个月的租金，余尚恩撤离时，将思诚公司的机器设备弄坏，需要维修费2万元。为维护思诚公司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反诉。余尚恩（反诉被告）对反诉答辩称，一、因为珠海中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称从2018年12月1日起对思诚公司停电，所以自2018年12月1日起，余尚恩便再无经营思诚公司。余尚恩亦在2018年12月6日左右搬走自己的物品，交还经营场所给思诚公司、陈军辉。故思诚公司主张的2018年12月的承包费、租金没有任何的依据。二、余尚恩仅剩尚欠2018年11月的款项9735.67元未付。承包合同签署后，由于思诚公司、陈军辉要求余尚恩将思诚公司的部分经营场所交由另外两人阿标、阿娟使用，则阿标、阿娟需要向余尚恩交纳租金，而余尚恩需要向思诚公司、陈军辉交纳承包费，故三方达成合意，阿标、阿娟直接向思诚公司、陈军辉交纳租金，以此抵扣余尚恩所需支付的承包费。鉴此，需要多方进行对账才能确定余尚恩仍需支付的承包费金额。在未进行对账的情况下，余尚恩也不清楚当月实际所需支付多少承包费。所以，余尚恩并非有意拖欠承包费未付。2018年12月13日，余尚恩与思诚公司的财务人员、陈军辉的老婆丁建进行对账，明确截至2018年12月13日，思诚公司及陈军辉应收款项148776.29元，余尚恩已实际支付了146122.77元（包括阿标抵扣管理费15000元、阿娟抵扣管理费16000元、陈军辉应付费用抵扣管理费9490元及10、11月场地费1440元）。由此可证明，上述相抵扣的合意为事实。对账单显示，余尚恩应付款项为9735.67元。由此可见，余尚恩始终是积极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并不存在思诚公司反诉称的拖欠承包费3.5个月的情形。三、余尚恩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暂停支付款项。首先，《承包合同》在2018年7月26日签署，并约定每月15日前缴纳承包款，合同承包期限为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0日止。即从2018年8月1日起，思诚公司、陈军辉已对余尚恩负有交付思诚公司100%经营权，保证不干扰余尚恩的独立、自主经营，及交付公司公章等凭证的合同义务，而余尚恩交纳承包费的合同义务后于思诚公司、陈军辉前述的合同义务。其次，1、思诚公司及陈军辉隐瞒思诚公司在合同签署前已拖欠多月租金、水电费，思诚公司有可能面临被停电的风险，该事实有珠海中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发出《催款通知单》予以证明。自余尚恩承包思诚公司经营后已发生两次停电事故，其中一次发生在2018年9月，停电原因是因思诚公司拖欠7月至9月的租金及5月至8月的水电费，对余尚恩经营产生巨大影响。另外一次发生在2018年12月5日左右。2、截至合同终止前，思诚公司、陈军辉均未依据《承包合同》约定将公司公章、合同章等财务凭证交付给余尚恩。依据《承包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乙方在承包期间，对本公司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公司公章、合同章等财务凭证无法交由余尚恩保管使用，余尚恩根本无法实现自主、独立的经营权。3、在《承包合同》签订后，陈军辉立马在思诚公司的经营场所楼下设立一家生产场所，且依然以思诚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交易，并且以思诚公司的名义与经营场所的产权人珠海中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新设立的生产场所签署租赁合同，显然已经严重干扰余尚恩基于承包合同约定对思诚公司所享有的自主、独立经营权。最后，鉴于思诚公司、陈军辉未能妥善履行合同约定的先履行义务，所履行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约定，故余尚恩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暂停支付承包费。四、《承包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甲方如违反本合同规定，干扰乙方的经营管理活动，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以及暂停支付承包费，并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上文已陈述思诚公司、陈军辉存在多种干扰乙方经营管理活动的行为，此处不再赘述，故余尚恩有权暂停支付承包费，并要求思诚公司、陈军辉承担违约责任，返还押金。五、至于思诚公司所主张的修理费。我方认为，根据思诚公司所提交的照片无法证明机器是否存在损坏、无法证明机器设备造成损坏的时间是否是我方经营思诚公司期间、无法证明机器设备的损坏是否与我方有关，更重要的是无法证明机器设备的维修费用是否已经实际产生、金额是否合理。故该项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采纳我方意见，驳回思诚公司不合理的反诉请求。余尚恩提供的证据有：1、承包合同；2、收据；3、催款通知单；4、对账单；5、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收据6、收据；7、协议书、租赁协议书；8、用电用水表以及录音。思诚公司与陈军辉共同提供的证据有：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照片两张；3、任命书；4、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5、安全生产管理资料；6、通知函；7、付款凭证。经审理查明，思诚公司的企业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陈军辉。2018年7月26日，思诚公司（甲方）与余尚恩（乙方）签订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思诚公司100%经营权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0日止；承包费为15000元/月，承包费于每月15日前缴交；乙方需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向甲方一次性交付押金5万元，合约期满将押金退回给乙方；如乙方逾期未缴交承包款，每日按拖欠总额的1%收取滞纳金，超过15日未缴交承包款，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并没收押金；乙方在承包期间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有权在承包期内使用公司公章、合同章、支票、账号、发票等财务凭证……等等。在合同落款处除了余尚恩的签名外，由陈军辉在“甲方法人代表”处签名，但未加盖思诚公司公章。同日，余尚恩依约向思诚公司交付了押金5万元，思诚公司已由其财务人员丁建向余尚恩出具押金收据，收据上加盖了思诚公司印章。余尚恩在承包经营期间，于2018年9月7日收到由公司厂房出租方珠海中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向思诚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单》，主要内容为：截止到2018年9月7日贵公司欠我公司7月至9月租金及5-8月水电分别为：8092.67（5月水电等）+27199.48（7月租金及6月水电等）+26741.86（8月租金及7月水电等）=62034.01元，加上9月份租金及8月份的水电约2万多元，所以贵公司欠我公司约9万元的租金及水电费，我公司已多次催收都被各种理由一拖再拖；按合同规定贵公司应在每月5号前交清本月租金及上月水电费及垃圾费等……逾期超过半个月甲方有权采取停水停电方式处理，如果在2018年9月10日下午24点钱未交清5月水电及7月租金及6月水电，即8092.67+27199.48=35292.15元，将于2018年9月11日8点进行停电停水，直到交清为止，之后的8-9月要在9月底前交清，否则我公司将随时停水停电。上述催款通知发出后，思诚公司并未按时付清上述欠费，致使余尚恩承包经营场所所在的厂房在2018年9月11日被停电。在庭审中思诚公司承认当天确实被停电了，原因是其欠中凯公司8月1日前的房租水电费等没有交清，但其辩称与余尚恩之前已协商好由余尚恩去向物业代缴这些费用且其已答应，但事后余尚恩并没有及时付款给物业所以造成了停电，其称如果余尚恩没有承诺代垫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去交清这些费用而不会造成停电。余尚恩当庭否认双方已达成合意由其去代缴。根据余尚恩提供的其与微信名为“丁建”的信息记录，在上述停电事件发生后的9月11日下午“丁建”曾向余尚恩发出信息“余总！停电的事要来处理”。在9月12日下午1:22分，微信名为“珠海思诚义齿公司陈军辉”向余尚恩发出信息“如果你想做下去，你先给丁建3万去交了房租”。余尚恩述称其为了能够继续经营所以通过向中凯公司转账先行垫付了该3万元。陈军辉也在上述《催款通知单》下面备注了“今天（9月12日）付完6月、7月房租（合计45134.01元）30000元，余下15134.01元月底30号付完”。根据上述证据及其内容，可以反映余尚恩与思诚公司并无事先约定由余尚恩代思诚公司去向物业方垫付其承包之前的欠费，而是在物业方发出催款单而思诚公司仍未付费、终被物业方停电后才单方要求余尚恩“如想继续经营须去代付3万元租金”，余尚恩为了能继续经营于2018年9月12日下午代思诚公司向中凯公司转账支付了该3万元。2018年11月初，涉案承包经营场所再次遭遇中凯公司停电，思诚公司称是在其于11月26日通过微信向余尚恩发出交纳租金的通知后才停电的。余尚恩述称该次停电的原因还是因思诚公司未交清承包之前的租金及水电费，而其在承包期间的租金、水电费等是按时交纳的，双方在下述对账单中有反映。余尚恩还述称其自2018年12月1日起因遭停电的原因已没有实际经营，所以主张涉案《承包合同》自2018年12月1日已经解除，其不应当承担12月以后的所有费用。思诚公司提交了一份由余尚恩于2018年12月14日向其发出的《通知函》，内容为：“我方与贵司于2018年7月26日签署《承包合同》，约定在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0日期间，贵司的经营生产及销售宣传全交由我方，我方对贵司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合同签署后，我方按约缴纳相应承包费、租金、水电费等。然而，贵司在签署《承包合同》前刻意隐瞒贵司已拖欠多月中凯公司租金、水电费重要信息，在2018年12月6日因贵司之前拖欠租金的行为而厂房被中凯公司停水停电。事实上，厂房曾在2018年9月11日因贵司欠租问题而被停水停电。依据合同约定，承包合同签署前的租金、水电费应当由贵司自行承担，且贵司应确保不因贵司原因而妨碍我方的正常经营。现因贵司自身原因致使我方无法继续生产经营，我方根本无法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承包合同》已因客观原因而终止，我方将停止向贵司缴纳承包费。基于双方友好合作关系，我方现通知贵司，请贵司于收到本函之日起五日内向我方返还押金五万元及商议后续相关事宜。”2018年12月13日，思诚公司的财务人员丁建与余尚恩进行对账后手写了一份无抬头、带有对账内容的字条（以下简称对账记录），大致反映以下内容：自2018年8月-11月应付“中凯物业费用”共88776.29元、应付“陈军辉管理费”共60000元，应付费用共计148776.29元；余尚恩付给中凯89192.77元，余尚恩付给“陈总8月15000元，阿标抵扣管理费15000元，阿娟抵扣管理费16000元，陈军辉应付费用抵扣管理费9490元，10月、11月场地费1440元，实付共计146122.77元”，以上应付和实付费用经抵扣后，余尚恩欠付2653.52元，另外加上交接材料费4212.15元、宿舍押金2870元，余尚恩总计欠付9735.67元，并注明未包11月水电杂费。余尚恩及丁建均在该对账记录上签名确认。另外，根据思诚公司提交的一份开立于2018年12月13日的“付款凭证”反映，“2018年11月份中凯科技园电费”为4112.09元，“2018年11月份中凯科技园水费”为140.83元。该份凭证落款处的“记账”和“制表”栏均由丁建签名，但未加盖任何单位公章。余尚恩以该凭证不是中凯公司出具的、且也没有中凯公司盖章，无法证明2018年11月水电费的实际金额为由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又查明：一、思诚公司提供了一页微信截图，反映其于2018年11月26日下午向微信名为“余尚恩”的对方发出如下信息“余先生：截止到2018年11月26日欠我公司9月至11月租金合计45000元，我公司已多次催收都被各种理由一拖再拖……若在2018年11月28日前未交清，我公司将随时停电、锁门，所造成的损失与我公司无关。”思诚公司以此主张余尚恩拖欠承包费的事实。余尚恩承认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在双方于2018年12月13日的对账单中已经明确余尚恩尚欠款项的金额。二、思诚公司提交了两张照片，主张是在余尚恩终止合同撤场后损坏了由其提供承包经营的机器设备，损失约2万元。余尚恩质证称根据该照片无法证明机器是否存在损坏、无法证明机器设备造成损坏的时间是否承包经营期间以及与余尚恩有关、更无法证明维修费用是否已经实际发生。三、在庭审中，思诚公司承认在承包期内其并无将公司公章、合同章及财务凭证等交给余尚恩控制，但辩称根据合同约定，余尚恩对印章等凭证只有使用权而无支配权，公司有专门人员和余尚恩一起办公，可以随时协助其工作，并无对余尚恩的经营管理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余尚恩则认为根据签约目的来看，其是希望获得百分百的经营权，如果公章等不交由其保管，使用公章还要经过思诚公司同意，那么合同所约定的百分百经营权则纯属空谈，也与合同目的不符。本院认为，陈军辉代表思诚公司与余尚恩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为有效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余尚恩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余尚恩欠付费用数额的确定、以及发包方主体的确定等问题。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余尚恩是否有权解除合同的问题。由于思诚公司在发包前并未清偿其欠厂房出租方中凯公司的租金、水电费等债务，导致余尚恩在开始承包后遭遇两次因思诚公司的欠费问题被停电的情况，思诚公司也承认其确实欠中凯公司2018年8月1日前的房租水电费没有交清、以致于在余尚恩开始承包后的当年9月11日被停电的事实，虽然思诚公司辩称其已与余尚恩协商好由其去向物业代垫该费用且余尚恩也已答应，但思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已达成此合意，故本院不予采信其该项主张。另外，承包合同约定思诚公司是将“100%经营权”发包给余尚恩、余尚恩在承包期间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以及有权使用公司公章、合同章等，而思诚公司却以合同约定余尚恩对这些印章只有使用权没有支配权为由没有交付给余尚恩，明显与合同约定的“100%经营权”的定义不符，在合同条文未作出如思诚公司上述理解那样的解释的情况下，应认定思诚公司保留公章的行为是对余尚恩承包经营权的一种限制，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利于余尚恩实现承包合同的目的。因此，本院认定思诚公司的上述行为均构成违约，致使余尚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余尚恩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同时根据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本院确认双方涉案的《承包合同》于2018年12月14日即思诚公司收到余尚恩发出的《通知函》之日解除。在合同正式解除之前，不管余尚恩是否实际经营以及提前撤场，其仍应依约支付承包费给思诚公司。而在合同解除后，思诚公司收取的承包押金5万元应当退还给余尚恩。关于涉案合同的发包主体问题。涉案《承包合同》抬头的甲、乙双方分别是思诚公司和余尚恩，虽然合同落款处没有思诚公司的盖章，但已由其法人代表陈军辉签名，其签约行为可以认定是代表发包方思诚公司的职务行为；此外，余尚恩交纳押金后是由思诚公司财务人员丁建开立收据且也加盖了思诚公司印章，且余尚恩其后代缴的部分费用也是用于抵扣思诚公司对外所欠各项费用，据此也可以认定思诚公司已对陈军辉代表其签约的行为进行追认，且公司也是该《承包合同》的实际受益人。因此，本院认定涉案《承包合同》的发包主体是思诚公司，应由思诚公司承担合同解除后的清理义务，包括将押金退还给余尚恩。而余尚恩同时要求作为思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军辉对其押金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余尚恩欠付费用数额的确定。由于思诚公司财务人员丁建已于合同解除前一天即2018年12月13日与余尚恩进行过对账，思诚公司在庭审质证时已确认其真实性。双方该对账记录可反映余尚恩应支付的8月至11月的物业费用88776.29元和管理费（承包费）60000元，已由余尚恩在承包期间通过直接支付、代缴或抵扣的方式基本支付完毕，只欠2653.52元未结清，加上交接材料费、宿舍押金等在解约时应结算的费用，余尚恩总计还应支付9735.67元给思诚公司（已注明未包11月水电杂费）。双方的该对账行为可以视为是合同双方经协商一致对互负债务进行抵销的行为，本院对其对账结果予以采纳。该对账结果并无反映余尚恩对于承包期间的费用存在明显拖欠情形，足以反驳思诚公司提出的、余尚恩违约拖欠其3.5个月承包费的反诉主张及其微信催款证据，同时，思诚公司以余尚恩违约为由主张不予退回押金的抗辩意见也不足采纳。但由于上述对账记录并未包括12月份截至合同解除之日余尚恩应支付的共14天的承包费7000元（15000元/月÷30天/月×14天），因此，除了该对账记录反映的余尚恩欠付的承包尾款和解约时应结算的其他费用共9735.67元外，余尚恩还应支付2018年12月份共14天的承包费7000元给思诚公司。另外，对于思诚公司反诉请求的、在对账时尚未结算的11月份电费4112.09元和水费140.83元，虽然思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并无计费或收费单位的盖章确认，但考虑该数额是在合理的计费范围，且余尚恩本有能力和途径提供反驳证据，比如其他月份的计费凭证是有中凯公司公章的、11月份的水电费是否明显高于其他经营月份的取费数额等等，但余尚恩并未对此举出反证，故本院对思诚公司上述“付款凭证”证据所反映的这部分计费数额予以采信。综上，本院确认余尚恩应付思诚公司的费用包括：对账结欠费用9735.67元，2018年12月1日-14日的承包费7000元，2018年11月份的电、水费分别为4112.09元、140.83元，以上合计为20988.59元。至于思诚公司同时反诉请求的2018年12月份半个月的水电费，由于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在涉案承包场地发生的水电费金额，结合上述于2018年12月13日进行对账的记录中只是备注“未包11月水电杂费”而未涉及当月水电费的事实，可以间接证明余尚恩主张的其实际于12月1日已没有实际经营的事实可能存在，故对账时思诚公司也并无打算要求余尚恩支付12月份水电费，因此，本院对思诚公司反诉请求的该期间的水电费不予支持。关于思诚公司反诉请求的修理费问题。思诚公司声称余尚恩在撤场时弄坏了其机器设备，但其提交的照片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机器设备确已损坏、该损坏结果是余尚恩故意造成的、以及损坏的程度即确定修理费数额就是2万元等侵权事实的依据，思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其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余尚恩请求的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以及思诚公司反诉请求的滞纳金问题。由于《承包合同》并无约定当甲方（发包方）违约时须向乙方（承包方）支付5万元的违约金，余尚恩主张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参照甲方可没收押金的违约责任条款诉请5万元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由于《承包合同》是因余尚恩提前解除而终止的，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约满即退”押金之条件，况且，余尚恩在双方对账及解除合同后确实存在未主动结清所有费用的事实，所以思诚公司未即时向其退还押金不能视为违约逾期支付。而思诚公司反诉所主张的滞纳金是以3个半月的承包费以及2018年11月份和12月份的半个月水电费为基数，一则其主张的承包费与上述对账记录反映的截至2018年11月余尚恩的应付费用已与其直接支付、代缴或抵扣的费用基本抵销的事实不符，二则上述水电费用是属于未结算或在对账时未明确应由余尚恩支付的费用，同样不能认定是余尚恩构成逾期或拖欠。因此，本院对于双方在本诉和反诉中分别主张的违约金、逾期支付利息或滞纳金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余尚恩退回押金50000元；二、驳回原告余尚恩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原告（反诉被告）余尚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支付余欠费用20988.59元；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上述第一、三项给付义务可在履行时进行抵扣。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159.42元，由被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负担537元，由原告余尚恩负担622.42元；反诉受理费1116.88元，由反诉被告余尚恩负担245.71元，由反诉原告珠海思诚义齿有限公司负担871.1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邱淑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