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6行赔初4号原告侯宝弟，男，汉族，1968年3月27日出生。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东。法定代表人刘向昱，镇长。委托代理人张丹阳，该镇人民政府法制科干部。委托代理人邵军东，该镇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原告侯宝弟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杨家泊镇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于次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侯宝弟，被告杨家泊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丹阳、邵军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宝弟诉称，2009年，高庄村村民委员会发包高庄村500亩土地，承包期限自2009年至2019年。原告承包了其中24.3亩，于2009年8月8日与高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后原告于2010年建设农业大棚2座、大棚支架7个。2010年，原告出于便利育苗、果蔬存放、分拣包装的考虑，在上述大棚附近建造附属农业用房4间。上述房屋建成后，除前述用途外，还用于存放农业生产资料。2018年11月29日，被告对原告的上述房屋采取了强制拆除措施，拆除了房顶和水泥硬化地面。原告不服，于2019年1月15日申请行政复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在行政复议期间，被告于2019年3月6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告》，要求原告在2019年3月9日前自行拆除涉案违章建筑。后被告于2019年3月21日将原告涉案房屋全部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关于强制拆除的规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给原告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190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与高庄村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8月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自2009年至2019年底；证据二、照片20张及光盘1张，证明涉案房屋系看护房，属农业设施。被告杨家泊镇政府辩称，2018年4月，被告根据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的要求，对全镇区域内大棚房违章建设进行排查、整改。2018年7月，在排查中发现原告所建大棚看护房违规建设，违反了《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该文件规定简易的生产看护房面积单层小于15平方米用地，而原告的看护房面积已超过90平方米，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被告为保证该排查的准确性，将排查结果立即上报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请求该委员会对此进行核查。2018年11月24日，该委员会工作人员前来核查，确定原告涉案大棚房属于违法违规建设，要求立即整改。2018年11月26日，根据上级要求及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被告向原告下发通知，要求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12时前进行整改。后原告逾期未按照通知要求进行整改，后经协调，原告同意自行整改。2018年11月29日，原告在被告的协助下对违法违章建筑进行了整改，予以部分拆除，即将涉案房屋的屋顶和水泥硬化地面整理拆除。整改后，经有关部门核查仍不符合规范。为此，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于2019年3月21日联合发文，要求对原告等8户大棚房强制拆除。强制拆除前，被告向原告下发了《责令限期拆除通告》、《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文书，后于2019年3月21日将原告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被告认为，这次对镇域内大棚看护房违法违规情况进行排查、整改，是全国、全市为保护耕地资源所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被告在涉案强制拆除工作中履行了法定义务，因时间紧，在执行上有些许瑕疵，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涉案赔偿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于2019年3月21日向被告作出《关于对杨家泊镇“大棚房”清理整治问题整改通知单》，该通知单载明“刘少良、侯宝锁等高庄8户农业大棚：强制拆除”，这包括原告的涉案房屋；证据二、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于2019年3月14日向被告作出的《关于杨家泊镇“大棚房”问题相关整改措施的通知》及附件《杨家泊镇“大棚房”认定情况表》；证据三、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8年11月22日向被告作出《关于尽快组织开展陶国欣等9宗违规设施农业整改工作的通知》，附遥感图片及《违规明细表》，证明有权机关确认了原告涉案违法建筑占地面积为92平米；证据四、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7日向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作出的《区农委关于对涉嫌“大棚房”认定的函》及附件《专家论证意见》，证明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认定原告涉案房屋不属于农业设施；证据五、被告于2019年3月6日向原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被告通知原告3日内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筑；证据六、被告于2019年3月6日向原告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通告》；证据七、被告于2019年3月17日向原告作出的《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证明被告再次督促原告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证据八、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向原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证据九、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行政强制执行公告》；证据十、《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原告拒绝签收；证据十一、原告涉案房屋区域卫星图；证据十二、原告涉案房屋整改前、整改后照片；证据十三、光盘，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情况。二、依据：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依据三、《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依据四、《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合同只涉及原告承包高庄村村民委员会土地事宜，与原告建设涉案房屋无关；对证据二中部分照片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拍摄的系原告种植大棚的情况，与涉案房屋无关，对于拍摄涉案房屋照片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视频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系原告在涉案强制拆除之前拍摄的涉案房屋的相关情况，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无关。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二中原告拍摄的与涉案房屋有关的照片和视频的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原告拍摄的非涉案房屋照片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三、证据十一、证据十三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称原告没有收到；对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被告并没有将上述文件给原告，也没有通知过原告；对证据四中《区农委关于对涉嫌“大棚房”认定的函》无异议，对《专家论证意见》的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专家论证的意见，想知道是哪些专家进行论证的；对证据五至证据七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没有见过上述文书；对证据八、证据九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被告没有送达给原告，原告也没见到；对证据十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十二中整改后的照片无异议，认可那是原告涉案房屋拆除后的状况，对整改前的照片不认可，认为该照片拍摄的不是原告的涉案房屋，原告的涉案房屋是瓦房，照片中的房屋是个平房。本院对证据三、证据十一、证据十三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分别系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农业委员会、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向被告做出或提供，加盖有上述行政机关的公章，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六至证据十系被告在被诉强制拆除程序中依法制作的相关行政文书，加盖有被告公章，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二中整改后的照片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证据十二中整改前的照片拍摄的并非原告涉案房屋，被告也认可该照片拍摄的并非原告涉案房屋，故本院对该照片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侯宝弟系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高庄村村民。2009年，高庄村村民委员会决定在，原2、7队耕地近500亩发展节能温室蔬菜大棚，以招标方式落实承包。后原告与该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8月8日签订《承包合同》，该合同期限自2009年至2019年底，约定每个大棚约占地2.7亩，每棚一次性交纳五年承包金2000元，其余承包金于2014年1月一次交清，每亩每年300元承包费，但该合同并未约定承包土地的具体面积、具体坐落。原告自述其承包了9个大棚，并于2010年建设了涉案砖混结构、砖瓦屋顶房屋4间，对房屋内地面进行了水泥硬化。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后更名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关于尽快组织开展陶国欣等9宗违规设施农业整改工作的通知》，通知被告根据《市国土房管局市农委关于印发开展农业设施清理排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杨家泊镇有9宗需整改的违规农业项目，要求被告立即组织开展整改工作，并附《杨家泊镇违规设施农业项目整改任务明细表》，该表第7项为原告，载明违规面积92平方米。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后更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7日向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就该局请求认定的4个涉嫌“大棚房”项目作出《区农委关于对涉嫌“大棚房”认定的函》，认定高庄村西北蔬菜大棚自建的8栋房屋不属于农业设施，并附《专家论证意见》，原告涉案房屋包含在上述8栋房屋之中。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向原告下发《通知》，责令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12时前对未经批准擅自在耕地上建房的行为进行整改，逾期将强制拆除。后原告未按上述《通知》要求进行整改，被告于2018年11月29日将原告涉案房屋的屋顶、水泥硬化地面予以拆除处理。2019年3月14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向被告作出《关于杨家泊镇“大棚房”问题相关整改措施的通知》，通知被告结合本镇实际情况，认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按时保质做好全镇大棚房整改工作，并将《杨家泊镇“大棚房”认定情况表》一并提供给被告。后上述两单位于2019年3月21日对被告作出《关于对杨家泊镇“大棚房”清理整治问题整改通知单》，告知被告经两单位2019年3月19日联合初步验收，对被告验收情况通报如下：……刘少良、侯宝锁等高庄8户个体农户大棚：强制拆除，要求被告在2019年3月25日前完成整改。2019年3月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原告对涉案房屋于3日内自行拆除，恢复农业生产，逾期未自行拆除的，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于同日制作《责令限期拆除通告》。后被告于2019年3月6日向原告作出《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要求原告在该催告书送达之日起2日内，对涉案违章建筑自行拆除，在此期间原告享有陈述、申辩权利，逾期且无正当理由未自行拆除的，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于2019年3月21日对原告涉案违章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权利。被告于同日制作了《行政强制执行公告》。被告于2019年3月21日将原告涉案房屋的剩余建筑结构强制拆除。原告不服，就上述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诉至本院，一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1900元。另查，就被告于2018年11月29日将原告涉案房屋的屋顶、水泥硬化地面强制拆除的行为，原告于2019年1月15日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津滨政复决[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因此，本案应当围绕原告所主张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进行审查。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61900元，并将上述损失的组成部分明确如下：1.因涉案房屋被拆除之后，不能提前预定化肥种子、地膜等农业物资，导致多支出的损失3500元；2.律师咨询费1000元；3.行政复议案件律师代理费2000元；4.起诉状撰写律师费3000元；5.3000根葡萄苗损失共计3900元；6.土地撂荒损失50000元；7.维权误工费6000元（误工12天，1天500元）；8.铁柴油桶丢失损失100元；9.稻草及稻草帘子损失2000元；10.加固铁管受雨雪生锈损失1000元；11.小农具丢失损失100元；12.葡萄塑料箱、木箱破损丢失1300元；13.雇人看护生产物资费用1000元；14.因不能如期供应葡萄的订单违约金损失2000元；15.涉案房屋拆除损失85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院就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作出的（2019）津0116行初108号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原告涉案房屋不属于农业设施，未依法取得农用地转用手续及规划许可手续，系违法建设行为，故原告主张的赔偿涉案房屋拆除损失85000元，不属于依法应当保护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该项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就其主张的第五项、第八项至第十二项损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损失存在，且被告及原告提供的照片及录像光盘显示，在被告2019年3月21日对涉案房屋进行第二次拆除时，即将涉案房屋剩余建筑结构拆除时，涉案房屋已经清空，并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上述物品及材料。故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上述损失系被诉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其上述主张无事实根据，本院对其上述赔偿主张不予支持。《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进一步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因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是受害人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而直接遭受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原告主张的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损失均非因被诉行政行为产生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赔偿范畴，本院对其上述赔偿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侯宝弟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清华人民陪审员  郭志伟人民陪审员  朱永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张 琳附：法律释明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