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6民初6803号原告吴国霞，女，汉族，1981年8月23日生，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代理人夏艳雪，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权益分部律师。委托代理人刘颖，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权益分部律师。被告红色大巴（南京）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321718486N，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2楼8楼亚太商务楼8楼。法定代表人PAULEDWARDJESSUP,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甘德怀，江苏友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国霞与被告红色大巴（南京）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色大巴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国霞的委托代理人刘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红色大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甘德怀在简易程序庭审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开庭时，被告红色大巴公司委托代理人与该公司解除委托协议，红色大巴公司未到庭参加普通程序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被告诉辩意见原告吴国霞诉称：原告于2018年1月21日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被告公司CEO执行助理一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22日起为3年。2019年1月29日，原告收到被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邮件，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无据，经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7000元（29000×1.5×2）。被告红色大巴公司在简易程序中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因原告在2018年11月28日自动离职后就不再履行，被告法定代表人系外国人，不懂中国法律，所以在2019年1月28日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函的邮件没有实际意义。另外，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29000元是错误的，真实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每月为8000元。本案普通程序审理中，其法定代表人认为应当先在另案中（吴国霞诉红色大巴公司索要工资案件）查明吴国霞伪造劳动合同、盗取公司款项的事实。本院查明的事实一、双方无争议事实吴国霞于2018年1月22日入职红色大巴公司，从事CEO助理一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22日至2021年1月21日。2018年11月底，双方因2018年9月、10月、11月的工资发放产生纠纷，吴国霞与2018年12月10日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红色大巴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11月的工资87000元（29000×3）。仲裁审理过程中，红色大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月28日向吴国霞发送一份邮件，载明：“已经查看吴国霞提供给南京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和合同，明显违反了其职位所要求的信任原则，根据双方与2018年1月21日签订的劳动协议第18.2条（内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无需提前通知即可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员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员工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员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我们不能在这个文件盖公章，因为你偷了公司公章等公司财产。”2019年4月19日，吴国霞向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红色大巴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委于2019年5月20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吴国霞诉至法院。二、双方有争议事实1、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及原因吴国霞提供劳动合同终止函邮件，系2019年1月28日法定代表人发送的邮件，并未收到纸质的劳动合同终止函。红色大巴公司对该邮件无异议，在法定代表人发送解除函之前，吴国霞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没有为公司提供劳动，实际上吴国霞已经离职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在英国，不清楚吴国霞的情况。红色大巴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宁劳人仲案字【2019】第236号仲裁裁决书，第二页第三段吴国霞自述2019年1月起不再去公司工作，可以证明吴国霞在公司向其发出劳动合同终止函前就已经离职。证据2、报警材料。2018年12月25日，公司工作人员王海英（吴国霞离职后公司新招用的CEO助理）向华侨路派出所报警，称公司与员工吴国霞存在劳务纠纷，吴国霞将公司公章、银行账户密码、u盾以及管理账户全部带走。证据3、2018年12月1日文件复印件。公司将吴国霞工资降为3000元，对岗位也进行了调整，吴国霞不再担任公司的行政和财务，吴国霞签字确认。从此时开始，吴国霞就没有权力掌握公司的公章和银行秘钥。吴国霞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当时仲裁笔录其陈述是自2019年1月起公司未安排工作，2018年12月吴国霞提起仲裁，当时联系不到公司，故仲裁时公告送达，仲裁后，其也提供了劳动，是通过邮件和微信沟通工作，工作安排没有以前多，另外，吴国霞在家中进行工作；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吴国霞工作职责包含保管公司公章、银行秘钥、u盾等，并不存在偷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劳动合同终止函终止理由是“查看了个人银行对账单和合同，认为违反了信任原则”，并非公司现在陈述的理由。吴国霞还陈述，王海英是2018年11月底招用的CEO助理，双方没有办过工作交接，王海英入职后，其还继续工作。法庭当庭联系王海英，王海英则陈述从未见过吴国霞，没有任何工作上的接触；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没有提供原件。本院还查明，2018年11月底至12月，吴国霞多次通过邮件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英国助理表明双方劳动关系还在存续中，公司应当正常发放2018年9月至11月的工资（每月29000元），但红色大巴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吴国霞提供一些文件，并提出支付6万元解决吴国霞的工资问题。但吴国霞没有同意。本院认证如下：吴国霞与红色大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红色大巴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足额发放劳动者劳动报酬，但该公司拖欠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在先，吴国霞多次通过邮件索要不成后，其依法向劳动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维护其合法权益，并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观意愿，但红色大巴公司在吴国霞采取合法途径后，向吴国霞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函，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29日解除，解除原因为红色大巴公司单方解除。从红色大巴公司解除的理由来看，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吴国霞违反了信任原则，也未履行民主程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计算赔偿金的标准吴国霞主张其工资数额为税前20000元/月，2018年9月起为29000元/月，2019年1月起32000元/月，2019年7月起34000元/月，每年支付13个月。吴国霞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报酬按照录用通知函（附件1）的内容，但2018年1月21日的录用通知函有3份，其中一份载明年薪为24万元，按12个月平均支付；第二份录用通知函载明月薪为税前20000元，每年13个月支付，从2018年7月起，每月工资为24611元，从2019年1月起，每月工资为29222元，从2019年7月起，工资为33833元；第三份录用通知函中约定月薪为税前20000元，每年13个月支付，从2018年9月起，每月工资为29000元，从2019年1月起，每月工资为32000元，从2019年7月起，每月工资为34000元。证据2、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月工资5054元，当月工作10天，社保扣了1550元，计算下来每月工资为20000元；2018年2月至8月每月工资+备用金合计为18314元。款项由红色大巴公司转入。证据3、电子邮件与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月2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吴国霞的起薪为20000元，同意一年内涨到30000元，18个月内涨到40000元；2018年11月30日吴国霞在邮件的回复中向法人助理要求支付9-11月的工资；2018年12月7日邮件吴国霞要求法定代表人及法定代表人助理明确要求支付2018年9月至11月每月29000元工资，证明其工资标准为29000元/月。微信聊天记录系英文，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吴国霞表示开始工资为2万元/月（税前），每年支付13个月，2018年9月开始工资增长至29000元/月，2019年1月增至32000元/月，2019年7月增至34000元。证据4、2018年2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与吴国霞的邮件（英文）。邮件内容包括：1、支付刘女士2月份工资14300元（7655工资+6645元备用金）；2、支付张女士20天工资7900元；3、支付吴国霞2018年1月22日至1月31日工资6600元，扣除个人社保、公积金、个税，实际工资为5054元；4、支付吴国霞工资8000元（社保、公积金以此基数缴纳税后为6314元）余额以备用金名义支付12000元……红色大巴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吴国霞伪造的，其掌握公司公章，又是公司行政兼财务，所以公司所有的事情实际上在中国境内都是吴国霞处理的，其自己的劳动合同完全有条件伪造；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工资达到29000元/月，实际上双方约定的工资是8000元，备用金并非工资，是为了公司经营需要；证据3邮件和微信的真实性需要核实，即使是真实的，邮件的约定和劳动合同不一致，与银行流水也不一致，其在邮件中要求发放29000元/月的工资，这是其单方陈述，法定代表人及助理并未做出回复；证据4未进行质证。红色大巴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第一页有法定代表人签字，附件每一页都有吴国霞的签字，吴国霞的签字是通过传真方式，劳动合同附件约定的工资标准是8000元/月。证据2、银行流水，与吴国霞提供一致。证据3、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吴国霞社保缴费基数是按8000元标准缴纳，可以证明其工资标准为8000元。吴国霞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未提供原件，原件是单页的，但公司提交的是双面打印的，公司有可能将薪资那一页换掉，而且附件书写的是“年薪”8000元；证据2、3真实性认可，但如公司所说，原告自己给自己多发工资，完全可以不把备用金加上去备注，故公司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是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才给自己发放的工资。社保基数是公司没有按照员工实际收入来参保，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做的，不能证明薪资标准。另外，公司陈述其有对公账户，不清楚备用金为何不放在对公账户。本院认证如下：吴国霞与红色大巴公司提供的合同内容不同，本院以合同原件为准。吴国霞提供的劳动合同系原件，红色大巴公司辩称系吴国霞私自盖章，但从双方邮件及微信来看，法定代表人对吴国霞的薪资进行了明确，且与银行流水一致。故吴国霞入职后的工资为20000元/月，2018年9月后期工资增至29000元/月。则2018年1月至11月期间，其月平均工资为22454元。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红色大巴公司违法解除与吴国霞的劳动合同，应当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吴国霞月平均工资为22454元，赔偿金数额为67362元（22454×1.5×2）。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红色大巴（南京）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国霞赔偿金67362元；驳回原告吴国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庆华人民陪审员  李大明人民陪审员  周立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徐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