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40267号原告：于某1，女，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崇锋，辽宁华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某2，女，1959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于某3，女，1960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于某4，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于某1与被告于某2、于某3、于某4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崇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于某2、于某3、于某4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楼×房屋由原告继承。事实和理由：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楼×房屋登记在于某5名下。于某5与其前妻王某于2004年9月6日离婚，双方约定诉争房屋全部归于某5所有，并在北京方正公证处做了公证。于某5于2011年7月10日与儿媳于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于某1负责于某5的生养死葬，于某5百年之后将名下房产遗赠给于某1所有。于某5于2018年5月6日去世，现原告要求继承诉争房屋，请法院支持原告请求。于某2、于某3未作答辩。于某4在本院2018年11月23日的谈话中表示，原告系其配偶，其尊重父亲的愿望，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某4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表示于某5与于某1签署两份遗赠扶养协议时，其均在现场，协议是于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原告提交的于某5的死亡证明，以证明于某5于2018年5月6日死亡。因原告提交了证据原件，现未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2、原告提交的于某5的身份证、离休干部荣誉证，以证明于某5的身份信息。因原告提交了证据原件，现未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原告提交的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离婚证、（2008）京方正内民证字第XXXX号，以证明诉争房屋系于某5所有。因原告提交了证据原件，现未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4、原告提交的所署日期分别为2011年7月10日、2012年1月1日的遗赠扶养协议两份、录音资料一份、于某4声明书两份，以证明于某5与原告签署了遗赠扶养协议，诉争房屋应由于某1所有。结合于某4在本院2018年11月23日谈话中的陈述，本院对于某4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关于上述两份遗赠扶养协议及录音资料，本院随后将综合予以认定。诉讼中，本院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西城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调取了于某5人事档案中有关亲属关系的材料，通过婚姻登记机构查询了于某5的婚姻关系情况，原告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于某5于2018年5月6日死亡。于某5与王某原系夫妻，二人于2004年9月6日登记离婚。于某5人事档案中无子女信息。原告及被告于某4均称于某5父母均先于于某5死亡，于某5与王某系原配夫妻，二人共生育于某2、于某3、于某4三名子女，二人离婚后于某5未再婚。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楼×的房屋于2000年3月27日登记在于某5名下。2008年3月26日，于某5与王某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2008）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3564号公证书，签署《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以于某5名义登记的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楼×房产一套（房产证号：京房权证军武西移私字第XXXX号）归于某5个人所有，由于某5个人支配，与王某无关。”诉讼中，原告提交遗赠扶养协议两份。其中一份内容为：“遗赠扶养协议立遗赠人：于某5受赠人：于某1被扶养人于某5，男1930年12月1日生。在我名下的住房归我个人所有。抚养人于某1对我孝顺有佳，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负责我的生养病葬等一切事宜。我去世后，我名下的房产全部留给于某1（XXXX）个人所有与他人无关。我名下的房产将来不论有任何改变本协议永远有效立遗赠人于某5受赠人于某12011年七月十日证明人：董某2012年3月1日证明人：李某2012年3月3日”。另一份内容为：“遗赠扶养协议立遗赠人：于某5受赠人：于某1被扶养人于某5男1930年12月1日生。武警总部离休干部荣誉证号0000130，住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楼602房产证号军武西移私字第16801号上述房产归我个人所有该房无抵押、无担保无买卖亦无债务负担。为了防止我去世后因上述房产发生纠纷我自愿立下遗赠扶养协议。抚养人于某1对我孝顺有佳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负责我的生养病葬等一切事宜。我去世后，我名下的全部房产留给于某1（XXXX）个人所有与他人无关。我以前所立的与该房产有关的所有的公证都是无效的，只有本协议永远有效。立遗赠人于某5受赠人于某12012年1月1日证明人：董某2012年3月1日证明人：李某2012年3月3日”。原告称上述两份遗赠扶养协议全部内容均系于某5本人所写，于某5、于某1、董某、李某的签名与指纹均系本人所签、所捺。诉讼中，原告提交录音资料一份。原告代理人杨崇锋称，录音系杨崇锋、于某4于2018年11月23日到李某家中录制，录音中的三人分别为李某、于某4、杨崇锋。录音内容主要为杨崇锋询问遗赠扶养协议事宜。被询问人表示其是李某，遗赠扶养协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在杨崇锋询问“他都跟您聊过什么吗”时，被询问人称于某5“没说别的，就说我走了，把房子给东东”。被询问人称于某5很多时候都是儿媳妇照顾，儿媳妇给于某5买海参、洗澡。录音资料中，被询问人声音较低，较难辨认。原告代理人杨崇锋称经与原告核实，李某现已去世。经询问，原告代理人称经与原告核实，现无法联系到遗赠扶养协议的证明人之一董某。诉讼中，于某4向本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叫于某4，是于某5和王某的婚生子，2011年7月10日，我父亲于某5与儿媳于某1（我妻子）签署‘遗赠扶养协议’的时候我在现场，2012年1月1日我父亲于某5与儿媳于某1（我妻子）签署‘遗赠扶养协议’的时候，我仍然在现场，我亲眼目睹、见证了我父亲于某5与于某1签署这2份‘遗赠扶养协议’的全部过程，协议是我父亲于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他当时的头脑清醒，思维正常，表达准确无误，没有问题。当时签署‘遗赠扶养协议’的时候，怕有别的公证书存在影响‘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效力，就加了一句话说：‘之前所有公证都是无效的’。就是防备万一，怕有其它（他）的公证书存在，但是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证明人董某是我父亲于某5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是我父亲亲自打电话叫来的，将‘遗赠扶养协议’的事情告之了董某，董某询问事情经过后征求过我父亲的意见，确认无误后在上述2份‘遗赠扶养协议’上签字作的证明。证明人李某也是我父亲于某5让于某1去给请过来的，将‘遗赠扶养协议’的事情告之了李某，李某询问事情经过后征求过我父亲的意见，确认无误后在上述2份‘遗赠扶养协议’上签字作的证明。上述情况均属实，愿承担法律责任。于某1起诉的事情全都是属实的，我都认可，我都没有异议。说明人：于某42018年11月14日。”诉讼中，原告提交《声明书》两份，一份所署日期为2019年11月14日，另一份所署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两份声明书署名均为于某4，内容均为“声明人：于某4性别：男出生年月日：1963年2月20日现住：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8号院2号楼×身份证号：×××我父亲于某5于2018年5月6日去世，我父亲生前将其名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24号楼×，房权证军武西移私字第×号的房产与我爱人于某1签定了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约定我父亲于某5名下的房产全部归于某1所有，与他人无关。现声明：1、我尊重我父亲于某5将他个人名下的房产全部留给于某1个人所有与他人无关的决定；2、于某1起诉的情况全部是属实的，我都认可，我都没有异议；3、我同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我父亲于某5名下的房产判给于某1所有。以上情况均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我愿承担法律责任！”于某4在本院2018年11月23日的谈话中陈述：于某5生前一直与王某居住于诉争房屋，2010年王某去世后，于某5与于某4、于某1一起居住在诉争房屋至2015年4月，于某5自2015年4月住武警总医院直至去世。王某去世后，于某5一直由于某4与于某1照顾。于某2、于某3为了其他事情去过于某5那里三四趟，2012年也去过一两次，均不是为了看望于某5。2013年至2017年期间，于某2、于某3均未看望过于某5。自于某52017年6月4日住ICU起，于某2每周六探望一次，于某3每周探望三次，因每次只能探望20分钟，于某2、于某3每次只探望1分钟，我探望2分钟，其余时间为于某1探望。于某1称于某5基本上是其一人照顾。诉讼中，本院数次通过原告于某1代理人要求于某1到庭，代理人称其与原告进行过沟通，原告认为有代理人就可以，表示不到庭。本院电话通知被告于某2、于某3开庭时间时，二人均表示不到庭，开庭前核实，二人均表示已收到传票，不到庭，于某3表示尊重父亲遗愿，尊重法院判决。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继承人于某5生前与其签署有遗赠扶养协议，并提交了两份遗赠扶养协议、于某4声明书、录音资料以证明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但因原告称无法联系到两份遗赠扶养协议中所载的证明人之一董某，证明人之二李某已经死亡；于某4系原告配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录音资料中的被询问人并未对上述两份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作出明确确认，且本院无法核实录音资料中的被询问人身份；在本院释明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对上述两份遗赠扶养协议作笔迹鉴定；经本院再三要求，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签署方之一的原告拒不到庭说明情况，综上，现仅依上述证据，本院不能确认两份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88元，由于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哲人民陪审员  李铭国人民陪审员  任月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昊腾书 记 员  魏振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