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再78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丹县精诚矿业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河西二路。 法定代表人：梁桂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慧，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人方，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桂华，男，196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红，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叶裴，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韦文虎，男，1946年12月27日出生，壮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锦锋（韦文虎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丹珲（韦文虎之女）。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何湘宁，男，195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连文，男，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铜江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勇，广西超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诚公司）、梁桂华因与被申诉人韦文虎、何湘宁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监〔2016〕12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抗2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萍、助理检察员朱光美出庭。申诉人精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慧、韦人方，申诉人梁桂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红、彭叶裴，被申诉人韦文虎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锦锋、韦丹珲，被申诉人何湘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连文、邱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实体判决有违公平原则，应依法再审。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原判决认定韦文虎、何湘宁2003年7月30日并未退出合伙，与事实不符。200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7·17”特大透水事故发生后，韦文虎方擅自退出广西南丹兴发矿（以下简称兴发矿），由梁桂华方管理兴发矿。2003年6月1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3年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定黑水沟之事，误期后果自负”。2003年6月7日，韦文虎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30万元，如未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自负，自动退股。”韦文虎未能如期还款，该《承诺书》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即韦文虎因未能在2003年7月30日前偿还尚欠的款项，已于当日自动退伙，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同时，经双方财务人员结算，韦文虎同意并作出承诺，韦文虎欠合作开矿款是1044963.36元，韦文虎放弃还款，实际是放弃继续合作，同时也放弃合伙股权，该1044963.36元实际上是梁桂华方购买韦文虎方的合伙股权款。原判决认定韦文虎、何湘宁退股状态没有实际发生是错误的。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16号民事裁定亦作出了纠正。该裁定认为，“7·17”矿难后，韦文虎、何湘宁不再参与兴发矿的投资经营活动，韦文虎《承诺书》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30万元，故退伙时间是2003年7月30日。同时，该裁定还认定“精诚公司购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峰公司）2.75%的股权，是精诚公司根据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的安排实际支付现金所得，是在韦文虎与梁桂华散伙之后的行为，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无权再根据合伙协议主张分配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2.75%的股份中的50%的份额。”即认定2.75%的股权是精诚公司现金购买所得，且购买行为发生在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精诚公司散伙之后，实际上确认了双方于2003年7月30日承诺期满后散伙的事实。 第二，原判决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补偿款1491101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公平原则，明显不当。2001年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后，韦文虎、何湘宁既未对兴发矿有任何出资，也未参与兴发矿的经营管理。尤其是兴发矿被停产后，没有证据表明韦文虎、何湘宁曾进行过恢复生产、挽救矿山的努力。在此期间和之后抢险救灾、维护及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全由梁桂华、精诚公司投资。梁桂华、精诚公司为了获得继续探采许可证付出了巨大精力和经济支出。2003年6月1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但未履行。2003年7月30日，韦文虎自动退伙。如果没有梁桂华、精诚公司在2001年南丹“7·17”矿难后的巨大投入和为重新获得探采许可证的努力付出，补偿和股权也不可能实现。故而，对于梁桂华、精诚公司应折价补偿给韦文虎、何湘宁的资金数额，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考虑双方权利义务平衡。一是韦文虎、何湘宁应取得的财产是以2003年7月30日退伙为时间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对该时间节点前的投入、合伙期间的累积财产、合伙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来确认其应分割的财产。二是要考虑双方对于获得57350038.8元补偿款贡献大小。2001年南丹“7·17”矿难后，合伙体兴发矿遭遇重大经营风险，韦文虎、何湘宁就停止了对该矿的经济投资和实际经营。与此相反，梁桂华、精诚公司却一直为恢复生产和争取经营权证进行各种努力，使兴发矿得以并入高峰公司，并获得57350038.8元补偿款。 依据2004年3月14日富源公司与精诚公司等6家企业签订的《承诺书》以及2004年10月14日高峰公司与富源公司签订的《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高峰公司之所以支付款项给富源公司，是富源公司放弃了105号矿体详查工程探矿权延续登记申请的权利并实际将探矿权转让给高峰公司，故梁桂华、精诚公司获得该补偿款的依据不仅是矿体本身，还包括6家探矿企业在韦文虎、何湘宁退伙后依据《承诺书》共同维护富源公司105号矿体探矿权证而获得的对价，不管是高峰公司还是富源公司，支付的款项既有针对矿山资产进行的补偿，也有精诚公司等六家企业放弃探矿权的对价款。韦文虎、何湘宁早已于2003年7月30日退出合伙体。因此，原判决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补偿款14911010元，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明显有违公平原则。 精诚公司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并补充意见：（一）《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对韦文虎具有约束力。韦文虎授权梁桂华与精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以精诚公司名义加入富源公司。1998年11月1日，梁桂华与韦文虎签订《补充协定》约定，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兴发矿申请加入富源公司，具体由梁桂华操作落实，出矿后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处理公共关系。1998年11月2日，梁桂华受韦文虎委托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约定，为使兴发矿加入富源公司，韦文虎与梁桂华一致同意，精诚公司与梁桂华共同参与兴发矿窿口联营投资，并同意由精诚公司出面负责申请加入富源公司；精诚公司与梁桂华共同参与兴发矿韦文虎窿口联营投资的条件是：必须在先收回精诚公司的投资成本，精诚公司同意履行梁桂华与兴发矿韦文虎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韦文虎认可以精诚公司名义申请加入富源公司。（二）精诚公司基于上述协议的约定，于1998年10月30日出面与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二一五队（以下简称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签订《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并在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投入82729779.31元，履行了出资义务。其中，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31日投资的57350038.8元，不包括韦文虎、何湘宁投资形成的坑口、土地使用权、房屋及矿窿巷道等财产；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的25379740.51元的投资原始票据已于2012年5月2日、7月9日提交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池中院），并已经过庭审质证。（三）精诚公司依据《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必须先收回投资成本。而事实上，精诚公司在2003年7月30日前共投资82729779.31元，至今收回补偿款57350038.8元，尚有25379740.51元的投资未收回，因此，无论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时是否已经清算，都必须依照《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先收回精诚公司的投资成本。况且，在本案中没有精诚公司出面加入富源公司，韦文虎的兴发矿处于无证开采状态，属于违法行为，就没有今天5735万余元的补偿。故韦文虎、何湘宁要求分配5735万余元的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梁桂华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并补充意见：（一）原判决认定：“双方都没有进行退股清算工作，被申请人退股状态并没有实际发生”，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韦文虎已于2003年7月30日退伙，并在退伙时与梁桂华就合伙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书面协议，合伙财产已分割完毕，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结清。韦文虎于2003年6月7日第二次出具的《承诺书》的实质是附解除条件的协议，韦文虎、何湘宁在还款期限届满后仍不还款，约定的解除条件即成就，《联营合同协议书》即解除，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韦文虎、何湘宁已自动退伙。韦文虎在《承诺书》中所述“自动退股”的真实意思，结合精诚公司2003年3月12日发给韦文虎的《通知书》上隐含的意思以及当时兴发矿面临刑事追诉和民事赔偿的现实情况，再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加之韦文虎在退伙前与梁桂华开展了一系列账目清理活动，应当解释为既包括人身权利的退出，亦包括对合伙财产的处理，合伙财产已分割完毕。梁桂华与韦文虎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应适用《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的规定，个人合伙终止时，结算或清算不是分割合伙财产的必经程序，《承诺书》可以作为认定退伙及分割合伙财产的依据。（二）原判决认定“57350038.8元补偿款的来源即为高峰公司对本案合伙矿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额的补偿”，系事实认定错误。富源公司是以放弃探矿权的延续登记为条件从高峰公司处获得补偿款的，精诚公司、梁桂华是在支付维护富源公司探矿权证的相关服务报酬和费用的基础上获得富源公司的补偿款，而且补偿款仅仅参照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资鉴证报告》中的数据，不代表当时的资产额，并不是对兴发矿矿窿实体价值的补偿。补偿款实质的对价不是合伙财产的实体价值，从其性质来讲，该补偿款是富源公司放弃探矿权而取得的价款，即转让用益物权的对价，而该用益物权是梁桂华、精诚公司与六家公司共同付出巨大精力和经济支出取得的，且以精诚公司履行与富源公司签订《承诺书》的出资义务为附加条件。韦文虎、何湘宁均不是探矿权人，也未参与履行该《承诺书》约定的出资义务，其无权主张该笔补偿款。（三）原判决认为《出资鉴证报告》认定的57350038.8元出资包括了矿山在内的所有财产的价值，不是精诚公司、梁桂华的单独投入，系事实认定错误；该报告所依据的投资原始票据均为精诚公司提交，韦文虎、何湘宁未提交其投资证据，报告结果系精诚公司、梁桂华单独投入的资金。《出资鉴证报告》认定57350038.8元是依据精诚公司、梁桂华提供投资原始票据给富源公司，由其委托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系针对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31精诚公司的出资，并不是对矿窿当时资产额进行的评估。在合伙过程中韦文虎、何湘宁确实有投资，我们要求韦文虎、何湘宁申报，但他们没有提供投资票据，导致鉴证最终结果只是依据梁桂华单方提供的票据作出。原审过程中韦文虎为了证明其投资数额，曾申请司法鉴定，但因其单方面提供的资料零散且不系统，无法审计鉴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原判决认为“精诚公司、梁桂华在双方合伙期间投入为82729779.31元及其在合伙后期占股为67%无证据证明”，系事实认定错误。82729779.31元中的57350038.8元已由《出资鉴证报告》确认；剩余25379740.51元的投资票据，已经提交至一审法院并经韦文虎、何湘宁的会计吴光华质证确认，应当认定精诚公司、梁桂华投资额为82729779.31元。关于梁桂华在合伙后期占股为67%的事实，韦文虎、何湘宁的代理人何湘华已自认在合伙中占股33%，韦文虎提交的《兴发矿与精诚公司黑水沟矿窿2000年报表》中双方均是按33%与67%的比例进行费用承担，证明合伙后期双方协商一致变更股权比例为33%:67%。韦文虎、何湘宁一系列违约行为给精诚公司、梁桂华造成巨额投资损失25379740.51元，应承担赔偿责任。（五）原判决认为因双方在合伙期间都有财产投入兴发矿矿窿，在无法清算的情况下，精诚公司、梁桂华应将补偿款中的14911010元支付给韦文虎、何湘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违公平原则。双方合伙已终止，合伙财产已分割，案涉补偿款发生在合伙终止之后，与韦文虎、何湘宁没有任何关系，韦文虎、何湘宁无权主张退伙后获取的补偿款。57350038.8元补偿款既不是对合伙矿窿的补偿，亦不能证明合伙终止时合伙财产的价值，韦文虎、何湘宁只能就合伙期间的财产要求分割，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在合伙终止时合伙财产的价值，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判决酌定的分配方案未充分考虑韦文虎、何湘宁在矿难发生后，为逃避责任，单方停止了对该矿的经济投资，放弃了实际经营权，拒绝共同承担合伙损失，终止合伙的严重过错，也未充分考虑梁桂华、精诚公司合伙初期为获取探矿权证，为恢复和维护矿难后合伙矿窿的突出贡献，以及事故发生后梁桂华、精诚公司独自面对可能的刑事追诉与经济赔偿的巨大压力，将梁桂华争取来的补偿款分配给违背诚信、背弃合伙风险共担原则的韦文虎、何湘宁14911010元，显失公平。如果梁桂华、精诚公司没有取得补偿款，而是面临巨大债务的时候，韦文虎、何湘宁是否会主张按合伙协议比例来承担债务呢？恳请依法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诉讼请求，支持精诚公司、梁桂华的反诉请求。 韦文虎辩称：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韦文虎、何湘宁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支持。具体理由为：（一）抗诉书认为“原判决认定韦文虎、何湘宁2003年7月30日并未退出合伙，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韦文虎2003年6月1日和2003年6月7日两次出具的《承诺书》无效。1998年11月1日，梁桂华与韦文虎签订了《补充协定》，约定双方合伙的兴发矿申请加入富源公司，出矿后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处理公共关系，具体由梁桂华操作落实。此后，兴发矿的管理全由梁桂华一人操作落实。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出资鉴定报告》后，梁桂华谋划侵吞兴发矿全部财产，向韦文虎隐瞒了该报告，还隐瞒了《委托申办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査证书协议书》等高峰公司对南丹县大厂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中出资者补偿前的重要文件。为进一步侵吞兴发矿，梁桂华于2003年6月1日和2003年6月7日两次诱骗韦文虎写下《承诺书》。这两份《承诺书》是梁桂华、精诚公司知道兴发矿有补偿后，为进一步侵吞兴发矿而设的骗局。韦文虎、何湘宁退股的状态没有实际发生。梁桂华、精诚公司2002年3月12日《通知书》是其单方编造的，并非合伙开始至结算日双方的收支情况，不是退股结算单，韦文虎并不知情，《通知书》不具有退股结算单的法律效力。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的退股即是放弃所有财产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二）抗诉书认为“同时，经双方财务人员结算，韦文虎同意并作出承诺，韦文虎欠合作开矿款是1044963.36元，韦文虎放弃还款，实际是放弃继续合作，同时也放弃合伙股权，其1044963.36元实际上是梁桂华方购买韦文虎的合伙股权款。”是错误的。《通知书》不具退股清算法律效力,韦文虎不认可此单方行为《通知书》,韦文虎从没有同意并承诺欠合作开矿款1044963.36元,韦文虎从未放弃继续合作,同时也从未放弃合伙权。韦文虎的《承诺书》只承诺不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没有承诺自动退伙，退股不等于退伙。根椐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合伙人按照退伙时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合伙人的财产份额。（三）抗诉书认为，南丹“7·17”矿难后，韦文虎、何湘宁既未对兴发矿有任何出资，也未参与兴发矿的经营管理，没有证据表明韦文虎、何湘宁进行过恢复生产、挽救矿山的努力；高峰公司之所以支付款项给富源公司，是富源公司放弃了105号矿体探矿权延续申请的权利，故梁桂华、精诚公司得到的补偿款57350038.8元中既有针对矿山资产进行的补偿，也有精诚公司等六家企业放弃探矿权的对价款，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1491101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有违公平原则；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时间是2003年7月30日，精诚公司购高峰公司2.75%的股权，是精诚公司根据富源公司安排实际支付现金所得，是在韦文虎与梁桂华散伙之后的行为，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无权再根据合伙协议主张分配该2.75%股权。抗诉书的上述认为事项均是错误的。梁桂华、精诚公司称其在合伙期间投入的82729779.31元，是根据富源公司的需要，由梁桂华、精诚公司代表兴发矿申报整个合伙企业当时资产的价值，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鉴定为57350038.8元。没有证据证明韦文虎、何湘宁在合伙后股权缩减为33%，合伙人退股应当进行清算，但合伙双方并未进行退股清算工作，因此，韦文虎、何湘宁退股的状态并没有实际发生。韦文虎、何湘宁投资兴发矿达2680万元，不可能因为30万元放弃矿山所有财产权利。57350038.8元是截止1999年12月31日止兴发矿的资产额，就是高峰公司对该资产额的补偿，包括了矿山在内的所有财产的价值，并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单独投入，而是韦文虎、何湘宁、梁桂华共同出资形成的，韦文虎、何湘宁有权要求获得高峰公司支付的50%补偿款。梁桂华利用封闭信息,背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合伙的兴发矿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票据82729779.31元变成自己的出资，向富源公司申报。原判决却酌情从获得的57350038.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等同于认定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的无凭据无质证的投资金额82729779.31元。精诚公司购买富源公司在高峰公司持有25%股权中的2.75%股权与其从始至终产生的效益，韦文虎、何湘宁也应享有50%的权利。这一权利与补偿款是一个补偿两个内容应一案审理，不应另案起诉。（四）《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双方就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达成了决议。梁桂华、精诚公司如不与兴发矿合伙,就不可能加入富源公司,就不可能享用这一成果,可以想象没有利用价值前景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矿窿是进不了富源公司的。梁桂华、精诚公司获得富源公司占高峰公司25%股权中的2.75%股权，是高峰公司对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投资成果的补偿。梁桂华以990万元购买这2.75%股权后，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就已领取了股权分红款3431.835万元。韦文虎、何湘宁应占有购买2.75%股权中一半的份额。梁桂华背着韦文虎、何湘宁购买的份额是侵占行为,侵占韦文虎、何湘宁购买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说梁桂华以现金购买就了事。如果凭借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面编造几个账条，写个《通知书》作为结算，就责令投资了近3000万元的韦文虎、何湘宁净身退股，明显有失公平。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韦文虎、何湘宁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何湘宁辩称：精诚公司、梁桂华和抗诉机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答辩意见同韦文虎。 2006年7月5日，韦文虎、何湘宁向河池中院起诉精诚公司、梁桂华，请求：1.确认韦文虎、何湘宁享有52%股权，其在兴发矿窿道产生的权益享有52%收益权（即股权）；2.判令精诚公司、梁桂华停止侵害，返还机械设备（价值60万元）；3.解除双方联营合同，责令精诚公司、梁桂华与韦文虎、何湘宁对联营资产进行清算。河池中院于2006年9月15日作出（2006）河市民一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10元，其他诉讼费3303元，诉前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韦文虎、何湘宁共同负担。韦文虎、何湘宁不服，提起上诉。广西高院2006年11月23日作出（2006）桂民一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在河池中院重审时，韦文虎、何湘宁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精诚公司、梁桂华共同折价补偿韦文虎、何湘宁投资兴发矿的财产2638万元；2.判令精诚公司、梁桂华把兴发矿加入高峰公司后所得的股份权益，由韦文虎、何湘宁享有50%的份额；3.诉讼费由精诚公司、梁桂华承担。河池中院重审后，于2008年4月29日作出（2007）河市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认为韦文虎、何湘宁是否享有梁桂华、精诚公司加入高峰公司的股份权益的问题，应另案处理。判令：1.梁桂华、精诚公司共同支付给韦文虎、何湘宁机械设备折款60万元；2.驳回韦文虎、何湘宁请求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共同折价补偿其他投资折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7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共计178700元，由韦文虎、何湘宁共同负担174700元，梁桂华、精诚公司共同负担4000元。韦文虎、何湘宁提起上诉。广西高院于2009年4月30日作出（2008）桂民一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700元，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韦文虎、何湘宁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10年5月28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67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经审理后，本院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2010）民提字第112号民事裁定：1.撤销广西高院（2008）桂民一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和河池中院（2007）河市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2.发回河池中院重审。 韦文虎、何湘宁在河池中院第二次重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合伙后所形成的原兴发矿的财产即现在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和其他所有的权益，原告（韦文虎、何湘宁）占有50%的份额。其具体请求的数据与内容是：（1）高峰公司经由富源公司补偿给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费5794万元中，其应占50%即2897万元。（2）富源公司代表精诚公司等六家公司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享有以现金出资占新公司25%股权，精诚公司占2.75%该股权，韦文虎、何湘宁应享有购买新公司2.75%股权的50%的权利，并享有该股权债权，承担该股权产生的债务。2.诉讼费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3.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前请求诉状如与本诉状不一致的，以本诉状请求为准。 梁桂华、精诚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韦文虎、何湘宁共同赔偿梁桂华、精诚公司1998年3月至2003年7月30日在与韦文虎、何湘宁合伙经营黑水沟矿窿期间的投资损失82729779.31元；2.判决韦文虎、何湘宁共同承担反诉的诉讼费用。 河池中院一审查明，兴发矿是未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其成立经过是：1995年4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以下简称河池公路公司）与何湘宁签订《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贸易总公司协议书》。1995年5月18日，“地区公路局兴路矿”取得桂丹大矿管字第950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和个人采矿许可证》，“在大厂瓦窑山矿点开采铜、锌矿”，有效期“自1995年5月18日起至1996年6月30日止”。1995年10月13日，南丹县人民政府作出“丹政函（1995）67号”《南丹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河池公路贸易公司用地作为采铜锌矿的批复》，批准河池公路公司“使用大厂镇辖区位于瓦窑山处的国有土地4041.85平方米（折6.06亩）作开采铜锌矿矿窿用地”。1996年4月8日，河池公路公司交纳国土划拨费33547.36元。1996年4月9日，南丹县土地管理局颁发（丹用）地证字第玖佰壹拾捌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河池公路公司“申批的用地作开采铜锌矿建设项目用地”。 精诚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12日，隶属于南丹县乡镇企业委员会，属独立核算的股份制集体经济性质。1995年12月12日，梁桂华任公司经理。1999年3月2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梁桂明。 1998年3月19日，韦文虎作为甲方兴发矿的代表，与乙方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联营投资原甲方在铜坑矿境内的窿道探采100-105号矿体事宜。1.甲方（韦文虎）以原在铜坑矿境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的巷道作联营投资股权，占股为百分之五十二（52%）。2.乙方（梁桂华）负责联营投资探采窿道以海拔水平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要投的一切资金作为股权投资，占股为百分之四十八（48%）。3.甲方在与乙方共同联营投资前，窿道所有的债权债务及任何纠纷均由甲方自行处理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甲方负责办理联营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须的一切手续。5.乙方负责窿道生产安全全部工作统一指导。6.出矿后，矿产品的分配形式为甲方占百分之叁拾五（35%），乙方占百分之六十五（65%），且必须扣除采矿时所需要的一切成本费用，然后按实际收入，再按甲乙双方的股份进行实际分配。7.窿道的所有一切设备及窿道均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窿道及设备作为债权债务做抵押，今后窿道与设备让退各占50%股份。8.原甲方在本窿道海拔400米水平以上的现有铜、锌矿，由乙方负责开采。为解决甲方目前的实际困难，乙方同意以每月支付给甲方伍万元作为锌铜矿开采费用，待铜锌矿无开采价值时，同时乙方也终止每月支付的五万元开采费给甲方，今后共同开采400米以上或另开通窿道所采的矿，按去成本后五五分成。9.如本窿道与外界发生任何矛盾及纠纷时，甲、乙双方有责任共同出面协调解决，如发生费用资金，由乙方解决，重大问题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在伍万元以下由乙方负责，超过伍万元以上由甲乙双方按分配股份承担）。韦文虎在协议书上加盖兴发矿印章并签名。梁桂华亦在该协议上签名。 1998年10月15日，精诚公司向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提交《关于申请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报告》。报告称：精诚公司与兴发矿联合在大厂黑水沟开了一个矿窿（河池地区公路局窿口）。同月22日，富源公司向二一五地质队提交《关于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进展情况的报告》，请求把精诚公司与兴发矿联合在黑水沟施工的窿道（原地区公路局窿）作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辅助工程。同月30日，二一五地质队（甲方）、富源公司（乙方）、精诚公司（丙方）签订《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同意接收丙方在大厂铜坑黑水沟开掘的窿道（地区公路局窿）为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附属工程窿道。 1998年11月1日，韦文虎代表兴发矿与梁桂华签订《补充协定》，约定甲乙双方于1998年11月1日在南丹共同协商申请加入富源公司，为使兴发矿能在今后工作中不受干扰，正常开展工作，经研究决定：出矿后，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作为处理公共关系使用，具体由梁桂华操作落实，其余按双方原定合同所规定的分红方案执行。 1998年11月2日，梁桂华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参与兴发矿韦文虎窿口联营投资，并由精诚公司出面负责申请加入富源公司。 1998年12月1日，河池公路公司与何湘宁签订《脱勾协议书》。1999年1月10日，韦文虎与何湘宁签订《兴路矿（兴发矿）经济责任分担协议书》。2000年12月,南丹县土地管理局发放“丹国用（2000）字第501010100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划拨大厂瓦窑山面积肆仟零肆拾壹点捌伍平方米给何湘宁作为矿窿。 2000年3月3日，精诚公司等六公司与富源公司签订《委托申办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查证协议书》，约定推选富源公司作为105号矿体的探矿权申请人，负责办理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查许可证工作及其他有关手续。同年6月26日，二一五地质队与富源公司签订《大厂矿区105号矿体联合详查项目勘查换证合同书》，约定大厂矿区105号矿体联合详查项目，由富源公司作为探矿权人进行勘查登记。2000年7月10日，国土资源部给富源公司核发0100000060051号许可证，授予该公司105号矿体探矿权，有效期限为1998年2月2日到2001年12月30日。 2000年3月25日，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向富源公司出具《出资鉴证报告》称，累计六公司勘查出资43975.75万元。其中精诚公司申报截止1999年12月31日，出资机器设备22523707元，在建工程64810681元，材料物资8249010元，共计95583398元，鉴证报告认定数为57350038.8元。2006年8月1日，富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有我公司于2000年元月18日收到精诚公司交来1998年3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对105#矿体详查工程前期投资票据，金额为玖仟伍佰伍拾捌万叁仟玖佰捌拾元整（95583980元整）。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以上投资票据及工程进行评估后，实际认定为伍仟柒佰叁拾伍万零叁拾捌元捌角整（57350038.8元整），我公司予以确认。”2006年8月17日，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河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 2001年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擅自离开黑水沟矿窿并单方终止了黑水沟矿窿的投资活动，黑水沟矿窿的抢险救灾、维护及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全由梁桂华、精诚公司投资。2003年1月8日，韦文虎派驻黑水沟矿窿的会计吴光华与梁桂华派驻黑水沟矿窿的出纳杜海民签订《结算书》确认：精诚公司黑水沟矿窿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总投资费用804282.9元。按股份（即33%）何湘华（何湘宁之兄，此时代表兴发矿）应付投资款265413.36元。2001年1月份，何湘华卖矿得款865000元，按合同股份（即33%）分配，何湘华应得285450元，尚欠精诚公司579550元。2001年1月份，何湘华欠精诚公司投资款20万元。以上何湘华共欠精诚公司1044963.36元。但事后经精诚公司计算，其认为该《结算书》中的投资额不准确，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投资黑水沟矿窿的资金应为1347553.31元。 2003年3月12日，吴光华签收了精诚公司发给“兴发矿韦文虎、何湘华”的《通知书》，其内容为：“兴发矿共欠精诚公司投资款壹佰零柒万零玖佰拾叁元叁角陆分（1070913.36元），限兴发矿韦文虎、何湘华在2003年3月20日以前把占用款退还精诚公司，以便支付所欠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如在限期内不还款，合同自动解除，同时视兴发矿为自动退出股份”。2003年6月1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定于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定黑水沟之事。误期后果自负”。2003年6月7日，韦文虎又出具一份《承诺书》称：“今有韦文虎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现承诺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款叁拾万元，如不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之后，韦文虎没有履行还款义务,韦文虎原派到矿窿管理财务账目人员吴光华于同年8月离开矿窿。此后，黑水沟矿窿就由精诚公司和梁桂华负责看护。 根据梁桂华、精诚公司提供的票据表明，从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的双方合伙期间,梁桂华、精诚公司对合伙投入了82729779.31元，其中：1.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投资款57350038.8元，已经经过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出资鉴证报告》认定，并得到富源公司的确认（仅仅针对梁桂华、精诚公司的投资，不包括韦文虎、何湘宁投资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及矿窿巷道等财产）；2.2000年1月至2001年7月投资款23499685.71元；3.2001年8月至12月投资款1046621.35元；4.2002全年投资款300931.96元;5.2003年1月至7月投资162501.49元；6.勘探、设计费17万元；7.支付给二一五地质队地质设计费20万元。自2003年2月至2005年12月止，富源公司为105号矿体维权办理相关手续，共支出1042346.76元，其中精诚公司承担费用173724.45元。 2004年10月14日，富源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高峰公司签订《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双方就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作为105号矿体探矿权申请人申请105号矿体探矿权；乙方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给乙方对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投资给予如下补偿：（1）甲方取得105号矿体探矿权后，双方组建新的公司，甲方以现有资产出资占新公司75%的股权，乙方以现金出资占新公司25%的股权。新公司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2）甲、乙双方同意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补偿款以1999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43975.75万元为准。补偿款由新公司原则上在二年内（不超过三年）付清。（3）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2004年9月30日为基准评估的总资产为基数，乙方按所占新公司25%的股权计算股本金（不超过9000万元），乙方股本金以补偿款抵付。2006年1月16日，高峰公司取得了国土资源部下发的105号矿体勘查许可证。 河池中院在审理本案期间，韦文虎、何湘宁申请对双方合伙事务等内容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该院于2007年9月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抽取鉴定机构，确定由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08年2月28日，该院收到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桂众审鉴字〔2008〕1004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鉴定结果为“由于所提供的均为零散的、不系统的资料，有的也只是报表或明细账，无相应的原始凭证以供核对。当事人未提供合伙实体在合伙期间的全部会计凭证、账本、报表及有关的合同协议，故我们无法按委托方的鉴定要求发表相关的鉴定意见”。 河池中院一审认为：（一）关于双方订立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的性质及法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联营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实行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企业法人或者事业法人联营的，也可以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根据该规定的精神，联营合同的主体必须有一方是法人,但无论是兴发矿（未经工商登记）还是梁桂华，均不能认定为法人，故《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均不是联营合同。根据当事人的自认（该院第一次审理本案时，韦文虎、何湘宁主张兴发矿与梁桂华签订的协议属于合伙性质），并考究《联营合同》的内容，该合同应定性为合伙合同，即双方订立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是名为联营、实为合伙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的规定，实施本案的合伙行为，必须先取得采矿权，否则，属于无证照违法采矿。本案合伙协议签订之前，大厂黑水沟矿窿取得了“桂丹大矿管字第950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和个人采矿许可证》，其当时的采矿是合法的，但该证的有效期限至1996年6月30日止。之后至本案合伙协议签订之时的1998年3月19日，再到《补充协定》签订之时的1998年11月1日，双方一直没有办理延续采矿手续,采矿行为均是无证照违法开采，故本案双方订立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为无效协议。 韦文虎、何湘宁认为，由于富源公司取得了0100000060051号许可证，享有对105号矿体（包括大厂黑水沟矿窿）的探矿权，有效期为1998年2月2日到2001年12月30日，因而本案双方的合伙采矿行为不属于无证照违法开采，故《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是合法有效的。对于韦文虎、何湘宁的辩解理由，该院认为，该许可证是富源公司于2000年7月10日取得的，对于之前的行为虽然有溯及力，但溯及力仅限于富源公司对于整个105号矿体的探采行为，而不能定性整个合并前的富源公司、龙泉矿冶总厂、华星总公司、拉么综合选矿厂、恒源矿冶公司、车河田角锌矿、精诚公司等7家经济实体在这一期间的采矿行为均为合法采矿行为,不能否认本案《联营合同协议书》确定的合伙开采行为之违法性。故对于韦文虎、何湘宁认为本案双方的合伙采矿行为不属于无证照违法开采，《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均合法有效的辩解观点，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梁桂华、精诚公司应否支付给韦文虎、何湘宁从富源公司得到的补偿款，支付多少款额或应支付多少份额的问题。关于合伙财产如何返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规定，双方对于因履行合同而投入的财产就有相互返还的责任。因为《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均为无效合同，双方对对方因事实上的合伙投入的合伙财产，均有相互返还责任。 1.对于韦文虎、何湘宁投入的合伙财产即用于合伙出资的矿窿的返还问题。由于被视为精诚公司加入原105号矿体拼盘的财产，已经被并入高峰公司，梁桂华、精诚公司无法再履行返还义务，应当对韦文虎、何湘宁进行折价补偿。考虑到梁桂华、精诚公司对合伙的资金投入较大和后期双方约定其出资和占股为67%的事实，再结合在2001年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后韦文虎、何湘宁不出资和2003年7月30日的自动退伙的行为，以及在此期间和之后梁桂华、精诚公司为了获得继续探采许可证所付出的巨大精力和经济支出。可以说，没有韦文虎、何湘宁的原始矿窿，就没有梁桂华、精诚公司加入105号矿体拼盘并获得经济补偿和购买高峰公司股份的结果发生；但是，即使有韦文虎、何湘宁的原始矿窿，也有后来的加入105号矿体拼盘之事实，但如果没有梁桂华、精诚公司在2001年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后不计风险的投入和为重新获得探采许可证而孜孜不倦的努力付出，补偿和股权也不可能实现。故而，对于梁桂华、精诚公司应折价补偿给韦文虎、何湘宁的资金数额，该院酌定为5506320.995元【（补偿款57350038.8元-梁桂华、精诚公司在2001年7月17日后投资2286828.85元）×10%】。因此，对于韦文虎、何湘宁要求分得补偿款57350038.8元中的一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 2.对于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82729779.31元的返还问题。虽然梁桂华、精诚公司对于合伙的投入较大资金，但由于韦文虎、何湘宁已经事实上退伙，没有再对合伙财产进行占有和收益，况且在没经过清算的情况下，合伙财产均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占有并将之作为获得经济补偿和购买股份的对价并入了高峰公司，从法律意义上说，合伙财产的占有和受益者仅是梁桂华和精诚公司，韦文虎和何湘宁没有返还投资82729779.31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的义务。 （三）关于韦文虎、何湘宁应否享有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占股2.75%中50%份额的问题。在卷证据显示，精诚公司占有的高峰公司2.75%的股权是在获得本案补偿款之前，由梁桂华、精诚公司用现金出资购买的，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原则,如韦文虎、何湘宁主张自己应享有其中50%的股份，其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现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且能否享有“2.75%股权中50%股权的权利、并享有该股权债权、承担该股权产生的债务”这一问题，还涉及到案外人高峰公司是否同意的问题，故韦文虎、何湘宁的这一诉讼请求应另案处理，本案不予审理。 （四）关于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对于韦文虎、何湘宁因过错应赔偿给梁桂华、精诚公司多少经济损失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问题，由于合同约定办理采矿许可证的义务在于韦文虎、何湘宁一方，但其未能在签约后履行该义务，应当说，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在韦文虎、何湘宁一方。但是，韦文虎、何湘宁是否办得采矿许可证与双方当事人在合伙中是否损失并没有因果关系，虽然未办得采矿许可证，但双方一直进行着事实上的合伙开采行为，开采行为并未因没有采矿许可证被罚和被责令停止，仅是因为发生于2001年的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而全面停业整顿。因此，虽然本案的合伙协议无效的主要过错在于韦文虎、何湘宁一方，但不是造成双方损失的原因，其不应赔偿梁桂华、精诚公司所受到的损失。根据在合伙中双方的行为和责任，合伙损失应由双方各自承担。另，按双方的约定梁桂华负有投资的义务，该投资义务不能算作梁桂华投资损失，梁桂华应预见此投资风险。故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其投入合伙的损失82729779.31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韦文虎，何湘宁的本诉请求，依法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2012）河市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1.梁桂华、精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应将从富源公司得到的补偿款57350038.8元中的5506320.995元补偿给韦文虎、何湘宁；2.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其他诉讼请求；3.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86650元，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150809元，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35841元（因韦文虎、何湘宁已预交，梁桂华、精诚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转付给韦文虎、何湘宁）；反诉案件受理费227724.5元，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 韦文虎、何湘宁和梁桂华、精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高院提起上诉。 韦文虎、何湘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支持韦文虎、何湘宁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 梁桂华、精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韦文虎赔偿梁桂华、精诚公司的投资损失25379740.51元；诉讼费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 广西高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梁桂华、精诚公司从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的双方合伙期间，梁桂华、精诚公司对合伙投入了82729779.31元及认定双方在合伙后期，梁桂华、精诚公司占股为67%有误。在梁桂华、精诚公司所称总数为82729779.31元的投入，其中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鉴定的在1999年12月31日前投入的57350038.8元，是梁桂华、精诚公司根据加入富源公司的需要，代表合伙矿提交申报合伙矿当时资产的价值。其余部分的投入经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鉴定为“无法按委托方的鉴定要求发表相关的鉴定意见”。而双方财务人员签订的《结算书》的叙述：“精诚公司黑水沟矿窿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总投资费用804282.9元。按股份何湘华应付投资款265413.36元……”，该文中并无何湘华股份为33%的标注。在没有得到韦文虎、何湘宁认可，且无双方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某些支出费用的分担比例推定合伙股份的比例。无证据认定韦文虎、何湘宁在合伙后期股份缩减为33%。除此以外，该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广西高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是否有效；2.韦文虎、何湘宁是否有权要求获得50%的补偿款；3.韦文虎、何湘宁有关在高峰公司占有股权的请求应否在本案处理；4.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其投资款损失是否合理。 （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双方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虽名为联营，但由于作为联营一方的兴发矿，并未进行工商注册，签订合同的双方实为个人，个人之间进行联营，不符合法律规定联营所需的条件，他们之间的行为应确定为合伙行为。由于双方合伙的标的指向为合伙开矿，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的规定，双方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时，韦文虎、何湘宁的开采证已过期，双方的合伙开矿行为属于无证状态，因此双方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因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而无效。对于明知无证而仍合伙，双方都应负过错责任。至于富源公司后来取得开采证有效期间涵盖双方签订合伙合同的日期，因开采证持有人对象不同，不能视同为韦文虎、何湘宁在签订合伙合同时属于有开采许可资质。 （二）关于韦文虎、何湘宁是否有权要求获得50%的补偿款的问题。1.韦文虎所书写《承诺书》的法律后果。2003年6月7日，韦文虎出具一份《承诺书》称：“今有韦文虎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现承诺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叁拾万元，如不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此后韦文虎没有按期付款。为此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双方产生了分歧。梁桂华认为，既然韦文虎书写了承诺，又没有按时付款，韦文虎、何湘宁已经按退股处理，其在矿上已经没有股份。韦文虎、何湘宁则主张，《承诺书》是在被梁桂华隐瞒事实真相、诱骗下书写的，且退股不等于退伙，不可能为30万元置整座矿山于不要。该院认为，由于退股即为放弃所有财产权利的说法为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的说法，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而合伙人退股应进行相关的清算。此后双方都没有进行退股清算的工作，韦文虎、何湘宁退股的状态并没有实际发生。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的，退股即是放弃所有财产权利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2.本案所涉57350038.8元补偿款的来源。南丹“7·17”事故之后，本案合伙的矿山已处于停产的状态。有关部门为使矿山重开，决定将本案合伙矿在内的富源公司开采权下的矿山由高峰公司申请开采。为此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对富源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标准以1999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43975.75万元为准。而在该次审查中，本案合伙矿审定的投资款为57350038.8元。这是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额。57350038.8元补偿款来源即为高峰公司对本案合伙矿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额的补偿。 3.1999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本案合伙矿57350038.8元资产包括哪些财产。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本案合伙矿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额，全是精诚公司在合伙后投入的资产；韦文虎、何湘宁则主张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资产额是全矿的资产。该院认为，根据精诚公司在1998年10月15日写给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的《关于申请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报告》中提到：“精诚公司与兴发矿在大厂黑水沟开了一个矿窿。现该窿口生产正常，该窿道设计十分规范……对详查105号矿体十分有利。为了获得合法的探矿权和今后的采矿权，特申请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同年10月22日，富源公司写给二一五地质队的《关于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进展情况的报告》提到：“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井下温度高达46-48摄氏度，涌水量每小时达500-1000立方米以上，工人无法在井下施工。……我公司建议急需增加巷道作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辅助工程。精诚公司与兴发矿在黑水沟施工的窿道位于105号矿体西北侧，位置比较理想，窿道规格比较正规，通风抽水条件好，为首选对象”。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本案合伙矿得以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是因为本案合伙矿拥有已掘好的窿道。而在加入105号矿体详查中由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向富源公司出具的《出资鉴证报告》里，对本案合伙矿进行的财产评估中，财产的构成为机器设备2200万元，在建工程6400万元，材料物资820万元。并没有说明该财产形成的年代,梁桂华主张该财产是其1998年后投资形成的说法没有依据。且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时，双方仍在合作当中。按照梁桂华与精诚公司1998年11月2日签订的《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约定，是由精诚公司负责出面申请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以什么样票据向富源公司申报资产额，应是梁桂华、精诚公司与韦文虎、何湘宁合伙时的共同行为。虽然精诚公司申报财产额共计95583398元，鉴证报告仅认定57350038.8元，但显然这是包括了矿山在内的所有财产的价值。 4.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资金额。梁桂华与精诚公司主张其：1.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投资款57350038.8元；2.2000年1月至2001年7月投资款23499685.71元；3.2001年8月至12月投资款1046621.35元；4.2002全年投资款300931.96元；5.2003年1月至7月投资162501.49元；6.勘探、设计费170000元；7.支付给二一五地质队地质设计费20万元。该院认为，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投资款57350038.8元，实际是指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时评估的资产，那是本案合伙矿的全部资产，不能视为梁桂华、精诚公司单独投入；2001年8月至12月投资款1046621.35元，该数额与双方财务人员签订的《结算书》表述的：“精诚公司黑水沟矿窿从2001年8月份至2002年12月份总投资费用共计804282.9元”不符。其余投入则由于缺乏必要的单据无法核实。因此，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投入的资金额无证据证实。 韦文虎、何湘宁没有真正清算退股。本案合伙矿获得高峰公司的补偿是截至1999年12月31日的矿山的资产补偿，各方理应按一定比例分割。双方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第7条约定的：“……今后窿道与设备让退各占50%”。虽然该《联营合同协议书》因违反国家法律而无效，但由于双方均有财产投入，在无法清算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原则，对合伙组织剩余的补偿款，以按各50%来进行分配为宜。所以，韦文虎、何湘宁有权要求获得高峰公司支付的50%的补偿款。 （三）关于具体分配补偿款的问题。结合本案实际，考虑到在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包括本案所涉矿在内的南丹县境内的矿山企业都被封停产。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也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同时后期也主要是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因此，可酌情从获得的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57350038元×48%）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的补偿，剩余的52%即29822020元（57350038元×52%），参照《联营合同协议书》第7条约定，按各50%分配即各得14911010元（29822020元×50%）。 （四）关于韦文虎、何湘宁要求分配在高峰公司的股份问题。在加入高峰公司之后，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占股2.75%，韦文虎、何湘宁主张占有其中50%的份额。一审判决认为韦文虎、何湘宁的这一诉讼请求应另案处理，故未予审理。由于处理股权关系牵涉到其他股权人的利益，未在本案处理并无不当。 （五）关于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其投资款损失82729779.31元的问题。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其在合伙矿总共投资损失82729779.31元。该院认为，由于双方事实上没有对合伙进行总的清算，合伙的投入及盈亏经专业鉴定部门也无法清算得出结论，故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主张其在合伙中损失82729779.31元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韦文虎、何湘宁的上诉部分有理，该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且适用法律不当，该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原判决：1.维持河池中院（2012）河市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第二、三项，即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反诉请求；2.撤销河池中院（2012）河市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3.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补偿款14911010元。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86650元，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93325元，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933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7724元，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8013元，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94006.5元，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94006.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8698.7元，由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二审时重复多收韦文虎、何湘宁的案件受理费185175.1元，该院退回给韦文虎、何湘宁。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梁桂华、精诚公司不服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认为：何湘宁，精诚公司都不是本案系争合同的当事人，韦文虎、何湘宁提出的诉讼请求系以合同有效为前提的，但原审认定合同无效，却未进行释明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直接驳回诉讼请求，程序违法；梁桂华与韦文虎的合伙期间应当是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梁桂华、精诚公司在合伙期间投入82729779.31元，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57350038.8元不包括韦文虎、何湘宁的投资，鉴定机构无法按委托事项鉴定的责任在韦文虎、何湘宁，韦文虎已经以不履行《承诺书》返还30万元的行为表明其已自动退伙并放弃了合伙财产份额；原判决认定合同无效是正确的，但仍以酌情方式和一定比例，按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支付给韦文虎、何湘宁14911010元，适用法律错误，梁桂华提出的反诉82729779.31元即使减去57350038.8元仍然存在25379740.51元是确定的，原判决未予支持同样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本案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尽管何湘宁未在《联营合同协议书》上签字，但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梁桂华在签署《联营合同协议书》后于1998年11月2日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参与兴发矿韦文虎窿口联营投资，并由精诚公司负责出面申请加入富源公司，故本案将精诚公司列为被告，并无不妥。 关于本案的合同效力问题。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时，尽管兴发矿相关许可证已经过期，但双方当事人已经认识到了该问题并明确约定由韦文虎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可见并非意欲违法采矿。双方当事人为使开发矿产资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签订《补充协定》，申请加入富源公司，还通过并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获得了相应的许可证。故上述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 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但201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没有再参与兴发矿的投资经营活动。2003年6月7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承诺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30万元，如未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此后，韦文虎并未支付该笔款项。因此，应当认定至2003年7月30日，韦文虎方退伙。原判决关于因未经合伙清算，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没有实际发生的观点欠妥。57350038.8元补偿款包含原兴发矿矿窿、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精诚公司系代表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之间合伙经营的兴发矿参与到富源公司并经高峰公司申报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对此原判决认定正确，梁桂华、精诚公司关于57350038.8元补偿款系其单方投入而获、不包括韦文虎方资产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经营并不规范，从未及时对账、清算，原审过程中又无法对合伙事务进行鉴定。在此情况下，原判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并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后期主要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等因素，酌定从获得的57350038.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剩余的52%即29822020元再各按50%分配，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14911010元，并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提出的82729779.31元损失赔偿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妥。关于高峰公司2.75%的股权问题，该股权是精诚公司根据富源公司的安排实际支付现金所得，且是在韦文虎与梁桂华散伙之后的行为，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无权再根据合伙协议主张分配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2.75%股份中50%的份额。原判决驳回韦文虎、何湘宁该项诉讼请求，结论是正确的。因此，原判决虽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对本案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结果是恰当、合理的，梁桂华、精诚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416号民事裁定：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再审中，精诚公司、梁桂华作为新证据提交了以下材料：材料1.2019年10月11日兴发矿窿口现场照片。内容：兴发矿自7·17事故后停产整顿，2006年法院又将其查封至今，该矿窿一直处于荒废状态，高峰公司从未启用。证明目的：富源公司给付的补偿款不是对兴发矿实体价值的补偿，而是对探矿权延续申请放弃的补偿。 材料2.2013年6月8日签订的《原河池地区公路局坑口地面房屋及其他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书》、领款单、转账凭证；材料3.2015年5月6日《南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会议纪要》《河池地区公路局坑口彻底清退补偿协议书》。内容：2013年4月1日召开南丹县第七次县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对原河池地区公路局坑口地面房屋及其他附属物拆迁。拆迁对象就是韦文虎、何湘宁用于与梁桂华合伙的其挂靠河池地区公路局开发的兴发矿。何湘宁自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坑矿处获得了补偿款2361627元整，并于2013年6月至7月分两次领取补偿款。后又对坑口原持有土地证办证及其他所有向何湘宁补偿了120万元，上述两笔补偿款共计3561627元。证明目的：（1）案涉兴发矿土地使用权、房屋及附属物一直掌握在何湘宁手中，该部分合伙财产其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偿。（2）《出资鉴证报告》中载明的出资款不包括韦文虎投资的坑口、土地使用权、房屋及附属物。 材料4.广西二一五地质队盖章出具的《广西二一五地质队勘察测绘精诚公司矿窿巷道图》。内容：证明梁桂华、精诚公司已探采兴发矿自海拔775.65米至海拔负13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的窿道，已经履行完毕《联营合同协议书》第2条约定的投资义务（即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的窿道投资）。证明目的：证明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投资的事实。 材料5.2015年7月23日富源公司证明。证明目的：精诚公司履行了与富源公司签订的《承诺书》中的义务而获得补偿的。 对于上述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韦文虎对于对方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不予认可，且认为已经超出举证期限。何湘宁对上述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亦不认可，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对于材料1.2019年10月11日兴发矿窿口现场照片，由于现场照片并不能反映富源公司给付的补偿款与兴发矿实体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无法证明系对探矿权延续申请放弃的补偿，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材料2.2013年6月8日签订的《原河池地区公路局坑口地面房屋及其他附属物拆迁补偿协议书》、领款单、转账凭证及材料3.2015年5月6日《南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会议纪要》《河池地区公路局坑口彻底清退补偿协议书》，上述材料载明的内容是其他单位对地面房屋及附属物的拆迁补偿，与高峰公司对本案相关各方的补偿款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材料4.广西二一五地质队盖章出具的《广西二一五地质队勘察测绘精诚公司矿窿巷道图》，能够证明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有投资行为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整体矿窿中没有何湘宁、韦文虎的投资。 对于材料5.2015年7月23日富源公司证明，系富源公司单方出具，且未出庭接受质证，对于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而且该证明所载内容亦不能证明案涉整体矿窿中没有何湘宁、韦文虎的投资。 本院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韦文虎与梁桂华1998年3月19日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时，对于兴发矿曾经获得的桂丹大矿管字第950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和个人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1996年6月30日止的事实，双方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双方约定，在合伙经营期间由韦文虎负责办理探采窿道有关事项所需的一切手续。此后，韦文虎与梁桂华又于1998年11月1日签订《补充协定》，决定将合伙经营的兴发矿申请加入富源公司，并由梁桂华具体操作落实。而且，梁桂华随即与精诚公司协商确定由精诚公司出面负责代表兴发矿申请加入富源公司，相关各方按照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兴发矿后来加入了富源公司，富源公司也获得了探矿权。因此，《联营合同协议书》《补充协定》代表了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为了违法无证采矿而签订，而是为了获得探矿权进行合法经营，且在履行过程中又通过密切配合和积极努力获得了相关许可证。所以，上述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原判决认定《联营合同协议书》无效是错误的，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1998年3月19日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和后来签订的《补充协定》等协议的履行情况，主要包括各方的出资、投资权益比例和韦文虎、何湘宁是否已经退出合伙并清算等问题；第二，57350038.8元补偿款由什么具体项目构成，高峰公司2.75%的股权中是否包含有韦文虎、何湘宁的权益；第三，韦文虎、何湘宁是否有权主张57350038.8元补偿款，双方当事人应当如何向对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1998年3月19日《联营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定》等协议的履行情况，主要包括各方的出资、投资权益比例和韦文虎、何湘宁是否已经退出合伙并清算等问题。 1998年3月19日《联营合同协议书》中对于韦文虎方与梁桂华方的出资和投资权益比例有明确约定，韦文虎方以其原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巷道作为出资，梁桂华方则以此后投资探采窿道以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所需要投入的一切资金作为投资，在此情况下，韦文虎方所占投资权益比例为52%，梁桂华方所占投资权益比例为48%。1998年11月1日《补充协定》虽然约定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作为处理公共关系使用，但是对于双方在合伙企业中所占投资权益比例并没有影响。2003年1月8日，韦文虎派驻矿窿的会计吴光华与梁桂华派驻矿窿的出纳杜海民签订的《结算书》中，并没有关于变更双方在《联营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权益比例的内容，也没有对双方自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以来向兴发矿投入的资金和形成的资产价值等合伙事务进行彻底清算。《结算书》中表述的“以上何湘华共欠精诚公司1044963.36元”，只是双方财务人员针对案涉矿窿从2001年8月份至2002年12月份的投资费用、出售矿产品所得等内容进行的一次阶段性结算。对于该次阶段性结算，精诚公司后来也认为数额并不准确。2003年3月12日，精诚公司发给韦文虎、何湘宁的《通知书》中所载兴发矿共欠精诚公司投资款1070913.36元的内容亦未得到韦文虎、何湘宁的认可。虽然《结算书》《通知书》中所载数额没有得到韦文虎、何湘宁的认可，但《通知书》载明：如果韦文虎、何湘宁不在2003年3月20日前把占用款退还精诚公司，合同自动解除，同时视兴发矿自动退出股份。对此，韦文虎在2003年6月1日出具《承诺书》表示：定于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量黑水沟之事，误期后果自负。2003年6月7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表明：今有韦文虎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现承诺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款30万元，如不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之后，韦文虎、何湘宁未按照《承诺书》中的承诺履行还款义务，应当认定韦文虎、何湘宁已经在2003年7月30日后退出了其与梁桂华、精诚公司合伙经营的兴发矿。原判决认定韦文虎、何湘宁退股的状态并没有实际发生，是错误的，本院予以纠正。但韦文虎、何湘宁退伙之后，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梁桂华、精诚公司之间就合伙期间的全部投资、收入等合伙事项进行了清算。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根据2003年1月8日《结算书》、2003年3月12日《通知书》以及2003年6月7日《承诺书》即应认定1044963.36元实际上是梁桂华方购买韦文虎方的合伙投资权益款和根据1998年11月1日《补充协定》就应认定后来双方在合伙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比例变更为33%与67%，均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57350038.8元补偿款由什么具体项目构成，高峰公司2.75%的股权中是否包含有韦文虎、何湘宁权益的问题。 韦文虎方与梁桂华方共同决定将合伙出资经营的兴发矿并入富源公司，并委托梁桂华具体操作落实。梁桂华又与精诚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参与兴发矿联营投资并由精诚公司出面申请加入富源公司。精诚公司随即向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提交了《关于申请加入105矿体详查工程的报告》，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同意接纳合伙经营的兴发矿为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矿体详查工程的附属工程窿道。精诚公司随后申报：截止1999年12月31日，出资兴发矿包括出资机器设备22523707元、在建工程64810681元、材料物资8249010元，共计95583398元。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查后，向富源公司出具《出资鉴证报告》，认定兴发矿出资额为57350038.8元。此后，高峰公司在接受兴发矿时，也是依据该报告认定的数额补偿给精诚公司57350038.8元。高峰公司对于兴发矿矿窿是整体接受的，其中既包括合伙前韦文虎方单独开发时投资形成的矿窿，也包括合伙经营后梁桂华方进一步投资形成的矿窿。此笔款项系高峰公司以兴发矿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资产额为标准，对其接受整个兴发矿矿窿而支付的补偿款。没有证据证明此笔款项中包括对富源公司、精诚公司放弃申请探矿权的补偿，梁桂华、精诚公司在本院庭审时亦明确表示无法证明放弃申请探矿权应得到多少补偿。因此，57350038.8元补偿款并不包括对富源公司、精诚公司放弃申请探矿权的补偿，而是对合伙经营兴发矿投入资金的补偿。关于高峰公司2.75%的股权问题，该股权是梁桂华、精诚公司根据其与富源公司、高峰公司之间的协商约定，以实际支付现金的方式获得的，而且是在韦文虎方与梁桂华方散伙之后的行为。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无权再主张分配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2.75%股份中50%的份额。原判决对此问题未予审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该项诉讼请求，结论正确。 （三）关于韦文虎、何湘宁是否有权主张57350038.8元补偿款和双方当事人应当如何向对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1998年韦文虎方（甲方）与梁桂华方（乙方）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约定：1.甲方（韦文虎、何湘宁）以原在铜坑矿境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的巷道作联营投资股权，占股为百分之五十二（52%）。2.乙方负责联营投资探采窿道以海拔水平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要投的一切资金作为股权投资，占股为百分之四十八(48%)。7.窿道的所有一切设备及窿道均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窿道及设备作为债权债务作抵押，今后窿道与设备让退各占50%股份。原审过程中，河池中院应韦文虎、何湘宁请求，征得梁桂华、精诚公司同意，曾经委托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对双方合伙事务等内容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由于“提供的均为零散的、不系统的资料，有的也只是报表或明细账，无相应的原始凭证以供核对”等原因，无法对合伙事务发表鉴定意见。虽然57350038.8元中均为精诚公司提交的原始票据组成，但精诚公司申报投资的行为是代表梁桂华、韦文虎、何湘宁为其共同投资兴建的兴发矿申报的，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该补偿款中不包括韦文虎、何湘宁投资形成的坑口及矿窿巷道等财产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联营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兴发矿矿窿是由韦文虎方和梁桂华方共同投资建设而形成的，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有权请求获得57350038.8元补偿款中其应得的部分。原判决综合考虑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全部矿山企业被封停产，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并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后期主要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等因素，结合《联营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权益比例，酌定从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剩余的52%即29822020元再按各50%分配，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14911010元，处理结果是公平的。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其投资款损失82729779.31元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判决予以驳回是正确的。本院均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虽然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云飞 审判员  陈 佳 审判员  郭忠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张海玲 书记员甄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