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51民初8780号原告：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沈晶晶，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上海大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长华，上海大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宽甸鹏宇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法定代表人：宋忠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杰，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卫东，男，196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惠军村XXX号。第三人：宋孝辉，男，1976年10月3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太平哨镇太平哨村六组48号。第三人：宽甸友邦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府前东街。法定代表人：潘雪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韶。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铭玉。原告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宽甸鹏宇矿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鉴于本案与本院受理的(2018)沪0151民初第8781号原告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鑫联矿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鑫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标的属于同一类型，且两案存在一定的关联，故本院合并审理上述两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组织当事人进行第一次证据交换程序，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长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杰到庭参加诉讼；于2019年1月23日组织当事人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程序，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杰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9年4月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6月25日追加宋孝辉、沈卫东和宽甸友邦矿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友邦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8月6日、2019年9月10日组织当事人进行第三、第四次证据交换，于2019年11月13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杰、第三人宋孝辉、第三人沈卫东到庭参加第三、四次证据交换及庭审，第三人友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铭玉到庭参加第三、四次证据交换，第三人友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韶到庭参加第四次证据交换及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XXXXXXX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方的宋孝辉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晶晶的父亲沈卫东系朋友，双方各自的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2014年4月，被告通过沈卫东介绍，购买原告的钢球、衬板等产品，双方达成口头购销协议，其中钢球单价为每吨8600元，衬板为每公斤17.5元，由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并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口头协议约定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交付钢球40吨，价值344000元、衬板13.24吨，价值231700元，于同年4月19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被告；2014年11月1日，原告又向被告供应钢球54吨，价值464400元，同年11月19日原告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并交付给被告。然而，被告在收到上述合计价值XXXXXXX元的产品后，不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多次主张付款，并要求对之前口头协议内容以书面方式予以确认。2016年12月18日，被告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出具书面的合同、《入库单》，并且快递给原告。2017年1月10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被告主张，要求被告出具《情况说明》。2017年1月12日，被告出具书面说明，确认结欠原告上述款项，但后未予付款。2017年3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承诺庭外和解解决，原告遂撤诉，但被告却再次违反诚信，没有履行。2017年12月，原告再次起诉，崇明法院以案号(2017)沪0151民初12005号受理案件，在该案中，宋孝辉确认双方开始没有书面合同，后在2016年12月重新签订，考虑到该情况与起诉书的事实及利息计算方式等有冲突，所以原告再次撤回起诉。被告辩称：对原告所述的交付货物的时间、数量和价值没有异议。原告在交付货物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向被告主张过货款，因为双方不是买卖关系，而是以物抵债。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沈卫东欠宋孝辉钱，沈卫东时任友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遂以友邦公司的名义与宋孝辉签订《借款合同》，归还了部分借款后，沈卫东拿原告的货物抵债。除本案中晶诣公司提供价值XXXXXXX元的货物外，沈卫东还根据宋孝辉指定向宽甸满族县鑫联矿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鑫联公司)交付价值941905元的货物【即本院受理的(2018)沪0151民初8781号本案原告诉鑫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的货款金额】，在原告将上述合计价值为XXXXXXX元的货物交付后，沈卫东在2014年11月30日宋孝辉提供的收据上签字，确认收到铁球、锤头货款XXXXXXX元。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另外，原告诉称2016年12月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不存在，原告在2017年以进行清算和税务审查而向被告要求就上述的货物制作合同，被告同意后制作了相关合同，这不是补签合同，而仅仅是对以前事实的确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宋孝辉述称：2010年左右，宋孝辉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经其朋友刘庆宽介绍，被告的铁矿粉存放于沈卫东的货仓，未经被告的允许，沈卫东将2000多万元的铁矿粉私自卖了，后沈卫东承诺还钱，2011年时沈卫东尚欠500多万元未还清，由于刘庆宽和沈卫东共同投资了友邦公司，沈卫东当时是友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卫东资金紧张，刘庆宽劝宋孝辉再借给沈卫东400多万，形成1000万元的借款，沈卫东以友邦公司的名义与宋孝辉签订《借款合同》；同时，刘庆宽也向宋孝辉借款460万元，刘庆宽以宏源物资公司的名义和宋孝辉签订《借款合同》，后刘庆宽和沈卫东一起陆续通过刘庆宽和龚敏的账户向宋孝辉还本付息，其中刘庆宽的借款已还清，后沈卫东了解到宋孝辉需要铁球等货物时提出以物抵债，宋孝辉同意后要求分别向本案被告和鑫联公司供货，扣除沈卫东以原告的货物向本案被告和鑫联公司供货的方式抵债XXXXXXX元，加上宋孝辉垫付的2.2万元运费后，沈卫东尚欠宋孝辉借款800万元未还。2014年12月，宋孝辉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友邦公司归还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案号为(2015)丹民三初字第00003号】，在法院的主持下，沈卫东以友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宋孝辉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截止2014年12月15日友邦公司欠宋孝辉借款840万元。综上，原告向被告供货系以物抵债，被告不欠原告货款。第三人沈卫东述称(鉴于沈卫东在审理中就相关问题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本院以沈卫东就同一事实最后的陈述意见作为沈卫东的述称意见)：沈卫东和原告唯一的股东沈晶晶系父子关系，但沈卫东不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以原告的货物向被告供货的方式抵扣欠宋孝辉的债务，只是介绍原、被告买卖交易，从没有参与交易，包括签订合同、送货收货、收取货款或在相关单据上签字。原告向被告供货后，沈卫东找宋孝辉催讨货款，财务称只要在收据上签字确认收到货款，就会马上打款给原告，但沈卫东在收据上签字确认收到XXXXXXX元后，被告没有打款，所以原告没有收到货款。为此，原告提出异议，但沈卫东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收回其签字的收据。沈卫东曾欠宋孝辉1000万元是事实，因为当时沈卫东是友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以友邦公司的名义与宋孝辉签订《借款协议》，后让刘庆宽转款给宋孝辉代为还款。同时，刘庆宽也欠原告460万元，与沈卫东欠宋孝辉的借款是无关的两笔借款，但宋孝辉放在一起结算，其中将沈卫东通过马列新归还200万元借款本金，和于2013年1月25日通过龚敏的账户向宋孝辉打款158.76万元的还款均算作刘庆宽的还款。在丹东法院的调解，沈卫东代表友邦公司进行调解，对调解结果没有异议，但该案卷中并没有借款1000万元的还款明细清单，对宋孝辉所称的还款明细不清楚，不存在以货抵债的事实。第三人友邦公司述称：虽然友邦公司与宋孝辉签订《借款合同》中约定友邦公司向宋孝辉借款1000万元，但这是沈卫东个人向宋孝辉借款1000万元，钱从没有进入友邦公司的账户，友邦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不知道借款的事实。宋孝辉在丹东法院起诉友邦公司归还借款，也是由沈卫东出庭应诉并达成调解，友邦公司对该诉讼不清楚。友邦公司对本案涉及的XXXXXXX元货款也不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在审核相关证据、分析各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的辩称意见后分别作出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原、被告共同确认如下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1.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晶晶父亲沈卫东与宋孝辉系朋友。通过沈卫东，原、被告之间发生以下三笔交易，并由沈卫东向被告交付了发票：2014年4月，被告收到原告的衬板13.24吨(单价每吨17500元，货款为231700元)，钢球40吨(单价每吨8600元，货款344000元)；2014年11月，被告收到原告钢球54吨(单价每吨8600元，货款464400元)。以上货款总额为XXXXXXX元。为此，被告向原告开具日期为2014年4月19日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发票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的连号发票)、日期为2014年11月19日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发票号码为XXXXXXXX-XXXXXXX的连号发票)。上述三笔交易发生时，原、被告未事先订立合同。后，原、被告补签合同和入库存单各3份。合同一即原、被告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载明：原告向被告出卖衬板，数量13.24吨，单价17.5元/公斤，货款总额231700元，运输方式及费用“卖方负责运输及费用”，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7天供货，结算方式为全款提货，供方出具17%税票等。相应的入库单载明：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编号为XXXXXXX，交货单位为原告，发票号码XXXXXXXX、XXXXXXXX，入库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入库货物、数量、单价、金额的记载与合同约定一致，并由宋孝辉在该入库单上签名。合同二即原、被告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载明：原告向被告出卖钢球，规格型号为60mm，数量40吨，单价8600元，金额344000元，交(提)货方式、地点为“买受人仓库”，运输方式和到达站(港)及费负担为“运输由出卖人承担”，结算方式、时间和地点为“买受人收到货物后验收合格、出卖人开出17%增值税发票后30天内付清货款”等。相应的入库单载明：时间为2014年4月13日，编号为XXXXXXX，交货单位为原告，发票号码XXXXXXXX-74，入库时间为2014年4月13日，入库货物、数量、单价、金额的记载与合同约定一致，并由宋孝辉在该入库单上签名。合同三即原、被告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载明：原告向被告出卖钢球，规格型号为60mm，数量54吨，单价8600元，金额464400元，交(提)货方式、地点为“买受人仓库”，运输方式和到达站(港)及费负担为“运输由出卖人承担”，结算方式、时间和地点为买受人收到货物后验收合格、出卖人开出17%增值税发票后30天内付清货款等。相应的入库单载明：时间为2014年11月15日，编号为XXXXXXX，交货单位为原告，发票号码“XXXXXXX-XXXXXXX”，入库时间为2014年11月15日，入库货物、数量、单价、金额的记载与合同约定一致，并由宋孝辉在该入库单上签名。2.通过原告法定代表人父亲沈卫东，原告还与本案所涉上述三笔交易同样的方式，与案外人鑫联公司二次交易，分别于提供价值464400元的钢球和价值477505元的锤头，合计货款为941905元，并由原告分别于2014年3月25日、2014年11月10日开具相应价值的发票。原告以鑫联公司未支付货款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沪0151民初8781号，下简称“8781号案件”】。3．2017年1月10日上午8：48，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晶晶发短信给宋孝辉，载明：“叔叔，发给我一个电子邮箱号码”，宋孝辉立即回复：“我的手机号码163邮箱”，同日上午11：07，沈晶晶又发给宋孝辉一条短信：“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鼓浪屿路XXX弄XXX号XXX室崇明县税务局顾老师”。4.2017年1月10日18：36沈晶晶发送的邮件给宋孝辉，邮件附件是原告起草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的《情况说明》。其上载明：“兹有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于2014年销售钢球、衬板给宽甸鹏宇矿业有限公司，共计金额人民币XXXXXXX元。期间该公司多次要求付款，由于2014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及和宽甸友邦矿业有限公司的三位股东有债权债务问题，故该笔款项至今未付，情况属实。”宋孝辉在收到上述邮件及附件《情况说明》后进行了修改，然后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快递给原告，被告修改后的《情况说明》载明：“兹有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于2014年销售钢球、衬板给宽甸鹏宇矿业有限公司，共计金额人民币XXXXXXX元。当时由贵公司业务员沈卫东来我单位办理此项业务，所发生款项由沈卫东签收并出据了增值税发票，情况属实”。5．原告的登记信息显示，其由自然人股东沈晶晶于2013年11月20日投资设立，沈晶晶为法定代表人并任执行董事一职，监事为施卫琴，注册资本为100万元。6．沈卫东和施卫琴系夫妻，共同生育一子为沈晶晶，三人户籍在同一地址。7．宋孝辉自认，本案被告和案外人鑫联公司均为宋孝辉家族企业。对此，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8、友邦公司于2004年7月28日成立，股东为沈卫东、陈韶、季炜淘、刘庆宽、马列新、潘雪明，沈卫东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12月15日变更潘雪明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4月5日，沈卫东不再是友邦公司股东，股东变更为陈韶、季炜淘、刘庆宽、马列新和潘雪明。9、全体当事人一致确认：宽甸满族自治县永洪铁矿(下文简称：永洪铁矿)和友邦公司合并、资产并入友邦公司后，永洪铁矿已经注销。二、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事实1．2016年12月18日，被告是否向原告寄送补签的涉案三份合同和入库单。原告主张宋孝辉于2016年12月18日通过顺丰快递向原告寄送被签的涉案3份合同和对应的入库单以及8781号案件中所涉的2份合同和对应的入库单，并提供寄件时间为2016年12月18日的顺丰快递单。对上述事实，被告和宋孝辉确认2017年曾因被告自述为公司清算、税务审查而补签过上述合同和入库单，并交付给沈卫东，但均予以否认通过上述快递寄送合同和入库单。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该快递单明显与被告和宋孝辉确认真实性的2017年1月10日快递单的印刷格式和顺丰商标、统一服务电话的标示不相同，原告亦未提供顺丰网站上确认邮件存在和投递情况的服务信息截屏，仅凭该张快递单无法确认该快递交易真实存在；第二，即使通过该快递单也无法显示委托寄送的内容是原告所主张的5份合同和入库单；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2017年1月10日沈晶晶和宋孝辉之间的短信可见，在此时，原告将其联系地址，即“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鼓浪屿路XXX弄XXX号XXX室崇明税务局”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的信息提供给宋孝辉，而未提供此前已经将上述地址披露给宋孝辉的证据，因此，本快递单与原告提供的告之邮寄地址的短信相矛盾。鉴于上述考虑，本院对本节事实不予确认。2．以货抵债的事实是否成立被告和宋孝辉主张，因沈卫东欠宋孝辉的借款无力偿还，而以原告在本案中所涉货款XXXXXXX元和8781号案件所涉的货款941905元(合计XXXXXXX元)进行以货抵债。为此，被告提供如下证据：1、2014年11月30日，由沈卫东签字的《收据》1张，其上记载XXXXXXX元款系铁球、锤头货款，证明在实际收货的被告和鑫联公司未实际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沈卫东向宋孝辉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上述XXXXXXX元的货款，以说明沈卫东拿原告的货物向宋孝辉抵债；2、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明确说明“所发生的款项由沈卫东签收并出具增值税发票”；3、宋孝辉作为甲方、永洪铁矿和友邦公司作为乙方而签订借款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其上有沈卫东、刘庆宽作为股东签名)及对应的借据(其上有沈卫东签名)各1份、友邦公司的工商信息，宋孝辉、宽甸满族自治县弘源再生物资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弘源公司)签订借款460万元的《借款协议》(其上有刘庆宽签名)和借据(由刘庆宽签字出具)、弘源公司的工商信息、刘庆宽、潘雪明、马列新的证人证言，证明沈卫东、刘庆宽欠宋孝辉借款的形成原因及过程，二人分别以友邦公司、弘源公司的名义与宋孝辉签订借款合同，合计欠宋孝辉1460万元；4、宋孝辉和沈卫东、刘庆宽(以友邦公司、弘源公司名义)借贷往来清单、宋孝辉和高海立的农行账户明细、刘庆宽通过转账向宋孝辉还款的交易明细及银行取款凭证，证明沈卫东、刘庆宽曾经以友邦公司、弘源公司的名义合计欠宋孝辉借款的1460万元，通过刘庆宽向宋孝辉所还款，加上沈卫东以本案所涉货款XXXXXXX元及8781号案件所涉货款981905元抵消借款后，尚欠宋孝辉800万元本金和40万元利息；5、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5)丹字第00003号原告宋孝辉诉被告友邦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下简称：丹东法院3号案)的卷宗目录、民事起诉状、2015年5月6日的调解协议笔录、民事调解书，证明在丹东法院3号案中，沈卫东作为友邦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出庭与宋孝辉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中确认的友邦公司应归还宋孝辉的840万元借款中扣除了本案所涉货款XXXXXXX元及8781号案件所涉货款981905元；6、沈卫东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晶晶的户籍信息、原告的工商信息、2014年11月17日沈卫东代原告收取友邦公司货款的收据，证明沈卫东系沈晶晶的父亲，原告系一人投资公司，公司的监事是沈晶晶的母亲，沈卫东系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在原告的其他交易中代原告收取相关的款项。对此节事实，原告主张不存在以货抵债的事实，虽然涉案的交易由沈卫东介绍，并由沈卫东把发票转交给被告，但沈卫东虽然于2014年11月30日在被告提供的收据上签了字，但仅仅是财务支付款项时的手续，要求沈卫东代签，然后通过财务转账支付货款，但收据签字后，被告没有实际支付款项。对宋孝辉分别和友邦公司、弘源公司之间的借款真实性无异议，但沈卫东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上的签名是作为股东代表签字，借款是公司的，而不是沈卫东个人的，对原告所述借款的来由不予确认；对于宋孝辉、沈卫东、刘庆宽(以友邦公司、弘源公司名义)借贷往来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单方制作的，并不是来自于丹东法院3号案件的附卷材料，对来自于丹东法院3号案件的调解协议笔录和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调解书中的款项存在以物抵债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债务是沈卫东个人的债务；对于户籍信息和原告的登记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是沈卫东，也不能以此说明本案的货款用于抵偿友邦公司对宋孝辉的借款。对此节事实，沈卫东在本案审理后期主张，沈卫东向宋孝辉借款1000万元是事实，主要用于友邦公司的经营，刘庆宽个人也以弘源公司的名义向宋孝辉借款460万元，两笔不同的借款，统一由刘庆宽与宋孝辉对接还款，沈卫东通过马列新向宋孝辉归还2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又通过龚敏向刘庆宽支付XXXXXXX元用于向宋孝辉还款，但宋孝辉将该笔还款作为刘庆宽的还款，被告、宋孝辉和刘庆宽称用货抵债而最终形成840万元的债务不是事实，沈卫东在丹东3号案件中之所以认可最终结欠宋孝辉840万元，是因为1460万元的还款是刘庆宽在处理，刘庆宽认可，沈卫东也就确认了。对此节事实，友邦公司认为，友邦公司与宋孝辉签订1000万元借款协议的时候，由沈卫东作为友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的公章，借款协议中的1000万元借款从没有入友邦公司的账户，友邦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借款并不清楚，更不清楚还款以及以货抵债的事实。对于本节事实争议，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全案作如下考虑：第一，在本案及本院8781号案件所涉原告向被告供货的交易中，原、被告、宋孝辉以及鑫联公司均确认，交易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沈卫东介绍，在完成交货义务后，沈卫东于2014年11月30日，即供货的当年向宋孝辉出具了收到本案及本院8781号案件所涉原告向被告供货的全部货款XXXXXXX元。但沈卫东在本案中明确表示虽然在收据上签字，但并未实际收到货款。如果不存在以货抵债的事实，那么至2017年年初前后的长达二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原告或沈卫东在宋孝辉或收取原告货物的相对方并没有实际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去催讨货款或索回上述的收据，这显然不符合一般的合情合理的行为方式。第二，通过被告举证的友邦公司与宋孝辉签订的《借款协议》及收据、弘源公司与宋孝辉签订的《借款协议》及收据、刘庆宽的证人证言、潘雪明的证人证言、马列新的证人证言、友邦公司的陈述，以及沈卫东在审理中的自认，均确认了沈卫东以友邦公司的名义欠宋孝辉1000万元，刘庆宽以弘源公司的名义欠宋孝辉460万元，两笔合计1460万元的欠款均由刘庆宽向宋孝辉归还。也就是说，被告所主张沈卫东存在欠宋孝辉的债未还清的事实客观存在。宋孝辉提起丹东法院3号案件中，宋孝辉主张友邦公司尚欠其840万元，由沈卫东代表友邦公司与宋孝辉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截止2014年12月15日，友邦公司欠宋孝辉借款本金840元。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宋孝辉、沈卫东、刘庆宽(以友邦公司、弘源公司名义的借贷往来清单》，虽然该清单并不是丹东法院3号案件的证据材料，但结合被告进一步提供的宋孝辉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和银行收款凭证，可以推算出上述的收款加上本案和本院8781号案件的两部分货款作为1460万元的还款，再计算宋孝辉主张为原告垫付的上述两案货物运输费后，即构成840万元的欠款。第三，现沈卫东虽然对丹东法院3号案件的调解协议无异议，但主张形成840万元的欠款结果中并不包括本案和本院8781号案件所涉的货款XXXXXXX元。对于该主张，理应由沈卫东对于宋孝辉的总债权1640万元变化至结欠840万元的还款构成负有举证责任，但沈卫东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以反驳被告对于840万元债权形成的主张和证据，由此，本院认定沈卫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沈卫东的辩称意见得不到本院的支持。第四，虽然与宋孝辉签订《借款协议》确认借款1000万元的借款人为友邦公司，但从宋孝辉、刘庆宽、沈卫东等人的陈述可见，该1000万元借款系沈卫东以友邦公司的名义向宋孝辉所借。综上，本院从沈卫东以友邦公司的名义向宋孝辉借款1000万元、沈卫东向宋孝辉出具已收到本案及本院8781号所涉货款的收据、宋孝辉收取银行转账的还款以及扣除上述两案货款而形成的剩余债权840万元，以及沈卫东作为友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认对宋孝辉存在840万元债务的一系列事实，确认本节争议事实如下：沈卫东以本案所涉原告的货款抵偿其以友邦公司名义欠宋孝辉的借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沈卫东以本案所涉原告的货款抵偿其以友邦公司名义欠宋孝辉借款的行为之效力是否及于原告；2、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沈卫东不但在原告向宋孝辉指定的被告供应货物后在未实际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向宋孝辉出具收到本案及本院8781号案件所涉全部货款的收据，亦至今没有证据显示原告或沈卫东向被告主张索回与客观实际不符的上述收据，而且沈卫东以友邦公司名义欠宋孝辉借款，最终代表友邦公司在丹东法院3号案件中确认840万元欠债的行为，可以推定沈卫东对欠债的形成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确认，从被告提供的《宋孝辉、沈卫东、刘庆宽(以友邦公司、弘源公司名义)借贷往来》上的记载与宋孝辉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相对应而反映出形成债务840万元，而840万元形成的过程中扣除了涉案和本院8781号案件所涉的全部货款金额及相关的运费，因此，从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可以进一步推定沈卫东存在以原告的货款抵偿其以友邦公司名义欠宋孝辉欠款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本院也注意到，在整个案件中，原告始终否认存在以货抵债的事实，且缺乏原告明确同意以涉案货款抵偿沈卫东欠宋孝辉债务的证据，因此，本院判断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以货抵债抗辩是否成立的前提问题是沈卫东以原告货款抵偿对宋孝辉债务的行为之效力是否对原告发生效力。对此，本院作如下考虑：第一，从原告向宋孝辉发送其草拟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例如“由于2014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及和宽甸友邦矿业有限公司的三位股东有债权债务问题，故该笔款项至今未付，情况属实”的文义可见，原告对于沈卫东、友邦公司、刘庆宽、宋孝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明知的，且本案货款与上述债权债务存在一定的关联；第二，原告在诉状中以及庭审中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业务是由沈卫东介绍的。对这一事实，被告、宋孝辉和沈卫东均予以确认；第三，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系沈晶晶一人投资的公司，公司的监事系沈晶晶的母亲，而沈卫东为沈晶晶的父亲，与沈晶晶母亲的夫妻关系存续至今。虽然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沈卫东系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但足以说明沈卫东与原告具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从沈晶晶和宋孝辉之间的邮件和信息内容，充分说明沈卫东与原告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向被告和宋孝辉进行了披露。即使原告并未实际授权给沈卫东处分涉案货款，但上述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可以构成宋孝辉或被告相信沈卫东有代表原告处分货款的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本院认定，沈卫东代表原告向宋孝辉出具已经收到全部货款的行为发生原告确认收到货款之效力，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沈卫东确实未得到原告的授权，擅自处分原告的货款，造成的损失可由原告另案向沈卫东主张。针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随着本案争议焦点1的解决，本案已不再有争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之诉权是否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然而，民事纠纷的解决，本院采取的是概然性的证据认定标准，不能达到100%绝对正确结果，存在认定结果之外其他的可能性。因此，本院认为针对其他的可能性，有必要对如果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主张成立时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予以回应。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共涉及三份合同，即使按三份合同中最晚的被告应付款的约定，即出卖人开出17%增值税发票后30天内付清货款，而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那么在原告无其他催讨证据的前提下，原告的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2月19日开始计算至2016年11月18日止。原告依据2016年11月18日宋孝辉向原告寄送文件的快递单以证明原告对涉案的货款享有诉讼时效。即使该快递单如原告所陈述的是宋孝辉向原告寄送补签的合同和相应的入库单的事实成立，也无法达到证明原告向被告明确表达催讨货款的证明效果。因此，原告提供的该份快递单不构成原告诉讼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明。由此，本院从周延概然性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认定原告对被告主张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丧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原告晶诣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产人民陪审员  盛云飞人民陪审员  高永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高雅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