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9民初4607号原告：何孝林，男，196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瑜，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东阳，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江市鑫达自动扶梯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社区龙港路南侧。法定代表人：金健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年，江苏恒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孝林与被告吴江市鑫达自动扶梯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原告何孝林于2019年3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张金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何孝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东阳、被告鑫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年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何孝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瑜、被告鑫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孝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如下：1、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0000元；2、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5000元；3、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0220元（5580元/月×9个月）；4、停工留薪期工资40000元（8个月×5000元/月）；5、住院伙食补助费1280元（16天×80元/天）；6、护理费1920元（16天×120元/天）；7、营养费1280元（16天×80元/天）；8、医药费6400元；9、交通费800元；10、鉴定费200元。合计1771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经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属于工伤的认定，后又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2016）工（江）第1375号符合伤残等级九级的鉴定结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庭审中，原告何孝林主张因其医疗费等损失在交通事故中得到了部分赔偿，故放弃本案中第5、6、7、8、9项诉请，并要求被告鑫达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6660元。被告鑫达公司辩称：第一，本案的诉请已起诉过一次，并且于2017年5月26日向法院申请撤诉，现原告于2019年3月再次起诉，原告的诉请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未过诉讼时效，但原告也已出具证明，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无任何劳动争议，包括本案纠纷已经协商解决，故双方不存在原告诉请的劳动争议。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因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距离退休年龄不足五年，故应按照相应的规定打折计算。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6年8月25日，何孝林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鑫达公司支付其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因仲裁委超期未作出裁决，后何孝林选择终结仲裁审理，直接向法院起诉。2016年12月29日，本院立案受理了何孝林与鑫达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案号（2016）苏0509民初15733号），2017年5月26日，何孝林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2019年3月26日，何孝林再次就其与鑫达公司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于同日以何孝林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和仲裁请求重新申请劳动仲裁为由，不予受理。何孝林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何孝林原系鑫达公司员工，鑫达公司未为何孝林交纳社会保险。鑫达公司为何孝林等20名员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单人的保险金额分别为10万元和2万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4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2014年10月21日，何孝林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经吴江第五人民医院于2014年10月21日诊断为胸背部外伤。何孝林于2014年10月21日至2014年11月6日在吴江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记录上的出院医嘱包括“绝对卧床三月”。2016年6月20日，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江工伤认字[2016]第016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何孝林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2016年7月23日，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2016）工（江）第1375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核准何孝林的伤残等级符合九级，何孝林支付了鉴定费200元。2016年2月25日，何孝林向鑫达公司出具了《证明》一份，共三行，内容为：何孝林于2016年02月25号与本公司无任何劳动（注：该句话系第一行）争议，以后个人行为与本公司无关。（注：包括句号在内的该部分系第二行）工资与补贴金均以结清工伤补偿款现金拾万元已收到（注：该句话系第三行）。该证明上，根据肉眼可见，第三行的字体及排列间隙均略小于第一、二行，且第三行的“工资与补贴金均以结清”从字迹上并未看出所使用的笔的墨水即将用完。双方确认该证明上第一句和第二句系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健红的妻子万会梅所书写，落款签名及日期系何孝林所写。何孝林称其签字时该证明上只有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内容，并无第三行的内容，第三行系对方在事后自行添加，且其并未收到该10万元工伤补偿款。在（2016）苏0509民初15733号案件中，何孝林即申请对上述证明中第三行与其他字迹的形成先后时间（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后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因鉴定要求超出该机构技术条件，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2017年4月17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在本案审理中，何孝林再次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上述证明上第一、二行与第三行是否系同一时间形成、是否系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后本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并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通知万会梅到庭取样。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9月15日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证明》中第三行的“工资与补贴金均以结清”与《证明》中前两行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第三行的“工伤补偿款现金拾万元已收到”与《证明》中的前两行以及第三行的“工资与补贴均以结清”字迹是由不同的笔书写形成的；《证明》中的第三行与万会梅书写的样本字迹为同一人书写。在分析说明中写明，第三行的“工伤补偿款现金拾万元已收到”与前两行的字迹由于笔墨不同，故两者不具备直接进行形成时间比对的条件。何孝林支付了鉴定费6660元。何孝林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了鑫达公司向其发放工资的情况：2014年4月29日2280元，7月30日3000元，8月14日4200元，9月10日4030元，10月13日3566元，11月12日3705元，12月17日3510元，2015年1月19日1820元（何孝林主张上述款项对应其2014年3月至10月工资），3月25日641元（何孝林主张系其2015年1月工资，1月上班5天），5月8日650元（何孝林主张系其2015年2月工资，2月上班5天）、3380元（何孝林主张系其2015年3月工资），自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1月19日，每月均有工资入账（何孝林主张系其2015年4月至11月工资）；2016年2月23日，鑫达公司向何孝林转账4867元（何孝林主张系其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的工资）。2016年2月25日，何孝林向鑫达公司签字领取了金额为3300元的转账支票。鑫达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显示，2016年2月23日向何孝林转账支付2015年12月、2016年工资共计4867元，当日账户余额为47572.93元；2016年2月24日该账户又支出货款等款项，当日余额为21802.93元。鑫达公司在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显示，2016年2月26日向何孝林支付3300元，当日账户余额为37002.7元；2016年2月29日又有三笔款项入账，当日账户余额为76570.7元。2018年8月10日、8月11日、8月13日，何孝林因工伤赔偿事宜与金健红、万会梅发生纠纷而多次报警。2018年10月8日、10月22日、10月23日、11月6日、11月15日、11月22日，何孝林多次打电话与金健红就保险理赔款事宜进行协商，金健红曾提到再补偿何孝林三个月的工资，其中2018年11月15日的录音中，何孝林称：“你们当初不搞那个假的十万块钱我已收到嘛，这个钱……”，金健红打断称：“哎呀，不说这个行不行，你就是，就是沟通一下对不对，保险公司能够理赔多少那就那个嘛，就再沟通一下嘛，方便一下嘛。”何孝林在此期间还与金健红当面协商相关的保险理赔及补偿事宜。审理中，何孝林陈述称：其于2013年10月26日入职鑫达公司，前几个月的工资系现金发放；其受伤后，2014年11月、12月未上班，故未发放工资，伤好后其于2015年1、2月回到鑫达公司工作了5天，年后继续在鑫达公司工作，一直做到2016年1月，之后回老家过年，老板打电话让其不要做了，春节后其回到鑫达公司结清了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的工资，2016年2月25日又去鑫达公司拿了3300元补偿金。鑫达公司陈述称：何孝林于2014年春节后至鑫达公司工作，具体时间记不清了，2016年2月份何孝林工作了几天，没有全勤，办理离职手续的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上述事实，由原告何孝林提交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出院记录、鉴定费发票、银行账户流水、司法鉴定意见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被告鑫达公司提交的证明、支票存根复印件、银行账户流水、民事裁定书，本院调取的终止鉴定报告书、超期审理征询意见书（确认书），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工伤赔偿款10万元是否已支付。原告何孝林主张，其并未收到10万元的工伤赔偿款，证明上的第三句话是后添加的，在其签字时并没有第三句话。被告鑫达公司主张，10万元工伤赔偿款已支付给何孝林，系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于金健红的亲兄弟金健华，金健华也是开厂的，厂名叫久力机械，兄弟之间借款是不可能写借条的，当时借的是现金，也符合常理；且2016年2月25日左右，鑫达公司账户上也没有10万元以上的金额，故为了处理何孝林的工伤赔偿事宜而进行了借款；即使证明上第三行系用不同的笔所书写，但一支笔的墨水用完了，换另一支笔书写也符合常理。本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确认《证明》中第一、二行与第三行中的前半句内容系同时期形成的，但《证明》中第三行的后半句“工伤补偿款现金拾万元已收到”与其他内容并非由同一支笔所书写，鑫达公司虽辩解系墨水用完了，但从该证明的表面上并未看出；且第三行的书写形式明显与前两行不同，故对其是否是同期形成存疑；对于10万元款项的支付，鑫达公司主张系现金支付，并主张该10万元系借款，一方面，鑫达公司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鑫达公司于同日向何孝林支付3300元的款项即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而10万元却系现金支付，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再结合何孝林提供的通话录音，如何孝林已收到鑫达公司支付的工伤补偿款10万元，金健红完全可以对何孝林的保险理赔款的主张不予理涉，但金健红对此均未拒绝，且多次表示因时间较长，能否理赔到需要会计核实等，在何孝林提到10万元工伤补偿款其并未收到时，金健红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故综上，本院认为，何孝林所举证据效力强于鑫达公司的证据，故不能认定鑫达公司已向何孝林支付了10万元的工伤补偿款。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何孝林陈述称：第一次起诉后，因鉴定技术原因导致终止鉴定；其从2017年6月起，其多次换不同的电话号码与金健红联系谈工伤赔偿事宜，但金健红均拒绝与其沟通，后其改变方式，与金健红协商保险理赔款事宜，其还两次至金健红家中找他协商。鑫达公司陈述称：何孝林第一次起诉后撤诉，法院作出裁定的时间为2017年5月26日，但何孝林提供的就工伤事宜报警的记录显示最早的时间为2018年8月11日，显然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何孝林已丧失胜诉权。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且诉讼时效包括中断、中止等情形。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但对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举证，不应对权利人过于严苛。本案中，何孝林第一次起诉后，因鉴定技术原因无法作出鉴定结论，而于2017年5月26日撤诉，虽何孝林提供的报警记录显示其于2018年8月10日才向鑫达公司主张工伤赔偿事宜，但结合本院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以及通讯部门保存通话记录的期限等因素，原告何孝林陈述的从2017年6月起多次向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工伤赔偿可信性更高，本院予以采信，故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故本院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鑫达公司仍应向何孝林履行赔偿义务。三、被告鑫达公司应支付原告何孝林工伤保险待遇的金额。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受伤，经认定为工伤，理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结合《证明》中的内容，本院可以确认原告何孝林与被告鑫达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鑫达公司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原告何孝林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对于原告何孝林主张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本院审核如下：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何孝林被鉴定为九级伤残，可享受按九个月本人工资计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何孝林的平均工资为3470元【（2280+3000+4200+4030+3566+3705+3510）÷7】，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31230元（3470×9）。2、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江苏省实施办法》的规定，九级伤残可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0000元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5000元，因何孝林于1960年3月17日出生，何孝林于2016年2月25日与鑫达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故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全额的80%支付，分别为40000元（50000×80%）和20000元（50000×80%）。3、停工留薪期工资。根据法律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应当凭伤者就诊的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休假证明确定。何孝林的出院医嘱上载明需要卧床休息三个月，其陈述于2015年1月回到鑫达公司工作5天，何孝林发生工伤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1日，故本院认定停工留薪期为3个月，因鑫达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何孝林停工留薪期工资，故本院认定被告鑫达公司应支付原告何孝林停工留薪期工资10410元（3470×3）。4、鉴定费。原告何孝林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鉴定费200元，应由被告鑫达公司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江市鑫达自动扶梯配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孝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23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0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00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0410元、鉴定费200元，共计101840元（上述款项，如采用转账方式，请支付至何孝林的指定账户；或支付至：户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账号：62×××64）。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鉴定费6660元，共计6670元，均由被告吴江市鑫达自动扶梯配件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何孝林，原告何孝林预交的案件受理费本院不再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并将已交上诉费的凭证提交我院。审 判 长  张金花人民陪审员  沈舜心人民陪审员  吴巧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李 婷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第三十七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第六十二条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第六十四条本条例所称工资总额，是指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