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124民再5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范何洋子，女，1991年1月8日出生于江西省进贤县，汉族，住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婕，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蕾，女，198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30-3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41884392G。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吴迪，男，198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范何洋子与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蕾、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吴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王蕾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王蕾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7）赣01民终2577号民事判决，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由原审被告范何洋子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王蕾人民币2123308.62元，原审被告范何洋子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8）赣民申13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经审理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赣民再59号民事裁定，撤销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01民终2577号及本院作出的（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范何洋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婕，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蕾及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7月4日原审原告王蕾将原审被告范何洋子、保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吴迪起诉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原审被告范何洋子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审理。原审原告王蕾诉称，其与原审被告范何洋子系朋友关系，范何洋子于2015年4月欲向原审被告保利公司购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江岸大街41号（148号楼）1层101房的房屋，要求原审原告王蕾为其垫付首付款，口头约定3个月后返还全部垫付款。原审原告按照范何洋子的指示，分别于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9日到保利公司售楼部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100万元购房款；2015年6月16日，原审原告因资金不足找到原审第三人吴迪帮忙支付剩余首付款，同日原审原告、范何洋子、吴迪到保利公司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付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人民币1123308.62元，故原审原告为范何洋子垫付的购房款共计人民币2123308.62元。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范何洋子并未按约还款，原审原告多次追索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原审被告范何洋子返还原审原告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人民币2123308.62元；保利公司协助返还上述垫付款项；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原一审期间原审被告范何洋子辩称，原审原告王蕾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1、王蕾、范何洋子及第三人吴迪曾经是合伙经营服装多年的合作伙伴，吴迪是王蕾妹妹王静的丈夫。2、2014年8月份，王蕾、王静、范何洋子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三人合伙在广东做服装生意，王蕾负责出资，范何洋子负责设计并自任模特做广告，王静协助王蕾管理，共同经营“YOKO”服饰，吴迪作为王静一方也参与管理，王蕾、范何洋子各占40%的股份，王静占20%的股份，并据此分配利润，“YOKO”服饰档口在广州市荔湾区“中国大厦”8楼120档，以王蕾名义租赁，而“YOKO”就是范何洋子“洋子”的英文名；由于“YOKO”服饰名称很好听，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品牌价值潜力巨大，大家欲进行商标注册，因有人注册在先而放弃，后大家又想更名为“大洋”服饰后再注册，也因有人注册在先而放弃。3、2014年12月份，经两次商标注册未果之后，三人成立了广州艾洋服饰有限公司并将经营的服装更名为“艾洋”服饰，集服装设计、加工、制作、广告宣传一条龙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其中在广州市白云区的工厂就是以范何洋子的名义租用的。4、关于成立“网络部”的情况，如上所述，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进行服装设计、广告宣传及网络销售等工作，遂以范何洋子名义在广州市白云区租用了办公室。5、2016年春节之后，王蕾、范何洋子、吴小英三人合伙经营“DoubleZ”服饰并以王蕾名义租用了广州荔湾区的“中国大厦”9楼B51档口，王蕾与吴小英负责出资、范何洋子负责设计并自任模特做广告，三人口头约定王蕾与范何洋子共占50%的股份，吴小英占50%的股份，利润按占股比例进行分配。6、王蕾、范何洋子及王静合伙经营服装生意期间利润的分配情况，合伙经营期间，以王蕾名义共购买了三辆车，一辆“宾利”车价值300多万、一辆“本田奥德赛”商务车价值30多万、一辆“奔驰”轿车价值40多万（当时购买该车时范何洋子的父亲出资10万元，一直由范何洋子的父亲使用该车，散伙之后，该车还给了王蕾），以范何洋子的名义购买了一辆“捷豹”车价值97万元，由王蕾自己使用；合伙经营期间，所有合伙财产都被王蕾、吴迪、王静掌控，范何洋子曾多次要求分配应得利润，均因意见不一未果。7、案涉款项的来源情况，自2014年8月至2016年6月合伙经营期间，纯利润至少在600万元以上，且不包含已商标注册“艾洋”服饰这一品牌价值等财产，范何洋子按40%的占股比例至少应分得240万元以上的利润；2015年4月初，范何洋子有意购买涉案房屋并要求首付款由王蕾及王静从合伙财产中支付，以平衡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王蕾及王静亦表示同意，案涉款项就是范何洋子应分得的合伙利润。如果确实是王蕾为范何洋子垫付购房款，如此大的金额为何没有书面协议、为何刷卡付款的回单签名是范何洋子而不是对方、所有发票在范何洋子手上且抬头写的都是范何洋子的名字，王蕾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且显违常理，应依法予以驳回。原一审期间原审被告保利公司辩称，本案的起因是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的经济纠纷，与保利公司无关。保利公司仅与范何洋子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范何洋子向保利公司支付购房款符合合同及法律规定，保利公司与王蕾并无法律上的关系，请求驳回王蕾对保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吴迪辩称，同意王蕾的诉讼请求，但要说明一点，2015年6月16日垫付的1123308.62元购房款，是王蕾委托吴迪帮范何洋子垫付的。原一审判决驳回了王蕾的诉讼请求，王蕾不服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有证不认，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认定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错误，保利公司与范何洋子之间虽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案涉购房款系王蕾及吴迪转至保利公司，且因购房资格等问题，应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保利公司应在扣除违约金后原路退还王蕾垫付的款项。2、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完全可以证明王蕾为范何洋子垫付购房款的事实，如果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那么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范何洋子一直强调与王蕾存在其他债务关系，就应提供证据证明，范何洋子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王蕾主张的相反证据，就应承担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明显有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王蕾的诉请。二审期间范何洋子辩称，请求驳回王蕾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证据只能证明王蕾支付了购房款，但不能证明系“垫付”性质，王蕾与范何洋子系合伙关系，王蕾所支付的购房款不是“垫付”，而是“代付”，是范何洋子应得的合伙分红，且支付房款的票据在范何洋子处，可见不是垫付。转款委托书是后来补的。一审认定本案实际是借贷关系，与保利公司无关是正确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公正。案涉购房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而这笔款项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物，所以这笔款项是无法返还的，二审应当驳回王蕾诉请。王蕾认为范何洋子没有购房资格，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的购房行为自然不成立，但是双方的购房行为是合同关系，不存在返还的情形。二审期间保利公司辩称，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期间吴迪答辩意见与王蕾意见一致。二审撤销了原一审判决，改判范何洋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蕾人民币2123308.62元并驳回王蕾的其他诉讼请求。范何洋子不服二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二审认定诉争2123308.62元款项为范何洋子向王蕾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从双方出具的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可以认定范何洋子与王蕾、王静是合伙关系，诉争款项是王蕾向范何洋子支付的合伙分红。2、二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片面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未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据此请求再审依法撤销二审判决并驳回王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王蕾承担。王蕾针对范何洋子的再审请求及主张辩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妥，二审不予采信范何洋子主张诉争款项为合伙期间的分红，完全正确；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亦无不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范何洋子一直强调与王蕾及王静存在合伙关系，垫付的购房款等属于合伙分红，然范何洋子未能提交相关的合伙协议或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范何洋子在庭审过程中也自述“没有现金或实物投入”、“曾要求出资，却遭到王蕾拒绝”。保利公司针对范何洋子的再审请求及主张辩称，无论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或民间借贷关系，保利公司只和范何洋子发生商品房买卖关系，而本案不涉及商品房买卖关系，一、二审已经认定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维持原审对保利公司的认定。吴迪针对范何洋子的再审请求及主张辩称，同意王蕾的答辩意见，当时是王蕾联系吴迪代范何洋子支付部分购房款。原一审查明，王蕾与其妹妹王静在广州从事服装生意，吴迪系王静的丈夫。王蕾认可与范何洋子一是朋友关系，二是雇主与雇佣的关系，是其长期聘请的服装模特，范何洋子则认为其与王蕾及王静系合伙关系。2015年4月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签订了保利江岸花园认购书，购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江岸大街41号（148号楼）1层101房的房屋，该认购书载明范何洋子的住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大埔九社十七幢六楼大洋服饰。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9日王蕾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售楼部，王蕾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20万元、80万元购房款，共计100万元。2015年6月16日王蕾、吴迪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吴迪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付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1123308.62元。2015年6月16日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网签了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7月王蕾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在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之前，王蕾才向吴迪出具书面转款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因本人需为朋友范何洋子垫付购买位于白云区江岸大街41号101房屋的款项，且本人因资金不足，特委托吴迪帮忙垫付购买上述房屋款项1123308.62元，而委托书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16日。在审理过程中，范何洋子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粤01民辖终33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本院审理。原一审认为，王蕾以其帮助范何洋子垫付首期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为由，要求返还所垫付的款项，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王蕾虽有其本人及第三人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款项的明细，但范何洋子对王蕾主张为垫付不予认可，此时王蕾应就其诉请的主要事实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王蕾主张为垫付、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不充分；王蕾向第三人出具的转款委托书系事后补写，存在严重瑕疵，故王蕾代第三人吴迪主张权利不适格；本案案涉款项虽由保利公司直接收取，但这是基于其与范何洋子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收取的购房款，王蕾并非保利公司与范何洋子买卖合同中的相对人，保利公司也非王蕾与范何洋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合同相对人，故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86元由王蕾承担。二审确认了原一审所认定的事实，另行查明，王蕾持有范何洋子的离婚证、范何洋子父母的结婚证书、户口本原件。二审判决认为，王蕾诉请返还原物，并主张诉争款项系由其“垫付”，其主张实为借贷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二审中，王蕾对此亦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保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协助返还义务。首先，本案当事人对于3笔分别通过POS机转入保利公司账号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2123308.62元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范何洋子辩称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诉争款项为合伙分红，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二审不予采信。关于王蕾能否向范何洋子主张吴迪支付的款项的问题，二审中吴迪本人到场对王蕾的主张予以认可，故王蕾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另外，保利公司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收取范何洋子的购房款，保利公司与王蕾和吴迪之间并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一审认定保利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正确，故王蕾要求保利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不予支持。据此，二审认为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1、撤销本院（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2、范何洋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蕾人民币2123308.62元；3、驳回王蕾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共计47572元，由范何洋子负担40000元，由王蕾负担7572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行查明，原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更名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暨再审本案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2、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首先，王蕾方认可未提供过向范何洋子支付报酬的证据。原二审中王蕾提交的《王蕾转账给范何洋子明细及说明》不足以证明其向范何洋子支付拍照费用及提成的事实，王蕾关于与范何洋子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而范何洋子提供的相应证据较为充分，且与吴小英、陈迪辉、许影华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其与王蕾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王蕾诉请范何洋子应返还其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2123308.62元，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存在无借据等书面债权凭证、王蕾在所谓出借款项之后仍向范何洋子支付了大量劳务报酬等多处不符常理的情形，王蕾所举证据证明力较弱，其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诉讼中，范何洋子主张案涉款项是与王蕾合伙期间的利润且利润共为1083.745万元，并主张进行合伙清算，分配合伙利润。案涉2123308.62元是否为范何洋子应分得的利润，应由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进行审理和查明。原一、二审法院对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未按照合伙关系进行审理，并由此导致对合伙利润等基本事实未予审理，存在错误，应予纠正。考虑到范何洋子在再审审理中主张进行合伙清算，分配合伙利润，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由重审法院对范何洋子进行释明，告知其可提出反诉，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据此，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次重(再)审过程中，原审被告范何洋子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与其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的请求及理由一致。原审原告王蕾、原审被告保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吴迪的答辩意见同其历次诉讼过程中的主张或答辩意见一致。本次重（再）审庭审过程中，本院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本案中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而非王蕾所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向原审原告王蕾一方进行了释明，王蕾方表示无新的证据以推翻省高院对双方在本案中的基础法律关系所作出的认定，仍坚持原诉讼请求及主张。就省高院再审指出的范何洋子可提出反诉的问题，本院向范何洋子一方进行了释明，表示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本次重（再）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与本案有关联性的新的证据。本院重（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并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在卷佐证。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原告王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原审被告范何洋子返还其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人民币2123308.62元，但范何洋子对王蕾主张的垫付不予认可，认为是其与王蕾及原审第三人吴迪的妻子王静合伙从事服装经营期间理应分得的分红款，并提出其与王蕾合伙经营期间的利润为1083.745万元。本案中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为合伙关系，王蕾一方既无新证据以推翻省高院对此所作出的认定，又不能举证证明范何洋子已足额得到了合伙利润分红、诉争款项与合伙分红无关属其另行出借给范何洋子的款项，在王蕾、范何洋子等人之间的合伙期间的收支等项未经清算的前提下，原审原告王蕾以诉争款项实际系其出借给原审被告范何洋子的款项，主张范何洋子返还并要求同其不发生商品房买卖关系或借贷、担保关系的原审被告保利公司承担协助返还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请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范何洋子的再审请求及主张、原审被告保利公司的抗辩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审原告王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86元，共计人民币47572元，均由原审原告王蕾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长  尧克武审判员  付贵旺审判员  胡兴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