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04刑初1025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宓晋，男，1980年8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曾任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科工作人员，户籍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暂住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3月1日被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5月24日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019年5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穆银丽、张浩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刑诉（2019）13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宓晋犯受贿罪，于2019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后因本案部分事实发生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29日以深福检刑变诉（2019）6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变更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8月27日、11月8日、12月16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文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宓晋及其辩护人穆银丽、张浩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并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4月，深圳市“7.01”黑社会性质组织主犯陈某森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潘某、赖某清成立深圳市福森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森公司）。涉足宝安松岗、沙井街道相关房地产项目。陈某森等人在实施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同时，作为福森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森一方面利用其人脉关系融资维持福森公司运营，一方面利用其在深圳市宝安区的势力和关系获取土地资源和房地产项目，潘某则负责协调规划国土部门办理土地和项目开发等手续。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宓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福森公司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290.6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在福森公司松岗碧头项目中因调整法定图则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200万元； （二）在福森公司松岗碧头项目中因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80万元； （三）在福森公司松岗碧头项目中因A地块中的01地块和02地块地下车库连通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50万元； （四）在福森公司沙二项目中因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400万元； （五）在福森公司的沙四项目中因工业区块线调整事项，收受贿赂款物共计人民币400万元； （六）在新桥项目中因地块容积率调整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60.6万元。 2019年3月1日，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广东省茂名市一酒店将被告人宓晋带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宓晋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其判处十二年以上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宓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辩称其具有立功情节。 其辩护人穆银丽、张浩亮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本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宓晋的犯罪事实存在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受贿金额认定过高，严重影响了定罪量刑；特别是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及受贿金额，用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严重缺失，请求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违法犯罪行为及量刑上充分考虑罪刑法定及罪行相适应原则，对不属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及受贿金额部分予以排除：1.公诉人认定被告人在“新桥项目”中收受贿赂款没有证据予以证明；2.被告人在碧头项目涉及的“调土规”事项收受贿赂60万元，公诉人仅通过潘某及董某义的一面之词便认定上诉人收受贿赂80万元不具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被告人并非沙二项目涉及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项目的经办人，也未以经办人的身份提出规划方案，仅系积极帮助推进项目而已，本身不具有任何滥用职权或者违规暗箱操作的情形，因此严格意义上被告人虽然获取行贿人财物，但因其本身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客观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被告人在本项目上不构成受贿。二、被告人存在检举揭发行为，且其检举揭发行为构成重大立功，请求依法对被告人的重大立功进行认定，并对其进行减刑处罚：首先，根据被告人供述，其被留置后向监察委检举揭发了谢某竹在新桥项目涉及6.2万平方米的土地需要调整法定图则提高土地容积率的受贿情况，被告人在该项目中未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属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且被告人向监察委进行检举时，谢某竹并未被任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被告人被抓捕时谢某竹亦未被抓捕，更进一步说明被告人检举揭发谢某竹时，监察委或者其他机关并未掌握谢某竹的违法犯罪事实；其次，被告人供述其曾于2019年4月向监察委检举西乡固戍的受贿事件，当时监察委对被告人的检举揭发进行了简单的书面记录，甚至向被告人保证该检举揭发将会被作为重大立功予以认定，但本案相关材料并未记录任何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事实，遗漏了被告人的重大立功材料；最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明被告人自首、立功的材料不规范、不全面的，应当由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予以完善或者提供补充材料。如法院通过补充侦查等方式尚无法核实被告人的立功情况，应暂时中止本案审理，待谢某竹、王某等人的案件判决生效后再恢复审理。三、被告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积极配合侦查机关侦破本案，依法具有坦白情节，其家属在其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积极退赃人民币900多万元，被告人的受贿金额实际远远低于300万元，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明显过高；四、被告人系初犯，一贯表现良好，是建筑设计领域的高材生，无任何前科劣迹，并且被告人也是家庭责任的关键承担者，有父母及子女需要照顾，其认罪态度良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请求法院从宽严相济角度对其减轻处罚，同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综上，本案关键证据严重不足，恳请法院考虑被告人检举揭发、重大立功、退赃、坦白、认罪悔罪等情形，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涉黑人员陈某森凭借其个人势力，长期在深圳福永一带为非作恶、称霸一方。2015年4月，陈某森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潘某、赖某清（三人均已因另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成立深圳市福森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森公司），涉足宝安松岗、沙井街道相关房地产项目。陈某森一方面利用其人脉关系融资维持福森公司运营，一方面利用其在深圳市宝安区的势力和关系获取土地资源和房地产项目，潘某则负责协调规划国土部门办理土地和项目开发等手续。 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宓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福森公司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290.6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在福森公司松岗碧头项目中因调整法定图则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200万元。 2016年10月，福森公司通过串通投标的不法手段（该串通投标案已由公安机关在“7.01”涉黑专案中查处），取得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股份公司碧头上城项目A(《宝安区松岗西北地区法定图则》编号07-18、07-19)、B(《宝安区松岗西北地区法定图则》编号07-23、07-22)两幅地块开发建设权。其中A地块面积20997.76平方米为政府征地返还用地，可正常开发；B地块面积18713.62平方米属市政及四类住宅用地，必须由国土部门修改法定图则变更土地性质为二类住宅用地或商业用地后方可开发。为此，陈某森、赖某清、潘某商定，由福森公司提供资金给潘某出面找关系运作。 2017年初，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沙浦江边法定图则（松岗碧头项目地块在该图则范围内）进行修编的大背景下，潘某找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以下简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工作人员被告人宓晋帮忙，希望宓晋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修编图则的过程中多支持和配合福森公司，帮助福森公司碧头项目B地块的法定图则进行修改，将该地块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业或二类住宅用地，宓晋答应了。被告人宓晋因负责沙井、松岗片区的法定图则修编和修改工作，在配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沙浦江边法定图则修改过程中，其积极跟进图则编制的进程及进度情况并向潘某反馈。碧头项目B地块最后成功由行政用地更改为商住用地。 为此，2017年上半年，潘某安排董某义（已因本案被另案处理）在宝安管理局附近送给被告人宓晋现金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底至2018年初，董某义又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每次人民币50万元合计人民币100万元到被告人宓晋指定的其妻子闫某的银行账户中。 （二）在福森公司松岗碧头项目中因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80万元（个人实得人民币60万元）。 2017年上半年，碧头公司准备就碧头项目A地块向宝安管理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因A地块中的返还用地02地块与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年-2020年）有冲突，即该地块涉及有条件建设区3433.64平方米，其余为允许建设区，冲突地块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3433.64平方米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才能顺利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潘某委托被告人宓晋办理调整事宜，并答应送给其人民币80万元的好处费。被告人宓晋积极跟进并推进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事情，确保该地块顺利调整。 2017年6月左右，在事情办理好之后，潘某交给董某义人民币80万元让其送给被告人宓晋。经被告人宓晋同意后，董某义从中拿了人民币20万元作为辛苦费，把剩余的人民币60万元送给宓晋。 （三）在福森公司松岗碧头项目中因A地块中的01地块和02地块地下车库连通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50万元。 2017年6月27日，碧头项目A地块涉及的返还用地01地块和02地块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因01地块与02地块中间有道路分隔开来，01地块空间所限地下停车场只能有一个开口，车辆进出容易堵车，为了解决该问题，只能将01地块和02地块下面的停车场连通。潘某为此找被告人宓晋帮忙解决，并答应送给其人民币50万元的好处费。被告人宓晋答应后，重新办理并颁发了新的建设用地许可证，在01地块和02地块的许可证的备注中增加了“返还用地被规划道路分开，地下车库可连通”条款。 为此，2017年6月左右，在办理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前后，潘某安排董某义分两次在宝安管理局附近送钱给被告人宓晋，一次人民币20万元，一次人民币30万元，合计人民币50万元。 （四）在福森公司沙二项目中因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400万元。 2015年4月，福森公司与深圳市沙井沙二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沙二公司”）合作开发沙二房地产项目，拟开发项目位于沙二社区一块约8.4万平方米的空地上。由于历史原因，沙二公司的一个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实际落在租用沙三公司的地块上，需要把该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至拟开发地块才能开发建设。福森公司和沙二公司合作开始之后，通过沙二公司、沙井街道办向宝安管理局提交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的相关申请材料。2017年初，沙二项目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方案因为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在宝安管理局没有审批通过。潘某找被告人宓晋帮忙处理此事，希望该方案能够通过宝安管理局审批并上报到宝安区政府，答应送给其人民币400万元好处费。被告人宓晋在宝安管理局经了解，获知该方案未获审批的原因是因为不符合政策规定而被否决，其遂将此事告知潘某。之后不久，福森公司变更方案后再次向宝安管理局报文申请，愿意向政府贡献部分项目用地用以公用设施建设以换取政府部门支持。在宝安管理局办文过程中，被告人宓晋利用其经办人的身份提出了由宝安管理局整备科收地并完善规划方案的意见，积极推进项目用地的土地征用及调高容积率的规划设计，以便达到非农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的目的。但最终该非农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仍然没有通过宝安区政府的审批。 为此，潘某通过董某义分三次一共送给被告人宓晋人民币400万元的好处费。第一笔是2017年初的时候，被告人宓晋和潘某商定之后，潘某遂安排董某义在宝安区107国道创业立交附近的路边送给其现金人民币200万元。后面两笔每次都是人民币100万元，其中一笔现金人民币100万元由董某义在宝安管理局附近的路边送给被告人宓晋，另一笔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因被告人宓晋有事，其遂委托同学曲某代收，后曲某将该钱款全部转交给宓晋。 （五）在福森公司的沙四项目中因工业区块线调整事项，收受贿赂款物共计人民币400万元。 2016年6月份的时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原市经贸信息委、市科技创新委，组织各区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开展全市工业区块线划定工作。目的是为了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并下发了各区现状工业用地数据和规划“一张图”数据。划到工业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只能用于工业性质的开发建设项目，不能开发住宅或商业。2016年底时候，宝安区公示了工业区块线的划定情况，潘某找到被告人宓晋称沙四公司范围内的一个地块进行旧改城市更新项目，该地块有部分面积被划到了工业红线范围内，因此不能正常开发建设。潘某就向被告人宓晋咨询工业红线划定的事情，希望宓晋能帮忙协调解决，把沙四项目中划到工业红线范围内的地块调整出来，并答应送给宓晋人民币400万元的好处费。被告人宓晋答应并说其会具体操作、跟进此事，其随即找了宝安管理局规划科工业区块线划定的具体经办人王某娟，了解到沙四这个旧改项目部分地块确实被划到工业红线的范围内。因为是在公示期间，被告人宓晋就告诉经办人王某娟沙四项目是旧改项目，要其把沙四项目的坐标范围转交给项目组，即要项目组核实沙四项目是否旧改项目的范围，如果是旧改项目的话，就有可能调整出工业红线范围。此外，被告人宓晋还特意提醒潘某，现在公示阶段，要其及时把沙四项目调整工业红线的诉求和有关旧改的材料提交给项目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告人宓晋了解到沙四项目所在地块已经划出工业红线了，宓晋遂和潘某说该事情已经办好。 为此，2016年底或2017年初的时候，潘某安排董某义在宝安管理局附近送给宓晋现金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下半年，被告人宓晋和潘某、董某义商量好，把人民币100万元好处费转账到其同学曲某的银行账户中，余下的人民币200万元的好处费用潘某之前给宓晋购买阿斯顿马丁小汽车进行冲抵。 （六）在新桥项目中因地块容积率调整事项，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60.6万元。 2010年12月、2011年11月，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企公司）、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益祥公司）先后取得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5、06-01地块内共约3.99万平方米两幅土地开发建设权，容积率为2.4。2014年11月，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两幅地块由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合并开发。为增加房地产开发利润，昌益祥公司负责人曾某乔、春企公司负责人刘某春（均另案处理）商定运作关系提高地块容积率。 2015年初，曾某乔经社会人员叶某森介绍找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另案处理）帮忙，并许诺给谢好处。谢某竹答应后授意深圳市栖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另案处理）与曾某乔对接，以王某承接项目规划设计为幌子，由王某代收好处后转交谢某竹。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谢某竹指示下属即被告人宓晋利用职务便利配合、指导王某形成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幅地块容积率调整方案。 2015年8月，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恒业公司）取得与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幅地块相邻的新桥股份公司另外两幅共约6.2万平方米土地开发建设权，容积率同为2.4。在该两幅地块尚未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下，为增加开发利润、加快开发进度，天意恒业公司负责人孙立冬、徐寅（均另案处理）找到谢某竹帮忙提高地块容积率。谢某竹故技重施，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指示下属即被告人宓晋利用职务便利配合、协助天意恒业公司调整两幅地块容积率。 为此，王某按照谢某竹安排，从收取的好处费中分30笔向被告人宓晋账户共转账人民币160.6万元作为好处费。 2019年3月1日，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广东省茂名市一酒店将被告人宓晋带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另查明，被告人宓晋家属分别于2019年6、7月代其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共计人民币9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深圳市宝安规划设计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宓晋的劳动合同、工资表、常住人口户籍信息、无犯罪记录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等材料：证明宓晋于2004年12月入职深圳市宝安规划设计院，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于2007年6月4日被外派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科工作，岗位为业务经办人员，主要承担规划编制、行政许可及政府部门办文等职责，对口片区为松岗、燕罗、沙井、新桥、西乡。深圳市宝安规划设计院决定辞退宓晋，并于2019年5月1日起与宓晋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21日）。 2.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碧头项目的材料：证明松岗沙浦-江边地区法定图则已于2018年3月经法定图则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碧头社区部分旧屋村地块原为旧村、旧厂房、小型文体设施，经过审批，由行政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 3.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出具的《松岗江边地区-法定图则意见征集》文件处理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松岗沙浦-江边地区法定图则编制的函》文件处理表等材料：证明在松岗江边地区法定图则、松岗沙浦-江边地区法定图则的编制过程中，宓晋作为宝安管理局规划科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4.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不符合土地利用总台规划建设项目需求情况的报告》、《市规土国土委关于提请审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的请示》及情况说明：证明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编制前，碧头公司返还用的02地块涉及有条件建设区3433.64平方米，其余均为允许建设区。2017年5月调整后，碧头公司返还用的02地块全部为城镇建设用地，全部位于允许建设区。 5.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出具的《办理深圳市碧头股份合作公司返还用地01/02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建（建筑类）》文件处理表、《办理深圳市碧头股份合作公司返还用地01/02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类）变更》文件处理表等材料：证明宓晋具体负责办理碧头公司返还用地01、02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2017年7月11日重新颁发的两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增加了“返还用地被规划道路分开，地下车库可连通”备注。 6.深圳市碧头股份合作公司出具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关于更改碧头社区旧屋村用地法定图则的请示》等材料：证明碧头公司和福森公司合作开发碧头旧屋村项目。 7.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出具的《办理沙井沙二股份公司位于民主大道边非农建设用地（2006-60R-463）的非农建设用地调整》文件处理表等材料，证明：沙二公司申请办理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 8.深圳市沙井沙二股份合作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项目合作协议书》、《沙二公司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落地的请示》等材料：证明沙二公司和福森公司合作开发沙二项目，沙二公司申请办理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落地。 9.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工业区块线划定工作的情况说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意见的复函》（深宝府﹝2017﹞96号）等材料：证明沙井沙四股份合作公司-沙井中心地区法定图则，编号01-01、01-02、01-03地块和海上田园东地区法定图则03-01、03-03，由工业区块线一级调整出来，联系人是王某娟。 10.深圳市沙井沙四股份合作公司出具的《沙四社区沙蚝新城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招投标文件》、《沙井沙蚝新城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协议》等材料：证明沙四公司和福森公司合作开发沙井沙蚝新城城市更新项目。 11.建莱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书》：证明建莱公司和福森公司合作开发建莱项目，宗地号A314-0008，土地面积为18649.10平方米。 12.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协议书及收据：证明宓晋于2016年5月12日在澳康达购买一辆阿斯顿马丁小汽车，成交价为2038000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 13.赖某清、潘某、董某义、潘某平、潘某木、闫某、曲某等人相关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涉案转账交易流水及辨认笔录：证明董某义向宓晋、宓晋的行贿款来源于福森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森；证实了涉案贿赂款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 14.福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营业执照：证明深圳市福森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谢某琴（兼执行董事、总经理），股东为董某义、谢某琴、陈某伟。2016年1月，福森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谢某琴变更为陈某伟，公司监事由陈某伟变更为董某义。 15.到案经过：2019年2月25日，经深圳市监委指定管辖，宓晋被福田区监察委立案调查。2019年3月1日，宓晋被办案人员从茂名市电白区茂名海景湾国际大酒店1119房带至深圳市纪委监委办案基地协助调查，并于同日被采取留置措施。 16.陈某森、潘某、赖某清起诉意见书：证明陈某森已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潘某已因涉嫌串通投标罪、骗取贷款罪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赖某清已因涉嫌串通投标罪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经向调查组核实，该三人均已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7.王某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涉案转账交易流水及辨认笔录：证实了王某分多笔长期向宓晋转账涉案贿赂款，时间跨度涵盖了新桥项目四个地块的容积率调整报批过程。 18.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业务结算单：证明被告人宓晋家属于2019年6、7月分两笔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共计人民币900万元。 19.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10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截止目前，办案单位尚未核实到有关宓晋检举立功的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潘某（福森公司股东）的证言：证明福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陈某森、赖某清和潘某本人。福森公司在开发碧头项目、沙二项目和沙四项目过程中，因碧头项目B地块法定图则调整、碧头项目A地块调土规、碧头项目A地块中的返还用地01、02地块地下停车场连通、沙二项目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沙四项目调整工业用地红线事项，找宓晋帮忙并安排董某义通过现金或者转账分别送给宓晋200万元人民币、80万元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合计1130万元人民币好处费。上述请托项目都和陈某森、赖某清商议过，由陈某森先转账给赖某清，赖某清再转账给其实际控制的董某义、潘某木、潘某平的账户中，其再安排取现或者转账送给宓晋。行贿费用等公司项目盈利后计算到公司的开发费用中，通过其他项目费用的名义进行报账抵消。 2.证人董某义（福森公司监事）的证言：证明福森公司因碧头项目B地块法定图则调整、碧头项目A地块调土规、碧头项目A地块中的返还用地01、02地块地下停车场连通、沙二项目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沙四项目调整工业用地红线事项，潘某安排其通过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分别送给宓晋200万元人民币、80万元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合计1130万元人民币好处费。期间，宓晋给其20万元人民作为辛苦费。 3.证人陈某森（福森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证明其是福森公司实际控制人、潘某、赖某清系福森公司幕后股东。福森公司成立后，由其负责融资运营公司，潘某负责协调办理福森公司地产项目相关手续。在福森公司推进碧头项目过程中，曾由该公司预支资金给潘某协调关系，其对此事知情，但不清楚潘某操作的具体过程。 4.证人赖某清（福森公司股东）的证言：证明福森公司在碧头项目、沙二项目、沙四项目、建莱项目等项目开发过程中，经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森、潘某和赖某清本人商议，潘某负责疏通、打点规土部门办理土地和项目开发等手续，并约定行贿的费用由陈某森先垫付，项目成功后再到福森公司报销。陈某森曾分多次转账给赖某清共计7000多万人民币，其中4000多万人民币由赖某清将转账给潘某用于行贿。 5.证人谢某琴的证言：证明其与赖某清是夫妻关系，赖某清利用其身份在福森公司代持股份。 6.证人潘某平的证言：证明其是潘某的大哥，潘某利用其身份证在平安银行注册了账户供潘某使用，其银行卡放在潘某木处保管，账户由潘某木具体操作。 7.证人潘某木的证言：证明其是潘某的二哥，潘某利用其身份在福森公司代持股份，并用其和其大哥潘某平的身份证在几家银行开设了账户供潘某使用，其曾多次按照潘某的指示转账或者取现。 8.证人王某娟的证言：证明其在办理宝安区工业区块线划定工作的过程中，宓晋曾多次找其了解打听沙井某地块被划到工业红线范围内的事情。 9.证人佟某的证言：证明在2017年，其是沙浦-江边法定图则编制项目负责人，宓晋曾向其咨询法定图则编制情况。 10.证人曲某的证言：证明其与宓晋是同学关系，宓晋曾安排其代收及暂为保管440万元人民币（包含涉案的200万元人民币），后将上述钱款全部交还宓晋，宓晋还曾利用其身份证购买过一辆阿斯顿马丁小汽车。其不知该钱款是宓晋的受贿款。 11.证人闫某的证言：证明其与宓晋是夫妻关系，宓晋用其银行账户收取了金钱用于购房，宓晋告诉闫某钱是向他人借来的。其不知该钱款是宓晋的受贿款。 12.证人谢某竹的证言：证明其当时是宝安管理局规划科科长，是宓晋的直接领导，在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合并开发新桥项目地块一、二的过程中，其接受两家公司负责人曾某乔、刘某春的请托为两幅地块提高容积率运作关系，并推荐王某与曾某乔、刘某春对接，王某以承接项目规划设计为幌子，代收好处费后转交给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其督促该项目的主办人宓晋抓紧办理，并指示宓晋利用职务之便配合、指导王某形成两幅地块容积率调整方案。后来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公司准备开发新桥项目地块三、四，也想参与提高项目容积率，遂找到宓晋，宓晋跟其报告他们也想找王某设计方案，其同意并让王某按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的模式收“设计费”，后王某按照其指示做四个地块一揽子方案，其还指定宓晋作为该项目的具体主办人，负责报审并积极跟进，最后该方案涉及的新桥四个开发地块容积率均提高至4.0。后王某按其安排从收取的好处费中向宓晋账户共转账160.6万元人民币。其还在通睿恒业公司运作新桥项目中让宓晋和伍某卿对接总体规划调整的设计方案、要求彭某辰提供前期准备材料以准备调容工作，在此过程中其让宓晋找王某拿了30万元人民币给伍某卿，拿了20万元人民币给彭某辰。 13.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谢某竹主动介绍其承接新桥项目的规划设计，并与该项目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曾某乔、刘某春对接，以为两家公司开发地块一、二设计容积率整体调整方案为幌子代谢某竹收受好处费，合同金额为1800万元人民币，其应收的设计费是80万元人民币，其余都是给谢某竹的好处费；也是按谢某竹指示以同样的模式帮天意恒业公司开发地块三、四设计方案并收取“设计费”，合同金额为1080万元人民币，其应收的设计费是60万元人民币，其余都是给谢某竹的好处费。因为宓晋是新桥项目四个地块的具体经办人，谢某竹让其直接跟宓晋沟通该项目方案设计问题，后其在谢某竹的安排下陆续向宓晋转账160.6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费，四个地块的费用都包括给宓晋的钱。其还按谢某竹指示给了现金30万元人民币给宓晋让其转交伍某卿，给现金20万元人民币给宓晋让其转交彭某辰。 14.证人曾某乔的证言：证明其是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负责人，新桥项目是昌益祥公司开发的唯一一个项目，其为提高该项目地块容积率，和春企公司负责人刘某春一起找到谢某竹，谢某竹介绍了做专业规划的王某给其，其和刘某春请求谢某竹为该项目地块提高容积率运作，并承诺给谢好处费，最后与王某商定18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其中昌益祥公司应承担1080万元人民币，最后实际支付了900多万元人民币给王某。 15.证人刘某春的证言：证明其是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负责人，春企公司在运作开发新桥项目的过程中，为提高该项目地块容积率，和昌益祥公司负责人曾某乔一起找到谢某竹，谢某竹提出让王某来做该两幅地块的规划设计，由王某向其们收取设计费，给谢某竹的好处费就包含在王某的设计费里一起支付。最后经核算一共需要支付给王某1800万元人民币，其需要支付720万元人民币，实际支付了692万元人民币给王某。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宓晋的供述、自书材料及辨认笔录，均如实供述了有关犯罪事实，具体如下： 宓晋本人承认其在宝安管理局工作期间，负责宝安区松岗、沙井片区的规划编制工作与综合日常办文等工作，因帮助福森公司潘某办理碧头项目B地块法定图则调整、A地块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A地块连通地下停车场、沙二项目调整非农指标和沙四项目调整工业红线事项分别收受潘某200万元人民币、60万元人民币（80万元中有20万元给了董某义作为辛苦费）、5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还在新桥项目调整地块容积率事项中收受王某好处费160.6万人民币，合计1270.6万元人民币。此外，王某在新桥项目中还曾给其现金30万元人民币让其转交伍某卿、给其现金20万元人民币让其转交彭某辰，但其只给了10万元人民币给伍某卿，剩下20万元人民币用于自己花销。 （四）电子数据 有关人员之间的微信对话记录。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宓晋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予以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成立。 针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就本案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形成以下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部分犯罪事实及受贿金额的认定问题。 1.关于被告人宓晋在“新桥项目”中收受贿赂款160.6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有被告人宓晋的供述，证人谢某竹、王某的证言及王某向宓晋转账的银行流水等相互印证的证据予以证明，足以认定。辩护人关于案卷中无相关证据对该事实予以证明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宓晋在松岗碧头项目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事项中收受贿赂金额问题。经查，证人潘某作证称被告人宓晋在上述“调土规”事项中向其索取100万元人民币好处费，后其让董某义向宓晋压价，最后让董某义向宓晋送了80万元人民币；证人董某义亦作证称宓晋找到其，主动提出在碧头项目帮潘某“调土规”，并提出要100万元人民币，其向潘某汇报后跟宓晋讨价还价，宓晋表态称最少要80万元人民币，并称会从中分其20万元人民币辛苦费，后潘某表示同意给了其80万元人民币，其依约给了宓晋60万元人民币，自己留下2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宓晋亦在其供述及自我交代材料中称潘某最后答应并给了其80万元人民币好处费，董某义拿了20万元人民币，给了其60万元人民币；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在明知潘某承诺给其80万元人民币贿赂款的情况下，仍基于与董某义的合意，将上述收受款项中的20万元人民币作为“辛苦费”分给董某义，属于双方就贿赂款分配进行的约定。贿赂款的具体用途不影响对受贿金额的认定，被告人宓晋在该单犯罪事实中具有收受80万元人民币贿赂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亦实施了收取贿赂再分配的行为，足以认定。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宓晋在沙二项目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事项中收受贿赂款40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有被告人宓晋关于其在宝安管理局规划科负责主办上述事项，帮潘某补做了《规划调整方案》后，申请方案顺利通过局里的审批上报区政府，在完成上述请托事项后，潘某给了其400万元人民币好处费的供述、证人潘某的相关证言及宓晋作为该项目的经办人，积极办文并提出相关处理意见的书证等相互印证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人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足以认定。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不具备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的最终决策权，仅系积极帮助推进项目，不存在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客观行为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宓晋是否构成立功的问题。 1.关于被告人检举揭发谢某竹在新桥项目受贿的事实。根据被告人宓晋的供述，谢某竹指定宓晋为新桥项目调整容积率事项的经办人，让其具体负责跟进项目并同王某联系。后王某希望宓晋尽快审理通过方案并上报，承诺给予宓晋“设计费”表示感谢。最终，涉案共计四幅地块调整容积率项目方案经宓晋审理上报后获批通过。结合证人谢某竹关于“后王某按照其指示做四个地块一揽子方案，其还指定宓晋作为该项目的具体主办人，负责报审并积极跟进”及证人王某关于“因为宓晋是新桥项目四个地块的具体经办人，谢某竹让其直接跟宓晋沟通该项目方案设计问题，后其在谢某竹的安排下陆续向宓晋转账160.6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费，四个地块的费用都包括给宓晋的钱”的证言、银行流水等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宓晋参与并经办了新桥项目四幅地块的调整容积率报批事项，并在上述项目推进过程中，分多笔陆续收受了共计160.6万元人民币的贿赂款。被告人宓晋与谢某竹在新桥项目中收受贿赂属于共同犯罪，其相关供述不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依法不构成立功。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检举揭发谢某竹在西乡固戍项目受贿的事实。经查，福田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办案单位对该检举揭发情况尚不能查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侦查机关出具材料，表明在三个月内还不能查证并抓获被检举揭发的人，或者不能查实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可不再等待查证结果。故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被告人宓晋构成立功，本院依法对此不予认定。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涉黑人员陈某森凭借其个人势力，长期在深圳福永一带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其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成立福森公司涉足相关房地产项目。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宓晋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为福森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客观上为涉黑人员陈某森攫取经济利益提供了帮助。被告人宓晋归案后能基本如实供述其受贿的犯罪事实，并主动退缴大部分赃款，具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采纳。 综上，根据被告人宓晋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及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宓晋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31年2月28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二、被告人宓晋退缴的赃款人民币90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依法继续追缴剩余赃款人民币370.6万元，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尹 川 人民陪审员  韩光明 人民陪审员  张青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倩倩 刘飞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判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