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8民终12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翁月良，男，196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明，衢州市柯城区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雨莲，女，193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浙江中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翁月良因与被上诉人柴雨莲赡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802民初5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翁月良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补付之前赡养费的请求，并依本地农村村民最低生活费770元为基数计付之后的赡养费，由六个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上诉人负担129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母子关系，一直关系和睦，上诉人一直对父母孝顺有加，亲戚、朋友和邻里有口皆碑。2019年上诉人有承包土地因做沿江公路被部分征用，被上诉人受人鼓动，要求上诉人出钱出平方为其购买失地保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仅年事己高（88岁），而且一直由子女好好地赡养着，没有必要去购买保险，就没有同意，由此产生矛盾。此后，被告即不顾母子之情，不顾事实情况，毫无道理地向法院对原告提起赡养之诉。更让上诉人不能接受的是，上诉人一直尽到了为人子的一份责任，尽到了赡养义务，却被判决书说成了二十多年不赡养母亲的坏人，并追付赡养费，已在邻间村里传开，己受到非议被人说笑，从精神上不可接受。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一审法院认定：“1996年赡养协议约定，上诉人兄弟两人每年每人400元赡养母亲，医疗费用等各半承担。2006年，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各方又约定原告由翁新良（上诉人之弟）赡养，原告丈夫由翁月良（上诉人）赡养。”但对下列两个事实显然已经查明，却不予认定：一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承认上诉人付过赡养费的事实；二是20多年来，虽然从2006年开始有了全部由弟弟一人赡养的协议，上诉人仍一直支付被上诉人生活费（因为弟弟在监狱服刑多年），并且有姐姐、外孙媳妇作证的事实。同时，一审法院，不顾赡养案件中的习惯做法，要求上诉人拿出支付赡养费的证据，显然有违常理。在和睦的母子关系下，有谁会付给母亲生活费还要母亲出具收条的道理，如果上诉人没有赡养母亲23年，绝对等不到现在才起诉上诉人。退一步说，从2006年开始，有了全部由弟弟一人赡养的协议，上诉人即使真的没有赡养，法院也不能判决这期间的赡养费要上诉人支付。2006年各方既然签订了不要上诉人赡养的协议，必然有它的道理，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有这个不需上诉人赡养的协议，一方面又违背这个事实，要求上诉人承担此前的赡养费，显然是对之前原被告等各方的协议约定的对被上诉人处分权进行的否定，显然违反了民法的处分原则。二、判决上诉人每月支付赡养生活费600元，显然太高。给付赡养费的标准应当依当地经济水平，赡养人的经济能力。一般依衢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确定，而2019年衢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770元。上诉人靠打工维持全家生活，收入不稳定，好的时候确有一万元，但许多时间，找不到工作的地方，就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所以，法院的判决很不合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民诉法》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上诉人有兄弟姐妹6个，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子女是一个共同的义务整体，具有整体性、连带性和不可分割性。争议的赡养关系是一个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任何子女均无权推卸。这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范畴，法官应当征求被起诉子女的意见，如子女提出异议，法官则应当依职权追加未被起诉子女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本案中，上诉人强烈要求追加6人一起参与诉讼，但法官却不予追加。显然有违法律的规定。同时，法院只有通过追加被告，让原告的子女都参加到诉讼中来发表意见，才能对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从而使案件得以公正处理。多个子女的义务是平等的，只起诉上诉人一个子女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对上诉人不公平。柴雨莲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诉讼程序均正确，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每月600元赡养费事实，判决96年到2019年生活费6800元也是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情考虑了赡养习惯等因素，在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判决2019年9月份之后医疗费的40%是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不能报销部分的40%，由上诉人承担也是合理的。二、本案的焦点是上诉人认为判决他每月600元赡养费过高，2018年浙江省全体居民消费支出29471元，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34598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是19707元，上诉人在多个场合承认自己年收入是20万元，每年7200元只占他的年收入的3.6%。根据浙江省居民消费支出并不高，上诉人的收入水平完全有能力承担赡养费。三、上诉人认为他与弟弟及被上诉人有约定怎么赡养的问题，这个约定如果没有矛盾纠纷按这个约定就行了，一旦有纠纷，赡养是法定义务，不因约定而改变，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上诉人主张应该由六子女一起承担赡养义务，而且子女是共同义务，应共同参加诉讼，一是超出一审的审理范围，二是上诉人理解有偏差，赡养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赡养是义务型的，当事人有权利可以选择。假如是继承，是权利型的，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合理的赡养费用，不存在对上诉人不公平的情况。柴雨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及时给付原告（1996年-2019年）所拖欠的生活费9600元；2.责成被告从2020年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1500元，自2019年9月3日起的医疗费凭发票由被告承担50%；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柴雨莲共生育四女二子，被告翁月良系原告长子，案外人翁新良系次子。1996年9月14日，原告柴雨莲、被告翁月良等人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从1997年开始，全年口粮、柴、油折现金捌佰元，由长子、次子两人各半，每人肆佰元，7月15日付一半，12月15日付清，母亲的医疗费由兄弟二人各半承担，等等。2006年，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各方又约定原告由翁新良赡养，原告丈夫（已故）由翁月良赡养。原告在庭审中认可被告陆续支付其生活费共700元至800元左右，且原告享受国家对老人每月补贴200元的待遇；被告在庭审中自述月收入1万多元，年收入不到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被告翁月良虽然抗辩称其已经充分尽到了对原告柴雨莲的赡养义务，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柴雨莲无劳动能力，亦无足够的生活来源，被告翁月良有负担能力，柴雨莲有要求翁月良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具体数额由法院酌情确定。对1996年起至2019年止的生活费，原告主张9600元且该期间原告已逾60周岁，被告抗辩称其实际支付的生活费远超9600元，且2006年约定原告由小儿子赡养，作为长子的被告赡养父亲即可。法院认为，被告所称其已经足额支付赡养费的意见，缺乏证据的有力佐证，不予支持；另外，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能因约定而免除，但考虑到各方对于赡养方式的约定和农村的风俗习惯，可以在具体数额上酌情予以扣减；综合约定的赡养方式及赡养费支付标准、原告的需要及当地生活水平、农村善良风俗、赡养义务的履行程度等因素，法院酌情确定该部分费用为6800元。对于2020年1月起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生活费以及2019年9月3日起应承担的原告医疗费用，法院综合原告的实际需要、被告的赡养能力、原告其他子女的情况、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生活费的标准为每月600元，应承担原告医疗费用的比例为4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翁月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柴雨莲自1996年起至2019年止的生活费共计6800元；二、被告翁月良自2020年1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柴雨莲生活费600元；三、原告柴雨莲自2019年9月3日起的医疗费用的40%由被告翁月良承担；四、驳回原告柴雨莲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翁月良承担，于判决生效之日交纳。二审期间，上诉人翁月良提供和翁卸英录音光盘一张，拟证明从1997年到2018年每年都给母亲赡养费，有时由翁卸英转交；赡养协议约定柴雨莲由小儿子翁新良赡养；父母的口粮田现在由小儿子耕种，未分给上诉人。翁月良姐姐翁卸英陈述是曾收到过1000元左右，去年给了500元，柴雨莲没要，还给翁月良了。被上诉人柴雨莲质证认为，录音形成时间不能确定，若形成于一审期间不属于新的证据。柴雨莲认可断断续续收到过七八百元钱，一审判决也确认。赡养的法定义务不因约定免除。父亲的责任田在99年第二轮承包时转为小儿子翁新良承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一审已认定，证明目的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评判。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柴雨莲有权选择部分子女起诉，这是柴雨莲行使处分权的表现。依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应追加柴雨莲的其他子女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赡养父母既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翁月良主张驳回柴雨莲对之前赡养费的诉求，要求按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六子女均分。本院认为，赡养老人的义务既不能仅依据子女之间的约定，更不能因父母与众子女之间财产分配的纠葛而从法律上免除。一审法院考虑柴雨莲主张之前的赡养费期间已逾60周岁，农村赡养的风俗习惯等因素，酌定为6800元并无不当。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保障对象、标准确定来看，均不适用于本案赡养纠纷。综上，上诉人翁月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翁月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顺增审判员  刘小伟审判员  郑慧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姚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