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7民初364号原告：邓焮然，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邓沛堂，男，199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系原告邓焮然之子。被告：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从城大道566号。法定代表人：邹小明，院长。委托代理人：江勇，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焮然与被告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南方五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焮然的委托代理人邓沛堂以及被告南方五院的委托代理人江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焮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南方五院赔偿95138.11元给原告邓焮然；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南方五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5日，我因摔倒致右锁骨处疼痛，当日到被告南方五院就诊。经X检查显示：“右侧锁骨中段见骨质不连续，断端呈错位改变，周围软组织肿胀……”，被告南方五院据此诊断为“右侧锁骨中段骨折”。2015年5月8日11时40分，被告南方五院对我行“右锁骨中段骨折切开复位锁定钢板内固定术”，术后诊断为“右锁骨中段粉碎性骨折”。术后治疗8日后，我于2015年5月16日出院，共住院11天。2016年11月25日，我到被告南方五院检查看是否可以做拆除内固定的手术。经拍片检查显示：“其骨折端对线对位良好，骨折线模糊显示不清，内固定装置未见松脱或移位。右肩关节关系正常。”检查后，被告南方五院表示我的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拆除内固定的手术。2017年3月16日，我再到被告南方五院检查。经拍片检查显示：“与2016-11-25日照片对比。右锁骨中段见骨皮质不连续，骨痂生长不明显，骨折端成角，内固定成角。右肩关节关系正常。”检查后，被告南方五院告知我右锁骨情况不好，钢板断裂且骨折处没有生长，建议我住院治疗，并承诺住院后会有南方医科大学过来的专家为我进行手术治疗。我认为被告南方五院会遵守承诺且考虑到被告南方五院离家较近，我到被告南方五院住院能够方便家人照顾。于是2017年3月27日，我再次到被告南方五院住院治疗。住院后经检查初步诊断为“右锁骨骨折术后骨不连”。2017年4月7日15时20分，被告南方五院为我行“右锁骨清创缝合+内固定取出+克氏针内固定术”，但为我手术的医生并非是被告南方五院承诺的南方医科大学过来的专家。另，被告南方五院在术中诊断为“右锁骨骨折术后骨不连，右锁骨骨折术后钢板断裂，右锁骨骨折术后感染”。手术后于2017年4月18日出院，共住院22天。出院之后，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我为了治好病，于2017年5月11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诊断为“锁骨骨髓炎”。2017年5月2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骨科病区为我行“锁骨内固定装置去除术+躯干部软组织清创术（左侧锁骨区）+外固定装置的应用，单相系统（左侧锁骨）”。手术后，我于2017年5月23日出院，住院13天。2017年6月16日，我第二次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6月20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外科病区为我行“锁骨病损切除术（右锁骨）+锁骨内固定装置去除术（右锁骨）+皮肤皮下组织负压封闭引流”。手术后，我于2017年6月22日出院，住院7天。2017年7月10日，我第三次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7月13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外科病区为我行“骨髓炎清创+负压辅助愈合治疗”。手术后，我于2017年7月17日出院，住院8天。经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多次手术治疗后，我的病情比较稳定。被告南方五院对我的诊疗过程包括手术不符合诊疗规范，造成我右锁骨骨不连、内固定钢板断裂、感染及骨髓炎等损害后果。2017年3月27日我到被告南方五院住院治疗，被告南方五院对我的诊疗行为同样不符合诊疗规范，造成我病情加重。另外，我在2016年11月25日到被告南方五院检查，被告南方五院并未检查出我存在“骨不连”的情况，延误了我的治疗。因此，被告南方五院的行为造成了我的重大身体损失，具有严重过错。伤残等级鉴定后原告邓焮然认为因第二次在被告南方五院住院时被告南方五院采取克氏针固定不合适，因此该次手术是白做的，由此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所有费用应由被告南方五院全额承担，其他损失应由被告南方五院承担60%的赔偿责任。故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南方五院赔偿259493.74元给原告邓焮然。被告南方五院辩称：原告邓焮然因摔倒受伤到我院住院治疗，我院在对其进行的受伤诊断、实施手术治疗及护理等全部诊疗过程中，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和医疗操作常规，履行了医疗机构对患者应尽的义务。手术后出现并发症与自身条件因素、受伤情况、不恰当功能活动等有直接关系，原告邓焮然的人身损害是自身过错及现时医疗水平难以避免的情况造成的，属于医院法定的免责情形，原告邓焮然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诊疗经过：患者邓焮然，男性，51岁。第一次住院：2015年5月5日，患者因“摔倒导致右肩肿痛，活动受限6小时”收入我科治疗，入院后诊断为“右锁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并于2015年5月8日行“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过程顺利，术后复查骨折部位复位满意，内固定同定牢固，术后术口恢复良好，病情稳定出院。出院随诊期间：出院后患者定期返院门诊复诊，伤口反复出现线头反应，局限红肿，予及时换药处理，病情相对稳定。2016年11月25日，患者再次返院复诊，门诊安排X线检查提示：右锁骨骨折部位对位对线良好，骨折线模糊不清，内固定装置未见异常。复查后我院医生告知患者：目前骨折对位对线好，钢板未出现松动、断裂等不良情况，但骨折未完全愈合，暂不可拆内固定，不可剧烈活动并继续定期返院复诊。2017年3月16日，患者做工时突然出现伤口部位异响，术口红肿情况无明显好转，再次返院复查，拍片提示右锁骨中断皮质不连续，边缘骨质硬化，无明显骨痂生长，骨折端成角，钢板断裂。第二次住院：2017年3月27日患者再次收入我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右锁骨骨折术后骨不连；2.右锁骨骨折术后内固定断裂；3.右锁骨骨折术后术口感染”。入院后，在创伤骨科主任主持下，针对该患者进行了病例讨论，并制定诊疗计划，入院后首先予抗感染、伤口换药治疗，局部伤口情况稳定后安排行“右锁骨骨折术后清创、钢板内固定拆除、克氏针内固定术”，术后继续予抗感染、伤口换药等治疗，病情稳定出院。外院治疗：患者出院后感染情况未得到明显控制，之后自行多次前往广东省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二、关于我院诊疗方案的说明。患者于我院就诊过程中，我院针对患者病情指定的相关诊疗方案及施行的诊疗措施符合诊疗常规及医疗规范：1.患者右侧锁骨粉碎性骨折诊断明确、骨折移位明显，手术指征明确；2.患者于2016年11月25日返院复诊，X线检查提示骨折位置良好，骨折线模糊，内固定物未见明显异常。符合继续随诊观察指征；3.粉碎性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术后发生术口感染、骨折不愈合是最主要、最常见的并发症。近年的国内核心期刊文献报道（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6年7月第31卷第7期），锁骨骨折术后出现骨折不愈合率为4.2%；术口感染发生概率为0%-18%（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13年10月第21卷第20期）；4.手术后出现并发症与自身条件因素、受伤情况、不恰当功能活动等也有很大关系。患者邓焮然，51岁，年龄较大、体质消瘦、自身抵抗力偏低、高能量损伤导致粉碎性骨折、骨折愈合期过度活动等等，以上因素均可能导致术后伤口感染、骨不连、钢板螺钉断裂等并发症发生；5.患者第二次入院时诊断为右锁骨骨折术后骨不连、内固定断裂、术口感染，诊断明确。入院后全科进行了病例讨论并制定了诊疗计划：给予抗感染治疗、加强伤口换药；局部炎症控制后，行感染清创、钢板螺钉取出+骨折克氏针临时内固定术。术后继续给予抗感染、伤口换药等治疗。本次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常规及诊疗规范；6.患者在两次住院治疗过程中，主管医师、主刀医师均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详细的病情介绍、手术风险告知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其中就包括术后可能发生骨不连、内固定断裂、术口感染、再次手术等情况；7.创伤骨科孙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广东省创伤救治科研中心从化创伤救治基地主任，为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下派专家。患者二次入院后，孙主任组织全科医师进行病例讨论并制定诊疗计划，并同意患者要求，指定科室具有丰富手术经验的主治医师施行手术；术中孙主任也到手术室进行手术指导。综上所述，原告邓焮然的受伤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院在诊疗过程中也不存在主观过错，原告邓焮然的诉讼请求应全部予以驳回。另外，鉴定机构认为我院存在过错是整体存在的医疗过错，不是某一次的行为存在过错，就第二次住院时的医疗行为包括是否应当手术、在治疗过程中的护理和手术的实施的全过程是否存在过错，鉴定机构只是认为内固定的方法不合适，并未指整个二次手术的行为，因此原告邓焮然主张我院承担第二次住院时的全部责任不合理。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5日原告邓焮然因跌倒致右锁骨出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而到被告南方五院治疗，并住院至2015年5月16日出院，期间于2015年5月8日行“右锁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出院时情况：一般情况良好，出院诊断：右锁骨中段骨折，出院医嘱：全休半年、三个月内右上肢不能剧烈运动、三个月后来我院复查X光照片、一年半后来我院拆除钢板内固定、每周复诊一次、不适随诊。2016年9月23日原告邓焮然因右锁骨内固定术后1年余伤口渗液2天到被告南方五院门诊治疗，诊断：右锁骨术后伤口感染，作清创、抗炎治疗。2016年9月24日原告邓焮然因右锁骨内固定术后1年余伤口渗液3天到被告南方五院门诊治疗，诊断：右锁骨术后伤口感染，作清创、抗炎治疗。2016年11月25日原告邓焮然因右锁骨内固定术后1年余伤口渗液7天到被告南方五院门诊治疗，诊断：右锁骨术后伤口感染，放射影像报告书：原右锁骨骨折经内固定术治疗后复查：其骨折端对线对位良好、骨折线模糊显示不清、内固定装置未见松脱或移位、右肩关节关系正常。后原告邓焮然又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3月16日到被告南方五院门诊治疗。2017年3月27日原告邓焮然因右肩部疼痛、渗液1周到被告南方五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4月8日，期间于2017年4月7日行“右锁骨清创缝合+内固定取出+克氏针内固定术”,出院诊断：右锁骨骨折术后骨折不连接、右锁骨骨折内固定装置障碍（断裂）、右锁骨骨折内固定物植入感染等，出院医嘱：全休半年、定期复查（1/2/3/6/12个月）等。2017年5月11日原告邓焮然因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感染2月余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5月23日，期间于2017年5月21日行“锁骨内固定装置去除术+躯干部软组织清创术（左侧锁骨区）+外固定装置的应用，单相系统（左侧锁骨）”，出院诊断：锁骨骨髓炎。2017年6月16日原告邓焮然因右锁骨行外支架固定术后伤口红肿渗液1周余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于2017年6月20日行“锁骨病损切除术（右锁骨）+锁骨内固定装置去除术（右锁骨）+皮肤皮下组织负压封闭引流”，出院诊断：骨髓炎（右锁骨）。2017年7月10日原告邓焮然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7月17日，期间于2017年7月13日行“骨髓炎清创+负压辅助愈合治疗”，出院诊断：骨髓炎（右锁骨）：手术后伤口愈合不良（锁骨外固定术后）。后原告邓焮然时有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门诊治疗，其中2018年4月4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基本诊断证明书记载：“病情摘要：右锁骨骨折、骨髓炎2年余，行清创、外固定术后半年余。复查X片示‘骨折端已有骨性连接’，伤口已愈合，外固定架在位；诊断：锁骨骨折（骨髓炎）；医嘱：全休一月、逐步行功能锻炼、定期复查”。本院根据原、被告的共同选定于2018年3月18日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1.被告南方五院对原告邓焮然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如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邓焮然右锁骨骨不连、内固定断裂、骨髓炎等不良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的穗司鉴194401000200102293《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综上所述，被鉴定人邓焮然骨不连主要与骨折断端血供不足（粉碎性骨折），手术创伤及感染等因素相关。被告医院存在在被鉴定人门诊复查（2016年9月23日门诊）时，对创面感染未予足够重视，在发现骨不连（2016年11月25日）时，未尽早采取合理的诊疗措施，延误治疗，被鉴定人再次住院治疗时对骨感染的认识不足，手术方案欠妥等医疗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骨髓炎、骨不连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依据因果关系判定原则，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十七条（四）款，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过错参与度理论值为21～40%。综合考虑医学科学本身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预知性及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院等级等客观因素，建议本例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拟为30%左右（仅供委托单位参考)。六、鉴定意见。被告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对被鉴定人邓焮然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医疗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骨髓炎、骨不连等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过错参与度拟为30%左右（仅供委托单位参考）。”原告邓焮然对此鉴定意见书的意见是：原告邓焮然第一次在被告南方五院住院后至第二次住院期间有定期到被告南方五院门诊复查，但被告南方五院拒不提供相关门诊病历资料(被告南方五院在答辩时自述有定期复诊，无须举证)，造成鉴定人员无法明确感染的具体原因，因此应推断被告南方五院有过错，且被告南方五院在原告邓焮然第一次住院出院后门诊复查过程中可以有能力发现原告邓焮然存在骨不连的情况，但是被告南方五院既没有发现也没有告知原告邓焮然更没有采取措施，直至钢板断裂才发现问题，因此即使被告南方五院没有提交材料，也可反应出被告南方五院的过错；故鉴定意见书仅仅认定被告南方五院承担过错参与度是21%-40%是过低的，至少应承担60%的责任。被告南方五院则坚持答辩意见。本院根据原告邓焮然的申请通过摇珠的方式确定委托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所对原告邓焮然的伤残程度进行评定，该所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的穗司鉴194401000212000621《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六、鉴定意见邓焮然右锁骨中远端骨折，已行多次手术治疗，现遗留右肩关节功能丧失52.36%，评定为Ⅸ级（九级）伤残……”原、被告均对此鉴定意见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南方五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其对原告邓焮然伤情的参与度。关于此，本院已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上述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是由有资质的鉴定人员和机构作出，鉴定过程合法、依据充分，在双方均未申请作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本院采信该鉴定意见书为本案证据，并确定被告南方五院的过错参与度为30%，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南方五院应对原告邓焮然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邓焮然没有挂号单据、病历、交费单据等其他或任一证据证明在第一次住院出院后至2019年9月23日前到被告南方五院门诊治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对原告邓焮然认为其在该期间有到被告南方五院就诊并据此认为被告南方五院不提供病历资料而应承担更高比例的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南方五院关于第二次住院的赔偿责任问题的抗辩有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邓焮然主张的各项损失，结合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标准，本院认定如下：一、医疗费：原告邓焮然主张的赔偿额60246.46元（第二次住院的10646.33元全额主张，其余的82666.88元按60%主张为49600.13元）；被告南方五院抗辩根据侵权责任法确定的损失填平原则，原告邓焮然实际发生的损失应得到赔偿，因此应扣除医保已付的46933.06元；原告邓焮然认为不应扣减医保报销部分：1.被告南方五院是民法的侵权行为，医保报销是社会法的范畴，2.医保报销的医疗费是购买社保后享有的权利，是以支付保险费为前提，3.通过社保部门报销费用的行为并无加重被告南方五院的赔偿责任，如果扣除报销部分则相当于是减轻被告南方五院的赔偿责任；被告南方五院对原告邓焮然主张的医疗费93313.21元未提出异议，本院确认该93313.21元为原告邓焮然用去的总医疗费；关于上述医疗费中医疗保险已报销部分，原告邓焮然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并对被告南方五院的抗辩不予采信。二、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邓焮然主张的赔偿额4540元（第二次住院按100/日计算22日共2200元，其余的按100元/日计算39日的60%为2340元）；被告南方五院对100元/日的标准无异议；本院按100元/日计算住院61日为6100元。三、护理费：原告邓焮然主张的赔偿额6810元（第二次住院按150/日计算22日共3300元，其余的按150元/日计算39日的60%为3510元）；被告南方五院抗辩认为不同意150元/日的标准，聘用护理人员是有单据的，家属护理也有工资收入，原告邓焮然没有举证证明上述情况；原告邓焮然主张的150元/日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并按150元/日计算住院61日为9150元。四、残疾赔偿金：原告邓焮然认为事故造成其九级伤残，因此主张按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残疾赔偿金为100958.4元（42066元/年×20年×0.2×0.6）；被告南方五院无异议；本院按42066元/年计算20年再按九级伤残确定伤残系数为0.2，即残疾赔偿金为168264元。五、鉴定费：原告邓焮然主张额为9693.6元（16156元×60%）；被告南方五院对原告邓焮然的主张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为16156元。六、误工费：原告邓焮然认为误工时间为605日：第一次在被告南方五院住院11日，出院后医嘱全休半年183日，第二次在被告南方五院住院即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4月4日广东省人民医院门诊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记载的全休一个月即至2018年5月4日共403日，另外，还有零星门诊复查8日，分别是2016年9月23日、9月24日、11月25日，2017年2月24、3月16日、3月27日，2019年4月30日、11月10日，且因为入厂的时间很早，是技术工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替代，所以没有被辞退；原告邓焮然认为根据穗从劳人仲案（2019）281-363号仲裁调解书可以确认的工作年限（工作单位是广州吉声琴业有限公司）是从2009年10月15日至2019年4月12日，工作年限是九年五个月，确认的经济补偿金是44862.02元，计算出来每月工资4722.32元；同时原告邓焮然出示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的税收完税证明、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证明其工资水平达到起码5000元；原告邓焮然认为总的误工费为95233.45元，其中在被告南方五院第二次住院22日全额主张为3463.03元（4722.32元÷30×22），其余的按照55062.25元[（95233.45元-3463.03元）×60%]主张，即共主张58525.28元。被告南方五院抗辩认为：1、原告邓焮然第一次住院是11日，医嘱虽然有全休半年，但原告邓焮然没有举证证明有实际全休，没有举证证明用人单位有扣减工资；没有证据证明在第二次住院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5月4日期间是误工时间，也没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没有支付工资；对另外零星8天，不是一整天，且从原告邓焮然提交的仲裁调解书证明用人单位是支付了相应工资，没有证据证明原告邓焮然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有休息，原告邓焮然休息两年时间没有参加工作，按照常理这个劳动关系不应再存在，且从原告邓焮然提交的仲裁调解书是有支付相应的工资。原告邓焮然从2018年8月10日前的工资是3892元，而原告邓焮然主张的是到2018年5月4日，2018年5月4日前的工资金额是比3892元少的，因此原告邓焮然主张4722.32元是不真实的，原告原告邓焮然应证明其在误工期间的工资收入水平。本院认为，原告邓焮然住院或门诊治疗必然会误工，且根据原告邓焮然的伤情和医嘱其主张出院后不能工作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本院对原告邓焮然主张的误工时间605日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原告邓焮然工作单位是广州吉声琴业有限公司，是有固定收入的，但其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减少的收入，也没有证据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因此本院参照娱乐用品制造业的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6288元计算605日的误工费为60148.60元。七、营养费：原告邓焮然主张事件造成其九级伤残，且经过多次手术治疗，持续时间长，与普通人相比，更需要加强营养，主张的赔偿额1800元（3000元×60%）；被告南方五院抗辩认为过高，因为医院的过错责任也只有30%，本次医疗的伤害需要正常的营养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事件造成原告邓焮然骨不连且多次手术，病情持续时间长，确需加强营养，结合本院所在地的物价水平，原告邓焮然主张的3000元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八、交通费：原告邓焮然认为其在被告南方五院多次住院和复查，也去了省人民医院多次住院和复查，这样往返必然会产生交通费，主张额1920元（3200元×60%）；被告南方五院抗辩认为原告邓焮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此项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邓焮然门诊、住院治疗确会产生交通费，结合其住所地与医院的距离及交通成本的需要，本院确定为3000元。九、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邓焮然根据伤残等级，主张15000元；被告南方五院抗辩认为不同意支付，且原告邓焮然的损失也应与原告邓焮然的责任相适应，原告邓焮然主张过高；事件导致原告邓焮然骨不连、骨髓炎等，被评为九级伤残，给原告邓焮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确需精神抚慰，结合被告南方五院的过错程度和本区平均生活水平，原告邓焮然主张的15000元过高，本院不予支持，并确定为6000元。以上原告邓焮然的损失为：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其他损失359131.81元。综上，被告南方五院应就原告邓焮然遭受损失中的其他损失359131.81元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107739.54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即被告南方五院应赔偿113739.54元给原告邓焮然。原告邓焮然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113739.54元给原告邓焮然；二、驳回原告邓焮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92.41元（原告邓焮然已预交），由原告邓焮然负担2617.62元，被告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负担2574.7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的相应标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莫柱生人民陪审员  潘健敏人民陪审员  林志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何颖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