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0213行初29号原告朱某，男，198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委托代理人武某，山西隆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某，山西隆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大同市平城区云中路8号。法定代表人曹某，该局局长。参与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吴金，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黄某，系该局注册科主任科员。委托代理人贺某，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平城区明珠苑小区4楼。法定代表人王某，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周玉吉，男，198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大同市平城区新华街工行家属院1号楼4单元12号。第三人洪某，女，198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大同市。第三人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城区新开路1号齿欣大厦三层C2。第三人蔡某，男，198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宾阳县。原告朱某不服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一案，于2018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晋0213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9）晋02行终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13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经原、被告申请认为蔡某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申请将其列为第三人，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9日和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某的委托代理人武某，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参与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吴金、委托代理人黄某、贺某，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周玉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蔡某、洪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3月8日受理第三人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后，经审查于2016年3月8日核准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本案原告朱某，住所地大同市平城区新开路1号齿欣大厦三层C2。原告朱某诉称，2018年8月初，原告到居住地平安银行办理房屋贷款手续，被银行告知原告名下在山西大同有一家公司处于非正常户状态，不予办理贷款手续。2018年8月27日原告到大同查询得知，他人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注册名为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原告从被告档案资料查到原注册该公司时经办人电话，后和经办人即第三人洪某取得联系，得知经办人系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员工，系他人委托其公司办理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原告曾于2016年初遗失身份证。原告至此才惊觉在原告身份证丢失期间有人冒用了原告身份注册了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原告向被告申请撤销该公司的企业设立登记，被告告知原告有税务机关税务完结证明，方可办理。原告去税务机关查询得知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为非正常户，不能办理税务完结证明。为此，被告拒绝原告撤销该公司设立登记的请求。为维护原告自身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核准的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行政行为（包括撤销被告将原告登记为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的行政行为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第三人承担。原告朱某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核准他人冒用原告名义注册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的情况。2、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查询单一份，证明在税务机关信息系统显示的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信息，该公司为非正常纳税户。3、接处警值班登记表一份、询问笔录两份、身份证详细信息单一份，证明原告发现原告身份证丢失期间，他人冒用原告名义注册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原告的报警情况及第三人洪某认可未经原告同意代他人注册公司。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1、被告有权对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设立登记。2、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申请设立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上均有原告朱某的签字，且提交了原告朱某的身份证，申请设立登记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的规定，于2016年3月8日作出准予设立登记决定，于2016年3月16日向申请人送达了《企业营业执照》。被告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公司设立登记是一项依申请的程序性行政行为，我国的公司登记制度实行的是适度审查的原则，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被告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不负相应责任。3、原告诉称其身份证遗失，他人冒用使用原告身份证注册登记了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等，没有事实依据。4、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5、撤销公司设立登记将会直接导致公司法律地位的消失，在案涉公司处于运营状态的情况下，从维护社会法律关系稳定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应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民事诉讼等途径，妥善化解涉案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综上，应驳回原告朱某的诉讼请求。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政办发（2014）135号文件，证明被告具有对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进行工商登记的职权，主体适格。2、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一组，含①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一份；②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法定代表人信息表、财务负责人信息表、联络人信息表各一份；③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一份；④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一份；⑤股东会决议一份；⑥公司章程一份；⑦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监事任职文件各一份；⑧入驻协议、大同市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出租证明及营业执照各一份；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一份；⑩信用承诺书及说明、营业执照、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各一份；证明被告对永建商贸公司的登记行为合法及被告对永建商贸公司设立登记的时间。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三条，《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第2部分第一款第(三)项作为其行政登记行为的法律依据。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述称，2016年2月份，客户持朱某身份证原件到本公司，委托本公司代为办理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本公司按照工商局的有关规定要求客户提供了相应的资料，后指派本公司洪某代办该业务。工商注册登记办理完毕，洪某代去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随后本公司交与客户。现客户原预留电话不通，其他信息不明。第三人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蔡某、洪某未提供答辩，亦未举证。经庭审质证，原告、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被告的第1项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的第2项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所有“朱某”的签名都是虚假的，都非朱某本人所签，预先核准通知书也是假的，没有征得朱某的同意。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被告的第2项证据无异议，认可申请材料中“朱某”的签名非原告朱某所签。称客户“朱某”持原告朱某的身份证原件及已签“朱某”名字的申请登记材料到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托代办工商登记，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指派实习生洪某代为办理，并安排洪某当财务人员。洪某实际不是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被告、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他人冒用原告签字办理工商登记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确认如下，被告、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被告的第1项证据无异议，原告的证据、被告的第1项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规定，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可由其递交给被告的工商登记申请材料即被告的第2项证据中申请材料“朱某”的签名非原告朱某所签，本院结合原告的证据及原告此间身份证丢失的陈述，认定这些材料不真实，故对被告的第2项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自称“朱某”的客户持原告朱某身份证原件去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请求代办公司设立登记。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让其提交了其签名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法定代表人信息表、联络人信息表、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监事任职文件、入驻协议、大同市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出租证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信用承诺书及说明、朱某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之后，指派本公司实习生洪某代办，并让洪某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信息处签名、财务负责人信息表签名留信息。洪某以委托人身份将前述材料递交给被告，被告经审查后于2016年3月1日作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2016年3月8日作出准予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登记。2016年3月16日洪某从被告处领取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交与大同市瑞贤恒业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后“朱某”取走前述营业执照。2018年8月原告朱某得知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的信息后，先向大同市公安局新建北路派出所报案，之后向被告申请撤销工商登记未果，诉至本院。另查明，2019年4月,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建成立,原大同市工商管理局的职权由其承继。本院认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八条中规定，设区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应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登记以外的公司登记。根据上述规定，本案被告作为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具有受理被诉行政登记申请并进行审查的法定职责。本案被诉工商行政许可行为系自然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登记。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中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并提供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等材料。《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中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文件、材料核实后，认为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根据上述规定，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申请人负有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的义务，登记机关仅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在符合规定条件时，即应当予以登记。本案中，洪某向被告递交的工商登记材料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朱某称其未向被告提出过本案设立登记申请，现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洪某向被告递交的“朱某”签名的工商登记申请材料非本案原告朱某所签，因申请材料不具有真实性，本案被诉设立登记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被告的核准登记行为依法应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原告称其2018年8月知道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行为，2018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六个月，且距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行为不足五年，被告未举证证实原告在2018年8月前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行为，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3月8日作出的核准大同市永建商贸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在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剧利军审 判 员    王冬梅人民陪审员    吴 慧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