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38926号原告：杨某1，女，197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之母）：陈某，女，194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杨某2，女，1975年1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江苏省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天，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萌，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陈某，女，194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韩某1，男，193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锋，北京市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某2，男，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4，男，199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韩某3，男，196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杨某1、杨某2、陈某与被告韩某1、韩某2、韩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兼原告杨某1的委托代理人）、原告杨某2的委托代理人李博天、吴萌与被告韩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雅锋、韩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某4、韩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杨某2、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继承杨某3、陈某出资购买、登记于杨某名下的北京科技大学X栋X房产。事实和理由：杨某去世后，留有一套位于北京科技大学X栋X的房产，此房为1996年购房时居住的X栋X室调换而来。当时由杨某3、陈某出资3万元，杨某4去办理的购房手续，登记在杨某名下。杨某有一儿一女，女儿杨某4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婚后有住房；儿子杨某3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工作，在北京无房。当时房改时，杨某夫妇反复思考后决定由杨某3购买房改房屋，杨某3一是考虑到父母工作一辈子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安享晚年；二是他和陈某退休后回北京方便照顾老人；三是杨某1、杨某2毕业后都留在北京暂时也需要一个安身之地，故杨某3几乎是倾其所有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缴款时间是1996年3月初，奶奶孙某将3万元分两次交给杨某4去办手续，房主写的是杨某。具体情况是第一次拿走25000元去缴款，后来说再加5000元可以以成本价购买，以后有继承权，就第二次拿走5000元。想不到杨某3于1996年10月21日因病去世，杨某于2001年去世，孙某于2010年去世。我们认为杨某3生前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除购买房屋外，还安装了电话。杨某3去世后，我们作为晚辈也尽最大努力孝敬老人。姑姑杨某4去世后，姑父韩某1一家仍独占房屋，在我们的再三催问下拿出了所谓的遗嘱，内容是否真实令人质疑。我们请求依法继承杨某3、陈某出资购买、登记在杨某名下的房产。韩某1辩称，诉争房屋登记在杨某名下，属于杨某、孙某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去世后，此房产为二人所留遗产。杨某、孙某夫妇育有杨某4、杨某3一女一子，我是杨某4之夫，杨某与孙某的女婿。我和杨某4一直照顾二老生活起居，直至为他们养老送终。杨某3自1970年分配到内蒙古工作，再未与父母共同生活。杨某3先于杨某、孙某去世，故杨某、孙某的遗产范围还应包括杨某3去世时遗留的遗产中的五分之二的份额。此次因杨某4刚去世不久，陈某便来要求分割杨某名下的房产。记得在杨某3去世后，杨某主持一次家庭会，提及房屋继承问题，孙某回答：这房子交由女儿杨某4继承，你们在内蒙有更好的楼房居住。如今时过境迁，我只得整理杨某4的遗物，发现了杨某3给父母的信、杨某弥留之际的遗言和孙某的遗嘱。请求法院依法裁决，我也愿意在法院的主持下协商、调解解决纠纷。韩某2辩称，我同意我父亲韩某1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两点：第一，我对我的姥姥孙某、姥爷杨某也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第二，我曾于1985年8月和姥姥、姥爷一起去内蒙集宁市舅舅、舅妈家，当时他们住在集宁市建设银行家属区，是一座独栋的二层楼，舅舅杨某3亲口对我姥爷、姥姥说这套房已经买在舅舅名下。在舅舅1996年去世以后，就再未去过，姥姥、姥爷也未再提及。韩某3辩称，被继承人杨某、孙某的遗产范围应当包括杨某3去世后遗留的个人财产。杨某3去世后，孙某当时对陈某说过：“钢院的房子是留给我女儿杨某4的，你们不要惦记这房子，你们有房子，我去过”，从1996年到2018年，陈某再也没提过诉争房屋的事情，直到杨某4去世才突然提出。杨某3生病住院期间，我为了更好地照顾杨某3，辞掉工作，和陈某轮班照顾，直至杨某3去世。我希望双方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纠纷，愿意调解或请求法院依法裁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杨某与孙某夫妇育有杨某3、杨某4两名子女。杨某3与陈某系夫妻，育有杨某1、杨某2二女。杨某3于1996年10月21日去世。杨某4与韩某1系夫妻，育有韩某2、韩某3二子。杨某4于2018年去世。杨某于2001年去世，孙某于2010年1月3日去世。杨某3去世后，留有内蒙古集宁市新体路光明街14号房屋1套。杨某3去世后，陈某于2005年7月21日将上述房屋出售，售价为105000元。杨某、孙某去世后，留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X号X区X栋X单元X号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屋），房屋所有权人为杨某。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某、孙某的遗产只有X号房屋。双方当事人均同意X号房屋按每平方米9万元计算市值，杨某1、杨某2提交了名下拥有银行存款200余万元的明细，表示可向对方支付房屋折价款，但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双方均未提供能够足以向对方支付相关份额折价款的资金。同时，杨某1、杨某2及韩某1、韩某2、韩某3均表示其各人所得份额不需法院在本案中析清。韩某1、韩某2、韩某3基于杨某3遗留的房屋已被陈某出售的现实情况，同意将售房款105000元作为杨某3的遗产予以继承。韩某1主张杨某、孙某的遗产按照遗嘱继承，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1年1月9日的遗嘱一份，内容为：“我要不行了，留下我的话，女儿要照顾好你母亲，房子今后留给女儿，我没有什么产财，全部产财就是房子三小间了。人要做得光明磊落，要有颗好心，不为财不为名，按政策办吧。2001年1月9日杨某”，在上述内容下有“杨某二〇〇二一月九日”字样的签字。在该遗嘱左下方，有一段手写字迹：“杨某同志已于2001年1月11日去世。杨某4同志系杨某同志的独女，特此证明。离退休干部处2003年元月7日”。本案审理中，北京科技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出具说明，内容为：“一、杨某老师于2001年1月9日所立遗嘱，经离退休处调查是谁为其记录书写，目前没有人知道。二、2003年元月7日离退休处所做说明，是当时离退休处处长段凤英老师所写”。对于上述遗嘱，原告方认为系由杨某4书写，其作为利害关系人，不具备代书的资格。韩某1还提交了一份代书遗嘱，内容为：“我现已八十六岁，伤病在家，为避免家庭纠纷，决定立下遗嘱。我有一女一儿。女儿大学毕业，六五年分配在北京工作。儿子（杨某3）七〇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工作。我和我丈夫（杨某）七老八十以后，一直是由北京的女儿照顾伺候。我丈夫生大病时，女儿女婿照顾得很周到。当我们的儿子不幸因患癌病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不治逝世之后，悲痛忧伤使我丈夫迅速衰老病重，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全靠女儿女婿跑前跑后，精心照料。在我丈夫还清醒、身体尚可之时，曾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还特意请来了两个侄子（杨维全、杨维明）参加，儿媳提起房子继承问题，我和老爷子一致作出判断：我们死后，我们所有的房产，应由一直照顾我们的女儿杨某4继承，别人不能起争竞，有我们的俩侄子可作证明。现在，我丈夫已于2001年1月11日病逝，死时九十岁。丈夫去世后，我不意又于2002年5月跌伤，髋骨股股轴折断，住院做了大手术，至今仍在调养中，不能出外走动。依据以上情况，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立遗嘱如下：我死后，我在科技大学的小三间房产，房屋所有权证XXXXX号，25栋201号，完全由我的女儿杨某4继承，别人不得争竞。我的理由有三个：1、儿子女儿有平等继承权，儿子已故去，当然由女儿继承。2、儿媳（陈某）拥有我儿子在内蒙集宁市一套二层小楼的住房和多年积蓄的财产。她也没照顾过我们老俩。3、我和我丈夫生、老、病、死全靠女儿和女婿的伺候照料。以上句句都是我经过反复思考的心里话。孙某（并加盖有人名章）2003年1月6日见证人魏春华居住科大X-X见证人马胜利居住科大X-X”。对于上述遗嘱，见证人之一马胜利到庭作证，其证明到孙某家里见证老人立遗嘱的事情，当时由韩某1拿着一份写好的东西给老人（孙某）念，老人有意愿要将房产由韩某1他们家继承，就让我在遗嘱上签字了，老人也签字了。马胜利表示遗嘱不是其书写。另一位见证人没有到庭作证。经询问，韩某1认可上述“代书遗嘱”系由其书写。韩某1还提交了一份内容上述“代书遗嘱”基本一致的“遗嘱”，写明为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所用，只有孙某签字，没有见证人、代书人签字，亦无落款日期。本院认为，杨某、孙某育有杨某3、杨某4两名子女。杨某3先于杨某、孙某去世，故杨某3去世后，分割其遗产时，应当先将其与配偶陈某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陈某所有，其余的为杨某3的遗产，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杨某、孙某、陈某、杨某1、杨某2继承。杨某、孙某分别去世后，如按照法定继承，其二人的遗产由其二人的子女杨某4、杨某3继承。因杨某4、杨某3均已去世，故杨某3的继承份额由其女儿杨某1、杨某2代位继承，杨某4的份额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韩某1、韩某2、韩某3继承。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某、孙某的遗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还是按照遗嘱继承处理。被告方提供的2001年1月9日杨某的“遗嘱”，该“遗嘱”内容的书写与之后杨某的签名明显不是同一人书写，故应为代书遗嘱。该“遗嘱”上并无见证人、代书人签字，在本案审理中，被告方及其提供的证明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均无法证明该“遗嘱”的书写人和见证人，原北京科技大学离退休干部处的证明时间发生在杨某去世后，也缺乏证明效力。综合上述因素，对于该“遗嘱”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方提供的2003年1月6日孙某的“代书遗嘱”，该遗嘱有两名见证人签字见证，其中见证人之一马胜利到庭作证，其证明遗嘱系事先写好的，由杨某4的配偶韩某1念给孙某听，孙某随后签字。另一位见证人未到庭作证，且经本院询问，韩某1表示该“代书遗嘱”系由其书写。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该“代书遗嘱”系由利害关系人韩某1书写，而非由见证人书写，故综合上述因素，对于该“代书遗嘱”的效力，本院亦不予认定。综上，因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可以作为继承依据，故杨某、孙某的遗产应适用法定继承原则。对于杨某3遗产的处理，因杨某3的遗产已被陈某出售，本案中双方均同意按照当时的售房款计算杨某3的遗产价值，本院不持异议。根据上述原则，应由陈某给付杨某4的继承人韩某1、韩某2、韩某3相应的折价款，上述款项本院不再判令陈某予以实际给付，在处理杨某、孙某的遗产时一并予以考虑并折抵。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杨某3先于杨某、孙某去世，而杨某4一直与杨某、孙某共同生活，故在处理杨某、孙某二人的遗产时，根据上述情节，本院将杨某、孙某应继承杨某3的遗产份额一并考虑后，对杨某4应继承的杨某、孙某的遗产份额予以酌情多分。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足以证明其支付能力的资金的前提下，本案只对各继承人在X号房屋中所占份额予以判定。杨某1、杨某2和韩某1、韩某2、韩某3均表示各方的份额共有，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杨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X号X区X栋X单元X号房屋，由杨某1、杨某2继承百分之三十的份额，由韩某1、韩某2、韩某3继承百分之七十的份额；案件受理费48403元，由杨某1、杨某2负担24201.5元，已交纳，由韩某1、韩某2、韩某3负担2420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克力人民陪审员  王小微人民陪审员  杨 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朱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