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9232号原告：李小成，196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黄芽嘴组，公民身份号码为430************115。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湘富,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龙,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905B。法定代表人：李某1。被告：吴林军，男，197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2************010。被告：贺江泉，男，196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30************513。被告：李某1，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0************219。原告李小成与被告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达公司”）、吴林军、贺江泉、李某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小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湘富、吴新龙、被告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李某1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林军、贺江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小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辉达公司、吴林军、李某1向李小成退回购车款560000元，并向李小成赔偿相当于已支付购车款三倍的赔偿金1680000元；2.辉达公司、吴林军、李某1向原告支付汽车修理费20000元、交通费20000元和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3.贺江泉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经贺江泉从中斡旋，2019年3月3日，李小成与东莞市卡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曼公司”)签订一份《卡曼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卡曼公司与李小成达成协议，卡曼公司将一辆2018新款奔驰GLS450以裸车价格560000元和上牌费用340000元总计900000元卖给李小成。其公司经理骆树茂代表卡曼公司和李小成分别在合同上签字，卡曼公司在上面盖章。在签订该合同之后，李小成当日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向卡曼公司指定的吴林军个人账户(平安银行账号为:623*************956)支付了定金180000元，又在2019年3月4日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向该账户支付了380000元,付清了合同约定的裸车价560000元，其余340000元则在卡曼公司为该车辆上牌之后再支付。此外，贺江泉在转账凭证担保人处签字以担保卡曼公司到期交付合格的车辆以及办理完毕车辆上牌手续。但是卡曼公司在李小成付清了裸车价560000元之后，没有马上交付车辆给李小成，而是以为车辆抛光和购买手续未办齐为由拖延到2019年3月10日晚上才交付给李小成。由于当时天色较暗，李小成赶着回衡阳，加上其对车辆外表进行过保养，李小成不能够当场检验出该车辆存在瑕疵，李小成在使用该车辆的三天后，发现该车出现刹车不灵的情况，维修时发现刹车片出现严重损耗，不可能是才使用三天就会出现的正常损耗情况，李小成联系贺江泉反映车辆的问题，到贺江泉的车行维修，检查中又发现车辆的许多问题，之后李小成找到贺江泉和卡曼公司反映车辆出现这些问题，贺江泉承诺李小成会联系卡曼公司相关人员退还购车的款项，赔偿李小成的损失，但事后并没有退还购车款项给李小成。之后李小成找到卡曼公司反映车辆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卡曼公司事后置之不理，并没有对李小成反映的问题着手进行解决，而且法定代表人吴林军在合同签订之后两个月便下落不明。吴林军在2019年4月18日与李某1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自已在卡曼公司的全部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某1，并且在2019年4月23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从吴林军变更为李某1，有为逃避债务而私自转让公司的嫌疑。贺江泉也一直联系不上,车辆款项退还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之后李小成查询该车辆车架识别号得知该车为2016年的旧车，根本不是合同约定的2018年新款奔驰车，也就是说卡曼公司欺骗李小成，以2016款的旧车冒充为2018新款奔驰车，以总计900000元的价格卖给李小成,而且在李小成支付560000元之后，卡曼公司也没有根据合同约定为该车辆上牌，只是贺江泉提供了车牌号为“京A*****”的虚假的临时车牌给李小成，虽然李小成无须支付上牌费用340000元，但是李小成仍无法正常驾驶，而且卡曼公司无提供任何海关进口手续和发票给李小成，李小成也无法办理入户上牌照。在李小成多次催告之下，卡曼公司多次以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卡曼公司除了退还李小成支付的购车款560000元,还应赔偿李小成购买汽车所支付的560000元的三倍价款1680000元，共计2240000元。因卡曼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吴林军独资成立的，吴林军是卡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卡曼公司指定吴林军个人账户来收取购车款项，明显是吴林军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吴林军此行为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并且严重损害了李小成的利益，吴林军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贺江泉作为担保该买卖合同履行的担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因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贺江泉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即对退还李小成支付的购车款和赔偿李小成购买汽车所支付的三倍价款共224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李小成认为卡曼公司虽然在2019年4月23日将名称变更为辉达公司，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因此辉达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赔偿李小成购买该车辆所支付的价款的三倍价款1680000元，还应退还李小成支付的购车款560000元，共计2240000元。李某1作为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其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有帮助吴林军逃避债务和串通吴林军来损害李小成的利益的嫌疑，也应对李小成的购车款加三倍赔偿款共224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辉达公司、李某1辩称：李某1和吴林军是老乡，吴林军是卡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林军将公司免费转让给李某1，李小成买车是李某1接手辉达公司前发生的，所以不清楚过程，也不知道这件事。李小成有找过李某1，但是李某1不清楚情况，派出所也曾打电话要李某1去做调查，李某1也去了派出所。吴林军将公司转让给李某1之后就说要去北方发展搞汽车贸易。被告吴林军、贺江泉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质证意见。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3日，李小成作为购车方（即乙方），卡曼公司作为销售方（即甲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卡曼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一、出售车辆的基本信息、价款：汽车品牌为18款奔驰GLS450，车架号为4JGDF6EE6HA900152，排量3.0T，颜色：外黑，内黑，裸车价56万元，上牌费用34万元，总价玖拾万元整；二、付款方式：1.乙方先付定金180000元；2.车到甲方公司，见车后乙方付裸车尾款380000元，通知甲方负责出一个月临时牌及强制保险后，乙方可提车走，一个月后未上铁牌时再续临时牌乙方需要自行付费1670元/月；3.甲方负责上完铁牌后，乙方付清上牌所有费用340000元；4.出售车辆的所有权自车辆交付之日起转移；……四、随车交付的文件：甲方在向乙方交付车辆时须同时提供：1.钥匙；2.临牌或铁牌；五、甲方承诺：1.出售车辆已按照规范程序进行了售前的调试、检验和清洁；2.出售车辆会按合同购买约定办理到其名下铁牌，后期如需过户年审都由甲方帮其代办；六、违约责任：……如甲方在60天内无法完成上牌手续，乙方有权要求全额退款退车，乙方保证车辆无事故，无泡水，甲方将无条件退款：甲方保证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卡曼公司还给李小成开具了一张收款账号的凭证，载明：“东莞市卡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银行账号：623*************956，法人名字：吴林军，开户银行：东莞市平安银行虎门支行，2019.3.3号，骆树茂：151*****000，吴林军：181*****777”，最后一行写有“担保人：贺江泉2019.3.3”。李小成于当天向卡曼公司支付了180000元购车款，卡曼公司给李小成开具了收据。2019年3月4日，李小成向卡曼公司支付了380000元，卡曼公司给李小成开具了收据。卡曼公司于2019年3月4日将车交付给李小成。李小成主张，是贺江泉介绍李小成买车，称车是进口平行车，价格比4S店便宜，2019年3月3日，签订合同前，贺江泉、骆树茂、一个姓向的和一个叫平哥的人带李小成到“东尚名车行”看车，先看了一辆，但不是新车，后来又带李小成到外面偏僻的地方看车，说清洗了之后再交给李小成，李小成就签了合同交了180000元定金，称第二天提车；3月4日，李小成转账了380000元，李小成一直等到晚上才将车开过来，当时因为天黑，李小成只是看了车的外观，没有核对车架号和发动机号，也只给了李小成一把钥匙，发票也没有，称上完牌之后再给李小成；之前谈的价格是900000元包上牌，因为没有发票，所以就约定先付560000元，等上牌后再付340000元；卡曼公司给李小成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显示的发动机号（2768243048524）与车上的发动机号（276********207）不一致，提供给李小成的号码为“京A*****”、“京B*****”的临时车牌，经查询都是虚假的，一直也没给李小成上牌；李小成开了三天，刹车片出现了问题，李小成开去4S店维修，发现冷却液、刹车片、轮胎都有问题，维修师傅说车辆不是新车；李小成到当地交警大队查询，发现车辆的系统显示为2016年产的2017年款的旧车，至今也未给车辆办理上牌手续，也没有提供发票、车辆进口许可证、车辆合格证等证件，案涉车辆无法上路；李小成于2019年6月25日以诈骗案向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常平派出所报警，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常平派出所已受理，后东莞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李小成提交了一张2019年4月16日的维修费收据，显示维修费为1080元。另查，卡曼公司原名称为东莞市富久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3月7日名称变更为东莞市卡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为吴林军，吴林军占股权100%。2019年4月23日，公司名称变更为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为李某1，李某1占股权100%。李某1主张，原本李某1是帮他人做汽车生意，后来想自己做，吴林军听到李某1这个想法就称免费帮李某1弄个公司经营汽车生意，当时工商变更登记都是找代办公司办理的，拿了很多资料给李某1签，李某1也没有仔细看；李小成购买车辆是李某1接手辉达公司之前的事情，辉达公司和李某1没有参与，也没有辉达公司盖章，都不清楚，辉达公司和李某1也没有收取李小成的购车款，认为辉达公司和李某1不应承担责任。再查，根据案涉车辆的车架号4JGDF6EE6HA900152进行查询，发动机号为276********207，车辆的出厂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交付日期为2016年12月27日，年款为2017，型号为166864。李小成主张，卡曼公司以2016年生产的2017款的车冒充2018年款新车交付给李小成，保险单上发动机号与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不一致，一直未能给案涉车辆上牌，至今都不能提供案涉车辆的报关单、纳税凭证、发票等，认为卡曼公司存在欺骗行为，导致李小成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下签订了合同，故要求撤销《卡曼汽车销售合同》，退款退车，并赔偿三倍购车款1680000元，卡曼公司变更名称为辉达公司，由辉达公司承担责任；贺江泉是介绍人，为买卖双方提供担保，一方面担保李小成向卡曼公司付款，另一方面也为卡曼公司担保案涉车辆可以上牌并交付相关购车票据、证件，担保双方全面履行合同。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卡曼汽车销售合同》、《收款账号说明》、转账记录、收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车架上内部识别号照片、车架号查询记录、临时车牌、微信记录、维修照片、维修费收据、工商内档信息、派出所卷宗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吴林军、贺江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李小成与卡曼公司于2019年3月3日签订了《卡曼汽车销售合同》，卡曼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即使公司名称变更，但仍然是同一法人主体，故名称变更前签订的合同应由辉达公司承继。民法意义中的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中，《卡曼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出售的车辆为2018款奔驰GLS450，车架号为4JGDF6EE6HA900152。辉达公司交付的案涉车辆，车架号为4JGDF6EE6HA900152，但通过车架号查询得知，车辆的交付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显然不是2018年款的车辆，从车架号信息可知该车为2017年款的车辆，而不同年份款型的车辆价值可能不同，不同年份款型的车辆对李小成是否购买该车产生影响，李小成在不清楚案涉车辆并非2018年款车辆的情况下，有可能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购买决定，故辉达公司用2017年款的车辆作为2018年款的车辆交付给李小成，致使李小成接收了车辆并支付了购车款560000元，侵害了李小成的知情权及选择权，已构成欺诈。因此，李小成主张撤销《卡曼汽车销售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李小成主张退车，并要求辉达公司返还其已支付的购车款56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同时，为避免诉累，李小成应将案涉车辆（车架号为4JGDF6EE6HA900152的奔驰车）返还给辉达公司。基于上述分析，辉达公司已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的规定，李小成诉请辉达公司按已付车款的三倍即1680000元赔偿其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李小成诉请案涉车辆的维修费用20000元，但仅提交了一张1080元的收据，且该收据无法判断是否与案涉车辆有关，故李小成的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小成还要求辉达公司承担交通费20000元和律师费，均没有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李某1的责任问题。李某1现是辉达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李某1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李小成要求李某1对辉达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吴林军的责任问题。根据辉达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涉案车辆交易发生时，公司名称为东莞市卡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系由吴林军一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吴林军并未就其持股期间公司与其个人的财产状况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吴林军应当对其持股期间发生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其作为连带债务人，并不因股权转让的事实而免除对债权人的债务负担。李小成要求吴林军对辉达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贺江泉的责任问题。李小成主张贺江泉对买卖双方提供担保，但是《卡曼汽车销售合同》并没有担保条款，贺江泉也没有在《卡曼汽车销售合同》上签名并注明为担保人。李小成提交了一份《收款账号说明》，从内容看，是载明卡曼公司的收款账号等信息，告知李小成将购车款支付至指定账号，指向的是李小成的付款义务，没有其他权利义务的约定，因此，贺江泉提供担保的主债权不明确，从该份说明的内容看，只可反映出贺江泉为李小成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而不能反映出贺江泉有为卡曼公司的合同义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也不能反映担保的主合同即是《卡曼汽车销售合同》。李小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贺江泉有为卡曼公司的合同义务提供担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李小成要求贺江泉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小成返还购车款560000元。原告李小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返还车架号为4JGDF6EE6HA900152的奔驰车；二、被告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小成赔偿1680000元；三、被告李某1就上述第一、二判项指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吴林军就上述第一、二判项指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李小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52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小成承担220元，被告东莞市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李某1、吴林军承担12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