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0623民初1199号 原告:黄仁忠，男，生于1975年1月21日，汉族，四川省筠连县人，住筠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霖，云南原上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余华宣，男，生于1968年2月6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佑权，盐津县豆沙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黄仁忠与被告余华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康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4日、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报本院院长审批后，延长审限60日。原告黄仁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霖，被告余华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佑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仁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2018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2、请求判决被告退还原告购买大竹米价款24500元并承担原告损失赔偿金73500元，合计9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农历三月三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黄皮大竹米种子182斤，价款24500元。原告播种后长出的竹苗并非被告承诺出售给原告的黄皮大竹苗。2018年9月18日，原告到被告家中要求退款，被告认可种子有假，但只同意退还14000元，被迫与被告签订了一份退款协议。原告认为被告出售假种子给原告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被告应承担返还价款和赔偿价款三倍的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余华宣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被告没有欺诈行为，双方属于农产品交易按照市场价自愿达成的买卖关系。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黄皮大竹米种子不是假种子，原告方未经有资质的权威机构鉴定，不能证明竹种是假的。被告在庭审中同意撤销与原告在2018年9月18日签订的协议。 原告黄仁忠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1、黄仁忠身份证复印件；2、协议一份；3、证人罗某的证言；4、视听资料录音一份。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协议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人的证言认为系与原告有亲戚关系，不予认可，对录音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被告余华宣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与他人签订的竹种买卖协议一份及照片三张，同时申请证人杨某、侯某出庭作证。经原告质证，对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作虚假陈述，且证言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认为协议内容不真实，其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证人罗某的证言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系双方签订协议的见证人，其陈述能与录音材料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杨某、侯某的证言，原告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黄仁忠根据案外人得知能从被告余华宣处购买黄皮大竹米种子，2018年三月初三，原告黄仁忠与证人罗某便到被告余华宣处购买竹种。双方当场达成交易，交易价135元每斤，购买数量182斤，交易额24570元，最后成交价24500元。原告购买该竹种后便自行进行种植以便出售竹苗，但长出的竹苗并不符合双方约定竹种的竹苗。同年的农历八月初九，原告黄仁忠与证人罗某再次到被告余华宣家里，就购买的竹种与约定的竹种不符一事进行磋商，原告方将双方对话的整个过程录音并形成录音材料，双方最后达成一致协议：黄仁忠从余华宣处购买的竹种，种出后是假的，余华宣予以承认，双方经过协商由余华宣补偿黄仁忠14000元，在2019年农历二月三十日前付清，补偿后黄仁忠不能宣传说余华宣出售的竹种是假的。因被告余华宣未按约定履行，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余华宣未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与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在我国境内从事种子经营销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许可登记，并向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营业执照。被告余华宣未办理相应的手续，从他人处购买竹种予以转卖，但被告余华宣不属于专门经营种子的个人，不能以其未办理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为由确定与原告黄仁忠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应当以案件的实际情况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原告黄仁忠要求撤销与被告余华宣在2018年农历八月初九达成的赔偿协议，被告余华宣在庭审中同意撤销此协议，被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真实，应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余华宣出售给原告黄仁忠的竹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赔偿的范围是案件的争议焦点和难点，本院评判如下： 本案中种子的质量问题涉及三个难点问题，1、鉴定难的问题，种子在播种后短期内难以发现问题，同时根据双方陈述，购买的种子未保留样品，但据原告陈述播种后生长出的竹苗与被告约定的品种不一致，双方在庭审中认为就本案的现状，鉴定无参照物对比分析，无法启动鉴定程序；2、因果关系确定难的问题，种子的生产周期长，并受气候、环境、土壤、合理管理使用等各种因素影响，同时从事农业种植人员素质也有差异，难以确定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3、损失数额确定难的问题，与一般生活消费不同，农产品属生产性消费，其损失包括购买产品的直接损失，也包括种子减产等间接损失，实践中很难确定。综合本案来看，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竹种的整个交易过程双方无争议，经种植后，发现品种不符，原告与证人罗某到被告家就种子的问题展开谈判，并形成协议，协商的整个过程形成录音材料。虽然本案不能通过鉴定确定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更不能确定被告余华宣出卖的种子系假种子，但在录音材料中能够清晰听到被告余华宣陈述感觉种子有问题，但认为原告系做生意的，仍然卖给原告，因余华宣不具备识别种子的专业知识能力，不能认定其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同时根据双方协商形成的协议能推定被告余华宣认可其觉得种子确有问题，但未明确告知原告，被告在履行合同中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购买竹种价款24500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的可得利益和其他损失，因本案对种子质量、真假无法确定，原告对其他损失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余华宣赔偿原告黄仁忠种子款245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黄仁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50元，减半收取计1125元，由被告余华宣负担625元，原告黄仁忠负担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 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罗 玺 书 记 员  顾莎莎 附：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 第三十一条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