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1民初1897号原告：余虹，女，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151号4单元2605号余虹，女，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齐，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杰，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花便，女，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史官乡孙家山村1社王花便，女，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王俊，男，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史宫乡史家山村3社，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史宫镇史家山村村委会推荐贾王俊，男，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推荐。原告余虹与被告王花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齐、彭杰，被告王花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王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余虹并非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原股东；2.撤销追加余虹为王花便与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3.王花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29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花便与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以下简称: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书,追加余虹为该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王花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余虹本人确认，宝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余虹”的签名并非余虹本人签字。余虹认为，登记成为宝通公司的股东并非余虹真实的意思表示，余虹并不知情或同意被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亦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利润分配。因此，余虹的“宝通公司股东”身份系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而形成，余虹不应对宝通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应被追加为该公司所涉案件的被执行人。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王花便答辩称,余虹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属于法院确认其是否属于公司股东的诉讼，不适用于撤销法院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法院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只对法院追加被执行人裁定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对追加被执行人所依据的事实进行审理。本案只能对做出追加被执行人裁定所依据的工商档案记载的、对外公开的、尚合法存在的材料进行审理，并不对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真实性进行审理。如果余虹认为工商登记存在问题、存在错误，应当提起股东身份确认之诉，或者与工商登记有关的其它诉讼，待工商登记被确认为不合法之后，再持生效的法律文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撤销法院已经做出的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书，而不是撤销被执行人。余虹在其诉状中并不要求撤 (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只是请求撤销被执行人，这样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王花便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其属于宝通公司股东，该公司在长期的经营中余虹是明知的。宝通公司自2006年成立并开始经营，到2010年的股东转让出资，都有余虹的签字确认，该签字确认行为、该工商登记内容和材料目前尚无有效的法律文书予以否定，宝通公司经过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正常营运，对外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活动，余虹称其不知情，很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余虹目前的证据是合法存在的工商档案，该档案的所有内容都是经过工商部门核实后予以确认。请求驳回余虹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6月10日，何晓平何某甲、何军何某乙、余虹作为发起人申请设立宝通公司，并选举何晓平何某甲为公司执行董事、公司经理，何军何某乙为监事。宝通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何晓平何某甲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6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股东何军何某乙实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股东余虹实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时间2006年6月16日，出资方式货币。2007年4月10日，宝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余虹将其拥有公司20%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张乃军张某某，公司新的出资结构是何晓平何某甲出资30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张乃军张某某出资10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何军何某乙出资10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同日，余虹与张乃军张某某还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股协议，约定余虹将其拥有的宝通公司20%出资共计1000万元转让给张乃军张某某，张乃军张某某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转让款。2017年5月24日，西安仲裁委员会针对王花便与宝通公司、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西仲裁字（2017）第119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王花便返还购房款297789元。逾期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二、被申请人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对上述第一项裁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仲裁费12358元和公告费800元（申请人王花便已预交），共计13158元，由被申请人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承担。被申请人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在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王花便。该仲裁案件在强制执行中，宝通公司、莲湖区红庙坡村第二村民小组XX庙XX村XX村XX小组无力清偿债务，王花便向本院申请追加宝通公司的发起人何晓平何某甲、何军何某乙、余虹为被执行人，要求在出资不实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何晓平何某甲、何军何某乙、余虹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均称，宝通公司的入资账户真实存在。宝通公司设立于2006年，在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开设入资账户，账号为506011610000093563XXXXXXXXXXXXXX3563。作为宝通公司原股东，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2006年6月16日缴存人民币5000万元至宝通公司的入资账户，宝通公司的《验资报告》有载明，他们持有缴存出资时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于2006年6月16日出具的进账单。后经本院执行局查询，《验资报告》中验资事项说明载明：（一）甲方（何晓平何某甲）缴纳人民币3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506011610090003563XXXXXXXXXXXXXX3563账号3000万元；（二）乙方（何军何某乙）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506011610000003563XXXXXXXXXXXXXX3563账号1000万元；（三）丙方（余虹）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6年6月16日缴存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贵公司（筹）人民币账户506011610000003563XXXXXXXXXXXXXX3563账号1000万元。西安市商业银行文艺南路支行向本院出具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经查询该单位账号506011610000003563XXXXXXXXXXXXXX3563不存在。2019年6月27日，本院前往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吉泰路支行调查陕西宝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单位506011610000003563XXXXXXXXXXXXXX3563账号存款情况，该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查无此户。对何晓平何某甲、何军何某乙、余虹所提进账单，该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何晓平何某甲、何军何某乙、余虹3人账户无此户。2019年7月29日，本院作出（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裁定：一、追加何晓平何某甲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3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追加何军何某乙为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追加余虹为本案被执行人，由其在未依法履行出资的1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询问了宝通公司发起人及原法定代表人何晓平何某甲。何晓平何某甲陈述“我是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发起人股东实际是我一人，工商登记是何军何某乙、余虹、何晓平何某甲。我与何军何某乙、余虹都没有实际出资。公司设立时将何军何某乙与余虹登记为发起人股东时他们不知道，过了五六年后何军何某乙与余虹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时间是执行案件被加为被执行人的时候才知道被登记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工商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上何军何某乙与余虹的签字是当时找的代办公司签的，余虹和何军何某乙的身份证是我借他们的。当时打到验资账户中的注册资金是我借用代办公司的过桥资金。何军何某乙与余虹从未参加过股东会，也从未分配过利润。何军何某乙与余虹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虹是否为宝通公司的股东；余虹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余虹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不是宝通公司的原股东、撤销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余虹提起此两项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余虹享有依法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保护善意第三人等多种因素。本案中无论是公司内部的公司章程、公司设立申请，还是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等文件上均将余虹记载为股东，余虹认为其不是宝通公司股东的主要理由是，宝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余虹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署，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但是通过对宝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发起人股东何晓平何某甲的询问，可以证实何晓平何某甲借用了余虹的身份证件，并通过代办公司办理的宝通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委托代办是设立公司、工商登记中常见的做法，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并非是本人签署并不能说明股东没有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也不必然要参与公司经营。本案中余虹对于出借身份证件给何晓平何某甲是明知的，在没有证据证明余虹身份证件丢失或者被盗取的情形下，难以认定余虹被冒名登记。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王花便对工商登记备案文件信赖利益的保护，本院确认余虹为宝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已经查明，宝通公司的验资账户并不存在，余虹也自认没有出资，虽然余虹已经转让了股权，但是作为发起人股东依然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宝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作出的（2019）陕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追加余虹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余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4元，由原告余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鹏                    审 判 员   魏     哲 审  判  员  岳  新  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汪   靖   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