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3872号原告：郭国霖，男，汉族，1965年10月27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美子，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全，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孙文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健，上海市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国霖与被告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国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美子、孟全，被告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国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的休息日、节假日加班工资249,794.09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7月进入被告处任司机，月薪5,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在职期间根据公司指示工作，24小时待命，但被告仅支付原告部分加班工资。2019年3月8日，原告与被告老板发生争执后被辞退。后原告就诉请事项申请劳动仲裁但未获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请为要求被告支付其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的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16,967元。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合作，由原告为被告提供驾驶服务，主要负责接送工作人员、借还器材等，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其不同意原告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2日，原告就本案系争事项等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2018号裁决书，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陈述，2013年时其经朋友介绍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孙文礼相识。因被告公司需要司机接送工人和器材，其帮忙介绍过两三名司机，但都未能在被告处做得长久。当时原告也是驾驶员，为有需求的剧组提供运送器材的短期服务，如果剧组有需要则会与其签订临时合同。2014年7月时其在其他剧组的工作告一段落，被告则一直找不到驾驶员，故其于当年7月20日开始为被告开车运送工人和器材，当时被告说是让其先临时帮忙开开车，待公司步入正轨之后再招一名驾驶员，双方并未就薪资待遇进行约定。一个月之后，被告发给其工资4,500元，之后每月按照到手4,500元发放其工资。2015年6、7月时，原告的工资涨至到手5,000元/月。被告每月通过现金签收、微信转账等方式发放原告上月全月工资，没有工资条。其主要工作内容为：17时至24时之间到出租器材的单位借来器材放到被告公司供第二天使用，次日8时起归还器材(晚的话需送到12点以后)、接送老板娘购买被告公司的办公装修材料、每天接送工作人员去奉贤区的摄影棚搭景拆景等。原告的工作由被告公司经理、老板和老板娘通过电话及微信等方式安排。被告处其他员工的上班时间为8时至17时，有考勤，但被告对原告不作考勤。被告处只有原告一名司机，其一个月休息3天，休息时由被告处的一名木工代为开车。其驾驶的车辆是被告提供的赣E6XXXX，住在被告提供的宿舍，被告提供午晚两餐饭。开始时被告一直不发加班工资，2018年5月起，被告对8时至17时之外的工作时间会支付原告加班工资。2019年3月时其生病请假，老板娘只同意休息2天，第3天起让原告开始上班，同年3月8日还要求加班，原告身体吃不消而不同意，当晚孙文礼在办公室说如果吃不消就不要做了，让其去楼上结账，并要求交还车钥匙。次日起原告未再上班。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4月23日被告为其出具的工作证明，内载，“兹证明郭国霖……于2014年7月14日至2018年4月在我公司工作，担任司机一职，负责运输工作，月薪5,000元；郭国霖先生在职期间的年收入约为陆万元人民币。”；2、租赁单，证明原告为被告办理设备租借事务；3、微信转账记录、信封照片及原告自行制作的工资明细表，其中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被告方转账支付其“2018年8月人工费”7,310元、“2018年9月工资及加班”6,433元、“2018年10月工资及加班”6,433元。信封上手写字样则显示，2018年12月原告“工资”为6,540元，由61.5小时加班费1,281.25元、基本工资5,000元、电话费100元及“加一天工资”158.75元组成。原告称，其基本工资为5,000元，超出部分均为加班工资，但被告系按照5,000/30/8的小时工资标准计付其加班费的，未足额；4、2019年1月至3月的加班明细账照片打印件，以证明其出勤情况。原告称此系其自行制作后交予被告，原件均在被告处，被告据此计发其工资；5、空白协议书1份、领款凭据2张，以证明双方曾就本案争议进行协商及原告2019年2月及3月份工资情况，其中2019年3月12日的领款凭证显示领取金额为5,000元，未显示具体领款人；同年3月11日的领款凭证则显示原告于当日领取8,237元，具体组成为“2019年2月份工资5,000元+2月份加班费58小时1,218元+电话费100元=6,318元；2019年3月份8天工资1,336元+3月份加班费23小时483元+电话费100元=1,919元，实领8,300元”；6、微信聊天记录一组，以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外甥女、被告处灯光负责人及木工负责人等向原告发送工作指令的事实。被告对加班明细账照片打印件、空白协议书及2019年3月12日领款凭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原告自行制作的工资明细表中所显示的原告实际领取金额无异议，但不认可该工资明细表的内容；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工作证明系原告以买房为由要求被告开具，而原告仲裁时自称系为其女儿出国开具，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为劳动关系；2018年8月底至11月底期间原告并未为被告服务，而是由原告找来的两名师傅为被告提供了接送服务，但被告将该3个月的钱结算给了原告。另被告陈述，其公司主要从事为剧组搭棚、提供摄影器材及摄影人员的业务。原告于2014年7月20日起为被告驾驶车辆，主要负责接送工作人员及借还器材。当初双方约定的以4,500元/月的价格将接送任务包给原告，不管原告自己还是再转给他人接送，只要完成被告通知的接送任务即可；后来该价格涨至5,000元/月。原告所驾车辆由被告公司提供，通过电话或微信方式通知原告出车，原告每次出车需要填写出车单。原告的接送任务并不固定，平均下来每月8至10天是没有接送任务的。被告每月通过现金签收或微信打款的方式支付原告报酬，即使原告指派他人完成接送任务，被告也是将报酬直接付给原告，原告再行与他人结算。2018年4月时原告提出，8时之前17时之后出工的要求被告支付加班费，故被告自同年5月起在5,000元以外另行支付了被告出车补贴，即按照5,000/30/8为基数对原告在8时至17时之外的出车发放补贴，但此系补贴而非加班费。原告出车均需填写出车单，而出车单显示，虽然部分月份被告支付过原告额外补贴即原告所称的“加班费”，但实际上当月原告的出车次数很少。被告公司有宿舍，但原告在外面有房子住，只是偶尔在被告公司宿舍住，被告不收取原告房租。双方合作时间长了之后，原告开始懈怠，最后被告已无法指挥原告完成任务了，故被告于2019年3月8日提出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原告不同意而发生纠纷。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派车单一组。其中被告处张某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22日原告有急事向被告告假，并称司机的事请被告方多操心；同年9月被告问原告代班司机工资是付给原告还是直接付给代班司机，原告表示因代班司机是自己找来帮忙的，故要求被告将工资付给自己后再转给代班司机；同年10月，被告询问原告何时返回，表示不能一直由代班司机替原告开车，因为“没有哪个公司上班还能找人代替”，后原告又另行找了一名代班司机；派车申请单显示，2018年9月1日至11月底期间，被告处车辆由代班司机吕某及宋某驾驶；同年12月1日起，原告返回被告司机岗位并有出车记录。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由于原告因家里装修而告假，在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先后请了两位司机来代班，并不能因此认定原、被告之间非劳动关系；派车单则可显示原告工作时间长。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一节，原告称，其法定节假日加班天数如下：2014年4天，2015年至2018年期间11天/年、2019年4天。然原告对此主张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印证。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派车单等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应从用人单位是否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者实际上是否接受了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指令等综合因素予以判断。本案原告为被告提供了劳动，且其所提供劳动属于被告公司业务组成部分；被告定期且按固定金额发放原告劳动报酬；被告对原告下达工作命令，对原告进行管理约束，上述情况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至于被告所称原告曾于2018年数月未亲自而是找他人替代为被告提供驾驶服务，然其仍向原告支付了相应报酬一节，本院认为，被告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显示，原告请假期间请他人代班系经过被告同意后实施，且其后被告亦明确以不能找人替代上班为由催促原告返岗，可印证被告所称其与原告之间为非特定人身属性的车辆驾驶服务之述并不属实。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的诉请，本院认为，原、被告一致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由被告于2019年3月8日解除。而被告称其系因原告工作懈怠而解除，然对此解除事由及解除依据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解除行为无法认定为合法解除，被告应当依法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按照原告工作年限及工资情况，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的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16,967元之诉请，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被告一致确认，被告对原告并不实施考勤，则原告对于其所主张的法定节假日加班情况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原告对其所称法定节假日加班天数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对于其诉请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天数的陈述，与原告自行提交的2019年1月至3月期间加班明细账、被告提交且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之派车单所显示的原告出勤情况均不相符。原告未举证证明其诉请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本院对其要求被告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之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郭国霖与被告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上海景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国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0元；三、驳回原告郭国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郭国霖自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