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7民初4783号原告：朱宝军，男，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被告：张卫华，男，197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悦，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宝军与被告张卫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宝军、被告张卫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宝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卫华偿还借款1455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在担任南京星能传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期间（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底），由于公司资金紧张，经营困难，被告个人多次向原告借款，合计人民币145500元。经原告多次索要无果，被告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只好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张卫华辩称，1、原告起诉时间是2019年9月，最后一笔转账是2017年3月份，原告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原、被告曾经都是南京星能传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管，两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或借贷合意，原告诉称的全部金额均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被告没有关联，且原告是星能公司的股东之一，自公司创立就一直担任总经理一职。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由于公司财务出现问题，公司大股东天水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被告至星能公司任总经理一职，在被告担任总经理期间，由于原告长期在上海不在公司，而公司的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无法从公司账户上支付运营资金，原告表示垫付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开支，因此在公司需要资金时，原告把资金打入被告的个人账户，被告用该笔资金用于公司的日常开支，故原告从转账开始就是对星能公司的借款，也对原告与星能公司之间的诉讼进行过结算，足以说明此次主张的借款是与被告没有关联的。综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朱宝军于2008年7月1日到南京星能传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星能公司）工作，职务为总经理。2015年11月3日，星能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解聘朱宝军总经理职务，聘任朱宝军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告张卫华担任星能公司总经理。星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维谦，朱宝军为星能公司股东，持股24%。原告朱宝军向张卫华主张的借款145500元，由以下5笔款项组成：1、2016年9月20日，张卫华向朱宝军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兹证明向朱宝军借款人民币58200元（伍万捌仟贰佰元整），用于支付员工于勇离职社保及工资支付，以及吴武山离职工资支付，特此证明！”落款为：“借款人：张卫华”。朱宝军分别于2016年8月10日和9月20日向张卫华银行账户转账12200元46000元,计58200元。2、2016年10月7日，朱宝军通过微信向张卫华转账1300元。转账前聊天记录显示：张卫华说：“电缆线到厂了，你联系一下电工，几天能干上吗？”转账后聊天显示：朱宝军说“我卡上只有这么多了”、“电力局旁边、叫工业电气，一共2050”。3、2016年10月25日，张卫华向朱宝军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9月份交电费款预借朱宝军68000元整，大写陆万捌仟元整，2016.9.22已转”，落款写为“南京星能传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张卫华”。朱宝军分别于2016年9月21日和9月22日向张卫华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和18000元，共68000元。4、2017年1月23日，张卫华向朱宝军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朱宝军借星能传动壹万贰仟元整（¥12000）。”落款为“星能传动张卫华”。当日，朱宝军通过微信向张卫华转账12000元。5、2017年3月10日，张卫华向朱宝军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朱宝军人民币6000.00（陆仟元整），付杨长进、杨闯、朱超工资各2000.00元。”落款为“张卫华”。当日，朱宝军通过微信向张卫华转账6000元。庭审中，原告朱宝军提供了上述一张《借条》、三张《收条》及微信转账记录作为证据，拟证明共向张卫华出借145500元。被告张卫华质证认为：对上述《借条》、《收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款项张卫华确已收到，但均是借给星能公司而非张卫华个人，款项实际用于星能公司，朱宝军对此明知，系朱宝军为星能公司垫付，在张卫华初任星能公司总经理时，因公章被上一任总经理张田带走，张卫华未接管到公章，只能作为总经理身份履行职务行为予以签收确认。原告还提供了《产品销售合同》复印件、邮件截图作为证据，拟证明被告在代表公司时需要加盖合同章，公司会计毛永权曾列表统计2010年至2016年朱宝军向星能公司出借的款项，当中并未包括本案主张的5笔，法院已确认其对星能公司享有列表其中共3816293.71元的债权。被告张卫华质证认为合同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案若收条加盖合同中亦属不规范；对邮件截图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且邮件中截至日期为2016年7月，本案所涉款项均在2016年7月之后产生。被告张卫华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第一组：1、朱宝军制作的其为星能公司垫付资金的清单复印件3页；2、（2019）苏0117民初696号案件星能公司诉朱宝军不当得利、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开庭笔录复印件14页；拟证明朱宝军与张卫华之间无借贷关系。2017年3月在张卫华离开星能公司时，朱宝军列了一份其为星能供公司垫付资金的清单让张卫华签字，张卫华于2017年3月8日签字确认“以上账目款项属朱宝军个人垫付”。在（2019）苏0117民初696号案件中，朱宝军在2019年4月1日庭审笔录中陈述“张卫华接任张田担任星能公司总经理时，双方没有交接，公司董事长李维谦给我打电话说，张卫华不熟悉公司的情况，让我继续负责公司的经营，我当时对董事长反映，公司资金很紧张，董事长让我先行垫付，拿到货款之后，先还我”，“张卫华刚到公司来的时候，董事长交代我，让我辅助张卫华维持公司的经营，在此期间有多次沟通，经张卫华同意，我对员工的工资进行了代付和电费进行了代缴纳。”“垫付的证据有三页，其中第一页和第二页是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我总共为公司垫付了971240元，……为公司所欠的员工工资和公司电费、欠供应商的欠款、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要的材料，另外还有一张表是从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总金额489300元”。被告张卫华认为朱宝军所列清单之中体现本案所涉的139500元，朱宝军明确表示其是为星能公司垫付，与张卫华没有关联。该清单中体现与本案相关的有：1、事由张卫华借款，金额12000元，备注解决于勇、吴武山、倪晓勇；2、张卫华46500元付于勇、吴武山、倪晓勇工资社保；3、代付8月份电费68500元打到张卫华卡上，发票转财务；4、买电气柜4875元工业电气发票转财务；5、2017年1月23日32000元杨闯5000元、朱超5000元、黄某5000元、杨长进5000元，张卫华12000元。原告朱宝军质证认为对清单及开庭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张卫华当时有合同章，职务行为中应加盖合同章，借条、收条中均没有加盖，知道张卫华借款的用途才愿意借给张卫华，为星能公司垫付的款项中，有的是直接借给张卫华本人并未到公司账户，星能公司管理人也未确认这些债权。本院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垫付资金的清单确系朱宝军在另案中作为证据提交。针对原告朱宝军所诉第1笔58200元，被告还提供了第二组证据：张卫华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单、工商银行流水单，星能公司招商银行流水单，2016年9月20日星能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交易流水截图，2016年9月20日张卫华与朱宝军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朱宝军转给张卫华58200元让其用于支付职工的工资及社保。2016年8月10日张卫华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收到朱宝军12200元后，张卫华分别于2016年8月10日和8月11日向星能公司账户转账10176.96元及2100元，星能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10日和8月11日向其职工于勇、陶敏支付10176.96元及2000元，用以支付职工工资及社保费用。2016年9月20日张卫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收到朱宝军46000元后，张卫华于当日向星能公司职工于勇转账支付25000元、向吴武山转账支付15000元，于9月23日向倪巧勇转账支付6188元；星能公司2016年9月20日费用报销审批单显示“付吴武山工资15000元、付于勇工资25000元、付倪巧勇社保6188元，合计46188元”，备注“2016年9月20日收朱宝军46000元，付三人工资、社保，朱宝军垫付46000元，张卫华垫付188元，朱宝军转账张卫华”，领导审批处张卫华签字，上角有“挂朱宝军”账字样；电话录音中，朱宝军说：“你给于勇说一声，给老吴先打个电话，于勇先给他付25000元，老吴付15000元，先给他们付吧，剩下的我在近期给他们付清吧”，“我下午先给你安排，给于勇现付25000元，给老吴现付15000元，这不40000了吗，老倪还有个6000多，对吧”，“我给你打一个46000元，你把这两个都电话落实一下，我马上去银行”、“你给他们弄完了，如果他们答应了，我把钱给你，你下午就把钱汇掉，完了之后叫于勇老吴把收据寄过来，寄给你，你把收据拿给我，拿到公司入账去。”被告对该组证据认为报销单没有其签字，其不知情，向张卫华询问了借款用途后才借给他，员工离职张卫华让帮忙斡旋。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针对原告朱宝军所诉第2笔1300元，被告还提供了第三组证据：发票一张及张卫华中国工商银行流水单，拟证明2016年10月公司电缆被盗，2016年10月7日朱宝军联系张卫华让其去一个叫工业电气的商铺提货维修，张卫华表示需要资金，朱宝军表示其只有1300元，转入张卫华微信，由张卫华前往维修，电缆维修费用3450元由张卫华自行垫付。2016年10月17日发票显示开票项目为电缆，金额为3450元。原告质证认为借款的金额与其支出不符，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银行流水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针对原告朱宝军所诉第3笔68000元，被告还提供了第四组证据：张卫华中国工商银行流水单、转账截屏、2016年9月22日电话录音，拟证明2016年8月星能公司欠电费停电，朱宝军将68000元转入张卫华账户让张卫华代缴。因迟延缴纳，连同滞纳金共向供电局缴纳70001.44元。2016年9月21日、22日张卫华收到朱宝军50000元和18000元后，于2016年9月22日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缴纳70001.44元。2016年9月22日双方电话录音中，张卫华说：“朱总，刚把电费交了……”、“电费本来是68000多，拖20天没交，违约费1500多，加起来交了70001”、朱宝军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我垫了”。原告质证认为证据反映不完整，被告之前打过电话要借钱，原告说没有钱，他说公司停电了要交电费，后来就是他电话录音的部分，原告是借给张卫华，用于公司才借给他。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针对原告朱宝军所诉第4笔12000元，被告还提供了第五组证据：张卫华支付宝转账截屏、张卫华建设银行流水单、工商银行流水单，拟证明星能公司欠职工毛永全工资10000元、欠张登海运输费3000元，2017年1月23日朱宝军通过微信向张卫华转账12000元，张卫华于2017年1月23日向张登海银行账户转账3000元，于2017年1月24日向毛永全银行账户转账10000元。原告质证认为不认识张登海，钱是借给张卫华的，其个人所签，公司未出具凭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针对原告朱宝军所诉第5笔6000元，被告还提供了第六组证据：职工收条，拟证明2017年3月星能公司接到急件加工，由于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不愿干活，朱宝军表示要让工人继续干活，因朱宝军不在公司，2017年3月10日，其向张卫华转6000元，张卫华转给朱超、杨闯、杨长进各2000元。收条中朱超、杨闯、杨长进三人分别签收2000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三位员工离职后提起劳务诉讼，三员工未认可收到各2000元。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间的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朱宝军向被告张卫华所主张的案涉5笔借款，均发生在张卫华担任星能公司传动总经理、朱宝军担任星能公司传动副总经理期间。依据朱宝军在另案（2019）苏0117民初696号案件2019年4月1日开庭时的陈述和提交的其为公司垫付资金清单，其自认在张卫华初任星能总经理时，应星能公司董事长李维谦的要求，协助张卫华维持公司经营，并且先行垫付公司经营所需资金，董事长李维谦许诺其待收回货款后先行偿还，其对员工工资进行了代付、电费进行了代缴纳。在朱宝军本人统计的资金垫付清单中，可以体现已包含案涉原告所述第1笔58200元（垫付清单中体现为12000元和46500元）、第3笔68000元（垫付清单中体现为68500元）、第4笔12000元（垫付清单中体现为12000元），共计138200元，即朱宝军认可上述138200元实际系代星能公司垫付的资金，张卫华亦对朱宝军所列清单中垫付的资金予以签字确认。张卫华出具的借条及2016年10月25日的收条中均载明了款项用途、且张卫华提供的相应证据亦可证明张卫华收到的上述款项确实用于星能公司支付工人工资、缴纳电费等，故作为星能公司的副总经理朱宝军明知上述款项系为星能公司垫付资金，亦应明知张卫华作为时任总经理出具凭证收取款项并将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朱宝军与张卫华个人就上述款项不存在借贷的合意，故不能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对于原告主张的第2笔1300元及第5笔6000元，结合双方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条，亦无法体现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同样不成立借贷关系。被告张卫华抗辩有理，本院予以采纳。故对原告朱宝军诉请要求被告张卫华偿还其借款145500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宝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10已减半收取1605元，由原告朱宝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韩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