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0106行初234号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负责人：汪解生，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明，男，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法律顾问。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正街1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500106739817350U。法定代表人：黄鸿彬，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泉，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诉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受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渝01行初9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负责人汪解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明，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王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诉称：一、土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征地拆迁有关情况的复函》（下称《复函》）存在四处违法行为。1、被告土主镇人民政府的《复函》超越了行政职权，虽然被告土主镇人民政府收到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6民初19679号案件的《函》，要求将“涉案的3亩土地是否被征收，以书面意见回复我院”，但被告土主镇人民政府明知不具有征地拆迁行政职能，依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只能由征地机关沙坪坝区国土局才具有答复的行政职能，应向法院回复由国土征地部门才具有答复权。所以，该行政行为超越职权，且严重影响了原告和全体村民的权益。2、被告土主镇人民政府的行为滥用职权，行政干予司法审判，因为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委会应在举证期届满前对“此三亩地已被征收”的抗辩理由承担举证责任，而未能举示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被告土主镇人民政府明知在司法审判程序中出具这样的《复函》，让人民法院作为定案依据是法律不允许的。该行为明显干予了司法审判独立、违反了司法审判不受行政干予的原则。3、被告土主镇人民政府的《复函》没有事实依据，属证据不足，因为被告土主政府的《复函》依据的是1998年6月1日沙坪坝区国土局出具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记载的总面积16.95公顷(254.25亩)和2010年12月13日重庆西部现代物流管委会的《集体用地补偿协议书》为254.25亩为依据，但这两份依据是针对1998年以后曾家坝社现有存在的集体土地总面积，不含涉案这三亩（实际是四亩）集体土地。因为这涉案的三亩土地早在1987年由当时的巴县人民政府(1987)97号《关于巴县土主乡曾家坝村与虎溪工商所联办农贸市场占地批复》已批准同意占用原告的集体耕地3亩（当时土主乡人民政府报批的是4亩，只批3亩），因此，涉案这3亩地是已用于建好至今长达30年的农贸市场的土地，受原巴县人民政府行政效力的约束，是不可能又在2010年再次被征收的，所以，原巴县人民政府的行政批复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这三亩地就不属于2010年征收范围，故被告土主政府作出的《复函》没有事实依据。4、被告土主政府的行政行为违反民事自治原则。原巴县土主乡人民政府于1987年6月13日乡政府对占用土地的意见：“占曾家坝村三队耕地四亩属实。具体事项按协议合同办理”，这里的协议合同就是指当时村与社订立的合同。2017年8月1日原告与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民委员会又再次订立了《土地租用协议》，第八条作了特别约定“因此三亩地原以为在2010年物流园统征时已征用，后经在区国土查证后不在红线内，现补签2012年-2017年协议，双方签订协议后由甲方一次性将五年租金支付到乙方”，由此表明，双方在沙坪坝区国土局查证属实后，涉案这三亩地未被征收，是双方一致确认的事实，并无任何协迫、趁人之危、强迫另一方签定合同之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但被告土主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双方约定的、确认的事实相悖，违反了民事自治基本原则，滥用职权。二、《复函》直接影响了原告群体的权利义务，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沙区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的理由不成立。因为土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复函》，若不认定行政违法或者撤销，一旦被人民法院作为定案依据，将直接影响原告与村委会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公正审判，不但导致原告在民事诉讼中败诉，而且原告与村委会达成的《土地租用协议书》约定的每年一万元租金将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村委会以及三亩集体土地丢失，该行政行为增设返还每年一万元租金的义务，减损三亩土地租金收入。因此，该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原告及全体村民权利义务十分明显，沙区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且直接影响原告的权利义务，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调整范围。特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关于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征地拆迁有关情况的复函》土主文（2019）16号违法。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过程中举示了以下证据和依据：2017年8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用协议书》，证明第八条约定农贸市场的地至今没有被征收，被告的回复不是客观真实的；1992年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与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关于土主乡农贸市场占地协议书》；1988年3月25日土主镇人民政府批准的《关于土主乡农贸市场占地协议书》；巴县人民政府《关于巴县土主乡曾家坝村与虎溪工商所联办农贸市场占地的批复》巴县府征发（1987）97号；证据2-4证明涉案农贸市场土地属于原告，农贸市场用地在1987年就被政府占用，所有权是原告。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函》（2018）渝0106民初19679号；《复函》土主文（2019）16号；证据5-6证明被告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超越职权，没有依据作出该复函，且作出的复函不符合客观事实。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辩称：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在司法审判机关要求下，对其知晓的事如实提供证据，更何况答辩人是基层人民政府，更应该在依法治国中起表率作用。《复函》是依据人民法院要求，经查询区国土事务中心信息档案和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资料后，客观真实的向人民法院的说明。该《复函》不是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原告与其他组织的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之一。答辩人的《复函》没有影响原告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答辩人与原告间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不是《复函》的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没有权利义务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和依据：《用地补偿集体协议书》2010年12月13日；土地登记申请书1998年6月1日；2010年9月28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与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18年12月24日土主镇四塘村村委会曾家坝社、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民委员会、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据1-4证明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复函的依据。行政复议申请书；沙府行复（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5-6证明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复函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恰好证明征地补偿没有对农贸市场的征收，没有对原告进行依法补偿；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该证据附图右下角一块，该地块即为农贸市场，该地块没有计入该土地登记范围之内，不属于耕地面积，之后也没有纳入征收范围，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对证据3、4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涉案农贸市场在该《证明》的面积里面；对于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对实体进行审查，不能证明其复函合法；被告所有的证据均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没有进行调查，被告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出具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载明的四塘村二社属原告，但四塘村三社属幸福合作社，且该申请书载明的土地面积16.95公顷由各类型土地组成，16.95公顷就是254.25亩，符合原告集体土地面积，农贸市场也包含在内。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能证明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对涉案农贸市场取得所有权并将该农贸市场租给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1能证明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254.25亩土地于2010年12月13日被征用及补偿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2-4能证明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的历史变更及土地状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5、6能证明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对于该复函提起过行政复议并经复议驳回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1987年10月20日，巴县人民政府巴县府征发（1987）97号《关于巴县土主乡曾家坝村与虎溪工商所联办农贸市场占地的批复》，批准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占用集体耕地建设农贸市场。2010年12月13日，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与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用地拆迁办公室签订了《用地补偿集体协议书》，将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254.25亩征用，并给予了补偿，2011年3月28日补偿款已全部到位。2012年6月1日，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将涉案农贸市场租给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民委员会并于2017年8月1日补签《土地租用协议书》。2018年10月27日，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起诉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村民委员会要求其将租用的农贸市场土地予以返还。本院受理此案，为查明涉案农贸市场所占集体土地是否被征用，于2019年2月12日向本案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政府出具《函》，要求其出具书面意见回复。2019年2月13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社征地拆迁有关情况的复函》土主文（2019）16号，载明“一、四塘村曾家坝社集体土地确权情况。经沙坪坝区国土事务中心信息档案科2017年7月4日提供的复印资料证明，该社1998年6月1日向区国土分局出具集体土地所有权属证明中记载总面积16.95公顷（254.25亩），并附界线认可书和四至界图，农贸市场地块在此范围。沙坪坝区国土事务中心信息档案科2018年9月28日提供的另一份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时间为1998年6月1日）登记总面积与证明书相符，也是16.95公顷。二、四塘村曾家坝社征地拆迁补偿情况。2010年因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建设国家对四塘村曾家坝社实施统征统拆形式的征地拆迁，2010年12月13日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用地拆迁办公室与四塘村曾家坝社签订《集体用地补偿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补偿适用土地面积254.25亩，物流园管委会支付给曾家坝社相应补偿费用，社集体收到补偿款后已经分配给该社村民。上述情况表明征收曾家坝社土地协议补偿面积同土地确权面积一致，农贸市场地块在该社用地补偿协议之内”。原告知晓《关于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社征地拆迁有关情况的复函》后不服，于2019年3月6日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社征地拆迁有关情况的复函》违法，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认为申请人对该复函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遂于2019年6月4日作出沙府行复（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收到该复议决定后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社征地拆迁有关情况的复函》违法并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沙府行复（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释明，原告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人民政府复函违法。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渝01行初9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此案移送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出具的书面证明，仅作为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的证据材料，不会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该证据材料最后能否被法院采纳仍需要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通过质证、认证等程序作出最后判断。如果人民法院采纳该证据，并对民事诉讼当事人作出相应裁判，则相应的后果属于民事裁判的结果。当事人对该证据认定不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等方式得以救济。本案中，被告在收到本院（2018）渝0106民初19679号民事案件的调查《函》后，向本院该案出具《复函》的行为，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因该《复函》在民事案件中的证明作用导致原告对该民事案件判决结果不服，原告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否定该证据材料得以救济，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八）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四塘村曾家坝合作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 晞人民陪审员 徐 宏人民陪审员 陈惠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廖加川书 记 员 童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