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14039号原告：赵某，女，1983年11月29日出生，满族，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高管，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高某，男，198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兴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与被告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3日作出（2016）京0115民初1794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高某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京02民终2852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被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兴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高某给付赵某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澜城花园3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以下简称永清102室）所卖房款的二分之一（约120000元）；2.分割高某名下的银行卡余额2000元及股票账户100000元给赵某；3.高某给付赵某代为清偿债务的款项90000元（系买房时借亲戚李贵生、赵秀云、何永祥的钱）；4.本案诉讼费用由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赵某与高某于2007年3月12日结婚，于2015年1月29日协议离婚；长女高瑞琪由赵某抚养，长子高一博由高某抚养。2015年1月29日离婚协议及2015年3月3日补充协议约定：“河北省廊坊永清县澜城花园3号楼1单元102号由儿子高一博所有，男方可自主售卖，需女方同意，所卖钱由儿子所有”；赵某后来得知高某因为股市止损的原因擅自将永清102室出卖。赵某后来了解到，离婚时，高某尚有银行存款和股票若干。对双方约定的共同债务90000元，高某未偿还。赵某多次与高某沟通履行义务，但高某推脱至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赵某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高某辩称，不同意赵某要求高某给付永清102室所卖房款二分之一的诉讼请求；儿子高一博由高某抚养，售房款也应该由高某保管。不同意赵某要求分得高某名下银行存款2000元及股票账户100000元的诉讼请求；对于高某名下存款，在2015年1月13日的银行卡余额为5.54元，之后是离婚后的入账700多元；针对高某名下股票账户，买房是在2014年8月19日左右刷卡付的购房款，双方结婚7年，若有该财产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就应该主张分割，股票里的钱是高某弟弟高峰的钱，比如在2014年11月23日从高峰账户转给高某，从高某的卡里直接转入股票账户，之后的情况都是这样；在2016年3月16日从股票账户转给高峰150000元，发生在赵某起诉离婚之前。不同意赵某要求高某给付代为清偿债务的款项90000元；认可从赵某家里借款35000元，其中的一笔是高某在2015年10月23日通过支付宝转给赵某10000元，该借款赵某已自行还清；所谓的90000元，其中50000元是从高某的母亲处借的，剩余40000元是为在采育买房子1套，是高某自己支付的，证据里有刷卡记录，就是补0.5平方米面积差的钱。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险钱的一半4765.75元及离婚后高某支付的全部保险钱4000元，合计8765.75元（在2013年10月3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交了4765.75元，在2014年10月3日交了4765.75元，在2015年9月3日给赵某打款1000元，在2015年9月28日给赵某打款3000元，备注均写了是给孩子上保险的钱，在2015年1月29日离婚，在2015年打款的两笔保险钱均是高某自己的钱，所上保险都被赵某在2016年11月6日给退保了，钱在赵某处）；2.赵某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的二分之一，金额为77433.88元（在2014年7月29日向邵凤借款100000元，在2014年8月8日向邵凤借款50000元，其中通过银行卡转账35000元左右，其余为现金；双方当事人婚前使用广发银行信用卡借款4867.76元）；3.依法分割赵某名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银行卡中未分割的银行存款（合计9924.65元）的二分之一4962.33元给高某；4.赵某返还高某采育房屋贷款31216.28元（贷款系办在高某名下，按照离婚协议书贷款应由赵某偿还，但赵某未偿还，高某只好进行偿还，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6日共偿还18笔，每月大概偿还2500元左右）。事实和理由：高某与赵某于2007年3月12日结婚，在2015年1月29日协议离婚，婚生女高瑞琪由赵某抚养，婚生子高一博由高某抚养；高某与赵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婚生子高一博购买保险每年花费4765.75元，交费2年，离婚后高某个人承担4000元；后赵某退保，高某认为，赵某应将属于高某的款项返还；高某与赵某在2015年1月29日协议离婚时，并未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案外人邵凤的150000元及广发银行信用卡4867.76元共同债务如何承担，高某认为，该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每人应承担二分之一；高某与赵某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采育房屋贷款由女方承担，因该银行贷款是以高某名下银行卡办理贷款，离婚后，高某还贷款共支出31216.28元，赵某应予归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高某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如所请。赵某对高某的请求辩称，第一，对高某的第1项请求不予认可；儿子在出生后共上了2个保险，其中第1个保险是红利保险，第2个保险是重疾保险，上保险人是赵某；给儿子上保险的保费是每年6000多元，给女儿上保险的保费是每年2000多元；在离婚后，儿子的保险应当由高某继续上，但高某拒绝为儿子上商业保险（交纳保费）；在离婚后第1年赵某向高某要儿子的保险费，高某支付了一部分，后高某拒绝支付，因此赵某每年要承担8000多元的保险费，因无力负担，于是赵某将儿子的红利保险给退保了，退保的具体年份给忘了，给儿子留了1个重疾保险；但是在2017年赵某的经济条件改善，又给儿子上了1个人保公司的红利保险；对高某所主张的保险钱，因为从保险公司退保属于违约，所以根本退不了那么多钱，大约只退了1000多元。第二，对高某的第2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对高某所主张债务，赵某不知道，亦不认可；债权人为邵凤的150000元借款纯属假证，在原审时高某说是用来购买采育房产，而且证据中的2笔日期与赵某刷卡买房的日期一致，但在本次诉讼中高某又主张是共同债务，并没有提到购买采育房产的事情，而是变成了向高某的母亲借款了；既然高某主张是借款，那赵某认为邵凤应出庭作证，因为赵某不认识邵凤，邵凤应当出庭说明该笔款项的来源；另外，通过高某提交的邵凤的居民身份证住址，赵某找到了邵凤所在村的书记，书记找到了邵凤和他的父亲，邵凤和他父亲说不知道借款的事情，也不认识高某，所以如果采信高某的意见，邵凤就应当出庭作证；对于离婚前广发银行信用卡的借款，没有用于生活开支，高某不知道亦不认可。第三，对于高某的第3项请求不予认可；关于银行存款，对具体金额赵某不认可，亦不同意分割，请法院查证。第四，对于高某要求赵某返还高某所偿还采育房屋贷款31216.28元的请求，对事实与理由不予认可；此套房产已赠与女儿，无论是偿还贷款还是收房，均属对子女的赠与，且不可撤销，就像赵某给儿子上保险一样，都是自愿行为；针对还房贷和收房款，高某已分别两次对赵某提起诉讼，要求赵某偿还；第1个案件的案号为（2018）京0115民初1394号，在高某起诉后，其未到庭，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了；第2个案件的案号为（2018）京0115民初15138号，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采育法庭审理，在2018年10月22日开庭，后高某撤回了起诉；而且对于采育房产，高某拒绝为赵某办理房产证，更别提过户；还贷所涉房屋已经赠与女儿了，高某已经从赵某处要去15500元，有支付宝转账记录，这个钱是高某转到自己的卡中；高某确实还了房贷，但是在双方闹掰之后，赵某给了高某上述15500元，又在女儿抚养费执行过程中给减免了20000元，所以不应支持该项请求。另外，高某提到股票账户的资金是高锋的，对此赵某不予认可，高某在2008年开始炒股，那时高峰才上高中；高某提到的炒股日期，高峰才大学毕业，何来这么多钱进行炒股；对于股票账户的钱，从高某的交通银行账户自2009年至今的资金往来记录，可以分析出是高某在炒股；高某提到24800元应该是高峰的，既然高某主张都是高峰的钱，高峰就应该出庭作证；高某是炒股经纪人，名下有很多账户，包括其母亲的；对于采育房子借款，赵某主张的90000元借款，证人已出庭作证并有证人证言及转账单据，在原审第1次开庭时，高某称没有向赵某家借过钱，是向其母亲借款300000元；在原审第2次开庭时高某又提交了向邵凤借款150000元的证据材料，后来因为证据材料对不上变成了向赵某家借款35000元，向其母亲借款50000元，对于上述借款总和的用途和还款情况请法院依法核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某、高某于2007年3月12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于2007年12月22日生育一女高瑞琪，于2013年8月31日生育一子高一博；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15年1月29日登记离婚（即协议离婚）；在婚姻登记机关存档的“离婚协议书”载明：“一、子女的抚养：婚后生育一儿一女，高瑞琪（女儿），2007年12月22日出生，归女方抚养，由男方支付抚养费2000元/月，直到女儿十岁。高一博（儿子），2013年8月31日出生，归男方抚养，女方无需支付抚养费。双方均有对子女的随时探视权。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房产：双方共同财产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里澜城花园三号楼1单元102号房产归儿子高一博继承，男方可自主售卖，所卖钱由儿子所有。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DX10-0001-6006地块二类居住用地4号楼1层二单元103归女儿高瑞琪继承，女方有居住权。三、债权债务：双方因购买住房所欠债务共40万元，其中男方承担9万元，女方归还剩余31万元的房贷”。协议离婚后，在2015年3月3日，双方当事人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约定：“1.双方共有财产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里澜城三号楼1单元102号房产归儿子高一博所有，男方可自主售卖，所卖钱由儿子所有。2.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DX10-0001-6006地块二类居住地4号楼1层二单元103归女儿高瑞琪所有，女方有永久居住权，男方不得干预女方的居住权，并不得对该房产主张任何权利或利益。3.本协议双方可自愿办理公证”。上述“离婚补充协议中”确认归高一博所有的永清102室购买价格为205960元（其中105960元为首付款），系于2011年6月27日与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永清102室已由高某在2015年出售（赵某主张出售时间为2015年12月左右，高某主张出售时间为2015年下半年），房款在高某处；对于永清102室，赵某主张售房款为250000元（听高某说的），高某在庭审过程中，曾主张售房款为180000元，后又主张售房款为130000元左右，房屋已经过户了，具体后续房屋情况不清楚。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双方因购买住房所欠债务共40万元”系指为购买“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DX10-0001-6006地块二类居住地4号楼1层二单元103”（以下简称采育103室）；采育103室的购买价格为851485元，其中首付款为511485元（分3次POS机刷卡付款，付款金额分别为100000元、295000元、116485元，付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7月28日、2014年8月19日、2014年8月19日，付款账户分别为赵某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赵某名下中国银行账户、高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均由高某在持卡人存根上签字确认），按揭贷款为340000元，该房屋系购买于2014年；采育103室在购房时又称为“当代采育满庭春苑4号楼2单元103室”，由高某与开发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对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其中男方承担9万元”，赵某主张系向女方亲属所借，即向何永祥借款40000元，向赵秀云借款30000元，向李贵生借款20000元，上述借款合计90000元，本应由高某负责偿还，因高某未偿还，所以赵某已替高某偿还完毕；就其主张，赵某提交赵连来（系赵某之父）、赵秀云（系赵某之大姑）、何永祥（系赵某的老姨夫）、李贵生（系赵某之二姑夫）、陈秀娟（系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的书面证人证言及3张欠条（分别载明向赵秀云借现金30000元，向何永祥借现金40000元，向李贵生借现金20000元，均用于买房）、赵某名下中国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在2014年8月18日存现48000元，在2014年8月19日转账汇款10000元，在2014年8月19日存现30000元，合计88000元，然后在2014年8月19日POS机刷卡支付部分首付款295000元）等证据材料，其中赵连来、赵秀云、何永祥已出庭作证；在赵连来的书面证人证言中还提到：“2014年8月10（日）前后，接到女儿电话称房子摇到号要买，但首付款缺十万元左右，因为高某沉迷炒股，他不愿意买，说我女儿能在规定期内借到十万元钱，这房子就买”。在诉讼过程中，庭审时，对高某所提交证据材料，赵某曾质证称：“……高某转到我的卡中，又转到案外人卡中，离婚协议中的90000元债务现在实际欠款80000元。赵某实际偿还了借款债务的80000元”，并在辩论时称：“80000元应该由高某负担。高某当庭认可90000元的共同债务。高某实际履行了还款10000元的约定。还款也是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关于高某炒股的情况，赵某在庭审中陈述称：“2014年7、8月要买自住商品房，6月的时候高某因炒股和我发生矛盾，要把双方所有的钱用于炒股，我看过高某的盈利本金为150000元，（其中）盈利为20000元。当时高某不同意把炒股的钱用于买房”。对上述“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其中男方承担9万元”，高某主张系其为购买采育的商品房所借，其中有50000元系向其母所借（借50000现金，出借人分2次提供，分别为20000元、30000元，未出具借条，之后还未偿还），剩余40000元系刷信用卡支付购房款（之后已偿还广发银行信用卡借款）；但在诉讼过程中，高某又主张其向案外人邵凤借款150000元，并提交2张借条（分别载明高某于2014年7月29日向邵凤借款100000元，于2014年8月18日向邵凤借款50000元，均载明系为购房所借）及转账记录；邵凤未出庭作证。上述“离婚协议书”中“女方归还剩余31万元的房贷”系指由赵某归还采育103室的按揭贷款；高某主张在双方离婚后1年期间双方还是居住在一起，有段时间的房贷系由高某偿还，每月还款2500元至2700元，使用高某的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等还款；诉讼过程中，高某明确主张其替赵某偿还了采育103室的按揭贷款31216.28元（自离婚后的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6日共偿还18笔，每月大概偿还2500元左右）；高某所提交支付宝电子回单显示上述18笔转账的“摘要”均为“还贷款”等措辞，即在2015年2月13日转账1000元、1161.89元、653.06元，在2015年3月17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4月14日转账1892.25元，在2015年5月11日转账2000元，在2015年5月18日转账500元，在2015年6月6日转账2000元，在2015年6月7日转账759.08元，在2015年6月28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7月28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9月14日转账1000元，在2015年10月17日转账2600元，在2015年11月10日转账3000元，在2015年12月16日转账50元，在2015年12月18日转账800元、2000元，在2016年2月16日转账2800元，以上合计31216.28元，上述款项均转入高某名下的用于扣除按揭贷款的北京银行的账户内。赵某（投保人）在2013年10月3日（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为高一博（被保险人）投保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的人身保险合，投保主险为“平安鑫利两全保险（分红型）”；所涉保险单载明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高一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赵某，投保主险为“鑫利（936）”（保险期间为80年，交费年限为2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35000元，保险费为3972.50元），附加长险为“鑫利重疾（939）”（保险期间为80年，交费年限为2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35000元，保险费为745.50元）、“豁免重疾C12（1103）”（保险期间为20年，交费年限为19年，保险费为47.75元），同时载明首期保险费（年交）合计4765.75元，以上豁免重疾C12所豁免的保险费为“鑫利”35000元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险费3972.50元。对双方名下的银行存款的余额及交易情况，双方均提交大量银行交易明细，双方均要求分割对方名下的存款等金融资产。本院认为，离婚登记系指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按照法律规定解除现存婚姻关系才采取的一种行政行为；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当事人协议离婚时达成了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后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而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离婚财产纠纷可以视为离婚纠纷所涉财产分割内容的延续，类似于离婚纠纷、分家析产纠纷，被告方所提出诉讼请求通常不在于抵消和吞并原告诉讼请求，而是案涉所处理财产范围的扩大，所以一般不构成反诉，而系按照一般诉讼请求处理；具体至本案，双方当事人因履行离婚协议书等事宜发生争议，本院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实践中，在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因继续同居等原因，往往达成新的财产分割协议；对上述协议的法律性质，应根据具体案情确定为同居关系析产协议、赠与协议、离婚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等，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至本案，正如赵某所指出，其与高某在2015年1月29日所签订“离婚协议书”中，将2套房屋，即诉争永清102室、采育103室分别确定由儿子高一博、女儿高瑞琪继承，而继承系在离婚的男女双方死亡时才发生，故该财产分割内容存在重大瑕疵，缺乏操作性，之后，在不到2个月的2015年3月3日，双方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将两套房屋的处理方案由归子女继承明确为归子女所有；据此，因应认定“离婚补充协议”系对原“离婚协议书”的明确及补充，对于在“离婚补充协议”中有约定的，按“离婚补充协议”处理，对于未约定的，按“离婚协议书”处理。在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后，高某将永清102室出售；关于赵某所主张要求分割永清102室的售房款的二分之一（约1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离婚补充协议”中对明确约定对永清102室“归儿子高一博所有，男方可自主售卖，”，故高某将上述房屋出售未违反双方约定，因双方在“离婚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所卖钱由儿子所有”，故高某要求分得售房款的二分之一与约定不符；据此，对赵某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售房款的保管问题与本案离婚后财产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亦不作处理。在本案中，对对方名下的存款等金融资产，双方均提出各自请求，即赵某要求分割高某名下的银行卡余额2000元及股票账户100000元，高某要求分割赵某名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银行卡中未分割的银行存款（合计9924.65元）的二分之一4962.33元；就此，本院有以下考虑。第一，对于对方名下有存款等金融资产，双方均知情，正如赵某所陈述，高某系股票经纪人，赵某之父的书面证人证言中也载明高某沉迷炒股，高某亦认可其经常炒股；采育103室的首付款系从赵某的中国银行账户中扣款，高某亦应知道赵某银行账户内有相关存款。第二，虽然“离婚协议书”中未载明对存款等金融资产的处理方案，仅载明对房产的处理方案，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很大程度上存在双方已达成各自名下金融资产归各自所有的合意。第三，即使男女双方在离婚时因负面情绪影响等各种原因未就全部财产处理达成合意，但是在随后的2015年3月，双方对立情绪应已冷静，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在该份文书中仍未载明关于存款等金融资产的分割方案，一般应认定双方已达成各自名下存款等金融资产等各自所有的合意。第四，即使双方未对存款等金额资产处理在离婚时及离婚后达成合意，综合考虑“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补充协议”中子女抚养处理事宜及财产分割事宜之约定，本院亦认定双方各自名下存款等金融资产归各自所有。综上所述，对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分割对方名下存款等金融资产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为购买采育103室所借夫妻共同债务，在“离婚协议书”中已有明确约定，即男方偿还90000元，女方偿还房贷310000元，合计400000元；现高某主张存在为购买采育103室向邵凤借款合计150000元，有悖上述约定，且根据赵某向邵凤所作核实情况，存在重大疑点，故本院不予认定；同理，高某主张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前使用广发银行信用卡借款4867.76元，在“离婚协议书”中没有体现，且就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等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据此，对高某要求赵某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的二分之一（金额为77433.8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赵某要求高某偿还赵某替高某偿还的共同债务9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对赵某主张该项为购买采育103室所借90000元系向女方亲属所借的事实，赵某提交多份书面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到庭作证，且有银行交易明细予以佐证，其提供证据对待证事实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第二，对高某所主张为购买采育103室所借90000元系向其母借款50000元及刷卡（透支银行卡）支付4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高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三，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为购买采育103室借款合计400000元（90000元加上310000元房贷）的情况下，高某先是主张上述90000元系向其母所借和透支信用卡所借，后又主张还向邵凤借款150000元，前后陈述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第四，现实生活中，虽然存在离婚时约定由男方偿还向男方亲属所借债务，由女方偿还向女方亲属所借债务的情形，但也广泛存在对于向本方亲属所借债务默认由本方偿还，不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而所约定应偿还借款往往系向对方亲属所借的情况；第四，在诉讼过程中，赵某先是主张其已代高某偿还上述共同债务90000元，后又自认其中的10000元系高某先给付赵某，再由赵某偿还其亲属，故对赵某所垫付款项金额，本院确定为80000元；第五，除上述所偿还10000元款项外，高某还主张给付了赵某其他款项，但即使存在向赵某转账汇款的情况，亦缺乏所涉款项系委托高某偿还共同债务90000元之间的关联性。据此，本院认定高某应向赵某给付代偿债务款项80000元。父母对子女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人寿保险等，均应视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具体至本案，双方出资为子女投保商业保险，视为对子女的赠与，后因经济原因，赵某将为高一博投保的分红型等保险退保，退保所涉保险现金价值或保险费较少，后经济改善，赵某又为高一博投保红利型保险；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赵某对该项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合理，其并未恶意侵害子女利益，而系因经济原因作出相应调整，且所退还保险费或保险现金价值亦属子女之财产，不应在离婚男女双方之间进行分配，故对高某所主张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险钱的一半4765.75元及离婚后高某支付的全部保险钱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不论采育103室归于何人，按照“离婚协议书”之约定，对于因购买采育103室所欠按揭存贷款310000元应由赵某负责偿还，且按照“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之约定，赵某对采育103室享有居住权，双方约定由赵某偿还相应贷款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1月29日离婚，故发生在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6日期间的18笔还贷行为，应认定系高某替赵某偿还贷款合计31216.28元；虽然赵某主张存在赠与等可能，但口头赠与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虽然赵某主张其针对上述代为还款曾向高某给付款项，但即使存在资金往来，亦缺乏所涉款项系针对代偿进行还款之间的关联性。据此，赵某应给付高某代为偿还按揭贷款31216.28元。综上所述，对双方当事人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某代为清偿共同债务的款项80000元；二、赵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某代为偿还房屋按揭贷款的款项31216.28元；上述第一、二项金钱给付义务抵付后，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某48783.72元；三、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元，由赵某负担150元（已交纳），由高某负担2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审 判 员  刘 瑶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张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