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鄂0102行初331号原告沈明，男，汉族，1957年8月27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江岸区房地产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35号3栋1-3层1室。法定代表人胡磊，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帆（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邓万想，系局长。委托代理人陆义芳（一般授权代理），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明诉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公房行政管理一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原告沈明起诉的被告不适格，经向其释明，原告沈明变更被告为武汉市江岸区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江岸房产公司）、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行终608号《行政裁定书》将案件移送至我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江岸房产公司、市房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穗、汤秋萍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明诉称，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室为标准租金的直管公房，原承租人为沈法涟。现该房屋属于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的房产。从1982年5月分房起，原告沈明就和母亲沈法涟一起同户籍、共同生活居住使用，原告沈明在该房屋中结婚成家，生育两个儿子，大儿子沈亚星，小儿子沈亚光，原告沈明其他处无住房，户籍也一直在该房屋里，一家四人在该直管公房里与原承租人沈法涟是实际事实同户籍的共同承租人。2001年3月1日，原承租人沈法涟死亡后，原告沈明早在1995年就是该房屋的户主一直到现在，该房屋只有原告沈明一家4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按照该房屋的原租赁合同继续租赁该房屋，从2001年6月至2014年7月是该房屋的低保户。在2001年3月1日沈法涟去世后，她的承租权自然随着她的死亡而消失，不可能再成为该房屋的承租人。该房屋是国家的直管公租房，承租权是不能继承的，只有符合法律、法规条件的直系亲属，才能有承租权续租继续居住，成为承租人。该房屋并不是沈法涟的遗产，所以该房屋从2001年3月1日沈法涟去世那天起，已与原承租人沈法涟没有任何关系。该房屋也一直由该房屋的实际共同承租人原告沈明和妻子，两个儿子继续居住使用，续缴房租，履行该直管公房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直至2014年9月房屋拆除。2001年3月1日沈法涟去世后，两被告就知道沈法涟已经死亡，房租就找原告沈明收取，原告沈明以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了租赁合同。原告沈明从2001年3月1日原承人沈法涟死亡后至2008年已与两被告建立了不可否认的事实租赁关系，系该房屋唯一合法的承租人。两被告在2008年换发《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时，该房屋只有原告沈明一家四人居住，原告沈明是该房屋十几年的户主，是该房屋里的低保户，在他处无住房。2008年7月3日，两被告为邱秉慧办理该房屋新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时，邱秉慧既没有该房屋的户籍、户口本，也没有该房屋户主即原告沈明的委托书，也没有已经去世8年的沈法涟的委托书，而邱秉慧在2008年7月3日写出承诺书，已向武汉信腾台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声明沈法涟已死亡，邱秉慧的身份证的住址是武汉市江岸区育才三村36号2楼2号标准租金公租房里的户主，两被告凭什么接受邱秉慧的申请办理了该房屋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并且该房屋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由邱秉慧严密保守，至今还在其手中。原告沈明现在才得知2008年该房屋换了《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承租人的名字仍然填写为沈法涟，而且同户籍、共同居住成员表栏里没有填写任何人。《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里强调：请认真填写，这将可作为以后房屋过户，转让，房改手续的依据，该房屋在2008年7月3日换发新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房租约》时，该房屋住房租约里没有显示一个成员。当时沈法涟已经死去了八年，民事权利早已丧失，沈法涟的承租权随着死亡而消失。该房屋在2008年只有原告沈明才是适格的承租人。两被告知道“同户籍、共同居住成员”就是共同承租人，也知道“同户籍、共同居住成员”就是房屋转让、更名、房改的依据，可是两被告却没有填写“同户籍、共同居住成员”。两被告的行为剥夺了原告沈明一家四人的共同承租权的权利，剥夺原告沈明该房屋过户、转让、房改的依据，严重侵犯了原告沈明一家四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两被告应履行职责重新补发更正在2008年7月3日换发该房屋《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承租人为沈明，归还2008年原告沈明一家四人房屋过户、转让、房改手续的依据，并与原告沈明进行房改手续。故原告沈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武汉市关于办理直管公房承租人过户分户更名的规定》、《武汉市房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及《武汉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1、依法撤销两被告在2008年7月3日换发由邱秉慧代办的标准租金直管公租房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室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里2001年早已死亡的承租人沈法涟；2、判令两被告履行职责，补发更正2008年7月3日换发的标准租金直管公租房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室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填写2001年3月原承租人沈法涟死亡后至2008年换证时已是事实合法的唯一承租人为沈明，并填写实际事实同户籍、共同居住成员：沈亚光、沈亚星、熊秀华，归还原告沈明一家四人的房屋过户、转让、房改的依据。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江岸房产公司辩称，1、我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公司并非行政机关、亦没有作出与本案原告沈明签订、变更或终止国有公房租赁合同的行为，与原告沈明不存在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主体条件。故原告沈明向我公司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2、原告沈明并未向我公司提交过过户申请文件，未启动公房过户的审批程序。本案中，原告沈明主张公司违反《武汉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关于办理直管公房承租人过户分户更名的规定》的规定，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截止本案起诉之时止，原告沈明并未依据相关规定提交正式申请文件，故而我公司也无从对其所谓的申请提交任何书面审核文件，作出任何同意或不同意的意思表示，其所谓公房过户申请程序并未启动，原告沈明所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存在。3、原告沈明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依据《关于办理直管公房承租人过户分户更名的规定》，“民用住宅承租人申请过户，新承租人必须是与原承租人同户籍，并与原承租人同住三年以上已成年的近亲属，且因他处无住房或住房面积在特困标准以内。需继续租住的新承租人的顺序依次为原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近亲属。如有同一顺序多个依法享有共同承租权成员的应在家庭成员中签订书面协议，或经司法仲裁机关裁决，明确过户后的新承租人，方可申请过户。”本案中，原告沈明与其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矛盾，无法达成协议，后诉至贵院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其请求又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被驳回，故而，原告沈明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4、原告沈明引用的法律规定已经失效。据查，依据《市房管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武房规[2017]12号）的规定，原告沈明引用的《市房地局关于修改的通知》（武房管[2000]216号）已于2018年1月1日废止，不能作为本案审判依据。5、原告沈明的诉讼基础已经丧失，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据查，本案诉争的房屋早于2014年9月28日被拆除，且原告沈明已与相关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其再行主张承租权的基础已经丧失，故原告沈明提出的诉讼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就本案所涉纠纷，原告沈明曾于2017年7月向贵院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贵院以（2017）鄂0102民初54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沈明后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鄂01民终1101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审判决。综上，原告沈明所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我公司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沈明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房管局辩称，1、我局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裁定驳回原告沈明对我局的起诉。根据《武汉市房产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我局不是涉案房屋的管理单位。并且，本案中原告沈明请求撤销的订立《武汉市公有住房租约》的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并非我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也不应当是我局。我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沈明对我局的起诉。2、涉案直管公房已被征收并拆除，原告沈明请求撤销并更正《武汉市公有住房租约》没有事实基础。根据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54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现该房屋已被征收并拆除，且各方与相关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各方再主张承租权的基础已丧失，故沈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其享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直管公房的承租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不予支持”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1101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沈明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已丧失，要求确认其享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直管公房的承租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正确”的事实，涉案公房已被征收且于2014年9月28日被拆除，故原告沈明请求撤销并更正《武汉市公有住房租约》没有事实基础，应予驳回。综上，我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原告沈明的诉讼请求已没有事实基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沈明对我局的起诉。经审理查明，邱楚材与沈法涟于1949年结婚，生育有5个子女，即邱秉慧、邱秉念、邱秉英、邱琪及原告沈明，双方于1964年1月17日离婚。沈法涟于2001年3月1日去世。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房屋系武汉信腾台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腾公司）管理的直管公房，沈法涟系该房屋的承租人。自1980年起原告沈明及邱琪与沈法涟在该房屋共同居住。1990年邱琪从该房屋搬出。原告沈明除1983年至1985年期间短暂搬离该房屋外，一直在该房屋居住至2014年9月27日。沈法涟一直在该房屋居住至2001年3月1日去世。2008年7月3日，邱秉慧向信腾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声明承租人沈法涟（已死亡、失踪多年），同时承诺带为履行《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中缴纳租金等相关义务，且承诺若因此发生纠纷，由其承担一切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同日，邱秉慧代沈法涟与信腾公司签订了岸房直5201029002号《武汉市公有房屋住房租约》，载明承租人为沈法涟。原告沈明因对该《武汉市公有房屋住房租约》办理及记载事项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另查明，2014年9月28日，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村40号2楼2号房屋被拆除。嗣后，原告沈明与房屋征收管理部门就案涉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邱琪、邱秉慧与房屋征收管理部门就以上房屋亦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还查明，原告沈明曾以邱琪、邱秉慧为被告，以信腾公司为第三人向我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我院确认其享有案涉房屋的承租权。我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546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房屋系信腾公司管理的直管公房，沈法涟系该房屋的承租人。现该房屋已经被拆除，且各方已与相关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各方再主张承租权的基础已丧失，故判决驳回了原告沈明的诉讼请求。经原告沈明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2018）鄂01民终1101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系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设置的法律救济途径。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或者行政行为侵犯了其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沈明起诉要求撤销两被告在2008年7月3日换发案涉房屋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中填写的沈法涟的名字，并补发更正该租约，将承租人填写为原告沈明。本院认为，首先，在2008年7月3日换发案涉房屋《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时，虽然当时的承租人沈法涟已经去世，但是重新换发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上的承租人并未进行更名，仍为原承租人沈法涟，且并未为任何人增设新的权利和义务，故被诉《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的换发行为并未侵害原告沈明的合法权益。其次，通过我院及市中院的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因案涉房屋已被拆除，原告沈明已就案涉房屋与相关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故重新换发的《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事实上也并未影响原告沈明就案涉房屋补偿权益的实现，且在原告沈明及其他相关人员与房屋征收部门就案涉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案涉房屋的承租权已归于消灭，原告沈明主张案涉房屋承租权的事实基础已经丧失，故其提出的重新换发《武汉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的主张无事实依据。综上，原告沈明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以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沈明的起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汤秋萍人民陪审员  徐 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