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9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吉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远华，职务不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锋，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强，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重庆云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聂吉利，职务不详。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世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松，男，汉族。原审被告：邱志斌，男。上诉人重庆吉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汤强、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陈小松，原审被告邱志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7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吉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锋，被上诉人汤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被上诉人中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世杰，原审被告邱志斌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陈小松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汤强对吉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邱志斌有权代表吉丰公司在《关于问题的处置协议》（以下简称《处置协议》上签字，是错误的。邱志斌为吉丰公司在案涉工程现场的工作人员，吉丰公司并未授权其签署协议,事后吉丰公司也未进行追认,邱志斌也认可未得到公司的授权,并且,汤强也明知邱志斌无权代表吉丰公司前述协议。因此,《处置协议》对吉丰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仅依据邱志斌系吉丰公司工作人员就认定其有权代表吉丰公司签订协议,进而依据该协议认定吉丰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二、《处置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主体由吉丰公司变更为中恒公司,一审判决认定吉丰公司构成债的加入系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处置协议》对吉丰公司产生效力,吉丰公司也不是付款责任的承担主体。在《处置协议》签订时,中恒公司应付给吉丰公司的工程款未付清,且未付工程款金额高于陈小松应付给汤强款项的金额,因此《处置协议》载明欠付汤强的款项由中恒公司支付,本案债务已经发生转移,吉丰公司并非付款主体。三、一审判决未查清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中恒公司付款的前提是汤强应于2018年11月10日前完成梁的铺设并将架桥机撤离施工作业面,且于15日内将全部设备撤离施工现场。一审中,汤强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完成前述工作。一审判决对该基本事实未进行查明。汤强辩称，1.邱志斌作为吉丰公司的现场代表，其行为为职务行为，一审中邱志斌和吉丰公司均承认其是项目负责人；2.《处置协议》约定吉丰公司、中恒公司在约定时间内付款，该条款系债的加入，一审认定债的加入正确；3.汤强在2018年11月15日将设备全部撤离，且告知邱志斌、文胜才，并得到认可，同时有江行武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一审对撤离现场的事实认定正确，付款条件成就。一审中，吉丰公司虽否认江行武其人，但从之后的证据可以看出吉丰公司代江行武支付款项。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恒公司辩称，1.吉丰公司上诉理由第2条不予认可。中恒公司并非是汤强的合同相对方。中恒公司不应承担向汤强付款的义务；2.中恒公司不是债的加入，且不是合同付款方。邱志斌述称，《处置协议》上邱志斌虽签字，但邱志斌只是现场负责人，不能代表吉丰公司，同意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汤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捷圆化工公司立即向寰球公司支付设计费278万元及延迟付款违约金13.9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6日，邱志斌与陈小松签订《预制T型梁施工协议》，约定陈小松从邱志斌处承接预制T型梁、制作、安装、梁场的建设。2018年2月20日，陈小松（甲方）与汤强（乙方）签订《桥梁安装工程劳务合同书》，约定陈小松将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空港综合配套区基础设施项目（二期工程）桥梁梁板安装工程承包给原告施工，工程施工内容为梁片装车、运输、梁片架设到位临时固定焊，包括设备进退场。工期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6月15日，第七条约定付款方式，甲方每月30日前按乙方当月完成的工程量的80%支付乙方工程款，剩余工程款及其他费用在乙方安装最后2片梁之前由甲方全部支付给乙方后完成安装；如甲方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工程款，则自超过期限的次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乙方利息；乙方收取工程款不提供发票，如需开具发票，税金由甲方承担。2018年11月1日，陈小松签字确认悦港北路大桥梁板安装工程结算价款695000元。2018年11月8日，形成《关于问题的处置协议》，载明在中恒公司重庆保税港区悦港北路道路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中恒公司悦港项目部）的见证下，吉丰公司和架桥班组汤强、陈小松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汤强班组承诺协议签订后，保证于2018年11月10日前将最后两片梁架设好并将架桥机撤离施工作业面，并于15日内将全部设备撤离施工现场。二、悦港项目部受吉丰公司委托作出如下行为：在汤强按期履约前提下，在吉丰公司应付款中代付架桥班组剩余工程款，金额为30.5万元，同时代付吉丰公司同意补偿给陈小松的设备超期费用3万元，前两项费用共计33.5万元直接支付给汤强，如果汤强按时撤离，支付33.5万元时间为2019年2月2日之前。三、如汤强班组不履行承诺，悦港项目部和吉丰公司有权组织其他架桥队伍进行施工，汤强班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阻挡。四、汤强班组撤离场地的吊车由陈小松提供，该协议承诺的支付金额将由项目部全额支付给汤强。汤强保证款项优先用于农民工工资支付。所有金额为最终协商金额，不作调整。五、吉丰公司如未按上述协议支付相关费用或者悦港项目部未按期代付，将按年息24%支付利息，承担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协议末尾吉丰公司悦港项目部加盖公章，汤强、陈小松签字，还有打印体“吉丰公司负责人（签字）”、签有邱志斌的名字。庭审中，吉丰公司表示对该协议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邱志斌表示签字只代表自己，该协议未征得吉丰公司同意和认可。中恒公司对项目部公章无异议，但认为中恒公司只是起见证作用。协议签订后，汤强于2018年11月10日完成悦港北路大桥T梁架设，将架桥机撤离施工作业面，于2018年11月24日撤离施工现场。汤强举示江行武签字的委托书和支付承诺书，拟证明陈小松签字委托吉丰公司向汤强支付劳务费，有吉丰公司江行武签字确认。吉丰公司不认可江行武是自己的人。一审庭审中，汤强陈述，陈小松签字的结算价款69.5万元，仅剩下处置协议中的33.5万元未支付；其中吉丰公司支付了24万元，是刘静波支付。吉丰公司不认可自己支付过24万元，也不认可刘静波是吉丰公司的人。一审庭审中，中恒公司陈述，其是悦港北路工程总包单位，将其中桥梁工程分包给吉丰公司。吉丰公司陈述，其接到分包后，自己施工，未分包他人，邱志斌是吉丰公司聘请的人员。邱志斌陈述，其是吉丰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但其在《处置协议》上签字没有吉丰公司授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本案中，汤强没有劳务作业施工资质，《桥梁安装工程劳务合同书》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陈小松是《桥梁安装工程劳务合同书》的相对方，应向汤强承担付款责任。陈小松同时在处置协议上签字，对金额进行了确认，故陈小松应支付剩余工程款30.5万元。根据处置协议，超期费用3万元本质上是吉丰公司补偿给陈小松的，该3万元的性质不是陈小松同意支付汤强的费用，而是陈小松同意由中恒公司或吉丰公司直接支付给汤强的费用，即是陈小松将应得的债权让与给汤强，故汤强应向中恒公司或吉丰公司主张，陈小松不负有支付义务。陈小松未到庭，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其他三被告是否对所有款项承担付款责任。首先，吉丰公司认可其接到工程后未再行分包、邱志斌是吉丰公司员工，邱志斌也认可自己是吉丰公司项目管理人员，故邱志斌的行为系代表吉丰公司；同时处置协议载明在中恒公司见证下，吉丰公司与架桥班组、陈小松协商……，表明中恒公司见证了吉丰公司参与协商；综上，该院认为，邱志斌签字处置协议代表吉丰公司，邱志斌与吉丰公司均陈述邱志斌没有吉丰公司的授权，该院不予采信，则处置协议是中恒公司、吉丰公司、陈小松、汤强的四方协议。其次，协议第二条约定，在汤强按期履约的前提下，中恒公司受吉丰公司委托代付余款，该条款实为附条件的债的加入行为，即原告按期撤场的情况下，中恒公司承诺将应付吉丰公司的款项拿出来支付原告，即中恒公司负有付款义务。再次，根据处置协议，中恒公司系代吉丰公司支付，本质上是吉丰公司支付，是吉丰公司承诺加入债的支付，也与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吉丰公司如未按协议支付相关费用……”相印证，即吉丰公司负有付款义务。最后，邱志斌与吉丰公司均认可邱志斌系吉丰公司员工，在该院认定邱志斌签字代表吉丰公司的情况下，邱志斌不承担付款义务。综上，陈小松、吉丰公司、中恒公司共同向汤强支付工程款30.5万元，吉丰公司、中恒公司共同向汤强支付超期费用3万元。上述款项未及时支付，应按处置协议承诺的年利率24%的标准向汤强支付利息，该标准亦与汤强与陈小松签订的《桥梁安装工程劳务合同书》约定的逾期付款利息标准一致，故三被告共同按该标准支付利息。利息以30.5万元为基数，自处置协议约定的付款截止日次日2019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由陈小松、吉丰公司、中恒公司支付；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由吉丰公司、中恒公司支付。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重庆吉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被告陈小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汤强工程款30.5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以3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重庆吉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汤强超期费用3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算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原告汤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32元，由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重庆吉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被告陈小松共同负担。”吉丰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并未参与《处置协议》的协商，也未对该协议盖章认可，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汤强、中恒公司、邱志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一审判决中恒公司、吉丰公司、陈小松对汤强承担相应支付责任后，中恒公司、陈小松均未提出上诉，因此，即使中恒公司二审答辩认为其不应承担支付责任，亦不属于本院审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汤强主张邱志斌有权代表吉丰公司在《处置协议》上签字，为此除举示《处置协议》外，还举示了《委托书》《支付承诺书》《领款单》《借支单》等证据。《处置协议》明确载明，该协议是在中恒公司见证下，由吉丰公司与架桥班组（汤强组或汤强）、陈小松协商。一审庭审中，吉丰公司认可邱志斌是其公司员工，邱志斌也承认其是吉丰公司项目管理人员。汤强举示的《委托书》《支付承诺书》《领款单》《借支单》能够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陈小松曾委托吉丰公司向汤强支付工程款，且吉丰公司亦实际向汤强支付了工程款24万元，该事实说明吉丰公司对汤强实际施工的事实知情。综合上述事实判断，本院确信邱志斌有权代表吉丰公司在《处置协议》上签字。吉丰公司称其未参与《处置协议》协商，邱志斌无权代表其签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处置协议》约定，中恒公司受吉丰公司委托向汤强代付余款，并承诺将应付吉丰公司的款项拿出来支付给汤强。该协议还约定吉丰公司若未按期支付款项，则应承担相应损失赔偿责任。吉丰公司主张《处置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主体已由吉丰公司变更为中恒公司，无事实依据。吉丰公司二审中明确，其仅对一审认定其参与《处置协议》协商的事实有异议，其余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签订后，汤强于2018年11月10日完成悦港北路大桥T梁架设，将架桥机撤离施工作业面，于2018年11月24日撤离施工现场。即汤强已按《处置协议》约定履行其相应义务，吉丰公司主张《处置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2元，由重庆吉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刘 毅审 判 员  乔 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吴学文书 记 员  董昫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