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04民初8509号原告项菊华，女，195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住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聂留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水玉，女，193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住杭州市江干区。被告项立毅，男，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住杭州市江干区。被告项维英，女，1951年9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住杭州市江干区。被告项某，女，195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住杭州市西湖区。原告项菊华为与被告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项菊华及委托代理人聂留辉，被告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项菊华诉称：原告与被告项立毅、项维英、项某均系被告何水玉与项锦松子女，项锦松于1990年11月13日病逝。××××年，原告与案外人沈剑明结婚，苦于双方无独立住房作婚房，原告便与父亲项锦松商量翻扩建当时就住的闸弄口10-7号老宅。××××年7月，父亲以在住户籍4人，即项锦松、原告、被告何水玉、被告项立毅名义申请房屋翻扩建，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原告在翻扩建房子中，不仅出资现金2000元，而且还提供5吨钢材。翻扩建后的1988年，父亲出现身体不佳状况，为确定房屋产权共有人，父亲征得家人同意后，以自己和原告、被告何水玉、被告项立毅、原告女儿沈耘路（××××年11月10日出生）5人为共有人申请办理土地证、房产所有权证，申请土地面积为210平方米、房屋使用面积为219.3平方米，并缴纳了相关办证费用。1990年11月13日，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就其所有的财产分割及继承事宜均未作处理。2006年闸弄口10-7号房屋拆迁，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及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项立毅签订了《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条例规定进行面积产权调换。即按219.3平方米面积拆一还一，再以杭州市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差价结算，安置总面积为276平方米。后原告提出，其本人为拆迁房屋共有产权人之一，被告项立毅签订的协议未经原告同意，安置面积过少，提出该协议无效，并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诉求。最后通过多方协商，重新由被告项立毅为代表，签订了新的安置协议书，即2007年1月31日的《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安置面积增加到326.2平方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50.2平米。2018年10月底，案涉房屋回迁，最终安置面积为462.21平方米，具体为：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面积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面积89.51平方米）、天晖铭园3幢2单元702室（面积95.46平方米）、三里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面积64.86平方米）、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面积86.20平方米）；另外还有42平方米，被被告项维英转过去。原告认为，闸弄口10-7号房屋系××××年父亲以在册人口父亲本人、被告何水玉、被告项毅、原告4人名义申请翻扩建，获批后4人共同出资出力进行了建造，该房屋系4人共同共有，拆迁后的安置利益也应归四人享有。同时，因为原告不断努力，使原本仅能安置276平方米的面积增加到了326.2平方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50.2平方米。鉴于原告现在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从未享受过其他拆迁安置和福利分房等政策，仅靠租房居住的实际情况，故希望增加50.2平方米部分利益归原告享有。另外，考虑到父亲已经过世，本案原被告为全部法定继承人，为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告要求对父亲的遗产部分一并处理。诉请判令：依法确认原告因原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10-7号房屋拆迁安置可分得其中173.803平方米；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面积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面积89.51平方米）两套合计173.69平方米分割给原告所有。庭审中，原告项菊华变更诉请为：依法确认原告因原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10-7号房屋拆迁安置可分得其中173.803平方米使用权；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面积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面积89.51平方米）两套合计173.69平方米分割给原告使用。被告何水玉辩称：1、房子由其建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326平方米房子，给儿子200平方、三个女儿各42平方；2、原告的丈夫代买过5吨钢材，但钱都是其和丈夫项锦松支出；后来怕出事，就不让原告丈夫帮忙了；原告没给2000元钱过；造房子的钱原告没出过，都是其和丈夫项锦松出的；3、造房子的时候，大女儿项维英和二女儿项某的丈夫出力的；儿子项立毅也在帮忙的。被告项立毅辩称：1、被告认为不存在分家析产问题，因为房子本身是父母的，造房子时父母和被告住在一起；拆迁也是以父母名字签的协议；翻建房子时，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分开居住，只不过原告那时户口还暂时放在父母这里没迁出；当时原告住省二轻公司集体宿舍，户口迁不进去；造房子的钱都是父母出资。2、土地储备中心和闸弄口村委会依据拆迁安置补偿有关政策，与母亲何水玉户在2007年1月31日进行了房产面积调产置换；在此期间，原告也没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根本不存在原告有产权在内；如果原告有产权，应该在签合同时就提出。3、原告之所以租房子住，是因为原告把华藏寺巷的福利房、曙光公寓商品房卖掉所致；原告系西湖区人民法院公布的老赖，卖房子时还进了拘留所；房子卖掉后，原告还报警称亲生女儿转移了财产；实际上，原告同前夫离婚时，房子已经归原告女儿的。4、2014年9月23日，和事佬调解时当着全省人民的面，批评原告的不孝和颠倒黑白，欠着母亲的钱不还，还来抢夺母亲房产；还明确告知原告，房子是父母的。5、原告为了钱和房子，可以六亲不认，状告自己亲生女儿和87岁的老母亲，请求法院公平公正的研判原告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被告项维英辩称：1、原告索原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10-7号拆迁安置房屋173.803平方米毫无依据。拆迁时，该处房屋户主系被告母亲，依据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主体为母亲何水玉、常住人口4人；该4人为母亲、项立毅一家三口；拆迁时原告没在该处居住，户口也不在此地。2、原告提供的户口档案查询情况不完整。闸弄口10-7号房屋拆迁之前，原告及其女儿早已将户口迁出到单位分配的大学路住房，原告提供的材料没写明其及女儿户口迁出时间，有混淆视听的嫌疑。3、原告称其有出资2000元，根本不存在；钢材是母亲委托原告代为购买，实际钢材费用由母亲支出，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出资行为。4、原告称10-7号房屋拆迁安置面积扩面的50.2平方米是其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诉求争取而来，根本是无稽之谈；房屋拆迁补偿国家有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法规来计算，拆迁补偿面积不是靠走关系开后门的；母亲一向奉公守法，扩面面积是母亲按国家政策规定争取到的安置补偿，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5、原告提供的《杭州市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不完整，只提供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6、被告父亲××××年5月15日打过翻建三间房屋的申请报告，当时父亲母亲考虑到被告是家中长女，为家庭作出了贡献，返城嫁的是农民，生活极其艰苦，父亲答应翻建房屋时给被告房间一间；为此，在申请报告有被告的印章；造房子时，被告及丈夫出了不少劳力。被告提出以上6点，并非要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父亲已作古多年，原告片面性材料不足为证；被告方没有为一已私利斤斤计较，都尊重母亲的分配方案；母亲为家操劳一辈子，为子女已经付出太多；被告系原告至亲，原告为其所谓权利，不顾亲情、不顾及母亲身体健康，将母亲告上法庭；原告之所以还没获得母亲的房屋，原因在其自身；原告20年前，以投资为由向母亲借的钱迟迟未还，对待母亲毫无信用可言。原告诉讼于法无据，纯属无理要求，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秉公处理。被告项某辩称：1、父亲1962年造房子时，持有52年政府发的国有土地证，原告2018年时拿出来给被告看过；后原宅地翻建过两次：××××年翻建时，三个女儿都已出嫁，都有自己婚房，户口也陆续迁出；2007年房屋拆迁时，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闸弄口村与母亲签订了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回迁房子结算单、过渡费领取单都是母亲的名字，以后领房产证也是母亲的名字；村里认为房子是父母亲一辈子辛苦创造的财富，属于父母亲的。2、原告称2006年签订的协议书，其实并非如此；原告充当了母亲的角色，母亲当时并不同意，坚持要自己签协议；因补偿面积太少，母亲多次到村里要求重新签订协议；后经过协商，在2007年重新由母亲签订了最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根本不存在因原告努力增加50.2平方米的事实。3、原告称其在××××年翻建房屋时出资2000元、提供了5吨钢材，不是事实；原告根本没出钱，钢材是母亲让其代买的，钱是母亲出的；姐姐项维英每星期都去帮忙的，做了很多辛苦活；砖头瓦片大部分是共购买、价格相当便宜；灯都是其装的，省下了不少钱。4、原告认为××××年翻建时父亲以在册人口4人名义申请的，但其提供的杭州市土地使用权申请登记表是报废表格，申请人是父亲项锦松、土地所有人也是父亲；安置政策是拆一还一，同户口没关系，而且拆迁时原告户口早已迁出；母亲的方案从拆迁以来就一直明确，房子326平方米，儿子200平方米，三个女儿各42平方米，大家都尊重母亲的分配方案。4、拆迁时，村里要其和大姐项维英共同安置一套，大家都觉得不妥当，后项维英的42平方米份额划到她自己名下，同项维英自己的回迁房一起分配了房子；经过母亲同意，村里给其安置了三里家园一区的房子，因地段偏远、房龄较老，扩面为64.86平方米，房子单独结算、购房款自行支付给村里；大姐项维英的购房也是自己付给村里的。5、原告将母亲诉至法院，是对母亲最大的不尊重不孝顺；母亲87岁高龄，辛苦了一辈子，子女应尽力的多关心尽孝心；要求对驳回原告无理要求，作出公正判决，诉讼费由原告承担。6、原告称其生活困难、租房子，其实原告卖掉了三套房子，其中一套是母亲的曙光公寓。原告项菊华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翻建房屋申请报告1份（复印件）、户口档案查询情况2份，以证明1963年4月，原告与父母迁居案涉闸弄口10-7号老宅；××××年7月，因住房面积小、条件简陋，原告父亲项锦松以自己及配偶何水玉、女儿项菊华、儿子项立毅4位在册人口名义向政府部门申请翻建房屋并获得批准的事实。2、杭州市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1份（复印件）。拟证明1988年，案涉房屋翻扩建后，户主项锦松以自己、何水玉、项菊华、项立毅、沈耘路5人作为共有权人，曾向土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3、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份，以证明案涉房屋于2007年1月31日签署拆迁安置协议、现已被拆迁安置的事实。4、老闸弄口地块回迁安置总结算单1份、2018年10月25日现金报销单1份、过渡费发放清单1份，以证明2018年10月底，案涉房屋回迁，最终安置总面积为462.21平方米及具体安置的房屋。5、原告与何水玉谈话录音1份，以证明××××年案涉被拆迁房屋进行翻扩建时，原告购买了5吨钢材、2000元现金用于造房的事实。6、房屋租赁协议3份、社区证明1份（复印件），以证明原告项菊华已离异，名下无住房、常年租住在外、经济状况较差的事实。7、原告前夫沈建明的证人证言1份，以证明原告为翻扩建闸弄口10-7号房屋，单独出资了现金2000元、钢材5吨；原告为家庭拆迁安置多争取到了安置面积50.2平方米的事实。8、原告同学黄永生的证人证言1份，以证明原告为家庭拆迁安置多争取到50.2平方米的事实；原告当时找过证人帮忙。9、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4份，以证明案涉四套房屋目前的产权登记情况。被告何水玉、项立毅经质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父母只是以4人的名义出面翻建，只是找个翻建的借口；报告上也有大女儿、二女儿、外甥要来居住的内容，并不是把原告的产权申请进去了；产权还是父母的；原告没把户口迁出日期填写上去，拆迁时原告已不在户。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项锦松当时写过杭州市土地使用权申报表但没上交，土管局查询无记录。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通话录音有异议，表示没听过，通话内容不清楚。对证据6表示与被告无关，原告无房住是其自身原因造成，原告把自己福利分房、商品房卖掉后才租房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的前夫也一直在说原告的不好、同意按照母亲的方案处理；证言的内容不真实，不存在出资2000元钱的事实；5吨钢材是父母亲委托原告前夫代买的；50.2平方米安置房是拆迁本身的补偿,并不是原告争取来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随便找个有写个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对证据9无异议。被告项维英经质证：表示质证意见与被告项立毅一致，同时提出：本来拆迁时就有326.2平方米，后来变成400多平方米是因为安置了高层房屋；原告称其争取了50.2平方米拆迁安置房，没有证据证明；大妹项某安置到三里亭一区的指标面积是42平方米，因为没有小房子，村里同意扩面20多平方米；项维英因为自己也有回迁房子，将母亲给的42平方米并在自己的拆迁份额内一并安置。被告项某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村里同母亲签拆迁协议，就是认可房子系父亲、母亲造的；房子翻建时用了当时户口在册的4人名义申请，但拆迁时原告户口已经不在拆迁房内；房子产权归父母亲的；××××年翻建房子时，户口都已经陆续迁出的；原告户口迁出时间没有体现出来。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该申服表系作废的，父亲母亲没上交，说明不了问题。对证据3、4无异议。对证据5表示不清楚，不存在2000元的事。对证据6表示有异议，与被告无关，原告不是没房子，先后卖掉了三套；原告社区里好象有同学的，不知道具体是社区里谁写的证明。对证据7有异议，原告前夫未出庭，2000元根本不存在，造房子的钱都是父母亲付的。对证据8有异议，被告并不认识原告说的同学，50.2平方的拆迁补偿协议是母亲签的，是母亲的房子，与原告无关。对证据9无异议。经查：原告提交的证据1翻建房屋申请报告、户口档案查询情况；证据2杭州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证据3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据4老闸弄口地块回迁安置总结算单、现金报销单、过渡费发放清单；证据9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均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证据5的录音记录，被告虽辩称对内容不清楚，但该录音发生原告与被告何水玉之间、录音光盘已交与被告，被告自可根据录音内容进行核对而不发表明确的意见，本院对该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该录音内容，虽有提及5吨钢材系原告方提供，但被告何水玉并未确认5吨钢材的款项系由原告方承担，原告提供不代表钢材款由原告承担；故本院对原告举证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证据6房屋租赁协议、社区证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7原告前夫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原告前夫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认定，故不予确认。证据8原告同学出具的情况说明，因证人的身份信息无从核对、且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认定，不予确认。被告项立毅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闸弄口地块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1份，以证明拆迁安置的政策。2、土地登记申请书（原件），以证明项锦松申请时的完整内容。该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政策内容虽可作为事实进行认定，但因其不属于证据范围，不予确认；土地登记申请书与原告提交的部分并不矛盾，予以确认。被告项某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老闸弄口地块回迁安置结算单1份、汇款证明1份、收据1份，以证明母亲将42平方米安置份额划分至其名下，安置了三里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的事实。该证据原告无异议，予以确认。根据证据的认定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项锦松与被告何水玉系夫妻，生育有长女项维英、次女项某、三女项菊华、儿子项立毅四子女。项锦松于1990年11月1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1962年，项锦松与被告何水玉夫妇在江干区闸弄口10-7号建造了两间平房。后被告项维英、项某陆续成家，分别于1979年9月1日、1981年12月将户口迁出。项锦松、何水玉夫妇及原告项菊华、被告项立毅户口仍在闸弄口10-7号内。××××年5月15日，时任闸弄口第一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的项锦松申请翻建、扩建房屋，报告载明：现家中在册人口计四人，即夫妻、儿子和小女。现儿子和女儿均已长大成人，但因住房紧张，儿子只好同父母同住一室，给生活带来了居多不便，况且儿子和女儿不久就要成家立业，而且他（她）们所在单位均规定，家中有私房一律不予分配分房，因此住房问题就更无法解决了。逢到节假日，大女、二女回家来探望，住宿问题更无从落实，只好寄居于亲戚朋友、左邻右首。而且项锦松祖传有二分七厘土地，解放后国家重新发给了土地证，当时为建住房，本人与所属第五生产大队商量，将自己原有土地调换至丝绸仓库门口建造住房。现住房已破烂不堪、既不美观又不安全，也不适宜现在杭州旅游城市的住宅发展要求。鉴于上述原因，准备在原有老房子的基础上翻建二层楼，以解决住宿的实际困难。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第一居民委员会于××××年5月25日盖章同意，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于××××年5月27日盖章同意。后项锦松、何水玉夫妇出资，在原被告共同帮助下翻建成了三间二层楼房。1988年10月17日，项锦松以其和妻子何水玉、儿子项立毅、女儿项菊华、外孙女沈耘路（项菊华女儿）为共有人申请土地登记，填写了土地登记申请书，载明土地性质为国有，用地面积为210平方米、建筑用地100.1平方米，土地实际用途为住房三间、灶房一间等。后该申请书未上交审批。2007年1月31日，因闸弄口村纳入拆迁范围，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何水玉签订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经现场调查核实，在册常住人口为4人，登记的拆迁建筑面积为219.3平方米；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现场评估，补偿费为人民币228277元；加上搬家补贴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合计款项为352408元，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给闸弄口村村民委员会，用于何水玉安置的多层农居点建设，安置时按实际安置面积结算，多退少补；安置方式：调产安置，安置地点在规划确定的闸弄口村多层农居点内，安置面积按城市折迁管理条例规定执行；安置总面积为326.2平方米等。2018年10月24日，老闸弄口地块回迁安置，何水玉户安置面积共420.21平方米，安置房源为：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89.51平方米）、天晖铭园3幢2单元702室（95.46平方米）、三里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64.86平方米）、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86.20平方米）。经结算：何水玉户共计应支付房款810808.94元，扣除旧房补偿费228277元，装修补贴优惠、综合补贴、扩面优惠等126190.86元，旧房补偿款未发放利息150663元，实际需支付308928.08元。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另有42平方米安置面积，根据被告何水玉的安排，已由被告项维英转至其自身的拆迁安置面积另行安置。天晖铭园3幢2单元601室目前由被告何水玉使用；三里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由被告项某使用，相应结算款费用114052.02元由被告项某自行支付；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目前尚未结算也未领取。本院认为，案涉争议被拆房屋翻建、扩建于××××年5月，产权归属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确定。《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4年2月13日）第九条规定：社员建房用地，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山区、丘陵、平原、牧区、城效、集镇等不同情况，分别规定用地限额，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用地限额，结合当地的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俗、计划生育等情况，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根据该规定，当时利用村镇宅基地进行建房需具有社员身份权的资格条件，宅基地面积数也与户内社员人数相关。现有证据表明：项锦松户于××××年5月申请翻建、扩建案涉被拆迁房屋时，户内人口为项锦松、何水玉夫妇、儿子项立毅、小女项菊华，长女项维英、次女项某在翻建、扩建时户口已迁出，不具有社员资格，故被拆迁房屋的权属与项维英、项某无关。被拆房屋翻建用地为国有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第（65）条：城市房屋所有人在原宅基地上翻建、改建、扩建自己的房屋时，未按规定办理合法手续的，依法不予保护。由此可见，合法的房屋权属应以行政审批结果进行认定。《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年10月29日）第十一条：村镇居民使用宅基地和建设单位使用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应遵照国家《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城市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审批制度。第十七条：村镇居民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由本人向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报镇（乡）人民政府审批，建设主管部门核发准建证件，领证后方可进行建设。本案中，项锦松以当时户内人员项锦松夫妇、长子项立毅、小女项菊华四人名义申请翻建、扩建，四申请人均具有居民身份，且经过居民委员会、笕桥镇政府审批同意，履行了审批手续，故该翻建、扩建房屋应认定为归属于项锦松、何水玉、项立毅、项菊华四人共有。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房屋系被继承人项锦松、原告项菊华、被告何水玉、被告项立毅共同共有财产，按产权调换的拆迁安置房应属被继承人项锦松、原告项菊华、被告何水玉、被告项立毅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原告项菊华已长期不与被告何水玉、项立毅共同生活，被继承人项锦松已过世，共有基础丧失，原告项菊华诉请分割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准许。因被拆迁房屋的产权或登记于他人名下或未办领权属证书，原告项菊华诉请所有权分割的条件尚不具备，经本院释明，原告项菊华改变诉请为使用权分割，本院予以支持。具体使用权的分割份额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第九十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拆迁安置房屋的面积共计462.21平方米，按照被继承人项锦松、原告项菊华、被告何水玉、被告项立毅等分原则计算，各人所得份额为115.5525平方米；被继承人项锦松的财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扣减被告何水玉共同财产份额57.77625平方米后，继承人何水玉、项维英、项某、项立毅、项菊华各继承得份额11.5525平方米。根据等分原则计算的份额为：何水玉为184.884平方米、项立毅和项菊华各为127.105平方米、项维英和项某各为11.5525平方米。因被拆迁的翻建、扩建房屋主要由被继承人项锦松、何水玉出资建造，原告项菊华、被告项立毅、被告项维英、被告项某均帮忙建造，应适当考虑增加项锦松、何水玉的份额，给予项维英、项某适当份额补助，综合拆迁安置房屋的使用现状、面积，本院酌情进行分割。原告项菊华诉称扩面面积50.20平方米系其争取所得，相应份额应归由所有，既无证据支撑，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项菊华诉称其出资有2000元、5吨钢材，无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46平方米）归原告项菊华使用；二、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面积84.18平方米）、天晖铭园1幢1单元301室（89.51平方米）、三里家园三小区22幢1单元201室（面积86.20平方米）、三里亭家园一小区14幢1单元502室（面积64.86平方米）、划由被告项维英自身拆迁安置面积另行安置的42平方米安置份额，由被告何水玉、项立毅、项某、项维英使用或享有。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85元，原告项菊华负担人民币1732元、被告何水玉、项立毅、项维英、项某负担人民币6653元（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水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姚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