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105行初44号 原告高旻玮，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高宗林，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原告之父。 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C座。 法定代表人陈祥荣，局长。 应诉负责人沈曙文，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丹丹、张馨予，工作人员。 第三人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浣纱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周琪，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琦、余鸣莉，工作人员。 第三人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莫干山路841弄92号。 法定代表人沈志红，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江斌、吴昊，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樊霞敏，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第三人樊长林，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高旻玮诉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第三人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住保房管局）、××区××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城××村改造指挥部）、樊霞敏、樊长林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旻玮的委托代理人高宗林，被告市规划资源局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沈曙文及委托代理人陈丹丹、张馨予，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琦，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委托代理人吴昊，第三人樊长林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樊霞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曾中止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房屋登记部门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于2016年4月22日向第三人樊长林核发了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坐落于阮家居1幢201室的房屋登记至第三人樊长林名下。 原告诉称，2010年1月，樊长林户（成员：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因原住房被拆迁而共安置三套房屋，分别位于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2011年9月23日家人共同签署公证书，明确每人拥有一套住房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归原告所有。2016年3月29日全家人（除原告以外）所有人去市住保房管局签字确认然后办证。2016年4月22日办证完成。在办证过程中，原告认为市住保房管局错误有以下四点。第一、原告父亲和全家人口述，离婚协议书上都明确表示此三套房子与原告父亲高宗林无关、不属于原告父母的共同财产，但市住保房管局一定登记成共同财产，然后转移，导致原告父亲高宗林五年内不能申请公租房的后果。第二、公证书上明确约定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归原告所有，但市住保房管局一定要把原告母亲的名字写进去，导致原告母亲在杭州失去购房资格。第三、本该全家人当场共同签署关于回迁面积归属的承诺书，但工作人员却偏要用5年前由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代签的无效承诺书（我们全家不知情），导致原告只拥有该套房屋的二十多个平方的产权。第四、市政府规定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方米。按理，原告至少拥有110平方米的完全产权（因独生子女按两人份额安置），而原告少掉的面积办置到母亲或者外公的房屋里去了。经过私下沟通，母亲和外公均愿意将自己多占的房屋产权还给原告。代签承诺书的工作人员施丽萍也认可此事。可是市住保房管局工作人员却表示政府机关不可能办错事，不愿意做变更登记，原告经投诉至市长热线也未果。原告无奈将外公列为第三人起诉至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导致亲情破裂和家庭纠纷。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樊长林户阮家居x幢xxx室的房屋产权登记；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2017）浙0105民初9824民事判决书，证明承诺书无效。 2.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市住保房管局关于对高宗林要求删除有房记录申请的回复、市住保房管局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回复，证明承诺书是三套房屋的产权来源依据。 3.余杭区瓶窑房地产管理所查档证明，证明办理案涉房屋登记的流程。 4.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出具的不予受理告知单，证明刚进行安置时原告对房屋也有份额。 5.独生子女证，证明原告是独生子女。 被告辩称，一、登记行为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杭州市房产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反映：樊长林户，原房屋坐落于阮家桥村xxx号。建筑面积282㎡，因撤村建居，由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实施拆迁后，安置于拱墅区阮家居x幢xxx室、x幢xxx室、x幢x单元xxx室。根据（2011）杭证民字第4322号公证书，阮家居x幢xxx室归樊长林所有。2016年3月29日。申请人向市住保房管局申请办理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时提交了：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明、结婚证明、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协议书、杭州市农转居公寓房屋安置确认表，被拆迁安置人员享受经济适用房、货币分房调查表、票据、遗失公告、原房屋所有权证、财产约定书、单身申明具结书、申请报告、经公证的析产协议书、契税完税情况联系单、询问事项记录等资料。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依据法定的程序于2016年4月12日受理，并于5月26日依法颁发了房屋所有权人为樊长林的阮家居x幢xxx室的房屋所有权证。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登记行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二、原告要求撤销登记的依据不足。《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隐瞒事实真相、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者公告作废，但房屋权利为他人善意取得的除外。本案中，樊长林申请办理阮家居x幢xxx室的主要权利来源证明材料为拆迁协议和析产公证书。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看，并未证明樊长林办理房屋登记时存在提交虚假材料等情况。因此，原告要求撤销房屋登记的依据不足。三、原告的起诉行为已超过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以及樊长林、樊霞敏均委托施丽萍办理和领取阮家居x幢xx室、x幢xx室、x幢x单元xxx室三套安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5月26日施丽萍依法领取了上述三套房屋所有权证，领证人签名以及诉权告知书处的签名均为施丽萍。根据民事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代理人的行为视为本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原告于2016年5月26日已知晓了被诉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的起诉行为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市住保房管局为樊长林颁发阮家居1幢20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身份证明、结婚证明、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协议书、杭州市农转居公寓房屋安置确认表、被拆迁安置人员享受经济适用房、货币分房调查表、票据和遗失公告、房屋所有权证、财产约定书、单身申明具结书、申请报告、协议书和公证书、契税完税情况联系单，证明樊长林、樊霞敏、高宗林、高旻玮向市住保房管局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提供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受理单、询问事项记录、权属审核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告知书，证明市住保房管局依法进行了受理、询问、审核、发证。 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补充发证依据还有《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暂行规定》（杭政办［2004］22号）。一、市住保房管局发证行为合法。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系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安置给樊长林户，安置人口为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根据（2011）杭证民字第4322号公证书，案涉房屋阮家居x幢xxx室归樊长林所有。2016年3月29日，樊长林向市住保房管局申请案涉房屋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产权登记，申请时提交了申请表、身份证明、婚姻证明、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协议书、杭州市农转居公寓房屋安置确认表、被拆迁安置人员享受经济适用房、货币分房调查表、票据、遗失公告、房屋所有权证、财产约定书、单身申明具结书、申请报告、经公证的析产协议书等材料。市住保房管局于2016年4月12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于2016年4月22日核发了申请人樊长林名下的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市住保房管局的发证行为符合《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暂行规定》（杭政办［2004］22号）等的有关规定。二、就原告诉称的关于樊长林户拆迁安置房办证的事项市住保××局建议被安置人向杭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2018年4月19日，原告的父亲高宗林通过“12345”市长公开电话向市住保房管局反映樊长林户拆迁安置房办证事项，要求办理相关房屋登记。根据2015年12月1日发布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杭政办函［2015］159号）第一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将市住保房管局的房屋登记职责划入市国土资源局。2016年5月27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在《杭州日报》上发布《关于杭州市区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在杭州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由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承担市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因此，市住保房管局房屋登记职能已××至杭州市国土资源局。（2017）浙0105民初982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原告与樊长林、樊霞敏、高宗林于2013年10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无效，鉴于市住保房管局已无法办理房屋变更登记的职能，因此市住保房管局建议由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房屋的产权人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持（2017）浙0105民初9824号民事判决书、房屋权属证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至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相关变更手续。三、关于本案的起诉期限问题。市住保房管局作出案涉房屋登记行为是2016年4月12日，原告的代理人于2016年5月26日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市住保房管局于2016年5月26日向原告代理人告知房屋登记相关的诉讼权利，但原告一直并未就案涉房屋的登记行为起诉。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市住保房管局的房屋登记行为合法，且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申请表，证明申请人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高宗林向市住保房管局申请拆迁保留产权的转移登记及分家析产的转移登记。 2.身份证明，证明申请人身份合法。 3.结婚证明，证明申请人婚姻情况。 4.授权委托书，证明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房屋登记相关事项。 5.受托人身份证明，证明受托人身份合法。 6.协议书，证明樊长林户农转居多层公寓的合法来源。 7.杭州市农转居公寓房屋安置确认表（表三、表四），证明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享有安置资格并确定安置房源。 8.被拆迁安置人员享受经济适用房、货币分房调查表，证明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享有安置资格。 9.票据和遗失公告，证明樊长林支付了相关款项。 10.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房屋原权利人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11.财产约定书，证明樊霞敏、高宗林对房屋做离婚析产约定。 12.组织机构代码证、关于明确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单位性质的批复、关于建立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通知，证明房屋原产权人身份合法。 13.单身申明具结书，证明樊霞敏、高宗林婚姻现状。 14.申请报告，证明樊长林的配偶吴美英放弃房屋权利。 15.经公证的协议书，证明被安置人对安置房屋进行析产。 16.询问事项记录，证明市住保房管局就相关事项进行询问。 17.权属审核表，证明市住保房管局就申请进行审核。 18.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证明市住保房管局作出发证行为。 19.告知书，证明市住保房管局告知诉权。 20.“12345”市长公开电话内部交办单，证明就原告诉称的关于樊长林户拆迁安置房办证的事项，市住保××局建议被安置人向杭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述称，同意被告以及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的意见。一、基本事实。2010年1月10日，樊长林户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安置人口为3人，即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因原告高旻玮系独生子女，合计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房屋共三套，分别位于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2011年9月23日，原告高旻玮、樊长林、樊霞敏在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签署《协议书》一份，并办理了公证。协议约定阮家居x幢xxx室归樊长林所有，阮家居x幢xxx室归樊霞敏所有。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归高旻玮所有。2013年10月，樊长林向第三人出具承诺书，载明“现安置在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共计三套，总建筑面积324.5㎡，本人要求增加安置（使用权）面积部分90.2㎡办至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2018年3月21日拱墅区法院作出（2017）浙0105民初98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承诺书无效。二、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产权系樊长林（户）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具备可撤销的情形。根据2011年9月23日樊长林（户）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出，对于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产权的归属系经樊长林、樊霞敏、高旻玮（法定监护人高宗林、樊霞敏）协商一致的结果。目前该协议书真实、有效。因此，原告要求撤销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产权登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樊长林述称，我们两老住的房屋只有一套，原告还要来分，原告没有履行赡养我们的义务，外孙是在我家养大的，现在却来起诉外公外婆。原告要求将名字加入我的房产证我们不同意。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第三人樊长林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庭审质证时，各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签字，原告并未委托，原告于2017年暑假看到房产证才知道案涉房屋登记。 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樊长林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事后信访、回复意见，与登记行为无关。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回复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是事后行为，印证产权登记是因为申报不实；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中的市住保房管局关于对高宗林要求删除有房记录申请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原告资料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婚姻状况，因此与后续公租房有关联，已得到解决；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是对拆迁三套房屋的反映，不是对案涉房屋的反映；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回复，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的三性无异议，认为房屋由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通过拆迁安置到被安置人名下，通过离婚析产和分家析产最终到樊长林名下；对证据5，认为高宗林还有一个女儿。 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享有90.2平方米具体办证到哪套房屋的问题，与案涉房屋登记无关；对证据2，认为原告父母所遭受的损失是在申请公租房以及其他方面由于政策变动造成，不能认为是权利损失，与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无关，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回复，认为该材料反映的内容还是90.2平方米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可看出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产权登记会产生不动产权利确认和公告的法律后果，原告起诉的起算点应为2016年4月22日；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第三人樊长林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其抚养原告长大，三套房屋给了原告两套，原告不顾亲情起诉第三人，是不合理的，对独生子女证，认为高宗林育有两个子女。 原告对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其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 被告对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对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认为案涉房屋属于樊长林的依据有三个，即樊长林与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的协议书、经公证的公证书以及离婚协议，在离婚协议中高宗林可能提到的协议份额是有权利界限的，是樊霞敏作为安置人口具有的权利，高宗林已经放弃了，案涉房屋产权归属樊长林合法有效且经过当事人确认，委托书办理权利事项，即使不是原告本人签字也不影响本案审理。 第三人樊长林对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0日，樊长林与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签订《协议书》，约定樊长林户因原住房被拆迁而由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其进行安置，正式安置人员3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合计安置4人，协议安置建筑面积310.2平方米；安置房屋坐落于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137.59平方米）、阮家居1幢xxx室（93.01平方米）、阮家居x幢xxx室（93.94平方米），合计总安置建筑面积324.54平方米等内容。2011年9月23日，高旻玮、樊长林、樊霞敏签订《协议书》，约定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归樊长林所有;阮家居x幢xxx室房屋归樊霞敏所有;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房屋归高旻玮所有，高宗林、樊霞敏作为高旻玮的法定监护人在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经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公证。 2013年10月，樊长林出具《承诺书》，主要载明：“现安置在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共计三套，总建筑面积324.5平方米，本人要求将增加安置（使用权）面积部分90.2平方米办至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 2016年3月29日，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带领樊长林等（高旻玮未至），向原房屋登记部门即市住保房管局申请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等三套房屋登记，申请时提交了申请表、身份证明、婚姻证明、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协议书》、杭州市农转居公寓房屋安置确认表、被拆迁安置人员享受经济适用房、货币分房调查表、票据、遗失公告、房屋所有权证、财产约定书、单身申明具结书、申请报告、经公证的《协议书》、《承诺书》等材料。原房屋登记部门于2016年4月12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于2016年4月22日核发了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坐落于阮家居x幢xxx室的房屋登记至第三人樊长林名下；同时核发了坐落于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阮家居x幢xxx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坐落于阮家居x幢x单元xxx室房屋登记为高旻玮、樊霞敏共同共有47.39平方米、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按份共有90.2平方米（使用权人为樊霞敏、高旻玮），合计建筑面积137.59平方米。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于2016年5月26日领取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并被告知诉权。 高旻玮为与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第三人樊长林、樊霞敏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9月22日向本院起诉，2018年3月21日，本院作出（2017）浙0105民初9824号民事判决，查明上述于2013年10月出具的《承诺书》落款处高旻玮、高宗林、樊霞敏三人的签字均系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代为签署。该判决认为：“而樊长林出具的承诺书，经庭审查实，承诺书中高旻玮、樊霞敏、高宗林的签字均系被告处工作人员所代签，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取得三人的授权，事后三人也未追认，故代为签字的效力并不及于原告及樊霞敏，该承诺书内容并不符合原告及樊霞敏的真实意思，故原告要求确认该承诺书无效，本院予以支持。”该判决确认2013年10月10日落款处签有樊长林、高旻玮、樊霞敏、高宗林字样的《承诺书》无效。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及关联的其余两套房屋系樊长林户因原住房被拆迁而由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其进行安置而来，均根据经公证的《协议书》、《承诺书》等统一办理房屋登记，故案涉房屋虽未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原告与该房屋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是适格原告。本案房屋所有权证由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带领樊长林等向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办理，但原告高旻玮并未到场，原告高旻玮亦对2016年1月11日的授权委托书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虽然原房屋登记部门即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于2016年5月26日向第三人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告知诉权，但不应拘束本案原告。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原告就案涉房屋登记基础之一的《承诺书》于2017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后，原告于2018年5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应认为其并未超过起诉期限，故被告及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称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修正前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本案中，案涉登记行为由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作出，现被告作为本市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房屋登记是其法定职责。修正前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申请不动产登记。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五）与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本案中，原房屋登记机关第三人市住保房管局在审查了办理房屋登记所需材料后核发案涉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符合相关规定。但从事后（2017）浙0105民初982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该房屋登记赖以成立的基础之一即《承诺书》并非原告本人或授权所签，已被该民事判决确认无效。虽然，原告尚对该房屋登记的其他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但根据现有证据，案涉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房屋登记部门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6年4月22日核发的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胡霞青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