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1926号原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119号星光映景16层K9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94176479U。法定代表人：刘东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晓茵，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新，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超，男，197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被告：彭景，女，198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昌盛，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东旭，男，199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武夷山路618号楼6单元601户，公民身份号码370211199009302019。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女，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系第三人刘东旭的母亲。原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勒公司）诉被告钟超、彭景，第三人刘东旭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新、覃晓茵，被告彭景以及被告钟超、彭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昌盛，第三人刘东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333646.5元；2.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被告是夫妻关系，被告钟超是原告的股东之一，被告钟超因工作原因不便直接管理公司，被告彭景故以其名义协助被告钟超代为管理公司的事务，被告彭景属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时，被告彭景担任原告的出纳。第三人刘东旭与被告钟超是合作关系，双方为共同合作开发项目，约定由第三人刘东旭出资并入股原告，第三人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钟超负责项目的管理、安装、售后及维护客户等工作。同时，双方约定第三人刘东旭可监控原告的账目，且项目的支出应在预算范围内由第三人刘东旭监督使用，预算范围外有关资金需第三人刘东旭审批后方可支出，否则相关费用不能列入合作项目成本范围。第三人刘东旭与被告钟超达成合作协议后，共同合作了广州时代地产集团佛山罗村、三水、清远、珠海等地的11个橱柜工程项目，上述工程的设计约定采取对外发包的形式进行，设计费预算占项目总工程款66740182元的0.6%，即400441元。在工程运作期间，原告直接向项目设计师即案外人储浩支付了设计费合计422047元，同时，原告向被告彭景支付了140448元用于支付储浩的设计费用，即原告实际就设计费用已支出了562495元，支出远超预算，对于超出预算的部分，两被告未向第三人刘东旭提出审批报告。2017年年底，案外人储浩向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要求原告向其支付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的工资及提成。但经核算，原告支付的设计费己超额，且原告承接的项目己于2017年7月初全部完工，7月后，原告再无以任何形式雇佣人员，储浩主张在此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是不可能的，储浩提出的主张更是不合理的。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钟超出具了确认储浩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人证言，被告彭景在法庭上更是当面确认了储浩是原告的员工，导致储浩的请求经过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最终被判定予以支持，并判令原告应向储浩支付33900元的工资。在上述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发现，原告向被告彭景支付的用于设计费用的140448元，被告彭景并没有全数支付到储浩的账户。在储浩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中可得知，被告彭景以其名义只向储浩支付了合计53356元；剩余的87092元实际被被告彭景侵占。原告认为，两被告作为原告的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滥用其权利，作出了以下几点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1、未经第三人审批，超额支出设计费162054元；2、违反原告的要求，未与储浩签订外包协议，导致储浩对原告的起诉获得法院支持；3、与储浩恶意串通，作出不利于原告的虚假陈述，导致原告额外支付33900元；4、侵占原告资金87092元。另外，案外人储浩起诉原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经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929号终审判决确认原告需要储浩支付132563元工资及5129.5元报销款，该判决现已生效，原告的此项损失也是由两被告造成的，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两被告合计给造成原告经济损失333646.5元。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两被告应承担公司损失的赔偿责任。同时，两被告侵占原告公司资产的行为更涉嫌犯罪，为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具此状，请法院依法判决！钟超、彭景共同辩称，两被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一、原告认为两被告存在未经第三人审批超额支出设计费162054元的损害公司利益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得出超额支出设计费162054元的依据是原告进行了11个橱柜工程项目，存在预算中列明的设计师提成是0.6%即400441元，原告据此认定设计师应该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超出此数，这是违反常识的，没有哪项工程以预算作为结算的最终依据，且案外人储浩作为原告的固定员工，其工资待遇及提成并不能由原告股东私自确定，即原告在聘用储浩时，还需与其约定工资报酬包含提成工资。事实上，在预算中与储浩取得的报酬差别不大。原告认为储浩共取得了422047元的设计费是错误的，储浩作为原告的固定员工，每月底薪6300元，提成是按工程款的0.5%提取，这是符合现在建筑及装修工程行业市场价格的。在储浩与原告的两个诉讼中，储浩都向法院详细列明了收款的明细，其中，部分款项是原告向储浩报销的费用，即原告向储浩支付的422047元包含储浩的底薪及报销费用，不能将422007元都归为设计费用。二、原告认为其向被告彭景支付的140448元都是用于支付储浩的设计费是错误的，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17日分别向彭景支付5万元，是因为彭景是公司经理，负责市场开拓、公司员工管理，该费用是原告向彭景支付的工程费用，并非彭景向原告报销的案外人储浩的设计费。被告彭景作为原告股东钟超的配偶，代钟超履行股东职责，经常为原告开支垫付费用，再依据实际的费用情况向第三人刘东旭报告经费情况，再由刘东旭向彭景支付款项，该10万元的由来也是如此。在付款中已经备注了为安装费用，即为彭景实际使用的费用，由刘东旭向其补充费用。至于40448元的部分，名义上是被告彭景向原告报销的设计费，是因为报销该笔费用时正值春节，被告彭景与钟超、刘东旭商议向公司员工发放年终奖金，该笔费用虽然是名义上以储浩的设计费用报销，但储浩没有拿到该40448元，最终发放给了员工，而且彭景发放的数额是43000元，自己垫付了2552元，原因是原告此前是一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钟超，由钟超和彭景两夫妻实际经营，两人一直负责公司项目的管理和实际经营，后来刘东旭加入，但其只管理公司财务，钟超占原告60%的股权，刘东旭占40%，因此钟超在原告的实际运营过程中经常垫付费用，自刘东旭加入成为股东后，原告没有进行过结算，至今尚欠彭景垫付的费用约十几万元，欠提成工资100多万元，计算方式为总工程款的25%，且原告在盈利400万元的情况下没有进行分红，是由于刘东旭掌握公司财务并作为法定代表人掌握了公司公章。三、原告陈述两被告与储浩恶意串通作出不利于原告的陈述导致公司损失是荒谬的，储浩一直是原告的固定员工，向法院起诉也是维护其正当权利。刘东旭利用自己掌握公司财权、公章的条件，不支付员工工资、不结算供应商的货款，导致员工及供应商向法院起诉，并因为与被告钟超、彭景的矛盾，导致公司处于歇业状态。被告钟超以事实为依据为储浩提供证人证言，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在储浩提起的诉讼中，原告陈述在2017年7月之后没有实际经营，但是原告没有解除与储浩的事实劳动关系，储浩因此主张该部分的工资合理合法，且从常理上来说，钟超占公司股权60%，如果钟超与储浩恶意串通也会损害自身的权益，因此原告陈述是荒谬的。四、原告主张两被告侵占公司资金87092元的事实不存在，前述已阐明原告所称的140448元设计费，其中10万元为公司正常的开支费用，并不是用于支付储浩的设计费用，另外40448元虽然以设计费报销但是最终是用于发放员工奖金，故此不存在侵占原告87092元。五、关于53356元，在（2018）粤01民终20592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已经查明了部分为彭景代原告向案外人储浩支付的工资，还有部分为代原告发放的报销费用。六、关于原告主张的需向储浩支付的132563元工资及5219元报销款的已由生效判决所确认，法院在对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详细地对储浩所收到的原告及彭景支付的款项进行了统计并予以分类，被告钟超的陈述均属实，不存在因为故意或者过错导致原告需要额外支付费用，法院判决的费用就是实际上应当支付而没有支付给储浩的费用，被告钟超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其配偶彭景代其履行股东及经理职责，在职权范围内对公司的一些费用情况是有权审核的，在刘东旭不予配合的情况下，钟超经过与储浩详细对账，对储浩的设计费用进行确认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且原告在诉状中经常把数字、概念混淆使用，各个数字的计算方面有误，误导认为两被告损害公司利益导致公司支出不必要费用。原告以公司的正常费用支出来起诉两被告损害公司利益没有法律依据，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两被告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刘东旭述称，涉案《关于时代地产罗村、三水、清远三个橱柜项目合作协议》《关于时代地产橱柜和地板项目合作协议》及预算均由钟超起草和制作，预算中载明设计费不超过工程款0.6%，且并未写明设计师有工资。对于公司运营情况，由于刘东旭远在青岛不清楚具体情况。关于储浩的设计费用，已经载明了是总合同额的0.6%，不管什么费用都算在里面，不能超出该费用，钟超也告知刘东旭超出0.6%就有权停止支付，所以刘东旭才停止支付的。彭景谎称其支付了设计费用40448元，但是起诉对账时我方才发现储浩没有拿到该40448元，是彭景存在欺骗行为。我方不确认40448元是给原告的员工发放过年福利。2016年8月我方已经向储浩支付过10万元，后来彭景打电话给我方说还要支付设计师提成，所以我方才又支付了10万元，在诉讼中我方才知道储浩没有拿到设计费，被告陈述说该10万元备注为“安装费”，是彭景为公司运营垫付费用后进行报销的费用我方不认可，我方向彭景支付的所有款项都是备注的安装费，备注名称不能说明就是彭景在对垫付款进行报销。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雷勒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27日，原系李绍杏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7月23日变更股东为李绍杏、刘东旭，变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6月14日变更股东为钟超、刘东旭，现刘东旭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钟超为财务负责人。钟超、彭景系夫妻关系，代钟超履行雷勒公司股东职责并负责财务工作。钟超成为雷勒公司股东前与刘东旭已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共同合作广州时代地产集团佛山罗村、三水、清远、珠海等地的橱柜工程项目的供货及安装。钟超成为雷勒公司股东后，双方的合作项目转为雷勒公司的项目。刘东旭、钟超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关于时代地产罗村、三水、清远三个橱柜项目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由刘东旭负责三个项目的财务管理，钟超负责出纳管理，刘东旭出任雷勒公司法人代表，负责对所运作的资金进行管理，合作项目有关资金支出在预算范围内的由刘东旭监督使用，预算范围外的有关资金需刘东旭审批后方可支出，否则相关费用不能列入合作项目成本范围，项目管理由钟超负责，刘东旭监督。雷勒公司根据上述《关于时代地产罗村、三水、清远三个橱柜项目合作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主张雷勒公司的运作以预算的形式进行。上述橱柜安装工程项目总工程款为66740182元。彭景于2015年7月27日向刘东旭发送了《罗村、三水、清远项目资金成本预算表》，其中列明：设计师1人，单价0.6%，计算基数16991871.08元，总价101951.23元，备注4个月工资及0.5%的提成。2015年8月20日-2017年7月19日期间，雷勒公司以设计师工资、安装费或业务报销费的名目向案外人储浩（即涉案工程项目的设计师）支付了422047元。雷勒公司陈述前述费用均为按照钟超、彭景的提报支付给储浩的设计费，并认为按照预算比例，其应支付给储浩的设计费最多为400441元（66740182元×0.6%），钟超、彭景虚报支出导致其多向储浩支出设计费21606元，损害公司利益。钟超、彭景认为工程预算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依据，储浩是雷勒公司的员工，每月领取固定工资6300元，并按工程款的0.5%领取提成，工作中储浩会垫付部分工作费用之后再由其代为向雷勒公司报销，因此雷勒公司支付给储浩的422047元并非设计费，而是包含储浩的工资、提成及报销费用。另，雷勒公司在庭审结束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陈述，2017年1月17日钟超、彭景还向其申请了设计费6000元，但彭景未支付给储浩。2016年1月19日，钟超以设计师提成的名目向雷勒公司申报40448元，雷勒公司按照钟超申报的金额将款项支付至彭景的个人账户。2017年5月16日、17日，雷勒公司向彭景支付了共10万元，转账用途记载为安装费。雷勒公司主张前述140448元均系钟超、彭景以向储浩支付设计费的名义向其申报的费用，但彭景并未支付给储浩。彭景确认140448元并未支付给储浩，陈述其在代钟超行使股东职权时，经常为雷勒公司垫付日常开支，再根据实际情况向雷勒公司报销并经刘东旭确认，前述140448元中的10万元系其向雷勒公司报销所得的个人款项，并非支付给储浩的设计费，剩余40448元，虽然名义上申报为设计费，但实际上是经其与刘东旭协商一致后用于向公司员工发放的2015年年终奖金，发放金额为43000元，其还垫付了差额2552元。彭景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供证据，雷勒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2016年3月、5月、8月、10月、2017年6月、8月以及2018年1月，钟超以现场管理费、工资及提成、报销等名目向雷勒公司申报了合计53356元，雷勒公司将53356元支付给彭景后，彭景于同月将前述款项支付给了储浩。雷勒公司认为钟超、彭景在申报前述款项时，存在虚报、乱报行为，如2016年3月以现场管理费的名义向其提报费用10000元，最后以提成的名义支付给储浩，又主张2017年7月初其已完成全部项目，钟超、彭景于2017年8月、2018年1月提报的合计6538元不属于雷勒公司的正常业务支出。钟超、彭景称系应储浩要求将现场管理费10000元支付给储浩作为业务提成，储浩在与雷勒公司结算提成时已作出相应扣减，雷勒公司的业务并未在2017年7月初结束。另查明，2017年11月7日，储浩作为申请人，以雷勒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定储浩与雷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于2018年2月2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7〕3035号《仲裁裁决书》：“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储浩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的工资共33900元。”后雷勒公司不服该仲裁结果，认为与储浩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2月13日以（2018）粤0114民初2461号立案受理。该案审理过程中，钟超作为证明人为储浩向本院出具了《在职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储浩，……自2015年6月6日起至今在雷勒公司任职，担任设计师一职，月薪（底薪）6300元人民币”。本院经审理后，认定储浩与雷勒公司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并作出（2018）粤0114民初2461号民事判决，判决雷勒公司向储浩支付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的工资33900元。雷勒公司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20592号民事判决，驳回雷勒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决。2018年1月23日，储浩再次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雷勒公司支付拖欠的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1月17日的工资及报销款，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29日出具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证明，储浩遂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4月4日以（2018）粤0114民初4070号立案受理，经审理后依法作出（2018）粤0114民初4070号民事判决，判决雷勒公司向储浩支付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1月17日的工资132563元、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报销款5129.5元。雷勒公司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929号民事判决，驳回雷勒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决。本院（2018）粤0114民初2461号、（2018）粤0114民初4070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雷勒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储浩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分别以（2019）粤0114执1519号、（2019）粤0114执6158号、（2019）粤0114执恢1329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雷勒公司履行了前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分别于2019年10月16日、10月24日作执行完毕结案处理。雷勒公司主张与储浩不存在劳动关系，钟超违反其要求未与储浩签订外包协议，并在（2018）粤0114民初2461号、（2018）粤0114民初4070号案中与储浩恶意串通，为储浩提供虚假证明、作出虚假陈述，导致法院认定雷勒公司与储浩存在劳动关系并额外向储浩支付了工资、报销费共171592.5元（33900元+132563元+5129.5元），又主张涉案项目已于2017年7月初全部完成，之后未接到新的项目，钟超、彭景未及时终止公司的成本支出，反而配合公司其他员工追偿2017年7月之后的工资，损害公司利益。钟超对雷勒公司的主张不予确认。雷勒公司还主张钟超、彭景私刻公章，利用假公章代表雷勒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损害公司利益，但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钟超、彭景对此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本案中，钟超系雷勒公司的股东，雷勒公司主张彭景为雷勒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代表钟超行使股东权利，钟超、彭景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彭景在庭审中亦自认代表钟超管理雷勒公司，故应认定彭景系雷勒公司的高管，彭景在管理雷勒公司时所实施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及于钟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雷勒公司主张钟超、彭景赔偿损失333646.5元是否有依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雷勒公司主张的损失333646.5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雷勒公司在2015年8月20日-2017年7月19日期间超出设计费预算400441元部分的21606元，二是雷勒公司在2016年1月19日、2017年5月16日、17日向彭景支付的140448元，三是雷勒公司根据生效法律文书需向储浩支付的2017年7月20日-2018年1月17日期间的工资、报销款合计171592.5元。对上述三部分款项，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第一部分损失21606元。雷勒公司主张其运作形式为预算，涉案项目应支付给储浩的设计费最多不超过400441元，但根据雷勒公司签订的《关于时代地产罗村、三水、清远三个橱柜项目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合作项目预算范围外的有关资金需刘东旭审批后方可支出，据此，预算金额并非雷勒公司最终结算的唯一依据。雷勒公司支付给彭景的422047元均经过刘东旭审批，表明刘东旭对支付给储浩的设计费已超出预算的事实是知情的，彭景收到上述款项后也已全数转付给储浩，表明彭景并未将超出预算设计费的21606元据为己有，雷勒公司提供的证据未显示彭景在提报422047元的过程中损雷勒公司的利益，其要求赔偿设计费21606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部分损失140448元。该部分为钟超以设计师提成、安装费的名义向雷勒公司申报的费用，彭景于庭审中自认前述费用均未支付给储浩，并称其中10万元为其报销所得的个人部分费用，剩余40448元已作为奖金发放给公司员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管理雷勒公司过程中代为垫付费用、垫付金额及相应凭证，其是否垫付及垫付金额的合理性均存疑，亦未提供已向员工发放年终奖的证据，彭景没有合理依据向雷勒公司申报前述费用并实际为其个人占有，显然侵害了雷勒公司的财产。雷勒公司请求钟超、彭景返还140448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部分损失171592.5元。首先，雷勒公司主张钟超、彭景违反公司规定未与储浩签订外包协议，导致储浩以劳动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钟超、彭景负有与储浩签订外包协议的义务，雷勒公司该项主张理据不足；其次，生效判决书已对雷勒公司与储浩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的事实作出认定，雷勒公司主张钟超与储浩之间恶意串通，为储浩出具虚假证言，但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再次，雷勒公司主张其涉案项目于2017年7月初已完成，此后雷勒公司未再发生新的业务，但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最后，雷勒公司并未对已生效的（2018）粤0114民初2461号、（2018）粤0114民初4070号民事判决提出申诉，亦未提供证据推翻前述生效判决，因此，雷勒公司关于钟超、彭景未与储浩签订外包协议，导致雷勒公司需向储浩支出预算设计费以外的费用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雷勒公司在庭审结束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陈述的2017年1月17日钟超、彭景还向其申请了设计费6000元，但彭景未支付给储浩的情况，因雷勒公司并未就该6000元在诉请的损失中明确主张，故不作处理。雷勒公司主张钟超、彭景私刻公章并利用假公章对外签订合同损害公司利益，因雷勒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雷勒公司诉讼请求中有充分证据支撑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超、彭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40448元；二、驳回原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04.7元，由原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650.7元，被告钟超、彭景负担26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韵琪人民陪审员  汤惠连人民陪审员  朱小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晓琳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