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21874号原告：石某1，女，194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市城区。原告：石某2，女，195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石某3，男，195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庆梅，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某4，女，1957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石某5，男，196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石某6（石某5之子），男，199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辉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石某1、石某2、石某3与被告石某5、石某6、石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京0101民初8396号民事判决。石某3、石某1、石某2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2654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某2、石某3及石某1、石某2、石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庆梅，被告石某5、石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辉良、被告石某4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某1、石某2、石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革新里×室房屋归原告石某3所有，石某3分别给付石某2、石某4、石某1、石某5各五分之一的折价款。事实和理由：石某7与池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共育有子女四人：石某2、石某4、石某3、石某5。石某1系石某7与前妻所生之女，与池某形成了抚养关系。池某于2013年11月9日去世，石某7于2015年11月19日去世，二人之父母均先于其去世。石某7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革新里×室房屋一套，系石某7与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12月中旬，在石某5操控下，涉诉房屋以买卖形式过户到石某5之子石某6名下。后涉诉房屋通过诉讼方式已将所有权人恢复至石某7名下。因被继承人石某7、池某均已死亡，二人生前未留有遗嘱，现涉案房屋由石某5控制使用，原、被告作为法定继承人要求依法继承涉案房屋相应的产权份额。故原告诉至法院,望法院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石某4辩称，认可石某1、石某2、石某3所述的亲属关系，被继承人死亡情况，涉诉房屋确系石某7与池某夫妻共同财产。但因石某4一直在照顾父母，石某7、池某生前曾给石某4留有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石某4一人继承。故不同意石某1、石某2、石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石某5、石某6辩称，认可石某1、石某2、石某3所述的亲属关系，被继承人死亡情况。涉诉房屋确系石某7与池某夫妻共同财产，但2001年石某7、池某留有遗嘱将涉案房屋给石某5继承。2014年12月18日，石某7留有遗赠，将涉案房屋遗赠给其孙石某6所有。在石某5告知石某6遗赠事宜后，石某6当即表示接受遗赠并要求参与财产分配。石某4提供的代书遗嘱日期系其后补，应为无效。故涉案房屋应为石某5与石某6共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不同意石某1、石某2、石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石某7与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四个子女，石某2、石某4、石某3、石某5。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大栅栏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及大同煤矿天建钢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石某1（曾用名石某8）之母系池某，之父石某7。石某6系石某5之子。池某于2013年11月9日去世。石某7于2015年11月19日去世。石某7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革新里×室房屋一套，系石某7与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12月12日，石某7与石某6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约定石某6购买石某7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革新里×室房屋，房屋成交价格为10万元。随后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2014年5月27日，石某3将石某7、石某6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石某7与石某6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014年9月18日，本院依法作出判决：确认石某7与石某6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石某7、石某6上诉至二中院，2014年12月8日二中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涉案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已恢复至石某7名下。庭审中，石某4主张石某7、池某于2012年2月22日留有自书遗嘱，并向本院提交了《遗嘱》一份予以证明。《遗嘱》内容为：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夫妻二人年岁已高，有病在身，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常人24小时照顾，我的三女儿石某4老年照顾我们，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决定将崇文区东革新里×房产归石某4所有。立嘱人：石某7，见证人（空白），2012年2月22日。”在石某7处捺有手印，在见证人后的空白处捺有手印。石某4主张其母池某不会写字，仅在空白处摁捺手印。石某1、石某2、石某3认可石某7签字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池某的捺印的真实性，同时辩称石某7随后将房屋出售应视为变更了遗嘱内容，故不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石某5、石某6不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但经本院释明，不申请对石某7的签名进行鉴定。庭审中，石某4亦主张石某7、池某于2013年1月26日留有代书遗嘱，并向本院提交了《遗嘱》一份予以证明。其中《遗嘱》内容为：“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夫妻两人年岁已高，且有病在身，新花天天照顾，鉴于这种情形，决定将崇文区东革新里×号楼的房产归石某4所有，以上由石某7委托，内外甥池某代笔。房屋产权人：石某7，现场见证人刘某、池某，2013.1.26”石某4主张上述遗嘱由石某7签名并捺印，池某捺印未签名，现场见证人刘某、池某签名并捺印。原审庭审中证人刘某、池某到庭作证，证明遗嘱内容系石某7与池某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池某意识清楚，当场捺印，其二人为遗嘱代书并作为见证人签字。石某1、石某2、石某3要求对池某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进行鉴定。2019年5月5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退案函，载明因被鉴定人已去世，无法对其进行相关检查，根据目前材料，难以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明确判断。该鉴定所需技术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故予以退案。石某1、石某2、石某3另申请对遗嘱中“石某7”是否为其本人签字进行鉴定。2019年2月25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标注日期2013年1月26日遗嘱下方“房屋产权人”处的“石某7”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石某7”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本案庭审中，石某1、石某2、石某3认可石某7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上述遗嘱中日期系后添加的，故不认可遗嘱的形式要件。同时，石某1、石某2、石某3辩称石某7随后将房屋出售应视为变更了遗嘱内容，故不认可上述遗嘱的证明目的。石某5辩称上述遗嘱日期系后添加的，故不符合证据形式，并向本院提交了石某5与见证人池某的录音一份予以证明。本院传证人池某出庭接受法庭质询，池某不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并未申请对录音真实性进行鉴定。庭审中，石某5主张石某7、池某在2011年9月5日留有自书遗嘱，并向本院提交了《字据》一份予以证明。其中《字据》内容为：“我有一套两居室楼房座落在崇文区东革新里×号，我和老伴经考虑决定等我俩百年后将此套房屋给我的二儿子石某5继承，特立此据为证。立证人：石某7、池某。2011年9月5号。”石某7及池某名字处均按捺手印。石某5主张因池某不会写字，故池某的名字系石某7代签。石某1、石某2、石某3认可上述证据系石某7所写，但不认可手印系池某所按，同时辩称石某7随后将房屋出售应视为变更了遗嘱内容，故不认可上述遗嘱的证明目的。石某4认可上述证据系石某7所写，但主张上述证据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故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庭审中，石某5、石某6主张石某7于2014年12月18日留有“遗赠”协议一份，将诉争房产留给石某6，该“遗赠”协议一直由石某5保管，在原审案件二审通知开庭时才拿出告知石某6，石某6当即表示接受“遗赠”协议并向二审法院邮寄了参与分配的申请。石某5、石某6为证明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遗赠”协议一份予以证明。“遗赠”协议内容为：“我叫石某7，决定百年以后把东革新里×属于我自己的房产留给孙子石某6。石某7，2014年12月18日。”在石某7名字处捺有手印。同时，石某5、石某6为证明上述“遗赠”协议系石某7真实意思表示，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6818号民事判决书及询问笔录各一份予以证明。其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681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有如下内容：“……审理中，本院询问石某7本人，其表示愿意将涉诉房屋给孙子石某6，实际上也卖给了石某6，但没有办理手续，也未签订合同。……”石某3、石某1、石某2、石某4均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经本院释明，未申请对上述遗嘱中石某7签名进行鉴定。同时，石某3、石某1、石某2、石某4认为石某6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做出接受该遗赠的表示，故上述遗赠无效。另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2654号民事裁定书有如下内容：“……本案中，石某5一审曾出示‘遗赠’协议，主张被继承人石某7将房屋遗赠给被继承人之孙子石某6，初步表明存在对诉争遗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追加石某6作为代理人，一审法院向石某5释明就遗赠另行主张权利无法达到向石某6本人释明的法律效果。二审中，石某5陈述其未向石某6告知遗赠协议存在，也未向石某6告知一审诉讼中法官释明的内容。石某6提交书面意见称其于一审判决后才得知遗赠，要求主张其遗赠权利。……”经本院问询，石某4、石某3、石某1、石某2、石某5、石某6表示均无法提供池某生前手印的检材。石某4、石某5均称其母池某不识字，石某4亦称其母池某在2010年10月前后就已存在语言障碍。经本院询问，石某4、石某3、石某1、石某2、石某5、石某6均认可诉争房屋市场价值为360万元。石某3、石某5、石某6均主张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并同意给付其余继承人折价款，其余继承人均主张房屋折价款。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立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诉争房产系石某7与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二人遗产。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多份遗嘱如何认定。石某4向本院提交了石某7、池某于2012年2月22日留有的自书遗嘱、2013年1月26日留有的代书遗嘱各一份。石某5向本院提交了石某7、池某在2011年9月5日留有的自书遗嘱一份。石某5、石某6向本院提交了石某7于2014年12月18日留有的“遗赠”协议一份。其中2011年9月5日遗嘱、2012年2月22日遗嘱、2013年1月26日遗嘱中均无池某签字，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确定上述遗嘱中手印系池某所摁捺。同时，石某5、石某4均认可池某不识字，石某4亦认可池某存在语言障碍，石某5、石某4均未就其母池某明确知晓并理解遗嘱内容的事实向本院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石某5、石某4关于池某通过遗嘱处分其个人遗产部分的主张，不予采信。故属池某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关于石某7的遗产部分，石某5、石某6向本院提交了石某7于2014年12月18日留有的“遗赠”协议一份，虽其他继承人对上述“遗赠”协议不予认可，但经本院释明均未对石某7签名进行鉴定。根据石某7生前将诉争房屋售于石某6的行为及石某7在法院的陈述，可以表明石某7将其房产份额由石某6继承，系石某7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石某5、石某6提交的2014年12月18日“遗赠”协议予以采信。同时，石某4、石某3、石某1、石某2均无证据证明石某6知晓“遗赠”协议的具体时间，故石某6在原一审判决后向二审法院提交材料及后续持有遗赠协议的行为，应视为石某6接受了遗赠内容。石某72014年12月18日留有的“遗赠”协议内容，与2011年9月5日遗嘱、2012年2月22日遗嘱、2013年1月26日遗嘱内容明显相抵触，故即使2011年9月5日遗嘱、2012年2月22日遗嘱、2013年1月26日遗嘱有效，石某7的遗嘱亦应以2014年12月18日“遗赠”协议为准。故诉争房产中石某7的遗产份额应由石某6继承所有。石某3、石某5、石某6均主张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并同意给付其余继承人折价款，但鉴于石某6在诉争房产中所占份额较多，本院认为诉争房产归石某6继承更为适宜，石某6应按其他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支付折价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石某7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革新里×室房屋一套由石某6继承所有；二、石某6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石某1、石某2、石某4、石某3、石某5房屋折价款各三十万元；三、驳回石某1、石某2、石某3、石某4、石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一万四千七百元，由石某3、石某1、石某2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八百元，由石某1、石某2、石某3各负担一千一百五十元（已交纳）；由石某6负担八千零五十元，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石某4、石某5各负担一千一百五十元，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琳审 判 员  潘世云人民陪审员  郭文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