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5622、5646号5622号案原告、5646号案被告：刘吉奎，男，1971年2月26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5622号案被告、5646号案原告：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城鳌大道东路。法定代表人：王伯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柱星，广州市从化区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剑波，广州市从化区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注销），住所地：广州市从化鳌头镇岭南村。法定代表人：由富芝。被告：王伯文（原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女，197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珠市香洲区。被告：由富芝（原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女，194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被告王伯文、由富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扬，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吉奎与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吉公司”）互为原告和被告，与被告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颢特公司”）、王伯文、由富芝劳动争议两案，本院分别于2019年11月18日、20日受理两案后，经审查，被告“颢特公司”已注销登记，本院依法追加被告“颢特公司”的股东由富芝、王伯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国洲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吉奎、“常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柱星,被告王伯文、由富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5622号案原告刘吉奎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8年4月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1000.00元（5500元×ll个月×2倍）；三、被告向原告补发每年春节工资6482元（196.4元×3天×ll年）；四、被告向原告补发法定带薪年假工资9820元整（5天×10年）；五、被告向原告支付恶意欠薪l0278元整（4月份4674元+5月份5604元）；六、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购买社保的损害赔偿金50000元整（伍万元整）；七、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在申请劳动仲裁和一审法院依法维权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交通宿食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咨询费等预估费用3000元正；八、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8年4月进厂，从事特种焊工，直至2019年5月31日离厂。近年工资月均5500元左右，但每年春节放假期间，均按实际上班天数计算工资，十多年来，原告从未享受过一天带薪年假。2019年元月以前一直以现金方式领取。2019年2月起，公司总经理苗××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5月6日，原告突然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伯文微信群发通知，要全体员工重新与公司签订合同，明示在5月8日前没签的就给予辞退，原告在接到通知后，与公司面谈才知道是公司要与员工签订与法律不合、与事实不符的《劳务合同》。原告提出异议，并要求公司补缴以前的社保后再确定续签合同，但公司实控人王伯文以“原来的公司”为推辞，拒绝了原告请求补缴社保的合法要求。王伯文的说辞，来源于公司两次更名，公司初始名为“广州××机械厂”，法定代表人为由富芝，实际控制人为其子苗××、其女王伯文，2009年3月20日左右，改名为“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13日被改名为“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实际控制人还是王伯文与苗××，厂址未变，原告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也未变。因为与公司讨论补缴社保和重签合同未果，原告去税务部门查询社保才知道，原广州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被注销，此举证明被告为了逃避补缴社保在钻法律漏洞玩花招，导致原告无法补缴社会保险，而侵害了原告依法享受社会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正当、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被告作为侵权及过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依照法定程序在2019年6月3日对被告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被告不仅不服法纠错补过，反而变本加厉克扣了原告2019年4、5月被拖押的工资，并威胁原告只有撤回劳动仲裁申请才能换取发放工资，既给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也加重了原告的维权成本。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19〕1213-1214号仲裁裁决书，不仅程序违法，严重超时（五个多月），也极其不公，被告违法事实清楚，却得不到相应的处罚。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依法作出公正判决。5622号案被告“常吉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常吉公司”与“颢特公司”是两家独立经营的公司，原法人和股东均不相同，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刘吉奎要求“常吉公司”承担其在“颢特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常吉公司”依法要求刘吉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刘吉奎拒绝与“常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于2019年6月1日开始旷工至今，现刘吉奎请求“常吉公司”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吉奎于2017年6月1日入职“常吉公司”公司从事杂工工作。2019年5月1日为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规范“常吉公司”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常吉公司”通知员工必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只是刘吉奎和小部份员工一直拒绝与“常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常吉公司”被迫无奈下于2019年5月5日发出通告“没和公司签劳动合同的员工，抓紧时间签定，在5月8日前没签的，根据规定，一个月后将辞退。”这只是“常吉公司”催促员工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常吉公司”公司因长期招工困难，即使一个月后刘吉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常吉公司”也不会解除劳动关系。“常吉公司”发出催促通告后，剩余原来的小部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员工也基本都与“常吉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刘吉奎2019年6月1日开始却以旷工方式拒绝回“常吉公司”公司上班，两人的旷工行为造成“常吉公司”生产经营重大混乱，导致“常吉公司”公司管理人员都需要到车间帮忙。事后，“常吉公司”也多次催告刘吉奎回公司上班，刘吉奎均置之不理。2019年6月3日刘吉奎更是在“常吉公司”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申请仲裁请求“常吉公司”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常吉公司”为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依法与刘吉奎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对刘吉奎是百利而无一害，但刘吉奎不但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更以旷工方式一直拒绝回“常吉公司”公司上班，导致“常吉公司”公司生产经营重大混乱。事后，刘吉奎更是在“常吉公司”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为违法得到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虚构“常吉公司”要求刘吉奎签订劳务合同和“常吉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请求“常吉公司”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明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刘吉奎2017年6月1日入职后春节期间“常吉公司”公司均有安排放假并支付其工资，刘吉奎请求春节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刘吉奎主张带薪年假工资9820元没有经仲裁前置审理，且“常吉公司”也已放刘吉奎带薪年假，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五、“常吉公司”与刘吉奎仲裁庭审期间已双方确认4月份工资为4552元、5月份工资为5520元，其主张超出部分无事实依据。另“常吉公司”有通知刘吉奎回公司处领取工资，但刘吉奎一直不回“常吉公司”公司领取，“常吉公司”根本不存在恶意欠薪。六、刘吉奎主张求购买社保的损害赔偿5万元没有经仲裁前置审理，也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七、刘吉奎主张的维权产生的费用3000元，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刘吉奎的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吉奎的全部诉讼请求。5622号案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共同辩称，一、“颢特公司”与“常吉公司”是两家独立经营的公司，注册地址、原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不相同，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任何关联。二、刘吉奎与“颢特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吉奎主张要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承担其在颢特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2017年“颢特公司”因公司的主要股东发生家庭纠纷，公司经营出现较大困难，公司员工陆续离开，其中刘吉奎于2017年3月离职。“颢特公司”在刘吉奎离职时均已结清了工资及支付了相关经济补偿金。刘吉奎离职后到了那里工作，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并不清楚。刘吉奎以厂址未变，工作岗位、工作内容未变主张要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承担其在“颢特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刘吉奎离开“颢特公司”均已超过两年，现起诉“颢特公司”股东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四、“颢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且已依法注销，作为公司的被告王伯文、由富芝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且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已足额出资，依法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刘吉奎与“颢特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颢特公司”也已依法注销。刘吉奎要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刘吉奎全部无理的诉讼请求。5646号案原告“常吉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1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刘吉奎于2017年6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分别从事杂工工作。2019年5月1日为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原告依法通知员工必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对被告是百利而无一害，只是刘吉奎和小部份员工一直拒绝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在经多次催告无果下，被迫无奈下原告于2019年5月5日发出通告“没和公司签劳动合同的员工，抓紧时间签定，在5月8日前没签的，根据规定，一个月后将辞退。”但这本身只是原告催促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原告公司因长期招工困难人手极为紧缺，即使一个月后刘吉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也不会解除劳动关系。发出催促通告后，剩余原来的小部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员工也基本都与原告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被告刘吉奎2019年6月1日开始在原告还没有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却以旷工方式拒绝回公司上班，被告的旷工行为造成原告生产经营重大混乱，导致原告公司管理人员都需要到车间帮忙。事后，原告也多次催告被告回公司上班，被告刘吉奎均置之不理。2019年6月3日被告更是在原告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以旷工方式拒绝回公司上班，因此原告依法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综上，原告根本没有解除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本案实为被告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并无理旷工自离，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现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望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5646号案被告刘吉奎辩称：我方于2008年4月进厂，从事特种焊工，直至2019年5月31日离厂。近年工资月均5500元左右，但每年春节放假期间，均按实际上班天数计算工资，十多年来，我方从未享受过一天带薪年假。2019年元月以前一直以现金方式领取。2019年2月起，公司总经理苗××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5月6日，我方突然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伯文微信群发通知，要全体员工重新与公司签订合同，明示在5月8日前没签的就给予辞退，我方在接到通知后，与公司面谈才知道是公司要与员工签订与法律不合、与事实不符的《劳务合同》。我方提出异议，并要求公司补缴以前的社保后再确定续签合同，但公司实控人王伯文以“原来的公司”为推辞，拒绝了我方请求补缴社保的合法要求。王伯文的说辞，来源于公司两次更名，公司初始名为“广州××机械厂”，法定代表人为由富芝，实际控制人为其子苗××、其女王伯文，2009年3月20日左右，改名为“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13日被改名为“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实际控制人还是王伯文与苗××，厂址未变，我方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也未变。因为与公司讨论补缴社保和重签合同未果，我方去税务部门查询社保才知道，原广州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被注销，此举证明被告为了逃避补缴社保在钻法律漏洞玩花招，导致我方无法补缴社会保险，而侵害了我方依法享受社会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正当、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被告作为侵权及过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方依照法定程序在2019年6月3日对被告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被告不仅不服法纠错补过，反而变本加厉克扣了我方2019年4、5月被拖押的工资，并威胁我方只有撤回劳动仲裁申请才能换取发放工资，既给我方造成了精神伤害，也加重了我方的维权成本。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19〕1213-1214号仲裁裁决书，不仅程序违法，严重超时（五个多月），也极其不公，被告违法事实清楚，却得不到相应的处罚。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依法作出公正判决。5646号案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共同辩称，对于常吉公司的起诉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刘吉奎入职“颢特公司”，双方无订立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焊工，工资为现金发放，工作至2013年1月离职，并于2013年6月再重新入职“颢特公司”，参保记录印证刘吉奎在“颢特公司”工作至2017年3月。“常吉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常吉公司”确认刘吉奎于2017年6月入职，双方无订立劳动合同，工作岗位是焊工，从2017年6月起“常吉公司”现金发放工资给刘吉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常吉公司”提供了从2017年6月开始有刘吉奎签名的工资表，刘吉奎与“常吉公司”双方确认最后工作日是2019年5月31日，刘吉奎于2019年6月1日离开“常吉公司”，但“常吉公司”未支付2019年4月、5月劳动报酬给刘吉奎，入职期间“常吉公司”没有为刘吉奎办理购买社会保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常吉公司”经确认刘吉奎在2019年4月、5月劳动工资分别为4552元、5520元，合计10072元，并同意支付给刘吉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吉奎确认在2017年6月入职“常吉公司”，离开“颢特公司”后一年内没有就本案的诉讼请求向“颢特公司”或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2019年5月5日，“常吉公司”发出《通告》，内容“：没和公司签劳动合同的员工，抓紧时间签订，在5月8日前没签订的，根据规定，一个月后将辞退”。并有“常吉公司”的盖章。《刘吉奎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2019年1月至3月的工资分别为4289元、2124元、2539元，均由苗××的账户支付。《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工资表》显示有刘吉奎本人的手写签名，庭审中，刘吉奎确认属实。《刘吉奎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2013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由“颢特公司”为其参保。《考勤卡》显示刘吉奎2019年2月1日至15日期间没有出勤记录。《考勤表》显示刘吉奎2019年2月1日至13日期间、2018年2月8日至25日期间没有出勤记录。刘吉奎在仲裁已明晰支付在职期间每年的春节工资，实际为春节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另查明，“颢特公司”和“常吉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企业，“颢特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由富芝,2019年11月6日，“颢特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颢特公司”股东是由富芝、王伯文。“常吉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3日，法定代表人：王××，“常吉公司”股东是于×、苗××、王××。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由富芝、王伯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刘吉奎于2019年6月3日申请仲裁，2019年10月28日，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19〕1213-12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申请人刘吉奎自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与第一被申请人（“常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常吉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刘吉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1000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刘吉奎诉讼请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补发每年春节工资、法定带薪年假工资的认定问题，“颢特公司”和“常吉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企业，具有独立的用工主体资格。从2017年6月起，刘吉奎进入“常吉公司”后，人员管理、工作安排、工资发放均由“常吉公司”负责，已建立新的劳动关系，与“颢特公司”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刘吉奎认为在“常吉公司”工作，在前“颢特公司”的劳动关系仍然存在，但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提供证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吉奎未提供证据印证其劳动关系持续存在，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刘吉奎在“颢特公司”工作至2017年3月，但本案刘吉奎于2019年6月3日才申请仲裁主张权利，经审查，刘吉奎所提供的证据均未涉及本案诉讼请求项目存在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所以，刘吉奎诉讼请求与“颢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请求“颢特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补发每年春节工资、法定带薪年假工资，已过了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因此，“颢特公司”、由富芝、王伯文认为刘吉奎申请仲裁已超过了一年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刘吉奎与“常吉公司”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补发每年春节工资、法定带薪年假工资的认定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常吉公司”确认刘吉奎2017年6月入职，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确认最后工作是2019年5月31日，因此，刘吉奎与“常吉公司”从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春节加班工资的认定问题，刘吉奎在仲裁已明晰支付在职期间每年的春节工资，实际为春节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吉奎确认2018年2月8日至25日期间、2019年2月1日至13日期间均没有出勤记录。经审查，此期间，已包含2018年度、2019年度春节的法定节假日。因此，刘吉奎诉讼请求“常吉公司”支付在职期间春节加班工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法定带薪年休假工资9820元的认定问题，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年休假，年休假期间，用人单位应当视同其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刘吉奎主张带薪年休假工资虽未经劳动仲裁前置，但其主张是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为减少诉累，本院决定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常吉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刘吉奎与“常吉公司”从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年休假为5天，计算2018年度、2019年度年休假为10天，庭审中双方确认离职前月平均工资5500元。计算年休假工资2528.74元（5500元/月÷21.75天×10天），“常吉公司”应支付年休假工资2528.74元给刘吉奎。关于2019年4月、5月工资的认定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常吉公司”确认刘吉奎在2019年4月、5月劳动工资分别为4552元、5520元，合计10072元，并同意支付，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常吉公司”应支付工资10072元给刘吉奎。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刘吉奎2017年6月入职“常吉公司”，但“常吉公司”于2019年5月5日才发出《通告》，要求员工若不签订，则辞退，明显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入职期间，“常吉公司”应依法为员工购买社保，但“常吉公司”没有为刘吉奎办理购买社会保险，未支付2018年度、2019年度年休假工资。本案审理期间，“常吉公司”仍未将2019年4月、5月工资支付给刘吉奎。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刘吉奎离开“常吉公司”是基于其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原因造成，因此，“常吉公司”应当支付赔偿金给刘吉奎。刘吉奎累计工作满二年，计算2个月，离职前月平均工资5500元，计算赔偿金22000元（5500元/月×2个月×2倍）。关于刘吉奎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因未购买社保的损害赔偿金50000的处理问题，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提供证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吉奎认为另通过向社会保险部门了解是否可以补办，若社会保险部门明确答复不能补办的，损害赔偿金的主张再另循途径解决，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刘吉奎诉讼请求于差旅费、交通宿食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咨询费等费用3000元的处理问题，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吉奎未提供证据印证其主张，而且劳动法律法规当中也无差旅费、交通宿食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咨询费项目的规定，因此，刘吉奎该诉讼请求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刘吉奎于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与广州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赔偿金22000元给刘吉奎；三、广州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年休假工资2528.74元给刘吉奎；四、广州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4月、5月工资10072元给刘吉奎；五、驳回刘吉奎（5622号案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5646号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622号案件受理费10元和5646号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由广州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国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黎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