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1304民初1894号之四 原告:朱小波，男，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厚宝，四川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海平，男，197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被告：冯翠桃，女，198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飘横，四川天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忠，男，196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四川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罗鸿伟，男，198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第三人：朱武斌，男，1964年11月20日，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原告朱小波诉被告王海平、被告冯翠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二被告以“原告朱小波是通过罗鸿伟与其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二被告已经将剩余车款打入刘忠账户”为由申请追加罗鸿伟、刘忠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审理过程中，因被告认为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朱武斌，其中一部分款项也系受朱武斌指定转给刘忠，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追加朱武斌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小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厚宝，被告王海平、被告冯翠桃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飘横，第三人刘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第一次庭审后主动解除了与刘忠的委托代理关系）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罗鸿伟、第三人朱武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小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决二被告返还车牌号为川Ｒ×××××号的红杉牌小型汽车（原车牌号渝Ｂ×××××）。二、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王海平于2017年2月26日与原告朱小波签订购车协议，约定:总价款51万元，在未过户前本人每月付2万元，银行按揭（朱小波账号）如需过户一次性付款，另外约定在此期间一切安全事故责任由被告承担，从2017年2月28日本人接车。原告朱小波按协议在2017年2月28日将车交给王海平，在交车时王海平要求将车过户到被告冯翠桃名下，并承诺一次性付清车款51万元。但是，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车款，被告均说钱不够，需抵押贷款后一次性付清。2017年11月10日二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签订牡丹卡信用卡分期付款抵押合同后，仍未一次性付清车款。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王海平、冯翠桃辩称，第一、原告朱小波是朱武斌公司的员工，刘忠也是该公司员工。第二、该车辆是属于朱武斌所有，我与朱小波并不认识，达成协议也是我与朱武斌达成协议。第三、我支付六个月按揭款之后，为了保证资产安全，则通过二手车行垫支27万后才把车子过户到被告冯翠桃名下；2017年2月26日签订合同后至2017年9月30日，按照朱武斌要求，通过朱小波和刘忠的银行卡将51万元全部款项支付完毕。总共支付了11笔，即2017年2月27日支付2万元，2017年3月27日支付2万元，2017年4月28日支付2万元，2017年5月27日支付2万元，2017年6月29日支付2万元，2017年7月10日号支付2万元，2017年8月30日支付1.3万元(因为是之前朱武斌欠王海平的钱，实际支付的是2万元)，9月18日支付27万元，在2017年9月28日支付了5万元，在2017年9月30日支付了2万元，在2017年9月30日支付了2万元，总共支付了11笔，总共51万元，全部支付完毕。综上，我们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人刘忠述称，第一、第三人主体不适格，本案是车辆购买合同纠纷，刘忠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与案件处理结果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第二、刘忠与被告王海平两者之间有经济往来，刘忠收到被告王海平款项系他们两者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至于刘忠与本案王海平之间的经济往来或者纠纷是他们之间的事，应另案处理。 第三人罗鸿伟述称，我与朱小波不认识。被告王海平到我车行来咨询车辆抵押贷款事宜，之后王海平就开了一辆车牌为渝Ｂ×××××的丰田红杉越野车来找我给他办理车辆抵押贷款。因当时该车已处于按揭状态，还有贷款未还清，无法再次办理车辆抵押贷款，王海平需要27万还清之前的车贷，于是找我帮他垫付27万还车贷；出于资金安全考虑，就将车辆以买卖方式和我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但是，该车的户主又不是王海平而是朱小波，所以我就要求原车主本人到场签合同，于是王海平带来了朱小波，一起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交易合同签订后我于2017年9月18日用建行卡尾号7975账户分别以17万、10万转入王海平尾号为1378的银行账户上（当时朱小波也同意转入王海平账户），由王海平去还之前的车辆按揭贷款。大约9天后，王海平通知我说：“丰田红杉的登记证书已经从银行取出来了”。于是我第二天就将丰田红杉车开到重庆去接朱小波一起去办理过户、提档手续。办理完后，我一个人将丰田红杉车开回南充，将户上到冯翠桃名下，重新为丰田红杉办理车辆抵押贷款。申请成功后，因我之前帮王海平垫付了27万元，所以按揭公司将冯翠桃的车辆抵押贷款29万元于2017年10月13日转入我建行尾号为7975账户上（含重新购买保险和办理手续费用），因按揭贷款没有转到冯翠桃账户上，所以冯翠桃就要求我出一个销售合同给她，证明王海平不欠我27万元。 第三人朱武斌未做陈述未到庭，亦未提供相应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将在下文详述。根据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查明如下事实: 2011年7月14日，原告朱小波作为投保人为案涉车辆在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2017年2月26日，被告王海平亲笔书写《购车协议》一份，其上载明:“本人自愿购买朱小波名下车牌（渝Ｂ×××××）红杉车一辆（越野车）总价51万（伍拾壹万元整）在未过户前本人每月支付两万元银行按揭款（朱小波账号）如要过户一次性付清余款，在此期间一切安全事故责任由本人承担（2017年2月28日本人接车后）。”合同签订后，案涉车辆交付被告王海平使用。 2017年2月27日、3月27日、4月28日、5月27日、被告王海平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向原告朱小波转款2万元。2017年6月29日、7月10日被告王海平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向第三人刘忠转款2万元和3万元。2017年8月30日被告王海平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向原告朱小波转款1.3万元。2017年9月15日，原告朱小波与第三人罗鸿伟签订《好车居二手车馆交易合同》，约定:将案涉车辆作价27万卖与南充好车居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原告朱小波在卖方栏签字捺印。2017年9月18日，被告王海平收到27万元（两次转款：一次10万元、一次17万元），交易附言为:丰田车车款。同年9月18日、9月28日和9月30日，被告王海平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向第三人刘忠转款27万元、5万元和2万元。2017年10月12日，被告冯翠桃申请对案涉车辆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车牌号为川Ｒ×××××）。2017年10月13日，被告冯翠桃与第三人罗鸿伟签订《好车居二手车馆交易合同》，约定将案涉车辆作价29.1万元卖与被告冯翠桃，同日罗鸿伟收到29.1万元，交易附言为:冯翠桃车款。2017年11月10日，被告冯翠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申请机动车抵押贷款，并签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抵押合同》，约定透支金额为35.171万元，还款期为36期，从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26日被告冯翠桃每月偿还10604.00元。2019年6月4日，原告朱小波起诉来院提出上述请求。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朱小波自愿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二被告支付购买案涉车辆购车款51万元。 另查明，1、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第三人朱武斌是威斯宁公司股东，原告朱小波是其员工，二人在一起融资担保纠纷中因共同提供反担保而被判承担连带责任；3、审理过程中，原告朱小波自认收到被告支付的购车款10万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就案涉车辆出卖并交付给被告王海平、车辆登记在被告王海平之妻被告冯翠桃名下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确定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否为本案原告，如果原告是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被告在没有原告指令的情况下向他人转款就不能视为其已经履行支付车款的义务。 所谓实际车主，就是实际出资购买、使用并实际控制该车的人；所谓登记车主，是指他人以自己的名义购买车辆或者自己的车辆卖与他人但未过户，并未实际控制支配该车的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证；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要求机动车产权的转移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现行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使的登记，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机动车登记的目的是为了车辆管理，其真正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而非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前置条件，不是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依据，不具有物权法上的公示效力；也就是说登记车主可以是非物权法上的车辆所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由其实际出资、则权属应当归属于实际出资人。 在厘清了这一基本法律理念之后，我们再回到本案，重点是对双方的证据优势的判断及法律的适用问题。本案中，原告朱小波为证明自己主张，向本院提供了购车协议、交强险保险单、车辆转移申请表以及车辆抵押合同等证据，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仅辩称朱小波非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实际车主系第三人朱武斌，其向朱小波、刘忠转款是受朱武斌要求。为此被告王海平提供了朱武斌与其微信聊天记录、网上电子回单、好车居二手车行交易合同两份、被告冯翠桃的还款清单、重庆九龙法院判决书一份以及证人证言一份。原告朱小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其内容没载明朱武斌的电话，没提到案涉车辆购车情况，无转款账户和金额，与本案没有关系；对电子回单中载明的金额原告朱小波只认可转入其账户的10万元，不认可转入第三人刘忠账户的金额；对二手车交易合同，原告认为是为了偷税漏税，是被告王海平的征信有问题才将案涉车辆过户到被告冯翠桃名下；原告认为重庆九龙法院判决书不能证明其与朱武斌的关系。本院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作如下分析:首先，从双方均认可的购车协议上分析，该购车协议系被告王海平单方面出具的，没有协议相对方签名，其内容证明了案涉车辆的价款为51万元、支付方式以及安全事故分担，同时载明被告购买案涉车辆是“朱小波名下”，并非“朱小波所有”，也就是说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存疑。第二，案涉车辆在交易前的保险单确实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行驶证车主均是朱小波，但是在审理过程中为了查明车辆实际所有人而要求原告朱小波提供购买案涉车辆新车的转账凭证、账户情况以及自2017年2月26日以来原被告催收案涉车款的通话记录，原告朱小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就是本人，从被告处主张案涉车款权利的人系朱小波；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庭要求原告朱小波、第三人朱武斌必须到庭，二人无正当理由均拒不到庭接受问询，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实际交付情况，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接受被告王海平大笔转款的第三人刘忠不到庭应诉，其委托的代理人也中途主动辞去代理职务，未就其接收的资金作出合理的说明。第三，从被告王海平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主张权利的人是第三人朱武斌，被告也按朱武斌的要求将款项分别转入原告朱小波和第三人刘忠账户，款项的金额与案涉车款相吻合，本院对被告的这两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而二手车车行交易合同、第三人罗鸿伟的陈述、被告冯翠桃的还款明细对资金走向、资金数量，资金产生的先后顺序等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本院予以认可。第四，原告朱小波在庭审过程中自认收到被告提供的网上电子回单中载明的10万元购车款，但该网上电子回单中转至朱小波账户的只有9.3万元，其中2017年8月30日转款1.3万元，与被告王海平、朱武斌在2017年8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载明的“这个月的车款，你只给一万柒千就行了。上月你还有余款七千，说错了，只付一万三千。”相印证，也就是说原告朱小波自认了被告王海平、朱武斌在2017年8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金额。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以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较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较相关联，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院确信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朱武斌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现朱小波只是登记车主，并不对案涉车辆享有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人对自己的不动产、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朱小波不享有主张案涉车款的权利，不能作为本案适格的原告。综上，为了结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朱小波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英鹰 审 判 员 刘春莲 审 判 员 杨小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杨 煦 书 记 员 周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