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民终10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伟民，男，195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2*****，公民身份号码440************25X。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雷，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东方街道金厦园中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38。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奇，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思杰，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泽莉，女，196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东方街道金厦园中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22。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亮奇，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思杰，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郭伟民、陈雷因与被上诉人郭泽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伟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并改判郭泽莉共同偿还郭伟民借款本金176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5日起按年利率6.525%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二、由郭泽莉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不属于郭泽莉与陈雷的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错误。一、郭伟民与郭泽莉是堂兄妹，本案借款系发生在郭泽莉与陈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这是已经查证的事实。郭伟民之所以同意出借款项，首先肯定是基于其与郭泽莉之间的血缘关系。若郭泽莉不同意举债，对此毫不知情，单凭陈雷出面借款，郭伟民怎么可能答应？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根据上述日常经验法则，即可推导出郭泽莉具有共同举债的故意，而无需由郭伟民另行举证。二、陈雷向郭伟民借款时自称是用于购买及装修汕头市**********5****别墅。这一事实，可从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与上述别墅购买时间的一致性，以及陈雷及郭泽莉均不具备购买别墅的经济实力，又无法说明购买上述别墅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相互印证。上述别墅装修好后，郭泽莉与陈雷入住别墅豪宅，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故应认定为其有享受到借款带来的利益。另外，从上述别墅购买合同看，该合同是以郭泽莉名义对外签订的。郭泽莉只是一名银行普通职员，收入有限，其亦清楚其丈夫陈雷的经济条件有限。试问，其在不知道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怎敢贸然对外签订别墅购买合同？故可推断其对本案借款是知情的。综上，本案借款属于陈雷与郭泽莉的夫妻共同债务，郭泽莉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支持郭伟民的上诉请求。针对郭伟民的上诉，郭泽莉未在答辩期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到庭作口头答辩。针对郭伟民的上诉，陈雷述称，郭伟民并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其所主张的借款事实自始不存在，故其上诉请求毫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陈雷上诉请求：一、撤销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401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郭伟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郭伟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雷并没有实际收到郭伟民提供的2017年12月25日《借条》上所载明的借款1760000元，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一）郭伟民在一审开庭期间当庭大幅度修改借款的事实经过，与原先其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出入过大，且前后矛盾，内容严重不实，依法不能予以采信。第一，郭伟民前后“描述”的借款过程截然不同，不但借款主体不同，连借款时间也不一致，甚至是借款过程的细节也不同，如果双方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郭伟民“描述”的借款过程会如此不同？由此可见，郭伟民是恶意炮制借款过程，企图仅凭尚未实际支付借款的借条向陈雷追讨“莫须有”的借款。第二，一审法庭调查时，法官询问郭伟民在向陈雷提供借款时是否清楚陈雷的借款用途，郭伟民先是明确向法官表示不清楚陈雷的借款用途，但随后又向法官表示陈雷借款是为了装修居住的房屋，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郭伟民在法庭调查时陈述前后矛盾，明显是为了套入夫妻共同债务范畴，而向法庭作出虚假陈述，再一次印证了郭伟民的陈述存在虚假炮制，其关于借款过程的陈述是不能予以采信的。综上，陈雷不但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自我矛盾，在庭审中也是自我矛盾。如果借贷关系真实存在，郭伟民作为第三人所陈述的内容不可能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出入，这只能反映出郭伟民与陈雷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没有实际发生，依法应驳回郭伟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郭伟民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第一，郭伟民自述，“陈雷自2012年起陆续向原告借款，至2015年已达150万之巨”，但是郭伟民一直没有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更加没有提供任何支付凭证证明其已经向陈雷实际支付借款。第二，郭伟民自述，“陈雷于2015年12月24日向原告请求以其持有的房产向信用社贷款，然后用以偿还陈雷结欠原告的旧账”，郭伟民对于该陈述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仅凭自述，又如何能让法院予以采信？第一，从事实上来说，如果真是存在郭伟民自述的情况，为什么郭伟民没有与陈雷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予以留底？第二，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陈雷在此之前真是结欠郭伟民1500000元，郭伟民为什么又放心再一次借款给陈雷，甚至是拿自己的房产证配合陈雷去信用社贷款？第三，假设有从信用社贷款，郭伟民作为贷款主体又如何能够证明发放的贷款就是被陈雷用以抵偿旧账，而不是由郭伟民自行使用？第四，再退一步说，暂且不论真实性，就郭伟民陈述陈雷以其房产证贷款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那么此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依法应驳回郭泽莉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郭伟民自述，“陈雷至2017年12月25日，经双方对账，被告陈雷于同日向郭伟民出具《借条》，确认借到人民币176万元”，对于该陈述郭伟民仍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第一，如果诚如郭伟民所说，2017年《借条》是结欠以前的债务，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事项《借条》上没有载明，反而是以正常的借条格式予以书写？第二，根据汕头市民间借贷交易习惯，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往来都是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郭伟民不但无法提供支付凭证，更无法举证其具备出借能力，更何况陈雷并没有实际收到《借条》中所涉及的借款。由此可见，本案的借贷行为尚未发生，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郭泽莉的全部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郭伟民应当就其主张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改判为驳回郭伟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保障陈雷的合法权益。针对陈雷的上诉，郭伟民辩称，陈雷借钱是事实，前后写了多次借条，借条中也写明有向郭伟民借款，也有表示要分期还款，但目前为止都没有还款，所以郭伟民只能来起诉。一审时郭伟民已经提交了证据，连陈雷写借条的地方都附有照片，资金在银行的转账也是事实。陈雷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社会也行走多年，若没有拿郭伟民的钱，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借条？这些借条也是对方确认认可的，为什么会说没有拿到钱？针对陈雷的上诉，郭泽莉未陈述意见。郭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雷、郭泽莉共同付还郭伟民借款176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5日起按年利率6.525%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雷、郭泽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雷于2017年12月25日向郭伟民出具《借条》，确认借到郭伟民17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25日到2018年12月24日止，利息按年利率6.525%计。关于该借条的真实性。陈雷自诉讼至庭审前没有提出异议，庭审时虽称对该《借条》没有印象，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且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对该《借条》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借条》系陈雷向郭伟民出具。关于陈雷是否收到郭伟民的借款。郭伟民提供陈雷于2015年12月24日出具的《借据》，证明2017年12月25日《借条》实为2015年12月24日《借据》的延续及陈雷请求通过郭伟民向汕头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珠池信用社）贷款并由陈雷承担贷款利息的形式以偿还旧债的事实，对此，郭伟民虽无法提供该《借据》的原件，但郭伟民能提供二份其与珠池信用社的《个人借款合同》予以佐证，且二份合同的贷款本金、签订时间、贷款周期及利率约定与2015年12月24日《借据》及2017年12月25日《借条》载明的借贷事实基本吻合，故一审法院对2015年12月24日《借据》的真实性及与2017年12月25日《借条》存在延续性予以确认。因此，若陈雷没有收到郭伟民的借款，其两次就同一笔借款向郭伟民出具借款凭证，显然违背常理，且陈雷对出具《借据》、《借条》的行为也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任何合理说明。根据郭伟民提供其经营企业及其名下的房产等情况，郭伟民具备出借经济能力。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郭伟民已实际履行出借行为，对于陈雷的抗辩，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另查明，陈雷、郭泽莉于1991年3月21日登记结婚，2017年3月27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郭伟民与陈雷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不违法，其借贷关系依法予以保护。本案借款为定期有息借贷，陈雷未按约定期限付还借款，应当付还结欠郭伟民借款本金及按约定年利率6.525%计算的利息。对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陈雷、郭泽莉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债务虽产生于陈雷、郭泽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因本案标的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郭伟民主张本案债务为陈雷、郭泽莉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举证本案债务用于陈雷、郭泽莉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郭伟民未能举证。同时，陈雷2017年12月25日重新向郭伟民出具《借条》，应认定郭伟民与陈雷产生新的借贷法律关系，且陈雷与郭泽莉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故郭伟民请求郭泽莉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本案债务为陈雷个人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还结欠郭伟民借款本金176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12月25日起按年利率6.525%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郭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0873元（已减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873元，由陈雷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郭伟民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陈雷于2018年12月24日在原借条上添加的还款计划；2、郭伟民与珠池信用社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编号为借字第100***********772号《个人借款合同》；3、陈雷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的两份《声明书》；4、陈雷与珠池信用社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编号为保字第101***********403-1号《保证合同》；5、珠池信用社开具的客户名称为郭伟民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6、珠池信用社开具的郭伟民欠款清单。以上证据共同用以证明陈雷欠郭伟民借款的事实。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陈雷、被上诉人郭泽莉对上诉人郭伟民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郭伟民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应不予质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无法证明郭伟民实际履行出借义务；证据2仅能证明郭伟民与珠池信用社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法证明郭伟民所述陈雷向其借款；证据3、4仅能证明陈雷为郭伟民向信用社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无法体现陈雷向郭伟民借款；证据5、6仅能证明郭伟民与珠池信用社之间的付款信息，与本案涉案案情无关。证据2-6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郭伟民提交的证据1-3尽管已逾期，但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关，其中对证据1陈雷虽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3虽为复印件，但陈雷确认其本人为郭伟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该两份证据所能证明的内容，待结合本院认定事实一并进行阐述；证据4的合同文本不完整，无法明确陈雷提供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5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仅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依法不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12月24日，陈雷以借款人的名义向郭伟民出具《借据》，载明“兹本人借到郭伟民房产证向珠池信用证贷款壹佰伍拾万人民币，本人负责偿还该笔贷款本息及经济责任。并每月补偿郭伟民月息千分之二（2‰）。期限壹年。此据（自此以前借据作废）”。2018年12月24日，陈雷在其于2017年12月25日向郭伟民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左下方空白处写明：“本人计划到2019年12月28日前还毕。大约每季度还总额的1/3约¥440,000”，并在落款处签名按捺指印。本院再查明，2016年1月29日，郭伟民与珠池信用社签订编号为借字第100***********362号《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1月29日，月利率为6.34375‰，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3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7年12月29日，郭伟民与珠池信用社签订编号为借字第100***********716号《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50万元，借款类型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年利率为6.525%，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3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同日，郭伟民与珠池信用社签订编号为借字第100***********772号《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6万元，借款类型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年利率为4.35%，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3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8年12月17日，陈雷向珠池信用社出具两份《声明书》，分别承诺为郭伟民于2017年12月29日向珠池信用社所借的150万元、26万元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院还查明，郭伟民和郭泽莉系堂兄妹。一审期间，郭伟民提交了郭泽莉为购买汕头市****************，以买受人的名义与汕头经济特区春怡建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汕房售6005052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并述称郭泽莉将该合同复印件交给郭伟民，让郭伟民联系买家变卖房产以偿还本案债务。二审期间，郭泽莉确认该份合同原件由其本人存执，且郭伟民持有的上述合同复印件与郭泽莉存执的合同一致，但否认是由郭泽莉交给郭伟民的。此外，郭泽莉述称其为中国银行的职员。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诉辩双方意见和一、二审的证据，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一）案涉借款是否有实际出借；（二）陈雷应否向郭伟民承担还款责任；（三）郭泽莉应否为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案涉借款是否有实际出借。郭伟民据以主张本案债权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的《借条》，与其一审提交的两份《个人借款合同》及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的《借据》能够相互印证，尽管其自一审庭审至二审阶段陈述的借款事实与起诉状所述事实不一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判决采信2015年12月24日《借据》的真实性并认定陈雷通过郭伟民向珠池信用社贷款作为其原向郭伟民借款的延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郭伟民二审提交的陈雷出具的还款计划和《声明书》更进一步佐证了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其二审所主张的向珠池信用社贷款260000元用于归还此前1500000元贷款结欠该社利息的事实，与编号为借字第100***********772号《个人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金额、借款类型以及陈雷为郭伟民向珠池信用社贷款260000元出具的《声明书》亦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陈雷否认收到借款却出具还款计划与常理不符，其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二）陈雷应否向郭伟民承担还款责任。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在陈雷无法还款的情况下，郭伟民以本人名义向珠池信用社贷款作为陈雷原借款的延续，从2015年12月24日《借据》的内容看，陈雷对此是知情且愿意的，且从陈雷为此补偿郭伟民月2‰利息的约定看，郭伟民存在以此谋取息差的目的，应认定为高利转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故郭伟民与陈雷之间的转贷合同无效。郭伟民请求陈雷按2017年12月25日《借条》的约定还本付息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陈雷应向郭伟民返还借款本金及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即陈雷应返还郭伟民1500000元及为归还该款利息向珠池信用社增加的贷款260000元，并向郭伟民赔偿其自2017年12月29日起为该两笔贷款向珠池信用社支付的利息。郭伟民请求陈雷支付1760000元自2017年12月25日起按年利率6.525%计算的利息，其中1500000元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525%计算的利息，以及260000元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12月29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自2018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5.655%（按逾期利息在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计得）计算的利息均可予支持，其他利息请求不能支持。（三）郭泽莉应否为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借款发生于陈雷与郭泽莉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郭伟民与郭泽莉存在亲戚关系，郭泽莉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在陈雷无法还款的情况下，郭伟民愿意提供自有房产向信用社贷款、借新还旧作为陈雷借款的延续，若从未与郭泽莉进行交涉、郭泽莉对此毫不知情并不符合常理。郭伟民主张出借款项用于陈雷、郭泽莉购房、买车及付还为此向其他亲戚先借的款项，尽管前述购房合同签订于郭伟民主张的借款发生前，但郭泽莉否认陈雷有支付房款，而结合郭泽莉自认的职业、按揭房款及年限看，郭泽莉的职业收入并不足以在支付456747元首期房款后独自承担剩余106万元房款按揭五年的按揭款，其所主张的父母共同支付购房款亦未能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郭伟民关于本案借款用于陈雷和郭泽莉夫妻共同生活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此外，郭泽莉确认郭伟民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与其存执的合同一致，在郭泽莉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郭伟民主张的合同来源本院予以采信，且由此亦佐证在本案借款发生后，郭泽莉存在追认借款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本案借款应认定为陈雷和郭泽莉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陈雷个人承担还款责任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郭伟民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郭伟民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陈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40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陈雷、被上诉人郭泽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郭伟民176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1500000元的利息按年利率6.525%计算，260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12月29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自2018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5.655%计算）；三、驳回上诉人郭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73元，由郭伟民负担21.6元，陈雷、郭泽莉共同负担10851.4元，保全费5000元，由陈雷。郭泽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746元，由上诉人郭伟民负担43.2元，上诉人陈雷、被上诉人郭泽莉共同负担2170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桂元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黄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