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812民初2157号原告：陈某，男，198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打工，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宝，淮安市清江浦区清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严某1，女，198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淮安市。被告：严某2，男，1959年8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淮安市。被告：许某，女，195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淮安市。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根荣，淮安市清江浦区黄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陈某与被告严某1、严某2、许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6日作出（2018）苏0812民初2623号民事判决。严某1、严某2、许某不服该判决，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苏08民终90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宝，被告严某1及其与严某2、许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根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129100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初，原告陈某与被告严某1通过媒人陈寿春和严桂英介绍相识。2016年10月3日，原告家请三被告吃饭，商谈订亲事宜并给付礼金3万元。××××年××月，陈某与严某1举行结婚仪式，原告给付被告礼金6.8万元、“三金”（首饰）22800元、购买结婚衣服款项6000元，还为严某1购买价值3000元的电动自行车1辆。女方从收到的礼金中回礼8000元。此外，严某1还从陈某银行卡中提取现金7300元为其母亲许某购买生日服装。综上，三被告共收受陈某礼金（物品）129100元。之后双方匆忙举行结婚仪式。婚后陈某在北京工作，与严某1之间缺乏交流，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严某1于2018年2月21日晚离开，陈某多次到严某1家沟通，严某1不同意再与其共同生活。因严某1的行为违背了婚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三被告返还因建立婚约所导致的经济损失129100元。被告严某1、严某2、许某共同辩称，1、严某1只是在举行婚礼前收到过陈某给付的6000元用于购买衣服，没有收到其他任何钱款。关于6.8万元“大礼”，陈某父亲在原审庭审中称其本人从银行提取了4.9万元给严某1，而证人严桂英则称给了严某16万元存折，上述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即便严某1收取了存折，没有密码也取不出钱款。2、电动自行车系严某1婚前陪嫁，与原告无关。3、严某1的确使用原告信用卡消费7300元为母亲购买生日礼物，但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综上，原告所诉不是事实，请求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严某2与许某系夫妻关系，严某1系严某2与许某的女儿。2016年10月初，陈某与严某1经媒人陈寿春（系陈某堂叔）、许素花夫妇与严桂英（系严某1姑姑）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年××月××日，陈某与严某1举行结婚仪式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7年3月23日，陈某离开老家至北京工作，严某1留在陈某老家生活，期间二人数次短暂相聚。2018年1月底，因严某1母亲生日在即，陈某将自己银行卡交于严某1，严某1从该卡内支付7300元为其母亲购买衣物作为生日礼物，陈某认为花费太高，双方发生吵打。2018年2月21日，严某1与陈某父母争吵后报警处理并离开陈某家，双方分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就以下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原告主张缔结婚约过程中给付被告以下财物：“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被告回礼8000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戒指1枚价值2800元、爱玛电动自行车1辆价值3000元。被告仅认可收到用于购买衣物的6000元。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举证存款回执、取款交易明细各1份，称其父亲陈寿军曾于2015年2月17日在淮安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存款4.9万元，在给付女方家“大礼”时，将上述4.9万元存折加1.9万元现金交于双方媒人带至女方家，女方家当日回礼8000元。2017年4月1日，陈寿军与严某1又一起到农商行黄码支行取出存折内存款4.9万元加利息共计5万余元，严某1随即至邮储银行黄码乡营业所将该5万余元存入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被告质证后对存款回执、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不表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仅能证明陈寿军存款、取款事实。严某1还称记不清自己在邮储银行有无账户，没有在该银行存钱。为查明上述事实，本院依职权至邮储银行黄码乡营业所调取严某1名下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显示2017年4月1日，该银行卡在该网点以“卡现金存”的形式存入5.2万元。原告质证后对此不表异议，被告质证后称存款5.2万元是事实，但没有和原告父亲一起去过银行取款，该款是严某1打工收入。本案原审过程中，原告还申请双方媒人严桂英、陈寿春出庭作证。严桂英称：其系严某1亲姑姑，并作为女方媒人。“小礼”3万元是男方交给两方媒人，媒人又交给严某1母亲许某。6.8万元“大礼”（存折6万元和现金8000元）、2.6万元“三金”款以及戒指1枚，都是男方交给两个媒人带给女方的，两媒人又交给了严某1父亲严某2，女方回礼8000元。陈寿春称：其系陈某堂叔，并作为男方媒人。2016年陈某与严某1定亲时，确定“小礼”3万元，当时双方亲属及媒人在场，由女方媒人将3万元交给女方母亲。举行婚礼前，男方将“大礼”6.8万元（6万元存折和8000元现金）、“三金”款2.6万元以及戒指1枚交给媒人许素花和严桂英，两媒人一起带至女方家，女方家当时回礼8000元。关于“大礼”的给付情况，其本人未参与，是听许素花和严桂英所述。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不表异议，被告对严桂英、陈寿春的证言均不予认可，并称严桂英与严某2夫妇存在矛盾，陈寿春系原告家亲属，存在利害关系。此外，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还于2018年8月31日、9月1日向原告母亲许小芹作出谈话（调查）笔录2份，许小芹称：定亲当日，经双方商定，男方给付女方“小礼”3万元，通过女方媒人严桂英转交女方。“大礼”6.8万元与购买“三金”和“五子衣”的2.6万元是在婚礼前五天给付，6.8万元由1.9万元现金和户名为其丈夫陈寿军的存折4.9万元组成，其用红包将上述钱物包好交于女方媒人，后两媒人又送到女方家中。婚礼后，陈寿军陪同严某1到银行取出存折内的本息共54000元交给严某1。关于戒指1枚，是在结婚前两天，其本人陪严某1在新亚商城购买，价值2600元。电动自行车，是女方结婚带来的。被告质证后对许小芹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严某1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举证电动自行车发票1份，称爱玛电动自行车系自己娘家陪嫁，由其父母购买。原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表异议，但称购车款系原告给付，就此未能举证证明。本案重审过程中，本院就彩礼的给付情况再次向媒人陈寿春、许素花夫妇进行调查。陈寿春陈述：定亲当日给付“小礼”3万元，“大礼”女方家开始要10万元，后经双方媒人做工作，商定为6.8万元，由4.9万元未到期的存折和1.9万元现金组成，另外“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过大礼当天女方家说差枚戒指，陈某母亲又给了3000元。就本次证言与原审庭审中关于“大礼”及戒指陈述不一致之处，陈寿春解释，过“大礼”当天其本人没有参与，因为听说“大礼”6.8万元，有存折有现金，又回礼8000元，就以为存折内是6万元，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存在误差，但总数肯定没错。许素花陈述：其系陈某堂叔陈寿春的妻子，并作为男方媒人，过“小礼”和“大礼”时均在场。陈某与严某1定亲当日，双方亲戚及媒人到陈某家吃饭，严某1家提出要“小礼”，称东西不买了，给钱就行，饭后陈某母亲点了3万元，包成红包，交给女方二姑（即媒人严桂英），严桂英又交给了女方母亲。“大礼”6.8万元也是应女方要求于婚礼前几天给的，由4.9万元存折和1.9万元现金组成，陈某母亲用红包包好交给严桂英，此外还给了2.6万元现金，说是买“三金”和“五子衣”的钱，后来陈某母亲想想说还差个戒指，又拿了3000元出来，合计2.9万元，用红包包起来，其与严桂英带着上述红包一起到严某1家，交给严某1父亲，严某1父亲当场从红包里点了8000元作为回礼给了严桂英，其与严桂英又将8000元带给了陈某母亲。过“大礼”时，其丈夫陈寿春不在场，只跟他讲过总额6.8万元，有存折和现金，回礼8000元，没讲过存折多少、现金多少。就大礼中的存折，许素花称因存折内的钱要到期了，能拿2000元左右利息，故与女方家商量存折内钱暂不取出，待到期后连本加息均给女方。原告质证后对陈寿春、许素花的上述陈述均不表异议。被告质证后对陈寿春、许素花的陈述均不予认可，称仅收到6000元用于购买衣物，否认收受过其他彩礼。严某1同时表示，男方既未给过其“三金”实物，也未给过钱用于购买“三金”，其结婚当天未佩戴任何首饰。就此，原告提供婚礼录像光盘1份，经播放，可明确辨识婚礼现场严某1佩戴项链，严某1又称该项链系其几年前于2012年或2013年购买，价格记不清楚，发票在原告家。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彩礼是指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过程中，根据当地风俗习惯，男方给予女方一定价值的财物。本案中，原告陈某、被告严某1经双方亲属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原告主张曾向被告给付“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被告仅认可收到6000元用于购买衣物。原告提供存款回执、取款交易明细主张将其父亲陈寿军存折4.9万元作为大礼的组成部分交于被告，后取出存折内本息交于严某1。首先，陈寿军存款、取款的本息相互吻合。其次，经与本院调取的严某1账户交易明细比对，陈寿军于2017年4月1日在农商行黄码支行取出本息50853.79元，严某1在同一天、位于同一条街道的邮储银行黄码营业厅存入5.2万元，上述两笔钱款金额虽不完全一致，但数额相当，且取、存款的时间、地点亦吻合。再次，严某1开始否认其存款事实，在本院出示的证据后又称该5.2万元系其打工收入，自相矛盾。故原告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此外，本案三位媒人陈寿春、许素花、严桂英分别系原、被告双方亲属，参与了陈某与严某1缔结婚约的过程，系在场人和见证人，三人包括严某1的亲姑姑严桂英均一致陈述被告收受了原告给付的“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女方回礼8000元。三人所作的证词虽就“大礼”中存折、现金各为多少数额上存在些许出入，因时间关系，记忆存在偏差也属情理之中，但在彩礼的类型、总额以及给付的时间、经手人等问题上均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常理。综上，原告所举书面证据与证人证言、本院调取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客观、完整反映原告向被告给付过“小礼”3万元、“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合计12.4万元的事实，扣除被告回礼8000元，剩余彩礼合计11.6万元。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陈某与严某1分手已久，已无缔结合法婚姻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因二人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返还彩礼的法定条件。严某1、严某2、许某均系彩礼的实际收受者，其三人负有共同返还义务。至于返还的数额，因陈某与严某1举行婚礼后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期间虽大部分时间因陈某工作原因分居两地，但至二人分手，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已持续一年之久，结合双方相处时间的长短、彩礼数额、分手原因等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由三被告返还彩礼6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戒指1枚，三位媒人均陈述系过大礼当天给付，但关于给付的是实物还是钱款存在矛盾：严桂英称系实物，与大礼6.8万元、三金及五子衣款2.6万元一并交于女方；陈寿春在原审证词与严桂英一致，也称系实物，但在重审过程中又变更称“过大礼当天女方家说差枚戒指，陈某母亲又给了3000元”，即非实物，系钱款；许素花称“陈某母亲想想说还差个戒指，又拿了3000元出来”，亦非实物，系钱款。而陈某母亲又称戒指“是在结婚前两天，其本人陪严某1在新亚商城购买，价值2600元”。综上，三位媒人关于戒指的证词不能够相互印证，且与陈某母亲的陈述存在明显出入，原告就此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要求被告返还，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电动自行车1辆，严某1辩称系其陪嫁，原告母亲亦认可这一事实，原告称系其出资购买，未能举证证明，故其要求被告返还，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严某1为其母亲购买生日礼物花费的7300元，非婚约财产范畴，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返还，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严某1、严某2、许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陈某彩礼6万元。二、驳回原告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2元，由原告陈某负担1340元，被告严某1、严某2、许某负担154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本判决依法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按期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吴 然人民陪审员 胡 莹人民陪审员 丁红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 助理 戚迎霞书 记 员 胡 静附：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