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42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棉，男，195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诉讼委托代理人：贺春林，山西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换英，女，194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诉讼委托代理人：张国祥，太原市万柏林区神堂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赵玉儿，女，1925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诉讼委托代理人：何丽琨（系赵玉儿孙女）女，198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原审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后北屯社区办公楼二层。法定代表人：李新喜。上诉人何小棉因与被上诉人何换英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小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超出职权判决,所作决无效。依据《土地管理发》第16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土地确权是以政府处理为前置程序的。政府没有处理决定的法院不予受理。所以法院应对这部分的诉讼驳回原告的起诉。依据一审法院庭前向万柏林区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的事实,土地管理部门明确涉案宅基地没有确权。那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的论述中认为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为被上诉人的表述是错误的,确权的行为也是超出法院职权范围的。如果仅依据调查表就可以确权的话,原二审法院还有必要将本案发还重审吗?况且一审法院遵照原二审发还的要求向土地部门调查的结果也是不能确权。那么一审法院是依据什么证据和权力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的呢?望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这种明显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关于本案事实本院审理认定部分表述:1987年,原北郊区人民政府为该院落颁发了宅基地证，该宅基地证户主写为何焕英,编号为01-08-057。该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该事实。编号为01-08-057的《调查表》只是清查表而不是宅基地证,退一万步讲如果清查表可以等同宅基地证，二审法院为什么将本案发回重审呀?还明确要调查宅基地确权的证据,是二审法院法官不懂这两个文书可以互相“等同”吗?事实是宅基地使用权证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行政机关将该许可行为颁发给行政相对人方发生效力。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宅基地《清查表》这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调查行为,根本就不是行政许可的文书。怎么可以等同于宅基地使用权证呀?怎么可以有土地确权的效力呀?并且一审法院的这种错误同样出现在“本院认为”部分,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5行:后北屯村委会为何小棉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不能对抗1987年北郊区人民政府为原告何焕英颁发的编号为01-08-057号宅基地使用权证。试问一审法院在哪见过这个编号的宅基地证书呀?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房屋产权证是对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确认,宅基地使用权证是对土地使用权的确权。两个是不同机关颁发的,不同权利的凭证,怎么能谈到对抗的问题呀?何况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本身就没有确权。再者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是完全可以属于两个权利主体的呀?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农村城镇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怎么就谈到不能对抗上去了呀?综上所述两点,一审法院依据这两点的错误最终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决。望二审法院纠正错误，予以改判。何换英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超出职权判决，无权确认宅基地是被上诉人的，不动产实行的是登记制度，何换英为户主，是宅基地的合法使用人，所以根据政府所登记的信息，一审法院确认何换英为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存在超出职权判决。上诉人认为宅基地的底薄清查表不等同于宅基地证，不能当作宅基地证使用，是上诉人缺乏常识，宅基地的证件在政府留存有登记信息，证件丢失不能等于证件失效。原审被告赵玉儿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未作答辩。何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后北屯西三条二号院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安置房300平方米（价值150万元）归原告；2、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协助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换英与何小棉系姐弟关系，何九肉系何换英、何小棉父亲，赵玉儿系母亲。后北屯西三条二号宅院系何九肉修建，1987年，原北郊区人民政府为该院落颁发宅基地证，该宅基地证户主写为何换英，编号为01-08-057，家庭主要成员为何换英的儿子庞贵平、庞建平、女儿庞丽平。1983年3月30日，何九肉在执笔人李保全和中间人李其昌、何根金的见证下进行分家，后北屯西三条二号宅院内所有房屋归何小棉一人所有，但西房三间仍由两位老人占用，直至寿终为止。1990年，何九肉去世，现赵玉儿随何小棉生活。2007年，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村村民委员会按何小棉的申请，依据1983年家族内部分家协议向何小棉颁发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后北屯村实施城中村改造，何小棉与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该院落应得拆迁补偿安置房736.8平方米、补偿款546782元。何换英提出自己及其子女是该宅院合法的宅基地使用人，理应分得相应的补偿，与何小棉协商无果，故诉至法院，形成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通过现有证据分析，原太原市北郊区人民政府1987年颁发过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在进行清查登记时，原告系档案中载明的本案争议宅基地的登记户主，对该处宅基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根据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同一农村集体组织内，一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本案争议的院落，是原告何换英与被告何小棉的父母在原后北屯村取得四处宅院之一，1987年核发宅基地使用证时，经村委会和政府批准，将其中三处宅基地分别给家中三个儿子各办理了一处宅基地，而何九肉为了能将四处宅院全部保留，故经当时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批准，把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证登记在了原告何换英名下，这也就为原、被告今日之争议，留下了隐患。原告在出嫁后，没有继续在该院落内实际居住，1990年原告的父亲何九肉去世，原告的母亲，即本案被告赵玉儿仍在该院落居住至2016年城中村拆迁。之后被告何小棉对本案争议的院落内的房屋进行了整体翻建，并于2007年向村委会申请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即通常所说的“小红本”。至此后北屯村委会在未经原户主同意的情况下，依据何小棉的单方申请即对1987年太原市北郊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户主为何换英的宅基地使用证进行了变更，违反了“一户一宅”规定，后北屯村委会为何小棉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不能对抗1987年北郊区人民政府为原告何换英颁发的编号为01-08-057号宅基地使用证。故本案中，何换英享有该宅基地使用权，应在补偿中享有一定份额，多年来何换英也一直主张自己名下宅基地的权利。被告何小棉、赵玉儿对该宅基地上附着物进行了翻建，享有主要份额，但也否认不了何换英是该宅基地使用权合法共有人的事实。关于被告主张与第三人陈述的当时该宅基地登记户主何换英名下，只是借用了何换英的名字之说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宅基地使用权在拆迁中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时，它形成一种特殊的物权，从公平原则看，何换英应享有一定的补偿份额，尽管后北屯拆迁是以房屋面积为主要依据，但不能抛开宅基地使用权存在的客观事实，考虑到院内房屋由何小棉、赵玉儿翻建，故被告在拆迁补偿中可享有主要份额，何换英享有少量份额。关于2005年1月28日本院作出（2005）万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仅对被告何小棉是否构成侵权进行了判决，并未对该宅院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认。2016年后北屯居委会（原后北屯村委会）以自己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与被告何小棉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方式采用货币补偿和平米置换的形式，何小棉共分得拆迁安置房736.8平方米，补偿款546782元。故被告何小棉、赵玉儿应得该补偿款及安置房屋面积的大部分，本院酌情认定为80%，即补偿款为437425.6元；安置面积为589.44平方米。原告何换英应得该补偿款及安置面积的20%，即补偿款为109356.4元；安置面积为147.36平方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小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何换英拆迁补偿款109356.4元，拆迁安置房面积147.36平方米；二、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协助责任。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何换英承担3660元，被告何小棉承担14640元。本院二审查明，何换英与何小棉系姐弟关系，何九肉系何换英、何小棉父亲，赵玉儿系母亲。后北屯西三条二号宅院系何九肉修建，1983年3月30日，何九肉在执笔人李保全和中间人李其昌、何根金的见证下进行分家，后北屯西三条二号宅院内所有房屋归何小棉一人所有，但西房三间仍由两位老人占用，直至寿终为止。1990年，何九肉去世，现赵玉儿随何小棉生活。2007年，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村村民委员会按何小棉的申请，依据1983年家族内部分家协议向何小棉颁发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后北屯村实施城中村改造，何小棉与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该院落应得拆迁补偿安置房736.8平方米、补偿款546782元。何换英提出自己及其子女是该宅院合法的宅基地使用人，理应分得相应的补偿，与何小棉协商无果，故诉至法院，形成本案诉讼。另查明，何换英认为其及子女是涉案拆迁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此提供了北郊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一份，该表上显示涉案宅基的编号为01-08-057，户主为何焕英、家庭主要成员为庞贵平、庞建平、庞丽平，使用人为何九肉，村委会意见为同意发证。再查明，2004年12月23日，后北屯村委会出具证明：兹有我村村民何焕英（女），系我村村民何九肉（已于1990年病故）之长女。何九肉另有三个儿子，长子何老虎牛、次子何小棉、三子何全福。1987年核发宅基地使用证工作中，按照政策一个儿子只能核发一个宅基证的原则，当时何九肉家共有四处宅院，按照政策三个儿子各领一处宅基证外，另一处宅院（即原何九肉老人所留）西三条2号（原名为西街），由何九肉夫妻及四个女儿使用。当时根据老人不予发宅基证的规定，为了领到该院宅基证，何九肉将该处宅基证暂写为何焕英，但使用权仍属何九肉夫妻所有。何九肉于1990年病故后，仍由妻子赵玉儿使用。根据何九肉家于1983年分家的依据，赵玉儿过世后，该宅院应归何小棉所有。还查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万柏林分局无法对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何焕英”还是“何九肉”给予答复。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北郊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后北屯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置换协议书及附件、分家协议一份、后北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万柏林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足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何换英是否为涉案被拆迁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是否有合法依据，应否予以支持。涉案被拆迁院落为何九肉祖上遗留的宅院，1983年经分家由何小棉取得，后由何小棉与其母亲一直居住至房屋被拆迁。现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宅基地使用权证，其提供的北郊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显示被上诉人为户主、何九肉为使用人。原审法院向土地部门调查后，仍无法认定被上诉人为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被上诉人依据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认为其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并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证据不足，但考虑到拆迁院落时间久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不能提供涉案宅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现无法查明涉案宅基地法律意义上的使用权人，并结合后北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在1987年核发宅基地使用证书时曾使用过被上诉人的名字），且上诉人也承认审批宅基地时，因其父亲何九肉不符合条件，故使用了被上诉人名字的事实，本院认为应由上诉人酌情补偿被上诉人拆迁安置房面积100平方米为宜。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缺乏依据，判决被上诉人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分割安置补偿款欠妥，应予纠正。经核实，涉案拆迁安置房尚未落实到位，故待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给上诉人安置时予以给付。综上所述，何小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5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9民初5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何小棉给付被上诉人何换英拆迁安置房面积100平方米，在原审第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居民委员会安置时由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予以协助。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36600元，由上诉人何小棉负担18300元；由被上诉人何换英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温冠华审判员 王庆河审判员 郝利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任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