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08民初7133号 原告：施影仙，女，汉族，1974年11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果，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场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666号。 负责人：温学宇，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鹏，男，汉族，1974年3月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女，汉族，1977年9月23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 被告：李国燕，女，汉族，1961年6月1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苗，四川仓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林，四川仓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施影仙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四川分行）、李国燕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施影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成都市房屋（以下简称双林巷房屋）由原告享有所有权；2、判令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将其变更至原告名下；3、判令被告李国燕向原告返还上述房屋；4、判令被告李国燕按市场价格追索侵占原告房屋期间将房屋出租的所有租金及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李国燕均系农行四川分行在成都的分支机构府河支行的职工。1993年4月10日李国燕以6714.01元向农行四川分行购买双林巷房屋，1999年12月16日又以47066.6元向农行四川分行购买位于成都市房屋（以下简称房屋），根据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公有住房的政策，李国燕必须退还双林巷房屋。经原告申请，农行府河支行审核，2000年6月12日原告以15031.85元购买房屋，并在农行四川分行安排下拿到房屋钥匙，管理和使用该房屋。2018年3月26日，李国燕持该房屋产权证，要求原告的租客腾退，原告租客不堪骚扰无奈退房，李国燕遂更换钥匙侵占和出租该房屋。原告认为，原告已支付房款购得并占有双林巷房屋，农行四川分行有义务协助办理产权登记，现该房屋错误登记在李国燕名下，李国燕也具有协助变更登记的义务并返还房屋。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农行四川分行辩称，按房改政策李国燕不能享受两套福利分房，其将已退还本行的讼争房屋，以欺骗方式补办产权证，并将权属更改为单独所有，严重侵犯了本行的财产权益，理应停止侵害，返还本行房屋，协助本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本行目前掌握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原告能够合法取得讼争房屋的产权，故原告诉求应待本行收回讼争房屋后，再按房改政策另行处理。若原告要求本行落实房改政策向其出售住房，本行请求法院作为单位内部分房纠纷裁定驳回起诉。若原告变更诉求代本行向李国燕主张讼争房屋及恶意侵占期间的损失，本行原则上表示同意。据此基于原告与李国燕均是本行员工或退休员工，要求二人配合本行查明事实，以便公正解决房改后续处理问题。 被告李国燕辩称，本案讼争房屋属于历史遗留的政策性分房产生的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本被告于1993年与农行四川分行签订《售购房合同书》并全额支付购房款，1994年4月2日登记取得产权，此后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作为合法登记的所有权人，享有讼争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其时已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原告以2000年购买讼争房屋为由请求确认权属，有违国家政策，且农行四川分行也无证据证明本被告已办理退房手续。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施影仙与李国燕均系农行四川分行下属府河支行的职工。1993年3月30日，李国燕向农行四川分行支付购买双林巷房屋的购房款6714.01元。1993年4月10日，农行四川分行（甲方）与李国燕（乙方）签订《四川省省级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售购房合同书》约定：甲方接受乙方申请，同意将双林巷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63.57平方米，总房价13031.85平方米，乙方享受优惠后应付房款8392.51元，一次付清按80%实付购房款6714.01元；乙方以标准价及标准价优惠计价购买的部分，甲乙双方各拥有相应的产权；乙方按规定出售该住房时，住房收入在缴纳有关税费后，其增值部分由甲乙双方按比例分配，其中按标准优惠计价所购部分，乙方得41.25%，甲方得58.75%。1999年12月16日，李国燕向农行四川分行支付购房款47066.60元。同期农行四川分行（甲方）与李国燕（乙方）签订《四川省省级单位住房制度改革成本价售购房合同书》约定：甲方接受乙方申请，同意将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96.2188平方米，总房价77203.69平方米，乙方享受优惠后应付房款58833.3元，一次付清按80%折扣实付购房款47066.60元；乙方在付清房款，办理产权手续后，即拥有房屋全部产权。2013年3月14日，李国燕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马媛媛。 另查明，双林巷房屋于1994年4月2日登记在李国燕名下，登记产权来源为房改优惠购买，房产价值13,031.85元。2018年3月6日，经李国燕申请补证，房管部门为其补发了该房屋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所有方式为“单独所有”。 庭审中，农行四川分行依据所举李国燕2000年6月12日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府河支行退房款壹万叁仟零叁拾壹元捌角伍分正（13031.85元）”的收条和1994年登记在李国燕名下的双林巷房屋产权证，主张因李国燕购买房屋，故退还双林巷房屋，将该房屋产权证交由农行四川分行保管，其已通过府河支行将双林巷房屋购房款全额退还给李国燕；同时以事隔久远、未能查明施影仙符合房改政策能够合法取得讼争房屋的证据为由，主张讼争房屋产权不属于李国燕或者施影仙，应归本行所有。 庭审中，施影仙依据所举收据、调查笔录，出租合同、账户交易明细、收费登记表等证据，主张其于2000年6月12日支付农行府河支行15,031.85元购买双林巷房屋，从2011年4月5日始以每月900元出租至2018年；2018年3月李国燕持该房屋产权证向其租客收房，认可在2018年6月前该房屋由其管理使用。农行四川分行质证主张，双林巷房屋从李国燕处收回后，经农行府河支行交给施影仙使用。李国燕质证主张，施影仙所举收费登记表中的住户为“施永先”、面积为“69.47”，与讼争房屋不一致；且施影仙在2000年时无购买公有住房资格，也非农行四川分行职工，所在农行府河支行不是讼争房屋的分配单位，故所举收据不能证明其购得讼争住房；由于当时农行四川分行的住房非常多，破旧房屋在2000年前无职工愿意购买，故占有两套住房的职工较多，三年前农行四川分行才对所有住房进行拍卖处理；施影仙当时作为新员工无购房资格，却伙同农行府河支行领导，串通侵占李国燕的房屋，故即便要退房，也应退还给农行四川分行，而非施影仙。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原、被告均举出的房屋信息查询记录、售购房合同书、1993年专用收据，施影仙举出的成本价售购房合同书、1999年专用收据、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收据、职工住房情况一览表、门（牌）号变更证明、调查笔录、房屋出租合同、银行流水与存折、现场照片、登记表、收费表、合并通知，农行四川分行举出的2000年收条、1994年房屋产权证，李国燕举出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以及各方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双林巷房屋由农行四川分行于1993年出售给本单位职工李国燕，李国燕于1994年登记取得产权，此后李国燕于1999年又购得的单位住房，按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政策，双方本应向房管部门核销1994年的双林巷房屋产权证，但时至今日近20年，该房屋产权仍然登记在李国燕名下，致使李国燕持证要求行使所有权；2000年施影仙以向所在单位农行府河支行交付房款方式取得讼争房屋使用权，占有该房屋长达18年，却未签署售购房合同和办理产权登记；由此酿成的三方所有权及使用权争议，鉴于讼争房屋属于政策性房改房，李国燕购买和登记取得讼争房屋产权，系基于公有住房改革政策，此后购买新建的单位住房需要退还讼争房屋，亦是依据公有住房改革政策，施影仙要求确认讼争房屋产权，其源由也只能是依据公有住房改革政策，故发生在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购房、退房、分房纠纷，均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市场交易行为所产生的纠纷，而是农行四川分行作为系统单位在执行单位住房改革政策过程中酿发的退房、分房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解决。”之规定，对于房屋所有权方面的争议，因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应由农行四川分行依据住房改革政策自行解决。对于房屋使用权方面的争议，系源于农行四川分行长达近20年不申办1994年产权注销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进而衍生出来的新老分房住户之间的占房、腾房及赔偿纠纷，按照上述第三条规定，应属于单位内部分房引发的占房、腾房纠纷，亦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仍应由住房分配单位依据政策一并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施影仙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晏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严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