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803民初2337号原告：陈其明，男，196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38。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健，广东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坤，男，199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37。与原告系父子关系。被告：刘培重，男，196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X。原告陈其明与被告刘培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其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健、陈发坤、被告刘培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其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建房款125000元及赔偿损失20625元（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计算至今），共14562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底，原告打算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新建两层楼房，后来听闻被告可以低价承包农村建房工程，就于2017年1月1日找到被告商量，被告答应承接该建房工程，并提出工程作价125000元，于是原告就将125000元现金建房款交给被告，被告出具了收据，但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接着被告找工人为原告做好部分地基工程后，就不再施工。原告多次追问被告并向多方打听，才了解到被告和一个叫余武的人暗中勾结，借可以拿到扶贫款的名义到处骗取村民们的建房款。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回建房款，但被告拒不返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培重辩称，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首先我是不认识的原告，是王那东、李洪要求我帮李洪的亲戚陈其明的忙，找余武帮原告要一个扶贫建房指标，余武同意后，我通知王那东，要求原告把125000元拿过来给我并请我吃饭，我拿到钱后向原告出具收据，并将款项带到霞山交给余武。我把钱交付给了余武，余武又把100000元款项交给我要我交给王那东支付混凝土的钱，又叫我把20000元交付给梁习，要求其拉砖，剩余5000元余武拿去了，余武当时没有写收据，后来让余武写了一张收条，因为当时我忘记了原告的名字，所以写了收到“李洪”的120000元。事后盖房子做地基拉砖的事我不清楚，后来我才知道是陆德尚建的地基，故本案与我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信访告知书、受理告知书、处理意见书，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底，原告拟在自己的宅基地新建住房，因听信被告能为原告争取扶贫建房指标，只需125000元便能建成120平方米两层的楼房，便将125000元交与被告，被告于2017年1月1日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陈其明现金壹拾贰万伍仟元整（125000）收款人：刘培重2017年1月1日”。庭审中，被告认可收到了原告交付的125000元，但称并未使用该笔款项，而是受案外人余武的指示，将其中100000元交给王那东，20000元交给梁习，上述款项的交付也并非受原告委托，并提交一份由余武署名的《收据》佐证，该《收据》载明“现收到李洪交来建房款壹拾贰万元。（二层）每层120平方。此据收款人：余武2016年11月10日”。同时，原告称听说被告有能力帮原告争取扶贫房屋的指标以及运材料，只需125000元，便可以建成120平方米二层的楼房。被告则称扶贫房屋是余武委派陆尚德承建的，对上诉陈述，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另查明，陈其明与陈发坤系父子关系。陈发坤以刘培重违规经商，在2017年以危房改造为由骗取陈其明125000元为由多次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投诉，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经核查后作出湛开公（信）告字[2019]19号《关于陈发坤投诉事项依法履职告知书》，告知陈发坤，刘培重身为中共党员、人民警察，参与涉及余武在社会上建设扶贫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相关规定，并给予刘培重行政警告处分的事实。2019年7月23日，作出湛开公（信）告字[2019]110号《信访事项不再告知书》，载明“……经查，刘培重收到的12.5万元已经按照余武的要求，将10万元给王那东结算余武欠王那东的混泥浆钱，2万元结算余武欠梁习的砖钱，剩余5000元在霞山交给余武。……”。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案中，被告收取原告的125000元后，未经原告的委托，在案外人余武的指示下将该笔款项中的100000元结算余武欠王那东的混泥浆钱，将该笔款项中的20000元结算余武欠梁习的砖钱，剩余5000元交给余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按照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原告应当就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结合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告向被告支付125000元,符合上述前三个要件。至于第四个构成要件,即被告收取原告支付的款项无合法根据,属于对消极事实的主张,在成因上系无因给付型不当得利。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这其中,对主张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于被告收取原告支付的125000元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原告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被告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并由本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证明力的基础上作出认定。庭审中，原告和被告均认可原告将125000元交与被告是为了用于在原告的宅基地新建住房，被告既不是实际施工人，也未得到原告的付款委托，被告擅自将收到原告的125000元后，听从余武用于支付余武拖欠他人混泥浆款、砖款，被告收取原告125000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综上所述,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被告应当支付利息。原告主张被告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3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利息部分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抗辩收到原告的125000元实际由余武支配，系被告与案外人余武之间的另外一个法律关系，被告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培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其明返还125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3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陈其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2.5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刘培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华人民陪审员  梁文辉人民陪审员  姚 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 助理  丁 康书 记 员  陈杨梨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