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6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以国，男，194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尧，赫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云，女，1984年11月12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昊，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儒静，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莉，女，197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审被告：汪应飞，女，195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张以国与被上诉人王云、张莉及原审被告汪应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以国的上诉请求：一、请求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由张莉承担清偿责任。二、请求判决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两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张莉、王云与汪应飞签订的《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南箐小学出具《证明》、七星关区鸭池镇南箐干龙滩村出具的《证明》和《调查笔录》及《视听资料》足以证明汪应飞“未上过学、无文化、不识字”。（二）被上诉人王云、张莉指示汪应飞在《借条》《指示付款函》《借款合同》等文书上签字时未尽到宣读等告知义务。汪应飞作为一个无文化而又年高的老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和对女儿张莉的高度信任，在无任何防备心理的情况之下，按照被上诉人王云和张莉的指示在这些文书上签字，其实汪应飞对文书上的内容一概不知。而一审法院错误将被上诉人王云、张莉应当举证证明其是否已尽到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上诉人，最终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三）被上诉人张莉系汪应飞和上诉人张以国的女儿，她当然知道该抵押物（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母亲汪应飞和上诉人张以国的共同财产。然而，张莉和王云为了各自的而利益（张莉获得借款，王云获得利息），便隐瞒涉案抵押物系汪应飞和上诉人的共同财产的事实真相，不让上诉人张以国知道和参与，恶意串通后，骗取汪应飞在上面签字。该行为应当为恶意串通行为。二、被上诉人张莉、王云恶意串通后骗取汪应飞签订《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等文书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恶意串通订立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张莉和王云为了各自获利，所以在明知涉案抵押房屋的所有权人不只是汪应飞一人的情况之下，恶意串通，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利用汪应飞无文化、不认字的弱点，王云在《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中的债务人汪应飞的代理人一栏，留下她自己的电话152××××9999，并以汪应飞的代理人的身份，代替汪应飞向房屋抵押登记部门陈述各相关事宜。也就是说，去办理抵押登记时，抵押登记机关需要向汪应飞询问、核实的各相关事宜，均是王云在未获得汪应飞授权的前提之下，擅自代替汪应飞作出的处分行为。王云、张莉指示汪应飞在抵押登记文书上签字时，王云、张莉在未对汪应飞尽到宣读告知文书记载内容的情况之下，骗取汪应飞签字，骗取房屋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最终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该待证事实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是否已经尽到告知义务，可一审法院却只字未提，反而在一审判决书中论述：“经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另外，对本案的关键证据—《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其中记载的债务人汪应飞代理人一栏，留下的是被上诉人王云的电话152××××9999，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也未作任何询问和调查核实，且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未作出任何论述。明显是一审法院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突出表现。三、汪应飞将涉案房屋设置抵押借款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本案涉案房屋不是汪应飞的个人财产，而是汪应飞和张以国的共同财产。根据《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法》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汪应飞与张莉、王云签订《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均未获得上诉人张以国的同意或授权，事后也未得到张以国的追认。因此，汪应飞与张莉、王云签署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条》《指示付款函》等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四、张莉、王云与汪应飞签订《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对汪应飞无拘束力。首先、汪应飞与张莉、王云签订《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时是被骗取而签订的，汪应飞不知晓上面记载的内容。其次、王云是将其出借借款打入张莉的建行账户，该笔借款的收款人及实际使用人是张莉，因此该《抵押借款合同》《借条》《指示付款函》等对汪应飞而言不具有拘束力。二审中，上诉人张以国变更上诉请求为：请求确认王云与汪应飞、张莉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对汪应飞无效。被上诉人王云二审答辩称，1、一审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抵押的房屋系汪应飞个人所有，汪应飞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王云、张莉的行为系恶意串通；2、汪应飞与被上诉人王云在办理抵押登记时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已经向汪应飞释明相关事宜，汪应飞是知晓王云、张莉、汪应飞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内容，该借款合同系被上诉人王云、汪应飞、张莉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合同系合法有效合同，应当对借款人具有约束力，且合同内容上也注明该笔借款系张莉、汪应飞的共同借款，故该合同对汪应飞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张莉二审未作答辩。原审被告汪应飞二审未作陈述。原审原告张以国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被告王云与被告汪应飞、张莉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云、张莉承担。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被告王云与被告汪应飞、张莉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对被告汪应飞无效，对被告张莉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以国和被告汪应飞系夫妻关系，被告张莉系原告张以国和被告汪应飞之女儿。2016年6月6日，被告王云、汪应飞、张莉三人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后到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房屋抵押手续，并在该单位草拟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汪应飞向王云借款人民币300000.00元，并承诺其借款用于合法用途（女儿张莉投资养殖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自交付借款之日计算，指定银行账户（户名：张莉，账号62×××15），借款月利率为2%。被告三人分别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出借人王云，借款人汪应飞，连带担保人张莉）。《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借款合同》的履行，被告汪应飞愿意将座落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村，建筑面积为314.9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毕市房权证毕节市（初）字第（2001）0743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汪应飞的房屋抵押给王云，被告王云与汪应飞分别签字确认。被告王云与汪应飞还签订房产价值确认书。《借款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上述两份合同归档并于2016年6月7日办理了毕房他证毕节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2016年6月8日，乙方汪应飞（借款人一）、丙方张莉（借款人二）与甲方王云（出借人）重新签订了《借条》及《借款合同》，约定：“乙方丙方共同向甲方借款人民币300000.00元；乙方和丙方承诺其借款系用于合法用途（张莉用于养殖场设备购置及日常资金周转）；乙方用位于毕节市的自建房壹栋三层楼建筑面积为314.94平方米的房屋作为此笔借款的抵押物；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借款利率为百分之二。”此外，合同还对原、被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被告汪应飞和张莉还向被告王云出具《借条》，载明：借款人一汪应飞、借款人二张莉共同向出借人王云借到人民币300000.00元，月利率2%计算利息，还款期限为2016年12月7日前。合同签订后，被告汪应飞和张莉向被告王云出具二人签名的《指示付款函》，被告王云按照该《指示付款函》之约定，将300000.00元借款汇入被告张莉的银行账户（账号：62×××15）。之后，被告王云、汪应飞和张莉发生纠纷，汪应飞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被告三人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借条》，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黔0502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汪应飞的诉讼请求。被告汪应飞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13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黔05民终2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为：被告三人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三人签订《借款合同》系被告王云与被告张莉恶意串通，欺骗不识字的被告汪应飞偷偷拿走《房屋产权证》作抵押而签订，而作抵押的《房屋产权证》系原告张以国、被告汪应飞以及张尧、张定启的共同财产，被告汪应飞未获得共有人的授权或同意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借条、指示付款函）的行为未得到追认，应认定为无效。首先，被告汪应飞用作抵押的房屋产权证为毕节市（初）字第（2001）0743号，该证载明的房屋产权人为汪应飞，并未载明其他相关人员，被告汪应飞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不存在需相关人员的追认。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被告王云和张莉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原告）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故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其次，借款合同的效力并不是需有抵押行为才发生（借款合同应为主合同，抵押合同为次合同），况且，被告汪应飞与被告王云在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房屋抵押手续，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职能部门，在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时，该局了解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的原委，并向房屋抵押当事人询问、释明相关事宜，因此，原告汪应飞应当知晓双方于2016年6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6月8日补签的《借款合同》、《借条》与之前签订的合同内容并无冲突之处。再次，原告主张签订合同不是被告汪应飞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告的该主张，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故对原告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另外，原告主张该笔借款实际使用人为被告张莉，并非汪应飞。实际使用人与借款人不一致，并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被告三人签订的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汪应飞是否识字不影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被告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合法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涉案合同对张莉为有效合同，对汪应飞为无效合同。对原告的该变更诉讼，因涉案合同系被告三人签订，被告汪应飞在涉案合同上签字，合同内容并注明系共同借款，该合同对被告汪应飞应具有约束力。故对原告主张确认被告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对张莉为有效，对汪应飞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以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公告费460.00元，合计510.00元，由原告张以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合同》对汪应飞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上诉人张以国认为《借款合同》对汪应飞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有三：1.汪应飞不识字，被上诉人王云、张莉指示其在《借条》、《指示付款函》、《借款合同》等文书上签字时未尽到宣读等告知义务，张莉、王云与汪应飞签订的《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对汪应飞无拘束力；2.被上诉人张莉、王云与汪应飞签订的《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张以国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当认定无效；3.根据合同法48条、51条的规定，汪应飞将案涉房屋设置抵押借款的行为系无权处分。上诉人诉请确认案涉合同对汪应飞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理由是：首先，汪应飞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是否识字并不当然影响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张以国认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房产价值确认书》、《指示付款函》、《借条》均系汪应飞本人签名，而王云系按照汪应飞、张莉出具的《指示付款函》将300000元借款汇入张莉的银行账户，故《借款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因汪应飞、张莉系母女关系，借款合同也明确案涉借款系用于张莉投资养殖场资金周转，汪应飞基于此在《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房产价值确认书》、《指示付款函》、《借条》上签字具有合理性；再结合一审附卷的汪应飞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签字时的照片、《房屋抵押权登记申请表》中“抵押人及共有人声明”及“房屋抵押登记询问记录”，可以证明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对抵押登记情况进行询问，据此可认定汪应飞对案涉借款的内容及房屋抵押登记情况是知悉的，故张以国认为汪应飞不识字，张莉、王云未尽到宣读等告知义务，案涉《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对汪应飞无拘束力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条规定：“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因案涉房屋产权证载明的房屋产权人为汪应飞，并未载明其他人员，故汪应飞有权为该房设立担保物权。结合汪应飞在《房屋抵押权登记申请表》中“抵押人及共有人声明”处和“房屋抵押登记询问记录”的签字行为，可以推定在该表中“代理人联系电话”处预留王云的手机号码并未违背汪应飞意志。张以国上诉认为王云在未获得汪应飞授权的前提之下，擅自代替汪应飞作出的处分行为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张以国未举证证明汪应飞与王云、孙莉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对其认为三人签订《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和《指示付款函》损害其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因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体现的所有权人为汪应飞，其有权为该房设立担保物权，故张以国关于汪应飞将案涉房屋设置抵押的行为系无权处分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以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以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