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0106行初183号 原告李某某，男，1977年7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5110251977××××××××，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西青路59号。 法定代表人李松，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江亚，男，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永东，四川法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53号。 法定代表人张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国前，男，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永东，四川法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锦江区东大街药店，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上东大街段170号。 负责人马泽凤，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洁，四川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某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成都市税务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以下简称成都市税务局）、第三人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锦江区东大街药店（以下简称杏林药店）税务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某某，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的出庭负责人姚明军、委托代理人张江亚，被告成都市税务局的出庭负责人柳华平、委托代理人李国前以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永东，第三人杏林药店的委托代理人白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于2019年4月29日向原告作出《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内容为你检举的第三人涉税违法行为一案已查办完毕，根据成税复决字[2019]第2号的决定，《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告知如下：你所检举的纳税人对本案所涉货物的增值税应税收入依法按13%的税率申报纳税，暂未发现其有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 被告成都市税务局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成税复决字﹝2019﹞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被申请人在本复议受理前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职责。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不履行职责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李某某诉称，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检举第三人销售的金贵燕窝50克开具《成都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号码00284462)》适用11%税率系偷税行为。2019年4月29日，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作出告知书称暂未发现第三人有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原告不服，于2019年5月20日向被告成都市税务局申请复议。2019年7月19日，被告成都市税务局作出了复议决定，驳回了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认为，两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告知书违法（不履行职责）；2.撤销成都市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查清涉案燕窝税率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辩称，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作出告知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第三人在2017年7月14日对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所属的增值税进行申报缴纳，其申报的销售货物增值税税率为17%或13%，没有原告所述的11%适用税率。经核实，未发现第三人售给原告的燕窝是经过加工的产品，根据相关规定，第三人销售未加工燕窝适用13%增值税税率正确，没有偷税行为，所开具的发票没有问题。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处理过程中已依法充分履行职责，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成都市税务局辩称，被告成都市税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杏林药店述称，其销售的燕窝具有合法来源，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具有法律依据并如实进行了纳税申报，没有偷税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8日，原告在第三人处购买了10盒“湖北金贵”燕窝（50克）（以下简称案涉燕窝）。第三人向原告开具成都市国税局通用机打发票。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检举第三人向其销售案涉燕窝适用11%的税率系偷税行为，要求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依法查办第三人的偷税行为并奖励举报人，同时要求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按地址送达《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告知书》。2018年12月6日，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向原告出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并将其邮寄发送原告。经查办，2019年4月29日，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向原告作出告知书。原告对此不服向成都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办理，2019年7月19日，被告成都市税务局向原告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检举书、立结案登记表、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告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三条，参照《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有处理辖区内针对税务违法行为的检举的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款，参照《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成都市税务局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某某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该判断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法律、法规、规章是否规定了检举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关于第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收到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对检举人给予奖励。”，《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举报中心受理实名检举，应当应检举人的要求向检举人出具书面回执。”，第二十条规定“对实名检举案件，举报中心收到承办部门回复的查办结果以后，可以应检举人的要求将与检举线索有关的查办结果简要告知检举人……”，依据上述规定，李某某享有检举税务违法行为的权利，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履行了对检举事项发动调查的行政职权，对该检举予以立案、办理，依法出具了受案书面回执，并告知了查办结果，但被告成都市税务稽查局依法出具了书面回执、告知查办结果的行为并非赋予检举人对处理结果的行政救济权。关于第二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从检举人的角度看，李某某的检举并非是因其作为消费者或其他个人身份的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提起，从检举权的立法目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享有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的权利，是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服务于公益性目的，并非是保障检举人自身的权益。换言之，李某某不是案涉查办结果的利害关系人，其起诉没有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其不具有行政诉讼上的原告主体资格。至于李某某在诉讼中提出的发票问题和检举书中提出的其应当得到奖励的问题，系发票行政管理和行政奖励的行政行为约束管理范畴，税务稽查查办结果无法直接对之产生约束效力，两者没有关联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某的起诉。 本案依法不收取诉讼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雨妙 人民陪审员  方 进 人民陪审员  刘晓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