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02民初2218号原告：杜凤棉，女，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岗子支行，住所地：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100574218607D。负责人：乔鸿飞，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刚，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凤棉与被告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岗子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西岗子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9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凤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被告农商行西岗子支行负责人乔鸿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凤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170,513.70元，判令被告赔偿以2,170,513.7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83,768.31元（暂计算至2019年8月9日，最终利息数额以被告实际履行赔偿义务之日为准），上述本金及利息共计2,654,282.01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末，我向西岗子粮库卖粮，当时案外人于洋持我的身份证代我去粮库办理售粮登记事宜，我共向西岗子粮库交付188.7万斤左右的玉米作物，当时的收购价是1.15元/斤，粮库应向我付款2,170,513.7元，本人等待粮库通知领款却迟迟未有响应。2015年初，我得知粮库已于2015年1月19日至2月1日分三次将我自己的2,170,513.7元粮款转入案外人于洋以我名义开设的农商行西岗子支行62×××12的账户，并被案外人于洋在粮库通过网上银行汇到我账户后立即去柜台办理转账至自己及其他案外人（于波、巨秋里）账户。我本人从来没有去农商行西岗子支行开设过此银行账户，也没有授权过任何人去代理开设银行账户，农商行西岗子支行在未与我本人核实的情况下允许他人以我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且在每笔存款项均超过5万元（第一笔98.8万，第二笔18.2万，第三笔100万）的情况下，账户资金快进快出，不留余额，过渡性质十分明显，被告不仅不尽审查义务，仍然为非本人的案外人办理转账，造成我巨额的经济损失。我认为，被告在办理个人开户、存取款业务时违反操作规范，未尽审慎义务，存在过错，其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应对我的存款承担赔偿责任。现依据《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望准如所请。农商行西岗子支行辩称，原告不是该银行卡的合法持有人，其无权主张卡内款项及利息损失，其以侵权为由向被告主张损害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各项诉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原告不是案涉银行卡的合法持有人，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在本诉诉状中称自认“我本人从来没有去过农商行西岗子支行开设此银行账户，也没有授权过任何人去办理开设银行账户，农商行西岗子支行在未与我本人核实的情况下允许他人以我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原告从未开设该银行卡、未授权他人开设、也对该卡的开设毫不知情，原告更未合法占有控制使用该卡。开设该银行卡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于洋私自以原告的名义开设，原告不是该卡的合法持有人，原告也不是该卡内款项真实的、合法的权利人，故其无权主张卡内款项。1992年12月11日国务院发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储蓄存款是指个人所有的存入在中国境内储蓄机构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该银行卡内款项不是属于原告所有的人民币，故其无权提起本诉。二、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该卡，与原告的粮款及利息损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向被告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假设原告委托于洋持其身份证代为办理向西岗子粮库售粮事宜，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西岗子粮库或于洋和李超。1．如原告所称委托于洋到西岗子粮库办理售粮登记事宜，而未授权于洋办理该粮款收款事宜即提交银行卡信息给西岗子粮库用于转款。西岗子粮库基于于洋的指令，而非原告指令，又未曾向原告核实确认是否其授权于洋代为办理转款至该卡内事宜（即便持卡人为原告），导致原告未收到该粮款，西岗子粮库存在过错，应视同西岗子粮库未向原告给付粮款，原告应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西岗子粮库主张给付粮款的合同义务。同时，于洋因无原告授权，而自行承担开设银行卡骗取粮款涉嫌诈骗罪的刑事法律责任。2．如存在委托关系，原告应基于委托关系向于洋主张粮款。如原告委托于洋办理向西岗子粮库售粮事宜，包括质检、检斤过磅、约定单价应有明确授权，但还应依照西岗子粮库的明确规定提供原告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自产证明等资料，这是原告明知的卖粮必备手续，原告如果不提供银行卡则不能向该粮库卖粮，所以原告委托于洋办理银行卡用于售粮情形可能存在，于洋在被告处代原告办理银行卡，被告依规进行审查后予以办理，于洋持该卡到西岗子粮库代原告办理售粮事宜，而后原告并未向于洋要回银行卡和身份证，而于洋也未将其返给原告。原告因其身份证和银行卡未收回，授权行为未及时解除或撤销，任由于洋控制使用其身份证和银行卡，导致款项被于洋等人支取，存在过错，导致损失，其只能通过委托合同关系向于洋主张权利，也可追究于洋侵占罪的刑事法律责任。三、假设原告自产188.7万斤粮食成立，基于此本案真实情况应为原告卖粮给李超、于洋，原告与李超、于洋之间存在粮食买卖合同关系，系李超、于洋以原告名义向西岗子粮库卖粮，二人与西岗子粮库之间又存在一个粮食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只能向于洋、李超主张给付粮款并赔偿损失。对于一个作为农户的原告来讲，价值200万元的粮食不是一个小数目，西岗子粮库离其家并不远，为什么不自己卖粮，不自行向西岗子粮库提供相关手续如银行账户信息等，任凭于洋代为办理售粮事宜，自己不跟进各个环节，是不符合常理的。事实是原告将粮食卖给于洋、李超，于洋、李超又将粮食出售给西岗子粮库，而李超、于洋向西岗子粮库卖粮时，是以原告的名义办理的售粮登记，又提供了以原告（不知情、未授权）名义开办的银行卡，用于二人收款，但不影响实际售粮人和收款人为于洋、李超的法定事实，原告对该银行卡无法律上的合法持有关系，仅是于洋、李超作为向西岗子粮库出售粮食的实际出让方，用于西岗子粮库向其转款的付款途径和方式而已。结合原告明确对该卡未开设、不知情、未授权他人开设的意思表示，充分说明该卡内款项为于洋、李超向西岗子粮库卖粮所得的粮款，原告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原告之前在本院起诉黑河农商行兴业支行，原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的诉状称，“原告在2014年冬将自家承包地生产的玉米卖给李超和于洋，应得粮款1,988,172.00元……”从原告陈述的、自认的事实可以确定如下：原告在前诉将玉米卖给于洋、李超，粮款为1,988,172.00元为真，在本诉诉状中又称将粮食卖给西岗子粮库，粮食总价2,170,513.70元为假。事实是原告将粮食出售给收粮大户于洋、李超，价款为1,988,172.00元，于洋、李超作为粮食出售方又将该粮食以原告的名义转卖给西岗子粮库，价款为2,170,513.70元，并以原告的名义开卡收款。于洋、李超作为多年从事粮食买卖活动的商家，在粮食收购业务中赚取差价约20万元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于洋、李超为法律意义上的粮食出让方，二人享有该2,170,513.70元粮款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该款即便在原告的银行卡内，但与原告无关，并不为其所有。四、于洋是该银行卡的真正的、实际权利人，卡内款项是西岗子粮库基于与于洋、李超之间的粮食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向于洋支付的粮款，于洋、李超为实际售粮人和实际受益人，该银行卡与原告无关，于洋只有在将其私自开设的、不是原告开设的、原告也未授权他人开办过的，原告更不知情的该银行卡，交付给原告，并告知其密码，以此履行其二人与原告之间粮食买卖合同项下的向原告给付粮款的合同义务，在此场合下，该卡的合法持卡人方为原告，在该银行卡交付原告之前，该卡内款项的真实权利人仍属于于洋。本案中，原告不是、也未取得该卡的合法持有人资格，也未能合法控制、占有该卡，其对该卡内款项不享有任何权利。该卡的真正权利人为实际开卡人、实际占有控制、使用该卡的人于洋，于洋作为真正的权利人，利用该卡接收西岗子粮库转给于洋自己的卖粮款，于洋支取其持有的，享有真正所有权的卡内款项，并无不当，也与原告无关。于洋未将该卡交付给原告，是于洋未能履行与原告粮食买卖合同项下付款义务的体现。原告的未能收回粮款损失，只能基于其与于洋、李超之间粮食买卖合同基础法律关系向于洋、李超主张给付粮款及违约责任，与被告无直接因果关系。被告不构成对原告侵权，原告也不能将其损失转嫁给无关的被告来承担，其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五、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其诉讼。原告在两次诉讼中，都明确其得知2015年初该银行卡内的款项被支取，即实际售粮人于洋以原告名义开办银行卡用于西岗子粮库向于洋支付于洋的卖粮款，后于洋支取其自己的粮款事宜。该款项真实的权利人为于洋，原告不是该卡的合法持有人，也不是该卡内款项真实的、合法的权利人，故其无权主张该款项。其基于侵权事由向被告主张赔偿，因其未能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即2015年初起两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即丧失胜诉权，应驳回其诉求。六、该案件不应受理。根据《刑法》第6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38条、139条关于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应当在刑事诉讼中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即便该卡内款项属于原告所有，因该卡内款项属于于洋涉案财产，原告丧失诉讼救济途径，故其诉求法院不应受理。上述抗辩意见是源于原告自产188.7万斤粮食属实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至目前原告未曾提供其种植用地，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用工，支付机械作业费等证据，被告自产该188.7万斤粮食无证据证明。被告认为，原告并无玉米出售，其利用于洋以其名义卖粮，并以其名义开卡收款的行为，虚构事实，恶意提起虚假诉讼，以期达到非法取得他人财产的目的，建议法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综上，原告不存在卖粮事实，也不是该银行卡的合法持有人，原告无权主张卡内款项及利息损失，其以侵权为由向被告主张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方提举证据：证据（1）黑河农村商业银行鹤卡借记卡、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户申请表，证明2019年1月16日，在原告本人不知情、无委托的情况下，案外人于洋持原告身份证件在被告申请办理了原告户名的银行卡开户业务。被告质证认为，被告依据于洋和杜凤棉二人的身份证办理开卡业务，符合操作流程。证据（2）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粮库为原告转付粮款的转款凭证复印件1份（原件在西岗子粮库），证明案外人于洋持被告为原告开设的银行卡用于与西岗子粮库进行粮款结算，粮库将卖粮款2,170,513.70元转入杜凤棉名下的该银行卡账户内。被告质证称，该款项为于洋向西岗子粮库卖粮款项，与原告无关。证据（3）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日出具的杜凤棉在该行名下银行卡交易流水明细1张，证明原告名下该银行账户分别于2019年1月19日转入粮款988,172元、2019年1月30日转入粮款182,341.7元、2019年2月1日转入粮款1,000,000元，于洋同一时间在被告单位柜台分秒不差的全额转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该款项为原告所有的，案涉款项与原告无关。证据（4）中国人民银行黑河市中心支行出具的《关于李超等人反映黑河农商行违规办理银行卡业务答复意见》1份、中国银监局黑龙江监管分局作出的黑市银监信复201821号《信访答复意见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等众多被侵权人向黑河市银监分局投诉在本人不知情、无委托的情况下被他人在被告处开卡，在本人无委托不知情的情况下，名下存款被他人支取。上述主管部门均确认，被告未确认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是否形成有效的代理关系或确认代理人代理权限的前提下，未留存与原告联系核实的记录，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属违规操作。经质证，被告认为被告已尽到了审慎义务，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明确禁止性规定，《答复意见》是对信访人李超的答复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被告方提举证据：被告方提举了原告开户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爱辉区公安局对杜凤棉、李富君、于洋、李超、制作的询问笔录、姚棉东户籍证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的诉状（2页）、本院（2018）黑1102刑初169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1）2014年原告的土地全部承包给了案外人李超，原告未有耕种土地行为，无粮卖，属于虚假诉讼；（2）杜凤棉夫妻身份证原件多次长期借给李超，李超交给于洋用于借名卖粮以规避粮库收粮政策，（3）杜凤棉自产粮食证明系李超、于洋找村会计姚棉东（已去世）开具的，内容虚假；（4）被告依据于洋所持原告及其本人身份证原件、于洋代签的“开户申请表”了解、审查相关信息后为其开设的银行卡，合乎银行操作规程；（5）案外人于洋与李超合伙以“超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从农户处收购粮食，烘干后转卖给黑河市西岗子粮库等地。因于洋所售粮食数额巨大，不符合黑河市西岗子粮库收购的相关规定，为规避粮库关于售粮收粮政策，二人采用借用部分农民身份证办理多张银行卡的形式向粮库出售玉米，于洋因此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6）原告前诉与本诉粮食总价和收购人名称自相矛盾。原告质证称：（1）上述证据不能够证明本案所争议的被告是否在杜凤棉本人未同意他人为自己开卡的情况下，被告所开立的原告名下银行借记结算卡是否合法，也不能够证明在原告卡内的款项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由他人代理将卡内的款项转出的行为是否合法；（2）银行卡内的存款货币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为“谁名下谁所有”，款项除非是赃款否则即为该银行卡所有人名下的存款，作为银行的义务是对储户的款项合法保管，而无权追溯及该款项的来源，因此被告的上述举证偏离了本案原告所诉请的银行违法开设结算账户及违法转款的案件本质；（3）对于被告声称的该卡内的权利归属应属于于洋，而不属于杜凤棉的说法与（2018）黑1102刑初169号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相悖，该判决已确认了于洋未经杜凤棉等人同意私自开卡的行为，对于该粮款不属于于洋所有；（4）粮权问题、粮款问题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对于其违法开卡和违法转款的行为避而不谈，与银行业的操守和行业规范背道而驰，根据原告的举证，能够证明的是粮库已经将粮款打给杜凤棉，其款项的流入系粮库直接针对杜凤棉而为，足以说明该款项的来源是粮库直接给付杜凤棉的粮款，被告一再声称该款项应属于于洋和李超所有，而上述二人从未向原告主张过粮食款项，也未向银行主张过原告的银行卡里剩余款项归二人所有，相反的是于洋因违法金融管理秩序已被绳之于法，李超也被于洋使其身份证将其粮款转走，不断在上访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声称上诉款项系二人所有的说法与事实和法律相悖；（5）姚棉东户籍证明不能证明被告所待证事实；（6）凭于洋和杜凤棉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于洋所填写的开户申请表即能够开设以杜凤棉名义的银行借记卡结算账户，说明其违反了银监会以及人民银行要求出具委托书方能开立银行卡的规定；（7）该份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二段表述“你的卖粮款都让于洋支走了”，该份诉状中对于洋持原告身份证开设银行卡设立密码、打入卖粮款后又违法提取这一系列侵权行为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说明该卖粮款是自有款项，被他人通过银行违法侵权行为所转走，被告错误解读了该起诉状的内容。上述双方所提举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符合证据“三性”原则，证明标准符合高度盖然性规则，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釆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案外人于洋与李超（系爱辉区超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合伙在黑河市××区××珲镇以“超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从农户处收购粮食，烘干后转卖给黑河市西岗子粮库等地。李超负责收购粮食，于洋负责出资及销售。按照粮库规定，售粮需要提供售粮者的身份证原件、与该身份证相对应的银行卡原件和粮食自产证明，且每人所售粮食的最高价值不能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因于洋所售粮食数额巨大，不符合黑河市西岗子粮库收购粮食的相关规定，为规避售粮政策规定，李超借用部分农民身份证交给于洋用于在西岗子粮库以农民身份登记售粮。于洋从李超、赵海龙处取得原告杜凤棉等二十四名村民的身份证后，在未经身份证所有人允许并取得合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分别在农商行西岗子支行、互市支行共计申领鹤卡借记卡多张，用于二人与西岗子粮库之间进行粮款结算。其中杜凤棉名下的银行卡为于洋于2015年1月16日持杜凤棉身份证件未经杜凤棉授权在被告处办理开户，于洋作为代理人填具开户申请表，在申请表填写了申请人杜凤棉的自然状况及移动电话号码，于洋作为申请人的代理人签名确认，留存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依据二人的身份证原件、于洋代签的开户申请表，未确认二人之间是否形成有效的代理关系的前提下，为其开立了账户为62×××12的黑河农村商业银行鹤卡借记卡，性质为个人银行结算。于洋持众多农民的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向西岗子粮库出售玉米后，西岗子粮库分别将所售粮款转入于洋所提供的上述农民的银行卡内，其中于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1日向于洋提供开户的原告名下的该银行卡账户存入粮款988,172元、182,341.70元、1,000,000元，合计2,170,513.70元，于洋于上述同一时间在被告单位柜台将上述粮款全额转取。2．杜凤棉为瑷珲镇西三道沟村村民，与同村村民李超系亲属关系。2014年，杜凤棉将自家承包的土地转给了李超，未耕种土地，亦未向西岗子粮库出售过玉米。杜凤棉夫妻身份证曾多次长期借给李超使用，2015年1月份身份证一直在李超处，由李超交给于洋用于借用农户的名义向西岗子粮库卖粮。李超、于洋私下找瑷珲镇西三道沟村会计姚棉东（已去世）开具了包括杜凤棉在内多名农户的虚假自产粮食书面证明。3．于洋出售完烘干的玉米将粮库转进上述农户银行卡内的粮款转取后，李超等人分别向中国人民银行黑河市中心支行、黑河银监分局投诉，称在其本人不知情、无委托的情况下被他人在被告柜台开卡，在本人无委托、不知情的情况下，名下存款被他人支取，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黑河市中心支行出具的《关于李超等人反映黑河农商行违规办理银行卡业务答复意见》，答复意见如下：（1）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2011年6月8日（银发［2011］116号）文件第一条“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业务”第一款“对于代理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银行应严格审核代理人的身份证件，联系被代理人进行核实，并留存电话记录等联系资料”。经核实，农商行能够妥善留存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复件，但多个被代理人的联系方式为同一手机号码，并且未存与被代理人联系核实的记录。（2）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2011年68日（银发［2011］116号）文件第三条“严格按照法规制办理人民币现金支取业务”第一款“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件或者影印件”。在调查中，单笔5万元以上他人代办的金支取业务共计14笔，均留存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身份复印件或者影印件。（3）目前对于金融机构他人代理办理银行卡原则上没张数限制。国银监会黑河监管分局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黑市银监信复201821号）答复意见：黑河农商行口岸支行在为代理人于洋办理被代理人李超名下42.8万元存款的转账取款业务中存在违规操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故我局不再对黑河农商行进行行政处罚。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原告银行卡内资金的权属及原告是否遭受办卡损失。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人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储蓄存款合同是指存款人与金融机构订立的存款人将人民币或外币存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有权支配存入资金，存款人可以支取本息的协议。储蓄合同的生效必须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所规定的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即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和形式合法，要求当事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储蓄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具体到本案，一、原告杜凤棉出借身份证件及案外人于洋冒用、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属于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案外人于洋未经杜凤棉授权以杜凤棉名义在被告处开立账户，事后亦未得到杜凤棉的追认，杜凤棉与被告未达成开立借记卡的合意，于洋开立银行卡行为对杜凤棉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关于原告开户后账内资金的权属问题。案外人于洋与李超合伙以“超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从农户处收购粮食，进行烘干后转卖给西岗子粮库等地，因于洋所售粮食数额巨大，不符合黑河市西岗子粮库收购的相关规定，为规避粮库关于售粮需要提供售粮者的身份证、与该身份证相对应的银行卡和粮食自产证明等形式材料，且每人所售粮食的最高价值不能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规定，二人采用借用部分农民身份证并在银行开立银行卡个人账户用于以多名农民身份登记售粮。通过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可证实当年原告将土地对外发包出去，未耕种土地，未有卖粮行为，其对他人冒用其身份证件开立银行卡账户亦不知情，故而，该银行账户内转入的资金非系原告的售粮款或存款，不属于原告财产，其对该户内款项不享有实体权利。三、被告的违规操作行为是否对原告造成实际损失问题。案外人于洋持杜凤棉身份证件向被告申请开立户名为杜凤棉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填写了“黑河农村商业银行鹤卡借记卡/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户申请表”，被告在办理申领业务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查申领人的真实身份义务，只留存了二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未留存与杜凤棉联系核实的记录等联系资料，即为其开立借记卡账户，而后于洋在被告处办理杜凤棉账户存款的转账取款业务中，被告违反银行关于存取款金额50,000元以上的大额交易，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的内部规定，存在违规操作情形，被告提出其在办理开立账户和转账取款业务中已认真履行审查义务的抗辩，不足采信。因原告对于洋以其名义开立银行账并进行转账取款事宜并不知情，该银行卡非系信用卡，不存在透支资金或影响其个人信用情形，对其本人而言，未因他人办卡行为而遭受到实际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被告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案涉原告银行账户内转入的资金非系原告财产，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本院以事实为基，以法理为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凤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3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永江审 判 员  郭 军人民陪审员  王庆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张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