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93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小红，女，195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欣，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群芳，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兴贵，男，1982年10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咸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梁栋，福建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73号新华福广场综合楼10层西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2XNC201B。 代表人：赖士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玲，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艾，男，1996年12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咸丰县。 上诉人陈小红、罗兴贵因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原审被告罗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小红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2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上诉人532186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闽Ａ×××××车辆属于营业性机动车，进而认定本案属于被上诉人责任免除情形（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认定事实错误。第一，闽Ａ×××××车辆并未办理《道路运输证》，该车辆不属于营业性机动车。虽然行驶证上登记的使用性质为“货运”，但是货运并不等同于营业性。按照通常理解，营业性机动车应指领取《道路运输证》，专门用来面向社会公众进行运输，或专门用来赚取运费的机动车，否则应认定为非营业性机动车。第二，不能根据保险单来认定涉案车辆性质为营业性机动车。保险单上注明的车辆使用性质是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与罗兴贵对保险合同内容所作的约定，该约定与事实不符。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并未要求罗兴贵在购买保险时提供车辆的《道路运输证》。第三，交警部门并未认定闽Ａ×××××车辆属于营业性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闽Ａ×××××车辆事故发生时系在从事营业活动，也未认定罗艾未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二、涉案免责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免责条款合法、有效，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仅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并未规定驾驶营业性机动车应当取得相关许可证书。但是，涉案免责条款规定，驾驶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时，保险人免责。即，被上诉人通过格式条款提出了驾驶人需持有相关许可证书方才赔偿的额外要求，属于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情形。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罗艾驾车右转弯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从业资格的有无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从业资格和驾驶资格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从业资格并不涉及对驾驶员驾驶能力的考核，没有从业资格不会显著增加发生事故的概率，进而增加被上诉人理赔的风险。而且，依照《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的驾驶人，处罚内容为“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以此免赔商业三者险，有违公平。三、一审判决认定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属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适用法律错误；进而错误认定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履行了涉案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判决并未指出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属于哪一条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并未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不得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条例第二十二条不属于禁止性规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系由交通运输部颁发，性质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本案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均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文本，声明的内容并非罗兴贵的真实意思表示，手写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不是罗兴贵本人所书。被上诉人并未对“营业性机动车”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进行明确说明，“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够具体明确，难以让投保人准确理解。因此，不应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涉案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四、一审判决与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类案生效判决大相径庭，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应当予以改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相关规定的精神，裁判文书应当统一裁判尺度。裁判文书网公布的（2018）闽01民终4268号、（2018）闽01民终7788号、（2018）闽01民终9838号、（2019）闽01民终2885号生效判决，所涉情形与本案相同（涉案车辆不是营业性机动车或事故发生与有无从业资格没有因果关系），法院均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1.本案诉争事故驾驶员罗艾没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小点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1）根据闽Ａ×××××号车辆行驶证记载，该车为解放牌重型厢式货车，核载10吨以上，载明的使用性质为货运，即从事货运活动。试问，从事货运活动有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吗？不以赚取运费为目的的货运吗？所以，货运活动并不以是否办理《道路运输证》为前提，个人从事货运活动的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个人挂靠公司从事货运活动的。但是就本案而言，是否有《道路运输证》并不改变闽Ａ×××××号车辆车辆从事货运的事实。（2）营运车辆的保险费的费率与非营运车辆的保险费率有着天壤之别，如果罗兴贵的车辆不是从事货运营运活动，其不会选择保险费率最高的营运车辆险种进行投保，所以，罗兴贵选择以保险费率最高的营运性质车辆进行投保是其车辆真实使用性质的体现。（3）是否属于营运性的机动车并非是交警部门认定，也不以交警部门的认定来区分营运和非营运。众所周知，道路营运属于交通运管部门管理，并非由交警部门管理。本案罗艾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二、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已严格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方式履行保险免责条款的告知及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1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投保人已在《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盖签字，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保险人已将责任免除条款以单独印制成一份独立的文件的形式对投保人进行告知，即以《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文件形式将责任免除条款单列，对投保人进行说明和提示，因此，足以认定保险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说明及提示义务。上述责任免除条款依法对保险合同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三、交通运输部是从事道路客货运输的专业主管部门，其制定的部门规章对从事客货运输活动的单位及个人具有约束力，相应的从业人员应当予以遵守。1.根据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2号令《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国家对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制度”。《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经营性货运的道路运输活动必须要持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否则不得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工作。因此，保险人将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列入商业第三者险责任免责条款符合法律规定。2.根据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部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之约定，只要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没有相应的许可证或者必备的从业证书的，则保险人不承担商业线的赔偿责任。免责条款不以“无有效从业资格证书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为前提，所以，不管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证书与事故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均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从业资格是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特定岗位职业素质的基本评价。由于经营性客货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对于驾驶人员的驾驶技能、素质、安全要求高于一般驾驶人员，交通部特别规定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除了具备驾驶证外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3.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规范指引》第三条：“（近因原则）所谓近因，是指导致标的物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而非指时间上或空间上最近的原因。如果近因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应承担赔付责任；如果近因属于除外风险或未保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的规定，并非所有近因导致的损害均由保险人承担责任，对于除外责任或未保风险，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三、一审中罗兴贵的代理人是特别授权代理，其对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开庭时也没有提到签名和告知的问题，只是认为格式条款加重投保人义务。根据保险的最大诚信和禁止反言原则，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提示和告知的责任。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保费已交纳，保险合同已经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 罗艾、罗兴贵均述称对陈小红的上诉没有意见。 罗兴贵上诉请求：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243号判决，将案件发回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陈小红对罗兴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未尽到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并不是罗兴贵签的，罗兴贵并没有收到相关条款。二、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主管部门核发的具体证书和各类和名称，并经投保人确认，不能以有关部门核发的必备证书、资格证书、相关证书等不明确的表述替代。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所依据的免责条款“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内容不仅含义不明确，而且存在歧义，即未说明驾驶人所必须具备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具体名称、种类和范围。在指向不明，存有歧义的情况下，应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认定。三、从业资格证并不反映驾驶能力，事故时罗艾持有符合准驾车辆的机动车驾驶证，表明其具有驾驶资格，其有无从业资格不影响其驾驶车辆的资格。从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责任的分析和认定看，是否持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非案涉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即没有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未加重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事实上，事故发生时，罗艾所驾驶车辆属于空载状态，也不在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状态，因此是否具备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与本次事故并无因果关系。而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所举证的保险条款不仅是免责条款，同时也是格式条款。对于格式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所举证的保险条款不区分是否具备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和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没有显著增加危险程度，一律免赔，显然该条款属于保险公司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合同条款，违背了公平原则和保险法近因原则，该条款依法无效。四、罗艾当时只是移车，是空车，并非处于营业状态，故不能认定是驾驶营业性机动车。车辆不管是备注了货运、营运还是营业，不是在货运、营运或者营业的状态下，只要具备相应的驾驶资格就可以驾驶，正如不是在营运的时候，只要具备C证就可以驾驶出租汽车。退一步说，即便是双方在事发时是否是驾驶营业性机动车这一点上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保险公司的解释。五、赔偿项目上，陈小红是两处九级，相应的赔偿系数应该是22%。六、申请对罗兴贵的签字进行鉴定。是否是罗兴贵的签字是重大事实问题，可能影响判决结果。审判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不是以代理人的陈述的依据。保险法解释第3条规定只是对保险关系生效的追认，不是说就免除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法条对提示和说明义务有特别规定，应当按照特别规定仍然要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陈小红辩称，同意罗兴贵第一至第四项上诉理由，对于是否签字这个对本案非常重要的事实应当要查清，不属于禁止反言所规定的内容。一审代理律师参加。虽然是特别代理，但是其有可能没有尽到尽职勤勉义务。因为罗兴贵本人没有出庭，对于这么重要的事实，一审代理律师应当与罗兴贵核实后，再向法庭进行陈述。二审罗兴贵已经出庭了，对于该事实请求法庭查清，上诉的第六项由法院依法判决。伤残系数按照22%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伤残附加系数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由法院自由裁量，只要不超过100%。因此一审认定23%没有错误。 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辩称，一审罗兴贵委托专业律师代理出庭诉讼，如果罗兴贵认为律师庭审的陈述以及诉讼过程中的答辩没有尽到尽职勤勉义务，那是罗兴贵与代理律师之间的另一层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纠纷。如果他认为代理律师损害了他的利益，可以另行提起诉讼，依法启动律师执业责任险。一审中罗兴贵并未申请对投保单上的笔迹进行鉴定，也没有否认投保单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保险单的重要提示部分，也提示投保人在收到材料之后应当核对，如有疏漏，应当联系保险公司进行补充，或者变更。罗兴贵并未联系保险公司，应当认定为保险公司已经交付了保险单、保险条款，并且一审代理律师对保险条款的真实性也是无异议的。保险条款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制定的，全国保险公司都一样的。关于是空车移车，不是处于营业状态上诉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罗艾向保险公司索赔时提供的从业资格证是伪造的。从事营运性的货运车辆在路面状态只有两种，一种在运货一种在去运货路上，不同于小车或者家庭自用汽车，可以带着家人出去旅游的。同意罗兴贵对于赔偿项目22%系数的上诉意见。 罗艾述称对罗兴贵上诉没有意见。 陈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427,2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300元、营养费30,000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误工费35,744元、住院护理费37,749元、出院后护理费6,430元、残疾赔偿金241,806元、鉴定费2,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3,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618元、电动自行车损失2,850元，共计798,3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2．判令被告罗艾、罗兴贵连带赔偿原告前项请求中被告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不予赔偿的部分。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误工费35,744元、交通费3,000元、残疾赔偿金241,806元”变更为“误工费82,456.6元、交通费3,941元、残疾赔偿金168,48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1日14时许，罗艾驾驶罗兴贵所有的闽Ａ×××××号重型厢式货车沿旧福马路魁岐村道由东往西行驶至下歧楼路口右转弯时，与同向行驶的由原告的配偶郝江保驾驶的台江7271Ｊ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乘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原告受伤及电动自行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安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艾承担本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受伤后即被送往福州市第二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4月20日，原告转至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医院为原告行“右股骨转子下陈旧性骨折切开复位交锁髓内钉内固定术”。2018年9月4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为双下肢瘢痕增生，双下肢撕脱伤综合治疗后，股骨转子下骨折内固定术后，右侧耻骨下支陈旧性骨折，右股骨右膝关节骨质疏松；出院医嘱为积极抗瘢痕治疗，循序渐进进行下肢功能锻炼，下肢骨折术后，定期骨科随诊。2018年10月18日，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为八级附加十级伤残，误工期为365日、护理期为180日、营养期为180日，后续内取固定物取出术的费用需12000元。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600元。事故发生时，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承保肇事机动车的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100万元并附加不计免赔险的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章“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项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上述条款进行了加粗、加黑。罗兴贵以手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及法律后果”并签名的方式向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声明其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及明确免除保险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事故发生时，罗艾系为罗兴贵提供劳务，罗艾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事故发生后，罗艾和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已向原告分别支付5000元和5万元。诉讼过程中，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申请对原告的伤残等级及医疗费中非医保费用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一审法院委托，福建正方圆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双下肢瘢痕的残情构成一项九级伤残、左膝关节活动障碍的残情构成一项九级伤残；送检医疗费15笔427248.06元中的非医保部分金额为82246.40元，医保范围金额为345001.66元。 一审法院认为，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本起交通事故由罗艾负全部责任，该责任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且各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予以采纳。原告的财产性损失认定如下：医疗费427,248元、护理费36,370元、交通费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40元、营养费5,000元、残疾赔偿金155,005.28元（42,121元/年×16年×23%）、残疾辅助器具费823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以上各项共计为643,086.28元。本起事故致原告两处九级伤残，可认定原告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酌情认定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3,000元。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不足的部分再区分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之间交通事故类型，由肇事机动车一方按责任比例承担，存在投保商业三者险的情形时，不足部分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仍有不足的，则由肇事机动车一方自行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系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引起，且机动车方负全部责任，因此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外，机动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交强险有关医疗费用、死亡伤残赔偿、财产损失的限额规定，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中由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负责赔偿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和后续治疗费等共计为450,088元，超过该部分1万元的赔偿限额；由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负责赔偿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为205,998.28元，超过该部分11万的赔偿限额。因此，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12万元（1万元＋11万元）。保险合同虽系格式合同，但其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自愿订立，保险人在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有权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必要的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均规定了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作为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人的罗艾和作为从事道路货运机动车所有人的罗兴贵，均应知晓上述规定。罗兴贵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作为免责事由既未免除法律为保险人明确设定的义务，也未免除法律规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对该免责条款进行了加粗、加黑，足以引起罗兴贵注意，罗兴贵在投保时声明保险人已就免责条款对其进行了明确说明。因此，可以认定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该免责任条款已生效。事故发生时罗艾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责，本院予以支持。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事故发生时罗艾系为罗兴贵提供劳务。因此，原告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害536,086.28元（450,088元-1万元+205,998.28元-11万元）应由罗兴贵赔偿。受害人因诉讼需要进行必要的司法鉴定，并支出相应的鉴定费，该费用应由侵权责任人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进行了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和后续治疗费等鉴定，共支出鉴定费2,600元，上述鉴定意见除伤残程度、误工期未被本院采信外，其余各项均被采信，因此，上述鉴定费中1,100元应由侵权责任人承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鉴定费不属保险责任，故该1,100元亦应由罗兴贵赔偿。综上，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12万元。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已支付的5万元可直接充抵赔偿款，即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还应赔偿原告7万元（12万元-5万元）。罗兴贵应赔偿原告537,186.28元（536,086.28元+1,100元），罗艾已支付的5,000元可视为罗兴贵的赔偿款，直接充抵上述赔偿款，即罗兴贵还应赔偿原告532,186.28元（537,186.28元-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陈小红12万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3万元，已支付5万元，尚需支付7万元）；二、被告罗兴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小红537,186元（已支付5,000元，尚需支付532,186元）；三、驳回原告陈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罗兴贵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机动车交强险与商业险组合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罗兴贵的签名是否系罗兴贵所签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根据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罗兴贵的代理人对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举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质证表示没有异议，且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上述签名进行鉴定。据此，应依法视为罗兴贵对上述证据上罗兴贵的签名没有异议。故本院不准许罗兴贵的鉴定申请。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小红、罗兴贵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罗兴贵在相关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上的签名不属实，保险单签字不是罗兴贵本人签的。经查，罗兴贵和陈小红均未向一审法院书面提出对罗兴贵签名的鉴定申请，罗兴贵一审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对相关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上罗兴贵的签名没有异议，依法视为罗兴贵承认签名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系罗兴贵手书并签名的事实并无不当。陈小红、罗兴贵的异议不成立。据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关于陈小红、罗兴贵提出涉案免责条款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保险公司不应免责的上诉理由。经查，罗兴贵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属普通民事合同，应遵循自愿、契约自由原则，只要合同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应认定免责条款无效。正是由于经营性客货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对于驾驶人员的驾驶技能、素质、安全要求高于一般驾驶人员，交通部特别规定从业人员除了具备驾驶证，还应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商业保险合同中约定客货运输车辆驾驶人应当具备从业资格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加重投保人的负担，显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如果否定该免责条款效力，则不利于交通安全维护和违法行为的规制。本案中，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提供的格式合同中的涉案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罗兴贵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依法有效。驾驶人罗艾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驾驶10吨以上的肇事营运货车造成本案交通事故，根据上述有效的免责条款的约定，承保肇事车辆商业三者险的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对陈小红的经济损失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免责，一审法院支持天安财险福州支公司相关主张正确。故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小红、罗兴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72元，由上诉人陈小红、罗兴贵各负担45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守霖 审判员  俞贤忠 审判员  杨淑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朱石磊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2页共19页（2019）闽01民终6596号 （2019）闽01民终9323号第19页共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