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9627号原告：武汉新众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锦绣龙城A区12栋1层03号。法定代表人：张先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奇，男，武汉新众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翅翔，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益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阜盛西街4号院3号楼14层1408室。法定代表人：张立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飞亚，男，北京益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文，北京丁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新众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众合公司）与被告北京益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航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众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奇、张翅翔，被告益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新众合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益航公司退还款项243492.43元；2、要求确认双方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合同；3、诉讼费用由益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新众合公司与益航公司通过网络渠道结识，其后双方就广告推广业务开展合作，双方于2018年10月11日签订了《广告合作合同》一份。合作期间，双方多次发生分歧，新众合公司遂提出解约退款请求，益航公司同意后，先后支付了两次退款。此后新众合公司多次找益航公司讨要剩余款项，益航公司均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截止起诉之日，仍拖欠243492.43元未付，故新众合公司诉至法院。被告益航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新众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新众合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中没有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条款，双方之间没有出现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也没有证据明确表明双方之间达成了合同解除的合议。因此新众合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既没有法定事由，也没有约定事由。第二，益航公司确认收到新众合公司575000元的广告费，并于2019年1月19日退款240000元。但是退款并不是双方达成合意解除合同之后履行解除合同的退款义务。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1日，新众合公司作为甲方与益航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广告合作合同》，约定：广告期限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执行媒体中国日报网企业频道，发布广告内容信息推广（篇数合计11000篇），甲方在乙方代理的中国日报网企业频道发布广告的费用折后为1150000元，甲方应在2018年9月15日前支付广告发布费的50%，即575000元，于2019年3月15日前付50%，即575000元。甲方保证其所提供的广告内容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名誉权、肖像权及其他合法权利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乙方有权审查甲方提供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做出修改。甲方做出修改前，乙方有权拒绝发布，由此导致广告延误发布，责任由甲方承担，对延迟期间的发布，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在广告发布过程中如发现广告有不妥之处（包括但不限于招致任何第三方的投诉或起诉、政府部门要求停止发布等），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修改广告内容或者补充相关证件并中止广告发布。如甲方不能在乙方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内容修改或提供相关证件，乙方有权中止发布，一切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同时，乙方对中止期间的发布不再另行补充发布。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指定的有效联系方式包括：乙方工作微信：186xxxxxxxx。合同另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乙方签约代表为王某某。2018年9月17日，新众合公司向益航公司付款575000元。2018年9月18日，益航公司向新众合公司开具金额为575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庭审中，新众合公司称双方实际发布广告时间自2018年9月18日至2018年12月3日，实际发布广告712篇，并称由于实际发布的广告数量远少于合同约定的数量，因此后续无法继续合作。益航公司则称由于新众合公司提供的广告内容未通过审核，因此其有权拒绝发布不适宜的广告。益航公司否认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并称退款仅是对新众合公司少发广告的补偿。根据新众合公司提交的与益航公司指定微信王某某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15日，新众合公司提出发稿慢的问题，益航公司确认“回复的确实有点慢，存在这个情况”。2018年11月1日，新众合公司提出“日报网发布的事情谈一下，这么下去我们不说保本，都要亏血本了”，益航公司回复“明天我请领导吃饭，下周估计就会上去了稿件”，并称“我自己的稿子都不好出，都要走流程，过了本周就好了”、“主要是出了一个问题，要不然出的很顺”。2018年11月7日，益航公司询问“最近一周出稿量如何”，新众合公司回复“稍微好了一点点，周一25篇出了12篇，周二18篇出了8篇，拒稿率还是在50%以上”。2018年12月7日，益航公司发送微信“如果你们确定好了不做，单位安排回款”，新众合公司答复“已经确定了，我们这边在统计条数了”，益航公司称“现在稿子已经可以稳定出了，如果能再试一次做缓和，感觉不满意再退也可以”，新众合公司称“老板已经决定了，我也没办法缓和了，因为涉及几个投资人”。2018年12月7日，新众合公司发微信“9月出稿195篇，10月出稿219篇，11月出稿265篇，12月出稿10篇，合计出稿689篇”，益航公司回复“你们也对一下”。2018年12月10日，新众合公司询问“你们那边怎么说”，益航公司回复“我们可以退款，但是退款不能直接退到个人或者你们打款的公司，只能你们先给一个公司，我们打款过去要对公还要你们给出票。”新众合公司问“要先给公司？为什么不能直接打回合同里面的公司账户”，益航公司答复“因为两个款就是比较多，会计这边是这样回复的。两个款比较大，如果来回倒会被税务部门认为是互相倒账，会被查”。2018年12月10日，新众合公司发微信“首发共23家，按合同来的均价是105元/篇,原创1篇按2篇算（9月-12月）合计篇数（689篇含原创+23篇原创）*105/篇=74760元，合计打款575000元，未消耗500240元,5张10W的票,2912.62/张税票*5=14563.1元，1张75000税点是2184.47，合计税16747.57元，483492.43这是需要退回的款项”，益航公司回复“好，钱会退，单位也需要走流程”。之后，新众合公司多次催促益航公司退款，益航公司表示款会退，需要走流程。2019年1月29日，益航公司向新众合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退还200000元；2019年4月8日，益航公司向新众合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退还40000元。新众合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向益航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上述事实，有新众合公司提交的《广告合作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首先，王某某系益航公司在本案诉争合同的签约代表；其次，新众合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代表益航公司的人员即王某某，也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工作微信；因此本院认为王某某在微信上代表益航公司的聊天均系职务行为，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益航公司承担。根据新众合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2月10日，新众合公司核算好应退款金额为483492.43元后，益航公司明确表示同意退款，只是需要走流程，且益航公司已经实际退款240000元，因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视为双方对于解除合同达成的一致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故本院确认双方签订的《广告合作合同》于2018年12月10日协商解除。又根据双方的解除合同时达成的合意，益航公司同意退款243492.43元，故新众合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武汉新众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益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告合作合同》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二、被告北京益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武汉新众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款项243492.4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76元，由被告北京益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国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冯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