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5625号原告：邓植基，女，196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被告：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城鳌大道东路。法定代表人：王伯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柱星，广州市从化区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剑波，广州市从化区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注销），住所地：广州市从化鳌头镇岭南村。法定代表人：由富芝。被告：王伯文（原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女，197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珠市香洲区。被告：由富芝（原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女，194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被告王伯文、由富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扬，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植基与被告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吉公司”）、被告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颢特公司”）、被告王伯文、被告由富芝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经审查，被告“颢特公司”已注销登记，本院依法追加被告“颢特公司”的股东由富芝、王伯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国洲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植基及被告“常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柱星、被告王伯文、由富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植基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9年3月2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0000.00元（4500元×l0个月×2倍）；三、被告向原告补发法定带薪年假工资7200元整（160元×5天×9年）；四、被告向原告补发每年春节工资4800元整（160元×3天×10年）；五、被告向原告支付恶意欠薪8200元正（4月份4080元+5月份4420元）；六、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购买社保的损害赔偿金40000元整（肆万元整）；七、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在申请劳动仲裁和一审法院依法维权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宿食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咨询费等预估费用3000元正；八、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5年1月2日入厂至2006年7月5日止（一年零六个月），从2009年3月2日再次入厂，从事碰焊工作，直2019年5月31日离厂。近年工资月均4500元左右，每年春节放假期间，均按实际上班天数计算工资，十多年来，原告从未享受过一天带薪年假。2019年元月以前一直以现金方式领取。2019年2月起，公司总经理苗××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5月6日，原告突然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伯文微信群发通知，要全体员工重新与公司签订合同，明示在5月8日前没签的就给予辞退，原告在接到通知后，与公司面谈才知道是公司要与员工签订与事实不符的《劳务合同》。原告提出异议，并要求公司补缴以前的个人社保后再确定续签合同，但公司实控人王伯文以“原来的公司”为推辞，拒绝了原告的合法要求。王伯文的说辞，来缘于公司的两次更名，公司初始名为“广州××机械厂”，2009年3月，改名为“广州市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富芝，实际控制人为由富芝女王伯文及儿苗××；2017年又被改名为“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实际控制人还是王××妹王伯文与兄苗××。厂址未变，原告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也未变。因为与公司讨论补缴社保和重签合同未果，原告去税务部门查询社保才知道，原广州颢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被注销，此举证明被告为了逃避补缴社保在钻法律漏洞玩花招，这也导致原告无法补缴社保，实际侵害了原告依法享受社会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被告作为侵权及过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照法定程序在2019年6月对被告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被告不仅不服法纠错补过，反而报复性地克扣了原告2019年4、5月被拖押的工资，参照2019年1、2、3月份工资平均日工资计算得出4月份工资为4080元，5月份工资为4420元，合计共8500元。被告威胁原告只有撤回劳动仲裁申请才能换取发放工资，被告的拒付工资行为不仅主观恶意较大，给失业后的原告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对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还加重了原告的维权成本。原告自从2009年入厂直至2019年5月31日离厂，白天黑夜均以工作为重心，受限于环境，受制于水平，没有专业的相关劳动法律常识，完全不能预见自己无固定劳动合同期限有法定年龄规定，而被告负有提前告知义务，并在合法的前提下签订返聘合同后，才能享受原告提供的劳动服务。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认为：“对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为标准。”以及《劳动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从未中止或终止，更不属于劳务关系。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19〕1215-1216号仲裁裁决书，不仅程序违法，严重超时（五个多月），而且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裁决结果错误。被告单方面胁迫原告更改合同，不予缴纳社保，不发带薪年假工资，拖欠甚至拒付工资种种违法事实清楚，却得不到相应的处罚，让原告感受到司法的不公。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告“常吉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邓植基2016年9月5日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其于2019年6月3日申请劳动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邓植基劳动关系的相关主张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邓植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邓植基于2017年8月开始在“常吉公司”从事生产工人，进入“常吉公司”工作时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邓植基与“常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与“常吉公司”只存在劳务关系。其主张要求“常吉公司”按劳动关系支付其相关费用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常吉公司”与“颢特公司”是两家独立经营的公司，原法人和股东均不相同，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任何关联，邓植基要求“常吉公司”承担其在“颢特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邓植基的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邓植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共同辩称，一、“颢特公司”与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两家独立经营的公司，注册地址、原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不相同，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任何关联。二、邓植基与“颢特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邓植基主张要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承担其在“颢特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2017年“颢特公司”因公司的主要股东发生家庭纠纷，公司经营出现较大困难，公司员工陆续离开，其中邓植基（女）在2016年以前已离职。而且邓植基（女，1966年9月5日出生），其在2016年9月5日已达法定退休年龄。“颢特公司”在邓植基（女）、离职时均已结清了工资及支付了相关经济补偿金。邓植基离职后到了那里工作，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并不清楚。邓植基以厂址未变，工作岗位、工作内容未变主张要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承担其在颢特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邓植基离开”颢特公司”均已超过两年，现起诉”颢特公司”股东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四、“颢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且已依法注销，作为公司的被告王伯文、由富芝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且被告王伯文、由富芝已足额出资，依法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邓植基与“颢特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颢特公司”也已依法注销。邓植基要求被告王伯文、由富芝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邓植基全部无理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9年原告入职被告“颢特公司”，双方无订立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焊工，工资为现金发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确认被告“颢特公司”已付清2016年前的工资。被告“常吉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被告“常吉公司”确认原告于2017年6月入职，双方无订立劳动合同，工作岗位是焊工，从2017年6月起被告“常吉公司”现金发放工资给原告。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常吉公司”提供了从2017年6月开始有原告签名的工资表。原告与被告“常吉公司”双方确认最后工作日是2019年5月31日，于2019年6月1日离开被告“常吉公司”，但被告“常吉公司”未支付2019年4月、5月劳动报酬给原告。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常吉公司”经确认原告在2019年4月、5月劳动报酬分别为4080元、4420元，合计8200元，并同意支付给原告。原告邓植基在1966年9月5日出生，法定退休年龄时间:2016年9月5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确认在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后的一年内没有就本案的诉讼请求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原告工作期间，被告“颢特公司”、被告“常吉公司”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另查明，被告“颢特公司”和被告“常吉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企业，被告“颢特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由富芝，2019年11月6日，被告“颢特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被告“颢特公司”股东是由富芝、王伯文。被告“常吉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3日，法定代表人：王××，被告“常吉公司”股东是于×、苗××、王××。被告“颢特公司”已注销登记，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被告“颢特公司”的股东由富芝、王伯文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于2019年6月3日申请仲裁，2019年10月28日，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19〕1215-121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原告诉讼请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补发每年春节工资、法定带薪年假工资的认定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党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原告邓植基在1966年9月5日出生，法定退休年龄时间：2016年9月5日，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人事争议案件的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11条:“达到退休年龄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为劳务关系。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还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后双方就退休前的事宜发生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从该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原告截止2016年9月5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关系终止。从2017年6月起，原告进入“常吉公司”后，人员管理、工作安排、工资发放均由“常吉公司”负责，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双方就退休前事宜发生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从达到退休年龄之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但本案原告于2019年6月3日申请仲裁主张权利，经审查，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均未涉及本案诉讼请求项目存在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所以，本案原告诉讼请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补发每年春节工资、法定带薪年假工资，已过了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认为原告申请仲裁已超过了一年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4月、5月劳动报酬的认定问题。原告于2017年6月入职被告“常吉公司”，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常吉公司”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常吉公司”经确认原告在2019年4月、5月劳动报酬分别为4080元、4420元，合计8200元，并同意支付给原告，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因未购买社保的损害赔偿金40000的处理问题。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提供证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另通过向社会保险部门了解是否可以补办，若社会保险部门明确答复不能补办的，损害赔偿金的主张再另循途径解决，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诉讼请求于交通宿食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咨询费等费用3000元的处理问题。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提供证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未提供证据印证其主张，而且劳动法律法规当中也无交通宿食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咨询费项目这一规定，因此，原告该诉讼请求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4月、5月的劳动报酬合计8200元给原告邓植基；二、驳回原告邓植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市常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未付）。诉讼费承担者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逾期未交的，本院将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国洲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黎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