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9648号原告：李士忠，男，193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泉生(李士忠之子)，男，196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李锦峰，女，196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华，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士忠与被告李锦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士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泉生，李锦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士忠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李锦峰返还李士忠12万元；2.请求李锦峰赔偿李士忠利息损失（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至李锦峰实际返还李士忠12万元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李锦峰承担。事实与理由：李士忠与李锦峰系父女关系，2019年李锦峰以北京银行存款利率更高为由，于2019年1月30日从李士忠账户转款6万元进李锦峰账户，另取现金1万元；于2019年2月15日取走现金5万元存入个人账户，以上共计12万元。至今该笔钱款未返还给李士忠，故李士忠提起本案诉讼。李锦峰辩称，不同意李士忠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双方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019年1月30日，李士忠转款给李锦峰的6万元是对李锦峰的赠予；2.2019年1月30日提取的1万元现金用于过年给亲属发红包；3.2019年2月15日取走的5万元是李锦峰代李士忠保管的钱款，愿意返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士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士忠中国工商银行2019年1月30日转款记录；证据二、李士忠中国工商银行定期一本通转款记录；证据三、李士忠中国工商银行活期一本通转款记录；证据四、李士忠中国工商银行2019年2月15日转款记录；证据五、李锦峰与派出所民警的录音。李锦峰对李士忠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经核实证据四原件，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李锦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泉生与李锦峰的短信记录；证据二、李泉生微信朋友圈截图。李士忠对李锦峰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经核实证据二原件，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士忠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款记录显示，2019年1月30日，该账户分两笔分别取款20369.5元（其中本金20000元，利息369.5元）、40062.33万元（其中本金40000元，利息62.33元），代理人均为李锦峰。同日，李士忠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显示取款9568.17元。庭审中，李锦峰表示该笔款项由其取出并交予李士忠用于过年包红包。同日，李锦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存款6万元。庭审中，双方认可李士忠在2019年2月15日给付李锦峰现金5万元。李士忠表示该笔款项也是其委托李锦峰代为存入北京银行的款项；李锦峰则表示，该笔款项系李锦峰代李士忠保管的款项。李士忠之子李泉生于2019年5月7日向李锦峰发送下述短信内容：李锦峰，作为你父亲李士忠的委托代理人，我向你告知如下：请你于2019年5月10日前返还所欠李士忠之钱款，逾期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索，特此告知。经李锦峰申请，证人钟某向本院作出如下陈述：我与李士忠系夫妻关系，与李锦峰系母女关系，我与李士忠关系并不和睦。2019年春节之时，有亲属从广西来北京，李士忠和李锦峰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包红包，当时我也在场，大约包了20个，每个500元，我的儿子、女儿、孙女等每人都分了一个红包。2019年3月份，我住院，在住院期间，李锦峰告诉我，李士忠给了她6万块钱，李锦峰挺高兴的，因为这么多年李士忠都没有给过李锦峰钱。庭审中，李士忠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双方生活不睦，证人证言有失公允。李锦峰对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庭审中，李锦峰表示，因不存在李士忠委托李锦峰代为存款之事，故其未帮李士忠开通北京银行账户。庭审中，李士忠表示，其除了本案涉诉12万元款项外，并无其他积蓄，靠退休金维持生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对于李士忠于2019年2月15日给付李锦峰的5万元性质未有异议，且李锦峰同意返还，当事人有权处理自己的民事权利，故李锦峰当返还李士忠5万元。对于李锦峰于2019年1月30日自李士忠账户取出的9568.17元、369.5元、62.33元款项性质，因证人钟某系李士忠之妻，李锦峰之母，其证言具有客观性。在2019年春节之时，因证人及李士忠、李锦峰均参与包红包并发放红包，故证人证言系原始证据、直接证据，能直接反应该笔款项性质，而2019年1月30日距春节时间相近，本院对证人钟某之证言真实性予以采信。该笔款项用于发放红包，不应由李锦峰返还。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9年1月30日，李锦峰代李士忠取出的6万元究竟是李士忠对李锦峰的赠予还是李士忠委托李锦峰存入北京银行的款项。该6万元系李士忠委托李锦峰代其存入北京银行的主张更具可信性，理由如下：第一，根据金融常识，北京银行存款利率确实略高于中国工商银行，对于靠退休金生活的李士忠而言，确易将有限的存款存入北京银行，以尽可能获取更高利息。第二，李士忠1932年出生，已近90高龄，尚需维持基本生活，据其所述，其存款仅剩本案涉诉12万余元，在其暮年之际，以半数存款赠予他人的可能性较低。第三，李锦峰认可2019年2月15日李士忠交付李锦峰的5万元是为李士忠要求李锦峰代其保管的款项。结合该表述，确实发生过由李锦峰代李士忠进行存款管理之事，因此，2019年1月30日的6万元性质系李锦峰代管李士忠存款的可信度相对较高。第四，证人钟某表示在其住院期间听李锦峰告知，李士忠于2019年1月30日赠予李锦峰6万元，证人证言虽具客观性，但在该笔6万元款项性质认定上，却系传来证据，在李士忠将存折交予李锦峰之时，钟某并未在场，因此，对于证人钟某关于6万元款项性质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2019年1月30日李锦峰自李士忠账户取出的6万元系李士忠委托李锦峰将该款项存入北京银行以获更高利息的主张更具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关系，李锦峰受李士忠之托应为李士忠开立北京银行账户并将存款存入其中，却未开立账号亦未转入存款，李士忠曾于2019年5月7日以李泉生名义向李锦峰索要过全部款项，此时，双方委托合同解除，李锦峰当返还李士忠6万元。因李士忠曾要求李锦峰于2019年5月10日前返还李士忠全部全款，故利息当以11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1日开始计算，李士忠主张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为基数，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锦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李士忠11万元及利息（以11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9年5月1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二、驳回原告李士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原告李士忠负担100元（已交纳），由被告李锦峰负担12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默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