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0643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郭南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浠露，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波，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谌贵喜，男，197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桃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扬，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莲，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5-10楼。法定代表人：马化腾。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圆圆，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政，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诉被告谌贵喜、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浠露、张定波，被告谌贵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扬、廖俊莲，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圆圆、方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本诉诉称：原告与被告谌贵喜于2016年1月4日签订《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下称：经纪合同），约定被告谌贵喜委托原告作为其唯一的经纪人，并授权原告全权负责被告谌贵喜的演艺事业规划和发展，与被告谌贵喜有关或涉及被告谌贵喜所有国内、国外演艺业务，包括一切商业与非商业性的演出、唱片合约的签署等，被告谌贵喜为原告的专属签约艺员。原告依约对被告谌贵喜进行培训规划、投资而承担风险及获取收益，并依约享有被告谌贵喜演艺行为产生的一切有关的著作权及邻接权利。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5日至2024年1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原告一直依约履行义务。2019年3月，原告在被告腾讯公司运营的“全民K歌”平台上发现被告谌贵喜开通了直播账号（账号为chenxi88，名称“晨熙”），其本人会定期进行网络直播，在直播过程中通过演艺活动获取观众“礼物”。据平台数据显示，被告谌贵喜的直播账号已经获取了近2亿点经验。根据平台的“礼物”结算规则，两被告通过上述直播活动获益已近2000万元。原告认为，原告作为被告谌贵喜唯一的经纪公司，被告谌贵喜的所有演艺活动均由原告全权负责，被告谌贵喜的私自获取演艺收益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约定。鉴于被告的违约及侵权行为愈演愈烈，为防止损害扩大，原告向被告腾讯公司发出《声明函》，明确要求被告腾讯公司停止共同侵权的行为，并将经纪合同等相关材料寄送给被告腾讯公司，阐述了相关的权利情况及危害后果。但被告腾讯公司在收到《声明函》后，明确拒绝原告的请求，且任由原告的损失继续扩大。被告腾讯公司作为“全民K歌”平台的运营和管理者，在发现侵权事实后，未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应对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两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谌贵喜立即停止在“全民K歌”平台的一切直播、表演等演艺行为；2、被告腾讯公司立即停止与被告谌贵喜在“全民K歌”平台中的一切合作，并下架、删除及停止使用被告谌贵喜在平台上传的所有作品；3、被告谌贵喜向原告支付违约及侵权损害赔偿共计人民币500万元；4、判令被告腾讯公司对第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新月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向本院撤回本诉。被告谌贵喜对本诉辩称：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对此法院在本案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书中已作出认定，据此本案应围绕涉案合同进行审理，对于新月公司在本集中主张的侵权责任部分内容，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依法应予驳回。就合同纠纷，答辩意见如下：一、谌贵喜在全民K歌平台进行网络直播属于个人社交活动，不属于涉案合同所述的演艺业务，故谌贵喜的直播行为不构成违约。1、网络直播是主播与观众进行聊天、互动、娱乐的社交活动，观众进入直播间并不需要支付门票或其他费用，直播过程中，观众可以根据自主意愿向主播打赏任意价值的金钱，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在打赏的同时并未为主播设定任何义务，是无偿的、单向的，是观众对主播的赠与而非观看直播所需支付的对价。对该打赏的性质属于赠予已经生效判决即（2018）粤0192民初3号判决明确予以确认。主播与观众之间如此互动、娱乐，就像在微博、论坛这样的社交平台发言互动，纯属用户之间的网络社交活动，不具有商业演出的性质。2、在本案《演艺经纪合同》中，谌贵喜与新月公司签订的并非网络直播经纪合同，谌贵喜并未授权新月公司对网络直播行为进行经纪活动，双方并未就网络直播的运营、收益分配等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更无任何限制谌贵喜进行网络直播的约定。因此谌贵喜在全民K歌平台上进行网络直播的行为与涉案合同无关，更不构成违约。3、从合同中关于演出的相关条款看，第十一条约定：“乙方的一切演出业务接洽、谈判、酬金定价等有关事宜，都必须由甲方负责出面交涉”，第十八条约定：甲方负责乙方演艺活动期间的行程安排及宣传联络”，可知合同约定由新月公司经纪的是商业性演出。而谌贵喜进行网络直播的行为，共性质是社交活动而非演出，直播过程更多是与观众互动而非进行歌艺表演；另一方面其所获得的打赏是观众的赠与而非演出所获得的报酬，直播行为本身亦不具有商业性。因此，网络直播不属于《演艺经纪合同》约定的演艺行为，谌贵喜没有违约行为。二、新月公司对谌贵喜的网络直播不享有任何权利，谌贵喜的直播行为不构成违约或侵权。1、如前所述，谌贵喜与新月公司签订的并非网络直播经纪合同，并未就网络直播的相关权属进行约定，因此新月公司对谌贵喜的网络直播不享有任何权利，谌贵喜的行为不构成违约。2、《演艺经纪合同》是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第十四、十九条称谌贵喜的一切作品均是著作权属新月公司的职务作品，但纵观整份合同均未就取得此项权利向谌贵喜支付相应对价，显然排除了谌贵喜的主要权利，是格式条款。合同没有采用足以引起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应认定该条款无效。3、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上述条款有效，但谌贵喜在全民K歌平台的直播行为性质上属于个人社交活动，不具有任何独创性，也没有任何载体，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不可能产生任何著作权；再退一步讲，职务作品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工作任务，新月公司与谌贵喜不存在劳动关系，谌贵喜的直播行为也并非完成新月公司委托创作的工作任务，新月公司对谌贵喜的直播行为亦未提供任何物质技术条件的支持，因此即便直播活动中产生所谓的作品，亦不属于职务作品，相关权利亦不应由新月公司享有。4、在《演艺经纪合同》履行过程中，新月公司对谌贵喜未有任何投入、未向谌贵喜支付任何报酬，而是不断让谌贵喜垫资为公司录制歌曲用于转卖。根据公平原则，新月公司在未履行任何经纪义务的前提下，更不应对谌贵喜的直播行为享有任何权利。三、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新月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迫于生计进行网络直播，主观上没有违约的恶意，客观上未对新月公司造成损害后果，不构成违约，也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合同》约定，新月公司须履行为谌贵喜录制、出版、发行唱片，规划演艺事业、安排演艺活动，并支付相应报酬等义务。但自2016年1月5日双方签约至今，新月公司并未依约为谌贵喜进行演艺规划、宣传推广及安排演艺活动；即使有为谌贵喜录制部分歌曲，但均未进行出版、发行；未为谌贵喜安排任何商业演出，且双方的合约中谌贵喜没有底薪，使谌贵喜陷入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且演艺事业无从发展的悲惨境地。此外，新月公司将谌贵喜录制的歌曲转卖给第三方音乐平台，但据此取得的收益却未按约定向谌贵喜分配。新月公司一方面通过合约限制谌贵喜的就业权，另一方面又不安排谌贵喜演艺活动，不支付报酬，上述行为不仅构成根本违约，还严重影响到了谌贵喜的生存权。谌贵喜迫于生计进行直播，并获得打赏的行为未对新月公司造成任何损害后果，不构成违约，反而增加了新月公司录制的相关歌曲的知名度，新月公司亦从中受益。四、新月公司要求谌贵喜赔偿违约金的主张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依据《合同》第二条约定，新月公司的经纪人身份，是一种排他性的垄断性经纪，新月公司通过对谌贵喜的培训规划、投资而承担风险及获取收益。即新月公司依据《合同》获得收益的前提是支付对价，是针对谌贵喜的培训规划、投资，该约定符合公平原则。但如上所述，新月公司未依约履行录制、出版、发行唱片，规划演艺事业、安排演艺活动，支付相应报酬等合同义务，新月公司未对谌贵喜付出任何投资、成本，谌贵喜无需向其支付违约金。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谌贵喜构成违约，新月公司主张的赔偿违约金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损失计算方法为违约前两年谌贵喜的全部演艺收益;依此计算出的收益较低或难以计算时，按50万元确定。而实际上，由于新月公司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谌贵喜至今未获得任何收益。所以，在新月公司未付出投资、成本，亦未举证其损失实际发生的情况下，要求谌贵喜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不应获得支持。五、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新月公司欺骗、诱导谌贵喜签下涉案演艺经纪合同后，多年来不为谌贵喜安排任何一场演出、拍摄MTV或在网络、电视、电台中进行任何实质的宣传活动，完全没有履行经纪义务，而是让谌贵喜垫资为公司录制歌曲，供新月公司转卖给第三方获利，甚至变本加厉地向谌贵喜索要高额赔偿，企图利用其优势地位不断榨取歌手艺人的利益。新月公司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合同依据，恳请贵院保护作为弱势一方的谌贵喜的合法权益，依法解除《演艺经纪合同》并驳回新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对本诉辩称：鉴于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也确认了主张合同权利，本案并非侵权纠纷，依据合同的相对性，腾讯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合同权利与腾讯公司无关，原告诉称腾讯公司存在侵权行为的事实也与本案无关，所以腾讯公司在本案中不可能承担违约责任，也不可能承担侵权责任。被告谌贵喜反诉诉称：一、根据《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以下简称《经纪合同》）的约定，新月公司有为谌贵喜进行演艺事业规划、宣传推广、安排演出、向谌贵喜分配收益等义务。但新月公司签约至今未履行上述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有权单方解除《经纪合同》。谌贵喜与新月公司于2016年1月4日签订《经纪合同》，约定：“一、乙方（谌贵喜）委托甲方（新月公司）作为其唯一的经纪人，并授权甲方全权负责乙方的演艺事业规划与发展…；十二、甲方将为乙方录制单曲、MV、并在网络、电视、电台中推广…；十六、乙方从事的演艺活动（不包括录音、录像、表演作品的网络上传、下载及其他无线增值部分）或相关商业活动所得的全部收入，由甲方收取，在扣除甲方的投入后，剩余的纯利润按以下比例，每月分配一次。甲方占60%，乙方占40%…；十八、甲方负责乙方演艺活动期间的行程安排及宣传联络，并承担与演出直接有关的，并实际支出的交通和住宿费用。”然而，谌贵喜、新月公司签约至今已达三年半之久，新月公司不仅未按合同约定对谌贵喜进行规划、推广、安排演出机会，甚至在合同未约定底薪的情况下，从未向谌贵喜分配任何收益。新月公司怠于履行经纪合同的行为，不仅令谌贵喜陷入失去经济来源的困境，且极大地阻碍了其演艺生涯的发展。新月公司的不作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有权单方解除《经纪合同》。2019年7月17日，谌贵喜委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向新月公司发函解除《经纪合同》，新月公司于7月18日签收，即《经纪合同》已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二、演艺经纪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现新月公司已将谌贵喜诉至法院，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已经丧失，《经纪合同》再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以解除。演艺经纪合同是基于双方的信赖关系所订立的，具有委托、居间、行纪等法律关系的特征，在履行过程中会体现出较强的人身依附性，更多地受合作双方主观意志因素影响，需要艺人与经纪公司相互信任、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缔约目的。本案中，新月公司签约三年半之久仍然未对谌贵喜进行相应的包装、推广，不向谌贵喜分配应得的收益，还将谌贵喜诉至法院索赔高额违约金，双方实质上已丧失继续履行《经纪合同》的信任基础。即使合同继续履行，也将导致双方合作关系名存实亡，最终对双方的利益均造成影响。本案《经纪合同》显然不适于继续履行，否则将导致双方利益均受损害，应予以解除。三、《经纪合同》解除后，新月公司仍应向谌贵喜分配合同存续期间的收入，并向谌贵喜支付违约金50万元。据了解，新月公司在未告知谌贵喜的情况下，通过将谌贵喜演唱的专辑转卖给第三方来进行获利，且从不向谌贵喜分配利润。谌贵喜有权要求新月公司按合同约定比例，分配相关收益。同时，新月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应向谌贵喜支付违约金50万元。综上，新月公司作为谌贵喜的唯一经纪人，其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不仅断送了谌贵喜的演艺生涯，甚至使谌贵喜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无以为继。谌贵喜迫于生存压力，不得已才寻求其他谋生之路。然而，新月公司发现谌贵喜在全民K歌进行直播后，在未对谌贵喜有任何投入的前提下，强行起诉索要高额违约金，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为维护谌贵喜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已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2、新月公司向谌贵喜支付违约金50万元；3、本案的反诉费由新月公司承担。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对反诉辩称：请法庭驳回谌贵喜的全部反诉请求。一、不同意解除合同，谌贵喜作为违约方，无权提出解除合同，如严重违约方尚且可以提出解约是对守约方的严重不公。第二，新月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为谌贵喜进行规划、培训并购买了大量歌曲制作、发行并且宣传，同时新月公司依据经纪合同第12条的约定到各大平台进行宣传推广，而依据双方合同第16条的约定，新月公司与谌贵喜之间的利润分成，只包括线下的演艺活动和商业演出，线上关于录音录像、表演收益是无需向谌贵喜分配的，所以新月公司无须支付违约金。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对反诉述称：腾讯公司对于新月公司与谌贵喜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回应。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4日，新月公司（甲方）与谌贵喜（乙方）签订《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以下简称涉案《经纪合同》），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其全球唯一演艺经纪人（经理人公司），为其演艺事业进行规划推广。一、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其唯一的经纪人，并授权甲方全权负责乙方的演艺事业规划与发展，与乙方有关或涉及乙方所有国内、国外的演艺业务，包括一切商业与非商业性的演出；唱片合约的签署等等。为此，乙方成为甲方专属签约艺员。二、甲方经纪人身份，是一种排他（包括乙方自己）的垄断性经纪，甲方通过对乙方的培训规划、投资而承担风险及获取收益。三、合同涉及的区域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及地区。四、乙方向作为甲方签约歌手，只能为甲方提供独家服务，录制专辑唱片及履行相关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为第三方录制出版发行唱片。本合同所指的唱片，是行内广义的“唱片”，包括唱片、激光唱盘、激光视盘等音像作品或制品。五、甲方是涉及乙方表演的唱片，包括且不限于：录音、录像、电视、电影等音像作品或制品制作、出版、发行之唯一全权代理人。六、本合同中“演艺”指：包括且不限于一切有关形体、形象、声音、歌唱、舞蹈、戏剧的活动（即舞台、电视、电影、电台、现场演出，模特表演、录音、录像、广告制作的表演，肖像宣传、媒介广告、广告代言、有线无线SP上传下载等等），并由此而及的一切有关著作权及邻接权，包括表演者权的产生、利用、转让等。七、本合同有效期为捌年，自公元2016年1月5日至公元2024年1月4日止。合约期满前6个月，甲方有优先与乙方议定续约的权利。在甲方确定不再续约后，乙方才允许与第三方进行接洽签约。八、无论是否收取报酬，乙方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第三人承诺签订、参与任何与本合同有抵触或损害甲方利益的文件、活动或演艺事项。十、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所有演出及其它工作安排，随时保持与甲方联系。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擅自出国或长时间休假，因私事到外地，需提前知会甲方，且不得影响甲方的工作。十一、乙方的一切演出业务的接洽、谈判、酬金定价等有关事宜，都必须由甲方负责出面交涉，如有客户直接与乙方联系，也须报经甲方确认后方可生效。未经甲方同意，而由乙方擅自从事的演艺事项或制作的唱片，除乙方需承担违约责任外，第三方也不能因获得过乙方的授权或许可，而对抗本合同的效力，从而抵消甲方的收益。十二、甲方将为乙方录制单曲、MV、并在网络、电视、电台中推广（但不能保证任何榜单位置）费用由甲方垫付，在乙方有收入时扣除，合同期内乙方没有收入，则由甲方承担。十三、甲方拥有在合同期内由乙方演唱及表演的所有录音录像作品，及“未采用的录音录像作品”的著作权和邻接权（包括表演者权）。甲方可以在任何时候（包括合同期外），任意使用（包括整体或分割），并可授权第三人依此使用并收取报酬。如法律规定，仍存在有专属乙方的权利，第三人仍需得到乙方的同意时，则本约定视为乙方已同意，由甲方代替乙方授权或许可，该第三人不再需要单独向乙方申请。十四、合同期内，乙方创作的作品均是著作权属甲方的职务作品，乙方仅享有署名权，首唱权及永久免费现场演唱权利。十五、甲方为宣传等目的，有权在出版物及宣传媒介上免费使用乙方的姓名（包括真实姓名、笔名、艺名）、照片、肖像、绘像、简历等有关乙方的演艺资料及记录有乙方的姓名、肖像、简历、表演及有关资料的录音、录像、电影、照片、文稿等等。十六、乙方所获得的报酬，仅包括以下部分业务分成：乙方从事的演艺活动（不包括录音、录像、表演作品的网络上传、下载及其他无线增值部分）或相关商业活动所得的全部收入，由甲方收取，在扣除甲方的投入后，剩余的纯利润按以下比例，每月分配一次。甲方占60%，乙方占40%。十七、所有供分配的业务分成款项，均为交纳所有相关税赋后的剩余部分，但纯属个人税项除外（该部分由乙方取得后自行缴纳）。十八、甲方负责乙方演艺活动期间的行程安排及宣传联络，并承担与演出直接有关的，并实际支出的交通和住宿费用。十九、作为甲方的受雇专属签约艺员，乙方的各种权利所应获报酬，已包括在本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报酬内，并无其他酬金。由乙方从事的演艺或录制唱片、拍摄MV所形成的作品均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及邻接权（包括录音制作者权和表演者与表演者权等）均属甲方。二十三、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一、四、八、十、十一、二十二条规定，均属严重违约，甲方有权以此为由终止合同而无须征得乙方的同意。此时，乙方应赔偿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这种损失计算方法为：违约前两年乙方全部演艺收益。当依此计算出的收益较低或难以计算时，双方同意按五十万元确定）。如因此，还导致甲方不能按计划履行与第三方的合同，甲方为该计划而支付的相应成本及应支付给第三方的违约金，由乙方另行赔偿。二十四、乙方不可无故擅自解除合同，乙方须提前解除合同，必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包括预期利益损失，当这种损失无法准确计算时，则按上一年甲方作为乙方经纪人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的500%计算）。否则，本合同仍然继续履行，同时甲方将有权对乙方的违反合同行为行使演艺和唱片录制禁止措施，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直至本合同期满为止。二十六、任一方对另一方有不同意见，必须先与对方书面交涉、磋商。若交涉、磋商无效，甲、乙双方才可以对外发表声明或采取法律措施。二十七、任一方如因对方违约而需行使单方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权利时，须以书面形式向对方发出通知，通知中应包括解约原因及生效日期。二十八、与本合同有关的对外权利，均由甲方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法律明确规定，不得转移或授权，必须以乙方名义提出的，应甲方要求时，乙方必须全力配合。上述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赔偿或收益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自行主张的维权行为，所获之赔偿或收益也归甲方所有。同时，甲方有权以此条约定，提出异议（包括且不限于直接撤诉，要求驳回乙方，或参加诉讼等等）。二十九、除本合同明确约定责任的违约行为外的其他违约，违约方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应足以弥补对方所受的损失，且最低不少于二十万元整。三十、因履行本合同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人民法院管辖。涉案《经纪合同》签订后，新月公司表示其依约为谌贵喜购买、制作歌曲并进行宣传，从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新月公司已为谌贵喜制作歌曲36首，并投入了词曲的购买费、录音费、混音费、物料拍摄和进行宣传的费用，其后，新月公司发现谌贵喜在未告知新月公司、未经新月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在全民K歌平台进行演艺并获取收入，双方遂发生纠纷。新月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为谌贵喜录制的《两个人的痛一个人背》（2016年5月）、《酒后更想你》（2016年6月）、《不再为你流泪》（2017年6月）、《雪花心语》（2017年7月）、《昨夜的雨今夜的你》（2017年9月）、《男人的伤悲》（2018年7月）、《离别时的眼睛》（2018年10月）、《你不再属于我》（2019年2月）、《情毒》（2019年3月）等歌曲的相关制作资料及推广资料予以证实，该证据显示新月公司就上述歌曲签订相应的《音乐作品制作权转让合同》，支付相应的歌曲转让费、录音制作费、混音费、和声费等，并在新月公司微信公众号、搜狐音乐、环球网、中国娱乐网等网络平台对上述歌曲进行宣传，同时，新月公司已将上述歌曲授权第三方平台使用，新月公司表示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且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新月公司都在为谌贵喜制作、推广宣传歌曲，这些歌曲实际上为谌贵喜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前期的铺垫，谌贵喜如何在全民K歌平台取得关注，且新月公司作为全国知名的演艺公司，谌贵喜签约在新月公司名下，对于谌贵喜身份及行业的提供有很大帮助。经质证，谌贵喜对新月公司为其制作歌曲的事实及上述歌曲的宣传推广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表示谌贵喜也多次垫付相关歌曲的制作费，且因该歌曲的著作权由新月公司取得，新月公司将歌曲转卖给音乐平台并获利，而被告从未获得任何利益，至于宣传资料，该部分宣传仅是对歌曲的宣传，而非对歌手本人的宣传，新月公司仅履行了其歌曲制作部分的合同义务，没有履行任何演艺经纪相关的义务，新月公司提交的宣传资料除其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无法证明其他平台发布的主体是新月公司，亦无法说明是新月公司作出的宣传行为，即便该宣传系新月公司作出，可以看到这些宣传的文案一样，流于形式，没有起到任何宣传作用。2019年5月7日，新月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谌贵喜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本院寄送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7月17日，谌贵喜委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向新月公司邮寄《律师函》，表示因新月公司怠于履行对谌贵喜事业规划、宣传推广的义务，未向谌贵喜支付任何报酬，不仅令谌贵喜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无以为继，且极大阻碍了谌贵喜演艺生涯的发展，新月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谌贵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新月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收到该《律师函》。2019年7月23日，谌贵喜向本院提起反诉。2019年10月12日，本院开庭审理本案。2019年10月18日，新月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本诉，本院予以准许。庭审中，谌贵喜表示就涉案《经纪合同》的内容而言，其包括演出经纪部分和唱片制作部分，新月公司仅仅支付了录制单曲相关著作权的费用，没有进行其他宣传、推广和录音制品的制作，就演艺经纪部分而言，新月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义务，没有做过任何规划，也没有安排任何演出，谌贵喜也没有从新月公司处获取过任何报酬，该行为已构成了对合同的根本违约，现因新月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谌贵喜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新月公司确认其从未为谌贵喜提供线下演艺活动的安排和宣传，原因在于谌贵喜的知名度不够，没有收到商业演出邀请合同，新月公司亦无法为其进行宣传，而且新月公司是盈利机构，不可能刻意打压不获取利润，只要可以接到商业演出，新月公司肯定积极配合；新月公司确认未向谌贵喜分配歌曲转让的收益，但该收益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分配范围；新月公司表示其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谌贵喜对新月公司的陈述不予确认，其表示正是由于新月公司未能为谌贵喜履行安排演出的合同义务，导致谌贵喜无法公开进行演出，实际上反而降低了谌贵喜的知名度，根本没有新月公司所说的通过其宣传提高谌贵喜的知名度，且谌贵喜在与新月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歌手，反倒是因为和新月公司签订合同后，完全没有露面的机会；谌贵喜表示现双方因涉案《经纪合同》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双方之间已经丧失信任和继续合作的基础，谌贵喜要求解除涉案《经纪合同》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上事实，有艺员演出经纪及唱片制作合同、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收条、支付凭证、授权书、宣传资料、音乐平台截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准许本诉原告撤诉的，应当对反诉继续审理；被告申请撤回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故本院在本案中仅就谌贵喜的反诉请求及其相关事实进行认定。新月公司与谌贵喜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涉案《经纪合同》，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新月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谌贵喜能否据此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谌贵喜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是新月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具体行为包括：1、新月公司未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宣传推广；2、新月公司未提供任何演艺机会、怠于履行其规划推广义务；3、新月公司将为谌贵喜制作的歌曲授权给第三方使用并获利，但没有向谌贵喜分配任何利润；4、双方已无信任，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本院认为，据已查明事实，首先，新月公司微信公众号及其他网络平台均对谌贵喜及其演唱的歌曲宣传推广，谌贵喜主张新月公司未提供足够的宣传推广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在2016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新月公司已为谌贵喜制作歌曲30多首，且制作歌曲的费用亦由新月公司支付，谌贵喜对于新月公司为其录制歌曲均予以配合，新月公司确未为谌贵喜安排演艺机会，谌贵喜也未从新月公司获取报酬，但演艺行业具有其特殊性，演艺机会的取得除需要经纪公司的宣传、策划、推广外，也需要演艺人员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影响力，就本案而言，新月公司已为谌贵喜录制了多首歌曲并进行推广，谌贵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存在怠于履行其规划推广义务的行为，亦不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存在不正当的阻碍谌贵喜获取演艺机会的行为，故对于谌贵喜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涉案《经纪合同》第十三条约定谌贵喜在合同期内演唱及表演的所有录音录像制品，新月公司均享有著作权，可授权第三人使用并收取报酬，第十六条约定谌贵喜所获得的可分配报酬不包括录音、录像、表演作品的网络上传、下载及其他无线增值部分，即新月公司授权QQ音乐平台、酷狗音乐平台等平台使用该歌曲所获得的报酬，谌贵喜并不享有分配权。第四，关于谌贵喜所主张的双方已缺乏信任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本院认为，双方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但并不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情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任虽是履行合同的重要基础，但缺乏信任并非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法定理由，且新月公司亦表示希望继续履行涉案《经纪合同》，谌贵喜以缺乏信任为由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谌贵喜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其于2019年7月17日向新月公司发出的函件，并不产生解除双方所签涉案《经纪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谌贵喜要求解除《演艺经纪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谌贵喜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4400元，由谌贵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 璇人民陪审员  李清萍人民陪审员  黄秀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