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民终2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婷，男，198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句容市人，住江苏省句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鹏，江苏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芬，江苏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瑞昌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瑞昌市黄金乡枣树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815865742385。法定代表人：张杰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军川，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治贤，江西泰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婷与上诉人瑞昌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瑞昌市人民法院（2019）赣0481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婷上诉请求：1、请求变更瑞昌市人民法院（2019）赣0481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主文，由原“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劳务费3607510.91元”，变更为“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劳务费880544.69元”，即在原审判决的360751.91元劳务费的基础上增加519792.78元劳务费；2、请求增加判决上诉人于原审申请诉讼保全时支付的2700元诉讼保全保险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时，上诉人主张的总工作量为2767995.13吨，其中已销售石料1417631.13吨，库存矿石1350364吨，对此，原审在认定上述相关数据的同时认为，上述“已销售数量1417631.13吨应当包含了部分库存矿石工作量，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会导致库存石料有部分被重复计算”。上诉人认为，原审虽然作出了该项认定，但是，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原审作出该项认定的两点理由，其逻辑前提明显存在错误，因此，原审的该项认定当然不能成立。1、从“杨婷2019年1月25日停止作业后至2019年5月份时仍有石料销售”的事实中，并不能得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正常销售的石料数量中必须含有部分库存矿石”的结论；2、从估算方式计算出“杨婷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开采矿石吨位数2255778吨，此数字远小于原告主张的2767995.13吨”的事实中，并不能得出“杨婷2018年7月以来库存石料有部分包含在销售量1417631.13吨中”的结论；3、原审计算上诉人实际工作量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计算结果是一个矛盾的结果。二、原审遗漏了对于上诉人要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因申请诉讼保全而支付的诉讼保全保险费2700元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因申请诉讼保全而支付诉讼保全保险费属于上诉人的损失范围，根据（2017）最高法民终43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8）最高法民终964号民事判决书，对于该笔损失，上诉人有权要求江润公司承担，而原审法院没有就此请求作出判决，显然属于错误。三、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关于已经销售的1417631.13吨矿石数量中包含全部库存矿石、所有库存矿石已经全部销售的抗辩，是一个事实问题。由于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未就该事实问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依法应当认定该项事实不能成立。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就上诉人生产的库存矿石数量双方没有进行结算，以及已经实际销售的1417631.13吨矿石中不包含库存矿石的事实；2、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应当就已经销售的1417631.13吨矿石中包含全部库存矿石的抗辩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瑞昌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上级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瑞昌市人民法院（2019）赣0481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多预支的劳务费102160元（争议金额为462911.91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的工作量按照炸药量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于2018年7月30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明确机口下方爆破库存按每吨九千吨石料计算打眼、放炮工作量，如果吨位出现差异，按最后发货量为准，原审法院忽略了这一约定；2、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矿山上有库存石料，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实际多付了被上诉人劳务费为由，推定上诉人矿山有石料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矿山上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并没有库存石料，有部分石料也是上诉人用炮头机打的，与被上诉人工作量无关；3、原审法院将2018年7月至9月的库存石料和正常销售的石料数量加上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炸药计算量来计算被上诉人的劳务费总量，存在重复计算的嫌疑。库存石料和销售石料两者之间会有重叠，无法准确区分。上诉人杨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立即给付承包劳务报酬882811.62元。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6年前后，即为被告提供矿山开采凿岩放炮等劳务工作。2018年1月15日，双方就上述事项续订承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承包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1月起至2019年春节放假前；聘用期间，被告按照每吨0.62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原告承担生产所需设备（含工具）的维护、保养、维修、损耗及人工工资等费用。2018年7月，因政府限采而被告要求增加库存，为此，被告出具承诺书：将机口上方的石料运送至机口下方库存的，以过磅数为计算报酬的依据；机口下方爆破库存按每吨炸药9000吨石料为计算报酬依据。同时，被告承诺在原单价之外，每吨另外增加0.1元作为奖金。期间，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019年春节前后，被告被责令停止开采。其后，原告要求与被告结算2018年7月之后的应得报酬，被告却总是推三阻四。期间，被告已经支付劳务报酬892671元，原告在被告处预支劳务报酬220000元。鉴于上述事实，原告现依法提起本次诉讼，并提出上列请求，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上诉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反诉被告返还多预支的劳务费102160元；2、反诉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8年1月15日订立了一份矿山劳务合同，反诉被告为反诉原告提供矿山开采凿岩放炮服务，合同约定按照每吨0.62元标准记付劳务报酬，自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反诉被告共计工作量为1417631.13吨，按照每吨0.62元外加奖励每吨0.1元，共计劳务费1020694元，反诉被告已经预支892993元劳务费，加上反诉被告在反诉原告处将本属于反诉原告的放炮部分13698.87吨预支9683元，故反诉被告共计在反诉原告处超支劳务费102160元，为此，反诉原告依法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杨婷与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书。约定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起至2019年春节放假前聘用原告（反诉被告）杨婷为其矿山凿岩放炮。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按照爆破一吨矿石0.62元的标准向原告（反诉被告）杨婷支付劳务报酬。2018年7月，因政府限制矿山开采，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为了在禁止开采后还有石料可以销售，决定加大矿石开采量用以储备库存。因库存矿石暂时不销售，不能计算原告劳务费，2018年7月30日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出具承诺书，双方约定：正常销售石料转为库存以过磅数量为准，库存矿石按照爆破使用一吨炸药折算九千吨矿石计算原告（反诉被告）杨婷的工作量，如果库存石料全部实际销售完毕，实际发货量与估算量发生差异，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库存石料工作量按照实际发货量计算。如果库存没有销售，则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库存石料工作量为正常销售石料转为库存的过磅数量加上库存矿石数量（按照爆破使用一吨炸药折算九千吨矿石计算）的总和。后双方又协商在原标准每吨0.62元的基础上，增加每吨0.1元作为奖金。2018年7月至9月，双方承包结算表显示，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库存矿石工作量为预估毛片98716吨、炸药折算矿石数量482544吨，共计581260吨，已销售量为442256.71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矿山委托爆破作业签字单显示，原告（反诉被告）杨婷为开采库存矿石使用的炸药数量为85456公斤。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销售清单显示，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石料销售量为1417631.13吨。2019年1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停止作业。因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一直未对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实际工作量结算，原告杨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当庭提出反诉。另查，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已从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领取劳务报酬892671元，另预支劳务报酬220000元，共计1112671元。原告（反诉被告）杨婷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5日停止作业时共计使用炸药113656公斤，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25日停止作业时炸药使用总数量共计250642公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8年7月以来包含库存矿石在内的总工作量是否是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所说的1417631.13吨。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认为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如果石料全部实际销售完毕，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库存石料工作量按照实际发货量计算。现石料已经全部销售完毕，发货量为1417631.13吨，那么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包含库存石料在内的总工作量就是发货量1417631.13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意见。理由为：一、按照双方协商认可的爆破使用一吨炸药折算九千吨矿石的计算方式，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共计使用炸药数量250642公斤，换算成矿石吨位数为2255778吨，远超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所说的销售量1417631.13吨；二、根据原告（反诉被告）杨婷提供的视听资料显示，有部分库存矿石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并未与原告（反诉被告）杨婷进行结算。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杨婷的2018年7月以来包含库存矿石在内的总工作量并非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所说的实际销售量1417631.13吨。三、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认为实际销售量为1417631.13吨，但却多预支了劳务费约十万元。按常理认为，应当是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并未与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全部结算完毕，才会多预支约十万元劳务费。对于原告（反诉被告）杨婷主张的工作量计算方式，原告（反诉被告）杨婷提供了2018年7月至9月的承包结算表三份及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矿山委托爆破作业签字单，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份，除去已销售石料1417631.13吨，还有库存矿石工作量1350364吨，总工作量应当为2767995.13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已销售数量1417631.13吨应当包含了部分库存矿石工作量，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会导致库存石料有部分被重复计算。理由为：一、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用以库存的矿石最终目的是销售出去，而且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自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9年1月25日停止作业后至2019年5月份时仍有石料销售，说明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正常销售的石料数量中必然含有部分库存矿石。二、根据双方协商认可的爆破使用一吨炸药折算九千吨矿石的计算方式，可以估算出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开采矿石吨位数为2255778吨。此数字远小于原告主张的2767995.13吨，也说明了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8年7月以来库存石料有部分包含在销售量1417631.13吨中。对原告（反诉被告）杨婷的工作量计算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7月至9月期间的工作量有三份承包结算表作为依据，数据真实可靠，不存在库存矿石被重复计算的可能。三份承包结算表显示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2018年7月至9月的库存矿石量及正常销售量分别为581260吨（炸药折算量482544吨+正常销售转库存量98716吨）和442256.71吨，则原告（反诉被告）杨婷2018年7月至9月期间的工作量为1023516.71吨（581260吨+442256.71吨）。对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的工作量，其中库存矿石工作量可以按照矿山委托爆破作业签字单的数据计算，但因为没有结算单，无法判断该时间段的实际销售数量是否包含了部分库存矿石数量，也即无法判断该时间段的库存矿石是否存在部分被重复计算的可能。因此，一审法院以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在该时间段使用炸药总数，按照双方协商的使用一吨炸药折算开采九千吨矿石的方式计算工作量。原告（反诉被告）杨婷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5日停止作业时共计使用炸药113656公斤，折算矿石吨位数为1022904吨。因此，原告（反诉被告）杨婷总工作量认定为2046420.71吨（2018年7月至9月期间的工作量1023516.71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5日工作量1022904吨），按照每吨0.72元计算，应得劳务报酬为1473422.91元。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劳务报酬1112671元，应予扣减。被告（反诉原告）江润矿业有限公司还应支付360751.9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瑞昌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杨婷劳务费360751.91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瑞昌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就两上诉人对2018年7月1日到2019年1月25日如何计算矿石数量的争议，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对于2018年7月至9月期间工作量如何计算，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签字认可上诉人杨婷在该期间三份承包结算表显示的工作量为1023516.71吨矿石，事实依据充分。对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工作量的如何计算，由于两上诉人分别提出的计算工作量分歧较大，其主要原因为2018年7月30日上诉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杨婷出具承诺书的约定结算方式与双方当事人各自主张结算方式不一致，导致本案纠纷。对此，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基础上，依据2018年7月30日上诉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杨婷出具承诺书“库存矿石按照爆破使用一吨炸药折算九千吨矿石计算杨婷的工作量”的约定，以及矿山委托爆破作业签字单的炸药数据换算，最终认定上诉人杨婷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的工作量1022904吨，符合法律规定之意思自治原则，故一审法院将上述将两者相加作为上诉人杨婷的总工作量并计算劳务费的判决，并无不当。依据2018年7月30日上诉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杨婷出具承诺书“库存矿石按照爆破使用一吨炸药折算九千吨矿石计算杨婷的工作量”之约定，以及查明上诉人杨婷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共计使用炸药数量250642公斤的事实，经换算矿石吨位数为2255778吨，而上诉人杨婷主张的工作量计算方式得出总工作量为2767995.13吨，以及上诉人江润矿业有限公司主张以销售量1417631.13吨作为总工作量，均与上述约定换算矿石吨位数相差过大。故两上诉人上诉理由与事实不足支持其各自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41.13元，由上诉人杨婷承担8997.93元，由上诉人瑞昌市江润矿业有限公司承担2343.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卫辉审判员  高 猛审判员  晏纯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吴谦书记员许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