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2刑初61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施永权，男，1988年5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务工，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毅，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湘胜，浙江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谢中辉，男，1980年11月20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8年7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林彬斌，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贤兵，男，1981年11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大专文化，务工，住浙江省乐清市。因本案于2018年8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叶宏德，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盛美德，男，1976年4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浙江省乐清市石帆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市监委派出监察办主任（兼），住浙江省乐清市。因本案于2018年9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爱姑、叶锋虎，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路，男，1991年8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因本案于2018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时华君、时剑，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骆斌，男，1989年9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江苏省泗洪县。因本案于2018年7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金涛，浙**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立建，男，1990年1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江苏省泗洪县。因本案于2018年9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永林，江苏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洪倩云，女，1993年10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浦江县。因本案于2018年7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1月10日再次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英，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鹿检公诉刑诉〔2019〕5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犯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4日立案，审理过程中，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22日以鹿检公诉刑追诉〔2019〕1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起诉部分犯罪事实。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8月7日、9月11日公开开庭予以审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及辩护人刘毅、李湘胜、林彬斌、叶宏德、胡爱姑、叶锋虎、时华君、时剑、金涛、陈永林、黄英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公诉机关申请，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决定延期审理，同年9月10日，决定恢复法庭审理。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5年7月，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及陈某6（已起诉）等人共同出资，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注册成立了浙江投浙家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下称“投浙家公司”），并陆续在温州市台州市等地设分公司或分店。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等公司股东制定总体“放贷”方案后，具体由分公司或分店以“低息车贷”名义引诱被害人前来“贷款”，再将“贷款”标的放于公司Ｐ2Ｐ网络平台上进行“融资”，从中以“保证金”“服务费”“管理费”等名目向被害人收取费用，再通过认定被害人“违约”以“拖车”要挟的手段迫使被害人支付高额“违约金”“拖车费”等费用。自“投浙家公司”成立以来，被告人施永权等人为获得经济利益，先后纠集被告人刘路、骆斌等人，逐渐将“投浙家公司”发展为以经营民间借贷为名，实际上从事“套路贷”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并逐步形成以被告人施永权以及陈某6为首要分子，以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以及郑某2、王某3、钱某1、魏某、徐某、杨某2、李某3、王某4、殷某、薛某、方某、赵某2、刘某1、杨某3（均已起诉）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涉案犯罪集团在实施“套路贷”犯罪的过程中，通过“肆意拖车”“卖车抵债”“上门催债”“诉讼要债”等方式向被害人索要高额钱款，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活，并在本市借贷行业形成较为恶劣的影响。 “投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以及陈某6等人，其中胡贤兵、谢中辉先后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上述人员共同决议公司的业务流程并制定“套路贷”性质的“借款合同”“店长手册”等文件交由分公司或分店统一执行，并在日常通过“股东ＱＱ群”“股东微信群”对公司事务进行商讨、决策。公司下设贷审部、财务部、风控部等部门，其中被告人吴立建担任贷审部主管，负责对线下门店“车贷”合同的审核、线上发标以及将“逾期”客户情况告知线下门店；被告人刘路先后担任贷审部经理、温岭分公司负责人，负责车辆的价格评估、联络二手车商以及协助施永权处理温州ｅ车贷分店的具体业务；被告人洪倩云担任财务部经理，负责管理公司主要账户资金、客户“违约”后费用的计算、人员工资发放及“拖车费”报销；被告人骆斌担任风控部主管，王某3、钱某1、魏某、徐某、杨某2、王某4、李某3、殷某等人为风控部成员，负责给车辆的价格初次评估、安装ＧＰＳ装置以及“拖车”。 温州ｅ车贷分店（下称“温州分店”）于2016年9月成立，地点位于本区锦绣路55号，股东陈某6兼任分店负责人，郑某2作为店长管理分店日常事务；薛某、方某、赵某2、刘某1、杨某3为分店业务员，负责招揽客户前来签订“借款”合同，分店的风控人员主要由“投浙家公司”下派。 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敲诈勒索事实 1.2016年9月22日，方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胡某签订数额为19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24期，每期还款1.1147万元（共计26.7528万元），扣除“押金”“中介费”“砍头息”“ＧＰＳ安装费”“管理费”等名目的费用（以下简称“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7.73万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被害人胡某支付“本息”共计11.147万元。 2017年7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胡某将车辆抵押给其他公司为由认定“违约”，由“风控人员”将胡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胡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金”等费用共计16.2万元后赎回车辆。 2.2016年10月24日，刘某1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周某签订数额为6.6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每期还款0.6652万元（共计7.9824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5.7028万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被害人周某支付“本息”共计5.3216万元。 2017年6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周某“还款逾期”为由认定“违约”，由杨某2等人将周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周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共计约4.1万元，后周某经刘某1介绍，由黄某（已起诉）带至其他借贷公司继续贷款并支付4.1万元的“欠款”。 3.2016年10月27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谢某签订数额为3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给仅予2.624万元。2017年1月至8月，被害人谢某支付“本息”共计1.4674万元。 2017年9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谢某“还款逾期”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魏某、徐某将谢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谢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共计3.3万元后赎回车辆。 4.2016年11月1日，陈某6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陈某1签订数额3.8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最后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3.2944万元，由李某3给车辆安装ＧＰＳ装置。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被害人陈某1支付“本息”共计2.2953万元。 2018年2月，温州分店单方面增加被害人陈某1还款金额致陈某1“还款逾期”继而被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徐某将陈某1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陈某1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共计2.3万元后赎回车辆。 5.2016年11月7日，刘某1经黄某等人介绍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李某1签订数额为7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0.4982万元（共计8.9676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6.214万元，由李某3给车辆安装ＧＰＳ装置。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被害人李某1支付“本息”共计4.4838万元。 2017年8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李某1车辆ＧＰＳ信号消失为由认定其将车辆抵押给其他贷款公司而构成“违约”，由被告人骆斌以及王某3、杨某2等人驾车在本区市府路附近拦下李某1正在驾驶的车辆后开回公司，然后以此进行要挟，要求李某1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7万元，后李某1被迫支付5.1万元赎回车辆。 6.2016年11月16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李某2签订数额为1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24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9.265万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8月，被害人李某2支付“本息”共计1.0055万元。 2017年8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李某2“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等人将李某2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李某2支付11.726万元后赎回车辆。 7.2016年12月20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金某签订数额为17.5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6.24万元。2017年3月至8月，被害人金某支付“本息”共计4.4611万元。 2017年8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金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等人将金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金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共计18.5万元后赎回车辆。 8.2016年12月27日，刘某1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陈某2签订数额为6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0.4286万元（共计7.7148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5.446万元。2017年1月至10月，被害人陈某2支付“本息”约4.3万元。 2017年11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陈某2“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徐某将陈某2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陈某2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5万元后赎回车辆，后温州分店退还陈某2车辆违章押金0.15万元。 9.2017年1月6日，赵某2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吴某1签订数额为4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3.317万元。2017年1月至8月，被害人吴某1支付“本息”共计1.1123万元。 2017年8月，温州分店因被害人吴某1车辆长期没有移动而认定吴某1将车辆抵押给其他公司构成“违约”，由王某3等人将吴某1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吴某1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4.7万元后赎回车辆。 10.2017年1月19日，杨某3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张某1签订数额为5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3.45万元。2017年2月至8月，被害人张某1支付“本息”共计1.4551万元。 2017年9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张某1“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杨某2、魏某、王某4将张某1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张某1支付约1万元后赎回车辆。2017年9月至11月，被害人张某1继续支付0.6696万元。2018年2月，郑某2以公司回笼资金为由要求被害人张某1一次性“还款”3万元，并介绍张某1至其他贷款公司办理车辆抵押贷款，张某1取得贷款后将其中3万元支付给郑某2。 11.2017年1月16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陈某3签订数额为12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给予10.645万元。2017年2月至6月，被害人陈某3支付“本息”共计1.9348万元。 2017年7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陈某3“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杨某2等人将陈某3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陈某3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15.6656万元，后陈某3被迫支付13万元赎回车辆。 12.2017年2月24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肖某签订数额为3.5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0.2564万元（共计4.6152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3.1万元。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被害人肖某支付“本息”共计2.848万元。 2018年3月，温州分店以肖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被告人骆斌以及王某3、钱某1、殷某将肖某的车辆从安徽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肖某支付2.235万元后赎回车辆。 13.2017年3月8日，赵某2在温州分店内隐瞒“续贷”要提高“利息”的情况，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阮某1签订数额为46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43.765万元，由李某3给车辆安装ＧＰＳ装置。2017年4月至7月，被害人阮某1支付“本息”共计5.0415万元。 2017年7月，温州分店要求被害人阮某1增加“还款利息”并以阮某1继续以原数额支付“利息”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魏某等人将阮某1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阮某1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46万元。后因被害人阮某1无法“还款”，郑某2将阮某1的车辆以人民币47万元的价格卖给张某5。经鉴定，上述被害人阮某1的路虎轿车辆价值47.3万元。 14.2017年3月20日，赵某2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苏某签订数额为6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每期还款0.6038万元（共计7.2456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5.686万元。2017年4月至11月，被害人苏某支付“本息”共计4.8304万元。 2017年11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苏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徐某将苏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苏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4.05万元后赎回车辆。 15.2017年3月20日，杨某3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丁某1签订数额4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3.746万元。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被害人丁某1支付“本息”共计4.6648万元。 2018年1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丁某1“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扣住丁某1“质押”车进行要挟，迫使丁某1支付0.551万元后赎回车辆。 16.2017年3月22日，方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张某2签订数额约1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每期还款0.1125万元（共计1.35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0.836万元。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被害人张某2支付“本息”约1.125万元。 2018年2月，温州分店以张某2“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风控人员”王某3、钱某1将张某2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张某2支付0.6万元后赎回车辆。 17.2017年4月17日，方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杜某签订数额为5.5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4.5815万元。2017年5月至12月，被害人杜某支付“本息”共计1.3354万元。 2017年12月，温州分店以3.2万元的价格“赎回”被害人杜某质押给其他借款公司的车辆，并将车辆停放在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杜某继续支付“违约金”“本息”等费用共计4.9042万元，但未将车辆归还杜某。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被害人杜某被扣在温州分店停车场的车辆。 18.2017年4月18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曾某签订数额为7.4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6.2212万元。2017年5月至7月，被害人曾某支付“本息”共计0.8498万元。 2017年7月，温州分店以曾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等人将曾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曾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9.0905万元，后曾某被迫支付约8.5万元赎回车辆。 19.2017年4月25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陈某4签订数额为9.7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0.6878万元（共计12.3804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8.7946万元。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被害人陈某4支付“本息”约6.1902万元。 2018年3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陈某4“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被告人骆斌以及钱某1、王某3去武汉将陈某4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陈某4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9.1072万元，后陈某4被迫支付6.45万元赎回车辆。 20.2017年4月26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柳某签订数额为8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7.239万元。2017年6月至10月，被害人柳某支付“本息”共计1.8244万元。 2017年11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柳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钱某1、王某3、徐某将柳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柳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金”等费用8万余元。2018年3月9日，温州分店以被告人施永权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隐瞒柳某已经支付部分“本息”的事实，要求柳某按照“借款合同”支付“本息”8.3638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被害人柳某被扣在温州分店停车场的车辆。 21.2017年5月5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杨某1签订数额为2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每期还款0.2107万元（共计2.5284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544万元。 2017年7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杨某1“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李某3等人将杨某1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杨某1支付“油费”约0.18万元。2017年6月至11月，被害人杨某1支付共计“本息”人民币1.1342万元。 22.2017年5月25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吴某2签订数额为1.8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4484万元。2017年6月13日，被害人吴某2支付一期“本息”0.1911万元。 2017年7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吴某2“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等人将吴某2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要挟吴某2偿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3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被害人吴某2被扣在温州分店停车场的车辆。 23.2017年6月1日，薛某等人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陈某5签订数额为17万元的“借款合同”（先息后本），并约定分12期还款，最后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5.165万元。 2017年6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陈某5车辆ＧＰＳ信号长期静止为由认定其将车辆抵押给其他借贷公司构成“违约”，由“风控人员”将陈某5的车辆拖回公司停车场，在明知陈某5车辆ＧＰＳ信号系因维修而长期静止的情况下仍要求陈某5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金”等费用约17万元。后温州分店以被告人施永权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陈某5按照“借款合同”支付“本息”17.9149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被害人陈某5被扣在温州分店停车场的车辆。 24.2017年6月13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王某1签订数额为11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3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给予9.725万元。2017年7月至10月，被害人王某1支付“本息”共计1.5324万元。2017年10月27日，被害人王某1支付10.0953万元结清“借款”并“续贷”10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后实际仅获得9.215万元。2017年11月26日，王某1支付“本息”共计0.1534万元。 2017年11月，温州分店以王某1“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钱某1、王某3、徐某将王某1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王某1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金”等费用共计10.4033万元后赎回车辆。 25.2017年9月25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厉大利签订数额约13.6万元的“借款合同”（先息后本），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1.211万元。2017年10月至11月，被害人厉大利支付“本息”共计1.399万元。 2018年1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厉大利逾期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徐某将厉大利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要求厉大利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金”等费用16.4605万元，后厉大利被迫支付14.3万元赎回车辆。 26.2017年11月22日，方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卞某签订数额约4.2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约3.5万元。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被害人卞某支付“本息”共计0.1658万元。 2018年2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卞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王某3、钱某1将卞某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卞某支付“违约金”“拖车费”“本金”等费用共计5.4万元后赎回车辆。 另查明，投浙家公司在乐清、温岭、椒江分店以及分公司的敲诈勒索犯罪事实如下： 27.2016年5月30日，椒江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张某3签订数额约7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6.4407万元。 2016年8月，椒江分店以被害人张某3“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风控人员”卢霞（另案处理）等人将张某3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要挟，迫使饶某支付“违约金”“本息”“拖车费”等费用共计7.3万元后赎回车辆。 28.2016年6月12日，温岭分公司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张某4签订数额约7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6.5万元。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被害人张某4支付“本息”共计5.77992万元。 2017年3月，温岭分公司以被害人张某4将车辆抵押给其他公司为由认定“违约”，“风控人员”将张某4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要挟，迫使张某4支付“违约金”“本息”“拖车费”等费用共计3万元后赎回车辆。 29.2016年6月29日，椒江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饶某签订数额约3.5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2.8775万元。2017年7月至8月，被害人饶某支付“利息”共计0.147万元。 2016年9月，椒江分店以被害人饶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风控人员”将饶某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要挟，迫使饶某支付“违约金”“本息”“拖车费”等费用共计4.7万元后赎回车辆。 30.2016年7月12日，温岭分公司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卢某签订数额约5万元的“借款合同”，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4.4235万元。2016年8月至10月，被害人卢某支付“利息”共计0.8799万元。 2016年10月，温岭分公司以被害人卢某将车辆抵押给其他公司为由认定“违约”，“风控人员”将卢某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要挟，迫使卢某支付“违约金”“本息”“拖车费”等费用共计4.3751万元后赎回车辆。 31.2016年12月，陈某6在乐清分公司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郑某1都签订数额为15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月息为2分，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47万元。 2017年6月，乐清分公司以被害人郑某1都“逾期还款”为由，由被告人施永权以及陈某6等人将郑某1都约至乐清市一个旅馆中要求“还款”，后郑某1都归还部分“本息”。2017年7月左右，公司以被害人郑某1都“逾期还款”为由，由被告人施永权、刘路以及陈某6等人来到郑某1都位于浙江省乐清市石帆街道的比亚迪4Ｓ车店内开走数辆比亚迪轿车“抵债”，后郑某1都支付部分“本息”赎回上述车辆。2017年8月左右，公司以被害人郑某1都“逾期还款”为由，由被告人施永权、骆斌以及陈某6等人再次来到上述车店内向郑某1都“要债”，期间施永权用脚踢踹郑某1都腿部并对郑某1都言语威胁，迫使郑某1都交出一辆“元”型号比亚迪轿车钥匙并就该车辆签订卖车协议并拍照后将车辆开走（后过户变卖）。2016年12月至2017年8月，被害人郑某1都支付“本息”共计156.833万元，后乐清分公司又要求郑某1都支付10万元“违约金”，郑某1都遂向陈某6支付2万元。 （二）诈骗事实 32.2016年12月7日，刘某1经黄某介绍，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王某2签订数额为7.2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约0.5191元（共计9.3438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6.4274万元。2017年2月至7月，被害人王某2支付“本息”共计3.1146万元后将车辆抵押给其他贷款公司，温州分店为王某2代偿约4.3万元赎回车辆，后被告人施永权以8万元价格将上述车辆卖给王某3。经鉴定，上述被害人王某2的丰田牌轿车价值8.3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上述车辆。 2016年12月20日，刘某1经黄某介绍，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吴某3签订数额为18.8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1.3193万元（共计23.7474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6.2144万元。2017年1月至7月，被害人吴某3支付“本息”共计9.2351万元后将车辆抵押给其他贷款公司，温州分店为吴某3代偿约12.5万元赎回车辆后将车辆以22万元变卖。后温州分店以被告人施永权个人名义对被害人吴某3、王某2提起民事诉讼，隐瞒二人已经支付部分“本息”的事实，要求二人按照“借款合同”支付“本息”20.9057万元。 33.2016年12月26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赵某1签订数额为17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5.874万元，由李某3给车辆安装ＧＰＳ装置。2017年1月，被害人赵某1将车辆抵押给其他公司，随后被告人施永权、骆斌以及陈某6、王某3、钱某1、杨某2、李某3等人在2017年3月至7月间两次到赵某1位于平阳县敖江巴黎城9号楼4单元702室的家中附近索取“还款”约1万元。 2018年1月，陈某6支付12.5万元赎回被害人赵某1的车辆。2018年2月，郑某2代表温州分店将上述车辆以16万元的价格卖给刘某2。经鉴定，上述被害人赵某1的宝马牌轿车（ＢＭＷ523Ｌｉ）价值人民币17.5853万元。 34.2016年12月26日，刘某1以及郑某2经黄某等人介绍，由刘某1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吴某4签订数额为18.9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每期“还款”1.3263万元（共计23.8734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17.0722万元。2017年1月15日，被害人吴某4支付一期“本息”1.3263万元。 2017年2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吴某4“还款逾期”为由认定“违约”，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及当月“本息”共计5万元，后吴某4经与陈某6、郑某2、刘某1等人商议，于2017年2月22日支付1.4万元。2017年5月12日，温州分店以郑某2个人名义对被害人吴某4提起民事诉讼，隐瞒吴某4已经支付部分“本息”的事实，要求吴某4按照“借款合同”支付“本息”20.2212万元。 35.2017年3月3日，杨某3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潘某签订数额为3.2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2.6966万元，由李某3给车辆安装ＧＰＳ装置。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被害人潘某支付“本息”共计1.6492万元。 2018年3月，温州分店以潘某“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要求潘某支付“违约金”“本金”等费用共计2.4373万元，后潘某支付2.4387万元。 36.2017年4月18日，薛某在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颜某签订数额为4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2期还款，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3.487万元。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被害人颜某支付共计2.6717万元。 审理过程中，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追加起诉的犯罪事实如下： 37.2016年10月3日，温州分店以“放贷”名义与被害人吴某5签订数额为7万元的“借款合同”，并约定分18期还款，每期还款0.4982万元（共计8.9676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实际仅给予6.334万元。2016年11月至12月，被害人吴某5支付“本息”共计0.9964万元。 2017年1月，温州分店以被害人吴某5“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李某3等人将吴某5的车辆开走并以此进行要挟，迫使吴某5支付“违约金”“拖车费”共计0.7万元后赎回车辆。2017年2月至7月，被害人吴某5继续支付“本息”共计3.1128万元。2017年8月，温州分店再次以被害人吴某5“逾期还款”为由认定“违约”，由“风控人员”将吴某5的车辆开回公司停车场并以此要挟吴某5偿还“违约金”“拖车费”“本息”等费用约5万元，因吴某5未支付钱款，由被告人刘路负责联系二手车商，将吴某5的车辆以3.8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他人。 2018年6月26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施永权；2018年7月12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谢中辉、骆斌、洪倩云；2018年8月8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胡贤兵；2018年9月4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吴立建；2018年9月30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盛美德；2018年8月15日，被告人刘路主动到案。 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施永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他人采用要挟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他人采用隐瞒真相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要挟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隐瞒真相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告人施永权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吴立建、洪倩云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对其二人所犯的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在诈骗过程中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可对上述八人所犯的诈骗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予以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被告人施永权辩称：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认罪认罚，公司在经营后期面临巨大代偿压力的情况下确实实施了错误、过失的行为，但李某1、陈某4、厉大利、柳某并未被要挟和有畏惧心理，李某1是自己要求支付这么多，而陈某4、厉大利、柳某则是在报警后，在派出所调解确定的金额，除上述四名被害人外，对其他敲诈勒索事实无异议。2.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其认为不构成犯罪。借款合同内容已由借款人查看过，是借款人自由、自主的选择，且也经过了书面确认。借款合同中已注明投浙家Ｐ2Ｐ平台是中介平台，并未隐瞒相关费用，但也不排除有些借款人急于借款而未仔细查看的情况。公诉机关指控构成诈骗罪的第32～35节事实中的被害人均有Ｐ2Ｐ平台借款经验，尤其是赵某1，而第36节事实则是Ｐ2Ｐ平台正常的借款行为。被害人在借款时隐瞒事实，存在欺诈行为，在借款后又逃匿债务，并将车辆非法再次质押他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公司在借款关系中处于弱势，且已将不良借款代偿，公司也是受害方。 其辩护人李湘胜辩称：1.本案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首先，本案各被告人分布于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不可能经常纠集在一起实施犯罪和增进组织凝聚力，且具体实施拖车、要债的成员并不固定，因此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组织特征中的稳定性要求；被告人施永权未参与到具体的车贷中，其对分公司具体的车贷活动不知情，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组织特征中的层级性要求。其次，被告人施永权等人仅是单纯为获得不法经济利益，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主观故意，即使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利，也未达到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并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造成严重影响的程度，仅有转化为犯罪集团的可能而无转黑的趋势。第三，本案并未达到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现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已对本市借贷行业形成较为恶劣的影响。第四，本案各被告人只是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不具有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影响、非法控制的目的，公司人员数量和结构在公司整体转让后随担保债权的缩减必然会逐步缩减直至整体解散，该趋势明显不具有非法控制的发展方向。2.对指控敲诈勒索作罪轻辩护，敲诈勒索需有要挟威胁手段，造成被害人心理强制，在此之下交付财物。但本案部分被害人根本就不惧怕，相反还纠集大量社会人员到公司闹事，因此应将并未因催收而受恐慌的被害人剔除。3.2017年6月之前的温州门店业务由他人负责，施永权虽有做过筹划，但并非具体实施者，因此对其介入之前和之后的犯罪事实在量刑上应予区分。4.关于犯罪金额的计算方法问题，本案并非典型的套路贷，而是P2P业务的跑偏，否则线上投资人的收益也要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被告人的借贷行为在客观上对资金困难的借款人具有帮助，另外对于民间借贷中心收取的400元每单的费用要在犯罪金额中剔除。5.指控的四节诈骗犯罪事实中有通过诉讼途径要债的，能否定性为一罪。6.被告人施永权在庭前已退出10万元，其无前科劣迹，系初犯，积极认罪悔罪，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刘毅辩称：1.本案借贷不构成套路贷，对本案行为性质应依据单个章节具体情况予以认定。首先，投浙家公司既有线下也有线上的业务，投资人在此期间可以看到借款人的信息，因此借款具有真实性。其次，在借款过程中收取的费用，其中支付给不动产登记中心的400元抵押费是正常费用，ＧＰＳ流量费用在行业中也普遍存在，且远低于4ｓ店的收费标准，被告人收取的费用区别于一般的套路贷犯罪，不构成虚构借款金额。第三，从违约约定和认定情况看，借款时需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两份合同，借款合同约定了具体的借款金额及费用等，抵押合同只是为了办理抵押手续，不是当事人间的真实借款意思表示，不存在设置违约陷阱的问题。第四，从放款时间、催收情况看，均是逾期很久之后才催收，因此，本案不存在恶意或肆意认定违约的情况。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基本上符合Ｐ2Ｐ运营模式，也受国家金融监管，拖车行为绝大部分发生于2017年1月至8月间，此时被告人转让公司后面临回笼资金的压力，所以采取了过激的做法。2.本案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议，拖车、催债行为是借款人违约后被告人的救济行为，虽然可能构成犯罪，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存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情形，被告人单纯只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其行为性质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被告人采取拖车、诉讼等催债方式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传统的暴力催债、短信轰炸、裸照等软暴力手段，并且拖车都是使用借款人在借款前向公司提供的车钥匙，借款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拖车应该有预期。3.对被告人施永权犯罪地位的认定不应与其他股东存在差异。施永权在公司中仅占股7%，对公司的运营无控制权。虽然很多催收行为系经被告人施永权同意或指示进行，但这只是各被告人之间分工的不同，施永权仅在公司中负责风控，何况部分催收也有通过催收群告知各被告人，各被告人对催收是知晓并默许的。4.李某1在事发时带人到公司闹事，反而给被告人造成心理压力，而陈某4、厉大利、柳某在事发时有通过报警的方式与被告人达成还款协议，其中柳某在调解后还没有还款，上述四人并未受到心理强制，不构成敲诈勒索；郑某1都是质押借款，其基于质押关系交付车辆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能定性为敲诈勒索。5.部分章节的金额计算有误，其中周某最终交付给阿伟的4.1万元有无入账不清楚；张某2陈述还了11期，但实际转账金额为5625元，公诉机关有重复计算；王某1在第二笔借款时违约，对其第一笔正常偿还的借款不应计入犯罪金额；郑某1都付给陈某6的2万元现金有无入账不清楚。6.关于敲诈勒索罪犯罪金额计算，应以各构罪章节中被告人实施拖车时间为准，并扣除正常履行期间收取的利息，代收的办理抵押费用、ＧＰＳ流量费，因均系正当、合理费用，亦应扣除，而支付给线上出借人的利息，因非由被告人占有，能否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尚值得商榷。7.被告人施永权系初犯、偶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被告人有对平台出借人垫资代偿，平台投资人并未受有损失，其主观恶性较轻；施永权在庭前已完成退赃，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谢中辉辩称：1.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异议，投浙家公司于2017年3月和中健国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健国金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5月中健国金公司接手了投浙家公司的运营，原有公司股东退出不再参与公司管理。对发生在2017年5月之后的逾期、违约等事件完全不知情，对发生在2017年5月之前的违约处理方式其不知情。2.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如法院认定其构成犯罪，其认罪悔罪。3.关于本案借贷事实的发生，其均无异议。 其辩护人林彬斌辩称：1.对指控的基本事实及案件定性无异议。2.被告人谢中辉对2017年5月投浙家公司控制权移交后发生的敲诈勒索犯罪不应承担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谢中辉为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故其依法仅需对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犯罪负责，但2017年5月中健国金公司接手投浙家公司后，原有股东已退出公司经营，且施永权还个人出资500万元收购了温州门店的相关业务，故在此之后发生的犯罪事实与被告人谢中辉不存在事实关联，被告人谢中辉仅需对被害人张某3、张某4、饶某、卢某及吴某5等五节敲诈勒索犯罪承担责任。3.被告人谢中辉在公诉机关指控的37节具体犯罪中，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未对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或诈骗，也未通过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非实行行为加功于实施具体犯罪的组织成员，其涉案行为与被害人、犯罪结果及具体犯罪实行人之间无直接事实关联，不应认定其为主犯。4.被告人谢中辉参与出资成立公司、在各地设立分公司或分店及制定总体放贷方案的行为，不属于涉案敲诈勒索、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而是犯罪预备阶段的行为，加之其对指控的37节具体犯罪事实不存在参与或组织、指挥行为，故依法应认定其系从犯。5.被告人谢中辉等人成立投浙家公司并非为了犯罪，且公司经过合法登记、经营模式也非首创，仅是在当前对“套路贷”严打的背景下才被作为犯罪打击，鉴于本案犯罪未造成严重人身伤亡和社会影响，应对其从宽处罚。6.被告人谢中辉未在投浙家公司向恶势力犯罪集团演变过程中发挥作用，其除实施指控的具体犯罪的预备阶段行为之外，没有任何具体参与、组织、指挥行为，故其地位和作用相较于主要同案犯为轻。7.被告人谢中辉诈骗未遂，依法应减轻处罚，且有坦白情节，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贤兵辩称：1.认可起诉书指控其的犯罪事实，但其不清楚指控的37节事实中的被害人具体信息。2.对借贷和催收的事实没有意见，对指控的罪名也没有意见。 其辩护人叶宏德辩称：1.2017年4-5月后，中健国金公司与被告人施永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被告人施永权对不良债务进行催收，故之后的犯罪行为不应由胡贤兵承担。被告人胡贤兵在退股之后已不是公司股东，没有作为共犯的主观故意，且退出股份之后也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指挥人员进行拖车等敲诈勒索行为，对公司后续收债行为没有收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贤兵的股权转让款在2017年9月份之前没有实际收到，仍有投资款在投浙家公司支持公司经营，从而认定其需继续承担责任，但实际上在4月份签定合同后，中健国金公司已经接管投浙家公司，原股东已经退出公司。2.被告人胡贤兵应被认定为从犯，其仅是投资参与公司，在公司中没有任何职务，也没领取工资报酬，且其投资也是受当地环境所致。 被告人盛美德辩称：1.对起诉书指控其担任投浙家公司董事会成员有异议，投浙家公司自成立至转让，其从未担任过任何职务，也非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工商登记有明确记载。2.对起诉书指控其参与共同决议公司业务流程、制定借款合同、店长手册并通过“股东QQ群”“股东微信群”对公司事务进行商讨、决策有异议。业务流程和借款合同在公司成立初期就已制定，其直至公司搬到拱墅区才去过公司。2015年公司的文件和决议，包括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长等，其均缺席，其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对车贷业务也不熟悉，店长手册其至今未见过，内容也不清楚。股东QQ群在2015年年初成立，微信群在2016年以后成立，QQ群长期没什么用，其有参加股东QQ群、微信群，但记不清有无在里面对公司事务进行决策、商讨，其没有发表过同意或讨论的意见。3.其未参与任何一起起诉书指控的具体犯罪事实，对公司的业务员、被害人也均不认识，其与犯罪事实没有直接关系。 其辩护人胡爱姑辩称：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盛美德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盛美德作为投浙家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仅知悉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线上P2P融资和线下车贷，但对随意认定违约、肆意拖车、卖车抵债等行为均不知情。其次，盛美德在主观上不明知套路贷的违法行为，其前后参加的四次股东大会中均未涉及贷后违法犯罪行为，其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未参与公司的具体事务决策，无法获晓套路贷违法行为的信息。车贷合同内容和车贷流程并不涉及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且即使有涉及，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盛美德有查阅并知晓的主观认识。再次，投浙家公司监事周斐不仅与盛美德出资相同、参加股东会次数相同，而且也同样在股东QQ群中，但公诉机关并未对其指控，当然也就更不应指控盛美德。2.即使认定盛美德构罪，但由于其在公司中没有职务，也未参与制定具体的涉案文件、流程，更没有参与到涉案具体业务中去，其客观行为和主观意志并未贯穿整个套路贷过程，依法应认定其系从犯。3.盛美德系党政干部，平时积极工作，对党的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4.关于盛美德具体的犯罪金额，同意谢中辉辩护人的意见。 其辩护人叶锋虎辩称：1.被告人盛美德在股东群中有无查看过相关文件内容暂且不论，但即便其有看过，也不等同于其明知是套路贷犯罪，因为单纯的合同文本及业务流程不能反映出套路，必须有证据证明股东有在群里讨论过诱骗他人签订借款协议、虚增债务、制造虚假流水、制造或恶意认定违约等套路行为才能认定其主观明知，但现有证据尚不能反映。2.被告人盛美德出资成立投浙家公司时并无犯罪目的，后期经营过程中出现套路贷犯罪是因其他股东所致，与被告人盛美德的先行出资行为无关，在其没有实施其他犯罪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并无撤资义务，故不应以其该不作为作为共犯打击。3.投浙家公司仅为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恶势力的核心特征，且套路贷也仅是认定恶势力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不能认为有实施套路贷就是恶势力。 被告人刘路辩称：1.对起诉书指控其担任贷审部经理、温岭分公司负责人有异议，其未从事贷审部合同的审核及线上发标工作，贷审部工作由吴立建负责。温岭分公司系加盟店，由加盟商负责具体业务和风控，享受业务分红，其不是实际负责人，没有实际参与运营，也未获得分红，只是施永权使用其身份注册，且后来还在其要求下注销。2.其未参与温州分店的业务和违约金谈判，其仅负责一些行政工作，如向门店邮寄合同、采购ＧＰＳ，没有协助施永权处理温州分店业务，只是在施永权联系不到具体负责人时会让其联系一下，吴立建审核工作比较忙，联系不上时其也会帮忙。3.郑某1都办理的是质押业务，其车辆是质押而非抵押给公司，由此公司才把几台车开到公司车库。4.在追加起诉的事实中，其仅联系了二手车商了解价格告诉门店，但不是其决定卖车的。5.对起诉书指控其构成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认罪。 其辩护人时华君、时剑辩称：1.对全案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2.被告人刘路等人仅是普通的共同犯罪，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投浙家公司不是为犯罪而成立，被告人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工作而非犯罪；门店人员在违约谈判和拖车过程中未采取暴力手段，有别于传统的恶势力；案发前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拖车行为以民事纠纷来处置，致使被告人对其行为性质产生错误认识；被告人拖车的对象限于借款违约客户，并非社会上不特定人员，其行为未在温州车贷行业造成恶劣影响。3.被告人刘路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其行为特征、目的与敲诈勒索罪一样，均是为了挽回公司损失，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4.被告人刘路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在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敲诈勒索的犯意是由施永权等股东提出并决定，由风控和业务员具体实施，刘路只负责车辆评估，未实施具体犯罪行为，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和吴立建、洪倩云相当，不能因其与施永权有亲戚关系即认定其为主犯。温岭分公司由加盟商负责，刘路不是负责人，对该分公司无控制权，其仅是被借名注册，且后来在其要求下已注销该公司。刘路仅偶尔联系二手车商，但是否卖车均由公司决定。刘路在参与的三起具体犯罪中仅起到辅助作用，其中在郑某1都一节中开走的是质押给公司的车辆，未参与与郑某1都的谈判，车辆过户至其名下也只是借其名字，且车辆后续又被过户；赵某1一节中，其虽陪施永权前往，但未参与具体商谈，也不知施永权收取多少钱，更不知后续卖车情况；吴某5一节中，刘路仅联系二手车商，但车辆不是其决定卖的。5.本案发生系因被害人逾期还款所致，被害人存在过错，应减轻被告人的罪责。6.被告人刘路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仅是按照公司规定工作，未意识到违法，其主观恶性较小，且被害人损失不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小。7.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案发后积极退赃，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骆斌辩称：对起诉书指控其参与拖车的部分无异议，但对指控其诈骗和担任风控主管有异议，对指控其构成敲诈勒索罪无异议。 其辩护人金涛辩称：1.本案被告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从被告人的犯意看，被告人系通过车贷业务单纯牟取经济利益，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故意；从犯罪对象看，被害人均系投浙家公司车贷业务的借款人；从犯罪手段看，被告人仅采取拖车行为，未采取暴力的方式索取财物；从犯罪的变化趋势看，投浙家公司自2017年以来的贷款业务逐步减少，2017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拖车主要是基于公司股权对外出售，需及时清理既往债权以及车贷业务将交付新投资人，原股东及经营团队退出公司，随着催贷的推进，公司经营团队不断减少，犯罪行为不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更不具有逐步扩大和演变的趋势。2.被告人骆斌系施永权的专职司机，开车是其主业，在案证据仅能证明其还是公司风控，有参与拖车，但不能证明其系公司风控主管，更不能证明其有行使风控主管的职责和权利，故其仅需对其参与的拖车承担罪责。3.不论被告人骆斌系主犯还是从犯，依法其仅需对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犯罪承担责任，在案证据仅能证明其有参与对被害人李某1、肖某、陈某4、郑某1都实施拖车，其余具体犯罪不应由其承担责任，故其敲诈勒索罪的犯罪金额应为281314元。4.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骆斌有参与指控的五节诈骗犯罪，故其不应对指控的诈骗犯罪事实承担责任。5.被告人骆斌仅是打工，其所有行为均依照公司指令进行，拖车也是因送施永权到温州才被动接受的任务，且仅参与了四起，获取的也仅是工资和相应的拖车费，并无分取违约金等费用，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6.本案被告人成立公司初期并无犯罪故意，只是后期股权转让面临清账压力时才加大催收力度，从而触犯刑法，但不能据此否定其有满足借款人资金需求的社会价值，加之本案被害人违约率很高，被告人最终还有损失，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套路贷属新型犯罪，实务界对此认识也在逐渐深入，骆斌对此不可能有精准把握，加之公安机关之前对拖车系以民事纠纷来处理，也使被告人对其行为性质产生错误认识，故被告人主观恶性较轻。被告人未采取暴力手段催收，且对给被害人借款的扣减比例不高，行为恶性较轻。 被告人吴立建辩称：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及法律适用无异议，其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陈永林辩称：1.被告人吴立建作为投浙家公司聘用的员工，其实施的对线下门店车贷合同审核、线上发标及逾期告知门店行为，均属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内容，不具有犯罪性质。其虽然担任贷审部经理，但无权参加股东会，更无表决权，且其在2016年2月进入公司时，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就已确立，现有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明知公司有实施套路贷行为，没有必要将其做诈骗罪的共犯处理，但是鉴于其自愿认罪，对指控其构成诈骗罪亦无异议，但其犯罪情节一般。2.涉案敲诈勒索犯罪系由公司决策层在被害人违约后个案指示风控人员实施，被告人吴立建作为公司员工，对此并不知晓，其对借款人信息的审核仅是公司降低借款风险的措施之一，对具体犯罪实施并无直接作用，故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3.被告人吴立建的工资仅4000元/月，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有可无，系从犯，应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洪倩云辩称：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及法律适用无异议，其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黄英辩称：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洪倩云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无异议。2.本案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投浙家及其分公司是为发展业务而非犯罪成立，公司内部组织层级不紧密，没有明显上下级，且犯罪对象限于违约客户，手段也仅限于口头威胁处置抵押车辆，被害人在事前对此后果也有明确认识，其社会危害性未达犯罪集团严重程度，应以一般共同犯罪处理。3.相关管理部门管理缺失，未及时告知被告人公司经营模式有问题，导致被告人越陷越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被告人侵害对象特定、犯罪手段没有明显暴力性质，且之前公安机关以民事纠纷处置，使被告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产生误解，故本案整体犯罪情节明显轻于其他涉恶犯罪。5.指控的犯罪数额计算有误，应将被告人收取的“砍头息”、利息和违约金予以剔除。6.被告人洪倩云主观恶性较小，未对被害人直接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其作为公司的一般财务人员，工资固定，未获得犯罪收益，系初犯、偶犯，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基本一致，但对以下事实予以补充或更正： （一）关于公司整体架构 1.“投浙家公司”董事会成员应为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以及陈某6等人； 2.被告人施永权在公司中还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线下车贷业务并管理风控事务； 3.应认定系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以及陈某6等人共同决议公司的业务流程； 4.被告人刘路先后在公司贷审部、温岭分公司及公司总部工作，并曾担任温岭分公司负责人。 （二）关于具体犯罪事实 1.被害人胡某被敲诈勒索一节中，被告人骆斌有与被害人胡某谈判违约金等事宜； 2.被害人吴某5被敲诈勒索一节中，系经被告人刘路联系二手车商后，吴某5的车辆被以3.8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他人； 3.被害人杨某1被敲诈勒索一节中，杨某1车辆被拖走的时间为2017年6月； 4.被害人吴某2被敲诈勒索一节中，吴某2支付一期“本息”的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 5.被害人陈某5被敲诈勒索一节中，被告人在拖车后要挟其支付的总金额为约20.9万元； 6.被害人张某3被敲诈勒索一节中，原指控“迫使饶某支付”应为“迫使张某3支付”； 7.被害人张某4被敲诈勒索一节中，张某4支付的“本息”总金额应为5.7792万元； 8.被害人郑某1都被敲诈勒索一节中，郑某1都被变卖的“元”型号比亚迪轿车价格应认定为10.116万元。 9.被害人饶某被敲诈勒索一节中，饶某支付本息的时间应为2016年7月至8月。 （三）关于部分具体犯罪事实的定性 1.被害人丁某1一节应定性为敲诈勒索和诈骗两罪； 2.被害人张某2一节应定性为敲诈勒索和诈骗两罪； 3.被害人柳某一节应定性为诈骗罪。 综上，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吴立建、洪倩云共实施敲诈勒索犯罪31起，总计既遂金额1070004元，未遂金额82710元，其中，对被害人陈某5还实施过诈骗行为；共实施诈骗犯罪9起，总计既遂金额58070元，未遂金额268185元，其中，对被害人柳某还实施过敲诈勒索行为。 被告人刘路共实施敲诈勒索犯罪29起，总计既遂金额1041716元，未遂金额82710元，其中，对被害人陈某5还实施过诈骗行为；共实施诈骗犯罪9起，总计既遂金额58070元，未遂金额268185元，其中，对被害人柳某还实施过敲诈勒索行为。 被告人骆斌共实施敲诈勒索犯罪27起，总计既遂金额1010609元，未遂金额82710元，其中，对被害人陈某5还实施过诈骗行为；共实施诈骗犯罪9起，总计既遂金额58070元，未遂金额268185元，其中，对被害人柳某还实施过敲诈勒索行为。 另查明，涉案犯罪集团为实施犯罪而给付被害人的犯罪资金尚有部分未“收回”，其中在被害人柳某处54146元、杨某1处2298元、吴某2处12573元、陈某5处151650元、赵某1处97887元、吴某4处143459元、颜某处8153元。 案发后，被害人杜某、柳某、吴某2、陈某5、王某2等人的车辆已被公安机关追回。 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施永权已退出违法所得10万元、谢中辉已退出违法所得8万元、胡贤兵已退出违法所得8万元、刘路已退出违法所得1万元。 上述事实，有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抵押登记合同、调取证据清单、接收证据清单、扣押清单、放款记录、还款记录、转账记录、审计报告、客户逾期代偿本金信息表、拖车奖励金明细、拖车奖励金报销单、工资明细、发还清单、催款短信、民事诉讼材料、车辆信息查询、“投浙家”周年庆典会议议题和提问纪要、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及复函、手机截图、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入所信息、刑事判决书、函、人口信息、证人王某3、钱某1、魏某、徐某、杨某2、李某3、王某4、殷某、薛某、方某、赵某2、刘某1、杨某3、郑某2、陈某6、蔡某、尤某、张某5、刘某2、黄某、赖某、钱某2、陈某7、陈某8的证言及抓获经过、归案情况说明、被害人胡某、周某、谢某、陈某1、李某1、李某2、金某、陈某2、吴某1、张某1、陈某3、肖某、阮某2、阮某1、苏某、张某2、曾某、陈某4、柳某、杨某1、陈某5、王某1、厉大利、卞某、王某2、吴某3、赵某1、吴某4、潘某、颜某、郑某1都、杜某、吴某2、丁某1、丁某2、饶某、张某3、张某4、卢某的陈述、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的供述和辩解、价格认定结论书、手机检验报告、人员辨认笔录、地点辨认笔录、搜查笔录、电子物证检查笔录、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地点搜查笔录、浙江省法院执行调解款票据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针对本案争议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涉案借贷是否应定性为“套路贷”的问题 本院认为，“套路贷”既非法律概念，也非政策概念，而是司法实践中对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类型化违法犯罪的概括性称谓。根据司法实践以及相关指导意见的规定，所谓“套路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低息、无抵押、快速放贷等为诱饵，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等相关协议，通过收取“家访费”“调查费”“保证金”“中介费”“行规费”“安装费”“利息”“砍头息”等一种或者多种费用，虚增贷款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认定违约、多平台借款平账、毁匿还款证据等一种或者多种方式设置“套路”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统称。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等以低息贷款为诱饵，通过向社会上不特定的群体发送印有贷款信息的卡片或通过同行之间的介绍，诱使具有迫切资金需求的被害人前往公司“借款”，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要求被害人同时签订二手车“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害人手持身份证拍照、上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车辆备用钥匙，并在车辆内安装GPS，以便在被害人“违约”后对车辆进行定位拖车及后续处置；在放款时，又通过收取“保证金”“手续费”“GPS安装费”“押金”“砍头息”等多种费用名目虚增贷款金额或隐瞒“续贷”要提高“利息”的情况，且禁止客户就“借款合同”进行拍照和复印；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针对长期未动的被害人车辆，在不问具体缘由的情况下肆意认定被害人将车辆再次抵押并认定违约，或在被害人逾期几小时后即认定违约；在认定被害人违约后，派遣风控人员利用被害人在借款之初被要求交出的车钥匙，直接将被害人车辆开回公司租用的安装有GPS信号屏蔽器的停车场，以躲避被害人的追查，并以不还款即卖车相要挟，迫使被害人来公司进行违约后的谈判，要求被害人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及拖车费等费用，或者介绍被害人至其他贷款公司借款平账；在要账不得的情况下，直接变卖被害人车辆或者隐瞒被害人已偿还部分借款的事实，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要债；在被害人清账后，又要求被害人将“贷款合同”当场销毁以毁灭犯罪证据。纵观被告人等在整个“贷款”过程中的行为，完全符合“套路贷”的客观表征，故涉案借贷依法应认定为“套路贷”，相关辩护人关于本案借款系正当民间借贷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投浙家公司是否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问题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所谓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而恶势力犯罪集团，则是在构成恶势力的前提下，又符合犯罪集团构成要件的违法犯罪组织。据此，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主要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客观考察。 首先，从组织形式看，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要求人数较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本案中，投浙家公司及其下设ｅ车贷分店存续时间长，整体组织规模大且稳定，内部具体分设了贷审部、财务部、风控部等部门，组织内部的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其中，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以及陈某6等人作为“股东”，发起、创建“公司”，制定、修改具有“套路贷”性质的贷款合同及业务操作流程交下辖门店具体执行，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运行进行决策；被告人刘路、骆斌及郑某2等人多次积极参与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上述人员加入公司皆超过一年，系该组织的重要稳定成员。因此，投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形式要求。 其次，从行为方式看，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有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具体就本案来看：第一，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经常纠集在一起”的标准。需要明确的是，“纠集在一起”并不要求行为人在所处物理空间上具有一致性，即使行为人平时分隔于多地，但只要有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即可认定。本案中，虽然各被告人平时分布于杭州、温州等地，但投浙家公司通过在组织内部组建各类QQ群、微信群的方式，建立起组织内部人员的沟通联络渠道，并在较短时间内由组织内的主要成员共同实施了多起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支付高额“违约金”及拖车费等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敲诈勒索被害人财物，故本案被告人的客观行为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具备的“经常纠集在一起”表征。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本院认为，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是区分恶势力和普通共同犯罪团伙的关键标志。所谓“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做坏事、施恶行，欺负、压迫群众，从本质上看，“为非作恶”不仅指行为人行为性质具有不法性，同时也要求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带有不法性，而“欺压百姓”则要求为非作恶的方式手段带有欺凌、强制或压迫的性质，也即要利用物理强制或心理强制的手段侵害群众权益。具体就本案来看，包括温州分店在内的投浙家公司各线下分店以隐瞒真相的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具有“套路贷”性质的“借款合同”，采用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故该“借款合同”依法当属无效，由此，被告人以此“借款合同”为后续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所谓的合法、合理依据，当然也不成立。因此，被告人所实施的违约认定、拖车及索要各类费用的行为不仅在行为性质上具有不法性，而且行为的动机、目的和起因均带有不法性，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行为特征中的“为非作恶”标准；本案中，投浙家公司在诱使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并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后，以拖车后不支付高额费用即卖车这一带有欺凌、强制、压迫性质的行为为主要敛财手段，且为扩大组织影响，又统一组织了针对台州地区被害人的大规模拖车行动，意图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迫使被害人就范，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行为特征中的“欺压群众”标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案被告人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针对的均系投浙家公司车贷业务的借款人，但法律并未限制恶势力实施“欺压群众”行为中的“群众”范围，因此不能仅以被害人群范围特定为由来否定行为人“欺压群众”的本质，认定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的重点并非在于群众的范围是否具体明确，而是在于行为人实施行为的非法性以及行为是否带有强制、欺凌、压迫的色彩，这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更重要因素。 第三，从危害后果看，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还应具有“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情况。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上述情形应当结合侵害对象及其数量、违法犯罪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后果、经济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把握。具体就本案而言，温州分店自2016年9月成立直至案发，根据调取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对外放贷多达300余笔，总金额达数千万元之巨，目前已经查实的犯罪事实多达30余起，涉及被害人30余人，具体犯罪金额达100余万元，且被告人在实施具体犯罪过程中，还曾引发多起警情，实施的拖车后相要挟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造成被害人心理恐惧并对其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可以认定为已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综上，本院认为：涉案犯罪团伙在具体实施犯罪期间，通过对组织成员许以高额经济利益的方式，不断培养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感并激发成员参与犯罪的积极性，意图通过具体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累积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壮大自身实力，最终形成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因而整体上是一个从普通犯罪集团到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加速蜕变过程，正如被告人施永权在微信“e车贷公司群”中所言，“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速成长，可以风控一方，有分红。但在这之前都要练好基本功，责任心，有能力做好。扶持和帮助兄弟，同心协力做好这份事业”。因此，以被告人施永权为首的犯罪集团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法律特征，也符合本案犯罪集团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依法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三）关于部分敲诈勒索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 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指出部分涉案敲诈勒索犯罪的被害人并未因催收受到心理强制而交付财物，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决定了对行为人具体行为法律性质的判断，应当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为基础，而非以行为实施对象的主观认识为基础。具体就本案而言，被告人以非法拖走被害人的车辆这一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动产为后续要挟被害人支付高额费用的手段，该行为手段按照社会普通公众的理解，已经足以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即使不同被害人对其车辆的关注、重视程度会有些许差异，但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以拖车要挟被害人交付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有实施具体拖车及后续要挟行为，其行为即已构成敲诈勒索犯罪，至于具体被害人的惧怕程度及其交付财物的原因，并不影响对行为人实施要挟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因此，即使被害人李某1在事发时有带人到公司闹事，被害人陈某4、厉大利、柳某在事发时有通过报警的方式与被告人达成还款协议，也不影响将被告人具体实施的要挟行为评定为敲诈勒索。何况，被害人在被要挟之后采取报警等行为也从侧面反映出被告人实施的“软暴力”行为已经事实上对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因而不得不借助国家公权力或者其他私人救济力量，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综上，相关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人对外以低息贷款的方式诱骗被害人前来借款，在签订“借款合同”过程中，通过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虚增贷款金额、故意设置不平等条款或者隐瞒违约后将要收取高额拖车费等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的套路行为，意图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因而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法律关系存在本质区别，应将之定性为典型的车贷型“套路贷”。被告人在对被害人王某2、吴某3、赵某1、吴某4、潘某、颜某等人实施具体的“套路贷”犯罪过程中，主要以低息借款为幌子，吸引被害人上钩，嗣后以行业规矩为由诱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并拒不向被害人提供合同副本，借此隐瞒虚高的借款金额以及违约后将会被收取高额费用的事实，故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财物，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论处，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五）关于涉案诈骗行为是否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的问题 本院认为，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虽然都属于侵犯财产罪的范畴，但两者在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存在差异：在犯罪客体上，敲诈勒索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利或其他权益；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在犯罪客观方面，敲诈勒索罪表现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迫使被害人因恐惧而交付财物；诈骗罪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受蒙蔽而“自愿”交付财物。本案中，在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犯罪事实中，各被告人并未对具体的被害人采取明显的威胁或者要挟手段，主要还是依据借款之初以行业规矩为由诱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隐瞒被害人实际需要交付的总金额以及违约后将会被收取高额费用的事实，利用双方之间对合同内容掌握情况极不平等的状况，骗取被害人不断自愿交付财物，故依法应定性为诈骗罪，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六）关于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 本院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实施违背社会伦理或者违反法律的行为，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正当利益，引发被告人实施犯罪或者激化加害行为危害程度的情形。就本案而言，首先不能忽略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即被告人所谓的合法“借贷”实际上是假借合法的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的“套路贷”犯罪行为，被害人在被“套路”过程中发生的“违约”正是被告人欲积极追求的结果。退一步看，即使涉案借贷合法，且被害人确有违约，但这也并非是被告人可以肆意采取拖车相要挟等极端私力救济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的违法阻却事由，相关辩护人就此问题提出的辩护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七）关于相关管理部门是否存在管理瑕疵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套路贷犯罪系以外观合法但组织严密的公司化模式运行，被告人为逃避打击，在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通过要求被害人签订格式化的“合同”文本、办理抵押登记并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备案等种种形式上合法的行为，制造债权债务假象，并在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设计各种套路，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不断交付各种名目的费用，以达到侵占被害人合法财物的犯罪目的。被告人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并同时伴以合法的外衣为掩护，迷惑性极强。因此，如不从整体、全环节的角度进行考量，仅凭单一偶发的拖车行为，根本不足以对其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的识别查证。退一步讲，即便相关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瑕疵，也不能阻却被告人行为的违法性，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八）关于本案犯罪事实定性及犯罪金额计算问题 本院认为，“套路贷”犯罪是在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行侵财之实，但由于犯罪手段、行为表现各有不同，在对被告人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进行定性时，应根据行为人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具体手段、方式，依照刑法有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确定具体罪名。在具体认定“套路贷”犯罪金额时应牢牢把握“套路贷”的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合法收入，因此，在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向被害人收取的办理抵押费用、GPS安装费及流量费、押金、管理费、保证金、“砍头息”、利息、违约金、拖车费等费用均应计入犯罪金额之中，相关辩护人提出的办理抵押的费用等不应计入犯罪金额的辩护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为准确计算犯罪金额，针对本案“套路贷”犯罪行为的实际实施手段及被告人意图侵财数额的主观犯意，本院对本案具体犯罪事实的定性及犯罪金额的计算，说明如下。 1.整体认定原则 （1）被告人在实施“套路贷”犯罪过程中与被害人签订的所有“合同”均应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以及在“合同”中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约定的费用，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2）在既、未遂的评判标准上，根据被告人对同一被害人实施不同“套路”行为的时间顺序为考量主线，以被害人在不同“套路”环节交付的金额为节点，如被害人在具体环节中受有损失，则该环节认定为既遂；如被害人在具体环节中未受损失，仅被骗签“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被勒索要挟或被起诉偿债，则该环节认定为未遂。被害人获得的本金数额，视为实施“套路贷”的犯罪成本予以没收或追缴，不计入犯罪数额。 （3）针对被告人实施的每一节具体犯罪事实，分别计算出既遂金额和未遂金额（但暂不评价具体犯罪事实的犯罪停止形态），然后将全案所有犯罪事实中的上述两项金额进行同类项相加，确定全案犯罪的停止形态及既、未遂金额： ①如既遂金额大于或等于未遂金额，则认定为犯罪既遂，并结合未遂金额对被告人酌情从重处罚； ②如既遂金额小于未遂金额的，则首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选择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 2.具体计算规则 （1）仅实施诱导被害人签订“合同”的情形 此情形中，被告人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具体犯罪金额的计算规则为： 诈骗既遂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含车辆被变卖价格或鉴定价格，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金额（含被告人赎回被害人车辆所支付的钱款），如数值小于等于0，则不取值； 诈骗未遂金额=能够查清的被告人欲占有的最高金额（根据合同记载金额与分期还款总金额的不同，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本金+被害人支出的利息及各种费用。 （2）既诱导被害人签订“合同”，又以拖车相要挟的情形 此情形中，被告人除实施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的诈骗手段之外，还利用要挟的手段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但如果被害人在诈骗环节即已遭受损失，则应以诈骗罪（既遂）与敲诈勒索罪（根据情形判断既未遂）两罪予以并罚。 具体犯罪金额的计算规则为： ①以一罪论处的情况： 敲诈勒索既遂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含车辆被变卖价格或鉴定价格，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金额（含被告人赎回被害人车辆所支付的钱款），如数值小于等于0，则不取值； 敲诈勒索未遂金额=被告人最终要挟被害人支付的金额-被告人支出的本金+被害人支出的利息及各种费用。 ②以两罪并罚的情况： 诈骗既遂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含车辆被变卖价格或鉴定价格，但不含被拖车后受要挟所支付的金额，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金额（含被告人赎回被害人车辆所支付的钱款）； 敲诈勒索既遂金额=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所取得的金额； 敲诈勒索未遂金额=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支付的金额-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所取得的金额。 （3）既诱导被害人签订“合同”，又实施诉讼要债的情形 此情形中，被告人通过诉讼的手段，隐瞒全部或者部分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具体犯罪金额的计算规则为： 诈骗既遂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含车辆被变卖价格或鉴定价格，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金额（含被告人赎回被害人车辆所支付的钱款），如数值小于等于0，则不取值； 诈骗未遂金额=被告人起诉金额-被告人支出的本金+被害人支出的利息及各种费用。 （4）先诱导被害人签订“合同”，后以拖车相要挟，最后还实施诉讼要债的情形 此情形中，被告人多种手段并用侵占被害人的财产，实际处断中应按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对被告人从一重从重处罚。但如果被害人在诈骗环节即已遭受损失，则应以诈骗罪（既遂）与敲诈勒索罪（根据情形判断既未遂）两罪予以并罚，再结合被告人提起诉讼的情形，在诈骗罪中视情分别计入既未遂金额。 具体犯罪金额的计算规则为： ①以一罪论处的情况： 敲诈勒索既遂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含车辆被变卖价格或鉴定价格，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金额（含被告人赎回被害人车辆所支付的钱款），如数值小于等于0，则不取值； 敲诈勒索未遂金额=能够查清的被告人欲占有的最高金额（根据合同记载金额、分期还款总金额、要挟金额、起诉总金额的不同，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本金+被害人支出的利息及各种费用。 诈骗（诉讼）未遂金额=被告人起诉的总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或被告人支出的本金（取最高值）。 ②以两罪并罚的情况： 诈骗既遂金额=被害人支出的金额（含车辆被变卖价格或鉴定价格，但不含被拖车后受要挟所支付的金额，取最高值）-被告人支出的金额（含被告人赎回被害人车辆所支付的钱款）； 敲诈勒索既遂金额=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所取得的金额； 敲诈勒索未遂金额=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支付的金额-拖车后要挟被害人所取得的金额； 诈骗（诉讼）未遂金额=被告人起诉的总金额-被告人支出的本金+被害人支出的利息及各种费用。 （九）关于投浙家公司线上P2P投资人的收益是否应予追缴的问题 经查，投浙家公司系采用线下放贷、线上发标的Ｐ2Ｐ业务模式进行日常经营，公司线上Ｐ2Ｐ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具体来源于线下借贷的借款人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各项费用，投浙家公司则居中勾连起线上投标人和线下借贷人之间的投资关系。但是鉴于互联网理财的国家监管要求，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和资金往来，而是由投浙家公司单独开立的第三方托管账户进行资金周转往来，线下放贷的“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也并非是线上投资人，而是在案被告人施永权、陈某6、郑某2等人，因此线上Ｐ2Ｐ投资人对于其投资所获收益并不具有知晓是被告人实施“套路贷”犯罪所得财物的可能，且在案证据也未能反映出线上投资人存在无偿取得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违法所得财物，或者通过非法债务清偿、违法犯罪活动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情形，故即使被告人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作为并不知情的线上Ｐ2Ｐ投资人，其投资所获收益也不应予以追缴，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十）关于部分章节的犯罪金额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 1.关于被害人周某被敲诈勒索一节 经查，（1）根据被害人周某陈述，陈某6（陈总）一开始要其给4.6万元，经讨价还价，最后坚持要4.1万元不能再少，并说可跟刘某1（小利）联系，让刘某1帮忙联系其他借贷公司把4.1万元偿还，之后就跟刘某1联系，刘某1说其老公黄某（阿伟）的朋友有开一家名为“国商惠众”的借贷公司可帮忙垫资还4.1万元。6月30日，其从瑞安到了温州ｅ车贷公司，由黄某帮其垫资还了4.1万元，之后其与“国商惠众”签了5.8万元的合同，到手5.1万元左右，我收到钱以后又转了4.1万元给黄某还垫资的钱。（2）据同案犯刘某1供述，周某找其垫资，并叫其介绍其他公司给她借款，其就叫其老公黄某把她带到其他公司借款把ｅ车贷的钱还了。（3）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周某没有钱还，刘某1叫其老公黄某把这个客户垫资到别的公司，好像是“国商惠众”，抵押车借出来钱还公司的本金、违约金、拖车费。（4）据同案犯郑某2与微信名为“豚冰冰”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周某今日还清：本金66000-已还本金42898＋1期利息984＋ＧＰＳ300＋逾期滞纳金1584（66000＊0.8%＊3）＋30%违约金19800＋拖车费5000＝50770”。以上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被害人周某在被认定违约之后，确已通过由刘某1介绍转单平账的方式，将涉案“贷款本金”、违约金及拖车费等费用全部结清，故被害人周某交付给黄某的4.1万元应当计入被告人施永权的犯罪金额之中。 2.关于被害人张某2被敲诈勒索一节 经查，虽然在案银行转账流水显示被害人张某2仅于2017年7-9、11-12月期间共计还款5625元，但根据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每月21日为还款日，每月还本息1125元，共12个月，其从2017年4月21日开始还款，还了11期，2018年2月26日下午到温州分店谈违约金的事情，一开始对方要其支付10415元（10000元本金-8229（已还10期）＋144元一期利息＋100元ＧＰＳ＋400逾期滞纳金＋3000元违约金＋5000元拖车费）。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张某2也是按照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每个月还1000元左右，接连还了10个月。到了2018年春节之后，就一直没还款。再结合本案被告人于被害人逾期还款之后即会立即拖车的行为方式，可以认定被害人张某2自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间，确已累计还款10期共计11250元，因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害人已偿还借款的情况与事实相符，并未重复计算被害人还款，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被害人王某1被敲诈勒索一节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人通过表面合法的车辆抵押贷款方式掩盖其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非法意图，故对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的所有“合同”的效力均应予以否定性评价。就被害人王某1被敲诈勒索一节中，被害人王某1与被告人等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均系在被告人具有上述非法意图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产物，并且被害人王某1与被告人等在先签订的合同与在后签订的合同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是被告人意图不断垒高被害人借款金额，进而实现非法占有更多被害人财物的犯罪手段之一，故对被害人王某1与被告人签订的第一笔借款应当计入犯罪金额的计算考量之中，相关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被害人郑某1都被敲诈勒索一节 经查，根据同案犯陈某6供述，10万元的利息加违约金是公司定下来的，其就是执行公司的决定，关于这10万元钱，郑某1都都给了，其中郑某1都当其和王某3的面给了王某32万元现金。根据同案犯王某3供述，郑某1都在乐清开ＢＹＤ轿车4Ｓ店，当时其去乐清办事，陈某6叫其去一个路上，在那签了份还款合同，陈某6叫其把2万元现金带回公司，其就拿回公司了。以上二名同案犯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被害人郑某1都确有向陈某6支付2万元，故该笔金额应当计入被告人的犯罪金额之中，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正确，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十一）关于被告人是否有权拖走被害人郑某1都车辆的问题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指出，因被害人郑某1都签订的是质押借款合同，故被告人有权在被害人违约之后拖走其车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的所谓“质押借款合同”系以表面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被告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非法目的，依法当属无效，因此根本不存在依据生效质押合同合法开走被害人车辆的问题，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十二）关于中健国金公司并购投浙家公司及涉案投浙家公司股东股权退出情况等问题的特别说明 鉴于投浙家公司在后期经营过程中确有外部公司对之进行并购，涉案投浙家公司的股东也有退股的情况，且部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就此提出异议，认为其不应对公司被接管之后发生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为准确查清涉案股东参与犯罪的时间及责任边界问题，现特就上述问题详细说明如下。 1.关于中健国金公司并购投浙家公司情况 经查，（1）据被告人施永权供述，2017年4月份其公司和中健国金公司谈好收购事宜，中健国金公司承诺给原股东所有前期投资股金。此后逐步打钱给原股东，直到2017年9月把公司的控制权都交给了中健国金公司。在庭审中还供述称，其于2017年4月15日和中健国金公司签署了全部股权转让协议，股权是分批交付的，股权转让金从2017年4月至9月陆续支付，签约之后先行交付100万定金给其，分三批交付，第二期大概在2017年9月份交付，一共支付给其1600万元左右。（2）据被告人谢中辉供述，中健国金公司于2017年5月份接手投浙家公司，股权转让金是自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间陆续支付给股东的。（3）据被告人胡贤兵供述，公司一直运营到2017年9月份，几个股东意见不一，然后把公司转让给中健国金公司。在庭审中则供述称，2017年5月份中健国金公司全面接手公司，其股份已全部退出，股权转让款在2017年5-6月份全部收回，不再接触以后的业务了，但股东群还在，只是没有再讨论。（4）据被告人盛美德供述，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施永权提出说通过别人介绍有一家叫中健国金的公司愿意收购公司，出售价3000万元，介绍费600万元，他合同已经签好，所有股东也就默认了，股权转让款是分批交付的。在庭审中则供述称，施永权通知开会（讲股权转让事宜）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6月至8月间，那时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签好。（5）据同案犯陈某6供述，2017年7、8月份的时候，中健国金公司把公司股权买断后，公司基本不做业务了，在收拢资金，买断费是分期给的。（6）据被告人吴立建供述，2017年9月中健国金公司并购公司后，其继续留在原公司直至2018年2月底离职。（7）据投浙家公司历次股东变更信息显示，自2015年7月28日成立至2016年7月22日之前，其股东包含本案全部涉案股东，即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王爱金（代持盛美德股份）、陈某6等人；2016年7月22日至2017年4月27日之前的股东则包含涉案股东陈某6、胡贤兵、谢中辉，并新增股东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7月12日之前的股东则仅有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江苏宁邦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两家；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的股东则变更为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中健国金控股有限公司两家。（8）根据被告人谢中辉所有并交给公司财务洪倩云管理使用的尾号为2107的民生银行卡交易流水显示，2017年6月8日由施永权分两笔共计转入100万元，摘要信息“合洲股权收购款”；同年6月14日由施永权转入一笔200万元，摘要信息“股权收购”；同年8月18日由施永权转入一笔2731802.94元，摘要信息“投浙家公司股权转让款”；同年9月19日由施永权转入一笔984497.06元，摘要信息“股权收购款暂管账户1400万全部到齐”；2018年1月15日由施永权转入一笔80万元，摘要信息“投这家股权收购款暂管账户”。 根据上述在案被告人及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并结合投浙家公司股权变更情况以及银行卡交易流水信息，综合分析如下： 鉴于在案证据中没有中健国金公司收购投浙家公司的具体协议文本，且各被告人对股权转让时间的供述差异较大，具体期间段涵盖了2017年4月至9月间，但根据投浙家公司股东变更情况显示，中健国金公司最早于2017年7月12日才成为投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必然在此之前，故可排除8、9月份两个时间段。结合被告人谢中辉民生银行卡的交易流水，被告人施永权在2017年6月间即有汇入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必然也在此之前，故可排除7月份这一时间段。根据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及胡贤兵的供述，中健国金公司于2017年5月接手投浙家公司，上述三名被告人作为投浙家公司原始核心股东，其供述的准确度应当高于其他被告人，故又可排除6月份这一时间段。此外，被告人施永权还供述其于2017年4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作为与中健国金公司直接接洽股权转让事宜的股东，其供述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予采信。综上，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投浙家公司于2017年4月即与中健国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年5月中健国金公司开始着手接管公司，直至同年9月完成接管。 2.关于涉案投浙家公司股东股权退出情况及是否应对本案犯罪事实承担责任的说明 因本案公司股权转让情况具有特殊性，因此即便投浙家公司已于2017年4月与中健国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于2017年9月份被中健国金公司接管，但并不意味着涉案股东被告人无需对此时间段及之后发生的犯罪事实承担法律责任，理由如下： 经查，（1）据被告人施永权供述，因为门店做车贷的周期都比较长，很多业务还没有收回，其直接打给投浙家公司500万元，把温州门店的业务都担保代偿了，保证收回温州门店的车贷本金和利息，在这之后温州方面的拖车和违约处理都是陈某6和郑某2处理的，因为牵涉到其的利益，所以都是其督促陈某6和郑某2进行违约处置。在庭审中还供述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17年4月之前的坏账由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负责，之后因公司还要继续运行，在此期间形成的坏账，也需要原股东来担保代偿。（2）据同案犯陈某6供述，因为温州、台州地区还有很多账没有收回，新公司要求老股东担保把钱拿回来才会支付全部转让款，原股东都不愿担保，所以台州、温州就没有开展新业务，主要是原股东去要账，善后问题主要交给施永权管理，其未具体介入。（3）根据被告人谢中辉所有并交给公司财务洪倩云管理使用的尾号为2107的民生银行卡交易流水显示，2017年9月19日上述账户以“股份出让款”的名义，分别向被告人胡贤兵转账54万元、施永权54万元、陈某672万元、谢中辉84万元，于同年9月22日向被告人盛美德以“股份出让款”的名义转账54万元；2018年1月15日上述账户以“根据2017年12月9日协议代转股权转让”的名义，分别向被告人谢中辉转账16万元、向盛美德转账11万元、向胡贤兵转账11万元、向施永权转账11万元；2018年3月16日上述账户以“根据2017年12月9日协议代转股权款”的名义，分别向被告人谢中辉转账16万元、向盛美德转账11万元、向胡贤兵转账11万元。（4）经查询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登记信息显示，该企业于2016年3月18日经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截至2017年12月5日前的合伙人有本案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及案外人叶青、周斐、唐鹏异、胡桂顺、芮桃华、苏宜阔、陈利东、陈飞；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22日之前的合伙人则变更为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陈某6（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周斐；2018年1月22日之后的股东则变更为沙丽春和沙德富。 上述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银行交易流水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证明，虽然投浙家公司与中健国金公司于2017年4月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股权的移交以及股权转让金的支付均是分批进行的，在股权全部移交完毕之前，即使原股东不再管理公司具体事务，但仍通过持股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形式，间接对投浙家公司持股，并未完全脱离公司，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股东还要对股权全部转移完毕之前的新发生业务坏账承担担保代偿责任。根据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自2017年7月12日开始，投浙家公司的股东就只有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和中健国金公司两家，而本案股东被告人直至2018年1月22日才完全退出温州合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股份。据此，可以认定涉案股东被告人直至2018年1月22日才向中健国金公司完成股权移交，正式退出公司。本案中，公诉机关具体指控的犯罪事实中的“合同”均签订于上述时间之前，且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新开展的线下车贷业务仍延续既往的业务操作模式进行，根据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各涉案股东被告人当然应对在其持股投浙家公司期间，发生的涉案犯罪事实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后期温州分店业务已由被告人施永权个人出资担保代偿，但实质上也对其余股东有利，因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全部转移完毕之前的坏账，均需由原股东承担责任，涉案股东被告人如不将之前的账目全部收回，则中健国金公司不仅不会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还会追究各股东被告人的违约责任。综上，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在投浙家公司被中健国金公司接管之后发生的犯罪行为不应由原股东承担责任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十三）关于被告人施永权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经查，根据同案犯谢中辉、胡贤兵、陈某6以及被告人施永权的供述，作为投浙家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被告人施永权在投浙家公司中担任总经理一职，全面负责公司线下各项具体车贷业务的开展，主要包括参与决策公司开展的业务模式，制定、修改具有“套路贷”性质的“借款合同”及业务操作流程，指导线下门店具体执行车贷业务内容和车贷流程，决定对具体被害人收取违约金等费用的金额，安排、调配风控人员入驻线下门店，指挥风控人员实施拖车，并直接率领犯罪集团成员进行犯罪活动等。可以说，被告人施永权在该犯罪集团的形成、发展壮大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关键、作用积极，且其作用贯穿了涉案恶势力犯罪集团发展演变的始终，完全符合犯罪集团中首要分子具备的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行为特征，故依法应认定其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十四）关于被告人盛美德有无担任投浙家公司董事会成员及是否应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承担责任的问题 经查，被告人盛美德虽然作为投浙家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但根据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及陈某6等人的供述，并结合证人钱某2的证言以及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记载，其并未在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盛美德有担任投浙家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依法应予纠正。 关于被告人盛美德是否应对本案犯罪承担责任的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被告人盛美德未具体参与实施涉案具体敲诈勒索和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但其作为投浙家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对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具有知晓、决策的权力，并对各项业务开展所获利润享有权益，如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投浙家公司在线下实施的是违法犯罪行为，则当然也应对其参与公司期间，公司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被告人盛美德不是投浙家公司董事会成员，并非投浙家公司的核心股东，且其在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中表现并不积极，在判断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投浙家公司在线下实施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的问题时，可从其认知条件、认知能力和认知动机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首先，从其认知条件看，（1）根据被告人施永权于2018年6月27日的供述，线下门店的规章制度是由其、胡贤兵、陈某6、谢中辉四人定的，定好之后其就把文件发给法务，然后发到股东ＱＱ群里，对门店规章制度的制定是通过股东会议或者股东ＱＱ群的形式进行讨论通过的，所有规章制度的执行都要通过股东同意，股东基本上都有参与讨论，在股东会议上或者股东ＱＱ群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盛美德的股份由王爱金代持，每次开会都是盛美德本人过来，他都有参与讨论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车贷流程。于2018年8月10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公司决策主要是其、谢中辉、胡贤兵、陈某6等四人表决了算的，另外的股东盛美德、周斐基本上不发言。于2018年9月12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江苏宁邦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把车贷的内容和流程给其，其就在股东ＱＱ群里把车贷流程和车贷内容发过去给股东看，如果股东对于车贷内容和车贷流程有意见可以进行修改，后来其发出去的车贷内容和车贷流程没有修改过，最终就通过开会对车贷的流程和业务进行定稿了，关于车贷业务中的贷后处理都有在ＱＱ群里发起商讨的，胡贤兵、谢中辉、陈某6都知道车贷流程和车贷内容，因为在制定车贷内容的过程中有经过商讨，而其他的股东，其有在ＱＱ群里发车贷流程和车贷内容，至于有无仔细看就不清楚了。盛美德有参加会议，但基本上没什么发言。于2018年9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文件、合同的改动是需要所有股东看过的，公司的合同、车贷流程都需要股东同意通过的（通过ＱＱ股东群上传资料），但这些事情对公司来说不是大事，所以不需要股东签字同意，只要阅过同意即可，同意就是股东们（包括周斐、盛美德）群里回答“同意”，又或者在现场会议的时候签字确认，周斐、盛美德有时候不回答就认为是默认同意了。按规定所有公司形成的文件都需要上传，只要跟钱有关、跟公司的决议有关都需要上传，比如车贷合同、车贷规范、车贷要求、车贷流程这些内容是肯定要上传的。原则上是由其、谢中辉、胡贤兵、陈某6确认通过就行了。其他股东像周斐、盛美德需要告知他们。周斐、盛美德有时有回应，有时没回应，但如果没回应，其会打电话通知看文件。在公司车贷合同的定稿形成后，其有把合同定稿发到ＱＱ群里给所有股东阅读，合同定稿的内容就是车贷流程、车贷规则、车贷内容，车贷内容包括车贷的过程，违约规定和违约处理等内容。于2018年10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其收到车贷流程和车贷内容后，再通过ＱＱ上传至股东群里面，群里面的所有股东都可以通过群文件查看的，其发到股东群里关于公司的车贷合同都是比较仔细全面的，涵盖了整个车贷的流程，包括认定违约的条件、违约金和拖车费的认定等。盛美德参与了两次股东大会，参加了一次年会，盛美德私下里和其交流的比较少，但是和胡贤兵、陈某6走的比较近。于2018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其会把修改过的合同文件发到群里去给其他股东看，其他股东包括不参与讨论的周斐、盛美德，其和谢中辉、胡贤兵、陈某6等股东经常在一起讨论，并会把几个股东讨论的结果发到股东群里去，股东在股东群里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讨论个案，但对于公司门店的贷后处置、拖车费、违约金等等问题都是有讲到的，对于向风控支付拖车费，公司虽然没有在股东群里讨论，但其和谢中辉、胡贤兵、陈某6等核心股东都有互相之间电话讨论，最后由其把讨论形成的文件发到股东群里给其他股东看。于2018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其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有在股东群里说过收过客户的违约金和拖车费，从2017年开始，逾期的客户越来越多，公司贷后处置就开始收紧了，一旦客户逾期马上就拖车，合同也改版成客户逾期之后立刻拖车，但在ＱＱ股东群里没有说过贷后处置收紧的事情。（2）据被告人谢中辉于2018年7月12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公司有开股东大会，也有在全体股东ＱＱ群上商讨，其中公司规定的一些章程、线下业务的规范由会议的主持人施永权主持并做会议纪要，这些规章制度都需要全体股东表决，ＱＱ上股东打一个同意文字就行。于2018年7月13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盛美德没有职务，就是公司的股东。股东ＱＱ群上是盛美德自己本人的账号参与的，而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也是他本人过来开的。施永权在股东ＱＱ群里会发布一些线下借款合同，这些借款合同会附在旁边一份二手车交易单，还有车贷流程（包括逾期处置：拖车、卖车等），这些所有的股东（包括盛美德在内）都是知晓的。盛美德没有直接参与公司运作，只是出资入股，并了解公司线上Ｐ2Ｐ和线下车贷运作流程。于2018年9月11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公司重大决策都是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参与）投票决定的，线下车贷业务不需要开股东大会，施永权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不需要股东知晓，但投资车贷业务的股东一般都是之前就知晓车贷业务流程的，比如车贷业务如何赚钱等。财务定期会发逾期客户列表，股东都是在群里的。于2018年9月30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公司关于车贷业务内容和风险处置有在股东ＱＱ群里讨论，盛美德没有实际职务，就是有参与投票。于2018年10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股东讨论公司业务是以股东ＱＱ群里发言或者召开股东大会的形式，主要以股东ＱＱ群聊为主，群里有其、施永权、陈某6、胡贤兵、周斐、盛美德、杜彦辰。公司股东大会一般都是讨论公司线上融资的利率以及公司是否需要在融资扩股等大项目。在ＱＱ群里，一般都是施永权拟好公司接下来要执行的提纲，然后发在股东ＱＱ群里，股东看后表示同意就只用发“同意”两字到群里即可。针对线下车贷业务，股东没有专门进行过讨论。车贷业务合同内规定的各项费用、如何认定违约、违约金等，都是照搬南京365公司的，然后施永权就将这些文件发到股东群里面，每次股东大会盛美德都有参加。（3）据被告人胡贤兵于2018年8月8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盛美德是公司的董事，他是原始股东，和其一样出资100万。盛美德也有参加公司组织的股东会议，但是他个人比较忙，比其参加的少些。盛美德有参与公司的具体决策和相关车贷业务讨论。于2018年8月31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公司从事的业务作为股东都是清楚的。因为董事会上有谈论的。公司从事的就是车贷业务，董事会上讨论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公司车贷业务的业绩，线下车贷的逾期等等，关于逾期车辆的处理，首先客户违约之后就拖车要违约金、拖车费，如果客户不还违约金、拖车费就把车卖掉抵债，车卖不掉的情况下就起诉客户，这些作为股东都是需要了解的。于2018年9月5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公司线下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主要是施永权制定的，然后由股东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同意的，施永权制定的线下车贷业务有向全体股东宣读过，只有同意了才能实施。于2018年9月11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施永权把车贷流程和内容打印出来一大本，这些给所有投资的股东看，并说这个合同的内容都是给律师看过的，是合法的。最后确定了车贷流程的业务和内容，车贷流程和二手车交易单的作用施永权在全体股东大会上都说过，也有在会上介绍如何构成违约。车贷业务内容流程盛美德都是知道的，因为施永权都是发到股东群里，给所有股东知晓，公司车贷是如何做的，客户逾期还钱就是违约，违约之后就拖车要客户还违约金和拖车费，还不了违约金和拖车费的就卖车抵债。于2018年9月13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车贷业务的内容和流程制定基本上都是施永权去弄的，他弄了车贷业务的流程和内容之后就发给股东看了，所有的股东也基本都同意，车贷业务流程开会时会有讲到这些内容，ＱＱ聊天上有这些内容，而且平时的闲聊也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于2018年10月27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股东就公司的车贷流程私下没有讨论过，平时讨论就是在股东群里，有讨论违约拖车的事情。施永权有跟大家讲拖车费、违约金的情况，也有讲过客户的违约情况有逾期还款和屏蔽信号，然后还讲过逾期就马上拖车的话题。还有在群里发逾期拖车的报表的，股东都会讲几句，具体情况记不清了。（4）据同案犯陈某6于2018年6月3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车贷的规矩都是施永权制定的，平时开会的时候（股东会议，每个股东都要参加）有向股东宣读。于2018年6月27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股东有ＱＱ群，群里大概六七个人。其、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周斐、盛美德（记不清到底在不在），群里讨论公司的运营情况，施永权去其他车贷公司把车贷的具体流程问过来，发布在群里给大家看。然后会说一些借贷利息多少，客户违约之后如何处理，采取的是拖车还是法院起诉等等…以上内容都是要告知每一个股东的，但不需要表决同意。于2018年10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记错了（有关施永权有在股东大会上宣读车贷的规章和流程），应该是2015年8月20日公司确定下来做车贷，施永权有在股东ＱＱ群里发出来车贷的规章制度，没有宣读。（5）证人钱某2的证言称，投浙家公司一共有七个股东，分别是陈某6、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周斐、盛美德，还有一个来自北京的股东…股东大会的内容有修改业务端的产品（专指线下车贷业务）、车贷业务的具体内容、贷后不良资产处置…股东还建立了一个ＱＱ群，他们的决策部署有一部分就在ＱＱ群里做决定的（超过5000元支出的项目都需要讨论的）…在ＱＱ群里开会，其看到每一个股东都需要表决。ＱＱ上开会的次数蛮多的，而在杭州总公司开会，所有股东到齐也就那么三次左右。 上述同案犯的多次稳定供述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被告人盛美德作为投浙家公司的股东，有参加公司组织的年会，也有加入投浙家公司股东QQ群，且在公司年会及股东会上施永权有讲过车贷流程，在QQ群内有对于公司车贷流程、贷后处置等事项进行过表决，施永权也有将几个核心股东商讨决定的事宜形成书面文件上传群内供各个股东查看。此外，被告人盛美德还自我供述称有旁听过公司的董事会。以上可以证明被告人盛美德对于投浙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就线下车贷业务操作模式及其变化情况应当是具有知悉的客观条件的。 其次，从认知动机角度看，虽然被告人盛美德在庭审中反复申辩其对线下车贷业务不关心、对股东群中所发内容没有看过，而仅关心公司线上融资业务，但本院认为，被告人盛美德出资入股投浙家公司的初衷即在于盈利，并且其出资入股的100万元中还有60万元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来，因而肯定要更加关注投资的收益情况，因为要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根据投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线下车贷业务是线上融资业务的基础，公司的主要赢利点即在于赚取线上融资和线下借贷之间的利差及其他费用，公司线上融资业务开展的再好，最终也是要向线上投资人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对于以投资盈利为目的的被告人盛美德而言，过分关注线上融资情况，显然是舍本逐末，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实际上，因为线下借款人支付的各项费用是公司收益的重要来源，所以只有线下的车贷业务做的越多，贷后处置力度越大，贷后不良率越低，其作为股东的收益也才会越好。从这个角度看，被告人盛美德辩称其对线下车贷业务不关心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因而其应当具有详细认真了解公司线下车贷业务，尤其是贷后处置事宜的动机。 第三，从认知能力角度看，被告人盛美德曾经作为一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对于法律应当具有较一般人更高的认识水平。对于公司针对“违约”的情形认定以及随后对被害人采取的肆意拖车、索要高额违约金、拖车费及其他费用的做法，即使没有施永权在“股东会清算工作组”的ＱＱ群中发布关于公司于温岭地区集中统一拖车被公安机关处理的消息，其也应当认识到已经涉嫌违法，正如公司风控杨某2所言，“公司的运作模式太黑了。一个是公司的手续费很高…然后一违约后还会收10%到15%的违约金…公司认定违约也算狠的，逾期时间是当日22时，然后公司基本上是12点（即0点）过后风控马上去拖车”，风控徐某所言，“我感觉每天晚上出去拖车有很大的风险，有些客户还报警了，我们公司的人员都有被派出所抓进去，我觉得做我们这一行风险很大”。杨某2、徐某作为投浙家公司的风控人员，系具体执行公司指示的底层一线工作人员，在其已经意识到公司贷后处置做法不妥的情况下，作为公司上层股东的被告人盛美德更应该认识到公司业务操作模式的违法性。 综上所述，被告人盛美德作为投浙家公司的股东，虽然其参加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及修改的积极性低于其他涉案股东，但其对公司在线下车贷业务中所采取做法的违法性认识，具有客观条件、原始动机及认识能力，故其应当对持有投浙家公司股权期间所发生的犯罪事实承担责任。 （十五）关于被告人刘路有无担任投浙家公司贷审部负责人、温岭分公司负责人及有无协助被告人施永权处理温州分店事务的问题 1.关于有无担任贷审部负责人及有无协助施永权处理温州分店事务的问题 经查，（1）据同案犯陈某6供述，刘路是大区经理，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常驻台州，管理台州的业务，之前温州、台州有什么事情都要过来看一下，相当于施永权的代言人，刘路是公司员工，好像没有具体职务，只是执行施永权的决定，是施永权的表弟，在公司里面具体做什么不清楚。（2）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施永权的表弟刘路，在总公司的话语权很大，平时施永权不在就是他说了算。（3）据被告人吴立建供述，刘路主要是施永权安排他去做一些事情，具体职务不清楚。（4）据同案犯王某3供述，刘路算领导，具体职务不清楚。（5）据同案犯王某4供述，刘路是温州Ｅ车贷的负责人，听说是老板施永权的表兄弟，温州分公司有很多业务是刘路负责的，还听说他是老板的表弟，可以指挥风控。（6）据同案犯杨某2供述，有一个总部风控群，群主是刘路，公司的风控基本在里面…谈违约金是王某3去谈，郑某2从中协调，然后申请总部，总部是施永权、刘路（小金额）能决定。（7）据同案犯徐某供述，施永权是老板，刘路是总公司的二把手，负责温州门店的业务。上述同案犯关于被告人刘路在公司任职情况的供述，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未提及被告人刘路有担任投浙家公司贷审部负责人的事实，其中现任贷审部负责人吴立建（自2016年3月至2018年2月间在投浙家公司工作，先后负责财务、贷审工作）更明确称不知刘路的具体职务，而被告人刘路（自2015年12月至2018年4月间在投浙家公司工作）的自我供述也仅称其刚进公司主要负责公司贷审工作中的车辆评估，后期会协助施永权出差，给施永权做开车等后勤保障，并未提及有担任贷审部负责人的情况。因此，在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刘路有担任投浙家公司贷审部负责人的事实，公诉机关就此部分事实的指控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此外，根据上述同案犯陈某6、王某4、徐某及被告人吴立建等人的供述，虽不能证明被告人刘路系温州分店的负责人，但从侧面也可反映出被告人刘路确有根据施永权的安排处理过温州分店的相关事务，否则上述人员也就不会指认其有负责过温州分店的很多业务，甚至还担任温州分店的负责人。被告人刘路就此提出的异议，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有无担任温岭分公司负责人的问题 经查，虽然被告人刘路及被告人施永权均一致供述称仅是借用刘路的名义设立温岭分公司，且刘路还辩称对于温岭分公司的人员调动、财务审批、报销等事务，其均没有权限，但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而根据在案温岭分公司登记申请材料记载，投浙家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以书面形式正式任命被告人刘路为投浙家公司温岭分公司负责人，故现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确有担任温岭分公司负责人的事实，被告人刘路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十六）关于被告人骆斌有无担任投浙家公司风控主管的问题 经查，（1）根据被告人施永权供述，骆斌是其专职司机，有些事情其直接指令骆斌去处理，之前骆斌有做风控主管，公司卖了之后，主要是其司机。（2）据被告人吴立建供述，骆斌是总公司的风控，也是风控负责人。（3）被告人刘路在庭审中也供称骆斌系总公司风控部门负责人。（4）据同案犯钱某1供述，总公司的风控主管是骆斌。（5）根据同案犯徐某供述，骆斌是施永权的司机，负责管理总公司和门店的风控人员。（6）根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胡某向其要杭州总公司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其就把杭州负责风控的总负责人骆斌的电话号码给他了，胡某就跑到杭州和骆斌谈违约处理事宜了。（7）根据被害人胡某陈述，其去杭州ｅ车贷总公司找分管风控的负责人骆斌谈了一次，最后谈妥。（8）据证人钱某2称，其职务是运营副总…风控负责人是骆斌。（9）根据被告人施永权于2016年9月18日在ｅ车贷公司微信群中所发布的消息，“…骆斌为总部风控经理…”。上述多名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能够与被害人、证人的陈述以及在案客观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骆斌确有担任投浙家公司风控主管的事实，被告人骆斌其及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十七）关于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等人是否应被认定为从犯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刑法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应认定为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应认定为从犯。具体个案中判断行为人是主犯还是从犯，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参与程度、犯罪情节以及对造成危害后果所起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首先，就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而言，其二人作为投浙家公司董事会成员，系投浙家公司的核心创始股东，且先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与被告人施永权及陈某6等人共同商讨、制定、修改并决策线下具体车贷业务内容及具体操作流程，并提供个人银行卡为该犯罪集团使用，对于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形成、发展、演变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故应认定为主犯。但是，鉴于其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并未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诈骗及敲诈勒索实行行为，且线下车贷业务系由被告人施永权全面负责，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在2017年5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对公司线下实际车贷业务的商讨、谋划和决策，而本案大部分拖车行为均发生于此时间点之后，本院在量刑时将对其二人酌情从轻考量。 其次，就被告人盛美德而言，其作为投浙家公司创始股东之一，虽系隐名股东，但仍有参与对公司整体业务模式和车贷流程的商讨和决策，且还为投浙家乐清分公司的设立提供住所，为该犯罪集团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便利，故亦应认定为主犯。但是，鉴于其在公司中并未担任任何职务，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参与公司事务的积极程度明显低于其他股东，也未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诈骗及敲诈勒索犯罪实行行为，且线下车贷业务系由被告人施永权全面负责，被告人盛美德在2017年5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对公司线下实际车贷业务的商讨、谋划和决策，而本案大部分拖车行为均发生于此时间点之后，本院在量刑时将对其酌情从轻考量。 再次，就被告人刘路而言，其在公司工作时间长达两年多，并曾担任投浙家温岭分公司负责人，与被告人施永权关系密切，直接受施永权指挥、领导，并协助处理温州分店相关事务，且有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表现积极，所起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应认定其为从犯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鉴于其仅负责整个犯罪过程中的某一环节，本院在量刑时可对其酌情从轻考量。 最后，就被告人骆斌而言，其在公司工作时间超过一年，并曾担任投浙家公司风控部主管，直接受被告人施永权指挥、领导，负责评估车辆价格、拖车及违约谈判等事宜，有介绍、招聘同案犯殷某、徐某等风控人员及被告人吴立建加入公司，且多次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表现较为积极，但是鉴于在案证据不能反映出其有直接指挥、领导风控人员实施具体犯罪的行为，综合考量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其主要是被纠集而实施犯罪，故可认定其为从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应认定其为从犯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十八）关于被害人吴某5的车辆是否是由被告人刘路出卖的问题 经查，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2017年11月份左右，由于当时对方（即被害人吴某5）的车子属于查封车，公司的刘路就联系了山东那边的一个收黑车的人，后来谈好以3万8千左右的价格将车子卖给对方了”，车子“被刘路当黑车卖了，然后钱转到公司的账户上了”。庭审中，被告人刘路对此辩解称，其仅负责联系二手车商，并将了解的价格告诉门店，但车不是其决定卖的。本院认为，在关于被害人吴某5的车辆具体是由谁决定出卖的问题上，因仅有郑某2一人供称系由被告人刘路决定出卖，但该供述又和被告人刘路的供述相左，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害人吴某5的车辆系由被告人刘路决定出卖，仅能证明是由被告人刘路联系的二手车商。被告人刘路就此提出的异议成立，本院对公诉机关就此事实的指控依法予以纠正，但该异议对本案犯罪事实以及被告人刘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定没有影响，本院在此予以特别指出。 （十九）关于被告人骆斌是否应对其未参与拖车的敲诈勒索以及诈骗犯罪事实承担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虽然涉案恶势力犯罪集团并非由被告人骆斌所组织、领导，且依法应认定其为从犯，但鉴于被告人骆斌的职权范围涉及公司整体层面的车辆价格评估、拖车及违约谈判等关键犯罪环节，而车辆价格评估又是本案犯罪集团实施每一起“套路贷”犯罪的必经程序，故其应对自2016年9月18日起担任风控负责人之后，集团实施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十）关于被告人吴立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立建作为投浙家公司贷审部负责人，由其所负责的对线下门店“车贷”合同审核、违约金计算以及将“逾期”客户情况告知线下门店等工作，是整个“套路贷”犯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该犯罪集团针对特定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一个必要的前置过程，其工作对于后续敲诈勒索犯罪的发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根据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行为人即使仅参与了其中的部分行为，但也需要对整体的犯罪承担责任，故被告人吴立建当然也应对本案敲诈勒索犯罪事实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鉴于其并未直接对被害人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且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仅属于次要或辅助性质，系从犯，在量刑时可酌情予以从宽考量。 （二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关于被告人施永权在投浙家公司担任职务及职权的问题 经查，（1）根据被告人施永权的供述，其系公司总监、管风控和业务，是负责业务和风控的CEO。（2）据被告人谢中辉供述，业务是施永权指导线下门店的，施永权对公司的所有事情负责。（3）据被告人胡贤兵供述，施永权是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具体业务，线下的车贷业务主要是由施永权制定。（4）据被告人盛美德供述，施永权是总经理，负责公司车贷业务。（5）据被告人刘路供述，其系经公司总经理施永权介绍进公司。（6）据被告人骆斌供述，杭州都是施永权负责的，其是总经理施永权的司机，施永权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公司的大小事情都是他负责。（7）据被告人吴立建供述，施永权是总经理，有制定一些贷审守则。（8）据被告人洪倩云供述，谢中辉是公司法人，施永权是公司总经理，此二人基本都是统筹整个公司包括下面的子公司的事务。上述被告人施永权的自我供述能够与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施永权系投浙家公司总经理，具体负责公司线下车贷业务并管理风控事务的事实，公诉机关就此部分事实未在起诉书中明确，本院根据本案证据对此依法作出认定。 2.关于被害人杨某1车辆被拖走的时间问题 经查，（1）根据被害人杨某1的陈述，其还了3个月左右贷款，2017年7、8月份忘记还款日，迟打了一天（5号），6号抵押的这辆车子被拖走了，保安告诉其车子是在6号早上5、6点钟被2、3名社会上的男子拖走了。因急着用车，就在6号当天和公司的部门经理、车队长一起去ｅ车贷公司谈违约的事情，经讨价还价，给了1800元现金将车子开回来了。（2）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2017年5月初的时候，杨某1找到公司借款，过了一个月后，公司文员邱慧娟通过手机短信及电话通知还款，但没有联系上，公司就派陈某6、李某3、刘帆三个人去平阳把杨某1的面包车拖到了公司在乐清的停车场。车被拖后，杨某1联系薛某，后经核实，发现是之前签合同的时候把留下的手机号码弄错了。因为这个失误，公司没有算杨某1违约，收了几百元油费后就把车还给他了。（3）据同案犯李某3供述，杨某1当时留给公司的号码写错了，公司文员联系不上他，规定时间也没有还款。然后陈某6叫其、王某3、杨某2还有个人记不清了，四个人去苍南龙港把这个客户的面包车拖过来。然后这个客户就联系公司了，后来好像公司没有收客户的违约金。客户过来提车时是其接待，将过路费、油费以现金交给其后，就将车子还给对方。（4）根据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借贷登记情况显示，被害人杨某1向同案犯郑某2借款2万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5月5日。（5）根据被害人杨某1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7年5月5日，其尾号为6900的银行卡收到汇潮支付转账的15440元，2017年6月6日，被害人杨某1向谢中辉尾号为2312的银行卡转账2107元，同年7月4日向谢中辉上述账户转账2107元，此后自8月5日、9月5日、10月5日、11月5日均有向谢中辉上述账户转账。据此，本院分析认为：1.郑某2及李某3可相互印证的供述表明，因被害人杨某1在借款之初预留的号码有误，温州分店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导致杨某1未按要求的日期还款，进而被认定违约；2.上述可相互印证的客观证据又证明，2017年5月5日投浙家公司向杨某1正式放款，而杨某1历月还款时间为当月5日（仅6月滞后一天，7月提前一天），与投浙家公司要求的一个月还款周期相吻合；3.根据投浙家公司线下车贷业务规则，客户逾期未还款即属违约，公司会派遣风控人员立即拖车，在投浙家公司于5月5日放款的情况下，杨某1首期还款至迟需在6月5日24时前完成，否则即会被拖车，而其却在6月6日还款，显然超出投浙家公司规定的还款期限；4.杨某1明确称，其车子在6号早上被人拖走，当日便前往温州分店谈判，在以现金方式支付过路费、油费后才取回车辆，该陈述也与郑某2、李某3的供述能相互印证。综上，本院认为，在案证据一致显示，被害人杨某1的车辆应该是在其借款后的次月还款日截止之后被拖走，即时间应为2017年6月，相关辩护人就此提出的异议成立，公诉机关就此事实的指控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3.关于被害人吴某2支付一期“本息”的时间问题 经查，根据银行转账流水记录显示，被害人吴某2是于2017年6月23日向被告人谢中辉转账1191元，公诉机关就此转账时间点的指控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4.关于被害人陈某5被要挟支付的总金额的问题 经查，根据被害人陈某5的陈述，2017年6月1日其至温州ｅ车贷借款，经评估其车辆，确定可借170000元，当晚18时许实际收到借款151650元。6月26日其车子不见了，并收到一条车子被拖走的信息，次日其至温州ｅ车贷，管风控的男子要其一次性支付违约金50000元、拖车费5000元、借款本金170000元。据同案犯郑某2供述，陈某5和他朋友一起来店，风控魏某和其谈的，说陈某5违约了，要违约金和拖车费加上本金要209000元。另，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投浙家公司针对线下车贷“违约”客户会收取借款本金20%～30%（后调整为20%）不等的违约金、3000元～5000元不等的拖车费。据此，本院认为，被害人陈某5借款的合同本金为170000元，在其借款后尚未还本付息即被认定为“违约”的情况下，根据投浙家公司的线下业务规则，其违约金需支付34000元～51000元不等，再加上同时要收取的拖车费，故其被要挟支付的总金额应为207000元～226000元间，而被害人陈某5自述被要挟的总金额为225000元，郑某2供述的要挟总金额为209000元，以上两个数额均在被告人可能要挟的合理总金额范围之内，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就低认定为209000元。公诉机关就此事实的指控与在案证据不符，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5.关于被害人张某4支付“本息”总金额的问题 经查，根据银行转账流水记录，被害人张某4向被告人谢中辉银行账户分别于2017年7月11日、8月11日、9月10日、10月11日、11月10日、12月11日、2018年1月9日、2月8日转账7224元，上述转账总金额共计5.7792万元。公诉机关就此金额的指控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施永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领导他人采用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他人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施永权系组织、领导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对其应按照该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盛美德认罪态度差，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在所犯敲诈勒索罪中存在未遂情形并有诈骗行为，在所犯诈骗罪中存在既遂情形并有敲诈勒索行为，均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骆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被告人吴立建、洪倩云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对上述三人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已经着手实行诈骗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可对上述八人所犯诈骗罪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依法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刘路在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刘路已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对其四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各辩护人就上述从轻处罚情节提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其他相左意见，均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提出对被告人施永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十五年、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对被告人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骆斌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二年三个月；对被告人刘路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九年、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二年三个月；对被告人吴立建、洪倩云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八年、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二年三个月的量刑建议，予以部分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施永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6月26日起至2034年6月25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谢中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32年7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胡贤兵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8日起至2032年8月7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盛美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2032年3月2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刘路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二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四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2028年8月14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骆斌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27年1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吴立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九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4日起至2025年11月3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八、被告人洪倩云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抵刑37日。即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25年12月24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九、责令被告人施永权、谢中辉、胡贤兵、盛美德、刘路、骆斌、吴立建、洪倩云继续退赔剩余违法所得，连同已退于本院的违法所得，返还各被害人；扣押在案的被害人杜某、柳某、吴某2、陈某5、王某2等人所有的车辆，予以返还。 十、追缴尚由部分被害人占有的犯罪资金，先予返还其他被害人，剩余部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十一、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手机十一部、电脑主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二部，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伍林雄 审判员  夏晓峰 审判员  黄书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于柱 书记员胡真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