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5502号原告：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所在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夏东涌口工业区石龙北路东区四横路2号第三层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050736606R。法定代表人：李昌东，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延，广东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前进中路3号第4幢自编36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71838701U。法定代表人：韩全，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辉，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原告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谢日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延、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塔吊租金375000元（暂时计算至起诉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中旬，被告属下项目经理沈渊通过朋友就被告承建“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项目”找到原告，急需向原告租赁建筑工程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吊”），并与被告项目经理草签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月3万元（开机师傅及税费另行支付，税费由被告支付3个点的专用发票费用），塔吊进出场费为6万元（不含税）；其后，被告方项目经理催促原告塔吊尽快进驻工地施工，原告遂紧急购买了一台新机，专门用于被告承建工程使用。由于其承建工程没有取得施工许可证，被告特向原告出具《承诺函》，明确承诺：“在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下来前，塔式起重机安装过程中或者安装完成后发生任何安全、经济、法律及相关责任问题，以及一切责任后果由我司全部承担”。原告收到该《承诺书》，遂将塔吊运抵现场安装并施工，后因种种原因，被告承建项目搁置停工，原告的吊机至今仍然在被告承建的现场需原告派专人看护保养，从起租日起至今，被告以种种借口，拖欠塔吊租金的结算和支付。原、被告塔吊租金支付和塔吊撤场费用等善后处理问题，多次进行磋商，被告派专门小组与原告进行谈判，一度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同意向原告结算租金并开具期票，但其后被告迟迟未向原告履行承诺，拖延开具期票，再次失信于人。故原告提起本诉。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塔吊租金423000元；2.判令被告配合原告拆除并运走涉案的塔式起重机，被告协助通电通路，如被告不配合我方，我方将保留主张塔式起重机的租金的权利；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被告主体信息；2、《承诺书》；3、《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塔式起重机起租停止登记表》；4、2018年12月6日-2019年9月21日对账单（截止谈判日）；5、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调解达成意向）、现场谈判调解照片（其中有被告公司现任项目经理陶毅）；6、《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记录表》。被告辩称：一、原告并非适格诉讼主体，我司实际和佛山市恒昌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我司曾于云浮市新瀚能项目租用塔式起重机用于项目工程，由于原告当时提供的租赁合同上甲方为“佛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合同落款并无我司签章，其签名的“沈渊”并无得到我司签约授权，事后我司亦不同意追认该合同。从法律效力来说，原告提供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并未成立及生效。而在起重机存放在我司项目工地期间，原告亦从未提供任何人员对起重机进行维护保养和在项目停工后派人进行看守，甚至起重机操作人员的费用均由我司负担。同时，由于新瀚能项目因业主原因而停工后，我司于2019年9月21日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昌东现场结算核对，结算确认金额为23.3万元，但李昌东提供“佛山市恒昌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出租方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承诺书》及《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给我司，并称因为原告无法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将出租方主体变更为恒昌公司，其作为恒昌公司负责人就上述起重机租金进行结算，并让我司将结算款项直接支付给恒昌公司。而李昌东在上述盖有恒昌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和《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进行签字确认。因此，从合同相对性来看，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昌东通过实际行为变更原租赁合同主体及内容，因此我司已和原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更无须向原告支付任何租金费用。故，原告存在本案主体不适格，其相关主张及事实并无任何法律依据。二、原告主张的租金金额有误，应为其承诺结算费用23.3万元而非其主张的37.5万元。退一步说，假设贵院认为我司需要支付租金，我司认为租金总费用金额应为23.3万元而非37.5万元。因为李昌东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和恒昌公司的负责人，其对外作出行为应视为代表原告及恒昌公司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其在结算中已向我司确认本案租赁结算总金额是23.3万元，该事实有李昌东本人签名的《承诺书》及《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佐证，其中《承诺书》明确租赁总结算费用为23.3万元（含租金及进退场费），并承诺“我司承诺在确认该结算费用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且李昌东在本案证据中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中“项目内容”也记载“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申请金额为233000元”。因此，无论款项支付最终给哪一家公司，李昌东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及恒昌公司负责人在上述证据上签字确认结算金额并经我司确认，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塔式起重机租金总额应为23.3万元而非原告主张的37.5万元，且结算后原告迟迟不履行拆除塔式起重机义务，后续所有损失或费用应由其自选承担。因此，原告的相关主张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因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从恒昌公司取得授权或债权转让的事实，且我司账户因其他诉讼被其他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我司不存在故意拖欠其租金的情况。由于我司另案被第三方申请其他人民法院冻结我司所有银行账户，导致我司无法及时支付租金，该事实可以由贵院通过内部司法系统予以核实，因此我司不存在恶意拖欠租金的意思表示及事实。且就算我司支付租金，在原告尚未取得相关授权或提供其受让本案债权的情况下，我司确实无法支付租金给原告。四、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在结算时候提出变更合同出租主体和确认结算金额后，现通过同一事实以原告名义主张租金费用，已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已经损害我司合法权益。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昌东结算时主动提出变更合同主体及确认租金结算金额后，违背事实在本案对我司进行起诉并主张超过已确认结算金额的租金，及否认上述结算事实，已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由于我司和恒昌公司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租赁合同关系，在其并未依法主张相关权利及授权原告代为其追偿租金或取得相应债权转让情况下，原告在本案中起诉的行为明显损害我司合法权益。另外不同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理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原告只能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逾期法院将不准许原告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承诺书》；2、《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3、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昌东，成立日期为2012年8月3日；佛山市恒昌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波，成立日期为2019年1月3日。2018年9月29日，原告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东公司”）与佛山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自来水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向昌东公司租用自升塔式起重机一台，代自来水公司在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使用。租金为每月30000元（不包含塔机司机工资），不足一个月按1000元一天计算。塔机的进退场费为60000元，塔机进场安装完毕时，检测合格自来水公司一周内一次性支付60000元给昌东公司作为进退场费。合同其他约定事项在此不予一一叙述。合同中显示，自来水公司签名人为沈渊，昌东公司签名人为李昌东并盖有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印章。2018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昌东公司作出《承诺书》，内容为：“鉴于广东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业主方）要求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立即安装塔式起重机，我司作出如下承诺：在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下来前，塔式起重机安装过程中或安装完成后发生任何安全、经济、法律及相关责任问题，以及一切责任后果由我司全部承担。”《承诺书》盖有被告公司印章。2018年12月8日，沈渊与原告昌东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起租停止登记表》，登记了塔式起重机型号、租赁合同编号、租赁用户名称、使用地点，及进场时间（开始计租时间）2018年12月7日。沈渊及李昌东在登记表中签名并盖有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印章。原告昌东公司出具的2018年12月6日-2019年9月21日对账单显示，被告租赁原告昌东公司塔式起重机租金一共为345000元。2019年9月21日签订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显示，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原告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及陶毅在申请书上签名。同日，佛山市恒昌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向被告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根据我司与贵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编号：XHN2018），经贵司与我司友好协商一致，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同意总结算费用为23.3万元（含租金及进退场费），贵司应于2019年9月25日前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我司交付支付凭证，我司承诺在确认该结算费用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记录表》显示，涉案塔式起重机在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由广州骏晨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进行了9次维保。被告提交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19年9月21日，租用方为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方为恒昌公司，合同内容在塔式起重机型号、司机工资等方面与原告提交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有差异，另外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无盖章，恒昌公司有盖章。被告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与原告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内容一致，签订日期显示为2019年9月21日，均确认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及陶毅签名，但被告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上有恒昌公司盖章及预算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等三人签名。庭审中，被告承认自来水公司是涉案工程项目的总施工方，被告是该公司的分包方，沈渊是被告公司的员工，陶毅为被告公司项目负责人。并陈述一开始并不确认原告昌东公司与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但后来为了尽快施工，就同意以自来水公司名义租赁。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原告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因此，关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昌东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是若原告昌东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是否应支付租金及租金如何计算。对此，本院作以下分析：首先，关于原告昌东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原告昌东公司与被告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昌东公司与自来水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中自来水公司处签名人为被告公司的员工沈渊，后被告公司向原告昌东公司作出《承诺书》，庭审中被告公司陈述其后来确认了上述合同并同意租赁原告的塔式起重机。从合同的签订到《承诺书》的作出、再到庭审中被告公司的自认，本院认为被告公司作出《承诺书》应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而且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原告昌东公司与被告亦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原告昌东公司并没有与自来水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提交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虽为恒昌公司，但被告公司没有在合同中盖章，合同不能成立，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租赁合同实际也不存在。被告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及第二份《承诺书》中均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昌东签名。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对该事实被告在庭审中也认可是与原告昌东公司共同协商作出的。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昌东公司与被告的合同关系成立，故原告昌东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被告是否应支付租金及租金如何计算的问题。原告昌东公司与被告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原告昌东公司履行了交付塔式起重机给被告使用的合同义务，故被告应当支付租金给原告昌东公司。双方在《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及第二份《承诺书》中确认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原告在《承诺书》中表示“贵司应于2019年9月25日前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我司交付支付凭证，我司承诺在确认该结算费用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从上述内容可看出，在被告没有按期支付该总结算费用233000元的情况下，原告昌东公司并不停止租金的计算，涉案塔式起重机也未撤离工程现场，故租金应从起租日2018年12月7日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5日，共10个月零28天，即为60000元（进场费）+30000元/月×10个月+28天×1000元/天=388000元，原告起诉金额为37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塔式起重机租金375000元给原告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6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谢日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林艺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