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83民初6723号原告：钱驾林，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浙江天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熠，浙江天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姜作明，男，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灯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华，桐乡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孙国昌，男，199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项塔市。被告：刘进秋，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灯塔市。原告钱驾林与被告姜作明、孙国昌、刘进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驾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张子熠、被告姜作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国昌、刘进秋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本院依原告申请对三被告的财产进行了保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钱驾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31204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至实际付清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服装销售商，2018年9月至10月，应被告订货，原告交付双面呢、羊毛衫服装给被告，被告实收服装计价152204元，被告仅支付21000元，结欠131204元至今未付，并经催讨未果。审理过程中，原告以金额计算错误为由，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79700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至实际付清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并明确被告实收服装计价为111900元，其中单价300元的双面呢大衣141件，单价200元的双面呢大衣317件，单价50元的羊毛衫124件，被告实付金额为32200元。被告姜作明答辩称，原告起诉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姜作明从未向原告进货，也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故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姜作明的起诉。被告孙国昌、刘进秋未作答辩。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出货单2份8页，证明原告钱驾林从厂家订双面呢大衣后发货给三被告，出货单收货人处有刘进秋签字（该签名系事后补签），其中标价388元的衣服批发价是300元，标价288元的衣服批发价是200元的事实。证据二、收货单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原告向姜作明发货，收货人是孙国昌的事实。证据三、便签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孙国昌收到羊毛衫的事实。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原始载体当庭核实其中图片无法显示），证明原告与孙国昌核对货物数量的事实。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原始载体当庭核实）、微信账单截屏打印件（原始载体当庭核实）各1份，证明刘进秋直接支付钱驾林货款21000元，施某代收12200元后转给钱驾林12000元的事实。证据六、通话录音（钱驾林与姜作明之间）光盘及文字稿各1份，证明2018年12月28日，姜作明委托刘进秋及孙国昌收货，姜作明是实际买受人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姜作明质证如下：证据一非姜作明签字，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二是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三是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四与姜作明无关，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五与姜作明无关，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六的通话录音确实发生在原告与姜作明之间，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被告姜作明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通话录音（姜作明与施某之间）Ｕ盘及文字稿各1份，证明姜作明是与施某发生业务，没有和原告发生业务。对被告姜作明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录音内容前后不一致，姜作明存在利诱施某作出有利诱他的表述，不能采信。经原告申请，本院传唤证人施某出庭作证，施某陈述：被告姜作明提交的通话录音属实。钱驾林并不认识姜作明，其与姜作明熟识；涉案业务系其姜作明洽谈，服装是从钱驾林处拿取后由其发送至姜作明处，约定每件服装赚取20元的利润（标价388元的出厂成本价为300元，标价288元的出厂成本价为200元），其余利润由姜作明收取，服装售出后结算，未售出的可以退货；孙国昌、刘进秋是姜作明的员工；其曾收取过11200元，后转账给钱驾林11000元。但对与钱驾林的关系，以及在本案关系中的定位，施某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在与姜作明的通话以及作证初期，认为姜作明是与其本人发生的业务往来，其从钱驾林处拿货后发给姜作明；在作证过程中其又称仅是介绍人；后又称与钱驾林存在合作关系，两人各自备货，若代为谈成业务可分配利润。对证人施某的证言，被告姜作明质证后认为前后矛盾，且证人与原告存有利益关系，不应采信。被告孙国昌、刘进秋未质证亦未提交证据。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系原件，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二系照片打印件，且收货单未详细载明货物内容，不予认定；证据三系照片打印件，且内容杂乱无法理解，不予认定；证据四无法确定对方真实身份，且作为电子证据系孤证，不予认定；证据五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定对方真实身份，且作为电子证据系孤证，不予认定；证据五中的微信账单截屏，转账人施某确认属实，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六通话人姜作明确认属实，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通话人施某确认属实，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事实如下：钱驾林持有打印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的出货单二份（8页），其中一份品名为双面呢大衣、阿尔巴卡大衣，“结算价”为388元，数量为203件，另一份品名为双面呢大衣、“结算价”为388元，数量为376件。每份出货单的第4页都载有“佟二堡收货人刘进秋151××××9585”字样。施某于2019年10月9日转给钱驾林11000元，称系姜作明支付的货款。钱驾林曾通过电话向姜作明催讨货款，姜作明表示账目不明确，要找到施某。姜作明曾与施某通过电话，表示是与施某发生业务，不欠钱驾林货款，施某表示对的，货都是她发的。另查明，钱驾林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于2019年7月4日向本院起诉姜作明支付货款，提交的证据与本案证据一致，后于同年8月1日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予以准许。钱驾林于庭审中陈述，其系服装销售商，之前与姜作明并不相识，2018年9月下旬，其从施某处听闻佟二堡的姜作明需要采购服装，有多少要多少，便将自服装厂进购的一批服装提供给施某通过物流发往佟二堡。因服装价格问题，其于同年10月初前往佟二堡，认识了姜作明、孙国昌、刘进秋，并了解到孙国昌、刘进秋在姜作明处打工。期间，其与姜作明谈妥了服装价格，其中标价388元的服装作价300元，标价288元的服装作价200元，在回收部分退货后，其又与孙国昌核对了服装数量，并让刘进秋在出货单上签了字。因姜作明要求将货款支付给施某，便由施某代收了112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钱驾林要求姜作明、孙国昌、刘进秋共同承担责任，应对三人的关系及共同向其购货的事实加以证明，但其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相反，从第一次起诉仅起诉姜作明一人，以及在与姜作明通话以及庭审过程中，钱驾林均认定孙国昌、刘进秋是姜作明的员工，可推定钱驾林是因诉讼策略将三人作为共同被告，而非与孙国昌、刘进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于钱驾林与姜作明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亦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钱驾林的主张。首先，钱驾林在发货前并不认识姜作明，对于买卖的标的物、数量、价款都未与姜作明确认，不合常理；其次，其虽称由施某代为洽谈的业务，但是未提供两人具有委托关系的证明，且施某就本案相关事实的陈述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姜作明否认交易相对人是钱驾林；再次，钱驾林主张的标的物价格、数量与出货单上载明的均不一致，关于谈价、对账的事实也仅是其个人陈述。故钱驾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要求姜作明、孙国昌、刘进秋支付货款79700元及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钱驾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2元，减半收取计896元，财产保全费920元，合计1816元，由原告钱驾林负担（已预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一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周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