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7340号原告：魏玉贞，女，1941年7月5日出生，汉族，和平里大酒店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钢（原告之子），男，196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鼎维原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华，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贾平，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医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被告之妻），女，1978年6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倩婧，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玉贞（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贾平（以下简称被告）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钢、张友华，以及被告委托代理人高玲、高倩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8684.37元、交通费2996.7元、残疾赔偿金33995元（十级伤残，按照67990元*5年*10%）、护理费10000元（5000元*2个月）、营养费6000元（100元*60天）、精神抚慰金10000元（估算的）。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4日下午4时50分，原告到安贞医院了解挂号的有关事项。10分钟后，原告走到安贞医院门诊中心小花园时，只见一位30多岁的男大夫一边急匆匆向前走，一边低头用手机联系安排病人住院床位的事项。原告赶紧往边上躲，但仍然躲避不及，最终被男大夫撞上。原告被撞后，踉踉跄跄转了三个圈后，倒地不起，该男子承认自己是安贞医院急诊大夫，叫贾平。被撞后，原告全身疼痛难忍，右臂脱臼根本无法动转。在原告强烈要求下，被告很不情愿地将原告带到了急诊科诊治。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被告坚持让原告提供医保卡，否则拒绝诊治。无奈之中，原告只好给儿子韩炳跃打电话，让其到原告住所找到医保卡，送到安贞医院。当晚八时许，儿子韩炳跃将医保卡送至安贞医院，被告这时才安排相关治疗。此时距离事发时己3个小时，早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确属延误治疗。作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违反医生治病救人的职业宗旨，给原告的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造成了很大伤害，其法律责任不可推卸。由于被告人为制造治疗障碍，故意拖延治疗时间，直接导致的伤情后果是：原告右臂上仅能达到50%，功能丧失40%以上，且根本无法治愈，将伴随原告终生，导致原告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原告被撞后左侧腓静脉深支血形成大部分阻塞，随时有瘫痪的高度危险。现原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苦不堪言。原告受伤后，多次与被告沟通，被告微信中表示给付一部分医疗费，其余项目一律拒绝给付，医院方面则是没有任何人关注过问此事，令人齿寒。为照顾原告，女儿和儿子分别请假各两个月，后因工作压力大，分身无术，后经邻居介绍，聘请专人在家中护理，现己支付护理费人民币54753.84元，这一护理费用在逐月增加。经统计，由于被告的过错，己给原告造成医疗费、停车费、营养费、护理人员工资等损失，共计人民币78434.91元，依法应由被告支付。原告认为，被告是在工作时间因安排病人住院治疗床位而把原告撞倒，是一种职务行为，依法应由所供职的安贞医院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以上诉求，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如所请。被告辩称，本案中，原、被告之间从未发生碰撞。在发现原告摔倒后，被告出于对一个老人的关心以及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尽心尽力的对原告进行了救助。被告的行为不但没有换来原告的感激，反而招致了被告的不断纠缠，甚至被诉至法院。在本案中，原告虚构了大量谎言，妄图将自己所有的疾病、病史及多年的治疗费用全部归因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从而可以进一步栽赃到被告的身上。原告所陈述的内容疑点众多，其诉讼请求毫无根据，应当予以驳回。一、原、被告之间从未发生碰撞，原告是因自己的原因摔倒的。被告对原告进行的救助以及垫付医疗费，不能成为证明被告与原告发生碰撞的理由。（一）原告所述的事发时间是错误的，原告是大约五点半多摔倒的。首先，本案的原告是一名年近80的老人，有严重的骨科病史以及糖尿病史。其次，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应为2017年12月4日下午17点30分左右。正值被告17:00下班与夜班医生交完班后去办公室收拾东西回家的时间，事件发生前的数小时，被告一直在治疗病患并和夜班医生交接工作，以上内容有证人证言和医院当天的治疗护理记录可以证明。该时间点与原告声称的下午4时50分相距甚远。而且北方12月份的17点30分，天色已大黑。花园道路崎岖狭窄，有着复杂的地形和植被限制视线。原告年龄较大，看不清是很正常的现象。再次，被告是在医院内中心花园旁的小路上遇到了摔倒的原告。在原告的行进道路左前方，有着复杂的灌木丛以及大量的视线遮挡物。从我方提交的事发地照片可以看出，原告应该是在向左行走时，绊到了道路一旁的灌木或者隐藏在灌木从中的马路牙子，系因自身原因而摔倒。（二）从运动学轨迹来讲，原、被告相撞发生的情形和受伤部位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不合理。1、如果原、被告正面相撞，则原告的运动轨迹应是向后摔倒。那么受伤部位应该是原告身体的后面部位。2、如果被告的右肩与原告的右肩相撞，则原告应向其自己的平行往左或者左前方向倒去，左手撑地，那么受伤的应是原告的左侧身体，比如左膝左肩关节。相撞的话右肩是脱位不了的。右眼下方也是没有擦痕的。3、如果被告的左肩与原告的左肩相撞，则原告会向其在自己的平行往右或者右前方向倒去，右手撑地，那么受伤的应是原告的右侧身体，原告右肩关节有病史，右手撑地的时候，会造成右肩关节脱位右脸可能擦伤，但倒地的时候右膝受力要比左膝受力大，那么右膝没有伤害，左膝裤子完好无损但左膝却有皮肤破损伤口。这也是不符合运动轨迹的。根据1-3，如果假设原、被告间确有碰撞发生，但按照原告声称的说法，原告的创伤分别在右脸，右肩以及左膝前侧。那么也就是说，她在一次摔倒中同时摔到了前侧、右侧与左侧，在发生迎面相撞的情形下，除非是力度很大，否则很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4、如果原告系自己绊倒，按照现场图所示，原告的方向，原告应是在匆忙给孩子送东西的情况下，左脚被马路牙子所绊，向其前方摔倒，倒地的时候右手用力撑地，导致的右肩关节脱位，则原告应向前摔倒，可以同时造成右脸与右肩的伤痕，同时摔到左膝前方。如果按原告所说，是被告将她撞到，则原告应向后摔倒，只能造成后侧的伤势，完全不可能同时造成右脸，左膝，及右肩的伤痕。代理人认为，原告的伤痕必然是在多次受伤中造成的，这是继受伤时间后原告的陈述的第二个疑点。(三)被告及时救助了原告，未耽误任何时间，属于见义勇为。原告摔倒后，正巧被从医院下班的被告看到，由于原告年龄较大，被告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便劝原告去医院检查，甚至被告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当晚的医药费。原告是18:59分挂号，19：03医生就发出右肩关节正位拍片的指令。右肩关节复位后，19:42又拍了右肩关节正位的片子和双膝关节的片子。19:46医生手写病历，20:06医生已经将用药处方开具方开具完毕，从摔倒到带去医院检查、租轮椅，等医保卡，到治疗完毕不存在原告所说耽误治疗的情形。获得被告的积极帮助后，原告反而变本加厉，要求被告承担其他病情的医疗费。被拒后，原告儿子多次威胁被告，并到被告科室和医院领导处闹事。被告迫于各方压力，选择了妥协，以期息事宁人。不曾想，原告要求愈加过分，故而中止了对原告方的援助。被告扶起倒地的原告并垫付当晚的医疗费，是见义勇为，后续其他病情的医疗费系原告方多次威胁所致，不能用类似于天津彭宇案那样我帮你了我负医疗费了就是我撞你了的逻辑去倒推判断原告为被告所撞倒。二、2017年12月4日下午，原告只摔到了右肩，膝部及脸部并未擦伤。（一）2017年12月4日医院的所有材料都未显示原告膝部及脸部有擦伤2017年12月4日原告受伤后在安贞医院就诊时，其病历和医学影像诊断报告明确而清晰的描述了原告的肩部、头部病情。病历中清晰表述：“原告双膝无肿胀、压痛、活动可。”无论是病历、治疗单据、医学影像报告以及缴费单据外加原告提供的照片，都明确说明，在当天原告在医院就诊时腿部、面部并无伤情。特别是“双膝无肿胀、压痛”的陈述说明当天的医生对原告的腿部膝盖进行了检查和诊断。（二）2017年12月4日医院给原告开的药品属于禁止用于破损皮肤的药物，12月7日医院给原告开的药品却可以适用于有伤口的药物。从被告提交的证据3-4“魏玉贞2017年12月4日于安贞医院治疗的电子医嘱”可以看到，当天医院医生给原告开具的药品中有“扶他林乳剂”，代理人查询了扶他林乳剂的《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明确写着：“[注意事项]5、不得用于破损皮肤，有皮疹和湿疹的皮肤、以及感染性创口。”12月7日开具的独一味、龙血竭却可以用于脓疮久不收口，龙血竭用于刀口疼痛。（三）原告穿着棉裤，不会在棉裤未破损的情况下擦伤膝盖。其脸部和膝部受伤应是原告第二次受伤的时候造成。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原告的伤情照片21张”中图片一、图片二可以看出，在医院治疗时原告脸部无任何伤痕，腿部穿着有厚厚的棉裤，且棉裤无任何损伤，可以说明在棉裤中包裹的膝盖不可能出现擦伤这样的情形。按原告所述，同样是拍摄于12月4日的图片三、图片四中，原告脸部及膝盖均出现了明显擦伤，甚至可以明显看到原告膝盖有贴创可贴痕迹。说明原告在2017年12月4日8：10分之后至10:30分之间发生过左膝擦伤，而且并未进行过专业医疗处理。代理人认为，原告面部及腿部的伤情应为离开医院后，因自已原因导致的，甚至原告还进行了不恰当的伤情处置。根据门诊病历描述，2017年12月7日，原告再次来到安贞医院应是复查，此时1、病历明确表述“左膝皮肤擦伤、周边红肿”，其陈述内容与12月4日完全不同，这证明12月7日与12月4日医生看到的病情是不一样的。2、在12月7日的收费票据中存在“卫生材料费”而12月4日并无该费用，说明12月7日存在伤口的处理工作，而12月4日因原告身上无伤痕，自然也不会出现“卫生材料费”这样的收费。以上内容更加证明原告膝部、脸部的伤痕是12月4日离开医院后，因自己的原因导致的。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无关，与从未碰撞过原告的被告更无任何关联。甚至在事隔2019年5月20日，原告再次至安贞医院就诊，从被告提交的证据3-7可看到，原告病历明确陈述“头外伤7天，目前左侧肢体麻木，右侧口角流涎。”也就是说在2019年5月原告再次受伤，且伤情重至嘴角流涎，直接影响了原告的肢体活动和神经控制。而原告在提交证据时隐瞒了这一病情，妄想欺瞒法庭将自己身体的逐步恶化和全部的治疗费用栽赃到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以及被告头上（12月4日后的所有伤，一起阻断因果关系，和鉴定相关），但5月20日的医学影像诊断报告显示右肩关节对位良好。三、原告肩部伤情系多年的陈旧伤，在2014年12月4日前后，原告曾多次肩部受伤。其病情的逐步恶化与12月4日的摔倒无关联，与未碰撞原告的被告更无任何关系。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自2013年8月5日始，直至2017年12月4日原告摔倒，原告多达7次至安贞医院治疗严重的骨科疾病。包括：重度骨关节炎，严重骨质疏松，肌筋膜炎，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特别是在2014年2月21日，原告就曾做过右肩关节正位的影像拍摄。也就是说，在当时原告右肩关节已经出现问题。2014年2月21日的医学影像诊断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原告向法庭隐瞒了这一复杂而重要的骨科病史。2017年12月4日，原告提交的病历如实描述了原告的病情及治疗。原告肩部除脱臼外无任何其他伤情，医院也对原告进行了妥当的处理。甚至并未碰到原告的被告，基于一个医生的职责和公序良俗，在下班后积极帮助了原告。这一切都成为了原告纠缠被告，妄图将自己复杂的病史导致的种种身体问题和治疗费用栽赃给被告。特别是在2018年1月15日，被告提交的证据2-6显示，原告再次发生肩关节脱位。此次脱位，与原告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绝无任何关系。但此次脱位应是加重原告病情的重要原因之一。2018年1月19日，凌晨47分，原告忽然至安贞医院急诊治疗。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2-7显示，原告被诊断为四肢外伤，并拍摄了右肩关节正位的医学影像。说明原告在当天再次受伤，且再次伤到了右肩。原告凌晨至医院急诊治疗，说明原告是突然受伤，且伤势较重，若非急重病人，即使到达医院，急诊也不会进行治疗。这次受伤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无任何关联，与被告更无任何关联。四、原告血栓的发生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无任何关系，更与未碰到原告的被告无任何关系。首先，前文已论述过，原告膝部的伤痕并非2017年12月4日摔倒造成的，而是在离开医院后才因原告自己的原因导致的。那么出现在原告腿部的血栓就和本案无任何关联。其次，原告提交的2018年1月11日的病历单明确写着“血栓六周”，血栓的诊断，应该依据门诊的化验结果及B超诊断报告进行判断。在2018年1月11日，医生明确写明原告“血栓6周”。说明在六周前，原告必然确诊了血栓。而原告提交的证据并没有6周前的任何病历和B超诊断报告，从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1月11日为38天，远小于医生明确载明的6周。故说明原告故意隐瞒了2017年12月4日之前的血栓相关确诊及病史，妄想将血栓与发生事件接近的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联系起来，进一步将这一切病情和费用栽赃到被告身上。就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医院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月30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6月16分别被医院出具的相关B超诊断报告单诊断为“左侧腓静脉深支血栓形成绝大部分阻塞”。故2017年12月25日，所载明的“左侧腓静脉深支血栓形成绝大部分阻塞”并不能表明原告于2017年12月25日是第一次被诊断为血栓。代理人认为，原告必然隐瞒了重要病历，请法院予以核查。从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自2013年就患有糖尿病。随着糖尿病病情的发展及加重，逐渐导致了原告一系列并发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血栓的形成。而原告隐瞒自己的糖尿病史，妄图将一些身体疾病归责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五、针对原告主张自己系被告撞倒这一事实，原告应当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争议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院应当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来做出判决。本案中，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自己确实被被告撞倒的责任。但显然，本案原告不但没有提供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撞事实的存在，甚至虚构事实，隐瞒关键病历等真相，妄图欺骗法庭，诬赖被告，将自己多年的病史和多次摔伤统统归责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原告称事发前的几秒钟看到一名30多岁的男大夫低头用手机联系病人床位的情景。事发时，被告已经下班，一身便装，原告的陈述存在虚构。原告之所以选择于事发一年后起诉被告，是在等待事发地点监控清空、证据己无法复原当时的情景。原告趁此机会积攒了大量的治疗费用以期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六、鉴定报告依据的内容存在错误，关于原告右肩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安贞医院与北京中医医院分歧较大。（一）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错误内容。在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以下错误：第一页倒数第二行“右肩关节疼痛19小时余”明显错误，北京安贞医院2017年12月4日门诊病历明确载明“外伤后右肩关节疼痛1小时余”，两者时间上相差巨大。第二页最后一行所写“北京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门诊病历…”被告从未见到，原告未向法院和被告提交该材料，该材料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存疑。第三页第二行，记载“2018-6-16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内容虽记载正确，但属于断章取义。首先，关于血栓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的问题，代理人在代理词第四部分已经论述。其次，原告在多份病历和诊断中均出现“血栓形成”字样。目前可以看到，2017年12月25日为最早的一次。一个与本案无关的血栓问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单单将2018年6月16日的内容记载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既不是最初的记载时间，也不是病情最重时的描述。代理人怀疑，此行为意在将血栓形成与本案相关联，加重原告病情的描述，属于有意偏颇原告。第三页第三行记载“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病历载：…”，所记录内容存在两处错误。第一，2019年5月10日内容被告从未见到，原告未向法院和被告提交该材料，该材料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存疑。第二，2019年5月29日内容并非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病历记载。以上两个错误十分明显，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代理人严重质疑意见书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第四页第四行“肩关节X片”，鉴定机构只将右肩关节脱位的片子列入阅片范围，而对同一天，肩关节复位后，复位良好的X光片选择视而不见。如此有选择性的阅片行为，不得不让代理人严重怀疑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中立立场和客观态度，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否准确同样存在疑问。第四页倒数第七行，载明“右肩关节脱位，临床行手法复位，术后肩关节活动障碍，诊断：肩关节粘连”。以上论述，全部是对提交鉴定材料的断章取义，偷换概念。原告在2017年12月4日前后，曾多次受伤。但鉴定机构将多次诊断的内容与2017年12月4日的受伤直接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术后肩关节活动障碍”“肩关节粘连”“冈上肌撕裂”皆为相隔时间很久之后，原告的诊断内容。与2017年12月4日之事件毫无关联。鉴定机构，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疗鉴定机构，如此可以的断章取义，掐头去尾，误导法庭。故严重怀疑《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公平与公正。（二）《司法鉴定意见书》参考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准确性存疑原告2019年5月20日在安贞医院做的关于右肩关节的医学影像诊断报告载明“右肩关节对位良好”“岗上肌肌腱部分附着于肱骨大结节”“外形及走行正常”“肱二头肌肉头肌腱基本位于结节间沟内，信号连续性尚可”。而5月27日北京中医院的报告却显示“右肩关节退行性变”“右侧冈上肌腱撕裂”“右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远端撕裂可能”。一个为三甲医院，一个为社区医院，但两份核磁的诊断报告相差甚远，直接影像了鉴定结果的真实可靠性。（三）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存在偏袒原告，滥用裁量权的情况鉴定机构做出的数据有失公正。根据相关标准，四肢任一大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才达到十级伤残标准，而该鉴定机构评定原告功能丧失为27.9%，刚刚符合伤残标准。该数据的认定有着很大的主观裁量空间，且在鉴定过程中，因鉴定机构故意偏袒原告，被告曾对鉴定机构表示不满，但换来的是鉴定机构恶劣的态度。甚至《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司法鉴定人共有三人，而被告在鉴定当天只见到了两人，因而被告严重质疑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存在不公正、不公平的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大量明显错误，所参考的依据是刻意挑选的，而不是对整个病情的客观认定。甚至，在在“五，分析说明中”，鉴定人员刻意断章取义，将多次不想关联的诊断内容，强行拼接在一起，妄图将原告所有伤病与2017年12月4日的摔倒关联起来。如此公然的偏颇原告，其公平公正荡然无存。代理人认为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应为无效，不应作为法庭参考的内容。综上，原被告之间从未发生过碰撞。被告作为一个医生，一个有良好素质和基本良知的公民，在看到一个年近80的老人一个人摔倒在医院花园里的时候，果断施与援手。不但没有在“扶不扶”的难题中犹豫，甚至积极的提供自己医学的专业知识，垫付部分医疗费用。老人当时“我不会讹你的”话语一度让被告坚信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善良风俗。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被告的想象。原告先是不断要求被告提供医院就诊的便利，进而要求被告支付大量医疗费用，甚至以到医院和院领导处闹事相威胁。被告越是妥协，原告越是变本加厉。直至被诉至法庭，被告才发现，原来从2017年12月4日摔倒的第一天起，原告就在准备诉讼的材料，拍摄照片，保留有利于原告自己的治疗材料。编制谎言，妄想将所有的治疗和疾病都让被告来负担。原告的陈述存在大量疑点和自相矛盾的表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其隐瞒病史，拒绝向法庭提交全部的治疗就诊材料，目的在于歪曲事实，欺骗法庭。如果原告的诉求得到支持，对于被告，对于法庭上所有的人，对于这个社会都是不公平、不公正的。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原告一方应拿出充分证据来证明被告确实撞了自己。通过对以上原被告各项证据的分析，被告认为，原告并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摔倒系被告所撞，故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即推定该侵权事实不存在，并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晚医院治疗后产生的各种疾病，均与当晚摔倒事件无因果关系，更与被告无任何关系。自2007年南京“彭宇案”发生以来，“彭宇”成了见义勇为反遭诬陷的代名词，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许多“彭宇”来。一时间见人跌倒扶不扶俨然成了“全民大拷问”，人们不敢轻易见义勇为，做好事之前需要找人证明，社会信任度降低，感情变得冷漠。直至“小悦悦事件”的发生：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后，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人性的荒漠上，在勇气流失的土壤里，任何人都有选择懦弱的权利，尤其是当环境的冰冷和内心的炙热发生碰撞时，不可预知的后果会让他们选择了懦弱，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视而不见。而本案当事人作为一名急诊科心脑血管医生，在经历了那么多病人的生死之后，更加明白金钱比生命更重要，尤其当他看到一个老人倒在自己面前时，他毅然选择尊重自己内心的炙热，选择尊重自己的良知，勇敢的去搀扶老人。而如今，却被原告恶意诉诸法院，被告认为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被告撞到自己的情况下，如果原告的请求得到支持，那么以后就没有人再敢见义勇为？势必会再次损害社会公共道德体系，那就真的成了第二个彭宇案。等人心倒了，可就真的扶不起来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2017年12月4日傍晚，原告在安贞医院小花园道路上摔倒。当日，原告在安贞医院进行救治，查体：右肩部不敢活动，右上肢无麻木，双膝疼痛，活动可，无肿胀。右肩关节方肩畸形，弹性固定，右上肢感觉血运可，双膝无肿胀，压痛（+），活动可。诊断为：右肩关节脱位。处理为：右肩关节脱位，足蹬法复位顺利，右上肢感觉活动血运可。复查右肩关节X线片。查双膝关节正侧位X线片。不适随诊。三天后门诊复查。2017年12月7日，复查诉双膝疼痛，查体：左膝前可见皮肤擦伤，周边红肿，软组织肿胀，右膝内侧软组织肿胀。初步诊断：双膝软组织挫伤。2018年1月11日，安贞医院诊断为右下肢外伤后血栓6周，处理为:抗凝治疗，注意出血风险。随诊，硫酸镁外敷。2018年3月28日，北京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以下简称丰盛医院）病历记载，主诉为：右肩脱位复位后四个月，关节活动受限。查：右肩压痛（+），右肩外展、内外旋受限。2018年4月23日，原告到安贞医院复查，检查：右肩关节活动明显受限，活动时有痛感。初步诊断：右肩关节脱位复位后；处理为:功能锻炼。2018年5月2日，丰盛医院病历记载：右肩关节粘连，活动范围有所改善，继续手法治疗。2018年6月20日病历记载：右肩粘连仍存在，活动范围略改善，外展、前屈可达80°。2019年5月10日安贞医院病历记载，主诉：右肩关节脱位1年余，现右手活动可。右肩关节活动受限。初步诊断：右肩关节肩周炎，肩袖损伤。就原告摔倒的原因，原告称系被被告撞倒，被告则称系原告自己摔倒，原、被告并未发生身体碰撞。就此，原告提交其子张钢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2018年3月25日张钢：贾医生您好，老妈于一七年十二月四日被撞伤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天，老人目前还不能自理。我和我姐老母于三月二十一日找您沟通有关下一步康复治疗事宜，您已同意并表示支持。在进入康复治疗前，我们应该把前期一些费用做一个了结。费用如下：1、医药费，实际应支付金额7152.83元，由于医保实际支付3190.46元。2、护理费，子女四人照顾老人已将近四个月，按一个人计算5000元/月，共计20000元。3、营养费及精神损失费合计10000元。合计33190元作为前期四个月一个了结。后期康复费用及医疗费实报实销。这个意见您看看。被告：你好，首先对阿姨及全家人在这段时间对我的理解发自内心表示非常感谢！其次期间治疗费用我会全部承担的！其它费用有待找机会商榷！下一步康复治疗我也会积极配合的！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大家能成为朋友，下次找机会坐下来好好谈谈！”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被告给原告支付医疗费是有原因的，不能说明是被告撞了原告，是原告去院办告被告，给被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给被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原告家属说原告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不好，有自杀倾向，被告综合考虑单位的影响和原告的情绪，所以从口头上安抚原告说要承担医疗费。被告对于原告的救助完全是出于急诊科医生的职业道德，帮助病人又是被告习以为常的优良品质，被告平时也乐于帮助病人，比如有时候帮助病人挂号等，被告和妻子的家庭背景优良，接受的家庭教育也很好，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才会有这种举动。院方领导也找到了被告，给被告施加了压力，想让被告大事化小，所以被告妥协了，这件事情我方反思了，被告发送这种短信是欠妥当的。被告提交实发地点的照片，称原告摔倒地点为门诊中心小花园，事发地点现场图可以看出有一个花坛和马路牙子，原告就是在这里被马路牙子绊倒的。原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照片系事后补拍，原告并不在场，无法还原事发实景。就医疗费，原告提交收费票据若干张，个人支付部分金额共计8684.37元。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系，称安贞医院的票据，12月7日票据为治疗外伤的医疗费用：12月11日票据为用于外伤和消炎的治疗费用；12月25日票据为治疗外伤引起软组织损伤肿胀和抗血栓的医疗费用：2018年1月5日票据为抗血栓的药物；1月11日票据为抗血栓和消肿的治疗费用：1月15日票据只有诊察费，无对应治疗单据；1月19日票据为外伤治疗费用；1月30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2月27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3月l3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3月27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4月12日票据为治疗糖尿病和感冒的费用；5月2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5月11日票据为治疗外伤的费用；5月17日票据为降血脂治疗费用；6月5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6月19日票据为软组织肿胀的费用；8月28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9月12日票据为高血压、糖尿病治疗费用；9月14日票据为糖尿病治疗费用；10月9日票据为抗血栓治疗费用；10月10日票据为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口炎的治疗费用；11月13日票据为抗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感冒的治疗费用；12月11日票据为抗血栓、心脏病的治疗费用；以上所有治疗费用皆与12月4日的右肩关节脱位无关。丰盛医院的票据，丰盛医院作为一家社区医院，其诊断结果和治疗过程，被告不予认可。而且2017年12月20日、27日、2018年5月25日、6月20日、11月2日、12月7日无对应的医疗单据，2018年6月28日、7月26日、8月27日缺少相应药方病历；2018年3月28日、4月3日收费单据与医疗单据数额冲突；2018年4月10日、11月12日无对应的收费票据。2018年5月8日、7月3日、8月8日、10月30日、11月10日票据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和北京宣武医院的治疗单据，且都与12月4日右肩关节脱位无关。就交通费，原告提交相关票据若干张，金额共计2996.7元。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就护理费，原告提交劳务合同1份、收据10张以及身份证复印件1张，其中显示原告雇佣案外人张爱花进行护理，月工资5000元，原告已向张爱花支付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工资（含中秋、国庆、春节加班费）。二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审理中，原告申请就伤残等级、护理期限、营养期限进行鉴定。经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确定，由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鉴定机构。2019年9月24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做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根据现有病历资料，结合检查及阅片所见，现就委托事项分析说明如下：（一）伤残等级：被鉴定人魏玉贞2017年12月4日受伤，伤后出现右肩关节不敢活动，摄片示：右肩关节脱位，临床行手法复位，术后肩关节活动障碍，诊断：肩关节粘连。近期肩关节MRI复查提示：冈上肌腱撕裂，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远端显示不清。现被鉴定人魏玉贞伤后1年余，其损伤经对症治疗及恢复，伤情基本稳定，具备评残的条件。目前遗留：右肩关节活动障碍，功能丧失27.9%。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第5.10.6.11条（四肢任一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功能丧失25%以上）之规定，其损伤属十级伤残（致残率10%）。（二）护理期、营养期：被鉴定人魏玉贞损伤致右肩关节脱位，冈上肌腱撕裂，临床行保守治疗。参考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第10.3.la）条、第10.5条之规定，建议其营养期60日、护理期60日。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魏玉贞所受损伤属十级伤残（致残率10%）；建议其营养期60日、护理期60日。”原告认可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鉴定结论；被告认可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鉴定结论，称作为鉴定报告依据的2019年5月27日核磁和2019年5月20日原告在安贞医院做的核磁结论是冲突的，两份核磁的结论完全不一样。5月20日至5月27日时隔一周的时间，原告递交的报告给鉴定中心是我方已经怀疑原告和中医院领导有关系。原告在做鉴定报告的时候把许多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提交上去了，我方提出了质疑所以鉴定机构才让补充了质证。所以我方对于该份鉴定依据不认可。为此，原告支付鉴定费5145.2元。本院认为，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本案中，被告虽否认其与原告相撞导致原告摔倒受伤，但从被告与原告家属往来微信内容看，事发后被告对于原告家属所称原告系“被撞倒”一节并无异议，并主动表示将承担全部医疗费；若如被告所述，其带原告就诊并承担费用应属见义勇为且迫于原告方“闹访”和医院压力，也与其在微信中感谢原告家属事发后的“理解”不相符合，故本院对于被告的主张难以采信。在双方均未能提交现场监控视频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原告摔倒受伤系因与被告相撞所致。但原、被告均系行人，二人相向而行，原告虽年纪较大但仍自行外出，可见自信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具备一定的反映能力。故综合考虑原、被告相撞的地点、时间、方式、原告年龄、被告过错等因素，本院酌定对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应由被告承担80%的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20%的责任。被告认可事发时其已经下班，故其在院区内将原告撞到的行为与工作内容无关，不属于职务行为，该责任应由被告个人承担。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现被告不认可原告脸部和膝部皮肤破损系事发当时所致，但从双方提交的事发后就诊照片（原告平卧体态一张）可以看出，当时原告右脸颊部已有皮肤破损；至于膝部皮肤破损，在无病历资料显示事发后原告已行暴露检查情况下，原告返家后才发现符合常理。被告主张两处创口均系原告返家后所致，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但原告医疗费票据中确有诊治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感冒等相关费用，与被告造成的损害无直接因果关系，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目前主张的医疗费金额仅为个人自付部分，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金额不再予以调整。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现原告主张的金额均为往返丰盛医院进行手法治疗及康复而产生的费用，与原告实际就医需要相符，本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根据原告病情、康复治疗次数等，本院酌定为2000元。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期限，应以鉴定结论为准。在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确定鉴定机构，共同确认鉴定检材的基础上，被告不认可鉴定结论，也未举证证明鉴定过程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故本院对于鉴定结论予以认可。护理费标准，原告主张5000元，未超过北京市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本院予以支持。营养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营养期限，应以鉴定结论为准。营养费标准，本院酌定为50元/天。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系城镇居民，应按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本院对于原告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贾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魏玉贞医疗费六千九百四十七元五角、交通费一千六百元、护理费八千元、营养费二千四百元、残疾赔偿金二万七千一百九十六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八千元。二、驳回原告魏玉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5145.2元，由由原告魏玉贞负担1029.04元（已交纳），由被告贾平负担4116.16元（原告魏玉贞已交纳，被告贾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魏玉贞）。案件受理费796元，由原告魏玉贞负担219元（已交纳），由被告贾平负担577元（原告魏玉贞已交纳，被告贾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魏玉贞）。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