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113行初268号原告陈某1，女，1964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告贵阳市司法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7号金阳行政中心二期综合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何志坚，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行，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211683850。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琪，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1699320。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陈某1不服被告贵阳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贵阳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某1、被告贵阳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彦行及其机关负责人委托出庭的工作人员张佑文、刘荣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贵阳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处罚决定书》，认为公证员陈某1办理公证中，对证明材料审核不严，未发现公证申请人黄春燕提交的《离婚证》、《离婚协议》、《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三份材料系伪造，在《离婚证》上无婚姻登记员签名、《离婚证》的登记时间和《离婚协议》落款时间2011年3月20日为非工作日等明显疑点的情况下，未按《公证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真实性核实，错误出具了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的委托公证书［（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016号］，并对虚假的《离婚证》《离婚协议》《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出具了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公证书［（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7号］。陈某1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三条第五项有关公证员不得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应当予以处罚的情形，被告贵阳市司法局决定给予原告陈某1警告并处二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陈某1诉称，被告做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事实不清。1、原告在2013年4月3日办理当事人黄春燕申请的委托公证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程序规则》，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公证执业规范和执业纪律。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义务、咨询接待、受理、审查、核实、审批、出证等法律程序。在出具公证过程中，原告首先对申请人黄春燕申请办理委托公证进行了办证须知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的事项的有关情况，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如果故意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虛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将追究法律责任；处分房屋的，必须提交真实的房屋权属凭证，而且房屋不得有被抵押、查封、扣押等限制处分的情况；所处分的房屋有无共有人，如果房屋系夫妻共有财产，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等事项。告知书上有黄春燕亲笔签名确认知晓办理委托公证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2、黄春燕系其本人亲自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委托公证。原告采取机读方式，对当事人提交的居民身份证（原件）用公证处的识别身份证专业仪器核查，认定黄春燕的身份证真实、有效，人证合一。通过问答方式确认黄春燕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原告还将黄春燕到公证处办理公证进行了照片拍摄，固定当事人亲自到公证处办理公证证据。3、对当事人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原告认真通过筑房网进行了核实，房屋所有人仅有黄春燕一人，与房管部门（原贵阳市房屋产权监理处）房屋登记薄的内容一致。4、当事人黄春燕声称其系离婚，还出示了她的离婚证、离婚协议、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原件。相关材料上有发证单位的公章。离婚协议将房屋分割归黄春燕个人所有。5、根据《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相关规定和《物权法》的规定，原告对黄春燕提交的婚姻证明材料，是通过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核实［《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七条“公证机构可以采取下列方式，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一）通过询问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核实”］，而且还按照规定要求黄春燕在其提供的婚姻证明材料上签名确认其真实性。也就是说，原告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尽到了应有的审查关注义务，《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关于办理委托公证程序，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公证员必须到所有发证机关进行实地核实，实务当中，公证员进行的都是形式审查。6、当事人申请办理的公证事项是委托公证，在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已有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涉案房屋虽系黄春燕与孙明恒共有，因该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为黄春燕,该房屋登记在黄春燕一人名下，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其他人有理由相信黄春燕对该房屋享有完全处分权，其隐瞒上述房屋系共有的事实，私自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继而又持虚假资料，委托他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导致房屋被过户，黄春燕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孙明恒的财产权。并非原告的故意或过失导致，所以法院也没有采信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并驳回了孙明恒要求将房屋所有权人恢复为黄春燕的诉请，同时，公证机关也没有给当事人造成损失，造成损失的恰好是申请公证的当事人黄春燕，孙明恒应向黄春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而不是追究公证机关及公证员的法律责任。7、2014年11月19日孙明恒向原贵阳市国立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申请复查，公证处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筑复查字第01号公证复查处理决定书，“通过复查，本处认为2013年4月3日黄春燕向我处申请公证时，隐瞒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提供虚假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及《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骗取我处（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在没有征得房屋共有人孙明恒同意的情况下，处置了位于贵阳市房屋，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上述事实和《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本处公证质量监督委员会研究，认为（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决定撤销（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8、2019年1月贵阳市司法局就上述事实，又以“本局认为：公证员陈某1办理上述公证的过程中，对证明材料审核不严，未发现公证申请人黄春燕提交的《离婚证》《离婚协议》《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三份材料系伪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三条第五项有关公证员不得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应当予以处罚的情形。”二、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之规定，该规定应理解为公证员系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而不是简单的认定只要出现不合法的公证书都是公证员的责任，随意扩大公证员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同时，法院已经在判决书里说明导致公证书不合法的行为系申请人所致，并没有做出公证员存在过错的结论。三、程序违法。1、违反听证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之规定，除了强制听证之外，对于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均应按要求组织听证。然而被告在筑司罚先告（2019）1号贵阳市司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并未告知原告应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与此同时，原告还向被告提交了行政处罚听证申请，被告却于2019年1月9日向原告出具了筑司不听字（2019）第1号《不予听证通知书》，并适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1997年2月13日司法部令第51号），这是明显的适用错误。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87号）第一条：法律、法规、规章对某类违法行为罚款没有最高限额规定的，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含1000元）以上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5000元（含5000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对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3000元（含3000元）以上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1万元（含1万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之规定，被告对原告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已经属“较大数额罚款”，其应当按规定告知原告的听证权利，况且原告已经向被告提出书面请求，同时，被告适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1997年2月13日司法部令第51号）完全错误，该规定颁布时间在《行政处罚法》之前，其也仅仅属于规章，根据《立法法》之规定，其效力远远低于《行政处罚法》，其规定已不适用对原告的行政处罚。2、对原告行政处罚已经超过处罚时限。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即使原告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其处罚时限早已超过，况且，原告不存在违法行为。综上所述，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贵阳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陈某1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贵阳市司法局筑司决字（2019）第1号《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决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贵阳市司法局筑司不听字[2019]第1号《贵阳市司法局行政处罚不予听证通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错误，不予听证程序错误；3、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但被告拒绝听证；4、原贵阳市国立公证处（2014）筑复查字第01号公证复查处理决定书，证明原告并无过错，是申请人出具虚假材料才导致公证书被撤销；5、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375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并未指出公证处有过错，故原告并无过错，被告的处罚是错误的；6、南明区法院裁定书，证明原告起诉公证处，法院不予受理就证明公证处没有过错。被告贵阳市司法局辩称,一、原告陈某1办理公证中存在过错，为虚假文书出具了公证书，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正确。（一）陈某4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违反了《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法律规定。《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六条：“公证机构在审查中，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第二十七条：“公证机构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一）通过询问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核实…”，陈某1办理（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中，对申请人提交的除《离婚证》《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和《离婚协议》三份材料以外的材料均加盖了“查：与原件相符审查人：陈某1”印章，但是没有对申请人提供的《离婚证》《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和《离婚协议》加盖审核章，陈某1的行为表明其未对该三份资料真实性进行审核或者对三份材料真实性存疑，但陈某1也未按照《公证程序规则》采取询问利害关系人或通过到其他单位调查了解等方式对该资料真实性进一步核实。同时，本案伪造的离婚证载明的离婚登记办理时间为2011年3月20日，该日期为星期日，不属于工作日，陈某1作为公证员未依照公证规则对公证材料进行审核，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违反了《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规定。（二）《公证法》明确规定了对不真实、不合法事项出具公证书的行政处罚，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贵阳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而《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或者文书的公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事实或者文书真实无误；”陈某1作为公证员，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不真实的文书出具了公证书，违反了法律对公证真实性的基本要求。《公证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公证员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行政处罚。被告按照前述规定，对原告给予警告并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未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二、本案罚款额度不属于应该听证的范围，不举行听证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称2000元属于较大数额罚款应听证没有法律依据。1、被告按照《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司法部令第51号）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程序正当。《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罚款应告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权利。《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被告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不举行听证，不违反法定程序。2、《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按照《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规章对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且对听证范围的“较大数额罚款”规定为“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上的罚款”，故本案不适用《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同时，《公证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幅度为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按照《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罚款有最高限额的，超过最高限额的50%为“较大数额罚款”，故即使按照《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听证范围也应系罚款5000元以上。因此，被告不举行听证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以《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为依据认为被告应告知其听证权利无法律依据。三、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未超过行政处罚时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陈某1公证行为发生在2013年4月7日，贵阳市国立公证处于2014年12月19日出具《公证复查决定书》，贵阳市司法局于2015年4月2日对陈某1行为进行调查并制作《贵阳市司法局关于对（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办理情况的调查（询问）笔录》，故原告行为是在两年内发现的，被告经过调查最终对原告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贵阳市司法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统一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1、申请、身份证复印件、复查申请、《公证复查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2014年，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公证处对本案涉及的公证进行调查，最后做出撤销相应公证书的决定，陈某1为不真实文书出具公证书的违法行为被发现；2、《关于对公证员违规办证进行处罚的建议》、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在2015年4月2日对陈某1行为进行调查；3、报案材料、询问（讯问）笔录，证明公证处对伪造文书案件进行报案处理；4、举报信、谈话笔录，证明经利害关系人举报，被告纪检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第三组证据：1、立案审批表、调查表、结婚登记申请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2018年被告对陈某1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对案涉人员的婚姻状况进行调查；2、调查表、离婚案件判决书，证明对案涉房屋在申请公证时的权属情况进行调查；3、调查表、不动产登记信息表、《存量房买卖合同》，证明对案涉房屋权属状态进行调查；4、调查表、公证文书等材料，证明对公文文书等资料进行调查；5、调查表、判决书，证明案涉诉讼进行调查；6、询问笔录，证明对案涉人员进行询问调查。第四组证据：1、《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不予听证通知书》、会议记录、送达回执等，证明行政处罚决定前，被告对原告送达文书，程序正当；2、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收据、结案表，证明被告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庭审质证，原告陈某1对被告贵阳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其系严格按照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出具的公证书，已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和责任，并不存在过错，相关文书中亦没有载明原告在出具公证书时存在过错，故应当撤销案涉《处罚决定书》。被告贵阳市司法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基本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3日，公证申请人黄春燕向贵阳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委托公证。在办证过程中，黄春燕向公证员陈某2交了下列材料：1、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离婚证、离婚协议、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2、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完税凭证。原告经审查，在黄春燕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上加盖了“查：与原件相符审查人：陈某1”的印章，而在《离婚证》《离婚协议》及《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的复印件上未加盖审查印章，而是由黄春燕在上述材料上手写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由本人提供并对原件真实性负责”。其中，《离婚证》载明黄春燕于2011年3月20日与孙明恒登记离婚；《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载明2011年3月20日至2013年3月29日期间，没有黄春燕的婚姻登记记录；《离婚协议》（2011年3月20日签订）第3条载明，双方婚后房产（贵阳市下合群路1号龙泉大厦22楼3Ｂ号）一套为女方自行生意所购，现归女方（黄春燕）所有。2013年4月7日，原告制作了（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号《公证书》载明：“公证事项：委托。兹证明黄春燕于二0一三年四月三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捺指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黄春燕的委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而《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人：黄春燕（身份证号码：5201021970××××××××），受委托人：张钰（5201031984XXXXXXX）。登记于我（黄春燕）个人名下的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合群路龙泉大厦X层X号的住宅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筑房权证云岩字第××号），系我个人所有，无共有人。现在，我决定出售上述房屋或用上述房屋向贷款方（包括银行、个人或担保公司）抵押贷款，特委托张钰作为我的代理人，代表我办理如下事宜：…三、与买方洽谈并确定房屋出售价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收取全部售房款项…”。（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7号《公证书》载明：“公证事项：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兹证明前面的影印本与黄春燕出示给本公证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离婚证》、《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离婚协议》、《户口簿》的原本相符。本公证书仅限用于办理黄春燕名下的贵阳市云岩区合群路龙泉大厦22层3Ｂ号房屋贷款、买卖过户及其相关手续”。另查明，原告在《办理委托书公证告知书》中书面告知黄春燕“…五、委托人所委托的事项必须是真实的，委托处分的财产必须是委托人的合法所有、并且依法可以处分的财产，委托的事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社会公德，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七、委托人如有配偶的，委托他人办理夫妻共同事务、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夫妻要分别或共同出具委托书，隐瞒婚姻状况，单方面出具委托书去办理夫妻共同事务或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其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由当事人负责…”。同年4月11日，原告陈某1向黄春燕的委托取件人胡小丽送达了上述两份《公证书》。2014年11月19日，孙明恒作为利害关系人向贵阳市国立公证处提起《复查申请》，要求贵阳市国立公证处复查（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是否真实有效。2014年12月19日，贵阳市国立公证处作出（2014）筑复查字第0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为黄春燕2013年4月3日在申请办理公证时，隐瞒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明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提供虚假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和《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骗取（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决定予以撤销。2015年1月16日，贵阳市国立公证处向被告发出《关于对公证员违规办证进行处罚的建议》，建议对公证员陈某3予警告，并处罚款壹万元以及停止执业六个月的处罚。2015年4月2日，被告就（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016、2017号公证书分别向原告和陈国民（案涉公证书的审批人）进行调查询问。2015年4月15日，孙明恒向被告举报：贵阳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陈某4按正常的公证程序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辨别查证核实，将孙明恒、黄春燕两人共有的合群路龙泉大厦X楼X号房屋认定为黄春燕一人所有出具委托公证书，该房屋于2015年11月7日被过户给第三人，导致孙明恒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2018年11月6日，被告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同年11月7日，被告调取了黄春燕与孙明恒的结婚登记申请书、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筑民终字第1150号民事判决书。11月14日，被告调取了离婚证字号为Ｌ520102-2011-XXXXXX的调查情况以及本案其他证据材料，查明：黄春燕与孙明恒于1992年8月7日登记结婚。2013年3月18日，经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明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黄春燕与孙明恒离婚。…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位于本市合群路龙泉大厦X层X号房屋一套双方共同共有，原、被告各享有50%所有权，其中日常用品和家电归孙明恒。该房暂由黄春燕使用，每月支付孙明恒同地段市场租金标准50%的经济补偿2500元。”孙明恒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10月2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筑民终字第11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变更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位于贵阳市房屋一套归孙明恒与黄春燕共同共有，孙明恒与黄春燕各享有50%的所有权，其中日常用品和家电归孙明恒所有；该房屋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暂由黄春燕使用两年，黄春燕每月支付孙明恒同地段市场租金标准50%的经济补偿2500元…。”另查明，黄春燕提交的字号为Ｌ520102-2011-XXXXXX的离婚证中的离婚双方为案外人朱俊禄、陈文碧。2018年11月21日，被告对胡小丽进行调查询问。同日，被告对张钰进行调查询问。2018年11月26日，被告对黄春燕进行调查询问。同日，被告对孙明恒进行调查询问。2018年11月29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2018年12月24日，原告对陈国民进行调查询问。2019年1月3日，被告向原告留置送达筑司行送字（2019）第1号《贵阳市司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9年1月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并提交《行政处罚陈述申辩书》。2019年1月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筑司不听字［2019］第1号《贵阳市司法局行政处罚不予听证通知书》，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进行听证的条件，决定对原告提出举行行政处罚听证的申请不予采纳。2019年2月18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筑司罚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陈某1警告并处二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故提起诉讼，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公证机构给予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对公证员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之规定,对公证员在办理公证文书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被告贵阳市司法局具有调查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告依法对孙明恒的举报进行立案调查，通过向胡小丽、张钰、黄春燕、孙明恒、陈国民及本案原告等人调查询问及向有关部门调取黄春燕与孙明恒的结婚登记申请书、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2）南民初字第3731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筑民终字第115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贵阳市国立公证处（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2107号公证卷宗及南明区档案局出具的离婚证字号为L520102-2011-XXXXXX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等资料，确认了黄春燕在申请办理公证时所提交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和《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均系伪造，故被告认定事实清楚。原告作为贵阳市国立公证处的公证员，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审慎地审查申请人黄春燕所提交的证明资料，尤其是在所办理的公证中涉及到对重大财产权利确认的情况下。具体到本案来说，黄春燕所申请出具的委托公证书中涉及对案涉房屋所有权权利人的确认，而黄春燕所提交的《离婚证》上存在无婚姻登记员签字、登记日期为非工作日的疑点，而《离婚协议》中涉及到黄春燕与孙明恒对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分配，在此情形下，原告应当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七条：“公证机构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一）通过询问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核实；（二）通过询问证人核实；（三）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了解相关情况或者核实、收集相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明材料；（四）通过现场勘验核实；（五）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鉴定、检验检测、翻译。”之规定，可向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孙明恒进行核实或到贵阳市南明区民政局对上述资料的真伪进行确认，但原告疏忽大意，并未对上述资料的真伪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轻信黄春燕在谈话笔录及《办理委托书公证告知书》中的陈述、承诺，出具了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的（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6号《公证书》，并对虚假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和《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出具了影印本与原本相符的（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107号公证书，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相关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行政处罚前亦依法履行了处罚前告知、听取原告陈述申辩、送达相关文书等程序，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合法。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之规定，对较大数额的罚款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而根据《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五条“对当事人拟作出责令停业、吊销执业证书、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罚款、对机构处以二万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业务工作部门应即告知当事人在三日内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之规定，对个人拟处以3000元以上的罚款，应当告知当事人在三日内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而本案中，被告拟对原告处以2000元的罚款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故被告未告知原告听证权及对原告申请听证不予同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行政处罚是否超过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原告的公证行为发生2013年4月3日，贵阳市国立公证处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筑复查字第0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于2015年1月16日向被告发出《关于对公证员违规办证进行处罚的建议》，被告于2015年4月2日开始对原告办理（2013）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016、2017号公证书进行调查。原告的违法行为系在二年内被发现，故被告对陈某1的处罚并未超过处罚时效。综上，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原告陈某3予2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过程中，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结果适当,本院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某1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建忠审 判 员  刘 玉人民陪审员  王 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杨文先书记员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