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2行赔终28号 上诉人王顺凤，女，198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委托代理人张浩亮（特别授权代理），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南大街261号。 法定代表人林晓杉，所长。 委托代理人邓瑶（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静芳（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佩良，男，196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上诉人王顺凤、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以下简称镇海征迁所）因王顺凤诉镇海征迁所房屋拆迁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的（2018）浙0205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均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顺凤和第三人胡佩良于2004年5月20日结婚，于2005年11月18日生育一子，名胡涵孝。2009年12月15日，原告与第三人离婚。离婚后，原告户口仍在镇海区蛟川街道清水浦村。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坐落于镇海区××街道清水××村××柴××房屋被××经济开发区××区××号工业用地（土地整理项目）拆迁范围。被告系拆迁人。被告原名称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处，于2012年1月17日更名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2010年11月8日，被告和第三人胡佩良签订了《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将坐落于镇海区清水浦村大柴71号、建筑面积为79.22平方米的2间平房在2010年11月18日前全部搬迁腾空，交付给被告；第三人选择调产安置，可安置人口为3人，分别为胡佩良、王顺凤、胡涵孝，可安置面积为150平米；第三人选择在银凤晓月购买砖混二等多层住房2套，面积约180平方米，其中60平方米一套、120平方米1套。2010年11月23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第三人选择临江小区面积约120平方米的多层住房一套作为安置房。后被告又与第三人签订《清水浦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第三人选择银凤晓月面积约6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为安置房，该补偿协议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8日，加盖了被告“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的印章，但安置人口未注明为3人。上述协议已履行。第三人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后，将2套安置房屋分别于2011年1月26日、2014年6月6日转让给了案外人罗世海、沈国珍。原告与樊卫星于2014年4月28日再婚。王顺凤不服落款时间为11月23日的《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及11月8日的《清水浦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于2017年8月8日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3月2日作出判决，认为：在原告与第三人已经离婚的情况下，未经原告授权，第三人无权代表原告行使权利。而被告在交付安置房屋之时，仅与第三人签订被诉协议，未通知原告，亦未征求原告意见，第三人根据被诉协议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并转让，致使原告权利受到影响，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鉴于被诉行政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且涉案房屋已转让给他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落款时间为11月23日的《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及11月8日的《清水浦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于2018年6月10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要求赔偿金额为70万元。被告逾期未答复。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直接财产损失50万元。 另查明，根据抽签分房结果，第三人胡佩良安置的120㎡套型实际建筑面积为122.85+58.76㎡（阁楼面积），于2010年11月安置在临江小区；60㎡套型实际建筑面积为61.91㎡，2014年4月安置在银凤晓月三期，两套房屋总价共计535844元。扣除旧房补偿款326465元，第三人于2010年11月预付房款120000元，2014年4月支付剩余房款95275元，共计支付215275元。另查明，临江小区49号603室及49号阁楼住宅和银凤晓月46号203室于2018年9月17日的市场销售价格为人民币二百九十六万零六百元整（2960600.00）。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七条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被告镇海征迁所实施的与第三人胡佩良签订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23日的《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及2010年11月8日的《清水浦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中未确定安置人口，该行政行为已经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理并确认违法，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害，有权要求获得行政赔偿。结合《关于印发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的通知》（镇政发〔2007〕17号）、《关于的补充意见》（镇土资发〔2007〕24号）及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可确定胡佩良户可安置人口为包括原告在内的3人。 该院对赔偿标准、赔偿数额作出如下认定：（1）对于房屋市场价值的估价时点的确定：鉴于2010年房屋拆迁以来，宁波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升高，故以2010年拆迁行为发生的时间为估价时点对原告而言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无法实现法律规定的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目的。故本院以本案的起诉时间即2018年9月17日为估价时点，对涉案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宜。（2）对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根据《关于的补充意见》的解释说明第第二条第（四）项第1款的规定，夫妻双方离婚前未享受宅基地，或原有宅基地房屋属婚前财产，离婚后三年内只要一方尚未再婚的，再申请宅基地必须合户计算。根据《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第二章第十条的规定，2人户可安置面积为120平方米，3人户可安置面积为150平方米。拆迁行为发生时，原告王顺凤与第三人胡佩良离婚不到三年，且胡佩良尚未再婚。故原告王顺凤可得利益为2人户与3人户的计算面积差即30平方米，占胡佩良户可安置面积150平方米的1/5份额。临江小区和银凤晓月两套房屋于估价时点的市场销售价格为2960600元，故原告王顺凤享有的房屋份额利益为2960600÷5＝592120元。但因胡佩良安置时支付了房款差价且案涉拆迁房屋归胡佩良所有，故王顺凤应支付差价535844÷5=107168.8元。综上，被告镇海征迁所应赔偿原告王顺凤的数额为592120－107168.8＝484951.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赔偿原告王顺凤人民币484951.2元，该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上诉人王顺凤上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按照拆迁政策，因被上诉人胡佩良与镇海征迁所签订的协议，确定的可安置人口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3人，对于实际取得的安置房屋，上诉人应平等享有安置权益，取得三分之一的份额。故以此为标准计算上诉人的安置权益损失为（2960600—53844）/3=808252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仅享有其中的五分之一份额所对应的4849512元。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上诉人镇海征迁所上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一、王顺凤没有实际损失，且该机关已完成了安置任务，无须对其进行赔偿。（2017）浙0282行初68号行政判决仅是确认了该机关与胡佩良签订的协议程序违法，并未确认对王顺凤造成损失，后者也没有证明损失存在。根据镇海区现在拆迁实践，以户为单位进行安置，胡佩良有权代表户内人员签约及接收房屋。该机关已对该户完成安置义务，胡佩良已经持两份拆迁协议办理了安置房屋的过户手续。在已经交付房屋的情况下，再对王顺凤赔偿属于二次补偿。二、即便需要赔偿，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标准、数额也不合理。其一，不能以王顺凤一审起诉时间即2018年9月17日为评估时点，而应以本案的实际侵权时点即胡佩良出卖房屋时间确认评估时点，本案的赔偿标准应以当时评估价471000元（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清水浦村房屋拆迁协议书》中写明）或者第三人转让房屋时的市场价1280000元（胡佩良与案外人签订买卖合同）作为依据计算，并确认之后由此产生的利息损失。其二，一审法院认定王顺凤的可得利益为二人户与三人户的计算面积差30平方米占胡佩良户可安置面积150平方米的五分之一份额来计算，但该机关认为王顺凤的可得利益应当局限于这30平方米，因为房屋的户型、面积当时是抽签决定，是射幸行为，胡佩良也为此支付了额外的款项，故之后房屋的扩户面积与王顺凤无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二审过程中，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根据随卷证据，审查确认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形时，受害人可以向该行政机关主张国家赔偿，本案中根据生效的（2017）浙0282行初68号行政判决，王顺凤与被上诉人胡佩良于2009年12月15日离婚，至2010年11月8日后者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王顺凤户口仍在拆迁区域内，且尚未再婚，上诉人镇海征迁所与被上诉人胡佩良签订协议，将王顺凤作为原家庭成员合户安置符合镇海当地拆迁政策规定。但在王顺凤与胡佩良已离婚的情况下，未经王顺凤授权，胡佩良无权代表其行使权利。而镇海征迁所在交付安置房屋之时，仅与胡佩良签订被诉协议，未通知王顺凤，亦未征求其意见，胡佩良根据被诉协议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并转让，致使王顺凤权利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王顺凤有权向镇海征迁所主张赔偿权利。上诉人镇海征迁所认为其无须向王顺凤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赔偿标准和数额，其一，对于房屋市场价值的估价时点，上诉人镇海征迁所主张而应以本案的实际侵权时点即2010年胡佩良出卖房屋时间的确定，但应看到2010年至今宁波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升高，故以出卖房屋时间或以拆迁行为发生的时间为估价时点对受害人权益保护明显不合理，无法实现法律规定的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且如果认为本案存在胡佩良侵权事实而王顺凤选择民事途径，若以侵权时间为评估节点，则会出现侵权人会因侵权行为获益的结果，也明显违反法律准则。因此，一审法院以王顺凤的起诉时间为评估时点，并无不当。其二，根据《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第九条规定，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或者货币安置的，其住宅用房的可安置面积以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为准，但每户最高建筑面积不超过250平方米。第十条第三款规定，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未达到下列户型建筑面积标准的，可以按下列标准确定可安置面积（以下简称区定低限安置标准），户型建筑面积标准为：1人户按70平方米计算；2人户按120平方米计算；3人户按150平方米计算。《关于的补充意见》的解释说明第第二条第（四）项第1款的规定，夫妻双方离婚前未享受宅基地，或原有宅基地房屋属婚前财产，离婚后三年内只要一方尚未再婚的，再申请宅基地必须合户计算。拆迁行为发生时，上诉人王顺凤与被上诉人胡佩良离婚不到三年，且胡佩良尚未再婚。故王顺凤可得利益为2人户与3人户的计算面积差即30平方米，占胡佩良户可安置面积150平方米的1/5份额。一审相关认定无误。上诉人王顺凤认为其应按三分之一的人口占比享受安置房屋的权益，实际上是认为房屋拆迁完全是根据人口数量来计算可安置面积的，该主张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安置房屋的阁楼是否与王顺凤有关。镇海征迁所主张胡佩良抽签抽到带阁楼的房屋的户型、是射幸行为，胡佩良也为此支付了额外的款项，故与王顺凤无关。本院认为，上述阁楼系本次拆迁所致，在王顺凤、胡佩良合户安置的情况下，该阁楼和其他安置补偿房屋均为拆迁安置所得，对此，应由双方按比例共同支付价款并享有其价值收益。故即便是射幸收益也应共同享有。对于镇海征迁所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根据临江小区和银凤晓月两套房屋于估价时点的市场销售价格为2960600元，确认王顺凤享有的房屋份额利益为2960600÷5＝592120元。因胡佩良安置时支付了房款差价且案涉拆迁房屋归胡佩良所有，故王顺凤应支付差价535844÷5=107168.8元。最终被上诉人镇海征迁所应赔偿上诉人王顺凤的数额为592120－107168.8＝484951.2元，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碧儿 审判员  谭星光 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