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17936号原告：刘启勇，男，196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振勤，男，198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被告：周洪云，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旭，男，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推荐单位北京川百际商贸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凌云恒泰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房山工业园区西区顾八路甲1号-G51。法定代表人：杨学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明，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启勇与被告杨振勤、周洪云、第三人北京凌云恒泰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恒泰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启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被告杨振勤、周洪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旭，第三人凌云恒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启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洪云、杨振勤对凌云恒泰公司赔偿刘启勇损失97911.52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97911.52元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二倍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诉讼费由周洪云、杨振勤承担。事实和理由：凌云恒泰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注册资本518万元，股东情况为杨振勤持股51.74%、周洪云持股38.61%、林岩持股9.65%。杨振勤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周洪云任公司监事。2017年12月25日，关于刘启勇与凌云恒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京0111民初910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凌云恒泰公司支付刘启勇装修损失、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96801.52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由凌云恒泰公司承担1110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凌云恒泰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启勇于2018年5月14日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1月8日该执行案件以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周洪云在担任凌云恒泰公司监事期间，使用自己的工商银行卡收取凌云恒泰公司的货款，造成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导致公司财产减少，刘启勇的债权无法实现。杨振勤在担任凌云恒泰公司执行董事期间，于2009年9月22日与他人成立北京鑫海博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博业公司），担任该公司监事及副总经理，由林岩负责日常管理工作。鑫海博业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注销，凌云恒泰公司与鑫海博业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二者混同用工且企业通信地址、经营范围均相同。凌云恒泰公司曾经向鑫海博业公司汇款，项目为拨款，故二者财务亦存在混同情形，凌云恒泰公司已经丧失独立人格。为逃避企业债务，杨振勤、周洪云及林岩于2017年1月18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将全部股权转让他人，退出了凌云恒泰公司。杨振勤于2017年1月24日与他人成立北京科海嘉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海嘉业公司）继续经营，科海嘉业公司与凌云恒泰公司经营范围及企业通信地址均相同。科海嘉业公司注册资金350万元，其中杨振勤持股160万元，之后杨振勤将科海嘉业公司的股权转让他人。杨振勤的行为导致凌云恒泰公司人格形骸化。杨振勤和周洪云作为凌云恒泰公司的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刘启勇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杨振勤、周洪云辩称，不同意刘启勇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凌云恒泰公司才是实际债务人，与杨振勤、周洪云无关。杨振勤、周洪云在公司注册时已足额出资，在转让股权时也是按照规定转让的，刘启勇没有证据证明周洪云、杨振勤有损害事实。周洪云虽然收了刘启勇支付给凌云恒泰公司的钱，但是马上就转给公司了。刘启勇曾以与本案同样的法律依据事实理由和请求在房山法院申请追加周洪云为被执行人，但是被驳回了。第三人凌云恒泰公司辩称，不同意刘启勇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的债权所依据的是北京二中院判决确认的赔偿款项，形成时间是2018年4月25日，但周洪云、杨振勤在2017年即将股权转让，此时周洪云、杨振勤已经不是凌云恒泰公司的股东，所以不存在损害刘启勇的债权人利益。二、关于个人财产混同，刘启勇依据的是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但是个人和公司的财产混同仅限于一人有限公司，刘启勇扩大解释了该法条。三、凌云恒泰公司可以独立承担债务，股东不能作为相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四、刘启勇不能仅仅依据股东交叉情形来认定关联公司，股东交叉情形是被法律允许的，不能由此推导出被交叉的公司必然具有关联从而导致债权人的权益受损。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凌云恒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3日，注册资本518万元，成立时的股东为杨振勤持股51.74%（出资268万元）、周洪云持股38.61%（出资200万元）、林岩持股9.65%（出资50万元），其中周洪云担任公司监事、杨振勤担任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1月18日，凌云恒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杨振勤将公司的股权2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74%转让给周永祺，周洪云将公司的股权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8.61%转让给周永祺，林岩将公司股权1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31%转让给周永祺，林岩将公司股权3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34%转让给杨学元。2017年2月14日，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凌云恒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周永祺持股92.66%、杨学元持股7.34%。凌云恒泰公司账号为×××的账户交易对账单显示，2017年2月13日，该账户余额为650061.52元，2017年2月15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该账户有多笔与其他公司的交易往来款项，至2019年10月10日，该账户余额为3073.68元。2014年3月18日，刘启勇与凌云恒泰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刘启勇购买格力空调14件及大金新风2件，设备金额71850元、人工材料费23150元，总金额95000元。2014年3月25日，刘启勇按凌云恒泰公司的要求以转账方式支付了9万元，该转入账号为中国工商银行卡号×××，户名周洪云。后，凌云恒泰公司向刘启勇供应了约定的设备并进行安装，但空调设备安装后发生漏水问题，给刘启勇造成损失。2015年7月10日，刘启勇就其与凌云恒泰公司上述买卖事宜向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凌云恒泰公司否认收到刘启勇交付的9万元，北京仲裁委最终裁决驳回了刘启勇的仲裁申请。2017年2月8日，刘启勇向本院起诉周洪云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凌云恒泰公司向本院出具《回复函》，载明：“一、周洪云在涉案期间为凌云恒泰公司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其名下工行卡作为公司往来结算使用；二、2014年3月25日，周洪云确实收到刘启勇9万元汇款，该笔款项是以柏先生名义支付的货款，已于当日转交给公司财务；……”本案庭审中，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均认可周洪云名下尾号为3593的银行卡是用于公司往来结算。2017年6月12日，刘启勇就其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向房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凌云恒泰公司赔偿装修损失、购置沙发损失及误工费等共计123361.52元。房山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京0111民初910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凌云恒泰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启勇赔偿装修损失、购置沙发损失、更换室外机差价损失、误工费损失、仲裁费用损失及鉴定费用损失共计96801.52元，并判令凌云恒泰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110元。判决后，凌云恒泰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北京二中院提出上诉。2018年4月25日，北京二中院作出（2018）京02民终2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4日，因凌云恒泰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刘启勇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凌云恒泰公司暂不具备执行条件，且刘启勇无法提供执行线索，房山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京0111执3418号执行裁定书，确认案件未执行到位标的97911.52元（未包括相应的利息），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第一次庭审中，凌云恒泰公司自认公司已经停止运营，没有相应的财产和资产，且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无法支付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第二次庭审中，凌云恒泰公司又称公司尚在正常经营，执行也是暂缓执行，并非完全没有能力支付确定的债务。另查，鑫海博业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2日，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田广臣，杨振勤担任公司监事，该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注销。科海嘉业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24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石利廷及王亚茹，杨振勤担任公司监事。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刘启勇的申请，本院调取周洪云名下卡号为×××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4年3月25日收到刘启勇支付的合同款9万元。另外，该账户分别于2015年1月7日、1月19日及2017年1月25日向周洪云名下卡号为×××的账户转账支付394100元、4019200元及1550000元，并分别于2017年1月5日、6日、8日及11日向周洪云名下卡号为×××的账户转账支付17100元、13360元、9700元及18400元。对于2017年1月25日转账给周洪云的155万元，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解释称系偿还欠付周洪云的借款，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于支付至周洪云尾号为1879银行卡上的款项，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解释称尾号1879的卡为周洪云名下的信用卡，也是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的结算，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其他款项的支付，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上述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民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回复函》、执行裁定书、交易明细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如果股东人格与公司人格发生混同，且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则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股东杨振勤、周洪云在将股权转让后是否依然对公司债务负有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将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论述。首先，关于原股东与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本院认为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刘启勇在本案中主张杨振勤对凌云恒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为：杨振勤与他人成立的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与凌云恒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导致刘启勇的债权无法清偿。对此本院认为，刘启勇未能举证证明杨振勤个人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其虽主张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与凌云恒泰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及财产混同，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杨振勤并非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的股东，仅在二公司担任监事，现刘启勇既未举证证明杨振勤通过在鑫海博业公司及科海嘉业公司任职将凌云恒泰公司的财产占为己有，亦未证明杨振勤存在其他滥用凌云恒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故刘启勇要求杨振勤对凌云恒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启勇主张周洪云对凌云恒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为：周洪云用个人银行卡收取公司经营款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导致刘启勇的债权无法清偿。对此本院认为，刘启勇向凌云恒泰公司支付的合同款项由周洪云个人银行卡收取，在双方的仲裁案件中，凌云恒泰公司表示周洪云的个人收款行为与公司无关，但在之后的不当得利案件中，凌云恒泰公司又出具《回复函》称周洪云名下尾号为3593的银行卡是用于公司往来结算。根据本院调取上述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账户在2015年及2017年均存在多笔向周洪云名下其他个人账户的大额款项支出，周洪云及凌云恒泰公司解释称这些支出系偿还欠付周洪云的借款且周洪云尾号为1879的银行卡也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结算，但该解释缺乏证据证实，本院难以采信。因此本院认为周洪云个人财产与凌云恒泰公司财产无法区分，二者存在人格混同。其次，关于人格混同与债权人刘启勇的利益受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刘启勇对凌云恒泰公司享有的债权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未果，且凌云恒泰公司明确表示公司现已停止经营，无财产可供清偿欠付刘启勇的债务，故债权人刘启勇的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害。但是，刘启勇享有的债权被生效判决确认的时间在周洪云2017年转让股权之后，虽然该债务系周洪云担任股东期间因凌云恒泰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但周洪云转让股权之时凌云恒泰公司账户尚有65万多的余额，且股权转让之后凌云恒泰公司依然有多笔交易记录，其中不乏大额收入记录，说明股权转让后公司依然正常经营。现并无证据显示周洪云转让股权时凌云恒泰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其转让股权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故本院难以认定刘启勇债权未能获得清偿系由于原股东周洪云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所致，对于其要求周洪云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启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4元由刘启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万红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郭晓磊书 记 员 刘文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