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04民初37999号原告：武华新，男，汉族，1952年3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被告：梁彬，男，汉族，1970年10月17日出生，户籍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01号兴业银行大厦3楼301-D、13楼。负责人：林泰松。原告武华新与被告梁彬、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原告武华新诉称：一、梁彬在代理原告（2012）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925号案过程中，拒不在起诉状中写明原告坚持当时被告王增明借款200万元是“供女儿去澳门上学用”的客观事实，而一意孤行坚持写“因资金周转需要”，引发、导致后来的另一个案件，即王增明的老婆王艺蓉、澳门红云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云烟草）为原告起诉原告股东出资纠纷（2013）穗海法民四初字第43号一案。结合下面第二条所述第43号案其他理由，梁彬应赔偿原告因该第43号案引发的全部经济损失。在代理原告（2013）穗海法民执字第3292号执行（2012）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925号生效判决过程中，被执行人王增明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本应被法院依法拘留，梁彬有意叫原告不要参加执行和解协商，梁彬站在被执行人王增明方的立场写“和解协议”，然后说服原告签名。后来，被执行人王增明得到好处还反咬一口说是原告逼他在“和解协议”签名。还有梁彬的其他行为，导致从2013年9月10日申请强制执行至今为止近六年的时间，原告未从该案执行到款项，严重损害原告的利益，同时，这么多年对原告的心理造成严重折磨。二、2013年10月25日，原告和被告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被告代理原告与王艺蓉、红云烟草起诉股东出资纠纷（2013）穗海法民四初字第43号一案，约定律师费金额5万元，约定高级合伙人梁彬律师具体承办委托事项。原告于2013年11月1日先期支付律师费3.5万元给被告。律师费余款，因为本案诉称的事实，原告不再支付。梁彬律师接受委托后，在代理该案过程中，觉得原告憨厚老实，好欺骗，并且误以为原告是大富豪，居然和相对方红云烟草法定代表人王增明勾结，试图联合王增明欺诈原告钱财并分赃。梁彬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欺诈委托人的行为如下：1.梁彬律师委托合同约定的5万元律师费外，还口头要求原告，如判决王艺蓉、红云烟草败诉，申请人需另外按对方起诉标的440万元的40%支付律师费，这一事实当时在场的杨先生可证实。梁彬这一行为违反了律师不得在合同之外私自收费，也违反了风险收费最高30%的有关规定。2.梁彬欺骗原告不提交案件的关键证据。如原告与王增明前述借贷纠纷案的《和解协议》，该证据直到第三次开庭才在原告的再三坚持下提交法庭。梁彬给出不提交的理由是该证据与案件无关，但该案二审改判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不真实依据主要就是该《和解协议》。3.梁彬与相对方红云烟草法定代表人王增明勾结，帮王增明出谋划策，帮助捏造事实。第四次开庭时，红云烟草补充提交伪造的证据就是梁彬和王增明一同谋划搞出来的，那些仓储证明、房屋合同、税单等等都是伪造出来的证据，该案二审对这些证据一概没有采信。梁彬不但帮案件的对方当事人王增明出谋划策构陷原告，而且以原告代理律师的身份，提供虚假的法律意见让原告在诉讼过程中陷于混乱和恐惧，试图迫使原告作出无原则的妥协，比如告诉原告该案必定败诉。4.梁彬为了最终达到置原告于死地的目的，不但勾结王增明伪造了11份证据在第四次开庭时补充提交。而且，借口忘记开庭时间拒不到庭应诉，并且梁彬没有对该11份证据中的8份证据提供任何质证意见，梁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原告在该案件一审中败诉。（1）庭后，梁彬对该11份证据中的前3份证据提交了书面意见。梁彬的书面意见居然是“上述证据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证据属于境外形成，依法应当办理认证手续……”（2）判决书和梁彬提交给法院的文件均表明，梁彬没有对11份证据中的8份证据提供任何质证意见，梁彬直接认可了该8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8份证据，正是一审判决认定红云烟草有相应资产和实际经营的依据，也是判决原告败诉的依据之一。红云烟草提交的该11份证据，目的均为证明红云烟草不是一个皮包公司而是一个有资产有业务的正常经营的企业。而关于红云烟草是否是一个皮包公司，是否有正常业务以及资产状况，正是本案的核心争议。对于如此重要的证据，梁彬律师居然以不是新证据为由对其中3份证据不予质证，对其中8份证据不提出任何质证意见，置原告生死于不顾。梁彬不但对如此重要的证据不予质证，而且没有通过原告提交相反证据，更没有告诉原告应该去澳门等实地查看一下该11份补充证据中涉及的经营场所是否真实存在。梁彬作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应该清楚按照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这3份证据是否是新证据，应该清楚对其中8份证据不提供任何质证意见会有什么后果。梁彬曾经代理原告在第三次开庭时补充提交过证据并被法院采纳，他对该案中新证据的认定应有直观感知。2014年3月27日红云烟草补充了该11份证据，2014年4月，海珠区法院即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败诉，赔偿红云烟草220万元。足见梁彬在第四次开庭中的缺席和不予质证，对于该案一审认定事实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而广州市中级法院2015年12月2日对该案的二审改判，充分证明了原告的上诉理由是有根有据的。5.梁彬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无数次和原告说案件办理需要贿赂法官，需要活动经费，无底线的鼓动、恐吓原告去贿赂法官。原告受梁彬的恐吓，加上夫妻离异，情形凄惨，内心软弱，于是给了梁彬2万元活动经费（梁彬没有给收据）。梁彬如何使用该2万元，原告不得而知。6.梁彬教唆、诱骗原告在法院对面骂一审经办法官，对原告说，这样才能确保一审原告会胜诉。但事实上，这是为了使原告给法官留下了极坏的影响，最终让原告败诉。7.一审败诉后，原告向梁彬表明二审将委托原告的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金久隆老律师，不再请梁彬为代理律师。梁彬不断说他二审愿意免费继续代理未果，梁彬就说让原告介绍他与金久隆老律师见面，目的只是当面介绍该案的案情给金久隆了解。但是，于金久隆见面后，梁彬就说服原告先行回家，留下梁彬与金久隆谈案情，梁彬编造事实，净说原告的坏话，说该案二审肯定维持原判等不利原告的话，挑拨、离间原告与老朋友金久隆的关系，导致金久隆拉黑了原告的电话，原告从此与金久隆失联。8.梁彬听信王增明说红云烟草已在安装烟草机器的谎言及反帮王增明，2012年6月接受原告委托后不及时起诉，故意拖到9月份才起诉。事实上，王增明花了780元在澳门注册了注册资本98万澳元的空壳公司红云烟草，没有厂房、没有机器设备、没有生产及销售香烟。就算该公司有生产烟叶，也只能在澳门销售，不能直接在国内销售。王增明却骗原告可以在国内销售，可获高额回报，声称几个月后重新注册为注册资本一亿澳币，骗取原告投资到红云烟草公司。另外，王增明还对原告等认识的所有朋友都说他是云南红河红云烟草集团的正处级干部，云南红云红河烟草集团在澳门开了个窗口、对外王增明是该集团在澳门的代表。后来，经调查，原告才知道王增明根本不是该集团的正处级干部。因此，王艺蓉、红云烟草等起诉原告股东出资纠纷（2013）穗海法民四初字第43号一案，必定败诉，再审的判决是错误的。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向原告提供律师代理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对消费者身份的原告实施了严重的欺诈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应该承担三倍赔偿的民事责任。原告在讼争案件一审的败诉和随后的上诉审、再审判决的损失及遭受律师费等损失，均是因为被告的欺诈、违法违规行为造成，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因被告的欺诈行为，遭受了严重的身心摧残，被告理应登报向原告道歉。以至于住院治疗的医疗费及精神赔偿等损失，原告疏于搜集证据，就不再主张。三、2015年4月9日，原告与红叶烟草股权纠纷二审尚未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已向广州市司法局举报了被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及梁彬。后来，还向广东省司法厅、广州市律师协会举报。2016年6月13日，广州市司法局作出《关于投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及梁彬、柳青、陈斌律师违规执业的复函》确认梁彬的违法和违反律师执业道德的行为，并对梁彬处以暂停执业三个月的处罚。而且，第二条所述的第43号案，二审判决后，王艺蓉、红云烟草申请再审，2018年10月23日，原告才收到该案的再审（2017）粤民再305号《民事判决书》。就梁彬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原告一直不间断地向广东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广州市司法局、广州市律师协会等投诉梁彬。因此，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连续，不存在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四、梁彬不守信用，侵吞按约定属于原告的款项，唯利是图。（一）原告促成梁彬成功接到X联房地产公司16.7亿元的项目，但梁彬却不按约定支付30%居间费给原告。（二）原告促成梁彬成功接到徐X付律师费43万元左右的案件，但梁彬却不按约定支付30%居间费给原告。（三）原告促成梁彬成功接到并办妥道和集团的案子，按该公司的承诺和约定，梁彬应负责将有关部门退还的280万元直接支付给原告，但后来，梁彬却说对原告该笔280万元已退回给该公司，原告认为梁彬的说法值得怀疑。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三倍返还原告支付的律师费3.5万元，共计10.5万元；2.被告返还从原告手中拿走的“活动经费”2万元；3.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8万元（上诉审律师费）及利息损失（从2014年5月12日计算至还清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计算）；4.被告赔偿原告（2017）粤民再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应支付的违约金2156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元合计222240元；5.两被告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被告在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上向原告连续7次赔礼道歉；7.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精神损失费、差旅费等合理开支由被告负担。被告梁彬、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所涉事由，系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3）穗海法民四初字第43号民事案件代理行为所致。原告系该案被告，被告作为该案武华新的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就代理该诉讼案件，原告与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签署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因此本案属于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并非侵权责任纠纷。即使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主张所谓的损害赔偿，那么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违约是侵权产生的前提，故应依合同关系性质确定案件的管辖。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之约定，可认定双方争议解决，明确约定了仲裁管辖。因此，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等规定，本案争议应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故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查：2013年10月，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经办律师为被告梁彬）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内容包括：甲方因与澳门红云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下列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案由股东出资纠纷、受理机关海珠区法院、涉及标的440万元；第二条、委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或者特别授权，包括：调查取证，提出答辩，代为承认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进行调解或者和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第三条，乙方的义务，（一）乙方委派梁彬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律师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书面认可；（二）乙方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合同约定的被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乙方律师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专业判断，客观地告知甲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四）乙方律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时限、时效以及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及时办理受委托的事务；（五）乙方律师应当告知委托人有关代理工作的情况，对委托人了解委托事项情况的正当要求，应当尽快给予答复；（六）乙方在代理甲方案件期间，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委派律师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七）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秘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八）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设立交接记录，档案保存时间根据律师业务档案管理规定执行……第五条、律师代理费，（一）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共计人民币5万元，其中，前述合同时支付人民币2.5万元，余款在本案终结时支付完毕……第六条、工作费用，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及其他专业顾问等部门收取的费用；2.广州市外（包括远郊区县）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及资料费、通讯费、翻译费等；3.征得甲方同意后支付的其他费用，乙方律师应当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工作费用……第八条、违约责任，（一）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三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费，但甲方不得以如下理由要求乙方退费，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2.乙方接受委托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3.甲方作为被告时，乙方律师已经为出庭作好准备，而原告方撤诉的；4.其他非因乙方或者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不合理的单方解除合同的；（二）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或者违反第三条第6-8项规定的义务之一，导致甲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乙方应当通过已投保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三）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不合理的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第九条，争议的解决，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律师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等。庭询中，原告针对被告上述管辖权异议，表示：我方认为根据案情本案是消费者权益纠纷，本案属于侵权纠纷，非合同纠纷，合同纠纷已经由司法局进行处理。梁彬借合同欺诈原告事实理应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不适用仲裁管辖，故不同意被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认为：本案审查重点在于原告提起侵权之诉是否应受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约束的问题。首先，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约定“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该仲裁条款内容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之规定，系有效条款。根据该仲裁条款，与因《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发生的争议均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现原告主张被告梁彬在作为原告诉讼代理人期间存在侵犯原告权益的行为造成原告经济损失，而被告梁彬是否未履行应尽义务或者有无超越约定权限行为，均应审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权限范围以及权利义务内容。因此，本案虽原告选择侵权之诉，但主张的侵权行为系履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有关的争议，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具有密切关联性，理应受其仲裁条款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之规定，现被告已在首次开庭前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由广州仲裁委员会管辖，故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武华新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昇毅审判员  陈 亮审判员  钟尉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曹祖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