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宁04民终1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海玲，女，1976年2月1日出生，汉族，宁夏固原市人，高中文化，居民，住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虎晓翠，宁夏信用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顺，男，196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宁夏固原市人，小学文化，居民，住宁夏固原市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虎，宁夏朔北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戴海玲因与被上诉人樊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7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海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戴海玲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与实际不符。1.认定樊顺自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分四次借用戴海玲共计262500元，樊顺自2016年2月4日至2018年2月7日期间共偿还戴海玲106000元，尚欠戴海玲156500元，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戴海玲借给樊顺共计592500元，其中转账202500元，现金交付的39万元，该39万元现金交付的借款樊顺在2018年1月14日出具592500元借条时认可并算入总借款当中。戴海玲出具的手机录音樊顺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认且该录音真实可靠，能充分证明樊顺在与戴海玲商谈还款过程中未提出异议。另外，证人陈冬梅、代忠义、潘玉琴、樊利的证言也能印证戴海玲资金来源并专为樊顺组织借款、亲自将款交给樊顺的事实。一审认定与事实相悖。2.认定戴海玲主张的利息因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利息进行过约定错误。一审中，戴海玲出具2018年2月7日的转账凭证充分证明樊顺以转账方式实际支付戴海玲利息2万元的事实；2015年11月15日戴海玲转账给樊顺142500元，其中就已扣掉利息7500元，本来是转给樊顺15万元整；2016年2月5日樊顺又转给戴海玲按3％计算两个月的借款利息15000元（2015年共计两次拿去25万元，每月利息7500元）；之后是按592500元每月2.1％计算利息的，连续支付过三个月利息，足以证明樊顺给戴海玲支付利息的事实。另外，樊顺提供46000元的转账凭证是付给拖欠他亲弟弟樊利的工资，樊利是戴海玲老公，当时为了方便打在戴海玲的卡上。3.认定“对戴海玲辩称的樊顺转账交付的款项系其偿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因偿还时间在戴海玲主张的第一笔借款之后，且戴海玲未能提交双方还有其他借款的证据，故对戴海玲的该项辩解理由不予支持”错误。戴海玲与樊顺于2018年1月14日之前有过多次借款，而且双方于2018年1月14日结算后由樊顺出具了借条，之前的转账都是支付本案借款的利息，2018年1月14日以后樊顺于2018年2月7日偿还利息2万元，再未还分文。樊顺在借条出具第十九天按约支付2万元利息，足以证明借条592500元是真实有效。一审将2018年1月14日以前的转账认为是2018年1月14日以后的还款应予纠正。二、戴海玲借给樊顺款项中现金交付部分的事实客观存在。现实中许多民间借贷都是现金交付，法律并没有规定“现金交付”必须有“转账凭证”。樊顺向戴海玲出具借条，双方商谈如何还款环节均未对包括现金交付部分在内的总借款提出异议，在法庭上突然提出异议，即无充分证据，也无正当理由，纯属编造事实，恶意抵赖。三、樊顺诉称戴海玲伙同四人趁其家中过事时，居住在其家中十天十夜，持刀威胁，双方之间并不存在592500元的关系，对借条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但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未认定“威胁”，但判决结果无形中认定支持了樊顺所谓的“威胁”，导致戴海玲败诉。四、樊顺给戴海玲出具592500元借条的时间是2018年1月14日，由于打印失误将1月14日打成11月4日，请二审依法改正。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引律不当、判决错误，戴海玲特提出上诉，请求判如所请。 樊顺辩称：一、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戴海玲应当就其向樊顺交付借款承担举证责任，戴海玲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证人和录音均不能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应按照双方交易的银行流水和樊顺的自认确定案件事实；二、双方之间在借款期间没有约定利息，戴海玲在诉讼中陈述只是其个人单方推算，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不能以此确定樊顺偿还的借款属于借款期间的利息；三、樊顺向戴海玲转账就是用于偿还其双方借款，因戴海玲系樊顺弟媳，在戴海玲胁迫樊顺出具借条后仍向其偿还2万元，不属于戴海玲所称的利息。对利息的约定在借条和庭审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海玲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樊顺立即偿还戴海玲借款592500元及其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59250元；2.本案诉讼费由樊顺负担。 一审认定事实如下：戴海玲系樊顺的弟媳。2015年11月15日，戴海玲通过建设银行向樊顺转账交付借款142500元；2016年3月5日，戴海玲通过陈东梅的银行卡向樊顺转账交付借款4万元；2016年6月8日，戴海玲通过固原农村商业银行向樊顺转账交付借款2万元；期间戴海玲以现金方式向樊顺交付借款6万元，共计借款262500元。后樊顺于2016年2月4日向戴海玲转账偿还46000元、2月5日转账偿还15000元、4月12日转账偿还12500元、6月21日转账偿还12500元、2018年2月7日转账偿还2万元，共计转账偿还106000元。2018年11月14日，樊顺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中戴海玲与樊顺之间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后，戴海玲向樊顺转账交付借款，樊顺向戴海玲转账偿还部分借款，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樊顺对未偿还部分借款应当予以返还。戴海玲主张借款数额592500元，樊顺予以否认，庭审中戴海玲针对现金交付部分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确定该部分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应由戴海玲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确认借款数额为262500元，除去已偿还的106000元，对剩余借款156500元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戴海玲主张的利息，因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利息进行过约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戴海玲辩称的樊顺转账交付的款项系其偿还的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因偿还时间在戴海玲主张的第一笔借款之后，且戴海玲未能提交双方还有其他借款的证据，故对戴海玲的该项辩解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由樊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戴海玲借款156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18元，减半收取5159元，由戴海玲负担3444元，樊顺负担171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戴海玲提供下列证据：证据一：借条2张、建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份、陈冬梅结婚证打印件1份、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2张，证明：戴海玲于2016年1月4日给樊顺出借13万元的资金来源是戴海玲向陈冬梅所借的现金的事实；戴海玲通过微信转账向陈冬梅支付借款利息并与于2017年12月用其父亲代忠义的卡给陈东梅的丈夫**飞清偿了借陈冬梅13万元借款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戴海玲向樊顺出借13万元现金的真实性。证据二：不起诉决定书1份、报警记录1份，证明：樊顺的报警记录是2018年1月9日并因戴海玲等人寻衅滋事报案，樊顺出具借条是2018年1月14日，证明樊顺辩称给戴海玲出具的592500元借条是受戴海玲的胁迫才出具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樊顺给戴海玲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也就是樊顺确实借了戴海玲592500元的事实。证据三：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两份，证明樊顺借其小姨刘玉玲借款1314000元及利息、借其侄女樊永娟丈夫高沼林886000元及利息，樊顺经常向其亲属借大额借款并支付利息，刘玉玲和高沼林的借款全部在2018年1月9日由樊顺结算并出具借条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戴海玲向樊顺提供借款592500元的真实性并约定利息的事实以及借条并非戴海玲胁迫出具的事实。证据四：手机短信记录打印件1份，证明樊顺认可借戴海玲592500元的事实。证据五：固原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打印单1份，证明戴海玲于2016年6月13日向樊顺出借的112500元资金来源的事实（其中2016年6月8日给樊顺转账2万元、剩余全部以现金交付）。证据六：证人陈冬梅的证言，证明戴海玲于2016年1月4日给樊顺出借13万元的资金来源是戴海玲向陈冬梅所借的现金的事实。证据七：证人樊利证言：樊顺于2016年2月4日向戴海玲转账46000元系樊顺给樊利支付的工资而非给戴海玲清偿借款的事实。 樊顺质证意见：证据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且与樊顺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因戴海玲与他人的借款行为推断戴海玲与樊顺存在借款合同行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能够证明戴海玲采用胁迫方式迫使樊顺出具了592500元的借条，樊顺向公安机关报案与本人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能够相互印证；对证据三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戴海玲以此推断在借款期间存在利息的事实；对证据四短信内容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戴海玲的证明目的，在短信中并不能确认樊顺认可借戴海玲借款的事实；对证据五固原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戴海玲的证明目的，对其向樊顺转账2万元的事实认可，戴海玲与他人的借贷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证人陈冬梅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形式，陈冬梅未到庭无法质证，其证言只能证明其与戴海玲存在借贷关系，无法证明戴海玲与樊顺之间的借款合同资金交付的事实；对证据七证人樊利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首先其作为一审出庭证人，在其作出证言后并未退出法庭而是列席旁听，其对案件事实有一定的了解，二审的证言有主观意向性，两次的证言相互矛盾。 樊顺针对证人樊利证言，提供反驳证据欠条复印件和支出凭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谢正科欠樊顺铲车费820元，而不是2000元的事实。戴海玲质证意见：该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樊顺的证明目的。 本院审核认为，戴海玲提供的证据一与证据六相互印证，且与戴海玲一审提供的证据戴海玲和陈冬梅的通话录音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戴海玲于2016年1月4日给樊顺出借13万元时证人陈冬梅亲身见证以及出借资金来源是戴海玲向陈冬梅所借现金的事实；陈冬梅现在广州工作居住，因工作及身体存在特殊情况，加之远在外地路途遥远，不能出庭作证，经本院同意提交书面证言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于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戴海玲提供的证据二中，固原市公安局原州区分局新区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反映，2018年1月9日，樊永娟与樊顺因樊顺搞工程欠樊永娟借款一直不还，樊永娟到樊顺家中要钱，民警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后告知樊永娟要合理合法要钱，不要使用暴力手段，后双方称自行协商处理，该证据内容显示与戴海玲无关；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反映，固原市公安局原州区分局因戴海玲涉嫌寻衅滋事犯罪提请批准逮捕，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戴海玲，该证据即不能证实戴海玲的主张，也不能证实樊顺的主张。戴海玲提供的证据三民事调解书2份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达不到戴海玲关于借款利息主张的证明目的。戴海玲提供的手机短信记录与戴海玲一审提供的借条、2019年2月22日戴海玲、樊顺、陈国凤（樊顺妻子）等人的谈话录音相互印证，二审中樊顺对手机短信记录及谈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樊顺认可借戴海玲5925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戴海玲提供的证据五固原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明戴海玲主张的于2016年6月13日向樊顺出借112500元的资金来源，能够与戴海玲一审提供的证据借条、谈话录音、银行流水等证据相互印证，结合双方的亲属关系，戴海玲主张其自行提取现金后向樊顺交付部分借款的事实能够成立，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戴海玲申请证人樊利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樊顺于2016年2月4日向其转账46000元系樊顺给樊利支付的工资而非偿还本案借款，根据证人陈述及质证，樊顺与樊利之间在2013年至2014年确实存在劳务关系，樊顺与樊利系亲兄弟，樊利与戴海玲系夫妻，樊顺通过戴海玲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樊利的劳务工资符合情理；同时，樊顺于2016年1月4日向戴海玲借款13万元，2016年2月5日向戴海玲转款15000元（戴海玲称支付2015年11月15日借款15万元及2015年11月30日借款10万元两笔借款的利息），2016年3月5日樊顺又向戴海玲借款10万元（其中通过陈冬梅转账支付4万元），在此期间的2016年2月4日樊顺向戴海玲偿还借款46000元，不符合常理；结合全案证据判断，樊顺于2016年2月4日向戴海玲转账46000元系给樊利支付工资的可信度较高。据此，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樊顺提供的欠条和支出凭单均为复印件，樊顺未能提供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且欠条上没有写明所欠铲车使用费820元的债权人为樊顺，支出凭单上的“樊顺”二字均存在明显涂改痕迹，不能达到樊顺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一、基本事实。戴海玲系樊顺的弟媳。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6月13日，樊顺因搞工程需要资金，多次向戴海玲借款，部分借款由樊顺分别向戴海玲出具了借条，2018年1月14日经双方对之前借款进行结算，樊顺共计向戴海玲借款592500元，并由樊顺向戴海玲重新出具了592500元的借条，原始借条被销毁。二、关于借款交付。戴海玲诉称2015年11月15日，戴海玲向樊顺银行转款142500元，樊顺向其出具15万元借条1张（预先扣除利息7500元）；2015年11月30日，戴海玲现金向樊顺交付借款10万元，樊顺向其出具借条1张；2016年1月4日，戴海玲向陈冬梅借现金13万元向樊顺交付，该笔借款樊顺未出具借条；2016年3月8日借款10万元，其中通过陈冬梅于2016年3月5日向樊顺银行转账支付4万元，戴海玲向樊顺现金交付6万元，樊顺向其出具了借条；2016年6月13日，戴海玲向樊顺交付借款112500元（其中2016年6月8日银行转账2万元），樊顺向其出具了借条。樊顺于2018年1月14日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的总借条，原始借条4张戴海玲交给樊顺收回。樊顺抗辩称戴海玲实际支付借款25万元，其中现金支付6万元，其余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8年1月14日，樊顺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的借条是受戴海玲胁迫出具，原始借条2张由戴海玲撕毁。三、关于借款偿还。在2018年1月14日樊顺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的借条之前，樊顺于2016年2月4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46000元、2016年2月5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15000元、2016年4月12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12500元、2016年5月6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12500元、2016年6月21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12500元，共计98500元。樊顺在向戴海玲出具借条之后于2018年2月7日转账2万元。现戴海玲主张借款系其通过亲朋好友给樊顺凑的，其向亲友以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5年11月15日和30日两笔借款按照月息3%支付了3个月利息，第一次清息是支付15万元借款时直接扣减7500元，第二次是樊顺2016年2月5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支付2个月的利息15000元。60万元借款樊顺承诺按月利率2.1%支付利息，但实际按照月息2%计算每月利息12000元，樊顺于2016年4月12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6月21日分别向戴海玲银行转账12500元，每月多转500元是樊顺给戴海玲给的跑路费。2018年2月7日转账2万元也是支付的借款利息。樊顺于2016年2月4日向戴海玲银行转账46000元是给樊利（樊顺弟弟、戴海玲丈夫）支付的工资，不是给戴海玲偿还借款。樊顺主张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已向戴海玲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借款本金126000元（银行流水反映共计转款118500元）。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合法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是戴海玲向樊顺出借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戴海玲要求樊顺偿还借款本金592500元及借款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一、关于借款本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借条作为债权凭证是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本案中，樊顺于2015年11月15日至2016年6月13日多次向戴海玲借款，2018年1月14日经双方对之前借款结算后，樊顺向戴海玲重新出具了592500元的借条，原始借条被销毁。因戴海玲在2015年11月15日向樊顺交付15万元借款时预先扣除利息7500元，实际支付142500元，但在592500元的借条中将该笔借款按照15万元予以计算，对于多计算的7500元应予从借款本金中减除，即本案592500元的借条中借款本金应认定为585000元。 二、关于借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首先，关于樊顺于2018年1月14日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借条之前向戴海玲银行转款98500元的认定。樊顺主张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其向戴海玲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偿还借款本金，戴海玲主张樊顺在出具592500元借条之前，除2016年2月4日向其银行转账46000元系给樊利支付工资外，其余52500元为利息，支付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6年2月5日15000元、2016年4月12日12500元、2016年5月6日12500元、2016年6月21日12500元，符合支付利息的特征；双方各持己见，应认定对利息支付约定不明。但即使樊顺主张未约定借款利息及银行转账46000元不是支付樊利工资属实，上述银行转款98500元在樊顺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借条时没有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属于樊顺自愿且已经向戴海玲支付的前期借款利息。其次，樊顺于2018年1月14日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的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对利息约定不明，戴海玲要求樊顺支付592500元借款利息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对樊顺于2018年2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2万元应认定为系归还借款本金，从借款本金585000元中核减，即樊顺尚欠戴海玲借款本金565000元。 三、关于樊顺的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戴海玲在一、二审先后提供借条、银行交易流水、证人证言、手机短信、通话录音、谈话录音等证据，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对涉案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借款的来源及借款结算等事实予以证明，结合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能够证实戴海玲的事实主张。戴海玲提供的手机短信显示戴海玲称“你有我59万多块（元）60万”，数次发短信催要，樊顺回复“你在不然（啰嗦）了等这”；戴海玲提供的2019年9月22日戴海玲与樊顺等人的谈话录音中，戴海玲称“你欠我59万几60万块钱想办法凑着还”，樊顺称“等月底西吉（工程款）的钱来了还、我给你等当（计划）好着呢”、“别人起诉下的我一分钱都不给、不虑当（准备）还”等内容，明确反映樊顺欠戴海玲借款592500元的事实客观存在，与借条相互印证，樊顺对手机短信及通话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来源合法，且该证据即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樊顺抗辩592500元的借条是受戴海玲胁迫出具，但樊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樊顺主张戴海玲实际向其交付借款25万元以及于2018年1月14日向戴海玲出具592500元借条之前向戴海玲银行转账98500元属于偿还借款本金的抗辩意见亦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故樊顺的上述抗辩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对戴海玲提供的借条、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的证明效力未予确认不当，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戴海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二审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7249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樊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诉人戴海玲偿还借款565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戴海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18元，减半收取5159元，由上诉人戴海玲负担434元，被上诉人樊顺负担4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29元，由被上诉人樊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睿 审判员 石 磊 审判员 杨忠清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