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4民初5267号原告：蒲辉芬，女，苗族，1967年7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孝（与原告蒲辉芬系夫妻关系），男，汉族，1966年8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3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009130231Y。负责人：陈加旭，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必海，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霞，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蒲辉芬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简称黔江区公安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原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辉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孝，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必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蒲辉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班工资1032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休法定节假日的三倍工资48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最低工资差额5705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经济补偿金66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从2008年3月起到被告下属的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简称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安排的交通协勤岗位上班，实发工资600元/月，夏季上午班是5.5小时、下午班5小时；冬季上午班5小时、下午班6小时。原告没有休息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仅是被告单方制作了“管理办法”对原告进行管理，相应的社会保险被告也没有为原告缴纳。2018年12月31日，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口头通知原告说下岗。原告没有一天休息时间，除春节三天以外的所有法定节假日从未休息，也没有加班费。被告均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发放加班工资，辞退原告后也未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被告黔江区公安局辩称：1.原、被告双方不具有用工关系，被告不是适格主体。根据2008年8月22日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下发的电子公文（区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8—108）《关于研究义务交通协勤队伍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简称《义交队伍建设会议纪要》）第二条的规定：义交队员的聘用和管理由各街道办事处负责，签订临时用工协议。第三条规定：被告的职责只是针对原告履职进行检查，对其履职不力的，对工作不到位的义交队员提出处理意见交由相关街道办事处另行选聘；2.义交队员的聘用对象系“4050”人员和低保对象，经费由街道办事处承担以及区财政承担，对义交人员的用工属于对低收入家庭付出简单劳动适当提高家庭高收入，义交人员属于尽部分社会义务，该用工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用工具有本质区别；3.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系用工关系存在争议，原告应当对确认劳动关系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前置才能提起本案诉讼，但原告没有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前置程序，同时原告已达退休年龄不是适格的劳动者，原告的诉求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驳回起诉；4.原告请求支付加班工资和最低工资差额是从2008年开始进行计算，已经超过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不存在劳动合同解除的问题，因此也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举示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了其身份信息情况，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举示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的报酬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发放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3.原告举示的《义务交通协勤队员管理（暂行）办法》，证明对原告进行管理、考核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4.原告举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经过了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予以采信；5.原告举示的城西街道社区居委会的证明，对于证明蒲辉芬系义务交通协勤人员，报酬为600元/月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6.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举示的《义交队伍建设会议纪要》，证明了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专题研究义务交通协勤队伍的建设问题，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8月22日，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下发《义交队伍建设会议纪要》，明确：一、……区级相关部门和各街道办事处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切实抓好义交队伍建设工作。二、关于义交队伍组建的有关问题。（一）义交队员的确定和管理。一是由城东、城南、城西三个街道办事处负责，根据岗位需要按照100:120的比例推荐义交队员，黔江区交巡警支队根据推荐名单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反馈给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聘用；二是义交队员原则上要聘用身体素质较好、年龄在40-60岁的“4050”人员和低保对象。义交队员的聘用管理由各街道办事处负责、签订临时用工协议，并商劳动保障部门妥善处理好原义交队员和新聘队员的劳资关系，不能产生劳资纠纷。三是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负责，落实专门的办公场所，落实一名民警专门负责对义交队伍的巡查、考核、培训等日常管理；市政办、各街道办事处要积极配合，从9月1日起正式运行。……三、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一是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牵头，市政办配合，对义交队员实行“日检查、月考核”，重点检查人员的上岗情况、履行职责情况、着装规范等，具体考核办法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和市政办共同研究制定实施。二是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在进行“日检查”的同时，市政办也要把义交队伍的日常管理行为作为城管的“日检查”内容，并将检查结果通报黔江区交巡警支队进行考核。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凭每月的考核结果兑现队员工资和待遇，并将考核结果通报各街道办事处，对履职不力、工作不到位的义交队员由交巡警、市政部门提出处理意见交由相关街道办事处另行选聘。四、关于经费保障问题。一是义交队员按每人每月600元计发基础工资，每月经考核为优秀的奖励100元。二是每月安排1000元给黔江区交巡警支队作为日常管理工作经费。三是所需经费由各街道办事处承担40%，区财政承担60%。今年区财政负责的后四个月的经费支出由区财政予以安排。1—8月的经费支出由办事处负责解决，2009年纳入城市管理经费预算。四是义交队员日常装备由区市政办负责解决。原告从2008年起应聘成为义交人员协助指挥交通，报酬为600元/月，时间一天分为上下午两班，每天站岗一班。从原告举示的银行流水可看出，原告的报酬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进行发放。义交队伍的管理由义交队员共同选定冉光碧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原告从2008年工作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冉光碧通知原告不要站岗了，原告遂于2018年12月31日上午站岗完后就没有继续站岗了。庭审中，原告陈述“应聘义交队员必须是4050人员、低保户或者土地户，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不能进行应聘。原告的日常装备都是在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办公室领取及更换，管理也是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进行管理。”被告黔江区公安局陈述义交队员的选聘和退聘都不是由被告负责，义交队员的报酬虽由被告发放，但是由各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一部分，区市政园林负责一部分，不是被告的财政范畴。2019年6月26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黔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10320元、未休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4800元、最低工资差额57050元、经济补偿金6600元；该委员会于同日作出渝黔劳人仲不字〔2019〕2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向重庆市黔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该委员会作出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其起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原告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经查，原告应聘成为义交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就是在各个路口协助指挥交通，该工作内容是黔江区交巡警支队的工作业务组成部分；原告工作所需的日常装备均是在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办公室处领取及更换；原告得到的600元/月的报酬也是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每个月按时支付至原告的银行卡中；日常考核及管理均是由黔江区交巡警支队负责。因此对于原告而言，其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案的用工主体为黔江区交巡警支队。而被告抗辩黔江区交巡警支队只是代发报酬，但被告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对义交队员的聘用、考核、管理、经费来源等均严格按照《义交队伍建设会议纪要》确定的要求履行，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发放给原告的600元/月的报酬来源于各街道办事处的财政预算而非被告方的财政预算；被告抗辩义交队员的日常装备是由区市政办提供，但同样未举示证据予以佐证。因黔江区交巡警支队系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原告起诉的本案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主体适格。对被告抗辩其不是用工主体的意见，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原、被告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原告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其一，《义交队伍建设会议纪要》明确了义交队员的选聘原则上都是“4050”人员和低保对象，原告本人也在庭审中陈述应聘成为义交队员必须符合上述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能被聘用，因此本案的用工对象具有特定性。原告所从事的岗位性质就是“义务交通协勤人员”，该岗位本就带有义务性质，原本并不需要发放报酬。而《义交队伍建设会议纪要》之所以研究决定设置义务交通协勤岗位、给予义务交通协勤人员600元/月的报酬，究其原因系政府考虑到“4050”人员、低保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均比较困难、为适当补贴这些家庭一定的经济收入而设置的特定岗位，是为给“4050”人员、低保对象付出一定义务劳动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救济。因此，从选聘对象的特定性来看，义交岗位具有公益救济性质即义务性质。其二，原告的工作时间虽然相对固定，但从庭审中原告的陈述来看，其工作时间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劳动用工的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原告一天只工作半天时间，工作时间较短，也进一步佐证了政府设置义交队员这一岗位所考虑的公益救济性质及义务性质。因此，因义交队员这一岗位带有政策性的公益救济性质及义务性质，故义交队伍的建设与义交队员的聘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用工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构成民事法律中的劳动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范畴。其三，因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均是基于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蒲辉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蒲辉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洪斌审判员  李 源审判员  张 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曾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