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84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慧，女，汉族，1984年6月24日出生，现住河北省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科，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秀丰，男，汉族，1981年2月18日出生，现住河北省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河北德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河北德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相军，男，汉族，1987年8月23日出生，现住河北省唐山市。上诉人李慧因与被上诉人史秀丰、何相军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3民初3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李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科，史秀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张达到庭参加诉讼，何相军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慧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9年8月21日作出的（2019)冀0203民初307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史秀丰是否具有主体资格未能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5月8日发布的《案外人能否提出执行异议》答复：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本案中，按照原告史秀丰的主张，其从何相军处购买×××号涉案车辆，己经转卖给了彭东亮，而彭东亮又转卖给了王春园。只是在路北执行大队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为了取得提起执行异议的实体权利，才签订了两份退车协议，但并没有进行车辆实际交付。彭东亮及王春园也均证实×××号涉案车辆现在仍在王春园处。所以在路北执行大队向王春园送达查封法律文书后，即便两份退车协议是真实的，也应当认定无效，更何况车辆并没有实际转移交付。故此上诉人认为原告史秀丰即不实际占有涉案车辆，也不拥有执行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其不具有提起执行异议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没有对被上诉人史秀丰是否具有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认定，就默认其具有主体资格过于草率。2.被上诉人史秀丰提交的与被上诉人何相军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交易协议书有明显瑕疵，协议书中被上诉人何相军并没有签字，可以看出二人的交易并没有完成。被上诉人史秀丰也没有提交其己经交付全部价款的任何证据。既没有提交相应的转款记录，也没有数额相当的银行取款记录，出庭证人何亚超也只是证明史秀丰和何相军曾打算交易涉案车辆，并没有看到史秀丰交付价款的事实。本案中交易及给付全部价款的事实只有被上诉人史秀丰和何相军的陈述，并没有书证予以佐证。涉案车辆现在仍由王春园实际占有，一审判决认定认定史秀丰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实际占用涉案车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所有权问题本案不予处理与认定被上诉人史秀丰对执行标的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相互矛盾。上诉人认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并没有对史秀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明确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实后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依法公正裁判，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史秀丰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体如下：1.答辩人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答辩人在购买涉案车辆后，因车辆未办理过户手续，答辩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案车辆进行了交易，将涉案车辆卖与彭东亮，彭东亮又将车辆卖与王春园，后车辆在最后一手买受人王春园占有使用时被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就地查封保全。车辆被查封保全后，根据协议的相对性原则，王春园要求彭东亮退车款、彭东亮要求答辩人退车款。因涉案车辆被查封保全导致车辆不能使用，王春园、彭东亮与答辩人达成两两退车款协议书，最终涉案车辆又被退回答辩人手中。上述对于涉案车辆的买卖以及车款的退回过程，出庭证人彭东亮、王春园的证言可以反映出整个交易过程产生的都是与车辆交付行为一致的单向现金流，且均出于交易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答辩人作为车辆实际所有人，依法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有权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对于被答辩人李慧所提到的车辆退车后没有实际转移交付的根本原因在于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大队己经出具法律文书，要求涉案车辆不得使用、买卖、抵押、转移、藏匿，则彭东亮将车款退还给王春园、答辩人将车款退还给彭东亮后对于查封的涉案车辆无法进行转移交付，只能在查封地点就地交付。被答辩人李慧以此抗辩答辩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何相军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旧机动车交易协议书》己经履行完毕，答辩人完成了向被答辩人何相军支付车款的义务，被答辩人何相军完成了向答辩人交付涉案车辆的义务，一审对此事实认定清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何相军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旧机动车交易协议书》，约定被答辩人何相军将涉案车辆卖与答辩人。在上述协议签订后，答辩人付清全部车款，被答辩人何相军将车辆交付给答辩人。被答辩人李慧否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依据。答辩人为从事个体二手车交易人员，其手头富余一定数量的现金用以车辆买卖符合一般行业习惯。而且，被答辩人何相军在与答辩人进行交易时，明确提出来要求现金给付。另外，出庭证人何亚超、张志华的出庭证言也能够证实上述事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何相军并不相识，答辩人购买涉案车辆是通过何亚超介绍，何亚超与被答辩人何相军系同村、朋友关系。后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何相军关于涉案车辆的交易成功后，答辩人支付了何亚超一部分中介费。何亚超陈述的上述事实完全可以反映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车辆买卖的真实交易情况。出庭证人张志华的证言能够证实答辩人在购买涉案车辆后，将涉案车辆放到张志华的个人车行进行代卖的事实。张志华的陈述反映出答辩人购买涉案车辆后，涉案车辆一直由答辩人占有控制。我国的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以交付为生效要件，《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等均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由此可见确认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何相军在车辆被查封之前自愿达成所有权转移的协议并支付价款，机动车只要交付买受人占有，所有权即己合法有效地转移。车辆管理部门对机动车进行的登记，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属于赋证程序而非赋权程序，法律并未规定登记过户为机动车交付的必要条件，机动车登记过户也非物权法意义上的交付行为和所有权转移行为。因此，虽然涉案车辆在查封时登记人为被答辩人何相军，但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己经变更为答辩人。彭东亮、王春园对涉案车辆的占有只是在购买期间对涉案车辆的占有和使用，在答辩人将车款退还给彭东亮后，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仍为答辩人。3.一审判决涉案车辆所有权问题不予处理与认定答辩人对涉案车辆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不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为享有排除执行权利的权利人，该权利真实合法，该权利能够排除被答辩人李慧的强制执行，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判决不准予执行涉案车辆。对于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因不在案外人异议诉讼中法院审查的内容中，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涉案车辆所有权问题另案解决与认定答辩人对涉案车辆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之间并不冲突。在涉案车辆被排除强制执行后，答辩人可就涉案车辆的过户登记与被答辩人何相军共同完成或者答辩人可就涉案车辆的所有权问题另行诉讼，这并不影响答辩人对涉案车辆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李慧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秀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停止对车牌号为×××号小型轿车的强制执行措施，并解除对该车的查封；2.依法确认车牌号为×××号小型轿车现为原告所有，车辆价值1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慧诉何相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李慧申请，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7）冀0203民初123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何相军名下的车牌号为×××汽车×××一辆，查封期限二年，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止。2017年4月25日，本院作出（2017）冀0203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何相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慧借款本金14万元。该判决生效后，李慧申请强制执行，登记执行案号为（2017）冀02执12540号。案外人史秀丰于2018年10月26日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冀0203执异7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史秀丰的异议。史秀丰不服（2018）冀0203执异77号执行裁定，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史秀丰与何相军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旧机动车交易协议书，约定何相军将案涉车辆卖与史秀丰，车辆已实际交付且支付了全部价款，但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案中判断是否准许继续执行案涉车辆的关键在于原告史秀丰有无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现登记在何相军名下的车牌号为×××汽车×××的民事权益。关于原告史秀丰与案涉车辆的关系，原告与何相军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旧机动车交易协议书，约定何相军将案涉车辆卖与史秀丰，车辆已交付且史秀丰支付了全部价款，因何相军的原因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后虽史秀丰再次将案涉车辆转卖，但又将其购回，故应能认定其实际占有案涉车辆。另，第三人何相军当庭表示，原告史秀丰诉状中所述内容属实，而史秀丰诉状中称，未办理过户系何相军原因，故不能认定涉案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原告存在过错。且车辆虽属特殊动产，但并不属不动产，不仅以登记的方式公示其所有权，车辆登记在谁名下，并不表明必然归谁所有。关于原告史秀丰诉请确认车牌号为×××号小型轿车现为原告所有，本案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不准予执行（2017）冀0203民初123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的车牌号为×××汽车×××一辆。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李慧负担。本院（2018）冀0203执异77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一份。证明目的是证实因为何相军和李慧之间存在债务纠纷，何相军早已把车辆抵押给李慧，将机动车登记证书交给李慧持有。何相军不可能将涉案车辆再次出售，因为他已不持有登记证书。证实何相军与史秀丰之间为虚假交易。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提交该份证据，上诉人对该车辆登记证书持有的时间应该晚于一审庭审。如果上诉人早就持有该份证据，在一审庭审中不可能不提交。第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涉案车辆的登记证书。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登记证书由何相军交付给被上诉人。即使上诉人提交的该份登记证书真实存在，也属于已经作废的证书。最后，何相军将涉案车辆抵押给李慧情况不属实，个人之间根本无法办理抵押手续，李慧主张的车辆抵押没有法律效力，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车辆交易协议、银行账户明细以及交易人何相军对整个车辆交易过程的认可，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与何相军关于涉案车辆为真实交易。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外人史秀丰对登记在被执行人何相军名下的房产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涉案车辆属于特殊动产，动产的交付不以实际转移占有为目的，可以采用指定交付等形式转移标的物的占有，史秀丰将案涉车辆转卖后又将其购回，退车协议中亦约定车辆的存放地点，故应能认定史秀丰通过指定交付的形式占有案涉车辆。史秀丰具有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主体资格。故上诉人认为原告史秀丰不具有提起执行异议诉讼的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协议书中何相军并没有签字，但涉案车辆业已实际交付买受人，史秀丰也提交了当日的银行取款记录，出庭证人何亚超也证实其受到了中介费用，可以认定何相军与史秀丰双方的车辆买卖协议已实际履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史秀丰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实际占用涉案车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案外人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也可以要求案外人另行处理，这与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史秀丰对执行标的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不矛盾，上诉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认定矛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史秀丰提出执行异议时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并且合法占有涉案车辆，未办理过户的原因也不可归责于他时，史秀丰的相关主张应当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所述，李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李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欣审判员 李宝峰审判员 孙 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燕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