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冀0283行初74号   原告崔国军，男，1969年2月21日生，汉族，农民，群众，住河北省迁安市。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所在地河北省迁安市钢城大街777号。   法定代表人白玉礼，男，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磊，男，迁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朱得军，男，迁安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崔国军不服被告迁安市公安局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迁公（城）行罚决字［2019］2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2019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19日向被告迁安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国军、被告迁安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刘磊、朱得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迁公（城）行罚决字［2019］2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10月15日，崔国军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非正常上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崔国军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崔国军诉称，2019年10月28日原告在家中待着，被城关派出所民警朱得军劫走并送去拘留所。城关派出所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人身自由遭到了非法剥夺，使原告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城关派出所枉法执法，使宪法和法律得不到落实，不知究竟是为什么样的人在做保护伞。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辩称，经审查，崔国军近年来多次越级上访。我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我单位适用此条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准确的，完全符合程序规定。综上所述，对崔国军作出迁公（城）行罚决字［2019］2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及如下证据：   1、2019年10月15日对岳明华的询问笔录，证明报警人接到上级信访的通知，说原告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到滦县火车站接原告，证明原告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   2、2019年10月15日对张建军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   3、（1）2019年10月22日迁安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证明；（2）国家信访局来访登记国信来访［2019］12733号国家信访件（编号2019101558069），证明原告2019年10月15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进行的处罚，证明我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   5、2019年10月15日岳明华到迁安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当日迁安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受案，原告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审批表，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我单位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崔国军对被告迁安市公安局提供的第1号证据质证称有异议，证言证明了2019年10月15日上午证人在迁安上班，其不符合作证人的条件，迁安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根据《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最后一句话，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岳明华的证言既不是北京警方移交的证据也不是迁安市公安机关在北京警方配合下在北京地域内收集到的证据，是迁安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私自在迁安地域内收集到的所谓证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而城关派出所把岳明华的证据作为了定案依据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五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所以说城关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无效的。对第2号证据质证称有异议，证言中说10点30分接到主任电话，说明证人在迁安地域内的兴安街道办事处上班，张建军不符合作证人的条件，城关派出所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根据《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最后一句话，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张建军的证言既不是北京警方移交的证据也不是迁安市公安机关在北京警方配合下在北京地域内收集到的证据，是城关派出所私自在迁安地域内收集到的所谓证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而城关派出所把张建军的证据作为了定案依据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五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和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所以说城关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无效的。对第3号证据质证称有异议，迁安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迁安市自己杜撰出来的证据，是对原告的一种恶意诬陷和打击，更重要的是此证据既不是北京警方移交的证据也不是迁安市公安局在北京警方配合下在北京地域内收集到的证据，是城关派出所私自在迁安地域内收集到的所谓证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而城关派出所却把信访局出具的证据枉法作为了定案依据，是特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五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三十条的规定，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所以城关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无效的。对第4号证据质证称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即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违反社会程度相当，整个案卷中既没有北京警方移交的证据也没有迁安市公安局在北京警方配合下在北京地域内收集到的证据，更没有如何扰乱单位秩序的证据，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程度的客观证据，说明城关派出所处罚没有事实根据，更谈不上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违反社会程度相当，是对原告恶意诬陷，使原告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城关派出所违反此规定，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对第5号证据质证称有异议，城关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表现在三个方面：（1）根据《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最后一句话，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整个案件中，迁安市公安局根本没有北京警方移交手续和客观证据，所以迁安市公安局没有权力管辖原告，城关派出所更没有权力管辖原告，城关派出所违反此规定，管辖原告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五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是无效的；（2）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即本规定所称的公安机关是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而案卷中受案登记表、行政审批表承办人是仇旭良、朱得军，都是派出所的人，行政审批表承办单位是徐光，他是所长，盖的章是城关派出所，以上均能证明行政处罚的行为是城关派出所做的，而城关派出所既不是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也不是县级以上公安派出所更不是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所以城关派出所没有处罚原告的权力，城关派出所违反此规定处罚原告是权大于法的表现，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城关派出所没有遵守法定程序，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无效的。（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而城关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前没有告知依据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对原告提出的申辩进行复核，有办案区的录音录像，在案卷中根本没有城关派出所进行复核的证据材料为证，城关派出所违反此两条的规定，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和申辩权利，是权大于法的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城关派出所做出的行政处罚不能成立，是无效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迁安市公安局提交的第1、2号证据，虽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交的第3、4、5号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崔国军系河北省迁安市迁安镇沙河子村人。2019年10月15日原告崔国军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以原告崔国军扰乱单位秩序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崔国军行政拘留十日（已执行）。原告崔国军称其并没有去北京上访，只是在家里待着，被告迁安市公安局2019年10月28日对其作出的迁公（城）行罚决字［2019］2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作为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因原告崔国军系河北省迁安市迁安镇沙河子村人，故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中，被告迁安市公安局认定原告崔国军2019年10月15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非正常上访，其行为扰乱了该单位的工作秩序，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被告并未提供出充足的证据证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告崔国军要求撤销被告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迁公（城）行罚决字［2019］2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迁安市公安局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迁公（城）行罚决字［2019］2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迁安市公安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迁安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锦萍   人民陪审员 许 媛   人民陪审员 卜志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亚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