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9民终11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2。 上诉人宋某1因与被上诉人宋某2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察哈尔右翼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926民初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察右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926民初273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位于××镇最北一间房屋（面积为44.5平米）为宋某1所有；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已经依法取得诉争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原审向法庭提交了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注明使用权人是上诉人。该使用证是认定土地使用权合法的依据。在行政部门没有撤销的情况下，是合法有效的。原审法院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诉人合法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这是对行政机关行政颁证行为的否定。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宋某1”签名不是上诉人所为及转让金额未填写，否定不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法性。综合分析能够印证本案诉争的土地使用权人初始登记为上诉人父亲，后被上诉人依据父亲的意见到土地部门为上诉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同时为上诉人姐姐宋毅琴及李广军先后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否则，为何要将一块土地使用权分别办成四个土地使用证。另外，2001年6月9日的土建字2001-12号《地使管理局建设用地批准书》也能确定诉争土地使用权初始权利人为上诉人父亲。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办证时“宋某1”名字由被上诉人代写，金额未填写的原因。另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双方签字时民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规定，只要被代理人追认，该民事代理行为有效。总之，诉争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是上诉人。二、根据“房随地走”原则，诉争房屋应确认为上诉人所有。本案诉争的房屋是2001年上诉人父亲在排除自己的电器修理部旧址上新建二层商住楼四套中的一套，2010年察右前旗土地管理部门将该套房屋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确定为上诉人，并依法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据此，办理土地使用证时，该地上建筑物已经存续近十年。依据“房地一体，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物权变动原则，能够确定该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人是上诉人。本案诉争的地籍档案表中《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三项明确约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随之转让。因此，该诉争的房屋所有权应归上诉人所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宋某2辩称，一、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的合法产权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取得：建设取得、购买取得、受赠取得、抵押取得、继承取得。本案的诉争房产是由我投资建造的，有建房前期、中期、后期所有的原始凭据和参与人、知情人的证词做证据。宋某1在内0926民初370号案的庭审中也当庭承认审判长问话：“…那就是诉争房产由你大哥投资建造，其他人都没能力投资？”“嗯，没能力”。这个表述庭审录像为证。然而，宋某1却又说诉争房产是家父生前给他的。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的规定，第0000801号《土地使用证》形式上是宋某1的，但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宋某1在其诉状中的表述“我父在世时，将原陈旧平房拆除后，让他办了建房用地审批手续，重建了二层楼房…”他故意不说是谁投的资，也没有提供过证据来证明房子是家父盖的，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证据。二、该建设用地来源合法，与原土地使用人家父宋安国无关。建房伊始，由于资金不足，我提出“谁投资谁受益”的方案，得到家父首肯，但由于其他人有工作有稳定收入，或无业，均不愿涉险，最终由我一人单独承建。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因原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使用者，空地及房屋坍塌或拆除后两年以上仍未恢复使用的土地，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2001年，前旗土地局根据规定将家父旧址的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使用者宋义忠，并予重新办理用地手续。当时国家的土地政策是无偿划拨，所有权属于国家，而非个人，不存在继承。之后，国家的建设用地由无偿划拨修改为有偿出让，并依法向土地受让人收取土地出让金。在2010年我向前旗土地局补交土地所有的土地出让金。因此，从2001年开始我就是该宗建设用地（上有四套门脸房）的合法使用人。担心国家以后会征收房产税，于是将我的房产化整为零，借用宋毅琴和宋某1的名字登记了0000803号和0000801号房，其中0000801号房就是本案的诉争房产。由于修改土地使用人需要双方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我属于借名登记，并非真实转让，所以宋毅琴和宋某1均不在场，两份出让合同的受让人的签名和手印均出自我手，与真正转让给李广军的手续明显不同。这也就是宋某1时隔多年才从旁人处得知他名下有一套房产的原因，也是从2017年熟肉店就不再交房租给我的原因。《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造物以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该宗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人是宋某2，投资并在其上建造的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应该是宋某2。宋某1依据并非他本人签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主张房随地走，纯属趁火打劫的无赖行为。恳请二审法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宋某1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依法确认位于××镇最北一间，面积为44.5平方米为原告所有，并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兄弟关系，其兄弟姊妹共五人，长女为宋毅琴，长子为本案被告宋义忠，次子为宋毅军，三子为本案原告宋某1，次女为宋彩英，宋义忠于1985年技校电器维修专业毕业。原、被告的父亲宋安国生前为察右前旗糖厂电工专门修理电机，1986年退休后于1988年在其住所地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光明路40#开办了电器修理部，宋义忠参与了该修理部的经营活动，原、被告的母亲于1994年去世，其父宋安国于2014年去世。2001年5月21日，宋义忠向察哈尔右翼前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递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建设单位为宋义忠，建设项目名称为二层迎街商住楼，建设位置为光明路北段40#，申请用地面积长17.3m宽10m面积173㎡，建设投资总额12万元，用地状况、位置及四邻关系为东至光明路、北至北道口、南至粮贸集团后墙、西至自家院，二层砖混结构，察哈尔右翼前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意见为同意建设，并加盖公章，同日，并取得该局制作的编号均为2001013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1年6月9日，宋义忠取得察右前旗人民政府制作的土建字2001-12号《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批准书》，该批准书载明，同意占用土镇北道口南原本人审批的住宅、营业地173㎡（长17.3m宽10m），作为建商营业、住宅用地，该批准书备注载明，原已办理用地手续是16.9×6.5＝109.85﹝95补061号﹞，现审批用地173㎡，补办63.15㎡。该二层迎街商住楼于2001年开工，当年完工，共建成四套营业房，本案所涉房屋为四套中的一套，即由北向南数的第一套。2010年5月4日，宋义忠与内蒙古察右前旗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人为国土资源局，受让人为宋义忠，出让宗地总面积173㎡，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服，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75元/㎡，总金额12975元。 2010年5月9日，宋义忠与宋某1就本案所涉房屋占用土地签订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方为宋义忠，受让方为宋某1，转让土地使用权面积44.5㎡，属于商服用地，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光明路，南与李广军共墙，西至本宗地墙，北至本宗地墙，转让金额未填写，庭审中，原告宋某1确认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宋某1”的签名不是原告宋某1本人的亲笔签名，宋某1当时对此事不知情。2010年5月10日，经审批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人由原使用权人宋义忠变更为宋某1。另查明，本案所涉房屋与本院审结的（2018）内0926民初370号原告宋某2与被告宋某1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所涉房屋，均为二层迎街商住楼四套中的房屋，本案所涉房屋为由北向南数第一套，（2018）内0926民初370号案所涉房屋为由北向南数第三套，上述两套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均于2010年8月12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分别为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2号，登记的使用权人分别为宋某1、宋义忠。（2018）内0926民初370号案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判决后，原告宋某2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内09民终1458号民事判决，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内0926民初370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本案所涉房屋位于××镇口，是2001年在原修理部的旧址上新建二层商住楼四套中的一套。原修理部是宋义忠和其父宋安国共同经营和所有。该房屋建成后一直出租，2011年改租于宋毅琴和宋某1，2013年5月宋毅琴退出经营，宋某1单独租用。2016年3月11日，由宋义忠起草《租房合同》，立约人：宋毅琴、宋义忠、宋毅军、宋某1、宋彩英，简称甲方，宋某1简称乙方，经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前旗北道口的房子租于乙方卖肉使用，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如下：一、双方商定租期从2014年12月始至2017年元月28日止，共25个月零28天，租金扣除乙方本人的五分之一，实际应付25933元，所交款额以甲方给乙方出具的收据为凭。二、租期内，乙方所用水电及由乙方营业所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自理，与甲方无关。三、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甲方：宋毅琴、宋义忠、宋毅军、宋某1、宋彩英，乙方：宋某1。庭审中双方确认年租金20000元。宋彩英和宋毅军均已收到宋某12017年度的房租3450元。（2018）内0926民初370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共同出租人为宋毅琴、宋义忠、宋毅军、宋某1、宋彩英五人，原告宋义忠作为共同出租人之一单独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民事主体不符，故驳回其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作为出租方之一要求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应支持租金的五分之一，租金计算至截止2018年4月29日。该院在受理本案的同日，也受理了（2019）内0926民初274号原告宋某2与被告宋某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宋某2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前土（2010）第0000802号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2.判令被告腾退该房屋，按年租金20000元为基准，支付2018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占用房屋期间租金21666元，诉讼期间实际占用房屋从2019年6月1日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止；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是所有权人对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完整的、绝对的、排他的民事权利。案涉房屋为二层迎街商住楼四套中的一套，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宋义忠在（2019）内0926民初274号一案和（2018）内0926民初370号一案中均诉称“本案诉争房屋是原告于2001年在旧址上投资新建”、“本案所争房屋是2001年我在原修理部（63㎡）的旧址上筹资16万元新建400㎡二层商住楼四套中的一套”，由此可见，二层迎街商住楼是在拆除原被告父宋安国开办的电器修理部后，占用该修理部的土地新建而成；宋义忠持有的《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批准书》备注中亦明确载明，原已办理用地手续是16.9×6.5＝109.85﹝95补061号﹞，现审批用地173㎡，补办63.15㎡，也就是说，二层迎街商住楼所占用173㎡土地来源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原已办理用地手续的109.85㎡，另一部分为补办的63.15㎡，由此可见，二层迎街商住楼所占用的173㎡土地使用权，有部分土地使用权承继于其父宋安国已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原告提供地籍调查表档案，只能证明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人由原使用权人宋义忠变更为宋某1，原告宋某1亦当庭确认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宋某1”的签名不是原告宋某1本人的亲笔签名，且转让金额未填写，在原告宋某1未提供其他证据材料能够佐证其合法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并不能当然的推定原告就是该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2018）内0926民初370号案中，宋义忠于2016年3月11日起草的《租房合同》亦自认宋毅琴、宋义忠、宋毅军、宋某1、宋彩英兄弟姊妹五人是案涉房屋的共同出租人，租金由兄弟姊妹五人均分，宋某1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确认并部分履行了合同，该事实与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的原、被告父、母去世后，兄弟姊妹五人就其家庭共同财产未进行明确分割析产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亦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宋某1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宋某1提交新证据。1、宋彩英2019年10月8日的声明材料及视频资料。证明宋某2出具的宋彩英证明材料不真实，父亲生前遗产不全是宋某2的，在三个月前为其所写的假证不予认可。2、2019年11月8日张文宝（宋某1的媒人）声明材料。证明在给宋某1介绍对象时，宋某1父亲宋安国（已故）说过，房子是遗产的谈话是真实的。3、2019年11月8日任茂（宋彩英的丈夫）的证明材料。证明房子是老父亲宋安国（已故）给宋某1留的，不是宋某2的。宋某2质证认为，宋某1提交宋彩英的证词是假的。2019年11月10日宋彩英给我发了微信，给双方出示的证据均不算数，宋彩英智商存在问题。张文宝的证词不认可，盖房的时候不认识张文宝。任茂的证明不可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上诉人宋某1与被上诉人宋某2（宋义忠）就涉案房屋产权的归属问题引发纠纷。上诉人宋某1持该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国有土地证》复印件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宋某2（宋义忠）提交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批准书》、《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国有土地证》等原件确认涉案房屋的权属。涉案房屋是对拆除双方父亲宋安国（已故）开办的电器修理部后在原地重新扩建后建成的事实无异议。宋义忠与宋某1虽就本案所涉房屋占用土地签订《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办理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国有土地证》，并经审批土地的使用权人由原使用权人宋义忠变更为宋某1，宋某1也认可“宋某1”的签名不是本人的亲笔签名，但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从房屋初始的申请、审批、出资建设到办理使用权证以及向国土资源缴纳土地出让金完全由宋义忠（宋某2）个人具体操作并出资完成办理，且宋某1在2018年的时候，才知道其名下办理了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国有土地证》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宋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其本人以及其父亲为实际出资人和实际购买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虽然涉案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宋某1名下，仅能证明其系该房屋登记的权利人，故不能因此解决双方之间内部争议的房屋产权确认问题。因为房屋产权的登记仅是一种行政审查，属于行政确认，而非行政确权。产权登记是行政机关对不动产当时权属关系及表现状态的认可和证明，其并不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有证据证明权属证书记载的内容与真实权利状况不一致时，是不产生证明效力的。实际权利人享有物权的事实不会因为权属证书的记载的内容而改变。对于本案涉案房屋虽曾以兄妹五人为共同出租人与宋某1签订《租房合同》，但上诉人宋某1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其本人以及其父亲实际购买，持前土国用（2010）第0000801号《国有土地证》复印件主张权利，推定其享有涉案的房屋所有权，不符合法律规定。纵观整个案情，本案实际反映出被上诉人宋某2（宋义忠）借用上诉人宋某1的名义实际购买诉争房屋的事实，应认定被上诉人宋某2（宋义忠）为房屋所有权人。原审判决驳回宋晓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 华 审判员 王凤兰 审判员 吴志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永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