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85民初2328号原告：石君权，男，197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宝华，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伍徐恒，男，198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屏，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梁邑燕，男，197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石君权与被告伍徐恒、第三人梁邑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宝华，被告伍徐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屏、第三人梁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绿化苗木款104250元以及自2018年10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534.8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中，原告向被告供应小叶榄仁、宫粉紫薇、美丽木棉等绿化树种，原告交货给被告后，被告转向其就职的恩平市奥园房地产有限公司供应该绿化树木，2018年9月28日，双方经对账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34250元，被告承诺在10日内付款，但其未依约支付。经原告催收，被告于2018年10月13日向原告网银转账30000元，余款104250元再未支付。原告多次催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答辩：一、涉案绿化苗木款是第三人与被告买卖合同所涉的货款，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不具备债权人资格，无权要求被告支付涉案苗木款，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自2018年8月起，被告向第三人订购小叶榄仁、宫粉紫薇等绿化树种，并约定送货至恩平市景观大道的奥园工地。双方交易模式一般是由第三人在微信上向被告发送所需绿化树种的照片，双方确定品种后由被告向第三人确定送货数量，再由第三人安排送货，原告所参与的工作是在送货前将送货司机的联系电话、车牌号等信息发给被告，因此，被告一直以为原告只是第三人的员工，负责安排送货。被告与第三人合作了几个月后，原告于2018年9月28日与被告统计送货数量，当时被告提出统计表上宫粉的数量应按241棵计算，原告认可，但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2018年底，原告开始询问被告何时付款，但由于被告认同的合作方是第三人而非原告，第三人要求被告继续支付余下苗木款，与此同时，原告也要求被告必须向原告付款，因余下货款该向谁支付的问题未确定，剩余苗木款才会拖延至今仍未支付。根据统计表的记载，截至2018年9月29日被告已付款102880元，该款项均是支付给第三人的，部分是微信支付给第三人本人，部分是根据第三人要求转账到第三人妻子杜银英的银行账户，还有一部分以微信及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但无论以何种方式支付，被告确认的交易及付款对象一直是第三人，而非原告，因此，原告并非实际债权人，其无权向被告主张涉案苗木款。三、除了2018年9月28日前支付的102880元，被告之后陆续支付了余下一部分苗木款给第三人。2019年9月4日，被告与第三人确认余下未付苗木款总额为7万多元，而非原告主张的104250元。从被告与第三人对账确认的苗木款总额280000余元可知，被告仅与第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统计的苗木款总额与被告和第三人确认的苗木款总额不一致，原告所主张的苗木款应由其自行向第三人主张，而非向被告主张。第三人述称：其自2017年起与被告合作，被告从第三人处购买宫粉紫荆、小叶榄仁、美丽木棉等绿化树种，所有货款均是第三人先打电话给被告，再由被告付款给帮第三人做事的原告，被告付款的对象是依据第三人的要求而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29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9月对帐单（澳园园林）》，该对帐单记载有如下内容：8月20日，小叶榄仁，17×900=15300，上月结余；9月21日，宫粉紫荆，36×665=23940，已付；9月23日，宫粉紫荆，36×665=23940，已付；9月26日，宫粉紫荆，44×665=29260，已付款25000；9月27日，宫粉，85×665=56525，收款30000；9月28日，宫粉，41×665=27265；9月28日，美丽木棉，15×2500=37500；9月29日，小叶榄仁，26×900=23400；截至2018年9月30日，应付237130元，已收款102880元，实欠134250元。庭审中，原告对送货过程进行了说明。被告确认收到上述对帐单，但抗辩其仅对数量进行核对并提出宫粉的数量应为241棵，其并未与原告就货物的其他信息进行核对，也未承诺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同时提出对帐单记载的货物单价、货款总额、已支付的款项与被告和第三人交易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截至2019年9月4日，被告已支付苗木款211380元。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还提交了以下证据佐证：1.广发银行个人活期对账单，显示被告于2018年10月13日向原告银行转账30000元。被告抗辩其仅是根据第三人要求向原告转账，该款项实质是支付给第三人的苗木款。2.银行流水及账单明细，显示：（1）第三人妻子杜银英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62×××31账户向原告转账，其中2018年8月28日转账28000元，2018年9月19日转账15000元。（2）原告于2018年8月至9月期间多次向案外人陈焕旋、何锦光转账，原告称其供应给被告的涉案苗木是其从陈焕旋、何锦光处采购。3.原、被告于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9月21日，被告要求原告开单并拍照发送给被告，并询问原告能否微信转账；9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广发银行账户信息要求被告将款项转入该账户。9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对账单，被告回复收到并称宫粉只能算241棵。10月9日，被告向原告承诺近两天会转几万元给原告。10月13日，原告向被告催款，被告承诺先支付3万元，待下周有钱再给。10月29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催款，被告回复称其正在等钱转进来，并称现在走账麻烦且公司在改名。被告抗辩涉案货款是其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涉的货款，与原告无关，提交了以下证据佐证：1.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8月23日至8月27日期间，两人沟通购买苗木的事宜，8月27日，被告根据第三人要求将苗木款38500元（35棵×1100元/棵）转账到杜银英的62×××31账户。（2）2018年12月27日，被告再次向杜银英上述账户转账20000元。（3）2019年9月4日，第三人向被告发送“行了，反正现在还剩下7万来元（尾款）”。2.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对帐单，被告提出宫粉数量应减去1，数量应为241棵，原告表示同意。2019年1月8日，原告向被告催款，被告承诺年前支付货款，原告向被告明确款项要转到原告的账户，不能转给“肥牛”，转给“肥牛”的钱原告不予确认。2019年1月17日，原告向被告催款并要求被告将款项转给原告本人。2019年1月29日和2月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催款，被告回复“你找肥佬吧，你找我也没用呀，我也搞不定呀”。3.明细清单、借记卡交易明细、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1）被告向杜银英62×××31账户转账，其中2018年8月27日转账38500元，12月27日转账20000元；（2）被告多次向原告转账，其中2018年9月21日微信转账23940元，9月23日微信转账23940元，9月26日微信转账21000元、4000元，9月27日银行转账30000元；（3）被告多次向第三人微信转账，其中2019年2月2日转账20000元，9月3日转账20000元，9月4日转账10000元。被告主张其向原告及杜银英转账均是根据第三人的要求，款项实质是支付给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提供了《9月对帐单（澳园园林）》、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证据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能够合理陈述其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它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本院对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被告抗辩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仅是对对帐单上的货物数量进行核对，未对货物单价、货款总额及已付款数额进行核对，而且其是根据第三人要求向原告支付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向被告发送对帐单后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多次向被告催收涉案苗木款，甚至在原告要求被告将款项转给原告本人不要转给第三人的情况下，被告也从未提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并多次向原告承诺会支付货款，实际上亦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被告抗辩其收到对帐单后仅是对货物数量进行核对，未对其中记载的货物单价、货款总额及已付款数额进行核对的主张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其抗辩是根据第三人要求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主张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9月29日对账，原告主张被告承诺对帐后10日内支付货款。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原告最早于2018年10月9日向被告催款，被告收到原告催款的信息后并未提出付款期限未到的异议，而是承诺待收到钱后向原告付款，原告此后于10月13日、10月29日再次向被告催款，被告亦承诺会支付货款。因此，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予以采纳，被告应于2018年10月9日前付清货款。被告至今未履行付清货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向原告付清货款的违约责任。根据《9月对帐单（澳园园林）》的记载，截至2018年9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134250元，扣除一棵宫粉的货款665元以及被告于2018年10月13日支付的30000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余款10358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即逾期付款违约金），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被告的约定并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付款情况，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10358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至于被告在对帐后向第三人及杜银英支付的款项应否用于抵扣涉案货款的问题。2018年9月29日对帐后，被告于2018年12月27日向杜银英转账20000元，于2019年2月及9月向第三人转账共50000元，合计70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对帐单以及被告提交的付款明细清单，对帐单中记载已付款的款项均是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在原、被告的交易往来中原告曾要求被告向第三人或杜银英支付拖欠原告的涉案货款，且原告在2019年1月曾明确要求被告要向原告本人支付货款。因此，被告抗辩其支付的上述70000元是用于支付涉案苗木款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伍徐恒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石君权支付货款10358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0358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石君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7.84元（已由原告石君权预交），由被告伍徐恒负担。原告石君权已预交的受理费1237.84元，本院予以退回，被告伍徐恒应向本院补交受理费1237.8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任爱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燕媚书记员梁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