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6889号 原告：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68号4栋2单元12层7号。 法定代表人：雒莉。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婷，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温江乐优孕婴童店，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游家渡小区13号楼附52-54号。 经营者：周莹。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征，四川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贝阁公司）与被告温江乐优孕婴童店（以下简称：乐优孕婴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2019年10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贝贝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雒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孙婷，被告乐优孕婴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贝贝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跨区域销售的全部货物零售价2倍的赔偿金131,784元（窜货数量289×原告发给被告的零售价228元/听×2倍）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被告窜货行为造成原告向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支付的罚款124,444元（窜货数量289×君乐宝发给原告的单价198元/听×2倍＋10000）；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30日，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君乐宝公司）与贝贝阁公司签署《2018年奶粉配送合同》【编号：JLB1803395】。贝贝阁公司与乐优孕婴店签署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2018年4月20日，石家庄君乐宝公司向“各销售部、配送部、分销商”发出《明确窜货处理时时限及要求的通知》。2019年1月11日，石家庄君乐宝公司与贝贝阁公司签订《赔偿协议》约定：“1、双方一致确认甲方从非乙方经销的区域内收乐畅800克婴幼儿配方奶粉共295听，上述奶粉均为甲方许可乙方经销的产品；2、乙方违反双方约定协议，乙方自愿赔偿甲方126,820元……”。2019年1月14日，贝贝阁公司向石家庄君乐宝公司缴纳罚款126,820元，经贝贝阁公司自查，因奶粉窜货受石家庄君乐宝公司处罚的295听奶粉中，有289听是乐优孕婴店窜货到非授权销售区域的。根据贝贝阁公司与乐优孕婴店签订的两份《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乐优孕婴店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赔偿款和处罚款等合计256,228元。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乐优孕婴店辩称，1、原告提交给法院的销售合同，并非被告和原告所签，被告对此并不知情；2、原告并没有向法院提交被告向原告的订货申请、转账明细以及签收“乐畅”的产品记录；3、在原告与石家庄君乐宝公司签订的《2018年奶粉配送合同》中，石家庄君乐宝公司许可原告在成都市双流区新都区销售“乐畅”和“舒适成长”两种产品，被告只是与原告签订了“舒适成长”销售合同，并没有签订销售“乐畅”产品。同时也证明原告除与被告签订销售“舒适成长”产品外，在上述区域还和多家经销商签订了“乐畅”、“舒适成长”产品销售合同。4、原告没有提交被石家庄君乐宝公司认定“窜货”后与被告交涉的证据；5、原告提交的2018年9月21日录入的“母子乐园销售单”，填的客户虽然是周莹，但并没有周莹的签字，签收人周莹也不认识。同时被告也从没有收到过“乐畅”产品；6、根据原告与石家庄君乐宝公司签订的《2018年奶粉配送合同》中产品付款约定第2条，乙方预留银行账户必须经营者本人所有，以银行转账当时支付货款时，乙方必须通过本合同中预留账户向甲方转账，其他任何账户的转账都不视为支付货款，乙方应继续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如遇其他特殊情况，必须经甲方同意后才能变更账户，乙方在下单前至少一天，打足货款，甲方对金额进行审核，确认乙方账面金额≥订单金额方可发货。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所谓“乐畅”产品销售合同成立，那么原告就会留有与被告之间的“乐畅”产品订单，转账记录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30日，石家庄君乐宝公司（甲方）与贝贝阁公司（乙方）签订《2018年奶粉配送合同》及《附件二市场窜货管控条约》，约定：由乙方为甲方生产的指定系列产品提供配送服务，甲方许可乙方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温江、双流、崇州地区经销甲方生产的“舒适成长”产品、在新都、温江经销甲方生产的“乐畅”产品。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甲方委托经销商收回窜货产品的，乙方同意按照实际收回产品费用的200%赔偿甲方。如果乙方发生窜货行为，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乙方按照窜货产品供货金额（供货金额=窜货产品的数量＊甲方出售给乙方的产品价格）的30%支付违约金，但不低于20万元。 贝贝阁公司（甲方）与乐优孕婴店（乙方，周莹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的《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载明：甲方授权乙方作为成都市温江区游家渡，实体店乐优孕婴童渠道君乐宝舒适成长奶粉的经销商；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庭审中，贝贝阁公司举出《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载明：甲方为贝贝阁公司，乙方为“乐优孕婴童”，法定代表人为周莹，委托经办人为袁风。甲方授权乙方作为成都市温江区游家渡，实体店乐优孕婴童渠道君乐宝乐畅奶粉的经销商；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到货地址为成都市温江区游家渡13栋，收货人为周莹。合同期内甲方发现乙方存在窜货乱价行为，经调查窜货乱价属实乙方开始向甲方交纳保证金5,000元；若乙方违反约定在非授权渠道或和非授权区域销售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如甲方发现乙方存在违规窜货行为，甲方有权对乙方处以全部窜货产品零售价两倍的处罚。 乐优孕婴店的质证意见为：签订上述《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的不是被告的经营者周莹，指纹处也不是她捺印，且也没有收到过所谓的乐畅产品，也不认识合同经办代理人袁风，也从未委托袁风经办原告所称的与原告签订的销售合同。被告经销的是原告提供的君乐宝“舒适成长”产品，从未经销过“乐畅”听装和盒装产品，所以该合同不成立，与乐优孕婴店无关。 贝贝阁公司陈述：确实是袁风签的字。贝贝阁公司的经办人员以为袁风和周莹是两口子，他们在付款时没有任何瑕疵。不知晓袁风的身份证号码。 乐优孕婴店陈述：乐优孕婴店与袁风没有关系，周莹和袁风没有关系。周莹的老公叫袁军红。至于袁风和袁军红是什么关系，不清楚。 庭审中，证人莫某出庭陈述：其系贝贝阁公司的销售总监；案涉乐畅产品是贝贝阁公司库房的司机张强送到乐优孕婴店，签收的是乐优孕婴店的店员；案涉乐畅产品的货款全部由袁风向其支付；窜货后，证人没有联系过周莹，证人一直联系的袁风；乐优孕婴店“舒适成长”产品的货款是乐优孕婴店付给公司账户，师傅过去收现金，袁风转给证人的也有。 贝贝阁公司举出的《母子乐园销售单》载明：客户名称为温江游家渡社区周莹、乐优孕婴童；“君乐宝乐畅”奶粉360听；货款金额37440元。贝贝阁公司陈述《母子乐园销售单》系周莹的店员签字。贝贝阁公司举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袁风向证人莫某微信转账支付了37440元。 乐优孕婴店的质证意见为：对《母子乐园销售单》不予认可；微信转账记录与乐优孕婴店、周莹无关。 2019年1月11日，石家庄君乐宝公司与贝贝阁公司自愿达成意见：石家庄君乐宝公司从非贝贝阁公司经销的区域内收乐畅800g听婴幼儿配方奶粉295听，共计295听，上述奶粉均为石家庄君乐宝公司许可贝贝阁公司经销的产品；贝贝阁公司违反双方约定协议，贝贝阁公司自愿赔偿石家庄君乐宝公司126,820元，石家庄君乐宝公司有权从贝贝阁公司预付账款或保证金中扣除，预付账款或保证金不足的，贝贝阁公司应当另行支付不足部分。 2019年1月14日，贝贝阁公司向石家庄君乐宝公司转账126,820元。 2019年7月17日，君乐宝乳业集团奶粉事业部出具《关于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窜货查处治理通知书的情况说明》载明：“贝贝阁公司经销的我司‘乐畅’奶粉存在‘窜货’现象，……2019年1月30日，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司支付了295听奶粉‘窜货’的罚款人民币126,820.00元（奶粉295听＊单价198＊2倍＋10000=126,820.00）”。 贝贝阁公司为证明乐优孕婴店有窜货行为举出：证据1、窜货奶粉听码单手抄号码、《母子乐园销售单》、乐畅奶粉箱码单，拟证明：本案涉及的窜货的奶粉系原告向被告供应货品中的一部分。证据2、光盘，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奶粉经销关系；原告收到奶粉窜货处罚是因被告在非授权区域销售君乐宝乐畅奶粉。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及附件，拟证明：君乐宝发给原告的产品单价为198元/听，君乐宝在非温江区域查获的窜货奶粉清单。证据4、钉钉系统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的送货师傅张强于2018年9月22日到被告处送货并形成的钉钉系统定位信息及门店照片。乐优孕婴店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均不认可。 庭审中，贝贝阁公司陈述：君乐宝每一听都有码，不光每一听底罐有码，内罐也有码。每一箱有箱码。所以贝贝阁公司发给客户时，每一个门店，都会把箱码割下来，也会写上每个门店老板的名字，也会手抄每一听的码及每个门店老板的名字。所以君乐宝发给贝贝阁公司邮件形式EXCEL表里对应的听码、箱码，贝贝阁公司就能找到对应的哪个门店窜货。 关于案涉“箱货单的编码是贝贝阁公司保存的，如何证明箱货单对应的货已经交付给对方？”的问题，贝贝阁公司陈述：销售单写不下，所以员工去签合同。贝贝阁公司一直是自己记录，记录好后才会出货。 另查明，贝贝阁公司举出的《母子乐园销售单》未载明箱货单的编码。 庭审中，贝贝阁公司举出：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等，拟证明：袁风不仅参与乐优孕婴店“乐畅”奶粉的经销，还参与了“舒适系列”的奶粉经销；2、微信的收款记录，拟证明：乐优孕婴店在经销“舒适成长”产品过程中，袁风和周莹都分别向贝贝阁公司支付过货款，进一步证明袁风和周莹认识并参与在乐优孕婴店的经营管理中担任骨干角色。 乐优孕婴店的质证意见为：不能证明相对方是袁风，不能证明袁风所支付的货款就是帮周莹支付的货款，袁风和贝贝阁公司之间的交易和周莹无关。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贝贝阁公司主张其与乐优孕婴店就“君乐宝乐畅”奶粉签订《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其向乐优孕婴店实际提供了“君乐宝乐畅”奶粉，且乐优孕婴店将其中的289听奶粉窜货到非授权销售区域。首先，贝贝阁公司举出的关于“君乐宝乐畅”奶粉的《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的买方签字为“袁风”，贝贝阁公司未能证明“袁风”与乐优孕婴店或与经营者周莹的关系，更未证明“袁风”能够代表乐优孕婴店签订合同；其次，贝贝阁公司陈述《母子乐园销售单》上的签收人系乐优孕婴店的员工，但贝贝阁公司未能予以证明，且贝贝阁公司举出的钉钉系统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送的系“君乐宝乐畅”产品，即不能证明乐优孕婴店收到了《母子乐园销售单》上载明的“君乐宝乐畅”产品；再次，根据证人莫某及贝贝阁公司的陈述，案涉“君乐宝乐畅”的货款全部由“袁风”向其支付，而非周莹；最后，贝贝阁公司陈述其系根据保存的箱码确认乐优孕婴店将其中的289听奶粉窜货到非授权销售区域，但《母子乐园销售单》未载明箱码，贝贝阁公司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窜货的289听“君乐宝乐畅”奶粉就是《母子乐园销售单》载明的奶粉，因此，对贝贝阁公司要求乐优孕婴店支付赔偿金131784元，及支付贝贝阁公司已承担的罚款124444元，并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贝贝阁公司提出的乐优孕婴店在经销“舒适成长”产品过程中，“袁风”和周莹都分别向贝贝阁公司支付过货款，可以证明袁风和周莹认识并参与乐优孕婴店的经营管理的主张，虽然贝贝阁公司举出了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但由于“袁风”的身份及微信相对方的身份均无法确定，故对贝贝阁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43元，减半收取计2,571.5元，由原告成都贝贝阁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演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喻兰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