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7民初5445号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南二环二段306号兴威华天大酒店九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6326758XX。法定代表人：张学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群峰，该公司员工。被告：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铝城大道88号附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59005689L。法定代表人：饶忠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军，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梦婕，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华龙大道4号8栋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339757027。法定代表人：刘祖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光林，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旭珍，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建福，男，汉族，1973年6月14日生，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军，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梦婕，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胜公司”)与被告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迪公司”）、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隆公司”）、周建福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2月20日、2019年4月30日，原告大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群峰，被告森迪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孙晓颖，被告渝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光林、袁旭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周建福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2019年10月9日，原告大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群峰，被告森迪公司、周建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军、魏梦婕，被告渝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光林、袁旭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工程价款10899213.99元、利息1706181.12元(利息计算至付清为止，暂计算至2018年2月8日)，合计12605395.11元；2、判令原告对涉案工程项目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大胜公司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利息按月息千分之7.225的标准从2015年12月7日起计算截止2018年2月8日，利息总金额为1706181.12元，该金额只是暂计金额，应计算至付清时止，要求被告森迪公司承担工程款及利息的支付责任，被告渝隆公司、被告周建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大胜公司陈述的事实及理由：2014年2月15日，原告大胜公司与被告森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大胜公司承接重庆市森迪安防产业园区森迪时代广场项目一期二组团施工。合同签订后，大胜公司进场施工。2014年12月12日，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签订《协议》，协商解除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12月7日，双方对已完工部分的工程款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总额为15899213.99元。森迪公司代大胜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等共计500万元，尚欠10899213.99元未支付。在施工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森迪公司系周建福的独资公司，周建福应当对森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森迪公司已将涉案项目整体转让给渝隆公司，渝隆公司在受让过程中并未通知大胜公司，故渝隆公司应当在工程价款范围内与被告森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森迪公司辩称，首先，森迪公司在结算后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大胜公司主张的欠付工程款金额与事实不符，且森迪公司因大胜公司原因未支付工程款，故不应向大胜公司支付工程款利息；其次，大胜公司主张的工程款优先权已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不应得到支持；第三，森迪公司与渝隆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渝隆公司与大胜公司无任何关系，不应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最后，周建福于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14日期间系森迪公司的唯一股东，该期间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期间不一致，且周建福的资产独立于森迪公司，故周建福不应对森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渝隆公司辩称，渝隆公司并非涉案工程的当事人，未涉及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不是适格被告。森迪公司已将涉案工程转让给渝隆公司，涉案工程土地使用权已办理在渝隆公司名下，且涉案工程尚未完工，故大胜公司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周建福辩称，其担任森迪公司一人股东期间与森迪公司财产独立，未发生混同，故不应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5日，大胜公司(承包人)与森迪公司（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森迪公司将“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园区森迪时代广场建设项目一期二组团工程”发包给大胜公司施工；计划开工时间为2014年2月30日，计划竣工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2014年12月12日，大胜公司(乙方)与森迪公司（甲方）签订《协议》，双方就解除“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园区森迪时代广场建设项目一期二组团工程”施工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并约定：互不追究工期违约责任；甲方协助乙方收集完善相应签证结算资料，乙方尽快完善结算资料报甲方审核确认，确保在2015年1月15日前完成审核确认；双方对于已完成工程的价款另行签订协议，确定款项具体支付时间；乙方应于工程款支付协议达成后，向甲方交付已完工程的相应资料，确保甲方后续工程建设的顺利复工；对于因该工程合同终止导致的乙方须承担的违约责任（包括劳务、材料、机械等），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2015年12月7日，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签订《森迪时代广场2#、3#、20#楼工程结算报告》，确认大胜公司已完成工程范围结算总金额为15899213.99元。2015年12月7日，森迪公司(甲方)与渝隆公司（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涉案工程项目转让给乙方，转让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全部车库、在建建筑等；转让总价款134624364元；甲方的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款、材料款、借款、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及税费、在建建筑的水电气费等）不在转让资产内，由甲方自行处理。2016年4月9日，大胜公司通过EMS特快专递向森迪公司发送《关于及时支付工程款及处理善后事宜的函》，该函件载明：“关于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14年2月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重庆市森迪时代广场一期二组团2#、3#、20#楼工程项目施工履行事宜……其工程价款总额为15899213.99元……近期，获悉贵司已将森迪时代广场项目整体转让给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故致函通知贵单位履行工程款付款义务及协商处理该项目损失等善后事宜；我公司在此保留处置项目工程用以清偿欠款的权利。”该函件于2016年4月9日通过EMS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森迪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签收。2016年5月2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5民终24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大胜公司与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8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由大胜公司将其承包的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园区森迪时代广场建设项目二组团土建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黄小彬、张世福作为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述合同中签名。2017年2月17日，森迪公司向大胜公司发送《关于对森迪时代广场项目限期清场的函》，该函件载明涉案项目已由重庆渝隆集团收购，因涉案项目场地内仍留有脚手架管、施工临设、施工材料等未撤出现场，森迪公司要求大胜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前清场完毕，否则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大胜公司承担。2017年2月21日，原告大胜公司向森迪公司发送《关于对森迪时代广场项目限期清场的回函》，载明：双方关于《协议》第6条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一直未达成有效合意；因森迪公司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导致大胜公司未能及时向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劳务工程款；投入到涉案项目中的模板、架管、塔吊均属于劳务班组所有；大胜公司已发函并电话通知劳务承包方限期清场，但因森迪公司未支付工程款，大胜公司已无力垫付清场费用，如因工程款未及时支付导致未能按期清场的损失，应由森迪公司承担。审理中，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就已付工程款金额存在争议，双方无争议的已付款为2014年9月23日《抵款说明》中载明的500万元及2016年1月27日森迪公司向被告渝隆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载明的水电班组劳务费269904.85元，合计5269904.85元。森迪公司认为在上述款项外还存在其他付款，为此，其举示了如下证据：1、《塔机租赁合同》、《塔机拆除协议》、《委托书》、《收据》、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森迪公司代大胜公司支付了塔吊租金50万元。《塔机租赁合同》显示合同签订主体是重庆海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黄小彬，签订时间为2014年1月5日，合同载明黄小彬租赁塔机2台用于森迪广场二期工程。《塔机拆除协议》显示系森迪公司与重庆海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协议载明由森迪公司代湖南大胜公司向重庆海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用于森迪时代广场项目的塔吊租金共计50万元，重庆海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责将塔吊拆除完毕。《委托书》系重庆海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向森迪公司出具，载明其委托孟胜领取用于森迪时代广场项目的塔吊租金50万元。《收据》载明重庆海胜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收到森迪公司支付的森迪广场塔吊租金50万元。2、《外架工程劳务作业承包合同》、《钢管扣件拆除协议》、《付款委托书》(2018年2月13日)、《收条》（2018年6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拟证明森迪公司代大胜公司向杨开胜支付了钢管扣件费用60万元。《外架工程劳务作业承包合同》显示系张世福、黄小彬与杨开胜于2014年1月3日签订，约定张世福、黄小彬将森迪时代广场二期2#、3#、20#楼的外架工程交由杨开胜施工。《钢管扣件拆除协议》显示系森迪公司与杨开胜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该协议约定森迪公司代湖南大胜集团及其劳务总承包人张世福、黄小彬支付外架工程承包人杨开胜在森迪时代广场项目二期中的工程余款；外架工程包干结算金额85万元，除前期已支付25万元外，需再支付工程尾款60万元；杨开胜将在涉案项目作业安装的全部钢管、扣件、顶托、大头管等所有物资运离施工现场后协议生效。《付款委托书》载明为解决森迪时代广场项目二期钢管、扣件等物资的拆除及运离工作，森迪公司委托渝隆公司向杨开胜支付工程款60万元。杨开胜于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收条》载明其收到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森迪时代广场二期项目2号楼、3号楼、20号楼工程外架租赁中的作业管架和扣件拆除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劳务费、租赁费及拆除等费用），共计850000元（含2014年9月12日支付的劳务费250000元）。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显示渝隆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5日和2018年7月16日向杨开胜各支付30万元，合计60万元。3、《付款委托书》(2018年6月25日)，拟证明被告森迪公司代原告大胜公司向杨开胜支付了钢管扣件拆除费用3万元。该《付款委托书》载明为解决森迪时代广场项目二期钢管、扣件等物资的拆除及运离工作，森迪公司委托渝隆公司向外架工程承包人杨开胜支付工程款3万元。针对被告森迪公司举示的上述三组证据，原告大胜公司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大胜公司签订或者出具，与大胜公司没有关联性，大胜公司认可上述塔吊及外架工程均包含在其与森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范围之内，但其已将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上述塔吊及外架工程的相应费用应由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承担，且森迪公司对外支付上述款项并未征得大胜公司及劳务分包方重庆原齐劳务有限公司的同意。被告渝隆公司认可被告森迪公司委托其对外支付外架工程劳务费60万元及外架工程款3万元，并举示其向杨开胜支付外架工程款共计63万元的转款凭证。大胜公司对该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应由其承担。审理中，原告大胜公司为证明被告森迪公司未按协议支付工程款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举示了湖南农村合作银行借款借据一份。该借款借据载明原告大胜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向湖南农村合作银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利率7.225‰，借款到期时间为2016年6月10日。大胜公司以该借据载明的利率7.225‰作为主张工程款利息的计算标准。被告森迪公司及渝隆公司认为该借款借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系因涉案工程产生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森迪公司为证明其与被告周建福的财产相互独立，向法庭举示了森迪公司2014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期间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森迪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大胜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森迪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周建福的个人财产。被告周建福为证明其与被告森迪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向法庭举示了由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于2019年9月27日出具的《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由森迪公司委托，审计结论为：森迪公司在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具有固定的经营场地、建立了较为健全的财务制度、配备了专门的财务部门及财务人员，以公司名义在银行开户、公司账户单独核算且较为清晰，未见公司财产与股东周建福个人财产混同的迹象，也未见个人股东周建福在此期间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该报告第2页第四条审计依据之一是森迪公司提供会计账簿等相关会计资料及原始经济票据。大胜公司认为上述审计并非由法院委托，系森迪公司单方委托，不能确定森迪公司是否提供了完整的评估资料，且评估的起止时间为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并非被告森迪公司的整个运营期间，故该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周建福与森迪公司之间的财产独立。另查明，被告森迪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9日，发起人为周建福、徐忠林、罗旭东。2014年6月23日，森迪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徐忠林将其占公司30%的股权、罗旭东将其占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周建福，森迪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9月9日，被告森迪公司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6年11月25日，森迪公司作出股东会决定，同意周建福将其拥有的1%的公司股权转让给饶忠德，并将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2月14日，森迪公司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8月25日，森迪公司作出股东会决定，同意周建福将其拥有的99%的公司股权转让给饶忠德。森迪公司现系饶忠德担任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又查明，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白彭路15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原登记权利人为森迪公司，现登记权利人为渝隆公司。审理中，原告大胜公司陈述，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在签订解除协议以及办理工程款结算时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但双方就工程款的支付一直在进行沟通协调，大胜公司认为应当以森迪公司不同意支付工程款即大胜公司起诉之日作为优先受偿权起算时间；解除协议中并未对后续拆除费用的承担进行约定，塔吊及管架的拆除非大胜公司的义务；被告渝隆公司在受让涉案工程的过程中未通知大胜公司，渝隆公司与森迪公司之间的转让行为侵犯了大胜公司的权利，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周建福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森迪公司的财产，应当对森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森迪公司陈述，大胜公司与被告森迪公司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大胜公司违约所致，故森迪公司不应承担利息损失；解除协议中约定大胜公司负有保证后续工程复工的义务，故后续拆除费用应当由大胜公司承担；塔吊租金50万元、外架工程款60万元及外架工程拆除费用3万元均已支付完毕，上述费用应由大胜公司承担；解除协议约定大胜公司应尽快完成结算资料并报森迪公司审核，确保在2015年1月15日前完成审核确认，因大胜公司未按约完善结算资料，相应后果应由大胜公司承担，故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应从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开始，森迪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收到大胜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的函件，且该函件中原告大胜公司并未主张优先受偿权，故大胜公司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已过除斥期间；涉案工程已经转让给渝隆公司，渝隆公司已支付转让款133331781.57元。被告渝隆公司陈述，渝隆公司已向森迪公司支付了涉案工程项目转让款133331781.57元，尚欠1292582元；涉案工程的权属已经通过合法形式变更在被告渝隆公司名下，大胜公司已无权对涉案工程主张优先受偿权。原、被告一致确认涉案工程于2014年8月停工后未复工，仍处于停工时的状态。上述事实，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森迪时代广场2#、3#、20#楼工程结算报告》、《资产转让协议》、《关于及时支付工程款及处理善后事宜的函》、(2016)渝05民终2465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对森迪时代广场项目限期清场的函》、《关于对森迪时代广场项目限期清场的回函》、《抵款说明》、《付款委托书》、《塔机租赁合同》、《塔机拆除协议》、《委托书》、《收据》、账户交易明细、《外架工程劳务作业承包合同》、《钢管扣件拆除协议》、《收条》、银行进账单、借款借据、资产负债表、工商档案资料、不动产权证、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原告大胜公司与被告森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由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且双方就已完成工程的价款办理了结算，被告森迪公司未对工程质量提出异议，其应当按照双方的结算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对于结算总金额15899213.99元及已付款金额5269904.85元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森迪公司提出的代原告大胜公司支付的50万元塔吊租金、60万元外架工程款及3万元拆除费用的问题，本院作如下评述：关于塔吊租金和外架工程款。首先，原告大胜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其有权将劳务部分对外分包。《塔机租赁合同》及《外架工程劳务作业承包合同》系涉案工程劳务分包方对外签订的合同，塔机及外架工程的使用人系劳务分包方，其实质是劳务分包方提供劳务作业的成本投入，因此，塔吊租金及外架工程款应当由劳务分包方进行结算并直接对外支付。大胜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方，其仅需按照与劳务分包方的合同约定支付劳务费用，而并非上述塔吊租金及外架工程款的直接支付主体。其次，森迪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支付上述塔吊租金及外架工程款经过大胜公司的授权或者同意，上述塔吊租金、外架工程款不能认定为代原告大胜公司支付；再次，森迪公司与塔吊的出租方及外架工程的承包方签订拆除协议并支付塔吊租金和外架工程款的行为应受多个法律关系约束，既包括塔吊出租方、外架工程承包方与劳务分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包括劳务分包方与总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森迪公司突破多层法律关系要求大胜公司承担上述塔吊租金及外架工程款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对被告森迪公司主张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塔吊租金及外架工程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管架拆除费用。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在解除协议中并未明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的责任方，亦未对合同解除后的后续拆除费用进行约定。解除协议中关于大胜公司向森迪公司交付已完工程的相应资料以确保后续工程建设顺利复工的约定，并不能证明后续拆除费用应当由大胜公司承担，故该3万元管架拆除费用不应在森迪公司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管架拆除的直接义务主体为劳务分包方，拆除费用的承担应由原告大胜公司与劳务分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综上，被告森迪公司的应付工程款为10629309.14元(15899213.99元－5269904.85元)。关于欠付工程款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关于应付款时间的问题，因双方在解除协议中以及结算时均未明确应付款时间，考虑涉案工程系未完工工程，本院认定工程款应付之日为双方办理工程款结算之日，即2015年12月7日。关于利息计算基数的问题，讼争工程的结算总价款为15899213.99元，大胜公司与森迪公司均认可2014年9月23日《抵款说明》中载明的500万元及2016年1月27日《付款委托书》载明的水电班组劳务费269904.85元属于已付款，故2015年12月7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间应当以10899213.99元为本金计算利息，2016年1月27日至工程款付清之日应当以10629309.14元为本金计算利息。关于利息计算标准的问题，大胜公司主张以其向银行借款的利率标准即月息千分之7.225计算利息损失，但其举示的银行借款借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系因被告逾期支付工程款产生的实际损失。本院分别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的标准。故被告森迪公司应以欠付工程款10899213.99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大胜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欠付工程款10629309.14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大胜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以欠付工程款10629309.14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大胜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损失。关于被告渝隆公司是否承担工程款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因被告渝隆公司并非原告大胜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与大胜公司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即便被告森迪公司已将涉案工程项目转让给被告渝隆公司，但该转让行为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并不导致工程款支付主体的变化。且渝隆公司已将大部分项目转让款支付完毕，原告陈述渝隆公司与森迪公司共同侵权无证据证明，故原告要求被告渝隆公司承担工程款连带支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周建福是否承担工程款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为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监督制约，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防止一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淆，进而以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为由规避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周建福于2014年9月9日至2016年12月14日期间系被告森迪公司的唯一股东，涉案工程的施工合同解除和结算时间均发生在周建福担任被告森迪公司的唯一股东期间，依照上述规定，森迪公司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被告周建福举示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不能证明森迪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首先，该报告系被告森迪公司单方委托，原告大胜公司对该报告的结论也不予认可；其次，该审计报告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形成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而非在2014年至2016年的每一会计年度所进行的审计，违反了法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制度的特别规定；最后，据以作出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原始财务凭证未作为该报告附件并经庭审质证。综上，周建福举示的专项审计报告不能达到其主张森迪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不予采信。此外，森迪公司举示的资产负债表及财务管理制度系其单方制作，也未体现出其公司财产独立于周建福的个人财产，达不到森迪公司的证明目的。一人公司的股东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是基于股东身份，但在民事责任确定的情况下，该责任依附于债务而存在，在债务未消灭或者债权人未明确放弃的情况下，即便该股东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剥离股东身份，也不应影响其连带责任的承担。综上，虽然被告周建福现在已经并非被告森迪公司的股东，但因案涉工程款债务产生于其担任一人公司股东期间，且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故仍应与被告森迪公司就案涉工程款及利息损失担连带责任。关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原、被告的主要争议有两点，一是涉案工程已转让给被告渝隆公司的情况下大胜公司是否还对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是大胜公司是否在法定期间内行使了优先受偿权，对此，本院作如下评述：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系建设工程承包人享有的法定优先权，该优先权具有担保物权的性质，具有一定的追及效力，其功能是担保工程款的优先支付，因此该权利依附于所担保的工程而存在，与建筑工程不可分离，即便被担保的工程发生转让，也不影响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本案中，虽然被告森迪公司将案涉在建工程项目转让给了被告渝隆公司，但该转让行为不能对抗原告大胜公司依法对案涉在建工程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应当在法定期间内以合法方式行使，否则优先受偿权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该期间为除斥期间，即承包人未在上述法律规定期间内行使优先受偿权，则优先受偿权丧失。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方式问题，法律设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承包人尽快行使权利，维护交易安全，防止对建筑工程的处置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以保障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承包人与发包人若不能对建筑工程协议折价，其必须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发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本案中，被告森迪公司应付工程款的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而原告大胜公司未在6个月期限内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主张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其优先受偿权消灭。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10629309.14元；二、被告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欠付工程款10899213.99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欠付工程款10629309.14元为基数，分别从2016年1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三、被告周建福对上述第一、二项中的工程款及利息向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992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4921元，由原告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被告重庆森迪安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周建福承担999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杨正文人民陪审员  王明华人民陪审员  周秀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杨 扬书 记 员  谭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