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91行初474号 原告唐世柯，男，198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代理人李俊兰，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交子北二路。 法定代表人王翼刚，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琪，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秀艳，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原告唐世柯不服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被告市交通运输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唐世柯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俊兰，被告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王宏，被告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琪、吴秀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14日，被告市交通运输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主要内容如下：2017年12月16日挡获原告驾驶川Ａ×××××（仿）出租汽车营运；通过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移交的询问材料得知，原告于2017年11月左右在“58同城”看到招聘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信息，通过联系“海哥”并向其交一万二千元定金，原告驾驶川Ａ×××××（仿）出租汽车每天晚上7点至次日早上7点营运，驾车期间每天至少向“海哥”交100元，执法人员在成都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未查询到川Ａ×××××车牌号的出租汽车信息，上述行为违反了《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50000元，没收川Ａ×××××仿冒车，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行政处罚。 原告唐世柯诉称，2017年12月16日22时50分，其驾驶号牌为川Ａ×××××的绿色捷达牌小型轿车沿清江东路由西向东行驶，行至门前路段时，被“成都市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联合整治工作组民警挡下检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以下简称交管四分局）认定原告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当日，被告在未提供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将车辆开走，并扣押至今。2017年12月17日，交管四分局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公交［四］公交决字［2017］第5101042401418419号），对原告处以2050元罚款，作出《收缴物品清单》（成交公［四］缴字［2017］66314号），收缴原告的汽车牌照。同日，成都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公［四］行罚决字［2017］66417号），对原告作出十五日拘留的行政处罚。2019年5月14日，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及时处理，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在未向原告出具书面通知的情况下扣押车辆，属程序违法。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不应在交管四分局已对原告处以罚款的情况下再次罚款，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唐世柯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 被告市交通运输局辩称，其作为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照《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查处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行为。2017年12月，被告与成都市公安局开展了“成都市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联合整治工作。2017年12月16日，查获原告驾驶川Ａ×××××号车辆涉嫌违法营运。后因查实原告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交管四分局、成都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予以罚款和拘留。2019年3月19日，交管四分局将该案卷宗移交被告。经核实卷宗和初步调查，原告涉嫌在该次运输中利用川Ａ×××××仿冒出租汽车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涉嫌违反《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第（三）项。2019年4月1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100149号），告知拟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2019年4月29日，被告依法举行了听证，原告不能提供证据推翻案涉违法事实。经案审会审定，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原告主张被告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系对法律的误读，交管四分局因原告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被告因原告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从事非法营运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原告违反的法律规定不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权限，依法分别予以处罚并无不妥，且案涉行政处罚未超过两年的处罚时限和追诉时效。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交通运输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合法性的以下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证据材料：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以上证据为被告的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证明被告主体资格，适用依据正确。 第二组证据材料：《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和《仿冒出租汽车现场登记保存清单（表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和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关于开展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专项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成交发［2017］132号）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的《询问笔录》，交管四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的《询问笔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现场检查笔录》、《唐世柯现场指认照片》、《违法嫌疑人唐世柯指认照片》、《川Ａ×××××车辆识别代号照片》和两份《到案经过》，交管四分局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公交［四］公交决字［2017］第5101042401418419号），成都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公［四］行罚决字［2017］66417号），《受案登记表》（成交公［四］受案字［2017］66582号）和交管四分局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5101043000492321），《四川省成都市拘留所执行回执》（成拘收字［2017］21049号）、《扣留车辆登记表》、《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两份《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以及交管四分局出具的《唐世柯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案件材料移交清单》。以上证据为被告的事实证据，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接收交管四分局移交的材料，经调查核实，原告存在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违法行为；交管四分局和成都市公安局直属分局针对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的罚款和拘留，不同于被告针对原告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营运的违法行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未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第三组证据材料：《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100149号）及《文书送达回证》，《听证通知书》（成交执听通[2019]003号）及《文书送达回证》，《交通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及《文书送达回证》、EMS快递单和快递查询单，《催告书》（案号：成交执催[2019]10100149号）及EMS快递单、快递查询单。以上证据为被告的程序证据，证明被告充分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适当。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认可被告的主体资格；2.对案涉行政处罚程序无异议；不认可《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和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关于开展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专项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成交发［2017］132号）、两份《询问笔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现场检查笔录》、《唐世柯现场指认照片》、《违法嫌疑人唐世柯指认照片》、《川Ａ×××××车辆识别代号照片》和两份《到案经过》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公交［四］公交决字［2017］第51010424014184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公［四］行罚决字［2017］66417号）、《受案登记表》（成交公［四］受案字［2017］6658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5101043000492321）、《四川省成都市拘留所执行回执》（成拘收字［2017］21049号）、《扣留车辆登记表》、《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和两份《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主张其经交管四分局移交案卷才知晓案涉违法行为的说法不成立，《唐世柯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案件材料移交清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认可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4.被告处罚过重。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证明成都市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联合整治工作组执法人员于2017年12月16日在对原告及其驾驶的川Ａ×××××号车辆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以及现场检查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仿冒出租汽车现场登记保存清单（表一）》、《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5101043000492321）和《扣留车辆登记表》，证明2017年12月16日交管四分局对原告涉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采取了扣留川Ａ×××××号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车辆存放于成都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一大队停车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和《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原告的信息，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关于开展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专项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成交发［2017］132号），证明被告和成都市公安局决定自2017年12月1日起在成都市五城区范围内联合开展2个月的仿冒出租汽车专项整治行动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的《询问笔录》，与交管四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于2017年12月初开始从事川Ａ×××××号出租汽车驾驶工作，2017年12月16日晚原告因驾驶川Ａ×××××号仿冒出租汽车在蜀都大道十二桥路被挡获，车辆识别代号为Ｌ×5，2017年11月左右原告在“58同城”看到招聘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信息，通过联系“海哥”并向其交一万二千元定金后，原告每天晚上7点至次日早上7点驾驶川Ａ×××××号车辆，驾车期间每天至少向“海哥”交100元，原告不是出租汽车公司聘用的驾驶员，无出租汽车服务资格证等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现场检查笔录》，证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于2017年12月16日对原告及其驾驶的川Ａ×××××号车辆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以及现场检查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唐世柯现场指认照片》、《违法嫌疑人唐世柯指认照片》、《川Ａ×××××车辆识别代号照片》，证明原告指认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两份《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12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挡获原告驾驶川Ａ×××××号车辆，扣留川Ａ×××××号车辆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受案登记表》（成交公［四］受案字［2017］6658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公交［四］公交决字［2017］第5101042401418419号），证明交管四分局对于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2050元罚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公［四］行罚决字［2017］66417号），证明成都市公安局直属分局针对原告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决定给予十五日拘留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两份《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车辆识别代号为“Ｌ×5”的机动车信息为灰色捷达，使用性质为“出租转非”，号牌号码为“川Ａ×××××”，而号牌号码为“川Ａ×××××”的机动车信息为白色捷达，车辆识别代号为“Ｌ×2”，使用性质为“出租转非”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唐世柯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案件材料移交清单》，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接收交管四分局移交的原告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案的材料，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100149号）及《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4月10日向原告送达该《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之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听证通知书》（成交执听通［2019］003号）及《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4月15日送达该《听证通知书》，告知原告定于2019年4月29日10时举行听证会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交通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笔录》，证明原告对其驾驶川Ａ×××××号车辆进行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调查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等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证明给予原告案涉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等，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系现行、合法、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可适用于本案。 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左右，原告在“58同城”看到招聘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信息，通过联系“海哥”并向其交一万二千元定金，原告每天晚上7点至次日早上7点驾驶川Ａ×××××号车辆营运，驾车期间每天至少向“海哥”交100元。2017年11月29日，被告和成都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开展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专项联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成交发［2017］132号），决定自2017年12月1日起在成都市五城区范围内联合开展2个月的仿冒出租汽车专项整治行动。2017年12月16日，成都市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联合整治工作组执法人员在对原告及其驾驶的川Ａ×××××号车辆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了《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亦对原告及其驾驶的川Ａ×××××号车辆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了《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现场检查笔录》。2017年12月16日，交管四分局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510104300049232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对原告涉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采取扣留川Ａ×××××号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车辆保存于成都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一大队停车场。2017年12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日，交管四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向原告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公交［四］公交决字［2017］第5101042401418419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于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2050元罚款。2017年12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公［四］行罚决字［2017］66417号），对于原告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十五日拘留的行政处罚。2019年3月19日，交管四分局将原告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案的材料移交被告。2019年4月4日，被告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100149号），告知原告拟对其于2017年12月16日使用川Ａ×××××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行为，作出罚款50000元，没收川Ａ×××××仿冒车，吊销原告从业资格证，终身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原告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2019年4月10日，被告将上述《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原告。2019年4月1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听证通知书》（成交执听通［2019］003号）。2019年4月29日10时，被告举行听证会议，并制作《交通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笔录》。2019年5月14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依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50000元，没收川Ａ×××××仿冒车，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依据《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成委发[2019]2号）的内容，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更名为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具有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根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工作，并直接负责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区（以下统称‘五城区’）行政区域和国际机场、机场高速公路范围内的客运出租汽车监督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作为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负责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客运出租汽车的监督管理，有权对违反《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驾驶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关于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被告于2019年4月4日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100149号），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于2017年12月16日使用川Ａ×××××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行为，作出罚款50000元，没收川Ａ×××××仿冒车，吊销原告从业资格证，终身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原告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并于2019年4月29日10时举行了听证会议，制作了《交通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笔录》，故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的程序适当。 关于被告认定原告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本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依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客运出租汽车实行政府特许经营制度。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的规定，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应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车辆应当符合相关要求。本案中，依据被告提交的《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两份《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以及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交管四分局民警询问原告后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58同城”看到招聘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信息，通过联系“海哥”并向其交一万二千元定金，原告每天晚上7点至次日早上7点驾驶川Ａ×××××号车辆营运；号牌号码为“川Ａ×××××”的机动车对应的信息为白色捷达，车辆识别代号是“Ｌ×2”，使用性质为“出租转非”，原告驾驶车辆的识别代号为“Ｌ×5”，对应的机动车信息为灰色捷达，号牌号码为“川Ａ×××××”，使用性质为“出租转非”，即原告驾驶的是仿冒客运出租汽车。同时，原告在被告举行的听证会上，对调查员关于其驾驶川Ａ×××××号车辆进行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调查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未实施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行为，故原告使用川Ａ×××××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违法事实成立。其次，依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或者超出核准的营运区域，利用汽车摆点候客、行驶揽客、运载乘客或者采取其他形式，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营运，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前款规定行为，情节严重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以及该条例第四十五条“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从业资格证：……（五）从事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为或者为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驾驶员被吊销从业资格证后，自吊销从业资格证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因下列原因之一被吊销从业资格证的，终身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三）前款第五项或者第六项规定情形”的规定，对于原告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违法行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决定给予原告罚款50000元，没收川Ａ×××××仿冒车，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再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使用川Ａ×××××号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行为于2017年12月16日被成都市五城区仿冒出租汽车联合整治工作组执法人员查获，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未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原告主张被告未及时处理，不属于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法定事由。同时，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与扣押案涉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后者是否合法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交管四分局于2017年12月16日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5101043000492321），扣留了川Ａ×××××号车辆，车辆保存于成都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一大队停车场，故原告认为被告扣押车辆违法，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应予撤销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系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只能课以一次行政处罚，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本案中，交管四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成公交[四]公交决字[2017]第5101042401418419号），对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罚款2,050元；被告依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对原告使用仿冒客运出租汽车营运的违法行为，罚款50,000元。从上述处罚内容来看，两次处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以及依据的法律规范并不相同，故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情形。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100149号）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世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世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燕 人民陪审员 杨 喆 人民陪审员 祝 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陶江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