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49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重庆曲线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121号1单元2-1号。 法定代表人：孙汐研，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坤，重庆市渝北区，系重庆曲线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冉华平，男，195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冉青苗，女，198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苏桥经济开发区苏桥（工业）园土榕东路10号。 法定代表人：郭保华，该公司负责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重庆上展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176号2幢1-25号。 法定代表人：冉启兴，该公司负责人。 一审被告：戴洪琼，女，196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一审被告：冉卫东，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再审申请人重庆曲线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曲线公司）、冉华平、冉青苗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轮胎公司）、重庆上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上展公司）、戴洪琼及一审被告冉卫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民终1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重庆曲线公司、冉华平、冉青苗申请再审称：一、桂林轮胎公司故意隐瞒申请人的信息，令申请人没有收到法院的电话和信息通知、传票，一审法院未经传唤就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为由缺席判决，申请人诉讼权利被剥夺，形成桂林轮胎公司单方诉讼观点的优势。二、原审法院避开客观事实、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判决遗漏。桂林轮胎公司在一审诉状及二审答辩状中自认将2015年12月31日前重庆上展公司拖欠桂林轮胎公司的货款4475544.68元，于2016年6月12日应重庆上展公司单方面出具并账函的要求并入重庆曲线公司统一结算，对此重庆曲线公司在二审上诉状中陈述这笔货款于己无关，重庆上展公司在二审中也承认这笔货款没有获得曲线公司的并账认可，愿与桂林轮胎公司另行清算。针对这一清楚的事实即本案关键的实质争议，原审法院却视而不见，避开客观事实不作任何评判，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遗漏。三、缺乏证据支撑、认定无效证据。1、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重庆上展公司与桂林轮胎公司发生轮胎经销业务，重庆上展公司拖欠桂林轮胎公司货款4475544.68元未在年底清偿，桂林轮胎公司即于2016年1月1日开始中断了与重庆上展公司的业务往来，转而与重庆曲线公司签订了编号GLLT-2016WX-重庆省001号《轮胎经销协议》。但桂林轮胎公司又不愿意放弃前两年与重庆上展公司共同建立的销售网络优势，从而促成了重庆曲线公司与重庆上展公司的合作，将重庆上展公司也纳入供货范围与重庆曲线公司组成联合购货主体，并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很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重庆上展公司与曲线公司共同承担与行使编号GLLT-2016WX-重庆省001号《轮胎经销协议》，双方对上述业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补充协议》并未涉及2015年12月31日前重庆上展公司拖欠桂林轮胎公司4475544.68元的货款，这笔货款仍然是桂林轮胎公司与重庆上展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重庆曲线公司构不成连带责任。2、重庆曲线公司和重庆上展公司组成的联合经销主体自2016年1月1日起向桂林轮胎公司购买轮胎，秉持的是《轮胎经销协议》第九条第2项“款到发货”的结算方式，并不涉及拖欠桂林轮胎公司货款的问题，但桂林轮胎公司与重庆上展公司恶意串通，密谋将2015年12月31日前上展公司拖欠桂林轮胎公司的货款4475544.68元转移给重庆曲线公司承担。其套路是：2016年6月12日，桂林轮胎公司应重庆上展公司单方面出具并账函要求，将重庆上展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拖欠的4475544.68元货款并入重庆曲线公司统一结算，首先在桂林轮胎公司的财务账目中形成了上展公司支付完毕，重庆曲线公司增加4475544.68元货款债务的虚假记账，重庆曲线公司对此毫不知情；2016年7月5日，桂林轮胎公司又要求重庆上展公司和重庆曲线公司共同出具了一份《并账函》，以并入预付款及销售奖励为名，目的是将重庆上展公司置身事外让重庆曲线公司与桂林轮胎公司统一办理结算，向非法转移4475544.68元货款债务给重庆曲线公司承担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2016年11月18日桂林轮胎公司又出具《往来对账函》，载明“自2016年10月31日为止桂林轮胎公司账面反映应收重庆曲线公司金额为4758474.41元”的虚假数据，重庆上展公司利用与曲线公司销售部门在一起办公的便利，加盖了重庆曲线公司的公章；但这一金额包含了重庆上展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拖欠的4475544.68元货款，与重庆曲线公司财务所记账款严重不符，故重庆曲线公司在之后的继续对账和结算中一直拒绝承认这份对账函载明的数据，并与桂林轮胎公司多次协商无果；桂林轮胎公司则抓住《往来对账函》盖了重庆曲线公司公章，就要求重庆曲线公司偿还重庆上展公司2015年12月31日以前拖欠桂林轮胎公司的货款4475544.68元，并扣留了重庆曲线公司的购货款1920199.73元，用于抵扣重庆上展公司的这笔货款；自2016年12月1日起桂林轮胎公司就单方面违约不再向重庆曲线公司发货，还恶意起诉向重庆曲线公司索要未抵扣完毕的余款2555344.95元。桂林轮胎公司与重庆上展公司合谋，釆用欺诈手段损害重庆曲线公司的利益，企图以《并账函》和《往来对账函》这一看似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条款，《往来对账函》及2016年6月12日重庆上展公司单方面出具给桂林轮胎公司的并账函应视为无效。3、2016年11月18日的《往来对账函》是对账程序正在进行中的一份过程文件，还没有达到产生法律效力的时刻。《轮胎经销协议》第十二条第5款有明确约定：“双方账目核对采用纸质对账单形式，盖财务专用章的文件为有效依据”，由于对账的双方均还没有盖财务专用章最终确认对账的金额数据，故《往来对账函》不是有效的依据；根据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法院应尊重实体之间的自主约定，认定《往来对账函》无效。4、轮胎公司出具的《往来对账函》载入的金额与事实不符，将应由重庆上展公司承担的货款债务4475544.68元，有意地计入在重庆曲线公司的名下，欺诈的行为和用意非常明显。重庆曲线公司和重庆上展公司组成的联合经销主体自2016年1月1日起累计付款1400多万元购买轮胎公司的轮胎，每次交易都有付款、发票、出货等凭证，对账是对前期实际发生的多笔交易进行的一次合计，需要实际发生的交易清单组成和凭证作为辅助证据支撑，并不是移花接木擅自转移债务、骗取公司印章加盖就成为事实。但原审法院偏袒不公，没有查证前期实际发生的交易凭证，缺乏证据支撑，以无效且具有欺诈行为的《往来对账函》作为依据，错误地认定《往来对账函》所载金额全部为重庆曲线公司欠轮胎公司的货款。四、认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担保协议》中的担保人是为重庆曲线公司在履行《轮胎经销协议》时产生的债务对轮胎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约定延伸担保的范围有“双方”签署的与《轮胎经销协议》有关的补充协议、及“双方”协议变更主协议的内容等，前置条件均限于“双方”即桂林轮胎公司与重庆曲线公司之间，不涉及无关的第三方。而本案中的《补充协议》是在《担保协议》之后，有第三方即重庆上展公司参与签订的三方《补充协议》，与《担保协议》所约定的“补充协议”内涵不存在关联。原审法院避开了前置条件“双方”的概念，断章取义，认定有重庆上展公司参与签订的三方《补充协议》在担保范围内，殃及担保人为后来加入的无关的上展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争议是重庆上展公司拖欠桂林轮胎公司4475544.68元货款不应该转移给重庆曲线公司承担，依照《担保法》第二十三条“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由于这笔货款债务的转移没有取得担保人和重庆曲线公司的书面同意，故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扭曲事实，曲解法律关系，枉法裁判。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申请人缺席判决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依法采用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方式并无不妥，一审法院判决出具后，重庆曲线公司、重庆上展公司委托冉华平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二审上诉案件的审理，由于没有办理推荐手续被二审法院按撤回上诉处理，而冉华平既是一审的被告，又是二审的上诉人，重庆曲线公司、重庆上展公司也曾委托其参与诉讼，说明重庆曲线公司、重庆上展公司应当知晓本案诉讼情况，但均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缺席判决正确。二、重庆曲线公司是否拖欠桂林轮胎公司货款及拖欠货款金额如何确定。经查，2016年11月，桂林轮胎公司向重庆曲线公司发出《往来对账函》，《对账函》中明确截止2016年10月31日，重庆曲线公司拖欠桂林轮胎公司货款金额为4758474.41元。重庆曲线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加盖公章确认欠款金额。重庆曲线公司在二审审理阶段提供其2017年7月16日出具的《关于退款函的答复函》。在该答复函中，重庆曲线公司否认拖欠桂林轮胎公司货款，但该答复函并未得到桂林轮胎公司签章确认。重庆曲线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的货款超过桂林轮胎公司供货的货款，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双方当事人均签章认可的对账函中所记载的重庆曲线公司截止2016年11月18日拖欠货款4758474.41元予以确认。根据桂林轮胎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于对账后继续向重庆曲线公司供应价值1009436元的货物，重庆曲线公司向其支付货款3070000元，扣减质量不合格货物价值142565.46元，重庆曲线公司拖欠货款的金额为2555344.95元。重庆曲线公司主张桂林轮胎公司与重庆上展公司恶意串通、私盖其公章将所欠货款非法转移给重庆曲线公司因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且重庆曲线公司和重庆上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冉启兴，其所属两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私盖公章非法转移货款的说法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三、关于担保人对货款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经查，2016年7月5日，重庆曲线公司、重庆上展公司、桂林轮胎公司、冉卫平签订《并账函》。《并账函》第二条约定：从2016年1月1日起，重庆曲线公司与重庆上展公司共同履行重庆曲线公司与桂林轮胎公司签订的轮胎经销协议并且重庆上展公司与重庆曲线公司对上述业务向桂林轮胎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重庆上展公司、重庆曲线公司、冉卫东均在并账函签章予以确认。桂林轮胎公司、重庆上展公司、重庆曲线公司、冉卫东签订编号GLLT-2016WX-重庆省001号补充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并账函》的内容再次予以确认。因此，重庆上展公司就《轮胎经销协议》项下债务与重庆曲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明确。冉华平、冉青苗、戴洪琼与桂林轮胎公司、重庆曲线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担保协议》第三条约定：担保人需对桂林轮胎公司、重庆曲线公司签订的《轮胎经销协议》及《轮胎经销协议》有关的补充协议承担担保责任。第四条约定：主协议双方协议变更主协议的内容，除增加授信额度外，无需征得甲方同意，但无论何种情形，甲方至少仍在变更后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第六条约定：担保人担保的范围为全额担保，包括主债权、主债权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桂林轮胎公司、重庆上展公司、重庆曲线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主协议的合同主体、责任方式、担保主体的变更。依据《担保协议》第三条，应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并且根据《担保协议》第四条约定，担保人已授权主协议的当事人无论对主协议做何变更，担保人均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冉华平、冉青苗、戴洪琼应对GLLT-2016WX-重庆省001号《轮胎经销协议》及补充协议等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冉卫东作为《补充协议》的担保方在该协议上签字，也应对主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其不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但因桂林轮胎公司对此并未提出上诉，原审尊重其对实体权利的处分。综上，重庆曲线公司、冉青苗、冉华平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重庆曲线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冉青苗、冉华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孙宝林 审 判 员 韦荣龙 审 判 员 农海雄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芝林 书 记 员 谢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