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原告：王秀群，女，汉族，1969年1月22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帆，湖北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张家湾特1号。法定代表人：陶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峰，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CHINAAGRI-PRODUCTSEXCHANGELIMITED）。住所地：百慕大汉密尔顿HM11区教堂街2号克莱伦登（CLARENDONHOUSE,2CHURCHSTREET,HAMILTONHM11,BERMUDA）。代表人：陈振康（CHANCHUNHONG,THOMAS），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长征村张家湾特一号。法定代表人：张志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秀群、原告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九公司）诉被告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CHINAAGRI-PRODUCTSEXCHANGELIMITED，以下简称农产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案外人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沙洲公司）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原系农产品公司起诉王秀群、天九公司及第三人白沙洲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立案，王秀群、天九公司在答辩期限内以农产品公司为被告提起反诉，农产品公司在对反诉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之二民事裁定，驳回农产品公司对本案反诉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因本案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另案尚未审结，经各方当事人书面申请，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之三民事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另案审结后，本案诉讼恢复。2019年4月10日，农产品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之七民事裁定，准许农产品公司撤诉，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继续审理反诉。本案原由审判员郭载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余俊、审判员胡正伟组成合议庭，因工作调动，审判长变更为审判员刘建新，后又变更为审判员苏江。本院先后于2016年8月11日召开庭前会议，2019年4月11日、2019年11月25日组织质证，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秀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帆、梁明，原告天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峰、梁明，被告农产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第三人白沙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王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秀群、天九公司起诉请求：1.确认王秀群、天九公司与农产品公司之间的《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7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和《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3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已于2007年12月5日失效；2.由农产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王秀群、天九公司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农产品公司返还所持白沙洲公司90%的股权给王秀群、天九公司（其中王秀群70%，天九公司20%）作为第二项诉讼请求，原第二项诉讼请求列为第三项。主要事实和理由：（一）王秀群、天九公司订立《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7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以下简称《70%股权买卖协议》）和《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3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以下简称《30%股权买卖协议》）（两协议以下统称《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合同目的是通过将白沙洲公司的资产装入农产品公司，以“借壳上市”的形式实现反向收购，王秀群成为农产品公司的控股股东后，可以通过对农产品公司的控制，仍然事实上掌控白沙洲公司。（二）《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先决条件在规定时间内未满足，从2007年12月5日起因解除条件成就不再有任何效力。协议签订后，农产品公司的执行董事杨宗霖指示白沙洲公司员工制作虚假的《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0.89亿股权转让协议》）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报批，并于2007年11月26日获商务部批复。2007年11月27日，白沙洲公司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007年12月10日，白沙洲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基于已使用《0.89亿股权转让协议》取得批准，且双方“反向收购”、“借壳上市”总体交易的前半部分（即将白沙洲公司装入农产品公司）已经实现，因此，《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不存在报批的可能及需求。2010年12月，王秀群、天九公司以农产品公司为被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于2014年12月31日终审判决《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7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的补充协议五》（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五》）约定远期终止日指“2007年12月5日”。《30%股权买卖协议》亦有相同约定。商务部批准的依据是已被生效判决判定无效的《0.89亿股权转让协议》，《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迄今从未进行申报、没有取得商务部的批准，因此，协议中所规定关于商务部批准的先决条件未能满足，并且达到了协议约定的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失效条件。《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经失效且不再有任何效力。（三）《0.89亿股权转让协议》及《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经“失效”，基于法定的“双方返还”原则，农产品公司应当返还所取得的王秀群、天九公司90%股权及相对应的经营管理权，在该请求得到裁判认可时，王秀群、天九公司同时返还从农产品公司处取得的全部现金、股权证书及远期承兑票据。（四）农产品公司依据《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分别提起诉讼，共向王秀群、天九公司索赔近24.5亿港币。农产品公司没有向内地投资，反而可以凭空获取价值超过十几亿的内地资产，还可以攫取超过十亿港币。任何商业活动、交易，均应遵守“诚实信用”、“公平合理”及“等价有偿”的原则，《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某些条款和农产品公司的行为都背离了这一原则。农产品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当时违反约定，利用优势地位及在协议中设计的“虚假意思”条款，以期达到侵吞他人财产的目的，这种明显违背诚实信用、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行为，不应也不会得到支持。农产品公司主要答辩意见：（一）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案涉白沙洲公司股权转让交易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对此形成了《70%股权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30%股权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且予以签署，故《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系依法成立的合同。2.就案涉股权转让交易，商务部已作出商资批〔2007〕1978号《商务部关于同意外资并购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和商外资审字[2007]044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下简称《批准证书》）予以审批同意。案涉股权已于2007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农产品公司也根据《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约定向王秀群、天九公司支付了相应价款。因此，案涉股权交易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早已履行完毕，交易真实、有效。3.白沙洲公司在就案涉股权转让交易进行报批时提交的是一系列文件，《0.89亿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其中之一。商务部是在全面审查报批材料的基础上，对案涉整体交易行为依法审查并作出《批复》和《批准证书》，包括对案涉交易所涉的公司股东变更为外国投资者、股权变动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公司性质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合资公司章程和合资合同等相关事项作出审批。作为报批文件之一的《0.89亿股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不必然影响商务部作出的《批复》和《批准证书》的效力，亦不能用以否认案涉交易行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4.无论是商务部作出的商资函〔2016〕227号《商务部关于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有关申请事项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二中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在（2016）京02行初380号行政判决及（2017）京行终3459号行政判决中，均明确肯定《0.89亿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能影响案涉股权转让交易的效力。尽管《0.89亿股权转让协议》被最高院判决确认无效，但案涉股权转让交易仍真实、有效。（二）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北京高院在维持案涉行政审批过程中均知悉《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存在，在对该协议进行审查的基础上，作出确认案涉股权转让交易真实、有效的认定。武汉市商务局已于2019年4月1日作出武商务外企备[2019]5号《武汉市外商投资企业非实质性变更备案表》，同意对《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及商务部《处理决定》、相关判决书等予以归档备案。《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在合同生效问题上不具有瑕疵。（三）王秀群、天九公司请求确认《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效力应归于消灭，其主张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角度、合同失效角度或合同解除角度均于法无据。《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基本履行完毕，不存在效力归于消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补充协议五》中约定的“远期终止日”未办理商务部审批的“失效”条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无约束力。王秀群、天九公司无权根据不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约定主张《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经“失效”。2.王秀群、天九公司关于合同“失效条件”及《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失效”的相关主张，均非《合同法》规定的概念，相关“失效条件”也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消灭条件的要求。即使合同“失效条件”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消灭条件，但该等条件系在王秀群、天九公司的不正当促使下成就，应视为条件不成就，《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不应因此失效。3.王秀群、天九公司无权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式主张《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效力应归于消灭。《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并非各方所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即使认为该“失效条件”属于《合同法》规定的约定解除权，王秀群、天九公司也从未行使过该解除权，因已过合理期间，其现已无权要求行使该解除权。4.《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是各方就案涉股权转让交易所真实履行的交易合同，相关另案判决亦对此予以认定。该协议现已基本履行完毕，案涉收购交易已获商务部审批通过，白沙洲公司的相关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农产品公司名下，农产品公司已依约向王秀群、天九公司支付了巨额股权转让款，协议已不存在效力归于消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四）即使《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效力存在瑕疵或争议，无论从合同无效、失效还是合同解除角度，均不应必然发生王秀群、天九公司主张的返还股权效果。如要求农产品公司向王秀群、天九公司返还股权，不利于白沙洲公司的稳定发展，并有损当地社会公共利益。（五）王秀群、天九公司主张的所谓“借壳上市”的交易安排、其系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署相关协议、农产品公司强占白沙洲公司等其他事实，均无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且与本案无关。白沙洲公司述称，同意农产品公司的全部答辩意见。王秀群、天九公司提出《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失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综合农产品公司取得白沙洲公司股权的时间、对白沙洲公司的投入及当地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案涉股权也不应予以返还。恳请综合考虑《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情况、商务部及相关人民法院的审查情况、白沙洲公司目前的实际状况及当地社会公共利益情况，依法驳回王秀群、天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王秀群、天九公司、农产品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详见本判决书所附证据目录清单），白沙洲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王秀群提交的证据：证据1、证据2与农产品公司证据2、证据3相同，证据6与农产品公司证据6、7相同，证据7与农产品公司证据10相同，证据8与农产品公司证据8相同，虽然证明目的不同，但王秀群、农产品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予以采信，能否实现当事人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及事实综合认定。证据3-5、证据11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周俊、罗洪、朱洲均未出庭。2019年11月26日庭审过程中，证人杨宗霖（IEONGCHONGLAM，男，1968年5月10日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1545508（2））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及合议庭的询问，其证言主要内容：（1）其2007年任农产品公司董事，2010年被辞退，经朋友介绍认识王秀群，帮王秀群做借壳上市，因香港联交所对借壳上市的规定，所以只能通过反向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目的；（2）农产品公司与王秀群就股权转让仅签署了《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协议约定适用香港法律，协议实际没有履行，农产品公司账目上没有11.56亿元港币；（3）为规避香港联交所的规定，关于反向收购的安排，双方没有签署协议。杨宗霖（IEONGCHONGLAM）证言中与证据1《70%股权买卖协议》相关内容、证据7最高院（2014）民四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最高院第3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案涉《0.89亿股权转让协议》系为报批而制作等相关内容一致的部分，予以采信；周俊、罗洪、朱洲书面证言中与上述证据及杨宗霖证词相一致的部分，予以采信。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及事实综合认定。证据10、证据12、证据14-1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13两张图片来源不明且无原件，不予采信。证据19视为王秀群的陈述，农产品公司、白沙洲公司不认可该证据，加之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20农产品公司虽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经核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2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22-2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于原告天九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3与农产品公司证据3相同，虽然证明目的不同，但农产品公司、白沙洲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予以采信，能否实现当事人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及事实综合认定。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视为天九公司的陈述，农产品公司、白沙洲公司不认可该证据，加之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6-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18中武汉创泰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创捷投资有限公司现用名称，以下简称创泰公司）企业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法律意见书》及证据19、证据21中的《法律意见书》视为天九公司的陈述，农产品公司、白沙洲公司对其有异议，加之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20、证据21中香港高等法院三份命令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农产品公司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周俊未出庭，王秀群亦提交了对周俊的询问笔录且认可该份证言的真实性，对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证明农产品公司对于《0.89亿股权转让协议》的制作和报批未参与，不知情。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13农产品公司虽然未提供原件，但结合庭审中王秀群、天九公司的陈述及最高院第33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王秀群、天九公司收到335579575港币现金及价值3.76亿港币的可换股票据，票据尚未兑现，农产品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中能与上述事实相印证的部分，真实性予以确认；天九公司亦提交了香港高等法院三份命令，对该证据中香港高等法院三份命令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证据16、证据22-25，农产品公司未提供原件，不予采信。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17属于证人证言，仅盖有创泰公司印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制作情况说明的人员均未签名或盖章，且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证据18-21、证据2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6，农产品公司虽未提供原件，但天九公司并未否认其真实性，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核实，天九公司营业执照吊销，未注销，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相关公司情况白沙洲公司于2003年12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下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5000万元，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武汉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5%、武汉市蔬菜集团有限公司30%、武汉雄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10%、湖北中安置业有限公司25%、武汉立天鑫商贸有限公司10%。后白沙洲公司股东数次变更，至2007年4月27日，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武汉创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捷公司）10%、天九公司20%、王秀群70%；至2007年12月10日，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创捷公司10%，农产品公司90%，后再未发生变化。2014年8月22日，白沙洲公司注册资本增至8850万元，创泰公司持股比例降至5.6497%，农产品公司持股比例升至94.3503%。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ChinaVelocityGroupLimited，以下简称中国高速）于1995年1月25日在百慕大注册成立，1995年8月3日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登记，2007年12月31日更名为ChinaAgri-ProductsExchangeLimited，2009年8月18日确定中文名称为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1.2007年5月2日，农产品公司（签约时名称中国高速）与白沙洲公司的两名股东王秀群、天九公司分别签订《70%股权买卖协议》、《30%股权买卖协议》。（1）《70%股权买卖协议》的主要内容为：鉴于王秀群目前实益拥有白沙洲公司的70%权益（目标权益），王秀群同意出售，农产品公司同意购买该目标权益，连同于交易完成日其上所附的或应有的一切权利（包括收取在交易完成日或该日之后宣派、给予或支付的全部股息和其他分配的权利），且其上没有任何留置权、抵押、产权负担、衡平法权益和不利权益。此项交易自交易完成时起生效。买卖该目标权益的对价为9亿元港币，其中1000万元港币作为订金，于签约后三个营业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完成时，该订金作为总对价的一部分支付予王秀群；4.1亿元港币于交易完成时以现金支付；3.6亿元港币以中国高速的股份每股2元港币的价格于交易完成时向王秀群（或王秀群指示的第三方）发行可换股票据；剩余的1.2亿元港币，于交易完成时以延期对价的方式通过承付票据向王秀群支付。双方就该目标权益的买卖约定了一系列先决条件。其中第4.1条（g）款约定：“所有买方、卖方及目标公司有关本协议的签署、执行及完成交易或履行其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所必要的（包括任何政府、官方机构或监管机关（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同意均已取得，且无任何政府、官方机构或监管机构提出、颁布或采纳的法令、法规、规章或决定禁止、限制目标权益之转让。”第4.4条约定：“如果在远期终止日或在各方书面约定的更晚的日期之前，第4.1条中所列的任何先决条件未能被满足（或按照第4.2条的规定被放弃），或者第4.1（b）至（g）款中所列的先决条件在其他所有先决条件已被满足或被放弃时未能实现，则除继续保持有效的第1、4.5、10、11、12、13、14，15和16各条外，以及就因先前对本协议的违反而引起的索赔外，本协议不再有任何效力。”协议对管辖法律和司法管辖权约定，受香港法律管辖，依据香港法律解释，双方就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协议签订后，双方自2007年5月10日至2007年12月2日陆续签订了五份补充协议，每一份补充协议均提及系基于《70%股权买卖协议》而签订，签订在后的补充协议均提及签订在前的补充协议，且每一份补充协议都有专条约定受香港法律管辖，依据香港法律解释，双方就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第二至五份补充协议均对《70%股权买卖协议》关于“远期终止日”的原释义作出修改，最后于2007年12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五》将“远期终止日”的原释义修改为“指2007年12月5日”。（2）天九公司与农产品公司签订的《30%股权买卖协议》的内容与《70%股权买卖协议》基本相同。其主要内容为：鉴于天九公司目前拥有白沙洲公司的20%权益（目标权益），而天九公司与创捷公司2007年4月26日所签10%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天九公司将拥有白沙洲公司的30%权益（目标权益）。农产品公司同意以3.84亿元港币的总对价购买该30%的目标权益，其中20%权益的对价为2.56亿元港币，10%的目标权益对价为1.28亿元港币。所有价款于交易完成时以延期对价的方式通过承付票据支付。该协议亦就目标权益的买卖约定了一系列先决条件，第4.1条（e）款内容和《70%股权买卖协议》第4.1条（g）款相同，第4.4条约定：“如果在远期终止日或在各方书面约定的更晚的日期之前，第4.1条中所列的任何先决条件未能被满足（或按照第4.2条的规定被放弃），或者第4.1（b）至（e）款中所列的先决条件在其他所有先决条件已被满足或被放弃时未能实现，则除继续保持有效的第1、4.5、10、11、12、13、14，15和16各条外，以及就因先前对本协议的违反而引起的索赔外，本协议不再有任何效力。”协议亦约定受香港法律管辖，依据香港法律解释，双方就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协议签订后，双方自2007年5月10日至2007年12月2日陆续签订了五份补充协议，每一份补充协议均提及系基于《30%股权买卖协议》而签订，顺序在后的补充协议均提及顺序在前的补充协议，且每一份补充协议都约定受香港法律管辖，依据香港法律解释，双方就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第一份补充协议将《30%股权买卖协议》第3条修改为：“3.卖方目前实益拥有目标公司的20%权益（‘目标权益’）。”第3.1条修改为：“3.1买卖目标权益的对价为港币256,000,000元。”第二至五份补充协议均对《30%股权买卖协议》关于“远期终止日”的原释义作出修改，最后于2007年12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五》将“远期终止日”的原释义修改为“指2007年12月5日”。2.2007年5月2日，农产品公司（签约时名称中国高速）与王秀群和天九公司签订了一份《0.89亿股权转让协议》，用以向商务部报批。协议约定，基于武汉瑞丰资产评估事务所2007年4月30日《评估报告》中关于该90%股权价值8981.793万元之估价，王秀群以6985.839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白沙洲公司70%的股权、天九公司以1995.954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白沙洲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农产品公司，转让总价款为8981.793万元。关于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协议约定适用中国法，争议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履行情况1.审批机关审批的相关事实2007年11月26日，商务部批复同意王秀群以6985.839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白沙洲公司70%的股权、天九公司以1995.954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白沙洲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农产品公司，转让价款合计8981.793万元，农产品公司应在营业执照换发之日起60日内支付全部对价。2007年11月27日，白沙洲公司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007年12月10日，白沙洲公司换发新的营业执照，股东变更登记为农产品公司（当时名称中国高速）持股90%，创捷公司持股10%。2.信息披露的相关事实农产品公司系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2007年5月10日，农产品公司对《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所涉股权转让交易通过香港联交所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详细披露。2007年12月3日，农产品公司披露“收购已获中国商务部批准”，未提及商务部批准涉案股权交易依据的是《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还是《0.89亿股权转让协议》。3.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事实农产品公司与王秀群、天九公司2007年5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经商定，农产品公司委托王秀群和天九公司继续经营管理白沙洲公司，后双方就白沙洲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纠纷。2010年11月，武汉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农产品公司的要求，清退白沙洲公司所有原经营管理人员，由农产品公司重新委派相关人员经营管理至今。4.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相关事实依《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农产品公司应以不同方式向王秀群和天九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4.2亿元港币，以可换股票据方式支付3.6亿元港币，以承付票据的方式支付3.76亿元港币。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1）农产品公司于2008年1月将价值3.6亿元港币的可换股票据全部支付给了王秀群；（2）诉讼中，王秀群承认收到了现金335579575元港币；（3）3.76亿元港币的承付票据已交付给王秀群、天九公司，票据处于止付状态，款项未兑现。（四）相关诉讼情况2010年12月，王秀群、天九公司以农产品公司为被告、白沙洲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宣告《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院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1）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驳回王秀群、天九公司的诉讼请求。王秀群、天九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院。2014年12月31日，最高院作出第33号民事判决，认定《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是王秀群、天九公司与农产品公司之间的协议，当事人串通签订该协议，目的是规避必要的较为严格的行政审批要求，破坏了国家对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的监管秩序和外汇管理秩序，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也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规避更严格审批要求的非法目的，应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该协议无效，判决确认《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5年5月5日，王秀群、天九公司以商务部为被告，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两个行政诉讼，分别请求判令商务部履行法定职责，撤销2007年11月26日作出的《批复》和2007年11月27日作出的《批准证书》；北京市二中院分别通知农产品公司、创泰公司、白沙洲公司和农产品公司、白沙洲公司参加两案诉讼。2015年12月31日，北京市二中院作出（2015）二中行初字第786号行政判决和（2015）二中行初字第815号行政判决，分别责令商务部在三十日内，对王秀群、天九公司共同提出的“请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商资批〔2007〕1978号《商务部关于同意外资并购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的批复》”和“请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商外资审字〔2007〕044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2016年5月19日，商务部作出商资函〔2016〕227号《处理决定》，认为王秀群、天九公司和农产品公司通过签订虚假的《0.89亿股权转让协议》向商务部报批构成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但撤销《批复》和《批准证书》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决定维持《批复》和《批准证书》的效力，不予撤销。王秀群、天九公司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6年8月3日以商务部为被告再次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商务部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的《处理决定》，判令商务部重新作出决定，撤销《批复》和《批准证书》；北京市二中院通知农产品公司、创泰公司、白沙洲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3月21日，北京市二中院作出（2016）京02行初380号行政判决，驳回王秀群、天九公司共同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王秀群、天九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高院。2018年12月20日，北京高院作出（2017）京行终345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另，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秀群、天九公司向本院申请冻结农产品公司所持白沙洲公司70%的股权，天九公司以其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投保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提供担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向本院出具了书面保函。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之五民事裁定，冻结农产品公司持有的白沙洲公司70%的股权。王秀群、天九公司为此预缴申请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被告农产品公司系一家设立于百慕大的公司，故本案系具有涉外因素的股权转让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因涉案合同的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等均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且讼争标的数额达到11.89亿元，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关于农产品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农产品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为百慕大，主营业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通意见》）第184条第1款仅规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而对于法人注册登记地与主营业地不一致的情形，《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均未作出规定。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未规定的，可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本案中，农产品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其主要营业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之规定，农产品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适用香港法。关于《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6）（以下简称《并购规定》）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股权购买协议应适用中国法律，该特别规定属于单边冲突规范，排除了当事人对此类合同法律适用的选择权，故此，案涉《70%股权买卖协议》、《30%股权买卖协议》关于受香港法律管辖，依据香港法律解释的约定无效，对本案《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效力的判断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庭审情况及相关证据，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在2007年12月5日之前的效力状态；（二）《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是否因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于2007年12月5日失效。（一）关于《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在2007年12月5日之前的效力状态《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案涉股权转让系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农产品公司以发行可换股票据方式支付部分转让价款，实质上是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企业，即“股权并购”。《并购规定》第六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因此，案涉《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生效要件除了要具备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以外，还必须具备经审批机关批准这一特殊要件。关于一般生效要件。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的规定，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以及合同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三十六条，王秀群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天九公司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农产品公司已依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商业登记署办理了商业登记，依《香港公司条例》，农产品公司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因此，《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签约主体适格。最高院第33号民事判决认定，《0.89亿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向审批机关报批，《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用于股权转让双方实际履行，因此，《70%股权买卖协议》关于王秀群同意出让其拥有的白沙洲公司70%股权，农产品公司同意受让该股权的约定和《30%股权买卖协议》关于天九公司同意出让其拥有的白沙洲公司20%股权，农产品公司同意受让该股权的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秀群、天九公司主张《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的合同目的是通过股权转让将白沙洲公司的资产装入农产品公司，农产品公司支付转让对价中的可换股票据使王秀群成为农产品公司的控股股东，王秀群通过对农产品公司的控制，事实上掌控白沙洲公司，即以“借壳上市”的方式实现反向收购的目的。但是，《70%股权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30%股权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内容均未反映上述意图，王秀群、天九公司也未就上述主张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根据最高院第33号民事判决的记载，王秀群、天九公司在该关于《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纠纷一案中从未提出其与农产品公司的交易目的是为了反向收购，并称双方的真实协议为《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因此，对王秀群、天九公司关于案涉交易目的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2007年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之时，所涉项目并非商务行政主管部门限制或禁止外资准入的项目，且股权转让事宜事实上已获得商务部审批，这表明案涉股权转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基于上述分析，《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具备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自2007年5月2日协议各方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关于特殊生效要件。根据查明事实，虽然案涉各方的股权转让实际依照《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履行，但为规避行政审批要求，当事人串通签订《0.89亿股权转让协议》用于报批，2007年11月26日，商务部审批通过以该《0.89亿股权转让协议》为基础的股权转让。因此，2007年12月5日之前，《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没有被报送至商务部并获得审批。由于缺乏经审批机关批准这一特殊要件，《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虽然已于2007年5月2日成立，但在2007年12月5日之前未生效。（二）关于《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是否因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于2007年12月5日失效《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所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合法事实。条件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过去的、现存的事实或者将来必定发生的事实或者必定不能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所附条件。根据该条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此处的解除条件，是限制合同效力消灭的条件，即已经发生的合同在解除条件成就时当然且自动地失去效力，无需当事人再作出意思表示，在解除条件不成就时保持其效力。本案中，结合《70%股权买卖协议》、《30%股权买卖协议》第4.4条及两份协议各自第五份补充协议对“远期终止日”的约定，如果在2007年12月5日之前，《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未取得商务部的审批，则除第1、4.5、10、11、12、13、14、15和16各条以外，以及除因先前对协议的违反引起的索赔以外，协议不再有任何效力。该约定是王秀群、天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其主张因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案涉协议已于2007年12月5日自行终止，不再有效。若仅从协议约定的文字表述来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因未在2007年12月5日之前取得商务部审批即解除条件成就，应于2007年12月5日起，除约定的条款及事项以外不再具有约束力。但是，在进行案涉股权交易时，王秀群、天九公司与农产品公司签订了两份协议即《0.89亿股权转让协议》和《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前者用于向审批机关报批且获得了商务部审批，后者用于股权转让双方实际履行。因此，讨论《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是否因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于2007年12月5日失效，不能孤立看待协议文字约定，还需要全面考量当事人围绕该协议所涉股权交易做出的相关行为。首先，2007年5月2日，王秀群、天九公司与农产品公司签订了《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但并未根据法律规定将该协议报送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而是于同日串通签订《0.89亿股权转让合同》用于报送审批，以规避严格的审批要求。这表明，交易双方在签约时就没有将《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报送审批之意向。其次，《70%股权买卖协议》、《30%股权买卖协议》各自的第五份补充协议均于2007年12月2日签订，且都约定“远期终止日”指2007年12月5日。然而，其一，2007年11月26日，即在签订第五份补充协议之前，商务部已对《0.89亿股权转让协议》批复同意；其二，2007年12月3日，即签订第五份补充协议次日，农产品公司披露其对白沙洲公司股权的“收购已获中国商务部批准”；其三，2007年12月5日，《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并未取得商务部审批，但没有因此阻碍当事人后续的交易行为，2007年12月10日，白沙洲公司90%股权由王秀群、天九公司名下变更登记至农产品公司名下。上述在确定远期终止日之日及远期终止日前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当事人在签订第五份补充协议确定远期终止日时，已明确知晓《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不可能在2007年12月5日之前取得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但并未因此影响当事人依据该协议进行的股权交易。再次，农产品公司成为白沙洲公司股东后，委托王秀群、天九公司继续经营管理白沙洲公司，直至双方为白沙洲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纠纷，而后引发系列诉讼。到本案诉讼之前，王秀群、天九公司收取了农产品公司为案涉股权交易支付的部分对价，从未主张《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失效。即使就本案而言，亦是农产品公司先提起诉讼，要求王秀群、天九公司履行将《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报批的义务，王秀群、天九公司才对此提起反诉，主张该协议已于2007年12月5日失效。这说明，当事人从签订《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时起到之后的履行过程中，并无适用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该协议之意。纵观上述事实，在客观上，《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不可能于2007年12月5日之前取得商务部的审批，在主观上，当事人明知客观上不可能发生之事，却仍然以此作为解除条件进行约定。该约定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所附条件须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之含义，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合同所附条件。因此，王秀群、天九公司无权依据该约定主张《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已于2007年12月5日失效，其基于《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失效主张农产品公司返还白沙洲公司90%股权亦缺乏依据，不能得到支持。至于《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目前的效力状态，因并非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诉争焦点，本院不作进一步评析。综上所述，王秀群、天九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6）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28400元，申请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CHINAAGRI-PRODUCTSEXCHANGELIMITE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苏 江审判员 余 俊审判员 胡正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杨拓书记员吴迪附录：（一）原告王秀群证据目录清单证据1、《70%股权买卖协议》证据2、《补充协议五》证据3、王秀群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帆律师对杨宗霖（IEONGCHONGLAM）的调查笔录证据4、王秀群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帆律师对周俊的调查笔录证据5、王秀群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帆律师对罗洪的调查笔录证据6、商务部商资批［2007］1978号《批复》及商外资审字［2007］0445号《批准证书》证据7、最高院第3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商务部商资函〔2016〕227号《处理决定》证据9、白沙洲公司的《企业信息咨询报告》证据10、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委任公告（2007年7月24日）证据11、王秀群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帆律师对朱洲的调查笔录证据12、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委任公告（2007年12月21日）证据13、图片（2010年11月22日）证据14、一名主要股东出售股份的公告（2008年10月30日）证据15、农产品公司和利来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公告证据16、农产品公司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公告(2009年6月8日)证据17、农产品公司配售新股公告（2009年2月25日）证据18、农产品公司配售新股公告（2009年6月19日）证据19、香港罗国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有关王秀群女士之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股权法律意见》及附件（2014年5月29日）证据20、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讼法庭高院民事诉讼2011年第1807号传讯令状（附申索书）及湖北高院委托送达函证据21、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2011年8月24日）证据22、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2016）鄂黄鹤证内字第58630号《公证书》证据2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2016）鄂黄鹤证内字第58631号《公证书》证据24、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2016）鄂黄鹤证内字第58629号《公证书》（二）原告天九公司证据目录清单证据1、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全年业绩公告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公告资料查询方式（2007年4月20日）证据2、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委任及辞任公告（2007年4月26日）证据3、《30%股权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附录（承付票据）证据4、银行询证函证据5、公证的《关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四终字第57号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及附件9证据6、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对《11.56亿股权买卖协议》进行公告(2007年5月10日)证据7、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非常重大收购建议收购白沙洲延长截止日期》（2007年8月6日）、《非常重大收购事项建议收购白沙洲90%权益进一步延长截止日期及更新目前状况资料》（2007年9月27日）公告证据8、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告（2007年11月27日）证据9、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延长截止日期及更新目前状况资料的公告（2007年12月3日）证据10、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对完成11.56亿股权的收购进行公告（2007年12月5日）证据11、农产品公司更改公司名称公告（2008年1月8日）证据12、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告（2007年1月17日及2009年2月11日）证据13、利来控股有限公司公告（2007年1月24日及2016年3月16日）证据14、利来控股有限公司公告（2008年11月24日）证据15、利来控股有限公司、宏安集团公司有关关联关系的公告（2007年2月2日）证据16、宏安集团公司拟收购深圳集贸市场有限公司50%股权的公告（2006年8月16日）证据17、宏安集团公司截止2007年3月31日全年业绩公告（2007年7月18日）证据18、创泰公司企业信息及公证的《法律意见书》证据19、《关于香港高院民事诉讼2011年第1807号法律意见书》证据20、《中外文译本相符证明》及原本与复印本相符《证明书》证据21、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三份命令及农产品公司在香港1807号案中索赔数额的《法律意见书》王秀群、天九公司共同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兴公证处（2016）鄂洪兴内证字第8111号《公证书》一份（三）被告农产品公司证据目录清单证据1、白沙洲公司企业基本信息证据2、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王秀群2007年5月2日签订的《70%股权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证据3、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天九公司2007年5月2日签订的《30%股权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证据4、中国高速（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5月11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布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拟议收购白沙洲及恢复买卖》证据5、白沙洲公司2007年7月就案涉交易提交的申报并购材料证据6、商务部商资批[2007]1978号《批复》证据7、商务部商外资审字[2007]0445号《批准证书》证据8、商务部商资函[2016]227号《处理决定》证据9、湖北高院2014年5月30日作出的（2011）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0、最高院第3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钢城公证处（2011）鄂钢城证字第347号关于周俊证言的《公证书》证据12、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书（《联合公布完成收购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27.14%权益》的公告）证据13、农产品公司向王秀群、天九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凭证及香港高等法院《命令》证据14、农产品公司取得白沙洲公司实际控制权后，投入的土地出让金、违章建筑罚款、建设工程款等管理费用证据15、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书（白沙洲公司历年获嘉奖证明）证据16、白沙洲公司2006年年度财务报表、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证据17、创泰公司出具的《关于白沙洲公司股权并购事宜的情况说明》证据18、北京市二中院（2016）京02行初380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9、北京高院（2017）京行终3459号行政判决书证据2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21、武汉市商务局增资批复、武汉市政府增资批准证书、白沙洲公司增资工商档案证据22、农产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证据23、武汉市公安局武公经立字[2010]18号立案决定书证据24、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408号刑事裁定书证据25、湖北省公安厅《关于鼓励群众检举揭发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证据2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27、武汉市商务局作出的武商务外企备[2019]5号《武汉市外商投资企业非实质性变更备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