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281民初4862号原告：臧某1，男，1966年2月9日生，汉族，住胶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兴梅,胶州三里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臧某2，男，1953年1月6日生，汉族，住胶州市。被告：臧某3，男，1957年8月24日生，汉族，住胶州市。被告：臧某4，男，1964年5月27日生，汉族，住胶州市。被告：臧某5，男，1982年3月15日生，汉族，住胶州市。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华，山东银河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臧某1与被告臧某2、臧某3、臧某4、臧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臧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兴梅，被告臧某2、臧某3、臧某4、臧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臧某1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按照被继承人于1999年9月24日、2014年11月16日定立的遗嘱，确认涉案房屋（产权证号：胶房改售字第16717、16718，房屋价值50万元）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在原被告的父亲去世后近一年的时间（2006年5月10日），母亲姜宝珍告诉原告，自己和老伴臧昭亭在1999年9月24日自愿立下遗嘱一份（名为协议书），当时由老伴亲笔书写，两人自愿将涉案房屋在百年后由原告继承。鉴于当时自己的名字是让老伴代签的，现在自己愿意亲笔重新签下自己的名字。于是在2006年5月10日母亲便在1999年9月24日的遗嘱上亲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将此遗嘱交给原告。2014年11月16日，母亲又在衣传祥、姜某1、姜某2三位见证人的见证下，由尤清泳代书，再次立下遗嘱并在此遗嘱中对1999年9月24日立遗嘱的详情进行了说明。现母亲已去世（2017年10月5日），原告拿出父母的遗嘱，请求四被告按照父母遗嘱配合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四被告拒不配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臧某2、臧某3、臧某4、臧某5共同辩称：1、对被继承人臧昭亭于1999年9月24日签字的协议书（以下简称9·24协议），被告认为不具有遗嘱的效力。从协议反映的内容看是经过了协商而“协议”，也就是应该经过家庭成员的共同协商，而法律规定的立遗嘱是公民对自己权利处分的单方法律行为，无需与其他人协商，若是协商应当由所有协商人的签字或者捺印。且，协议上“姜宝珍”的签字时间是在臧昭亭去世后时隔多年签的，不符合日常逻辑，也无法体现出签字的目的。2、对被继承人姜宝珍于2014年11月16日的所立的遗嘱（以下简称11·16遗嘱），被告认为该遗嘱为无效遗嘱。从时间上看，被继承人姜宝珍当时已患老年痴呆多年，存在严重的认知缺陷，应认定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根据《继承法》第22条之规定，所立遗嘱无效；从内容上看，遗嘱内容逻辑混，名为遗嘱，实际不是遗嘱，且与9·24协议内容存在矛盾；从遗嘱形式上看，被继承人姜宝珍没有亲自书写签名时间，无法表明签字真实形成时间。综上分析，被告认为，9·24协议不具有遗嘱的效力、且不成立，11·16遗嘱亦属无效，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认定事实如下：一、双方无争议的案件事实（一）被继承人臧昭亭（1927年11月3日生）与姜宝珍（1930年12月30日生）系夫妻关系。被继承人臧昭亭生前以胶州市粮食局副局长职务退休。二人于婚后生育五子，按照长幼顺序依次为臧某2、臧旭、臧某3、臧某4、臧某1。次子臧旭于2000年12月25日去世，生有一子，即被告臧某5。臧昭亭于2005年8月13日去世，姜宝珍2017年10月5日去世。（二）本案所争议的房产位于胶州市郑州东路64号粮食局宿舍楼一单元五楼东户并附房一间，产权证号为：胶房改售字第16717（楼房）、16××18号（附房）。上述房产登记于被继承人臧昭亭名下，系被继承人臧昭亭与姜宝珍的夫妻共同财产。（三）被告臧某2、臧某3、臧某4、臧旭在结婚成家后陆续搬离涉案房屋。原告臧某1作为小儿子，在1990年1月结婚后一直与被继承人臧昭亭与姜宝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直至臧昭亭与姜宝珍相继离世。现涉案房屋仍由臧某1居住使用。二、双方有争议的案件事实（一）对于被继承人臧昭亭签字出具的9·24协议1、关于9·24协议的形式问题（1）协议中打印部分的内容9·24协议的主体内容部分全部为打印形成，大致内容为“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总则第一条精神，经家庭全体子女和儿媳会议讨论，为讲文明、讲团结、讲义务、孝敬老人，使老人在晚年期间过上美满幸福生活，必须有儿女照顾父亲臧昭亭、母亲姜宝珍，为此，确定藏伟在父母身边进行一切照顾，其他儿女也应有照顾老人的义务，这样都放心，故协议如下：一、楼房一处，由臧某1负责交清楼房价、装修和其他费用；二、臧某1与父母同住，夫妻二人必须照顾好父母，其他兄弟儿媳也应尽力所能及义务；三、母亲生活费在必要情况下，兄弟们按照规定精神执行；四、为了兄弟妯娌们和谐、家庭和睦，经协商，由臧某1拿出元作为房屋补偿，分别给兄长们元；五、楼房产权归臧某1所有（注：父母在世时产权仍归老人所有）”。在上述内容后分别还有如下打印内容——“立字人”“长子夫妇”“次子夫妇”……“鉴证人父亲母亲”，但未有任何人在打印文字后签名捺印。（2）协议中书写部分的内容被继承人臧昭亭在上述打印文字内容之后，用蓝黑钢笔手写添加了如下内容“於1999年9月24日农歴八月十五日晚经兄弟们和妯娌们协商为了兄弟妯娌们互相团结、照顾老人。五子臧某1和其媳妇匡学会在老人身边多加照顾好老人经协商推翻老五交出补助费。以后老人去世后此楼归臧某1所有居住此房。其他兄弟无争议。特此证明。立字人臧昭亭姜宝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被继承人姜宝珍又于2006年5月10日在该协议上的“姜宝珍”签字的下方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个人手印。2、关于9·24协议的证明力问题四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1）协议书中的打印部分和手写部分均明确列明该协议需要参与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但当时各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均拒绝签字，故该协议不成立。（2）臧昭亭当时签字身份看表明是立字，而不是立遗嘱人，故该协议性质不是遗嘱。（3）臧昭亭签字后面的姜宝珍的签字是臧昭亭代签而没有姜宝珍的捺印，不是姜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视为姜宝珍不同意。（4）姜宝珍于2006年5月10日的签字与臧昭亭的签字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且的签字时间是在臧昭亭去世后时隔多年，不合正常逻辑，更不符合常理。（5）姜宝珍签字时，并没有表明其签字的目的和身份，也未表明是否知悉内容。针对四被告提出的异议意见，原告臧某1则认为，被继承在9·24协议书中明确表明了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在去世后如何处理的问题，应当认定该处理即是遗嘱的内容。因为：1、主体合法，涉案遗嘱的两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且是真实意思的表示；2、客体合法，立遗嘱人对其涉案房屋有处分权，涉案房屋是登记在臧昭亭名下，属于臧昭亭与姜宝珍的夫妻共同财产；3、内容合法，两立遗嘱人生前以法定形式对其合法财产进行处分，其遗嘱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继承法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该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多人继承；4、形式合法。9·24协议的遗嘱部分是自书遗嘱，符合继承法第17条第二款的规定，虽然该遗嘱前页文字系打印，但最后一页是遗嘱人臧昭亭亲笔书写，对以上内容予以确认，前后一致，且遗嘱人姜宝珍后期立有遗嘱也予以证明。3、关于9·24协议的“姜宝珍”签字的形成时间四被告在庭审中认为被继承人姜宝珍不识字，故提出对姜宝珍在9·24协议中的“姜宝珍2006年5月10日”这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致函要求鉴定申请人，即四被告缴纳鉴定费，但四被告一直未交纳。9月27日，四被告又一致决定不再进行司法鉴定，从而向法院书面提出撤回鉴定的申请。三、对于被继承人姜宝珍签字出具的11·16遗嘱（一）关于11·16遗嘱的内容11·16遗嘱的内容为“立遗嘱人：姜宝珍，女，1930年12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我和丈夫臧昭亭共有的坐落在胶州市阜安郑州东路64号粮食局宿舍楼一单元五层东户的楼房一套及附房一间的房屋是房改时我儿子臧某1出资帮我们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我丈夫臧昭亭的名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胶房改售字第16717、16××18号。我们夫妇一直跟随儿子臧某1生活，儿子臧某1和儿媳妇很孝顺，对我们夫妇很好。1999年9月24日我丈夫在我面前立下一份遗嘱，决定由儿子臧某1继承该房屋，丈夫帮我在上面签了名字。我丈夫臧昭亭已于2005年8月13日去世，2006年5月10日我自己又在遗嘱上签名予以确认。今天我再在见证人的面前立下该遗嘱，重申我和丈夫的共同决定，将上述房屋全部遗留给儿子臧某1继承，他人不得干涉，为避免日后因我们的遗产继承发生家庭纠纷，特立此遗嘱。代书人：尤清泳，370224196211020013，见证人衣传祥，370224195308133511，姜某1，370224196101022231，姜某2，370224196708042357，立遗嘱人：姜宝珍”。（二）关于11·16遗嘱的形成过程11·16遗嘱的形成是由案外人尤池泳代书形成的，在场人包括姜宝珍、姜某1、姜某2、衣传祥。代书人尤清泳到庭作证，称：1、与原告是30多年的朋友关系，与其他被告也很熟。姜宝珍在世时每年过生日我都在场，她的精神都很好。2、姜宝珍立遗嘱时，是原告臧某1通知让他去的，当时的在场人有原告的舅舅和两个表弟。3、原告臧某1的母亲姜宝珍明确表示要将房子给臧某1，在整个过程中由姜宝珍口述，由我按照口述内容代书书写的遗嘱。4、遗嘱代书写完后，我把所代书的遗嘱全部读给了姜宝珍听，她听完后没有意见就在遗嘱上面签字，并按了手印。5、在代书遗嘱时，姜宝珍精神是正常，没有感觉老年痴呆，整个内容都是姜宝珍的真实意思。见证人姜某1出庭作证，称：1、姜宝珍是我的姑姑，与原被告系姑家表兄弟关系。姜宝珍之前说过要将其居住的房屋给臧某1。2、立遗嘱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立遗嘱时，我到姜宝珍家中时已经有姜宝珍、姜某2、尤清泳在场了。3、立遗嘱的整个过程都是由姜宝珍口述的，由尤清泳代书的，代书人书写完后向姜宝珍宣读了遗嘱内容，在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所有人就在遗嘱书上签名按手印。4、在立遗嘱时，姜宝珍的精神正常，整个过程也没有其它不正常的情况。5、不清楚姜宝珍是否患有老年痴呆，每年正月去看望她时，都感觉是精神正常的。见证人姜某2出庭作证称：1、姜宝珍是我的姑姑，与臧某1弟兄们系姑家表兄弟关系。2、姜宝珍要立遗嘱时，臧某1到拉着我去了我姑姜宝珍家。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由姜宝珍口述的，有一个人代书，具体叫什么名字记不清楚，写完后所有人都在遗嘱书上签了名字；3、立遗嘱的整个过程，我姑姜宝珍的精神是正常的，我不清楚她有没有老年痴呆。4、我个人因交通事故受过伤，导致记忆力减退，签订遗嘱的时间等部分细节记不清。（三）关于11·16遗嘱的证明力问题四被告对该遗嘱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异议理由为：1、被继承人姜宝珍在2014年11月16日立遗嘱时，已患老年痴呆多年，故当时的姜宝珍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遗嘱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姜宝珍不识字，无法辨别姜宝珍签字时是否真正知悉该内容。2、该遗嘱书遗嘱内容逻辑混乱，名为遗嘱，但不是遗嘱。因为遗嘱中明确记载案涉房屋由臧某1投资，却又决定让臧某1继承，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且亦与被继承人臧昭亭出具的协议记载也存在明显矛盾之处。3、从整体行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姜宝珍签字的后面没有其本人亲自书写的立遗嘱时间，即使代书人尤清泳在遗嘱书后签上时间，仍不能有效证明是姜宝珍本人亲自签字的时间及遗嘱形成的真正时间。4、出庭证人尤清泳与原告臧某1之间存在明显利害关系；虽然各个证人都不能证明姜宝珍是否患有老年痴呆，但胶州湾医院的病历是客观的原始病历，其证明力远远大于其他证据。原告臧某1对“遗嘱书”和“证人证言”提出补充意见：1、房屋的出资问题不影响所立遗嘱的效力，且被继承人姜宝珍于2014年11月16日所立的遗嘱恰恰就是对之前9·24协议的进一步认可和确认。2、所立遗嘱时，被继承人无需征得继承人的意见去立遗嘱，且无论继承人同意与否，均不影响所立遗嘱的效力。3、姜宝珍的身体状况并非像四被告所称的在2014年11月16日时就已经无民事行为能力，姜宝珍自始至终精神并未出现障碍，也没有患其他精神疾病，所立遗嘱既是对前期遗嘱的认可，也充分表达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四）关于11·16遗嘱的“姜宝珍”签字的形成时间四被告在庭审中认为被继承人姜宝珍不识字，故提出对姜宝珍在11·16遗嘱中的“姜宝珍2014年11月16日”这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致函要求鉴定申请人，即四被告缴纳鉴定费，但四被告一直未交纳。9月27日，四被告又一致决定不再进行司法鉴定，从而向法院书面提出撤回鉴定的申请。（五）关于11·16遗嘱的其他支撑证据庭审中，原告臧某1提交了被继承人姜宝珍分别于2008年7月26日书写的遗嘱一份，内容为：“母亲留下项链一条给三孙子立超父亲留下戒指一个给五孙子立俊这两个孙子对老人照顾很好决定给他们两个母亲去世后剩下的钱和物都有五儿子臧某1继承。真实立字人：姜宝珍2008年7月26号”。在上述遗嘱中，被继承人姜宝珍还在其书写的名字上按上了指印。原告据此主张，该遗嘱材料系其母亲姜宝珍自己书写，内容也是对遗产问题的处理意见，同时证明姜宝珍并没有疾病和老年痴呆。四被告对该遗嘱进行了质证，认为：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因姜宝珍本人不识字，也不会写字。2、该证明的书写时间与2014年立遗嘱的时间相差近10年，不具有关联性。3、该遗嘱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看不明白内容。四、关于被继承人姜宝珍的身体情况（一）原告臧某1在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经法庭组织质证，双方意见如下：（1）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诊断证明书以及WAIS修订韦氏成人智力量表各一份。经诊断，被继承人姜宝珍无精神疾患。原告臧某1根据上述证据，证明姜宝珍没有患老年痴呆，且该份诊断书是出自精神专科医院的诊断，更具有说服力。四被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称：1、真实性不清楚，病历中记载的“姜宝珍”无法证明系本案被继承人姜宝珍。2、无精神疾患与老年痴呆是不同的医学概念；从且该诊断书缺乏相关的检查予以佐证，主观随意性太大。（2）胶州湾医院于2014年12月27日至28日对姜宝珍的病历记载，主要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但是，在该病历的其他诊断有“老年痴呆”。四被告对上述医院病历经过质证，提出异议：1、病历诊断明显记载姜宝珍有“老年痴呆”。这恰恰可以有效证明姜宝珍在2014年11月16日立遗嘱前，已患老年痴呆，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故其立遗嘱的行为为无效行为。原告臧某1则对该项诊断记载补充了不同意见：1、姜宝珍当时住院不是因为精神和大脑的原因，而是因为是去医院治疗心脑血管的。2、老年痴呆病症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应当经过多项复杂的检查才能进行确诊。3、具体到本案，胶州湾医院仅仅是一级甲等医院，院内未设神经科，接诊大夫亦非神经科大夫，仅以“颅脑CT显示的脑萎缩、皮层下动脉硬化性脑病、多发腔隙性脑梗塞”就诊断为老年痴呆病症，不科学、不严谨，更无医学依据。故，被告以其他诊断中记载“患老年痴呆多年”不成立。（3）青岛胶州中心医院于2014年12月28日至2015年1月10日及2016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病历。两份病历中记载“主要诊断：心力衰竭；其他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在病历的检查部分，记载“神志清楚、自动体位、查体合作”。两份病历均无姜宝珍无老年痴呆诊断。原告臧某1对该证据补充称，1、因在胶州湾医院治疗无效果后，转到中心医院进行治疗。从两份病历中可以看出，除老年痴呆诊断差异外，其余病情诊断基本相同。2、中心医院的专业和等级与胶州湾相比，更加严谨和科学。四被告对中心医院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仅可以证实住院期间医院治疗了上述疾病，但不能证实姜宝珍不患有老年痴呆，因为老年痴呆很难治疗，所以中心医院的两份病历与其要证明的事项无关。（二）四被告根据抗辩意见提交被继承人姜宝珍于2014年12月27日在胶州湾医院的住院病历一份。四被告根据上述病历，证明：1、姜宝珍患老年痴呆多年。因为当时在病历中记载姜宝珍反应迟钝、简单问题对答迟缓伴错误、记忆力减退较重，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确认姜宝珍至少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本次治疗主要治疗心脏病，并没有对老年痴呆进行治疗，因为老年痴呆无法治疗，所以2014年11月16日立遗嘱时，被继承人姜宝珍根本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原告臧某1对上述病历提出质证意见，称：该病历主要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即便是出院情况当中记载有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但前半部分的陈述是患者神志清、精神可，也就是说姜宝珍当时并非痴呆。本案经调解，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是：9·24协议和11·16遗嘱两份书面材料中记载的内容是否具有遗嘱的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这是自然人行使其财产所有权的具体体现,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在其生前以遗嘱形式决定其死后财产归属的权利。关于争议焦点。首先，本案中，打印部分的“9·24协议”应当如何理解？单单从“协议”二字的字面意思看，确实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经过自由意思表示而协商一致形成的产物，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可以不存在书面形式，亦可以书面形式而存在。结合到本案，四被告直接否认原被告之间存在“达成一致”的情形。那么，本院即无法对“9·24协议”中打印部分内容的法律效力进行确认。其次，对于被继承人臧昭亭手写部分的内容，从该内容中，亦显示有继承人之间已经协商、且达成了一致意见。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被继承人臧昭亭生前曾系胶州市粮食局副局长，无论逻辑思维能力、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还是对问题的处理能力，从常理上均应优于一般群众，且从内容上还可以看出臧昭亭在书写该协议内容时对以后生活的安排以及去世后的财产处置有非常清晰而又合乎实际情况的安排。第二，各继承人均未签字或者捺印，存在三种可能——未协商、经协商未达成一直意见及对协议反映内容协商一致且均表示无需签字。那么，从被继承臧昭亭的身份上分析，作为父亲、生前还系一局副局长的身份，再加上所处分的房屋又与其工作身份密切相关的单位房改房，在这三种情形并存的情况下，臧昭亭无需乱编理由或者捏造事实来实现对房屋的处分。第三，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依然系对涉案房屋的遗嘱处分，明确表明了“老人去世后，此楼归臧某1所有”。故该协议从本质上讲仍应当作为遗嘱来处理。虽然被继承臧昭亭并没有在“9·24协议”上注明形成的年月日，但通过上述分析，协议的内容应当是被继承人臧昭亭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过了各个继承人之间协商、各继承人之间亦达成了“房屋归臧某1所有”一致协议。故，该“9·24协议”中的遗嘱效力予以确认。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被继承人姜宝珍作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在协议形成的同时未签名和捺印，是否导致该协议部分无效呢？本院将在下文进行论述。其次，对于本案中涉及被继承人姜宝珍的签字确认的“9·24协议”以及尤清泳代书形成的“11·16遗嘱”的法律性质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四被告在庭审中申请对文字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之后又主动申请撤回鉴定申请，均系四被告对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但该处分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四被告予以承担。故，在四被告撤回申请的情况下，本院依法可以确认被继承人姜宝珍于2006年5月10日在“9·24协议”签字和2014年11月16日在“11·16遗嘱”的真实性。在“9·24协议”上，被继承人姜宝珍在丈夫臧昭亭书写的“姜宝珍”下面签字、捺印、注明时间，应当视为其对丈夫臧昭亭书写内容的认可，或者至少是事后对当时发生情况的追认行为。即，作为涉案房屋的共同共有人，被继承人臧昭亭和姜宝珍夫妻二人均确认了“9·24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的遗嘱处理——“房屋归臧某1所有”。此外，关于被继承人姜宝珍在2008年7月26日书写的“遗嘱”，本院认为，该遗嘱的内容并未与“9·24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的遗嘱处理相冲突，仅仅是增加了对其它遗产（项链、戒指）的遗嘱处分，而且该遗嘱仍然又再一次确认了“房屋归臧某1所有”这一遗嘱内容。四被告虽然提出异议，认为姜宝珍不认字，但是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对此异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对“11·16遗嘱”的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遗嘱的形式……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具体到本案中，2014年11月16日的遗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为一份代书遗嘱。且，该代书遗嘱与之前将涉案房屋遗嘱处理“归臧某1所有”完全相符，是对被继承人之前作出的遗嘱处理行为所进行的再一次确认。对于四被告提出的“姜宝珍患有老年痴呆、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意见，本院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因患老年痴呆而或多或少对民事行为能力有所影响，但仍然需要对被继承人在定立遗嘱时的意识清醒程度、认知能力双方足够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且，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应当经过依法进行，如，由专业机构对被继承人姜宝珍相关的治疗老年痴呆症的病历进行综合司法鉴定而出具专业认定结论。退一步讲，假设被继承人在定立“11·16遗嘱”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就应当认定“11·16遗嘱”为无效遗嘱。在此情况下，对涉案房屋如何进行继承的问题，仍然要回归到“9·24协议”和姜宝珍于2008年7月26日书写的“遗嘱”中对房屋的遗嘱处分——“房屋归臧某1所有”。综上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应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在本案中，被继承人臧昭亭、姜宝珍对他们夫妻二人所有的房屋如何继承留有遗嘱，其遗嘱形式、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没有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依法确认为有效遗嘱。即，应当依法确认登记在臧昭亭名下的位于胶州市郑州东路64号粮食局宿舍楼一单元五楼东户并附房一间均应由原告臧某1继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登记于被继承人臧昭亭名下的、位于胶州市郑州东路64号粮食局宿舍楼一单元五楼东户的房屋及附房（产权证号为：胶房改售字第××号、16××18号）由原告臧某1继承，归原告臧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臧某2、臧某3、臧某4、臧某5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承锡审判员  刘 娟审判员  台耀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高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