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18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瑞伍，男，196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冬，河南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利，河南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华，男，198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彦群，河南铭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远威，河南铭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第二村民组，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负责人：孙志杰，该村民组组长。原审第三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负责人：孙建杰，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孙瑞伍因与被上诉人李振华及原审第三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第二村民组（以下简称第二村民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刘德城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4民初14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瑞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冬、张会利，被上诉人李振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远威，原审第三人第二村民组的负责人孙志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瑞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振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超出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和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起诉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第三人对上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而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第三人第二村民组支付原告李振华土地补偿款1265000元。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时的诉讼请求并未要求第二村民组支付土地补偿款，仅请求第三人对上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一审已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当在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及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系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第二村民组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的面积并非25.3亩。刘德城村西北地（俗称大杨树地）的土地由第二村民组村民承包经营32.44亩，第二村民组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收的亩数，并不是被上诉人诉称的32.44亩，也非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载明的25.3亩，且第二村民组也没有收到25.3亩的地上附属物补偿款。第二村民组并非承包土地的发包人，也不是承包土地的经营者，且第二村民组在庭审时明确表示合同上承包土地的亩数与政府征用的土地亩数不一致，对被上诉人所诉补偿款的数额不认可，且不清楚上诉人被征用的土地面积。因此，一审判决依据第二村民组提供的与庭审陈述相矛盾的证明，就认定第二村民组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收25.3亩系认定事实错误。（二）涉案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且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上诉人、第二村民组并非发包方，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无权处分，未经有处分权人村委会同意，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且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被上诉人提供的与第二村民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合同内的条款系格式条款，其中排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租前存在的地上附属物所有权的条款为无效条款。因此，一审判决在认定土地承包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认定土地承包合同内约定地上附属物归被上诉人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被征用土地上的附属物补偿款为每亩5万元，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根据被上诉人的举证及上诉人了解，目前涉案土地仅部分有土地补偿费和地上一切物品的补偿款，不存在青苗费等其他补偿款。被上诉人举证村委会的证明，载明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款包干价为5万元，然而对于包干价包含哪些没有说明。且根据《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征地补偿标准应当在征收土地公告予以明确，而不是村委会出具证明就可以证明具体的征地补偿标准，现在不存在征收土地公告。因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该款项为包干价，并非仅针对地上附属物，同时法律并没有规定地上附属物补偿款这一概念，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每亩地上附属物补偿款为5万元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未查清上诉人被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的面积，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所承包经营的刘德城村西北地（俗称大杨树地）的土地2017年被部分征用，上诉人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明确告知了被征用土地并非被上诉人诉称的及第二村民组出具证明的亩数，关于具体亩数应当以现场或者双方共同确认的为准。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存在被征收和征收的面积，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不是依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且根据《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关于被征用的土地应当以征用土地公告为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被征用土地的面积，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一审诉请要求上诉人返还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第三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而一审判决判令第二村民组支付被上诉人土地补偿款，系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被上诉人提供格式合同，利用不平等的格式条款将流转前属于上诉人的地上附属物据为己有，一审判决却认定对于被征用土地的面积由上诉人及第三人自行确定，以不具备出具证明的主体出具的证明认定地上附属物补偿款的数额，系法律适用错误。五、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的诉讼费、保全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由于政府部门至今未向社会公布征收公告，未确定征收主体、时间及补偿标准、面积和金额，上诉人也至今未收到附属物补偿款。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返还附属物补偿款，明显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被法院支持。故在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不成立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判令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土地补偿款，却要求上诉人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上诉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提起上诉。李振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未超出李振华诉讼请求，未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一审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诉讼内容与标的均为被上诉人确定，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情况作出的判决与李振华的诉讼内容与标的是一致的，未超出李振华的诉讼请求。并且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考虑到了案件的可操作性，节省了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司法便民原则，也表现出人民法院利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意义。（二）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已经发放至集体经济组织，然后应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法律规定及事实情况分配。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村民小组直接向李振华支付相应款项，符合法律规定，且体现出司法便民的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庭审中未委托诉讼代理人且本人到庭的被告明确说明拆迁款项已发放至村民小组，而且李振华在与上诉人的多次调解中，上诉人明确认可土地拆迁补偿款已发放的事实。本案中拆迁土地的数额是一定的，补偿的款项也是一定的，村民小组具备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直接向李振华支付补偿款的资格及条件。（二）李振华与上诉人及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之后，即按合同约定履行己方义务，上诉人一直按约领取土地租金直到2018年7月份。双方均按约定实际履行合同直至涉案土地被依法征用。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合同有效，合同内容当然的约束合同各方。（三）地上附着物包含地上的一切建筑物（房屋等）、构筑物（水井等）及定着物（花草树木等）。一方面，涉案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每亩包干价为50000元，已经包含了地上所有物品，并且该标准不仅有村委依法出具的证明，且政府对社会公示了相关文件。另一方面，至涉案土地拆迁时，李振华租赁涉案土地已逾5年，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有大量的各类农作物。一审法院以包干价每亩50000元的标准认定补偿款数额并无不当。（四）政府在对刘德城村部分土地拆迁时，政府主导的拆迁程序是否合法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况且涉案土地已经拆迁，政府已经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了土地补偿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征地补偿标准是否在村镇予以公告，与本案无关联。三、几年来，李振华租赁涉案土地已支付了近百万的租金，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种植了大量的经济作物，正待收益时土地即被征用，损失巨大。并且一审庭审中到庭应诉的几户被告，也均认可领取租金、土地已拆迁、补偿款已发放等相关事实，且并未提起上诉。四、刘德城村部分村民未遵循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无端阻挠李振华正常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李振华依法享有起诉权及相对应的其他权利。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系李振华为主张合法权利的合理支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理应由上诉人承担。第二村民组述称，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刘德城村委会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陈述意见。李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瑞伍返还原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第三人对上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二村民组有地32.44亩。原告与第二村民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主要约定：第二村民组将位于刘德城村西北地（俗称大杨树地）32.44亩租赁给李振华经营使用，租赁期为20年，自2013年7月29日至2033年7月29日，租价每亩每年3000元；如遇政府占用土地、土地赔偿归被告所有，地面以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上述标准向被告支付租金至2017年。2017年，该32.44亩中的25.3亩土地被政府征用，附属物每亩补偿款为50000元，现补偿款在第二村民组账户。关于征用的25.3亩土地中每个被告承包的土地具体数量，被告及第三人无法确定。2013年7月29日，原告与孙某、孙瑞伍、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司某、孙某5、魏某、张某、闫某、孙某6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内容与上述《土地承包合同》基本相同。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以二第三人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经审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应当“依法依据地向流转给其涉案土地的村民主张地上附属物补偿款”，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庭审中，原告提交其与“郑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内容与原告与第二村民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基本相同。被告阎某、郑某1对“郑某”签名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对双方具有拘束力。原告与第二村民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虽然阎某对原告提交的与“郑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予认可，但结合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的3000元每亩支付租金至2017年，被告阎某收取租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阎某对《土地承包合同》是认可的，《土地承包合同》对双方具有拘束力。现涉案土地已被征用，关于征用的25.3亩土地中被告承包的土地具体数量，被告及第三人无法确定，但鉴于每亩的地上附属物补偿款数额可确定以及土地补偿款均在第二村民组，一审法院根据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则，结合本案案情，判令第二村民组直接向原告支付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款1265000元，至于原告主张按照每个被告承包的全部土地支付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及主张的利息，则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征用土地涉及到的被告承包的土地具体数量，由第三人和被告自行确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第三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第二村民组支付原告李振华土地补偿款1265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保全费1020元，由被告孙瑞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如下：一、1.第二村民组有地32.44亩。被上诉人李振华与第二村民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主要约定：第二村民组将位于刘德城村西北地（俗称大杨树地）32.44亩租赁给李振华经营使用，租赁期为20年，自2013年7月29日至2033年7月29日，租价每亩每年3000元；如遇政府占用土地、土地赔偿归被告所有，地面以上附属物归原告所有。2.2013年7月29日，李振华与孙瑞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将孙瑞伍2.00亩土地承包给李振华经营，其他内容与李振华与第二村民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基本相同。3.2017年7月29日“刘德城村2组”领款表一份，孙瑞伍按照2.00亩领取款项，证明李振华租孙瑞伍2.00亩土地。孙瑞伍虽领取了相关的款项，但称其领取的是南水北调补偿款，因李振华未提供向第二村民组村民支付租金的支付凭证，故尚不能认定李振华足额支付租金至2017年。二、因各方对案涉第二村民组和第三村民组土地征收前地上附属物状况和第二村民组案涉未被征收剩余土地的面积有争议，本院组织各方对案涉土地上未被破坏的原地上附属物情况和第二村民组剩余土地上地上附属物情况和面积进行了两次现场勘验、核实。经勘验，第三村民组被征收但未破坏地上原附属物的土地和第二村民组剩余土地上，除存在零星的与相邻果园树龄及品种相同的桃树外，未发现李振华述称其租赁后种植了大量的桃树、核桃树，枣树等树木，李振华亦未能指认其述称的树木，机井等被移除的痕迹。综上，李振华主张其地上附属物的价值，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三、经现场勘验测量核实，案涉第二村民组合同中的32.44土地，仍剩余10.474亩土地未被征收，即案涉第二村民组土地被征收了21.966亩。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二村民组对经核实的剩余10.474亩土地未被征收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近年来，政府部门作为征收主体，越来越多地采用“大包干”的方式对地上附着物进行综合补偿，包干补偿一般以办事处（乡）为核算单位，包含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费、工作经费、土地清表费等费用，对各被征地村的补偿由办事处（乡）进行平衡。政府以大包干方式拨付的各项补偿费用是对该村民组的补偿，既包括应补偿给各户的补偿费用，也包括在征收补偿期间的各项行政管理成本等，而非对个体承包经营户的直接补偿，属该组的集体合法收益。对以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承包土地后，其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的，承包方与土地经营权人虽签订有相关土地承包合同或协议，但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关系。在分配过程中，应考虑实际经营权人的征地前地上附属物的实际价值和家庭承包土地村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李振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征地前地上附属物的实际价值。本案中，上诉人孙瑞伍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案涉土地后，依据李振华提供的合同显示孙瑞伍于2013年7月29日将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李振华经营。案涉第二村民组的21.966亩土地已于2017年被政府征收，根据第二村民组出具的情况说明，案涉第二村民组土地的地上附属物大包干费50000元/亩，政府已将该款支付到第二村民组账户中。综合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现场勘验核实情况，对孙瑞伍从第二村民组分得的案涉地上附属物补偿费，本院酌定按以下比例分配：孙瑞伍分得其70%，李振华分得其30%。综上所述，孙瑞伍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对该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4民初1438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孙瑞伍收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刘德城村第二村民组支付其案涉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后十日内将该款的30%支付给被上诉人李振华；三、驳回被上诉人李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保全费1020元，由李振华负担1519元，由孙瑞伍负担6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振华负担1610元，由孙瑞伍负担6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家祥审判员  董正方审判员  郭凤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乔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