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5288号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沙尾垦区十八西围上间1-8号田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法定代表人：刘新建，职务:理事长。委托代理人：朱小明、张乐伟，均系广东南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国泉(系被告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的经营者)，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被告: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十四涌至十五涌灵新公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LRQ089。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盘瑞华，系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下称益农合作社）诉被告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下称兴源养殖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刘新建及委托代理人朱小明、张乐伟，被告郑国泉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盘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农合作社诉称：2009年10月9日，被告郑国泉与广州南沙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向该公司承租位于沙尾垦区14-15涌灵新公路东侧总面积143.95亩的土地用于水产种苗培育及水产养殖，租期十年。2010年8月24日，被告郑国泉注册成立被告兴源养殖场。2013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兴源养殖场签订《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兴源养殖场将上述土地内的8.3亩租赁给原告使用,租期6年，在每年的2月15日前缴纳当年租金。原告将承包的8.3亩土地用于虾蟹鱼水产养殖，2018年2月5日，原告向兴源养殖场支付25000元，包括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一年的租金和预交一年的水电费。2018年下半年，广州南沙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原告，因灵新大道扩建工程需要，原告租赁的土地都要被没收，青苗补偿标准为红线内4.5万元/亩，红线外3万元/亩，按实测面积计算。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新建便与被告郑国泉商量，要求其配合将青苗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原告，但郑国泉总是推诿。2019年年初，原告询问郑国泉，土地被征收了是否需要继续交租，答复不用，因此，原告的租金交纳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3、4月份，被告郑国泉领取了包含原告青苗补偿款在内的补偿款，原告多次催讨无果。另，2018年下半年，土地勘查部门在原告承包的两个鱼塘之间进行地质钻探，正常情况下青苗补偿费3000元/口，该款也被郑国泉领取，未支付给原告。故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郑国泉和兴源养殖场共同返还原告青苗补偿款376500元[45000元/亩×8.3亩+3000元]和利息（以376500元作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4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暂计至2019年7月1日为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采取欺骗手段承租涉案8.3亩鱼塘，并违法改变农用地用途违章搭建商铺等设施用于经营饲料和兽药，原告称承包鱼塘用于虾蟹鱼等水产养殖不是事实。被告认为虾蟹鱼属于青苗补偿款的补偿范围，因原告没有养殖虾蟹鱼，故原告不应获得青苗补偿；2、2018年11月，政府相关部门对原告的违建进行强拆。原告在其违章建筑被政府强拆后，已经于2018年11月退租，双方的合同关系在2018年11月已经终止。而征收补偿发生在2019年4月，故在征收补偿时原告已经不是承包地的使用权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3、承包地上的四口鱼塘由被告郑国泉投资建设，而原告投资建设的部分属于违建依法不予补偿，且也在征收补偿前被政府强行拆除。被告认为鱼塘是属于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范围，因鱼塘属于被告投资建设，故原告不应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4、另外，不确认原告主张的3000元地质钻探补偿款。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9日，广州南沙围垦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被告郑国泉作为承租方（乙方），共同签订《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沙尾垦区14-15涌灵新公路东侧属于甲方的土地租赁给乙方使用；总面积143.95亩，租赁期限10年（从2009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止）；租赁土地用于水产种苗培育及水产养殖；合同期内的租金按800元/亩的标准为基数，每两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8%；如政府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甲乙双方必须服从，乙方搭建供生活必需的临时工棚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予补偿，乙方同意按政府征地部门的青苗补偿标准执行等。根据被告兴源养殖场的营业执照显示，兴源养殖场系个体工商户性质，由被告郑国泉在2010年8月以个人名义注册经营，郑国泉系兴源养殖场的经营者。2013年6月23日，被告兴源养殖场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上述土地内位于场内西南方的8.3亩（长92米，宽60米）土地（下称涉案土地）租给乙方使用；租期6年，由2013年6月23日至2019年9月14日；乙方由2014年开始，应在每年2月15日前向甲方缴纳当年租金；2013年6月23日至2015年2月底止，每年每亩租金2000元；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底止，每年每亩租金2160元；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底止，每年每亩租金2333元；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4日，每年每亩租金2520元；合同期间如遇政府征收，补偿按照合同面积和政府补偿标准计算等。2019年4月25日，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作为甲方、被告郑国泉作为乙方、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及附件，合同约定：“位于广州南沙围垦开发公司用地（四至、范围详见附图），乙方同意在收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后即日起将上述土地交给甲方安排使用；经协商，乙方同意按照《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即3万元/亩。鉴于部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超出征地红线范围，该部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需一并补偿，经测量并经甲乙方共同确认，本合同乙方用地面积为71.528亩，故本合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总额为2145840元；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将土地移交甲方使用的，甲方按1.5万元/亩的标准计算奖励金给乙方，本合同用地红线内51.576亩，奖励金共计773640元等。上述合同的附件《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用统计表》显示，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为71.528亩，补偿单价30000元/亩，补偿金额2145840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奖励金的补偿面积为51.576亩，补偿单价15000元/亩，补偿金额773640元。庭审中，被告确认《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用统计表》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71.528亩包含涉案土地在内。被告并表示征收时在红线内的土地除了按3万元/亩的标准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外，还按1.5万元/亩的标准获得奖励金；但红线外的土地，只有有水的那部分土地按3万元/亩的标准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且没有相应的奖励金。被告同时表示，涉案土地有部分在红线内，部分在红线外，但其无法区分红线内外的具体面积数。另查，《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包干补偿价为3万元/亩。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在规定期限内将土地交付给区土地和房屋征收部门，积极配合完成征地相关手续的，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人奖励，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奖励金为2.63万元/亩，给予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的奖励金为1.5万元/亩。2019年10月23日，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表示：根据《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条的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补偿，不区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种类和数量，不管土地上有无青苗、有无地上附着物，均一律按包干补偿价3万元/亩来计算，所以《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用统计表》只记载补偿面积，不需要记载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种类、数量；涉案土地上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并不会影响后续对涉案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庭审中，被告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涉案土地的现场照片，以证明原告长期拖欠租金、水电费及原告在涉案土地上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后于2018年11月28日退租且退租后涉案土地再没有发生用水用电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欲证明的前述事实予以否认，认为被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反映了其于2018年2月5日向被告郑国泉转账支付25000元，该25000元包括了预交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租金及该期间内的水电费。原告并提交其与郑国泉于2019年2月28日的通话录音，以证明因涉案土地涉及征收，其于2019年2月28日打电话给郑国泉，询问是否需要继续交租，郑国泉回复不用，故其未继续交纳2019年3月起的租金。原告主张涉案土地上的违章建筑拆除后，其办公场所进行了迁移，但与被告的合同关系并未于2018年11月28日终止。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兴源养殖场签订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明确约定被告兴源养殖场将涉案土地出租给原告，双方并就租赁的期限、租金的数额等进行详细约定，合同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成立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合同已明确约定合同期间如遇政府征收，补偿按照合同面积和政府补偿标准计算，故涉案土地遇征收时，双方应按该条款履行。根据被告郑国泉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及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共同签订的《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及附件，并结合两被告的陈述可知，涉案土地在合同期内遇政府征收，且被告郑国泉已收到包含涉案土地在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相应的奖励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原告作为涉案土地的承租人，对涉案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涉案土地在租赁期内遇政府征收，原告作为涉案土地的承租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且依双方的合同约定，理应获得涉案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关于被告认为征收时原告既未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养殖、也未在涉案土地上建有地上附着物，且涉案土地的鱼塘系被告投资建设属于地上附着物，故原告无权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并无证据直接证明原告没有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养殖；其次，被告也无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上的鱼塘属于地上附着物的范畴并据此取得相应的补偿费；最后，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的回复可知，按照《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条的规定，涉案土地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补偿，不区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种类和数量，不管土地上有无青苗、有无地上附着物，均一律按包干补偿价3万元/亩来计算。故，被告的前述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抗辩认为双方的合同关系在2018年11月已经终止，在2019年4月征收补偿时原告不是承包地的使用权人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租赁期限至2019年9月14日止，在原告否认双方合同已经提前终止的情况下，被告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合同已在2018年11月协商终止或协商解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已依法或依约单方终止或解除合同，被告仅凭原告搬离涉案土地且没有发生水电费即主张双方合同已终止，显然依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主张原告拖欠租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是否拖欠租金属于双方履行租赁合同的纠纷，并不影响原告依法获取涉案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涉案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涉案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为3万元/亩×8.3亩=249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奖励金问题。根据《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给予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的奖励金为1.5万元/亩。因《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及附件载明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为71.528亩，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奖励金的补偿面积为51.576亩，即奖励金的补偿面积小于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结合被告在庭审中关于无法区分涉案土地在红线内外的具体面积数的陈述，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本院酌定涉案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奖励金为1.5万元/亩×8.3亩×（51.576亩÷71.528亩）=89772元。被告兴源养殖场是合同的出租人，被告郑国泉既是兴源养殖场的经营者，也是涉案土地的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奖励金的领取方，故两被告应共同向原告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49000元、奖励金89772元。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及地质钻探青苗补偿费3000元，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49000元、奖励金89772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022元，由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负担786元，由被告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共同负担623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钟丽炜人民陪审员  黎志明人民陪审员  陈建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张博文陈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