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13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住所地：深泽县李家庄村。法定代表人：袁英辉，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报，男，195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深泽县人，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晓省，石家庄市牛聚强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某，男，197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深泽县人，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辉，河北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志某，男，194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深泽县人，住本村。上诉人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李家庄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刘建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8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8民初1344号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2月1日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可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六十八条授权的《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规定“机动地在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有承包权的新增人口之后剩余部分，应当实行公开竞价方式发包，承包期不得超过五年。”本案所涉承包地，是本村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后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有承包权的新增人口预留的机动地，是基本农田。机动地的概念，是《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方式中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其用途是调整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人员的承包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是适用《土地承包法》家庭承包方式条款调整的。《条例》规定机动地承包期不得超过5年，正是依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对于机动地的承包属性和用途及承包期限做出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本案所涉承包地，是本村第一轮承包时预留的机动地，本村的耕地总面积是3000亩，预留的机动地是300余亩，本案所涉机动地发包时，还有150余亩机动地承包期限未到，未到承包期限的机动地已经达到了本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这158.47亩地是超出本村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五的部分，此地在2014年第一轮承包到期后应按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用于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调整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这超出本村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五的机动地对外发包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七条对于机动地面积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引用《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但其内容是第三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说土地承包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进行，因此不进行招投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引用上述条款是对土地承包法的误解，上述条款针对的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只有这几种带“荒”字的农村土地才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方式用其他方式承包的条款进行承包。机动地、基本农田是绝不允许通过协商方式承包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的。《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竞价方式发包，是专门对机动地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承包面向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群体，并不包括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群，因此，被上诉人作为机动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人违反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主体不适格。因此。一审法院所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进行，因此不进行招投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的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在引用法律条文时故意删掉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之4荒地，断章取义把4荒地的承包方式用于机动地承包是一审主审法官别有用心。二、2月1日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1、2月1日合同，是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产物。本案所涉承包地，是在2014年1月20日公开投标发包的，中标人是上诉第三人，中标标的是每亩650元，第三人中标后和上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并交了4万元定金，4万元定金至今未退（见庭审笔录第10页），上诉第三人和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原村委会主任李英某的儿子老三强行拿走了上诉第三人手中的合同（见庭审笔录第14页），然后和刘建某及乡政府的人私自议价，订立了这个损害集体利益的合同（见庭审笔录第12页）。按中标人中标标的每年每亩650元计算，此合同20年的承包费应是206.011万元，而合同上载明的承包费总额是已交93万元，尚欠42万元，合计是135万元，这就表明了是李英某伙同他的儿子老三勾结乡政府的干部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恶意串通的证据，就是被上诉人、上诉第三人和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且三人的陈述互相认证，无有异议），损害了集体利益71.011万元。这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阐明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三、一审法院认定2月1日合同有效是对法律的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2014年1月，第三人李志某通过公开投标，以每亩650元中标，但至今未拿到承包合同（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2014年2月1日被告刘建某与原告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加盖深泽县留村乡农村经济财务管理站印章（见一审法院判决书第9页）”。第三人没有拿到土地承包合同的原因，是因为第三人和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被李英某的儿子老三强行收缴（见庭审笔录第三人和证人相互印证的陈述），并不是第三人放弃中标项目，而是招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李英某伙同其儿子勾结乡政府的干部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私自改变了中标结果，然后和被上诉人违法签订了2月1日的合同。留村乡政府虽然对招投标活动实施了全程监督，但对招投标后签订违法合同的行为不但不进行查处，反而参与了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的违法活动，还依职权在违法产物上盖章使其形式合法化。一审法院查清了上述事实，不但不追究李英某父子及参与违法活动的乡干部的法律责任，反而认定：“从合同形式看，合同加盖了原告村委会公章并由时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签名，有被告签名及指纹，盖了留村乡人民政府农村经济管理站印章，形式合法（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一审法院明知2月1日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产物，却做出支持违法活动的判决，这是对法律的肆意践踏。综上，2月1日合同违反了机动地承包期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机动地预留亩数比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伙同其儿子和留村乡某些干部勾结，为了达到侵吞上诉人财产71万余元的目的，强行收缴第三人通过招投标和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改变中标结果，私自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违法合同，并利用各自手中的权力加盖了两级公章，使他们的非法行为形式上合法化。《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他们就占了三个。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做出错判。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现依据《民诉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8民初1344号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刘建某答辩称，一、上诉人在诉状第二页证明争议地块为果园承包到期后的再次承包并非机动地，因此上诉人上诉的第一部分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诉称的土地承包合同为被上诉人与村干部恶意串通的合同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于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报经乡政府批准。上诉人的村干部是否换届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三、自合同2014年2月1日签订至今已达近六年之久，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一直在履行合同，被上诉人也在该地块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解除合同必然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基于稳定土地秩序原则，也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志某未到庭进行答辩。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和被告刘建某于2014年2月1日签订的合同无效（当庭放弃“确认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4年4月3日签订的合同有效”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村委会远北土地第一轮承包合同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投标人既可以是本村村民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员。2014年1月第三人李志某通过公开投标，以每亩650元价格中标，但至今未拿到承包合同，未交纳承包费，未耕种土地。2014年2月1日被告刘建某与原告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加盖深泽县留村乡农村经济财务管理站印章。合同主要内容：刘建某承包村委会远北土地158.47亩，租金共计135万元，承包期限20年，2014年交租金93万元，剩余42万元于2028年12月31日前交清。由于村委会与原承包户之间发生纠纷，村委会未能及时将土地交付被告刘建某。2014年4月2日被告刘建某交纳承包费93万元，由深泽县留村乡农村经济财务管理站收取，村委会财务由该站统一管理，之后被告刘建某一直耕种土地至今。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结合原被告诉辩，本院认为，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2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被告是否与原告部分村干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以及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至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恶意串通。其次，从合同主体看，被告虽非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承包土地资格是经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被告合同主体适格；从合同形式看，合同加盖了原告村委会公章并有时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签名，有被告签名及指纹，盖了留村乡人民政府农村经济财务管理站印章，形式合法；从合同内容看，承包期二十年不违反法律规定，承包费数额及交纳期限乡政府知情，不存在私下串通行为。对于本案所涉《土地承包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原告村委会进行公开招投标后，因故与中标人的承包合同未能成立。后原被告签订承包合同未另行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原被告所签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但法律并没有规定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即导致合同无效，因此民主议定原则是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原被告已实际履行合同五年有余，被告交纳承包费人民币93万元，对土地进行了大量投入，期间原告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是否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是原告内部问题，原告没有遵守民主议定原则，系原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宣告合同无效，有碍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违背“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立法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进行。因此不进行招投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40元，由原告深泽县李家庄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如果未能提供证据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李家庄村委会称双方2014年2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14年2月1日上诉人李家庄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建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形式合法，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承包费数额及交纳期限乡政府知情，不存在私下串通的行为，且民主议定原则是管理型强制规定，双方后签订的合同并不因违反民主议定原则而导致合同无效。故一审法院认为宣告合同无效有碍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违背“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立法本意本院予以认可。另，村委会是我国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其权利义务是具有连续性的，每一届村委会在继承上一届村委会法律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上一届村委会的法定义务。本届村委会不能否认往届村委会的法律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村委会班子内部成员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问题属于村委会内部行政管理的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综上所述，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深泽县留村乡李家庄村民委员会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志刚审判员  李荣水审判员  史兆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