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482民初2725号 原告：李超，男，198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成法，男，195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 被告：戎艳，女，195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恒（系被告孙成法、戎艳之女），住禹城市。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新，山东德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金增，男，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 第三人：杨友东，男，197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宝辉，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超与被告孙成法、戎艳、孙金增、第三人杨友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4）禹民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孙成法、戎艳、孙金增于2015年6月24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禹民申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三被告的再审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8）鲁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案由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鲁14民再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4）禹民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后，依职权追加杨友东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被告孙成法、戎艳（以下简称孙成法夫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恒、韩玉新，第三人杨友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宝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金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70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利息；3.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孙成法夫妇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19日，原告与被告孙成法夫妇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两被告向原告借款170万元用于个人经营，借款期限为12个月，合同约定了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孙成法夫妇以自有的房屋提供担保，并订立担保合同，被告孙金增对该借款提供担保，并经禹城市公证处公证。合同到期后，被告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原告无奈，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孙成法、戎艳未作书面答辩，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被告已将借款及利息全部还清，现与原告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金增未作答辩。 第三人杨友东未作书面陈述，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述称，被告借原告17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情况下依法保护原告李超及第三人杨友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1年12月2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孙成法夫妇（乙方）、被告孙金增（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1.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借款170万元；2.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1日，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款；3.利率为月息2%，按月结息；4.乙方以自有房产（土地证为禹国用xx号，房产证号为鲁禹字第xx号、xx号）为借款设定抵押担保；5.丙方自愿为乙方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乙方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李超与孙成法夫妇就房产（房产证号为鲁禹字第xx号、xx号）办理了抵押登记，设定日期为2012年1月，注销日期为2012年9月14日。 2011年12月31日，第三人杨友东向孙成法转账170万元，孙成法在转账凭证上书写“已收到，孙成法，2011.12.31号”。 2012年9月19日，李超与孙成法夫妇、孙金增就上述借款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为：1.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借款170万元；2.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2年9月19日至2013年9月18日，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款；3.利率为月息2%，按月结息，结息日为当月1日；4.乙方以自有房产（房产证号为鲁禹字第xx号、x号）及附属土地作为本项借款的抵押；5.丙方自愿为乙方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乙方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同日，李超与孙成法夫妇签订了房屋抵押合同。2012年9月18日，李超与孙成法夫妇就涉案房产（房产证号为鲁禹字第xx号、xx号）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2年9月19日，李超与三被告向禹城市公证处申请公证并申请赋予上述《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2年10月9日，禹城市公证处出具了（2012）禹证经字第395号债权文书公证书，证明上述合同是于2012年9月19日在禹城市公证处签订的，签约行为、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合同上当事人签字、按手印均属实。 2012年9月19日，孙成法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大写壹佰柒拾万元整，孙成法，2012年9月19日”。 自2012年1月30日起至2013年9月6日，孙成法夫妇通过银行ATM机现存、山东诚发毛绒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发公司）的公户、郝东梅的个人账户，向杨友东转账或现存5笔、向杨友田转账1笔、向李芳转账或现存15笔款项，总共转账或现存21笔，合计2284200元。 孙成法原系诚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郝东梅系孙成法的会计。李芳系李超的姐姐、杨友东的妻子，杨友田系杨友东的妹妹。 2012年7月24日，德州市恒森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森公司）、孙成法共同向杨友东借款60万元，且恒森公司以其自己开发的位于禹王街北侧上禹周源小区三套房产（1号楼1-301、1-401、1-501室）作抵押，并在房管部门办理网签手续。因恒森公司、孙成法未能按期还款，杨友东于2014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4）禹民初字第53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恒森公司、孙成法共同向杨友东偿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经工商登记查询，孙金增系恒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孙成法系恒森公司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经本院向房管部门查询，恒森公司与案外人周振亭于2012年7月23日就上禹周源小区四套房产在禹城市房管部门办理了网签手续。恒森公司与周振亭于2013年6月14日将上述四套房产的备案手续进行了注销。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超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二、孙成法夫妇是否已经就涉案借款清偿完毕。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李超作为本案原告是适格的，即李超是涉案借款的合法债权人。理由如下： 首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关于“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本案中，李超提交的《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上面的出借人为李超记载清晰，且涉案合同均系在禹城市公证处签订的，经过了禹城市公证处的公证。同时，李超与孙成法夫妇就涉案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上的权利人亦为李超。况且，三被告对其签字、按手印等签约行为均不持异议。故可以确认涉案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而确认李超为涉案借款的合法债权人符合了债权凭证的外部表象特征。 其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中，虽然孙成法出具的借据及打款凭证上未载明债权人，但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李超作为本案原告不仅持有借据和打款凭证，更有《借款合同》、《房屋抵押合同》、他项权证等为证，故以此规定来抗辩李超的债权人资格依法无据。 再次，引发本案债权人资格争议的最主要的原因为，涉案借款实际发生于2011年12月28日，并由第三人杨友东于2011年12月31日向孙成法转账170万元，且涉案偿还的相关款项均转入了杨友东及案外人杨友田、李芳的账户。即转款和收款均通过他人账户进行，是否就足以排除合同约定中的债权人的债权人资格。本院认为，涉案借款虽实际由杨友东转账，还款亦转入他人账户，但杨友东自认170万元借款系应李超要求打款的，且李超亦认可被告转入他人账户的还款行为，可以说出借人李超、实际转款人杨友东及其他实际收款人的意志是相一致的，即涉案借款是由李超出借，他人只是一种代理行为。而现行法律并不禁止代为转款和代为收款的行为，且代为转款人和代为收款人均认可其代理的性质，其亦不会以此来向相对人主张权利，即该种行为并不会侵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况且，从孙成法夫妇提交的由孙金增书写的民事答辩状中，可以看出，三被告对与李超签订涉案借款相关的合同、由杨友东等人代为转款、收款等事宜是明知且认可的。故，仅凭付款人、收款人与合同中的债权人不一致，尚不足以排除李超作为本案合法债权人的资格。 最后，通过孙成法夫妇提交的2013年1月3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的“客户附言：李超320囍”；2013年8月3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的“客户附言：李超170息”等多张回单、凭证，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面均注明了李超，即在履行涉案借款合同中，孙成法夫妇亦以实际行动认可了李超债权人的身份。 关于焦点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孙成法夫妇抗辩已就涉案170万元借款本息清偿完毕，并提交了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已向杨友东等人还款228.42万元。李超认可了杨友东等人的代为收款行为，但仅认可其中部分与涉案借款170万元有关，且仅偿还了利息，本金并未偿还。第三人杨友东虽认可了全部款项，但其认为其中仅部分款项系偿还涉案借款170万元的利息，部分款项与孙成法、孙金增及恒森公司向其借款60万元、向案外人周振亭借款90万元有关，并提交了（2014）禹民初字第531号民事判决书、案外人周振亭的证言等证明60万元借贷关系、90万元借贷关系及借款利息均实际按月利率3%执行等。 本案虽历经三级人民法院多次审理，但基于孙成法、孙金增、杨友东三人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繁多且混杂，且基于各方当事人均作对己方有利陈述的特性，使得本案事实始终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本院综合全案证据，结合高度盖然性理论，从以下五个方面就本焦点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案中，先是孙成法夫妇对李超关于应当偿还170万元本息的主张进行了反驳，并提供了付款凭证，使得本案的主诉进入真伪不明状态，由此引发了本案的重审，同时，为查明案件事实，追加了杨友东为本案第三人。 杨友东针对孙成法夫妇已就涉案借款本息全部清偿的答辩进行了反驳，并提供了诸多证据，故而杨友东的反驳是否能够足以使得孙成法夫妇的答辩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成为本案的关键。而要查明该问题就必然涉及60万元借款、90万元借款及利息如何计算等相关问题。 第二，关于杨友东所提出的60万元、90万元借款的问题。60万元借款业经本院审理并作出了（2014）禹民初字第531号民事判决书，故而可以确认60万元债权真实存在。孙成法夫妇辩称，该款实际为恒森公司所用，收款方也是恒森公司。本院认为，无论该款是否为孙成法所用，其作为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均负有法律义务进行偿还，且其作为恒森公司的股东、高管，即便该笔借款用于恒森公司，孙成法偿还借款亦符合常理；况且，孙金增在本院对其询问时，明确认可了60万元借款的存在，且辩称该款实际为孙成法所用。故，本院对孙成法的上述辩称不予支持。 孙成法夫妇辩称，仅依据周振亭的证言、四套房产的网签情况，不足以认定该90万元借款的存在。因周振亭年事已高，出庭存在现实困难，经本院向周振亭进行询问，周振亭认可了该笔债权的存在，亦认可该笔借款本息已全部清偿。本院认为，首先，在借款本息已经清偿的前提下，借贷双方往往会将书面借据等进行销毁，即在此情况下，法律不能苛求当事人提交借据等书证。其次，本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向房管部门调取了上禹周源小区四套房产的网签情况，该四套房产于2012年7月23日前后进行网签备案，于2013年6月14日前后进行了注销，注销时间恰恰在2013年6月2日孙成法夫妇支付100.32万元之后，而该笔还款是杨友东主张的用于清偿90万元借款本息。即四套房产的网签存续时间与杨友东主张的90万元借款存续期间相吻合，而孙成法作为恒森公司的高管又未能就网签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最后，孙金增认可了该笔90万元借款的存在，并认可以上述四套房产以网签的形式进行抵押，亦辩称该笔借款实际为孙成法所用。故，现有证据是排除不了该90万元借款的存在的。 另，孙成法夫妇提交的2013年1月3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着“客户附言：李超320囍”；2013年3月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记载着“客户附言：320万息”，对其中记载的“320、320万”，孙成法夫妇并未给出合理解释，但杨友东主张的170万元、60万元、90万元三笔借款本金相加恰好为320万元，数字存在高度吻合。 因上述证据系杨友东为反驳孙成法夫妇关于已还清本息的辩称而举证，故其证明力仅需达到使得孙成法夫妇的辩称事实变得真伪不明即可。而根据现有证据，存在诸多引人合理怀疑的现实情况，故无法排除60万元借款、9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现有证据可以引起孙成法夫妇的辩称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第三，关于借款利息实际按何种标准执行的问题。李超主张虽涉案借款合同约定按月利率2%计算，但实际按月利率3%执行。杨友东亦主张三笔借款均按月利率3%执行。孙金增认可借款时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具体偿还情况不清楚。孙成法夫妇辩称，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执行的，先息后本，剩余部分冲抵本金。 本院认为，1.在本院受理的（2015）禹再立联调字第8号卷宗中，孙成法夫妇提交的2012年8月7日的记账凭证中记载的“付李超170万3分月息，应付利息，李超，借方金额￥51000”；2012年10月12日的记账凭证记载的“170万，月息3分，李超，借方金额￥51000”。上面两份记账凭证均清晰记载着“月息3分”，且对应的打款记录，均为51000元。虽孙成法夫妇辩称因会计对合同内容不知情，才写成3分的。但该辩称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会计人员作为专业财务人士，对利息、本金如此不加以区分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亦不符合常理；即便会计真的不知情，公司付款一般会经多人审核，公司对付款多少如此草率，亦与常理、日常习惯不符。2.孙成法夫妇提交的2013年1月3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着“客户附言：李超320囍”；2013年3月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着“客户附言：320万息”；2013年8月3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13215000003）记载着“客户附言：李超170息”，结合对应回单的打款金额，三张回单的金额与按月利率3%计算而来的月利息数额相一致，即320万对应96000元，170万元对应51000元。孙成法夫妇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3.孙成法夫妇辩称偿还的228.42万元，先息后本，剩余部分偿还本金，并提交了还款明细表。通过孙成法夫妇提交的明细表可知，其在偿还倒数第二笔借款即2013年8月3日的51000元时，已经清偿完毕并多付了2966.92207元；而后其在一个月后即2013年9月6日又偿还了69000元，此举明显不符合常理。孙成法夫妇对此辩称，就是多付了，因为一直没有对账，杨友东表示最后一起结算。从该辩称可见，如双方仅存在这一笔借款往来，在借款利息约定如此明确的情况下，如何会涉及到多付款及最后结算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证明其与杨友东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4.各方对涉案借款合同系由2011年12月份借款重新签订而来这一事实均无异议，但如按明细表中的偿还方式计算，截至2012年9月19日即重新签订涉案借款合同时，尚欠本金为156余万元，这与各方在合同中重新确认的本金为170万元并不一致。5.该明细表中的偿还计算方式与其在庭审中辩称的还款方式不一致，其在庭审中表述为“前六笔是306000元是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9月19日的利息，本金为170万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剩余部分偿还的是2012年9月19日签订的新合同，先息后本”，在本院向其释明后，其选择了全部按照先息后本的还款方式，但其并未就存在两种还款方式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孙成法夫妇对于其辩称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无法给出明确且合理的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从证据方面来说，相关证据里面注明的“月息3分”、“320万元对应的96000元”对利息按月利率3%给予了证明。从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合理性角度来说，孙成法夫妇前后论述存在矛盾，亦无法就每一笔还款作出明确且合理的解释。故李超、杨友东主张的涉案利息实际按照月利率3%执行的证据效力、盖然性明显高于孙成法夫妇的辩称事实。 第四，杨友东对涉案的每一笔还款作出了如下解释：2012年1月30日至2012年8月7日的6笔51000元，系偿还170万元借款6个月的利息；2012年9月26日的45000元，系偿还60万元及9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2年10月11日的51000元，系偿还17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2年11月2日的96000元，系偿还170万元、60万元、9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2年11月30日的45000元，系偿还60万元、9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2年12月4日的51000元，系偿还17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1月5日至2013年5月7日的5笔96000元，均系偿还170万元、60万元、9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6月2日的1003200元，系偿还的90万元本金、90万元借款2个月零8天的利息、60万元借款2个月零10天的利息；2013年7月10日的69000元，系偿还170万元、6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7月26日的18000元，系偿还6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8月3日的51000元，系偿还17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3年9月6日的69000元，系偿还170万元、60万元借款的利息；以上利息均按月利率3%计算。 杨友东的该解释明确且合理：其一，从数额上来看，偿还的金额51000元、45000元、96000元、69000元、18000元分别与170万元借款、150万元借款、320万元、230万元、60万元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金额一一对应；且自2013年6月2日清偿90万元借款本息后，未再出现与其向对应的利息金额27000元。其二，从还款时间上来看，前六笔与2011年12月28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6个月借款期限相吻合；2012年9月19日的借款合同签订后，自2012年10月11日起，孙成法夫妇每月向李超还款（除2013年6月2日的1003200元外），时间基本固定在每月月初，即2012年10月11日的还款对应9月份的利息、2012年11月2日的还款对应10月份的利息……每月还款既符合交易习惯，亦与合同中约定的“结息日为当月1日”相吻合。其三，该种解释与前述分析的利息实际按照月利率3%执行相互呼应、相互佐证，整体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件轮廓。 第五，自2015年孙成法夫妇申请再审起，其共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还款凭证，分别是（2015）禹再立联调字第8号卷宗中的还款凭证（以下简称凭证一组）、本案受理后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还款凭证（以下简称凭证二组）、庭审中提交的还款凭证（凭证三组）。经本院比对，凭证一组记载最为完整，不存在涂抹痕迹。凭证二组有两处明显的涂改情况，分别是：2012年11月2日的个人业务凭证，凭证一组中记载的为“李超息”，在凭证二组中“息”字被涂改；2013年7月10日的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交易序号002654），凭证一组中记载的为“李超息”，凭证二组中“息”字被抹去。凭证三组，有多处明显的涂改情况，比如2013年7月10日的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交易序号002654），凭证一组中记载的为“李超息”，凭证二组中“息”字被抹去，凭证三组中“李超息”三个字均被抹去；2013年1月3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的“客户附言：李超320囍”；2013年3月1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的“客户附言：320万息”；2013年8月3日的回单中（回单编号为xx）记载的“客户附言：李超170息”，凭证三组中均被抹去。结合前述分析中涉及到“记账凭证”上记载着“李超3分息”等情况，本院依法向孙成法夫妇释明上述情况，并限期内要求其提交相关付款凭证原件及相关账册原件，但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其仅提交了部分付款凭证原件，对相关账册未能提交。而针对相关凭证中存在的涂抹情况，其辩称系复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其不知情，但被涂抹的字眼周边均记载清晰，该种解释明显有违常理。 综上，从上述五个方面综合分析可见，杨友东提及的60万元借款、90万元借款及利息实际按月利息3%执行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足以使得孙成法夫妇辩称的已清偿完本息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本院对孙成法夫妇的关于已清偿完毕的辩称依法不予支持。 在明晰上述焦点问题后，关于本金数额及利息计算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第三条第四款关于“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规定》进行再审”的规定，原审案件在该司法解释实施前已经审结，本案系发回重审的一审，应当属于广义上再审的一部分，故本案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但对于该司法解释和本案法律适用有关的条款与之前的司法解释不相抵触的，本院亦将参照该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如前述分析，涉案借款实际按照月利率3%执行，超出了当时法律规定的限度，故本院将超出部分的利息认定为本金。结合历年贷款利率的变化、借款发生时的贷款利率基数、还款时的贷款利率基数等，并参照新司法解释关于利率的规定，本院综合全案情况，酌定已付利息超过月利率2%的部分用于偿还本金。 孙成法夫妇合计还款21笔，其中17笔与涉案借款170万元有关，每笔均按照月利率3%计算计51000元，合计867000元。故超出月利率2%的部分计289000元用于偿还本金，即尚欠本金1411000元。结合李超关于利息的主张、历年贷款利率的变化，在认定利息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与月利率2%两者相较较低者予以认定，故本院酌定孙成法夫妇偿还李超本金1411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411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7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3月1日起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另，孙成法夫妇以其自有的房屋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李超依法就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孙金增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依法应就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孙金增虽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并不影响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成法、戎艳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李超借款本金1411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411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7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3月1日起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原告李超有权在上述第一判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拍卖、变卖被告孙成法、戎艳共同共有的房屋（房产证号为鲁禹字第xx号、xx号）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或者与被告孙成法、戎艳就该抵押财产协议折价。 三、被告孙金增对上述第一判项确定的债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孙金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据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向被告孙成法、戎艳追偿。 四、驳回原告李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原告李超负担4800元，由被告孙成法、戎艳、孙金增共同负担23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成修 人民陪审员  袁建强 人民陪审员  高明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陈文磊 书 记 员  张 琦 附：申请执行期限为本判决生效后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