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4民初4448号 原告邵某，男，193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建国，杭州市大民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金某，女，194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张德发，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汤某，男，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凌斌，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原告邵某诉被告金某、汤某继承纠纷一案。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高春燕独任审判，于2019年3月1日、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邵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建国、被告金某的委托代理人张德发、被告汤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凌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某诉称：原告与被告金某原系夫妻，生育两女（长女金岚、次女邵静），于1980年10月25日经法院调解离婚，金岚由金某抚育，邵静由邵某抚育。邵静于2017年6月6日因病死亡，其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卡号62×××48）于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显示支出的1516200.1元以及现金20万元、港币10万元共计1816200.1元均系被两被告提取占有且拒绝继承分配。同时，两被告拒绝提供邵静骨灰安放场所，造成原告精神上、心理上极大伤害及打击。邵静名下财产作为遗产应根据继承法进行继承分配。原告对邵静骨灰存放情况具有知情权。要求判令：一、两被告返还占用遗产908100元、利息3222元；二、两被告释明邵静骨灰存放地址并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金某、汤某辩称：一、原告诉称的现金20万元及港币10万元并不存在。原告提交的银行卡账户明细单显示的2017年6月6日消费7322.6元在同日作撤销处理，故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邵静工行卡账户实际开支为1508877.5元（其中，2017年6月3日至6日期间的12笔消费记录所涉金额14251元系邵静生前用于其自身治病等支出，另有电视费6笔所涉金额126元系由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以上共计14377元不属于遗产范畴）。汤某为邵静治病及料理后事共计垫付费用30029.26元，金某于2017年6月5日为邵静垫付医疗费6132.7元，汤某与邵静同居生活期间向邵静转账127500元，汤某在邵静去世后替其归还银行欠款4932.98元，上述款项应从邵静遗产中扣除。汤某自2014年底开始与邵静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直至邵静去世。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汤某在共同生活期间对邵静照顾有加、关爱备至且将自己的全部工作收入所得包括自己的银行卡交由邵静供两人共同使用。邵静系肢体残疾人，无工作收入，故邵静名下的银行存款并非邵静个人所有，而属于汤某与邵静共有。处理上述款项时，首先应扣除属于汤某所有的部分，剩余部分才属于邵静的遗产。根据目前的证据判断，除了上述应予扣除转账127500元外，还应扣除无转账凭证但实际发生的汤某转交给邵静的款项10万元。综上，上述银行卡账户款项中属于邵静遗产的金额应为1225905.56元。此外，邵静生前有坐落于杭州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18371元、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约2万元）、卡地亚手表一块（价值约10万元）、百达翡丽手表一块（价值约6万元）以及价值约10万元的戒指、项链等首饰，均系邵静遗产。二、邵静生前长期与汤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因邵静肢体残疾，无劳动能力，生活起居等均由汤某照顾。每次邵静因病住院，均系汤某以家属身份签署各项告知书、同意书。邵静死亡后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殡葬证上记载的邵静家属也系汤某。综上，汤某与邵静虽未登记结婚，但对于汤某的行为，应依据继承法的规定，从邵静继承人以外对其尽到全部扶养责任的角度对汤某适当分配遗产30万元，其余遗产由邵某和金某均等继承。三、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无据。邵静病重期间，原告作为父亲对邵静缺乏关爱。邵静死亡后，原告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前往邵静生前居所取走了邵静的手表、首饰，并未询问邵静骨灰存放处所，不存在被告拒绝提供邵静骨灰存放地址的情形。 原告邵某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金某经法院调解离婚的事实。 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拟证明邵静因病于2017年6月6日死亡的事实。 3、银行卡账户明细单一份，拟证明邵静名下银行卡账户内的款项1516200.1元由两被告于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10月9日提取占有的事实。 4、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一份，拟证明邵静生前无婚姻登记记录的事实。 5、情况登记表、备案单各一份，拟证明两被告已提取邵静银行卡账户内存款及现金总计1816200.1元的事实。 被告金某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拟证明邵静于2017年6月6日因病死亡的事实。 2、遗体火化证明一份，拟证明邵静遗体在死亡次日火化的事实。 3、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契证各一份，拟证明邵静死亡后留有位于杭州市房屋一套的事实。 4、殡葬费用票据一份，拟证明为邵静后事支付殡葬费的事实。 5、收据一份，拟证明金某因邵静病危赶赴上海支付包车费用的事实。 6、居民户口簿一份，拟证明邵静生前户籍情况的事实。 7、杭州银行存折一份，拟证明邵静死亡后其存折内留有余额5626.48元的事实。 8、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存折一份，拟证明邵静死亡后其存折内留有余额5.67元的事实。 9、残疾人证一份，拟证明邵静生前持有残疾人证的事实。 10、市民卡一份，拟证明邵静生前享有社会保障的事实。 被告汤某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契证、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情况各一份，拟证明邵静遗产情况的事实。 2、交易明细查询、退保单、执行和解协议、交易记录、明细信息单一组，拟证明汤某将自己的收入交给邵静保管，邵静名下银行存款中有部分款项属于汤某所有的事实。 3、账单详情、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零星报销费用结算单、发票、收据、清单一组，拟证明汤某为邵静返还银行欠款、垫付医疗费、料理后事开支款项的事实。 4、账户明细一份，拟证明金某为邵静垫付医疗费的事实。 5、残疾人证、离职证明、参保证明、知情同意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殡葬证一组，拟证明邵静无劳动能力，生活起居及就医、陪护等均由汤某承担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质证意见及本院认定如下： 对原告邵某提交的证据1、4，被告金某、汤某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2，被告金某无异议，被告汤某对真实性有异议但对载明的死亡时间无异议；经审查，该证据2系复印件，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两被告对证据3、5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金某提交的证据1-4、6-10，原告邵某、被告汤某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5，原告不认可，被告汤某无异议；经审查，该证据5系案外人出具的收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 对被告汤某提交的证据1-5，被告金某均无异议。原告邵某对证据1、4、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原告对账单详情、结算单、发票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3中载明金额为7500元的收据及载明金额为2680元的清单所涉费用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3中同时作为被告金某证据5的收据不认可，因该收据系案外人出具，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 根据认定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 邵某与金某于1963年结婚（婚后生育邵静等两个女儿），于1980年经法院调解离婚。 2017年6月6日16时35分，邵静因病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死亡。该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可以联系的家属”以及“家属姓名”均为汤某。邵静后事由汤某办理，殡葬证记载的“家属姓名”为汤某。邵静遗体于2017年6月7日在上海火化后其骨灰由金某寄存于杭州殡仪馆。 邵静生前持有《残疾人证》，载明其系肢体残疾四级。2017年2月，汤某以“妻子患病住院，需要有人照顾”为由向其工作单位提出辞职。2017年2月及4月，邵静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由汤某作为患者家属在告知书、知情同意书、陪护告知等医院的相关文书上签字。2017年6月5日，金某支付邵静医疗费6132.7元。 杭州市房屋于2014年4月4日登记于邵静名下。登记于邵静名下的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卡号62×××48）于2017年6月3日至6日期间以“消费”形式支出13笔共计21573.6元（其中，2017年6月6日的一笔“消费”支出7322.6元于当日撤销，故实际以“消费”形式支出12笔共计14251元）；于2017年6月6日以ＡＴＭ取款方式支出10000元，于2017年6月7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以ＡＴＭ取款及银联转账等方式共计支出1484500.5元、以“批量业务-电视”名义支出6笔共计126元，上述款项中除126元以外的1494500.5元系汤某支取；上述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载明截至2017年10月9日尚有余额0.82元。登记于邵静名下开户银行为杭州银行清泰支行、账号为18×××14的存折载明截至2017年3月30日尚有余额5626.48元。登记于邵静名下开户机构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近江分理处、账号为10×××52的存折载明截至2017年3月21日尚有余额5.67元。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确认邵静名下杭州市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部分余额截至2016年12月约为18371元。 另查明：汤某于2015年11月27日、28日分别向邵静转账1万元，于2016年2月1日、5日分别向邵静转账5万元，于2017年1月11日向邵静转账500元，于2017年5月10日向邵静转账7000元，于2017年7月20日至21日代邵静返还银行欠款4932.98元。2017年6月19日，邵某报警称邵静的房产证、20万现金、死亡证明等物品在其男友汤某处保管，想拿回上述物品，求助民警协调。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民警载明该起警情处理结果为“已联系汤某来派出所进行调解”。 又，庭审中，邵某认为邵静名下另有机动车等遗产应予分割；汤某认可登记于邵静名下的案涉北城枫景园6幢1单元1402室房屋由邵某与金某继承，邵某与金某一致要求在本案中对该房屋仅处理所有权份额的继承事宜。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存折余额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部分余额登记于邵静名下，系其遗产，结合本案实际，由邵某、金某各半继承。邵静名下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所涉款项中，2017年6月3日至6日的12笔“消费”支出共计14251元发生于邵静生前，邵静死亡后该账户以“批量业务-电视”名义支出的共计126元款项并无证据证明系原、被告支取，故上述共计14377元不认定为遗产；汤某于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共计自案涉借记卡账户中支取1494500.5元，截至2017年10月9日案涉借记卡账户内尚有余额0.82元，在无证据证实上述共计1494501.32元款项中存在汤某财产的情况下，应认定系邵静遗产；汤某在邵静死亡后代其返还银行欠款4932.98元，该款项系邵静债务，应在其遗产中扣除；金某在邵静生前支付邵静医疗费但无证据证实该款项经邵静确认为欠款，汤某称为邵静垫付医疗费但无证据予以证实，故在本案中对被告关于相关医疗费应自邵静遗产中扣除的辩称不予采纳；关于丧葬费用，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自邵静遗产中扣除13000元。综上，案涉借记卡账户所涉款项中属于邵静遗产的应为1476568.34元（其中，1476567.52元已由汤某支取，0.82元系该借记卡账户载明的截至2017年10月9日的余额）。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适当遗产。结合邵静生前陪护、后事办理情况等实际，本院酌定汤某就案涉借记卡账户项下遗产分得30万元，余款由邵某与金某各半继承。结合案涉借记卡账户款项支取实际，由汤某就其已支取的款项向邵某、金某分别支付588283.76元，并由邵某、金某分别享有案涉借记卡账户中尚未支取款项的二分之一份额。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无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本院在本案中对邵某关于邵静尚有现金人民币20万元、港币10万元、机动车等遗产的诉称不予认定，对金某、汤某关于邵静尚有手表、首饰等遗产以及应在邵静遗产中先分出汤某个人财产227500元的辩称不予采纳。结合本案实际，在无证据证实被告拒绝分割遗产、拒绝告知骨灰存放地址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要求支付利息、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请在本案中不予支持。被告在本案审理期间明确案涉骨灰存放于杭州殡仪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释明骨灰存放地址的诉请在判决主文中不再予以表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登记于被继承人邵静名下的杭州市房屋由原告邵某、被告金某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 二、被继承人邵静名下的案涉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部分余额由原告邵某、被告金某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 三、被继承人邵静名下的存折（开户银行杭州银行清泰支行、账号18×××14）中的余额由原告邵某、被告金某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 四、被继承人邵静名下的存折（开户机构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近江分理处、账号10×××52）中的余额由原告邵某、被告金某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 五、被继承人邵静名下卡号为62×××48的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中的余额由原告邵某、被告金某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 六、被告汤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邵某、被告金某各支付案涉款项人民币588283.76元。 七、驳回原告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81.5元，由原告邵某、被告金某、被告汤某各负担2160.5元。被告金某、汤某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春燕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蒋敏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