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再28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梁耀权，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系肇庆市端州区黄岗奋发机电维修服务部个体经营者。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兴盛四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3699753806X。法定代表人：邓永光。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聚，该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梁耀权因与被申请人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湖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9日作出的（2017）粤1202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粤12民申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梁耀权及被申请人星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耀权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星湖公司称其已全额支付我方费用，对我方提交的税票不予确认。事实上，我方提交的发票是记账联，抵扣联早已交给星湖公司用于抵扣税款，且我方与星湖公司从2013年至2015年一直有维修业务往来，我方为星湖公司维修机电及更换配件耗材均有税务发票及送货单，一直以来都是先交发票后付款。原审法院在未充分查清案件事实便驳回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我方送货单有星湖公司收货人焦新友签名的事实和税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通用机打发票均可以证明我方已为星湖公司垫付了维修和配件的费用。我方已将发票的抵扣联交给星湖公司，其已抵扣税，却不确认该事实，违反诚信原则。根据证据规则，星湖公司答辩已全额支付费用，即已付款的举证责任在星湖公司。另外，原审法院把证明收货人焦新友是否星湖公司员工的举证责任归于我方，适用法律错误。三、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事实认定。现我方提供收货人焦新友与星湖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原件，证实焦新友是星湖公司在本案事发期间登记在册的员工。焦新友也出具证人证词证明我方为星湖公司维修电机及配件、材料送货服务，确认是其收的发票且已交财务部，星湖公司尚未付款的事实。我方与星湖公司的资金往来方式是通过银行转账，根据2013年4月10日至2018年11月26日的银行流水反映，我方未收到星湖公司应支付的维修机电货款47265元。综上，我方请求再审支持我方请求。星湖公司再审答辩称：梁耀权在一审期间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证实我司尚欠电机货款472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梁耀权提供的证据不足，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梁耀权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方在肇庆端州区二塔路金田实业有限公司北侧，经营电机维修业务。原先是给肇庆市工农北路星湖集团公司维修电机业务的，后星湖公司成立，相关联系人调到新公司任职并介绍了该公司的电机维修服务给我方。2015年4月23日我方到星湖公司维修故障冷却塔多速机，因此机装在塔顶上，须借助吊机拆卸下来，星湖公司负责人叫我先垫付吊机拆卸费用，随后我方将拆卸的故障冷却塔多速机带回维修部维修好并于次月5月18日将维修好的冷却塔多速机送回到星湖公司，又需请吊机才能安装上去，此次吊机费用也是我方先垫付。安装好后试机正常，星湖公司叫我方开发票过去，原来约好要签服务合同的，后来因为负责人的原因，合同没有及时签订。2015年10月6日，星湖公司l60KW电机故障，我方到星湖公司将故障电机带回维修部进行维修，于当月l6日将维修好的电机送回星湖公司安装好，在2015年间，我方还给星湖公司维修过三相75KW电机、三相l5KW电机，三相力距电机等。相关维修费用均与星湖公司项目负责人核对清楚，我方多次向星湖公司要求付款，星湖公司只付了小数目的款项，大数目的均以各种理由推搪。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星湖公司支付我方维修电机货款包括吊机吊拆装费用、材料费、税款、运费、配件费、人工费等，已开发票额款：45900元，还有送货单未开票款：1365元；2.请求法院判令星湖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对梁耀权提交的证据及事实作出以下认定：1.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及税务通用机打发票1张，发票上购货单位虽然载明“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但由于星湖公司不确认，又没有相应合同及送货单佐证，且该发票是梁耀权单方开具，又未将该发票交付给星湖公司，该发票不能认定星湖公司欠货款的事实；2.送货单3张，送货单上购货单位虽然载明“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但由于星湖公司不确认，且收货单位无盖星湖公司的任何印章，而梁耀权又无法证明收货人与星湖公司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送货单不能认定星湖公司收货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梁耀权主张星湖公司欠其货款、拆装费用、材料费、税款、运费、配件费、人工费47265元（45900元＋1365元），虽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税务通用机打发票1张、送货单3张予以佐证，但由于星湖公司不确认，且收货单位无盖星湖公司的任何印章，梁耀权又无法证明收货人与星湖公司之间的关系，至于货物发票，因是梁耀权单方开具，又无证据证明星湖公司知悉或收取了该发票，梁耀权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星湖公司欠其货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由于梁耀权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梁耀权要求星湖公司支付维修电机货款、拆装费用、材料费、税款、运费、配件费、人工费47265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梁耀权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受理费491元，由梁耀权承担。再审期间，梁耀权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19张送货单及2张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涉案3张发票已送货以及银行流水反映星湖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2015年12月29日转账支付给奋发维修服务部的款项是支付其它送货单及发票的款项，并非支付涉案发票及送货单的款项的事实；2.银行流水清单，拟证明星湖公司未支付涉案货款的事实；3.焦新友与星湖公司的劳动合同，拟证明收货人焦新友是星湖公司员工的事实；4.焦新友的书面证人证词以及在再审庭审作证称：书面证人证词所书写的情况属实，该证人证词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其在星湖公司负责采购、维修工作，其公司与梁耀权有维修电机的业务往来。业务流程是其公司生产过程中电机发生故障后，其致电通知梁耀权到其公司将故障电机拉回梁耀权维修服务部进行维修，维修完毕后将电机送回其公司，梁耀权开具送货单，其本人签收送货单，送货单开具后经其公司审批流程，审批完毕后通知梁耀权开具发票，开回发票后交给其，其将发票交给公司财务，同时向公司递交审批汇款的申请请求汇款。付款方式是公司银行转账。送货单签收时没有盖其公司印章，其公司很多收货都没有盖公司印章。涉案3张发票的款项没有支付，因为当时2015年下半年很多供应商的款项都延迟支付。其印象中这些发票最后没有支付货款。2016年1月29日的3张送货单没有开具发票，因为当时接近农历年底，公司准备放假，其跟供应商沟通待春节后上班再开具发票。春节后上班，其收到公司要停产的通知，然后其通知供应商业务暂停，该3张送货单的款项没有支付给供应商。星湖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银行流水的三性由法庭确定；对证据3，合同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再审查明：梁耀权在肇庆端州区二塔路金田实业有限公司北侧第五卡开设肇庆市端州区黄岗奋发机电维修服务部（以下简称奋发维修服务部），经营修理电器等业务。梁耀权为星湖公司提供电机维修服务多年。焦新友系星湖公司员工，于2010年6月至2016年3月任星湖公司综合管理部采购员，负责星湖公司五金物件采购及维修业务。梁耀权为星湖公司提供服务的模式一般是星湖公司的电机发生故障后，焦新友通知梁耀权到星湖公司将故障电机拉回其维修服务部维修，梁耀权维修完毕后将电机送回星湖公司并开具送货单给焦新友签收。送货单经星湖公司审批后，梁耀权再开具发票交给焦新友，焦新友交给星湖公司财务部审批后支付款项。梁耀权与星湖公司维修业务往来的结账方式是通过银行转账。2017年4月28日，梁耀权持2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税务通用机打发票及3张送货单向原审法院起诉，其中，3张发票分别为：1.开票日期为2015年9月9日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600元；2.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23日的税务通用机打发票，金额9200元；3.开票日期为2015年12月23日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3100元。上述发票上的购货单位或顾客均为星湖公司、收款人均为梁耀权、开票单位均为奋发维修服务部。3张送货单分别为：1.2016年1月29日的送货单，金额250元；2.2016年1月29日的送货单，金额900元；3.2016年1月29日的送货单，金额215元。上述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均为奋发机电、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均为焦新友。再审期间，梁耀权提供了2张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19张送货单，其中，2张发票分别为：1.开票日期为2014年8月29日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140元；2.开票日期为2015年6月9日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6000元。上述发票上的购货单位均为星湖公司、收款人均为梁耀权、开票单位均为奋发维修服务部。19张送货单分别为：1.2014年7月3日的送货单，金额950元；2.2014年7月8日的送货单，金额440元；3.2014年7月24日的送货单，金额500元；4.2014年8月29日的送货单，金额250元；5.2015年2月28日的送货单，金额85元；6.2015年3月18日的送货单，金额680元；7.2015年3月18日的送货单，金额585元；8.2015年4月18日的送货单，金额150元；9.2015年5月11日的送货单，金额700元；10.2015年5月11日的送货单，金额150元；11.2015年5月18日的送货单，金额23600元；12.2015年5月22日的送货单，金额16000元；13.2015年6月26日的送货单，金额400元；14.2015年7月7日的送货单，金额1810元；15.2015年8月的送货单，金额420元；16.2015年8月的送货单，金额1905元；17.2015年9月26日的送货单，金额8500元；18.2015年10月16日的送货单，金额15500元；19.2015年11月10日的送货单，金额700元。上述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均为奋发机电；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除了2014年7月24日之外，其余均为焦新友。另查明，奋发维修服务部的银行账户自2015年9月1日起，于2015年9月24日收到星湖公司转账18140元、2015年12月29日收到星湖公司转账6885元，之后没有再收到星湖公司转账款项。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是承揽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梁耀权承接星湖公司的维修项目是否存在未付款情况以及金额。对此，本院再审综合评析如下：首先，劳动合同、焦新友的证言证实焦新友是星湖公司的员工，在星湖公司负责采购、维修业务，星湖公司与梁耀权之间维修电机的业务，由其与梁耀权接洽。其次，焦新友在再审庭审陈述涉案3张发票及3张送货单均是梁耀权为星湖公司维修了电机后开具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是其本人签名，星湖公司没有支付这些发票和送货单的款项。与梁耀权在一审、再审陈述星湖公司未支付涉案3张发票和3张送货单的款项的情况一致。再则，梁耀权及焦新友均陈述星湖公司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维修等款项给梁耀权，银行流水反映梁耀权的奋发维修服务部于2015年9月至梁耀权起诉期间，仅收到星湖公司2笔转账款项即2015年9月24日转账18140元、2015年12月29日转账6885元。而对于该2笔款项，梁耀权在再审陈述并非支付涉案2015年9月9日、11月23日、12月23日的3张发票及2016年1月29日的3张送货单的款项，并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实，其中，2015年9月24日的18140元，与梁耀权提交的2014年8月29日的发票金额（2140元）以及与之对应的2014年7月3日、7月8日、7月24日、8月29日送货单的合计金额（2140元）、2015年6月9日的发票金额（16000元）以及与之对应的2015年5月22日送货单的金额（16000元），金额共18140元（2140元+16000元）是一致的；2015年12月29日的6885元，亦与梁耀权再审期间提交的2015年2月28日、3月18日、4月18日、5月11日、6月26日、7月7日、2015年8月送货单的合计金额（6885元）相吻合，可以印证梁耀权的陈述。据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梁耀权起诉时提供的涉案3张发票和3张送货单的款项共47265元，星湖公司尚未支付给梁耀权，星湖公司应予支付。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梁耀权的再审请求，理据充分，本院再审予以支持。因本案再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本案的事实认定发生了改变，本院再审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2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二、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47265元给梁耀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91元，由梁耀权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981.62元，由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蓝燕琴审判员  贝 娟审判员  苏振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黄晓华书记员李睿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