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81民初8650号原告：高凤莲，女，196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乐，河北俱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娟，河北俱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时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雯娟，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高凤莲与被告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凤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乐、王亚娟，被告碧桂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雯娟、王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凤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房屋增值税款差额19845.62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签订编号为销售（字）201724658018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碧桂园凤凰城东地块二期一区1-2-404房屋，商品房总价1101432元，同日签订《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商品房总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其中不含税价992281.08元，税金109150.92元。由此《补充协议》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款计算方式进行了变更，由原来价税合计变更为价税分列，确定房屋的不含税价格，并明确不含税价连同增值税一并由原告负担。房屋的增值税按11%先由开发商预收，等房屋交付时结算。原告通过咨询税务部门得知不动产增值税税率已经降低至9%。现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以提高不含税房价的方式开具增值税发票，拒不退还税额差价。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多余部分税款，被告不予理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碧桂园公司辩称，1、原告诉请返还增值税差额无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房屋总价款及计价方法，且并无降税即降价的约定。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自愿签署，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中已经约定房屋总价款，且明确了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即房屋总价系依据建筑面积乘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价格而确定，房屋总价款除因存在面积差异原因进行调整外，没有其他变动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更无增值税税率变化可引起房屋总价款变化的约定。另外，原告签署的《认购书》、《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银行按揭及公积金付款方式补充协议》等文件中，亦多次确认其所购房屋的总价款，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已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除面积差异外，并无其他可以调整房屋价款的约定。故原告以增值税税率变化而要求返还税款差额并无依据。2、合同补充协议分别写明不含税价及税金，仅是为税务处理之便利而进行的补充约定，其本身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更未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款计算方式进行变更。根据增值税价税分离以及印花税缴交依据的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4月25日视频会议要求“按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在含税总价固定的前提下，根据增值税税率推算出不含税总价，并分别列明了不含税总价、增值税税率（11%），目的仅是为便于日后缴纳印花税的计征。该约定既没有改变增值税纳税义务主体，也没有改变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更无“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降税即降价”必须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才能得到法律支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仅增值税税率下调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调整房价款的理由。3、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答辩人，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被告的纳税行为及纳税金额与原告无关。增值税的具体税率标准及征收对象等均是法定的，不属于缔约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从计税原理上讲，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被告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来讲，《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约定：房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和政府规定各自承担。应由买受人承担的税费及相关款项详见本补充协议附录一。根据该约定及附录一所列明细，原告并不需要承担该房产交易中的增值税。故，无论按国家规定、计税原理还是合同约定，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均应为被告而非原告，且增值税亦不属于原告自行负担的税费或被告代原告缴纳的税费。税率下调系因为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税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适用的税率及答辩人开具的发票税率均是依据并符合当时国家规定的税率，并无违法或违规之处。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明确约定降税即降价的情形下，被告是否缴税、缴纳的具体金额、税率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并不是国家少收的税款当然转为房款，更不会当然退给或补给原告。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升，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9%，不影响房屋的总价款。4、根据增值税的流转属性，增值税税率调整并不意味着被告必然从中额外获利。对于企业而言，增值纳税金额=销项税-进项税，销项税减少的同时进项税也在减少，因此，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并非简单按税率数字直接加减计算，还需综合其他因素和情况，税率下调并不意味着被告必然从中获利。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直接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而增值税税率降低即要求降价退税，势必对被告造成损失，且实质上是剥夺了被告作为纳税义务人享受国家税改政策优惠的权利，明显与国家税改政策的初衷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精神相悖；这类诉请不仅会导致国家税改政策目的的落空，更会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空前混乱，不利于商事交易的正常进行，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社会效果。综上，国家税率调整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原告以增值税税率下调主张返还房屋增值税款差额，并无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任何依据，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8日，高凤莲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编号销售（字）201724658018号，合同约定由高凤莲购买碧桂园公司开发的碧桂园凤凰城东地块二期一区1-2-404房屋一套，面积128.45平方米，单价8574.78元，总价1101432元。同日双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该商品房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其中不含税价992281.08元，税金109150.92元。后高凤莲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缴清了全部房价款，碧桂园公司将涉案房屋交付高凤莲。2019年7月20日，碧桂园公司为高凤莲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1101432元，税率为9%，税额为90943.93元。本院认为，高凤莲与碧桂园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为：税率降低导致的税金差额是否应由碧桂园公司返还给高凤莲。首先，双方当事人约定房屋价款按建筑面积计算，该约定系当事人就涉案房屋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不动产属于家庭的大额财产，不动产买卖事宜关系重大，故双方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其中增值税税率为11%。高凤莲主张由于国家实行减税政策，增值税税率下降为9%，税率下调而开发商收取的含增值税房价仍为1101432元，故开发商多收取了房价19845.62元（992281.08*2%），因此要求碧桂园公司返还税款差额。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第十条，仅是开发商为了按不含增值税的计税金额确定印花税计税依据而进行的约定，不构成双方对房屋总价变更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已通过合同约定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碧桂园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退一步讲，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最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章丘碧桂园公司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碧桂园公司，并非高凤莲。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综上，高凤莲关于碧桂园公司应返还房屋增值税差额的诉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凤莲要求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房屋增值税款差额19845.62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元，减半收取计148元，由高凤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宋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魏炳尧书 记 员  谢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