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11民初19874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男，197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军，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仓，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被告（反诉原告）：陈裕，男，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仁兵，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星，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诉被告（反诉原告）李仓、陈裕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的委托代理人张维军，被告（反诉原告）李仓及其与被告（反诉原告）陈裕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仁兵、张云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合伙款项33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7110元（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2月15日为1450元；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6日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9000元；以33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按月利息1%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为6660元，之后顺延至款清）；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被告（反诉原告）李仓、陈裕及案外人余华四人自2006年12月29日开始合伙经营药品生意。2010年1月1日，上述四人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合伙事项、合伙财产及各方投资比例、财务管理、各方权利义务等事宜。为方便合伙事项的开展及人员管理。2015年11月11日，各合伙人共同成立合肥市仓吉贸易咨询有限公司，各股东按照合伙出资比例认缴公司出资。2018年1月11日，王海峰、李仓、陈裕、余华四人经协商签订一份《股东会决议》，约定：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240万元整；同意王海峰撤股，王海峰所占股份人民币533000元，李仓和陈裕按以下方式支付给王海峰，2018年2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2018年10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2019年2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3.3万元，同时约定首次未按时支付，违约金额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平均数支付，如两次违约按照未支付金额总和乘以月利息1分计算支付违约金，以此类推。四人同时约定余华撤股；原告（反诉被告）和余华退出合伙后有义务协助完成应收账款及公司权益事宜。合肥市仓吉贸易咨询有限公司同时变更，原股东四人变更为李仓和陈裕。协议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按照要求完成了合伙事项的交接事宜，亦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协助事宜，但两被告未按照约定及时支付退伙款项，截至起诉之日两被告仅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前两笔合计20万元，剩余款项原告（反诉被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要未果。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股东会决议》是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各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两被告拖延向原告支付退伙款项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诉至贵院，望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反诉原告）李仓、陈裕辩称：我方不同意支付诉请的款项及诉讼费用，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反诉被告）诉请依据的所谓的股东会决议，虽名为股东会决议，但是实际上为原告（反诉被告）为退伙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时签署的一份资料，该协议无实质意义，且原被告当时都约定这只是一份文件，现原告（反诉被告）以此来起诉，有违事实和诚信的民事原则。即使是股东会决议，被告没有收到任何的股东通知程序，且该协议的内容违背了当时四人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另股权转让未经过任何的评估审计，将公司资产预估为240万元，但是案涉的公司并未实际注资，是4人认缴注册，且未实际经营，但是基于原被告双方是亲戚关系，且原告（反诉被告）是由被告带入医药行业，如果原告（反诉被告）能认识到这个关系，且态度诚恳，被告也可以自愿支付部分款项以便于结束这种纠纷，否则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诉请。在后续的经营中，被告发现当时预估的240万元资产并未包括已实际产生的94万元债务，也能证明该股东会决议的部分内容不具有真实性。 反诉原告（被告）李仓、陈裕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 1、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股东会决议》；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自2000年起经营药品生意，后日渐起色，2006年12月亲王海峰、陈裕、余华等加入并合伙一起经营；2010年1月1日，李仓、王海峰、陈裕、余华4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后4人共同成立合肥市仓吉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李仓任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底至2018年初，由于李仓家母病危，无心顾及经营，李仓为尽孝临终老母，将药品经营管理工作临时交给王海峰处理，事后才知道，此时王海峰已存另谋之心，谎称其改行，违法违规自行拟定决议，也未经召开股东会，未经经过任何评估和审计，以不合理的高价违规转让股权，事后让李仓在协议上补签字，案涉股东会决议多处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具体违法之处有：一、案涉股东会决议程序违法也违反公司章程公司法第41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王海峰在李仓离开公司期间被临时代行董事（经理）职务期间，未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违规召开股东会，那时李仓母亲病危，李仓为弥补母亲的养育之恩，整天在医院病榻前服侍老母，李仓从未收到召开股东会的任何通知，因此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严重违法。李仓事后多日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补签字，李仓是出于对亲戚王海峰的信任，未细看的情况下补签字，并不能表明是对股东会召集方式等程序性事项上的认可；因为股东会召集程序合法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的事项，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只要程序违法就无法通过事后补签字予以追认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性。二、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多处违法。合法性。1、如果实际履行案涉股东会决议的话，就会造成王海峰“空手套白狼”。2015年成立合肥市昌古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时王海峰是认缴手套白狼并未实际出资，那么转让股权的决议必须补缴出资或者在让款中予以代缴纳，否则会造成王海峰“空手套白狼”或者际抽速出资，这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第35条关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未经评估审计公司资产，股权价值无法确定，股东会内部决议违法。股权的价值即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所以股权转让实际上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按照等价的交易原则，其转让价格等同于被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公司价值。合肥市仓吉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11日，公司注册资本20万全部为认缴出资，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公司才刚刚发展两年多，且案涉公司并未实际经营，反诉被告王海峰私自草拟协议，任何资产评估，未经任何审计将一个空壳公司估值240万，虚高公司资产意图高价转让其公司股权。王海峰以其只是办理退股手续为由要求李仓等人补签字，加之都是亲戚关系，反诉原告未加细读细想便草草地在王海峰早已起草好的文本上签了字，显然协议上的签字并非反诉原告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与四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内容不致，履行时应当以《合作协议书》合同内容为准。2010年1月1日四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四方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四方合作的基础性文件。该《合作协议书》第十条约定“本协议不完善之处经过各方共同协商后确定，将与不同时期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方式出现，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进一步说明了该《合作协议书》是主合同；既然是主合同，那么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5款约定“任何一方如退出合作，应无条件将市场资源交还给其他方，投入的费用按市场情况，给予原始投入50%70%的比率退还给退出方”，这与案涉《股东会决议》第1条约定不一致，那么应该按照主合同《合作协议书》来履行。四、案涉《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公司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贰佰肆拾万整”不单指合肥仓吉公司的股权，还包括四人合伙的其他财产。合肥仓吉公司是个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按照药品行业的规定，无法开展药品经营，事实上自四人合伙经营药品以来，都入职安徽悦来医药有限公司，李仓、王海峰、陈裕等人也是安徽悦来医药有限公司的员工，所有业务的开展都是以安徽悦来医药有限公司进行的，且社保都是安徽悦来医药有限公司纳，案涉《股东决议》中载明的“公司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式佰肆拾万整”包括四位合伙人在安徽悦来医药有限公司经营绩效奖励等等，这是四人都说好的事实，王海峰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绝对不是单的合肥古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但是，由于安做悦来医药有限公司在案涉股东会决议签署后因违规经营药品被行政机关处，安微悦来医药有限公司几乎停止经营，安悦来医药有限公司欠包括四位合伙人在内的大量債务、绩效奖励等一直没有履行或兑现现在也没有资产来履行债务，所以说案涉《股东会决议》签署后的状况发生了重大情势变更，这一点反诉被告一直很清楚，案涉殿东会决议中涉及的240万大部分是安徽悦来医药有限公司应该兑现给四人的绩效奖励等，现在王海峰全部以股权转让款的形式起诉要求支付，有违事实；如果反诉原告来履行义务，对反诉原告也不公平。另《股东会协议》第四款第6条约定“王海峰、余华在三年内不得将公司现有经营品种在未经新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单独运作，一经发现新股东有权利拒付未付的款项”，实际上，不排除王海峰在公司期间可能就违背了各方之间达成的“同业禁止”的约定，据反诉原告所知，王海峰离开公司立即就到药品公司工作，且经营的品种与合肥仓吉公司经营品种相同，王海峰擅自违约，反诉原告当然有权拒绝支付虛高的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反诉原告带领反诉被告等人经营致富，未做过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信任自己的亲戚兼合作伙伴王海峰，以至于在自己母亲病危的时候，为了尽孝道，需短暂离开公司，将全部经营管理工作临时交由王海峰处理，但王海峰违法违规拟定决议，未依法依规召开股东会，未经评估和审计，以虛高的高价违规转让股权，违背诚实守信原则，违规经营与合肥仓吉公司相同的竟品，其行为侵害了公司及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反诉原告有权依法要求解除案涉《股东会决议》并拒付虚高的股权转让款，以维护合肥仓吉公司和反诉原告的合法利益， 反诉被告王海峰辩称：一、本案实际上是合伙期间产生的纠纷，不是股权转让纠纷，2018年1月11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实际上是四个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及退伙的相关约定，本质上属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该合同是经过四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据合同法的规定，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各方当事人应该共同遵守并执行；二、反诉原告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理由不能成立，因合同法关于撤销合同有明确的规定，是要求缔约方在缔约合同以前具有欺诈的事实，而反诉原告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反诉原告存在欺诈的事实。即使按照反诉原告所述的撤销股东会决议的理由是公司法关于召集程序的规定，据公司法第22条及公司法解释一第3条，反诉原告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应该自股东会决议产生60日内，请求撤销。超过该法律期限，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三、根据合同法的约定，合同的撤销期限是一年，反诉原告的请求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乙方）、被告（反诉原告）李仓（甲方）、陈裕（丁方）及案外人余华（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甲乙丙丁四方合作为自2006年12月29日合作至今，走过艰辛而又愉快的三年，三年间我们同心同德，共谋发展，为“公司”为我们开创明天美好的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经四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共识：前期投资协议，原始股金凭据全部废止收回，不再作为有效凭据，自2009年12月30日起，均以公司新的协议凭据作为投资、分红和共同承担风险的依据。原始投资比例不变，2009年12月30日前累计投入的原始股本为18万元整，其中甲方10万，占比55.56%；乙方4万元整，占比22.22%；丙方2万元整，占比11.11%；丁方2万元整，占比11.11%。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原则：按投入比率进行分配。如果需要扩股或者增股，将以附件的形式约定，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同等法律效应。资金按收、支两条线运作，所有货款和收益的回收均汇入指定的账户一甲方指定的浦发银行、徽商银行农业银行、工商恨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账户，购货、税费、工资、促销费、业务费、办公费等所有支出均从指定的建行账户汇出，并由指定的内勤或者出纳做好往来账目的记录。甲方负责产品的开发、销售方案的制定、财务和货款的管理，协助各方开发市场，管理市场，监督市场。乙方负责货物管理，市场的开发，保障货物在销售过程中顺畅流通，确保货物安全，保障货款正常回收，并完成甲方交待的工作，协助人员的招聘和财务制度的制定，协助甲方完善各项工作。人员的招聘、解聘及费用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公司年度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并遵循工作的流程，由各方协商后由甲方签字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背公司的章程和规定，单方面工作，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操作方负全责，丙方、丁方负责人员的招聘、员工的考核、市场的开发、负责薪酬制度和财务制度的制定，并完成甲方交待的工作。各方对财务和货物都有知情权，每季度由丙方对货物进行一次核对、由丁方对财务进行一次核对，核对结果通报各方。任何一方如退出合作，应无条件将市场资源交还给其他方，投入的费用按市场情况，给予原始投入50%-70%的比率退还给退出方。任何一方如有弄虚作假、挪用费用、自立门户，一经发现，其他方可以无条件收回市场，不做任何补偿。甲方除在现有公司任职外，不得在未经公司书面允许的其他任何我公司利益之外的公司任职挂职，一经发现，没收原始股金，不做任何补偿，乙丙丁三方不得有未经公司书面允许的任何兼职或者利用公司之便获取利益的行为，一经发现，无条件退出市场，没收原始股金，不做任何补僧。各方共同合作品种（见目录表），任何一方操作非合作品种，一经发现自动出局，没收原始股金，不做任何补偿，新增品种，各方会经过协商达成统一后执行。各方合作期间，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市场规则，任何一方违反，均有违反者单独承担相应责任。本协议自2009年12月29日执行，到2012年12月29日止，有效期满后另行签订合作协议。本协议不完善之处经过各方共同协商后确定，将以不同时期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方式出现，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 2015年11月11日，上述合伙人共同成立合肥市仓吉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李仓占股份55.56%；王海峰占比22.22%；陈裕占股份11.11%；余华占股份11.11%。 2018年1月11日，王海峰、李仓、陈裕、余华签订《股东会决议》一份，约定：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240万元整；全部股东一致同意，自2018年1月1日后发生的所有业务与原股东无关。同意王海峰撤股，王海峰所占股份人民币533000元。新合伙人（李仓占股份86.42%、陈裕占股份13.58%）李仓和陈裕按以下方式支付给王海峰：1、2018年2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2、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3、2018年10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4、2019年2月15日前支付10万元；5、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3.3万元。如果首次未按时支付，违约金额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平均数支付，如两次违约按照未支付金额总和乘以月利息1分计算支付违约金，以此类推。同意余华撤股；余华所占股份计人民币266000元整，由李仓按全额收购，具体收购方式由李仓、余华协商，与新合伙人无关。公司原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债权债务）全部由新合伙人承担，与王海峰、余华无关，原公司涉及的应收账款或者公司权益需要王海峰和余华协助完成的，王海峰和余华有义务给予协助等内容。 2018年8月27日，公司股权依上述协议进行了变更。被告李仓、陈裕分别于2018年2月支付给原告上述款项10万元，同年12月支付10万元，余欠款333000元被告以资产折合错误为由未予支付，故引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合作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企业基本信息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海峰、李仓、陈裕及案外人余华签订《合作协议书》、《股东会决议》，均系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合法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约定同意王海峰撤股，王海峰所占股份人民币533000元，李仓和陈裕按约定期限支付给王海峰，而李仓、陈裕未按约定时间给付，已构成违约，原告王海峰要求被告李仓、陈裕给付余欠款333000元并按约定月利息1分计算违约金的请求，符合双方的约定，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因《股东会决议》约定公司原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债权债务）全部由新合伙人承担，与王海峰、余华无关，被告以公司核实资产时未包括已实际产生的94万元债务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股东会决议》已对原公司资产双方已达成合意，且对债权与债务的归属均作了明确约定，反诉原告认为未经资产评估等理由而要求解除《股东会决议》的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李仓、陈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原告（反诉被告）王海峰欠款333000元违约金（违约金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6日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以13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反诉原告李仓、陈裕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27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李仓、陈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天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黄亚玲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