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113行初86号原告刘伟，男，198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委托代理人杨传章，新泰信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济南市长清区畜牧局。住所地济南市长清区宾谷街1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1134931401079。法定代表人李拥军，局长。委托代理人兰俊锴，该局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主任、高级兽医师。委托代理人尹琪，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伟诉被告济南市长清区畜牧局（下称区畜牧局）畜牧行政检疫一案，于2019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即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9月16日、12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伟及委托代理人杨传章，被告区畜牧局的委托代理人兰俊锴、尹琪到庭参加诉讼，证人魏某出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9年2月1日、2月8日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康迪猪场购买生猪227头和166头。两次购买检疫人员均未到场，但都给出具了证明合格且合法的检疫合格证明。原告通过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到的检疫协检报告单、检疫申报单，报告单上的货主及货主签名都是虚假的。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和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导致原告对生猪健康的错误判断，原告购买的生猪几天之内全部死亡，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被告的行为不仅关系到原告的损失，关系到病猪外运，更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违法。被告区畜牧局辩称，一、答辩人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程序合法。答辩人在受理检疫申报、进行现场检疫、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整个过程完全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和〈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的通知》（农牧发[2018]9号）下附的《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四条、第五条关于生猪检疫合格标准和生猪检疫程序的规定依法行政。（一）答辩人依照规定受理检疫申报并及时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实施检疫。济南市长清区归德康迪养殖场（下称康迪养殖场）就涉案生猪于2019年2月1日、2月8日分别向答辩人申请检疫，提交了检疫申报单，答辩人均于申报当日出具受理结果并指派防监员王伟到康迪养殖场实施检疫。受理行为符合《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4.1条的规定。（二）答辩人已严格查验资料及畜禽标志。2019年2月1日及2月8日防监员王伟到康迪养殖场依规严格查看了养殖档案、动物免疫证等相关证件，确认涉案生猪已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三）答辩人依照规定进行现场检查。根据济南市畜牧兽医局发布的济牧字[2019]8号《关于做好2019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8]第52号）》关于严格各项综合防控措施“采取封闭管理措施”的规定，在非洲猪瘟期间上级下达通知保证猪瘟不扩散传染，我局防监员为预防可能性疾病传染，按规定通过视频形式查看涉案生猪的状态和情况，根据规定进行了现场检查。二、生猪检疫结果符合检疫合格标准。通过检疫发现康迪养殖场及其所在的归德街道均未出现过非洲猪瘟疫情，康迪养殖场的生猪均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且在有效保护期内。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规定，临床检查健康，符合检疫合格标准应当依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5条的规定出具动物检疫证明。三、答辩人出具合格检疫证明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规范正确。答辩人在具体的检疫过程中，严格遵守《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法》、《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中关于生猪检疫程序、检疫标准规定，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政行为合法。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时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并申请证人魏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是实际购买人，两次购买均未见检疫人员在现场。2、原告整理的2019年6月14日录音资料一份；3、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的《关于反映区畜牧局未到场出具检疫报告等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2-3证明行为违法、没有现场检疫。庭审时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2月1日及8日检疫协检报告单各一份；2、康迪猪场动物免疫证一份；3、康迪养殖公司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一份；4、涉案生猪的情况视频；5、康迪养猪场养殖档案一份。上述证据证明康迪猪场的生猪已进行了国家强制免疫、并在有效期内，防疫条件达到国家标准；康迪养猪场对涉案生猪进行了养殖记录，协检员到现场进行了检疫核查。6、农办牧（2018）52号文及济牧字（2019）8号文；证明在非洲猪瘟期间严禁非相关人员进入猪舍，协检员通过现场视频方式进行检疫。7、《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和〈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的通知》农牧发[2018]9号）中附件《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四条、第五条；证明畜牧检疫的行政程序合法。法律文件依据：1、《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四条、五条[农牧发（2018）9号文中附件]；2、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0]6号）第八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42条。经法庭允许，被告第一次庭审后补充提交了济南市长清区畜牧兽医局“关于产地检疫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转报长清区畜牧兽医局产地检疫有关问题的请示”及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对产地检疫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证明通过视频等资料进行检疫符合相关检疫规程，能够达到检疫目的；协检报告单并非行政行为必须出具的行政文书，是为便于工作而制作的材料。庭后为进一步核实涉案情况，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济长综执处字（2019）第247号行政执法卷宗。经庭审质证合议庭评议，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交证据1即银行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实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依据。对证据2的录音资料内容被告认可。对证据3调查报告被告认为该调查报告中的第三条能够证明其检疫行为合法。本院认可上述证据的客观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即检疫协检报告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报告单并非检疫员填写；货主签字处是冒充魏相伟签名；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动检合格证是审验到2018年，2019年没有合格证明；免疫证只证明注射了疫苗，不能证明是健康的猪，也不能证明六个月内未发生相关动物疾病。法律文件未规定协检员可通过视频进行检疫。对证据5检疫档案，对到现场查看档案的事实不认可。本院认为，对动检合格证的期限问题，被告方已当庭解释说明，主管部门是在每年年度末进行年度审验；原告虽对被告的1-5号证据提出了不同异议，但其上述异议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部分观点也与原告二次庭审时其提供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一致。因此本院认可被告上述证据的客观性，予以采信。对被告第一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后取得的，不得作为行政行为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补充的证据是经法庭允许，且是其上、下级之间有关业务工作要求的请示与答复，因此本院认可该证据的客观性。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伟系收购猪的魏某（又名魏相伟）的客户。魏某在收到养猪场发布的生猪或仔猪信息后，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生猪或仔猪视频。刘伟与魏某二人一起，分别于2019年2月1日、2月8日两次到济南康迪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康迪养殖场）购买生猪。两次购买前均由魏某出面联系康迪养猪场负责人吴万德，并委托吴万德申报检疫手续，但是原告支付的价款。吴万德两次均按申报检疫的程序将要出售猪的情况申报给归德街道兽医站。2月1日早及2月8日早，协检员王伟均到达养殖场，因时处非洲猪瘟期间，王伟未进入猪舍，查看了国家强制免疫档案，确认康迪养殖场的生猪均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且在有效保护期内，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规定后，对将要出售的仔猪通过影像视频检查健康状况，后填写了济南市长清区动物产地检疫协检报告单，在报告单中签写“合格”及自己名字，其余内容由养殖场负责人吴万德填写。后由吴万德到兽医站换取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同时庭审中证人魏某称在2月1日第一次购猪时刘伟还进入猪舍进行查看，因有第一次的基础，2月8日第二次购猪时刘伟未要求进去查看。另查明，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和基于对被告的信赖导致其对生猪健康的错误判断，在购买了生猪后几天之内全部死亡，给其造成巨大损失，为此多次信访。2019年5月21日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作出“关于反映区畜牧局未到场出具检疫报告等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处理意见为：（一）王伟作为归德街道畜牧兽医站授权监督检疫的工作人员，虽然对济南市康迪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所出售的生猪按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检疫，但对其出具的《动物产地检疫协检报告单》上的出售仔猪的数量与实际出售的数量不符；王伟虽到现场按规定进行了检疫，但检疫协检单上的内容除自己的名字和“合格”外的报告内容均由申请报告人填写，违反了相关规定，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责令区畜牧局党组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建议对区畜牧局分管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二）关于信访人认为检疫人员未到场进行检疫的问题。经查阅档案资料，长清区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符合国家动物防疫法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对生猪检疫的相关规定。另，长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5月17日对济南康迪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出售生猪超出检疫报告单的数量行为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900元的行政处罚。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违法。本院认为，原告刘伟虽不是直接出面购买康迪养殖场仔猪，但其是通过魏某购买的该养殖场生猪并实际支付的相应价款，被告区畜牧局检疫及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与刘伟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其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0）第6号]第八条规定，下列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货主应当按规定时限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一）出售、运输动物产品和供屠宰、继续饲养的动物，应当提前3天申报检疫。上述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本案中，原告通过中间人魏某购买康迪猪场生猪前，魏某委托康迪养殖场负责人吴万德申报检疫并不违背上述法律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和〈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的通知》农牧发[2018]9号文“生猪产地检疫规程”中4.检疫程序4.1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疫申报后，根据当地相关动物疫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派出官方兽医到现场或到指定地点实施检疫；……。4.2查验资料及畜禽标识4.2.1官方兽医应查验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确认饲养场（养殖小区）6个月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病，确认生猪已按国家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5.1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本案中王伟作为归德街道畜牧兽医站授权监督检疫的工作人员，在受理康迪养殖场检疫申报后到达猪场。因当时正处于非洲猪瘟期间，协检员王伟在查看了《动物免疫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及养殖档案，对将要出售的仔猪通过影像视频检查健康状况，认为经临床检疫健康，可以出售，并在检疫协检报告单签了合格和其个人的名字，由康迪养殖场凭此去当地兽医站换发检疫合格证明。上述情况原告方自己提供的3号证据即区纪委区监委调查报告也可印证上述事实。虽然检疫协检报告单的部分内容存有康迪养殖场吴万德填写的情况，但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的答复可以看出，检疫协检报告单不属于行政文书，只是检疫工作过程的体现。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填写报告单时做法上虽存有瑕疵，但也不能以此否认被告两次检疫行为的客观存在。其检疫行为并不违背《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的上述规定，且检疫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对原告所诉的“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不存在。另外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通过现场观看影像视频检查生猪健康状况的做法，不符合现场查看的工作要求。对此省畜牧局的答复认为，根据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特点和防控要求，通过现场查看即时拍摄猪只养殖状态和健康状况的清晰影像视频资料，可以达到现场检疫的要求，但需要结合严格的日常监管，完备的养殖档案等资料进行检疫结果判定。而案发时，适逢非洲猪瘟期间，被告通过现场观看影像视频检查生猪健康状况的做法，作为特殊时期的做法，也并无不妥。综上，原告“判令确认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违法”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健人民陪审员  张春法人民陪审员  李宝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