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1行初865号原告汪凌鸣,男,197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杭州市人，无业，住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孙雪丽，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奂，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5号。法定代表人谭权，局长。委托代理人闫飞，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刘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副所长。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法定代表人王小洪，局长。委托代理人贾万国，北京市公安局干部。第三人鹿诗怡，女，199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汪凌鸣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分局）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和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凌鸣的委托代理人孙雪丽、吴奂，被告海淀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闫飞、刘斌，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贾万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鹿诗怡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5月15日，海淀分局对汪凌鸣作出京公海行罚决字[2019]0045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4593号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5月9日22时许，汪凌鸣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橡树湾二期×楼×单元×房间内，以强吻、搂抱鹿诗怡的方式进行猥亵，情节恶劣，后被抓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给予汪凌鸣行政拘留伍日的处罚。汪凌鸣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8日作出京公复决字[2019]21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1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海淀分局作出的4593号处罚决定。原告汪凌鸣诉称，被告海淀分局作出的4593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存在违反法定告知义务的行为，应予以撤销；被告市公安局明知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和两名证人恶某虚假证言，意图使原告被追究法律责任，却仍未在行政复议中认真履职依法纠错，其作出的215号复议决定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海淀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第三人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人的证言与原告提交的监控录像所显示的内容严重不符，第三人陈述其案发当晚两次出入原告住所，第一次离开时遭到猥亵，但监控录像显示，其两次离开时均是面带轻松、自然的笑容与原告告别，甚至在第二次离开时，第三人还主动抚摸原告裸露的小臂以示告别，完全看不出第三人自述的被猥亵后的狼狈外观，更加看不出被猥亵后正常该表现出的厌恶、沮丧、愤怒等情绪。第三人时隔五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动机存疑。案发当晚，原告与第三人在物理位置分离的情况下仍在微信上有着正常、和谐的交流互动，第三人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被猥亵后”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却在时隔多日后报案，其在几天内发生如此颠覆的思想和行动变化，其报案动机显然存疑。第三人为了使公安机关相信原告的“猥亵”有惯常的行为基础，向公安机关谎称原告平时也在工作中对其实施过性骚扰，然而，原告提交的原告与第三人完整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充分证明，二人日常交流中，原告从未逾矩说过任何暧昧或骚扰的不当言语，第三人对公安机关渲染的原告一贯有性骚扰的报案陈述与原告提交的客观证据存在明显矛盾，这表明第三人存在有意诋毁原告的不良动机。其次，两位证人的证言涉嫌内容虚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证言及第三人陈述均与客观原始证据监控录像所证明的案发当晚第三人最后离开案发地时的外貌情况存在重大矛盾，不排除第三人制造假象欺骗两位证人或者第三人与两位证人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言等可能性。再次，被告海淀分局无视案件疑点，草率结案，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海淀分局仅对原告、第三人各进行了一次询问，对两名当事人对于事实细节描述的差异未予应有的重视和核实，办案民警未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未调取案发地监控录像，未要求原告及第三人对现场进行指认，在能够明显发现第三人未即时报案和二次返回案发现场这两个异常状况的情况下，严重不负责任，仅依据第三人的陈述及两位证人的虚假证言，在原告到案后几个小时内即草率结案，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依据原告及代理人提交的新证据，被告海淀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应予以撤销。二、被告海淀分局存在违反法定告知义务的程序违法行为。海淀分局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依法向原告告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特别是没有告知有两位证人的证言，也没有告知原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并有据此可以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权利，导致原告未能即时提出暂缓执行申请，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原告即时行权的合法权利。更为严重的是，办案民警在进行所谓的处罚前告知时，要求原告照抄“我不提出申辩和陈述，以上笔录看过，和我说的相符”样本句子。三、被告市公安局作为复议机关明知海淀分局据以处罚的证据存在疑点，仍未严格履职依法纠错。2019年6月10日，原告依法向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的同时提交了相关监控录像作为证据，要求确认海淀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市公安局明知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和两名证人恶某了虚假证言，意图使原告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却仍未在行政复议中认真履职依法纠错，其作出的复议决定应予以撤销。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海淀分局作出的4593号处罚决定和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15号复议决定。原告汪凌鸣于庭审中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被诉4593号处罚决定书及215号复议决定，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及复议行为存在；2、监控视频录像、摄像头照片一组，证明案发当晚第三人多次出入原告住所及第三人离开原告住所时的状态，第三人表情平静、衣着发型妆容整洁，二人神态举止轻松、和谐、亲密，原告明显未对第三人实施涉案违法行为；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公证书两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案发当晚在物理位置分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正常、和谐的交流互动，第三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被猥亵后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在二人的日常交流中，原告从未逾矩说过任何暧昧或骚扰的不当言语，只是同事之间的正常交流，第三人在报案中关于“被上司性骚扰、动手动脚”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海淀分局及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5月9日22时许，违法行为人汪凌鸣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橡树湾二期×楼×单元×房间内，以强吻、搂抱鹿诗怡的方式进行猥亵，情节恶劣，后被抓获。海淀分局经调查，询问汪凌鸣、鹿诗怡、范新超和范春雷，证明汪凌鸣违法事实成立，在作出处罚前履行了告知程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海淀分局于2019年5月15日对汪凌鸣作出行政拘留伍日的处罚。海淀分局认为该局作出的4593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针对汪凌鸣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市公安局经审查后于2019年7月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的215号复议决定，内容正确，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二被告均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汪凌鸣的诉讼请求。被告海淀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4593号处罚决定；2、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3、呈请传唤审批表；4、传唤证；5、对汪凌鸣的询问笔录1份；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7、汪凌鸣的亲笔供1份；8、到案经过2份；9、对鹿诗怡的询问笔录1份；10、对范新超的询问笔录1份；11、对范春雷的询问笔录1份；12、被传唤人通知家属情况记录；13、被拘留人员通知家属情况记录；14、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情况说明；15、向鹿诗怡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工作记录；16、汪凌鸣的身份证明；证据1-16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正确。被告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215号复议决定，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被诉复议决定；2、送达决定书手续，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海淀分局及第三人送达被诉复议决定；3、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和视频，证明原告在申请复议时提交了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和视频；4、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通知海淀分局提交复议答复意见及证据；5、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送达回执，证明海淀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复；6、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7、第三人意见及邮寄凭证，证明第三人对案件提出了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确认如下：原告汪凌鸣提供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进行认证；证据2在尚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与本案所审查的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海淀分局和被告市公安局提供的全部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收集程序合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形式的要求，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9日22时许，汪凌鸣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橡树湾二期×楼×单元×房间内，以强吻、搂抱鹿诗怡的方式进行猥亵。鹿诗怡于2019年5月14日报案，当日，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将汪凌鸣传唤至该所，在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等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海淀分局认定汪凌鸣的上述行为构成猥亵他人。在依法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后，海淀分局于2019年5月15日对汪凌鸣作出4593号处罚决定并向其送达。汪凌鸣不服4593号处罚决定，于2019年6月10日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次日受理后，经履行复议程序，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15号复议决定，并分别送达汪凌鸣、海淀分局及鹿诗怡。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治安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被告海淀分局作为区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市公安局有权受理因不服其下属区县分局治安处罚决定所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本案中，原告汪凌鸣的行为是否构成猥亵他人的违法行为，本院认为应从其是否存在违法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存在猥亵他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认定。首先，关于原告汪凌鸣是否存在违法的主观故意。对此，本院认为，猥亵行为是指行为人为了寻求性刺激，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实施淫秽的行为。在被告海淀分局对原告汪凌鸣是否存在猥亵第三人鹿诗怡的事实审查过程中，原告汪凌鸣本人已经陈述认可了自己案发当晚因酒劲上头、色胆上来而亲吻、搂抱第三人鹿诗怡的事实。原告汪凌鸣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虽提交了视频、照片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欲否认其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的真实性，但这些证据仅系间接推断，无法直接、单独证实原告汪凌鸣不存在违法的主观故意，也不能证实其未实施涉案猥亵行为。故对原告汪凌鸣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应认定其存在违法的主观故意。其次，对于原告汪凌鸣是否存在猥亵他人的客观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汪凌鸣及第三人鹿诗怡在公安机关的在案陈述，结合在案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原告汪凌鸣对第三人鹿诗怡在客观上实施了亲吻、搂抱的猥亵行为。被告海淀分局根据以上事实，在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处罚前告知等法定程序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原告汪凌鸣作出的4593号处罚决定，给予其行政拘留伍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程序合法。《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原告汪凌鸣于2019年6月10日向被告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公安局受理后，依法向海淀分局送达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海淀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市公安局提交答复意见书及相关材料，市公安局于2019年7月8日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海淀分局及汪凌鸣，复议决定合法。综上，被诉4593号处罚决定及215号复议决定合法，原告汪凌鸣要求撤销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凌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汪凌鸣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晓审 判 员  杨鹏英人民陪审员  邓爱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杨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