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初5429号 原告：周建国，男，195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金汇，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宓丽文，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通用机器厂。住所地：余姚市新建北路6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251493126。 法定代表人：陈六宝，该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荣麓，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杨敏，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建国与被告余姚通用机器厂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金汇、宓丽文，被告余姚通用机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荣麓、邹杨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以150万元收购原告所持全部股权；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余姚通用机器厂，系原全民所有制企业余姚通用集团公司于2000年经政府批准改制而来，当时25名干部职工以4700万的对价承接了通用集团的全部资产，注册资本528万元，原告出资5万，占0.95%股份；2000年9月6日，全体股东共同签订了《余姚通用机器厂章程》，约定合作期限20年，自改制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2000年10月9日，原余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3302811002841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期限自2000年10月9日至2020年10月8日。改制后的余姚通用机器厂一直由大股东陈六宝一方实际控制和经营管理。历年来，财务账目不清，经营不善，效益极差，除实际控制人一方外，其他中小股东投资回报几近于零，公司资产多靠土地自然升值，原告等中小股东颇多意见，但基于公司股权结构，无能为力。虽数次寻求以合理公平方式退出，但始终未能如愿。2017年，为回应中小股东要求退出问题，被告曾委托宁波弘正资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过评估，评估结果为：截止2017年3月31日，公司资产净值为1.62亿，约为股东原始出资额528万元的30倍，若加上该评估报告遗漏的余姚通腾贸易有限公司、余姚市通禾商务秘书有限公司、余姚市文山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公司约1000万元注册资本及2017年、2018年归还银行的1600万元贷款，初步估算被告公司的净资产已达1.88亿元，约为全体股东原始出资额的35.6倍。2019年1月27日，被告召开股东大会，并就公司延长经营期限5年进行表决，原告及其余小股东不同意延长，投了反对票，但因实际经营者陈六宝一方系绝对控股股东，占有公司多数股份，决议仍得以通过。2019年2月18日，原告及其余不同意延长经营期限、股东会上投反对票的13位股东书面致函公司，再次表明态度，主张权利，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各自股份，但未获回应。2019年3月7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正式发送律师函，明确要求被告以原始出资额的30倍价格收购各自股份，但仍未获正式答复。鉴此，原告认为，通用机器厂自2000年10月9日变更登记至今，已近20年，章程规定的合作期限将于2020年10月8日届满。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公司一直被大股东把持掌控，加上财务不透明，效益极差，多年来几无回报，原告当年的原始出资，表面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增值，但仍属纸上富贵，始终无法兑现或退出，长期被人捆绑裹挟，情绪郁闷，生活困顿，其余股东中个别甚至已经离世，堪称悲伤，原告要求退出或变现的诉求极为强烈，期满后再不愿与大股东继续合作。现大股东为公司存续需要，决意延长经营期限5年，并以持股优势强行通过股东会决议，被告又拒绝以合理价格收购投反对票的股东股权，既不合理也于法有悖。在无法与公司协商一致的窘境之下，原告无奈具状，诉诸法院，要求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4条（以下简称《公司法》）之规定，责令被告以原始出资额5万元30倍的合理价格即150万元收购原告股权，以实现既维护原告及其余小股东合法权益，又不影响企业存续，让多年无解的纠纷得到公平解决的多赢结局。 被告答辩称：1、原告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条对《公司法》的适用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依照该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合作制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被告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被告并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的调整对象。本案不能适用《公司法》作为审理依据。因此原告根据《公司法》第74条的规定要求公司收购股权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2、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坚持企业意思自治的原则。而被告《章程》第十三条对退股的条件、方式、股本金的计算均予以明确，且原告作为股东也对这一约定予以确认，应当按照《章程》的约定执行。对于退股事宜，被告《章程》第十三条已明确约定：投入的职工个人股，不得中途退股，可依法转让、继承和馈赠。如特殊情况确需退股，需经董事会同意，其实际可得股本金按本人出资额（股本金）加减当期企业账目盈亏按比例进行结算，不进行单独评估。本案中，原告因不满经营期限延长要求退股，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退股的事宜应当经董事会同意。即使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对于股本金的结算方式也应当按照约定执行，其实际可得股本金也应按本人出资额（股本金）加减当期企业账目盈亏按比例进行结算。而原告诉请要求按照评估价值结算并不符合被告《章程》的约定；3、鉴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在目前尚未制订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相关政策、文件也可作为处理依据。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一部门规章对此作了指导性规范。同时，《余姚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是当时被告制定《章程》的依据，也应当作为本案适用的依据。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职工个人股是指职工以现金直接投入所形成的股份额，以现金投入的职工个人股，不得中途退股，可依法转让、继承和馈赠，入股者本人死亡、正常调离、退休等可退还股本金。该条亦明确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原则上是不能退股的，针对退休或离职职工退股事宜的处理也予以明确规定。既然有明确的规定可予以遵循，就当然使用该规定，已退休或离职的人，只可依法退还股本金。在退股事宜的处理上，该条的规定与被告《章程》的约定基本一致，只是在退还的股本金的计算方式上，《章程》的约定更为细致，从单纯的退还股本金变为了按本人出资额（股本金）加减当期企业账目盈亏按比例进行结算。在《章程》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章程》的规定。既然本案不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指导意见对于退股事宜又未有规定，那么本案首先应当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者约定等，而对于退股事宜，被告《章程》第十三条已作明确约定，因此本案原告因不满经营期限延长要求退股，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即使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其实际可得股本金也应按本人出资额（股本金）加减当期企业账目盈亏按比例进行结算，不能按照评估金额结算。综上，被告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产物，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企业形态，不应当适用《公司法》予以调整。原告以《公司法》为适用基础要求被告回购股权显属错误。而针对退股事宜，地方规范性文件及被告《章程》有明确规定，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即可。现原告要求以资产评估金额与原始出资额的增值倍数要求被告回购股权与规章及《章程》的规定不符，原告的诉请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 1、2000年到2019年4月份公司《章程》1组，工商登记资料1组，拟证明原告股东资格。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即使享有股东资格，亦与《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不相一致，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并不存在。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2000年企业改制工商资料1份，2019年变更登记情况1份，拟证明被告于2000年改制，改制后营业期限至2020年；以及现在延长经营期限5年，但原告等15名股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延长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经营期限按照工商登记是7年，不是5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评估报告1份，2017年、2018年财务报告各1份，评估报告遗漏三公司机读资料1组，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经评估机构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净资产1.62亿；评估后被告又归还贷款1600万，以及评估报告遗漏三公司的注册资本情况，故被告目前净资产是1.88亿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2019年1月股东会决议1份，2019年2月17日报告1份，律师函1份，EMS快递面单1份，物流信息1份，拟证明原告反对延长经营期限，希望被告以合理价格收购原告股份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与合法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 1、股东会决议1份，拟证明原告作为股东对于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修改予以确认，也就是说对退股后的股本金的计算方式予以认可。原告代理人对真实性无法判断，认为应经股东自行判断，且即使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与合法性亦不认可，认为与其后在工商备案的章程13条不一致。本院当庭释明，要求被告在三天内核实，若有异议，应当通过司法鉴定程序予以甄别，但被告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相应质证意见，故本院依法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余姚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1份，拟证明被告《章程》是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制定，该试行办法可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案件审理依据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证据及庭审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余姚通用机器厂，系原全民所有制企业余姚通用集团公司于2000年经政府批准改制而来，当时25名干部职工以4700万的对价承接了通用集团的全部资产，注册资本528万元，原告出资5万元，占0.95%；2000年9月6日，全体股东共同签订了《余姚通用机器厂章程》，约定合作期限20年，自改制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2000年10月9日，原余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3302811002841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期限自2000年10月9日至2020年10月8日。 2017年，为回应中小股东要求退出问题，被告委托宁波弘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过评估，评估结果为：截止2017年3月31日，公司资产净值为1.62亿。该评估报告未包含余姚通腾贸易有限公司、余姚市通禾商务秘书有限公司、余姚市文山电子商务产业园等三家公司的资产情况。评估后，被告于2017年、2018年又共计归还银行1600万元贷款。 2019年1月27日，被告召开股东大会，在包括原告在内的小股东反对情形下，决议通过延长经营期限5年。 2019年2月18日，原告及其余不同意延长经营期限、股东会上投反对票的13位股东书面致函被告，要求被告收购各自股份，被告未予同意；2019年3月7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明确要求被告以原始出资额的30倍价格收购各自股份，被告仍未同意。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如下几点：1、法律适用问题，即是否可以参照或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2、若参照或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则被告公司的股权价值认定问题；3、若被告公司的股权价值确定，被告应以何种价格收购原告股份方为合理？本院认为，上述问题首决于争议焦点1，即法律适用问题。原告主张参照或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被告认为不应参照《公司法》审理本案，而应适用公司章程及当时政策性文件予以审理。本院认为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能参照或适用《公司法》，理由如下：1、《公司法》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本案被告不在该法适用调整的范围之内。《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法施行在被告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之后，且有明确适用范围，故不应依照该法裁判被告股份合作制类型企业的纠纷；2、若不参照《公司法》进行审理，并不存在无法可用的情形，本案审理有适用依据，即公司《章程》。经审查，公司《章程》系依照当时政策、规定制定，且公司《章程》并不违反相应法律规定，故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当时形成书面意见的约定即《章程》作为审理依据较为妥当；3、改制而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其历史特殊性，即时代性和政策性强，是我国改革成果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并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保持其历史和政策的延续性。由于我国疆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制订上各地均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截止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尚未制订或出台，也即法律适用上进行统一在国家层面来讲尚属困难，因此简单适用《公司法》显然并不适合；4、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其本身的结构特殊性，即人的劳动属性与资本属性，割裂劳动属性与资本属性简单适用某部法律，均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法律后果，且会对现存的股份制企业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后果。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依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要求被告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存在。因此，原告虽主张其依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要求被告收购其股份，但其未能提供本案情形符合该条规定的相应证据，故其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鉴此，本院对双方讼争的其他焦点问题不再理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建国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周建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如邮局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一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邵培莉 审 判 员  叶 锋 人民陪审员  诸象迅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张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