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7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大西街。法定代表人：崔培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生斌，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瑞，山西盈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刘文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菲，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河北蔺和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8民初5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拖欠的货款363024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未按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将应付货款交付给上诉人指定的委托代理人。本案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5月26日出具委托书委托赵国、2015年6月15日出具委托书委托赵文利与被上诉人办理结算货款、领取承兑汇票等财务相关事宜，该两份委托书上均载明上诉人公司的联系电话，且委托期限均为从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2月底。同时，为保证双方资金结算案例，被上诉人在收到前述两份委托书后，由其公司工作人员李雪健在该两份委托书上分别手写“以此作为贵公司取款人凭证。李雪健”，由此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确认仅由赵国、赵文利两人办理结算货款、领取承兑汇票等财务相关事宜。2015年7月1日高瑞明持有伪造的上诉人委托书与被上诉人办理结算业务，该伪造委托书仅写明“高瑞明……到贵公司办理结算业务。委托期限……望予以接洽”，被上诉人收到该委托书后，未与上诉人核实高瑞明是否是上诉人委托的人员，其是否具有办理货款资金结算并领取承兑汇票的代理权限，就单方面将总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交付给高瑞明。被上诉人不将拖欠货款交付给双方已先行共同确认的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国、赵文利，而是在未与上诉人事先核实确认高瑞明身份及其代理权限的情况下，就将总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交付给未取得上诉人真实授权的高瑞明，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常理，有悖交易习惯，存在与高瑞明恶意串通，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赵国、赵文利两人的委托书在先，并经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李雪健签字确认，且该两份委托书中明确载有上诉人公司的联系电话。对于后出现的高瑞明，被上诉人向其交付货款时应与上诉人核实该人身份及授权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虽非司法鉴定机关，但其在交付总计3630245元数额如此巨大的货款时未与上诉人核实高瑞明的身份及其是否具有代理权限，被上诉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在交付货款时存在严重过错，故被上诉人将3630245元的承兑汇票交付给未取得上诉人授权的高瑞明的行为，不能视为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了3630245元货款。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高瑞明委托书真伪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收到总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是错误的事实认定。1、一审中上诉人提出要求对高瑞明持有的委托书上所谓上诉人加盖的公司进行司法鉴定，以证明该委托书上加盖的所谓上诉人的公章是伪造的，同时要求对赵国、赵文利两人委托书上“以此作为贵公司取款人凭证。李雪健”的字样是否为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李雪健亲笔书面进行鉴定，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确认仅由赵国、赵文利两人办理结算货款并领取承兑汇票等财务相关事宜。因高瑞明的委托书及赵国、赵文利两人份委托书原件均在被上诉人处，由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前述三份委托书原件，致使上诉人无法进行司法鉴定。且在另案类似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认定高瑞明持有伪造的上诉人委托书冒充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领取货款的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高瑞明委托书真实性的前提下，将不具有代理权限的高瑞明收取总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的行为视为上诉人的行为，是错误的事实认定。2、涉案的三张承兑汇票及2015年7月31日0253641号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已经鉴定与上诉人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除样本印章外还存在其他类似印章的情况下，仅凭单方面主观认定前述三张承兑汇票及收款收据上的印章是上诉人加盖的，进而认定上诉人已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26张总计3630245元的承兑汇票没有证据支付，是错误的事实认定。三、上诉人先行给付被上诉人15663.45元退货款是在被上诉人要求下，为能取得全部货款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不符合交易习惯。2015年11月左右，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办理货款结算，因被上诉人以交付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故其要求上诉人先行给付退货款15663.45元，否则不予为上诉人办理货款结算。上诉人为能顺利收到全部货款，只能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先行将退货款15663.45元通过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李斌转交给被上诉人。之后，被上诉人通过李斌将10万元承兑汇票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提出为何不交付其他3630245元货款，李斌表示不清楚，只是执行公司指示，并表示如不开具收到1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据则不能将承兑交给上诉人，上诉人为能收到现有的货款，无奈之下只得为被上诉人开具收到1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据并由李斌转交给被上诉人，即上诉人实际收到货款84336.55元。之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他3630245元货款，被上诉人提出已将总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交付给高瑞明，上诉人表示高瑞明不是上诉人代理人其无权领取货款。被上诉人将前述26张承兑汇票交付给高瑞明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综上，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指定的代理人支付货款，而是将总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交付给不具有代理权限的高瑞明，被上诉人在交付货款时存在严重过错，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冀东民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所陈述的事实与一审庭审当中自认的事实相矛盾，上诉人在原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认可被上诉人所陈述的尾款结算的过程，其中明确表示认可赵海亮作为其公司职工代理结算尾款的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又称其委托办理结算的人员为赵国、赵文利，与该事实相矛盾。上述两人未参与本案任何款项的结算与交接。上诉理由第三点中所称先行支付找零款，是无奈之举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也与基本交易习惯不符，并且在原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清晰的陈述了尾款结算的全过程，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不应再作相反的陈述。二、一审法院依据我公司所提交的高瑞明的授权委托书、台账签字、高瑞明的身份证复印件，并结合尾款结算的过程及上诉人在山西大同对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起的相关诉讼的判决对高瑞明的代理权限及上诉人收到26张汇票的事实予以认可是正确的。上述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事实认定清晰，因此上诉人第二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冀东集团公司立即向山西右玉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3630245元；2.由冀东集团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日，卖方山西右玉公司与乙方冀东集团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冀东集团公司向山西右玉公司购买煤炭。后经双方核算，煤炭总价款3714581.55元。2015年6月29日，山西右玉公司为冀东集团公司开具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3714581.55元。2015年7月1日，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冀东集团公司：兹委托我单位高瑞明（身份证号：……略）到贵公司办理结算业务。委托期限2015年7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望予以接洽！”《委托书》上加盖山西右玉公司公章，并附有高瑞明身份证复印件。冀东集团公司收到《委托书》后，将26张金额3630245元承兑汇票交给高瑞明。冀东集团公司给付承兑汇票后，尚欠山西右玉公司煤款84336.55元。2015年7月31日，山西右玉公司为冀东集团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今收到冀东集团公司交来承兑叁佰陆拾叁万零贰佰肆拾伍元￥3630245”。2015年11月19日，冀东集团公司为山西右玉公司出具《收据》：“交款单位：山西右玉公司，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壹万伍仟陆佰陆拾叁元肆角伍分，￥15663.45元”。冀东集团公司员工将《收据》交给山西右玉公司，山西右玉公司给付冀东集团公司现金15663.45元。后冀东集团公司给付山西右玉公司100000元承兑汇票（注：冀东集团公司尚欠煤款84336.55元＝100000元－15663.45元）。2016年1月4日，山西右玉公司为冀东集团公司出具《收据》：“今收到冀东集团公司交来承兑汇票壹拾万元整￥100000”。至此，冀东集团公司已付清全部煤炭款。2016年3月至5月（山西右玉公司自述），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询证函》：截止2015年12月31日，冀东集团公司欠山西右玉公司3714581.55元。冀东集团公司在《询证函》上盖章确认：余额0元，7月付3630245元承兑，11月付100000元承兑，11月收退15663.45元电汇。2017年8月7日，山西右玉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山西右玉公司、冀东集团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山西右玉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冀东集团公司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山西右玉公司再行起诉冀东集团公司要求给付煤炭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如前所述，虽经司法鉴定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但冀东集团公司将合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给付给了持有山西右玉公司加盖公章《委托书》的高瑞明，冀东集团公司非司法鉴定机关，其有理由相信高瑞明系山西右玉公司的受委托人，高瑞明的行为视为山西右玉公司的行为，且根据其中三张承兑汇票的兑付情况，山西右玉公司已将汇票权利背书转让给他人，可以认定山西右玉公司实际收到了26张金额为3630245元的承兑汇票；其次，冀东集团公司在给付尚欠的84336.55元煤款前，要求山西右玉公司先行给付了100000元的差价款15663.45元，赵海亮作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山西右玉公司给付差价款的事宜，故赵海亮应当明知在办理上述差价款项时冀东集团公司实际拖欠煤款的准确数额；山西右玉公司诉称冀东集团公司没有给付3630245元数额巨大的承兑汇票，则其先行给付冀东集团公司15663.45元再收取100000元承兑汇票的行为将无法解释和理解，亦不符合交易习惯；再次，山西右玉公司称不认识高瑞明，但高瑞明知晓山西右玉公司的债务人、欠款情况等详细信息，本案及云冈法院办理的案件均可予以证明；依据两个案件高瑞明的参与程度，高瑞明所参与的接收货款金额与案涉金额做到了分毫不差，足以证明高瑞明本人与山西右玉公司存在着必然联系；最后，本院及云冈法院审理的案件，均显示高瑞明、赵海亮参与了两个案件的交易过程，说明山西右玉公司的财务状况可能存在着严重问题；本案中，冀东集团公司已经支付了对价，山西右玉公司若未收到煤款，应当从其公司内部查找原因，并寻求其他渠道救济，而不应要求冀东集团公司再次给付。综上，应依法驳回山西右玉公司的诉讼请求。遂判决：驳回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842元，由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至2015年6月30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煤炭款3714581.55元。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向高瑞明支付承兑汇票的行为能否对上诉人产生实际付款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高瑞明不是其公司人员，其持有的加盖有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及加盖有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三张承兑汇票经鉴定，该印章与其公司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加盖，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出具赵国和赵文利办理结算事宜的委托书，被上诉人向高瑞明付款对上诉人不产生实际付款的法律后果。本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上诉人原审中提交了一份是2015年5月26日委托赵国办理结算货款的委托书，一份是2015年6月15日委托赵文利办理结算货款的委托书，上述两份委托书均载明委托事项为办理结算事宜，委托期限均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2月底。即便上述两份委托书送达给被上诉人，也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委托结算货款的委托书不具有唯一性。其次，即便上诉人前述的两份委托书送达给被上诉人，在高瑞明到被上诉人处办理结算时提供有加盖有上诉人公司名称印章的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和加盖有名称为上诉人公司的财务专用单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高瑞明持有的委托书及高瑞明的代理身份的真实性，且被上诉人对于委托书及收款收据加盖印章只具有形式审查义务，其不可能辨认出收款收据上面加盖的右玉公司财务印章系伪造。另，原审中上诉人并未申请对高瑞明持有的委托书中加盖其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至2015年6月30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3714581.55元。被上诉人主张在2015年7月已经给付上诉人3630245元的承兑汇票，尚欠上诉人货款84336.55元。在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10万元承兑汇票以偿还尚欠的货款84336.55元之前，上诉人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向被上诉人退还多余的15663.45元。说明上诉人认可在此之前曾收到过被上诉人给付的3630245元承兑汇票的事实。如上诉人没有收到过3630245元的承兑汇票，在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巨额货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向被上诉人退还多付的15663.45元。关于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交的高瑞明的委托书中加盖的其公司印章和申请对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赵国、赵文利两份委托书上“以此作为贵公司取款人凭证李雪健”是否为李雪健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原审中上诉人并未申请对上述内容进行鉴定，现二审中申请对上述内容进行鉴定，超出法定的举证期限。其次，因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5月26日委托赵国和2015年6月15日委托赵文利的委托书均载明委托事项为办理结算事宜，委托期限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2月底，被上诉人称未收到上述两份委托书，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进行过送达。第三，即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达过上述两份委托书，也说明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不具有唯一性。在高瑞明到被上诉人处办理结算时提供有加盖有上诉人印章的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和加盖有上诉人公司财务专用单的收款收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高瑞明持有的委托书、收款收据及高瑞明的代理身份的真实性。且被上诉人对于委托书及收款收据加盖印章只具有形式审查义务，其不可能辨认出收款收据上面加盖的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系伪造。故对于上诉人申请的上述内容是否进行鉴定，均不能否定高瑞明在本案中系代理上诉人收取承兑汇票和货款事实，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二审中申请向被上诉人调取其给付给被上诉人2015年5月26日委托赵国和2015年6月15日委托赵文利办理结算事宜的委托书原件以便进行鉴定，本院曾责令被上诉人提交上述两份委托书的原件，但被上诉人否认曾收到过上述两份委托书，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向被上诉人曾经送达过上述两份委托书，故对上诉人的申请，本院无法调取。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42元，由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群勇审判员 徐万启审判员 董媛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亚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