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282行初80号 原告宁波埃斯科光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义成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吴华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亚斐（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埃斯科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沙亮亮（特别授权代理），浙江亚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19号。 法定代表人石慧明，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郑君平，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金晓云（特别授权代理），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民（特别授权代理），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埃斯科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科公司）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市税务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6日受理后，向被告市税务稽查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埃斯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亚斐、沙亮亮，被告市税务稽查局的副局长郑君平及委托代理人金晓云、李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税务稽查局于2019年3月4日作出甬税稽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1.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原告埃斯科公司向慈溪市米高米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高米公司）购买“冲床、模具及配件”，却取得由宁波斯特佳洲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特佳洲公司）虚开的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价税合计2500000元，发票号码为№.06506489-06506592，06506507-06506510，06506516-06506518，03926184-03926188，03987617-03987621，03987627-03987631，增值税进项税额363247.89元已于同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2.2016年1月至2月期间，原告埃斯科公司在没有与米高米公司进行“铜带”交易的情况下，向其开具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价税合计2500000元，发票号码为№.03646319、03646321、03646323-03646327，03646329-03646331。被告市税务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国税发〔1997〕13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国税发〔2000〕18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的补充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上述第1项违法事实的偷税行为处以所偷税款0.8倍的罚款计290598.3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上述第2项违法行为处以50000元的罚款。共计罚款340598.31元。 原告埃斯科公司起诉称，2015年8月，原告与米高米公司签订一份总价为250万元（价税合计，下同）的购置冲床、模具及配件合同。2015年9月，米高米公司将该批货物送达原告。此期间米高米公司先后开具了总价为110万元的普通发票，由于米高米公司开票不符合合同约定，原告退回普通发票，要求米高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9月至11月，原告先后收到总额为25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单位为斯特佳洲公司，货物名称为铜带。后因原告财务人员业务不精、疏忽大意将该批发票进行了申报抵扣。2016年1月，原告按常态进行财务审计，外聘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上述250万元发票存在“品名不符”、“主体不符”的情况，要求原告财务人员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然而原告财务人员在纠正该错误时，同样因不懂业务，基于退回发票给米高米公司、补回已扣税款的简单思维，犯下第二个错误：在2016年1月至2月期间开具了10张总额为250万元且品名与斯特佳洲公司开具一致的增值税发票给米高米公司。2017年9月15日，被告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甬国税稽罚〔2017〕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前述第一个错误属于偷税行为，偷税金额为363247.89元，处以所偷税款0.8倍即290598.31元罚款；认定第二个错误属于虚开发票行为，处以50000元罚款。上述款项合计703846.20元，原告均已缴纳。2017年11月，原告因不服甬国税稽处罚〔2017〕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后，原告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8月6日作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由于欠缺作出程序合法条件，依法应予撤销，其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所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与本案裁判结果已无关联，本案不做评判”的认定，并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甬国税稽罚〔2017〕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终审判决。2019年3月4日，被告对原告重新作出甬税稽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关于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中的第1项“偷税行为”，原告已缴纳了税款及罚款，被告不应再作出处罚。关于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中的第2项“虚开发票行为”，首先，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被告作出的甬税稽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有无主观偷逃税款的故意无任何表述，也未列明任何相关证据。被告仅罗列法律条文而不结合主观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与法不合。其次，虚开发票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国家税款收益，而本案中，原告在客观上没有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虽然原告向米高米公司开具了等额发票，但原告已就该票向税务机关缴纳了全额税款，故无论米高米公司是否抵扣税款，都不会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再次，原告开具发票给米高米公司的行为系为纠正第一个错误而作出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违法的故意。最后，先后两行为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如在定性时将两者人为割裂，有违客观事实，对原告不公。综上，被告认定原告虚开发票系法律适用不当。原告自认对财务人员的选任及发票管理存在疏忽不当之处，可接受法律条文关于发票管理不当的对应处罚。但原告不认可存在偷逃税款及虚开发票的故意。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显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原告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市税务稽查局于2019年3月4日作出的甬税稽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埃斯科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甬国税稽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的事实；2.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行终180号行政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曾就本案有关事实作出处罚，后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由于欠缺作出程序合法条件，依法应予撤销，其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所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与本案裁判结果已无关联，本案不做评判”为由撤销的事实。 被告市税务稽查局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甬税稽罚〔2019〕7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2016年6月13日，被告收到群众实名举报来信，反映原告埃斯科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2016年6月28日，被告对原告立案查处。被告经检查和审理查明，原告主要存在以下两项违法事实：1.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原告向米高米公司购买“冲床、模具及配件”，总金额为250万元。由于销售方米高米公司无法开具冲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开具了110万元冲床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原告以米高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无法用于进项税额抵扣为由，要求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于是米高米公司联系与其有铜带业务往来的斯特佳洲公司向原告开具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价税合计250万元，发票号码为№.06506489-06506592，06506507-06506510，06506516-06506518，03926184-03926188，03987617-03987621，03987627-03987631，其中增值税进项税额363247.89元原告已于同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原告明知向米高米公司购进冲床、模具及配件，却取得与其无业务往来关系的斯特佳洲公司开具的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的行为，已构成偷税363247.89元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第一条规定，购货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与其进行实际交易的销售方不符的，即134号文件第二条规定的“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的情况。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二条的规定，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因此，本案中原告从销售方米高米公司取得第三方斯特佳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应按偷税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告将不得抵扣的发票用于申报抵扣，系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属偷税。因此，被告对原告处以所偷税款0.8倍的罚款计290598.31元。2.2016年1月至2月期间，原告虽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指出上述第一项违法事实，但其未按照规定申请开具增值税红字专用发票，反而错上加错，在没有与米高米公司进行“铜带”交易的情况下，向其开具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货物名称为“铜带”，价税合计250万元，发票号码为№.03646319、03646321、03646323-03646327、03646329-03646331。上述行为已构成虚开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原告的上述行为系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同时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对原告上述虚开发票行为处以50000元的罚款。二、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被告在对原告税收执法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2016年6月28日，本案经审批予以立案查处。2016年8月3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原告于同日签收。2016年9月9日，被告对斯特佳洲公司业务员王国波做了询问笔录；2016年9月7日，被告对米高米公司总经理楼学卫做了询问笔录；2016年8月30日，被告对原告的仓库保管员胡波做了询问笔录；2016年9月5日，被告对原告的实际经营人吴华峰做了询问笔录。2017年8月至9月，本案经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行政处罚告知及召开听证会后，被告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甬国税稽罚〔2017〕7号），并于2017年9月19日依法送达至原告处。后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经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以重大程序违法（存在先市局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后进行听证，市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未对听证情况进行集体讨论而直接作出处罚决定）为由，撤销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甬国税稽罚〔2017〕7号）。2018年9月，被告将罚款退库给原告。2018年1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再次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拟处罚的事实、法律依据、拟处罚的决定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听证。2018年12月5日，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召开本案听证会。2019年1月16日，被告将本案提交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2019年2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维持原处罚决定。2019年3月4日，被告根据市局重审委集体审理意见，作出（甬税稽罚〔2019〕7号），并于当天送达。三、原告在行政诉讼起诉状中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一）原告辩称，其已缴纳了税款及罚款，不应再作处罚。被告认为，首先在行政执法的程序上，应是先有处罚决定之后再有缴纳罚款；其次无论是行政处罚法还是税收征管法，均无明文规定，当事人缴纳了税款，税务机关不应再作处罚。（二）原告辩称，被告未对原告主观方面进行认定。被告认为，原告明知其与斯特佳洲公司不存在“铜带”的业务往来，仍将其取得的不应抵扣的斯特佳洲公司虚开的货物名称为“铜带”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的行为，已表明原告“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的主观目的。（三）原告辩称，第二项违法事实客观上没有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且该行为是是“纠错”行为，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开发票行为。被告认为，会计事务所作为专业机构，其既然指出了原告的第一项违法行为，其应该知晓并告知原告正确的纠错方法，即按照规定申请开具增值税红字专用发票。即使未告知原告，原告也可向所属地税务机关咨询如何处理，但是原告反而错上加错，在明知没有与米高米公司进行“铜带”交易的情况下，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然已构成虚开发票行为，扰乱了国家发票管理秩序，被告根据其实际情况，已按照发票管理办法规定的最低处罚额处以5万元罚款。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甬税稽罚〔2019〕7号），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适用正确，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税务稽查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1份，用以证明原告取得虚开的发票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事实；2.被告对斯特佳洲公司业务员王国波的询问笔录、被告对米高米公司总经理楼学卫的询问笔录、被告对原告实际经营人吴华峰的询问笔录、被告对原告的仓库保管员胡波的询问笔录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取得虚开的发票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事实；3.原告与米高米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1份；4.原告（包括实际经营人吴华峰）的银行明细对账单及银行业务回单、原告的客户明细账、供应商明细账及库存明细账、原告的记账凭证及所附的发票和入库单、原告的主要材料仓库盘点单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取得虚开的发票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事实及资金流向情况；5.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1份；6.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询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听证相关资料各1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提请书、审理意见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被告依照法定程序执法的事实。 被告市税务稽查局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十九条、《宁波市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实施办法》（甬国税发〔2015〕78号）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1996〕190号）第三条、第五条。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分析与认定如下： 对原告埃斯科公司提交的证据1和2，被告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对被告市税务稽查局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该份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取得过发票或开过发票，不能证明原告存在主观故意。本院认为，因原告认可该份情况说明系其向被告出具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对证据2，原告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王国波询问笔录内容无法确认；楼学卫询问笔录第7页中，楼学卫提到，认定的第二次违法行为是原告经审计发现发票开具有问题的自行纠错行为，原告没有违法的主观故意；对吴华峰询问笔录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胡波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王国波、楼学卫、吴华峰、胡波的陈述能与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向米高米公司购置总价为250万元冲床、模具及配件，因米高米公司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就由斯特佳洲公司向原告开具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原告原材料仓库并无铜带入库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询问笔录均予以确认。对证据3、证据4，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5、证据6，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是撤销处罚决定，并没有判决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第二次作出程序违法，且重作的过程中，对被处罚人不公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28日，原告埃斯科公司与米高米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由原告向米高米公司购买“冲床、模具及配件”，合同总金额为250万元（含17%增值税）。合同签订后，原告向米高米公司付清了款项，米高米公司亦将该批货物送达给原告。因销售方米高米公司无法开具冲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开具了110万冲床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无法用于进项税额抵扣，原告遂要求米高米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米高米公司联系与其有铜带业务往来的斯特佳洲公司，由斯特佳洲公司向原告开具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价税合计250万元，发票号码为№.06506489-06506592，06506507-06506510，06506516-06506518，03926184-03926188，03987617-03987621，03987627-03987631，其中增值税进项税额363247.89元原告已于同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 2016年1月至2月期间，原告按常态进行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发现原告上述250万元发票存在实物与账面库存不符的情况，要求原告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纠错。后原告在没有与米高米公司进行“铜带”交易的情况下，向米高米公司开具了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价税合计250万元，发票号码为№.03646319、03646321、03646323-03646327、03646329-03646331。 针对原告的上述行为，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6年6月28日经审查予以立案查处。2016年8月29日，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甬国税稽通一〔2016〕48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并于同年8月30日向原告送达。2017年8月21日，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甬国税稽罚告〔2017〕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处罚及其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并于次日向原告送达。2017年8月22日，原告就本案申请听证。2017年9月5日，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根据原告的申请召开了听证会。2017年9月15日，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甬国税稽罚〔2017〕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年9月19日向原告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7）浙0212行初29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甬国税稽罚〔2017〕7号务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原告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期间，因税务机构改革，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与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稽查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浙02行终180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述处罚决定作出过程中，原宁波市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的时间早于被告举行听证的时间，使听证流于形式，属重大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甬国税稽罚〔2017〕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8月13日，被告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行终180号行政判决书，后将罚款退回给原告。2018年11月16日，被告作出甬税稽罚告〔2018〕19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处罚的事实、法律依据、拟处罚的决定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并于当天向原告送达。原告向被告申请听证。2018年11月26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听证通知书，于2018年12月5日召开了本案听证会。2019年1月16日，被告将本案提交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2019年2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审理意见书。2019年3月4日，被告作出甬税稽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天送达。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市税务稽查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偷税的认定问题。原告提出其确向米高米公司购买了250万元的设备，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其理应取得17%的进项税额，因此其主观上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要求的“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目的，亦未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结果，且该行为系因财务工作人员业务不专、疏忽大意造成的，而非企业法人、企业主追求或者放任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本案中，米高米公司无法就冲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原告要求下向原告提供了第三方斯特佳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原告在收到上述发票后，明知其与斯特佳洲公司无“铜带”业务往来，仍将其取得的不应抵扣的斯特佳洲公司虚开的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已经表明了原告“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目的，且原告已将上述由斯特佳洲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税款，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损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二条规定，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取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国家税务总局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第一条规定，购货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与其进行实际交易的销售方不符的，即134号文件第二条规定的“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的情况。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原告埃斯科公司从销售方米高米公司处取得第三方斯特佳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应按偷税处理。同时，根据被告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吴华峰的询问笔录及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原告进行审计时，对上述250万元发票存在“品名不符”、“主体不符”的情况，要求原告予以纠正。原告应当知晓将斯特佳洲公司虚开的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税务规定，而非原告所说的财务工作人员业务不专、疏忽大意。故被告认定原告向米高米公司购买“冲床、模具及配件”，却取得由斯特佳洲公司虚开的货物名称为“铜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行为系偷税行为的事实清楚，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观点不予支持。 关于虚开发票的认定问题。原告提出“虚开发票”系公司财务人员对“偷税”这一行为进行主动纠错时，因业务不专而导致的错开行为。本院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原告进行审计时已发现实物与账面库存对不上，不符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相关规定，告知原告按照规定申请开具增值税红字专用发票，原告财务人员对该规定也是知晓的。但原告并未按照相关规定对发票进行“冲红”处理，反而在没有与米高米公司进行“铜带”交易的情况下，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已经构成了虚开发票的行为，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处罚决定书认定的“第1项违法事实”，其已缴纳了税款及罚款，被告不应再作出处罚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其已缴纳的税款及罚款，缴纳依据为已被撤销的处罚决定。在处罚决定被撤销的情况下，关于原告违法行为是否存在、应否处罚，应作重新处理。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原宁波市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被撤销后，被告已将罚款退回给原告，这一事实，原被告双方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议，因此，被告尚未对原告的“第1项违法事实”进行处罚，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 关于程序方面，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行终180号行政判决书后，经审理、履行行政处罚告知、听证、重大税务案件集体讨论等程序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并不违法。原告认为被告未经重新立案直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针对原告涉案违法行为，被告已于2016年6月28日立案，在原处罚决定被撤销的情况下，所立案件尚无最终处理结果，故被告应继续处理，而无需重新立案。原告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甬国税稽查罚〔2019〕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埃斯科光电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宁波埃斯科光电有限公司负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应同时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受理费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 红 审 判 员  倪东海 人民陪审员  潘锡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戚海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五条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