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502民初3554号 原告：刘震斌，男，197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水市秦州区。 被告：田文杰，男，198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水市秦州区。 原告刘震斌与被告田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震斌、被告田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震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6226元及利息48956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9月23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起，被告田文杰多次向我借款并以帮助我办理大额贷款为由索要费用。因原告经济也较为拮据，原告通过向太平洋小贷公司、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等多家小贷、网贷平台办理高息借款后，再以转账、微信、现金等方式出借给被告田文杰。经双方对账确认，被告陆续从原告处拿走176226元，被告先后给我出具三份借条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出借资金的来源及成本，被告均知情并愿意承担（小贷公司的）高息，所以在给我出具借条时注明“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此后，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偿还借款，故起诉到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不实。1.2018年6月以来，原告以需要还清贷款为由，问我能不能给他以共同承包工程为由借点钱，我答应尽量想办法。此后，我东奔西走为他筹钱。期间，原告分别给我转账5000元、4200元作为为他筹钱的开销；2.借款属实，但原告只借给我61000元，我已经归还4702元，实际还欠款56298元；3.被告出具的三份借条均是在原告胁迫之下所写，我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在原告的胁迫下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三份借条。综上，被告愿意偿还原告借款56298元，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1.借条三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分三次借款共计176226元的事实；2.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共计56000元的事实；3.建行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原告从银行取出现金交给被告的事实；4.上海银行贷款合同及“恒易融”借款协议，证明原告出借资金的来源及利息；5.录音光盘一份，以证明双方对借款金额的结算过程。 被告质证意见为：1.三张借条是在原告胁迫下在同一天所写，不能证明借款金额为176226元；2.微信转账记录56000元认可；3.原告从银行取钱干了什么我不清楚，不能证明还有现金借款的事实；4.借款协议我不知道，和我没有关系；5.录音光盘只录了前面的内容，没有录最后的结论。不予认可。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1.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原告给被告微信转账56000元；2.银行卡转账记录，以证明原告通过银行给被告转账5000元；3.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被告给原告还钱4500元；4.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被告给原告还钱202元。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均予认可。 对原、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可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至于出借金额是否为176226元，应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全案证据予以分析认定；2.原告提交的证据3，仅能证明其从银行取现金的过程，至于该现金是否出借给了被告，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分析认定；3.原告提交的证据4，能证明原告出借资金的来源，予以采信；4.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提交的证据1-4均予采信，上述证据可证明原告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方式已给被告出借资金金额61000元，被告已偿还了4702元。但被告未偿还的金额是否应为56298元，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6月，原告刘震斌欲将自己的房产证从银行赎回以便做第二次抵押再次贷款。将房产证赎回需要缴纳11万元，但原告找到的一家无抵押小贷公司只能贷8万元。为此，原告找到被告田文杰，希望向被告借点款，被告答应为其筹钱。后原告刘震斌在该小贷公司成功贷款8万元，但距离赎回房产证的资金仍差3万元。被告提出可在北京某贷款公司再贷些款，原告为从被告处借点款，陪同被告到北京。到北京后，该公司需要收取3万元的手续费。原告在银行取出3.2万元后，交给公司3万元，2000元作为两人在北京的开销。后双方发现上当，从公司要回2.7万元。该2.7万元中，帮原、被告要回2.7万元的人拿走1.5万元，被告田文杰拿走1.2万元，实际损失1.8万元。在此期间，原告陆续又从自己所贷的8万元贷款中给被告以转账或现金方式支出部分款项。同年7月，原告又从另一贷款公司借款6万元。后原、被告进行了算账。因原告第一次自己贷出的8万元，除给被告借出、支出部分款项外，还有些是原告自己用的，被告并未完全使用或收“够”8万元。为计算整齐、方便，双方大概对账后，由原告从其第二次所贷款的6万元再“补”给被告，以“补齐”前面8万。经算账，将原告第一次贷出的8万元算在了被告头上并作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将原告第二次所贷6万元算作原告自己的借款。 此后，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借高利贷2万元（实际借款1.7万元），并转手给了被告，被告给原告返还4650元。 同年8月底，原告在网贷公司贷款8.4万元，并转入自己账户后在柜员机中取出了6.5万元，其中6万元给了被告，剩余5000元中的3000元归还借私人款的利息，剩下的2.1万元，原告给被告转账9500元，自己还月供3250元。 同年12份，被告用原告的手机作了两笔网贷，分别贷款3300元、8000元，用于偿还月供。期间，原告又借给被告1000元。 再查明，2018年6月至12月，原告刘震斌通过微信转账方式19次，银行转账1次，先后向被告田文杰转账共计61000元。对于转账的原因，原告陈述为：“被告田文杰多次向我借款并以帮助我办理大额贷款为由索要费用”，被告则陈述为：“原告以需要还清贷款为由，问我能不能给他以共同承包工程为由借点钱，我答应尽量想办法。此后，我东奔西走为他筹钱。期间，原告分别给我转账5000元、4200元作为为他筹钱的开销”。2018年8月至12月，被告田文杰分4次向原告转账4702元。综上，被告田文杰认可的借款金额为61000元，其已还款的金额为4702元，未还款的金额为56298元。除以上微信转账、银行转账61000元外，被告对原告其余出借资金一概不予认可。 审理中，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交借条三份。2018年6月14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刘震斌80000元（大写捌万元），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2018年8月10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刘震斌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2018年9月7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刘震斌76226元（大写柒万陆仟贰佰贰拾陆元），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对以上三份借条，被告不认可，认为是在原告的胁迫下按照原告的要求所写，其认可的借款金额仅为61000元。对原告“胁迫”的方式，被告陈述为“原告曾多次在学校门口围堵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并从学校一路尾随到我的住所，以要账为由多次上门威胁恐吓我的母亲和儿子，导致我的母亲血压升高晕倒，险些危及生命。我的儿子不能正常上学和生活，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对邻居的正常生活与休息也带来了很多困扰，影响极其恶略。原告还扣留我的身份证，威胁恐吓我的家人”。原告庭审中承认有存在上述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找被告要钱。此外，审理中亦查明，以上借条三份，虽落款时间不同，但都是在2018年12月所写。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刘震斌主张的借贷金额为176226元。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借条三份，该借条一是可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是可证明出借金额。关于出借金额，从通常的出借方式看，一是通过转账方式出借，在该出借方式中，转账凭证可证明出借人履行了出借义务。二是现金出借，在该出借方式中，除非有现场的视频、监控录像等现场证据，一般而言，借条或收条就是唯一的证据。虽然，被告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刘震斌20000元”，该份借条中有“今借到”的内容，而2018年6月14日及9月7日借条中仅写明“今借”，而未写“今借到”，但除非特别的专业人士或特别留意的细致人士，一般人注意不到“今借”和“今借到”的区别。因此，除非被告有相反的证据能否认该借条，原告仅凭借条就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即应认定出借金额为176226元。本案中，被告田文杰虽承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否认原告的出借金额为176226元（仅认可微信、银行转账方式出借的61000元），认为三份借条均是在原告“胁迫”下所写。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份借条载明的出借金额176226元是否真实存在，或者说该三份借条是否是在原告“胁迫”下所写。对此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 一、从全案证据及案件事实看，“胁迫”既不能成立，也无证据支持。所谓“胁迫”，是指为达到非法目的，采用某种方法造成他人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或直接对他人肉体施加暴力强制，使他人作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行为。在本案中不能认定“胁迫”。 第一，借条的形成不具备“胁迫”的条件。根据原被告陈述，三份借条均系在解放路的茶园所出具，出具借条时仅有原、被告两人在场。茶园系公共休闲场所，在该特定场所，被告具备完全的自救“自救”条件，且只有原、被告两人在场的条件下，没有证据显示原告能用何种违法的、“对他人肉体施加暴力强制”的方法，能使被告作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行为，为原告出具三份金额达176226元的借条。而且，原、被告年龄差距并不大，从体力、社会阅历、经验、交往过程以及双方算账过程（录音显示）中被告表现出的“理直气壮”来看，仅依常识判断，既无法相信被告会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三份金额达176226元的借条，也无法相信有原告有这样的“胁迫”能力； 第二，被告系1984年2月13日出生，系30多岁的成年人，对自己出具三份金额达176226元借条的后果是完全清楚的，如果该借条因存在胁迫行为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自应采取救济措施以挽回因出具借条而产生的后果，但被告出具借条后至今既未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借条，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立案侦查，不符合常理； 第三，从借条本身看，无法认定系“胁迫”所写。三份借条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14日、8月10日、9月7日，其中6月14日、9月7日的借条除借款金额外均有“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三份借条清楚、明了，写明了出借款的来源（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也表面了责任（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借款用途与责任与录音中双方的对话相印证。再从时间顺序上看，借条虽系同一时间补写，但8万元、2万元、76226元的借款顺序与录音中双方对话所显示的借款金额产生的过程相印证，特别是，最后一笔的76226元，已“精确”的个位数，如果不是双方算过账（录音显示了算账过程）并经被告确认，断不会“精确”到个位数； 第四，被告陈述的事实难以认定为“胁迫”。被告陈述，“原告曾多次在学校门口围堵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并从学校一路尾随到我的住所，以要账为由多次上门威胁恐吓我的母亲和儿子，导致我的母亲血压升高晕倒，险些危及生命。我的儿子不能正常上学和生活，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对邻居的正常生活与休息也带来了很多困扰，影响极其恶略。原告还扣留我的身份证，威胁恐吓我的家人”。原告审理中承认为要账找过被告之子，也到过被告家里，但并未承认采取了使他人“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的手段要过帐。显然，根据被告的以上陈述，再结合三份借条系在解放路的茶园所出具，出具借条时仅有原、被告两人在场的事实看，被告所谓的“胁迫”应该理解为原告的要账方法，给被告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其作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行为。但从全案看，如原告真有如此恶略的要账行为，在当前扫黑除恶的大环境下，被告早已报警解决，断不会两人还在茶园里算账写欠条。需要说明的是，原告提交了双方算账的录音，该录音反映了原、被告算账的过程。在录音中，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出的借款数额，被告要么据理力争，要么明确反对，要么逐项解释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提出自己认可的款项，对不利于自己的均不正面答复，反映出一定的警惕性和社会阅历，很难相信原告有这样的“胁迫”能力，也无法相信被告会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三份金额达176226元的借条； 二、被告田文杰只认可微信、银行转账的出借金额，对原告现金出借一概予以否认与原告提交的录音中被告的“自认”不符。审视全案，对借款金额，被告的答辩方法就是凡是转账的钱就承认，凡是现金就一概不承认。但录音显示，真实的事实并非如此。录音（部分）显示： 被告田文杰：这账不能这样算！ 原告刘震斌：你说咋算哩？ 被告田文杰：很明了，第一笔，8万全部到我手里了，对吧。合适的吧。你后面的6万是咋弄下的，从6万的里面给我补够了前面的8万，这个合适的吧，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认这8万；第二笔8万4，我取了一个6万对吧，剩下的2万4都在你手里，对不对。2万4走下的帐，一个3千，我在场，我给你说，你给罗玉小区的给了去。剩下的2万1，这2万1里面你给我转了个9千5，第一次是1千，第二次是2千，而后两个3千，一个5百。那时候我给你说你给我弄5百块钱，我给捏（nie）闹（nao）两条烟，闹（nao）钱去，你没钱，你给我说钱是从你的信用卡里面倒出来的，对着里没？这就是9千5，，裹扎6万9千5，咋明了吧，全部是大帐，没小账；剩下的11500，这里面走了个3250，是太平洋的月供，对吧。我们算，一个3000，一个3250，这是从2万4里面出哈的钱，罗玉小区的钱是现金，3250是你转到人家平台的。 原告刘震斌：那有个时间顺序哩，那不是这样。 被告田文杰：我给你再算一遍，8万4取了一个6万，出到我手里的帐一个3000，一个3250，一个9500 原告刘震斌：还有一个宜信的钱哩？ 被告田文杰：还有就是补了一万嘛二万块钱哩，补了多少我们先不说。出账哩你给我了个千几的现金，然后转了一万块钱，把8万块钱补齐了，对着哩没，这是补下帐的，这8万块钱，太平洋的帐明了，清楚的，对着里没。然后中途我向你借了个一万，这一万借了个9400，后面又是个600，凑够了10000，这些都是从这里出的帐；还有就是2万的高利贷，我从这里面给你转了4500；8万4清楚的很，一个6万，一个9500，一个3250，一个3000。 全面审听以上算账的过程，虽然对部分内容的解读双方有争议，但比较清楚的被告田文杰自认收到的金额就有：第一笔8万元、第二笔6万元、第三笔3000元、第四笔9500元、第五笔3250元，第六笔1万元，以上六笔合计就达到165750元。尽管双方对录音的部分内容仍存争议，如“然后中途我向你借了个一万，这一万借了个9400，后面又是个600，凑够了10000，这些都是从这里出的帐；还有就是2万的高利贷，我从这里面给你转了4500，但以上五笔，被告反复提及，清楚表明了被告收到的借款至少在155750元以上，远超被告庭审中认可的61000元。显然，该录音与被告在答辩状及庭审中，只承认转账，对现金一概否认的辩称不符，被告存在只承认转账，而对没有转账记录的借款一概不予承认的问题，原告提交借条载明的金额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证据予以支撑。 三、被告所谓收到8万元系为原告“办事情、消费、吃住行的钱”无证据支持。第二次庭审播放原告提交的录音时，因该录音反映了双方算账的过程，且反映出被告所借数额绝非被告自认的61000元时，主审法官仅就其中的8万元询问被告时，庭审记录如下：审判人员：被告，录音中提到的8万元是怎么回事？被告：是原告补给我的办事情、消费、吃住行的钱。审判人员：被告，办的是什么事情？被告：介绍工程、维护关系、办理贷款。审判人员：介绍的什么工程，维护的什么关系？办理的什么贷款？被告：介绍的新农村工程，具体项目原告没有给我说，是原告说的。维护的是熟悉的亲朋，吃饭坐一下。办理的是外面贷款公司的贷款，但是与原告说的没有关系，是我为原告办事情。按被告的说法，原告给被告的8万元，系被告用自己的钱为原告“介绍工程、维护关系、办理贷款”过程中“办事情、消费、吃住行的钱”后，原告“补”给被告的钱，既然如此，且该8万元“是我为原告办事情”，则被告就不可能再给原告出具三份借条，但被告恰恰出具了三份借条。同时，既然“是我为原告办事情”，被告又何以称借钱的用途是“我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总之，被告的辩称无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综上，本案原被告之间所谓的借贷关系，实质是原被告为了能从网上借得网贷，双方在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往来。在此过程中，既有原告直接借给被告的款（包括转账、现金），也有部分款项是经过双方算账后作为借款算在了被告头上，因此，原告主张的借款金额176226元，其实质是双方算账过后相互妥协、相互协商后并“多退少补”的结果。正因如此，本案不同于普通的借贷案件，对原告的出借的款项，当事人双方无法精确计算并列出核对无异的明细，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带来困难。但应明确的是，对双方的结算结果，被告既然出具了三份借条，且在借条上认可该金额，并清楚写明“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被告就应履行该承诺，按借贷关系向原告偿付该借款。但是，案件的处理应从案件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做到案件的处理更加公平合理。根据这一原则，对以下款项应予以合理扣减。1.到北京的花费。被告到北京固然是为自己贷款，但客观上也有为原告筹钱的因素，原告陪同前往也是为了能从被告处借到钱。因此，对于到北京的路费1913元、吃饭、住宿等的2000元、以及损失1.8万元，共计21913元，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故应核减10956.5元；2.2018年8月份一笔2万元高利贷，被告返还原告4500元，该4500元应扣减；3.2018年中秋节前后购买月饼礼盒的3200元。4.被告拿原告手机所做的网贷11300元，原告并未反对，应由原告承担。以上4笔共计29956.5元，从借款总额176226元中核减后为元，再减去被告已还款4702元，本案确定应还款为141567.5元。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9年9月23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被告出具的借条上虽然有“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的内容，但该约定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故不能认定双方有利息的约定，而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此外，因借条上亦无还款日期，故应当按照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12日开始计算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田文杰在判决生效后20日内偿还原告刘震斌借款141567.5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10月12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刘震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80元，减半收取2340元，由原告刘震斌负担340元，被告田文杰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许龙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甄凯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