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802民初5281号原告：李连，女，195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楼，男，197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系原告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海江河，焦作市体化示范区正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郭红军，男，197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玲，河南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江萍，女，197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原告李连与被告郭红军、赵江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4日、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楼，被告郭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玲，被告赵江萍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李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海江河于2019年12月20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230300元，并从起诉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到还款之日止；2.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因二被告和原告的儿子王小楼是朋友关系，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分别于2016年11月19日向原告借款40000元;2017年4月11日向原告借款×××0元;2017年4月18日向原告借款×××0元;2019元2月2日向原告借款25300元;2019年2月4日向原告借款×××0元;2019年2月27日向原告借款1×××元，共计230300元。二被告不偿还借款，且不与原告见面。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望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郭红军辩称，1.被告郭红军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郭红军自2016年起与案外人种立峰经营煤炭生意，原告的儿子王小楼找到被告郭红军，想入伙一起经营煤炭生意。郭红军与种立峰同意后，王小楼使用其母亲李连的银行账户将投资款等经营过程中的款项转给被告郭红军，郭红军将资金转给案外人种立峰或郭红军并使用该资金支付煤炭款。在经营过程中，郭红军与种立峰亦将煤炭回款等相关款项通过李连的账户转给王小楼。本案实际上为被告郭红军、王小楼以及种立峰之间的合伙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2.被告郭红军自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1月29日期间，共分四次向原告李连的银行账户转账165260元，于2019年2月27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李连转账8000元。另被告郭红军亦通过种立峰向原告李连账户中多次转账，均系合伙经营的资金往来。其中一笔为2017年5月20日19时7分，被告郭红军通过种立峰向李连转账×××0元；3.原告李连本人年纪较大，系普通家庭妇女，其每天多次对外转账，与其自身能力、经济收入状况不符，其起诉被告郭红军要求支付相关款项系恶意诉讼，实际上是王小楼使用原告李连的银行账户与被告郭红军等人进行资金往来，因此请求驳回对被告郭红军的诉讼请求或申请追加王小楼为被告，追加种立峰为第三人，以查明本案真正的法律关系。被告赵江萍辩称，1.被告赵江萍对该笔债务不知情，该笔债务性质不明确，不应属于借款；2.被告赵江萍从未向原告李连出具债权凭证，也不属于夫妻债务共债共签的原则。该笔债务即使真实存在，也未用于被告赵江萍与郭红军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生产生活。故被告赵江萍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李连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李连名下光大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明2016年11月19日李连转给郭红军40000元；2017年4月11日李连转给郭红军×××0元；2017年4月18日李连转给郭红军×××0元；2019年2月2日李连转给赵江萍25300元；2019年2月4日李连转给郭红军×××0元；证据2.支付宝转账截屏一张，证明2019年2月27日李连通过支付宝转给赵江萍1×××元；证据3.河南生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付给郭红军、种立峰、王小楼煤款明细一份，证明三人合伙期间将165260元打入了原告的银行卡上，该款项是三人的合伙经营期间的煤炭款，不是归还的借款。被告郭红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指向有异议，原告给被告的这些转款都是合伙资金的往来而不是借款。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原告本人每天都有多笔大额资金流转，并且还存在一些涉及游戏方面的转账金额，原告作为一个年近70的老人，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银行流水显示的用途和原告年龄、收入均不符，该账户实际是由王小楼使用，因此该资金往来均系合伙资金往来。原告转给赵江萍的款项也是郭红军取出，作为原告的合伙资金，赵江萍确实没有使用；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是银行的转款凭证，只是公司单方出具的明细表，且该证据上显示是给被告郭红军的汇款，和原告所称的给原告付款事实不符。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不能证明原告和郭红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赵江萍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确实是郭红军他们做生意用的钱，卡是我的名字，但是一直是郭红军在使用。支付宝是我本人的支付宝，收到款项后我又转出来给了郭红军；对证据3，对王小楼和郭红军之间的交易行为不清楚，不知情。被告郭红军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郭红军名下农业银行转账流水两页，2019年1月29日分两笔向原告账户转账×××0元和49900元，于2019年1月7日向原告账户转款×××0元，2019年1月9日向原告账户转账15360元，证明郭红军与王小楼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通过原告账户和王小楼进行合伙经济往来；证据2.2019年2月27日郭红军支付宝转账截图一份，证明郭红军通过支付宝向原告的支付宝账户转了一笔8000元的合伙经济往来款项；证据3.案外人种立峰的建设银行短信通知一份，证明2017年5月20日郭红军通过种立峰以向原告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转出×××0元合伙款；证据4.郭红军中旅银行尾号为6500账户2019年2月4日到2019年5月16日银行流水一份两页，证明2019年2月4日，郭红军向李连尾号7793账户转账×××0元；2019年2月21日，郭红军向李连尾号为7793账户转账8000元；证据5.郭红军农业银行尾号为9414账户2019年1月4日到2019年1月16日银行流水明细两页，证明2019年1月7日，郭红军向李连尾号7793银行账户转账×××0元；2019年1月9日，郭红军向李连尾号为7793的银行账户转账15360元；2019年1月29日，郭红军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分别转账×××0元、49900元；证据6.郭红军支付宝账单截图7页，证明2019年1月7日，郭红军向李连支付宝转账×××元；2019年1月4日，李连向郭红军支付宝转账500元；2019年1月10日，李连向郭红军支付宝转账2000元；2019年2月27日，郭红军向李连支付宝转账8000元；2019年4月3日，李连向郭红军支付宝转账×××元；2019年4月20日，李连向郭红军支付宝转账4000元；2018年11月22日，李连向郭红军支付宝转账×××元；证据7.郭红军微信账单截图5页，王小楼昵称“369”微信资料截图1份、王小楼昵称“999”微信资料截图一份，证明2017年9月12日，郭红军微信转给王小楼昵称“369”微信×××元；2017年12月28日，郭红军微信转给王小楼昵称“369”微信×××元；2019年1月7日21时10分，郭红军微信转给王小楼昵称“999”微信×××元；2019年1月7日21时9分，郭红军微信转给王小楼昵称“999”微信×××元；2018年6月16日，郭红军微信转给王小楼昵称“369”微信×××元；2018年2月15日，郭红军微信转给王小楼昵称“369”微信×××元；证据8.种立峰尾号为0895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1月26日银行流水一份，证明2019年1月11日，种立峰分四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的银行账户转账×××0元、×××0元、×××0元、×××0元。当日李连通过该银行账户向种立峰银行账户转账×××0元；2019年1月12日，种立峰分两笔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元、×××0元；2019年1月14日，种立峰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转账1×××0元；2019年1月15日，种立峰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转账19×××元；2019年1月19日，种立峰分三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分别转账×××0元、×××0元、×××0元；2019年1月21日，种立峰分两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分别转账×××0元、×××0元；2019年1月22日，种立峰分五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分别转账×××0元、×××0元、×××0元、×××0元、×××元；2019年1月24日，种立峰分四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分别转账×××0元、×××0元、×××0元、×××0元；2019年1月25日，种立峰分两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转账×××0元、×××0元；2019年1月26日，种立峰分四笔分别向李连尾号为7793银行账户转账×××0元、×××0元、×××0元、×××0元；证据9.种立峰证人证言一份，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共同证明，被告郭红军自2016年底便开始与李连账户以及王小楼微信、支付宝至今进行经常性的资金往来，李连尾号为7793的银行账户是王小楼在使用。李连与郭红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对被告郭红军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是转到原告的账户上了，郭红军和王小楼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这些款项都是郭红军和王小楼还有种立峰之间做煤炭生意的资金周转款，和本案借款无关；对证据4-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指向有异议，不是归还借款的交易明细，原告的儿子与被告是朋友关系也是合伙关系，当时被告周转资金需要用钱，原告儿子回家向其母亲借款，并口头约定了利息，于是原告将银行卡交给其儿子，将钱转给被告后又利用银行卡进行其合伙期间的资金周转。从2019年1月3日到2019年1月29日之间的转账全是煤款往来；对证据9，原告称2017年没有和郭红军合伙做生意，只是2019年1月和郭红军合伙了一个月。被告赵江萍对郭红军提交的证据均不知情。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郭红军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赵江萍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核对证据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郭红军对真实性有异议，赵江萍称不知情，该明细虽加盖有河南生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公章，但并未提交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告郭红军提交的证据1-8，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赵江萍称不知情，经核对证据原件，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郭红军提交的种立峰的证言，能够证明种立峰于2017年5月20日代郭红军向原告李连转账×××0元，其陈述的与王小楼曾系合伙关系及与李连之间的转账与原告所述一致，故本院对种立峰陈述的转账情况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连与王小楼系母子关系，王小楼与李连共用李连的银行卡。王小楼分别于2016年11月19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4月18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2月4日通过李连的账户向被告郭红军转账40000元、×××0元、×××0元、25300元、×××0元，又于2019年2月27日通过李连的支付宝向被告赵江萍支付宝转账1×××元。原告称向二被告的转账均为借款，被告郭红军抗辩称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形成本案纠纷。另查明：1.李连分别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0日、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20日通过支付宝向郭红军支付宝转账×××元、500元、2000元、×××元、4000元；2.郭红军分别于2019年1月7日、2019年1月9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2月4日、2019年2月21日向原告银行账户转账×××0元、15360元、99900元、×××0元、8000元；郭红军又分别于2019年1月7日、2019年2月27日通过支付宝向李连支付宝转账×××元、8000元；3.郭红军分别于2017年9月12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2月15日、2018年6月16日、2019年1月7日通过微信向王小楼微信转账×××元、×××元、×××元、×××元、20000元；4.案外人种立峰于2017年5月20日代郭红军向李连银行账户转账×××0元；5.被告郭红军与赵江萍于1998年2月25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3月18日登记离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的有效证据为银行转账明细，经庭审查明，原告李连与被告郭红军双方之间相互转账，短时间内往来频繁，原告所举证据无法使人区分转账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煤款，仅凭转账明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被告郭红军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涉案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被告赵江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7元，由原告李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秀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郭倩倩书记员张佳丽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