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5民初1956号 原告：陈抗美，女，195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法定代理人：高伟远（系原告陈抗美儿子），男，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清,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应文琴，女，195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被告：陈小贤，男，194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抗美与被告应文琴、陈小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对两被告实施了财产保全措施。本案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抗美的法定代理人高伟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清，被告应文琴、陈小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抗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应文琴与原告陈抗美于2006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应文琴赔偿原告陈抗美经济损失1650000元；3.判令被告陈小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陈抗美因患有××早在2005年前已住院多次，于2005年3月1日因复发住院至今一直治疗未愈。病发治疗期间，陈抗美精神症状处于自言胡语、情绪激动、无自知力状态，后于2008年经鉴定为精神残疾贰级。2019年3月11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203民特47号民事判决，宣告陈抗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高伟远为陈抗美的监护人。陈小贤早在2004年期间就已经作为陈抗美代理人行使监护人职责，而2006年5月涉案房产的购买方系陈小贤的妻子应文琴。2014年8月19日前均由陈小贤作为陈抗美的监护人，后经陈贤中、陈纪贤、陈波共同提出变更申请，更换监护人为陈纪贤。应文琴作为陈小贤的妻子，明知陈抗美患有精神疾病，却于2006年5月31日在陈抗美精神疾病发住院期间，将陈抗美名下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广厦怡庭北区38幢243号505室建筑面积为97.76平方米房屋，通过转让方式过户到应文琴自己名下，未支付购房款，又于2017年将该房屋转让给第三人。应文琴的上述行为已严重侵害了陈抗美的合法权益。陈抗美的儿子高伟远随父亲长期生活在黑龙江省，虽然时常来探望母亲，但一直不知道母亲房屋财产权利已被二被告侵犯，直至2018年4月初，因陈小贤兄弟之间争吵才知晓上述事实。原告认为，1.陈抗美与应文琴之间不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如果陈抗美在2004年5月期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陈抗美应当独立完成签订合同、支付购房款以及确认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的意思表示，但合同签订系陈小贤代为签名，应文琴、陈小贤亦无证据证明原告明确作出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意思表示。陈抗美因患精神疾病并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实际由陈小贤履行监护人职责，陈小贤代理陈抗美支付购房款、履行购房手续、保管相关票据、权属证书亦在情理之中。陈抗美法定代理人不认可陈抗美作出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意思表示，陈抗美与应文琴之间不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2.退一步分析，即使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该协议也属无效。合法有效的借名买房协议必须具备以下要件：当事人有缔约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合法。本案借名买房行为既非陈抗美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文琴亦不具备符合讼争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应当认定无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文琴不具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而借用陈抗美的购房资格，以低收入家庭或特困户名义进行购买，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明显侵犯了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平等购买机会和获得房屋权利，非法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使国家的有关土地、房产税费流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借名买房人存在恶意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的行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3.应文琴借名买房行为实际占用了陈抗美的购房资格，陈抗美因此丧失了购买经济适用房、享受公租房以及领取相关补贴的资格，造成陈抗美可得利益损失；4.陈抗美××患病期间与应文琴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应文琴作为陈小贤的妻子，应当知道陈抗美××患病期间无权处置自身房产，且未支付购房款，应按照市场价值赔偿经济损失。陈小贤作为监护人对陈抗美的财产未尽到监护保管责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应文琴、陈小贤共同辩称，1.本案两被告系夫妻，原告系被告陈小贤胞妹。原告于1969年支边黑龙江，在支边期间与高伟远父亲高海相识，1984年离婚后只身一人回宁波投靠父亲陈英升，因其无固定收入来源亦无积蓄，一直与父亲一起居住，依靠父亲的退休工资以及兄弟姐妹资助生活。父亲生活起居均由原告负责，精神状况均正常。被告陈小贤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对原告悉心照料，兄妹之间从无间隙。期间，原告因思念儿子也曾要求高伟远来宁波看望，但高伟远仅在十几岁时来过一次宁波，没住几天便返还黑龙江，此后未再联系原告，更不曾过问原告的生活。直至最近几年，因原告身体原因，又极度思念儿子，被告陈小贤多次致电高伟远，希望其能来宁波发展，顺便照顾原告，但均遭拒绝，只是偶有来宁波探望，每次均由两被告接待。2004年，原告父亲在报纸上看到经济适用房申请公告，心想自己年事已高，为原告今后居住考虑，遂打算为原告申请经济适用房。申请提交后，原告通过摇号获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但需缴纳26万余元购房款。因原告没有经济能力，原告父亲召集家庭其他成员商量后明确由陈小贤、应文琴一家出资购买经济适用房，后续房屋过户到陈小贤、应文琴名下。同时，陈小贤日后妥善照顾原告。此后，陈小贤支付了购房款263613元。2005年3月，因原告及父亲所住房屋拆迁等原因，陈小贤将原告送往宁波市服退军人××疗养院疗养，原告享受部分医疗费报销。2006年，宁波市出台政策，经济适用房可以过户，原告遂与被告应文琴一同前往宁波市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相应事宜。期间，原告精神状态良好，对于工作人员询问事宜均能如实回答；2.涉案经济适用房虽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全部购房款项均由两被告支付，原告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因此，涉案房屋应属于两被告所有。原告对于涉案房屋购买及过户相关事宜完全知情并同意。2006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应文琴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本人于2008年10月取得精神贰级残疾人证，且在2019年才被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原告法定代理人主张原告在2006年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并诉请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在于：涉案房屋购房款263613元的款项来源。 原告陈抗美法定代理人主张，原告于1969年前往黑龙江省宝清县853农场支边，在当地结婚生子，后因离婚于1986年回到宁波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彼此照顾生活，勤俭持家。原告长期在城隍庙附近、原长发商厦等人流集聚地以卖报为业。每天能卖出500份，有时候能卖出1000份，每份报纸有0.13元至0.20元利润，每月能挣2000元以上，售卖报纸10多年。原告儿子高伟远于1998年来宁波探望母亲时还陪同母亲一起卖报。原告的父亲生前在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退休后具有稳定收入4000-5000元。2004年，宁波出台经济适用房政策，原告属于30岁以上单身、低保（病退），原告父亲考虑自己年岁已大，为了能在自己百年以后仍能保障原告的生活，给予原告部分购房款项的资助，加上原告多年卖报的积蓄以及原告病退后每月约500元的收入和社区约200多元的残疾补助，购买了涉案经济适用房。综上，原告有自己多年的积蓄，并得到原告父亲的资助，原告具备购房的经济能力。 被告应文琴、陈小贤主张，涉案经济适用房虽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全部购房款项均由两被告支付，原告并未支付任何款项。为此，两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储蓄存款利息清单十份，借款证明一份，双方兄弟姐妹出具的证明材料两份，购房发票，物业综合服务费发票，装潢垃圾清运费发票，契税缴款书，土地注册登记、发证、变更缴费票据，房屋产权登记费、登记工本费发票，印花税完税证各一份，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陈抗美质证认为，1.储蓄存款利息清单的总计金额不足以证明全部购房款均由两被告支付，且当时原告通过卖报纸等方式赚钱，因精神疾病原因，日常事务均由被告陈小贤管理和代理行使。该组证据也仅能证明两被告取款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成立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2.借款证明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3.对于双方兄弟姐妹出具的证明材料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借名买房是件大事，兄弟姐妹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应当通过书面约定方式进行明确；4.购房发票应该保管在原告父亲处，即使由两被告持有也只是代为保管行为。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调取了2004年5月25日现金解缴单一份。原告陈抗美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处于××病发期间，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由陈小贤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现金解缴单以陈小贤名义支付款项只能说明由陈小贤出面缴款，无法认定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存在借名买房行为的关联性，且交款金额远远大于应文琴、陈小贤取款金额。 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陈抗美）必须于2004年5月27日前支付房价款261153元，从两被告提供的储蓄存款利息清单显示的时间及金额为：2004年5月22日8000元（户名应文琴），2004年5月22日14000元（户名应文琴）,2004年5月22日5000元（户名应文琴）,2004年5月22日7500元（户名应文琴）,2004年5月22日7000元（户名应文琴）,2004年5月25日10000元（户名应文琴）；2004年5月22日32000元（户名陈小贤）,2004年5月22日10000元（户名陈小贤）,2004年5月22日15000元（户名陈小贤）,2004年5月22日4719.37元（户名陈小贤）,合计113219.37元。应文琴、陈小贤取款时间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之前，也符合普通家庭因购买房屋需要支取多笔定期存款支付大额购房款项的生活常理；其次，对于剩余部分购房款项来源，应文琴、陈小贤提供借款人出具的借款证明（十万元），陈抗美和陈小贤兄弟姐妹陈纪贤、陈贤中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涉案经济适用房由应文琴、陈小贤全款出资购买，而本院调取的2004年5月25日现金解款单（金额263613元）载明的缴款人亦为陈小贤。另外，购房发票（2004年5月27日）、物业综合服务费发票、装潢垃圾清运费发票（2004年5月28日），契税缴款书（2006年1月9日），土地注册登记、发证、变更缴费票据（2016年1月25日），房屋产权登记费、登记工本费发票（2016年1月25日），印花税完税证（2016年1月25日）全部由应文琴、陈小贤持有，进一步印证了购房款项由应文琴、陈小贤支付的事实；最后，涉案经济适用房购买之时（2004年5月20日），原告法定代理人身在黑龙江，并未与原告共同生活在宁波，原告法定代理人陈述原告以卖报纸为业，每月收入2000余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涉案经济适用房的购房款项由原告支付的相应证据，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应文琴、陈小贤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的单方陈述，能够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涉案经济适用房的购房款由应文琴、陈小贤支付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陈抗美与陈小贤系兄妹，应文琴、陈小贤系夫妻。2004年5月，陈抗美经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获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2004年5月20日，陈小贤作为陈抗美委托代理人与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陈抗美购买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广厦怡庭北区38幢243号505室建筑面积为97.76平方米房屋一套，单价为每平方米2671.37元，总金额261153元。陈抗美必须于2004年5月27日前支付房价款261153元，出卖人应当在房款付清后办理交房手续。合同另行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2004年5月25日，陈小贤以现金方式存入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下银行账户263613元。2004年5月27日，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陈小贤出具一份《浙江省宁波市房地产开发销售专用发票》，载明：购买方陈抗美，出售方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结算方式一次性，项目名称1.广厦怡庭38幢243号505室，数量97.76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2671.37元，金额261153元；2.车棚，数量4.1平方米，金额2460元。两项合计263613元。房屋交付后，涉案房屋由应文琴、陈小贤装修、占有、使用。2006年1月9日，应文琴、陈小贤向宁波市财政局契税征收管理中心支付了涉案房屋契税5063.35元并取得涉案房屋契税专用缴款书。2006年1月18日，陈抗美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2006年1月25日，应文琴、陈小贤支付了涉案房屋土地注册登记、发证、变更费，土地权属调查、地籍测绘费，房屋产权登记费，房屋权证工本费，印花税。 2006年5月31日，陈抗美（甲方）与应文琴（乙方）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广厦怡庭北区38幢243号505室建筑面积为97.76平方米房屋，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为4.1平方米车棚以352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2006年5月30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上述房地产办理转让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合同另行约定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陈抗美依约协助应文琴办理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应文琴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但未支付购房款。2017年3月，应文琴将涉案房屋以96万元的价格出卖给第三人。原告与两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致纠纷发生。案经本院组织调解未果。 另查明：1.2008年5月8日，陈抗美取得精神残疾贰级的残疾人证，未载明监护人；2.高伟远申请宣告陈抗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案，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11日依法作出（2018）浙0203民特4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宣告陈抗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高伟远为陈抗美的监护人。该案审理过程中，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宁波市康宁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陈抗美目前的精神状态以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评定。2019年2月26日，宁波市康宁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甬康司鉴所[2019]精鉴字第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精神医学诊断：被鉴定人陈抗美经鉴定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2.被鉴定人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部分病历资料摘要载明：据宁波市××院住院病历（住院号1802681）记载：2018年12月6日，陈抗美因“反复胡言乱语、疑人害45年”住院治疗。陈抗美于45年前上山下乡到东北地区，一年后意外怀孕并失恋逐渐出现自言自语，疑人害她，生活无规律等情况，当时曾在所在地××院接受治疗，具体诊治供史不详。此后上述反复发作，曾4次住宁波市安康医院，诊断“精神分裂症”，服用“氯丙嗪片”等药治疗，疗效尚可。出院后一直在家里休养，未能参加工作，因想念儿子，开始不规律服药，上述症状再次发作，曾于2004年3月、6月、9月三次住本院，诊断均为“精神分裂症”，服用“氯丙嗪片300mg/d、利培酮3mg/d”治疗，疗效可。2004年11月出院，其后一直坚持服用抗××药物，生活自理，能做家务，但未能参加工作。于2005年1月份因其父亲患癌症，使其多想及劳累，再次出现胡言乱语，说有人要害她，觉得自己没病，其他人的说话都是错的，脾气大、爱发火等，于2005年3月1日第4次入住我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先后服用“氯丙嗪片100mg/d、利培酮4mg/d”等，病情稳定，后因病情波动，换用“氯氮平片125mg/d、阿立哌唑片25mg/d”抗××治疗，病情稳定，能做简单工作，一直在本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精神症状稳定。2018年6月19日，儿子接其出院，出院后在家不想吃药，家人哄其吃药，个人卫生料理好，能自己洗衣服，半夜时睡觉有时出现大声喊叫，事后接着睡，白天有时自言自语，常对家人发脾气，平时在家人陪同下散步，7月其不愿家人陪同，喜独自外出，需家人找回，昨天摆脱家人外跑不归，报警后110帮助找回……；3.2014年4月29日，月湖西区二期2号地块工作组，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共同出具《关于共青路85号陈抗美情况的说明》，载明：……1985年，高海以陈抗美患有××为由提出离婚。遭抛弃后，陈抗美只身返乡，与父亲陈英升同住在宁波市花池巷49-9旧房，于1995年调房至共青路85号房屋并居住至今。陈抗美曾享受过广厦怡庭北区38幢243号504室的经济适用房，因治病需要大笔费用，而陈抗美本身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于2006年6月将该房出售。考虑到陈抗美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共青路85号直管公房由海曙区房管所同拆迁事务所签订清林闲庭现房安置协议，之后由陈抗美同房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按直管公房标准收取租金。 上述事实由陈抗美提供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特47号民事判决书，宁波市康宁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陈抗美住院病历资料，《宁波市海曙区持证残疾人状况登记表》，月湖西区二期2号地块工作组、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于2014年4月29日共同出具《关于共青路85号陈抗美情况的说明》，陈小贤、应文琴出具的《残疾人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陈抗美与应文琴之间是否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协议。二、双方之间的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的法律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陈抗美与应文琴之间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协议。理由如下：首先，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陈抗美于2004年3月、6月、9月因“精神分裂症”三次在宁波市康宁医院住院治疗，在此期间，陈抗美经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后获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后，双方于2004年5月20日针对涉案经济适用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陈小贤、应文琴实际支付了涉案房屋全部购房款、物业费、装饰装修费用、契税、印花税以及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相关费用，因此，陈小贤以陈抗美委托代理人身份代理陈抗美签订并履行合同并未损害陈抗美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其次，结合陈抗美的病历资料，陈抗美于2005年3月1日再次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经医院抗××治疗后，病情稳定，能做简单工作，精神症状稳定。2006年5月31日，陈抗美本人与应文琴针对涉案经济适用房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并配合应文琴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原告陈抗美于2019年3月11日才被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陈抗美的法定代理人主张原告陈抗美于2006年5月31日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的行为无效，应当就原告陈抗美因智力、精神状态而导致其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陈抗美的法定代理人高伟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抗美在合同签订之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结合涉案经济适用房由陈小贤、应文琴实际出资、占有、使用，购房相应票据由应文琴实际持有以及应文琴未实际支付陈抗美购房款项，陈抗美对此并无异议的事实，能够认定陈抗美签订合同并履行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亦系实际履行双方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协议,即应文琴以陈抗美名义购买涉案经济适用房并由陈小贤、应文琴实际出资，待允许过户时将涉案经济适用房过户至应文琴名下。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情节亦不能认定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协议约束。理由如下：首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援引《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主张陈小贤、应文琴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本案应文琴与陈抗美双方约定由陈小贤、应文琴实际出资以陈抗美名义购买涉案经济适用房，待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后再将房屋过户给应文琴，该情形并未被上述文件所直接禁止。第二，上述文件只是针对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作出一定限制，但并未绝对禁止经济适用房转让，在符合一定条件并缴纳税费之后，经济适用房允许上市交易。也即无购房资格人员只是不能直接从相关管理部门购买经济适用房，而无购房资格人员因他人转卖而取得经济适用房并未被上述文件所禁止。本案的情形与约定先由陈抗美购买，待允许上市交易后再转让给应文琴的情形并无实质差异，只不过是简化了价款交付手续而已，该情形显然并不为法律、政策所禁止，亦不能评价为违反法律或政策的强制性规定。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均不属于行政法规，因此，即便认为本案情形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亦不构成合同无效的理由； 其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民事活动是否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应该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个别的、具体的判断。本案陈抗美在当时并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经济能力，而应文琴自2006年5月取得涉案经济适用房的所有权后直至2017年3月才将涉案房屋出卖，并非用于投资或投机，因此，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不能认定存在非法目的，其实际效果与经济适用房政策规范目的亦不存在明显背离。另外，经济适用房在上市交易（即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时需要缴纳各种税费，政府通过收缴税费的方式已经收回一部分政策补贴性投入，因此，亦不能认定协议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最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占用了陈抗美的购房资格，陈抗美丧失了购买经济适用房、享受公租房以及领取相关补贴的资格，进而损害陈抗美的可得利益，缺乏事实依据。一方面，陈抗美自2005年3月1日至其儿子高伟远于2018年6月19日接其出院期间一直住院接受治疗，其本身并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实际需求和意愿；另一方面，根据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涉案经济适用房过户到应文琴名下后，房管部门考虑到陈抗美的实际情况按照直管公房租金标准出租给陈抗美清林闲庭房屋一套，现在仍由陈抗美及儿子高伟远居住。 综上所述，陈抗美法定代理人主张应文琴与陈抗美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并据此诉请应文琴赔偿损失，陈小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文琴、陈小贤主张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据此抗辩应文琴、陈小贤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抗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650元，减半收取计98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825元，由原告陈抗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永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何超男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