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4民初1674号 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住所地：成都市总府街31号四川宾馆一楼。 投资人：李明会，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馆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刚，男，系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经理。 被告(反诉原告)：四川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61号14楼12号。 法定代表人：张维学，四川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峰，四川信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侯区虎标行茶艺馆，经营场所：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路12号锦官新城东区会所一楼。 经营者：刘小刚，男，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珍，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以下简称成都虎标行馆）与被告（反诉原告）四川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发展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詹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文化发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峰、成都虎标行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刚、罗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反诉原告)文化发展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反诉后，决定进行合并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追加武侯区虎标行茶艺馆（以下简称武侯虎标行馆）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武侯虎标行馆申请对《签到簿》上“刘小刚”字样及单位名称是否为刘小刚书写申请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关于（2019）锦江法技委字第79号终止“刘小刚”笔迹鉴定的函》。第二、三次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成都虎标行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被告（反诉原告）文化发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峰、第三人武侯虎标行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成都虎标行馆向本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文化发展公司继续履行与成都虎标行馆签订的《合作协议》（庭审中陈述为按照约定交付新山门及东西两侧，交付进山观音造像，观音堂艺术造像及千手观音大殿及两侧耳房，文化发展公司应在2017年10月1日前交付，但没有交付）；2.本案诉讼费用由文化发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为弘扬传统文化，共同提升和打造都江堰灵岩山景区功能和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双方经友好协商于2017年9月29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文化发展公司按约定向成都虎标行馆方提供了办公室和居住用房，成都虎标行馆也依约派驻相关工作人员，并对办公室和住房进行了内部装修等前期准备，但其后虽经成都虎标行馆多次催促，文化发展公司至今未按照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交付千山观音大殿等场所给成都虎标行馆共同经营和管理，已构成严重违约。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成都虎标行馆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支持成都虎标行馆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文化发展公司辩称，成都虎标行馆的主体不适格，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时间为2017年9月29日，两份合同的经办人都是刘小刚。成都虎标行馆、文化发展公司、武侯虎标行馆都没有实际履行合同。成都虎标行馆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理由，缺乏基本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1、成都虎标行馆在起诉中违反了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要求履行第四条的约定，成都虎标行馆主张的理由是文化发展公司未按合同第四条约定履行，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双方共同在都江堰灵岩山景区新山门设定旅游服务咨询点，双方合作的内容是旅游服务咨询点，第四条约定双方合作经营新山门、观音堂、千手观音大殿及两侧耳房等旅游产品，双方经营的地点在新山门及东西两侧耳房经营香烛及其他产品，产品价格应当遵守物价规定，成都虎标行馆还必须在景区开展相应的活动，比如国学讲堂、气功养生等，且费用均由成都虎标行馆承担；2、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得出结论，合作协议并没有任何地方约定文化发展公司必须将成都虎标行馆诉讼请求的东西交付给成都虎标行馆，成都虎标行馆的诉讼请求缺乏基本事实和依据，合作协议现在约定的地方从始至终都在，不存在需要提供给成都虎标行馆的前提条件；3、从2017年合同约定的7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已经长达15个月之久，成都虎标行馆也没有履行义务，无论是共同投资还是共同管理以及办理国学讲堂。气功养生等，成都虎标行馆在没有合作协议约定的基础上，要求继续合作协议，在成都虎标行馆自身未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要求文化发展公司履行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成都虎标行馆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被告（反诉原告）文化发展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反诉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所签的《合作协议》；2.诉讼费用由成都虎标行馆承担。事实及理由：文化发展公司因经营需要，将部分项目对外征集合作者，并在媒体公告，应征者之一武侯虎标行馆响应积极，向文化发展公司提供了较为可行的《合作方案》、营业执照、负责人刘小刚身份证。经文化发展公司比选最终确定与武侯虎标行馆合作，2017年9月29日由文化发展公司经办人与武侯虎标行馆负责人刘小刚签订了四份《合作协议》；随后，文化发展公司按约向刘小刚提供了办公、生活用房，以及约定共同经营所需的其他事宜，该合作事项均由刘小刚全面衔接、实施、负责。文化发展公司经征询合同经办人获悉，因整个事件都是刘小刚全权负责并代表武侯虎标行馆，签约时刘小刚在叠加首页载明乙方为武侯虎标行馆的四份合同上签名，文化发展公司经办人在签名、签章时亦将四份叠加合同按序签名、盖章并收执两份，忽略了应摊开审查核对成都虎标行馆与武侯虎标行馆两个主体的辨识，签约时存在重大误解。且据成都虎标行馆所签合同签署时间为2017年6月，进一步证实构成了重大误解，尤其合同载明文本共四份双方各执两份，但在庭审时刘小刚当庭明确表示其根本不知道有武侯虎标行馆合同存在，也未以武侯虎标行馆名义签约并持有，在签约时文化发展公司重大误解成立。在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合同中，明确约定由该馆出资20-50万元修缮新山门、回廊区域等，在合同权利成都虎标行馆与武侯虎标行馆合同权利完全相同前提下，成都虎标行馆既不承担出资义务，也不付出一分费用，且签订者均是刘小刚，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签订的合同严重的丧失公平，尤其是合同明确约定成都虎标行馆要经营，且必须每月结算并分配利润给文化发展公司，然而签约至今成都虎标行馆并未经营，文化发展公司未获得一分收入，却要将诸多财产与成都虎标行馆共享，文化发展公司不但未获利益，且毫无权利，根据都江堰市执法机关查证事实，成都虎标行馆利用合同场所从事非法活动，牟取并获得了非法利益，是典型的以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予解除，请求支持文化发展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成都虎标行馆辩称，1、文化发展公司的反诉请求不明确，事实理由中涵盖了撤销，但又要求解除；2、若文化发展公司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协议，文化发展公司是具有法人资质的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资格是起码的认知要求，重大误解的立法定义在于对合同内容的误解，且不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只能适用于自然人，从文化发展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看，结尾签章处段落条款显著不同，且均有经办代表人的签字，作为法人单位的原告，印章的签章必具备一套严格的审批、管理程序，不可能存在误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重大误解的撤销权行使期限为三个月，文化发展公司的时间早已超过。3、文化发展公司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其理由不能成立；4、如文化发展公司主张解除双方的协议，既不符合双方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也不符合法定的解除事由，该主张不能成立；5、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双方协议由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替代，这是事实，由于文化发展公司的不诚信，其不履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无主张解除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文化发展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第三人武侯虎标行馆陈述，1、文化发展公司所提出的撤销、解除合同问题，武侯虎标行馆认为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误解，无论是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协议还是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协议，两份合作协议的字体是不同的，其次是两份协议的盖章位置不同，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的签订的合同文化发展公司的盖章在位置在第三页的下部，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同文化发展公司的盖章在第四页的上部，若是文化发展公司陈述的叠加盖章，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不同，落款时间也是不一致的，所以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2、2017年6月，成都虎标行馆听说文化发展公司需要认证相应企业参与经营投资，成都虎标行馆就提供了合同并且盖了章，送到了文化发展公司处，但文化发展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异议，认为该项目需要进行招投标，所以武侯虎标行馆就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协议送到了文化发展公司处，但是两份协议针对的标的是一致的，只是合作期限不一致以及招投资的金额不一致，由于文化发展公司有严格的合同审核制度，所以刘小刚接到文化发展公司通知领取合同时，领到的就是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签订的合同。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同至今武侯虎标行馆都没有原件，这和之前刘小刚作为一个代理人陈述其不知道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同的陈述一致；3、在之前的庭审中，文化发展公司也未提供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合同的原件，所以武侯虎标行馆有理由怀疑武侯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之间的合同是文化发展公司后来补盖的章；4、由于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合同的交付标的物，和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协议的标的物基本一致，文化发展公司已将办公生活用房交付给了成都虎标行馆。武侯虎标行馆认为一个标的不可能同时交付给不同的两方，加上武侯虎标行馆至今也没有拿到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合同，所以武侯虎标行馆认为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同覆盖了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5、文化发展公司提供的证据目录上的审批笺时间也是2017年6月30日，文化发展公司是清楚两个合同是独立；6、关于合同解除我方认为不管是法定解除还是约定解除都应有条件，文化发展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的条件，且解除应履行法定程序，文化发展公司并未履行；7、文化发展公司提及要求解除合同的原因是都江堰市文化广电出具的函，但是要进行处罚，应当是民宗局进行处罚，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的处罚决定，该份处罚函给刘小刚带来的名誉损害，武侯虎标行馆已经做好了诉讼准备，请求法院驳回文化发展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成都虎标行馆系个人独资企业，2017年10月19日，成都虎标行馆投资人由刘小刚变更为李明会。 2017年6月30日，文化发展公司就香蜡咨询点合同进行审批，总经理意见为抓紧组织经营班子，做好招标工作。 2017年8月13日，文化发展公司在报纸上发布《公告》载明：我公司拟将位于都江堰市部分经营项目对外寻求合作伙伴，请有意向合作的法人单位携带相关资料，于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前来都江堰灵岩山文化产业园详谈。 文化发展公司（甲方）与成都虎标行馆（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共同在灵岩山景区新山门设立游客旅游服务咨询点，合作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二、收入管理：游客旅游服务咨询点，税后总收入60%归甲方所有，40%归乙方所有，进货成本甲方承担60%资金，乙方承担40%资金。三、财务管理：游客旅游咨询服务点，销售品种实行统一进货、建账登记、集中保管、按时领取的管理制度，每天的经营收入和商品库房由甲乙双方派专人管理，严禁私自采购和私自销售货品的行为，当天总收入由双方派财务人员开箱清点总额，双方财务人员每日清点账目后在账簿上签字确认后，甲方及时入账并将现金缴存银行。每月28日双方进行当月结算，并按比例分配，结算付款时收款方应提供合作分成的合法票据。四、双方合作经营新山门（不包括门票）及东西两间耳房，进山观音造像，观音堂艺术造像，千手观音大殿及两侧耳房的所有旅游项目及产品。所售产品价格的确定应遵守物价局相关规定。乙方不定期在景区举办文化活动提升灵岩山景区和灵岩书院知名度，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中华国学讲座、私塾、书画笔会，采气场太极养生，东岳庙道家法会祈福、养生等文化活动。五、合作期间，双方各派3人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六、合作期间，甲乙双方应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签订安全责任书，明确安全责任主体，全面落实景区和森林经营的各种治安、安全、消防、防火、卫生责任制，制定好各种应急预案，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七、以上内容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若遇不可抗拒因素如：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必须提前解除本协议的，乙方应无条件服从，除此之外，造成协议不能按期履行的，违约方支付一定的违约金（按平均月销售额支付）。八、甲方在景区提供给乙方办公场地和住宿一处，解决乙方人员办公及后勤需要。成都虎标行馆在《合作协议》盖章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盖章，由刘小刚签字确认，文化发展公司盖章时间为2017年9月29日，由王秀英签字确认。 2017年7月19日，武侯虎标行馆更换营业执照，并将加盖鲜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交给文化发展公司，备注用于灵岩山文化产业园区项目。 2017年9月22日，文化发展公司召开旅游服务咨询点招标会，会议地点在灵岩书院，刘小刚在签到簿上签字，并标明“虎标行茶艺馆”。 2017年9月29日，文化发展公司（甲方）与武侯虎标行馆（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共同在灵岩山景区新山门设立游客旅游服务咨询点，合作期限为2017年9月29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乙方需投入20至50万资金修缮新山门、回廊区域、排除安全隐患。因修山门和回廊资产为甲方所有，维修项目属甲方资产，本该甲方投入，因考虑甲方资金困难，该费用为乙方投资。二、收入管理：游客旅游服务咨询点，税后总收入60%归甲方所有，40%归乙方所有，进货成本甲方承担60%资金，乙方承担40%资金。税金由甲方代扣代缴，咨询服务点管理人员甲方付派出人员工资、乙方付乙方人员工资。三、财务管理：游客旅游咨询服务点，销售品种实行统一进货、建账登记、集中保管、按时领取的管理制度，每天的经营款和商品库房管理由甲乙双方派专人管理，严禁私自采购和私自销售货品的行为，当天总收入由双方派财务人员开箱清点总额，由乙方填制当日销售日报表（一式三份）并签字，存根联由乙方保存，甲方销售人员签字，发票联由甲方财务做账，次日缴存银行；稽核联由甲方销售人员保存，甲乙双方财务收款人员签字；甲乙双方销售人员当场盘点货物，由库管员配足货物；双方财务人员每月28日进行当月结算，并按比例分配。四、捐赠、随缘收入：凡由游客捐赠的资金，5000元以上的可刻入功德碑，所有资金由甲方收取，作为灵岩山文化产业园区的维修基金。五、东西耳房可设一间佛堂，佛堂收入为甲乙双方共有，按6:4分成。六、双方合作经营新山门（不包括门票）及东西两间耳房，进山观音造像，观音堂艺术造像，千手观音大殿及两侧耳房等场地，以上场地的所有旅游项目及产品。乙方不定期在灵岩山文化产业园区举办文化活动提升灵岩山产业园区知名度，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中华国学讲座、灵岩观音文化、灵岩书院私塾、书画笔会，采气场太极养生，东岳庙道家祈福养生等文化活动，如得到社会个人、团体、企业事业捐赠等收入计入共同收益，原则上乙方提倡此部分用于灵岩山文化产业园区服务回报，和灵岩山文化产业园区参与工作人员的公益性补贴。七、合作期间，甲方双方各派3人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八、合作期间，甲乙双方应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全面落实景区和森林经营的各种治安、安全、消防、防火、卫生责任制，制定好各种应急预案，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九、以上内容双方应共同遵守，除不可抗力因素以及政府管理需要，如提前解除本协议，甲方需提前半年告知乙方，乙方无条件服从。合同到期后，如续签合同，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签权。十、甲方在灵岩山文化产业园区免费提供给乙方办公场地和住宿一处，解决乙方人员办公及后勤需要。武侯虎标行馆加盖公章，代表人处由刘小刚签字，文化发展公司加盖公章，代表人处由王秀英签字。 2018年1月10日，成都虎标行馆向文化发展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尽快提供千手观音大殿及两侧耳房等场地的请示》，载明：“根据贵我双方方于2017年国庆前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我方于2017年10月15日之前已将提供给我方用于办公和生活居住的原厨房已经进行内部整修并人员入住。但是按合同规定，贵方千手观音大殿至今也没有交付给我方，现已逾期3月，为此，我方向贵方领导请示，尽快按合同履行，合作愉快”。 2018年1月21日，都江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向文化发展公司出具都文广新函[2018]6号《都江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灵岩山景区禁止开展非法宗教活动的函》，载明：你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未告知我局文物部门，也未告知股东方之一都江堰市文物局。二、近期虎标行法人代表刘小刚邀请一名叫李玉强（法名李山城，籍贯崇州市）的道教人员入驻景区，且李玉强以已经承包整个灵岩山景区和修缮灵岩山新山门为由，向周边老百姓和游客集资、化缘，这种行为违反了宗教管理的法律法规。三、在李玉强住处和灵岩书院后面的板房内设有祭案、香炉，窗上贴有“符文”等宗教场所氛围浓厚的标识，以及《功德簿》2本（登记集资化缘款7400元）。鉴于你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的合作协议和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请你公司在2018年1月26日前予以整改并将处理情况向都江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都江堰市民宗局作出书面说明。 审理过程中，武侯虎标行馆申请对其经营者刘小刚在文化发展公司提交的《签到簿》第七排除电话号码外的内容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9月16日，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关于（2019）锦江法技委字第79号终止“刘小刚”笔迹鉴定的函》载明：经审查，刘小刚实验书写笔迹变化多样、不具有可比性，三方认可的样本材料中平时样本材料数量有限，经多次补充样本，其均不具备比对检验条件，致使该案该项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经中心研究决定给予终止该案鉴定并退回相关材料。 文化发展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刘小刚在现场负责，文化发展公司将办公用房交付给了刘小刚，文化发展公司认为刘小刚代表了武侯虎标行馆。武侯虎标行馆与成都虎标行馆认为刘小刚代表成都虎标行馆。 上述事实，有成都虎标行馆提交的成都虎标行馆营业执照、文化发展公司营业执照、武侯虎标行馆营业执照、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签订的《合作协议》、2017年8月13日华西都市报《公告》、《关于要求尽快提供千手观音大殿及两侧耳房等场地的请示》，文化发展公司提交的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武侯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成都虎标行馆营业执照、武侯虎标行馆营业执照、《都江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灵岩山景区禁止开展非法宗教活动的函》、《签到簿》，2017年6月30日《四川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审批笺》，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2017年6月30日，刘小刚在《合作协议》作为成都虎标行馆代表人签字，将《合作协议》交由文化发展公司。而后刘小刚又作为武侯虎标行馆的经营者，参加了文化发展公司组织的“旅游服务咨询点”的招标会，并于2017年9月29日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签订武侯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的《合作协议》时，刘小刚同时也是成都虎标行馆的投资人，可以认定刘小刚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再履行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文化发展公司通过招标，与武侯虎标行馆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也说明其作出了不再与成都虎标行馆履行《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两份《合作协议》约定的标的一致，均为“共同在灵岩山景区新山门设立游客旅游服务咨询点”，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已被武侯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代替，《合作协议》的履行主体应当为文化发展公司与武侯虎标行馆。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文化发展公司反诉主张解除文化发展公司与成都虎标行馆签订《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而对于该《合作协议》的解除，成都虎标行馆与文化发展公司均具有过错。对于成都虎标行馆要求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的本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被告（反诉原告）四川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签订的《合作协议》；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的本诉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市虎标行文化艺术馆负担；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四川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詹茜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苏倩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