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50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1号院11号楼8层081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051424532Q。法定代表人：张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侯惠如，贵州锐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办事处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3087666436。法定代表人：陈桐，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胜华，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赵雄，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元沣公司）与上诉人毕节市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桐地产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21民初886号民事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元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梧桐试产公司向上元沣公司支付服务费387万元及利息（其中，67万元从2014年12月17日开始计算，96万元从2016年4月2日开始计算，96万元从2016年5月18日开始计算，96万元从2016年7月8日开始计算，32万元从2016年6月26日开始计算，以上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支付完毕为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梧桐地产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按照总价款平均分配，认定每项服务成果服务费8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双方于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虽然没有明确每项服务的价值，但在合同第九条第9.2款付款方式中，已经明确告知完成每项服务需要支付的费用。2.一审以上诉人公司股东侯峰存在过错为由，未支持上诉人要求支付延期付款利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梧桐地产公司从未对双方究竟是履行哪份合同产生纠纷其才未在约定时间里支付服务费的事实予以主张，一审认定梧桐地产公司系以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侯峰擅自代表广德公司与梧桐地产公司签订的总价款为100万元的合同为由拒绝支付服务费没有依据。一审在认定双方于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有效，且双方也是履行的该份合同的情况下，无视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以上诉人存在过错为由不予支持利息错误。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案涉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案涉合同应属无效。首先，上元沣公司股东候峰同时代表两个公司就同一商业服务与上诉人签订《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由此说明合同的相对人、实际实施人是候峰，两个公司均为候峰挂靠。本案存在签订黑白合同损害国家税收利益的情形，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两份合同均系无效合同，约定的价款均无效，具体的价款应经评估鉴定确认。事实上，2014年3月13日，候峰就挂靠隆德正元（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原母公司中京博泰毕节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该合同内容与《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内容高度相似。上诉人一审过程中提交的上元沣公司向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函》显示，上元沣公司要求将款项支付至侯峰账户，随后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款项支付至侯峰账户。由此可知，侯峰是实际的受益人，也即是实际的合同相对人。其次，上诉人与上元沣公司之间签订的480万元合同系虚假合同。之所以签订该合同，是因为双方之间商定通过该种方式扩大成本，以减少企业所得税。该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480万元的合同表面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实质却是为逃避税收而签订的虚假合同，该合同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应属无效。上元沣公司如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480万元合同，即应同意根据当时的市场价值对其提交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鉴定，根据评估鉴定意见衡量480万元的合同是否严重高于市场价，是否系虚假合同。二、双方之间履行的不可能是总价为480万元的合同，只可能是总价为100万元的合同。具体理由如下：1.总价480万元的合同总建筑面积为5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9.6元，严重高于双方交易惯例价格，属于双方为达到规避上诉人企业所得税的目的而签订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2.根据上诉人向上元沣公司付款的情况可知，双方履行的是总价为100万元的合同。上诉人与候峰代表的北京广德腾建商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总价为100万元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约定：“9.2.1甲乙双方签署委托合同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5%，即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00）；该笔费用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及相关费用。”2015年1月22日，上诉人向上元沣公司支付第一笔款项25万元，支付情况完全与前述约定的款项完全吻合。之后，上诉人于2015年5月4日支付10万元，于2015年8月11日支付5万元，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5万元，于2016年5月25日支付8万元。若双方履行的合同是总价为480万元的合同，则上诉人每期向上元沣公司支付的费用不可能都不超过10万元。3.上元沣公司辩称之所以会出现北京广德腾建商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合同，原因是为谋求凤凰城项目的辩解不能成立。4.一审中，上元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北京广德腾建商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18年6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且合同标的额100万元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然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北京广德腾建商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已经决议解散，并于2018年3月2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无论该《情况说明》加盖的公章是否真实，上元沣公司均是在提供虚假证据。三、即使上诉人应支付服务费347万元，因上元沣公司未向上诉人开具发票，故应扣除相应的税费后再行支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上诉人上元沣公司辩称：一、本案合同中涉及的服务项目在法律上并没有资质要求,侯峰是上元沣公司的股东，上元沣公司本来就是提供商业地产顾问服务的公司，因此，侯峰没有挂靠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的必要。此外，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因为两个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为同一人，而认定侯峰为实际合同相对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不存在黑白合同，对于为何出现两份合同，上元沣公司已经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侯峰的陈述及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所作的情况说明，均明确说到，梧桐地产公司一开始与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签订标的额为100万元的合同，是因为在2014年7月，梧桐地产公司要求寻找能够进行施工垫资及同时提供商业地产顾问服务的公司，侯峰没有自己的施工队，便将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引荐给梧桐地产公司，该公司为承建涉案项目施工工程，愿意以100万元提供商业地产营销顾问服务，并直接委托侯峰代为处理签订协议事宜。后来由于梧桐地产公司未将涉案项目施工工程发包给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虽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在合同上盖章，但合同并未成立，亦未履行。梧桐地产公司所称两份合同为黑白合同没有相关依据。三、梧桐地产公司主张双方履行的是100万元的合同的理由不成立。1.本案涉案项目单价比上元沣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其与博泰公司签订的标的额为200万元的合同的项目单价更低，故不存在过高的情形。2.梧桐地产公司一审中补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1）从《解约协议书》可知，上元沣公司并未完成与博泰公司合同中约定的所有项目，博泰公司不可能全部支付款项。（2）开具80万元发票的时间与博泰公司支付价款的时间相距一年多，不存在虚开高额发票的问题。（3）关于80万元发票的由来，系2015年10月之前，上元沣公司已经完成合同中约定的《项目商业规划定位报告》，且已获得博泰公司认可，博泰公司应支付80万元价款，故上元沣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在第一次付款之前，向博泰公司开具80万元的发票。（4）博泰公司支付的44万元并不是实际履行合同的价格，是双方在解除合同的前提下所作的让步。因此，梧桐地产公司提交的上述资料恰好证明了本案上元沣公司与梧桐地产公司履行的是480万元的合同。四、梧桐地产公司根据2015年1月22日其向上元沣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25万元，便认为双方履行的是100万元的合同的说法不成立。梧桐地产公司除支付第一笔25万元后，后面的20万元均是在《项目策划定位报告》全部完成之前全部提前支付，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双方履行的是480万元的合同，梧桐地产公司在未按约定完全支付第一笔启动资金，在没有达到支付服务费条件的情况下，才陆续向上元沣公司支付款项。五、关于梧桐地产公司所称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上元沣公司均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不可能获得案涉项目施工工程的说法。1.侯峰在一审中已经明确陈述，实际上协商施工的是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志高所带领的施工队，只要把工程谈妥，在建筑工程领域，随处可见挂靠施工资质的情形，故并非是以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名义进行施工。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是否具备资质，均不影响袁志高组织施工。2.关于北京广德腾建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注销的问题，虽然该公司确已注销，但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所陈述的内容均是2014年发生的事情，当时该公司处于正常运营中。六、上元沣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6张《签收单》上已明确双方履行的是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合同。梧桐地产公司主张双方履行的是100万元的合同没有相关证据。七、关于梧桐地产公司认为应扣除税收的问题。税收问题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综上所述，梧桐地产公司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审原告上元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顾问服务费用387万元及利息（其中67万元从2014年12月17日开始计算，96万元从2016年4月2日开始计算，96万元从2016年5月18日开始计算，96万元从2016年7月8日开始计算，32万元从2016年6月26日开始计算，以上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直至被告支付完毕为止）；三、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9日，原告公司股东侯峰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就毕节市双山新区1516#地商住项目在“商业策划定位、商业规划设计，招商、营销策划、运管方案建议”等方面提供顾问服务，原告须完成并向被告提交六项项目服务成果，即《项目策划定位报告》、《项目商业规划设计图纸》、《项目物业建议书》、《招商建议书》、《营销策划意见书》、《运管方案建议书》，六项服务费用总价为480万元；服务费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后7日内，被告支付合同总价的25%（120万元）作为原告项目启动资金及相关费用，原告提交《项目策划定位报告》并经确认后7日内被告支付合同总价的20%（96万元），原告提交《项目商业规划设计图纸》并经确认后7日内被告支付合同总价的20%（96万元），原告提交《项目物业建议书》并经确认后7日内，被告支付合同总价的20%（96万元），原告提交《招商建议书》、《营销策划意见书》、《运管方案建议书》并经确认后7日内，被告支付合同总价的10%（48万元），剩余合同总价的5%（24万元）留作项目跟踪服务质保金，在项目成果全部提交后2个月未发生纠纷再支付；在合同期内，被告授权钟列、邓平负责项目策划与原告接口相关工作，代表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各部分工作方案进行审核和确认，钟列、邓平的签字相当被告认可。合同签订后，截止2016年6月30日，原告完成并向被告提交了《项目策划定位报告》、《项目商业规划设计图纸》、《项目物业建议书》、《营销策划意见书》、《运管方案建议书》五项项目服务成果，该五项项目服务成果已经被告授权人钟列、邓平签收确认。截止2016年1月25日，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了53万元服务费。另查明，2014年11月，原告公司股东侯峰代表广德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该合同除乙方及合同价款（100万元）外，其余内容与原告和被告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完全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是否有效，合同总价款是480万元还是100万元；二、被告是否拖欠原告服务费及拖欠多少服务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及利息的请求是否合理、应否支持和如何支持；三、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否解除。本案中，虽然原告侯峰先后代表广德公司和原告分别与被告就同一服务项目签订了不同价款的两份《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但依据双方无异议的项目成果签收单、被告付款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确定，被告系与原告履行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并未与广德公司履行2014年11月签订的合同。对此，被告提出了“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总价款为480万元的合同是虚假合同，之所以签订该合同，是原、被告之间商定通过该种方式扩大被告建设成本，以达到减少被告企业所得税的目的；该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逃税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本案应当以2014年11月原告股东侯峰代表广德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总价为100万元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作为认定被告权利义务的依据”的抗辩意见。首先，在房地产建筑市场中，开发商为了逃避企业所得税与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或者其他服务单位签订单价不同的阴阳合同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所谓的阴阳合同都是与同一合同相对方签订，实际履行的合同（一般为单价较低的合同）不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公布和备案，也不作为工程款审计结算的依据，只是暗地里作为双方结算款项的依据；用以向有关行政机关公布和备案的合同是双方未履行的另一份合同（一般为单价较高的合同），审计时往往是通过多开增值税发票通过审计。显然，被告将与不同的合同相对人签订的合同解释为为避税签订的阴阳合同，不合常理。其次，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广德公司实际履行2014年11月签订的合同。故对被告提出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原、被告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属有效合同，且双方也实际履行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关于被告是否拖欠原告服务费及拖欠多少服务费的问题，双方合同约定的服务费总价款为480万元，原告应完成提交的服务成果为六项，但合同未具体约定每项服务成果的服务费是多少，故只能按总价款平均分配，即每项服务成果服务费为80万元；原告已完成并交付了五项服务成果，被告应支付400万元服务费给原告，扣除被告已支付的53万元服务费，被告尚欠原告347万元服务费。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服务费的请求应予支持，但只能支持347万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延期付款利息请求问题，由于原告授权与被告签订合同的股东侯峰擅自代表广德公司与被告签订了总价款为100万元的合同，虽然该合同未实际履行，但导致被告以原、被告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总价款为100万元的合同而非总价款为480万元的合同为由，拒绝支付欠付服务费，也就是说，导致被告拒绝付款并产生本案诉讼，原告存在过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延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但这并不影响原告在执行程序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享有的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权利。关于双方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应否解除的问题，因合同第十二条中有“如果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顾问费用，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但乙方应通知甲方，合同自通知到达甲方是解除”的约定，且被告确实存在拖延支付大部分服务费的根本违约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原告负担4000元，被告负担3376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双方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二、被告毕节市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347万元；三、驳回原告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原告负担4000元，被告负担3376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北京广德腾建商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用以证明：北京广德腾建商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自2018年3月2日已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其于2018年6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虚假证据。经质证，上诉人上元沣公司认为该证据经其在系统上查询的确属实，对注销后章还在的情况不清楚。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元沣公司股东侯峰通过上元沣公司另一股东侯茜邮箱与梧桐地产公司授权收取合同文本的邓平邮箱发送合同文本并协商定稿。再查明，北京广德腾建商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3月2日注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二审围绕上诉人上元沣公司及梧桐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主张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系为扩大成本、减少企业所得税而签订，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黑白合同，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对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结合现有证据及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情形，上诉人主张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无效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履行的合同总价款是100万元还是48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实际履行的合同总价款发生争议，应结合双方磋商情况、履行情况等综合认定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形式上看，本案中存在两份《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一份是由侯峰代表北京广德腾建商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德公司）签订的合同总价款为100万元的合同，一份是侯峰代表上元沣公司签订的合同总价款为480万元的合同；从合同磋商的情况来看，上元沣公司股东侯峰通过上元沣公司另一股东侯茜邮箱向梧桐地产公司授权收取合同文本的邓平邮箱发送合同文本并协商定稿，合同协商过程仅有上元沣公司股东参与，且上元沣公司股东对合同总价款为100万元是知情的，说明以100万元承接该服务项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履行情况来看，其一，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梧桐地产公司需向上元沣公司支付合同总价的25%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及相关费用。根据梧桐地产公司于2015年1月22日向上元沣公司支付25万元的事实，结合交易习惯，若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480万元，则第一笔启动资金需支付120万元，在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仅支付25万元的情况下，上元沣公司并未催告上元沣公司支付剩余款项，且完成了大部分合同内容并交付梧桐地产公司，于常理不符。其二，侯峰在一审中陈述100万元的意思表示是其经广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志高委托，代表广德公司作出，目的系广德公司为了承建梧桐地产公司发包的建设工程。对此，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广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志高或该公司其他相关人员参与该合同协商或授权侯峰对合同事宜进行协商，亦未有证据证明广德公司与梧桐地产公司就建设工程部分作了约定，侯峰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及实际履行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主张对合同总价款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100万元的依据较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一审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总价款为480万元依据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上元沣公司主张解除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上元沣公司已向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交付了《项目策划定位报告》、《项目商业规划设计图纸》、《项目物业建议书》、《营销策划意见书》、《运管方案建议书》共五项工作成果，根据合同约定，现仅有《招商建议书》还未提交，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仅支付53万元服务费，未按约如期支付服务费，构成违约，故一审法院根据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第十二条“如果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顾问费用，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但乙方应通知甲方，合同自通知到达甲方是解除”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支持上元沣公司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梧桐地产公司尚应支付的服务费及逾期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案涉《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约定的支付方式，2014年12月9日双方签订合同后7日内即2014年12月17日前，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应当支付合同总价的25%即25万元，经查，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实际于2015年1月22日支付25万元，存在逾期，该笔款项的逾期利息应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7日计算至2015年1月22日；2016年3月25日上元沣公司提交《项目策划定位报告》并经确认7日内即2016年4月2日前，梧桐地产公司应支付合同总价的20%即20万元，经查，梧桐地产公司于2015年5月4日支付10万元、2015年8月11日支付5万元、2016年1月25日支付5万元，上述共计20万元，该笔款项未逾期；2016年5月10日上元沣公司提交《项目商业规划设计图纸》并经确认后7日内即2016年5月18日前，梧桐地产公司应支付合同总价的20%即20万元，经查，梧桐地产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支付8万元后未再支付剩余费用，故该笔款项的逾期利息应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8日计算至2016年5月25日止，剩余12万元的逾期利息应自2016年5月26日开始计算；2016年6月18日上元沣公司提交《营销策划意见书》、《运管方案建议书》，该部分中尚有《招商建议书》未完成，因案涉合同现已解除，双方当事人亦未举证证明《招商建议书》的具体金额，故对该三项服务的价值金额本院酌定予以平均分配，故，扣除3.3万元，梧桐地产公司应向上元沣公司支付6.7万元，因该项服务工作未全部完成，故对该笔款项的逾期利息，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6月30日上元沣公司提交《项目物业建议书》并经确认后7日内即2016年7月8日前，梧桐地产公司应支付合同总价的20%即20万元，该笔款项现尚未支付，逾期利息应自2016年7月8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关于剩余合同总价的5%即5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约定，该笔款项系作为项目跟踪服务质保金，在项目成果全部提交后2个月未发生纠纷再支付，但结合合同解除及梧桐地产公司对已提交的项目成果均已认可的事实，本院认为，该5万元梧桐地产公司应予以支付，但因上元沣公司并未实际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故对该5万元的逾期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计算标准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未约定逾期利息如何计算，上元沣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合理，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上元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梧桐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88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解除双方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商业地产顾问服务合同书》；驳回原告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8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毕节市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347万元；三、由上诉人毕节市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诉人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43.7万元及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其中，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7日计算至2015年1月22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8日计算至2016年5月25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6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8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逾期利息，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上诉人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五、驳回上诉人毕节市梧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上诉人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0010元，上诉人毕节市梧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1460元，由上诉人北京上元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3710元，上诉人毕节市梧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7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张园园书 记 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