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4705号原告：陈明青，男，1967年9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斯，上海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晨奇，上海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燕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顾铁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上海市临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明青与被告上海中燕物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明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斯，被告上海中燕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顾铁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延长三个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明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11月进入被告处担任司机一职，后于2005年调整为车辆调度和全国零担发货业务，月工资为2,600元。2019年3月，被告无故辞退原告，原告在被辞退后多次与被告协商关于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意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中燕物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接受仲裁裁决。原告于2003年11月至被告公司担任司机，2005年开始担任车辆调度。被告业务为仓储和运输，刚开始在松江地区，2010年下半年开始，松江运输业务没有了，只留下仓储业务，其他业务转到了浦东。原告不愿意去浦东，又因为松江有仓库，故2011年7月之后被告将自己的运输业务外包给原告，由原告自己提供交通工具运输，不受被告管理，期间既有支付工资又有支付外包费用，直至2013年6月，双方关系变成纯粹的承揽关系，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成立于2004年4月29日，主要从事货物运输及仓储业务。被告成立时原告就在被告处工作，后主要从事运输车辆的调度工作。被告最后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7月，累计缴费53个月。2010年10月开始，被告主营业务地点发生变更，本市松江区留下仓储业务。2011年7月，原告承包了松江仓储中的航川物流TOA外发运输业务。原告作为承运方，被告作为托运方签订有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的货物运输合同，约定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给原告提供业务(全国各地运输)，另双方就各自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另查明，2019年3月14日，原被告签署协议一份，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发货款于2019年3月31日结清，如有延误，按违约金处理，在这期间，原告终止发货，不干涉被告正常运作，如有付款延误，按欠款20%计算(每日累计)。经双方协商终止一切发货往来。日期为2019年3月15日的证明记载：今有员工陈明青从入职到2019年3月底止已辞退，公司与员工陈明青之间所有经济账目往来已全部结清，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纠纷，即日起所有未收回借条一律全部作废。上有被告处员工签字及被告盖章。2019年4月9日，原被告再次签署协议一份，内容为：今有上海中燕物流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达成协议，欠陈明青工资及发货费162,700元，协议于3月31日付清，如有违约按20%支付违约金，现于4月9日违约未付，通过双方再次协商，于4月9日再次达成协议，本金与违约金共计180,000元。双方绝不反悔，如有一方违约承担后果，一次性付违约金50,000元。如再不付，按3月14日的协议执行，另暂扣货物13件于最后付款日2019年4月17日晚20点前付清。在这期间，如被扣货物有急用，必须及时返还仓库，用其它货物顶替，直到付款付清为止返还一切货物。2019年4月15日，被告支付原告180,000元。又查明，2019年6月3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无故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8,000元。2019年7月17日，该仲裁委员会以松劳人仲(2019)办字第2049号裁决书作出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裁决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原告主张双方自被告成立起至2019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并作如下陈述：1.2011年6月后原告承包被告的外发运输业务，正常工作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17时30分，工作内容为车辆调度、维修等，下班后从事承包运输业务。2.2009年4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由被告财务银行转账支付原告，其中2016年、2017年工资月到手2,186元，2017年6月至8月有高温费故多发了100元，2017年8月多转了19,000元，原告当时就现金退还给了被告，被告方出具了收条。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工资在航川物流(2017年3月-2018年2月)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中进行结算，结算金额128,000元，包括未付的118,336元及2017年9月至12月期间的未付工资9,664元(每月2,416元)。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的工资7,800元(每月2,600元)由被告于2018年5月14日转账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在航川物流(2018年3月-2019年2月)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中进行结算，其中记载“2018年4月到12月份工资未付(9个月*2,600元/月)”。2019年3月的工资在航川物流(2018年3月-2019年2月)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加盖有被告公章)中进行结算，其中手写部分记载“3月份工资：2,600”，因为前期结算的时候被告尚未辞退原告，后于2019年3月14日重新在航川物流(2018年3月-2019年2月)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上手写确认并加盖公章。3.2017年3月之前的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中，记载年底补工资20,000元，系当时每月2,300元加饭贴180元，共计2,480元，扣除社保个人缴费部分2017年12月左右工资到手2,186元(实际并未缴纳社保)。2018年被告业绩开始下滑，工资调整至每月2,600元，但年底不再补20,000元。其中2012年5月9日转账20,000元对应2011年底的工资，2014年12月15日转账20,000元对应2014年底的工资，其余年度存在扣除承包费后结算的情况，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的所有工资都是在航川物流(2018年3月-2019年2月)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加盖有被告公章)手写确认的162,700元中进行了结算，约定2019年3月31日付清。2019年4月9日双方签署协议中考虑到违约金因素，协商一致为180,000元。4.2011年7月后原告负责与邦众公司(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所有业务往来，运输费记录工作均由原告负责，且负责被告的车辆调度工作，司机工资结算亦由原告制作，通过邮件形式或直接给被告负责人进行确认，另工资表中也记载了原告的工资情况。2015年4月之后由于客户减少单子，原告仅仅负责零散客户的调度及相关管理工作，故未掌握相关记录。为此，原告提交证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收据、农商银行交易明细单、上海银行交易明细单、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2011年6月至2019年2月)、中燕车辆运输记录(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中燕与邦众公司业务记录(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中燕员工工资表(2012年8月至2015年12月)、电子邮件截图、证人证言、收条、货物运输合同、泡货报价单、协议予以证明。其中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8月之前，被告每月转账支付原告款项(其中2012年4月之前摘要均为“工资”，后未备注“工资”，2016年、2017年为固定数额2,186元)。被告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对中燕员工工资表(2012年8月至2015年12月)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自行制作。对原告提交的上述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辩称：1.截止2012年4月9日，被告确实支付原告工资，但之后并非以工资名义发放，而是以转账或报销名义支付运输费用。至于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上记载的工资是聘请搬运工的费用结算，年底的20,000元也是支付给搬运工的，因为货物从仓库至车上有段距离需要找人搬运，就把这块业务给原告配偶做，工资标准参照原告之前的工资数额，实际上是支付给原告配偶的，标注工资是为了区别于给原告的运费，且所涉金额均记载于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上“运费”一栏内。2.2011年7月之后被告将外发的运输业务承包给原告，2013年6月之前存在工资和承揽费用的混合，之后被告松江业务就不多了，双方变成纯粹的承揽关系。另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发货清单、工资支付名册(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洞泾派出所询问笔录、邦众物流证明予以证明。原告对工资支付名册(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不予确认，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以上事实，由证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收据、农商银行交易明细单、上海银行交易明细单、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2011年6月至2019年2月)、中燕车辆运输记录(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中燕与邦众公司业务记录(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电子邮件截图、收条、货物运输合同、泡货报价单、协议、发货清单、洞泾派出所询问笔录、邦众物流证明、裁决书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2011年7月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若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存在违法解除行为进而原告主张的赔偿金是否有据？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原告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提交农商银行交易明细单、上海银行交易明细单、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予以证明。上述材料能够显示2009年4月至2017年8月期间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固定款项，其中2012年4月9日之前，均备注为“工资”，之后虽未备注款项性质，但数额连贯固定。另结合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中记载的“工资”及原告所述相应结算情况，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每月亦存在固定结算金额。被告虽辩称2012年4月9日之后所涉款项为支付给被告配偶的搬运费，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从双方所签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的货物运输合同来看，对此亦未体现，故被告该项意见，本院难以采信。因此，原告所举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连贯一致，本院有合理理由采信原告关于被告发放原告工资至2019年3月的意见。其次，加盖有被告公章且有被告工作人员签名的日期为2019年3月15日的证明中记载“今有员工陈明青从入职到2019年3月底止已辞退”，另双方于2019年4月9日签署的协议中亦记载“欠陈明青工资及发货费162,700元，协议于3月31日付清”，从上述所载内容来看，被告均未否认原告的员工身份，亦未否认所欠原告工资的事实，本院更有合理理由采信原告所述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3月的意见。最后，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一方面陈述双方于2011年7月之后形成承揽关系，且至2013年6月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另一方面被告最后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7月，被告未能就双方劳动关系何时解除如何解除进行合理说明。综上，原告所举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2004年4月29日至2019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就被告的解除事实提交日期为2019年3月15日的证明予以证明，其中记载“今有员工陈明青从入职到2019年3月底止已辞退”，上述内容可以体现被告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现被告未能就该解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故被告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原告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计算基数以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现原告就其在职期间的工资情况提供了航川物流TOA发货费用及车运费单予以证明，结合原告关于工资的陈述，本院以2,600元为基数。根据上述认定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经核算，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中燕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明青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陈明青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望舒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邵玲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１２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１２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