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4民初11351号 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上沙河铺新村160号。 法定代表人：彭声孝，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平，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坤，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瑜，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诉被告夏坤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朱伟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的法定代表人彭声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平、被告夏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予确认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与被告夏坤之间继续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夏坤承担。事实和理由：夏坤原系成都日用杂件厂职工，成都日用杂件厂与夏坤之间的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4月29日合法解除。2017年9月15日，夏坤谎称经过沙河街道办事处同意召开职工大会，与成都日用杂件厂职工王跃猛串通、欺骗其他员工，擅自罢免厂长、法定代表人彭声孝，违反章程规定选举夏坤为新一届厂长、法定代表人。该职工大会违反章程规定、恶意撺夺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夏坤借此为由起诉了成都日用杂件厂及彭声孝，但经过诉讼均认定为无效行为，厂长、法定代表人仍为彭声孝。2019年4月17日，成都日用杂件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含退休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均认定夏坤作为职工，意图侵害全体在职、退休职工的合法利益，恶意撺夺企业控制权、公然违反章程规定，采取欺骗、利诱、谎称方式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形成不合法的职工大会决议，以希望通过罢免现任厂长、法定代表人，让夏坤成为厂长、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侵害企业负责人的职权，也侵害了全体在职、退休职工的利益。仲裁裁决认为章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规章制度存在错误。成都日用杂件厂为八十年代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停止经营近十年，除了章程外并无其他任何的规章制度。而章程是企业最根本的规章制度，企业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应在章程的指引下制定和实施，仲裁裁决认定夏坤严重违反章程的行为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但夏坤仲裁的请求为“确认继续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成都日用杂件厂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夏坤辩称，成都日用杂件厂所述与事实不符，夏坤于2017年9月15日召开的会议是经过沙河街道办事处同意合法有效，只是因为现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彭声孝不配合，无法办理变更手续才起诉彭声孝。规章制度与章程不能混同，章程是为设立公司而制订的，规章制度是在公司成立之后制定的，章程是规范股东、监事的权利义务，规章制度是规范员工的行为，成都日用杂件厂未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其章程也无对应夏坤行为的处罚，夏坤与成都日用杂件厂的劳动关系合法存续。成都日用杂件厂于2018年10月12日通知夏坤到单位上班，夏坤也回复同意上班，现成都日用杂件厂开除夏坤无事实根据。 经审理查明，成都日用杂件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84年10月23日成立。夏坤系成都日用杂件厂职工。 成都日用杂件厂《章程》规定：第六条、职代会行使下列职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选举、罢免厂长（经理）；第七条、法定代表人为厂长（经理），由职代会选举产生，选举产生后应报主管部门、工商、税务等部履行相关手续。 2017年9月15日，夏坤等五人召开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表决罢免彭声孝厂长职务。 后夏坤向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彭声孝向夏坤移交成都日用杂件厂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资料、资产证书、税务资料、人事资料。彭声孝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05民初1008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5969号民事裁定，以“成都日用杂件厂《章程》第七条法定代表人产生的程序和职权范围中规定，……厂长由职代会选举产生，选举产生后应报主管部门、工商、税务等部履行有关手续……。2017年9月15日经过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选举夏坤为成都日用杂件厂新法人厂长。但现未就夏坤担任新法定代表人报主管部门、工商、税务等部履行有关手续，不符合成都日用杂件厂《章程》规定的新法定代表人任职条件。此外，即使夏坤成为成都日用杂件厂的新法定代表人，也应该以成都日用杂件厂的名义起诉要求返还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而非以其个人名义主张返还”为由，裁定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008号民事判决，驳回夏坤的起诉。 2019年7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夏坤以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身份诉彭声孝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作出（2019）川0105民初8529号民事裁定书，以“彭声孝担任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和厂长，系经该厂主管部门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沙河街道办事处批复同意。成都日用杂件厂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厂现法定代表人仍为彭声孝而非夏坤。此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认定夏坤的任职不符合成都日用杂件厂《章程》规定的新法定代表人任职条件。本案中，夏坤仍未提交其担任新法定代表人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的相关证据。夏坤虽以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但其并不具备能够代表成都日用杂件厂行使民事权利的身份，故夏坤不能代表成都日用杂件厂行使民事诉讼权利”为由，裁定驳回夏坤以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起诉。夏坤以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身份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川01民终13705号民事裁定，以“夏坤主张其系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的主要依据是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共7名在职职工，到场5名）形成的决议，而彭声孝对前述职工大会参加人员以及选举法定代表人的程序均提出异议。故双方实质争议的是职工大会的召开及企业领导人的产生、罢免条件及程序问题，根据成都日用杂件厂《章程》第六条关于“……职代会行使下列职责，……2.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选举、罢免厂长（经理），决定企业转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关于“集体企业违反本条例有关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的产生、罢免条件和程序规定的，上级管理机构应当予以纠正，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的规定，职工大会的召开及企业领导人的产生、罢免等程序是否合规，均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导与监管，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查的范围。……，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理应属于主要登记事项的变更，夏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事项的变更报主管部门等履行了有关手续或者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故其以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不当”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9年4月17日，成都日用杂件厂召开全体职工（含退休职工）大会和职代会，决议解除与夏坤的劳动合同。 2019年4月29日，成都日用杂件厂向夏坤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夏坤违反公司章程，违法召开职工大会，并虚假出大会决议，意图违法篡夺企业负责人职务，经法院审理，无权行使法定代表人职务，现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为由，解除与夏坤的劳动关系。同日，夏坤收到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成都日用杂件厂向成都市锦江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申报中断夏坤的社会保险关系。 2019年5月13日，夏坤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成都日用杂件厂与夏坤之间继续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9月19日，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锦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144号仲裁裁决书，确认成都日用杂件厂与夏坤之间继续存在劳动关系。成都日用杂件厂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成都日用杂件厂陈述，夏坤违反《章程》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 夏坤陈述，仲裁时要求确认与成都日用杂件厂继续存在劳动关系的实质是要求成都日用杂件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另查明，2018年10月，彭声孝短信通知夏坤回单位报到上班，夏坤短信回复同意。 上述事实，有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夏坤的身份证复印件、锦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144号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2018）川01民终15969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105民初8529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1民终13705号民事裁定书、章程、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沙河街道办事处关于彭声孝同志担任成都日用杂件厂法定代表人和厂长的批复、2017年9月15日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记录）全体职工（含退休职工）大会决议、职代会决议、《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成都市社会保险综合业务办理结果通知单、成都市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中断社保关系申报表；被告夏坤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招收新工人联系函、集体所有制单位招收固定工人介绍信、2017年9月15日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记录）、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短信记录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成都日用杂件厂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与夏坤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成都日用杂件厂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成都日用杂件厂主张夏坤违反《章程》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以“夏坤违反公司章程，违法召开职工大会，并虚假出大会决议，意图违法篡夺企业负责人职务，经法院审理，无权行使法定代表人职务，现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为由，解除与夏坤的劳动合同。因此，本院认为，认定成都日用杂件厂解除与夏坤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所载明的解除劳动关系所依据的事实，而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存在的前提是“2017年9月15日夏坤等五人召开的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所涉及的成都日用杂件厂领导人的产生、罢免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根据成都日用杂件厂《章程》第六条关于“……职代会行使下列职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选举、罢免厂长（经理），决定企业转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关于“集体企业违反本条例有关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的产生、罢免条件和程序规定的，上级管理机构应当予以纠正，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的规定，职工大会的召开及企业领导人的产生、罢免等程序是否合规，均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导与监管，而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查的范围。现成都日用杂件厂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9月15日夏坤等五人召开的成都日用杂件厂在职职工大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有关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的产生、罢免条件和程序规定，被上级管理机构予以纠正，故成都日用杂件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成都日用杂件厂解除与夏坤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夏坤仲裁请求确认成都日用杂件厂与其之间继续存在劳动关系的实质系要求成都日用杂件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之规定，故本院对成都日用杂件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与被告夏坤之间继续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成都日用杂件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叶佳旭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