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2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庄孝升，男，汉族，1974年11月29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家树，男，汉族，1983年9月6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雷，男，汉族，1992年1月10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孝章，男，汉族，1979年9月25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上诉人庄孝升因与被上诉人曾家树、付雷、陈孝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7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3日，原告曾家树、付雷、陈孝章经协商一致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在镇雄县庄家坝子（下坝子）合伙经营工程机械服务，并决定委托原告陈孝章为合伙负责人，对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同日，原告陈孝章与被告庄孝升签订租地合同，被告庄孝升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人庄孝文的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以庄孝文代理人的身份，将庄孝文位于庄家坝子（下坝子）场地约2.5亩租给陈孝章使用，约定每年租金为人民币46800元，租期为5年，在政府不进行征收的情况下，可以一直租用，如果政府征收，则由原告方退出场地，归还被告方，等等。该租地合同签订后，并未获得庄孝文认可，庄孝文对此也不知情。该土地上搭建有简易棚，原告方租赁场地后，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对场地进行修缮和建设，用于摆放机器以及经营办公场地。2017年9月1日，庄孝文与被告庄孝升签订租地合同，将该土地出租给被告庄孝升，租金每年人民币24000元，租期为5年，租期内若转租第三方，必须经甲方知晓等等。被告庄孝升于2017年10月9日收到原告曾家树交付的场地租赁费人民币30000元。2017年11月15日，原镇雄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现并归镇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称住建局）以受住建局的委托拆除违法临时建筑为由，将原告方经营场地上的建筑进行拆除。原镇雄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了关于镇毕路区域违法建筑拆除下达行政处罚决定情况的复函，载明针对已经拆除的违法建筑，于2017年4月18日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2019年7月15日，三原告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庄孝升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人庄孝文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以庄孝文代理人的身份，将庄孝文的土地租赁给陈孝章等三原告使用的行为，系无权代理，且事后未能取得权利人庄孝升的追认。原告方明知被告对租赁土地没有使用权，也未取得权利人的委托授权，签订合同后也未要求权利人进行追认，故陈孝章与被告庄孝升签订租地合同的行为，系恶意串通，侵犯并损害了土地使用权人庄孝文的合法权益，所签订的合同系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庄孝升基于租地合同所收取的场地租赁费人民币30000元依法应予返还。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与土地权利人庄孝文间的权利义务及责任问题，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至于损失赔偿问题，本案租赁的标的物是场地，实质为土地，并非地上建筑。原告方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损失数额，其建设行为也与场地出租人无关。原告方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后被相关行政机关作为违章建筑予以拆除，其损失与被告方无关。且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有缔约过错，原告方对自己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三原告系合伙人关系，向被告庄孝升交付场地租赁费的也是作为合伙人之一的原告曾家树，原告陈孝章作为对合伙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的合伙负责人，其因执行合伙经营事务，与被告庄孝升签订租地合同的行为，系代表全体合伙人进行的活动，并非个人行为。被告庄孝升提出的“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其没有收取过陈孝章租金30000元”的主张，也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庄孝升的辩解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庄孝升以庄孝文代理人身份于2017年8月23日与原告陈孝章签订租地合同无效；二、由被告庄孝升返还原告曾家树、付雷、陈孝章场地租赁费人民币3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1月内履行；三、驳回原告曾家树、付雷、陈孝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44元，减半收取922元，由被告庄孝升交纳422元，由三原告承担500元。上诉人庄孝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曾家树、付雷不是适格的原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孝章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土地至今仍然存在，并未被政府部门征收，租地合同不因政府拆除临时违章建筑而终止，被上诉人陈孝章单方终止经营行为不影响合同的履行；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从合同签订时使用土地至2017年11月15日，即便解除合同也应当将上诉人租用土地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判归被上诉人陈孝章承担，不应判决上诉人退还所收的30000元租金。被上诉人曾家树、付雷、陈孝章收到上诉状后未作出二审答辩。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庄孝升除认为曾家树、付雷不是适格原告及原判确认其与陈孝章所签租地合同无效并判由其返还30000元租金有异议外，对原判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曾家树、付雷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庄孝升与陈孝章所签租地合同是否有效及庄孝升应否返还30000元场地租赁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曾家树、付雷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上诉人庄孝升认为其未与曾家树、付雷签订过合同，二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庭审中，陈孝章、曾家树、付雷提举了合伙协议、租地合同、收条，合伙协议载明：2017年8月23日，曾家树、付雷、陈孝章经协商一致，约定在镇雄县庄家坝子（下坝子）合伙经营工程机械服务，合作期限为5年，并决定委托陈孝章为合伙负责人，对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租地合同载明，2017年8月23日，庄孝升以庄孝文代理人的身份（甲方）与陈孝章（乙方）签订合同，约定以每年人民币46800元的价格，将庄家坝子（下坝子）场地租给陈孝章使用，租期为5年，在政府不进行征收的情况下，可以一直租用，如果政府征收，则由乙方退出场地，归还甲方等。收条载明，庄孝升于2017年10月9日收到曾家树交付的庄家坝子下坝子场地租赁费人民币30000元。经质证，庄孝文认为合伙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租地合同与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陈孝章提举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曾家树、付雷、陈孝章三人系合伙关系，陈孝章作为对合伙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的合伙负责人，其因执行合伙经营事务，与庄孝升签订租地合同的行为系代表全体合伙人进行的活动，其效力及于全体合伙人，且庄孝升接受了合伙人曾家树支付的场地租赁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曾家树、付雷也应是租地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系本案适格的原告。二、关于庄孝升与陈孝章所签租地合同是否有效及庄孝升应否返还30000元场地租赁费的问题。上诉人庄孝升认为其与陈孝章所签租地合同合法有效，其不应返还30000元场地租赁费。一审庭审中，庄孝升确认2017年8月23日其以庄孝文代理人身份出租给陈孝章的场地其并不拥有使用权，该土地的使用权人是庄孝文，其未取得庄孝文的授权委托。其与庄孝文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租地合同所租赁的2.5亩土地，就是其代理庄孝文租与陈孝章方的土地。陈孝章方确认不清楚庄孝升和庄孝文是何关系，从签订合同到场地被拆除，庄孝升一直没有取得庄孝文的授权委托。所租用土地系农村的农用地，没有任何建设手续，其租来用于摆放机器以及作为办公场地。同时陈孝章方提交的租地合同载明，2017年9月1日，庄孝文将自己在孝升，租金每年人民币24000元，租期为5年，租期内若转租第三方，必须经甲方知晓等。经质证，庄孝升对该租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见，庄孝升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人庄孝文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以庄孝文代理人的身份，将庄孝文的土地租赁给陈孝章等三人使用，且事后未能取得庄孝升的追认，系无权代理。陈孝章确认该土地系农用地并没有任何建设手续，且明知庄孝升对租赁土地没有使用权，也未取得权利人的委托授权而签订合同，事后亦未要求权利人进行追认。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确认庄孝升与陈孝章签订的租地合同无效，并基于曾家树、付雷、陈孝章之间的合伙关系，判由庄孝升返还曾家树、付雷、陈孝章场地租赁费人民币3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庄孝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44元，由上诉人庄孝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寿斌审判员  周应彪审判员  陆 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娄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