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302民初8626号原告：律桂玲，女，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成纯玉，男，198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李秀，女，198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汝东，河北度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律桂玲、成纯玉与被告李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律桂玲、成纯玉，被告李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汝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律桂玲、成纯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等共计37314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3日,晚上21点51分55秒,被告驾驶×××红色面包车将成××停在××小区楼下的电动车刮倒,电动车报警后,成××下楼查看情况,得知电动车被撞坏,遂与被告商讨和理论赔偿事宜。因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发生争执。21点52分42秒成××倒在地上。21点53分55秒被告返回到面包车上取电话拨打122报警。21点56分10秒邻居到达现场,看到成××还在呻吟,并再三劝说被告赶紧打120救人，被告没有理会而是继续打电话求助,过后才打120,22点17分40秒120赶到现场,随即宣布成××死亡。第三人民医院距离事发现场仅1.1公里；车程仅需4分钟(当时已经很晚了，路上不存在堵车情况)，如果被告在报警前就打120救人，根据医学实践在救护车赶到时,我父亲完全有可能被抢救回来的。可被告从车里取电话到120到达现场期间竟然相隔24分钟。显而易见,被告预见到成××有可能死亡的情况下而不选择救人,一直在试图摆脱干系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是导致成××死亡的直接原因。成××的死亡与被告语言上的刺激和事发后没有在第一时间急救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成××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事发之前十分钟,成××还在家族群里喊,上人儿，上人儿，找人聊天。小孙子天天喊着找爷爷，我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我父亲才刚刚领退休工资两年零一个月，幸福美满的家庭现在因被告的一时冲动彻底粉碎。原告律桂玲系成××的妻子，原告成纯玉系成××的儿子：二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肯请法院判决被告向二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659940元、丧葬费336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人3天2700元,共计746282元的50%即373141元，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李秀辩称，一、当晚被告在与成××协商赔偿事宜时双方未发生争吵，也不存在原告起诉状中的争执，双方就是普通协商过程，被告李秀在此过程中并未有过激或者刺激到成××的语言；二、成永福倒地后，李秀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必须为成××立刻拨打120的义务，理由是首先成××突然倒地与李秀无关且事发突然，被告李秀在夜深时单独面对一名身体强壮的男子在无法判明情况的情形下先后拨打110和122报警电话，符合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突发情况下的正常反映，另外，成××倒地后也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倒在地上呻吟的情况更不存在有邻居看到成××在呻吟再三要求被告拨打120，所以，被告李秀首先选择拨打110和122进行报警然后再拨打120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如果第一时间拨打120就能将成××抢救过来，事实上，120救护车到现场以后成××早已死亡，所以，原告起诉状所说的被告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导致成××死亡没有事实根据。三、成××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且迄今因为原告方拒绝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导致成××的死亡原因无法查清，无法认定成××的死亡与李秀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根据；四、成××的死亡系死因不明的意外事件，该死亡结果与事发当晚的李秀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所以本案在排除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也不应该是公平责任原则，因为公平责任原则是适用条件必须是某种意外时间与某种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可以适用，而本案不符合该条件。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法庭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本院认定，2019年6月3日22时许，被告李秀驾驶车牌号为×××的红色长安星光面包车，在倒车过程中将成××的电动车碰倒，成××从××里小区×栋×单元东室下楼和被告李秀交涉，后成××倒地死亡。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路派出所出具的简要警情载明：“120急救到达现场时发现成××已经死亡，事发现场是由李秀和成××两名当事人。急救时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额部有外伤并有出血，成××的电动车处于倒地和上锁状态，电动车旁边的矮墙上有血迹，李秀的面包车前侧叶子板处有新鲜刮擦痕迹。成××家内有大量药品和制氧机，茶几上有一个慢性病历本，病历本显示成××有高血压病和各种慢性心功能衰竭，走访2楼3楼共计3个邻居均未听见和看见打斗和吵架情况”。2019年6月4日，被告李秀在秦皇岛市海港公安分局××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2019年6月3日21时50分左右，我在倒车时把一辆电动车挂倒了，我下去扶电动车，一位老人出来跟我喊，让我赔他钱，我说你电动车哪里坏了我给你修，他还是让我赔钱，我说咱俩楼上楼下住着，你别吵吵了，他说看不清太黑了，明天天亮在说，我说行，之后他就去看电动车哪里坏了，我在离他一米以外，他看着看着就自己倒在电动车上，摔倒的时候脸部正好磕到前面的砖垒的墙上，把电动车也扑倒了，我看到他倒了，就跟他说你起来呀，他就啊啊了两声，之后就没声了，我和他没有发生肢体接触。我感觉他要讹我钱，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我先打的110报警，110叫我打122，我拨打122后，122叫我先打120救人，我一边拨打120一边上楼上找人，看倒地的男子是谁家的，发现3楼东面的门虚掩着。我拨打120之后不到五分钟就来了，120的大夫说人已经死了，不一会儿110和122都先后到场了。我当时没有预料到他倒地死亡了，因为成××下楼以后气呼呼的说让我赔钱，态度不善，一张嘴就要钱，以为他是故意采用这种方法讹诈我。”另查明，被告李秀的通话记录显示2019年6月3日21点54分、2019年6月3日22点03分、2019年6月3日22点17、2019年6月3日22点25分拨打110报警电话，2019年6月3日21点55分拨打122报警电话，2019年6月3日22点08分，拨打120急救电话。再查明，原告律桂玲系成××的妻子，原告成纯玉系成××的儿子。又查明，原告成纯玉明确向公安部门提出不对其父成××的遗体进行解剖尸检。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路派出所申请调取卷宗一本，证明2019年6月3日晚22时在××小区前被告李秀驾驶×××长安星光面包车在倒车过程中将成××电动车碰到，成××从自家楼下下楼和被告交涉，在交涉过程中成××晕倒在地。证据二、××路派出所民警在2019年6月4日2时14分至3时20等两次对被告李秀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李秀在成××晕倒过程中，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拨打了110，并未拨打120。整个过程中经历10多分钟，同时证明被告李秀在成××晕倒在地以后，第一时间拨打110的时候，李秀向接警人员描述其与成××发生了冲突。证据三、××路派出所民警在2019年6月4日15时至2019年6月4日16时对成纯玉的询问笔录以及死者成××家属微信聊天记录、事发前5分钟死者成××下楼以及与李秀交涉的视频资料一份，证明成××在平常、甚至在死亡前5分钟身体状况良好。证据四、地图导航截图一份，证明第三医院与死者家的距离，开车仅需4分钟，如果被告在死者晕倒后第一时间拨打120，在黄金施救时间内医护人员赶到的话，成××有很大的可能不会死亡；证据五、派出所调取的事发后李秀的通讯记录两份，证明事发后李秀先拨打110，又拨打122，最后拨打120，她拨打120的时候，距离其拨打110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4分钟，这其中还不包括成××晕倒至李秀拨打110中间所间隔的时间，而当时现场只有李秀一人，被告的行为已经使成××失去了最佳的施救时间。被告李秀质证称：对证据一、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路派出所申请调取卷宗一本，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认可，该份卷宗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了李秀在当晚没有任何过错，被告李秀在当晚事发后所做的几次询问笔录，能够充分证明事发当晚是成××对其大喊让她赔钱，而不是李秀与成××进行争吵，成××当晚单方的大喊大叫不能定性为双方的争执或者冲突甚至是吵架；2、李某的笔录能够反映出成××是在查看电动车的损害过程中突然倒地，这个过程与李秀有任何因果关系，更不存在李秀言语上的刺激，至于原告在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所提到的李秀报警说双方发生冲突，首先有关冲突问题在李秀的询问笔录中做了充分的解释，事发当晚李秀因为比较慌乱，所以在报警时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形容双方当时的关系所以顺口说了冲突，经过警方调查李秀和成××没有任何冲突，原告方引用最初报警的冲突二字，属于断章取义，在卷宗中的检查笔录能够充分证明。另外李秀在接受询问时所陈述的过程与她当晚与其男友薄××的证言内容一致，彼此能够相互印证。卷宗中，成纯玉的询问笔录及卷宗中警方在成××家提取的慢性病历本，能够证明首先成××的脾气偏倔强，并且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等疾病病史有六七年之久，并且在相关的询问笔录及原告方拒绝警方提出的尸体解剖检验要求直接火化的申请也能够证明由于原告方在明知不对尸体进行解剖就无法查明成××死亡原因仍然拒绝对尸体解剖，该不利后果应该由原告方自行负担。在原告方的火化申请中，成纯玉明确表示申请火化经济纠纷后果自负。关于李秀的询问笔录能够反映出李秀当晚积极拨打了110,110把她支到122，在此过程中李秀挨家敲门找寻成××家属，表明李秀并未对成××置之不理，而是积极想办法解决，李秀是一个普通人，她在事发当晚的表现符合普通人的对他人进行救助的生活常态，对一个人进行救助并非拨打120这一种途径，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不构成李秀的过错，更何况答辩时我方已经陈述，李秀对于成××不具有法律上的施救义务。对证据二、××路派出所民警在2019年6月4日2时14分至3时20等两次对被告李秀的询问笔录，同证据一。对证据三、××路派出所民警在2019年6月15时至2019年6月4日16时对成纯玉的询问笔录以及死者成××家属微信聊天记录、事发前5分钟死者成××下楼以及与李秀交涉的视频资料一份，不能证明成××身体状况良好，至于微信的聊天记录要求查看手机载体，关于成氏家族的聊天记录因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原告即手机载体，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该视频能够证明被告刮倒成××的电动车是21点51分55秒，47秒中之后21点52分42秒成××倒地，双方围绕电动车的赔偿进行交涉及成××查看电动车受损情况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7秒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李秀用言语刺激将成××气死，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另外，在视频画面中双方的身体的动作均表现正常，没有任何表现出双方在激烈剧烈争执的内容，所以，这段监控视频不仅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了李秀的当晚行为与成××突然倒地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对证据四、地图导航截图一份，第三医院与案发地点之间的距离与成××能否被及时抢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120出警的结果是经现场检查，120赶到时，成××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由此可以推断成××的准确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倒地的瞬间，而不是倒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成××的死亡而言120的救护车何时到达，对于成××能否被抢救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对证据五、派出所调取的事发后李秀的通讯记录两份，证明李秀在成××倒地之后首先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又与××路派出所进行电话联系，同时又拨打了122报警电话，然后再拨打120，这几次拨打电话时间间隔很短，李某是一个连续的拨打电话过程，原告所说的拨打120延迟根本不存在。被告李秀未提交证据。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报警案件登记表、询问笔录、慢性病历本、电话通讯记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确定李秀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关键是要分析李秀的行为与成××死亡的事实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李秀是否存在过错。具体分析如下：一、被告李秀与成××交涉的过程很短，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和拉扯行为，且没有证据证明李秀对成××进行过其他不当行为。李秀的行为是合理的，未超出必要限度。二、被告李秀没有侵害成××生命权的故意或过失。李秀此前不认识成××，也不知道成××有高血压、心脏病，其在电动车被撞倒后的行为，不存在加害成××的故意，李秀对成××的死亡无法预见，其自身没有过错。三、通过病历显示成××患有高血压、各种慢性心功能衰竭，成××明知自身病情，却不能控制自已的情绪，导致不幸死亡，其自身具有过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成××死亡的原因，且没有进行尸检，不能通过尸检等科学的方法得出被告李秀的行为系成××死亡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还是无原因的鉴定意见，即从客观上直接证据已丧失，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秀的行为与成××死亡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李秀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律桂玲、成纯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97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新洋人民陪审员 白长河人民陪审员 金 燕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高 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