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124民初2397号原告：郭世峰，男，汉族，1971年8月26日生，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被告：高航英，女，汉族，1990年10月17日生，住西安市周至县。委托代理人：冯佳珺，陕西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世峰与被告高航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世峰和被告高航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冯佳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世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原告承揽了甘泉县第二次全国普查项目。2017年3月，因为需要技术人员，经人介绍认识高航英和刘运，双方达成协议，由高航英和刘某某承包原告在甘泉的部分项目。但在合同签订时，高航英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只有刘运一人在合同上签字。原本原告与两人的合同关系，演变成了原告与刘运一人的合同关系。但在支付款项时，高航英手机短信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当时被告高航英和刘某某是恋人关系，关系较好，原告没有多想，于2017年3月2日向高航英卡上转入50000元，并告知高航英，让高航英将钱提出给刘运，高航英也同意。2017年3月16日，高航英手机短信给我提供刘运的银行卡，原告给刘运卡上转了40000元。2017年4月5日，高航英手机短信又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原告又给高航英转了70000元。4月7日，原告在甘泉见到刘运，告知其一个月以来按照约定给其卡上转了160000元。但刘运说只收到40000元。原告说明另外120000元转到了高航英卡上。刘运说未经其同意，将钱转到高航英卡上，其不承认另外120000元。后原告找到高航英，高航英说钱是其和刘运之间的事。原告便认为高航英会处理好该款，便一直没有理会。2017年6月底，刘运要求原告给付该款，由其分配。原告便找到高航英，高航英答应会处理好此事。从2017年后半年到现在，刘运经常找原告要120000元，后经原告和刘运协商，只要原告给付刘运90000元，另外30000元当做工资付给其员工高航英，刘运便不再追究此事。因为原告的疏忽，在没有经过刘运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将承包款转给高航英，造成原告的损失。原告多次向高航英催要无果，现诉至法院请求支持以上诉请。被告高航英辩称，被告和原告之间成立承揽关系，被告是基于承揽关系而获得利益。原告并没有遭受经济损失，直到庭审时原告只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普查劳务费，其并没有超出承揽合同约定支付其他费用，故原告没有遭受损失，被告也没有因原告遭受损失而获得利益。原告称刘运要求他将90000元支付给刘运，否则将通过诉讼解决，但原告现在还未将90000元支付给刘运，故这90000元会不会是一种损失，现在还不确定。被告在承揽此劳务合同时还在其他同类型的公司上班，为避免公司内部的竞业限制，被告才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书》，而是以同被告形成了雇佣关系的刘运的名义签订了该协议。但该劳务的承揽、劳务工程的具体实施、人员的组织、工资的支付都是由被告经手的。为此，原告才将120000元转到被告卡上。并且刘运在收到40000元转账后也将该款及时转到了被告卡上。这一点证明实际承揽人并非刘运，而是被告。既然被告是该地名普查项目劳务的实际承揽人，那被告收取承揽费用是有依据的。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事实部分与实际不符。当事人围绕诉请及答辩意见均提供了证据，依据《技术服务协议书》、转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经原告员工蔡某（被告初中同学）介绍，原告与被告高航英认识,后原告又与案外人刘某某认识，被告高航英和刘某某曾是恋爱关系。2016年9月，原告郭世峰承揽了甘泉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项目。后因需要技术人员，2017年3月1日，原告郭世峰与刘某某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书》，由刘某某承包该协议上约定的项目。双方对项目的内容、经费、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事项均作出明确的约定。但刘某某并无施工资质和技术。合同签订后，在原告支付项目款期间，被告高航英分别于2017年3月2日及4月5日将其邮政储蓄银行卡号提供给原告，原告郭世峰称，其考虑到被告高航英和刘某某正值恋爱关系，遂将该行为误解为被告高航英在刘某某授意下，暂替刘某某收取项目款，便分两次向该邮政储蓄银行卡上转入50000元和70000元的项目款，共计120000元；2017年3月16日，被告高航英又向原告郭世峰提供了刘某某的邮政储蓄银行卡号，原告又向该卡上转入40000元的项目款，被告称刘某某收到40000元后又将该款作为项目款支付给自己，刘某某作为原告的证人承认其给被告转账40000元的事实，但称该款是给被告开网店的钱。因原告方的证人刘某某与原告系朋友关系，与被告曾是恋人关系，证人刘某某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故对刘某某作出的不利于被告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被告高航英以其委托刘某某代其与原告郭世峰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书》，称其为该合同的实际承包人为由，认为原告郭世峰应该向其支付该项目款，并提供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高某某、高改改、刁素丽、廖万余，四位证人均出庭作证。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就涉案项目相关事宜曾多次和被告进行协商，本院认证后，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方提供的证人一致称，被告组织雇佣她们为涉案项目提供劳务，整个项目由她们完成，其工作、食宿、交通费等均由被告安排，被告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因被告方的证人均是被告介绍来为涉案项目提供劳务的人员，所有证人均与被告有利害关系，故该组证言不能独立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结合其他证据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予以认定。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0000元项目款（另外30000元项目款作为向高航英支付的工资），被告不同意，经本院调解无果。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技术服务协议书》、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第一、原告的诉状称“2017年3月，因为需要技术人员，经人介绍认识高航英和刘运，双方达成协议，由高航英和刘运承包原告在甘泉的部分项目。但在合同签订时，高航英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只有刘运一人在合同上签字”。而且刘运并无施工资质和技术，后在涉案项目进行过程中，原告就相关事宜多次和被告进行协商，可以证实被告所辩称的“刘某某受其委托，代其与原告郭世峰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书》，被告应为合同的实际承包人”的说法；第二、结合被告方的证人均证明涉案项目实际是由被告承包，由被告完成所有的项目工作；原告称刘某某与其签订合同，但却将工程款一而再地（2017年3月2日及4月5日）转入被告的银行卡上，其给案外人刘某某转入的40000元项目款也由刘运支付给被告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原告及案外人刘运均认可被告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对于原告称“其考虑到被告高航英和刘某某正值恋爱关系，以为高航英代刘运收款，而将涉案款项转入高航英卡上”的说法，本院认为，原告郭世峰因同一事由多次进行上述涉及金额较大的经济往来行为时，理应尽到了一个理性的人在一般交易中应该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故本院对原告的说法不予采信。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的利益，而本案被告作为实际承包人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原告给付的款项也未超出合同约定的数额。综上，本院认定被告高航英为涉案项目的实际承包方，被告高航英收取120000元项目款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世峰要求被告高航英返还9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原告郭世峰已预交），由原告郭世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侯 建 博审  判  员     雷 俊 雅人民陪审员     韩 亲 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崔 吟 楠书 记 员       曹 航 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