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20819号原告：侯峰，男，1989年6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玉龙，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刘畅杂货店，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阿克苏路XXX号XXX层。经营者：刘行，男，1971年9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夏邑县车站镇程大庄西村XXX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永，上海安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峰与被告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刘畅杂货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玉龙、被告经营者刘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退还消费款16,760元；二、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167,6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在被告处购买了500ml的53度“飞天茅台酒”2瓶，产品编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生产日期均为XXXXXXXX。为此，原告支付价款3,360元。2018年5月23日，原告又至被告处购买了相同的“飞天茅台酒”8瓶。其中，6瓶为一整箱，生产日期为XXXXXXXX，批次为2016-044，产品编码为XXXXXXXXXX；另2瓶的生产日期均为XXXXXXXX，产品编码均为XXXXXXXXXX。为此，原告又支付价款13,400元。两次购酒共计支付16760元。因原告与朋友聚餐饮用上述产品后均感觉身体不适，出现头痛、恶心、口渴以及背部出现大面积的红点并奇痒等症状，遂怀疑该酒有问题而于2018年6月12日向嘉定区酒类专卖局投诉举报。2018年6月26日，嘉定区酒类专卖局将原告所购得的“飞天茅台酒”由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进行鉴定。该公司经鉴定，出具黔茅鉴：XXXXXXX号《鉴定证明表》，结论为原告所购“飞天茅台酒”属假冒贵州茅台酒。因系争酒为假冒伪劣产品，而由酒类专卖局予以扣押并要做销毁处理。鉴于系争产品系假冒贵州茅台酒，来源不明，属于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以及生产过程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告作为销售者，在采购和销售涉案商品时并未查验进货凭证，亦未对涉案商品进行核实，未尽到审查义务，致使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涉案商品得以销售，应视为明知涉案商品不符合法律规定而销售的情形，应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承担退货并赔偿货款十倍的责任。原告因此诉讼来院。被告辩称，原告分两次到被告处购买“飞天茅台酒”是事实，但并不表示其送检的酒就是从被告处购买的，不排除在购买后存在“掉包”的可能。且原告是职业打假人，并非正常的消费者，不应获得法律的支持。就原告购买本案所涉茅台酒进行索赔的事宜，被告已经以原告涉嫌敲诈勒索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至今也尚未告知是否立案的情况，故本案应中止审理。被告一直诚信经营，未有被投诉的先例，售给原告的酒也是向他人回收后再进行销售的，且两次销售的酒来源相同，被告并不知道真假。现相关鉴定报告认定送检的酒为假冒茅台酒，但并非假酒。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是明知假酒而进行销售，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18日，原告至被告处购买2瓶500ml的53度“飞天茅台酒”，支付价款3,360元。同年5月23日，原告又至被告处购买8瓶500ml的53度“飞天茅台酒”，支付价款16760元。其中，6瓶为一整箱，包装箱显示生产日期为2016/07/04、批次为2016-044、产品编码为XXXXXXXXXX；另2瓶为散装，外包装显示生产日期均为XXXXXXXX、产品编码均为XXXXXXXXXX。原告就上述第二次购买过程，还进行了现场拍摄。因原告及其朋友在饮用了上述10瓶酒中的2瓶后，认为身体出现不适而怀疑酒存在问题，遂向嘉定区酒类专卖局举报，并将余下8瓶酒送至该局进行鉴定。其中，被饮用的2瓶酒，分别是第一次购买的2瓶中的1瓶和第二次购买的散装的2瓶中的1瓶。嘉定区酒类专卖局受理后，向原告出具《酒类商品送样受理单》，但受理单将送样的整箱(6瓶)酒的生产日期由“XXXXXXXX”误写成“XXXXXXXX”。同时，嘉定区酒类专卖局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送样酒进行鉴定，结论为送检的8瓶酒为假冒贵州茅台酒。上述被鉴定为假冒的茅台酒之后也由嘉定区酒类专卖局予以存放，以防止流失。为此，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该案审理中，被告称其所销售的茅台酒系从唐山进货，但又表示没有相应的证据。而在本院开庭审理后，原告又因故申请撤回起诉。现原告再次提起本次诉讼。上述事实，有POS签购单、收据、照片、视频、酒类商品送样受理单、鉴定证明表、嘉定区酒类专卖局证明、(2018)沪0114民初15130号案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审理中，被告提供了相关照片和有关法院传票，以证明原告同案外人多次实施了与本案类似的诉讼，进而证明原告是职业打假人。同时，被告还提供了公安机关接报回执单，以证明相关人员已就包括原告在内的职业打假人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此，原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与原告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相应主张。本院认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虽然被告不认可原告向相关主管行政机关送样进行鉴定的8瓶茅台酒，就是其销售给原告的。但从显示原告第二次至被告处购酒过程的现场视频，以及最终的鉴定证明表来看，被鉴定为假冒贵州茅台酒中的整箱(6瓶)酒及散装的2瓶酒中1瓶酒的生产日期等信息，与视频显示的被告第二次销售给原告的酒的相关信息是一致的，而另一瓶由原告送检并被鉴定为假冒贵州茅台酒的相关信息，与原告主张的被告第一次向其销售的酒的相关信息也是一致的，且被告认可其两次销售给原告的酒的来源相同。故原告送检的酒就是其从被告处购买的可能性极大，在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实际销售给原告的酒，与原告送检的酒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送检的并被鉴定为假冒贵州茅台酒的酒，就是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被告作为销售者应对其销售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涉案的酒已被鉴定为假冒贵州茅台酒，而被告又未能提供任何涉案酒的食品合格证明文件，故涉案的酒应当认定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被告作为经营者有义务保证食品来源的安全，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被告在前次诉讼中声称涉案的酒系从唐山进货，但又表示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而在本次诉讼中，被告又声称涉案的酒系其向他人回收，既无证据，也与之前陈述存在矛盾。由此也表明被告根本未能尽到食品经营者依法应尽的上述义务，其销售行为理应属于明知范畴，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律的相关规定，除应承担退还原告相应购货款的责任外，依法还应当承担赔偿原告十倍赔偿金的法律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消费款16,76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167,6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认为原告系职业打假人，并非消费者的辩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无证据显示，原告因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事宜涉嫌犯罪，并由相关机关立案侦查，故被告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刘畅杂货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侯峰退还货款16,76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167,600元，合计184,3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87.20元，减半收取1,993.60元，由被告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刘畅杂货店负担。被告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刘畅杂货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所负担之款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永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袁文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