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111民初490号 原告：刘仁清，男，196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应勤，四川洪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吉书，四川骄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84号1-1幢14楼1407号。 法定代表人：王云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平，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滇缅大道218号。 法定代表人：李劲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韬义，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四川恒大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铜河路南段8号。 法定代表人：刘霞。 第三人：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杭州路。 法定代表人：刘建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刘仁清与被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十四冶成都分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十四冶公司），第三人四川恒大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三建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川1111民初490号民事裁定书，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诉讼程序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川1111民初49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冻结十四冶公司的银行存款3,100,000.00元。由于在审理中，发现原告可能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及虚假诉讼罪，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将有关案件线索移交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2019年11月6日，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向本院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有犯罪事实发生，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对原告不予立案。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开庭，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应勤、伍吉书，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平、被告十四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韬义、第三人眉山三建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恒大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仁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072,284.79元，并承担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2年12月24日起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月16日，被告十四冶公司将其承包的恒大公司的部分工程劳务分包给原告，原告于当日伪造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以其名义与被告十四冶公司设立的十四冶公司四川德胜工程土建项目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眉山三建司承建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承包工程中的“25万吨生石灰部分附属土建工程”，并对双方权利、义务作了详细约定。原告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以实际垫资人身份组织施工，按约定完成了施工内容。2011年11月30日，原告以眉山三建司名义与被告十四冶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建设单位为恒大公司，工程名称为25万吨生石灰厂坪及道路工程，分包范围土建施工图、设计变更等土建工程，并约定当日开工。原告是上述工程的实际垫资施工人，除恒大公司提供水泥、钢筋原材料外，其他施工材料及劳务均由原告垫资施工，被告十四冶公司在该工程施工中只是名义上的承包人，未实际施工和垫资。2012年3月6日，双方对“25万吨生石灰部分附属土建工程”进行结算，工程造价为1,654,257.64元。2012年12月24日，双方对“25万吨生石灰厂坪及道路工程”进行结算，工程造价为2,900,027.15元。直至2014年8月25日，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共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482,000.00元，至今尚欠工程款2,072,284.79元。2015年8月10日，原告以眉山三建司名义在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二被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贵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上诉至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发回重审。贵院再次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以眉山三建司名义再次上诉，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发回重审。2017年8月17日，原告以眉山三建司名义申请撤诉。2019年7月8日，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出具“报警证明”，证明原告私刻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且原告在案中涉及的所有眉山三建司的公章均系原告伪造，与第三人眉山三建司无关。原告系实际垫资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以实际垫资人的自然人身份再次起诉，望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辩称，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我公司是与眉山三建司签订的合同，原告只是眉山三建司的工作人员，不是合同相对方。原告诉称其伪造公章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的工程款不符合事实，我公司已按与眉山三建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支付了眉山三建司工程款，不差欠眉山三建司工程款，更不差欠原告工程款。 被告十四冶公司同意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恒大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的权利。 第三人眉山三建司辩称，原告伪造我公司的公章与十四冶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以我公司的名义多次向法院起诉，我公司均不知情。我公司在2017年知道原告伪造我公司印章的事，向眉山市东坡区公安局进行了报警，但公安机关以没有造成损失为由没有立案。我公司对原告以我公司名义签订的所有合同、进行的诉讼行为均不予认可。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1年1月16日十四冶公司四川德胜工程指挥部与眉山三建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011年11月30日十四冶公司四川德胜工程指挥部与眉山三建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证明原告伪造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与被告十四冶公司签订工程合同，合同约定了工程名称、内容、结算方式，特别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原告全垫资，工程的材料除钢筋、水泥由被告提供外，其余辅助材料全由原告提供。 2.恒大公司与十四冶公司成都分公司之间的结算书，证明原告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工程，并已验收结算。两个合同对应的工程价款为，第一个合同的工程款为1,654,257.64元，第二个合同的工程款为2,900,027.15元，总计4,554,284.79元。 3.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通惠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证明》，证明原告私刻眉山三建司公章、眉山三建司曾向公安局报案的事实。 4.（2015）沙湾民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11民终219号民事裁定书、（2016）川1111民初736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11民终57号民事裁定书、（2017）川1111民初47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曾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起诉被告追讨工程款的事实，原告现在以个人名义起诉，还在法定诉讼时效内。 5.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卡的流水记录，证明被告向原告个人账户转账支付1,906,920.00元工程款，证明被告在实施操作中认可原告个人，不是认可眉山三建司。 6.罗正斌、雷兴国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是工程的实际组织者、施工人，并且由原告提供了全部的辅助材料。 经庭审质证，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2、3、4、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的两份劳务分包合同，正好证明是眉山三建司与被告签订的，不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且合同明确约定按定额直接费进行结算，这种结算法本来就是针对企业不是针对个人，而且合同也明确约定主要材料钢筋水泥由我公司提供，辅助材料由眉山三建司提供。证据2的工程结算书，是十四冶成都分公司与恒大公司之间的结算书，不是与原告之间的结算，该结算书上的金额没有错，合同约定的定额直接费结算就是将各个结算表上的A项加起来再减去K项，实际上，我公司已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甚至多支付了部分，原告以此结算书作为原告与十四冶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且原告的计算方法也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证据3的报警证明，只能证明眉山三建司因怀疑原告伪造公章报过警，不能直接证明原告伪造公章。证据4的多次诉讼文书，均是未生效的，原告不能以此证明具体的工程款，而且该系列诉讼的主体均是眉山三建司，原告只是眉山三建司的诉讼代理人，如果该系列诉讼均是原告冒充眉山三建司的名义起诉，那原告涉嫌虚假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对原告进行司法制裁。证据5的银行流水，没有对方的交易账号、单位名称，不能证明原告与哪个发生了交易，与本案无关。证据6的两个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两个证人之间的证言相互矛盾，且都是听说，对原告采购了什么材料、有多少钱都不清楚，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两个证人的证言恰恰证明了原告没有完全完成工程项目。 被告十四冶公司同意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 第三人眉山三建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均是假的，我公司没有盖过章，对原告承包工程的事情不知情。几份诉讼文书，我公司都不知情，没有参与。报警说明是真的，当时原告冒充我公司的名义向十四冶成都分公司邮寄债权转让协议，退回到我公司，我公司才发现原告伪造公章的事情，当时就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但公安局说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没有给我们立案。其他的结算书等证据均不知情。 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在（2017）川1111民初478号案中提交的撤诉申请书及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当时眉山三建司以债权转让为由撤诉，但该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未生效，且公章系伪造。 2.7张眉山三建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已向眉山三建司支付工程款2,482,000.00元，收据上有眉山三建司的财务专用章，经办人是原告。 3.租用机械装载表，证明眉山三建司还差欠被告机具租金26,000.00元、25,000.00元，并且原告作为经办人签了字。 4.眉山三建司向被告提供的法人授权证明书、介绍信、委托书、原告的身份证，证明该涉案工程由眉山三建司委托原告来我公司进行洽谈，并委托将工程款支付给原告。 5.十四冶公司四川德胜工程指挥部与恒大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建设工程土建施工合同》，证明双方约定按定额规定进行结算。 6.2张建筑业统一发票，证明恒大公司按主合同约定支付了被告工程款。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债权转让协议上的印章是原告自行私刻的，并不存在真正的债权转让，而且在以前的多次诉讼中，均是原告私刻眉山三建司的公章加盖的。证据2的证据均是原告收到的款项，原告已确实收到了2,482,000.00元的工程款，这个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也是原告私刻的。证据3的机具租金，原告表示签了字的都予以认可。证据4的委托书上的公章不是真实的。证据5、6的主合同及恒大公司付款给被告的发票，没有异议。 被告十四冶公司对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同意分公司的举证意见。 第三人眉山三建司对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十四冶公司与恒大公司之间的主合同、付款发票没有异议，但债权转让协议、收据、委托书上的印章均不是我公司的印章，全是原告伪造的假章，委托书上的法人名字签字也是错误的。在法庭调查阶段，眉山三建司将带来的印章原件与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提交的法人授权证明书、介绍信上加盖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进行比对后，认定授权证明上的公章编码尾号是对的，也是当时使用的号，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也是对的，但强调该授权证明书是委托原告投标接洽，不包括后面的合同签订等，按行业惯例，应当是投标成功后，再拿回公司盖章，公司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原告伪造我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与被告的一切业务往来，我公司均不予认可，我公司对原告以我公司的名义起诉上诉，我公司也不知情不认可。 第三人眉山三建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0年1月6日公司原印章（尾号为626）被销毁，并启用新印章（尾号为596）的印章销毁证明、2012年7月6日公司原印章（尾号为596）被销毁的印章销毁证明、2012年7月5日公司新印章（尾号为387）的入网印章证明书及预留印鉴、公司财务专用章（方形、有编码）的入网印章证明书、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方形、有编码）的入网印章证明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委托书、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多次起诉上诉的全部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均是原告伪造的。 2.债权转让协议及退回我公司的邮寄单，证明原告以我公司的名义向十四冶成都分公司邮寄债权转让协议被退回我公司，我公司才发现原告伪造公章的行为，我公司及时报警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眉山三建司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承认所有的印章均是原告伪造的。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承认伪造了两个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一个是没有编码的，在两个合同及委托书上加盖的就是没有编码的，一个是有编码的（尾号为387），在多次诉讼中均是加盖此印章。还伪造了一个眉山三建司的财务专用章（椭圆形、无编码），在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就是此印章。还伪造了一个法定代表人刘建均的私章（无编码）。 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和十四冶公司对眉山三建司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因不是专业人员，无法比对印章的真假，也不排除眉山三建司存在多枚印章，不能仅凭原告及眉山三建司的陈述就认定印章是假的。 因原告主体资格等程序问题及原告可能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虚假诉讼罪，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 1.本院向原告刘仁清所做的询问笔录，其陈述：其最开始与李华一起做这个工程，因李华与眉山三建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均是朋友，由李华出面拿到眉山三建司的资质，投标这个工程，后来李华没有一起干。拿到工程后，原告没有与眉山三建司说，自己在眉山找人做了一个眉山三建司的假公章（没有代码）在2011年1月16日与2011年11月30日分别与十四冶公司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由自己组织人员材料进行实际施工。后来，因付款需要，原告又找人做了一个眉山三建司的财务专用章假章。从2015年至2017年，原告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起诉被告，都是在眉山三建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眉山三建司的印章起诉、聘请律师、上诉等。 2.本院向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平所作的询问笔录，其陈述：刘仁清和一个人带上眉山三建司的资质证书、授权委托书、介绍信来与十四冶公司谈工程的，签合同是由十四冶公司先盖，刘仁清带回去盖章的，公司认为是与眉山三建司签订的合同，不认可刘仁清。 3.本院向第三人眉山三建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所作的询问笔录，其陈述：眉山三建司从没有与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也没有承包过工程。2017年7月因我公司收到一个退回我公司的邮件，打开后发现是以我公司名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发现上面盖的是假章，遂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但公安机关说没有造成损失没有立案。这次原告起诉，法院通知我公司，我公司才知道刘仁清以我公司名义多次起诉上诉的事实。对刘仁清冒充我公司签订合同、施工、诉讼的行为，我公司均不予认可。 4.案件线索移送函、不予立案受理通知书，我院将原告涉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到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以刘仁清涉嫌伪造印章、虚假诉讼罪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决定不予立案。 5.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向案外人李华所做的询问笔录，其陈述：2011年刘仁清曾问我有没有熟悉的老板，他准备借用资质参与十四冶公司的项目竞标，如果成功竞标就和我一起做工程。我和眉山三建司的老板刘建均关系比较好，就借用了眉山三建司的资质给刘仁清去竞标，但后来我发现刘仁清不靠谱就没有和他合作了。至于刘仁清是否拿眉山三建司的资质竞标成功，我不清楚。按行业规定，拿别人的资质去竞标，如果成功后，签订合同必须由有资质的公司出面签订，借用人要向公司支付相应的管理费。我听刘建均说刘仁清没有让公司出面签订过任何工程合同。 6.眉山三建司向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刘仁清不是我公司员工，刘仁清与我公司无任何挂靠关系，我公司也从未书面和口头授权刘仁清对外联系任何工程，刘仁清与我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原告、被告十四冶成都分公司、被告十四冶公司、第三人眉山三建司对上述法院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 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及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上述各证据经过综合分析，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第三人恒大公司与被告十四冶公司（十四冶公司四川德胜工程指挥部）签订《建设工程土建施工合同》，约定恒大公司将德胜公司内的活性石灰建筑安装工程承包给十四冶公司，承包范围为土建施工图、设计变更等所有建筑安装工程。合同约定工程量按发包方审定后认可的工程量结算，采用可调价格合同计算合同价款，合同价款调整方法为工程量按定额规定计算、计价依据为2000年四川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2000年四川省装饰工程计价定额及配套的200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和乐山市建价（2001）07号文、川建价发（2007）62号文进行调整，并在工程结算总造价基础上扣除定额主材后下浮16%。同时合同还约定土建工程的钢筋、水泥等定额规定的主要材料由发包方负责供应，砂石另定合同。 2011年，原告向案外人李华提议找有资质的建筑企业一起竞标十四冶公司的工程。李华与眉山三建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均比较熟悉，李华出面取得眉山三建司的资质证书、法人授权证明书、介绍信，由原告交给十四冶公司。2011年2月25日，眉山三建司向十四冶公司出具承诺书。2011年4月7日，眉山三建司向原告出具法人授权证明书，其中载明：兹授权我单位刘仁清同志为我方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就恒大公司石灰石厂扩建工程投标相关事宜与你方接洽谈，该代理人在委托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我单位承担责任，有效期至2011年5月6日。同日，眉山三建司为原告出具介绍信。承诺书、介绍信、法人授权证明书上加盖的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为尾号596的公章，法人授权证明上还加盖了法定代表人刘建均的私章（有编码）。庭审中，经过当庭与原件比对，眉山三建司承认刘建均的私章是真实的，尾号596的公章也是当时期所用的公章。而在此之前，2011年1月16日，十四冶公司与眉山三建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上加盖的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为无编码的印章，合同上的委托代理人系原告签字。之后，2011年11月30日，十四冶公司与眉山三建司又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上加盖的眉山三建司的公章仍为无编码的印章，合同上的委托代理人仍为原告签字。庭审中，原告、眉山三建司均确认该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公章是原告伪造的，十四冶公司和十四冶成都分公司虽表示不是专业人员不能识别印章真假，但也承认两份合同上的公章与法人授权证明书上的公章不一致，之前没有刻意留意过，也没有发现。本院确认该两份合同上加盖的眉山三建司的公章均系原告伪造，眉山三建司并未授权原告签订合同，该合同视为原告个人与十四冶公司签订。 2011年1月16日签订的合同约定：十四冶公司将25万吨生石灰部分附属土建工程的劳务承包给原告，原告按完成劳务作业的需要和工程施工要求提供劳务，负责相应的劳务管理。劳务费的计算按实结算。结算方式为按主合同定额直接费进行结算（不含税金），结算由原告自行编制。在施工过程中，原告全垫资，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后付80%，资料完善后支付到95%，留5%的质保金，一年后支付。工程所需的钢筋、水泥等定额规定的主要材料由十四冶公司供应，工程所需的定额规定的辅助材料由原告自行采购。原告所需的施工设备、机具、周材原则上由原告自行准备，但由于十四冶公司现场有部分设备、机具、周材闲置，故要求优先考虑这部分闲置物品，使用方式还是租赁。2011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同约定：十四冶公司将25万吨生石灰厂坪及道路工程分包给原告。其他约定与上个合同完全一致。 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人员、材料进行施工。2012年3月6日，原告将第一份合同对应的工程项目编制好工程结算书，交给十四冶公司，由十四冶公司四川德胜工程土建项目部盖章，与恒大公司进行结算，十四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恒大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审核人均签字确认。第一份合同对应的工程包括石灰厂新建挡墙工程、振动筛工程、零星工程，三个工程的工程总造价为1,654,257.64元。2012年12月24日，原告将第二份合同对应的工程项目编制好工程结算书，交给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由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盖章，与恒大公司结算，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技术负责人、恒大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审核人均签字确认，恒大公司并加盖公司印章。第二份合同对应的工程为石灰厂另星工程，该工程的工程总价为2,900,027.15元。两份合同对应的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对于四份工程结算书载明的金额，原告、十四冶公司、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均无异议，同时也均表示合同中约定的定额直接费结算方式是针对有资质的企业。眉山三建司也表示工程施工中定额直接费结算是针对有资质的企业。庭审中，原告、十四冶公司、十四冶成都分公司均表示按双方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原告应得工程款是结算表中的A项减去K项。庭审中，原告承认已收到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工程款2,482,000.00元，同时表示收款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系其伪造。 2015年8月10日，在眉山三建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作为眉山三建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起诉十四冶公司、十四冶成都分公司。我院于2016年2月4日作出（2015）沙湾民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上诉至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川11民终21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我院（2015）沙湾民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发回我院重审。我院重新立案审理后，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川1111民初73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再次上诉。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7）川11民终57号民事裁定书，再次撤销我院（2016）川1111民初736号民事判决，发回我院重审。我院重新立案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我院提交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称眉山三建司将对十四冶成都分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向我院申请撤回起诉。2017年8月17日，我院作出（2017）川1111民初47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眉山三建司撤诉。2017年8月31日，眉山三建司工作人员刘萍向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通惠派出所报警，称其当天收到一退回快件，拆开后发现原告与本公司有一份转让协议，但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过此协议，且协议上的公章不是公司的公章，怀疑是原告伪造公章，特此报案。庭审中，原告称从2015年至2017年在我院及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均是在眉山三建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用伪造的眉山三建司的公章（尾号为378），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委托律师进行的。2017年那份债权转让协议也是用伪造的印章，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核心争议焦点。 一、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如前所述，原告自认其伪造了眉山三建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在其出面与十四冶公司签订的两份劳务分包合同中，均是由其伪造的眉山三建司的公章签订的。眉山三建司对合同的签订、工程的施工、款项的收取甚至以其为名义的诉讼，均不知情也没有授权原告。即便眉山三建司向原告出具的法人授权证明书上的印章和私章是真实的，但该授权证明书的授权事项为委托原告就工程投标事宜进行洽谈，而原告在投标成功后，没有取得眉山三建司的授权就与十四冶公司签订合同并组织施工。原告在施工中是自筹资金、自行组织施工、自主经营，眉山三建司全程没有参与，在工程款的收取上也是原告伪造财务专用章以眉山三建司的名义收取，但实质上是原告个人收取，眉山三建司并没有实际收款，原告也没有向眉山三建司交纳管理费。由此可见，实质上，原告作为没有资质的自然人，是借用眉山三建司的名义投标工程，之后又冒用眉山三建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组织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合同无效。原告作为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个人，虽然其与十四冶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但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就其工程款通过诉讼主张，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二、关于原告请求的工程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所做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原告与十四冶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为按主合同定额直接费进行结算（不含税金），结算由原告自行编制。庭审中，原告称其主张的工程款2,072,284.79元是根据恒大公司与十四冶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上载明的总金额4,554,284.79元减去原告已收到的工程款2,482,000.00元后得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请求，因证据不充分，与本案查明事实及原告本人陈述不一致，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只有恒大公司与十四冶公司之间的结算书，没有提交能直接证明原告实际施工具体范围、实际施工工程量及金额等的证据，原告与十四冶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结算依据，原告仅凭恒大公司与十四冶公司之间的结算书作为工程价款的依据，证据不充分。第二，即便确认结算书中载明的工程全是原告所做，但在庭审中，原告、二被告及眉山三建司均陈述结算书所依据的定额直接费结算法是针对企业，不是针对个人，原告以实际施工个人的身份要求按结算书上载明的总金额来主张工程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工程结算规定，该结算书上载明的E项企业管理费、F项财务费用、G项劳动保险费等均不能由原告获得。第三，更关键的是，庭审中，原告与二被告均明确陈述按合同约定，如果要按结算书来算，原告应得的工程款是结算书上的A项减去K项所得。两个合同对应的结算书上载明的A项为204,593.95元+67,343.25元+960,172.47元+2,355,731.68元=3,587,841.35元，K项为116,348.25元+39,669.15元+120,604.19元+1,081,006.13元=1,357,627.72元。A项-K项=2,230,213.63元，即原告应获得的工程款。而原告承认已收到二被告的工程款2,482,000.00元，显然，二被告已不差欠原告工程款。二被告称对于已超过支付的工程款保留向原告主张的权利，本案中，因二被告没有提起反诉，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第四，原告称按合同约定是A项-K项，但因原告提供了所有的材料且合同里约定了材料调差，要求按实际进行结算。但双方合同约定，除钢筋、水泥等定额规定的主要材料由二被告提供外，其余所需辅助材料、设备机具周材均由原告自行准备，且合同中并没有对材料价差进行明确约定，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交其供应主要材料的任何证据。考虑到本案经历了多年多次诉讼，本院给予了各方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时间，且在开庭前多次主动向原告本人及原告代理律师电话通知，要求原告方提交其所有证据，但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原告并未提交其施工的具体材料和证据。为此，原告应为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五，本案中，导致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其主要原因是原告伪造眉山三建司印章，借用甚至冒用眉山三建司的名义承揽工程。虽然二被告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详细比对授权证明书上的印章与合同上的印章，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最主要的过错是原告。原告不但伪造印章签订合同、收取款项，还在纠纷发生后继续利用伪造的印章冒用眉山三建司的名义多次诉讼，不但欺骗二被告，甚至多次欺骗两级法院。原告的行为虽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没有刑事立案，但原告的行为明显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违法情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获益。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对于原告伪造眉山三建司印章、冒充眉山三建司提起诉讼的行为，本院将相关线索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后，虽然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不予刑事立案，但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妨碍民事诉讼，本院对原告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另行进行处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仁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578.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刘仁清负担（已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琼先 审 判 员  刘 智 人民陪审员  钟 臻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刘小燕 书 记 员  张雨诗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