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行终58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增文，男，汉族，1970年2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才凤，女，汉族，1970年9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菲，女，汉族，1993年10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锐，男，汉族，1996年5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 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河湾36号。 法定代表人欧朝刚，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从奇，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亢宗飞，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胡增文、张才凤、胡菲、胡锐(简称胡增文等四人)因诉重庆市人民政府（简称重庆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行初2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重庆市政府《关于铜梁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7〕1279号)批准，征收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大塘村四组部分集体土地。胡增文因与其父母共有座落于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大塘村四组的乡村房屋被征收，胡增文等四人不服对其住房安置方案，向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申请协调未能达成一致。胡增文等四人于2018年11月27日向重庆市政府申请裁决。要求重庆市政府裁决第三人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铜梁区规自局，原重庆市铜梁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简称原铜梁区国土房管局，现已被撤销其职能整合入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胡增文等四人按照同等村民征地补偿住房安置标准（30平方米/人）进行货币安置。重庆市政府受理其裁决申请后，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决定书》（渝府地裁〔2019〕27号，简称《裁决书》），裁决认定：1、对申请人提出按同等村民征地补偿住房安置标准(30平方米/人)进行货币安置的裁决请求不予支持；2、铜梁区对申请人胡增文可参照铜府〔2010〕225号文中第一条中的“特殊安置对象”优惠购房。重庆市政府将裁决书邮寄送达胡增文等四人。胡增文等四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胡增文与张才凤系夫妻关系，胡菲、胡锐是其子女。2004年6月，胡增文户将户口迁入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飞凤街92号1单元1-4号，转为非农业户口。胡增文现有涉案房屋系其父母修建农房的部分，胡增文在其父母修建房屋的产权证中，是列为家庭成员之一。房屋经其家庭几次分家析产迁建后，经重新办理房产证，胡增文与其父母共有一处67.2平方米的房屋，并办理了乡村房屋所有权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重庆市政府作为批准涉案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征收批复的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和《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有权受理胡增文等四人对征地安置补偿方案不服提起的裁决申请。 重庆市政府在收到裁决的申请后，在法定期间内作出裁决，并将裁决书送达胡增文等四人，其裁决程序合法。 本案争议焦点是胡增文等四人是否属于住房安置对象。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房屋征地农转非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胡增文等四人与其父母共有的涉案房屋于2017年被征收，而胡增文户于2004年6月即成为城镇户口，故其不属于征地农转非人员，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 胡增文对涉案房屋的共有权虽然属于原始取得，但并不代表其属于住房安置对象。尽管《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对此类人员的安置没有规定，但重庆市铜梁区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在政府批准征收土地之日前，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原城镇户口人员，具有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且城镇确无住房的被拆迁人的三类安置人员(即特殊安置对象)住房安置的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15平方米。并规定对特殊安置对象货币安置为54000元/人。该规定与《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规定并不相悖。故第三人原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对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的胡增文按此规定予以补偿并无不当。 至于张才凤、胡菲、胡锐在征地批文下达前，早已属于城镇户口，且在被征地范围内不拥有房屋，故其既不属于农转非住房安置对象，亦不属于特殊安置对象，第三人原铜梁区国土房管局未对其进行安置，重庆市政府对其裁决申请不予支持，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及铜梁区征地安置政策。综上，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胡增文等四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胡增文等四人负担。 胡增文等四人上诉称，胡增文户依法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拥有宅基地农房居住权。胡增文等四人获得征地补偿安置，而不获得住房安置，并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没有适用《重庆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疑难问题综述》进行裁判错误，没有确认胡增文等四人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错误。张才凤、胡菲、胡锐是胡增文户的家庭成员，理应享有胡增文同等住房货币安置征地标准。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裁决书》，判令重庆市政府限期依法作出住房货币安置。 重庆市政府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重庆市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1.裁决申请书； 2.《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铜府协〔2018〕2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决定书》(渝府地裁〔2019〕27号； 4.邮寄凭证。 证据1-4，拟证明重庆市政府依法作出案涉裁决决定。 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铜梁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7〕1279号)； 6.《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的通告》(铜府〔2017〕131号)； 7.《重庆市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铜国土房管征补公〔2017〕18号)； 8.《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铜府〔2017〕151号； 证据5-8，拟证明铜梁区人民政府依法实施了补偿安置。 9.乡村房屋产权申请登记审批表。 10.土地登记审批表。 11.《重庆市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铜国土房管征补公〔2017〕18号)。 12.(2015)铜法民初字第02477号民事判决书。 13.胡增文户户口簿。 14.胡增文户迁出注销证明。 证据9-14，证明裁决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胡增文等四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决定书》(渝府地裁〔2019〕27号； 2.《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铜府协〔2018〕2号)； 3.证明2份； 证据1-3，拟证明胡增文等四人一直在该村有承包地是农民，在该地居住，且证明胡增文等四人将户口迁到街道是为了子女读书，但是仍然还是有承包地及居住房。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载明了土地承包经营时间。载明了土地承包人员包括了胡增文及其父母。 5.《重庆市房地产权证》(J209房地证2015字第08055号)，拟证明胡增文等四人与其父母是一户，并且只有一个宅基地。 6.《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的通告》(铜府〔2017〕131号)； 7.《重庆市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铜国土房管征补公〔2017〕18号)； 8.重庆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疑难问题综述； 9.重庆高院的十大典型案例； 证据7-9，拟证明胡增文等四人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经一审庭审质证，胡增文等四人对重庆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重庆市政府对胡增文等四人提交的证据1、2、4、5、6、7无异议，对证据3、8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重庆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胡增文等四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重庆市政府一致。 一审法院对经各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认证如下：重庆市政府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胡增文等四人提交的证据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9不属于法律、法规及规章，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证据3与胡增文等四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在2005年在城镇购买房屋约130平方米，而其在农村与其父母共有房屋面积67.2平方米的情况不完全一致，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前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胡增文等四人是否属于住房安置对象问题。《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上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房屋的征地农转非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一)房屋被拆迁的未转非的村民；（二）房屋未被拆迁的人员；（三）通过买卖、继承、赠予等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城镇人员，但在城镇确无住房的除外。前款第（一）项规定的人员，其房屋被拆迁后，可以按照农村宅基地管理的规定申请宅基地。”本案中，胡增文等四人在铜梁区人民政府发布《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的通告》（铜府〔2017〕131号）前户籍已为非农业户口，并不是被拆迁房屋征地农转非人员，故不符合住房安置人员规定。同时，《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在政府批准征用土地之日前，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城镇人员，具有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且城镇确无住房的被拆迁人，经住房安置方审核同意后，可申请按本办法规定的住房安置标准按建安造价的50%优惠购买住房”。胡增文户的张才凤、胡菲、胡锐因既不属于征地农转非人员，亦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没有农房，故该三人亦不属于享受优惠购房待遇条件的人员。鉴于胡增文在征收范围享有与其父母共有的农房，根据《重庆市铜梁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蒲吕街道大塘村三组等3个村7个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铜国土房管征补公〔2017〕18号）规定，可以给予胡增文特殊安置对象补偿安置，系充分保障被征地范围拥有农房者的合法权益，与《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确定的征收原则并不相悖，故重庆市政府裁决对胡增文参照“特殊安置对象”优惠购房并无不当。另外，关于胡增文等四人上诉提出其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受住房安置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虽然胡增文等四人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人员安置和住房安置对象界定应当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范调整其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并非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身份界定是否享受征地住房安置待遇。故重庆市政府依据集体土地征收行政法律规范认定胡增文等四人不符合住房安置对象的条件，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胡增文等四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增文、张才凤、胡菲、胡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邬继荣 审 判 员 龙贤仲 审 判 员 张 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刘津坤 书 记 员 付桂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