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1025行初40号 原告李文君，女，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资中县。 被告资中县公安局，住所地资中县重龙镇下大东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张成庚，局长。 出庭负责人人王大鹏，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利，该局法制监督大队民警。 原告李文君不服被告资中县公安局（简称“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4日作出的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文君、被告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大鹏、委托代理人马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4日对李文君作出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195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8年10月23日，李文君以反映问题为由，到不允许信访人员走访、滞留或聚集的北京市城区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9年2月28日，李文君在两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期，在被公安机关训诫过一次，明知不能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的情况下，仍然前往该地区上访，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于当日18时被中南海地区执勤民警当场挡获并再次给予训诫。以上事实有李文君本人陈述、训诫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文君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对李文君持有的进京非访的举报材料十套予以收缴。执行方式和期限由资中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送李文君到资中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十日（期限从2019年3月4日到2019年3月14日）。 原告李文君诉称：一、原告的信访行为不违法，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原告本在资中县新桥镇白云湖合法经营农家乐、客船，但政府要求停业，并承诺对原告进行赔偿、补偿，但原告已停业几年，政府一直未对原告予以赔偿、补偿，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到相关部门进行信访。2018年8月5日，原告按照信访规定和程序到公安部、水利部、国家信访局的信访接待处提交信访资料时，接访人员说2个月内答复，同时被资中县主管信访工作的领导接回资中，说县政府会及时为原告解决。在2个多月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10月23日，来到公安部、水利部、国家信访局的信访接待处询问情况，水利部接访人员说已转交四川省办理，原告说找了四川省多次没结果才到北京，接访人员叫原告去找四川省驻京办，由他们接待处处理来京人员的事。由于原告向他人打听和拨打114查询均找不到四川省驻京办，路人提示原告可以问警察，原告在水利部附近向警察询问四川省驻京办地址时，被警察带到一处地方等候，后被送到了北京久敬庄，没有见到省驻京办领导，却被镇领导接回了资中，来接原告的镇领导打电话给王冬县长说相信县政府会解决好。又好几个月过去了，原告多次找县政府、镇政府，但原告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2019年2月28日，原告又到了以上部门反映、询问，又被告知找省驻京办，在求助警察问路时，被带到北京马家楼。第二天，县信访局和镇政府领导将原告带到一宾馆内，扣留了原告的身份证件。2019年3月3日，县信访局和镇政府领导将原告和另一名姓谢的资中籍信访人员带回到资中县开发区五馆外面时，资中县公安局的警车将原告乘坐的车拦住，开到资中县拘留所，对原告进行了强制传唤，并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且已执行。原告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年未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按照信访程序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信访接待处反映情况，每次都是一个人去，并没有纠结其他信访人员，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也是到指定的接待处，没有冲击行政机关和影响其正常工作秩序，也没有到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南海周边上访，更没有聚众起哄闹事，阻碍有关人员维持公共秩序的行为，是主动向警察问路，不是被挡获。举报人李某在公安局的证言是一派胡言，原告只对他讲了向信访机关反映资中县公安局、水务局、政府等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其他不是原告讲的，什么7000元上访费的事是到北京来接原告的人讲的。北京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原告没有见过，两份训诫书没有被训诫人签名，训诫书记载的内容并没有原告违法的具体地点，有何种扰乱治安的行为，是作出行政拘留后才有的虚假证据，而且所谓的训诫书上内容的实质是告知原告哪些地方能去和哪些地方不能去，而原告本来也没有到不能去的地方上访。因此，原告的信访行为是按照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也没有违反治安处罚法的规定，故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违法决定。二、县公安局无权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原告每次信访都是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的，2019年2月28日，原告上访后在求助警察询问省驻京办地址时，也没有聚众起哄闹事，阻挠行为，并未违法，所以北京市公安机关未对原告进行任何处罚。原告被带到北京马家楼信访人员集中点，第二天，县信访局和镇政府领导将原告带回资中，是对信访人员管理的正常接待行为，不是公安机关之间治安案件的移交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如果原告的信访行为违法，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在原告的信访行为不违法，北京市公安机关未予行政处罚，又没有移交给资中县公安局的情况下，资中县公安局无权对原告的信访行为作任何处罚决定。 综上所述，原告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年未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按照信访程序一人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信访接待处反映情况，没有冲击国家行政机关影响其正常工作秩序，更没有聚众起哄闹事，阻挠有关人员维持公共秩序的行为，原告的信访行为合法，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依据。在原告的信访行为并不违法，北京市公安机关未对原告的信访行为处罚，县信访局和镇政府领导按照信访人员管理的正常接待程序将原告带回资中，北京市公安机关并没有向资中县公安局进行治安案件移交的情况下，资中县公安局无权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资中县公安局在原告无违法事实，又无管辖权的前提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仅是证据不足，而且是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195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李文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县公安局辩称：第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经我局依法查明，李文君于2018年8月、2018年10月和2019年2月。先后三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其中2018年10月23日，2019年2月28日因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两次训诫，该行为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听劝阻，情节较重的行为。上述事实有李文君本人的陈述和申辩、报案人李某的证人证言、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和训诫书、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劝返接回通知单、资中县公安局接受证据清单、到案说明、李文君人口信息表、人身检查笔录、证据保全清单等证据证实。虽然李文君只承认自己于2018年8月、2018年10月和2019年2月先后三次到北京上访的事实，否认自己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及被北京市派出所在中南海周边执行勤务的民警发现后予以了训诫的事实，但全案证据能够证实李文君前往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非正常信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我局认定李文君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的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之间相互应征，形成证据锁链，认定事实清楚，充分证明了李文君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原告李文君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3月4日对李文君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对其持有的进京非访的举报材料十套予以收缴，适用法律正确。第二、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我局在办理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受案登记、传唤询问、人身检查、处罚告知、申辩复核、审核审批及通知家属等全部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有李文君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卷宗材料为证。同时，我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依据，证明我局办理李文君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第三。李文君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是原告三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其中两次到达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在中南海周边执行勤务的民警发现后予以训诫并提供了训诫书和出具了工作说明，李文君的行为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二是原告所称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的情况不属实，该案有询问笔录、工作说明、训诫书、人身检查笔录等证据证明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成立。三是原告称县公安局无管辖权的理由不成立，原告的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北京市城区，但其居住地为资中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之规定，本案经报案人李某报至我局，我局依法具有管辖权。四是在办理原告被行政处罚案过程中，我局及我局执法人员完全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任何违纪违法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诉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1.原告李文君违法事实的依据共9份，证明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进行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包括：原告的户籍信息、原告的2份询问笔录、证人李某的询问笔录、上访材料的影印件、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两份（时间分别为2018年10月23日、2019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机关向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移交劝返接回上访人员的清单、到案说明、原告在北京上访的视频光碟一张。 2.被告县公安局执法程序方面的依据共16份，证明被告县公安局执法程序的合法性，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物品清单、受案登记表、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登记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资中县公安局人身检查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接收证据清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告知陈述申辩复核意见笔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登记表。 3.被告县公安局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系被告县公安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系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进行处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系被告县公安局执法程序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被告县公安局所举证据经原告李文君当庭质证，原告认为县公安局所举的事实证据中的训诫书没有见过，其没有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过，县公安局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原告到北京是正常的信访；对县公安局提交的程序性证据未发表正面质证意见，但认可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将相关内容念给其听，其未签字，不同意拘留；对县公安局出示的法律依据，原告表示对法条不清楚，认为其在北京违法，应由北京市公安局对其进行处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县公安局认定原告三次到北京上访并因两次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而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训诫的事实证据包括原告的询问笔录、证人的调查笔录、原告在北京的视频光碟、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和工作说明、原告随身携带的上访材料等，且原告本人对到北京上访的事实也予以承认，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县公安局所举执法程序的证据中证据均真实、合法，能够证实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履行了相关程序，本院予以采信；县公安局提交的法律依据现行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文君以其在资中县新桥镇白云湖经营的农家乐和游船生意被相关部门停业而未获得赔偿为由，长期到各级信访部门和行政机关上访。2018年8月，原告到北京上访，后被资中县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回。2018年10月23日，原告又到北京上访，在北京市城区中南海周边被执勤民警发现，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随后被资中县兴隆街镇的工作人员接回资中县。2019年2月底，原告再次到北京上访，在2月28日，其在中南海周边地区被执勤民警发现，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随后，北京市公安机关将原告及其他几名上访人员移交给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带走。2019年3月4日凌晨，资中县兴隆街政府的工作人员将原告接回资中，并向资中县公安局报案，当天凌晨2点过，县公安局将原告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询问，随即电话通知了原告的丈夫蒋礼超。原告到案后，被告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对其人身进行了检查，对其随身携带的上访材料十套进行证据保全并予以扣押。被告在调查取证后，认定原告于2018年10月23日、2019年2月28日两次前往北京市城区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法上访，并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其行为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决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对其持有的进京非访的举报材料十套予以收缴。县公安局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理由，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并对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复核。当日，县公安局向原告宣告并送达了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原告送入资中县拘留所执行拘留，并将原告被行政拘留的原因和处所通知了其家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和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县公安局具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李文君持上访材料到中南海周边进行上访的行为是否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被告县公安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所收集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原告于2018年10月23日、2019年2月28日两次在中南海地区上访，并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的事实。中南海系党和国家重要机构住所地，原告持上访材料在中南海周边地区滞留的行为，属扰乱该地区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由于原告在2018年10月23日因在中南海周边进行上访的行为已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过，其于2019年2月28日再次实施相同的违法行为而被训诫，其行为应属情节较重。虽然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北京市，但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县公安局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可以对本案予以管辖，故原告认为县公安局无权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理由应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规定处理”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的规定，由于原告在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属情节较重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故被告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收缴其上访的举报材料十套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中被告县公安局在立案后，对案件事实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在处罚过程中，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并通知了原告家属，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也未提出异议，故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的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文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文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畅 审 判 员 胡  相  林 人民陪审员 黎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代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