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5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37年8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女，1958年12月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系张某1的儿媳，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60年1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城县大双庙镇巴里营子村第八村民小组，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双庙镇巴里营子村八组。负责人：裴某1，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裴某1，男，1958年6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上诉人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宁城县大双庙镇巴里营子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巴里营子村八组）、裴某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9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二被上诉人之间发包上诉人位于“赶牛道地”1.65亩承包地的行为无效，并由二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位于“赶牛道地”承包地1.65亩。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首先，本组的机动地在“大井”地块而不是在“赶牛道”地块，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在“赶牛道”调换取得的1.65亩承包地是机动地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997年和2000年建筑棚室时，在“赶牛道”地块有地的上诉人建棚是调换土地建棚，而在“赶牛道”没有承包地的部分建棚户建棚所占土地的原有承包户退出后由小组在“大井”机动地予以补地，所以土地性质不能改变，“大井”地块为机动地的性质不能因为建棚发生改变。所以在被上诉人之间如果要发包8亩机动地，应在“大井”地块划界确定机动地的位置。由于“赶牛道”地块根本就不是机动地，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书》违背事实，本身就是无效的。本案事实是1990年上诉人在本组“赶牛道”地块分得8口人的承包地2.65亩，扣除房身地后剩余1.58亩，1997年和2000年上诉人与本组其他村民调换土地建筑蔬菜大棚，2012年上诉人拆除蔬菜大棚恢复地貌种植农作物，其中上诉人两次与村民调换土地均是由上诉人用自己承包的不同地块与村民调换，由于当时在棚室小区建筑棚室的部分农户在“赶牛道”没有承包地，所有只有在“赶牛道”没有承包地的农户所占耕地的原有承包户才由小组在“大井”机动地补地。但是在“大井”地块补地的农户所补机动地自始至终还是机动地，如果棚室小区拆除，应该恢复原状，所有在“大井”补地农户各自恢复原有承包状态即可，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侵权案件。被上诉人八里营子村八组与裴某1之间的《合同书》系伪造，该合同书违背事实，确定“赶牛道”有8亩机动地明显是改变事实，故意制造矛盾，人为争抢承包地的非法合同。一审法院应当确认该合同无效而未确认，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裴某1之间存在土地使用权争议为由将侵犯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件排除人民法院审理范围。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巴里营子村八组辩称，承包的土地有小组所有的32名代表签字，是经过村民和村里同意的。裴某1辩称，第一，此地是在1998年土地调整时，为了给大棚户地，优先承包本组机动地8亩，从“赶牛道地”人均田户上搞棚，占裴学荣0.66亩、裴某21.28亩、张品祥0.96亩、张贵林1.28亩、裴学礼0.96亩、裴学刚1.28亩、张某11.58亩（计8亩），本组从“大井”机动地补。其他的地由建棚户自己对换。第二，张某11990年台账8口人，在“赶牛道地”二等地1.58亩，1998年调整地时他家是6口人，抽出2口人地，每口人2.61亩，计5.22亩，本组规定必须每口人抽二等地8分，共计1.6亩，所以此地抽出1.58亩，变成了小组机动地。第三，1998年，调整土地时，经手人有村长裴某3，治保主任裴某4，组长裴志良，代表裴某1。为了这次确权，经村民代表和党员、本组群众代表、组长签字，村委会盖章，一致同意将此地即八组“赶牛道地”8亩机动地确定在小组上。根据上述事实，本人在2017年3月17日按程序签订了合法合同，不存在侵占原告的承包地，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张某1、张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之间发包原告位于“赶牛道地”1.65亩承包地的行为无效；2.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位于“赶牛道地”承包地1.65亩，并由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父子关系，二原告于1990年在本组“赶牛道”地分得8口人承包地2.56亩（二等地），扣除房身地后剩余1.58亩。原告为种植蔬菜大棚分别于1997年、2000年与本组其他村民调换土地建筑蔬菜大棚，2012年拆除蔬菜大棚恢复地貌种植农作物。2017年3月17日，经过招标，巴里营子村八组与裴某1签订《合同书》，巴里营子村八组将赶牛道机动地8亩承包给被告裴某1，承包期50年，自2017年3月17日至2067年3月17日，《合同书》中明确了土地四至及承包费80000元。2019年春季，原告与被告裴某1因耕种涉诉的1.65亩地发生纠纷。另查明，2018年7月15日，巴里营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1份，证明在赶牛道土地有争议，暂缓确权，涉及张贵芳、张某1两户。又查明，原告诉称的1.65亩土地（即本案争议的土地）是与别人调换的土地，原告在赶牛道的1.58亩土地现在依然耕种。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供的土地台账复印件、《合同书》复印件、宁城县大双庙镇巴里营子村委会证明等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土地的使用权存在争议，如双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只能由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法院不直接处理土地使用权争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明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照片一枚，证明裴某1所述1998年变动土地是错误的，是1997年进行的小调整；申请证人张某3出庭证实，1997年土地调整时，张某2是出地户，证人是进地户，由于他在“赶牛道”的地建有大棚，用“顺道子”的1.65亩顶的“赶牛道”的1.58亩。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张某4出庭证实，第八组在“赶牛道”的8亩地原来是人口田，后来要种大棚，这块地就不能作为人口田了，换成了机动地；证人裴某4出庭证实，“赶牛道”的地一开始是个人地，后来号召建大棚，在大井子机动地给补了相应的地，“赶牛道”的地就变成了机动地；证人裴某2出庭证实，其在“赶牛道”的责任田被占了，在“大井子”补的机动地，“赶牛道”就变成了机动地；证人裴某3出庭证实，1997年建大棚时，政府有文件，在“赶牛道”占了8亩地，给补到“大井子”那里了。“赶牛道”原来是责任田，建大棚后换成了机动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不认可，没有超过三分之二；证人证言不真实，每家都知道小组有8亩机动地。对于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上诉人质证称“赶牛道”没有8亩机动地，是上诉人的人口田。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人证言认可。本院认证，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明一份因证人未到庭，本院不予采信，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照片一枚不能证明上诉人在“赶牛道”有1.65亩土地，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证言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一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裴广全与巴里营子村委会签订的《建日光温室保护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将“赶牛道”2.17亩土地承包给裴广全，承包期限为二十年，并约定不建大棚村委会有权将土地收回转包他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当事人间因承包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以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巴里营子村八组将案涉的“赶牛道”8亩土地由被上诉人裴某1承包经营不服，认为该8亩土地中包含其承包的1.65亩土地，要求确认涉及该部分土地的合同无效，将其中的1.65亩承包地返还给上诉人，故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巴里营子村八组将上诉人位于“赶牛道”的1.65亩承包地转包给了裴某1，该行为无效，应予返还并赔偿损失，因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裴某1在“赶牛道”所承包的土地中包括其1.65亩承包地，故该主张因缺乏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张某1、张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某1、张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国坤审判员 其其格审判员 张伟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应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