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民终28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启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幸福街道通刘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25199619R。 法定代表人：胡永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祖望，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森茂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振东大厦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585000021D。 法定代表人：吴涵，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康，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慧，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森茂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东外环路5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5678454936。 法定代表人：陈卫，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启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桐乡森茂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森茂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8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启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启秀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本案委托合同关系当作公司决议效力纠纷审理，方向错误，违反程序，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审理的重点应当是2014年5月22日的董事会决议，是否构成对委托合同的补充和变更，至于该决议的抬头并不重要。2013年3月14日、7月13日、2014年5月22日的三份董事会决议明确载明：桐乡森茂公司委托启秀公司向江苏道达海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达公司）索赔追回抵押土地，启秀公司持有的太仓森茂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森茂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桐乡森茂公司，并于2013年7月15日之前办理质押手续，由启秀公司负责以桐乡森茂公司名义起诉道达公司，桐乡森茂公司起诉道达公司案件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由胡永忠承担，收益由胡永忠分配。该三份决议上既有胡永忠代表启秀公司及其本人签字，又有桐乡森茂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某的签字，说明该三份决议系对2012年10月1日《委托协议书》的补充。二、一审认定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间不存在委托索赔的合同关系，从而认定桐乡森茂公司无需向启秀公司支付分配款，属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委托协议书》是主合同，确立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委托人是桐乡森茂公司，受托人是启秀公司和胡永忠，委托事项是委托启秀公司、胡永忠以桐乡森茂公司的土地作为抵押物而请道达公司对外融资，当然包括延伸索赔。2012年10月18日，启秀公司、胡永忠与道达公司、李爱东签订的《融资合作协议》是《委托协议书》的组成部分。该《融资合作协议》是启秀公司受桐乡森茂公司的委托而签订，桐乡森茂公司对该合同是完全认可的，桐乡森茂公司起诉道达公司，所依据的就是该《融资合作协议》。2、委托合同可以变更和补充，本案中，股东会决议、担保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都是《委托协议书》的补充和变更。如有不一致，应以后一份为准。3、董事会决议既是公司文件，又是《委托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启秀公司、江阴森茂公司、桐乡森茂公司为关联公司，2013年、2014年期间，江阴森茂公司、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均为李锦明、胡永忠、樊某、陈卫、叶锋，三份董事会决议既是江阴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也是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4、桐乡森茂公司可以承认、放弃、变更自己的索赔所得。三份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向道达公司索赔以及索赔所得款如何分配的内容，是对《委托协议书》的补充和变更。桐乡森茂公司与启秀公司以及胡永忠的委托合同关系从未中断，委托事务涵盖最初的融资贷款，到后期向道达公司的索赔，以及索赔款的分配。三、一审只认为受托人应承担义务，不认为受托人应享受权益，违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适用法律错误。1、桐乡森茂公司拒不执行胡永忠的分配向启秀公司支付分配款8289081.38元，构成对委托合同的违约，造成启秀公司损失。2、启秀公司并非仅因为向桐乡森茂公司提供了质押担保而主张分配款。提供质押担保和有关分配款的约定都是《委托协议书》的补充内容，为何补充的义务有效，补充的权利就无效？3、前后两份民事起诉状足以证明启秀公司受桐乡森茂公司的委托向道达公司索赔。4、胡永忠、启秀公司应当享有受托索赔事务和提供担保的对价。5、索赔成功，依法应当由委托人桐乡森茂公司向受托人启秀公司支付报酬。第一次对道达公司的诉讼胜诉后，桐乡森茂公司背着启秀公司对道达公司提起第二次诉讼，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甚至赖掉启秀公司应得的报酬。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胡永忠对桐乡森茂公司起诉道达公司所获得的款项进行分配是基于委托合同的约定，与其分配时的任职无关，桐乡森茂公司应当向启秀公司支付分配款8289081.38元。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首先，合同形式多样，一审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认定三份董事会决议的合同效力。其次，合同可以变更，一审应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三份董事会决议对委托合同进行了变更。第三，合同必须信守，一审应适用合同法第八条是规定。第四，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方道达公司违约是正常的商业风险，不能视为启秀公司的违约行为。该商业风险依法应由委托人桐乡森茂公司承担，不能由受托人承担。桐乡森茂公司为了分散风险，通过协议要求胡永忠、启秀公司办理对道达公司的索赔事务，并要求提供反担保。启秀公司以所持价值上亿元的太仓森茂公司的股权质押给桐乡森茂公司。经启秀公司努力，道达公司还清了贷款，桐乡森茂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抵押解除后，启秀公司的质押才随之解除。启秀公司和胡永忠为保障桐乡森茂公司的权利已经承担了担保风险。 桐乡森茂公司答辩称，一审的审判思路是正确的，相关决议的效力与本案事实的查明密切相关。双方存在委托融资的关系，启秀公司办理索赔事务，是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启秀公司认为双方对委托关系进行协议变更，没有依据，相关的董事会决议不是桐乡森茂公司的意思表示。客观上，启秀公司在委托融资合同关系下的义务也没有履行，不能主张受托费用，而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启秀公司未能履行委托融资义务，导致桐乡森茂公司产生大量损失，启秀公司无权主张分配收益。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启秀公司存在恶意诉讼，超标的查封，请求驳回上诉。 江阴森茂公司答辩称，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间存在委托融资关系，并不存在委托索赔关系，启秀公司所作的分配桐乡森茂公司财产的决定，依据的是江阴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显然不具有法律效力。分配公司财产属股东会的职权，公司高管无权分配。桐乡森茂公司已不是江阴森茂公司的子公司，本案与江阴森茂公司无关。如果启秀公司要主张委托融资关系中的收入，应向桐乡森茂公司主张。本案系启秀公司进行的恶意诉讼，目的是为了逃避对江阴森茂公司所负债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启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公司连带支付启秀公司分配款8289081.38元，并从2016年5月21曰起至实际付清之日就所欠金额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给启秀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桐乡森茂公司委托启秀公司融资的情况。 2012年10月1日，桐乡森茂公司、启秀公司、胡永忠三方签订委托协议书1份，约定桐乡森茂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桐乡市面积52503.67平方米（桐国用2011第22616号）的土地委托启秀公司，并由启秀公司委托道达公司进行融资抵押贷款1.2亿元。启秀公司承诺该土地办理抵押登记后二个月内，上述金额到桐乡森茂公司或桐乡森茂公司指定账户。融资时间为一年，即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桐乡森茂公司按委托贷款金额的12.5%（12.5%为年息，按季支付，不满一年的按日支付）支付给启秀公司或第三方委托费用，该费用在启秀公司完成委托事项（即贷款金额按本协议约定到达桐乡森茂公司账户）后十日内开始支付，启秀公司未如期完成委托事项的，桐乡森茂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因启秀公司转委托道达公司进行抵押贷款，该笔款项（1.2亿）未到桐乡森茂公司指定账户前及临近还款期，桐乡森茂公司汇入道达公司后至道达公司还款完成期间，启秀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其拥有太仓森茂公司50%股权质押于桐乡森茂公司；胡永忠在上述期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道达公司按时还款，桐乡森茂公司土地解除抵押后，启秀公司、胡永忠担保（含股权质押）责任解除。如该土地办理抵押登记后二个月内该笔款项（1.2亿）未能到桐乡森茂公司指定账户，桐乡森茂公司有权要求启秀公司、胡永忠承担责任或注销设定在该土地上之抵押权。 2012年10月18日，道达公司、李爱东（甲方）与启秀公司、胡永忠（乙方）签订《融资合作协议》，约定：一、（借款）：道达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江苏省分行）融资，融资金额1.2亿元，道达公司承诺在完成抵押登记且获得贷款发放后2个月内，须将贷款资金全额借予启秀公司使用，并汇至启秀公司指定账户。启秀公司同意为道达公司在国开行江苏省分行融资提供位于桐乡市土地52503.67平方米【土地证编号为“桐国用（2011）第22616号”】作为抵押担保。启秀公司为道达公司融资抵押担保的时间为1年，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二、（甲方责任）：道达公司应确保最迟在本贷款到期之日将本贷款归还银行。道达公司必须确保启秀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安全，同时李爱东为道达公司向启秀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由道达公司挪用银行贷款或逾期归还银行贷款的，以及在取得银行贷款不按约定及时向启秀公司借款的情形之一时，道达公司必须在最迟3日内按启秀公司的要求，置换出启秀公司提供的担保抵押，逾期时启秀公司可以无条件向道达公司、李爱东同时进行追偿，启秀公司的追偿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抵押物价款和利息、诉讼与执行费用、律师费用等，启秀公司担保抵押物价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三、（乙方责任）：略。四、（其他）：如道达公司在2012年10月底前未能成功融资，此协议自动作废，启秀公司收回土地证，且道达公司有义务在未来1个月内，为启秀公司注销土地他项权证。 2012年10月19日，道达公司与国开行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经办行为国开行江苏省分行），约定：道达公司向国开行借款1.2亿元，用途为道达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期限为2012年10月23日起至2013年10月22日止，道达公司应在2012年10月23日提取1.2亿元，于2013年10月22日偿还1.2亿元。本合同采取如下担保方式：一、由保证人李爱东及其配偶赵晓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二、由抵押人桐乡森茂公司以其依法拥有的可以抵押的52503.67平方米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为“桐国用（2011）第22616号”】提供抵押担保；保证人和抵押人应及时和贷款人依法签订有效担保合同，并承担共同连带担保责任。同日，桐乡森茂公司与国开行签订《人民币资金贷款抵押合同》，约定以其拥有的52503.67平方米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为“桐国用（2011）第22616号”】为前述贷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后涉案土地设定了抵押权，期限为2012年10月23日至2013年10月22日，抵押权人为国开行江苏省分行。 2013年7月15日，桐乡森茂公司与启秀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启秀公司将其持有的太仓森茂公司50%的股权出质给桐乡森茂公司，并于同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后于2014年1月6日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2013年7月17日，启秀公司、胡永忠与桐乡森茂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为降低桐乡森茂公司在国开行江苏省分行行使抵押权后实现追偿权的风险，启秀公司、胡永忠向桐乡森茂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桐乡森茂公司享有追偿权之日后两年止。 二、道达公司未按约交付款项以及桐乡森茂公司向道达公司维权的情况。 《融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在桐乡森茂公司的配合下，道达公司从国开行获得了1.2亿元的贷款，应当在约定期间内将该1.2亿元打入启秀公司指定的账户。道达公司获得了1.2亿元的银行贷款后没有按约及时汇入启秀公司指定账户，导致桐乡森茂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道达公司、李爱东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为此，桐乡森茂公司将道达公司、李爱东起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院，该院判决道达公司支付桐乡森茂公司5681088元，李爱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道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该起诉讼一审时，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曾拟共同作为原告起诉道达公司和李爱东，后确定以桐乡森茂公司为原告起诉道达公司和李爱东，启秀公司列为第三人的方式提起诉讼。2015年5月11日，桐乡森茂公司向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由道达公司更名而来，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李爱东主张上述判决支持的违约金计算节点后产生的违约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005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振华公司支付桐乡森茂公司6036164.38元，李爱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董事会决议和分配通知书载明的内容。 2013年3月14日，森茂集团在森太集团二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参加人员为李锦明、樊某、胡永忠、陈卫、叶锋、李锦龙，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其中第十九条载明“启秀集团负责道达公司抵押的桐乡土地他项权证在两个月撤销后，2012年12月22日股东会关于无条件转让股份的决议自动终止；在桐乡土地他项权证撤销前，启秀集团仍以太仓森茂50%的股权作抵押”。 2013年7月13日，森茂集团在太仓市兰德莱茵酒店二楼召开董事会，参加人员为李锦明、樊某、胡永忠、陈卫、叶锋，并作出董事会决议：一、桐乡土地案件诉讼之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由启秀公司承担（具体支付方式：1、法院诉讼费已经由桐乡森茂公司付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故此费用由启秀公司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15日内支付到桐乡森茂公司。2、律师费由启秀公司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3日内直接支付给相应律师。）以上费用最终由被告承担的，可由启秀公司接受。二、启秀公司持有的太仓森茂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桐乡森茂公司并于2013年7月15日之前配合办理相关质押手续并追加其他担保方式。三、启秀公司提供上述质押或者其他担保方式的基础上，桐乡森茂公司股东会原则同意对道达公司解除查封事宜；具体是否解封，由胡永忠（启秀公司）根据相关信息，权衡定夺。 2014年5月22日，江阴森茂公司在森太集团二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参加人员为胡永忠、陈卫、李锦明、樊某、叶锋，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其中第5条载明“道达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由胡总承担，收益由胡总分配”。 2016年5月21日，胡永忠出具分配通知书给桐乡森茂公司，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道达公司支付给桐乡森茂公司的5725890元，分配给桐乡森茂公司112055元（诉讼费107055元、保全费5000元），给启秀公司5113835元，给胡永忠、陈卫、樊某、李锦明、叶锋各100000元。 2017年5月16日，胡永忠出具分配通知给桐乡森茂公司，除重申2016年5月21日的分配通知书内容外，新增将根据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0058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振华公司支付给桐乡森茂公司的6063191.38元，分配给桐乡森茂公司100000元，给启秀公司5213191.38元，给胡永忠、陈卫、樊某、李锦明、叶锋各150000元。 2018年8月17日，胡永忠出具分配通知书给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公司，称经多方沟通有人提出2017年5月16日的分配方案不尽合理，对2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振华公司支付的11789081.38元重新分配，给胡永忠2000000元，给桐乡森茂公司500000元，给启秀公司8289081.38元，给陈卫、樊某、李锦明、叶锋各250000元。 四、江阴森茂公司与启秀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情况。 2016年3月2日，江阴森茂公司起诉启秀公司，要求启秀公司归还借款本息，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1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启秀公司支付江阴森茂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2民终3471号民事判决书二审维持该判决。江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1民初14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启秀公司支付江阴森茂公司在（2016）苏0281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借款金额自2016年2月21日起计算的利息。 五、桐乡森茂公司的基本信息。 桐乡森茂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1日。成立时由太仓森茂公司持股100%，2013年3月25日变更为由江阴森茂公司持股100%，2015年8月19日变更为由上海跃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股100%，2018年2月2日变更为由上海智伟实业有限公司持股5%、上海跃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股95%。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樊某，2015年1月5日变更为陈卫，2015年8月19日变更为杨伟，2018年11月8日变更为徐冰。成立时李锦明任董事长，陈卫、樊某、胡永忠、叶锋任董事，李金龙任监事，樊某同时任经理；2015年1月5日变更为陈卫任执行董事兼经理，李金龙任监事；2015年8月19日变更为杨伟任执行董事兼经理，郁旻哲任监事；2018年2月2日变更为杨伟任执行董事，廖荣兰任监事；2018年11月8日变更为徐冰任执行董事，廖荣兰任监事。 2011年10月14日，桐乡森茂公司的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行使下列职权（节选）：（二）委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股东作出上述决定时，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签名后置备于公司。第九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人，由股东委派。第十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行使下列职权（节选）：（二）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三）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2014年12月15日，桐乡森茂公司的章程对上述第九、十条进行了修改：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由股东委派。2018年1月25日，桐乡森茂公司的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节选）：（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对上述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第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六、江阴森茂公司的基本信息。 江阴森茂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0日。成立时由樊某、太仓市森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盛江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苏州文汇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太仓森茂公司持股；2014年8月8日，太仓森茂公司退出，新增太仓市大秦木业有限公司为股东；2014年12月5日，变更为由上海盛江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持股100%；2018年3月28日，新增太仓森茂公司为股东。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樊某，2014年3月12日变更为李金龙，2014年12月31日变更为陈卫。成立时李金龙任执行董事，樊某任监事，2014年12月15日变更为陈卫任执行董事，李金龙任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对双方之间的委托融资合同关系无异议，但对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索赔合同关系有异议，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桐乡森茂公司及江阴森茂公司是否应当依据启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永忠出具的分配通知书支付给启秀公司分配款8289081.38元及相应利息。 第一，根据桐乡森茂公司与启秀公司、胡永忠于2012年10月1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桐乡森茂公司按委托贷款金额的年利率12.5%支付给启秀公司或第三方委托费用，启秀公司如未完成委托事项的，桐乡森茂公司有权拒绝支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桐乡森茂公司实际使用贷款3000万元20天，也即启秀公司仅部分完成委托事项，对此，若启秀公司向桐乡森茂公司主张委托费用，应另行主张，本案中，启秀公司要求桐乡森茂公司支付的款项组成并非来源于该约定，故本案中不作认定及处理。 第二，2013年3月14日的董事会决议未明确载明“桐乡森茂公司董事会决议”，但参加人员确系该时段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可以视为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该董事会决议中唯一与本案相关的第十九条内容仅确认了启秀公司将其持有的太仓森茂公司的股权质押给桐乡森茂公司的事宜，而该内容符合桐乡森茂公司与启秀公司、胡永忠于2012年10月1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中的约定，对启秀公司主张桐乡森茂公司支付的款项没有证明及依据作用。2013年7月13日的董事会决议未明确载明“桐乡森茂公司董事会决议”，但参加人员确系该时段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可以视为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该决议第一条中关于支付诉讼费、律师费的决定实际未履行，第二、三条内容对启秀公司主张桐乡森茂公司支付的款项没有证明及依据作用。同时，根据桐乡森茂公司该时段的章程，董事会报告须经股东审议批准并以书面形式置备于公司，上述两份董事会决议未经桐乡森茂公司的股东江阴森茂公司审议批准，不能视为桐乡森茂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依据。2014年5月22日的董事会决议抬头明确为“江阴森茂董事会决议”，并非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该时段江阴森茂公司并未设董事会，即使该决议抬头系笔误，实为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与前两份董事会决议同理，未经股东江阴森茂公司审议批准，不能视为桐乡森茂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依据。故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索赔合同关系。 第三，首先，2014年12月15日，桐乡森茂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2015年1月5日工商登记变更为由陈卫任执行董事，故胡永忠自此不再担任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其次，2014年8月8日，太仓森茂公司退出江阴森茂公司，2018年3月28日，江阴森茂公司新增太仓森茂公司为股东，但启秀公司已于2015年12月17日退出太仓森茂公司，故胡永忠也并非桐乡森茂公司的股东江阴森茂公司的成员。在既不是桐乡森茂公司的董事，也非桐乡森茂公司的所谓间接股东的情况下，胡永忠依据未经桐乡森茂公司的股东审议批准的董事会决议，擅自对属于桐乡森茂公司的赔偿款进行分配，却没有获得桐乡森茂公司的股东决定认可，该分配通知书对桐乡森茂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四，根据桐乡森茂公司和启秀公司、胡永忠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如土地办理抵押登记后二个月内该笔款项（1.2亿元）未能到桐乡森茂公司指定账户，桐乡森茂公司有权要求启秀公司、胡永忠承担责任或注销设定在该土地上之抵押权。由此看来，道达公司未能按约支付款项，导致桐乡森茂公司未能如约获得款项的，启秀公司和胡永忠也应对桐乡森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启秀公司协助桐乡森茂公司向道达公司主张赔偿所做的工作，例如发函向道达公司催讨、委托律师进行诉讼等，均系履行委托协议书的附随义务，不应由此获得高达桐乡森茂公司所获赔偿款三分之二的所谓分配款。但启秀公司先行支付的律师费50000元，属于其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桐乡森茂公司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至于启秀公司所称的以其持有的太仓森茂公司50%的股权质押给桐乡森茂公司，属委托协议书中约定的启秀公司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也未对启秀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更不应以此向桐乡森茂公司主张所谓分配款。 第五，向道达公司维权的是桐乡森茂公司，并非江阴森茂公司，启秀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索赔合同关系，与江阴森茂公司之间更不存在委托索赔关系，启秀公司以其欠江阴森茂公司款项为由主张与本案所诉款项抵消，故要求江阴森茂公司与桐乡森茂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桐乡森茂公司应支付启秀公司律师费50000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桐乡森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启秀公司5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启秀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82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4824元，由启秀公司负担72731元，桐乡森茂公司负担2093元（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为：62×××63，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 二审中，启秀公司申请证人樊某出庭作证，并提供樊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樊某在三份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是代表桐乡森茂公司，该三份决议对桐乡森茂公司具有约束力，是对《委托协议书》的补充。 经质证，桐乡森茂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人与胡永忠存在合作关系，其陈述的可信度不高，不能仅凭樊某的签字就认定系桐乡森茂公司的意思表示，根据其他证据显示，如果是桐乡森茂公司的意思表示，都会加盖公司印章，樊某个人的签字对桐乡森茂公司没有约束力。江阴森茂公司质证认为，樊某是本案所涉分配款的受益人之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2014年5月22日的董事会决议是江阴森茂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无权处置桐乡森茂公司的财产，对证人的证言，不应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樊某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根据其陈述，也不足以认定胡永忠有权对桐乡森茂公司的诉讼所得进行分配，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桐乡森茂公司、江阴森茂公司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工商登记显示，2019年10月21日，桐乡森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冰变更为吴涵。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永忠是否有权对桐乡森茂公司起诉振华公司的诉讼收益进行分配。启秀公司主张桐乡森茂公司应按胡永忠的分配决定支付分配款的主要依据，是其提供的2014年5月22日的董事会决议。启秀公司主张该决议实质上是启秀公司、胡永忠与桐乡森茂公司达成的关于《委托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对桐乡森茂公司具有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启秀公司的该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该文件系根据相关会议形成，而会议讨论的是公司近况及相关事宜，参加人员为相关公司董事，文件标题也明确载明为董事会决议。因此，该文件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属相关公司董事会决议。启秀公司仅凭参会签字人员中包含启秀公司法定代表人、桐乡森茂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即认为属两公司间达成的补充协议，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即使该决议属桐乡森茂公司董事会决议，胡永忠、樊某等作为董事会成员，应当清楚桐乡森茂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因该决议涉及到公司利润分配，根据章程规定，需由桐乡森茂公司股东审议批准。由于该决议并未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不能视为桐乡森茂公司作出了相关意思表示。最后，启秀公司未能按照《委托协议书》的约定收取委托费用，属协议当事人关于商业风险的安排，依照约定，该商业风险应由启秀公司承担。启秀公司将桐乡森茂公司向振华公司的索赔收益视为对其损失的弥补，没有依据。启秀公司虽然在注销桐乡森茂公司提供的土地抵押权以及索赔事务中，提供了支持，但属于履行《委托协议书》第四条、第五条约定的义务。启秀公司据此主张胡永忠有权对索赔收益进行分配，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启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24元，由上诉人江苏启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汪先才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