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0民初19286号原告：许文斌，女，197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松(系原告之夫)，男，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善权，上海市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雷达，男，197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许文斌与被告张雷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文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松、陈善权，被告张雷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文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买卖合同，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4,400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14,4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被告最后一次交货2018年3月28日至判决生效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案外人金某某(因涉嫌诈骗罪现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认识被告。被告做一款名为佐丹力的营养代餐“159产品”的销售，2017年6月2日，被告向原告推荐该产品，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18,000元购买200盒“159产品”，但被告之后仅向原告交付40盒，其余未交付。被告张雷达辩称，确认在2017年6月2日收到原告交付的18,000元货款，用于购买200盒“159产品”。根据被告的笔记记录，被告在2017年6月9日至2018年5月31日间共计向原告交付240盒产品，超出的盒数是原告之后曾又购买了3600元的产品。交付的产品除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28日系被告让上家寄送快递发给原告共计40盒外，其余产品均由被告亲自交付原告，因为被告本人从没有发快递的习惯。因此本案买卖合同的所有产品被告均已履行交付义务，不同意原告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2日，原告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银行转账18,000元，备注“买159产品”。该钱款系双方协商由原告向被告购买“159产品”200盒。本案诉状及2019年9月18日组织双方谈话时，原告诉称要求被告返还货款18,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原告主张被告就200盒产品均未交付，被告则辩称所有货物均由被告亲自送至原告家中、工作单位或双方吃饭时当面交付，但因双方是朋友，故并无签收凭证，被告只是会记账。被告提供的记账本上显示“Saly200盒=20套。(2017年)6月9日一套，6月16日二套，6月22日二套，6月30日二套，7月17日半套，8月2日一套，8月8日二套，8月28日二套,8月30日一套，10月15日二套，11月12日一套，12月20日半套，12月31日一套，(2018年)2月3日二套，共18套；3月14日二套，3月29日二套，5月14日一套，5月31日一套。”原告确认其微信名为“Saly”，但对记账本记录内容不予认可，并无原告的签收，认为无法反映被告将货物送至原告手中。2019年10月9日庭审时，原告陈述其回家翻看所有快递单，发现2018年3月12日及3月28日被告曾通过其上级代理向原告共计发货40盒，其余未收到，故当庭变更诉请如前。被告对原告前述其通过上级代理向原告发货40盒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坚称其余货物也已交付。在该次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关于前述两次收货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显示，原告在2018年3月12日要求被告发货2套“159产品”，被告将发货的快递单拍照给原告，2018年3月15日原告称收到快递；2018年3月28日，原告又要求被告发货，被告再次告知快递单号，并明确发货2套“159产品”，原告收到。被告对前述聊天记录认可。被告另提供了其与上级代理秦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12日原告询问秦丹可否帮忙发货“159产品”并提供原告地址，秦丹应允并将发货的快递单拍照给被告；2018年3月28日，被告又催问秦丹快递单号，秦丹告知。原告对该聊天记录亦认可。审理中，原告提供其与被告自2016年1月24日至2019年8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并称此系双方从相识至关系破裂期间的完整聊天记录。记录显示，双方在最初两年的时间里，微信聊天频繁，一段时间内曾连续每天均有聊天记录，且碰面较多。2017年2月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有关于“159产品”的交谈，原告会向被告反馈食用“159产品”的反应，被告不断鼓励原告坚持食用“159产品”，双方还会讨论该产品的效果等等。2017年6月2日，双方在聊天记录中确认被告收到原告的用于购买“159产品”的18,000元。后双方提及“159产品”发货事宜即前述2018年3月12日及2018年3月28日。另原告自2018年5月17日起又在微信中不断向被告催讨“159产品”的发货，并在聊天中反复提及小金(金某某)的贷款事宜，被告从此未在微信中有任何回应。2018年5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信息“侬既然把东西给小金，叫小金带给我，为何不直接和我见面呢？”2018年6月6日始，原告又开始催讨“159产品”，说“明后天侬凑半套159给我，我和侬碰个面”。2018年7月5日，原告发信息“1月31日小金和侬一起到我家门口拿了我老公的卡，然后去刷卡套现的，刷卡的钱一直没给我，到2月6日才和我说她把钱交给我，侬帮我申请了159代理！”之后原告又不断催促被告“159”发货直至被告于2019年8月21日将原告微信名单拉黑。被告辩称2018年5月原告询问“159产品啥时候给我”指的是另一笔36,000元的“159产品”而非本案标的，原告之前曾转账36,000元给金某某，金某某跟原告说钱给了被告，所以原告就来找被告要货，但实际被告并没有收到金某某或者原告给的36,000元，自然不可能发货。因此时原告已经来闹过，且原告与金某某进行了诉讼，所以被告未在微信中回应。原告陈述其曾应金某某和被告的要求帮他们信用卡贷款，金某某共欠原告150万元左右，2018年1月31日金某某提出用原告丈夫的信用卡套现供其使用，金某某说其中的36,000元由其转交被告代原告申请最后一批的“159产品”代理，被告也确实用这些钱为原告申请代理且申请成功，微店店长说36,000元对应的400盒“159产品”均被被告领走，且经原告询问，被告也认可收到了36,000元，所以2018年4月至6月间原告不停地在微信中向被告催讨36,000元及本案18,000元的“159产品”，在询问中，二者是笼统而没有明显区分的，原告只曾在电话中询问18,000元的“159产品”是否销售完毕，而没有在微信中明确询问。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间就原告于2017年6月2日向被告支付18,000元用于购买200盒“159产品”无异议，双方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系争产品是否如数交付。在来院第一次质证谈话中，原告坚称所有产品一盒未收到，被告则提供其自行记录的账单辩称所有产品已当面交付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供其与被告的聊天记录，被告提供其与上级代理的聊天记录，不约而同地证明在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28日，被告通过其上级代理向原告分别发货20盒“159产品”。这与被告在第一次谈话中提供账单记录的向原告出货时间基本吻合，数量一致。再综观原、被告双方的聊天记录，双方在认识的最初两年里，聊天次数频繁、见面次数频繁，可见双方熟识程度相当高，然在2018年3月12日之前，双方从未提及系争“159产品”的发货事宜，之后原告不停催促发货事宜，双方均认可是牵涉另一笔有争议的36,000元对应的“159产品”，原告亦自认在微信记录中未明显区分两笔款项对应的产品进行催讨。本院认为，自2017年6月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就18,000元产品款项的交付予以明确至2018年3月间未在频繁的聊天中提及产品的交付，被告关于双方较熟，产品均是通过见面交付且无签收凭证的辩称有一定的合情合理之处，若原告在此期间未收到产品而未有催讨，实有矛盾之处，另原告2018年3月之后的催讨又存在其他款项的混同，没有明确指向。综合以上，本院认定被告关于已实际交货的辩称在盖然性上大于原告关于未交货的陈述，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本案诉请，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许文斌要求解除双方买卖合同，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4,4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0元，由原告许文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佩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嘉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