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3676号原告：皋春，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被告：上海江苏盐城商会，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戴春明，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冬。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娟，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皋春与被告上海江苏盐城商会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皋春、被告上海江苏盐城商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皋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7,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期间工资16,5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1年7月1日进入盐城市在沪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盐城联会)秘书处工作。被告是在盐城联会基础上于2015年7月经批准注册的一级法人社团。原告在盐城联会秘书处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了被告的筹建工作，包括至所有发起人单位签名、盖公章，到本市社团组织申报审批材料等。盐城联会与被告实际上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法定代表人、办公地址及电话皆相同。被告成立后，原告工作岗位为被告会员部主任，月薪5,500元，由盐城联会及被告的账户分别发放。后来被告拖欠原告工资，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不但未予支付，被告负责人还于2018年5月28日以电话方式口头辞退了原告。为此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调整第2项诉请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上海江苏盐城商会辩称，原告于2015年底经盐城联会副会长介绍至其处工作，月工资3,000元。原告于2018年2月初主动离职，此后未再提供劳动，要求其支付此后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均无依据。其不同意原告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盐城市在沪企业联合会及被告均为社会团体法人。盐城联会于2006年11月8日经批准设立，被告于2015年12月25日经批准设立。盐城联会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戴春明。另查明，被告为原告办理了日期分别为2016年1月1日及2018年4月30日的招、退工登记备案手续，并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9年5月10日，原告就本案系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中，被告称原告于2017年2月进入其处任驾驶员，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2月初原告口头提出离职并要求其代缴社保，故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保费至同年4月，但其只是帮忙办理代缴手续，社保费用全部由原告自行承担。同年6月11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2828号裁决书，由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的工资8,758.62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000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于2011年7月1日经人介绍至盐城联会任司机，由该联会秘书长林德凯对其进行面试后同意录用，双方约定其月薪为固定的税前5,000元。其工作地点在闵行区七莘路1839弄108财富广场北楼608、609室，除了司机工作之外，还需负责邮寄商报、日常采购及缴纳水电费等。盐城联会每月月初分两笔发放其上个月全月工资，一笔3,800余元是通过盐城联会银行账号转至原告工商银行账户的，另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其1,000元。2015年时，盐城联会讨论决定在沪成立上海江苏盐城商会即被告，原告亦为被告的筹备工作付出了劳动。2015年9月召开了被告成立大会，同年12月25日被告正式成立。被告与盐城联会的办公地点、办公电话及工作人员均一致，两者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无人告知过原告劳动关系发生变化，原告的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亦均未发生变化。被告成立后原告工资涨至5,500元/月，分两笔发放，其中盐城联会转账支付3,000元，被告转账发放2,500元。2018年5月28日，秘书长吕庚佐突然致电原告，称因原告年纪大了，商会会长不同意其再继续工作，故让原告次日起不要再上班了。在被告成立之前，盐城联会未为原告办理过招退工手续，并由该会会员单位为原告办理了社保缴纳手续；被告成立之后，原告的社保由被告负责缴纳。其于2011年入职时与盐城联会签过一年期劳动合同，此后盐城联会或者被告再未与其签订过劳动合同。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其中显示，原告末尾号码为5772的工行卡开户时间为2012年7月3日，第一笔银行交易为当日末尾号码为9200的银行账户打入1,550元；后该账户按月汇入原告账户款项，除一笔金额较为固定外，部分月份有较为大额款项汇入；2016年3月22日起，末尾号码为1028的银行账户按月汇入原告账户款项，其中大多数月份为一笔3,000元，部分月份有多次汇款记录，且金额较大；2016年8月起，上述两账户基本按月分别向原告账户汇款。原告称其中固定金额为其工资外，不固定发放的系报销款；2、不同版本的“上海盐城商会通讯录”两本，其中一本显示印发时间为2014年8月，另一本未显示印发时间，其中会长、副会长等内容多数重合，另秘书处工作人员栏内均有原告姓名。原告称被告及盐城联会对外统一使用“上海盐城商会”的名称；3、网页截图一组，其中2008年4月7日的网页新闻标题为“热烈祝贺盐城市在沪企业联合会(上海盐城商会)正式成立”；商会介绍页载有“上海江苏盐城商会，是在2008年3月28日成立的盐城市在沪企业联合会(上海盐城商会)的基础上，2015年7月经由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团管理局批准注册的一级法人社团……”等内容，网页下方则显示有“主办：盐城市在沪企业联合会……”等内容，另有内容为上海盐城商会秘书处人员分工的网页截图显示，原告为“会员部主任，负责会员部工作，负责车辆使用和保养、报纸寄发工作，协助党建、行政工作”。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及盐城联会间有关联关系，其工龄应当连续计算；4、盐城联会的章程(修改草案)；5、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2018年4月9日刘丽娟向其发送微信内容如下：“你好，刘会长和吕主任说从今年3月份起每月先给你缴着社保公积金单位承担部分1,427.5元，但是个人部分619.9元需要你自己承担。3、4月份的个人部分1,239.8元请你打过来，以后每个月都要把个人部分转给我，谢谢！”原告回复：“好的，我马上把今年自己缴的费用转给你，谢谢！”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了1,239.80元。原告以此印证被告以其年纪大了为由通知2018年2月以后不再发放工资，亦不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对银行交易明细、通讯录、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确认末尾号码为1028的账户为被告所有，末尾号码为9200的账户是盐城联会的账号，但称，盐城联会每月发给原告的2,500元与被告无关,并非替被告发放的工资，而据其了解,盐城联会称原告于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在该会兼职,原告在该会需要时驾驶自有车辆提供服务，工作时间自由，无需坐班，且帮忙采办，故该会不定时支付原告油费补贴、人工费，金额不固定，而且2016年3月至同年8月期间盐城联会未发放过原告钱款；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2月解除；被告对原告其余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于2015年年底经由盐城联会副会长介绍至被告处工作，原告至被告处工作一事与盐城联会无关。其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但现已无法提交。被告于2016年1月才正式领取到营业证件，故原告入职被告处的时间应为2016年1月。双方约定原告工资为3,000元/月，实际被告也是按此标准发放原告工资的，此外被告使用原告车辆的话还需支付车辆使用费。被告每月发放原告固定实得工资3,000元，不制作工资单，故无法提交原告工资明细。原告入职后的工作地址在闵行区七莘路XXX号财富广场608、609室，即被告注册成立之后的办公地点，而盐城联会的办公地点在盐城。2018年8月被告搬迁至现在的主要营业地。原告在被告处任职司机，不需坐班，有事来即可,同时原告个人还从事对外包车业务。因为被告实际无事可做，故秘书长吕庚佐于2018年2月春节期间电话告知原告不用再来上班了，之后原告陆续来被告处拿东西，原告最后至被告处拿东西的时间是2018年5月28日。被告的发起人为欧堡利亚集团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盐城联会的发起人则为荣泰建设集团等6家单位，两者的发起人不同，只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曾担任盐城联会的理事长，故被告与盐城联会之间并无关联关系。且2012年至2016年4月期间由其他单位而非盐城商会为原告缴纳了公积金等费用。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2007年申请成立盐城联会的报告、2014年12月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使用上海江苏盐城商会使用“江苏盐城”地域名的函、2015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同意成立上海江苏盐城商会的复函、2013年9月30日显示原告自“上海贝业”离职的退工材料等一组证据。原告对报告及函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退工材料真实性不清楚，但称诉请期间确实由盐城联会的会员单位为其缴纳过社保费，而单位承担部分是由盐城联会出的。另关于社保费承担问题，原、被告一致确认，至2018年4月，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保期间的单位承担部分均由被告支付，原告支付的系个人承担部分。诉讼中，被告又称，2018年2月初，原、被告由于车辆买卖问题发生了纠纷，原告自行提出离职。后来被告处有一名副会长对原告进行了挽留，但原告不同意回来上班，双方协商后决定由被告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同年4月。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银行交易明细、通讯录、微信聊天记录、报告及函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请，本院认为，被告已为原告办理了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的退工登记备案手续，而对于为何为原告办理退工，被告先后有因原告无事可做故其要求原告离职及原告于2018年春节期间主动离职两种陈述，先后矛盾；被告亦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具有合理理由，理应承担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责任。至于原告工作年限：原、被告对于原告在盐城联会的工作年限是否应当计入被告处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盐城联会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相同，两者成员之间高度重合；其次，被告自认原告于2015年底至其处工作，然，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被告首次汇入原告工资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当中空白期间原告工资系由盐城商会发放；2016年3月至8月期间，盐城联会虽未汇款支付原告工资，然期间由被告按月支付原告款项。此可以印证，被告与盐城联会之间发放工资存在混同。综上，可认定被告与盐城联会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原告要求将在盐城联会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被告处并无不当。而原告称其于2011年7月进入盐城联会工作，但对此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印证，本院对该主张难以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盐城联会最早发放原告工资时间为2012年7月3日，本院据此确认原告工作年限自同年6月起计。至于工资基数：被告与盐城联会具有关联关系，且向劳动者发放工资的途径及方式由用人单位决定及控制，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在被告确认的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由被告关联单位盐城联会支付了原告部分薪资，被告认为该部分薪资不应计入原告薪资总数之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工资的诉请，本院认为，与前述同理，被告对其关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2月期间终结之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此与被告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及缴纳社保费截止时间均为同年4月底之事实相悖，本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采信。被告称原告至其处“拿东西”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与原告关于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截点之陈述相符；再结合原告薪资状况，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江苏盐城商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皋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000元；二、被告上海江苏盐城商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皋春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的工资16,057.4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皋春、被告上海江苏盐城商会各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