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6642号原告：赵开彬，男，196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莉，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馨，女，196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媛茜，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杰，女，1994年8月26日出生，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孙学昌，男，195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扣志军，女，1953年5月7日出生，蒙古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娟，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开彬与被告范馨、被告孙学昌、被告扣志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开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莉，被告范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媛茜、徐玉杰，被告孙学昌和被告扣志军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开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3000元；2.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周六加班工资153600元；3.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4480元；4.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7年6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106235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承担。事实与理由：赵开彬自1997年2月12日起为孙学昌提供劳动，于2001年3月9日入职北京昌君华提琴厂（以下简称昌君华提琴厂）担任副厂长，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7000元。入职后，昌君华提琴厂自2002年7月1日起为赵开彬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7月22日因工厂搬迁至河北省廊坊市，而赵开彬及家属均在北京居住及生活，因此无法到河北继续工作。范馨辩称，不同意赵开彬的诉讼请求。首先昌君华提琴厂已办理完注销登记，法人资格消灭，法定代表人范馨权利义务即告终结。范馨不是昌君华提琴厂股东，也没有过错，依法不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法庭认为范馨应承担责任，也只是承担少部分赔偿责任。其次，范馨于2017年9月25日变更为昌君华提琴厂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1月起仅负责员工工资发放，未实际参与经营与管理，昌君华提琴厂实际经营管理人系股东孙学昌，员工按照孙学昌指令开展工作。最后，昌君华提琴厂受政府政策影响迁离北京，搬迁并未导致赵开彬工资待遇不合理变化，工作地点也无明显不利影响，并积极与赵开彬协商工资待遇等事宜，并没有主动与赵开彬解除劳动关系。赵开彬申请劳动仲裁之前并未与昌君华提琴厂提及离职事宜。孙学昌、扣志军辩称，孙学昌及扣志军于2017年9月将工厂转卖给范馨，之后的经营与孙学昌及扣志军无关，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孙学昌及扣志军不知情，故不应承担责任。昌君华提琴厂因国家政策搬迁属于不可抗力，赵开彬自己不来上班。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昌君华提琴厂为赵开彬缴纳2001年10月至2001年11月以及2002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养老保险，自2004年9月起缴纳失业保险。2019年8月22日，赵开彬以昌君华提琴厂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申诉，大兴仲裁委于当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9）第013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申诉的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2019年8月26日，赵开彬以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为被申请人向大兴仲裁委申诉。大兴仲裁委于当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9）第01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申诉的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对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赵开彬主张其于1997年2月12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提交了1.工作就业证明；2.工作指令；3.暂住证；4.就业证；5.参展证；6.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7.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7月2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范馨、孙学昌、扣志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但认可所加盖的昌君华提琴厂公章的真实性；对证据2及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证据4、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可证据7中“6230582000003226035”是范馨本人账号，并主张赵开彬于2002年1月1日入职。经本院审查，工作就业证明为两份，其中日期为2016年6月3日的内容为“赵开彬自1997年2月起在本厂工作，2000年8月开始担任副厂长职务，兼安全员，负责本厂安全。”其中无日期的内容为“赵开彬自2010年5月起在本厂工作，现担任副厂长职务，并于2015年5月续签订5年的劳动合同。”暂住证现服务处所均为昌君华提琴厂。参展证上记载赵开彬担任昌君华提琴厂副厂长、厂长。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记载赵开彬工作单位“昌君华提琴厂”，生效日期为2002年7月1日。赵开彬主张其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周六日加班、200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提交了其本人书写的工作记录。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赵开彬主张其离职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因为昌君华提琴厂搬迁导致工人离职，属于单位提出离职经赵开彬同意解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主张昌君华提琴厂自2019年7月初开始搬迁至河北省，期间与赵开彬协商薪资待遇及后续保障但未谈妥，赵开彬后自行离职，其实际出勤至2019年7月22日。赵开彬主张工资差额是指2006年扣志军口头答应自2007年6月10日起每月工资增加500元，每年递增500元，但当庭表示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另查，昌君华提琴厂于2001年3月9日成立，昌君华提琴厂股东为孙学昌和扣志军，该二人出资额占比为各50%。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选举范馨为执行董事并聘任其为公司经理。2019年8月1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注销昌君华提琴厂，扣志军及孙学昌在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名。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就入职时间一节，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主张赵开彬于2002年1月1日入职，但未就昌君华提琴厂为赵开彬缴纳2001年10月及11月期间养老保险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同时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认可赵开彬提交的两份工作就业证明中公章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两份工作就业证明予以采信。根据工作就业证明记载赵开彬自1997年2月起为昌君华提琴厂提供劳动，又因昌君华提琴厂于2001年3月9日成立，故赵开彬主张其于1997年2月12日入职，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赵开彬于2001年3月9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就离职时间一节，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均认可赵开彬实际出勤至2019年7月22日，现赵开彬主张其于2019年7月22日离职，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定赵开彬与注销前的昌君华提琴厂自2001年3月9日至2019年7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就工资标准一节，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未提交赵开彬申请仲裁前二年工资支付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经本院核算赵开彬银行交易明细实发工资数额，赵开彬主张月工资为7000元，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赵开彬与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均认可昌君华提琴厂自2019年7月起从北京市搬迁至河北省的事实，属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情形，综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能够认定双方就变更工作地点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劳动关系无法继续履行，故赵开彬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赵开彬提交的工作记录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周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事实，故其要求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周六加班工资及200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资差额的问题。赵开彬未举证证明扣志军承诺为其增加工资的事实，故其要求2007年6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学昌、扣志军为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及出资人，现昌君华提琴厂已注销，二人应就昌君华提琴厂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范馨非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及出资人，故无需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学昌、扣志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开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9500元；二、驳回赵开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学昌、扣志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卉审 判 员  李慧茁人民陪审员  张渝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王佳佳书 记 员  王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