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7220号原告：吕艳秋，女，197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豫立嘉业贸易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红远，男，198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被告：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F405-2。法定代表人：吕彩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峰，男，该公司员工，联系地址同该公司。原告吕艳秋与被告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艳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红远，被告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键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艳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4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9月28日至2017年11月2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867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0月23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产假工资差额11712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2月1日至2017年11月22日工资差额67778元；5、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又名吕美鋆，于2011年9月28日入职北京恒通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担任行政科长，签订期限自2011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7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8000元。2012年11月7日劳动合同的用工主体变更为北京华泰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继续履行，2014年续签2014年9月28日至2017年9月27日的劳动合同，工资及岗位没有变化。2018年11月30日，北京华泰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被告。2016年3月原告发现怀孕，2016年10月23日生育一子。2016年10月23日至2017年3月14日原告休产假，产假结束后正常上班。2017年10月原告请病假至2017年11月31日，原告已将病假条交至公司人力部门，也在OA系统中进行了申请。2017年11月23日被告公司人事王景波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为原告病假多、经常请假，原告正常工作至该日，此后双方就赔偿金的数额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原告离职时双方签署了离职协议。被告在2012年开始未为原告足额发放工资，工资差额主要是因为公司将住房公积金中公司应缴纳部分也在个人工资中进行了扣除。2018年11月22日原告申请仲裁。被告华键汽车公司辩称，对仲裁查明的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及工资标准认可，原告月工资税前8000元，实发工资低于该数额，需要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原告所述休产假情况属实。2017年11月23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在协议书上签字放弃补偿金，表示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在职期间不存在工资差额，原告是行政科长，签署劳动合同属于原告负责的工作范畴，未签订劳动合同系原告本人的原因。认可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9月28日，吕艳秋入职北京恒通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华泰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1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吕艳秋的岗位为行政科长（管理岗），吕艳秋月工资为税前8000元。2012年11月7日，恒通华泰公司、北京华泰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汽车公司）及吕艳秋三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约定恒通华泰公司与吕艳秋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合同主体由恒通华泰公司变更为华泰汽车公司。2014年9月27日，华泰汽车公司与吕艳秋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9月28日至2017年9月27日的劳动合同，此后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2018年11月30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华泰汽车公司更名为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恒通华泰公司为吕艳秋缴纳了2012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11月的社会保险。2016年10月23日，吕艳秋分娩，产假总天数143天。2017年4月25日，吕艳秋领取了生育津贴，《北京市申领生育津贴待遇核准表》记载生育津贴金额为20653.97元，分娩时所在单位上年月平均缴费基数4333元，生育津贴发放方式为单位代发。2014年3月21日，华泰汽车公司为吕艳秋出具《收入证明》，载明吕艳秋于2011年9月28日入职，担任管理岗位，月收入税前8000元。华键汽车公司提交了《薪酬确认单》，记载吕艳秋任动力总成工程研究院行政科长，试用期工资税前6400元/月，转正工资税前8000元/月，月转正工资包括：1、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税前4480元/月+1120元/月；2、周六加班工资（每月两天，按国家法定双倍工资计算）税前1030元/月；3、综合补贴1370元/月。吕艳秋对《薪酬确认单》真实性不认可，表示并非其本人签字，但认可确认单上的内容。2017年11月23日，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吕艳秋主张华键汽车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未续签劳动合同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形，华键汽车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称吕艳秋系个人身体原因辞职，且公司不拖欠吕艳秋任何费用。华键汽车公司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离职书》。《离职书》的日期为2017年10月27日，有“吕美銎”签字，主要内容为因身体原因辞职。2、《离职申请表》。该表姓名一栏有“吕美銎、吕艳秋”签字，其中显示个人申请离职原因为“个人身体不好，问题较多，影响正常工作”，离职人签字处签写的名字为“吕美銎”。吕艳秋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可上述表中的“吕艳秋”三字为其本人书写，其余均非原告本人书写，因双方就解除金额未达成一致。3、《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存根联）的甲方为华键汽车公司，乙方为吕艳秋，入职时间为2011.9.28，所属部门为动力总成研究院，任职岗位为行政科长。甲乙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及相关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双方同意劳动关系自2017年11月23日解除，乙方在职期间无不良表现，且已办理完离职手续；双方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均已结清；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不因任何事项对甲方提起任何劳动仲裁或劳动争议；本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联，其中存根联甲方留存，员工联乙方留存，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吕艳秋对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真实性认可，主张当时签署协议书是为了领取失业金，为了获取离职证明，系公司的制式模板。协议内容本身存在问题，虽注明工资已经结清，但实际2017年11月的工资尚未发放。协议内容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中没有关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约定，也未明确写明原告放弃了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年休假及工资等权利。吕艳秋曾以华键汽车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4000元；支付2017年9月28日至2017年11月2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867元；支付2016年10月23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产假工资差额11712元；支付2012年2月1日至2017年11月22日期间工资差额67778元。2018年12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46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吕艳秋的仲裁请求。本院认为，2017年11月23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吕艳秋虽不认可离职申请表及离职表上记载的内容，表示是先在离职申请表和离职书上只签署了名字，认可签订的顺序为离职申请表、离职书，后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无论双方此前就离职申请表和离职书是否存在争议，内容是否协商一致，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双方均认可，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吕艳秋作为华键汽车公司的行政科长，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背景及判断能力，尤其是对于自身工资待遇等应得权利等有超出普通员工的敏感性和维权意识，吕艳秋办理离职时不会不考虑华键汽车公司是否存在欠发工资、补偿金等情形，如确实存在上述情形，吕艳秋在离职时定会提出异议，要求华键汽车公司补发或在离职手续等书面文件上进行特别的说明或备注。吕艳秋作为专业人士，在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明确说明“双方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均已结清。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不因任何事项对甲方提起任何劳动仲裁或劳动争议。”等相关内容情况下，仍签字确认，应视为其意思自治的表示，视为相关内容的认可和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吕艳秋虽主张该文件系经华键汽车公司胁迫所签，但吕艳秋未就此提供证据，且协议中注明“本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上述意见，对吕艳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艳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吕艳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辉审判员 李 曦审判员 宁泽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万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