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04民初2354号 原告：郭红，女，汉族，1977年05月07日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被告：汪中平，男，汉族，1986年01月15日生，住四川省大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王辉，女，汉族，1986年02月12日生，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郭红与被告汪中平、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08月2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兴安，被告汪中平、王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红请求判令：1．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450,000元，并偿还被告透支原告的信用卡资金24,000元，并从2018年03月17日始按10%年息承担资金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其中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利息为37,500元（10个月利息）；2．二被告对原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8年3月，被告找到原告，说欲开车贷公司急需资金，让原告借钱给他们。原告推脱不过，只好用自己住房抵押贷款26万元，信用卡贷款8万元，加上自有资金，于2018年3月17日转账26万元、3月20日转账9万元，共计35万元给被告汪中平。2018年5月，被告又要求原告贷款借钱，不然前面借款就不还了，原告只好又给被告在中国银行贷款8万元，于2018年5月9日向被告转账81,000元。2018年5月9日，二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和收条各一张，被告汪中平、王辉分别在借款人处签字，加上利息，共给原告出具45万元借条，被告出具借条时，原告未细看时间，后来发现时间是2017年9月1日，第二天原告找到被告，要求更改时间，被告说借你钱是事实，写2017年9月是为了避免此笔债权成为你们夫妻共同债权（原告与丈夫是2017年10月登记结婚，系再婚），原告考虑到有转账凭证就没坚持要求更改时间。被告借到钱后，不履行承诺，根本没按月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原告于2018年10月31日把被告拉到涪城区城郊派出所，被告同意每月按时偿还华夏银行本息2,500元和偿还透支原告信用卡款项24,000元，如按时偿还，原告只要被告还38万元，不执行协议原告可按450,000元起诉。协议签订后，被告分文未付。现依法起诉。 被告汪中平、王辉的答辩要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是合伙关系。原告夫妻与被告夫妻从2017年7月起经营汽车贷款业务。原告夫妻负责提供经营场所、资金，占40%股权，被告夫妻负担寻找客户、发放贷款，占60%股权；被告从2017年7月起至2018年4月，仅从银行、柜员机、支付宝向原告郭红转账就达46笔，金额达141万元，还不包括微信转账；为规避债务和法律，原告与丈夫范伯乐于2018年1月1日签订《婚前财产协议》，被告从来没借过原告款项，是共同合伙经营汽车贷款关系；如2017年9月1日《借条》成立，那么从2017年9月1日起，被告以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的款项足以清偿该债务。确认本案法律关系，应根据双方往来账目等多种情况综合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确定本案法律关系；本案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不动产登记证、结婚证、婚前财产协议书、转账凭证等，表明原、被告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而是紧密的合伙关系；原告诉称的2017年9月1日的《借条》是2018年5月9日书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夫妻是2017年10月结婚与客观事实2017年11月10日结婚不符；原告出具的借条、协议，均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予以支持，而是采取威胁、胁迫，甚至绑架我儿子的条件下形成的。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一、无争议事实 1．被告汪中平给原告郭红出具的借条、收条各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郭红现金（人民币）450000.00元整，本人汪中平身份证号：5109231986××××××××承诺将按月准时支付利息，并于2020年1月1日前归还清全部借款。借款人：汪中平，借款时间：2017年9月1日”，被告王辉在借条左下方空白处签名。收条载明“本人汪中平（身份证号）5109231986××××××××于2017年9月1日收到郭红现金（大写）肆拾伍万元（人民币），当面数清无误。特此证明，收款人：汪中平，收款时间：2017年9月1日”。 2．原告郭红与被告汪中平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协商协议一份，载明“本人郭红身份证号码（6227251977××××××××）于（与）汪中平身份证号码（5109231986××××××××）的450000元大写（肆拾伍万圆）整借条，经双方协商一致，还款计划每月最低还款为2500元大写（贰仟伍佰圆）。于2018年10月18日起开始偿还。2018年10月18日前已归还70000元大写（柒万圆）直到还清借款为止。如3-5年内未还清380000元大写（叁拾捌万整）本金，还需按借条450000元大写（肆拾伍万圆）偿还清。”协议由原告郭红、被告汪中平签名，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原告郭红丈夫范伯乐作为见证人签名。 3.2018年10月31日，原告郭红与被告汪中平在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城郊派出所达成协议一份，载明：“今与郭红到城郊派出所，还款计划协商一致，因投资失败，现由汪中平偿还本金38万，于2018年11月10日起每月偿还华夏银行2500元，其中包含本金加利息，本金从38万中扣除，直到38万元本金还清为止，收款银行卡为：62×××32，工商银行，姓名：郭红。之前所有协议作废，郭红光大银行信用卡2万4千元由汪中平三年内还完，如果后期未能偿还清38万本金，郭红可在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以上协议内容由原告郭红与汪中平签名并捺印。协议后面由原告郭红添加“如果不执行按450000元（肆拾伍万）来上诉”，并由郭红自行按上指印。 4．被告汪中平与被告王辉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原告郭红与范伯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7年11月14日登记结婚。原告之夫范伯乐与被告汪中平共同投资于2017年10月10日成立绵阳急速帮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为：绵阳市涪城区长虹大道北段50号，法定代表人：汪中平，注册资金10万元；公司章程约定：汪中平货币出资6万元，范伯乐出资4万元。原告郭红与丈夫范伯乐于2018年1月1日签订婚前财产协议书，约定范伯乐婚前财产为捷达汽车一辆，婚前债务即贷款3万元；郭红婚前财产为：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西部冷都已卖19万元、存款20万元。被告汪中平作为见证人在协议尾部签字并捺印，并盖绵阳急速帮商务有限公司印章。 5．原告郭红与被告汪中平曾于2017年分别签订两份《个人商铺租赁》协议，约定原告将位于涪城区长虹大道北段50号A栋1座14号商铺租赁给汪中平使用，租期1年，从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8月25日，租金216,000元/年；收款方郭红卡号……7432。租金每月交付一次…。另一份《个人商铺租赁》其他内容基本相同，但租金约定为租期3年，2017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1日，40,000元/年，每年一次交全年租金。 6．原告郭红提供借条影印件，显示：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汪中平给原告郭红分别出具过20万元、15万元、27万元、7万元、35万元、18.5万元的借条（2017年09月01日45万元借条除外）。 7．原告郭红与被告汪中平各自提供了原、被告之间款项往来的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凭证，经整理后本院确认：2017年07月至2018年09月间，原告郭红支付给被告汪中平、王辉款项共计47笔，合计金额1,874,500元（支付给汪中平1,698,500元，支付给王辉一笔176,000元）；被告汪中平支付给原告郭红59笔合计1,638,647元。 二、有争议的事实 1．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效力？ 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借款关系，被告应偿还借款，并提供了相应的双方往来款项明细，拟证明郭红给汪中平转款，多支付的45万元借款属实；被告主张其与原告间系合伙关系，被告不应偿还原告款项，也提供了相应的往来款项凭证，佐证汪中平也有给郭红转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的规定，本案原告郭红与被告汪中平作为自然人设立民事法律行为系双方行为，不论是借款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均应当有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2017年至2018年原、被告款项往来期间，被告汪中平向原告多次出具借条载明借款事项，总金额上百万元；2018年09月30日及2018年10月31日汪中平又两次通过协议载明自己欠原告借款或利息款项；汪中平与原告签订《个人商铺租赁》协议，汪中平与郭红也未约定将郭红的商铺作为“合伙”出资，却明确为由汪中平个人租赁使用，并需向郭红支付租金；原告之夫范伯乐与被告汪中平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是独立经济主体，相关经营事项应由公司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缺乏足够关联性；另，关于被告汪中平主张的按郭红要求向案外人龚万菊转账的款项，其提供的自己尾号4484卡取款及向案外人龚外菊转账的部分款项明细，因原告郭红不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中被告汪中平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可由其另行处理。 综上，被告汪中平关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陈述缺乏证据佐证；相反，原告关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尽管汪中平给郭红出具的借条与郭红给被告的款项支付并非一一对应，但可以确认原告郭红这一年来事实上给被告汪中平提供了大量现金款项，被告汪中平虽也返还了部分款项，但仍有部分款项未返还，其中还未扣除汪中平按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应支付的租金等。故，被告汪中平于2018年10月31日在双方最后签订的协议中确认欠款金额38万元符合常理，应视为双方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原告主张的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并有效。 2．被告王辉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首先，原告主张被告王辉还款的2017年9月1日借条，被告王辉仅在借条空白处签名，借款人处写明为汪中平，原告主张王辉基于借条承担还款责任明显缺乏依据；其次，原告与被告汪中平在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协议已经明确“之前所有协议作废”，此协议内容应视为原告郭红认可的最终处理方案，故应排除原告再以其他债权凭证主张权利；关于此债务是否属于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因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依照2018年01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并无充足的证据证实被告汪中平确认的欠款系用于了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行为，故被告王辉不再承担偿还责任。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原告与被告资金往来的法律性质，已经在2018年10月3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予以确认，被告确认该协议书写地点在派出所调解室，但声称签订协议时存在原告胁迫情形，对此主张，被告汪中平并无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通过协议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当事人行使意思自治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尊重；且本院依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需要再对双方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详尽的审理，被告汪中平应当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对协议中郭红添加并自己捺印的“如不执行就按照45万元计算…”的内容，因不能确认系汪中平签字认可内容，故不予确认；按照协议，被告汪中平的还款义务包含：偿还本金38万元，从2018年11月10日起每月偿还郭红2,500元，从审理查明的内容，被告并未偿还此款，至2019年11月10日应支付2,500元×13月=32,500元，其后每月10日前支付2,500元，直到38万偿还清为止；郭红光大银行24,000元因约定三年内还完，目前尚未到期，故对该款项的偿还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双方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协议中“每月偿还华夏银行2,500元，其中包含本金加利息，本金从38万中扣除，直到38万本金还清为止”的约定属于利息约定不明，故对原告郭红关于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正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汪中平向原告郭红偿还借款共计380,000元，支付方式：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向原告郭红偿还借款32,500元；余款自2019年12月起，每月10日前向原告郭红偿还借款2,500元，直至380,000元借款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郭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915元，由原告郭红负担1,915元，被告汪中平负担7,000元（此款原告已支付，被告汪中平在首次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奉 兴 审 判 员  陈慧芳 人民陪审员  张力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廖绪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