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04民初15号原告浙江东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407号1幢宏都商务楼925室。法定代表人姚蕾，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傅莲芳、张少东，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笕丁路168号大世界五金城32幢301室-155。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92号七楼7143室。法定代表人张宇。原告浙江东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融基金”）与被告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昭舜合伙”）、第三人杭州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石投资”）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原告东融基金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宏独任审判，于2019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融基金的委托代理人傅莲芳、张少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昭舜合伙、第三人基石投资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融基金诉称，2015年11月13日，被告昭舜合伙依法设立，后经多次变更，2017年5月15日，原告东融基金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88.24%合伙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对应认缴注册资本15000万元，第三人基石投资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11.76%合伙份额的普通合伙人，对应认缴资本2000万元，原告东融基金委托第三人基石投资作为被告昭舜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目的为通过合伙，将有不同资金条件和不同技术、管理能力的人或企业组织起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争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昭舜合伙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同时，原告东融基金本身系一家经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基金管理人。原告于2017年和2018年期间设立发行了东融稳进2号基金第二期、第三期基金，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三期、第三十期，东融稳惠2号基金第九期（下称“东融系列私募基金”），通过发行私募基金方式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根据《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三期、第三十二期，东融稳惠2号基金第九期开放公告书》的内容（下称“开放公告书”），东融系列私募基金的投资系投资于被告昭舜合伙的LP份额，该份额最终用于受让案外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东方资产”）所持有的不良资产债权收益权。据此，被告昭舜合伙的合伙目的为作为东融系列私募基金的特殊目的载体，通过运作私募基金财产，受让案外人东方资产持有的不良资产债权收益权，最终为私募基金投资人创造投资收益。目前，原告东融基金管理的东融系列私募基金已经陆续到期，100多名私募基金投资人集体要求原告东融基金兑付投资款。然而，由于原告东融基金投资的合伙企业未向原告东融基金报告合伙企业财务情况，更未向原告东融基金分配合伙收益，导致原告东融基金无法向私募基金投资人兑付投资。第三人基石投资不履行合伙事务，又与他人串通损害被告昭舜合伙利益，致使被告昭舜合伙已经失联，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合伙人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已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故被告昭舜合伙理应依法解散，事实及理由如下：1、第三人基石投资未能依约执行合伙事务，致使被告昭舜合伙已处于失联、无人经营状态，合伙企业无办公人员、无经营场所，内部管理机制失效、经营陷入僵局，合伙目的已实际无法实现。第三人基石投资自受托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以来，未依照合伙协议第十条、第十二条的约定，向原告东融基金报告任何事务执行情况、合伙企业经营及财务状况，未召集合伙人会议、未向原告东融基金报告工作。此外据了解，案外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起诉被告昭舜合伙，因被告昭舜合伙已失联，该案件已依法进行公告送达。由此可知，被告昭舜合伙不仅卷入与合伙目的完全无关的经济纠纷，更是失联无法接受法院材料。为联系被告，东融系列私募基金的销售机构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公司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昭舜合伙寄送律师函件，但函件均被退回。原告东融基金始终未能与被告昭舜合伙及第三人基石投资取得联系。2、第三人基石投资涉嫌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昭舜合伙权益。原告东融基金从私募基金投资人处获知，2018年8月18日及9月7日，第三人基石投资可能通过控制被告昭舜合伙，签署过两份《东融系债权确认、债务加入及担保确认书》（下称“债务加入确认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复印件，《债务加入确认书》约定，被告昭舜合伙将对他人总计本金金额高达74.54亿元的债务，以被告昭舜合伙的资产处置收益范围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合伙协议》第十条约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表决权，涉及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如上述《债务加入确认书》真实地被签署，将有可能致使被告昭舜合伙承担高达74.54亿元的巨额债务，这一行为将严重损害合伙企业和作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原告的权益，进而严重损害原告东融基金管理的100多位私募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东融基金及私募基金投资人急于向被告及第三人了解相关情况，然而被告昭舜合伙、第三人基石投资均已人去楼空、无法联系，导致原告东融基金及身后的私募基金投资人至今无从确认和判断上述债务加入协议是否真实存在，也无法判断债务加入是否已经生效，原告东融基金亦无法针对被告昭舜合伙和第三人基石投资就上述可能真实存在的严重违约、违法行为采取救济措施。原告东融基金作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份额达88%的合伙人，其背后是100多位合法的私募基金投资人，原告东融基金加入被告昭舜合伙的目的为获得合伙企业利润，进而使得私募基金投资人通过合法投资获益。原告东融基金绝不允许第三人基石投资与案外人串通，有严重损害被告昭舜合伙利益的行为。为避免这一风险，或对可能的风险采取救济措施，原告东融基金只有申请解散合伙企业，让清算人来维护原告东融基金及合伙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合伙企业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的，合伙企业应当解散。因被告昭舜合伙之合伙目的已实际无法实现，合伙企业已实际陷入管理僵局，且不存在其他解决途径，故原告东融基金关于解散被告昭舜合伙之请求，于法有据、于理应当，请求法院判令：解散被告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告昭舜合伙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已处于失联、无人经营、无人负责状态，合伙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失灵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被告实际办公地址为杭州市江干区丹桂街8号汉嘉国际32层，原告对这一事实是知晓的，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姚蕾对外留的私人信件物品邮寄地址可以证实。同时原告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被告的送达地址也能证明原告知晓被告的实际经营地址，且法院据此向被告送达的诉讼文书已经被告签收，亦能印证被告仍在正常经营的事实。工商显示经营异常系因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沟通对接的渠道顺畅，被告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二、原告诉称第三人基石投资涉嫌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权益缺乏事实依据。原告诉称第三人基石投资可能通过控制被告签署过两份《东融系债权确认、债务加入及担保确认书》（下称“债务加入确认书”），对他人总计本金金额高达74.45亿元的债务，以被告的资产处置收益范围承担还款责任未经原告同意，损害了合伙企业和原告的权益，这与事实不符，且缺乏相应证据。事实上，债务加入确认书的签订有其特殊的背景，被告作为受让东方债权的合伙份额的特殊目的主体同时也对外发行了金融理财产品，由于东融集团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导致债权人本金及收益不能按时兑付的局面，为了确保广大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签署了债务加入确认书。该债务加入确认书的签署被告系经全体合伙人表决一致同意形成合伙人会议决议后方才签署的，该债务加入确认书已在杭州市下城区金融办、杭州市下城区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备案。三、被告目前仍处于有序经营状态，未达到合伙解散的条件。被告间接持有的东方债权的处置管理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且陆续的处置回款也在按债权加入确认书的约定兑付债权人，故被告并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合伙目的无法实现”合伙解散条件。四、被告解散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杭州东融集团2012年开始进入不良资产处置行业，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是个特殊的行业，具有资金需求量大、处置周期长、收益产生不规律等特点。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为解决上述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创新风潮的鼓舞下，东融集团通过互金平台以及线下私募等方式，以自持的资产包为底层资产，发行了一批理财产品，平摊预期收益，以固化收益的方式回报投资人。2018年，由于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严监管的金融政策导向以及房地产市场摇号政策的出台等诸多因素叠加导致大量平台被挤兑波及东融集团，为避免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东融集团迅速成立了危机应对处置团队，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统合包含被告发行的理财产品对应的所有债务，与集团现有所有资产相对应，经与投资人、债权人监督委员会代表多轮沟通，最终形成展期三年的兑付处置方案。被告系通过杭州东融集团的关联互金平台发行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的债权人亦是上述处置方案的兑付对象。正是处于上述背景下，经多方协商，与两万余名债权人签署了债务加入确认书，对包含被告发行的理财产品在内的东融系所有债务集中确认。时至今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杭州东融集团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处置兑付工作有序开展，尚未出现债权人采取极端方式维权的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若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解散被告，必将造成牵一发动全身的负面效果，届时两万余名债权人浩浩荡荡汹涌维权引发之多米诺骨牌不良效应，对于司法资源的占用以及司法系统的整体负荷，将提出很大的挑战，这也不利于当前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阶段任务的完成。综上，被告仍处于有序经营状态，不符合合伙解散之条件，且在当前形势下，解散被告不利于当前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阶段任务的完成，望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本着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出发点妥善处理本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解散被告合伙企业。第三人基石投资未发表辩论意见。原告东融基金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证明2015年11月13日，被告昭舜合伙依法设立，后经多次变更，2017年5月15日，原告东融基金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88.24%合伙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对应认缴注册资本15000万元，第三人基石投资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11.76%合伙份额的普通合伙人，对应认缴资本2000万元，原告东融基金委托第三人基石投资作为被告昭舜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的事实。2、《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三期开放公告书》、《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三十二期开放公告书》、《东融稳惠二号私募投资基金第九期开放公告书》，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和2018年期间设立发行了东融稳进2号基金第二期、第三期，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三期、第三十二期，东融稳惠2号基金第九期，通过发行私募基金方式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东融系列私募基金系投资于被告昭舜合伙的LP份额，该份额最终用于受让案外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所持有的不良资产债权收益权。被告昭舜合伙的合伙目的为作为东融系列私募基金的特殊目的载体，通过运作私募基金财产，受让案外人东方资产持有的不良资产债权收益权，最终为私募基金投资人创造投资收益的事实。3、案外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昭舜合伙间纠纷之公告送达通知，拟证明案外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起诉被告昭瞬合伙，因被告已失联，该案件已依法进行公告送达。被告不仅卷入合伙目的完全无关的经济纠纷，更是失联无法接受法院材料的事实。4、律师函及退件情况证明，拟证明为联系被告，东融系列私募基金的销售机构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公司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寄送律师函件，但函件均被退回。原告始终未能与被告及第三人基石投资取得联系的事实。5、两份《东融系债权确认、债务加入担保确认书》，拟证明原告从私募基金投资人处获知，2018年8月18日及9月7日，第三人基石投资可能通过控制被告，签署过《东融系债权确认、债务加入担保确认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复印件，《债务加入确认书》约定，被告将对他人总计本金金额高达74.54亿元的债务，以被告的资产处置收益范围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被告昭舜合伙、第三人基石投资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东融基金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单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昭舜合伙下落不明及卷入与合伙目的无关的纠纷，无法证明原告待证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5为复印件，且内容不完整，本院不予认可。被告昭舜合伙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合伙人决议书》、《借款协议》、《服务协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各一份。原告东融基金质证意见如下：三性均不认可，被告仅提供复制件而没有原件。第三人基石投资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被告昭舜合伙提供的证据，因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一致，且被告未明确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根据证据的认定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2017年5月12日，原告东融基金与第三人基石投资签署《合伙协议》。双方约定，原告东融基金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88.24%合伙份额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15000万元，第三人基石投资成为被告昭舜合伙持有11.76%合伙份额的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2000万元，第三人基石投资担任被告昭舜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十年。合伙目的为通过合伙，将有不同资金条件和不同技术、管理能力的人或企业组织起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争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昭舜合伙出现《合伙企业法》第8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由清算人进行清算。原告东融基金于2017年、2018年期间设立发行了东融汇稳惠1号基金第二十三期、第三十二期，东融稳惠二号私募投资基金第九期产品，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资金。上述基金产品投资于被告昭舜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2018年11月20日，东融汇稳惠1号第二十三期、三十二期私募投资基金，东融稳惠二号第九期私募投资基金投资人委托律师，向被告昭舜合伙致送律师函，要求披露合伙企业经营、财务状况及对基金财产的使用情况。邮件回执显示律师函因拒收被退回。另查明被告昭舜合伙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于2019年4月29日被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对被告昭舜合伙辩称的其实际办公地址即杭州市江干区丹桂街8号汉嘉国际32层进行实地勘验，该地址已因包海峰（东融集团、欢乐合家）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于2019年12月2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依法查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合伙企业应当解散。本案昭舜合伙系有限合伙企业，是合伙人之间基于彼此信任，订立合伙协议，为共同目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并共担风险而成立的营利性组织，尤为强调合伙人之间的人合性。原告诉称被告昭舜合伙和第三人基石投资已失联，虽昭舜合伙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证据，并辩称其仍处于有序经营中，但从相关律师公函寄送被告因拒收被退回、被告昭舜合伙被监管部门列为经营异常企业以及原告提起诉讼后，被告昭舜合伙及第三人基石投资经本院依法传唤，均未出席庭审，第三人也未提交证据，可知各合伙人之间沟通渠道不畅，经营产生矛盾且无意通过协商方式处理，人合基础已经丧失。而且被告辩称的实际办公场所也已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封，有理由相信被告当前经营已陷入僵局，合伙目的难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企业应当解散的情形，《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亦对解散事由作出与上述法律一致的约定。现被告昭舜合伙已经出现法律规定的合伙企业应当解散的情形，故对原告诉请解散被告昭舜合伙的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散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被告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原告浙江东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昭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郭卓君代书记员  董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