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7民终25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永丰塘（工业集聚区)。法定代表人:赵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琴云，浙江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辉，男，1967年2月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叶，男，1964年5月17日生，汉族，安徽省临泉县村民，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潇婷，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高盛)因与被上诉人韦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晋0702民初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着劳务合同关系,双方仅存在着六份内包施工合同关系且内包合同的款项均已结清完毕。一、对于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举出的点工表、施工照片、施工日志及录音内容均能体现出,被上诉人实际上为上诉人承包的工程提供了劳务等。上诉人认为一审的上述认定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录音内容,对于该录音内容存在着剪切及断章取义,提交法院的录音载录并没有全部反映出双方当时对话的内容。虽然该录音确实系上诉人处的李之强与刘晓梁通话内容，但在录音中李之强从没有提出过韦叶曾有做过点工一事,系对被上诉人所主张的点工进行否定,而且整个通话中从没有对于点工款的确认。现一审以该录音作为被上诉人存在着事实上劳务合同及点工给予认定明显是错误的。1、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录音内容存着剪切等，并不是双方电话录音的全部内容，在录音中间有被人为剪切的痕迹存在,而且录音整理的内容存着断章取义等，因此,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2、对录音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本案系李之强与刘因其他事情的聊天内容,足能证实韦叶与上诉人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但并不能证实有点工施工的内容,而且内容记录也存在着断章取义，被上诉人故意删改了上诉人有些原意等，因此，上诉人对该录音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3、对录音内容的关联性有异议:该部分录音内容只能证实李之强与刘晓梁之间的聊天,从聊天的内容来说仅表明一些牢骚而已，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所要证明双方之间存着点工施工劳务关系,更不能证实上诉人有拖欠被上诉人有什么工程款点工多少的事实，事实上，在录音中也反映出,李之强已明确说明上诉人不存着拖欠被上诉人任何的款项。因此,该录音内容并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着点工劳务合同关系。如录音中有关李之强所说的,关于“一年十几万，待他像兄弟，一年十几万的工资给你发着，这边让你领着人给我干活,一让你赚点钱”该内容中让你赚点钱是指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六份内包劳务合同，涉及工程款为250多万左右，其中四份内包合同已仲裁且生效及另二份仍在贵院审理中,该六份合同中上诉人出于照顾老乡的情面已让被上诉人赚了许多钱。因上诉人这边每月发工资1万元给被上诉人，并让被上诉人在做好现场施工管理工作的总职责后,还能利用空余的时间可以另赚6份内包合同的钱。从而说明一审所认定录音并不是指双方所谓被上诉人承接点工的内容交流，更何况被上诉人每月领取了上诉人的工资1万元，就应该负责其相应的工作职责事务。如果按一审所认定，被上诉人的工作除了劳务就是内包合同,那上诉人为什么还要支付给被上诉人1万月资呢?既然被上诉人按月领取上诉人所支付的固定工资就应该按其工作职责完成工作任务。况且被上诉人也自己承认，其平时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施工人员等,而涉案所谓点工内容工作事务就是被上诉人平时应承担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管理工作。在录音的最后,李之强也明确表明了上诉人从不存在着拖欠韦叶一分钱等。因而，双方除了六份内包合同外，并不存在着其他任何的劳务分包工作。(二)关于施工照片、施工日志，上述内容来源不合法，施工照片并不能证实系被上诉人完成劳务的工作现场照片,而且拍摄时间及地点、工作事务等均不能证实系点工的劳务行为。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所谓施工日记及照片等均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同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也有异议。上述施工日记不能证明就是本案所谓点工的施工记录,更不能证实就是本案的施工现场的施工记录,同时该照片的来源及拍摄时间、人物、地点等均有异议,上述所谓的施工记录及照片等根本不能证实就是本案讼争所谓的点工工作事宜及本案施工现场的记录等。因而，该组证据均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所要证明双方存在着点工劳务施工的事实。现一审以该来源不明的所谓照片及施工日记就来证明就是被上诉人在完成劳务点工工作的推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如果所有应属于被上诉人的工作职责范围的事务现都被一审推定为属于被上诉人完成劳务点工的劳务合同内容,则上诉人还支付给被上诉人月工资1万元是用于什么?且被上诉人也自认为从事劳动合同内容系从事现场负责施工管理的工作,则被上诉人当然就负有为上诉人现场管理的工作内容。在本案的仲裁及一审时,被上诉人均不能提供其曾为其雇佣的点工工人自行负责支付过相应的劳务工资的事实依据,则无法推定被上诉人就曾为上诉人从事过点工劳务分包事实。因此，上述施工照片及施工日志均为不能证实系被上诉人从事点工劳务的事实依据。为此,一审对此所谓点工事实推定明显是错误的。（三）有关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4日所出具的承诺书同样能证实双方不存在着点工的劳务性质,更不存在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点工劳务合同关系。也不能证实上诉人有拖欠被上诉人所谓的点工工资的事实。如果被上诉人尚有其所谓的点工工资77万之多没有支付,作为一位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之人,是不可能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中明确表明“本人所做所有项目的人工工资全部结清，如发生任何经济纠纷与贵公司无关”等内容。对于被上诉人所提出所谓承诺书出具之后还有二份小合同的钱没有结清，就以此来推定该承诺书内容不真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该说法同样没有事实依据,对于目前仲裁所认定的2万多及内包小合同的工程款，事实上，上诉人已全部支付完毕，仅由于上诉人因时间长久找不到被上诉人曾签字的依据而已,才被被上诉人故意抵赖了其曾经领取的6万元工程款的事实,才导致本案的仲裁及小合同的款项处于未结清状态。而且当时被上诉人也明知双方的款项均已结清的情况下,其才向上诉人出具了相应的承诺书,因此，本承诺书的出具,均能表明双方已对所有欠款均已结清完毕进行了认定。因此,本承诺书进一步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着点工劳务合同关系。（四）关于一审以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统计表”是打印制作的表格形式,不仅地点、工程量明确,而且时间也很明确，负责人对该表格的签字、确认，是对其劳务内容及其制作时间的全面确认。上诉人认为一审对上述的推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所谓的点工统计表所记载的内容并不真实,更不是当时就出具的统计表,而系被上诉人为了达成非法占有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为目的，其与所谓的三个负责人事后恶意伪造的,因此,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1、关于“点工统计表”来源不合法，且如何形成的过程及原件的去向等均存在着互相矛盾的陈述。其不能提供2015年原始文档的表格制作的载体且不能提供表格内的原始凭证依据，因此,该所谓的点工统计表内容及来源均不合法且不真实。“点工统计表”来源前后不一致。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期间称其在仲裁时所提交的点工统计表系因原件找不到了,所以其从电脑保存的文档中打印出来交给仲裁委,现在一审期间才找到了原件并给予提交。然其在仲裁时却从来没有表述这些点工统计表系从2015年电脑保存的文档中打印出来,而是称这些点工的统计表原件均已提交给了上诉人了,所以其手中并不保留原件，并称这些提交的点工统计表系当时其从提交给上诉人的原件中复印而来。这前后对点工统计表来源及去向却能前后陈述不一致，更能说明该点工统计表就不真实。而且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并不能提供2015年其在那一台电脑保存的文档原始载体，因此,被上诉人又如何能证明该所谓的点工统计表格就系形成于2015年期间呢?同时也不能提供制作点工统计表每一项内容的原始凭证，则不能说明该点工统计表的内容就是真实的。2、“点工统计表”外在形式前后两份完全不同。关于被上诉人现所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该点工统计表处有所谓三位负责人签字及落款时间,而与被上诉人所提交仲裁委点工统计表上却没有上述负责人的签字及落款时间。既然属于同一份的点工统计表,为什么前后提交的两份内容及外在形式却能不一致,当然能说明该点工统计表本身就不真实。3、被上诉人对“点工统计表”原件的去向在仲裁及法院审理时也作了截然不同的表述,更进一步证实被上诉人伪造统计表的事实存在。被上诉人在法院诉讼时陈述,这些点工统计表以前在仲裁时因找不到，所以无法提供，而现在找到了,所以向法院提供了统计表的原件并称这些统计表上有陈章新陈某的签名并核对。而其在仲裁时陈述说，这些统计表均交由被上诉人持有，所以他无法提供原件，只能提供复印件，并称所有点工统计均有上诉人的李之强签名并核对,且其提供的证人陈章新陈某说所有的点工统计表中均有李之强的签名并核对。现事实上,被上诉人目前所提供的这些点工统计表中根本没有李之强的签名并核对,从而说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点工统计表并不是原始的记录，因此，该点工统计表的内容是不真实的。4、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有三个月份所谓有李XX签字的点工统计表，上诉人对该三份点工统计表的三性均有异议。在庭审时，被上诉人称所有统计表原件均在其处,而为什么又唯独不能提供有李之强签字的原件呢?从而说明其主张所谓有李之强签字的三个月份的点工统计表（即2015年11月份、12月份、2016年1月份）根本不存在,而且并不是李之强所签字核对的。因此，上述三份所谓的点工统计表并不能证实就是被上诉人实际点工劳务施工的事实,也不能证实就是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还有点工的工程款未付的事实。且上述均系复印件，均可以随意加盖复制，而被上诉人又无法提供复制品的来源等，因而，该有所谓三个月点工统计表中有关有李XX签字的复印件并不能证实就是李之强的签名及认可的签字清单,更不能证实就是被上诉人实际施工的依据。从上述事实足能说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所谓项目点工统计表的记录并不真实的，实属于被上诉人在2017年期间与周晋、徐昌定、陈章新等陈某串通进行伪造的,特别从周晋的签名落款时间足能反映出，该签字落款时间均发生在2017年期间，并不是2015年。结合平常的书写习惯，只有签字落款时间习惯落写于当年的年月日，不可能出现落款的年月日为没有到来的年月日。因此，从统计表的落款时间从2017年有7处系从“7”的数字涂改为“5”的字迹，充分说明该所谓统计表的该三人签字时间应该在2017年期间，不可能在2015年期间就已形成。然在2016年2月份期间，上述4人包括被上诉人在内均因严重违反上诉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并造成了公司恶劣的负面影响且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已被作开除处理，因此，这些人员所谓在开除后再事后对被上诉人进行补签“点工统计表”行为对上诉人来说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施工原始凭证及2015年的原始电脑文档保存记录，且这几个人签字特征明显能反映出系出于同一支笔，同一时间段内落款并签名。为此，现一审以该所谓的“点工统计表”来推定双方存在着劳务合同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二、本案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曾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要求依法对点工统计表中有关人员签字形成的时间及是否系同一支笔依法进行鉴定,然一审对鉴定事项并没有作出说明。而且本案已远远超过普通审理的期限，因上诉人于2019.6.10才收到本案的一审判决书，从而说明本案不仅程序上严重违法且实体认定上也是错误的。对于申请鉴定事项,因被上诉人曾对统计表作为证据提交过仲裁委，而现所提交给一审法院的统计表与仲裁委的统计表明显不同。同时被上诉人对统计表的来源及去向等均作了不同的陈述,而且对签字落款时间高达7处被涂改的痕迹且被上诉人又不能提供统计表中每一项的原始施工记录凭证，因此，作为上诉人当然有理由认为该统计表最早应该形成于2017年绝不可能形成于2015年。因此，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迹形成的时间及是否同一支笔进行鉴定的申请，当然符合法律依据,然一审却没有依法对此作出答复，从而说明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韦叶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原判。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不仅举出周晋、徐昌定、陈章新三陈某确认的点工事实，而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芝强在与他人的电话通话中也承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点工的事实，因此，足能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在山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提供点工的事实。二、在一审及仲裁裁决书中查明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均是由被上诉人申请领款，由周晋、徐昌定、陈章新三陈某人签字即可领取工程款，足能看出周晋、徐昌定、陈章新三陈某字行为直接决定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工程款，由此可见，只要有三人签字确认的事实即可从上诉人处领取工程款。因此，对三人签字确认的点工数额应依法认可；3.从上诉人举出的已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中并不能查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一分一文的点工款。而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的每一笔款均向上诉人出具领款条据，但至今上诉人并没有举出被上诉人领取点工款的证据。韦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点工款774787.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4年10月份起，被告浙江高盛承包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山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工程，后被告将部分分包给原告施工,为此，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六份《建设施工合同》。在原告为被告按照该六份合同施工外,原告组织人员为被告的其他工程做修补工作(被告统称为“点工”)。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1份1页，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表》30页，证明原告从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1月15日为被告承包的工地做点工劳务的事实，并证明原告为被告做点工累计点工劳务款为774787.5元，对该点工款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该点工数量和点工款由被告公司指派的三名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为此，该774787.5元点工款应由被告承担。3、《.工作日志》161页、点工施工照片76页，证明原告为被告在承包的山西吉利工地提供劳务时每天的工作记录,同时也体现出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务时的认真态度。同时证明该工作日志、照片与《山西吉利工地项日点工表》记录的劳务数量是吻合的。4、被告公司总经理李芝强与土建部刘晓梁通话录音光碟1份及该录音的抄录件1份,证明该录音中李芝强对原告韦叶提供点工的事实，即认可韦叶为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提供点工，证明原告向李芝强主张点工款七八十万元的事实,虽然在电话中被告公司总经理李芝强对点工款数额过高不认可,但对点工的事实是肯定的。5、晋中市仲裁委员会（2016）晋仲裁字第98号《裁决书》，证明:1）、陈章新、陈某徐昌定系被告公司在吉利汽车基地项目部经理、工程部部长（《仲裁书》第15页2-4行认定)，该三人在《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表》签字确认行为系被告公司行为，对原告为被告提供的劳务费应由被告公司承担;2)、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六份《建设施工合同》，其中四份已被仲裁委员会裁决，而另两份《建设施工合同》因没有仲裁条款，未裁决。3)、证明被告在2017年9月20日的仲裁庭审中，陈述:“已支付申请人工程款2498132元”《裁决书》而仲裁庭查明是2465155元，不论是被告说的2498132元还是庭审查明的2465155元，总之，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数额是240多万元,而仲裁庭查明的仅六分合同中的四份工程款2465155元,而且依据四份合同被告还欠原告27023元，合同之外提供劳务产生的点工费分文未支付。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二组证据《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表》，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的点工表明显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从未委托原告签字。周晋、徐吕定、陈吕新在2015年年底已经离开。签字是原告为了本案的诉讼伪造的证据,从签了的笔迹和书写习惯可以看出，都是把2017年改为2015年，由此可以反映出原告证据的不真实性，原告曾经在仲裁委提交的资料不一样，原告在仲裁委提交的资料没有周晋、徐昌定、陈吕渐的签了，但本案的证据中有他们的签字。对第三、四组证据有异议，认为照片与本案无关，且原告也不能提供原件。对第四组证据认为对通话记录的具体内容由原告提供通话文字记录，由李芝强听后再质证。对第五组仲裁书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为项目经理，但在庭审中说自己是工作人员，从在原告仲裁书第三页可以看出。综合以上质证意见,被告认为,合同约定可以变更工.作地点，原告在仲裁时已明确说过其工作地点为榆次区，工资为1万元。仲裁时周晋、徐昌定、陈昌新也出庭证明原告的工作地点为榆次区，职务为项目经理，可以申请调取仲裁庭的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而且原告所提交的点工.清单缺乏真实性，与仲裁时提交的不一致，所以原告所谓的点工事实依据不足，原告系本案施工工地的项目经理，负责现场施工项目，已经仲裁时承认及确认。原告补充说明,点工表是原件,是由于打印机的原因有黑点,点工表上有李芝强签字确认，被告所说的笔误是2015年7月写成了2017年。被告认为点工.表应当由原告提供原件,李芝强的签字不能明确，对原告解释的笔误不认可，且笔误较多，至少为9处。庭审中，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5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从事项目经理，工资为3000元。2、三门县仲裁开庭通知书、回执、应诉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中请书、开庭通知书，证明原告在2017年3月2日向三门县劳动仲裁庭提出劳动仲裁，也明确讲明原告从事经理工作，工资为1万元。3、司总字[2016]1号文件，证明被告对原告等人予以开除。4、个人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证明所交保险情况。5、原告2014、2015年工资发放情况，包括工资单、银行交易流水清单，证明原告为施工.经理，不存在本案点工的事实。6、照片29张，证明六份合同当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被告保留追究原告由于工程质量造成的损失。7、原告向仲裁庭提供的点工资料，证明资料上没有周晋、徐昌定、陈昌新的签字。8、在仲裁庭拿到的原告提供的承诺书及原告说自己居住在晋中的户籍证明1份。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质证，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明确约定工作地点为三门县，本案争议提供点工的地点为山四省晋中市榆次区,提供点工的项目是由公司发包给原告的。如果公司指派，原告韦叶应当由公司提供住宿;对证据2的劳动仲裁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处罚决定恰恰说明2016年2月前原告韦叶承包了山西新源钢结构的事实。证据4、5是原告韦叶在三门根据劳动合同应得的工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没有参照物，且被告没有鉴定有质量问题。证据7是由于原告在劳动仲裁的时候没有找到原件，在电脑上找到的打印出来的，今天找到原件后才在庭审中提交。仲裁委查明的事实，被告是可以对内部的员工进行内部分包的，点工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点工费也应当由被告支付。对于证据8，该承诺书表象看是合法的，但其本质存在违法性，该承诺书从签订的时间看是2016年2月4日，但从一年后的2017年9月20日双方因工程款的支付，由原告向晋中市仲裁委中请仲裁查明的事实来看,六份施工合同中仅其中的四份合同施工款被告还欠原告27023元。何况另两份合同的施工.款57074元还未支付。因此，该份承诺书本身就是违法的。双方各执己见，协议不成为本案事实。以上事实有《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表》、《工作日志》、晋中市仲裁委员会（2016）晋仲裁字第98号裁决书、劳动合同、照片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上述证据材料已经当事人质证和该院审查，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着劳务合同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六份内包施工合同关系。原、被告已提供了相关的劳动合同及六份施工合同能证实，从原告举出的点工表、施工照片、施工日志以及被告公司总经理李芝强与刘晓梁电话录音中均能体现出,原告实际为被告承包的山西晋中吉利新能源汽车基地工程提供劳务。尤其是李芝强在电话中，已经明确认可原告提供“点工”的事实。被告方“抗辩”提出，其公司负责人在“点工”表上签字、确认的时间有涂改，由此而否认劳务合同关系的存在，其“抗辩”事由不能成立。该“点工”表是打印制作的表格形式，不仅地点、工程量明确，而且时间也很明确，负责人对该表格的签字、确认，是对其劳务内容及其制作时间的全面确认。因此,即便负责人在签字时，自己对时间签属有误，但也不能据此否认其对劳务内容之签字、确认的真实性。原告诉求的“点工”款774787.5元，是为被告承包工程提供修补完善等零星“点工”而产生的劳务报酬，不可将其与“工程款”中的“人工工资”相混同。虽然在被告承包的几项工程中,原告也曾参与为被告施工，但是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应当属于“工程款”中的“人工工资”,与原告在该几项工程结束之后，在原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之外，为被告原承包工程以及其他施工项目，提供修补等零星“点工”而产生的劳务报酬，具有本质区别，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也有根本不同。原告举出“点工”表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点工”款774787.5元被告依法应予偿还。一审法院判决：限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韦叶工程点工款人民币774787.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韦叶主张的点工款应否得到支持？依据被上诉人韦叶原审提供的《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统计表》、《工作日志》以及李芝强与刘晓梁通话录音等证据，可认定韦叶为上诉人浙江高盛公司提供“点工”的事实。关于点工工作量如何认定一节，因《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统计表》系韦叶单方制作，且韦叶作为申请人曾在晋中仲裁委员会（2016）晋仲裁字第98号仲裁案件中主张“点工”款，并提交《山西吉利工地项目点工统计表》予以证明点工事实，本院经查阅该仲裁卷宗，其在仲裁中提供的统计表中仅有2015年11月份、12月份以及2016年前半月的统计表有周晋、徐昌定、陈章新三陈某确认，而在本案中，韦叶提供了与仲裁时内容完全相同的统计表，并且所有统计表中均有三人签字确认，本院认为，统计表中三人签字的落款时间均早于韦叶提起仲裁的时间，韦叶提起仲裁时未提供，而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统计表作为认定点工工作量的重要证据，在证据形式不统一的情况下，本院无法查实统计表的真实性，故本院仅对有三人签字确认的三份统计表予以采信，故上诉人浙江高盛应当向韦叶支付点工款为（132.5工+332工+423工）×225元=199687.5元。诉讼费用如何承担，本院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予以确定。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晋0702民初769号民事判决；二、变更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晋0702民初769号民事判决为：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韦叶工程点工款人民币19968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48元，共计23096元，由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5952.6元，由韦叶承担1714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明审判员  韩 敏审判员  张晓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商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