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20146号原告：吕某1（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女，1961年3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某1，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云，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某2，男，195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宝安区。被告：朱某3，女，195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吕某1与被告朱某1、朱某2、朱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红，被告朱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云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朱某2、朱某3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继承人朱某4名下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某号房屋由原告继承。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朱某4与吕某2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本案原、被告。朱某4和吕某2在2007年10月10日立下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原告继承。吕某2于2011年12月8日去世，吕某2去世后朱某4未再婚，朱某4于2017年5月25日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朱某2和朱某3认可父母的遗嘱，同意涉案由原告继承，被告朱某1持不同意见。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朱某1辩称，原告所述亲属关系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涉案房屋。理由如下：原告出示的2007年10月10日的遗嘱无效，该遗嘱既不是自书遗嘱，也不是代书遗嘱，该份遗嘱应该是原告自己打印的，此结论是根据起诉书和遗嘱关于涉案房屋的坐落，阜成门的“成”字都写成了“城”，被继承人不会使用电脑，不可能是被继承人打印的，而是原告吕某1本人完成的。2007年9月30日的遗嘱中没有吕某2的签名，也没有书写日期，而且原告吕某1的名字全都写成了吕某3，被继承人吕某2是专业法律人士，不可能不知道遗嘱应该如何写。吕某2去世时朱某1处于失业状态，无任何收入。朱某4去世时朱某1处于社会化管理的退休人员，工资仅为3922元。朱某1身患多种疾病，且本人名下无房产，属于应照顾的继承人。综上，不认可原告提交的遗嘱，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涉案房屋。朱某3在庭前谈话中称，放弃继承涉案房屋，认可并尊重朱某4与吕某2所立遗嘱，同意按照遗嘱的内容将涉案房屋给原告吕某1继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朱某3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主要为朱某3曾写给朱某1的信件内容，陈述了朱某4与吕某2要将涉案房屋留给吕某1的原因，肯定了吕某1长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朱某2在庭前谈话中称，放弃继承涉案房屋，认可并尊重朱某4与吕某2所立遗嘱，同意按照遗嘱的内容将涉案房屋给原告吕某1继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朱某4名下。被告朱某1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房屋所有权证是补办的，房屋登记与现状不一致，涉案房屋南北均有扩建，扩建部分不应该在本案中处理。本院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照片、书信复印件、《墓穴购建管理协议》、墓地费发票、陵园购墓明细单、丧葬费明细清单，证明原告出资带父母到多国旅游，《朱某4自述》第九章以及信件都有体现，原告获得了父母的充分认可，父母将房产留给原告继承与原告对父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是分不开的。被告朱某1对书信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认为朱某4生前，吕某1控制了其全部收入，所有开销都是出自朱某4自己的收入。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书信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微信截屏图，证明原告要求保姆王某1每天报告父亲的身体状况，为了让保姆更好的照顾父亲，除了每月正常支付保姆工资外，原告每月另给保姆3000元至5000元的补贴，原告还制止保姆给父母照相，充分尊重了老人的意愿，原告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被告朱某1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006年父亲病重时，原告确实用微信的方式指挥保姆工作，但原告将父亲名下的离休费银行卡带到英国，从英国汇钱给护工，其行为不是尽孝，而是侵吞父亲的财产。本院认为，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4、原告提交录音，证明父亲病重期间，原告经常与保姆沟通父亲的治疗方案，而保姆与被告朱某1串通，未将父亲病危的消息告知原告，造成原告未见到父亲最后一眼的终身遗憾。被告朱某1认为原告不能提供原始文件，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5、原告提交落款日期为2007年9月30日的《我们的遗嘱》、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10日的《我们的遗嘱》以及落款日期为2008年1月10日的《补充遗嘱》，证明朱某4、吕某2生前立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原告继承。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认定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中一并阐述。6、被告朱某1提交网页打印件、照片打印件、就业失业登记表、2013年11月25日甘家口街道社保所出具的证明、（2003）海民初字第8390号民事调解书、户口簿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证明继承发生时，朱某1无收入或退休收入难以维持一般生活水平，无房，有重大疾病，属于需要照顾的继承人。原告对网页打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以上证据可以证实朱某1有稳定的收入，很少有支出，朱某1可以正常生活且有结余，朱某1陈述的证明目的不能构成其可以继承遗产的理由。本院认为，对网页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7、被告朱某1提交2017年2月22日朱某4的病历、照片、视频，证明朱某1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赡养义务。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从2011年母亲去世到父亲去世期间，每次父亲住院治疗都是朱某2负责，因只有朱某1在北京居住，住院期间的部分治疗也需要家属签字，经其他继承人劝说后朱某1去签的字，朱某1也从不关心父亲的治疗方案，老人生前一再强调不要给他留照片，但朱某1为了达到继承的目的还是在父亲病危的时候给他拍照片和视频。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朱某4与吕某2系夫妻，二人共生育子女四人，即原告吕某1、被告朱某3、朱某2、朱某1。朱某4生前系××报社高级离休干部，吕某2离休前曾任××××。吕某2于2011年12月8日去世，朱某4于2017年5月25日去世。朱某4、吕某2生前自朱某4工作单位购买了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某号房屋（建筑面积154.04平方米），该房屋登记在朱某4名下，系朱某4与吕某2之夫妻共同财产。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落款日期为2007年9月30日的《我们的遗嘱》、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10日的《我们的遗嘱》以及落款日期为2008年1月10日的《补充遗嘱》。其中2007年9月30日的《我们的遗嘱》的内容为：“朱某4、吕某2于2007年9月30日，依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立书面遗嘱如下：一、我们过世以后，丧事务必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发讣告，不要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我们的遗体由我们亲爱的儿女们护送火化、安葬。二、我们在北京阜外大街某号住房（共计140平方米），组织上已在1999年作价两万伍千元出售给我们（朱某4名下）并交有产权证。我们中的一方先去世，其生前房屋所有份额全部归生存一方所有；双方去世后，房产由子女继承。三、2002年上列房子全面装修，装修费用共计贰拾万元，二女儿吕某3出资壹拾伍万元。据此，房屋产权（占有、使用和处分权）由吕某3继承。购房价两万伍千元由子女四人均分，钱由吕某3出。四、我们在世时所使用的主要电器家具：电动按摩椅、40寸液晶彩电，系吕某3为我们购买的，应归吕某3所有，吕家祖传的大镜子归吕某3继承。五、我们所有的小艺术品、小礼品是吕某3、朱某3在美国、英国购买送给我们的，全部由吕某3、朱某3所有和处分。六、我们一生清廉，除了工资，别无其它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有了一些积蓄，以备养老之用。双方去世后，银行存款由子女四人均分。七、我们的藏书和一些字画，由吕某3继承。八、我们生前个人使用的衣物，由朱某3、吕某3共同所有和处理。九、本遗嘱执行人由朱某3、吕某3担任。立遗嘱人：朱某4吕某22007年9月30日”；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的内容为：“立遗嘱人：1、朱某4，男，1927年3月23日出生，住址：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某室。2、吕某2，女，1932年2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住址同上。朱某4和吕某2有共四个子女，长子朱某2，1952年4月3日生；次子朱某1，1953年9月25日生；长女朱某3，1955年4月17日生；次女吕某1，1961年3月1日生。我们依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立书面遗嘱如下：一、我们过世以后，丧事务必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要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我们的遗体由我们亲爱的儿女们护送火化、安葬。二、我们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某室的住房（共计140平方米），组织上已在1999年作价贰万伍千元出售给我们。该房产在朱某4名下，并拥有产权证。如我们其中一方先去世，其生前房产所有份额全部归生存一方所有；双方均去世后，房产由子女继承。三、2002年上述房子全面装修，装修费用共计20万元整。次女吕某1出资壹拾伍万元。据此，该房屋产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权）由吕某1继承。四、我们购置该房产时价格为贰万伍千元，将其分割四份，每份价值陆仟贰佰伍拾元。吕某1在继承该房产后，应分别付给每位兄姊陆仟贰佰伍拾元。五、我们在世时所使用的主要电器家具有：电动按摩椅、40寸液晶彩电，系吕某1为我们购买的，应归吕某1所有；吕家祖传的大镜子，归吕某1所有。六、我们所有的小艺术品、小礼品，是朱某3、吕某1在英国和美国购买赠送给我们的，应全部由朱某3、吕某1所有和处置。七、我们一生清廉，除工资外，别无其它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有了一些积蓄，以备养老之用。双方去世后，银行存款由子女四人均分。八、我们的藏书和一些字画，由吕某1继承。九、我们生前个人使用的衣物，由朱某3、吕某1共同所有和处理。十、本遗嘱执行人由朱某3、吕某1共同担任。本遗嘱一式两份，由立遗嘱人、吕某1各持一份。立遗嘱人：朱某4吕某2证明人：解放军报社干休所所长：张某1解放军报社干休所政委徐某1日期：200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报社离职干部休养所印章”；2008年1月10日《补充遗嘱》的内容为：“朱某4、吕某2于2007年10月10日所立遗嘱第十条：本遗嘱执行人由朱某3、吕某1共同担任。现今鉴于长女朱某3已定居英国，且身体欠佳，回国多有困难，故将我们遗嘱执行人改由次女吕某1担任。立遗嘱人：朱某4吕某22008年1月10日证明人：张某12008.1.11徐某12008.1.11”原告自述2007年9月30日《我们的遗嘱》落款处吕某2的签名可能系朱某4代写。被告朱某1对以上三份材料的意见如下：1、落款日期为2007年9月30日的《我们的遗嘱》系朱某4所书写，朱某4的签名系本人所签，但吕某2的签名应为朱某4代签，且原告也明确表示吕某2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吕某2亦未签署日期。但该遗嘱中“吕某3”并非本案原告吕某1，原告也没有这个曾用名。2、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为打印件，该份材料不是自书遗嘱，认可朱某4、吕某2的签名是本人所签，但没有书写日期，该遗嘱中将“吕某3”改为“吕某1”,将房屋坐落“北京阜外大街某室”全部改为“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外大街某室”，朱某4和吕某2生前均不会使用电脑，故该打印稿并非被继承人所输入并打印，而是原告所为。原告不能证明两位见证人张某1、徐某1见证了遗嘱的制作过程，且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属于无效遗嘱。3、对《补充遗嘱》的真实性认可，《补充遗嘱》是对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中的遗嘱执行人进行变更，内容不涉及遗产处分，不构成遗嘱，且吕某2未在该遗嘱上书写日期。4、原告存在销毁遗嘱的情形。原告曾提出被继承人留有四份遗嘱，而其仅向法庭提交了三份遗嘱，被告有理由认为第四份遗嘱内容不利于原告而被原告撕毁，而该份遗嘱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关于三份遗嘱为朱某4、吕某2真实意思的主张不成立。被继承人吕某2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市法院工作30余年，起草过婚姻法，离休后亦从事法律工作，其应当知道有效遗嘱如何设立，但原告提交的三份遗嘱均不合法，这明显违反常识、不符合逻辑。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到北京××干部休养所进行调查。该单位所长许某陈述：我是现北京××干部休养所的所长，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10日的《我们的遗嘱》加盖的××干部休养所的公章是我单位的公章，张某1是当时的所长，徐某1是政委。我单位老干部有事都会找所长和政委，朱某4和吕某2当时确实因为立遗嘱的事情找过所长和政委。我单位原名称为××干部休养所，2017年12月29日我单位名称变更为××干部休养所。徐某1陈述：我单位老干部有事都会找所长，朱某4曾找过所长几次，我不清楚是什么事情。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中加盖的××干部休养所的公章是我单位的公章，张某1是当时的所长，我当时是政委，所长先在这份材料上签的字，我后签的字，我的人名章是我加盖的，公章是所长加盖的。2008年1月10日《补充遗嘱》中的签名确实是我所签。本院电话联系张某1，张某1答复：朱某4生前确实要我单位证明其立遗嘱的事情，朱某4说要立一个公证遗嘱，把他的房屋给吕某1继承，并要求我单位出具证明，我跟他说单位出证明只是证明你去办了立遗嘱的事情，具体如何办理的单位不清楚。朱某4不会用电脑打字，遗嘱是如何打印的我不清楚，我们确实在打印的遗嘱上签了字。因我在外地休假，不便出庭作证。原告对以上调查内容予以认可，并认为：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真实有效,2007年9月30日被继承人亲笔手写了遗嘱的草稿，草稿本身就是一份有效的自书遗嘱，后两位被继承人又自行打印了正式遗嘱并签字，随后自行向单位提出由所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又于2008年1月10日亲笔书写了《补充遗嘱》，再次确认了打印遗嘱的真实性。这些行为都是两位老人自己独立完成的，能充分说明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更重要的是，两位老人有能力自己独立完成上述一系列行为。被继承人朱某4为××报社的创始元老，被继承人吕某2为北京市××离退休××，××××××。两位被继承人有意愿且有能力完成遗嘱的撰写、定稿、打印、第三方证明等一系列自书遗嘱的全部环节。打印遗嘱的所谓“打印”的形式仅是自书遗嘱的形式之一，如果仅因为“打印”行为无法证明就认定“打印遗嘱”无效，则会陷入机械认定的错误之中，丧失了对客观生活的认知。在原告已经提供了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的情况下，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吕某2在自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多次反复签署前后意思表示一致的遗嘱，说明其意思表示的稳定性，更说明是慎重思考后的结果。无论是解放军报社的公章，还是所长或政委的签章，都证明这份打印遗嘱是两位老人的真实意思，并不因有证人的存在而认为该遗嘱是代书遗嘱。对本院的以上调查，被告朱某1认为：1、打印遗嘱为代书遗嘱，不具备法定形式，应属无效。2019年12月2日庭审中，原告认可以下事实：徐某1、张某1并没有参与遗嘱制作过程；朱某4、吕某2不会使用电脑；打印遗嘱不是朱某4、吕某2完成的。因此，该打印遗嘱为代书遗嘱，但又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求。徐某1、张某1既没有打印遗嘱内容，也没有见证立遗嘱的过程。徐某1、张某1并非继承法意义上的见证人。原告关于打印遗嘱、补充遗嘱系由被继承人拿去单位签字的主张不成立，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朱某4或吕某2拿着打印遗嘱、补充遗嘱找到徐某1或张某1签字、盖章。原告提供的《朱某4自述》内附的标题为“吕某22007年10月9日手术前和老伴及4个子女合影留念”的照片可以证实2007年9月30日至2008年1月10日三份所谓遗嘱形成时原告在国内。打印遗嘱中“成”字打为“城”字是只有常居国外的原告才可能犯的错误。10年后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中也将房屋坐落中“成”字打为“城”字，故现有证据可以得出打印遗嘱系由原告吕某1制作的结论。2017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报社管理局出具《关于房屋情况的函》：根据部队相关规定，该房屋购房者去世后，由其合法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继承相应的权利义务；依法继承可以办理过户；需要上市交易的，实行准入制度，在同等条件下，原售房单位有优先购买权。就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房屋现状等问题，本院到北京××干部休养所调查取证，负责人答复：干休所于1999年开始向老干部售房，2000年左右朱某4取得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某号房屋的所有权证，朱某4曾将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后又补领了房所有权证。为了改善老干部的居住条件，干休所于2002年统一给所有老干部的住房加盖了南阳台，从原房屋南侧向外扩建2.2米，东西宽度与其房屋一致，该部分与原房屋是一个整体。为了老干部上下楼活动方便，干休所于2012年给所有4楼以上（包括4楼）的房屋加装电梯，将原有的楼道等设施拆除，不但在北侧公共部分加装了电梯，还把每一户房屋向北扩建了2.65米，宽度与其房屋一致。对于扩建部分是否可以办理产权，现房屋状况是否影响继承人继承房屋，继承人能否基于生效判决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等。负责人答复：干休所是基于为老干部解决生活便利等进行的扩建，扩建部分就是给老干部使用的，南侧阳台和北侧扩建部分是在原有房屋面积的基础上扩建出去的，在原房屋内，与原房屋是一个整体，因为政策原因，扩建部分现不能办理产权，但不影响房屋继承和办理过户手续。原告对此表示认可；被告朱某1表示，对于涉案房屋的改建情况，以法院核实的为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朱某3、朱某2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及2017年6月19日书写弃权声明，二人表示认可并尊重朱某4、吕某2的遗嘱，自愿放弃继承涉案房屋，并同意由原告吕某1继承该房屋。另，审理中，被告朱某1要求调取吕某1自2007年9月30日至2008年1月10日的出入境记录，以证实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系由吕某1打印制作。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继承从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办理。涉案房屋系朱某4、吕某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并登记在朱某4名下，系二人之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去世后，涉案房屋系二人之合法遗产，原、被告作为朱悦鹏与吕家琳之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继承权。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提交的三份遗嘱的效力。对于2007年9月30日《我们的遗嘱》，原、被告均确认该遗嘱的内容及朱某4的签名均系朱某4本人书写，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吕某2的签名的真实性，被告朱某1予以否认，原告亦不能确认系吕某2本人书写，且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吕某2签名的真实性，本院对吕某2签名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朱某4在该份遗嘱中涉及处理遗产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为自书遗嘱，被告朱某1对朱某4、吕某2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不持异议。通过对张某1、徐某1、许某的调查可以确认该份遗嘱是真实的，且为被继承人制作完毕后交由二人签名。被告朱某1主张该遗嘱系吕某1打印制作，未向本院出示证据加以证明，即使遗嘱时间吕某1在国内，亦不能证明遗嘱系由吕某1打印制作，故被告朱某1要求调取吕某1在遗嘱时间的出入境记录，本院不予调取。对于《补充遗嘱》，被告朱某1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案中，两份《我们的遗嘱》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补充遗嘱》的内容与前两份遗嘱的内容亦相互呼应，三份遗嘱是一个整体，内容相互承继和衔接，可以证实遗嘱的内容系吕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至此本院认为已达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本院对2007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嘱》以及《补充遗嘱》的效力予以确认。被告朱某1主张遗嘱中受益人姓名，房屋坐落中存在错字等不足以推翻遗嘱的真实有效性，本院对朱某1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朱某3、朱某2认可遗嘱，并同意涉案房屋由原告吕某1继承，本院亦不持异议。依据被继承人遗嘱，吕某1在继承涉案房屋后应分别给付其他继承人6250元，原告亦表示同意，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按照被继承人朱某4、吕某2的遗嘱将涉案房屋判归其继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朱某4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某号房屋归原告吕某1继承；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告吕某1向被告朱某2支付6250元，向被告朱某3支付6250元，向被告朱某1支付6250元。案件受理费31440元，由原告吕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吕某1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日内，被告朱某2、朱某3、朱某1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晓莉人民陪审员  刘 凤人民陪审员  王玉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曹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