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92民初35375号原告：闫国泰，男，198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淑影，女，199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系原告闫国泰配偶。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22室。法定代表人：刘强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蔚，该公司员工。原告闫国泰与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财产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国泰、被告京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蔚在线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国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京东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000元。事实与理由：1.2019年5月28日，闫国泰在广州市白云区通过一手机卖家微信发送链接购买手机一部，付款时该链接自动导向京东商城平台，遂向京东商城平台付款4000元，京东商城收款后发送收款确认信息，收款订单号为96173853749，收款人为京东商城平台商户。次日，闫国泰无法联系手机卖家，经查询银行流水，4000元支付给京东商城平台，遂联系客服得知京东确已收到4000元，96173853749号订单也是真实订单，但付款人并非该订单买家，上述4000元为闫国泰代96173853749号订单买家付款，京东客服以保密为由未透露其他信息。闫国泰在向京东商城付款过程中，京东商城平台未进行任何提示，未告知付款用途，也没有向闫国泰核实身份，付款后京东商场平台发送通知也未明确告知是代他人付款，京东商城收到闫国泰4000元构成不当得利；2.闫国泰支付4000元，收款人为“京东商城平台商户”，京东商城发送的电子收据也有京东商城标志，无其他信息标注具体商户名。京东商城收到款项后由其保管并根据审核交易之后进行“二次清算”，京东商城对上述4000元进行处置，已经超出第三方支付平台范围，应认定京东商城作为网络商城是闫国泰支付4000元的实际收款人。闫国泰与京东商城不存在任何付款事由，京东商城收到4000元属于不当得利。3.本案中，闫国泰通过一外部链接付款，在未与京东商城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最终付款到京东商城。外部链接随意接入京东商城收款渠道存在巨大安全风险，按照淘宝网和其他购物网站操作，付款人只能通过官方网站链接并登陆账户后付款，京东商城作为知名网络商城理应察觉通过外部第三方链接收款存在安全风险，有能力也有义务堵塞风险漏洞。4.京东商城在收款过程中没有向闫国泰告知订单信息、核实付款意愿以及客户身份。京东公司辩称：不同意闫国泰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订单与京东公司无关，应由闫国泰证明转转订单与京东订单存在必然关联关系。本案当事人通过本院诉讼平台提交了证据，双方在本院诉讼平台和庭审过程中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充分发表了意见。对本案有关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京东公司系京东商城平台实际运营者。转转系北京转转精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旗下APP，2015年11月12日正式推出的二手交易APP。2019年5月28日，闫国泰联系微信用户“aotu”购买“一加7pro黑色未拆封支持验机”手机一部，双方商定在二手交易APP“转转”进行交易，闫国泰按微信用户“aotu”发送的链接填写信息，支付价款4000元。然而，闫国泰实际支付的订单和商品，却完全不同。闫国泰提供的确认交易显示：转转订单号68086214938348461558922866，金额4000元，收款“转转”。账单信息、建设银行（4715）银行流水显示：收款方“京东商城平台商户”，金额4000元，京东订单编号96173853749，支付方式建设银行（4715），交易单号4200000323201905284376357447，商户单号40731219052818095200458。闫国泰认为，京东公司收取上述款项无事实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退还，遂提起本案诉讼，提出上述诉请。另查，经闫国泰申请，本院调查涉案京东订单信息如下：店铺名称“券仓生活服务旗舰店”，商家公司名称“易点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商品为（电子卡）沃尔玛GIFT卡200元礼品卡/购物卡全国通用员工福利，商品单价200元，购买数量20，订单金额4000元，下单账户jdJPmMxOQUkPhP，收货人军哥，手机号码189××××8549，收货人地址为上海杨浦区城区淞沪路8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F6藻想鱼见你斑鱼火锅。再查，京东公司提供的“微信代付京东订单风险提示”显示，用户通过微信打开京东代付订单，存在相应的风险提示字样：代付金额，收货人，剩余支付时间，付款说明“付款前务必和好友再次确认，避免是诈骗行为；如果发生退款，钱将退还到你的微信账户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闫国泰、京东公司是否是适格主体；2.京东公司是否存在不当得利行为。1.关于闫国泰、京东公司是否是适格主体的问题。闫国泰提供的付款凭证、银行流水、订单信息和本院调查的订单信息证实，闫国泰系建设银行账户（4715）所有人，通过其绑定建设银行账户的微信账号支付4000元给京东商城平台商户，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闫国泰作为网络购物买家，提起本案诉讼，京东公司作为网络商城平台应诉，双方主体适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京东公司是否存在不当得利行为的问题。首先，闫国泰通过京东商城平台下单、付款，有微信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支付过程有具体明确的所购商品、金额、收款方、订单号等信息，闫国泰作为成年人，应对自己的付款行为负有注意核实义务，并承担相应的付款后果。其次，根据闫国泰提供的聊天记录、账单信息及本院调查的订单信息，闫国泰自认向微信用户“aotu”购买“一加7pro黑色未拆封支持验机”手机一部，在后续沟通过程中，通过微信用户“aotu”提供的链接下单、付款，但实际支付的订单为转转订单68086214938348461558922866、金额4000元、收款方“转转”，收款商户为京东商城平台商户，并非京东公司，过程清楚，京东公司不存在故意诱导或欺诈，亦不存在主观过错。再次，闫国泰主张其支付结果与初衷相违背，但从全部聊天记录、支付过程和支付结果来看，存在被他人欺骗的可能性，该可能存在的欺骗行为亦非京东公司实施。对于闫国泰支付的4000元，京东公司已按照代付要求，用于支付账户jdJPmMxOQUkPhP的订单，京东公司已全面履行其义务，未收取任何款项，不存在不当得利行为。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九条“网络运营者开展经营和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和第十条“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的规定，京东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相应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和提醒义务等法定的义务。京东公司提供的“微信代付京东订单风险提示”显示，用户通过微信打开京东代付订单，存在相应的风险提示字样、代付金额，收货人等防诈骗信息，京东公司对用户代付已尽切实保证财产安全义务，已充分履行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尽的提示、注意义务。因此，闫国泰主张京东公司存在不当得利，要求京东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000元，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闫国泰的各项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不充分，应全部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闫国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闫国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彭美英书记员伍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