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8618号原告：方红燕，女，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依玫，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吕固亮，男，197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方红燕与被告吕固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红燕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肖依玫，被告吕固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红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5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每日按照延迟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一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26日为1005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续存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9月15日，原、被告签署了《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兵圣公司拥有的10％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同时约定自原、被告办理完毕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10日内，乙方（即被告）向甲方（即原告）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原告已于2018年12月25日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按合同约定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但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的约定，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每迟延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故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1月5日至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之日的违约金。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方红燕提交了以下证据：1.《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工商档案打印信息；3.银行流水明细。吕固亮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同时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被反诉人（方红燕）与反诉人（吕固亮）签署的《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反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5日被反诉人与反诉人签署了《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约定被反诉人将其拥有的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反诉人，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整。实际上这份《转让协议》是在被反诉人的诱导、欺诈下签署的，具体事实如下：兵圣公司从2012年9月成立一直到2015年7月都处在持续投入资金的培育阶段，账面持续呈现亏损状态。2015年，兵圣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当时被反诉人作为增资扩股的股东成为兵圣公司的股东。2015年7月以后，兵圣公司所有的业务逐步转入到北京新国戏文化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戏公司）来经营。2017年1月，兵圣公司基本处于停业状态。为了保证被反诉人的经济利益，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署了关于新国戏公司股份的代持协议，约定由反诉人为被反诉人代持新国戏公司5%的股权，股份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整，代持期限为2017年5月15日至2022年5月14日止。双方还进一步约定，被反诉人将所持的兵圣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反诉人，以此作为股权置换。由于当时兵圣公司一直处于不经营状态，因此当时并未做股权变更。直至2018年9月15日，被反诉人从迪拜回到北京，约反诉人在海淀区五棵松的胡桃里餐厅吃午饭，还说给反诉人带了藏红花…双方像平时一样基于以往就公司股权层面深度沟通的信任，以及朋友之间的信任，在午饭期间再次谈起了公司股权层面的问题。其间，被反诉人称由于自己要在迪拜投资房地产项目，依据迪拜当地政策要求，被反诉人不得在中国公司参股，因此需要退出中国公司，其姓名也不能出现在工商注册的股东名单里。面对被反诉人提出的要求，反诉人当场就表示没钱购买被反诉人的股份。基于双方之间沟通过的股权代持协议，当时被反诉人就表示“股权变更”只是需要反诉人帮个忙，不会向反诉人要钱。在此情况下，反诉人依然出于朋友情面，又考虑到大家一起投资创业本就不易，相互能帮忙的地方尽可能提供便捷，于是在吃饭过程中便签署了被反诉人带来的《转让协议》。此后，被反诉人一直催促股权变更事宜。由于此协议基于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的私下沟通，并未通知兵圣公司全体股东，因此在股东变更实施过程中遭到兵圣公司其他股东的质疑。另，由于兵圣公司业务当时已全部转入新国戏公司经营，又由于新国戏公司在经营中遇到巨大困难，在2018年被反诉人与反诉人沟通股权变更的过程中，兵圣公司、新国戏公司正处于诉讼期间，公司运营处于较大的风险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股东都表示共同进退，唯有被反诉人以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极力脱身、躲避风险甚至意图谋取超出其应得范围的利益。特别是在兵圣公司、新国戏公司接到上述诉讼一审判决前夕，被反诉人极力要求反诉人为其开具“证明”，证明其与兵圣公司、新国戏公司无任何关系，其本人也不为公司运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承担责任。被反诉人称此证明会在迪拜业务中使用。就被反诉人提出的“开证明”要求，反诉人再次出于“帮忙”的初衷，以兵圣公司董事长身份反复要求当时新国戏公司的监事甄礼负责开具了证明。事实上，开具证明一事未经兵圣公司、新国戏公司除吕、方二人之外其他所有股东的认可。基于以上事实和过程，反诉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另一方。而在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的沟通中，被反诉人多次利用“朋友关系”以及反诉人的善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反诉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基于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明显有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同。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之间探讨、签署的协议正是被反诉人利用反诉人的善良、不备，在被反诉人有意的诱导下所签的协议，并有计划地利用此协议，通过起诉方式谋取反诉人的钱财，伤害反诉人的权益。反诉人基于被反诉人2019年8月提起的诉讼进行反诉，并提出撤销诉求，并未超过法律要求的时限范围。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等情形时，当事人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由于兵圣公司、新国戏公司遇到的经营困境，基于被反诉人在公司陷入困境期间存在投资不到位、逃避风险责任、反复骚扰反诉人并通过“花言巧语”催劝反诉人以公司法人身份，在不通过其他股东的情况下，为满足被反诉人需求提供便利等行为，反诉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有权中止履行涉案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在反诉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过程中，曾多次当面、口头通知被反诉人，基于被反诉人的上述做法，反诉人中止履行涉案协议中的约定，直至被反诉人将此协议的沟通背景、行使前提以文字形式补充完善后方可恢复履行，但被反诉人始终没有这样做。综上所述，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以及共同创业的初衷，投资运营公司，这是双方的自愿选择，也应当依据《公司法》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由于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不可预见的风险，依据《公司法》，公司法人及股东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在此过程中，反诉人作为公司的主要召集人、法定代表人，在遇到任何困难时，第一想法是维护股东的利益，因此始终在积极想办法以各种形式来保全股东利益，同时坚守公司的运营，而不是选择破产清算，让所有人的投资和心血“打水飘”。然而，正是这样的“善心”，却遭到被反诉人的反复利用，一面利用朋友之间的信任让反诉人进入她早已布下的“圈套”，另一面利用起诉的方式强迫反诉人进行赔偿。由于反诉人出于“朋友情面”的考虑，多次在未经其他股东知晓、认可的情况下为反诉人“行了方便”，因此令反诉人面临股东及公司层面的巨大压力。经了解，阿联酋迪拜的投资环境十分开放，根本不存在中国人在当地参与投资就不允许在国内其他公司持股的政策要求。不仅如此，在被反诉人起诉反诉人之后，被反诉人还继续通过微信、电话、见面的形式和反诉人商议如何在迪拜开展业务赚钱等事宜，可见，被反诉人明知自己与反诉人的“朋友”关系，明知反诉人公司运营困难的实情；明知涉案协议签署的“前因后果”，还继续违心地迫使反诉人行使涉案协议中的约定，实属是一种无视法律、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基于以上事实和依据，反诉人认为被反诉人通过诱导、欺诈的方式令反诉人签署的《转让协议》不能成立，故提出上述反诉请求。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及反诉请求，吕固亮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股权代持协议定；2.阿联酋迪拜公司注册流程；3.关于迪拜注册公司的咨询和翻译；4.原告要求开具证明的截图；5.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针对吕固亮所提反诉，方红燕答辩称不同意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更不存在被告所述的诱导欺诈的情形，因此原告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退一万步讲，即便是真的存在所谓的欺诈，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民法总则也是一年。现在早已超过了一年的撤销的除斥期间，所以被告的反诉请求亦不应该得到支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2年9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吕固亮。2015年5月15日，方红燕投资50万元至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5年12月7日，方红燕在工商局完成股东出资登记。当日，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登记在册股东为吕固亮（出资205万元）、余昊（出资100万元）、倪薇（出资60万元）、上海道集投资管理事务所（出资60万元）、方红燕（出资50万元）、李伊曼（出资15万元）、黄海波（出资10万元）。其中方红燕出资比例为10%。2018年9月15日，方红燕（甲方）与吕固亮（乙方）签订《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为兵圣全智（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圣公司）股东，合法持有兵圣公司10%的股权，出资数额为50万人民币；2.乙方同为兵圣公司的股东；3.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上述兵圣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以下内容：“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根据本合同所约定的条件，将其在兵圣公司拥有的10%股权转让给乙方（简称“标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自甲乙双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1.甲方未依照本协议约定，协助乙方办理标的工商变更事宜，由于甲方原因导致逾期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向乙方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以此累计。乙方原因导致的逾期除外。2.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乙方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乙方的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甲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2018年12月25日，方红燕出资50万元所对应的10%股权全部转移至吕固亮名下。变更登记后，方红燕退出股东登记，吕固亮出资数额增加至255万元。另查，方红燕与吕固亮针对北京新国戏文化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二人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方红燕委托吕固亮代持北京新国戏文化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5%（50万元），代持期限为2017年5月15日至2022年5月14日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8年9月15日原、被告签署的《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因方红燕已按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兵圣公司10%股权转让与吕固亮，并于2018年12月25日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吕固亮应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10日内即2019年1月4日前向方红燕支付股权转让款，吕固亮未按上述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双方合同中虽约定按照延迟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一计算支付，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具体损失金额，被告亦向本院提出调整违约金的主张，故本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对原告主张的高于本院认定的违约金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称，原、被告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吕固亮受让方红燕持有的兵圣公司10%股权，实际上系与方红燕持有（吕固亮代持）的北京新国戏文化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股权置换。鉴于原告不认可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且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转让协议》与《股权代持协议》的关联关系，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行使不安抗辩权，因吕固亮为后履行义务一方，吕固亮主张行使该项抗辩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所提反诉请求，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吕固亮于开庭当日即2019年12月12日方向本院提交反诉申请，已过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根据上述规定，吕固亮应在签署《转让协议》之日起一年内（即2019年9月15日前）行使撤销权，否则其撤销权消灭。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固亮在2019年9月15日前行使过撤销权，故吕固亮的撤销权归于消灭。其次，吕固亮主张受到方红燕诱导、欺诈才签订的《转让协议》，其诱导、欺诈的基础为在中国工商登记的在册股东不能在迪拜投资，但被告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转让协议》与迪拜投资的关联性，故对吕固亮所提的撤销事由，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对被告所提反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吕固亮向原告（反诉被告）方红燕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吕固亮向原告（反诉被告）方红燕支付未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违约金（以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吕固亮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903元（已由方红燕预交），由方红燕负担722元（已交纳），由吕固亮负担418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4403元（已由吕固亮预交），由吕固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中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侯雅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