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335号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社长：朱锦棉。委托诉讼代理人：幸小平，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伍炳坤，男，195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谦，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灿华，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所（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富国路六号。法定代表人：朱政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格，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与被告伍炳坤、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所（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的社长朱锦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幸小平、被告伍炳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灿华、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所（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自2016年起第三人所支付的坐落在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河坑至高排”（土名）的496.5亩林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均归原告所有；后原告明确该项诉请中的2016应为2015；2.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上述林地2016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28000元和2017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40000元；后原告明确该项诉讼请求为：被告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共计96000元（2015年28000元、2016年28000元、2017年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就解除原、被告双方坐落在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河坑至高排”（土名）496.5亩林地的承包事宜，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7月22日达成了编号为：2014年第006号的协议书。其中约定：1.被告在完成本次采伐后，原承包合同（协议）自动解除，原告即时收回该林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2、对于承包期内被告未缴纳租金而又因本次林地调整未能继续经营的，被告不再交纳租金给原告，原告也不再对被告另作任何补偿。在原、被告双方达成上述协议以解除涉案林地承包合同关系后，原告与第三人则于2014年7月22日签订了编号为：2014年第006号的《林地承包合同》，将涉案林地发包给第三人，并明确约定了第三人需向原告支付相关的林地承包款，然而第三人需向原告支付的2016年和2017年的林地生态公益林补偿费，却被被告进行了领取，而被告也至今未向原告交还。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也不予理会。被告于2015年就完成了涉案地块的林木砍伐，此后也未再向原告支付涉案林地的承包款，从而被告对于涉案林地已是丧失承包利益的，被告所实施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利益。被告辩称，原、被告涉及的林地承包只有约400亩，不是496亩；根据2014年第006号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对于乙方即被告已支付承包款因本次林地调整未能继续经营的期限内，作为投资补偿，该林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由被告收取，收取期限从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为生态公益林地次年起至2028年1月止，原告在2016年3月8日向被告支付了2015年度的生态补偿款28000元，反映了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由被告在2028年1月前收取政府的生态补偿款；原告所称的林地承包合同中提到的林地承包款是指除生态补偿款以外的由政府另外支付给林地所有者的林地流转租金，因此原告故意将林地承包款及生态补偿款混为一谈，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第三人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原告提供的证据2014第006协议书第二条规定该生态补偿款由乙方即被告收取，收取期限从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为生态公益林林地次年起至2028年1月止，本案第三人向被告按时支付生态补偿款，没有拖欠生态补偿款的情况，林地承包合同的甲方权利义务第二条规定，确定上述发包的林地权属清晰，合法无权属纠纷和经济纠纷，如在承包后发现原发包林地存在权属纠纷或者经济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原告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因被告与原告存在租金等纠纷，现将第三人一并承担诉讼义务，这有损第三人的利益，因原、被告原承包合同协议解除，第三人将生态公益补偿款支付给被告，原承包合同依然生效。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支付原告2015年至2017年的96000元生态补偿款，第2项诉讼请求又请求被告支付原告96000元生态补偿款，存在矛盾且构成重复主张。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系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经变更而来。2002年11月22日，原告作为甲方，练彩房、李刘晃均作为乙方签订《承包山地合同书》［编号为：朱字（2002）第025号］，该合同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所属山地（土名：横窝仔、大横窝、老虎窝、沙坑尾、满山、打狗窝、狗骨幼）承包给乙方开垦种植丰产林等；同时约定承包山地实际面积约400亩，承包期为25年，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按四至界限标定的山头每年交纳租金10000元，第一年交租金10000元、押金10000元，押金作为承包期的最后一年租金，付款方式为一年付一次；承包期内乙单方享有合同标定地域内的土地使用权，乙方以种植树木为主，可综合经营农、林、牧、副农业，均视为合法经营。；在合同承包期内，乙方绝对有自主经营权，如甲、乙双方对该地段需转让或转包它人时，一定要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在不损害双方的共同利益下方能转包或转让；等。该合同书还载明经原告社员（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于2002年11月22日召开社员（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原告所属山地约400亩发包给练彩房、李刘晃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贰拾伍年，从二00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0二八年一月一日止，承包款每年壹万元正。同意发包的社员（村民）代表签名栏有朱锦棉、朱房耀等30人签名，签名下方并注明本社（组）有37户、已签名同意发包的有30户，超过三分之二同意，本决议有效。签订上述合同书时，由原增城市朱村镇法律服务所作为见证人并出具《说明书》，证明上述人员于该日签订该合同书及双方签字属实。被告诉讼中向本院提交的《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合同书》，显示增城市林业局（甲方）与李刘晃、练彩房（均为乙方）于2003年1月22日签订《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合同书》，主要约定：甲、乙同意速生丰产林基地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建设，其林地为甲、乙双方共同所有。甲方不参与基地建设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乙方全权负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基地建设资金主要由甲方提供，以6年为一个轮伐期，在第一个轮伐期内，甲方固定提供造林资金300元/亩（此款主要用于租地、造林、抚育、管护、公路建设等费用），不足部分由乙方解决；基地位于朱村镇联兴村下油罗合作社老虎窝等山地、总面积350亩，其中种植相思树140亩、种植桉140亩、南洋楹树70亩，总投资（由甲方提供的资金）14万元，其中第一轮伐期10.5万元、第二轮伐期3.5万元，合作期为12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合作期满时，如基地林木尚未符合采伐要求，经甲方审核同意，合作期可适当延长1～2年；等。2004年1月8日，原告作为甲方、李刘晃及练彩房均作为乙方、被告及伍伟其均作为丙方签订《转租合同》，该《转租合同》主要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协商，甲方同意乙方将二00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朱村镇法律服务所与甲方签订的《承包山地合同书》朱字（2002）第025号合同转让给丙方经营管理，转让标的见附件（原合同不变），另：丙方以叁万元人民币补偿给乙方作为转让费。本转让协议自签字前的一切债务归乙方负责，签字之日起所有债权、债务由丙方负责，包括与林业局的贷款及还树等债务，所交甲方的押金全归丙方所有，在承包期间的所有收益归丙方所有。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丙各执一份，法律服务所一份，自三方签字生效。该合同下方还载明：伍伟其家人委托伍炳坤管理此合同，委托人栏并有陈凤莲等人签名、捺印。陈凤莲等人并于2011年5月20日分别以委托人、伍伟其家人名义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伍伟其于2007年去世，由其家人代表委托伍炳坤先生管理签署《转租合同》等。被告称伍伟其去世前已将其投资款项退回，同时提交收据复印件（6张）用于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如期向原告交纳租金。原告则称不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2014年7月22日，原告与第三人（原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主要约定：为确保采伐迹地的造林任务顺利完成，有利于规模化管理，提高森林的经营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林地承包方案，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原告将其所有的坐落在朱村街联兴村“河坑至高排”（土名）的林地面积共496.5亩的林地使用权以公开协商的方式，从2014年7月22日起至2044年7月22日止承包期限共30年，发包给第三人用于林业生产经营活动，上述林地、林木交付现状：采伐迹地；林地承包价款按市政府每年规定的标准，2013年度的标准为每亩30元，缴付时间以市政府安排为准；第三人按合同规定享有对承包林地的自主生产经营使用权、林木处置收益权等；本合同法律效力不受原告、第三人双方负责人变动影响，也不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离或合并而变更或解除等。该合同附件中的日期为2014年7月18日会议记录载明：原告于该日召开代表大会并形成会议记录，原告共有村民代表32人，到会代表29人，占90%；同意的代表29、弃权的代表3人，同意的代表占会议代表的90%，表决有效；会议结果：经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将位于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河坑至高排”（土名）的林地，采伐后林地调整为生态林并流转给市统一经营。该会议记录中同意的代表签名栏有朱金强、朱锦棉等29人的签名。同在7月22日，原告作为甲方、出租方，被告作为乙方、承包方签订《协议书》（编号：2014年第006号），该《协议书》主要载明：乙方在完成本此采伐后，原承包合同（协议）自动解除，甲方即时收回该林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干预甲方的经营或处置；对于乙方已支付承包款而因本次林地调整未能继续经营的期限内，作为投资补偿，该林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由乙方收取，收取期限从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为生态公益林地次年起至2028年1月止；生态公益林补偿方法和标准按照当年《广州市生态公益林经济补偿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生态公益林补偿费按年度拨付，不足半年不计付，超过半年但不足一年按一年计付；对于承包期内乙方未缴纳租金而又因本次林地调整未能继续经营的，乙方不再缴纳租金给甲方，甲方也不对乙方另作任何补偿；甲、乙双方必须按以上约定履行职责，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负完全责任，并赔偿对方因之引起的经济损失；等。落款栏甲方:（盖章）下方负责人处有朱金强的手写签名。同月24日，原告等向原增城市林业和园林局申请将上述“河坑至高排”面积为496.5亩的商品林（丰产林）调整为生态公益林。另，原告提交了支出证明单复印件、朱村街2016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拨付明细表打印件、朱村街2017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拨付明细表打印件，用于证明被告已经拿走补偿金96000元。上述支出证明单载明日期为2016年3月8日、伍炳坤生态林400亩×70元￥28000元等内容，同时会计栏、出纳栏、证明人栏分别有朱亚城、朱伯胜、朱金强的手写签名。上述明细表均载明被告的开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账号及备注私人承包，分别载明：损失性补偿金额34755元、49650元。在明细表下方分别有手写内容：转给本合作社6755元、伍炳坤本人28000元；转给本合作社9650元、伍炳坤本人40000元。被告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确认共收到款项96000元，但表示该款项均为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包括：2015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28000元；2016年、2017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分别由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按496.5亩对应的款项34755元、49650元转入被告的账户，后被告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2017年12月27日将96.5亩对应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6755元、9650元退回给原告。对此，被告提交了其本人的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作为证据。该清单显示：2016年3月8日，被告收到由原告转账汇入的款项28000元、用途栏备注为生态补偿款；同年12月19日，被告收到由户名为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账户转账汇入的款项34755元；次年1月12日，被告转账支付6755元至原告账户；2017年12月11日，原告收到由户名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转账汇入的款项49650元；同月27日，被告转账支付9650元至原告账户。第三人陈述上述款项系其按每年的不同标准向被告支付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原告则称即使其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但其与第三人是承包关系，第三人支付给被告的上述款项性质上是林地承包款，并非生态公益林补偿款，该款项应为支付给原告的林地承包款，该错误支付行为是由原告原社长朱金强造成的，且其亦无权利定性上述第一笔款项28000元的性质。对此，被告表示该28000元系原告用其账户转账汇入，在此过程中需原告按相关财务制度处理，并非朱金强的个人行为，且明确备注为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并非原告所称的林地承包款。第三人则表示其每年均已按合同约定即30元/亩的价格向原告转账支付林地承包款。原告确认第三人每年均有转账支付款项，但表示不清楚其支付的是何款项，同时确认第三人没有其他款项需向其支付。此外，原告提交一份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的会议纪要，拟证明解除终止了上述《协议书》。该会议纪要显示原告村民全体代表一致决定立即解除、终止《协议书》，并由朱金强、朱亚城、朱锦棉等人签名、捺印。被告对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表示其系原告单方作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三人表示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涉案《承包山地合同书》《转租合同》《林地承包合同》《协议书》等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首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并结合本案证据、陈述，被告系经合法转租承包经营涉案400亩林地，且原告系在知悉该林地应按规定进行变更经营管理后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并明确约定了该林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由被告收取，收取期限从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为生态公益林地次年起至2028年1月止等，双方均应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现原告提交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的会议纪要主张解除终止上述《协议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在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第三人每年应按约定标准向其支付林地承包款，现原告确认第三人每年均有向其支付款项，却表示不清楚第三人支付的是何款项，显然与事实不符。鉴于原告确认第三人没有其他款项需向其支付，为此，对于第三人关于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按该合同约定支付林地承包款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再次，关于被告实际收取的由第三人支付的款项96000元，基于上述并结合本案中查明的事实、证据及陈述，被告、第三人关于该款项系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分别作出的抗辩意见、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关于该款项应为第三人向其支付的林地承包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因被告收取的上述96000元系生态公益林补偿款，该款项分别包括了2015年、2016年、2017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28000元、28000元、40000元，其收取上述年限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并未违反与原告在《协议书》中的期限约定，是有权收取，且现双方约定收取期限尚未届满，被告有权收取至约定届满期限止。综上所述，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对于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联兴村下油经济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小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姚锐龙江佩贤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