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9）苏01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徐琴，女，1985年5月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委托代理人章吉如，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苏州海关缉私分局，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苏街188号。法定代表人王德平，苏州海关缉私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孙磊，苏州海关缉私分局法制科民警。复议机关南京海关缉私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360号。法定代表人孙平，南京海关缉私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军、周剑勇，南京海关缉私局工作人员。赔偿请求人徐琴因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苏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扣押国家赔偿一案，不服苏州海关缉私分局（苏州缉私分局）作出的苏关缉公赔决字〔2019〕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国家赔偿决定书》)、南京海关缉私局（南京缉私局）作出宁关缉刑赔复决字〔2019〕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徐琴称，苏州缉私分局在对浙江弗莱制冷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弗莱公司）搜查中，扣押了赔偿请求人的苹果6手机一部，至今仍未返还给赔偿请求人。2015年8月26日2018年11月6日，苏州缉私分局受理了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刑事赔偿申请。2019年1月4日，苏州缉私分局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后赔偿请求人又向南京缉私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南京缉私局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苏州缉私分局苏关缉公赔决字〔2019〕1号不予赔偿决定。苏州缉私分局在侦办杭州富铭制冷技术有限公司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案件时，扣押赔偿请求人私人手机至今，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被扣押的手机系赔偿请求人的私人物品，并不涉嫌走私物品。苏州缉私分局认为赔偿请求人的手机中可能存储参与实施走私犯罪的部分证据,可以依法进行扣押，扣押后应当及时提取相关数据，将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予以返还。苏州缉私分局在扣押赔偿请求人手机时并未将扣押清单提供给赔偿请求人。赔偿请求人的手机被扣押至今已近四年，赔偿请求人不但丧失了手机的收益权，而且根据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赔偿请求人的手机已近报废。综上，赔偿请求人认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赔偿义务机关苏州缉私分局扣押赔偿请求人的手机至今，侵犯了赔偿请求人合法的财产权益。赔偿请求人不服《国家赔偿决定书》、《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1.手机损失6500元；2.律师费损失5000元。赔偿义务机关苏州缉私分局辩称，2015年8月26日，苏州缉私分局办案民警在侦查工作中，对弗莱公司的生产、办公、仓储区等进行搜查，并依法开具了苏关缉搜查字〔2015〕4号搜查证。在工作中，办案民警发现徐琴本人使用的手机中可能存在证明涉案货物性质的证据，依法对徐琴所持有的该苹果6手机予以扣押，并在苏关缉扣字〔2015〕13号扣押决定书项下开具了扣押清单，徐琴在该扣押清单上签名捺指印。该扣押清单亦交徐琴一份，另一份附卷。该案在2016年10月指定由南京缉私局管辖，苏州缉私分局已将上述手机随案移送至南京缉私局保管。苏州缉私分局扣押徐琴所持有的苹果6手机的行为，是侦查工作的需要，且符合2012年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程序性要求，该侦查措施不违法。本案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相关国家赔偿范围的情况，请求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复议机关南京缉私局辩称，一、2018年11月6日，徐琴向苏州缉私分局提起刑事赔偿申请。2019年1月4日，苏州缉私分局作出涉案不予赔偿决定。2019年2月14日，南京缉私局收到赔偿请求人徐琴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2月19日，南京缉私局受理上述复议申请。经审查，南京缉私局认为，徐琴关于“要求苏州缉私分局赔偿苹果6手机价格人民币6500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于2019年4月12日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维持苏州缉私分局苏关缉公赔决字〔2019〕1号不予赔偿决定。二、徐琴提出的赔偿请求应予驳回。1.相关案件基本情况。2015年8月12日，苏州缉私分局立案侦查常熟金星佳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青岛金利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该部分犯罪事实已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刑初105号刑事判决认定，并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刑终138号刑事裁定维持。）侦查过程中，发现青岛金利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杭州富铭制冷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共同走私的犯罪事实。在上述案件的侦办过程中，苏州缉私分局又发现了杭州富铭制冷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宏贺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伪报品名走私出口的犯罪证据，并于2015年8月26日立案侦查。2016年10月28日，海关总署缉私局以署缉（刑）指管字〔2016〕13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将该案指定南京缉私局管辖。10月31日苏州缉私分局将上述案件及证据材料移交南京缉私局。同日，南京缉私局依法对杭州富铭制冷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宏贺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立案侦查。2018年12月10日该案侦查终结移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6月24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苏州缉私分局民警发现弗莱公司生产跟单员赵燕将生产加工单发给采购部采购员徐琴。徐琴按照赵燕和陈智勇的指令，采购过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制冷剂的钢瓶。鉴于徐琴本人使用的手机中可能存在证明本案涉案货物性质的证据，办案民警依法开具扣押决定书（苏关缉扣字〔2015〕13号）对徐琴所持有的该苹果6手机予以扣押，并制作了扣押笔录和扣押清单，并由徐琴在扣押清单上签名捺指印。3.徐琴手机中提取了能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证据。在案件后续审查过程中，徐琴多次提供证言，承认其作为弗莱公司包装材料采购员，从浙江中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公司采购过包装钢瓶，并且在其经手的单据中存在用二级品代替涉案物品的情况。徐琴苹果6手机扣押后，苏州缉私分局对其进行了数据提取和恢复。通过数据梳理发现，其手机电子数据中存在以下内容可以作为本案证据：货物属性的证据（包装物上直接体现涉案物品字样）、虚假包装的证据（主要体现在同一票货物，钢瓶和包装纸箱上货物名称不一致）、反映主观故意的间接证据（徐琴已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谈论案件的内容）、反映涉案单位关系的证据（灌装的情况）、反映涉案单位和个人对抗侦查及通风报信方面的证据（徐琴在2015年8月26日苏州缉私分局搜查弗莱公司的现场向林歆通报缉私部门搜查的情况）。4.徐琴手机状态完好，并无损坏。该苹果6手机自2015年8月26日扣押至今，一直处于封存状态，保存情况完好，可以正常使用，并未出现任何损坏。徐琴提出国家赔偿之前，从未向侦查机关就苹果6的发还问题进行沟通。南京缉私局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通知案件相关人员（王茹萍、赵燕、陈升华、姜越枚、吴爱青、王建兰、方洁夏虹、张静静、徐琴），发还苏州缉私分局侦查时扣押的涉案财物，其中包括徐琴的苹果6手机。其他人员均已领取完毕，但徐琴予以拒绝。综上，南京缉私局认为，苏州缉私分局扣押徐琴手机，程序上符合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扣押程序规定》的要求，并无违法之处。请求依法作出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2日，苏州缉私分局侦办常熟金星佳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青岛金利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的过程中，发现了杭州富铭制冷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宏贺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伪报品名走私出口4000余吨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的大量证据，并于2015年8月26日立案侦查。2015年8月26日，苏州海关缉私分局办案民警在侦查工作中，依法开具苏关缉搜查字〔2015〕4号搜查证，对弗莱公司的生产、办公、仓储区等进行搜查。鉴于徐琴本人使用的手机中可能存在证明本案涉案货物性质的证据，苏州缉私分局于2015年8月26日依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徐琴所持有的苹果6手机予以扣押，并制作了扣押笔录和扣押清单（一式三份，一份附卷，一份交持有人，一份交公安机关保管人员），并由徐琴在扣押清单上签名捺指印。扣押徐琴手机后从其中提取并恢复的案件证据有货物属性的证据，虚假包装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谈论案件的内容、涉案单位关系的证据，反映涉案单位和个人对抗侦查、通风报信方面的证据，徐琴多次提供的证言中，承认其作为弗莱公司包装材料采购员，从浙江中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公司采购过涉案物品的包装钢瓶，并且在其经手的单据中存在用二级品代替涉案物品的证据。2016年10月28日，海关总署缉私局将该案指定南京缉私局管辖。2016年10月31日苏州缉私分局将上述案件及证据材料移交南京缉私局。2018年12月10日该案侦查终结移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11月6日，徐琴向苏州缉私分局申请国家赔偿，认为苏州缉私分局扣押其价值6500元的苹果6手机，时隔多年未归还，根据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已经符合报废，要求赔偿。2019年1月4日，苏州缉私分局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2019年2月14日，南京缉私局收到赔偿请求人徐琴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同年2月19日，南京缉私局受理上述复议申请。经审查，南京缉私局认为，徐琴关于要求苏州缉私分局赔偿苹果6手机价格人民币6500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于2019年4月12日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维持苏州缉私分局涉案不予赔偿决定。南京缉私局审理中述称，其于2019年3月通过电话方式通知徐琴来领取被扣押的手机，并且制作了同步录音录像，并且徐琴也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其当时工作比较忙，不愿意来领取。徐琴称，确实是接过电话，但是赔偿请求人认为手机被扣押时隔时间太长，已经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该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该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本案中，苏州缉私分局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认为徐琴本人使用的手机中可能存在涉案证据，于2015年8月26日扣押了徐琴的苹果6手机，并当场制作扣押清单一式三份，徐琴在扣押清单上签字捺印。后经查，在该手机中发现了涉案的相关证据，该手机与相关刑事案件有关联，故未在三日内发还，符合上述规定。徐琴认为苏州缉私分局扣押其手机时未提供扣押清单的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故苏州缉私分局涉案扣押手机的行为合法。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该法第十八条明确了行使刑事司法权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物的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该行为违法，只有上述司法行为违法，同时由于该行为造成财产的损失的，受害人才可获得国家赔偿。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相应的赔偿方式，即首先是返还财产，其次是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再者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海关总署缉私局将该案指定南京缉私局管辖，2018年12月10日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被扣押的手机既未损坏，又未灭失，应当返还。后南京缉私局电话通知徐琴领取手机系发还被扣押手机的行为，该行为并无不当。徐琴未提交证据证明被扣押的手机有损环、灭失的证据，其拒绝领取被扣押的手机，缺乏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徐琴主张的6500元的手机损失，系手机的自然贬值，而非因涉案的扣押行为给手机造成不能返还、损坏、灭失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徐琴在向苏州缉私分局提出的赔偿申请中，并未要求赔偿相关的律师费用，且该律师费用亦非涉案扣押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故对徐琴要求赔偿的手机6500元及律师费用5000元的损失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据此，苏州缉私分局作出涉案不予赔偿决定、南京缉私局复议作出涉案维持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2018年11月6日，徐琴向苏州缉私分局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1月4日，苏州缉私分局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2019年2月14日，南京缉私局收到赔偿请求人徐琴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2019年4月12日，南京缉私局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符合上述规定。综上，赔偿请求人徐琴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苏州缉私分局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南京缉私局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苏州海关缉私分局作出的苏关缉公赔决字〔2019〕1号国家赔偿决定、南京海关缉私局作出的宁关缉刑赔复决字〔2019〕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