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04民初6858号 原告：何某3，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何某1，男，200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3（系何某1之父），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何某2，男，201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3（系何某2之父），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余毓良，男，195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原告：陈素桂，女，195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快，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强，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住所地：成都市三官堂街3号、静秀路66号。 法定代表人：王猷权，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方武，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欣，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某3、何某1、何某2、余毓良、陈素桂与被告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锦江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被告锦江妇幼保健院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依法由审判员郭莉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毓良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快、被告锦江妇幼保健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欣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锦江妇幼保健院赔偿五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79201.3元；2、判决锦江妇幼保健院退还五原告预交的医疗费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锦江妇幼保健院承担。事实与理由：死者余桂华自怀孕以来就在锦江妇幼保健院处建卡进行产检，严格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产检，各项指标均正常。2016年11月11日上午5点左右，余桂华出现羊水破了的情况，早上5：30到达锦江妇幼保健院，入院时间为早上6：55。余桂华入院后情况十分不好，一直到上午11：30才开始剖腹手术，11：57余桂华出现紧急情况，于下午17：29被宣布死亡。余桂华入院时情况已经十分危险，但锦江妇幼保健院医生未引起重视，对余桂华没有任何的监测抢救措施，严重延误抢救时间，且余桂华出现病危情况时，医生没有立即对余桂华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导致了余桂华死亡的后果。锦江妇幼保健院对余桂华的死亡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应当对余桂华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五原告与锦江妇幼保健院协商赔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此，五原告起诉至法院。 被告锦江妇幼保健院辩称，患者余桂华在锦江妇幼保健院诊疗过程中，其入院诊断明确，医院完善了相关检查后，认为余桂华具有剖宫产手术指征，在取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后行剖宫产手术，手术操作规范，手术后医生缝合子宫切口时患者病情突然变化，患者发生了产科极其危险的并发症“羊水栓塞”。锦江妇幼保健院按照抢救规范、诊疗指南尽全力进行抢救治疗，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原则和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五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1日，余桂华到锦江妇幼保健院住院待产，入院诊断为：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妊娠期糖尿病、胎膜早破。同日11时许，锦江妇幼保健院为余桂华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在缝合子宫过程中，余桂华突然出现深大呼吸随之呼之不应，全身紫绀，血压及血氧饱和度下降，锦江妇幼保健院立即组织抢救，经抢救无效，余桂华于17：29宣布临床死亡。同日，余桂华预交住院费6000元。 2017年4月4日，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法解：2016-495《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经鉴定认为，根据临床经过及法医病理学检查综合分析，不排除余桂华产后羊水栓塞可能。锦江妇幼保健院为此支付鉴定费10000元。 2019年8月28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8］医鉴字第Y10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余桂华符合羊水栓塞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锦江妇幼保健院对余桂华检查不完善，存在不足，对余桂华拟行剖宫产术，手术指征存疑；虽然医方在余桂华出现病情变化的处理和抢救方面并未见明显过错，但医方存在术前检查和准备不足，终止妊娠分娩方式指征不明确等过错因素，不排除该过错因素对余桂华的病情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余桂华死亡符合羊水栓塞所致，起病急，病情凶险，难以预测，其死亡率可高达86%，结合当今医疗水平局限性及医学高风险等因素，锦江妇幼保健院医疗过错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故此，鉴定意见为：锦江妇幼保健院在余桂华就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检查不足，准备不充分，剖宫产手术指征存疑等过失医疗行为，医疗过错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0%-20%（建议参与度取20%较妥）。锦江妇幼保健院为此支付鉴定费142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锦江妇幼保健院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采取书面质询的方式进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中大法鉴［2019］函字第1835号《答复函》，认为：1、关于术前检查问题，医方认为余桂华2016年11月9日已行相关检查，在其2016年11月11日入院后不必再行相关检查，鉴定人认为，人体血液并非静态一成不变，受疾病、内外环境的变化出现变化，11月9日的检查结果仅能代表其当时的检查前情况，不能确保检查后的情况，在余桂华入院后应再次充分了解余桂华的状态，尤其对于拟手术前的准备，更应充分通过血生化等检查了解患者重要脏器情况。余桂华入院时，通过医方诊断及检查，余桂华非普通健康产妇，所拟行剖宫产为二级手术，存在一定危险指数，所需考虑的因素较普通产妇多，医方手术前更应通过最基本的检查全面了解余桂华的身体状况。2、关于手术指征，对于轻度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无其他产科剖宫产手术指征，可考虑阴道试产，对于重度ICP，既往有ICP相关死胎、死产或合并症较多者，可考虑剖宫产终止妊娠。医方在余桂华入院时诊断为妊娠期胆汁淤积症，非重度，诊断合理，应拟阴道试产；余桂华入院至拟剖宫产约4小时血压情况和尿蛋白情况不符合子痫前期病情向重度发展的表现，医方以“重度子痫前期”予以剖宫产手术，手术指征待商榷。 另查明，何某3系余桂华配偶，何某1、何某2系余桂华与何某3的婚生子，余毓良系余桂华的父亲，陈素桂系余桂华的母亲，余毓良与陈素桂生育有子女三人。余桂华身前在成都市成华区经营有成华区青龙厨具经营部。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五原告提交的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户口簿、病历资料、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法解：2016-495《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个体工商户注册信息、收据，被告锦江妇幼保健院提交的鉴定费票据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中大法鉴中心［2018］医鉴字第Y10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中大法鉴［2019］函字第1835号《答复函》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余桂华在锦江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过程中死亡，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锦江妇幼保健院在余桂华就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检查不足，准备不充分，剖宫产手术指征存疑等过失医疗行为，医疗过错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0%-20%。五原告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锦江妇幼保健院认为其对余桂华完善了相关检查，余桂华具有手术指征，其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原则和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本院认为，综合余桂华的病历、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及答复函意见，可以确认以下事实：余桂华死因为羊水栓塞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锦江妇幼保健院在对余桂华手术前未完善相关检查，以余桂华入院前三天的检查结论为依据；锦江妇幼保健院对余桂华行剖宫产术手术指征存疑。结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锦江妇幼保健院在余桂华诊疗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过错。但余桂华系因羊水栓塞死亡，据记载，羊水栓塞是产科特有的罕见并发症，其临床特点为起病急骤、病情凶险、难以预测，可导致母儿残疾甚至死亡等严重的不良结局，其死亡率可高达86%。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结论认为锦江妇幼保健院的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0%-20%有合理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锦江妇幼保健院应当依法承担与其医疗过错程度相当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综合以上分析，参考鉴定机构意见，本院确认锦江妇幼保健院对余桂华的死亡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为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余桂华死亡，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五原告要求锦江妇幼保健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针对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余桂华死亡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 1、死亡赔偿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余桂华死亡时约37岁，在城镇经营个体工商户，收入来源于城镇，则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应为664320元（四川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年×20年）。五原告起诉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余桂华的父亲余毓良出生于1954年8月12日，余桂华死亡时余毓良62岁；余桂华的母亲陈素桂出生于1958年12月7日，余桂华死亡时陈素桂57岁；余桂华长子何某1出生于2005年4月7日，余桂华死亡时何某111岁；余桂华次子何某2，在其出生后余桂华即死亡。以上人员均符合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条件。余桂华收入来源于城镇，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余毓良与陈素桂生育有子女三人，故余毓良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40904元（2018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18年÷3人）；陈素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56560元（2018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20年÷3人）；何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82194元（2018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7年÷2人）；何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11356元（2018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18年÷2人）。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余桂华被扶养人有四人，其中部分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因此，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438368元（23484元／年×18年＋23484元／年÷3×2年）。则余桂华死亡赔偿金应为1102688元（664320元＋438368元）。 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余桂华的丧葬费为32358.5元（2018年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64717元/年÷2）。 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余桂华在锦江妇幼保健院生产过程中死亡，其近亲属身心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锦江妇幼保健院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元。 综上，锦江妇幼保健院应向五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227009.3元［（1102688元＋32358.5元）×20%］，向五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以上共计233009.3元。锦江妇幼保健院因确定余桂华死因、确定其过错及与余桂华死亡的因果关系支付鉴定费24200元，该费用亦应按照锦江妇幼保健院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应由锦江妇幼保健院承担20%即4840元。以上品迭后，锦江妇幼保健院还应向五原告支付赔偿金共计213649.3元[233009.3元-（24200元-4840元）]。五原告多主张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五原告要求锦江妇幼保健院退还其在治疗期间支付的医疗费及锦江妇幼保健院主张的余桂华未支付的医疗费，系余桂华与锦江妇幼保健院因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某3、何某1、何某2、余毓良、陈素桂赔偿金213649.3元； 二、驳回原告何某3、何某1、何某2、余毓良、陈素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95元，由原告何某3、何某1、何某2、余毓良、陈素桂负担1749元，被告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负担5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曼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四、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