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6250号原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负责人：韩丽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声，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海燕，女，195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飞，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波，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亮，男，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观韬中茂所)与被告冯海燕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案号为(2018)沪0105民初16494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市一中院)于2019年1月21日裁定案件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通知朱亮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观韬中茂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声，被告冯海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波、第三人朱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观韬中茂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冯海燕支付律师服务费用人民币2,742,286.55元。诉讼过程中，观韬中茂所变更诉请金额为2,755,851.55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8日，观韬中茂所与冯海燕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观韬中茂所接受冯海燕委托指派倪大刀律师为其提供“受让债权的执行”一案的法律服务，委托事务内容为执行阶段，收费方式为风险收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后，委托人能与相对方通过协商、调解、案外和解等方式或通过法院判决、法院调解等方式使委托人获得经济利益、其他实际利益的，则委托人同意另行按获得经济利益的5%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风险代理费，如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委托人收到执行款或抵债裁定送达房交中心等登记机构即视为委托人获得经济利益，委托人自该日起2日内支付上述所有风险代理费。本条款项下律师费用应在委托人已经实际收到上述经济利益(部分收到的按同等比例)或委托人自行放弃上述经济利益的2日内支付。《聘请律师合同》签订后，观韬中茂所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为冯海燕代理执行案件。执行案件的五个执行标的均已通过司法拍卖成交，成交总价为5,637万元。冯海燕实际已收到执行款52,374,744.45元，加上观韬中茂所在本案中申请保全的执行款2,742,286.55元，冯海燕实际应获执行款总计55,117,031元。但冯海燕未按照《聘请律师合同》约定于收到执行款项的2日内支付律师费，经观韬中茂所发函催告后仍未支付。冯海燕未按照约定支付律师费已经构成违约，故观韬中茂所诉至本院，如上所请。被告冯海燕辩称，2016年11月10日冯海燕与朱亮经案外人陈某介绍认识并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朱亮。同日，朱亮与倪大刀律师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倪大刀律师作为朱亮的代理人执行涉案债权。因朱亮债权转让款尚未全部支付给冯海燕，但债权已经进入法院执行阶段，故只能先以冯海燕的名义作为执行申请人来申请执行，冯海燕与观韬中茂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只是为了执行便利需要，合同的签订也是通过案外人陈某来完成的，冯海燕与倪大刀律师从未见过面也未磋商过委托事宜。倪大刀律师始终是清楚知晓冯海燕与朱亮的债权转让事宜，且知晓相关服务利益最终是归属于朱亮的，实际上倪大刀律师也是向朱亮汇报案件进展并代理执行事宜，倪大刀律师从未向冯海燕汇报执行进展，而且朱亮已经支付了部分律师费，故朱亮与观韬中茂所的《聘请律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观韬中茂所与冯海燕之间实质上不存在法律服务合同的委托关系，故不同意观韬中茂所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朱亮述称，第一，朱亮并不知晓观韬中茂所与冯海燕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朱亮是经案外人陈某介绍认识冯海燕及倪大刀律师，陈某在整个债权转让及执行过程中既代表了冯海燕，也代表倪大刀律师与朱亮进行沟通。陈某与倪大刀律师部分聊天记录可证明倪大刀并未向冯海燕就执行案件提供实质性的法律服务。第二，倪大刀律师及其所在的律所在债权转让及执行过程中明显是双方代理，损害了朱亮的合法权益，在(2018)沪01执异34号案件审查过程中，倪大刀律师作为冯海燕的委托代理人向法院声明涉案债权未对外进行再次转让，这与冯海燕与朱亮之间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及转让事实完全不符合，导致朱亮以其受让涉案债权要求变更为申请执行人的变更请求被法院裁定驳回，倪大刀律师及所在律所的行为损害了朱亮及冯海燕的合法权益。第三，虽然朱亮并非执行案件的实际申请执行人，但在整个案件的处理中，倪大刀律师与朱亮始终保持着对执行事项的充分沟通和交流，倪大刀律师在受托事务的办理中，多次违反其服务范围，并且私自收费，夸大收费内容，也违反了其与朱亮或者冯海燕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故朱亮认为观韬中茂所向冯海主张法律服务费用，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不足。倪大刀作为代理律师几乎没有与冯海燕见面或沟通的任何记录，也不能证明其充分履行了聘请律师合同项下的义务。第四，《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按获得经济利益的5%支付风险代理费，观韬中茂所在“获得经济利益”的解释上存在偏差，不论是冯海燕还是朱亮，其受让债权已经支付了大量成本，故所谓的“经济利益”不能以法院发放的执行款作为计算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27日上海市一中院立案受理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行上海分行)诉上海凯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琳进出口公司)、上海凯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托姆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林梅、林望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S28号。2014年6月24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凯琳进出口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前归还南行上海分行贷款本金6,500万元及利息、罚息并支付律师费损失18万元，若凯琳进出口公司未按约履行，南行上海分行可与其余当事人协商折价、拍卖或变卖房产优先受偿，且凯琳实业有限公司、林梅、林望芝在1.2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因债务人未履行，南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7月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4)沪一中执字第543号，后该案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14年11月20日，南行上海分行将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2014年11月26日在《金融投资报》上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8月26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冯海燕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冯海燕，2016年10月17日在《文汇报》上进行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11月3日，朱亮与南通汇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诺公司)签订《投资管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委托汇诺公司代为向冯海燕洽谈邀约收购债务人为凯琳进出口公司的单笔债权(以下简称涉案债权)，若收购成功，汇诺公司为朱亮提供不良资产处置和清收等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与原所有权人沟通协商交房事宜、与执行法院沟通拍卖变卖事宜、与政府主管部门协商解决该房屋上违章建筑登记事项等，从而达到朱亮的委托目的，朱亮应于合同签订后2日内向汇诺公司支付600万元，汇诺公司将用于洽谈过程中需支付的意向金，若冯海燕同意与朱亮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并且实际转让价格小于等于3,900万元的，则意向金自动转为财务顾问费由汇诺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无须退还朱亮，汇诺公司的收款账某为汇诺公司股东袁梁的个人银行账某。2016年11月7日，朱亮按约向袁梁个人账某支付了600万元。2016年11月10日，冯海燕与朱亮经汇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陈某的介绍相识，冯海燕与朱亮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冯海燕向朱亮转让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朱亮购买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款为3,900万元，朱亮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先冯海燕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在朱亮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之日，标的债权从冯海燕转移至朱亮，在权利转移日前，标的债权仍归冯海燕所有，冯海燕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标的债权进行管理，在权利转移日后，标的债权归朱亮所有，在朱亮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的前提下，冯海燕在过渡期和交接期将因管理标的债权所产生的收益(包括现金、抵债资产等)由朱亮享有等。2017年8月1日、2018年2月14日朱亮先后通过案外人账某转账给冯海燕900万元、500万元，共计1,400万元。2016年11月10日，朱亮经陈某的介绍认识了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倪大刀律师，朱亮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约定：朱亮就受让债权的执行一案委托该所处理，该所指派倪大刀律师作为合同项下案件的承办律师，收费方式为基本收费+风险收费(适用于律师风险代理)，风险代理的基本收费为签订本合同后5日内，朱亮应支付32.5万元作为律师风险代理的基本律师费，风险代理的风险收费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后，委托人能与相对方通过协商、调解、案外和解等方式或通过法院判决、法院调解等方式使委托人获得经济利益、其他实际利益的，则委托人同意另行按获得经济利益的5%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风险代理费，律师费用应在委托人已经实际收到上述经济利益(部分收到的按同等比例)或委托人自行放弃上述经济利益的2日内支付。同日，陈某建立了“汤臣高尔夫别墅处置”微信群聊，朱亮和倪大刀律师加入了群聊，三人一直在该群聊中就涉案资产处置事宜进行沟通交流。2016年11月14日，朱亮通过案外人账某向倪大刀律师的个人银行账某转账支付30万元律师代理费。2017年3月30日，冯海燕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冯海燕就受让债权的执行一案委托该所处理，该所指派倪大刀律师作为合同项下案件的承办律师，收费方式为风险收费(适用于律师风险代理)，风险代理的风险收费的约定与2016年11月10日朱亮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致。2017年8月，上海市一中院对(2014)沪一中执字第543号恢复执行，案号为(2017)沪01执恢33号。2017年9月19日，倪大刀律师经审批由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转至观韬中茂所从事律师执业。2017年9月28日，冯海燕与观韬中茂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合同内容与2017年3月30日冯海燕与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其中风险收费条款还明确约定如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委托人收到执行款或抵债裁定送达房交中心等登记机构即视为委托人获得经济利益。2018年4月9日冯海燕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观韬中茂所的倪大刀律师为其在(2017)沪01执恢33号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在(2017)沪01执恢33号执行过程中，冯海燕以其受让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为由，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变更其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6月22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2018)沪01执异34号执行裁定，将(2017)沪01执恢3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南行上海分行变更为冯海燕。2018年7月24日冯海燕作为执行申请人收到执行款21,845,731元，2018年8月24日收到执行款29,529,013.45元，2018年9月10日收到执行款100万元，目前上海市一中院尚余2,742,286.55元执行款因本案保全未发放，执行款总计55,117,031元。冯海燕领取上述52,374.744.45元执行款后，扣除朱亮未支付的债权转让费等款项，于2018年7月25日银行转账给朱亮1,189万元，于2008年9月11日银行转账给朱亮1,232,808.45元。2018年底，朱亮以其受让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为由，向上海市一中院申请变更其为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9年2月14日，上海市一中院作出(2019)沪01执异8号执行裁定，驳回朱亮的变更申请。朱亮不服该执行裁定，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9年7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执复39号执行裁定，维持原裁定。另查明，汇诺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2日，成立时陈某与袁梁系股东，陈某为法定代表人。汇诺公司与倪大刀律师于2017年9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倪大刀担任副总裁岗位，用工形式为非全日制用工，用工期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1日止。又查明，2018年朱亮以陈某居间介绍其受让冯海燕另案债权涉嫌诈骗为由报案，2019年2月12日陈某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3月21日被逮捕，2019年9月29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04刑初897号刑事判决，判决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现该案在上诉审理阶段。在2019年2月12日及2019年5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对陈某的询问笔录中，陈某表示：《投资管理服务合同》的600万元是用于为朱亮的债权处置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收费中包括律师费，因为和法院等联系还需要律师，所以介绍了倪大刀律师给朱亮，至于律师费是朱亮愿意额外支出的，如果朱亮提出要汇诺公司出，公司也是会出的。再查明，2018年7月13日倪大刀律师曾发微信给朱亮：“朱总，和你确认一下，五项抵押物拍卖价格分别为3,280万、1,237万、444万、432万元以及244万，总计为5,637万元，按照约定的百分之五计算，风险代理的风险律师费是281.85万元。”朱亮回复：“这个不是这样计算的，具体后面我和袁梁陈某会和你算清楚的。”本案审理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根据观韬中茂所的申请，于2018年8月16日出具(2018)沪0105民初16494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冯海燕名下价值2,742,286.55元的财产。2018年8月1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向上海市一中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查封冯海燕在(2017)沪01执恢33号案中的执行款2,742,286.55元，期限为三年。本院认为，就冯海燕转让给朱亮的涉案债权资产处置事宜，倪大刀律师原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分别与冯海燕和朱亮签订了两份服务内容一致的《聘请律师合同》，究其本质是同一律师事务所就同一委托事项为利益相关的双方提供同一内容的法律服务，基于冯海燕和朱亮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该法律服务所产生的律师服务费不应当同时向两人收取，则冯海燕是否应当支付律师服务费应以各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情况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冯海燕与倪大刀律师间未直接接触即签订《聘请律师合同》，除签署法律文件外倪大刀律师与冯海燕间在近两年的委托阶段中未有沟通过委托事项进展或办理情况，在资产处置情况复杂、标的额巨大、涉及多家法院的执行案件中，此举显然与通常的委托行为及通常的律师执业行为不符。相反，朱亮向倪大刀律师支付了30万元律师费，倪大刀律师自始至终也是向朱亮及时汇报并沟通委托事项的办理情况，执行标的司法拍卖完毕后倪大刀律师也曾向朱亮主张律师费，而且从案外人陈某的讯问笔录中也可知本次法律服务的提供对象并非冯海燕。由此可推知，律师事务所与冯海燕在签订《聘请律师合同》时并无为冯海燕提供法律服务的意思表示，客观上亦未履行与冯海燕的合同，现观韬中茂所要求冯海燕支付律师服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被告冯海燕支付律师服务费用2,755,851.55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846.8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缪 欢人民陪审员 朱 鸿人民陪审员 季聆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牛元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