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85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强，男，1962年4月27日生，汉族，住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芹，女，汉族，1962年3月25日生，住玉田县，系上诉人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英，河北宏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华，女，1982年4月28日生，汉族，住玉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庆民，男，1983年11月3日生，汉族，住玉田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万生，男，1951年5月15日生，汉族，住玉田县。原审第三人：杨小永，男，1984年10月23日生，汉族，住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宁，女，1985年3月3日生，汉族，住玉田县，系杨小永配偶。上诉人杨国强因与被上诉人陈庆民、杨春华、原审第三人杨小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2019）冀0229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芹、杨国英、被上诉人杨春华、被上诉人陈庆民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万生、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强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60万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庆民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错误。1、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原审第三人杨小永与被上诉人陈庆民之间的合伙协议和退股协议，一审判决对这两份协议已予以认定。这两份协议足以证实原审第三人杨小永与被上诉人陈庆民合伙做生意，2016年3月20日，双方协商，陈庆民退出合伙，一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退股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20日，退伙后，陈庆民欠杨小永退股款60万元，即本案原审第三人杨小永对陈庆民享有60万元债权。2、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陈庆民于2016年3月20日为其出具的借条一份，一审判决对这份借条已予以认定。这份借条能够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原审第三人杨小永将对陈庆民拖欠60万元退股款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杨国强，并通知被上诉人陈庆民，陈庆民已收到杨小永的通知，即陈庆民负有向杨国强履行给付60万元欠款的义务。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杨小永将对陈庆民的债权转让给杨国强，并通知陈庆民，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对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具有约束力。第二，被上诉人陈庆民收到原审第三人杨小永的债权转让通知，认可向杨国强偿还60万元欠款。第三，被上诉人陈庆民同意将对杨国强的欠款转化成借款，按年息12分计算利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陈庆民与上诉人杨国强协商同意，自愿将60万元欠款转化借款，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该转化借款的行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3、一审期间，上诉人杨国强还提交了其与陈庆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杨国强要求陈庆民还款，陈庆民拖延还款并承认欠款事实，并向上诉人承诺“我不会不认账的”。综上，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陈庆民与杨国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对证据进行客观、综合的审查判断的情况下，就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杨国强未向陈庆民提供60万元借款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陈庆民出具借据给上诉人杨国强，事实上属于陈庆民将60万元欠款虚拟偿还给杨国强，结束原欠款关系，再由杨国强将陈庆民虚拟偿还的款项借给陈庆民，双方形成一种新的借款合同关系（类似于银行贷款业务中的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情形），被上诉人陈庆民为上诉人杨国强出具借条，说明陈庆民已认可杨国强以上述方式交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之规定，自陈庆民为杨国强出具借条时起，上诉人杨国强与被上诉人陈庆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一审判决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不予以认定是错误的。2、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并没有禁止当事人将非因民间借贷产生的欠款转为借款的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当事人之间因买卖、股权转让、加工承揽、合伙等行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事后通过借据、借条的形式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本案属于该规定中第二款的情形，杨小永与陈庆民通过清算达成退股协议，终止合伙关系，确认双方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债权数额，杨小永、杨国强、陈庆民三方通过债权转让再次确认陈庆民与杨国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数额，陈庆民为杨国强出具借据，确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杨国强主张由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仅以陈庆民书写借据时杨国强没有实际提供60万元借款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本案上诉人一审期间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经过开庭审判，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应当对上诉人进行释明，而一审法院开庭后仅以证据不足为由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程序不合法。综上，一审判决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故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称被上诉人陈庆民与杨小永合伙期间欠上诉人170万，散伙时双方核对账目和设备的折抵，由陈庆民负担所欠的外债款60万，当时杨小永、杨国强、陈庆民均同意有陈庆民直接偿还杨国强欠款，并未杨国强出具借条60万即本案争议的借条。杨春华、陈庆民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民事判决，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陈庆民认为应该以一审法院调查笔录和庭审中陈述的事实为准。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偿还60万并在补充上诉意见中称共欠上诉人170万，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因为一审法院中上诉人提供了原始借据，在原始借据中上诉人从庭审到结束自称没有借给被上诉人60万元现金，也就是说上诉人一审前没有借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出具的借条60万是上诉人自己书写，由被上诉人陈庆民签字，陈庆民在签字时对60万的现金没有认可，说明上诉人没有借给被上诉人60万现金，上诉人本身自称也说过一分钱没有出，只是在他人说服下被上诉人陈庆民无奈在欠条上签名，但签名没有显示出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字时上诉人有五六个人在场，在场人要求陈庆民签字，并说在签字后以后不再追偿，被上诉人陈庆民才签的字，第三人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杨国强没有参加合伙事务的管理，对此在合伙中因为上诉人之子杨小永和儿媳将陈庆民清除合伙场地，当时有钢丝机器设备和自投的车辆一部。杨国强和陈庆民书写60万借款之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永远没有联系并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和中止，对此被上诉人陈庆民认为杨小永与陈庆民是合伙人，双方有共同合伙协议和散伙协议，协议中双方有明确约定，不存在上诉人补充的投资170万元现金，如果说上诉人投资了170万的现金，当时账目和现金管理均是上诉人的家人管理，陈庆民在合伙期间不知道。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杨小勇发表意见称，陈庆民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不存在别人威逼、强制要求其书写借条。车辆没有算在退股协议里，车一直是陈庆民的。账目和现金不是梁宁和杨小永管理的，被上诉人陈述不是事实。退股协议后对账时杨小永和陈庆民对账时发现有2万借款，是陈庆民私自的行为，当着客户的面给杨小永写了个借条杨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庆民、杨春华共同偿还杨国强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息12%计算），杨春华、陈庆民互负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国强与原审第三人杨小永系父子关系，陈庆民、杨春华系夫妻关系。杨国强提交的入股协议载明：合伙人杨小永、陈庆民，约定陈庆民、杨小永合伙开办弹簧加工生意，每人首入15万元，合伙期限40年，总投资30万元，盈余分配各占50%，并对入伙、退伙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伙人杨小永、陈庆民分别签名（其他内容略）。杨国强提交的退股协议，内容为“原股东陈庆民、杨小永开办弹簧厂，因经营不利造成重大亏损，不能继续维持合伙生意，陈庆民自愿退出经营权，不再享有各种赢余利润分配，并由杨小永继续经营，合伙人本着友好协商共立下以下条款：一、原有一切机器设备按当初新设备进价核算后以人民币70万元归杨小永所有（包括厂内一切物资），全部由杨小永偿还外债所用。二、双方经营股金陈庆民12万元杨小永17万元全部抵顶外债。三、陈庆民、杨小永经核对账目后，陈庆民应付杨小永所欠外债60万元人民币（利息按年息1.2分计算）四、原厂所有应收应付账目归杨小永收付，双方签字后与陈庆民无关，陈庆民必须配合完善客户欠款手续。五、杨小永继续经营一年内不得将设备转让他人，陈庆民将原弹簧厂手机号码留厂使用，不得以各种理由妨碍杨小永正常生产，不得参与新老客源业务。六、陈庆民负责将原厂所用营业执照注销。此协议一式两份，签字生效。退股人：陈庆民（签名捺印）经营人：杨小永（签名捺印）中证人：何玉顺（签名捺印）2013年3月20日”。杨国强提交的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杨国强现金60万元人民币，大写陆拾万元整（利息按年息1.2分）借款人：陈庆民2016年3月20日”。一审法院认为，陈庆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享有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杨国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陈庆民与原审第三人杨小永曾存在合伙关系，后来协议散伙，在散伙协议中约定“陈庆民应付杨小永所欠外债60万元”，并未约定将“陈庆民应付杨小永所欠外债60万元”转化为陈庆民向杨国强的借款，在法庭审理中，杨国强亦承认未向陈庆民提供过60万元借款，因此，杨国强提供的借条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国强与陈庆民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对杨国强要求陈庆民、杨春华连带偿还杨国强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国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原告杨国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张荣太名下邮政储蓄银行账号（尾号5169）交易明细表、陈庆民名下邮政储蓄银行账号（尾号1531）交易明细表、陈庆民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尾号6572）2015年期间部分交易流水、杨小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尾号4762）交易流水、杨小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尾号8679）交易流水各一份。证据二，证明人张荣太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上述证据均证明杨国强在陈庆民和杨小永合伙期间为其二人提供借款的事实，交易流水显示总计120万，其中有一部分是杨国强自己的，有一部分是杨国强借来的，杨国强还按每月1分支付利息。被上诉人杨春华、陈庆民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明人张荣太应该出庭接受法院质询，否则法院不应予以采纳，被上诉人也不予认可。交易流水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因为上诉人称是以厂子的名义给被上诉人汇款，汇款人没有账户，也没有接收款的数目，没有见到杨国强汇款的钱，在合伙中杨小永没有提供该笔流水，二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原审第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交易流水均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流水，每笔钱均打到被上诉人的银行卡上，原审第三人接触不到现金。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无法证明所有款项往来是上诉人在陈庆民、杨小永合伙期间向其二人出借的款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上诉人亦不认可，无法将该证据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从证据形式上看系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因被上诉人均对杨国强所证事实不予认可，本院不将该证据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所证事实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陈庆民与原审第三人杨小永签订《入股协议》及《退股协议》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二人产生法律约束力。《退股协议》约定“陈庆民、杨小永经核对账目后，陈庆民应付杨小永所欠外债60万元人民币大写陆拾万元整（利息按年息1.2分计算）”，上述退伙协议相对人为杨小永、陈庆民，杨国强主张杨小永将陈庆民拖欠60万元退股款的债权向其转让，因其未提交杨小永与杨国强之间进行债权转让的证据，且陈庆民对此亦不认可，而依据杨国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借条中所涉及的60万元与退股协议涉及的60万元之间具有关联性。而对于杨国强一审中提交的借条，其认可并未向陈庆民提供过借款，陈庆民亦称未收到过借款所涉款项，故杨国强据此借条要求陈庆民、杨春华承担还款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杨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木子审判员 孙乾辉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雪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