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05行初51号原告向孟良，男，汉族，1963年6月12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代理人向阳，女，汉族，1990年9月9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系向孟良女儿。被告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华章路9号新领地公寓3栋。法定代表人胡宇，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夏威雄，系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伟君，湖南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华章路9号新领地公寓3栋。法定代表人刘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常丹，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科长。原告向孟良不服被告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以下简称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以下简称开福区自规局）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裁定驳回原告向孟良的起诉，原告向孟良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湘01行终777号行政裁决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湘0105行初17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孟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向阳，被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夏威雄、刘伟君，被告开福区自规局的委托代理人常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受被告开福区自规局的委托，于2015年2月12日与原告向孟良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原告向孟良诉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于2015年2月12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事实与理由：2014年，被告因高岭组团二号地项目用地需要，原告的房屋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需要被征收。2015年2月12日，被告征地拆迁事务所按集体土地征地程序和补偿标准并胁迫原告与其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原告不服该拆迁补偿协议书，向法院起诉协议无效。2018年10月2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现原告依法起诉。请求依法撤销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于2015年2月12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原告向孟良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2018）湘01行终33号行政裁定书；证据2、（2015）开行初字第00222号行政判决书；证据3、（2019）湘行申61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3共同证明原告在合同签订后便提起协议无效的诉讼，本次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证据4、望国用（1996）字第0625号；证据5、办证交款收据；证据4、5共同证明房屋所占有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并非被告所说的集体土地。证据6、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证明被告既未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也没有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证据7、承诺书，证明原告并非自愿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而是受到欺诈后签订协议。被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辩称：一、被告具备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中，开福区自规局依法在开福区人民政府组织下实施土地征收的相关工作。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5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本案中被告受开福区自规局的委托承担事务性工作，具备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主体资格。二、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0）722号批复，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301号《农用地专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和所附红线图，原告的房屋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开福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开福区自规局分别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收意见公告》和《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案土地征收程序合法。三、原、被告共同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原告亲笔签名确认，且已领取了全部拆迁补偿款项。同时，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约定的补偿项目及补偿标准符合相关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四、原告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于2018年才对该协议提起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该起诉已过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0）722号《农用地和土地征收方案的批复》；证据2、《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证据1、2共同证明该宗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依法经批准征收。证据3、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红线图；证据4、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及宗地图；证据3、4共同证明原告房屋在本次土地征收范围之内。证据5、住房保障承诺书，证明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的规定，已对被征地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有落实。证据6、资金到位说明、银行进账单，证明征地补偿资金已足额到位。证据7、《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公告》及张贴照片、送达回证，证明该宗集体土地征收已按法定程序进行了三公告，并在征地范围内进行了公示。证据8、补偿明细；证据9、拆迁户调查资料；证据8、9共同证明原告所得各项补偿的依据。证据10、《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证明双方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被告开福区自规局辩称：一、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被告委托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承担事务性工作，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以自己的名义作为签署协议的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列错被告。二、原告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于2018年才对该协议提起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该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开福区自规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证据1-7，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涉及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和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等争议，待后裁判。对被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提供的证据1-10，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亦涉及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和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等争议，待后裁判。本院根据所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事实：经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0）722号批复，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301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长沙市新港镇大塘基居委会、大塘村、竹隐村范围内集体土地47.8013公顷作为长沙市2012年度第三批次用地（高岭组团二号项目）的建设项目用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9日发布了［2014］第025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并进行了张贴。原告向孟良户位于长沙市××××街道大塘基社区的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被告开福区自规局分别于2014年11月14日和2015年1月21日核发了［2014］第025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和［2015］第005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并进行了张贴。2015年2月12日，原告向孟良（乙方）与被告征地拆迁事务所（甲方）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一、拆迁补偿：甲方根据征地单位的需要，拆迁乙方房屋总建筑面积199.08平方米（其中补偿建筑面积199.08平方米），依据长沙市政府103号令的核算，乙方房屋、设施、购房补助、搬迁、奖励等总计补偿金额为465472.12元。付款方式：协议签订后，甲方在五个工作日内预付乙方房屋及附属设施总补偿费的40%，计人民币190000元（取整数），待乙方房屋全部拆迁完毕，并腾地交甲方验收后，剩余总补偿费的60%计人民币275472.12元，由甲方一次性付清给乙方。腾地时间：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在2015年2月24日之前拆迁腾地完毕。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向孟良于2015年2月17日领取了40%拆迁补偿款190000元。2015年4月6日，金霞片区指挥部秀峰街道分指挥部开出《房屋倒地验收单》，确认原告房屋已拆除倒地，验收合格。原告于2015年7月29日领取了剩余60%拆迁补偿款275472.12元。签订协议日，长沙市××××街道办事处和荷叶村委会共同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同意原告户在荷叶村今后的征收拆迁项目中，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拆迁安置，但不享受当地村、组的分配和经济分红（特指不享受当地人口安置、村级生产发展用地），只享受国家分配到人的政策。原告称上述承诺事项在其位于荷叶村宅基地房屋拆迁时已兑现。另查明，原告向孟良于1996年申请在大塘基集镇建房，原望城县人民政府于1996年5月29日对向孟良核发了望国用（1996）字第06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批准向孟良用地面积60平方米，用途为商住。后原告在上述土地上建设一栋砖混结构房屋，经被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在本次拆迁中调查，上述房屋总建筑面积199.08平方米。2016年7月28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望府案土字（2016）1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撤销向孟良所持有的望国用（1996）字第06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于同年8月18日送达。原告向孟良因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后经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向孟良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原告向孟良不服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曾于2015年8月13日向本院诉请确认该《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5）开行初字第0022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向孟良的诉讼请求。原告向孟良不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湘01行终33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5）开行初字第0022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向孟良的起诉。原告向孟良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9）湘行申61号行政裁定书：指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9年9月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1行再5号行政裁定：维持（2018）湘01行终33号行政裁定。本院认为，一、本案原告房屋所在的土地征收，已经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0）722号批复和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301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且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和被告开福区自规局发布了相应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其房屋所在地块的征地已履行了合法的审批和征地程序，故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在签订前，具有合法的前提。原告向孟良申请建设涉案房屋时，虽然原望城县人民政府向其核发了望国用（1996）字第06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但该《国有土地使用证》已被撤销，且原告就该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也经生效判决驳回，故原告以其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国有为由主张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违法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本身应当被撤销，其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本身亦不是国有土地，双方在《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撤销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不影响原告房屋土地性质的认定。二、根据长国土资政发（2009）12号《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在集镇购地所建房屋和继承遗产的房屋，在房屋拆迁补偿时按照房屋重置价、装饰装修、搬家补助费、按期拆迁奖补偿，不支付过渡费和购房补助费。本案原告的房屋为集镇购地建房，双方在《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费项目包括了上述规定的各项费用，且补偿费用核算的标准符合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因此，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费项目和补偿标准符合规定。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原告亲笔签名确认，原告签订协议后已领取了全部款项，并履行了交房腾地义务，双方就《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事实上已履行完毕。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时，长沙市××××街道办事处和荷叶村委会共同向原告承诺的事项已经兑现，故原告主张《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胁迫、欺诈所签，事实上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后在起诉期限内提起了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之诉，后因无效之诉被驳回后再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原告一直就《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在主张权利，原告因无效之诉而耽误撤销之诉起诉期限的事实应当作为法定事由而不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故本院对两被告提出的本案超过起诉期限的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孟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向孟良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辉伟人民陪审员  刘彩云人民陪审员  刘君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刘倩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