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刑初675号公诉机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根基，男，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住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新丰镇仙水居委会两点金三巷8号，现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8年10月13日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因涉嫌行贿于2018年11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辩护人江祚穆、杨凯鹏，广东首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以穗荔检诉刑诉[2019]5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根基犯行贿罪，于2019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薇、李莉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根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8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刘根基在与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业务合作中，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按照报关出口额每1美元给予人民币0.01元好处费的标准，先后多次向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业务经理沈某（已判决）行贿共计人民币16.22万元，致使国家被骗取税款22786276.92元。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认为被告人刘根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刘根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有意见，辩称好处费是其老板刘某召付的，其没有行贿，沈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是一般的企业工作人员。被告人刘根基的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沈某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故被告人不构成行贿罪，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二、本案的主犯应是刘某召，被告人只是在刘某召的指示下向沈某行贿，被告人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三、被告人的行贿行为与国家税款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指控被告人的行贿行为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并不属实；四、沈某的银行流水记录中一笔2012年10月18日的5000元的转账并未显示转账方的账号，无法确认是来自刘某1，故指控的涉案金额证据存疑。经审理查明：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于1992年成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2010年4月至2016年8月，沈某就职于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任职业务主管（业务经理）。2011年8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刘根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骗取税款，在与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业务合作过程中，按照报关出口额每1美元给予人民币0.01元好处费的标准，先后多次向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业务经理沈某（已判决）行贿共计人民币16.22万元，致使国家被骗取税款22786276.92元。另查明，2016年3月15日，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对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向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追缴出口退税税款人民币13811923.53元，补缴增值税人民币8974353.39元。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现已缴纳以上税款。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并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抓获经过，证实2018年9月28日，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报案，怀疑被刘根基合同诈骗。2018年10月13日，民警将涉嫌合同诈骗的刘根基抓获归案。广州市荔湾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刘根基违法案件调查经过说明，证实2018年11月15日，广州市荔湾区监察委员会对刘根基涉嫌严重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及交易明细，证实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70、中国建设银行账户72×××75（卡号：62×××33）户名是刘某1，经被告人刘根基签认，该账户是其用其女儿刘某1的身份证开的，该账户用于转账款项给沈某。交易明细，证实沈某卡号62×××04的交易明细，该账户用于接收刘根基利用刘某1账户向其转账的款项。购销合同，证实该合同供方为沂水好强木业有限公司，买方为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签订，合同额为人民币693439.5元。付款申请书，证实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向沂水好强木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由沈某制单及签收。代理出口协议，证实该协议甲方为深圳市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乙方为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约定由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代理深圳市金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进行出口的有关事宜，该协议由被告人刘根基、沈某分别代表甲方、乙方签字。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出具的沈某的简历和岗位职责、职员入职登记表、员工信息表、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岗位职责规定，证实2010年4月至2016年8月，沈某就职于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任职业务主管（业务经理）。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成立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的批复》、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广州市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实施委托管理的通知》、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营业执照，证实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于1992年成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相当于市局属处级企业待遇，2016年始由广州市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实施委托管理。深圳市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10月成立，刘某1为法定代表人。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证实经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查实，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自2011年6月至2013年10月取得的沂水好强木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的出口退税为人民币13811923.53元。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向华豪控股有限公司、奥格斯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万福贸易有限公司、红海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出口货物应补缴增值税8974353.39元。2016年3月15日，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作出向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追缴出口退税及补缴增值税的决定。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提供的四级普通账、支付证明单、电子缴税回单、支票存根、税收缴款书，证实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已向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缴纳税款共22786276.92元。证人刘某1的证言：2011年，我爸爸刘根基用了我的身份证去办公司，名称是深圳市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我在公司没有上过班，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去工商申领牌照的是我爸爸带着我一起去，我只负责签名。我不知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老板是谁，听我爸爸说他也是打工的。我不认识沈某。农业银行账户是我爸爸叫我去开给他使用的，销户也是我爸爸叫我去办理的，账户的交易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我不认识刘某召。我爸爸没有叫我帮他操作银行转账的事情，也没有其他人叫我操作银行转账的事情。证人刘某2的证言：我没有参与我丈夫刘根基的经营活动，没有去过深圳市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不知道公司情况，我只知道是我女儿刘某1当法人代表。我女儿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我不知道公司是否是刘根基实际控制，我听刘根基说是在该公司上班的。我不知道公司的老板和实际经营者是谁。我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是2011年前后我丈夫叫我去开户给他使用的，至于该账户的使用情况我不清楚。我不认识沈某、刘某召，没有听说过。证人刘某3的证言：刘某召是我丈夫，他于2016年5月因癌症去世。我丈夫生前在深圳市文锦中路开办了深圳市永兴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专门为一间工厂的产品办理出口报关等业务。该公司在我丈夫去世后就没有经营了。刘某召只有这一家公司，没有开办过深圳市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我从没有听说过此公司。我不认识刘根基，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问过我儿子和儿媳等人，都说不认识刘根基。我不认识刘某1，没有听说过此人。刘某召生前没有与他人合作做生意。证人沈某的证言：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我任广州市国际贸易开发公司业务主管；2011年7月至2014年6月，任业务经理。贸促公司是全民所有制国有独资企业，我做业务部经理时，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经办业务工作。主要负责进出口业务的开拓及跟进，包括合同起草、风险评估以及业务合作方资质和履行能力的审核，及时跟进合同履行情况。做好客户跟踪服务，贸易业务洽谈、签约与单证管理，对整个购销业务的物流、票据流、资金链流全程协调和监控，销售回款与应收账款的催收等。2011年初，刘根基通过贸促公司网站及展会推广信息得知我们公司具有开展进出口业务资质，主动打电话联系我们，说他有香港的外商公司需要一批木制家具，需要寻找合适的进出口企业代理出口业务。我跟公司领导方某汇报，决定由我负责跟刘根基洽谈合作细节以及对接相关业务。我们公司根据刘根基推荐的三家供货厂家，最后从中选定了山东省沂水好强木业有限公司作为供货商。我们公司跟刘根基控制的深圳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签定合同代理出口货物。我们只是提供进出口权，和货物代理对接，提供相关货物报关信息，办理出口退税。2011年，我代表公司跟刘根基谈业务代理费时，一开始向刘根基提出每出口1美元货物，我公司收取0.08元人民币的代理费。刘根基希望代理费降到0.06元人民币。最后，我跟刘根基谈妥收取0.07元的代理费。实际上我们公司只是给刘根基代理出口业务，刘根基直接掌握外商订单，联系沂水好强木业负责货物生产、运输以及报关、通关，由刘根基提供出口货物增值税发票以及报关清关单据给我们办理出口退税。从2011年6月至2013年10月，公司通过刘根基取得沂水好强木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01份，发票总金额9207万元多，价税合计金额人民币l亿多元，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款有1381多万元，扣除给贸促公司的代理费，其余款项全部转给刘根基提供的沂水好强木业有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一般都是我先制作付款申请书给公司财务审核，最后交公司总经理审批，由公司出纳操作把款项打入好强木业公司农业账号（账号15×××65）。我和公司都是在2014年案发以后才知道刘根基所代理的好强木业的出口业务是虚假的，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退税。此外，刘根基私下承诺每出口1美元给我0.01元人民币的好处费。刘根基跟我讲好以后，问我要了我的建设银行账号，按照我们之前讲好的比例核算好每次的好处费，把钱直接转账到我的账户。我记得第一次，刘根基有打电话跟我确认钱已经转入我银行账户。因为有第一次成功转账的经过，再加上我们已经谈好给好处费的比例，之后刘根基每次转钱给我就没有都打电话过来跟我确认了。我自己隔一段时间也会查看一下我的银行账户流水确认一下。刘根基每次都有按照事先说好的比例通过刘某1的账户转账好处费给我。刘根基总计转账给我好处费共计16.22万元。2011年8月至2014年1月，刘根基先后转账26笔好处费到我的建设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16.22万元。在贸促公司向刘根基收取代理费具体点数比例上我具有一定的建议权。除此之外，刘根基还想跟我搞好关系，维持长期合作关系。刘根基还有请我在对接业务工作时能够帮他多费些心，及时跟他联系跟进办理结汇，结算退税款等事宜。我们公司一般都是在收到税局出口退税款以后才把退税款转给供应商，刘根基想快速收回资金，希望我公司在税局退税到账之前就将退税款先行垫支，先划到刘根基提供的好强木业的银行账户上。我跟贸促公司打报告申请在税局出具退税凭证以后，退税款到账之前，先支付退税款。境外公司是刘根基联系的，我只知道是一家香港公司，外汇也是这家公司打过来的，我曾被派去香港找这家公司，但是按合同地址找不到这公司。我找刘根基了解情况，他说日后会带上外商公司人员与我见面，之后就不了了之。我曾经去过深圳振金通进出口公司的办公地址，当时在深圳罗湖一栋比较旧的商住楼里面，面积一百多平方，刘根基在里面有一间单独办公室，其他人员在外面大厅办公。刘根基只跟我简单说过他女儿在公司里帮手做财务，其他情况我也没有留意。沂水好强公司是刘根基推荐给我们的，都是刘根基直接联系沂水好强公司备货，出口货物的增值税发票都是刘根基联系沂水好强公司开具的。我只记得沂水好强公司的老板叫张某强，我没有去山东现场验过货跟单，我们公司跟沂水好强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我起草以后，公司同意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再寄往沂水好强木业公司盖章的。我不认识刘某1，刘根基每次转账好处费给我都是用刘某1的银行账户转账给我，我记得刘根基控制的深圳振金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是刘某1。我不认识刘某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被告人刘根基的供述：沈某是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的业务经理，我通过我老板刘某召介绍认识。我当时在刘某召手下帮忙做贸易业务。深圳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刘某召用我女儿刘某1的名字注册的，本来是想做陶瓷生意，后来没有做成，基本没有用这个公司做什么事情。2011年开始，刘某召让我联系沈某，通过贸促公司做出口退税业务，由我具体跟沈某对接业务。我们签订了代理进出口合同，实际上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只是想利用增值税发票、购买出口贸易报关单证，通过贸促公司代办出口退税手续，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我做这个事情，背后的老板是刘某召，我给刘某召跑腿打工。先由刘某召联系好山东沂水好强木业有限公司，让我跟这家公司接洽增值税发票的事情。我去过这个公司两次，主要是联系虚开发票的事情。我们办理出口退税的报关单证也是刘某召联系深圳的公司购买，谈好以后再让我去拿单子。我们根本没有真实的做报关单上的货物的出口业务。我们拿到报关单以后，先将报关单复印邮寄或传真给沈某，沈某对照我给他的报关单，从海关的“电子口岸”查找核实报关单，然后沈某会留意广州贸促公司账户上的外汇到账情况，收到与报关单对应的外汇并结汇以后，沈某会给我一个开增值税发票的数额，我再联系好强木业公司，让他们按照沈某提供的开票信息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我收到增值税发票后，连同相应的报关单邮寄或者当面交给沈某，再由沈某在广州贸促公司操作向国家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一开始，沈某不知道是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出口报关单证是虚假的，后来沈某需要核查出口货物的真实性时应该发现了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假报关单的事情。我记得通过好强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发票1000多张，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并取得出口退税款1381万多元。广州贸促公司跟好强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我们叫好强木业有限公司写的格式合同，盖好公章以后，由我拿给沈某交广州贸促公司签字盖章签订合同。按照规定由好强木业有限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码头或仓库，并提供真实的增值税发票，广州贸促公司那边并不知道我们是通过好强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发票，广州贸促公司收到好强木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根据协议内容代理出口退税，广州贸促公司也是案发以后才知道没有实际出口货物交易。整个事情是刘某召跟沈某谈的，由沈某从中牵线联系跟广州贸促公司协商好以后，安排我出面用深圳振金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跟广州贸促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由广州贸促公司为振金通公司做出口代理业务。我们负责跟外商洽谈出口的事情，货物的出口、报关、收汇、生产厂家的增值税发票都由我们去做、提供和出具，广州贸促公司只是提供他的证照给我们用于办理报关等手续，我们还负责结汇、外汇核销，垫付出口退税给我们，按照一美元收取0.07元人民币（基本上是按照1%)作为代理费。办好出口退税以后，广州贸促公司扣除代理费以后，将结汇的款项按照好强木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计税金额打到好强木业公司账户上，扣除要给好强木业公司15％的开发票税费和手续费以后，最后转出来给刘某召。我按照刘某召跟好强木业公司老板张某强谈好的，从张某强那里把好强木业公司以及张某强的银行账户的网银证书拿给刘某召，由刘某召安排人去转账。2011年8月至2014年1月，我先后送给沈某好处费共计人民币l6.22万元，是按出口1美元给1分钱人民币的比例给沈某的。一般是我们收到出口退税款以后，我再用我女儿刘某1的银行账户转账给沈某，沈某的银行账户是他事先写在纸条上交给我的，让我直接把钱打到他的银行账户里。我通过我女儿刘某1的建设银行账号先后转账到沈某卡号为43×××66建设银行卡22笔好处费共计13.32万元。我通过我女儿刘某1的农业银行账号先后转账到沈某卡号为43×××66建设银行卡4笔好处费共计2.9万元。我之所以给沈某好处费，是因为沈某是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的业务经理，他有权到海关检查监督我方有没有真实的货物报关出口，而我方虚假出口，骗取退税的情况他一定会发现，所以我必须给他好处，这样他发现后也不会向公司告发，这样我们才能顺利骗取出口退税，也想沈某帮忙尽快拿回退税款。好处费我只给沈某一个人，没有其他用途，也没有叫沈某接待任何人。给沈某的钱先是我经手，再从退税后的钱出，我再将其余的盈利交给刘某召。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证实被告人刘根基的身份情况。以上证据，经查属实，足资认定。本院认为，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沈某就职于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任职业务主管、业务经理，属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被告人刘根基为骗取出口退税，通过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办理相关的出口退税业务，期间，被告人刘根基向沈某给予贿赂款，致使国家被骗取税款22786276.92元，情节特别严重，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行贿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根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合全案证据，被被告人刘根基利用身份证开立振金通公司的刘某1，即被告人刘根基的女儿，以及被告人刘根基的妻子刘某2，均表示不认识刘某召，即使是被告人刘根基所供述的由刘某召介绍认识的沈某也称并不认识刘某召，故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被告人刘根基是受刘某召指示而对沈某行贿的辩解。对于被告人刘根基给予沈某贿赂款的情况，均经被告人刘根基及沈某两人签认。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即使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已缴纳相关税款，但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告人刘根基造成的国家利益损失，应依法予以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根基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0月13日起至2028年10月1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二、追缴被告人刘根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786276.92元，发还广州市国际贸易促进开发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黄慧珊人民陪审员  胡杰庄人民陪审员  冯志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陈佩怡欧阳健陈虹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