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2民初3399号原告：黄克东，男，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兵、刘高生，湖北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艳红，女，197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告：刘海滨，男，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系被告刘艳红丈夫。被告：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虎头山路3-1号。法定代表人：刘艳红，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理。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克东与被告刘艳红、刘海滨、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克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兵、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因违反约定修理汽车行为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购车款80800元、车辆购置税7500元、汽车装饰款2000元、汽车维修费38000元、提车活动费2000元、误工损失费4666.67元）共计130300元；2、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等费用全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30日1:50时，原告黄克东侄儿黄玉坤无证驾驶其所有的鄂Ｆ×××××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驶至福银高速公路十堰路段1309公里500米处与甘肃一辆大货车发生追尾，致使原告所有的鄂Ｆ×××××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发后，经十堰市张湾区价格认证中心张价车鉴字【2013】76号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失价格认证结论书确认：鄂Ｆ×××××的东风日产牌DFL7151MAK2型车辆损失金额人民币35238元。2013年5月4日原告侄儿黄玉坤经人介绍将鄂Ｆ×××××日产轿车拖至被告一经营的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进行维修。经修理后原告侄儿黄玉坤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二支付修车费38000元。然而，被告一经营的汽车修理厂在修理原告所有的鄂Ｆ×××××日产轿车过程中存在违反约定的修理行为，竟然将该车辆车架号切割掉焊接在汽车的前围板上。原告于2018年12月3日将其所有的鄂Ｆ×××××日产轿车开至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进行年审时，被该交警部门作为禁止上路的拼装车决定依法对该车实施强制查扣措施至今，致使原告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鉴此，原告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76条和《合同法》第107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1条、第28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判。三被告辩称，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被告诉讼主体错误，案涉车辆维修时，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还未成立。原告因为受损车辆无法通过保险理赔，为降低成本，要求被告按照价格认证中心定损目录来进行维修，被告未违反约定的修理项目，故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2013年维修车辆，原告对被告的焊接行为在当年即已明知，2019年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车辆从2013年维修至今，已经过几次年审均合格，原告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车辆被扣有因果关系。交警部门出具的临时扣车协助调查行为并非没收车辆的生效行政处罚，原告完全有其他救济方式。原告车辆自2012年购买，至今已有6、7年，且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原告仍按新车价值予以主张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经原告举证、被告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案涉车辆于2012年6月20日出厂，出厂时车辆识别代码LGBP12E26CY110471打刻于驾驶舱前围板车体上。2012年11月9日，原告以80800元向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购得该车，并缴纳了7500元的车辆购置税，向襄樊风神汽车专营有限公司购买1709.4元的新车装饰。原告于2012年12月13日取得该车辆的行驶证。2012年12月19日，原告为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处购买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5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11月19日。2013年3月30日，原告侄儿黄玉坤无证驾驶该车至福银高速福银向1309公里500米处与甘肃一辆大货车发生追尾，致使原告的案涉车辆受损。经十堰市张湾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认证结论书》确认：鄂Ｆ×××××的东风日产牌DFL7151MAK2型车辆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5238元。《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认证结论书》后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失价格鉴定清单共计3页49项，其中第47、48项为“前围下板总成374元”、“前围上板总成374元”。因黄玉坤系无证驾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拒赔鄂Ｆ×××××轿车车损。经朋友介绍，黄玉坤于2013年5月4日将受损车辆拖至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向被告刘海滨出示了《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认证结论书》，随后将车交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进行修理。修理过程中，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对前围板进行更换，将刻打于原前围板的车辆识别代码切割焊接于新的前围板上。车辆修理完毕，黄玉坤支付修车款并将案涉车辆开回交给原告黄克东。案涉车辆其后经三次年检均检验合格。2018年12月3日，原告再次对该车辆年检时，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原告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4206023110769250）一份，以“当事人于2018年12月3日9时16分在车管所检验区实施VIN贴片违法行为”为由，“扣留鄂Ｆ×××××轿车”，并告知原告“请持本凭证在15日内到嫌疑调查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凭证之日起60日内向襄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其找到被告，双方重新补签《机动车维修合同》一份，约定：托修方黄克东，承修方为襄阳市合发修理厂，维修类别及项目：详见清单。2019年10月11日，被告刘海滨向原告出具收到鄂Ｆ×××××车修车费33000元的收条一份，于2019年10月22日向原告出具收到鄂Ｆ×××××修车费2000元的收条一份。案涉车辆扣留至今，原告遂提起本次诉讼。另查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于2001年3月21日成立，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艳红，现已注销。被告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12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刘艳红，被告刘艳红及刘海滨夫妻二人是公司股东。本院认为，本案系修理合同纠纷。当事人订立合同，可采取书面、口头等形式，本案原告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之前虽未就修理案涉车辆形成书面合同，但黄玉坤系受原告委托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就修理车辆口头形成合意，其后原告本人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再次达成书面《机动车维修合同》一份，对双方的修理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故原告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依法构成修理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现已注销，但其系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故被告刘艳红、刘海滨为本案适格被告。被告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12日，系有限责任公司，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系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故原告请求襄阳市合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应承担举证责任。黄玉坤在将受损车辆拖至修理厂时，向刘海滨出示了《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认证结论书》，其中所附清单的第47、48项记载有“前围下板总成374元”、“前围上板总成374元”，原告与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其后补签的《机动车维修合同》中也约定：“维修类别及项目：详见清单”，故襄阳市合发汽车修理厂对前围板进行更换，将刻打于原前围板的车辆识别代码切割焊接于新的前围板上，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修理行为与其车辆被扣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车辆现仅系被扣留，并未被收缴或灭失，仍存在其他救济途径，故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车辆的相关损失，系主张未必且尚未形成的损失，对误工损失费的主张原告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克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3元，由原告黄克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檀小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