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4民初5884号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代表人:刘小琴，女，198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艳，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漫，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沙子场居委一组。法定代表人：周涛，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重庆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7组。负责人：李莫彩，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治方，重庆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冉启秋，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被告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邻鄂镇政府）、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坪村民委员会）、第三人冉启秋承包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刘小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艳与陈漫、被告邻鄂镇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周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李莫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治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冉启秋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款10040.88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10040.8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自2014年2月26日起支付至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系二被告高坪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户。2011年11月30日，原告取得了黔江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登记记载的小地方“过路田”地块面积1.34亩，四至边界为东至人行路边，西至刘光应田界、南至刘维群田界、北至刘石山田界。2012年，前述地块被征收，征收面积0.4692亩，补偿金额10040.88元。2017年，原告才知道其应得补偿款因二被告的原因将该款项错误的支付给了第三人。后原告以刘小琴个人名义向黔江区人民法院对第三人提起了诉讼，2019年6月18日又撤回诉讼。至今，无论是二被告还是第三人均未将原告的补偿款予以支付或退还。以上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认为，因二被告的错误导致自己至今无法享有应得补偿款。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本院。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刘小琴身份证复印件；2.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7年10月26日庭审笔录；3.勘验笔录两份、质证笔录、开庭笔录（2019年1月22日）、野外征用土地记录表；4.（2017）渝0114民初6018号民事判决书；5.邻鄂镇高坪新村征地款领款确认花名册。被告邻鄂镇政府辩称：1.被告邻鄂镇政府主体不适格。被告邻鄂镇政府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且不是征地主体。2.原告主张征地补偿款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黔江区邻鄂镇政府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法人身份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野外征地记录表4份；民事起诉状；（2017）渝0114民初6018号民事判决书；刘小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的辩称：1.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主体不适格。村委会是行政自治组织，镇政府只是帮助和协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支付主体或赔偿主体。2.原告主张征地补偿款已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基于土地补偿款已提起了诉讼，经过了一审、二审，在二审中又撤回了起诉。原告的行为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虽说现在的起诉主体和前次起诉有差别，但是起诉的内容实质都是一样的，本案应驳回起诉。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对私客户明细复印件一份。第三人冉启秋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和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于2010年取得了黔江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小地名为“过路田”地块的面积为1.34亩，地类为田，四至边界为东至人行路边，南至刘维群田界，西至刘光应田界，北至刘石山田界。2012年，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因修建安置点对过路田部分地块进行征收，征收面积为0.4692亩。当时的征收土地记录表显示“征收面积0.4692亩，土地界址示意图备注刘应光调换给冉启秋”，但该征收土地记录表上无原告方代表人以及第三人冉启秋签字，也无征收工作人员签字。2014年2月26日，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委托被告邻鄂镇政府将被征收的过路田地块的征收补偿款10040.88元打入第三人冉启秋账户。针对将过路田地块的征收补偿款10040.88元打入第三人冉启秋账户的原因，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作出说明，是因为原告和冉启秋调换土地，只是证没有更改，所以征收款项支付给了冉启秋。在征收的时候，建设单位恒瑞公司张绍升在现场，就与刘小琴的父亲刘应光起了争执，2013年4月26日，张绍升与刘应光私下协商，张绍升给刘应光转款5735元，张绍升说该款就是解决涉案争议地块的钱。原告代表人刘小琴陈述，原告就涉案土地并未与冉启秋进行调换，5735元款项是刘应光被征收的其他地块的补偿款。另查明，第三人冉启秋于2014年2月26日领取面积3.32亩的土地补偿款71315元，包含被征收的0.4692亩过路田的征收补偿款。再查明，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刘小琴因没有领到过路田地块的征地补偿款10040.88元，曾于2017年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两次到现场勘查后，认为刘小琴享有涉案地块的权属，并作出（2017）渝0114民初60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冉启秋返还刘小琴征地补偿款10040.88元，冉启秋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刘小琴撤回诉讼。本院认为：涉案“过路田”地块的承包地因修建安置区需要部分被征收，原告认为过路田地块登记在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证名下，应享有该地块的土地补偿款。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则抗辩因原告与冉启秋调换了土地，故已将该地块的征收补偿款支付至冉启秋，原告本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被告邻鄂镇政府抗辩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其不是征收主体，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另二被告均认为原告主张该笔征收补偿款已过诉讼时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应享有过路田地块的征收补偿款；2.原告主张该笔征收补偿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原告本次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原告是否应享有过路田地块的征收补偿款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于2010年通过家庭承包取得了过路田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享有该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该土地被征收后，原告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费用。然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以为原告和第三人冉启秋调换土地，将相关征收补偿款分配给第三人冉启秋，但原告不认可与冉启秋调换了土地，且高坪村民委员会提供的野外征收土地记录表上注明的调换事实无原告签字，因此，在高坪村民委员会无证据证明原告将涉案征收地块与冉启秋进行调换，而原告持有涉案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况下，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应将该地块的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给原告，故对原告要求高坪村民委员会支付征收补偿款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邻鄂镇政府不是征收主体，只是受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不负有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的义务。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邻鄂镇政府支付征收补偿款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该笔征收补偿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涉案过路田承包地虽于2012年被征收，争议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于2014年2月26日打入冉启秋账户，但是原告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并不知道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其于2017年知道款项支付至冉启秋账户后，同年由原告的代表人刘小琴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冉启秋返还该笔征收补偿款，后原告于2019年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二被告支付该笔征收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本次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原告代表人刘小琴曾因未得到该笔征收补偿款于2017年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冉启秋返还该笔征收补偿款，本院作出判决后，冉启秋上诉，刘小琴撤回了诉讼，在另案中，刘小琴并未向高坪村民委员会和邻鄂镇政府提出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要求征收补偿款的支付主体为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和被告邻鄂镇政府，两案虽系因同一笔土地征收补偿款提起的诉讼，但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两案的当事人亦不尽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因此，对被告高坪村民委员会关于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自愿放弃要求二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尊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征收补偿款10040.88元；二、驳回原告刘小琴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粟艳平人民陪审员  王小兵人民陪审员  谢守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