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11273号原告：张建飞，男，197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河北德巽尚实验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职工，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河北德巽尚实验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推荐。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住所地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19号。法定代表人：王拥军，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红，女，该院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戎，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107号。法定代表人：陈玉国，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珂，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建飞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下简称天坛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以下简称齐鲁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被告天坛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红，被告齐鲁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珂、王鹏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建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73577.25元、误工费130766元、护理费1438426元、营养费73000元、伤残赔偿金800371.67元、交通费64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1600元、鉴定费34040元，共计3109262.92元，按照同等责任（50%）主张共计1554631.4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因排尿困难，于1999年6月28日、1999年7月12日两次住齐鲁医院实施了永久性膀胱造瘘手术。因为原告现在已经发生了椎管内脊髓肿瘤并发截瘫、且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需依赖透析生存，原告怀疑1999年的排尿困难可能就是当时的椎管或脊髓良性肿瘤所致，因此委托哥哥张建勋于2018年6月19日到齐鲁医院复印病历，发现齐鲁医院早在1999年6月28日就已经诊断原告为神经源性膀胱，但却未检查神经源性膀胱的始作俑病变是什么，未对引发该神经源性膀胱的原发疾病进行任何检查诊断和治疗。而仅是对原告实施膀胱永久性造瘘了事，而且造瘘后还告知原告，做了造瘘手术不影响以后的生活了，甚至可以结婚，活个五六十年没有什么问题。1999年膀胱永久性造瘘手术以后，原告在家调养了2年，2001年左右，在石家庄找了份简单的工作，做家具生产组装工作。到2013年7月15日在石家庄工作的感觉身体不适，没力气发烧，社区门诊让去医院检查，检查发现尿毒症，之后在沧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治疗了22天，出了医院回县医院透析治疗，一直到目前为止，是实行一个星期三次透析。到了2014年1月27日身体发生不适就到了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经过27天治疗身体有所好转。到2014年11月12日又发生了胸闷憋气，送到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石家庄平安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透析，住院10天，之后一直在献县医院透析治疗。到2015年主因间断性腰痛一年，加重一个月，7月3日在献县中医院拍腰部磁共振片显示：“胸11到腰3椎管内肿瘤，局部病灶内伴慢性出血。”这是原告从1999年7月被诊断为神经源性膀胱后，第一次知道自已患有椎管内肿瘤。发现该问题后，原告紧急就诊于天坛医院，该医院告知无法手术，拒绝收治原告住院治疗，对于肿瘤伴有的出血，也未作任何诊断和处理。原告只得回到家，期间原告双下肢行动困难逐渐加重，因双下肢完全瘫痪，原告于2017年12月20日再次到献县中医院行腰部磁共振检查，显示病变扩大到胸9与腰3范围。目前，原告的损害后果主要是神经源性膀胱永久性膀胱造瘘、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透析、双下肢截瘫。依据上述事实，原告认为：神经原性膀胱系控制排尿的中枢或周围神经受到损害后所引起的、排尿肌收缩困难导致的排尿功能障碍。1999年6月28日原告住入齐鲁医院，同年7月再次住该院，医方明确诊断患者为神经源性膀胱，这说明当时支配原告膀胱的神经已经发生了病变。依据当时的诊疗水平和鉴别诊断的思维逻辑，对相关神经病变，医方应当进行相应的检查、诊断和治疗。而依据当时的CT检查技术，只要医方决定对患者脊髓进行相应的检查，就必然能在早期发现原告的脊髓良性肿瘤。医方未对原告相关神经部位（特别是脊髓）进行任何检查、诊断，未请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会诊，仅仅为患者实施了膀胱永久性造瘘这一严重致残性手术（四级伤残）了事，失去早期诊断脊髓良性肿瘤的机会，其行为存在过错。齐鲁医院在对原告实施了永久性膀胱造瘘后，未告知原告当时已经存在的氮质血症可能发生肾功能衰竭，导致原告未就该问题进一步复查诊治，十四年后发生了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只能依靠透析生存。其行为存在过错。原告所患脊髓良性肿瘤虽然对泌尿系统产生症状早、症状重，但早期一直未影响到双下肢功能。但从2015年起，开始逐渐影响双下肢感觉及力量，因该症状的出现，原告就诊于天坛医院时，主要是因为肿瘤合并出血，加重了双下肢的感觉和行动障碍。医方虽然以原告患有肾功能衰竭、肾透析为由，认为不可手术，但却应当对患者实施（或是告知患者实施）止血治疗、或是放疗缩小肿瘤以减轻或避免双下肢瘫痪的发生。作为神经系统专科医院，天坛医院有关医生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肿瘤如果继续出血，所面临的必然是双下肢完全性瘫痪，而在2015年如果进行积极的治疗，进行止血或是放射治疗缩小肿瘤体积，则原告可能避免发生或可能推迟发生双下肢完全性瘫痪的发生。天坛医院未尽该诊疗义务及告知义务，存在过错。关于本案诉讼时效：（1）原告2018年6月19日从被告1医院复印1999年6月和7月两次住院病历，才知道医方医方早在1999年就已经诊断原告为神经源性膀胱，且未对神经源性膀胱的神经疾病进行任何检查、诊断和治疗，因此原告知道医方损害时间应当从2018年6月19日起算；（2）本案原告的原发病是被被告1漏诊了19年的椎管内或脊髓的肿瘤，且因为该肿瘤诱发的神经源性膀胱肾功能衰竭，诱发的截瘫，成为最终损害后果。因为被漏诊的椎管内脊髓肿瘤持续生长、压迫脊髓神经直到目前，因此本案的上述神损害后果因为脊髓肿瘤的漏诊，其损害后果持续、缓慢发生长达19年。因此本案属于“损害继续型”侵权案件，其诉讼时效，应当依据受害人确知最后损害后果的时间起算：本案原告最后损害后果，是发生在2017年12月的双下肢完全性瘫痪；（3）2015年7月，原告知道自已患有脊髓腰骶段肿瘤，但却并不知道该肿瘤与原告自幼发生的排尿困难、膀胱永久性造瘘、肾功能衰竭透析等疾病之间的关系；（4）天坛医院未针对原告已经查明的脊髓腰骶段肿瘤实施非手术的替代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未告知相关替代诊疗方案，相关过错医疗行为（即侵权行为）虽然于2015年7月停止，但原告因为脊髓腰骶段肿瘤不断生长而发生排尿困难、肾功能衰竭，截瘫等损害后果，并未因医方漏诊、漏治行为结束而终止，而是继续延伸到目前截瘫损害后果的发生。其诉讼时效只能依原告2017年12月最终发生截瘫时起算。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医院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相关过错与原告目前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天坛医院辩称，鉴定结论认为天坛医院无责，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齐鲁医院辩称，齐鲁医院对原告诊疗是按照诊疗常规进行的没并无过错；患者所称“损害后果”系其不同阶段的原发疾病进展及所致，与齐鲁医院诊疗无因果关系。关于原告损害后果关联性应当经司法鉴定途径认定；另根据原告所述，其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尿瘘目前已经治愈，中度肾功能障碍发生时间是原告第二次到第三次住院期间，已经过了时效，鉴定意见中并没有给出肾功能障碍的意见，只有在齐鲁医院四次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之后原告主张肾衰竭的费用并不是齐鲁医院的治疗损害后果，齐鲁医院同意按照鉴定认定的中度肾功能障碍的四次住院费用赔偿，其他的不同意赔偿，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经过报销的不属于原告损失，不同意赔偿。对原告肢体部分，可以赔偿原告在朝阳医院住院治疗肿瘤的费用。在齐鲁医院治疗的时候患者是少年，不存在误工情况，在朝阳医院住院治疗的误工费，可以考虑是原告治疗先天性肿瘤的误工期，误工费应按照山东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护理费不认可原告的主张和计算方式，三个损害后果中，前两个是不需要护理的，尿瘘已经治愈，中度肾功能障碍是带着造瘘的，也不存在护理的情况，肢体功能障碍如果齐鲁医院有责任，最长不超过两年，护理费标准同意按照山东农村标准计算。营养费齐鲁医院认为原告无需加强营养，已经发生的费用需要原告举证，未发生的参照三期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在齐鲁医院住院四次，朝阳医院住院一次，其他期间都不对应鉴定所认为的损害后果，认为无关。残疾赔偿金评残标准应参照GA35-92道交第4.7.6款，伤残是一个七级一个六级，患者情况不适用工伤的标准，道交标准是接近现在评残标准的，齐鲁医院认为应当适用道交的标准，交通费和齐鲁医院有关的以及到朝阳医院入院出院的费用认可，其他的认为不具有关联性不认可，房租不应作为交通费来主张，鉴定费法院依法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酌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1996年9月10日至1996年10月30日至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治疗，主诉：生后小便不能自控、腰痛3年，发热、浮肿1个月。后原告于1997年3月21日至1997年4月17日至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一次住院治疗，主诉：自幼排尿困难12年。出院诊断：后尿道瓣膜，双侧膀胱输尿管返流，膀胱颈下降。后于1997年11月3日至1997年11月27日第二次入住该院，主诉：后尿道瓣膜术后7月，会阴部漏尿6月。出院诊断：尿瘘。1999年6月28日至1999年7月8日，原告第三次入住该院。入院情况：患者张建飞自幼排尿困难18年，曾行“后尿道瓣膜去除+双侧输尿管抗返流+盆底肌加强+膀胱颈悬吊”，今日又出现尿潴留，门诊以“神经源性膀胱”收入院，患者入院时精神差，食欲差。入院诊断：神经源性膀胱。出院诊断：神经源性膀胱，充盈性尿失禁，反流性双肾输尿管积水，慢性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期）。1999年7月12日至1999年7月21日，原告第四次入住该院，入院情况：患者排尿困难18年，曾在该院小儿外行手术治疗，现病情加重，门诊以“神经源性膀胱”收入院。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X线示膀胱容量变小。入院诊断：神经源性膀胱，反流性双肾输尿管积水，慢性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期）。原告认为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申请就二被告对张建飞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原因力进行鉴定，并对张建飞是否构成伤残及伤残等级（对二被告诊疗前和诊疗后分别进行评定），并对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后续护理依赖程度及人数、残疾辅助器具费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2月12日，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分析认为：1.后尿道瓣膜症是男童先天性下尿路梗阻中最常见的疾病，其可以造成瓣膜近侧尿道至肾整个尿路受到损害，形成各种各样的病理生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功能障碍、肾小管功能障碍、膀胱功能异常及肾盂输尿管积水和膀胱输尿管返流，后尿道瓣膜的梗阻程度不同，临床表现有较大差异。后尿道瓣膜确诊依据为尿道造影或膀胱尿道镜检查。小儿神经源性膀胱的病因以脊髓发育不良最为多见。脊髓发育不良指脊髓任何部分特别是较低节段的发育缺陷，包括一组由于神经管闭合障碍导致的发育畸形，如：隐匿性脊柱裂、脑脊膜膨出和脊髓脊膜膨出等。脑瘫和脑膜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损伤、神经系统肿瘤及盆腔手术损害支配膀胱和尿道的神经，也可引起小儿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膀胱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尿失禁、尿频、排尿困难、尿流无力等，部分患者伴有便秘及排便困难。据现有病史资料，患者所患神经源性膀胱主要与隐形脊柱裂、椎管内先天性肿瘤有关；2.据现有病史，患者自幼存在排尿异常，在外院已经诊断神经源性膀胱、隐性脊柱裂，齐鲁医院接诊后在神经源性膀胱基础上诊断后尿道瓣膜，但针对后尿道瓣膜未行相关诊断性检查，其次针对神经源性膀胱亦未行相关鉴别诊断检查，考虑患者术前后尿道瓣膜病诊断依据不足。依据术中探查及术后尿瘘的情形，考虑术中关于后尿道瓣膜诊断依据不足，存在患者术后尿瘘与术中不当操作造成尿道损伤的可能；3.神经源性膀胱可以导致严重肾积水、膀胱输尿管反流、甚至进入终末期肾病阶段。针对神经源性膀胱，因神经损害已经不可逆，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使其变成正常膀胱，保护肾功能是神经源性膀胱的治疗的第一原则，在有肾功能不全和（或）肾积水时首先需留置尿管，并进行持续引流，有时甚至需进行直接的肾脏引流，以达到最大限度的肾功能恢复。本例，患者第一次住院，3月21日入院至4月2日手术，术前是否导尿未予记录，但术中直至出院时均给予了导尿治疗，患者第二次住院，11月3日入院至11月14日手术，术前是否导尿未予记录，医嘱单记载术后于11月20日停止持续导尿，而患者为11月27日出院，出院医嘱亦未交代是否需要导尿等注意事项，此外，两次住院资料中术前术后肾功能情况及排尿困难改善情况未见确切依据，没有充分体现医方针对神经源性肾后性梗阻性肾功能的保护，存在不足，视为过错。患者于第三次、第四次入院后，医方针对肾功能保护给予了尿管导尿及膀胱造瘘等治疗不违反诊疗常规。患者先天性疾病导致神经源性膀胱，病史长，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因神经源性膀胱导致肾后性梗阻性肾功能衰竭，虽经治疗好转，但考虑已经造成肾实质损害，此外，患者自第二次出院后至第三次住院时隔半年多，期间治疗情况不详，综合以上情况认为，在第三次入院时存在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期）是自身疾病发展及医方上述过错共同导致；4.患者2015年7月3日MRI首次发现椎管内肿物，2015年7月9日就诊天坛医院，天坛医院椎管内占位性病变T10-L3等诊断明确，并建议完善腰段MRI平扫强化、肾内科会诊、麻醉科会诊，上述诊疗行为不违反诊疗常规；5.椎管内先天性肿瘤生长缓慢，病程往往较长，如未经治疗，随肿瘤生长压迫脊髓，神经损害逐渐加重。该类肿瘤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切除。患者于2018年在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行肿瘤切除术，依据术中所见，患者椎管内肿瘤为先天性肿瘤，患者2015年就诊时天坛医院查体双下肢肌力3级，2018年就诊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双下肢肌力1级，病情明显进展，系自身疾病椎管内肿瘤的发展所致。脊柱MRI检查是神经源性膀胱的重要鉴别诊断方法，齐鲁医院四次住院病历中均没有相关脊髓病变的影像学检查，存在不足，可能与患者椎管内肿瘤未能早期诊断及治疗有一定相关性，与患者肢体瘫有一定因果关系。综上所述，鉴定意见为：患者张建飞目前存在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双下肢截瘫系自身疾病神经源性膀胱、椎管内先天性肿瘤的发展及转归。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在对其诊疗行为中存在一定过错，医方过错与其尿瘘有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其次，医方过错与患者中度肾功能障碍有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同等，最后，医方过错与患者肢体瘫（肌力3级）有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轻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对张建飞的诊疗行为无过错。另该中心出具情况说明函显示：关于伤残等级，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会议纪要指出，侵权行为发生在2017年1月1日（不含）以前的，适用当时生效的伤残评定标准。本案涉及二被告，其中齐鲁医院侵权行为发生在1997年至1999年，鉴于当时国内仅有GB/T16180-1996《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及GA35-9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参照GB/T16180-1996《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张建飞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的伤残等级为四级。双下肢截瘫（肌力3级）的伤残等级为三级。参照GA35-9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张建飞肾功能中度功能障碍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双下肢截瘫（肌力3级）的伤残等级为六级。另根据北京地区2017年以前生效的伤残评定标准京司鉴协发【2011】5号《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评定，张建飞目前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双下肢截瘫（肌力2级以下）。张建飞肾衰竭的伤残等级为二级，双下肢截瘫的伤残等级为二级。综合评定，张建飞的伤残赔偿指数为100%。当时亦无三期及护理依赖标准，据目前情况，按照现有标准，评定如下参考：参照《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张建飞护理需要全部护理依赖。参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相关规定，其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评定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最多不超过两年。护理人数、残疾辅助器具费无相关标准，不予鉴定。鉴定费30000元，由原告垫付。后齐鲁医院对该鉴定意见持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并对齐鲁医院的问题进行答复后，经询，鉴定人员表示维持先前鉴定意见。出庭费2000元，为齐鲁医院垫付。关于医疗费，2017年1月20日前支出数额经本院依法核算为31954.62元，2017年1月20日至2019年12月6日医疗费经献县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出具证明显示：原告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医疗费总费用为422888.88元，医保报销356884.58元，综上，截止至2019年12月6日，原告支出医疗费自费金额共计为97958.92元，其中2019年10月12日金额为35458.2元显示为意外，经询，原告表示该费用为意外摔伤治疗腿部伤势的费用。关于误工费，原告主张为在其姐张建红公司工作，在公司担任监事职位，具体为从事设计工作，并当庭提供微信状态证明。关于护理费，原告按照完全护理依赖，二人护理，主张报告出具之日前两年护理期以及后续20年护理费，护理人员为家属，标准为按照山东省城镇平均工资进行计算。关于住院期间，原告住院期间195天，另有透析921次。原告为农村户籍性质，向本院提交相应租房合同，经本院当庭核实其微信状态，显示其从事设计工作。另有村委会证明载明，原告之母李桂芳，1937年5月8日出生，生育包含原告在内子女六人。对于上述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根据鉴定意见，张建飞目前存在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双下肢截瘫系自身疾病神经源性膀胱、椎管内先天性肿瘤的发展及转归。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在对其诊疗行为中存在一定过错，医方过错与其尿瘘有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其次，医方过错与患者中度肾功能障碍有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同等，最后，医方过错与患者肢体瘫（肌力3级）有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轻微。齐鲁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尿瘘有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主要，但原告尿瘘已经治愈，考虑到齐鲁医院对原告造成三个损害后果的不同责任程度大小，以及尿瘘治愈的事实和伤害程度，相关治疗的整体不可分性，且原告亦以同等责任主张相关赔偿，综合考虑上述情形，以被告整体承担50%责任为宜。因天坛医院不存在过错，原告的合理损失应由齐鲁医院予以赔偿。原告损害后果持续，故其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齐鲁医院关于原告诉求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具体到原告诉讼请求，医疗费，原告就诊存在不可分性，且被告亦未能向本院提交针对原告不同病情的治疗明细，故原告合理的医疗费数额应予支持，原告治疗腿伤的费用与齐鲁医院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本院予以扣除，根据本院依法核算数额，支持31250.36元；关于误工费，原告的工作存在不稳定性，综合考虑原告身体特点、工作职务和关系，支持36000元；关于护理费，考虑原告目前的现状为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双下肢截瘫，参照相应情况说明函，原告为完全护理依赖，本院对原告前期护理及后续护理费酌情支持，共计支持126000元（至2024年12月31日）；关于营养费，酌定为182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其实际住院期间，支持9750元；交通费，根据原告就诊情况、期限，酌定为10000元；关于残疾赔偿金，首先，根据情况说明函载明，侵权行为发生在2017年1月1日（不含）以前的，适用当时生效的伤残评定标准。但是原告损害后果系持续发生，判定齐鲁医院的诊疗行为造成后果应以原告现在的状态为基础，即原告现存的损害后果应作为进行伤残评定的依据；其次，关于原告损害后果程度，原告目前存在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双下肢截瘫，与参照GA35-9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张建飞肾功能中度功能障碍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双下肢截瘫（肌力3级）的伤残等级为六级并非一致，而参照北京地区2017年以前生效的伤残评定标准京司鉴协发【2011】5号《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张建飞目前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双下肢截瘫（肌力2级以下）。张建飞肾衰竭的伤残等级为二级，双下肢截瘫的伤残等级为二级。综合评定，张建飞的伤残赔偿指数为100%。综合考虑原告实际的现状、后续治疗，以赔偿指数100%为宜；第三，关于赔偿标准，原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工作，虽然其工作存在不稳定情况，结合其所述及居住情况，应以城镇标准予以赔偿。原告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不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本院将据此做出判决。综上，共计支持400185.8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建飞医疗费31250.36元、误工费36000元、护理费126000元、营养费182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750元、交通费10000元、伤残赔偿金40018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建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35元，由原告张建飞负担5335元（已免除），由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负担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日交纳）；鉴定费30000元，原告张建飞负担15000元（已交纳），其余鉴定费15000元及鉴定人出庭费2000元，均由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日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刘晓亮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乔 宇书 记 员 任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