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63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芝友，男，197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杰，贵州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毅，贵州宣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芝勇，男，196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胡芝友因与被上诉人胡芝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3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芝友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3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土地转包期限不属于“约定不明、约定不清”,系认定事实不清。根据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终62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形成事实上的“长期转包”关系，也未明确时间，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约定不明、约定不清”的情形，即应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不定期合同，上诉人享有随时解除该转包关系的权利；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将土地连续弃耕、抛荒两年以上，被上诉人也对自己抛荒、弃耕土地两年以上的事实并无不同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胡芝勇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胡芝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胡芝友与胡芝勇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关系；2.由胡芝勇返还胡芝友承包地“塘湾”、“大田半节”、“大湾”、“黄家土段”、“黄家路坎脚”、“曾家屋基”、“大园子”、“砂湾”以及自留地“环逗湾”、“桥土湾”、“洗马凼”等属于胡芝友承包的土地；2.本案诉讼费由胡芝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芝友系绥阳县黄杨镇金子村后塘二组村民，于1994年承包名为“塆坵”、“大田半节”、“灰洞元子”、“大湾”、“黄家土段”、“黄家路坎脚”、“曾家屋基”、“大园子”、“砂湾”的田、土，承包期限从1994年元月1日至2043年12月30日。从2000年开始，上述属胡芝友的承包地由胡芝勇耕管，且应缴税赋由胡芝勇承担。2018年，胡芝友与胡芝勇双方因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胡芝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了其要求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胡芝友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胡芝勇实际耕管案涉土地17年余年，其与胡芝友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长期转包关系，胡芝勇作为案涉土地接包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胡芝友在未依法解除与胡芝勇之间的转包关系前，径行主张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嗣后，胡芝友以解除与胡芝勇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关系，返还案涉土地为由，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胡芝友与胡芝勇均认可弃耕弃荒接包土地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胡芝友与胡芝勇之间土地转包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及转包期限能否明确；2.胡芝友主张解除双方土地转包关系的理由是否成立。胡芝友与胡芝勇之间的土地转包关系，已经由生效的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323民终6265号）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的规定，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的胡芝友与胡芝勇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长期转包关系，属于第（四）项规定的无需举证情形，对该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胡芝友与胡芝勇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长期转包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受法律保护。对案涉土地转包期限的认定，应结合双方达成转包土地经营权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胡芝友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给胡芝勇，其目的是胡芝友结婚后要搬到绥阳县上安家生活，需要处理现有财产及拥有的财产权益，最后胡芝友将自有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一并打包卖给了胡芝勇，并以转包形式将名下的土地经营权长期流转给胡芝勇，土地流转费用为3000元，且该土地流转协议双方已履行多年；另，结合地处绥阳县黄杨镇金子村较为偏僻的地理条件、当时的物价情况以及还需缴纳农业赋税的客观事实，当年以3000元对价取得暂时或者随时可能被解除转包关系而丧失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不符常理，故双方之间的长期土地转包合同的时限应视为不超过案涉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的“约定不明”和“约定不清”的情形。故对胡芝友以转包期限约定不明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胡芝友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以胡芝勇“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为由，主张行使解除转包关系的法定解除权。其援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是根据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中新增条文，而本案诉争事实即胡芝勇弃耕抛荒接包土地的法律后果能否赋予承包人胡芝友解除双方转包关系的权利。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了土地经营权人管理土地的行为，对土地经营权人提出了更高的合理使用土地的要求。在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土地经营权人和承包人均应当严格遵守新修订的法律管理或使用土地，但不应对新修订的法律公布之前的行为进行规范或者约束。具体到本案，胡芝友主张案涉土地转包合同的解除权是新修订法律所赋予的，胡芝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弃耕抛荒土地两年以上会导致转包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也是在新修订的法律公布之后。因此，本案认定胡芝勇弃耕抛荒土地的时间也应从新修订的法律公布施行之日起算，故胡芝勇弃耕抛荒的时间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连续两年以上，胡芝友主张解除双方转包关系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对胡芝友以胡芝勇“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为由，主张解除转包合同，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芝友主张的事由均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胡芝友没有提供解除双方土地长期转包关系的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芝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胡芝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8）黔03民终6265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认定，“胡芝勇实际耕管案涉土地17余年，其与胡芝友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长期转包关系”。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根据本院生效的（2018）黔03民终6265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本案中上诉人胡芝友与被上诉人胡芝勇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长期转包关系。上诉人胡芝友上诉称双方土地转包期限属于“约定不明、约定不清”的情形，其享有随时解除该转包关系的权利。本院认为，胡芝友将案涉土地转包给胡芝勇的原因系其结婚后要搬到绥阳县上安家生活，在土地转包的同时，胡芝友还将自有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一并打包卖给了胡芝勇，一审法院结合前述事实以及案涉土地所在地理位置、胡芝勇支付的对价流转费用、双方履行土地流转协议等实际情况，认定胡芝友与胡芝勇之间的长期土地转包合同的时限应视为不超过案涉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符合本案实际，故上诉人胡芝友关于双方土地转包期限属于“约定不明、约定不清”的情形，其享有随时解除该转包关系的权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胡芝友上诉称胡芝勇弃耕土地两年，其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属于该次修订中新增加的条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未对该条文能否适用于其公布实施前的行为的情况下，不应对其公布实施前的行为进行规范或者约束。一审根据本案实际，将胡芝勇弃耕抛荒土地的时间从新修订的法律公布施行之日起算，认定胡芝勇弃耕抛荒的时间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连续两年以上，胡芝友主张解除双方转包关系的条件尚未成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胡芝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胡芝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 大 刚审判员 刘 娟 娟审判员 令狐荣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朱桃书记员瞿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