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83民初4042号 原告：丁建利，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祥，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娜，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樟法，男，196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告：王华君，女，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李樟法、王华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江杰，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懿，女，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阳镇柯冲村。 法定代表人：沈懿。 沈懿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纬，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原告丁建利与被告李樟法、王华君、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干平独任审判，因繁昌东方幼儿园未能送达于2018年7月27日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建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祥、李婷娜，被告李樟法、王华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江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因李樟法、王华君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后，丁建利又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证据一份，李樟法于2018年11月16日提出了对丁建利提供的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全部证据、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打印时间、公章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应李樟法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移送鉴定，因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现有技术条件无法鉴定而不予受理；应李樟法于2019年1月23日的申请再次移送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浙江汉博[2019]文鉴字第14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8月1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建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祥、李婷娜，被告李樟法、王华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江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建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樟法、王华君、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共同会还原告借款本金299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至2007年期间，被告李樟法、沈懿因投资繁昌东方幼儿园，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本金650万元，约定借款期间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2008年8月2日，就上述650万元款项，李樟法、沈懿共同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该借条载明李樟法、沈懿向原告借到人民币650万元整，此前的借条全部作废。2013年5月17日，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共同归还承诺书，表明就上述650万元借款繁昌东方幼儿园自愿承担还款义务（包括本金和利息）。 就上述650万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沈懿于2010年5月24日归还本金2万元，利息3万元。李樟法于2009年到2013年期间陆续归还1726750元，余下4806300元及其余约定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讨，各被告分文未付。 王华君系李樟法妻子，上述借款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且王华君明知李樟法借款用途、去向，故因该借款形成的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理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现根据被告的履行能力，原告先行请求被告归还本金299万元，其余本息将在日后另行主张。 李樟法答辩称，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并未向原告借款650万元，被告李樟法向原告借款是97万元，也未约定还款利息，而被告李樟法该笔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因为原告说借款时间较长，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故叫李樟法归还97万元外加经济补偿100万元作结，李樟法已经履行完毕，故不存在欠款。 王华君答辩称，王华君在收到传票之日之前，王华君并不知道该笔借款，也不知道用途，根据法律规定，该笔借款并不属于李樟法、王华君共同借款，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答辩称，对沈懿来讲之前投资繁昌东方幼儿园当初是有意向投资的，是先写过条子，但丁建利没有给沈懿打过一分钱，繁昌东方幼儿园没有给丁建利出具过任何东西包括印章，更没有收到任何文件。试问，前面是李樟法签字，后面为什么多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具体需要核对对方提供的原件。 丁建利围绕诉讼请求递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一份，由沈懿，李樟法签字的，后来加盖了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公章，证明到2007年12月1日李樟法借款是投资款500万元的事实； 证据2、2008年3月4日的《证明》一份，该证明由李樟法签字，加盖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证明到2008年3月4日李樟法欠丁建利650万元（包括前面的500万元）的事实； 证据3、《声明》一份，是2008年8月2日由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的，证明：①丁建利分13次通过李樟法投入繁昌东方幼儿园404.7万元，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07年12月1日出具欠丁建利项目投资款本息合计500万元的证明无效，承认了404.7万元，不承认295.3万元的利息；②繁昌东方幼儿园对2008年2月1日李樟法借入的253.3446万元只承认245.3万元，不承认丁建利代为支付的8.0446万元利息；③404.7万元加245.3万元合计为650万元。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08年3月4日出具欠丁建利项目投资款本息合计650万元的证明无效；④上述650万元借款由李樟法、沈懿个人或家庭归还，由李樟法、沈懿出具借条，幼儿园不承担归还责任； 证据4、2008年8月2日由李樟法、沈懿出具给丁建利的《借条》一份，写明借款金额为650万元，其中500万元是本金； 证据5、2008年8月2日的《借条》一份，载明2010年3月15日作出约定“对上述借款从借款日开始，按月息贰分计算，归还本金时一并算清，由繁昌东方幼儿园担保”，证明双方就借款金额作了进一步确认，并加入繁昌东方幼儿园的担保的事实； 证据6、2008年8月2日《借条》一份，与原来2008年8月2日的《借条》一致，不同的是繁昌东方幼儿园加盖了印章，是2010年3月15日加盖上去的； 证据7、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一份，该份承诺书表明了繁昌东方幼儿园愿意承担沈懿、李樟法在2008年8月2日向丁建利借入的650万元； 证据8、2008年12月15日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给丁建利的函件及由李樟法于2009年8月30日签收的《收条》各一份，证明繁昌东方幼儿园为了归还借款，曾经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土地证抵押给丁建利，2008年12月20日的时候被告要求收回土地证，后来将土地证交还了被告。证明不是抵押过程，繁昌东方幼儿园以及李樟法在抵押过程中，再次确认了所欠丁建利的借款为650万元，以前出具借条等都是真实的； 证据9、还款依据五份，证明李樟法、沈懿的还款情况，其中：①2010年5月24日沈懿归还了借款5万元，其中2万元为2008年8月2日由李樟法、沈懿出具给丁建利的《借条》的本金，另3万元是上述借款的的利息的事实；②2010年6月11日由李樟法、沈懿、丁建利共同签字确认的还款，由李樟法归还的款项为53050元；③2011年12月16日李樟法确认的归还丁建利的清单记录，归还的金额3.07万元；④2011年12月16日李樟法汇款给丁建利148.8万元的还款清单；⑤2013年2月28日李樟法归还借款清单，证明李樟法向丁建利归还了15.5万元。上述证明加起来已经归还丁建利借款1726750元，另外加了利息3万元。 证据10、当时借款发生期间，原告汇款给被告李樟法沈懿汇款单子（部分），另因当时由于部分是现金交付的，当时最原始的取款凭证，以佐证双方之间发生借款关系； 证据11、2003年4月2日由沈懿提出的《关于请求在繁昌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的报告》、2003年4月29日由繁昌县招商局与沈懿签订的《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项目合同书》、繁昌县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3年5月6日《关于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项目立项的批复》、繁昌县教育局于2009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以及繁昌县民政局颁发的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等，证明繁昌东方幼儿园设立的过程，佐证证明借款发生的背景； 证据12、2006年5月6日由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为甲方、受让人李樟法为乙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一份，证明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后，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与李樟法各得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股份的50%，当时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约定了李樟法总的资金投入不能少于100万元，所以转让了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的股份，证明明确了借款的本金，李樟法为什么要承担投资款以及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事实； 证据13、李樟法、王华君的结婚申请书、离婚登记审查表各一份，证明借款发生期间为李樟法、王华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李樟法、王华君质证认为，①证据1是一份复印件，后来覆盖上一个公章，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而且从证明的内容上看，也是写到丁建利的是项目投资款，不是对他的借款；②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从声明的内容上可以得出，丁建利是繁昌东方幼儿园的投资人，上面只有公章，没有签名，可以认为是丁建利自己制作的，李樟法、王华君对声明内容并不知情；③证据4、5、6三份借条，李樟法的签名是真实的，但丁建利并未向李樟法支付借款650万元，李樟法只收到97万元；加盖了公章的借条李樟法对此不知情，所以对于繁昌东方幼儿园后面所加的2010年3月15日加了利息这个事情李樟法不清楚；④证据7与证据3的质证意见一致，但李樟法对该情况不知情，这个是丁建利利用其繁昌东方幼儿园投资人之便自行制作的，没有经办人法人的签名；⑤证据8中2008年12月15日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给丁建利的函件的质证意见与证据3、证据7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该情况被告李樟法并不知情，是丁建利利用其投资人身份自行制作的，与客观事实不符；对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有异议，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李樟法其实是受丁建利的委托为丁建利投资幼儿园办理具体事项，送证书，从收条上也没有任何内容反映出丁建利声称的借款金额的说明，无法达到原告的举证目的；⑥证据9中2010年5月24日沈懿出具的归还手续，李樟法不知情，所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0年6月11日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这个表格内容上可以反映出，丁建利在安徽的费用按照相关的报销制度报销，说明丁建利是这个幼儿园的投资人，李樟法在质证意见中阐明的丁建利提供的加盖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文书上盖章，丁建利具有便利性；对2011年12月16日的还款清单没有异议；对2013年2月28日还款的金额，李樟法没有异议，但是对文书所载明的借款数额650万元有异议，根据丁建利刚才自己声称的出具过承诺书，双方在2010年7月份对债务进行约定，但未提供文书，事实上，与丁建利在2010年期间约定了实际借款金额，确认了李樟法向丁建利借款本金97万元，但是时间较长，造成丁建利经济损失，故约定李樟法补偿丁建利100万元作结，对此李樟法才开始陆续还款，这个数额也与双方约定的数额相同；⑦证据10中的8份《个人业务凭证（专用）》及4份《存款凭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这个汇款的数额远远没有丁建利声称的借款数额，恰恰证明了丁建利向李樟法汇款的只有几十万元，丁建利汇给沈懿的这个不清楚。但是根据汇款记录，反映与丁建利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丁建利提供的第三份证据，明确的写着投入给幼儿园账户，现在丁建利又声称汇款给沈懿、李樟法，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对《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的去向；⑧证据11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且都是复印件，不具有证据效力，而且这组证据证明丁建利系繁昌东方幼儿园的股东，只有繁昌东方幼儿园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才有这份文件，李樟法是没有见过这组证据，且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2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且证据为复印件，没有证据效力；⑨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王华君对丁建利与李樟法之间的借款并不知情，自始自终都没有见过借款，也未使用。根据相关规定，对于不知情，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负担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李樟法、王华君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4、丁建利于2010年1月17日出具的《收条》及《个人业务凭证（专用）》各一份，证明李樟法于2010年1月17日向丁建利还款25万元的事实； 证据15、丁建利在2013年7月26日向李樟法等作出的约定，约定李樟法等向丁建利的借款在2014年8月2日前归还。证明1、双方于2010年对于借款另行作了约定；2、双方约定借款归还时间为2014年8月2日前，据此，双方对于借款归还的具体数额理解不同。即使还存在少量的借款，但是根据约定内容来看也已经超过的主张借款的诉讼时效；根据双方约定的归还时间，也可以表明丁建利未在诉讼时效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上述证据经丁建利质证，对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记载的内容是事实；证据15是当时丁建利去催款的时候，这份借条要求李樟法等签字的，后来李樟法等没有签字，不同意原告这个要求，所以是未达成这个约定的。 在审理中，在李樟法、王华君就本案提供了诉讼时效的抗辩后，丁建利在本次开庭休庭后提供了证据16，即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2日加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一份，以证明繁昌东方幼儿园对所欠丁建利的款项数额再次确认，对不能还款的理由进行说明，对650万元什么时候还款作出的承诺，因此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李樟法在收到本院转交的该证据后于2018年11月16日即以“发现原告提交的材料与事实不符，经申请人与本案其他被告联系，被告沈懿表示自2010年后从未与原告联系，且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从未在原告提供的证据等文件上盖章，申请人认为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文书均系原告自行制作”为由，申请对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全部证据、2016年8月2日“说明”打印文书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移送鉴定，因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现有技术条件无法鉴定而不予受理；应李樟法于2019年1月23日的申请，本院以证据16与证据3《声明》、证据7《共同还款承诺书》、证据8的函件作为检材再次移送鉴定；期间，本院于2019年4月9日就李樟法于2019年4月4日变更的申请事项就鉴定事项作了相应变更；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浙江汉博[2019]文鉴字第14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17）。鉴定机构经相互比对检验，“发现其印文的规格性特征及细节性特征均相符”、“发现四份检材色泽（稍泛黄）相近，印文的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同时均与打印字迹无交叉，可能存在规避迹象”、“发现四份检材印文的细微特征基本相符，印文的色泽、露白、浓淡布局、印迹等均较接近”，经分析，四份检材的“印文的规格特征与细节特征相符，反映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特点”、“印文盖印的倾斜角度、部位及细微特征上相符，反映出是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的特点”，由此得出四份检材中繁昌东方幼儿园“印文系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的结论。 就证据17，李樟法、王华君认为鉴定结论中已经很明确，丁建利提供的证据加盖了印章的资料，结论反映出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从角度部分同一时间形成的，因此丁建利提供的证据加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均系自行自作或者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就证据17，丁建利认为，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的结论认为三个印章是同一时间段形成的，没有解决问题1、同一时间段是哪个时间段；2、同一时间段接近2016年2008年还是2013年5月17日；3、应该综合原告的其他证据，2007年12月1的《证明》，上面有签字盖章，这个印章说明沈懿跟李樟法是承认了407万元；2008年3月4日的《证明》有李樟法的签字也加盖了印章；2008年8月2日有650万元的借条既有签字也有印章，这一份是没经过鉴定的；2008年12月15日有一个印章，鉴定结论是跟另外2个是同一时间形成的，这一份鉴定报告没有达到李樟法的反驳意见，也没达到鉴定的目的，鉴定报告不足以推翻丁建利的证据；而且印章不仅仅是繁昌东方幼儿园的而且繁昌东方幼儿园一直在使用的印章。 就证据17，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认同鉴定报告结果，繁昌东方幼儿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供过公章，盖的角度、时间都一样，如果是真实发生的过去8年的时间，就证明不了是同一时间段。就上述其余证据，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质证认为，同样是650万元、同样的时间，借条都是原件，为什么会出现3份，一份有公章，一份没公章；证据中所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不是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单位公章，可能是自行制作的；经庭审中与沈懿核实，沈懿称其对三份借条一份都没有签过；对于2010年5月24有“沈懿”签名的材料、2010年6月11日由李樟法、沈懿、丁建利共同签字确认的还款记录中的“沈懿”的签名均不是沈懿本人所签；关于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公章，2009年1月3号，在自己的主管部门，下属单位要使用公章需要主管部门登记使用记录，想证明的是在2015年之后繁昌东方幼儿园只有这唯一的公章，而丁建利所提供的根据鉴定所讲，检材1到4特征相符反映是同一公章盖的，这些章都是同一个章，丁建利提供的2016年8月2日《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有繁昌东方幼儿园的章，但与繁昌东方幼儿园现在使用的章是不一样的，明确说明丁建利提供的公章都不是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公章。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18年11月22日出具了《情况说明》，表示：“繁昌东方幼儿园曾经收到过李樟法投资款几十万元，2010年底李樟法表示撤回投资，经两方协商，说明人已将李樟法投资款归还。说明人从未向丁建利写过此类借条，亦未以幼儿园名义向丁建利出具过任何文书；所谓借条、声明、还款承诺书等上加盖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此公章印样也不是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印样，系伪造”。 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8、有繁昌县教育局盖章的繁昌东方幼儿园于2015年在繁昌县教育局备案的印章，与繁昌东方幼儿园的授权委托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中出现的两个印章一致，证明繁昌东方幼儿园自2015年至今一直使用的是现在的印章，从而证明丁建利提供的证据16中的印章不是繁昌东方幼儿园现在在使用的印章。 丁建利就证据18认为，繁昌东方幼儿园所讲的这个印章去更换备案，原来的需要收缴，如果说收缴了主管部门肯定是留有样印。但是繁昌东方幼儿园到现在没有提供原来的印章是什么样的，用了7、8年的印章，繁昌东方幼儿园不可能没有原来印章的证据，或者说2015年刻了备案印章也不能证明原来的印章不用了。 李樟法、王华君就证据18认为，是否备案印章是很清楚的，肉眼就能看得出，备案前后2个章都是不一致的。 丁建利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9、繁昌东方幼儿园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2013）繁民一初字第00046-2号民事裁定书、（2014）繁民一初字第00124号民事判决书、（2015）繁民一初字第00309号民事裁定书、（2016）皖0222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芜中民二初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705号民事裁定书、（2016）皖民终8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⑴在2009年到2016年期间，在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案件事实中，繁昌东方幼儿园在参与上述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一直持有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印章；⑵（2016）皖0222民初909号民事案件中繁昌东方幼儿园辩称“借条及收条上加盖的公章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与本案中繁昌东方幼儿园的抗辩意见类同但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2016）皖民终829号民事案件与本案有类似的“借款转投资款”的情节。上述事实可以推测繁昌东方幼儿园方无论在经营中还是在诉讼过程中，均采用了与本案相同的方法、手段抵赖债务。 就证据19，李樟法认为上述判决书与本案是没有关联的，无法反映出前列案件中用的章是本案的章。 为核实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印章使用情况，本院分别从安徽省繁昌县教育局、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了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材料共24页（证据20），其中：⑴从繁昌县教育局调取了7页，分别是《芜湖市民办学校年度检查报告书（2015年度）》、2011年8月29日的《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0年度）》、2016年3月16日《证明书》及《一、民办学校（幼儿园）基本情况登记表》、《八、2015年印章备案表》2016年1月18日园长张丽娜的“结束语”。上述7页中，《芜湖市民办学校年度检查报告书（2015年度）》、《证明书》、一、民办学校（幼儿园）基本情况登记表》、“结束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八、2015年印章备案表》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一致，《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0年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一致，但比《八、2015年印章备案表》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小；⑵从繁昌县人民法院调取了8页[（2013）繁民一初字第00046号、（2016）皖0222民初909号案件各4页]，其中加盖“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5页分别是2016年4月6日《授权委托书》、2012年7月15日《借条》、2012年4月23日《收条》、2012年6月8日《收条》、2013年3月18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其中《授权委托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与《八、2015年印章备案表》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一致，其余与《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0年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一致；另3份加盖的则为“繁昌东方双语幼学校”印章；⑶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5页[（2014）芜中民二初字第00053号案件]，其中分别是2014年5月14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及2份《授权委托书》，其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均比《八、2015年印章备案表》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小；⑷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了4页[（2015）皖民二终字第00705号案件1页、（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3页]，其中（2015）皖民二终字第00705号案件中2015年9月12日《授权委托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八、2015年印章备案表》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一致。（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0年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一致；另1份为《芜湖市民办学校2011年印章备案表》注明“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启用时间为2011年9月26日，该备案表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本院所调取的其余印章材料所反映的排列布局明显不一致。 丁建利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自开办始，至今为止至少使用过三枚印章，具体为：2009年9月15日，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2009年9月26日启用“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有芜湖市民办学校2011年印章备案表为证。2015年X月X日（何月何日时间不明）又启用一枚“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有“2015年印章备案表”为证。即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自开办始，至今为止启用过一枚“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印章，二枚“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2、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存在交替使用三枚印章的情况，具体为：（1）被告分别于2011年3月24日、5月27日、11月5日出具给张李康的借条中，以及与张李康签订的《借款协议》中使用过“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的印章，而此时，从“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的时间已过去近两年了。（2）2012年4月23日、6月28日在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给姚渊的收条二份，以及在2012年7月15日出具给姚渊的借条一份中使用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大小与2015年的备案印章基本相同，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要么早在2012年时就使用2015年的备案印章，要么在2012年时存在与2011年备案印章及2015年备案印章不同的第三枚印章。（3）在立案于2016年8月8日的（2016）皖民终829号一案中，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在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上加盖了“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印章，经仔细反复比对，这两枚印章与2011年9月26日备案启用的印章完全吻合。3、根据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使用印章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自繁昌东方幼儿园开办以来，至少存在过三枚印章，一枚叫“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二枚“繁昌东方幼儿园”，该三枚印章直至2016年8月8日止均控制在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手中，且该三枚印章存在交替使用的情况，并不存在三被告在庭审中辩称的所谓2011年备案印章启用后，就不再使用“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的印章，也不存在2015年备案印章启用后就不再使用2011年备案印章的情形。尤其是直到2016年8月8日前后，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仍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案件中使用了2011年的备案印章，而这个时间点与原告提供的“借款延期归还说明及借款式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这份证据上加盖印章的时间即2016年8月2日极为接近，这对于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李樟法、王华君就证据20的质证意见为：1、对芜湖市民办学校年度检查报告书、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证明书、民办学校（幼儿园）基本情况登记表、2015年印章备案表（二页）这一组七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且可明确反映繁昌东方幼儿园2015年前后公章的变更、使用情况。2、对授权委托书（黄纬）、借条、收条（二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因该组证据系法院生效判决的卷宗材料，故对其三性以法院认定为准，代理人没有异议。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从该组证据的比对来看，繁昌东方幼儿园2012年、2013年与2016年使用的公章不同且与其备案登记情况一致。3、对借款协议、借条（三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4、对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芜湖市民办学校2011年印章备案表，该组证据系安徽省高院生效判决的卷宗材料，其三性以法院认定为准，代理人没有异议。但代理人认为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缺少经办人签名及时间，形式要件上有瑕疵，要求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予以解释，请法庭审核认定。5、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登记证书、授权委托书，该组证据系芜湖市中院生效判决的卷宗材料，其三性以法院认定为准，代理人没有异议。对比该组证据上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可以反映出公章使用的情况与被告陈述一致，也符合幼儿园主管机关的档案记载。6、经以本次法院调取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与原告所提供的书面材料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逐份折叠比对，发现比较接近；又通过逐份重叠透光比对方式发现，虽然非常接近，但两组材料的公章均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别，且无一处相同。尤其是法院从安徽省高院调取的未填写日期的“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两份文件的公章与原告提供的全部加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证据逐份比较，公章上的字迹明显不能对应，故认为该两组证据上的公章非同一枚。综上，本次调取的补充证据较为清晰充分，能明确反映出繁昌东方幼儿园2015年公章变更前后的使用情况，也符合其主管单位关于公章变更的陈述，即繁昌东方幼儿园于2015年变更公章时旧公章已销毁，结合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故认为原告提供的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公章的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或伪造，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请法庭慎重审核并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被告的合法权益。 繁昌东方幼儿园、沈懿就证据20的质证意见为：对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关于我单位聘请律师委托书的印鉴章和落款日期的说明：我单位与冯昌虎关于股东资格纠纷一案中一直聘请王磊作为我方的代理律师，本案自2014年到2016年最终结案历时快3年，涉及县、市、省三级人民法院，前后庭审5次。王磊本人一直住东北沈阳，其工作单位也在沈阳，我单位法人沈懿自2011年起一直在上海，开庭的地点又在安徽，这种情况使得我单位法人沈懿与委托人王磊很难及时碰面，案件情况可以电话沟通，但不能每办一次委托要从东北飞上海再飞安徽开庭，考虑到这种情况，经他们两人商量，就提前多做几份委托书给王磊，盖的是以前的章且上面没有落款时间，主要便于王磊工作。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是否真实，关键在于对2008年8月2日的3份《借条》、2008年8月2日由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的《声明》、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2008年12月15日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给丁建利的函件、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的真实性的认定。就该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根据丁建利提供的证据11、证据12可以证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新建时称“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所用的章亦为“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2009年9月15日，根据繁昌县教育局的更名证明而以“繁昌东方幼儿园”名称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并于2011年办理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备案，该备案注明“繁昌东方幼儿园”章于2009年9月26日启用；但结合本院从繁昌县人民法院调取的印章使用情况看，对外存在“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印章混用情形；而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705号案件调取的《芜湖市民办学校2011年印章备案表》中的印章即2009年9月26日启用的备案印章与本案中所有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及本院从繁昌县教育局、繁昌县人民法院、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调取的其余印章材料所反映的排列布局明显不一致；2015年“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再次办理了印章备案，备案后的印章的直径比本案丁建利所提供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略大。从2009年9月15日根据繁昌县教育局的更名证明及“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启用时间为2009年9月26日分析，在2008年8月2日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尚未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而丁建利提供的2008年8月2日的其中1份借条及《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中均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且该印章又与2009年9月26日启用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排列布局明显不一致，与常理不符。需要说明的是，在繁昌县教育局未能查找到在2009年9月26日的备案印章启用后至2015年的印章备案前这一阶段是否存在与本案所争议证据中印章的排列布局相似的备案情况； 二、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16年8月2日出具《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时，“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已于2015年再次办理了备案，而该次备案后的印章的直径比该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略大；同时，丁建利在本案2019年8月19日的开庭审理中回答沈懿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诉讼代理人关于“2016年的章你是找谁盖的章？”问题时回答“我不知道，我找沈懿找不到，章谁盖的我怎么知道”，而在回答本院关于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及2013年5月17日的《共同归还承诺书》的盖章、交付问题时又回答“2013年5月17日的是沈懿交给我的，章也是沈懿盖的，2016年8月2日的也是沈懿盖好交给我的”，丁建利的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一是既然沈懿找不到又何来沈懿的交付？二是既然《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是在2016年8月2日盖章交付则应使用2015年备案后的印章才符合常理； 三、丁建利递交《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的时机及对该证据的保管等存疑。因该证据所记载内容涵盖了本案所涉款项的形成过程、还款计划等内容，应属于本案的重要证据。而对于重要证据，一是在通常情况下证据持有人会将与认定本案事实的相关所有证据一并保管，在诉讼时也会一并递交。而丁建利在2018年11月7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仍未递交，在李樟法在该次开庭审理中提出时效抗辩后才在庭后递交，递交的时间似不符合常理；二是通常情况下，与同一事实有关的材料会一起收纳保管，而丁建利在当庭陈述时讲到是与借条等不放在一起的，“我们在芜湖讨债，我们是后来找到的证据材料。2012年以后这里的房子担保拍卖了，所有的东西我都找不到了”，在回答相关材料的存放地点时回答“我老婆是乡下的，有时会放在家里，有一部分放在工地，我一共放在5、6个地方，我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是从嵊州乡下杨宅村”拿过来递交给法院的； 四、关于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浙江汉博[2019]文鉴字第14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的理解。本院将加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检材1）、2008年8月2日的《声明》（检材2）、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检材3）、2013年5月17日的《共同还款承诺书》（检材4）移送鉴定。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将检材1-检材4印文进行相互比对检验，发现其印文的规格性特征及细节性特征均相符”，“将四份检材印文盖章部位进行相互比对检验，发现四份检材色泽（稍泛黄）相近，印文的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同时均与打印字迹无交叉，可能存在规避迹象”，“将检材1-检材4印文进行进一步比对检验，发现四份检材印文的细微特征基本相符，印文的色泽、露白、浓淡布局、印迹等均较接近”，经分析，四份检材的“印文的规格特征与细节特征相符，反映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特点”、“印文盖印的倾斜角度、部位及细微特征上相符，反映出是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的特点”，由此得出四份检材中繁昌东方幼儿园“印文系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一是上述证据的时间跨度从2008年8月2日至2016年8月2日整整8年，8年时间堪称一个时期，将其理解为“同一时间段”似属牵强，更何况如前所述在2008年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的名称尚未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二是检材中的4枚印章印文的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这即使由同一人在前后相距8年的时间中的不同时间加盖也难以形成；而盖印均与打印字迹无交叉，与本院从安徽省繁昌县教育局、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的年度检查报告书、授权委托书、借条、收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文书中所加盖的印章均与文字交叉的盖印习惯不符；三是经以本院调取的（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以及从繁昌县教育局调取的2011年8月29日的《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0年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丁建利递交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比对，印章中的字迹并不能完全重合，由此可以证明丁建利递交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繁昌东方幼儿园使用的印章并非同一枚； 五、关于款项的交付情况。丁建利递交的证据中反映出其在2006-2007年间共存入李樟法、沈懿银行卡内款项合计为980770元，与李樟法在答辩中所说的97万元基本接近，也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18年11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曾经收到过李樟法投资款几十万元”基本相符，与丁建利递交的《股份转让合同》中的李樟法“总注入资金不得少于1000000元”的表述相符，而与落款为2007年12月1日《证明》中所记载的500万元相距甚远；丁建利解释其余部分以现金交付，但需要说明的是，在2006年4月11日、6月7日、2007年9月29日分别入李樟法银行卡内款项4670元、1500元、300元，而剩余的400万元以现金交付也与常理相悖，此其一。其二，结合丁建利递交的证据9所述的还款1726750元以及李樟法递交的证据14所述的还款25万元，合计金额为1976750元，与李樟法在答辩中所述的“原告说借款时间较长，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故叫李樟法归还97万元外加经济补偿100万元作结，李樟法已经履行完毕”基本相符。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首先，有理由对丁建利所提供的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的其中1份借条及《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因为在该3份证据上盖章时繁昌东方幼儿园尚未由繁昌东方幼儿双语学校更名，即使需要盖章，所盖的也应当是“繁昌东方幼儿双语学校”而不是“繁昌东方幼儿园”，只能说明该3份证据是在2009年9月15日由繁昌东方幼儿双语学校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后形成；其次，有理由对丁建利所提供的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的其中1份借条及《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在2010年3月15日加盖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借条》、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因为一是上述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既与2009年9月26日备案使用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文字排列格式不同，又与本院从繁昌县教育局、繁昌县人民法院、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调取的同一时期繁昌东方幼儿园所使用的印章的文字间距不能完全重合；二是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同一时期使用印章时存在印章与文字交叉的盖印习惯不符，在前后8年的时间中的不同时间在不同的纸上形成“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的盖印特征又远非常人所能办到；三是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出具时，2015年备案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已经使用，应当加盖2015年备案的印章，而该证据所加盖的还是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同一时期所使用的印章的文字间距不能完全重合的印章，有悖常理；再次，有理由对丁建利所提供的出现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一是如前文所述，丁建利对该证据递交的时间点、对保管地点的解释均令人费解；二是通常情况下，不同的保管地点，不同的保管环境，容易导致所保管的物品存在差异。而依据丁建利的解释，该证据与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的《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保管在不同地点，而根据鉴定，该证据与《声明》、函件、《共同还款承诺书》的“印文的细微特征基本相符，印文的色泽、露白、浓淡布局、印迹等均较接近”；最后，有理由对丁建利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一是依据丁建利所提供的交付依据，其在2006-2007年间共存入李樟法、沈懿银行卡内款项合计为980770元，而本案丁建利的诉讼请求是299万元，在证据、事实和理由的表述为李樟法借款投资500万元，后表述为“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本金650万元”；虽然丁建利解释其余部分为现金交付，但需要注意的是，丁建利在2006年4月11日、6月7日、2007年9月29日分别入李樟法银行卡内款项4670元、1500元、300元，既然小额度的款项也通过银行存款的发生交付，而对更大额的资金却以现金方式交付，实属难以理解；同时，如果500万元或650万元借款是真实的，丁建利对于记载在相同证据上的500万元或650万元借款却分拆起诉，其所作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二是李樟法受让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50%股份的对价是总的资金投入不能少于100万元。而根据丁建利提供的2003年4月2日由2003年4月29日由繁昌县招商局与沈懿签订的《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项目合同书》、繁昌县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3年5月6日《关于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项目立项的批复》、繁昌县民政局于2010年3月19日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分别载明“总投资565万元人民币”、“项目总投资565万元”、“开办资金：565万元”。因此，即使按李樟法50%股份全额支付对价也不到300万元；三是李樟法承认签名的真实性，在抗辩中承认涉及借款97万元，结合丁建利递交的证据9所述的还款1726750元以及李樟法递交的证据14所述的还款25万元，丁建利已合计收到李樟法、沈懿款项1976750元，如李樟法所说是真实的，则应认定该款项已经返还；四是在丁建利递交的由“沈懿”签名的证据材料，沈懿否认其签过名，因此沈懿签名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李樟法承认签名的真实性，但依据其抗辩的在没有收到相应款项时签名，其真实目的不明，在此不予评价。 据此，本院认为，丁建利递交的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所涉借款的真实存在，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李樟法要求丁建利承担鉴定费27570元的主张，因李樟法所提出的鉴定系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而支出，依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谁主张谁负担原则，应由李樟法本人承担，故李樟法的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丁建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7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35720元，由丁建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干平 人民陪审员  陈苏均 人民陪审员  徐小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