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24民初1303号原告：饶华昌，男，1979年04月13日出生，汉族，崇仁县人，住崇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尧敏经，，一般授权。被告：刘芳，女，1981年06月11日出生，汉族，崇仁县人，住崇仁县。被告：刘刚，男，1986年01月12日出生，汉族，崇仁县人，住天津市河西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筱云，江西黄洲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子荣，江西黄洲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饶华昌诉被告刘芳、刘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饶华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尧敏经，被告刘芳、刘刚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筱云、胡子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华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收取原告代为投资的款项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事实部分。两被告系姐弟关系，与原告也均系亲戚。2017年9月，两被告向原告提议筹资用于合作投资具有“网贷”经营牌照的目标公司，声称这个领域具有投资前途和可观回报，原告表示同意并于同年9月7日通过妻子账户向被告刘芳转款10万元，此款连同刘芳合作投入部分一并转给了刘刚，由刘刚负责寻找符合条件的目标公司；此后，因迟迟不见被告回音，原告向被告了解目标公司找寻及投资情况，刘刚答复投资失败，原告对此感觉不可思议，目标公司尚未与原告确认过，何谈投资失败；经与刘刚继续交涉，刘刚向刘芳邮寄了一份邮件，由刘芳转交原告，该份邮件有以下四组资料：1、北京蜂鸟摩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蜂鸟）的营业执照，2、北京蜂鸟财务报表，3、投资协议，4、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分别如下：1、北京蜂鸟的营业执照，刘刚在该执照上注明“1、9月7日打款，购买公司1%股份，由法人代持。2、9月25日完成注册开业。3、公司17年11月由于政策原因投资方未能投资，创始团队持续用心经营，于18年1月再次引入投资。4、因18年国家金融去杠杆，公司经营不善，投资失败，无法继续经营”。2、公司财务报表。北京蜂鸟公司在2017年9月注册成立后次月即10月份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仅为874.72元。3、投资协议。2018年1月30日，刘刚、周军华与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签署投资协议，在该协议中，方圆以4.2105万元的投入取得公司4%股权。4、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2月11日，刘刚将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滕志君（即现法定代表人）。经查询北京蜂鸟并不具有“网贷”经营牌照，且该公司注册资本仅80万元，注册时股东为刘刚及周军华，其中被告刘刚认缴出资额72万元，但实缴出资额为0元，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新设成立。原告并不认可被告所述，在原告向被告提出异议后，被告一再以“原告不懂互联网知识，不懂公司估值”等理由搪塞。原告要求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到投资款的收据，刘刚便于2019年7月向原告寄出一份“股权代持协议”，原告不予认可，故未签名。二、理由部分。北京蜂鸟不具有“网贷”业务牌照，有违当初投资合意。退一步说，假定北京蜂鸟公司便是双方合意投资的目标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仅为80万元，原告投入的10万元，所占公司注册资本也应为12.5%，而不可能仅占1%的股份，被告声称法人代持也从未得到过原告认可。从北京蜂鸟企业信息可看出，被告刘刚认缴出资额72万元，但实缴出资额为0元；北京蜂鸟10月份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仅为874.72元；证明刘刚实际上没有向北京蜂鸟投入任何资金，其声称原告10万元系投入该公司也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再退一步而言，被告声称原告2017年的10万投入只占1%股份的说法系根据公司估值而定，这与其后被告提供资料显示的2018年1月与第三方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等签署的投资协议所定股权转让定价也明显相违背；同样作为个人，方圆以4.2105万元的投入取得公司4%股权，没道理原告在较方圆更早一轮投资且投入金额为10万元，却取得如被告所声称的1%的股权，这明显有违常理；最后，若原告投资确如被告所声称系投向北京蜂鸟，在被告刘刚将其所持北京蜂鸟股份向第三方无偿转让这一涉及股东投资权益重大处分行为前，被告却从未征询过原告任何意见或有过任何通知，这事实上也说明被告并不认为原告对北京蜂鸟实际有任何股权，而且也可印证被告并没有将原告款项实际投向北京蜂鸟，之所以此后声称原告款项投入北京蜂鸟，只不过是希望借此达到侵吞原告款项目的这一事实。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单方指定并声称所得原告款项投入北京蜂鸟公司之说不能成立，现被告坚持声称原告投资款项业已在北京蜂鸟项目中投资失败，无款可还，说明被告已经没有按当初口头投资协议履行的意愿，原告与二被告的合作投资目的已无法实现，且被告为达到侵吞原告投资款的目的，“炮制”出前述“股权代持协议”等资料，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刘芳辩称，1、2017年8月，刘芳与刘刚聊天时，得知刘刚正准备发起成立一家从事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技术公司，从当时形势看，该行业普遍向好，与老公饶建昌商议后，决定拿10万元从刘刚手上受让刘刚要成立的这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1%的股份，并将受让1%股份交由刘刚代持。后来，饶华昌知道这个投资渠道，也要求和刘芳一样拿10万元出来受让该公司1%的股份。2017年9月7日，饶华昌之妻向刘芳账户汇入10万元，要刘芳代为向刘刚转交，用于受让刘刚持有的公司1%股权。同日，刘芳将20万元购股款一并支付给了刘刚，完成了股权转让的转让款支付。后来，北京蜂鸟注册成立，刘刚持股72%，其中各有1%股权是刘芳和饶华昌的，由刘刚代持。2、刘芳与饶华昌及刘刚都是亲属关系，饶华昌的10万元，刘芳只是经手。刘刚辩称，1、投资经过：2017年8、9月，因刘刚从事过中国互联网金融相关联的工作，也正好拥有相关的互联网技术著作权，故此刘刚计划以自己拥有互联网技术为主体，组建一家为互联网金融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刘刚将相关情况告诉了姐姐刘芳，刘芳和姐夫饶建昌（原告的哥哥）了解该投资计划后，认为虽然有风险，但可行性较高，搞好了“钱景”可观，故决定以10万元的对价购买即将成立的这家互联网技术公司1%的股权，并交由刘刚代持。同时这一投资计划也被饶华昌知晓，饶华昌当时也认为这个投资虽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值得冒，如果成功了，利润相当可观，故要求和刘芳一样，同样以10万元的对价购买即将成立的这家互联网技术公司1%的股权，也同样同意股权由答辩人代持。达成统一意见后，于2017年9月7日刘芳向答辩人汇款20万元（含被答辩人支付的10万元），用于购买即将成立的这家互联网技术公司2%的股权。目标公司北京蜂鸟于2017年9月25日在北京注册成立，刘刚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持股72%（其中含代持刘芳及饶华昌的股份各1%）。目标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公司开发并申请了用于服务互联网金融的“闪贷管家app软件”著作权，经营前景一片光明。2018年1月30日，刘刚作为公司创始人与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及自然人方圆签订投资协议，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100万元收购目标公司20%股权，方圆以4.2105万元收购公司4%股权。但好景不长，进入2018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多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相继爆雷，整个市场进入崩盘的下行通道，国家行政介入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清理，目标公司原计划向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的服务一下子就失去了意义，目标公司一直坚持到2018年12月11日，在投资亏损100余万元的情况下，将公司股权以零元的对价转让给他人，由他人完成公司注销作业。上述投资及最后的清盘经过，刘刚全部及时向刘芳告知了，刘芳亦向饶华昌转告了（饶华昌所提供的证据，绝大部分都是刘刚向刘芳提供，而后刘芳转给饶华昌的。）饶华昌和刘芳当时都没有向刘刚提出任何异议。2、刘刚与饶华昌存在两重法律关系：第一重是股权转让，第二重是股权代持。第一重法律关系是饶华昌以10万元的对价，收购刘刚即将发起成立的目标公司北京蜂鸟1%的股权。该法律关系在口头协商中形成，在2017年9月25日北京蜂鸟注册成立、刘刚代持了饶华昌1%股权时完成。股权转让关系已全部按约定履行并完结。第二重法律关系是饶华昌委托刘刚为其代持其所有的北京蜂鸟1%的股权。该法律关系在2017年9月25日起生效，在2018年12月11日代持股权无偿转让给滕志君时终止。作为早已完成的股权转让，饶华昌现在要求解除，没有法律依据。作为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作为受委托的代持人，刘刚自始至终均善尽了职责，因经营环境的巨变而造成公司清盘，刘刚在代持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过错。故此，饶华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全部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两被告系姐弟关系，与原告也均系亲戚。2017年9月7日饶华昌通过妻子账户向被告刘芳转账100,000元，转账附言为“投资”；同日，刘芳向刘刚转账200,000元。2019年3月30日，饶华昌与刘刚进行微信聊天，刘刚称已经将财务资料寄给了刘芳。这些资料包括以下四组资料：1、北京蜂鸟的营业执照，刘刚在该执照上注明“1、9月7日打款，购买公司1%股份，由法人代持。2、9月25日完成注册开业。3、公司17年11月由于政策原因投资方未能投资，创始团队持续用心经营，于18年1月再次引入投资。4、因18年国家金融去杠杆，公司经营不善，投资失败，无法继续经营”。2、北京蜂鸟财务报表，该报表显示10月份的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仅为874.72元。“现金流量表”中2017年11月“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00,000元”，2017年12月“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00,000元”，2018年1月“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30,000元”，同月“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50,000元”，2018年6月“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280,000元”。3、投资协议，2018年1月30日，刘刚、周军华与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签署投资协议，该协议内容有：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期，公司现有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0万元。宁波水木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缴付人民币104.2105万元“投资款”，取得交割完成后公司24%的股权，投资款中，人民币25.2632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人民币78.9474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方圆投资4.2105万元取得交割完成后公司4%股权。方圆投资款全部计入公司注册资本。4、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2月11日，刘刚将持有北京蜂鸟97.263158万元的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滕志君（即现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4日，饶华昌与刘刚微信聊天，内容有，……刘刚：互联网公司投资按估值来做的，饶华昌（语音）：当时投到你公司到底是投到互联网公司还是所谓的网贷公司，刘刚：网贷业务就是在这家公司，饶华昌（语音）：我到底是投到网贷公司上面还是投在你刘刚的公司上面，刘刚：网贷业务就是互联网业务……。此外，饶华昌对其投资100,000元占股1%及全部亏损提出质疑。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北京蜂鸟于2017年9月25日新设成立，经营范围为“……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该公司2017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显示，刘刚认缴出资额72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27年9月24日，实缴出资额0元；周军华认缴出资额8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27年9月24日，实缴出资额0元；2019年4月18日，饶华昌在微信上要求刘刚给一份收到其100,000元投资款的证明。5月10日，刘刚告诉饶华昌，已经将文件寄出了。之后，饶华昌收到一份刘刚单方署名的《股权代持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饶华昌持有北京蜂鸟1%的股权，委托刘刚代持，代持费10万元；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收到该份《股权代持协议》后，饶华昌未签名。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饶华昌与被告刘芳、刘刚达成口头协议是“投资”还是“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2、被告刘芳、刘刚是否适当履行口头协议。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举证：银行转账凭证二张，证明2017年9月7日原告通过妻子向刘芳转账100,000元，并附言“投资”，同日刘芳连同原告的100,000元共计200,000元转给了刘刚。被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该款是投入款，而是其委托刘刚代买其股份并代持的款项。本院认证，原告转账时已经注明用途为“投资”，故本院认定原告向刘芳转账的目的系“投资”。对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刘刚举证：刘刚向北京蜂鸟汇款凭证5张，分别为2017年11月13日100,000元，12月11日100,000元；2018年1月10日当日三次转账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及30,000元；5次汇款共计330,000元；用途均为“投资款”。原告质证：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应月份资产负债表是没有显示刘刚有资金投入，且根据被告提供的2017、2018年现金流量表，330,000元属借款，汇款凭证注明的用途与财务报表不一致。被告刘刚作为北京蜂鸟股东之一，认缴720,000元，实缴0元，即便被告声称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向北京蜂鸟转款330,000元，也不能证明投资款项已到位，更不能证明其中任一笔是原告交付的100,000元。本院认证：虽然刘刚向北京蜂鸟汇款的凭证上注明用途为“投资款”，但北京蜂鸟财务报表显示为“借款”，同时财务报表还显示该借款已经偿还，故不能证明刘刚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也不能证明刘刚将饶华昌的出资投入了北京蜂鸟。本院认为，饶华昌向刘芳转款系“投资”，虽然之后刘刚在北京蜂鸟营业执照上注明“9月7日打款，购买公司1%股份，由法人代持”且向饶华昌邮寄了《股权代持协议》，但均系刘刚单方面行为，刘刚没有证据证明饶华昌的该投资款购买了北京蜂鸟1%的股权且委托刘刚代持；故本院认定饶华昌与刘芳、刘刚之间的口头协议系投资协议，对刘刚主张的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协议不予认定。对于投资目的，从饶华昌与刘刚在2019年4月4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刘刚提到“互联网公司”时，饶华昌就提出疑问“到底是投到互联网公司还是所谓的网贷公司”，表示之前的口头约定并不是向“互联网公司”投资，加上刘刚的回答“网贷业务就是在这家公司”及“网贷就是互联网业务”，能够认定饶华昌与刘刚口头投资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系具有“网贷业务”的公司。对于刘芳、刘刚是否适当履行义务。首先刘芳，其收到饶华昌的投资款后，转给了刘刚，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刘芳有其他义务，故刘芳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其次刘刚，第一、根据2016年四部门联合下发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于10个工作日以内携带有关材料向工商登记注册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而本案中并没有证据显示北京蜂鸟向北京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了相关业务备案，刘刚存在违约；第二、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北京蜂鸟2017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刚并未实缴出资；且刘刚以向北京蜂鸟投资之名行借款之实，而且北京蜂鸟归还了刘刚借款；并且刘刚在2018年1月30日引进其他投资的协议中显示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故刘刚收到刘芳转账后未进行投资，没有履行三方投资协议，存在违约行为。综上，饶华昌、刘芳与刘刚达成口头投资协议后，刘刚违约未将投资款投入目标公司，而刘刚声称投资失败，表明其不打算履行口头协议约定的义务，刘刚的行为致使饶华昌的投资目的不能实现，饶华昌可以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故本院对饶华昌要求解除口头投资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刘刚应该返还饶华昌投资款10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饶华昌与被告刘芳、被告刘刚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二、被告刘刚返还原告饶华昌投资款1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刘芳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被告刘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费交户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抚州市抚河支行，账号14×××29）。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如判决生效后义务人未履行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立案庭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审判员  李少锋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章李琴本院标的款账户：户名：崇仁县人民法院账号：15×××83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崇仁县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