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991民初344号 原告：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 法定代表人：李国才，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炼忠，湖南天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正华，男，195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 被告：蔡荣平，男，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 原告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种福村村委会）与被告袁正华、蔡荣平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种福村村委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炼忠、被告袁正华及蔡荣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种福村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终止种福村村委会与袁正华、蔡荣平之间的土地租赁承包合同关系，袁正华、蔡荣平返还侵占的租赁承包地并清除地上的杂物；2.袁正华、蔡荣平向种福村村委会支付土地承包租赁款直至土地返还之日止（截至2018年12月30日尚欠土地承包租赁款85549.72元）；3.袁正华、蔡荣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袁正华是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以下简称种福村）村民。蔡荣平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县，于2006年购买了袁正华位于千山红镇种福村的房屋但不包括土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当时在场只是就房屋买卖作了见证，并没有向蔡荣平承诺可解决家庭成员户籍迁入及享受本地村民分配土地的待遇。袁正华实际承包的土地面积为17.14亩（含1.3亩责任田），且种福村村委会和袁正华于2008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对袁正华承包的1.3亩责任田进行了确权。袁正华于2006年将其承包的案涉17.14亩土地(含袁正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认的1.3亩责任田）（以下简称案涉17.14亩土地）流转给蔡荣平耕种，且袁正华于2010年10月退休，按照大通湖区的政策应退还责任田及经营田，但其没有终止与蔡荣平的土地流转关系并将土地交还给种福村村委会，而蔡荣平在未与种福村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承包合同的情况下继续耕种案涉土地，仅交纳了部分土地租赁费。根据明细账目记载，截至2010年10月袁正华账目名下尚欠土地租赁费13999.52元。2018年4月，种福村村委会召开村务会议，鉴于蔡荣平户籍未迁入种福村，且于2006年购房时未经过村委会同意，原则上不应分配土地；但考虑到其在种福村二组种植，如果交清土地收益金，可按人性化管理即按蔡荣平购房时的一家三口人计算从2009年起分配经营田面积共计6.3亩，但不能按人口分责任田，否则，不予分配经营田并应退还耕种的案涉17.14亩土地。种福村村委会多次找过蔡荣平协商并催收土地费用，但蔡荣平要求按其父亲、弟弟等10人标准分配经营田，双方协议未果。2010年之前案涉17.14亩土地收益金均已交清，且蔡荣平清楚种福村2012年至2018年责任田和经营田之外的土地每年对外统一价格。种福村村委会与袁正华及蔡荣平就诉争的土地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租赁关系，截至2018年12月30日尚欠的土地租赁费85549元应予偿还。袁正华认为其退休时名下尚欠的土地租赁费13999.52元应由蔡荣平偿还，但袁正华将土地流转给蔡荣平，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蔡荣平已交纳但未入账的7000元，可以在其尚欠土地租赁费中扣减，蔡荣平已交纳的1800元土地收益金已于2015年入账扣减。种福村村委会已将甘蔗款账目与蔡荣平结清，千山红镇财政所相关明细账上均有体现。综上，种福村村委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袁正华辩称，1.袁正华与蔡荣平不存在土地流转关系，蔡荣平与种福村村委会形成土地流转关系。袁正华于2006年底在村干部（原村支书冷某某、原村委会主任曹某某、村干部皮会计）在场的情况下，与蔡荣平仅就出售房屋达成口头协议，且收取了36800元及交付了相关权证但并未涉及土地流转事项，尔后就未住在种福村；袁正华在出售房屋时将自己享受1.3亩责任田事项告知蔡荣平且交付了粮食直补卡，同时告知蔡荣平如需种植袁正华耕种的案涉17.14亩土地，需与种福村村委会进行协商；由于袁正华户籍所在地仍在种福村，袁正华和种福村村委会于2008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仅确认袁正华享有1.3亩责任田并未涉及其他经营田面积，且自己从2007年起就未再耕种案涉17.14亩土地，故蔡荣平自2007年起耕种案涉17.14亩土地均系其与村里协议的结果。2.由于案涉17.14亩土地自2007年起一直由蔡荣平在耕种，蔡荣平在享受土地收益的同时应交纳耕种期间尚欠的土地租赁费。袁正华于2010年10月退休，种福村村委会未与袁正华就其账目名下2010年尚欠的13999.52元进行结算；为协助种福村村委会解决本纠纷，如蔡荣平不支付自2007年起至2010年10月止的1.3亩责任田的土地租赁费，袁正华愿意负担，其余案涉土地尚欠的土地租赁费应由蔡荣平支付。 蔡荣平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种福村村委会所有诉讼请求。1.种福村村委会于2008年分配土地前后，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到种福村但户籍未迁入的村民分配了土地，而蔡荣平及家庭成员却未享受分配土地的同等待遇，故不应支付自己占用的案涉17.14亩土地尚欠的费用。蔡荣平虽清楚自2012年起种福村土地价格行情，但不予认可，因为种福村村委会未按其家庭成员10人标准分配经营田；蔡荣平于2014年12月18日交纳了土地收益金7000元，经手人系种福村村委会原工作人员彭某某且由种福村村委会出具收据并加盖了公章，彭某某当时承诺按5个家庭成员分配责任田；蔡荣平于2016年1月29日交纳了土地收益金1800元，共缴纳了10000多元；蔡荣平父亲及兄弟于2007年至2009均在种福村了种植甘蔗，有账目为证，应该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利。2.蔡荣平购买袁正华房屋目的是为了分配土地，且经过了种福村村委会同意，并在村里行使了有关村民的权利并履行了义务，种福村村委会以蔡荣平户籍不在大通湖区为由拒不分配土地不合理。蔡荣平户籍在贵州省××县，于2006年底在种福村村干部（原村支书冷某某、原村委会主任曹某某，原村干部皮会计及熊组长）在场的情况下以368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袁正华位于种福村的房屋；双方虽仅就买卖房屋达成口头协议，但蔡荣平当时告知袁正华、冷某某、曹某某购买房屋的目的是要分配田地耕种，袁正华当时承诺土地是搭在房屋中一起并告知土地在集体尚未发包可以承包，冷某某当时也承诺只要有能力即可种植土地，且冷某某、曹某某后来也承诺将蔡荣平户籍迁入种福村但最终未果；蔡荣平自2007年开始耕种案涉17.14亩土地，并按照村里要求交纳了税费及修路费用，且参加了防洪及行使了选举权，故蔡荣平应在2008年分配土地时享受权利。3.蔡荣平耕种的案涉17.14亩土地，由其父亲与兄弟各种植了5亩，剩余土地由其耕种。4.种福村村委会就甘蔗款尚未与蔡荣平结清。5.袁正华名下土地辅助明细账实际是蔡荣平与种福村村委会发生的账务往来，但具体账目不清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位于种福村的案涉17.14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并由种福村集体使用，村民袁正华耕种该土地至2006年底。蔡荣平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县，于2006年购买了袁正华位于种福村的房屋并于2007年开始居住，且从种福村村委会租赁案涉17.14亩土地耕种至今，但未与种福村村委会签订书面的土地租赁合同。种福村村委会认可相应明细账上的“蔡云平”即为“蔡荣平”。根据辅助明细账显示及种福村村委会的陈述，蔡荣平已向种福村村委会交纳了案涉17.14亩土地自2007年起至2009年止及2011年的土地租赁费。蔡荣平认可袁正华名下的辅助明细账实际是自己与种福村村委会发生的账务往来，故袁正华名下2010年辅助明细账显示的账目为蔡荣平尚欠的2010年土地租赁费，即13999.52元[2010年应交的土地租赁费9090元-（2009年结转的2136.48元+2009年甘蔗面积补损款1246元）+蔡荣平支取的954元+7338元]；蔡荣平欠2012年土地租赁费9146.2元[2012年应交的土地租赁费9427元（550元/亩×17.14亩）-（2011年结转的230.8元+2012年已交纳的50元）]；蔡荣平欠2013年土地租赁费10284元（600元/亩×17.14亩）；蔡荣平欠2014年土地租赁费9427元（550元/亩×17.14亩）；蔡荣平欠2015年土地租赁费11055元[2015年应交的土地租赁费12855元（750元/亩×17.14亩）-已交纳的1800元]；蔡荣平欠2016年土地租赁费11141元（650元/亩×17.14亩）；蔡荣平欠2017年土地租赁费9356元[2017年应交的土地租赁费11141元（650元/亩×17.14亩）-已交纳的1785元]。种福村村委会未提供2018年及2019年土地租赁费计算辅助明细账目及国有土地租赁费征收表以确定土地租赁费具体计算标准。2014年12月18日收据载明蔡荣平交纳了7000元土地收益金，经手人彭某某，并加盖了种福村村委会公章，种福村村委会认可7000元土地收益金已交纳但未入账的事实并同意在尚欠的土地租赁费中予以抵扣；2016年1月29日的收款收据载明蔡荣平交纳了1800元土地收益金。蔡荣平历年所交纳的国有土地收益金归种福村集体所有。 另查明，袁正华原系国营农场职工，于2010年10月退休。 2008年，袁正华因户籍仍在种福村，种福村村委会（发包方）和袁正华（承包方）于2008年4月20日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地块数为1块及面积1.3亩，其中基本农田面积1.3亩；承包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发包方权利之一为农业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发包方有权收回其承包的责任田面积；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且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该合同对土地承包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再查明，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蔡荣平送达了载有解除合同请求的起诉状副本。截至2019年12月份，案涉17.14亩土地上并未种植农作物。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益阳市千山红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益阳市大通湖国有土地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千山红分公司出具的证明、益阳市千山红镇财政所村级会计核算中心出具的证明、明细账及辅助明细账、2011年至2017年国有土地租赁费征收表、村民议事会会议记录、蔡荣平提交的收款收据、袁正华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请所基于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种福村村委会第一、二项诉请中均有“土地租赁承包”的类似表述，故需判断诉请基于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还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案涉17.14亩土地为国有土地并由种福村集体使用，而根据种福村村委会提供的2007年至2017年蔡荣平名下的明细账及辅助明细账目、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案涉17.14亩土地已由袁正华于2007年交回种福村村委会调整为蔡荣平耕种，并由蔡荣平交纳部分年份的费用；同时，种福村村委会提供的蔡荣平辅助明细账目表及土地租赁费征收表等证据均列明相关费用为国有土地租赁费或国有土地收益金，故种福村村委会提供证据佐证的基本事实涉及蔡荣平交纳国有土地租赁费等相关事项。综上，可认定种福村村委会自2007年起就调配案涉17.14亩土地租赁给蔡荣平使用，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应为土地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应否解除及蔡荣平应否向种福村村委会返还案涉17.14亩土地并清理附着物；（二）案涉土地租赁费应否交纳及数额的确定。 （一）关于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应否解除及蔡荣平应否向种福村村委会返还案涉17.14亩土地并清理附着物的问题 本案中，蔡荣平虽辩称案涉的17.14亩土地由其父亲与兄弟各种植5亩，剩余土地由自己耕种，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且本案明细账目表等相关证据均显示系蔡荣平与种福村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租赁费等往来关系，故种福村村委会可仅向蔡荣平一人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蔡荣平与种福村村委会虽未签订书面的土地租赁合同，也无证据佐证双方以口头方式订立合同，但蔡荣平自2007年始一直耕种涉案17.14亩土地,并向种福村村委会交纳了2007年至2018年间部分土地租赁费，种福村对此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土地租赁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生效后，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种福村村委会交付了案涉17.14亩土地，蔡荣平交纳其占有的土地租赁费是应当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同时是种福村村委会所要实现的合同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蔡荣平尚有2010年、2012年至2018年的土地租赁费未交清,导致种福村村委会收取土地租赁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种福村村委会可主张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种福村村委会未采用发出解除通知的方式而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故载有解除合同请求事项的起诉状副本由法院向蔡荣平送达的行为应视为种福村村委会向蔡荣平发出了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通知，因此，本案应当以起诉状副本送达蔡荣平之日即2019年1月29日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综上，本院对种福村村委会要求解除与蔡荣平土地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双方土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29日解除后，截至2019年12月份，案涉17.14亩土地上并无农作物,故不涉及因农作物生长规律而影响收割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本院酌定蔡荣平于2019年12月31日前腾退案涉17.14亩土地给种福村村委会。 （二）关于案涉土地租赁费应否交纳及数额的确定 蔡荣平以自己及家庭成员在种福村未分配土地为由主张不支付尚欠的土地租赁费。本院经审查认为，蔡荣平关于未分配土地的辩称实质是指其未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据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实际取得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民事案件范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及第三款关于“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事项的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蔡荣平可以向上述有关部门申请解决。因此，本院对蔡荣平不支付尚欠土地租赁费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种福村村委会提供的相关证明、辅助明细账、国有土地租赁费征收表等证据可以佐证蔡荣平尚欠涉案土地租赁费的事实及2010年至2017年土地租赁费用的计算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蔡荣平应承担交纳尚欠土地租赁费的违约责任；种福村村委会以袁正华与蔡荣平之间形成了土地流转关系为由而主张袁正华对2010年蔡荣平尚欠的土地租赁费13999.52元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蔡荣平提供2016年1月29日收款收据佐证其交纳了土地租赁费1800元，种福村村委会主张该土地租赁费已入账抵扣；本院经审查认为，蔡荣平名下辅助明细账中显示种福村村委会于2015年12月31日已收1800元国有土地收益金，且种福村村委会在法庭调查阶段就2015年12月份交纳土地收益金1800元的事项向蔡荣平提问，蔡荣平提供了该收款收据佐证，故该收据出具的时间虽为2016年1月，但1800元已在2015年应交的土地租赁费中予以扣减，不应再另行扣减。蔡荣平辩称总共交纳了10000多元的土地收益金，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蔡荣平分别于2015年、2017年及2014年12月18日交纳了国有土地收益金1800元、1785元、7000元，故对蔡荣平的该项辩称予以采信。因此，蔡荣平尚欠2010年、2012年至2017年土地租赁费分别为13999.52元、9146.2元、10284元、9427元、11055元（已扣减交纳的1800元）、11141元、9356元（已扣减交纳的1785元），共计74408.72元；种福村村委会未提供2018年及2019年土地租赁费计算辅助明细账目及国有土地租赁费征收表以确定土地租赁费具体计算标准，而每年每亩土地租赁费不完全相同，本院酌情参照2012年至2017年六年土地租赁费的平均值625元[（550元+600元+550元+750元+650元+650元）÷5年]计算，即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9日止（土地租赁合同解除之日）土地租赁费约为11564元(17.14亩×625元/亩/年÷365天/年×394天），以上共计约85973元（74408.72元+11564元），但蔡荣平于2014年12月18日已交纳7000元，种福村村委会也同意将该未入账目的7000元在蔡荣平尚欠的土地租赁费予以扣减，故蔡荣平还应支付土地租赁费78973元（85973元-7000元）。案涉17.14亩土地自2007年后由蔡荣平耕种，应由其交纳土地租赁费；袁正华虽辩称“为协助种福村村委会解决将本纠纷，蔡荣平不支付自2007年起至2010年10月止的1.3亩责任田的土地租赁费，袁正华愿意负担”，鉴于2007年至2009年案涉17.14亩土地租赁费已结清，因此，袁正华愿意承担蔡荣平自2010年1月起至2010年10月止（即袁正华退休时间）租赁1.3亩责任田而产生的土地租赁费系对权利的处分，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但其本意为了协助种福村村委会解决本纠纷，而并非在法律上承担连带责任，故本院不在判决范围内确定袁正华支付相应租赁费的责任，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 此外,蔡荣平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用涉案17.14亩土地会给种福村村委会造成费用损失，蔡荣平应当支付占有使用费，即从合同解除后2019年1月30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前实际返还之日止，按每亩土地1.7元/天支付（2019年每亩土地租赁费625元/年÷365天/年）。至于蔡荣平主张种福村村委会尚有甘蔗款未予结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待证事实与本案土地租赁费的交纳具有关联性，故蔡荣平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及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与蔡荣平的土地租赁关系于2019年1月29日解除； 二、蔡荣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支付2010年、2012年至2019年1月29日止的土地租赁费共计78973元（已扣减2014年12月18日收据载明的7000元土地收益金）； 三、蔡荣平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返还占有的案涉17.14亩土地并支付案涉17.14亩土地占有使用费（按每亩土地1.7元/天的标准，自2019年1月3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土地返还期限内实际返还之日止）； 四、驳回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38元，减半收取计969元，由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种福村村民委员会负担78元，蔡荣平负担89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琼骞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周振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十二条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