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广济路273-28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670622335C。 法定代表人：甘敏彪，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森伟，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智华，男，197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胜，浙江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雷，男，197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 上诉人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运河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智华、原审被告朱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4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0月15日，余杭运河公司（甲方）与张智华（乙方）签订《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乙方承租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西横头街20-1、20-2号建筑面积为431平方米的房屋用于经营酒吧，租赁期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免租期6个月，租费从2014年7月1日开始计算；租金为1.4元/平方米/天，年租金为220241元；计租期内租金前二年保持不变，二年后根据市场情况每年在上年租金的基础上上涨10%；租金先付后用，乙方在合同生效之日一次性支付第一年租金，之后每年租金在上年度租赁期届满前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乙方逾期未交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甲方有权按日租金的10%向乙方收取逾期付款损失；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1元，自合同生效日起计算；同时合同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6年11月28日，余杭运河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被告朱雷催讨租金。 2017年10月24日，余杭运河公司以张智华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与张智华间签订的《塘栖水南商铺租赁合同》，支付拖欠的租金、物业费、垫付的电费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浙0110民初15662号民事判决，认为余杭运河公司无证据证实已将案涉商铺交付张智华，判决：一、余杭运河公司与张智华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驳回余杭运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17年12月26日生效。 2019年1月25日，朱雷接受了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塘栖派出所询问，其在笔录中陈述：其是余杭区塘栖镇西横头街20-1、20-2号“可以听歌的小酒馆”的股东，该商铺是张智华出面与余杭运河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酒馆于2014年初创建，2015年关闭，经营时间一年左右。因店里消防不合格，故未办出营业执照。酒馆共有八个股东，包括张智华及朱雷。后酒馆一直亏损，无法继续经营，就交给一个员工打理，其与张智华一起注册了西塘镇塘东街酒吧管理有限公司。 余杭运河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张智华、朱雷立即从塘栖镇西横头街20-1、20-2号商铺中搬离，将房屋返还给余杭运河公司；二、张智华、朱雷共同支付余杭运河公司拖欠的租金及占用使用费合计1144398元（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此后至张智华、朱雷实际搬离之日止的房屋占用使用费按《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之约定另行计算）；三、张智华、朱雷赔偿余杭运河公司逾期支付房屋租金及占用使用费损失合计114439.8元（损失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此后至张智华、朱雷付清之日止的损失按《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之约定另行计算）；四、张智华、朱雷共同支付拖欠的物业费合计26722元（物业费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此后至张智华、朱雷实际搬离之日止的物业费按《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之约定另行计算）；五、张智华、朱雷返还余杭运河公司垫付的电费共计27446元；六、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智华、朱雷承担。 一审法院另查明：1.案涉商铺经营所用的名称为“可以听歌的小酒馆”。2.张智华于2013年1月23日在嘉善县注册“嘉善县西塘镇听歌小酒馆”，2014年6月23日注销。2014年6月24日，张智华又在该地址注册成立“嘉善县西塘镇听歌小酒馆”，2018年7月24日转让给李恒。该店在网上宣传所用的名称为“可以听歌的小酒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余杭运河公司以张智华、朱雷共同使用案涉房屋为由提起诉讼，且朱雷亦认可其在案涉商铺中与张智华共同开设酒馆，故余杭运河公司以张智华、朱雷提起诉讼，与前诉的当事人并不相同，其诉讼请求亦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 2.关于责任的承担。虽然张智华否认与朱雷共同经营酒馆，但确系其与余杭运河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结合朱雷认可与其一起经营酒馆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智华确系使用了案涉商铺。张智华主张租赁合同实际并未履行，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也未对朱雷使用案涉商铺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智华已使用了案涉商铺，其应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关于朱雷是否应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问题。虽然朱雷自认其与张智华等人合伙经营酒馆，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其并非合同的相对人，余杭运河公司以租赁合同纠纷起诉，故应由合同相对人张智华承担合同的义务。故余杭运河公司要求朱雷共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关于诉讼时效。因租赁合同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解除，张智华未按约支付租金并实际占有案涉商铺，余杭运河公司有权要求张智华支付未付租金及房屋占有使用费、物业费、搬离并返还房屋。且双方已就租金、物业费、租金上涨规则作出明确约定，故余杭运河公司主张的租金、物业费符合合同约定。但现有证据仅表明2016年12月28日余杭运河公司对作为参股经营人的朱雷进行过有效催讨，而截至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生效之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租金催讨诉讼时效为一年、物业费为两年，故2016年6月30日前租金440482元、2015年6月30日前物业费7758元，余杭运河公司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进行催讨，也即2016年6月30日前租金440482元、2015年6月30日前物业费7758元已超过诉讼时效。至于2016年7月1日至今的租金及房屋占有使用费、2015年7月1日至今物业费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支持。因张智华逾期支付租金，余杭运河公司依约有权要求被告按年租金10%标准另行支付违约金。至于余杭运河公司主张电费缺乏有效凭证予以证明，且大部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智华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西横头街20-1、20-2号商铺腾空并返还给余杭运河公司；二、张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杭运河公司截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703916元，此后至商铺实际返还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按《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另行计付；三、张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杭运河公司截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违约金70391.6元，此后至房屋实际腾退之日止的违约金按该期间产生的房屋使用费的10%另行计付；四、张智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杭运河公司截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物业费18964元，此后至商铺实际返还之日止的物业费按每月每平方米1元另行计付；五、张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杭运河公司为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六、驳回余杭运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09元（已减半收取），由余杭运河公司负担2537元、张智华负担5772元。 宣判后，余杭运河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以运河公司未于2016年6月30日前对相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进行催讨，从而认定2016年6月30日前的房屋租金440482元以及2015年6月30日前的物业费7758元已超过诉讼时效系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中余杭运河公司作为出租方在承租人未能及时缴纳租金时是有相应的催讨，其中运河公司工作人员姚晓青于2015年7月16日向“可以听歌的小酒馆”的“李经理”即李萍微信发送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间的租金及物业费《缴费通知》，于2016年12月28日通过微信向朱雷发送了《缴费通知书》，运河公司的这一行为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但一审法院只认定了余杭运河公司对作为参股经营人的朱雷催讨的效力，却未对向李萍催讨的效力进行认定，这二人均为案涉商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运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中有朱雷对李萍店长身份也进行了的确认，故运河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对李萍的催讨满足了在2016年6月30日前对该期间前租金440482元以及2015年6月30日前物业费7758元的条件。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张智华支付拖欠的租金及房屋占有使用费1144398元（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日至张智华实际返还商铺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按《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另计）；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张智华支付运河公司违约金114439.8元（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日至房屋实际腾退之日止的违约金按该期间产生的房屋使用费的10%另行计付）；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张智华支付运河公司物业费26722元（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日至张智华实际返还商铺之日止的物业费按每月每平方米1元另计）；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智华承担。 张智华答辩称：第一个方面，首先运河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向张智华进行过有效的催讨。仅在2017年9月，以张智华为被告进行了诉讼。其次，原审法院仅凭所谓的2016年12月28日运河公司对作为参股经营人朱雷进行过有效催讨为由，做出一个主观上的推定，就是认为未超诉讼时效。实际上，一审法院是指的2015年起的物业费以及2016年7月起的租金，我们认为运河公司的这个起诉其实都已经超过了全部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张智华与朱雷没有共同的经营关系，运河公司对朱雷进行了催讨，与张智华是没有关联性的，不具有中断时效的法律效力。第二个方面，原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不当，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第三个方面，依据余杭区法院2017年15622号判决，张智华本人同意解除合同，法院判决自生效之日起，运河公司与张智华双方2013年10月15号签订的合同解除，故此作为张智华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案涉商铺有关的经营，也从来没有实际使用案涉的商铺。同时在2017年余杭法院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张智华本人根本就没有占用过案涉的商铺，运河公司实际上已经收回了案涉的商铺。 朱雷发表意见称：一、朱雷不是本案的合同承租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根本不应当成为被告，但一审原告余杭运河公司故意将朱雷列为共同被告，实际是故意虚列，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余杭公司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后裁定予以驳回，而不应当直接作出与前次判决相矛盾的判决。1.本案与（2017）浙0110民初15662号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实际完全相同。本案一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了朱雷不是合同相对人并驳回了余杭运河公司要求朱雷共同承担责任诉讼请求，那么本案的实际被告只有张智华一人。2.本案与（2017）浙0110民初15662号民事判决书的诉讼标的相同。本案与前诉的诉讼标的都是房屋租赁关系，并未作任何改变，因此诉讼标的完全相同。3.本案与（2017）浙0110民初15662号民事判决书的诉讼请求相同，其诉讼的实质是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本案余杭运河公司主张的房屋租金、违约金、物业管理费及电费等诉讼请求，在前诉中均主张过，唯有不同只是增加了本次诉讼的金额，但本次诉讼显然是以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为目的。4.本案的一审判决与（2017）浙0110民初15662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结果截然相反，自相矛盾。三、本案余杭公司所提的请求事项，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1.2016年11月28日一审余杭运河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朱雷微信催讨租金，属于不适当催讨，朱雷认为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因为朱雷不是合同承租人，一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认定朱雷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更何况，该催讨至今又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依据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所作的（2017）浙0110民初15662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塘栖水南街商铺租赁合同》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因此，自该判决生效后租赁关系已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租金问题。3.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明确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这是短期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别规定。本案合同约定先付租金后使用房屋，在合同生效之日一次性支付第一年租金；之后每年租金在上年度租赁期届满前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但本案在合同签订后，一审余杭运河公司未向承租人张智华进行过有效的租金催讨，第一诉讼判决在生效后至本次诉讼又已超过了一年时效，因此本案余杭公司所提的请求事项实际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尽管一审判决驳回余杭运河公司要求朱雷共同承担责任的请求，但其判决仍明显存在错误，希望二审能公正审理此案。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智华、原审被告朱雷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余杭运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齐利萍在塘栖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缴费通知，欲证明与余杭运河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提出的另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均为真实，应当属于有效的催讨，故本案案涉的另一部分租金诉讼时效并未超过。被上诉人张智华不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对缴费通知这个情况也不清楚，缴费通知单下面齐丽萍的签字也不清楚，都没有看到过；认可询问笔录的形式真实性，但不认可齐丽萍讲的内容。原审被告朱雷称不认识齐丽萍这个人，那边的管理人员是王宁，不认可询问笔录里面的内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尚无法达到余杭运河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杭运河公司结合齐利萍在塘栖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缴费通知以及朱雷在塘栖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上诉主张其于2015年7月16日对酒馆店长李萍进行了有效催讨，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但是，在塘栖派出所询问笔录中，朱雷仅认可李萍是酒馆店长，但并未陈述齐利萍的相关信息。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齐利萍即为李萍及齐利萍系酒馆工作人员，同时张智华和朱雷亦不认可齐利萍系酒馆工作人员。另，朱雷在塘栖派出所询问笔录中提到余杭运河公司工作人员清楚酒馆的事情，二审中亦称，在酒馆装潢前期一位算是余杭运河公司总经理的工作人员一直与朱雷联系，但余杭运河公司却未提交证据证明在2016年11月28日之前向朱雷催讨房屋租金及物业费。因此，余杭运河公司关于2015年7月16日其已经进行有效催讨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现有证据仅表明2016年11月28日余杭运河公司对作为参股经营人的朱雷进行过有效催讨，而截至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生效之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租金催讨诉讼时效为一年、物业费为两年，结合合同约定及余杭运河公司缴费通知，2016年6月30日前租金、2015年6月30日前物业费均已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7月1日至今的租金及房屋占有使用费、2015年7月1日至今的物业费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支持。因张智华逾期支付租金及未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结合案涉租赁合同及余杭运河公司诉请，一审法院判令张智华按10%标准另行支付余杭运河公司逾期支付房租及未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违约金，被上诉人张智华对此亦未提起上诉，本院对该项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余杭运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84元，由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6618元，应退79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盛 峰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朱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