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23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宏，男，197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勇，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朝，男，197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峰，河北锦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笑笑，男，198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住所地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塔什店矿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2294902040。 法定代表人：卡哈尔?色买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莲，女，1976年4月5日出生，汉族，职业，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上诉人刘勇宏因与被上诉人任笑笑、张永朝、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李春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勇宏、被上诉人张永朝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任笑笑、被上诉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被上诉人李春莲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勇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向张永朝、任笑笑给付电缆款等共计2031108元及利息；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独立承担清偿责任，上诉人刘勇宏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张永朝、任笑笑、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调查程序违法，错误认定法律关系，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随意扩大连带责任范围，进而作出不合法的裁判结论。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与不合法的煤矿承包经营（或托管经营）相伴随的买卖合同纠纷。一、煤矿承包经营有严格的行政管理规范，法院不应突破行政管理规范随意认定“实际承包经营人”。在保持企业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我国允许合法合规条件下的煤矿承包经营行为。煤矿企业承包经营有利于促进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不合法不合规的煤矿承包经营极大地增加煤矿安全事故隐患，极易发生大量人员伤亡的煤矿安全事故。为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2005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2005〕第446号）,其中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三项包括如下规定：（1）禁止对煤矿的部分开展承包经营，只能对煤矿整体进行承包经营；（2）对煤矿整体承包经营后，承包方需要重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3）承包方不得再次进行转包。《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于2013年修订，修订后的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三项仍然包括上述规定。本案中涉及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承包经营行为，发生在2014年6月，因此，应当适用《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本案（2019）冀0183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书（第14页第三段）“本院认为”部分记载，“应认定被告刘勇宏系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矿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突破国务院的强制性行政规范，随意认定“刘勇宏系实际承包经营人”存在不妥，同时本案相关的基本事实并未查清：（1）刘勇宏是整体承包自治州煤矿，还是部分承包仅仅只承包自治州煤矿三号矿井？（2）刘勇宏承包自治州煤矿，是从有权发包方处直接承包，还是从无权转包方处“问接”承包？这中间经历过几次的转包？（3）刘勇宏承包后是否重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4）刘勇宏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地位，到底是合法的承包，还是无效的承包？一审判决仅仅查明“被告刘勇宏系自治州煤矿三号矿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对于“直接承包还是间接承包”、“有无重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等重要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均未查清。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刘勇宏系自治州煤矿三号矿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如果刘勇宏仅仅对煤矿的部分开展承包经营，根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2005）第446号），刘勇宏的这种部分承包经营行为违背了国务院的决定，为无效的承包行为。二、从民法角度看，本案涉及的煤矿承包转包行为均为无效行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其公司类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通俗而言即为国有企业。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周煤矿的所有者出资者及公司股东为巴州国资局。对自治州煤矿经营权决定是否可以对外承包的有权机关，应当为巴州国资局或巴州国资局授权的单位。根据2014年6月22日签署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引进技术、委托经营协议书》，签约的双方主体为“甲方：库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甲方：库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得到巴州国资局的授权，目前一审并未查清该基本事实。如果并未得到巴州国资局的授权或事后追认授权，则《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引进技术、委托经营协议书》中，就自治州煤矿经营权的托管或承包行为，属于无效承包行为，“乙方：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自始至终并未有效取得自治州煤矿的经营权。“乙方：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并未取得自治州煤矿的经营权，则“乙方：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对任何第三人的再次转包授权，以及第三人对其他人的转包授权均为无效行为。2014年6月25日，“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与“郭红旗、李宗峰”签署《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由于“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并未真正有效、合法取得自治州煤矿的经营权，则“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与“郭红旗、李宗峰”之间的委托经营协议亦为无效协议，“郭红旗、李宗峰”亦从未合法有效取得自治州煤矿的经营权。一审判决查明部分记载（第14页第二段）,“后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将经营权承包给了郭红旗、李宗峰，郭红旗、李宗峰又将煤矿的经营权转移给了刘勇宏，并由刘勇宏实际经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矿井”。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事实，且错误认定事实。“郭红旗、李宗峰”从未合法有效真正取得自治州煤矿的经营权，不可能“又将煤矿的经营权转移给了刘勇宏，并由刘勇宏实际经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矿井”。三、一审法庭审理环节存在如下错误：未按法定程序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采纳无效的股东会决议、不合理不合逻辑地进行证据推断及认定。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四段）记载，“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到晋州市调取了公安机关对张永朝、李义、杨某、李某等人的讯问笔录”，并根据这些讯问笔录，一审法庭做出事实认定。“公安机关对张永朝、李义、杨某、李某等人讯问”，上述接受公安机关讯问的人员，是针对“何事”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是以什么身份，如犯罪嫌疑人、当事人、证人的身份接受讯问？接受讯问回答的内容是否经过了刑事审判的法庭质证程序？接受讯问回答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得到了刑事审判法庭的认定？在这些疑问并未得到清楚阐述的情形下，一审法庭直接根据讯问笔录做出证据认定，存在不妥。其次，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尚未进行相应的质证，则本次案件的民事一审程序应当对证人出具的证言进行法庭调查。一审法庭认定“刘勇宏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的理由（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三段）另有“刘勇宏的岳父李某的证言”。李某、刘勇宏、李宗峰三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李某与李宗峰系父子关系，李某与刘勇宏之间系岳父、女婿关系。本案中，“李宗峰与郭红旗”作为乙方，与“甲方：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签订过《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甲方：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将煤矿的经营权转包给“李宗峰与郭红旗”。在李某看来，承包经营人要对电缆债务承担付款责任，其儿子“李宗峰”是承包经营人；为了减轻其儿子“李宗峰”的债务负担，李某便做出证言“刘勇宏是那个煤矿的负责人”。李某与上诉人刘勇宏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李某未出庭接受质证，李某的证言不应当采纳。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五段）记载，“原告当庭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及证人周某关于对2014年9月11日股东会决议的书面说明”；一审法庭据此作为认定“刘勇宏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的理由之一（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三段）。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所有者出资者及公司股东为巴州国资局。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既不具备股东的资格，同时参加会议的人员仅仅只有“一人”，仅仅以“电话”的形式召开会议。这种所谓的“股东会”决议，根本就不具备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一审法庭采信据此认定“刘勇宏系自治州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是对无效的证据予以采纳。一审法庭认定“刘勇宏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的理由（一审判决书第15页第一段）还有“刘勇宏向本院提交了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一样的对账单及原告的销售清单仍在刘勇宏手中保存”。刘勇宏向法院提交对账单、刘勇宏保留有销售清单，只能证明刘勇宏“保存或保管”过对账单；一审法院进而据此认为“从而证明了刘勇宏实际经营煤矿”，属于对证据不合理不合逻辑地推断。自然人保存“对账单及销售清单”，并不能推断该人就是煤矿的实际经营者；要认定煤矿的实际经营者，尚需其他更扎实更有证明力的证据。一审法院主要依靠各种未经证实的证人证言，认定“刘勇宏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不能令人信服。四、刘勇宏系买卖合同中的代理人角色，应适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法院不应当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随意扩大连带赔偿责任范围。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买卖合同双方应分别为：（1）出售方系一审原告张永朝与任笑笑；（2）购买方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对此，一审中的如下证据均可以证明：（1）所有货物的收货方均为巴州煤矿三号矿井；（2）所有的增值税发票都写明购买方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3）对账单加盖有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的印章。买卖合同关系中，上诉人刘勇宏的法律地位为代理人，系购买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的代理人。一审法院判决“刘勇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对上述债务互付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缺乏法律依据法理不明。如果刘勇宏为买卖合同关系的购买方，则由刘勇宏个人单独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对此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为买卖合同关系的购买方，则由自治州煤矿单独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刘勇宏对此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使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结论，刘勇宏为煤矿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刘勇宏个人也不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一审原告诉请的买卖合同货款，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由自治州煤矿向销售方支付货款。人民法院不应当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无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判决合同缔约主体以外的第三方承担合同义务。人民法院也不应当随意扩大连带责任的范围，在无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判决合同缔约主体以外的第三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张永朝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审理的重点是合同的履行及货款的支付方面。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列举的第一、二点上诉理由不应为本案重点审查的范围。是否为实际经营人以及转包行为如何如何，都改变不了上诉人要求我方送货的事实。关于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其实质上提出了两点异议。一是上诉人声称“未按法定程序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二是证据认定的问题。对此，我方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对于依法调取的证据在庭审中予以出示，根据一审庭审笔录来看，上诉人对于这些证据发表了充分的质证意见，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未按法定程序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的问题。其次，我方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对于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并无不当。至于证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提出这一质证意见。二、我方主张货款有理有据，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1、关于我方向上诉人供货，上诉人要求我方撤诉后想办法付款的事实。2014年我方在新疆乌鲁木齐经销电缆，上诉人联系我方称其在巴音郭楞承包有煤款，需货量大，要求我方为其供货。我方按其要求将电缆汽运至库尔勒，再由上诉人派人提货。截止到2015年12月底，尚欠我方货款及检测费共计2031108元，并将一张盖有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款印章的对账单。上诉人要求我方持对账单向煤矿索要钱款，煤矿不承认对账单，随之我方与上诉人联系，上诉人承诺由其自己支付。2019年2月28日我方诉至法院后，向上诉人要款，上诉人要求我方撤诉后，想办法给付我方。关于上述事实，我方有对账单、销货清单以及上诉人承诺我方撤诉后付款的电话录音等证据为证，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于我方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关于上诉人与巴音郭楞煤矿的关系问题。库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系巴音郭楞煤矿实际控制人其于2014年6月22日与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山西华瑞取得实际经营权，而后山西华瑞将经营权承包给郭红旗、李宗峰（上诉人刘勇宏的大舅哥），郭红旗、李宗峰又将煤矿经营权转包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实际经营巴音郭楞煤矿。关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到晋州市公安局调取的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库某与山西华瑞之间的协议等证据为证。其中证人李某系上诉人的岳父，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上诉人在经营煤矿期间欠了很多货款，后来他没有给送货方结清货款就不露面了”。3、一审判决上诉人与巴音郭楞煤矿对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巴音郭楞煤矿一方并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显然其对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是认可的。上诉人在我方起诉以后，要求我方撤诉，并想办法清偿货款，这一点有通话录音为证。上诉人实际掌控煤矿，同时掌控煤矿的印章，其以煤矿名义向我方出具对账单，且我方所供电缆均由煤矿使用。一审法院考虑以上情形，认定上诉人与煤矿连带清偿，以及清偿之后，煤矿与上诉人之间可根据其内部约定进行追偿，并无不当。 任笑笑、张永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三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031108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至2015年间，被告刘勇宏在实际承包经营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时，多次购买原告张永朝、任笑笑的电缆，期间原告还曾多次替被告刘勇宏垫付检测费用：2015年6月30日垫付12810元、2015年7月31日垫付1360元、2015年8月31日垫付3606元、2015年9月30日分别垫付17030元、50000元、2015年12月31日垫付2000元。原告还为被告刘勇宏代购2.5米液压支栓并垫付112750元、代购锚固剂垫付699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刘勇宏催要电缆款及上述垫付的货款，被告刘勇宏于2016年4月邮寄给原告一张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单位名称：新东方电缆（张超）、欠款总余额为：2031108元，并加盖有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印章对账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被告刘勇宏要求原告到煤矿要款，原告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催要欠款时，该煤矿以被告刘勇宏为实际经营者，该债务应由刘勇宏负责偿还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欠款，原告向被告刘勇宏多次催要欠款未果，导致诉讼。另查明，二原告于2013年8月1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经营电线电缆、五金工具等，并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新市区太原路新东方电缆经销部、登记经营者姓名为：任笑笑，实际由张永朝和任笑笑共同经营，张永朝又名张超，因此，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对账单上写明“单位名称：新东方电缆（张超）”该新东方电缆经销部已停业不再经营。又查明，库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乙方）于2014年6月22日就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签订引进技术、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书规定合作形式为委托性质：全面托管经营、利益共享、风险自担，合作费用制定原则为，1、核死上缴费用基数，一定十年不变；2、乙方自负盈亏，甲方旱涝保收等内容。后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将经营权承包给了郭红旗、李宗峰（系刘勇宏大舅哥），郭红旗、李宗峰又将煤矿的经营权转包给了刘勇宏，并由刘勇宏实际经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 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原告的举证材料、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本院的调查情况及庭审中原、被告各方的陈述，应认定被告刘勇宏系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理由如下：1，刘勇宏的岳父李某、刘勇宏任命的总经理周某及任命周某的股东会决议、周某的书面说明均能证实刘勇宏系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2，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办公室主任李义、财务负责人杨某在公安机关询问及本院调查时均证实刘勇宏系煤矿三号井的实际承包经营人。3，在原告张永朝起诉后，原告张永朝和被告刘勇宏的通话录音中，原告张永超提出被告刘勇宏借其几十万元，欠其200多万电缆款，被告刘勇宏提出要求原告张永朝撤诉，并承诺在9月份以前想办法给付原告，还称其在新疆那赔了老几千万，说明刘勇宏承认欠款、并承诺偿还，亦说明刘勇宏承包经营煤矿亏损了几千万元。4，在被告刘勇宏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一样的对账单和2015年5月23日原告的销售清单一份，说明刘勇宏与原告的对账单及原告的销售清单仍在刘勇宏手中保存，这与杨某所陈述的“煤矿账上没有欠新东方电缆货款的记载”相一致，从而证明了刘勇宏实际经营煤矿，并自己保存经营期间的账目材料。二、被告刘勇宏欠原告电缆款、原告为其垫付的检测费及原告为其垫付的其他货款，共计2031108元，由原告张永朝提供的对账单、证人周某的证言及庭审中被告刘勇宏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三、所欠原告张永朝、任笑笑的2031108元，应由被告刘勇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共同偿还，且互负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1，被告刘勇宏在原告向他催要欠款时，刘勇宏要求原告撤回对他的起诉，并承诺在9月前想办法给付原告。2，证人周某、杨某均证实刘勇宏在经营期间的债务应该由刘勇宏负责清偿。证人李某（刘勇宏的岳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刘勇宏经营期间欠了很多货款，后来他没有给送货方结清货款就不露面了”，亦能证实刘勇宏负有还款责任。3，根据库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山西华瑞能源有限公司（乙方）就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签订的引进技术、合作经营协议书、关于债务承担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合作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实际经营方享有和承担，故此，所欠原告的2031108元债务，当然应由被告刘勇宏承担。4，鉴于刘勇宏掌握煤矿印章、以煤矿名义向原告出具对账单并加盖煤矿印章的事实，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对所欠原告款项也应负有连带清偿义务。因此，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刘勇宏应共同偿还所欠原告的2031108元债务，二被告偿还原告欠款后，可依据相互之间对债务清偿的约定向对方追偿。四、原告要求被告被告从2015年12月31日出具对账单后开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以弥补原告的损失，于法不悖，应予支持。债务应当清偿，原告作为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被告刘勇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即债务人清偿债务，因此原告要求上述二被告给付欠2031108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刘勇宏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刘勇宏没有经营煤矿，煤矿债务与刘勇宏个人无关，请求驳回原告对刘勇宏的起诉，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勇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永朝、任笑笑电缆款及垫付的检测费、货款，共计2031108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本判决书确定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刘勇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煤矿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刘勇宏在与张永朝的电话中自认欠款并承诺还款，一审判决认定刘勇宏为实际承包人并其判决其承担偿还款项事实清楚、说理充分。本案不是承包合同纠纷，刘勇宏的承包行为是否有效不是本案必须审查的内容。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49.0元，由上诉人刘勇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卫军 审判员  史亚宁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李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