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8266号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B0R331。法定代表人：赵紫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宗良，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任建伟，男，1973年3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现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星公司）与被告（原告）任建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张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晨星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被告（原告）任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晨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改判原告与被告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1034.48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总裁业绩提成1268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任建伟2018年9月1日入职到原告单位，双方订立有劳动合同。2018年6月份任建伟按照约定支付培训费用后开始在原告单位参加培训，直到7月24日培训结束并颁发结业证书。9月1日前被告在原告单位从事见习工作，原告并不安排具体工作，不受原告管理，不参加考勤。9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建立劳动关系，之前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员工信息登记表》、《员工薪酬调整单》、《员工调岗申请表》等均可以证实。未签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是在已经查明存在劳动关系且已付工资金额确定情况下，本案被告并无证据证明期间按照怎么样的月工资标准获得多少金额工资，劳动仲裁裁决仅仅依据9月21日银行转账7610元，就裁决原告支付未签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1034.48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在职期间工资构成为两部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不存在业绩提成约定。双方即没有业绩的定义、核算标准、提成时间、提成比例等有关业绩提成方面的书面约定，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在任职期间存在什么样的业绩及自己创造业绩的时间、种类、金额等事实。反而在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记录中，明确回复有关总裁业绩提成是有异议的，不同意、不认可。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辞退、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并结合当前司法判例，有关提成是否应当支付的举证责任应当归属提出主张一方，不属于用人单位，在法律无明确规定情况下，劳动仲裁无权擅自扩大举证责任倒置，推定有关提成的举证责任由单位一方承担。被告无直接、有效、充分的证据证明提成的存在，提成比例、依据和金额，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劳动仲裁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原告作为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任建伟辩称：不认可用人单位主张的诉讼请求。任建伟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差额156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6月15日到2019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94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总裁业绩提成12.68万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6日工资896.55元。事实与理由：一、原仲裁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03448万元，计算数额是有误的。原仲裁裁决认定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31原被告形成劳动关系，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已经发放工资7610元。原仲裁裁决称：“晨星创业谷公司应向任建伟支付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差额3.103448万元”。这一数字认定计算方法与事实明显有误。该工作期间，原告的工资标准为底薪20000元+讲师费+资产中心（启睿智库)提成与分红+其它奖励，月平均薪酬综合为54700元。按原仲裁认定的应补偿双倍工资差额总计时间为一个半月，所以补偿额度应为54700*1.5*2-7610=156490元，原告以156000元为主张。二、仲裁裁决认定“不支持任建伟的2018年6月15至2019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一：原仲裁裁决认定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原告总裁提成等工资12.68万元。事实二：在工作期间，被告始终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据此，即便按原仲裁认定的2019年2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至少应支付半个月综合工资经济补偿，即任建伟月综合收入为5.47万，半个月补偿金应为2.72万元。而事实不仅于此，因被告欠薪与未缴纳社保等违法行为在先，从2018年12月原告即开始与被告沟通解决这些事情，一直未果的情况下，才有了所谓原告在2019年2月6日向晨星创业谷法人发微信“节后暂时不想去北京了”等内容，此举实意为向被告施压求得快速解决被拖欠提成以及未缴纳社保等问题。由于碍于情面，只能以照顾亲人为由请假。但被告却没有直面回应问题本质，反而以“遗憾，再一起合作......”等回复企图趁机实现解除劳动合同的实质作为。但我随后提出必须尽快处理前述问题，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作关系的前提。而在2019年2月6日至2019年3月1日期间，一直都是关于拖欠工资的索要，双方并没有涉及解除劳动关系事宜。所以并不存在原仲裁认定的“2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事实。同时，2019年2月13日，原告也向部门领导人董文华请假，董文华告之需要向公司领导人请假，此事进一步证实当时原告并非解除劳动合同状态，而是请事假中，继续索要工资与社保维权。2019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离职催办信，内容显示“因任建伟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连续旷工三天以上，属于重大违纪，将解除劳动合同”。此事实为被告首次提出欲解除劳动合同。但因托欠薪酬与未缴纳社保事宜未达成协商，劳动关系仍然没有解除。但被告这一行径彻底暴露出了晨星创业谷在拖欠原告工资、未缴纳社会的情况下，经原告多次索要仍无意解决，更甚者原告违反《劳动法》在先，并欲强行解除劳动合同。这才是“解除合同”的真正事实！即据此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据此计算，原告应得月平均工资二倍的经济赔偿金，即54700元。另外，由于被告拖欠工资、未缴纳社保、未进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等问题存在，双方也就一直未达成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事实上直到2019年6月27日提出仲裁时，也一直处于未解除劳动合同状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据此，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在2019年6月27日向顺义区劳动仲裁提出申请时，劳动关系已经续存超过一年，劳动关系超过一年应补偿一个月综合工资的2倍，即为109400元。三、确认仲裁认定的被告向原告支付总裁业绩提成12.68万元。四、确认仲裁认定的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6日工资896.55元。晨星公司辩称：一、不同意支付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6000元。任建伟2018年9月1日正式入职到答辩人单位,双方依法办理入职手续并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6月初任建伟按照约定支付培训费用后开始在答辩人单位参加培训,直到7月24日培训结束并颁发结业证书。8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任建伟在用人单位从事见习工作,原告并不安排具体工作,不受原告管理,不参加考勤不劳动,不发放工资。从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员工信息登记表》、《员工薪酬调整单》、《员工调岗申请表》等均可以证实双方2018年9月1日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有关任建伟的劳动报酬,双方一致认可2018年9月1日公司任命任建伟为总裁,2018年9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工资标准为20000元,其中基本工资10000元,绩效工资10000元。2019年9月1日之前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无工资,只是在8月份的见习期,公司支付其7610元的租房和生活补助费用。该事实通过任建伟提交的与法定代表人(赵紫晨)微信记录;公司提交的任建伟与人事专员(邓金梅)微信记录--证据6,与人事主管(赵丹)微信记录--证据10,与法定代表人微信记录--证据11等均可相互印证。任建伟在这些聊天记录中从未提到过有关9月1日之前为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公司存在拖欠9月1日之前工资的事实。试想,劳动者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报酬是其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任建伟2月6日提出离职后所有的聊天记录中都未提到过2018年9月1日之前提供劳动或者拖欠工资情况,而之后确在劳动仲裁中提出主张,不仅无任何证据,更有悖基本常理。任命书、员工信息登记表等相矛盾。因此任建伟有关支付双倍工资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给予驳回。二、不同意支付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9400元。答辩人单位是2019年1月28日至2月12日期间放假共16天,2月6日(初二)任建伟因个人原因通过微信给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紫晨提出离职(内容为:老师、新年后我想,暂时不去北京了,在启明星我得价值可有可无、可大可小!....),法定代表人微信回复同意其离职请求(内容为:好的,理解,只是有一些遗憾,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合作)。春节后,答辩人单位2019年2月13日正常上班,任建伟在2月13日之后没有来公司上班,未提供劳动、未参加考勤、未履行请假手续等基本情况完全可以证实任建伟2月6日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2月7日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批准事实。在双方提供的任建伟与人事专员、人事主管、法定代表人微信记录中也未显示任何2019年2月7日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或事实。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因劳动者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的,单位都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三、不同意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三个月总裁任期业绩提成12.68万。任建伟在职期间工资构成为两部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不存在业绩提成约定。双方即没有业绩的定义、核算标准、提成时间、提成比例等有关业绩提成方面的书面约定,任建伟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在任职期间存在什么样的业绩及自己创造业绩的时间、种类、金额等事实。根据任建伟自己提供的离职后于2019年4月11日与答辩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微信记录有关提出支付“3.总裁期间公司业绩提成”的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提出3有争议,没有发挥总裁职能。根据任建伟与公司人事主管赵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证明1.任建伟有关公司业绩提成没有书面约定;2.如果有书面约定或者公司通知的需要考核;3.任建伟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谈没有谈到该项提成的标准,试行期间先按照与董(董文华)老师的标准(按照回款的1.5%)试行。因此任建伟有关业绩提成请求事项无事实根据和提取依据,应当给予驳回。四、同意支付2019年2月4日至2月6日期间工资896.55元。答辩人单位是2019年1月28日至2月12日期间放假共16天,其中(春节)公休放假为2月4日至2月10日。任建伟2月6日提出离职,2月7日公司批准同意,正常应当支付其2月4日至2月6日三天的法定节假日工资。经审理查明：任建伟原系晨星公司员工。因就支付工资、总裁业绩提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事项与晨星公司发生劳动争议，遂任建伟将晨星公司申诉至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1、支付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6000元；2、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三个月总裁任职业绩提出126800元及100%的赔偿金126800元；3、支付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5日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109400元；4、确认双方自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5、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15日基本工资27000元，并补缴社会保险。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4765号裁决，裁决结果为：一、任建伟自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六日与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任建伟二○一八年七月十五日至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三万一千零三十四元四角八分；三、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任建伟二〇一八年九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总裁业绩提成十二万六千八百元；四、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任建伟二〇一九年二月四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六日工资八百九十六元五角五分；五、驳回任建伟其他仲裁请求。晨星公司及任建伟均不服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起诉至本院。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以下事实：1.对上述仲裁裁决的第四项双方均无异议；2.双方于2018年9月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任建伟实际为晨星公司提供劳动至2019年1月28日；3.任建伟给赵紫晨（晨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发以下微信内容的时间为2019年2月12日，“老师，新年后我想，暂时不去北京了，在启明星我的价值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但对于父亲，我却是他不可或缺的全部！孝道是一个人福报的支撑，而过去的一年，看了是我缺失了孝道…”，赵紫晨回复微信的时间为2019年2月13日，“老父亲还好吧？好的，理解，只是有一些遗憾，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合作”；4.2019年4月11日，任建伟与赵紫晨微信记录中提到的讲师押金、宣讲会课时费和业绩费、总裁期间公司业绩提成、启睿智库提成与分红，对讲师押金、宣讲会课时费和业绩费、启睿智库提成与分红，双方均无异议，均核算（2019.4.13）并支付；5.任建伟在晨星公司的用名为任中成。关于入职时间。晨星公司主张任建伟是2018年9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时入职的，并提交以下证据。一、提交员工信息登记表（填写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无入职时间记载）、员工薪酬调整单（记载入职日期为2018年9月1日，上次调薪日期为2018年9月）、员工调岗位申请表（记载入职时间为2018年9月1日），任建伟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上述入职时间是指担任总裁时间。二、提交转账凭证、结业典礼照片、邮件截屏，证明任建伟2019年6月6日参加培训并缴纳培训费，7月24日参加结业典礼，双方2019年9月1日前不存在劳动关系，任建伟认可培训实施及缴费事实，并表示培训是公司的产品，只有3天，且并非是上岗前的培训，培训与工作无关。三、庭审后，提交“双创”讲师协议，该协议内容包括：合作期间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乙方（任建伟）签订协议即为认同《启明星平台双创讲师管理制度》，并严格遵守规定的纪律；乙方（任建伟）确认其与甲方为劳务关系，甲方（晨星公司）没有为乙方交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义务…任建伟对该协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任建伟主张入职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入职的职务为资产中心主任，资产中心与启睿智库是同一个单位。一、提交与赵紫晨的微信记录，内容主要包括：1.2018年6月10日，赵紫晨“加入总部吧”，任建伟“您向我传递过总部需要人的信息后，我也一直用心考虑，不知在总部哪些领域更需要”，赵紫晨“资产中心”“协助我做咨询和招商及资产包的打造”“同时作为双创讲师”，任建伟“符合我的胃口”；2.2018年6月12日，赵紫晨邀请任建为加入群聊（AA启明星平台总部大群），任建伟“没想到您的决策与动作那么快”，赵紫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任建伟“在我们还没深入沟通之前，就把我办了”，赵紫晨“我看人一向很准”，任建伟“为了极尽所能，全力以赴，我计划在村里找个临时住处，这样方便开展工作，也节省区村里的奔波时间”，赵紫晨“做事的态度”；3.2018年6月14日，任建伟“…昨天会后，我参与了黄总，许总的一些讨论，发现目前的资产中心与您构架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和现实世界…”，赵紫晨“资产中心需要一个打磨时间”；4.2018年6月15日，任建伟“老师，黄总这几天来不了，但她在线上建了一个交接群，把基本情况都做了描述”“我根据她的描述，提炼了一个简表”；5.2018年6月24日，赵紫晨“昨晚你一晚没睡”，任建伟“今晚还在帮他们弄明天的全天发布会”，赵紫晨“走一段时间，给我做总公司的CEO”“我确实需要一位懂我的CEO”，任建伟“我要学习了解的东西太多，一点点干出来吧！总之我知道，您的世界足以撑起我的价值，我的梦想，我的下半生”，赵紫晨“嗯，你内心远大的梦想，我陪你一起追逐！”二、提交与刘跃的微信记录，任建伟称刘跃系晨星公司为其安排的下属。主要内容包括：1.2018年6月12日，刘跃“任老师，明天早上10点1号院开会，老师希望您能参加”；2.2018年6月14日，刘跃“任老师，今天要上交工作总结和计划了哦”“每周五都上交哦”；3.2018年6月19日，刘跃“任老师，我晚上出去办点事，不知道9点时候，许老师要说啥，是要开会嘛”；4.2018年6月27日，刘跃“任老师，私董会的事发起人陈斌平老师在问了哦，和您说一下”；5.2018年6月30日，刘跃“任老师，孵化中心邀约的私董会名单一直给不到，和您说一下”，任建伟“他说其他私董会名单发给许了？许那里应该有吧”；6.2018年7月1日，任建伟“去平江需要花钱，上次说借备用金借了吗？在哪里”，刘跃“1万3，私董会预算都在我这”“买票花了好多”，任建伟“不用给我”“需要时由你办理即可”。三、提交2019年9月21日银行短信记录，内容为工资收入7610元。晨星公司对与赵紫晨的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与刘跃的微信记录不认可，并表示庭后核实，庭后三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后未提交；对银行短信记录真实性认可，认可为晨星公司发放，但是任建伟在公司培训学习结业后，准备加入公司，适当给予补贴，并非工资。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晨星公司主张任建伟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后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紫晨批准的事实，故之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以下证据：一、提交与赵紫晨的微信记录。2019年2月12日，任建伟“老师，新年后我想，暂时不去北京了，在启明星我的价值可大可小！但对于父亲，我却是他不可或缺的全部！孝道是一个人福报的支撑，而过去的一年，看了是我缺失了孝道…”，2019年2月13日，赵紫晨“老父亲还好吧？好的，理解，只是有一些遗憾，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合作”。二、提交与人事的微信记录。1.2019年2月14日，人事“任老师我接到通知给您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您现在在北京吗”，任建伟“之前的结算都没看到进展啊”“咋办离职手续啊”，人事“办理手续就会把这些都整清楚再办理所以要问一下您在不在北京，什么时候能来一趟公司”“您办公室的东西有没有需要给你寄过去的”，任建伟“我得过几天过去，最近家里有事”；2.2019年2月22日，人事“任老师，您什么时候来公司办手续？”，任建伟“三月份”；3.2019年3月1日，人事“就是您在5号之前来公司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您一直不过来我们也不能老等着您，所有给您发个函（离职手续催办信），通知一下您”，任建伟“等着我干嘛？这是谁的主意？谁的措辞？”任建伟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在仲裁中，任建伟陈述“暂时不去北京的意思为我可以在齐齐哈尔开展被申请人业务，但我就此无证据提交，与离职和辞职无关，并非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我的相关权益都未得到，不可能离职”“是晨星公司强迫我解除劳动关系”“我没有主动离职的本意”“晨星公司未支付我相关费用，我不可能离职”“在齐齐哈尔开拓其业务市场，在齐齐哈尔开展工作的记录我当庭未提交”。在庭审中，任建伟陈述给赵紫晨发微信的目的（“老师，新年后我想，暂时不去北京了……），“是想对赵紫晨施压，想尽快解决社保、工资问题，所以和法人请假，但法人没有直面回答”，并主张晨星公司拖欠其2018年6月15日-2018年8月31日的基本工资（仲裁中陈述为20000元/月），但就追缴该工资的证据未向法院提交。任建伟主张是晨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提交上述与人事的微信记录、离职手续催办信、与董文华的微信记录（记录内容为：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3月13日的事假请假申请，董文华拒绝了该审批并回复部门领导直接找创始人请）。晨星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关于工资、分红、提成等问题。晨星公司提交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明细表，该表显示2018年9月至11月，任建伟工资为20000元，2018年12月工资为6500元，2019年1月工资为5500元。任建伟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工资拆分项目。晨星公司不认可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劳动关系，故未提交该期间的工资明细表。任建伟主张月平均工资为54696元，提交月平均工资计算方法，包括总裁底薪工资、总裁业绩提成、讲课费、启睿工资提成（资产中心）、转岗底薪、岗位年终分红奖励，晨星公司不认可。劳动仲裁审理中，任建为陈述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8月30日的工资标准及薪资组成是基本工资20000元，另有讲课费及部门奖金（即启睿工资奖励）。任建伟提交与赵紫晨的微信记录有如下记载：一、2019年4月11日，任建伟“…就这几个钱几笔账，处理就那么难吗？1、讲师押金；2、宣讲会课时费和业绩费；3、总裁期间公司业绩提成；4、启睿智库提成与分红，这几个事，前两个有文件政策，后两个由您金口玉牙亲自落定的，…”，赵紫晨“1、2、4没问题”“3有争议”“3总裁期间没有发挥总裁职能”，任建伟“…当时说的就是按业绩算提成…”，赵紫晨“3、大家有不同意见”，任建伟“之前也没有约定任何的考核标准，只是说先按业绩走着，如果不合适后期在调整”，赵紫晨“财务问我要协议，没有”“所有模糊”“财务和董事会，问题是咱俩没有文签字”。双方均对上述内容中的1、2、4项没有异议，并表示已经支付完毕。二、2019年4月13日，赵紫晨“…你出一个你任总裁期间的述职报告，做的绩效结果…”“我们之间的问题是1、我们口头说的，没正式文件签字；2、任职期间绩效没有定考核标准；3、双方价值的认知”。三、2019年4月19日，任建伟“…我们确实没有约定任职期间的绩效考核标准！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份前期无需考核的任职协议！…当时你亲口对我承诺的：暂时先按底薪+提成+分红的薪酬模式，提成为集团业绩的2%，如果业绩低于350万，提成升为3%，…”，赵紫晨“…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价值确认的问题”，任建伟“但价值确认或者价值认知，不影响结算呢”，赵紫晨“那段时间业绩是亏损”“你认为你总裁期间价值很大，大家认为价值不大，我们之间又没有签协议…”“我个人可以给你，公司很难同意”“我安排财务把数据统一一下，我个人给你结算一下，但是这不是我应该给的总裁管理费，因为总裁任职是不合格的…”“…明天我让财务统计好，我看一下，不多，也不复杂…”。庭审中，任建伟陈述赵紫晨给我了业绩总表，9、10、11月是总裁工作期间的业绩合计4227000元乘以3%的126800元，即总裁业绩提成金额。四、2019年4月28日，赵紫晨“…我说我个人给你一份感谢我肯定个人给你，只是感谢你的帮忙而已，不是所谓的总裁提成”。晨星公司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认可有总裁业绩提成的事实。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工资表、微信记录、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晨星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任建伟的工作年限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关于入职时间，晨星公司提交的入职信息登记表未记载入职时间，提交的员工薪酬调整单、员工岗位申请表中记载入职时间（2018年9月1日）与2018年9月21日发放的工资存在矛盾，且根据任建伟提交了微信记录，可以反映出任建伟在2018年6月15日起即开始从事相关工作，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任建伟主张入职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晨星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中，任建伟（2019年2月12日）的行文表述及语境“不想去北京了、在启明星我的价值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等确实存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而赵紫晨（2019年2月13日）的回复“遗憾、再一起合作”可推定其在基于收到了任建伟表达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后作出的回复。同时，结合任建伟后期与赵紫晨、赵丹、人事的聊天记录亦可看出，其从未表示过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仅是要求尽快结算相关费用。且任建伟关于该微信在劳动仲裁中的陈述与庭审中的陈述基本不一致，提出的请假事宜又没有相关证据提交，故本院认为晨星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任建伟系因个人意愿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具体时间经本院庭审核实，应当以赵紫晨回复时间为准，即2019年2月13日。综上，本院确认任建伟自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2月13日与晨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并至少保存两年备查。晨星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与任建伟签订劳动合同，故应当向任建伟支付二倍工资。根据上述本院确定的任建伟入职晨星公司的时间2018年6月15日，故本院认为晨星公司应当支付任建伟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工资计算基数，任建伟主张月工资标准54696元，仅提交自己单方出具的月工资计算明细，晨星公司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任建伟2019年9月的工资情况及劳动仲裁中陈述的工资情况，认定月工资20000元，较为合理，具体金额本院依法予以核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在任建伟及赵紫晨涉及劳动关系解除的微信记录中，任建伟提及的是“孝道、父亲”等，赵紫晨提及的是“老父亲还好吧，理解”等。而庭审中，任建伟陈述上述内容系想尽快解决社保、工资问题，明显与上述微信内容表述不一致，且任建伟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晨星公司追缴过2018年6月至8月的工资及全部期间的社保情况。故本院认为任建伟主张要求晨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以支持。关于总裁业绩提成。通过任建伟与赵紫晨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体现出赵紫晨与任建伟就总裁期间公司业绩存在争议。赵紫晨在微信记录中明确表示“财务问我要协议，没有”“所有模糊”“财务和董事会，问题是咱俩没有文签字”“我们口头说的，没正式文件签字，任职期间绩效没有定考核标准”等，由此可以推断双方确实口头约定过总裁业绩提成这事实。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综上，对总裁业绩提成的计提标准、任职情况、考核方式等相关内容均应当由晨星公司举证证明。庭审中，晨星公司认可上述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否认存在总裁业绩提成。但纵观任建伟与赵紫晨关于总裁业绩提成的微信记录内容，赵紫晨没有任何关于不存在总裁业绩提成的表述，更多的是以口头约定、没有发挥职能等为理由拒绝支付，明显与庭审中晨星公司抗辩意见不一致。任建伟在微信中亦提到总裁业绩提成的计算方式，赵紫晨对该计算方式未提出异议，仅表示“价值确认的问题”，庭审中，任建伟亦向本院陈述了总裁业绩提成126800元的计算过程。综上，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和双方当前提交的证据材料，任建伟要求晨星公司支付总裁业绩提成126800元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对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4765号裁决书第四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原告）任建伟自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与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原告）任建伟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五日至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三万一千零三十四元四角八分；三、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原告）任建伟二〇一八年九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总裁业绩提成十二万六千八百元；四、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原告）任建伟二〇一九年二月四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六日工资八百九十六元五角五分；五、驳回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原告）任建伟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被告）晨星创业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五元（已交纳），由被告（原告）任建伟负担五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洁培书 记 员  孙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