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吉01民终5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负责人：盛翠利，系该律所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负责人：黄剑文。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林，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李晓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林，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春都律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251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春都律所在原审诉称：一、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支付律师代理费71900元。二、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逾期支付代理费的利息（2016年7月1日起至执行终结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2月6日春都律所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口头约定《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就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执行异议一案代理，由于当时时间紧没有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同意按律师代理费按《吉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收取。由于春都律所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没有计较先签订书面协议，为了顾全大局参加了本案诉讼代理；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在代理中履行了应尽的义务，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下发了（2015）长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为借款人王贺、姜峰、郝辉的保证金48.5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证金及相应利息的执行。2015年7月10日春都律所接到《执行裁定书》后，即向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要求支付71900元律师代理费，但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以向光大银行请示为由拖延支付代理费，直至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了与春都律所的法律顾问协议也没有支付。光大银行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法人单位，对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不讲诚信的行为承担责任。为维护春都律所的合法权益，惩罚不讲诚信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支付律师代理费71900元，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逾期支付代理费的利息（2016年7月1日起至执行终结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春都律所、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之间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第九条约定：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长春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了春都律所担任顾问期间的诉讼、仲裁、非诉案件的相关情况，且春都律所起诉的代理费发生在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有效期间，因此应当按照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确定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春都律所的起诉。案件受理费799元免于收取，退还春都律所。原审法院宣判后，春都律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春都律所要求：1.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原审法院有管辖权。本案双方系口头协议，协议中的争议管辖没有约定到仲裁机构解决，即根据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的规定，我方到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依法有据。在原审答辩期限届满前、原审开庭审理中，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始终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审当事人双方对管辖权没有异议，即一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原审法院以《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为依据，确认一审法院有管辖权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该合同是双方针对非诉讼法律服务业务的约定，合同第一条约定了服务范围，并明确约定涉及到诉讼业务双方重新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只涉及法律顾问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不涉及律师代理费。其次，该合同中第九条的约定管辖仅仅指的是本合同，不包括因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仅对法律顾问费有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证据一、（2015）长执异字146号执行案件的风险代理清收委托协议，证明：该案异议在本案之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在该案之前，本案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在《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执行程序。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2013年12月18日《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春都律所代理案件中的一审、二审、执行等，代理费为16.5万元，合同生效后10日内付5%，终审胜诉后5%，剩余90%在案件执结并全部收回后支付，如未全部收回按比例支付。如果后续再签订其他合同，是为了激励春都律所争取好的执行结果，但并不否定原合同中其应代理执行程序的约定。如春都律所以2014年12月20日风险代理委托协议为根据，要求支付律师费是另外案件而不是本案。证据二、仲裁裁决书，证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已委托其他律所，案涉案件是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终止了与春都律所的合同，另行聘请其他律师代理，所以不存在继续代理执行的问题，所以执行异议案件的代理费不在本案中。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春都律所在仲裁中没有单独提出本案诉请，但其诉请包括一、二审及执行程序，因此春都律所再提诉讼应当是与仲裁重复。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春都律所就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曾于2018年6月31日向长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83500元及逾期利息等。本院认为，关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光大银行应否支付春都律所案外人执行异议一案委托代理费的问题。首先，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系基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与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汤某、辛某、赵某、张某、沈某、蒋某、于某、吉林省恒远担保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娄晓亚、汤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法院扣划前述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被执行人账户资金提出的异议。春都律所主张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就前述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口头约定委托代理，但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不予认可，春都律所亦未举证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春都律所对自己的前述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对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代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执行等，直至该案执行终结后两年”的理解问题，春都律所主张其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代理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不在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执行”范围内，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则主张案外人执行异议亦应包含在“执行”范围内。本院认为，该条款表述为“代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从文义角度理解，应做扩大解释，即代理范围包含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全部诉讼程序，案外人执行异议是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包含在执行程序中。结合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关于支付律师代理费的约定“案件执结时并收回全部诉讼标的额时支付剩余的90%”，如春都律所不能全部收回诉讼标的额亦无法得到全部律师代理费，处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亦是为了能够顺利收回诉讼标的额所做的工作，由此综合合同条款的前后文义，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应包含在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执行”代理范围内并无不当。最后，关于春都律所本案诉请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并应裁定驳回的问题。春都律所虽就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向长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但其申请仲裁的事项是要求裁决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支付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83500元，其亦在原审明确该83500元与其本案诉请的68000元是不同标的，主张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不在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范围，诉请68000元代理费是依据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口头约定的案涉案外人执行异议的代理费，然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春都律所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之间存在上述关于执行异议委托的口头约定，导致本案的关键在于对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范围应如何界定，鉴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因此，在春都律所无法证明与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存在其他口头委托的情况下，对于案涉《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事项应由长春市仲裁委员会裁决，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春都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案件受理费624元，由上诉人吉林春都律师事务所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白业春审 判 员 闫 冬审 判 员 于小依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尤文汇书 记 员 王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