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12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珍，女，195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烨，河北弘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国强，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书，石家庄市鹿泉惠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高迁西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高迁西街村。法定代表人：梁成芳，该村书记兼村主任。上诉人杨志珍因与被上诉人杜国强、石家庄市鹿泉区高迁西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迁西街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民初2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志珍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10民初284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无效，并改判被上诉人杜国强将占有的上诉人杨志珍名下的位于“丁上地”的4.05亩基本农田返还给上诉人；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内容前后矛盾，判决结果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故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原审法院适用的是《合同法》第三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在合同法一般规定之中，只是规定了合同内容的一般原则，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以及合同的内容是否侵犯了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则有更为具体的条文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无效，依据的是合同法、民法总则其他的规定，以及土地承包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不能在有具体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适用一般原则的规定。上诉人杨志珍主张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无效，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自始拥有具有经营权的土地，高迁西街村委会在明知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属于上诉人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而被上诉人持有涉案土地系其父亲从上诉人处临时代耕代种的，高迁西街村委会该行为明显属于是违法收回和调整土地，该行为最终导致了上诉人在村中无地可种，故上诉认为法院审理本案，应当适用本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前后矛盾。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志珍系高迁西街村村民，1983年取得“丁上地”4.0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一直耕种，在1996年交由杜国强的父亲杜新同代耕代种，并在1999年二轮承包时与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了《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并由政府发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一审法院另查明了被上诉人杜国强及其家庭在高迁西街村中合计享有14.25亩土地，而目前上诉人家庭没有实际耕种的其他土地。根据法院的事实认定、结合上诉人在原审中的举证，可以得出高迁西街村一队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所在的一队，从1983年至今没有将土地打乱重分过，而在1983年高迁西街村委会分配标准是每人2亩左右，上诉人家庭是2人有权分得土地，实际也只分得了涉案的4.05亩土地，而被上诉人目前拥有14.25亩土地，但在1983年其家庭成员并没有7人。那么，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所有的土地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院应当判决确认协议无效并返还土地。但原审法院在认定了上述事实之后，没有适用正确的法律规定，致侵权事实于不顾，生硬的适用其他法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前后矛盾，忽略了法院查明事实的重要性。三、我方认为政府为村民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而是基于承包合同书对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公示行为，因此承包合同书系经营权证书的根基，二者系隶属关系，不存在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互相交叉和干预的情形。杜国强答辩称，被上诉人于1999年3月3日承包了高迁西街7.6亩土地，含4.05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该土地后杜国强按照承包合同约定上缴公粮、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家庭承包经营7.6亩土地至2014年。同年6月10日，杜国强经发包方鹿泉市寺家庄镇高迁西街村委会同意并备案，与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将土地流转给鹿泉市托管专业合作社，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真实有效，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1983年签订的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合同，经过上诉人与其他人家的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比对，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系伪造证据，且二审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一个是原村委会主任梁增，一个是原村委会书记梁计秋，还有原村委会秘书梁风新证明相关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石家庄市鹿泉区高迁西街村民委员会未到庭进行答辩。杨志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无效；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杜国强将占有的原告杨志珍名下的位于“丁上地”的4.05亩基本农田返还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志珍与被告杜国强均系高迁西街村的村民。1983年，农村实施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取得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原告家庭一直耕种该土地。1996年左右，原告离家到石家庄市做生意，该土地由被告父亲杜新同耕种。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原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鹿泉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原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年，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被告杜国强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确定了被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丁上地”3.55亩（共计7.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鹿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杜国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相应的公粮、乡统筹、村提留等，一直由被告父亲杜新同缴纳。2014年6月，被告杜国强与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将自己家庭经营的家庭“丁上地”共计7.6亩土地转包给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合同加盖有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的公章。2016年8月，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杜国强返还4.05亩土地，2016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0110民初304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的承包合同与被告杜国强的承包合同相互重叠、属权属不明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7年6月，原告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有效，2016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冀0110民初27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999年元月3日原告与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有效，原告享有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9年4月，被告杜国强得知法院判决后，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法院撤销（2017）冀0110民初2761号民事判决书，现案件正在审理中。2019年5月，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无效。2、依法判决被告杜国强将占有的原告杨志珍名下的位于“丁上地”的4.05亩基本农田返还给原告。另查明，依据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2018年对全村承包土地的确权明细，被告家庭现有承包地：被告杜国强父亲杜新同名下“大地”3.3亩，被告杜国强哥哥杜国丰名下3.35亩，被告杜国强父亲杜新同名下“丁上地”4.05亩（诉争土地），被告杜国强本人名下“丁上地”3.55亩，共计14.25亩。原告家庭没有实际耕种的其他土地。本案争议的焦点：1999年1月3日被告杜国强与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1983年8月获鹿县人民政府通过高迁西街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向原告出具的《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证明：原告杨志珍自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取得了“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请法庭类比该证据，释明被告是否拥有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底账。2、高迁西街村委会为在1999年为原告发放的《石家庄市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自1983年自1999年，原告杨志珍在村中一直按照4.05亩土地的面积和人口，向国家缴纳公粮。请法庭类比该证据，释明被告是否按照其诉称的7.6亩土地自1983年缴纳公粮至今。3、原告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1983年，原告取得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9年，原告与被告村委会签订延包合同，从而合法的取得了经营权至2023年，且政府发放了承包经营权证。4、2016年11月14日，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及有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的公章使用审批卡，证明：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临时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第一小队自1983年分地后至今未进行其他承包，同时证实，原告的土地存在交给被告父亲杜新同代耕代种的情况，且原告目前无承包地。5、第一小队队长留存的《承包地块汇总表》，证明：杜新同代耕代种的属于原告的丁上地4.05亩土地，并没有承包经营权，同时证明，杜新同、杜国强家庭户在村中还有其他承包地，原告除争议土地外再无其他土地。请法院核实被告家庭户的承包地情况。被告杜国强对原告提交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有异议，原告提交的1983年的承包合同中“丁上地”的长度是280米，这和被告杜国强现在耕种土地的长度不一致，该证显示，有两块“丁上地”，两块“丁上地”的笔迹不一致。土地使用证还显示，现耕种杜荣光地4.05亩；高迁西街村委会为在1999年为原告发放的《石家庄市农民负担监督卡》，有异议，监督卡的编号与1993年土地承包合同的编号一致，笔迹也为同一个人书写；原告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认可，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与1983年承包合同书为同一个人书写。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的土地长度为280米，与被告杜国强现在耕种的土地长度不一致，村委会公章与被告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公章不一致；2016年11月14日，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及有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的公章使用审批卡，对证明信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该证明是伪造的，有原来的村主任、书记、会计可以证实。审计卡，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一小队队长留存的《承包地块汇总表》，没有村委会印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不清楚。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杜国强提交证据如下：1、1999年被告村委会与被告杜国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2、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3、村委会底账，证明：原告并没有承包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土地，该底账显示原告没有村承包地。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粮补存折和农村信用社信通卡。5、2014年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书及建温室大棚补充协议1份。6、杜文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被告杜国强与杜文周的土地相邻。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杜国强与被告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对被告杜国强提交的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1999年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被告杜国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的承包合同书显示的地名是“顶上”，而不是“丁上”，合同书落款签字系圆珠笔所签，不符合签订合同的一般规则，通过该合同书与被告的经营权证书相比较，经营权证书对地块的长宽有过涂改，其中的7.6亩中，包含原告交给被告父亲代耕代种的4.05亩土地，而且，承包经营权证书第一页显示的是梁国强，不是被告本人，两证据之间存在自相矛盾；村委会底账，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两份金融卡证，与本案无关；2014年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书及建温室大棚补充协议，原告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不知道是被告何是如何操作的，不予认可；杜文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1983年，农村实施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取得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6年左右，原告离家到石家庄市做生意，该土地由被告父亲杜新同耕种。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原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鹿泉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原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又与被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鹿泉市人民政府亦为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被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7.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尽管该《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土地，包含了原告的4.05亩土地，但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无效的情形，亦应视为合法有效，现原告诉请确认被告《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对于原被告各自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均有效时的履行，应当由土地发包方一高迁西街村委会予以确认，此不属于本案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杜国强返还土地的主张，不予支持。诉争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后，因没有取得承包经营权而丧失的利益，权利人可依据《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向土地的发包方一高迁西街村委会主张，此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杨志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高迁西街村委会将案涉土地承包给本案被上诉人杜国强经营，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不动产物权的用益物权，高迁西街村委会将案涉土地交由杜国强耕种，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有效。故上诉人要求确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因高迁西街村委会将案涉土地交由杜国强耕种，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杜国强在耕种案涉土地过程中存在过错，且结合杜国强已将案涉土地交由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实际情况，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土地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如认为杜国强耕种案涉土地侵犯了其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向高迁西街村委会主张权利，原审未予处理并无不当。关于高迁西街村委会为杜国强分包土地是否超过法定标准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做处理。综上所述，杨志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志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祥审判员 高瑞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田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