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8647号 原告（反诉被告）：胡仁才，男，195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田兆余，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59159206XD）。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 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胡凌，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仁才为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出租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被告提出管辖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1月24日依法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裁定，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6日作出（2019）浙02民辖终18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告于2019年4月1日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胡仁才托代诉讼理人李锋良，被告（反诉原告）法定代表人叶春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胡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仁才起诉称：国汇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0日，同年7月，原告出资2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持有2%股份，同时将其浙Ｂ×××××号出租车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同年11月，原告出资98800元购买车架号LFV3A31G1A3103010的桑塔纳牌小型轿车，对出租车予以更新。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132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国汇公司所有股东的股权，持有100%股份，成为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8日，被告支付原告24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一份，约定原告的出租车挂靠被告经营，车辆登记在被告公司名下，原告拥有经营使用权，每月向被告交纳600元的管理费等，挂靠合同平稳运行等。后来网约车冲击市场，出租车行业受到极大影响，被告公司在内的宁波各家出租车公司均陷入困境。叶春良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却把手伸向了挂靠车辆，说这些车辆属于公司财产，应该归公司所有，于2018年1月3日强行扣留了原告的浙Ｂ×××××号出租车，至今未还。请求判令：1.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失效为止；2.被告立即返还车架号LFV3A31G1A3103010、车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一辆（车辆价值20000元，不包括客运出租车营运权证价值），因浙Ｂ×××××号出租车车辆已经被更新，故将要求返还车辆的车架号变更为LSVNH4189J2107061，并撤回要求赔偿20000元（即更新下来的旧车价值）的诉讼请求；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7500元（自2018年1月3日暂算至起诉之日，按照2500元/月计算），并按2500元/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原告车辆之日。 被告国汇公司答辩并反诉称：2012年，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出资8万元，涉案车辆转到了国汇公司名下，属于公司资产。2014年12月，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所有股权和资产，协议约定每位股东可得股权转让款26.5万元，后双方约定实际付款24万元。叶春良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4万元，涉案车辆所有权应归被告国汇公司所有。2016年5月10日，叶春良起诉原告在内的47位股东股权纠纷一案（即（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时，原告在内的47位股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胤龙承认涉案车辆为“股权车”，属于股权转让范围，曹胤龙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出具一份《车辆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涉案车辆在内的90辆车在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履行之前、之后，均属于国汇公司资产。”至此，涉案车辆的产权归被告所有已经非常明确，被告把涉案车辆拖到自己公司，因涉案车辆车况不良，出资予以更新，并发包给案外人曹利生，并无不当，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反诉原告所有。 反诉被告胡仁才答辩称：在叶春良收购反诉被告的股权之前，涉案车辆属于反诉被告个人所有，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因当时反诉被告是公司股东，所以未与公司签订挂靠协议。2014年10月，反诉被告将公司股份转让给叶春良后，就于2014年12月特意与反诉原告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合同订立后，反诉被告经营涉案出租车，收取出租车运营收入，向反诉原告支付每个月600元的挂靠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挂靠协议一直平稳履行。后来反诉原告经营不善，就来抢反诉被告的车辆。2012年期间，出租车转让市场价是60多万元，2014年10月至少也有55多万元，叶春良的1325万元是不能收购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其所购买的仅仅是反诉被告的公司股份及公司自有的20辆出租车，不包括涉案车辆，故应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认证： 1.原告提供鄞州银行交易记录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0年7月28日花了102800元购买车架号LFV3A31G1A3103010的桑塔纳牌小型轿车一辆，用于出租车运营，车牌号为浙Ｂ×××××号的事实。被告表示，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确定，但这车辆后来已经卖给被告了。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提供《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1份、收款收据26份、鄞州银行缴款单（复印件）1份、收据（复印件）1份等，拟证明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每月600元的挂靠管理费（截至2018年1月）及2014年度、2015年度出租车有偿使用费各10000元，双方平稳履行挂靠合同的事实。被告表示，2014年10月被告与原告在内的国汇公司47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一时不能支付转让款，就与原告等人暂时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让原告先经营出租车，待股权转让款付清后，该合同就作废，并将出租车交还。但被告于2014年12月底付清股权转让款后，原告等人却未按约交还出租车，形成纷争，原告后来所付的款项是原告归还欠被告的债务，与挂靠无关。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3.原告提供《车辆转让协议》1份、银行交易记录1份，载明2013年6月24日，国汇公司股东傅政强将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的浙Ｂ×××××号出租车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王占伟，拟证明2014年10月的出租车转让价虽然比2013年6月的68万元低一些，但至少有55万元左右，不可能是24万元。被告表示，证据是否真实不清楚，虚假的，且2013年6月的出租车市价不能证明2014年10月的出租车市价。本院认为，证据真实，予以认定； 4.原告提供（2017）浙0212民初10028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2民终182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扣留了公司股东何国平的出租车。2017年8月17日，何国平起诉被告，提出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等诉讼请求。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100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返还何国平浙Ｂ×××××号出租车一辆，赔偿何国平自2016年9月13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3800元/月计算的损失。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2民终1823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拟证明本案与该生效判决书载明的案情一致，可以参照处理。被告表示，该判决书对车辆的所有权未予确认，与本案不一样，不能参照。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5.原告庭后提供《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鼓励宁波市区出租汽车公司化改造和规模化经营实施意见的通知》，拟证明国汇公司根据市政府组建出租车公司的事实。被告表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国汇公司成立在前，该通知发布在后，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6.被告提供《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发票（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2年5月10日，原告与国汇公司就涉案出租车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将涉案出租车作价8万元转让给了国汇公司，属于公司资产，原告不再拥有车辆所有权。原告质证后表示，当时加入公司必须与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将出租车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所以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的《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仅是为了过户需要，是个形式，所以协议书中车辆转让价格、违约事项等主要条款均未填写，公司开具的8万元发票也是为了过户需要，公司并未向原告支付价款，涉案出租车仍属原告所有，不属于公司。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7.被告提供车架号LFV3A31G1A3103010的浙Ｂ×××××号出租车行驶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拥有BT4418号出租车所有权和营运权。原告表示，BT4418号出租车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属于原告所有。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8.被告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承诺书（复印件）1份、收条（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4年10月10日，原告等人与叶春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叶春良支付1325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取得了国汇公司100%的股权，原告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股权款后，不再拥有股权，相对应的股权车浙Ｂ×××××号出租车权属也归被告所有。原告质证后表示，原告将其持有的国汇公司2%股份出让给叶春良、收到股权转让款23万元是实，但这23万元是出让公司2%股权的对价，与涉案车辆浙Ｂ×××××号出租车权属无关，正因为涉案车辆不属于国汇公司，仍属原告个人所有，所以被告才会在2014年12月16日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9.被告提供（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复印件）1份、答辩意见书（复印件）1份、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车辆情况说明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涉案车辆为“股权车”，系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标的，被告支付了对价，属于被告资产。原告质证后表示，“股权车”仅仅是一种称呼，与涉案车辆权属无关，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胤龙出具的《车辆情况说明书》是其个人错误意思表示，不是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10.被告提供报废汽车回收证明1份，拟证明浙Ｂ×××××号、车架号LFV3A31G1A3103010的出租车车辆已于2018年1月19日报废，涉案车辆已经不存在。原告质证后表示，车辆报废年限未到，且被告无权对车辆进行处置。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11.被告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1份、行驶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出资99800元购买车架号为LSVNH4189J2107061的大众牌小型轿车用以更新浙Ｂ×××××号出租车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表示，被告无权对车辆进行更新，且车辆还未到更新时间。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12.被告提供《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8年6月22日，被告将浙Ｂ×××××号出租车发包给案外人曹利生，承包期限为2019年7月2日的事实。原告表示，证据为复印件，不予质证。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为复印件，缺乏真实性，不予认定； 13.被告庭后提供宁波市海曙区柳庄车辆中介服务部和宁波市鄞州阿范汽车经纪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介公司证明，拟证明2014年10月出租车转让价为25-30万元左右。原告表示，不止这个价格，转让价应该在50多万元，甚至60万元。本院认为，证据真实； 14.本院为查清事实，要求国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项国平出庭作证。项国平陈述：当时个体出租车存在安全隐患、服务质量等问题，宁波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出租车走集约化、公司化、规模化道路，鼓励组建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进行公司化管理。为此31位出租车持有人于2012年4月10日发起成立了国汇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后来股东人数增至47人，车辆扩充至50辆。国汇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每位股东出资2万元，持股2%。成为国汇公司股东，每位股东除了出资2万元之外，还要至少拥有一辆出租车，且必须过户到公司名下，为此双方签订了出租车过户所需的协议，公司开具了发票，但公司未向车主支付发票载明的款项。当时政府部门鼓励出租车公司收购社会个体出租车挂靠公司经营，并对那些出资收购个体出租车挂靠达到一定数量、形成一定规模的出租车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无偿投放出租车营运权指标。国汇公司成立后收购了55辆出租车（其中阿范中介35辆，社会车辆20辆）来挂靠，加上股东名下的50辆，合计105辆，因此无偿获得了政府奖励的30个出租车营运权证指标，公司将其中10个指标给了阿范中介，留下20个指标筹资购买了20辆车，这20辆出租车就成为公司资产。公司收购的20辆社会挂靠车辆，每辆花了17万元左右。当时社会上个体出租车称为“私牌车”，公司出租车称为“公牌车”，私牌车市价价格高于公牌车，国汇公司支付挂靠者每辆17万元左右以弥补私牌车与公牌车的差价。对于公司来说，扩大规模后可以多获得出租车营运权指标，这生意值得做。至此，国汇公司名下已有125辆出租车，除了公司自购的20辆，其余105辆虽然都登记在公司名下，但都属个人所有，由个人经营，不占公司股份。后来国汇公司出现诸多矛盾，公司股东想把公司卖掉。当时有多家公司来谈，其中就有叶春良。叶春良经营出租车已经10多年，对出租车行情十分了解，对国汇公司的资产也一清二楚。当时国汇公司的资产为：公司流动资金43多万元，公司有20辆出租车，每辆价值55万元左右，合计公司固定资产为1143多万元；挂靠管理费收入：105辆出租车挂靠在公司名下，挂靠管理费每辆每月600元，一年收入合计63万元；期待利益，即公司可以获得政府无偿投放的出租车营运权指标，一个指标就值40多万元。项国平和另外两股东代表公司与叶春良经过多轮洽谈，最后确定公司收购价为1325万元，这里面不包括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如果把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算进去，则70辆出租车转让价远远超过1325万元，47位股东都是做生意的，怎么会同意？叶春良起草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叶春良将公司流动资金虚写为450万元，把公司名下的挂靠车辆都算进去，彰显公司规模。公司39名股东签名后，叶春良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将公司转到其名下。2014年12月，叶春良向每位股东支付转让款23万元，加上之前支付的定金1万元，合计24万元，所以叶春良实际出资是1200万元，不是1325万元。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原来没有与公司签订挂靠合同，也没有支付管理费，股权转让后，47位股东不再是公司股东了，就与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每辆车每月支付公司挂靠管理费600元。后来市场上出现了网约车，对出租车冲击很大，各家出租车公司陷入困境，叶春良就于2016年6月打官司（即（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要求股东支付450万元流动资金。官司败诉后，叶春良开始扣押47位股东的出租车，双方矛盾恶化。 对于项国平的证言，被告表示，项国平系50辆出租车车主之一，即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不足为证，叶春良出资购买的财产中包括了涉案车辆，并提交《公司转让协议》，协议载明国汇公司资产中包含90辆出租车，予以佐证。项国平表示，该协议只是一份意向书，没有正式成文，公司名下有90辆出租车是实，但应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分类。原告对项国平的证言和《公司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表示，项国平陈述的是当时情况，第三人不清楚。本院认为，项国平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证明力低下，本院结合其它证据对项国平的证言和《公司转让协议》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认定如下： 2010年7月28日，原告出资102800元购买车架号LFV3A31G1A3103010的桑塔纳牌小型轿车一辆，用于出租车运营，车牌号为浙Ｂ×××××号。 2012年4月10日成立国汇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原告出资2万元，成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2%股份。 2012年5月10日，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原告将其所有的浙Ｂ×××××号出租车转让给国汇公司。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只填写了车牌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辆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其它经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具体违约处理约定等均未填写。同日，国汇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载明车价为8万元。 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原告等国汇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为项国平、王英、胡仁才等47位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项国平；甲方（即国汇公司全体股东）确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已经真实、完整向乙方（即叶春良）如实披露，具体如下：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即股东名下50辆，阿范中介35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流动资金共计450万元人民币；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权代表的相关公司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价为1325万元人民币，乙方先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万元，第二期款项25.5万元由乙方自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无第三人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每位股东支付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春良办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成为被告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4年12月16日，叶春良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加上定金1万元，合计24万元。同日，被告国汇公司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一份，合同载明： 第一条、挂靠车辆及年限：甲方（即被告国汇公司）出资23万元收购乙方（即原告），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交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具体如下：1.车辆车型桑塔纳，营运权证号0837，牌照号浙Ｂ×××××号；2.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5日至车辆转让止； 第二条、合同标的：1.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每月28日前向甲方缴付下月管理费600元，此费不包括GPS费用及依国家政策制定的各项税费，并由乙方承担，甲方代乙方收缴等；2.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本人及共同经营人遵守宁波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和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 第三条、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第一轮挂靠车主不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给甲方，之后挂靠的车主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 第四条、甲方权利和义务：1.甲方必须认真履行安全、运营、教育等方面企业管理职责，帮助、指导、监督乙方认真履行本合同规定经营要求，达到企业规定的服务标准；2.及时向乙方传达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的各项政策法规和信息，协助乙方办理各种证件、各类纠纷、各种交通事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3（误写为5）.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实行统一保险，保费由乙方全额承担，并在续保的五天前一次性付清，由甲方代办续保；4（误写为7）.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营运专用票据及其审核、发放、缴销工作；5（误写为8）.甲方对于乙方车辆在家庭内部之间（夫妻、子女之间）过户以及第一次对外转让免收手续费，对于第二次对外转让甲方向乙方收取3000元手续费； 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必须遵纪守法，文明驾车，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服从行业管理，遵守甲方各项管理制度，完成合同标的；2.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部门的各项政策、不违背甲方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乙方可对车辆的使用权进行转让；3.乙方对车辆进行定期保养、维修，保证车辆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性能；4.乙方本人非甲方的股东，不享有甲方任何形式的资产及资源分配； 第六条、违约责任：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共享信誉，任何一方不得违约； 第七条、合同履行争议解决办法（略）； 第八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1.合同期间遇国家政策变动或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车辆不能经营，双方互不视作违约；2.合同期内，遇国家政策性运价调整，损益均归乙方，规费、税金、保险费及不可预见费用调整，甲乙双方均作相应调整；3（误写为4）.如因车辆肇事或不当操作使车辆技术性能加速下降，导致车辆提前报废，其损失部分均由乙方承担等。 《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挂靠管理费、有偿使用费等。 2016年6月23日，叶春良起诉原告在内的47位股东，请求法院判令47位股东共同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即《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国汇公司流动资金450万元-公司实际流动资金433405元=4066595元）。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叶春良的诉讼请求。 2018年1月3日，被告扣留了原告经营使用的浙Ｂ×××××号出租车。2018年1月19日，被告对浙Ｂ×××××号、车架号为LFV3A31G1A3103010的出租车申请报废。2018年6月22日，被告出资99800元购买车架号为LSVNH4189J2107061的大众牌小型轿车一辆，对浙Ｂ×××××号出租车予以更新。 2018年6月22日，被告将浙Ｂ×××××号出租车发包给案外人曹利生，承包期限为2018年7月3日至2019年7月2日，承包费5700元/月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车辆究竟属于原告所有，还是属于被告国汇公司的资产。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国汇公司名下，属原告所有，理由如下： 1、2012年，原告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形成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原告。虽然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了车价8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国汇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该款项，故本院认定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车价8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仅是组建出租车公司的需要，原告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与国汇公司建立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原告； 2、2014年10月，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涉案车辆。《股权转让协议》中“国汇公司的资产包括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的表述，仅仅是对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挂靠车辆的描述，而不是确定这些挂靠车辆的权属，且从2014年10月前后出租车市场转让价来看，1325万元与包含股东名下车辆在内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被告关于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的国汇公司资产中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辩称难以自圆其说； 3、被告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的同一天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表明原告与被告国汇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2014年12月1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后，又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被告对此解释是因被告当时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乃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此后原告所付的每月600元乃归还之前尚欠被告的债务，该解释与其支付转让款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日常生活中，当事人就同一事件先后签订两个协议，后一个协议一般是对前一个协议的补充说明。本案中，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即是因为原告与国汇公司割裂了股东关系，涉案车辆与被告公司设立挂靠关系的需要，《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即被告国汇公司）出资23万元收购乙方（即原告），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交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被告拥有“经营产权”，即原告车辆必须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不能去挂靠其他公司，这也符合出租车公司经营模式；原告拥有“经营使用权”，即涉案出租车由原告经营，经营收入归原告；双方的关系为“挂靠经营”关系。 综上，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属原告所有，反诉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为更新车辆而支付的款项可以另行主张。案外人曹利生承包涉案车辆已经到期,与本案无关。《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之间挂靠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符合合同本意和双方利益，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强行扣留涉案出租车，原告要求赔偿营运损失，理由正当，关于涉案出租车的营运损失，被告对原告2500元/月的主张未明确提出异议，且本院在审理（2017）浙0212民初10032号案件时已经查明当地2016年度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在2500元/月以上，结合2018年度出租车的营运收入，本院对原告要求按2500元/月计算营运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从2018年1月4日开始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胡仁才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继续履行； 二、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胡仁才车架号为LSVNH4189J2107061的浙Ｂ×××××号出租车一辆，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胡仁才自2018年1月4日起至浙Ｂ×××××号出租车返还之日止按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要求确认浙Ｂ×××××号出租车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本诉受理费1425元，由原告胡仁才负担219元，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120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国平 人民陪审员  卢昌琴 人民陪审员  蔡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代书 记员  俞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