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902民初486号   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和平西街慕山路口。   法定代表人：袁某，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男，1970年5月7日生，汉族，系该局法规科科长。   被告：杨某1，男，1958年12月26日生，汉族，山西省定襄县人，住定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与被告杨某1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赵某、被告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刘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判决原告无需按同工同酬支付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共计236350元。3.判决原告无需支付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850元。事实与理由：1995年，被告根据《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被录用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原、被告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期限为1995年9月19日至2000年9月19日。2001年12月5日，原告依法与被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其领取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2002年起，被告与定襄公路管理段签订《临时性岗位用工劳动合同书》，被告在定襄公路管理段工作至今。2015年被告向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补发克扣工资；2.恢复劳动关系；3.经济补偿和赔偿。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28日送达原告市劳仲裁字［2015］23号裁决书，裁决要求原告:1.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236350元；3.支付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4850元。原告认为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存在错误，理由如下:一、被告存在两个时间段的用工关系，用工主体不同，不应混为一谈，裁决原告承担2001年以后用工的责任显然张冠李戴。2001年以前的用工，签订合同的是原告，且已依法终止，2001年之后的用工签订合同的是定襄公路段，这是两个独立的用工关系。该裁决书认定被告在定襄公路管理段工作，也认定定襄公路管理段是独立法人，但却认定“其并没有独立的用人资格”，不知依据何在？原告与定襄公路管理段是上下级关系，是受山西省交通厅和山西省公路局直管的条管单位，是山西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人的用工权是临时性用工，各法人单位都有权用工，由于是条管单位，当地劳动部门不进行用工管理，原告作为上级对下级的用工进行备案是行使了与地方劳动部门一样的监督职能，并不是仲裁委理解的用人权。因此仲裁裁决背离了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主体错误。二、仲裁结果超出了仲裁申请的范围属于裁非所请，明显违反仲裁程序。被告作为仲裁申请人提出三项仲裁申请，总结为:1.克扣工资；2.恢复劳动关系；3.经济补偿和赔偿。而仲裁裁决结果的三项内容为:1.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3.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仲裁结果显然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答非所问、裁非所请，进而违反仲裁程序。综上所述:仲裁裁决实体和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为此原告依法起诉，请法院秉公处理。   被告辩称，一、原告应当在2018年12月26日之前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使未签，也视为二者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自1979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26日（2018年12月26日被告达到退休年龄）存在劳动关系。1979年10月1日，被告被原告招录为协议工。1995年9月19日，定襄县劳动局向原告发函《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劳招字（95）第1号），录用被告为原告定襄公路段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基于此，双方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期限自1995年4月4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合同中约定:“乙方（即被告）在合同期内与甲方（即原告）原固定工人享有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等权利”。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一直在原告定襄公路段工作至今。1995年，被告转正定级。1997年，原告将被告的工资进行了套改变动登记。之后，原告申请山西省人事厅对被告进行了个人增资审批，山西省人事厅予以批准。被告认为，这一系列的用人管理行为均体现为原告的意志。因此，不论是1995年4月4日至1997年12月31日期间，还是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被告实际在原告安排的工作场所工作的期间，双方之间都存在劳动关系。尽管在1997年12月之后，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被告在原告定襄公路段一直工作至2018年12月26日的客观事实，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应当在2018年12月26日前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鉴于原告客观上未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视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二、原告应按同工同酬待遇支付被告劳动报酬（补发从2001年起至不存在差别待遇之日止的同工同酬待遇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被告及王全海的人事档案及工资表，证明王全海与被告系同期参加工作的相同工种的工人。但原告自2001年5月之后即开始对被告实行差别待遇，未实行同工同酬。因此，自2001年起至今，原告应当比照王全海并按正常调资档次给被告补齐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   三、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原告应当与被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未订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应当自2008年1月1日起向被告支付应签订而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四、仲裁结果未超出仲裁申请的范围，未违反仲裁程序。在本案仲裁阶段，被告增加了仲裁请求，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及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可以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而且被告也在该程序增加了仲裁请求，仲裁庭对申请人增加的仲裁请求审查后进行依法审理并做出裁决。因此，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并未超出仲裁申请的范围，也未违反仲裁程序。   综上，原告的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同时应参照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内容，全面、有效地维护被告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1.市劳仲裁字[2015]23号裁决书。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证明被告杨某1是由定襄县人事劳动局招用到定襄县公路养护段成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定襄县公路养护段是忻州地区交通局的下属单位，不是原告的下属单位。   4.招收工人登记表。证明杨某11995年4月在忻州地区交通局定襄县公路养护段工作。   5.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由被告与忻州地区交通局定襄县公路养护段签订的，合同期限是1995年4月4日至1997年12月31日。   6.工人转正定级审批表。证明呈报单位是忻州地区交通局定襄公路养护段，批准单位是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交通局，证明定襄公路养护段是现忻州市交通局下属单位。   7.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2份（1996年、1998年），证明1996年7月10日原告与杨某1建立了劳动关系。   8.工人工资变动登记表。其中记载杨某1从1995年4月1日起在忻州地区交通局执行忻州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工改办转合同制工人工资，从1995年10月1日起是由原告执行山西省人事厅工改办工资标准。   9.山西省忻县地区公路总段养路专业道工招用协议书、招用专业道工登记表。   10.定襄公路管理段工资表，证明被告在定襄公路段开工资。   11.（2019）晋民申423号、（2019）晋民申945号、（2019）晋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上述三份民事裁定书中的再审申请人均没有事业编制，与本案被告情况相同。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1.山西省忻县地区公路总段养路专业道工招用协议书。证明杨某1于1979年10月被原告招用为临时协议工，从1979年10月开始，被告与原告成立劳动关系。   2.《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1988年3月25日樊兰英与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签订）。证明从1988年3月25日开始，忻州公路分局已经作为用人单位与用人主体与劳动者樊兰英与杨某1等人成立劳动关系。   3.晋公发[2001]40号、晋公忻办发[2001]150号、晋政办发[2003]40号文件各1份。   4.杨某1与王全海工资对比差额计算表。   5.（2017）晋0902民初966号一审民事判决书一份。（2018）晋09民终730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判决书对王升云与忻州分局之间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和成立劳动关系及支付双倍工资14850元都予以认可，终审判决对该两项也认可，只是对于待遇的身份不认可。一审判决书对于仲裁的裁决是全部认可的。   本院依被告申请向原告调取了王全海工资档案。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裁决书中关于临时性岗位用工劳动合同书的表述不认可，据被告陈述其没有签过该合同书，也不认可与定襄公路段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裁决书未生效，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从文件的形式看是山西省国营企业录用通知书，本案原告并不是国营企业，而是事业单位，对于录用的事实认可，通知书上盖有定襄县劳动局的招工专用章，可以证明被告是通过劳动局走正规途径进行的招工。对证据4，不认可其关联性，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是在1979年9月至1995年4月4日持续在定襄公路段工作，实际上工作时间应当从1979年9月起算，该表第二页中招工单位意见加盖的是忻州地区交通局定襄公路养护段的公章，忻州地区交通局定襄公路养护段是忻州公路局定襄公路段的前身，忻州地区交通局定襄公路养护段是招工单位，而非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单位是事业单位而非国营企业，合同书是格式化合同，明显主体不符。对证据6、7、8、9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出被告参加工作时间是1979年9月，原告在审批表上盖章确认，即是对1979年到2000年被告在忻州分局工作事实的确认，而且能证明本案劳动关系的延续性，本案的被告在1995年转正定级后已经进入事业单位编制，成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即原告的工作人员。对证据10工资表，从1999年2月9日至2005年1月9日工资表，明确写的是忻州公路分局工资表，能够证明原被告成立劳动关系。根据工资表数据对照，从2002年开始杨某1的工资降为400元，而王全海的是1180元，直至被告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的2014年12月底，杨某1是1250元，王全海的是2751元，能够证明在2001年，原告以改革的名义降低了杨某1的工资待遇。对证据13三份民事裁定书的关联性不认可，王升云的性质是计划内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临时工，而被告是农合工，不具备参照性和可比性。王全海的工资档案可以证明，王全海参加工作时间是1979年9月，相关的级别与本案被告相同。被告工资被降低是由于原告改革背离文件精神造成的。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忻县地区公路总段与山西忻州公路分局不是一个单位，忻县地区公路总段是忻州成立的单位，原告是山西省公路局的派出机构，是两个不同的用工主体，樊兰英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认可被告1979年参加工作的事实，应是1995年至2001年建立劳动关系。对晋公发[2001]40号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该文件不是山西省公路局的文件，是党委的文件。对晋公忻办发[2001]150号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用人单位有权与劳动者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晋政办发[2003]40号文件，与本案没有关系。杨某1与王全海的工资是定襄公路段发放的，原告不清楚。王全海是事业编制，杨某1没有事业编制，二者没有可比性。   根据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5年4月4日，定襄公路段根据《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录用杨某1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双方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期限为1995年4月4日至1997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乙方（被告）在合同期内与甲方（即定襄公路养护段）固定工人享有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等权利”。合同期满后，双方再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继续在定襄公路段工作至今。1995年12月25日，通过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交通局批准为杨某1转正定级。1996年7月、1998年5月，经原告单位呈报相关部门，为被告杨某1办理了工资变动。   2015年，被告向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补发已付出劳动按原劳动合同约定正常调资档次被单位克扣和拖欠的应得工资报酬及相关的一切福利待遇。（补发从2001年起至2014年12月止）共计补发236350元。2.恢复原劳动合同制关系及一切相关待遇，并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3.经济补偿和赔偿金590874元。后提出追加仲裁申请。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市劳仲裁字[2015]23号裁决书，裁决：一、本案原告与本案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本案原告按同工同酬待遇支付本案被告劳动报酬（补发从2001年起至2014年12月止）的同工同酬待遇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差额共计236350元；三、本案原告支付本案被告应签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850元。驳回本案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另查明，原告依据山西省公路局于2001年8月8日作出的晋公发[2001]40号《中共山西省公路局委员会关于公路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出台晋公忻办发[2001]150号《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关于公路管理段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该文件第七条第3项规定“各单位在改革过程中，农合工、协议工、计划内临时工，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即行终止。按照‘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条文办理相关手续。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如确需要，按法律程序可办理临时用工手续”。按照上述文件规定，原告从1997年12月以后再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01年以后，降低了被告的工资待遇。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系公路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劳资纠纷。1995年4月，定襄公路段与被告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此后，被告一直在定襄公路管理段工作至今。被告杨某1在定襄公路段工作期间的历次工资变动审批均由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作为呈报部门上报。综合上述事实分析，定襄公路管理段作为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的下属单位，虽然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但在杨某1的用工权限方面均体现为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的意志，故杨某1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原告所述被告杨某1在2001年以后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现被告杨某1在原告单位已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鉴于杨某1于2018年12月26日已达到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关系依法终止。   同工同酬在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有明确规定，被告杨某1要求享受同工同酬待遇符合法律规定。但对于同工同酬的理解，应建立在同资历、同岗位、同等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同等劳动量、并取得相同的劳动业绩的基础之上。本案被告杨某1未纳入事业编制，系编外劳动用工，与王全海的用工形式不同，二人不具备比较的基础。故杨某1关于比照王全海同工同酬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同工同酬作为调整劳动关系和劳动报酬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原告应当按本单位与杨某1同期、同等工作岗位、相同资历的人员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工资标准支付杨某1劳动报酬。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被告杨某1于1995年与原告定襄公路段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合同期满后，再未与用人单位签订过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但一直在定襄公路段工作至退休。我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故杨某1自2009年1月1日起，应视为已与原告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应当向被告杨某1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1个月的双倍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从2008年12月26日起无需与被告杨某1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二、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按本单位与杨某1同等条件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同期工资福利待遇支付被告杨某1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的差额（补发2001年至2014年12月止的差额）。   三、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被告杨某1应签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850元。   如原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巩小强   审判员 苏金霞   审判员 班未英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薄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