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20750号原告：刘吉涛，女，197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西城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海燕，北京桐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一层。负责人:廖壮，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莉，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茂勇，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支行，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549号（湖南省地方税务局）综合楼1-2层。负责人:段苏蕾，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合辉，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吉涛与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双榆树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支行（以下简称招行湘府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法官邵小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郝竞崑、贾继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吉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海燕，被告招行双榆树支行委托代理人王小莉、郝茂勇，被告招行湘府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合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吉涛诉称：2008年1月16日，刘吉涛所在工作单位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在招行双榆树支行为本单位职工开立个人存款帐户（一卡通），用于办理代发工资业务。其中刘吉涛个人存款帐户一卡通卡号为×××。2013年12月23日，刘吉涛将持有的一卡通升级为银联IC金卡，新户口号码：×××（以下简称“涉案借记卡”）。2017年3月4日、2017年3月5日，涉案借记卡非本人操作，先后发生8笔转帐、消费、直付通等网上交易，共计发生存款损失101708元。刘吉涛通过与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核实了解到，涉案借记卡于2017年3月4日经案外人在招行湘府支行柜台办理了预留手机号变更业务。银行工作人员为非本机构开立帐户的客户办理金融服务业务，应当识别客户身份，而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柜台业务时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在案外人未出示持卡人开户证件以及持卡人委托授权文件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形式对案外人进行身份识别与核对，造成涉案借记卡预留手机号被案外人擅自更改，致刘吉涛银行卡内发生资金损失。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3月4日期间，刘吉涛一直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内工作，从未出现在招行湘府支行所在地湖南长沙。刘吉涛持有的涉案借记卡及身份证等原件均由刘吉涛本人保管，从未有过出错或遗失等情况。事发之后，刘吉涛于2017年3月5日对涉案借记卡采取帐户冻结措施，并立即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报案，现案件已受理，案号为：京公海（万寿寺）受案字【2017】000098号。刘吉涛与招行双榆树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作为发卡行和交易行，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确保持卡人卡内资金安全，防止持卡人客户信息被随意修改。银行预留手机号为网上交易重要的身份认证手段，银行理应尽到严格审核义务。发卡行、交易行应对刘吉涛存入发卡行内的存款按持卡人要求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对持卡人的存款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刘吉涛因涉案借记卡发生存款损失之事与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多次沟通无果，2017年3月10日，刘吉涛委托北京储正律师事务所向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发送律师函，函告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赔偿刘吉涛的存款损失，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始终未予以解决。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基于与刘吉涛之间签订的储蓄存款合同对刘吉涛存至卡内的存款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现刘吉涛对存款损失并无过错，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刘吉涛存款帐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并导致卡内资金发生多笔存款损失。刘吉涛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现在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刘吉涛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向刘吉涛偿还存款损失101708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支付刘吉涛存款损失利息39.84元（暂以存款损失为基数，按同期银行存款年利率0.3%为标准，自2017年3月4日起计算至2017年4月20日，实际利息按上述标准计算至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实际付款之日）；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招行双榆树支行辩称：1、在刘吉涛主张的金额中有118元已返还给客户。经我行与相关支付平台和商户联系，2017年3月5日的100元和18元的消费已返还刘吉涛。另一笔590元消费支付平台和商户将联系刘吉涛，核实一些情况。2、对于其他涉案交易，我行作为开户行不存在违约情形，完成涉案交易符合双方约定。本案中的4笔转帐汇款均通过网上个人银行转帐功能操作，上述操作中银行以网络为载体，以卡号与密码、短信验证码的一致性核实客户身份，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操作人需先输入卡号或身份证号、查询密码进行登录，再输入短信验证码、取款密码且正确后才能完成交易。银行卡密码是刘吉涛设置并掌握，银行也向刘吉涛的预留手机发送了验证短信，我行对刘吉涛设置的密码及短信验证码并不掌握，依据收到的操作指令和正确密码、短信验证码对帐户进行交易不存在过错和违约情形。同时根据招商银行网上个人银行大众版手机银行签约服务条款第5、6条约定，相关责任应由刘吉涛承担。对于另外一笔1000元POS消费，需要持银行卡实地刷卡、输入密码才可以完成交易，刘吉涛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综上所述我行无任何过错，不应对刘吉涛主张损失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被告招行湘府支行辩称：一、刘吉涛主张其银行卡内的资金共计101708元（下称“资金”）被不法分子盗取，缺乏证据证明，刘吉涛的资金被盗的真实性暂无法确认，因此，依法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理由如下：1.刘吉涛虽已就本案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案件尚在侦查阶段，案情不明。而刘吉涛提供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被转账支出，不能证明该资金被盗。2、招行湘府支行在2017年3月4日13:22:07即修改刘吉涛预留手机号码后即时向刘吉涛原手机号码发送了短信提示，但刘吉涛收到信息后，并未在当天联系招行，而是在涉案借记卡发生8次交易后(其中2017年3月4日交易3笔，2017年3月5日交易5笔)的2017年3月5日才联系95555反映手机号码被改事宜，故本案不排除刘吉涛与刑事犯罪嫌疑人串通作案的可能性。3、刘吉涛应对其主张的不法分子盗取行为进行基本的举证，提供充分的相关证据以证明存款资金确实被盗的事实，此系法院判断本案中是否存在存款资金盗取行为，相关损失是否应当由招行湘府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否则招行湘府支行无需对刘吉涛的“损失”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刘吉涛资金被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本案所涉刑事案件尚在侦查中，而本案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对于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区分本案当事人之间责任如何承担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案件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裁定中止审理”的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二、假如刘吉涛所诉称的资金被盗属实，招行湘府支行对此损失依法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犯罪嫌疑人侵权系导致刘吉涛银行卡资金损失的直接原因，刘吉涛应向相关犯罪嫌疑人主张责任。刘吉涛主张其涉案借记卡资金系被盗，如其主张属实，刘吉涛应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向相关犯罪嫌疑人主张责任，刘吉涛无权向答辩人申请赔偿。刘吉涛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资金损失的重要原因，刘吉涛对其银行卡资金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首先，根据刘吉涛提供的证据5《招商银行网上个人银行（大众版）/手机银行签约服务条款》第六条的约定：“客户应慎重保管好个人资料、如客户因账户、密码、手机号码和手机短信动态验证码进行转账汇款交易时，客户对交易指令及由此产生的结果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上的责任。”，招行银行已履行告知义务，明确告知了刘吉涛应慎重保管好个人资料，而刘吉涛也通过签名的方式确认了其知晓该义务及违反该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次，招行湘府支行在办理刘吉涛涉案借记卡预留手机号码修改后即时（即2017年3月4日13:22:07）已向刘吉涛原预留手机号码发送招行个人手机变更信息并在信息中提示：如非您本人申请变更，请立即联系95555。但刘吉涛明知自己的银行卡预留电话被修改的情况下并未及时联系招行湘府支行或招行服务电话95555。再次，招行湘府支行虽然修改了刘吉涛的预留手机号码，但本案8笔交易涉及大众版转款、银联刷卡消费及直付通，根据交易的流程，要完成交易，当事人必须同时知晓银行卡卡号、交易密码、登录密码（大众版）、手机验证码，而手机验证码只是其中的非关键性步骤，仅有手机验证码根本完成不了交易，由此可见，招行湘府支行虽然修改了刘吉涛的预留手机号码，但该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其账户资金损失。综上所述，即使刘吉涛所述的存款被盗取属实，究其原因，是由于刘吉涛未尽到自身的审慎义务，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遵从银行业务指引操作，未妥善保管银行卡信息，导致密码等信息外泄，被不法分子盗取了这些信息，刘吉涛应对资金被盗损失承担全部责任。3、招行湘府支行在办理刘吉涛涉案借记卡预留手机号码修改时已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因而无需也不应该对刘吉涛的银行卡资金损失承担任何责任。首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44号文件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明只进行形式审查，即审查身份证明所用材料和记载的内容在表面上是否符合身份证明管理部门的规定，储蓄机构不负有鉴别身份证明真伪的责任。”，因此，我国的相关规定只是要求银行在为客户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对客户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本案中，招行湘府支行在为刘吉涛办理涉案借记卡预留手机号码修改业务（以下简称为手机号码修改业务）的时候已经要求其提供身份证或户口薄，并对其提供的身份证或户口簿进行了形式审查，根据前述规定，招行湘府支行在办理刘吉涛手机号码修改业务时已经尽到了谨慎审查义务。其次，招行湘府支行在办理刘吉涛涉案借记卡预留手机号码修改后即时（即2017年3月4日13:22:07）已向刘吉涛原预留手机号码发送招行个人手机变更信息并在信息中提示：如非您本人申请变更，请立即联系95555。综上所述，刘吉涛请求招行湘府支行偿还存款损失及利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审理并驳回刘吉涛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招行湘府支行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6日，刘吉涛在招行双榆树支行开立开卡号为×××的一卡通账户。后刘吉涛开通了上述账户的网上个人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2013年12月23日，刘吉涛将上述一卡通升级为银联IC金卡，新卡号为×××。2017年3月4日，刘吉涛的上述账户发生金额分别为3万元和2万元的两笔转账以及金额为1000元的一笔银联消费；2017年3月5日，刘吉涛的上述账户发生金额分别为3万元和2万元的两笔转账以及金额分别为100元、18元、590元的三笔直付通交易。2017年3月5日，刘吉涛以上述交易系诈骗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报案。诉讼中，刘吉涛称其报案后招行湘府支行也报案了，后湖南警方找刘吉涛了解情况，北京警方告知刘吉涛湖南警方已经破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刘吉涛的报案情况移交湖南警方配合调查。另查，刘吉涛的前述账户在2017年3月14日申请变更了预留手机号，招商银行于当日13时22分09秒向刘吉涛上述账户的原预留手机号发送了相关短信提醒。刘吉涛确认其收到了上述短信通知。2018年8月3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03刑初8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锋假冒被害人刘吉涛修改了被害人刘吉涛名下银行账户的预留手机号，假冒招商银行客户资料及手机信息，诈骗被害人刘吉涛101000余元；其中，2017年3月14日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3万元和2万元，2017年3月4日消费1000元，2017年3月5日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3万元和2万元。该判决主文第九项为：责令被告人王锋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刘吉涛经济损失1010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另查，刘吉涛前述账户在2017年3月5日发生的金额分别为100元、18元、590元的三笔直付通交易所涉相应款项，已退还至刘吉涛账户。诉讼中，经本院询问，刘吉涛确认上述刑事判决书中的退赔事项尚未经执行程序处理。以上事实，有刘吉涛提交的银行卡、账户证明书、凭证更换实时领用确认回单、招行网上个人银行数字证书申请表、网上个人银行（大众版）/手机银行签约申请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签约回单、受案回执，招行湘府支行提交的预留手机号码变更通知短信等证据材料，本院调取的（2018）湘0103刑初81号刑事判决书及其生效证明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刘吉涛提起本案诉讼的前提是其存在真实、具体的损失，但结合本案查明情况，首先，刘吉涛账户在2017年3月5日发生的金额分别为100元、18元、590元的三笔直付通交易所涉相应款项，已退还至刘吉涛账户，刘吉涛要求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支付其该部分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2018）湘0103刑初8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判令案外人对刘吉涛在本案中主张的存款损失101000元予以退赔，但该判决尚未经执行程序，案外人不能退赔的具体数额尚无法确定，此时刘吉涛要求招行双榆树支行、招行湘府支行对上述损失进行赔偿的诉讼你请求，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各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并非忽视或默认，而是该部分诉辩主张并不影响本院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故本院对该部分诉辩主张不再赘述。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吉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4元，原告刘吉涛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邵小辉人民陪审员  郝竞崑人民陪审员  贾继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陈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