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行终1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捷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小区B-18栋。法定代表人袁登翠，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娄治斌，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一段669号。法定代表人张白云，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婧琦，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显德，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代理人曾春月，广东国晖（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捷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长沙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刘显德工伤认定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16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捷建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清洁服务。2017年12月1日，捷建公司与刘显德签订《劳务协议书》，约定协议期限为1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刘显德劳务内容为承担长沙芙蓉天虹百货的保洁服务，捷建公司支付刘显德劳务报酬1600元／月，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刘显德在协议期间无条件服从捷建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2018年1月24日晚上22时左右，刘显德下班回家步行至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办事处被一辆小型客车撞伤，后被送往湖南省脑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1．枢椎骨折；2.急性颅脑损伤；3．颅内积气；4．左侧额骨骨折；5．左侧颞骨骨折；6．左侧颧骨骨折；7．右侧蝶骨骨折；8．右侧顶骨骨折；9．多发肋骨骨折；10．胸腔积液。2018年2月2日，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显德在此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2019年1月14日，刘显德向长沙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长沙市人社局于2019年1月29日受理，随后向捷建公司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2019年2月2日，捷建公司向长沙市人社局回复《关于刘显德“工伤认定”申请有异议的报告书》，称长沙市人社局不符合管辖权规定，不应受理刘显德工伤认定申请；刘显德与捷建公司只签订了《劳务协议书》，存在劳务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不符合认定工伤条件，并提交了《劳务协议书》以及捷建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长沙市人社局在调查核实情况后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长人社工伤认字0312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刘显德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决定予以认定为工伤。捷建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长沙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长人社工伤认字0312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和第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长沙市人社局作为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工伤保险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工伤保险统筹地区内用人单位职工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刘显德和捷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刘显德所受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的请示》（［2009］行他字第12号）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本案中，捷建公司虽与刘显德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劳务协议书”，但协议书对工作内容、工作期限、劳动报酬、合同期限、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条件等事项均作出了约定。按照协议，刘显德在捷建公司的项目长沙芙蓉天虹百货进行保洁服务，服从捷建公司的安排和管理，遵守捷建公司规章制度，刘显德提供的劳动是捷建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捷建公司与刘显德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而捷建公司向长沙市人社局提交的异议报告书、劳务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捷建公司诉称与刘显德系劳务关系的意见，不予支持。故长沙市人社局确认刘显德与捷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案中，刘显德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针对本次交通事故已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显德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即非主要责任。根据刘显德的工作性质、作息时间制度规定及刘显德的住所地，刘显德步行在新开铺街道办事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在合理时间内从工作地到住所地的合理路线的下班途中。长沙市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捷建公司诉称长沙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沙市人社局作出的（2019）长人社工伤认字0312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行政程序合法。捷建公司的诉称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捷建公司的诉讼请求。捷建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显德与捷建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劳务协议，刘显德依据协议约定向捷建公司的合作单位提供劳务，并非接受捷建公司的管理及服从该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且根据本案证据，不能证明刘显德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长沙市人社局认定刘显德处于上下班途中，证据不足。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捷建公司与刘显德签订劳务协议，就处理纠纷所依据的法律进行了明确约定，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非依据《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的请示》、《工伤保险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3.长沙市人社局的行政程序违法。长沙市人社局向捷建公司送达《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后，捷建公司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证明材料《劳务协议书》，长沙市人社局在刘显德与捷建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存在争议时直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撤销（2019）长人社工伤认字0312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长沙市人社局答辩称：关于刘显德与捷建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问题，不能仅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名称来确认，而应根据现有法律规定进行确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长沙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中认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刘显德陈述称：劳务关系注重提供劳务之后的结果，劳动关系注重提供劳务的过程，本案中刘显德与捷建公司之间明显属于劳动关系。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本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的请示》（［2009］行他字第12号）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长沙市人社局在涉案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刘显德与捷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本案中，虽然捷建公司与刘显德签订的协议名称为“劳务协议”，但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刘显德在捷建公司的项目长沙芙蓉天虹百货进行保洁服务，其工作内容是捷建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刘显德需遵守捷建公司的规章制度，捷建公司向刘显德支付劳动报酬，故双方之间实质上形成了劳动关系。长沙市人社局认定刘显德与捷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捷建公司主张其与刘显德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及长沙市人社局在双方法律关系存在争议时直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刘显德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长沙市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捷建公司主张长沙市人社局认定刘显德处于上下班途中的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捷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长沙捷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永审判员 黄 姝审判员 傅美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刘 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