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青0104行初52号 原告：雷旭宁，男，汉族，1963年9月7日生，公民身份号码：×××，万利建设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项目经理，住西宁市。 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30100015016750N，住所地：西宁市城北区生物园区经二路延伸北段。 负责人：马玉，该局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秋林，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林，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晟年，该局法制大队四级警长。 原告雷旭宁诉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不服行政决定一案，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旭宁与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秋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林、李晟年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为该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撤销该调查决定，导致纠纷产生。 事实和理由：原告诉称，其于2017年3月29日下午5时许在进入办公室时发现被盗，遂向被告所属二十里铺派出所电话报警，后要求原告对丢失物品进行检查，于第二日上午前往该派出所做笔录，后案件一直没有结果，至2018年1月7日才出具了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为原告所报之案系与杜晓波经济纠纷一案，原告并不认识杜晓波，该认定致使原告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故请求依法撤销该行政决定。另，关于本案起诉期限的问题，因原告与浙江万利建设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存在经济纠纷，城北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判决原告与该公司有劳动关系，故在此之前，无法确定该决定是否错误。被告在2018年8月26日对该决定书进行了修改，故该决定生效的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被告将〔2017〕001号修改文号为〔2018〕001号，故生效时间为2019年1月7日，原告曾于2019年2月13日提起诉讼。综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案件调查决定书，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导致纠纷产生。 被告辩称，原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2017年3月28日原告报警称其发现办公室被盗，民警处警后告知其检查被盗物品，并于次日来所处理，已经正式受案，并开展了调查。3月30日原告再次报警称其被瑞景河畔施工的万利青海分公司员工殴打，两案分别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向该公司项目经理杜晓波、财务人员调查核实后，发现其所称办公室被盗的事实不存在，该办公室属于瑞景河畔施工的万利青海分公司所有，双方由于工资问题产生纠纷的警情，经城北分局审批延长了办案期限。而且原告此次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是在2018年1月7日收到该决定书，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在2018年7月7日前诉讼，而原告此次起诉期限已经2019年8月，故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对于原告陈述被告改动决定书、立案时间错误、〔2017〕001号决定书生效时间应从2019年1月7日起算的意见均不成立。被告制作的〔2017〕001号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所谓改动为送达后由于案卷管理时的笔误所致，并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且行政案件仅有受理、调查决定环节，无行政立案之说。综上，被告作出的〔2017〕001号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宁北公（廿）受案字〔2017〕第N10029号《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报案材料，证明被告在2017年3月28日受理案件；第二组证据：宁北公（廿）审字[2017]第001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杜晓波、雷旭宁、蔡华丽）、询问通知书、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合同协议书》、营业执照、现金支出凭证、接受证据清单，证明位于瑞景河畔项目的用房及设施均属于万利青海分公司所有，与原告无关，该项目经理系杜晓波，并非本案原告，且经法院确认，原告与万利公司无劳动关系，应与徐江有纠纷，故原告报警称办公室被盗，该办公室属于万利公司所有，实际负责人为杜晓波；第三组证据：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城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呈请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情况说明、人员基层信息、案管中心执法监督通知单、对我局案管中心执法监督通知单的回复，证明向原告送达的终止决定书的时间是2018年1月7日，案件的编号是2017，故能证明2018是笔误问题。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中的受案登记表不予认可，案件发生在2017年3月29日17时许，因此上面登记的接报警时间错误，接报警地点亦错误，原告当时报警的地点是在宁张公路瑞景河畔小区门口，并不在工地门口，是直接向二十里铺派出所报警的；对于报案材料系本人书写，该受案登记表的时间是后补的；对于延长办案期限中书写的内容不认可，上面写的杜晓波的住址不正确；对于原告的询问笔录虚假，包括对杜晓波的询问，而且询问人并非笔录上记载的“白友发和刘星彤”，所有笔录中的询问人名字均是后补的，笔录制作过程中威胁、侮辱原告等，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五个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杜晓波是项目经理，对于蔡华丽的笔录不认可；延长审批表的时间与终止时间并不一致，故被告程序违法；对于城北法院的判决已经被青海省高院撤销，呈请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中对原告的文化程度未写明，在违法犯罪记录中是空白的，案件在2017年5月27日应当办结，但被告却系在2018年1月7日办结，结案实际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这个案件在2018年3月28日才真正结束调查，而其中一份对杜晓波调查笔录的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应当是在2018年3月28日才结束调查，但在2018年1月7日已经作出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答辩状，证明2019年3月1日前原告已经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组证据：询问笔录4份，证明询问笔录作假，终止决定书错误；第三组证据：报案材料，证明受案登记时间错误，被告隐匿第一次询问笔录，曾经在2017年3月30日上午9点40分做的笔录，但被告举证时并未提交，实际情况是2017年3月29日下午报案是办公室财物丢失，3月30日是原告在工地被殴打，3月30日上午去的派出所；第四组证据：徐江身份证、工程款支付申请表，证明徐江为万利建设现场管理人员，徐江是公司负责人；第五组证据：用工协议、证明，证明原告实际为项目部经理，其与徐江签订合同，聘用原告为二期项目部经理；第六组证据：仲裁裁决书，证明原告与万利公司青海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七组证据：照片、平面图，证明涉案办公室系原告使用，原告为项目部经理；第八组证据：通讯录及会议纪要签到表，证明原告是项目经理主持会议；第九组证据：万利公司青海分公司事故隐患（停工）整改通知书，证明原告为项目负责人，上面有原告的签字；第十组证据：结算单据，证明原告的工作痕迹，项目经理是原告；第十一组证据：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被告的答辩事实和理由与案件不符。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的客观性无异议，但该案原告起诉期限已过，其他证据与本案行政行为无关。 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述其于2017年3月29日发现其办公室被盗，遂电话报警，2017年3月30日上午其在瑞景河畔万利公司项目工地时发生被人殴打一节，再次报案，被告遂针对原告的两次报案，分别形成〔2017〕001号、〔2017〕002号宁公（北）行终止决字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2018年1月7日予以告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及结果，但并未依法送达该文书。原告认为上述两个决定书所涉及的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予以撤销。2019年1月10日原告针对该两个决定书提起一个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明确释明原告就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应当分案进行诉讼，遂原告撤回对〔2017〕001号案件的诉请，并另案进行诉讼，现原告认为被告对其作出的〔2017〕001号终止决定书的程序违法，虽然在2018年1月7日原告知晓行政行为内容，但终止决定书并未依法向原告送达，而且被告查明事实不清，原告当日报案时陈述了丢失的财物有华硕笔记本电脑一台、惠普打印机一台、7张购物卡（每张面值500元），并且在2017年3月30日曾对原告制作了笔录，但被告并未提供，故被告程序违法，且在事实不清的情形下作出的〔2017〕001号终止决定应当予以撤销，而被告认为原告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且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原告诉求，导致纠纷产生。 另查明如下事实：1、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确定，对于2018年1月7日作出的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确定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8日，原告在此期间已经提出起诉；2、被告提供的收案登记表中，对原告报案时间记载为2017年3月28日，该记录错误，实际原告报案时间应当为2017年3月29日；3、被告的调查笔录及调查过程中，未调查原告具体丢失的财物内容及价值、证明财物归属的证据凭证、换锁的具体情节是否构成盗窃以及该财物的具体下落。 本院认为，认定被告作出的〔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从该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和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的事实是否清楚，以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几方面来认定。结庭审查明，被告在作出上述行政行为时，存在程序违法，未向原告依法送达〔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在实体调查方面，对基本报案时间记载错误，虽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但调查的内容未能体现调查应当进行的事项，包括对原告丢失财物的记载、相关财物归属凭证的查明过程、对原告报案陈述换锁一节的具体情形。被告所依据的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是指终止调查的前提是：（一）没有违法事实；（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三）违法嫌疑人死亡的；（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被告作出的终止决定的理由是其他：系雷旭宁与杜晓波经济纠纷，但该理由与本案应当调查报案陈述的盗窃并无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虽然并不是所有行政案件都需要一直办理到结案为止，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调查工作已经没必要或者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公安机关就应当及时终止案件的调查工作，但该条款的适用必须是已经经过合法正当的调查程序后才能予以适用的条款，被告在具体调查工程中未能调查报案盗窃基本事实情节或调查事实与报案事实无关时，则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显属作出行政行为证据不足。 综上，被告作出的终止调查决定书，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作出的宁公（北）行终止决字〔2017〕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二、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于判决生效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辛皎菱 审 判 员  高雪魁 人民陪审员  付浩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马娜娜 书 记 员  吴 涛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