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88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洋，男，汉族，1979年6月2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挪尔顿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办事处鱼翅路社区六合天城（A2地块）2幢7层702号。法定代表人：李建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林，男，汉族，1977年2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菲，女，汉族，1983年2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暄，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焦洋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挪尔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挪尔顿公司”）、李建林、张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8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焦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认为“结合本院生效法律文书查明事实，案外人并未要求上诉人还款”，是对生效判决的错误理解。已经生效的（2018）民初0112民初3771号判决，案外人是“隐名代理”关系起诉的，根据合同法403条的规定选择挪尔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该判决已经明确该笔款项不属于委托融资的范围，“隐名代理”不成立。案外人在“隐名代理”关系中没有要求上诉人还款，不代表案外人就放弃了依据民间借贷要求上诉人归还借款的权利。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与本案审理的不当得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二、上诉人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李建林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占有上诉人的资金，完全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三被上诉人应该依法返还本案资金。上诉人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黄宇啸账户将资金转入李建林个人账户，挪尔顿公司、李建林没有合法理由占有该资金，又拒不归还。事实上已经造成上诉人货币资金的减少，上诉人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上诉人行使的是基于货币所有权产生的返还请求权，不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追偿权。货币属于种类物，本案的款项进入上诉人实际控制的账户后，上诉人即享有所有权，即有权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款项。上诉人是否归还借款不是行使返还请求权的必要条件。三、黄宇啸平安银行个人账户是上诉人实际控制的账户，黄宇啸只是按上诉人的指示进行资金操作，账户内的资金系上诉人所有的。李建林在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中，明确表述了上诉人与挪尔顿公司是黄宇啸账户往来资金的，黄宇啸本人跟账户内的资金没有关联。在已经生效的诸多判决中，也明确认定了黄宇啸平安银行账户的作用及地位，黄宇啸只是受上诉人雇佣处理银行事宜的工作人员，不享有相关案件资金的所有权。并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三被上诉人已经认可实际收到本案涉及的款项，并且将其计算在上诉人转款的金额之内。由此可见，三被上诉人已经认可通过黄宇啸账户收取的款项是上诉人支付的。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归还案外人借款，转款的账户不是以上诉人名义设立的，因此不能证明上诉人实际受损，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这个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被上诉人挪尔顿公司、李建林、张菲答辩称：上诉人主张的不当得利不成立。一审法院的定性及事实认定是准确的。一、被上诉人没有获得上诉人的任何利益，任何款项，被上诉人不存在得利，更不存在不当得利。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收到过上诉人焦洋的任何利益、任何款项，连得利都不存在，更不用谈不当得利了。上诉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不成立。二、如果焦洋将出借人刘荣德、李兴敏、陆风仙、张涵的款项通过黄宇啸账户并转给被上诉人李建林，则该部分款项与上诉人无关，焦洋无权将第三人刘荣德、李兴敏、陆风仙、张涵的款项据为所有并以此向被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一方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的行为。刘荣德、李兴敏、陆风仙、张涵的款项进入黄宇啸账户的“资金池”后，从该账户上是否转入被上诉人李建林，转入多少资金，挪尔顿公司是否偿还、偿还多少？本息分别是多少？在结合银行流水明细进行逐笔核对、确认、统计之前，无法确认这些事实和数据。并且此为借款，也并非没有法定事由。如果经过核对统计后有结果，焦洋将此结果理解为被上诉人不当利益，是不成立的。并且此结果与焦洋没有关系，焦洋没有诉权，更谈不上焦洋受损的问题。三、上诉人主张“其损失客观存在”不成立，上诉人割裂客观事实，截取其中某一段、某一笔款项来单独主张损失，违背客观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焦洋受损。经过被上诉人核对、统计银行明细流水，实际受损并有权主张不当得利的恰恰是挪尔顿公司。有证据显示，焦洋将该约定作为专用融资账户即黄宇啸平安银行尾号为“496349”账户的资金转账到焦洋个人账户、POS刷卡消费，ATM取款、还信用卡等个人用途，及转账给第三人的金额合计:3273678.81元。包括:1.焦洋POS刷卡消费30次，金额273029.01元，ATM及柜面取款合计74次，合计299300元;信用卡还款15次，合计金额82805.28元，合计:655134.29元；2.转账到焦洋中国银行东风支行个人账户8666544.52元；3.焦洋转给其姨妈黄丽珠22万元；4.被焦洋转给在其他案件中不承认隐名代理的，自认为投资人的执业律师李戚阳155.2万元。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焦洋挪用专用账户上的资金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导致挪尔顿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出借人款项，该还款责任应由焦洋个人承担。严重损害出借人和挪尔顿公司利益。从上述事实来看，有权主张受损，主张不当得利的恰恰是挪尔顿公司。四、上诉人提交《承诺书》证明，且在历次庭审中均自认，黄宇啸平安银行尾号为“496349”账户是自2015年2月以后一直用于收取出借人资金的款项，在上诉状中有自称“账户内的这些资金都是上诉人所有以证实其受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虚假陈述。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围绕一方是否获利，是否不当得利，另一方是否受损，是否基于合法事由等进行的审查，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上诉人的上诉不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焦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挪尔顿公司、李建林、张菲返还500000元不当得利给原告；2.被告挪尔顿公司、李建林、张菲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全部返还500000元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计算至2019年6月16日应付利息为12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6日，平安银行昆明欣龙支行交易明细显示：案外人黄宇啸的账户通过网银转账方式转账500000元到被告李建林账户。2015年12月14日，原告焦洋与被告挪尔顿公司、李建林签订《备忘录》，载明备忘内容如下：1.自2014年5月起，经挪尔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林同意，焦洋开始以个人名义为挪尔顿公司对外融资。2.截止本备忘录签署之日，共计对外融资12550000元，上述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存入李建林的个人账户，资金明细清单作为本备忘录附件附后，与本备忘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3.焦洋以个人名义为挪尔顿公司对外融资所获资金，全部用于挪尔顿公司中标的政府采购项目，因此，焦洋以个人名义为挪尔顿公司对外融资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及融资成本）应由挪尔顿公司负责清偿，挪尔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2015年11月，挪尔顿公司应归还本金200000元、支付借款利息215000元，合计415000元，由于挪尔顿公司资金紧张，上述款项全部由焦洋个人垫付，挪尔顿公司资金压力缓解后，应全额归还焦洋。11月利息支付情况说明作为本备忘附件附后，与本备忘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备忘录》附资金总表一份，载明姓名及融资金额如下：李天佑300000元、冯文娟100000元、刘丽芳1100000元、马喆100000元、赵桂芬1100000元、刘荣喜1500000元、陆凤仙400000元、李跃红500000元、杨烈琼400000元、张涵300000元、李美琼400000元、刘荣德200000元、牛桃红1000000元、罗同凤500000元、何丽100000元、黄丽玲350000元、张馨予100000元、李兴敏300000元、杨会仙100000元、杨波500000元、陆凤仙400000元、杨烈琼500000元、李戚杨1000000元、牛桃红500000元、刘丽芳400000元、刘荣喜400000元，以上融资金额共计12550000元。2016年6月25日，被告李建林出具《承诺书》，载明为了妥善解决挪尔顿公司与焦洋及其资金方之间的经济纠纷，本人以挪尔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做出以下承诺：一、双方开始合作时，承诺人的资金往来在李天佑平安银行个人账户，自2015年2月20日开始，双方的资金往来是通过黄宇啸在平安银行开设的账户运作的。二、双方就目前有争议的资金进行对账，在本承诺签署之日前已经结清本息的业务，视为终结双方不再纠缠。3、从黄宇啸个人账户向资金方支付的收益（每月不低于4%的部分），承诺人予以认可。双方共同计算出资金方实际投入本金与已经收到资金的差额。四、承诺人根据红河卫生职业学院采购项目的利润，在保证所有资金方收回本金的前提下，支付一定收益。五、焦洋作为挪尔顿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承诺人会根据双方对账的结果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377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中，刘荣德与焦洋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借款合同对焦洋向刘荣德借款事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由于原告刘荣德坚持以隐名代理关系成立起诉被告挪尔顿公司，按照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3448号案件生效判定理由，原告所主张的债权不包括在备忘录及附件中，原告选择隐名代理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隐名代理不成立与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多次向原告进行释明及询问，原告坚持在本案中主张成立隐名代理，因此根据上述评判，原告基于成立隐名代理而要求挪尔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在本案中不要求焦洋承担责任，多次释明后也不变更诉讼请求，对于被告焦洋的还款责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主张的500000元款项是原告向案外人刘荣德的借款，原告尚未将该500000元归还刘荣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起的是不当得利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条明确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案中，原告单方陈述其于2015年6月16日向案外人刘荣德借款500000元并转账到被告李建林账户。原告主张该款系不当得利。但从该款项的资金来源看，原告陈述系从案外人刘荣德处借得，而结合一审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查明事实，刘荣德并未要求焦洋还款，后焦洋实际上亦尚未归还刘荣德借款，故原告尚未受损；另，原告向刘荣德借款与黄宇啸账户转款至李建林账户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仅能够证实案外人黄宇啸账户转账500000元到被告李建林账户，并不能够证明该500000元系从原告处转账至被告账户，被告方因该500000元转款而受益并无事实根据，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50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焦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挪尔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上诉人焦洋，被上诉人李建林、张菲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上诉人挪尔顿公司所举证据：1.黄宇啸与焦洋资金往来情况表，2.黄宇啸账户取现、消费、还信用卡支出明细表，3.黄宇啸与黄丽珠、李戚杨资金往来情况表，均系被上诉人挪尔顿公司单方制作的统计表，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经二审查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焦洋主张案涉款项属于挪尔顿公司、李建林不当得利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院认为，黄宇啸在本院（2019）云01民终8743、8745号二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名下平安银行尾号为6349的账号在2015年2月4日至2016年8月4日期间所有款项往来均为焦洋的指示，其本人对上述资金不主张任何权利。结合李建林向焦洋出具的《承诺书》，黄宇啸平安银行尾号为6349的账号在2015年2月4日至2016年8月4日期间的资金往来确系焦洋实际控制。本案中2015年6月16日焦洋利用黄宇啸账户转入李建林账户500000元，焦洋受损，李建林或挪尔顿公司获益，而且受损和获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自2014年5月起双方之间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并有多笔资金往来，李建林或挪尔顿公司从焦洋处收取款项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至于双方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双方可另案解决。综上，上诉人焦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焦洋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付立红审判员 薛 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何永伦书记员黄秋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