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01行终109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住所地槐荫区张庄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张涛，局长. 委托代理人秦放，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由守刚，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西春，男，196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宁阳路87号，现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升舰，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娜，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第三人周红伟，女，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升舰，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娜，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第三人王桂丽，女，195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济南市槐荫区经七路571号1号楼2单元102号，现住济南市槐荫区经七路571号1号楼2单元201号。 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以下简称槐荫公安分局）因与被上诉人袁西春、一审第三人周红伟、王桂丽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行初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西春与周红伟系夫妻关系，二人与王桂丽均住在济南市槐荫区经七路571号院内。2018年5月25日早上6时许，周红伟与王桂丽在该院内因琐事发生口头争执。后袁西春从单元门出来，周红伟拦着不让袁西春继续向前走，王桂丽从远处跑过来抓扯袁西春，周红伟站在两人中间阻拦，王桂丽在抓扯过程中挥手朝袁西春脖子上打了一下，随后袁西春打了王桂丽两巴掌，王桂丽在和周红伟拉扯过程中咬住了周红伟的手指头，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后周红伟先爬起，袁西春站在旁边试图拉起周红伟，邻居也赶过来，将王桂丽和周红伟从地上拉起来，邻居和周红伟站在袁西春与王桂丽的中间阻挡他们，在阻挡过程中王桂丽与周红伟有过抓扯，但袁西春与王桂丽被旁边的邻居拉开了，未再有身体接触也未再发生斗殴行为。此后周红伟报警，槐荫分局青年公园派出所于当日受理此案，并于2018年5月28日对袁西春、周红伟、王桂丽三人进行了询问，后于2018年6月10日、2018年9月28日对王桂丽进行了询问，于2018年7月5日对该院传达室人员刘欣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6月15日，经槐荫分局青年公园派出所委托，槐荫分局对周红伟进行了伤情鉴定，做出（槐荫）公（刑）鉴（伤）字【2018】131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周红伟之损伤评定为轻微伤，当日该鉴定书送达周红伟。2018年8月27日，经槐荫分局青年公园派出所委托，槐荫分局对王桂丽进行了伤情鉴定，做出（槐荫）公（刑）鉴（伤）字【2018】200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分析意见：根据检验所见并结合案情调查，王桂丽2018年5月25日有被人打伤鼻子的外伤史，伤后经派出所调查有人证实王桂丽鼻子里面流血是袁西春打的，法医阅伤者所拍照片显示右鼻翼有一点片状皮肤破损，认为外伤所致王桂丽鼻部外伤后流血的事实客观存在，其损伤可以认定，鉴定意见为：王桂丽之损伤评定为轻微伤。当日该鉴定书送达王桂丽。2018年9月26日，经槐荫分局青年公园派出所申请，槐荫分局同意该案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8年9月27日，袁西春、周红伟、王桂丽在槐荫分局青年公园派出所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派出所对双方多次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经公安行政处罚审批后，槐荫分局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槐公（青年公园）行罚决字[2018]5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袁西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向袁西春送达。袁西春对槐荫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32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殴打行为发生在济南市槐荫区，属于槐荫分局治安管理区域，因此槐荫分局对本案有管辖权，具备作出槐公（青年公园）行罚决字[2018]5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32号）第一百六十条规定：“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达成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治安案件于2018年5月25日进行受案登记，扣除进行鉴定的期间和调解期间，2018年9月28日槐荫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未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 《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公通字[2005]98号）第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伤害案件后，应当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32号）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第四款规定：“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同一行政案件的同一事项重新鉴定以一次为限。”本案中，槐荫分局于2018年5月25日受理本案，至2018年8月15日才受理对王桂丽进行法医学人体损伤鉴定，未提交其受理案件后在24小时内对王桂丽伤情开具鉴定委托书的证据，同时槐荫分局亦未向袁西春送达对王桂丽伤情作出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剥夺了袁西春提出异议或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违反了上述程序规定。槐荫分局主张依据《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十九条“对影响组织、器官功能或者伤情复杂，一时难以进行鉴定的，待伤情稳定后及时提出鉴定意见，并出具鉴定文书”的相关规定，其出具本案鉴定意见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本案鉴定意见书中认定的王桂丽鼻外伤并不属于上述规定情形，故槐荫分局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32号）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审批时，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三）案件定性是否准确；（四）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五）办案程序是否合法；（六）拟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适当。”本案中，槐荫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记载了“以上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伤情鉴定意见等事实依据”，而槐荫分局未在案发第一时间内固定相关证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经一审法院审核不能作为合法有效证据使用，槐荫分局作为证据使用的伤情鉴定意见书经一审法院审核亦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合法有效证据使用。故槐荫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袁西春殴打王桂丽致其轻微伤，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确实充分。 综上，槐荫公安分局作出的槐公（青年公园）行罚决字[2018]5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袁西春请求撤销被告槐荫分局槐公（青年公园）行罚决字[2018]5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鉴于袁西春有殴打他人的行为，槐荫分局应重新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槐公（青年公园）行罚决字[2018]5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重新对原告袁西春殴打他人的行为作出处罚决定。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负担。 上诉人槐荫公安分局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仅依据上诉人调取的监控视频认定证人未目睹打架过程，认识过于武断和片面，证人作出的证言正是证人在引领该车辆进入院内过程中，在监控画面之外对其看到的打架动态的如实陈述，足以证明证人看到了双方打架、看到了王桂丽鼻子流血，与上诉人调取的监控视频相吻合。二、一审法院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槐荫分局依据王桂丽医院急诊病历、王桂丽伤情照片、证人证言和青年公园派出所的工作记录，为王桂丽出具了《法医学人体损伤鉴定书》，证实王桂丽所受损伤为轻微伤，虽然上诉人未能在事发后24小时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仅是程序上瑕疵，但鉴定意见书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其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且《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等未明确24小时未开具伤情鉴定、未向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送达鉴定意见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关键事实错误，关键证据不予采信实属错误，请求撤销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行初23号行政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袁西春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证人刘欣欢系作伪证，袁西春与王桂丽发生冲突时间为6时46分54秒至6时47分00秒，此时刘欣欢正在传达室内，传达室位置位于现场盲区，不可能在监控画面之外看到打架现场，更不可能看见“袁西春打了王桂丽脸上一巴掌，王桂丽鼻子出血”。二、一审判决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系依法认定，从现场录像看是王桂丽猛冲上前先动手打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处于自卫回击，仅是条件反射回击了2巴掌，此后未再与王桂丽发生任何肢体冲突；王桂丽的伤情照片未提供原始载体、无拍摄时间，2018年5月25日省立医院急诊病历未记载鼻子有外伤；伤情鉴定报告依据的是病历和上诉人工作记录，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王桂丽述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坚持实事求是。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袁西春是否具有殴打王桂丽并造成其轻微伤的事实存在。 根据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袁西春殴打第三人王桂丽的证据有监控录像、证人证言、袁西春的陈述及伤情鉴定书，通过二审当庭播放监控录像，可以看出“袁西春从单元门出来后，周红伟拦着不让袁西春继续向前走，王桂丽从远处跑过来与袁西春抓扯，后王桂丽挥手朝袁西春脖子上打了一下，随后袁西春用手连续打了王桂丽”，该事实与袁西春询问笔录中“姓王的女的飞快从大门口一边跑一边骂，后姓王的打了我脖子上一巴掌，我还手打了她脸上一巴掌”陈述殴打行为相一致，以上证据可以相互佐证，证明袁西春具有殴打第三人王桂丽的行为。槐荫公安分局认定被上诉人对王桂丽实施了殴打认定正确。 关于证人刘欣欢的证言，其表述为：“过了一会外面来了一辆车，我就开大门把车领进来，我把车领到院里面，我看见袁西春打了王桂丽脸上一巴掌，王桂丽鼻子里面出血了，后因为停车，我就没有注意他们怎么打的了”，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刘欣欢于6时46分25秒进入传达室，于6时47分31秒出传达室与车辆协商，于6时49分28秒把车领进院子里，而袁西春与王桂丽殴打的时间显示为6时46分48秒-6时47分01秒，此后仅有在6时48分15秒时显示有抓扯行为，由此可见在袁西春与王桂丽殴打过程中刘欣欢一直在传达室中，刘欣欢将车辆引导进院子时袁西春与王桂丽已不再有肢体接触，这一事实与刘欣欢的“我把车领到院里面，我看见袁西春打了王桂丽脸上一巴掌”这一连贯性的过程相矛盾。上诉人二审又辩称刘欣欢看见袁西春殴打王桂丽是在监控室内看见，其辩称与刘欣欢的证言亦不相符，故刘欣欢的证言与事实不能相印证，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关于王桂丽的伤情鉴定报告，上诉人将送检材料“王桂丽伤后就诊省立医院急诊病历（就诊时间2018年5月25日）、办案单位出具的工作记录、伤者本人”于2018年8月15日进行送检，而省立医院急诊病历未记载第三人王桂丽当日鼻翼有伤，办案单位出具的工作记录即为王桂丽和刘欣欢的证言，王桂丽于2018年5月28日第一次作询问笔录时亦未提出鼻翼有伤的情形。《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32号）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第四款规定：“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同一行政案件的同一事项重新鉴定以一次为限。”槐荫公安分局于2018年5月25日受理本案，于2018年8月15日受理王桂丽法医学人体损伤鉴定，同时槐荫公安分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向袁西春送达该伤情鉴定书，剥夺了袁西春提出异议或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违反了上述程序规定，该伤情鉴定程序违法，槐荫公安分局由此认定袁西春殴打王桂丽致其轻微伤证据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槐荫公安分局作出的槐公（青年公园）行罚决字[2018]5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上诉人殴打王桂丽致其轻微伤的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袁西春有殴打他人的事实存在，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重作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槐荫公安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正升 审 判 员 孙继发 审 判 员 魏吉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张倩倩 书 记 员 聂林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