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7民终40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兰昕，女，197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寻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添贵，男，197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寻乌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系何添贵之妻），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寻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键文，江西明理（赣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刘兰昕因与被上诉人何添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2019）赣0734民初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兰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判决何添贵归还刘兰昕的借款135.8万元，并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直至全部借款本息还清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添贵承担。事实和理由：1、何添贵向刘兰昕借款135.8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有何添贵写给刘兰昕执存的借条足以证实。借款的由来，是2015年12月16日何添贵与刘兰昕签订《山林田地转让合同》，何添贵称其需打发（买断）隐名股东的山林股份及其内部纠纷，刘兰昕以借款的方式付了135.8万元给何添贵，因《山林田地转让合同》未履行，双方约定135.8万元是刘兰昕借给何添贵的借款，有何添贵的亲笔签名的借条证实。2、何添贵只有在收到借款后，才会将借条交给刘兰昕执存，刘兰昕的取款记录可以佐证交付现金给何添贵的事实。假如何添贵未收到借款，其早已取回借条或者撕毁借条，借条就不可能至今还在刘兰昕处。3、一审判决以刘兰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错误。刘兰昕在一审时提交的借条和银行取款记录足以证实刘兰昕和何添贵存在借贷关系。4、本案借款不是转让款，刘兰昕与何添贵签订的《山林田地转让合同》未履行而终止，仍是作借款借给何添贵的，未转为转让款。5、本案借款不是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金。刘兰昕与何添贵签订《合伙协议书》成立了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刘兰昕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前期支付了76万元的股金给何添贵，后面陆续支付了546270.53元的股金及在2017年出资了52396元到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刘兰昕2016年1月19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后投资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还出资1358666.53元来看，本案借款135.8万元不是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金。 何添贵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组织了三次开庭，每次开庭都对是否存在借款、支付款项的事实进行多次询问，也对证人进行了询问，一审法院结合刘兰昕自认的借款形成情况进行综合作出判断，也在判决中罗列了多个理由来说明刘兰昕起诉何添贵借款不是事实。 刘兰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35.8万元，并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何添贵于2013年冬陆续与吉潭镇籁地村鹿冲村小组的农户订立山林合同4份、田地合同17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以“寻乌县新兴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兴公司）的名义经营管理。该公司是何添贵于2014年12月注册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2月16日，被告何添贵（甲方）与原告刘兰昕（乙方）签订了《寻乌县吉潭镇籁地村鹿冲村小组山林田地转让合同》（下称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寻乌县吉潭镇籁地村鹿冲村小组山林田地转让给乙方（即何添贵将新兴公司整体转让给刘兰昕），转让金260万元；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之日付125万元，2016年1月11日付135万元。原告称因该山林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签订合同之日没有支付125万元，又因解决纠纷有现金需要，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以借款的形式付给被告135.8万元。原告诉称山林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而被告否认山林存在股东纠纷，股东陈跃荣及负责承租案涉山林田地的经办人谢其芬也证实该山林不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诉称的股东纠纷不予采信。被告否认与原告签订过转让合同，对该抗辩意见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2016年1月11日，刘兰昕在农商银行取现135万元。同日，何添贵向刘兰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兹借到刘兰昕现金用于公司周转。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捌千零佰零拾零元零角零分￥13580000.00此据经手人：何添贵2016年1月11日”。借条中除“何添贵”是何添贵本人亲笔所写外，其余内容如：出借人、付款方式、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均系原告自己书写（何添贵是初中文化程度，有书写借条的能力）。借条没有写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内容。 2016年1月19日，被告何添贵与原告刘兰昕、案外人陈跃荣签订《合伙协议书》。合伙协议所涉山林田地与新兴公司的山林田地完全相同。合伙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经营“寻乌县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投资400万元，何添贵占51%出资204万元、刘兰昕占36%出资144万元、陈跃荣占13%出资52万元（陈跃荣将其享有的13%股份转给了刘兰昕，公司股份相应变成何添贵占51%出资204万元、刘兰昕占49%出资196万元）。何添贵以其前期投资估价280万元作为其实际出资，除去约定出资204万元，应收回76万元；刘兰昕、陈跃荣均以现金方式（个人借贷或个人筹措）进入公司账户出资。刘兰昕分次将何添贵应收回的76万元以转账方式付给何添贵的妻子刘某，何添贵于2016年2月1日出具了相应金额的收条交原告执存。截止2018年2月，刘兰昕提交单据证明其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了1358666.53元(其中含付给何添贵的76万元)，何添贵和陈跃荣均未出资。 原告自认借款135.8万元因转让合同而产生，当时付款的真实意图是转让山林田地，受让山林经营使用权；后来由于纠纷一直未处理好，山林权证没有过户给原告（转让合同对此并无约定），转让合同自始至终没有履行，才依双方约定将此合同转让价款135.8万元作为借款并按2%的月利率计算利息。原告对原合同转让价款135.8万元经双方约定作为借款的陈述，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原合同转让价款135.8万元何时转化为借款的问题，原告陈述前后不一致：有时称在2016年1月19日签订合伙协议后即作为借款；有时称“前面没有商量，后面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作为山林款我就不同意了，我不要他的山林了，我要作为借款向我还本付息”；有时又称“前面以为会抵我的投资款没（有向被告）催（过借款本息）”。庭审中，刘兰昕还称被告之所以同意其合伙出资可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时支付，是“因为其已通过借款方式预付了135.8万元”。刘兰昕在其2016年1月25日查询打印的农商银行简易明细中对“2016年1月11日取现135万元”部分特意划线注明“投资吉潭山林、有条”。由此可见，原告对双方讼争的135.8万元的款项性质，在2016年1月25日前仍然认可属山林投资款；之后亦无证据证明已转化为借款。 另查明，被告何添贵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有价值较大的多处房产、几辆汽车；从2015年至今有比较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无不良征信记录。除2016年12月向银行申请了“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98万元（实为寻乌县两岸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而非其个人贷款）和2017年4月因按揭方式购买商铺贷款24万元外，无其他未还清的银行贷款。 还查明，2016年1月，被告何添贵与原告刘兰昕、案外人陈跃荣三个合伙人注册成立的“寻乌县鑫禄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寻乌县新兴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范围、股东等均相同，则两个公司共有一个经济实体。2016年8月，被告何添贵与原告刘兰昕等人又注册成立了“寻乌县两岸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何添贵占30%实际出资45万元、刘兰昕占40%实际出资60万元、其他股东占30%实际出资45万元。公司账务均由原告刘兰昕负责管理。原、被告经济交往频繁，仅在2016年3月16日至12月30日期间，刘兰昕向何添贵多次转账汇款且金额累计近100万元。 又查明，原告刘兰昕在合伙过程中常以借款形式出资。情形如同公司具体事务管理人谢其芬的借条：兹借到刘兰昕人民币××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合计人民币××元，经手人：谢其芬，×年×月×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发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转让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事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根据原、被告举证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借款的原因、目的需求、双方关系和特定的环境等因素综合判断。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原告除了要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外，还要证明借贷行为已实际发生。本案中，原、被告借贷合意真伪不明，借条形式存在瑕疵，没有转账凭证证明借款已实际给付；被告的抗辩和举证已达到了否定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明程度，而原告对不符合常理的诸多疑点，既未提交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故一审法院对案涉借贷事实认为原告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采信。理由如下： 一、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1、借条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一般由债务人书写并签章。案涉借条不是被告自己出具而是由原告代书，不能真实体现借款人的意思表示，亦不符合借贷双方的习惯做法；2、借条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与利息计付等，不具有借贷关系的常有特征；3、借条写明的借款用途是公司周转，何添贵是经手人，无法据此证明何添贵是借款人。不能排除何添贵所在公司的借款人地位；4、庭审中，原告自称以借款的形式支付山林田地的转让价款；自认合伙过程中之所以可以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时陆续出资，是因为“我通过借款方式预付了135.8万元”；且在当事人签订合伙协议后，原告仍注明该款系“投资吉潭山林”的投资款。故案涉135.8万元的款项性质难以认定为原告主张的借款，而更具有转让山林田地的合同价款特征；5、原告没有证据证实135.8万元投资款，已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投资款转变成了借款，甚至原告自己对该款从何时起转变成了借款都表述含糊、前后矛盾。 二、借款有无实际给付，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借款数额巨大，原告以借据主张债权并称已现金方式交付，而被告抗辩借据载明的借款没有交付。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若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该借款合同未生效。故原告应就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及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虽有135万元的取款记录，但未能提供银行汇款凭证、被告银行账户变动、资金流向或借款已现金交付等借款已实际给付的证据证明。因原告无法证实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未生效。 三、被告关于借贷行为尚未发生的抗辩，有合理的说明和证据证明，已达到了否定借贷关系存在的程度；而原告对案件事实存在的诸多疑点，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一）借款发生的基础事实存疑。1、原告陈述在签订转让合同前已去实地考察并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称公司存在隐名股东等纠纷，但至今仍不知道谁是隐名股东、存在何种纠纷，为何需要135.8万元现金处理纠纷，该款有无用于处理纠纷及如何处理纠纷；而被告何添贵否认存在山林股东及其纠纷，股东陈跃荣及负责承租上述山林田地的经办人谢其芬也证实该山林不存在“敏感性股东纠纷”，借款原因存在疑点。2、山林田地转让合同约定，签订合同之日付125万元，2016年1月11日付135万元。原告明知存在纠纷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还签订合同并约定当日支付125万元；被告明知经山林转让可取得转让价款260万元，还大额高息举债，不符合常理。3、《合伙协议书》从2015年年底开始要约签订，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磋商和多次修正合同文本，在原转让合同未明确解除和支付的135.8万元款项性质没有约定及原告诉称纠纷仍未处理好的情况下，原告仍于2016年1月19日与被告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不符合常理。且何添贵与陈跃荣否认从要约到正式签订合伙协议过程中，刘兰昕提及过2016年1月11日以借款方式向何添贵支付135.8万元的事实。4、既然支付135.8万元的目的、用途是取得山林田地的经营使用权，原告已以合伙形式获取了公司49%的股份山林，理应抵作其出资款。而原告不但没有把135.8万元抵作出资款，反而向被告支付了76万元，不符合常理。5、被告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出具借条时有较稳定可观的收入、拥有多处房产和多辆汽车等财产，无不良征信记录，没有银行贷款；即使有资金需求亦可向银行借贷利率相对较低的借款，如此大额高息向原告借款，不符合常理。（二）如果存在135.8万元借款，被告需向原告每月支付27000余元的利息；而被告按合伙协议足额出资204万元的情形下，仍同意原告可在公司需要资金投入时分若干年陆续出资，不符合情理。（三）借款给付方式不符合常理与交易习惯。借贷金额高达135.8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双方经济交往过程中不论金额大小均采取银行转账收付的交易习惯不符。（四）即使双方存在135.8万元的借贷关系，被告完全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原告亦有多个向被告取回借款本息的机会，而案涉债务本息分文未还，不符合情理。1、被告完全可以财产变现或抵押方式在银行获取利息较低的贷款归还本案借款。被告具备向银行借贷的条件而没有贷款，却长期拖欠原告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135.8万元借款；2、原告依合伙协议向被告支付76万元返还款时，原告完全可以抵消被告借款或者要求被告将返还的76万元用于偿还债务，但双方对这本属理所当然的事均未提及并抵消互负债务；3、原告自称借款目的为了获利，而原告向被告账户多次转账、双方共同投资注册设立公司过程中，原告有多个机会要回借款却未收取分文本息；4、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对该135.8万元借款主张过债权或与被告协商过还款事宜，承认借款至今未归还过本息；被告否认存在该债务，称原告没有向其催取过该借款。（五）原告自称合伙过程中常以借款形式出资。案涉借条的书写习惯与原告提交的案外人谢其芬写具的借条相似；借款金额与原告自称的实际合伙出资接近，难免让人产生合理怀疑。 综上所述，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未就自己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完成举证证明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兰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22元，由原告刘兰昕负担；笔迹鉴定费3000元，由被告何添贵承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兰昕是否在2016年1月11日向何添贵出借135.8万元。刘兰昕主张135.8万元为其向何添贵出借的借款，而非《山林田地转让合同》中的转让款。刘兰昕在一审中提交了借条及银行流水账单一份，证明其与何添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已将借款金额135.8万元支付给何添贵。何添贵二审否认其向刘兰昕借款135.8万元，并认为2016年1月11日出具借条的135.8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双方在合伙过程中先以借款的方式进行出资，最后算总账，由何添贵出具借条，这是对刘兰昕出资的结算或者认可。本院认为，首先，从形式及内容上分析，何添贵出具的135.8万元借条不具有个人借款性质。刘兰昕提供的2016年1月11日何添贵出具的借条，记载了借款用途为“用于公司周转”，落款为“经手人何添贵”，落款处不是书写为“借款人何添贵”。案涉的135.8万元借条原是一张填空式格式便条，除落款处“何添贵”签名是何添贵本人签名外，“兹借到刘兰昕现金用于公司周转”及借款金额的内容都刘兰昕本人填写。同时，刘兰昕在其银行交易明细表上2016年1月11日取款135万元的一栏中注明“投资吉潭山林存条”。此进一步说明案涉的135.8万元不是借款。其次，刘兰昕对合伙支出有要求收款人出具借条作为支付凭证的做法。案外人谢其芬是双方雇请的员工，2016年8月16日刘兰昕预支建鸡鸭栏舍款4万元、2016年9月15日刘兰昕预付工人工资5万元，都让谢其芬出具了借条，且两张借条落款处均注明“经手人谢其芬”。再次，自何添贵出具135.8万元借条以后，刘兰昕没有收取过何添贵135.8万元借款相应的利息。自2016年1月11日何添贵出具135.8万元借条起至本案成讼共三年多时间，何添贵没有向刘兰昕支付过借款利息，这与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何添贵家经济较为宽裕，无需向刘兰昕进行大额借款。即使要借款，何添贵也可以将其资产抵押办理金融借款。综上分析，刘兰昕与何添贵为生意伙伴经常有经济往来，何添贵否认其向刘兰昕借款135.8万元，2016年1月11日135.8万元借条的形成及交易存在许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不存在135.8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具有事实依据。刘兰昕主张案涉款135.8万元为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22元，由上诉人刘兰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军 审 判 员  彭伟明 审 判 员  肖利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代理书记员  吴丽芳 代理书记员  雷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