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225刑再1号原公诉机关明水县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刘瑞锋，男，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身份证号232321197006104316，初中文化，原海伦市共荣乡共兴村党支部书记，现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共荣乡共兴村4组。因涉嫌贪污罪，被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取保候审。再审辩护人邴双全，黑龙江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孙永峰，男，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专科文化，海伦市共荣乡经管站站长，现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秦长德，男，196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专科文化，海伦市共荣乡财政所所长，现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犯滥用职权罪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7）黑1225刑初107号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认定罪名有错误、量刑不当，依法提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明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宿云飞出庭支持公诉，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及辩护人邴双全、秦长德、孙永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明水县人民检察院以黑明检公诉刑诉[2017]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瑞锋犯贪污罪、孙永峰、秦长德犯玩忽职守罪，于2017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明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宿云飞出庭支持公诉，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及其辩护人杜某、原审被告人孙永峰及其辩护人高秀龙、原审被告人秦长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公诉机关明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贪污罪，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在担任海伦市共荣乡共兴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于2012年10月份，利用其职务便利虚构其承包村机动地合同，伪造承包土地收据，增大村民流转土地面积等手段，使用虚假材料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补贴，申报种植总面积为5189亩，获得了国家超级种粮大户补贴437500元，其中3300余亩是刘瑞锋实际种植亩数，其中1700余亩为虚报亩数，刘瑞锋未达到种植面积5000亩的要求。2015年1月份，刘瑞锋利用其职务便利虚构其承包村机动地合同，伪造承包土地收据，增大村民流转土地面积等手段，申报种植面积5520亩，其中实际种植面积2800余亩，虚报2600余亩，未达到领取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要求种植面积5000亩的条件，获得超级种粮大户补贴988000元。刘瑞锋两次利用职务便利共获得国家种粮大户补贴资金1195646元。二、玩忽职守罪，原审被告人孙永峰任某市共荣乡经管站站长，原审被告人秦长德任某市共荣乡财政所所长。在2012年和2015年负责对刘瑞锋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资格项目申报实际核查，在没有对刘瑞锋种植面积核实到位的情况下，在超级种粮大户申报材料上签字通过，致使国家财产损失人民币1195646元。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于2017年5月3日自首到案。原公诉机关同时向本院移交了相关证据，认为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被告人刘瑞锋的刑事责任，以玩忽职守罪追究被告人孙永峰、秦长德的刑事责任，提请原审法院依法判处。原审被告人刘瑞锋辩称，我对起诉书认定贪污罪名有异议，我对孙永峰、秦长德没有虚构隐瞒事实，他们两人知道我的土地不足五千亩，检察机关起诉我的罪名应当与孙永峰、秦长德犯滥用职权罪一致。原审被告人刘瑞锋的辩护人辩称：一、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不构成贪污罪。1.被告人刘瑞锋在申报超级种植大户补贴过程中不具备职务上的便利，种粮大户申报材料的审查核实是村委会主任和会计的职责，刘瑞锋是村委会的支部书记，其根本不具备职务上的便利，其具备的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工作上的方便；2.被告人刘瑞锋没有实施骗取、窃取、侵吞等行为。其不具备职务上的便利，刘瑞锋的行为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以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不具备贪污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贪污罪。二、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1.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2.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对于结果不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刘瑞锋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对于结果的发生也不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三、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应构成滥用职权的共犯。1.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成为滥用职权的共犯。首先，虽然刑法分则未明确规定对滥用职权犯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勾结，伙同犯罪的以共犯论处，但是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刑法总则对贪污罪中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整体指导性。从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只能有一个犯罪故意，若分别定罪，就等于同一犯罪行为有两个故意，这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共同犯罪主观要件的整体性，也违背了共同犯罪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次，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做了界定，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立法解释不难看出，虽然渎职罪的主体仍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已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出了扩大解释。本案中刘瑞锋虽然并不属于扩大解释中的主体身份，但也排除了仅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滥用职权罪这一决定的说法。最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即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可以构成渎职犯罪共犯的。2.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来说，被告人刘瑞锋和孙永峰、秦长德构成了滥用职权的共犯。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所有共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结合本案，孙永峰、秦长德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致使刘瑞锋套取超级种植大户补贴资金，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既有都明知亩数不够的主观故意和意思联络，又实施了具体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从犯罪结果看，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孙永峰、秦长德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和刘瑞锋伪造假资料的行为共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对被告人刘瑞锋行为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能体现我国的立法精神。本案中，孙永峰、秦长德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转让性，是非身份者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若无孙永峰、秦长德行为，刘瑞锋的行为不仅无法实施而且失去了实施的必要性，故本案非身份者刘瑞锋的行为实际上是附属于孙永峰、秦长德的行为，其行为性质应以孙永峰、秦长德行为的性质来定。而按照“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简单的判定刘瑞锋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诈骗罪甚至无罪，不仅与本案事实不符，有悖法理，而且放任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实施犯罪，与我国立法精神严重不相符。4.对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能体现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首先，刘瑞锋作为一个种粮大户，其得到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资金是符合国家培育和发展种粮大户，促进土地规范，合理和有序流转，实现粮食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机械化作业，提升粮食产业化发展水平的财政补贴政策精神的。其次，被告人刘瑞锋在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资金到手后，也确实把该资金用到了国家政策规定的“仓储设施建设、农机具购置支出”上，其没有用于个人挥霍或者挪作他用，其使用的方向确实是用于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机械化作业的事业上。最后，本案中，这种大部分真实，只制作了一小部分虚假材料以达到政策规定的条件，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并且把资金使用到了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向上，基本符合国家规定的补贴政策精神，这种行为和纯粹的贪污、诈骗犯罪行为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武断地以贪污、诈骗对被告人刘瑞锋定罪量刑，不符合刑法罚当其罪的基本原则，对于被告人刘瑞锋也不公平。二、被告人刘瑞锋具备自首的法定减轻情节，应据此对其进行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刘瑞锋能够积极悔罪，主动退赃，应对其进行减轻处罚。四、被告人刘瑞锋得到的补贴款有700000元用于偿还了村上的债务，法庭应据此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刘瑞锋得到补贴资金后，把其中的700000元用来偿还了村上的债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此行为虽然不影响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的定性，但应该据此对被告人刘瑞锋做从轻处罚。五、被告人刘瑞锋系初犯、恳请法庭据此酌定从轻情节对其进行从轻处罚。综上被告人刘瑞锋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经济损失1195646元，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加之刘瑞锋具有投案自首、真诚悔罪、积极退赃等法定的情节、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辩护人认为，应该对被告人刘瑞锋定罪免除处罚较为适宜。原审被告人孙永峰辩称，我对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有异议，我没有渎职，应当定我滥用职权罪，不应定玩忽职守罪，当时我知道刘瑞锋土地亩数不够，我还在相关手续签了字，我确实有责任，但希望法庭对我从轻处罚。原审孙永峰辩护人辩称，一、被告人孙永峰的行为应构成滥用职权罪，而不是玩忽职守罪。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区别：（1）行为性质上的区别：滥用职权罪在客观方面的本质属性是对职权的“滥用”。这种“滥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超越职权的滥用：二是违法行使职权的滥用，即行为人违反法定办事程序，随心所欲地违法处理公务。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的本质属性是对职守的“玩忽”。这种“玩忽”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不履行职责，即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二是不认真履行职责，即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对法定职责义务，马虎草率、敷衍塞责。（2）两罪在主观方面的区别：滥用职权罪主要是由故意构成，表现为故意的滥用职权，即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玩忽职守罪主要由过失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主观过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应恪尽职守，时刻保持必要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理，对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造成重大损害结果。被告人孙永峰和秦长德在明知刘瑞锋土地亩数不够的情况下，基于认为刘瑞锋也是种粮大户，虽亩数差点，也大致符合政策规定的考虑，决定给刘瑞锋审核通过了。从以上事实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区别可以看出，孙永峰的行为应该构成滥用职权罪，虽然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同属于一个法条规定，量刑也基本一致，但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辩护人认为孙永峰的行为还是应该认定构成滥用职权罪。二、被告人孙永峰具备自首的法定减轻情节，应据此对其进行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孙永峰系初犯，恳请法庭据此酌定从轻情节，对其进行从轻处罚。四、被告人孙永峰未取得任何收益，刘瑞锋退还了补贴资金，避免了损害后果的发生。法庭应据此对其进行从轻处罚。综上被告人孙永峰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加之，孙永峰具有投案自首、无前科劣迹等情形，所以，辩护人认为，应该对孙永峰做定罪免处刑事处罚为宜。原审被告人秦长德辩称，我是乡里财政所所长，刘瑞锋在2012、2015年两次申报种粮大户中我负责审核，当时我知道他种了不少地，也知道差一些亩数，但考虑到他是种粮大户，国家又有这么好的政策，我碍于面子没有认真核实，如果我不签字的话，刘瑞锋不可能获得国家补贴，我希望得到法庭的从轻处理。原审审理查明，2012年，被告人刘瑞锋为了享受黑龙江省超级种粮大户的政策待遇，获得超级种粮大户项目补贴款，在明知自己的种植面积是3300亩未达到5000亩超级种粮大户标准的情况下，利用虚假机动地承包合同、伪造承包费收据、虚构村民流转土地面积等手段，使用虚假材料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虚报土地种植面积1700余亩。2015年1月，被告人刘瑞锋利用同样手段，在实际种植面积2800亩的情况下，以其子刘某1的名义，使用虚假材料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虚报土地种植面积2600余亩。期间，被告人孙永峰任乡经管站站长，被告人秦长德任乡财政所所长，作为该乡超级大户资格及项目补贴申报审核的具体负责人，明知刘瑞锋2012年和2015年土地种植未达到5000亩，不符合超级种粮大户资格和项目补贴申报条件，但考虑到刘瑞锋是全乡最大的种粮户，既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又建造了储粮仓和烘干塔，便于2012年和2015年违反《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财政补贴实施方案》、《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资格审定及管理办法》、《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刘瑞锋按照超级种粮大户上报并申请项目补贴款，致使刘瑞锋两次非法获得国家超级种粮大户专项补贴资金1425500元。2015年9月，刘瑞峰在建烘干塔项目（该项项目属申报超级种粮大户必建项目）时先行垫付缴纳税款229854元，刘瑞峰个人实际占有1195646元。此款被刘瑞锋用于偿还耕种土地、购买农机具、建造储粮仓及烘干塔欠款等。案发后，被告人刘瑞锋将赃款1195646元全部上缴检察机关。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于2017年5月3日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原审上述事实有如下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的供述，证实被告人刘瑞锋虚报、申报种粮大户亩数及获得国家补贴的详细过程；2、证人张某1、张某2、武某、王某、张某3、李某、张某4、赵某1、禹某、周某1、何某、常某的证言，证实以上十二人未将自有土地转让给刘瑞锋，涉及以上证人土地转让合同系虚假的；3、证人马某1、赵某2的证言，证实国家有超级种粮大户国家补贴政策后被告人刘瑞锋申请该项目过程；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刘瑞锋系其父亲，在刘瑞锋办理超级种粮大户时是用其名字办理的，字是刘瑞锋签的，自己不知情；5、证人常某的证言，证实刘瑞锋以个人名义申报种粮大户，与村集体无关，具体情况不清楚；6、证人张某5的证言，证实与刘瑞锋开过砖厂，合伙出资建过烘干塔、储粮仓；7、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至2015年，刘瑞锋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资格是刘瑞锋个人的事，与村集体无关，详细情况不清楚；8、证人张某6的证言，证实其父亲张某5与刘瑞锋共同开过砖厂，其本人与刘瑞锋分别资建过烘干塔及储粮仓；9、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超级种粮大户资格是刘瑞锋个人申报的，得的补贴也是个人的，并还能证实刘瑞锋用种粮大户补贴还村里贷款一事，但等于村里欠刘瑞锋70万元债务；10、证人张某7、孟某、万某的证言，均证实其家土地卖给刘瑞锋种植过程；11、海伦市财政局提供的刘瑞锋2012年和2015年申请种粮大户补贴的虚报申报材料，虚报土地转让合同书，虚假收据，证实刘瑞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伪造方法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事实；12、《黑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种粮大户财政补贴方案》的通知，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省财政厅关于拔付2012年度超级种粮大户项目补贴资金》的通知，主要证实超级种粮大户种植面积必须在5000亩以上给予补助，由当地财政所、经管站主要领导签字及给付补贴方式、方法、标准，并能证实刘瑞锋2012年领取种粮大户补贴437500元，2015年领取种粮大户补贴988000元。13、绥化市财政局关于落实《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财政补贴实施方案》的意见，海伦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海伦市瑞畅家庭农场建设粮食烘干仓储的请示，银行查询凭证，税收完税证明，建筑业统一发票，超级种粮大户补贴项目计划申请表，购买农机具说明，证实项目补贴款的去向；14、村干部任免审批表，海伦市共荣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工作说明，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自然身份情况；15、收缴赃款收据，证实被告人刘瑞锋将补贴款退还；16、自首说明，证实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系自首到案。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孙永峰、秦长德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负责种粮大户资格和财政补贴申报审核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将不具备种粮大户资格的刘瑞锋纳入种粮大户的范围，与被告刘瑞锋相互勾结、虚假申报，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三名被告人犯罪后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刘瑞锋所得赃款已全部退赔，未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且当庭认罪、悔罪。综上，三名被告人犯罪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合理部分，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瑞锋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二、被告人孙永峰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秦长德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经再审查明，2012年，原审被告人刘瑞锋为了享受黑龙江省超级种粮大户的政策待遇，获得超级种粮大户项目补贴款，在明知自己的种植面积是3300亩未达到5000亩超级种粮大户标准的情况下，利用虚假机动地承包合同、伪造承包费收据、虚构村民流转土地面积等手段，使用虚假材料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虚报土地种植面积1700余亩。2015年1月，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利用同样手段，在实际种植面积2800亩的情况下，以其子刘某1的名义，使用虚假材料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补贴，虚报土地种植面积2600余亩。期间，原审被告人孙永峰任乡经管站站长，原审被告人秦长德任乡财政所所长，作为该乡超级大户资格及项目补贴申报审核的具体负责人，明知刘瑞锋2012年和2015年土地种植未达到5000亩，不符合超级种粮大户资格和项目补贴申报条件，但考虑到刘瑞锋是全乡最大的种粮户，既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又建造了储粮仓和烘干塔，便于2012年和2015年违反《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财政补贴实施方案》、《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资格审定及管理办法》、《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刘瑞锋按照超级种粮大户上报并申请项目补贴款，致使刘瑞锋两次非法获得国家超级种粮大户专项补贴资金1425500元。2015年9月，刘瑞峰在建烘干塔项目（该项目属申报超级种粮大户必建项目）时先行垫付缴纳税款229854元，刘瑞峰个人实际占有1195646元。此款被刘瑞锋用于偿还耕种土地、购买农机具、建造储粮仓及烘干塔欠款等。案发后，被告人刘瑞锋将赃款1195646元全部上缴检察机关。原审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于2017年5月3日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再审上述事实有如下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的供述，证实被告人刘瑞锋虚报、申报种粮大户亩数及获得国家补贴的详细过程；2.证人张某1、张某2、武某、王某、张某3、李某、张某4、赵某1、禹某、周某1、何某、常某的证言，证实以上十二人未将自有土地转让给刘瑞锋，涉及以上证人土地转让合同系虚假的；3.证人马某1、赵某2的证言，证实国家有超级种粮大户国家补贴政策后被告人刘瑞锋申请该项目过程；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刘瑞锋系其父亲，在刘瑞锋办理超级种粮大户时是用其名字办理的，字是刘瑞锋签的，自己不知情；5.证人常某的证言，证实刘瑞锋以个人名义申报种粮大户，与村集体无关，具体情况不清楚；6.证人张某5的证言，证实与刘瑞锋开过砖厂，合伙出资建过烘干塔、储粮仓；7.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至2015年，刘瑞锋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资格是刘瑞锋个人的事，与村集体无关，详细情况不清楚；8.证人张某6的证言，证实其父亲张某5与刘瑞锋共同开过砖厂，其本人与刘瑞锋分别出资建过烘干塔及储粮仓；9.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超级种粮大户资格是刘瑞锋个人申报的，得的补贴也是个人的，并还能证实刘瑞锋用种粮大户补贴还村里贷款一事，等于村里欠刘瑞锋700000元债务；10.证人张某7、孟某、万某的证言，均证实其家土地卖给刘瑞锋种植过程；11.海伦市财政局提供的刘瑞锋2012年和2015年申请种粮大户补贴的虚假申报材料，虚报土地转让合同书，虚假收据，证实刘瑞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伪造方法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事实；12.《黑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种粮大户财政补贴方案》的通知，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省财政厅关于拔付2012年度超级种粮大户项目补贴资金》的通知，主要证实超级种粮大户种植面积必须在5000亩以上给予补助，由当地财政所、经管站主要领导签字及给付补贴方式、方法、标准，并能证实刘瑞锋2012年领取种粮大户补贴437500元，2015年领取种粮大户补贴988000元;13.绥化市财政局关于落实《黑龙江省种粮大户财政补贴实施方案》的意见，海伦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海伦市瑞畅家庭农场建设粮食烘干仓储的请示，银行查询凭证，税收完税证明，建筑业统一发票，超级种粮大户补贴项目计划申请表，购买农机具说明，证实项目补贴款的去向；14.村干部任免审批表，海伦市共荣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工作说明，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自然身份情况；15.收缴赃款收据，证实被告人刘瑞锋将补贴款退还；16.自首说明，证实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系自首到案。本院认为，被告人刘瑞锋在担任海伦市共荣乡共兴村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因该村村委会主任长期病养，共兴村的村务实际由被告刘瑞锋管理，行使该村一把手的职权。海伦市共荣乡党委、政府为部署申请种粮大户补贴款工作，召开全乡党支部书记会议进行安排，说明被告人刘瑞锋系协助乡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符合贪污罪犯罪主体构成要件。被告人刘瑞锋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国家种粮大户补贴款的故意，客观上利用协助乡政府申报种粮大户工作的便利，使用虚假机动地承包合同，伪造承包费收据，虚构村民流转土地面积等手段，使用虚假材料申报超级种粮大户补贴，骗取补贴款1195646元。其行为既侵犯了国家财产安全，也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孙永峰、秦长德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明知被告人刘瑞锋申报种植亩数不符合国家政策条件时，仍予以签字上报，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刘瑞锋、孙永峰、秦长德自动投案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刘瑞锋主动认罪认罚并返还全部赃款，应予从宽处罚。但原判决认定刘瑞峰犯滥用职权罪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被告人孙永峰、秦长德认罪认罚，平时表现良好、无前科劣迹，原判决对其二人认定罪名和量刑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7）黑1225刑初107号刑事判决第二、三项判决，即被告人孙永峰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秦长德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二、撤销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2017）黑1225刑初10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刘瑞锋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刘瑞锋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并处罚金2000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四、非法所得1195646元由侦查机关明水县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判长  刘立斌审判员  杜成海审判员  屈年利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马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