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21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松艳，女，199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垣县蒲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增梁，河南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志，河南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庆伟，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媛媛，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书乾，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垣县蒲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乐，河南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薛连香，女，197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垣县。上诉人刘松艳、李庆伟因与被上诉人刘书乾、原审第三人薛连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8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松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增梁、王国志，上诉人李庆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媛媛，被上诉人刘书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薛连香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答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松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垣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8民初5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刘松艳不承担偿还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李庆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庆伟向第三人名下转款55万元的行为，不应当视为刘松艳已收到借款。刘松艳书写借据的行为，仅起到借款合意的形成，并不代表借款实事的发生。李庆伟将款支付给第三人的行为，与刘松艳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收款是受刘松艳的指定。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收到该笔款项后，并没有支付给刘松艳。二、李庆伟主张2015年8月3日当天，其又向刘松艳交付15万元的现金。刘松艳没有收到过李庆伟的15万元现金，李庆伟又没有交付刘松艳现金的充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根据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按照李庆伟的说法，2015年8月3日当天，共发生了三笔交易，从李庆伟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上看，其交付的15万元现金的说法与其实际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均不相符，故李庆伟交付15万元现金的主张也不应成立。李庆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刘书乾承担共同清偿借款的责任，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松艳、刘书乾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刘书乾与刘松艳为共同借款人，因此刘书乾也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一、从刘松艳庭审陈述可知，其在书写借据时，在现场的人员中有薛军田，也就是说薛军田是知晓案涉借款的出借方以及借款方这一事实，那么再结合2019年3月4日询问笔录，薛军田陈述刘书乾亦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因此，薛军田的陈述应当予以采信。故原审认定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仅为刘松艳，属认定事实错误。二、薛军田、刘松艳、刘书乾以及薛连香均为亲属关系，夏艳丽与薛军田是夫妻关系，据此在李庆伟交付现金时，刘松艳代刘书乾签字，李庆伟是有理由相信刘松艳得到刘书乾的授权，因此，刘书乾应当承担清偿借款的责任。刘松艳辩称，一、本案中涉案借条虽然达成合意，但是没有生效，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更不存在合同相对性之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结合本案，刘松艳没有收到李庆伟支付的借款，因此2015年8月3日借条不具备生效要件。二、刘松艳与夏艳丽不存在委托借款关系，更没有向出借人李庆伟指定收款账户，李庆伟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薛莲香银行卡账户系刘松艳指定。三、李庆伟转账给夏艳丽（薛莲香）的55万元，系李庆伟与夏艳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首先，夏艳丽欠款记录本，证明李庆伟的借款系和夏艳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夏艳丽在收到李庆伟借款后，分别将该款转给12个案外人，刘松艳与该55万元没有任何关系。录音证据证明，李庆伟起诉前对涉案借款均认可借款相对方是李庆伟和夏艳丽。四、刘松艳2015年8月3日出借条后，至起诉日之前，李庆伟从来没有给刘松艳打过一个电话主张过一次权利。与上述证据、情节相互印证，足以李庆伟的借款系和夏艳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五、长垣县人民法院2019年3月4日对薛军田的询问笔录，程序严重违法，如果属于证人出庭当庭质证，依法应通知刘松艳在场，如果属于法庭调查，依法当事人李庆伟应予回避，而不是同时对其二人询问。一审法院不但剥夺刘松艳辩论权利，且该证据不合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不应认定。李庆伟辩称：第一，从在场人员及利害关系方面，刘松艳自认书写借据时现场人员有:夏艳丽、薛军田、刘松艳、薛连香等人。该四人及刘书乾均为亲属关系，因此，上述人员陈述不利于刘松艳、刘书乾的证言证明力更强。因此，李庆伟完全有理由相信刘书乾亦为借款人。第二，从借贷合意方面，刘松艳书写借据的行为，表示其与李庆伟之间存在借货合意。关于刘书乾与李庆伟之间的借贷合意，则根据审对薛军田的《询问笔录》，可以确认刘书乾亦为案涉款项借款人。第三，从款项的交付地点及时间方面，原审庭审中，刘松艳、李庆伟、薛军田、第三人薛连香均认可借据出具地点在三宜房产中介，即薛军田与夏艳丽个人经营的店铺。2015年8月3日李庆伟及其妻子转账55万到第三人账户薛连香。随后在三宜房产中介，刘松艳书写借据，与此同时，李庆伟将15万元现金交付刘松艳。这一时间点也能说明，刘松艳确认款项到账后书写借据完全符合常理。刘书乾辩称：一审针对刘书乾的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正确，应驳回李庆伟对刘书乾的上诉请求。刘书乾没有向李庆伟借过钱，也未授权任何人向李庆伟借钱，借据上刘书乾的签字也非本人所签，李庆伟对此也认可。原审法院对薛军田所做的笔录，同刘松艳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薛连香未发表陈述意见。李庆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书乾、刘松艳偿还李庆伟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416150元（按照月息一分五厘，自2015年8月3日暂算至2018年11月21日，之后利息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时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刘书乾、刘松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庆伟与肖巧英系夫妻关系，2015年8月3日，刘松艳向李庆伟借款700000元，李庆伟及其妻子肖巧英向指定的薛连香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卡号：62×××77）分别转款100000元、450000元，并向刘松艳交付150000元现金，同日刘松艳向李庆伟出具借据一份，其内容为：“借据今借到李庆伟人民币（大写）柒拾万元整此据￥700000．00（捺指印）借款用途说明月息1分5厘借款人签章刘松艳（捺指印）刘书乾（刘松艳书）”后经李庆伟多次催要，刘松艳、刘书乾一直未还，故李庆伟来院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松艳向李庆伟出具借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已经形成合法民间借贷关系，李庆伟依约支付了借款，刘松艳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还款义务，本案借款本金为700000元，对李庆伟主张刘松艳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的主张，本予以支持。本案各方均认可借据内容及签字均系刘松艳所写，刘书乾对案涉债务不予认可，且本案无法查明刘书乾系实际借款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李庆伟要求刘书乾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借据显示，双方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为月息1分5厘，未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故对李庆伟要求刘松艳支付按照700000元本金、月息1分5厘自2015年8月3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21日止的利息，2018年11月2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月息1分5厘支付至借款本金偿清时止的主张，予以支持，利息经计算为416150元。判决如下：一、刘松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庆伟借款本金700000元、利息416150元，两项合计1116150元。并按照月息1．5分支付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借款本金偿清时止的利息。二、驳回李庆伟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45元，适用简易程序收取7422．5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松艳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庆伟提交2016年5月10日业务回执一份，证明李庆伟妻子向薛军田转账20万，2016年5月10日。该转账在刘松艳的记录账本上时间与金额均不一致，证明该记录账本系作假。刘松艳、刘书乾质证意见为付款账户和收款账户不能确认是肖巧英和薛军田，与本案无关联性。收款人是薛军田而不是夏艳丽，账本内容是夏艳丽记载的与李庆伟之间的债权债务。该记录本记录的债权，40万与10万李庆伟已经起诉薛军田，印证该20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李庆伟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刘松艳提交以下新证据：1、长垣民事调解书58份、判决书1份及部分起诉状，证明夏艳丽生前债务记录本的真实性，印证2015年8月3日李庆伟向夏艳丽的转款系李庆伟与夏艳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上诉人刘松艳无关。2、薛莲香中国建设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查询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证明:李庆伟、肖巧英汇入的55万后，由夏艳丽实际占有使用，分别支付给案外12个人，证明该款与上诉人刘松艳无关。3、2019年3月4日录音一份，证明:夏艳丽去世之前，李庆伟曾多次找夏艳丽换条，因夏艳丽身体条件不允许，最终没有换。但是双方对李庆伟出借的借款均认可借款相对方是李庆伟和夏艳丽。4、上诉人刘松艳6个月的通话记录。证明至起诉日之前，李庆伟从来没有给上诉人打过一个电话主张过次权利，证明2015年8月3日借条没有实际履行，没有生效。李庆伟质证意见为：1、对调解书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夏艳丽记录本的真实性。记录本是薛军田提供给刘松艳的，双方存在亲属关系。记录本所述事由由夏艳丽书写，但是否是夏艳丽真实笔记无法证实。记录本并未记载李庆伟与夏艳丽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是流水性记账。2、对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庆伟将案涉款项支付给薛连香，已经履行了支付借款义务，随后薛连香是否将款转入刘松艳或是否受刘松艳指示转给他人，李庆伟并不知情。3、关于录音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李庆伟作为录音中第三人，无法确认薛军田是否是其本人。录音形成时间是19年3月4日，也就是做询问笔录当天，开庭前两天，询问笔录中薛军田曾经陈述过刘书乾借了李庆伟的钱及前后是否归还的过程，询问笔录与录音可以印证刘书乾也是借款人。本案借款是李庆伟与刘书乾、刘松艳，所以不存在催着薛军田换条一事。4、关于通话记录，该记录所查询的电话是否是刘松艳有待证实。李庆伟曾向刘书乾主张过权利，该事实是夏艳丽与刘书乾通过电话。刘书乾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一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夏艳丽生前记载的账目真实性，记录的内容是债权人借款发生时间及金额，其中记载夏艳丽借李庆伟70万元的事实。2、对证据二无异议，该证据能证明李庆伟、肖巧英汇入55万后，这55万资金流向。汇55万之前，薛连香工商卡余额为179.5元，而后该55万从该工商卡又转入薛连香的建行卡，该建行卡转入前余额为7351.71元，至2015年9月3日，汇入55万一个月之内，薛连香建行卡余额为428.71元，即使期间有其他资金汇入，但可以证明55万已经支取完毕，相应的支取对象从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与案外12人有大量资金流水。8月3日转款55万当天，向邵景云汇款1.2万，而邵景云在夏艳丽的记录中有记载欠款合计100万，而邵景云也针对该笔借款提起诉讼并调解结案，上面记载利息也是1.2分。3、对录音证据无异议。录音能证明李庆伟在起诉前对借款认可借款的向对方是李庆伟和夏艳丽。4、对第四份证据无异议，可以证明自借款至今，李庆伟从未向刘松艳主张过债权。李庆伟所称通过夏艳丽向刘书乾主张过权利，无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2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对于证据3，薛军田本人未到庭接受质询，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证据4，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刘松艳与李庆伟均认可双方签借条之前不认识。刘松艳称为借款找夏艳丽，夏艳丽给其打电话让刘松艳先打借条随后会将钱转给刘松艳，于是刘松艳在夏艳丽的办公场所出具了案涉70万元借据。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刘松艳与李庆伟均认可双方签借条之前不认识。刘松艳称为借款找夏艳丽，夏艳丽给其打电话让刘松艳先打借条随后会将钱转给刘松艳，于是刘松艳在夏艳丽的办公场所出具了案涉70万元借据，故可以认定刘松艳委托夏艳丽借款的事实，因刘松艳与夏艳丽之间系委托法律关系，夏艳丽处理委托事项的法律后果应由刘松艳承担，现刘松艳向李庆伟出具借款合同，李庆伟也已经实际出借了款项，故刘松艳与李庆伟之间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刘松艳依法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刘松艳上诉称未收到款项系其与夏艳丽之间的纠纷，其上诉请求不能对抗李庆伟，一审法院判令刘松艳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本案各方均认可借据内容及签字均系刘松艳所写，借据上“刘书乾”并非本人所签，李庆伟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系刘书乾委托刘松艳所签，故李庆伟与刘书乾之间并未达成借款合意，李庆伟上诉要求刘书乾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松艳、李庆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90元，由刘松艳负担14845元。由李庆伟负担148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陈 洁审判员  浮代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