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481民初3241号原告：刘卫丽，女，198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群众，住吉林省抚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辽宁大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铁权，男，197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个体，群众，住兴城市。被告：滕飞，男，1978年3月6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中共党员，住兴城市水。第三人：董剑锋，男，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群众，住锦州市太和区。第三人：胡建，男，198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职员，中共党员，住锦州市凌河区。第三人：於洋，男，1981年2月10日出生，现羁押于锦州。原告刘卫丽与被告吕铁权、滕飞，第三人胡建、董剑锋、於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辽1481民初225号民事判决，吕铁权不服上诉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辽14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次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於洋为本案第三人，于2019年12月6日适用普通程序，在锦州监狱公开开庭审理进行审理，原告刘卫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被告吕铁权、滕飞，第三人胡建、董剑锋、淤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卫丽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辽Ｂ×××奥迪A8轿车（发动机号：CJB005xx，车辆识别代号WAUSHB4E3AN0083xx）归原告所有，车辆价值约10万元；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B534C5奥迪A8轿车；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原告将自有的辽Ｂ×××××奥迪A8轿车借给朋友於洋使用，后来於洋的电话号码换了，原告便联系不上於洋了。原告通过查找辽Ｂ×××××车辆违章记录，发现该车辆在葫芦岛市兴城市有多次违章记录。2018年10月8日，原告在兴城市发现该车辆以后，便将该车辆拦住，该车辆驾驶人滕飞说自己一直驾驶该车辆，是吕铁权让自己开的，并带着原告去找吕铁权，吕铁权说车是自己从别人手里买的，不让原告开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将此事诉至法院。吕铁权辩称，原告要求我返还涉案车辆没有法律依据。我在看过董剑锋提供的买卖协议后，于2015年4月18日从本案第三人董剑锋手中以24.5万元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有买卖协议为证。该车手续齐全。我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应属于善意取得。《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以实际交付产生效力，因此我享有该车所有权。我与原告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列为本案被告。滕飞辩称，我是从吕铁权手中借的涉案车辆使用，与本案并无实质的法律关系，因此不能列为本案被告。董剑锋述称，胡建与我是亲属关系，胡建与尹某是朋友关系。尹某说於洋有一台奥迪车出售，该车辆实际是我购买，我委托胡建从於洋处购买该奥迪车。在签订该汽车买卖协议的当日，我由于忙，没有到现场，但我是从事二手车交易的，当通过胡建微信传过来的行驶证和车辆登记证书等所有手续后就确定了该车辆当时的市场价值在30万左右，就让胡建代替我签订了2014年8月17日的《买卖汽车协议》，在胡建支付於洋车辆价款时，我在现场，当时支付给於洋现金23万，转账7万，并且也听到了於洋和刘卫丽的通话，刘卫丽说该车辆是於洋买的，你自己卖就卖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确认该车辆的来源合法性后购买了此车，支付了合理价款。而且车也实际是由於洋购买的。2015年4月18日，我将该奥迪车卖给了吕铁权，价款24.5万元。由于当时我的车内没有制式的车辆买卖协议文本，只有车辆抵押合同文本，因我与吕铁权是朋友关系，双方就签订了名头为车辆抵押合同实际是车辆买卖协议的文书，我收到了吕铁权转账支付的24.5万元，我将该奥迪车所有手续交付给吕铁权。我从於洋处购得该奥迪车辆是善意取得，并支付了合理对价，应当驳回原告对我的告诉。胡建述称，事实的经过就是董剑锋陈述的经过，应当驳回原告对我的告诉。於洋述称，这个车是我和刘卫丽在2012年10月底在大连后盐二手车市场以55万元的价格购买的，当时刘卫丽出了20万元，后期她又出了剩余的钱，所以这个车就登记在刘卫丽的名下，但是该车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在开，我在2014年3月份因为资金周转不开，想要拿这个车抵押借款，我当时跟刘卫丽说了，刘卫丽没有给我明确答复，后来我就把车从盘锦开到锦州，找到我姐夫尹某帮我联系人抵押出去，后来尹某帮我联系的胡建，以30万的价格抵押出去，当时约定月息1毛，每月利息3万元，所以在《汽车买卖协议》中总价写的是33万元，拿到30万元后我就把钱转给被人还钱了。再过两个月我就出事了，这个车就没有赎回来，这个车后来胡建卖给谁我就不清楚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了其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2013年5-6月期间的银行流水（账户：62×××76），拟证明涉案车辆系其在2013年5月27日分两笔转账500000元、5773.84元，在大连二手车市场购买的，并非第三人於洋购买。二被告对该份证据无异议；第三人胡建、董剑锋认为这个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原告的银行账户有支出，不能证明该笔转账是用于购买涉案车辆，且转账时间是2013年5月，晚于购买车辆时间；於洋认为购车款确实是原告支付的，原告处应该有转账记录，是在大连甘井子农行转账的，原车主叫吴振宇，卖车款是转给二手车行的，购车发票时间记不清了。本院认证：庭审中原告刘卫丽及第三人於洋均认可涉案车辆系2012年10月底在大连后盐二手车市场购买，原告提交的该份银行流水时间为2013年5月，购车发票时间为2012年11月9日，该转账时间晚于购车时间，故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二被告提交了胡建与於洋（名为刘卫丽）的《汽车买卖协议》，证明胡建受董剑锋的委托，与於洋签订了汽车买卖协议，约定以33万元价格购买案涉车辆，当日支付30万元购车款，待车辆办理过户后再支出剩余的3万元，证明二被告取得案涉车辆来源合法。在签订协议时，於洋称该车是他本人实际购买的，并持有案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的原件，且已经通过电话联系取得了车主刘卫丽的授权。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认为该份汽车买卖协议并非是原告亲笔签字、捺印，该协议书上的签字及捺印都是他人伪造的，原告从未签署过任何买卖车辆的书面协议或合同，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二被告对这份证据无异议，认为正是因为看到这份汽车买卖协议才从董剑锋处购买了案涉车辆；第三人於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该份协议是他在2013年急需用钱，故把案涉车辆抵押给胡建，提供给胡建车辆登记证原件，刘卫丽身份证复印件，於洋和尹某的身份证原件，当时是约定以车辆抵押贷款30万元，每个月3万元的利息，签完协议后我就把车钥匙给胡建了，这份协议实际上抵押借款合同，不是买卖协议。本院认证：该份《汽车买卖协议》上刘卫丽的签字和捺印非本人，但案涉车辆在购买后一直由第三人於洋使用，於洋在签订协议时携带了刘卫丽的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第三人董剑锋、胡建完全有理由相信於洋对该车辆具有支配权，况且於洋在交易时告知胡建、董剑锋曾与刘卫丽电话联系，刘卫丽同意。因此，对该份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3、二被告提交了《车辆抵押合同》，证明吕铁权取得涉案车辆来源合法，系从董剑锋处购买，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为当时签订合同时比较匆忙，没有准备制式的合同，所以用《车辆抵押合同》签订的。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从该份合同记载内容来看，是本案被告吕铁权与第三人董剑锋之间签署的协议，名头为《车辆抵押合同》，内容是围绕车辆抵押与借款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体现出被告所主张的与第三人董剑锋之间是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证明目的与证据本身相互矛盾，无法支持被告的证明目的。另外，该份合同中没有原告，因此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被告无论以何种方式对本案车辆进行非法占有，均应返还给涉案车辆的权利人即本案原告，请求法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董剑锋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认可这份合同是他与吕铁权签订的，真正的协议是买卖协议，董剑锋提供给吕铁权车辆买卖协议和车辆的各种手续及刘卫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之后才签订的合同，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卖给吕铁权的价格是30万元，董剑锋是从事二手车生意的，当时按照交易惯例和市场价格确定了交易价格是30万元，因此，被告吕铁权是善意取得；胡建对该份证据无异议；於洋对该份证据不知情，认为与他无关。本院认证：该份证据是被告吕铁权与第三人董剑锋之间就案涉车辆买卖签订的名为《车辆抵押合同》，实为车辆买卖的合同，合同相对人对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约定的价格与交易时案涉车辆的价格相当，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作为证据采信。4、第三人胡建、董剑锋申请证人尹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明案涉车辆过户到原告刘卫丽名下才一年多的时间，而这一年多期间该车的实际使用人是於洋，这辆车实际是於洋自己出资购买的，而且於洋不只一辆车是这种情况。刘卫丽对卖车是知情的，因为当时胡建不买车，所以打电话给刘卫丽，刘卫丽也同意了。原告认为，证人证言与他签字的《汽车买卖协议》上的数额不一致，足以证明证人证言不真实，证人证言说於洋跟刘卫丽打电话时没开免提，第三人答辩中称亲耳听到刘卫丽说“车不是我的，你愿意卖就卖吧”相互矛盾，因此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法庭不应予以采信。二被告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车辆的实际购买人是於洋，於洋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无需通过刘卫丽的同意即可卖车。况且於洋经常以别人名义卖车，刘卫丽只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所以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应为於洋。於洋质证称，我前妻是尹某的小姨子，我跟尹某之间有很多经济往来，互相有债务。我当时就是着急用钱，找到尹某帮我联系，我把车以30万元的价格抵押出去，写33万元是因为每月利息3万元，1毛利，我没当面打电话，因宜荣这么说是因为我跟尹某说卖之前给刘卫丽打电话了。我有几辆车，大多数是公司的车没有过户，我和尹某只是亲属关系，他并不了解我公司车辆的情况。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是起到了证明的目的。我刚把车开回家的时候，我和前妻还没有离婚，他问我这个车是谁买的，我就说是我自己买的，后期要卖车的时候证人才知道我和刘卫丽的关系。我抵押出去的车有五、六台了，这台车抵押出去两个月左右我就因诈骗被羁押了。关于抵押的事情我在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时跟刘卫丽提过，当时刘卫丽没有表态就挂电话了，我是在几个月之后把这个车抵押出去的。本院认证：尹某在《汽车买卖协议》中的卖车人处签字，其在胡建与於洋签订买卖协议时在场，其证人证言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5、第三人胡建、董剑锋提交了在营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调取的询问笔录2份、讯问笔录2份、刘卫丽的账户明细清单、购车发票、协查通知书、农行卡交易名下。证明案涉车辆是於洋出资购买的，笔录中於洋已经证实140万元现金存入刘卫丽的卡中（中国农业银行，尾号4013），且有转账流水也证实了140万元是於洋的，而并不是刘卫丽说的她有出资20万元。对于询问笔录，在一审、二审中刘卫丽说对於洋处置这个车不知情，但是从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原告刘卫丽是知情的。我和於洋不是借贷关系，我确实带他去了几家抵押，都不收，於洋的姐夫尹某跟胡建是朋友，让他想办法，胡建就联系了董剑锋，他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我们就签订了购车协议，我也支付了相应的价款30万元，约定半个月过户，就支付剩余的3万元购车款，购车款总价是33万元。原告对该份证据的来源有异议，缺少证据出具单位的公章和经办人的签字，对真实性也有异议。而且从内容上看也不能证明第三人所主张的车辆是於洋购买的事实，但是可以证明於洋与胡建之间存在着以车辆为抵押担保的民间借贷事实，进而证明於洋与胡建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行为，根据相关法律，双方的借贷行为导致买卖协议自始无效；二被告对该份证据质证无异议；第三人於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讯问笔录是我做的，陈述真实，车是我3月份开走的，当时刘卫丽在吉林老家，我跟她说我把车开走了。车是2012年10月底买的，买车里有刘卫丽的钱，刘卫丽先是出资了20万，之后又出了剩余的钱，所以才把车登记在刘卫丽的名下。我和刘卫丽一起拿了140万元现金到鲅鱼圈农行开的卡，卡里的钱也是2个月内陆续转走了，用于我做生意了。由于我急用钱把车以30万元抵押给胡建，约定以33万元价格赎回，这个30万我拿到就还给其他人了。一个月后因没有还利息中间人尹某找到我，我还跟胡建谈了，后期我就出事了，后面胡建怎么处理的车我就不清楚了。本院认证：该组证据系原告刘卫丽因案涉车辆丢失在2018年10月12日到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受案中心报案后形成的材料。在询问笔录中刘卫丽认可购车款是从於洋给她开的农业银行卡（62×××13）中支付的，但是两次询问笔录中对购车款陈述不一致；於洋在讯问笔录中称购车款55万元是他出资的，款项是当时结算的工程款存入刘卫丽的农业银行卡（62×××13）中，买完之后车主要是於洋在开。再结合刘卫丽的农业银行卡（62×××13）2012年10月1日-2012年11月30日账户明细清单情况，与於洋在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及庭审中的陈述基本一致。且於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卫丽与第三人於洋原系男女朋友关系。2012年10月刘卫丽与於洋共同到大连后盐二手车市场以5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并将该车登记在原告刘卫丽名下，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记载的车价金额为80万元。该车主要由於洋使用，於洋对外称该车是自己购买。2014年3月於洋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开走使用，2014年8月於洋因资金周转不开，经尹某介绍与第三人胡建达成了《汽车买卖协议》，协议约定将刘卫丽所有的辽Ｂ×××××奥迪A8轿车以33万元价款出售给第三人胡建，当日交付购车款30万元，剩余3万元待车辆过户后支付，车辆实际购买人为第三人董剑锋。於洋当场将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环保检验合格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交于胡建。该协议上有胡建、刘卫丽、尹某的签字，其中刘卫丽的签名及捺印均为第三人於洋代签，各方均认可签订协议时刘卫丽未到场。2015年4月18日，第三人董剑锋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以24.5万元卖给被告吕铁权，双方签订了名为《车辆抵押合同》，实为车辆买卖的合同，同时将车辆登记证行驶证、环保检验合格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交于吕铁权。吕铁权购买后，将案涉车辆借给被告滕飞使用。原告通过查找辽Ｂ×××××奥迪A8轿车的违章记录，在2018年10月8日发现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由被告滕飞驾驶，遂到兴城市派出所报案，因车辆权属存在争议，原告与被告吕铁权签署《委托书》，将案涉辽Ｂ×××××奥迪A8轿车临时寄存在曹庄镇政府院内。2018年12月11日刘卫丽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扣押辽Ｂ×××××奥迪A8轿车。本院于当日作出(2018)辽1481财保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辽Ｂ×××××奥迪牌小型轿车一辆，扣押期限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10日”。刘卫丽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提供担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案涉车辆实际出资人是谁。二、胡建与於洋签订《汽车买卖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案涉车辆实际出资人是谁。案涉车辆购车款55万元原告主张系从其中国农业银行（户名：62×××76）的银行卡于2013年5月27日分两次转账给二手车行的。该陈述与刘卫丽在询问笔录中及第三人於洋在讯问笔录及本次庭审中的陈述均不一致；於洋称购车款55万元是从原告刘卫丽农业银行卡（账户：62×××13）中转账，该卡内金额是他以结算的工程款140万元存入的。结合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於洋均认可案涉车辆是在2012年10月左右购买及2012年11月9日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能够认定案涉车辆购买时间在2012年10月底。因此，本院认为第三人於洋关于购车款的陈述具有客观真实性，虽原告刘卫丽主张於洋存入的140万元已经陆续转走，购车款是用其自己的钱支付的，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案涉车辆购车款出资人为第三人於洋。二、胡建（受董剑锋委托）与於洋签订的《汽车买卖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於洋持有案涉车辆的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车主刘卫丽的身份证复印件，与胡建签订《汽车买卖协议》，再结合案涉车辆购买后大多数时间由於洋使用，於洋对外一直称此车是自己出资购买，这一系列表象足以使胡建相信，於洋具有代为处理案涉车辆的代理权。虽第三人於洋称该《汽车买卖协议》实际上是抵押借款合同，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而胡建又以合理价格购买，因此，胡建取得案涉车辆系善意取得，即董剑锋取得案涉车辆系善意取得。综上，於洋与胡建签订《汽车买卖协议》属于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即原告刘卫丽应承担该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原告诉请返还案涉车辆的主张于法无据。此后，董剑锋对案涉车辆的转卖行为系其对其财产的合理处分，本院不予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卫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刘卫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薄丽荣审判员  朱家莹审判员  谢 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安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