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内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523民初838号原告：赵冬菊，女，196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群众，无业，未服兵役，住邢台市桥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河北观颐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熙，河北观颐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祝好，男，195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退休职工，住内丘县龙海尚品小区8号楼1单元101室。委托诉讼代理：张子攀（与被告系父子关系），户籍所在地邢台市桥东区，现住邢台市桥西区。被告：李某，女，1970年3月11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内丘县，现住内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辉，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樊旭阳，男，199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内丘县，现住内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辉，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樊某，女，200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内丘县，现住内丘县。法定代理人:李某(母女关系),1970年3月11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内丘县，现住内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辉，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冬菊与被告张祝好、被告樊志红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案件审理过程中，2019年7月9日,樊志红死亡，本院依法通知樊志红的法定继承人樊桂缺、李某，樊旭阳、樊某参加诉讼。樊志红母亲樊桂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声明，放弃樊志红在本案中诉称房产的继承权，不再参加本案的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冬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王建军、张佳熙、被告张祝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攀、被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李志辉，被告樊旭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辉，被告樊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冬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内邱县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和15号车库为赵冬菊和张祝好夫妻共同财产；2.依法确认被告之间签订的售房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赵冬菊与被告张祝好于1982年12月22日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即2013年夫妻双方通过拆迁补偿置换并支付19853.76元差价，与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丘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共同购买内邱县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和15号车库。房屋交付后，张祝好未经赵冬菊同意，擅自与被告樊志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上述房屋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樊志红，现樊志红已提起诉讼要求过户房屋。涉案房屋系张祝好与赵冬菊夫妻共同财产，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和15号车库现已办理产权登记，登记权人为赵冬菊、张祝好共同共有。张祝好擅自低价将该房屋出售给樊志红严重侵害了赵冬菊的合法权益，张祝好与樊志红之间的售房协议依法应认定无效。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张祝好承认原告赵冬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承认原告赵冬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某、被告樊旭阳、被告樊某辩称：原告所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1.樊志红与张祝好签订的关于内丘县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和15号车库的买卖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以及《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处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涉案《售房协议》经过了当事人双方的协商，并确定了具体的房屋及车库号码，坐落位置、面积及价款等信息，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自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涉案售房协议自双方签订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是合法有效的，应受法律保护。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要求确认张祝好与樊志红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2.张祝好与樊志红签订的涉诉《售房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原告主张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跟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涉案《售房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原告主张确认涉案售房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3.原告对于涉案房屋及车库的买卖是明知且同意的。原告称张祝好未经其同意，擅自与樊志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该涉诉房屋及车库与事实不符。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虽未在涉诉《售房协议》上签字，但在该涉案房屋买卖的过程中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收取樊志红夫妻支付的购房款，并且房屋的最终成交价41.5万元也是由原告亲自确认的，且原告在收取樊志红支付的1.6万元（含1000元的物业装修押金）购房押金款后还将其用于收款的银行卡号、户名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樊志红，并要求樊志红将剩余40万元购房款转入了原告的银行账户内。2017年2月15日，樊志红用其配偶李某的工行银行卡向原告持有的尾号826的银行账户一次性转款40万元。原告称张祝好未经其同意私自出售共有房产，但却在收到樊志红夫妻给付的41.5万元购房款后的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未就此事作出过任何表示，更未向樊志红及李某表示过要求退还已收取的购房款并收回房屋，也与常理不符。在涉案售房协议签订后，张祝好与原告在樊志红夫妇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后,也已按《售房协议》的约定将房屋和车库的钥匙以及涉案房屋的电卡等资料交付给了樊志红，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义务，并由樊志红夫妻占有使用至今。且在此期间，涉案房屋还被樊志红夫妻出资进行了装修。综上，基于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区分原则之规定，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效力。被告张祝好与樊志红签订的售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有两名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存在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损害原告合法权利的情形，不符合合同无效的规定，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赵冬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赵冬菊与张祝好结婚证一份，证明自1982年二人登记结婚至今，双方婚姻关系一直存续；证据2.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和被告张祝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系夫妻共同财产；证据3.樊志红与张祝好签订的售房协议一份，证明该售房协议是张祝好一人与樊志红签订的；证据4.中国工商银行智能柜员机照片、手机缴费发票各一份，证明被告打款的银行卡余额提醒是被告张祝好的手机号，该银行卡也系被告张祝好使用；证据5.邢台银丰物业公司、邢台市桥东区铁路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赵冬菊居住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赵冬菊自2014年5月至2018年10月一直居住在邢台市桥东区新华里188号；证据3、4、5综合证明原告对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售房协议的事实不知情，原告也从未同意出售涉案房屋及车库。被告张祝好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售房协议在签订时是由樊志红打印好后和张祝好签订的，对车库没有写价格，樊志红和张祝好口头约定，车库价格为15万元。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李某、被告樊旭阳、被告樊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与张祝好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不影响张祝好与樊志红签订的售房协议的有效性；对证据2.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能确定拆迁补偿与原告所主张的涉案房屋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张祝好作为该商品房的买受人将涉案房屋及车库以合理兑价出售给樊志红，至此涉案房屋已交付完成，其所有权归樊志红夫妇所有，不再是张祝好的财产，也不能是张祝好和原告的共同财产。对不动产产权证书，该证书是在诉讼过程中取得（2019年7月18日办理登记），不能代表诉争房产在本案诉讼发生时系原告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明知该房屋涉诉，还一意孤行，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应当与被告张祝好共同向涉案房屋买受人即本案被告李某、樊旭阳、樊某承担违约责任；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明确记载涉案房屋及车库的坐落位置、门牌号、面积及房屋价格，给付方式等信息，并明确约定张祝好作为出卖人应协助办理过户义务，该协议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系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由被告张祝好打印，被告张祝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是由被告樊志红打印，与事实不符。本合同签订日应为樊志红支付完全部购房款后签订的，即2017年2月15日；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两份截图仅显示1590.199611手机号曾创建过余额变动提醒，但不能确定该手机绑定的就是收取房款的账户，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也不能证实原告收取房款的银行卡由被告张祝好使用及原告对涉案房屋出售不知情的事实；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认可。1、该两份证明中均没有负责人的签字，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出具两份证明的人应出庭接受询问，否则不能证明出具证明的负责人系本案事实的知情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物业公司证明仅有物业公司印章，署名为188号小区，与印章名称不符。且即便该物业公司为新华里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该证明也不足以证实原告赵冬菊自2014年6月至2018年10月一直居住在此小区，未离开过。如果连为其服务的物业公司都不能证明上述事实，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就更不足以证实原告的主张。对被告李某、樊旭阳、樊某的质证意见，原告赵冬菊认为：对证据2，不动产证的办理时间是在诉讼期间。因本案发生时该房屋不具备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动产证办理条件。该不动产证的登记信息为初始登记，也就是说该房屋自始即为原告夫妇共同所有。对证据4，因银行系统原因，不能显示银行账户账号。被告李某、樊旭阳、樊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明2013年张祝好作为涉案房屋及车库的唯一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该买卖合同，因此张祝好对该房屋的处分属于有权处分；证据2.售房协议一份，证明由被告张祝好作为出卖人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涉案房屋及车库按照市价41.5万出售给樊志红，合同约定，樊志红将房款交清后，张祝好将涉案房屋钥匙及相关资料交付樊志红，并应积极协助樊志红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有郝某、王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证据3.收到条、交易明细、转账凭条及李某身份证、李某与樊志红结婚证、载有原告身份号码及银行卡账户的纸条各一份，证明樊志红与李某系夫妻关系。樊志红于2017年2月8日向被告张祝好及原告支付1.6万元购房押金，其中包括1000元物业装修押金。原告向樊志红提供了姓名、身份证号码及登记在原告名下的银行卡账户，要求樊志红将剩下的购房款转入其账户。2017年2月15日，李某以自己的银行卡向原告转账40万元，至此樊志红夫妇按约定向原告夫妻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原告夫妻收取樊志红购房款足以证实原告知道并同意涉案房产的买卖事宜；证据4.涉案房屋钥匙、电卡及被告张祝好签署的业主临时公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装修施工承诺书及涉案房屋的装修许可证各一份，证明张祝好已按约定将涉案房屋交付樊志红，并由樊志红夫妻占用居住使用至今。后因樊志红要求张祝好协助办理过户未果，原告私自将涉案房屋防盗门钥匙孔堵住；证据5.装修合同一份，装修费用清单四份，证明樊志红在占有使用该房屋期间对房屋进行装修，共花费13万余元；证据6.录音光盘一份，证明原告对于张祝好出售房屋给樊志红夫妻是明知的。2019年4月，樊志红得知龙海尚品小区可以办理房产证书时，找到原告家中，要求原告夫妻协助办理过户，根据双方谈话内容可以确定，2017年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樊志红是原告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证据7.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证明李某为支付原告购房款将自己位于与该房屋同地段的自有房屋一套（房屋建筑面积102平方米，储藏室面积12平方米）以市价20万元出售给案外人，证实樊志红购买涉案房屋已向原告支付了合理兑价。结合被告提交的银行明细（2017年2月13日转款记录）收款17万元的事实；证据8.证人证言。证人郝某出庭作证，证明证人系涉案房屋买卖的中间人。证人与原告同住一个小区，原告在小区小卖铺挂牌出售房屋时，联系电话留的是张祝好的，证人介绍被告李某购买。看房时，原告赵冬菊与被告张祝好均在家。后李某委托证人协商房屋价款。证人是与原告赵冬菊协商的房款，原告赵冬菊同意在原售价42万元的基础上降5000元，包括房屋和车库总价款为41.5万元。价格谈好后，被告樊志红支付了全部房款，签订了售房协议。被告张祝好、李某、见证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该协议是张祝好打印好的。协议签订后，被告张祝好把涉案房产的钥匙给了李某；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证人仅在签订售房协议时在场，各方当事人均在协议上签了字，价格是41.5万元。对其他情况不清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张祝好代其夫妇二人签订的，不能证明房屋权属；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他意见同原告举证意见；对证据3、收条不是原告出具，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也无转账记录等其他证据佐证。同时该证据与本案诉讼争议无关。对交易明细及转账凭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卡尾号为8826的银行卡是张祝好持有和使用，其开户使用原告的姓名，并不能证明原告在使用该卡。事实生活中，夫妻双方互用银行卡也正常。载有原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纸条真实性不认可。该纸条并非原告书写，且该纸条明确显示159××××9611手机号是张祝好使用，也就是说，当时买房者樊志红明知收款银行卡系张祝好使用；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材料系2013年前的，后一直由张祝好保管，这些材料是在签订售房协议时张祝好擅自交给樊志红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房屋已经交付。电卡不是涉案房屋正式使用的电卡，是物业使用的临时电卡。正式使用的电卡仍在原告夫妇手中。对钥匙，该钥匙是樊志红撬锁后更换新锁的钥匙，且没有车库的钥匙；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显示被告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事实上被告是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撬锁进入该房屋装修的，该事情曾经报案，在派出所有报案记录；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录音录取的时间、地点无法确认，且录音内容不完整，不能如实反映案件事实，且该证据没有原始载体的录音核实，无法确认是否经过剪辑；对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中乙方身份无法确认，且根据该证据第三条约定，乙方付款后甲方应开具收据，但被告并未提交付款转账凭证或收据证实该笔交易实际发生。另被告房屋出售价格与本案房屋交易价格没有关联，因为房屋交易价格受位置、楼层、户型、面积等诸多因素影响，被告并不能证明该证据所涉房屋与本案诉争房屋相似；对证据8、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二证人与李某均有亲属关系，其证言中对李某有利的证据不应采信。原告赵冬菊从未见过二证人，证人郝某称与原告商量房屋价格不真实。被告张祝好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无原件，不知道真实性。房屋没有交付,售房协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41.5万元包含车库的价格，只是房屋的价格。证据3中国工商银行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收条是被告张祝好出具的，1000元物业装修押金与本案没有关联。房屋钥匙不知道是否是涉案房屋的钥匙。装修施工承诺书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的，上面没有日期。前期物业管理协议，与本案无关。对光盘的真实性和时间有异议。对房屋买卖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成交价格无法与涉案房屋价格关联。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赵冬菊与被告张祝好系夫妻关系。婚姻存续期间，2011年3月2日，被告张祝好与内丘县顺捷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3年被告张祝好与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丘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产权调换方式取得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产。2019年7月18日该房产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号冀（2019）内丘县不动产权第0000601号。权利人为张祝好、赵冬菊。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产权清册显示：室号部位301，房屋类型住宅，房屋坐落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建筑面积131.67平方米。室号部位储15，房屋类型仓储用房，坐落位置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15室，建筑面积24.08平方米。2017年张祝好作为甲方与樊志红作为乙方签订《售房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现甲方将龙海尚品7号楼三单元301室及15号车库商议卖给乙方，合议事项如下：一、房屋面积131平方米，车库面积25平方米，售于乙方。二、双方商定房屋金额415000元整（大写：肆拾壹万伍仟元整）。三、双方商定房屋款缴清后，甲方将该房钥匙及所有房屋资料交于乙方。四、天然气、暖气接头费及其他有关房屋费用甲方已缴清。五、房屋过户本着友情第一和睦精神，甲方积极协助，需甲方出面办理的一切签字、出具身份证明等手续，甲方积极帮助办理好，但房屋过户一切所有费用甲方不负担。六、因房产证尚未办理发放，故当下房产证不能交于乙方，一但房产证发放，甲方立即将房产证交于乙方为止。甲方张祝好，乙方樊志红，证明人郝某、王某”。落款处无签订时间。2017年2月8日张祝好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樊志红买房压（押）金壹万陆仟元整，张祝好，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5日，李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振兴支行向原告赵冬菊名下卡号尾号为8826的账户转款40万元。张祝好将涉案房产的房屋钥匙、购电卡、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临时业主公约、装修施工承诺书、装修施工许可证等交给樊志红。樊志红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另查明，2019年5月17日，樊志红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张祝好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售房协议并按约定协助樊志红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9年7月9日，樊志红因病死亡。本院认为，赵冬菊与张祝好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房屋置换方式取得了内丘县龙海尚品小区7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和15号车库所有权，应认定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赵冬菊、张祝好基于对该房产的所有权才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处分权。2017年张祝好与樊志红签订售房协议，将涉案房产及车库出售给樊志红，樊志红向张祝好支付1.6万元购房押金（含1000元物业装修押金），将剩余购房款40万元打入告赵冬菊的银行账户。基于樊志红支付了本案所有房款，张祝好将房屋交于樊志红，樊志红对房屋也进行装修，又自2017年至2019年两年有余，赵冬菊一直未主张权利的事实，现赵冬菊主张被告张祝好未经其同意，与樊志红签订的售房协议，属于无权处分，不符合常理，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赵冬菊称其名下尾号为8826的银行卡一直由张祝好使用，且本人一直未在涉案房屋所在小区居住，因此对出售房屋不知情，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证人郝某出庭作证证实，赵冬菊参与了涉案房产买卖过程，对房屋的价格进行了确定。原告称郝某与李某有亲属关系，其所做陈述中对李某有利的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郝某作为售房合同的见证人，参与了房屋买卖的整个过程，其证言可以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及过程，故对证人郝某的证词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张祝好与樊志红签订的《售房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该协议为有效协议。《售房协议》中虽然赵冬菊没有签字，但根据法律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赵冬菊参与了售房过程，且樊志红将房款40万元转入其账户，因此樊志红有理由相信出售房屋是赵冬菊夫妇的共同意思表示。张祝好的签字行为是夫妻互为代理的表现。2019年7月18日，涉及本案房屋买卖纠纷诉讼期间，赵冬菊、张祝好取得涉案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原告认为李某、樊旭阳、樊某不构成善意取得。本院认为，该证书只是房产的权利证明，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李某、樊旭阳、樊某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故对赵冬菊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和支持。张祝好主张购房款41.5万元不包含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中的车库价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售房协议》明确载明“现甲方将龙海尚品7号楼三单元301室及15号车库商议卖于乙方”“双方商定房屋金额415000元整”，结合证人证言，该购房款41.5万元应包括15号车库的价款，故对张祝好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冬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赵冬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文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靖轩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