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民终9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法定代表人：何永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兴智，男，196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名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法定代表人：王冬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卓，雅安市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含军,男,198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仲任，男,199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四建）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名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可达公司）、朱含军、李仲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1802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四建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1802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由朱含军、李仲任承担给付名可达公司材料款；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首先，贵州四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同、协议。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是其与李冲的意思表示，内容虽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贵州四建来讲，没有约束力，只针对合同的相对人，即被上诉人与李冲。2、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依据中没有一个是贵州四建或贵州四建委托的人签字。3、一审审理中提供的“项目章”是假章，并提供证据证明。4、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贵州四建支付过被上诉人货款的依据。因此贵州四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工程的余款全部支付给了朱含军。5、《化粪池销售合同》上系李冲的签名，但李冲与贵州四建没有任何关系。6、贵州四建派驻“雅化”项目的所有人中没有李冲，也没有委托李冲代表贵州四建签过任何合同或协议。认定又李冲又系李仲任错误。没有采信贵州四建提供的证据错误。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一审朱含军没有参加本案诉讼，该案件事实就不能查清，一审判决让贵州四建承担责任，程序错误。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引用法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支持贵州四建的请求。 名可达公司辩称：贵州四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公正，应予维持。 李仲任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朱含军未作答辩。 名可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贵州四建立即支付名可达公司材料款79,980元；2.本案诉讼费由名可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贵州四建承建雅化拆迁安置小区（均田村农房建设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雅化拆迁项目”），并聘请朱含军为案涉项目的管理人员。在工期内，贵州四建变更增加了修建化粪池项目，名可达公司、贵州四建双方均认可该项目属于贵州四建承建项目范围。 雅化拆迁安置小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部作为购货方（甲方）与名可达公司作为售货方（乙方）签订《化粪池销售合同》，合同载明：甲方考查乙方产品合格，同意购买乙方产品，并对购货名称、数量、单价、金额、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合同第十二条补充事宜约定“每车货到现场后甲方支付每车3000元运费，剩余货款在下月支付完毕”。该合同“甲方盖章”处盖有“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雅化拆迁安置小区（均田村农房建设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项目部”印章，甲方签字处有“李冲”签字。该合同未载明合同签订时间。之后，名可达公司送货后，李冲均作为收货单位经手人验货后，在名可达环保公司送货单上签字。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2月26日，名可达环保公司先后向贵州四建提供化粪池建材，价值共计116，670元，扣除已付36，690元，尚欠79，980元未付。庭审中，名可达公司同意扣除1,600元运费，按78，380元计算。 一审法院另查明，李仲任又名李冲。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贵州四建主张合同签订之前已将印章收回，《化粪池销售合同》上的项目部签章系假章，作为供货方的名可达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无法辨认其印章真假，且名可达公司自签订合同后，依合同的约定，将建材提供给了贵州四建承建的在建工地，贵州四建的在建工地也收到了名可达公司提供的建材，并将该建材用于其承包的工程建设。故即便项目部印章是假章，也系其内部管理混乱所导致，并不影响《化粪池销售合同》的效力，双方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名可达环保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贵州四建亦应按约定支付货款。因此，名可达环保公司要求贵州四建支付欠付货款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庭审中，名可达公司自愿扣除1,600元运费，是对自己权利的合法行使，不违反法律法规，予以确认。故尚欠货款确定为78，380元。 名可达公司请求由朱含军、李仲任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由于朱含军、李仲任在签订和履行本案所涉《化粪池销售合同》时，均系以贵州四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进行，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委托人贵州四建承担。故名可达公司要求朱含军、李仲任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成都名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货款78，380元。二、驳回成都名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元，由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贵州四建提交：1、2016年11月1日朱含军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贵州四建将剩余的工程款支付给了朱含军，一切债权债务由朱含军承担。2、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1802民初114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李仲任是朱含军聘请的管理人员，不是贵州四建的管理人员。李仲任以供应材料获利，并不当抵扣了工程相关费用，李仲任应承担责任。经名可达公司质证认为，对承诺书的三性均有异议，与名可达公司和本案无关联。对雨城区法院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案的当事人是李仲任和朱含军，与名可达公司无关。经李仲任质证认为，对承诺书的三性均有异议，不是其本人所写。对雨城区法院判决书无异议。 本院认为：对贵州四建提交的承诺书，因朱含军的承诺内容对贵州四建的对外债务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不能免除贵州四建的对外债务，故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对雨城区法院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定李仲任是朱含军聘请的管理人员的事实与本案的处理并不产生影响。 二审中，名可达公司、朱含军、李仲任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贵州四建是否应当承担给付名可达公司欠款的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名可达公司与李冲（又名李仲任）签订的《化粪池销售合同》，该合同上加盖了贵州四建案涉项目部的印章。之后，名可达公司依据该合同的约定向案涉工地提供了化粪池的相应材料，该材料也用于了案涉工地，表明名可达公司与贵州四建案涉项目部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贵州四建认可朱含军是其聘请的案涉工地的管理人员，而朱含军又聘请李仲任管理案涉工地，故名可达公司有理由相信李仲任是代表贵州四建与其签订《化粪池销售合同》并履行该合同。李仲任的行为相对于名可达公司构成表见代理。贵州四建上诉认为加盖在《化粪池销售合同》上的案涉项目部的印章系虚假，但贵州四建对案涉化粪池工程系其承建无异议，又认可朱含军是其工地管理人员，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仲任又系朱含军聘请的管理人员，故《化粪池销售合同》上加盖的案涉项目部的印章的真假并不影响本案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贵州四建应当承担给付名可达公司欠款的民事责任。贵州四建上诉认为部分剩余工程款已经支付给朱含军，应由朱含军给付欠款的主张，不仅与其承认朱含军是管理人员的身份相矛盾，贵州四建将案涉剩余工程款全部支付给其管理人员而不支付给供方也不符合常理。故贵州四建上诉认为应改判由朱含军、李仲任承担给付名可达公司材料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贵州四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剑 审 判 员  周玉蓉 审 判 员  陶明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 琼 书 记 员  赵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