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薛涛，男，汉族，1973年3月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玉松，云南天外天（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兵强，男，汉族，1983年9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政，男，彝族，1976年9月15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淑，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韵睿，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娟，女，汉族，1981年2月20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天兰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南软件园产业基地楼第五层520号。法定代表人：何政。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淑，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韵睿，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薛涛、何政因与被上诉人张丽娟、云南天兰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1民初10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涛上诉请求：1.撤销官渡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云0111民初10916号判决书中第一项、第三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存在重大遗漏。薛涛2015年3月24日委托李顺宁向何政转款人民币8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这一事实有银行流水、有李顺宁证言，但一审法院却没有将其认定到事实中，反而将薛涛在诉状中错误陈述的“2015年8月6日后”记入了事实部分。薛涛认为，人民法院依照证据进行案件事实认定，上诉人一审诉状陈述确实存在记忆不准的情况，但后面补充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借款的事实，只是时间上存在差异，一审法院即因此驳回薛涛的全部一审请求，这明显是吹毛求疵，不站在事实和证据的角度考量整个事情的经过，还原整个借款的情况。事实上:薛涛委托李顺宁向何政出借借款不止这80万元，另外还有两笔，一笔20万元，一笔50万元，因为薛涛与何政并不熟悉，双方是在借款公证的事实发生后才变得熟悉，才直接由何政与薛涛联系，发生经济往来。由于李顺宁转款出借给何政的钱，没有计入公证过的《抵押借款合同》中，所以何政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还款情况，仅是归还公证过的《抵押借款合同》中的利息，但是均没有还清。最后薛涛一审起诉2068000元的借款是李顺宁代为出借的150万元加上公证借款书还剩的50万元，本金就合计200万元，这样的借款事实，交付情况清晰，但一审法院却只盯着公证过的《抵押借款合同》，没有实事求是的依照证据，依照李顺宁的陈述，还原案件事实。由于公证合同公证机关只查证核实双方直接交易转款记录，所以无法将李顺宁代为转款的部分累计进去，但最后三方核对账目后写下了2068000元的借款协议，是有来龙去脉的，不是何政辩称的情况，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情况，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主要体现在证据认定上。首先薛涛提交的最后2086000元的借款协议，真实性何政并不否认，但他辩称并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这样的辩称没有任何证据支撑，首先这个借款合同没有胁迫，如果有胁迫何政应该要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次这个借款合同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何政清晰的知道款项的来源，就是李顺宁转款部分及还剩的50万元及部分利息，但何政却不尊重事实，说是没有借款情况，而一审法院在认定这个证据时，完全依照何政的说法进行裁判，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薛涛提出的证据真实，且能够有银行流水支撑，所以上诉人的主张应该采信，但一审法院却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详细向何政审查，为何要出具2086000元的借款合同，这样的借款合同，如果没有事实支撑，何政作为一个在生意场上经营多年的企业家，不可能会在上面签字，因为他十分清楚签下这样的字的法律后果，所以一审法院有明显错误适用法律的偏袒行为。三、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本案可能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本案中有150万元的款项是通过李顺宁转款，上诉人薛涛委托的，但鉴于当时三方合并债务时，李顺宁没有在最后的借款合同上签字，但款项来源确实与李顺宁有关，所以一审法院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程序瑕疵，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错误的，应当发回重审，以便查明事实。何政、张丽娟、天兰公司辩称，截至2015年9月15日，何政已经归还了全部200万元借款，并且还多还了11651元。由于双方没有结算，导致何政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还多还了266651元。加上何政给了薛涛一块欧米茄的金表，价值10万元，故何政多向薛涛归还了366651元。何政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云0111民初1091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薛涛向何政返还266651元，并维持此判决书第一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薛涛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中本诉和反诉的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反诉部分的事实认定不清:2015年4月9日，何政向薛涛借款200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双方签署了《抵押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之后何政没向薛涛借过任何款项，本诉中所诉称的“何政于2015年5月18日累计向薛涛借款2068000元并结算于2016年5月18日签署的《借款合同》”系虚假债务，薛涛并没有向何政实际支付2068000元借款，故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不成立、不生效。关于何政2015年4月9日向薛涛借款的200万元，何政已经于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按照《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14笔向薛涛偿还完毕全部本息(详见《何政支付薛涛200万本息统计表》)，并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由于双方没有进行核算而导致何政分8笔多向薛涛还款366651元（包括金表的折抵10万元），故请求薛涛返还何政向其多还的266651元，并自每笔款项多还之日起算至付清多还款项及资金占用损失费付清之日（详见《何政向薛涛多还金额及资金占用损失费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何政的确多还了薛涛266651元（10万元的金表暂不计算在内），原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并予以支持。另外，何政于2015年8月6日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与当时的欠款499731元基本相符，之后何政通过第10笔至第21笔还款已经将所欠的49万元全部还清了。一审法院将该50万元算3%的月利息与事实不符，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对于何政的反诉请求，因何政多向薛涛归还了款项，薛涛收取该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被上诉人薛涛辩称，何政向薛涛归还了2034000元，薛涛予以认可。公证书中记载的200万元借款，何政尚欠薛涛50万元本金，加之薛涛另外向何政出借的80万元，本案借款本金为130万元，剩余款项为利息。薛涛没有收到何政所称的价值10万元的金表。原审被告张丽娟、天兰公司述称，同意何政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薛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政、张丽娟、天兰公司立即偿还薛涛借款206.8万元并从2016年11月18日起按照上述金额月利率3%向薛涛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律师费3万元由何政、张丽娟、天兰公司承担；3.本案诉讼费由何政、张丽娟、天兰公司承担。何政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薛涛偿还何政多还款项共计366651元，并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自每笔款项归还之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薛涛承担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涛与何政、张丽娟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何政、张丽娟因资金不足，故向薛涛借款200万元用于资金流动，借款自2015年4月9日起至2015年5月10日止，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期限届满被告一次性向薛涛支付到期的全部借款本息，何政、张丽娟还款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如何政、张丽娟展期或逾期还款，则利息仍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5年4月9日原告将2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存入何政银行卡帐户内。2015年4月14日双方到云南省昆明市中衡公证处申请对《抵押借款合同》进行公证，2015年4月24日何政出具借条给薛涛载明：今有何政向薛涛借款200万元，期限1个月，自2015年4月24日至2015年5月25日止，如不能按期还款，何政愿意承担每天1%的违约金。借款后何政自2015年4月12日起分多次向薛涛农行账户内转款，截止2015年9月15日何政共计向薛涛还款203.4万元。2015年8月6日何政再次出具欠条载明：本人何政向薛涛借到200万元，至2015年8月6日止还欠50万元，此款本人在3个月内付清。薛涛诉称2015年8月6日之后，薛涛又向何政出借80万元，何政之前未清偿的借款累计到2016年5月18日何政再次向薛涛出具借款合同载明：向薛涛借款206.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18日起至2016年11月18日止，故现薛涛依据此借款合同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请。何政认为按照双方公证的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自己已经超额偿还了薛涛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何政共计向薛涛支付款项为35.5万元，该部分款项属于多支付的款项，故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何政所欠薛涛借款本金如何认定？2.何政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薛涛与何政之间存在多笔多次款项交易往来，针对薛涛诉请的借款本金的认定，虽然其提供了抵押借款合同、借条、欠条、借款合同等证据证实其主张，何政、张丽娟仅对经公证的抵押借款合同中200万元的借款本金予以认可，并辩解已经向薛涛还清上述借款的本息，对薛涛诉请的206.8万元借款，其中的50万元有2015年8月6日何政向薛涛出具的欠条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薛涛诉称的2015年8月6日之后向何政再次出借80万元的主张，结合薛涛庭后提交的转账记录及案外人到庭核实的情况，该80万元款项是2015年3月24日由案外人李顺宁接受薛涛的委托转款给何政的，上述证据显示时间与薛涛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事实常理相悖，故一审法院对该笔80万元转款累加计算的借款本金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截止2015年8月6日何政尚欠薛涛的借款本金为50万元。另，何政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0万元款项出借后何政自2015年4月12日起陆续向薛涛还款，2015年8月6日何政出具欠条给薛涛确认尚欠50万元借款未偿还后，自2015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何政分12次向薛涛共计还款61万元，扣除能够确认的50万元借款本金及应该支付的利息60000元（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自2015年8月6日起计算至2015年12月15日）后，何政支付的款项尚余50000元，故薛涛本诉要求何政偿还借款206.8万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何政诉请扣除归还薛涛借款本金及利息后尚余366651元款项系不当得利应由薛涛返还的主张，因薛涛与何政之间存在长期多笔款项往来交易，对其计算的366651元款项是否属于除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扣除利息后所支付的多余款项，何政未能提交针对性的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反诉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薛涛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何政的反诉请求。三、本案案件受理费23584元，由薛涛承担；反诉费3399元由何政承担。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证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确认以下事实：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何政向薛涛还款229000元，何政还分别向薛涛还款：2015年6月23日还款5万元，2015年7月14日还款100万元，2015年7月17日还款50万元，2015年8月14日还款105000元，2015年8月21日还款5万元，2015年8月31日还款2万元，2015年9月2日还款3万元，2015年9月15日还款5万元。上述还款共计2034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何政是否尚欠薛涛借款，还是多向薛涛归还了借款，金额如何计算？2.若何政欠薛涛款项，张丽娟、天兰公司应否对于何政的欠款承担付款责任？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首先，2015年4月9日，薛涛与何政、张丽娟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00万元，薛涛于2015年4月9日将2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何政，完成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之后2015年4月24日何政向薛涛出具借条，载明借到薛涛的款项200万元。其次，2015年4月24日何政出具的欠条中，记载的借款期为2015年4月24日至2015年5月25日，薛涛认可该期间不计利息，故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何政向薛涛还款229000元应当为归还本金，则何政还欠薛涛借款本金1771000元。《抵押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款逾期后何政如何承担逾期还款责任，而何政出具的借条上记载了若其逾期还款，愿意承担每日1%的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薛涛、何政约定了按照每日1%承担逾期还款责任，实际是约定了逾期付款的利率，但该约定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本院对于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何政还分别向薛涛还款：2015年6月23日还款5万元，2015年7月14日还款100万元，2015年7月17日还款50万元，2015年8月14日还款105000元，2015年8月21日还款5万元，2015年8月31日还款2万元，2015年9月2日还款3万元，2015年9月15日还款5万元。本院按照上述还款情况分段计算应付利息，若归还款项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则扣减当期本金。经计算，截至2015年8月6日，何政尚欠借款本金228439.62元，何政此时向薛涛出具欠条，记载尚欠薛涛本金50万元，与实际还款情况不符，本院对于该欠条记载的借款本金不予认定。截至2015年9月15日，何政多向薛涛还款25867.83元。再次，薛涛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称其于2015年8月6日后又陆续向何政借款，但薛涛未提交证据证明。薛涛在一审庭审中改变上述主张，认为其于2015年3月24日委托李顺宁向何政转款80万元。虽李顺宁认可薛涛的主张，但李顺宁陈述其与薛涛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且只认可上述80万元中薛涛只享有50万元的债权，另外30万元债权归李顺宁享有。故薛涛主张向何政出借的80万元，与其自己在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以及李顺宁的陈述均不相同。加之何政也认可其与李顺宁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本院对于薛涛主张通过李顺宁向何政出借80万元在本案中不予认定，权利人可以另案主张权利。薛涛主张其还委托李顺宁向何政转账另外的70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薛涛认为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李顺宁，应当发回重审，但李顺宁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薛涛的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何政另外向薛涛归还了款项25.5万元，而在此之前何政已不欠薛涛本案借款，薛涛收取该款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另外何政主张向薛涛交付了一块价值10万元的金表，应返还相应价款，但何政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则薛涛应当向何政返还不当得利280867.83元。现何政上诉要求薛涛返还266651元，系自由处分权利，本院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因何政未欠薛涛款项，则薛涛要求张丽娟、天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丽娟在二审中提出对承诺书上“张丽娟”的签字进行鉴定，其一审并未提出鉴定申请，且该签字的真实性已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同意。综上所述，薛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何政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1民初10916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薛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何政266651元；三、驳回上诉人薛涛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何政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3584元，由薛涛承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399元，由薛涛承担2600元，由何政承担799元；二审受理费26983元，由薛涛承担26184元，由何政承担7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付立红审判员 贾 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秋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