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02民初3405号 原告：高树燕，女，195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贝，宁德市蕉城区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黄思权，男，197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文彬，上海建玮（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冰，上海建玮（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韩萍爱，女，195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亦，男，1973年7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系第三人韩萍爱之子。 第三人：亓法忠，男，196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郑银萱，女，196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洪，福建璞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绍乐，男，194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第三人：张晶，男，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第三人：李斌，男，198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原告高树燕与被告黄思权、第三人韩萍爱、亓法忠、郑银萱、林绍乐、张晶、李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闽0902民初6524号民事判决，被告黄思权不服该判决，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9民终995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树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贝，被告黄思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文彬、陈冰冰，第三人韩萍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亦，第三人亓法忠、郑银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绍乐、张晶、李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树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铜镜洋84.465亩苗圃的经营所有权、苗木以及其被国家征收后的青苗补偿款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2010年初，原告高树燕与被告黄思权、案外人林绍乐三人合伙出资，以被告黄思权的名义向八都镇上坂、下坂、铜镜、溪池等村的村民租地84.465亩设立苗圃，种植各种绿化苗木。苗圃土地坐落于八都镇铜镜洋，称铜镜洋苗圃。时至2010年8月，因后续资金不足经营发生困难之时，恰遇第三人亓法忠、郑银萱（又名郑小青）夫妇有意将整个铜镜洋苗圃买下，作为其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绿化用苗。全体合伙人均同意转让，经洽谈以75万元成交。在第三人亓法忠夫妇交清全部的苗圃转让款后，苗圃就移交给第三人亓法忠、郑银萱，与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原件也随之移交给第三人亓法忠，作为苗圃权属移交的凭证。自此，铜镜洋苗圃所有权归第三人亓法忠和郑小青所有。铜镜洋苗圃卖给第三人后，原告与被告黄思权、案外人林绍乐的合伙即告解散。在2010年9月12日，原告与被告黄思权、林绍乐共同对合伙经营进行清算。经核算，苗圃转让款收入75万元减去合伙投资和经营支出后有盈余，人均分红128333元，各人领走，被告黄思权也领取了分红款128333元。这一事实有原告、被告和林绍乐共同签署的“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为证。2011年9月，郑小青及其企业遭遇债务危机，其中包括拖欠原告和第三人韩萍爱合计150万元的借款无法偿还。经协商，第三人亓法忠夫妇同意用铜镜洋苗圃抵偿给原告和第三人韩萍爱，以抵销双方的债权债务。2011年10月18日，第三人亓法忠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其同意将铜镜洋苗圃的所有权移交给原告所有，原告和第三人韩萍爱的150万元借款不再向其追讨本息，不纳入企业重组，原租地合同交给原告，作为苗木移交依据。上述协议签订后，第三人亓法忠和郑小青将苗圃移交给原告，原土地租赁合同和土地租金签收单也移交给了原告，作为苗圃权属变更的凭证。至此，从2011年10月18日起，铜镜洋苗圃即归原告所有。原告接管苗木后派人并雇工管理，并按年向村民支付土地租金，一直到2014年铜镜洋苗圃被政府征收用于沈海高速复线建设项目为止。2014年上半年，沈海高速复线工程宁德蕉城区段开始征地工作，主要由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负责土地征收和补偿的有关工作。约在2014年6－7月间，原告方看到铜镜洋苗圃被蕉城区高速公路指挥部打下桩号、拉线圈出路基用地等标志之后，即以苗圃所有人的身份向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申报苗木所有权。为了确定苗圃的青苗补偿数额，2014年11月18日，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中信达评估公司、八都镇人民政府有关人员会同原告到铜镜洋苗圃现场对苗木规格和株数进行了清点、造册，制作了苗木清点表，原告作为苗木所有权人在上签字认可。时至2015年3月，被告黄思权以铜镜洋苗圃系宁德恒丰园林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该公司所有人李斌已将公司名下苗木转让给其所有为由，以铜镜洋苗圃苗木所有人的身份向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主张苗木补偿款。原告与被告因此发生纠纷。2015年10月22日，原告向蕉城区八都镇人民政府递交了《林木权属争议调处申请书》，要求确认镜洋苗圃84.465亩绿化苗木权属为原告所有。2015年6月30日，八都镇人民政府以申请人未能提供林木林地权属凭证，本案属于林木流转中的林木经营、处置纠纷，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八政综[2016]183号《关于不予受理高树燕苗木确权的决定》，并向原告送达了上述决定。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本案苗圃经营所有权属于原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八都镇人民政府认为本案属于林木流转中的林木经营、处置纠纷，不属于林地、林木所有权纠纷，对原告的确权申请不予受理。为此，原告为解决纠纷，今特提起诉讼，请按原告的诉请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黄思权辩称：一、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铜镜洋苗圃、苗木（以下简称争议苗圃）所有权不属于高树燕所有。1、争议苗圃所有权的历史变化情况。2010年1月，黄思权与林绍乐二人共同出资成立公司经营争议苗圃，苗圃的土地租赁合同前期均由黄思权2010年1月与村民签订，租期为十五年（2010年1月至2025年1月）。2010年3月，黄思权与林绍乐注册成立宁德恒丰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园林公司），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法定代表人为黄思权，高树燕系挂名在林绍乐名下的隐名股东。2010年11月，黄思权与林绍乐将恒丰园林公司股权及名下苗圃、苗木转让给李斌、张晶，价格75万元人民币。之后由李斌等管理着恒丰园林公司与苗圃，聘请原股东林绍乐为会计，2014年12月，由于李斌等经营管理不善已付不起2015年的苗圃土地租金，2014年12月，恒丰园林公司将名下的所有苗木转让出售给了黄思权，黄思权与陈诸增、陈晓敦、林伙忠、林国雄五人共同出资110万用于苗圃的扩大发展，其中66万用于购买该苗圃的苗木，以黄思权为代表双方签订购销协议、苗木移交书。2、高树燕、黄思权与林绍乐三人不存在合伙经营争议苗圃的事实。三人首先没有任何的合伙协议证明合伙关系存在，黄思权与林绍乐双方于2010年9月12日签订的《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明确注明是“股东签字”，表明二人是恒丰园林公司股东而并非是合伙人，该收支情况是对股东二人对恒丰园林公司投入与支出及收益的结算，其中的“高树燕”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系原告高树燕的造假行为，记载的高妹投资仅是公司的隐名股东。3、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小青、亓法忠夫妇于2010年9月间左右有收购争议苗圃，高树燕仅有亓法忠与郑某的个人证言证明，租金缴纳无法看出系郑小青、亓法忠夫妇经营。至于亓法忠的《证明材料》，亓法忠与高树燕所述的争议苗圃所有权具有极大的利害关系，是高树燕所述的争议苗圃所有权人之一，是有抵债的利益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能予以采纳。4、原告诉称2011年郑小青夫妇因欠债务又将争议苗圃作价抵偿给高树燕，仅有其二人的抵债协议书，但是却没有清点、交接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5、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树燕在2011年至今有经营管理苗圃，购买苗木，支付人员工资等。其提供的主要证据就是租金交纳的凭证，以及向郭某等6人借款11万元给高树燕配偶林某用于经营争议苗圃。高树燕提交的证据租金交纳凭证均是以恒丰园林公司交纳，并非是郑小清或高树燕交纳，记载内容上也仅能看出农民收取租金，而不能看出交纳主体。郭某系恒丰园林公司出纳，其款项是出借给公司支付租金的，并非是出借给林某。6、在本案的前期高速办调查阶段，高树燕或郑小青、亓法忠夫妇有伪造与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伪造签名，113份土地租赁合同承租人的落款处均签了亓法忠的名字，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8日，该系列证据复印件目前在宁德市蕉城区高速恒丰园林公司建设指挥部处留存。争议苗圃的土地租赁合同事实上均由黄思权一人与村民于2010年1月签订，黄思权手中一份，签订租赁合同的村民手中一份，黄思权手中的合同由黄思权保管，村民手中的合同由村民自己保管。黄思权与林绍乐于2010年3月成立恒丰园林公司，就将其手中的土地租赁合同放在恒丰园林公司，后恒丰园林公司在保管该材料过程中遗失部分合同，余下的部分合同在李斌将争议苗圃移交给黄思权之后又回到黄思权的手中。至于高树燕提供的下坂村委会证明，该证据不仅不合法，且证明的内容属于捏造，事实上争议苗圃的土地租赁合同本来全部就是由黄思权与村民签订。7、林绍乐原为恒丰园林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给张晶之后并被聘为该公司的会计，林绍乐作为恒丰园林公司的员工，其给高树燕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严重不符，无法证明高树燕主张的争议苗圃的所有权已转让给郑小青、亓法忠。8、高树燕在向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时，其提供的周某证人证言，证明其作为郑小青招收的铜镜洋苗圃工人的说法不能成立，周某实际上是恒丰园林公司的员工，这个有周某在恒丰园林公司上班期间的交纳社保凭证为证。高树燕歪曲事实，出具虚假证明，将属于恒丰园林公司的员工说成是郑小青的员工，郑小青夫妇根本就没有经营过争议苗圃。9、至于高树燕所说的郑小青在2011年9月遭遇债务危机，向高树燕与韩萍爱借款150万元并出具借条，该借款真实性无法确认，且高树燕等人系公务人员，不可能有巨额借款借出，且高树燕为现金借款50万元，体现的借款人也与郑小青无关，该借款借条记载中已备注是转为购房款，且有相对应的房号。二、争议苗圃所有权之前属于恒丰园林公司所有，现属于黄思权所有。1、黄思权在2010年1月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之后，同年3月成立恒丰园林公司经营管理争议苗圃，后黄思权、林绍乐于2010年11月将恒丰园林公司股权及名下苗圃、苗木分别转让给李斌、张晶，但之后公司仍是继续经营争议苗圃，争议苗圃的所有权在2014年底转让给黄思权之前均是属于恒丰园林公司。且经营期间的养护人员的工资均由恒丰园林公司发放，林绍乐与周某均有签字确认。恒丰园林公司经营期间，还对外采购榕树等树种几百棵用于种植。同时还购买化肥农药用于经营，林绍乐与周某同样均有签字确认报销。土地租金也是由公司支付至2014年。2、2014年12月，恒丰园林公司将争议苗圃全部转让给黄思权，黄思权取得争议苗圃的所有权。黄思权与陈诸增、陈晓敦、林伙忠、林国雄五人共同出资110万用于苗圃的扩大发展，其中66万用于购买该苗圃的苗木（有银行转账凭据），以黄思权为代表双方签订购销协议、苗木移交书。2015年1月黄思权等五人对苗圃租用的土地进行了土地租金的发放，在拥有八都镇铜镜村铜镜洋苗木所有权以后，黄思权等五人马上组织对苗木进行修剪、除草、施肥等等措施，对枯死的苗木进行补种，并对苗木进行了清点，主要苗木有：香樟、罗汉松、秋枫、华棕、银海棠、加拿大海棠、澳洲松、茶梅、龟甲冬青、红叶石楠、麻炼、小叶榕、四季桂、串钱柳、红花继木、小叶榄仁、大叶杜英、大花桅子、柳树、香树、天竺桂、广玉兰、茶花、塔柏、八月桂、水杉、木棉花、美人树、羊蹄夹、重阳木、竹柏等等共计四万多株名贵苗木，大约价值在400多万。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对此有异议。2015年2月份，黄思权等五人又投入资金45万购买了6000多株苗木进行正常的栽种，在种植的过程中遭到八都镇政府有关领导的无理制止，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有效程序，就将黄思权栽到地里的苗木野蛮拔除，并拉走苗木400多株，到现在还没有返还，造成黄思权的损失50万元。此时黄思权等五人才被告知该苗圃属于征地范围。3、土地租金一直都是由经营苗圃的人来支付的，先是由苗圃所有权人恒丰园林公司来支付，后恒丰园林公司将苗圃转让给黄思权，这期间的土地租金就由黄思权来支付。综上，争议苗圃的所有权属于黄思权所有，黄思权实际上也经营着争议苗圃，高树燕与争议苗圃没有任何关联，请求驳回高树燕的诉讼请求。并补充以下答辩意见：一、2010年初至2010年11月，黄思权与林绍乐、高树燕是以成立公司方式经营争议苗圃，并非合伙方式。1、因林某公职身份，故以其配偶高树燕名义与黄思权、林绍乐商议经营争议苗圃。2010年3月，黄思权与林绍乐注册成立宁德恒丰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法定代表人为黄思权，高树燕挂名为隐名股东，争议的苗圃纳入到恒丰公司名下经营。2、高树燕原一审提交的证据4《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中“股东签字”一栏，可以确定真实签字的是黄思权与林绍乐二人，且明确为是股东身份，并非是合伙人身份。高树燕是作为隐名股东列出，高树燕的签名经林某自认是林某代签。仅能确认黄思权与林绍乐的真实签字行为，是黄思权与林绍乐二人作为恒丰园林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总收支进行确认。且在该情况表底部，倒立写着“恒丰”二字，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可知，三人是以成立公司方式经营争议苗圃，并非合伙方式。3、林绍乐作为恒丰公司的员工，其给高树燕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严重不符，仅凭借该唯一证据无法证明争议苗圃为高树燕、黄思权、林绍乐合伙经营。且，林绍乐与高树燕均为本案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能自证。二、2010年1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争议苗圃的所有权是属于恒丰公司，并非属于郑银萱或高树燕。1、2010年11月，黄思权与林绍乐将恒丰公司股权及名下苗木转让给李斌、张晶，价格75万元。由恒丰公司继续管理与占有苗圃，并聘请原股东林绍乐为管理人员。林绍乐以及证人周某均系恒丰公司的员工事实清楚，有恒丰公司代其二人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可证。2、如果是郑银萱个人受让苗圃，则根本没有必要再由其公司人员李斌、张晶出面受让恒丰公司的股权。而且苗圃主要供应对象是郑银萱实际控制的房地产公司绿化使用，以公司方式经营符合常理，个人方式经营因无法开具对应的票据，完全不适合市场需要。3、恒丰公司并非空壳公司，一直在经营、管理争议苗圃。原一审黄思权已经提交购买苗木、化肥等书面的发票证明。且根据周某的证言，购买的苗木均种植在争议苗圃。黄思权原一审提交的发放员工的《工资表》，该《工资表》已得到制作工资表的周某的确认，并已将原件提交给公司报销。4、高树燕辨称争议苗圃在2010年9月12日转让给郑银萱个人，但是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相关的书面转让协议书，仅是高权燕、林某、郑银萱、亓法忠等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其陈述理由不能采信。三、高树燕与亓法忠2011年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原件，其提供核对的原件存在事后补签的嫌疑。即使协议书真实，也是第三人对他人债权债务的处理。1、2011年10月18日，亓法忠与高树燕以抵债的方式将争议苗圃转让给高树燕签订《协议书》，高树燕作为证据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与经当庭核对的《协议书》原件并不一致。提供核对的《协议书》原件在一审诉讼之前从未出现过，存在事后补签的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规定，该《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高树燕与郑小青、亓法忠不存在借贷关系。根据高树燕提供的借条内容可以看出，高树燕系借款给郑树枝，并非是出借给郑小青，且款项已经确认转为购房款，不能同一笔款项再用于购买苗木款，除非要有收购房款的房地产公司确认。其余两张借条系韩萍爱与郑小青之间的借款，且郑树枝、亓法忠不能代表郑小青。且协议签订的时间，郑小青并未失去人身自由，既然是郑小青的债务，由亓法忠代签不符合常理。3、高树燕也并非《协议书》适格主体，不是协议体现的债权债务当事人，其无权代表韩萍爱签订《协议书》。高树燕的债权也只有50万元，且对应的债务人是郑树枝、郑树章，亓法忠并非高树燕的债务人。而且其也无权代表韩萍爱对债权作出处分。因此，高树燕提交的《协议书》没有原件，其提供核对的原件存在事后补签的嫌疑。《协议书》对本案的审理至关重要，应依法查明《协议书》的真实性，对原件的《协议书》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黄思权在原一审、二审以及本次的发回重审均已提出鉴定申请。即使该《协议书》真实，该两份《协议书》的双方主体均不适格，且没有事实依据，抵债行为应为无效，即使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为郑银萱个人所有，高树燕也不能据此获得苗圃的所有权。四、2014年12月至今争议苗圃实际由黄思权合法从恒丰公司处支付对价取得占有，黄思权为争议苗圃所有权人。1、2014年12月，黄思权支付66万元用于购买争议苗圃的苗木（有银行转账凭据），并与恒丰公司签订购销协议、苗木移交书。2015年1月黄思权及其合伙人对苗圃租用的土地进行了土地租金的发放，并投入时间和资金对争议苗圃的苗木进行管理。2、黄思权并不知晓争议苗圃在此期间已被征用，如果早就知晓，根本不会花钱购买争议苗圃，也不会投入时间和资金管理。3、根据宁德市蕉城区高速建设指挥部发函给黄思权的宁德市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文件宁区高指函［2015］8号《关于要求先行提交Ａ14标铜镜洋苗圃“三集中”场地施工用地的函》“......为满足重点工程建设需要，现依据相关法规的规定，请你先行提交该地块中18亩施工建设用地，确保高速公路建设的有序推进......”，指挥部该函件是发给苗圃实际占有人黄思权的，实际上18亩施工建设用地也是由黄思权移交给指挥部使用，并非是高树燕移交，争议苗圃自2014年12月至今的实际占有人为黄思权，并非高树燕。五、高树燕在原一审庭审中确认在清点后对苗木就没在管理，放任不管，有违常理。而黄思权始终占有苗木直至区高速公路指挥办征用移交。1、高树燕本人实际并没有参加苗木的清点，不能仅凭高树燕的单方行为就认定争议苗圃属于高树燕。高树燕对争议苗圃的苗木清点后的去向一无所知，放任不管，完全不符合常理。清点行为并不代表就是移交行为。既然未移交说明苗木还是原所有权人所有，高树燕声称是所有权人，应当是要继续管理。且村委已发出公告，如不交纳地租就要拨苗收回，高树燕也置之不理，完全不符合逻辑。2、黄思权始终占有苗木，对清点后的苗木去向也陈述清楚。同时在收到村委公告后，还积极的支付拖欠的租金，并补种植苗木等。区高速公路指挥办征用移交土地的通知也是向黄思权发出，并非是向高树燕发出，也可以证明黄思权一直占有管理苗木至移交的事实。六、本案应当以书证来认定相关事实，不应当以证人证言认定。1、本案双方原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较多，且证人陈述均存在矛盾，各证人之间及与申请人之间均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不能以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历史形成的书证这一原始证据来认定事实。2、黄思权提供的书证苗木、化肥等购买发票，工资发放记录原始记载为恒丰公司，均可证明在当时是经恒丰公司经营，并非是郑小青个人经营。证人所陈述的都是老板郑小青的，这是符合民间百姓的正常逻辑想法，即使是在公司上班，也一样陈述是老板的，不会准确陈述是公司。且郑小青的所有生意，均是以公司形式开展活动的，并非是以个人名义开展。七、从原一审与二审的庭审情况可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各第三人也无法说清本案争议苗圃以及《协议书》的实际情况，故其对争议苗圃属于高树燕所有的陈述不应当予以采信。综上，答辩人认为，黄思权为争议苗圃实际所有权人，黄思权已提供充分的书面证据证明。高树燕的主张几乎没有书面证据，均为证人证言及口头陈述，不足以证明其系争议苗圃实际所有权人。 第三人韩萍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其母亲韩萍爱有借给第三人郑小青100万元，合并在原告高树燕借款给郑小青的50万元中，合计150万元，至今郑小青仍未偿还100万元借款。 第三人亓法忠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对原告陈述其与郑小青以75万元购买苗圃的事实无异议，后来苗圃又以150万元抵债给原告高树燕。 第三人郑银萱的委托诉讼代理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郑银萱与原告高树燕配偶林某是朋友关系。2010年郑银萱以75万元的价格将苗圃买下来，当时郑银萱在开发“塞纳湖畔”房地产，项目比较大，需要大量资金，其对外也借了很多资金，后因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债务，便将苗圃以150万元抵债给高树燕、韩萍爱。 第三人林绍乐、张晶、李斌未作答辩。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出示下列证据：1.原告高树燕身份证复印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第三人亓法忠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3.情况说明，4.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用以共同证明铜镜洋苗圃原是2010年初由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林绍乐三人合伙投资建成的，后以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亓法忠、郑小青夫妇，2010年9月12日，原告、被告和林绍乐三人将75万元苗圃转让款在扣除成本开支后，每人平分得到128333元；5.借条3份，6.汇款凭证，用以共同证明亓法忠、郑小青夫妇欠原告和韩萍爱借款150万元；7.协议书，8.亓法忠的证明材料，用以共同证明2011年10月18日，第三人亓法忠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亓法忠和郑小青同意将铜镜洋苗圃的所有权移交给原告所有以抵偿原告和韩萍爱的150万元债务，原告和韩萍爱不再向其追讨本息，不纳入企业重组，原租地合同交给原告，作为苗木移交依据；9.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2010、2011年度），用以证明第三人亓法忠、郑小青将其持有的土地租赁合同和2010、2011年度的土地租金签收单移交给原告，证明本案苗圃已抵债给原告的事实；10.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2012年度），11.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2013年度），用以证明铜镜洋苗圃2012、2013年度的土地租金是由原告支付；12.郑某（原一审证人）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1）郑小青将本案苗圃用于抵偿高树燕和韩萍爱的150万元债务，（2）郑小青依据债务抵偿协议书第三条关于乙方接管苗木后遇到经营困难时甲方应设法垫付资金的约定，指示郑某向郑永寿、郭某等6位员工借款11万元给林某（原一审证人，原告高树燕的丈夫）使用，郑小青打20万元借条给郑永寿保管，该款最终由林某偿还；以上内容可以证明郑小青将苗圃用于抵偿原告的债务，并由原告方经营的事实；13.苗木清点表，用以证明因沈海高速复线建设，需要征用铜镜洋苗圃并给予青苗补偿，2014年11月18日，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八都镇政府、中信达评估公司的有关人员会同原告对铜镜洋苗圃的苗木进行清点，并视原告为苗圃所有权人；14.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下坂村民委员会证明，用以证明被告试图制作虚假合同来谋取原告的苗木补偿款；15.林木权属争议调处申请书，16.请求确认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铜镜洋村铜镜洋苗圃、苗木权属的申请书，17.八都镇人民政府关于不予受理高树燕苗木确权的决定，用以共同证明八都镇人民政府以本案属于林木流转中的林木经营、处置纠纷，不属于林地林木权属纠纷，对原告和被告的苗木权属争议调处申请不予受理。原告出示补充证据：1.土地租赁合同（113份），用以证明2009年底至2010年初，原告高树燕、被告黄思权和第三人林绍乐决定合伙在铜镜洋设立苗圃后，以黄思权的名义与当地农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总计113份，土地租赁期限都是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部分合同无落款时间；2010年9月上述三人将苗圃卖给第三人郑银萱、亓法忠之后，将这些土地租赁合同移交给了郑银萱、亓法忠，作为苗木移交的依据；2011年10月18日亓法忠与原告签订协议，将苗圃抵债给原告，协议约定“甲方将原租地合同交给乙方，作为苗木移交依据”，然后亓法忠在每张合同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并注上日期，然后将全部土地租赁合同移交给原告；郑银萱、亓法忠持有113份土地租赁合同的事实，可以作为其购买了铜镜洋苗圃的证据，其将合同移交给原告的事实，可以作为其将苗圃抵偿给原告的证据；2.陈言秘（原一审证人）的证明，用以证明陈言秘自2012年1月份至2013年1月由原告所雇，到本案苗圃从事苗木管理和收支记帐等工作；3.余玉通（原一审证人）证明，用以证明余玉通是受原告的丈夫林某的委托，帮忙管理本案苗圃；4.苗圃开支凭证，用以证明这是原告管理经营本案苗圃时保留的部分开支凭证，涉及年份是2012年至2014年，涉及的开支项目是人员工资、农药、化肥、电费、房租、交通费等，经手人有陈言秘和余玉通等，可以证明原告经营管理本案苗圃的事实。二次补偿证据；1、视频，证明：该视频来源于蕉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可以证明在2014年5月16日政府即对本案苗圃实施征收行为，在现场插上标示牌，拉线圈定范围。恒丰公司对此完全不知悉，没有向指挥部申报产权，说明苗圃根本不是恒丰公司的财产，也不是由恒丰公司在经营。2、借款人员与借款数额清单。证明：其原件为被上诉人持有，为原审证人郑某所写。可以证明郑某、郑永寿、郭某等6个员工借款11万元给被上诉人用于支付2014年苗圃的土地租金，郑某将6名员工和借款数额清单交给了被上诉人，说明上述11万元是借给被上诉人，而不是借给恒丰公司。 被告黄思权质证认为：对证据1原告高树燕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2第三人亓法中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3情况说明，形式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林绍乐原为恒丰园林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给张晶之后并被聘为该公司的会计，林绍乐作为恒丰园林公司的员工，其给高树燕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严重不符，仅凭借该唯一证据无法证明高树燕主张的争议苗圃的所有权已转让给郑小青、亓法忠。且林绍乐与高树燕均为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能自证。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须林绍乐出庭作证。证据4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形式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案涉苗圃的土地租赁合同由黄思权于2010年1月与村民签订，于2010年3月由黄思权与林绍乐共同出资成立恒丰园林公司，其中的高妹（也即高树燕）系公司的隐名股东，因高树燕丈夫林某原蕉城区林业局副局长，且股东签字体现为是以成立公司形式经营争议苗圃，黄思权与高树燕、林绍乐不存在合伙经营争议苗圃。股东签字中的高树燕并非其本人签字，高树燕存在伪造本案的重要证据，黄思权已经就此提出笔迹鉴定，该收支情况真实情况仅是黄思权与林绍乐二人作为恒丰园林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总收支进行确认。证据5借条，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2011年郑小青夫妇因欠债务又将争议苗圃作价抵偿给高树燕仅有其二人的抵债协议书，但是却没有清点、交接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不能证明郑小青夫妇是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人。而且从借条内容可以看出高树燕与亓法忠、郑小青夫妇并没有借款关系，高树燕系借款给郑树枝（系鑫顺丰房地产公司老总），并非是出借给郑小青。从借条内容上看，款项已经是确认转为购房款，不能同一笔款项再用于购买苗木款，除非要有收购房款的房地产公司确认，亓法忠并非是借款人，也不是鑫顺丰房地产公司，也没有权利去确认抵苗木款；而且抵苗木款也没有征得韩萍爱同意。证据6汇款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即使为真实也仅系郑晓华、郑树枝二人与韩萍爱之间的款项往来，另30万元的借款时间与金额上与借条也明显不相符，与本案无关，而且可以看出高树燕50万元与亓法忠、郑小青夫妇并没有借款关系，高树燕所谓的借款50万元无银行流水佐证。证据7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协议书如为抵债用，却没有韩萍爱的签字确认其同意债权抵款，也无郑小青签字确认，效力有异议。郑小青、亓法忠夫妇作为自然人有收购争议苗圃证据不足，其不是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人。原告提供协议书原件甲方后面没有亓法忠、郑小青，乙方后面也没有高树燕、韩萍爱签字，从协议书原件上看亓法忠没有任何权利将苗圃转让，高树燕的款是借给郑晓华、郑树枝，高树燕没有经过韩萍爱同意无权将苗圃转让。证据8亓法忠的证明材料，形式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小青、亓法忠夫妇个人有收购争议苗圃，其不是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人。争议苗圃、苗木2010年起实际上就是由恒丰园林公司在进行经营。且亓法忠为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能自证。证据9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2010、2011年度），形式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2011年土地租金签收单只有复印件，争议苗圃、苗木2010年起实际上就是由恒丰园林公司在进行经营，亓法忠、郑小青并非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人，土地租金一直都是由经营苗圃的人来支付的，先是由苗圃所有权人恒丰园林公司来支付，后恒丰园林公司将苗圃转让给黄思权，这期间的土地租金就由黄思权来支付。该土地租金交纳凭证均是以恒丰园林公司交纳，并非是郑小清或高树燕交纳，记载内容上也仅能看出农民收取租金，而不能看出交纳主体。证据10、证据11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争议苗圃的土地租金一直都是由经营苗圃的人来支付的，先是由苗圃所有权人恒丰园林公司来支付，后恒丰园林公司将苗圃转让给黄思权，这期间的土地租金就由黄思权来支付。原告并未支付过任何土地租金。证据12郑某的情况说明，形式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1）黄思权在2010年1月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之后，同年3月成立恒丰园林公司经营管理争议苗圃，后黄思权、林绍乐于2010年11月将恒丰园林公司股权及名下苗圃、苗木分别转让给李斌、张晶，但之后公司仍是继续经营争议苗圃，争议苗圃的所有权在2014年底转让给黄思权之前均是属于恒丰园林公司。2014年12月，恒丰园林公司将争议苗圃全部转让给黄思权，黄思权取得争议苗圃的所有权；（2）郑小青并非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人；（3）郑小青向郭某等人借款11万元，也不能成立，郭某系恒丰园林公司的出纳，郭某等人11万元款项是出借给公司支付租金的，并非是出借给郑小青或林某。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须郑某本人出庭作证。郭某等人借款记录，公司是宁德市顺丰胶合板有限公司与恒丰园林公司有关联。证据13苗木清点表，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1）不能仅凭借清点表就能认定高树燕为争议苗圃、苗木所有权人；（2）该清点表高树燕并未参加，签字人也并非是高树燕，其在伪造证据；（3）高速办开始进行沈海复线高速公司的征迁工作时，林某（原蕉城区林业局副局长，高树燕的丈夫）、王致罴（原蕉城区财政局局长）等人通过其在位期间拉拢的关系，故意拦截、偷取高速办发给我们的文件通告（高速办不予以赔偿我们损失之后才了解到的），所以黄思权收不到任何通告，造成黄思权等争议苗圃、苗木实际所有权人对征地的所有事情都不知情，包括租地给村民都不知情，以致于黄思权等人无法进行苗木的确认工作。证据14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下坂村民委员会证明，形式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仅有公章却没有出具人员的签名，形式不合法，且证明的内容属于捏造，事实上争议苗圃的土地租赁合同本来全部就是由黄思权与村民签订。证据15、16、17，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八都镇人民政府不予受理高树燕的苗木确权的决定的“经审查，申请人高树燕未能提供林木林地权属凭证......”可知，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是高树燕无法提供林木林地权属凭证，高树燕并非争议苗圃、苗木所有权人，其根本无法提供相关的权属凭证。现争议苗圃、苗木实际所有权人是黄思权，从土地的承租、苗木的购买以及经营、管理上已由原经营的恒丰园林公司将苗木转给黄思权。补充证据1土地租赁合同（113份），对于黄思权本人签字合同无异议，不是黄思权本人签字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1）争议苗圃的土地租赁合同事实上均由黄思权一人与村民于2010年1月签订，黄思权手中一份，签订租赁合同的村民手中一份，黄思权手中的合同由黄思权保管，村民手中的合同由村民自己保管。黄思权与林绍乐于同年3月成立恒丰园林公司，就将其手中的土地租赁合同放在恒丰园林公司，由林绍乐负责保管公司的文件材料，余下的部分合同在李斌将争议苗圃移交给黄思权之后又回到黄思权的手中。在本案的前期高速办调查阶段，高树燕或郑小青、亓法忠夫妇有伪造与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伪造签名，113份土地租赁合同承租人的落款处均签了亓法忠的名字，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8日，而该日期却是亓法忠将苗圃转让给高树燕的协议书签订日期，存在明显的事后补签订或伪造；（2）黄思权与高树燕、林绍乐不存在合伙经营争议苗圃，事实上村民只认为黄思权与林绍乐，根本不认为高树燕或亓法忠、郑小青；（3）仅凭借合同无法证明争议苗圃的所有权有转让给郑小青、亓法忠。补充证据2陈言秘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2010年1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争议苗圃的所有权人是恒丰园林公司，实际也是由恒丰园林公司在负责管理争议苗圃、苗木。陈言秘并非受雇于原告高树燕。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须陈言秘本人出庭作证。补充证据3余玉通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黄思权2010年起从村民手中承租土地，之后转由恒丰园林公司投资经营，并于之后转让给黄思权所有并经营。林某并非争议苗圃所有权人，不存在其委托余玉通管理苗圃的情况。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须余玉通本人出庭作证。补充证据4苗圃开支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黄思权在2010年1月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之后，同年3月成立恒丰园林公司经营管理争议苗圃，后黄思权、林绍乐于2010年11月将恒丰园林公司股权及名下苗圃、苗木分别转让给李斌、张晶，但之后公司仍是继续经营争议苗圃，争议苗圃的所有权在2014年底转让给黄思权之前均是属于恒丰园林公司。苗木的购买、经营与管理在此期间均是由恒丰园林公司负责。开支凭证等所有材料均由林绍乐保管，其私自交付给高树燕用于本案的诉讼。而且，从这些凭证中并不能看出争议苗圃的管理、经营是由高树燕负责的。对二次补充证据：证据1视频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其证明的内容，无法看出苗圃是归何人所有。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原告待证事实。 第三人韩萍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无异议，同意原告的意见。 第三人亓法忠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无异议，同意原告的意见。 第三人郑银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无异议，同意原告的意见。 被告黄思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出示下列证据：1.土地租赁合同（选取部分村民，实际共113份），用以证明土地租赁合同由黄思权于2010年1月与村民签订，在宁德恒丰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园林公司）成立后，权利义务转由公司交纳租金；2.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用以证明恒丰园林公司于2010年3月由黄思权与林绍乐共同出资成立，高树燕系公司的隐名股东，主要是为了经营管理本案争议苗圃，黄思权与高树燕、林绍乐不存在合伙经营争议苗圃；3.恒丰园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2010年11月，黄思权与林绍乐将恒丰园林公司股权及名下苗圃、苗木转让给李斌、张晶，恒丰园林公司主体继续存在；4.上、下坂村民联合公告，用以证明上、下坂村民针对本案争议苗圃的土地2014年未付租金的公告，如果恒丰园林公司不支付2014年租金，将要求收回土地，为此恒丰园林公司将名下争议苗圃所有权转让给黄思权所有与经营；5.购销合同、苗木移交书，用以证明黄思权与恒丰园林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购买该公司所有的苗木，该公司随后将苗木移交给黄思权；6.福建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业务凭证、恒丰园林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用以证明黄思权等五人用66万元向恒丰园林公司购买争议苗圃的苗木，收到款项后恒丰园林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7.黄思权与陈诸增等五人的股东协议书，用以证明2014年12月，恒丰园林公司名下的所有苗木转让给了黄思权，黄思权与陈诸增、陈晓敦、林伙忠、林国雄五人共同出资110万用于苗圃的扩大发展；8.土地租金发放以及修护、清点苗木的现场照片，用以证明黄思权2014年12月受让接收争议苗圃之后发放租金，立即组织人员对苗木进行修护、清点工作；9.2014、2015年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用以证明本案争议苗圃2014年的土地租金由恒丰园林公司进行发放，2015年则由黄思权进行发放；10.购买苗木、农药、化肥等报销花费的发票，用以证明恒丰园林公司2011年购买苗木、化肥的部分发票及其他费用清单，争议苗圃系公司所有并经营，林绍乐与周某作为公司员工均有签字确认报销；11.证明（恒丰园林公司），用以证明争议苗圃、苗木2010年起实际上就是由恒丰园林公司在进行经营、管理、养护,并于2014年12月，将所有苗木以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黄思权所有；12.工资表，用以证明争议苗圃、苗木2010年起实际上就是由恒丰园林公司在进行经营、管理、养护，林绍乐与周某作为公司员工均有签字确认报销；13.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证明林绍乐与周某系恒丰园林公司员工，并非是郑小青或高树燕个人雇用的人员，林绍乐始终是公司股东并在公司从事争议苗圃的经营管理活动，与黄思权与高树燕不是合伙的关系，而是以成立公司方式经营的关系；14.证明（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八都村民委员会、溪池村民委员会），用以证明争议苗圃部分占地的二个村确认黄思权2010年起从村民承租，之后转由恒丰园林公司投资经营，并于之后转让给黄思权所有并经营的事实；15.证明（郭某等人、原一审证人），证明郭某系恒丰园林公司的出纳，其款项是出借给公司支付租金的，并非是出借给林某；16.林木权属争议调处申请书（高树燕），证明高树燕提交的申请确认争议苗圃权属的材料中将周某陈述为郑小青招收的工人与事实不相符，周某系恒丰园林公司员工并依法领取工资与纳税；陈述郑小青向郭某等人借款11万元，也不能成立，郭某系恒丰园林公司的出纳，郭某等人11万元款项是出借给公司支付租金的，并非是出借给郑小青或林某；17.宁区高指［2015］29号《关于不予确认林木补偿申请的通知》，证明黄思权等人被告知争议苗圃属于征地范围之后，于2015年3月份，黄思权等人向宁德市蕉城区高速恒丰园林公司建设指挥部处提供相关的材料对苗圃的苗木提出了赔偿请求。2015年5月，黄思权收到高速办以该苗圃存在纠纷为理由对苗木赔偿不予确认的通知书，但黄思权对与谁存在纠纷并不知晓；18.宁区高指［2015］8号《关于要求先行提交Ａ14标铜洋镜苗圃“三集中”场地施工用地的函》，证明宁德市蕉城区高速恒丰园林公司建设指挥部处发文件要求黄思权等人先行交地18亩作为搅拌站建设需要，黄思权给予支持与配合，已将18亩地先行交予高速办进行前期的建设，该文件直接证明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与经营权在黄思权处，高树燕对土地没有实际经营与控制。 原告高树燕质证认为：对证据1土地租赁合同，本案苗圃确有土地租赁合同约113份存在（即原告补充证据1），是在2010年铜镜洋苗圃成立时以黄思权的名义与农户签订的，实际签订时间是在2010年1月份（有一些是后面补签的），当时恒丰公司尚未成立。2010年9月苗圃转让给郑小青之后，上述113份合同的原件连同2010年度《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的原件一起转给了郑小青持有，作为苗圃移交的凭证。2011年10月郑小青、亓法忠将苗圃抵债给原告之后，这些合同的原件又由亓法忠交给了原告，作为苗木移交的凭证。对被告所提交的这6份土地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和来源均有异议。这6份合同是被告在2015年之后，为了诉讼的需要从农民手中收购回来的，无法证明其待证目的。对证据2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恒丰公司的股东是林绍乐和黄思权，无法证明原告是公司的隐名股东。情况表中可以看出，恒丰公司成立时的出资方式是货币，而不是将苗圃作为实物出资进行出资，说明苗圃与恒丰公司无关，苗圃不属于恒丰公司的资产或由恒丰公司管理。该份证据无法否定苗圃最初是由高树燕、林绍乐、黄思权合伙共有的事实。对证据3恒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待证目的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都没有涉及到本案苗圃，说明苗圃与恒丰公司无关。如果苗圃是恒丰公司的资产并一起转让给李斌和张晶，股权转让协议或股东会决议中就会对苗圃的归属、移交等作出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就说明本案苗圃与恒丰公司无关。对证据4上下坂村民联合公告，对其真实性或来源的合法性均有异议，简单说就是一个假公告。一是这个公告没有任何一个村民签字。二是内容明显违反常理。2014年底苗圃及土地已被国家征收，村民都已收到土地补偿款，如何又会要求收回田地自行经营。对证据5购销合同、苗木移交书，这两份证据是被告为了本案诉讼的需要所作出的虚假证据，不仅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目的，反而可以证明被告行为的非法性。理由是上述购销合同和移交书形成于2014年12月5日，移交是28日，而本案苗圃是在2014年11月8日已被国家征收，所有苗木已经由高速道路指挥部、八都镇政府、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清点造册，等待理赔。此时被告与李斌签订所谓买卖协议和苗木移交，明显是虚假的。同时将已被国家征收苗木进行买卖和移交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被告无权依非法和无效的买卖行为来主张苗木所有权。对证据6福建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业务凭证、恒丰园林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对信用社现金缴款凭证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与恒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有异议。据原告方了解，恒丰公司和李斌并未最终得到款项，钱存入恒丰公司帐户后，又被被告方提走，然后又存入，再取出，制造已实际支付款项的假象。这从被告的支付方式就可以看出。被告多次付款都是用现金存入恒丰公司帐户，在当下有银行卡转帐、网银、手机银行等多种快捷方便的支付方式，被告用现金存款支付，难道不令人怀疑吗？至于恒丰的收款收据显然是配合被告作假而制作的，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黄思权与陈诸增等五人的股东协议书，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为了配合被告诉讼制作的虚假协议书。按照被告提供的证据，黄思权与恒丰公司是2014年12月5日才签订苗木转让协议书，本协议是签订于2014年11月1日，黄思权还没受让恒丰公司的苗木，怎么可能与林国雄等人签订股东协议书？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连投资比例、投资款支付时间、财务管理等都没有约定，完全不象一份真实的真实的股东协议。对证据8土地租金发放以及修护、清点苗木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均无法确认，照片上的人物的身份也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待证被告的证明目的。2014年11月苗木已被国家征收，12月被告还对苗木进行修护、清点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解释，是为了制造苗木是其所有的假象而已。对证据9“2011、2015年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请被告出示原件。这组证据中2011年度的《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中有当时管理人员周某的字迹，让周某本人说明情况更合适，但证据9中的2015年度的《铜镜洋分户土地租金签收单》是被告在明知苗圃已在2014年底被国家征收的情况下，为了制造出本案苗木是其经营的假象，而不惜花钱制造出虚假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4“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下坂村民委员会证明”可以证明这一点。2015年土地及苗木已被国家征收，还有必要向农民支付租金吗？对证据10购买苗木、农药、化肥等报销花费的发票，这些发票是由周某经手的，由周某向法庭说明。对证据11证明（恒丰园林公司），李斌本人没有出庭，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内容上看，说2010年至2014年12月本案苗圃由恒丰公司经营，与本案的现有证据不符。被告虽然提供了2011年以恒丰公司名义开具的一些苗圃的费用发票，但这些发票实际上是郑小青经营苗圃的支出。2012年至2014年恒丰公司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苗圃为其所经营。因此，李斌的这一说明，即使是李斌本人出具，也不能证明苗圃是恒丰公司在经营或苗圃归恒丰公司所有。对证据12工资表，请出示原件。对工资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工资表是由周某制作的，请周某作出说明。对证据13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请出示原件这份证据涉及周某，请周某作出说明。对证据14证明（八都村委会、溪池村委会），对这份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性有异议。理由是村委会并没有参与土地出租或收取租金，并不了解苗圃由谁经营的问题。本案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恒丰公司的股东李斌、张晶或公司的其他人员到过苗圃，或在苗圃有任何支出，村委会依据什么来证明苗圃是由恒丰公司所有和经营呢？这一点就可以说明这份证据的内容是不真实的，法庭不能采信。对证据15证明（郭某等人），这份证明有6个人签字，但除了郭某、郑永寿出庭外，其他人均未到庭作证。因此，这份证明是否是6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单从证明的内容上讲，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郭某是恒丰公司的出纳，而原告方有蕉城区法院的判决书可以证明郭某是郑小青名下企业鑫顺丰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人员。郭某在出庭作证时，曾说过其是恒丰公司的出纳，负责公司的报税工作，但却无法提供恒丰公司给她发工资的证据，也无法说出恒丰公司的苗圃费用支出的财务帐目在哪里。郭某、郑永寿这几个人的十几万元借款是怎么产生的，证人郑某在出庭作证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该款是郑小青出面借的，用在苗圃，郑小青还出具了借条给郑永寿。郭某在作证时说，该款是借给恒丰公司的，但却没有恒丰公司的借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对证据16林木权属争议调处申请书（高树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目的。周某（原一审证人）在出庭作证时也明确其为郑小青所聘请，并不是恒丰公司的员工，恒丰公司从未给周某支付过工资。郭某自称其是恒丰公司的出纳，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给予证明。对证据17《关于不予确认林木补偿的通知》，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苗圃是属于被告的，相反，高速路指挥部明确，被告所提供的材料无法证明本案苗圃属于被告，拒绝了被告的补偿要求。对证据18宁区高指［2015］8号文，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方在2014年11月8日高速指挥部对苗木进行清点造册后，原告方即撤出了苗圃，等待补偿，没有去干扰政府的施工。而被告为了证明其与苗圃有关系，2015年之后还在苗圃中继续搞所谓补种苗木等小动作进行干扰，所以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为了工程建设不受影响，才要求其交出地块，但这并不能说明苗圃属于被告。 第三人韩萍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证据不了解，无法质证。 第三人亓法忠：对恒丰公司并不了解；郭某2013、2014年都在福州；报销发票无需特意写明何公司，票据拿去报销哪一项目就行。 第三人郑银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同意原告质证意见，被告若要证明林绍乐、周某是恒丰园林公司员工，应提供林绍乐、周某劳动合同书。 到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到庭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铜镜洋84.465亩苗圃的经营权、苗木所有权现归谁所有。 对此，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分析认定： 一、涉案苗圃于2010年投资建设系合伙经营或是公司经营 经查，原告提供的证据3情况说明，为林绍乐出具，内容为“2010年初高树燕、黄思权、林绍乐三人合作，在八都铜镜洋租地种植绿化苗树木，后郑小青提出转让事宜，经三人同意，以75万人民币作价转让给郑小青”；证据4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内容为2010年9月12日经高树燕、黄思权、林绍乐三人签字确认分红情况。上述2份证据得到第三人林绍乐、亓法忠当庭确认，且林绍乐当庭陈述了苗圃系三人合伙经营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高树燕的签名系伪造，对此，证人林某（高树燕丈夫）当庭证实该名字系其代签，林绍乐当庭也明确表示系林某代签。本院认为，林某系原告高树燕丈夫，其代高树燕签字的行为得到高树燕及合伙人林绍乐的确认，具有法律效力。 被告主张涉案苗圃是由恒丰园林公司经营，其提供的证据2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据3恒丰园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虽可体现恒丰园林公司于2010年3月成立，股东为黄思权、林绍乐，法定代表人为黄思权，但以上材料均未涉及苗圃。 此外原、被告提供的2010年初与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均是以黄思权名义而并非以恒丰公司名义签订。因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予以确认，采信原告主张，认定涉案苗圃在2010年初是由原告高树燕、被告黄思权、第三人林绍乐三人合伙经营。 二、2010年下半年涉案苗圃的流转情况 原告提供的证据4铜镜洋苗圃总收支情况可证实原告、黄思权、林绍乐将苗圃转让给郑小青后，于2010年9月对收支进行结算的事实。第三人亓法忠、林绍乐、证人林某当庭对转让事实进行了确认，林绍乐、林某证实是在林绍乐家中进行的分账。 被告提供有土地租赁合同6份，用以证明系恒丰园林公司于2010年与村民签订。原告亦提供有经原件核对的2010年被告与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113份。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6份土地租赁合同与原告提供的一致，均为被告黄思权于2010年与村民签订，但不能证实系恒丰园林公司与村民签订，原告提供的113份土地租赁合同均有原件，每份合同有第三人亓法忠签字确认，能够印证原告主张的相应事实。 被告主张涉案苗圃、苗木及恒丰园林公司股权系2010年11月由其与林绍乐转让给李斌、张晶，但被告提供的证据3恒丰园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仅能证实恒丰园林公司于2010年12月变更股东为李斌、张晶，而无法体现同时转让涉案苗圃。 综合以上证据，本院对原告、黄思权、林绍乐于2010年9月将苗圃转让给郑小青的事实予以确认。 三、原告主张涉案苗圃于2011年8月由第三人郑小青夫妇抵债给其有无相关依据 1、原告提供的证据5借条3张、证据6汇款凭证，可证实原告于2011年6月1日借款50万元给郑树枝、郑树章，第三人韩萍爱分别于2010年9月10日、2011年1月10日借款70万元、30万元给郑小青，该3笔借款均由宁德市鑫顺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出借对象并非郑小青夫妇，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本院认为，郑树枝、郑树章均系郑小青之子，上述3张借条上有郑树枝、亓法忠于2011年9月10共同签字确认“转为购房款”，并有亓法忠于2011年10月18日签字确认“经商议改为铜镜洋苗木场苗木抵还此款”字样，因此可认定上述借款事实成立。 2、原告提供的证据7协议书，主要内容为2011年10月18日，亓法忠代表甲方（亓法忠、郑小青）与原告代表的乙方（高树燕、韩萍爱）达成协议，由甲方将苗圃所有权交给乙方，乙方原借给甲方的150万元不再追讨；乙方若因苗木一时无法出售，甲方应设法垫付资金；甲方将原租地合同交给乙方，作为苗木场移交依据。对此，被告认为该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经核对的原件并无括号内的亓法忠、郑小青名字及高树燕、韩萍爱名字，因此协议书复印件应系原告与亓法忠事后倒签伪造，不应采信，并申请本院对协议书原件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经法定程序将须鉴定的材料送达至首选及备选鉴定单位，两鉴定单位均发函表示无法鉴定。后于2019年11月8日，被告黄思权再次申请该鉴定，经原、被告双方各自选择三家鉴定单位，本院依法定程序摇号选定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该两鉴定单位亦均发函表示无法鉴定。经查，对于出现2份落款时间相同的协议书，原告解释为第1份协议书（有原件）签订后，第三人韩萍爱以同是债务人为由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其名字，故在其要求下重新签订了协议书并将韩萍爱名字写入乙方人员，由于重新签订的协议书原件在第三人韩萍爱丈夫王致罴处，本案原一审开庭审理时王致罴突发心脏病已去世，故无法提供原件。第三人亓法忠提供的证明材料（证据8）及当庭陈述对协议书予以认可，并对协议书无郑小青签名的原因作出说明，是由于协议书签订时郑小青已被债务人控制，无法脱身，故无法签字。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协议书（重签）虽无原件核对，但协议双方已作出说明，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予以采信。 3、被告提供证据5购销合同、苗木移交书，证据6现金缴款凭证、收款收据，证据7股东协议书，证据9土地租金签收单，证据10恒丰园林公司发票等，用以证明被告向恒丰园林公司购买苗木的事实。经查，被告提交的证据5苗木移交书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5日，而原告提供的证据13苗木现场核查技术方案，体现2014年11月18日中信达评估公司及蕉城区八都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涉案苗圃进行现场苗木清点，该证据有相关工作人员签字，可予以确认，并结合原告的二次补充证据1视频可证实2014年5月16日政府对案涉苗圃实施了征收行为。因此本院认为，若被告为涉案苗圃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对政府征收苗圃占地的政策应当知晓，被告在政府对苗圃苗木进行清点之后仍向恒丰园林公司支付款项购买苗木，与常理不符。此外，被告提供的证据6现金缴款凭证、收款收据，其形成时间均在2014年12月23日之后，也与常理不符。被告提供的证据7股东协议书，因未得到林国雄、陈诸增、林伙忠、陈晓敦四名合伙人的印证，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8土地租金签收单，包括2011年和2015年度；而原告亦提供有2010-2013年度的土地租金签收单，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连续4年的土地租金签收单，可印证其主张郑小青夫妇将2010、2011年度土地租金签收单交给原告，原告于2012、2013年对涉案苗圃进行经营管理并向村民发放租金的事实，而被告在2014年11月苗圃被征收后仍于2015年向村民发放租金，与常理不符。 4、被告提供的证据10发票等，用以证明系恒丰园林公司员工林绍乐、周某采购农药等报销使用。对此，第三人林绍乐当庭（原一审时）证实，其并非恒丰园林公司会计，而是受郑小青聘请管理苗圃，恒丰园林公司从未购买过苗木，没有开展任何业务，发票体现的购买农药、化肥是用于苗圃，经郑小青交待以恒丰园林公司名义开具，钱都是郑小青出的，并非恒丰园林公司钱款；证人周某当庭证实苗圃是郑小青购买的，其为苗圃购买农药、化肥的钱是郑小青出的，支付给村民的租金也是郑小青出的，其从未见过恒丰园林公司财务人员，发票在报销时并未盖章，此外还证实其管理苗圃的工资是郑小青个人出的，工资表（被告提供证据12）为其制作，工资是郑小青发的。综合林绍乐、周某陈述，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0发票等，真实性虽可确认，但无法证实苗圃系恒丰园林公司经营，苗圃的部分开支之所以以恒丰园林公司名义报销，结合第三人林绍乐当庭陈述，系因便于与其他单位进行苗木交易，且报销费用、工资实际均由郑小青个人出资。因此对被告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5、被告提供的证据15证明（郭某出具），用以证明郭某系恒丰园林公司出纳，其款项是出借给公司支付租金的，并非是出借给林某。该证明还有郑永寿、黄圣德、陈思安、郑瑞荣、王致细签字确认。庭审中证人郭某出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其为恒丰园林公司财务，用于苗圃的农药、化肥有向恒丰园林公司报销，并有做财务账，其与郑永寿等人出借的15.8万元是借给恒丰园林公司用于支付土地租金。针对证人郭某证言，证人郑某当庭证实苗圃是郑小青个人的，郑小青让其向郭某等6人借款用于支付苗圃的土地租金，借款人是郑小青，郑小青承诺借款10万元还20万元。本院认为，证人郭某陈述恒丰园林公司的款项来源于郑小青个人拨款，但无法提供财务账；关于借款支付租金的实际借款人，证人郑某陈述与原告提供的证据7协议书能够互相印证郑小青一方应为苗圃垫付资金的协议约定。因此，本院认定郭某等6人系借款给郑小青而非借款给恒丰园林公司。 为查清张晶、李斌与郑小青，以及恒丰园林公司与讼争苗圃之间及其与郑小青的关系，本院追加张晶、李斌为第三人，但第三人张晶、李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但本院认为，原告与郑小青之间存在苗圃买卖的事实，已经本院确认，该苗圃是卖给郑小青，与恒丰园林公司无关，资金由郑小青支付，工人工资也由郑小青支付，事后因借款无法偿还给原告及第三人韩萍爱，又将苗圃抵偿给原告及第三人韩萍爱，与第三人张晶、李斌无关；且原告将讼争苗圃转让郑小青时间早于被告黄思权所谓的将恒丰园林公司转让给第三人张晶、李斌，被告黄思权亦无法提供收到第三人张晶、李斌或恒丰园林公司苗圃转让款75万元的证据，被告黄思权认为该苗圃是卖给第三人张晶、李斌的主张，无证据可证明，也与事实不符。 综合以上证据，本院对原告主张的郑小青夫妇于2011年10月将涉案苗圃用以抵偿原告高树燕债务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为，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铜镜洋84.465亩苗圃为原告高树燕、被告黄思权及第三人林绍乐于2010年初合伙经营并投资建设，后于2010年8月转让给第三人郑小青、亓法忠夫妇，郑小青夫妇又于2011年10月将涉案苗圃交原告以抵偿所欠原告债务，现为原告经营所有。因此，原告现为涉案苗圃及苗圃内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人，故对原告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对原告关于确认征地青苗补偿款为其所有的主张，因补偿尚未发生，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其系苗圃的经营人及苗木的所有权人，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恒丰园林公司与涉案苗圃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被告于2010年10月以后对苗圃进行经管管理的事实，故对被告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高树燕为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铜镜洋84.465亩苗圃的经营权人及苗木的所有权人； 二、驳回原告高树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被告黄思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伏棉 人民陪审员  陈 芳 人民陪审员  游翔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彭小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