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1民初4664号 原告：孙某1，男，196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平，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某，女，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琴、杨苏澄，浙江天和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1诉被告沈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案号为（2016）浙0111民初2937号，本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裁定：驳回孙某1的起诉。孙某1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6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2937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0日、12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平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琴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沈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1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255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款付清日止（自起诉日起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04年9月30日协议离婚。××××年××月××日复婚，2010年9月25日协议离婚。原、被告在协议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对子女抚养、共有财产以及债权债务的处置等作了约定。同时，双方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女方（即被告）给予男方（即原告）经济补偿计30000000元整，支付期限为三年内付清。”，并约定“离婚协议书与本协议有不同之处，以本协议为准。”离婚后三年已经过去，被告没有按约向原告支付30000000元经济补偿。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未果。期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以原告未将公司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被告有权拒绝支付经济补偿为由予以驳回。2016年1月18日，原告发函给被告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被告不予办理。原告再次诉诸法律，望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沈某答辩称：一、孙某1至今未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沈某名下。沈某从来没有收到过孙某1诉称的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的通知，无从得知孙某1要求沈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退一步讲，即使沈某收到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通知，根据2010年9月2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拥有的杭州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恒远公司）、富阳市恒远投资有限公司、富阳市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安徽恒远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恒远公司），以上股份全部归沈某所有。以上四家公司股权能否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尚不可知。据了解，现安徽恒远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份为他人持有，且持有人无法联系，事实上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2013）杭富民初字第2356号、（2015）浙杭民终字第219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孙某1未将案涉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沈某名下，沈某有权拒绝支付经济补偿，故沈某自然无须支付孙某1补偿款。 二、即使孙某1将协议约定的全部公司股权变更到沈某名下，也未到沈某支付补偿款的履行期限。根据（2013）杭富民初字第2356号、（2015）浙杭民终字第219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孙某1将股权变更到沈某名下，沈某支付孙某1经济补偿款为同时履行义务，这里的同时履行义务，是指互为义务，且《离婚补充协议书》明确对经济补偿款的履行设定了履行期，结合《离婚协议书》与《离婚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应当认定孙某1将股权转让给沈某后，沈某在三年内支付补偿款给孙某1。因此，孙某1至今尚不具备诉权。 三、补偿款作为四家公司股权过户的对价，因目前公司已资不抵债，对价已丧失，沈某无需再支付孙某1补偿款。1、孙某1要求沈某支付补偿款，违反民法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是公平原则在财产性质的民事活动中的体现，民事主体在实施转移财产等的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取得一项权利应当向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根据（2013）杭富民初字第23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案经济补偿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补偿性质。以及孙某1在一审庭审中承认30000000元经济补偿是对股权转让的对价，可以明确30000000元补偿金是基于沈某获取公司股权这一利益而产生，是对孙某1进行一个等价的补偿。而目前公司已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再以30000000元作为股权变更的对价，对沈某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而造成公司亏损、资不抵债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孙某1经营不善，是造成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根据补充协议书第5条约定，孙某1应于离婚后离开核心利益公司杭州恒远房产，另谋发展，沈某有协助义务。事实上孙某1不仅未离开公司，还一直在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在孙某1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全面经营管理期间，造成公司严重亏损，致使沈某的股权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股权严重贬值。第二、在孙某1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期间，房地产开发整体形势由盛转衰，这也导致公司亏损，股权贬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四家公司，其中杭州恒远公司和安徽恒远公司两家涉及房地产开发。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无论是在建工程，还是已进入预售程序的商品房，在2013年以后，资产出现严重贬值，抵押给银行和其他投资人的房产，已严重资不抵债，不仅没有当时预期的利润，反而出现亏损。沈某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形，并非签订补充协议时可以预料，但这确实也是造成公司亏损、股价贬值的一种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如继续履行合同，以一方将股权转让给另一方，由另一方补偿对价，显失公平。现孙某1将上述股权全部转让到沈某名下，而沈某实际已经无法享受到签订离婚协议时约定的全部股权变更到沈某名下所应享有的股权利益。就此时而言，该协议已经严重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沈某支付补偿款的对价已经丧失，故无需支付孙某1补偿金。孙某1迟延办理股权登记变更手续，已造成违约，孙某1要求沈某支付补偿金应按照现条件成就时股权补偿对价执行，而目前公司已处于亏损，故沈某无需支付孙某1补偿款。孙某1第一次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要求沈某支付30000000元补偿款至二审终审判决前，一直都认为其无须将其名下或其实际控制的四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沈某，时间跨度从2010年9月25日至2015年10月27日，历时五年之久，其拒不转让股权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已经对沈某造成了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也就是在核心公司严重亏损的前提下，经济补偿金的支付已丧失基础。该后果应由孙某1本人承担。除孙某1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管理杭州恒远公司造成公司重大亏损外（仅上传在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上的，恒远房产被执行案件金额就已经高达130618000余元，以上债务绝大部分是孙某1经营期间遗留），在离婚后，安徽高院判令安徽恒远公司补交出让金12000000元，浙江高院判令杭州恒远公司补交滞纳金及利息70000000余元，这些都在离婚时双方对公司估值以外出现的公司价值的贬损。更令人气愤的是，孙某1根据离婚协议，取得超过千万的资产，而沈某分得的股权如今非但是负值，且因孙某1全面经营公司期间，利用掌握沈某的法定代表人私章的机会，在部分公司对外债务合同中，加盖沈某的私章进行担保，导致多家法院判决沈某为连带保证人，如今沈某已列为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案件金额高达18620000余元），致使沈某信誉受损，给沈某工作、生活及社会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新价格执行。本案中，孙某1在时过五年后，方要求沈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迟延履行行为，作为股权对价的补偿金应按现时股权对应的新价格执行，在公司严重亏损的前提下，经济补偿金无须支付。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2010年9月25日《离婚协议书》、《离婚补充协议书》、离婚证各一份，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9月25日在富阳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30000000元，支付期限为三年内付清的事实。被告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对象第二点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这个支付期限三年内付清，应当是原告转让股权给被告后的三年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2004年9月30日《离婚协议书》一份，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有过一次婚姻，××××年××月××日结婚，2004年9月30日离婚，2004年离婚时双方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作了约定的事实。被告质证后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民事判决书两份，以证明原告依法起诉，法院确认应过户相关股权的事实。被告质证后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函、公证书、EMS快递单各一份，以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被告质证后对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被告并未收到过函和快递。本院审核后认为，该组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5、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将安徽恒远公司股权变更到其他人名下的事实。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转让的股份即沈某持有的53.33%、孙某1持有的40%，系经沈、孙二人与李鸣协商一致，由李鸣代持，为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而制作股东会决议、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章程的修改。该事实发生于2010年7月22日，而孙某1与沈某的第二次婚姻离婚登记日为2010年9月25日，关于安徽恒远公司的股份，是与两人共同拥有的其他公司股份一并作出的处理，即两人认可李鸣系他们代持该股份，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辞呈一份，以证明在2013年11月26日之前，原告一直担任杭州恒远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职务，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在该期间全面负责公司的管理活动，只能证明原告受聘担任杭州恒远公司总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本院审核后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2013年11月26日前原告担任杭州恒远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的事实。证据2、杭州恒远公司2010年9月、2013年11月、2014年12月、2015年9月、2016年3月资产负债表各一份，以证明杭州恒远公司在当事人离婚时净资产为正数，在原告辞职时却为负债上千万元，截止2016年原告起诉时，净资产为负4千余万元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认为该负债表盖有杭州恒远公司公章，其数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审核后认为，该资产负债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杭州中院一审判决书及浙江高院终审判决书各一份，以证明在2011年8月，原、被告离婚后，生效判决判令杭州恒远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滞纳金6600余万元。证据4、安徽蚌埠中级法院生效判决书一份，以证明在2012年12月，双方离婚后，法院判决安徽恒远公司需补交土地出让金1200余万元。证据5、富阳法院执行函一份，以证明截止2015年10月。仅在富阳法院，杭州恒远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被执行案件有80多起，被执行标的将近一亿元。该批案件因被执行人杭州恒远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均未结案。证据6、执行案件查询记录一份，以证明杭州地区各基层法院中，杭州恒远公司已进入执行程序的被执行案件高达百起，被执行标的逾一亿三千万元，这些案件，均是原告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期间形成的。证据7、沈某被执行案件查询记录一份，以证明杭州地区各基层人民法院中，沈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已有12起，另有数案仍在审理中，被执行标的达1800余万元。从案号可以显示与杭州恒远公司同案，其原因是被告个人判定为公司部分承担保证责任。证据8、黄传夫起诉资料、萧山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论和萧山法院执行裁定书各一份，以证明杭州恒远公司以750万元为借款抵押给黄传夫的商铺，虽然评估价格为1090万元，但处置价格仅为560万元，可见杭州恒远公司的资产大幅贬值的事实。对于证据3-8，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审核后对于杭州恒远公司、安徽恒远公司在原、被告离婚后涉及多起诉讼，尚有巨额债务进入执行程序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9、叶宇萍诉杭州恒远公司及沈某判决书一份，以证明原告在经营管理公司过程中，未经被告同意，擅自在公司与他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上，在担保人一栏加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私章，导致被告被判令为公司债务承担个人担保责任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在未经被告同意，擅自私盖私章的事实，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本院审核后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10、安徽恒远公司企业章程一份，以证明该公司股权到目前为止系由案外人持有，无法确定该公司股权可以变更登记为被告名下。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安徽恒远公司章程修正案，该公司的股东李鸣系沈某的表弟，且该公司股东的变更发生在2010年7月2日，系原被告离婚前，所以该公司的股份已经在原被告离婚前已为被告持有。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一份，以证明孙某1在安徽恒远公司履职期间因职务侵占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及该案尚未结案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起诉时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没有最终的刑事判决结果，孙某1与安徽恒远公司是职工与公司的关系，与本案原、被告双方的关系无关，即使原告存在经济问题，也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三、为证明2010年9月30日至2013年11月30日，杭州恒远公司的净资产情况，被告在（2016）浙0111民初2937号案件中，申请对于杭州恒远公司净资产进行审计。2016年12月23日，浙江元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一份，原告质证后对该审计报告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审计报告不能真实反映杭州恒远公司净资产情况，提供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财产在双方离婚时已经做出了分割。本院对该审计报告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孙某1、沈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女儿孙某2。2004年9月30日，双方在原富阳市民政局登记离婚。同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财产及债务的处理：1、双方共同财产对半分配；2、双方各自拿出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一归女儿孙某2所有【包括杭州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2006年12月19日变更为杭州恒远公司）、安徽恒远管桩有限公司、安徽恒远公司的股份等】；3、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春江花园景观6#楼1702室房屋产权和杭州河滨公寓2-2-701室房屋产权，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新庙址路56号1-3楼产权归女儿孙某2所有，双方只有居住权，无所有权。 二、2005年5月31日，原、被告生育儿子孙某3。××××年××月××日，双方登记结婚。2010年9月25日，双方在原富阳市民政局登记离婚。同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1份，约定：财产处理问题：双方共同拥有的杭州恒远公司股份、富阳市恒远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富阳市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份和安徽恒远公司股份，以上股份全部归女方所有。位于杭州市富阳区，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96号春江花园景观楼6号1702室，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位于杭州市富阳区，以上四套房屋产权都归儿子孙某3所有。位于杭州市富阳区，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锦绣兰庭绣水居20-2号，以上两套房屋产权归男方孙某1所有。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锦绣兰庭绣水居22号，此套房屋产权归养女孙寒琪所有。债权债务处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双方债务归女方承担。杭州市富阳区和杭州市富阳区锦绣兰庭绣水居20-2号，杭州市富阳区锦绣兰庭绣水居22号，此三套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由男方承担，无其他银行按揭贷款。同日，双方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2、女方给予男方经济补偿计人民币叁仟万元整，支付期限为三年内付清。4、《离婚协议书》与本协议书有不同之处，以本协议为准。《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沈某至今未支付孙某1经济补偿金30000000元。 三、2013年11月26日，孙某1向杭州恒远公司提交辞呈，载明：公司董事会，本人因个人原因即日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四、2013年12月5日，原告曾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0000000元等。2015年7月6日，本院以“《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共同拥有的杭州恒远公司股份、富阳市恒远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富阳市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份和安徽恒远公司股份，以上股份全部归被告所有，但未约定原告将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的期限，仅约定经济补偿的支付时间。根据本案经济补偿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的补偿性质，本院认定原告将相应公司股权登记至被告名下的期限与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的时间没有先后顺序，即双方应当同时履行《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各自的义务。原告未将案涉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有权拒绝支付经济补偿。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缺乏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此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原判。 五、2016年1月18日，原告作出《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函》，载明：沈某，根据2010年9月2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原我与你共同拥有的杭州恒远公司股份、富阳市恒远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富阳市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份和安徽恒远公司股份，以上股份归你所有。你一直未要求办理相关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现望你在收到本函件后，三个工作日内及时与我联系，共同办理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原告将该函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送达给被告，并对该行为进行了公证。 六、2016年4月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25500000元，即（2016）浙0111民初2937号案件。2019年4月3日，本院经审查认为“孙某1向本院提供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函、公证书和EMS快递单，拟证明孙某1要求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沈某质证认为未收到装有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函的快递，孙某1也未提供补强证据证明沈某已经收到上述快递。另外，《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安徽恒远公司登记股东为李鸣（出资额14000000元）、俞丹琴（出资额1000000元）。孙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安徽恒远公司股权且该股权满足变更登记条件。因此，孙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孙某1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标的小于前一次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的标的，但第一次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标的包含了本次起诉提出的诉讼请求标的，应当视为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孙某1在同一诉请已经法院终审判决，没有新的事实发生再次提起诉讼，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本院以此为由，驳回孙某1的起诉。孙某1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和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案涉双方于2010年9月25日协议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子女抚养、共有财产及债权债务处置。同时，双方又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女方（即被告）给予男方（即原告）经济补偿计30000000元整，支付期限为三年内付清。”，以及“离婚协议书与本协议有不同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后孙某1以沈某未按约向其付清上述三千万元经济补偿为由提起诉讼。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3）杭富民初字第2356号于2015年7月6日以孙某1未将案涉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沈某名下，沈某有权拒绝支付经济补偿为由判决驳回了孙某1的诉讼请求。孙某1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4月7日，孙某1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沈某支付其经济补偿25500000元及利息，该项诉讼请求的标的系《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经济补偿款的一部分。同时，孙某1提交《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函》、《公证书》和EMS快递单，以证明孙某1要求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不论沈某是否收到这些材料，孙某1提起本案诉讼即已表达了其愿意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的意思表示。故本案与前案的事实已有不同，原审法院以“一事不再理”为由驳回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裁定如下：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2937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理。 七、在（2016）浙0111民初2937号案件中，被告认为因原约定股权全部归被告的目标公司资产大幅缩水，净资产已为负数，补偿原告的基础已不存在，对杭州恒远公司的净资产进行审计（2010年9月30日至2013年11月30日）。经本院委托，浙江元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报告书，载明：杭州恒远公司2010年9月30日、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1月30日的净资产分别为：4729829.83元、-2251563.96元、-16190992.48元、-31636035.77元、-42096761.56元。 八、目前，杭州恒远公司及安徽恒远公司涉及多次诉讼，累计欠款金额巨大。部分发生于原、被告离婚之前，部分发生于原、被告离婚之后。 九、关于安徽恒远公司的股份情况说明。2010年7月22日，沈某与李鸣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沈某将安徽恒远公司53.33%股份，计出资额人民币8000000元转让给李鸣。孙某1与李鸣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孙某1将安徽恒远公司40%股份，计出资额6000000元转让给李鸣。安徽恒远公司现股东为李鸣、俞丹琴。在（2016）浙0111民初2937号案件中，原告代理人向本院出具核实情况回报一份，载明：“李鸣没有与沈某签订代持协议。但是，李鸣和沈某在五河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均承认李鸣为沈某代持的事实。有李鸣和沈某的笔录证实。俞丹琴是现孙某1的妻子，其明确表明任何时候都可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明确因股权在他人名下，安徽恒远公司的股份无法过户。 十、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检察院对孙某1提起公诉，载明：经依法审查查明，孙某1自2004年4月至2010年7月期间担任“安徽恒远公司”股东、总经理职务，其在全权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期间，以虚报工程款、劳务费的方式，侵占公司资金合计6156960元……。该院认为，孙某1利用其担任安徽恒远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冒领的方式骗取公司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该案尚在法院审理阶段。 十一、关于本案诉讼金额的说明。双方约定经济补偿款为30000000元。离婚后，沈某为孙某1归还房屋部分按揭，现孙某1在本案中同意扣除45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孙某1依据《离婚补充协议书》主张要求沈某支付补偿款30000000元是否成立。首先，《离婚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款对价来源包含双方各自名下的所有的股权进行的分割，而孙某1截至在（2015）浙杭民终字第2196号案件中，仍然坚持股份的分割应当是事先预留或计算出个人单身期间所获得的股权，再予以分割。显然，孙某1对于股份的分割存在异议，那么其也不可能配合沈某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次，双方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时间为2010年9月25日，而孙某1在补偿款对价来源之一的杭州恒远公司实际经营至2013年11月26日，在此期间，杭州恒远公司资产大幅度缩水，净资产缩水幅度超过30000000元。依据目前的公司资产，30000000元的经济补偿对价已不存在，再让沈某支付该对价，显失公平。再次，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安徽恒远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李鸣及俞丹琴，孙某1在本案中明确安徽恒远公司的股权因登记在他人名下，无法过户。根据《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本院认定孙某1将相应公司的股权登记至沈某名下的期限与沈某支付孙某1经济补偿的时间没有先后顺序，即双方应当同时履行《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各自的义务。现孙某1已表明无法将安徽恒远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沈某名下，那么沈某有权拒绝支付经济补偿。被告沈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26800元，由原告孙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颜燕香 人民陪审员  许纪松 人民陪审员  何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柴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