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03行终2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楚才，男，194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九华路扁山巷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300765811980L。 负责人：谢俊，该局局长。 上诉人唐楚才因与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行政不作为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3行初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告唐楚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对吕相连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4日上午10点左右，唐楚才与吕相连发生争吵，随即发生打斗。随后芦笛派出所于2015年1月7日至2月27日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传唤并制作笔录。吕相连所提到的证人，芦笛派出所都进行了传唤并制作笔录，这些证人和唐楚才有过矛盾。唐楚才在笔录中提到的黄淑凤，派出所却没有进行传唤。芦笛派出所也未对双方进行调解。2015年2月10日，唐楚才收到叠彩法院的传票，吕相连起诉唐楚才殴打致其受伤，要求赔偿，随传票一并附了一张派出所2015年1月28日开出的出警、处警证明。2015年3月3日，叠彩分局对唐楚才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过三级法院审理，维持了处罚决定书。2015年5月15日，吕相连起诉唐楚才健康权一案开庭，黄淑凤证明了吕相连殴打了唐楚才。芦笛派出所只对原告下达了处罚决定书，却未对吕相连下达处罚决定书，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提出的调查要求，已经依照程序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经过三级法院审理均得到了维持。因为无法核实黄淑凤的真实身份，故未对其进行传唤。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吕相连没有殴打唐楚才，所以没有对吕相连进行处罚，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行政不作为。对于原告的控告，被告并未直接收到任何材料，而是由上级市公安局信访办将原告的控告材料转交给了被告信访室，被告已按信访程序向上级部门进行了回复，且通过信访的程序不是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4日，原告唐楚才与吕相连发生争执引起肢体冲突。同日，吕相连报案称被殴打，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芦笛派出所（以下简称芦笛派出所）受理案件。芦笛派出所于2015年1月7日至2月27日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传唤并制作笔录。2015年3月3日，被告作出叠公行罚决字【2015】00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吕相连被唐楚才打伤”，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行政拘留不予执行的治安处罚。原告被处罚后不服，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叠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唐楚才的诉讼请求。唐楚不服提出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桂市行终字第20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楚才不服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桂行申35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唐楚才的再审申请。2015年11月6日，原告向桂林市党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政法委）提交控告申请书，请求叠彩分局对吕相连进行治安行政处罚。市政法委于2016年3月28日对原告进行了答复，该答复载明：“唐楚才：你的来访材料，我们已转桂林市公安局办理，请直接与该局联系为荷。（已于2015年11月转桂林市公安局）”。桂林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7日将控告材料转交给了被告叠彩分局。被告叠彩分局于2016年4月25日向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上报了《关于唐楚才控告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载明：“市局信访办：我分局接市局信访办转的控告材料后，与办案单位进行了解，并不存在控告材料中所诉的情况，唐楚才殴打吕相连案件我分局已作出行政处罚，唐楚才不服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4月26日，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书面签收了该报告。2016年6月24日，市公安局向原告出具《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唐楚才：桂林市政法委2015年11月把唐楚才的控告申请证据等材料转给市公安局，市局2015年11月27日，已转给叠彩分局。特此告知”。2016年7月4日，原告认为被告行政不作为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桂0303行初8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应对其曾向被告提出要求对吕相连进行治安行政处罚的控告申请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直接向被告递交过相关控诉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同时原告提起的控告申请是通过信访程序进行处理，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遂裁定驳回原告唐楚才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桂03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唐楚才没有证据证明其直接向被告递交过相关控诉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桂行再15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唐楚才与吕相连的肢体冲突叠彩分局已经知悉并对唐楚才作出了行政处罚，至于吕相连是否构成行政违法，应否对吕相连作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属于叠彩分局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事项，唐楚才不能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不影响叠彩分局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遂裁定撤销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3行初8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行终45号行政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唐楚才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上述规定，行政不作为的案件，起诉期限应当自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叠彩分局于2015年1月4日接到报警并于同日受理，叠彩分局履行职责期限至2015年3月4日届满。自2015年3月4日起计，唐楚才应当在2015年9月4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唐楚才于2016年7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案中，唐楚才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唐楚才于2015年11月6日向市政法委提交信访材料，也超过了2015年9月4日，且信访也不是的扣除起诉期限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故本案应裁定驳回唐楚才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案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裁定驳回原告唐楚才的起诉。 上诉人唐楚才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9年10月31日作出的（2019）桂0303行初7号行政裁决书并公平公正对本案重新审理、作出正确裁决；2、依法裁决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经过广西高院裁定一审重新审理的一案；2、本案是桂林市叠彩分局芦笛派出所、市局百般刁难，拖延阻止，弄虚作假，延误时间，进不去办公室，送不进材料，拿不出证据，延误了时间是公安局的责任；3、一审裁定时间是错误的，从3月4日算起是不对的，要求二审重新审理。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未予答辩。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唐楚才于2015年5月20日以撤销叠公行罚决字【2015】00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叠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上诉人对该行政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其在2015年8月17日的上诉状中提到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未对吕相连作出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上诉人唐楚才的起诉是否超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二、本案是否存在起诉期限扣除或延长的法定事由。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2015年1月4日，上诉人唐楚才与吕相连因争执发生肢体冲突，被上诉人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接警后于当日立案受理，由于案情复杂于2015年2月3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后于2015年3月3日对上诉人唐楚才作出叠公行罚决字【2015】00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上诉人认为系吕相连先动手打伤上诉人鼻梁，依法也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故要求被上诉人对吕相连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是否对吕相连作出行政处罚属于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决定权在被上诉人，由于唐楚才和吕相连属于同一治安案件，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处理该案并对唐楚才作出行政处罚的时候，已经认定吕相连的行为未构成违法，因此未对吕相连进行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唐楚才与吕相连属同一治安案件，上诉人于2015年3月3日知晓叠公行罚决字【2015】00116号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知道吕相连是否被处罚。上诉人于2015年5月20日以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叠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上诉人不服该行政判决提起上诉，其在2015年8月17日的上诉状中提到被上诉人未对吕相连作出行政处罚，由此推断，上诉人在2015年8月17日已明确知道被上诉人未对吕相连作出行政处罚，因此上诉人应当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是上诉人于2016年7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上诉人曾于2015年11月6日向桂林市政法委提交信访材料，但是该信访维权不属于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因此，上诉人提出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扣除及延长起诉期限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 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云艳 审 判 员 李永群 审 判 员 霍凤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灿 书 记 员 黄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