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61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梁轶，女，1991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琨，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钊，男，1957年2月16日出生，回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枫，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斯派特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铁匠营村委会东侧500米。 法定代表人：朱京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朱京华，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戴永全，男，195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 再审申请人梁轶因与被申请人马钊，二审上诉人北京斯派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斯派特公司）、朱京华、戴永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终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梁轶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对梁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依据认定错误。1.梁轶与马钊并未签订任何书面法律文件，也未有任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一、二审法院仅依据2016年5月13日谈话笔录即认定梁轶系连带保证责任人不当。梁轶在谈话笔录中既未明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意思，也没有明确主债权的种类数额，更未明确保证担保的范围、期限，被认定为保证合同或保证条款十分牵强。同时，在谈话笔录中表示的共同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的内涵、外延均不同，一、二审从“共同债务人”进而跃升为“连带保证责任”明显不当。2.一、二审对谈话笔录中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理解错误。根据谈话笔录中“戴永全继续担保，梁轶、朱京华作为共同的债务人”的表述，马钊并未将梁轶作为“连带保证责任人”，与戴永全列为同等法律地位，而是将梁轶与戴永全做了区分，一个是“继续担保”，另一个则作为“共同的债务人”，因此马钊本意并未将梁轶作为“连带保证人”。同时，梁轶陈述的“同意”并不包含作为连带保证人的意思表示。因马钊在谈话中未包含“连带保证人”的意思表示，作为谈话的相对方—梁轶的回应自然也未包含“连带保证人”的意思表示。结合谈话的前言后语，各方当事人应当是对北京斯派特公司面临第三方主张权利情况进行讨论，根本未论及马钊与北京斯派特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更未谈到梁轶对马钊与北京斯派特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二）一、二审判定梁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对于涉案借款，北京斯派特公司以自有财产设定了抵押担保，故即便梁轶被认定为“连带保证担保人”，也应在北京斯派特公司所作的抵押担保之外承担保证责任。而一、二审判决却有意忽略了这一事实，并在判决中未做区分，明显不当。（三）一、二审对基础债权债务事实认定不清。一、二审认定主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依据主要是北京斯派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京华于2016年9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当日朱京华所签的承诺书。但是应当认识到，朱京华的上述“自认”是在刑事程序的特殊背景下做出，应当关注到本案中刑事程序本身的特殊性与合法性。本案本质为民事纠纷。但在外力作用下，公安机关不当使用刑事侦查权力，并将朱京华羁押一年有余，刑事程序本身的合法性应当受到质疑。朱京华在此种背景下，为了自救，为了尽快摆脱刑事羁押的状态，难免会在案件事实上做一定让步和妥协。同时，一、二审忽略了本案中北京斯派特公司提出的还款事实，即从2011年7月28日到2012年3月16日，北京斯派特公司已向马钊汇款6060万元，导致案件关于主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四）一、二审未能充分注意本案背景情况——刑事程序正当性及合法性问题。本案中，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均在刑事程序中产生。如作为确定主债权债务金额、利率的证据，主要是北京斯派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京华在刑事羁押期间作出的询问笔录和承诺。作为确定梁轶连带保证责任的谈话笔录，也是在刑事程序中取得受害人谅解时做出。但一二审均未注意到刑事程序不当性和非法性对案件事实的影响，造成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多有不当。综上，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围绕着梁轶的再审请求进行审查。 关于梁轶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有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中，梁轶虽未与马钊签订书面条款完备的保证合同，但就涉案债务偿还问题，其在2016年5月13日与马钊进行了协商，形成了书面笔录。梁轶在签署该份笔录时对朱京华系涉案债务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知情，在此情况下，其仍承诺愿意与朱京华作为共同的债务人，这表明梁轶对涉案债务，自愿与朱京华承担相同范围、程度的责任，一、二审法院据此判令梁轶与朱京华同时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不缺乏依据。且一、二审法院判令梁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基于梁轶在2016年5月13日询问笔录中所作出的债务加入承诺。同时，从2016年5月13日笔录所载内容看，双方首先确定了涉案债务，然后对涉案债务如何偿还进行了协商，包括先还1000万元现金、将北京斯派特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马钊、一年半之后要进行股权回购等，然后协商了如何落实还款方案，即双方要签订具体的偿债协议、梁轶、朱京华作为共同的债务人等，并且马钊在笔录中也阐述了要求梁轶、朱京华作为共同债务人的理由，即“如果我接手斯派特以后发生了第三方向斯派特主张权利，我的经济利益谁来保障”，故从上述笔录内容看，梁轶作出的承诺是针对涉案债务偿还，而非如梁轶在再审申请书中所称仅针对“第三方向北京斯派特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形，梁轶主张一、二审对谈话笔录中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理解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二审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如前所述，一、二审法院并未认定梁轶系涉案债务的保证人，且梁轶、朱京华等各方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出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享有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梁轶主张一、二审法院有意忽略北京斯派特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二审对涉案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马钊为证明涉案债权的真实性，提供了借款合同、收据等证据，北京斯派特公司、梁轶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北京斯派特公司虽辩称其在2011年7月28日至2012年3月16日向马钊汇款6060万元，但二审法院经庭审查明，除本案所涉5000万元借款外，北京斯派特公司与马钊之间还存在多笔往来款项，且朱京华、戴永全等人在2016年所出具的《承诺书》《保证函》中对涉案债权数额也均未表示异议，二审法院认定北京斯派特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500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并不缺乏依据。对于相关刑事程序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涉案2016年5月13日谈话笔录等虽形成于朱京华被羁押期间，但梁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谈话笔录等是在“受胁迫情况下”作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刑事程序已被有权机关认定存在违法情形，对其该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梁轶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梁轶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包剑平 审判员  杜 军 审判员  关晓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齐晓丹 书记员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