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再3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某庆，男，1963年2月9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石家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石家庄市裕华雍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兴隆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光华路电厂街1号。法定代表人：殷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坤，该公司法律顾问。再审申请人朱某庆因与被申请人石家庄兴隆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工贸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冀01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冀民申66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某庆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被申请人兴隆工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庆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370号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一、两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缺乏证据证明。（一）2004年12月3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是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前提下签订的，为的是让朱某庆能够自行负担本人的工资、保险及福利，被申请人一方减轻费用负担。兴隆公司不但没有按《承包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的约定交付现金524763.32元给朱某庆作为经营资金使用，而且在签定合同后的几年中兴隆公司陆续调低利润指标，合同后期，兴隆公司更亲自参与经营，朱某庆并没有独立经营，2006年8月11日兴隆公司将用于为履行合同而抵押的房产证归还与朱某庆。据此可以证实，《承包协议书》涉及经营的主要条款均未实际履行。（二）朱某庆于2013年12月办理了退休手续（见退休证所载时间），2013年12月还在被上诉人处正常领取了1970元工资。故在2013年5月是有权依据事实情况向正定恒信棉织公司出具手续的。（三）《承包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协议有效期到2009年9月24日止”，协议到期前，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包协议书》因到期而自行终止。自2010年8月11日开始，双方只对朱某庆所在的办事处需完成的利润指标有要求，其他事项均无要求。兴隆公司提交的2010年10月10日及2012年3月8日审计报告中均显示“资金周转正常，占用金额与实物相符。”至此，无论是在协议期内还是在协议期满之后，兴隆公司均是亲自经营，经审计对办事处经营状况已无异议。（四）兴隆公司所诉的“损失”涉及的业务往来形成于2010年至2012年间，在《承包协议书》到期之后（即2009年9月24日），在此期间兴隆公司更是直接参与了与正定县恒信棉织有限公司的业务经营（见兴隆公司出具的2014年9月4日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该自诉状中自诉人兴隆公司要求被告人张凤英赔偿的棉纱损失154254.14元，该笔款项在（2014）长民二初字第585号案件中兴隆公司则要求将其抵消与正定恒信公司之间的欠款数额（判决书第三页，要求将亲自经手的9.6吨纱，价值154254.14元充抵欠款等）。在当时案件诉讼过程中，兴隆公司始终未提出因朱某庆系承包人身份，而要求其自行负担（支付）恒信欠款的请求（观点），而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兴隆公司与正定恒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及欠款数额真实，其中朱某庆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1033号判决书第三页中最后一段，上诉人兴隆公司上诉称：“在2013年5月朱某庆与恒信棉织公司对账时，其早已不是兴隆公司的承包经营者，”兴隆公司实际已认可早在2009年就已终止了承包协议，双方不再是承包关系。（五）在2013年11月18日盘存情况表中。自恒信公司所购的货物（长安法院第585号判决所列货物）清楚在列，朱某庆在退休前已将经手的货物交付于兴隆公司。二、两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被申请人诉求为赔偿损失，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既是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要求申请人朱某庆承担赔偿责任，但却不能证明（2014）长民二初字第585号案件中所列款项系其遭受的损失，购货付货款，何来损失之说？更不能说明与朱某庆的职务行为之间有何种因果关系，导致遭受损失，故要求朱某庆承担赔偿责任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兴隆工贸公司辩称，1、申请人以职工身份与答辩人签订《承包协议书》不影响双方之间的承包关系。其在协议约定的100万经营资金范围内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答辩人没有任何干涉和控制，承包协议实际履行。答辩人提供的现金在公司账上供申请人调配，对此，一审提交的证据2007年、2010年、2012年审计报告均显示“货物运转控制在100万之内，资金运转正常”可以佐证。2、答辩人与朱某庆双方的承包期限为2004年12月到2013年3月，证据除了04年的《承包协议书》，还有09年到12年每年的《承包协议》，后者明确约定是04年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2013年3月解除承包关系，朱某庆此时离职[(2015)石民四终字第01033号判决第4页朱某庆自己陈述],2013年11月进行清算，2014年4月朱某庆将欠款20592元支付公司后清算完毕，而清算时其只要提供价值100万货物和现金即可，至于具体什么货物无所谓。3、朱某庆于2013年5月给案外人正定恒信出具四份对账单，该对账单是当时恒信起诉的唯一证据。但答辩人是2014年6月被正定恒信起诉才知晓，当时已经和申请人清算完毕。而法院判决答辩人支付正定恒信欠款，纵观当时的判决（2014）长民二初字第585号和（2015）石民四终字第01033号判决可知，完全是因为“兴隆公司与朱某庆均称朱某庆于2013年3月份从兴隆工贸公司离职，但兴隆公司未将朱某庆离职的情况通知恒信棉织公司，恒信棉织公司对于朱某庆离职的事实也不认可”（01033判决第4、5页）从而认定朱某庆对账行为为职务行为终判决答辩人承担责任。事实上，朱某庆除了承包经营答辩人业务外，还自己揽业务，并不按《承包协议》要求将相关合同、出入库情况汇报答辩人。而案涉其与恒信对账单所对应的业务就是其个人与恒信发生的业务，否则其也不会在离职后以自己名义和恒信写对账单，其提供的2013年11月的《盘存表》对涉及恒信部分货物显示的是“账外”，也可佐证是其个人与恒信业务，并未告知公司，答辩人当时不知情。其实，在恒信与朱某庆发生争议后，恒信多次找到答辩人试图让答辩人为其双方调解。综之，答辩人提供场地、货物、现金供申请人承包经营赚钱，承包期结束、双方清算完毕后，被案外人起诉，终被判承担赔付责任且已履行。现答辩人要求申请人赔偿的损失就是其在承包经营期间个人所做业务而产生，当然应当赔偿。申请人在一二审判决后又以与上诉理由完全一致的理由提起再审申请，完全是在强词夺理、混淆视听，恳请法官明察，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依法支持答辩人诉讼请求。兴隆工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朱某庆赔偿兴隆工贸公司损失383816.14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朱某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2月3日，兴隆工贸公司（甲方）与兴隆工贸公司驻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广州办）承包人朱某庆（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一、兴隆工贸公司为朱某庆提供生产经营资金人民币100万元（提供方式：货物、现金），广州办现存货物价值475236.68元。兴隆工贸公司需再提供524763.32元现金。朱某庆提供风险担保金25万，包括10万元现金和房产；二、承包考核办法及责任1、利润指标考核期为1年，承包人员每年向兴隆公司缴纳20万元利润。方式：销售收入与成本的差价；现金缴纳。2、利润要求逐月均衡缴纳，第一年每半年不低于10万元，从第二年起每季度不低于5万元，不得拖欠。3、在考核期内未完成利润指标，欠缴在4万元以上，公司有权撤换承包人，如欠缴数额在4万元以内，第二年在完成当年指标的前提下，补缴上年所欠利润，如第二年仍未完成当年指标，公司有权撤换承包人员。4、因各种原因更换承包人员，公司财务按财务造成兴隆工贸公司经营资金损失，由朱某庆个人全额赔偿；承包方式为：朱某庆可自主选择人员和人数，兴隆工贸公司为朱某庆每月交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再承担广州办事处所发生的各类费用，同时停发朱某庆人员的工资、奖金、各类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奖金和福利。朱某庆在规定的流动资金范围内，购买现货或定织产品有自主权，兴隆工贸公司不再设专人从事此工作；公司财务随时掌握资金占用情况，超过规定数额有权拒绝付款；4.销售货物后，承包人应该在收到货款后，及时汇入公司账号，再由公司财务开具发票，期限不得超过1个月，否则公司有权拒付以后的货款。5.承包人应及时、准确地向公司财务提供货物出、入库情况，填写出入库清单后，传真给财务备查。6.每月末进行货物盘存要求明细、准确。7.兴隆工贸公司有关人员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对承包方进行实地盘查和审计，承包人应积极配合并提供财务人员需了解、掌握的情况和资料。兴隆工贸公司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对朱某庆进行实地盘点和审计；协议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09年9月24日。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签订《承包风险担保金合同》，该合同约定：一、在甲、乙双方签订承包协议之前乙方应将人民币10万元汇入甲方账户作为抵押现金；同时乙方需提供属于自己名下的房产一处作为抵押、房产证由甲方妥善保管，不得丢失。二、乙方在生产经营中无论如何原因造成甲方的经济损失，甲方有权先用乙方抵押的现金全额赔偿，如现金不够，甲方有权变卖乙方抵押房产所得资金进行赔偿。三、在承包终止时，乙方未给甲方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甲方应将抵押金和房产证如数退还乙方。兴隆工贸公司、朱某庆于2008年2月18日签订《广州办事处承包协议》，针对利润指标做出调整，确定2008年朱某庆的利润承包指标为19万元；于2009年2月6日确定2009年利润承包指标为15万元；于2010年8月11日确定2010年利润承包指标为12万元；于2011年4月1日确定2011年利润承包指标为12万元；于2012年3月8日确定2012年利润承包指标为10万元。兴隆工贸公司在双方承包期间对朱某庆所在的广州办事处进行审计，其中，2007年、2010年、2012年的审计报告均显示货物运转控制在100万之内，资金运转正常。2013年3月，兴隆工贸公司在《朱某庆商谈纪要》中，取消承包模式，公司收回经营权，采取公司全权负责制。今后公司的分工情况佛山档口的销售仍以朱某庆为主，品种信息以朱某庆为主；关于朱某庆的遗留问题4、6吨纱（OE7支）直接售给恒信：6×15200=31200；6吨纱×16068.14=96408.84元。兴隆工贸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关于朱某庆欠公司货款的处理意见》，该意见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3月份公司在例行的实地盘存审计过程中，发现有18.1吨OE7支纱，既无存纱也无存布，公司也没有收到货款。截止到2013年10月29日朱某庆用现金支付给织布厂的加工费80000元冲抵4.978吨纱后仍有13.122吨纱无法提供出实物（13.122吨×移动平均单价15252.56元=200144.09元）。公司做出如下处理意见：一、将朱某庆所交公司的承包风险押金10万元，冲抵公司货款；二、剩余货款100144.09元，要求朱某庆以书面形式写出还款计划；三、13.122吨OE7支纱如果已加成布，所产生的加工费用由朱某庆本人支付给织布厂；四、公司财务将13.122吨OE7支纱的总金额减去风险抵押金后，即100144.09元，由原材料结转为其他应收款科目，明确科目——朱某庆。朱某庆于2013年11月6日就处理意见作出书面回复即《还款计划》：1、风险抵押金100000元；2、恒10×75679×13=73827元；3、扣除抵押金、恒10×7后金额26317.09元，2014年6月底前还10000元，2014年12月底前还16317.09元。兴隆工贸公司、朱某庆双方于2013年11月开始清算，2014年4月，朱某庆将20592元及部分盘存产品交付兴隆工贸公司后，双方互不相欠，清算完毕。本案兴隆工贸公司、朱某庆作为另案共同被告于2014年6月份被另案原告正定县恒信棉织有限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该案原告要求本案兴隆工贸公司、朱某庆支付货款及加工费共计370112.14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6日作出（2014）长民二初字第58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朱某庆于2013年5月13日给原告出具四份对账单，分别是2011年未付10*7的11124.9米款，按照朱某庆出具的调价表，该型号的布匹每米15元计算，货款为166873.5元；2011年恒信发10*10的4928.3米未付款，合计款为63082.24元；2011年10月、11月至2012年欠恒信7*7加工费及2010年至2011年未付加工费合计370112.14元。判决：一、兴隆工贸公司偿还正定恒信棉织公司欠款370112.14元；二、驳回对朱某庆的起诉；三、诉讼费6852元由兴隆工贸公司承担。后兴隆工贸公司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石民四终字第01033号判决书，本院认为：“兴隆工贸公司与恒信棉织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布匹买卖和加工合同关系，朱某庆作为兴隆工贸公司的员工具体经办相关业务。兴隆工贸公司与朱某庆均称朱某庆于2013年3月份从兴隆工贸公司离职，但兴隆工贸公司未将朱某庆离职的情况通知恒信棉织公司，恒信棉织公司对于朱某庆从兴隆工贸公司离职的事实也不予认可，因此，2013年5月13日朱某庆与恒信棉织公司法定代表人白书伟签署对账单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兴隆工贸公司主张对账单中包括朱某庆的个人业务，对此，兴隆工贸公司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恒信棉织公司与朱某庆也均不予认可。因此，对兴隆工贸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朱某庆在与兴隆工贸公司签订承包协议书之前为兴隆工贸公司职工，签订协议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朱某庆于2013年3月自兴隆工贸公司离职。上述事实有《承包协议书》、《承包风险担保金合同》、《广州办事处承包协议》、（2014）长民二初字第58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石民四终字第01033号民事判决书及《处理意见》、《还款计划》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判决：朱某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赔偿石家庄兴隆工贸有限公司赔偿损失370112.14元和诉讼费6852元。案件受理费7057元，由朱某庆承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朱某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37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诉争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等所约定的内容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原则的基础上，经自由协商，意思表示真实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09年到2012年的《承包协议》，明确约定是2004年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2013年3月解除承包关系，朱某庆此时离职，2013年11月进行清算，2014年4月朱某庆将欠款20592元支付公司后清算完毕。朱某庆于2013年3月份自兴隆工贸公司离职，其已无权于2013年5月向另案正定恒信棉织公司就2010年至2012年之间的业务开具四份对账单；又，另案生效判决认定朱某庆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不影响本案兴隆工贸公司基于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的约定主张权利；朱某庆称另案损失所涉及的货物已计入双方清算范围，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兴隆工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朱某庆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所查明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再审申请人朱某庆与被申请人兴隆工贸公司2004年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和《承包风险担保合同》以及2008年至2012年每年续签的《广州办事处承包协议》，均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2008年至2012年的《广州办事处承包协议》明确是在2004年签订《承包协议书》基础上的补充协议，仅对承包的利润指标作出调整，故双方仍应履行《承包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朱某庆主张《承包协议书》已于截至约定有效期2009年9月24日起而自行终止，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前述协议的约定，兴隆工贸公司主要义务是向朱某庆提供100万元的生产经营资金（包括货物和现金），主要权利是在双方协议期间每年向朱某庆收取协议约定的利润，以及协议解除时向朱某庆收回100万元生产经营的资金（包括货物和现金）；朱某庆的主要权利是在承包期间内自主经营兴隆工贸公司广州办事处，主要义务是按双方协议约定每年向兴隆工贸公司缴纳协议约定的利润，以及协议解除时向兴隆工贸公司返还100万生产经营资金（包括货物和现金）。双方于2013年3月解除承包关系，朱某庆认可案涉四份对账单涉及的自恒信公司所购的货物已包含在双方2013年11月18日的盘存情况表中，并主张其在离职前将上述货物交付兴隆公司，且其不否认在双方解除承包关系并进行清算时用该部分货物充抵部分按协议约定应返还给兴隆工贸公司的100万生产经营资金及应交公司利润；双方均认可案涉四份对账单涉及的业务发生于朱某庆承包经营期间的2010年至2012年，朱某庆虽有权对其承包经营期间的上述业务进行核算，但其在将案涉四份对账单所涉货物充抵返还兴隆工贸公司100万生产经营资金及利润后，其并未向供货方支付相应货款，致使另案生效判决以朱某庆系履行职务行为为由判令兴隆工贸公司向供货方承担了偿还货款责任，故兴隆工贸公司依据与朱某庆签订的承包协议的约定向其追偿，于法有据。原一、二判决对兴隆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妥。朱某庆以兴隆工贸公司对其承包办事处的审计行为为据，认为其承包的办事处实由兴隆工贸公司亲自经营、四份对账单所涉资金款项与己无关；但兴隆工贸公司对承包办事处的审计行为系根据双方《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对公司提供给对方的经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的必要监督，并非系兴隆工贸公司直接参与并主导朱某庆承包办事处的经营行为。故，朱某庆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朱某庆承包经营兴隆工贸公司广州办事处系以兴隆工贸公司名义从事生产经营，其对外虽属履行职务行为，但对内则应以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的约定确定其与兴隆工贸公司的权利义务。故，在兴隆工贸公司依据另案生效判决支付了朱某庆承包期间发生的对外相关欠付的货款后，依据双方承包协议约定向朱某庆进行追偿，合法有据。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冀01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国审判员  杨根山审判员  郝福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梁阔书记员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