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4124号原告：陈某1，男，195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重庆市江北区鱼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陈某2，男，194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原告：陈某3，男，194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被告：陈某4，女，194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冬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与被告陈某4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原告陈某2、陈某3，被告陈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冬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由原告各自继承被继承人陈某11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福路X号X幢X-X房屋三分之一份额。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陈某11系单身未婚，无子女，其他未收养或抱养子女。陈某11生前于2017年12月21日与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农转非人员住房安置协议》，有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福路X号X幢X-X的房屋一套，该房屋安置权益系陈某11的个人遗产。陈某11父亲陈某10与原配配偶陈某5婚内生育陈某6、陈某7、陈某8三个子女。其中，陈某62011年去世，陈某7、陈某8均已去世多年。陈某5去世后，陈某10与刘某再婚，婚后共生育陈某11、陈某4、陈某3、陈某2、陈某9五个子女。陈某10、刘某、陈某9均已去世多年。陈某11生前与陈某2、陈某3、陈某1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现因房屋继承问题发生争议，遂诉至法院。被告陈某4辩称：被继承人陈某11生前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遗赠扶养协议中列明的扶养人陈某2、陈某3二人系陈某11亲弟弟，在法律上属于法定继承人，对陈某11具有法定扶养义务，不具有作为受遗赠人的资格。遗赠扶养协议中陈大木、邓明田二人不具备作为见证人的资格，陈大木与受赠人具有利害关系且不识字，无法对协议的真实性进行判定。邓明田为聋人，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见证人资格。综上被继承人与三原告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继承被继承人名下的讼争房屋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按照法律规定继承。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陈某11系单身人员，生前未婚，未生育子女，2018年9月7日去世。陈某11父亲陈某10与原配配偶陈某5（音）婚内生育陈某6、陈某7、陈某8三个子女。陈某62011年去世，陈某7、陈某8均已去世多年。陈某5去世后，陈某10与刘某再婚，婚后共生育陈某11、陈某4、陈某3、陈某2、陈某9五个子女。陈某10、刘某、陈某9均已去世多年。2017年12月21日，陈某11与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农转非人员住房安置协议》，陈某11有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和庆家园庆福路X号X幢X-X安置房一套，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实际面积以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载明面积为准），房屋应当缴纳的各项费用均已交清，现处于空置状态，三原告各持有房屋钥匙一把。2018年4月17日，陈某11、陈某2、陈某3、陈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书》，主要载明：陈某11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生活不能自理，陈某2、陈某3系陈某11的弟弟，陈某1系陈某11的侄子，愿意照顾陈某11的生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达成一致协议：1.由陈某2、陈某3、陈某1承担陈某11的衣、食、行、医疗、殡葬等事宜，费用由陈某11的财产承担，若有不足，由陈某2、陈某3、陈某1平均分摊，直至陈某11去世为止；2.陈某11去世后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和庆家园庆福路X号X幢X-X号房屋一套、存款、社会福利等），由三扶养人（陈某2、陈某3、陈某1）平均受赠；3.如任一扶养人不履行扶养义务，则在陈某11去世后丧失受赠陈某11遗产的权利，由其他履行了扶养义务的扶养人平均分配遗产。如全部扶养人均不履行扶养义务，则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4.协议书一式六份，遗赠人、扶养人、社区居委会、南坪法律服务所各存一份。陈某11、陈某3、陈某2、陈某1以及见证人陈大木、王泽金、邓明田均签字并捺印。代书人处签署有“刘春”名字并捺印。陈某11去世前曾于2018年3月23日因“发现失语，左侧乏力1天”送至重庆市中医院治疗，次日出院。重庆市中医院病重通知书显示陈某11诊断结论为“脑梗死急性期”；出院证：“患者精神好转，言语稍低微，清晰，语义明确，左侧肢体略乏力，伸舌右偏，正常进食……，表情淡漠，自动体位，神志清楚，精神状态差，语音清晰，查体合作，对答切题……”。陈某11去世后，陈某2、陈某3、陈某1本人或其家属参与为陈某11办理了火化和殡葬事宜。根据原告陈某1的申请，证人陈大木出庭作证，主要证词为：陈大木和三原告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与三原告是堂兄弟关系，陈某1是晚辈；遗赠扶养协议签订时陈某11、陈某2、陈某3、陈某1、代书人以及社区法律服务人员均在场；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陈大木不知道，是其他人把协议写好后签的字；签字时陈某11的精神情况不清楚，看到了陈某11签字，但没有一笔一划的书写；陈某11去世后，三原告按照当地的风俗处理了陈某11的后事。原告质证认为证人陈述陈某11的签字和捺印都是本人亲自进行，当时的情况客观属实。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身份与三原告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见证资格，证人不知道协议内容，无法起到对内容进行见证的效力。2019年3月22日，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南坪法律服务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载明：2018年4月17日，接受陈某11、陈某2、陈某3、陈某1的共同委托，派工作人员高铭、刘春前往陈某11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和庆家园庆福路X号X幢X-X号的住处。就陈某11生病后的扶养问题等当面询问、听取了陈某11的意见（陈某11当时坐轮椅，意识清楚，回答切题，能准确陈述个人意见），并就陈某11生前扶养、死后丧葬事宜等询问、听取了陈某2、陈某4、陈某1的意见。听取他们共同意见后，由工作人员刘春执笔为他们代书了《遗赠扶养协议书》。陈某11、陈某2、陈某4、陈某1均在社区工作人员和证人见证下，各自在协议上亲笔签字、捺印。该情况说明加盖了南坪法律服务所印章，无负责人、经办人签字。另查明，2018年4月17日，因陈某11的赡养问题其家人之间曾发生过矛盾并向公安机关报警。以上事实，有家庭情况证明、安置协议、遗赠扶养协议、医疗病例、死亡证明、死亡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陈某2、陈某3系陈某11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能否成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问题。依照婚姻法之规定，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虽然存在血缘关系，但并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搀扶的事例，但这种相互的扶养义务并非来自于法律的强制，而是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从立法本意分析，第二顺位继承人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本案陈某11去世前，从身体上和心灵上都希望能够得到较好的生活照顾和扶养条件，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符合情理和法理。陈某4关于第二顺位继承人不能成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次，遗赠人签订协议时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从陈某11生前诊疗病例载明：“精神好转、清晰、语义明确……表情淡漠、自动体位，神志清楚，将神状态差，语音清晰，查体合作，对答切题……”等内容分析，说明陈某11当时虽然精神状态不好，但神志清楚，能够正常对答，其民事行为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南坪法律服务所以单位名义出具的《情况说明》虽然在证据形式上没有负责人、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形式要件，但其内容中记载了“就陈某11生病后的扶养问题等当面询问、听取了陈某11的意见（陈某11当时坐轮椅，意识清楚，回答切题，能准确陈述个人意见）……”，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陈某11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处于神志清楚的情形。陈某4辩称陈某11生前患有“老年痴呆”，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关于见证人证明资格问题。陈某4认为证人陈大木与本案原告有利害关系，据证人陈大木陈述与原告是同一个生产队人员，系与原告堂兄弟关系，此处两种身份关系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同一个生产队人员反而更了解相互之间的情况，陈大木与原告系堂兄弟关系，与被告也当然属于堂兄妹关系，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另外，法律也不会苛责一个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人能够穷尽所有法律风险后，才在遗赠扶养协议上签字。最后，为陈某11办理丧葬事宜的火化证、墓位使用合同等凭据均由原告方持有，且房屋钥匙也由三原告各持有一把，不仅反映出三原告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更进一步证明了三原告本人或者其家属积极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有权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内容接受遗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陈某11生前对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和庆家园庆福路X号X幢X-X安置房屋（具体坐落位置以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为准）所享有的权益由原告陈某1、原告陈某2、原告陈某3各分得三分之一的份额。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慧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