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民终1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77年5月18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09年9月4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2，系杨某1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先维，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转葱，女，1955年3月26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平，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文教路7号。 法定代表人：黎明，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芳，该院妇产科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马鞍山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周炳科，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真强，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春，该院妇产科主任。 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保健院）、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123民初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县医院、保健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核定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的损失，存在错误。（1)医疗费3238.52元，也属于上诉人的损失，应由县医院、保健院承担。（2)蒋艳在入院当天就死亡，同样，发生了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损失，不足一天的，应按一天计算。（3)法律规定，子女有抚养父母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蒋先维不是抚养对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蒋先维的扶养费应予支持。（4)本次医疗损害侵权，不仅造成产妇死亡，而且还造成胎儿死亡，俗称一尸两命。一审法院仅酌定30000元，一审法院并没有将胎儿死亡给上诉人所带来的精神损失计算在内。鉴于本案已造成产妇及胎儿死亡之严重损害结果，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以上诉人起诉时的请求为准。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基本事实：2017年11月17日3时10分，产妇蒋艳因腹痛到县医院就诊。04时20分，产妇蒋艳到达妇产科病房。4时27分，值班医生告知我方，急诊送手术室行剖宫产术，我方立即同意手术助产。5时08分，行B超检查。5时23分，值班医生开始书写《入院记录》。5时30分，产妇被进入手术室。5时40分，值班医生完成《入院记录》的书写。5时50分，麻醉开始。6时00分，手术开始。6时05分，剖出一足月死男婴。在手术过程中，产妇蒋艳突发呼吸、心跳骤停。10时43分，产妇经抢救无效死亡。(二）县医院不仅延误了最佳的手术助产时机，而且还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最后导致了产妇大出血而死亡；县医院在涉案当天的4时27分已明确诊断产妇有急诊手术指征，需要急诊送手术行剖宫产术，且我方也已经签署手术同意书，要求剖宫产。但，县医院的值班医生在明知需要进行急诊手术的情况下，却忙于写病历，足足延误了80分钟才进行手术（4时30分至5时50分）。从手术记录的签名可知，值班医生为第二助手医师，唯一的解释是，值班医生不具有独立进行手术助产的能力，需要等待手术医生及第一助手前来进行手术。还有，产妇到达县医院后，未能通过急诊绿色通道入院，入院前又被担误了70分钟（3时10分至4时20分)，县医院的行政管理存在漏洞，再次延误了产妇入院手术助产治疗的时机，延误了产妇的最佳手术助产及抢救时机，以致病程发展至不可逆转的阶段，最后导致产妇死亡。(三）县医院应当承担余下75%的责任。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是建议县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50%以上，上诉人认为，鉴于该鉴定意见书已认为保健院的过错参与度为25%,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正是由于县医院延误了决定产妇生死命运的150分钟（70分钟+80分钟），使产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及抢救时机，最后，导致产妇大出血而死亡，县医院应当承担余下75%的赔偿责任。三、县医院伪造、篡改病历；四、产妇出现大出血的情况，县医院没有及时切除产妇的子宫，错过了唯一能抢救的机会，存在过错。 上诉人县医院答辩称，一、首先产妇原来不是在我院进行常规检查的，入院的时候因为她老公本人不在身边一直拖延，而且产妇本身的体质也是一个原因。从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所提到的精神损失费是偏高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酌情处理。二、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要求县医院承担主要责任是错误的，不应该承担50%，应该在15%到20%之间。引起产妇和胎儿死亡的原因我院在上诉状里面已陈述。三、对方提到错过抢救时机，我院认为，因为产妇自身原因还有家属不配合的情况，本案没有进行尸检，对于产妇的死因，现在是不明白的。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要求县医院承担50%以上责任我院不认可。四、对方认为我方应当承担余下75%的责任，实际上就意味着患者本身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方不认同。 上诉人保健院答辩称，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医疗费是接受医疗服务应当正常承担的费用，不属于损失。第二，产妇不存在误工费和护理费以及住院伙食费。第三，根据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被抚养的对象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没有劳动能力，二是没有生活来源，因此一审认为蒋先维不是抚养对象是正确的。其他意见与县医院的意见一致。 上诉人县医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上诉人承担20%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等均由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备证据三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1、本案系死亡病历，鉴定人员应当具有“法医病理鉴定”资质，但是鉴定人员李勤仅具备“法医临床鉴定”资质，超出了其执业范围执业。故不具有“法医病理鉴定”资质的李勤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2、上诉人申请了做司法鉴定的两名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并支付了两人的误工费、差旅费等费用，但仅有其中一名鉴定人马某出庭，不具有资质的鉴定人李某不出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3、不允许保健院和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对出庭的鉴定人进行询问，导致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量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记载和意见无法进行质证。即可视为该司法鉴定意见保健院和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尚未质证，该司法鉴定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4、鉴定机构未通知保健院提交孕检的资料，鉴材不全面客观，导致鉴定意见仅凭主观推测上诉人未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5、鉴定机构存在乱收费违法行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第（二）法医临床鉴定收费项目第十九项“医疗过错评定”3500元/例，第二十一项“医疗过错与因果关系评定”1800元/例的规定，本案的司法鉴定费最多是5300元。而司法鉴定机构收取了鉴定费16880元。显然存在违法收费，影响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二、患者的损害后果系患者及其家属的自身原因和下列行为导致的。本案的后果是因患者子宫原疤痕破裂后导致胎儿死于胎内、孕妇大出血所致。即只要避免出现下列行为和事实，就可以避免本案后果出现:1、患者系高龄产妇，且系“流产3次+疤痕子宫”高危产妇，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在怀孕、待产、生产期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意外的风险，这是其自身的客观原因所决定的。2、患者未提前入院待产，而是宫口已经开至3公分进入活跃期才入院。3、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3:10到人民医院，一起陪同的母亲无法办理住院手续，联系其父亲到医院后4:20才办理好住院手续。若3:10到医院后患者家属能立即办理住院，就不会拖延一个小时十分钟。4、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医院在准备手术前询问患者血型，患者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导致重新验血型，直到5:31才出血型结果(AB血型)。若患者能立即告知医院自己的血型，则就不会在拖延一个多小时去检验血型。5、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4:30医院告知剖宫产手术，患者家属犹豫至5:00才签订手术同意书。若4:30医院告知剖宫产手术立即签订手术同意书，就不会再拖延半个小时。综上，导致本案后果的原因是手术时间延迟，而拖延手术时间是上述患者自身原因及其家属的四个不配合医疗的行为导致的。三、一审庭审中存在程序违法，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査明和公正判决。一审庭审中未允许保健院和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对出庭的鉴定人进行询问，导致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量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记载和意见无法进行质证，剥夺了当事人在庭审中应享有的诉讼权利，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公正判决。四、一审认定患者母亲李转葱系城镇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五、一审判决遗漏查明上诉人预交的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用。六、补充几点：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适用法律若干意见的解释》，司法鉴定除因果关系以外，结论里面应当提到的是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或者轻微原因，这些原因没有明确的情况下要求县医院承担50%以上责任没有依据。2.本案做了三次鉴定，有三次不同的结论，恳请法庭根据案件的事实情况，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的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答辩称，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正确的。 上诉人保健院答辩称，对县医院的上诉没有意见。 上诉人保健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等均由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检查登记无异样记录”事实错误。上诉人在各种资料上明确记录患者系高危孕产妇，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无异样记录”，表现在：1、上诉人的《高危孕产妇管理登记本》证实，上诉人对整个富川县的高危孕产妇实施高危专册管理，对蒋艳进行产前评估后，将其纳入了高危孕产妇专册管理当中（登记序号：237,登记的高危因素：流产3次+疤痕子宫），并对其实施高危管理和高危门诊检查。2、上诉人的《桂妇儿系统》（高危孕妇)证实，上诉人已将蒋艳纳入了广西区高危孕产妇专册管理当中，并对其进行系统监护。3、原告的《广西孕产妇保健手册》证实，上诉人在蒋艳的《广西孕产妇保健手册》封面右上角旁边注明了高危的因素：疤痕子宫、流产3次、横位，上诉人妇幼保健院向蒋艳及其家属告知了分娩时有“产后大出血”的风险，急需向产妇输血的可能，并告知孕妇亲属需提前献血以备用。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的产检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错误。本案的后果是因患者子宫原疤痕破裂后导致胎儿死于宫内、孕妇大出血所致。因此，剖宫产手术只要在患者子宫疤痕破裂之前实施，就可以避免本案后果，即只要避免出现下列行为和事实，就可以避免本案后果出现：1、患者未提前入院待产，而是宫口已经开至3公分进入活跃期才入院。2、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3:10到人民医院，一起陪同的母亲无法办理住院手续，联系其父亲到医院后4：20才办理好住院手续。若3:10到医院后患者家属能立即办理住院，就不会拖延一个小时十分钟。3、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医院在准备手术前询问患者血型，患者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导致重新验血型，直到5:31才出血型结果(AB血型）。若患者能立即告知医院自己的血型，则就不会在拖延一个多小时去检验血型。4、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4:30医院告知剖宫产手术，患者家属犹豫至5:00才签订手术同意书。若4:30医院告知剖宫产手术立即签订手术同意书，就不会再拖延半个小时。5、据人民医院5:08的B超反映：左下腹实性回声团，实质待定,子宫肌瘤？可知，此时有可能出现了子宫破裂出血。据此，只要在此时立即进行剖宫产手术，或者在此之前进行手术，就不会出现本案后果。6、据人民医院病历材料反映，在麻醉前听胎心音116次分，5：50麻醉后摆好手术体位后听胎心音消失。据此，只要在此之前进行手术，就不会出现本案后果。综上，导致本案后果的原因是手术时间延迟，而拖延手术时间是上述患者及其家属的四个不配合医疗的行为和县医院的瑕疵行为导致的，有无上诉人的孕检行为，均不能引起或改变本案后果，因此，上诉人孕检的行为明显与本案的后果无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三、一审庭审中存在程序违法，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公正判决。一审庭审中未允许上诉人对出庭的鉴定人进行询问，导致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量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记载和意见无法进行质证，剥夺了上诉人在庭审中应享有的诉讼权利，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公正判决。四、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1、本案系死亡病历，鉴定人员应当具有“法医病理鉴定”资质，但是鉴定人员李勤仅具备“法医临床鉴定”资质，超出了其执业范围执业。故不具有“法医病理鉴定”资质的李勤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2、一审被告县人民医院申请了做司法鉴定的两名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并支付了两人的误工费、差旅费等费用，但仅有其中一名鉴定人马某出庭，不具有资质的鉴定人李某不出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该司法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3、不允许上诉人对出庭的鉴定人进行询问，可视为该司法鉴定意见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尚未质证，该司法鉴定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4、鉴定机构未通知上诉人提交孕检的资料（如《高危孕产妇管理登记本》、《桂妇儿系统》、《孕妇学校听课记录》、《广西孕妇学校教师讲课规范》、《孕期保健知识健康宣教》、《富川妇幼保健知识宣传手册》)，鉴材不全面客观，导致鉴定意见仅凭主观推测上诉人未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明显与下列客观事实不符：患者住处（富川三小旁）距离上诉人医院约300-500米，按常理，患者在凌晨3时许（俗话半夜三更）腹痛，应选择到最近距离的且之前一直接受孕检的上诉人处就诊。但患者却选择了远距离（约3-5公里）的县人民医院就诊。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诉人对患者孕检期间，告知其系高危孕产妇及其应注意的事项，特别是待产或生产应到条件更好的综合医院更有安全保障的注意事项。5、鉴定机构存在乱收费违法行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第（二）法医临床鉴定收费项目第十九项“医疗过错评定”3500元/例，第二十一项“医疗过错与因果关系评定”1800元/例的规定，本案的司法鉴定费最多是5300元。而司法鉴定机构收取了鉴定费16880元。显然存在违法收费，影响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五、一审认定患者母亲李转葱系城镇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综上，请求贵院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答辩称，保健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篡改了记录。 上诉人县医院答辩称，对保健院的上诉没有意见。 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一审诉讼请求：1.被告县医院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895791.02元，被告保健院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298597.01元；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蒋艳于2017年2月怀孕，同年5-11月每月均到被告保健院进行孕期检查，最后在被告保健院检查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检查登记无异样记录。2017年11月17日3时10分，蒋艳因腹痛与其母亲（原告）李转葱到被告县医院就诊，经诊断蒋艳出现阴道流液、羊水清、宫口开大3cm,s-4,无阴道流血。被告县医院拟“1.孕5剖1妊娠40周+1头位临产；2.疤痕子宫”将患者收入院治疗。蒋艳与李转葱无法办理住院手续，联系蒋艳父亲后04时20分办理好住院。经蒋艳及其家属同意剖宫产术和麻醉术后，被告县医院对蒋艳进行B超检查和麻醉，6时00分，手术开始，6时05分，剖出一足月死男婴。在手术过程中，蒋艳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0时43分死亡。2017年11月18日，被告县医院向蒋艳亲属支付80000元死亡赔偿金。2018年1月22日，贺州市医学会作出贺州市医鉴[2017]1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不服申请广西医学会进行再次鉴定。2018年4月25日，广西医学会作出广西医鉴[2018]0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考虑参与度30%。2018年7月9日，原告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二被告承担医疗过错造成的损失，并申请该院对二被告对蒋艳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进行鉴定。该院经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6月25日，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1.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对产妇蒋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关系，建议参与度为50%以上。2.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对孕妇蒋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过程及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过错与过程及后果之间的关系，建议参与度为25%。 该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县医院对蒋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蒋艳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保健院对蒋艳的诊疗行为仍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故该院综合案情酌定由被告县医院对蒋艳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保健院对蒋艳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对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和数额，该院核定合理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为32436元/年×20年=648720元；2.被抚（扶）养人生活费：儿子杨某1为10年×20159元/年÷2人=100795元，母亲李转葱为18年×20159元/年÷4人=90715.5元，合计191510.5元；3.丧葬费6219元/月×6个月=37314元；4.精神抚慰金酌定30000元；5.交通费1156.5元；6.住宿费997元；7.医疗事故鉴定费3000元；8.医疗过错鉴定费16880元。共计929578元。不合理损失部分为：1.医疗费3238.52元，是蒋艳在保健院门诊及检查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不应由被告方承担。2.蒋艳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因蒋艳是在入院当天死亡，不存该费用的损失。3.蒋先维是退休干部，有退休金领取，不是蒋艳的扶养对象，原告请求蒋先维的扶养费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责任比例，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县医院承担赔偿929578元×50%=464789元，被告县医院在本案诉讼前已赔偿给原告80000元，被告县医院还应赔偿原告464789元-80000元=384789元。被告保健院应赔偿原告929578元×25%=232394.5元。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因蒋艳死亡造成的损失384789元；二、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因蒋艳死亡造成的损失232394.5元。 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县医院认为一审遗漏查明县医院预交的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用，认定李转葱系城镇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上诉人保健院对2017年11月10日，检查登记无异样记录有异议，认为保健院在各种资料上明确记录患者系高危孕产妇，一审认定“无异样记录”与事实不符。 各方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 综合诉辩意见，对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有证据证实医疗事故鉴定费2200元为上诉人县医院转账缴纳，医疗过错鉴定费16880元由上诉人杨某2支付，鉴定人出庭费用按两人计，一位鉴定人，一位司机，出庭费按协议内容为4940元，无证据证实谁垫付和支付凭证。上诉人妇幼保健院2017年11月10日检查登记内容既无无异样记录也无高危孕产妇记录。上诉人李转葱与蒋先维居住在，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司法鉴定问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鉴定人一位是副主任法医师，一位是讲师。副主任法医师、讲师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登记称号，也就是俗称的职称，鉴定资格主要依据执业范围确定，与职称无直接关联性。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可能涉及病理或者临床知识，本案鉴定人员具有法院病理以及临床法医两个方面的专业技术，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鉴定人资格合法。上诉人县医院申请两名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鉴定机构委派其中一名鉴定人马某出庭，视为马某代表中心亦代表另一鉴定人员发表意见，另一名鉴定人李勤不出庭接受质询不能否认鉴定机构已委派相关人员出庭的事实。由于无证据证实4940元的支付情况，对该费用本院不处理。 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包括接受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质询，本案如果存在不允许上诉人保健院、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对出庭的鉴定人进行询问的情形，可能影响对本案事实的判断，由于二审对事实可以重新评判和分析，以上审理的瑕疵可予以纠正，不必然导致鉴定结论的无效。司法鉴定机构收取鉴定费16880元开具有正规发票，上诉人县医院、保健院对收费有异议可通过行政手段处理，另行主张权利，对是否多收鉴定费本案不予处理。 司法鉴定意见仅为证据的一种形式，是否采信还应当结合本案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上诉人县医院对存在的高危孕娠，未尽到应尽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县医院过错参与度为50%。广西医学会作出的广西医鉴[2018]0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认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存在手术时间欠及时，麻醉方式欠妥，抢救措施不当，延误挽救患者生命的最后时机等过错，上诉人县医院过错参与度为30%。根据本案病历材料反映，死者生前孕时39岁，为高龄产妇，且既往有剖宫史为疤痕子宫，高危孕娠评分为中度。该情况在患者入院提交的保健院中均有记录和体现。对于患者的分娩方式医疗原则上是剖宫产，但上诉人县医院医生在患者3点10分入院后，一直到上午5点8分B超结果显示异常时才开始手术，患者最终因子宫破裂大出血继发DIC死亡。无证据显示上诉人县医院因患者的原因存在可以延后手术的情形，两份鉴定意见与事实相符，一审认定上诉人县医院的诊疗行为对患者死亡的后果承担同等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根据上诉人保健院提供的材料分析，上诉人保健院医生对于患者年龄超过35周岁，有剖宫史，为中度高危妊娠的情况已告知患者，但无告知提前入院待产的相关记录。患者提前入院可能会给予医方充分的准备和考虑，避免增加分娩的风险。由于患者医疗知识缺乏，对于高危妊娠的后果并不能清醒认识，因此，上诉人保健院的直接提醒和告知就更为重要。无证据证实上诉人保健院履行了提醒义务，对于患者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承担5-30%的轻微责任。由于具体责任的划分是一审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对于上诉人保健院承担25%的责任本院予以维持。 患者年龄超过35周岁，有剖宫史，属于中度高危妊娠，这些情况均是自身原因，该原因也是患者分娩风险增加的原因之一，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要求医方承担全责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于患者本身存在的原因，一审酌定的精神抚慰金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蒋先维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付抚养费的情形，故一审对蒋先维的抚养费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7元，由上诉人杨某2、杨某1、蒋先维、李转葱负担2986元，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负担1639元，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负担12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凌丽琪 审 判 员 张依传 审 判 员 黄义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侯美妃 书 记 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