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05民初13726号原告：梁毫民，男，197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原告：梁丹妮，女，199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原告：梁丹花，女，199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原告：梁锋仕，男，199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原告：赖秀兴，女，193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上列五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四路26号，组织机构代码72112464-4。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佳，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与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26日、2017年5月4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6月19日、2018年7月11日、2019年12月5日七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梁丹妮、梁丹花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黄雪杏，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以下简称桂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邓永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梁丹妮、梁丹花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中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自2016年10月26日起至2017年4月12日止）、黄雪杏，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以下简称桂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邓永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次、第四次开庭，原告梁丹妮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黄雪杏，被告桂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五次开庭，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黄雪杏，被告桂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六次开庭，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杏，被告桂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七次开庭，原告梁丹妮和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黄雪杏，被告桂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鉴定期间在审限中作相应的扣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付医疗费500元；2.判令被告赔付护理费175元；3.被告赔付误工费73元；4.被告赔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5.被告赔付死亡赔偿金695144元；6.被告赔付丧葬费36329.5元；7.被告赔付被抚养人生活费31342元；8.被告赔付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18788元；9.被告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9项费用共计882451.5元）；10.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司法鉴定费用；11.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后五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赔付医疗费500元；2.判令被告赔付护理费169元；3.被告赔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4.被告赔付误工费73元；5.被告赔付交通费500元（酌情）；6.被告赔付被抚养人生活费62563元；7.被告赔付死亡赔偿金841320元；8.被告赔付丧葬费53290元；9.被告赔付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伙食费合计48855元；10.被告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11.被告赔付鉴定费用19300元；12.被告承担律师费30000元（以上12项赔偿费用共计1356670元，按被告承担90%的责任计算为1221003元）；1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27日约11：10，原告亲属詹某因“右眼睑红肿、咽痛1天”到被告桂城医院急诊内科就诊，体查：呼吸平顺、双侧扁桃体Ⅱ度肿大、扁桃体无脓点、心肺无特殊。当日11：13被告收患者入内科住院，入院诊断为：1、发热查因：急性扁桃体炎、右面部丹毒、脓毒败血症？2、喉头水肿？”。入院查体：T40.3℃、P126次/分、R21次/分、BP120/60mmhg、SPO297%，神清，唇无发绀、咽粘膜充血、悬雍垂肿胀、右侧扁桃体Ⅱ度肿大、无波动感，颈软、双肺呼吸音对称、叩诊呈清音、听诊双肺呼吸音稍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音、心率126次/分，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行床边心电图示心率122次/分。入院后于11:50请五官科会诊，会诊意见为“呼吸平稳，口唇轻度发绀，右侧扁桃体及周围肿胀等。目前诊断：1、面部丹毒2、扁桃体周围炎3、喉水肿待除外（目前无喉梗阻症状）”。会诊建议予患者青霉素抗炎、地塞米松静滴冲击等治疗。12:05被告予患者开具长期医嘱“氯化钠注射液100ml(0.9%)+(注射用青霉素钠160*503瓶Q8h静滴”，同时开具了“皮试”，执行护士未予患者皮试，于12:16为患者输入首瓶液体，12:40该组液体快滴完时，患者的陪护家属到护士站通知换瓶后马上返病房，即发现患者表情痛苦、面色苍白、口唇发绀、呼吸困难、烦躁不安、欲拔掉氧气管，遂紧急呼叫医生，但被告处医护人员反应迟钝，未迅速到达病房诊疗，在诊疗时忽视患者的症状为典型的药物过敏性反应，未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马上作出正确判断，未马上停止输液并更换输液管，而是继续为患者输入剩余的致敏药物，未立刻使用抗过敏性休克药物等急救措施而仅是观察，12:45测患者心率120次/分、呼吸32次/分、血压120/72mmhg、血氧饱和度78%；12:50再测患者心率45次/分、呼吸30次/分、血压111/70mmhg、血氧饱和度50%、发绀加重，被告遂予患者行胸外心脏按压、首次静脉注射盐酸肾上腺素1mg；12:53行气管插管失败；12:54予大针头行环甲膜穿刺；后陆续静脉注射盐酸肾上腺素多次，观察患者病情明显呈进行性加重，13:00患者呼吸停止，但被告延至13:24才为患者行气管切开术、呼吸机辅助呼吸。13:56患者呼吸、心跳均为0次/分，血压测不到，后经多方抢救无效，于2015年11月27日17:40被告宣布患者死亡，死亡诊断为“脓毒血症？”。在12:50至17:40的抢救过程中，被告平均每2-3分钟为患者静脉注射盐酸肾上腺素一次，经统计医嘱合计为52支，但庭审拆封药物封存箱后清点，实际有62支。患者死亡后，家属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尸检，检验结果示：患者胸腔胸骨平第四肋骨骨折，左侧第2-5肋骨骨折，右侧第四肋骨骨折；尸解及组织学检验见死者有急性扁桃体炎，未检见可致死性疾病；心血中IGE值远超正常范围，喉头、肺等高度水肿。鉴定结论为:詹某符合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庭审拆封药物封存箱后清点，共有11种药品的数量或名称与病历医嘱记录不符，其中肾上腺素比医嘱多出10支，封存箱内有一个已经输注完毕的舒普深药袋（100ml),而该组医嘱早在2015年11月27日12时05郑炳雄医生已经停止，护士董剑云同时签字执行停止医嘱。因为詹某在滴注发生药物过敏、病情发生急剧变化时正在滴注什么药物这个重要医疗事实不明确，导致多家鉴定机构不予受理，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撤回鉴定意见书，现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仅对被告开始抢救詹某后（即病历记录2015年11月27日12时45分，医院监控显示2015年11月27日12时41分）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因此原告把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负全部赔偿责任变更为请求被告对抢救后的医疗过失导致詹某死亡后果负90%的过错责任，抢救前的诊疗护理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失以及和詹某发生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是否有关联待将来查明事实后原告再另行主张。该案历经多次庭审和鉴定，期间拆封了封存的病历和药品箱，发现封存的药品和病历记录不能互相印证，对被告拒绝封存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多次质证，并参加了两次司法鉴定听证会，案件出现了数个起诉时未出现或未发现的事实，如：1.被告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输液时间为2015年11月27日12时15、16分，并非护理记录单第1页记载的11时40分；2.封存箱中发现有1瓶滴完的药品“舒普深”，但病历医嘱于2015年11月27日12时05分（即实际输液前）已经停止使用，护士也签字停止执行。同时，抢救后的补录病历也未见该舒普深的用药记录。3.被告在患者死亡后向卫生局、警方、患方陈述患者詹某是在注射第一瓶药品地塞米松，还未注射过抗生素时病情即发生急剧变化，在原告起诉后答辩改称是在注射完第一瓶地塞米松，注射第2瓶左氧氟沙星时病情发生变化，被告对重要医疗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4.多家鉴定机构如“广东通济司法鉴定所”“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均复函指出本案重要医疗事实不明确（过敏药物）。原告在起诉前已经通过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委托佛山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因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而中止。鉴于上述起诉后才出现或发现的新证据、新事实，且现鉴定机构仅对被告抢救詹某后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出具了抢救后的医疗行为与詹某死亡有因果关系，负主要过错责任的鉴定意见。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抢救前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药物过敏性休克应待将来查明事实后再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没有尽到医者应尽的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严重违反诊疗规范、未严格遵守查对制度，为患者注射青霉素或舒普深前未进行皮试，鉴于药品封存箱中有一袋滴完的药物舒普深，而病历没有对应的用药记录，故被告处护士打错针，为詹某注射的第1瓶药品，即病情发生急剧变化时正在注射的药品是舒普深的可能性大，但因为被告的青霉素医嘱有护士签名，且在詹某死亡后青霉素医嘱也未见按常规取消，所以也不排除护士错误注射青霉素的可能，被告在患者有明显的药物过敏性休克时误诊，紧急状态下未按照抢救流程及时进行抢救，错失了挽救患者生命的“黄金时间”，使用急救药品的时机、剂量错误，胸外按压部位、手法错误及动作粗暴致患者多处肋骨骨折等过错，直接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并最终导致了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被告的过错行为给原告整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无以复加的精神痛苦。被告桂城医院辩称，五原告诉状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并充满了五原告主观的想象。本案当中，被告的诊疗行为，已尽到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及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当患者在手术中意外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危象时，被告及时给予抢救治疗，虽然未能挽救患者的生命非常令人遗憾，但被告对此没有过错，五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医学科学依据及法律依据。第一，患者詹某，女，44岁，住院号：1509119，因“右眼睑红肿、咽痛1天”于2015-11-2711:13左右由急诊收入住院。患者入院后，被告完善相关检查，测得体温40.6度，心率126次/分，右眼及颧部红肿压痛、右侧扁桃体II度肿大伴周围组织肿胀、压痛。急予以冰敷头部处理。11点40分，患者的主管医生考虑患者病情严重，立即上报科主任并请五官科医生前来会诊，并予以开通静脉通道（静滴地塞米松10mg）、持续低流量吸氧、心电监护等处理，床边备好气管切开包、开口器等抢救物品。11点55分予以患者雾化吸入布地奈德以减轻咽部炎症反应。12点五官科医生到场会诊，会诊后予以静脉滴注地塞米松组液体10mg。雾化吸入完毕，即予患者面罩吸氧。12点40分地塞米松组液体静滴完毕，予更换上左氧氟沙星液体静滴。12点45分患者烦躁不安，示喉部不适。被告见患者面色发绀，呼吸困难，立即调高氧流量，并马上停止静滴左氧氟沙星液体，换成生理盐水静滴。12点50分，患者心率下降，发绀加重，立即予以静脉注射肾上腺素、利多卡因、心电除颤、胸外按压、尝试气管插管及环甲膜穿刺。13点05分气管插管失败后立即行气管切开并上呼吸机辅助呼吸。启动抢救机制同时科主任、外科医生、医务科长、业务院长前来协助抢救。一直抢救到17点50分，患者仍无自主呼吸、心跳、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心电图仍为一条直线，院方宣布患者临床死亡。第二，被告医疗全过程，已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对患者施行的诊疗行为及医疗抢救措施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被告医疗全过程不存在医疗过错。1．原告误解了导致患者过敏的药物，医嘱开出的青霉素药物尚未用到病人身上。患者入院后，被告第一时间给予地塞米松静滴治疗，静滴完毕后，接滴左氧氟沙星时，患者即出现病情加重的症状。青霉素应用的流程是：护士凭医嘱执行单执行医嘱，但该医嘱执行单上未有护士签名，说明在患者病情变化时被告未执行青霉素治疗的医嘱，且在封存的物品里，也没有青霉素液体袋。另外，因原告在抢救没结束时，就开始干扰被告的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补记相关病历（从患方用手机偷录的视频以及封存病历的时间可以看出。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抢救记录是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的，封存的时间距离抢救结束显然不足6小时，以至于补记的抢救病历没有得到封存）。再因死亡病历开出后所有医嘱无法停止，导致青霉素的医嘱没有停。因此，综上所述，原告在起诉状中认为青霉素导致患者过敏性休克死亡的说法不成立。2．原告认为被告抢救不及时的说法不能成立。根据护理记录，被告在12点45分发现患者病情变化时，正是刚静滴完地塞米松，刚换瓶静滴左氧氟沙星，并继续用布地奈德雾化剂雾化吸入时。由于以上药物的说明书均载明不会导致过敏，且被告发现患者此时心率为120次/分，血压120/72mmHg,故被告在患者病情变化的第一时间未考虑过敏性休克，但仍守候在患者床边，密切关注其病情变化。5分钟后的12点50分，被告发现患者血压下降、心率减慢，便立即予以患者肾上腺素抢救，这符合休克的抢救常规。之后患者相继出现了呼吸困难，被告也已按照诊疗规范及时给予气管插管及环甲膜穿刺处理。因此，被告的医务人员已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3．原告认为被告肾上腺素使用不规范的说法不能成立。因抢救时间从12点50分开始，到17点50分结束，共约300分钟（共使用52支肾上腺素），期间持续行心肺复苏治疗，间隔约5分钟予以肾上腺素1mg静推抢救。根据2010、2015年的心肺复苏指南以及第二版《急诊与灾难医学》，肾上腺素每隔3-5分钟予以1mg静推是合理的。综上所述，本案事发突然，但被告已及时实施了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行为，因此不存在过错。原告控诉掺杂着太多的主观臆断，缺乏事实、科学和法律依据。考虑到原告因难以预料的意外而痛失亲人，故情绪激动所致误解在所难免，可理解并值得同情。但责任的承担以义务的违反为先决条件，被告已尽到了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故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第三，本案案由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因此原告应对其诉状中的一系列指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本案涉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医疗技术问题，同时原告因缺乏必要的临床医学知识，加上痛失亲人、情绪激动而产生太多的主观臆断，故不能承担起必要的举证责任。因此，原告需要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以提供必要的证据，不然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以及本案事实认定如下：患者詹某于2015年11月27日因“发热、咽痛、右颜面肿痛、声沙1天”到被告桂城医院就诊，于同日被收入院，入院诊断为：①发热查因：急性扁桃体周围炎、右面部丹毒、脓毒血症？②喉头水肿？入院后使用抗感染、地塞米松激素冲击、雾化表面激素及庆大霉素、面罩吸氧、退热、补液、能量支持等对症、支持治疗。同日12：45詹某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烦躁、口唇、肢端发绀、呼之不应、吸气性呼吸困难、心电监护示心率120次/分，血氧饱和度下降65%，血压115/55mmHg,双肺呼吸音微弱等症状和体征，被告桂城医院对詹某抢救至当日17:50宣布其临床死亡。当日，被告和原告梁丹妮均在场的情况下，对有关病历和药品进行了封存，并由原告梁丹妮、被告盖章签名确认。2015年11月30日，被告重新打印了体温记录单、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病历、病历副页、检验报告单、护理记录单、出院小结、会诊申请、知情同意书、病情急危重通知书、检查治疗用药知情同意书、住院须知、一次性医用材料使用知情同意书、住院病人记录卡、心电图，用于存档。2016年1月15日，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原告梁丹妮的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詹某的死亡原因进行了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了中大法鉴中心[2015]病鉴字第B94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有：“1.根据法医系统尸体解剖检验，死者詹某四肢皮肤见多处医源性注射针孔，颈部正中见一气管切开创口，右上眼睑红肿，体表其余部位及全部内脏器官未发现机械性损伤征象，故可排除机械性暴力作用致死。2.尸解及组织学检验见死者有急性扁桃体炎、轻度间质性××及右心室肌、房室结轻度脂肪浸润，未检见可致死性疾病。3.死者心血中IgE值为3557.00IU/mL，远远超过正常参考值范围，且喉头、肺高度水肿，喉、肺等器官内检见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结合所提供的病历资料及案情记载，死者在输液过程中出现跳起挣扎，表情痛苦，呼吸困难，脸色发白，嘴唇发紫等症状，支持死者生前发生药物过敏反应。综上所述，结合案情及临床病历资料分析，詹某符合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鉴定意见为“詹某符合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五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本案所涉医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作出了粤中一鉴[2016]临鉴字第6361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有：“1.根据送检材料中的住院病历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所见记录，医方对患方的疾病诊断正确。2.根据送检材料中长期医嘱单、输液卡记录，会鉴专家了解到医方已给患者通过静脉途径输入盐酸左氧氟沙星抗生素药物，用药数十分钟后患者出现药物过敏性休克。据文献记载，左氧氟沙星注射剂存在严重不良反应，临床主要表现为过敏性休克。专家结合医方给患者用药情况讨论分析认为，导致患者过敏性休克死亡的过敏原可能是左氧氟沙星注射剂。3.专家查阅送检材料了解到患者药物过敏性休克出现后，医方医嘱单显示未停止使用左氧氟沙星药物。由于继续使用该药，未切断过敏源（未拔除相关液体及输液管道），该治疗行为不符合诊疗规程。抢救过敏性休克使用肾上腺素用量过大。上述不当诊疗行为致抢救失败。结合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患者死于药物过敏性休克。专家依据上述情况认为，医方在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存在主要因果关系，参与度为61%-90%（建议70%为宜，仅供法院参考）。”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詹某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致敏药物为左氧氟沙星可能性大。2.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后未切断过敏源及抢救时使用肾上腺素量过大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主要因果关系，责任参与度为61%-90%（建议70%为宜，仅供法院参考）。五原告、被告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服，分别向本院提交了《要求鉴定机构提交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材料及就鉴定相关事宜进行说明的函》、《被告对鉴定意见的书面质询》，要求鉴定机构予以书面答复。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分别作出了复函。原、被告均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先后通过摇珠方式确定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广东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工作办公室、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为鉴定机构，先后委托上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上述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2018年6月25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作出《关于撤销粤中一鉴[2016]临鉴字6361号决定书》，认为原告方对该所鉴定过程中所采用的部分鉴定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多次向广东省司法厅进行投诉，广东省司法厅再次作出了撤销《深圳市司法局关于投诉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的复函》（深司函[2018]40号）的决定，认定该所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有关规定，受理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司法鉴定检材，鉴于上述情况，该所决定撤销粤中一鉴[2016]临鉴字6361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后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所涉医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了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9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有：“1.依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5]病鉴字第B9468号），被鉴定人詹某死因明确为‘符合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2.医方初步诊断为急性扁桃体炎，并给予收住院处理，符合诊疗常规。结合上述被鉴定人的病史、症状及体格检查，被鉴定人初步诊断为急性扁桃体周围炎（急性扁桃体周炎）明确。医方入院诊断为“①发热查因：急性扁桃体周围炎、右面部丹毒、脓毒败血症？②喉头水肿？”无违反诊疗常规。纵观病情，医方在急诊接诊时存在下列不足：①未询问被鉴定人是否存在发热病史，无测量被鉴定人体温并进行记录；②未记录被鉴定人是否存在声嘶、吞咽困难等体征。被鉴定人于2015年11月27日12:20未达喉阻塞三度的诊断标准。3．喉阻塞病因：根据病情，被鉴定人急性扁桃体周围炎诊断明确，入院时接受静脉滴注药物治疗，因炎症引起喉阻塞的可能，同时亦不能排除因药物过敏而引起喉阻塞的可能。根据鉴定资料，被鉴定人于12:50出现心率下降至40次/分，呼吸30次/分，血压110/70mmHg，SP0250%，昏迷状态，发绀严重，结合上述被鉴定人体征，被鉴定人喉阻塞四度诊断明确。纵观病情，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下列过错：①在12:45-12:50期间，未能严密观察被鉴定人病情变化，在被鉴定人出现喉阻塞三度、意识尚清且病因（炎症）不能很快解除时，未能及早行气管切开术；②在12:50被鉴定人出现喉阻塞四度且陷入昏迷状态、发绀严重时，医方亦未及时行气管切开或环甲膜穿刺，以解除被鉴定人四度喉阻塞、缓解呼吸困难；③未行鉴别诊断，未考虑被鉴定人存在药物过敏致喉头水肿的可能性，未能及时停用相关药物。上述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未能及早解除被鉴定人三度喉阻塞、缓解呼吸困难，未能降低被鉴定人进展为四度喉阻塞的几率，与被鉴定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限于现有鉴定资料和医学科学的局限性，无法明确被鉴定人因何种药物导致药物过敏反应。根据病历资料，医方行电除颤、心肺复苏、使用肾上腺素的过程中无违反诊疗常规之处。综上所述，医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对被鉴定人詹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未及时行气管插管术解除被鉴定人喉阻塞、呼吸困难及未行鉴别诊断、未及时停用相关致敏药物的过错，其过错与被鉴定人詹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合考虑被鉴定人除喉梗阻外，并无其他严重基础性疾病，现代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和高风险性、被鉴定人病情的迅猛性等因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十七（二），医方的诊疗行为与被鉴定人詹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过错参与度61%-90%）（供法庭参考）。”鉴定意见为：1.医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对被鉴定人詹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及不足。2.医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对被鉴定人詹某诊疗行为中的过错及不足与被鉴定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过错参与度61%-90%）（供法院参考）。另查一，原告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分别是詹某的配偶、长女、二女、儿子、母亲，是本案的赔偿权利人。另查二，詹某死亡前在城镇生活超过1年。梁锋仕、赖秀兴在詹某死亡时分别年满17岁、78岁。赖秀兴共三个子女，即詹某、儿子詹陈、儿子詹多。詹某于2015年11月27日向被告交了住院押金500元。根据被告提供的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第一联交缴款人（收据联）,原件存放于被告处],詹某2015年11月27日住院产生的医疗费3954.6元，扣除詹某预交500元（押金），其余部分3454.6元由被告自行结算。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只有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过失行为，且导致患者受损害的，被告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医疗活动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故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和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大小应以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针对本案所涉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作出了粤中一鉴[2016]临鉴字第6361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原、被告均对该鉴定意见提出了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对于原告、被告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先后通过摇珠方式确定了三家鉴定机构，但上述鉴定机构均未受理。2018年6月25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作出撤销粤中一鉴[2016]临鉴字第6361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决定。经重新摇珠确定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了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9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医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对被鉴定人詹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及不足。2.医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对被鉴定人詹某诊疗行为中的过错及不足与被鉴定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因素（过错参与度61%-90%）（供法院参考）。本案中，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詹某符合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在对詹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如下过错：1.在12:45-12:50期间，未能严密观察被鉴定人病情变化，在被鉴定人出现喉阻塞三度、意识尚清且病因（炎症）不能很快解除时，未能及早行气管切开术；2.在12:50被鉴定人出现喉阻塞四度且陷入昏迷状态、发绀严重时，医方亦未及时行气管切开或环甲膜穿刺，以解除被鉴定人四度喉阻塞、缓解呼吸困难；3.未行鉴别诊断，未考虑被鉴定人存在药物过敏致喉头水肿的可能性，未能及时停用相关药物。上述医方的诊疗过错行为未能及早解除被鉴定人三度喉阻塞、缓解呼吸困难，未能降低被鉴定人进展为四度喉阻塞的几率，与被鉴定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五原告认为，被告打错针（头孢可能性大，不排除青霉素），导致詹某死亡，被告拒绝封存有关病历材料，伪造、篡改、隐匿病历和药品。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封存的病历和药品，是原告梁丹妮和被告均在场的情况下封存的，并由双方盖章签名确认，本院予以确认。五原告对封存的病历和药品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不成立。被告提供的病历存档资料大部分资料与被封存病历中对应资料相同，只是打印时间不同（打印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1月27日），存档资料中仅多出了病历副页5页（内容为抢救记录、死亡记录死亡讨论的内容）和出院小结1份，其余内容基本一致。另外，被告提供的长期医嘱静滴本、临时医嘱注射本、输液记录卡、巡视病情记录卡是被告于2015年11月30日补录后形成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病历尚未完成，需要封存病历时，可以对已完成病历先行封存，当医师按照规定完成病历后，在对新完成部分进行封存。”从本案来看，被告提供的长期医嘱静滴本、临时医嘱注射本、输液记录卡、巡视病情记录卡中含有被告医务人员的手写记录，被告提供的病历存档资料中仅多出的病历副页5页（内容为抢救记录、死亡记录死亡讨论的内容）和出院小结1份，均属于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时，由有关医务人员在抢救结束后补记的材料。这些材料在2015年11月27日封存涉案病历时尚未完成，可以在该日先行封存已完成病历后，在医务人员完成病历后再对新完成部分进行封存。被告没有对补录病历材料另行封存，不符合病历管理规范。被告提供的长期医嘱静滴本、临时医嘱注射本、输液记录卡、巡视病情记录卡，与被告提供的封存病历、封存药品相互印证，其中封存病历中的长期医嘱单显示开具了“注射用青霉素钠160万50,3瓶，sig:住院静脉输液（组合）Q.8h皮试（）”的药品，但在长期医嘱静滴本中的“注射用青霉素钠160万50,3瓶，sig:住院静脉输液（组合）Q.8h皮试（）”文字部分手写注明“未做”，该情况与被告提供的封存药品中没有青霉素的情况相互印证。五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未经封存的材料属被告伪造、篡改的材料，被告隐匿病历、药品，并认为被告对患者打错针（头孢可能性大，不排除青霉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认为其过错不宜超过次要因素，理据不足。被告对詹某的救治过程中未尽充分的审慎注意义务，詹某因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存在过错。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对詹某死亡的损失承担85%的赔偿责任。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五原告的损失问题。因本案于2019年12月5日法庭辩论终结，应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各项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核定五原告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押金）。本案中五原告未提交医疗单据，而是提交了住院押金。住院押金可在结算相关医疗费用时予以抵扣，但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交纳医疗费用，故本院对五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医疗费（押金）500元，不予支持。2.护理费。本案中，詹某2015年11月27日住院治疗，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相关人员在当日对詹某进行了护理，故本院对五原告主张的护理费169元不予支持。3.误工费。五原告以詹某2015年11月27日住院1天为由，主张误工费73元（詹某月工资2200元÷30×1）。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詹某所在用人单位对其2015年11月27日的工资没有支付。故五原告主张误工费73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詹某住院1天，按照每天补助100元计算）。5.交通费。詹某2015年11月27日住院后当日死亡，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交通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7.丧葬费53289.5元（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8.死亡赔偿金903882.5元[包括①死亡赔偿金841320元（因詹某于1971年7月27日出生，生前在城镇生活超过1年，于2015年11月27日死亡时年满44周岁，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和②被抚养人生活费31342元（由于詹某死亡前在城镇生活超过一年，因此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亦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告应当支付被扶养人梁锋仕生活费：2018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8－被扶抚养人实际年龄）÷对被扶养人承担抚养义务的人数=28875元×1÷2=14437.5元。被告应当支付被扶养人赖秀兴生活费：2018年度全省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5÷3=48125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62562.5元。）]。9.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对办理丧葬时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本院分别酌定为5000元、3000元、4000元。五原告主张亲属办理丧葬的伙食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1-9项合计969172元，被告应按85%的比例赔偿823796.2元予五原告。因詹某的死亡确实给五原告的精神带来极大的伤害，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抚慰，结合本案中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予五原告。经计算，被告共应赔偿923796.2元予五原告。五原告请求的赔偿数额超出本院核定数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判决如下：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923796.2元予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二、驳回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605.02元（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已预交）,由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负担1607.74元，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负担4997.28元。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予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本院不另收退。医疗损害鉴定费168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2500元，共计19300元（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已垫付），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负担，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予梁毫民、梁丹妮、梁丹花、梁锋仕、赖秀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晓霞人民陪审员  陈少英人民陪审员  何佩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潘嘉宾肖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