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8642号 原告（反诉被告）：周成波，男，197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田兆余，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59159206XD）。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 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胡凌，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善国，男，196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战坪，宁波市鄞州区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成波为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被告提出管辖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1月24日依法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裁定，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9）浙02民辖终18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4月1日被告提起反诉，2019年6月20日第三人王善国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本院准许与本诉一并审理，并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2日、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周成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被告（反诉原告）法定代表人叶春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胡凌，第三人王善国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战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过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成波起诉称：国汇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0日，原告出资2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持有2%股份，同时将其浙Ｂ×××××号出租车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同年12月，原告出资98800元购买车架号LSVTX1337CN575494的桑塔纳牌小型轿车对出租车予以更新。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国汇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132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国汇公司所有股东的股权，持有100%股份，成为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1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一份，约定原告的出租车挂靠被告经营，车辆登记在被告公司名下，原告拥有经营使用权，每月向被告交纳600元的管理费，向政府有关部门交纳有偿使用费，原告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5日至车辆转让止等。合同订立后，原告每月向被告缴付管理费600元等费用，挂靠合同平稳运行。后来网约车冲击市场，出租车行业受到极大影响，被告公司在内的宁波各家出租车公司均陷入困境，叶春良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却把手伸向了挂靠车辆，说这些车辆属于公司财产，应该归公司所有，于2016年10月9日强行扣留了原告的浙Ｂ×××××号出租车，至今未还。请求判令：1.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失效为止；2.被告立即返还车架号LSVTX1337CN575494、车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一辆（车辆价值20000元，不包括客运出租车营运权证价值）；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7500元（自2016年10月9日起暂算至起诉之日，按照2500元/月计算），并按2500元/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原告车辆之日。 被告国汇公司答辩并反诉称：2012年，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出资8万元，涉案车辆转到了国汇公司名下，属于公司资产。2014年12月，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所有股权和资产，协议约定每位股东可得股权转让款26.5万元，后双方约定实际付款24万元。叶春良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4万元，涉案车辆所有权应归被告国汇公司所有。2016年5月10日，叶春良起诉原告在内的47位股东股权纠纷一案（即（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时，原告在内的47位股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胤龙承认涉案车辆为“股权车”，属于股权转让范围，曹胤龙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出具一份《车辆情况说明》，明确表示“涉案车辆在内的90辆车在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履行之前、之后，均属于国汇公司资产。”至此，涉案车辆的产权归被告所有已经非常明确，被告把涉案车辆拖到自己公司，理所应当，被告将经营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实际经营，所有手续均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故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反诉原告所有。 反诉被告周成波答辩称：在叶春良收购反诉被告的股权之前，涉案车辆属于反诉被告个人所有，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因当时反诉被告是公司股东，所以未与公司签订挂靠协议。2014年10月，反诉被告将公司股份转让给叶春良后，就于2014年12月特意与反诉原告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合同订立后，反诉被告经营涉案出租车，收取出租车运营收入，向反诉原告支付每个月600元的挂靠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挂靠协议一直平稳履行。后来反诉原告经营不善，就来抢反诉被告的车辆。2012年期间，出租车转让市场价是60多万元，2014年10月至少也有55多万元，叶春良的1325万元是不能收购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其所购买的仅仅是反诉被告的公司股份及公司自有的20辆出租车，不包括涉案车辆，故应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善国请求确认其享有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21日，第三人出资22万元，从案外人叶慧君处取得了涉案车辆的经营使用权，是涉案车辆的合法所有人，即使被告出让涉案车辆经营使用权不符合有关规定，但第三人并不知情，也不清楚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利益纠纷，现第三人已支付了对价，属于善意取得，故第三人应享有涉案车辆浙Ｂ×××××号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 对于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周成波诉称：被告强行拖走浙Ｂ×××××号出租车，将它转让给第三人，这是无效的、违法的，第三人明知车辆经营使用权属于原告，却依然受让，显然是与被告恶意串通，不构成善意取得，故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对于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国汇公司答辩称：被告通过购买方式取得涉案车辆及营运权，自然有权进行更新和处置，被告将该车营运权出让给第三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和第三人恶意串通，应支持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组织三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认证： 1.原告提供《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1份、账户交易明细清单1份，拟证明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并通过叶春良向被告支付每月600元的挂靠管理费（截至2016年10月），双方平稳履行挂靠合同的事实。被告表示，2014年10月被告与原告在内的国汇公司47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一时不能支付转让款，就与原告等人暂时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让原告先经营出租车，待股权转让款付清后，该合同就作废，并将出租车交还。但被告于2014年12月底付清股权转让款后，原告等人却未按约交还出租车，形成纷争，原告后来所付的款项是原告归还欠被告的债务，与挂靠无关。第三人表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不清楚。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提供《车辆租赁协议》1份，拟证明2015年12月17日，原告将涉案出租车租给案外人郑金菊，说明涉案出租车拥有经营权的事实。被告表示，证据是否真实不清楚，且与本案缺乏管理。第三人表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不清楚。本院认为，证据真实，予以认定； 3.原告提供收条1份，被告于2016年10月9日强行扣留原告经营使用的涉案出租车的事实。被告表示无异议。第三人表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不清楚。本院对证据予以认定； 4.原告提供《车辆转让协议》1份、银行交易记录1份，载明2013年6月24日，国汇公司股东傅政强将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的浙Ｂ×××××号出租车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王占伟，拟证明2014年10月的出租车转让价虽然比2013年6月的68万元低一些，但至少有55万元左右，不可能是24万元。被告表示，证据是否真实不清楚，且2013年6月的出租车市价不能证明2014年10月的出租车市价。第三人表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不清楚。本院认为，证据真实，予以认定； 5.原告提供（2017）浙0212民初10023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2民终182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扣留了俞瑜等股东的出租车。2017年8月17日，俞瑜起诉被告，提出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等诉讼请求。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100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返还俞瑜浙Ｂ×××××号出租车一辆，赔偿俞瑜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2500元/月计算的损失。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2民终18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拟证明本案与该生效判决书载明的案情一致，可以参照处理。被告表示，该判决书对车辆的所有权未予确认，与本案不一样，不能参照。第三人表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案情不清楚，不发表意见。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6.原告庭后提供《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鼓励宁波市区出租汽车公司化改造和规模化经营实施意见的通知》，拟证明国汇公司根据市政府组建出租车公司的事实。被告表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国汇公司成立在前，该通知发布在后，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7.被告提供《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发票（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2年6月20日，原告与国汇公司就涉案出租车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将涉案出租车作价8万元转让给了国汇公司，属于公司资产，原告不再拥有车辆所有权。原告质证后表示，当时的政策是持有出租车才能加入国汇公司，加入公司后必须与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将出租车过户到公司名下，所以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的《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仅是为了过户需要，是个形式，所以《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中车辆转让价格、违约事项等主要条款均未填写，公司开具作价8万元的发票也是为了过户需要，公司并未向原告支付价款，涉案出租车仍属原告所有，不属于公司。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8.被告提供车架号LSVTX1337CN575494的浙Ｂ×××××号出租车行驶证（复印件）1份、营运权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拥有BT1772号出租车所有权和营运权。原告表示，BT1772号出租车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属于原告所有。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9.被告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承诺书（复印件）1份、收条（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4年10月10日，原告等人与叶春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叶春良支付1325万元对价后，取得了国汇公司100%的股权，原告于2014年12月12日收到股权款后，不再拥有股权，相对应的股权车浙Ｂ×××××号出租车权属也归被告所有。原告质证后表示，原告将其持有的国汇公司2%股份出让给叶春良、收到股权转让款23万元是实，但这23万元是出让2%股权的对价，与涉案车辆浙Ｂ×××××号出租车权属无关，正因为涉案车辆不属于国汇公司，仍属原告个人所有，所以被告才会在2014年12月15日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10.被告提供（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复印件）1份、答辩意见书（复印件）1份、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车辆情况说明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涉案车辆为“股权车”，系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标的，被告支付了对价，属于被告资产。原告质证后表示，“股权车”仅仅是一种称呼，与涉案车辆权属无关，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胤龙出具的《车辆情况说明书》是其个人错误意思表示，不是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11.被告提供《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1份、《车辆转让协议书》1份、银行交易记录1份、说明3份、收款收据（复印件）1份、管理费收款收据（复印件）若干，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10月19日将浙Ｂ×××××号出租车转让给案外人叶慧君，叶慧君又于2016年10月21日作价22万元转给第三人王善国，王善国通过案外人王薇雅向被告公司员工马静波支付18万元，马静波代被告收取，第三人王善国实际运营涉案出租车的事实。原告表示，被告无权转让涉案车辆，第三人无权经营涉案出租车。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12.被告庭后提供宁波市海曙区柳庄车辆中介服务部和宁波市鄞州阿范汽车经纪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介公司证明，拟证明2014年10月出租车转让价为25-30万元左右。原告表示，不止这个价格，转让价应该在50多万元，甚至60万元。第三人对这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真实，予以认定； 13.第三人提供浙Ｂ×××××号出租车行驶证（复印件）1份、营运权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拥有BT1772号出租车所有权和营运权。原告表示，浙Ｂ×××××号出租车挂靠在被告名下，但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无权转让。被告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 14.第三人提供《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复印件）1份、《宁波市出租汽车挂靠合同》1份、收条2份、《车辆转让协议书》1份、银行交易记录1份、说明3份、收款收据（复印件）1份、案外人王薇雅借记卡明细清单2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1份、挂靠管理费收据若干，拟证明第三人于2016年10月21日从案外人叶慧君受让涉案出租车，王善国通过案外人王薇雅向被告公司员工马静波支付转让款后实际运营涉案出租车的事实。原告表示，车辆所有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无权转让，原告不认可第三人拥有该车经营使用权。被告对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15.本院为查清事实，要求国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项国平出庭作证。项国平陈述：当时个体出租车存在安全隐患、服务质量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出租车走集约化、公司化、规模化道路，鼓励个人组建出租车公司，为此31位出租车持有人于2012年4月10日发起成立了国汇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后来股东人数增至47人，车辆扩充至50辆。国汇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股东每辆车出资2万元，持股2%。成为国汇公司股东，每位股东除了出资2万元之外，至少应拥有一辆出租车，且必须过户到公司名下，为此双方签订了出租车过户所需的协议、公司开具了购买出租车的发票，但公司未向车主付过发票载明的购买款。当时政府部门鼓励出租车公司招募社会个体出租车挂靠公司经营，并对那些出资招募个体出租车挂靠达到一定数量的、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出租车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无偿给予出租车营运权指标，所以国汇公司成立后获得了政府奖励的30个出租车营运权证指标，公司将其中10个指标给了阿范中介，阿范中介的35辆出租车就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国汇公司留下20个指标筹资购买了20辆车，这20辆出租车成为公司资产。此外国汇公司又积极筹资，招募社会上个体出租车来挂靠。当时社会上个体出租车称为“私牌车”，公司出租车称为“公牌车”，私牌车价值每辆80万元左右，公牌车每辆60万元左右。国汇公司招募了20辆私牌车来挂靠，支付挂靠者每辆17万元左右以弥补私牌车与公牌车的差价，对于公司来说，扩大规模后可以多获得出租车营运权指标，这生意值得做。至此，国汇公司名下已有125辆出租车，除了公司自购的20辆，其余105辆虽然都登记在公司名下，但都属个人所有，由个人经营，不占公司股份。后来国汇公司出现诸多矛盾，许多公司股东想把公司卖掉，当时有多家公司来谈，其中就有叶春良。叶春良经营出租车已经10多年，对出租车行情十分了解，对国汇公司的资产也一清二楚。当时国汇公司的资产为：流动资金43多万元，20辆出租车每辆价值55万元左右，合计固定资产为1143多万元；营运收入：公司20辆出租车出租收入每辆每月7000-8000元，按7000元算的话，一年也有168万元左右；管理费收入：阿范中介35辆出租车管理费每辆每月300元，一年计12.6万元，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管理费每辆每月600元，一年计36万元，20辆社会车辆管理费每辆每月600元，一年计14.4万元，这样管理费一年计为63万元；公司运营成本每年约90万元；期待利益，即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向出租车公司无偿投放的出租车营运权指标，每个指标可盈利40多万元，获利巨大。项国平和另外两股东代表公司与叶春良经过多轮洽谈，最后确定价格为1325万元，这里面不包括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如果把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算进去，光70辆出租车转让价就远远超过1325万元，47位股东都是做生意的，怎么会同意？后来因项国平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某些表述，故未签字。叶春良就让其他股东签字，并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将公司转到叶春良名下。叶春良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万元和转让款23万元，合计24万元，实际出资只有1200万元。47位股东的50辆出租车原来没有与公司签订挂靠合同，也没有支付管理费，股权转让后，47位股东不再是公司股东了，就与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每辆车每月支付公司管理费600元。后来市场上出现了网约车，对出租车冲击很大，各家出租车公司陷入困境，叶春良就于2016年6月开始打官司（即（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要求股东支付450万元流动资金。官司败诉后，叶春良开始扣押47位股东的出租车，双方矛盾恶化。 对于项国平的证言，被告表示，项国平系50辆出租车车主之一，即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不足为证，叶春良出资购买的财产中包括了涉案车辆，并提交《公司转让协议》予以佐证。项国平表示，该协议签过，但叶春良出资购买的财产中不包括了涉案车辆。原告对项国平的证言和《公司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表示，项国平陈述的是当时情况，第三人不清楚。本院认为，项国平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证明力低下，本院结合其它证据对项国平的证言和《公司转让协议》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认定如下： 2012年4月10日成立国汇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原告出资2万元，成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2%股份。 2012年6月20日，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原告向国汇公司转让浙Ｂ×××××号出租车。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只填写了车牌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辆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其它经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具体违约处理约定等均未填写。同日，国汇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载明车价为8万元。 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原告等国汇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为项国平、王英、胡仁才等47位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项国平；甲方（即国汇公司全体股东）确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已经真实、完整向乙方（即叶春良）如实披露，具体如下：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即股东名下50辆，阿范中介35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流动资金共计450万元人民币；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权代表的相关公司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价为1325万元人民币，乙方先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万元，第二期款项25.5万元由乙方自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无第三人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每位股东支付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春良办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成为被告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4年12月15日，叶春良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加上定金1万元，合计24万元。同日，被告国汇公司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一份，合同载明： 第一条、挂靠车辆及年限：甲方（即被告国汇公司）出资23万元收购乙方（即原告），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交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具体如下：1.车辆车型桑塔纳，营运权证号0820，牌照号浙Ｂ×××××号；2.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5日至车辆转让止； 第二条、合同标的：1.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每月28日前向甲方缴付下月管理费600元，此费不包括GPS费用及依国家政策制定的各项税费，并由乙方承担，甲方代乙方收缴等；2.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本人及共同经营人遵守宁波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和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 第三条、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第一轮挂靠车主不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给甲方，之后挂靠的车主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 第四条、甲方权利和义务：1.甲方必须认真履行安全、运营、教育等方面企业管理职责，帮助、指导、监督乙方认真履行本合同规定经营要求，达到企业规定的服务标准；2.及时向乙方传达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的各项政策法规和信息，协助乙方办理各种证件、各类纠纷、各种交通事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3（误写为5）.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实行统一保险，保费由乙方全额承担，并在续保的五天前一次性付清，由甲方代办续保；4（误写为7）.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营运专用票据及其审核、发放、缴销工作；5（误写为8）.甲方对于乙方车辆在家庭内部之间（夫妻、子女之间）过户以及第一次对外转让免收手续费，对于第二次对外转让甲方向乙方收取3000元手续费； 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必须遵纪守法，文明驾车，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服从行业管理，遵守甲方各项管理制度，完成合同标的；2.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部门的各项政策、不违背甲方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乙方可对车辆的使用权进行转让；3.乙方对车辆进行定期保养、维修，保证车辆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性能；4.乙方本人非甲方的股东，不享有甲方任何形式的资产及资源分配； 第六条、违约责任：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共享信誉，任何一方不得违约； 第七条、合同履行争议解决办法（略）； 第八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1.合同期间遇国家政策变动或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车辆不能经营，双方互不视作违约；2.合同期内，遇国家政策性运价调整，损益均归乙方，规费、税金、保险费及不可预见费用调整，甲乙双方均作相应调整；3（误写为4）.如因车辆肇事或不当操作使车辆技术性能加速下降，导致车辆提前报废，其损失部分均由乙方承担等。 《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挂靠管理费每月600元。 2016年6月23日，叶春良起诉原告在内的47位股东，请求法院判令47位股东共同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即《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国汇公司流动资金450万元-公司实际流动资金433405元=4066595元）。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叶春良的诉讼请求。 2016年10月9日，被告扣留了原告经营使用的浙Ｂ×××××号出租车。 2016年10月19日，被告将浙Ｂ×××××号出租车作价19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叶慧君，2016年10月21日叶慧君作价22万元转给第三人王善国，由王善国实际经营涉案出租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车辆究竟属于原告所有，还是属于被告国汇公司的资产。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国汇公司名下，属原告所有，理由如下： 1、2012年，原告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形成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原告。虽然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了车价8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国汇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该款项，故本院认定原告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车价8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仅是组建出租车公司的需要，原告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与国汇公司建立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原告； 2、2014年10月，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国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涉案车辆。《股权转让协议》中“国汇公司的资产包括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的表述，仅仅是对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挂靠车辆的描述，而不是确定这些挂靠车辆的权属，且从2014年10月前后出租车市场转让价来看，1325万元与包含股东名下车辆在内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被告关于叶春良出资1325万元收购的国汇公司资产中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辩称难以自圆其说； 3、被告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的同一天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表明原告与被告国汇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2014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后，又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被告对此解释是因被告当时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乃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此后原告所付的每月600元乃归还之前尚欠被告的债务，该解释与其支付转让款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日常生活中，当事人就同一事件先后签订两个协议，后一个协议一般是对前一个协议的补充说明。本案中，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与原告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即是因为原告与国汇公司割裂了股东关系，涉案车辆与被告公司设立挂靠关系的需要，《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即被告国汇公司）出资23万元收购乙方（即原告），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交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被告拥有“经营产权”，即原告车辆必须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不能去挂靠其他公司，这也符合出租车公司经营模式；原告拥有“经营使用权”，即涉案出租车由原告经营，经营收入归原告；双方的关系为“挂靠经营”关系。 综上，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属原告所有，反诉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无权对涉案车辆进行处分，第三人未查清涉案车辆的权属，轻率与被告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原告未予追认，故该协议无效，被告未变更涉案车辆登记，私下将涉案车辆授予第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本院对第三人主张涉案车辆经营使用权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车辆，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应予协助。《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之间挂靠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符合合同本意和双方利益，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强行扣留涉案出租车，原告要求赔偿营运损失，理由正当，关于涉案出租车的营运损失，被告对原告2500元/月的主张未明确提出异议，且本院在审理（2017）浙0212民初10032号案件时已经查明当地2016年度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在2500元/月以上，本院对原告要求按2500元/月计算营运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从2016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周成波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继续履行； 二、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周成波车架号为LSVTX1337CN575494的浙Ｂ×××××号出租车一辆，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第三人王善国协助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周成波车架号为LSVTX1337CN575494的浙Ｂ×××××号出租车一辆，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成波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浙Ｂ×××××号出租车返还之日止按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五、驳回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要求确认浙Ｂ×××××号出租车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第三人王善国要求确认浙Ｂ×××××号出租车经营使用权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本诉受理费1425元，由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国平 人民陪审员  卢昌琴 人民陪审员  蔡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代书 记员  俞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