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1民初592号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男，1969年6月5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五指山市。委托代理人：王强，五指山市为民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男，1992年7月30日出生，黎族，现住海南省五指山市。委托代理人：毛菊苹，北京德和衡（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殊凡，北京德和衡（海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诉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31日转入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及其代理人王强、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及其代理人毛菊苹、袁殊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畜牧饲养场地转让欠款玖万元（小写：90000元）。二、本案案件受理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被告（反诉原告）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黄海青将位于什乐村昌冲青年场的土地及其附作物以承包方式转让给朱燕贝，转让金额共壹拾壹万元整（￥：110000元），并于签订协议之日起付于原告贰万元（￥：20000元）定金，约定一个月内付清余款并当面清点土地附作物，而朱燕贝未能及时支付余款，并且尚未当面进行清点，就擅自售卖了附作物，并称数量不足，反而要求黄海青赔偿。对于此类要求属于不合理行为，请求法院以协议约定进行判处。黄海青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债权的实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黄海青的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辩称：一、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存在违约行为，应向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赔偿损失。朱燕贝与黄海青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双方签订合同时黄海青未告知鱼塘存在漏洞这一重要情况。《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所附交接清单上列明：福寿鱼2万尾、鲫鱼200尾、红鲳鱼400尾、草鱼300尾、大头鱼300尾，但在朱燕贝接手后发现鱼的实际数量远远不足交接清单上的数量，福寿鱼仅约1万只、鲫鱼30只、红鲳鱼70只、草鱼80只。事后，黄海青才向朱燕贝透露，鱼塘有漏洞，大量的鱼会从洞里游走。黄海青的违约行为，其应向朱燕贝承担赔偿损失50000元，具体数额：1、小猪：合同约定20头，300元/只，共6000元，现：小猪差4头，损失1200元；2、福寿鱼：合同约定20000尾，1万斤，7元/斤，共70000元，现：仅有约10000条福寿鱼，约差10000条，按5000斤计算，7元/斤，共35000元，损失35000元；3、鲫鱼：合同约定200尾，60斤，15元/斤，共1080元（此处交接清单计算错误，应为900元），现仅有30条鲫鱼，差120条，按40斤计算，共计600元，损失300元；4、红鲳鱼：合同约定400尾，200斤，8元/斤，共1320元，损失280元；5、草鱼：合同约定300尾，150斤，8元/斤，共1200元，现仅有80条，相差220条，按110斤计算，共880元，损失320元，小估损失：1200+35000+300+280+320=37100元，但实际的损失大于这些，大部分的鱼重量在2-3两左右，那单价不可能达到约定的价款进行结算，另外现存大量的鱼是被告接受养殖期间繁殖的，粗算损失应在5000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未依约向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提供《进货单》，首先，黄海青于被告朱燕贝签订《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时，承诺向朱燕贝提供畜牧的进货单，但截至今日，朱燕贝多次催要，黄海青仍未向朱燕贝提供该份进货单。其次，朱燕贝与原告黄海青签订《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以交接清单上的畜牧数量、重量和单价为依据，得出的转让价格，但实际上交接清单上显示的畜牧的数量与实际的数量严重不符。如上面所述，黄海青向朱燕贝提供的福寿鱼少了近1万只、鲫鱼少了170只、红鲳鱼少了330只、草鱼少了220只，另还少了4头小猪，这只是朱燕贝遭受严重的损失。最后，黄海青向被告朱燕贝表述，鱼塘的鱼的品种重量均为半斤以上，故双方在交接时，鱼塘的鱼均按半斤的重量计算价格，但经过朱燕贝一段时间的饲养，打捞上来发现，重量达半斤的鱼仅占极少一部分，其余的鱼，均仅为3两左右，这与黄海青所述严重不符。三、原告（反诉原告）黄海青承认鱼塘出现漏洞，导致鱼的数量少。朱燕贝在2019年5月抓鱼期间发现鱼的数量远远少于约定的数量，这时黄海青才告知朱燕贝鱼塘出现漏洞，导致部分鱼游走了，朱燕贝有理由确定，黄海青之所以不提交11万元附作物进货单系因为本身数量不够，故一直未提交给朱燕贝。综上，黄海青的违约行为，其应向朱燕贝赔偿损失，现为维护朱燕贝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与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畜牧饲养场场地转让协议》；2、请求判令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返还定金20000元及赔偿损失人民币2378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与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黄海青将位于什乐村昌冲青年场地的土地及附作物以承包方式转让给朱燕贝，价款以交接清单上的畜牧数量、重量和单价为计算依据，共11万元。合同签订后，朱燕贝依约向黄海青支付合同定金20000元。但在场地交接后不久，朱燕贝发现黄海青向其交付的附作物，与协议约定的交接清单数量和质量严重不符，尤其是鱼的数量相差约半数以上，且重量也与协议约定的相差甚远，导致反诉原告因此遭受严重损失。朱燕贝多次与黄海青交涉，主张解除合同，但黄海青均置之不理。为维护反诉朱燕贝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反诉。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对反诉辩称：一、《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应当解除。黄海青与朱燕贝经友好协商，黄海青同意将畜牧饲养场转让给黄海青，双方清点财物后，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当日，黄海青便将畜牧饲养场交付给朱燕贝。至此，黄海青已完全履行完《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的义务。根据《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第一项第1条约定：“合同签约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在2019年1月10日，双方签字时生效。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协议》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不得解除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定金20000元及赔偿损失23781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2019年1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之当日，已就畜牧饲养场进行交接，原告（反诉被告）将畜牧饲养场交付给被告（反诉原告），完全履行完《协议》约定。朱燕贝从2019年1月10日起经营畜牧饲养场，至今已有9个月，期间朱燕贝分几批卖完了家禽、鱼等。可见黄海青并未违约，所交付的财物也是双方清点后，交付给的，黄海青不存在朱燕贝诉称的“交接清单数量和质量严重不符”的事实。朱燕贝要求黄海青返还定金20000元及赔偿损失23781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黄海青认为其没有违约之情形，交付的财物系朱燕贝亲自清点的，不存在交接清单数量和质量严重不符的情况。黄海青与朱燕贝签订的《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已生效，应当不予解除。黄海青也不应当返还定金20000元及赔偿损失23781元，朱燕贝的诉求是无理的，应当给予驳回。为了证明其主张，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畜牧饲养场转让协议书》，证明协议已于2019年1月10日签字生效。证据2、接受清单，证明被告朱燕贝已清单、接收。证据3、账户明细，证明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被告朱燕贝已接收畜牧饲养场，并返聘原告黄海青为其看管畜牧饲养场。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对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合同第一项双方签约之日起生效，原告黄海青与昌冲村青年场承包合同自行解除，被告朱燕贝与昌冲村青年场另起合同，从这点说明本案在履行当中根本没有履行这一条，本案被告朱燕贝无法与昌冲村青年场另行签订合同，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合同第二条付款方式，付完定金后甲乙双方当面点清数量，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但是在本案履行过程当中原告黄海青从未向被告朱燕贝当面点清数量，原告黄海青提交的数量清单与实际不符。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是估价，不是清点，且数量与实际不符。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认可。为了证明其主张，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1万元的清单，证明：1、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签订合同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聘请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管理涉案养殖场，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知悉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在2019年5月12日-30日期间，该鱼塘卖鱼数量以及现有鱼的数量、重量等情况；2、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交接的畜牧数量、重量与协议约定的严重不符的情况。证据2、交接清单，证明内容与证据1证明内容一致。证据3、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母亲林秀玉、李霞与原告录音，证明：1、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承认鱼塘的鱼数量少是因为出现鱼洞，鱼游走了；2、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有违约行为，应向被告（反诉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4、被告（反诉原告）父亲与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录音，证明内容与证据3证明内容一致。证据5、视频，证明：1、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在2019年5月12日-30日期间，捞上来的鱼的数量太少，且重量只有3两，无法出售；2、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没有办法将这些小鱼放入自家鱼塘养殖；3、原告（反诉被告）知悉。证据6、卖鱼款记录单，证明：1、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在2019年5月12日-30日期间，卖掉的福寿鱼、鲫鱼，大约1300斤，共计9574.3元；2、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经营半年的营业额约为2万元，无法实现年营业额11万元，只是合同的目的无法达到。证据7、被告（反诉原告）收到卖鱼款的微信转账单，证明内容与证据6证明内容一致。证据8、养殖场的基本收入，证明内容与证据6证明内容一致。证据9、八斗粮仓销售清单，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在签订合同后，在经营涉案农场期间购买的饲料15781元及管理人员劳务费8000元。证据10、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的转账凭证，证明内容与证据9证明内容一致。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正好证明双方交接的数量及总和的数额，也确定双方进行了交接。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这份证据不是协议转让中的交接清单，这是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不在畜牧场干活后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交接的清单，时间上可以确定是2019年6月12日交接的，这是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将畜牧场转让给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返聘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作为管理员，后来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在2019年6月12日不干了，又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进行交接的清点。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说的有些话诱导的嫌疑，且谈话内容不在合同范围内。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这是收尾最后剩下的小鱼，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这不是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出具的，也不能正式其内容真实，但恰好正式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接收了畜牧场。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这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这只是目标，不是实际收入。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份证据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接收了畜牧场进行经营。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没有异议。经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的申请，证人林秀玉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如下：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系证人丈夫的表兄弟，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系证人的女儿。鱼塘转包后，证人于2019年5月12日至31日期间将涉案的鱼塘的鱼捕捞出来到市场出售，当时从鱼塘捕捞出很多小鱼，最小的才三两左右，根本卖不出去，有的鱼已经有鱼卵了，繁殖过的鱼是长不大的，大头鱼、草鱼、鲳鱼都太小了卖不出去，只有鲫鱼、福寿鱼大的卖了一些，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所提交的证据6就是证人卖鱼的记录。本院认证情况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3、4、5、6、7、9、10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8、经本院核对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证，可以确定如下事实：2019年1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与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签订《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将五指山市通什镇福安村委会昌冲村青年场转让给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同时原告（反诉被告）与昌冲青年场承包合同自行解除，被告（反诉原告）另与昌冲青年场另起合同。合同约定转让的畜牧数量为27头猪，其中公猪1头，种母猪6头，幼猪20头；阉鸡115只，蚂蚁鸡47只，鸭16只，福寿鱼20000条，鲫鱼200条，红鲳鱼400条，草鱼300条，大头鱼300条，共110000元畜牧转让费。合同还约定，朱燕贝先向黄海青支付定金20000元，余款一月内付清，付完定金后双方当面点清数量，所有权归朱燕贝所有。黄海青将鱼塘转包给朱燕贝后，朱燕贝又聘请黄海青作为管理员继续管理涉诉土地。合同签订后朱燕贝向黄海青转账4笔，共计28000元，其中2019年1月11日转账20000元为合同定金，另外3笔转账2019年3月8日转账4000元，2019年4月23日转账2000元，2019年6月4日转账2000元，共计8000元为朱燕贝向黄海青支付的劳务费。在合同签订后，朱燕贝为经营管理涉诉土地，共9次购买饲料，花费15906元，其中2019年1月16日购买“玉米、鱼料”共1210元，2019年1月24日购买“中猪料、麦皮”共2240元，2019年1月29日购买“鱼料、玉米”共1566元，2019年3月6日购买“中猪料、鱼料、玉米碎”共计3915元，2019年4月11日购买“麦皮、中猪料”共1120元，2019年5月16日购买“麦皮、中猪料”共1914元，2019年6月15日购买“玉米碎、小猪料等”共1091元，2019年6月26日购买“中猪料、麦皮”共1635元，2019年7月24日购买“中猪料、麦皮”共1215元。在庭审的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自认其在2019年5月12日至30日经营管理期间出售了福寿鱼、鲫鱼大约1300斤，共计9574.3元，并将无法出售的小鱼另行放入自家鱼塘养殖，被告（反诉原告）半年营业额约为20000元。2019年6月12日，黄海青不再为朱燕贝管理涉案畜牧场，并于当日出具了工作交接物品清单，内容为“母猪5头、公猪1头、中猪（30-40）左右14头，鸭11，鸡35只”。在庭审的过程中，黄海青自认在2018年10月发现涉诉畜牧场的鱼塘存在漏洞通向小溪。在庭审的过程中，案外人黄某和自称是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的合伙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经本院释明，其拒绝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且认为本案涉及的纠纷是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合同引起的，应由该二人自己解决，其对案件事实的了解与原告（反诉被告）所陈述的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2019年1月10日签订《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该合同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原告（反诉被告）将其承包的昌冲青年场的畜牧养殖场地移交给被告（反诉原告），原告（反诉被告）移交场地并未向被告（反诉原告）收取费用，但被告（反诉原告）需要另行与昌冲青年昌签订承包合同。合同中的这一部分属约定于养殖场地的转让。第二部分是原告（反诉被告）将畜牧养殖场地中所养殖的生鲜、活禽转让给被告（反诉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对转让的数量进行了估算，总体估价为110000元，先支付20000元定金，余款1个月内付清，双方还约定在支付定金20000元后当面清点数量，之后所有权归被告（反诉原告）。合同中的这一部分约定属于生鲜、活禽的买卖。《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余款，而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并赔偿损失。关于原告（反诉被告）要求支付余款90000元的诉求，所指向的是买卖部分，原告（反诉被告）认为合同约定一个月内付清余款并当面清点数量，而被告未能及时支付余款，并且在尚未当面进行清点的情况下就擅自售卖，被告（反诉原告）应按约定支付欠款。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存在违约行为，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鱼塘存在漏洞这一重要情况，导致部分鱼游走了，且未依约向被告朱燕贝提供《进货单》，因此不同意支付余款。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作为出卖人，要求买受人支付对价，应对标的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于买受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约定了现支付定金再清点生鲜、活禽的数量，被告（反诉原告）已于2019年1月11日支付了定金20000元，双方应当在2019年1月11日之后清点交付数量。但在实际履行的过程中，双方并未清点就进行了交付，虽然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在接收后发现了交付数量不符合约定，但其举证无法证明其及时向原告（反诉被告）进行主张，反而是继续接收并进行了管理。因交付的标的物属于生鲜、活禽，在交付过后会产生自然的繁殖、死亡，这也与被告（反诉被告）的管理技术有一定的关联，被告（反诉原告）在管理期间还将部分饲养的生鲜、活禽进行出售。虽然原告（反诉被告）承认鱼塘有漏洞通向小溪，但现已无法确认交付时的数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经营管理期间因该漏洞造成了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在交付过后，被告（反诉原告）曾聘请原告（反诉被告）对涉诉养殖场地管理一段时间，但养殖场地内的生鲜、活禽的所有权在交付过后已归属被告（反诉原告），被告（反诉原告）应支付相应的对价，在无法确认交付时的实际数量的情况，应采纳双方在合同中的共同确认的估算数量及价格，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欠款90000元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权，本案的中的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几种情形：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如前所述，《畜牧饲养场地转让协议》包含场地转让和生鲜、活禽买卖两部分。关于生鲜、活禽买卖部分，因生鲜、活禽已交付完毕，虽然被告（反诉原告）认为交付的数量及质量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但被告（反诉原告）的举证也无法证明其主张，无法确认被告是否构成违约。被告（反诉原告）在未确定交付数量及质量时就加以管理并对外出售，说明被告（反诉原告）是以作为的方式默认了生鲜、活禽所有权已转移。因本案所涉及的生鲜、活禽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且无法确认原告（反诉被告）的交付违反合同约定，对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解除生鲜、活禽买卖部分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场地转让部分，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与昌冲青年场的承包合同自行解除，被告（反诉原告）与昌冲青年场另起合同。原告（反诉被告）是将场地作为生鲜、活禽的养殖载体共同移交给被告（反诉原告），且不收取费用，只是需要被告（反诉原告）与发包方另行签订承包合同。在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已将涉诉的场地移交，昌冲青年场是否与被告（反诉被告）另行签订合同并不是原告（反诉被告）的合同义务。合同约定的场地交付义务已履行完完毕，即权利义务已经消灭，因此对已经履行完毕的场地转让部分，不适用合同解除的情形。综上，被告（反诉原告）所主张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被告（反诉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定金20000元及赔偿损失人民币23781元的诉求，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返还的定金，是购买生鲜、活禽预交的定金，被告（反诉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其经营管理期间投入的人工费及饲料款。因本院并未支持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被告（反诉原告）的举证也无法证明原告（反诉被告）交付生鲜、活禽时存在违约行为，对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返还定金、赔偿损失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三十、第一百三十三、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黄海青支付欠款90000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诉讼费2050元（黄海青已预缴），由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负担；反诉费513元（朱燕贝已预缴），由被告（反诉原告）朱燕贝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符旭辉人民陪审员 金丽丽人民陪审员 卓启新 二Ｏ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胡穗晶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