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71行终10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晓玲，女，1963年3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长安区，现住西安市未央区。 委托代理人杨颖，北京市尚公（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康莹，北京市尚公（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西安市楼。 负责人冯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袁振，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袁有文，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晓玲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6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潘桂芝系西安市未央区XX房XX路XX号楼XX幢XX室房屋的所有权人，其配偶张秀兰于1990年死亡，其育有子女四人分别是潘西京、潘西民、潘晓玲和潘西文。潘桂芝2006年1月14日死亡，其父母早于其死亡。其生前于2003年4月11日与原告潘晓玲签订赠与书，将涉案房屋赠与原告潘晓玲，并经西安市公证处公证。该涉案房屋一直未办理转移登记，直至2019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要求被告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在向被告提交申请的同时，向被告提交了亲属关系证明、潘桂芝、张秀兰的死亡证明、赠与公证书、产权界定卡、房屋所有权证、潘晓玲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被告审查后认为，涉案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为潘桂芝，根据《物权法》、《婚姻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上述不动产继承转移登记应由权利人的法定继承人共同申请，原告的申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9001号《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该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的规定，被告作为不动产产权登记机关，具有对辖区内房屋作出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的法定职责。《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应当由有关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但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请房屋登记的，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一）因合法建造房屋取得房屋权利；（二）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权利；（三）因继承、受遗赠取得房屋权利；（四）有本办法所列变更登记情形之一；（五）房屋灭失；（六）权利人放弃房屋权利；（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登记申请有一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告知申请人：（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二）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潘晓玲与潘桂芝虽签订《赠与书》，但此赠与并不属于上述十二条中规定的继承、受遗赠的情形，即不属于可单方申请房屋登记的情形。现原告潘晓玲单方向被告申请房屋转移登记，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作出《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潘晓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潘晓玲负担。 上诉人潘晓玲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要求办理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是基于赠与而非继承。1.上诉人与其父潘桂芝之间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经公证处公证，出具了（2003）西证内字第786号公证书，双方之间建立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关系，上诉人是基于此要求被上诉人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的。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可知，上诉人其父至死亡时都未撤销该赠与，且已经过公证，因此该合同亦不属于可撤销的赠与合同。同时，因上诉人之父早已将房屋权属证明交付给了上诉人，且该房屋也被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由此可见，上诉人与其父就该涉案房屋实际构成赠与关系而非继承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以不符合继承和遗赠的办理条件拒绝为上诉人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是错误的。2.本案中上诉人与其父之间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不因其父的身份而发生变更。被上诉人一审答辩时认为上诉人之父潘桂芝死后，该房屋应当由继承人依据继承关系进行申请是荒谬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未遵照《立法法》适用上位法，而是适用了《物权法》、《合同法》的下位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房屋登记办法》，以两个部门规章否定法律赋予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是错误的。同时，《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二条第七款亦规定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且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650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位于西安市未央区XX房XX路XX号楼XX单元XX号房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西安市不动产登记局答辩称，1.2019年1月15日，潘晓玲向被上诉人申请将西安市未央区XX房XX路XX号楼XX幢XX室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其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亲属关系证明、潘桂芝、张秀兰的死亡证明、赠与公证书、产权界定卡、房屋所有权证、潘晓玲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经被上诉人审查后，于2019年1月15日出具了2019001号《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2.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的申请资料显示：潘桂芝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于2006年1月14日死亡，其父母早于其死亡，其配偶张秀兰于1990年死亡，其育有子女四人分别是潘西京、潘西民、潘晓玲和潘西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因此在潘桂芝死亡后，涉案房屋的物权已经发生转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经属于潘桂芝的继承人所有或受遗赠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潘桂芝的法定继承人为潘西京、潘西民、潘晓玲和潘西文，在涉案房屋尚未进行分割前，为各继承人共同所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处分共有不动产申请登记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一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共同申请，但共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现潘晓玲单方申请继承涉案房屋与关述法律规定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因赠与转移不动产的，应当由双方共同申请，现潘桂芝已死亡，上诉人单方申请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与前述法律规定不符。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经登记而发生效力，赠与关系的成立并不直接导致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化，当事人仍需依法进行登记使该变动发生效力。关于不动产登记的申请条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以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二条均有明确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申请应当以共同申请为基本原则，以单方申请为例外。共同申请是不动产登记申请的一般方式，主要适用于因法律行为而产生物权变动的情形，如房屋买卖、交换、赠与、抵押等，这些行为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双方法律行为，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而不动产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是交易双方关于权利变动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外在表现。对于单方申请的情形，上述规定则采用了列举的方式予以明确。本案中，经一、二审审查，上诉人主张其基于赠与关系而要求被上诉人予以不动产登记的情形并非属于前述规定的可由单方申请登记的情形，在其未能提交其他法定继承人对涉案房产的处分意见或者有权机关作出的确权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作出涉诉《不动产登记不予受理告知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潘晓玲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博 审判员 杨 娜 审判员 侯 斌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王茗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