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6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黔东南州鑫和元废旧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经济开发区开司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00533308552。 法定代表人：黄树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东南州鸿鑫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经济开发区云蔚花园6号门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0569243517X。 法定代表人：马忠民，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贵州宝京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港深科技园宝京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05771471542。 法定代表人：陈添顺，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黔东南州鑫和元废旧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和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黔东南州鸿鑫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鑫源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宝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京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06月14日作出的(2019)黔26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和元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责令上诉人在2019年6月14日前付清70.4万元土地转让尾款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应付第三人20%即70.4万元的土地转让尾款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20亩土地不能过户的原因系第三人没有资金缴纳约200万元的税费。（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鸿鑫源公司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答辩人确实在凯里市人民法院查封前就与被执行人宝京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土地买卖合同，也实际占有使用该不动产，并且也支付了部分价款，但毕竟没有全额支付完毕，尚有70余万价款没有支付。故其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要求交付执行的”。因此，被答辩人对上述涉案土地依法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本案二审审理中，鸿鑫源公司另行提交一份答辩状，答辩意见为：一、上诉人不具备主体资格，其主体不适格。1.土地转让协议书中的主体是自然人黄波和宝京公司，而不是鑫和元公司。2.鑫和元公司成立时间晚于土地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间。3.从转账行为看，都是自然人黄波对自然人陈添顺。二、鑫和元公司提交的与宝京公司2012年8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1.土地转让协议书是黄波与宝京公司签订的，不是鑫和元公司。2.从黄波转账记录看，是黄波与陈添顺私人经济往来。三、鑫和元公司不具有凯开土国用（××）第××号土地使用权等排他权利。1.土地转让协议书是自然人黄波签订的，不是鑫和元公司。2.黄波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完80%的土地转让款。3.该案土地使用权没有变更在鑫和元公司名下，不发生物权转移，鑫和元公司只有权找宝京公司退回所有资金，无权剥夺用来执行给鸿鑫源公司的权利。四、宝京公司拖欠鸿鑫源公司的工程款具有优先受偿权。五、鸿鑫源公司在2016年起诉宝京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冻结该土地时，宝京公司和鑫和元公司不可能不知道该土地已经被查封冻结，他们从未提出任何异议，鑫和元公司也未告知被上诉人土地已转让给鑫和元公司。且后来鑫和元公司也未按照一审法院的期限支付全部价款，已属二次违约。 鑫和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不得执行宝京公司已依法转让给鑫和元公司的位于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的一宗20亩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凯开土国用（××）第××号”〕。 一审法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 2012年8月8日，股东黄波和耿旭制订章程，决定由黄波出资400万元（占股80%）、耿旭出资100万元（占股20%），二人共同出资成立黔东南州鑫和元废旧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即“鑫和元公司”），同月12日，公司股东会决定任命黄波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月15日，任命耿旭为公司经理、黄娟为公司监事。并于同年9月12日到凯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正式成立。在公司注册登记成立前，黄波即代表鑫和元公司与宝京公司商谈土地转让事宜，准备购买宝京公司的20亩土地用于修建厂房。2012年8月20日，黄波代表鑫和元公司与宝京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宝京公司将其享有使用权的位于贵州省凯里经济开发区）的一宗20亩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凯开土国用（××）第××号”〕转让给鑫和元公司作为鑫和元再生资源建设项目使用，该20亩土地的转让价款为352万元（17.6万元／亩），协议签订当日支付总转让款的80%即281.6万元，余款总转让款的20%即70.4万元在甲方宝京公司为乙方鑫和元公司办理好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工程建设用地许可证后一次性付清。该协议还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2012年8月3日，宝京公司向鑫和元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书》，告知鑫和元公司由本次的购地款委托陈添顺代收。同日，黄波代表鑫和元公司转账支付100万元（65万元＋35万元）土地转让款到陈添顺个人银行卡账户，2012年8月20日黄波又代表鑫和元公司转账支付99万元和61.6万元土地转让款到陈添顺个人银行卡账户，2012年8月21日鑫和元公司股东耿旭转账支付21万元土地转让款到陈添顺个人银行卡账户，以上分五次支付土地转让款共计281.6万元。宝京公司已向鑫和元公司出具了281.6万元土地转让款的《收条》。鑫和元公司购买了宝京公司的这20亩土地后，于2013年1月开始在该土地上修建砖混结构的办公用房和钢结构厂房。2016年开始营业使用至今。因宝京公司原取得该宗地的价格仅为5万元／亩，转让给鑫和元公司时溢价已达到17.6万元／亩，需要补交增值交易税费约100~200万元，宝京公司无钱交纳上述税费，故一直没有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鑫和元公司名下。 另查明，2017年11月10日原股东耿旭退股，黄俊轩成为鑫和元公司新股东。2017年11月29日，黄波把其持有的公司80%股份转让给黄树清，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树清。 2016年3月2日，一审法院在审理鸿鑫源公司起诉宝京公司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中，根据鸿鑫源公司的申请，作出（2016）黔26民初14-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本案所涉及的“凯开土国用（××）第××号”地块。宝京公司在收到法院查封裁定书后，未提出异议，也未把该宗土地被查封的情况告知鑫和元公司。2018年，一审法院在执行鸿鑫源公司起诉宝京公司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时，对该宗土地进行网上挂拍时，鑫和元公司知道信息后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复议后作出（2018）黔26执异2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请求，为此，鑫和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 在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等相关规定向鑫和元公司方释明并告知其是否愿意在2019年6月14日前把尚欠的20%购地款交到法院的执行专户，之后鑫和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还款承诺书》，仅愿意从2019年8月15日起按月分五期支付完上述尚欠的土地转让款70.4万元，即在2019年8月15日付10万元、9月15日付10万元、10月15日付20万元、11月15日付20万元、12月15日付10.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鑫和元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波和股东耿旭从个人账户转款到宝京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添顺个人账户支付土地转让款给宝京公司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鑫和元公司的付款行为？2、鑫和元公司对本案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 一、从现有证据材料看，本案涉及的土地转让协议、支付土地转让款的行为均发生在鑫和元公司2012年9月12日注册登记成立之前，但鑫和元公司成立后，对股东黄波代表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行为、股东黄波、耿旭从个人账户支付土地转让款的行为均承认是公司行为，且该宗土地实际上也是成立后的鑫和元公司在使用，故应认定是鑫和元公司实际享有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且交易的相对方宝京公司也认可上述交易和付款行为是鑫和元公司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黄波和耿旭从个人账户转款281.6万元给宝京公司的行为，应认定为鑫和元公司的行为。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鑫和元公司主张其对案涉土地（即“凯开土国用（××）第××号”地块）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虽然现有证据可证明鑫和元公司与宝京公司签订有合法有效的土地转让合同并支付了大部分转让价款、在法院查封之前也已经合法占有该宗土地，而且也是因宝京公司未补交土地转让税款的原因导致不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尚欠的20%转让款70.4万元至今未付，且在一审法院释明并通知鑫和元公司在指定的期限内将剩余价款按照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情况下，鑫和元公司亦未能按照法院的要求将剩余价款交付执行。因此，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中第（三）项“……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条件。综上，鑫和元公司对案涉土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鑫和元公司就该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请求停止强制执行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黔东南州鑫和元废旧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黔东南州鑫和元废旧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鑫和元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将70.4万元土地转让尾款按本院要求支付到了一审法院的执行账户。 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鑫和元公司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二）鑫和元公司对本案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 （一）关于鑫和元公司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问题 鸿鑫源公司抗辩主张鑫和元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该抗辩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虽然鑫和元公司正式成立的时间晚于《土地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及黄波转款给陈添顺的时间，但从《土地转让协议书》本身所列双方主体以及实际履行过程，可以说明鑫和元公司是《土地转让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黄波系作为鑫和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以黄波个人名义履行该协议。首先，《土地转让协议书》本身列明的乙方为“黔东南州鑫和元废旧金属物质回收有限公司”，黄波为该公司法人，可见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的本意就是由鑫和元公司作为受让人受让案涉土地使用权。其次，《土地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鑫和元公司与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协议书》，黔东南州国土资源局凯里经济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出具的《证明》及其他相关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选址的意见、环境保护审批的初步意见等均指向鑫和元公司，而非黄波个人。再次，为修建厂房等工程项目，均是鑫和元公司与案外人签订《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工程外架承包合同》等施工合同。最后，土地转让款虽是黄波、耿旭个人转款给陈添顺个人，但黄波系鑫和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耿旭系鑫和元公司的股东，陈添顺系宝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结合宝京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以及事后鑫和元公司、宝京公司均追认上述款项系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款，黄波、耿旭共计转款281.6万元给陈添顺，该金额与《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80%的土地转让款金额相吻合。可见黄波、耿旭的转款行为及陈添顺的收款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综上，鑫和元公司是《土地转让协议书》的真正主体，其有权依法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定鑫和元公司实际享有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鑫和元公司对本案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的问题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鸿鑫源公司对案涉财产的执行是金钱债权执行，鑫和元公司系案涉土地的买受人，案涉土地确系登记在被执行人宝京公司的名下，本案应当适用前述规定。鑫和元公司上诉认为不适用前述规定，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能够排除执行的四个条件已成就。第一，案涉土地被法院查封的时间为2016年3月2日，鑫和元公司与宝京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时间在2012年8月20日，早于被查封时间。第二，根据鑫和元公司一审中提供的与他人签订的《凯里经济开发区鑫和元再生资源建设项目工程监理合同》《房室建筑承包合同》《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工程外架承包合同》等，可以认定鑫和元公司于2013年1月开始在该土地上修建办公用房和厂房，系在案涉土地被查封前占有使用。第三，根据鑫和元公司与宝京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义务主体是宝京公司，而非鑫和元公司，故土地使用权未变更登记至鑫和元公司名下并非鑫和元公司的过错。第四，鑫和元公司在《土地转让协议》签订后，其法定代表人黄波及股东耿旭已向宝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协议约定支付80%的土地转让价款即281.6万元，鸿鑫源公司二审抗辩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完80%的土地转让款与事实不符。关于剩余未付的70.4万元土地转让价款，鑫和元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责令其在2019年6月14日前付清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应付第三人20%即70.4万元的土地转让尾款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本院认为，《土地转让协议书》虽约定余款20%待宝京公司为鑫和元公司办理好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工程建设用地许可证后一次性付清，但因案涉土地目前已进入执行程序，案涉土地已被查封，不宜再根据《土地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待条件成就后再支付尾款。经本院再次要求，鑫和元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0日按照本院的要求将尾款70.4万元交付到执行法院执行账户。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土地使用权虽未过户登记至鑫和元公司的名下，但如前所述，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鑫和元公司的责任。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办理土地使用证的三个月期限届满后，宝京公司未退还鑫和元公司所有资金，鑫和元公司也继续在案涉土地上进行投资建设，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该合同的约定。在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条件的情况下，鑫和元公司享有对未来取得完整土地使用权的期待权利，足以排除鸿鑫源公司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执行。另外，关于鸿鑫源公司抗辩称案涉土地被保全时，宝京公司和鑫和元公司不可能不知道，但鸿鑫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将保全查封情况告知了鑫和元公司，不予不予采信。关于鸿鑫源公司抗辩称《投资协议书》中管委会仅同意租赁，未同意土地转让，经查，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甲方）与鑫和元公司（乙方）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第三条甲方权利与义务中第二项约定“协助乙方租赁港深科技园标准厂房，费用由乙方负责”，该条约定内容体现的是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义务，涉及的是厂房租赁事宜，不能反映出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不同意转让土地事宜。同时，土地使用权是否转让，系土地使用权人宝京公司的权利，法律法规未规定土地使用权人转让土地需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关于鸿鑫源公司提出的鑫和元公司未按一审法院的要求支付尾款，已属违约，即使二审交了，也不应支持其请求。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因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而未生效，鑫和元公司上诉主张其应付第三人20%即70.4万元的土地转让尾款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本院需对鑫和元公司是否应补交土地转让尾款进行审理，在二审终审前，案件处于待定状态。 综上所述，鑫和元公司对案涉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的一宗20亩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凯开土国用（2013）第185号”）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请求停止强制执行的主张，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6民初46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执行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的20亩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凯开土国用（2013）第185号”）。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黔东南州鸿鑫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鸿雁 审判员  雷 苑 审判员  张 玮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永姮 书记员陈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