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35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王连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来，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成新，男，197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鑫，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庆，河北东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玉成，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元集团）因与被上诉人邢成新、原审第三人胡玉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认定借贷关系，不仅有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一合同实际履行了，即发生了真实的交易。本案双方对没有与公司（分公司）发生交易是不争的事实。焦点就是原审判决认定是所谓职务行为是否有依据？而原审判决以胡玉成、张辉刑事犯罪的案卷部分材料作为依据认定涉案借款是职务行为，进而判令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是十分荒唐的。胡、张刑事案件上没有任何认定胡、张的借款是公司职务行为的表述，原审判决书中的表述是“刑事判决中查明，2008年至2015年期间，胡玉成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邢成新等70余人借款总额为62866867.50元，利息不等，所借款项均由出借人汇入胡玉成、张辉的个人银行卡账户，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这段话按汉语语法可以简化为“胡玉成以大元公司的名义借款”这哪里能找到是职务行为的根据，明明是说胡玉成他自己的托辞而已。刑事审判的目的是针对刑事被告的行为性质，特别是被告人的主观目的，主观恶性，正如检察机关指控的对拒不交待去向的借款余额19864521.95元追究胡玉成的集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指控的是针对去向不明拒不交待这一行为，与这一数额的准确性原则上没有太大关系。但本案原审进而认定“根据证据规则等相关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这是极为荒谬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五）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必须是本案直接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刑事判决只是概括认定胡玉成、张辉累计借款62866867.50元，哪里有本案上诉人与邢成新之间的借款关系呀？这个累计借款数字来源于刑事案件中的5号《审计报告》附表三，这个附表三的名称为“2008年3月一2015年12月借款统计表”，根本不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上的并被一审认定的“借款来源明细”，在借款人栏列明了共73户，有的最后特别“说明：此表数据来源于张辉2008年至2015年现金流水账，因未进行函证真实性不能确定”。这个《审计报告》也作为上诉人的证据提交了，充分证明了六大不确定性，报告还罗列了附表一“《签字不齐全及原始凭证不符》明细表”，附表二《账目漏记问题》明细表”，这何以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呢？真是让人无语！民事审判最初级的常识就是谁主张权利谁举证，这就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作为被告就是在法庭上等原告的证据或在原告能够证明某一事实情况下提出反证，法官就是根据法律那个准绳”区衡量去吧。这个“准绳”本来有其准确的唯一的客观的标准，而本案我们不能不为原审判决的“准绳”而惊讶。即便检察机关指控的胡玉成的集资诈骗罪没有被法院认定，但断不能就依此认为是职务行为。实际上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明确认定“在未经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向社会人员李秀丽、赵志国、邢成新、崔海生、韩志辉等70余人集资共计6200余万元，利息不等，并用后面的集资款项偿还前面的集资款项。”这一违反上诉人公司意志的行为，事实上在刑事判决书中是作了肯定，而不是相反作了否定。原审判决引用的胡玉成以大元公司名义借款的词包的文义理解为职务行为，上诉人真不知是根据什么逻辑。从检察机关追诉的目的也要一目了然，胡玉成的集资诈骗罪的理由就是对借款余额19864521.95元的去向拒不交待，退一步说如果说案涉的款项在此之内，那也是胡玉成不能说明去向的，当然是个人行为，这也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以行为人为当事的情形。即“（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2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这种从2008年至2015年长达八年之久的借款行为作为出借人的相对人会相信有代理权吗？二、即使单纯从被上诉人与胡玉成、张辉的个人交易来看，也显然说不清楚有欠款。其一、被上诉人的举证，刑事判决书作为刑事审判的事实，共集资62866867.50元，偿还本金42952345.55元，利息支出17210589元。胡玉成集资诈骗数额19864521.95元是根据拒不交待资金动向来认定的，根据5号《审计报告》就是显示的借款余额。况且这些数据是建立在胡玉成、张辉对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目行为构成犯罪、并追究了刑事责任的下，何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院刑事判决否认的罪名，并未排除胡玉成的非法占有；其二，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与5号《审计报告》就是显示的相关数据也严重不符。与胡玉成时任经理时的类似案件不同，被上诉人邢成新没有把5号《审计报告》中他自己的借入、还款、付利息及借款余额明细表抽出来作为证据，但上诉人提交的这一证据明确显示邢成新位列73户借款人中的第20户，显示余额为18万元，而不是其起诉的数额。而从张辉自制的明细可见，从2010年9月20日第一次借款100000.00元，从2010年10月17日至2010年11月11日分四笔还清，是否还了利息无任何显示；再后显示2012年1月21日借款50000.00元，从2012年3月31日至2012年9月4日分四笔还清，是否还了利息无任何显示；而2013年无借入显示，而显示还款两笔80000.00元；2014年有借入80000.0显示。而无还款显示：2015年2月显示借入100000.00元，2015年3月显示借入100000.00元，显示2015年5月1日还款20000元，余额180000.00元。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符，鉴于被上诉人邢成新“与胡玉成是合作伙伴关系，一直是他的分包商”（判决书第9页第8行），不查明胡玉成与邢成新的全部交易明细案件事实能查清四？三、原审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调取申请调取的证据。如上述，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权利。但如果法庭认为可能让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时，那么如上述胡玉成与邢成新之间的交易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法庭必须调查，但法庭对上诉人的申请硬是不理睬；四、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申请回避的权利。2019年2月26日第一次开庭审理，上诉人即申请杨有凤法官回避，后一直未答复。《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第四十五条规定“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原审杨有凤法官公然继续审理本案。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作出公正裁判。 邢成新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原审第三人胡玉成与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原会计张辉的收款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或者说是否能够代表公司借款的行为问题。就胡玉成、张辉代表公司接收借款的事实，早在本案的系列案件中都是已经法院查明并认定的问题，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是无需再举证证明的。首先在本案胡玉成、张辉涉及到的刑事案件中，沧州公安局经过周密的调查取证，后又经运河区法院开庭审理质证，作出被告人胡玉成、张辉是以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名义向形成新等多达70余人借款，所借款项的支付也都是汇入了胡玉成、张辉个人账户中，并且用于了公司的项目支出，故此，运河区法院结合证言、交易明细、审计报告等证据和庭审，认为胡玉成、张辉借款行为并不构成公诉机关指控的集资诈骗罪。另，在大元石家庄分公司设计的借款系列案中，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也有生效判决，也是70余人借款案中的一部分，在案件中，也都是以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名义借款，借款也都是汇入到了胡玉成、张辉个人账户中，大元公司当时对借款事实也都是认可的，故新华区法院对借贷主体和事实也都进行了认定，并且也都已经履行完毕，有的甚至达成了调解。再者，石家庄中院在2019年6月5日关于涉及到的70余人借款中的薛春刚、韩义忠的生效判决也给出了认定，胡玉成、张辉接受借款转账行为是代表公司实施的借款行为，所借款项也都用于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业务支出中，故应认定接收转账行为是公司的授权行为，且上述判决已经履行完毕；三、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借贷事实问题。运河区法院的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可答辩人是出借人、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是借款人的主体身份，在形成新作为出借人出庭作证，经庭审举证、质证确认了借款事实及汇入张辉账户中的事实。大元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玉成答辩称，请法院依法判决。 邢成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52500元、利息64000元（按月息2分计算）；2.因本案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46498元，并支付利息（其中94000元本金，自2015年3月2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剩余152498元本金，按年息6%计算，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原审原告邢成新共计向张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46498元，其中2015年2月17日分两笔转账支付49999元（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17日11点52分29秒，11点57分04秒），共计99998元；2015年3月2日转账支付22500元；2015年3月17日转账支付30000元；2015年3月27日转账支付94000元，该转账记录载明“3分利息”，原审原告认可提前扣除了两个月利息共计6000元。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实际向其借款共计252500元，因其手机转账每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万元，故第一笔借款10万元分两次分别转账49999元；第四笔借款10万元，原审被告同意预先扣除两个月利息共计6000元，实际转账94000元。二、第三人胡玉成原系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胡玉成认可在其担任石家庄分公司经理期间，张辉系该分公司会计，张辉的收款行为系代表石家庄分公司。原审被告对原审原告提交的交易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不能证明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出借款项的事实，张辉与原审被告无关，其行为不能代表原审被告。三、原审原告邢成新为证实张辉的收款行为系代表原审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刑初5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第三人胡玉成原系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经理，张辉原系石家庄分公司会计，胡玉成、张辉的收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并确认原审原告系出借人，石家庄分公司系借款人的身份，确认的借款本金数额与转账数额相互吻合，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5年期间胡玉成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赵志国、邢成新、崔海生等70余人借款，所借款项均由出借人汇入张辉、胡玉成的个人账户，列支在公司的账户；该判决载明经法庭举证质证，法院确认的事实中有邢成新的证人证言。2.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证明胡玉成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名义借款同系列案件中，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均认可了胡玉成、张辉个人账户接收转账系代表石家庄分公司的借款行为，法院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判决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经质证，原审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刑事判决恰恰证明张辉的行为系犯罪行为，并非职务行为。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四、原审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举证如下：1.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2016年3月25日，第5号），证明该报告作为鉴定引用的资料有六大不确定性，故从此摘取的材料当然不是确定的，原审原告从此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2.石家庄分公司与集团财务、结算中心资金往来专项审计报告(2016年3月18日，第7号），证明2007年-2015年累计借入270万元，累计还款270万元，胡玉成明知非经公司认可不属于职务行为，由个人负责；3.胡玉成支现金专项审计报告(2016年3月18日，第8号），证明报告由于引用的资料的不确定性而使该报告具有不确定性。分公司提供的现金流水账没有现金支出，经侦提供的现金流水账有现金支出，而这仅以张辉的指证作依据。故凡从此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4.刑事判决书[2017年7月18日(2017)冀0903刑初55号]，证明胡玉成、张辉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故原审原告提供的附表本身是犯罪行为的证据，不能成为主张权利的依据；5.大元集团公司管理制度汇编（《财务会计工作管理细则》），证明“公司所有下属单位的所有资金收入（工程款、其他收入）无论何种形式（支票、汇票、现金等）都必须由公司委派的会计人员办理拨款手续并存入公司结算中心账户，严禁坐收坐支、体外循环”，“公司建立中心结算账户和专用银行账户，各下属单位的账户原则上一律撤销”，“各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建立会计账册，进行会计核算，及时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6.胡玉成讯问笔录(2016年4月25日），证明借款是胡玉成个人行为，回避公司管理制度；7.张辉讯问笔录(2016年2月3日），证明“2016年元且左右…胡玉成让我同另一个叫赵建芳的会计把我公司从2008年到2015年的账目重新做了一次，也就是说弄了两套账”，“因为胡玉成想把自己平时的一些开支及在公司的借款在账里面冲掉”，“那些旧账目叫胡玉成拿走了”；8.张辉讯问笔录（2016年3月17日），证明伪造账册，“你们给我提供的这九张底稿是胡玉成让我们重新改写现金流水账目时…他编写的底稿，我们根据他编写的底稿抄录账目的依据”，“胡玉成为了将他在公司支钱部分改写掉”，“流水中项目所涉及的费用都是胡玉成让我按他描述所写的”，“底稿中摘要都是胡玉成编写的，…具体有没有胡玉成编写这些交易我不清楚”；9.张辉讯问笔录(2016年4月29日），证明“胡玉成说怕公司告他贪污，说得重新抄写我们重新抄写的是2008年至2015年的账目，主要是将胡玉成支现金的钱重新进行了改写，其他的主要是将摘要栏的内容进行了改写，这次在我家改账一共改了有四五天时间，参与人有胡玉成、胡玉森、张耕辉、刘艳亮、赵建芳和我六人”，“公司来钱或胡玉成从公司支现金等，他让我怎么记我就怎么记，公司来的钱和支的钱我不知道是工程款还是他借的钱”，“单位的公章不在我这里，账务章虽然在我这里，但有时胡玉成用，…我也不知道他拿财务章干什么”“这些空白的借款合同都是胡玉成交给我的，他让我替他保管好了，他需要时再从我要”；10.赵建芳询问笔录(2016年3月2日），证明重新记载现金流水账，把胡玉成自己支现金改公司费用；11.刘艳亮询问笔录(2016年2月24日），证明“2016年1月10号以后，……胡玉森给我电话，……让我把公司旧的账目和替下来的凭证烧毁，然后我就按照胡玉成的意思，和我公司员工李福生在公司……库房中将我公司旧的账目和替下来的凭证进行了烧毁”；12.刘艳亮询问笔录(2016年3月4日），证明“胡玉成让我回石家庄后把胡玉森的租赁费整理一下给赵建芳挂在账上，1月10日左右，胡玉森拿着一张A4纸，上面有他事先整理好的各工地租赁费统计数，让我……新编造了一套租赁费计算单”“大概有10张左右”“这个数是胡玉森提供给我的，我只是按照他写的数据填写了一下租赁费计算单”“我不知道该租赁费是不是真的，胡玉成交待给我的”“我记得胡玉成共支现金300多万元，然后将这300多万元改抄为公司支付租赁费等”；13.刘艳亮询问笔录(2016年3月25日），证明“我接到胡玉森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胡玉成让其转告我，让我把分公司放在仓库里面的真实账目烧掉……于是我和公司另一个材料员李福生一起在公司位于鹿泉南海山村的仓库中将公司的真实账目烧毁”；14.胡玉森讯问笔录(2016年3月23日），证明胡玉森参与账册伪造，并与刘艳亮、李福生一同保管过账册的仓库，其与胡玉成是亲兄弟关系，与胡玉成往来不清；15.张耕辉询问笔录(2016年2月25日），证明与胡玉成、张辉、赵建芳、胡玉森等一同伪造账册，指认“张辉让我捎回些空白报销凭证”“又在外面印刷了一些空白报销凭证，在公司我拿了一些空白的队组结算单及材料消耗表，还有空白的租赁明细单和档案盒”“他们几个在张辉廊坊家里呆了四、五天时间”“胡玉成让我在一些空白的报销凭证上抄吊塔租赁费、运费、吊车费等报销凭证”，“胡玉森不是我公司员工，他为什么拿张辉办公室钥匙我不知道”；16.李福生询问笔录(2016年3月1日），证明“2016年元且后一天早晨，……刘艳亮告诉我胡玉森打来电话说胡玉成出事了，……让我们把账不要留了，给销毁掉，于是……刘艳亮搬来两个纸箱，……让我烧毁，烧了刘艳亮给我的两个账本和两本支款凭证后，……的账本由刘艳亮接碰上烧毁”。经质证，原审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原审原告并未通过该审计资料主张权利，而是提交了借款转账凭证，证明双方借款事实真实存在；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刑事案件生效判决已认定胡玉成的借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审二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现金支出流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已经明确认定第三人胡玉成及张辉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二人所涉及的犯罪表述是将胡玉成平时在公司支取的360余万元现金改成公司工程项目及费用支出，并不涉及借款往来账目；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6至16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称其伪造账目的目的是为了将平时公司运营项目的开支充入到工程项目费用中，并未将开支抵充到借款中。五、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28日，2017年11月14日该分公司负责人由胡玉成变更为徐达，2018年7月27日石家庄分公司更名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经营场所由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328号变更为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8号，2019年5月21日大元集团沧州分公司被注销，注销原因为被撤销。2019年6月11日大元建业集团法定代表人由郝书明变更为王连兴。六、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刑初55号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主要内容为：2007年3月2日胡玉成被大元集团任命为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负责对外承揽建筑施工工程，张辉任石家庄分公司会计。2008年至2015年期间，胡玉成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赵志国、邢成新、崔海生等70余人借款总额为62866867.50元，利息不等，所借款项均由出借人汇入胡玉成、张辉的个人银行卡账户，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2016年元旦左右，胡玉成指使张辉及公司外聘会计赵建芳、张耕辉、刘艳亮对该分公司2008年至2015年的账目重新记录，将胡玉成平时在公司支取的360余万元现金，改成公司工程项目及费用的支出，在新的账目里冲抵。邢成新作为证人在刑事案件审理中提供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与胡玉成是合作伙伴关系，一直是他的分包商，胡玉成以给公司员工支付工资、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我借款24.65万元，我把款项打到会计张辉的账户中，2015年之前也有过借款，都按时结清，从未支付过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是张辉接收转账的行为系公司授权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本息的认定。围绕该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接收转账的行为是公司授权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审原告出借款项时，胡玉成时任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经理，接收借款的张辉任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另外，生效刑事判决查明：“2008年至2015年期间，原审被告人胡玉成以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邢成新…等70余人借款总额62866867.50元，利息不等，所借款项均由出借人汇入胡玉成、张辉的个人银行账户，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出借人员大多都是被告人胡玉成的亲属、朋友、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及大元集团员工。”正是基于对该事实的认定，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胡玉成不具备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根据证据规则等相关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据此，应认定张辉接收案涉借款转账的行为系代表石家庄分公司实施的借款行为。二、关于原审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案渉借款本息的认定问题。对于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借款事实情况，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查明，2008年至2015年期间，胡玉成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邢成新等70余人借款。邢成新在刑事案件中也陈述胡玉成以给公司员工支付工资、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邢成新借款24.65万元，邢成新将款项打到会计张辉的账户中。本案原审原、被告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胡玉成当庭陈述、生效的刑事判决等证据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原审原、被告之间形成借贷合意，作为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代表分公司实际接收了借款，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结合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足以证实，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原审原告向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4649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原告主张的前三笔借款未注明利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针对前三笔借款本金152498元，原审原告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第四笔借款10万元，2015年3月27日原告向张辉转账支付94000元，该转账记录载明“3分利息”，原审原告认可提前扣除了两个月利息共计6000元。据此，应认定双方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原审原告预先扣除两个月利息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之规定，应认定第四笔实际借款本金为94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审原告要求自2015年3月28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原审原告依约出借246498元，原审被告已接受借款，因原审被告未能及时偿还借款，故依法应向原审原告支付借款本息。因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后更名为沧州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且已注销，故其民事责任应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大元集团承担。判决：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审原告邢成新借款本金246498元，并支付利息（其中借款本金152498元的利息，自2018年2月1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借款本金94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97元，保全费2103元，由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未准许调取胡玉成、张辉等人银行流水的申请，以及未予答复上诉人的回避申请，程序是否违法？二、邢成新与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一审未准许调取银行流水申请的问题，在胡玉成集资诈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及张辉隐匿、销毁会计凭证罪一案刑事侦查阶段中，公安机关已调取了胡玉成、张辉所有银行交易流水，一审法院依据包括胡玉成和张辉的银行流水、《审计报告》在内的另案刑事案件证据审理本案，不再调取重合证据，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在2019年2月26日以本案不符合简易程序为由申请法官回避，一审法院作出（2019）新回字第559号回避决定书，驳回上诉人的回避申请；后一审法院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各方当事人均未申请法官回避（详见2019年7月9日一审庭审笔录），故上诉人以一审法院对其回避申请未予答复为由主张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另案刑事案件已认定，胡玉成、张辉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名义借款，所借款项的支付汇入胡玉成、张辉的个人账户，并且用于公司的项目支出，二人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于此同时，与胡玉成、被上诉人关联的其他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生效判决书均认定，胡玉成以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名义借款，通过胡玉成及张辉个人账户收取借款并用于公司业务支出，应由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基于以上理由，胡玉成作为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的经理，以该公司名义借款并用于公司开支，该事实已被多份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一审法院同样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存在及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另案刑事案件记载的被害人证人、胡玉成及张辉的银行流水、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大集团石家庄分公司财务收支做出的专项审计报告等另案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邢成新在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共向张辉银行账户转账246498元，故邢成新与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48元，由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丽娜 审判员  陈 路 审判员  于 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雅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