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2593号原告：左某1，男，195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振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左某1之妻），196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左某2，男，195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左某3，男，195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左某4，男，195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冲，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左某1与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振刚、刘某、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依法继承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的房屋；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左某5、梁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名子女，即原、被告四人。左某5于1998年6月去世，梁某1于2016年5月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其去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的房屋系左某5和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梁某1于2014年2月3日立下代书遗嘱，由我继承涉案房屋。我要求涉案房屋全部归我所有。我一家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了30年，梁某1立遗嘱时我也没有其他住房，而且购房款也是我支付的。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辩称，认可左某1所述亲属关系，认可涉案房屋系左某5和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同意左某1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房屋。我方认为遗嘱是无效的。梁某1在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患有xx疾病，立遗嘱时未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梁某1是文盲，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也无法识别遗嘱上的意思，没有做遗嘱的录音录像，遗嘱不是梁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有错误，其中所写的梁某1的住址不是其当时的住址，当时其实际居住在东城区左安门；遗嘱见证人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见证人。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梁某1无权处分房屋的全部份额。购房款不是左某1支付的，是父母给左某1钱让他去代交的。左某2在梁某1生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在法定继承时多分份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户籍证明信、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房屋所有权证、遗嘱、马某和王某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所作的谈话笔录、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2008）崇民初字第196号民事调解书、房款收据、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人身保险个人保险单、2005年至2007年和2018年自来水缴费通知单、2007年和2014年购电发票、2004年至2007年和2018年燃气缴费通知单、2008年至2010年歌华有线收看维护费发票，原告还申请了证人马某和王某出庭作证。因原告提交了证据原件、证人本人出庭作证，本院对以上除遗嘱以外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遗嘱真实性的认定容后表述。三被告提交了户籍证明信、死亡证明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委托代理合同、诊断证明书、工商登记信息，还申请了证人唐某、高某出庭作证。因三被告提交了证据原件或当事人双方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其中诊断证明书的出具日期均晚于遗嘱形成时间，不能证明梁某1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故本院对该诊断证明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左某5和梁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四名子女，分别为左某1、左某2、左某3、左某4。左某5于1998年6月12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梁某1于2016年5月8日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的房屋登记在左某5名下，系左某5和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左某5去世时未留有遗嘱。2014年2月3日，梁某1订立代书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梁某1，女，84岁，现住北京市东城区xx号。因为年事已高故特立此遗嘱。我自愿将北京市西城区xx号的一套两居室共50平米给我的儿子左某1。”该遗嘱由王某代书，梁某1签名捺手印，见证人王某、马某签名。本案庭审中，王某、马某均出庭作证，证明梁某1自愿订立遗嘱，并由王某代书，王某、马某现场见证并签字。三被告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对该遗嘱中马某的签字是否系其本人书写，以及遗嘱内容字迹和王某在遗嘱上的签名字迹是否系同一人书写。对此，本院委托了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三被告申请的内容进行鉴定，该单位于2019年11月11日出具长城司鉴[2019]文鉴字第42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该案件不予受理。理由为：“1.因现有“马某”签名样本均是案后样本，且与检材相隔时间较长，不能充分反映书写人的书写习惯，故对鉴定“马某”签名字迹是否其本人书写不具备检验条件；2.因遗嘱全部字迹中没有出现与“王、慕、利”3字相同的字迹，所以两者之间无可比性。”原告和三被告对该《不予受理通知书》表示认可，但三被告提出要求王某重新书写遗嘱内容以作为比对检材使用。左某2提出其对母亲梁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在继承遗产时多分份额，并申请了证人唐某、高某出庭作证。该二名证人证明自2015年四五月份至2016年梁某1去世期间在左某2家居住，左某2对老人尽心照顾。左某1提出涉案房屋系由其出资购买，并提交了购房款收据。该收据时间为1998年4月29日，内容显示“今收到鸭子桥xx左某5购房款18689元”，交款人一栏签字为左某1。左某2、左某3、左某4提出左某1仅系代交款，实际出资为左某5、梁某1，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的房屋系左某5和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去世后系其遗产，依法应予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中，三被告提出梁某1订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三被告提出遗嘱内容有错误，其中书写的梁某1的住址不是其本人当时的住址。经查，遗嘱中书写的地址是梁某1承租的公房，已居住多年，后由于年老腿脚不便，在立遗嘱前半年左右搬入左某2为其租住的位于东城区左安门的有电梯的房子居住。故遗嘱中书写的住址是梁某1本人已居住多年的房屋，在遗嘱中作为自己的住址书写亦符合老人的思维习惯，不能作为遗嘱不真实的依据，对三被告提出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三被告提出的遗嘱见证人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意见。经查，马某的前夫梁某2系梁某1的侄子，王某与梁某1的妹妹梁某3共同开办公司，梁某1在王某开办的旅社帮忙，领取一定报酬。以上均是见证人与被继承人具有一定的亲属或经营、雇佣关系，而非与某一继承人的关系。原告和三被告作为梁某1的子女，与以上见证人之间的关系均相同，并不具有特别的利害关系，对三被告提出马某、王某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三被告提出梁某1系文盲，遗嘱应有录音录像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被告提出对遗嘱中见证人的笔迹进行鉴定，但由于检材不足而被鉴定机构退回；关于其提出要求王某另行补充比对检材的请求，王某现不在北京，不具备补充条件，且王某重新书写的样本亦系案后样本，与遗嘱形成时间相隔较远，补充意义不大，故本院不予准许。见证人王某、马某均已出庭作证，证明了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三被告提出该遗嘱不是梁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梁某1的代书遗嘱，本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对涉案房屋中属于梁某1的份额，依据遗嘱由梁某1继承。而对涉案房屋中属于左某5的份额，梁某1无权以遗嘱进行处分，仍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关于左某2提出其对梁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多分份额的意见。涉案房屋中属于梁某1的部分已依据遗嘱进行处理，不涉及对赡养义务的审查。左某2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左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故对涉案房屋中属于左某5的部分在法定继承时不对左某2予以多分。关于左某1提出涉案房屋系其出资购买的意见，其提交的房款收据的交款人系左某1；左某2、左某3、左某4提出房款系左某5、梁某1出资，左某1代交，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购房款系左某1出资，在分割涉案房屋时对左某1予以多分，具体份额由本院酌定为五分之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左某5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的房屋由原告左某1、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左某1占五分之四的份额，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每人各占十五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原告左某1、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左某1负担11040元（已交纳），被告左某2、左某3、左某4各负担920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冰洁人民陪审员  付顺梅人民陪审员  孙明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肖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