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7民终1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文武，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照英，男，1958年03月17日出生，汉族，律师，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彤阳，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军，黑龙江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淑梅，女，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程文武与被上诉人王彤阳，原审被告李淑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2019）内0721民初2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文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照英，被上诉人王彤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淑梅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文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程文武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彤阳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一起由多方参与的汽车买卖合同纠纷，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主要表现以下方面：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调查不全面。庭审中，一审法院未对涉案汽车交易全部过程进行调查。事实是大约在两年前，程文武从亲属那里得知浙江金华的喻某有车源，价格较低，为其做推介能够得到报酬，于是开始试着做，先后做成了几笔交易。大约在2018年下半年，王彤阳得知这个信息后，多次找程文武也要买车，程文武同意后，王彤阳也先后买了几辆车，都是通过程文武将车款转给喻某的，王彤阳从中也获得了一定利润。至2019年6月，喻某开始不能按时发送车辆。2019年6月中旬，喻某已被刑拘。6月23日王彤阳告诉程文武其已办完离婚手续，并要求程文武在其事先打印的《情况说明》上签字，证明订车账目往来。当时程文武没有仔细看内容就签了字。二、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应查清买卖双方主体、车辆交易的全过程。涉案车辆的买受人是王彤阳，程文武是中介方。理由是：程文武没有合法经营执照，不具有汽车销售商的资质；程文武没有将汽车买入，然后加价再销售；程文武仅是为买方提供介绍情况的信息，并提供一定的服务即将买方的购车款打给卖方，交易成功后，从卖方处获得不确定的酬谢。喻某是出卖人，其有销售汽车的营业执照。三、一审法院采信证据有失公平。一审法院采信了王彤阳的三份证据，但仅能证明其将购车款转给了程文武，但不能证明程文武就是销售方。对于王彤阳提供的汽车买卖协议，一审未采信，则不能认定存在买卖关系，但却判决程文武返还车款。程文武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已经证明购车款的最后去向，即由程文武转给了喻某，但一审法院未采信。喻某收到购车款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仅为中间转款的程文武却承担返还钱款责任。四、程文武的正当、合理要求，一审法院予以否定。一审中，程文武曾多次提出以下具体要求：追加喻某为被告、刑事案件未审结之前，民事案件应中止审理、申请法院向阿荣旗公安局调取正在侦办之中的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资料的要求。但上述这些要求被一审法院予以否定。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有不当之处。本案中，不应将喻某视为第三人，其是违约方，而程文武从未与王彤阳签订过任何协议，因而也不可能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王彤阳辩称，王彤阳认为程文武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程文武第一个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程文武与王彤阳之间购买汽车整个过程进行了全面审查，至于程文武所谓的其他相关人员购买汽车行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王彤阳不认可程文武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案件基本事实。本案基本事实是程文武及其家人、朋友在朋友圈以微信形式发布出售汽车广告信息，王彤阳得知后找到程文武了解到情况，觉得程文武出售的汽车符合王彤阳想买车的标准，所以王彤阳与程文武之间对所购买的汽车型号、价格、交车时间、交款方式充分商定后，王彤阳将购车款交付给了程文武，以现金和银行转账形式交付，之后程文武没有按照约定时间交付购买的车辆，在王彤阳多次催促情况下，程文武出具了购买车辆及交付购车款明细说明。程文武第二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程文武与王彤阳之间是汽车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庭审中王彤阳提交客观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至于程文武有无营业执照、有无汽车销售资质，不影响其作为销售方的法律事实。程文武称其是中介，是为喻某作为中介并获得不确定的酬谢，王彤阳对此不认可。如果程文武是喻某中介，程文武也构成犯罪。一审庭审中程文武强调与王彤阳之间是合伙合作关系，程文武提到是中介，其自相矛盾的说法既没有证据佐证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常理，只能说明其目的是为了推脱自己应当承担返还王彤阳购车款的法律义务。一审认定证据客观合法，因程文武提交的证据与王彤阳交付给程文武的购车款时间、钱数均不一致，且程文武收取了其他购车人购车款，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程文武已经将王彤阳交的购车款交给了喻某，是否交给喻某与王彤阳无关，与本案无关。针对程文武第四个上诉理由，程文武无权追加喻某为被告，程文武要求先刑事后民事的中止理由不能成立，双方之间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而程文武与喻某之间也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是两个权利义务主体、两个法律关系。喻某是否构成诈骗与王彤阳向程文武主张返还购车款的纠纷没有法律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至于申请到公安机关调取证明材料，该材料与本案无关，侦查过程中的材料卷宗是不准许民事案件进行调查的。程文武第五项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按照程文武说法及本案双方之间法律关系及购车未交付客观事实，恰恰说明本案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与喻某之间法律关系应当适用该条文，综上程文武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没有有效证据佐证。李淑梅未作陈述。王彤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程文武、李淑梅返还购车款2435000元，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243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彤阳分别于2019年2月29日、2019年3月29日、2019年4月18日、2019年5月24日在程文武处订购1台奔驰E260四驱、2台丰田酷路泽、1台汉兰达（豪华）、1台汉兰达（尊贵）、1台丰田埃尔法，以上6台车的购车款共计2435000元，其中王彤阳通过转账的方式付给程文武购车款1775000元，以现金的形式付给程文武660000元，现程文武未能向王彤阳交付以上车辆。程文武认可这些车辆的经销商涉嫌诈骗被上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王彤阳订购的车辆已经无法交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李淑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2.王彤阳与程文武是否为合伙关系？针对焦点1，程文武系自然人，从事车辆订购的经营活动，未依法进行登记，故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其收受王彤阳资金接受王彤阳订购车辆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系家庭经营行为。程文武虽有少量款项转给李淑梅，但不足以证明系李淑梅收受了购车款，请求李淑梅承担责任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故该院对王彤阳要求李淑梅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焦点2，程文武抗辩王彤阳、程文武系合伙倒卖车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各自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等事项通过签订合伙协议的方式作出规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合伙经营的合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程文武未能提供证据对合伙关系予以佐证，故该院对程文武主张与王彤阳之间系合伙关系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该院认为，对于程文武主张已将王彤阳的全部购车款转给喻某，本案应当在喻某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结案前中止审理的抗辩理由，因程文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喻某出售车辆的委托代理人，王彤阳将购车款交给程文武，程文武应依约定的日期将车辆交付给王彤阳，程文武作为独立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即使程文武将购车款交给喻某被其诈骗，导致不能将车辆交付给王彤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违约责任应由程文武承担。故本案不存在以喻某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而中止的情形。程文武于2019年6月23日签字的情况说明系真实意思表示，王彤阳向程文武支付了全部的购车款，程文武未能如期向王彤阳交付车辆，属违约行为，现王彤阳要求程文武返还购车款，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程文武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王彤阳购车款2435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彤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39.44元,保全费5000元，保险费2430元，以上各项费用合计33769.44（原告王彤阳已预交），由被告程文武负担。二审中，程文武围绕其上诉请求出示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王彤阳与程文武微信聊天截图及2019年5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王彤阳通过程文武在喻某处购买涉案车辆，车辆通过程文武已交付给王彤阳，王彤阳通过程文武将车出卖，程文武将售车款又返给了王彤阳。王彤阳质证称，对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不认可，提到的阿尔法汽车是王彤阳在程文武之子程宇处购买，之后进行出售，与程文武无关，程文武称将该款转给了王彤阳，但通过完整的银行流水明细单可以看出，程文武将该款转给王彤阳后告知转错了，王彤阳也给程文武转过去了，所以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未交付给王彤阳的车辆，在喻某涉嫌刑事犯罪后，经核对之后由程文武给王彤阳出具情况说明，列明了王彤阳在程文武处购买的车辆型号及已交付的购车款。对于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交易明细清单,结合其他证据，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认证。第二组证据，接受证据清单复印件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9年11月14日喻某诈骗案受理公告复印件。证明：喻某已被上海警方以诈骗刑事拘留，阿荣旗公安局将本案及相关人员的购车款项、报案材料列入诈骗案中，该案件阿荣旗公安局已转移给上海警方，上海警方要求程文武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及购车信息，上海警方将受案回执给阿荣旗公安局返回后交给法庭。王彤阳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程文武是否是受害人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以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认证。此外，程文武二审中出示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与王彤阳一审向法庭交付的情况说明不符。王彤阳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该份证据在一审中已经出示并由双方发表举、质证意见，系当事人对一审证据的复述，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中，王彤阳、李淑梅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程文武应否向王彤阳返还购车款。王彤阳主张其与程文武之间就涉案车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程文武则认为出售车辆的主体为喻某，而其仅是车辆买卖的介绍人，王彤阳对此不认可。依据本案相关证据，程文武的上诉意见不成立，理由如下：1.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经查，涉案全部购车款均是王彤阳向程文武交付。对于交易过程，程文武庭审陈述其收到购车款后汇给喻某并由喻某将车直接发送给程文武。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直接向王彤阳收取车款及交付车辆的主体是程文武；2.《情况说明》中记载“王彤阳在程文武处订购车明细”，该说明中明确了所购车辆具体型号、价款、时间，并注明“全款购车，车款已付清”。程文武虽主张其仅是介绍人及喻某系王彤阳买卖合同关系相对人，但未在该情况说明中载明；3.程文武主张该情况说明是其在得知喻某涉嫌刑事犯罪后神志不清且未仔细阅读的情形下所签，但其自认于2019年6月已出现喻某不能按期向其发送车辆、并在知晓喻某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下却以《情况说明》的形式确认“王彤阳在程文武处订购车明细”，程文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所负法律后果有预知能力；4.一审庭审中，程文武认为其与王彤阳之间就诉争车辆存在合伙合作关系，二审则主张是其系中介方，对其与王彤阳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前后陈述矛盾。基于查证的上述事实，本院对于程文武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同理，在能够确认程文武系王彤阳所主张的诉争车辆出卖人的前提基础上，本院对程文武以喻某涉嫌刑事犯罪而请求中止本案审理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程文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39.44元，由上诉人程文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豫元审判员  申玉芹审判员  李 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 蕾附：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