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05行终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成亮，男，194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秀英，女，1947年5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义学，男，1971年1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义军，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义品，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勇，男，198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地址：织金县双堰街道安居路远智星河湾五楼。法定代表人杨林，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冯维义，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文江，贵州茂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景富，男，195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原审第三人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朱华祥，该村主任。原审第三人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沙沟组。负责人卢凤全，该组小组长。原审第三人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双龙组。负责人马顺芳，该组小组长。上诉人周成亮、朱秀英、周义学、周义品、周义军因与被上诉人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以下简称织金县房征局)及原审第三人刘景富、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委会（以下简称双龙村委会）、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沙沟组（以下简称双龙村沙沟组）、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双龙组（以下简称双龙村双龙组）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行初3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1日，织金县人民政府作出织府(2017)20号《织金县人民政府关于花红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并附征收补偿方案，征收项目名称为凤凰生态湿地公园，征收范围为双堰街道桂花社区、双龙社区涉及项目规划范围内的所有合法房屋，征收部门为织金县房征局。2017年10月1日，被告织金县房征局与第三人刘景富签订《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11月28日，原告周成亮、第三人双龙村委会、双龙村沙沟组以第三人刘景富及向正先等十一人为被告向织金县人民法院提起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民事诉讼，并于2017年12月14日以需收集证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织金县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19日作出（2017）黔0524民初417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其撤回起诉。2019年2月1日，五原告以被告织金县房征局与第三人刘景富签订《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侵害其与第三人双龙村村委会、双龙村沙沟组、双龙村双龙组的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织金县房征局与第三人刘景富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但原告既不是该协议的缔约人，也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拥有该协议中涉及的土地房屋的权属，与该协议无利害关系，故无权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对于原告认为其提交的承包证可以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因在庭审质证中，原告自认该承包证上记载的四至界限内容系其自行填写，故该承包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成亮、朱秀英、周义品、周义学、周义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五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为上诉人提交除土地承包证外的其余证据可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上诉人提交的双龙村委会证明及朱某的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享有涉案建房土地650平方米的承包经营权，故上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加上的“卢启祥”并不影响该证上的其他内容，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3、原审第三人双龙村委会、双龙组、沙沟组均认可涉案土地是上诉人周成亮承包和双龙村双龙组、沙沟组的集体土地，刘景富侵占涉案土地是事实，并提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织金县房征局与刘景富签订拆迁协议无效。一审未对该事实综合评判和认定错误。4、被上诉人织金县房征局征用涉案房屋时，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双龙组、沙沟组多次以书面形式向织金县人民政府和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及申请，被上诉人未作充分调查就与原审第三人刘景富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该行为证据不足且违法。被上诉人织金县房征局辩称：上诉人既不是涉案协议的缔约人，也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拥有该协议中涉及的土地房屋的权属，故上诉人与涉案协议无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四至界限系自行填写，故该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被上诉人根据原审第三人刘景富的家庭协议，分别与刘景富、刘艳军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上诉人未明确具体要求确认无效的是哪一份协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刘景富述称：上诉人认为涉案土地属于他家，但并不能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承包证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承认是假的，上面的内容是自己涂改的，就是假证据。涉案土地即使要确权，也应到政府处理，土地确权属于前置程序，故上诉人没有主体资格提起诉讼。原审第三人双龙村委会、双龙村沙沟组、双龙村双龙组未作陈述。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至二审法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第三人刘景富被征收的房屋旁边系其女婿冯其凯在卢启祥所开荒的土地上修建的房屋。冯其凯、卢启祥均系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桂花村村民。其余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花岩脚面积0.1亩，四至为东北抵岩、南抵沟、西抵土卢启祥。经审理查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西抵土卢启祥”中的“卢启祥”是上诉人自己添加。故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证明其承包的花岩脚西抵卢启祥的土地。经二审查明，原审第三人被征收房屋的旁边系桂花村冯其凯使用桂花村卢启祥开荒地修建的房屋。其次，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称，上诉人承包的土地虽然登记为0.1亩，属于习惯亩，土地四至为下抵王忠明田及荒坝、上抵河沙坝、后抵花岩脚及岩旁边的土、前抵河。上诉人提交的《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龙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及2014年11月12日《证明》均载明上诉人承包的花岩脚四至为下抵王忠明田及荒坝、上抵河沙坝、后抵花岩脚及岩旁边的土、前抵河，证人朱某称上诉人承包四至为东抵河坎、西抵花岩、北边是土石包、南边是沙坝，以及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四至，相互不吻合，且存在矛盾。再次，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0月1日《申请书》记载原审第三人刘景富从2003年起就开始霸占上诉人花岩脚的田修建房屋，2017年12月28日《关于双堰街道办双龙村集体土地被刘景富霸占的情况反映》记载原审第三人刘景富在2009年前后开始霸占双龙村民组和沙沟村民组集体的沙坝、荒地及上诉人承包的田，该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并且上诉人直至2017年11月28日才提起民事诉讼，后又以需收集证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征收的原审第三人刘景富房屋所使用的土地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地。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陆 川审 判 员  赵 娟审 判 员  黄塑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贾伟茜书 记 员  黎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