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3民初3648号 原告：钱靖，男，199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晴，浙江求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开业，男，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波，浙江新中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靖与被告戴开业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晴，被告戴开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根据原、被告的申请，本院准许双方庭外和解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代为支付的赔偿款合计453872.63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雇佣关系。2019年5月23日上午7时许，被告在原告的指派下，前往位于被告所在的××兴旺钢材经营部装卸钢材。7时20分许，在装卸钢材过程中，被告指使原告暂停装卸工作，具体跟原告指定一下钢材卸货后的摆放位置，原告遂停下手中工作，走到被告指定位置接受原告指示。随后，第三人毛某驾驶防盗登记号为宁波D058581号的电动自行车沿金海路东往西行驶至××前时，与原告停放在该处的叉车左叉脚前端外面发生碰撞，造成毛某受伤经医院治疗无效后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赔偿了毛某交通事故赔偿款合计453872.63元。事故发生当日，原告接受被告雇佣，在被告的指示下工作，也正是由于被告要求原告将涉案车辆停放在该门口导致了毛某不慎撞倒死亡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应当对此事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现原告已代为支付了全部费用，被告理应全部返还。原告就此事故多次与被告协商，但均未果。 被告戴开业答辩称：1.原告自备叉车、自行安排对应驾驶人员为被告提供铲货服务，被告支付相应铲费，双方之间成立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原告主张的雇佣法律关系。双方并未对原告在提供铲货服务过程中致第三人损害的法律责任予以明确约定，尤其未约定应由被告承担。与此同时，法律亦未规定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来承担。因此，原告主张代被告支付赔偿款缺乏依据；2.被告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并无过错。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导致第三人毛某死亡的原因是原告不按规定停放车辆且未将叉脚置于最低高度，而被告并未指示或要求原告不按规定临时停车，更重要的是未指示原告在未放下叉车叉脚的情况下停放车辆，交警部门认定的其中一方事故责任人系原告，并非被告；3.被告并未参与原告与第三人就有关交通事故赔偿一事的协商谈判，也不知情原告现主张的453872.63元赔偿款的具体构成及赔付标准。原告向第三人支付453872.63元，既未获得被告本人同意，又无证据证明属被告对案涉交通事故应承担的法定之责，故原告主张的上述赔偿款并非必要、合理损失，被告不负对应给付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如下： 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出院记录及门诊病历、尸检报告各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的起因经过以及造成第三人毛某死亡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出院记录、尸检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持异议，认为与被告无关联，事故认定书反而可以证明原告承担同等责任的原因是其未按照规定停放车辆；对门诊病历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首页病人基本情况表中“毛某”的名字是后面加上去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故予以认定，至于门诊病历，虽首页病人基本情况表中写有无名氏的字样，但通过将病历内容与出院记录进行比照，再结合原、被告各自提供的门诊发票中的姓名“无名氏”，可确认该份门诊病历系死者“毛某”的。 2.询问笔录一组，用以证明事故发生的起因经过以及原、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是在被告的指示下将车辆停在案发地点造成事故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原告未按规定停放车辆及将车辆停放至最低程度，鉴于系原告造成的事故，与被告并无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就原、被告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证。 3.住院及门诊票据、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代为支付事故损失赔偿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住院及门诊票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无关联，姓名“无名氏”无法与“毛某”相对应；针对调解协议，被告认为其并未参与调解，对真实性、合法性难于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看出赔偿款400000元具体的组成，也没有体现同等责任；银行转账记录是转出方为钱善军，并不是本案原告。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故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相关依据。 4.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一本，用以证明原告具有该行业相关从业资格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 5.由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死亡赔偿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赔偿给死者毛某家属400000元的具体项目组成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应由经办人签名，加盖的公章不能佐证赔偿的必要费用，且精神损失费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赔偿项目与开庭时原告的陈述并不一致。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推翻，故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如下： 1.微信聊天记录及摘要各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是一种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恰恰可以证明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关系。鉴于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至于是否构成雇佣法律关系，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2.门诊收费票据一组，用以证明被告出于人道主义，垫付医疗、抢救费2553.86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具体金额以法庭核实为准。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并采信。 3.照片打印件两份，用以证明当时卸货过程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以来，原告多次承接被告的货物装卸业务，原告自己或叫他人用叉车为被告装卸货物后，被告支付原告相应报酬。2019年5月23日上午，原告再次承接被告的卸货业务，原告驾驶己有的叉车，自行操作叉车为被告卸钢管。在被告的指示下，原告将叉车停下来，下车后与被告确认钢管摆放位置。当时案外人“毛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沿金海路东往西行驶，7时38分许，当车行驶至××前时，前轮后侧与停放在道路上的叉车左叉脚前端外面发生碰撞，造成毛某受伤经医院医治无效于次月2日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毛某被送至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急诊及住院治疗，住院六天，支付急诊费用30元及住院医疗费53872.63元。2019年5月29日，原告与毛某的家属毛坤忠在宁波市奉化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由原告承担毛某因此次交通事故受伤治疗产生的所有医疗费，另于调解当日一次性支付毛某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所有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若毛某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该笔费用则转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所产生的全部费用）400000元，此后双方无涉。原告按约付清了赔偿款400000元。原告毛某出院后于2019年6月2日死亡，宁波市奉化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随即对毛某进行了尸检，并于当月11日出具了尸检报告，检验意见认为死者毛某符合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6月26日，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原告因不按规定停放叉车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而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另查明，被告已垫付原告医疗费2553.86元。原告具有特种设备操作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被告应承担的责任；三是死者毛某的合理损失。下面进行分项论述。 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原、被告间存在雇佣即劳务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原、被告间为服务合同关系。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按照接受劳务一方的指示，利用接受劳务一方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由接受劳务一方支付报酬；服务合同关系是指以服务为标的的合同关系，服务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因涉及服务不同，有技术服务合同、家政服务合同、翻译服务合同等。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动，完成主要工作并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关系。案涉合同明显不符合服务合同的特征，故将服务合同予以排除，而应在劳务合同与承揽合同之间进行甄别。劳务合同和承揽合同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合同的标的不同，劳务合同的标的为劳务本身，承揽合同的标的为劳动成果；二是当事人地位不同，劳务关系中的雇员对工作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任由雇主安排，承揽关系中的承揽人系独立完成定作人交付的主要工作，承揽人与定作人相对独立；三是提供工具及设施的主体不同，劳务关系中，工具及设施一般由雇主提供，承揽关系中，承揽人一般自带工具、设施。具体到本案，操作叉车应当具有特种设备操作证，原告自带叉车要么自己、要么叫他人（多数是其父亲或表哥）去指定场所相对独立的完成卸货任务，原告于庭审中陈述如叫他人去卸货，则被告先付报酬给原告，原告再转给他人，除了给被告卸货外，还接其他老板的卸货生意。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工作过程相对独立，工作的目的是为交付卸货完成的劳动成果，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 针对争议的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交警大队对原、被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本案被告指示原告停下叉车以确认货物的摆放位置，未考虑到叉车在道路上停放有一定的危险性，即使被告未明确指示原告停放在道路上，也应在原告停车时予以提醒或纠正，要求原告停放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此，被告在指示上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原告作为具有叉车操作经验的车主，在操作、停放叉车时更应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该清楚如何停车才不致于对来往车辆、行人构成危险，明明知道叉车如此停放既不合理也不安全，却仍停放于道路上，且未将叉脚的高度降至最低，故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关于具体的赔偿比例，本院将结合原告的合理损失综合作出认定。 针对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的53872.63元医疗费，被告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受害人毛某死亡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一般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死者毛某住院期间，在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原告与毛某的家属达成了调解协议，并按约定支付了赔偿款400000元，该款项包括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外，其余项目均比较合理。一方面，鉴于毛某伤后并未当场死亡，如继续在ICU治疗，将产生高昂的医疗费用，为避免损失的持续扩大而选择提前一次性赔付，确实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交警大队毕竟认定原告与毛某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但无论是调解协议还是交警大队出具的赔偿清单，均未就死者及其家属一方对损失的承担比例作出适当考虑，被告未参与调解，也在调解协议中签字。结合以上两点，以453872.63元为赔偿基数，可适当降低被告的分担比例。 综上，关于原告可向被告追偿的具体数额，应根据被告对被侵权人所造成的损害的过错、原因力等情况以及原、被告利益平衡进行综合考量确定，本院据此确定被告所分担的责任为15%。由此，原告可向被告追偿的数额为68081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戴开业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钱靖因毛华云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68081元； 二、驳回原告钱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延迟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8108元，减半收取4054元，由原告钱靖承担3446元，被告戴开业承担6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判员  单宏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明洲 ? 附:一、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申请执行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１）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２）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３）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４）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５）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６）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