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6刑初53号公诉机关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谢先永，男，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道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1月11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2月18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刘利民，湖南巴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文卫玲，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陈廷国，男，195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经商，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9月21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0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李中波，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杨德孝，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经商，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红安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决定，于同年12月15日取保候审。2019年10月21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辩护人曹凌云，湖南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强杰，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无业，住山西省长治市，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2月16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1月17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姜永慧，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程港，男，1985年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安化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2月28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1月17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喻小文，湖南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郭小江，男，197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宁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决定，于2019年1月18日取保候审。2019年10月14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指定辩护人喻志，湖南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指定辩护人张开生，湖南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魏加安，男，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道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9年1月25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2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王秀琬，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文涛，男，198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红安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9月19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0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霍方威，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文兵，男，1985年3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红安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9月19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0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刘海波，湖南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陈丛霞，女，198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红安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9月21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0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岳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王德军，湖北邦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刘榆，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杨红霞，女，198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无业，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京山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9月21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10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6月19日取保候审。2019年10月17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辩护人黄前勇，湖南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盛龙生，湖南盛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奚兰芳，女，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浠水县。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9月21日被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0月26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2019年10月21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辩护人黎醒，湖南盛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岳检公二刑诉【201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谢先永、陈廷国、杨德孝、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刘文涛、刘文兵、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犯非法经营罪，于2019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勇、代理检察员周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谢先永、陈廷国、杨德孝、张强杰、程港、魏加安、刘文涛、刘文兵、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及各自的辩护人、被告人郭小江及其指定辩护人喻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起，被告人谢先永为了谋取巨额利益，在未获取出版许可的情况下，组织被告人张强杰选题、组稿，安排被告人程港进行录排，私自在网络上下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断章取义，胡乱编写书名、出版社、编委会、定价，非法编辑成书，先后安排被告人郭小江、魏加安进行印刷，然后销售给被告人陈廷国、陈丛霞，陈廷国、陈丛霞再销售给被告人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和所谓的“业务员”。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从北京非法书商或陈廷国、陈丛霞处购进非法出版的书籍后销售给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员”，再由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员”赴全国各地，采取欺骗的手段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具体犯罪事实如下:2010年起，被告人谢先永在未获取出版许可的情况下，开始组织生产、销售非法出版的党政类、财会类及建筑安全类等各类书籍。被告人张强杰明知谢先永未获取出版许可，与谢先永商议确定每次选题编辑由谢先永给付人民币1000元。每年到了党代会、两会等重大会议后，张强杰编写几个与会议相关的题目，由谢先永定好书籍题目后，再让张强杰编写书籍的目录与前言，并根据目录在网上下载相关内容或购买相关的书籍，随意编写主编姓名、编造出版社，组稿后发给被告人程港进行录排。程港明知谢先永未获出版许可，与谢先永商议确定按录排成硫酸纸每页人民币1.5元、录排成电子档每页人民币1元由谢先永给付报酬。程港收到张强杰发过来的资料后，通过扫描仪制成电子档，然后将电子档排成书籍版式，自己随意编写编委会成员名单、责任编辑、校对等，并根据谢先永提供的书籍封面编写扉页和假版权页。2015年以前，程港将排好的书籍版式做成硫酸纸模板后送给谢先永;2015年以后，程港直接将书籍电子档发给被告人魏加安。被告人郭小江、魏加安明知谢先永没有出版书籍的资质，也不能提供出版书籍的相关行政许可，自己也没有印刷许可证，仍然帮助谢先永印刷非法出版物，与谢先永商定每次印刷300-500套(每套4本)，由谢先永给付人民币3000元左右印刷费。2010年至2015年，郭小江按照谢先永提供的硫酸模板共帮谢先永印刷了5000余套(共计2万余本)书籍。2016年至2018年9月20日，魏加安共帮助谢先永印刷了5000余套(共计2万余本)书籍。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谢先永在张强杰、程港的帮助下，共销售了17623套(共计70492本)非法出版的书籍给陈廷国、陈丛霞。2015年5月28日至2018年9月7日，谢先永违法所得人民币1115000元。被告人陈廷国是武汉天立书店的法人，该书店从2000年开始销售党政类非法出版物，被告人陈丛霞自2008年起到该店务工。后经陈廷国的妻子刘某联系，从2013年开始，陈廷国、陈丛霞以人民币80-120元每套的价格从谢先永处购进非法出版的书籍，再以人民币120-160元每套的价格销售给武汉先进文化书社的被告人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和湖北红安籍的“业务员”，“业务员”再以每套人民币1690元或1980元的价格销售给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了让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相信“业务员”销售的书籍是正版，陈廷国于2003年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专门用该中心的对公账号收取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书款，并给“业务员”提供假的北京市商业发票。2013年6月至2018年9月，陈廷国、陈丛霞共计销售10626套(共计42504本)非法出版的书籍。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陈廷国、陈丛霞通过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收取了非法出版书籍销售款共计人民币12815250.16元。被告人杨德孝是武汉先进文化书社的法人，该书店从2001年开始销售党政类非法出版物，被告人杨红霞从2001年起，被告人奚兰芳从2009年起在该书店工作。自2013年开始，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以每套人民币100-120元的价格从陈廷国、陈丛霞处购进，以每套人民币120-170元卖给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员”，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员”再以每套人民币1690元或1980元的价格销售给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了让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相信“业务员”销售的书籍是正版，杨德孝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专门用该公司的对公账号收取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书款，并给“业务员”提供假的北京市商业发票。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共销售给“业务员”非法出版的书籍7519套(共计30076本)。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通过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公账号收取了非法出版书籍销售款人民币9916411.78元。从2012年3月开始，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明知是非法出版的书籍，多次从陈廷国、陈丛霞等人处购进，两人通过他人身份证办理了多个电话号码，冒充党校等机关工作人员，以书籍定价每套人民币1690或1980元向湖南、湖北、贵州等省、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推销，提供假的北京市商业发票，提供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的对公账号用于收取书款。2012年4月至2018年9月，刘文涛、刘文兵非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243000元。2018年9月18日、9月21日、11月11日、12月14日、12月16日、12月28日、2019年1月25日，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陈廷国、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谢先永、郭小江、张强杰、程港、魏加安分别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2018年12月14日，被告人杨德孝主动向岳阳市公安局投案。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扣押的非法出版的书籍、假商业发票等物证；被告人的户籍信息、银行交易流水等书证；证人周某、刘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谢先永、陈廷国、杨德孝、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刘文涛、刘文兵、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的供述和辩解；搜查笔录、辨认笔录；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书、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予以证明。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魏加安、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先永、陈廷国、杨德孝、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刘文涛、刘文兵、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非法经营出版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告人谢先永、张强杰、程港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谢先永与郭小江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谢先永与魏加安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陈廷国、陈丛霞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系共同犯罪，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谢先永、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陈廷国、杨德孝、刘文涛均起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被告人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刘文兵均起了次要作用，均系从犯，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被告人谢先永、陈廷国、杨德孝、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刘文涛、刘文兵、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的刑事责任。据此，公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魏加安、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被告人魏加安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建议对被告人陈丛霞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建议对被告人杨红霞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建议对被告人奚兰芳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谢先永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在审判阶段自愿认罪认罚，但提出指控的违法所得金额并非其实际获利金额。被告人谢先永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指控谢先永系犯罪行为组织者的事实不成立，本案业务发生之前，张强杰、程港、郭小江均已在从事与非法出版物相关的业务，并各自有犯罪工具和固定场所，他们之间系一个互通有无的产业链，谢先永只是他们的客户之一；2、谢先永系将非法出版书籍低价销售给正规书店，对书店后续销售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不知情，其行为没有达到公诉机关指控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3、指控谢先永共销售17623套非法出版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根据现有证据以出版物的销售金额除以平均售价确定被告人谢先永的非法经营图书数量为11150套；4、谢先永销售书籍所收取的全部款项1115000元不应直接指控为违法所得；5、谢先永自愿认罪、悔罪，请求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廷国及其辩护人庭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认为侦查阶段对被告人陈廷国的第一次讯问笔录系采取严重损害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的威胁方法取得，且在被告人表示没有阅读能力时，侦查人员未向其宣读笔录内容就要求其签字确认，以致部分笔录与其本人实际供述有出入而未予纠正，故此次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被告人陈廷国还辩称，指控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系专为收取非法出版书籍销售款而设立毫无事实依据，其没有参与武汉天立书店非法出版物的购销业务，对天立书店从谢先永处购入非法出版物进行销售的情况不知情，对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指控不成立。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陈廷国的辩护人还辩护提出：1、指控陈廷国非法经营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应予以认定；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对公账号专用于收取非法出版物款项，亦不能证明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北京培英中心所收的人民币12815250.16元均系被告人陈廷国、陈丛霞所收取的非法出版书籍销售款；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的，按照定罪处罚，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本案出版物是将他人作品改头换面后对外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侵犯的系他人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杨德孝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在审判阶段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杨德孝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杨德孝已退缴人民币80万元，系其真诚悔罪的表现，具体违法所得数额请求法院综合全案事实依法判处；2、其有自首情节，且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罪态度好，退缴赃款积极，另被告人杨德孝目前身患重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请求法院考虑其较小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对其处以较轻的刑罚。被告人张强杰辩称其参与编辑时对被告人谢先永未获取出版许可的情况不明知。被告人张强杰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张强杰系按谢先永的要求进行编辑，没有直接参与书籍的出版、销售，获利较少，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只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2、张强杰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请求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程港、郭小江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均认为自己应定为从犯。被告人程港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程港只参与了独立录排环节，对于印刷、装订、销售环节不知情，未参与也未获利，其对此后续行为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无参与行为，不应将最终的销售金额作为对被告人程港的刑罚评价依据，按照其个人违法所得数额，不能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2、程港不是共同犯罪犯意的发起人，且系被动接受任务、服从指挥，其行为对共同犯罪结果不起决定性作用，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3、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小，请求法院依法从轻判处，对其宣告缓刑。被告人郭小江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郭小江是按他人指示做事，不应认定为主犯；2、其曾因非法印刷行为被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应折抵本案刑罚；3、郭小江真诚认罪、悔罪，请求对其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文涛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没有提出辩护意见。被告人刘文涛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刘文涛自愿认罪，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请求予以从轻处罚；2、其与刘文兵作用相当，不应认定为主犯；3、刘文涛在2014年12月12日因贩卖非法出版物被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应折抵刑罚；4、刘文涛揭发了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武汉天立书店的犯罪行为，构成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刘文兵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销售非法出版物的时间有误，其系2014年开始，年底退出又于2017年加入，分得的利润也较少。被告人刘文兵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刘文兵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且系从犯，在本案中作用较小，请求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刘文兵在2014年12月12日因贩卖非法出版物被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应折抵刑罚。被告人魏加安、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已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魏加安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刑法意义上的印刷行为应存在连续性，有时间间隔的印刷数量不应累计计算作为量刑依据，被告人魏加安一次印刷数量在2000册左右，量刑幅度应在五年以下；2、魏加安系按照谢先永的要求印刷书籍，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3、魏加安认罪态度好，获利较少，请求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被告人陈丛霞的辩护人辩护提出：陈丛霞仅系书店的伙计，参与犯罪具有被动性，社会危害性小，检察院量刑建议刑期过重，请求处以二年以下缓刑或判处实际羁押的实刑。被告人杨红霞的辩护人辩护提出：杨红霞自愿认罪认罚，在本案中作用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判处，对其依法宣告缓刑。被告人奚兰芳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奚兰芳自愿认罪认罚，悔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判处。经审理查明：2008年起，被告人谢先永就在北京市图书市场从事非法出版物的中间买售业务，从中赚取差价。随着对业务了解的逐渐深入，谢先永为获取更大利润，于2010年开始计划从非法出版物的中间销售商转为生产销售商。在未取得出版许可的情况下，依靠之前在书市积累的资源，谢先永首先与从事书籍录排工作的被告人程港取得联系，再经程港联系到书籍编辑人员被告人张强杰，商定由张强杰按照谢先永的要求进行选题、组稿，再由程港进行录入、排版，自此开始擅自进行党政、财会、建筑安全等各类非法图书的出版，其中以党政类为主。被告人张强杰明知谢先永没有且不能获取出版许可，仍与谢先永商定每次选题编辑收取费用人民币1000元，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13000元；被告人程港明知谢先永未获出版许可，与谢先永商定按录排成硫酸纸每页人民币1.2元、录排成电子档每页人民币1元由谢先永给付报酬，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13968元。党政类非法图书的出版，主要在每年党代会、两会等重大会议后，使用编造或冒用的出版社，由被告人张强杰编写几个与会议相关的题目，先交被告人谢先永选定，再由张强杰编写书籍的目录与前言，并根据目录在网上下载相关内容或购买相关书籍，随意编写主编姓名，组稿后发给被告人程港进行录排。程港收到张强杰发过来的资料后，自己随意编写编委会成员名单、责任编辑、校对等，并根据谢先永提供的书籍封面编写扉页和假版权页，排好书籍版式后做成硫酸纸模板或通过扫描仪制成电子档，然后将电子档排成书籍版式。谢先永参考往常市场同类书籍定价，将非法出版的党政类图书包括《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读本》、《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洁自律准则实务全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标准》等，均定价为每套人民币1690元或1980元，一套包括图书四册。2016年以前，被告人程港将排好的硫酸纸模板交给被告人谢先永，谢先永再交给被告人郭小江进行印刷;2016年以后，程港按照谢先永的要求直接将图书电子档发给被告人魏加安印刷。郭小江、魏加安明知谢先永没有出版图书的资质，不能提供出版图书的相关许可，自己也没有印刷许可证，仍然帮助谢先永印刷非法出版图书。郭小江与谢先永商定每次300套(每套4册)起印，印刷300-500套，由谢先永给付印刷费人民币3000元，纸张费、装订费另算；2010年至2015年，郭小江按照谢先永提供的硫酸模板帮谢先永印刷非法出版图书5000余套(2万余册)。魏加安与谢先永商定可以1套（4册）起印，印刷1套支付人民币60元包干；2016年至2018年9月20日，魏加安帮谢先永印刷非法出版图书5000余套(2万余册)。各类非法出版图书（以党政类为主）经印刷、装订成册后，4册合为1套，由被告人谢先永开始对外销售。2013年至2018年9月，被告人谢先永销售给武汉天立书店的各类非法出版图书，经审计共计销售额人民币1115000元；根据其中占主要数量的党政类非法出版图书每套人民币80至100元的销售单价，谢先永销售给武汉天立书店的非法出版图书以较高单价计算至少有11150套（44600册），合计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223000元。武汉天立书店成立于2005年，经营者系被告人陈廷国。在天立书店成立之前，陈廷国亦在经营各类图书业务。因党政类图书一般由业务员推销至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单位购书后也一般需将书款转至相应的对公账户，为方便接收各单位书款，被告人陈廷国于2003年用妻子刘某和被告人陈丛霞的身份信息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用该中心的对公账号收取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书款。收到书款后，先扣除各业务员购书费用及5.5%的手续费，再将剩余款项全数返回给各地业务员。被告人陈丛霞于2009年由被告人陈廷国聘请在武汉天立书店务工至今。期间，陈廷国将店内具体事务转交陈丛霞负责，自己通过不定期查看账本和收取相关的银行信息来了解书店整体的经营情况，每年基本固定发放工资与奖金合计人民币六万二千元给被告人陈丛霞。因谢先永出书之前已经人介绍取得天立书店的联系方式，在其自己生产非法出版图书后，便开始与天立书店进行业务合作。2013年至2018年9月，武汉天立书店陈廷国、陈丛霞以党政类图书每套人民币80至100元、其他类图书每套人民币80至115元不等的价格，从谢先永处购进非法出版图书合计11150余套（44600余册），其中党政类非法出版图书占主要数量。后该书店以每套人民币100至16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等全国各地的业务员以及武汉先进文化书社等其他同类经营书店。2013年至2018年9月，天立书店共计已销售各类非法出版图书10626套(42504册)，至少获利人民币212520元。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员购买非法出版图书后，再以图书定价推销至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2018年9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在武汉天立书店查获党政类出版书籍9种共256套（1024册），其中7种250套（1000册）与案件前期已经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品种相同。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成立于2010年，被告人杨德孝系该店老板，负责书店整体运营。杨德孝从2001年起开始从事党政类非法出版书籍的销售业务。被告人杨红霞系杨德孝之女，2002年至2013年底，一直在帮杨德孝负责书店业务上的具体事务，2013年底离开书店时，仍将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及U盾留在书店用于流转书款。被告人奚兰芳于2009年起开始为杨德孝的书店打工，杨红霞离开书店后，奚兰芳开始接管具体事务。杨德孝每月向二人分别发放工资人民币3000元左右。被告人杨红霞、奚兰芳亦明知杨德孝书店销售非法出版图书的情况。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成立后，在2013年以前，书社主要从北京其他不法书商处购进党政类等各类非法出版图书，2013年以后则主要从陈廷国、陈丛霞所在的武汉天立书店购进，每套均系四册，进价人民币100元至120元不等。后书社以每套人民币120元至17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员，业务员再以书籍定价（最高定价1980元）销售至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了让各单位相信业务员销售的书籍是正版，被告人杨德孝于2009年在北京注册成立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专用该公司对公账号收取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购书款。收到书款后，先扣除业务员的购书费用及5.5%手续费，再将剩余款项全数返回给各业务员。经审计，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通过北京新华聚焦文化有限公司收取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非法出版图书款项共计人民币9916411.78元。以较高图书定价1980元计算，武汉先进文化书社通过各地业务员销售的非法出版图书至少有5008套（20032册），共计获利至少人民币550880元（包括手续费）。2018年9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在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查获党政类出版书籍6种207套（828册），其中5种203套（812册）与案件前期已经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品种相同。被告人刘文涛自2012年起，被告人刘文兵自2014年起，由被告人刘文涛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刘文兵，以每套（4册）人民币150元或160元的价格从武汉天立书店、武汉先进文化书社购进各种党政类非法出版图书，然后以图书定价人民币1690元或1980元销售至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并用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的对公账号收取书款。2014年12月12日，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因销售非法出版物分别被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后被告人刘文涛继续从事党政类非法出版图书销售业务；被告人刘文兵退出后2017年再次加入。近两年来，刘文涛、刘文兵主要从武汉先进文化书社购进党政类非法出版图书，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多个电话号码，冒充党校等机关工作人员，在湖南、贵州等地多家单位进行推销，同时提供伪造的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商业发票。本案侦查前期，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根据刘文涛、刘文兵邮寄图书快递信息以及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银行账号交易明细，从省内多家单位调取（包括文化执法局移交）了经刘文涛、刘文兵销售，以及其他将书款汇入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对公账号的单位购买的《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等各类图书共计29种119套（476册），分别于2018年7月5日和2018年12月26日两次送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经鉴定，该29个品种均为擅自出版印刷发行的非法出版物。2012年4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刘文涛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刘文兵通过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账号转账获取销售非法出版图书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228000元。其中被告人刘文兵分获违法所得人民币8万元。另查明，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7年12月24日扣押被告人杨德孝财产人民币800000元；2019年10月14日冻结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民生银行账号01×××70资金人民币146773.88元；2019年10月15日冻结被告人刘文涛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11资金人民币24706.57元；2019年10月17日冻结被告人刘文涛湖北红安长江村镇银行账户资金共计人民币443082.86元；2019年10月17日冻结被告人刘文兵湖北红安长江村镇银行账户资金共计人民币1000000元。2018年9月18日、9月21日、11月11日、12月14日、12月16日、12月28日、2019年1月25日，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陈廷国、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谢先永、郭小江、张强杰、程港、魏加安分别被岳阳市公安民警从全国各地抓获归案。2018年12月14日，被告人杨德孝主动向岳阳市公安局投案。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一）物证1、湖南省岳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从岳阳市多家单位暂扣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中国共产党改革发展纪实》、《贯彻“四个全面”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等图书23套及发票原件、复印件。证明岳阳市多家单位购买的该类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图书的情况，图书大部分由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开具发票。2、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从省内多家单位调取的《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标准》、《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洁自律准则实务全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等图书共计96套及发票原件、复印件、视频录像（附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湖南省内多家单位在刘文涛、刘文兵等业务人员推销下购买由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开具发票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的情况。3、被告人程港录排书籍资料。证明相关非法出版物进行录排时的具体情况。4、从长沙县图书馆调取被告人刘文涛送书上门的监控图片。证明刘文涛销售非法出版物的情况。（二）书证1、刑事案件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附：行政立案审批表、关于请求核查有关案件线索的函、关于非法出版、发行、印刷党的理论读物的情况调查报告、案件移送书）。证明本案案发是因为刘文涛将推销书的信息发到了岳阳市文化执法局局长的手机上，引起了文化执法局的关注，便让刘文涛发了几套图书，经鉴定发现是非法出版物。后查出岳阳还有47家单位购买了此类图书，据此开始调查他们的上线情况。2、涉案物品移交清单。证明岳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岳阳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已向岳阳市公安局移交《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书》、发票原件、照片打印件、顺丰快递包裹外包装及快递单、其他暂扣的23套书和11张发票原件及复印件。3、十二名被告人的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杨德孝投案自首的情况及其他十一名被告人被抓获归案的情况。4、十二名被告人的户籍资料。证明十二名被告人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5、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武汉天立书店、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的工商注册信息。证明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成立于2010年4月6日，经营范围为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图书报刊销售；武汉天立书店成立于2010年5月13日，经营范围为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图书报刊销售、工艺礼品销售。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6日；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于2003年9月15日，法定代表人刘某，陈丛霞系股东之一。6、鉴定聘请书。证明岳阳市公安局聘请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对相关书籍、发票进行鉴定的情况。7、湖南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相关银行账号设立信息及交易流水。证明岳阳市公安局委托湖南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涉案资金，会计师事务所统计出各被告人涉案金额及相关银行账户、微信的交易情况。其中：2014年12月16日至2018年9月7日，陈廷国、陈丛霞银行、微信共计向谢先永转入人民币1115000元。2012年4月至2018年9月，陈丛霞、陈廷国、奚兰芳、杨红霞、杨某账户合计向刘文涛账户（62×××11）转入人民币1228000元。北京新华聚焦发展文化有限公司银行账户（02×××68），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账户转入金额总计38625114.12元，转出金额共计38607789.05元。武汉先进书社通过北京新华聚焦文化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进账销售款3987笔，共计9916411.78元。2013年6月至2018年9月，陈廷国、陈丛霞共计销售10626套（共计42504册）非法出版的书籍。8、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推销书籍的手机短信截图。证明二人为销售非法出版物向各单位发短信推销。9、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证明公安机关扣押、冻结被告人涉案资金和扣押非法出版图书、银行卡等涉案财物的情况。10、武汉天立书店及武汉先进文化社的账册。证明二书店的进销图书记录情况。1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4年12月12日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销售非法出版物《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政策贯彻实施领导干部学习读本》分别被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情况。12、被告人陈廷国与北京今日东方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图书销售合同、当代中国出版社书刊征订委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图书经营部图书征订单、书刊售前送审表。证明1999年至2002年陈廷国征订、购进书籍部分途径。13、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快递信息。证明130××××7911、137××××8558、188××××7699、×××四个号码的快递信息。（三）证人证言1、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他系顺丰速运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朝阳欣园营业点工作人员。在其处邮寄书籍的大多数是两个人，通过电话号码为180××××1451的电话联系，邮寄书籍完以后就关机了。两人大约三十多岁，170厘米左右，有一个高一点，还有一个稍微矮一点的是个胖子，都是圆方脸，有一个脸上长了络腮胡（经其辨认为刘文涛、刘文兵）。邮寄的书籍到岳阳、益阳、永州等湖南各地市都有，邮寄的电话号码都不一样，岳阳寄件的号码是130××××7911，益阳寄件的号码是177××××9175，快递单号上都可以查到；从2017年就在他所在营业点上邮寄了，最近一次是2018年5月25日。他核实了民警提供的短信，确认是邮寄快递时发的信息。2、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她系长沙县图书馆副馆长。长沙县图书馆在2018年5月11日，购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价格是1690元一册（4本），现书放在一楼采编室。她们单位购书是刘某田馆长联系的，刘某田馆长在2018年5月9日13时43分收到一条推荐购买《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的短信，发短信的电话是189××××4313，对方自称党校王老师；5月11日15时左右，一个自称党校老师的中年人（经其辨认为刘文涛）找刘某田馆长送书，当时因刘某田馆长外出办事书送到了604办公室，她当时打电话给刘某田馆长得到许可收下书籍，并收下对方带来的发票交给了财务，送书人要求支付现金被财务拒绝，后5月14日下午她们转账1690元到发票上的账号。书的质量不好，没有书号，出版单位也不存在，所以没有上架。3、证人罗某的证言。证明她系岳阳楼区金鹗中路光大银行工作人员。光大银行买了三册《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每册4本，每册1690元人民币，三册合计5070元人民币，书籍分发给了中国光大银行岳阳分行的各网点支行。2018年1月12日，对方用130××××7911的电话，以市委党校王老师的名义发短信给赵某行长推荐《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这本书，并问行长要几套，行长说买三套，并把她的电话和单位地址给了对方，让她跟进。2018年1月15日对方把书籍、发票、转账单都邮寄到了单位。4、证人张某等湖南省内各地多家单位工作人员证言。证明他们各自的单位均购买了通过刘文涛、刘文兵所使用的电话号码推销，或由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出具发票的相关书籍。5、全国各地多家单位工作人员证言。证明他们各自的单位购入由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出具发票的相关书籍的情况。（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谢先永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他从2008年开始接触非法出版物并销售。2010年开始正式生产销售党史、党建、建筑安全及财会类非法出版书籍，都是自己联系组稿、排版、印刷、装订，没有经过正规、法定的程序，也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类出版物的书号和出版社都是组稿排版的人随意变造、假冒的，也没有防伪标识或者防伪标识是假冒的，每套书比之前可以多赚20元左右。帮他选题组稿的是张强杰，排版编辑的是程港。张强杰帮他定过编委会，提供出版社给他参考，程港帮他定过书号，所以张强杰和程港肯定知道他没有出版书籍的相关许可资质，也知道他生产出版这些书籍是用于销售赚钱，是程港介绍张强杰给他的。他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外包装都是红色纸盒，一套四本，一件十套，每件都是黄色大纸盒装着。每当国家有重大会议或者国家领导人发表一些重要讲话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张强杰组稿，后给程港编辑排版做成硫酸纸模板,2016年以前他将硫酸纸模板交给印刷厂老板郭小江印刷，以前也叫郭小江为郭某民，2016年以后，程港会直接将编辑好的电子版发给小作坊印刷老板“小魏”（经谢先永辨认为魏加安）。郭小江、“小魏”没有从事印刷行业的行政许可。也没有让他出示过生产出版书籍的相关资质文件和许可。张强杰选一个题组稿1200元，程港排版编辑硫酸纸模板1.5元人民币一页。2016年以后选题组稿1000元，电子档排版每页一元，合计一套书要2400元。与张强杰之间一般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及现金结算，张强杰工行卡号为95×××13。与程港一般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结算，程港的银行卡号62×××14。郭小江印刷费为3000元（500套以内），一般300套起印，需要另外支付纸张费用，每300套纸张费用为4930元，用银行卡、现金结账。郭小江农行卡号62×××70。2010年至2015年郭小江一共给他印了5000套左右的书籍。“小魏”每套60元包干，包括印刷、纸张和装订，微信、现金结算，找他买书的人要多少他就让“小魏”印多少，小魏也印了5000套左右。他生产销售的党史党建类非法出版书籍定价1690元或1980元，同一种书籍有两种价格，以前只有1690元一种价格，2015年以后两种价格都有，是他定的价格。2012年至2017年，他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有《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红色档案中国共产党重大警示学习资料》、《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读本》、《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洁自律准则实务全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标准》。非法出版的书籍主要销售给武汉图书城的陈廷国，跟陈廷国在北京见过面，当时是电话联系的，后来跟他联系的是一个女的“小陈”，电话号码189××××8419，跟“小陈”没见过面。2010年开始在他这里买书，自己的书是2013年开始合作销书，购买的大部分都是党史党建类书籍，一共购了一万多套，2017年以前都是80元每套卖，2017年以后是以100元每套卖。其他类的是80至115元左右。有时候生产书籍时会把书籍题目发给“小陈”参考。“小陈”是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与他结账书款。2014年12月16日至2018年9月7日其尾号6272和3671账户收到陈廷国和陈丛霞的转账款109.5万元人民币均系非法书籍购书款。陈丛霞手机中与他微信聊天的截图：“党史”、“十九大”、“决策”、“迎接十九大”、“红色”、“讲话”、“新时代”、“两会”、“问责”、“六中”分别代表：《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红色档案中国共产党重大警示学习资料》、《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标准》。“小陈”问他能不能买到假的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能买到就买些假发票寄给她。“小陈”从他这里购买的北京市发票，是他从中关村天桥上买的，50元每本，大约购买了100多本，然后他以60元每本的价格全部卖给“小陈”。陈廷国和“小陈”没有让他出示过出版书籍的相关许可资质文件和许可资料。他的联系电话是×××、188××××1728，微信号是×××，微信名为“拥抱幸福”。张强杰的手机号是135××××8390。他ｑｑ通讯录中昵称“金溢康顺”是张强杰，“天立永恒”是湖北陈廷国手下的小陈（陈丛霞）。微信通讯录中的“天立书店”是湖北小陈（陈丛霞），“孟婆！再来一碗”是郭老板（郭小江），“ａ一定姿态”是张老师（张强杰），“起航”是程港，“心有所安”（原昵称“难得糊涂”）是“小魏”（魏加安），“何某嫒”是魏加安老婆。除郭小江写借条向他借过5万元周转生意外，他与其他各人之间除生产、销售非法出版书籍结算外再无其他经济往来。2、被告人陈廷国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天立书店主要经营业务是文史、建筑、教辅、党政类书籍，有正规出版的也有非法出版的书籍。2014年开始只管一下书店的账目，具体事务都是陈丛霞在做。他从2000年开始销售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2013年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是在谢先永处购进党政类书籍，可以先发货，卖掉再结账。有听说谢先永是湖南人，但具体是哪里人不清楚，住址不清楚，联系方式也没有，陈丛霞有联系方式。业务员们一般都是向相关行政、企事业单位销售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必需对公转账和相应的收款单位发票，所以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发票有的是销售书的业务员自己搞到的空白发票，也有他自己找书商买的空白发票。反正这些业务员打书款到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账户，他再把这个钱转给业务员，就要收取百分之五点五的提成。因为北京书商把书都发在他们店，以致先进文化书社的书卖完了也会在他这里购书。他知道些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是非法出版物，一是这些书籍都没有发行号的，二是因为这些书的价格都比市场上的价格要便宜。为了赚钱，这些书比卖正版书要赚钱一些。陈丛霞2005年来书店工作，2006年回家结婚生孩子，2009年又来店工作。每个月给陈丛霞一千元的基本工资，另逢一些节假日及生日给一万元的奖金。每年总计给六万二千元包干。陈丛霞负责记录账本，其不定期核查。工商银行账户62×××86，银行卡和网银都在陈丛霞手上，陈丛霞在使用，但短信提示绑定了其本人的手机号码189××××6199。他知道进出款的数额。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01×××70账户是他2004年左右办理，也是陈丛霞在使用，账户里的钱有部分是销售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非法出版物的款项。款项到了培英账户，陈丛霞再转到其工行账户，再转出去给业务员、供货商。培英是他找北京书商朋友用他老婆刘某和陈丛霞的身份证帮忙注册的，刘某是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是他本人，主要业务是文化产品，没有销售书籍的资质。请了一个会计刘某专门做账以及跑工商、税务。陈丛霞将天立书店的盈利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他。3、被告人杨德孝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1年就在武汉江汉区开了书店开始卖非法出版书籍，后来也卖些教辅材料。女儿杨红霞2002年来书店做事，2013年底离开去长沙了，奚兰芳是2009年到书店工作，2010年书社搬到华中图书交易中心，他是老板，所有业务由他负责。2014年以后他让奚兰芳负责书社的日常经营，包括进货销书，转账记账等。大概2003年的时候，他跟北京市甜水园市场的供货商协商，想在武汉来印刷这些书籍以减少书籍的物流费用，但是这个提议被拒绝了。后来他让店里的员工去查了这类书籍的书号和出版社，发现书号是假冒的，出版社是假的。陈廷国是天立书店的老板和企业法人，天立书店也有这类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书籍销售，在天立书店拿货可以几套、几十套的拿，而且还可以赊账，所以2014年以后，他书社的非法出版物基本都是在天立书店购进的，购书款大部分通过银行转账结算，再就是问奚兰芳还有什么其他方式结算。因为在他书社的客户们是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销售这类非法出版书籍，北京的公司账户会让政企事业单位相信这类书籍是正规出版的，为了经营方便，就在北京注册了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是他安排别人用杨某民和杨某的身份证注册的，实际负责人是他。各单位把书款汇至新华聚焦后，他就安排员工将书款转到杨红霞或奚兰芳的账户，最近一年因为杨红霞的农行卡已经无法使用，就让奚兰芳用的她自己的卡，扣除5.5%的税和购书款后返给客户，每套书赚30-50的利润。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10月17日北京新华聚焦账户收到的这10083870元都是客户销售非法出版书籍到各地行政事业单位打来的书款，获利大概是人民币759002元。4、被告人张强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每年到了党代会、两会等这类国家重大会议召开的时候，谢先永都会联系他，让他多关注一下这些会议的内容，把这些会议里领导的重要讲话、党的新的政策规定资料多收集一些，是程港介绍他认识的谢先永。之后谢先永会让他按照格式要求编写几个与这些重大会议相关联的书籍书名来供选择，谢先永定下书名后，他就会按要求编写这本书籍的目录，确定书籍的基本内容。他使用网上书籍资料和购买的书籍资料相结合给谢先永编辑书籍，没有经过这些书籍相关著作人的许可，他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使用他人的文章内容应当经过著作人的许可或者付给稿费。这些工作做完了他就会将书籍内容的电子档和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图书发给程港排录。谢先永找他编辑党史党建、财会、建筑类书籍的目的是为了印刷这些书籍销售牟利，有时候还会将客户对书籍的要求反馈给他。正规的编辑书籍出版必须要有书号和出版社授权才可以出版书籍，谢先永印刷出版的这类书籍是否有书号和出版社的授权他不知道。他没有要求谢先永出示过出版书籍的相关资质许可，谢先永让他组稿编辑的书籍版权页和编委会里的主编都是他随意编写的，根本不存在，也提供过知名出版社给谢先永参考。他从2010年开始给谢先永编辑党史党建、财会、建筑类书籍，书籍名印象中有《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等十多本书籍，谢先永一般每年会找他编辑三四本书籍。帮谢先永编辑的书籍一般是一套四卷，每套书页大概是一千多页，编辑一套书一般收费1000元。谢先永是通过微信和银行汇款的方式向他支付编辑费，大概有二万多元，具体金额以微信账目和银行汇款为准。他跟谢先永除了组稿编辑费用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他的联系电话是130××××9341，微信名为“ａ一定姿态”。谢先永的联系电话是×××、188××××1728，微信号×××，微信名为“拥抱幸福”。程港的联系电话为183××××3486、135××××8972，ＱＱ号为34×××35。他知道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人也违法编辑这类书籍，并听编辑圈说了最早编辑这类非法书籍牟利的人。5、被告人程港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他是2010年开始帮谢先永录排书籍的，每次谢先永找他录排书籍都会先电话或微信、ＱＱ联系，提一些录排书籍的要求，他录排完后，还会按照谢先永提供的封面图片制作书籍的扉页。书籍的目录、前言、正文是张强杰编写的。他将书籍录排完后，只需将文件发送给印刷厂联系人就可以了，谢先永提供过三个印刷厂联系人的电话号码：郭某民（即郭小江），手机号139××××7920，北京通州潞城镇一家小印刷厂的老板，早几年大部分都是在该印刷厂印刷；一个印刷厂老板电话是138××××7833，微信名是“心有所安”，微信号“×××”，ＱＱ号是12×××25；还有一个印刷厂联系人他称呼为“徐经理”，电话是151××××3813，ＱＱ号是98×××44。帮谢先永录排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党史、党建、财会、建筑类的书籍，谢先永找他录排书籍就是为了出版印刷这类书籍进行销售，不清楚谢先永是否有出版印刷书籍的资质。他知道必须有书号和出版社才可以出版书籍，每次谢先永都会发一个书籍的封面图片给他，封面上有书号和出版社名称，他照着封面上的信息录排进去就可以了，他知道这些书号和出版社都是假冒的，但是具体是谁弄的不清楚。扉页和版权页都是他按照谢先永提供的书籍封面编写的，编委会成员名单是他自己随意编写的，版权页上责任编辑姓名、责任校对姓名、技术设计姓名都是他随意编写的，印刷厂信息、经销信息也是他随意编写的。他帮谢先永录排书籍按页收费，每页一元钱，有时谢先永要的急，一般会多收费一两百元。一般每年给谢先永录排三四套，每套四卷，每套1000多页。每套书一般收费1400多元，从2010年至今，大概给谢先永录排了20多套书籍，获利三万多元。谢先永一般是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支付录排书籍的费用，具体获利以转账为准。他和谢先永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书籍的标价都是谢先永定的，谢先永给他的书籍封面上就有书籍的标价，他照着编写进去就可以了。他的联系电话为183××××3486、135××××8972，ＱＱ号和微信号均为34×××35，微信名为“起航”。谢先永的联系电话是×××、188××××1728，微信号是×××，微信名为“拥抱幸福”，ＱＱ号为40×××82。张强杰，一般称呼为“张老师”、“张编辑”，手机号为130××××9341，ＱＱ号为79×××48。6、被告人郭小江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8年年初他在北京潞城租了个厂子，自己买了两台印刷设备搞印刷厂，没有营业许可，生意不好，2008年下半年就到北京甜水园书市给店老板们发名片，然后就有人联系印刷非法出版物。2014年被北京通州文化局以“生产非法出版物”处罚过，当时罚了3万元人民币，2015年也被通州文化局查过几次，所以生意不好，加上他印刷的书籍是非法出版物，于是2015年7、8月份就把厂子关了。他从2010年开始帮谢先永印刷，主要是党史党建类书籍，少量建筑安全和财会类书籍。谢先永有时是自己把硫酸纸模板送过来给他，有时直接寄到他厂里，印刷用的书籍用纸基本是谢先永买的，也让他买过几次，他按约定把书籍印好，给在同一个厂里的段某堂装订，再送给谢先永。给谢先永印刷的党史党建类书籍，他记得书名的有：2012年的《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洁自律准则实务全书》，2013年的《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给谢先永印刷的建筑安全和财会类书籍，记得书名的有《新编财务审计标准与成本费用控制精细化管理及案例精解实务全书》和《新编财务会计内部控制规范与财务审计标准及账务工作执行流程管理制度实务全书》。谢先永一般每次让他印300套，偶尔印500套一次，他收谢先永的印刷费用是3000元人民币（300-500套），另有四千多元的纸张费用。书籍印好，给在同一个厂里的段某堂装订，再把这些书籍给谢先永送过去。谢先永一般在段某堂送书的时候，把印刷费和装订费给段某堂，段某堂回来后再把印刷费给他，谢先永也会通过银行转账，把印刷费用转到他以前的银行账户上。他给谢先永印过大概5000多套书籍。向谢先永收取的印刷费有现金和银行转账，具体金额记不清了。他和谢先永之间除印刷非法书籍和借的5万元之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5万元是用曾用名郭某民出具的借条。他联系电话为186××××3930，微信号是“ｇｕｏ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ｎｏ1”,微信昵称为“孟婆！再来一碗”。程港的邮箱号是**@qq.com。7、被告人魏加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他在河北廊坊三河市家小型的印刷厂，2018年12月底搬到燕郊镇。印刷厂没有到工商部门注册，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他是2016年开始为谢先永印刷非法出版书籍的，各式各样的都有，版本由谢先永提供，电子版是程港发给他，他知道谢先永没有出版书籍的相关资质，也知道谢先永生产非法出版书籍的用途是为了获利。他给谢先永印刷一套书籍4本，收60元人民币。这60元包括印刷用纸、印刷费和装订费，2018年后涨到了62元一套4本。他一共给谢先永印了五千多套书，一套四本，获利不到2万元。2017年10月3日-2018年6月4日期间谢先永通过微信“拥抱幸福”给他的微信（昵称难得糊涂，后改为心有所安）转了24笔钱，共计119160元，2017年5月26日-2018年5月22日期间通过微信“拥抱幸福”给他妻子何某嫒的微信（昵称何某嫒）转了22笔钱，共计141600元人民币，此外陆续给了他一万三四千元的现金。谢先永通过微信“拥抱幸福”给他和他老婆转的钱基本都是印刷书籍的钱，其中有一万是我找他借的买印刷设备的钱，人情往来大概2万元左右，具体金额我也记不清了。他有两个微信账户，之前那个微信号昵称是“难得糊涂”，绑定的电话号码是138××××7833，后来换了一个微信号，昵称是“心有所安”，现在改成了“难能可贵”，绑定的电话号码是173××××4639。因为他知道谢先永被公安机关抓获了，为了逃避打击他就把以前经常和谢先永联系的昵称是“难得糊涂”的微信号停用了，还把这个微信绑定的电话号码138××××7833也停用了，手机里所有信息也全部删除了。他的ＱＱ号是12×××25。8、被告人刘文涛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他是2012年初开始从事销售非法出版书籍的，基本都是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有《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红色档案中国共产党重大警示学习资料》、《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标准》。他弟弟2014年加入后年底离开了一段时间，2017年再跟他一起卖书。书籍是从湖北武汉先进书社购进的，这家书社的老板是杨德孝。书籍都是武汉先进文化书社的员工奚兰芳、奚某通过中铁快递邮寄到租住地的。杨德孝还有一个女儿杨红霞也是从事销售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他和弟弟刘文兵一般都是冒充党校王老师或新华书店刘总向一些机关单位推荐这些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推荐后他们就会把这些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和书籍的发票、汇款的银行账户一起邮寄到相关单位，书籍寄过去以后这些单位就会将购书款汇入他们邮寄的汇款银行账户上，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商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账户尾号5768），少部分户名是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民生银行北京京广支行，账户尾号0070）。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扣掉他们每套书160元的进书价和百分之六的税然后再返还，一般通过杨红霞和奚兰芳的银行账户汇到我农行账户（尾号3111）。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也是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的，老板是湖北武汉书社的陈廷国，陈廷国有个女儿叫陈丛霞也是跟他一起从事销售这类非法出版书籍的。杨红霞、奚兰芳汇款到我农行尾号3111账户上的钱全部都是销售书籍的获利，分给刘文兵的利润有7、8万元。2015年10月3日至2017年5月14日，农行尾号3111账户汇款给母亲杨某莲尾号9074账户15笔合计535095元。2016年4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陈丛霞12笔12万都是销售非法出版书籍的获利。他和刘文兵将这些书籍基本上都销往了湖南省、湖北省、贵州省的各个市州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他农行尾号3111、邮政尾号7896和刘文兵建行尾号2423的银行卡主要也是用来收书款的。他和他弟弟刘文兵共有15部手机，主要用于推销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为了方便推销和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他们用周某文的身份证办理一张电话卡（号码为130××××7911），专用联系湖南岳阳市销售这类非法出版书籍的。他们销往了岳阳市康复医院等40余家单位。在岳阳销售大约55套非法出版物，大概七万多元。记得的其他手机号码有189××××4313、180××××1451、×××、177×××0175。他们知道推销这类书籍是犯法的，这些书籍都是非法出版物，新华书店没有这些书籍销售，有些被一些单位退回来了，说这些书籍是盗版的，另外他自己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籍，发现印刷有点问题，书上一些地方有黑点。他是从父亲刘东才那里知道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有这些书籍购进。他父亲以前也销售过这些非法出版书籍，也是在武汉先进文化书社购进的。奚兰芳当时告诉他这些书籍是非法出版的，160元一套四册，至于多少钱销售出去不管，书社加收百分之六的税点，因为书社要提供销售这些非法出版书籍的发票。9、被告人刘文兵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他微信号是×××。联系方式180××××1451、189××××6142、177×××0175，多是与哥哥刘文涛共用。2014年后开始跟他哥哥刘文涛从事销售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后被行政处罚退出了一段时间，2017年再加入。他和他哥哥刘文涛一般都是冒充自己是党校王老师或者新华书店的刘总向一些机关单位推荐这些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推荐后他和他哥哥刘文涛就会把这些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和书籍的发票、汇款的银行账户一起邮寄到相关单位，书籍寄过去以后这些单位就会将购书款汇入他们邮寄的汇款银行账户上，有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商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账户尾号5768），少部分户名是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民生银行北京京广支行，账户尾号0070）。湖北武汉先进书社的老板是杨德孝。书社的员工有奚兰芳、奚某。他和他哥哥刘文涛所销售的书籍都是从湖北武汉先进书社购进的。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扣掉他们每套书160元的进书价和百分之六的税然后再返还给他们，一般通过杨红霞和奚兰芳的银行账户汇到他哥哥刘文涛农行账户（尾号3111）。他从中已分的利润应该有十多万元。他哥哥刘文涛农行尾号3111、邮政尾号7896和他建行尾号2423的银行卡主要也是用来收书款的。他和刘文涛将这些书籍基本上都销往了湖南省、湖北省、贵州省的各个市州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他和哥哥刘文涛共有15部手机，主要用于推销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的书籍。为了方便推销和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他们用周某文的身份证办理一张电话卡（号码为130××××7911），专用联系湖南岳阳市销售这类非法出版书籍的。书籍销往了岳阳市康复医院等40余家单位。在岳阳销售大约55套非法出版物，大概七万多元。知道推销这类书籍是犯法的，这些书籍都是非法出版物，为了赚取生活开支没有办法。介绍他们去武汉先进文化书社购书的“老李”跟他们说过这些书籍都是有问题的；他们自己也发现这类书籍的质量特别差，错别字很多，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版书籍；另外2014年12月份他和刘文涛因为销售这类书籍被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过，所以清楚这类书籍都是非法出版的。他们听很多人说书籍是从北京印刷好再邮寄过来的。也听奚兰芳说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发票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的发票是假发票。10、被告人陈丛霞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5年开始在武汉天立书店打工，后结婚生孩子休息了几年，2009年又回到天立书店。天立书店的法人和负责人都是陈廷国。她是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的股东，是陈廷国拿她的身份证去办的。她进天立书店时，天立书店陈廷国已经在销售非法出版物。她来天立书店工作后，陈廷国就把销售的事情交她接手了。陈廷国把店里的账本交给了她，每年给她工资六万二千元包干。天立书店销售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有《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读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红色档案中国共产党重大警示学习资料》、《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政自律准则实务全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领导干部工作读本》、《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及监督标准》。都是从谢先永那里购进的。2018年以前书店以150元一套销售，2018年以后以160元一套销售，给奚兰芳她们就是在进价的基础上加价20元。她们一般将这类书籍摆在店内公开售卖，书市里很多人都知道她们店里有售卖，市场里有一些从事业务介绍的书托，当客户有需要购买这类书籍的时候，这些书托就会将客户直接带到她们店里来（她们会给予书托一定的好处费）。有了几次生意往来后需要购买这类书籍的客户就会直接跟她们书社联系购书。找她们购进非法出版书籍的有刘文涛、刘文兵，该二人在天立书店购买过两次书籍，每次都是4、5套，以150元一套售出。2016年4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打款给刘文涛（尾号3111）12笔合计12万元都是刘文涛、刘文兵销售这类书籍的获利。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的银行账号尾号0070上的钱都是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的书款，都是她通过U盾进行操作转账的，该账号的钱先转到陈廷国工行尾号9386账户，再通过这个账户按发票实际面额收取5.5%的税后返书款给业务员及支付谢先永购书款，或者通过陈廷国工行尾号9386账户转账至她民生银行账户尾号4098账户及陈廷国尾号为8618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再转给业务员和谢先永。从2015年5月28日至2018年7月21日通过她的民生银行账户尾号4098转给谢先永915000元，通过陈廷国农行尾号为8618转给谢先永60000元，通过陈廷国工商银行尾号9386转账给谢先永50000元。上述这些银行账号交易转账，陈廷国知情并交给她做的。店里售卖的教辅材料是正版，有进货清单，是在图书交易中心进的货，进价是3-5折，零售价是8折。在谢先永这里购买的书没有进货清单，进价是80-100元每套，定价是1690或者1980元。奚兰芳是在武汉先进文化书社工作，一般都是奚兰芳来她们书店找她购进这类非法出版书籍，奚兰芳的电话号码是189××××2830，书款是打到陈廷国农行尾号9519的卡上。她的手机号码为189××××8419，微信名为“天立书店”，微信号为×××。谢先永的电话号码是×××和188××××1728，微信号是×××。11、被告人杨红霞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武汉先进文化书社从2001年开始销售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反腐倡廉类书籍，她是2002年正式到书社上班，2003年时书社跟北京市甜水园图书市场这类书籍供货商协商想在武汉印刷这些书籍以减少书籍的物流成本，但是被拒绝了。当时她们就去调查了这类书籍的书号和出版社发现都是假冒的。先进书社的老板和企业法人是她父亲杨德孝，杨德孝负责整个书社的运营。2013年她就很少负责书社的日常运营了，是奚兰芳和奚某在具体负责书籍的进货、发货、收款，只有遇到问题时才跟杨德孝请示汇报。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她们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注册的一个皮包公司。因为业务员都是向一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销售这类非法出版书籍，这类书籍没有一个看起来正规一点的公司银行对公账户和发票是很难将这些书籍推销出去和收到书款的，所以业务员都通过她们注册的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账户收书款倒账。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公账户全部是这类非法出版书籍的书款。她们书社缺货会经常在陈廷国的武汉天立书社购进这类书籍，一般每次购进几套、十几套不等。她们获利主要是两个部分，一是每套书的进出差价，每套书赚20、30元不等；二是书社提供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账户和发票给客户收取费用，一般每套书赚90元的样子。12、被告人奚兰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武汉市江岸区华中图书交易中心先进文化书社的老板是杨德孝，她2009年到该书社工作至今，工资每月3200元左右，另交五险。从2013年杨红霞把门店交给她负责之后都是从天立书店进的当时党建类书籍，是老板杨德孝告知从天立书店进该类书籍的，天立书店的老板是陈廷国，现在负责天立书店的是陈丛霞。她在陈廷国这里进货一般都是跟陈丛霞联系的。陈廷国那里进价最开始是100元，后来是110元，2018年开始是每套120元，购书款一般是转账至陈廷国农行尾号为9519的账户上，也有微信转给陈丛霞和支付现金。销售人员中有个叫刘文涛的，在她们这里购买了很多次，她以每套160元加大概百分之六的手续费卖，刘文涛一般都是让她以每套1690的价格开发票，发票是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2014年底杨德孝让她负责管理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转账工作，说书款到了就可以转账。2016年到2018年每年大概卖了200多套给刘文涛，给刘文涛转账金额大概有100多万元，转账给刘文涛的款项都是书款。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收到的书款都是党史党建类书款，扣除6%的手续费后把余款转入杨红霞中国农业银行尾号7818或她本人的尾号为6470的账户中，再通过该二账户转给业务员。听会计说过每个书籍都是要“一书一号”，没有书号不能卖，相当于身份证一样。店内的教辅材料购买量大是按3.8折卖，零售是按8折卖。先进文化书社里北京市手写空白发票不足的话，她就联系廖某购买，廖某会联系卖发票的供货商，供货商再把订购的北京市手写空白发票寄到先进文化书社，收到发票后她再通过杨红霞或者她的农行卡转账给供货商。她的电话号码是189××××2830。陈廷国的联系电话为189××××6199，陈丛霞的微信和手机号码均为189××××8419，她手机联系人和微信里的陈某就是陈丛霞。（五）鉴定意见1、湘新出鉴[2018]047号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书。证明送审的《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1种4册图书为非法出版物。2、湘新出鉴[2018]071号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书。证明送审的《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学习读本》等11种图书为非法出版物。附：出版物鉴定清单。3、湘新出鉴[2018]072号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书。证明送审的《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洁自律准则实务全书》等1种4册图书为非法出版物。4、湘新出鉴[2018]180号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检测中心鉴定书。证明送审的《最新工会管理制度实用手册》等76本图书为非法出版物。附：出版物鉴定清单。5、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鉴别发票证明，编号：2018-063，2018-068。证明在武汉先进文化社、武汉天立书店扣押的发票，以及北京新华聚焦文化有限公司和北京培英永恒文化中心开具的发票为伪造发票。（六）辨认、搜查笔录1、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谢先永、张强杰、程港相互进行了照片混杂辨认；被告人谢先永分别与郭小江、魏加安进行了照片混杂辨认；陈廷国、陈丛霞相互进行了照片混杂辨认；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相互进行了照片混杂辨认；奚兰芳通过照片混杂辨认出了刘文兵、刘文涛；奚兰芳与陈丛霞相互进行了照片混杂辨认；周某通过照片混杂辨认出了邮寄快递的刘文涛、刘文兵；刘某通过照片混杂辨认出了邮寄快递的刘文涛。2、搜查证、搜查笔录。证明2018年11月23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谢先永在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书院道采薇雅苑某住宅进行搜查，搜出借据三张。2018年12月19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张强杰在长治县韩店镇新建北路某住宅进行搜查，搜出黑色OPPO手机一台、黑色电脑主机一台。2018年12月28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程港在益阳市赫山区滨江花园某住宅进行搜查，搜出光盘80张、电脑主机2台、移动硬盘3个、扫描仪2台、笔记本电脑1台、VIVO手机1部。2019年1月25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魏加安在道县金帆凯旋国际某住宅进行搜查，搜出金色华为手机1台、白色VIVO手机1台。2019年3月2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魏加安租住在廊坊市三河市迎宾路某号的星河云月小区某住宅进行搜查，搜出环星aficiomp8001复印机1台、环星aficiomp6001复印机1台、明月50x_a4全自动胶装机1台、明月460X程控切纸机1台、道顿Pc—500c压槽1个，主要印刷的设备工具。2018年9月18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刘文涛、刘文兵在贵阳市南明区飞行街中铁宾馆附近出租房进行搜查，搜出银行卡12张、身份证4张、银行记款凭据10张、电话号码、快递单38张、发票114张、门钥匙2把、运单号68张、手机15部、充电器、充电宝若干、书籍3套、现金750元、残疾军人证3本、电话联系号码簿35本。2018年9月21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陈丛霞在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华中图书交易中心天立书店进行搜查，搜出《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领导干部学习读本》34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党员）干部学习读本》82套、《党史丰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举措领导干部学习读本》81套、《深入学习2017两会精神—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4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46套、《学习***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履行职责领导干部学习读本》2套、《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贯彻实施与反腐的案例解析及领导干部全面履行职责学习读本》5套、《领导干部严守党规党纪与廉洁自律准则实务全书》1套、账本若干、送借单若干、天立书店证照若干、银行卡5张、快递单据若干、《十九大优异成绩》1套、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税控盘1个、书店电脑主机1台、中国民生银行卡1张。2018年9月21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奚兰芳在武汉市江岸区日月星城某住宅进行搜查，搜出工行u盾2个、黑色联想Thinkpad-T44091台、蓝色U盘1个、银行卡6张、驾驶证1本、农行u盾2个、快递单15张。2018年9月21日，岳阳市公安局民警对奚兰芳在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进行搜查，搜出北京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1个、账本与进出库台账若干本、电脑主机2台、党建出版物207套、空白发票4本。（七）电子数据（提取笔录）1、被告人奚兰芳购进销售非法出版书籍的聊天记录及转账截图提取笔录。证明在先进文化书社查获的非法出版的党史党建类书籍的购进与销售均是其通过手机联系。2、被告人杨红霞手机号为134××××2916的金色苹果手机短信聊天记录提取笔录。证明公司要杨红霞寄回身份证使用的情况。3、谢先永的手机×××、188××××1728的通讯录记录信息，微信号绑定×××微信名“拥抱幸福”的聊天记录及绑定银行卡记录截图提取笔录。证明谢先永生产、销售非法出版物是通过谢先永的手机×××、188××××1728、与微信号绑定×××，微信名“拥抱幸福”联系的。4、谢先永微信号×××与微信昵称“ａ一姿定态”的转账记录截图；与微信昵称“起航”的转账记录截图；与微信昵称“心有所安”与“何某媛”的转账记录截图。证明谢先永生产销售非法出版物结算的转账情况。5、张强杰ＱＱ号邮箱中与谢先永（ＱＱ号码：40×××82）进行邮件往来的截图；与程港（ＱＱ号码：34×××35又备注为小陈、程某）进行邮件往来的截图；与王某（ＱＱ号码：49×××43）进行邮件往来的截图提取笔录。证明张强杰与谢先永、程港、王某是通过ＱＱ邮箱进行出版物电子版的传输，张强杰ＱＱ号码为79×××48。6、张强杰手机（电话号码130××××9341）微信、ＱＱ、通讯录中存储的与被告人谢先永、程港等人的聊天、转账等记录截屏提取笔录。证明张强杰就非法出版物与谢先永、程港沟通情况。7、程港手机（电话号码135××××8972、183××××3486）微信、ＱＱ通讯录中存储的与被告人谢先永、张强杰等人的聊天、转账、ＱＱ邮件等记录截屏提取笔录。证明程港就非法出版物与谢先永、张强杰等人沟通情况。8、何某媛的手机微信号×××微信名“何某媛”与谢先永微信名为“拥抱幸福”的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魏加安ＱＱ号码为12×××25的ＱＱ邮箱的记录截图提取笔录。证明魏加安利用其老婆何某媛的微信（微信号：×××,绑定手机号码：137××××4388）收取被告人谢先永（微信号“拥抱幸福”）的印刷费用。魏加安利用ＱＱ邮箱（ＱＱ号码：12×××25，ＱＱ名为“难得糊涂”）收发非法出版书籍的电子档。9、魏加安个人微信信息、与微信昵称“拥抱幸福”的转账记录截图提取笔录。证明魏加安与谢先永通过微信转账结算印刷费用。魏加安的微信号：×××,微信昵称为“心有所安”。关于控辩双方就本案事实、证据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人陈廷国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经法庭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调查后认为：1、公安人员第一次审讯时虽提到陈廷国的妻子刘某同样涉嫌犯罪，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未对刘某采取强制措施，希望被告人陈廷国端正认罪态度如实供述，但公安人员提出刘某可能涉嫌犯罪并非毫无依据，此种审讯语言不规范的情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应当排除的供述的程度性要求，被告人陈廷国此后的主要供述内容也系其图书经营中实际存在的客观情况，系公安机关等其他无关人员原本不能知晓的内容，且其供述的客观内容已获本案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与其“违背意愿”作出供述以及在法庭调查中提出的“供述内容不是其本意”的辩解逻辑上不符；2、经审查审讯视频，审讯人员存在将零散问话内容编辑在一起形成完整过程的情况，如关于上线名叫谢先永的供述，之前的讯问中陈廷国表示不记得名字，但公安人员出示陈廷国的银行卡，讯问卡内转账记录中体现的转账对方谢先永是谁时，陈廷国承认谢先永就是进书的上线，审讯人员据此将笔录前部分上线名字直接记录为谢先永，此属记录不规范的情况，但不存在指名、指事问供，笔录中关于谢先永的情况系由陈廷国本人供出；3、陈廷国第一次讯问笔录所记载的内容与审讯视频中本人供述的内容本质上是一致的，且第一次讯问结束后并非未交由陈廷国进行核对确认，并未故意剥夺陈廷国的阅读权利，但最终陈廷国本人未阅读或笔录未宣读即签字，应属证据存在瑕疵。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廷国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第一次讯问笔录达不到非法证据的程度性要求，属于瑕疵证据，本院在依据该份笔录证明案件事实时，已结合审讯视频综合予以认定。故对被告人陈廷国及其辩护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当庭予以驳回。（二）关于公诉机关起诉指控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谢先永销售给陈廷国、陈丛霞的非法出版书籍数量为17623套(70492册)的事实。本院审查后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证明此期间陈廷国、陈丛霞支付给谢先永的购书款为人民币1115000元，而17623套（70492册）非法出版书籍根据最低销售单价计算至少应支付书款人民币1409840元。对于上述查明的销售金额与指控的销售册数不能对应的原因，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本院决定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支付（或收取）的书款作为认定谢先永、陈廷国、陈丛霞犯罪数额的依据。据此，认定谢先永、陈廷国、陈丛霞非法经营的图书数量为11150余套（44600余册）。故谢先永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谢先永销售17623套非法出版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根据现有证据以出版物的销售金额除以平均售价确定谢先永的非法经营图书数量11150套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此外，谢先永收取的书款人民币1115000元，应在核减成本后再确定为非法经营的违法所得数额，故谢先永的辩护人提出谢先永销售书籍所收取的全部款项1115000元不应直接认定为违法所得的意见，以及谢先永提出指控的违法所得金额并非其实际获利的意见均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对公诉机关就上述相关事实的指控予以纠正。被告人谢先永涉案图书11150余套合计44600余册，已属情节特别严重，谢先永的辩护人提出谢先永未达情节特别严重标准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公诉机关起诉指控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系专为收取非法出版书籍的购书款而设立，且2010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该中心所收取人民币12815250.16元均系被告人陈廷国、陈丛霞所收取的非法出版书籍销售款的事实。经查，现根据在案证据并不能得出上述事实即系唯一、确定的结论，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故对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人陈廷国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证明上述事实证据不足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相关事实予以纠正。（四）被告人陈廷国的辩护人提出本案非法出版物内容侵犯他人著作权，非法经营该类出版物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而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并针对该意见向法庭提交一组新证据，用以证明相关出版物内容侵犯他人著作权。对此，本院审查后认为：本案所涉非法出版物已经鉴定为CIP数据错误，是伪造或假冒出版单位名称及出版者号擅自出版印刷发行，此行为已超出侵犯著作权罪涵盖的犯罪内容，即便涉案图书侵犯他人著作权，仅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亦不能全面评价本案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本案各被告人非法经营的出版物，应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是否侵犯著作权不影响上述“其他非法出版物”的认定。故对此辩护意见及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被告人陈廷国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廷国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意见。本院审查后认为：1、陈廷国虽将天立书店具体事务交由陈丛霞负责，但并未同时移交书店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其不定期查看书店账本、收取书店经营利润，对书店进行“宏观”管理，即使不经手书店具体事务，仍应承担书店合法经营的监管责任和法律责任；2、根据陈廷国的第一次供述内容，其对天立书店销售非法出版书籍的情况是明知的，对店员陈丛霞从谢先永处购进书籍的情况是明知的，虽其当庭推翻了此次供述，并申请将该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本院已经庭审调查驳回了申请，且该供述内容与其本人第三次供述、被告人陈丛霞、杨德孝、奚兰芳的供述、银行转账记录、书店账本记录，以及奚兰芳手机提取的信息中与陈丛霞的对话内容等证据均能相互印证，且每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谢先永购书款时陈廷国均能收到短信提示，故足以认定；3、陈廷国明知书店保持正常、合法运营的基本条件，但其将书店具体事务交由店员陈丛霞管理时，对进货渠道不作任何告知和要求，在书店常年大批量从谢先永个人手中购进党政类出版图书却未见任何出版发行授权、进销货清单、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不作任何了解和询问，以其多年图书经营经验和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了解，以及前述1、2的理由，其应当明知陈丛霞从谢先永处购入用于天立书店销售的图书系非法出版，且明知该类非法出版图书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和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其作为书店老板对此放任不管的态度应当认定其对该销售行为存在间接故意，与陈丛霞构成非法经营的共同犯罪。故陈廷国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廷国主观上不明知店内有非法出版物的购销，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六）关于被告人张强杰、程港在共同犯罪中的主从地位及应否对谢先永的销售数额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审查后认为，张强杰、程港对于谢先永联络其二人编排书籍系为销售牟利这一情况明知，虽其二人不清楚最终的销售数量，亦不以最终的销售数量来决定利润获取的大小，但其二人系涉案图书的母版制造者，对本案犯罪行为的发生及顺利进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仍放任不管故意作为，表明了其二人“明知故犯”的心理状态，其二人与被告人谢先永对涉案图书的非法出版、印刷和发行存在概括的共同故意，构成非法经营的共同犯罪，应当共同为出版、印刷、发行非法出版图书造成的危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人谢先永联络编辑录排，后送印装订，最终销售牟利，其行为意识贯穿于整个犯罪过程，与被告人张强杰、程港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其三人均在共同犯罪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均应认定为主犯。但张强杰、程港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决定作用弱于谢先永，故即使均为主犯，亦应在责任承担上作出适当区分。综上，程港的辩护人提出程港对后续行为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无参与行为，不应将谢先永的销售金额作为对程港的量刑依据，程港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标准，请求宣告缓刑的意见，以及张强杰的辩护人、程港及其辩护人分别提出张强杰、程港应定为从犯的意见均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七）关于被告人郭小江、魏加安在各自的共同犯罪中主从地位的问题。经查，谢先永分别与郭小江、魏加安对非法出版图书的印刷、发行存在共同故意，分别构成非法经营的共同犯罪。郭小江、魏加安各自有相对固定的印刷设备与场所，作为非法出版图书完成的关键环节，其二人分别受谢先永委托独立完成整个印刷过程并协助装订，谢先永、郭小江、魏加安均对各自共同犯罪行为的完成起主要作用，在各自的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均应按照各自参加的全部犯罪数量定罪处罚。故郭小江及其辩护人提出郭小江应构成从犯，以及魏加安的辩护人提出魏加安应构成从犯，请求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八）关于被告人谢先永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组织者的问题。经查，虽然张强杰、程港系专职编排人员，郭小江、魏加安系专职印刷人员，与谢先永互为客户，需求共存，但其各人业务相对独立，系因被告人谢先永有业务需求才促使各人分工合作，分别达成犯罪共识，不能以此即否定谢先永在与以上各人分别构成的共同犯罪中起到的组织与联络作用。故谢先永的辩护人提出谢先永并非犯罪行为组织者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九）关于被告人张强杰是否明知谢先永未取得出版许可的问题。经查，根据张强杰的供述，其明知出版书籍要取得出版社授权和书号，但其从未要求谢先永出示相关资质许可，也认为谢先永应该没有相关许可。此外，张强杰明知自己编辑的书籍内容涉嫌侵权，主编名字系随意编写，大多编辑的内容不经审核就直接发给了程港录排，且还提供知名出版社名称给谢先永参考。综上可以认定张强杰明知谢先永并未获取出版许可，仍多次参与编辑，故其辩称参与编辑时对被告人谢先永未获取出版许可的情况不明知的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强杰未能如实供述其主观犯罪故意，依法不属于坦白，故张强杰的辩护人提出张强杰有坦白情节，请求予以从轻处罚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十）被告人魏加安的辩护人提出印刷数量不应累计计算的意见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十一）关于被告人刘文涛是否构成立功的问题。经查，刘文涛在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过程中，交代所销售的非法出版图书来源于武汉天立书店和武汉先进文化书社，此属其应当供述的同案犯罪事实，不构成立功。故刘文涛的辩护人提出刘文涛揭发武汉天立书店及先进文化社的犯罪行为应构成立功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十二）关于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的主从地位问题。经查，刘文涛、刘文兵存在销售非法出版图书的共同故意，构成非法经营的共同犯罪。在该共同犯罪中，刘文涛首先提出犯意，负责联系货源，收取和分配利润，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刘文兵受刘文涛邀集加入，分配的利润较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故刘文涛的辩护人提出刘文涛与刘文兵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不应将刘文涛认定为主犯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文兵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文兵系从犯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十三）关于被告人刘文兵提出其加入刘文涛销售非法出版图书的行为系在2014年，且于年底退出后2017年再次加入的意见，经查，该意见与被告人刘文涛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且本案无其他事实证据与之矛盾，本院予以确认。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相关事实予以纠正。关于刘文兵具体参与共同犯罪的数额，现根据在案证据无法查证，故本院按照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原则，以被告人刘文兵违法所得人民币8万元作为刘文兵量刑的事实依据。（十四）关于2014年12月12日，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因销售非法出版物被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是否应当折抵刑罚的问题。经查，该行政处罚事由与本案事实重合，已执行的行政拘留和罚款，应当折抵相应刑期和罚金。故刘文涛、刘文兵的辩护人分别提出刘文涛、刘文兵已经行政处罚应当折抵相应刑罚的意见均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郭小江的辩护人提出郭小江曾因非法印刷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应折抵刑罚的意见，经查，因本案并无相关证据对此证明，郭小江及其辩护人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谢先永、陈廷国、杨德孝、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刘文涛、刘文兵、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均违反国家规定，分别参与出版、印刷、发行非法出版物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所犯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谢先永、张强杰、程港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谢先永、郭小江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谢先永、魏加安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陈廷国、陈丛霞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杨德孝、杨红霞、奚兰芳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刘文涛、刘文兵系共同犯罪。在各自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谢先永、张强杰、程港、郭小江、魏加安、陈廷国、杨德孝、刘文涛均起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刘文兵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均予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德孝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审判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系自首，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魏加安、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公诉机关对该四名被告人给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谢先永在审判阶段自愿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被告人杨德孝积极退缴赃款，酌情对二人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程港、郭小江、刘文涛、刘文兵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均予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德孝的辩护人提出杨德孝有自首情节，退赃积极，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意见，以及被告人谢先永、程港、郭小江、刘文涛、刘文兵、魏加安、陈丛霞、杨红霞、奚兰芳的辩护人分别提出各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请求予以从轻处罚的意见均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陈丛霞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对陈丛霞的量刑建议过重，请求处以更低刑罚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予追缴，上缴国库。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市场秩序的扰乱程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谢先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1日起至2026年9月10日止。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陈廷国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2025年9月20日止。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张强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6日起至2024年6月15日止。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程港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2024年3月27日止。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郭小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刘文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已执行的行政处罚拘留十日予以折抵，即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2023年9月7日止。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已执行的行政处罚人民币五百元罚款予以折抵。）七、被告人魏加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2024年1月24日止。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八、被告人杨德孝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九、被告人刘文兵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已执行的行政处罚人民币五百元罚款予以折抵。）十、被告人陈丛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一、被告人杨红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二、被告人奚兰芳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三、对已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杨德孝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5088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将扣押的杨德孝财产多余违法所得部分人民币249120元抵缴罚金；对已冻结在案的被告人刘文兵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将冻结的刘文兵财产多余违法所得部分人民币920000元中的80000元抵缴罚金；对已冻结在案的被告人刘文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67789.4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对已冻结在案的被告人陈廷国、陈丛霞的违法所得（北京培英永恒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民生银行账号01×××70资金人民币146773.8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对其他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非法出版图书依法没收，由公安机关予以销毁。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陈 敏审判员 陈 辉审判员 刘 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慧书记员 王绮薇附判决书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六十二条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十二条个人实施本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一）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三）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第十七条本解释所称“经营数额”，是指以非法出版物的定价数额乘以行为人经营的非法出版物数量所得的数额。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非法出版物没有定价或者以境外货币定价的，其单价数额应当按照行为人实际出售的价格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