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再176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朱志家，男，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晓慧，辽宁朗泓添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李常虹，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艳菊，女，申诉人朱志家与被申诉人李常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4）顺民一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李常虹不服，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10月13日作出（2014）抚中民一终字第31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2015）顺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李常虹不服，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抚中民终字第109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知黄艳菊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2016）辽04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朱志家、李常虹不服，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2016）辽04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朱志家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辽04民申136号民事裁定，驳回朱志家的再审申请。朱志家向检察机关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辽检民（行）监(2018)2100000021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9）辽民抗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平、王诗博出庭。申诉人朱志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晓慧、被申诉人李常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原审第三人黄艳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李常虹取得案涉贷款是否基于朱志家主动给付行为而取得。李常虹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自认其取走朱志家银行存折中5.6万元的事情与黄艳菊和案外人王慧宾商议，并没有与朱志家商议，朱志家亦表示其没有同意过李常虹支取银行存折中的5.6万元。李常虹又称其从黄艳菊手中取得存折密码和身份证原件，而黄艳菊对此予以否认。因此判决“对于李常虹如何取得朱志家身份证原件和密码说法不一”的情况下，以身份证原件和存折密码一般系由本人掌握和保管的重要信息，其他人通常无法获悉的常理作依据作出支持李常虹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而且即便李常虹确是从黄艳菊处获得朱志家的存折密码和身份证，但因黄艳菊与朱志家在1992年已经离婚，因此其对朱志家存折中的存款不具有处分权。因此李常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取走朱志家名下存折中的5.6万元是经朱志家同意的。2、李常虹取走朱志家存折内的5.6万元是否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人。本案中，朱志家主张李常虹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取走自己存折内的5.6万元，并向法院提供了相应证据，李常虹对取款事实亦无异议。至此，朱志家已完成举证责任。而李常虹主张其取得朱志家名下存折内5.6万元是经过了朱志家的同意，具有合法根据，则举证责任应由李常虹承担。而李常虹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取款是经过朱志家的同意，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朱志家称，关于李常虹未经权利人允许擅自取走朱志家贷款行为的定性，原二审认为李常虹是基于朱志家主动给付行为取得，认定错误。李常虹基于其主动侵害他人财产而获得利益，本案属非给付不当得利。李常虹辩称，朱志家处分自己财产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李常虹取款时王慧宾、黄艳菊在场，提供了朱志家的身份证原件和账户密码，否则无法取款，李常虹取款是经过朱志家同意的。朱志家与黄艳菊原为夫妻，贷款保证人有黄艳菊的弟弟且其曾给朱志家代理本案。因为关系的特殊性，朱志家才把上述材料提供给黄艳菊，黄艳菊拿给李常虹，取款是经过朱志家同意的。黄艳菊述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黄艳菊与朱志家1992年离婚，无权支配朱志家财产。黄艳菊与李常虹及王慧宾无任何经济来往。朱志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李常虹返回不当得利5.6万元及利息，要求李常虹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9日，朱志家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立活期现金账户，账号为60×××43银行卡，为一卡一折形式。2012年10月26日，朱志家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办理小额贷款，与该银行签订了《小额借款及担保合同》，双方约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过朱志家在该行开立的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发放贷款，账户户名为朱志家，账号为60×××43，贷款金额为80000元，年利率为15.30%，期限为12个月（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贷款用途为饭店周转资金，借款人不得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擅自改变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还款方式为自贷款发放次月起，朱志家按月归还贷款本息，以等额本息还款法……”。合同中甲方（贷款人）授权代理人由孟金强签字，甲方盖章处盖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抚顺县支行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乙方（借款人签字及手印）处由朱志家签名并捺手印，丙方（保证人签字及手印）处由王振江签名并捺手印，丁方（保证人签字及手印）由黄振东签名及捺手印。该份《小额借款及担保合同》经抚顺县公证处（2012）抚县证邮字第364号公证书公证。同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过约定账户为朱志家放款8万元，朱志家为银行出具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借款人处由朱志家签名并捺手印，经办人为李常虹。2012年10月29日，李常虹用本人和朱志家的身份证，通过折取的方式将朱志家名下用于贷款的账号中的5.6万元取出，取款凭单上由李常虹签署了朱志家与李常虹两个名。2012年10月29日、10月30日、11月4日朱志家通过折取的方式分别从用于贷款的账户中取出4000元、1.8万元、2000元。2012年11月26日、11月28日朱志家分别往用于贷款的账户中还款2100元、2200元。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411民初215号判决：李常虹返还朱志家5.6万元。上述给付款项，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李常虹负担。朱志家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5.6万元的利息由李常虹负担。李常虹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志家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朱志家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无争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朱志家与黄艳菊原系夫妻，双方于1992年离婚。再查，2014年8月28日，二审法院在铁岭市看守所对黄艳菊进行询问。据黄艳菊陈述，朱志家认识李常虹。李常虹在银行通过朱志家存折提取5.6万元时，其与王慧宾均在场。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朱志家名下贷款的转移是否基于其给付行为的认定问题。朱志家诉称李常虹擅自取走其名下贷款，李常虹辩称是经朱志家同意而取款。从一般常理分析，取款人以存折取款，需存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存折密码，否则无法取款，而身份证原件和存折密码一般系应由本人掌握和保管的重要信息，其他人通常无法获悉。本案对于李常虹如何取得朱志家身份证原件和密码说法不一。朱志家称存折、身份证因办理贷款一直存放在李常虹处，李常虹可能在其设置密码时获取密码；李常虹抗辩其通过黄艳菊取得朱志家的存折、身份证以及密码。朱志家说法明显违背常理，而李常虹抗辩较为合理，且黄艳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李常虹取款时其与案外人王慧宾均在场，黄艳菊系朱志家前妻，双方具有特殊身份关系，朱志家亦认识案外人王慧宾。另外，在李常虹取款的当天，朱志家也从同一存折中取款，事后又以同一存折还款，也说明李常虹取款当时朱志家是知道的，但朱志家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事隔一年半后起诉有悖常理。综合分析，李常虹取得案涉贷款是基于朱志家主动给付行为而取得。本案争议焦点二是基于受损人主动给付行为致财产转移的情形下，诉讼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当“没有合法根据”之要件事实陷于真伪不明时，须依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证明责任判决，即因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当事人一方承担败诉风险的问题。民事诉讼一般举证规则是主张权利者举证，但特殊情况下则采取由否认主张者举证，其理由主要在于部分案件中只有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更好地实现实体真实，体现公平原则的要求。但法律法规对于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予以明确规定。从举证责任倒置法定化而言，不当得利案件不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内，即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致财产转移的情形下不应由受益人负证明责任。本案中，朱志家主张李常虹取得贷款没有合法根据，实际系主张其给付欠缺原因，在李常虹提出合理抗辩后，朱志家作为财产起始的控制方、给付的行为主体，因其行为而致财产发生转移，其应对“没有合法根据”即欠缺给付目的的事实承担进一步证明责任。本案朱志家不能举证证明其给付行为“没有合法根据”，也不能证明给付行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朱志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朱志家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李常虹返还5.6万元贷款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朱志家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李常虹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该院作出（2016）辽04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6）辽04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志家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7元，均由朱志家负担。本院再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李常虹从朱志家存折账户中取走5.6万元是不争的事实，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常虹取走该5.6万元是否有合法根据，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而应予返还。李常虹原审主张以下事实：案外人王慧宾欠其5.6万元，王慧宾想通过贷款的方式偿还，王慧宾和黄艳菊一起找名义借款人，黄艳菊找到朱志家，又找其弟黄振东、朋友王振江作为保证人，贷款8万元，王慧宾使用5.6万元，黄艳菊使用2.4万元，二人分别偿还贷款本息；贷款8万元发放到朱志家账户后，李常虹、黄艳菊、王慧宾一起到银行，李常虹用自己的身份证及黄艳菊提供的朱志家身份证、存折密码，从朱志家存折中支取5.6万元。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李常虹所主张的事实是本案待证事实，经审核本案证据并结合本案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确信李常虹主张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依法应认定该事实存在。理由如下：1、李常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单，证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前李常虹与王慧宾之妹王惠萍有经济往来。2、担保人黄振东系黄艳菊之弟，其原审称黄艳菊找其担保。3、李常虹在银行支取案涉5.6万元时，黄艳菊、李慧宾在场。4、李常虹凭本人身份证、朱志家身份证及存折密码支取案涉5.6万元。关于朱志家身份证及存折密码来源问题，李常虹称取款时黄艳菊提供了朱志家身份证及存折密码。对此，朱志家原审曾述称办理贷款时身份证留在信贷员李常虹处、李常虹取款后才告诉其密码；朱志家后又述称其将身份证交给黄艳菊办贷款用，又称存折密码是黄艳菊设置的，存折放在黄艳菊手中。黄艳菊在本院再审庭审中述称其与朱志家、李常虹都知道密码，不清楚李常虹是如何知道的。对三方当事人陈述进行分析，朱志家称办贷款身份证留在李常虹处以及李常虹知道存折密码，不符合常理，且无证据证明；黄艳菊的陈述亦不符合常理，无证据证明。5、2012年10月29日李常虹从朱志家账户取出5.6万元。当日，朱志家账户又发生取款4000元。10月30日发生取款1.8万元，11月4日发生取款2000元。关于该三笔合计2.4万元的支取，朱志家原审述称，4000元是黄艳菊取的，取1.8万元和2000元是其与黄艳菊一起去的，黄艳菊在取款凭单上签朱志家的名字。另，朱志家原审还述称还款都是黄艳菊去的。朱志家自认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一般借款人的行为特征，与其关于黄艳菊与本案贷款无关的主张相矛盾。6、如果朱志家对作为银行信贷员的李常虹从其账户取款5.6万元有异议，正常的反应应当是向银行反映此事并停止履行分期还贷义务，而朱志家原审陈述其与黄艳菊于2012年11月26日还款2100元。7、朱志家原审述称看到存折发现李常虹取走5.6万元后，其即于2012年11月就到银行找李常虹及银行负责人，但其主张的事实无证据证明。李常虹原审称2013年8、9月执行保证人工资后朱志家找其，与黄振东原审述称2013年9月朱志家与其找李常虹及银行行长一节相吻合。8、李常虹历次审理中陈述内容是基本一致的、稳定的，朱志家、黄艳菊历次陈述前后矛盾。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确信李常虹主张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认定李常虹主张的事实存在。李常虹在黄艳菊、王慧宾在场的情况下，凭黄艳菊提供的朱志家身份证及账户密码，从朱志家账户中支取案涉5.6万元，不能认定属于不当得利。原二审判决驳回朱志家的诉讼请求，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民终169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鸿晓审判员  米继东审判员  孙 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