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81民初4233号 原告：夏琴女，女，196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开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德根，浙江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毛静，女，197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被告：王利明，男，197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被告：胡兴林，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玉山县。 被告：上饶市利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沙溪镇南新区1-1。 法定代表人：胡兴林。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勇，浙江开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琴女与被告毛静、王利明、胡兴林、上饶市利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众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琴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德根、被告毛静、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琴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四被告和原告于2019年6月21日签的协议书；2.判决四被告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含拖欠工资）、死亡赔偿金、安葬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21739.86元，四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十日内赔偿原告为索赔已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和交通费13000元，赔偿原告为诉讼保全而支出的保险费用1100元；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14日，原告夏琴女丈夫张金良受雇于被告毛静、王利明、胡兴林三人，并被指派至三被告租用的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工业园区利丰鞋厂，为三被告生产有毒有害物质工业盐等产品，并从事“放料”即卸酸等工作。2019年5月，三被告又以胡兴林个人名义，成为独资企业上饶市利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继续用废酸废盐生产工业盐等产品。受害人张金良继续受雇于四被告。2019年6月10日，张金良从事卸酸工作，6月11日，张金良被安排加班至23点，出现了头晕头昏等明显的中毒症状，6月12日，张金良又受指派卸化工原料（废酸母液），再次出现精神不振、神智不清、行走不稳等严重中毒症状，工友将其送往附近卫生院治疗，6月13日，受害人张金良伤情恶化，被告毛静等人却将张金良从江西省上饶市弄到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的一家小医院治疗，6月16日，四被告将张金良送到江山市人民医院治疗，因伤情特别危重，当日即转往浙江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在急诊室抢救3天后，于6月19日转重症监护室。在张金良中毒以后及抢救期间，被告毛静、王利明、胡兴林始终不肯说出中毒实情，欺骗原告，称张金良是自己患病而治疗的，拒绝支付治疗费用。在受害人张金良病危、急需医疗费用的危难时刻，四被告向原告提出“人道援助”，而原告急于筹集医疗费用、注意力集中在抢救和筹集医疗费用上，对张金良发病原因并不清楚，未注意到自己被骗的情况下，与四被告签订了所谓“人道援助”性质的《协议书》一份，并在受害人张金良还没有死亡的情况下，签订了死亡、安葬费用等方面的所谓“人道援助条款”。出于医疗费用不足、就地医疗可以使用医保等原因，原告只得将张金良转移至户籍地浙江省开化县医院治疗，但在6月22日转院当天张金良身亡。原告料理了张金良的后事以后，看见浙二医院的诊断，才发现张金良并非死于自身疾病，而是死于“代谢性酸中毒”、“低钾高钠高氯血症”等中毒因素。经原告进一步调查，张金良确因劳动中毒并不治身亡的。原告认为，四被告作为雇主，隐瞒张金良中毒的实情，在张金良病危时刻，不仅拒绝出资抢救，还不忘欺骗原告，丧失了底线、忘却了责任，在受害人张金良还没有断气、急需抢救费用之时，四被告就欺骗原告与其签下死亡、安葬费用等方面的所谓“人道援助”协议，实属“欺诈”和“乘人之危”，完全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背离了《民法总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四被告辩称：1.认可原告主张的劳务关系，但系与被告利众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本案属于侵权责任，与被告毛静、王利明、胡兴林无关，原告起诉三被告主体不适格。2.2019年4月底，张金良到江西看公司筹备的现场，五一节之后才正式到被告利众公司处上班。被告未生产有毒有害物品，该产品正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尚未投入生产。公司也未要求张金良加班，实际上班是很空闲的。根据张金良的出院记录没有说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中毒，并不排除张金良自身有其他疾病。3.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欺诈、乘人之危的情形，双方应该按约履行。协议书是根据原告的多次要求才签订的，之后被告也按期履行了协议书前几项的内容，现已经支付了10万元了，其余款项的支付期限还没到，所以尚未支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1.张金良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四被告的信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死亡证明，证明原、被告身份情况、张金良亲属状况及死亡情况；2.张金良生前笔记，证明张金良受雇佣时间及工作情况；3.江山市人民医院病历、浙二医院出院记录、住院病人诊断证明书，证明张金良就诊原因是工业盐接触史，被诊断为中枢性尿崩、代谢性酸中毒、低钾高钠高氯血症、肝肾功能异常等中毒症状、众多生理指标异常；4.张金良医疗费发票、收条、转账记录，证明张金良的用药情况、医疗及抢救费用支出；5.协议书，证明四被告欺骗原告称张金良突发疾病送医，隐瞒中毒实情；四被告不支付医疗费；张金良未死亡就谈死亡、丧葬费用，以人道援助为名欺骗原告签约；6.代理合同、律师代理费及电子发票、交通费发票，证明已支付的律师费用；7.保函及保险费用发票，证明原告办理保全保险及保险费用损失；8.证人俞某当庭陈述的证言，证明张金良受雇于四被告从事劳务过程中中毒等事实。四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协议书一份，证明张金良的报酬已经全部付清的事实，协议书是应原告方家属主动要求才签订的，而且签订协议书的时候原告及其亲属都在，不存在欺诈、乘人之危的情形;该份协议书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里面也包含了各项赔偿费用，协议书也约定原告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被告主张权益。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书面证据中证据2及医疗费用中的收款收据、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没有异议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就有异议的证据、各证据的证明对象及证人俞某的证言，本院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本案争议焦点一：张金良的死亡原因。 原告主张张金良系在从事被告指派的工作过程中中毒死亡，被告主张其对张金良死亡原因不清楚。根据原告陈述张金良的死亡时间为“在浙二医院转院到开化医院的时候，在路途中就去世了”，本院认为，尸体检验是确定死者死亡原因的有效方式，原告未对张金良的尸体进行检验，致使张金良的死亡原因及其死亡与被告安排的工作之间的关联性无法查明，本院根据俞某关于其与张金良工作内容的描述“张金良是什么事都要干的，汽修、化盐、叉车、卸料，我是包装的”，结合浙二医院入院及出院诊断中关于“……代谢性酸中毒……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住院经过中“建议完善颅脑磁共振检查，行CRRT治疗降纳等，但家属商量后均表示拒绝，今要求自动出院”的记录，认定张金良的死亡与被告安排的工作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本案争议焦点二：签订《协议书》过程中，被告是否存在欺诈及乘人之危。 原告认为，被告隐瞒张金良中毒情况，欺骗原告，在原告需要抢救费用的情况下乘人之危，与原告签订《协议书》。被告认为，《协议书》是在原告方的积极要求下，被告毛静找了一个律师朋友代拟签订的，签订协议时原告方还有多名家属在场。 1.是否存在欺诈问题。首先，根据原告庭审陈述“他回家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他配置的料一滴滴到水里，里面的鱼就死掉了，我还让他不要做了，他说他自己会小心点的”及“我一到（浙二）医院，我就问医生是不是中毒，但是医生说他们只管治病，有毒没毒不是他们的事情”，可以反映原告对丈夫张金良从事的工作存在危险性及中毒可能性是明知的，并在6月16日到达医院后提出了此怀疑，原告虽陈述医生未告知其张金良是否中毒，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浙二医院出院记录，其中入院情况表述为“……可能接触了某有毒物质……”，医院对张金良病情并未做回避性描述。另根据证人俞某的陈述，其向浙二医院的医生提供过其工作情况的信息，并提出中毒怀疑，且将此怀疑告知了张金良的一名姐夫朱恭模（音），原告自己陈述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时，“朱恭模叫我一个字一个字看清楚再签，实际上我是没看清楚就签字了”，可以反映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已有充分的途径得知“中毒”嫌疑信息。在此过程中，被告方并没有隐瞒张金良病情的行为，事实上也没有垄断原告信息来源进而掩盖“中毒”嫌疑的能力，故原告认为被告对其刻意隐瞒张金良中毒的情况，本院不予认定。其次，《协议书》虽是被告方找人代拟，但原告并非没有更改协议表述、条款的权利，根据原告陈述，签订协议书当时除协议书上签字的“俞樟义、冯光林”以外，还有姐夫朱恭模（音）、张金良叔叔的儿子在场，该二人认为被告方是骗人的，不愿意签字，朱恭模还提醒原告看清楚再签，可以反映原告在签订协议当时是清楚并明确协议内容的。原告陈述其在签订《协议书》时看都没看就签字了，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对自己拟签订的协议亦有充分阅读（或者请求他人代为阅读）、认真思考、审慎签字的义务。原告在签字之后，又以自己当时未看的主观状态来主张被告方欺诈要求撤销协议的，不符合诚实守信原则，如获支持，将致社会关系中的书面协议于不可信任的危地。综上，本院认为，《协议书》的签订并不存在欺诈情况。 2.是否存在乘人之危问题。原告起诉的浙二医院的医疗费数额为30209.86元。本院认为，即使按照原告陈述，之后被告方不愿意再垫付医疗费，原告作为张金良的配偶，亦对张金良有夫妻扶助义务，即在张金良需要治疗时为其支付相应医疗费用的义务。现原告未提供其生活困难的材料，根据浙江省的经济现状及生活水平，原告诉讼的浙二医院医疗费30209.86元尚不属于可对其造成重大危机的医疗费用压力。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毛静、王利明、胡兴林三人于6月22日向其支付款项共计10万元人民币，即原告为张金良办理出院时尚余有100000－30209.86＝69790.14元款项。故《协议书》的签订亦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 综上，结合原、被告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张金良，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开化县音坑乡后坂村21号，父亲张坤林于2010年2月22日死亡，母亲吕冬珠于1973年12月8日死亡。张金良与原告夏琴女于2004年4月12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 2019年6月12日，张金良在从事被告利众公司指派的工作过程中身体不适，到附近卫生院治疗，之后病情恶化，转至江山地区医院治疗，6月16日被送至浙江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6月19日转重症监护室。6月21日，被告利众公司为甲方，张金良为乙方，乙方妻子夏琴女，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及家属一次性援助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营业费、死亡、丧葬等费用，合计人民币30万元……等内容，甲方由被告毛静、王利明、胡兴林签字并盖有利众公司印章，乙方有夏琴女、案外人俞樟义、冯光林等3人签字。协议签订之前，被告方支付原告6500元。6月22日，被告毛静支付原告4万元、被告胡兴林支付原告2.5万元、被告胡兴林支付原告3.5万元。同日，原告为张金良办理了出院，张金良在回开化途中死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欺诈、乘人之危的，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方认可张金良与被告利众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要求按照该协议书履行支付义务。根据浙二医院出院记录记载，张金良在6月21日前已神智昏迷多日，6月21日，原告作为张金良配偶代表张金良及己方与被告利众公司及公司利益关系人被告毛静、胡兴林、王利明签订《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方根据协议已按约履行支付了到期的10万元，现被告方要求按照《协议书》继续履行支付义务，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被告该辩称予以采信。原告方表示坚决不同意按《协议书》判决，本院对原告要求四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621739.86元及已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和交通费13000元、保险费用1100元，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夏琴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18元，减半收取5009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合计7029元，由原告夏琴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素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徐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