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902民初484号   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和平西街慕山路口。   法定代表人：袁某，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女，1972年2月8日生，汉族，系该局法规科干事。   被告：吕某，男，1975年6月22日生，汉族，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偏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与被告吕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李某、被告吕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刘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判决原告无需按同工同酬支付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共计246586元。3.判决原告无需支付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850元。事实与理由：1993年，被告根据《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被录用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原、被告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期限为1993年2月25日至1998年2月25日。2001年12月5日，原告依法与被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其领取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2002年起，被告与偏关公路管理段签订《临时性岗位用工劳动合同书》，被告在偏关公路管理段工作至今。2015年被告向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补发克扣工资；2、恢复劳动关系；3、经济补偿和赔偿。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28日送达原告“市劳仲裁字［2015］22号裁决书”，裁决要求原告:1、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246586元，3、支付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4850元。原告认为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存在错误，理由如下:一、被告存在两个时间段的用工关系，用工主体不同，不应混为一谈，裁决原告承担2001年以后用工的责任显然张冠李戴。2001年以前的用工，签订合同的是原告且已依法终止，2001年之后的用工签订合同的是偏关公路段，这是两个独立的用工关系。该裁决书认定被告在偏关公路管理段工作，也认定偏关公路管理段是独立法人，但却认定“其并没有独立的用人资格”，不知依据何在？原告与偏关公路管理段是上下级关系，是受山西省交通厅和山西省公路局直管的条管单位，是山西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合同制工人的用工权是临时性用工，各法人单位都有权用工，由于是条管单位，当地劳动部门不进行用工管理，原告作为上级对下级的用工进行备案是行使了与地方劳动部门一样的监督职能，并不是仲裁委理解的用人权。因此仲裁裁决背离了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主体错误。二、仲裁结果超出了仲裁申请的范围属于裁非所请，明显违反仲裁程序。被告作为仲裁申请人提出三项仲裁申请，总结为:1.克扣工资；2.恢复劳动关系；3.经济补偿和赔偿。而仲裁裁决结果的三项内容为:1.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3.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仲裁结果显然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答非所问、裁非所请，进而违反仲裁程序。综上所述:仲裁裁决实体和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为此原告依法起诉，请法院秉公处理。   被告辩称，一、原告应当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自1993年2月2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1993年2月25日，忻州地区职业介绍所向原告发函《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劳招字[93]第33号），录用被告为原告偏关公路段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基于此，双方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期限自1993年2月25日起至1998年2月25日。合同中约定:“乙方（即被告）在合同期内与甲方（即原告）原固定工人享有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等权利”。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一直在原告偏关公路段工作至今。1995年，被告转正定级。1997年，原告将被告的工资进行了套改变动登记。之后，原告申请山西省人事厅对被告进行了个人增资审批。被告认为，这一系列的用人管理行为均体现为原告的意志。因此，不论是1993年2月25日至1998年2月25日期间，还是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被告实际工作的期间，双方之间都存在劳动关系。   尽管在1998年2月之后，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被告在原告偏关公路段一直工作至今的客观事实，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应当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原告应按同工同酬待遇支付被告劳动报酬（补发从2001年起至不存在差别待遇之日止的同工同酬待遇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被告及张玉斌的人事档案及工资表，证明张玉斌与被告系同期参加工作的相同工种的工人，但原告在2001年5月之后即开始对被告实行差别待遇，未实行同工同酬。因此，自2001年起至今，原告应当比照张玉斌并按正常调资档次给被告补齐差额及福利待遇。   三、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原告应当与被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未订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应当自2008年1月1日起向被告支付应签订而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四、仲裁结果未超出仲裁申请的范围，未违反仲裁程序。在本案仲裁阶段，被告增加了仲裁请求，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及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可以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而且被告也在该程序增加了仲裁请求，仲裁庭对申请人增加的仲裁请求审查后进行依法审理并做出裁决。因此，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并未超出仲裁申请的范围，也未违反仲裁程序。   综上，原告的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同时应参照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内容，全面、有效地维护被告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1.市劳仲裁字[2015]22号裁决书。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   4.招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   5.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作录用通知书。   6.农民合同制工人转正定级审批表。   7.工人工资变动登记表。   8.偏关公路段工资表。   9.（2019）晋民申423号、（2019）晋民申945号、（2019）晋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劳动合同制工人不能参照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同工同酬。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1.吕某与张玉斌工资对照表。   2.晋公发（2001）40号文件，晋公发（2001）150号文件。   本院依被告申请向原告调取了张玉斌工资档案。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裁决书中关于办理临时性用工手续的表述不认可，被告与原告于1993年2月开始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与偏关公路段没有签订临时性岗位用工合同书，与偏关公路段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与张玉斌同样属于事业编制，张玉斌不存在已转为事业编制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3-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上述证据证明吕某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而且是事业编制的工资标准。被告从1998年至今一直仍在原告单位工作但再未签订任何合同。偏关公路段只是被告的工作岗位，属于原告的下属单位，被告是与原告成立劳动关系，而非与偏关公路段成立劳动关系。对证据8偏关段工资表无异议。对证据9三份民事裁定书的关联性不认可，不适用本案。对张玉斌工资档案的真实性、关联系无异议。2001年改革后，未给吕某报事业编制是原告单位的原因造成。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文件和工资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是偏关公路段的上级单位，偏关公路段是管理和用人单位。原告作为偏关公路段的上级单位曾经会议研究，同意偏关公路段与吕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吕某没有事业编制，张玉斌是事业编制，双方没有可比性。工资对照表是由被告自行制作的，不予质证。对张玉斌的工资档案和两份文件无异议。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是事业编制，工资表中只有工资数额，没有标明编制。   根据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3年2月，原告根据《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农民轮换）工人录用通知书》[劳招字（93）第33号]录用吕某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期限为1993年2月25日至1998年2月25日。合同约定:“乙方（即被告）在合同期内与甲方（即偏关公路养护段）固定工人享有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等权利”。合同期满后，双方再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继续在偏关公路段工作至今。1995年3月，经原告批准为被告吕某进行了转正定级。1997年11月原告单位在工人工资变动登记表上加盖单位印章。   2015年，被告向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补发已付出劳动按原劳动合同约定正常调资档次被单位克扣和拖欠的应得工资报酬及相关的一切福利待遇。（补发从2001年起至2014年12月止）共计补发216586元。2.恢复原劳动合同制关系及一切相关待遇，并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3.经济补偿和赔偿金541464元。后被告提出追加申请书，请求事项：1.2015年至判决之日的工资按同工同酬计算另行补发。2.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支付2008年同工同酬全年工资的双倍即42096元。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市劳仲裁字[2015]22号裁决书，裁决：一、本案原告与本案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本案原告按同工同酬待遇支付本案被告劳动报酬（补发从2001年起至2014年12月止）的同工同酬待遇工资差额及福利待遇差额共计246586元；三、本案原告支付本案被告应签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850元。驳回本案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另查明，原告依据山西省公路局于2001年8月8日作出的晋公发[2001]40号《中共山西省公路局委员会关于公路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出台晋公忻办发[2001]150号《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关于公路管理段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该文件第七条第3项规定“各单位在改革过程中，农合工、协议工、计划内临时工，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即行终止。按照‘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条文办理相关手续。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如确需要，按法律程序可办理临时用工手续”。按照上述文件规定，1998年2月以后，原告再未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2001年以后，被告的工资待遇被降低。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系公路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劳资纠纷。1993年，原、被告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此后，被告一直在偏关公路管理段工作至今。被告吕某在偏关公路段工作期间的工资变动审批表、考核表、工人工资变动登记表均加盖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印章。综合上述事实分析，偏关公路管理段作为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的下属单位，虽然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但在被告吕某的用工权限方面均体现为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的意志，故吕某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原告所述被告吕某在2001年以后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现被告吕某在原告单位已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原告应当与被告吕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同工同酬在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有明确规定，被告吕某要求享受同工同酬待遇符合法律规定。但对于同工同酬的理解，应建立在同资历、同岗位、同等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同等劳动量、并取得相同的劳动业绩的基础之上。本案被告吕某未纳入事业编制，系编外劳动用工，与张玉斌的用工形式不同，二人不具备比较的基础。故吕某关于比照张玉斌同工同酬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同工同酬作为调整劳动关系和劳动报酬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原告应当按本单位与吕某同期、同等工作岗位、相同资历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工资标准支付吕某劳动报酬。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被告吕某于1993年与原告签订《山西省国营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合同期满后，再未与用人单位签订过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但一直在偏关公路段工作至今。我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故吕某自2009年1月1日起，应视为已与原告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应当向被告吕某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1个月的双倍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与被告吕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按本单位与吕某同等条件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同期工资福利待遇支付被告吕某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的差额（补发从2001年起至2014年12月止的差额）。   三、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被告吕某应签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850元。   如原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巩小强   审判员 苏金霞   审判员 刘 佳     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薄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