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056号原告：谢富，男，194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艾熙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法定代表人：何毅亭，常务副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昱，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富与被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艾熙钥，被告中央党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央党校为我办理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北里x号楼(以下简称x号楼)x门x号(以下简称x门x号)、x门x1号（以下简称x门x1号）、x门x2号（以下简称x门x2号）、x门x3号（以下简称x门x3号）房屋的产权证；2、判令中央党校赔偿因未给我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证导致房屋上市交易需额外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损失共计166365．49元，其中x门x号房屋土地出让金损失40724．89元、x门x1号房屋土地出让金损失42024．62元、x门x2号房屋土地出让金损失42457．86元、x门x3号房屋土地出让金损失41158．12元；3、判令中央党校为我所住的x号楼每单元内加建建筑面积、每单元安装电梯（加建面积含电梯占用面积，参照中央党校职工住宅楼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北里x1号楼加建建筑面积和加建电梯的标准）、楼梯外立面重新粉刷，加建建筑面积及电梯采购、安装费、楼体粉刷费用等由中央党校承担；4、判令中央党校为我所住的x号楼更换楼内所有主电线（不含住宅内电线，标准为铜芯绝缘线，主电线截面不应小于10mm）、更换楼内所有供水主管道、供暖主管道（不含住宅内管道，管道为PVC材质），费用由中央党校承担；5、判令中央党校拆除x号楼东侧与中央党校职工住宅楼之间的围墙及加装的铁丝网；6、判令中央党校将x号楼楼下及与中央党校职工住宅楼相同部分的路面硬化，同时维修下水管道和下水井；7、判令中央党校对x号楼进行绿化，种植树木、铺设草坪。本案诉讼费由中央党校负担。事实和理由：1997年底，中央党校欲在我原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地区建职工住宅院，遂与我进行协商，商定由中央党校出资，以我们平房建筑面积置换楼房面积的形式给我们盖楼，并承诺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发放商品房产权证，其他土地用于给中央党校职工建房，同时给予我们所建楼房与职工住宅楼享受同等待遇，包括绿化、物业、水电暖维护等。1998年，我与中央党校签署《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2000年初，中央党校将房屋交付给我。自2000年至今，我多次找中央党校要求办理商品房产权证，但中央党校一拖再拖。更为严重的是，我所居住的x号楼被中央党校用一堵墙隔离在整个住宅小区之外，x号楼与中央党校职工住宅楼的围墙上还设置了铁丝网。中央党校原来承诺的“绿化、物业、加装、水电暖维护与职工住宅楼同等待遇”十多年来一直未兑现。现我所居住的x号楼没有绿化，没有物业，水电暖没有维护，一些基础设施由于长年无人管理老化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故我诉至法院。中央党校辩称，我校不同意谢富的第1项诉讼请求，我校认为为谢富办理产权证的责任在于相关土地管理部门，在谢富办理产权证时，我校可以予以配合，但不是我校的义务。我校认为在征收谢富土地房屋后，我校已完成相应的补偿，谢富的主张，于法无据，故我校不同意谢富的第2项诉讼请求。加装电梯系我校职工住宅楼相应职工集体进行的老旧房改造集资，与谢富无关，故我校不同意谢富第3项诉讼请求。谢富第4-7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综上，我校不同意谢富的全部诉讼请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98年1月21日，中央党校(甲方)与谢富(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海淀区肖家河上河沿12号有正式房屋18间，建筑面积299．6平方米，有正式户口9人，应安置人口9人；私人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和补偿，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293．64平方米，拆除建筑面积每平方米重置价格800元，合计234912元，偿还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结构造价1100元，合计323004元，差价88092元；偿还建筑面积不足原建筑面积5．97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2600元，合计15496元。提前搬家奖每户2700元，附属物合计25337．63元，乙方付给甲方差价19492．45元；乙方交甲方回迁款19492．45元，暂定回迁上楼前一次交清。原房价补偿14304．27以含在房价里。甲方安置乙方中央党校北区127号由左起贰居室肆套、叁门x、x1、x2、x3，安置地点在x号楼叁门x、x1、x2、x3号。协议签订后，中央党校于1999年12月将涉案房屋交付给谢富。现涉案房屋已经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但未分户，涉案房屋按现有政策只能够办理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证书。谢富主张，因拆迁时，中央党校承诺办理商品房产权证，由于中央党校迟迟未办理产权手续，现涉案房屋只能办理经济适用房产权证，造成土地出让金损失。因中央党校人员拆迁时曾承诺与党校职工住宅楼同等待遇、同等管理，但现在待遇存在差异，故其提出第3-7项诉讼请求。谢富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现场照片。该照片显示：x号楼与中央党校职工宿舍楼之间有墙隔开，隔断墙上有铁丝网；x号楼院内地面凹凸不平；院内堆放有垃圾。中央党校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谢富提供证明。该证明是一份计算明细，计算了安置面积、竣工面积、优惠售房面积及商品房面积。同时，谢富表示该证明是中央党校原负责拆迁的人员杨某提供的计算明细。中央党校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表示杨某已退休，人不在国内，无法核实，杨某原是其校基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该人没有其校授权，不能代表其校，根据当时的政策置换的只能是经济适用房。谢富提供x号楼居民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显示：x号楼的居民证明1998年党校房管局负责人杨某1、杨某对肖家河拆迁户承诺党校拆迁后颁发给农转居村民置换的房屋为大产权房，x号楼的物业管理与党校职工住宅楼同等待遇。中央党校表示上述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明，属于原告的单方陈述。中央党校主张，拆迁时，其校未承诺办理商品房产权证；2002年从政策上才可以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其校向居民发出了办理产权证的通知。中央党校为证明其主张，提供通知。该通知是中央党校于2002年通知x号楼住户办理房屋产权证手续。谢富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中央党校提供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97)京开办经字第75号批复。该批复载明：中央党校基建房管办公室，你校海淀区肖家河职工住宅，回迁楼建安(结构)价1100元/平方米，成本价2600元/平方米，商品房价3500元/平方米。谢富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谢富与中央党校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中央党校依约交付了房屋，双方在协议书就办理产权证虽未明确约定，但根据双方约定涉案搬迁执行产权调换，同时根据中央党校所交付房屋的情况及现有房屋初始登记的情况，中央党校负有为谢富办理产权证的义务，故本院对于谢富要求中央党校办理房屋产权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出让金损失一节。根据现有政策涉案房屋只能办理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证，而谢富主张中央党校在实施搬迁时承诺的安置房屋为商品房。从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举证情况看，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对产权性质并未进行明确约定，而谢富提供的证据中使用了“商品”的表述；现中央党校作为搬迁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搬迁之初已经明确告知谢富安置房屋的性质，故中央党校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鉴于此，本院对于谢富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现有政策，经济适用房转化为商品房需要按照交易价格3%的比例支付土地出让金，该笔费用理应由中央党校承担。但鉴于谢富尚未取得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证，故其也未能实际办理商品房的产权证，从而导致土地出让金的金额无法确定；加之，土地出让金的金额是一个变量，为保护谢富相应的财产权益，本院对于谢富要求中央党校赔偿土地出让金损失的诉讼请求，暂不予支持；谢富可待实际办理商品房产权证后，另行向中央党校主张权利。关于谢富要求中央党校为x号楼加装电梯等诉讼请求，谢富虽主张中央党校承诺与党校职工住宅楼同等待遇，但针对该主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亦未予以约定；加之，上述事项已经超出了拆迁安置合同纠纷诉讼的范畴，故谢富的上述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判决如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为谢富办理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北里x号楼x门x号、x号楼x门x1号、x号楼x门x2号、x号楼x门x3号房屋的产权手续。二、驳回谢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27元(谢富预交35元)，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喜人民陪审员  王怀春人民陪审员  朱玉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凤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