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7273号原告：赵某1，男，194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芬，女，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系赵某1儿媳妇，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桂斌，北京市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某，女，200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兼被告赵某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7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天津良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1诉被告李某、赵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芬、赵桂斌，被告李某、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到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9．3．12日签订的《协议》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赵某2系赵某1次子，2017年11月1日因交通事故去世，李某系赵某2之妻，赵某系赵某2有抚养关系的继女，赵某2的母亲已于1989年去世。赵某2去世后获得各项赔偿款共计139万余元，均由李某收取。李某和赵某于2019年3月12日与赵某1签订《协议》，赵某1是该协议甲方，李某和赵某是该协议乙方，《协议》上约定“……X号宅院及宅院房屋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阻碍乙方对上述房屋进行翻建或新建……甲方承诺在收到上述20万元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索要任何钱款或分割任何财产……”。协议签订时李某并未将该协议全部内容如实告知原告，该协议内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原告向二被告提出撤销该协议，经多次与二被告协商未果，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相关规定，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李某、赵某辩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认为2019年3月12日的《协议》在性质上不同于合同法规定的一般性商事主体签订的协议类型，该协议系原被告以继承人身份就遗产房屋处置、获赔款项分配达成的一致，以继承人之间具备的亲属身份关系为依托而形成。所以，有别于合同法规定的一般主体达成的协议，故合同法中有关撤销合同的规定不应给予直接适用；2、2019年3月1日三被告签了一份《协议》，事后原告儿子、儿媳知道了这份协议的内容，儿媳张建芬就因协议内容与李某发生了争执，出现了殴打等股体冲突情况，当时也有报警。在此情况下，李某找到了赵某2的舅舅，为平息这份协议发生的家庭纠纷和冲突，在舅舅和各自亲戚的主持说和下又商量了涉案协议的内容，在商量过程中李某、赵某1、赵某2的舅舅、赵宝强及张建芬、李某的姐姐姐夫都在场。商谈好内容之后第二天通过村居法律服务人员代写了涉案协议，在当天上午（2019年3月12日）李某与赵某1进行了协议签字，形成了涉案协议。签字之后李某、赵某1、舅舅之子（薛凯）一起去银行办理了转款手续。3、协议的签订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的情形。涉案协议签订过程中不存在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的情形。151条适用的基本条件是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在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是显失公平的。本案双方在签约时均有家属参与，不存在一方处于危困状态的情形，对于双方处分的权利是明知的事实，不涉及运用专业能力进行判断的因素，相反双方均具有正常人的理智、协议性质是一个定量的财产分配性协议，不是一个要求等价有偿的实现交换价值的商事性协议，《民法总则》第151条应有之义与该协议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另外与151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并不相符。最后，被告认为争议与纠纷最能折射出真实的生活和内心，纠纷症结之所在无不源于原告事后反悔，狭隘地认为宅院房屋“旁落”他人，借以显示公平之名搅动诉讼，但双方的协议又岂是无缘无故之举，此等认识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私心”亦是不言而喻。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赵某1与赵某2系父子关系，李某与赵某2系夫妻关系，赵某与赵某2系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2017年11月1日，赵某2因交通事故去世。2018年，赵某1、李某及赵某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肇事车辆驾驶人及保险公司赔偿相应损失，经法院判决赵某1、李某及赵某共计获赔792826．75元。同年，赵某1、李某及赵某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赵某2的雇主赔偿相应损失，经法院调解赵某1、李某及赵某共计获赔60万元。2019年3月1日，赵某1（甲方）与李某、赵某（乙方）签订《协议》：一、赵某1愿意将自己享有的所有财产权益全部归乙方赵某所有，赵某在赵某1去世后受领属于赵某1的全部财产。二、李某保证继续悉心照顾赵某1，让老人安度晚年，并保证赵某1去世之前的生活水平与李某、赵某的生活水平一致。赵某1的饮食起居一切照顾由李某承担，李某也可以请保姆帮助李某一起照顾赵某1的生活。赵某1去世后，由李某负责送终安葬，费用由李某承担。三、双方承诺恪守本协议，永不反悔。四、本协议一式三份，赵某1保存一份、李某保存一份，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委会留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协议加盖了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村民委员会公章。2019年3月12日，赵某1（甲方）与李某、赵某（乙方）签订《协议》：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X号的宅院及宅院房屋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阻碍乙方对上述房屋进行翻建或新建；乙方同意将翻建或新建的房屋中的其中二间让甲方居住使用至去世（备注：该二间房屋的所有权仍归乙方所有）。二、乙方同意在签订本协议之日，给甲方转账20万元；甲方承诺在收到上述20万元之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索要任何钱款或分割任何财产，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除了在乙方翻建或新接建的房屋中的其中二间居住使用至去世）。三、各方承诺恪守本协议，永不反悔。四、本协议一式二份，各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在薛凯的陪同下，李某与赵某1前往银行转账，李某向赵某1转账20万元。庭审中，李某、赵某称赵某1大儿子及大儿媳妇知道2019年3月1日的《协议》内容后，曾就协议内容与李某发生争执与冲突。在此情况下，李某找到赵某2的舅舅薛玉荣，在薛玉荣和其他亲戚的主持下又商量了涉案协议内容。3月12日上午李某与赵某1签订涉案协议，协议签订过程无外人在场，由李某给赵某1念了一遍后签了字。赵某1则称李某未向自己告知涉案协议的内容，并称李某当时没有明确说拆哪个屋，自己不同意拆北屋，自己说赔偿款该给多少就给多少，赵学红当时说先给二十万元。本院先后向赵某2的舅舅薛玉荣及赵某2的表弟薛凯了解情况。薛玉荣称未见过涉案协议，还称当时赵某1和李某商量着要30万，李某同意了，但转账当天李某没带那么多钱，就说先转20万元，以后的钱再说。薛凯称因为不便参与二人家事，故签协议时并不在场，而是在门口等待，并未见过涉案协议，也未听当事人说起过。关于房屋翻建一事，薛凯称赵某1一开始同意翻建，后在签协议前又不愿意翻建房屋了。关于给付赔偿款的事，薛凯称赵某1想跟李某要30万元，李某找到自己，让自己跟赵某1商量给20万元，但自己未参与此事，双方应该是协商好了给赵某120万元。另查，赵某2系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X号院（以下简称X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宅院内现有北房四间、南房六间。又查，赵某1患有白内障，医院曾建议手术治疗。本院认为：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赵某1与李某于3月12日签订的《协议》，赵某1主张李某未告知协议内容，而李某则辩称自己给赵某1念完协议后方签字，双方说法不一。首先，李某称薛玉荣参与协商过程，但薛玉荣并未见过涉案协议。薛凯曾陪同二人转账，亦未见过或听双方提起过涉案协议。一般来说，双方既已达成合议，则会向相关人员说明协商结果。一来因他人帮忙协商、履行合同而告知他人结果此为常理；二来3月1日的协议曾引发争议，此时将涉案协议告知他人亦能作为见证。但双方却均未向他人提到过协议结果，故本院不排除赵某1方并不知情，李某不便透露协议结果的可能。其次，协议主要涉及房屋及赔偿款的分配问题，薛玉荣称李某同意给付赵某130万元的赔偿款，但因钱不够暂转20万元。薛凯未参与赔偿款的协商过程，对给付20万元赔偿款，薛凯亦只是推测双方可能达成了协议，薛凯亦提到签协议之前赵某1便不再同意翻建房屋了。上述证言与涉案协议内容均有出入，据此本院难以认定赵某1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了涉案协议。最后，赵某1年近80，且患有白内障，其行为能力虽不受影响，但其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较正常成年人相比较弱。法院在审理老年人签订的大额财物处分协议时，更应当重点审查相对方说法是否存在矛盾之处。李某与赵某1签订协议时，本可以通过全程视频或者邀请见证人等方式来证明双方意思的真实性，但其并未采取上述措施。现在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本院不宜采信李某的辩称。综上，赵某1因对方告知了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而导致自己陷于错误判断，现其要求撤销涉案协议的第一条及第二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赵某1与李某、赵某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签订的《协议》中第一条及第二条的约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赵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博见人民陪审员  许艳玲人民陪审员  李来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杨 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