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刑初403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廖占彬，男，1967年3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1989年12月26日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重庆市江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因本案于2018年8月16日被羁押,2018年9月21日被逮捕。现被押于广州市从化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胡昊，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以穗从检公诉刑诉〔2019〕3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廖占彬犯诈骗罪，于2019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穗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占彬及指定辩护人胡昊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至2017年5月期间，被告人廖占彬虚构其父亲是革命干部，可以为被害人王某裕的广州市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取得重庆市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00万元的模具生产业务。骗取被害人王某裕信任后被告人廖占彬多次以向长安汽车公司领导请客送礼等为由，先后骗得被害人王某裕共计1163760元。2018年8月16日17时许，被告人廖占彬被民警抓获。公诉机关并列举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勘验、辨认笔录、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认为被告人廖占彬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三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廖占彬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其没有诈骗王某裕，其并没有跟王某裕说过其认识重庆市长安汽车公司的高层，其实际上只在公司借了41000元，已经还款了，其手机和银行卡都在王某裕手上，是王某裕转钱到其银行卡，再拿其银行卡取钱给其前妻。指定辩护人胡昊提出的辩护意见认为被告人廖占彬与被害人王某裕之间的纠纷为欠款纠纷，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应为无罪，理由如下：1.根据被告人廖占彬的供述，被害人王某裕是一方面为了隐瞒其小老婆“杨某2”给江苏老家的妻子汇款，一方面为了能给“杨某2”解释钱的去向，故借长安公司的业务为由，私下借被告人的银行卡转账并提取套现，并通过承诺不需廖占彬归还及承诺给被告人买房，引诱被告人写下借条，事实上，被告人没有拿过这些钱。即使被告人有拿到这些钱，后在法院的调解下，被告人已签下一张945375.00元的借条，也尽自己所能还了4万元给被害人，可排除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目的，在客观上也不能认定被告人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金钱的行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2.根据被害人提供的短信息记录，不能查证138964200、138××××4712、138××××4367三个号码是被告人廖占彬使用或与被告人廖占彬有关联。3.被害人从2011年6月至2015年6月，仅以介绍、打点重庆长安汽车厂的模具业务为由，持续四年以汇款转账给现金给予的方式给被告人廖占彬金钱，不符合逻辑。根据被告人廖占彬的供述，长安公司的业务由王某裕广州公司的廖某3全联系，因廖某3全在广州来回不方便，便让被告人参与其中，被害人一直给被告人钱的原因是通过被告人的账户套现的同时可以避开杨某2，被告人不存在诈骗的行为。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7年5月期间，被告人廖占彬通过虚构其父亲是革命干部，可以为被害人王某裕的广州市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取得重庆市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公司”）2000万元的模具生产业务，取得被害人王某裕的信任后，多次以向长安汽车公司领导请客送礼、打点关系联系业务等为由，先后骗得被害人王某裕钱款合计1163760元。2018年8月16日17时许，被告人廖占彬被民警抓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指控提供并经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的证据证实，其中：1.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已年满十八周岁，应负刑事责任。2.抓获经过，证实2018年8月16日，被告人廖占彬因其儿子入伍到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安局高滩派出所进行政审时，派出所民警查询到廖占彬因涉嫌诈骗罪被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网上追逃，现场将廖占彬抓获。3.前科材料，其中（1）江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1989年12月26日被告人廖占彬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重庆市江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的拘留证、释放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侦查廖占彬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一案，于2013年5月30日对廖占彬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并于同年6月28日对廖占彬采取取保候审。4.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起诉状、拘留决定书、执行拘留通知书，证实被害人王某裕于2015年6月20日起诉被告人廖占彬要求偿还借款本金945375元及利息，其中事实理由部分中显示：“被告在2010年7月至9月期间在原告公司上班，被告自称在长安汽车公司上层有熟人，并夸下海口两个月可进入长安配套体系，当年9月被告辞职后，被告承诺没有产生效益不拿任何报酬，五年以来借口以帮原告办事的一两个人多种原因借钱，被告称从原告处借的钱不管怎样其都负责偿还，前后五年期间被告向原告借款945375元，因原告一直以来没见过长安公司通过被告向原告借钱的人，故要求被告将钱偿还。”2015年7月30日，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被告廖占彬偿还原告王某裕借款本金945375元，分期偿还。2017年5月25日因廖占彬未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且拒不申报财产情况，被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拘留十五日。5.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一张，证实自2010年起，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中没有“张某2”（电话138××××4200）和“徐某大”（电话138××××4712）两位人员信息及电话号码，财务部没有财务总监陈某（电话138××××4367），且不设立财务总监职称，经过筛选，公司有陈某员工两名，但均不从事财务工作。另外，公司模具开发业务均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凡进入公司供应商体系的需参加公开招投标，不允许私自进入，招投标进入后，也不会采用先垫付模具开发费用的运作模式，均由生产厂家在产品交付后体现。6.被害人王某裕提供的短信记录，证实短信内容中可见138××××4200、138××××4712、138××××4200、159××××2158、138××××4367、139××××7036等手机号码多次发送短信给王某裕，自称是长安汽车公司的人，内容中提及到廖占彬的身份和与廖占彬之间的关系（例如说廖占彬是他们多年的好兄弟，是兵器工业部的同事，廖占彬父亲是徐总裁父亲的老上级）、有关长安汽车公司业务供货事宜、向王某裕保证廖占彬在渝中区巴渝世家有房产，等等，并多次以各种理由借钱，让王某裕转钱到廖占彬的银行账户中。7.被害人王某裕提供的有被告人廖占彬手写签名的清单、收条、借条、承诺书，其中（1）“廖总资金经手清单”，证实2011年6月26日至2014年10月2日王某裕交付廖占彬现金或转账的情况，经统计共893260元（清单上的部分序号错乱，数额计算有误，显示为945375元）。（2）“结算清单”，证实2015年1月8日至4月24日王某裕交付廖占彬现金或转账的情况，共16笔86300元。（3）“承诺书”，证实2013年7月份由廖占彬作为承诺人所签署的，内容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预借模具款两千万，在2013年8月底前没有到位，如果现我的几位领导经证实是真的，可以原谅，如果是假的，造成后果由本人负责，如数退还以前支出账单款”。（4）借条、收条均为廖占彬签署，证实王某裕多次转款廖占彬用于“长安公司预付款到位的随礼费用”。被告人廖占彬签名确认上述材料均由其本人签名捺印。8.被害人王某裕、被告人廖占彬的银行账户流水，证实被害人王某裕多次转账给廖占彬的情况。9.证人王某芬的证言及辨认材料，称：在前几年的一天，我父亲王某裕在广州市从化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向我介绍廖占彬和廖占彬的情人，说他们能给公司介绍业务，让我接待，所有费用由我支付。后来，我有多次帮父亲汇款给廖占彬（账号不记得，户名为廖占彬），听父亲说廖占彬是以各种事由叫其汇钱的。廖占彬称他父亲是重庆市委退休老干部，与重庆市长安汽车公司老总很熟，能介绍长安汽车公司的汽车模具业务大约2000万元的项目，我父亲信以为真，并讨好他，廖占彬就编造各种理由，如疏通关系的业务经费，老总出车祸等理由向我父亲讨要钱财。事实上廖占彬并没有介绍到业务给我们公司。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以介绍业务为由诈骗其父亲的男子。10.证人王某的证言及辨认材料，称：我是于2011年在重庆市商铺做销售时与顾客廖占彬相识的。我与廖占彬确定情侣关系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但廖占彬没什么钱，他还瞒着我向我亲戚朋友借钱，我还帮过他还债。王某裕是在他过来找廖占彬时我才认识的。约在2011年11月份，我曾与廖占彬一起去广州到王某裕的厂里参观，但我不过问廖占彬的工作。王某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承诺给我和廖占彬买房，反而是廖占彬承诺过给我买房。139××××7036、139××××4442是廖占彬使用的号码。138××××4200手机号是廖占彬给我用的，后来移动公司要求实名制，我就把该号码登记在我名下。11.证人王某提供的借条、抵押合同和不动产复印件、出生医学证明，证实证人王某名下的房产由其个人单独所有，房款由其及母亲向亲戚朋友借款后支付，其与被告人廖占彬共同生育有两名女孩。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2011年至2016年期间与其同住，并共同生育两名女孩的男子。12.证人廖某1的证言，称：廖占彬是我的大儿子，他妻子叫李某1，儿子叫廖某3杰。我没有服过兵役，一直都是在家务农，根本不认识外面的大领导，也不认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更不认识该公司的老总。我的生活费都是本人务农而来的，廖占彬从来没有给家里钱。13.证人李某1的证言，称：我是廖占彬的妻子，与廖占彬生育有一子，两个女儿是廖占彬与王某所生的。13896114100号码是我儿子廖某3杰使用过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时候停用。139××××7036、139××××4442两个号码一直都是廖占彬使用的。我不知道廖占彬的工作情况。14.证人李某1提供的结婚证，证实证人李某1与被告人廖占彬为夫妻关系。15.证人赵某的证言，称：2017年8月份，因单位工作需要，我购买了138××××4200手机号码，在8月底就注销了，不清楚之前使用人的情况。16.证人王某全的证言，称：我在2017年7月份购买使用手机号码138××××4712，不清楚之前使用人的情况。17.证人胡某1的证言及辨认材料，称：廖占彬大约在六、七年前在我档口买过约五部手机（一部诺基亚仿真的N97手机、两部国产手机、两部苹果4手机）和两张尾号都是4200的SIM卡。2012年6月5日，廖占彬打电话联系我说别人欠了他的钱，要还钱，但他的银行卡不在身上，想借我的银行卡用，我便借给他了。然后当日10时46分我收到银行转账14000元，中午12时，我和廖占彬一起去工商银行ATM取钱，将14000元分五笔取现金（有四笔均为3000元，一笔为2000元）给廖占彬。后来我去银行打印账单流水得知该笔钱是广州市从化区的账号62×××28（后经查为王某裕的银行卡账号）转过来的。廖占彬的手机号码分别为139××××7036、139××××4442。证人胡某1提供的银行卡及银行流水清单，证实胡某1的中国工商银行卡的卡号为62×××24，账号为31×××07，2012年6月5日10时46分收到对方账号为62×××28的汇款14000元，12时许分别在ATM取款3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2000元。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2012年6月5日借用其工商银行收取别人转账14000元并通过ATM机取出现金的男子。18.证人李某2的证言，称：廖占彬曾于2012年租用我家二楼两年，2013年左右，我刚从长安汽车公司出来，没有工作，廖占彬就介绍我到王某裕位于重庆的莹淇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上班，王某裕安排我跟着该公司的汽配销售王某果学习。廖占彬口才很好，平时经常说自己很有本事，认识市里面以及其他的大领导，也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张某2”（听说是长安汽车公司的副总）和“徐某大”（听说是长安汽车公司的总裁），与他们的关系很好，经常与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打牌、吃饭，还说他父亲是老干部，干爹”是成都军区的大领导。廖占彬跟我说过他和王某裕在合作长安公司汽配方面的业务，他负责联系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从长安公司拉业务给王某裕做，还说等我在莹淇公司学成后就将长安汽车公司的汽配销售交给我做，直到我在2013年5月份离职时，廖占彬都没有拉到有长安公司的业务。廖占彬与他的情人王某生育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摆满月酒时我在现场，但是没有见到有“张某2”、“徐某大”等人。我听说过廖占彬有以打点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为由经常向王某裕拿钱，但是没有听说过王某裕通过廖占彬的银行账号转账给王某裕的前妻。经其辨认，证实证人王某就是曾与被告人廖占彬一起租住在其老家房子的女子。19.证人王某果的证言，称：我是2007年11月24日进入莹淇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任执行总经理、车间主任等职位，2010年5月份开始负责莹淇公司的汽配销售业务，2017年初离职。在担任汽配销售经理期间负责汽配所有业务，主要向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十堰地区）供货，供货内容为汽车的内外装饰件。高某负责摩托车配件的所有业务。2010年的一天，廖占彬到莹淇公司应聘销售经理，但没有正式入职，也没有在莹淇公司做过具体的销售工作。直至2013年左右，王某裕跟我说廖占彬声称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可以介绍长安公司的业务给他在广州从化的红光摩托车配件厂做。廖占彬说他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可以介绍长安公司的配套业务给王某裕，经常找各种理由以请客送礼疏通关系等为幌子找王某裕拿钱，王某裕有时安排我去送钱给廖占彬去打点关系。记得在2014年上半年左右，我在重庆市曾家岩轻轨站帮王某裕给了廖占彬一笔钱（分两次，一次是8000元，一次是10000元），当时王某裕不在重庆，廖占彬找他要钱，说是去搞关系接长安公司的业务，王某裕让我送钱给廖占彬。还有一次是在重庆市上清寺的大礼堂，王某裕安排我给廖占彬送钱用来打点关系；还有一次是晚上，在重庆市观音岩，王某裕让我给廖占彬送钱，当时廖占彬在打牌；还有一次在，我和王某裕一起去找廖占彬，当时王某裕找我借了一笔钱给廖占彬；还有两三次王某裕在外地，说要给钱给廖占彬去搞关系，他自己手上没钱，让我借钱给他，我就通过我的银行卡转账给王某裕。上述我知道或者参与送钱给廖占彬是因为王某裕不在重庆或者王某裕说自己没有钱找我借，其中我亲自送的都是现金，其他都是我转账给王某裕，王某裕再转给廖占彬，前后通过我这里出去的给廖占彬的钱约五万元左右。事后，王某裕全部都还给我了。但是廖占彬从来没有成功介绍到业务给王某裕的公司。我在王某裕的车上有听到廖占彬打电话给所谓的“张某2”、“徐某大”，但我不确定是否是真的是在打电话给“张某2”、“徐某大”。有一次廖占彬带了一个女的、两个小孩来莹淇公司，廖占彬介绍说是他老婆和小孩，他们是来找王某裕的。公司没有人叫廖某3全，但有个叫廖某2的人在广州从化区的红光配件厂负责销售业务。我没听说过王某裕有通过廖占彬转钱给他的前妻。廖占彬曾经说过他父亲是重庆市的老干部，长安汽车公司的“张某2”、“徐某大”都是他父亲培养出来的，过年的时候他们都去廖占彬家里给廖占彬的父亲拜年，他还说他前妻是在海关工作的。我记得廖占彬有去过几次从化，还有一次廖占彬带王某裕一起去南京，说是长安汽车公司有一项业务，让王某裕提前准备好模具，当时我也一起去了，廖占彬还带着他那个年纪较轻的老婆去。去完南京后，廖占彬没有说成那项业务。廖占彬完全是虚构事实，以我对模具业务的了解，如果没有达成供货协议，上游厂家是不可能让供货配件的公司先开发模具的，配件厂家如果没有供货协议，也不可能拿到配件模具的数据。平时廖占彬与我联系的电话是139××××7036。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以介绍长安汽车公司的配套业务为由，多次向王某裕拿钱的男子；证实证人王某就是廖占彬所介绍的廖占彬老婆。20.证人杨某1的证言，称：2010年左右的一天，我通过丈夫王某裕介绍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的一间茶楼和廖占彬及一个姓木的男子见面，我听廖占彬称那男子为“木总”，说是长安汽车公司配套的老总。当时廖占彬声称和长安汽车公司的老总认识，可以找关系帮王某裕名下的在广州从化的红光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联系生产汽车配件业务。廖占彬没有在莹淇公司上过班，但是他来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廖占彬介绍他的一个亲戚来上班。在我认识廖占彬的这几年时间里，他一开始说他父亲是政府高干，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老总，他自己也有关系联系到长安汽车公司的配套业务，将业务给王某裕做，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以打点关系等各种理由向王某裕要钱，以便能拿到长安公司的配套业务，有一次以长安汽车公司的财务总监家里有事为借口找王某裕拿了一笔钱，还有几次是说长安公司的某个领导有急事需要用钱找王某裕拿钱。另外，廖占彬经常叫王某裕一起出去办事，王某裕不在的时候他就安排莹淇公司的员工去。王某裕是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给廖占彬钱，这些钱都是王某裕私下给他的，有时王某裕手上没钱就找朋友借钱给廖占彬，没有通过莹淇公司账户给廖占彬转账。另外，王某裕也不会通过转账给廖占彬，然后让廖占彬转给王某裕前妻的这种方式给他前妻转钱，他可以直接转给他前妻，因为我认识王某裕之前就知道他的婚姻情况，我和王某裕保持各自的经济独立，他要转钱给前妻我是不会阻拦的。莹淇公司主要生产汽车、摩托车的塑料件和灯具，汽车主要是向东风小康供货，摩托车主要向宗某、银翔、力帆等几个工厂供货，一直没有向雅马哈供过货。莹淇公司只有两个销售部门，王某果在公司负责汽车配件销售，2017年离职；高某负责摩托车配件销售。而陈某之前是我家里的保姆，2014年就不做了。廖占彬有两次来我莹淇公司里面见过陈某，陈某没有在我莹淇公司上过班。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自称认识长安汽车公司领导，可以帮助王某裕拿到长安汽车公司配套业务，并多次以此为借口找王某裕拿钱的男子。21.证人高某的证言，称：我从2004年开始在红光重庆分公司（现叫重庆莹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从2010年开始负责摩托车销售业务。我是通过王某裕认识廖占彬的，廖占彬当时说是帮王某裕的红光公司进入长安公司供货体系，搞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记得廖占彬曾经和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过他父亲是大领导、老干部之类的，他和他父亲均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大领导，可以帮王某裕的厂进入长安汽车公司认可的供货单位，并且可以搞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在饭桌上或在车上的时候，廖占彬经常以用于接待等理由让王某裕转钱。廖占彬跟重庆莹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是公司员工，没有在公司工作过。廖占彬的角色就是帮王某裕搞到长安汽车公司业务的一个中间人，但是到现在，莹淇公司和红光公司都没有与长安汽车公司有业务来往。我没有和廖占彬做过业务，我们公司或部门也没有叫廖占彬去做过相关的业务。陈某是杨某1家的保姆，不参与公司业务。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曾经说帮王某裕介绍进入长安汽车公司供货体系的男子，该男子并非是莹淇汽车部件公司的员工。22.证人廖某2的证言，称：我于2007年入职从化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于2013年离职，当时的职务是汽配事业部部长。2008年我在从化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通过王某裕的介绍认识廖占彬。据我所知，廖占彬没有正式入职莹淇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不用在公司上班，只是挂职的。我跟王某裕和廖占彬吃过几次饭，由于我们公司想接长安汽车公司模具业务，但是我们公司资质介于合格和不合格之间，需要有长安汽车公司领导全力推荐才有机会，然而当时廖占彬在饭局上说他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高层，可以帮王某裕弄好，他还说他父亲是重庆市委书记的第二个儿子，他哥哥是重庆市的组织部长。后来因为廖占彬用了不少王某裕的钱去打点长安汽车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王某裕就提出想见一下长安汽车公司的相关领导，所以就叫廖占彬安排见面，并叫我陪同。当时大约是在2012年左右，王某裕开车载着我和廖占彬一起去长安汽车公司，在去之前王某裕说廖占彬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叶某，廖占彬说介绍给王某裕认识，但是当我们去到长安汽车公司的门口时，廖占彬打电话给所谓的熟人都无效，门卫仍无法确认我们三个的访客身份，不允许我们进入公司。后来我看不过去，就动用我的个人关系联系到长安汽车公司研究院的老王，才能进入长安汽车公司，王工并给了长安汽车公司叶某的电话让我联系，但是和叶某见面后，叶某和廖占彬连招呼都没有打，根本就不认识廖占彬。叶某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想接长安汽车公司的模具做，叶某就跟我们谈入场条件，廖占彬在场没有出声，在临走时，廖占彬问叶某拿名片，叶某拒绝并离开。于是我觉得廖占彬根本就不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相关高层，事后便向王某裕说明我对廖占彬的看法。廖占彬并没有给王某裕介绍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王某裕跟我说过很多次他给廖占彬钱去打点联系长安汽车公司业务，还告诉我廖占彬要用钱给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及父母生日买礼物、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甚至给长安汽车公司领导充话费等等。我曾开车载王某裕去银行转钱给廖占彬，王某裕并没有叫过我将钱给廖占彬，没有经过我手。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以介绍长安汽车公司的模具业务为由，多次向王某裕拿钱的男子。23.证人杨某1华的证言，称：大约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我在红光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工作。在工作期间，并没有和廖占彬共事过，也不认识他。24.证人张某1、娄某1的证言，称：2011年至2016年期间，廖占彬和他的老婆一直租住在重庆市渝中区华一坡32号9-2并生育两个女孩，房租约每月1000元，期间廖占彬欠过房租。听说廖占彬离过婚，和他租住的女性是他第二任老婆，廖占彬跟我说他是开工厂做大生意的，他老婆则在家带小孩。经证人张某1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2011年至2016年期间租住在重庆市渝中区华一坡32号9-2房，与他老婆一起生活并生育两名小孩的男子；证实证人王某就是2011年至2016年期间与廖占彬一起租住在重庆市渝中区华一坡32号9-2房并生育两名小孩的廖占彬老婆。经证人娄某1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2017年前曾租住重庆市渝中区华一坡32号9-2房的姓廖的男子。25.证人严某的证言，称：我和王某裕于2005年离婚，离婚后王某裕没有给过我钱，我也不需要王某裕的钱生活，我并不认识廖占彬。26.被害人王某裕的陈述及辨认材料，称：廖占彬是我在重庆市杨某3人才市场招聘上认识的，2010年7月份至9月份廖占彬在我厂工作，9月份已经不在我厂工作，每个月工资4000元，没有别的提成等费用，他总共在厂工作两个月，期间没有提供过任何发票给我。建设摩托车厂、雅马哈摩托车厂、银翔摩托车厂、宗某摩托车厂在廖占彬入职我厂前就一直有业务来往，并分别由我厂杨某1、王某果、高某、杨某1龙等人负责联系业务，与廖占彬无关。当时廖占彬找到我说他父亲是革命老干部，和长安汽车公司的总裁、老总的父亲是兄弟、革命战友，他可以通过他父亲的关系介绍我接到长安汽车公司模具业务，该业务有2000万元的开发费可以给我厂作为开发模具经费，到时候接到业务，我们就合股做，然后廖占彬拿提成，我同意，便留了联系号码给廖占彬。过了几天，有一个自称是重庆市长安汽车公司的张某2用手机发信息给我，说他与廖占彬是很好的朋友，以后要多联系，但是每次我打电话给他时，他都不接听电话，发信息说接听电话不方便，要以发信息的方式联系，于是我们经常以发信息的方式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张某2说他家有事，问我借2万元，把钱转到廖占彬的账号，到时候再由廖占彬把钱给张某2，我没有那么多钱，便说借1万元，于是到从化街口的农业银行转账1万元给廖占彬。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自称是重庆长安汽车公司总裁的徐某大发信息给我，叫我多关照张某2和廖占彬，一个自称是长安汽车公司的财务总监陈某（陈总监）也发信息给我，说长安汽车公司有个2000万元的模具业务准备给我厂做。后来廖占彬来我厂帮张某2视察工作，视察完叫我给点钱让他回去买东西给张某2，于是我给了几千元。之后每逢过年、中秋节前，他们都会发信息给我说需要钱打点公司领导，叫我转账给廖占彬，有时廖占彬也会亲自过来拿钱，都是拿3万元至5万元左右，我转账的话会有转账记录，廖占彬过来拿钱的话，我就叫廖占彬写收条，有时数额比较少的话就几次一起签。廖占彬问我拿钱时说是逢年过节要打点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要请客送礼品，有时候说家里人生病需要花钱，叫我先预付提成款。因为廖占彬说他可以帮我接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该业务有2000万元模具开发费用，到时候如果2000万元汇给我公司后，他在我这里所拿的钱可以从他的提成中减去，我相信了便给他钱。因为时间太久了，交易的银行凭条看不清楚，我怕廖占彬不认数，就在2014年10月16日廖占彬再次找我拿钱时，叫廖占彬在“廖总资金经手清单”确认后签名每一笔，2011年至2014年我给廖占彬的钱共计893260元，这与廖占彬有核实过，但是清单上记录的顺序和计算的总数可能有误差，后来起诉至法院，法院应该也没有详细统计，以893260元为准。当时我还以为廖占彬可以介绍到业务给我，因为他曾在2013年给我写过承诺书，在签这些数据单的时候，廖占彬口头承诺说一年内如果没给我办成事就会退钱给我。另外，2015年廖占彬以帮我打点关系和借钱为由拿了我86300元，这些钱都是我通过给现金或汇款的方式给廖占彬，以“结算清单”中所记录的款项应该以书面为准，这也是经过廖占彬签名确认的。还有一部分廖占彬没有签名确认的，有相应的汇款凭证和记录：2014年10月25日给廖占彬2000元，2014年10月30日给廖占彬23000元，2014年11月25日给廖占彬4000元，2014年12月31日给廖占彬4000元，2015年1月9日给廖占彬1200元，这些钱廖占彬说都是为我找关系的对象的医药费。还有，2013年6月21日我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汇款10万元给廖占彬，2014年1月21日我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汇款5万元给廖占彬。经过统计，廖占彬从我这拿了1163760元。廖占彬是2011年6月份说帮我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到2014年6月份，我认为已经这么长时间应该有效果了，廖某2（当时我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于2016年5月离职）也建议我应该去长安汽车公司跟公司领导见面，于是2014年6月份的某一天，我主动打电话约廖占彬带我和廖某2一起去见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廖占彬同意了，然后我们三人驾车去长安汽车公司，到达后该公司门口保安说没有接到放行的通知，不给我们进去，廖占彬跟在我和廖某2后面无动于衷，我问廖占彬不是说认识长安公司的老大，廖占彬说他没有事先约好，可能公司的老大在开会，我看廖占彬的样子应该是没有办法了，于是就叫廖某2通过他自己的关系找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中层（长安汽车公司研究所的人），是个女的，带我们三个人进了长安汽车公司的研究所，我们就在研究所里谈怎样才能接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研究所的那个人说要研究所直属领导叶某才有权决定，当时廖占彬一听到叶某，就说他认识，是老熟人，并问叶某在哪栋楼办公，之后廖占彬问我们去不去，我不想去就叫廖某2跟他去，我在叶某办公楼下等。大约过了二十五分钟，他们下楼，我问廖某2什么情况，廖某2说廖占彬根本不认识叶某，在那里只是想跟叶某套近乎，没有说过任何业务的事情。当时我还不知道廖占彬是骗我的，我只是想要回钱，所以在2015年到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起诉廖占彬，法院于2015年7月6日受理我诉廖占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当时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我和廖占彬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廖占彬答应自愿偿还我借款本金945375元，分期偿还（2015年8月20日前偿还本金30万元，2015年11月20日前偿还本金20万元，2016年1月30日前偿还本金10万元，2016年5月1日前偿还本金20万，余款145375元于2016年9月30日前付清），若廖占彬任意一期未按时偿还，我有权就剩余全款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在这之后，廖占彬没有还到钱，于是我在2016年11月10日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在前廖占彬告诉过我他在重庆有三套房产，当时我有问过陈总监并通过陈总监确认了的，但是法院在强制执行时调查发现廖占彬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起诉廖占彬后，廖占彬依然跟我说能给我拉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需要钱打点，在法院调解后，廖占彬给我电话说还有项目介绍给我，说之前答应我的还会给我办成，当时我相信了，所以又陆陆续续给廖占彬转钱。在法院强制执行前，廖占彬还以张某2的老丈人受伤住院，急需用钱等原因，共向我借了64200元（其中30000元是于2016年5月11日我通过本人广州农商银行卡在柜台转给廖占彬；20000元是于2015年4月22日我以现金的形式给廖占彬，有欠条为证；5000元是于2016年4月22日我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给廖占彬转账的，有转账单；1200元是于2015年5月31日转账给廖占彬的，有转账单；8000元是于2015年6月10日我转账到廖占彬银行卡上的，有转账单）。后来从2016年11月份开始我联系不上廖占彬，感觉不对劲，就于2017年5月23日亲自去四川省邻水县高滩镇乐游庙村找廖占彬家，没找到，便问村民了解廖占彬的情况，村民都说廖占彬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他的父亲是农民，并非如廖占彬所说的是革命老干部，廖占彬本人及其父亲均与长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才知道廖占彬骗了我，于是报案。廖占彬名下的银行账号有三个，其中农业银行两个，分别为62×××14、622848047084840510,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62×××07。还有一个叫胡某1的账户，账号为10×××17。廖占彬的电话号码为139××××7036，张某2的电话号码为138××××4200，陈总监的电话号码为138××××4367，徐某大的电话号码为138××××4712。廖占彬的手机号码是他入职我厂前已经使用的，是他自己的，我从来没有拿过他的手机，更不可能拿他手机发信息。我也一直没有拿过他的银行卡使用，更不可能拿他的银行卡套现。廖占彬都是当着我的面亲笔签署承诺书、收据等，在这过程中完全没有违背他的意志，是他自愿签署的。我提供的短信汇编原件在我的旧手机，由我工厂在前的一个员工从我手机提取到电脑上，并编辑好成文本打印出来的。王某是廖占彬的情人，2011年8月份我和廖占彬吃饭时，廖占彬带过来给我介绍的，我和她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也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及其他关系，我也没有承诺给她任何利益。经其辨认，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就是多次诈骗其的男子。27.被告人廖占彬的供述及辨认材料，称：（2018年8月16日）2011年至2016年我在重庆江津区王某裕的一个车辆零部件公司当副总，工资是每月15000元加提成，但是只给我发了一个月工资。后来王某裕都是以借钱、差旅费、住宿费等形式给我。2017年上半年，王某裕因经济问题和我扯皮，重庆市九龙坡法院判决我欠王某裕九十多万，我们双方进行协商具体怎么还钱，还签订了协议，我一共只还他二十万，其他的都不算了，两年内还清。另外王某裕还叫我回公司上班，但是我不去。我们之间只是经济纠纷。2017年9月20日我还了四万元给王某裕。（2018年8月21日）2010年4月份，王某裕高新聘请我到重庆市九龙坡区的莹淇摩托车配件厂任销售经理，每个月工资15000元，后来只发了试用期的4000元现金，之后直至工作到2016年，都没有给我发工资，我要拿工资的话就找王某裕借资我的工资。我共向王某裕借资了30多万元工资，有时王某裕写好借条让我签名，有时我自己写借条，有时是王某裕亲手给我现金，有时是王某裕叫厂财务给我现金，有时是转账到我银行卡上（中国农业银行卡和农商银行卡，是厂帮我开好发工资用的，现已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收缴了）。后来我不想再上班了，王某裕就去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告我。我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莹淇摩托车配件厂使用的电话号码是139××××7036，现这个号码已给厂收回去了。（2018年9月4日、9月6日、10月24日）我和王某裕是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宗某三机公司认识的，后来到了2010年4月，我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的杨某3人才市场招聘员工时再次见到王某裕，王某裕邀请我到他的重庆市莹淇车辆配件厂做销售经理。我刚进厂工作时，工厂的效益不佳，我把销售提升上去，前两个月王某裕给我发了四千元，第二个月一万元左右，因为王某裕说厂里资金紧张，不够周转，之后我就没拿过工资。我平时经常出去跑业务，需要用到经费时，王某裕会几千元几千元地转给我，具体数目都是我根据当时的需要报给他的。这种情况维持一年多后，我直接在外面联系业务，不回办公室，经费由王某裕直接给我，我的工资也没有结算过，直至2015年我不干了。我刚进厂几个月，王某裕介绍他的侄女王某给我认识，后来我与王某发展成情人关系，后来王某裕承诺在重庆买套房子给我和王某生活，但一直没有兑现。我收钱的银行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14），另一个是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号62×××07），这两个银行卡都是王某裕用我身份证开户的，他告诉我是用来处理公司业务的，我拿王某裕的钱是用于开展业务应酬等工作，有时除了银行转账外王某裕也会给我现金，有时王某裕会拿我的银行卡用于提现，他先是将钱转到我的银行卡，然后提现金给他在江苏的原配老婆。因为他小老婆莹淇厂的杨某2看他看得紧，王某裕就瞒着她通过我的银行卡转钱。我不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人，在王某裕公司工作的期间，没有接触过长安汽车公司的人，我父亲一直都是在家务农，没有当过兵，不是老革命。我没有和王某裕说过我有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高管，没有说过帮王某裕取得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王某裕也没有转钱给我用于打点长安汽车公司的高层。王某裕和我的借贷纠纷主要是从长安汽车公司开始，一开始是在王某裕广州公司工作的廖某3全联系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当时廖某3全到重庆出差，他和王某裕叫上我一起去长安汽车公司，我和他们去了两次。当时他们谈的是长安汽车车标的供货业务。后来因为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联系常常用到钱，王某裕就往我银行卡打款，他随后把钱提现套走，用于长安汽车公司联系，都是王某裕自己去和长安汽车公司应酬的，我没有参与。因为王某裕怕杨某2问及钱的去向，就私下和我沟通，叫我签欠条，好让他向杨某2交代，他不会向我追这些钱的。当时我相信他会给我和王某买房子，就同意了。直至我和王某分手，王某裕就到法院起诉我。名为“廖总资金经手清单”的手写文书复印件，签署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该清单内容是王某裕书写整理的，我有看过且清楚内容的，总额是945375元，下面的签字和日期是我本人签署的，当时是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署的，我没有异议，因为王某裕当场明说不用我归还。名为“借条”的文书，借条金额为945375元，签署日期我2014年10月17日，该文书也是在九龙坡区法院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署的，是我本人签名。名为“收条”（签署日期为2015年4月22日）和“承诺书”（签署日期为2013年7月11日）的复印件，这两份文书内容是我本人书写的，“收条”是写在银行业务单据上的，“承诺书”是写在空白的A4纸上的，我是清楚的并同意这样写的，当时王某裕说这样写他就可以给杨某2看，可以交代他所用的钱去了哪里。还有其它的结算清单、收条、借条、“情况说明、经收条”，都是王某裕书写的，签名和日期是我本人签名，我都是查看过后清楚内容再签名的，都是同意上面的内容。王某裕起诉我的案件是没有开庭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法院主持我们和解了，当时还有一份民事调解书，内容大概就是我承认欠了王某裕945375元，然后分期还钱给王某裕。当时法院给我们调解了三次，前两次没有调解成功，在第三次调解前，王某裕跟我说，这个欠款只是手续问题，我签了以后不会找我还，只要我继续在他厂内上班，所以我相信他，没有提出异议就同意和解了。当时给我们调解的法官可以证明王某裕有说过我不用归还钱，并叫我不要提这个事了，所以我按照他们的说法去做，承认了欠款，同意和解。调解结束后，我还继续在莹淇公司做业务，到了2015年冬天离职。当我离职后，王某裕开始不停地追我还钱，一开始王某裕找追债公司来我租住的地方找我，因怕影响我老婆李某1和儿女，我还了4万元，后来我搬走了就没有还过钱。我在2018年3月份前一直使用手机号码139××××7036，后来因为王某裕老是给我打电话要钱，所以就停用了，换了手机号码139××××4442，避开王某裕。我曾在重庆渝中区手机市场的一手机店内购买过尾号都是4200的手机卡，手机号码忘记了，现一个给我的情人王某用，一个给我儿子用（后来被告人又称不是买了两个尾号4200的手机卡，而是一个尾号4200的手机卡和一个尾号100的手机卡，号码138××××4200给王某使用，尾号100的给儿子廖某3杰使用）。我从来不会使用短信，我个人手机号139××××7036与王某裕手机号136××××8446的短信不是我发的，是王某裕自己发的，他经常以查看我的工作情况为由拿走我的手机，有时拿一会，有时拿一两天，现在手机已经被我丢了。经其辨认，证实被害人王某裕就是在法院起诉其的男子。28.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示意图及现场照片，证实红光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温泉大道220号，现场未见可疑痕迹，其余未见异常。29.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提供的手机号码开户资料电子数据及光盘，证实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于2017年12月底查询，手机号138××××4200注册人为赵某，手机号139××××7036注册人为廖占彬，手机号138××××4367未实名注册，手机号138××××4712注册人为王某全。以上证据，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法庭调查查证属实，证据确凿、充分，且各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廖占彬的上述行为。关于被告人廖占彬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经查，有被害人王某裕的陈述、被告人廖占彬手写签名的清单、承诺书、借条、收条及手机短信记录、银行账户流水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廖占彬向王某裕称他父亲是革命干部，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可以帮助王某裕进入长安汽车公司的供货体系并获得模具预付款两千万元，后有多名自称长安汽车公司领导的人通过手机短信与王某裕联系，短信信息内容提及到廖占彬的身份、他们与廖占彬之间的关系和长安汽车公司业务供货的事情，会给长安汽车公司的两千万元模具业务准备给王某裕的厂做，并多次与廖占彬以各种理由向王某裕借钱，王某裕有时转账到廖占彬的银行卡中，有时给廖占彬现金，廖占彬承诺拿到两千万元的预付款项后所有借款可以从他本人的提成中扣除，2015年王某裕起诉廖占彬后，廖占彬仍以联系和打点关系为由向王某裕借款，后直至王某裕到廖占彬老家调查才知受骗，共计被骗1163760元。有证人胡某1的证言及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证实廖占彬曾向其购买过五部手机和两张尾号为4200的手机卡，并借用其银行卡接收62×××28（王某裕）转账的14000元后取现。有证人王某芬、李某2、王某果、杨某1、高某、廖某2的证言均证实廖占彬有说过他父亲是老干部，与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认识，可以帮王某裕介绍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做，并经常以用于接待、打点关系等各种理由向王某裕拿钱，但实际上廖占彬并没有为王某裕拉到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其中王某芬、王某果曾多次帮王某裕给钱给廖占彬；廖某2也曾开车载王某裕去银行转钱给廖占彬；廖占彬安排李某2到王某裕的公司工作，告诉李某2他和王某裕合作长安汽车公司汽配方面的业务，并承诺将长安汽车公司的汽配销售交给李某2做；王某果在车上曾听到廖占彬打电话给所谓的长安汽车公司的张某2、徐某大；杨某1、高某、廖某2在与廖占彬吃饭见面时有听到廖占彬声称他父亲是高干，和长安汽车公司的老总认识，可以找关系帮王某裕联系生产汽车配件业务。有证人廖某1的证言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被告人廖占彬的父亲为农民，不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长安汽车公司并没有张某2、徐某大和财物总监陈某等人。综上，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廖占彬在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可以帮被害人王某裕取得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却自称其父亲是革命干部，认识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可以帮助王某裕取得长安汽车公司的模具业务和两千万元模具预付款，且王某裕确有收到自称是长安汽车公司的张某2、徐某大和财务陈总监的短信，短信信息内容为廖占彬是他们的好朋友，要多关照廖占彬，且会给其公司的两千万元模具业务准备给王某裕的厂做，基于此，王某裕陷入错误的认识，以为廖占彬与长安汽车公司的领导为熟悉的密切的关系，廖占彬可以帮其取得长安汽车公司的业务，在廖占彬以向长安汽车公司领导请客送礼、打点关系等为由向王某裕要钱时，由于出于对被告人廖占彬的信任，王某裕先后多次转账或给予现金给廖占彬，共计1163760元。由此可见，被告人廖占彬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有实施以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财物，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至于被告人辩称是王某裕为避开杨某1而转钱到其银行卡，再取现给王某裕前妻，其只向公司借款41000元的说法，有证人证言及银行流水证实王某裕与前妻严某离婚后，严某并不需要王某裕的钱，王某裕也没有给过钱，杨某1也不会阻拦王某裕转钱给前妻，王某裕更不会通过廖占彬转账给前妻，王某裕也没有通过公司转账给廖占彬，被告人的辩解与多名证人证言及书证明显矛盾，也无相关证据支持。故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没有诈骗，不构成诈骗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廖占彬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因本案违法所得的财物，依法予以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廖占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30年8月15日止），并处罚金100000元，该罚金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由本院上缴国库。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廖占彬犯诈骗罪的违法所得，追缴后返还给被害人王某裕1163760元；追缴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向上述被害人退赔，退赔数额以前述追缴数额为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殷永东人民陪审员  邓志英人民陪审员  何 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梁开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