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6行初117号原告杨大英，女，1949年5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铜仁市人，居民，住铜仁市。原告张敏，女，1971年7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居民，住贵阳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夏熙华，男，1947年10月18日生，羌族，住铜仁市。原告杨大华，男，1963年6月20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石阡县人，居民，住石阡县。被告贵州省石阡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田运栋，县长。委托代理人范永国，石阡县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黄可尧，石阡县龙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杨大华、杨大英、张敏诉被告石阡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一案，于2019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大华、杨大英、张敏的委托代理人夏熙华，被告石阡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永国、黄可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大华、杨大英、张敏向本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按照征收补偿协议书约定将位于石阡县西门广场二号楼A栋第二层对应位置58.24㎡门面房交付给原告。2、请求法判决被告支付未交付第二层对应位置58.24㎡门面房产生的经营性损失3万元。（从2018年4月起计至今）。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24日，因石阡县西门广场项目需要，原告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协议书，约定房屋宅基地调换经营性用房，房屋宅基地面积120.24㎡,按1:1的比例调换一层经营性用房面积71.71㎡，剩余不足部分48.53㎡，按照1:1.2比例调换二层经营性用房对应位置，面积为58.24㎡。后因家庭内部分配矛盾，原告之间通过诉讼，由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6民终380号判决书予以确定了各方的比例。2018年年初，新建的A栋回迁楼竣工。同年4月8日，原告向被告索取应得的二楼对应位置经营房时，才知道该房早已被被告划拨给了邻居蔡姓。被告的行为既未告之原告，又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其行为明显违法。同时，因其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至少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石阡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本案应当是民事案件而非行政案件。石阡县人民广场项目原是2002年贵州长青公司和重庆宏帆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宏帆公司）联合开发的，后变更为重庆宏帆公司一家独自开发。由于拆迁难度大，到2015年仍然有五十五户未拆迁，原告家也是其中一家，后来是开发商同意他们原地安置后，才全部拆完。由于该项目不是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项目，政府不能强制拆迁，当时征补办只是做协调工作，拆迁协议是重庆宏帆公司与拆迁户签的，不是征补办签的，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拆迁许可的拆迁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行政主体）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以说，本案原告方以行政案件起诉答辩人是错误的，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本案原告的请求不属于答辩人职责范围。原告方起诉的是要求按拆迁协议兑现其回迁的房屋，而不是认为协议签订有问题，是履行协议的问题，既然是履行协议的问题，那么履行协议的义务主体应当是签订协议的相对方，而不是石阡县人民政府，拆迁协议的相对方是重庆宏帆公司，原告应当起诉重庆宏帆公司，而不应起诉答辩人。三、从协议履行的过程来看，原告方一直是和重庆宏帆公司打交道，而不是和县政府打交道。本案诉争的拆迁协议是原告方和重庆宏帆公司签订的，交房也是重庆宏帆公司移交给原告方的，与答辩人没有关系。至于重庆宏帆公司没有按协议履行，原告方只能起诉重庆宏帆公司，而不应起诉答辩人。被告提交的证据：1、石府发[2002]27号文件、石府发[2004]94号文件、石府发[2005]73号文件。证明广场项目是2002年的老项目，拆迁人是贵州长青公司、重庆宏帆公司而不是征补办的事实。2、公证书一份。证明2004年拆迁是以开发商为拆迁人的事实。3、原告与重庆宏帆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方是与重庆宏帆公司签订协议，履行协议的义务主体系重庆宏帆公司而非石阡县人民政府。4、交房资料五份。证明交房一方是重庆宏帆公司而非被告，原告起诉被告错误。原告质证认为，当初签合同是在征补办的办公室里签订的，没有重庆宏帆公司的人，重庆宏帆公司的签字是后面补签的，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适格；2、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6民终38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诉讼标的纠纷已经人民法院判决确定；3、关于要求归还二楼对应位置经营性用房申请。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归还；4、石阡县房屋征收协议书。证明原告在拆迁中获得补偿的具体情况；5、《石阡关于对汤山街道万寿社区杨大华、杨大英共同要求归还二楼对应位置经营性用房等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复查申请书》;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申请的过程及被告最终不履行的答复；6、西门广场四户二楼对应位置经营房安置图等部分平面图和对照表。证明被告所称情况与事实不符；7、照片。证明实际情况参照图。被告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原告的身份没有意见；对于2号证据民事判决书本身没有意见，判决书讲的对应位置，是根据拆迁协议作出判决，房子尚未移交；3号证据申请书交到征补办是事实，但应该交到重庆宏帆公司；4号证据拆迁协议没有意见，同时证明房屋征收单位是重庆宏帆公司；5号证据答复意见中载明征补办是协调单位不是拆迁单位，对于拆迁问题征补办是协调单位，不予受理是按信访接待的；6号平面图对照表是原告单方制作，不认可。7号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尚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且经核实，涉案房屋二楼不存在因对应位置原因而无法交付的情况，且即便无法准确对应，也可以相邻一楼门面最近的二楼门面予以确定。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02年12月1日，石阡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石阡县人民广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对包括原告房屋在内的房屋进行拆迁，且明确贵州长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次拆迁的拆迁人，并安排石阡县城镇建设指挥部协助拆迁工作。2004年10月18日，石阡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变更人民广场项目开发商的通知，同意贵州长青房地产开发公司退出项目，由重庆宏帆公司继续履行原长青房地产公司原合同义务。10月20日，石阡县人民政府（作为甲方）与重庆宏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石阡县人民广场投资开发项目合同，明确甲乙双方共同成立拆迁指挥部，负责人民广场建设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2015年11月24日，杨大华作为原告代表与重庆宏帆公司签订房屋征收协议书，其中对原告原宅基地120.24平方米调换为一层经营性用房面积71.71平方米和二层对应位置经营性用房58.24平方米。2018年4月期间，拆迁安置工作基本完成，原告在接收一层71.71平方经营性用房后，发现对应的二层经营性用房被安置给他人，故诉至本院，提出如前诉请。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提出“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拆迁许可的拆迁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行政主体）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辩解理由。经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未规定上述内容，且该条例已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故虽然涉案房屋征收协议书载明征收单位为重庆宏帆公司，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征收与补偿主体应为市、县级人民政府。同时，重庆宏帆公司与石阡县人民政府共同成立指挥部负责涉案拆迁项目，故重庆宏帆公司应视为石阡县人民政府对其授权和委托作为征收实施单位，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故石阡县人民政府系本案适格被告。被告辩称原告起诉对象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根据涉案《房屋征收协议》，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原告一层经营用房对应的二层经营用房58.24平方米，虽然被告辩称无法准确对应，且对应用房已安置其他被拆迁户。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故原告该项诉请应予支持。关于原告第二项诉请，虽然房屋征收协议中并未明确涉案门面交付时间，但本案征收项目房屋基本交付完成，且本案争议房屋已被交付他人经营一年以上，说明交付条件已经成就，确已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故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经营性损失2万元。综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石阡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杨大华、杨大英、张敏交付位于石阡县西门广场二号楼A栋原告一层经营性用房对应的二层经营性用房58.24平方米；二、由被告石阡县人民政府支付原告杨大华、杨大英、张敏经营性损失2万元。前述判决事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50元，由石阡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贵波审判员  陈继霞审判员  刘开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徐应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