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01行赔初40号原告王耀武。原告王雯。委托代理人曹星，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010550223。被告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罗杨，区长。委托代理人张曼曼，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1175216委托代理人颜仕武，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295533。负责人委托出庭人员，黄某某，该机关工作人员。原告王耀武、王雯诉被告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管理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黔行赔终25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耀武及其委托代理人曹星，被告观山湖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颜仕武及其负责人委托代为出庭的工作人员黄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耀武、王雯诉称：原告在贵阳市观山湖区拥有合法房屋且居住多年。该房屋在建房之初履行了相关报批手续，同时也获得了相关部门的农房建设用地审批和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且原告也履行了相关缴纳税费义务。2015年1月27日，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使原告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原告诉至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5）南行初字第168号行政判决，因被告对原告不予行政赔偿，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决：由被告对原告的房屋恢复原状，如不能恢复，则由被告赔偿原告房屋价值费、青苗补偿费、翻修费、装修费、物品损失费及其他合理损失共计人民币xxx元。原告随案提交了《房屋价值鉴定申请书》，请求对被拆除房屋区域内与原告房屋性质类似的房地产目前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村镇规划许可证》、《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农房建房用地审批表》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实际拥有的房屋在建房之初获得相关机关审批核准，不是违法建筑的事实；2、《危旧房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合法获得房屋转让的事实；3、税收通用完税凭证复印件1份；4、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168号行政判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行终125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房屋遭到被告强制拆除，该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并生效的事实；5、《土地青苗补偿协议》2份、《危房拆除、地基开挖平整合同》、《房子周边堡坎及围墙修建合同》、《第一栋危房翻修合同》、《第二栋危房翻修合同》、《百花湖房子的防盗门、窗子和玻璃及阳台护栏、室外护栏装修安装合同》、《室内外装修合同》、《室外绿化、鱼池假山及附属设施施工合同》、《王浚丞、王耀武百花湖危旧房改造施工及装修款项支付统计表》、《王浚丞、王耀武百花湖危旧房改造施工情况统计表》复印件各1份；6、律师费发票复印件3份，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事实；7、房屋强制拆除前内外照片以及视频资料各1份，证明原告房屋强制拆除前外观情况的事实；8、《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邮件单据、签收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赔偿申请，被告在法定期限没有给予任何回复的事实。被告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被拆房屋系通过违法手续获得相关许可后修建的违法建筑，其诉请赔偿事项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原告修建的房屋系通过宅基地转让方式从第三人处购买所得，原告购买宅基地的行为系违法行为，且该房屋并没有人员居住，原告所称居住多年并不属实；在拆除违章建筑时，观山湖区综合执法局聘请了贵阳市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对物品的清点、造册、转移、封存并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因此，原告原告修建的房屋系违法建筑，观山湖区综合执法局拆除行为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行为，不应当赔偿。综上，原告的起诉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朱昌镇人民政府关于拆除茶饭村别墅区房屋保管物品现状的情况说明；2、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证据保全物品清单，证明观山湖区综合执法局在组织拆违行为中，聘请了公证员李某、罗某对相关建筑中的财产进行了清点、造册、转移、封存、相关财产现在仍然统一存放于朱昌村大院砖厂周某户仓库中，该局拆除行为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行为。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第4项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贵阳市朱昌镇的村民姬某某，该村民户内共5口人，因无房居住，于2004年3月申请农房建设用地，于2004年4月5日获得贵阳市乌当区朱昌镇村镇建设管理所同意审批建造面积为xx平方米（x层）的编号为朱建（0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并于2004年6月3日获得贵阳市乌当区朱昌镇村镇建设管理所发放的编号为朱建（04）30号的《贵州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该证载明：建设项目名称为住房，建设单位（个人）名称为姬某某，住址为朱昌镇茶饭村龙摊组，建设位置及建设性质分别为朱昌镇茶饭村龙摊组及住房，建筑规模为xx㎡，建筑结构为砖混，建筑层数为x层。2011年11月18日，姬某某与原告签订《危旧房转让协议》，并载明：一、姬某某将房屋转让给原告（不含土地），价格为xxx元，姬某某将选址意见书、土地审批表、规划建设许可证等一并交予原告；二、原告将房屋重新改造、修建，姬某某不得干涉也不得收回房屋；三、姬某某放弃所转让给原告房屋的一切权利，以及以后搬迁、补偿等事宜，一切利益由原告承受，如在变更中需要姬某某配合，其无条件配合办理。四、原告一次性支付补偿金。2013年1月4日，原告缴纳契税xx元。原告在购买上述农房后进行了扩建，该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原告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该院审理后认为：因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虽然作出相关法律文书，但均在未找到实际权利人或者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情况下，采取将文书张贴、拍照的方式作为留置送达，该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被告未向实际权利人或者行政行为相对人送达相关文书。该院于2015年12月10作出（2015）南行初字第168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该判决并没有对原告扩建房屋的面积进行确认。被告对该判决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6）黔01行终125号行政裁定，准许被告撤回上诉。另查明，原告王耀武、王雯均为城镇居民，并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关于原告提交的税收通用完税凭证，本院与出具该凭证的税务机关核实，该完税凭证仅能说明原告与朱昌镇村民姬某某之间签订了《危旧房转让协议》，就双方产生的交易行为依法缴纳了契税，并不能证明原告在农用地上修建房屋具有合法性。再查明，原告王耀武、王雯另向本院提交了《王耀武、王雯、王浚丞房屋强拆补偿方案》，对其被拆除房屋的基本情况及其诉讼请求赔偿的范围进行了说明：三人合计建造两套房屋，规划许可证面积分别为xx平方米，实际建造面积分别为xx平方米、xx平方米。原告王耀武、王雯与另案原告王浚丞分别诉请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两案共计xx平方米按照xx元/㎡计算，超出面积按照xx/㎡计算，两案主张的面积共计为xx平方米，以及人工、平整土地、装修费用等两案打包费用共计为xxx元。原告王耀武、王雯与另案原告王浚丞分别诉请赔偿xxx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第四款“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之规定，宅基地是农村村民基于其身份而无偿取得的，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宅基地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性质。为了保障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安全，保护农民利益，每个村民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且申请取得宅基地后只可自己建房，不可将其出卖、转让。因此，特定的宅基地仅限集体经济组织特定的成员享有使用权。本案中，原告王耀武、王雯作为城镇居民，并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特定的身份，也就不具备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另根据国办发（1999）3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二条“……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发[2004]28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十）项“……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国土资发[2004]234号《国土资源部》第(十三)“……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国办发（2007）7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及法发（2008）3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费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第4条“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促进宅基地制度的严格管理与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承载着广大农民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功能，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宅基地转让行为，以及其他变相导致农民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当依法确认无效……”之规定，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福利制度，而房屋与宅基地具有不可分割的属性，国家实行的是地随房走，“房地一体”的制度。国家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农村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买卖。因此，国家明确禁止宅基地从农民手中向城镇居民流转，并明确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农房。如果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农房或宅基地，则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的，合同无效……（五）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城镇居民购买农民宅基地修建房屋就要承担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本案涉及的宅基地买卖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原告提交的税收通用完税凭证并不能作为其在农用宅基地上违法修建房屋的佐证，且原告提交的税收通用完税凭证并不能作为证明其在农村宅基地上修建房屋具有合法性的佐证，故对原告诉请对被拆除房屋价值进行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已生效的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168号行政判决以“程序违法为由，判决确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违法”，因此，原告有权提起行政赔偿。本案的焦点是赔偿的范围及赔偿标准问题。首先，对于赔偿范围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被告应当就其违法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诉请的房屋部分的赔偿并非本案的赔偿范围。但是建筑的违法状态并不必然否定原告对被拆除房屋的建筑材料享有合法的物权，原告诉请的青苗补偿费与案涉强制拆除房屋并无关联，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单方提交的《王浚丞、王耀武百花湖危旧房改造施工情况统计表》、《收条》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建筑装修的损失，且房屋的翻修费、装修费已经添附到房屋的建筑材料价值中，故本案的赔偿范围为：被告因违法实施强拆行为所造成的原告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扩大损失的价值部分以及屋内被强制搬迁物品的损失。针对赔偿标准的问题，虽然本案中被告赔偿的范围为原告被拆除房屋的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扩大损失的价值部分，但是还应考虑到并非所有建筑材料均存在回收利用的可能性，且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即使在合法拆除的情形下亦存在损耗及折旧。因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导致可回收利用材料客观存在损失的情形，人民法院有必要依据日常生活常识及法官职业道德进行酌情认定。本案中，基于被拆除房屋的面积、结构，综合考量被拆除房屋所使用的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的数量、损耗及折旧的情形，对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造成的原告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的扩大损失部分，本院酌情认定为人民币xxx元。关于被拆除房屋屋内被强制搬迁物品的损失，虽然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贵州省贵阳市诚信公证处证据保全物品清单的合法性和清单物品明细不予认可，但原告对该部分损失亦未能举证，本院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保全物品清单，考虑到案涉房屋实际居住使用之生活所需，对于屋内被强制搬迁的物品的价值，本院依据生活常识及法官的职业道德酌情支持xxx元。综上，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可回收利用建筑材料的扩大损失部分及屋内被强制搬迁物品的损失共计xxx元，对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耀武、王雯人民币xxx元；二、驳回原告王耀武、王雯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静审判员 鲜友谊审判员 黄永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胡应萍书记员王钰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