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621民初758号原告：崔江，男，1960年1月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无业，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胜标，山西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增平，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山阴县人，农民，住山西省怀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金祥，怀仁市新家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崔江与被告闫增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胜标、被告闫增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金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徐同旺为货运代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双方有资金往来，2008年7月28日，原告通知其妻子卞喜萍和司机到银行向闫增平名下账户汇入200万元用于代发费。此后，原告未向徐同旺核实，原告后来因徐同旺服刑将此事搁置。2016年11月22日，原告将徐同旺以货运代理协议纠纷为由起诉至原大同市矿区法院。诉讼中，徐同旺否认曾指示原告将该笔200万元存入被告账户，并称不认识被告，至此，原告知晓错误付款，原告故此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请依法判决被告返还不当利益。被告闫增平辩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3.本案并非不当得利；4.原告证据显示给本案被告转款时间为2008年7月12日，本案诉求转款时间是2008年7月28日，是两个事实；5.本案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的陈述，原告与徐同旺合伙期间的合伙事务是合伙利益清算纠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崔江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卞喜萍死亡证明、卞喜萍社会保障卡复印件；2.中国农业银行大同市南郊区新区分理处取款业务回单复印件，证明转账取款2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大同市振华街支行回单复印件，证明闫增平收到200万元转账存款；3.山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621民初54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4.2015年12月22日与2016年10月9日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两份、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矿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2民终第23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被告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卞喜萍取款业务回单，只能证明卞喜萍在该行取过款，不能证明与闫增平有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大同市振华街支行回单，只能证明收款人是闫增平，不能证明存款人是卞喜萍，该两份证据没有因果关系，且闫增平存款时间是2008年7月12日，与原告诉求转款时间事实部分不符，所以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不予认定，山阴县人民法院在2019年8月12日下发过举证通知书，明确通知举证届满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原告提供的证据超过该时间，被告不予质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崔江与卞喜萍（已去世）系夫妻关系。卞喜萍已于2018年12月19日死亡。案外人徐同旺与南秀莲系夫妻关系。本案原告崔江曾于2015年向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与徐同旺、南秀莲有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为由，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徐同旺、南秀莲返还铁路代办款3592501.09元，资金占用利息608850.45元。2、诉讼费由徐同旺、南秀莲承担。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为：2008年7月12日，原告崔江与被告徐同旺达成铁路运输代办协议，约定由原告预支付代办费280万元，被告徐同旺、南秀莲提供铁路运输代办服务，代办费按照75元/吨计算、铁路运输费按照70.43元/吨进行计算。2008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徐同旺指定的闫增平账户转账200万元，7月28日向被告徐同旺配偶南秀莲交付现金80万元。后徐同旺因所经营的煤矿发生事故，仅仅于2008年7月15日、7月27日正常提供两列车皮，分别完成3831吨、3806吨运输任务，后于10月11日变线提供3874吨运输任务，其后未再提供任何代办服务，双方铁路运输代办业务终止。原告向被告要求返还剩余1592501.09元代办合同款，但被告一直推诿不予返还。后被告因刑事犯罪被收监，原告出具还款证明，提出并由其配偶南秀莲先返还了20万元，待他出狱后进行清算结账。被告于2014年年底出狱后，一直不和原告联系，后原告多次寻找，要求协商退款事宜，但被告至今未予还款。诉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该诉讼过程中，原告崔江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徐同旺、南秀莲返还原告铁路运输代办款增加2200000元。针对增加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为：2008年6月，原、被告达成铁路运输代办协议。2008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80万元；7月8日向被告支付40万元。当时崔江提交的证据为：1.常住人口登记卡，欲证实被告徐同旺、南秀莲的身份。2.收据（金额180万元）、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从原告崔江妻子卞喜萍银行卡转入被告徐同旺银行卡人民币40万元）、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及无折存款回单（从原告崔江妻子卞喜萍银行卡转给名字为闫增平的人民币200万元）、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铁路代办费捌拾万元整800000元”），欲证实2008年6月28日原告崔江预付被告徐同旺本案代办费用180万元、2008年7月8日预付徐同旺代办费用40万元、2008年7月12日预付徐同旺代办费用200万元、2008年7月28日预付徐同旺代办费用80万元。3.以上证据中农业银行无折存款回单（名字闫增平，金额200万元）复印件与收条（金额80万元）复印件，用胶带纸粘连为一张纸的粘连件，欲证实该复印件上有南秀莲签名，应认定为被告认可上述280万元为本案铁路代办费用。4.卞喜萍（原告的妻子）、杨智（原告崔江称为卞喜萍司机）出具的证明材料，欲证实原告崔江将人民币200万元打入徐同旺指定的闫增平账户。本院认为部分“关于原告崔江主张的2008年6月28日其向被告徐同旺支付的铁路运输代办款180万元及2008年7月12日其汇入闫增平账户200万元用于支付被告徐同旺铁路运输代办费一节。原告崔江对上述180万元提交了加盖有大同市勤盛和煤业有限公司章，内容为“今收到崔江煤款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1800000元）”收据一张；对上述200万元提交了收款人是闫增平，金额为200万元的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及无折存款回单。被告对原告以上主张内容和所提交证据均不认可。根据原、被告一致的陈述内容，原、被告在本案之前曾有过大量煤炭买卖业务，上述180万元相关证据亦明确载明该款为煤款，而200万元的相关证据明确载明该款为卞喜萍汇入闫增平账户钱款，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上述合计380万元系其交付给被告徐同旺的铁路运输代办款，其所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对原告崔江上述合计38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结论为：“2016年11月12日作出（2015）矿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驳回崔江的诉讼请求，判后不服，崔江向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徐同旺、南秀莲返还煤炭铁路运输代办款3592501.09元，利息608850.45元。上诉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崔江仅支付120万元，代办费错误，崔江共支付徐同旺500万元。另一审代办费计算错误。2017年9月15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崔江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30日崔江在上述案件中涉及200万元汇款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闫增平作为被告在本院起诉要求返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标的是否为不当得利，原告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结论应作为证据采用。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2015）矿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审核认为：对原、被告互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反诉被告）崔江提交的山西地方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货运发票、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货票、旅客货主预付款存入凭证、退运费收条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农业银行无折存款回单（名字闫增平，金额200万元）复印件与收条（金额80万元）复印件的粘连件，因被告有异议，且原告保留有相关原件，原告完全可以让被告在相关原件上签名确认，而是让被告南秀莲在收条（金额80万元）复印件上签名，农业银行无折存款回单（名字闫增平，金额200万元）复印件上亦无南秀莲签名；庭审中，原告崔江称上述粘连件折起来存放时间久，纸有了折痕，其便用胶带纸将折痕粘住，但是，从粘连部分看，两部分间有不规则撕痕，且非对折，超出部分无折痕，不符合常理，是将收条（金额80万元）复印件与农业银行无折存款回单（名字闫增平，金额200万元）复印件粘接；另外庭审查明，收条（金额80万元）复印件中南秀莲名字上方“双方账合对后长退短补”字样、农业银行无折存款回单（名字闫增平，金额200万元）复印件上“双方账合实完在退款”字迹系原告崔江妻卞喜萍所写，就原告待证事实而言，此粘连件缺乏应有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故不予采信。”该判决书“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崔江主张的2008年6月28日其向被告徐同旺支付的铁路运输代办款180万元及2008年7月12日其汇入闫增平账户200万元用于支付被告徐同旺铁路运输代办费一节。原告崔江对上述180万元提交了加盖有大同市勤盛和煤业有限公司章，内容为“今收到崔江煤款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1800000元）”收据一张；对上述200万元提交了收款人是闫增平，金额为200万元的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及无折存款回单。被告对原告以上主张内容和所提交证据均不认可。根据原、被告一致的陈述内容，原、被告在本案之前曾有过大量煤炭买卖业务，上述180万元相关证据亦明确载明该款为煤款，而200万元的相关证据明确载明该款为卞喜萍汇入闫增平账户钱款，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上述合计380万元系其交付给被告徐同旺的铁路运输代办款，其所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对原告崔江上述合计38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在大同矿区人民法院及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对崔江主张的380万元（含闫增平200万元）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崔江在其配偶卞喜萍于2018年12月19日已去世且没有遗言的情况下，又以不同案由对已经生效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再次用相同的证据以不同理由向本院起诉，系重复起诉，况且本案原告崔江在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2016年10月9日的第二次庭审中自己陈述“闫增平是被告徐同旺的司机，也是二被告的侄女女婿或者外甥女婿。我和闫增平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是在徐同旺的要求下我把钱打到闫增平账户上，作为本案的代办费”，“闫增平跟着徐同旺很多年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徐同旺的司机。钱是2008年7月从矿区新区天桥西南角的农业银行打的，上午10点半左右我赶到银行时被告徐同旺已经在银行，在场人有闫增平、徐同旺、我的司机、我的妻子，我问徐同旺钱打到哪里，徐同旺让打到他司机闫增平的账户上，这个农行无折存款回单是办完业务后徐同旺亲手给我的”。我院于2019年9月23日在本案庭审中崔江自称其不认识闫增平，其妻子卞喜萍也不认识闫增平，徐同旺与闫增平是什么关系不清楚。其在大同矿区法院的陈述与在我院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即便按其自称是错误打款，但根据日常经验，200万元的汇款，从2008年至2019年已经时隔十一年之久，自己陈述“2015年我诉至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徐同旺予以否认我才发现打错款”，其诉讼请求被大同矿区人民法院及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均予以否定的情况下，且在其配偶卞喜萍已经死亡无法说清楚，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又向我院起诉，明显不符合常理。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未发生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也未发生中断的情形，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三年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受益，使他方受损，受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原告崔江提供的其配偶卞喜萍将200万元汇入闫增平账户的证据及事实已被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及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又转而在其配偶卞喜萍已死之后向本院起诉，该证据本院不应采纳。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崔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缓交），由崔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兴录审 判 员  郝玉玥人民陪审员  李爱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 员代  彩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