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申130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强，男，汉族，1961年3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豫侃，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姗，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谭水安，男，汉族，1967年5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阳江市阳东区京洲五金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打石山工业区世纪大道2号。法定代表人：黄晓玲，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晓玲，女，汉族，1963年7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喜春，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强因与被申请人谭水安、阳江市阳东区京洲五金工贸有限公司（下称京洲公司）、黄晓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7民终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强提出再审请求：撤销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7民终908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判项，改判驳回上诉，维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7)粤1704民初1798号判决。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二审法院错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定，将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独立主体身份混同，导致作出错误认定。谭水安以京洲公司未支付货款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谭水安是作为京洲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向京洲公司及其股东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对债权人主张适用公司人格否认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在全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才由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强的行为并不满足上述条件，不应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是：1、**强与黄晓玲是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成立京洲公司，二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从京洲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材料第19页《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进账单》《中国农业银行入账通知书》《银行询证函》到第30页的《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可以证实**强和黄晓玲是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双方构成独立的股东权利。2、至于**强和黄晓玲有无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有无提交财产分割证明或协议，不影响**强和黄晓玲是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否则也不会通过阳江市滨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核，阳江市阳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亦不会核准京洲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且该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非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3、**强并没有作出将夫妻共有财产免费提供给京洲公司使用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认定将夫妻共有财产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产供京洲公司经营场所无偿使用的事实有误。2018年9月6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中广测(2018)文鉴字第04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出“2012年4月10日”、“2012年5月9日”的《借用合同》上落款甲方的“**强”签名不是出自**强本人的笔迹。该证据可以证实**强没有作出将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的行为以及意思表示。4、**强对黄晓玲个人账户的使用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管理，更没有实施逃避债务的行为。2013年1月以后，**强已向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与黄晓玲离婚诉讼，双方一直分居[见(2018)粤17民终908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5月21日，**强、黄晓玲曾在京洲公司发生冲突，黄晓玲认为**强在工厂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阻止**强回工厂。冲突中，工厂保安将**强驾驶的小车砸烂，最终**强报警处理[见(2017)粤17民终656号民事判决书]。自此，**强再也无法进入京洲公司，根本不能参与公司管理。更谈不上转移京洲公司财产，逃避债务。5、根据生效的(2017)粤17民终6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晓玲上诉主张公司财产与夫妻财产存在混同，京洲公司所欠银天公司、谭水安、林良秋等人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双方承担清偿责任。同理，上述债务即使存在，按黄晓玲上诉主张，该债务应属公司债务，公司有独立法人人格，应以公司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因此，二审法院认定**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与上述生效判决认定明显矛盾，更与事实严重不符。京洲公司所欠谭水安的债务属于公司债务，应以公司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二）本案债务人是京洲公司，黄晓玲作为该债务的保证人，完全是其个人行为，二审法院判决**强对京洲公司2012年的欠款506378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谭水安与京洲公司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形成的债权债务。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京洲公司因生产需要向谭水安购买钢板等材料，2014年10月30日，经谭水安与京洲公司、黄晓玲确认，京洲公司共欠谭水安钢板材料款2654562.7元，并签署《欠据》。其次，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强不应承担本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强并不是该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作为该买卖合同关系的另一方谭水安无权要求**强承担支付义务。再次，京洲公司对谭水安2012年的欠款实际已结清。根据谭水安提供的《购货对账单》，京洲公司欠谭水安货款2654562.7元，为2012年至2014年以来双方购销钢板等材料未结清货款的余额。根据《购货对账单》显示：2012年、2013年、2014年应付总额各为1527980.3元、2908074.9元、1480202.1元；2012年、2013年、2014年已支付货款各为1021602.3元、1891402元、348690.3元。因此得出2012年、2013年、2014年未支付货款余额各为506378元、1016672.9元、1131511.8元。但从2012年、2013年、2014年各年已支付货款的明细记录中，并不能看出各笔已支付款具体是对应哪年哪天哪项交易，即已支付款与未支付款是没有明确对应关系，这也是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在购买方的未支付款达到一定警戒线后，销售方会要求购买方先行支付前期一部分欠款后才继续交易，与银行的授信额度相似。本案中，2013年1月4日，京洲公司支付货款17252.2元，但截止至该付款日，当年实际未支付额仅为5846.6元；2013年1月22日，京洲公司支付252547.1元；2月5日，支付110608.2元；2月25日，支付400000元；3月28日，支付560000元。至此，京洲公司支付给谭水安的货款已远超出其2012年未结款506378元。因此可认定2012年京洲公司欠谭水安货款已结清。最后，黄晓玲在离婚后仍然确认本案债务。**强早在2013年1月已向法院提起与黄晓玲离婚诉讼，双方一直分居，且经过三次诉讼后终于在2017年11月6日由法院作出生效的(2017)粤17民终656号民事判决书了结离婚诉讼案件。在此，提请再审法院注意**强与黄晓玲离婚诉讼的一个时间节点，由此引出黄晓玲故意确认所谓夫妻共有债务的问题。2017年3月29日，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14)阳东法民一初字第4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强与黄晓玲离婚。黄晓玲不服(2014)阳东法民一初字第414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但其只是针对夫妻共有财产分割以及夫妻共有债务的承担等问题提出上诉，并无对一审法院关于离婚的判项提出上诉。在离婚的判项实际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下，2017年9月10日黄晓玲、京洲公司与谭水安仍然签订了《协议书》，黄晓玲在《协议书》上签字，并作为本案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黄晓玲对本案债务的确认和保证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强对此毫不知情，依法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三）谭水安为京洲公司实际经营者，本案诉讼实际为黄晓玲与其串通炮制而成，涉嫌虚假诉讼，请求再审法院对此予以查处。1、谭水安为京洲公司的关联公司阳东县京阜五金工贸有限公司（下称京阜工贸公司）的承包经营者。2014年11月10日，谭水安、与案外人江东泽、京阜工贸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第三条第5项约定“谭水安对京洲公司承包经营权的承包金每月5000元、和对京洲公司设备设施承租的租金每月5000元、对阳东县XX镇打石山XX号厂房承租的租金每月20000元，由甲方和乙方对半承担，甲方视情况决定自行向业权人交纳或指示乙方向业权人交纳，之后甲方或乙方相应向对方补足未直接支付的该一半。”第三条第1项约定，“甲方可以享有京阜工贸公司的45%股权……”。此外，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京阜工贸公司于2013年4月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江X泽，住所与京洲公司为同一地址，经营范围基本与京洲公司相同。由此可见，京阜工贸公司的人员、设备、经营场所等均与京洲公司高度混同，实质为典型的关联公司，同一主体。按照上述《合作协议》，谭水安享有京阜工贸公司45%的股权，其实质就是间接持有京洲公司45%的股权。2017年9月10日，谭水安已实际是京阜工贸公司的经营者，对此时其与京洲公司、黄晓玲签订的《协议书》，各方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予以追认的行为，其正当性、合法性均应值得怀疑，且谭水安起诉陈述的观点与黄晓玲、京洲公司答辩的观点高度一致，黄晓玲作为债务人完全自认了谭水安的所有起诉事实，涉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其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构成虚假诉讼行为，请再审法院明察，对此予以查处。黄晓玲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进行了查明，二审判决依法予以认定。二审另查明京洲公司在黄晓玲与**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共有财产出资成立、共同协商经营、收益为家庭共同享有，京洲公司实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黄晓玲与**强于2000年开办阳东县京洲五金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该公司，并于2012年4月开办了京洲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晓玲，设立时公司股东为**强、黄晓玲及阳东县京洲五金有限公司。此后，阳东县京洲五金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1%股权转让给了黄晓玲，京洲公司的股份为**强、黄晓玲两人，双方各占50%股份。京洲公司的名称已于2015年6月9日，由“阳东县京洲五金有限公司”变更为“阳江市阳东区京洲五金工贸有限公司”。本案中，京洲公司是由黄晓玲、**强作为投资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特殊约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为共同共有。在共同关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一般不得在共有人之间进行分割。**强在再审申请中提交了京洲公司工商档案登记的银行进账单验资报告等证据，这些只是为了配合工商登记例行履行的手续而已，并不能改变夫妻出资是共同出资的事实。《公司登记管理若干规定》第23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用各自拥有的个人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为共同共有，是一个所有权由两个人共有。由此，夫妻共同财产的主体为夫妻两个人，故夫妻双方以共同财产投资设立有限公司，在形式上并不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人数，是夫妻共有的股权而已，可以认为夫妻公司实际上只有一个股权，双方是该股权的功能沟通享有人，实际上夫妻双方是一个人，实质上只享受一个股权，并不是形式上的两个股权。所以本案中黄晓玲、**强投资设立的京洲公司系夫妻双方对共同家庭财产的投资，股权应由**强和黄晓玲夫妻共同共有。现实中，**强和黄晓玲为公司唯一股东权的共同享受人，双方的夫妻共同关系基础上而成为不可分离的权利主体，实际上是单一主体股权设立的有限公司。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及上述论述，出资的财产虽已办理财产转移的手续，或者满足了足够的程序要件，财产的权属已经转移到公司，形成了公司的独立财产。但在该财产只有一个所有权的情况下，设立公司的夫妻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整体，彼此之间不构成股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必然被视为一个整体，其共同财产投资设立的公司与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一样，只能认定为一个股东。其所设立的公司自然也只能是一人公司，必须遵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特殊要求。为此二审法院认定：“黄晓玲、**强原为夫妻关系，两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并没有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在登记注册公司也没有提交财产分割证明或者协议，证明双方是以共同财产出资。黄晓玲、**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利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有限公司，并共同行使公司管理，京洲公司在形式上股东虽为两个，但该公司实际上只有一个股权，黄晓玲、**强就是该股权的共同享有人，黄晓玲、**强在经营京洲公司期间夫妻资产与所设京洲公司资产混同，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京洲公司的财产。”从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而认定黄晓玲、**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依法应当对京洲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二）黄晓玲与**强共同经营京洲公司期间存在与京洲公司资产严重混同，黄晓玲、**强依法应当对京洲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阳东县京洲五金有限公司从成立之日起一直从事五金经营活动，由黄晓玲与**强夫妻俩控股经营，公司成立以来，由于白手起家资金缺乏，一直靠向银行借款来维持经营。从2006年3月12日至2012年6月21日止，共向银行机构借款7次，除按揭91.4万元月供阳东碧桂园房产外，其余借款均是以借新还旧形式向银行续贷借款，最后一次向阳江建行借款200万元，实际为公司一直无法偿还的借新还旧款。该笔欠款至到期日一直无法归还，主要原因：一是公司经营的收益被用于归还当年建厂房欠下的债务和家庭一切开支和**强之前又提取公司不少钱给小三买房、买车和小三的家人一切开支，导致今天无资金归还的结果；二是**强想离婚卖厂不肯签名续贷，致使阳江建行起诉至法院追收贷款。此外还有公司一直拖欠加工户加工费及工人工资124万元。鉴于上述原因，京洲公司被迫向谭水安分2次借款共330万元。无论是本案各方所举证的还是近几年黄晓玲和**强之间发生的离婚诉讼，其中出现的大量证据都足以表明京洲公司财产和股东家庭财产是混同不清的。本案中，京洲公司银行账户和黄晓玲个人农业银行账户（还未包括**强自己的银行账户）之间自2012年至2017年五年间的资金往来，持续不断，数额多到80万少到20万的有三十多笔，直接能够证明京洲公司财产和股东家庭财产之间互通往来。京洲公司所用厂房也是用公司贷款建造但登记于夫妻股东名下又归京洲公司长期无偿使用，包括机器设备在内，**强在离婚诉讼中开始也是请求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分割后来怕还京洲公司债务及耽误拖拉诉讼时间才放弃不处理。京洲公司成立后，由黄晓玲、**强夫妻分别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经理、监事，共同对公司进行经营，公司决策由双方协商决定，京洲公司是黄晓玲、**强共同经营的公司。在黄晓玲和**强经营京洲公司过程中，黄晓玲和**强将夫妻共同所有的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房地产免费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将个人财产用于公司经营，并通过黄晓玲的个人账户收取京洲公司的巨额资金，同时也通过黄晓玲的个人账户支付工人工资、货款税务支出和家庭使用费用等款项，京洲公司和黄晓玲在本案中也确认京洲公司和股东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况。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认定黄晓玲和**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资产与所设京洲公司资产存在混同。（三）黄晓玲与**强夫妻共同所有的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是一个事实，经营场所《借用合同》上**强的签名是黄晓玲经**强同意代签，**强作为产权所有人之一及京洲公司经营者多年来一直允许和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强在再审申请中提交了笔迹鉴定书鉴定借用合同“**强”不是**强的签名从而证明**强没将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的行为及意思表示。对于这份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结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该《借用合同》是为了设立阳东县京洲五金工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核准材料，黄晓玲致电**强讲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才代签“**强”的名字，而且双方是夫妻关系，代理处理相关事务非常符合常理。况且将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的事实发生在2012年，从2012年至今**强从没对该事实提出异议，证明其默认了这一事实。因此可以推定将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的行为是黄晓玲与**强共同作出的意思表示。**强仅凭设立公司一份形式文件并不能推翻将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的行为是黄晓玲与**强共同作出的意思表示的事实，也不能否定黄晓玲和**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资产与所设京洲公司资产存在混同的事实，因为除了该份证据还有通过黄晓玲的个人账户收取京洲公司的巨额资金，同时也通过黄晓玲的个人账户支付工人工资、货款税务支出和家庭使用费用，购买碧桂园房产等多份证据证明。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7民终912号民事判决查明，黄晓玲与**强将双方所有位于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京洲公司成立时由黄晓玲、**强共同对公司进行经营，黄晓玲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经理，**强为公司的监事，公司事务由双方方协商决定。在京洲公司经营过程中，从2012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京洲公司29次汇款到黄晓玲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17和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07的个人账户，数额从10元至800000元不等，用途分别注明“往来款”、“发加工费工资等”、“快餐”等，数额达7360140元。京洲公司的工人工资、材料款支出和家庭使用费用等款项有的是由黄晓玲个人账户支出，有的是由京洲公司账户支出。黄晓玲确认有时用其个人账户收取京洲公司的货款，也多次通过个人账户支付货款和多次给**强。2012年6月20日，京洲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市分行借款200000元，黄晓玲、**强为上述借款保证，并以黄晓玲、**强位于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黄晓玲、**强离婚纠纷一案中，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7民终656号民事判决，准许黄晓玲、**强离婚，并主要对黄晓玲、**强所有的阳江市阳东区XX号房地产、阳江市××北××镇东莺村民委员会打石山工业区厂房以及阳江市阳东区XX北厂房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上述房地产在京洲公司成立前已经购置，**强在庭审中确认，双方于2000年购置了阳东区XX号房地产，每月向银行分期付款11000元至12000元直到2016年，上述款项均由黄晓玲支付。京洲公司成立时由黄晓玲、**强共同对公司进行经营，公司决策由双方协商决定。京洲公司的工人工资、材料款、税务支出和家庭使用费用等款项有的是由黄晓玲个人账户支出，有的是由公司账户支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烟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黄晓玲、**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利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有限公司，并共同行使公司管理权，京洲公司在形式上股东虽为两个，但该公司实际上只有一个股权，黄晓玲、**强就是该股权的共同享有人，依法应当由京洲公司股东承担的责任应当由黄晓玲、**强共同承担。如上所述，黄晓玲、**强在经营京洲公司期间夫妻资产与所设京洲公司资产混同，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依法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京洲公司拖欠谭水安贷款发生在黄晓玲与**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经营京洲公司，公司收益夫妻、家庭共享，基于公平原则，**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谭水安并非京洲公司实际经营者，经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审查认定的事实，**强没有任何根据指称是虚假诉讼，其完全是找借口不愿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法律责任。**强提供的《合作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协议真实存在，也无法认定谭水安为京洲公司实际经营者，谭水安利用京洲公司的场地、设备进行生产，每月支付相应对价的租金，这是京洲公司与谭水安之间正常的租赁合同关系，没有任何理据可以认定谭水安是京洲公司实际经营者。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强的再审申请请求及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强是否应当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责任；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关于**强是否应当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强、黄晓玲夫妻为京洲公司的两个股东。二审期间查明，黄晓玲、**强将双方位于阳江市××北××镇打石山工业区的房地产无偿提供给京洲公司作为经营场所，而且，从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京洲公司29次从其银行账户上汇款到黄晓玲的个人账户，数额从20元至100万元不等，总数额高达889万多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货款、税金和家庭生活，偿还黄晓玲、**强夫妻共同购置的房产所欠的银行贷款，黄晓玲也多次通过上述个人账户汇款给**强。可见，黄晓玲、**强夫妻的资金与京洲公司的资金是混同的，京洲公司的资金被黄晓玲、**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个人消费。京洲公司对谭水安的债务，至今未能清偿。显然，黄晓玲、**强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黄晓玲、**强应当对京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购货对账单》《欠据》显示案涉债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京洲公司在2012年期间所欠的货款506378元，另一部分是2013年后京洲公司所欠的货款。基于**强于2013年1月已向人民法院提起与黄晓玲的离婚诉讼，双方已经分居，**强并未再从京洲公司的经营收入中获取利益，二审判决确定**强只对上述第一部分债务承担责任，无需对第二部分债务承担责任，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强再审申请主张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本案中，虽然京洲公司与谭水安没有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但每一次的购销数量、价款以及欠款等具体内容均记载在对账单中，每份对账单均有谭水安、黄晓玲的签名以及加盖京洲公司的公章确认。2014年10月30日，谭水安与京洲公司、黄晓玲共同确认，京洲公司共欠谭水安钢板材料款2654562.7元，京洲公司与黄晓玲于当日签署《欠据》一份交由谭水安收执。2017年9月10日，谭水安与京洲公司、黄晓玲再次就本案货款达成协议并签订《协议书》，再次确认京洲公司欠谭水安货款共2654562.7元。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予以确认，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京洲公司与谭水安的债权债务关系。**强再审申请中提供了谭水安与京洲公司、黄晓玲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谭水安与江东泽、京阜工贸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主张谭水安为京洲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本案实际为谭水安与黄晓玲串通的虚假诉讼。经查，上述《协议书》只是约定京洲公司将工厂生产经营活动交予谭水安托管，并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承包，谭水安同意京洲公司之前所欠的2654562.7元货款延期偿还，并再出借3000000元给京洲公司。可见，上述《协议书》系京洲公司与谭水安之间正常的租赁合同、借款合同关系，而且也证明了京洲公司欠谭水安货款共2654562.7元的事实。上述《合作协议》约定的谭水安与江X泽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本案所涉债务无关。因此，**强主张本案实际为谭水安与黄晓玲串通的虚假诉讼，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强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