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2民终7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华，男，194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北京天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川，北京天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泰伦特化学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双辰中路3号。法定代表人：马清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蝶，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青松，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宝池，男，195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富有，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宝行，男，196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富有，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清艳，女，195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富有，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宝信，男，195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上诉人孙文华与被上诉人天津泰伦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伦特公司），原审第三人马宝池、马宝行、马清艳、马宝信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3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曹新川，被上诉人泰伦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青松，原审第三人马宝池、马宝行、马清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富有，原审第三人马宝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文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可以证明泰伦特公司的股东内部之间通过股权比例确认书确认了实际股东在公司内部的股权比例，泰伦特公司也盖章确认，应当予以认定。2、关于分红，上诉人已经提交多份证据证明分红比例及金额，且多份文件中的分红比例和股权比例是一致的，且有泰伦特公司盖章，实际股东签字，其分红方式体现了公司自治，对相应主体产生约束力。3、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股东身份，上诉人提交多份证据证明在公司成立之初，上诉人即有出资成立公司的意思表示，并实际出资，且公司从未否认过上诉人的股东身份、股权比例和分红比例，并实际分红给上诉人。上诉人在公司成立之初虽出资几万元，但并不妨碍内部股东之间对于上诉人持有公司3.6931%股权的约定。公司后几次增资，均为虚假出资，股权比例并未改变。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应按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外部形式要件认定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一审认定股权比例确认书、分红议案、股东会决议等因侵犯了香港永盛行和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而无效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泰伦特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泰伦特公司内部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与工商登记信息一致，各股东均取得股东资格，孙文华并非本公司股东。泰伦特公司经过四次股权变化最后增资为10500万港元。泰伦特公司自设立至后续的股权变化，公司履行了相关手续并将上述文件提交给工商备案，公司内部章程记载的股东与工商部门登记信息一致。2、孙文华没有证据证明其持有本公司3.6931%的股权，孙文华并未向公司认缴和实缴出资。泰伦特公司注册资本现为10500万港元，如果孙文华为股东也应出资387万港元。3、孙文华提供的3万元出资与事实不符。孙文华并未受让泰伦特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孙文华在本案中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持有泰伦特公司的3.6931%的股权。股权比例确认文件并非本公司的股东名册，不能推定本公司的股东和持股比例。泰伦特公司成立至今从未分红。原审第三人马宝行、马清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马宝行、马清艳在公司设立之初并没有参与公司的设立行为，是由香港永盛行以港资的身份批准设立，取得了外商独资企业的身份资格。后经公司多次增资扩股，马宝行、马清艳进行了历次的增资扩股的出资行为取得了该公司的股东资格，在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中进行了记载，最终确定为一审认定的每人25%的股权比例。无论从出资的形式和公司章程认定及工商登记的行为，马宝行、马清艳均实际出资取得了股东的资格。孙文华在本案中并没有向泰伦特公司出资也没有让公司或者马宝行、马清艳为其代持股份，也没有签署过代持协议，孙文华不是公司股东，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马宝池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马宝池并不是泰伦特公司的股东，从来没有向公司进行认缴出资，或是代持其他人股份。公司设立之初到现在马宝池都没有取得该公司的股东资格，也没有登记于股东名册。在工商登记也没有体现，马宝池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审第三人马宝信，同意上诉人孙文华的上诉请求。孙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文华为泰伦特公司股东，实际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3.6931%，同时要求泰伦特公司就确认后的股东身份和实际股权比例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泰伦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根据工商登记记载，泰伦特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8日。香港永盛行出资142万港元，永盛行已经完成实缴。2003年5月12日泰伦特公司第一次增资，资本增至362万港元。2009年3月20日第二次增资，原股东香港永盛行和马宝信、马宝行、马清艳增资1870万港元，香港永盛行196万，马宝行、马宝信、马清艳分别认缴558万港元，本次增资取得北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准，本次增资各股东均完成实缴。2010年1月18日泰伦特化学公司第三次增资，马清艳、马宝行、马宝信、及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增资8268万港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为10500万港元，并取得批准，各股东均完成实缴。香港永盛行558万港元占5.31%，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9.69%，马宝行，马清艳，马宝信各占25%。泰伦特公司的股东出资及历次增资，均经过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另查明，马清艳、马宝行、马宝池、马宝信系兄弟姐妹关系，孙文华系马清艳、马宝行、马宝池、马宝信的舅舅。孙文华曾在泰伦特公司任职，现已退休。2016年6月5日，泰伦特公司及泰伦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的股权比例确认书，载明：泰伦特公司、泰伦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永盛行及天津特莱奥应用化学研究所是马宝信、马宝行、马清艳、孙文华、马宝池投资开办的公司。上述五个公司营业执照股东投资比例与实际不符，其中孙文华出资额应为351082元，占3.6931%股权。在此前后，孙文华与马宝信、马宝行、马清艳、马宝才、马宝池等签署多份股份比例确认书、分红议案、股东会会议决议。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永盛行并未参加，也未加盖印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孙文华、泰伦特公司及第三人的诉辩争议，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文华是否具备泰伦特公司股东资格，以及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庭审中，孙文华、泰伦特公司及第三人均认可，泰伦特公司在公司成立时，未向孙文华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将孙文华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也未登记孙文华为泰伦特公司股东。孙文华从形式上不具有泰伦特公司的股东身份。孙文华主张，公司章程、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但仅有证权性，没有设权性。但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发生争议时，应以实际出资及内部协议所记载的实际持股比例来确定。对此，孙文华提交了加盖泰伦特公司公章的股权比例确认书，及包括马宝信、马宝行、马清艳等公司登记股东以及马宝池等非登记股东签字的股份比例确认书、分红议案、股东会会议决议。用以证明其实际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泰伦特公司及第三人马宝池，马宝行，马清艳认为上述证据的印章及签字应该真实，但是是基于企业的家族经营及孙文华对企业的贡献出具，孙文华并未实际出资，同时分红并不符合公司的盈余分配的法律形式，也并未实际分红。上述文件没有股东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永盛行参与、盖章确认，侵犯了该两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泰伦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其经营管理确实具有家族特征，主要股东及管理人员多为近亲属，公司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内部文件。上述文件的形成，缺乏公司主要股东的确认，或者召集程序不合法，形式存在瑕疵，内容简单，缺乏相应的出资增资证据佐证，不能产生确认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的效力。而泰伦特公司主张的股权比例，经过有资质的审计事务所审计，出具验资报告的股东出资及增资，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的股权确认，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孙文华虽不认可，但并未举出证据推翻上述证据。二者相比较，后者证明力更强，故不能依据孙文华提交的上述文件认定孙文华具有泰伦特公司的股东身份。其提交的文件仅对于签署的主体产生约束力。关于分红，一审法院认为，孙文华提交证据证明的分红，形式和程序上，均不符合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盈余分配特征，并不能证明以股东身份及真实的持股比例为基础，故孙文华不能据此证实其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如果泰伦特公司在此类文件上加盖公章，如泰伦特公司不能证明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对泰伦特公司产生约束力。关于孙文华主张的股东身份，孙文华在公司成立之初担任公司职务，公司设立时，其应明知未登记于股东名册，不具备股东资格，并未表示异议，几十年时间从也未主张股东身份。其主张泰伦特公司代其持有股份，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代持的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孙文华对公司的成立及早期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也享受一定的待遇。退一步讲，孙文华即使出资真实，现公司经过经过多次增资，登记注册资本已达10500万港元，孙文华以其主张的几万元出资，否定公司现股权结构及注册资本，势必对公司的对内管理、对外正常经营和公司债权人的信赖利益造成巨大的影响。孙文华的合理诉求及相应的待遇的满足，是建立在公司经营正常，稳定发展基础上，若有内部纠纷严重影响公司经营，可能也背离了孙文华的初衷。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二十八、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文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孙文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孙文华是否为泰伦特公司的股东及其股权比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公司对外根据工商登记确定股东资格，对内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出资证明书确认出资情况及股东资格。本案中，泰伦特公司对内并未向孙文华出具出资证明书，也并未将孙文华记载于股东名册，泰伦特公司对外的工商登记也并未将孙文华登记为股东，故孙文华现主张其为公司股东依据不足。关于孙文华主张的分红及股权比例确认等主张，因泰伦特公司无论是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还是实际缴纳注册资本金的股东，除了目前诉讼中的第三人马宝行、马清艳、马宝信之外，还有案外人香港永盛行及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而孙文华提交的股份比例确认书、股东会决议等证据，均无上述两案外人股东的盖章或签字确认。故无法确认股份比例确认书、股东会决议等系泰伦特公司全部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文华虽主张案外人香港永盛行及香港泰伦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出资系虚假，但上述出资和增资的证据系经过有资质的审计事务所审计并出具验资报告，泰伦特公司并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孙文华虽不认可，但并未举出证据推翻上述证据。故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孙文华主张的所谓分红，无论从形式、程序等，亦缺乏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盈余分配特征，孙文华据此主张其为公司股东，缺乏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文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孙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辉审判员 吴晓勇审判员 夏维娜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