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2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法定代表人：杨国铮，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妮娜、武艳娇，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叶青，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福娥、吕佳琪，系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强，住址：辽宁省新民市。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亚太财险”）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平安财险”）、吴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8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主审）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宋刚、审判员赵卫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在商业险内承担责任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依照保险条款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自愿签订，而保险条款亦通过中国保监会登记与备案，故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遵守。针对本案：首先，被上诉人吴强投保时以非营运车辆投保并缴纳相应保费，而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在从事营运行为。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该情形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即上诉人免责事项，故针对本案，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依据2013年6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法解释二）第土条：“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之规定，将被上诉人的案涉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的行为约定为免责事由，符合法律规定，无论是否告知和说明，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处理。最后，依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针对本案，上述保险条款中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上诉人已经依据法律规定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即本案被上诉人吴强尽到解释说明义务并提供相应证据，该条款生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提文《投保人声明》，该声明已经由投保人吴强签字。被上诉人吴强主张该签字并非他本人书写，一审审理过程中申请笔迹鉴定而未缴纳鉴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之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投保人声明》是吴强本人签字，被上诉人吴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且应当知道上诉人在投保时对其的告知内容及签字的后果。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投保时对吴强尽到法律规定的解释说明义务，该格式条款生效，针对本人上诉人不应在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商业险约定免赔事项，是为了促使被保险人加强安全驾驶行为，强调对事故风险的控制。车主及司机均有依法使用车辆的义务，对于此种行为，如不适用免赔约定，等于降低了交通违法的成本，变相鼓励了交通违法行为，这无疑会增加全社会的道德风险。原审法院对违法违约的行为未适用免赔约定。因此请求上级法院纠正错误，予以改判。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交强险内重复赔偿2000元。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已经将案涉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赔偿完毕，一审法院已经查清该事实，仍然判令上诉人重复赔偿，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确认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明显的错误，应予改正，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庭审中，上诉人对上诉状内容进行了补充：根据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应当符合最大诚信原则，即当事人应要向对方充分准确的告知有关保险的事实。由于营运车辆比非营运车辆的危险程度大，因此保险公司对营运车辆的保险费率要比非营运车辆的高，故投保人在投保时需向保险人明确车辆性质，本案中吴强所有的车辆在投保时未告知上诉人其车辆为营运车辆，仍然按照非营运车辆的费率缴纳保险，其行为存在规避高保险费用的恶意，导致保险公司失去合同解除权和提高保险费率权利的机会，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因此根据保险法第52条规定，我公司在商业险赔偿限额内不承担保险责任。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辩称：上诉人因自身未尽到对投保车辆的检查义务而造成的相关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并未尽到向吴强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义务，其免责条款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仍应当承担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吴强辩称：上保险的时候，我将我的车从事营运活动的事情在投保时告诉了保险人，对方说没事，然后就交钱，给了我一个保险单。出事之后，我才明白他们存在工作失误，交保险之前必须把我的车交到他们公司去检查才能上保险，这是他们的工作流程。保险合同不是我签的字，我1、2月左右注册快狗打车，车上有营运的标识，上诉人没有尽到做检查工作的义务。如果当时说明白，我也不会交钱。上诉人应该在交钱的时候说明哪些情况赔钱，哪些情况不赔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40,576.9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进行计算）；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4日10时50分许，被告吴强驾驶其所有的辽Ａ×××××号长安牌小型面包车（非营运车辆）进行载客营运，当车辆行驶至沈阳市浑南区附近时，与案外人薛立伟驾驶宋涛所有的辽Ａ×××××号奔驰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受损的后果。经交警部门认定，本起事故中，被告吴强负全部责任，薛立伟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辽Ａ×××××号机动车因维修发生维修费43,576.9元。因该机动车在原告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在被告吴强未履行赔偿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平安保险公司向辽Ａ×××××号机动车被保险人宋涛赔付40,576.9元。宋涛将对被告吴强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原告平安保险公司。另查明，被告吴强于2018年3月1日为其所有的辽Ａ×××××号小型面包车在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本案事故发生在该保险公司承保期间内。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于本案事故发生后在其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向宋涛赔偿2,000元。再查明，被告吴强于2017年12月24日通过“快狗打车”网络平台软件对其车辆进行注册，将该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被告吴强于2018年3月1日为其所有的辽Ａ×××××号小型面包车在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上述保险时，其车辆车身张贴有“快狗打车”标识。本案庭审中，根据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及投保信息显示，其中“投保人声明”中以印刷字体载明：“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概念、内容和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和口头解释，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该声明下方，以手写笔迹（但系复印后的形式）签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即法律后果”。该段文字后“投保人签章处”载有“吴强”签名的字样及“日期：2018年3月1日”。投保信息中亦载明上述“投保人声明”内容及“吴强”签名字样。另外，根据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提供的被告吴强投保资料原始卷宗，未发现其中含有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庭审中，被告吴强亦表示，在投保涉案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时，除保险单外，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并未向其交付保险条款。本案庭审中，被告吴强对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提供的上述“投保人声明”、投保信息中“吴强”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出笔迹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对其该项申请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经一审法院依法通知被告吴强，其在指定期间内并未到一审法院领取司法鉴定委托书，视为其放弃上述鉴定申请。经一审法院询问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其亦表示，不对上述“吴强”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现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起诉来院，要求二被告承担代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吴强驾驶其所有的机动车在载客营运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平安保险公司承保的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吴强负该事故全部责任，故依据法律规定，被告吴强应对受害人宋涛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平安保险公司依据其与受害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对其车辆损失予以赔偿40,576.9元，且被告宋涛已将求偿权转让于原告平安保险公司，故原告平安保险公司依法享有对被告吴强关于上述款项40,576.9元的代位求偿权。根据庭审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是否已就非营运车辆转为营运车辆时的免责条款向被告吴强予以明确说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应否对被告吴强的赔偿责任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其中第一个争议焦点是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前提。关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是否已就非营运车辆转为营运车辆时的免责条款向被告吴强予以明确说明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00年1月24日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5号）之规定，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为证明其已就非营运车辆转为营运车辆时的免责条款向被告吴强予以明确说明，提供了由“吴强”签字确认的“投保人声明”、投保信息，庭审中，被告吴强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虽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因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内领取司法鉴定委托书而视为放弃该项鉴定，但即使上述签字系被告吴强本人所为，但上述材料中载有的“保险人向投保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和法律后果作了书面明确说明和口头解释，投保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以及“投保人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上述险种”等相关内容，应认定为系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为了在投保、承保时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并且，涉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是否已交付给被告吴强，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被告吴强对此也明确否认收到过该条款，在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于庭审中提供的被告吴强投保资料的原始卷宗中，也未含有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故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其已就上述免责情形的条款向被告吴强作出了提示和明确解释说明。另外，被告吴强就其所有的车辆于2018年3月1日向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时，其已在“快狗打车”平台进行注册，车身张贴有明显“快狗打车”标识，但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在对该车辆承保时，并未尽到全面审查核实义务，仍作为非营运车辆予以承保，故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在此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此外，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辽民申3945号民事裁定书中亦认定“……保险公司投保单仅有投保人的签字盖章，不足以证明其已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就该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了明确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与本案中仅提供载有相同内容的“投保人声明”、投保信息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就涉案免责条款向被告吴强作出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加以证实，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主张对于原告平安保险公司的求偿权予以免除赔偿责任的意见，不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应否对被告吴强的赔偿责任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的问题。前已论述，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认定其已就上述免责情形的条款向被告吴强作出了提示和明确解释说明，故对于被告吴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给予双方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应于承担。关于赔偿金额问题。原告平安保险公司向涉案交通事故受害人宋涛赔偿车辆损失40,576.9元。该款项中的2,000元，属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的理赔范围，应由其予以承担。其余的38,576.9元，属于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的理赔范围，应由该项保险予以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保险理赔款2,000元；二、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保险理赔款38,576.9元。案件受理费407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吴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机动车商业险保险条款，证明：改变被保险机动车使用性质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且该责任免除条款在保险条款中以加黑字体显示。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将该商业保险合同条款向吴强交付，并对其中的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保险责任。被上诉人吴强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这个条款在投保时上诉人没有向我出示。上述证据，结合本案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涉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已经将案涉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向案外人宋涛赔偿完毕，故被上诉人主张追偿权的40,576.9元，均应在吴强投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付。本院另查明，上诉人沈阳亚太财险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五款规定了“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内容。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免责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五款的适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行为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2.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3.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就本案而言，吴强是在2017年12月24日“快狗打车”网络平台软件对其车辆进行注册，而吴强是在2018年3月1日向上诉人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另外，吴强在注册“快狗打车”软件之后，为满足经营需要而在车身上粘贴了“快狗打车”的标识，且其在向上诉人保险公司投保时，该标识仍然存在，此行为应视为吴强已将将车辆改变使用性质的情况告知了上诉人。而上诉人作为案涉车辆的承保人怠于履行检车义务，仍将案涉车辆予以承保，自身存在严重过错。鉴于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本案的具体情形，且上诉人自身存在严重过错，故其主张免责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提出原审判决上诉人在交强险范围内重复赔偿不当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在案涉事故发生之后，上诉人已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履行了赔付义务，故原审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再行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主张追偿权的40,576.9元，均应在吴强投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由上诉人进行赔付。综上所述，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86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86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二、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保险理赔款40,576.9元。；如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7元、公告费400元，由吴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4元，由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