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5民终1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强，男，195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仓，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建强，男，1986年4月1日出生，白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农民，住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红、李林航，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孙志强因与被上诉人董建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隆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502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志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仓、被上诉人董建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红、李林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志强上诉请求：撤销隆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502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21日、2017年6月9日分别达成的《调解协议书》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事项。前者第二项即为与本案有关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的归属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借款、土地转让款、土地平整施工费、利息等问题。一审法院仅以时间顺序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不看协议的内容，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于2016年11月21日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内容内容十分明确：三年内遇国家征收此展览厅和十栋(20套)标间，地上建筑物赔偿归孙志强(展厅建设时董建强投入50000元应还给董建强)，该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于2018年7月2日被征收，时间在3年内，补偿款应归上诉人却由被上诉人私自领取，显然属于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未适用相关法律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董建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作伙伴，双方自始仅有一项纠纷即旅游投资开发纠纷。案涉展厅由被上诉人董建强出资建盖，由于上诉人在投资期间不断反复反悔，2016年11月21日，双方就旅游投资债权债务签订《调解协议书》。2017年6月9日，被上诉人的资金到位后，双方就之前的旅游投资开发纠纷另行签订《调解协议书》。从两份协议中所阐明的内容可以确定，解决的都是旅游投资开发纠纷。在后一份《调解协议书》中特别说明，双方在2017年６月９日前已无旅游投资开发纠纷。所以，2016年11月21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已经终止，合同义务已经被2017年６月９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取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纠纷理应以2017年６月９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二）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孙志强、董建强亲自到场确认，双方在同一天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附属评估明细表》双方签字认可。该评估表上孙志强签署的第12项钢架房26载明，一楼标间、二楼展厅、沥青瓦、三个标间房屋归董建强，装修归孙志强。双方在人民政府出具《承诺书》，认可各自的补偿部分及补偿款。被上诉人依据《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取得的补偿款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孙志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5241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原系合作伙伴。2016年原告在隆阳区越腾古道农业旅游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系被告董建强）处投资建盖了10栋(20套)标间以及384㎡的展厅。后双方发生纠纷，经原被告申请于2016年11月21日在法律服务所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内容为:一、孙志强付给董建强现金25824元，款项用于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展览厅;二、孙志强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以及展厅用于经营，三年内遇国家征收此展览厅和十栋(20套)标间，地上建筑物赔偿归孙志强(展厅建设时董建强投入50000元应还给董建强)。三年以后未遇国家征用所有地上建筑物归合作社所有。2017年6月9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双方再次达成协议，签订《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第1条约定:双方在2017年6月9日前签订的所有借款、土地转让等8份合同终止;款项兑付清后，被告与原告双方在2017年6月9日前已无旅游投资开发投资纠纷。2、由被告返还原告款项共计117.288万元，协议达成后，被告将事先暂存于法律服务所的100万元由该服务所转给原告孙志强，2017年6月9日，将17.288万元转入原告孙志强账户。2018年7月2日，原告孙志强，被告董建强分别与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签订《高黎贡山游客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该协议列明了附件1.房屋平面图；2.房屋及附属物评估报告；3.结算清单。其中孙志强获补偿款829808元，董建强获补偿款1219174.60元。2019年7月22日，原告以被告领取的补偿款中应该属于原告享有的钢架房26（748800元×70%）补偿款524160元为不当得利，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被告在双方合作期间发生纠纷，两次经保山市隆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协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就同一纠纷先后两次达成协议，理应以第二次所达成签订的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且被告董建强已按第二次协议履行了义务。对于诉争的征收补偿款，在确定征收和补偿过程中，原告同样作为受补偿人。按照《房屋征收附属物评估明细表》以及《高黎贡山游客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原告有足够时间对于自己应受补偿的建设项目进行确认，其签订《高黎贡山游客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属于认可并接受补偿的行为。被告董建强领取诉争补偿款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对原告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辩解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42元，减半收取计4521元，由原告孙志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孙志强与被上诉人董建强于2017年6月9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所解决的纠纷是否包含2016年11月21日经法律服务所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解决的纠纷。双方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上诉人孙志强认为，协议一与协议二解决的是不同的纠纷，两份协议不存在相互包含的问题。为证明其观点，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Ａ1，《土地转让协议书》11份、证明3份、《借条》2份、《承诺书》及《委托书》各1份，以证实协议二解决的是转让土地费50万元、土地平整费17.288万元及董建强向孙志强的借款50万元等纠纷，不包含协议一所解决的孙志强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以及展厅的费用；Ａ2，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实协议一与协议二是解决两起标的不同的纠纷。被上诉人董建强质证认为，对Ａ1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协议二第1条约定“董建强与孙志强及委托人在2017年６月９日前签订的所有借款、土地转让等八份合同终止”，结尾处进一步说明“款项兑付清后，双方在2017年６月９日前已无旅游开发投资纠纷”，协议一是在2016年11月21日签订的，合同义务已经被协议二取代；对Ａ2证据，因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予认可。为证明其观点，被上诉人董建强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Ｂ1，2016年11月20日，上诉人孙志强的妻子王丽丽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款条，证实王丽丽欠董建强欠款310009元，但被上诉人董建强并未向上诉人主张债权，因为协议二已经明确2017年６月９日之前双方已无旅游开发投资纠纷，包括协议一及本欠款条的纠纷均已经由协议二解决；Ｂ2，证人杨某出庭证实，展厅是由董建强出资建设的，包括支付的50000元工程款、建筑材料款及董建强自己的挖机在工地使用。上诉人质证认为，对Ｂ1的“三性”不予认可，借款人三个字的笔迹与王丽丽的签名明显不一致，并且不能证实是谁向谁借款；对Ｂ2董建强支付50000元工程款认可，其他费用因无证据证实，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Ａ1、Ａ2，结合协议一和协议二的主要内容，分析认定如下：协议一主要内容：“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孙志强付给董建强现金：25824.00元，款项用于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展览厅；二、孙志强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用于经营。三年内遇国家征用此展厅和十栋（20套）标间，地上建筑赔偿归孙志强（展厅建设时董建强投入50000元应还董建强）。三年以后未遇国家征用所有地上建筑物归合作社所有；三、望双方遵守调解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协议二主要内容：“申请人董建强与被申请人孙志强在隆阳区百花岭村共同开展旅游投资。在此过程中董建强向孙志强共借到款项50万元整；转让土地一块，转让费50万元整，孙志强投资土地平整费等合计17.288万元。现双方在平等、友好、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董建强与孙志强及委托人在2017年６月９日前签订的所有借款、土地转让等8份合同终止。2、董建强自愿偿还向孙志强借款50万元整。3、孙志强与董建强土地转让合同终止后，董建强退还孙志强土地转让款50万元整。4、董建强自愿偿还给孙志强垫付的平整土地施工费、利息等合计17.288万元。5、以上款项合计117.288万元，其中，17.288万元由董建强直接汇入孙志强账户内，100万元由董建强申请暂存到法律服务所对公账户，待双方达成协议后，再由法律服务所将100万元汇入孙志强账户内，以上所有款项于2017年６月30日兑清。款项兑付清后，双方在2017年６月９日前已无旅游开发投资纠纷。今后，双方如有意再次对百花岭等地进行旅游开发投资，又签订相应合同或协议。”根据上述约定，协议一解决的是双方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产生的纠纷，协议二解决的是双方借贷、土地转让、土地平整产生的纠纷，两份协议解决的不是同一纠纷标的；协议二第1条“董建强与孙志强及委托人在2017年６月９日前签订的所有借款、土地转让等8份合同终止”，仅指借款、土地转让等8份合同，不包含协议一“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的约定；因协议一对“双方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产生的纠纷”已经调解解决，双方在2017年６月９日签订协议二时确实“已无旅游开发投资纠纷”，而本案纠纷的原因是双方在履行协议一的过程中，于2017年６月９日后发生的纠纷。因此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Ａ1、Ａ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定，上诉人孙志强与被上诉人董建强于2017年6月9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所解决的纠纷不包含2016年11月21日经法律服务所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解决的纠纷。本院认定证据Ｂ1与本案无关，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不予评判；对证据Ｂ2，上诉人孙志强认可董建强支付了展厅50000元的工程款，本院予以认定，对其余款项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上诉人孙志强与被上诉人董建强在合作期间两次发生纠纷，分别经隆阳区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按协议约定履行。2016年11月21日双方达成协议约定：“孙志强投资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十栋（20套）标间及展厅用于经营。三年内遇国家征用此展厅和十栋（20套）标间，地上建筑赔偿归孙志强（展厅建设时董建强投入50000元应还董建强）。”2018年7月2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对上述标间及展厅依法征收，其地上建筑赔偿应归上诉人孙志强所有。十栋（20套）标间的补偿已经按协议归孙志强领取，展厅（钢架房26）的补偿款（748800元×70%＝524160元）也应按协议约定归孙志强领取。董建强领取此笔补偿款无法律依据，系不当得利，应向权利人返还，上诉人孙志强要求被上诉董建强返还此款项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孙志强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返还的款项应扣除展厅建设时董建强投入的50000元，即董建强应返还孙志强47416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志强的上诉请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隆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502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董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孙志强越腾古道合作社院内展厅补偿款474160元；三、驳回上诉人孙志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42元，减半收取4521元，由上诉人孙志强负担431元，被上诉人董建强负担40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42元，由上诉人孙志强负担862元，被上诉人董建强负担81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延武审判员  杨明朗审判员  古 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梧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