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305行初111号原告杜传国，男，1971年12月26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青州市。委托代理人孔令军，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4931976804。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法定代表人张兆军，大队长。负责人苏泉林，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郑志远，男，1981年10月20日生，汉族，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委托代理人孙鸿雁，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004219181C。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法定代表人白平和，区长。委托代理人马成栋，男，1985年3月24日生，汉族，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娟，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传国不服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于2019年6月9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3703053000872171）、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和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9日作出的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5日分别向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传国的委托代理人孔令军，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负责人苏泉林及委托代理人郑志远、孙鸿雁，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马成栋、李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9年6月9日7时28分，在临淄区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代码1712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以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于2019年7月11日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临政复[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杜传国诉称，2019年6月9日上午7点许，原告在临淄正常行驶，“交警”拦截车辆并上前索要证件，以“涉嫌酒驾”为由当场对原告开出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事后又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记12分，原告认为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行政行为存在重大瑕疵，违反法定程序；强制措施凭证无法律依据；辅警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等违法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其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3703053000872171）和《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原告遂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出的五条六点可撤销的理由，未给予正面回应，对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违法行为轻描淡写，避而不谈，未履行法定职责作出有失公允的复议决定，是原告不能接受的，原告认为，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对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认识错误且不全面、不深刻，对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违法行为包庇纵容，仅以指出作罢，更是不能接受的，也应依法予以撤销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临政复[2019]26号。原告杜传国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2019年6月9日7时28分，原告杜传国驾驶牌号为鲁Ｖ×××××的小型汽车顺杨坡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民警查获，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测试、检验。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于2019年6月9日依法对原告杜传国作出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凭证的附页已经清楚列明了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一百一十条、款、项详细地作了标注和说明，对原告采取了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因此原告主张的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开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没有标注法律依据的事实不存在。其次在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已经明确注明了适用的法律依据以及救济途径，因此原告提出的未告知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主张不成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按照原告违法的事实，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给予原告行政处罚决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经明确告知原告的权利和义务，原告认真阅读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签字按手印，《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第七条明确提到原告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因此原告主张的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未按规定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的事实不存在。二、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过程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派出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原告提出的申请理由与事实不符，纯属主观猜测，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现场执勤查纠录像予以证明事实。其次，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依据酒精测试结果的数值确认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事实后，为进一步核实违法事实和违法主体信息、驾驶机动车的车型、驾驶证等信息进行核实及告知其权利义务后，原告杜传国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无违法违规行为。三、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对原告杜传国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过程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2019年6月9日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立案受理本案，2019年6月25日，原告到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地点处理违章、领取处罚决定书的执法过程中，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工作人员遵照行政执法机关网络审批办公程序，依照规定的受案登记、案件审批审核监督程序履行职责，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和法律文书均是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没有超越职权，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系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管理执法机构，履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赋予的职权，因此原告主张的辅警一人执法的事实不成立，与事实严重不符，是原告的主观臆断，应依法驳回。综上所述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2019年6月9日作出的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2019年6月25日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现场执勤查纠录像试听资料光盘一份，证明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民警查原告酒驾过程；2、对原告现场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结果一份，证明原告当时酒精测试值为68mg/100ml，系酒后驾驶机动车；3、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原告于2019年6月9日酒驾被查，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暂扣原告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并注明法律依据和救济途径；4、《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前已经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义务；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证明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告知原告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表示不陈述和申辩；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二款，《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违法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求。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1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不予受理）审批表，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15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第2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回执，证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于2019年8月9日将受理通知书书面送达原告；第3组证据: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提交的行政复议应诉手续、证据材料、法律依据，证明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法定时间内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应诉材料，作出涉案的证据、法律依据及书面答复；第4组证据: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经审批后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已送达;第5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事实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证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对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对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的证据，因原告及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的证据，因原告及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9日7时28分，原告驾驶鲁Ｖ×××××的汽车顺临淄区由南向北行驶时，遇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民警执法检查，经当场呼气酒精检测，原告血液浓度酒精为68mg/100ml，判定原告为酒后驾驶。原告在当场打出的测试单上签了名并写了“无意义”三个字。当日，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立案审批，指定了案件主办人，并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原告在该凭证上签名，并写了“无意义”三个字。2019年6月21日，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向原告送达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并于同日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作出处罚的事实和依据，原告表示对告知事项不陈述和申辩。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了涉案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暂扣原告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通知原告于2019年12月8日到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领取，同时罚款人民币1000元。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由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辅警送达。原告不服,于2019年7月15日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受理后,依法通知了原告及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材料,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经审理于2019年9月9日作出了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中，原告指出其在酒精测试单和《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所写的“无意义”不同于“无异议”。另查明，被告在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临淄系笔误，应为杨坡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建设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据此，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为临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对临淄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饮酒驾车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本案中，原告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血液酒精浓度为68mg/100ml，依据上述规定，原告的行为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尽管原告在诉讼中指出其在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现场打印的酒精测试单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签有的“无意义”不同于“无异议”，但从原告签名看，否认不了原告酒后驾驶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发现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并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先予扣留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符合上述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辅警出具送达，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但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送达不符合规定，并不以此导致涉案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撤销。鉴于原告酒后驾驶事实清楚，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这一违规行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的复议后，依法受理，并依法作出涉案临政复[2019]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NO.370305300087217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内容是扣留原告的驾驶证，其已吸收到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所作出的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在原告提起对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的情况下，该行为属于阶段性、过程性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属于不可诉的行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作出淄公交决字[2019]第370305-22103554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的送达程序违法；二、驳回原告杜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晓辉人民陪审员  刘文生人民陪审员  于海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边垚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