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3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保忠，男，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住所地沧州市献县十五级乡北韩庄村7号。 经营者：韩培茂，男，1982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华，河北晟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松榆西里43号楼310室。 法定代表人：朱啟明，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孙瑞年，男，198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深州市。 上诉人陈保忠因与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孙瑞年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保忠、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保忠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上诉人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6月28日被上诉人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签订的《电动吊盛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是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承租人。且实际承租人就是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并没有租赁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的吊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是错误的。假如上诉人为实际施工，判决上诉人对租赁费用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假如上诉人借用、挂靠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而本案中的一切文书都是由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赁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签署的，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确实没有法律根据。假如拖欠租赁费，也只能由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给付。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给付租赁费的数额是错误的，判决违约金过高应予以减少，应当按照银行的存款利息给付违约金。1、实际上，租赁费应为：12套×25元/天×95天=28500元；3套×25元/天×104天=7800元；6套×25元/天×60天=9000元；6套×25元/天×76天=11400元。合计：56700元整。已付款48250元整。尚欠：56700元-48250元=8450元整。2、2016年6月28日双方签订的《电动吊盛租赁合同》第四条第1项中和第九条中手写的部分是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在起诉时自己添加的。这添加的部分上诉人不认可。因为这种电动吊篮设备是极其特殊，承租方根本安装不了，都是有出租方自费安装。承租方只出租赁费，整个行业都是这样的。因此说27套×600元=16200元的安装费不应由承租方承担。3、违约金过高，计算标准是错误的，计算的起止时间也是错误的。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16日已经给付租赁费10000元。因此违约金应从2018年2月17日开始计算。还有，违约金的立法目的是对守约方损失的一种补偿。本案中，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的损失也就是银行的存款利息而已，没有其他损失。而一审法院判决的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给付明显过高，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将违约金按照银行存款利息给付为妥。再说，一审法院判决的租赁费共计才24896元，而违约金却高达6849元，因此违约金过高，望二审法院予以减少为盼。 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答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第二、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主张要求参加诉讼，并庭审中自认其是实际施工人，孙瑞年系其雇员，其与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系挂靠关系。第三、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对违约金没有提出降低的请求，并且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违约金计算时间一审诉求可以看出已经分段计算，不存在重复计算违约金的情况。 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孙瑞年未出庭发表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电动吊篮租赁费24896元，并支付自2016年11月1日至欠款付清之日的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6日期间以34896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4952元；2018年2月17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以24896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1897元，违约金共计6849元），以上共计31745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军明发公司（乙方）签订《电动吊篮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用甲方630型号电动吊篮15台，日租金25元，预交押金1000元，多出台数以实际安装数量为准；租赁吊篮进场安装由甲方负责，吊篮进退场及验收时，必须在双方代表均在场时进行，经验收完毕后，双方代表在起租计费单上签字确认；乙方所租吊篮最低使用60天，不足60天，按60天计算租赁费，超过60天，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赁费；自吊篮安装完毕之日起，每30天为一次结算周期，乙方应在5天内将所产生的租赁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租赁费按日计算，租期从起租单计费之日起到乙方使用完之日结束，期间除麦收、秋收和春节报停外（报停日期以起租计算费单双方签字为准），其余时间均不报停；在乙方未付清甲方全部租赁费之前，甲方有权不拆除吊篮，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和承担；乙方若不按照计费单缴纳租赁费，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每日加收乙方所欠全部租赁费5%的违约金。合同第九条补充条款处手写“该吊篮安拆运输费用为600元／套／次，由乙方自付”。合同第四条第一款之后手写：“超过90天后，租赁费按每套23元／天计算”。该合同落款承租方处盖有被告军明发公司公章，负责人处有孙瑞平的签字、身份证号1311821986××××××××、电话158××××8981。被告陈保忠自认其系涉案吊篮的实际承租方，其挂靠于被告军明发公司。被告孙瑞年系其雇员，其不认可该合同中手写部分内容，认为该部分系合同签订后加上的内容。 由原告加盖公章、被告孙瑞年签字的2016年7月3日《电动吊篮起租单》显示，2016年7月3日开始使用规格为1-6米的吊篮15套，2016年10月5日停12套、2016年10月14日停3套。由韩培松签字并捺印、被告孙瑞年签字的2016年8月17日《电动吊篮起租单》显示，2016年8月17日开始租用630规格的吊篮12套，2016年10月14日停6套。 原告提交的2016年10月31日《电动吊篮租赁费结算清单》显示，被告军明发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3日起至2016年10月5日租赁原告吊篮12套，租用95天，每套日租金23元，租金26220元；2016年7月3日起至2016年10月14日租赁原告吊篮3套，租用104天，每套日租金23元，租金为7176元；2016年8月17日起至2016年10月14日租赁原告吊篮6套，租用60天，每套日租金25元，租金为9000元；2016年8月17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租赁原告吊篮6套，租用76天，每套日租金25元，租金为11400元，以上租金共计53796元；其中电梯口剩余4套自2016年10月31日后继续使用，27套×600元=16200元，其下一行显示69996元；该清单最后一行显示69996元-35100元（吊篮押金加上安装费）=34896元。该清单由原告加盖公章，原告工作人员刘四化签字，被告孙瑞年在“承租方负责人签字”处签字。被告陈保忠认为清单计算错误，不认可27套×600元=16200元及35100元数额；认可结算清单的租赁起止时间，认为租金应以每天每套23元计算，租赁费共计63600元。被告陈保忠提交由孙瑞年于2016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主张因合同内未显示移动吊篮费用，被告自行移动吊篮共计27套，每套移动4次，以每次每套移动费（人工费）600元计算，共计64800元，该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因为与原告负责人刘四化进场时已说清每套23元/天，包含移动、安装、拆除费用，因此费用该由原告承担；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陈保忠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代志品农村信用社回单、收条，主张其向刘四化支付吊篮租赁费21950元、向杨永亮支付5600元、向韩培茂现金支付200元、给刘四化押金1000元、微信转账给刘四化19500元；收条显示2016年7月30日韩培茂收到吊篮指导倒楼费用200元整，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显示2016年9月17日代志品的农业银行账户给付刘四化5600元，2016年7月4日段学周的农业银行账户给付刘四化19500元，代志品农村信用社回单显示2016年7月4日取现20000元；原告仅认可收到200元倒楼费，并称其诉讼请求中不包含该费用。原、被告一致认可签署结算清单后被告支付租赁费10000元，原告称给付时间为2018年2月16日，被告陈保忠称给付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 原告主张被告给付从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6日期间，以34896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4952元；给付从2018年2月17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以24896元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1897元，共计6849元；被告认可违约金计算方式。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履行交付及完成调试租赁物的义务，被告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被告陈保忠自认其系涉案吊篮实际承租人，其挂靠于被告军明发公司，被告孙瑞年系其雇员，被告军明发公司系涉案合同相对人，故，被告陈保忠与被告军明发公司应对拖欠原告的租赁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孙瑞年不应担责。租赁合同关于“超过90天后，租赁费按每套23元/天计算”虽系手写且被告陈保忠提出异议，但根据《电动吊篮租赁费结算清单》的记载，超过90天后租赁费按每天每套23元计算应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涉案吊篮日租金应为25元/套，使用时间超过90天的，租赁费按每套23元/天计算。被告陈保忠虽主张涉案吊篮日租金23元/套，包括安装费等费用，但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且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对于被告的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已支付吊篮租赁费2775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代志品、段学周与原、被告的关系，亦不能证实收款人与原告的关系及给付上述款项发生在《电动吊篮租赁费结算清单》签署后，故此，扣除原、被告一致认可的在签署上述清单后给付的10000元后，被告尚拖欠原告租赁费24896元。根据合同关于“自吊篮安装完毕之日起，每30天为一次结算周期，乙方应在5天内将所产生的租赁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的约定，被告陈保忠无证据证实其给付10000元租赁费的具体时间，故此，违约金应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6日期间，以34896元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为4994元，原告主张4952元，以原告主张为准；因原告主张2018年2月17日至2018年10月29日的违约金为1897元，低于按照上述标准计算的数额，以原告主张为准。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共计6849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租赁费24896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29日的违约金6849元，共计31745元；被告陈保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驳回原告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594元，由被告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陈保忠承担连带责任（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的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自认其挂靠于被上诉人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案涉吊篮的实际承租人，一审判决其与军明发（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租赁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当；虽然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对其自认反悔，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一审中的自认，故对其主张其不是实际承租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违约金，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认可违约金计算方式，现主张违约金过高，但未提供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证据，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已支付的租赁费的数额，上诉人主张已支付48250元，并提供转账记录、收条等证据，但并不能证明收款人与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的关系，被上诉人献县筑城建筑器材租赁站认可双方签署《电动吊篮租赁费结算清单》后只收到租赁费10000元，一审据此认定尚欠租赁费24896元，并无不当。关于安装费，虽然《电动吊篮租赁合同》中“该吊篮安拆运输费用为600元/套/次，由乙方自付”系手写且上诉人不予认可，但《电动吊篮租赁费结算清单》中亦写有每套600元的安装费，双方均签字确认，表示已认可承租方负担安装费的约定，故对上诉人认为其不应负担安装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保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4元，由上诉人陈保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史 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