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03民初2300号 原告：杜凡，女，1982年4月19日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宾，河北昌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景伟，男，1973年12月3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彬，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晓，河北浩博（魏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古海涛，男，1974年5月6日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 被告：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 法定代表人：古海涛，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杜凡诉被告韩景伟、古海涛、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龙公司）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宾、被告韩景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彬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古海涛、京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停止将原告杜凡追加为丛台区人民法院（2016）冀0403执12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丛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被告韩景伟与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龙公司）、古海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告韩景伟向丛台区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原告为该案被执行人，丛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向原告送达了(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抽逃出资为由裁定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原告认为，该裁定认定原告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无任何事实和证据依据。首先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额缴付增资款项的出资义务。2012年7月16日，原告将认缴的增资款项317.5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缴入京龙公司账户上，此时原告完成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至于原告增资款项的来源如何并不影响原告实际缴付出资的事实。其次，原告对该出资款项随后被转出的事实毫不知情也未参与。原告虽然是京龙公司的股东，但原告在京龙公司中并未担任任何职务，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公司董事，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是由古海涛掌控，原告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所以原告对公司重大事务不可能知晓或知悉，裁定书认定原告系京龙公司高管进而推断原告对公司重大事务应当知晓明显错误且无任何证据依据，原告没有任何便利条件来抽逃出资，并且事实上该出资也并未转移至原告名下，因此裁定书仅仅依据原告的增资款项被转出了就错误认定原告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原告的股权系受让而来，故原告对原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更无从知晓，且无论原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情形，原告作为受让人都不应该对此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裁定书认定原告抽逃出资缺乏证据依据，裁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予准许。 韩景伟辩称：1、原告所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丛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的（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并无不当，原告作为京龙公司股东通过寻找工商代理以借用他人资金完成出资，并在出资完成后再将出资资金转出的行为，完全符合抽逃出资的法定构成要件，理应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追加为（2016）冀0403执12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原告在诉状中宣称对于出资资金被转出的事实毫不知情也未参与，完全是其逃避责任的说词，因为原告本身出资时就没有打算真实出资，就是为了倒个验资流水，完成其所谓的验资行为，所以其本质就不是完成真实的出资，所谓的不知情资金被转出一说根本没有成立的前提基础。另外，依据（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可以确定原告不仅是京龙公司股东，并在京龙公司关联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李永芹在民事起诉中认可此次增资资金系经会议（2012年7月15日第五次股东会）全体股东决议并签字通过，委派其到京龙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其本人系京龙公司全体股东签字委派的办事人员，因此虽然出资资金2500万元最终从李永芹个人帐户转出，但原告作为参会股东对于出资资金的来源及转出行为理应知晓，并且可以说是在默认或放任这种行为，其声称对于资金转出的事实并不知晓毫无事实依据。 古海涛、京龙公司未答辩。 杜凡提交如下证据：1.公司章程复印件共5页，证明京龙公司不设立董事会，只有执行董事一人，经理一人，监视一人均有古海涛、张文雷两人担任，所以原告并不参与股东会时行使之权； 2.京龙公司第二次到第六次的股东会决议共11页，证明京龙公司在每一次召开会议时，按正规程序备案，但五次会议中，均未提到2500万资金的动向，并且在第六次股东会议中，韩荣、于天的签字并非本人签字，所以表明在7月15日召开完股东会议后，原告的股东权利被他人无权代理。 韩景伟质证称：对第1份证据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根据该证明能够证明原告为京龙公司共同出资人，并有权参加公司股东会，并行使股东权利，其中包含了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的权利，从而证明原告对于案涉2500万的增资款项的来源及完成验资后的实际走向，均为明知并参与到了增资事宜的表决中，行使了股东权利，理应承担出资的责任； 对第2份证据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除第五次股东会关联性及全部证明目的不认可，京龙公司第五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将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增资到3000万并有各股东按照所持股份完成出资，其中原告杜凡在此次出资金额为317.5万元，增资后占总资额的12.7%，并且该股东会决议由原告本人到会，并签字确认，因此原告对公司增资事宜，完全知晓，其在第六次股东会签字是否本人所签，均不能否定原告对增资事宜完全知晓的事实。 韩景伟提交如下证据：1.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2012年第五次股东会决议一份（3页）、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修改通过的公司章程，证明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资到30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并于2012年7月全部缴清; 2.邯郸隆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邯隆会综验字【2012】第671号验资报告（2页）及附件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1页）、附件2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1页）、附件3验资事项说明（4页）、银行询证函（2页）、邯郸银行进帐单6份（2页），证明2012年7月16日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500万元，全部以货币形式完成增资，增资款均转入邯郸银行账账号为86×××94的账户。其中康毅龙出资164.75万元、刘志洪出资161.25万元、韩荣出资99万元、张文雷出资250万元、于天出资76万元、魏晓红出资117万元、杜凡出资317.5万元; 3.2017年7月17日邯郸银行进账单2份（2页）、2017年7月17日邯郸银行转账支票2份（2页），邯郸银行铁西支行和邯郸银行中华北大街支行银行流水各一份，证明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7日京龙公司将借来的资金通过古海涛个人帐户按照各股东增资金额分别转入各股东名下帐户，再由各股东将增资款项转入京龙公司帐户，完成验资后再次将全部增资款2500万元从京龙公司86×××94账户转入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在邯郸银行开立的账号为86×××81的账户，并于当天将增资款2500万元以货款名义从86×××81的账户转入股东李永芹名下的个人账户，并从其个人帐户将全部增资款转出至第三人名下用于偿还借用的出资资金，全部股东共计抽逃出资款2500万元; 4.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一份（8页），证明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14日将公司名称由“邯郸京龙经贸有限公司”变更为“邯郸京龙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又于2014年5月27日将公司名称由“邯郸京龙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同时，李永芹为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 5.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5）丛民初字第02699号民事判决书、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4民终219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邯郸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共同抽逃出资2500万元的事实。 6.（2018）冀0403执异156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李永芹2018年11月21日民事起诉状一份、（2018）冀0403民初4231号民事判决书、（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京龙公司全体股东对于增资资金的来源及完成验资后转出偿还借用资金系参会全体股东共同签字同意并通过，原告作为参会股东对于资金被转出的事实为明知，理应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就（2015）丛民初字第02669号民事判决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丛台区人民法院已经基于同一事实追加京龙公司股东李永芹为共同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的174.5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杜凡质证称：对第1-3份证据，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原裁定是以原告具有抽逃出资行为将原告列为出资人，被告出示的这三份证据证明原告确已实缴出资，并不能证明原告抽逃出资行为，并且在证据三中显示转入转出的操作人是李永芹，而资金授予人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并素未相识，所以原告并不能将抽逃出资转给陌生人，所以原告抽逃出资行为也无抽逃出资行为的可能； 对第4份证据，无异议，与本案无关； 对第5份证据，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两份判决书中，判决结果均证明古海涛有抽逃出资行为但本判决不能证明原告抽逃出资行为； 对第6份证据，有异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2019冀0403执异11号裁定书所查证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本就是针对该执行裁定书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所以该执定裁定书的事实内容部分，不能作为本案事实部分认定的意义，而被告所提交的（2018）冀0403执异156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李永芹2018年11月21日民事起诉状一份、（2018）冀0403民初4231号民事判决书、（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所证明的只是李永芹具有出资抽逃的行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京龙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14日，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该公司股东分别为古海涛、康毅龙、李永芹、刘志洪、张文雷、于天、韩荣、魏晓红、杜凡。2014年5月该公司名称由邯郸京龙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7月15日，京龙公司召开第五次股东大会，并由全体股东共计9人全部到会，经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并同意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股东古海涛以货币增资1140万元；股东康毅龙以货币增资164.75万元；股东刘志洪以货币增资161.25万元；股东韩荣以货币增资99万元；股东张文雷以货币增资250万元；股东李永芹以货币增资174.5万元；股东于天以货币增资76万元；股东魏晓红以货币增资117万元；股东杜凡以货币增资317.5万元。京龙公司委托邯郸隆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邯郸隆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7月16日出具邯隆会综验字【2012】第671号验资报告，确认截止2012年7月16日，收到股东以货币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所有出资由股东全部缴存于京龙公司在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西支行开立的临时存款帐户86×××94帐号内。2012年7月17日，2500万增资款从86×××94帐号转入京龙公司在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纺路支行86×××81帐号内，并于当天从京龙公司86×××81帐户以货款名义转入股东李永芹8633431651账户，再经李永芹帐户分三笔分别转入张爱军（1000万元）、宋贵巧（1000万元）、杨志敏（500万元）名下银行帐户。 另查明，因被告韩景伟诉古海涛、京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5）丛民初字第026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韩景伟借款本金2910000元及利息；二、被告古海涛对本判决第一项内容中被告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在其抽逃的114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韩景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古海涛、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5月16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4民终21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韩景伟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2016）冀0403执1231号执行案件。韩景伟以原告存在抽逃注册资本金为由，要求追加为被执行人。2019年4月28日，本院作出（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杜凡为本院（2016）冀0403执12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抽逃出资317.5万元本息范围内，就（2015）丛民初字第026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认的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对韩景伟所负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杜凡不服该裁定，诉至本院。 再查明，本案受理李永芹诉韩景伟、古海涛、京龙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李永芹提交起诉状显示“此次增资均系工商代办人员操作，此次增资股东均未如实履行出资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杜凡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结合京龙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条明确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则本作出决议；……”京龙公司2012年7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7月16日验资成功，7月17日验资后增资款就通过李永芹名下账户转入他人账户中。8月2日该公司召开第六次股东大会时，还形成了公司增资的决议，杜凡作为公司股东有义务亦有能力说明该款项转出的用途而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系基于公司政策经营业务往来，更未证明该转出行为经过了公司法定程序，对上述增资款去向在长达7年后以不知情为由抗辩的主张不能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申请执行人韩景伟请求“追加杜凡为本案共同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的异议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针对被追加人承担责任数额，应以股东实际出资的数额为限。本案中，杜凡在增资过程中，认缴的出资数额为人民币317.5万元，故其应在抽逃出资317.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故（2019）冀0403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杜凡为丛台区人民法院（2016）冀0403执12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317.5万元本息范围内，就（2015）丛民初字第026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认的邯郸市京龙创新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对韩景伟所负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凡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200元，由原告杜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剑 人民陪审员 张 欢 人民陪审员 薛 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