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8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延春，男，196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雄，重庆志和智（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怀丹，重庆志和智（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负责人：廖天光，该村民小组组长。原审第三人：邹渝，男，196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上诉人叶延春因与被上诉人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原审第三人邹渝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3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延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雄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原审第三人邹渝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延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依法处理。主要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的甲方就是被上诉人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而非一审认定的直升镇黄泥村六组农户；邹渝是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经营人及代表，其与上诉人签订土地转租合同得到了被上诉人的认可，上诉人连续六年向被上诉人履行交纳租金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成为租赁合同的相对方；被上诉人在约定租赁期内，强行收回土地、出租给他人的行为，严重违约和侵权，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邹渝未作答辩。叶延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赔偿叶延春修建公路、鱼塘坎、鸭棚、守鱼房和相关设施设备等损失181035元及鱼塘逾期收益435080元（54385元/年×8年），合计616115元；2.本案诉讼费由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天光系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组长。重庆市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的廖自隆农村承包经营户、石春农村承包经营户等委托廖天光，于2010年1月1日与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将位于直升镇黄泥村六组49.8亩土地出租给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从事农业综合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土地出租期限为18年，即2010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载明甲方（出租方）系荣昌县直升镇黄泥村六组，委托代理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法定代表人廖天光，廖天光在甲方受托人处签字，并在甲方处盖了原荣昌县直升镇黄泥村村民委员会公章，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段永在乙方法人代表处签字，原荣昌县直升镇人民政府在鉴证人处盖章。2012年8月16日，邹渝作为甲方，叶延春作为乙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约定甲方将直升镇黄泥村六组的土地，面积共计31.83亩（不包括集体土地）转包给乙方从事农业综合开发、休闲观光农业（种植、养殖等），其中田31.83亩，土0亩。邹渝在甲方处签字，叶延春在乙方处签字，廖天光在鉴证意见处签字，陈洪建在鉴证处签字。廖天光分别于2013年1月3号、2013年1月12号、2014年1月17日、2015年3月12日、2016年1月31日收取了叶延春交付的2013年鱼塘土地承包费25800元、71元、2014年黄泥村六社土地承包费20000元、2015年土地承包费22330元、2016年黄泥村六社养鹅场鱼塘土地承包费21900元。另查明，叶延春认为本案的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叶延春认为本案案由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要求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承担赔偿责任，但叶延春未举证证明叶延春与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关系。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虽载明甲方系荣昌县直升镇黄泥村六组，但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面积详见与农户签订的本合同附件《直升镇农村土地承包转出委托书》”第十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涉及农户的委托书作为本合同附件”叶延春、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双方虽均未当庭举示该合同附件，但该合同应该有载明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户及面积的附件，该合同的主体应为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直升镇黄泥村六组廖自隆农村承包经营户、石春农村承包经营户等，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廖天光也不是以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负责人或代理人的身份签字，而是以相应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叶延春虽举示其与邹渝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但未举证证明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否授权邹渝与叶延春签订该合同，或者邹渝有权代表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该合同，即使邹渝代理或代表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叶延春签订该合同，也是叶延春与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关系，二者是该转租合同的合同主体，且该转租合同明确约定转包的土地不包含集体土地，廖天光虽以黄泥村六组组长身份在合同签证意见处签字，但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或相应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不是该转租合同的合同主体，与叶延春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廖天光收取土地承包费，也是依据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收取，叶延春也是依据2012年8月16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支付土地承包费，并未因此改变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此外，叶延春要求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承担赔偿责任，但未举证证明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存在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也未充分举证证明叶延春的损失情况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对叶延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叶延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62元，由叶延春负担。”二审中，叶延春向本院举示日期分别为2018年8月4日、2019年3月22日的两份荣昌区直升派出所值班日志，拟证明在叶延春的租赁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就把土地出租给李小龙，且李小龙、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破坏了叶延春的鸭棚等相关设施。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叶延春于二审中提交的两份派出所值班日志所载内容，或为叶延春单方面陈述，或为叶延春与廖申吉、李小龙等人发生纠纷的记载，并无证据证明是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对叶延春存在侵权行为，而叶延春坚持本案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故该两份派出所值班日志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叶延春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对叶延春亦不存在违约行为，理由如下：首先，叶延春承包案涉土地的依据是其与邹渝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合同相对方为邹渝。叶延春认为邹渝是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经营人，并代表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叶延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但叶延春并未举证证明邹渝有权代表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转租合同，或邹渝签订转租合同是出于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即便邹渝有权代表或代理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叶延春签订转租合同，转租合同的主体也应当是叶延春与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其次，叶延春直接向廖天光支付土地承包费，是基于2012年8月16日邹渝与叶延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租合同》中的约定。廖天光作为代理人收取叶延春的土地承包费，是基于2010年1月1日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与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二者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仅凭叶延春向廖天光交纳土地承包费的事实表象就认定叶延春与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关系。最后，结合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合同条款的约定来看，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并非该出租合同的真实合同相对方。该出租合同中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出租的土地来源为受农户转出委托，并非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且约定相应农户的委托书为合同附件，廖天光是受相应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委托，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故该出租合同的真实合同相对方应该为重庆荣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直升镇黄泥村六组相应农村承包经营户。综上，叶延春与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并未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关系，因此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对叶延春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叶延春应当向邹渝主张权利而非荣昌区直升镇黄泥村六组村民小组，一审判决驳回叶延春的诉讼请求认定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延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62元，由上诉人叶延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华审 判 员  苏致礼审 判 员  芦明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康 佳书 记 员  张远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