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27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金发，男，194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芳，浙江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茶花，女，194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包金发因与被上诉人朱茶花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包金发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0603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2、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证据采信出现错误。上诉人包金发提交的《绝卖屋契》真实有效且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朱茶花辩解在《绝卖屋契》签名及捺印是因需要向上级报告材料而事先在纸上签名捺印，是不成立的。朱茶花陈述显属虚假，朱茶花与包金发离婚后，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对于包金发占有的房屋不闻不问，显然不符合常理，朱茶花一开始否认签名，后又主动撤回鉴定申请，显然对鉴定结果心虚，其对起诉和当庭陈述的被侵权的事实系作虚假陈述。证人孙某的证言不具备否定涉案房屋买卖事实的证明效力。孙某在之前多次使用过“孙阿宝”的签名，并且“中人”并非绝卖契约的必要要素，即使没有中人，合同依然成立并生效。朱茶花提供的没有朱茶花签名的《绝卖屋契》复印件及证人裘某的证言，根本不具有否定上诉人提供的有朱茶花签名的《绝卖屋契》原件的效力。朱茶花提供的是复印件，无法对原件进行核对，即便证人裘某所说该复印件系从包金发处拍照所得，也不足以认定该复印件的真实性，该复印件的来源、如何打印、微信传送记录、照片电子文档等均无法作出有效说明。2、原审证据认证出现错误。《绝卖屋契》系原件，直接证据，具有极强的证明力，但是原审在证据认证时，却认定了无法核实真实性的二份复印件、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证人孙某的证言、与本案争议关联性不大的证人裘某的证言。显属证据认证出现错误，应予纠正。原审对当事人双方的证据采信标准严重失衡，对于朱茶花的虚假陈述或者反复无常行为丝毫没有重视。3、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1998年已取得涉案房屋，且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绝卖屋契》，完成了举证义务，由于二十年来房屋增值幅度巨大，朱茶花不顾基本事实否认房屋已转让。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朱茶花辩称，1、《绝卖屋契》是伪造的，其记载的房屋也与双方离婚时调解协议上表述的不一样。2、所谓的中人孙某已在一审庭审中否认有《绝卖屋契》。3、所谓的代笔人钱木根，二审中改口为钱才根，该二人都存在，一个是活的，一个已死亡，再审时把一个已经死亡的来糊弄法院。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茶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包金发腾退位于柯桥区花园台门内属于朱茶花的房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房屋为坐落于绍兴市柯桥区花园台门内坐北朝南三层楼屋四间中的西首一整间及其他三间的第三层房屋。上述三层楼屋四间宅基地的图号6-3-15、地号054、用地面积96.90平方米，其土地登记使用者为包金发。 朱茶花、包金发原系夫妻，朱茶花于1997年6月25日起诉，要求与包金发离婚并依法分割财产。后经一审法院调解，双方于1997年7月8日在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双方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座落在绍兴县花园台门内座北朝南三层楼屋四间，朱茶花得西首一整间及其他三间的第三层。包金发得东首三间的一、二两层。该屋直出道地及过楼，双方各半使用，隔砌墙费用各半负担。其他财产西湖牌20英寸彩电一台、冰箱一只归包金发所有。号码为407×××3电话机一部、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台归朱茶花所有。上述财产及其他财产双方已自行交割清楚。三、各人的债务由各人负责偿还等。 案涉房屋现由包金发占有使用，因该房屋面临拆迁，双方为案涉房屋的归属发生争议。包金发在审理期间向该院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1998年1月28日的《绝卖屋契》，其相关内容载明：立绝卖屋契人朱茶花愿将离婚分割所得坐落于湖塘村坐北朝南靠西壹至叁层叁间、第三层叁间、浴室扶梯间……即将离婚时所得的全部财物及屋内家具全部绝卖给包金发为业，全价为9万元，现金全部收讫，永不回赎等。该绝卖屋契落款处有朱茶花签名及所摁手印，另有代笔人“钱才根”式样的签名（签名旁有一枚手印），另有中人“孙阿宝”式样的签名（签名旁有一枚“孙阿宝”式样的私章）。包金发向该院确认在1998年1月28日仅由代笔人书写了一份绝卖屋契。朱茶花申请孙某（又名孙阿宝）出庭作证，其证言相关内容为“没有《绝卖屋契》这回事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一天村里人跟我说，阿宝你在做中人，有颗印章盖着，我说怎么可能。我的印章50多年了，都是孙某，我从来没有用孙阿宝（私章）”。 另查明，朱茶花曾向绍兴市柯桥区信访局反映案涉房屋纠纷，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月22日向原朱茶花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该办事处曾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由于协调联系的原因未进行调解，若联系妥当后，且包金发同意调解的话，该办事处将及时组织双方就案涉房屋纠纷进行调解。湖塘街道宾舍村村干部裘某为协调双方之间的纠纷，对包金发提供的一份《绝卖屋契》进行手机拍摄，该照片的复印件由朱茶花向该院提交，经包金发确认，朱茶花提供的该《绝卖屋契》确系裘某从包金发处拍摄所得。 本案审理期间，就包金发提供的《绝卖屋契》上朱茶花签名及手印是否为1998年1月28日形成以及该屋契上的两枚手印是否为1998年1月28日形成的事宜，该院根据朱茶花的申请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后因检材及技术条件局限，上述鉴定机构作退鉴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朱茶花以物权保护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该院应予以尊重。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经审查朱茶花的诉称事实，其诉求所依据的事实是案涉房屋即坐落于绍兴市柯桥区花园台门内坐北朝南三层楼屋四间中的西首一整间及其他三间的第三层房屋在双方于1997年7月离婚时分割归其所有，故要求现占有人即包金发腾退归还。包金发则主张案涉房屋在1998年1月已由朱茶花绝卖给其所有，要求驳回朱茶花的诉求。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事实，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已明确案涉房屋归属朱茶花所有，现包金发主张朱茶花已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其，其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经审查包金发提供的《绝卖屋契》，其内容载明案涉房屋由立绝卖人朱茶花出卖给包金发，同时载明交易原因、绝卖房屋的来源说明、中人、代笔人。因上述绝卖屋契的书写规范参照传统的土地房产交易契约文书，故其所载中人、代笔人在契约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以中人而言，其在成约之前就开始起到“说和”的作用，成约之时即作为见证人，在成约后如契约双方发生纠纷，中人还将起到重要证人的作用。以代笔人而言，其作为成约的见证方和书写者，应知晓立契的背景。经该院查实，上述《绝卖屋契》中代笔人钱才根已亡故，中人孙阿宝（又名孙某）出庭作证却否认其参与该《绝卖屋契》的订立，也从未在该屋契上加盖私章。孙阿宝的当庭证言显然否定了《绝卖屋契》的真实性，亦动摇该院对该《绝卖屋契》的确信。另，经该院调查，宾舍村村干部裘某为协调双方之间的纠纷，对包金发提供的一份《绝卖屋契》进行了拍摄，按包金发的说法，其于1998年1月向朱茶花购买案涉房屋时只由代笔人写了一份《绝卖屋契》，但察裘某所拍摄的《绝卖屋契》，其行文格式与包金发当庭提供的《绝卖屋契》有异，与包金发关于《绝卖屋契》份数只有一份的陈述不符。此外，关于购房款项9万元的来源、交付，也仅有包金发的陈述意见，缺乏对应的书面凭据佐证。综上分析，虽包金发提供《绝卖屋契》上有朱茶花的签名和捺印，但该屋契尚存在诸多疑点，包金发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足以令人怀疑其所主张的购房事件的真实性，应由包金发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据此，该院对包金发提交的《绝卖屋契》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并确认朱茶花并未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包金发。 综上所述，朱茶花仍为案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包金发占有案涉房屋，但未提供其占有的合法依据，系无权占有，朱茶花有权要求包金发腾退案涉房屋。据此，该院对朱茶花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朱茶花放弃要求包金发赔偿房产租赁收入，该院予以照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包金发应将坐落于绍兴市柯桥区花园台门内坐北朝南三层楼屋四间中西首一整间及其他三间的第三层房屋腾退给朱茶花，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交付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80元，由包金发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与裘某对话的录音件一份，要求证明裘某从未提及过所拍的照片是以复印件为载体拍摄的。同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要求证明包金发与其讲过与朱茶花离婚后，朱茶花将房子卖给他，并向其借了一万元事实；申请证人魏某出庭作证，要求证明以前听人讲，朱茶花将房屋卖给了包金发，平时很少看到朱茶花来湖塘的事实。朱茶花发表意见认为，裘某的录音材料及两位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且两位证人一位是上诉人亲戚，一位是上诉人朋友。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悬赏书一份，要求证明上诉人在寻找所谓的证人。上诉人承认出过悬赏寻找以前有“孙阿宝”盖章的文件等。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均不能作为二审中的新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绝卖屋契》的证明效力，案涉房屋是否存在买卖事实。首先，从一审收集的证据看，本案存在二份内容相近的《绝卖屋契》，一份是上诉人提供的原件，另一份是被上诉人从裘某得到的照片复印件，且上面无被上诉人的签名。该二份《绝卖屋契》虽然内容基本一致，但行文及格式存在较大差异，显然不是同一份《绝卖屋契》，但根据上诉人陈述，当时在商量卖屋后仅书写了一份《绝卖屋契》，并不存在第二份，因而足以对如何形成《绝卖屋契》产生合理的怀疑；其次，证人即《绝卖屋契》的“中人孙阿宝”在一审庭审中作证明确否认有《绝卖屋契》，也否认在《绝卖屋契》上盖章，从未使用过“孙阿宝”的印章。再次，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其按照《绝卖屋契》约定交付购屋款的证据。因而一审法院对上述《绝卖屋契》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并确认朱茶花并未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包金发，并无不妥。 综上，上诉人包金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包金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伟明 审判员  翟金源 审判员  季璐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鲁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