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再201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伟，辽宁杨洪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辽宁盛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黄余谦，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清，辽宁华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强，山西金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葫芦岛长山寺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山寺港公司）因与被申诉人黄余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民初字第00022号民事调解书，向检察机关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辽检民（行）监[2018]21000000308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9）辽民抗6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孙晓宁、王晓东出庭。申诉人长山寺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伟、王晓龙，被申诉人黄余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清、李正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系黄余谦、徐奎利、牛辉力三方恶意串通，损害长山寺公司合法利益及司法活动的正当性，属虚假诉讼。理由如下：第一，牛辉力使用伪造印章进行诉讼，符合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根据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辽大司鉴[2016]文鉴字第01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案诉讼中加盖的长山寺公司印章不是该公司真实印章，且兴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记载该公司从2009年6月1日起，使用的公司印章识别码为2114810005840，而诉讼中长山寺公司提交的答辩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司印章识别码为2114030003598，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牛辉力在诉讼中使用的印章系伪造。第二，现有证据表明黄余谦及其代理人徐奎利与牛辉力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高度盖然性。首先，在借款来源上，徐奎利称黄余谦以现金交付不符常理，且长山寺公司并无进账及资金流转记录。其次，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并无任何对抗，长山寺公司对黄余谦的诉讼请求直接表示认可，且诉讼进展顺利，无任何实质的对抗。再次，本案纠纷发生在股权转让期间，且并未向受让股东如实告知，存在通过诉讼增加长山寺公司及其受让股东的债务负担的事实。最后，徐奎利作为长山寺公司的债权人和本案黄余谦的代理人在多起案件中存在和时任法定代表人牛辉力通过调解增加长山寺公司债务负担的事实。据此，现有证据表明黄余谦及其代理人徐奎利与牛辉力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综上，本案系黄余谦、徐奎利、牛辉力三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申诉人长山寺港公司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被申诉人黄余谦答辩称，长山寺港公司之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抗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理由是：（一）本案不存在抗诉再审情形。民事诉讼法对启动针对调解书的审判监督程序有着尤为严格的规定，即必须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检察机关才能提起检察建议或提出抗诉。本案民事调解书是双方当事人于开庭前经自愿协商达成，经法院依法确认而生效。长山寺港公司与黄余谦之间的民事纠纷显然不属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故本案属于调解结案的普通民事争议，依法不应由检察机关介入，也不符合启动再审之法定条件。（二）长山寺港公司认为“现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本案调解过程符合法律规定，港口公司在收到传票后主动要求调解，向法院提供了盖有其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民事答辩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还提供了代理人庞洪玉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员工身份证明等，并在调解期间拍照确认为代理人本人签署。调解书生效后强制执行中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牛辉力签署送达回证。其次，长山寺港公司以授权委托手续上加盖公章与其备案印章不一致为由主张“调解不是港口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牛辉力作为港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占股70%的大股东（另一时任股东高伟所持有的股份为干股），有代表公司出具授权委托手续、对外进行调解的权限；而答辩人在法院对授权委托手续确认无误的前提下，对庞洪玉之代理人身份当然确信无疑，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审查其加盖公章是否与工商备案一致。即便港口公司所谓“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属实，则最迟在2014年9月，港口公司也对调解书内容及其法定义务明确知晓，但港口公司直到2016年5月再审期限即将届满时才提起申诉，显然与常理不符，不能自圆其说。再次，执行通知书下达后，港口公司多次明确表示过其有执行和解之意愿，并有给付执行款之行为，显然已经知晓并且认可了调解书的内容。（三）长山寺港公司认为本案“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借贷事实真实发生。徐奎利与牛辉力为多年好友，完全具备出借能力。李镇平、黄余谦也是通过徐奎利介绍，与牛辉力发生借贷往来。欠条上加盖有港口公司经过工商备案的印章，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其次，民事调解首要基础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需要法院对双方所提供证据进行审查，只要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况且港口公司还在调解期间主动出具了答辩状，对案件主要事实、争议标的金额等均进行了确认。港口公司在调解书达成近两年后否认其行为出于自愿并要求答辩人再次举证证明其已自认过的事实，有悖诚实信用的基本民事原则。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是针对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提出的抗诉，依照法律规定，抗诉成立的法定要件是“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院经审理认为抗诉理由不能成立。长山寺港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是“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主要理由是原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及债务形成事实不清。从公安部门对伪造印章立案侦查调查笔录及检察机关进行的调查询问看，均没有超出长山寺港公司申诉所及内容，抗诉审查过程也没发现能够否定案涉事实的新证据，即以黄余谦及其代理人徐奎利与牛辉力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高度盖然性为由提起抗诉。关于调解诉讼中长山寺港公司出具的手续中加盖的印章不是该公司备案公章而是牛辉力私刻，能否认定该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问题。首先，牛辉力作为长山寺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占股70%的大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有代表公司出具授权委托手续、委托代理人进行调解的权限。经查，在葫芦岛市公安局对伪造印章立案侦查中对李航（高伟丈夫，2012年3月20日至2014年8月11日期间30%股权实际受让人）询问笔录记载：“我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我跟牛辉力约定我不参与经营，我入股该公司是因为牛辉力欠我钱，他没钱还我，我另外又投入大概600多万，加欠我的钱一共投入1350万元，所以牛辉力把公司30%股份转给我。但牛辉力答应港出售的时候，给我几百万的利润，所以我只等着卖港不参与经营。我保管过公司的公章，但具体什么时间从牛辉力手要来的公章我记不住了，我怕牛辉力在外以公司名义借钱，我承担连带责任，就把公章拿来自己保管。”在葫芦岛市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中记载：“（在你任股东期间都参与哪些经营活动？）不参与经营管理，我们有知情权，但不承担债权债务。（公司是否有账本，是否欠徐奎利钱，是否纳入公司债务？）我不知道有没有账本，其他的不知道。”李航以上陈述表明其虽参股30%，但其既不参与经营也不了解公司状况。其次，虽然该印章确属私刻，不是备案印章，但经查原审卷宗，在调解诉讼中，原审法院对长山寺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意思表示、调解内容进行了确认，并通过电话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牛辉力进行了核实。因此，可以认为长山寺港公司对调解内容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且在调解书生效后的强制执行中，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牛辉力签署送达回证，亦可说明不存在调解违反公司真实意思的情形。直至2016年5月长山寺港公司对调解书提出申诉，期间一直处于强制执行状态，双方有多次执行和解意愿与协商，并有给付部分执行款的行为，故长山寺港公司所称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借据”的真实性及欠款数额的认定问题。2013年2月1日“欠据”内容：“今欠黄余谦人民币肆佰贰拾捌万元正￥4280000（3分利息）”，牛辉力在欠款人处签名。欠据下部写有：“同意还款，牛辉力，2014年5月6日”。欠条作为债权凭证，是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证据，案涉欠据出具时间及之后再次确认的时间均在牛辉力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持股70%大股东期间，对该笔债务长山寺港公司并未否认该欠据的真实性，只是称证据单薄、调解未审查债务形成过程，故欠据的真实性能够认定。从原审法院对本案复查、公安部门对伪造印章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监督调查过程中，案涉人员的陈述，及对多名案涉当事人、案外人的讯问、询问情况看，并未发现陈述相矛盾的情况，结合李镇平、黄余谦所述其具备经济实力，经商过程中与徐奎利认识，看好港口发展前景，并经徐奎利介绍，与牛辉力发生借贷往来，用于港口建设的合理解释，以及现长山寺港公司并没有相反证据否定该公司之前的经营行为，综合分析认为，原调解书对借款事实的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抗诉认为黄余谦、徐奎利、牛辉力三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终结诉讼。审判长 刘 晶审判员 张 昕审判员 张云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孙秀玥书记员孙秀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