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73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唐福义，男，汉族，1977年12月8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坤，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祖微，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夏长连，女，汉族，1985年11月1日出生，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卢光武，男，汉族，1978年11月26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勇，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唐福义因与被上诉人卢光武、夏长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5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福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调解协议书》及上诉人在派出所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派出所对唐某1的《询问笔录》与当庭作证不一致，应当以当庭作证作为定案依据。一审认定上诉人邀约死者卢波浪下河游泳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一审认定上诉人调解时对赔偿责任主体产生重大误解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以上诉人在庭审中认为自己调解时要承担部分责任为由，认定上诉人不存在重大误解错误；二、一审判决未对本案显失公平的诉讼理由予以评价。即便上诉人要承担责任，仅仅只需承担对未成年人未尽到临时监护义务的责任，也承担不了45万元的赔偿责任；三、一审对上诉方证人证言证明唐福义未邀约死者卢波浪洗澡的事实不予采信系错误；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零八条规定错误；五、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节点未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支付42万元错误。卢光武、夏长连辩称，上诉人所称的上诉理由并非事实，依法不能成立，调解协议是有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唐福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撤销唐福义与夏长连、卢光武双方于2019年7月1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二、本案诉讼费由夏长连、卢光武承担。卢光武、夏长连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唐福义履行与卢光武、夏长连于2019年7月1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并一次性给付余下42万元的赔偿费；二、反诉诉讼费由唐福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波浪（已故）系卢光武、夏长连之子，其生前与夏长连系为唐福义提供劳务的位于遵义市汇川区公路段务工人员。2019年7月15日下午，唐福义邀约卢波浪及案外人唐某1一同前往山盆镇太坪村河中坝洗澡。三人到达河边后，卢波浪脱掉衣服跳入河中游泳。在此过程中，卢波浪被水流卷入河内，溺水死亡。事故发生期间，虽经唐福义呼救，当地村民赶到现场参与救援，但仍未能将卢波浪救出。次日早上，救援人员打捞出卢波浪尸体。2019年7月16日，经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卢光武、夏长连与唐福义达成协议并签订遵汇山府民调字2019第16号《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事由：2019年7月14日，死者卢波浪到当事人唐福义的项目工地务工，7月15日下午5时许，唐福义随同死者卢波浪因在境内的河中坝河流洗澡，导致卢波浪不慎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经山盆镇派出所赶赴现场，并调查取证后，山盆镇人民政府、芝麻镇人民政府、山盆镇太坪村委会、芝麻镇观音寺村委会及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7月16日在太坪村委会座谈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由当事人唐福义一次性赔偿给死者家属卢光武、夏长连之子卢波浪的安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45万元（大写肆拾伍万元）。二、付款方式：双方当事人在签定协议之时，由唐福义给付3万元；余下的42万元，唐福义在10日内支付10万元，2019年10月份前支付10万元，剩下的22万元在2020年1月30日前付清。三、死者家属自愿放弃对死者卢波浪进行尸检和对该事故民事责任的诉讼。四、死者家属在七日内对死者卢波浪进行火化并安葬。五、此协议双方签字生效，不得反悔，受法律保护。六、此协议一式七份，双方当事人及相关单位各一份。落款：当事人（已签字并捺印）：卢光武、夏长连、唐福义，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盖章），人民调解员（已签字）：周开会，2019年7月16日。上述协议签订时，唐福义给付了卢光武、夏长连赔偿费用3万元，余款至今尚未履行。庭审中，唐福义为证明自己主张，申请证人唐某1、唐某2出庭。证人唐某1就涉案事故发生经过发表了陈述，所述内容与其在山盆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一致。证人唐某2陈述：“当时吃了晚饭，唐福义便叫唐某1去游泳，死者卢波浪买了洗发水要一同前往游泳，但是唐福义并没有叫死者一起下河游泳。当时我没有去，他们去了不久，唐福义便回来叫我们，说卢波浪已经溺亡。”针对证人唐某2的上述陈述，唐福义认为，因其未对死者卢波浪发起下河游泳的邀约，是死者主动要求前往，故死者父母卢光武、夏长连未尽到监护义务，应对死者的溺亡承担责任。另外，三人到了河边后，自己对死者尽到了谨慎告知义务，死者独自去游泳，不听劝阻，应自行承担责任，在死者溺亡后，自己已经尽到了救援义务，不应承担责任。对上述证人证言，卢光武、夏长连认为不能达到唐福义的证明目的，关于死者的溺亡处理结果，已经过调解，而且该调解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能因为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就推翻该协议。另查，2019年7月15日22时48分，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山盆派出所民警向唐福义作询问笔录一份，其中该笔录载明：“……问：你当时在什么位置，距离事发地有多远？答：我就在事发现场，清楚整个事情的详细过程。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的说一遍。答：2019年7月15日19时许，我邀约唐某1和卢波浪一同前往山盆镇太坪村河中坝洗澡，卢波浪在太坪村一小卖部内购买了4包洗发水，大约19时30分许，我们三人达到了河边，当时我与唐某1在河边抽烟，准备脱掉衣服下河洗澡，这时卢波浪已经将衣服脱掉，手里拿了一包洗发水就下水了，当时我看见卢波浪被水里的漩涡拉了下去，卢波浪也在叫救命，唐某1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游泳，我立即驾驶摩托车在附近的民宅求救，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我在河边不远处的民宅找到了当地的村民，随后一同来到了卢波浪溺水处，这时唐某1还在河边，卢波浪已经被漩涡卷走看不见了，我又驾驶摩托车前往我们工地的宿舍将卢波浪溺水的事情告诉了卢波浪的母亲夏长连，我们一起做工的同事全都来到了河边，随后就报警了。问：你与卢波浪是什么关系？答：我们是同事关系，卢波浪的母亲夏长连在我们工地上煮饭。问：你们的工地主要是做什么？答：主要负责路边的护栏和警示牌。问：你在工地上主要负责什么工作？答：我是这个工地上的负责人，这些工人都是我叫来的。问：工地的老板是谁？答：我也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喊他罗老九。问：你们三人是否会游泳？答：卢波浪会游泳，我与唐某1不会游泳。问：你不会游泳，怎么叫人一起去河边洗澡？答：因为我们去洗澡的地方水很浅，就想着在河边随便洗一下，可是卢波浪会游泳，他在深水区洗澡。问：当时还有哪些人在现场？答：卢波浪、唐某1和我。问：卢波浪溺水后，你们是否采取救援措施？答：我们在卢波浪溺水处进行打捞，还有当地会水的村民下到河里进行打捞，一直持续打捞了十多分钟。问：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答：2019年7月15日19时20分许。问：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答：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太坪村小地名河中坝。问：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吗？答：没有了。问：你以上所讲的是否属实？答：属实。问：你是否有阅读能力？答：是。问：以上笔录请你仔细阅看。如果记录有误请指出来，我们即给予更正。请你确认记录无误后再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答：好的。”上述询问笔录最后由唐福义在落款处书写：“以上笔录共4页，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2019年7月15日，唐福义（签字并捺印）”。同日22时55分，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山盆派出所民警向案外人唐某1作询问笔录一份，其中该笔录载明：“……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答：2019年7月15日19时许，我干完活，吃完饭，感觉全身是汗，准备在租房内洗澡，这时唐福义驾驶摩托车带着卢波浪看到我准备用水擦汗，卢波浪就叫我去河边洗澡，说河（边）洗起来舒服一点。然后我就和他们两个一起坐着摩托车下河洗澡去了。到了河边，我和唐福义就先抽了一支烟，然后就看到卢波浪脱了衣服裤子。当时我们还在抽烟的时候我问了卢波浪会不会游泳，不会游泳就在河边洗，不要去河中间洗了。他说他会。然后就看到他跳进河里游泳了。跳进河里后又游到岸边来，还说这水舒服，我这时就给他说就在岸边洗不要游到河中间去了，中间河水比较急。我看到他又跳进河里往河中间游过去了。当他游到河中坝中间的时候就被河坝中间修建的暗孔卷进去了。然后看到卢波浪被冲到河坝下游的地方站起来了一下，又看到卢波浪一边游一边被河水往下游冲走，我看到卢波浪好像是游不动了，我意识到他可能会被溺水，那时唐福义就赶忙跑下去救卢波浪，唐福义看到自己救不起卢波浪，就跑回来骑摩托车去找附近的村民前来施救。当唐福义叫来人后，看见那人下河潜水去救卢波浪都没有看到卢波浪被救起来。然后唐福义就报警了，直到你们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现场。问：你与卢波浪是什么关系？答：我们是同事关系，卢波浪的母亲夏长连在我们工地上煮饭。……问：当时卢波浪被河水冲走后你们是否施救？答：唐福义跑去施救的，但没有救到卢波浪。问：你为什么不去施救？答：我不会游泳。问：当时卢波浪被河水冲走时你们在干什么？答：我和唐福义在岸边抽烟。问：当时还有哪些人在现场？答：卢波浪、唐福义和我。……”2019年7月16日8时30分，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山盆派出所民警向案外人耿光明作询问笔录一份，该笔录载明：“……问：请你将事情的经过给我们讲一下。答：2019年7月15日19时许，我接到本组耿光川的电话说河中坝河中有人被淹了，然后我就通知本组的人准备施救的东西往现场赶，到达现场之后我就问和溺水者一起的两个人为什么当时没有喊人来施救，这两个人回答我说心里面害怕，其中有个男子就骑着二轮摩托车去叫他们自己的人来施救，于是我就说叫这两个人一起帮忙把我的船抬到河中坝来施救，他们没有回答我，接着我就向你们公安机关报了警，没有好一会你们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就到了现场。……问：这两个人是和溺水者一起去的吗？答：一起去的。……问：溺水者是在你们那里干活吗？答：是的。”经庭审质证，唐福义与夏长连、卢光武对上述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庭审中，唐福义当庭对上述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山盆派出所民警向其所作询问笔录第二页中关于回答当时详细情形的内容完整、清楚地进行了宣读，其阅读能力良好。经一审法院询问唐福义，在其签订协议过程中，自己认为是否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部分责任还是不承担责任，唐福义回答：“我在签订协议时我个人认为我只应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唐福义的本诉诉讼请求，争议焦点即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具备可撤销条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之规定加以判断。首先，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这种误解的结果，是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唐福义主张在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唐福义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订立涉案《调解协议书》时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唐福义清楚其邀约卢波浪前往山盆镇太坪村河中洗澡，发生卢波浪溺水死亡的事实，清楚整个事件的发生经过，在签订涉案调解协议的过程中，唐福义就卢波浪死亡赔偿价款与死者父母卢光武、夏长连进行反复协商，最终达成涉案《调解协议书》并签字捺印予以确认。从协商、签订上述调解协议及庭审过程中唐福义的表现来看，唐福义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表达能力，能够充分理解其所签字捺印的涉案《调解协议书》具体内容，清楚协议所载明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庭审中，唐福义提供的涉案《调解协议书》可以体现协议签订时在场人员、单位的情况以及明确的双方权利义务，但并不能以协议主文前所记载的内容“2019年7月14日，死者卢波浪到当事人唐福义的项目工地务工”，证明因描述卢波浪具体务工时间不准确或项目工地非唐福义所有为由，导致其对赔偿责任、赔偿费用、付款方式等存在重大误解；唐福义提供的接出警登记表，仅反映了被询问人对卢波浪溺水发生的时间进行的陈述，也无法证明唐福义以此对涉案调解协议本身签订时的责任存在重大误解；唐福义申请出庭的证人唐某1，仅仅陈述了卢波浪与唐福义、唐某1前往事发地洗澡和卢波浪溺水的过程，证人唐某2陈述唐福义当日并未叫死者一起下河游泳，但就相关情况，唐福义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本人在山盆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2019年7月15日19时许，我邀约唐某1和卢波浪一同前往山盆镇太坪村河中坝洗澡。”并在该询问笔录落款处签字、捺印予以确认，故上述证人证言，同样无法据此认定唐福义主张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成立。唐福义称，是因为听到相关领导告知其应承担全部责任后，导致其对事故赔偿责任主体产生重大误解，才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但唐福义并未就上述主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另外，在庭审中唐福义表示，其在签订涉案调解协议时，认为自己应承担部分责任。由此也可看出，唐福义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清楚自己内心认可的责任负担，其当下的主观认识与反应在涉案调解协议中的客观内容相对统一，在认识上没有体现显著缺陷，在协议约定上也无意思曲解。综上所述，唐福义并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涉案调解协议时，对协议中相关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重大误解，因此，唐福义上述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卢光武、夏长连的反诉诉讼请求，首先，经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卢光武、夏长连与唐福义达成的遵汇山府民调字2019第16号《调解协议书》有双方当事人签字并捺印确认、人民调解员签字并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亦应恪守履行。根据该《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唐福义仅在协议签订时给付了对方赔偿款3万元，余下42万元中约定应于10日内支付10万元的分期付款时间到期后，唐福义至今未履行相关付款义务，唐福义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实际违约。同时，唐福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协议的诉请，该行为明确肯定地向卢光武、夏长连作出了将不履行合同约定剩余分期赔付款的意思表示，对上述10万元以外的剩余应付赔款构成预期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卢光武、夏长连主张唐福义应承担违约责任，一次性支付剩余赔偿费42万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唐福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唐福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卢光武、夏长连一次性支付赔偿款420000.00元。本诉案件受理费3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反诉案件受理费380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合计3830元，由唐福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该《调解协议书》是否显失公平，是否应予撤销。上诉人主张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自己误以为招用未成年工而需承担卢波浪死亡的全部责任，但事实上只需承担部分责任，上诉人对责任比例存在重大误解，遂以此为由提出上诉。但上诉人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条件通过合法途径掌握相关知识，应当能够预料到自己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上诉人对自己应承担卢波浪死亡的赔偿责任不持异议，仅对责任比例不服，但调解协议最终确定的赔偿金额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前反复协商而定，赔偿金额也远少于被上诉人提出的80万元，签订《调解协议书》应视为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对调解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存在重大误解，现仅以自己对赔偿基础事由的认知变化为由主张对《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调解协议书》显失公正，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而在本案中，上诉人认可卢波浪系其招用的未成年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承认系其邀约卢波浪一起前往游泳，其认可应当承担卢波浪死亡的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平等协商，且生命之珍贵非金钱所能完全度量，被上诉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也并非金钱所能完全补偿，上诉人自愿签订协议赔偿被上诉人45万元，未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称是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和派出所给其压力才签订协议，本院认为有关部门正当履职，不构成可撤销事由，且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受到足以造成意志不自由的胁迫，对该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调解协议书》第二条付款方式约定：“由唐福义支付3万元，余下的42万元，唐福义在10日内支付10万元、2019年10月份前支付10万元，剩下的22万元在2020年1月30日前付清。”到目前为止，唐福义只支付了3万元，余下的42万元未支付，唐福义向法院起诉撤销协议的行为，已对2019年10月份前支付10万元和2020年1月30日前支付22万元构成预期违约，一审法院判决要求唐福义向卢光武、夏长连一次性支付剩余42万元赔偿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唐福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唐福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波审判员  喻 茜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窦川书记员吴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