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828民初2910号 原告：陈发端，男，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岳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晓东，安徽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合肥市蜀山区怀宁路288号置地广场C座办3601、3605、3606、3607、36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40100592689832A（1-1）。 负责人：徐永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斯，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琴，国华人寿安庆中心支公司员工。 原告陈发端与被告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发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晓东、国华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斯、汪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发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重大疾病保险金63294元并自2019年9月1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逾期支付保险金的利息损失；2、确认被告于2019年9月10日向原告发出的《理赔决定通知书》、《批单》中合同终止的内容无效，被告返还原告合同文本并继续履行合同；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国华附加年金保险”的人身保险，基本保险金额分别为70000元、50295元，保险费交费年限十五年，每年保费6521.29元。2019年6月，原告检查发现患有疾病，确诊为肝癌。原告即向被告报案，并到被告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按基本保险金额赔偿保险金70000元，但被告在2019年9月9日向原告邮寄《理赔决定通知书》、《批单》，仅部分赔付6706元，并单方终止合同。为此，特向法院起诉。 国华人寿公司辩称：原告报案后，我司经调查审核发现原告申请投保和复效时，未履行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故我司做出拒赔并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费的决定。2019年6月原告因肝癌就医，据2019年6月10日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显示，原告主诉发现××肝硬化一年，体检发现××七年肝功能异常，2019年6月14日至6月2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进行ＴＡＣ1手术时，主诉既往××病史十余年，自诉服用中药治疗，以上疾病均是导致肝癌的直接原因。2017年7月26日，原告向我司申请投保并且在健康告知第七项Ｄ类是否曾患有××等疾病一栏勾选“否”，未对既往的病史及健康状况进行如实告知，影响我司的承保决定。2018年原告未按时续交保险费，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2018年11月26日，原告向我司申请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但在保单变更服务告知书客户健康告知第七项Ｄ类是否患有××肝硬化等疾病一栏中仍然勾选否，原告故意隐瞒既往疾病的情况，严重影响我司在保单恢复效力审核时的复效决定，根据保险法37条规定，复效的条件是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一致，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保险合同效力恢复，并非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即自然复效，保险人仍需根据被保险人健康职业等情况的告知才能判断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从而决定是否接受复效的请求，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则保险人可以选择拒绝复效。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四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根据保险合同8.2、8.3条款约定，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内或自本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我们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2018年11月27日审核确认恢复合同效力，至2019年9月9日我司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未超过合同约定的两年期限，且我司委托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调查原告既往病史及相关的身体情况，大同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出具调查报告，我司自收到报告知道原告一年前患有××、肝硬化等疾病之日起30日内作出了解除合同的决定，也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我司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认定为原告过失未告知，做出拒赔并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费的决定，退还了原告两年所交的所有保费13043.18元。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双方当事人围绕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庭进行了质证。对双方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 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事项。被告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2、保险单，证明2017年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国华附加年金保险”，基本保险金额分别为7万元、50295元，保险费缴费年限15年，每年保费6521.59元。被告质证认为，三性没有异议，但它是一份保险合同，一个保险合同项下的才有附加险，附加险不可以单独购买，不能拆分单独成立或者是解除。本院认为，对该证据可予确认，附加险能否单独成立、履行应根据合同约定判断。 证据3、出院记录，证明2019年6月，原告经检查确诊，患有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完整，只能看见部分的就诊内容，仅证明原告肝癌手术。对此，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以确认。 证据4、批单、理赔决定通知书，证明原告就患重大疾病申请理赔，被告做出部分赔付决定，赔偿原告6706元，对附加险退回保险费，其终止附加险保险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确认终止合同的效力。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未如实告知，导致被告对本案保险合同承保及复效做出错误的决定，被告做出理赔的赔付金额是13043.18元，并且是对3408281710002798项下的所有保险项目进行合同解除，并非单独解除主险。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对证明目的的不同意见，不影响该证据的认定，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以确认，其所证明的事实应综合分析认定。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 证据一、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调查报告，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病历，与江苏省人民医院浦立勇医生谈话的记录。证明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就医时主诉发现肝硬化一年、体检发现××七年、肝功能异常一年；2019年6月14日至6月2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时，主诉既往××病史10余年，自诉服用中药治疗，原告在2017年7月24日申请投保时及2018年11月26日申请保险合同复效时均未如实告知被告该事实。陈发端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否是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是否具有保险调查的资质不清楚，没有加盖大童服务公司的公章，仅是理赔服务部的章，且经核对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门诊病历和入院记录没有提供原件，且该记录中的内容没有经过患者本人确认，与事实不符，原告在投保前没有生病住院的记录，没有生过××和肝硬化病；对浦立勇的录音三性均有异议，无法确认录音中说话的人是谁，也没有告诉谈话的对象该录音要作为证据使用，且在录音中谈话对象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原告从来没有陈述过患病的情况，这些记录都是医院推断的。对此，本院认为，调查报告虽有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的瑕疵，但根据被告陈述的原因，真实性可予以确认；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虽系复印件，但原告应持有该证据原件，现未提交反驳证据，该病历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入院记录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录音中未反映双方身份情况，真实性不予确认；上列证据是否达到投保、复效前未如实告知的目的另行综合分析判断。 证据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人身保险投保单》，证明：1、被告在订立合同前已经向原告作出投保提示，告知原告责任免除及相关条款以及原告应当如实填写投保资料等内容，原告亲笔签名确认其已阅读保险投保提示和保险条款，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险利益的不确定性；2、原告投保时在《人身保险投保单》客户告知事项健康资料告知第七项Ｄ类是否曾患有××等疾病一栏，勾选“否”，原告故意隐瞒既往疾病的情况，严重影响被告的承保决定。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等当事人核实签名以后再决定是否向法庭申请笔迹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庭审调查，原告对其异议没有提交反驳证据，也未申请笔迹鉴定，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证据三，回访录音，证明原告投保后，在被告客服回访电话中再次确认，投保时业务人员已讲解产品的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确认对犹豫期、责任免除、保险期限等内容都已理解，投保单、投保提示书及保单回执均是由其本人签字。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暂不提出异议，但不同意证明观点，不能证明投保时业务员讲解了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回访时对该项的询问，陈发端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对此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不同观点，不影响该录音真实性的确认，该证据予以确认，所能证明的事实应综合分析认定。 证据四，《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保单变更服务告知书》，证明原告在2018年11月26日申请保险合同复效时在保单变更服务告知书客户健康告知第七项Ｄ类是否患有××肝硬化等疾病一栏勾选否，原告故意隐瞒既往疾病情况，严重影响被告复效决定的做出。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在本案的保险中，原告并未申请过复效决定。对此，本院认为，该证据根据法庭调查，非陈发端签字及委托，故不予确认。 证据五，保险条款，其中第8.2条约定，如果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第8.3条约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在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超过两年我们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应以签发给原告的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为准，第8.3条的约定是无效的，该条款违反了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九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保险条款与原件一致，真实性予以确认，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另行分析认定。 证据六，理赔决定通知书，证明因原告投保、复效前故意隐瞒××、肝硬化等既往疾病事实，被告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于2019年9月9日作出理赔决定，退还原告本保单所交所有保费共计13043.18元。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没有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合同，而是作出了部分赔偿并终止合同，原告不清楚终止合同的原因。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对证明目的的不同观点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所证明的事实应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5日，陈发端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国华人寿公司投保“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国华附加年金保险”，基本保险金额分别为70000元、50295元，保险费缴费年限15年，每年保费6521.59元（其中重大疾病保险费3353元／年，附加险保险费3168.59元／年），保单号为3408281710002798，陈发端于当日缴纳了首期保险费6521.59元，该合同于2017年7月26日生效。陈发端在投保时，在国华人寿公司的《人身保险投保单》客户告知事项健康资料告知第七项Ｄ类是否曾患有“××病毒携带者、××、肝硬化”等疾病一栏，勾选“否”，并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及授权上签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特别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签名确认。保险合同对保险责任约定：…被保险人初次发生（见9.7）并被医院（见9.8）确诊为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8.2条约定，…如果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第8.3条约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超过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保险费的支付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如果到期未支付保险费的，自保险费约定支付的次日零时起60日内为宽限期；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对效力恢复约定：在本合同效力中止后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您补交保险费及其他未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在该合同附加险条款约定：“本附加险保险合同附加于我们规定的主保险合同上”；在效力终止处约定：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⑴主合同效力终止，我们退还附加合同现金价值；…”。在陈发端投保后，国华人寿公司的客服人员向其进行了电话回访，确认投保时业务人员对合同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讲解说明，投保人对责任免除等内容都已理解。 2019年6月10日陈发端至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检查，6月11日在该院进行腹部ＣＴ检查并被诊断为肝癌。2019年6月14日陈发端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肝占位××变、脾亢进，6月20日进行了手术。2019年8月14日至8月21日因肝癌介入术后、××后肝硬化、乙型病毒性××、脾大等在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此期间，陈发端向国华人寿公司申请理赔，该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委托大童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对陈发端的既往病史等进行调查，该机构经调查未发现陈发端在投保前有体检、治疗确诊为××、××或肝硬化类疾病信息，仅发现其2019年6月10日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中显示：“主诉：发现××肝硬化一年；现病史：体检发现××七年、肝功能异常一年，ＡＥＰ＞1000，脾大；既往史：××；诊断：肝硬化、肝功能异常等”；2019年6月14日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中山医院住院病案中入院记录上传染病史中记载：“××病史10余年，自诉服用中药治疗”。2019年8月15日大童保险销售服务公司向国华人寿公司出具报告，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显示体检发现××七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病案既往记载××病史10余年”。 2019年9月9日国华人寿公司做出理赔决定通知书，决定：保单3408281710002798项下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险种之一般重大疾病责任，予以部分赔付，给付金额6706.6元，保险合同终止，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理赔终止；同时决定退回国华附加年金保险保费6337.18元。 对于保险费的缴纳，双方在投保时通过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费为自动转账，银行名称及卡号约定为陈发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庆岳西支行6210983680001964823。在第二期保险费缴纳时，陈发端因原预留银行卡遗失，重新向国华人寿公司提交了其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的银行卡号62×××45，并于2019年9月6日向该银行卡中转入5443.20元（来源为“0042保存”，陈发端主张该款系在其他保险公司保险借款），在2018年9月8日向该银行卡中转入1100元（来源为“他行来账”，陈发端主张该款系国华人寿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帮其凑足保险费而支付的借款），该帐户上余额此时合计6555.30元，并基本保持此数额不变，直至2018年11月26日国华人寿公司自行制造了陈发端委托合同复效的委托书、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保单变更服务告知书【在该三份材料上的“陈发端”签名均为保险公司内部工作人员代签（诉讼中，陈发端申请对该三份材料中的“陈发端”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国华人寿公司认可该签名非陈发端所签，故双方同意不进行鉴定）】，并自该帐户中扣取第二期保费6521.59元。 另，双方对陈发端现发生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重大疾病的事实无异议；国华人寿公司提交了陈发端复印给该公司的新银行卡号及身份证（上有国华人寿公司工作人员鲁绪俊签名），同时双方当事人均主张2018年11月26日办理复效时陈发端本人在外地打工。 本院认为，国华人寿公司与陈发端之间人身保险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本案争议焦点有：陈发端在投保时有无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复效之日起两年内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陈发端申请复效行为的有无及效力；国华人寿公司能否行使合同解除的权利，其确认终止合同行为是否有效，是否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附加险合同应否继续履行。 关于陈发端投保时有无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国华人寿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陈发端在投保前没有就××、肝硬化等疾病在医疗机构进行确诊及治疗过，但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主诉“发现××肝硬化一年”、现病史“体检发现××七年”及复旦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入院记录传染病史中记载“××病史10余年，自诉服用中药治疗”，陈发端没有反驳证据证明非其本人陈述而系主治医生主观推断，结合肝癌发展正常病程分析，上述记载内容应系属实，据此可以判断陈发端在投保时应知道自己有××类疾病而存在不如实告知的可能。 关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复效之日起两年内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陈发端申请复效行为的有无及相应效力。虽保险法第十六条仅规定，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后超过两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但是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除本法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并不禁止。故陈发端与国华人寿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超过2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 通过陈发端的62×××45银行卡流水可以看出，其在2019年9月6日前后积极筹款，两笔来款后的余额略大于保险费金额，可以反映出陈发端在此时有积极缴纳保险费的行为。从常情常理看，其在多方筹措资金妥当后，应当会及时向国华人寿公司工作人员反馈变更了银行卡及提交银行卡信息，而不至于拖延至宽限期满后。从查明情况看，在保险费缴纳超过宽限期后申请复效的行为，系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所为，保险公司不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系陈发端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证明陈发端提交新的银行卡号及身份证复印件是在2018年9月26日之后。而在2018年11月26日前后，陈发端本人在外地。故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上，应认定陈发端在保险费缓交宽限期内就已向国华人寿公司提交了变更后的银行卡号，国华人寿公司未及时扣款，造成保险费超期缴纳。因此，超过宽限期缴费所带来的后果及责任，不应由应由陈发端承担，而应由国华人寿公司承担。授权委托书、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保单变更服务告知书非陈发端所签，应当认定为系国华人寿公司弥补自身过失所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系陈发端申请合同复效。相应的，国华人寿公司主张陈发端复效时未进行如实告知的事实自然不能成立。对于陈发端认为国华人寿公司伪造证据，要求予以制裁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该证据是国华人寿公司在诉讼期间伪造，从而构成妨碍诉讼的行为，故陈发端该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国华人寿公司能否解除合同，其确认终止合同行为是否有效，是否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附加险合同应否继续履行。因国华人寿公司抗辩陈发端有合同复效的事实及复效未如实告知因此可以解除合同的事实不能成立，自2017年7月25日合同成立至2019年9月9日终止合同时已经经过两年，故依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其均不得解除合同。根据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如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的约定，现陈发端已被确诊为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国华人寿公司应按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70000元支付保险金，其在仅部分赔付的情况下确定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理赔终止不符合合同约定，应继续承担剩余保险金的赔付义务，在该义务履行完毕后，该保险合同才可终止。对国华附加年金保险应否继续履行问题，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该附加险附加于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上，主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并由保险公司退还附加合同现金价值。故陈发端要求继续履行附加险合同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不应支持。对国华人寿公司尚应支付的保险金具体数额，虽其主张已退还（赔付）13043.18元，但其理赔通知书中明确载明“对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予以部分赔付，给付金额6706.6元，退回国华附加年金保险保费6337.18元”。本院认为，其对附加险决定退回的是附加险保险费6337.18元，而不是按合同约定退回现金价值，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通知，国华人寿公司对国华康运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支付的保险金金额应为6706.6元，故其尚应支付陈发端重大疾病保险金63294元。对于陈发端要求国华人寿公司自2019年9月1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逾期支付保险金利息损失的请求，因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做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做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损失”，因国华人寿公司在2019年9月9日仅支付部分保险金，故对余下保险金的相应损失应予以赔偿，该损失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即使陈发端在投保时对患有××等疾病未如实告知，因自合同成立至2019年9月9日国华人寿公司通知终止合同时已经过两年期间，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国华人寿公司均不得解除合同。现被保险人陈发端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国华人寿公司应当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保险责任，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陈发端要求给付剩余保险金及进行相应赔偿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其他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国华人寿公司抗辩陈发端有合同复效的事实及复效未如实告知因此可以解除合同的事实不能成立。案经调解不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发端保险金63294元，并同时支付自2019年9月10日起以该金额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的相应利息【此款汇至：户名：岳西县人民法院执行款（案款）专户，开户行：中国银行岳西县支行，帐号：62×××55】； 二、驳回原告陈发端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1元，由被告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储爱武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杨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