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21民初5208号 原告：夏世卫，男，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奇，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银登贵，男，汉族，1969年8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梅，安徽华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恒，安徽华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世卫诉被告银登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夏世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奇，被告银登贵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世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银登贵给付原告180000元合伙收益；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166000元；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700000元；4.本案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夏世卫起诉银登贵、银本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长丰县堵龙背渔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业经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69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现判决生效。在两次庭审中查明了夏世卫是和银登贵在2010年1月30日前是合伙经营，夏世卫已经实际出资，银登贵实际收到了夏世卫166000元款的事实，夏世卫作为合伙人已经履行了合伙人义务。原告在与被告合伙经营期间投入了资金以及在退伙时所收到原告的款项，被告在隐瞒原告真实情况下，私自违法处分了堵龙背水库的水产和经营权时，并未向原告支付合伙收益和返还所收的退伙款项等。在2018年10月18日原二审法院开庭被告本人出庭也认可了原告合伙人身份承认收到了款项的事实，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作为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给原告实际造成了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合伙收益，以及返还所收的合伙退款，并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本案在发回重审时，2019年5月14日一审庭审中证人刘某也多次证实了夏世卫是合伙人，并参与了经营，在2010年1月31日被告在合伙退出时是由夏世卫签订了合同的事实。因被告隐瞒了损害原告合伙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事实，造成了原告与第三人合肥聚集日源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且发生了法律纠纷。综上，原告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 银登贵辩称，原告夏世卫与银登贵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及合伙纠纷，原告诉请主张的各项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在夏世卫此前诉银登贵、阮厚强等人合同效力纠纷中，夏世卫一直主张其有2010年至2025年期间对堵龙背渔场的承包经营权，以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主张其他被告人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二审四次开庭审理，在该四次审理中夏世卫均未提起过其与银登贵系合伙承包关系的主张，其主张的是系2010年1月受让银登贵转让的承包经营权并与渔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而最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夏世卫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明确认定夏世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享有堵龙背渔场的承包经营权，2010年至2016年期间承包经营权人分别是银登贵和阮厚强。此事本该就此定纷止争，然而由于夏世卫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却骗取案外人合肥聚日光伏公司的租金170万元而在被追诉，夏世卫又滥用诉讼提起本案，以拖延另案被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公正裁决，打击滥用诉讼。 二、原告夏世卫与银登贵并没有形成过合伙关系。第一，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等相关书面协议；第二，双方即便存在过协商合伙的事实，但是由于夏世卫并没有真正投资入伙，所以合伙关系并未成立，夏世卫2010年1月签订承包协议银登贵并不在场更未认可，不存在夏世卫所称的银登贵2010年1月退出合伙的情形（银登贵缴纳承包费一直到2013年转让给阮厚强的事实已经足以推翻夏世卫主张）。且夏世卫在2010年11月22日明确说明“我以上定的合同作废”。如果是银登贵退伙，是不是应当由夏世卫支付银登贵退伙投资及收益？如果是银登贵退伙，为何银登贵在2010年之后一直缴纳承包费？如果是夏世卫承包经营，为何另案四次审理及终审判决均认定夏世卫没有承包经营权？可见夏世卫所称其与银登贵合伙以及2010年银登贵退伙后其独自承包至2016年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三、退一步讲，如果夏世卫主张系2010年与银登贵合伙2010年之后银登贵退伙，而另案查明2013年银登贵转让承包经营权给阮厚强等人收取转让款时夏世卫是知情且从中介绍。那么夏世卫主张要求银登贵返还的款项（事实上均没有事实依据）均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四、夏世卫主张的赔偿损失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夏世卫对自己没有缴纳承包经营费且不享有堵龙背渔场经营权是明确知晓的，夏世卫隐瞒事实与案外人聚日光伏签订协议而被追索赔偿的后果均应由其自行承担，与银登贵无关。银登贵对夏世卫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协议毫不知情更没有收取任何案外人租金费用，夏世卫应当自己承担对案外人的租金返还义务和损失赔偿责任。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夏世卫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京福客专安徽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被告的证据1），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的证据虽系复印件，其中证据2-4被本院(2019)皖0121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6921号民事判决书采信，依法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证据1无其他证据佐证，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予确认其证明效力；被告的证据2说明，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无其他证据佐证，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8年，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银登贵作为乙方与甲方堵龙背渔场签订《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载明甲方把堵龙背渔场1980亩水面及现有企业资产承包给乙方用于发展渔业养殖，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承包费10万元，承包年限自2008年6月30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某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银登贵在乙方处签字，县畜牧水产局沈模好签字见证。2010年1月，堵龙背渔场作为甲方与乙方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乙方代表夏世卫、郑燕签订《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载明甲方把堵龙背渔场1980亩水面及现有企业资产承包给乙方用于发展渔业养殖，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承包费6万元，承包年限自2010年1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止，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某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夏世卫、郑燕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县畜牧水产局沈模好签字见证，刘某在该合同书末页备注“和银登贵订的原合同作废”。刘某作为证人出庭证实，该2010年承包合同书的签订系银登贵要延长承包期限，其与银登贵电话沟通同意后，称延长承包期限需要重新订立合同，因银登贵当时不在堵龙背渔场，郑燕在场，其认为郑燕、夏世卫与银登贵系合伙关系，所以与郑燕、夏世卫签订的承包合同书。银登贵辩称因其当时不在堵龙背渔场，其让派驻渔场的管理人郑燕处理合同延长事宜。 2013年5月7日，银登贵作为甲方与乙方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自愿将所承包的堵龙背水库1800亩水面转让给乙方经营，转让费为36万元，包括2013年元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水库租金5.5万元、现在水库内全部水产资源、设施设备、生活用品及现住房2013年元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一年租金2400元，甲方将与堵龙背渔场签订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承包年限为自2010年元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止）一并转让给乙方，银本祥代表银登贵在甲方处签署“银登贵、银本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在乙方处签字，银本祥在该《转让合同》末尾处书写收条，载明收到转让费贰拾陆万元整。据银登贵、夏太刚、阮厚强、杨润陈述另10万元转让费系支付给堵龙背渔场，结算银登贵2013年度承包费。银登贵对授权银本祥代替其签署《转让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可。夏太刚、杨润均陈述该转让合同的签订系夏世卫找到夏太刚，问起是否愿意代管堵龙背水库，并称盈利分夏世卫一部分，亏损由夏太刚自理，后杨润联系阮厚强共同到堵龙背渔场协商谈妥并最终签订的《转让合同》，支付转让费。夏世卫对找夏太刚、杨润代管水库、盈亏分担及其不需要投入的事实予以认可，并称谈妥的36万元转让费系支付银登贵的那一部分。2013年12月13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三人签订《退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夏太刚、杨润将持有的堵龙背水库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阮厚强，阮厚强一次性付夏太刚、杨润108000元，夏太刚、杨润退出堵龙背水库的承包经营。 另查明：2008年至2013年期间，堵龙背渔场收取的承包经营费系银登贵缴纳，堵龙背渔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刘某陈述，谁在承包堵龙背水库其就向谁要承包费。刘某也陈述，2014年、2015年、2016年其向阮厚强收取承包经营费，系该段时间是阮厚强在承包经营堵龙背渔场。2016年10月19日，甲方堵龙背渔场、乙方阮厚强、丙方长丰县金绿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解除长丰县堵龙背水库承包协议》一份，约定解除阮厚强与堵龙背渔场之间关于堵龙背水库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由丙方一次性补偿乙方286万元，堵龙背渔场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夏太龙在该协议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阮厚强在乙方处签字，长丰县金绿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丙方处签字签章。 又查明：夏世卫诉银登贵、银本祥、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认为，夏世卫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堵龙背渔场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等合同义务，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和银登贵之间建立了堵龙背渔场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2010年承包合同书签订后也是银登贵在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向堵龙背渔场缴纳承包费至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承包费由阮厚强缴纳；2013年5月7日，银登贵在转让堵龙背渔场承包经营权给阮厚强、夏太刚、杨润时也系夏世卫牵线，若夏世卫认为转让合同侵害了其利益当时就应提出异议，而非积极促成该转让事项的商定，夏世卫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夏世卫请求确认银登贵、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签订的《转让合同》因侵犯其利益应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皖0121民初121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夏世卫的诉讼请求。夏世卫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皖01民终69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2008年签订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银登贵作为乙方、堵龙背渔场作为甲方，由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某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堵龙背渔场公章、银登贵在乙方处签字；2010年1月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的甲方、乙方分别是堵龙背渔场和四川省富顺县卡房村六组，夏世卫、郑燕作为乙方代表在该合同书上签字，不能证明夏世卫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夏世卫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堵龙背渔场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等合同义务；而堵龙背渔场原法定代表人刘某证实2010年承包合同书的签订系银登贵要延长承包期限，其与银登贵电话沟通同意后，其自认为郑燕、夏世卫与银登贵是合伙关系才与他们签订的承包合同书，谁在承包堵龙背水库其就向谁要承包费，2008年至2013年期间收取的承包经营费系银登贵缴纳，2014年至2016年的承包经营费系其向阮厚强收取。同时，银登贵作为甲方与乙方阮厚强、夏太刚、杨润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系在夏世卫牵线下才促成该转让事项的完成，如夏世卫与银登贵系合伙关系，其此时应当与银登贵共同作为甲方签字而非牵线促成该转让事项的完成，与常理不符。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原、被告双方依法应当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本案中，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原告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的相关抗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夏世卫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168元，减半收取计11584元，由原告夏世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许静 附1：本案证据目录 一、原告提交证据（均是原告自己复印，未经过任何部门签章）及证明目的如下： 1.收据、收条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银登贵收到夏世卫的水库投资款和水库转让款166000元的事实,应当返还原告夏世卫；银登贵在2010年1月30日前和夏世卫是合伙关系，2010年1月30日后银登贵退出合伙关系。 2.2018年10月18日和2019年5月14日庭审笔录复印件二份，证明银登贵和夏世卫在2010年1月30日前是合伙关系，银登贵实际收到了166000元款的事实。 3.《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0年1月31日夏世卫与长丰县堵龙背渔场签订的《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真实、合法、有效；夏世卫依法，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堵龙背渔场水库水面,自2010年元月30日至2025年12月30日止，十五年的承包经营权，夏世卫在此期间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护；《关于堵龙背渔场承包合同书》署名“和银登贵订的原合同作废”。 4.《转让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据二、三结合，证明2013年5月7日银登贵在夏世卫不知情的情形下授权银本祥与阮厚强、夏太刚、杨润签订堵龙背水库水面《转让合同》，侵犯了合伙人夏世卫的合法权益，并给合伙人夏世卫造成了损失；银登贵收到了36万元款，应当分给夏世卫18万元合伙收益。 5.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堵龙背水库水面使用权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银登贵给夏世卫造成了170万元损失，银登贵应当赔偿原告。 二、被告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 1.（2019）皖01民终6921号民事判决书原件，证明在夏世卫此前诉银登贵、阮厚强等人合同效力纠纷中，夏世卫一直主张享有2010年至2025年期间对堵龙背渔场的承包经营权。最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夏世卫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明确认定夏世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享有堵龙背渔场的承包经营权，且2010年至2016年期间堵龙背渔场的承包经营权人分别是银登贵和阮厚强。 2.说明原件，证明2010年11月份夏世卫明确说明“我以上定的合同作废”。可见夏世卫已经明确说明其2010年1月份与堵龙背渔场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已经作废，可见其与银登贵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与堵龙背渔场之间也并不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夏世卫提出的各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 附2: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