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84行初109号原告刘伟，男，198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桐柏县。委托代理人韩彦峰，河南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瑜，河南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住所地中牟县雁鸣大道与北环路交叉口北。负责人梁军成，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森林，中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校丙戌，河南官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伟诉被告中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行政撤销一案，原告刘伟于2019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23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伟及委托代理人韩彦峰、郭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张森林、校丙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7月3日0时10分，毛建强驾驶电动二轮车沿中牟县轩城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轩城大道与轩顺街交叉口，与原告停放在该处的豫Ｒ×××××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损坏，毛建强受伤。事故发生后，被告接到报警电话后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时并未及时通知原告到达事故现场。原告在7月3日七点多发现车辆被损坏，就联系维修厂对事故车辆的轮胎修补后将车辆送至维修厂维修。被告于7月3日晚上10点左右将原告带到被告处进行询问。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作出的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轩城大道与轩顺街交叉口东50米处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原告的行为仅仅是未将机动车停放在规定地点，且移动事故车辆是在被告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后。被告未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原告，就认定原告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作出的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编号为410122-300078685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辩称，2019年7月3日19时50分，被告接到中牟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报警人称“今天凌晨孩子在中牟县郑庵镇轩顺街小学发生交通事故人在医院”，被告到达现场后依法进行勘验。经调查查明，2019年7月2日17时左右，原告将豫Ｒ×××××号小型普通客车逆向停放在轩城大道上。2019年7月3日0时2分许，毛建强驾驶电动二轮车与逆向停放的涉案车辆发生事故，造成毛建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2019年7月3日0时30分左右，原告得知发生交通事故及人员受伤，但其没有抢救受伤人员，也没有报警。在先后到达现场的中牟县城市管理局、中牟县公安局郑庵派出所执法人员一再询问豫Ｒ×××××号小型普通客车是谁停放在路上的情况下，原告在现场却一直未站出来承认。2019年7月3日7时许，原告到中牟县万邦市场东诚信汽修厂，要求更换轮胎，后汽修厂派人对车辆进行了维修。综上，原告明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没有积极抢救伤者，没有报警，为逃避法律责任，在执法人员一再询问下，仍拒绝承认涉案车辆是其停放在路上，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事实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原告作出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及410122-300078685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被告认为其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牟公（交管）行受字[2019]第410122300078685号受案登记表；2、编号为410122-3000786855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3、领导审批表、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5、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6、刘伟的机动车驾驶证，豫Ｒ×××××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机动车行驶证；7、2019年7月4日、2019年7月27日、2019年8月11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3日对毛建强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24日对胡慧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10日对胡东红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9日对马开舟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8日对高营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8日对杨亚宾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4日对梁玉祥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13日对王新星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2日对张刚宾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8、毛建强的诊断证明书；9、光盘一份；10、接处警综合单两份；11、张延民的人民警察证；12、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郑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Z029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登记表是毛建强家属于2019年7月3日19时50分的报警记录，实际上事故发生后中牟县城市管理局渣土治理中队的马开舟已经于2019年7月3日0时17分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从被告提供的郑庵所执法记录仪显示，被告首次到达事故现场的时间是2019年7月3日0时41分，应以该首次接警时间为准，且该受案登记表是被告单方制作，载明的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承办人及部门负责人的签字属于电子签章，不能证明签字是当天形成。证据2的出具明显程序违法，交通交警处仅有一名民警签名，显然是一名工作人员办案，违背了办案过程中最少两名民警在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3的领导审批表没有办案单位、签署时间，办案程序存在瑕疵。对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处罚决定书是被告在没有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其合法性无法确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载明的事实和事故的实际情况不一致。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于2019年7月3日0时41分到达事故现场，其应依据首次出警勘查的现场制作事故现场图，而不能依据事故后近20个小时家属的报警所制作的现场图。对证据6无异议。证据7中2019年7月4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未严格按照被询问人的意思进行记录，应以同步录音录像为准，且原告提出笔录与自己的意思不符拒绝签字，后执法记录仪中间有长达7分钟的空白，合理怀疑原告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签的笔录。2019年7月27日的询问笔录明显是从2019年7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摘取了一部分，对其真实有异议。对2019年8月11日的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是2019年7月27日作出，该询问笔录是在作出处罚决定书之后制作，更加印证了被告的程序违法。对毛建强所做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笔录与事实不符。从派出所的执法记录仪及现场民警的笔录中均显示毛建强是在醉酒的状态下撞击上原告车辆，但毛建强在笔录中否认喝酒的事实，对其笔录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另毛建强的询问笔录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制作的，与本案无必然的关联性。事故于2019年7月3日凌晨发生，家属已及时达到医院并知晓发生交通事故，但未及时报案，而是在事故发生十几个小时后报警，报警时原告车辆已离开事故现场，故对胡慧的询问笔录不认可。因胡东红对事故的发生经过、事故后的处理事情，包括何时出警、何时进行救助均不知情，其询问笔录均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马开舟的询问笔录，应以同步录音、录像为准，马开舟在同步录音中已明确指出是毛建强醉酒驾驶二轮电动车撞上原告车辆上，当时原告车辆处于静止状态，且当时已经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并将事故现场照片及时交给被告。高营、杨亚宾、梁玉祥的询问笔录均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制作的，不能作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但相关的询问笔录恰恰印证了被告程序违法，并印证了原告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已停放在现场，车上并无人员，不符合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情况。王新星的询问笔录恰恰印证了原告的车辆是事发前停放在事故发生地，原告于7月3日7时左右才将车辆移走，且王新星当时并不在事故现场。关于张刚宾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后原告是得到交警部门的通知才将涉案车辆的破损轮胎从修理厂要回，目的是为了协助办案，并不存在刻意掩盖事实真实的情形。对证据8无异议。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执法记录仪录像恰恰证明被告首次到达现场的时间为2019年7月3日0时41分，被告已经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录像；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未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交，不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同时根据公安部公通字【2002】13号《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五十七条规定：“现场先期处置后，对应当自行办理的案（事）件，依法办理；对应当移交的案（事）件，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处理，并做好移交登记”。郑庵镇派出所的处警时间为2019年7月3日0时17分50秒，其执法记录客观真实地反映事故情况，并对现场进行先期处置，在救治伤者的同时，其应且有能力查询豫Ｒ×××××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主信息，通知车主，并将案件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处理，并做好移交登记。从两份接警记录中不能体现是否移交，如果按照上述规定的程序处理，就不会发生原告此后移动车辆的情况。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5号）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属于行政处罚，应当有两名民警同时签名，一名民警签名属程序违法。对证据12有异议，原告认为该证据不是最终定论，原告有权提出复议或者诉讼。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1、2、3、4、8、9、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被告的证明目的等提出异议，因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5，原告虽有异议，但其仅认为不能依据事故后近20个小时家属的报警制作现场图，结合原告移动车辆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6，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7，其中被告分别于2019年7月4日、2019年7月27日对原告进行询问所做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24日对胡慧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10日对胡东红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9日对马开舟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7月13日对王新星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尽管原告对其中部分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但经本院审查，以上询问笔录制作程序合法，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均制作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于2019年8月3日对毛建强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1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2019年8月12日对张刚宾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4日对梁玉祥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8日对高营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8月18日对杨亚宾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因以上询问笔录均制作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本院对以上询问笔录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2，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交通事故复核结论，本院予以采信。对以上本院采信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按照证据本身客观反映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2019年7月3日0时2分许，毛建强驾驶两轮电动车沿中牟县轩城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轩城大道与轩顺街交叉口东50米处时，与原告停放在事故现场的豫Ｒ×××××号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毛建强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7月3日0时10分许，中牟县城市管理局渣土车治理中队的工作人员路过事故现场并通过110电话报警，被告提供的处警综合单显示接警时间为0时16分，事发地点为中牟县轩顺街小学门口，报警内容为有人在路中间躺着，处警意见为郑庵镇派出所安排处理，反馈情况为：“00:22：06[情况]正在处理，00:53：32[情况]喝多了，已联系家人”。从被告提供的郑庵镇派出所执法记录仪显示，派出所工作人员0时41分到达现场，在中牟县人民医院120工作人员与毛建强家属取得联系后，将电动车挪走，并称通知交警。原告在被告对其进行的询问中承认，在派出所工作人员先期处置时其从所经营的饭店到过事故现场。2019年7月3日上午7时许，原告找维修人员将被撞爆的车辆轮胎卸掉并更换一只新轮胎，后将车辆从轩城大道机动车道内挪走。2019年7月3日19时50分，毛建强的亲友胡慧就此次事故向中牟县公安局报警，被告接警后安排工作人员到达报警人所称的事发地址，发现无事故现场，即将原告带回被告处进行询问，并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以原告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扣留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其在凭证上告知原告可在15日内到事故中队接受处理，并向原告送达了编号为410122-3000786855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张延民作为实施该强制措施的交通警察在凭证上签名。同日，被告作出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9年7月3日0时2分，在轩城大道与轩顺街交叉口东50米处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1000元。原告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被处罚人处签名。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书，同时主张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也是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认为被告的行为违法，要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27日作出的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编号为410122-300078685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针对原告的复核申请作出复核结论，维持了被告作出的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道路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第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并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是事故现场图、原告和相关人员的陈述及郑庵镇派出所执法记录仪记载的信息，其认定导致无事故现场原因是原告实施了更换轮胎、移动车辆的行为，同时认为在派出所工作人员处警时原告到过现场但未承认其是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存在逃避承担事故责任的故意。但结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在认定原告构成肇事逃逸时未对导致无事故现场的原因作出客观认定，因事故发生后中牟县公安局即接到报案，并指派中牟县郑庵镇派出所到现场进行处理，派出所工作人员在先期处置时发现属于交通事故，并称将通知交警队，但被告并未及时出警处理，而是在事故发生近20小时后到现场处理，尽管被告称事故发生时未接到处警通知，但原告对该情况并不知情。根据公安部公通字【2002】13号《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五十七条规定：“现场先期处置后，对应当自行办理的案（事）件，依法办理；对应当移交的案（事）件，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处理，并做好移交登记”，与被告同属中牟县公安局下属部门的郑庵镇派出所未及时将案件移交被告也是造成无事故现场的原因，故被告仅以原告未立即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存在逃避承担责任的故意，即认定原告存在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原告提出撤销被告作出的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05令）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一）扣留车辆；（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三）拖移机动车……”，本案中被告因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向原告送达编号为410122-3000786855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是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对原告实施的强制措施，而非行政处罚。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采取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四）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由当事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五）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即为送达。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而被告实施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并非在事故现场作出，且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所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并没有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其作出的上述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中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的牟公交决字[2019]第410122-290105061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中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因采取强制措施对原告刘伟作出的编号为410122-300078685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保宪人民陪审员  王玉玲人民陪审员  刘建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张丽亚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