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39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花，女，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文宽，石家庄市长安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正定县正定镇木厂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正定县正定镇木厂村村南。 法定代表人：李嘉昌，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东，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岩，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兵海，男，1957年12月24日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李海深，男，1967年7月15日生，汉族。 上诉人李淑花与被上诉人正定县正定镇木厂村村民委员会，原审第三人李兵海、李海深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3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淑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文宽，被上诉人正定县正定镇木厂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东、丁志岩，原审第三人李兵海、李海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淑花的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给予改判或发回重审；2.依法保障上诉人合法承包土地经营权（1.3亩）不受侵害；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是出嫁妇女，婚前是被上诉人村村民，在其父亲名下享有承包（口粮田）地，但至2002年上诉人因婚姻户口迁出时发现已无户口，为此发生纠纷，经被上诉人出具证明补录了户口后迁入南村，在南村仍为农业户口，未分承包地（口粮田），据此，按政策原在上诉人村村民承包地不变，仍应享有1.3亩原承包经营权。与此同时，被上诉人在此期间多次违规调整土地，将原承包地亩数及位置打乱，造成上诉人的原承包地被取消了。为此，多次找被上诉人交涉，上诉人已经嫁出去的闺女不再分地的“土办法”，取消了上诉人承包土地权益，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已婚妇女的合法财产权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适用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法律、强制性规定。首先，应适用党中央发出的通知，严禁在承包期限内违规调整土地，其次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0条、第57条、第58条规定。以上是党和国家及法律（实体法）上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政策和法律层面双重保护已婚妇女原承包地经营权合法权益不得侵害。一审判决仅以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不从根本上认定事实，适用该条不当。按该条规定，被上诉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鉴于被上诉人是对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侵害，造成上诉人1.3亩原承包地因被上诉人违约调整后被取消，应由被上诉人侵权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反驳证据含增加的第三人均不能证据上诉人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受侵害，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能归责于上诉人。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案件受理费575元由原告负担”也是错误的。为此，提出上诉，请求给予支持维护已婚妇女原承包地的民生保障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正定县正定镇木厂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被答辩人在公安机关有无户口登记和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其2002年因婚姻户口迁出发现无户口的情况。因户口是由辖区派出所户籍科进行管理的，答辩人只是村委会无权注销任何人的户口。至于被答辩人户口有无和被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事实。二、被答辩人对本村土地进行调整的行为不属于违规调地。从当时政策来看，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当时在人民日报刊登）第三条之规定：“土地承包期限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农业部1994年12月30日）第三条之规定：“对于确因人口增加较多，集体和家庭均无力解决就业问题而生活困难的农户，尽量通过“动账不动地”的办法解决，也可以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大多数农民同意，适当调整土地。但“小调整”的间隔期最短不得少于五年。”《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第二条规定“对一些因人口、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变化较大，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为了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减少土地丢荒，可按中办发16号文规定的程序进行土地的“小调整”，但要严格控制其范围。”依据以上当时的关于土地调整文件，作为村委会可以对本村土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小调整。本案中答辩人就是在不使土地荒废，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的小调整，时间间隔均为5年无违法违规情形。三、答辩人从来就没有取消过被答辩人的地。（一）河滩地（一类地）补调地情况。依据1988年河滩地（一类地）调整表上显示：李淘气户下为2.68人，1.42亩地。其中的2人为李淑花、李海深。0.68人为李淘气将李青山和郭福瑞2人的地分成三份，分别给三个儿子，该0.68人的地是给三子李海深的。1988年李淑花的河滩地（一类地）仍然在其父亲李淘气户下（1988年河滩地调整表中显示为李淘气）。1999年1、2月份补河滩地（一类地）时给李海深（即李淘气）户下补了2人的地。该2人为李海深妻子冯文英和其长女李娜（李海深和冯文英于1988年12月14日生育长女李娜，于1990年5月14日报的户口），到目前为止李海深户下（李淘气户下）河滩地（一类地）有4.7人的地。（二）河滩地（四类地）补调地情况。1990年四类地分地表上显示为3.68人。李淘气户下在原2.68人的基础上增加1人。其中的2人为李海深、李淑花，该增加的1人事李海深长女李娜。因李娜为1990年5月14日报的户口，所以给李娜分了四类地。但当时全村都没有给已嫁入本村媳妇分四类地，所以没有给冯文英分四类地，全村都是按照此标准执行的（法院可以调查核实）。1999年1、2月份补河滩地（一类地）时给李海深户下（即李淘气户下）补了2人的地。该2人中的1人为李海深妻子冯文英。截止到目前为止李海深户下（即李淘气户下）有河滩地（四类地）5.7人的地，不但没有少反而多了1人的地。（三）上坡地补调地情况。1993年上坡地调整表底册显示名字为李海深。上坡地李淘气户更名为其同一家庭组织成员李海深。该表李海深户下显示为3.7人，2.07亩。李淘气户下在原2.68人的基础上增加1人，人数从2.68人增加到3.7人，该一人为李娜，因为李娜先报的户口，冯文英后报的户口。1998年给李海深户口（即李淘气）补了1人的上坡地，补的是冯文英的地。截止到目前为止李海深户下（李淘气户下）由上坡地人数从3.7人增加到4.7人。另外，李兵海1976年12月1日入伍，1982年12月转志愿兵，后转业到事业单位工作，所以没有给李兵海分地。1988年李兵海（李海深二哥）户下实际人口数为2.66人（李兵海妻子赵素仙、李兵海儿子李伟和李淘气平分给三个儿子的0.66人的地），1993年上坡地微调表上显示为3.7人，李兵海户下增加人数1人。综上，李淘气或李海深户下上坡地4.7人，河滩地（一类地）4.68人，河滩地（四类地）5.7人。李兵海户下从2.66人增加到3.7人。总体来看是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加地，从来没有减少过或收回过地。被答辩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答辩人收回过其1.3亩地的事实。李淘气分地时、调地时健在，具体家庭内部如何调整是其家庭内部的事情和村委会无关。被答辩人在其父母健在时为什么不主张，而在时隔这么多年才进行主张，也能说明此问题。四、没有李玲玉的地，也不存在抵顶情况。李海深二女儿李玲玉是1994年9月11日出生，1999年10月8日报的户口，1993年补上坡地时其还没有出生，1998年补上坡地时其还没有报户口，所以没有给李玲玉补地，即李玲玉既没有赶上1993年调整上坡地，更没有赶上1998年补上坡地，所以没有李玲玉的上坡地。经本案代理人多方调查核实，木厂村1999年补河滩地（一类地、四类地）的时间为1999年初。李海深二女儿李玲玉上报户口时间为1999年10月8日。晚于补地时间，故此没有赶上补地。依据李淑花诉称以及李玲玉的常住人口登记册显示，李淑花1983年出嫁，2002年户口迁出。李玲玉是1999年10月8日报的户口。因1999年李淑花户口没有迁出，李玲玉不可能抵顶李淑花的地。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8月29日通过，2003年1月施行的，木厂村委会在本法施行之后再没有对本村土地进行过调整，故此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适用当时的政策。综合以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请求，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侵害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承担举证责任，故此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准确无误。 李兵海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李海深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原告耕地（口粮田）承包权、赔偿原告承包耕地1.3亩承包经营31年(1988年至2019年）被非法收回可得利益约31000元的民事责任。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称，被告村委会侵害了自己耕地承包经营权，将自己的1.3亩承包地非法收回，其提交的常驻人口登记册显示其家庭成员为李青山、郭福瑞、李淑花；其提交的1998年4月1日乙方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显示，李兵社4.6人，2.58亩；李兵海3.7人，2.07亩；李海深3.7人，2.07亩。原告并提交南村居委会证明、正定镇派出所证明、情况说明等证据，以此证明被告村委会收回自己的承包地、自己结婚及户口迁出后，在南村未分到承包地。被告村委会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被告将原告户口注销收回了原告的承包地。木厂村初次分承包地始于1983年。被告称，木厂村目前有三种类型地，河滩地（一类地、四类地）、上坡地（承包地），上坡地为承包地，有承包合同，河滩地为沙滩地无承包合同。分地人均标准为上坡地人均0.56亩，一类地人均0.53亩，四类地人均0.2亩左右。1988年调整河滩地中的一类地，1990年木厂村平整一块河滩作为四类地分给全村村民，1993年调整上坡地，1998年补过上坡地，1999年补过河滩地中的一类地和四类地，该地来源为将三类地作为河滩地的一类地和四类地的补充地。1983年分地时，李淘气户下5人，分别是李淘气、郭福瑞、李淑花、李淑琴、李海深。分给李淑花河滩地0.53亩、上坡地0.56亩。被告并称，李兵海1982年转为志愿兵，木厂村在1983年分地时没有李兵海的地。李淑花于1983年出嫁，于2002年将户口迁出。李淑琴于1986年出嫁到本村，李淑琴的地在其丈夫李长来户下。李海深于1988年结婚，其妻子为冯文英，冯文英户口于1990年8月19日迁到木厂村。李海深和冯文英于1988年12月14日生育长女李娜，于1990年5月14日报户口，于1994年10月8日生育次女李玲玉，于1999年10月8日报户口。在村调整土地时，李淘气、郭福瑞二人将自己的承包地分给三个儿子，李兵社0.66、李兵海0.66、李海深0.68。被告出具的1988年河滩地（一类地）调整表上显示：李淘气户下为2.68人，1.42亩地。被告认为其中的2人为李淑花、李海深，0.68人为李淘气、郭福瑞二人分给三个儿子份额中李海深的份额。李兵海户下为2.66人，1.41亩。被告提交的1990年四类地分地表显示：李淘气户下为3.68人，3.43米宽。被告称在原来2.68人基础上增加一人，其中2人为李淑花、李海深，因李海深长女李娜1990年5月14日报户口，增加1人为李海深长女李娜。因当时村里没给已嫁入本村媳妇分四类地，因此没给李海深妻子冯文英分四类地。李兵海户下2.66人，2.44米宽。被告提交的1993年上坡地调整底册显示：上坡地李淘气户更名为李海深，李海深户下显示为3.7人，2.07亩，人数从原李淘气户下的2.68人基础上增加1人为3.7人。1988年李兵海户下人口数为2.66人，1993年上坡地调整表显示李兵海户下为3.7人，增加1人。被告提交的1998年上坡地补地表中显示：李海深户下补地1人，被告认为给李海深补地1人后，李淘气名下上坡地人数从3.7人，增加到4.7人。被告认为，木厂村1993年调整的上坡地，1998年补的上坡地。1993年在上坡地调整中给李海深户下补了一人的地，因为李娜是1990年5月14日报户口，冯文英是1990年8月19日婚迁户口至本村，没有赶上补上坡地，所补1人为李娜。1998年又给其补了一人的地，此次补地是补给冯文英。1993年、1998年两次调整上坡地时给李海深户下增加2人地，该二人是李海深妻子冯文英和其长女李娜。李海深二女儿因是1994年9月11日出生，1999年10月8日报户口，因此没有李玲玉的上坡地。被告提交的1999年河滩地1-4类地补地明细表显示：李海深户下1类地补2人地、4类地补2人地。被告认为，截止到1999年李海深户下河滩地一类地由原来的2.68人增加到4.68人，四类地由原来的3.7人增加到5.68人。被告称，木厂村1999年补河滩地时间为1999年初，李海深二女儿李玲玉报户口时间为1999年10月8日，晚于补地时间，河滩地没有给李玲玉补地。村里其他的同龄人也没补河滩地。也没有抵顶情况。被告并认为，根据以上分地、调地底册，李淘气或李海深户下上坡地4.7人，河滩地一类地4.68人，河滩地四类地5.7人，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了地，没有减少或收回。由此，被告认为虽然后来木厂村委会对本村土地根据当时的政策和人口增加的实际情况做过调整，但是绝没有减过李淘气或者李海深名下的地，只是在增加，迄今为止河滩地（一类地、四类地）仍然是李淘气的名字，上坡地于1993年更名为李海深名字。村委会从来没有收回过李淑花的地。对于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地亩帐没有任何记载被告将原告的地尤其父亲李淘气名下地被收回，原告1.3亩原分地因被告多次违规调整，侵害了原告的权益，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原告分地名单、有户没名，被告的证据没有证明力，不具备证明效力。第三人李海深认为88年分地表，自己增加了三人，只给增加了二人，少了一人的地，88年的地不符。李兵海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李海深提交了家庭常驻户口登记薄，其家庭成员为：妻子冯文英，1990年8月19日因婚迁入；长女李娜，1988年12月24日出生，1990年5月14日报户口；次女李玲玉，1994年9月11日出生，1999年10月8日报户口。经质证，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称，被告侵害原告耕地承包权，要求被告赔偿1.3亩地承包经营31年（1988年至2019年）被非法收回可得利益31000元，其计算依据为自己估算一亩地每年最少挣1000元，计算31年为3100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村委会没有收回原告的耕地，也没有收取任何原告所谓耕地的收益，原告无权向村委会主张。上述事实，由原告、被告、第三人李海深分别提交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合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虽然称被告侵犯了自己1.3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将自己的承包地违法收回，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当初分地情况以及被告将其承包地收回的事实，而被告虽然承认当初分给了原告的承包地，并且分到了原告父亲李淘气名下，但被告否认将原告承包地收回。虽然村委会对承包地进行过调整，但从被告木厂村委会提交的调整、补地表的显示中，虽然未能明确显示分地、补地人员都属于那一人，但可以看出，随着家庭成员人数的增加，相应的增加了土地的数量，也由此看出李海深的二女儿因为出生时间和报户口时间晚于调整、补地时间，因此未能赶上补地。也不能显示存在抵顶现象。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村委会将原告承包土地非法收回，从而侵害了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故对原告所称，被告侵害原告1.3亩承包耕地违法收回，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原告耕地承包经营权、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31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5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有一审、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作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李淑花向被上诉人正定县正定镇木厂村村民委员会主张1.3亩承包地及可得利益3.1万元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查，原审中，上诉人提交常住人口登记册等证据欲证明被上诉人侵犯其承包地1.3亩，但从证据本身来看，显示李青山（李淘气）是家庭户的户主，不能证明上诉人李淑花承包地的具体亩数及四至，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回上诉人李淑花承包地的事实，故原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中，上诉人李淑花与原审第三人李兵海、李海深均认可家庭户内没有分过家，亦没有分过承包地。上诉人李淑花称1.3亩土地是其预算出来的，可得利益3.1万元是象征性的。综上，上诉人虽主张1.3亩承包地及可得利益3.1万元，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75元，由上诉人李淑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平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李 曼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崔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