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2民初6830号原告：蒋国民，男，1964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月（受蒋国民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东（受蒋国民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伯松，男，1957年3月1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强（受王伯松的特别授权委托），宜兴市高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硕，女，1973年8月4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云（受王硕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品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波（受王硕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骏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龚俞平，男，1977年4月22日生，汉族，住宜兴市。被告：江山，男，1973年9月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云（受江山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品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波（受江山的特别授权委托），江苏骏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丰，女，1971年6月13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原告蒋国民与被告王伯松、王硕、龚俞平、江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卫成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后，经蒋国民申请，依法追加了王丰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10月18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月，被告江山和王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云、吴小波，被告王伯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龚俞平、王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国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550万元。二、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王伯松系其多年的朋友，大约在2011年至2014年间，王伯松和其侄女王硕多次向其提出借款，其以银行转帐等方式交付出借款项，借款金额合计约为400多万元，后龚俞平、江山为前述未还借款本息出具了书面手续，承诺共同承担503万元还本付息责任。然经其多次催要，各被告迟迟未归还借款，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请。被告王伯松辩称，其与蒋国民间并无任何借贷关系，事实上先是蒋国民想挣点利息找到其问有谁需要借款，当时因其有一侄女王丰在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任会计，该地产开发公司也需要资金周转，就将王丰介绍给蒋国民，后经王丰介绍，蒋国民将约近200万元出借到了该开发公司，之后因开发公司不再需要借款，结算后就把钱退回了，之后听说此款出借给了龚俞平。在此过程中其本人并未向蒋国民借款，也根本不存在借给其后再经其转借给他人的情况，其至多是蒋国民出借款项的介绍人，现蒋国民在龚俞平出具借条后，因暂未要回借款，而将其作为被告毫无道理，故要求驳回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山辩称，本案实际借款人是龚俞平，原告所提供龚俞平出具的借条，也恰恰证实原告是与龚俞平间达成的借款合意，其虽在龚俞平出具借条下方言名将其在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中的12%股权质押给蒋国民，但嗣后双方并未就质押股权进行登记，对此也并非其单方过错，故其至多承担因质押未实际登记所造成损失部分的过错责任，而对此事项，妻子王硕也并不知情，更不应由其妻子承担担保责任。被告王硕辩称，其对原告诉请的借款毫不知情，原告要求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故要求驳回原告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龚俞平未作答辩。被告王丰在庭审后向本院邮寄书面答辩意见称，其本人并未向原告蒋国民借过款，也未向蒋国民出具过任何借款手续，蒋国民是分三次转入以其名义开户的银行卡中150万元（每次50万元），而该银行卡是其单位使用的，且其单位与蒋国民之间的款项也早已结清，对此蒋国民清清楚楚；至于蒋国民与其单位间结清借款后又借给了谁，其并不知情，蒋国民诉称的550元借款与其无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蒋国民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述证据：1、龚俞平于2015年8月30日出具的借条原件一份。该借条主要载明“今借蒋国民现金503万元，特立此条为凭，还款计划分期协商付款，借款人龚俞平，2015年8月30日”等内容；同时在该借条下方，江山于同日注明有“本人江山愿将持有的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的12%股权质押给蒋国民”的字样；2016年3月9日，该借条最下方加注了“证明人，王柏松”的字样。2、2017年1月26日龚俞平出具的借条原件一份，该借条主要载明“今借蒋国民现金50万元，特立此条为凭。”江山则在该借条下方注明“证明人：江山”的字样。3、提供2015年8月30日借条复印件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蒋国民现金503万元，特立此条为凭，还款计划分期协商付款，借款人龚俞平、江山，2015年8月30日”，该借条最下方同样加注了“证明人，王柏松”的字样。4、2011年7月20日江山出具给王柏松100万元借条复印件一份；龚俞平分别于2011年11月1日、11月10日、11月18日出具给王柏松的金额分别为50万元、70万元、50万元的收据复印件各一张，以及未复印出时间由龚俞平出具给王柏松金额为50万元收据复印件一张，以上收据复印件均载明购置土地借款且均加盖有江苏盈通钢结构有限公司（下称盈通公司）印章。5、龚俞平于2014年9月8日所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份（加盖有盈通公司印章），该借条载明“今借王柏松现金429200元利息”。6、中国农业银行分别于2010年4月6日、8月31日出具的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原件2张，该2张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均载明“户名为王丰、卡号为62×××10，交易类型为现金存款，存款金额为50万元”。7、中国农业银行于2011年3月6日出具的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复印件1张，该银行卡取款凭条载明“户名为蒋国民、卡号为62×××18，交易类型为银行卡卡卡转账，转入户名为王丰、转入卡号为62×××10、取款金额为50万元”等内容，该银行卡取款凭条中的字体除客户签名蒋国民为手写外其他均为打印字体。8、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已体现不出时间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复印件1张，该银行卡取款凭条载明“户名为蒋国民、卡号为62×××18、取款金额为50万元，转入户名为王丰、转入卡号为62×××10”，该银行卡取款凭条中的姓名、卡号、金额、身份证号码均为手写字体。9、2019年7月13日，原告蒋国民夫妻及蒋国民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月一起追到王伯松的店里所形成的录音资料，该录音资料中主要是陶明月向王伯松发问，王伯松主要回答了“王丰是其大侄女，最初蒋国民的钱是经王丰出借到王丰所在的开发公司，一开始的时候约300万左右，起初开发公司的借款是蒋国民转账到王丰卡的，利率是讲好年息1分，后来开发公司不需要借款了，就借到了龚俞平、江山处，当时是否征求蒋国民同意借给龚俞平其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其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利息原来是每月支付，是通过王丰那儿转过来后给蒋国民的，大概三年之后说利息要一年一付，原来的借条其收到后也均交给了蒋国民，最后503万借条是其与蒋国民、江山等一起到常州一宾馆找到龚俞平，才形成了503万的借条”等内容。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蒋国民作以下解释：（1）其所提供的江山、龚俞平分别出具给王柏松的借条和收据复印件均来源于王柏松，已能证明其是将款项出借给被告王柏松、王丰，王柏松、王丰又将所借款项转借给了龚俞平、江山，出借时口头约定的利率是年息1分；（2）其所出借的借款本金金额因时间跨度长、且又系分期分批给付，故具体出借本金只能据回忆确定约为420万元，2013年8月前其所出借款项的利息均是按年息1分计算由王柏松转交给其，但从自2013年8月之后被告方口头告知利息要1年1付，故才有龚俞平于2014年9月8日所出具给王柏松的借条复印件（实际是结算的利息），该借条期间为1年零8天，利息按420万元本金计算也正好是42.92万元，故也能证实其所出借的本金总额应为420万元及王柏松、王丰又将所借款项转借给了龚俞平、江山的事实；（3）2015年8月30日龚俞平、江山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王柏松作为证明人签名的借条复印件一份，是其在多次向王柏松催要借款的情形下出具，后又于当场收回重新出具了借款人为龚俞平、质押人为江山、王柏松为证明人的借条原件，其无奈下才收取了该份借条原件，这不能否认其将款项出借给王柏松、王丰，王柏松、王丰又将所借款项转借给了龚俞平、江山的事实;（4）至于2017年1月26日龚俞平出具的50万元借条原件所涉款项，则是出具503万元借条后，经其催要由龚俞平和江山对共同欠付的利息答应归还3万元的情形下结算后形成，其本质是利息，江山事实上也于2017年1月27日转账还给其3万元；（5）、2019年7月13日的录音也可证实原始借款人为王柏松、王丰，王柏松、王丰又将所借款项转借给了龚俞平、江山的事实。总之，2015年8月30日出具的借条原件所涉的503万元中本金为420万元，且其中有20万元本金是王柏松个人的钱，我方实际本金为400万元。综上，王柏松、王丰应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龚俞平和江山两次以书面形式向其出具借条并承诺共同承担503万元还本付息责任的承诺，应属于债务加入；王硕作为江山妻子，理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以上五被告应对550万元尚欠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王柏松则认为，蒋国民称是将款项出借给其不是事实，其从没有提出向原告借款，也未收到蒋国民的1分钱借款本金。事实上是蒋国民曾向其提出有闲余资金需外借挣点利息，问其有无人需要借款，因其侄女在开发公司当会计，帮询问后即向蒋国民提供了开发公司有借款需求的信息，后来开发公司不再需要借款后就结清了，至于之后借款出借给龚俞平，起初其是不知情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与其无任何关系，就是在此情形下因其与蒋国民是同村人的关系，还帮其联系江山向龚俞平催要，故其在此事件中至多只能算是介绍人而已，如是本人向原告蒋国民借款，蒋国民不可能不要求其出具借条；至于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中龚俞平等出具的出借人为其的借条（含收据）因均是复印件，其不予认可，且其与龚俞平本身也有款项往来，复印件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印证就是蒋国民出借的款项，事实上蒋国民也认可503万元的借条原件所涉本息中有其20万元本金在内；而对于原告所称2013年前的利息是结清的、借款利率是按年息1分计算，因其作为提供信息的人倒是知道的；此外对于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该录音资料仅是一个律师调查，录音时其不知情，且其与询问的律师当时均喝了酒，录音时又基本是律师先追问和说明后再由其回答，这个证据无论是律师还是其，可能都无法真实表达双方的意思，此录音不应作为合法证据，故要求驳回对其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山则提供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的市场监督局企业登记信息相关材料（该企业登记信息相关材料主要载明“2017年2月8日江山在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出资的100万元占公司20%股权转让给刘辉，现公司股东为孙华艳与刘珈言”等内容）称，1、本案实际借款人应该为龚俞平，原告对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对除龚俞平之外的其他人作为本案借款相对方，原告并未提供任何有效书面证据，仅仅是根据其单方陈述提出，因此江山和王硕及其他人作为本案借款相对方主体不适格；2、关于实际出借金额，王硕和江山无法确定，其夫妻两人并未收到原告出借的任何款项,对原告提供的复印件则不予认可；3、关于江山在503万元的借条中注明以其在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中的12%股权质押给蒋国民的意思表示虽是真实的，但双方对出质的股权未进行质押登记，对此双方均有过错，何况质押的股权不知何因已转移登记在他人名下，因此其至多只应对此以过错程度在出质的12%股权价值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4、对于原告提供的2017年1月26日的50万元借条，实质是利息，且其仅是证明人身份；5、对于录音资料，与其无关，但其认为录音未经王伯松本人同意，且双方当时均在喝了酒的情形下形成、律师在录音时又普遍存在诱导式询问的情形下形成，因此该录音中涉及其本人的内容均不予认可，总之原告对其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要求驳回对江山的所有诉请。被告王硕认为，其虽与江山是夫妻，但其对原告诉请的借款及江山在借条中签字的情况均不知情，且该款项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将其列为被告毫无道理，故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所有诉讼请求。审理中，被告龚俞平、王丰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庭审后，龚俞平于2019年11月14日下午到庭陈述称：“其原来并不认识蒋国民，蒋国民是在利息停止支付后才开始找其的。2015年8月30日的借条确是其签字，但这是江山无法面对其叔丈王伯松，经其要求江山把山东公司（即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股分押掉的情况下，其才在503万借条中签字的，其个人并未拿到1分钱，可以确认的是王伯松肯定是有钱借到盈通公司的，这一切均是江山、王硕经手的，503万的借条结算时数字是江山他们算的，其记忆中503万实际本金至多有200万，利息是每年加上去的，因当时盈通公司对外借款利息均在1.5分至2.5分之间。至于三张加盖有盈通公司印章的收据复印件所指向的原件肯定在，其不清楚王伯松是否交给了蒋国民。”该陈述笔录经再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各方对龚俞平所陈述的内容中未涉及本身的内容均表示不清楚。同时在此次质证中，蒋国民还自认“其所提供的2011年分别由龚俞平签字并加盖有盈通公司印章的收据复印件及江山出具的借条复印件，是王伯松在形成503万元借条前约一年左右时间由王伯松交给了其，结算形成503万元借条后已撕毁”；蒋国民对经本院释明其最终确认适用何种基础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则仍坚持庭审中明确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即坚持王柏松、王丰应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龚俞平和江山两次以书面形式向其出具借条并承诺共同承担503万元还本付息责任，应属于债务加入；王硕作为江山妻子，理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上五被告应对550万元尚欠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述事实，有原告蒋国民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江山提供的市场监督局企业登记信息相关材料，以及质证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被告龚俞平与原告蒋国民间所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及被告江山在龚俞平出具给蒋国民间的借条中注明“以其在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中的12%股权质押给蒋国民的意思表示”所形成的质押合同关系，因系原件，且原告蒋国民既接受被告龚俞平出具的借条，且以该借条为主要证据之一主张权利，就意味其是认可最终借贷关系是与龚俞平间发生的，何况2015年8月30日的503万元借条出具后，蒋国民在2017年1月26日向龚俞平、江山催要时，在答应先支付3万元的基础上龚俞平又向蒋国民出具了50万元借款的借条（实质是双方对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的利息），事后江山也确于2017年1月27日转账给蒋国民3万元，故根据现有证据所能确认的证据指向，只能证实案涉借贷关系是龚俞平与蒋国民间发生；至于对借款本金的金额，由于原告蒋国民仅提供了所保存的最初转账计150万元的3份原始转账凭证，对其主张的其他250万元本金却始终不能提供支付依据原件，这对于出借大额款项的原告来说有悖常理，而其所提供的由江山出具给被告王伯松的100万元借条、及加盖有盈通公司印章的收据复印件，被告方又均不予认可，且各被告对此所作陈述又不一致，蒋国民对复印件所涉款项也无交付依据加以印证，何况王伯松在审理中又称其本人与龚俞平、盈通公司间也有往来，该意见也得到了蒋国民自认其主张的420万元本金中有王伯松20万元陈述的部分印证，故在蒋国民不能举证证实其实际交付出借本金金额为420万元的前提下，现只能按有转账凭证确认出借的本金金额为150万元；至于对借款利率，根据蒋国民、王伯松、以及龚俞平对借款利率的陈述，已可确认双方间对利率以年息1分的约定，该利率因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则应予支持，利息的起算时间则因蒋国民自认在2013年8月底前的利息均已实际支付，且王伯松也对此予以了印证，故利息的起算应自2013年9月1日起起算。据此，对原告蒋国民要求被告龚俞平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承担约定利息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对其按503万元、50万元借条主张的150万元之外的本息请求，因其暂无证据加以证实150万元之外的250元借款本金确实交付，加之503万元借条本身就是在对本息结算后形成（包含利息在内）、50万元则完全是利息，故在此情形下对该请求暂不予支持，如事后蒋国民能有其他250万元交付的证据则可另行举张；至于对其要求江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江山是共同借款人，故对此主张不予支持，但503万元借条原件中，由于江山注明有“本人愿将持有的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的12%股权质押给蒋国民”内容，该意思表示则属于担保法律范畴，鉴于事后双方并未即时办理该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此质押合同并未生效、致工商资料中该股权因故已转移登记在他人名下，江山作为质押股权的持有人未主动积极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导致质押合同未生效和灭失的责任理应由江山承担，赔偿的范围则应限于用于质押的12%股权在2015年8月30日前所对应股权价值；而对原告蒋国民在审理中认为王柏松、王丰应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龚俞平和江山两次以书面形式向其出具借条并承诺共同承担503万元还本付息责任属于债务加入的主张，则因该意见与现有证据不符，且其也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确存在此法律关系，故对蒋国民的该意见，本院难以采信；此外，就蒋国民要求王硕作为江山妻子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因与现有相关担保的法律规定明显不符，故对此主张，本院也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龚俞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所欠原告蒋国民的借款本金150万元，同时应承担该款自2013年9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息1分所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江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以其用于出质的山东荣成市双玉石材有限公司12%股权在2015年8月30日前所对应股权价值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蒋国民要求被告王硕、王伯松、王丰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蒋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530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龚俞平承担15082元、蒋国民自负40218元，该款已由蒋国民垫付，龚俞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将该款给付给蒋国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卫成人民陪审员  吴 奇人民陪审员  蒋其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陈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