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9）浙委赔10号赔偿请求人：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黄轴路47－1号。投资人：蔡桂森。赔偿请求人：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北城开发区惠民路23号。法定代表人：蔡桂森，董事长。两赔偿请求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超，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王中毅，院长。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浙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进行了审理。本案经依法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查明：蔡桂森（振兴厂的负责人）、蔡冬青（迈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蔡春桂系兄弟关系，三人从1984年开始合资办厂。振兴厂成立于1993年1月16日，工商登记的企业性质为蔡桂森的个人独资企业。宏振公司系由振兴厂与香港宏茂发展有限公司各半出资，于1993年4月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1993年6月7日，为明确产权归属，三人订立《关于振兴厂的产权归属协议》，约定：振兴厂的所有财产和宏振公司除国有和外商部分外的全部产权，均属三人共有，其中蔡春桂占30%，蔡冬青、蔡桂森各占35%。经营过程中，三人产生纠纷，遂于2004年11月协商分厂，蔡冬青将分得的车辆、设备、土地、厂房等财产投入迈格公司使用，蔡桂森则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振兴厂转让给其子蔡业。2006年11月10日，振兴厂、宏振公司为与迈格公司、蔡冬青返还财产纠纷一案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7年5月15日作出（2006）台民二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迈格公司返还振兴厂、宏振公司位于黄岩××××街道××号××土地6.223亩及该地块上的厂房；二、迈格公司返还宏振公司机器设备（详见查封、扣押清单）；三、迈格公司返还宏振公司车号浙Ｊ×××××柳州五菱小货车、车号浙Ｊ×××××广州本田轿车各一辆。以上一、二、三项判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案件受理费44210元，其他案件受理费100元，财产保全费15520元，合计人民币59830元，由振兴厂、宏振公司与迈格公司各半负担。判决后，迈格公司、蔡冬青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8日作出（2007）浙民二终字第20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2006）台民二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变更第一项为：迈格公司返还振兴厂位于黄岩区城××号××土地6.223亩及该地块上的厂房。二审案件受理费44210元，由两上诉人共同负担。2008年1月2日，振兴厂、宏振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受理，立案案号为（2008）台执字第32号。2008年6月11日，迈格公司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返还宏振公司车号浙Ｊ×××××柳州五菱小货车、车号浙Ｊ×××××广州本田轿车各一辆的义务及交纳了一审案件诉讼费用29915元和执行费。2008年8月14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台执字第32号罚款决定：对迈格公司罚款20万元。生效的黄岩区人民法院（2008）黄民二初字第16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一、蔡冬青、蔡桂森、振兴厂、蔡春桂定于2008年3月底前到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岩分局办理振兴厂企业变更登记手续，将原个体独资企业变更为合伙企业，变更后的企业由蔡桂森担任厂长职务，股权为35%，蔡冬青股权为35%，蔡春桂股权为30%。二、具体办理振兴厂企业变更登记手续由蔡冬青负责，蔡桂森、蔡春桂和振兴厂提供一切方便，费用由振兴厂承担等。调解书生效后，蔡冬青于2008年6月3日向黄岩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同日以（2008）黄执字第1347号立案执行。2015年2月4日，蔡冬青向黄岩区人民法院起诉蔡桂森、蔡春桂和振兴厂，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并依法分割合伙财产，该院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2015）台黄商初字第50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原、被告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黄岩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8日作出（2008）黄执字第1347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2008）黄执字第1347号一案的执行。至2017年1月9日，宏振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振兴厂占0.625%。2017年5月5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迈格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2017年12月1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08）台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终结（2006）台民二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二终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中未执行部分的执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包括以下情形：（三）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十一）其他错误情形。赔偿请求人主张本院执行行为存在上述两种情形，应当予以司法赔偿。本案中，因蔡桂森、蔡冬青、蔡春桂的三人合伙关系已被生效判决解除，且该解除合伙关系判决是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新发生的法律事实，是对本案执行依据的实质性改变，且宏振公司成立后至2017年1月9日，振兴厂的股份则从50%减少到0.625%。因此，结合合伙关系已被判决解除的事实及本案其他相关因素，本案继续执行返还振兴厂、宏振公司的财产已无必要，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终结未执行部分的执行。因本案未执行的土地和机器设备仍在迈格公司管业之下，不存在被执行财产流失的情形。综上，赔偿请求人振兴厂、宏振公司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属于司法赔偿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驳回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称：1.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原不予赔偿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决定书第5页，对于蔡冬青申请执行的（2008）黄执字第1347号案件，赔偿义务人认为该执行案件的结案方式是根据2016年10月18日作出的终结执行的裁定。但其实，该执行案件早在2008年9月8日便已经由黄岩法院以（2008）黄执字第1347-1号裁定驳回执行。也就是蔡冬青要求确认其在振兴厂35%股份的相关案件的执行，早在2008年便已经被驳回执行申请。在这一节事实中，至少存在两点错误，其一是黄岩法院对于同一个执行案件结案方式既存在驳回申请又存在终结执行，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结案方式包含驳回申请在内的六项理由，故蔡冬青的执行案件的结案方式应当以2008年的驳回执行申请为准。其二，台州中院在审查事实时，没有审查清楚相关事实。忽略了蔡冬青的执行案件在2008年已经被驳回的事实，仍然默认蔡冬青在执行程序上对两赔偿请求人存在权利。在这个错误前提下，台州中院将两赔偿请求人的执行请求与蔡冬青已经被驳回的执行请求，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进而得出蔡冬青的执行请求无法实现，两赔偿请求人的执行请求也应当不能满足的错误结论。2.赔偿义务机关对财产流失的认定是错误的。⑴两赔偿请求人要求返还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均为客观存在的物体，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物权客体，还包括客体之上的物权，这其中包含了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就本案而言，特别是厂房和机器设备的所有权所涉及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单单就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损失，每时每刻都因赔偿义务人的错误执行而发生。而至于土地，其本质还是使用权，而每宗土地都有国家规定的使用期限的，这样的期限利益，时间每过一年就少一年，损失也不断的在发生，并非像赔偿义务人对财产流失的错误理解。所以，本案两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损失是客观存在且是巨大的。⑵赔偿义务人已经给两赔偿请求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第一，赔偿义务人在2017年12月1日作出的（2008）台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以发生新的法律事实为由，终结了两赔偿请求人申请的强制执行案件。赔偿义务人认为的执行中所涉及的新的法律事实无非两点，一点是蔡氏兄弟合伙关系解除，另一点是宏振公司的股权变更。前者时间为2015年9月21日，后者最终时间为2017年1月9日。那么也就是说，至少在2015年9月21日前，两赔偿申请人申请执行的案件是有必要执行的，而该时间点距离两赔偿请求人2007年12月25日申请执行，将近7年半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内，赔偿义务人一直拖延执行，给两赔偿请求人造成使用收益等其他财产性权利的严重损失。第二，前述32-2号裁定书造成了两赔偿请求人0.923亩土地的损失。2004年11月16日，蔡氏三兄弟分厂时，蔡冬青分得的土地为5.3亩（现已经过户至迈格公司），另外0.923亩土地是振兴厂借给蔡冬青及迈格公司使用的。该土地本就在振兴厂名下，现要求返还原本属于振兴厂的土地，合情合理。不存在赔偿义务人增设的任何前提。但赔偿义务人也错误的认为没有执行必要，给两赔偿请求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3.（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认为本案继续执行已无必要是错误的。⑴（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认定的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错误的。（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认为本案的执行前提是蔡氏三兄弟存在合伙关系，以及宏振公司股权未发生重大变化。但赔偿义务人的执行措施恰恰说明，本案的执行不存在该前提。蔡氏三兄弟解除合伙的生效判决是在2015年9月21日作出的（2015）台黄商初字第500号判决书。宏振公司的股权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在2017年1月9日，振兴厂在宏振公司的股份为0.625%。前述两节事实发生后，在2017年5月5日，赔偿义务人仍然对被执行人迈格公司，采取纳入失信名单以及限制高消费的执行措施。也就是赔偿义务人内部，也不认为本案的执行存在前述两个前提。可到了2017年12月1日，本案竟然以前述理由，决定终结执行。如果赔偿义务人认为合伙关系的解除及宏振公司的股权变化对本案的执行有重大的影响，那么为何不在2015年或2017年上述情形发生的时间节点就终结执行，反而还延续了对被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措施，在所谓发生新的法律事实的情况下，赔偿义务人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执行措施，那么至少有一种执行措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证明了赔偿义务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错误。⑵（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没有法律依据。尽管裁定书第5页载明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但第六项“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是兜底条款，不应扩大化的肆意使用。在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可以适用该项规定。在适用时，第六项的情形必须要与前五项程度相当，而本案的案情完全未达到前五项或公司破产这样的程度。赔偿义务人裁定终结，缺少严谨的法律依据。⑶（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混淆了两赔偿请求人的执行案件与蔡冬青申请的执行案件，相关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两赔偿请求人与蔡冬青所要求执行的内容是不同的。不存在先后执行顺序，也不存在相互抵消，是完全两项独立的执行内容。其蔡冬青申请执行的案件早在2008年已经被黄岩法院裁定驳回执行。赔偿义务人认定的所谓因合伙关系发生变化，2017年时的执行情形已经与生效判决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但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完全可以返还给赔偿请求人，至于因为合伙关系发生变化给迈格公司或蔡冬青造成什么损失，完全可以提起诉讼要求相关人员赔偿。第二，上述权利义务所指向的主体是不同的，两赔偿请求人是要求迈格公司返还财产。而主张合伙份额的是蔡冬青，并非是迈格公司。对于赔偿义务机关而言，本次执行程序并不存在任何执行阻却事由，蔡冬青在本次执行案件中就是案外人的身份。第三，在蔡冬青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前，其对赔偿请求人之一的振兴厂有权主张35%合伙份额。但蔡冬青对另一赔偿请求人宏振公司不存在任何权利要求，也就是说在这四方关系中，宏振公司是最“无辜的”。至少宏振公司要求的返还机器设备不应当被终结执行。第四，即便将两赔偿请求人混为一谈，将迈格公司与蔡冬青混为一谈，但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及车辆与现在振兴厂35%合伙份额在价值上相差悬殊，并不存在对待给付义务。假设前述土地厂房等价值2000万，合伙企业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35%合伙份额便没有任何价值。在此情况下，35%合伙份额没有执行必要，这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2000万价值的财产没必要返还，任何一方都不可接受的。除非经过评估鉴定机构的相关结论认为原先35%合伙份额价值为2000万元，否则法院不能简单推导当初的35%的合伙份额价值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及车辆货币价值相当。而且现在振兴厂并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故更不能以现在35%的合伙份额贬值，便认为返还财产已无必要。所以，（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仅通过书面的简单推导，便得出土地厂房等财产无返还的必要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违背常理的，是与事实不符的。第五，“已无执行必要”的认定是“和稀泥式”的认定。两赔偿请求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中，已经执行到位的是两辆车以及29915元款项（诉讼费），剩余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尚未返还。但（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对于尚未执行的所有财产全部裁定终止执行，但尚未执行的财产中到底是全部“无执行必要”还是部分“无执行必要”。若尚未执行的财产价值为2000万元，那“无执行必要”的是20万，200万，还是500万？裁定中没有任何论述与评价，赔偿义务人一刀切的做法是缺少事实认定的。第六，（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错误理解了生效判决的前提或基础。浙江省高院作出的（2007）浙民二终字第205号判决书的基础是各方对于分厂之间的约定，此后又因为各方关于分厂的约定无效，所取得的土地厂房等财产予以返还。这样的前提或基础之下，并不需要对35%合伙份额或者土地厂房等财产进行价值衡量。而且法院也没有办法进行价值衡量。如果生效判决确定的是要求返还上市公司股票。那么在执行时，遇到熊市，股票折损90%以上，难道赔偿义务人遇到此等情形时，也裁定判决确定的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现股票毫无价值，已无执行的必要？⑷（2008）台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对应的执行案件中的执行措施混乱。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为迈格公司等作为被执行人，因为拒绝配合过户土地厂房、返还机器设备，被法院处以20万元罚款的执行措施。如今（2008）台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返还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已无必要”，裁定终结执行。在此情况下，已经作出的不予执行和执行罚款20万元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执行措施该如何处理？迈格公司因为拒不执行，数年前构成妨害执行，数年后在没有积极履行的情况下，因为（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又不构成妨害执行。司法应当准确、客观，而不是像钟摆一般左右摇晃。⑸本案应当继续执行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其一，两赔偿请求人的执行案件继续执行不存在任何阻却事由。其二，解除合伙完全是蔡冬青自己行使民事权利的结果。合伙关系解除后，再为他执行合伙份额确实已无必要，这是正确的。但是解除合伙关系之后，蔡冬青的财产性权利已经从35%合伙份额转化成35%合伙份额对应的企业财产，而非丧失了上述财产权利的请求权。但赔偿义务人作出的裁定书是直接剥夺了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权利请求权。这对两赔偿请求人极不公平。其三，继续执行返还财产有利于各方当事人的争议解决。若将来蔡冬青、蔡桂森等三兄弟就清算事项达成一致协议的，属于两赔偿请求人的财产还是需要返还的。否则虽为合伙关系，但实质上土地厂房被蔡冬青一人占有，导致利益失衡。现法院终结执行，土地厂房以及机器设备均未返还，会给将来各方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会波及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若未来财产所涉及继承的问题，那整个蔡氏家族的二代以及三代成员会陷入无穷无尽的诉讼纷争之中，永无停歇。使得整个案子非但无法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反而是一石激起千层浪。⑹终结执行程序前，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执行情况、采取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告知申请执行人，并听取其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意见。本次终结执行没有认真听取两赔偿请求人的意见，有违执行程序中的法律规定。⑺执行程序中错误行使审判权。（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不仅仅只是终结了本次案件的执行，而且是径行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处理，实则是在执行程序中进行了审判。而且本次“审判”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是赔偿义务人对没有提出任何诉求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实体处理。上述“审判”没有“举证”“质证”“辩论”等具体的一般民事诉讼的固有程序，也没有进行“听证”。赔偿义务人仅仅通过审委会内部讨论的形式就剥夺了申请人的实体权利，这样的“审判”不仅不公平更不合法。两赔偿请求人认为在有明确判项的情况下，执行部门不应当随意增加执行前提。否则执行部门成了审判监督部门，每一份判决文书在执行时都要实质审查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及说理部分在执行时是否发生变化。在执行时，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若发生变化的，执行部门便裁定终结执行，这显然是违背法律的行为。判项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的结论，执行应当仅根据判决书中的判项进行执行，而不是错误的对生效判决的事实进行实质审查。也不能像本案一般，错误增加执行前提。执行程序不能替代审判工作。因为执行程序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有限度的，它和审判程序中解决实体问题所遵循的途径和思路是不同的。比如，它对于实体权属争议的判断，并非像审判程序中按照当事人之间所实际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判断的原则。而是替代以程序审查和表面判断原则，这样的判断原则仅仅限于部分问题，如对于动产坚持占有人即为所有人；对于不动产坚持登记名义人即为所有人。但（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对于执行的前提以及执行必要性如此重大的争议问题，竟然进行错误的实质审查，直接作出了错误结论，严重侵害赔偿请求人的权益。⑻（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在效果上错误的否定了上级法院的生效判决。（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在效果上等于否定了浙江省高院的生效判决书。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否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造成的结果是，赔偿请求人几经周折得到的胜诉判决，经过赔偿义务人处理之后，在效果上等于裁定驳回。赔偿义务人这样的执行工作直接摧毁浙江省高院民事审判权的权威性，也直接打击民事执行目的的实现。如果容忍这样的一份执行裁定书，那么以后所有的下级法院执行局都可以依据“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直接对上级法院的生效文书进行改变，而且还没有任何监督和制衡措施，赔偿申请人认为在目前的司法环境当中，下级法院执行局推翻上级法院生效判决的做法是绝无仅有的，应当严格审查赔偿义务人的违法行为并予以纠正。⑼（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掩盖不了赔偿义务人怠于执行的现象。对于两赔偿请求人申请执行的案件，赔偿义务人在2008年1月立案，2008年至2009年，仅仅是约谈被执行人。对于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行为，赔偿义务人仅仅罚款20万元了事。而2008年8月14日罚款20万元之后至今十多年的时间，赔偿义务人仅仅为两赔偿请求人执行到位两辆车，至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一直未采取强制过户、腾退等强制措施。执行难，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但不是搪塞申请执行人的借口。本案只要赔偿义务人积极开展各项执行工作与执行措施，上述财产执行到位没有任何实质性阻碍。本案的执行工作在2010年之后就一直处于真空状态，赔偿义务人在2017年12月1日直接将两赔偿义务人申请执行的案件，裁定终结执行。至此，长达近十年的数千万执行标的额的案件，以执行到位两辆普通汽车的结果，宣告结案。但（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这样一份错误的裁定书，是不可能掩盖赔偿义务人怠于执行的现象。请求：1.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两申请人位于黄岩区城黄轴路47-1号的6.223亩土地、地块上的厂房对应等价值的财产损失；2.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两申请人上述土地厂房的租金（自2008年1月2日暂计算至2019年7月30日，计算至第1项赔偿款实际支付日止）；3.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两申请人（2008）台执字第32号案件查封的机器设备损失（包含折旧损失）；以上1－3项暂估价2500万元，实际以评估鉴定部门的意见为准。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答辩称：1.（2008）台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认为本案继续执行已无必要。（2008）台执字第32-2号执行裁定系执行实施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救济。事实上，该裁定送达后，被答辩人宏振公司确也提出了书面异议申请并被受理。答辩人经审查后作出（2018）浙10执异3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请求，并告知不服异议裁定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高院申请复议。但是二被答辩人自己放弃申请复议的权利，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议申请，异议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⑴本案继续执行应有合伙关系继续存在这一前提。本案执行依据的作出，以及其他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均存在蔡冬青、蔡桂森和蔡春桂三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这一前提。因此，作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振兴厂应是一个合伙组织。但在执行过程中，三人的合伙关系被生效判决解除，以致解除合伙关系后的振兴厂已非申请执行时的振兴厂。作为判决确定的权利人振兴厂在发生该实质性变更后，虽工商登记尚未改变，但实际上已不存在，也可以说现作为被答辩人的振兴厂已非申请执行时的振兴厂。由于申请执行人已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且与被执行人又有密切联系，各方权利义务纠缠在一起，即使继续执行，在各方权利义务得到明确前，也是无法确定具体该如何执行。因此，本案继续执行返还振兴厂财产已无必要。由于申请执行人宏振公司系由振兴厂与境外企业各半出资成立，且现股权构成和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振兴厂的出资已由成立时的360万元变更为23.27万元，股份则从50%减少到0.625%，远非原先状态。因此，结合合伙关系已被判决解除的事实及本案其他相关事实，同理，返还宏振公司财产也无继续执行的必要。⑵该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该裁定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属于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执行实践中，该规定的“其他情形”并非只有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这一情形，被答辩人的理解有误。答辩人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经分析论理后，适用该规定裁定终结执行，并无不当。⑶作出该裁定的程序合法。该裁定并非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不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而对于终结执行裁定，法律和司法解释上并没有规定应当经过约谈、听证等程序，因此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如果当事人不服终结执行裁定的，可以依法提出书面异议，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救济，故也不存在无救济程序问题。综上，虽然已裁定终结执行，但并没有否定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只是因当事人主体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而无继续执行的必要。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可通过组织清算等方式能得到最终实现。2.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包括以下情形：（三）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十一）其他错误情形。本案中，未执行的土地和机器设备仍在台州市黄岩迈格机械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格公司）管业之下，不存在被执行财产流失的情形。赔偿请求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存有故意拖延执行的行为。本院赔偿委员会认定的事实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在此予以确认。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国家赔偿法实行法定赔偿原则，即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赔偿项目及标准等，均应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列举了十一种错误执行应予国家赔偿的情形。两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有三，一是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赔偿依据的事实错误，即（2008）黄执字第1347号案件早在2008年9月8日就由黄岩区人民法院以（2008）黄执字第1347-1号裁定驳回执行申请，而非于2016年10月18日裁定终结执行；二是（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存在错误；三是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怠于执行的情形，要求赔偿执行标的物被占用的租金。关于前述第一个理由。2008年3月7日，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黄民二初字第168号民事调解书，就蔡冬青与蔡桂森、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蔡春桂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确认各方自行达成的协议。后蔡冬青申请执行，执行案件案号为（2008）黄执字第1347号。2008年9月8日，黄岩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黄执字第1347-1号民事裁定，驳回蔡冬青的执行申请。之后蔡冬青提出异议，黄岩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7日作出（2010）台黄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撤销（2008）黄执字第1347-1号民事裁定。2016年10月18日，黄岩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台黄执民字第1347号之一执行裁定，以（2015）台黄商初字第500号民事判决解除蔡冬青与蔡桂森、蔡春桂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为由，终结（2008）黄执字第1347号案件的执行。综上，两赔偿请求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关于前述第二个理由。两赔偿请求人对（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裁定结果等均提出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终结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期限问题的批复》（法释〔2016〕3号）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本案赔偿请求人之一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也针对（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提起过异议。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浙10执异3号执行裁定，驳回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并告知了可继续申请复议的权利。但浙江宏振机械模具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向本院申请复议，而是与黄岩城关振兴塑料机械模具厂一起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在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执行标的物也未流失，赔偿请求人可通过其他程序寻求救济，获得支持后可继续执行。本案目前情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执行错误导致被执行财产流失的情形。两赔偿请求人据此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尚不充分。关于前述第三个理由。（2008）台执字第32号案件的执行标的物是特定物。国家赔偿实行法定赔偿原则，对于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并造成损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并没有规定赔偿占用损失。故赔偿请求人就此提出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另两赔偿请求人还对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执行措施的程序提出质疑。经查，两赔偿请求人据以提出质疑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而（2008）台执字第32-2号裁定并非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赔偿请求人就此提出的质疑也不能成立。综上，两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理由尚不充分。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并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㈠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