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8民终17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巴彦淖尔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鄂尔多斯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现住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内蒙古大法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巴彦淖尔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巴市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9）内08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巴市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巴市公交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内08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依法查清事实后对本案发回重审或进行改判；三、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原审认定：“纵观本案，原、被告在《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一方或双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庭审中被告虽提供了国务院下发的指导意见、政府文件、被告公司文件，意在证明公车公营势在必行，解除合同合法有据，但因指导意见、政府文件以及被告公司下发的文件中并未明确要求废止被告对外签订的承包公交线路合同，且以上文件均不属于法律的范畴，故不构成补充协议中的法定事由，现原告对此有异议，则《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无效”，实属错误。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同一法律事实在判决文书中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判断确实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应当予以纠正。首先，解除合同的权利分为当事人约定解除和法律规定解除两种。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解除，当约定条件成就可以解除，未约定解除，也并非必然的不能解除。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双方约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其次，依据原审法院（2016)内0802民初35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属于国家政策，该文件与自治区及巴市政府下发的贯彻配套文件均对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现巴市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模式为挂靠经营体制。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该体制严重阻碍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无法实现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目标。对此，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当事人一方因此而提出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确认其合法有效。故被告向原告送达的《解除（终止）合同、协议通知》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依据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8民终1427号民事判决，认定《解除（终止）合同、协议通知》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内民申116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解除（终止）合同、协议通知》，既符合合同约定，亦符合法律规定，故应确认其合法有效，裁定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同一法律事实在判决文书中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判断确实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实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为此特上诉，请求公断。王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本案中上诉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某签订的《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解除合同条件，且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的内容中明确其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因为被上诉人未在其规定期限内补足运营车辆，而在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视情况发展自主决定增减车辆，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申请增加车辆，是上诉人不予配合，因此，被上诉人未增加营运车辆是上诉人故意刁难，并非被上诉人故意不增加营运车辆。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陈述合同的解除分为当事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也没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出现，因此，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是无效的。3、上诉人引用张某与上诉人之间的挂靠合同纠纷即（2015）内0802民初3504号民事判决书来作为本案的案例显然是不妥当的，首先，其列举的案例与本案有根本的区别，案外人张某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案件判决是依据双方约定解除合同条件是否成就而进行的判决，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一方或双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另外，我国并非判例国家，此案与彼案是没有关联的，案件的判决应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10月9日向原告送达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3月4日原告王某（乙方）与被告巴市公交公司（甲方）签订《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双方约定“一、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将（五路）一条冷线承包给乙方投资开发经营……二、甲方承租给乙方的线路使用期为十五年，在承租期内乙方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十、乙方所有车辆统一落户为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产权归乙方所有……十四、乙方按时交纳线路承租费，费用按公司制定交纳，每天每车60元……”2006年10月27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将2002年3月份双方签订的《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的路线租赁期延长至2032年止，乙方有权自主管理和经营五路线全部运营事宜。现就线路延长、变更租赁费缴纳补充如下：1、线路租赁费从2007年2月28日起至2032年止，乙方每天每车向甲方缴纳租金15元整。2、根据城市发展及人口增多的需要，乙方有权在5路线上增加运营车辆……乙方增加四辆车，以后视情况发展自主决定增减车辆。甲方可在该线路增加车两辆。3、合同履行期内，非经双方约定或有法定事由发生双方不得解除合同，或干扰对方正常经营，否则由违约方按每天每车1000元向对方支付违约赔偿金……”。协议签订后，原告王某因其多次提出增加运营车辆的请求未获批准，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协助提供购置四辆车所需的被告公司的代码证；2、协助原告购置四辆运营车；3、协助原告办理四辆车的运营手续；4、赔偿原告从2005年4月20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违约金，共计112000元。本院经审理后查明“原告结合实际情况向被告提出在5路公交线路上增加4辆运营车辆的请求。被告遂根据该请求于2013年10月15日向临河运管所呈递了关于增加5路公交车的报告申请，申请增加6-7辆公交车，但临河运管所至今未予答复。2015年4月8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履行补充协议申请书，由于没有主管机关的批复意见，被告无法履行原告提出的请求事项。”本院认为“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据实提出了增加4辆运营车辆的请求，被告根据原告的请求按程序依法报请主管部门批复，是否能获准批复，何时能够批复，均不是被告靠其主观意志所能决定，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被告无权办理新增运营车辆的相关手续，被告并不存在为违约”，遂作出（2015）临民初字第34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9日，被告巴市公交公司向原告王某发出《车辆上线路运营通知书》，载明“……现因你在该五路承包线路上仅运营一、二辆公交车辆，不能满足城区公交运行需要，且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实属是对双方签订协议书的严重违约。经公司研究决定：一、限你在二个月内无条件补足五路承包线路十辆运营车辆；二、逾期未予补足，公司将依法解除与你签订的线路承包协议，并由你承担全部违约责任……”。2018年10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协议通知》，载明“……截止今日你仍未补足运营车辆，已超出限定期限。公司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决定解除与你签订的《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并限你在2018年10月20日将五路线路上运营车辆下线，不得再行运营，双方解除合同、协议，终止权利、义务关系……”。后原告对此作出答复，即不同意解除协议。庭审中，原告王某提供2018年8月28日的《新能源客车销售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申请增加运营车辆8辆，并与郑州宇通公司谈好价格，但因被告公司拒绝提供其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料，亦不同意在合同上盖章，导致原告未能增加运营车辆。现被告以此为由单方面解除合同，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故原告不予认可。被告自认原告曾申请增加车辆，但上级主管部门不予批准，故继续履行合同已然不可能，解除合同势在必行，并提供国发（2012）64号指导文件，内政发（2013）108号文件，巴政发（2012）15号文件，巴市公交办发（2015）10号、13号、67号、79号文件，巴交运字（2014）19号文件予以佐证。另查明，被告巴市公交公司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协议通知》后，在五路公交线路上增加8辆运营车，但未提供相关的审批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某与被告巴市公交公司签订的《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均应按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补充协议约定原告有权在5路线上增加运营车辆，原告增加四辆车以后可以视情况发展自主决定增减车辆。由此可见，增加运营车辆是该协议赋予原告的权利，而非义务，且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曾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据实申请增加运营车辆，被告亦根据原告的请求按程序依法报请主管部门批复，但未获批复，故被告以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补足运营车辆为由单方面解除合同、协议，显然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补充协议还约定“合同履行期内，非经双方约定或有法定事由发生双方不得解除合同……”。纵观本案，原、被告在《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一方或双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庭审中被告虽提供了国务院下发的指导意见、政府文件、巴彦淖尔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文件，意在证明公车公营势在必行，解除合同合法有据，但因指导意见、政府文件以及被告公司下发的文件中并未明确要求废止被告对外签订的承包公交线路合同，且以上文件均不属于法律的范畴，故不构成补充协议中的“法定事由”。现原告对此有异议，则《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巴彦淖尔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向原告王某送达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王某已预交100元，由被告巴彦淖尔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贯彻实施的通知。举证意图：证明2017年以后交通运输部仍然是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并明确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保护和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说明上诉人原审中提供的国发【2012】64号以及本案中本次诉讼中我方提供的上述通知均未明确有公车公营的相关规定以及政策。上诉人质证称，这个不属于证据，这个通知和我们原审提供的文件并不相悖，基本是一致的，这个规定和我方提供过的文件也不矛盾，所以依据现在公共交通运输我方认为是相一致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巴市公交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向被上诉人王某送达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是否有效。解除合同分为当事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的《临河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市内公交线路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一方或双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也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诉人所提供的国务院下发的指导意见、政府文件、被告公司文件均未否认公共汽车公司对外承包线路经营合同的效力或者禁止公共汽车公司将线路对外承包，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出现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事由，上诉人单方发出要求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是无效的，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巴市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巴彦淖尔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 彬审判员 毛爱萍审判员 付桂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