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6314号原告：潘某3，女，195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石某，男，198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潘某4，男，196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以上三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慧，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潘某1，男，195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光，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上四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红，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某2，男，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潘某5，男，199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侯某2，女，197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侯某3（兼侯某1之法定代理人），男，197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侯某1，男，200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以上五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新，北京市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某3、原告石某、原告潘某4、原告潘某1（以下称四原告）与被告潘某2、被告潘某5、被告侯某2、被告侯某3、被告侯某1（以下称五被告）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红，潘某3、石某、潘某4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慧，潘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光，潘某2，侯某2，五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被拆迁人彭某、潘某2与拆迁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于2010年5月25日签订的《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项下安置房相关权益，即X1号房屋和X2号房屋，其中，潘某3、潘某1、潘某4各享有上述二房屋权益的1/4，石某享有上述二房屋权益的1/6，剩余房屋权益份额由五被告享有；2.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北京市海淀区X3号（以下称涉诉院落）的产权人是彭某，潘某6是彭某的丈夫，潘某3、潘某1、潘某4、潘某2是彭某与潘某6的四子女。2010年，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海淀分中心）实施海淀区八家地区整体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以下称涉诉项目），涉诉院落被纳入拆迁范围。2010年5月25日，彭某和潘某2作为被拆迁人与土储海淀分中心签订《北京市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取得了3套安置房屋，其中1套房屋已经各方协商出售并分配款项，现要求对另外2套安置房屋予以分割。五被告共同辩称，不同意四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在涉诉院落拆迁过程中，相关部门作出《八家地区整体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有效占地、房屋建筑面积认定表》（以下简称《认定表》），认定涉诉院落内归彭某所有的占地面积为37.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7.5平方米，归潘某2所有的占地面积为102.15平方米、建筑面积是73.5平方米，故3套拆迁安置房屋中1套归彭某、2套归潘某2。对此，潘某1和潘某4曾于2010年5月31日出具《证明书》予以认可。在彭某治病期间，经潘某1、潘某3、潘某4和潘某2协商，共同决定将上述属于彭某的安置房屋出售且售房款已分配完毕，故彭某没有其他遗产可供分配。至于部分原告系拆迁协议认定的居住人口，根据拆迁方案，经认定的居住人口只享有周转补助费，不能错误地认为只要认定为居住人口就享有拆迁补偿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可查明：彭某与潘某6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女潘某3、长子潘某1、次子潘某4、三子潘某2（以下称四子女）。潘某3之子石某；潘某2之妻侯某2、之子潘某5，侯某2之弟侯某3，侯某3之子侯某1。潘某6夫妇在涉诉院落内有北房2间、南房2间，并与四子女在此共同居住。潘某3、潘某1和潘某4先后于1981年、1984年、1987年因结婚搬离涉诉院落。1998年12月28日，彭某就涉诉院落取得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人民政府颁发的《东升乡社员建房确权表》，载明“现有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00.8平方米。2000年，潘某6夫妇亦搬离涉诉院落。涉诉项目已经启动，涉诉院落位于该项目改造范围之内。2010年5月11日，彭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潘某2在涉诉项目拆迁过程中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代为签协议、代为领取补偿款。2010年5月25日，彭某、潘某2（被拆迁人，合同乙方）与土储海淀分中心（拆迁人，合同甲方）签订《拆迁协议》，约定：经认定的居住人口9人，分别是户主潘某6、之妻彭某、之子潘某2、之女潘某3、之外甥侯某3、之外孙石某、之孙潘某5、之非亲属侯某1、之儿媳侯某2；乙方购买安置房3套，总建筑面积216.95平方米，包括X1号两居室、同单元X4号两居室、同小区X2号一居室。双方并就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费、乙方应交购房款等事项达成一致。当时，户主为潘某6的户口本显示，“住址”为涉诉院落，同户籍人员包括：户主潘某6、之妻彭某、之子潘某2、之女潘某3、之外甥侯某3、之外孙石某、之孙子潘某5、之非亲属侯某1。2012年3月27日，潘某3、潘某1、潘某4签写《卖房委托书》，委托潘某2出售上述X4号房屋。后，潘某2代为出售X4号房屋，并取得售房款155万元。2012年5月10日，四子女就出售X4号房屋所得售房款的分配问题达成《彭某八家住房卖后经济分配及其它说明》。2012年9月10日，彭某去世；2014年11月9日，潘某6去世；此二人均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本案中，五被告自述潘某6夫妇于2002年将涉诉院落内房屋赠与潘某2，后，潘某2将其翻建为2层小楼，拆迁过程中确认涉诉院落内属于彭某的占地面积为37.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7.5平方米，属于潘某2的占地面积为102.15平方米、建筑面积73.5平方米，故《拆迁协议》中X4号房屋归彭某所有，其余2套安置房屋均归潘某2所有。为此，五被告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北太平庄管理所先后于1999年5月21日和2002年9月5日以潘某2为产权人发送《自住危险房通知书》，告知涉诉院落内西房2间、南房2间自住私房应翻建以解除危险。证据2.2010年5月13日，北京海基伟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北京城建弘志拆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具《认定表》，认定涉诉院落被拆迁人为彭某、潘某2，有效占地面积139.65平方米，有效建筑面积111平方米。该《认定表》右下方手写补记“彭某37.5（占地）、37.50（建面），潘某2102.15（占地）、73.50（建面）”。证据3.2010年5月31日，潘某1、潘某4、潘某2签订的《证明书》。该《证明书》分为两段，首段内容为：涉诉院落“南房西房各两间。2002年父母赠与小弟潘某2，小弟又自己翻建的二层小楼，占地面积约七十平方米，房屋产权属潘某2所有，小弟潘某2自建房屋拆迁补偿所有权归潘某2”。末段内容为“两间北房母亲彭某的拆迁款除潘某3、石某户口周转钱后余：拾壹万零肆佰肆拾元。卡由（潘某1）管理，密码由（潘某4）管理。二老需要用钱时，由哥仨一致同意后取出使用。卡号*****，开户名潘某2，查询密码：******，查询电话：****。特此证明”。落款处潘某1、潘某4和潘某2分别在“证明人大哥签字”、“证明人二哥签字”、“小弟签字”处签名。证据4.2014年11月21日，四子女共同签订的《继承协议》，内容共分两段，首段内容为“因父亲潘某6于2014年11月9日病故，母亲彭某于2012年9月10日病故，现有X5房屋，经四个子女潘某1、潘某4、潘某2、潘某3四人协商同意出售。办理继承公证。因潘某1属首套住房，所以占（暂）继承在潘某1名下，后再过户给买房人姬某名下，卖房款平均分配，各四分之一以及八家出售回迁房款每人共分得壹佰壹拾万元。父潘某6母彭某遗留的财产经四子女一致同意已分配完毕”。末段内容为“经四子女签字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落款处签写有四子女姓名，姓名上均印有指印。对于上述证据材料，四原告虽认可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但自述涉诉院落内房屋于上世纪80年代由潘某6夫妇翻建，因潘某2没有固定工作及经济来源，故潘某3、潘某1、潘某4和潘某6夫妇于2002年帮助潘某2将涉诉院落内南房翻建为2层，以便潘某2出租该房屋、以租金作为潘某2的生活来源；认为证据2中手写补记“彭某37.5（占地）、37.50（建面），潘某2102.15（占地）、73.50（建面）”的内容系事后添加、且无相关人员签名或盖章故没有法律效力；虽认可证据3中潘某4和潘某1的签字均系本人签写，但解释称签字时仅有第二段内容，文件名称和第一段内容都是事后添加的，且该《证明书》上没有潘某3及产权人彭某的签字；虽认可收到证据4中提及的款项，但认为该款项仅为售房款，不认可证据4中潘某3、潘某1、潘某4签名及捺印是本人签写、按捺，并申请就《继承协议》中此三人签名字迹、签名字迹上指印与此三人提供的样本是否具有同一性进行鉴定，后变更鉴定事项为就《继承协议》中潘某3、潘某1、潘某4签名字迹、签名字迹上指印的形成方式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就此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京盛唐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55号、156号、1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继承协议》上的潘某3、潘某1、潘某4签名字迹是直接书写形成，签名字迹上指印是直接捺印形成。对上述鉴定意见，五被告均认可，四原告均提出书面异议，要求重新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就四原告的异议书面答复，主要内容为：采用显微镜检验分析，检材字迹笔画有立体感，有因书写形成的笔道压痕，符合直接书写形成的特点；其字迹墨迹分布特征、色泽特征符合直接书写形成特点；是否存在摹仿笔迹特征属于笔迹鉴定范畴，不属于本次委托要求；本次鉴定两位鉴定人均为中级职称，满足初次鉴定采用普通程序的要求；异议提及只有一位鉴定人具备“痕迹鉴定”资格，因为委托事项为形成方式鉴定，属于文件鉴定，不属于痕迹鉴定，所以不存在鉴定人违反程序规定的情况。四原告并表示怀疑《继承协议》中首段末尾“父潘某6母彭某遗留的财产经四子女一致同意已分配完毕”系事后添加。经查，《继承协议》两段内容的行间距均较为均匀。另，四原告提交《海淀区八家地区拆迁方案》（以下简称《拆迁方案》），以证明因潘某3、石某户口在涉诉院落内，故安置房面积多于被拆迁房屋面积，故此二人有权对安置房进行分配。《拆迁方案》上载：“按本地区已批准的合法有效的宅基地范围内一层房屋建筑面积（以下简称拆迁正式面积）置换回迁安置楼房建筑面积（按1:1比例）”、“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经过公开、公示后，界定为住房困难的，可申请增加最小面积成套楼房一套或增加一个自然间”、“拆迁人按协议实际安置人口发给被拆迁人每人每月800元周转费”。对此，五被告虽认可拆迁方案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四子女对于《拆迁协议》中X4号房屋系潘某6夫妇遗产且已分割完毕无争议，对该协议中其余2套安置房屋是否属于潘某6夫妇遗产范围存有争议，其中，四原告主张是遗产，则其应举证证明涉诉院落内全部房屋均归潘某6夫妇所有。但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现有证据材料，应当认定涉诉院落内部分房屋归潘某6夫妇所有、部分房屋归潘某2所有，且属于潘某6夫妇的房屋所取得的拆迁安置房屋已在潘某6夫妇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即四子女范围内分割完毕。理由如下：首先，尽管《证明书》中没有潘某3的签字，但潘某4、潘某1在该《证明书》上签字，对潘某6夫妇将涉诉院落内房屋赠与潘某2的事实予以确认，故该《证明书》的性质系对部分家庭成员对赠与事实的确认而非各权利人或全部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进行分配的协议。加之，尽管四原告自述2002年南房翻建为2层的出资主体为潘某6夫妇及潘某3、潘某1、潘某4，但翻建的性质系帮助潘某2翻建、目的系为潘某2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辅证证明上述《证明书》内容属实、潘某2系翻建后南房的权利主体。其次，尽管潘某3、潘某1、潘某4否认《继承协议》中签名及捺印是本人签写、按捺，但仅申请就《继承协议》中潘某3、潘某1、潘某4签名字迹、签名字迹上指印的形成方式进行鉴定。经鉴定，《继承协议》上的潘某3、潘某1、潘某4签名字迹是直接书写形成，签名字迹上指印是直接捺印形成。尽管四原告怀疑《继承协议》中首段末尾“父潘某6母彭某遗留的财产经四子女一致同意已分配完毕”系事后添加，但因该部分内容位于首段末尾、首段与末段文字的行间距均较为均匀，因此，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此句是事后添加的情况下，四原告的该项怀疑本院不予采信。故应认定该《继承协议》系四子女在潘某6夫妇去世后就遗产分割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并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根据《继承协议》内容可知，潘某6夫妇的遗产主要为X5房屋（实际分割时已转化为售房款）及X4号房屋（同上，实际分割时亦已转化为售房款），且潘某6夫妇遗产已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四子女处理完毕。该结论与上述《证明书》及四原告陈述均相符。最后，《拆迁方案》中对于实际安置人口的明确约定仅为周转费一项；虽规定住房困难情况可增加安置房套数或间数，但因《拆迁协议》认定的居住人口多达9人，而四原告未举证证明系因潘某3、石某户口在涉诉院落而增加安置房屋，故本院对四原告据此主张潘某3、石某有权分得安置房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潘某3、石某、潘某1、潘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63元，由潘某3、石某、潘某1、潘某4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佟 冰人民陪审员 李 霞人民陪审员 翟 彦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蒙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