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22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苏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磊磊，男，土家族，1994年12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系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春英，女，汉族，1967年10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武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慕嫦，广东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鸣，男，汉族，1933年9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武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慕嫦，广东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男，汉族，1988年6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武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慕嫦，广东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3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7月5日判决：“一、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应享有的二倍工资差额权益20032.26元；二、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的病伤假期工资574.67元；三、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37078.14元；四、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供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36354元；五、驳回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同信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书面劳动合同。同信公司于2018年2月3日与刘*文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了工资发放标准，但是由于同信公司为物业管理公司，管理场地众多，员工近千名且流动性大，对劳动合同的保存没有制定管理机制，导致合同原件遗失，只保留了复印件，但一审法院就此判定同信公司未与刘*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实属加大了同信公司的负担和义务。二、关于刘*文的工资标准。同信公司一审期间提交了刘*文的工资转账记录和凭证，记载刘*文每月工资为1600元左右，几十元的出入是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缺勤扣除了部分工资。按照劳动法律法规，当职工的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时，用人单位应当补足至最低工资标准。本案中，在同信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刘*文的月收入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采用行业标准确定刘*文的工资标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举证责任。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在一审中主张刘*文收取工资的方式包括现金和银行转账，原审判决认定举证责任由同信公司承担。但同信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明确，除了刘*文入职第一个月由于其未办理工资卡，当月工资同信公司不得不通过现金支付之外，其后的工资同信公司都是使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从未以现金方式支付。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当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消极的、否定的事实时，举证责任应由主张积极的、肯定的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因为依据社会常理和经验法则，人无法证明其未为之的行为，当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有了何种行为，应由其就该行为的发生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同信公司否认以现金方式为刘*文发放工资，则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承担，并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关于刘*文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原审判决刘*文因同信公司未及时为其办理社会保险而使刘*文遭受医疗保险待遇的损失金额计算上避重就轻。佛山市禅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协助核算刘*文医保报销费用的复函》中载明刘*文支出的61896.35元住院治疗总费用中有46284.84元（46275.84元+9元）属于可报销费用，但上述《复函》同时载明：“刘*文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享受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期间发生医疗费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5000元。”同信公司于2018年8月为刘*文办理了社会保险，5000元的报销额度应属于刘*文及管春英、刘凤鸣、刘波的可支配范围，可报销而不报销属于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不应将该责任强加于同信公司。因此刘*文遭受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应为32078.14元（46284.84元-9206.7元-5000元），原审判决对该5000元医疗保险待遇支付限额未予处理，属于避重就轻。综上，同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同信公司无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因刘*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权益20032.26元；3.改判同信公司无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病假工资差额574.67元；4.改判同信公司无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医疗保险待遇损失37078.14元；5.改判同信公司无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供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36354元；6.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管春英、刘凤鸣、刘波负担。针对上诉人同信公司的上诉，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共同答辩称：一、同信公司第一、二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刘*文于2018年1月1日进入同信公司担任保安一职，在佛山市禅城区***物业管理处上班，双方约定每月工资为3000元，每月休息3天，每天工作8小时，三班倒，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信公司也未为刘*文参加社会保险。同信公司在仲裁和一审中，一直没有提交劳动合同原件。签订劳动合同并妥善保管劳动合同原件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因为同信公司一直未与刘*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原审判决同信公司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因刘*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权益20032.26元符合法律规定。同信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签名位置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同信公司该上诉请求无理，缺乏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刘*文的工资标准与事实相符，同信公司第三项上诉请求缺乏理据。在仲裁及一审阶段，同信公司多次明确刘*文在职期间有向其发放现金工资的情况，且根据刘*文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刘*文的每月工资均在1600元以上，与同信公司主张刘*文工资仅1600元不符。刘*文在同信公司从事保安工作，每日上班8小时三班倒，每月仅休息3天，工作强度如此之大、工作时间如此长，若每月工资仅1600元是不符合正常工作待遇的。事实上，刘*文每月工资为3000元，同信公司为逃避法律责任，既不为刘*文购买社会保险，又隐瞒刘*文的实际收入，因此仲裁及一审认定刘*文的工资为3000元合理有据。据此，原审判决以3000元/月的标准计算刘*文2018年病假工资差额574.67元正确。三、同信公司应当承担刘*文因病产生的医疗费损失37078.14元。2018年8月22日刘*文因病晕倒送院抢救。由于同信物业公司未为刘*文购买社会保险，导致刘*文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承担了巨额的医疗费用。根据《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法》的规定，职工参保的，从缴费达账的次月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医疗费用在医疗机构即时结算。刘*文2018年1月1日入职同信公司，同信公司应在当月开始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刘*文理应在2018年2月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但同信公司在2018年8月才为刘*文以补缴社会保险的形式参保，导致刘*文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同信公司为刘*文补缴社会保险后，不仅没有告诉刘*文的亲属、没有在医疗系统中为刘*文登记参保信息，并且拒绝垫付刘*文的医疗费用。刘*文的亲属无力承担巨额的治疗费，在不知同信公司在2018年8月补缴了社会保险的情况下，不惜借债结清住院费后出院，刘*文不久后死亡。同信公司隐瞒补缴社会保险、抢救刘*文超过48小时后不再垫付医疗费的行为，有违社会道德，使刘*文无法通过社会保险基金得到救济，因无钱救治而死亡，其亲属欠下巨额债务。同信公司在刘*文住院后才为其以补缴社会保险的形式参保，以避免同信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实际上是以欺诈的形式骗取社会保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同信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理。刘*文医疗费无法报销的原因是同信公司的过错造成的，原审判决核定医疗费损失由同信公司承担正确。四、原审判决同信公司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同信公司上诉请求无需支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本案同信公司实属利用法律程序不断逃避责任、拖延付款，其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甚至涉及违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对同信公司的违法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尽快对本案作出公平判决。二审期间，上诉人同信公司及被上诉人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同信公司承认其于2018年8月25日为刘*文缴交了社会保险费，为刘*文参加2018年8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综合双方的诉辩及查明的事实，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一是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应享有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二是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病伤假期工资；三是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四是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供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关于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应享有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同信公司上诉称其于2018年2月3日与刘*文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了工资发放标准，因合同原件遗失，只保留了复印件，故同信公司无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的二倍工资差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信公司至今只提交了与刘*文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复印件，该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劳动合同复印件上刘*文的签名模糊不清，无法辩认签名字迹，更无法核实是否为刘*文本人所签，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对该劳动合同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同信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不予采信。同信公司据此上诉主张其无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二倍工资差额的具体数额，首先，因同信公司在一审期间未能举证证明刘*文的入职时间，二审期间亦未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刘*文的入职时间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刘*文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予以确认。其次，一审期间同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供工资台账等证据证实刘*文工资构成及工资发放情况，而刘*文系在同信物业公司任职保安员，管春英、刘凤鸣、刘波主张的刘*文工资与佛山市统计部门公布的2018年佛山市工资指导价中保安员的工资标准基本相符，故原审判决采信管春英、刘凤鸣、刘波的主张，认定刘*文生前的工资标准为3000元/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考虑到刘*文于2018年8月22日因病住院后客观上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同信公司应向刘*文支付的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核算，同信物业公司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应享有的二倍工资差额权益20032.26元（3000元/月×6个月+3000元/月÷31天×21天）。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及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同信公司上诉主张刘*文生前的月工资标准为1600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病伤假期工资的问题。同信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病伤假期工资差额574.67元。经查，2018年8月22日，刘*文因病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进行门诊及住院治疗，2018年9月14日，刘*文因病死亡。刘*文在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住院治疗，同信物业公司向刘*文发放工资228元。《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根据上述规定，同信公司应向刘*文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的病伤假期工资为802.67元（1720元/月÷30天×14天），扣除已发放的工资228元，同信物业公司尚需支付刘*文的病伤假期工资为574.67元，原审判决对此处理及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医疗保险待遇损失的问题。同信公司上诉认为佛山市禅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协助核算刘*文医保报销费用的复函》中载明刘*文支出的61896.35元住院治疗总费用中有46284.84元（46275.84元+9元）属于可报销费用，但上述《复函》同时载明：“刘*文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享受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期间发生医疗费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5000元。”同信公司于2018年8月为刘*文办理了社会保险，5000元的报销额度应属于刘*文及管春英、刘凤鸣、刘波的可支配范围，可报销而不报销属于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不应将该责任强加于同信公司。因此刘*文遭受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应为32078.14元；同信公司还上诉主张其无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刘*文医疗保险待遇损失37078.14元。经查，2018年8月22日，刘*文因病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进行门诊及住院治疗，期间花费诊查费19元、门诊医疗费2187.70元、住院医疗费61896.35元；在上述治疗期间，同信公司为刘*文垫付了各项医疗费用共计9206.70元。2018年9月14日，刘*文因病死亡。同信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为刘*文缴交了社会保险费，为刘*文参加2018年8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一审期间，佛山市禅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协助核算刘*文医保报销费用的复函》中说明刘*文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可以享受最高限额为5000元的医疗费保险待遇，同信公司于是上诉主张应在刘*文医疗保险损失中扣除5000元报销额度。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和《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申办规定》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者从缴费达账的次月1日起享受基本医保待遇，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需在入院后凭参保人本人的社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明办理医保登记手续。由于同信公司在刘*文入职时未及时为刘*文参加社会保险，导致刘*文在2018年8月22日入院治疗时无法办理医保登记手续；同信公司在刘*文住院治疗后虽为刘*文参加了社会保险，但其没有将刘*文参加社会保险的信息及时告知管春英、刘凤鸣、刘波，导致刘*文最终未能享受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最高限额为5000元的医疗费保险待遇。综上，同信公司未能及时为刘*文参加社会保险及未能将参加社会保险的信息及时告知刘*文，导致刘*文无法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故同信公司应承担刘*文的医疗费损失46284.84元，扣除同信物业公司为刘*文垫付医疗费用9206.70元，同信物业公司尚需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赔偿37078.14元（46284.84元-9206.70元）。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及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同信公司上诉主张刘*文医疗保险损失中扣除5000元报销额度及无需支付刘*文医疗保险待遇损失，缺乏理据，本院对此上诉主张予以驳回。四、关于同信公司是否应向管春英、刘凤鸣、刘波支付供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的问题。同信物业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支付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及参照《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粤劳薪［1997］115号}第十条的规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应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其中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标准为6个月工资（月工资按当地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计）。本案中刘*文的父亲刘凤鸣，在刘*文死亡时年龄已达75周岁，故可以认定刘凤鸣为刘*文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故同信物业公司需向刘凤鸣支付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36354元（6059元/月×6个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及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同信公司上诉主张无需支付供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于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东同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庆莉审 判 员 黄雪鹄审 判 员 黄春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林敏莉书 记 员 刘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