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285民初5687号原告：史寿章，男，194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莱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芬，莱西昌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史恒山，男，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莱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山东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史寿章与被告史恒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芬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寿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人口地1.5亩的土地经营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1999年土地延包时原告分得人口地1.5亩，因到县城经商开饭店，耕地不便，原告与被告一家三口共同作为一个阄参加了抓阄分地，原告将分得的1.5亩人口地（自己仅耕种一季小麦后）一直委托给被告一并无偿耕种。2002年发土地证时，未通知原告，将原告的1.5亩人口地一起确权在被告名下一个证中。后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人口地自己经营管理，被告拒不返还。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史恒山辩称，原告并不是委托被告耕种人口地，而是原告自愿放弃耕种土地。土地经营权证确权发证的时间是1999年不是2002年，确权在被告名下，是合法办理的。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原告提交村委证明1份，拟证实其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被告质证称，该证据只有东龙湾庄三村村委会盖章，没有经办人签字，且缺少当地政府确认。原告并没有参与抓阄活动，当时是放弃耕种，如果参与抓阄，村委地亩账中应有原告的名字。土地证发放时间是1999年10月并不是2002年，由此可见经办人对所证实的事实是虚构的，且现村委人员没有当时分地的人员，证实不了当时分地的情况。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据无单位负责人或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且经本院调查该村村主任及村党支部书记，均否认系其出具该证明，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诉讼过程中，原告证人史寿山出庭作证，称“分地之前我在村里任民兵连长、治安主任，分地的时候我已经不干了，哪年土地延包不记得了，我听说史寿章将地给他两个舅子种了”；史寿廷出庭作证称“史寿章是龙三村的人，不知道（史寿章分地的情况）”；证人史某出庭作证称“属于被告地每块都有原告的半亩，是普通村民，分地的时候村民都在场”；乔永芳出庭作证称“史寿章的内弟的媳妇和我说，她种了他姐姐的地，是今年春天（说的）”。原告对四证人的证言无异议。被告对史寿廷的证言无异议；对史某的证言质证称证人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亲属之间的证词不应该认定；对乔永芳的证言质证称证人只是听说，只是一面之词不应采纳。本院认为，四名证人对事实的陈述并不一致，或称不知情，或语焉不详，或系听说的传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主张，证人证言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3.原告提交政府文件1份，拟证实并没有被告所称以谁爱种谁种的形式来承包土地。被告质证称涉案的土地承包权是原告自愿放弃的，该文件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本院认为，该政府文件真实性应予认定，但与本案关联性不足。证据4.原告提交光盘1张、书面材料1份，证实原告实际取得了村委分的1.5亩人口地，与被告作为一个阄分割，作为被告户下的成员。被告质证称，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实际取得了1.5亩人口地，该录音材料时原被告之间对该地的争论，并不能证实当时分地情况。本院认为，该录音系双方对卖地款分配的争执，相关事实不能从双方交谈中提及如何分配卖地款项得出。证据5.介绍信拍照件1份，证实村委出具原告人口地与被告人口地作为一个阄参与村委分地的证明属实，并且经过村主任史大富、书记史庆光、管区书记陶明琛签字，经管员李某批准盖章。被告质证称无法证实是否是村主任史大富、书记史庆光本人签字，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介绍信系拍照件，其真实性本院无法予以核实，且根据本院调查，史大富、史庆光均对依据介绍信出具的村委证明予以否认。证据6.原告提交原参与分配土地的村会计刘洪祥出具的证明1份，证实原告参与分配口粮地。被告质证称，刘洪祥应出庭说明具体情况。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刘洪祥提交该证明，本院无法认定其真实性。证据7.被告提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拟证实1999年10月份政府部门对被告耕种的6.45亩土地进行确权，诉争的土地确权在被告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被告所有。原告质证称，证据中章比较模糊，不能确认被告所主张的事实，且该证所记载的内容是一个家庭承包的内容，不能证实该土地证所包含的土地及家庭成员。本院认为，该证据具备客观真实性，应予认定，原告质证意见，无证据支持。证据8.被告提交地亩账复印件1份，拟证明地亩账中并没有出现原告夫妻两人名字，二人没有参与承包土地。原告质证称，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只能证实是谁参与抓阄，不能证实该阄中包含几名成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过程中，允许数个家庭共抓一个阄，共办一个证，但是地亩数是平均的，按成员数累加。本院认为，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与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调取的该村地亩账内容一致，原告予以否认，无证据支持，故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9.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该村地亩账，该账目与被告提交的账目一致，原、被告对该地亩账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称证实被告仅三口之家却耕种了包括原告及原、被告母亲在内的4.3人的人口地。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地亩账与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一致，其真实客观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诉讼过程中，根据被告申请，本院对1999年参与土地延包的时任村支部书记史瑞明、村主任（兼小组长）史大平以及现任村主任史大富、村书记史庆光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史瑞明称“（该）从1992年到2004年担任村书记，1999年下半年土地延包，但是按照村里的人口往下分地，每人一亩半，分三块地，上等地、中等地、下等地，当时大约有30多个人不要地，因为种地的负担太重，要交提留、教育附加费等，谁要地，谁拿钱，所以有很多不要的，谁要地谁和村里签合同，我们村里只承认签合同的户，至于他们是如何商量的，我们不知道，正常程序是小组长征求意见要不要，不要的给村里，村里再征求意见，谁要给谁”。史大平称“（该）从1987年在村里干政工书记兼小组长，从1999年干村主任兼小组长，从2005年到2014年担任村书记兼村主任。1999年土地延包，但是村里开了很多次会，研究地怎么分，具体是我、会计、小组长下去工作，有几个群众帮着拉绳量地，按照人口分地，一人一亩半地。各个小组长分别入户，征求户的意见，要地，不要地的都要签名盖章。按照上边的政策，不要地就永远不要地了。具体确权要按照承包合同和确权本为准，要地的都有承包合同，没有就是没有。但是要三提五统、交农业税、公粮、日工等，村里很多不要地的，得有二三十户”；史大富称“（2019年5月12日村委证明）不是（该出具的），在我们村有户口的，除了非农业户口，每人1.5亩地，农业户口且户口在我们村的，有不要地的，村里就不分地给他，因为当时要地要交提留、三提五统等费用，费用太高，他们就不要地了。（介绍信）凡是在我们村有户口的村民，开具其他证明，只要不违反原则，我们都给出具介绍信”；史庆光称“（出示2019年5月12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1份，是否是你经办的）不是。我那时未担任村书记，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村有几十户，当时要交三提五统，很多人不要地了，地亩账没有的就没有地”。原告对史庆光的笔录质证称“史庆光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党支部书记，其在出具涉案证明时，有其签字，其在调查中却称不知道，其所述内容明显系虚假的，应以村委盖章的证明为准”；对史瑞明的调查笔录质证称“所述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史瑞明本身亦耕种其他村民的土地，为规避风险做虚假陈述，其二其称谁要地谁和村里签合同，我们只承认和村里签合同的户，那么签合同的地的亩数来源于哪里，村委应该做详细的记载，因为在实地分地时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如果是村里收回别人放弃的土地，应经村里三分之二的村民通过，才能做出处置，谁要给谁的说法没有任何的法律及事实依据，更违背当时实施土地延包时政府的规定，在作为当时实行市直领导和市直部门包片的情形下，层层落实任务，明确责任不可能出现被调查人所称的谁爱种谁种的混乱局面及结果”；对史大富的笔录质证称“有异议，事发至今三十余年，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可能每家每户记的很准确，也就是说本案中原告是否放弃土地，史大富是不可能有这么清晰的记忆的，因为原告与史大富之间既不是关系很好的村民关系，又没有任何的不睦，因此其不可能仅仅将原告要不要地作为三十年中最深的记忆，其出具该笔录系因为其作为本案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因此其笔录具有虚假性，其应出庭应诉而不是作为被调查人接受调查，该调查笔录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再一个其曾经为本案的原告出具证明证实被告耕种原告土地，该证明是在镇政府确认下出具，具有权威性，其证明力大于调查笔录，因此应以证明为准”；对史大平的笔录质证称：“有异议，其一调查笔录中称按人口分地，一人一亩半地，各个小组长分别入户，征求各户的意见，要地不要地的都要签字盖章，既然如此，其应出具由村民签名盖章的是否放弃人口地的证据，涉案承包合同并未记载具体的人名，只是以一个家庭户为准，按照当时的承包习惯，村里有要求抓一个阄，将土地等分割到一起的，可以作为一个家庭户签订承包合同，人口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必须有明确的放弃与否的书面证据，史大平作为本村村书记，与本案的第三人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与之间通过村委出具证明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证明为准”。被告质证称：“无异议，史大平作为当时分地的知情人，且在村里任职务他所做的陈述不光是当时见证人的一种陈述，也兼于书记身份对当时土地分配情况一种真实的反应，史大平的证人证言也作为本案对土地分配情况的有力证据”、“史瑞明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史瑞明当时在村任支部书记，他所陈述的应该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应，该证人的证明效力远远大于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史瑞明、史大平、史大富、史庆光作为时任或现任村干部，对该村1999年土地延包情况的陈述互相印证一致，具有较高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史寿章与史恒香系夫妻，史恒山系史恒香之弟，三人均系莱西龙水街道办事处东龙湾庄三村村民，1999年该村土地延包时，史寿章、史恒香在县城经营饭店。1999年10月份，史恒山与本村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1份，承包本村土地6.45亩。该村地亩册显示“姓名史恒山，顺序号109，人口4.3”。1999年10月1日，莱西市人民政府为史恒山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载明：户主史恒山，家庭成员：母李瑞田，妻任建美，子史为光，发包方全称周格庄镇龙湾庄三村，承包土地面积陆亩肆分伍厘，承包期限自1999年10月起至2029年9月30日地块名称分别为北洼等，其中一级、二级、三级土地各2.15亩。2002年6月1日，莱西市周格庄街道办事处发给史恒山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核定证书1份，载明：经核定，你户2002年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为6.45亩，计税常年总产量4696公斤；家庭户主史恒山，其他成员任建英、史卫光、李瑞田。后史恒山缴纳相关税费。史恒山耕种该6.45亩土地至今。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莱西市龙水街道办事处东龙湾庄三村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该村委会未到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法律规定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被告提交证据明显优于原告所提交证据，客观真实有效，故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被告与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按照规定缴纳农业税费，故被告依法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该事实有该村地亩账、被告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农业税核定书等予以证实。承包经营权证、农业税核定证书所记载家庭成员中有李瑞田而无原告之名亦足以证实原告所述不属实。二、案涉村委会虽未作为第三人出庭，但该村土地延包时期时任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以及现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对该村土地延包情况的陈述基本合理且相互印证，原告所提交的证人证言效力显然不足以证实其在土地延包时将自己人口地并入被告家庭。第三，被告耕种土地已近20年，原告长期不主张权利亦有悖常理。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所承包土地中有其1.5亩人口地并要求返还之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寿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发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李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