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8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靳哲，男，汉族，1969年11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名宗，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秀雯，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英，女，汉族，1958年4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靳哲因与被上诉人王桂英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靳哲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王桂英支付靳哲股权转让款857250元及利息36004元（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7.2%，自2017年8月2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3月15日）；二、判令王桂英承担本案诉讼费。其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已生效的（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30号民事判决），靳哲需将其名下持有的深圳市霍某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某姆公司）0.5715%的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王桂英于2017年8月28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完成了上述0.571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以下事实：（一）关于案涉0.5715%股权的来历。靳哲最初持有霍某姆公司15%股权，2006年8月28日受让柳某10%股权，2016年10月17日受让曲某35%的股权，合计持有60%股权。为了平衡各股东之间的利益以及保持股东的稳定性及引进投资者，靳哲愿意将其名下30%股权作为公共股权予以分配。因此，形成2012年11月20日及2013年4月20日两份股东会决议。根据该两份股东会决议，案涉0.5715%股权来自靳哲持有的霍某姆公司30%“公共股权”中的10%，该10%包括4%和6%。4%由当时的股东靳哲、王桂英、案外人何某、曲某按各自出资比例分配；王桂英获得的0.5715%（4%x1/7）就来自于上述10%公共股份中的4%。（二）关于案涉0.5715%股权被强制转移给王桂英前谁支付了股价款的问题。案涉0.5715%股权来自于靳哲持有的霍某姆公司的30%“公共股权”，该30%“公共股权”到底是谁出资的？靳哲所持有的霍某姆公司60%股权，包括其中的30%“公共股权”及其中的0.5715%股权均由靳哲个人出资获得，靳哲在一审中提交了受让柳某10%股权及曲某35%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付款凭证等重要证据，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对方均当庭确认，足以证明案涉股权由靳哲个人出资。王桂英辩称案涉股权系霍某姆公司原股东谢某退出时所转让股份，股份由当时的股东共同回购。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在当事人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时，靳哲提供了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性怀疑证据，王桂英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中王桂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上，谢某将其股份转让给了霍某姆公司另一股东曲某，并未转让给靳哲；靳哲之后受让了曲某的股份。王桂英一审提交的《入股备忘证明书》第二页恰恰证明靳哲合法受让了曲某名下35%股权。直到2007年2月，各股东才知道曲某将其本人股权及挂在其名下徐某、黄某的股权和公司公共股权共35%全部转让给靳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保证其转让的股份没有权利瑕疵，如有瑕疵，应当赔偿由此给受让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曲某受让谢某的股份、靳哲受让曲某及柳某的股份，均未出现转让的股份有权利瑕疵问题，各方也从未因上述股权转让发生争议。由此，靳哲持有霍某姆公司60%股权合法有效。如果说曲某转给靳哲的股权包含有公共股权，那为何作为证人的柳某、李某及其他股东退股时不主张这部分权利？王桂英称30%“公共股份”系当时的股东共同回购，即共同出资。这不是事实，王桂英应当举证证明共同出资或靳哲受让柳某及曲某股份的股权转让款来自于霍某姆公司当时的其他股东或霍某姆公司的利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691号二审判决（以下简称1691号民事判决）确认“虽然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记载由霍某姆公司现有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购买公共股权，但曲某不能证明从靳哲个人账户向李某转出的股权转让款为各股东未分配的利润。”（三）王桂英应否支付0.5715%股权对价的问题。根据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出资义务以及等价有偿交易原则，王桂英应当就其获得的案涉股权支付对价，除非靳哲明确表示赠予或生效判决明确无需支付对价。本案中，靳哲从未表示案涉股权由靳哲赠予王桂英。案涉股权被强制变更的依据是深圳中院130号民事判决，该两份判决并未确定王桂英无需支付靳哲对价，一审判决认为靳哲所依据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主要证据均已在130号案中提出且未获采信，同时亦没有提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新证据，故对靳哲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靳哲提交的全部出资凭证的真实性，王桂英在本案及另案中均予以认可，因深圳中院130号案件的案由是股权变更登记之诉，确认证据真实性后，另案法官未对出资问题进行调查、审理，不存在“未获采信”之说。且本案与另案非同一案件的一、二审及再审阶段，故亦没有所谓“推翻上述认定的新证据”之说。深圳中院1691号民事判决恰恰依据靳哲提交的不被本案一审法官采纳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主要证据，而对（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一审判决依据证人李某虚假证言作出的出资认定进行改判，判令曲某应当支付靳哲股权转让款1285714元，且曲某主动支付了靳哲股权转让款1285714元，据此王桂英也应支付股权对价。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引用的法条是《民法总则》第18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93条，但关于本案实体法律问题并无列明，没有列明的原因是没有厘清本案的性质。（二）开庭时一审法官释明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不是股东出资纠纷，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但一审判决书却称本案不是股权转让关系，自相矛盾。本案案由应当定为股权转让纠纷。理由是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两种方式，即自愿转让和强制转让。自愿转让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自愿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公司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强制转让则是非自愿的，是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权利。本案属于强制转让。2017年8月28日王桂英根据深圳中院130号民事判决，通过法院将靳哲名下持有的霍某姆公司0.5715%股权强制执行变更到王桂英名下。本案系靳哲对王桂英没有支付对价发生争议，应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深圳中院130号民事判决亦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该判决认为霍某姆公司股东自愿通过股东会决议，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决议履行各自的义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三）一审庭审中，法官归纳的焦点除靳哲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外，另两个焦点是王桂英应否支付靳哲股权转让款以及如何确定案涉已转让股权的价格，但就该两个焦点问题均未作评析。（四）本案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仅阐明举证原则，未对靳哲已经提交且王桂英对其真实性确认的靳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证据进行评析，对王桂英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共同出资回购”提出举证要求，认为靳哲应当提供“新”证据证明靳哲对案涉股权履行了出资义务，显然对靳哲不公。靳哲在深圳中院130号、169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涉案股权是用公司利润回购还是靳哲个人出资回购，申请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全面细致的司法审计，但王桂英谎称公司财务文件丢失、资料不全、银行账无法长时间保留，阻挠法院进行司法审计。靳哲再次请求法院对涉案出资问题进行司法审计，通过科学、公平的方法做出双方当事人可以接受的客观、准确的结论。被上诉人王桂英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深圳中院1691号案件查明了霍某姆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情况，认定了靳哲工商登记显示的60%的股权比例中有30%属于靳哲、曲某、何某、王桂英四人按比例代持的公共股份。该30%的公共股份，10%来自于原股东谢某转让，剩余的来自于股东郑某、李某退出时的转让。在该判决书中靳哲提起反诉称支付给李某的股权转让款由其个人垫资。深圳中院在判决中认定了其垫资的主张，认为支付给李某450万元应该由曲某支付，按照其在公共股份中应当承担的比例支付相应的价款。二、该生效判决作出后，靳哲另行起诉何某、王桂英支付该450万元在公共股份中应当承担的比例，深圳中院作出（2018）粤03民终21806号民事判决，支持了靳哲垫付李某4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判决何某、王桂英应向靳哲支付450万元公共股份的对价。三、本案不属于生效判决已判的450万元公共股份对应的任何价款，本案所涉案的0.5715%的股权来源是霍某姆公司原股东谢某退出时作为公共股份的10%，该10%虽然包含在代持的30%的股权中，但靳哲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谢某垫付了股权转让款。本案与前述另案所涉450万元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生效判决所判定的返还靳哲股权转让款是基于靳哲主张的垫付，也不是基于股权转让。四、靳哲以本案相同的事实与理由亦起诉了另一股东何某，该案件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经过一审审理，驳回了靳哲的诉讼请求，案号为（2018）粤0304民初22178号。该案查明的几方当事人原有的股权纠纷相关事实，法庭可以参考。靳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王桂英支付靳哲名下的霍某姆公司0.5715%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857250元及利息36004元（利息自2017年8月28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7.2%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至2018年3月15日）；二、王桂英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霍某姆公司于2003年1月24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靳哲，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及持股比例有多次变更，现股东为靳哲、曲某、王桂英、何某。2012年11月20日，霍某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鉴于霍某姆公司原有股东谢某、郑某和李某陆续完成了合计为30%的股权转让，这30%的股份是全体现有股东的公共股份。经现有股东靳哲、曲某、王桂英和何某充分讨论，决定向现有全体股东分配该30%的股份，分配后的股份结构如下：靳哲42.86%，曲某28.56%，王桂英14.29%，何某14.29%。以上股份合计占霍某姆公司100%的比例。未尽事宜：现有全体股东充分了解原有的期权协议，当期权权益人申请行权时，现有全体股东需尽力妥善解决。2013年4月20日，霍某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由于前期部分股东成员先后退出，其所持有的公司30%股权，已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靳哲3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现该30%股权暂由靳哲代各股东持有10%、由曲某代持20%。同时靳哲还代持曲某原有的20%股权；目前公司暂时注册股权比例如下：靳哲6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同时，公司于2003年另与自然人张某和深圳市高新投分别签署了各3%公司股权的期权协议，所有股东均知悉此项协议。1.靳哲代持的10%股权中的一部分计4%和曲某代持的20%合计24%股权，由现有股东按照各自出资比例（靳哲3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进行分配，靳哲代持的曲某原有的20%股权进行变更归还，分配和归还后各自的持股份额分别是：靳哲40.2857%、曲某26.8571%、王桂英13.4286%、何某13.4286%，签署该股东会决议后即刻履行法定股权变更手续。2.靳哲代持的30%股权中的另一部分即6%，由现有全体股东与期权持有人进行商谈，如果期权权益人决定行权购买，现有股东需同意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如果期权权益人行权放弃，所余股权按前款变更后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分配；3.此次法定变更手续完成后，现有股东在本公司存续有效期内，不得以各种理由提出退股（股东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框架内合法的利益诉求除外）。”该份《股东会决议》为两页，第一页有股东何某、王桂英、曲某及霍某姆公司分别签名或盖章，第二页有股东何某，王桂英、曲某及靳哲、霍某姆公司的签名或盖章。2014年，王桂英因股权转让纠纷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区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请求判令靳哲将其代王桂英持有的4%公司股权的七分之一变更到王桂英名下、曲某将其代王桂英持有的20%公司股权中的七分之一变更到王桂英名下。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霍某姆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沿革。对此，靳哲主张，其从最初持有15%霍某姆公司股权到现在持有60%股权，经历了两次股权变更，一次是从原股东柳兆某处受让10%股权，受让价格50万元，第二次是从曲某处受让35%股权，受让价格175万元；而曲某将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靳哲后，再从郑某和李某处受让20%股权，靳哲代曲某支付450万元给李某，此为曲某现在持有20%股权的由来。王桂英主张，曲某最初名下股份为20%，其中10%为曲某本人所有，10%代徐某持有，2004年7月23日谢某退出霍某姆公司，持有的10%股权为全体股东所有，由曲某代持，谢某代持的黄某5%股权亦转由曲某代持；后曲某代徐某持有10%股权转让给曲某，则曲某持有35%股权中，20%为曲某本人所有，10%为谢某转让的公共股份，5%为代黄某持有；2006年10月17日，曲某将名下30%股权转给靳哲，其中20%为靳哲代曲某持有，l0%为谢某转让的公共股份，黄某实际持有的5%股权转让给靳哲；2012年7月26日，郑某、李某退出霍某姆公司，该两人持有的20%股权转为公共股份，由曲某代持。经审理，宝安区法院判决：一、靳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某姆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二、曲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某姆公司2.8571%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三、靳哲、曲某、霍某姆公司配合将上述该公司3.428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桂英名下，并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一审判决后，靳哲、霍某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深圳中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1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30号民事判决对相关事实认定如下：一、……虽然王桂英没有提交股权代持协议，但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能够证明王桂英所称公共股份为30%且靳哲的实际持股比例为30%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可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首页的真实性。三、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以下事实：1.该份《股东会决议》首页确认前期股东退出的30%股权为公共股份，由现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进行回购，靳哲代持10%，曲某代持20%。公共股份分配之前，靳哲个人的实际股权为30%，曲某的实际股权为20%，为靳哲所代持。2.靳哲代持30%股权中有6%属于股东外的案外人，从该页记载的持股份额分配结果看，该6%未纳入分配股权中，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分配方法同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以靳哲为例：30%+3/7×24%=40.2857%，正好为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第二页所记载的靳哲分配后的股权）。3.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将该30%公共股份中的24%按4名股东的持股比例（靳哲3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进行分配。故按照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靳哲应向王桂英返还股份0.5715%(4%×1/7)，曲某应向王桂英返还股份2.8571%(20%×1/7)。另查，靳哲于2017年8月28日将其名下霍某姆公司0.571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王桂英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靳哲基于深圳中院130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8月28日将0.5715%股份变更登记至王桂英名下，并于2018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桂英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王桂英提出的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实质仍然在于霍某姆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历史沿革。而对此，深圳中院130号民事判决已作出认定，确认“前期股东退出的30%股权为公共股权，由现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进行回购，靳哲代持10%，曲某代持20%，公共股份分配之前，靳哲个人的实际股权为30%，曲某的实际股权为20%，为靳哲所代持”。靳哲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实际股权比例为60%，但所依据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主要证据均已在深圳中院130号民事案中提出且未获采信，同时，亦没有提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新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迳行予以确认。本案中，靳哲将其名下0.571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王桂英名下，实则系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和《股东会决议》的要求，从其代持的10%的公共股权中向王桂英返还其应分配的股权份额，换言之，靳哲、王桂英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关系，同时，靳哲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10%的公共股权由其出资回购，现靳哲以其自身为该0.5715%股份的权利人继而要求王桂英支付转让对价款及利息，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靳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366.27元，由靳哲负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本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1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512号判决）与前述130号、1691号系同一天作出，该三案分别系霍某姆公司股东何某、王桂英、曲某以靳哲或曲某为被告诉请该两人对代持的霍某姆公司24%股权进行变更。在130号案件的一审审理过程中，靳哲、霍某姆公司确认靳哲、曲某代持的24%股权中的1/7系王桂英所有，曲某同意王桂英在该案中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愿意按股东会决议将自己代持的股份变更到王桂英名下。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桂英是否应向靳哲支付股权转让款。靳哲上诉主张本院130号民事判决确定其应将所持霍某姆公司0.5715%的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王桂英已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完成该0.5715%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靳哲是该股权的出资人，故王桂英应支付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霍某姆公司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霍某姆公司原股东谢某、郑某及李某转让出的霍某姆公司30%股权为全体现有股东的公共股份，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确定前述30%的公共股份已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即靳哲3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该30％公共股权暂由靳哲代各股东持有10％，曲某代各股东持有20％，靳哲还代持曲某原有的20%股权。工商登记显示的霍某姆公司暂时的注册股权比例为靳哲6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同时载明，基于所有股东均知悉的霍某姆公司有与自然人张某和深圳市高新投签署各3%公司股权期权协议的考虑，该次会议决议将前述公共股权中的24%（靳哲代持的10%股权中的4%及曲某代持的20%）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即靳哲30％、曲某20％、王桂英10％、何某10％进行分配。本院认为，一方面，霍某姆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靳哲及曲某为全体股东代持的前述30%公共股份已经由当时的四位股东即靳哲、曲某、王桂英、何某依照其股权比例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靳哲在本案中提交的《公证书》《收条》及付款凭证均在130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过，且即便属实，因相应的时间发生在前述两次股东会决议之前数年，故应根据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认定霍某姆公司的原部分股东退出后代持在靳哲与曲某名下的30%公共股份的出资状况；其次，《股东会决议》确定对前述30%公共股份中的24%进行分配，该24%股份包含了靳哲代持的4%、曲某代持的20%，亦由四位股东靳哲、曲某、王桂英、何某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则靳哲应向王桂英返还0.5715%（4%×1/7），故本院130号民事判决确定靳哲将其名下霍某姆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并非基于通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而是在认定前述两次《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前提下，支持王桂英要求靳哲履行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权变更手续。综上所述，上诉人靳哲诉请王桂英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2.54元，由上诉人靳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