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8民终11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毛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平凉市高科农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甘肃晨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川种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凉市高科农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2019）甘0802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铜川种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2019)甘0802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铜川种苗公司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违法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无效;2、驳回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3、改判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赔偿铜川种苗公司代管苹果苗木的管理费、人工费、装卸费、占地费等费用20000余元;4、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颠倒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黑白，完全背离了合同目的。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苗木购销合同》是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的销售经理为了冲高销售业绩要求签订的1份虚假合同。一审法院对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提供的证据全部确认，对铜川种苗公司提供的证据全部不予确认，显失客观、公平、公正。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混淆了是非黑白，背离了签订虚假合同的真实目的。一审法院的认定结论更是错误，把虚假合同认定为真实买卖合同，完全不顾签订虚假合同违背商事规律的客观现实；2.《苗木购销合同》是一份虚假的无效合同。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的目的，是帮助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的销售经理冲高销售业绩应付公司的考核，而不是实际履行。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加盖在《苗木购销合同》上的合同专用章无防伪码，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对外无法定效力，以其所签合同无效。《苗木购销合同》是一份无代理权人签订的无效合同。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的合同价格超出市场同类价格的3至5倍，背离了买卖合同以盈利为目的的合同目的；3.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涉嫌合同欺诈，铜川种苗公司无苗木需求计划，铜川种苗公司真诚合作，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涉嫌欺诈；4.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以合法形式企图达到非法目的；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三项应该认定双方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无效。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辩称，1.铜川种苗公司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17年9月开始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到2017年12月签订采购意向，再到2018年8月签订最终的《苗木购销合同》，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如果按照铜川种苗公司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所签订的合同都是虚假协议，那么铜川种苗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一而再再而三的陪着距离几百公里的公司造假不符合常理；2.从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2017年9月28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有铜川种苗公司法定代表人毛某及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负责人景子皓的签字，也就是说战略意向的达成，不仅有两家单位的公章，还有两家单位负责人的认同。两家单位的负责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员工的后续虚假冲高业绩，签订虚假合同来做如此的铺垫，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也更加不可能假戏真做的投资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为了一份虚假合同准备一年之久；3.铜川种苗公司所称签订合同是为了陈敏冲高自己的业绩，完全不符合常理。在任何单位都是按照实际完成的交易来衡量和确定，没有哪家公司会按照只签订没有履行的合同来为员工确定业绩；4.铜川种苗公司的通篇大论中始终回避一个问题，就是铜川种苗公司在2019年3月4日向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发出的《发货终止函》。该函中，清楚写道铜川种苗公司是因为主要负责人交接审计及生产经营变动，暂无采购计划和收储准备，通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终止发货。这个函件产生在案件诉讼之前，是本案中重要的书证，也是证明价值最高的一份书证，从这个书证，再结合铜川种苗公司请求及事实理由客观的反映出，铜川种苗公司不想继续履行合同，才编造出了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5.本案中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具有特殊性，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按照与铜川种苗公司的约定，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准备和培育，并且这些树苗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期间占用了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的土地，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对于树苗的培育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和财力。综上所述，铜川种苗公司陈述的事实理由，都是为了《发货终止函》中所陈述的事项，在编造、捏造各种不符合常理的理由，甚至法定代表人与工作人员共同作出虚假陈述渴望骗取人民法院认可。因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铜川种苗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维持原判。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铜川种苗公司立即履行《苗木购销合同》，接受252888株苗木，并支付相应苗木购销款3793320元；2.判令铜川种苗公司立即清偿拖欠苗木购销款321930元；3.判令铜川种苗公司承担拖欠货款的滞纳金1851097元。铜川种苗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苗木购销合同无效；2.判决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支付苗木管理费、占地费用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4日，铜川种苗公司向本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2019年4月25日，本院作出（2019）甘0802民初240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铜川种苗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9年5月9日，铜川种苗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反诉状，并预交反诉费，本院审查后，同日决定受理并合并审理。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为从事苗木、园林植物种植、销售等业务的独立法人，法定代表人张某，景子皓、陈敏为该公司工作人员；铜川种苗公司为从事果树种植，良种研发，种苗繁育等业务的独立法人，法定代表人毛某，杨晓军、盛浩、王晗、王鑫为该公司工作人员。2017年9月25日，铜川种苗公司法定代表人毛某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工作人员景子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合作计划及内容，合作推进机制，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作了初步约定。2017年12月1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工作人员陈敏与铜川种苗公司工作人员盛浩签订《采购意向协议》，对采购计划、合作范围、产品标准、交接流程、结算方式、双方责任、不可抗力、合同生效等内容作了明确约定。2018年8月7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工作人员景子皓与铜川种苗公司工作人员盛浩签订《苗木购销合同》，对采购苹果苗木数量、价格，质量标准，货款支付方式，货物的交货时间、运输费用，货物验收方式，违约责任，不可抗力，纠纷处理等内容做了详细约定。上述协议及合同均加盖了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及铜川种苗公司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双方当事人对签章及法定代表人或者工作人员的签字均认可。2018年12月3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向铜川种苗公司寄送发货通知书。2018年12月5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向铜川种苗公司运送合同约定的昌红果树苗木，后经双方现场人员核定，该批苗木数量为21462株，总金额为321930元。2019年3月4日，铜川种苗公司向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寄送发货终止函，终止发货理由为“主要负责人交接审计及生产经营计划变动，暂无采购计划和收储准备”。2019年3月21日，2019年3月27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向铜川种苗公司发函催告尽快履行合同无果后，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平凉高科农林公司、铜川种苗公司先后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采购意向协议》、《苗木购销合同》，在签订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合同内容也包含了买卖合同应当具备的必备要素，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尽管该合同尚有瑕疵，但不影响主合同的履行，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该购销合同签订日期是2018年8月7日，本合同约定的起苗时间为2018年11月10日，该约定符合北方苗木栽种时节；大宗的苗木业务运输由买方来卖方处查验货物后再依约发往买方基地，也符合交易习惯。2018年12月3日起，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以发货通知单形式通知铜川种苗公司验货、收货，2018年12月6日，铜川种苗公司签收第一批苗木，后以其单位主要负责人交接审计及生产经营计划变动，暂无采购计划和收储准备为由拒绝接受苗木，不履行合同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对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要求铜川种苗公司继续履行2018年8月7日《苗木购销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2018年12月5日，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已交付了21462株苗木，铜川种苗公司也已接收，铜川种苗公司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价款，故对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要求铜川种苗公司支付苗木购销款32193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按约定，非因不可抗拒因素或违反法律禁止的情形出现，双方仍需继续全面履行合同条款。而此后，因合同履行产生的相关民事行为尚未出现或终结，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交付的252888株苗木也应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具体有多少株符合标准尚不能确定，且铜川种苗公司也不存在就尚未获得的利益而支付价款，故对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要求铜川种苗公司立即接受252888株苗木及支付相应苗木款379332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诉请铜川种苗公司支付拖欠货款滞纳金1851097元的诉讼请求，因合同中并未约定滞纳金，且双方在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表述为每日按照拖欠苗木款的5%支付违约金，但双方对货款支付的约定为铜川种苗公司按照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提供的税务发票支付货款。本案中，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并未提交税务发票，合同约定的违约条件尚未成就，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与铜川种苗公司自愿签订《苗木购销合同》，该合同条款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拟定，合同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铜川种苗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铜川种苗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平凉高科农林公司支付苗木管理费、占地费用20000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履行2018年8月7日与原告（反诉被告）平凉市高科农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平凉市高科农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苗木购销款32193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平凉市高科农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56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5579元，原告（反诉被告）平凉市高科农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985元；反诉费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铜川种苗公司提交了王晗、杨晓军、盛浩书写的情况说明共3份。证明：1.铜川种苗公司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纯粹是为了给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的业务员陈敏帮忙而签订的虚假合同；2.盛浩和景子皓的微信聊天记录虚假，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一审涉嫌提交虚假证据，欺骗法庭。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质证认为，1.这三份属于证人证言，但形式要件不合法，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询问；2.证言内容不真实，全部是虚假陈述，并且这三人都是铜川种苗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今天出庭的铜川种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属于上下级关系，三人作出的虚假陈述属于对毛某个人的权威顺从；3.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并且部分内容与上述三个证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存在矛盾，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经本院审查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王晗、杨晓军、盛浩均系铜川种苗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所书写的情况说明不符合可以通过书面证言作证的情形，加之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部分内容与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存在矛盾，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故不予确认。对于原审判决查明和认定的事实，铜川种苗公司、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铜川种苗公司的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确认铜川种苗公司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违法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无效;驳回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改判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赔偿铜川种苗公司代管苹果苗木的管理费、人工费、装卸费、占地费等费用20000余元。因此，二审应当围绕该上诉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铜川种苗公司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2017年9月25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17年12月1日签订采购意向协议、2018年8月7日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签订时间具有连续性，跨度接近一年，且经双方加盖公章确认，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铜川种苗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平凉高科农林公司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损坏国家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均为有效合同。平凉高科农林公司已交付21462株苗木，铜川种苗公司也已接收，铜川种苗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价款。由于铜川种苗公司与平凉高科农林公司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因此一审法院驳回铜川种苗公司要求平凉高科农林公司赔偿铜川种苗公司代管苹果苗木的管理费、人工费、装卸费、占地费等费用20000余元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铜川种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29元，由陕西果业集团铜川种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兴平审 判 员 张景伟审 判 员 高玉芬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倩书 记 员 程阿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