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522民初3735号原告：南通雨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红星社区居委会配套用房。法定代表人：姜静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喜，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继军，该公司职员。被告：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中央大道2669号19楼。法定代表人：卢晓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缪伟峰，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红，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通雨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凡广告公司”)诉被告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电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范继军和刘桂喜、被告委托代理人王亚红到庭参加了诉讼。2019年7月29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范继军和刘桂喜、被告委托代理人缪伟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到期后，原、被告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定作款34981.25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诉称理由：2018年7月18日、8月2日，原告与被告区域经理佘某接洽后，分别为被告在江苏靖江和如东地区的办事处及经销点制作了广告门头，合计费用34981.25元。原告开具发票后，被告一直不予付款，经多次催讨无果，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承揽合同，双方也未达成承揽的意向，靖江和如东办事处的门头系经销商个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被告与经销商之间是买卖关系，经销商在经销过程中需制作广告门头的，由经销商自行承担费用，被告只是根据经销商的业务销售量核定是否予以报销，并不直接承担广告门头费用。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经销商终端门头广告制作申请表》及清单、《经销商终端门头广告报销申请表》、广告门头效果图和实景照片各二份，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在江苏靖江和如东地区办事处、经销点制作了广告门头的事实；增值税专用发票、报销单各二份，以证明被告所欠原告广告费用的事实；《南都门头制作情况说明》一份、电话录音及文字翻译各二份，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制作广告门头的审批流程；4、原告申请证人佘某到庭作证，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定作承揽关系的事实。原告之证据经被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申请表及报销单只能证明被告对广告费用的内部审核流程，不能证实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佘某的电话录音，从录音内容反映，区域经理佘某并未作实质性的陈述，其所作的回应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承揽关系；门头制作情况说明是原告的单方表述，且佘某的签字不能代表被告；证人佘某的证言只能表明广告门头的制作流程，不能证明原、被告间成立承揽关系。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辩驳，向法庭提交了社保信息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制作广告门头未经被告审核同意的事实。原告质证提出，该证据不成立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以上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门头广告制作申请表》和清单、《门头广告报销申请表》及《报销单》均系被告内部审批制表，均由被告南通区区域经理佘某填制。其中《制作申请表》填写有区域地点、经销商名称、申报日期、门店位置、广告内容、费用预算金额等项目，并由被告各部门负责人分别签名。所附清单列明有14个广告的发布地点、所在车行名称、店主姓名、门头尺寸及单价；《报销申请表》填写有与《制作申请表》一致的广告位置地点、广告费用金额外，勾选有核销凭证的内容，同时有相关审核人员的签名；《报销单》系被告财务付款审批单，勾选的业务类型为“报销付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原告开具的、购买方为“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服务内容注明“广告门头制作费”的原始票证；效果图系原告制作的14个广告门头施工前后的效果样图；照片为门头安装完成后实景拍摄；《南都门头制作情况说明》系原告出具、由被告区域经理佘某签字确认属实的书面证明；录音资料为原告副总刘桂喜录制的其在2019年6月13日和2019年7月2日与佘某的通话录音，其中有佘某对刘桂喜陈述的与《情况说明》中描述一致的申报门头广告制作流程表示认可的回应，同时有对被告新任负责人就付款审核不签字之事表示无奈的言语表达；证人佘某当庭陈述“其系南都电源公司南通区的区域经理，负责南通区的招商和销售，对接办事处”，“通常广告门头的制作由办事处向区域经理申报需要制作的门店名称和位置等，区域经理再对接广告商，并将门头样式及位置清单发送给广告商，广告商按公司提供的样式和广告的面积大小制作效果图，再根据公司确定的单价，由区域经理填制申请表，向公司申报审批，同意后，通知广告公司施工。门头制作完成后，再报公司审批付款，广告费是由公司承担的”，“靖江和如东的门头广告，系其与原告对接的，并向原告提供了需要制作广告的经销点地址清单，原告根据具体位置制作了效果图，并报南都公司审批。在审批过程中，为赶时间，未待审批流程走完，原告先进行了施工。施工完成后，报销审批时，由于南都公司更换了老总，新任老总没有签字”，“之前原告为南都公司做过广告，费用也是南都公司付的”。被告提交的社保证明系社保减员信息，载明有被告原职员卢晓明于2019年2月停保的信息记录。原、被告所举证据，审理认为，原告之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具备证据资格，本院予以确认并采纳；被告之证据为孤证，证据本身不能证明被告提出的待证事实，且无其他事实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采用。本院根据采纳的证据及原、被告之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从事广告设计制作业务，被告为电池销售企业。2018年初，原告得知被告签约了影星黄晓明为其产品代言，并将对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广告投入，遂由公司副总刘桂喜等人与被告广宣部接洽广告业务。2018年6月，原告经与被告南通地区区域经理佘某对接后，为被告在靖江的部分经销门店制作了版面为黄晓明肖像和“南都电池”文字组合的广告门头。安装完成后，原告开具了购买方为“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从被告一经销门店领取了全部的广告费用，被告则就该支出的进项税额予以了抵扣。2018年7月和8月，原告再次通过被告区域经理佘某的对接，以被告广宣部提供的设计模板，又分别为靖江和如东地区共14个车行门头制作了广告效果图。区域经理佘某分别填写了门头广告制作申请表，并注明广告费用分别为20053.5元和14927.75元，签字后，附随效果图和罗列有广告门头安装位置、所在车行店主姓名和联系方式、广告面积及广告费用的清单，向公司申报审批，被告省区经理和市场部、财务科、广宣部、营销中心相关负责人及营销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分别在申请表上签名。期间，原告就申报制作的广告门头安装完成。随后，被告区域经理佘某又分别填制了报销申请表及报销单，签名后附随门头广告实景照片及原告开具的购买方为“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开票金额分别为20053.5元和14927.7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公司付款审批。2019年1月，被告渠道总监及营销副总分别在报销申请表及报销单上签名，报销单注明了业务内容为“广告门头报销”、受款单位分别为“靖江办事处”和“如东办事处”、应付金额分别为“20053.5（元）”和14927.75（元）”。2019年1月23日，被告财务审核后，财务人员在报销单上签署“票已核”。后被告因其相关负责人未在报销单上签字，而迟迟未向原告支付该两笔款项。原告副总刘桂喜遂在向被告讨款过程中，从被告处拿走了佘某填写的用于申报审批的广告制作申请表和清单、报销申请表和报销单及增值税发票原件。随后，原告诉至本院，双方纠纷成讼。另查明，证人佘某系被告南通区域的经理，负责产品营销和客户的招商。本院认为，原告为被告在江苏靖江和如东两地的14家经销点制作安装了有影星黄晓明肖像和“南都电池”文字组合的统一模板的广告门头为双方不争事实，现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制作安装广告门头系与被告经销商之间的定作行为，还是与被告之间发生的定作承揽事实。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就广告门头制作事宜与原告对接的均是被告区域经理佘某，而非被告的经销商。涉案门头位于的被告在靖江和如东两地14家车行的具体地址、广告安装位置及车行的其他相关信息，均为佘某提供于原告，而经销商并未与原告有过定作广告的意思联络，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原告与14家经销点车行有过广告事宜对接的事实。显然，向原告作出定做广告意思表示的是被告区域经理佘某；其次，被告区域经理佘某在2018年6月与原告接洽过广告门头制作事宜，原告也因此制作安装了靖江区域部分经销点的广告门头，并开具了购买方为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结取了相应的广告费用，被告也已作税额抵扣。而增值税专用发票既是会计核算凭证，同时也是商事交易凭证，是销售方开具给购买方的证实销售方和购买方之间存在交易关系的合法证明，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要求，货物流、票据流、资金流须一致才能合规。而就涉案门头费用的支付，虽报销单上书写的受款单位为“靖江办事处”和“如东办事处”，但报销单所填写的受款人不即为实际受款人，不能当然视为被告向经销商付款，以作的报销，而应以税务管理要求来认定付款人和受款人。故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款项，被告予以财务结算并抵扣税额的行为，显然作为被告向原告付款。而原告基于先前行为，对佘某的职务代理行为的审查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被告区域经理佘某再次与原告对接涉案广告事宜时，原告有理由相信佘某系代表被告作出意思表示，并非代表经销商。相对应，原告与佘某就广告门头的对接即是向被告作出意思表示。其三，原告为被告经销点制作的门头广告版面设计系被告广宣部提供的统一模板，广告样式为影星黄晓明肖像和“南都电池”的文字组合，而黄晓明系被告签约的产品代言人，未经被告同意无法使用。且事实上，原、被告之前已以此模版定作了广告门头，并被告支付了相应报酬，足见，被告对原告用其设计模版制作广告门头的行为是明知并予认可的。同时，在涉案广告费用的付款审批中，被告对原告开具购买方为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也未持异议，并由被告营销部门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分别予以了签字确认，仅依报销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显示的内容就足以证明，被告对广告门头的制作人、付款内容、付款金额及收款人均是明确的。由于在报销单上签名的人员均为被告相关部门的有权审核人员，所涉签名均为职务行为，代表被告意志，故被告就广告门头制作和报销付款的内部审批应视为被告就广告定作与原告意思表示一致的默认表达。是被告对原告定作广告门头事实的认可。其四，佘某系被告营销部的区域经理，负责招商和营销，而广告投放属营销范畴内事项。现佘某作为被告负责营销和招商的区域经理，与原告接洽其负责区域内经销点的广告定作事宜，未超出职权范围，且非代表个人及经销商，属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佘某向原告作出的意思表达视为被告的意思表示，并由被告承受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据以上情形，虽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行为具有定作承揽合意的一致意思表示，故原告为被告经销点制作广告门头，显属原、被告之间的定作承揽事实。虽被告在制作审批和报销审批中，未完成全部内部审批流程，但并不影响被告的法人责任，报销单上已有签名足以认定原、被告间定作承揽事实的成立。综上，本案中，原告按被告提供的设计模板，用自己的材料，为被告的经销点制作广告门头，由被告支付相应报酬，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依约完成广告门头制作安装一方，系承揽人；被告作为委托原告制作广告并给付报酬一方，系定作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原、被告间的行为成立承揽合同关系。由于原、被告间的定作承揽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双方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现原、被告就承揽报酬的给付产生纠纷，属承揽合同纠纷。之于承揽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及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的规定，就本案，在作为承揽人的原告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后，作为定作人的被告应按约定给付报酬，但被告至今未给付原告定作报酬，显属违约，应承担给付报酬的民事责任。就原告制作的广告门头，分别在制作审批和报销审批中，均由被告区域经理写明广告费用金额20053.5元和14927.75元，合计34981.25元，原告就该二笔费用也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在内部审批时，相关有权审核人员均不持异议，应视为被告对应付报酬合计金额34981.25元的确认，原、被告间债权债务关系据此确立。综上，原告主张承揽报酬34981.25元，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被告之辩解则无据可依，不予采纳。为保护合法的承揽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南通雨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广告定作报酬34981.25元，限被告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南通雨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付清。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8元，由被告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承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剑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臧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