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5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轻纺袜业城B区905号。 法定代表人：顾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寅、鲍国，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东路国信新安明珠23幢1-102室。 法定代表人：吴传捷，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庆,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浙江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资产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2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控浙江公司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直接改判驳回时利资产公司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上诉理由：1、时利资产公司非本案诉争债权的实际所有人。在原审中，华控浙江公司已经陈述了债权的实际情况，即郭献祥、楼丽华、郑伟等三人委托时利资产公司代为收购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在兴业银行的债权包。时利资产公司接受委托后，通过宁波向胤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向胤公司）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上述债权包。收购债权的所有费用均由委托人自筹，时利资产公司只是受托人，并未真正支付过任何债权收购款，因此时利资产公司不是本案诉争债权的实际所有人。2、诉争债权从时利资产公司处转到华控浙江公司处是实际所有人的意思。委托收购完成后，所涉债权从向胤公司转到时利资产公司名下，为了便于清收，三委托人一致同意将诉争债权转到华控浙江公司名下，委托华控浙江公司进行催收。因此，华控浙江公司持有债权是实际所有人的意思。3、债权转让只是形式，而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债权实际所有人决定将该债权由时利资产公司代持转为华控浙江公司代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完成转移，因此债权转让是变更受托人的途径，不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时利资产公司已自认代持关系。(2018)浙0182民初7190号案件中，时利资产公司在该案中提供了“追加被告申请书”、代付及调账证明、债权代持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举证的目的就是证明时利资产公司是本案诉争债权的代持人，而非实际所有人。同时在本案的一审庭审中，时利资产公司对诉争债权系代持也无任何异议。5、代付及调账证明的效力。2018年12月29日，时利资产公司对债权实际所有人提交的代付及调账证明进行了确认，明确华控浙江公司的债权转让款2205万元已经平账。至于华控浙江公司在2019年1月13日所做出的承诺，主要是针对应付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500万元及寿国荣、寿贤灿的506871元。因为华控浙江公司也是代持，所以华控浙江公司本身无需支付债权转让款，这个表述与代付及调账证明恰恰能相互印证，否则变成重复支付了。而原审忽视该代付及调账证明，直接凭2018年11月13日的承诺认定转让款没有支付，华控浙江公司实在无法服判。6、诉争债权实际所有人并不支持时利资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原审庭审中，审判长也询问时利资产公司代理人，是谁要求启动本案诉讼的，是否能提供实际所有人的授权。华控浙江公司代理人明确表示不能提供。事实上，诉争债权的实际持有人根本不支持时利资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时利资产公司起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应得到支持。7、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债权转让而是委托关系。一审无论是书面证据还是庭审的调查，均已明确华控浙江公司与时利资产公司均是本案诉争债权的受托人，尤其是时利资产公司在(2018)浙0182民初7190号案件中提供的“追加被告申请书”，清晰明白地证明了华控浙江公司的答辩观点，但遗憾的是原审未能采纳。综上，原审确实存在重大失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时利资产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的起因是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起诉时利资产公司主张500万元应退款项。2019年12月29日，为解决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应退款项500万元及债权代持过程中其他纠纷，时利资产公司、华控浙江公司、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杨建辉、杨建海等人经协商，达成如下意见：时利资产公司承诺将债权转让给华控浙江公司由其代持；杨建辉、杨建海承诺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应退款项500万元由他们承担；时利资产公司与债权实际持有人之间在代持关系存续期间的账目进行结算，出具代付及调账证明，证明调账后各方互不相欠。也就是说，时利资产公司与华控浙江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华控浙江公司后，时利资产公司与案涉债权的代持关系中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2.2019年1月13日，在移交债权原件材料时，华控浙江公司向时利资产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于2019年1月20日前支付给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和寿国荣、寿贤灿506871元。因该应退款项已包含在华控浙江公司支付给时利资产公司的债权转让款2205万元中，故应由华控浙江公司支付。3.在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起诉50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华控浙江公司从4月份起每个月均承诺支付上述款项，包括2019年6月17日，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华控浙江公司在发表答辩意见时也承诺会处理好另一案件（即上海红趣的500万元案件）的纠纷，但至今华控浙江公司也未支付500万元应退款项。4.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本协议所有条款在乙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生效。”华控浙江公司屡次违反承诺，未履行付清全部转让价款的义务，导致双方所签的《债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时利资产公司只能行使解除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5.在2018年12月29日，各方解决上海红趣案件时，华控浙江公司承诺以代持债权为质押担保，向债权实际持有人提供2000万元融资，债权实际持有人可将融资的2000万元用于支付之前的欠款（包括但不限于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和寿国荣、寿贤灿506871元）。但时利资产公司于2019年1月13日将债权转让给华控浙江公司后，华控浙江公司至今未提供2000万元融资资金给债权实际持有人，致使债权实际持有人无法支付上述欠款，也未按承诺支付上述涉诉500万元和寿国荣、寿贤灿506871元的应退款项。6.华控浙江公司在一审时陈述：华控浙江公司没有提供给债权实际持有人2000万元的融资义务。那么请问华控浙江公司在与债权实际持有人之间的代持协议中，华控浙江公司是否不用履行任何义务？众所周知，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事实上华控浙江公司至今未履行债权代持关系中其应履行的所有义务。综上，时利资产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华控浙江公司的上诉请求。 时利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时利资产公司、华控浙江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判令华控浙江公司返还2019年1月13日从时利资产公司处接收的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三户的房屋权证、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全部资料（具体返还资料详见时利资产公司提供的移交清单）；3.判令华控浙江公司协助时利资产公司办理三户债权相关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手续；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华控浙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利资产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华控浙江公司作为乙方（受让方），双方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将其拥有的标的债权为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三户债权项下全部权益转让给乙方，标的债权本金余额为人币135000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15651300.00元，以上本息暂算至2017年9月27日（含已处置抵押物金额）。二、乙方确认甲方对上述标的债权转让为现状转让，且在该次债权转让前在甲方持有期间已将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物处置，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其受让的标的债权状况本金及利息部分可能不能完全得到法院的支持；三、标的剩余债权及所对应的全部权利及权益在乙方付清相应价款后转移至乙方；四、甲方与乙方确定债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22050000.00元，付款方式为转账或现金……十一、本协议所有条款在乙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生效”。2019年1月13日，时利资产公司依约将上述三公司债权的相关房屋权证、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全部资料移交给华控浙江公司，为此双方签署移交清单等相关材料。同日，华控浙江公司向时利资产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我方受让了贵公司相关债权没有支付对价，以下本应由贵公司代付的义务现均由我公司承担，并按约定支付：于2019年1月20日前支付给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5000000.00元；于2019年1月20日前支付给寿国荣、寿贤灿506871元，……余款另行结算；之前签订的协议如有与本承诺有冲突的，以本承诺为准”等内容。此后，华控浙江公司一直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经时利资产多次催告，华控浙江公司至今仍未履行。为此，时利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12月18日，案外第三人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时利资产公司和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共同归还上述款项人民币5000000.00元，一审法院另案审理，目前正在审理之中。 一审法院认为，时利资产公司与华控浙江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已经依法成立。该协议订立后，华控浙江公司没有支付其受让相关债权的对价，向时利资产公司作出承诺书，对原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款如何支付、何时支付等内容进行了补充，该补充条款随债权转让协议一并成立。华控浙江公司辩称，本案所涉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债权转让合同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综观案涉的《债权转让协议》，无论从协议的名称，或是从协议条款的内容来看，均符合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特征，而与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并不相符，故华控浙江公司所主张的该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因时利资产公司、华控浙江公司在其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特别约定，“本协议所有条款在乙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生效”，华控浙江公司一直未按约支付相应价款，尤其在其作出相应承诺后，也未按承诺的付款条件履行给付义务，致使附合同生效条件一直未成就，所以，双方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华控浙江公司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时利资产公司催告后，至今仍未履行，其行为违反了合同主给付义务致使合同目的落空，故时利资产公司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及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即华控浙江公司依据合同从时利资产公司处接收的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屋权证、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全部资料（详见时利资产公司提供的移交清单）依法应当返还给时利资产公司。因此，时利资产公司提出的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华控浙江公司返还其移交的上述资料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时利资产公司提出的要求华控浙江公司协助办理上述三家公司债权相关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因其涉及到办理相关执行案件的执行法院办案操作规程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不能作出判断，且该项请求内容笼统、缺乏具体指向，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今后若有纠纷，可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二、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处接收的浙江海讯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屋权证、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全部资料（以双方确认的移交清单中的资料为标的）。三、驳回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40元，由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华控浙江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债权代持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代付及调账证明（本案双方以及该债权实际持有人5方），证明华控浙江公司与时利资产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债权转让关系，而是基于同一债权的代持关系。同时证明时利资产公司也仅仅是代持，并没有为本案所涉债权支付任何收购款，也仅是基于债权的实际所有人的委托用实际所有人出资的钱收购了案涉债权。第一组证据作为一审证据的补强证据。二、情况说明2份（案涉债权实际所有人郑伟、楼丽华出具），华控浙江公司和时利资产公司都是受他们委托代持上述债权的受托方，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授权时利资产公司提起2093号诉讼，也没有要求收回华控浙江公司代持债权，他们一致同意继续由华控浙江公司代持本案债权。该情况说明证明实际持有人并不支持时利资产公司发起撤销之诉。 时利资产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双方都是债权的代持方，代持协议之补充协议也对代持关系所涉债权债务进行了明确，最后几方共同对账目进行结算，出具了代付及调账证明，证明中明确债权实际持有人一共支付给时利资产公司是27732000元，其中2205万元是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该27732000元款项包含了应退还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起诉时利资产公司要求返还500万元，等于时利资产公司没有收到500万元，导致债权转让款缺失；2.对证据二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核实。 对华控浙江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华控浙江公司在一审时已作为证据提交，时利资产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且认可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案涉债权的代持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实质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各当事人的质证，且郑伟、楼丽华仅为华控浙江公司所称的债权实际所有人中的两位，并不能代表所有债权实际所有人的意见，况且华控浙江公司亦未能提供该郑伟、楼丽华的身份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时利资产公司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系由时利资产公司与华控浙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之后华控资产公司又以书面形式对相应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方式及期限向时利资产公司作出承诺，双方均签章确认，因此无论从协议的名称还是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等方面看，案涉协议均符合债权转让协议的法律特征，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系债权转让纠纷，且该协议及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华控浙江公司上诉认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关系，债权转让只是形式，而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所称的委托人即债权的实际所有人并非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且该主张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华控浙江公司上诉提出代付及调账证明可以证明债权转让款已经平账，经查，代付及调账证明载明，郭献祥等支付给时利资产公司的27732000元中包括案涉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500万元，而该27732000元中转为华控浙江公司转让款为2205万元，华控浙江公司与时利资产公司对2205万元是否包含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500万元存有争议。本院认为，该代付及调账证明签署日期为2018年12月29日，而华控浙江公司2019年1月13日向时利资产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上海红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500万元由其公司承担，作为债权转让的部分对价，故无论之前各方如何约定，均无法否定华控浙江公司之后承诺该500万元由其承担的效力，华控浙江公司的该点上诉理由与其出具的承诺书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以各自名义签订，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华控浙江公司未按照协议及承诺书约定履行义务，导致合同主要目的无法实现，时利资产公司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解除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若债权实际所有人对此有异议，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华控浙江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华控建投集团浙江实业有限公司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