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6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弘海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泊于镇夏庄村。法定代表人：车锡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红霞，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山东七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进强，男，196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竟塰，山东海行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志，局长。上诉人威海市弘海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进强、原审第三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农经局）海洋开发利用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弘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进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董进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政府发放的清理拆除物资奖励（补偿）款的性质认定有误。根据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9月下发的《关于印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筏式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弘海公司系曾取得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并在该海域持续从事养殖生产的养殖单位，未改变海域使用用途，为本次规划整治的补偿主体。弘海公司与董进强之间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合同期满或规划整治海区无法继续履行时，董进强应当无偿拆除一切养殖物资。本案中，拆除养殖筏虽由董进强实施，但其拆除行为系基于向弘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2016年6月17日，弘海公司与农经局签订《协议书》，弘海公司同意按照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自行拆除涉案海域的所有养殖物资，弘海公司为配合政府完成拆除工作的拆除主体，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拆除工作，涉案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应归弘海公司所有。二、弘海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涉案海域养殖物资系弘海公司所有并提供给董进强使用，本次规划整治拆除的物资系弘海公司投入，相应的奖励款也理应归弘海公司所有。三、弘海公司与董进强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弘海公司不存在以优势地位强迫董进强签订格式合同的基础，弘海公司与董进强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约定具体明确，董进强系在经过综合比较和考量后选择与弘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接受了弘海公司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及便利条件，其在承包期满后又单某毁约，有违诚信原则和市场交易规则。且包括董进强在内的养殖户于2015年8月份就已经知道政府的拆除政策，在明知政府此次拆除政策的范围及补偿标准的情况下仍然签署了告知书，应当视为董进强对其权利合法进行了处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0条规定，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依照前款规定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前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一审法院将双方的租赁合同解读为格式合同，并据此作出不利于弘海公司的解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包括本案董进强在内的其他五案养殖户的养殖区补偿标准为每亩6000元是错误的，弘海公司一审中提交的《经区养殖用海拆迁验收表》明确载明了涉案海区的拆除进度时间，结合政府的拆迁补偿文件，可以说明在2016年7月31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补偿6000元，2016年8月1日至10月31日完成拆除的每亩补偿4000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9月31日完成拆除的每亩补偿2000元。一审法院将各养殖户的补偿标准统一为每亩6000元会导致法院认定的整个养殖证内的总的拆迁补偿款的数额远超过农经局向弘海公司实际发放的数额。且一审法院按照60%的比例判决补偿款，对比整个海区获得的补偿款实际上远超过60%的比例。董进强辩称，一、根据农经局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政府颁布的《威海市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的规定，董进强租赁的养殖区要获得每亩6000元的奖励款需要同时具备弘海公司曾经取得过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以及董进强实际进行养殖行为并在规定时间之内及时清除了海上养殖物质两个条件。涉案奖励款的分配，应从本次海域整治规范的目的与奖励款的发放性质等因素综合考量，根据《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的规定，影响涉案海域获得奖励款多少的关键因素是董进强作为实际用海人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速度，本案中董进强的实际养殖行为与实际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行为，在获得奖励款的问题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故一审法院判决董进强应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款的60%，弘海公司应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款的40%，公平合理。二、弘海公司关于“拆除养殖筏架虽由董进强实施，但其拆除行为是基于向弘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弘海公司为配合政府完成拆除工作的拆除主体”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农经局与弘海公司就拆除海上养殖物资奖励款签订协议，系基于弘海公司曾经是涉案海域的登记海域使用权人的事实，但弘海公司未做过任何拆除清理养殖物资的工作，其不是拆除主体，更不能获得全部的奖励款。且本案拆除海上养殖物资奖励款的发放主体是政府而非弘海公司。三、本案既不存在“政府征收征用”，也不存在“公司对海域统一规划”的事实，董进强与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第十一条关于“政府征收征用”以及“弘海公司统一规划海区”相关后果的约定，不具备适用条件，弘海公司不能根据该条主张政府对董进强拆除养殖物资的奖励款属于弘海公司所有。1.本案不存在征收征用的法律基础。涉案海域使用权证早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弘海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再未取得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对涉案海域不再享有用益物权，其对发生在2016年8月后的政府对涉案海域的整治规范行为不具备用益物权的法律基础。2.本案系政府对涉案海域进行整治规范，不存在弘海公司对涉案海域统一规划的事实，且农经局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也确认本案不存在政府征收征用海域的事实。政府因清理拆除海上养殖物资而发放的奖励款，既不是董进强因拆除养殖物资而要求弘海公司支付的赔偿或补偿，也不是因征用而产生的收益。四、在本案中，同一时期在涉案海域与弘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所有养殖户，租赁合同均是弘海公司提供，租赁合同内容也完全一致，且在签订合同时，弘海公司根本不给包括董进强在内的全体养殖户任何协商的机会，涉案《租赁协议书》系格式合同。因董进强与弘海公司对《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的“征收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作出不利于弘海公司的解释，适用法律正确。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证据，本案所有的海上养殖物资均系由董进强投资建设，弘海公司未做任何投资。六、《经区养殖用海拆迁验收表》载明2016年8月24日出具的拆除养殖面积是2252.87亩，2017年9月30日出具的清除养殖物资面积是105.86亩，两者相加为2358.7亩，即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内的全部面积。且农经局一审认可2358.7亩中的2252.87亩是按照每亩6000元的标准、105.86亩是按照每亩2000元的标准发放政府奖励款。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要取得海域使用的权利必须依法向海洋部门申请办理海洋使用权证书，这是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务及相关会议纪要，合法的海上养殖必须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否则即是非法养殖。本案中，政府在规范整治涉案海域时并未把海域使用权证已经过期的事实列为非法养殖，并给予一定的奖励，这是政策问题。但不能据此得出弘海公司对涉案海域享有用益物权，本案存在征收征用的事实。农经局辩称，1.农经局在岸线整治过程中根据弘海公司与承包户之间的承包合同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将奖励（补偿）款发放给原海域使用权人，符合规定的精神。至于弘海公司与承包户之间对于奖励款的内部分配比例，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2.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未判决农经局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董进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弘海公司：1.向董进强支付拆除海域养殖筏架的奖励（补偿）款1645440元及该款项自2018年1月8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威海市泊于养殖场于2004年改制为弘海公司。2010年1月1日，弘海公司取得了国海证103701621号海域使用权证书，证书载明的项目名称为筏式养殖，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海域面积为157.249公顷。证书终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该证书到期后政府未予换发新证延续海域使用权的期限。2013年7月1日，弘海公司作为甲方，董进强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租赁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将海带养殖区租赁给乙方经营，双方达成以下协议：甲方提供海带养殖区给乙方养殖海带、扇贝等，甲方按乙方实有养殖区筏架核定养殖亩数，计算征收租赁费；租赁期为三年，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合同到期如不继续租赁，到7月20日必须全部清理，海区房屋、船只交给甲方；乙方养殖区为50（大）亩，船3只；租金每亩交300斤干海带，每年7月15日前交齐，如到期不交按总额20%交纳滞纳金；租赁到期时乙方必须完整无损的将海区、房屋、船只交给甲方；租赁期间，如上级征用或公司统一规划海区使得租赁合同没法履行，则乙方无条件同意终止履行合同，无偿拆除一切设施，且没有任何补偿或赔偿，征用产生的一切收益都归甲方所有，双方合同终止；违约责任：如一方无故违约，应承担上交总额80%。”董进强在合同中签字，弘海公司在合同中加盖公章。董进强为证明其与其他养殖户同在弘海公司出租的海域内进行养殖生产，提交了鞠松柏、张永礼、丛光明、王继新、张宗成、张志永和张明波等人于2013、2014年分别与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7份。该7份《租赁协议书》中均约定了“在租赁期间，如上级征用或公司统一规划海区使得租赁合同没法履行，则乙方无条件同意终止履行合同，无偿拆除一切设施，且没有任何补偿或赔偿，征用产生的一切收益都归甲方所有，双方合同终止”的条款。董进强为证明其养殖面积提交了上述丛光明等人及郑仁虎、李胜利共同出具的《证明》及共同签名绘制的养殖面积示意图，董进强与邵从的录音，证人徐某、董某1、董某2出具的《证明》及申请三证人出庭作证。丛光明等人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泊于镇弘海水产有限公司不给租赁合同承包者（10）人，海区按规定时间整治的奖励款。经过多次协商，镇政府海洋科同意给我们每人丈量水面面积。在11月9日上午，弘海海水产有限公司阻止不让丈量水面面积，参加的人员有刘昌伯、谢丽华、谢丽华女婿、刘新党、刘新党夫人，他们都是有股份的。刘新党的哥哥，有黑社会人员参与共二十多人。在没有办法的前提下，我们协商按照合同同意给有确权证的2358亩的水面面积分配。”养殖面积示意图系上述养殖户手绘，载明董进强、郑仁虎、张宗成、张永礼、鞠松柏、丛光明、张明波、王继新、李胜利的养殖面积。因该图系由养殖户各自签名确认自己的养殖区面积，并未载明养殖海域的经纬度或各养殖户的养殖区域与弘海公司出租海域的位置关系，无法依据该图认定各养殖户的养殖区域与养殖面积，一审法院对该养殖示意图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董进强与邵从的录音系二人单某谈话，无法证明各养殖户租赁弘海公司海域的面积。徐某、董某1、董某2出具的《证明》与三人出庭作证时的证言均称三人于1997年为董进强打了水面面积120亩的架子。该组证据系证人单某陈述，且证明内容均为1997年为董进强打架子的情况，不能证明董进强在2016年政府整治规范海域时的养殖面积情况。弘海公司为抗辩董进强并不存在120小亩的养殖区，提交了海域位置平面图一份，其中载明包括董进强在内的各养殖区面积与位置，因该图系弘海公司自行制作，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董进强在该图中所标识的己方养殖区亦属当事人陈述，不能据此认定董进强的养殖区面积，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2015年8月25日，为整治规范养殖用海秩序，改善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威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威政办字[2015]47号《威海市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提出了拆除近岸养殖筏架的整治内容，以及依方案完成拆除后的奖励（补偿）政策。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发的《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中明确奖励标准为：“（一）传统养殖：指曾取得过合法证件且该海域一直由用海人持续使用从事养殖生产的养殖。分为两类：1.曾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养殖，2016年7月31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6000元；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4000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2000元。2.曾依法取得养殖证的养殖：2016年7月31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4500元；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4000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2000元。逾期未拆除的，依法无偿强制拆除。（二）有效养殖：指存续时间较长，因种种原因未曾取得过合法证件的养殖，2016年10月31日前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3000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完成拆除的，每亩奖励1500元，逾期未拆除的，依法无偿强制拆除。农经局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补偿对象为海域使用权证书载明的使用人，如果不需要拆除养殖物资或没有实际养殖，就没有相应的补偿（奖励）款。《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养殖用海整治实施方案》施行后，董进强完成了其所租赁海区筏式养殖物资的清理拆除工作。2016年6月17日，弘海公司与农经局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弘海公司同意按照《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养殖用海整治实施方案》的规定和要求自行拆除2810.7亩海域的所有养植物资，其中原海域使用权证范围内2358.7亩，原海域使用权证范围外452亩；弘海公司承诺在限定的时间内将所有养殖物资拆除完毕；经区拆迁小组将根据拆迁情况进行验收，通过验收后按照相关奖励或补偿标准给予奖励或补偿。2016年8月24日、11月17日、2017年9月30日，包括农经局在内的相关验收单位分别对弘海公司的2252.87亩、452亩、105.86亩海区内的养殖物资拆除清理进行了验收。2017年10月26日，农经局出具了《证明》一份，载明：2016年6月17日，我局与威海市弘海水产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威海市弘海水产有限公司同意按照《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养殖用海整治实施方案》的要求自行拆除位于石家河以北面积为2810.7亩海域范围内的养殖物资（原海域使用权证范围内2358.7亩、原海域使用权证范围外452亩），我局在其拆除通过验收后，按照相关标准支付奖励款项。农经局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尚有796244元奖励（补偿）款未向弘海公司发放。2019年5月13日，农经局再次出具《证明》，载明：弘海公司原海域使用权证书103701621（面积2358.73亩）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市政府没有统一换发新证，仍由原海域使用权人继续使用，根据我区东部滨海新城海上拆迁政策，该宗海域在拆迁中视为合法有效传统养殖，并按相关拆迁标准补偿。董进强、弘海公司均主张涉案养殖区内所清理拆除的养殖物资系己方投资。董进强提交了养殖物资投资记录和案外人张宗成与弘海公司于2007年7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并申请证人张某、王某出庭作证，共同证明涉案养殖海域因2007年3月的风暴潮遭受了大面积毁坏，风暴潮过后，包括董进强在内的养殖户自己投资了全部海上养殖物资。投资记录并未明确显示为涉案养殖区投入物资的情况，不能证明董进强的主张。张宗成与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与董进强无关，不能证明董进强所租赁养殖区的情况。张某出庭作证称其与董进强一同承包弘海公司的海区，受2007年风暴潮影响养殖物资全部被破坏后，其与董进强均又重新购买了物资重建海区；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其于2007年为董进强打撅并提交了其制作的账本，以此证明董进强在涉案养殖区内投入了养殖物资。证言系单某陈述，证明效力应结合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弘海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董进强及案外人梁红胜等于2004年7月1日与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14份，证明弘海公司将其改制前威海市泊于养殖场拥有的筏架、苗绳、漂、房屋、船只等所有的养殖物资提供给了包括董进强在内的养殖户使用，因此海区整治规划所得的物资奖励款应归弘海公司所有。其中董进强、弘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甲方（弘海公司）有海区100.4亩，船6只，架子502排，苗绳40000条，漂7004个，每排架子两个根，租赁给乙方（董进强）”。该组证据系原件，真实性应予认定，证明效力应结合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2.董进强及案外人邓忠恩、梁红胜、邹德波等养殖户于2007年7月1日与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11份及邓忠恩、梁红胜、邹德波于2012年3月与弘海公司签订的《关于收回2012年以前海区筏架及物资的协议》3份，证明邓忠恩、梁红胜、邹德波等养殖户与其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中约定了弘海公司将养殖物资租赁给养殖户使用，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签订了收回租赁协议并约定了弘海公司收回养殖物资，其后弘海公司又提供给了董进强使用。其中董进强、弘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原海带养殖区域由于受风暴潮的影响，损失严重，造成海带养殖区域大面积毁坏，为了不影响生产，甲方（弘海公司）将剩下的物资租赁给乙方（董进强）”。该组证据系原件，真实性应予认定，证明效力应结合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3.邹德波、邓忠恩、邵从、梁红胜、张宗成于2019年6月6日出具的《证明》，五人在证明中称2007年7月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弘海公司将风暴潮后收回的养殖物资租赁给养殖户使用，该合同到期后另行签订租赁合同，养殖物资仍由弘海公司提供，其他养殖户也是如此。关于该证据，因出具《证明》的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故《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不予认定。4.威海市泊于养殖场2000年、2001年的账本14页及该养殖场改制为威海市弘海水产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证明威海市泊于养殖场于2000年-2001年购买并投入海区内的养殖物资及该养殖场改制后的资产由弘海公司承继。账本系养殖场自行制作，且记录的是2000年、2001年的情况，改制文件与本案租赁事实时隔多年，两组证据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故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董进强为证明弘海公司不可能免费将养殖物资交董进强使用，提交了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对案外人的筏架物资价值作出了认定。该鉴定意见书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鉴定结论对本案也不具有参考性，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书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董进强另提交了一份关于弘海公司改制与海参地等问题的调查报告与一份情况反映，两份材料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亦不能证明董进强的各项诉请，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董进强主张，弘海公司应向其支付的奖励（补偿）款计算方式为：合同内养殖区50大亩×5（折合小亩）×6000（每亩补偿款）×80%（主张的分配比例）=120万元；合同外养殖区120小亩×6000（每亩补偿款）×80%（主张的分配比例）=576000元。两项合计1776000元，董进强在本案中仅主张1645440元。弘海公司认可《租赁协议书》中约定的50大亩换算为农经局所补偿的面积为50×5=250亩，亦认可董进强养殖区所在海域应按照6000元/亩补偿。农经局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海域使用权证书中的1公顷约等于奖励（补偿）款计算的15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洋开发利用纠纷。董进强、弘海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书》，约定弘海公司向董进强出租50大亩海带养殖区，合同履行期间因威海市政府对包括董进强租赁的海区在内的海域进行整治规范，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对如何分配政府发放的奖励（补偿）款发生争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如何理解政府发放的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的性质；二、董进强、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否约定了董进强无权获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奖励（补偿）款；三、如何分配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奖励（补偿）款。一、如何理解政府发放的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的性质。威海市政府出台的海域整治规范方案系为了清理非法养殖，压缩近海养殖，即通过清除养殖物资，彻底收回海域使用权。政府为了鼓励养殖户尽早清理拆除养殖物资以顺利完成海域整治，出台了奖励补偿措施。奖励补偿的标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是否曾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或养殖证，二是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拆除海区内的养殖物资。根据农经局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可知，不存在单独对持有海域使用权证或养殖证的水面奖励补偿，即无养殖无拆除无补偿；若有证养殖但逾期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则无奖励补偿；存续时间较长的无证养殖在规定时间内拆除的，按3000元/亩或1500元/亩的标准奖励补偿；非法养殖无任何奖励补偿。据此，董进强租赁的养殖区在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后，欲获得6000元/亩的奖励（补偿）款，既不能缺少弘海公司曾经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也不能不谈董进强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清理拆除养殖筏架等物资的行为。二、董进强、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否约定了董进强无权获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奖励（补偿）款。弘海公司主张，其与董进强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第十一条已约定“在租赁期间，如上级征用或公司统一规划海区使得租赁合同没法履行，则乙方无条件同意终止履行合同，无偿拆除一切设施，且没有任何补偿或赔偿，征用产生的一切收益都归甲方所有，双方合同终止”，威海市政府要求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行为属于合同约定的“征用”，根据该约定，董进强无权获得涉案养殖区的奖励（补偿）款。董进强则认为本案所涉的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及政府的奖励补偿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征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无论2013年双方签订《租赁协议书》之前董进强、弘海公司是否存在租赁合同以及双方就各自的权利义务如何约定，本案所争议的董进强、弘海公司之间租赁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应以2013年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内容为准。案外人鞠松柏等养殖户与弘海公司签订了与本案《租赁协议书》内容基本相同的租赁合同，这些合同中均有上述第十一条约定的内容，《租赁协议书》由弘海公司向养殖户提供，系弘海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董进强、弘海公司对《租赁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的“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一审法院在认定“征用”的含义时，应作出不利于弘海公司一方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海域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而《物权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征用为“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前述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对威海市政府海区规范整治与发放奖励（补偿）款政策性质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威海市政府对涉案海区进行整治规范系为了清理海域，彻底收回海域使用权，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后发放的奖励（补偿）款并非仅取决于是否持有海域使用权证，而更侧重于鼓励养殖户及时清理拆除养殖物资以尽快实现对海域的彻底清理；奖励补偿对象并非仅指向原海域使用权证的持有人，还应考虑到在规定时间内实际完成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养殖户，且本案中弘海公司已不再持有合法有效的海域使用权证，即不再享有合法的用益物权，因此奖励（补偿）政策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征用”，不应将该政策理解为合同所约定的“征用”行为，即该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海区清理养殖物资的情况，弘海公司提出根据该约定董进强无权获得奖励（补偿）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外，弘海公司还主张其与董进强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第二条已约定“合同到期如不继续租赁，到7月20日必须全部清理”，根据该约定，双方合同于2016年6月30日到期，弘海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通知董进强于2016年7月初配合上级实施海区清理工作，董进强理应在合同到期后清理海区，故董进强亦无权获得涉案养殖区的奖励（补偿）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前已述及，威海市政府对涉案海区进行整治规范系为了清理海域，彻底收回海域使用权，其奖励政策既针对海域使用权证持有人，更侧重于针对及时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实际养殖户。虽然董进强在双方合同到期后依约清理海区是其合同义务，但不影响其作为实际养殖一方在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后获得政府的奖励（补偿）款。三、如何分配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的奖励（补偿）款。弘海公司认为，涉案海区的养殖物资由己方投资，在养殖物资被清理拆除后，政府发放的奖励（补偿）款也应由归弘海公司所有。董进强则主张养殖物资由其投资，其拆除物资后应获得奖励（补偿）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董进强与弘海公司于2004年、2007年签订的合同可以看出，董进强至少自2004年起就租赁弘海公司的海区进行养殖，且弘海公司为董进强提供了养殖物资，即使受2007年风暴潮影响物资有所损坏与减少，弘海公司仍然向董进强提供了剩余物资，双方于2013年再次签订合同时，虽未约定物资情况，但董进强持续使用弘海公司物资系既定事实。而董进强承租养殖区后，直至政府要求对养殖物资进行清理拆除时，都在实际养殖，则租赁期间董进强为正常的养殖生产必然也会进行养殖物资的投入，且考虑到2007年风暴潮对养殖物资的影响，养殖区内的物资应多数由董进强投资建设。但不论养殖物资由哪一方投资或所有，奖励（补偿）款如何分配并非取决于养殖物资的归属，而应从本次海域整治规范的目的与奖励（补偿）款的发放性质综合考虑。首先，弘海公司持有政府颁发的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虽然已届有效期限，但仍然符合奖励补偿的条件之一。其次，董进强在涉案租赁海区内实际从事养殖，系实际用海人，政府要求清理拆除养殖物资时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拆除，根据《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影响涉案海域获得奖励（补偿）款多少的关键因素还是董进强的清理拆除速度，即完成清理拆除的时间越早，其奖励补偿就越多。综上，无论所清理拆除的养殖物资由谁投资、归谁所有，真正影响涉案养殖区所获奖励（补偿）款的应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即弘海公司的证件与董进强的养殖及拆除行为二者缺一不可。考虑到即使是存续时间较长的无证养殖，若在规定时间内清理拆除养殖物资也能获得一定的奖励（补偿）款，且不存在单独对持有海域使用权证或养殖证的水面奖励补偿，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方面因素中，养殖户的实际养殖行为与清理拆除行为在获得奖励（补偿）款的问题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故一审法院酌定董进强应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60%的份额，弘海公司应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40%的份额。董进强、弘海公司对本案争议的双方《租赁协议书》约定的养殖区的面积为50大亩×5（折合小亩）以及每亩补偿款6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董进强应获得全部奖励（补偿）款的60%，即90万元。鉴于政府系根据证书持有人确定奖励（补偿）款的发放对象，并将款项直接发放给弘海公司，故弘海公司应向董进强支付90万元。对于董进强主张的合同范围之外其另有120小亩养殖区，董进强证明该主张的证据系证人徐某、董某1、董某2出具的《证明》及三人出庭作证证言，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董进强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董进强诉请的该部分奖励（补偿）款不予支持。关于董进强主张的利息。因董进强、弘海公司之间就如何分配奖励（补偿）款并无合同约定，弘海公司作为政府确定的发放对象，收到款项后虽未向董进强转付奖励（补偿）款，但不属违约行为，无需向董进强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利息，董进强请求弘海公司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弘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进强支付养殖物资清理拆除奖励（补偿）款90万元；二、驳回董进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09元，由董进强负担8884元，由弘海公司负担107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弘海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550号民事裁定书、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威商终字第47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4）威文商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与涉案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类似的条款在另案中被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2.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涉案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文意解释清晰，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证据3.山东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各一份，拟证明弘海公司已向农经局缴纳海域使用费，依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国家机关向弘海公司支付补偿款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董进强与弘海公司仅是租赁合同关系，其对诉争的款项应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处理。董进强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判断弘海公司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与本案的海域有关，该证据清楚记载补交四年，并非弘海公司所称的补交海域使用金涵盖的期间为2011年-2015年。且弘海公司涉案海域使用权证已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弘海公司对涉案海域自2015年1月1日起没有海域使用权，即没有法律规定的用益物权，本案亦不存在征收征用的事实。农经局之所以与弘海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是基于弘海公司是曾经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的事实，但农经局非常清楚涉案海域实际使用人以及养殖物资的实际所有人并非弘海公司，故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因弘海公司与实际使用人及养殖物资所有人产生的纠纷，全部由弘海公司承担。本院认为，弘海公司提交的证据1、2虽系打印件，但均系法院裁判文书，可以从公开渠道查询核实，故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与本案合同及争议事实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及收款收据，其上盖有相关机构印章，且董进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董进强应否获得涉案养殖物资奖励款；二、一审法院确定的补偿标准是否适当。一、关于董进强应否获得涉案养殖物资奖励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政府奖励（补偿）款的性质问题。根据《威海市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的规定，政府出台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方案系通过分标准、分时间段的奖励政策，鼓励实际用海人清除养殖物资，以达到彻底清理非法养殖，合理压缩近海养殖，收回海域使用权的目的。结合《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关于奖励标准的规定，政府在对养殖物资清理拆除问题上既分标准、分时间段，又考虑到了是否取得合法证件对奖励（补偿）的影响。但，合法证件对奖励（补偿）的影响所占的份额较低，影响奖励（补偿）的最主要因素取决于该海域内实际养殖人在政府规定的时间段内的清理拆除速度，完成全部养殖物资的清理拆除时间越早，其获得的奖励（补偿）就越多；反之则是“逾期未拆除的，依法无偿强制拆除”，不存在单独对持有海域使用权证或养殖证的水面奖励补偿，即无养殖无拆除无补偿。因此，政府奖励（补偿）款应认定为对实际用海养殖人拆除清理养殖物资的奖励或补偿，获得政府奖励（补偿）的最关键条件是：涉案海域实际用于合法养殖且实际用海养殖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养殖物资的清理拆除工作。综上，一审法院关于政府发放的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性质的认定以及董进强欲获得6000元/亩的奖励（补偿）款，既不能缺少弘海公司曾经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也离不开董进强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清理拆除养殖筏架等物资的行为的认定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涉案租赁协议是否为格式合同的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董进强与弘海公司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在租赁期间，如上级征用或公司统一规划海区使得租赁合同没法履行，则乙方无条件同意终止履行合同，无偿拆除一切设施，且没有任何补偿或赔偿，征用产生的一切收益都归甲方所有，双方合同终止”，该条款系排除董进强获得任何补偿或赔偿的纯粹义务性条款，明显有失公允，且弘海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董进强签订涉案《租赁协议书》时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结合租赁弘海公司养殖证书内海域进行养殖生产的鞠松柏等养殖户均与弘海公司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租赁合同，且均含有与涉案《租赁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相同的条款，可以认定涉案《租赁协议书》系弘海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2.本案中董进强、弘海公司对《租赁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的“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养殖海域的海域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到期后政府并未换发新证，即此后弘海公司对涉案海域不再享有用益物权，结合《威海市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文件对涉案养殖物资奖励款的性质认定，本案不存在对海域使用权的提前征收问题，亦不属于《物权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征用。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认定涉案《租赁协议书》为格式合同、董进强有权获得奖励（补偿）款亦无不当。3.弘海公司主张其与董进强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第二条已约定“合同到期如不继续租赁，到7月20日必须全部清理”，董进强清理拆除养殖物资系履行合同义务，其无权获得涉案养殖区的奖励（补偿）款。本院认为，弘海公司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已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此后弘海公司不再拥有涉案海域的使用权，双方签订的涉案《租赁协议》自2015年1月1日起因弘海公司无权处分而属于无效合同，涉案《租赁协议》的有关约定对双方不再具有合同约束力。故弘海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董进强应当获得涉案养殖物资奖励款。二、一审法院确定的补偿标准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威海市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实施方案》《经区养殖用海整治规范明白纸》的规定，获得政府奖励（补偿）的最关键条件是涉案海域实际用于合法养殖且实际用海养殖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养殖物资的清理拆除工作。不存在单独对持有海域使用权证或养殖证的水面奖励补偿，且清理拆除时间越早，获得的奖励（补偿）就越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董进强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了涉案海域的清理拆除工作，具备了获得政府最多奖励（补偿）款的必要条件。2.弘海公司涉案养殖海域的海域使用权已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董进强与弘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对双方不再具有合同约束力，但董进强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在涉案海域实际从事养殖，且涉案养殖物资的清理拆除工作又系其全部完成。一审法院酌定董进强、弘海公司各应得清理拆除养殖物资奖励（补偿）款60%、40%份额并无不当。关于具体数额，董进强、弘海公司双方一审中对涉案《租赁协议书》约定的养殖区面积为50大亩×5（折合小亩）以及每亩补偿款6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进强应获得全部奖励（补偿）款的60%，即90万元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弘海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5元，由威海市弘海水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维敏审判员  于军波审判员  张金柱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陈庆亮书记员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