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704民初1346号原告：蒋善义，男，197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衢飞，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銮，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法定代表人：郭琳奋，该公司总经理。被告：黄玉瑜，女，197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被告：黄伟芝，男，194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强，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蒋善义与被告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国贸酒店）、黄玉瑜、黄伟芝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善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衢飞、陈婉銮，被告阳江国贸酒店、黄玉瑜、黄伟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善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装修工程款人民币596160.56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2017年10月31日起以596160.5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21日为44600.26元）；二、判令被告黄玉瑜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黄伟芝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装修施工合同》，约定装修工程款总价款为1432691.02元，工程验收交接后截止至2015年10月8日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仍有工程余款832691.02元未支付，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遂于2015年10月8日对余款的支付进行约定并于2015年10月30日签订了《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装修工程款支付表》（下称支付表）。双方约定被告从2015年10月8日起对余款832691.02元分24个月支付，按每月34695.46元支付给原告。截至2016年6月10日，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已向原告支付余款共计236530.46元，之后虽经原告多次催讨，直至支付表约定的24个支付期限届满前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仍拖欠596160.56元未支付。另外，虽然公司有两个股东，即被告黄玉瑜和被告黄伟芝，但被告黄伟芝是被告黄玉瑜的父亲，被告黄玉瑜才是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唯一且实际出资控股及决策的人，公司所有管理决策行为都必须得到被告黄玉瑜的首肯方可执行。因此，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实质是披着家族式经营外衣的一人有限公司，对于被告黄玉瑜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于被告黄伟芝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的规定，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阳江国贸酒店辩称：一、原告的诉求金额有误，收到法院的应诉材料，被告经核实，涉案项目并非真正完成，被告发现原告与被告员工（已离职）存在串通行为，原告提供的装修合同及付款支付表均是后期补签的，并非真实的施工时间以及合同金额。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关的工程报价清单，所以诉求与事实不符；二、双方签订的装修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了按照报价清单进行施工，最终结算与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但支付表中的工程金额与合同的金额是一致，不符合一般的常理，如此大的工程金额没有一点改变；三、据被告统计，被告支付的款项远超过原告起诉的款项，双方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四、原告的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据原告诉称被告已于2016年6月10日已经停止支付，那么被告应该在2018年6月10日起诉，原告的起诉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五、本案是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双方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与被告黄玉瑜、黄伟芝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被告黄玉瑜、黄伟芝已经实际缴纳出资，不存在未出资的情况。结合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给原告的装修款及公司的成立情况，大部分的开支均是股东支付，所以不存在未出资情况，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玉瑜、黄伟芝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黄玉瑜、黄伟芝不清楚公司的具体管理情况，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处有具体的工作人员在负责，并没有实际控制公司，在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与原告的交易中，二被告也没有参与，二被告已经按章程实际缴纳出资，所以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是装修合同纠纷，二被告不是该纠纷的主体，按照公司法相关解释，只有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未出资股东才对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没有清偿债务的能力，该案并没有进入执行阶段，并没有确认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无财产可以执行，所以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应当属于股东损害债权利益纠纷，与本案是不同的案由，所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依法成立，属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郭琳奋，股东为黄玉瑜和黄伟芝，注册资本为3000000元人民币。被告黄玉瑜、黄伟芝主张已向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足额支付了出资款，相关出资款由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转入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账户。为此，被告黄玉瑜、黄伟芝提供了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出资证明、大额来账凭证、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为证。2015年6月，原告（作为承包方、乙方）与被告阳江国贸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签订《装饰施工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一、工程地点:阳江市益华广场一楼二号馆;承包范围：1.锅诱惑火锅、2.麻辣诱惑、3.爱丁堡牛扒屋、4.粤T栋企鸡、5.济州岛韩式烤肉。二、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天花、地面砖、包砌砖、台面包石台面、包电及排水（不含大型设备安装）、木工、批乳胶漆、喷漆、玻璃、烧铁、做防水、倒水泥台面过水沙。三、总价款（暂定）：人民币1432691.02元(详见报价单，最终结算以实际完成工程量为准)。四、关于工程价款及结算的约定：1、合同签订时，乙方人员进场施工三天，甲方向乙方支付暂定总额的30%备料款（取整）即人民币480000元；2、工程完工约70%时（双方现场管理人员评估），甲方支付暂定总额的50%进度款（取整）即人民币320000元；3、工程完工约90%（双方现场管理人员评估），甲方支付暂定总额的70%进度款（取整）即人民币320000元；4、工程完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双方现场管理人员评估），甲方支付暂定总额的95进度款（取整）即人民币400000元；5、余下的5%自动转为保修金，保修期结束后剩余尾款一次性结清；6、本工程以实际完成工程量结算，增加项目另计；7、工程保修期为一年，从竣工验收签章之日起至次年同月同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在乙方处签名并加盖指模，签署的时间为2015年6月1日。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在甲方处加盖公章，签署的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对于上述合同及施工情况，原告主张涉案工程已于2014年4月进场施工，于2014年9月施工完毕。诉讼中，原告还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3日的《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工程验收记录表》拟证实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情况，该记录表工程金额一栏记录的内容为“总款1432691.02元-650000元=782691.02元”，由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员工黄秋玲在“验收内容属实”一栏签名确认，由阳江国贸酒店的员工黄秋玲、黄勇在“验收数量面积正确”、“验收质量合格”、“现场监核”栏目中签名确认。对此，原告主张进场施工时双方签订了合同，但由于当时签订的合同需要更改，后双方重新签订了上述合同。三被告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及上述验收记录表其公司员工的签名予以确认，但认为验收时间为2015年6月13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该合同是后期补签的，不是真实的装修合同，相关金额也与实际不符，验收记录表有其员工签名，验收人员只是对数量和面积进行验收，装修款的金额有改动，具体金额应以双方的结算来确认。2015年10月，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签署了一份《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装修工程款支付表》，该支付表载明：“一、原工程总价款：人民币1432691.02元，已收到工程款600000元（含益华广场有限公司50000元），余款832691.02元未结。二、余款832691.02元经双方协商分24个月支付，甲方每月34695.46元支付给乙方。三、装修工程款支付表经双方协商日期定于2015年10月8日开始实施。”原告在该支付表的乙方处签名并加盖指模，签署的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被告阳江国贸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签署的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被告主张上述结算的金额与实际不符，被告已支付全部的工程给原告，上述工程支付表中遗漏了其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400000元，于2014年8月26日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200000元以及于2015年10月12日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50000元。对此，被告阳江国贸公司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据五份拟证实其主张。上述银行凭证显示被告阳江国贸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向原告转账150000元，摘要为“工程款”。其余五份收据均由原告在收款人或经手人处签名，其中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编号066133）的收据注明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为400000元，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编号0213136）的收据注明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为50000元，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编号066135）的收据注明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为350000元，日期为2014年8月26日（编号014143）的收据注明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为200000元，日期为2015年10月12日（编号014169）的收据注明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为50000元。对于日期为2014年8月26日（编号014143）的收据，被告未提供收据原件。原告确认其收到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于2014年7月23日支付的50000元，于2014年7月30日支付的350000元，于2014年10月28日支付的150000元以及2015年10月12日支付的50000元。对于日期为2014年8月26日（编号014143）的收据复印件，原告主张该收据注明的收款金额与2015年10月12日的收据（编号014169）载明的金额及2014年10月28日转账支付的金额是重复的，因此该收据的原件已经销毁。对于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编号066133）的收据，原告主张是其根据交易习惯先出具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进行审批的，该收据的背面有被告黄玉瑜手写的同意支付工程预付款的字迹，该收据与2014年7月23日（编号0213136）的收据及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编号066135）的收据是重复的，该收据原件原告没有收回。经核对，2014年7月22日（编号066133）的收据的背面确有黄玉瑜手写的同意支付工程预付款的字迹。庭审中，原告还确认其曾于2014年7月15日收到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的工程款50000元，共收到涉案工程款650000元。对于上述工程支付表，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主张存在原告与其公司的员工串通的嫌疑，但未举证证实。上述工程支付表签订后，原告主张其先出具了日期分别为2016年1月10日（编号33144241）、2016年2月10日（编号33144242）、2016年3月10日（编号33144243）、2016年4月10日（编号33144244）、2016年5月10日（编号33144245）、2016年6月10日（编号33144246）的收据共6份，上述每份收据注明的收款金额均为34695.46元，原告将收据复印件交给了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财务，由财务找领导审批，收款后，由原告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实际收到的金额，收据的原件由原告保管，没有交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实际分别于2016年8月24日支付34695.46元、于2016年9月27日支付30000元、于2016年12月9日支付34695.46元、于2017年2月29日支付30000元、于2017年3月3日支付30000元、于2017年7月支付30000元，以上款项共186530.46元，被告阳江国贸公司尚欠工程款596160.56元未支付。被告方主张已按照分期付款的金额付款，但未能提供相关的票据为证。庭审中，被告阳江国贸公司原告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为主张其曾向被告方进行催收工程，则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等证据为证。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装修施工合同、装修工程支付表、收据、工程验收记录表，三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收据、出资证明、大额来账凭证、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原告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其以个人名义向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承包工程，并补签了上述《装饰施工合同》，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原告承包工程后，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工程竣工后已交付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使用。原告主张涉案工程已经被告阳江国贸酒店验收，并提供了《阳江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工程验收记录表》为证，被告阳江国贸酒店虽主张上述工程验收记录表关于工程款的金额存在修改的痕迹，但对其公司的员工黄秋玲、黄勇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此，本院对于上述工程验收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工程验收记录表足以证实涉案工程经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应按《装饰施工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尚欠原告的工程款数额及利息问题；二、原告请求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工程款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被告黄玉瑜、黄伟芝的责任问题。一、关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尚欠原告的工程款数额及利息问题。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主张其已付清涉案工程款，并提供一份转账记录及五份收据拟证实。首先，对于日期为2014年8月26日（编号014143）的收据复印件，原告主张该收据注明的收款金额与2015年10月12日的收据（编号014169）载明的金额及2014年10月28日转账支付的金额是重复的，因此该收据的原件已经销毁。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未能提供上述收据的原件，也未能提供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因此，对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提供该收据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对于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编号066133）、2014年7月23日（编号0213136）和2014年7月30日（编号066135）三份收据，原告主张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的收据载明的工程款金额与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以及2014年7月30日两份收据载明的工程款金额是重复的的，其仅收到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的收据载明的工程款50000元及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的收据载明的工程款350000元，共400000元，并未收到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的收据载明的工程款4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1、2014年7月22日（编号066133）收据的背面有黄玉瑜手写的同意支付工程预付款的字迹，从被告黄玉瑜的审批行为来看，原告交付该收据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时尚未收到该笔工程款。2、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在本案中未提供转账记录等其他支付凭证印证其已实际支付该笔工程款；3、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在《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装修工程款支付表》盖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而该表是统计至2015年10月8日的工程款支付情况，时间后于上述收据出具的时间，若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已付清涉案工程款，其不可能在该工程支付表中盖章确认。综上，本院认定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并未支付2014年7月22日（编号066133）收据所载明的工程款400000元给原告。原告确认其于2014年7月15日收到预付工程款50000元（没有出具收据），于2014年7月23日收到工程款50000元，于2014年7月30日收到工程款350000元、于2014年10月28日支付工程款150000元，上述工程款共600000元。该数额与上述工程款支付表中载明的已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于2015年10月8日在该表签名后，其于2015年10月12日又收到了工程款50000元，因此，截至2015年10月30日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在上述工程款支付表盖章时，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共支付了工程款650000元给原告。原告在签订上述工程款支付表后，虽预先开具了2016年1月10日至2016年6月10日的六份收据（每份收据的金额为34695.46元），但其并未将收据原件交付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收执，该收据不能作为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付款凭据。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主张签订上述工程款支付表后，已按照分期付款的金额付款，但未提供任何付款凭证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自认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在签署上述工程款支付表后至2017年7月份共支付了工程款186530.46元，是原告对自身不利事实的自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签订的《装修施工共同》、《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装修工程款支付表》及《阳江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工程验收记录表》均显示涉案工程的总金额为1432691.02元，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其未能举证推翻，本院确认涉案工程款的总额为1432691.02元。综上，被告阳江国贸酒店还应当支付工程款596160.56元（1432691.02元-650000元-186530.46元）。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没有按时支付工程款，必然会导致原告在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签订的工程款支付约定工程余款分24个月支付，并约定从2015年10月8日开始实施，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应于2017年10月8日前付清所欠的工程款。被告阳江国贸酒店逾期未付清工程款，原告请求被告从2017年10月31日起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利息从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关于原告请求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工程款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原告与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签订的《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轻餐饮）装修工程款支付表》约定被告阳江国贸酒店从2015年10月8日起分24个月支付余下的工程款给原告，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应于2017年10月8日前付清工程款给原告。原告在签订上述工程款支付表后，出具过六份收据，并主张已将复印件交给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用于审批付款，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共支付了186530.46元，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为2017年7月份。被告不认可原告主张的付款时间和金额，但主张有按分期付款的金额来付款。由双方的上述主张来看，原告已向被告阳江国贸公司主张了权利，且被告阳江国贸公司也有付款行为，但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其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为2017年7月份，而从其提供的收据来看，其最后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16年6月10日，因此可认定原告于2016年6月10日有向被告阳江国贸酒店请张权利。原告请求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工程款系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应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由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于2016年6月10日向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提出过付款请求，因此诉讼时效构成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6月10日重新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2016年6月10日至2017年10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可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原告请求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工程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6月10日，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诉至本院请求被告阳江国贸酒店支付工程款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被告黄玉瑜、黄伟芝的责任问题。本案中，被告阳江国贸酒店属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黄玉瑜、黄伟芝是被告阳江国贸酒店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该公司承担责任。被告黄玉瑜、黄伟芝并非涉案装饰装修合同的当事人，原告在本案中亦未能举证证实被告黄玉瑜、黄伟芝存在未足额出资的情形，其诉请被告黄玉瑜、黄伟芝承担支付涉案工程款的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596160.56元及利息（利息以596160.56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原告蒋善义；二、驳回原告蒋善义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208元，由被告阳江市国贸酒店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柳华想人民陪审员  何 泳人民陪审员  梁仕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孟嫦书记员吴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