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30909号原告：温某1，男，194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军，北京市六合金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某2（温某1之子），住河北省。被告：朱某1，男，195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温某1与被告朱某1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军、温某2，被告朱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温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由我依法继承被继承人温某3的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其位于海淀区阜成路11号院甲8号楼×号和海淀区阜成路11号院甲1号楼×号两套房产）；2、诉讼费由朱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我是温某3的养子。温某3于2016年11月3日去世，其配偶朱某3于1998年11月26日去世，温某3的父母也早已去世。朱某1系温某3亲生儿子，曾因继承纠纷于2018年10月10日将我诉至法院。因我当庭不同意朱某1事先欺骗我而成的所谓我放弃遗产继承的协议，朱某1当庭撤回起诉。现我起诉朱某1，要求依法继承温某3的遗产。被告朱某1辩称，我不同意温某1的诉讼请求。第一，温某1提出的收养关系仅仅为名义上收养关系。温某1系我舅舅之子，与温某3系亲属关系。根据温某3的档案，温某1系温某3的侄子身份出现。因我舅舅家庭条件、身份出身等原因，为了温某1的前程，我舅舅想让温某3把温某1从农村带出去，把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为此，温某3仅仅在填写表格时将他写为养子，想以收养关系把温某1的户籍变为城市户籍，但是没有成功。户籍迁移记录中也没有温某1的户籍迁移记录，温某1从未与朱某3、温某3共同生活，朱某3、温某3也没有对温某1尽抚养义务。根据朱某3的档案，我与朱某3、温某3一直生活在一起，朱某3、温某3对我尽了抚养义务，温某1与朱某3、温某3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温某1未对朱某3、温某3尽赡养义务，双方各自生活基本不往来，朱某3、温某3生病期间温某1未出现、未照顾，朱某3、温某3去世时温某1也没有奔丧尽孝，而温某1对其亲生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并继承了遗产。直至朱某3、温某3去世，温某1也没有补办收养手续。综上，温某1与朱某3、温某3未共同生活，温某1的户籍从未发生变更，温某1与朱某3、温某3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第二，2017年1月温某1与我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合法有效，温某3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屋，是温某3于2001年3月22日从北京工商大学处购买，温某3与该大学签署了两份集资购房协议，两套房屋正在办理房产证，上述房屋交付后我与温某3一直居住其中，温某3生前没有立遗嘱，因此双方2017年1月16日达成协议书，约定上述房屋全部由朱某1继承，我无需向温某1支付补偿，温某1协助办理房产证，双方自愿签署，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欺诈欺骗，合法有效，应当按照该协议依法办理，因此我要求继承温某3的两套房产。第三，温某1在2018年11月参加与朱某1的法院调解，该调解合法有效，2018年11月30日温某1主动接受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签署调解笔录，是温某1真实意思，应属合法有效，但是因温某1家属干预双方没有达成调解书。综上，温某1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朱某3与温某3系夫妻，二人婚内育有一子，即朱某1，三人户籍于1964年2月由上海市迁入北京市。朱某3于1998年11月26日去世，温某3于2016年11月3日去世。温某3的父母均先于温某3去世。温某1系温某3侄子，户籍所在地河北省辛集市位伯镇礼璨村×号。2001年3月22日，温某3与北京工商大学签署《集资建房购房协议》，约定由温某3购买位于北京工商大学东校区轻甲八号楼×号和轻甲一号楼×号两套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北京工商大学房产科出具《住房证明》，证明位于海淀区阜成路11号院甲8号楼×号和甲1号楼×号房屋系分配给温某3居住的住房，该房屋个人产权属于温某3个人所有，个人房屋产权证正在办理中。温某1主张其系温某3养子，为此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辛集市位伯镇礼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信》，证明温某1是温某3的侄子，过继给温某3。证据2、户籍证明信，其中手写注明温某1曾用名“温某4”。证据3、温某3的人事档案及履历表等，其中记载：1951年6月9日《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记载侄子温某5、儿子朱某2（4岁）、1952年6月11日《党员登记表》中记载侄子温某4、儿子朱某2；1956年3月10日《干部自传》中记载侄子温某4、儿子朱某4；1956年5月2日《干部情况审查综合表》中记载侄子温某4；1960年2月26日《干部简历表》中记载侄子温某4；另有两张未注明日期的《工作人员家庭人口变动登记表》，其中一张记载温某4为温某3养子，年龄8岁，人员增减原因为“因无小孩”，另一张记载朱某5为温某3之子，年龄1岁，人员增减原因为“初生”。证据4、朱某3的干部履历表，其中家庭成员中儿子仅有朱某1一人。朱某1对上述证据1不予认可，出具证明的人无法得知温某18岁时是否有过继事实，该证明是应温某1要求开具的，无法证明其与温某3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对证据2至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其中户籍证明信中手写字迹不予认可，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温某1与温某3存在收养关系。另根据温某3的人事档案，其中记载温某3还有儿子朱某2和朱某5，据此朱某1申请追加朱某2和朱某5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经询，双方均无法提供朱某2和朱某5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温某1称朱某5、朱某2出生不久即夭折，朱某1称其自出生起从未见过或听过温某3、朱某3提起二人有其他子女。经询问，温某1表示其于1953年秋冬到上海与温某3共同生活两三年，户口未迁移，后温某1回到原籍与其亲生父母共同生活至成年。温某1回到原籍地后温某3每月给温某1学费15元，并经常邮寄衣物、食品等。1998年朱某3生病期间，温某1对其进行陪护，过年过节来京探望，但温某1未与朱某3、温某3在北京共同生活。朱某1对温某1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仅认可温某1于1983年因帮助温某3制作家具到京居住半个月，此后偶尔来京看望，从未与温某3、朱某3共同生活。朱某1提交其与温某1于2017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就房屋归属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温某1配合朱某1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朱某1无需向温某1支付任何补偿。朱某1称因温某1在《工作人员家庭人口变动登记表》显示为养子，北京工商大学据此不为其办理房屋产权证，所以为了解决房屋办证问题，其与温某1签订协议书，并将温某1诉至法院。2018年11月30日，经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朱某1与温某1签署京海调援字【2018】第246号《和解协议书》，约定涉案两套房屋由朱某1继承所有，经法院裁决后30日内朱某1向温某1支付50万元经济补偿，并要求法院依据协议内容出具调解书。温某1对上述《协议书》签字真实性认可，但主张日期是倒签的，且并非温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解协议书》虽为双方签订，但该协议未经双方按手印也未出具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朱某1申请追加朱某2、朱某5为本案被告，根据查明情况及双方陈述，温某1表示二人均已去世，朱某1表示自其出生起未见过亦未听温某3和朱某3提起过二人，双方均无法提供二人的其他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等，据此无法确认朱某2和朱某5的存在及其身份，故本院依法不予追加。收养应当向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认定收养关系，应当以民政部门的登记为准。构成事实收养，则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养父母与养子女间长期共同生活；（二）须公开以父母子女相称，以父母子女关系相待；（三）养子女与生父母在事实上终止了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温某3与温某1未办理收养关系登记，温某1未与温某3长期共同生活，温某1亦未与其生父母终止权利义务关系，不仅未形成公认的收养事实，而且在温某3的人事档案中多次记载温某1为侄子，仅在朱某1出生前有过一次“养子”的记载，后又改为侄子，温某3亦未自认其与温某1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综合上述情况，温某1与温某3之间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故温某1以继承人身份要求继承温某3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朱某1系温某3与朱某3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故温某3购买的房屋应由朱某1一人继承所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号院甲8号楼×号房屋和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号院甲1号楼×号房屋由朱某1使用，待房产证下发后归朱某1继承所有；二、驳回温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34元，由温某1负担5467元，已交纳；由朱某1负担546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文慧人民陪审员  郝竞崑人民陪审员  石亚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汤思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