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8495号原告：刘艳玲，女，197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宋爱，女，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刚（宋爱之夫），1975年4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曦，北京双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01室。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男，198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人：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C座2层215室。法定代表人：张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男，198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告刘艳玲与被告宋爱以及第三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贸易公司”）、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信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艳玲，被告宋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刚、李曦，第三人京东贸易公司、京东信息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艳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宋爱向原告刘艳玲返还京东卡余额对应款项1842.66元；2.诉讼费由被告宋爱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日，宋爱在自建的微信群中售卖面值1000元和5000元的京东e卡，并声称面值1000元的有效期为三年，面值5000元的无有效期，售价为面值的九折。多人跟帖在群内购买此卡，刘艳玲也跟帖向宋爱购买了一张5000元面值的京东e卡，并于2018年3月3日汇款至宋爱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3月5日晚，宋爱将京东e卡账号以及密码通过微信告知了刘艳玲，后来将实体卡也交给了刘艳玲。刘艳玲将该卡激活并绑定到京东商城的个人账户。绑定后发现余额显示为5000元，实际消费了2952.60元。2018年4月初，刘艳玲发现这张卡被冻结了，无法消费。刘艳玲打电话问京东客服，客服询问从何处购买此卡，刘艳玲称从第三方购买的，客服回复称从第三方购买的只能找第三方。刘艳玲从宋爱处购买此卡，所以宋爱应该承担售后的责任。卡内余额还有2047.40元，由于购买时打了9折，所以余额也按照九折返还，共计1842.66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刘艳玲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京东e卡正反面照片打印件2张、刘艳玲向宋爱付款的支付宝付款记录打印件2张、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张，证明刘艳玲从宋爱处购买京东e卡的经过。证据2，刘艳玲的账户绑定京东e卡之后的消费记录打印件9张，最后一张显示余额已过期，就是因为已经冻结了。被告宋爱辩称，不同意刘艳玲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宋爱当时在北京猿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猿猴公司”）工作，该公司从京东信息公司采购了约240万元的京东e卡，公司委托宋爱进行销售。中间有人从宋爱处批发再转售，但刘艳玲是从宋爱处直接购买消费的。刘艳玲所述的购买的金额和时间属实，确实没有签过书面的买卖合同，都是微信沟通的。对于刘艳玲主张的双方之间买卖京东e卡的关系认可，卡已经交给刘艳玲了。宋爱不清楚最后卡是否被冻结。猿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孟雪。1000元的卡从京东采购的价格就是1000元。当时京东公司称可以有返点，据说可以返到15%-20%。直接从京东商城购买的，实际没有返点。虽然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宋爱将卡交给刘艳玲之后，就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卡能够正常充值和消费，说明卡不存在问题，因此宋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猿猴公司在2018年6月曾经去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京东信息公司，开庭过程中该公司抗辩卡的购买过程有问题，需要法庭调查，后法官称无法调查，所以猿猴公司撤诉了。审理过程中发现卡是京东贸易公司制售的，京东信息公司只是负责销售。猿猴公司起诉涉及的是之后购买的一批卡，付款之后京东信息公司没有交付卡，与卖给刘艳玲的卡没有关系。因为卡卖给刘艳玲之后，已经转移给刘艳玲，猿猴公司无权再起诉京东信息公司和京东贸易公司了。相应的责任应该由京东信息公司和京东贸易公司来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宋爱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付款回单原件5张、电子发票打印件4张，证明宋爱从猿猴公司拿的卡销售给刘艳玲，猿猴公司是从京东信息公司采购的。证据2，招商银行账户转账明细原件1份，证明宋爱将钱付给了猿猴公司。猿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宋爱，登记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都是孟雪。第三人京东贸易公司、京东信息公司述称，本案涉案的京东e卡是猿猴公司向京东信息公司购买的，是由袁野办理的领卡事宜。由于袁野涉及刑事诈骗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本案涉及到刑事案件。京东信息公司依据公安机关冻结通知书冻结了涉案的京东e卡。目前，并没有接到公安机关的解冻通知，因此不同意对涉案京东e卡进行解冻。涉案的京东e卡是由京东信息公司销售，与京东贸易公司并没有关联。京东信息公司在销售时不会对涉案京东e卡进行打折销售，而刘艳玲购买的京东e卡是9折。刘艳玲并不是在官方渠道购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其损失也不应当由京东信息公司和京东贸易公司来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京东贸易公司、京东信息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协助冻结/解除冻结财产通知书复印件3份，证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要求京东贸易公司、京东信息公司冻结袁野诈骗案涉及的所有京东礼品卡。证据2，招商银行付款回单打印件2张、陈海育身份证复印件1张、订单详细信息打印件2张、已交付的京东e卡信息统计表打印件1份、已交付的京东e卡消费及状态信息统计表打印件1份，证明涉案京东e卡由陈海育购买，且已经绑定并消费。证据3，刑事案件中的讯问/询问笔录复印件11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这些是在涉及第三人的其他案件中，法院调取的档案材料，证明袁野利用京东e卡实施诈骗。证据4，涉案京东e卡的具体信息以及冻结状态打印件1张、涉及的订单信息打印件1张以及付款记录打印件1张。证明刘艳玲现在被冻结的卡是由猿猴公司向京东信息公司汇款40万元的订单中的一张卡。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依法确认刘艳玲、宋爱以及京东贸易公司、京东信息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可以作为本院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宋爱建立吃喝玩乐购微信群。2018年3月2日，宋爱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以九折的价格出售京东e卡。后刘艳玲购买1张面值5000元的卡，并于2018年3月3日向宋爱支付4500元。2018年3月5日，猿猴公司向京东信息公司转账40万元。2018年3月5日，唐利利在京东商城下单购买80张面值5000元的京东e卡，共计40万元。后宋爱将其中一张卡交付给刘艳玲，刘艳玲将该卡绑定到自己在京东商城的账户内，并消费了2952.60元。上述京东e卡由京东贸易公司发行，由该公司的子公司京东信息公司销售。2018年4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向京东集团发出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要求冻结自2018年2月1日以来涉及袁野诈骗案件余额可用的所有京东礼品卡，冻结时间从2018年4月12日起至2018年10月12日止。后京东信息公司冻结了刘艳玲的上述京东e卡。2018年10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向京东贸易公司发出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要求从2018年10月13日继续冻结至2019年4月13日。2019年4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向京东贸易公司发出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要求从2019年4月14日继续冻结至2019年10月13日。2019年8月2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袁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案扣押的从袁野处起获的款物变价后按比例退赔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责令袁野予以退赔；在案冻结的加油充值卡及京东礼品卡退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本院认为：刘艳玲从宋爱处购买京东e卡，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刘艳玲支付货款之后，宋爱已经按约定交付了真实有效的京东e卡，且刘艳玲已经消费了2952.60元，因此宋爱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刘艳玲购买的京东e卡虽然被冻结，但冻结系因京东信息公司、京东贸易公司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犯罪做出的行为，并非因宋爱违约而导致，因此刘艳玲以卡被冻结为由要求宋爱退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艳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艳玲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陆俊芳人民陪审员  果振敏人民陪审员  孟 燕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李博宸书 记 员  郭晓爽书 记 员  宋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