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吉01行终2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百威（长春）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法定代表人魏喜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索若飞，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双阳分局，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西双阳大街1619号。法定代表人卢朝阳，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兵，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辉，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西双阳大街599号。法定代表人马国成，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晗，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春霞，吉林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百威（长春）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双阳分局（以下简称双阳社保局）、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双阳区政府）社会保障行政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112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长春市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黄立军、朱明实等284人申请分别于2016年10月25日和2017年4月27日作出长双劳人仲裁字[2016]第22号、长双劳人仲裁字[2017]第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黄立军等175人及朱明实等109人在1995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后双阳社保局接到百威公司员工朱明实等282人的投诉，投诉百威公司未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双阳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11月28日到百威公司进行调查取证，对百威公司的人事部李艳玲进行询问，其证实公司未给朱明实等281人缴纳1995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双阳社保局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长社保催[2018]第4号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书，要求百威公司为朱明实等282人缴纳1995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内容为：“现责令你单位自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五日内补缴养老保险费1347046.02元，其中单位应缴1167957.17元，个人应缴179088.85元，失业保险费99264.95元，其中单位应缴74803.82元，个人应缴24461.13元”。百威公司不服此补缴催告，向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双阳区政府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长双府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双阳社保局作出的长社保催[2018]第4号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书。百威公司对限期补缴催告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补缴催告书及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朱明实等282人是否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问题。长春市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问题已作出裁决，长双劳人仲裁字[2016]第22号及长双劳人仲裁字[2017]第7号仲裁裁决已生效，从两份裁决结果可知，1995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朱明实等282人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应认定在该期间内，百威公司与朱明实等282人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百威公司是否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应否缴纳及补缴数额计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已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通过庭审证据可认定，在1995年7月至1999年12月期间，百威公司存在为朱明实等282人漏缴社会保险费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的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虽漏缴社会保险费行为发生时百威公司企业性质为乡镇企业，亦应按法律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关于数额计算，被告按照吉人社办字（2012）6号文件要求，以上年度当地在岗平均工资为基数为职工核定应当缴纳的金额并经过职工本人的签字，其计算方法与数额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两年查处时效问题。《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中，1995年7月至1999年12月间，百威公司未为朱明实等282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该违法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行为并未终了，故应认定未超过该条规定的两年查处时效。综上，被告双阳社保局作出长社保催[2018]第4号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书及被告双阳区政府作出的长双府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对百威公司要求撤销补缴催告书及复议决定书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百威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百威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双阳社保局作出的催告书事实清楚及程序合法错误。1、依据《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的规定，社保机构接到欠费举报时,应有两名以上稽核人员共同对被举报单位进行调查取证,对稽核情况做好笔录并由稽核人员和被稽核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如发现被稽核对象在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违反法规行为，要据实写出稽核意见书,并在稽核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送达被稽核对象。双阳社保局在原审确认,是依据黄立军等282人的举报才对上诉人是否欠缴社保费进行查处，但原审庭审中并未举证黄立军或其他职工代表签字的举报材料,也承认没有282人出具的真实性可查证的授权委托书,故双阳社保局立案及查处上诉人的执法基础不存在。2、双阳社保局并未按照《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调查取证，对稽核情况做好笔录并由稽核人员和被稽核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只是在2017年8月24日作出了个人补收补缴差额补收合单征集单并确定上诉人需要补缴社保费金额后，才在2017年11月28日对上诉人刚刚负责人事工作不久、对此前情况完全不清楚、也没有得到授权的职工李艳玲调查取证，李艳玲并未向社保局作出任何承认或者认可，双阳社保局根本没有依法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工厂负责人调查取证，事后也未据实写出稽核意见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送达给上诉人。双阳社保局在未通过详细调查、取证等程序来核实确认上诉人是否存在欠缴社保费、欠缴的背景、是否超过了补缴期限、具体的被补缴人员是否已自行缴纳或已退休及具体欠缴金额清单等情况下,直接下达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告知书，不符合社保行政处理程序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3、双阳社保局仅依据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确认部分员工劳动关系存续,未经调查核实确认其他资料,在原审承认从未见到282名职工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上诉人缴纳282人社保费的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告知书,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其中尚有已达到退休年龄并已享受社保待遇无法补缴的人员以及已自行缴纳的人员。另外，双阳社保局错误适用《吉林省关于企业职工养老基本问题的通知》计算上诉人应补缴社保费金额，作出个人补收补缴差额补收合单征集单,并依据错误数据作出催告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认定的事实错误。4、上诉人1997年的企业名称为吉林省粤海银瀑啤酒有限公司,是双阳区政府与香港粤海集团的合资企业。而双阳社保局作为负责双阳区内社保费征缴的专门政府部门，十分清楚每个企业的社保费缴纳情况，假如当时欠缴社保费没有经过双阳区政府协调社保机构同意不缴纳，就只能说明双阳社保局的行政不作为造成国家社保费流失。按照常识理解，如果未经双阳社保局、双阳区政府同意,不可能20多年后才追缴，故双阳社保局20年后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告知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5、双阳社保局无法提供举报材料及委托书等基础材料，且征缴后，才在原审陈述有权通过他人举报或者依据社会保险法查处欠缴社保费的行为，但双阳社保局在原审及行政文书中均承认对上诉人的社保费补缴催告是基于282名职工的举报,根本不是依职权,且依据也不是社会保险法。二、原审认定双阳社保局的限期补缴催告书适用的法律无误错误。双阳社保局在原审中承认要求上诉人补缴社保费所作出的个人补收补缴差额补收合单征集单是依据《吉林省关于企业职工养老基本问题的通知》（2012年6号文件)作出,向上诉人发出催缴通知书是依据1999年1月22日生效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而上述规定都是制定于1999年12月31日之后，且通知、条例都有明确的生效时间，也未对是否溯及既往作出特别规定。而《吉林省关于企业职工养老基本问题的通知》是2012年吉林省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的配套实施文件，本案不适用规定，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和双阳社保局、双阳区政府故意曲解适用的法律。1、2017年7月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063号《关于养老保险追诉期和自主选择参保地的建议》的答复中确认:《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制定的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时效规定，地方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实践中，对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一般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进行追缴和处罚。依据上述规定，若上诉人未依法缴纳社保费，当然应适用2年时效规定。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根本不是原审法院所引述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内容。同时，上诉人在2000年1月1日后未再有持续违法欠缴社保费的行为状态,即使上诉人存在1995年到1999年违法欠缴社保费问题，也是1999年12月31日之前存在的行为，故1999年12月31日应视为上诉人违法行为终了之日，按照上述条例的规定，双阳社保局从2000年1月1日起算2年，2年后即超过了追缴时效。原审法院认为只要欠缴行为一直存在，就属于行为持续状态和行为未终了,是故意曲解该规定，因为如果原审法院的观点成立，立法机构就没有必要在该条前面还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直接规定原审理解的终了时间即可，不必考虑发生之日。也根本无需制定没有执行意义的时效规定，原审的观点违背了该条的立法本意。五、原审法院维持双阳区政府的复议决定也缺少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双阳区社保局执法程序违法、认定的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超过行政执法时效期间违法作出的[2018]4号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双阳区政府在缺乏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当维持了错误的催告书。而原审法院在此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违反了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双阳社保局、双阳区政府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百威公司应当为朱明实等282名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199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据此，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系法律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否则，应当依法补缴。本案，长春市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长双劳人仲裁字[2016]第22号仲裁裁决及长双劳人仲裁字[2017]第7号仲裁裁决已裁决朱明实等282人分别于1995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每个人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不同，具体以仲裁裁决为准。）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百威公司亦认可1995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确未为上述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故依据上述规定，百威公司应当为上述员工补缴社会保险。二、双阳社保局作出的补缴催告、双阳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原则，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为责令限期补缴社会保险费的主体。本案，由双阳社保局对百威公司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并无不当。在百威公司未向双阳社保局提供朱明实等282人1995年至2000年工资的情况下，双阳社保局依据吉人社办字（2012）6号文件计算百威公司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亦无不当之处。百威公司在本案审理阶段，仍未提供朱明实等282人1995年至2000年工资详细情况，却主张双阳社保局计算社会保险费补缴数额错误，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社会保险费追缴未超过两年查处时效问题，原审判决论述得当，本院不再赘述。四、关于双阳社保局制作的询问笔录未经百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签字的问题，因百威公司在二审听证时与员工李艳玲在该次询问中所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故该程序瑕疵不足以产生撤销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行为的法律后果。综上，双阳社保局作出的长社保催[2018]第4号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催告、双阳市政府作出的双府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百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百威（长春）啤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厉 丽审判员 姜 楠审判员 亓晓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