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3民终1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法定代表人：杜玉荣，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冠杰，新疆丝绸之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光，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贵萍，女，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北庄子村73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维花，女，195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存，女，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荣，男，195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萍，女，196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红，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新，男，197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刘维光、李贵萍因与被上诉人刘维花、刘继红、刘维新、刘维萍、刘维存、刘维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2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杜玉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冠杰，上诉人刘维光及刘维光、李贵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被上诉人刘维存、刘维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继红，刘维新，刘维萍，刘维荣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2民初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由八名被上诉人共同支付四年土地承包费，并改判增加支付土地承包费81960元；改判（2019）新2302民初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八名被上诉人共同支付逾期付款债务利息，并改判增加支付逾期债务利息29301元；改判（2019）新2302民初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解除与八名被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改判八名被上诉人共同立即清理占用承包土地上的全部附着物，退还腾让占用承包土地270931.068平方米。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存在错误，有证据可以证实八名被上诉人积极采取诉讼及阻碍村委会发包土地等形式维权，亦有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只有三十年，一审法院对此类证据不予采信错误；2．刘继红、刘维新、刘维萍、刘维荣放弃继承的时间是在本次的诉讼过程当中，而不是在承包合同期限内或者其父亲去世时，放弃继承不参与诉讼是被上诉人的权利，但是对涉案土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因放弃继承而免除；3．2016年二道河子村委会给被告刘维光重新划定了44.4亩责任田，刘维光拒绝耕种，仍在原承包地种植，这一事实认定错误，对土地的调整是响应和执行国家政策，依法进行的土地调整和确权，重新划分的44.4亩土地已经行政确权，被上诉人刘维光不论其拒绝耕种、放弃耕种均不影响其对已经确认土地的权利，但是法院在计算承包面积时未将其44.4亩责任田计算错误；4．一审法院未查明认定违法违约大面积损坏破坏耕种土地的事实，不构成根本违约，不构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错误；5．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15日，向被告发出解除通知后于2017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期间不足三个月合理期限，且被告抗辩理由也不同意解除合同，故该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效力，这一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从发回重审至2019年4月22日开庭，被上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依法请求解除合同的是由完全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及被上诉人刘维存、刘维花共同答辩称，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据村委会决议认定按照318亩土地，现在要求按照406亩土地计算承包费违背其自行作出的决定，进而相应的利息也不能按照406亩的承包费进行计算。对于是否解除合同的问题，因为土地承包期限尚未届满，其请求解除合同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八名被上诉人曾提起诉讼也提起上诉，但是都是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并非村委会所称以土地承包人身份。刘维新是为了阻止其他村民殴打其哥哥刘维光，不是以土地承包人的身份去进行村委会所称的维权；对于土地调整的会议记录是村委会自行制作没有法律效力。一审出庭的证人，证人曾参加本案旁听，已经丧失了证人身份。1984年4月13日林业专业承包合同是被上诉人刘维光等人的代理人在阜康市林业局调出的备案合同，阜康市林业局出具了相应证明，如果没有该合同，八名被上诉人的父亲如何在涉案土地上进行耕种，一审对合同的认定是合理合法的，涉案合同约定以提留的方式缴纳承包费，被上诉人要求进行情势变更，提留方式不适合作为承包费的缴纳方式。村委会不是想调整承包地就可以调整的，被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至今没有去被调整的土地种植，一审法院对承包土地的面积予以扣除是合理的。涉案土地是以前的荒地，经被上诉人父亲改良，不存在破坏耕地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继红，刘维新，刘维萍，刘维荣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维光、李贵萍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对318亩土地按照每亩200元每年向被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支付承包费254400元。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刘维光参加村民会议，并同意按318亩面积、每亩500元每年的价格缴纳承包费属主观臆断。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刘维光虽当年参加了该会议，但从未同意按每亩500元每年的价格缴纳承包费。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于2015年、2016年缴纳了承包费，但是因村委会对涉案土地停水数月，镇领导承诺交钱就可以供水，所以被迫缴纳，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对于“情势变更”情形的法律适用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只能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方能变更，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故情势变更原则适用于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请求人民法院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者解除。一审法院认定了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均未能预见的重大变迁，就应当认定本案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承包费数额及支付方式进行情势变更，而一审判决却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显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上诉人刘维存、李贵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提出反诉，反诉没有法律依据，情势变更本身不能成为独立的诉。合同领域的情势变更是以有效合同成立，且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是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情势变更并不能产生新的诉请，上诉人提出情势变更显然只是一个拒绝承包费和利息的一个抗辩，并不是抵销或吞并。在一审中不构成反诉，最多是反驳。依据80年代至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土地承包制度的文件，从1984年2013年底，这30年期间双方的确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专业承包合同书也未约定刘康武承包土地400亩用于种植造林承包期限50年，这是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的，发包的土地绝大部分是耕地，上诉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违法耕种，违法在耕地上栽种树木，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系根本违约行为。双方成立的承包关系，是参照了国家政策之后追认的30年承包权，而非50年承包期限。本案诉争的土地是承包人刘维光等八名被上诉人在2014年自愿公开竞价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权，其也接受双方成立的事实土地承包关系。因其拒交承包费，擅自变更承包条件，违法变更土地用途，强占土地，村委会才于2017年2月正式书面通知解除土地承包关系，而非上诉人陈述胁迫成立500元每亩每年的价格，关于刘维光提交的虚假合同的备案问题，该备案也是上诉人自己备的案，这就是假证。引起了村民委员会极大的反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该合同与天山公社签订，但上面盖有乡政府的章子，当时乡政府没有成立。故请求二审驳回其上诉。被上诉人刘维存、刘维花认可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继红，刘维新，刘维萍，刘维荣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1、2给付2016-2019年四年土地承包费合计：812780元；2016年欠款利息：36575.1元（计算至2019年1月1日），2017年欠款利息24383.4元：2018年欠款利息12191.7元，合计利息73150.2元（利息计算公式：本金×年利率6％／年×欠款时间）共计：885930.2元；2．判令解除与被告1、2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3．判令全部被告立即清理占用机动土地270931.068平方米（406.39亩）上的全部附着物，返还腾让退还占用的土地270931.068平方米（406.39亩）。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对1984年原告父亲刘康武与原天山公社(现名滋泥泉子镇)订立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中“以提留方式上缴土地承包费”进行情势变更，变更为每年每亩200元支付土地承包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4月13日，被告刘维光的父亲刘康武在原阜康县天山公社发展林业生产的倡导下，与原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签订《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种植林木，双方签订合同期限为50年，约定：土地承包面积为400亩，土地承包费以刘康武上交提留的方式缴纳，即成材的给队上上交7％木材或上交林木价值的7％。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刘维光与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北庄子村签订承包合同，将其一家六口38.4亩承包地也划分在上述林地面积内。2011年9月11日刘康武去世，2013年至2014年间，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将刘康武生前种植树木全部砍伐，种植其他苗木。2014年11月7日，原告村党员代表及村干部开会讨论商议，决议以每年每亩500元，承包面积318亩收取上述林地的承包费。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于2015年1月8日交纳承包费15万元，于2016年6月16日交纳承包费168000元，即2014年和2015年两年承包费。此后，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以承包费过高为由未予交纳，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八被告承担2016年及2019年四年承包费及利息，并解除与八被告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清理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返还承包土地。被告刘维光之父刘康武与其母陈秀英生育子女7人，为刘维荣、刘维光、刘维新、刘维花、刘维存、刘维萍、刘继红。刘康武于2011年9月11日去世，陈秀英于2018年8月8日去世。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系夫妻。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该地的所有权利。2016年8月10日，为方便农户的生产种植，降低生产成本，原告二道河子村委会向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人民政府申请对原第二轮承包耕地进行互换并地，小块田换大块田，被告刘维光在土地整合意见表上签字同意。2016年二道河子村委会给被告刘维光重新划定了44.4亩的责任田。被告刘维光拒绝耕种，仍在原承包地种植。另查明，原天山公社即现在的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现在包括屯庄子村片区、北庄子村片区、二道河子村片区。1984年屯庄子村片区为双河一组、北庄子村片区为双河二组、二道河子村片区为双河三组。2017年6月21日，阜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情况说明，对双方争议的土地面积及所有权属性进行了说明：总面积为270931.068平方米，其中国有土地1610.964平方米，集体土地269320.715平方米，共涉及三个村，其中占二道河子村集体水浇地395.742平方米，占何家湾村集体水浇地380.191平方米，占北庄子村270155.746（集体林地103800.309平方米、集体村庄8199.796平方米、集体设施农用地4447.562平方米、集体水浇地152097.115平方米、国有水浇地1610.964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讼争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签订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跨越年代久远。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其父与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签订的《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但该证据来源于阜康市林检局原始档案，结合证人徐志雄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告之父刘康武与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签订了该合同，被告一家自1984年起种植林木直至2014年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对此明知并未提出异议，阜康市林业管理部门颁发了生产许可证以及出具的说明也证实了被告刘维光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林木的行为合法，被告刘维光之父刘康武自1984年起在该地种植林木是不争的事实，原告虽否认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签订时乡政府尚未成立，不可能加盖带有“乡”的公章，加盖公章与签字是不是同一时间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上加盖公章说明了该合同事后也得到了追认，且《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综合案件审理情况，被告方提供的该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对《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50年，截至2034年4月12日承包期届满。二、随着生产队在农村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演变及其他多种原因，被告之父与双河大队二生产队的合同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管理的状态，合同在履行期间亦发生缔约时双方未能预见的重大变迁，原告对此一直未提出异议。2011年9月11日，被告刘维光的父亲刘康武去世，刘康武的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该林地。2013年、2014年刘维光将其父种植树木砍伐在该地上种植苗木至今，亦是在原告知情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所为。原告主张刘康武去世后，由八被告共同经营该土地，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均只能证明刘维荣的妻子到过地里干活，刘维新阻止村民分地，并不能证实除刘维光夫妇外，其他子女均参与了经营，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该地的所有权利。被告刘维光、李贵萍明确表示该土地由其经营。2015年1月8日、2016年6月16日也是被告刘维光缴纳2014年、2015年承包费31.8万元。以上均说明刘康武去世后，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是被告刘维光、李贵萍夫妻。2014年，被告刘维光参加村民会议，并同意按318亩面积，每亩500元／年的价格缴纳承包费的行为应认定为是双方对原承包合同中承包面积、承包单价内容的变更，故双方对承包单价及亩数的约定及原合同约定合同期限继续有效。三、2016年4月至10月间，原、被告双方因被告未交2016年承包费及剥离责任田等事由，与原告村干部及村民发生争执，引发村民不满、上访。被告未交清承包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合同的解除？在本案中，被告所负债务为金钱债务，从合同内容及性质看，原告的合同目的就是收取承包费，并无其他根本性合同目的，原告可采取依法追收的方式实现，并不因被告的迟延履行而落空。2017年2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通知后于2017年5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期间不足三个月的合理期限，且被告抗辩理由也不同意解除合同，故该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自2014年起，原告与被告就318亩承包地进行了约定，每亩每年承包费500元，被告依约缴纳了2014年和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合计31.8万元。2016年起双方就承包单价进行协商，被告以承包单价过高为由要求降低承包费，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引发争议，为此一直进行诉讼，被告未缴纳之后的承包费也是事出有因，故原告以被告未缴纳承包费为由要求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阜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涉案土地中原告享有权利的土地面积为403.81亩［（269320.715平方米-380.191平方米）÷666］，虽然2016年二道河子村委会给被告刘维光重新划定了44.4亩的责任田，但被告刘维光拒绝耕种，仍在原承包地种植至今。因此，承包面积中应当扣除刘维光一家38.4亩的承包地面积，被告仍应当就365.41亩土地支付承包费。四、对于反诉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将承包费变更为200元／亩／年的诉请，首先“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履行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权利受损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承包费单价已经双方协商变更为每亩每年500元，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反诉原告主张按每亩200元／亩／年的标准缴纳承包费，但反诉被告不同意，且不认同反诉原告提供的承包费标准，而合同变更只能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方能进行变更。故对反诉原告要求变更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以声明放弃继承其父、母亲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对原告请求被告刘维光、李贵萍给付2016年-2019年406.39亩中的365.41亩土地承包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给付2016年-2019年承包费欠款利息的请求合理合法，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规定，500元／亩×365.41亩×4年×6％＝43849.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其余被告承担支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及要求解除与八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承包费730820元；二、被告刘维光、李贵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3849.2元；三、驳回原告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刘维光、李贵萍、刘维花、刘维存的反诉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1．涉案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确定；3．承包费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本院认为，一、涉案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本案所涉《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前签订的合同，且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对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不存在异议，故对《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中盖有的阜康市滋泥泉子乡人民政府的公章，但签订合同时还不存在乡人民政府，故该合同不真实，涉案合同的承包期限应当是30年而非50年。但上诉人刘维光提供《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系现阜康市林检局调取的原始档案，且《天山公社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中见证人徐志雄亦证实合同的真实性、签订合同时承包期限确系50年等事实。且上述合同中盖有的阜康市滋泥泉子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并不能必然推定涉案合同为虚假合同。故，对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双河大队二生产对与刘康武签订的《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系在当时发展林业生产所签订，刘康武及家人经过三十余年的辛勤劳动将当时的荒地改造成现在的林地及耕地。双方签订的合同期限为50年，而当时仅约定了提留费。该合同并未约定解除的条款，而本案亦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出现，现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主张以上诉人刘维光等八人未支付承包费为由解除承包合同关系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二、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确定。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以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被上诉人刘维花、刘继红、刘维新、刘维萍、刘维存、刘维荣为土地经营权相对人主张八人承担支付承包费，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刘维康去世后，涉案土地的实际经营人为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向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支付承包费的亦是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中无法证实刘维存实际种植经营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刘维荣、刘维萍、刘继红、刘维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父母对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为此，一审法院确定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承担相应的给付责任并无不当。三、承包费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关于承包土地承包单价认定方面。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在2014年11月，组织党员代表及村委会干部开会讨论就涉案土地决议按照每年每亩500元，承包面积318亩土地收取承包费，上诉人刘维光参加会议，现无证据可以证实其表示否认，而随后刘维光、刘贵萍于2015年1月8日及2016年6月16日分两次缴纳2014年、2015年两年承包费。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以自己的行为认可《林业专业承包合同书》关于承包费达成了新的协议。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主张存在情势变更，按照200元每年每亩支付承包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承包土地的面积认定方面。首先，2014年11月，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党员代表及村委会干部开会就承包土地的面积确定为318亩。其次，根据一、二审查明显示涉案土地的面积有269320.715平方米，包括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403.81亩，国有土地为380.191平方米。集体土地403.81亩中包含上诉人刘维光责任田38.4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2016年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对责任田重新进行划分，给上诉人刘维光重新划分44.4亩责任田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一审认定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按照365.41亩计算承包费正确。综上，一审判决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支付承包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无误。综上所述，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刘维光、李贵萍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41元，由上诉人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二道河子中心村村民委员会负担5116元，上诉人刘维光、李贵萍负担25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华审判员 赵瑞审判员 王鑫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