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3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1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4348U。 法定代表人：吴飞，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波、丁琦，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彬，男，195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明，广东广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与上诉人郭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17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12月26日，作为承包人的路桥公司（原名贵州省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与作为业主的杭浦高速公路杭州段工程建设管理处就修建杭浦高速公路杭州段项目土建工程签订《杭浦高速公路工程第三合同段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路桥公司承包杭浦高速公路工程第三合同段由K5+865至K8+625，长约2.573千米（含断链），技术标准按高速公路六车道标准设计。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本合同总价为234506751元。鉴于承包人已于2004年10月组织进场，并开始临时设施等工程的施工准备工作。本合同工期从2004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2006年11月27日止，工程工期23个月。合同还对其他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05年4月13日，路桥公司（甲方）与郭彬（乙方）签订《施工合作意向》一份，约定为了共同完成杭浦高速公路工程第三合同段的施工任务，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作意向：一、乙方按甲方中标总价下浮13%完成施工任务。二、项目部提供商品砼，其单价不高于市场价。加工费在55元/立方米之内协商（含运费、泵送费用）。三、预制场模板按业主要求统一抛光加工。四、施工保修期的质保金由甲方承担。五、甲方根据乙方机械设备、人员、进度情况支付相应的预付款。六、乙方管理人员的有关证书由项目部统一管理。上述意向书签订后，郭彬作为杭浦高速公路工程第三合同段第二工区施工人进行施工，并于2007年12月份完工。2008年1月20日，杭浦高速公路工程第三合同段土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2012年6月27日，路桥公司向郭彬发出杭浦高速公路工程第三合同段第二工区决算书，其中二工区工程量汇总表载明：100章1450000元，临平高架桥91908397元，A匝道13687471元，天开河桥3540225元，工程量合计110586093元，扣管理费（13%）14376192元；新开河桥（四标代做）3209770元，补充工程量（何文借款）244234.36元，返还劳动竞赛基金492464.40元，扣维修工程量951150元，扣材料调差8582389元；应付工程款90622831元。 郭彬于2013年9月9日起诉至余杭区人民法院，请求：1.确认郭彬、路桥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关系无效；2.路桥公司向郭彬支付工程款16156138元及利息3000000元。审理过程中，郭彬明确该案工程量诉请范围为：100章1820336元，临平高架桥91908397元，A匝道13687471元，天开河桥3540225元，工程量合计110956429元；新开河桥（四标代做）3209770元，补充工程量（何文借款）244234元，返还劳动竞赛基金492464元，一工区天开河桥预制梁材料费160000元，工期延误补偿费2687053元。该案经（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一审、（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二审生效判决确认：郭彬在该案中实际完成工程量为96209901元，另认定新开河桥（四标代做）3209770元、补充工程量（何文借款）244234元、返还劳动竞赛基金492464元及一工区天开河桥预制梁材料费160000元，合计4106468元。对路桥公司已支付郭彬的款项，双方确认截至2007年底实际付至郭彬名下为106412844.5元；因该案审理过程中，郭彬表示对其余部分工程将另案起诉，故路桥公司亦明确其举证的关于已支付款项中作为抵扣款项的证据材料，不在该案中提交。故法院对郭彬的关于2008年以后路桥公司支付的款项为1476415.03元的主张予以确认。上述两项已付款合计107889260元扣减四工区挂账费用4997698.31元、预制场挂账费用5571290元、100章预制场挂账费用1826129元及路桥公司挂账费用858489元，计算为94635653.69元。综上，结合郭彬的诉请范围及有效证据，认定路桥公司尚应支付郭彬的款项为：96209901元＋4106468元－94635653.69元﹦5680715.31元。 2016年3月25日郭彬再次起诉至余杭区人民法院，案号（2016）浙0110民初03874号，请求：1、判令路桥公司向郭彬支付其他工区（一工区、四工区、小星桥薛来洋）共计领用的混凝土剩余应收价款7466155.66元及2013年9月9日起的利息。案件审理中，路桥公司与郭彬均对其他工区使用混凝土的价款11866936.02元及扣减2008年后的开支费用4400780.36元，剩余价款7466155.66元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 2016年7月21日，路桥公司起诉郭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号（2016）浙0110民初10331号，诉讼请求：判令郭彬返还路桥公司多付工程款5811524.54元及银行同期利息。该案中郭彬申请对路桥公司提交的民工工资发放册中的“郭彬”签字予以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为：该民工工资发放册中的“郭彬”签字均非郭彬本人所签。2018年9月11日，路桥公司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2018年10月11日，路桥公司经重新整理数据后，再次诉至原审法院，并提出本案诉请。 路桥公司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郭彬向路桥公司返还多付的工程款11167077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2016年3月18日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9月12日的利息为1337878元，此后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合计:1250495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郭彬承担。 郭彬提出如下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路桥公司向郭彬支付遗漏小星桥挂账费739345.23元、程科杰挂账费390344元、桩基检测费455933元、2016-10331案鉴定费50000元;合计:1635622.23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8年4月25日开始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书确定的付款日期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路桥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路桥公司与郭彬之间的《施工合作意向》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前述规定，郭彬因已取得相应工程价款，路桥公司为其代付的相应款项亦有权主张郭彬返还。原审法院对路桥公司代付款项，经审核如下： 一、四工区挂账费用（未列入已付款部分）：因原（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中郭彬确认2008年后路桥公司已付款为1476415.03元，路桥公司亦明确其关于已付款中作为抵扣工程款的材料不在该案提交；现路桥公司于本案中提出并要求郭彬承担，不构成重复起诉和推翻已生效判决。原（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已付款中已提前剔除四工区挂账费共计4997698.31元，经审核原审法院确认四工区挂账尚余910512.53元未列入已付款1476415.03元中，本案予以确认； 二、天津圣特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材料款：该部分郭彬虽不认可郭辉民的签字结算效力，但该款项已由生效调解书确认路桥公司支付天津圣特预应力有限公司货款1484775.99元，诉讼中2008年2月2日路桥公司实付400000元，扣除一工区领用部分136827.6元，剩余款项1747948.39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违约金及诉讼费共计875748元，原审法院结合一二工区货款比例及路桥公司、郭彬过错程度，酌定由郭彬负担397522.5元。 三、程科杰人工费：路桥公司应付人工费本金部分230400元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利息和诉讼费43900元，结合路桥公司、郭彬过错程度，酌定由郭彬负担一半即21950元。 四、杭州杭亿物资公司材料款：结合二工区确有其他工区挂账的情形下，该笔款项路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系发生于郭彬承包工程范围，故，该笔款项不予确认。 五、杭州鹏诚金属材料公司材料款：因原（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中路桥公司明确不提交证据抵扣工程款，故本案中路桥公司举证主张返还，不与原生效判决相抵触。本案结合《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及路桥公司提供的证据，确认路桥公司于二工区2008年后路桥公司为郭彬二工区支付的款项为1438720元，关于2008年后路桥公司支付的违约金、诉讼费、执行费128070元，因该部分无法区分各工区所含金额比例，原审法院酌定由郭彬负担部分为50000元。 六、浙江物产金属集团公司材料款：在二工区确有其他工区挂账的情形下，因路桥公司提交的验收单据中无法区分使用的具体单位，无法证明该部分费用均产生于郭彬施工范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七、杭州中力钢网制品有限公司材料款：在二工区确有其他工区挂账的情形下，路桥公司提交的验收单据中无法区分使用的具体单位，无法证明该部分费用均产生于郭彬施工范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八、安徽马钢比亚西钢筋有限公司材料款：因路桥公司提交的验收单据中无法区分使用的具体单位，在路桥公司无其他证据进一步明确该部分费用均产生于郭彬施工范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九、郭辉民借款：该借条系郭辉民于2008年后出具，路桥公司未举证证明该借条行为系代表郭彬；路桥公司主张系冲抵之前的代付工资，经司法鉴定其提交的工资账册中“郭彬”签字均非本人所签，路桥公司亦自认该工资账册系事后为冲账制作的假证。对路桥公司陈述：路桥公司一贯以其先行代付民工工资、郭彬汇总出具借条、编制等额假工资账册冲账、郭彬再收回借条的做法，系双方惯例，但郭彬予以否认。路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行为系双方惯例，其本该掌握代付民工工资的原始凭证情况下未能举证，亦未能举证该借条中实际代发工资金额，故对该笔款项，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十、江西鼎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讼费：结合路桥公司、郭彬的违法承包关系，酌定由郭彬负担一半即31595.5元。 十一、南通林德机电有限公司租赁款：根据生效调解书，对租赁款246583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诉讼费及律师费，原审法院酌定由郭彬承担8523.75元。 综上，原审法院确认应由郭彬承担的施工成本合计为：5083755.67元。对路桥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反诉部分审核如下：关于郭彬主张遗漏2008年前的小星桥挂账费739345.23元、桩基检测费455933元，因（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中对郭彬施工的相应工程价款及路桥公司2008年前后支付的费用均已经进行确认，仅路桥公司将其作为抵扣款项的部分证据撤回不再该案提交。现郭彬认为原案漏计入工程价款金额，再次提出上述支付请求，未有新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程科杰挂账费390344元，因原（2011）浙杭民终字第1623号案件中认定已付程科杰施工费369600元系路桥公司支付、仅20744元系郭彬支付，且该案认定程科杰的施工费中并未区分二工区和其他挂账单位的工程用量金额。故对郭彬主张返还二工区代付程科杰施工费的诉请部分，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50000元，因该鉴定结论与郭彬陈述意见一致，系郭彬为案件开支的实际成本，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郭彬主张的利息损失，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判决：一、郭彬返还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代付款5083755.67元；二、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郭彬鉴定费50000元；三、驳回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郭彬的其余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两项品迭后由郭彬支付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款项5033755.67元，限郭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本诉部分受理费96830元，由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9444元，郭彬负担47386元；反诉部分受理费9760元，由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25元，郭彬负担9235元。 宣判后，路桥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对路桥公司代为支付的部分款项未予支持且完全未考虑路桥公司代付款项产生的利息损失，导致部分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合理。一、路桥公司于2008年之后支付给杭州杭亿物资公司的材料款208306.95元，支付给浙江物产金属集团公司的材料款160713.71元，支付给杭州中力钢网制品有限公司的材料款128454.06元以及支付给安徽马钢比亚钢筋有限公司的材料款362780.72元，合计860255.44元应当全部由郭彬承担，一审判决未予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案涉项目已经过多起诉讼并已查明，郭彬作为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系包工包料承包，在郭彬已经取得了其承包范围内对应的工程款前提下，构成该工程造价的材料成本费用应当由郭彬承担。一审中路桥公司已经提供了2008年之后路桥公司支付给相关材料供应商的支付依据，并提供了由郭彬下属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购入材料或加工改制材料验收单》，虽然郭彬以其承包范围内存在其他单位挂账为由提出抗辩，但路桥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根据（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工程款纠纷案件以及（2016）浙01民终7538号混凝土款纠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详细阐明了郭彬所谓的其他单位挂账费用已经全部扣除，本案中的材料款郭彬无权再要求重复扣除，郭彬也未能提供证据指出上述材料款中具体应扣除的金额，则郭彬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路桥公司认为在已有证据证明郭彬签收领用了相关工程材料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部分材料款应当由郭彬全额承担。二、郭彬工作人员郭辉民出具的以“借条”形式体现的2911963.44元也应由郭彬全额承担。郭彬与路桥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谓“借条”实际是郭彬的领款凭据抑或是对账凭据。郭彬与路桥公司之间就发放民工工资或工程其他不能取得发票的零星费用等支出，一直存在先以借条形式用于财务记账，然后再由郭彬一方用民工工资发放册的形式以民工工资费用的名义冲抵借款账目的习惯。从该张借条后附的六组民工工资发放册合计2557375元对应的凭证可以看出，该款项由六笔组成，并明确记载“上列款项已如数收讫，此据”，且相应“付款凭证”中也均有郭辉民的签字认可。而付款凭证后附的“领款书”中，同样记载了“款项已如数收讫”，并且有“郭彬”在领款人处签字确认。虽然经鉴定该处“郭彬”的签字可能是代签的，但前后三种凭证上郭辉民的签字却均是真实的。此外，领款书后面也附着郭辉民作为“制表人”签字确认的“民工工资发放册”。“付款凭证、领款书、民工工资发放册”三份材料的金额均能相互对应，如果款项没有支付，则郭辉民不会在付款凭证以及领款书等处“收讫”一栏签字确认款项已经收到。如果款项未支付，郭彬及郭辉民不会提供作为款项发放凭据的民工工资清单用来冲抵其账目。一审中，为尽可能还原账目本原，进一步印证路桥公司的陈述，路桥公司又提交了两份资料作为印证证据，该两份用于印证的资料中相关签名均已得到了郭彬的认可，同时也是2008年之前众多以“民工工资发放册”冲抵账目的众多凭证中的一部分。一份系2007年10月1日支出的488296元的收款收据、付款凭证、领款书及民工工资发放册，另一份系2007年10月26日相同的资料。该两份用以印证的资料可以证明，双方历来存在这样的习惯，即郭彬一方自行制作民工工资发放册然后提交给路桥公司，以民工工资的名义对路桥公司为郭彬支付的款项进行冲抵平账，且这样的账目处理方式同样没有款项支付的具体凭证，而只需要由郭彬提供其制作的民工发放册作为款项发放的凭据，并由郭辉民签署“领款书”代替支付凭证，冲抵完成后由郭彬出具“收据”完成财务账目的处理。在这过程中，相关民工工资发放册的制作、提交均是由郭彬一方提供，并且民工工资发放册中也全部都是由“假郭彬”代为签字（用于印证的证据资料中“郭彬”的签字与本案鉴定结果为代签的“假郭彬”签字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的用于财务入账的材料不在于“郭彬”的签字是否由本人所签，而在于郭彬一方是否提供了民工工资发放册，是否出具了款项已经“收讫”的领款书等记账凭证。本案所争议的“借条”及后附的相关付款凭证、领款书及民工工资发放册也是如此，正是因为郭彬一方只出具了合计2557375元的民工工资领款凭据和工资发放册，但因尚有354588.44元未能完成全部冲账手续，故，郭辉民签署的291万余元的借条原件至今仍保留在路桥公司处，而路桥公司也在财务账册中据实记载了“未开收据”因此，综合以上分析，郭辉民签字的借条原件尚在路桥公司处持有，且郭彬也已经确认收到了其中的2557375元，并为此提供了用于冲抵2557375元金额的相应凭证资料，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该份借条，也不能仅从形式上理解，而应当根据借条、付款凭证、领款书、民工工资发放册所形成的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双方以往付款习惯来看待该份“借条”。在这一系列的凭证资料上，款项“收讫”一栏均有郭辉民的签字确认，虽然“郭彬”签字非本人所签，但根据路桥公司提供的用于印证的资料可以得出所谓“假郭彬”的签名已经得到了郭辉民和郭彬本人的多次认可，故民工工资发放册中郭彬签名的真假都不影响该证据的认定，该借条所记载的金额应当由郭彬全额承担。另，基于前述理由，因相关资料均系郭彬自行制作并提交给路桥公司，一审对“郭彬”的笔迹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用50000元也应当由郭彬自行承担。三、郭彬应当承担应返还给路桥公司的代付款所产生的资金利息损失，一审判决对此未予支持应予纠正。郭彬作为实际施工人已经在之前双方争议的工程款纠纷即（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案件中取得了其承包的工程价款，但因在该案中路桥公司为郭彬代付的部分款项其予以否认，为简化案情因此路桥公司就包括本案争议款项在内的应由郭彬承担的部分代付款项延后主张，故未能在工程款纠纷案中抵扣，郭彬实际上提前获得了超出其应得工程款的款项金额和相应的资金利息，已经获得了资金的期限利益，现根据审理查明，郭彬应当返还部分代付款项。郭彬应承担的责任，除返还路桥公司代付款项外，路桥公司尚有其他损失的根据《合同法》第107条以及《民法总则》第179条之规定，其还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路桥公司主张的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的应返还代付款的利息损失也应予以支持。综上，路桥公司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并改判郭彬返还代付款8855974.55元，并承担自2016年7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改判郭彬自行承担鉴定费50000元；三、改判由郭彬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郭彬在二审中答辩称：路桥公司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无法成立，请求驳回路桥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四家公司的材料款，路桥公司认为该笔材料款应由郭彬承担、86万是郭彬使用的材料，但并未举出相关证据，路桥公司在案件中出具的证据“过路材料或加工材料验收单”，是路桥公司做账的凭证，不是原始送货单，且该做账凭证反映的是二工区的凭证，但二工区有九家单位，郭彬只是其中之一，故86万不是郭彬使用的材料费。且应当拿出郭彬签收的单据，而不是二工区的单据，一审驳回该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二、路桥公司认为其在工程款纠纷和混凝土纠纷案件中，已经把其他单位挂靠在郭彬名下的费用扣除，但并未举出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郭辉民的借据没有付款凭证，没有付款事实。路桥公司主张是冲抵账目，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付款事实，路桥公司也不能明确到底是冲抵哪个账目。实际是郭彬撤场后，郭辉民作为二工区的会计计算的。在案号为10331的一审案件中路桥公司说是发放工人工资，现在改口说该借据是冲账。现在已经鉴定证明工资表的签名是假的。路桥公司前后说法不一致。四、对于路桥公司上诉请求第三项利息损失。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根据基建、人员、工程进度等情况支付进度款，即应由路桥公司预付工程款，而不是郭彬垫资，在原审判决也有引述。五、路桥公司收取郭彬一千多万的管理费，利息不应由郭彬承担。 郭彬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本案路桥公司的诉讼是整体重复诉讼。1、前述1999案和1116案件，实质已就路桥公司主张的2008年的费用开支进行了审理。尤其在1116号案件中，路桥公司对此问题重点提出了上诉，而郭彬也做了抗辩。最后法院经审理，驳回了路桥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因此，本案路桥公司再次就2008年费用开支起诉要求法院处理，系一事二诉。2、郭彬向法庭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68号判例显示终审判决后，再次对涉案工程款另案提起诉讼，系对同一争议事实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案路桥公司的再次起诉与该案情况相同，依法应予驳回。第二、用后案推翻前案，返还工程款的判决，程序违法。郭彬在与路桥公司发生诉讼之前，不存在多拿工程款的问题，根据1999案、1116案判决书，路桥公司支付郭彬剩余工程款5680715.31元，如果本案判决郭彬返还工程款5083755.67元，说明1999案、1116案判决存在错误，一审法院用后案推翻前案存在程序违法。第三，本案还存在其他问题：一、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郭彬不存在返还工程款问题，《合同法》第58条不适应本案，假如1999案、1116案判决错误，路桥公司提出诉讼，要求郭彬返还工程款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判令郭彬承担四工区挂账费用910512.53元，属于以后案判决否定前案判决，程序违法。对于四工区在二工区郭彬名下的挂账费用开支4997698.31元的剔除处理问题，路桥公司和郭彬从来各执一词。1、在（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及（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案件中，郭彬主张上述499万元，全部产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应全部在2007年郭彬的费用开支中剔除使用。路桥公司主张该499万元只有1808342.5元产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其余都是产生在2008年；路桥公司因此主张不能在2007年二工区郭彬名下全部剔除四工区挂账费用开支499万余元，只应剔除1808342.5元。最后，1999、1116号案判决书均采信支持了郭彬的主张，将499万余元作为2007年底之前的开支，全部在2007年年底之前从二工区郭彬名下作了剔除处理，即前两案判决书已否定了路桥公司关于499万元包含2008年费用开支的主张。2、本案路桥公司继续主张该499万余元四工区挂账费用并非全部发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认为其中的1454303.8元发生在2008年（并认为既然前案已经将499万元全部做了剔除处理，则本案郭彬就应当承担该2008年四工区的挂账费用开支145万余元）。路桥公司的该一主张与前述其在1999、1116案的主张，仅仅除了金额数字的不同外，并无其他不同。本案郭彬除继续主张499万余元全部发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外，还指出1999、1116号案已对此做了处理，路桥公司在本案继续主张认为499万余元有部分产生在2008年，已经与上述判决书的认定相悖。最后，原审判决书却改为支持认可了路桥公司的主张；即认为该499万元包含了2008年的费用开支。这就明显导致前后判决矛盾，修改、推翻了前案的生效判决。3、本案原审判决是以“原（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已付款中已提前剔除四工区挂账费共计4997698.31元”为由，判令郭彬承担四工区2008年的挂账费用开支91万余元；问题是前案两份判决书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所谓“提前剔除”2008年费用开支意思的只言片语意思成分存在，也没有指明以后路桥公司与郭彬结算2008年的费用开支时，可以无条件要求郭彬承担四工区发生在2008年的挂靠费用。三、关于判令郭彬承担天津圣特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材料款1747948.39元，及违约金、诉讼费397522.5元问题。1、材料款1747948.39元。路桥公司及原判依据2007年12月24日“结算单”上，“郭辉民签字确认”二工区尚欠1847948元；另剔减郭彬2008年5月31日自付给天津圣特公司10万元材料款，而得出郭彬拖欠天津圣特1747948.39元。从前述2007年12月24日“结算单”可以看出，路桥公司由一、二两工区各派一名财务人员作为“路桥公司”的代表，在该结算单上签名确认，然后提交给天津圣特公司为凭。众所周知，二工区名下共有9家挂账单位的“大”单位，既然这整个“大”二工区只有郭辉民一人代表路桥公司签字，在完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原判不应认为，郭辉明代表郭彬一人签字，二工区其他8家挂账单位都没有使用这些钢绞线。原判在处理“二工区”使用杭亿、物产、中力、马钢等几家的钢材款时，均以仅郭辉民一人签字，“无法区分使用的具体单位”为由，不予支持路桥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现天津圣特同样只有郭辉民一人签字，原判不能明显自相矛盾。事实上，郭彬的工程最早完成，在2007年8月份以后就不再需要使用钢绞线了。根据“先交易、先结算”的通常习惯，则郭彬部分的钢绞线款，理应被安排在“前期”支付处理，郭彬名下剩下的10万余款尾款也已经在2008年5月份由郭彬自行付清了；因此，尚欠天津圣特的钢绞线款完全可能是二工区其他挂账单位后来使用所导致的，不可能会是郭彬“前期”使用所导致的呢。路桥公司必然持有其与二工区其他挂账单位的“结算”资料，这些资料与原始送货单一样，也能反映各单位使用材料的情况，路桥公司却无理由不予提供，说明这些资料足以反映这些材料不是郭彬使用，可能对路桥公司不利；则根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应依法不予采信路桥公司的这些主张，而采信郭彬的主张。2、违约金、诉讼费397522.5元。（1）、双方的《施工合作意向》被前述1999号案件的判决书认定为工程分包性质且无效，但该判决书仍判令路桥公司依据该《施工合作意向》取得了工程总量13%的管理费。既然路桥公司获取了作为“发包方”的该项权利，那就也应承担“发包方”的义务。按工程进度及时向承包方支付人工、材料款，这是发包方最起码的职责，国家建筑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有相应规定；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也三令五申，严禁政府项目“带资”承包。今路桥公司作为发包方，其所采购并向承包人供应的钢材等材料，因未能及时付款，被材料商起诉导致损失了违约金、利息、诉讼费、执行费等；原判判令作为“承包人”的施工班组与作为“发包人”的路桥公司共同承担，这实质是认为承包人有义务“带资”承包，这不但有悖于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而且也有悖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2）、郭彬现有一个重要的证据，足以说明原判在该违约金、诉讼费问题上出现了错判。路桥公司当初与郭彬决算时，盖章提交给郭彬的结算资料，即《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的第469项（见郭彬10331案证据第78页），路桥公司将此前“入账”（第411、415、430、433项）在郭彬名下的天津圣特项下的“全部”诉讼费、欠款利息等共计770234.76元，已自动从郭彬名下全部作了“冲销”剔除处理。这代表着路桥公司早已“自认”这些违约金、利息、诉讼费等应当由其自己承担。该《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实质是路桥公司提交给郭彬的，关于这些费用不应当由郭彬承担的“书面证明”。因此，现路桥公司无权再无理要求郭彬承担这些费用。四、关于判令郭彬承担程科杰人工费230400元及利息、诉讼费21950元问题。1、路桥公司支付程科杰人工费230400元，虽经法院判决，（1）、该相关案件（即2179号、1623号案件）的判决书，已经认定程科杰是独立的承包单位，向路桥公司承包了预制场30米箱梁的施工。郭彬也被作为该案被告参加诉讼，路桥公司在该案也主张这些款项应由郭彬承担，但判决书只认定郭彬是履行路桥公司的职务，而非发包人；判决书只判令路桥公司付款而没有判令郭彬有义务共同付款，或判令路桥公司付款后可以向郭彬追索。（2）、前述1999案、1116案判决书均已认定预制场是挂账在“二工区”名下的独立核算单位，该两案判决书均判令将预制场的挂账费用从路桥公司已付郭彬工程款中扣除。现程科杰该案人工费也属于预制场费用，则程科杰预制场的费用，如果有挂在二工区郭彬名下的，本来都应从郭彬名下剔除，不应要郭彬承担。（3）、原判判令郭彬承担预制场程科杰的挂账费用，这已直接与前述1999、1116案件对预制场的性质及其与郭彬关系的判决认定发生了矛盾。2、利息、诉讼费21950元，既然本金都不应当由郭彬承担，不应由郭彬承担利息诉讼费。五、关于判令郭彬承担鹏城钢材2008年1438720元及违约金、诉讼费、执行费50000元问题。1、钢材款1438720元。原判是根据路桥公司10331案证据第26页路桥公司单方编制的一份表格上的数据，得出郭彬应承担2008年鹏城钢材项下该笔款项的。而路桥公司该份表格显示，该笔1438720元是由：（1）郭彬使用739410.14元；（2）四工区使用349143.56元；（3）利息129907.2元；（4）资金占用费220259.1元；以上四笔数字相加得出。现这四笔数据均有下列重大问题：（1）郭彬使用739410.14元。使用鹏城钢材的除一工区、四工区、小星桥、郭彬外，还有预制场（谢祯旗、程科杰两家）与何文。其中预制场（两家）与何文，路桥公司从始至终均未安排他们签送货单，他们使用钢材的数据被项目部直接安排“并”在郭彬个人名下；而且预制场还是最大的钢材用户（事实上路桥公司提交的签收鹏城公司的送货单中没有一张是预制场及何文签收的，这就能够说明问题）。因此，今路桥公司既然坚持认为郭彬名下有2008年部分的鹏城钢材款未能结算，其也有义务提供其与预制场、何文的决算资料，从而将该两家使用钢材的挂账费用从郭彬名下予以剔除。否则，就是放任对案件不负责任，放任对郭彬不公平。1999、1116案只剔除了预制场、何文在郭彬名下的人工方面的挂账费用，明显没有剔除钢材使用方面的费用。（2）四工区使用349143.56元。四工区是挂账在二工区郭彬名下的施工单位，其挂账费用应从郭彬名下剔除，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双方此前有异议的是四工区499万余元已剔减的挂账款，究竟是全部发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还是也有“部分”数据发生在2008年。前已述及，郭彬一直主张、1999、1116案已经判令四工区有挂账款499万余元全部产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而路桥公司一直主张、本案一审判决已经判令，该499万元中有91万余元产生在2008年（其他产生在2007年年底之前）。根据1999、1116案的判决，双方此前只是剔减了2007年之前的四工区挂账款499万元；则如果现在还要郭彬承担四工区2008年鹏城钢材挂账款349143.56元，这就必须增加相应金额的“负数”（剔减数），因此，要求郭彬承担该笔四工区2008年35万元，实无意义。即使根据本案一审的判决，判决书已经认定2008年四工区挂账郭彬名下的款项为91万余元，则鹏城钢材中的这35万元，也理应包括在其中。因此，路桥公司也没有理由在既要求郭彬承担2008年91万元的前提下，又重复要求承担该笔2008年鹏城工程款。何况，路桥公司自始至终既没有提交四工区的结算资料，四工区的数据究竟有没有超出499万元，只是凭其单方主张，然后原判就做成了判定。（3）、资金占用费220259.1元。路桥公司主张郭彬应承担鹏城钢材的“资金占用费”，但是其对此并未举任何证据证明，包括：a、其与鹏城公司之间对此究竟有哪些约定，其他材料供应商不需要收取而鹏城公司需要收取不合理。b、其依据该“约定”是否已经缴纳了费用，可能对方根本就没有收，或仅因其他原因其中有某一笔少量收过，路桥公司便擅自扩展至其他。c、即使作为“发包人”的路桥公司与鹏城公司有收取该费用的约定，其同意交给鹏城公司“资金占用费”，但这与路桥公司的“承包人”（施工班组）无关。其与各“承包人”有过该约定不明，郭彬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合同”即《施工合作意向》、路桥公司提交给郭彬的决算资料即《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上面均无“资金占用费”，现在诉讼中却无理要求取得该笔所谓的费用，这不可能是应当由承包班组承担。（4）、利息129907.2元。在路桥公司提交给郭彬的“决算资料”即《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第409-1项、第410项，路桥公司确实有将利息及诉讼费（法院罚款）合计675410.31元（含其他承包人的）入账在郭彬的费用开支名下，但在第468项，路桥公司又主动将该675410.31元“冲销”剔除，这证明路桥公司“自认”这些利法定代息、诉讼费等应当由其自己承担，该《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就是路桥公司交给郭彬为凭的，郭彬不需要承担该笔费用的证据。2、违约金、诉讼费、执行费5万元。（1）如前所述，路桥公司在《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第675410.31元，一分不少全部从郭彬名下予以“冲销”剔除。证明路桥公司早已“自认”这些违约金、利息、诉讼费等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并给予郭彬出具了书面证明，那么现在路桥公司不应郭彬要其中的5万元。（2）有充分证据表明，引发相关诉讼，导致产生违约金、诉讼费、执行费的那笔“未付”货款，是他人使用产生的，与郭彬完全无关。根据（2008）拱民二初字第850号民事调解书，该案路桥公司总欠鹏城钢材货款、垫资款合计174万余元，调解书的落款时间是2008年9月9日。根据《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第362项、第372项、第389项，郭彬名下在上述调解案件起诉之前，已经支付鹏城钢材货款3425866.56元，而根据路桥公司10331案证据第26页数据统计，郭彬（含预制场、何文）从2007年6月至2007年10月，使用鹏城钢材的钢材款总金额为2710431.37元。在该案鹏城公司起诉之前，郭彬直接使用的鹏城钢材款已经支付完毕；因欠款被起诉的是其他单位使用所致，与郭彬无关。另外，该案违约金、执行费是路桥公司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又违约不付款，才导致产生了这些原本不需要承担的损失，也与他人完全无关。六、关于江西鼎盛诉讼费31595.5元。详见前述第“三.2”条上诉理由。七、关于南通林德机电公司货款246583元，诉讼费、律师费8532.75元，这笔数据产生于2007年之前，已经全部为1999/1116案所处理。另外，《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也无改变数据。因此，不存在要求郭彬承担。八、关于反诉部分。（一）、原判以“第1999号案件中对郭彬施工的相应工程价款及路桥公司2008年前后支付的费用均已进行确认，仅路桥公司将其作为抵扣款项的部分证据撤回不在该案提交。”并认为郭彬是“再次提出上述支付请求”，原判因此而不予支持郭彬的反诉请求。原判认为郭彬是一事二诉，这与事实完全不符。郭彬在1999号案件《民事诉状》中已书面声明，为分流诉讼难点将部分请求项目另案起诉。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又向法庭递交《附表1、郭彬完成工程量决算金额表（2014.08.22调整）》，从而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的具体数据构成。该表格除了在每个数据项目的“备注”部分，注明是否在该案要求处理之外，还在“说明3”部分白纸黑字写道：“被告遗漏原告的工程量，包括遗漏三桥工程量、桩基检测费、塑料波纹管、地漏等费用，原告作另案处理”。既然郭彬在前案“一开始”就明确另案起诉，根本没有要求，前案也事实上未作处理的项目；郭彬另案起诉，不是“重复”诉讼。原判即路桥公司说郭彬的反诉是重复诉讼，应当举证，具体指出该相关部分，究竟在何处曾经“诉”过。（二）、对部分反诉项目的进一步说明。1、小星桥挂账费用739345.23元。路桥公司安排在本案与郭彬结算剔减小星桥在二工区名下挂账金额3393090元。但是，路桥公司最后实质并没有为郭彬剔减分文开支，原因是路桥公司认为小星桥2008年挂账在二工区的费用开支是3393090元，现在剔减的也是这笔数，双方正负相抵为零，所以不需再给郭彬任何款项。经查《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第403B项，显示路桥公司在2008年12月份，有入账郭彬名下一笔，由路桥公司代付薛来洋“工程款699745元”。经一审当庭查阅路桥公司该笔付款凭证，该699745元实质是有17笔组成，全部原始付款时间都是在2007年之前；且与路桥公司提交的《小星桥薛来洋施工队工程借款对账明细表》所记载的付款日期及金额“完全对应”。路桥公司历来主张按照“付款日”原则登记入账。另查上述“薛来洋对账明细项）17笔共699745元原始付款，其中有4笔（第19/11/14/15已经明确在《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表（第341、350、351、336项）”2007年之前郭彬名下入账扣款，现2008年路桥公司又在第403B项再次入账郭彬名下扣款，属于明显的重复入账扣款。则该2008年12月403B项共计699745元的入账扣款不能成立，小星桥2008年挂账郭彬名下费用的“正数”就已经小于“负数”699745元，该笔款项应当在2008年结算小星桥挂账费用开支时，退还给郭彬。与上述相同，小星桥挂账款中的测桩费14400元、支座费25200元（见前述《小星桥薛来洋施工队工程借款对账明细表》第19项、40项），此前已经入账在二工区郭彬名下，本案结算剔减小星桥挂账款，也应支付给郭彬。2、桩基检测费455933元。根据1999案桥提供的证据《工程审计报告》显示，桩基检测费用属于工程计量项目。根据桥《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第53/152/162/336项显示，桥公司已经将其所付出的桩基检测费合计455933元列为2007年年底之前“已支付”郭彬的费用开支处理。在桥与小星桥的决算中，也显示有桩基检测费的发生，但桥却在给予郭彬的工程计量时遗漏未计给郭彬，因此，现桥公司应将该笔费用计给郭彬。3、程科杰390344元问题下事实：a、预制场工区是独立核算工区在1999案、1116案得到确认。b、程科杰在预制场工区完成劳务工程量620744元，在2179号案、1623号案得到确认，证明程科杰为预制场干活，预制场给钱是必需的。c、在2179号案、1623号案中桥公司代预制场支付程科杰人工费230400元，其他390344元已支付。d、在桥公司提供的《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中，没有出现对冲390344元的记录，在1999案、1116案也没有剔除390344元的判决，桥公司支付郭彬费用（含挂账班组）都在《第二分部支付款项明细表》中体现，如果没有发生对冲和剔除，所有费用都是郭彬承担，由此可见，程科杰390344元是由郭彬支付的，230400元由桥公司支付的。根据以上事实，郭彬向桥公司主张390344元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为程科杰为预制场干活，预制场应该付钱，郭彬已经代预制场支付了，在本案的主张应该得到法院支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路桥公司下列上诉项目所涉的全部诉讼请求（争议标的5083755.67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郭彬其余反诉请求（争议标的1585622.23元）。 路桥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并非系对原（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生效判决争议的工程款提出诉讼请求，即诉讼标的并非郭彬承包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对应的工程造价，而是对郭彬承包过程中由路桥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的处理，但在原1116号案中，路桥公司已经对2008年之后代为支付的款项做了诉权保留，原审判决书载明“在原庭审过程中，因郭彬表示对其余部分工程将另案起诉，故路桥公司亦明确其举证的关于已支付款项中作为抵扣款项的证据材料，不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交。”在该案中，双方对于由郭彬承包施工的工程量和工程款经过了审理判决，对于路桥公司代郭彬支付的截至2007年年底的款项双方确认没有异议，但郭彬在该案中对2008年之后由路桥公司代付的费用仅仅自认了1476415元，法院对此认可不代表路桥公司无权就2008年之后支付的其他费用另案主张。另外，郭彬在余杭法院起诉的（2016）浙0110民初3874号案，即混凝土案款纠纷一案中，郭彬对于2008年之后路桥公司支付的约440万混凝土成本费用也予以认可抵扣，进一步说明双方就2008年之后路桥公司代为支付的费用并未在原1116号案中全部处理完毕，因此，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程序合法。二、相反，对于郭彬在本案中提出的反诉要求，其诉请主张中除鉴定费5万元以外的部分均属于生效判决1116号案已经确认的款项合范围，其诉请主张属于重复诉讼。1.对于小星桥部分的款项。从郭彬提交的上诉证据3-1可以看出，这些费用均发生在2007年底之前，属于郭彬在原生效判决1116号案已经认可的，双方无争议的款项范围内。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郭彬提交的上诉证据3-1，还是3-2所罗列的费用，该费用对应的本案一审中路桥公司提交的《诉讼请求分类说明表》中均未标记，即未含在路桥公司整理的10009314元款项范围内，也未含在路桥公司要求郭彬承担的其他款项（指明细表中剩下的1157762元诉请）中，小星桥（薛来洋）的部分仅是作为主动抵扣项目说明，并未主张，其实质是路桥公司在提出本案诉请时已经主动以负数形式扣除，对小星桥部分款项未主张也不存在与前案重复主张的问题。2.郭彬反诉主张的程科杰费用不仅其无权主张，相反，退一步讲即便该390344元系郭彬支付的，也应当属于郭彬自行承担的费用，且已经在1116号案中解决。从程科杰诉路桥公司以及郭彬的（2011）浙杭民终字第1623号案中可以看出，程科杰为郭彬提供劳务，属于郭彬的下属班组，程科杰提供郭彬承包工程范围内所需的劳务，而郭彬已经在1116号案件中取得了全部工程对应的工程款，程科杰的劳务属于其获取工程款的施工成本之一，属于郭彬应当承担的费用，不能再反诉向路桥公司主张取回。即便程科杰是为预制场加工箱梁提供劳务，但预制场所生产的箱梁也已经全部用到郭彬承包的临平高架桥上了，郭彬既然取得了临平高架桥的全部工程款就应当自行承担箱梁加工的人工费。因此，不仅其反诉不成立，对于2008年之后路桥公司支付程科杰的费用也应当由郭彬承担。3.对于郭彬提交的上诉证据4桩基检测费，属于工程业主与路桥公司之间的结算，系业主单位计量给路桥公司承包的整个杭浦三标项目11座桥对应的费用，郭彬无权主张。郭彬与路桥公司之间过于其施工范围内的应得工程款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其主张构成重复诉讼。三、郭彬上诉状中对于在1116号案件中已经全部扣除四工区挂账费用499万元的上诉理由属于故意曲解。该499万元因属于四工区挂账费用，应当从郭彬承担的工程成本中扣除这个没有异议，但1116号案中路桥公司对于2008年之后为郭彬代付的费用并未全部主张，对挂账费用却一次性全部予以扣除了，因此属于在郭彬尚未承担全部代付费用的前提下的预先扣除。从逻辑上来讲，扣除挂账费用的前提是路桥公司将四工区全部费用计入了郭彬名下，因此才产生扣除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对于2007年底前路桥公司主张为其代付的款项没有异议，而路桥公司对于该部分有证据证明499万元的预先扣除额中含有路桥公司尚未主张，且郭彬尚未承担的，路桥公司于2008年之后支付的款项。因此，就该部分中包含的2008年之后的费用路桥公司有权主张继续由郭彬承担，该部分款项一审判决仅支持了91万余元，路桥公司也不予认可，但为了分流本案的争议对此未予上诉。四、关于上诉状中天津圣特材料款的问题。路桥公司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款项应当由郭彬承担。首先，2007年12月24日郭辉民在其对账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二工区尚欠1847948元，郭彬主张郭辉民的签字可能代表其他挂账单位但未提供任何证据。相反，郭彬一直声称的其他挂账单位所产生的费用，已经在1116号案中通过增加郭彬工程款的方式（1116号案中将四工区和四标联合施工的新开河桥计算给郭彬工程量3209770元；何文施工的G、H匝道桥的上部劳务计算给郭彬244234元），或者采取直接从其应承担的费用中直接扣除（1116号案件中扣除了预制场费用5571290元；项目部858489元；四工区4997698元）的两种形式均已经处理完毕，只剩下小星桥的挂账费用未予处理，但是路桥公司也已经在本次诉讼请求中通过主动扣除的形式予以剔除。另外，搅拌站其他工区领用郭彬的混凝土费用也已经通过诉讼解决，据此，即便曾经存在过挂账费用但已经全部剔除，本案中，在郭彬并未能提供证据指出哪些款项还存在重复挂账的前提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次，为了进一步说明该部分款项应当由郭彬承担，路桥公司根据郭彬施工的三座桥所用钢绞线的用量，对已结算给郭彬的结算书中钢绞线实际用量进行了统计，即结算书中“清单编号为411-5”，分项名称为“后张法预应力钢绞线”，其中：①临平高架桥用量：974240.4kg②A匝道：32285.4kg③天开河桥：18473kg合计1024998.8kg，即1024.99t。又对郭彬领用的钢绞线实际采购量进行了统计：①天津圣特：供应量465.211t，其中一工区领用69.85t、二工区领用395.631t；②鹏诚公司：供应量89.65t；③物产金属公司：供应量358.514t；④公路物资公司：供应量40.158t；⑤无锡中冶钢缆公司：供应量19.794t。上述①-⑤项，合计973.326t，可见郭彬领用的采购量少于结算书中的结算实际用量。综上，即便是郭彬主张的郭辉民在天津圣特结算单中的签字用量，包含了其他工区或个人的用量，但从已经支付给郭彬的工程结算款中对应的钢绞线结算用量来看，实际领用量并未超出其结算用量，因此该部分钢绞线的款项应由郭彬全部承担。若郭彬仍认为除以上领用采购量外仍有替其他工区或个人领用的钢绞线，且超出其结算实际用量的，则应由郭彬提供反证。五、关于鹏城钢材的问题。该部分用量全部是按照郭彬名下签字确认的送货单进行的统计，对此部分仍不予认可和纠缠只能说上诉人郭彬缺乏基本的诚信。综上所述，路桥公司认为郭彬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依据应当予以全部驳回。 二审中，上诉人路桥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郭彬向本院提交：证据1对比表，证明前案与本案在对于四工区的处理方面矛盾。证据2小星桥重复入账统计表，证明路桥公司2008年将小星桥699799元费用入账在郭彬名下系重复入账。证据3入账冲账一览表，证明路桥公司自认已经抵扣。证据4钢筋款表格整理一览表，证明路桥公司主张的钢材价格只有271万，22万是资金占用费。针对郭彬提交的证据，路桥公司认为：证据1不符合证据形式，对三性均不认可，郭彬对1116号案件中499万的理解有误，499万并不是2007年年底之前的费用。根据郭彬整理的内容，恰好能够证明499万余元部分产生于2008年的，部分是在2008年之后才支付的，鉴于路桥公司的所有费用都已经撤回另案主张，所以法院判决499万可以先扣正确，但不代表499万全部扣的是2007年的。证据2三性均不认可，2007年底之前的双方的费用已经在1116号案当中已经全部解决了。如果有错误应是在再审程序当中解决，不能在本案提出。证据3不符合证据形式，对三性均不认可。郭彬认为明细表当中的负数表示这些钱路桥公司要么放弃，要么给郭彬是错误的。明细表是一个整体，有负数也有正数，路桥公司扣除的前提是郭彬同意整个明细表的数据。在1116号案当中，还有很多的材料价差问题郭彬的方都没有承担。路桥公司不认可负数可以单独拿出来扣除，路桥公司有权按照所记载的天津正泰和鹏诚公司的相关的费用据实予以主张。证据4三性均不认可，路桥公司有详细的送货单计算方式，验收单、送货单发票全部都齐的，如果郭彬有意见，就应指出来到底是哪一张凭证计算有问题。关于22万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是构成钢材款项的组成部分，这是每一次钢材公司送过来的鹏城公司送过来的发票和收货清单上面注明的，它不是违约金。本院认为，郭彬提交的证据1-4均系其单方制作，路桥公司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对本案事实认定应当以双方工程建设期间形成的材料以及相关生效判决等为依据，该些证据不能达到郭彬的证明目的。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的上诉主张能否成立。 一、关于郭彬上诉主张。第一，关于重复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一审、（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二审生效判决确认，路桥公司关于已支付款项中作为抵扣款项的证据材料不在该案中作为证据提交。本案系路桥公司向郭彬主张挂账费用、材料款、人工费等，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四工区挂账费用。（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一审、（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二审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截至2007年年底路桥公司实际支付郭彬名下106412844.50元，并确认郭彬的关于2008年以后路桥公司支付的款项为1476415.03元的主张。原审法院经审核，确认2008年之后（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案件未处理的四工区挂账费用910512.53元并无不当。第三，关于天津圣特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材料款。该材料款已经生效调解书确认，结合郭彬自认曾签订过与天津圣特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原审法院扣除一工区领用部分后确认郭彬应承担二工区领用材料款并无不当。原审法院结合一二工区货款及双方过错比例，酌情郭彬应承担的违约金及诉讼费亦无不当。第四，关于杭州鹏诚金属材料公司材料款、江西鼎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讼费、南通林德机电有限公司租赁款。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施工情况及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等，确定郭彬应承担的金额尚属合理。第五，关于程科杰人工费。郭彬认可程科杰原是其施工班组人员，但主张程科杰后调至预制场，故其款项不应由郭彬支付。本院认为，（2011）浙杭民终字第1623号判决已经确认，路桥公司是杭浦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工程总承包单位，其项目部下属二工区由郭彬分包，程科杰是其中一个施工班组的负责人，郭彬仅支付程科杰20744元，判决路桥公司支付程科杰人工费及利息损失。因程科杰施工费无法区分二工区所占金额，原审法院认定郭彬主张路桥公司支付其程科杰人工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酌情路桥公司与郭彬各半分担利息和诉讼费亦无不当。第六，关于郭彬上诉主张的小星桥挂账费用及桩基检测费。原审法院认定该些费用应属（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一审、（2015）浙杭民终字第1116号二审案件审理范围并无不当，因郭彬未有新证据证明前案存在漏计工程款情况，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关于路桥公司上诉主张部分。第一，路桥公司上诉主张的杭州杭亿物资公司材料款、浙江物产金属集团公司材料款、杭州中力钢网制品有限公司材料款、安徽马钢比亚西钢筋有限公司材料款共计860255.44元全部应由郭彬承担。本院认为，路桥公司应当举证证明该部分材料系用于郭彬承包的工区范围。路桥公司提交的验收单郭彬不予认可，并认为验收单系路桥公司保留用于入账，收货情况应当以送货单为准。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因二工区确实存在其他工区挂账的情况，原审法院认定路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些材料款系用于郭彬承包工程范围并无不当。 第二，路桥公司上诉主张鉴定费用问题，因鉴定结论与郭彬陈述意见一致，系郭彬为案件开支的实际成本，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第三，路桥公司上诉主张郭辉民出具的“借条”形式体现的2911963.44元应由郭彬承担，并认为借条所附的255万冲账依据和郭辉明制作的民工工资清单可以佐证。郭彬认为，该笔款项尚未冲销，路桥公司未能提交实际付款凭证，对借条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路桥公司应当举证证明该部分款项实际系郭彬的借款。经鉴定“郭彬”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路桥公司未能证明郭辉明系代表郭彬出具“借条”，亦未证明系代郭彬支付民工工资，原审法院对该笔款项不予确认并无不当。 第四，路桥公司上诉主张资金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就双方之间工程款事宜，双方业经多次诉讼。路桥公司在（2013）杭余民初字第1999号案件中就工程款抵扣未能举证，现路桥公司主张郭彬提前获得了工程款及相应资金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上诉理由均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864元，由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7378元，由郭彬负担58486元。（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院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96830元，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本院退诉讼费59452元；郭彬已向本院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47386元，郭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承担的诉讼费11100元，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姝隽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陆奕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