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921民初1009号 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男，汉族，1962年8月28日出生，住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波、谈伟，湖北山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男，汉族，1956年4月29日出生，住孝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天、丁犟，湖北律之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与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明波、谈伟、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天、丁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同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比例（50%）分配合伙结余款2563180元；2.判令被告退还私自支取的个人工资款300万元，并按协议约定的比例（50%）予以分配；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投资孝昌县周巷镇宏发碎石厂正兴矿区，原、被告双方达成合作意愿，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2015年2月3日，周柏林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名为“孝昌县周巷镇正兴碎石厂”的营业执照。2015年2月7日，双方对账核账中，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占股各50%。后正兴碎石厂因政策原因，于2017年7月1日停止经营并关闭。在关闭之前，经双方的会计人员的统计结算确认，统计为2017年账上有余款为2563180元。而原告在进一步核实账目时，发现在2017年7月7日由被告一次性领取了300万元的工资款，注明是2014年10月至2017年7月工资款，实际是被告非法占用合伙资金。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周柏林辩称，2014年10月20日原告与答辩人为投资“孝昌县周巷镇正兴碎石厂”，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各占股份50%，由甲方（周柏林）担任法定代表人，乙方（李同海）派驻财会人员对财务进行监督审计。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约定进行了投资，答辩人负责经营管理，原告全权委托陈度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出任碎石厂会计，代表原告参与管理。2015年2月7日，双方对账期间，原告、答辩人口头约定，答辩人的工资比照周巷当地碎石厂管理及技术人员工资水平发放，而周巷当地碎石厂仅技术人员工资标准为每年70万元，自2014年度至2017年度4年多来，答辩人作为正兴碎石厂的厂长兼技术员，一直负责正兴碎石厂日常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因此答辩人的工资标准应高于每年70万元，故此答辩人领取300万元工资符合双方的约定。且答辩人领取工资经过原告代理人陈度清的同意，2017年8月4日双方的财务人员对账计算余额时已将该300万元作为费用扣减，作为正常支出，扣减后的余额为2563180元，进一步表明原告已认可和同意了答辩人领取300万工资的事实，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原告诉称的账上余额为2563180元，该剩余款中包含仍未收回的债权2294983元，实际余额仅为268197元，未收回的款项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收回，因此目前无法分配。且正兴碎石厂仍拖欠答辩人巨额的垫付款以及税款、执行款等外债未偿，若正兴碎石厂存在结余款，也应在向答辩人清偿垫付款以及清偿对外债务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 反诉原告周柏林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占用的沃尔沃挖掘机一台，并对该挖掘机的价值进行评估，如果反诉被告不能在法院判决的期限内返还的，由反诉被告按挖掘机的评估价值赔偿损失给反诉原告；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80万元给反诉原告（按照反诉被告向合伙体借款160万元的50%计算）；3.判令反诉被告返还17.5万元给反诉原告（按照被告返还应当支付给合伙体碎石款35万元的50%计算）；4.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后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反诉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16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日，反诉被告将反诉原告所有的一台沃欠沃挖掘机拖走私自占用，此后反诉原告多次催讨，但反诉被告拒不返还，现将该挖掘机仍被反诉被告非法控制于孝感市杨店镇。2015年至2017年期间反诉被告累计向正兴碎石厂借款160万元未偿还，同时拖走35万元碎石没有支付货款，上述借款和货款反诉被告应当清偿，反诉原告应当分配50%的份额。变更诉请理由为：该款属于被告个人借款，没有进入正兴碎石厂账目明细中。故提出上述反诉请求，望支持诉请。 反诉被告李同海辩称，1.对挖机应当由反诉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挖机的价值和型号，应当由反诉原告提供其他的多台挖机及其他设备的相关信息，一并予以分配。碎石厂的挖机不止一台，也有其他设备；2.诉请要求反诉被告160万元无事实依据，本案中有15张借据，其中14张与本案反诉被告无关，应当由反诉原告另行主张。只有一张收条20万元是反诉被告所写，也应当另行处理；3.反诉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碎石款的相关依据，且应当提供碎石款的入账依据，否则在本案中不应一并处理。 双方对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015年2月7日的核对账笔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对2017年8月4日财务人员签名的账上余款记录、2017年8月14日财务人员签名的外面欠款明细清单真实性无异议，李同海对15张借据的真实性以及控制沃欠沃挖掘机的事实无异议，周柏林对领取300万元工资的事实无异议，但均对对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20日，周柏林（甲方）与李同海（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经营周巷镇宏发碎石厂正兴矿区，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条3.甲、乙双方同意，由甲方投资40万元、乙方投资60万元，用于正兴矿区正常生产运营费用。第五条、甲、乙双方共同商定，由甲方担任正兴矿区的法定代表人，并由乙方派驻财会人员对正兴矿区的财务进行监督审计。2015年2月7日，又签署核账对账笔录，其中：1.周柏林与李同海共同出资，共同合伙经营宏发碎石厂正兴矿区，双方各占股50%。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合伙经营，至2017年7月1日，碎石厂因政策原因被关停。 2017年8月4日，碎石厂财务人员陈度清、周享生签字的账上余款记录载明：2015、2016账上余款合计3441623元，17年周柏林账上超付款878443元，以下余款2563180元，14年账目未算。2017年8月14日，陈度清、周享生签字的外面欠款明细清单总额为2294983元。2017年7月7日，周柏林以领取2014年10月至2017年7月工资款为由从合伙体支取300万元。2015年9月至2017年6月期间，李同海以及其儿子、兄弟分别以借支形式从合伙体借支现金，共计160万元。2015年3月至12月期间，李同海的父亲因原告生病到碎石厂要钱，因碎石厂无现金遂同意其拖石料，原告父亲在此期间共拖走价值35万元的石料。2017年8月，李同海拖走一台沃尔沃挖掘机。 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委托湖北精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期间账目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书载明：合伙体现金余额298元；应收款项科目中含预付周柏林款3000000元（即领取工资）、含预付李同海款1953300元（即借据1600000元+石料353300元）；固定资产净值1611697元，另载明其他多项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并单独说明有多项账目因资料不全等原因作挂账处理。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2015年2月7日签署的核对账笔录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两证结合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及应按50%的比例享受权益分担义务。双方合作经营的正兴碎石厂已因政策原因关停，事实上已不再具有合伙经营的基础，可以进行结算，但无论是原告的起诉请求还是被告的反诉请求均是针对合伙期间的具体事项，都没有请求结算分配利润，原告诉请第一项请求分配合伙结余款也只是认为该款是合伙体现金余额而要求分配，并不是请求分配合伙体合伙期间的经营利润，双方的请求更不涉及债权的分享、债务的分担、固定资产的分配等，故本案只处理本诉及反诉诉请，对合伙体其他事项不作处理，对双方在答辩和辩论时发表的与本案诉求无关的意见均不予采纳。 对李同海诉讼请求第一项，碎石厂财务人员于2017年8月4日签字出具的账上余额记录显示账上余额2563180元，原告据此主张该款为现金余额；而被告主张系含应收账款的总账余额，应扣除财务人员于2017年8月14日签字出具的外面欠款清单数额2294983元，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且该记录注明“14年账目未算”，说明无论该余额是现金余额还是总账余额，都是不完整的。而鉴定报告书明确载明合伙体现金余额为298元，鉴定机构专业性更强，本院依法采信鉴定意见，对原告该项诉请中298元以外的部分不予支持。对李同海诉讼请求第二项，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周柏林的工资标准，周柏林陈述“对账期间，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的工资比照周巷当地碎石厂管理及技术人员工资水平发放”，该意见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周柏林同时主张碎石厂财务陈度清在其领取工资后进行了账目处理，表示陈度清同意其领取300万元工资，而陈度清是原告的代理人，代理原告履行合伙事宜。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由乙方派驻财会人员对正兴矿区的财务进行监督审计”，即使陈度清系李同海委派，也只是对财务进行监督审计，不是李同海的全权代理人，且鉴定报告书明确载明周柏林领取的300万元在应收款项科目之下，表明账务处理也仅是作应收款挂账而不是支付工资的支出，故周柏林领取300万元工资没有依据。李同海在庭前质证时陈述“我们口头约定的年薪10万元”、在第二次开庭时陈述“10万元工资原来是谈过的，双方是认可的”，上述两次陈述系李同海的自认，就此确认周柏林可以此标准领取合伙期间的工资26.67万元（10万元÷12月×8月+10万元+10万元），超出部分，周柏林应当返还。 对周柏林反诉请求第一项，根据双方陈述可以确定正兴碎石厂有三台挖掘机、三台铲车以及其他固定资产，鉴定报告亦载明固定资产净值1611697元，双方均没有请求分割固定资产，合伙体已关停不能经营，双方作为各占股50%的股东对固定资产均有保管的权利，在此情形下周柏林要求李同海返还挖掘机依据不足；且碎石厂关停时除涉案挖掘机以外的其他固定资产都由周柏林掌握或处理，涉案挖掘机由李同海保管更符合公平原则。综上，对周柏林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周柏林反诉请求第二项，李同海提出“本案中有15张借据，其中14张与本案反诉被告无关。应当由反诉原告另行主张”的辩解意见。但在质证时对15张借据的质证意见陈述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领取的是投资的本金”，由此可以确定，即使李同海对领取160万元的性质有不同主张，但其对领取了16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无论该借据是其儿子还是其弟弟出具，李同海对领款本身是知情也是认可的。同时，对于合伙人周柏林来说，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李同海儿子、弟弟领取款项是代表李同海。综上，若仅以借据的表现形式认定上述160万元借款与本案无关，让反诉原告周柏林另行主张权利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更是不符合案件查明的事实，故本院确认该领款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李同海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160万元款项均出具了借条，载明借支碎石厂现金，碎石厂的账目对该款项亦是作应收账款的挂账处理，借款理当归还。李同海陈述“我领取的是投资的本金”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李同海投资款为60万元。借条载明了借碎石厂现金，亦在碎石厂账目中显示，周柏林后主张“该款属于个人借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款项应向碎石厂偿还。对周柏林反诉请求第三项，周柏林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李同海父亲拖石料的事实；李同海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是有拖石头这个事实，我也认账，但是我要求被告出具相关手续，我方找第三方结账”；鉴定报告的应收款项中亦有该项的挂账显示，互相结合可以证明周柏林的主张，李同海应将该笔货款给付碎石厂，虽鉴定报告载明此款项为353300元，但周柏林仅请求350000元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对李同海诉讼请求及周柏林反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现金结余款149元。 二、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超额领取的工资款2733300元的50%，即1366650元。 三、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借款1600000元的50%，即800000元。 四、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货款350000元的50%，即175000元。 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的其他反诉请求。 上述判项一、二、三、四相互抵销后，被告（反诉原告）周柏林应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李同海39179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诉讼费27305元，减半收取计13653元，由原告李同海（反诉被告）负担6963元，被告周柏林（反诉原告）负担6690元；反诉诉讼费8588元，减半收取计4294元，由原告李同海（反诉被告）负担3294元，被告周柏林（反诉原告）负担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应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祝 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汪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