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民终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宇滔，男，196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卿，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耀彬，男，198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靖，广东恒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宇滔因与被上诉人刘耀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罗定市人民法院（2018）粤5381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宇滔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事实。为共同合作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设立广州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为滔凯公司股东，其中上诉人持有90%股权，被上诉人持有10%股权。被上诉人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了部分投资义务。本案款项往来即为被上诉人履行部分投资义务的资金投入，属于项目出资关系。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民间借贷关系。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1.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借款合同》、《借据》、《借条》、《还款协议》等任何反映借贷关系的书面债权凭证，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实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一方。2.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股东，存在共同进行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关系，本案双方的款项往来性质属于共同项目投资关系。3.一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证据不足，无视上诉人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甚至回避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实体处理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关于本案审判程序。本案上诉人户籍地、居住地在广州，资金汇出地、汇入地也在广州，一审法院对本案无诉讼管辖权，属于无权审判。综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上诉人所请。被上诉人刘耀彬在法定的二审答辩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二审诉讼中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当事人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中，本人汇出用途明确记载为借款，而案外人代被上诉人汇出的款项，案外人也出具证明是属被上诉人委托代付的借款，上诉人也明确收到上述款项，故一审判决对借贷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2.上诉人抗辩认为案涉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其举示的证据及理由并不成立。首先，本案借款发生在双方签订合作合同之前，双方当时不存在投资关系；案涉款项是汇到上诉人个人账户，而不是汇入双方共同投资的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账户，从签订投资协议后，被上诉人所交付的投资款均是直接汇入该公司账户而不是上诉人个人账户，而且在银行转账凭证上明确标明是投资款，所以从发生的时间、凭证区别、交易习惯足以证明借款与投资款是存在明显的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3.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所强调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证实其主张的案涉款项是投资款的性质，因为聊天记录只是双方沟通的部分记录而非唯一记录，聊天记录本身也缺乏完整性，而且被上诉人在聊天记录中也从来没有明确表示其汇给上诉人的款项是投资款，故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4.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也没有违反管辖方面的法律规定。刘耀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宇滔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其利息（以本金2000000元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之日止）给刘耀彬；二、案件受理费由黄宇滔负担。一审庭审中，刘耀彬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借款本金2000000元变更为1800000元，因为黄宇滔已经偿还了200000元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9日，刘耀彬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向黄宇滔汇款900000元，该款项在银行汇款手续的摘要为“借款”。同日，刘耀彬委托其朋友邹晶向黄宇滔两次转账1100000元（其中一次金额为100000元，另一次金额为1000000元），邹晶证明从其账户汇到黄宇滔账户的该1100000元是刘耀彬委托其代付属于刘耀彬借给黄宇滔的借款。庭审中黄宇滔确认其不认识邹晶。刘耀彬于2016年4月29日共向黄宇滔支付了2000000元。2016年7月20日，当事人双方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德政中路支行营业室通过柜面交易渠道，黄宇滔从其账户向刘耀彬转款500000元存入刘耀彬账户，接着由刘耀彬从其账户以卡取方式取款300000元再以卡存方式存入黄宇滔上述账户，上述当事人双方的实际交易结果为：黄宇滔向刘耀彬支付了200000元。对此，刘耀彬认为该款项是黄宇滔归还的借款；黄宇滔则认为是其出借给刘耀彬的借款，后曾以该款项是刘耀彬所欠其借款为由将刘耀彬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刘耀彬向其归还该2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16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黄宇滔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认定，2016年5月19日，刘耀彬向案外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津西路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100万元投资款。次日，刘耀彬作为甲方，黄宇滔作为乙方，案外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投入1000万元作为广州市龙津西路龙津花园项目的合作款。协议中，双方约定指定收款账号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津西路支行开设的账户以及黄宇滔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山五路支行开设的账户。刘耀彬认为其向黄宇滔汇出的款项2000000元属黄宇滔向刘耀彬的借款，而黄宇滔则主张该款是刘耀彬对项目的投资款，双方由此发生纠纷，遂成讼。诉讼中，根据刘耀彬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依法作出（2018）粤5381民初2691号及之一民事裁定，分别对黄宇滔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带河路×××号××××房的房地产、刘耀彬提供的陈伟廷位于罗定市罗城人民中路87号504的担保房产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均为三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耀彬与黄宇滔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刘耀彬提供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借记卡历史账户明细等证据拟证明其与黄宇滔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黄宇滔在庭审中确认收到了刘耀彬的上述款项，但辩称该款项属投资款，不是借款并提供了《合作协议》、《收据》等证据拟证实其主张。对于黄宇滔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如下：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而刘耀彬支付款项给黄宇滔的时间为2016年4月29日，两者相距接近一个月；由案外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仅为案外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单方陈述，且没有刘耀彬的确认或追认，故对案外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的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的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在该期间协商投资项目事宜，同时证明双方对于项目的协商是发生在涉案借款之后，黄宇滔提供的聊天记录并未足以否认刘耀彬借款给黄宇滔的事实。综上，黄宇滔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关于涉案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的主张，故对于黄宇滔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刘耀彬与黄宇滔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根据庭审确认，黄宇滔向刘耀彬借款2000000元，归还了200000元，故黄宇滔尚欠刘耀彬的借款为1800000元。该款项经刘耀彬催还，黄宇滔未能归还，故刘耀彬要求黄宇滔偿还借款本金180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刘耀彬主张自起诉之日2018年11月20日起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意见，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由黄宇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800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8年11月20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给刘耀彬。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共16400元（刘耀彬已预交），由黄宇滔负担。本案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黄宇滔围绕其主张的案涉2000000元属双方合作中刘耀彬的投资款的待证事实举示了如下三组证据：证据组一：当事人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语音和图片），拟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合作投资项目的整个过程：包括双方的磋商、协商、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就投资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投资款的支付，被上诉人只支付了部分投资款，未全部履行投资款支付义务，后经上诉人催款，催促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双方纠纷情况。证据组一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记载了如下事实：在双方签订2016年5月20日签订关于龙津花园项目的《合作协议》以及刘耀彬转账支付案涉2000000元给黄宇滔之前，双方就龙津花园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当年4月28日下午，上诉人黄宇滔通过图片方式发送龙津花园项目清算组与滔凯公司就龙津花园项目合作协议文稿给刘耀彬，该协议文稿第五条确定协议签订当日滔凯公司支付第一笔资金200万元给清算组。而4月29日期间，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如下：黄宇滔并于4月29日凌晨1时向刘耀彬发送一份收款单位和收款时间为空白的《收据》，《收据》内容主要为收到滔凯公司“支付龙津花园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紧急使用金200万元”；当天10时许，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了微信语音，中午又将其个人卡号为62×××38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和开户行及户名分别以图片和文字形式等发送给刘耀彬，刘耀彬回复“收到”，并于15时30分将该图片和文字再发回给黄宇滔；15时50分至16时许，刘耀彬发送的图片和语音显示其正在工商银行中山五路支行办理“个人非现金”业务，其后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盖章收款人为广州市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29日的《收据》，《收据》内容与当日1时许黄宇滔发送给刘耀彬的《收据》相同，刘耀彬随后文字回复“收到，精神，滔哥”。2016年5月13日，刘耀彬将龙津花园项目的《20160429合作协议书》文档发送给黄宇滔，并在微信语音让黄宇滔看看，并提出股权权益是否可由10%改为15%的要求；同月18日20时许，刘耀彬又将龙津花园项目的《合作协议》文档发送给黄宇滔，黄宇滔随后向刘耀彬发送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和《合作协议》的复制文字，该补充协议载有“鉴于协议各方在先已签署《合作协议》，就甲方（指刘耀彬）与乙方（指黄宇滔）合作盘活龙津花园项目，……达成补充协议如下：1、乙方确认甲方已支付合作款人民币贰佰万元。2、甲方应于2016年月日前将余下的合作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支付乙方。……甲方与乙方本次合作的其他约定按原定的《合作协议》履行”等内容。2016年8月1日，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了滔凯公司盖章的、落款日期为当年7月29日的《催告函》，主要内容为认为刘耀彬未履行龙津花园项目的出资义务，要求刘耀彬于当年8月5日前将剩余的资金600万元汇入协议约定的账户，否则解除协议并追究违约责任。2016年8月7日0时许，黄宇滔以刘耀彬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向刘耀彬发送了《关于解除合作协议的通知》，当天双方又进行了语音聊天。2016年8月19日0时许，黄宇滔通过微信语音向刘耀彬提出可以明天拿旧合同回来重签合作协议，但股份权益只能给10%等，并发送了拟重签的《合作协议》文字给刘耀彬。其后，当事人双方仍多次就龙津花园项目进行了微信聊天沟通。证据组二：拟证明被上诉人是滔凯公司的股东，占股10%的事实，并且是被上诉人经办滔凯公司的设立（包括递交资料、领取营业执照、银行开户等事项）。其中：1.滔凯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启信宝”网站上打印的滔凯公司股东信息，拟证明刘耀彬是该公司占股10%的股东；2.当事人双方于2016年5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审已举示和质证）3.滔凯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落款的《委托收款函》和《收据》（一审已质证），拟证明滔凯公司委托黄宇滔收取刘耀彬200万元投资款；4.黄宇滔及滔凯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发给刘耀彬的《催告函》及EMS寄件凭证，拟证明因刘耀彬只支付部分投资款而催促其解除合同并办理善后。证据组三：滔凯公司记账凭证4页，拟证明滔凯公司收到刘耀彬的包括案涉款项在内的投资款并记录在账。上述证据组一和三均已由上诉人黄宇滔举示记录微信内容的手机和原件交对方当事人质证。质证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确认上述证据组一中微信往来的双方分别是被上诉人刘耀彬及上诉人黄宇滔，其中，被上诉人的微信名为“木子（刘耀彬）”，微信号为×××，昵称为“木子”。被上诉人刘耀彬的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组一，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1.微信的往来首先必须要具有完整性，上诉人提供的微信往来目前还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微信具有完整性，因为众所周知，手机微信所显示的内容，双方都可以删掉，起码在表面上可以看到删掉，所以上诉人提供的微信往来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其是完整的记录，因此上诉人必须要先对其提供的证据的完整性予以证实。2.双方在交往中除了微信交流还可以通过面谈、电话等其他方式进行协商，微信聊天记录所反映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完整的记录，不具有排他性，所以仅凭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往来内容就推定某个事件的实际情况是证据不足的，因此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此也就不存在合法性。3.从微信本身的内容看，从头至尾没有哪一个文字或语音的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明确承认案涉的款项是投资款。4.微信记录双方所交往沟通的内容都是属于有关投资方面的内容，与本案借贷关系没有关联性。对证据组二中的证据1、2，被上诉人无异议，但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5不属于新证据，都是在一审起诉以前已经存在的证据，但上诉人没有提交，其中对于证据清单组二的证据3、4，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存疑，因为一审时上诉人能够提供收据，却不能提供一个委托收款函，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委托收款函是后来形成的证据，另外，对于证据组二的证据3，被上诉人认为是上诉人单方的行为，因为滔凯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上诉人，该公司的印章也由上诉人掌握，所以存在利害关系，其提供的委托收款函及收据缺乏证明力。对于证据清组二中的证据5，被上诉人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该催告函及快递单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收到该催告函，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组三，被上诉人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首先按该证据载明的时间看，也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第二，其记账凭证并非属于原始凭证，而且记账凭证上没有按照会计制度有记账人员的名单和签名，包括会计主管、记账、出纳等均没有任何人签字，所以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记账凭证也是上诉人为了应对本案的诉讼，而后来制作的证据。按照会计的凭证规定，上诉人应提供的证据应该是滔凯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三个最基本能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财务表，并需要向税务部门申报确认的报表才具有真实性，因此该证据不具备证实公司财务资金状况的依据。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讼争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刘耀彬通过其本人及他人（邹晶）账户转账给上诉人黄宇滔的案涉2000000元，性质上是属于前者向后者给付的民间借贷款项，还是双方因合作参与滔凯公司龙津花园项目而由前者转账给后者的合作投资款？对上述举示、质证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质证的证据，本院主要就其各自举示的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双方是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作投资的出资款等其他债务关系进行审核、认定：从主张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分析，被上诉人刘耀彬举示的书证仅为2016年4月29日通过金融机构转账给黄宇滔账户的转账凭证：其中，刘耀彬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五路支行通过其62×××01卡号/账户，转账900000元入黄宇滔的62×××38卡号/账户，转账凭证“摘要”载明为“借款”。案外人邹晶当天16时许转让100000元和1000000元两笔合共1100000元入黄宇滔的62×××38卡号/账户，两笔汇款的“电子银行回单”均无载明转账款项性质。至于刘耀彬举示的“邹晶”的书面《证明》，属证人证言，黄宇滔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不认识“邹晶”，当事人也没有申请“邹晶”本人出庭作证，故该书面《证明》所载“该款属于刘耀彬借给黄宇滔的借款”的内容，不能作为所涉1100000元属于借款性质事实的依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已经承认收到上述转账所涉2000000元，故可认定上诉人黄宇滔已经实际收取被上诉人刘耀彬该金额的款项。至于该款项的性质，尚需根据上诉人抗辩提出的属其他债务的主张是否成立后予以判定。对于上诉人抗辩主张案涉2000000元属于被上诉人支付的合作投资款的事实主张所涉证据，本院审核认为：关于上诉人举示的证据组一“微信聊天记录”，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的证据类型，在二审质证中，当事人双方已经承认上诉人举示的微信记录中往来双方主体身份为本案当事人，被上诉人虽质证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整理的图片、文本的打印件和整理成文字文本的语音聊天记录不完整，且无对方聊天记录加以比对，但并未否认上诉人目前已经整理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的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本院对该记录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组二中的证据1、2，当事人双方质证时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以及对待证的刘耀彬为滔凯公司股东及双方订立了该公司章程并就龙津花园项目签订《合作协议》的事实的客观关联性没有异议，应当予以认定。至于证据组二中的证据3—5及证据组三的会计凭证，因上诉人黄宇滔系滔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掌控该公司印章的便利，有关会计凭证也不符合企业会计入账、装册的规范，故不能认定该证据所载内容对待证事实具有充分的证明力。根据上诉人黄宇滔上述举示的证据材料，结合当事人在一、二审举示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滔凯公司于2016年2月3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商务服务业，法定代表人为黄宇滔，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黄宇滔和刘耀彬，刘耀彬也在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2日签署的滔凯公司章程中签名。本案当事人双方就广州市龙津西路龙津花园项目（简称龙津花园项目）合作事宜，在2016年5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前后，上诉人黄宇滔曾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聊天，后者的微信名为“木子（刘耀彬）”，微信号为×××，昵称为“木子”。2016年3月8日，滔凯公司就受让陈明亮对广州市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享有的工程款债权事宜，与陈明亮达成《工程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滔凯公司按7200万元受让陈明亮的该工程款债权，其中1000万元在滔凯公司与清算组签订合作协议或主持盘活后先付。同日，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微信语音为：“木子，签左啦，同老陈个边，等律师返黎再睇下点行司法程序。”刘耀彬回复：“OK，……。”3月21日晚，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微信语音：“木子，……你睇下你个度入股份个份野睇成点，你签完之后，睇完之后同我讲声，睇下有什么变化？”次日凌晨，刘耀彬语音回复：“滔哥，……收到，……我知道了……。”2016年4月28日下午，黄宇滔通过微信发送龙津花园项目清算组与滔凯公司就龙津花园项目合作协议文稿的图片给刘耀彬，该协议文稿第五条确定协议签订当日滔凯公司支付第一笔资金200万元给清算组；次日凌晨，又发送了一份收款单位和收款时间为空白的《收据》，《收据》内容主要为收到滔凯公司“支付龙津花园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紧急使用金200万元”。而在2016年4月29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主要是：当天10时许，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了微信语音：“木子，威文哥讲，今日上去，师傅都唔比止，顶多你系公司股东，你可以上去，其他人，你做好工作，叫渠地唔好上去，唔好系个度，比人感觉集资返黎甘，如果倾唔掂，就叫你唔使过来啦。”中午12时许，黄宇滔又将其卡号为62×××38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和开户行、户名分别以图片和文字形式等发送给刘耀彬，刘耀彬回复“收到”，并于15时30分将该图片和文字再发回给黄宇滔；15时50分至16时09分，刘耀彬发送的图片显示其正在工商银行中山五路支行办理“个人非现金”业务，语音回复为：“滔哥、滔哥，下一个到我啦，下一个到我，拿了两个号，下一个到我，稍等。”其后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了其与其他人展示有关文本的合影照片，以及收款人为广州市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并盖章、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29日的《收据》照片，《收据》内容与当日凌晨1时许黄宇滔发送给刘耀彬的《收据》相同，刘耀彬随后文字回复“收到，精神，滔哥”，并向黄宇滔发送了银行柜台业务员正在办理业务的近照。上诉人黄宇滔在二审诉讼中称其在上述发送给刘耀彬的其与其他人的合影照片中展示的文本就是当日广州市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津花园项目清算工作组与滔凯公司签订的《“龙津花园”项目合作协议》，而据该协议约定，滔凯公司须在协议签订后支付500万元给清算组紧急使用，其中200万元须在协议签订当日支付。被上诉人刘耀彬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显示，其主张为民间借贷的案涉200万元的转账情况是：2016年4月29日下午，刘耀彬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五路支行通过其62×××01卡号/账户，转账900000元入黄宇滔的62×××38卡号/账户，其举示的转账凭证中，“摘要”载明为“借款”。而当天16时许，案外人邹晶则分100000元和1000000元两笔共转账1100000元入黄宇滔的62×××38卡号/账户，两笔汇款的“电子银行回单”均无载明转账款项性质。一审庭审中，刘耀彬举示落款人为“邹晶”的《证明》，主要内容为证明从邹晶账户汇到黄宇滔账户的该1100000元，是刘耀彬委托邹晶代付属于刘耀彬借给黄宇滔的借款。庭审中黄宇滔确认其不认识邹晶，刘耀彬也没有申请邹晶出庭作证。2016年5月13日，刘耀彬将龙津花园项目的《20160429合作协议书》WORD文档（签名处空白）发送给黄宇滔，并发微信语音要求黄宇滔“看看”，并提出股权权益是否可由10%改为15%的要求；同月18日20时许，刘耀彬又将龙津花园项目的《合作协议》WORD文档（签名处空白）发送给黄宇滔，黄宇滔随后向刘耀彬发送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和《合作协议》（签名处也是空白）的复制文字，该补充协议载有“鉴于协议各方在先已签署《合作协议》，就甲方（指刘耀彬）与乙方（指黄宇滔）合作盘活龙津花园项目，……达成补充协议如下：1、乙方确认甲方已支付合作款人民币贰佰万元。2、甲方应于2016年月日前将余下的合作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支付乙方。……甲方与乙方本次合作的其他约定按原定的《合作协议》履行”等内容。2016年5月19日，刘耀彬转账支付100万元（分75000元和925000元共两笔）至滔凯公司银行账户，转账摘要记载为“转汇入”；黄宇滔于一审中举示一份由滔凯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刘耀彬龙津花园项目上述投资款100万元。2016年5月20日，刘耀彬作为甲方，黄宇滔作为乙方，案外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投入1000万元作为广州市龙津西路龙津花园项目的合作款，并约定甲方对盘活项目销售后产生的利润按15%分红。协议中，双方指定甲方出资款的收款账号为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津西路支行开设的账户以及黄宇滔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山五路支行开设的62×××38账户。2016年7月20日，当事人双方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德政中路支行营业室通过柜面交易渠道，黄宇滔从其账户向刘耀彬转款500000元存入刘耀彬账户，接着由刘耀彬从其账户以卡取方式取款300000元再以卡存方式存入黄宇滔上述账户，上述当事人双方的实际交易结果为：黄宇滔向刘耀彬支付了200000元。对此，刘耀彬认为该款项是黄宇滔归还的借款；黄宇滔则认为是其出借给刘耀彬的借款，后曾以该款项是刘耀彬所欠其借款为由将刘耀彬于2018年4月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刘耀彬向其归还该2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同年7月12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1603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以鉴于双方存在与案外人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关系，黄宇滔主张的款项在同一日“出借”50万元，却于当日“归还”30万元明显有悖于借款的日常操作等为由，判决驳回黄宇滔的全部诉讼请求。2016年7月24日，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微信语音：“木子，木子，D钱点啊？D钱点？”其后，又发送了视频和图片等至刘耀彬微信账号，其中，8月1日发送盖有滔凯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7月29日的致刘耀彬《催告函》载有如下内容：“刘耀彬先生：根据你与黄宇滔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由你方向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提供资金，用于广州市龙津花园项目盘活的工作。但在本函件发出之日前，你方仍未按约定履行注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情形。请你方于2016年8月5日前将剩余资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汇入协议约定的收款账户，否则黄宇滔先生及广州市滔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并追究你方的违约责任。”同年8月7日，刘耀彬和黄宇滔之间通过微信语音沟通，刘耀彬：“我知道，滔哥，我知道，我入晒钱先好讲，未入晒钱，什么都做唔到，我都无权去做，我明白的，滔哥。”黄宇滔回复：“木子，入晒钱先再讲啦，大家心照啦。”刘耀彬又说：“明白，滔哥，明白，完全明白，反正一句话，我做什么事，以公司名义的，以个人名义的，是因为楼盘的事，我都会先跟你沟通，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才去做，我明白的，我知道怎样做，明白，OK，明白。”“放心，滔哥，我今晚落实好去，落实好去，一阵比你答复，我在等阿波过来，我在催他，很快到。”8月19日0时30分许至当天晚上，刘耀彬和黄宇滔之间又进行了微信聊天：0时30分许的语音微信记录中，黄宇滔：“木子，木子，你明天过黎公司，重签合作协议，因为你已经超过期限比钱，就算允许你8月底入300，9月5号入300，完成之后，也只能10%，所以明天过黎重签协议。”16时许刘耀彬说：“滔哥，滔哥，你话我地楼盘有三期啊。滔哥，侧面有块拆迁地，你同渠讲讲，同凡哥讲，因之前有同渠提过，唔该。”19时许，黄宇滔向刘耀彬复制发送了双方《合作协议》（无当事人签名盖章），协议第一条载有“乙方（黄宇滔）确认甲方（刘耀彬）目前已汇入合作款400万元，……甲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1000万元后即享有标的公司因本协议约定项目所得收益的10%的权益，……3.甲方应于2016年8月31日前将合作款300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4.甲方应于2016年9月5日前将合作款300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等内容。同时，发送语音微信给刘耀彬：“木子，合同发比你，听日罗旧合同返公司，大家重新签过。”21时许，刘耀彬语音回复：“收到，唔好意思，刚才无睇。”8月20日，刘耀彬曾向黄宇滔发送语音微信（但无双方微信比对以及文字整理）。8月22日0时30分许，黄宇滔向刘耀彬发起语音聊天：“木子，明天下午务必带原来合作协议回楼盘重签新的合作协议，下午五点前。”当日晚21时许，刘耀彬回复：“滔哥，滔哥，同凡哥过左巴厘岛，一直无信号，唔好意思，我系巴厘岛，滔哥，收唔收到？”黄宇滔复：“木子，凡哥去，你又去玩，你问问凡哥，如果你比唔到钱，是否渠撑你？”刘耀彬语音：“系啊，系啊，滔哥，我唔做，凡哥渠自己做，D钱系渠自己的，等于渠撑渠自己，你放心，滔哥。”黄宇滔语音复：“木子，做系做，但你的钱几时到账，如果唔到账，公司点预你到账？你重要依个月到账，我就有得交待，你问问凡哥啦。”其后，双方于2016年8月27日至9月2日间曾有语音微信聊天（但无双方微信比对以及文字整理）。2016年9月6日中午，黄宇滔向刘耀彬发送了图片微信（图片为盖有滔凯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9月6日的致刘耀彬《关于解除合作协议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协议约定刘耀彬就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刘耀彬出资1000万元，经再三催告，刘耀彬仍未按约定汇入投资款600万元。鉴此，正式通知解除双方《合作协议》，请刘耀彬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配合办理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等后续事宜）。其后，双方仍保持一段时期的微信聊天。被上诉人刘耀彬认为其向上诉人黄宇滔汇出的本案讼争款项2000000元，属黄宇滔向刘耀彬的借款，而黄宇滔则主张该款是刘耀彬对双方合作项目的投资款，双方由此发生纠纷，遂引发本案纠纷。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讼争的焦点是：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事宜上诉意见依法是否应予采纳？当事人双方围绕案涉200万元是否产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上诉人黄宇滔在二审程序中就一审法院管辖权提出的上诉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经查，在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上诉人黄宇滔一直未就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依法应视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有关规定。因此，上诉人黄宇滔就本案管辖权问题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就当事人双方围绕案涉200万元是否产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争议，被上诉人刘耀彬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借记卡历史账户明细清单等证据拟证明其与黄宇滔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黄宇滔在庭审中确认收到了刘耀彬的上述款项，但反驳称该款项属投资款而非借款，并提供了《合作协议》、《收据》等证据拟证实其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刘耀彬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借记卡历史账户明细清单等证据拟证明其与黄宇滔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正如本院在证据审核时所述，被上诉人刘耀彬举示的书证虽可认定上诉人黄宇滔已经实际收取被上诉人刘耀彬该200万元款项，但至于该款项的性质，尚需根据上诉人抗辩提出的属其他债务的主张是否成立后予以判定。从上诉人黄宇滔举示的证据看，在上诉人黄宇滔收取本案讼争的200万元款项前，被上诉人刘耀彬已经于2016年2月共同设立了经营范围为商务服务业的滔凯公司，其后，当事人双方围绕双方对龙津花园项目的投资出资和权益分红事宜多次协商；在黄宇滔收取案涉200万元之前一天，刘耀彬也通过其与黄宇滔之间的微信聊天知悉，滔凯公司与案外人正就龙津花园房地产项目合作以及对方在签订协议当日须收取200万元款项的情况；转账支付讼争的200万元款项当日（2016年4月29日），也正是黄宇滔代表滔凯公司与案外人磋商并签订龙津花园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之日；刘耀彬举示的转账案涉2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与双方在当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比显示，应认为刘耀彬转账案涉200万元的行为，与双方当日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事宜紧密关联；而且，在当事人双方签订2016年4月29日的《合作协议》之前一日，刘耀彬也曾向黄宇滔转账支付100万元，刘耀彬并在一审诉讼中承认该款为双方合作协议的出资款，即双方曾经存在在未签订《合作协议》前即已出资的情形；同时，当事人双方在签订2016年4月29日的《合作协议》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耀彬对于黄宇滔发送给其拟重签的双方《合作协议》文稿以及催交合作投资款的函件中所述前者在前已经支付的合作投资出资金额的记载，一直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耀彬仅凭其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使本院确信其主张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而上诉人黄宇滔在本案一、二审中举示的证据，所证明的当事人双方之间就龙津花园项目存在的合作协议关系事实，则使被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院认为，上述情形符合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情形，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之规定，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刘耀彬基于现有证据主张当事人双方就案涉200万元款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事实的认定不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宇滔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不足，致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罗定市人民法院（2018）粤5381民初26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耀彬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1400元以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受理费21000元，合共37400元，均由刘耀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国荣审判员  邓建勇审判员  尹 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