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3民终1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立，男，1959年11月14日出生，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北路（6区）。主要负责人：东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玛丽娅·安妮娃尔，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34号（昌吉市40区2丘17栋）。法定代表人：赵新，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生忠，男，该公司资产经营部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红星东路3号小区。主要负责人：马正军，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艳，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北路38号。主要负责人：肖鹏，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吉农商银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3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立，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玛丽娅·安妮娃尔、昌吉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生忠、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艳、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立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375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昌吉农商银行、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向上诉人赔偿损失15172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确认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向上诉人传输了诈骗电话并造成上诉人财产遭受损失，却认为该公司的上述行为不违法、无过错，实为悖论，裁判有误。依据国务院及公安部、工信部文件，运营商有拦截、关停网络改号诈骗电话及严谨传输的义务。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作为通讯运营商明知是境外诈骗电话而拒不拦截,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使境外假冒公安的诈骗电话联系上诉人数十次，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的恐慌而最终遭受财产损失，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的电话传输行为对诈骗分子诈骗行为得逞，提供了重要帮助作用，是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违法帮助传输诈骗电话，依法构成侵权。一审法院确认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未能识别诈骗电话，服务质量存在问题，但认定该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掩饰其侵权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一审中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未提交证据，一审判决却支持其无理辩解，违反证据规则，上诉人举证已经形成证据链，应当认定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侵权事实的存在，并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昌吉农商银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附随义务以及银监会的监管规定，未对客户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善良管理的义务，在营业场所未悬挂防诈骗标语，缺乏管控措施，没有对作为该银行的上诉人等老年客户当面问询及口头提醒，其对上诉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提供的网络平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放任他人利用网络从事诈骗活动，未履行监管即社会责任，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及昌吉农商银行对上诉人因电信诈骗遭受的财产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与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存在一般过错，承担次要责任。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遭受电话诈骗系接听来历不明的电话所导致，其接听诈骗电话后未调查核实和进行合理分析，轻信他人并接受他人指示，通过网上银行进行汇款，故上诉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是导致经济损失的直接原因；2.上诉人主张的损害已经通过相关刑事判决书认定，由诈骗人承担刑事责任及损失退赔责任，因此上诉人主张的损失已经得到法院支持，上诉人就同一损害事实再提出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起诉要件。昌吉农商银行辩称：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不是侵权主体，上诉人损失与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2.上诉人损失因其自身原因造成，其通过农商银行转账，个人密码等均由本人操作，在昌吉农商银行已经对其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后，上诉人仍坚持转账造成损害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正确，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没有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对上诉人因电话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没有主观过错及因果关系；2.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对上诉人被骗的事实不知情，且双方之间没有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应承担责任；3.上诉人应根据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王建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赔偿原告损失1517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王建立接到犯罪分子冒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电话，在犯罪分子的指示下，原告前往昌吉市先后前往金轮、如家宾馆登陆犯罪分子指定的网站，于2016年5月25日在被告昌吉农商银行办理了网银，并于2016年5月27日通过网上银行向犯罪分子转账三次，金额总计151720元。2016年6月8日，昌吉市公安局对王建立现金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10月17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6年5月24日至5月26日，张莉鑫担任一线话务员，被告人杜鑫宇担任二线话务员，‘大鱼’担任二线队长，‘章鱼’、‘大头’担任三线话务员。一线话务员冒充顺丰快递客服，虚构被害人名下有上海等地光大银行的信用卡被透支消费，以身份信息被泄露冒用帮其报案为由，将电话转接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上海市等地公安机关民警和民警队长，虚构被害人涉嫌李忠非法洗钱案，以需要制作电话笔录等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要接受专案组检察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专案组的检察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验资清查等事由，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王建立人民币76.1万元。现原告认为其中151720元系本案四被告过错导致原告被诈骗，故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因受到电话诈骗，造成财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提供虚假号码，未对虚假号码进行拦截、昌吉农商银行未尽到风险提示义务，原告登陆网址的宾馆由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提供运营，存在监管漏洞，故此，各被告理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成要件为：违法行为、损害后果、故意或过失、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昌吉农商银行提供的证据，其已经尽到了风险提示的义务，联通公司确实应该提高服务质量，但是其未能识别诈骗号码并非原告遭受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电信公司和移动公司提供的网络运营与原告的财产损失更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王建立在诈骗电话指引下，本人亲自办理了网银，并将其银行卡密码等信息泄露给犯罪分子，造成财产损失，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和原告本人轻信犯罪分才是造成其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够证明其损害后果，无法证实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因此，被告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王建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王建立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691刑初176号刑事判决书1份，拟证明其被诈骗的经过。经质证，四被上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2.号码为185XXXXXXXX的手机通话电脑打印记录1份，拟证明诈骗电话是通过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传输的。经质证，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通话记录未显示主叫号码，不能证明是上诉人的通话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被骗的事实及其证明目的。昌吉农商银行认为该证据没有盖章，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认为与其无关。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认为该证据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质证意见为，因该证据内容反应的为通话号码与时间，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昌吉农商银行、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昌吉农商银行、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对上诉人王建立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在通讯服务过程中，首要保障客户的通讯服务畅通，并依法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促进网络安全，减少利用通讯方式进行的违法行为，该服务义务基于通讯运营公司所能运用以及采取的技术措施。就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上述通讯运营商应具有对诈骗犯罪行为进行甄别和制止的能力，并履行该项义务，而通讯运营商对用户之间的通话内容及其达成的协议并不知情，就其是否存在诈骗行为难以了解掌握，否则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规定相违背。另，本案事发于2016年5月25日，上诉人在多次接到诈骗电话后，到昌吉农商银行办理个人网上银行业务时，签订了《个人网上银行风险提示书》，已获悉了风险提示、安全告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对网上银行使用存在的风险已明知，昌吉农商银行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因此，上诉人主张应由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昌吉农商银行、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无异于过于扩大了被上诉人的注意义务，也与四被上诉人的业务职责范围不符。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建立在本案中主张的经济损失直接涉及通讯网络诈骗。通讯网络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者转账的犯罪行为。本案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怀疑受害人涉嫌洗黑钱”，以各种手段先将上诉人吓住，再通过犯罪团伙成员之间的分工、角色扮演，将上诉人的电话层层传递给下一个“办案人员”，而“办案人员”提供给上诉人一个所谓“安全账户”让上诉人把钱打进去以证清白，而后又由上诉人提供银行密码，犯罪分子获取后取款潜逃。该案被破获后，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刑初3号刑事判决、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2018）鲁0691刑初176号刑事判决，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同时判令犯罪分子向上诉人退赔人民币762950元，但上诉人实际未得到赔偿，遂提起本案侵权之诉。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立系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对于电话巨额诈骗应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警惕心，在遇到巨额电话诈骗时更应当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判断和分析电话内容的真伪，如若不能准确判断，完全可以和家人或者值得信任的亲友沟通，又可向公安部门或者检查机关甚至整个政法机构寻求帮助和保护。而不应轻信电话诈骗分子的谎言，一步步陷入该犯罪团伙的圈套，从信任诈骗电话开始，到按照诈骗团伙的指示，自己一人私下到宾馆通过网络查询被诈骗分子篡改的网页，看到自己被“通缉”，更是慌不择路，在不求助任何人的情形下，到昌吉农商银行办理了网银。此时，上诉人完全可以向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或者寻求帮助，但是其听信了诈骗分子的谎言，并未采取任何寻求保护的措施，又一次失去了最佳自行的挽救机会。最终，其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将在昌吉农商银行的存款汇入诈骗分子指定的账户，并向诈骗分子提供了取款密码，导致诈骗分子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此次诈骗行为。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由于自己高度紧张和恐惧，在担惊受怕的情形下，向诈骗分子提供了取款密码。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如果不向诈骗分子提供网银密码，诈骗分子是无论如何也转不走涉案现金151720元，也就是说，无论四被上诉人是否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或者完全提供了对客户的安全保障义务，只要上诉人不向诈骗分子提供网银密码，就不会造成上诉人现金被骗的后果。对一件事实进行真假是非判断属于成年人进行日常活动的基本要求，且不得将自己的该义务转嫁于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仅凭借手机通话即向犯罪分子进行转账，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相关金融机构、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办理业务或是办理案件的基本程序严重不符，上诉人在对方无有效身份证明及履行正常工作程序的情况下即向他人转款，对损失的造成存在明显过错，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是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理念，故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建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5元，由王建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睿审 判 员 闫 雪审 判 员 何 辉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马海成书 记 员 赵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