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2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二段95号。 法定代表人：杨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萍，女，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友刚，男，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高新区鸿翔建筑机械租赁站。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清水村一组。 经营者：刘波，男，198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芝成，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建筑工程公司。经营场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一段95号。 负责人：赵崇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萍，女，系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成都永鸿翔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外化成街8号长城小区一期二栋2单元3-6号。 法定代表人：于飞，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丽，女，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高新区鸿翔建筑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鸿翔租赁站）、原审被告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十二公司）、原审第三人成都永鸿翔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鸿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13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西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13136号民事判决，改判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不承担责任；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鸿翔租赁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刘德、吴忠友系分担协议一中约定的鸿翔租赁站的工作人员范围的认定错误。首先，关于分担协议签订的背景。华西十二公司作为总承办方，鸿翔租赁站作为施工电梯租赁单位，永鸿翔公司为施工电梯安拆单位。因此鸿翔租赁站并未与永鸿翔公司签订电梯安拆合同，根据华西十二公司与鸿翔租赁站间的租赁合同，安拆工作应由鸿翔租赁站履行，导致行政部门对鸿翔租赁站作出行政处罚。鸿翔租赁站表示其并无安拆资质需另委托永鸿翔公司实施，安拆工作人员也非鸿翔租赁站的员工，遂提起行政复议。其次，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应由责任主体承担，本案中责任主体应是鸿翔租赁站或永鸿翔公司。事故发生后华西十二公司为控制事态发展，结合刘德、吴忠友已被刑拘、鸿翔租赁站与永鸿翔公司未签订合同、及华西公司监管不力的情况，为避免华西公司名誉和经营受影响，就2060000元的赔偿金承担1730000元，鸿翔租赁站仅承担330000元。再次，经协商后华西十二公司和鸿翔租赁站一致决定在分担协议里加上第5条，因签订分担协议时，双方均明知刘德、吴忠友是永鸿翔公司的员工，而并非鸿翔租赁站员工，因此才确认由永鸿翔公司承担刑事责任，鸿翔租赁站承担行政责任，华西十二公司承担1730000元的民事赔偿责任。 鸿翔租赁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西十二公司述称，请求支持华西公司的上诉请求。 永鸿翔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结果无异议。 鸿翔租赁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退还其扣减的鸿翔租赁站费用330000元；2、判令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赔偿鸿翔租赁站以本金3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欠款实际退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3、一审诉讼费用由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鸿翔租赁站系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范围为“建筑机械材料租赁”，华西十二公司是华西公司的分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承接了绵阳富临东方广场建设工程施工项目，2012年4月15日，华西公司（乙方）因前述项目施工需要与鸿翔租赁站（甲方）签订了《施工电梯租赁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富临.东方广场，工程地点为绵阳市涪城区剑南路；租赁设备为京龙SC200/200TD６台；设备正常进出场安拆费为17000元／台，并约定了设备租赁费和人工费等费用；甲方应协助提供有操作证的设备操作人员，按合同提供设备，编制安装施工方案提交乙方；若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根据调查结果由事故责任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等。 合同履行过程中，鸿翔租赁站委托永鸿翔公司派员进行所租赁的施工电梯的安装及拆卸、维修，相应人员费用由鸿翔租赁站支付。2014年2月，永鸿翔公司制定了富临东方广场3号楼施工升降机的拆卸施工方案，并经华西公司及负责该项目监理的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同意。永鸿翔公司在该项目上的绵阳片区负责人是刘德，技术负责人、具体安排作业人员是吴忠友。2014年3月24日，华西公司项目经理向友刚让华西公司负责机械设备管理的机电工长朱华方要求永鸿翔公司尽快拆除施工升降机。刘德就向吴忠友汇报，请求派人来拆除。吴忠友表示公司有资质的工人均在成都其他项目工作，无法派人到场。两人经商议后决定不按《富临东方广场3号施工升降机拆卸施工方案》规定由本公司人员拆卸施工升降机的要求，由刘德在绵阳找其他人员来拆除施工升降机。2014年3月26日，刘德以每拆除一台人民币5000元的价格将拆卸施工升降机工程外包给杨富强。杨富强通知曾双福、胡均国、冷方贵（上述三人均系通过非正常途径购买的相应资质）和严子忠（没有相应资质）到场拆除。2014年3月29日8时许，曾双福、胡均国、冷方贵、严子忠在作业过程中因吊钩防脱钩装置失效、器具使用不正确、绑扎方法不正确、吊装作业违规，致使施工升降机附墙架发生碰撞后与下一道未拆除的附墙架发生碰撞后远离未拆除附墙架方向呈斜向地面的抛物线轨迹坠落，砸中正在围墙外道路上行驶的人力三轮车，致张媛当场死亡、唐洪顶及江鑫受伤。事故发生后，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于2014年3月31日拘留吴忠友、刘德，二人分别于同年4月28日、29日被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决定取保侯审，并于2015年5月13日由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于2015年11月18日被逮捕。 2015年2月9日，绵阳市涪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鸿翔租赁站作出（绵涪）安监管罚[2015]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2012年4月15日，鸿翔租赁站与华西十二公司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合同》中明确载明合同收费包含“设备正常进出场安拆费”及“协助提供有操作证的设备操作人员”、“编制安装施工方案交乙方”等内容；2014年3月29日上午10时10分许，富临东方广场项目工地3号楼施工电梯拆除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导致1人当场死亡、2人受伤。鸿翔租赁站规章制度不健全，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施工电梯拆除人员资格把关不严，对出租的设备运行情况监督管理不力，是此次事故的责任单位等。该局据此作出决定给予鸿翔租赁站罚款人民币壹拾陆万元的行政处罚。2015年3月9日，鸿翔租赁站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绵阳市涪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书申请行政复议，表示：鸿翔租赁站将安拆施工委托给第三方进行作业，事实上是得到总承包单位华西十二公司的授权及认可的，实施拆除人员不是鸿翔租赁站员工；总承包单位华西十二公司未履行安全防护、物态审验与认可等法定义务，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理义务，应是该次事故的责任主体等。 2015年4月29日，华西十二公司（甲方）与鸿翔租赁站达成《关于富临.东方广场项目3.29安全事故费用分担协议》（以下简称《分担协议》），约定：“甲方在承建的富临东方广场项目中租用乙方的施工机械设备在2014年3月29日，由乙方出租的3#施工电梯在拆卸过程中因处置不当，导致电梯附着坠落，造成施工工场外行人1死2重伤的事故，整个事故人员的治疗及善后处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060000元，全部由甲方先行垫付。现事故处理完毕，鉴于甲乙双方对此事故均负有一定责任，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关于此次事故所发生上述费用的分担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承担上述事故处理费用173万，乙方承担上述事故处理费用的33万；2.乙方承担330000元费用由甲方在应支付乙方的富临东方广场项目设备租赁费用中直接扣减；甲方扣减上述费用后将乙方和永鸿翔公司在甲方所有项目应收取的剩余租赁费用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乙方；3.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自行撤销向绵阳市涪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的《绵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绵阳富临东方广场“2014.3.29”高空物打击致人伤亡事故调查报告结案的通知》行政复议的请求，并不得就该案件再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4.若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未撤销上述行政复议请求，或者就绵阳市涪城区安全生产监督局就此事故作出的行政调查处理意见和结果再向相关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则由乙方全部承担上述2060000元的事故处理费用，并由乙方全额支付给甲方；5.甲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若出现乙方工作人员因上述事故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最终由法院判决承担刑事责任情况的，则甲方全额承担上述2060000元事故处理费用，已扣减的乙方的330000元费用全部退还给乙方；6.甲乙双方放弃向对方主张本协议上述约定以外的任何权利也不再追究对方本协议约定以外的责任；7.此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一份，并送绵阳市涪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绵阳市城建监察支队各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等。华西十二公司已在该次事故处理中已将协议约定的2060000元实际支付，并在《分担协议》后与鸿翔租赁站进行了租赁费用等结算并支付完毕，在应支付给鸿翔租赁站的设备租赁费款项中扣减了330000元未支付给鸿翔租赁站。 2015年5月8日，鸿翔租赁站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绵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绵安监复【2015】02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终止该次行政复议。 2015年6月18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绵涪检公刑诉（2015）234号起诉刘德、吴忠友等十一名被告人犯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年11月18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涪刑初字第2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德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决吴忠友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16年3月25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7刑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德、吴忠友等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审理中，永鸿翔公司表示鸿翔租赁站签订电梯租赁合同后即与其协商，由其派员负责施工电梯的安装拆卸，永鸿翔公司派出的刘德、吴忠友应视为鸿翔租赁站履行租赁合同过程中的临时聘用人员，二人施工过程中的工资均由鸿翔租赁站负责支付。 一审庭审中，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明确表示:双方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合同，鸿翔租赁站没有安装和拆卸资质，鸿翔租赁站只能与案外人签订安装拆除合同；鸿翔租赁站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明确承认此次事故中参与的工作人员无一人为鸿翔租赁站公司员工，华西十二公司才据此与鸿翔租赁站签署该《分担协议》；在签订《分担协议》时，对刘德及吴忠友已在此前被刑事拘留并取保候审的情况知悉。 鸿翔租赁站在一审审理中表示：鸿翔租赁站系个体工商户，未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与员工间形成的均是事实劳动关系或者临时聘用关系；刘德、吴忠友、杨富强等人未与鸿翔租赁站形成固定的劳动关系，但在履行电梯租赁合同过程中，仍然可以接受鸿翔租赁站的临时聘请或者兼职劳动关系，至于刘德等人与鸿翔租赁站及永鸿翔公司之间三方关系的处理，不影响鸿翔租赁站与刘德等人形成临时聘用关系；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的表述，系鸿翔租赁站对临时雇佣人员亦属己方工作人员这一法律关系的专业法律知识认识不够的忽视，同时该表述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为推倒行政机关认定的行政责任、达到撤销行政处罚通知目的而找的理由，其所持理由和事实是否成立应由相关行政机关判定，应严格区分刑事、行政与民事法律关系，不能将刑事、行政案件中的相关事实和法律关系直接适用于民事案件；《分担协议》中关于退还鸿翔租赁站330000元的条件约定并非双方或案外人以此左右刑事处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对刑事处罚进行非法干预，作此约定仅系根据刘德、吴忠友的具体家庭情况，若其被追究刑事责任进行的相应善后安排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鸿翔租赁站的起诉意见和案件审理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诉争《分担协议》是否有效；二、《分担协议》第5条约定的退还鸿翔租赁站330000元的条件是否成就。现逐一评析如下： 一、关于《分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经审理并未发现诉争《分担协议》有法定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1.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 一审审理中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明确表示系因为鸿翔租赁站申请了行政复议，为了控制事态发展、维持社会稳定才予以妥协与鸿翔租赁站签订的《分担协议》。鸿翔租赁站申请行政复议并明确请求将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及监理单位作为行政责任主体，该行为系其合法权利在合法程序内的行使，并不构成对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的欺诈、胁迫而致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违背真意签订协议。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无论系出于其所述的控制事态、维护稳定的原因还是基于不愿面对行政复议的审查等其他动因，自愿与鸿翔租赁站相互妥协，达成由鸿翔租赁站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双方有条件的分担事故费用等内容的《分担协议》，且同时还专门约定将该协议分别报送相关监管机关，应视为双方就此事故处理和费用分担的和解协议，该和解意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条款，系民事自主处分行为，应视为双方合法有效真实的意思表示。 2.该协议的约定并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该《分担协议》各条款系一有机整体，核心条款互为条件、前提和结果，因此应对该协议的意思表示和约定作整体系统解读。 （1）协议第3条约定鸿翔租赁站须在该协议生效后自行撤销行政复议请求并不得就该案件再次行政复议和诉讼，第4条约定如果鸿翔租赁站违反该约定则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前述约定均是对鸿翔租赁站享有的相应权利事项的处分，该处分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涉及损害国家、集体或者永鸿翔公司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 （2）协议第1条约定鸿翔租赁站承担事故费用330000元，第5条约定若鸿翔租赁站工作人最终被判决承担刑事责任，则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应退还该3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前述约定并未包含有由此协议安排不正当地促成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免受刑事处罚的内容，案中也无有效证据证明此《分担协议》签订前后各方采取不正当方式干预、影响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的刑事审判及不正当地促成或阻碍该退还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故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也不涉及损害国家、集体或永鸿翔公司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应视为双方对费用退还条件是否成就的一个客观判断标准的表示，系双方自主民事权利处分范围，合法有效。至于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关于签订协议时不涉及永鸿翔公司且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并未对案外永鸿翔公司的权益作出增损的安排约定，同时案中亦无有效证据证明因该协议的签订而致永鸿翔公司或其他永鸿翔公司合法权益遭受减损，且具有法定的“恶意串通”的要件，故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以此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协议第5条约定的费用退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 双方对退还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分担协议》签订后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刘德、吴忠友等人是否属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上。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主张刘德、吴忠友二人系永鸿翔公司员工，该二人与鸿翔租赁站间无劳动合同关系，并非鸿翔租赁站的“员工”，故该二人受刑事处罚与协议约定不符，退款条件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分担协议》使用的系“工作人员”概念，根据文义、日常情理和法律常识，只要代表或归属一方从事工作的人员，对外均可视为或称为该方的工作人员，该人员与所代表或归属的一方是否具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等实质性的从属关系，系二者的内部关系，“工作人员”这一称谓与劳动关系、聘用关系以及是否系有偿工作关系等均不具必然对应关系，故“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远大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具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具有聘用关系的“员工”，后者仅是狭义概念上的“工作人员”。即使鸿翔租赁站曾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向有关机关表示拆卸施工人员并非其员工，一则该材料是行政法律关系中所产生的书面材料，并非鸿翔租赁站在一审中的民事自认，二则其在行政复议申请中所称该事实亦因复议终止而未被主管机关予以审查认定，三则鸿翔租赁站在一审中并未否认案涉人员确实非其员工，前后并无矛盾冲突，且《分担协议》是签订于行政复议申请书之后，故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关于刘德、吴忠友不是鸿翔租赁站劳动法意义上的“员工”就不能视为鸿翔租赁站的“工作人员”这一辩解意见不能必然有效地对抗鸿翔租赁站的主张。 其次，双方在签订《分担协议》时对该“工作人员”的理解应该是达成了共识，现二者就该“工作人员”的范围的理解发生争议，系对合同条款的约定事实发生争议，故对刘德、吴忠友等在协议签订时是否属该协议约定的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范围的认定，不能完全单纯从字面含义相区别理解，而应结合《分担协议》签订的背景、原因、双方签订协议的合同目的、条款的上下文关系和双方的历史合作关系及全案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解释判定。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全案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刘德、吴忠友系《分担协议》中约定的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范围。理由如下： （一）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明知鸿翔租赁站无电梯拆卸施工资质需寻求第三方的协助方可完成任务，但仍将该项工作承包给鸿翔租赁站并支付相应费用，可知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在签订电梯租赁合同时，其真实意思应为即使鸿翔租赁站另行聘用人员或委托他人完成该项拆卸作业任务，均视为鸿翔租赁站履行合同的行为。而根据电梯租赁合同的约定和合同相对性原理，无论具体完成拆卸任务的人员是否系鸿翔租赁站的劳动关系员工这一内部关系如何，这些人员相对于电梯租赁（含拆卸承包）合同这一外部关系中的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来说都是代表或归属于鸿翔租赁站一方完成专项作业的鸿翔租赁站方工作人员。 1.鸿翔租赁站的营业执照中明确载明其经营范围仅有租赁业务而无电梯拆卸施工作业业务。对此双方签订《施工电梯租赁合同》时，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依常理应审核过鸿翔租赁站的营业执照及资质并对此情况明知； 2.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知道鸿翔租赁站没有电梯安装和拆卸资质，并表示鸿翔租赁站只能找案外人签订安装拆除合同； 3.双方签订的《施工电梯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设备正常进出场安拆费为17000元／台，鸿翔租赁站负责协助提供有操作证的设备操作人员并按合同提供设备、编制安装施工方案提交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等。由此可知，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明知鸿翔租赁站无相应资质仍将电梯的安装和拆卸工作承包给鸿翔租赁站并将安拆费用及鸿翔租赁站方提供的操作人员的人工费用统一支付给鸿翔租赁站，即在此项电梯安拆作业的发包关系中，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所认可的合同相对方只有鸿翔租赁站，而无论鸿翔租赁站组织完成作业的人员与鸿翔租赁站的内部关系如何（即无论是否鸿翔租赁站员工），相对于鸿翔租赁站、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间拆卸作业承包这一外部关系来说，这些作业人员均是代表鸿翔租赁站方完成该项拆卸作业的工作人员。 4.所租赁电梯在入场安装交付时，系由鸿翔租赁站委托永鸿翔公司安装，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并未持任何异议并认可系鸿翔租赁站履行合同的行为；在本次电梯拆除前，鸿翔租赁站应按《施工电梯租赁合同》的约定编制拆卸施工方案，鸿翔租赁站委托永鸿翔公司编制该方案并提交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取得了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及监理单位同意且由永鸿翔公司派员完成。故根据双方历史履行实践来看，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均将永鸿翔公司人员的履行视为鸿翔租赁站的履行，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并未单独另与永鸿翔公司就此电梯安拆业务签订合同并支付费用，而是全部向鸿翔租赁站结算。 （二）从《分担协议》签订的背景、原因和目的来看，该协议签订时双方至少对刘德、吴忠友虽然非鸿翔租赁站员工但归属于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这一事实实际达成了共识，刘德、吴忠友应属于该协议第5条约定的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 1.2015年2月9日安全生产主管机关对鸿翔租赁站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鸿翔租赁站收取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的电梯进出场安拆费、负责提供设备操作人员等，在该起电梯拆除作业事故中由于鸿翔租赁站规章制度不健全，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施工电梯拆除人员资格把关不严等，是此次事故的责任单位，并据此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据此，主管机关将该次作业的组织和监督管理责任主体均认定为鸿翔租赁站，也即对主管机关来说，无论实际造成事故的责任人员是否鸿翔租赁站的员工，均在该次事故中被视为鸿翔租赁站所组织管理的工作人员，而并未将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单位及刘德、吴忠友所在单位列为行政责任主体范围予以审查。 2.在诉争《分担协议》签订前，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对下列事实均予明知：该次事故涉案人员中的刘德、吴忠友系永鸿翔公司员工而非鸿翔租赁站员工；其他涉案作业人员亦非鸿翔租赁站的员工也即并无鸿翔租赁站的正式员工参与该次拆卸作业；参与指挥及作业人员均已涉刑，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等。 3.《分担协议》签订前，鸿翔租赁站已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主管机关追究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及监理单位的责任。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在审理中明确表示，鸿翔租赁站提起行政复议欲推脱责任后，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为控制事态发展而主动妥协与鸿翔租赁站签订《分担协议》。 4.诉争《分担协议》首部明确述明：由鸿翔租赁站出租的3#施工电梯在拆卸过程中因处置不当……造成事故……鉴于双方对此事故均负有一定责任……。 根据上述《分担协议》签订的背景和原因可知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的目的为：在主动承担事故处理费用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费用（第5条约定的退还条件成就时）的情况下，使鸿翔租赁站撤销行政复议申请并放弃相应权利的行使，以使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免受行政复议的审查并避免可能面临的相应法律责任的承担。而鸿翔租赁站的合同目的为：自愿放弃行政复议申请权及其他相应权利的行使，以使己方免予承担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第5条约定的退还条件成就时）的事故民事经济责任费用。而合同第5条专门约定了鸿翔租赁站承担的费用的退还问题，可见这是鸿翔租赁站的一个重点合同目的。如果将该“工作人员”的理解严格狭义界定为有劳动或雇佣关系的“员工”范围，双方在签订《分担协议》时均明知事故涉案人员中并无鸿翔租赁站的“员工”，几乎不可能发生鸿翔租赁站“员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也就不可能发生费用退还的情况，该条约定完全没必要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鸿翔租赁站的该合同目的自始即可能落空，故将“工作人员”作狭义解释严重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协议签订时双方的真实预期和意思表示。同时根据前述协议签订背景、原因和双方历史合同履行实践：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在电梯租赁及拆卸承包关系中实践认可鸿翔租赁站组织或委托的人员的履行为鸿翔租赁站的履行；外部主管机关也将鸿翔租赁站作为该次事故责任主体；永鸿翔公司也认可刘德、吴忠友系鸿翔租赁站在该次作业中的临聘人员且由鸿翔租赁站承担费用；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明知代表鸿翔租赁站进行该次拆卸作业的人员中无鸿翔租赁站的“员工”，只有刘德、吴忠友等人且已被采取刑事措施的事实而自愿签署该协议第5条关于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被刑事处罚时则由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退还鸿翔租赁站费用的条款等情况，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和文义、目的及系统等合同解释规则，应对案争“工作人员”作广义理解，其针对的显系刘德、吴忠友等代表鸿翔租赁站进行该次作业的工作人员，应认定其为该条约定的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 综上，鸿翔租赁站与华西十二公司签订的《分担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鸿翔租赁站方已按约定以扣减应得费用的方式承担了330000元事故费用，现因该次电梯拆卸作业中的鸿翔租赁站方工作人员刘德、吴忠友等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分担协议》第5条约定的退还鸿翔租赁站330000元的条件已经成就，华西十二公司应履行退还义务，由于其系华西公司的分公司，其民事责任由华西公司承担。因《分担协议》并未约定退还的具体时间及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将一审起诉立案之日至通知送达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及2019年1月8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时间视为给予华西公司、华西十二公司的合理准备期间，故鸿翔租赁站主张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计算期间一审法院确定为2019年1月8日起至该330000元全部退还之日止，利息标准一审法院酌情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华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鸿翔租赁站退还330000元，并同时以应退还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鸿翔租赁站计付自2019年1月8日起至应退还款项全部退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鸿翔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3125元，由华西公司负担。 二审中，鸿翔租赁站、永鸿翔公司、华西十二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华西公司举示了以下新证据：1.《施工方案审批表》；2.永鸿翔公司《关于对绵阳富临东方广场3.29事件的处理报告》；拟证明：1.案涉项目的拆除单位是永鸿翔公司；2.永鸿翔公司在处理报告中说明刘备、吴忠友是该公司员工，故两人不是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华西十二公司、永鸿翔公司、鸿翔租赁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分担协议》关于华西十二公司向鸿翔租赁站退还330000的条件是否成就；二、如退还条件成就，一审确定的利息是否恰当。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退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分担协议》约定：“若出现乙方（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因上述事故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最终由法院判决承担刑事责任情况的，则甲方（华西十二公司）全额承担上述206万元事故处理费用，已扣减的乙方33万元费用全部退还乙方”，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刘德、吴忠友已被判决追究刑事责任，现本案双方的争点在于刘德、吴忠友是否属于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本院认为，对《分担协议》中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的理解，应当结合合同的用语、背景和目的等因素予以确定。首先，从用语而言，《分担协议》使用的是“工作人员”这一概念，一般而言，代表一方从事工作的人员均可对外视为该方的工作人员，代表一方对外从事工作的内部关系可以基于委托关系，而不仅限于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本案中，刘德、吴忠友虽与鸿翔租赁站无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但其系因鸿翔租赁站委托而参与履行鸿翔租赁站与华西十二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刘德、吴忠友的履行行为代表鸿翔租赁站，可以视为鸿翔租赁站工作人员；其次，《分担协议》所涉拆卸事故系因刘德、吴忠友的行为所发生，刘德、吴忠友在《分担协议》签订之前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且根据华西十二公司的陈述，在《分担协议》签订之前，鸿翔租赁站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明确承认此次事故中有关工作人员无一人为鸿翔租赁站员工，故华西十二公司才据此与鸿翔租赁站签订《分担协议》，由此可见，华西十二公司与鸿翔租赁站在签订《分担协议》时均明知所涉事故中无鸿翔租赁站员工，如果将该《分担协议》第五条中的“工作人员”狭义理解为与鸿翔租赁站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的人员，而将刘德、吴忠友排除在“工作人员”之外的话，则协议约定的“乙方工作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该条约定将无任何意义，故《分担协议》第五条的工作人员不应仅限于与鸿翔租赁站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的人员。综上，一审认为刘德、吴忠友属于《分担协议》第五条所指的“乙方工作人员”，依据充分，说理清楚，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刘德、吴忠友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华西十二公司应当按约向鸿翔租赁站退还330000元，因华西十二公司系华西公司的分公司，其民事责任应由华西公司承担。 二、关于一审确定的利息是否恰当的问题，因《分担协议》未约定退还330000元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以及鸿翔租赁站的起诉时间等事实，一审确定利息自2019年1月8日起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华西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王果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