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7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徐柏铭。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江，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张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凡，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复兴，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房地产开发广州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韩志刚。原审第三人：陈新周，男，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俏云，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志新，男，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俏云，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会燕，男，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俏云，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粤华公司)因与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第三人中国房地产开发广州公司（以下简称中房公司）、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初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粤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7）粤01民初31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各项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粤财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粤华公司对于讼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否有过错，一审判决未查清全部事实。一审判决认为：粤华公司在其诉称1999年与中房公司就退还涉案房屋达成一致意见后，直至2011年4月15日本案查封涉案房产，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亦未通过诉讼等手段积极行使权利，粤华公司对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在执行异议阶段及一审阶段，各方当事人尤其是粤财公司纠结的争议焦点是《补充协议》内容真实性及粤华公司、中房公司客观上对涉案房屋的处理过程，基本未涉及过户责任问题。中房公司的《情况说明》非常清晰的表明具体原因系因该公司2000年未能正常经营、原址搬迁、无人办公等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无法办理登记。粤华公司将涉案房屋取回并售予陈新周等3人时，发现如果中房公司将房屋过户回来给粤华公司，然后粤华公司再过户给3人将会产生两笔过户税费。因此，粤华公司将3人带到中房公司原办公地址进行协调，最后商定由3人与中房公司按照粤华公司原来卖给中房公司的价钱直接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该两方均无异议。至此，房屋过户责任应由中房公司承担，而3人未及时督促中房公司到房管部门为其办理过户与粤华公司无任何关系。陈新周等3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粤华公司对未办理过户手续没有任何过错，对涉案房屋依法有权要求排除执行并提出物权请求权。二、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2811.59平方米购房协议的交易，其中一部分系重大误解产生，该部分依法可撤销，双方也签订《补充协议》并交割房屋，已实际行动进行了撤销。这一点一审判决也如实予以认定。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同被撤销的，自始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实际上未发生变动，产权仍属粤华公司。因此，涉案房屋原本是粤华公司所有，因重大误解登记至中房公司名下，后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房屋返还粤华公司。一审判决将导致粤华公司对第三人产生巨额违约赔偿，恳请中止对上述涉案房产的执行，支持上粤华公司诉讼请求，以便履行对第三人的合同义务，避免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粤财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粤华公司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我国实行不动产登记主义，涉案房产在人民法院查封时仍登记在中房公司名下。粤华公司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必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条件，粤华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妥当，请求维持原判。中房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参加本案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答辩同意粤华公司的上诉意见。粤华公司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7）粤01执异268号《执行裁定书》；2、不得执行广州×××区×××路×号×1、××2、4××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3、确认涉案房屋归粤华公司所有；4、诉讼费用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原裁定“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裁定书第7页“粤华公司述称在1999年与中房公司协议收回多销售的三套涉案房屋自行处理，但粤华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中手写最后确定房号的内容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双方盖章确认，不能证明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于1999年已经达成退还三套涉案房屋的协议。”但在另案中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三人以案外人身份向法院对涉案房屋被查封执行一事提出异议时，相关裁判文书就已查明以下事实：案外人分别于2000年3月29日与陈新周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其以152520元的价格向案外人购买涉案房屋6号201；于2000年3月28日与黄志新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其以152520元的价格向案外人购买涉案房屋6号202；于2000年4月5日分别与黄会燕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其以152520元的价格向案外人购买涉案房屋6号401。原告在收款后行使其占有后的处分权，于2000年9月8日向上述三人交楼。上述事实有上述三人与粤华公司的合同、发票、《入住通知书》为证，时间均在2000年以内。现这三套涉案房屋登记在中房公司名下，系因粤华公司当时卖给了中房公司，这是不争事实。那么，假设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最后确定的房号是虚假的或是在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2011年申请查封后补上的，如何解释上述三人与粤华的合同、发票、《入住通知书》均系2000年产生?如果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没有达成协议，是不可能重复处分房屋的，这一点从常识就可以判断出来。且粤华公司是国企，没有任何一房二卖的动机。如果房屋不是与中房公司达成协议并取回占有权、使用权，上述三人怎么能安心使用房屋多年?难道早在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2011年申请查封涉案房屋的几年前，粤华公司和上述三人就先预见到了该房产将被查封，预先造出一整套的交易资料?如果是这样，那么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应申请有关鉴定，鉴定原告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如放弃该种权利，也应在诉讼中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所以，不管最后确定房号的内容有没有注明日期，也无论是哪一天补充的该段内容，都无法否认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系在粤华公司与上述三人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前达成协议的事实。另外，仔细观察《补充协议》，最后注明房号处其实是有盖中房公司公章的。即使认定该段内容是后来补充没有再加盖章确定，也不能否认该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该段内容在中房公司的公章范围以内，且从人们日常补充协议时的惯常做法而言，一份协议此前已有公章，手写补上内容即可的做法也是合理且常见的。原裁定仅以此为由就认定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没有在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申请查封房屋前达成协议，在认定事实方面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二、原裁定认为“中房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的《房屋确权书》，黄某的书面说明均属于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中房公司的涉案房屋无论是被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查封拍卖，还是最终确认由粤华公司或上述三人所有，对于中房公司来说已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中房公司何必要冒作假证的风险?证人黄某也是早就从粤华公司处离职，不是粤华公司的工作人员，怎么能说是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呢?与粤华公司也没有任何利益关联，怎么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呢?粤华公司当次催促中房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但中房公司于2000年后即未能正常经营。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白云支行(申请执行人在本案执行所依债权从其处承接)在2000年对其提起的诉讼也是其中一个体现。所以，粤华公司在此并无过错。三、至于原裁定以“三套涉案房屋的使用人已另行向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及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来主张权利。本院对粤华公司的异议请求，予以驳回。”似乎本案涉案房屋应由三套涉案房屋的使用人主张权利，将另案处理一样。但原裁定在第五页已查明“本院于2017年4月作出(2016)粤01民初541、544、550号民事裁定：本案按原告陈新周、黄会燕、黄志新撤回起诉处理”。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根据三人所述，当时撤诉系由原案审判法官以主体不适，应由粤华公司起诉等理由劝撤。现上述三人要取得房屋，仅有以原告名义进行起诉一条路可走。综上，涉案房屋原就是粤华公司所有，因重大误解登记至中房公司名下，后双方也签订《补充协议》将房屋返还给了粤华公司。原裁定导致粤华公司可能对第三人产生巨额违约赔偿，现恳请中止对上述涉案房屋的执行，支持粤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以便履行对第三人的合同义务，也免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一审辩称，首先，粤华公司不具有提出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粤华公司提供的证据，粤华公司已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陈新周等人，如果合同是有效的，则粤华公司丧失了对涉案房屋的实体权益，其提起诉讼是不适格的。其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和执行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因是涉案房屋登记的产权人是中房公司，登记的时间是从1997年5月7日至今，这样的时间足够粤华公司及第三人去理顺相关法律关系，但粤华公司及第三人都没有完成这样的行为。尽管中房公司对此有责任，但粤华公司及第三人的过错责任也是明显的，这些过错责任是相互不可替代的。最后，粤华公司和中房公司之间的补充协议充其量是买卖的合同关系，不产生权属转移的法律效力，粤华公司可以提起返还价款的诉讼，但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之后的房屋买卖合同都是债权债务关系，不足以对抗本案的执行。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一审述称，同意粤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一、关于主体资格问题，我方在2015、2016年多次提起诉讼，法院都驳回，后提起确权的执行异议之诉，法官向我方释明我方主体不适格，应该由粤华公司起诉，因此，我方撤诉。按法律规定，粤华公司提起诉讼是主体适格的。在我方做原告的诉讼中，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认为我方也是主体不适格，现又认为粤华公司主体不适格，那谁才适格，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的答辩是相互矛盾的。二、根据查册显示，涉案房屋登记在中房公司名下，来源是向粤华公司购买，但中房公司没有支付足额对价，其购买的面积比登记的面积小。因此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对多出的面积进行处理。中房公司没有付足全部房款才导致本案争议及要退还涉案房屋。粤华公司对涉案房屋是支付了足额对价的，对价就是中房公司少付的房款。三、涉案房屋在2011年才被查封，但2000年粤华公司已经将涉案房屋交付我方，我方实际占有十几年，是符合占有的要件的。而且，我方对涉案房屋不能办证是没有过错的，我方积极维权并通过诉讼行使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可以排除执行，也可以确认物权归属的，不是如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所说仅是债权关系。中房公司一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经审理查明，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白云支行与中房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19日作出（2000）穗中法经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依据该判决，中房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白云支行等。判决生效后，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白云支行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00年10月31日以(2000)穗中法经执字第958号立案执行。2008年10月8日，该院作出(2000)穗中法经执字第9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白云支行的权利义务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继受。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查封了中房公司名下的部分房产。2011年4月15日，该院查封了中房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区×××路×号×1、202-901、902房的房产（包括涉案房屋）。2016年11月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名称变更登记，变更后名称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另查明，粤华公司为证明中房公司将其司超面积销售的房屋退还给其司自行处理的事实提供了房地产查册登记表、《购房发票》、《补充协议》、黄某出具的《证词》、《情况说明》，及中房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的《房屋确权书》等证据。其中：（1）房地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为中房公司，所有权来历为向粤华公司买。（2）粤华公司于1994年3月30日开具的《购房发票》显示，付款人是中房公司，付款内容载明：购买广州×××村西北向2-9层住宅楼2811.59平方米，单价2000元，合计5623180元。（3）粤华公司（甲方）与中房公司（乙方）于1999年1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有“双方于1992年12月28日签订的购房合同已明确购房面积暂定为2811.59平方米，按2000元每平方米计多除少补，现经市房管局测量实际面积为3064.6875平方米，比原面积多出了253.0975平方米，按原签订的合同乙方应补交506195元给甲方，或将多出的面积退回给甲方。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同意将多出的面积退回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处理；具体房号及面积：××路×号楼802房面积为106.0645平方米，×号楼501房面积为58.6152平方米及×号楼901房面积为78.8651平方米。”协议下方空白处有“经双方协商最后确定××路×号楼201、202、401号归甲方处理”的手写内容，但没有签字盖章。（4）黄某于2014年4月15日出具的《证词》内容如下：本人黄某（身份证：442526195010272016）在1999年至2000年任粤华公司副经理。1992年12月底，中房公司向我司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区××村（现××路4、6号）的楼盘，面积2811.59平方米，用于拆迁安置。其后，该司支付房款5623180.00元。我司于1997年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登记面积超过合同面积250多平方米。以上情况，本人保证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5）黄某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粤华公司于1992年12月28日与中房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并按照购房面积2811.59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收取了中房公司购房款5623180元。1999年1月25日，因房管局测量实际面积为3064.6875平方米，比原合同面积多出了253.0975平方米，两公司为此协商并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将多出面积，即将广州×××区×××路×号×1、×2、4××房，由中房公司退回给粤华公司所有。其后，2000年3月至4月，粤华公司分别与黄志新、陈新周、黄会燕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粤华公司以152520元的价格，分别将将广州×××区×××路×号×2房房屋出售给黄志新；将广州×××区×××路×号×1房房屋出售给陈新周；将广州市白云区××路6号401房出售给黄会燕。粤华公司已经全额收取了黄志新、陈新周、黄会燕购房款各152520元，并于2000年9月8日将房屋交付黄志新、陈新周、黄会燕使用至今。（6）中房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的两份《房屋确权书》载明，位于广州×××区×××路×号×1、4××房，是其司原向粤华公司购买，现登记在其司名下。1999年1月25日，其司与粤华公司结算房款和购房面积，决定将广州×××区×××路×号×1、4××1房退回给粤华公司所有，其司不再享有房屋权利。2000年3月29日，粤华公司将广州×××区×××路×号×1房出售予陈新周。2000年4月5日，粤华公司将将广州×××区×××路×号4××1房出售予黄会燕。其司对此予以确认，并且同意由陈新周、黄会燕享有该房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权利，其司对该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其司愿意协助陈新周、黄会燕办理有关房屋登记手续，特请求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协助。（7）中房公司于2017年1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1992年12月28日，粤华公司与其司签订购房合同约定由其司向该司购买房屋。后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已明确购房面积暂定为2811.59平方米，按2000元每平方米多除少补，经市房管局测量实际面积为3064.6875平方米，比原面积多出了253.0975平方米，经协商，将多出的面积退还该司。后几经协调，最终于1999年确定将广州×××区×××路×号×1、××2、4××三套房屋归该司自行处理。该司早已取回涉案房屋后自行处分。不久后该司即找我司要求办理房产恢复转移登记，多年来也多次催促我司留守人员办理相关事宜。因我司2000年后未能再正常经营、原址搬迁、无人办公等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无法办理登记给该司。再查明，（1）2016年7月，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分别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对涉案房屋予以解除查封并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分别作出（2016）粤01执异256、257、258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的异议请求。其中：（2016）粤01执异256号执行裁定查明“2000年3月29日，陈新周与粤华公司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陈新周按分期付款的方式向粤华公司订购涉案房屋，建筑面积76.26平方米，房价款为每平方米2000元，合计152520元。同日，陈新周向粤华公司支付购房款152520元。2000年8月8日，粤华公司向陈新周发出《入住通知书》，通知陈新周于2000年9月8日入住涉案房屋。”（2016）粤01执异257号执行裁定查明“2000年3月28日，黄志新与粤华公司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黄志新按一次性付款的方式向粤华公司订购涉案房屋，建筑面积76.26平方米，房价款合计152520元。同日，粤华公司向黄志新开具金额为152520元的购房款发票。2000年8月8日，粤华公司向黄志新发出《入住通知书》，通知黄志新于2000年9月8日入住涉案房屋。”（2016）粤01执异258号执行裁定查明“2000年4月5日，黄会燕与粤华公司签订《订购房屋合同》，约定黄会燕按一次性付款的方式向粤华公司订购涉案房屋，建筑面积76.26平方米，房价款合计152520元。同日，粤华公司向黄会燕开具金额为152520元的购房款发票。2000年8月8日，粤华公司向黄会燕发出《入住通知书》，通知黄会燕于2000年9月8日入住涉案房屋。”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对上述异议裁定结果不服，于2016年12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请求之一为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因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没有按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该院于2017年4月作出（2016）粤01民初541、544、550号民事裁定：本案按原告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撤回起诉处理。（2）广州市顺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显示，其司收取了4#401房2015年8月-10月的管理费；收取了4#202房2015年4月-11月的管理费及垃圾费，2016年1月-7月的管理费及垃圾费；2016年3月30日收到4#202房地下公共排污道集资费；2015年4月23日收到4#201、202房2014年清化粪池费合计200元。一审认为，关于粤华公司要求撤销（2017）粤01执异268号《执行裁定书》和不得执行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中，根据粤华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和黄某出具的《证词》、《情况说明》及中房公司出具的《房屋确权书》，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及证明的事实，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粤华公司与第三人中房公司在1999年已就退还三套房屋的具体房号达成一致意见。但在粤华公司对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上，一审认为，虽然中房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达成补充协议不久后粤华公司即找中房公司要求办理房产恢复转移登记，多年来也多次催促中房公司留守人员办理相关事宜。因中房公司2000年后未能再正常经营、原址搬迁、无人办公等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无法办理登记给粤华公司。但粤华公司在其述称1999年即与中房公司就退还涉案房屋达成一致意见后，直至2011年4月15日查封涉案房屋，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亦未通过诉讼等手段积极行使权利，粤华公司对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由于粤华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对粤华公司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粤华公司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房屋登记在中房公司名下，该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现粤华公司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产享有物权请求权，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故对粤华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粤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过程中，当事人并无提出新的证据和事实主张。另查明，在本案二审过程中，粤财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在本案法庭调查时提交《变更诉讼主体申请书》，以受让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涉案债权为由，申请将本案被上诉人由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变更为粤财公司。因当时本案的申请执行人仍为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而本案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法庭未准许变更，但粤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健苗参加了法庭调查。2018年5月21日，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变更诉讼主体申请书》及《债权转让确认书》，以债权转让为由请求将本案被上诉人变更为粤财公司。2018年6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执异48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粤财公司为（2000）穗中法经执字第958号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根据东方资产广东分公司提交的材料，准许本案被上诉人变更为粤财公司，并通知粤财公司提交了对本案的处理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粤华公司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因中房公司购买的楼房超出约定面积，粤华公司与中房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中房公司将涉案房屋退回粤华公司。该《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后涉案三套房屋在2000年已由粤华公司出售给第三人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补充协议》事实上已履行完毕，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补充协议》签订后，因中房公司自2000年未能正常经营、原址搬迁、无人办公，以及涉案房屋出售给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致使涉案房屋未能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粤华公司对此并无明显过错。因涉案房屋的购买人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与中房公司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粤华公司作为收回涉案房屋的合同当事人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在主体上并无不当。因粤华公司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已与中房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收回涉案房屋并由买受人陈新周、黄志新、黄会燕长期占有使用，粤华公司对涉案房屋长期未办理过户手续并无明显过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本院认为，粤华公司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涉案房产仍登记在中房公司名下，粤华公司请求确认其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没有法律依据。粤华公司可依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请求中房公司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手续。原审判决以粤华公司存在过错为由，不予支持停止执行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粤华公司关于停止涉案房产执行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停止执行涉案房产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均不成立，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初319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广州×××区×××路×号×1、××2、4××房；三、驳回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163.4元，由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预交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8163.4元，本院退回8163.4元。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本院各补缴案件受理费各816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赵玮玮书记员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