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1525民初7460号原告：赵金芹，女，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林，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固始朱大寺墙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墙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MA3X5FB782（1-1），住所地：河南省固始县往流集镇大寺村。法定代表人：朱久河，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第三人：金剑华，男，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传，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第三人：朱久河，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祖师庙乡黄楼村小庄组，身份证号413026196604034210。第三人：赵绿海，男，195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林，男，197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固始县。系赵绿海儿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赵金芹与被告墙材公司、第三人金建华、朱久河、赵绿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金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林，被告墙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久河，第三人金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传、第三人赵绿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林、第三人朱久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金芹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告赵金芹不是被告墙材公司的股东（即：赵金芹不具有股东资格身份），并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1日，被告墙材公司经固始县工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朱久河，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出资355万元，占股50.71%），其他股东分别是：王国忠（出资80万元，占股11.43%），柴家明（出资65万元，占股9.29%），蔡西海（出资50万元，占股7.14%），金建华（出资150万元，占股21.43%）；总计注册资本700万元。在被告墙材公司成立两年半之前，原告分别向第三人金建华农行卡汇款两笔各30万元，又通过父亲赵绿海（即另一个第三人）另付现金10万元，合计70万元。但第三人金建华收款后并没有将上述款项支付墙材公司账户，导致墙材公司没有收到原告的70万元投资款，也直接导致了墙材公司设立时无法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置备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中也没有显示原告为股东的名字，更没有将原告进行工商登记。原告认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是认缴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形式要件是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记载、工商部门的股东登记。由于被告没有收到原告通过第三人支付的70万元，直接导致了墙材公司设立时无法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置备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中也没有显示原告为股东的名字，更没有将原告进行工商登记。为此，提起诉讼。被告墙材公司、第三人朱久河辩称，一、墙材公司虽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朱久河、金建华、王国忠、蔡家明、蔡西海五人，但实际股东远远不止上述五人，实际出资人或者隐名股东近二十人，比如公司六个成立发起人之一的陈道学直接将出资款交到企业财务人员，其又不愿意名字在工商登记中出现，其实际出资50万元，隐名于股东朱久河名下；同样道理，原告赵金芹是隐名于金建华名下的隐名股东。二、2014年5月19日，第三人金建华给赵绿海（原告的父亲、委托代理人）出具的“股权证明”只能证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绿海在在金建华名下隐名的事实；事过几个月，第三人朱久河是迫于赵绿海是当地村干部的的压力下，才以中间人的身份签“情况属实”仅作证明。墙材公司设立时虽然没有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置备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中也没有显示原告为股东的名字，没有将原告进行工商登记；但公司成立后，原告的代理人即其父亲赵绿海以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和公司的决议与管理。三、金建华出资额150万元，其中70万元是原告出资的（这是原告本人及其父亲赵绿海和金建华均认可的），金建华本人仅出资80万元。因此，原告是被告墙材公司股东金建华名下的隐名股东是客观事实，定位也是准确的，合理合法的。第三人金建华辩称，一、1.2013年1月31日，固淮新型墙材有限公司股东金建华、蔡家明及大寺二砖厂股东朱久河、陈道学、王国忠、蔡西海六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六人合伙出资700万元在原固始县往流集镇大寺村二砖厂的基础上成立固淮新型墙材有限公司一分厂。《合伙协议书》签订后，原告赵金芹委托其父亲赵绿海与金建华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赵金芹对一分厂出资70万元占股10%并隐名在金建华名下；后赵金芹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付给金建华70万元，金建华收到上述70万元后，连同另一股东蔡家明的65万元入股投资共215万元交给了合伙体的财务管理人员，并向金建华出具了《收据》；金建华的150万元投资款中就包含了原告支付的70万元。至于上述215万元的投资款是否是用原告支付金建华的70万元的资金缴纳，不影响金建华向合伙体缴纳215万元投资款事实的认定；而《收据》上的缴款人是金建华而不是赵金芹，是因为赵金芹是金建华名下的隐名投资人而非发起人股东。2.2014年5月，原告的父亲赵绿海要求将赵金芹的股份从金建华的股份中划出，金建华于是于2014年5月19日向赵绿海出具了《股权证明》一份，明确载明该70万元从一厂对二厂的投资款即金建华缴纳的投资款中划出，一厂负责人朱久河于2014年10月7日在该《证明》上签“情况属实”，赵绿海又于2014年10月9日在该《证明》“持股人”栏下签“我在大寺二砖厂的柒拾万元整投资实际上投资人是赵金芹，我是她的委托代理人”。由此可以明确：2014年5月份以前，赵绿海对该70万元投资在金建华名下及金建华缴纳的投资款中包括该70万元是知晓并且认可的，不然，其不仅不会要求划出，而且会要求金建华要么向合伙体缴纳，要么向其退款；同时合伙体也是认可金建华缴纳的投资款中包括赵金芹的70万元，否则，合伙体负责人朱久河不会签署“情况属实”而予确认；同时，该70万元从金建华的投资款中划出后，原告的代理人赵绿海对该70万元实际投资人赵金芹已经成为独立合伙人也是认可的，不然，其不会备注“我在大寺二砖厂的柒拾万元整投资实际上投资人是赵金芹，我是她的委托代理人”。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第三人金建华已将赵金芹的70万元投资款交付其投资对象，该事实在被告墙材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出具的《关于赵金芹股权的情况说明》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186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得到确认。赵金芹诉称金建华未将其70万元投资款交付其投资对象完全错误。二、2015年12月1日，“固淮新型墙材有限公司一分厂”登记为“固始县朱大寺墙材有限公司”时，因考虑企业非发起人股东多达20余人，均予登记不利于公司的管理，经包括原告赵金芹的代理人赵绿海在内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仅在企业发起人中登记公司股东，其中赵金芹的股份登记在金建华名下，但其仍然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公司登记成立之后，赵金芹的代理人赵绿海一直以公司股东的名义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没有向赵金芹签发《出资证明书》不是没有收到其70万元的投资款，而是其不是公司的发起人。公司不仅认可其投资70万元，占股10%，而且允许其代理人以股东名义参与公司的管理，这一点公司的《关于赵金芹股权的情况说明》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5民终186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均是明确确认的。三、如前所述，原告赵金芹通过第三人金建华向墙材公司缴纳70万元投资款，公司及全体股东均已认可其是公司的股东并占股10%，其虽然未登记为公司的股东，但其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已经形成。现因公司亏损严重，原告为了逃避股东责任才提起本次诉讼。但《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显指积极确认之诉，而非消极确认之诉。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不是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起诉。第三人赵绿海称，完全同意原告赵金芹的起诉和质证辩论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是为当事人对股东资格产生争议，特别是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而没有取得“出资证明”，又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没有记载，认为其应当作为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积极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享受股东权益而设定的，而非为了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非公司股东所作设定。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公司股东信息由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原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该登记是市场监管部门经依法审核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同时，否定公司股东资格，也涉及到公司的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等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护问题。故人民法院不宜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综上所述，《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的起诉于法无据，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金芹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在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牧原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张鸿雁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