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民终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向念，男，1980年9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朝建，江苏容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14区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张永红，该联合会秘书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伦善，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品超，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衡东，男，1979年7月26日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原审被告：付世龙，男，1984年10月8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 上诉人徐向念因与被上诉人中华环保联合会、原审被告李衡东、付世龙环境侵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向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朝建、被上诉人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品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衡东、付世龙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李衡东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25760元，付世龙、徐向念对其中的432180元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承担律师费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合伙在昆山市原鞋帮厂内从事非法电镀。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徐向念、付世龙退出合伙，由李衡东一人继续从事非法电镀。该电镀加工点未经环保审批，无电镀废水处理设施，将含有重金属铬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外环境，最终流入红菱塘河。昆山市环境监察站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显示，该电镀加工点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总铬含量为8.9mg/L，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规定限制的17.8倍。经昆山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排放废水的治理成本为140元/吨。经核查，2014年1月至4月期间，三人从事电镀加工排放废水686吨，2014年5月至8月期间，付世龙、徐向念退出合伙，李衡东继续从事非法电镀作业，排放废水466吨。该行为严重污染环境，且废水被排入中心河道，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无法通过修复工程完全恢复。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第A.2.3条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附F之规定，以及昆山环保局关于该电镀加工点附近水域属于Ⅳ类水标准的情况说明，应当以虚拟治理成本的4.5倍作为环境损害数额。故李衡东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25760元，付世龙、徐向念对其中43218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人的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极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组织，特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公益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称，2014年1月至4月，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三人合伙做电镀生意，徐向念出资3万元，付世龙出资1万元，李衡东负责技术加工和实际经营管理，开始在昆山市原鞋帮厂内从事非法电镀；2014年5月至8月，付世龙、徐向念退出合伙，由李衡东一人继续在原址非法从事电镀加工，并将含有铬等重金属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外环境，最终流入红菱塘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特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对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徐向念一审辩称，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主张的事实不正确，诉请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且计算方法错误，徐向念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对徐向念的起诉。 李衡东、付世龙一审未发表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提出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昆山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对昆山市环境监测数据认可的函，证明李衡东等三人从事电镀加工点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总铬含量为8.9mg/L，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规定限制的17.8倍。徐向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执法过程中共计7处采样，上述证据仅有6份水样的检测数据，未包含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岸水水样，属于重大遗漏，故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依其反映的内容和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予以认定。 2.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企业租赁协议书、水费收据，证明李衡东等三人从事非法电镀期间的废水排放量。徐向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对上述证据并不知晓。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与冯春良、冯秋泉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予以认定。 3.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关于工业废水处理费用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李衡东等三人排放废水的虚拟治理成本为140元/吨。徐向念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遗漏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岸水的水样，仅以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作为认定标的，缺少合理性、对比性和完整性。一审法院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的上述证据依其反映的内容和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予以认定。 4.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聘请律师合同，证明本案律师费3万元。徐向念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确认是否实际支出。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5.徐向念提供2014年10月16日伏雷激的询问笔录，证明该厂房伏雷激自承租之后一直做涂装生意，涂装也会产生排污。伏雷激从未见过徐向念，说明徐向念未参与生产经营。李衡东使用的电费是直接与伏雷激结算的，并非与冯春良或冯秋泉结算的。冯春良、冯秋泉提供水费收据等材料不能证明李衡东经营用水的实际情况。中华环保联合会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6.徐向念提供三价铬钝化百科，证明三价铬钝化液的浓度一般在20-30g/L。中华环保联合会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 7.徐向念提供2014年10月22日涉案地点视频、照片一组及厂区概况图，证明涉案厂区有暗道排水，李衡东经营的地点在暗道口，昆山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昆山环保局）废水采样中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只是暗道口的水样，并且与红菱塘河有土埂隔离，采样废水不能证明完全来自李衡东生产产生的废水，也不能证明红菱塘河水的水质。中华环保联合会对从监测报告中截取的图片予以认可，对其他视频、照片、厂区概况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从监测报告中截取的图片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在昆山市原鞋帮厂内开设电镀加工点，非法从事电镀加工。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徐向念、付世龙退出电镀加工点，由李衡东一人继续从事非法电镀加工。该电镀加工点未经环保审批，无电镀废水处理设施，将含有重金属铬的废水通过暗道直接排放至外环境，最终流入红菱塘河。昆山市环境监察站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显示，该电镀加工点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总铬含量为8.9mg/L，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规定限制的17.8倍。昆山市价格认定中心以上述水样为价格认定标的，认定涉案废水处理费用（含运输费用）为140元/吨。 一审法院认为，污染者应当对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一：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是否应当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损害事实及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徐向念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污染排放行为，不能证明污染排放损害结果，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开设的电镀加工点，未经环保审批，无电镀废水处理设施，将含有重金属铬的废水通过暗道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其行为违反上述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为保护生态环境，打击环境侵权行为，彰显环保法律法规的效力，应当直接推定排污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存在，一审法院在此予以彰明。此外，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水体大量排放电镀废水，必然会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即使红菱塘河水水质改善，也不能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综上，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应当对其环境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争议焦点二：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计算方式及赔偿金额。 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张，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无法通过修复工程完全恢复至原来的生态环境，应当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环境损害数额。徐向念辩称，中华环保联合会未提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报告，环境损害数额的计算不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第A.2.3条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附F之规定，虚拟治理成本，是指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即污染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敏感程度乘以一定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少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本案中，由于红菱塘河水的流动，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排放的电镀废水必然会向下游移动、扩散，且距今已逾三年，采用实际修复方法必然难以完全修复。即使随着红菱塘河水的自净，相关水质改善至达标，也不能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在此不予赘述。故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张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计算方式，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体认定如下： 第一，关于污染排放量的计算。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依据冯春良、冯秋泉调查笔录及企业租赁协议书、水费收据，2014年1月至4月期间，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排放电镀废水共计686吨。2014年5月至8月，徐向念、付世龙退伙后，李衡东非法排放电镀废水共计466吨。徐向念辩称，用水量不能等于排污量，并且厂房还有伏雷激从事涂装生意，涂装也会排污。中华环保联合会回应称，根据冯春良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涉案厂区除李衡东非法电镀作坊外，还有一家五金喷涂作坊，还有一家从事废塑料再生造粒作坊，除了李衡东的电镀作业需要用水外，另外两家的生产活动是不需要用水的。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的非法电镀用水量，中华环保联合会已经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实，徐向念认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举证的电镀用水量存在非电镀用水或者含重金属铬的废水另有来源，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月至4月期间，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排放电镀废水共计686吨。2014年5月至8月，李衡东非法排放电镀废水共计466吨。 第二，关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认定。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依据昆山市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工业废水处理费用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涉案废水处理费用为140元/吨。徐向念认为2014年8月22日昆山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报告中未给出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岸水水样检测数据，该水样是李衡东等三人排放的废水是否污染环境及是否造成损害结果的直接证据。作为价格认定标的的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采集于暗道口，该处废水经长期沉淀、蒸发、浓缩，浓度比排放的废水浓度高。如果按照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张的排放电镀废水中含铬8.9mg/L，废水排放量1152吨计算，李衡东对外排放10.2528公斤铬金属，而李衡东在调查笔录中称，共使用含有铬的钝化液10公斤。中华环保联合会回应称，经与昆山环保局核实，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岸水水样主要是现场自来水冲洗地面的废水,分析结果为达标。现场检查视频可以看出放水冲洗，试图掩盖排污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故该采样不能客观反映本案电镀废水总铬含量。另外其他水样经检测总铬含量均超标，足以证明徐向念等三人排放超标废水的事实。关于李衡东仅使用含有铬的钝化液10公斤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一审法院认为，北侧河道南侧（靠近电镀车间）水样是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电镀废水对外排放口的取样，将此样本作为价格认定标的最具有合理性。徐向念对该水样的铬浓度提出异议，但中华环保联合会对涉案电镀废水的铬含量已经提供了初步证据，徐向念等作为电镀废水的排放者，有义务亦有能力举证证明其排放的废水中真实、准确的铬含量，以推翻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主张，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且经核查现场录像，该水样采样时，生产现场的自来水正在放水冲洗，对外排放的废水应处于流动状态，故一审法院对徐向念主张的该采样点电镀废水经过长期沉淀、蒸发、浓缩，浓度过高的观点不予采信。对于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岸水水样检测数据未纳入昆山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的问题，中华环保联合会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现场视频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使该水样检测结果为达标，但是将涉案7份水样的铬浓度进行平均计算，废水中铬含量亦是明显超标，故徐向念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应当对其排污行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另外，徐向念主张李衡东仅使用了含铬的钝化液10公斤，该事实仅系李衡东个人陈述，缺乏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废水的处理费用为140元/吨。 第三，关于虚拟治理成本倍数的确定。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根据昆山环保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案所涉污染场地地表水功能区划属于IV类水质目标，虚拟治理成本的倍数确定为4.5倍。一审法院认为，该虚拟治理成本的倍数不违反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第A.2.3条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附F之规定，且李衡东等三人对其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未承受相应的刑事责任，将虚拟治理成本的倍数确定为4.5倍，并无不当。 综上，2014年1月至2014年8月，李衡东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725760元（1152吨×140元/吨×4.5倍）。其中，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为432180元（686吨×140元/吨×4.5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中华环保联合会要求徐向念等三人承担律师费30000元，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因诉讼而产生的费用，金额亦未超出合理范围，故对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请的律师费予以支持。 另，徐向念认为，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三人虽然自称合伙，但个人合伙是要式行为，应当订立书面协议，对合伙事项进行约定，且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三人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实际情况是徐向念出资3万元资金，并没有共同参与生产经营，所以合伙关系不成立，徐向念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个人合伙的成立系公民之间就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合意之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虽强调对相关重要合伙事项应当订立书面协议，但是未明确未订立书面协议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虽未举证证明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之间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是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的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达成合意，合伙从事非法电镀加工业务，其中徐向念、付世龙负责主要出资，李衡东负责技术加工和经营管理。在经营过程中，因分配不均，2014年4月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三人经协商，李衡东支付徐向念、付世龙各1万元，徐向念、付世龙退出非法电镀加工作坊，李衡东留下设备和场地继续经营。上述情形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并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合伙经营的事实存在，因此，应当认定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合伙关系成立，徐向念、付世龙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使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不构成合伙关系，但2014年1月至4月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共同开设非法电镀加工点，对外排污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依法应当对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徐向念的该答辩理由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之规定，判决：一、判令李衡东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25760元，付世龙、徐向念对其中的432180元承担连带责任，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户名：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联合会，账号：55×××80，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鹿城支行）。二、判令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承担中华环保联合会聘请律师的费用3000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如果没有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58元、保全申请费4148元，公告费600元，合计人民币16106元,由李衡东负担9663.6元，付世龙负担3221.2元，徐向念负担3221.2元。上述费用已由中华环保联合会预交，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的部分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至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 徐向念上诉称：1.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是否造成环境损害的事实。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定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损害结果，违反客观事实。2.一审判决证据采信不合法。一审法院对于昆山环境监测站的检测报告予以采信错误，该检测报告没有给出“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道水水样”的监测数据，一审法院以其中一个水样结果作为超标的依据，没有公信力。一审法院对于厂区内排污管道情况未审查，认定上诉人利用暗管排污不符合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排放电镀废水1152吨没有依据，不能以用水量来认定排污量，且厂区内还有其他两家企业也存在用水，一审判决未予扣除。李衡东陈述使用10吨钝化液，应当作为定案证据。4.徐向念仅是出资人，不参与生产管理运营，也未分得合伙利润，与原审被告之间并非合伙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撤销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中华环保联合会答辩称，1.徐向念认可排污行为客观存在，污染结果必然客观存在，这是常识，不需要举证证明。2.关于排污量的问题，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笔录、现场勘查记录、收据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完成初步举证义务，故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3.徐向念、李衡东、付世龙三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行为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徐向念应当对其退出合伙经营前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李衡东、付世龙未提交答辩意见。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支持起诉书，主要内容与一审意见相同。 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本院依法调取了2014年10月、11月、12月伏雷激交纳水费的收据，该收据显示的是上一个月的用水量，即9月用水量为65吨、10月用水量为37吨、11月用水量为67吨。双方当事人对于该收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另查明：2015年4月15日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向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一份说明，主要内容为：对贵院提出的现场取7份水样，出具的监测报告实际只有6份水样数据有认定的情况，现说明如下：经核实，现场未经认证的监测数据名称为：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道水，该水样数据没有进行认证的原因是其排入的沉积水潭就是“北侧河道南岸（靠近电镀车间）水样”的采样点，采样时排放的主要为现场自来水冲洗地面废水，且监测数据分析为达标，最终未对该数据进行认定。当事人对于该说明没有异议。 本院还查明：昆山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于2014年10月21日对徐向念进行询问，在询问笔录中，徐向念陈述的主要内容有“我之前是在苏州金加工生意的……我就提议大家一起合伙做电镀生意，当时大家三个人就商量一起合伙开个电镀厂，后来我们就开始运作了……在去年2013年10月份我们在甪直开始做电镀生意，做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被苏州环保局查了，我们就准备搬厂子到别的地方去做”“当时是苏州环保局和治安的部门来检查甪直的电镀厂，好像因为污染环境的问题，但是具体原因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就停掉了”“生产工艺我也不懂的，所以药水成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生产过程有一定污染的”。 经与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的焦点为：1.徐向念等三人从事电镀生产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2.一审判决认定的污染排放数量有无事实依据；3.徐向念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关于徐向念等三人从事电镀生产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本案行为发生时应当适用2017年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修订），该法第九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第二十一条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水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登记；其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应当保持正常使用；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应当事先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第二十二条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在江河、湖泊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本案中，徐向念等三人经营的电镀作坊无生产经营准入资质，亦未办理环保审批取得排污许可，未配套建设电镀废水处理设施或者按照规定设置排污口，将含有重金属铬的废水通过厂区地面以及下水道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其行为已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根据昆山市环境监测站的水质监测报告，其排入北侧河道南岸水样的总铬含量为8.9mg/L。徐向念上诉认为昆山市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报告故意遗漏监测结果，没有给出“车间地面排入北侧河道水水样”的监测结果，程序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认为，昆山环保局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说明：该水样数据没有进行认证的原因是其排入的沉积水潭就是“北侧河道南岸（靠近电镀车间）水样”的采样点，采样时排放的主要为现场自来水冲洗地面废水，且监测数据分析为达标，故最终未对该数据进行认定。根据现场执法视频，执法机关在检查时，该电镀作坊工人以大量自来水冲洗地面，企图降低污染物浓度，掩饰其违法行为，该北侧河道水水样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电镀作坊排放的污染物情况，故即使该水样数据显示达标，也不能以此作为徐向念等人达标排放的证据予以采纳。因此，昆山环保局未将该数据列入监测报告并无不当。以“排入北侧河道南岸水样”的监测数据结果作为徐向念等人废水排放指标主要原因是该监测取样点的位置是该电镀作坊首次接触外环境的排污口，该水样数值最能直观、准确的反映出该电镀作坊在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下排放废水的含铬浓度。而其它监测点的水样，如酸洗后清洗槽水样、钝化后清洗槽内水样、滚镀锌线槽内水样均经过大量的清水冲洗，其水样中的含铬量已被稀释，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该电镀作坊在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下排出的污染物指标。一审法院以“排入北侧河道南岸水样”总铬含量作为徐向念等人电镀作坊的排污指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证据采信并无不当。徐向念等三人开设的电镀作坊违法排污，其排放的污染物总铬含量已经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规定限制的17.8倍，而总铬包括三价铬和六价铬，六价铬是含有较强毒性的重金属，未作任何无害化处理即将含有如此高浓度铬的废水排入外环境，且排出的污水最终流入红菱塘河，必然对外部生态环境产生损害后果。上诉人徐向念认为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环境受损证据，不能证明环境损害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污染物排放数量有无事实依据的问题。在昆山环保局执法检查过程中，拍摄了视频、照片，制作了环境监察现场检查笔录等证据，结合昆山市人民检察院询问冯春良、冯秋泉的调查笔录，昆山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与伏雷激、徐向念、李衡东、付世龙询问笔录，伏雷激交纳水费的收据，能够证明徐向念等人从事电镀作坊的时间为2014年1月至8月，其中徐向念、付世龙参与经营至2014年4月，此后即退出经营。该电镀作坊的生产工艺及流程是盐酸酸洗—水清洗—滚镀锌—钝化—水清洗—产品，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水未经任何处理后直接流到车间地面，之后又排放到外部环境。该电镀作坊内除生产经营用水外，并无生活用水产生，在徐向念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排污量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其用水量计算排污量，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用水量的问题。根据冯春良、冯秋泉、伏雷激的询问笔录，该电镀作坊生产厂区内除其之外尚有其他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由伏雷激统一向冯秋泉支付电费。而在李衡东被环保执法机关予以责令停止生产后，伏雷激仍然向冯秋泉交纳了三个月的水费，可以证明在李衡东停止生产经营后，厂区内的其他企业仍然需要用水，且产生了每月37至67吨不等的用水量。而被上诉人中华环保联合会在认定李衡东等三人经营期间的用水量时，全部按照伏雷激交纳水费收据上的用水量计算，但该用水量实际包含了厂区内其他企业的用水量，该部分用水量不应作为李衡东等三人的用水量，应当予以扣除。本院根据9、10、11三个月用水总量169（65+37+67）吨的平均值56吨（四舍五入）认定该部分用水量。李衡东等三人前8个月用水量应调整为：1-4月的用水量为：462吨（686-56×4）；5-8月的用水量调整为242吨（466-56×4）；1-8月的总用水量为704吨。对于李衡东、徐向念、付世龙三人经营期间2014年1月至4月的排污量予以调整为为462吨；李衡东独自经营期间2014年5月至8月的排污量为242吨。 三、关于上诉人徐向念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徐向念认为其仅是出资未参与经营也未获得收益，故不能认定其为合伙人，其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徐向念本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徐向念曾经从事过电镀经营，且在经营过程中因环境污染问题被执法机关检查取缔后，后又更换地点再次进行违法生产、违法排污，徐向念对于非法电镀作坊在生产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事实是明知的，其主观过错明显。徐向念还供述了其与李衡东、付世龙三人共同从事本案电镀生意的经过，其与付世龙负责出资，李衡东负责技术与管理。徐向念作为本案电镀作坊的出资人，与李衡东、付世龙共同实施了违法排污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徐向念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其共同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令徐向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徐向念主张其与李衡东、付世龙并非合伙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徐向念、李衡东、付世龙三人对于2014年1月至4月共同经营期间462吨排污量应承担291060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对于该费用三人互负连带责任；李衡东对于2014年5月至8月独立经营期间242吨排污量应承担152460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李衡东对于该费用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徐向念关于其排污量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6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6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91060元，三人互负连带责任；李衡东单独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52460元，上述费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户名：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联合会，账号：55×××80，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鹿城支行）； 四、驳回中华环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358元、保全申请费4148元，公告费600元，合计人民币16106元,由李衡东负担9663.6元，付世龙负担3221.2元，徐向念负担3221.2元（上述费用已由中华环保联合会预交，李衡东、付世龙、徐向念负担的部分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至昆山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58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918元，由上诉人徐向念负担（该费用已由徐向念向本院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黎 审判员 臧 静 审判员 吴晓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