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终18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第二十层。法定代表人：刘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波，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云鹏，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刘家堡。法定代表人：刘晓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震，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浪，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昌惠，女，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冀逊，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林，男，196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席坤荣，女，196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原审第三人：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3号科技创业园B2区6楼左。法定代表人：段志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斌，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营仪，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丰公司）、何昌惠、刘晓林、席坤荣以及原审第三人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融资租赁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无新证据和新事实，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富丰公司、何昌惠、刘晓林、席坤荣共同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原审判决将另一法律关系项下的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认定为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给交通融资租赁公司的代偿款，并将该2000万元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诉请的代偿款项中扣除，应属认定事实错误。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款项2000万元，是基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为富丰公司的另一笔债务【即对重庆中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保理公司)的融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而由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的履约保证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和富丰公司专门为此签订了《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明确约定了该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同时，在该2000万元的付款转账凭证上载明用途为“履约保证金”。原审判决罔故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错误认定，也否定了另一合同约定的效力，应属认定事实错误。2.上述2000万元作为保理融资合同项下的反担保履约保证金，并不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形。第一，富丰公司将从中泰保理公司取得的2000万元贷款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本身就是富丰公司使用资金的一种方式。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为富丰公司代偿了对中泰保理公司的融资债务，正是从富丰公司支付的该笔保证金中冲抵。因此，不能认为富丰公司没有实际使用该2000万元款项。第二，就该2000万元反担保履约保证金的形成背景情况，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和富丰公司均在一审中作出了一致的说明。即在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就富丰公司和中泰保理公司所发生的2000万元融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时，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富丰公司提出的条件包括需由何昌惠提供反担保抵押。富丰公司开始表示问题不大，称由其说服何昌惠。为此，关于由何昌惠提供抵押反担保的内容还写入了富丰公司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之间的《委托保证合同》中。后因何昌惠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富丰公司又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达成一致，即先由富丰公司将从中泰保理公司取得的2000万元贷款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履约保证金，后续如果何昌惠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再将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富丰公司。为此，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和何昌惠一直在继续商讨设定反担保抵押的相关事宜。双方在沟通时，提及富丰公司已从中泰保理公司取得2000万元贷款，并将该款项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履约保证金的情况，于是工作人员才将转账凭证截图发送给何昌惠。上述说法完全合理，并且有充分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和采信。3.原审判决认定将该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应从本案诉请的代偿款项中扣除，理由牵强，逻辑混乱。第一，从时间上看，该2000万元款项的支付时间是2015年12月29日。而此时，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还尚未发生代偿行为。富丰公司在发生代偿行为之前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代偿款，这与常理不符。第二，若富丰公司要以该2000万元款项偿还欠付融资租赁费，富丰公司直接支付给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即可，没有必要大费周折去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再由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去代偿。4.原审判决第二项认定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错误，应从每笔款项的实际代偿之日起算。富丰公司辩称，涉案2000万元款项确系另一保理合同项下反担保保证金。同意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改判。何昌惠辩称，涉案2000万元款项应系富丰公司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涉及本案的代偿款项，应从本案诉请的代偿款项中扣除。另一保理合同是虚假的，该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不属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晓林、席坤荣未作答辩。交通融资租赁公司述称，同意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上诉意见。富丰公司作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债务人，其在有能力偿债的情况下却通过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进行代偿，这是不合常理的。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改判。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代偿款27824133.11元；2.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分别以16189975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1日起；以9880523.11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日起；以1753635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2日起；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300%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6.80万元；4.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违约金5564826.62元；5.判决确认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在第1至4项所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物（权证号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01××24号、01XX25号、01XX26号、01XX27号、01XX28号、01XX29号、01XX22号、01XX23号，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09×35号、09XX37号、01XX49号、09XX36号）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刘晓林对富丰公司依据上述第1至4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席坤荣在其与配偶刘晓林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富丰公司依据上述第1至4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本案诉讼费用由富丰公司、何昌惠、刘晓林、席坤荣共同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25日，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将其所有的水泥生产设备等资产出售给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富丰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予以租用，并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包括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双方一致确认租赁物净值为52560265.18元，根据设备购入、建成年限和完好情况，双方商定富丰公司以435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富丰公司同意并确认按照《租金支付计划表》（附件三）的约定，按期足额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双方同意并确认租金具体金额及支付时间以《租金支付计划表》（附件三）为准；租赁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当前利率为6.15%；若富丰公司迟延付租金，则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融资租赁公司的款项，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有权按照如下顺序清偿：违约金、赔偿金、保险费、到期未付租金；若富丰公司不能在付款日按照上述顺序清偿款项，则视为当期租金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富丰公司还需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手续费87万元；若富丰公司未按照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到期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或未能按时支付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代富丰公司支付的任何费用，则按欠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五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全额付清所有欠付款项之日止。在该合同的附件三《租金支付计划表》中详细列明了每期租金的支付日期和金额。2013年7月26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因经营周转需要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现委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上述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年担保费率为2.6%；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保证金174万元，优先用于支付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清偿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因向贷款人承担保证责任而支付的款项，以及本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费、代偿资金占用损失费、违约金、赔偿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因实现保证合同项下追偿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等；因富丰公司未能按照主合同约定足额还本付息，从而导致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代偿的，富丰公司应在代偿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清偿全部代偿金额，同时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代偿资金占用费以全部代偿资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30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反担保措施为何昌惠提供的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和重庆市渝北区的12套房产作为反担保抵押物，以及刘晓林提供个人信用反担保；富丰公司除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外，还需按代偿全部款项的20%支付惩罚性违约金。同日，交通融资租赁公司(甲方)、富丰公司作为（乙方）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丙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丙方保证担保的债务所依据的主合同为渝交设租（13）回字第130201033号《融资租赁合同》，主债权系主合同项下租金49171530元，丙方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和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手续费、名义货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资金返还（如有）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174万元，用于保证乙方和丙方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若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义务的，甲方有权从丙方交纳的保证金直接扣除，且丙方需按照甲方书面支付通知补交其不足部分的保证金；若不及时足额补交保证金额度，需按应补足金额每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额补足；当乙方未能按照主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各期租金，甲方有权要求丙方直接代乙方向甲方支付拖欠的当期租金及因此产生的违约金，丙方应按照甲方依据本合同向其主张担保权利的书面通知的要求全额及时完成相关代偿义务；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乙方支付租金的最后期限届满起两年。同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何昌惠签订《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介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提供主合同项下连带责任保证，何昌惠自愿以其有处分权的房地产抵押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抵押物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及重庆市渝北区，对应产权证号分别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01××24号、01××25号、01××26号、01××27号、01××28号、01××29号、01××22号、01××23号和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09×35号、09×37号、01××49号、09×36号；反担保的范围是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贷款人承担保证责任而已经或应当代借款人偿还的全部款项、委托保证合同项下应由借款人支付的担保费、代偿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赔偿金和为实现追偿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等；若借款人还有自己提供抵押、质押等物的担保，以及其他第三人提供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的，即使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放弃对借款人或第三人提供的担保的优先受偿权益，何昌惠仍不可撤销地承诺在上述抵押财产的范围内继续提供相应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各方依法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同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刘晓林签订《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约定：介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提供主合同项下连带责任保证，刘晓林自愿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作为反担保；保证范围为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而已经或应当代富丰公司偿还的全部款项、委托保证合同项下的应由富丰公司支付的担保费、代偿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含滞纳金、惩罚性违约金)、赔偿金、财务咨询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拍卖费、评估费等实现追偿权的合理费用；担保期间为实际代偿之日起两年，分次代偿的，则自最后一次代偿之日起两年。刘晓林的配偶席坤荣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提供反担保的声明》，同意刘晓林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并自愿用夫妻共有的全部财产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12月29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万元作为保证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6年4月1日从中扣划16189975元，用于代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剩余金额用于偿还其它款项。2016年12月28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21059874.11元作为保证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7年4月1日从中扣划9880523.11元，用于代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剩余金额用于偿还其它款项。2013年6月22日和8月22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分别支付126万元、174万元作为保证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8年1月2日扣划1753635元，用于代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剩余金额用于偿还其它款项。2016年4月25日，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出具《委托支付函》，委托四川省合江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4月1日分别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及手续费等共计7968986.22元。2018年1月3日，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出具《代偿证明》，载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已于2016年4月1日、2017年4月1日、2018年1月2日向其代偿16189975元、9880523.11元、1753635元，《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违约金等均已结清，故解除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基于《保证合同》产生的担保责任。另查明，2018年1月31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接受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委托，为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民事法律服务，并收取律师服务费16.80万元。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向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6.80万元。还查明，2015年12月29日，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2000万元，备注载明为“履约保证金”。同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员工郑华将上述转账凭证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截图发送给何昌慧。庭审中，富丰公司陈述，当时之所以要与中泰保理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因为融资租赁款项逾期未偿还，其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何昌慧商议向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万元，以偿还已逾期的融资租赁款项，但同时需要何昌慧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后因何昌慧不同意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其将中泰保理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贷款，作为保理业务的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交通融资担保公司陈述，其就富丰公司与中泰保理公司的2000万元保理融资业务向中泰保理公司提供了担保，而因何昌慧不同意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所以该笔担保业务没有任何反担保措施，故其要求富丰公司将该笔2000万元贷款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以作为富丰公司向中泰保理公司申请贷款的反担保保证金。何昌慧陈述，该2000万元系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偿还本案代偿款，应从本案的代偿金额中扣除。富丰公司从中泰保理公司贷款2000万元，在同一天作为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该保理业务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而是中泰保理公司借贷给富丰公司2000万元，富丰公司将这2000万元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以代偿的形式支付给交通融资租赁公司，用以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租赁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及的《融资租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民事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等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认定；2.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代偿款项的具体金额；3.涉案资金占用费与违约金能否并用；4.何昌慧是否应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抵押反担保责任；5.刘晓林、席坤荣是否应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连带保证反担保责任。1.关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何昌惠辩称，合同项下的租赁设备所有权并未转移至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导致《融资租赁合同》不成立。因富丰公司租赁并使用的设备属于动产，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毋须办理特殊手续，不能单纯以富丰公司占有使用租赁设备而断定该设备所有权的归属。对何昌惠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代偿款项的具体金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举示的代偿证明有相应的进账单及发票佐证，且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万元作为保证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6年4月1日从中扣划16189975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2016年12年28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21059874.11元作为保证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7年4月1日从中扣划9880523.11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22日和8月22日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26万元、174万元作为保证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8年1月2日从中扣划1753635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因此，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代偿款具体为：2016年4月1日代偿16189975元、2017年4月1日代偿9880523.11元、2018年1月2日代偿1753635元，合计27824133.11元。第二，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转账2000万元，备注为“履约保证金”。富丰公司的员工郑华在与何昌慧的短信聊天记录中将该份电汇凭证截图发送给何昌慧。何昌慧认为，该2000万元系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还款。而富丰公司、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则认为，该笔2000万元系富丰公司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若该笔200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则富丰公司的员工郑华将该笔2000万元的电汇凭证截图发送给何昌慧不具有合理性。富丰公司陈述，之所以会与中泰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是因为其对交通融资租赁公司的租金支付已经逾期，其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何昌慧商议向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万元，用于偿还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但需要何昌慧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后因何昌慧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其将中泰保理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作为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2015年12月29日当天，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交通融资租赁公司1919.76万元作为保证金，富丰公司又于当天支付2000万元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认为该笔200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认为其第一笔代偿金额发生在2016年的4月1日，也就是晚于该笔2000万元保证金的支付时间，但其第一笔代偿款项恰恰是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的1919.76万元保证金中予以扣划的。结合交通融资租赁公司、富丰公司、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何昌慧、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上述合同均签订于2013年7月26日。何昌慧已知晓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将进行代偿的事实，但至于具体代偿的日期何昌慧并不必然知晓。当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员工郑华将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2000万元电汇凭证发送给何昌慧时，何昌慧理所当然地认为该2000万元系富丰公司偿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代偿款项，这符合常理。其次，根据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举示的代偿证据，其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代偿款均是以“保证金”的形式支付。富丰公司在该笔20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上备注“履约保证金”，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再次，交通融资担保公司陈述，其之所以要求富丰公司将该笔2000万元作为保证金转给自己，是因为其就富丰公司该笔2000万元的保理融资业务向中泰保理公司提供了担保，而因为何昌慧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所以该笔2000万元的保理融资业务没有任何的反担保措施，故要求富丰公司将该笔2000万元转给自己。倘若说法成立，也就意味着富丰公司贷款2000万元确系为了降低融资租赁违约金，结果该2000万元不但没有实际使用，反而还增加了相应的利息成本，这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该笔2000万元，应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诉请的代偿款项中扣除。第三，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何昌惠均认可174万租赁保证金的事实。该笔款项已随租赁关系到期，按照合同约定，应作为已偿款项处理。因此，对于富丰公司、何昌惠抗辩涉案代偿款项应当扣除174万保证金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丰公司应当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代偿款项为6084133.11元。3.关于涉案资金占用费与违约金能否并用的问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中同时约定了资金占用费和违约责任，且两项约定并无矛盾之处，该两项约定的费用可以一并支付，但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上述两项约定的利率做适当调整。即一审法院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请求的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两项合计的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支持。4.关于何昌慧是否应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抵押反担保责任的问题。何昌惠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何昌惠自愿以其有处分权的房地产抵押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有权在合同约定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房产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关于刘晓林、席坤荣是否应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连带保证反担保责任的问题。刘晓林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配偶席坤荣亦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声明，自愿用其夫妻共有的全部财产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一审法院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要求刘晓林、席坤荣对富丰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之约定，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为实现追偿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由富丰公司承担。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实际支付律师费16.80万元。按照何昌惠、刘晓林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约定，以及席坤荣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的声明内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有权就上述律师费用，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房产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刘晓林应当对上述律师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席坤荣在夫妻共有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1.由富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代偿款6084133.11元；2.由富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代偿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两项合计以6084133.11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随本清；3.由富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律师代理费16.80万元；4.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物（权证号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01××24号、01XX25号、01XX26号、01XX27号、01XX28号、01XX29号、01XX22号、01XX23号，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09×35号、09×37号、01××49号、09×36号）拍卖、变卖或者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刘晓林对富丰公司依据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席坤荣在其与刘晓林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富丰公司依据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驳回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5083.26元，由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负担199297.26元，由富丰公司、刘晓林、席坤荣、何昌惠共同负担5578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12月10日，中泰保理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中泰保理公司，中泰保理公司给予富丰公司总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的保理融资。2015年12月29日，富丰公司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委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对其与债权人中泰保理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保理融资款2500万元，以及因富丰公司违约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富丰公司应支付的六个月担保费为37.50万元；富丰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清偿期限内清偿的，则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00%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富丰公司逾期清偿的，自代偿之日起至收回全部代偿资金和相关费用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00%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为保障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在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能实现追偿权，富丰公司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如下反担保措施：何昌惠提供自有房产作为反担保顺位抵押物抵押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刘晓林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同日，富丰公司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富丰公司为保证能够履行《委托保证合同》相关约定，自愿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富丰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2000万元存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银行账户，该款项自实际存入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账户之日即转为履约保证金向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同日，中泰保理公司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交通融资担保公司自愿为中泰保理公司依据其与富丰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对富丰公司享有的2500万元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7年7月7日，中泰保理公司出具《代偿证明》，载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于2017年7月5日为借款人富丰公司代偿全部保理融资本金2000万元及欠息285.50万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款项2000万元的性质问题；2.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问题。1.关于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款项2000万元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款项2000万元，应系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代偿款项，应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实际代偿款项中予以扣除。主要事实及理由：第一，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富丰公司在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万元的目的是为了清偿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若富丰公司和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说法成立，即该争议款项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则富丰公司进行此次融资的目的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富丰公司反而还增加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贷款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作为一名理性经济人，若富丰公司作此经营计划和安排，则与常理不符。第二，如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所述，其要求富丰公司将争议款项作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主要原因是何昌惠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贷款的担保方，若富丰公司和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关于争议款项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的说法成立，则在何昌惠明确拒绝提供反担保抵押的情况下，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应当将该款项优先用于偿还《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贷款债务，以减少该贷款债务的利息损失。但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当时不但没有优先清偿贷款债务，反而在收到该争议款项的当日即向交通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万元保证金。该行为与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事后在庭审中关于争议款项性质的说法不符。第三，既然富丰公司在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万元的目的是为了清偿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这本可以减轻富丰公司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可以减轻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代偿责任，也可以相应减轻何昌惠的反担保抵押责任，即各方当事人均可以从中获益。相反，若富丰公司和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说法成立，即该争议款项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则除交通融资担保公司的代偿债权更有清偿保障之外，其余各方均不可能从中获益，甚至还有加重何昌惠的反担保抵押责任之嫌，这也与常理不符。因此，富丰公司和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关于该争议款项应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的抗辩理由，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问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错误，应从每笔款项的实际代偿之日起算。庭审查明，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2000万元。同时，各方对富丰公司已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保证金174万元的事实没有争议。因此，在交通融资租赁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在交通融资担保公司处扣划第一笔代偿款项16189975元之前，富丰公司已实际支付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款项2174万元。即使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所述的每笔代偿款项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应当从实际扣划代偿之日起算说法成立，相应的代偿款项也应当在抵扣富丰公司已支付的2174万元款项以后才开始计息。即2016年4月1日扣划代偿的16189975元不应当计息，2017年4月1日扣划代偿的9880523.11元中的4330498.11元应当开始计息【9880523.11元-(2174万元-16189975元)】，2018年1月2日扣划代偿的1753635元应当开始计息。原审判决主张6084133.11元均从2017年4月1日起开始计息，实际上是增加了从2017年4月1日起开始计息的本金金额，结果对交通融资担保公司有利。因其余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83.26元，由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铮审判员 肖 艳审判员 冯衍昭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