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23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四路9号2-3层。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钧文，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鹏飞，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瑞，山西恒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工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鹏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西县人民法院（2019）晋1034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环境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钧文，被上诉人闫鹏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川煤公司，后并入环境工程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县东瑞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瑞公司）签订了《东瑞公司开拓大巷及首采工作面项目施工补充协议》，确定开工日期为2012年5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月11日前完成。工程施工期间，川煤公司成立了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山西古县东瑞煤业有限公司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并委托宋建英为项目部负责人。2012年8月10日，项目部管理人员宋建英、何安全与闫鹏飞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加盖了项目部的公章，合同载明：因项目部资金困难，需购买设备和支付工人工资向闫鹏飞借款3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10日起至2014年8月10日止，月息1%。合同签订后，闫鹏飞于当日分五次向宋建英转款278.32万元。2016年9月7日，经结算，项目部向闫鹏飞出具了《贷款合同》一份，载明：项目部于2012年8月10日在闫鹏飞处贷款300万元，贷款期限2012年8月10日至2016年9月7日止，欠利息共153万元，何安全在该《贷款合同》上签名。自2013年起，项目部又以资金困难为由，按月息2%，先后五次向闫鹏飞借款199.7万元，其中2013年10月22日借款15万元，2013年12月26日借款14.3万元，2014年1月10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9月22日借款44万元，2014年10月18日借款26.4万元，上述借款均从闫鹏飞或其妻王红珍账户转账给宋建英，项目部均向闫鹏飞出具了借条，何安全也在借条上签名。上述借款，闫鹏飞向项目部催要未果。同时查明：川煤公司于2017年12月并入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3月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环境工程公司。另外，审理中，环境工程公司申请追加宋建英、何安全为共同被告，闫鹏飞不同意，汾西县人民法院对环境工程公司的申请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项目部是川煤公司为承建工程设立的临时机构即职能部门，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该笔债务理应由川煤公司负责偿还。川煤公司并入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又更名为环境工程公司后，川煤公司的债务应由环境工程公司偿还。至于环境工程公司辩称的其对以上借款毫不知情，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因《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均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且宋建英及何安全均为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宋建英还是项目部的负责人，因此上述借款应认定为项目部的行为，但2018年8月10日的300万元，应以实际给付的278.32万元计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闫鹏飞借款本金478.02万元，并按月息1%支付自2012年8月10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本金278.32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支付自2013年10月22日至实际偿还日本金15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支付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本金14.3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支付自2014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本金100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支付自2014年9月24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本金44万的利息；按月息2%支付自2014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本金26.4万元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490元，由被告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担。环境工程公司的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闫鹏飞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闫鹏飞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宋建英、何安全并非环境工程公司员工，环境工程公司也未授权宋建英、何安全对外借款的情况下，认定环境工程公司承担宋建英、何安全个人借款的还款责任是错误的。1.闫鹏飞在原审审理中未提供借款人宋建英、何安全与环境工程公司存在任何关联性的证据，但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却作出宋建英系环境工程公司的项目部经理、何安全系项目部管理人的认定，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的规定，本案中宋建英、何安全的借款行为仅系其个人行为。2.根据闫鹏飞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条》、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借款人、收款人均为宋建英、何安全个人，而闫鹏飞在明知何安全不是环境工程公司的代理人、无权代表环境工程公司，更无权使用环境工程公司公章的情况下，仍然向宋建英、何安全转款借款，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系宋建英、何安全的个人行为，环境工程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按照一般的公司财务制度，公司对外借款应当将借款打入公司账户，并由公司向其出具正式收据。然而环境工程公司从未收到闫鹏飞主张的借款资金，也未委托任何第三人代为收取闫鹏飞主张的借款资金，本案中明显违背公司借款基本财务流程的事实，也能佐证案涉借款系宋建英、何安全的个人借款行为。二、原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478.02万元的金额错误，且无证据佐证。1.在闫鹏飞提供的银行转款证据中，闫鹏飞于2012年8月2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何安全转款96万元、2012年8月29日向宋建英转账36.3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未加盖银行业务印章，应属于无效证据，不应认定为借款出借金额。2.闫鹏飞提供的王红珍与宋建英之间的转款44万元、14.3万元、26.4万元均与本案无关，闫鹏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三、原审法院根据《借款合同》、《借条》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认定环境工程公司为借款主体是错误的。根据闫鹏飞原审提供的证据资料，不能证明存在项目部，更不能证明环境工程公司刻制、使用该项目部印章，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借款合同》、《借条》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是否属于环境工程公司印章的情况下，就认定环境工程公司承担借款还款责任是错误的。综上，应当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闫鹏飞的全部诉讼请求。闫鹏飞答辩称：一、项目部是真实存在的，在项目部实际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工程量的验收结算以及对外签订合同等。二、宋建英和何安全为环境工程公司授权委托、代表项目部履行职责的负责人，由二人和闫鹏飞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借条应被认定为项目部的行为。环境工程公司向宋建英出具《委托代理证书》，代理期限为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2月30日，委托宋建英为项目部负责人，授权宋建英全权负责项目部现场组织、施工管理、财务结算等一切事宜。环境工程公司虽未对何安全出具委托书，但自项目部成立以来，何安全一直代表项目部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环境工程公司及其项目部对二人的代理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2012年8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二条中载明“借款用途：因川煤项目部资金困难，需买设备和付工人工资”等内容且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以及后续何安全分五次向闫鹏飞借款，闫鹏飞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何安全和宋建英系作为环境工程公司的代理人向其借款，故二人向闫鹏飞借款的行为对项目部发生效力。三、项目部作为环境工程公司为承建工程设立的临时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环境工程公司应当对项目部的借款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项目部是环境工程公司为完成案涉工程而成立的临时职能部门，是环境工程公司企业内部的机构，是企业的组成部分之一。项目部虽然有自己的名称，但该名称并非完全独立，并未依法进行工商登记，而是归属依附于环境工程公司，且项目部名称中体现环境工程公司。故环境工程公司应对项目部的借款行为承担责任。四、闫鹏飞与王红珍系夫妻关系，由王红珍向宋建英转账的三笔款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闫鹏飞与王红珍于2012年登记结婚，两人为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红珍经丈夫闫鹏飞的授意向宋建英转账的44万元、14.3万元、26.4万元的款项，应认定为闫鹏飞向作为项目部负责人的宋建英的借款。环境工程公司提出闫鹏飞于2012年8月20日向环境工程公司项目部管理人何安全转款96万元、2012年8月29日向环境工程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宋建英转款36.3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没有加盖银行业务印章，该回单不因没有加盖银行业务印章而无效，且闫鹏飞对于上述两笔借款提供的转账证据中，除“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外，还提供了加盖银行业务印章的“银行卡取款凭条”，以上两笔借款应认定为借款出借金额。综上，环境工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环境工程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中，闫鹏飞提供五组，共计17份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第一组：证据1，2012年5月14日东瑞公司与川煤公司签订的《东瑞公司开拓大巷及首采工作面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协议》，证明川煤公司承包东瑞公司开拓大巷及首采工作面项目工程。第二组：证据2，《关于东瑞公司项目工程项目部项目专用章及财务专用章启用的通知》。证据3，2015年1月份工程量划线验收表。证据4，2015年1月份报量（结算）单。证据2-4，证明2012年5月2日成立了项目部并启用了以该项目部名义刻制的印章，项目部真实存在并以自己的名义同补充协议的发包人进行工程量的验收及结算。第三组：证据5，何安全身份证。证据6，《工矿产品买卖合同》。证据7，《工业产品承揽合同》。证据8，《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书》。证据9，《工程结算单》。证据10，《东瑞矿2014年度投资应得确认书》。证据11，《2012-2015年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发放表》。证据12，《东瑞公司川煤项目部何安全工队历年工资表》。证据13，《东瑞公司川煤公司施工工程明细表》。证据14，《川煤公司其他费用确认量明细表》。证据15，《承诺书》。证据5-15，证明宋建英、何安全作为项目部的负责人代表项目部签订合同并使用公章。第四组：证据16，银行卡取款凭条，证明2012年8月20日、8月29日闫鹏飞分别向何安全、宋建英转账96万元、36.3万元；第五组：证据17，闫鹏飞与王红珍的结婚证，证明闫鹏飞与王红珍二人系夫妻关系，王红珍与宋建英之间的转款行为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该17份证据，环境工程公司认为：证据1、3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环境工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其与建设单位之间工程的相关事实，并不必然产生与闫鹏飞的民间借贷。证据2由于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证据6虽有川煤公司印章，但不能确定印章的真实性，需要核实。且该协议与本案无关，也不应该在闫鹏飞手上。证据7-16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7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又查明：原审审理中，闫鹏飞当庭提交《委托代理证书》复印件一份及《川煤公司委托代理证书（存根）》复印件两份，证明川煤公司委托宋建英为项目部负责人，授权宋建英全权负责驻东瑞公司工程项目现场组织、施工管理、财务结算等一切事宜，代理期限为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12月30日，其上加盖有川煤公司公章，环境工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除此之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环境工程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即项目部负责人宋建英、何安全与闫鹏飞之间的借款能否认定为表见代理，以及借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对于环境工程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宋建英、何安全与闫鹏飞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合同》及多份借条均加盖有项目部印章，并有宋建英、何安全的签字。宋建英系川煤公司委托授权负责项目部事务的负责人，有《委托代理证书》及《川煤公司委托代理证书（存根）》予以佐证；何安全在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也对外代表项目部签订合同、处理相应事务。宋建英、何安全的行为应视为代表项目部具体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闫鹏飞提供的《委托代理证书》载明：授权宋建英全权负责驻东瑞公司工程项目现场组织、施工管理、财务结算等一切事宜。该证书的代理范围并未明确授权宋建英筹措资金进行项目的实际运转，宋建英的代理权限并不明确。但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自组建项目部起，宋建英、何安全就以项目部名义开展工作，对外代表项目部从事活动，闫鹏飞有理由相信宋建英、何安全负责项目部事宜，有权代表项目部与其签订《借款合同》。环境工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涉案借款系宋建英、何安全与闫鹏飞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与项目部和川煤公司无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闫鹏飞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宋建英、何安全所借款项用于项目部支出，项目部系川煤公司设立的临时机构，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无相应的民事责任能力。从环境工程公司认可真实性的《东瑞公司开拓大巷及首采工作面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可以看出，涉案工程由川煤公司承包并组建项目部具体实施。涉案《借款合同》、《贷款合同》及多份借条均加盖有项目部印章，并有宋建英、何安全的签字，据此可以认定闫鹏飞基于对项目部印章及宋建英系项目部负责人、何安全系项目部管理人员身份的信赖，与二人形成借贷关系，宋建英、何安全代表项目部进行的借款行为应视为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涉案借贷行为应由设立该项目部的川煤公司承担责任，环境工程公司作为承继川煤公司权利义务的主体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环境工程公司上诉称涉案借款系宋建英、何安全与闫鹏飞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环境工程公司作为借款主体错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借款数额的认定问题。环境工程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的478.02万元借款本金错误，2012年8月20日转款96万元、2012年8月29日转款36.3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没有加盖银行业务印章，属无效证据不应当认定。闫鹏飞妻子王红珍转给宋建英的三笔款项与本案无关，不应当认定。对此，闫鹏飞称其在二审中提供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其上加盖有银行业务印章，可以证实上述两笔借款应认定为本案借款金额。王红珍系其妻子，该三笔借款发生在其与王红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其授意王红珍转账，应计入本案借款本金。本院认为，2012年8月20日转款96万元、2012年8月29日转款36.3万元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没有加盖银行业务印章，但闫鹏飞在二审中提供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其上加盖有银行业务印章，同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闫鹏飞将上述两笔借款通过何安全、宋建英借给项目部的事实。闫鹏飞与王红珍系夫妻关系，通过王红珍向宋建英的三笔转款，同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闫鹏飞通过其妻子王红珍给宋建英转款，将该三笔款通过宋建英借给项目部的事实。综上，根据闫鹏飞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闫鹏飞通过何安全、宋建英借给项目部478.02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环境工程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闫鹏飞借给项目部478.02万元本金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环境工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42元，由上诉人成都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遆海鹏审判员  董 云审判员  吴东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赵静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