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48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翁才生，男，194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辰，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旭亚，浙江东方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克峰，男，196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翁才生因与被上诉人吕克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13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翁才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吕克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关于本案主体适格问题。吕克峰主体不适格。吕克峰系宁波吕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吕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目前为注销状态。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企业注销需要经过债权债务清算程序，但该部分证据吕克峰没有提供，仅提供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内载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吕克峰一人承担与唐高无关”，没有落款日期。吕克峰提供该协议拟证明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但该份证据恰能证明吕克峰主体不适格。理由有二：首先，该份协议并不符合企业清算的程序规则，最多只是股东的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现不论是吕氏公司还是宁波市江北东方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物资总公司），均已注销，企业债权债务的承担不同于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转让，因为这涉及与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案外人，因此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前的清算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本案仍然应当以吕氏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为共同原告的当事人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故即便唐高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应按撤诉处理，而应由法院缺席审理并做出裁判。翁才生主体也不适格。一审判决书认定翁才生为适格主体，主要依据是《关于要求变更企业经济性质的报告》中，宁波市江北区工会企业管理办公室写明“债权债务均归企业法人代表人独立承担”。关于该部分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存在重大瑕疵，根本没有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实际上，该份报告的形成过程是，由宁波市江北区工会企业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拿着已经写好的申请理由到东方物资总公司找翁才生盖章，签字，然后再由该工作人员拿着上述报告去找相关部门盖章，最后再由王雪清去办理集体企业工商注销和私营企业工商设立登记等相关手续。从始至终，翁才生都没有见过所谓的由其个人承担集体企业债权债务的回文，更谈不上认可的问题。1998年前后为响应政府号召，摘掉“红帽子”进行企业改制，东方物资总公司于1998年3月先是提交了变更报告，江北区计经委进行批复，最后再递交工商部门进行原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上述材料中，关于集体企业债权债务承担的完整表述都是由企业经营者承担。何为企业经营者，由于当时适用的法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2018.3.19废止），根据该部条例的规定，私营企业的形式有三种：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所以从文义表述来看，企业经营者是指新成立的企业或者是新企业的负责人、股东或者是合伙人，而不是特指某一个人。在当时情况下，集体企业面临改制，由于改制后新企业采用何种经营形式尚未明确，在新企业尚未设立的过渡期内的原企业的权利义务要有人继受，所以写企业经营者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带有行政色彩批复。一审认定的报告仅仅是提出申请，是否同意应当以批复意见为准。批复并未指定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翁才生一人承担原企业的债权债务，这点事实是明确的。具体到本案中，1998年3月27日至1998年7月24日，企业性质为私营独资，在该时间段内就是由企业负责人翁才生承担相关责任。1998年7月25日起至2001年，企业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就是全体股东承担相关责任；最终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经清算就被注销，按照法律规定，全体股东要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吕克峰在不同时段主张权利，权利的相对方指向不同。一审判决在未查明案件全部事实的前提下，仅根据报告下端一个办公室意见，就突破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更突破了东方物资总公司注销前未清算债权债务的责任承担方（全体股东），不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错误的。第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翁才生为何要反复提时效问题，翁才生不是要拖欠债务，翁才生也希望及早解决公司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如果吕克峰在纠纷发生后及时起诉，翁才生当时才50多岁，尚有能力去解决，拖到现在翁才生已经70多岁，久病缠身，生活都无法自理，唯一的住房也不是翁才生出资购置的，是家庭的唯一住所，本案的处理结果将对翁才生一家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吕克峰称其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但证据反映吕克峰在本案发生后第一选择报案，第二选择私了，最后因检察院认定追溯时效已过，经公安机关释明，不得已才来法院立案。在这20多年里，吕克峰一开始认为公安机关会将50万元追回，后来发现等待不是办法，采取过信访、投诉办案民警等手段，但就是没有去法院解决，反而采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找翁才生协商解决的办法，直至拖到现在；翁才生自1996年开始至2017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刑事立案的通知书或者决定书，也没有被公安机关传唤过，更没有做过任何公安讯问笔录。从目前的结果上来看，两败俱伤。为此，一审法院同意延长诉讼时效。这种随意同意延长诉讼时效，会剥夺义务人的时效利益，对于翁才生而言就是司法不公。法律规定的客观障碍，从司法实践来说，指的是权利人因为非主观的原因，比如不可抗力、重大疾病等导致无法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权利的情形。本案中，吕克峰之所以在22年后提起诉讼，一方面是公安侦查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吕克峰听信了朋友的建议，认为要么报案，要么自己私下解决，通过法院是追不回这笔钱的（庭审录音里有明确记录），所以吕克峰一直在找翁才生，这显然不是客观障碍，而是主观认识错误。吕克峰一审起诉合同解除，并非确认合同无效，由此推断吕克峰对本案是否构成犯罪内心是存疑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公安机关没有给予任何办案结果。作为理性人，吕克峰应该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退一万步说，如果吕克峰曾经在20年里有任何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予立案受理或者明确告知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束后再立案受理，那么也许构成吕克峰所谓的“客观障碍”，现本案中不存在上述情形。第三，关于合同的效力和责任的承担。本案合同认定无效是正确的，但是无效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一审认定东方物资总公司占有上述资金，且该公司的原因导致合同未实际履行，上述认定有失偏颇。吕氏公司没有建筑资质，签约时存在过错；同时其法定代表人一直认为合同有效，但从未要求解除合同，一审过程中经法院释明，吕克峰仍坚持合同有效，因此即便利息成立，起算时间也应当从一审判决做出之日起。退一万步说，假使公安机关认定诈骗成立，退赃也就限于50万元本金而已，利息无从谈起。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双方均无签订本案建筑工程合同的资质，但仍要求翁才生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这跟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不无关联。但是：第一，公安笔录没有作为刑事定案的依据，在法律效力上等同于普通的民事证据；第二，该份证据取证过程中存在诱导胁迫的情形，证言有反复的情况，且未给予翁才生聘请律师的权利；第三，上述证据的采纳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不能作为事实唯一认定标准。对于翁才生是否存在合同诈骗的情况，应注意三点：一是，该建筑施工项目是有批文的，施工场地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方面有争议；二是，该工程不是同一时间发包给几家单位，而是有前后顺序，并且是在一家争议解决后，再找的另一家；三是，除了吕克峰以外，其他两家都是通过民事程序解决纠纷，法院依法受理且已处理完毕。所以，仅就刑事犯罪主观故意角度而言，翁才生是不存在的。综上所述，本案东方物资公司和吕氏公司存在50万元款项往来是事实，两家公司未经清算已经注销也是事实，但本案的双方均应以公司注销前全体股东作为诉讼主体，且本案已经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所谓的利息更是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吕克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吕克峰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克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1996年7月26日签订的《合同书》于起诉之日解除；2.翁才生返还吕克峰保证金500000元；3.翁才生支付吕克峰逾期还款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1996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克峰为吕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翁才生系东方物资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6年7月26日，吕氏公司与东方物资总公司订立了《合同书》一份，约定东方物资总公司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甬江镇甄隘村东方物资总公司办公楼、仓库和住宅楼建筑装饰工程发包给吕氏公司，承包范围为建筑安装装饰（包括厂房建造等土建工程），包工包料，按实补差、核实结算；工程造价暂计6000000元；承包方给发包方的工程作风险保证金800000元，按保证金汇到发包方的银行账号日算起，期限为6个月，利息经双方协商决定，到期归还时，发包方应付承包方的利息为1.5%，并同本带息一次性付清；并对款项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等。合同签订后，同年8月2日，吕氏公司向东方物资总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后因涉案工程的土地存在争议，导致该工程未实际开工。吕克峰发现工程出现问题后，于同年9月4日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报案，认为东方物资总公司翁才生利用虚构的建筑项目骗取吕氏公司保证金500000元，该局于同年9月5日立案。同年9月16日，东方物资总公司曾向吕氏公司开具转账支票，拟退还500000元，但因存款不足，于同年9月19日被退票。至今，该笔款项尚未退还。 2018年6月1日，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作出甬公海（经）撤案字【2018】10059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吕克峰被诈骗一案。 另查明，吕氏公司于1996年7月2日登记成立，于2001年12月7日因吊销营业执照被工商部门注销。吕氏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吕克峰（90%）和唐高（10%）。后吕克峰与唐高签订《协议》一份，载明该公司有吕克峰出资成立，唐高为挂名股东，目前该公司已注销，该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吕克峰一人承担与唐高无关。吕氏公司并无土建工程的相关建筑资质。 又查明，东方物资总公司于1994年2月23日登记成立，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隶属于宁波市江北区总工会。1998年3月10日，东方物资总公司和翁才生向宁波市江北区计经委提交了《关于要求变更企业经济性质的报告》一份，要求将原集体经济性质变更为私营企业，原企业债权债务均由企业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宁波市江北区工会企业管理办公室在该份报告上写明“我办对该企业无投入，当时资金都有企业经营者自筹投入，企业实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债权债务均归企业法人代表人独立承担，与集体无涉，同意变更为私营企业”。1998年3月23日，宁波市江北区计经委出具《关于同意宁波市江北东方物资公司变更企业经济性质报告的批复》，告知东方物资总公司为做好企业转制工作，理顺关系，对集体资产无投入的集体挂靠企业，还其本来的面貌，同意原集体经济性质的东方物资总公司变更为私营企业，原企业债权、债务均由企业经营者承担，与集体无涉等。同年3月24日的《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中，关于企业的人员安置、设备、物资、债权债务处理情况记载：“原企业的债权债务均由我企业经营者承担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原企业的人员全部由我自行安置，与集体无涉”。加盖了翁才生翁才生和东方物资总公司的章。后东方物资总公司注销。1998年3月27日东方物资总公司变更为私营（独资）。后该企业更名为宁波市江北东方物资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翁才生、王雪清、李立夫。2001年该企业因未参加年检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工商部门注销该企业。东方物资总公司未取得涉案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500000元款项的性质。吕克峰认为是工程保证金，并提交了东方物资总公司出具的收条一份。经质证，翁才生确认收到过500000元，但认为收条为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笔款项为材料款。经审查，结合吕克峰申请本院调取的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对翁才生所作的讯问笔录，其中2017年5月1日的讯问笔录中，翁才生陈述其担任东方物资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公司的具体经营由其负责，吕氏公司用支票支付了500000元的施工保证金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翁才生作为法定代表人确认其性质为工程施工保证金，翁才生在庭审中虽主张为材料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材料供应买卖关系，故对该笔款项的性质认定为工程施工保证金。2.关于东方物资总公司改制时，是否已经约定由翁才生个人承担原集体经济企业的债务。吕克峰提供了《关于要求变更企业经济性质的报告》、《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各一份。经质证，翁才生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中所称的企业经营者为改制后的企业，并非翁才生个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一、吕克峰、翁才生是否为适格的主体；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合同书》的效力及责任承担。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吕克峰是否为适格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本案中，吕氏公司已被工商部门注销，该公司的股东为吕克峰和唐高，唐高已明确表示其为挂名股东，相关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吕克峰承继。唐高作出的意思表示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故吕克峰为适格的主体。其次，翁才生是否为适格的主体。本案所涉及的《合同书》签订的相对方为吕氏公司与东方物资总公司，而东方物资总公司原为集体经济组织，后于1998年3月改制为私营企业，本案所涉的纠纷为改制前的纠纷。被改制企业改制前的债务确定了新的承担人，并经债权人同意的，应当认定为有效。在《关于要求变更企业经济性质的报告》以及《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中，翁才生翁才生均表示了原企业债权债务由企业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意思表示，其中《关于要求变更企业经济性质的报告》中，宁波市江北区工会企业管理办公室写明“我办对该企业无投入，当时资金都有企业经营者自筹投入，企业实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债权债务均归企业法人代表人独立承担”等。本院认为，在提交上述材料时，翁才生翁才生作为东方物资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结合其在公安笔录中的自认），已明确表明了由其承担原企业的债权债务，且与宁波市江北区工会企业管理办公室写明的“债权债务归企业法人代表人独立承担”可以相互印证，如翁才生对宁波市江北区工会企业管理办公室在同一份材料上所写内容有异议，应当及时提出，未提出的，应视为认可。翁才生抗辩上述材料中的企业经营者为改制后的企业，但在上述材料出具时改制后的企业尚未设立，与文义表示也不符，亦无相关证据可以予以印证，故对翁才生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吕克峰作为债权人对东方物资总公司改制时关于债务承担的约定予以认可，同意由翁才生承担上述债务，符合法律规定，故翁才生为本案适格的主体。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吕克峰于1996年8月2日支付保证金，于同年9月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9月5日受理该案，并于2018年6月1日撤销该案，吕克峰于同年10月12日诉至本院。虽然本案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已超过二十年，但根据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吕克峰在权利受到侵害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在公安机关撤销该案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吕克峰主观上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并非吕克峰自身的原因导致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吕克峰已向该院申请延长，该院决定应当延长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吕克峰于1996年9月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公安机关于2018年6月1日撤销该案，开始重新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吕克峰于同年10月12日诉至本院，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对翁才生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合同书》约定的工程施工范围中包含建造房屋等土建工程，对该部分工程施工方应当具备相应的建筑资质，而吕氏公司并未取得相应的资质；东方物资总公司亦未取得涉案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综上情形，《合同书》应为无效，吕克峰认为合同有效，但无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对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亦不予支持。合同无效，自始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故东方物资总公司应当向吕氏公司返还其支付的保证金500000元。东方物资总公司占有上述资金，且因该公司的原因导致合同未实际履行，故东方物资公司为过错方，应向吕氏公司债权债务的承受者即本案吕克峰赔偿上述保证金的利息损失，该院酌情认定损失标准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吕克峰主张自1996年9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翁才生作为东方物资总公司的债务承担者，应向吕克峰返还保证金500000元，并赔偿自1996年9月1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款项付清之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翁才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克峰返还保证金500000元，并以500000元为基数，赔偿自1996年9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吕克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998元，减半收取7999元，由翁才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一、吕克峰、翁才生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翁才生赔偿利息损失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吕氏公司股东为吕克峰与唐高，吕氏公司注销后，相关的公司债权债务应由吕克峰与唐高承继，但唐高已明确其为挂名股东，相关债权债务同意由吕克峰一人承继，故吕克峰作为原告主体适格。东方物资总公司转制后成为翁才生独资经营的私营企业，在公司转制过程中，翁才生已承诺作为经营者承担改制前的债务，故翁才生作为被告主体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涉案诉讼时效虽已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但本案确实存在特殊情况，即吕克峰报案、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后直至2018年6月1日才撤销该案，故一审法院将此作为本案的特殊情况并根据吕克峰的申请决定对本案的诉讼时效予以延长并无不当，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 关于争议焦点三，双方对一审认定涉案《合同法》无效并无异议，合同无效后，翁才生除应返还保证金500000元外，还应赔偿占用该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并以1996年9月1日作为利息起算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翁才生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98元，由上诉人翁才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