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897号 上诉人：高杰，女，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朗，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雨妮，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城区清泰街563号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1430452223。 法定代表人：董梁。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海明、孔海涛，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杰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杭州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6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杰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请求改判驳回电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请求判决电子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没有写明电子公司和高杰的举证质证情况，也没有写明法院的证据的认证情况，对高杰不公平，明显有意偏袒电子公司。二、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对“本案的争议焦点”的归纳，也没有高杰反对的代理意见，没有阐述不支持的理由也是错误的，违反判决书制作规范。三、高杰所持公司股权认缴出资为14.259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0742%是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该股权利益受法律保护，应当改判驳回电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四、电子公司现股东是八个自然人，其中四个是退休职工，孙惠祥于2014年2月退休、高杰于2016年12月退休、华在杭于2018年1月退休、何菊娥于2019年2月退休，电子公司应当对四个退休职工一视同仁，要回购股东的股权就全部回购，而不是单独起诉高杰。另外，电子公司不是公司股东，无权利和法律依据来回购股东的股权。五、高杰所持公司股权认缴出资为14.259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0742%，是个人合法财产。一审判决对电子公司的诉请为15.6190%股权（对应出资额100897元）而非22.0742%的理由没有查清。六、高杰股份中的41700元股份是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是高杰股权认缴出资14.2597万元所占注册资本的22.0742%中的有效组成部分，应当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七、一审判决第四页最后一行“2003年至2010年期间，高杰经过多次受让获得总计持有电子公司22.0742%的股权。”第六页判决如下：高杰“转让其持有的该公司15.6190%股权（对应出资额100897元）”。这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让人们错误地认为高杰的41700元股份系“违法分割所得”，支持电子公司无理的说法。而客观事实是高杰41700元股份是合法所得。八、一审法院对《关于高杰股份回购后的处理情况说明》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据此作为判决“协助、配合电子公司办理上述减资手续”的依据是无效的。这个证据是个不合法的无效证据，更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减资的依据。九、一审判决认为《职工股本设置和认购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第五条的主旨在于确保职工身份与股东身份的一致性，符合当时改制精神及其需要，即使职工的劳动与资本相结合，并据此来判决回购高杰的股权是错误的。2000年国有企业的改制，当时是为保护职工权利和利益，给职工利益保障。而在现行有效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下，更应当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退休职工也是有权作为投资者投资公司股权的，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受公司法保护。一审法院以高杰是退休职工，拿19年前的国企改制《实施方案》来判决处置回购股东的股权是完全错误的，与当下现行有效的公司法立法精神中的股东内涵完全是相违背的。十、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实施方案为全体股东遵守的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而历次员工离职退休发生的股权转让，并不违反《实施方案》关于离职退休股东应退股的规定。在高杰不同意退股的情况下，电子公司有权按《实施方案》规定回购高杰所持股份”完全错误。1.《实施方案》是2000年为国企改制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在完成了改制任务后就无效了。且该《实施方案》与当下现行有效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冲突，应当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来判决。2.历年来股东退股、股权转让，都是在股东之间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自由转让，根本没有电子公司强行回购股东股权的情况。本案中，高杰不同意由电子公司转让股权，电子公司就无权依据2000年的《实施方案》强制回购股东股权。3.作为公司股东的高杰的股权受法律保护。《实施方案》不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不能作为判决依据。而公司法经过五次修改，对股权的转让、实施以及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情形已经有了明确规定，旨在保护股东的股权利益。本案错误判决剥夺了高杰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利，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一、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增资、减资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进行增资、减资，并于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这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不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内。高杰没有义务配合，法院也没有权利判决。一审法院根据电子公司提交的《关于高杰股份回购后的处理情况说明》来认定没有实际发生的减资法律事实，据以判决协助办理减资手续是错误的，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违背，得不出这样的判决结果。十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都没有规定，不是股东的电子公司有权来强制回购股东高杰的股权的规定，《实施方案》不是公司章程，更不能认定“其效力等同于公司章程”，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电子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均是高杰与电子公司在庭审过程中经过充分质证的证据足以证明的事实和相关当事人明确认可的事实，所查明的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相符，高杰在二审期间也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明确，判决内容具备事实基础和依据。电子公司据以回购案涉股权的《实施方案》业经一审法院（2012）杭上商初字第507号生效判决认定，确认“该实施方案为全体股东遵守的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一审支持的案涉股权回购价格有高杰亲笔编制的《按公司募股方案回购公司股本的财务数据（按170万注册资本计算）》予以证明，并经高杰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质证认可。因此，本案一审判决具备充分的事实依据，高杰所提上诉理由并不能推翻一审经过庭审查明并作为判决依据的案件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于法有据。虽然高杰目前名下登记持有电子公司22.0742%股权，但电子公司认为高杰所持股权中有41700元股份存在违法分割工会法人股情形，电子公司对该部分股权将通过其他途径另行主张。因此电子公司在本案中仅主张回购15.619%股权（对应出资额100897元），一审判决根据权利自主和不诉不理原则按照电子公司的主张范围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符合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实施方案》与电子公司章程有同等的效力也经生效判决司法确认，同时也是高杰在职担任公司财务副主任期间办理其他离职、退休股东股权回购事宜的准则和依据，高杰也没有提供任何足以否定《实施方案》前述效力的有效证据。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依据《实施方案》的规定按高杰与电子公司一致认可的公司股值作出判决，支持电子公司的一审诉请，于法有据，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电子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杰将登记于高杰名下电子公司100897元股份（股权比例约为15.62%）以1251526元的价格交由电子公司回购；2.高杰按照电子公司的指示协助、配合电子公司就前述股份及对应出资额办理减资手续；3.判令高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2000年6月20日，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工业供销总公司经主管部门杭州机械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进行公司制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并制定《公司章程》及《实施方案》，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公司章程》规定，电子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700000元，由法人股东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委员会）和自然人股东30名组成，法人股东工会委员会出资额285200元，出资比例16.78%；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额1414800元，出资比例83.22%，其中高杰出资38000元，出资比例2.24%。 《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其出资，不需要股东会同意。《实施方案》第五条股本金的管理规定：1.公司财审室负责股权的日常管理工作。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负责全公司股本金的转让、回购、投资收益的核算、收益的分配等。2.员工于法定年龄退休后，本人现金出资认购的股金，按上年度每股的净资产值计算一次性回购。置换工龄赠送的股份，公司视企业情况分次回购，最迟不超过三年。 2003年至2010年期间，高杰经过多次受让获得总计持有电子公司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22.0742%的股份。2016年12月，高杰退休。 2019年1月8日，孙惠祥、姚正明、何菊娥、董梁、华在杭、徐兵、吴国峰出具《关于高杰股份回购后的处理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系电子公司股东，合计持有公司77.9258%的股份，合计持股比例及表决权数均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诉高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目前正在贵院审理过程中，公司在本案中诉请依据《实施方案》回购高杰所持公司股份，其对此均予以认可和支持；其一致同意并承诺，若贵院支持公司关于回购高杰股份的诉讼请求，其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减资决议，对公司回购的高杰所持股份作减资处理，并及时依法办结相关手续。 庭审中，电子公司与高杰一致认可2015年度公司股值为12.404元/股。 一审法院认为，电子公司在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因改制需要制定了《实施方案》，该方案第五条股本金的管理，主要涉及员工股东在退休、死亡或发生其他特殊情况、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况下股本金即股权的回购及回购价格、回购数额确定问题。现电子公司主张适用该方案第五条第2款，要求以1251526元价格回购高杰名下15.6190%股权。对此，该院认为，《实施方案》第五条的主旨在于确保职工身份与股东身份的一致性，符合当时改制精神和需要，即使职工的劳动与资本相结合。该实施方案为全体股东遵守的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而历次员工离职、退休发生的股权转让，并不违反《实施方案》关于离职、退休股东应退股的规定。在高杰不同意退股的情况下，电子公司有权按《实施方案》规定回购高杰所持股份。对于电子公司要求高杰协助、配合电子公司办理上述股权减资手续的主张，该院认为，电子公司回购股权后高杰有义务协助、配合电子公司办理上述股权减资手续。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杰以1251526元的价额向电子公司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该公司15.6190%股权（对应出资额100897元），并协助、配合电子公司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办理上述股权减资手续；二、杭州市电子仪表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项转让款1251526元支付给高杰。案件受理费16064元，由高杰负担。 一审中，被上诉人电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电子公司章程修正案，用以证明电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及高杰在电子公司的持股情况；证据2《实施方案》，用以证明电子公司主张回购的依据；证据3《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审批核定表》，用以证明高杰于2016年12月1日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退休；证据4《资产负载表》、《按公司募股方案回购公司股份的财务数据（按170万注册资本计算）》，用以证明2015年底的股值为12.404元/股，且该表格系高杰制作；证据5《关于高杰股份回购后的处理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电子公司超三分之二的股东均同意公司回购高杰股份后做减资处理。被上诉人电子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对以上证据，高杰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4中的《资产负债表》三性无异议，对《按公司募股方案回购公司股份的财务数据（按170万注册资本计算）》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5，因高杰未参加该次股东会，无法判断真伪，但对该份文件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高杰虽不认可证据1、4、5的形式真实性，但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高杰在一审和二审中均认可在《实施方案》通过时其为电子公司的股东，且知晓该方案的内容，故对证据2，本院予以采信。双方对证据3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在一审中，高杰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电子公司章程修正案，用以证明高杰在电子公司的持股状况；证据2电子公司工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2003年2月28日）以及章程修正案，用以证明高杰所持股份中的41700元股份是合法转让并经工商变更合法取得。在二审中，高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字据，用以证明公司股东之间可自由转让股权，自由协商股权转让价格。 对以上证据，电子公司质证如下：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证据只能证明股权的工商登记情况，不能据此确认合法性。电子公司并未就高杰持有的41700元股份提起主张，故证据2与本案无关。对高杰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且仅从该证据材料内容上看不出高杰所主张的证明内容。 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高杰二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的事实系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本院予以确认，故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还查明，根据工商登记材料，2000年电子公司改制时，高杰通过工龄送股取得9873股，货币认缴取得28127股，合计占公司股份2.24%；2003年2月28日，通过受让股权，高杰取得41700股，合计占公司股份4.69%（对这部分股权，电子公司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之后高杰通过受让股权，陆续再取得公司股份，现高杰共计持有142597股，占公司股份22.0742%。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电子公司的诉请只涉及高杰持有的100897股，并未涉及其余的41700股，因此该41700股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判决未对该部分股权作出评价，并无不当。故高杰据此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实施方案》第五条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实施方案》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制定，高杰通过该实施方案成为电子公司的股东，对方案的内容系明知，现在高杰主张该方案已失效，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电子公司的章程经过数次修订，但并未对《实施方案》第五条的内容作出修订，因此，《实施方案》第五条仍现行有效。对电子公司依据该条款要求回购高杰股份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高杰之前取得的38000股和之后取得62897股虽然取得的时间不同，但从另案生效判决可以看出之后的62897股均系从电子公司的退休人员处转让取得，且高杰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股权的转让款项系先由电子公司支付，再由高杰支付给公司。故对电子公司主张的该些股权转让均系为履行《实施方案》第五条的约定而作出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因此在高杰退休时，亦应依照《实施方案》第五条的约定，由电子公司按上一年度每股的净资产值计算回购案涉股权。 回购后股权的处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现电子公司超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对案涉股权对应的出资额进行减资。高杰有协助、配合的义务，对电子公司的该诉请，本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高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4元，由上诉人高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梁 琦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曾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