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211行初119号 原告洪招治，女，汉族，1936年1月9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代理人陈莹君，曾用名陈珊珊，女，汉族，1986年10月2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系原告孙女。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环城西路9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12004136503Y。 法定代表人郑森，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周柯宏，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善建，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施雯，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银湖中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12004172002H。 法定代表人王雪敏，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祥甫，该区司法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金朝，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洪招治不服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同安城管局，原名称为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建行政处罚、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同安区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原告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经补正，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受理该案，于2019年6月14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陈莹君，被告同安城管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周柯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善建，被告同安区政府委托代理人朱祥甫、吕金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厦同城执拆〔2019〕37号《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以下简称《责令拆除决定》），查明被处罚人洪招治于2009年6月取得同安区建设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同危修大同2009-001），同意其按原产权面积原位置进行危房的维修加固，但不得改变房屋原有结构质式和擅自提高房屋的基底高度和建筑高度（即层数二层，一层土木结构建筑面积60.80平方米，一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45.41平方米，二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49.86平方米）。2009年至2012年期间，洪招治仅取得维修加固审批手续而未取得加层和附属建筑物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擅自在同安区××街道北××层住宅基础上加建第三、四层和附属建筑物、遮雨棚。总建筑面积489.398平方米，其中住宅第三层为混合结构、第四层除北侧部分为钢架铁皮加混合结构外其余部分为混合结构，第三、四层建筑面积均为163.539平方米，第四层屋顶南侧搭建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建筑面积63.06平方米，附属建筑物采用混合结构，建筑面积54.444平方米，附属建筑物屋顶搭建的铁皮遮雨棚建筑面积44.816平方米。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五条第二项，决定责令洪招治于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建筑物（即拆除住宅第三层和四层、第四层屋顶南侧的钢架铁皮遮雨棚、附属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上的铁皮遮雨棚）。原告不服该《责令拆除决定》于2019年3月13日向同安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安区政府受理该复议申请，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十日内后，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厦同政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案涉《责令拆除决定》，并于2019年5月22日送达双方当事人。 原告洪招治诉称，被告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及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一、原告住宅实际情况。原告住宅二层以上建筑于1993年底竣工，2001年提交《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违章建房自查清理表》（以下简称《自查清理表》）并按照区政府要求的程序进行手续补办。同一时期又逢农村新产权证办理，只能先将已确权的一二层上报，导致2002年颁发下来的产权证上仅登记两层。2001年4月，原告向东山村委会提出危房翻建申请，经审核，村委会收取原告建房押金和建房管理费，同意原告对危房进行整修翻新，而后原告即在原有建筑形态的基础上陆续施工修建。2008年之后，原告因前期建设施工问题导致屋顶防水性能差，急需修缮，只能按照房产证中已确权的层数向政府部门提出房屋修建、加固翻新申请。2009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后，对住宅屋顶及附属建筑进行了维修改造处理，并拆除了西侧危房旧厝部分土坯墙体。 二、被告同安城管局据以认定原告住宅违章事实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1.错误理解《自查清理表》，简单认为原告住宅在当时属于违章建设清理之列，忽略了住宅第三层及以上建筑已受过处理且合法化的事实；2.数字测绘图不符合法定形式，并不能真实反映原告住宅实有层数；3.仅以原告的《个人建房申请表》和《农村房屋权属登记卡》上登记的住宅层数来推断原告住宅仅有两层，主观上认定未登记在册的建筑部分不存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4.片面解读彩色航测图，以此来推断原告在2010年前后建设了第三层和第四层过于牵强。 三、被告同安城管局在本案中存在程序和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一）行政程序问题。同安城管局没有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故意规避对自身不利的证据，故意忽略《自查清理表》中重要信息并进行错误解读，并篡改原告申辩陈述内容。（二）法律适用问题。被告同安城管局在2017年对原告住宅进行立案调查后，有意剥离当年的政策背景，凭借几份存在漏洞的证据断定原告住宅第三层、第四层及附属建筑、遮雨棚的建设时间在2009年之后，适用2008年后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对原告进行处罚，是变相突破“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综上，原告请求：一、撤销同安城管局作出的厦同城执拆〔2019〕37号《责令拆除决定》；二、撤销同安区政府作出的厦同政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洪招治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责令拆除决定》（厦同城执拆〔2019〕37号）；2.《自查清理表》；3.《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处理若干规定的通知》；4.《厦门市同安区城市规划区个人建房申请表》；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危修大同2009-001）；6.同安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ＮＯ.0299179、ＮＯ.0299180）；7.谷歌卫星地图截图（6张）和现场照片（2张）；8.《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厦同城执告〔2018〕645号和〔2019〕50号）、《陈述申辩答复书》；9.《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厦农房证同大同字第××号）；10.《行政复议决定书》（厦同政行复〔2019〕3号）；11.《自查清理表》（注明提交给被告所属的大同执法中队的时间）手机截图1张；12.照片（一楼长条石结构，3张）。 被告同安城管局辩称，一、2009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在仅取得维修加固审批手续而未取得加层和附属建筑物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原有二层住宅的基础上加建第三、四层和附属建筑物、遮雨棚，属违法建设行为。根据《自查清理表》的记载，原告的房屋在2001年时虽有第三层，但被告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该第三层房屋一直存续至今，即原有的第三层就是案涉房屋现在的第三层建筑。根据数字测图显示，2005年6月案涉地块上的建筑物为二层。原告于2008年11月提交的《个人建房申请表》中也载明的房屋层数二层，故《自查清理表》上显示的原告第三层房屋在2001年至2005年6月间已经拆除。据此，被告认定原告案涉房屋第三、四层及附属建筑物、遮雨棚建于2009年之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被告同安城管局作出厦同城执拆〔2019〕37号《责令拆除决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根据《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五条第（二）项以及《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对辖区内违反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二）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告执法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了原告案涉的违法行为，经询问、现场勘验、立案调查、告知、核实答复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等程序，认定原告擅自在原有二层住宅基础上加建第三、四层和附属建筑物、遮雨棚的行为属违法建设，依据《城乡规划法》、《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的有关规定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同安城管局为支持其行政行为，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询问通知书》（ＮＯ.0009873）；2.现场勘验照片、房屋平面图、工程测量示意图；3.对洪招治的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自查清理表》、《农村房屋权属登记卡》（014948）等查档材料、《个人建房申请表》、福建省罚没款收据（ＮＯ.0076793）；4.《关于提请认定洪招治违法建设影响规划程度的函》（厦同城执〔2017〕函112号）、《关于提请认定洪招治违法建设协助认定的复函》（厦同法函〔2017〕26号）、《关于个人住宅违法建设规划认定事项的函》（厦规同函〔2017〕44号）；5.询问笔录（林某1、林某2）；6.《立案登记表》（厦同城执立字［2018］569号）；7.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业务受理单、全彩色航测图（2008年11月、2009年10月、2011年10月、2012年10月、2013年11月、2014年10月、2015年10月、2016年7月）；8.《案件处理审批表》（厦同城执审字［2018］645号）、《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厦同城执告〔2018〕645号）及其《公文处理单》、送达回证、送达现场照片；9.《关于城市管理局责令拆除告知书的申辩意见》（洪招治）；10.《案件延期申请表》；11.数字测图（2005年6月19日）；12.《陈述申辩答复书》及其《公文处理单》、送达回证、现场送达照片；13.《案件处理审批表》（厦同城执审字［2019］50号）、《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厦同城执告〔2019〕50号）及其《公文处理单》、送达回证、现场送达照片；14.《关于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的申辩意见》；15.《重大案件评议记录》、关于办案期限的情况说明；16.《责令拆除决定》［厦同城执拆〔2019〕37号］及其《公文处理单》、送达回证、送达现场照片；17.情况说明、现场照片（1张）、视频光盘。 被告同安区政府辩称，一、案涉《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告同安区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行政决定正确。首先，根据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照片、房屋平面图、工程测量示意图等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确有存在案涉《责令拆除决定》中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原告提出的住宅第三层及以上建筑已经合法化且二层以上建筑于1993年底竣工，同安城管局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案涉《责令拆除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案案涉建筑物均在1990年4月1日之后建设，依法应当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同安城管局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作出案涉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再次，同安城管局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经告知并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后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程序合法。 二、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同安区政府依法受理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被告同安城管局进行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经依法延期后，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 综上，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同安区政府为支持其行政行为，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其附件（8项）、洪招治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陈莹君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复议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收件清单、《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厦同行复受[2019]1号）及送达回证、EMS邮寄单（编号：1083392983832）、邮寄情况跟踪单；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厦同行复答〔2019〕1号）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复书》（厦同城执复答〔2019〕1号）及相关证据材料；3.《行政复议（延期）审理审批表》、《延期审理通知书》（厦同政行复延〔2019〕1号）及送达回证、EMS邮寄单（编号：1083392993032）及邮寄情况跟踪单、《行政复议案件处理审批表》、《行政复议（结案）审批表》、《行政复议决定书》[厦同政行复〔2019〕3号]及送达回证（2份）。 经质证，原告洪招治对被告同安城管局提供的证据1、2、3、6、10、14-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8、9、12、13、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7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洪招治对被告同安城管局提供的证据材料的其他质证意见主要如下：被告同安城管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建设案涉建设的行为，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建设位于农村，不需要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且《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后实施的，故2008年前的农村建设并不需要取得建设许可证，此外，原告的建设在2001年的清查中已被认定为可补办手续；其次，被告据以认定案涉建设行为建设时间的全彩色航测图、住宅数字测图，均不能确定案涉房屋的具体层数，不能以此认定案涉建设存在层数的变动；再者，同安城管局在相关调查、提请相关国土规划部门认定的过程中，故意隐瞒对原告方有利的相关情节，且同安城管局制作询问笔录的对象林某1、林某2系本案的投诉举报者，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二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真实，存在诱供可能。原告洪招治对被告同安区政府提供的证据2中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同安城管局提供的相应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 被告同安城管局对原告洪招治提供的证据1、4、5、8-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7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1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2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同安城管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其他质证意见主要如下：原告违法建设行为发生于2009年至2012年间，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原告2008年获得维修加固手续，获批的内容仅是进行危房的维修加固，其不能改变房屋原告结构、擅自提高房屋基底高度和建筑高度；村委会无权对原告建设行为进行审批。被告同安区政府对原告洪招治提供的证据1、8、9、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12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同安城管局、被告同安区政府对于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1.对于原告洪招治提供的证据11，被告同安区政府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当庭出示该组证据材料的原始载体，本院对证据材料载体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对于被告同安城管局提供的证据11，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同安城管局当庭出示该组证据材料的原件并陈述该住宅数字测图是从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调取，该图及其上的公章均是打印版本。鉴于该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7，均是从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调取，该两证据上显示的调取单位印章均是彩打形式，且原告对于该证据7的表面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载体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对于原告及两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或者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材料的来源、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4.关于被告同安城管局提供的证据28（对证人林某1、林某2的询问笔录）是否应予排除使用方面，经查，证人林某1、林某2虽与原告存在利益冲突，但林某1、林某2作为了解原告案涉建设情况的邻居，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相关询问笔录，鉴于该询问笔录与在案的全彩色航测图等证据材料可以相互印证，故原告主张应排除使用该询问笔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通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到原告位于大同街道北××号的房屋进行勘验查看，并制作形成勘验及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各一份。 经审理查明，原告洪招治在同安区××街道北××层住宅基础上建设第三、四层和附属建筑物、遮雨棚，总建筑面积489.398平方米。其中，住宅第三层为混合结构、第四层除北侧部分为钢架铁皮加混合结构外其余部分为混合结构，第三、四层建筑面积均为163.539平方米，第四层屋顶南侧搭建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建筑面积63.06平方米，附属建筑物采用混合结构，建筑面积54.444平方米，附属建筑物屋顶搭建的铁皮遮雨棚建筑面积44.816平方米。 2017年6月18日，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原告洪招治作出NO.0009873《询问通知书》，并于2017年6月19日进行现场勘验并向原告洪招治制作询问笔录。经询问、调查等，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11月22日对该案予以立案，并于2018年11月26日向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调取案涉地块2008年、2009年、2011-2016年的全彩色航测图。2018年12月3日，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厦同城执告〔2018〕645号《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并于同日送达原告洪招治。2018年12月5日，原告提出申辩意见。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陈述申辩答复书》，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厦同城执告〔2019〕50号《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并于2019年1月18日向原告送达该两份文书。后原告洪招治再次提出申辩意见。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厦同城执拆〔2019〕37号《责令拆除决定》，决定责令洪招治于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建筑物，并于2019年2月15日送达原告。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分别于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20日各延长办案期限30日。 原告洪招治不服案涉《责令拆除决定》，于2019年3月13日向被告同安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同安区政府当日受理该复议申请，并于2019年3月19日向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复议过程中，被告同安区政府于2019年5月6日作出厦同政行复延〔2019〕1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延长复议期限30日，并分别送达原告及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19年5月16日，被告同安区政府作出厦同政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厦同城执拆〔2019〕37号《责令拆除决定》，并于2019年5月22日送达原告和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另查明，1985年8月2日，同安县城乡建设管理局向案外人陈德郁颁发许字第30560号证件，准许陈德郁在第十三村民小组建设石头结构房屋三层，底层面积66平方米。填写于2001年的《自查清理表》中载明，洪招治建于大同镇东山村北门218号的房屋批建层数二层，实建三层，实际建筑面积230㎡。在该《自查清理表》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东山村民委员会于2001年2月16日盖章并确认“该居民于1993年10月间动工基建，93年12月间竣工。自报内容属实。”“清查办公室处理意见”一栏中于2001年5月9日签署“同意补办”。原告方当庭确认，至本案开庭审理时，未就前述建设补办手续。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9月作出的厦农房证同大同字第××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以及相应的《农村房屋权属登记卡》的记载，同安区大同镇（街道办）东山村××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洪招治。其中一处房屋层数一层，建成年份为1949年前，建筑结构为土木，建筑面积60.80平方米；另一处房屋层数二层，建成年份为1985年，建筑结构为混合，第一层建筑面积145.41平方米，第二层建筑面积149.86平方米；以上两处总建筑面积356.07平方米，其中有产权的308.07平方米。该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权属登记卡的“备注”栏均载明：“该房屋建筑面积356.07平方米。其中有产权面积308.07平方米，另有面积48.00平方米于1985年超建，不予确权。” 2008年，原告洪招治向相关单位提交《厦门市同安区城市规划区个人建房申请表》，就东山村北门218号的房屋申请维修加固。其在该申请表的“现有居住状况”栏中载明建筑占地面积206.21平方米，房屋层数为二层，总建筑面积为308.07平方米。2009年6月4日，厦门市同安区建设局对洪招治作出同危修大同2009-00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同意按原产权面积原位置进行危房的维修加固，但不得改变房屋原有的结构质式和擅自提高房屋的基底高度和建筑高度。同时在前述申请表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情况”栏记载：许可证编号为同危修大同2009-001，同意按原产权面积原位置进行危房的维修加固，但不得改变房屋原有的结构质式和擅自提高房屋的基底高度和建筑高度。 再查明，经现场勘验查看，原告洪招治在同安区××街道北××号印房屋的第一层、第二层墙体属砖混结构，部分区域是条石结构；第三层墙体是砖混结构，未见条石材料；第三层房屋的墙体、楼板及内部装修较为统一协调完整，未见分期建设痕迹。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机构改革，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名称变更为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局。庭审过程中，原告对案涉《责令拆除决定》中所认定的各部分建设面积无异议，确认案涉《责令拆除决定》中所涉及的大同街道北××号住宅的第三层、第四层、附属建筑物、第四层屋顶南侧搭建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和附属建筑物屋顶搭建的铁皮遮雨棚无相关批建手续。原告亦确认第四层屋顶南侧搭建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和附属建筑物屋顶搭建的铁皮遮雨棚系2011年拆除旧遮雨棚后维修更换重建的新遮雨棚。 以上事实有原告、两被告提供的业经质证的证据材料及本院庭审笔录、证据交换笔录、勘验及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五条第（二）项、第六条第一款等规定，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执法机关，具有对辖区内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新建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之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 关于原告洪招治在同安区××街道北××号建设的第三、四层建筑物和附属建筑物、遮雨棚有无合法批建手续方面。经查，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自查清理表》、《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厦门市同安区城市规划区个人建房申请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在案证据，均非第三、四层建筑物和附属建筑物、遮雨棚合法的批准或许可建设手续，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其案涉的第三层及以上建筑已受过处理且已合法化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案涉《责令拆除决定》中认定原告洪招治在大同街道北××号住宅各处案涉建设的建设时间为2009年至2012年期间是否正确方面。 （一）关于现状第三层房屋（面积为163.539平方米）的建设时间方面。其一，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9月作出的厦农房证同大同字第××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以及相应的《农村房屋权属登记卡》（014948）的记载，原告洪招治在东山村××号在2002年9月颁证时有混合结构的房屋两层，建成时间1985年，并不存在第三层房屋。退一步而言，颁证当时混合结构房屋的第一层面积为145.41平方米，第二层面积为149.86平方米，故原告主张当时还存在面积为163.539平方米的第三层房屋，从面积方面看亦不符合常理。因此，现状第三层房屋的建设时间并非1985年。其二，根据原告方于2001年2月填写的《自查清理表》的相关记载，原告在东山村××于1993年竣工的房屋批准建设的层数为二层，实建三层，实建面积为230平方米，故扣除实建的第一层、第二层房屋面积后，超建的1993年竣工的第三层房屋面积不可能达到现状面积163.539平方米，即现状第三层房屋与1993年竣工的第三层房屋不同，其建设时间并非1993年。其三，根据原告方于2008年11月填写的《个人建房申请表》和厦门市同安区建设局2009年6月4日颁发的同危修大同2009-00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记载，2008年原告在东山村××号的房屋只有两层，并不存在面积为163.539平方米的第三层房屋，故现状第三层房屋的建设时间不可能早于2008年11月。其四，经本院现场勘验查看，现状第三层房屋系砖混结构，与第一层、第二层房屋部分墙体系条石结构明显不同，且第三层房屋未见分期建设、含有老旧房屋的痕迹，故原告方在本案中主张的第三层房屋建设于1993年或者是1985年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五，根据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行政程序中向洪招治、林某1、林某2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向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调取的2008年11月至2016年7月的相关全彩色航测图等在案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方于2009年至2011年左右有对案涉地点的住宅进行维修加固和加层建设，且原告方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亦确认该住宅第四层屋顶南侧搭建的钢架铁皮遮雨棚系于2011年重建，故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原告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案涉地点建设第三层房屋，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关于第四层的建设时间方面。原告主张建设时间为1993年，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结合上述第三层建设时间的认定，被告认定案涉住宅第四层的建设时间为2009年至2012年期间并无不当。 （三）关于附属物的建设时间方面。根据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调取的2008年11月至2016年7月的相关全彩色航测图、向洪招治、林某1、林某2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谷歌地图照片等在案证据，可以证实现状附属物所在位置在2009年3月18日前并未见明显的建筑物图像，而在2011年7月27日的谷歌地图照片和2011年10月的全彩色航测图中，在该处位置可见有明显的建筑物图像，故原告提出该附属物系于1985年存续至今的主张，与在案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认定原告案涉附属物的建设时间为2009年至2012年期间亦无不当。 （四）关于第四层屋顶南侧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及附属建筑物屋顶的铁皮遮雨棚的建设时间方面。原告主张该两处遮雨棚于2003年前业已存在，但对于第四层屋顶南侧的遮雨棚，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确认该遮雨棚于2011年左右全部拆除，重新搭建了新的遮雨棚，故该处遮雨棚的建设时间应以重建时间为准。根据前面已经查证的第四层房屋和附属建筑物的建设时间以及被告同安城管局在本案中提供的2008年11月至2016年7月的相关全彩色航测图、原告提供的谷歌地图照片等在案证据，被告认定原告搭建的第四层屋顶南侧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及附属建筑物屋顶的铁皮遮雨棚的建设时间为2009年至2012年期间亦无不当。原告主张该两处遮雨棚于2003年前业已存在，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建设案涉建（构）筑物的定性问题及案涉《责令拆除决定》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方面。《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案中，案涉《责令拆除决定》中所涉及的原告洪招治位于大同街道北××号住宅的第三层、第四层、附属建筑物、第四层屋顶南侧搭建的钢架铁皮遮雨棚和附属建筑物屋顶搭建的铁皮遮雨棚的建设时间为2009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未取得相关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亦确认前述五处建（构）筑物无相关批建手续，故原告的案涉行为应属于违反规划建设行为。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有权依法对原告案涉违反规划建设行为进行查处。本案中，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认定原告在大同街道北××号建设前述五处建（构）筑物的行为违反《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决定责令洪招治于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建筑物，即拆除案涉住宅的第三层、四层和附属建筑物以及第四层屋顶南侧的钢架铁皮遮雨棚、附属建筑物上的铁皮遮雨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提出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案涉建（构）筑物已存续多年不应予以查处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应当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案涉建（构）筑物至今仍然存在，即违反规划进行建设之行为应视为存在继续状态，故被告于2017年6月发现案涉建设行为后进行查处，不存在超过行政处罚追究时效问题。关于原告提出的现状第三层房屋已在2001年自查清理中获批可补办手续，属于已受过处理且合法化的主张。鉴于2001年自查清理后原告并未对准予补办手续的第三层建设办理相关批建手续，且根据在案证据，案涉《责令拆除决定》所查处的现状第三层房屋的建设时间为2009年之后，与2001年填写的《自查清理表》中所体现的于1993年建设的第三层房屋并不相同，故原告提出现状第三层房屋系合法建筑物的主张不成能立。关于原告提出的案涉住宅系其一家唯一住所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的该主张与建设案涉建（构）筑物行为的定性无关，不影响案涉《责令拆除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的程序方面。被告同安城管局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延长办案期限、罚前告知、听取原告陈述申辩意见等程序后作出案涉《责令拆除决定》，程序合法。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忽略、曲解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故意规避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未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存在程序问题之主张。经查，原告提出的前述程序问题与在案证据不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2月13日对原告洪招治作出厦同城执拆〔2019〕37号《责令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同安区政府依法受理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后，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5月22日送达洪招治和同安城管局，内容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洪招治诉请撤销案涉《责令拆除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洪招治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洪招治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耀霜 人民陪审员  陈跃忠 人民陪审员  黄 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李夏菲 代书 记员  孙晓梅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行使下列职权： （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二）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行使的以及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第六条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本规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管理违法案件。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本规定管辖跨区域、专业性强以及有重大影响的城市管理违法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