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921民撤1号 原告：徐小友，男，196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伦强，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审被告）：孝昌县花园镇联建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徐焕涛，该村党支部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江，湖北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义勇（又名徐大友，系原告之兄，原审原告），男，195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 原告徐小友因原审原告徐义勇与原审被告孝昌县花园镇联建村村委会（以下简称联建村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鄂0921民初89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小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伦强、被告联建村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江、被告徐义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小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孝昌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1民初893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徐小友与其父母徐某1、邹某，两个妹妹徐某2、徐某3共同登记为一个家庭户，以徐某1为户主分得承包地3.3亩。徐小友胞兄徐义勇此时已分家另立门户，以徐义勇为户主也分得承包地3.6亩。其后1992年徐小友到花园镇做小生意，两个妹妹相继出嫁。1995年，徐某1去世后，徐小友母亲邹国华将约1亩地（分好几块地）交由本村村民徐某5（徐小友姨表弟）代耕，1999年，邹某去世，徐某1家庭户中的约1亩地（分好几块地）就由徐义勇耕种，其余土地有的被他人耕种、有的由村委会挖塘。直到国家农村土地赋税免收之前，国家公粮和村提留任务都登记在徐小友家庭户，期间，徐小友均没有明确表示交回土地或将土地转让给他人。2005年，联建村委会却违法将原交徐义勇和徐某5耕种的各1亩地登记到二人名下，但经营权证上并没有标注具体地块。2006年，徐小友为徐义勇两个儿子徐某4、徐某6主持分家时，徐小友手写了一份契约，其中载明“…王某等地块归德令所属…”等内容。 2012年，在徐小友得知原有承包地被违法登记到他人名下时，多次找联建村委会和徐义勇、徐某5，要求返还土地，联建村委会也多次组织三人沟通协调，均得不到解决。于是徐小友只得向花园镇政府、孝昌县信访局、孝昌县政府请求解决处理，请求返还土地。还为此依法提起信访程序、行政复议程序，经过长达六年多时间的申诉，虽然政府机关经详细调查均依法确认上述事实，但都未彻底解决该纠纷，纠正违法行为，只是告知让徐小友以法律方式维护权益。原审判决中对“王某”地块的归属、徐义勇代耕行为的性质、登记到徐义勇名下1亩土地的地块范围、后联建村委颁发经营权证给徐义勇及徐小友手写契约内容等事实认定错误。被征收“王某”地块属徐小友家庭承包土地，这是徐小友、徐义勇，联建村委均确认的事实。徐义勇代耕了并不止1亩土地而是好几块地，而增加登记的1亩地并没有标注具体地块。因此，不能当然认定登记的1亩地包括被征收的“王某”地块。徐小友增加1亩土地登记在2005年，而徐小友手写契约是在2006年，登记行为发生在手写契约之前，手写契约中“王某”地块不包括徐义勇增加登记的亩内。因此，原判认定“王某”地块包括在徐义勇增加登记的1亩土地缺乏事实。 1997年8月27日颁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内容精神：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生产队所有权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打乱重新发包，不能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土地延包政策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2004年4月30日，国办发明电（2004）21号《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经济通知》“…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承包期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要认真落实二轮延包政策，没有开展二轮延包或者二轮延包没有完成的地方，必须及时认真组织完成延包工作，依法确权、确地到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手绘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二十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根据以上国家几十年来的土地承包政策和法律规定可知，第一，现徐小友全家5口均为农村户口，户籍地为花园镇联建村六组。徐小友作为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徐某1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享有在徐某1去世后继续承包原有土地的权利。村委会及其他人均不得剥夺其权益。第二，以徐某1为户主的及家庭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了本村3.3亩土地，其后，若在其没有依法交回或转让土地的情况下，在第二轮延包时应依法按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确权到户。第三，徐某1将土地交给徐义勇和徐某5耕种的行为应依法定性为代耕或转包性质，而村委会却于2005年将该土地确权到代耕人名下是违法的、是错误的，侵犯了徐某1或徐小友的承包经营权。其违法确权登记行为发生在徐小友手写契约前。第四，徐小友手写契约时间是2006年，其契约内容也只能认定为代耕或转包性质，不能定性为转让和交回行为，因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另，200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 综上，原审诉争中被征收的“王某”地块承包经营权应属徐小友所有，其土地补偿款应支付给徐小友。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如所请。 被告联建村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应当撤销。 被告徐义勇辩称:1.原告徐小友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属重复起诉，其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2.原告徐小友已自愿放弃本案诉争的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王某”在内）该块土地与其无法律关系，且原告徐小友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查明：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徐义勇作为户主名下共有田地3.6亩（见原告提交的“1983年度孝感县农业经济双边合同书”）。以其父亲徐某1作为户主名下共有田地3.6亩，加上转包了徐登庭的1.8亩，共有5.4亩。原告父亲去世后，原告母亲一人种不了那么多田地，又完不起农业税，除去归还他人的1.8亩和生产队挖塘占用的1.6亩，将最后剩下的2亩分别分给了原告和邻居车凤珍家各1亩，原告分到的该地块叫“王某”。大概2001年原告母亲去世，“王某”的地块一直由原告继续经营耕种。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联建村委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该“王某”地块1亩的面积加在了原告的土地经营权证总面积中，但没有标注该地块，这种只加面积不标注地块的情形在当时普遍存在；另外，村里对每户公摊了一部分面积直接加在每户的经营权证上，原告名下的公摊面积是0.37亩；至此，原告徐义勇户的土地承包总面积为：原有土地3.6亩+“王某”1亩+公摊0.37亩=4.97亩（见原告提交的2015年4月14日颁发的“孝昌农某承包权第0801160603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大概2006年，原告因病重住院期间，原告胞弟徐小友和原告舅兄弟等亲戚族人一起按照农村习俗，为原告二儿子徐某4、三儿子徐某6主持进行了分家仪式，原告胞弟徐小友执笔写了一份契约，其中有“···王某等地块归德令所属···”等内容。2017年5月，因107国道孝昌段外迁，原告包括“王某”在内的土地共计0.693亩被政府征用，补偿费13222.44元拨付到被告联建村委会，原被告为该款的给付产生分歧，不能达成一致，故此成讼。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十四条第一款“···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第二条第四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等规定，被告联建村委会系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经营、管理者，作为发包人与农户形成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其负有和承包人订立承包合同的义务，知道或应当知道农户所承包的土地面积和对应的地块，被告应当能够提供而没有提供与原告的承包合同或者案涉“王某”土地的发包承包等更为详尽的原始资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的陈述与其提交的其他证据相吻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其主张，特别是徐小友为原告徐义勇之子徐某4、徐某6执笔的分家契约中关于“···王某等地块归德令所属···”等内容足以证明案涉被征用的“王某”地块属原告承包之事实，本院予以采纳。该土地补偿费基于土地被征用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系对原告丧失承包土地的特定补偿，从土地被征用和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确定之时起，原告即享有取得该笔补偿费的权利。原告在起诉之前多次向被告索要补偿费并出示了上述证据，被告对“王某”地块属原告承包之事实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以他人对“王某”的承包权及补偿费有异议为由拒绝将补偿费交付给承包人即原告徐义勇之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律亦没有赋予被告在案外人于法律程序之外提出异议时可以留置本应支付给原告的土地补偿费的权利，案外人的异议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被告联建村委会不是土地征收、征用及补偿的主体，在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确定后，负有将所经手的相应的补偿费及时、足额、妥善发放给原告的义务，因原被告双方对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及金额均无异议，故本案不是因土地补偿费的分配而产生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之规定，本院依法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告已经充分履行了在本案的举证义务，被告联建村委会没有举证证明其占有该土地补偿费不给付于原告具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孝昌县花园镇联建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徐义勇土地补偿费13222.44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 另，2015年4月14日，孝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孝昌农某承包权（字）第0801160603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徐义勇家庭承包农业用地总面积4.97亩，承包地块总数3块，地块名称港边2亩、正冲1.97亩、门冲1亩。”其中，上述三块地没有“王某”地块。2017年5月，因107国道孝昌段外迁，徐义勇实际承包经营的土地（包括“王某”）共计0.693亩被政府征用，补偿费13222.44元拨付到被告联建村委会。因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颁发给徐义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地块位置和范围不明确、不具体，导致徐小友与徐义勇对上述被征用的土地权属问题发生争议，以至成诉。 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 一、原告徐小友是否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徐小友具备上述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和管辖法院的条件，依法享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对被告徐义勇辩称原告徐小友不具备撤销之诉的意见，于法相悖，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本案与原告徐小友诉被告简称联建村委、徐义勇、徐某5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且诉争的标的不同。对被告徐义勇辩称本案属重复起诉的辩称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徐义勇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案实质上是物权纠纷，依法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其该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审《民事判决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诉对象系判决的主文内容即：判决的结果。原告徐小友既未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对诉争的王某地块其享有物上请求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对诉争的土地其实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更没有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原审判决根据孝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孝昌农某承包权（字）第0801160603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徐小友为徐义勇之子徐某4、徐某6执笔的《分家契约》中关于“···王某等地块归德令所属···”等证据，认定涉案王某地块属徐义勇承包经营的土地，并判决被告孝昌县花园镇联建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徐义勇土地补偿费13222.44元，并无不当。原告徐小友的诉请不成立，应予驳回。对两被告的相关辩称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徐义勇辩称：原告徐小友已自愿放弃本案诉争的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王某”在内），该块土地与其无法律关系的意见。经审查，本案涉案标的名义上是土地补偿款，实质上系涉案土地确权问题，不属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当事人可依法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徐小友请求撤销本院（2018）鄂0921民初893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小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元，由原告徐小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振雄 人民陪审员  高玉峰 人民陪审员  张菊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丹 附：本案证据目录。 一、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 1.《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原告家庭户现为农村户口，户籍地一直为孝昌县花园镇联建村六组； 2.《1982年人口普查》，证明1982年徐小友与其父母妹妹共同登记为一个家庭户，以其父徐行奎为户主承包本村土地3.3亩，徐小友系徐行奎之子；被告徐义勇已分家立户，所以不在该登记表上。 3.《孝昌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1民初893号判决书》证明：（1）.判决认定事实有些是正确的，比如：本案原告和被告各分得3.6亩承包地是事实；有些是错误的。比如：以“王冲”地块确认为被告徐义勇所有是错误的。判决的结果是错误的。（2）.原判决侵害了原告的诉讼权利和实体利益； 4.《原告申诉、信访、行政复议材料及邮件凭证》证明原告自2014年3月起至今不断向有关机关申诉联建村委会、徐义勇、徐义武侵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宜，并申请返还土地，虽然政府机关确认事实，但至今未得到解决；该组证据证明原告维权的过程。 5.《信访受理告知书、信访处理意见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1）政府机关针对原告多年的申请申诉的处理意见，但并未实质解决返还土地问题，只是告知原告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权益。（2）政府机关通过调查确认了原告家庭户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地块亩数和事实。（3）确认了大部分土地转移到徐义勇耕种的事实，但并未就徐义勇耕种行为作出正确的法律认定，也未裁决返还土地； 6.《第一轮承包良田登记表》证明：原承包3.3亩地块在现阶段确权过程中的编号、测量面积的详细情况（1）原承包3.3亩地块现在测量情况；（2）村委会明知该土地存在承包纠纷，现并未确权到任何人名下，等待法院判决后再行处理。涉案的3.3亩地中有1亩地在2005年登记在徐义勇名下，另外1亩登记在被告徐义武名下，余下1.3亩没有确权。 二、被告联建村委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三、被告徐义勇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 1.《1983年度孝感县农业经济双边合同书》证明徐义勇户1983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 2.《1993年度农业承包合同（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手册）》证明：徐义勇户1993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及继续承包徐仲芳的0.95亩，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4.55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 3.《1995年度孝昌县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登记手册》证明：徐义勇户1995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承包徐仲芳的0.95亩+徐小友户分得的1.85亩（由父亲徐行奎从1984年开始从原承包户徐墩亭手中承包，后与徐小友分家时分给了徐小友），从1994年起开始，徐小友户分得1.85亩无人耕种，遂由母亲邹国华将徐小友承包的1.85亩交由徐义勇耕种。当年徐义勇共计承包面积6.4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 4.《1996年孝感市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手册》证明：徐义勇户1996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承包徐仲芳的0.95亩+徐小友户分得的1.85亩，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6.4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三一致； 5.《1997年孝感市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手册》证明：徐义勇户1997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将承包徐仲芳的0.95亩退回给了徐仲芳本人，将徐小友户的1.85亩（由父亲徐行奎从1984年开始从原承包户徐墩亭手中承包，后从徐小友分家时分给了徐小友）交给了徐义志（曾用名徐波林）耕种，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3.6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 6.《1998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1998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3.6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五、六一致； 7．《1999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1999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3.6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五、六一致； 8.《2000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2000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承包面积1亩（包括“王冲”在内）土地退回给了发包人联建村委会，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联建村委会又对六组承包土地进行了小调整，遂徐义勇从发包人联建村委会处承包种植了包括“王冲”在内的1亩土地。亦证明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4.6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 9.《2001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2001年承包土地面积3.6亩+承包面积1亩面积（包括“王冲”在内的土地），亦证明当年徐义勇户共计承包面积4.6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八一致； 10．《2002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2002年承包面积3.6亩+承包土地1亩面积（包括“王冲”在内的土地）+公摊分得面积0.37亩，亦证明徐义勇户当年共计承包面积4.97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 11．《2003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2003年承包面积3.6亩+承包土地1亩面积（包括“王冲”在内的土地）+公摊分得面积0.37亩，亦证明徐义勇户当年共计承包面积4.97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十一致； 12.《2004年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徐义勇户2004年承包面积3.6亩+承包土地1亩面积（包括“王冲”在内的土地）+公摊分得面积0.37亩，亦证明徐义勇户当年共计承包面积4.97亩及承担种植面积摊派任务的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十、十一一致； 13.2005年4月18日孝昌县农村经济管理局给徐义勇颁发的第二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孝昌农地承包权（字）第08011606035号]证明：在200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徐义勇户是根据第一轮土地承包的4.97亩面积及原种植地块而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对第一轮土地承包面积作任何调整； 14.《2005年4月18日孝昌县农村经济管理局给本组村民徐行良、熊申元、徐金环、熊德文颁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本组村民徐行良、熊申元、徐金环、熊德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徐义勇一样，均没有标注具体的地块，所记载的地块位置、面积与实际位置、面积不符，但这种只加面积不标注具体地块的情形在当时本组都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15.《2006年徐义勇二儿子徐德宁与三儿子徐德响的分家契约》证明该分家契约由徐小友执笔代写，该分家契约内容包含“……王冲等地块归德令所属”等内容，说明2006年徐小友已经知晓其母亲邹国华承包经营的“王冲”土地已被其哥哥徐义勇承包经营； 16.《录音记录》证明徐义勇第二轮土地承包的面积均由联建村委会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