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8民终16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林开，男，197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福建吴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良，福建昊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连城县莲峰镇北达东路商业街B区B4幢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5570952548R。 法定代表人：朱桐德，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红英，女，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炳粦，男，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臻臻，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桂莲，福建尚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丹阳，女，198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平,男,1962年4月7日出生,汉族，系王丹阳之父,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审第三人：罗尔生，男，197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邱林开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崔红英、王丹阳、朱炳粦及原审第三人罗尔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5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林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李勤良，被上诉人朱炳粦及其与崔红英、宏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臻臻、俞桂莲，被上诉人王丹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平，原审第三人罗尔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林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王丹阳与崔红英间关于邱林开的15%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依法改判为“确认崔红英与王丹阳2018年1月10日、2018年2月14日签订的三份《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王丹阳与崔红英、朱炳粦恶意串通的明确对象系2018年1月10日、2018年2月14日所签订的三份《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恶意串通无效后，从而导致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45%股权整体转让行为无效，但一审判决未对恶意串通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进行认定，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 1、朱炳粦、崔红英夫妇为了达到45%公司股权交易转让成功之目的，与王丹阳恶意串通，分别于2018年1月10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6月15日多次对45%公司股权转让的同一事宜进行串通，签订三份不同股权转让款、款项支付时间、合同签订时间等自相矛盾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对45%股权整体转让、价款进行约定。因此，双方恶意串通的对象系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其所涉及的45%股权整体（当然也包括一审判决认定的15%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一审判决并未对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及45%股权整体转让行为无效进行认定，与事实不符。 2、根据王丹阳提供的手机录音证据，也均能证实朱炳粦、崔红英夫妇与其签订宏泰公司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时，恶意串通的对象系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及45%整体股权。出让方王丹阳通过其父亲王连平负责联络操作，受让方崔红英系通过其配偶朱炳粦联系运作，双方为了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使45%股权转让行为得以生效履行，恶意串通不让隐名股东邱林开及罗尔生知晓，否则会因无权处分及其他股东主张股权优先购买权等导致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严重损害了邱林开及罗尔生的经济利益。 3、特别是2018年5月朱炳粦、崔红英夫妇与王丹阳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时，因45%股权转让款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后，朱炳粦、崔红英夫妇为了达到利用邱林开的阻止作为停止支付王丹阳股权转让款之目的，其主动电话告知邱林开股权转让一事，让邱林开发函给朱炳粦，以达到其停止支付款项之目的。但之后，事与愿违，朱炳粦、崔红英夫妇与王丹阳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45%股权行为被另一隐名股东罗尔生知晓，朱炳粦、崔红英夫妇为使《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达到排挤其他股东罗尔生、邱林开，将宏泰公司变为家庭公司并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之目的，朱炳粦、崔红英夫妇急忙在2018年6月至11月转出了剩余的300余万元的转让款，从而使《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给邱林开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崔红英与王丹阳之间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符合“恶意串通”，且侵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均应认定无效。 4、崔红英受让的宏泰公司45%股权转让款远低于当时市场价。2018年1月10日，崔红英与王丹阳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宏泰公司4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438万元。同时，根据邱林开一审提供的证据，该项目土地当时拍卖价格为5020万元，可以得知王丹阳名下45%股权和实际市场价值为2259万元，而崔红英与王丹阳商定的价格为438万元，只达到实际市价值的19.39%。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应认定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二）在王丹阳与崔红英并未就15%股权单独签订所谓“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忽略双方恶意串通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导致45%股权整体转让全部无效之事实，草率判决仅王丹阳与崔红英间关于邱林开的15%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由于王丹阳与崔红英双方系对2018年1月10日、2018年2月14日所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恶意串通，该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损害邱林开利益，依法无效。《股权转让协议》系对宏泰公司45%股权整体转让行为进行约定，但并未对其中的15%股权转让标的、价格、支付款项等进行特别约定，在《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必然导致宏泰公司45%股权转让行为全部无效，但一审判决却忽略45%股权整体转让全部无效之事实，仅认定45%整体股权中的15%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 2、邱林开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请明确为“确认崔红英与王丹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一审判决却忽略邱林开的诉请，未对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仅对股权转让协议中45%整体股权中的15%股权转让行为作出无效认定，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辩称： （一）崔红英与王丹阳就宏泰公司45%股权转让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崔红英与王丹阳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崔红英也已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438万元，该《股权转让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邱林开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1.邱林开主张其委托王丹阳代持宏泰公司15%股权，邱林开应对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委托王丹阳代为出资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邱林开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并委托王丹阳代为投资到宏泰公司。对“邱林开与王丹阳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以及代持股权比例多少”，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事实，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已依法提起上诉。2.邱林开主张崔红英与王丹阳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应由邱林开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判例，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包括：当事人之间存在通谋、勾结的情形。但从本案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崔红英与王丹阳存在通谋、勾结情形。一审法院并未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认定，未对崔红英与王丹阳是否存在通谋、勾结事实进行查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已依法提起上诉。 （三）除本案涉及争议点即“邱林开是否委托王丹阳代持股权，如果存在代持，代持股权比例是多少以及王丹阳处分代持股权的效力”外，对于王丹阳转让其自身持有的宏泰公司股权，此系王丹阳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且已收取股权转让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不影响除本案争议之外股权转让的效力，王丹阳该等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四）在崔红英和王丹阳已完成股权转让交割并付清股权转让款438万元的情形之下：1.由邱林开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股权代持以及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王丹阳（及其父亲王连平）无视其在股权交易阶段反复催要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反而在本案中改称是借款关系，并对邱林开的诉求予以附和；2.邱林开本案中仅是主张15%股权，但在一审判决“王丹阳与崔红英关于邱林开的15%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王丹阳未上诉，而是由邱林开提出上诉，要求确认崔红英和王丹阳的股权转让协议全部无效；3.罗尔生也附和邱林开的诉求。因此，显然不是崔红英与王丹阳恶意串通，而是邱林开、王丹阳（及其父亲王连平）和罗尔生恶意串通。 （五）虽然本案有涉及争议邱林开的15%股权以外的30%的股权，这是王丹阳对其股份的自由处分，除了本案争议的15%以外，其他30%是合法有效的。崔红英和王丹阳的转让已经完成，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只是简单判决15%的股权给邱林开，但是崔红英已经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王丹阳，崔红英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如何保障？一审对此没有处理。另外，邱林开主张显名，但是隐名股东要求显名要取得股东的同意，但本案中没有取得朱炳粦的同意。 综上，邱林开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王丹阳辩称：1.邱林开是宏泰公司股东，占比15%，挂在王丹阳名下，王丹阳名下股权依约委托其父王连平运作，王丹阳已足额出资225万元，其中包含邱林开15%股本金出资75万元。2.王丹阳与崔红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表面上是股权转让，实质上是让与担保。朱炳粦、崔红英夫妇是乘人之危、蓄意恶谋、精心策划的，在王连平被高利贷逼迫无奈走投无路神情恍惚之时，稀里糊涂签下的协议。3.王丹阳与崔红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崔红英根本未支付公允对价，显失公平，严重侵害了王丹阳父女的合法权益。邱林开的上诉请求是合理的，请求支持邱林开的上诉请求。 罗尔生述称： （一）关于王丹阳、崔红英的股权转让协议问题。2018年1月10日，王丹阳与崔红英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在登记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罗尔生认为：该项股权在转让时，王丹阳（实为代其父王连平代持）明知邱林开有15%的股权却不予告知，而朱炳粦、崔红英明知邱林开有15%股权和罗尔生有20%股权，不仅不予告知，还想方设法避开罗尔生和邱林开，实属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邱林开的既得利益，也掠夺了罗尔生和邱林开的可得利益。因此，该转让协议依法应为无效，对此罗尔生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二）关于邱林开在宏泰公司的15%股权问题。罗尔生与邱林开、朱炳粦、王连平（以其女儿王丹阳的名义持股）系宏泰公司的发起人。公司成立后，朱炳粦占股55%（其中罗尔生的20%由朱炳粦代持），邱林开占股45%（其中王丹阳持股30%，由邱林开代持）。后邱林开因竞选之需，将其15%股权转由王丹阳代持。以上股权结构及股份代持的事实，各发起人包括崔红英均为明知。总而言之，宏泰公司自成立以来，虽然名义股东时有变化，但实际股东和持股比例没有变化。 （三）关于邱林开的股东地位问题。公司存续至今，无论邱林开作为显名股东还是隐名股东，始终都以宏泰公司的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具体负责公司投资地块的征地拆迁、用地审批、项目环评及地块出让金返还等事宜。 （四）对于邱林开要求确认其在宏泰公司的15%股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及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和记载于公司章程的主张，罗尔生表示同意。 邱林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崔红英和王丹阳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邱林开在宏泰公司享有15%的股份（预估值30万元）；3.判令宏泰公司和崔红英、朱炳粦对邱林开所占股权作工商变更登记；4.判令宏泰公司向邱林开签发出资证明书，将邱林开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5.判令由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0年12月18日，邱林开与朱炳粦签订了一份《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组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目标用地合作开发，公司注册资本金200万元，邱林开出资90万元，占45%，朱炳粦出资110元，占55%。双方合作开发建设的地块位于连城县。《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1年1月13日，连城县民委员会与宏泰公司签订了一份《项目开发用地合同》，合同约定：用地位于大坪村外坊段，第一期约50亩，用地手续由宏泰公司自行办理。2011年3月3日，宏泰公司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获批准。2011年3月14日宏泰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朱炳粦、邱林开，朱炳粦以货币出资110万元、占55%股权，邱林开以货币出资90万元、占45%股权，法定代表人为崔红英（朱炳粦妻子）。2012年5月15日，邱林开将自己名下持有的宏泰公司45%的股权以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丹阳。2012年5月16日，宏泰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朱炳粦、王丹阳，股东会形成决议，决议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股东朱炳粦增加实收资本165万元，股东王丹阳增资135万元，实收资本变更后，股东朱炳粦实缴出资275万元，股东王丹阳实缴出资225万元，上述应于2012年5月28日前出资。2012年5月19日，邱林开与王丹阳签订了一份共同投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持有宏泰公司45%的股权，邱林开占15%，王丹阳占30%，双方按各自所持股比认缴出资，如一方不能按宏泰公司合资合同或公司章程认缴出资，另一方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收购对方不按规定认缴出资部份股权。邱林开所持股份委托王丹阳以王丹阳的名义持有。2012年5月29日，宏泰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朱炳粦、王丹阳，朱炳粦以货币出资275万元、占55%股权，王丹阳以货币出资225万元，占45%股权，法定代表人由崔红英变更为朱桐德（朱炳粦、崔红英儿子）。2013年9月21日，连城县民委员会向连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申请，将征地补偿款及费用2655778元拨付到大坪村后，由大坪村返还给宏泰公司，邱林开以宏泰公司代表的身份在申请报告上宏泰公司盖章处签名。2013年9月28日，因连城县人民政府需收储宏泰公司已支付征地补偿款坐落在大坪村外坊段的土地，用于冠豸大庄园项目，大坪村民委员会与宏泰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解除了双方于2011年1月签订的《项目开发用地合同》。邱林开以宏泰公司代表的身份在《解除合同协议》上签名。2018年1月10日，王丹阳和崔红英签订一份《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丹阳将自己持有的45%的股权以2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崔红英。2018年2月14日，王丹阳和崔红英再次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丹阳将自己名下持有的宏泰公司45%的股权以43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崔红英。同日，宏泰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将公司股东由朱炳粦、王丹阳变更为朱炳粦、崔红英。2018年2月14日，崔红英分7笔共计向王丹阳转账225万元，2018年6月15日，崔红英分2笔共计向王丹阳转账113万元，2018年7月12日，崔红英向王丹阳转账5万元，2018年8月8日，崔红英向王丹阳转账45万元，2018年11月4日，崔红英向王丹阳转账50万元，以上崔红英共向王丹阳转账438万元。2018年5月25日，邱林开得知王丹阳将其名下持有的宏泰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崔红英后，发函给崔红英，要求崔红英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2018年7月间，王丹阳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崔红英催要股权转让款，2018年7月23日，崔红英在回复王丹阳的微信中称：“45%的股份过到你名下，……而邱林开的股份是暗股在你这里，因为长期以来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父亲和邱林开平时也为公司出钱出力，大家有目共睹，现你把股份转让给我，其实我早就准备好款，只因邱林开六月份发律师函给我叫我停止继续付款，具体情况你催你父亲和邱林开尽快沟通好，……”。一审庭审中，崔红英自认于2018年7月知道邱林开主张王丹阳持有的宏泰公司45%的股权有15%属其所有，邱林开反对王丹阳转让此15%的股权。 一审另查明，2018年10月11日，罗尔生起诉宏泰公司及朱炳粦、崔红英，要求确认其享有宏泰公司20%的股权并要求进行工商登记。2019年5月15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2019）闽08民终41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罗尔生在宏泰公司持有20%的股权，该股权登记在朱炳粦名下。二、宏泰公司、朱炳粦、崔红英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罗尔生所占宏泰公司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朱炳粦、邱林开系宏泰公司的发起人，宏泰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朱炳粦、邱林开。邱林开以宏泰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了宏泰公司的经营管理。2012年5月29日，宏泰公司在工商登记中将股东变更为朱炳粦、王丹阳，邱林开在宏泰公司持有的15%的股权由王丹阳代持。此后，邱林开仍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了宏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对外代表宏泰公司签订合同，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此知情并认可。2018年1月10日，崔红英与王丹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邱林开六月份发律师函给崔红英后，崔红英在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11月4日仍三次向王丹阳转账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王丹阳、崔红英明知王丹阳名下45%的股权有15%属邱林开，王丹阳、崔红英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丹阳、崔红英的这一行为属恶意串通，损害邱林开利益的行为，王丹阳、崔红英关于邱林开15%的宏泰公司股份的转让协议无效。在宏泰公司成立前后，宏泰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主要运作项目实施过程中，邱林开始终有参与其中，切实履行了股东义务，公司股东朱炳粦、崔红英对邱林开系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清楚并认可，在崔红英和王丹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朱炳粦、崔红英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朱炳粦、崔红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邱林开的股东资格予以了确认，宏泰公司另一股东罗尔生同意邱林开要求显名工商登记，故邱林开要求显名工商登记不违反宏泰公司的人合性原则，一审法院对邱林开要求显名变更登记、宏泰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邱林开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邱林开、罗尔生主张王丹阳转让其名下30%的股份时，未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损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认定无效，王丹阳主张其父王连平向朱炳粦借款，其将股权转让给崔红英并办理变更登记，系对王连平借款的让与担保，不是转让股权。邱林开、罗尔生、王丹阳的上述主张，与本案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查，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邱林开在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享有15%的股份。二、王丹阳与崔红英间关于邱林开的15%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邱林开所占15%股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四、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邱林开签发出资证明书，将邱林开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崔红英、王丹阳各负担1400元，由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0元。诉讼保全保费2020元，由崔红英、王丹阳各负担101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邱林开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土地使用证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宏泰公司名下的净资产包括了涉案的土地，该土地是2014年以5020万元成交价所取得的出让地，公司的股权价值远远高于注册资本，崔红英以不合理的低价购买公司股权侵犯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证据二：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的证明。证明邱林开已经履行完毕执行款，不存在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所主张的邱林开和王连平串通的情形。 经质证，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丹阳、罗尔生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股权转让通知书》（2012年5月13日）、《关于同意股东股权转让的答复》（2012年5月13日）。共同证明2012年5月13日邱林开书面通知宏泰公司另一股东朱炳粦：邱林开拟将持有的宏泰公司45%股权（出资额为90万元）转让给王丹阳。朱炳粦复函同意该股权转让。 证据二：宏泰公司2012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出席股东朱炳粦和王丹阳）、连会[2012]内验资字第54号《验资报告》。共同证明：1.2012年5月16日，宏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出资会议股东为朱炳粦和王丹阳，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股东朱炳粦增加165万元，于2012年5月28日前出资；股东王丹阳增加135万元，于2012年5月28日前出资。2.连城财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5月28日出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朱炳粦缴纳新增出资额165万元，于2012年5月25日缴存至宏泰公司注册验资临时存款账户；王丹阳缴纳新增出资额135万元，于2012年5月25日缴存至宏泰公司注册验资临时存款账户。 经质证，邱林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进一步证明邱林开和王丹阳共实际出资90万元的事实，但因邱林开需要参选村主任，不适宜名下持股，经与王丹阳达成私下协议，同意将邱林开名下的股份由王丹阳代持。但根据双方的私下协议，双方并未实际对股权协议进行交易，其股权转让款也为零，也并未取得对价，该组证据仅能证实邱林开是因为备案需要而出具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宏泰公司2012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并不属于新证据。宏泰公司从200万元增值到500万元，其中王丹阳名下45%的股份向公司缴纳了135万元，隐名在王丹阳名下的邱林开的股份已经包含在其中，因此该证据进一步证实了邱林开按照约定向公司缴纳了增资款135万元的事实。说明崔红英、王丹阳明知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并且认可公司的股东有邱林开和罗尔生的情况下仍恶意串通隐瞒，损害了邱林开和罗尔生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案的合同无效不仅限于15%，还包括了30%的优先购买权部分。在一审中邱林开的股权代持人王丹阳在一审中明确承认了其所持有的45%股权中的15%。邱林开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因此结合验资证明可以证实邱林开的出资款已经到位。王丹阳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二证明后来增资的300万元王丹阳已经增资到位了，邱林开的15%股权的增资也已经到位了。罗尔生同意邱林开的质证意见，无论宏泰公司表面上的股权如何变化，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邱林开当时要竞选村书记，委托给王丹阳代持，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的证据只能证表明上的问题。 罗尔生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说明、连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连城天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地块等4处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批复。证明涉案土地项目的开发期限从2017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5日止，后因政府征迁工作未完成，无法向公司交地，经政府批准，涉案土地项目的开工时间延长至2019年12月26日等事实。 证据二：连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执行县城区及乡镇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证明在2018年1月10日，涉案土地总价值为71407830.48元(基准地价为1096元/m2)，崔红英与王丹阳45%股权在转让时实际价值为32133523.76元等事实。 证据三：关于研究宏泰公司申请变更土地用途问题专题会议的纪要、关于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土地用途的处置意见、2018年12月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2019年1月土地拍卖成交价。证明2016年5月10日连城县人民政府同意将涉案土地项目变更为商品住宅用地，按周边类似地块实际成交楼面价2299.14元/m2计算，涉案地块价值为209714634.23元（其中45%股权实际价值为94371585.40元）等事实。 经质证，邱林开对三组证据没有异议，能够进一步证明崔红英和王丹阳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的转让协议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三性均不予认可，本案审理的是邱林开主张的是王丹阳代持的股份，罗尔生作为本案的原审第三人，既没有在一审时进行起诉，也没有提起上诉。王丹阳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证据是通过电脑查询的，是真实的，说明了地价的问题，与本案是密不可分的。 二审中，王丹阳申请证人出庭罗某、俞某、赖某出庭作证。 证人罗某称其借钱给王连平，王连平说要在连城投资地块。去年罗某儿子要买房子，2018年春节，罗某去连城找王连平要钱，当时王连平说没钱，王连平为了证明诚意，告诉罗某如果有钱就还给其，王连平当着罗某的面开免提打电话向朱炳粦借钱，电话里面有提到借钱要抵押，说到宏泰公司的地块。 证人俞某称其2017年在云南省文山自治州麻栗坡的网络公司做管理，因为和王连平住在同一栋楼里，2017年底那段时间经常在一起聊天喝茶，感觉王连平电话特别多，打电话要么是借钱，要么是别人向王连平催债，情绪也不是很好，有一次听到王连平向一个叫朱总的人借钱。云南那边信号不太好，打电话的时候要很大声讲话，其在房间外面听到王连平打电话，可能开的是免提，听到说借款的事情，具体内容不是很清楚，只听到有说股权的事情，说不要让其他股东知道。后来2018年快过年的时候其回梅州老家后去厦门玩，刚好知道王连平在厦门，就发微信打电话给王连平。有一天下午王连平说出去走走一起吃饭，其和王连平一起去一个茶楼和一个叫朱总的人谈事情。其在旁边听到说借款的事情，朱总说地产公司的股权要拿来做担保才同意借钱给王连平，朱总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是你的股权要做担保，写的协议也不能让股东知道”。 证人赖某称其为王连平的同学、发小，2002年下岗后在外面打工，有在农业银行贷款转借给王连平周转。前几年王连平利息有按时付，到2017年10月份就没有按时给了，向催王连平催款无果，后来王连平电话都不接了。2018年2月上旬快过年时，赖某到王连平厦门家里找王连平，王连平说要出去借钱还给赖某。二人去了一个茶叶店泡茶，王连平和一个叫朱总的人谈借钱的事情，朱总说借钱要什么东西去抵押。 经质证，邱林开对证人证言的三性无异议，三位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二人有通过电话和见面形式多次进行恶意磋商，证明朱炳粦利用王连平急需资金的心里恶意与其串通转让45%的股权，并刻意隐瞒其他两名股东的事实。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证人证言三性均不予认可，三位证人都与本案当事人之一的代理人王连平有利害关系，三人均和王连平是朋友或者同学，所作证言不应该采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第二位证人陈述的是听说、揣测的，甚至庭前可能和王连平沟通过，不应该采信。王丹阳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罗尔生同意邱林开的意见，证人有说到不要让其他股东知道，构成了恶意串通。 经审查，各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证据均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人罗某、俞某、赖某的证言，均属传来证据，且与本案争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罗尔生没有异议。邱林开认为：1.遗漏查明另外两份协议，主要是2018.2.14签订的是股权收购协议、2018.6.15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三份协议签订的目的就是对45%股权转让行为及价款、税费、支付时间等进行串通。2018.6.15签订的落款时间是2018.2.14的。2.遗漏查明涉案公司开发的土地项目，政府部分还未完成征迁工作，还未向公司完成实际交地。3.宏泰公司与福清大洋置业有限公司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公司以土地作价5000万元出资额作为股权出价与福清大洋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说明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于公司现有股权价值及资产是十分清楚的。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一审认定“2011年1月13日，连城县莲峰镇大屏村民委员会与宏泰公司签订了一份《项目开发用地合同》”有异议，当时宏泰公司尚未设立，表述应是“2011年1月13日，邱林开以宏泰公司名义与连城县莲峰镇大屏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项目开发用地合同》”；对一审认定“2012年5月19日……以王丹阳的名义持有”有异议，宏泰公司、崔红英和朱炳粦对该份“共同投资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一审认定“邱林开以宏泰公司代表的身份在申请报告上宏泰公司盖章处签名”有异议，申请报告上的签字是邱林开擅自以宏泰公司名义签署，并未获得宏泰公司授权，宏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桐德和大股东朱炳粦对此不知情，申请报告上“朱炳粦”签字是伪造；对一审认定“大坪村民委员会与宏泰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解除了双方于2011年1月签订的《项目开发用地合同》。邱林开以宏泰公司代表的身份在《解除合同协议》上签名”有异议，《解除合同的协议》是邱林开擅自以宏泰公司名义签署，并未获得宏泰公司授权，宏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桐德和大股东朱炳粦对此不知情，也没有在《解除合同的协议》上签字；对一审认定“要求崔红英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有异议，根据函件最后一段表述，是“请求崔红英暂停支付王丹阳的股权转让余款”；对一审认定“庭审中，崔红英自认……股权”有异议，与庭审记录中崔红英的陈述不相符；对一审认定“邱林开将自己名下45%的股权转让给王丹阳后，邱林开仍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了宏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对外代表宏泰公司签订合同，作为宏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朱桐德应知情”有异议，邱林开一审举证的2013年9月29日以宏泰公司名义与连城县民委员会签订的《解除合同的协议》和《委托书》，是邱林开擅自以宏泰公司名义签署，并未获得宏泰公司授权，宏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桐德和大股东朱炳粦对此不知情，也没有在《解除合同的协议》和《委托书》上签字；一审法院遗漏查明：1.邱林开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否有将投资款委托给王丹阳并以王丹阳名义出资到宏泰公司；如有，实际履行出资金额和委托代持股权比例是多少。2.崔红英和王丹阳是否存在通谋、勾结的事实。王丹阳对一审认定“2018年2月14日，崔红英分7笔共计向王丹阳转账225万元”有异议，其中80万元是装修贷款的钱，是崔红英原来欠王丹阳的款项。 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状，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邱林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邱林开承担。但一审法院向其已经确认并曾签收过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文书的送达地址邮寄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均拒绝签收，直至二审开庭时仍未查询到其缴费记录。本院于二审庭审中口头裁定：本案按宏泰公司、崔红英、朱炳粦撤回上诉处理。 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崔红英与王丹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确认为无效？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调查的情况，对于王丹阳代持邱林开在宏泰公司15%的股份及邱林开参与宏泰公司管理的事实，包括王丹阳及其父亲王连平、朱炳粦、罗尔生在内的宏泰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和其他实际出资人均为明知。崔红英作为宏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炳粦的配偶及股权受让人，充分了解宏泰公司股东变化及实际出资人的情况，且在2018年7月24日与王丹阳的微信聊天中还明确表示，“邱林开的股份是暗股在你这里的，因为长期以来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父亲和邱林开平时也为公司出钱出力”，其对王丹阳代持邱林开股份及参与宏泰公司管理的事实也应当是明知的。王丹阳在未取得邱林开同意的情况下，本无权处分邱林开的股份，崔红英也明知王丹阳转让股份未取得邱林开的授权，双方均应知道股权转让涉及邱林开及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但王丹阳与崔红英有意隐瞒邱林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包括邱林开的15%股份在内的王丹阳持有的45%股份转让给崔红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在2018年5月25日邱林开已经提出异议，并发函要求暂停支付王丹阳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王丹阳仍催促崔红英抓紧付款，崔红英也继续向王丹阳支付剩余款项，王丹阳与崔红英双方串通的故意明显。从股权转让对价来看，2018年1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225万元，之后崔红英实际支付王丹阳的股权转让款438万元，而宏泰公司竞买土地出让金的价格达5020万元，扣除政府返还的款项，实际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也有2400万元，结合二审罗尔生提交的证据，即便不考虑土地已经升值的因素，宏泰公司45%股权的价值也应在1000万元以上，崔红英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格可以认定为明显不合理低价，其受让王丹阳的股权不能构成善意取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王丹阳与崔红英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一审法院既已认定王丹阳与崔红英存在恶意串通，且王丹阳转让其30%股权的行为也可能损害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就应确认整个股权转让合同即《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一审判决仅确认王丹阳与崔红英间关于邱林开的15%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非所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由于邱林开的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为“确认崔红英和王丹阳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诉讼过程中未明确变更诉讼请求，现邱林开上诉请求一并确认崔红英与王丹阳2018年2月14日签订的两份《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于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且宏泰公司系根据2018年1月10日王丹阳与崔红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的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2月14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对崔红英和王丹阳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无效后的后续处理并无重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对该增加的诉请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邱林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5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三、第四项，即：“邱林开在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享有15%的股份”“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崔红英、朱炳粦对邱林开所占15%股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邱林开签发出资证明书，将邱林开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 二、撤销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5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王丹阳与崔红英间关于邱林开的15%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三、崔红英和王丹阳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福建省连城县宏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邱林开负担1800元，王丹阳、崔红英各负担2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王丹阳、崔红英各负担145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2020元，由王丹阳、崔红英各负担10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张煌忠 审判员  范文祥 审判员  陈水柏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张婷婷 书记员邱艳兰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二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