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终6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民政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600号。 法定代表人暨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继瑞，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央央，女，绍兴市越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益倩，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美，女，196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涂山东路88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区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盛卓异，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章炯，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区民政局”)因社会保障行政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2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王云美于一审时诉称，王云美因为有严重的绝育后遗症，符合低保政策，在各级政府的关心下享受低保待遇。2019年1月，区民政局通过浙江省社会救助系统注销了原告的低保资格，给原告的用药及生活带来困难。原告虽然过去有点存款，但其中180000元系向弟弟历年来的借款，现已归还，还有60331.78元系安置房屋需结算的房款，也已支付，目前已无存款，原告的情形符合浙江省低保家庭认定条件。要求确认区民政局从2019年2月停发原告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违法；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越城区政府”)作出的越政复（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王云美系区民政局核准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享受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05年7月，原告申请低保户时，曾授权原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府山街道办事处”)对相应涉及其家庭的收入情况和财产状况依法进行查询的权利（授权的时效为申请之日起至其退出低保户之日止）。2018年12月29日，原府山街道办事处在定期对在册困难家庭进行年度核查时，发现原告有活定期存款128509.61元，光大银行理财110000元，家庭财产合计238509.61元。2019年1月31日，区民政局根据府山街道办事处的核查情况结合绍兴市越城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认为原告户家庭月均财产已不符合低保家庭认定条件，遂作出《绍兴市越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增、减通知书》，决定从2019年2月起停发原告户保障金537元/月，该通知书未送达原告。2019年1月，区民政局通过浙江省社会救助系统注销了原告的低保资格。嗣后，因原告发现其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被取消，于2019年6月13日向越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越城区政府于2019年8月1日作出越政复（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区民政局作出的从2019年2月起停发原告户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教育、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和计划生育、审计、统计、物价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有关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受理、调查核实等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有关工作。”第二十七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保障金额。保障金额的调整从作出决定的次月起执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取消其最低生活保障资格：（一）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故被告具有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管理的行政职权。根据《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社会救助家庭同时符合以下情况的，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二）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当地同期3至4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和”。现区民政局依据上述规定，以原告持有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金额已超过当地同期3至4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和为由，径行认定原告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条件，存在事实不清，程序不当的情形。根据《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申请社会救助家庭有以下情形的，应作家庭支出状况核对：……（三）其他应作家庭支出状况核对的情形。”本案原告有总金额238509.61元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事实，但从法庭调查情况看，其中60331.78元系拖欠的安置房房款，其他款项原告自述须归还债务。鉴于区民政局在行政程序中未告知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致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无法举证，而原告在法庭审理时又未能充分举证，故对于原告债务的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核实。《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事先告知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本案中，区民政局未履行上述程序，明显违反了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同时，区民政局以通知方式代替行政决定，不符合《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调整保障金额或者取消保障资格，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告知理由”的规定。另外，区民政局既未将通知书送达原告，也未在通知中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于法不符。越城区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查明上述情形，作出了维持的区民政局行政行为的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1.撤销区民政局于2019年1月31日对原告户作出《绍兴市越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增、减通知书》；2.撤销越城区政府2019年8月1日作出的越政复（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区民政局负担。 上诉人区民政局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的法律事实没有查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审查其依据的事实是否存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未对本案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进行实质审查。王云美持有财产数额是否已经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条件及王云美陈述、申辩的权利是否受到实质性损害，一审法院均没有进行审理查明，属于案件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适用法规、规章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根据《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第十二条“申请社会救助家庭有以下情形的，应当作为家庭支出状况核对：…(三)其他作为家庭支出状况核对的情形”规定认定因王云美有总金额238509.61元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事实，但其中60331.78元系拖欠的安置房房款，其他款项须归还债务，故认为王云美债务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核实，区民政局取消王云美低保资格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形。一审法院以上认定的事实，纯属主观臆测，且明显系适用法规、规章错误。首先，根据《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家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情形，其中第二款规定：“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当地同期3至4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标准必须同时符合，即只要有一项不符合，即不具备享受低保资格。本案中即使不考虑其余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的真实性，单就王云美在低保取消后用于支付安置房款的60331.78元，就可以确定该款项确系其个人所有，那么其名下货币财产已经明显高于当地同期3至4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和，不符合低保资格，事实清楚。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只要银行存款今后有用途，就不能认定是其名下的存款。其次，根据《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规定，最低生活保障金系收入型社会救助，在审核认定救助家庭时仅需考虑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即可，无需考虑其实际需支出费用。如申请人家庭月人均收入5000元，即便该家庭每月人均因病需支出1万元医疗费用，根据低保认定原则，因收入问题，申请人还是不具备享受低保资格；又如申请人(单人户)名下有20万存款，即便其属于无房户，但因个人货币财产状况，申请人亦不具备低保资格。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未充分了解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政策规定，导致适用法规、规章错误。再次，区民政局在核查王云美货币财产之时，核实有238509.61元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所谓的60331.78元拖欠安置房款，系王云美在低保取消后，为继续享有低保资格而对其存款作出的事后处分，一审法院不能主观臆断王云美事后支出的货币作为政策理解的适用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认定区民政局未依法向王云美履行事先告知及听取其陈述、申辩系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区民政局事先履行了告知程序并依法听取王云美的陈述、申辩。区民政局取消低保的通知书系2019年1月31日作出，而在一审庭审中，王云美承认其在2019年元旦期间接到社区电话告知其将要被取消低保，故可以确认区民政局依法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同在1月份，王云美通过多种方式多次向区民政局、府山街道办事处进行陈述、申辩，区民政局听取了王云美的陈述和申辩，并作出了相应的回复。4.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认定区民政局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判决撤销行政行为，系适用法律条款错误。本案中，王云美通过多种方式向区民政局陈述、申辩，其权利未受实质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一审判决撤销行政行为，明显于法不符，系适用法律条款错误。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云美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云美承担。 被上诉人王云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询时答辩称，因银行存款超出低保标准而取消低保资格虽然没错，但王云美为失土农民，低保资格系因有严重绝育后遗症符合政策而享受，因有低保而未能办理失土农民养老保险。且失土农民养老保险根据规定2018年前可以办理，但2019年区民政局取消了王云美的低保资格，现失土农民养老保险也尚未办成，区民政局应当查明王云美低保资格的来源，帮助王云美落实相应政策。 被上诉人越城区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询时答辩称：1.同意区民政局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2.王云美当庭陈述认为区民政局取消低保待遇没错，当时其享受低保系基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接受绝育手术导致的后遗症而产生，故区民政局作出的取消王云美低保待遇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查明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云美一审诉请。 经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从上诉人区民政局于一审法定期限内提交据以作出涉案《绍兴市越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增、减通知书》的证据看，仅提交了《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查询授权书》、2018年12月29日王云美的《浙江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地方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规章及相应规范性文件等。虽然王云美2018年12月29日的家庭财产经查询系统生成合计达238509.61元，该财产状况已不符合《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等规定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但区民政局在未能提交该财产调查核实的相应证据、未能提交已告知王云美对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前提下，迳行以作出《绍兴市越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增、减通知书》的形式停发王云美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明显有违《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调整保障金额或者取消保障资格，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告知理由。”《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事先告知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之规定，且区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上述通知书已送达王云美。此外，越城区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予查明上述事实而作出维持区民政局行政行为的决定，属未尽审慎审之职责，为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一审判决撤销涉案《绍兴市越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增、减通知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上诉人区民政局的上诉理由，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民政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