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3民终3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苏，女，195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峰，男，194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侠，女，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安徽民之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苏因与被上诉人王惠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19）皖1302民初6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峰，被上诉人王惠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追究王惠侠做伪证及提供瑕疵证据的法律责任；追究宿州市埇桥区公安分局符离派出所出具瑕疵证据的责任；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王惠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一审法院应将该民间借贷合同视为实践性合同程序进行审理。而一审对“借条”认定错误，王惠侠一审提供的证据是一张既没有写“借条”也没有写“欠条”、“收条”，仅书写着“王慧侠”的“纸条”，这张“纸条”上也没有写明高苏和“纸条”上的“王慧侠”及王惠侠的身份证号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而言，包含两个基本要素，这两个要素不仅是证明合同生效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当事人一方请求能够获得人民法院支持的重要法律依据。因此，王惠侠主张高苏承担还款责任，除了要证明其与高苏之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之外，还负有按上述解释规定的提供能够证明高苏给王惠侠书写的正规“借条”，只有王惠侠履行了这一义务，才拥有向高苏请求还款的权利。王惠侠还应当对其履行提供该纸条的行为要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高苏根据王惠侠提供的“王慧侠”的“纸条”，当庭提出出庭主张权利的王惠侠不是该张纸条上的“王慧侠”，不具有债权人资格，应由“王慧侠”主张权利，或由王惠侠提供该张纸条上的“王慧侠”是其本人的证据，一审法院当庭采纳高苏的意见。庭后王惠侠提供的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符离派出所的证明是一张带有伪证性质的瑕疵证据，王惠侠应为本案债务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对他人在借据上签字的责任，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分为两种情况讨论，如果他人在借条的顶端或者背面或者超出一般人认为借条重要的签字区域签字的，这种签字的人应当认为是见证人；如果他人在借款人署名的同一行，并列写上自己名字的，或者是借款人之下并列写自己名字的，这意味着让他人认为这个签字的人与借款人并列都为借款人，符合交易习惯。王惠侠提交的既没有写借条、欠条、收条，只写着“王慧侠”的“纸条”上，在高苏署名之下并签署了王惠侠的名字，意味着王惠侠和高苏均系该“纸条”上“王慧侠”的借款人。高苏在2019年7月30日的庭审中提出质疑，要求王惠侠当庭提供证据无果。其次，高苏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8月15日下午到庭质证，对王惠侠提供的三份证据(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符离派出所的证明、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王楼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王惠侠二代身份证)提出质疑，并于下午到达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符离派出所查证，其户籍室值班人员查验了证明复印件，其中靠左边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证明”上的章是假的，经仔细验证后又说是真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说所里的公章是所长掌握的，户籍室没有出这个证明，还有工作人员称其使用的章是市局统一颁发的(见宿州市公安局颁发的户口专用章)。按照宿州市公安局户籍管理规定及规则，关于户籍事宜要经过户籍室查证、出据原始户籍信息资料，不受行政干预。符离派出所违反法定程序，故意制造、提供瑕疵证据给王惠侠。符离派出所有主动做伪证的嫌疑。高苏代理人于2019年8月16日上午又去找了符离派出所所长，所长叫法院去公办。2019年9月17日应一审法院通知到庭，对高苏的上述申请给予反馈并作了问话笔录，内容为“我们去调查取证了，所长说他们很重视，公章是放在我办公室的，有时我不在，他们有事就盖了，对此事我召开了全所全体民警会议，没有查出来是谁盖的章，承办人还介绍说，所长不配合，问话笔录不签字等”。二、一审法院认定“但我院于2019年7月15日对高苏所作的问话笔录中，高苏承认“借条”是向王惠侠出具。结合王惠侠提供的与高苏的电话录音，当王惠侠提出因时间较长的原因让高苏重新出具借条时，高苏的回答是不需要再重新出具，其中一条理由为王惠侠上次声称借条丢失已经为其重新出具过一次等。从事实上可以认定高苏对王惠侠持有该借条的事实是认可的，亦即认同曾向王惠侠借款，并已收到该借款。另外，高苏在录音中提到王惠侠曾因丢失原借条而让其重新出具的事实，这与王惠侠在庭审中的陈述相—致。如果王惠侠不是借条上的“王慧侠”，其应无从得知原借条曾丢失过的事实。加之，该借条现确为王惠侠持有。虽然王惠侠所举证据中证明“王慧侠”就是本人的材料存在一定瑕疵，但综合高苏自认陈述和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借条上的“王慧侠”即为王惠侠本人”。王惠侠有什么证据能佐证高苏承认向其出具的借条就是该张既没有写借条、欠条、收条，只是写着“王慧侠”的“纸条”呢。王惠侠举证的既没有写借条、欠条、收条，只是写着“王慧侠”的“纸条”，是双方共同署名给“王慧侠”的“纸条”，并不是高苏出具给“王惠侠”的借条。法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惠侠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结合王惠侠提供的与高苏的电话录音……只能说明双方谈的是重新出具借条事宜。再者，王惠侠提出因时间较长的原因让高苏重新出具借条，是不符合逻辑性的，哪有借条因为时间长了还要更换的道理。双方的电话录音更没有谈及王惠侠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纸条”需要重新出具。单凭高苏所作的问话笔录和双方的电话录音，不能形成与王惠侠提供的凭条与“王慧侠”的“纸条”形成证据链。因为双方在“王慧侠”的“纸条”上共同签字向其借款，为共同债务人，高苏对王惠侠持有该张“纸条”认可，但是不知一审法院认定的从事实上可以认定高苏对王惠侠持有该借条的事实，是认可的是哪一张借条，一审法院对借贷事实没有进行审查。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王惠侠提供的记载“王慧侠”的“纸条”所记载的内容及王惠侠的举证材料，是否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其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王惠侠提供的“纸条”是否是“借条”及其真实性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三、一审法院认定高苏亦认同曾向王惠侠借款，并已收到该借款。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王惠侠没有举证高苏曾向王惠侠借款的证据，更没有付绐高苏该笔借款的证据，王惠侠请求高苏承担本案还款责任，除了要证明其与高苏之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外，还负有责任证明其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只有王惠侠履行了这一义务，才拥有向高苏请求还款的权利，一审法院上述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还认定“另外，高苏在录音中提到王惠侠曾因丢失原借条而让其重新出具的事实，这与王惠侠在庭审中的陈述相—致”。高苏在录音中提到的王惠侠曾因丢失原借条而让其重新出具的事实，既然一审法院认定为“事实”，该“原借条”就是王惠侠在本案主张权利的凭条，另记载“王慧侠”的“纸条”证据在何处，与王惠侠庭审中陈述一致的证据何在。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如果王惠侠不是借条上的“王慧侠”，其应无从得知原借条曾丢失过的事实。加之，该借条现确为王惠侠持有”，王惠侠不是“得知原借条曾丢失过的事实”，而是原借条就在王惠侠手中没有向提供，既然王惠侠在本案主张权利，没有原借条又怎么主张权利。王惠侠既没有提供“原借条”及“原借条”款项的交付凭证，视为王惠侠没有此借贷合意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王惠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王惠侠提供的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符离派出所的证明，该证据是导致证据能力待定、证明力下降的瑕疵证据，影响实体公正，使所提交的证据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王惠侠需要提供其他证据来加以辅证该证据的真实性。在民事诉讼中，伪证者提供有瑕疵的证据，侵犯的是当事人的权利，给当事人造成了伤害，浪费了法律资源，对瑕疵证据不予采纳。王惠侠提供的瑕疵证据在高苏不承认的情况下实为孤证，王惠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下：一是王惠侠提供的既没有写借条、欠条、收条只写着“王慧侠”的“纸条”，落款了王惠侠、高苏二人的名字，其两人对是否收到“王慧侠”借款没有表述，仅反映了双方具有向“王慧侠”借款的意思表示。二是王惠侠在本案中主张该张“纸条”上的债权人不是其本人，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王惠侠庭后举证的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符离派出所证明是瑕疵证据，不能证明是同一人。王惠侠主张存在借贷关系，而高苏予以否认，应当由王惠侠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现高苏对王惠侠提供的“纸条”、符离派出所出具的瑕疵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王惠侠的举证责任未能完成，仍需提供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来证明借贷的事实的存在。而本案涉及到大额借款，王惠侠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一张“纸条”、符离派出所出具的瑕疵证据就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了，应进一步审查王惠侠自身的经济实力、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凭证、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其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一张“纸条”、符离派出所出具的瑕疵证据、高苏的问话笔录、王惠侠的录音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王惠侠并没有提供其相应的汇款或转款凭证，拟证明已实际向高苏支付借贷标的物。出借人仅依据借据主张权利，借款人对借贷事实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出借人释明应就资金的来源及走向、付款凭据、交付细节等事项继续举证。出借人拒绝举证的，在无相关证据佐证出借人已经交付相应款项的情形下，不能单独采信借款借据。 王惠侠辩称，高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发回重审。 王惠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苏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高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8日，高苏向“王慧侠”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王慧侠现金壹拾万元（￥100000.00元整）借款人高苏2013年10月18日”。同时该借条在高苏的签字落款和签字时间的左下方有一处王惠侠的签名。据此，高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借条上出借人和王惠侠的名字不一致，诉讼主体不适格；又因为王惠侠在该借条下方签字，所以应认定王惠侠为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对高苏所作的问话笔录中，高苏承认借条是其向王惠侠出具。结合王惠侠提供的其与高苏的电话录音，当王惠侠提出因时间较长的原因让高苏重新出具借条时，高苏的回答是不需要再重新出具，其中一条理由为王惠侠上次声称借条丢失已经为其重新出具过一次等，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高苏对王惠侠持有该借条的事实是认可的，亦即认同曾向王惠侠借款，并已收到该借款。另外，高苏在录音中提到王惠侠曾因丢失原借条而让其重新出具的事实，这与王惠侠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一致。如果王惠侠不是借条上的“王慧侠”，其应无从得知原借条曾丢失过的事实。加之，该借条现确为王惠侠持有。虽然王惠侠所举证据中证明“王慧侠”就是其本人的材料存在一定瑕疵，但综合高苏自认陈述和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借条上的“王慧侠”即为王惠侠本人，也可以认定高苏确曾向王惠侠借款100000元，在庭审中双方均陈述，王惠侠在向高苏出借该100000元时，预先扣除了10000元的利息，高苏实际收到钱款数额为现金90000元。上述事实王惠侠、高苏在庭审过程中陈述一致，双方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高苏辩称借条虽系其向王惠侠出具，但借款系他人使用，与王惠侠之间不存在借贷事实，其该辩称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高苏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借条上的出借人不是王惠侠本人、王惠侠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经审理查明，高苏确曾向王惠侠借款100000元，实际收到90000元。双方之间借贷事实存在，借贷关系成立。对王惠侠要求高苏归还借款本金90000元的诉求，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因王惠侠提供的借条上未约定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高苏应自王惠侠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9日起，以9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本金90000元实际还清之日止，对王惠侠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高苏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王惠侠90000元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本金90000元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惠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高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惠侠提供契税凭据及情况说明各一份，以证明王惠侠与王慧侠是同一人。高苏质证意见为：公民的身份只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才具有法律效力，上述证据是政府机构的一些行政行为，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认定。一审查明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苏上诉提出其出具的欠条不符合借条的法定形式，不能作为债务凭证。审理认为，因法律并没有严格规定借条（欠条）的出具形式，对于欠条所载内容是否受法律保护，应结合当事人是否自愿、内容是否合法、债务是否真实等进一步审查，而出具欠条的当事人可能受文化程度、书写习惯等限制，不能仅以其出具的欠条形式不规范，而否定该欠条的合法性、真实性，高苏以欠条的形式要件来否认实质要件，于法无据，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另，对于王惠侠与高苏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及给付关系，高苏向一审法院陈述了为王惠侠出具欠条的情况，该事实亦印证了王惠侠即为本案债权人及其并非高苏共同债务人的关系，在高苏本人认可其为王惠侠出具了欠条且收取了所涉款项的情况下，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却否认该事实，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无需举证证明”的法律规定相悖，有违诚信，王惠侠持有该欠条向高苏主张权利应受法律保护，高苏的上述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高苏提出案涉款项系由案外人实际使用人，因其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佐证，如其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被他人实际使用，可另行处理。 综上，高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高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昊彧 审判员  张 奥 审判员  丁 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 猛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