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17民终14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明奎，男，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家必，女，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胜，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泽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富，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审被告：袁丽，女，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胜，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明奎、王家必因与被上诉人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巴蜀物资公司)、原审被告袁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通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明奎、王家必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货物买卖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销售增值税发票，本案销售货物达128万余元，销售价格为含税价，但被上诉人仅提供十万元的完税票据，尚欠180535.13元税款没有缴纳，税务机关依法向上诉人进行了征收，该费用已抵付下欠货款。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交纳全部税务票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供货结束后，双方于2013年7月23日对账出具了380080元的欠条，即诉讼时效中断，2014年1月24日支付20万元，再次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表明下欠的货款诉讼时效从2014年1月25日重新开始计算，因此被上诉人最迟不应超过2017年1月26日提起诉讼，而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9日才起诉至法院，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巴蜀物资公司答辩：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认为他代表被上诉人缴纳了18万元税款，并抵付了下欠货款，这个事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是不含税的价格，并且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税票以及相应的打款凭证是复印件且没有关联性，不能认定为代为被上诉人缴纳的税款，因此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2、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回复，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过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的时效问题的批复，本案不适用这个回复，本案买卖关系是在当时没有约定债务履行期限，根据合同法及民法总则规定，我们随时可以向上诉人追回货款，因此我们认为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予以驳回。巴蜀物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明奎、王家必、袁丽立即给付巴蜀物资公司货款18008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欠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罚息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袁明奎、王家必、袁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巴蜀物资公司系从事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矿山机电设备、劳保用品等销售的企业。自2012年起至2013年7月期间，原达县新田坡煤厂委托袁丽等人，多次以原达县新田坡煤厂的名义在巴蜀物资公司处购买矿山设备、劳保用品等，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巴蜀物资公司向达县新田坡煤厂供货时，由袁丽或其他人员在巴蜀物资公司开具的供货单上签字确认，部分单据上有“不含税”字样。2013年7月23日双方通过对账结算，原达县新田坡煤厂下欠巴蜀物资公司货款384905元，供货单载明：”收货单位：新田坡煤矿，2012年-2013年2月4日下欠货款341752元，2013年2月4日-7月23日下欠货款43153元，合计下欠384905元，大写叁拾捌万肆千玖佰零伍元整。以上全对账结止2013年7月23日。袁丽（签名）。2013.7.23”。后袁丽在此单据上批注“余欠：380080元，2014年1月收20万元，下欠：180080元”。截至2014年1月，达县新田坡煤厂尚下欠巴蜀物资公司货款180080元。巴蜀物资公司经过催收，袁丽、袁明奎、王家必未予支付，遂诉讼至法院。同时查明，原达县新田坡煤厂系普通合伙企业，袁明奎、王家必为该企业合伙人。该企业已于2016年9月23日被达州市工商局核准注销。另，诉讼中，袁明奎、王家必、袁丽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了驳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本案当事人通过在供货单上签字确认的方式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巴蜀物资公司已按照双方约定将货物全部交付给原达县新田坡煤厂，原达县新田坡煤厂作为买受人应当支付相应的价款给巴蜀物资公司，其下欠巴蜀物资公司货款180080元，有供货单据原件在卷佐证，袁明奎、王家必、袁丽对此数额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案涉买卖合同对还款期限未作明确约定,2014年1月袁明奎、王家必向巴蜀物资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后，仍未对下余货款180080元的履行期限予以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巴蜀物资公司可以随时要求袁明奎、王家必履行给付义务，巴蜀物资公司向袁明奎、王家必主张权利，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袁明奎、王家必辩称“巴蜀物资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支持。二、关于税款能否抵扣下欠货款的问题。袁明奎、王家必举示了2010年-2015年向税务部门交纳税款180535.13元计19张税票的证据，拟证明“袁明奎、王家必代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补缴税款180535.13元已抵扣下欠货款180080元”的事实。审理查明，19张税票均为复印件，该税票形成时间与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时间有相差；巴蜀物资公司举示的部分供货单据上有“不含税”字样，19张税票所涉税款是否系袁明奎、王家必代巴蜀物资公司补缴存疑，故对袁明奎、王家必举示的19张税票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袁明奎、王家必辩称“代原告补缴的税款180535.13元已抵扣下欠货款180080元”的意见，不予采信。三、关于袁丽是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原达县新田坡煤厂已被工商部门核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一条“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原达县新田坡煤厂的合伙人袁明奎、王家必应当对下欠货款18008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丽虽不是原达县新田坡煤厂的合伙人，但系王家必的女儿，袁明奎的姐姐，袁丽以原达县新田坡煤厂的名义在巴蜀物资公司处购买货物并出具欠款单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对袁明奎、王家必具有约束力。巴蜀物资公司要求袁丽对下欠货款承担给付义务，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四、关于资金占用利息问题。本案中，袁明奎、王家必未及时清结货款，因资金占用减少了巴蜀物资公司可能取得的收益。巴蜀物资公司要求袁明奎、王家必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即逾期付款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人民币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袁明奎、王家必应当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9日起，以18008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巴蜀物资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袁明奎、王家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180080元及利息（利息以18008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付清时止）;二、驳回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2元，由袁明奎、王家必负担。二审中袁明奎、王家必向本院提交证据：1、一审中提交证据的原件核对。拟证明被上诉人是知道自己所销售的货物应当完税，因此我们约定的价格就是含税价格。2、销售供货单一式两联，拟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供货单上有“不含税”字样，我们所有销售单上均没有“不含税”字样。巴蜀物资公司质证：1、举证应该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原件核实，上诉人没有按照举证期限提交。2、针对证据本身，虽然上诉人提供了部分销售清单，不确定是否是全部，其中一部分经核对与我方不一致，我方对“不含税”字样，但不能说双方交易是含税的价格。因为是口头协商不含税价格，双方是一个口头协议，所以即使上诉人出示原件也不能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是一个含税价格，我方认为从上诉人提交19张票据，只有1张是税票，其他都是转账依据。税票注明的原煤增值税，金额25万多，增值税2.3万多，这个是国家税务机关针对上诉人经营行为的征收，与被上诉人主张我方销售货物需要完增值税没有关联性，另外18张票据是上诉人通过工商银行转给税务局的转款依据，从18张票据内容里不能体现是完的什么税务，完的税也针对上诉人经营行为的税务，与本案双方买卖关系税收无关。其中一部分2012年11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总交易额是3万多，而上诉人提供的税款金额2.9万多，可以看出印证了这是针对上诉人方经营过程产生的税务，不是双方交易的税款，所以代缴税款的说法不成立。我们提起诉讼的部分交易发生时间是2012-2013年的买卖关系，而上诉人提供的税收票据包括2010年等年份，与双方的交易时间段不吻合，我们交易时间是2012-2013年，而其中一张票据是2015年，且是含税价格。本院对袁明奎、王家必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袁明奎、王家必提交的税票系原企业所缴税款，不能反映系代巴蜀物资公司缴纳税款，本院不予认定。袁明奎、王家必提交供货单据原件与巴蜀物资公司提交的供货单经核对系一式两联，袁明奎、王家必提交供货单据上均没有“不含税”字样，而巴蜀物资公司提交的供货单据上有“不含税”字样，系事后添加，袁明奎、王家必对此予以否认，本院对袁明奎、王家必提交的供货单据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巴蜀物资公司起诉主张袁明奎、王家必支付下欠货款180080元，袁明奎、王家必在一审诉讼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认为，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袁明奎、王家必与巴蜀物资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以签字认可的供货单方式供货，不定期进行结算，在最后一次结算时由袁丽于2013年7月23日出具下欠货款380080元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规定，其付款期限应当认定为收到货物之日，袁明奎、王家必在收到货物同时未支付货款并由袁丽出具没有还款期限的欠款条，巴蜀物资公司应当在出具欠款条时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诉讼时效应当从出具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计算，同时，袁丽于2013年7月23日出具欠款条后，巴蜀物资公司在该欠款条上批注2014年1月收20万元，下欠：180080元，表明巴蜀物资公司在此期间向袁明奎、王家必主张过权利，袁明奎、王家必向巴蜀物资公司履行部分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应当从中断之日第二日起开始重新计算，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4年1月起至2016年1月止（因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施行时本案时效期间已届满，故应适用二年时效期间的规定），巴蜀物资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届满前，已向袁明奎、王家必主张权利或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巴蜀物资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已丧失本案胜诉权，其要求袁明奎、王家必支付180080元货款的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故袁明奎、王家必提出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明奎、王家必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2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2元，共计7804元，由被上诉人达州市巴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牟春艳审 判 员 古 霞审 判 员 钟 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冯泽林书 记 员 任 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