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津行终4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61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2号。 法定代表人袁家健，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拥军，天津市红桥区司法局干部。 上诉人***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红桥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初12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时诉称，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以强制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为由，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8年7月20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津0106行审589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2018年8月31日上午，被告将原告房屋中位于一层的厨房和正房一层房屋的门窗拆除，对正房一层房屋的主体及第二层房屋没有拆除。2019年1月9日，被告在执行（2019）津0106行审4号行政裁定拆除被执行人吴凤琴的房屋（与原告房屋属于连体房屋）时，将原告房屋的一层正房及13.08平方米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全部拆除。原告房屋的第二层不属于（2018）津0106行审589号《行政裁定书》的执行范围，被告拆除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人民法院：1.判决被告拆除原告房屋中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13.08平方米的行为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红桥区政府原审时辩称，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其无证未登记房屋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强制拆除的房屋系被告实施强制执行的行为。被告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对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现大国庆里7号）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房屋及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予以征收。原告主张被强制拆除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并不在被告作出的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范围内，与被告上述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3日，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认定被征收房屋地址为天津市红桥区（现大国庆里7号），建筑面积14.84平方米，系私产平房住宅，房屋所有权人是被征收人***，***另有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4.3平方米。被告决定对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现大国庆里7号）原告名下的房屋及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予以征收补偿。2018年7月18日，被告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津0106行审58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由被告组织实施。该房屋上另有接建的二层建筑。原告认为其房屋中的第二层不属于（2018）津0106行审589号《行政裁定书》的执行范围，要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中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13.08平方米的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是否扩大了执行范围，拆除了原告诉称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现大国庆里7号）原告名下的房屋及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予以征收补偿，并据此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津0106行审58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由被告组织实施。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中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行为违法，被告主张其实施强制拆除的部分为其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原告诉称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并非由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而是由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于庄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于庄街道办事处对此予以确认，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所诉行为系被告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 ***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津01行初128号行政裁定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所在区域正在进行红桥区西于庄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征收，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被征收人，因征收及补偿违法产生诉讼，一审法院明知被诉案件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拆除程序中产生的诉争案件，应在此基础上确定被上诉人为本案适格被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征收典型案例四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说明，行政执法不规范造成的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1.被上诉人对《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范围内的房屋实施了拆除，这是确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法院作出强拆裁定后，对上诉人的房屋实施了拆除。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其只是拆除了《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范围内的房屋。所以，首先明确的事实是，确实是被上诉人实施了房屋拆除，先不论是否是被上诉人实施了对二层没有登记部分的拆除。2.被上诉人所说的只依法拆除裁定范围内的房屋，根本不可能实现。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据材料，证明《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范围内的房屋与涉案的被强拆房屋是连在一起的砖木结构建筑，被上诉人做不到只拆《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范围内的房屋，而不去拆除涉案的二层房屋，前后进行拆除的是同一拨人，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下属单位西于庄街道办事处自认实施强拆的说法，而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采信，显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街道办事处证明书的行为，是恶意抗辩行为，恰恰证明被上诉人不依法行政。3.在该地区的房屋征收过程中，有其他被征收人同样存在着与上诉人相同情形的超范围强拆未登记房屋的诉讼，作出的是强拆违法判决，同事不同判。4.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指出，在行政机关不承认实施强拆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推定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强拆。上诉人拥有的二层未登记建筑，依法享有相应的物权，且被上诉人没有作出有效的“违法建筑”行政文书，更应当视同为合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物权的，根据其侵权原因及情节，将分别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失职、渎职的行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02号行政裁定中明确指出：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不论是农村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强制搬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随后的土地出让金收取等，均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法定职权。因此，对合法建筑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强制行为，除非有证据足以推翻。 被上诉人红桥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名下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现大国庆里7号）的房屋，位于红桥政房征字（2016）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内。被上诉人作出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上诉人名下房屋及合法未登记（临时）建筑以征收补偿，并据此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津0106行审58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由被上诉人组织实施。 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第二层未登记房屋行为违法，但被上诉人主张其并未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其仅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强制拆除。被上诉人在原审诉讼中主张上诉人诉称的第二层未登记房屋系由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于庄街道办事处实施强制拆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于庄街道办事处对此亦予以确认，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诉强制拆除行为系由被上诉人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琳 审判员 王雅晶 审判员 李 瑾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焦阳 书记员牛丽澄 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