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5民初7695号原告：余伯安，男，195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善杰，重庆隆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凤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轻化路川染生产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95853591W。法定代表人：苏健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晓容，女，该公司员工。原告余伯安与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凤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凤城公交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伯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善杰，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戚晓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伯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原告2010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397922.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余伯安是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员工，自2006年11月15日至2018年8月13日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担任107路公交车驾驶员。原告余伯安工作期间，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6个小时，超过了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但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从未发放过延时加班工资，也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为此，原告余伯安向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为“长寿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报酬。该仲裁委驳回了原告余伯安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余伯安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支持全部诉求。被告凤城公交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余伯安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余伯安确实存在延时加班的事实，鉴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系长期亏损企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双方约定为按当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加班时限，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按照有利于原告余伯安的原则进行了确认，并按月按时发放了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实际发放给原告余伯安的加班工资也大于其应得的加班工资，所以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足额向其发放了延时加班工资，原告余伯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11月15日，原告余伯安进入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工作，担任107路公交车驾驶员直至其2018年8月16日退休。2013年12月24日，原告余伯安（乙方）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第一条本合同期限经双方协商一致，采取下列第2项形式：“2、无固定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第四条：“乙方的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为长寿区内”；第七条：“1、由甲方安排乙方工作时间，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第九条：“凡是甲方安排乙方加班的，甲方应安排乙方补休，甲方不能安排乙方补休的，应按规定支付乙方休假日的加班工资报酬”；第十条：“病、事假制度按甲方制度执行，工伤、产假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自愿放弃年休假的，甲方应按正常上班时间计算劳动报酬”；第十一条：“甲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单位实际，自主确定工资分配形式和工资水平”；第十二条：“甲方每月12日前（如遇节假日则顺延）以法定货币足额支付乙方工资。甲、乙双方约定，甲方按下列第1项方式支付乙方工资。1、乙方的劳动报酬由基本工资+超时加班工资+考核奖（绩效奖+安全奖+服务质量奖）等其他考核奖励组成，员工月工资收入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第十三条：“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当月发放工资的清单，清单要体现基本工资、超时加班工资、工龄补贴、考核奖、保险代扣等内容”；第十六条：“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加点工作的，应依法安排乙方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依法支付加班费，加班费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原告余伯安上班月出勤天数和当月所得延时加班工资情况：2017年1月，出勤天数20天，延时加班工资1357.65元；2017年2月，出勤天数17.5天，加班工资1461.09元；2017年3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2185.17元；2017年4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771.41元；2017年5月，出勤天数为21天，加班工资1771.41元；2017年6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2185.17元；2017年7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78.29元；2017年8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2185.17元；2017年9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78.29元；2017年10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1564.53元；2017年11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78.29元；2017年12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78.29元；2018年1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1978.29元；2018年2月，出勤天数19天，加班工资1357.65元；2018年3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78.29元；2018年4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86.26元；2018年5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2090.80元；2018年6月，出勤天数20天，加班工资1986.26元；2018年7月，出勤天数21天，加班工资2195.34元；2018年8月，出勤天数10天，加班工资475元。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原告余伯安法定节假日上班及所得节日加班工资情况：2017年4月4日是清明节，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404.50元；2017年5月1日是劳动节、5月30日是端午节，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809元；2017年6月、7月、8月、9月无节假日上班情形；2017年10月1日至4日是国庆节和中秋节，1日、3日、4日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1213.50元；2017年11月、12月无节假日上班情形；2018年1月1日是元旦节，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404.50元；2018年2月16日至18日是春节，16日、18日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809元；2018年3月无节假日上班情形；2018年4月5日是清明节，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404.50元；2018年5月1日是劳动节，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404.50元；2018年6月18日是端午节，上班得节日加班工资404.50元；2018年7月、8月无节假日上班情形。2017年至2018年，原告余伯安年休假休假情况：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曾安排原告余伯安于2017年休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原告余伯安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提交请假单，事由一栏载明：“自愿放弃2017年年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向原告余伯安支付了未休年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并额外支付其2017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987.50元；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曾安排原告余伯安于2018年休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原告余伯安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提交请假单，事由一栏载明：“自愿放弃2018年年休”。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向原告余伯安支付了未休年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并额外支付其2018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987.50元。2019年4月1日，原告余伯安以凤城公交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寿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向其支付：1.2010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13日的延时加班工资397922.58元；2.2011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13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1827.25元。”2019年9月3日，长寿区劳动仲裁委作出[渝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4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余伯安的仲裁请求。”原告余伯安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就年休假待遇向本院另行提起了诉讼(另案处理)。同时查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每月将该公司的驾驶员工资条分发至各调度亭，再由现场调度员向驾驶员发放工资条。工资条所载内容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存档的工资表一致。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工资表载明原告余伯安的应发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其他补贴、节日加班、工龄津贴、任务考核、其他、通讯补贴等项目组成。107路公交车驾驶员在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均为14小时。2012年至2018年，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亏损情况：2012年度亏损2250900.92元；2013年度亏损3408568.63元；2014年度亏损4166039.72元；2015年度亏损9732194.96元；2016年度亏损10134380.81元；2017年度亏损7739757.63元；2018年度亏损5071277.05元。2011年7月7日，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2年7月13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3年7月10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4年6月24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5年7月8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6年6月28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7年6月28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8年6月29日，长寿区人社局批准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在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理过程中，原告余伯安、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均对[渝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42号]《仲裁裁决书》中“经审理查明”该部分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并均认可：原、被告双方在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之前，双方还签订过其他劳动合同，内容与该《劳动合同书》一致；被告凤城公交公司一直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另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认可长寿区劳动仲裁委对原告余伯安请求的延时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即对在计算延时加班工资时不剔除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无异议。对于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在原告余伯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向原告余伯安支付劳动报酬，包括因加班而产生的延时加班工资。对于计算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由此规定，用人单位应就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之日起两年内的工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此前的加班事实、加班工资支付情况，则应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余伯安称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在劳动仲裁审理阶段时承认其保存有原告余伯安入职以来的工资表及考勤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举示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凤城公交公司辩称其在第一次劳动仲裁庭审中的委托代理人不是该公司经营科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是在不清楚保存状况的情形下陈述保存有上述资料，但之后到该公司相关部门核实查询后，发现该公司并未保留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考勤表，在此之前就已经将上述资料销毁，并且在第二次劳动仲裁庭审中已经向劳动仲裁庭进行了相应的陈述说明。按照上述规定，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保存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和考勤表，且其在劳动仲裁审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人分别为专职律师和其办公室工作人员，均非其经营科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是否保存有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的事实确实存在不了解的可能性，其在核实后告知仲裁庭未保存上述资料也符合常理。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对其陈述作出合理解释，且无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必须保存上述资料的情况下，原告余伯安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尚保存有2017年1月前的工资表及考勤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余伯安的陈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余伯安应就2017年1月前存在加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余伯安并未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1月前存在加班事实，故对其请求的2017年1月1日前的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对2017年1月起至2018年8月13日的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应当依法支付原告余伯安。对加班费计算基数（即小时工资标准）的认定。原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劳社办发〔2006〕124号）规定：“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婚假、丧假、探亲假、年休假期间的工资支付标准，劳动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资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渝人社发〔2015〕124号）规定：“一、关于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的问题。用人单位执行《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劳社办发〔2006〕124号），其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支付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原则上不得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现原、被告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十六条：“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加点工作的，应依法安排乙方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依法支付加班费，加班费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虽然《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资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有“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原则上不得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的规定，但其规定是“原则上不得”，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举证证明其自2012年度至2018年度的经营均处于亏损状态，故对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可以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2017年、2018年重庆市长寿区最低工资标准均为1500元，故对原告余伯安的延时加班工资应以1500元/月作为基数进行计算，其小时工资标准为8.62元（1500元/月÷21.75天÷8小时）。对于计算方式。被告凤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岗位实行的是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劳动部关于职工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复函》（劳部发﹝1997﹞271号）规定：“在综合计算周期内，某一具体日（或周）的实际工作时间可以超过8小时（或40小时），但综合计算周期内的总实际工作时间不应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超过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按《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工资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第一条规定：“年工作日：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250天；季工作日：250天÷4季＝62.5天/季；月工作日：250天÷12月＝20.83天/月；工作小时数的计算：以月、季、年的工作日乘以每日的8小时。”按照上述规定，在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下，劳动者总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含法定节假日）超过总的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在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下的每季度法定工作时间为500小时（62.5天×8小时）。现原告余伯安请求支付的为延时加班工资，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同意在计算延时加班工资时不剔除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中涉及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工作时长，在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额外支付了节假日加班工资的情形下，不剔除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中涉及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工作时长并计算延时加班工资对原告余伯安有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计算延时加班工资时不剔除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中涉及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工作时长。故原告余伯安的每季度的延时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应为：（每季度总的出勤天数×每天工作时长14.5小时－每季度的法定工作时间500小时）×小时工资×150%。根据该计算基数和计算方式，对原告余伯安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13日的延时加班工资计算如下：2017年1-3月，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17.5天、21天，共计58.5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819小时（58.5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19小时（819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124.67元（319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1-3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给原告余伯安(下同)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357.65元、1461.09元、2185.17元，共计5003.91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124.67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7年1-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2017年4-6月，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21天、21天，共计62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868小时（62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68小时（868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758.24元（368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4-6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771.41元、1771.41元、2185.17元，共计5727.99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758.24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7年4-6月的延时加班工资。2017年7-9月，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21天、20天，共计61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854小时（61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54小时（854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577.22元（354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7-9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2185.17元、1978.29元，共计6141.75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577.22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7年7-9月的延时加班工资。2017年10-12月，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分别为21天、20天、20天，共计61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854小时（61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54小时（854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577.22元（354小时×8.62元/小时×150%）。2017年10-12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564.53元、1978.29元、1978.29元，共计5521.11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577.22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7年10-12月的延时加班工资。2018年1-3月，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分别为21天、19天、20天，共计60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840小时（60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40小时（840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396.20元（340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1-3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78.29元、1357.65元、1978.29元，共计5314.23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396.20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8年1-3月的延时加班工资。2018年4-6月，原告余伯安出勤天数分别为20天、21天、20天，共计61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854小时（61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354小时（854小时－500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4577.22元（354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4-6月，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1986.26元、2090.80元、1986.26元，共计6063.32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4577.22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8年4-6月的延时加班工资。2018年7月至2018年8月13日的加班费问题。尽管原告余伯安实行的是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但因原告余伯安于2018年8月16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退休，故其当季未工作满一季度(工作至2018年8月15日)，故该季度的加班费本院按2018年7月1日至同年8月15日的法定工作日(2108年7月，22天，8月1日-15日，11天)计算其工作时间。原告余伯安7月、截止8月15日的出勤天数分别为21天、10天，共计31天，每天出勤14小时，共计434小时（31天×14小时），其延时加班时长为170小时[434小时－（22天+11天）×8小时]，故其当季度延时加班工资为2198.10元（170小时×8.62元/小时×150%）。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15日，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支付的延时加班工资为2195.34元、475元，共计2670.34元，超过原告余伯安当季应得的延时加班工资2198.10元，故被告凤城公交公司无需再支付原告余伯安2018年7月至2018年8月13日的延时加班工资。综上，原告余伯安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1月1日前存在加班事实，对其请求的2017年1月1日前的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凤城公交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余伯安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13日的延时加班工资，对原告余伯安请求的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伯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余伯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小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竞书 记 员 祝 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