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民再3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章礼通，男，197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雪，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敏钦，女，197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雪，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包志大，男，196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宏，重庆中耀（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重庆恒九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丛林镇丛林街51号（丛林镇人民政府305）。法定代表人：章礼通，该公司董事长。一审第三人：重庆维得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清风坝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章礼通，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章礼通、黄敏钦因与被申请人包志大、一审第三人重庆恒九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九信公司）、重庆维得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得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6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渝民申10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敏钦及章礼通、黄敏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申请人包志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宏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恒九信公司、维得鲜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章礼通、黄敏钦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包志大举示的形成于2016年8月12日的《包志大代付款明细》，而明细表中却有8月13日、8月14日的付款，明显系伪造。同时，章礼通在本案二审中举示了梁如宏在公证处的公证书，证明梁如宏是在没经手核实的情况下按包志大的要求在该明细表上签字，而二审对此未予采信错误。原一、二审判决根据《包志大代付款明细》认定本案借款事实错误；2.包志大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申请人并无借款的事实，本案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章礼通向包志大出具借条是为了拿回公司的财务资料及印章等，是受胁迫而为之。（二）本案法律适用错误。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被申请人举示的借条中大部分款项转账支付给了恒九信公司、维得鲜公司账户。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即使章礼通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用于公司经营的款项应由公司承担。2.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债务虽发生于申请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数额较大，超出日常生活所需，黄敏钦对此不予认可。二审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8年1月25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1月18日开始实施，本案应适用该司法解释。被申请人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申请人包志大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理由：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章礼通向包志大出具了借据，且包志大在本案一审中举示了借据金额产生的依据。2.梁如宏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出庭，且其系申请人公司会计，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应采信。3.关于利息部分，付款凭据中明确记载了利息计算依据，有章礼通的签字。4.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在本案中，章礼通经营的维得鲜公司成立至今，其与黄敏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大量房产，说明其收益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恒九信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理由：1.恒九信公司系合法成立的公司，现有股东章礼通、叶小舟、颜玉川三人。2.包志大与恒九信公司发生经济关系如下：2015年7月28日，包志大向恒九信公司账户汇款15万元，2016年8月12日，包志大自己打印了一个金额为1235755.41元的《包志大代付款明细》，要求恒九信公司会计梁如宏在该明细上签字，该明细上很多金额都是虚假的，包括明细表上出现的8月13日、14日的费用。3.包志大转款给恒九信公司的款项和包志大的所谓代付款，都是用于恒九信公司修建厂房，而不是章礼通个人使用。4.2016年8月15日，章礼通向包志大出具的1810542元借款的借条是虚假的。章礼通实际未向包志大借款。由于包志大通过银行的转款和包志大的所谓代付款，都是用于恒九信公司，而章礼通是恒九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才向包志大出具借条，故章礼通出具借条的行为系代表恒九信公司的职务行为，即使要归还，也应当由恒九信公司归还。包志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章礼通、黄敏钦向包志大归还借款1810542元并支付利息（从2016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借款1810542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章礼通、黄敏钦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章礼通、黄敏钦系夫妻关系，于1997年7月28日登记结婚。第三人恒九信公司、维得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章礼通，恒九信公司的股东之一为包志大的女婿叶小舟即本案一审期间包志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016年8月15日，章礼通向包志大出具《借款》一份，载明：“今向包志大借款1810542元（壹佰捌拾壹万零伍佰肆拾贰元正），2016.11月15日还清，借款人：章礼通，2016.8.15”。包志大陈述，上述借条中载明的借款1810542元是双方对出具借条前的经济往来进行核算后确认的，具体组成如下：1.2015年7月28日，包志大分三次向恒九信公司转账汇款5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15万元；2.2016年8月15日，以叶小舟为甲方（转让方）、章礼通为乙方（受让方）签订《重庆恒九信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主要约定：第一条股权的转让：甲方将其持有该公司30%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甲方当初入股恒九信公司的投资金额现金15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乙双方在公司注册当地进行公司相关营业执照及股权变更的手续办理，乙方即享受甲方及乙方的100%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该公司之前及今后的所有债权债务与甲方无任何关系，全部由乙方承担；该公司原有的万盛食用菌工厂化项目工程款欠款（欠侯水明工程款80万元）同包志大无关，由公司与乙方承担；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本协议自签订之日前，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全部款项后，经甲乙双方签字后该协议生效；第五条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包志大陈述：虽然叶小舟与章礼通签订了上述股权变更协议，并应由章礼通向叶小舟支付15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但是由于叶小舟作为股东向恒九信公司投入的出资款15万元实际是由包志大投入（即上述证1载明的款项），故股权转让价款15万元实际应属包志大所有，叶小舟也同意将15万元价款的债权转移给包志大，后包志大与章礼通一致约定该15万元作为章礼通向包志大的借款，该15万元就是本案诉争借条中出借款项的一部分；3.2016年6月29日，包志大分四次向维得鲜公司转账支付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合计20万元；2016年6月30日，包志大分两次向维得鲜公司支付5万元、5万元，合计10万元，累计支付30万元；包志大陈述：上述30万元实际都是章礼通向包志大的借款，因为当时是章礼通要求包志大将30万元借款支付至维得鲜公司的账户，该30万元系本案借条载明借款中的一部分；4.《包志大代付款明细》载明：2016年5月3日、9日，支付黄颖设计费5万元、3万元；2016年6月22日、27日，支周静材料款1万元、1万元；2016年6月29日，支梁如宏工资1.2万元；2016年6月30日，支李修明工程8万元；2016年6月30日、7月5日，支周静材料款3万元、2万元；2016年7月11日，支候水明工程70万元；2016年7月10日、7月30日，支周静材料款2万元、2万元；2016年7月9日、10日，支候水明工程10万元、10万元；2016年5月6日、7月10日、8月10日，代付零星费用及材料费9545元、20114.41元、9953元；2016年8月11日、12日、13日、14日，代付叶小舟出差费2350元、2872元、2643元、6278元，合计1235755.41元。恒九信公司的会计梁如宏在该付款明细（表）下方空白处手写载明：本会计金额不含去年投资15万元，2016年8月12日，清算梁如宏。针对付款明细载明的具体付款情形，包志大也举示了相应的部分银行转账凭证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予以证明，一部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是叶小舟对外转账支付，一部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是包志大转账支付给恒九信公司的，还有部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是恒九信公司对外转账支付，部分付款金额收款对象信息与包志大举示的《包志大代付款明细》载明的信息吻合，包志大陈述叶小舟是受包志大委托支付，恒九信公司账户对外进行付款的资金均是来源于包志大转账投入，该证据能够证明代付款明细均系真实的，且与本案有关联性。形成于2016年8月5日的《费用报销单》载明：付倒水泥老板来回路费肆万元整，总计金额肆万元整。包志大在该单据复核处签名，章礼通在该单据报销人处签名，恒九信公司会记梁如宏在会计处签名。包志大陈述：上述待付款明细及费用报销单据证明2016年期间，包志大共计为恒九信公司垫付各种费用1235755.41元，当时恒九信公司要开展业务但缺乏资金，于是章礼通就向包志大借款用于恒九信公司的日常开支，该1235755.41元系本案诉争借条载明借款中的一部分；5.2016年8月9日形成的《付款凭证》载明：付利息：150万×2分／月×3个月为90000，10万×1.5分／月×2个月为3000。包志大在该凭证空白处签名，章礼通在该凭证下方复核处签名。包志大陈述：该凭证证明案涉借款约定的月利率2%和1.5%，该凭证中载明的160万元就是以上证1、2、3、4中的款项；综上，包志大陈述，以上证2、3、4、5共同证明了诉争借条即证1载明的借款1810542元的组成，即本金为15万元＋30万元＋1235755.41元＝1685755.41元，利息为1685755.41元×2%（月利率）×4个月＝134860元，本息合计金额为1820615.41元，由于当事人计算时比较粗略，所以就出具了金额为1810542元金额的借条。针对以上包志大举示的证据，章礼通虽然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对包志大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提出均是虚假不存在债务，如付款凭证和费用报销单均是章礼通在出境旅游前在空白单据上签字留存在公司的。章礼通为证明其辩称意见，举示了恒九信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申请书、指定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盛支行网银组成申请表、单位结算账户申请书、企业网银授权委托书、银行回单，主要证明恒九信公司在设立时委托叶小舟办理公司设立全部手续、办理公司网银全部手续，叶小舟在领取公司证照资料及公司的网银及U盾后未移交给公司，同时叶小舟利用其掌握的上述证照资料及财务用品将恒九信公司约900万元的资金转账至与公司无关的人员手中，涉嫌挪用资金。包志大质证称对章礼通举示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叶小舟办理相关事宜均有恒九信公司法人授权，办好之后对证照及财务资料进行受托保管，关于对外转账，也是通过法人授权在做，目的是通过增加银行流水记录达到方便向银行贷款的目的，该900万元本身就不是恒九信公司的资金。一审法院认为：章礼通向包志大出具了书面的《借款》一份，该书证既明确载明了借款人和出借人的身份，也载明了借款金额为1810542元，而且还载明借款于2016年11月15日还清。从内容中看，说明章礼通是在已经收到了包志大交付的借款1810542元或确认截止2016年欠包志大借款1810542元未还后向包志大出具的书面《借款》凭证，因为章礼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可能在不欠包志大借款1810542元的情况下向包志大出具《借款》，也不可能意识不到向包志大出具《借款》的法律后果。对于出具《借款》的原因，包志大陈述是双方对之前的经济往来经过核算确认章礼通欠包志大借款本息共计1810542元后由章礼通出具的，章礼通陈述该借款是在包志大胁迫之下出具的。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包志大对其陈述举示了包括银行转账记录、股权变更协议、恒九信公司会计签名确认的代付款明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等大量证据加以证明或印证，对借款金额1810542元的组成作出了解释和说明，考虑到章礼通一直都是恒九信公司及维得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加之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810542元，包志大对有关借款金额1810542元真实有效存在尽到了举证义务，章礼通对其辩称是受胁迫出具未举示任何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对章礼通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故依法认定本案的借条是包志大、章礼通对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经过核算确认章礼通尚欠包志大借款本金1810542元后由章礼通自愿出具给包志大的，双方之间建立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陈述，双方核算过程中确认的借款本金为1685755.41元（15万元＋30万元＋1235755.41元）、利息为134860元，合计金额为1820615.41元，因章礼通出具的《借款》中载明的总金额为1810542元，包志大陈述了该金额是计算较为粗略产生的，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中载明的金额1810542元中本金为1675682元、利息为134860元，且该利息金额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得出。现借款期限已于2016年11月15日届满，章礼通至今未向包志大归还借款本金1675682元并支付截至2016年11月15日的借款利息134860元，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向包志大归还借款本息1810542元的民事责任，故对包志大诉请章礼通归还借款本息1810542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包志大主张的逾期利息，因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1810542元中有134860元系按照月利率2%从2016年7月15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得出的利息，说明双方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为月利率2%，据此，章礼通应按以下方式向包志大计付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1675682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本清时止，对包志大主张的其余利息，依法不予支持。因本案债务产生于章礼通与黄敏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对包志大诉请黄敏钦对章礼通的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章礼通、黄敏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包志大归还借款本金1675682元并支付截至2016年11月15日的利息134860元，并从2016年11月16日起共同向包志大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1675682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本清时止）；二、驳回包志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0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090元，由章礼通、黄敏钦负担。章礼通、黄敏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包志大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受理费由包志大承担。二审期间，章礼通向二审法院举示恒九信公司员工梁如宏在公证处作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梁如宏是在没经手、核实的情况下按包志大的要求在《包志大代付款明细》上签字。包志大发表质证意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从形式上看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梁如宏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从形式上看确属证人证言，梁如宏也并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且梁如宏作为章礼通的员工与章礼通存在利害关系，不能达到章礼通的证明目的，故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章礼通是否差欠包志大借款本息。章礼通、黄敏钦称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针对章礼通、黄敏钦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部分，二审法院认为，章礼通作为具有市场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充分认识到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章礼通称包志大以不退还恒九信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等为条件，胁迫章礼通出具借条，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且该借条载明的金额较大，章礼通作为从事商业交易的市场主体，一般而言，不可能就未曾发生过的大额借款出具借条，故本案中借条系由章礼通自愿出具给包志大，对章礼通、黄敏钦认为章礼通是在包志大胁迫下出具借条的意见依法不予采信。包志大向恒九信公司、维得鲜公司所转款项从性质上来说属公司借款，但章礼通出具的《借款》条包括该两部分款项，表明其同意将公司借款视为个人借款。针对叶小舟与章礼通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庭审中，叶小舟表示其持有的股权系由包志大实际出资，且其已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包志大，故将该笔款项作为借条的组成部分并无不妥。章礼通称《包志大代付款明细》为虚假材料，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包志大代付款明细》无章礼通签字，但公司会计梁如宏在该明细上签字并备注，且该明细与部分银行转账记录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包志大代付款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案中，包志大举示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股权变更协议、恒九信公司会计梁如宏签名的《包志大代付款明细》等大量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包志大已就案涉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章礼通于2016年8月15日向包志大出具的《借款》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据此，章礼通应当偿还差欠包志大的借款本息。综上，章礼通、黄敏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94.88元，由章礼通、黄敏钦负担。本院再审中，章礼通为证明其与包志大之间不存在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示了以下证据：1.申请了证人梁如宏出庭作证；2.举示了“（2017）闽古证内字第562号”公证书一份以及廖微微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1.梁如宏出庭证明：(1)其系恒九信公司的会计；(2)《包志大代付款明细》是包志大让他打印的，其并未进行核实，其签字不代表任何人。(3)另证明其签字应当是2016年8月12日签的，明细表上出现的8月13日、14日的付款其不清楚。(4)恒九信公司没有财务专用章，公司印章由叶小舟保管。经过质证，章礼通、黄敏钦提出梁如宏到庭证言真实，应当予以采信，其证明梁如宏在《包志大代付款明细》上签字并不代表章礼通对明细表进行确认，故《包志大代付款明细》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包志大质证认为，梁如宏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已经对梁如宏出具的说明认定为证人证言，且梁如宏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达成证明目的，不应采信。同时，本案中的其余证据能够印证《包志大代付款明细》的真实性。2.“（2017）闽古证内字第562号”公证书及证人廖微微出具的书面说明拟证明维得鲜公司的款项是叶小舟、包文森等人在收取。经过质证，包志大认为，该公证书仅证明程世居的签名捺印的真实，并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真实，故不适用新证据规则，且该公证书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另签名为廖微微出具的书面证据的证据形式不合法，不予认可。再审中，包志大举示了以下证据：1.维得鲜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章礼通，系章礼通在实际经营的事实。2.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拟证明二申请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了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的事实。经过质证，章礼通、黄敏钦对包志大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质证认为不能达到被申请人的证明目的，同时陈述章礼通、黄敏钦所购房产系2010年购买，与本案无关。再审审理中，章礼通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一份，申请对包志大举示的证据2016年8月9日的《付款凭证》上章礼通签字和摘要部分“150万×2分/月×3个月；10万×1.5分/月×2个月”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理由：在原一、二审程序中，一、二审法院均依据包志大举示的2016年8月9日的《付款凭证》认定本案案件事实。但实际情况是，该份《付款凭证》系申请人在2016年2月份左右因出国需要签的空白付款凭证，后面的内容系包志大一方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填写上去的，该份证据系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针对章礼通的鉴定申请以及双方再审中举示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再审中申请鉴定的包志大提交的《付款凭证》在本案一审即已举示，但章礼通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出鉴定的请求，再审也未就此进行合理说明。加之原审对借款事实的认定系综合全案证据进行的判断，该《付款凭证》的认定与本案的处理不产生实质影响。故对再审申请人再审中提出的上述鉴定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双方再审中举示的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事实综合予以分析评判。再审中，包志大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邮寄了一份由包志大签名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借款系约定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利息的事实。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借条中载明借款金额1810542元中有134860元系按照月利率2%从2016年7月15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得出的利息，就利息从2016年7月15日起算的原因作出如下情况说明：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该借条的本金组成包括：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重庆恒九信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15万元、2016年6月29日、30日转给维得鲜公司的30万元以及《包志大代付款明细》中载明的1235755.41元。一、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重庆恒九信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15万元。该15万元实际系2015年7月28日包志大分三次汇给重庆恒九信实业有限公司的。二、2016年6月29日、30日转给维得鲜公司的30万元转款早于2016年7月15日。三、根据《包志大代付款明细》其中仅有2016年7月30日代支周静材料款2万元，2016年8月10日代付零星费用9953元，及代付叶小舟出差费4笔共计14143元。即其中有1191659.41元。综上，截止2016年7月15日之前，章礼通、黄敏钦共计应付包志大1641659.41元。在2016年8月15日，章礼通在与包志大进行最终结算，出具借条时，因章礼通承诺需2016年11月15日才能归还上述款项，遂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从以1685755.41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从2016年7月15日起算至2016年11月15日。”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章礼通与包志大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如果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是否属于章礼通与黄敏钦的夫妻共同债务。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章礼通与包志大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首先，包志大举示了章礼通向其出具的书面《借款》一份，该书证明确载明借款金额以及还款时间。包志大陈述《借款》系双方对之前的经济往来经过核算确认后由章礼通出具，并举示了银行转账记录、股权变更协议、恒九信公司会计签名确认的《包志大代付款明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等证据予以印证。故包志大已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其次，章礼通称《借款》的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胁迫而出具，借款并未真实发生；同时包志大所主张的款项均系与章礼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发生，并非个人借款。本院认为，因章礼通出具的《借款》包括两部分款项，一部分是包志大向维得鲜公司及恒九信公司的转款，另一部分系叶小舟与章礼通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的股权转让款。其中包志大向恒九信公司及维得鲜公司转款的性质虽然孤立来看不能视为个人借款，但因章礼通为该部分款项向包志大出具了借条，应视为章礼通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债务予以了认可。且从《借款》的形式及具体内容的表现看，该《借款》上不仅未加盖公司印章，而且明确写明“借款人：章礼通”，并载明了章礼通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故表明章礼通同意将公司的借款作为其个人借款，对此包志大也无异议，应当认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借款》所涉另一部分款项，叶小舟将其对章礼通享有的15万元债权转让给包志大，包志大与章礼通双方将该笔款项作为借条的组成部分也并无不妥。从《借款》的内容看，章礼通已对债务及款项的金额进行了确认。且章礼通作为从事商事交易的市场主体，一般而言，不可能在不欠包志大较大金额借款的情况下向包志大出具《借款》，也不可能意识不到其出具《借款》的法律后果。章礼通虽辩称《借款》是受胁迫而出具，但其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章礼通的该项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再次，虽然再审中章礼通申请证人梁如宏出庭证明其制作《包志大代付款明细》及其签名并未对相关款项进行核实，均系应包志大的要求所打印及签字，进而证明《包志大代付款明细》系虚假的事实。本院认为，虽然《包志大代付款明细》无章礼通签字，但该明细表与包志大原一审中举示的部分银行转账记录能够相互印证，且梁如宏作为恒九信公司会计，也应当明确其在该明细上签字并备注的法律后果。包志大在本案一审中举示的《借款》及银行转账记录与《包志大代付款明细》记载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梁如宏再审中的出庭证言与该书证反映的客观事实及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证言不具有合理性，故对梁如宏再审中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章礼通再审中举示的“（2017）闽古证内字第562号”公证书及证人廖微微出具的书面说明，其中廖微微出具的书面说明，因廖微微未出庭作证，无法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公证书，虽然程世居证明维得鲜公司的货款均由叶小舟和包文森接收，但并不能以此证明章礼通与包志大之间的借贷关系的虚假，故对于章礼通再审中举示的该两份证据，本院亦不予确认。综上，原审对《包志大代付款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理由正确。本案中，包志大举示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股权变更协议、恒九信公司会计梁如宏签名的《包志大代付款明细》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证明包志大已履行了相应的出借义务。最后，关于本案借款本金金额及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1.虽然章礼通出具的《借款》载明金额为1810542元，但因包志大在原审中自认借款本金为1685755.41元，其陈述《借款》上载明金额系按月息2%从2016年7月15日起计算至2016年11月15的利息134860元。对此，包志大针对《借款》载明金额进行了说明，本院审查认为，包志大对双方约定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理由并不充分：（1）案涉《借款》出具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约定2016年11月15日偿还。而包志大说明称约定的利息系自2016年7月15日开始计算4个月，但包志大据以证明案涉款项的主要证据《包志大代付款明细》中有六笔款项产生于2016年7月15日之后，根据包志大主张的案涉借款款项的组成来看，截止2016年7月15日，款项总金额为1641659.41元。若从2016年7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则本金为1641659.41元。然而包志大说明称双方在计算利息时又是以截止2016年8月15日的本金1685755.41元进行的计算，按照月利率2%从2016年7月15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故包志大对于为何从2016年7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未进行合理说明。（2）即使按照包志大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而计算出的本息总额与章礼通出具的《借款》载明的金额也不吻合，相差金额为10073.41元，包志大在本案原审中解释称系因章礼通出具《借款》时金额计算较为粗略而造成的不一致。对此，本院认为，《借款》载明的金额为1810542元，金额精确至个、十、百位，而该金额与包志大所称的实际借款本息金额相差10073.41元。故不论是二者之间相差的金额，还是其表述系粗略计算的《借款》载明的大额金额中存在着几百几十几元的情况，均不符合180余万元经粗略计算而得出借条上载明的金额的日常生活法则。书面《借款》上也并未载明利息，且章礼通对双方约定了利息的事实予以否定。故包志大主张双方约定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系约定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应视为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原审以包志大的陈述认定利息为134860元，并据此以《借款》载明金额减去上述利息，进而认定借款本金为1675682元以及确认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2.在包志大主张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的理由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就是如何认定本金的问题：即应按《借款》上载明的金额还是实际转款金额进行认定。本院认为，因现查明有相应转账依据证明的案涉款项为1685755.41元，且包志大自认该金额为借款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基于民间借贷系实践合同的性质，本院确认案涉借款本金为1685755.41元。同时因包志大提供的《借款》这一债权凭证上并未约定利息，包志大主张约定月利率为2%，但其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应视为双方对借贷利息的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章礼通应承担从逾期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原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章礼通与黄敏钦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首先，从涉案债务的组成看，其中多笔款项系恒九信公司、维得鲜公司所负债务。而恒九信公司、维得鲜公司均系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章礼通作为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虽将两公司的债务作为个人的债务进行承担，但并不能因此确认两公司的债务用于了章礼通、黄敏钦的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共同经营，从而做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其次，本案二审判决作出的时间为2018年1月25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1月18日实施，根据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一条“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故本案应适用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因本案案涉债务金额较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包志大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涉案债务不能认定为章礼能与黄敏钦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判决黄敏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该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6076号民事判决以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22025号民事判决；二、章礼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包志大借款本金1685755.41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1685755.41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6年11月16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包志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0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94.88元，合计47184.88元，由章礼通负担45000元，由包志大负担2184.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继权审判员  陈 怡审判员  张 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温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