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5880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俊，北京寰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梗明，男，1961年8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保修分公司电车保修厂工人，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与被告张梗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民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俊、被告张梗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保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梗明、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原告48312元；2.判令张梗明、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连现伟为京xxx车在人民保险公司处投保了包括车损险在内的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7年12月15日3时30分，连现伟驾驶被保险车辆在朝阳区朝阳路与张梗明驾驶的×××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失。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梗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经查勘定损被保险车辆损失为48312元。连现伟在向全责方索赔无果后向人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索赔申请。人民保险公司根据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以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同意赔付，且已将保险金给付被保险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人民保险公司在实际赔偿被保险人后，在赔偿金额的范围内享有追偿权。人民保险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电子保单，证据2.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3.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证据4.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证据5.维修发票和结算单，证据6.权益转让书及情况说明，证据7.快钱付款凭证，证据8.被告的驾驶信息，证据9.全责车辆的保险信息。张梗明辩称：事故认可，交通事故发生情况属实。张梗明认为应该由平安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出事故的时候张梗明并非在运营滴滴。经平安保险公司定损，定损金额47070元。出事当天张梗明没有运营没有拉人，张梗明以前曾跟滴滴公司了解过，滴滴公司对此类情况不赔付。张梗明当天没有运营，平安保险公司以此拒赔没有依据。平安保险公司在张梗明投保时没有提示说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不能赔偿。张梗明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拖车费发票，证据2.案件赔付情况告知函。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异议，对于张梗明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的交强险及商业险（20万不计免赔）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调查时发现张梗明将该车辆用于滴滴运营，在保险期间内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注册滴滴后，车辆性质变为了营运。在保险期间内，车辆使用性质和用途发生了变化，致使保险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根据保险法第52条、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1条、第2条的规定以及保险条款第25条第3款的约定，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保险条款。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对人民保险公司、张梗明、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连现伟为车牌号京xxx的车辆在人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273081.60元含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连现伟；保险期限自2017年7月1日0时0分至2018年6月30日24时。车牌号为京xxx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险20万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2日至2018年9月1日；保单记载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该条款系加黑显示。庭审中，张梗明、平安保险公司均确认系通过电子投保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交通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7年12月15日3时30分，连现伟驾驶京xxx车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与张梗明驾驶的×××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均受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张梗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连现伟无责。事故发生时，两车均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车牌号为×××经人民保险公司定损并被送至汽车修理厂维修，现已维修完毕，产生修理费48312元。被保险人连现伟在向全责方索赔无果后向人民保险公司提出了代位求偿的索赔申请。人民保险公司向连现伟赔付保险金48312元，并与连现伟签订权益转让书，取得代位求偿权。审理过程中，经平安保险公司申请，本院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调取车牌号×××在滴滴公司的注册情况，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7年11月、2017年12月的订单数，以及2017年12月15日的订单记录。滴滴公司回复称：车牌号为×××的绑定司机为张梗明，注册时间2016年1月10日，2017年9月订单数为12笔、2017年10月订单数为104笔、2017年11月订单数为508笔、2017年12月订单数为288笔。2017年12月15日当天无订单信息。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次事故中，×××方无责任。连现伟在人民保险公司投有机动车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人民保险公司就事故按照车损险责任范围对被保险人连现伟进行了赔付，共计48312元。人民保险公司在赔付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可代位行使被保险人连现伟对致害第三者张梗明请求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张梗明所驾驶车辆京xxx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20万元，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平安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2000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在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偿，认为被保险人张梗明有从事营运的行为，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对此，本院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张梗明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属于营运活动？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根据该文件的规定，网约车具有经营性质。滴滴快车业务作为常见的网约车的类型之一，从事该业务属于经营活动。保险单中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故只要张梗明在保险期间内使用被保险车辆实际从事了滴滴快车业务，即发生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的事实。被保险车辆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处于运营状态，不影响本院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认定。第二，张梗明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是否导致危险程度增加？在机动车保险范畴下，关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主要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对此本院认为，单次交通事故属于偶然事件，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应以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的综合使用情况为判断依据。本案中，车牌号京xxx的被保险车辆2017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订单数合计912笔。由此可以看出，被保险车辆在被使用频率上远超一般的家庭自用轿车，显然已构成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具体到案涉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3时30分，虽然当天无订单，但2017年12月份已发生的张梗明订单数即有288笔，使用频率上远超一般的家庭自用轿车。基于以上事实，张梗明以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未处于营运状态作为否认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张梗明从事滴滴快车业务，已经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案涉事故的发生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的增加有关。第三，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项下拒绝赔付保险金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保险单载明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张梗明就其从事滴滴快车业务这一情形，未及时通知平安保险公司。其次，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系通过电子投保方式签署，在投保时不产生纸质合同。但投保人通过电子方式投保，必须按照保险公司要求在各个流程环节中在线确认保险信息及保险条款（如点击打开平安保险公司发送的投保相关网络链接进行确认、投保人提供其收到的验证码等），并按照要求支付保险费，否则无法完成投保行为。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以及投保完成后，均可以随时通过其收到的信息中的网络链接、预留的邮箱、使用的APP等电子渠道查阅、核对保单信息及保险条款。查阅保险条款的路径与查阅保单信息的路径基本一致，投保人既然能够查阅、核对保单信息用以确认已完成投保行为，亦应该能够查阅、核对保险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的文字系加黑显示，故本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对上述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再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本院的认定，张梗明的行为已经使其车辆的用途从非经营车辆变更为经营性车辆，且该营运行为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此情形下，张梗明的通知义务属法定义务，人民保险公司未履行其法定义务，致使平安保险公司不能行使合法的解除合同权利或者要求增加保费的权利，对此张梗明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由于张梗明在保险期间内改变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梗明对此未向平安保险公司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现平安保险公司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相关合同约定条款拒绝在商业险项下赔付保险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人民保险公司要求二被告支付48312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平安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2000元，在商业范围不予赔偿的理由成立，故剩余部分，应当由张梗明承担。至于张梗明称定损金额为47070元而非48312元，本院认为，在案涉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公司未对三者车辆的修理情况进行全程跟进。人民保险公司的定损数额有修理厂出具的相应维修明细及发票予以佐证，虽与平安保险公司的定损数额存在一定差距，亦在合理范围之内，故本院对张梗明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的主张，本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虽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2000元，但未给付，因平安保险公司未主动履行给付责任，故应当承担此部分的诉讼费。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梗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46312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项下赔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2000元。案件受理费1008元，由被告张梗明负担95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周 韬人民陪审员 文 楠人民陪审员 张 笑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周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