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69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荣利，男，196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晓可，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莎，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窦家红，男，196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窦家贵，男，195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军，贵州驰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贵州驰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荣利与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81民初2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荣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81民初277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判决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代为办理采矿权转让的报批手续；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探矿权、采矿权等矿业纠纷案件，应当依法保护矿业权流转，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第六条“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二、《转让协议》已经依法成立，非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并不具备法定或约定解除的情形，一审法院将双方关于“甲方有权清除乙方出场”的约定认定为约定解除协议条件，但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的规定判令解除《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在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上自相矛盾、存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三、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合同目是为获得1460万元转让款。该合同目的在上诉人已经支付1145万元，仅剩315万元未支付的情况下已基本得到实现，被上诉人可以通过主张上诉人支付尾款的方式获得全部合同利益。而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是为获得涉案矿山的开采权，其合同目的实现要通过继续办理采矿权的变更以及延期手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采矿许可证过期、矿山不能开采的后果关乎的是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而不会导致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鉴于上诉人在一审法院释明时已明确表示自愿承担因不能办理采矿权变更以及延期手续而产生的全部后果，所以一审以被上诉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判令解除《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无事实法律依据，依法应以纠正；四、上诉人没有在采矿权有效期内及时办理采矿权的变更以及延期手续是因为上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直至2018年2月才被假释出狱，系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且在客观原因消失后即与被上诉人进行联系，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在支付了15万元转让款后，获得被上诉人委托胡荣珍代为办理案涉矿山所有证照的更换和延期手续的委托书，应当视为双方就合同的继续履行重新达成了合意。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取得一定进展时，单方撕毁双方约定，恶意解除对上诉人代表胡荣珍的委托，是导致案涉矿山采矿许可证延期和变更手续未能办理下来的根本原因。因此，是被上诉人的不诚信行为导致了本案的诉争；五、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应当由采矿权办理矿业权转让的报批手续，而非受让人。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转让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却怠于履行办理相应报批手续的法定义务，反而将这一义务转嫁至上诉人身上，于法无据；六、上诉人不存在故意拖延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的可能性。因上诉人已支付了78%的转让费，没有理由自己拖延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如拖延所有的损失肯定是由上诉人来承担，对被上诉人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主观上根本不会故意拖延时间不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答辩称：1.根据双方签订的《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乙方（胡荣利）收到所有资料和证照后一个月内把全款560万元付清，否则，甲方（窦家红、窦家贵）有权清除乙方出场，并不退还前面所付款项”，本案中，上诉人虽然已支付1145万元转让款，但在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将矿山及矿山所有资料证照移交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未按约定付清全部转让款，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该协议中“甲方（窦家红、窦家贵）有权清除乙方出场，并不退还前面所付款项”，实际上是双方对合同解除的约定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即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有权解除合同将上诉人清除出场，并不退还前面所付款项；2.国务院颁布的《探矿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是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在申请转让采矿权时应提交的资料，上诉人偷换概念说报批义务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不成立。本案中，双方签订《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负有办理矿山转让报批手续义务，被上诉人只是负责配合义务。且生效判决已判决上诉人一个月内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的审批手续。虽然上诉人抗辩认为自身特殊原因不能办理，但上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而上诉人在判决生效后不履行生效判决不去办理报批手续，那么案涉合同就一直不能生效，上诉人也就不需要支付转让余款。故上诉人是主观上不愿意办理并不是客观不能，其不办理报批手续不仅是怠于行使合同义务，也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3.本案中，因上诉人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导致案涉矿山采矿证过期，上诉人作为矿山实际控制人，且持有矿山相关证照，应履行申请办理采矿权延期义务。而本案的客观情况是现案涉矿山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权经营许可证已全部过期，也造成了采矿权变更手续事实上不能实现。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且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上诉人享有法定解除权。窦家红、窦家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立即解除原被告之间于2012年元月2日签订的《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2.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将清镇市犁倭乡黄泥田矿山、矿山机械设备以及全部证照资料返还给原告；3.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50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2日，本案原告窦家红、窦家贵与被告胡荣利签订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将清镇市犁倭乡黄泥田矿山经营权转让给被告胡荣利，约定价款为1460万元，包括转让挖机2台、推土机1台、装载机2台等部分机械设备。合同约定乙方第一次支付900万元，并安排管理人员进场管理生产，在收到所有资料和证照后一月内把全款560万元给清，否则甲方有权清除乙方出场，并不退还前面所付款项。合同签订后，被告胡荣利接手了矿山。2012年2月，被告胡荣利收到原告方移交的矿山相关证照，共向原告窦家红、窦家贵支付了转让款1145万元，缴纳了环境恢复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矿产资源补偿费等费用共107.56万元，尚欠原告转让款315万元。但在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未向矿产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2014年9月2日，被告胡荣利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于2015年4月7日被原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4年11月9日，原告方拉走黄泥田矿山上的推土机、装载机、双桥特种车等部分机器设备。2015年2月26日，窦家红、窦家贵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胡荣利支付转让款315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实质上是采矿权转让合同关系，该合同虽已成立，但因未向管理部门报批，尚未生效，故向窦家红、窦家贵释明，二原告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及时办理采矿权审批、变更手续。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清环保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胡荣利一个月内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驳回了原告窦家红、窦家贵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但判决生效后，被告胡荣利也未委托相关人员向管理部门报批案涉矿山采矿权转让手续。本案案涉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2年4月至2016年11月，现已过期。根据相关规定，采矿权可以办理延期，但应当在期限届满前30日向管理部门申请。2018年2月，被告胡荣利假释出狱，拟将矿山转给其胞妹胡荣珍经营。为此，被告胡荣利与二原告联系，经协商，2018年6月29日，胡荣利向窦家红支付了转让款15万元，由窦家红向胡荣珍出具委托书，委托胡荣珍代表对外签订黄泥田矿山经营有关合同，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文书、表格、单据、票据，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领取相关证照，双方并在公证处对该委托书进行了公证。但在2019年3月13日，原告窦家红声明解除了对胡荣珍的委托。2018年9月5日，省国土厅对黄泥田矿山进行检查，发现采矿许可证已过期，采场植被恢复良好，拟不列入异常名录，胡荣珍代表矿山负责人签字。2019年1月，黄泥田矿山向犁倭镇人民政府发函申请帮助办理采矿权延期及变更生产规模，犁倭镇政府原则通过并向清镇市国土资源局发函请求协助办理。经了解，该矿采矿权延期权限在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次开庭后，原审法院咨询了清镇市、贵州省两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答复按规定申请办理采矿证延期应当在期满前30日提交申请，未申请延期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为此，原审法院进行第二次开庭，就本案合同履行的不确定性向双方释明。被告明确表示，双方交易意思表示真实，即便不能办理采矿权延期，也愿意承担此后果。而原告则坚持要求解除本案合同而不愿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合同尾款。另查明，2014年12月30日，贵阳市地方税务局对胡荣利应扣未扣窦家红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处以罚款。胡荣利不服该处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南明区人民法院、本院二审审理，认为胡荣利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故驳回了胡荣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是重复起诉；2.本案所涉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500万损失的依据是否充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窦家红、窦家贵与被告胡荣利签订的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经营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采矿权转让合同，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协议应当向管理部门报批后生效。因此，2015年原告窦家红、窦家贵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胡荣利支付剩余转让款的诉讼中，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已成立但尚未生效，故向窦家红、窦家贵释明后判决胡荣利应当向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移手续，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该判决作出后，被告未履行判决义务，未向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以至于案涉矿山采矿权、安全许可证等过期失效。因而在本次诉讼中，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双方因同一合同引发的纠纷原审法院在2015年就已作出过判决，此次是否属重复起诉？原审法院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看，本案原被告与2015年案原被告相同，两次诉讼也是针对同一份转让协议，但本案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即在上次诉讼之后，双方转让的矿山采矿权证、安全许可证已经过期，而是否能够重新办理到采矿权证、安全许可证尚不明确，这一事实直接影响到双方合同能否实际履行、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根据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本案不属重复起诉，应当予以受理。被告答辩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所涉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被告已经支付了大部分转让款，实际控制了矿山，原告也向被告交付了办理相关手续所需要的证照，双方都已经在实际履行合同。但被告在收到原告交付的证照后，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尚欠的尾款，存在违约行为。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原告可以清场并不退还被告支付的价款，原审法院认为，这实际上是双方对合同解除的约定。由于被告未支付尾款，原告方在2015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被告应向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但被告也未执行判决，一直没有向管理部门申报。被告虽然抗辩认为自身有特殊原因不能办理，但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系民事行为，被告虽不能亲自办理，但完全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履行生效判决。实际上，在2015年诉讼中，被告也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了诉讼。所以，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一直不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不仅是怠于履行合同的行为，而且是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尤为严重的是，案涉矿山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2年4月至2016年11月，被告作为矿山实际控制人，且持有矿山相关证照，理应履行申请办理采矿权延期义务，但被告却未按照规定在采矿证期满前30日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延期，以至于案涉矿山采矿许可证过期，矿山不能开采。经原审法院向相关部门咨询，本案矿山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能够办理并不确定，这使得双方合同目的难以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合同应当予以解除。在原审法院释明后，被告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愿意承担所有后果。但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于2012年1月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被告收到原告移交的相关证照后就应当付清转让款，被告在2012年就收到了原告移交的矿山证照，却一直未向原告支付剩余尾款，违反了合同约定。2015年原告提起的诉讼，鉴于合同效力问题，原审法院虽驳回原告要求支付尾款的诉请，但支付尾款本来就是双方合同约定的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然而被告既未支付尾款，也未履行判决确定的报批义务，如前所述，被告的行为不仅是怠于履行合同，而且是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直至2016年11月，由于被告未向管理部门申请采矿权延期而导致案涉矿山采矿权期限届满，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的违约行为，实际上也表现出其履行合同的态度和履约能力。故本院认为案涉合同应当予以解除，被告认为应当继续履行的抗辩意见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本案合同解除后，双方依照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故被告胡荣利应当将清镇市犁倭乡黄泥田矿山、剩余矿山机械设备（合同载明的机械设备为：挖机2台，机型：沃尔沃1台，詹阳机1台；推土机1台，机型：山推16型；装载机2台，机型：柳工1台，厦工1台；双桥特种车辆和砂石厂其他所有设备。原告窦家红之子窦坤已拖走的机械设备为：推土机1台，机型山推16型；装载机1台，机型：厦工五零机；双桥特种车三辆；空压机1台；挖掘机破碎头1个）及全部证照资料（证照资料以胡荣利手写收条为准）返还给二原告。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500万损失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虽会给原告造成一定损失，但原告主张的500万元损失并无充分依据，庭审中，原告也表示，该500万元仅是单方估算，并无相关依据，故对原告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原审法院释明后，被告依然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未提出返还已支付转让款的诉请，故本案对原告应当返还被告已支付的转让款不作处理，被告可另诉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本案原告窦家红、窦家贵与被告胡荣利于2012年1月2日签订的《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二、被告胡荣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清镇市犁倭乡黄泥田矿山、合同上载明的矿山机械设备（合同载明的机械设备为：挖机2台，机型：沃尔沃1台，詹阳机1台；推土机1台，机型：山推16型；装载机2台，机型：柳工1台，厦工1台；双桥特种车辆和砂石厂其他所有设备，上述设备应扣除原告方已拖走的设备。原告窦家红之子窦坤已拖走的机械设备为：推土机1台，机型山推16型；装载机1台，机型：厦工五零机；双桥特种车三辆；空压机1台；挖掘机破碎头1个）、矿山证照资料（以胡荣利手写收条为准）返还给原告窦家红、窦家贵；三、驳回原告窦家红、窦家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400元，由被告胡荣利负担100元，由原告窦家红、窦家贵负担1393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胡荣利提交《采矿权转让申请登记表》拟证明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是出让人履行的义务，受让履行协助义务，《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人承担主要变更义务已超出法律规定，上诉人在客观条件下不满足办理转让登记条件。被上诉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已约定报批是受让方的义务，出让方仅仅是协助，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二审中，上诉人胡荣利再次明确表示即便不能办理采矿权延期，也愿意承担此后果，并表示愿意支付剩余尾款。被上诉人则明确表示即使上诉人愿意支付尾款仍要求解除合同，不接受其支付剩余尾款。本案争议焦点：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将案涉矿山经营权以转让金额14600000元转让给上诉人。该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矿业权转让合同，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除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外，不得随意解除或者变更合同。本案中，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上诉人已支付了大部分转让款，并实际经营管理矿山多年，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交付相关证照，双方都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关于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是否享有约定解除权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在《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乙方在收到所有资料和证明后一月内把全款伍佰陆拾万元付清，否则甲方有权清除乙方出场，并不退还前面所付款项”，但在2015年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选择起诉要求上诉人胡荣利继续履行合同即要求上诉人胡荣利支付转让款余款315万元，并未选择要求解除合同。且经双方协商，2018年6月29日上诉人胡荣利向被上诉人窦家红支付15万元后，被上诉人窦家红向胡荣利的胞妹胡荣珍出具委托书，委托胡荣珍代表其向相关部门申请并办理涉及矿山相关证照的更换和延期及对外签订矿山经营有关合同等，其该授权行为表明其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故上述行为表明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已自行放弃约定解除权。关于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获得采矿权转让价款，上诉人胡荣利的合同目的是为获得涉案矿山的开采权。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在上诉人胡荣利已支付大部分转让款后其合同目的大部分得到实现，且二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愿意支付剩余的转让款，相反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上诉人胡荣利支付剩余的转让款，表明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的目的是可以得到完全实现的。而采矿许可证过期、矿山不能开采的后果关乎的是上诉人胡荣利的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而不会影响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实现权利。上诉人胡荣利一、二审均明确表示自愿承担因不能办理采矿权变更以及延期手续而产生的法律后果，故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以未办理转让手续、又拒不接受转让余款为由主张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返案涉矿山、机器设备及全部证照资料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胡荣利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且考虑案涉矿山已由上诉人进行投入和经营管理多年，为维护交易秩序与安全，亦不宜轻易判决解除合同。原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矿山经营权转让协议》并判决返还矿山及合同上载明的机械设备、矿山证照资料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08民初27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9400元，由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窦家红、窦家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桢审判员 唐玉平审判员 刘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高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