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赣0702行初392号 原告郭佳福，男，汉族，1972年7月9日出生，住赣州市大余县。 原告郭家云，男，汉族，1963年6月23日出生，住赣州市大余县。 委托代理人李海春，江西海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一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 住所地赣州市大余县左拔镇。 法定代表人董振华，镇长。 委托代理人陈少林，该镇司法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谢文伟，该镇法律顾问。 被告二大余县人民政府。 住所地赣州市大余县公务大楼。 法定代表人廖永平，代县长。 委托代理人谢海洋，该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郭临伟，男，汉族，1968年12月28日出生，住赣州市大余县。 原告郭佳福、郭家云诉被告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大余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郭临伟不服山林权属决定一案，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海春；被告一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少林、谢文伟;被告二大余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谢海洋；第三人郭临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4月18日，被告一作出左政字【2019】15号《左拔镇人民政府关于左拔村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认定双方争议范围内的山场界址为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进箭竹坑窝口界线以出争议范围内山场归第三人经营，进箭竹坑界线以内争议范围内山场（即箭竹坑一窝两劈）归本案两原告经营管理。原告不服，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26日，被告二作出余府复字【2019】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一作出的左政字【2019】15号《左拔镇人民政府关于左拔村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以本案第三人为申请人，原告为被申请人的山林权属争议由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5日作出左政字[2019]15号《关于左拔村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大余县人民政府以余府复字[2019]22号《大余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左拔镇的《处理决定》。原告于2019年8月6日收到该《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书》均没有客观公正地查清事实，两被告关于第三人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余林证字第002233号《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合法有效，以及“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地标物与原告主张的“第一大齐埂”地标物相同，“只是表述不同”的认定缺乏法律和事实证据。事实及理由：一、《复议决定书》将双方争议界址由《处理决定》认定的东西交界，更正为了“南北交界”。在事实上改变了《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方面的部分错误。二、第三人主体资格存疑。从余林证字第002233号《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添注的内容，以及余林证字第011228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证》备注栏的内容来看，本案争议范围疑为郭长生的使用权。郭毓华除第三人郭临伟外，另外还有二个儿子：郭长生和郭临军。两被告对此主体问题未加查实且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三、《处理决定》P4认定“2016年12月5日郭毓丰领取了大垇山场的个人林权证”错误，实际领证日期为“2006年12月5日”。四、《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书》认定余林证字第002233号《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合法有效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1、根据《森林法》第三条，以及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所有的林木,要确定权属,由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规定，决定了村民个人只可能拥有林地的使用权，不可能拥有林地所有权。所以，第三人依法不可能合法地持有1982年的余林证字第002233号《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所有的郭屋村民只有《自留山使用权证》，并无1982年或其他年份的《山林所有权执照》。为什么单独只第三人持有《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两被告在未查证该山林所有权执照证据合法性，也未核对政府相关存根的情况下，认定“争议双方林权证也具有法律效力”属认定事实错误且缺乏主要证据。2、第三人方1982年《山林所有权证》与其1983年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在面积、四至界址表述上均有差异，二者相异必有一假。而其1983年《自留山使用权证》与原告的老证能够相互吻合与印证，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证出第三人1982年《山林所有权证》的虚假性质。3、2017年10月16日左拔村委会在申请人与郭临伟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过程中已调查核实，第三人1982年《山林所有权证》是林业三定时的错证（P2），箭竹坑没有中埂这一自然地形（P3）。也印证了第三人方持有的1982年的山林所有权执照中的“西至箭竹坑中埂”这一地标物并不存在。第三人所持1982年的山林所有权执照不能做为认定双方界址的依据。4、第三人方的两本证照对同一山场出现不同的界址表述，应以凭证颁发时间在后的为准。这是认定证据效力的基本原则。5、从左拔镇政府左政发[2017]47号《关于左拔村郭屋郭毓和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P4内容来看，左拔镇政府不知以何为据认定“2017年10月16日左拔村委会就郭临伟（郭毓华之子）与郭佳福、郭家云大垇山场界址争议作出了调解意见书，郭临伟和郭佳福、郭家云均表示同意”？可能就是因为被告的此错误认定，使其顽固地坚持错误，照抄左拔村委会的调处意见。但其实原告与第三人对该左拔村委会调解意见书均是不服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后来本案中郭临伟向左拔镇政府申请确权及后来的行政复议。五、《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书》“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地标物与原告主张的“第一大齐埂”地标物相同，“只是表述不同”的认定缺乏证据，也与事实情况不符。第一，“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地标物位于“窝口”，不是“埂”，更不会是“第一大齐埂”。第二，《处理决定》P4明确认定双方各自所指界址所产生的争议范围面积约13.8亩。也印证了“第一大齐埂”和“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地标物并非“只是表述不同”。第三，“第一大齐埂”和“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地标物是否“只是表述不同”的争议涉及到将文字表述落实到实地具体位置。也即“第一大齐埂”在现场实地的确定。这应当属于地形专业问题。《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书》对此专业问题未经司法鉴定，在明知双方所指界址存在有13.8亩的争议面积，且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想当然认定“只是表述不同”。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情形。而是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情形。第四，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21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在林业三定时期，郭毓和、郭毓丰、郭长生三家共同持有的自留山使用权证与原告父亲郭临芳名下持有的自留山使用权证的相邻界址均为“崎埂”。在林改以来，郭毓和、郭毓丰与原告的相邻界址也在林业三定时期“崎埂”为界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为了“南至第一大齐埂与郭家云山交界”。本案第三人与原告界址确定时，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依照“第一大齐埂”确立第三人与原告的相邻界址。现两被告为什么要节外生枝，别出新裁？现有林业三定时期双方的证据绝不可能得出“…窝口石壁直上…”界址，两被告也没有任何新证据能够证实此新界址的客观、公正性及合法性。综上所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书》不顾村民个人不可能合法持有《山林所有权执照》的事实，错误采信《山林所有权执照》中的已被村委会认定为“错证”，且实地查证为无中埂的界址。同时不顾“山场争议范围”为13.8亩的事实，未对实地的“第一大齐埂”进行专业技术鉴定，错误认定双方争议界址的同一性，认为“只是表述不同”。本案两被告所采信的证据只能得出双方界址应为“第一大齐埂”，根本不是证实和认定所谓的“…窝口石壁直上…”界址的依据。两被告草率做出缺乏证据、认定事实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的余府复字[2019]22号《复议决定书》，以及被告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5日作出的左政字[2019]15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依郭毓和、郭毓丰与原告山场界址“第一大齐埂”沿齐埂山脊向下延伸至与公路和上大垇小路河垄的交叉点所形成的线段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界址。界址北归第三人，界址南归原告。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左政字【2019】15号关于左拔镇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证据2、余府复字【2019】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1-2证明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3、郭临伟与郭佳福、郭家云大垇山场界址争议解释意见书，证明1、村委会证实第三人1982年《山林所有权证》是林业三定时期的错证，实地查明箭竹坑没有中埂这一地标物，印证了《山林所有权执照》界址的错误；2、该界址认定与本案左拔镇政府的界址认定如出一辙；证据4、《关于左拔镇郭屋郭毓和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证明1、2017年郭毓和就本案林业三定时与郭毓丰、郭临伟为同一山场，后上中下一分为三，属于郭毓和的中间山场与原告之间经山林权属确权，双方界址为“第一大齐埂”；2、在第四页，左拔镇政府错误认定“2017年10月16日左拔村委会就郭临伟（郭毓华之子）与郭佳福、郭家云大垇山场界址争议作出了调解意见书，郭临伟和郭佳福、郭家云均表示同意”是本案错误认定双方界址的根源。 被告一辩称，一、答辩人依法作出处理，不存在违法。答辩人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同时调查取证后根据事实、证据处理，不存在违法。二、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该决定书是由第三人提出申请，由第三人提交证据后，答辩人到实地勘察，了解并调集相关证据，并绘制地形图后作出的处理。完全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次，原告和第三人提供了相关证据，答辩人也调取了相关证据，依据所有相关证据，答辩人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10条、第21条规定作出处理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处理程序合法。答辩人是在第三人的申请后，就已组织双方调解，但调解无效，为此作出决定并送达双方，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 被告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处理决定书（左政字【2019】15号），证明被告依法处理；证据2、第三人申请书，证明第三人申请处理；证据3、通知，证明申请人收到申请书；证据4、第三人和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据5、被告调取的证据；证据6、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字（2018）1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7、调解笔录，证明被告依程序调解；证据8、送达证明，证明已依法送达相关文书；证据9、处理依据，证明被告依法处理。 被告二辩称，原告不服被告一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左拔镇人民政府关于左拔村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左政字【2019】15号），向大余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辩人进行了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经审查认为：被告一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 被告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机关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证据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人提供的资料，证明申请人向本机关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证据3、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证明本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受理了该行政复议申请及进行该项复议工作；证据4、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辩状，证明被申请人依法提交了答辩书；证据5、被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被申请人依据该证据材料依法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书；证据6、双方争议山场界址确认记录，证明本机关依法到实地现场确认双方争议的界址；证据7、送达回证，证明法律文书依法进行送达。 第三人同意被告二的答辩。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证明这个证不只给我发了，给大家都发了。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同属大余县左拔镇左拔村郭屋村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两原告父亲郭临芳在大垇山场分得一自留山，余林证字第011229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登记的四至界址是东至崎埂，南至大垇横路，西至天水，北至大垇小路河垅。第三人之父郭毓华（已故）、郭毓丰、郭毓和分得一自留山，取得的林权证证号为余林证字第002233号《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四至界址为东至五零零河垅，南至大垇横路，西至箭竹坑中埂，北至上大垇栋河垅；取得的自留山使用权证证号为余林证字第011228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四至界址为东至河垅，南至大垇横路，西至崎埂，北至上大垇栋河垅。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东西相邻，双方因产生界址纠纷。 2017年10月10日，第三人与原告向大余县左拔村委会申请调处。2017年10月16日，左拔村委会作出山场界址争议调处意见书，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以出山场归本案第三人经营管理，进箭竹坑—窝两劈山场归本案两原告经营管理。 2018年5月25日，第三人向被告一申请对第三人与原告争议的大垇（栋）山场东西界址的山林权属作出处理决定。随后，被告一将第三人的申请送达给两原告。2019年4月18日，被告一作出左政字【2019】15号《左拔镇人民政府关于左拔村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认定双方争议范围内的山场界址为进箭竹坑左边埂窝口石壁直上至上对龙门杆埂至公路，进箭竹坑窝口界线以出争议范围内山场归第三人经营，进箭竹坑界线以内争议范围内山场（即箭竹坑一窝两劈）归本案两原告经营管理。2019年6月4日，两原告因不服被告一作出左政字【2019】15号，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26日，被告二作出余府复字【2019】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一作出的左政字【2019】15号《左拔镇人民政府关于左拔村郭屋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被告一和被告二在处理本案山场权属争议期间，在作出行政决定前均未通知原告郭家云参加山场权属的行政处理。 本院认为，被告一在对两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林作出调处决定前应当客观、全面、公证的进行调查，余林证字第011229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系本案两原告继承所得，属两原告共同所有，但二被告对该争议山场作出行政决定前并未通知原告郭家云到现场指认并听取其处理意见而直接作出行政决定，二被告的行政决定没有全面客观查清案件事实，侵犯了原告郭家云的合法权益。 综上，二被告在处理原告与第三人山林权属纠纷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原告诉请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对二被告的行政决定应当予以撤销，并由被告一对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复字【2019】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左政字【2019】15号《左拔镇人民政府关于左拔村郭屋组郭临伟与郭佳福等大垇山场纠纷的处理决定》； 三、限被告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在收到判决之日起90天内对原告郭佳福、郭家云与第三人郭临伟的山场界址和山场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诉讼费50元，由被告大余县左拔镇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海俊 人民陪审员  舒宝泉 人民陪审员  曾繁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