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44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广兰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95606R。法定代表人：何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竟，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1003号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东方新天地广场）A座20-2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56694X7。负责人：吴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泽，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装总公司）因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3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装总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信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信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受让债权并非诉称债权，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该《债权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转让的为借款合同编号为A96-033的债权（以下简称033号合同债权）,并非明确指向（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该调解书中并未载明担保贷款合同的编号，与深装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列明的033号合同债权无法确认有对应关系，一审法院在深装总公司提出后也未补充查明；其次，即使上述二者为对应关系，根据信达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信达公司受让的仅为033号合同债权从2007年12月31日之后回收的本息，并非其诉称债权之全部本息；再次，信达公司诉称之债权，系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已申请执行之债权，如不查明案件执行情况（如是否已执行部分回款,还余多少本金、利息），如何就能确定诉称债权的现状而直接判由深装总公司全部承担？二、关于诉讼时效与侵权要件的认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诉讼时效，本案信达公司以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但同时请求确认的还包括另一法律关系即债权转让关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本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查，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深装总公司的意见，将二者在同案中进行审查。深装总公司对两个法律关系分别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但一审法院仅对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时效进行了审查，且认定起算点为清算裁定作出的时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信达公司主张的债权转让诉讼时效早已超过，信达公司于2008年4月18日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033号合同债权，但其随后于2008年6月15日发布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有误，公告通知的当事人与对应编号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不符，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之后，信达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才作勘误公告，时隔6年，其主张债权转让的诉讼时效早已超过。2.信达公司关于深装总公司应承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的主张亦已过诉讼时效，最高院案例有明确阐述。信达公司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与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84号一案的案情一致。该案系国泰君安公司因与中投公司、建行海南省分行、海投公司等债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琼民二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最终作出（2015)民申字第8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洋浦中院于2004年10月10日作出（2004)浦中执字第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执行海口中院(200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国泰君安公司在终结执行10年内发现海投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重新申请执行。洋浦中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后，国泰君安公司就应当知道海投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及其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侵害了其对海投公司享有的债权等事实，即国泰君安公司应当在其知道海投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两年内提起诉讼，而国泰君安公司至2013年1月25日才提起涉案诉讼，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同理，深圳市新天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公司）已于2001年2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且该信息一直公示于工商信息网站，因此，深装总公司即使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涉案债权的债权人至迟也应于《公司法解释二》颁布之日起两年内即2010年5月19日之前以此案由提起诉讼。信达公司于2016年6月才提本案诉讼，已远超诉讼时效。另，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为的以新天地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来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那么也不应是终结强制清算程序裁定作出的时间点。因罗湖法院在受理深装总公司申请强制清算新天地公司一案的清算过程中，曾于2013年11月7日通过深圳特区报刊登了《清算公告》，通知新天地公司的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供证明资料，但申报期内并没有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换而言之，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在新天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时均未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应视为其对债权的放弃，即使其以不知情为由再提起相关诉讼，也应以法律规定的债权申报期间最后一天的次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即其至迟应于2015年12月22日前起诉。而其于2016年6月才提本案诉讼，亦已过诉讼时效。(二）关于深装总公司不应向信达公司承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本案系因新天地公司在2001年被深圳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及时进行清算而引起的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案，其实质要求承担的是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的对债务人债权人的侵权责任。故深装总公司在一审时提出抗辩，如要求深装总公司作为清算义务人承担上述清算赔偿责任，应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相关要件，但一审法院完全未予审查，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对《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如何适用已有明确阐述:该条规定的是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的对债务人债权人的侵权责任。其适用的法理基础是法人人格否定理论和侵害债权理论。因此，清算义务人承担上述清算赔偿责任，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第一，清算义务人有违反法律规定，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即在公司解散后未在法定时间内开展清算事务或未在法定时间内完成清算事务，主观上存在不作为的过错，或者不适当执行清算事务，侵犯债权人利益。第二，清算义务人的行为造成了公司债权人的直接损失。第三，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公司财产或债权人的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深装总公司的行为均不符合上述构成要件：1.关于清算义务人的行为和主观故意。首先，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时，公司法相关规定中深装总公司对于新天地公司并无法定清算义务。新天地公司系由深圳市建设局在1993年9月27日批准成立，于2001年2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1993年12月29日发布，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下称“1993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并非公司解散的事由，深装总公司在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并不负有清算新天地公司的法定义务，即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其次，公司法解释二实施后，深装总公司作为股东已积极履行股东义务，主观上不存在不作为的故意。深装总公司仅仅持有新天地公司40%的股权，并非新天地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公司法解释二》实施后，因其无绝对通过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客观上无法通过公司股东会启动新天地公司的清算程序，故在多次试图通过大业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公司，新天地公司的控股股东）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而未果的情况下，深装总公司于2012年依法向罗湖法院申请对新天地公司强制清算，现该清算程序已经终结。因此，深装总公司作为股东已积极履行股东义务，其主动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主观上不存在不作为的故意，并未怠于履行法定清算义务，侵犯债权人利益。2.深装总公司上述申请强制清算的行为并未造成债权人的直接损失。深装总公司作为新天地公司的非控股股东，在无法直接启动清算程序的情形下，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是对债权人所持债权的保护。并且，《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亦规定了债权人申请清算的权利，换而言之，涉案债务的债权人完全可在该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之日起就向法院申请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向深装总公司主张相关权利，但债权人怠于履行己方权利，任由己方损失扩大，且在深装总公司申请强制清算后亦未向清算组申报债仅，此种自动放弃债权的行为而导致的损失不应由深装总公司承担。3.债权人对新天地公司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与深装总公司对新天地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进行清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信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涉案债权的债权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早已于1998年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于2001年7月2日以各被执行人包括新天地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作出中止执行裁定；被执行人新天地公司在2001年2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法直至2006年才将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作为法定解散事由，股东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后的15日内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上述事实，诉称债权在新天地公司法定清算事由出现之前已经无法得到清偿，与深装总公司是否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没有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对此阐述:“从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实务的现实以及避免当事人滥用连带责任规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2008年，《公司法解释二》颁布实施前，我国并无关于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本案被清算公司发生清算事由在2001年。在当时，尽管公司法有关于清算义务的规定，但并没有关于未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明确规定，故在司法实务中，对清算义务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极少。虽然根据“补缺例外"的法无溯及力的除外原则，本案应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但考虑到对于当事人期限利益的保护，让当事人根据法律事实出现多年之后才颁布实施的《公司法解释二》的规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失公正”。该案中最高院亦据此维持了二审判决，驳回了债权人主张债务人的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案情形与上述最高院的案例极度类似，但一审法院对于侵权要件完全未予审查，亦未按公平公正原则作出合理判断与处分，其直接根据"补缺例外"原则参照适用2006年1月1日颁布的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庭审时深装总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首先，关于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纠纷的诉讼时效，补充提交了重庆高院（2017）渝民终261号民事判决以及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申2882号民事裁定，以此证明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自《公司法解释二》施行之日起算。新天地公司于2001年2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且该信息一直公示于工商信息网站，而转让债权所涉案件随后于2001年7月2日由深圳中院以新天地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裁定中止。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依法清算，以及债权人未获清偿之事实，已于2008年《公司法解释二》施行之前持续出现，且债权人应当知晓上述事实，同时信达公司作为债权转让的受让人，其应对受让的金融债权及债务的情况予以了解，因此诉讼时效应当自《公司法解释二》施行之日起计算。另外，补充提交的《关于强制清算工作进展的报告》由新天地公司清算组出具，其曾于深圳特区报刊登清算公告，通知新天地公司的债权人于2013年12月25日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但截至该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均未申报，应视为其对新天地公司债权的放弃。即使其以不知情为由再提起相关诉讼也应以法律规定的债权申报期间最后一天的次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因此，原审判决将终结强制裁定书送达给深装总公司的时间节点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系认定错误。其次，关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本案中深装总公司的债权未受清偿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深装总公司怠于清算新天地公司导致公司主要财产灭失的结果，而是新天地公司经营不善，在2001年吊销营业执照以及相关案件被终止执行时，其已根本丧失清偿能力。一方面，深装总公司一直未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是因1999年公司法规定不清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其未能及时清算不是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结果；另一方面，信达公司债权未被清偿是因新天地公司在2001年已经丧失清偿能力，其是否清算对于债权人而言已无实际意义，这并非是股东在滥用股东地位恶意逃避债务。根据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法律不应支持信达公司在本案具有历史遗留性质和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形下获取暴利。另外，公司法2005年10月27修订之前被吊销营业执照并非是公司解散的事由，换而言之，深装总公司在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并不负有清算新天地公司的法定义务，2005年10月27日公司法修订后，吊销营业执照成为解散事由，同时也规定了债权人申请清算的权利。涉案债务的债权人完全可于当时就向法院申请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而深装总公司直到2008年《公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其作为股东才有法律依据提起强制清算。因此，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怠于履行己方的权利，任由己方的损失扩大，而深装总公司主动履行股东义务提起强制清算后反而以此主张深装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缺乏基本的公平与公正。信达公司答辩称：一、信达公司合法享有（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原债权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新天地公司的债权。信达公司与原债权人光大银行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通过南方日报刊登公告的形式通知了相关的债务人，特别是在2014年12月23日的公告中特别明确标注了转让债权，对应的诉讼案号是（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原债权人有权自主决定其将上述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该转让并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该转让合法有效。信达公司已经取得了（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原债权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新天地公司的债权。二、信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债权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新天地公司的债权已经生效的调解书确认，且已进入执行阶段，该债权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罗湖法院2014年6月19日作出的（2012）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定在清算过程中没有发现新天地公司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新天地公司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信达公司正是根据该裁定书查明和认定的事实作为依据起诉深装总公司，要求其承担清算责任。信达公司在2016年6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三、深装总公司有法定的清算义务，但却怠于履行或迟延履行。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件虽然发生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颁布之前，当时的《公司法》未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解散并需进行清算的事由，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本案的处理可以参照适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法解释二》自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因此，最迟自2008年5月20日起深装总公司就负有法定的清算义务，但深装总公司直到2012年才提起清算程序，属于怠于或延迟履行。深装总公司辩称其多次督促新天地公司另外一个股东大业公司发起清算程序未果，但却未提供任何的书面证据。反而，根据已经生效的深圳中院作出的（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99号民事判决查明：“本案庭审调查中，深装总公司和大业公司均称新天地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没有自行组织清算。深装总公司称不清楚其有无促请大业公司成立清算组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大业公司称未接收到深装总公司该方面的材料。”四、深装总公司有法定的及时清算义务却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新天地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均下落不明，应向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深装总公司称其并非新天地公司的控股股东，无法启动清算程序因此不用承担清算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深装总公司承担法定的清算义务，除了通过正常的股东会议决议方式，还可以采取单方面向人民法院申请公司清算的方式对新天地公司进行清算，而这正是深装总公司其后采取的清算方式。（二）深装总公司辩称本案涉案债权已经深圳中院强制执行不能而中止执行，证明新天地公司无财产，无法损害被上诉人利益。实际上，深圳中院裁定中止执行，只能证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当时的执行措施和手段暂未能查找到新天地公司的财产，而不能证明新天地公司实际上没有财产，更不能证明新天地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资料在股东清算义务产生之前已全部灭失。（三）深装总公司所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案例，该案例的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条件均与本案情况不同，也非指导案例，不能在本案中套用。针对深装总公司庭审时的补充意见答辩称：1.重庆高院以及最高院的两份法律文书并非最高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不能用于指导本案。2.新天地公司的清算公告要求申报债权，信达公司并不知晓，且没有向清算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不意味着信达公司放弃本案债权。深装总公司称申报债权的最后一天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申请新天地公司清算是深装总公司的法定义务和责任，是信达公司的权利，因此，深装总公司没有按法律规定按时清算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深装总公司对新天地公司在（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所应承担的债务向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包括：本金7470000元及利息29345521.29元（暂计至2016年5月31日）及案件受理费89580元]，判决生效日起深装总公司逾期支付的，深装总公司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2.深装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确认信达公司诉称的如下事实：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新天地公司应大业公司所欠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75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股权经法院强制执行后债权人并未受偿。2008年6月15日，信达公司接收该笔债权，并进行了相关公告。近日，信达公司获悉：2014年6月19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已就新天地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作出（2012）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新天地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人员下落不明，股东深装总公司和大业公司破产管理人也均表示没有新天地公司的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经清算组向各相关部门查询，未发现新天地公司有可供清算的财产。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据此裁定终结本案强制清算程序。该裁定书查明，深装总公司为新天地公司的股东。另查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大业公司、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新天地公司的债权经（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后，三债务人在约定期限内未履行清偿义务，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于2001年7月2日作出（1998）深中法执字第25－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因申请执行人在期限内无法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中止执行。2008年4月18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信达公司，并于2008年6月15日在报纸上依法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后又于2014年12月19日在报纸上刊登了上述债权转让公告之勘误公告。《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就涉案债权从2007年12月31日后回收的本息归信达公司所有。后附债权转让清单显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大业公司尚欠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747万元、利息9946093.62元。2012年5月17日，深装总公司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新天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同年9月20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3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该清算申请。2014年6月19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3号之一民事裁定，认定在清算过程中没有发现新天地公司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公司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新天地公司于2001年2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该案案件受理费为8958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一、本案的处理是否可以适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二、信达公司受让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转让的涉案债权，是否已依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三、信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深装总公司是否应对新天地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范围。关于焦点一，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虽发生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颁布之前，当时的公司法未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解散并需进行清算的事由，但2006年3月2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因新天地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据现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新天地公司之股东应在该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故在判断新天地公司股东在本案中是否需承担责任可以参照适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焦点二，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有商业银行及包括国有控股银行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光大分行已将涉案债权转让公告刊登于报纸。2014年之勘误公告系在2008年之债权转让公告有误的基础上作出。故可认定信达公司受让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转让的涉案债权，已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关于焦点三，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信达公司基于股东怠于履行对公司的清算义务，主张深装总公司作为新天地公司的股东承担清偿责任，该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制度制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该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因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使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新天地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新天地公司的股东一直未依法成立清算组，即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新天地公司无法清算前，无法认定信达公司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新天地公司无法清算。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2）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3号之一民事裁定，认定在清算过程中没有发现新天地公司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公司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信达公司在知情后于2016年6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诉讼时效。关于焦点四，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深装总公司作为股东未依法进行清算，其虽然于2012年5月17日向罗湖法院申请对新天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但罗湖法院作出的（2012）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3号之一民事裁定认定在清算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公司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深装总公司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规定的情形，故信达公司据此主张深装总公司对新天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深装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范围，因《债权转让协议》所附清单记载的债权本金低于（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本金金额。故深装总公司应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新天地公司的债务（欠款本金747万元及相应利息、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8958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法解释一》第二条、《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深装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新天地公司的债务（欠款本金747万元及相应利息、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89580元）向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324元（已由信达公司预交），因适用普通程序，一审法院全额收取，由深装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深装总公司向本院提交新天地公司清算组出具的《关于强制清算工作进展的报告》（打印件），拟证明新天地公司清算组曾于深圳特区报刊登清算公告，通知新天地公司的债权人于2013年12月25日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但截至该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均未申报，应视为其对新天地公司债权的放弃。经质证，信达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且认为该证据仅是说明清算工作的有关情况，深装总公司依据该证据主张信达公司自动放弃债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本院于1997年12月15日作出（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查明如下事实：“1996年2月6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大业公司、万通公司和新天地公司签订了担保贷款合同一份，由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贷款人民币750万元，期限为11个月，月息11.055‰。万通公司和新天地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并签订不可撤销贷款担保书，承诺为大业公司偿还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上述贷款本息承担全部偿还责任……”2008年4月18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将其对大业公司的2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其中一笔债权的借款合同编号为A96-033,币种为人民币，合同金额750万元。2008年6月15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序号136记载内容为：“借款人名称：大业公司；借款合同编号/合同签署日/放款日/裁判文书号：A95-037;担保人：新天地公司、万通公司、另外代为追偿深圳中南海滨大酒店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编号：A95-037”。2014年12月19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刊登联合勘误公告，公告前述公告部分内容有误，序号136的正确内容为：“借款人名称：大业公司；借款合同编号/合同签署日/放款日/裁判文书号：A96-033/（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担保人：新天地公司、万通公司、另外代为追偿深圳中南海滨大酒店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编号：A96-033”。二、二审诉讼期间深光银贷NO.A96-033号向本院提交一份《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深光银贷NO.A96-033号），约定：贷款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向借款人大业公司提供人民币贷款750万元，贷款期限为11个月，自1996年4月30日至1997年3月30日，月利率为11.055‰；借款人或担保人为本项贷款所签的深光银贷NO.A96-033号担保合同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附件。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信达公司是否为案涉债权的合法债权人；二、信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深装总公司对新天地公司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信达公司是否为案涉债权的合法债权人。信达公司主张其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成为本院（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生效民事调解书项下所涉债权的债权人，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民事调解书、《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公告及勘误公告等证据予以证实。虽然《债权转让协议》所附《债权转让清单》以及债权转让公告只列明借款合同编号，而未备注对应的裁判文书号，但信达公司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于2014年12月23日在报纸刊登的勘误公告已明确标注转让债权对应的合同编号为A96-033、裁判文书号为（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信达公司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编号为深光银贷NO.A96-033号《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有关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内容与本院（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查明的事实完全一致，亦可进一步佐证信达公司受让的债权为前述生效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原债权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对新天地公司的债权。故信达公司受让本案诉争的债权合法有效，且对债务人新天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深装总公司主张信达公司受让的债权并非其诉称的债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信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信达公司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主张深装总公司作为新天地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新天地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侵犯了作为债权人的信达公司的利益，请求深装总公司对新天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条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条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规定，其性质是因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无法进行清算”是一种消极的客观事实状态，《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并未规定履行清算程序是债权人追究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前置程序。司法实务中，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可以通过清算程序查明公司账册是否灭失、是否无法进行清算等事实；人民法院也可以在诉讼程序中运用证据规则直接对“无法进行清算”的事实进行认定。具体到个案关于“无法进行清算”这一时间节点的确定问题，因个案中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股东怠于清算的消极行为，以及由此造成公司无法清算等侵权要件事实因素存在差异，故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本案中，因新天地公司不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1997）深中法经一初字第585号民事调解书，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无法提供包括新天地公司在内的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本院于2001年7月裁定对上述民事调解书中止执行程序。2008年4月18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将未获受偿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并于2008年6月15日、2014年12月19日在报刊刊登债权转让联合公告及勘误公告。期间，新天地公司于2001年2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12年9月原审法院受理深装总公司对新天地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以上事实表明，案涉债权未获清偿以及新天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依法进行清算的状况在《公司法解释二》施行前（2008年5月19日）已持续出现多年，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作为案涉债权的原债权人，对于新天地公司上述无法进行清算的状态理应是明知的。即使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在《公司法解释二》施行前无从了解新天地公司无法清算时可要求新天地公司的股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则至迟至《公司法解释二》实施之日，即2008年5月19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即应知道新天地公司无法清算的事实及其有权要求新天地公司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公司法解释二》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信达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受让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没有证据证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新天地公司的股东深装总公司主张过权利，其对深装总公司的赔偿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相应地，信达公司受让债权后直至2016年6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时间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时间节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信达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无论信达公司的起诉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均已丧失胜诉权，故本院对深装总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不作审查。综上所述，深装总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38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324元（已由信达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6324元（已由深装总公司预交），均由信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周相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