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1982号原告：朱昊，男，199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徐某，男，200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在校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朱昊与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昊，被告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7年11月15日，被告希望原告借款35000元给他，原告出于好意便答应了，并于同日向被告借了35000元。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时间自2017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止，借款期限一个月，并约定由甲方所在的人民法院管辖。原、被告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还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原告迫于无奈只能诉至法院。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应一次性还清借款本金给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以上诉讼请求。被告徐某辩称，被告于借款日前不认识原告，被告因有急用于2017年11月初向好友姜西明借钱，姜西明称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向被告介绍原告认识并说可以找原告借，原告于11月3日下午与被告第一次见面，并签下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时间为2017年11月3日至12月3日。原告向被告交通银行尾号5336的借记卡转账人民币45000元，并要求被告在豆瓣胡同的工商银行ATM取款16000元现金还给原告，称之为民间高息借贷的行话“头息”。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前应归还原告借款利息与本金，但因资金周转不开，向原告说明并希望可以宽限几日，原告表示逾期一天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原告于2017年12月15日约见被告，并要求被告签下一份借款协议，内容为被告欠款原告人民币35000元，原告称之为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时欠他的利息及违约金，并强行要求被告写下人民币35000元的收条。被告于2017年12月5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还款人民币2000元、于2017年12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还款人民币9000元、于12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还款人民币6000元、于2018年1月30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5000元、于2018年4月12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还款人民币1382.92元，4个月之内共计还款人民币33382.92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远超于原告真实借款的还款，并且支付了超过法律保护部分的借款利息。原告仍多次威胁被告还款，称如不支付45000元的还款，就用两份共计人民币80000元的借款协议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多次希望私下协商，原告依旧坚持需要被告还款人民币45000元。被告多次协商无果只能向原告称支持走法律程序。根据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以及还款记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不再需要向原告支付任何还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徐某出生于2000年4月12日，于2018年4月12日满18周岁。2017年11月14日，朱昊（甲方、出借人）与徐某（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借款金额35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止。《借款合同》文本原件显示，该合同共两页，两页上打印字体的大小不一致，落款处的合同签订日期双方均签写“2017.11.14”。2017年11月15日，徐某出具《借款收条》，载明：借款人徐某（身份证号码）230105200004121915今收到出借人发放的借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圆整小写35000，立此为据。2017年12月5日，徐某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朱昊支付2000元；2017年12月18日，徐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朱昊支付9000元；2017年12月26日，徐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朱昊支付6000元；2018年1月30日，徐某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朱昊支付15000元；2018年4月12日，徐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朱昊支付1382.92元；以上共计33382.92元。另查，朱昊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徐某起诉至本院并形成（2019）京0106民初31934号民事案件。在该案中，朱昊诉称“2017年l1月3日，被告称急需一笔资金，希望原告借款45000元给他，原告出于好意于同日向被告出借了45000元。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时间自2017年11月3日起至2017年12月3日止，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同日，被告收到原告出借的45000元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收条》”。双方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在争议：徐某认可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是其所签，《借款收条》亦为其所写，但表示签写日期均为2017年12月15日；并主张本案所涉35000元借款并未发生，实际上双方之间仅有一次借款行为，即其曾于2017年11月3日向朱昊借款45000元，并当场支付给朱昊16000元，其仅收到29000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2017年11月3日至2017年12月3日，其因故未能如期偿还该笔借款，朱昊遂于2017年12月15日强行要求其签订本案中数额为35000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条》。徐某提交了尾号为5336的交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其在2017年11月3日收到朱昊的45000元转款后，又到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的中国工商银行ATM机上分4次取现共16000元作为“头息”当场支付给朱昊。交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1月3日16时12分，徐某收到跨行汇款45000元，随后徐某分别于同日16时15分10秒、16时15分37秒、16时16分40秒、16时17分10秒、16时17分42秒取款5000元、5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朱昊对徐某的上述主张及交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均不予认可。朱昊主张其于2017年11月15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洋桥附近，在自己车里给付徐某35000元现金，徐某当场签写《借款合同》，双方之间数额为45000元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自己已另案起诉。徐某对此不予认可，并表示朱昊称35000元系双方此前所签数额为45000元借款合同的逾期还款违约金和利息，且2017年11月15日时其在顺义区柔道队封闭训练，无法外出。庭审中，朱昊表示其2017年7、8月左右经朋友介绍认识徐某，且在45000元借款合同未到期情况下再次借给徐某350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朱昊自称于2017年11月3日通过转账方式出借给徐某45000元，此后又于2017年11月15日通过现金方式出借给徐某35000元。经查，2017年时徐某未满18周岁，依据常理，其还款能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朱昊自述于2017年7、8月份左右经他人介绍认识朱昊。也即朱昊在双方认识3、4个月的情况下，仅相隔12天，便分两次共计借款80000元给未满18周岁的徐某，该行为有悖常理。现徐某不认可收到35000元现金，并在庭审中对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作出了合理说明，在此情况下朱昊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贷事实发生，而朱昊仅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款收条》，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已实际交付款项。与此同时，朱昊于庭审中自述签署《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交付现金当天，而《借款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4日；且《借款合同》文本上两页打印字体的大小不一致。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朱昊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5元及公告费260元，由朱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静人民陪审员  龚美玲人民陪审员  顾 群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朱 黎书 记 员  吕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