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9民初5696号原告：杨树花，女，195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宇，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杨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杨家村。法定代表人：杨连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国，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树花诉被告北京市门头沟斋堂镇杨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家村村委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树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宇、被告杨家村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树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284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劳务费分为两部分，其中2016年5月15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的劳务费为25600元；2019年3月1日至6月17日的劳务费为2800元。2015年5月，原告在参加村集体劳动时摔伤腰椎，一直没有痊愈。2016年4月20日，杨玉川代表被告安排原告在村委会从事打扫卫生的工作，月工资800元。后原告一直认真工作，但被告没有发放过工资。原告此后多次找村委会历任领导索要工资，领导也承诺给付，但一直没有履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杨家村村委会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16年4月20日，时任村委会主任杨玉川是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承诺，安排原告打扫村委会办公楼。根据北京市村民会议的规则以及村委会安排劳务人员的惯例，该项工作应当通过村两委班子讨论通过，但杨家村村委会2016年工作手册会议记录显示，聘请杨树花的行为系杨玉川单方面的安排，没有经过村委两委班子讨论通过，没有履行合法的决议程序，不能代表村委会的意见。另外，杨玉川2016年5月13日，经换届选举后不再担任村委职务，不排除其与杨树花之间的协议系其在落选前采取的报复手段。综上，杨玉川所作的行为并不是履职行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另，原告在2015年提供劳务合同中拔草受伤，并将村委会诉至法院，后经法院调解，村委会赔偿原告各项费用17万余元，其中就有误工费。在该案中，原告表述其因受伤生活不能自理，其根本不可能向被告提供劳务，而且原告并未如其所述向被告实际提供过劳务，村委会也没有相关记录，原告主张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树花系斋堂镇杨家村村民。关于提供劳务的期间，原告杨树花在审理中陈述如下：2016年4月20日，时任村委会负责人杨玉川安排其于2016年5月15日开始“打扫办公楼卫生，接待来村上级领导”，每月800元。2016年5月15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原告杨树花一直在村委会办公楼从事打扫卫生、接待工作。2019年1月，现任村委会负责人杨连生上任，通知终止劳务关系，并表示可以与其结算这期间的工资，以后再为其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原告杨树花自述其同意了杨连生的意见，并告知因其无收入来源，所以新工作应当尽快安排。但后来村里一直没有给其安排新工作，原告杨树花便表示其就继续在村委会楼上打扫卫生，杨连生表示可以，直到2019年6月17日，杨连生安排其去村委会楼下和南楼从事打扫卫生、催要垃圾费等工作，每月工资为300元。原告杨树花为证实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与其达成劳务合同，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4月20日时任村主任杨玉川出具的书面文件，以及杨玉川作证的视频。其中，书面文件载明“我村村民杨树花因2015年5月29日在大队药材基地拔草时将腰弄伤，至今还没恢复，无生活来源，大队照顾杨树花打扫办公楼卫生，接待来村上级领导。从2016年5月15日开始上班。月工资800元。杨家村主任杨玉川。2016年4月20日”；视频内容与书面文件内容基本一致。经质证，被告杨家村村委会对杨玉川出具的书面文件和作证视频不认可，认为书面文件是时任村委会负责人杨玉川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没有加盖公章，未按规定履行民主议事程序，不能代表村里的意见，且当时正值村两委换届选举，不排除杨玉川为了换届选举需要作出上述承诺。且杨玉川作为关键证人应当亲自出庭。经本院询问，原告杨树花陈述上述书面文件的内容是按照杨玉川要求由其代笔，但“杨玉川”签名和落款时间由杨玉川本人书写。原告杨树花为证明其按照协议实际提供了劳务以及工资标准符合当地情况，提交了其在打扫卫生时的照片3张，并申请证人王某、杨某1出庭。证人王某到庭陈述：其与杨树花原系夫妻，2016年5月杨玉川安排杨树花在村委会干活，每月工资800元，出具书面文件时其不在现场，但从杨树花手里看到过上述文件，也看到过杨树花在村委会干活。证人杨某1到庭陈述：2015年因为其在给村委会干活时受伤了，后来其和杨树花一起找时任村主任杨玉川，杨玉川就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并写了书面文件，约定每月工资800元，同时其也看见过杨树花在村委会干活。经质证，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不认可照片真实性，认为照片系原告杨树花摆拍，且是在本案审理中拍摄的，不能证明其实际提供了劳务。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亦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王某与原告杨树花虽原已离婚，但现二人仍居住在同一大院，具有利害关系，并且在签订协议时其并不在场，对于相关事实均系听原告杨树花转述；而杨某1和杨树花均是因为在村里干活受伤，当时均在向村里主张权利，所以形成了一定共识。经本院核实，原告杨树花提交的3张照片系2019年3月25日拍摄。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为证实杨玉川安排原告杨树花劳务岗位不能代表村委会意见以及原告杨树花未实际提供劳务，提交了从斋堂镇纪委调取的《村级重要事项民主决定民主决策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2016年度村委会工作手册，并申请时任杨家村村委杨某2、杨某3出庭作证。被告主张根据议事规则和《若干规定》，本案劳务岗位系涉及公益事业岗位，属于村级重要事项，决策应该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履行，而4月20日，村委会召开了会议，相关会议记录并无研究杨树花劳务岗位的记载。同时，2016年6月28日的会议记录中就有关于劳务岗位安排及报酬标准的决议事项，说明杨家村安排村民劳务岗位实际也是经过民主决议程序的。证人杨某2到庭陈述：其当时系杨家村村委，村委会用工以及制定薪酬标准一般均有记录。杨玉川聘请杨树花一事未经村两委讨论，其也没有见过杨树花在村委会干活。证人杨某3到庭陈述：聘用杨树花打扫卫生未经村两委讨论，其虽然有看到过杨树花在村委会，但是不知道她是去做什么。经质证，原告杨树花认为首先被告杨家村村委会提交的会议规则不属于证据种类，村里也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而会议记录记载的事项，在时间顺序上存在穿插，不排除后补的可能性。证人杨某2、杨某3当时系村干部，与被告方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其证人证言。关于杨家村村民提供劳务的工资标准，被告杨家村村委会提交了2016年至2019年6月期间杨家村村民打扫卫生、清理垃圾、保洁等劳务岗位的工资发放表，以证明打扫卫生、保洁此类劳务岗位的一般工资标准为每月400元，带班人员才是每月600元。原告杨树花认为不同劳务岗位的工资不同，没有统一规定400元，且其从事的劳务岗位与工资表中的岗位并不相同，应按照杨玉川承诺的800元标准计算。且村里还有很多劳务岗位发放工资并没有工资表记载。案件审理中，本院就相关事实对杨玉川进行询问，杨玉川表示2015年因为杨树花在村委会干活受伤，杨树花、杨某12016年4月找到其说需要村委会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由于时任村书记王秀福不管此事，其考虑两人的生活状况，就为他们安排了劳务岗位，确定5月15日正式上岗。当时村里管理制度并不完善，给劳务人员开工资差异比较大，对于聘用劳务人员也并非确定必须得开两委会通过，所以其就给杨树花确定了每月800元的工资。杨玉川认可安排劳务岗位的事情没有经过民主决议程序，也没有告知其他村干部，亦没有与下任村干部进行交接，书面文件上确是其本人签名。杨玉川表示，去村里办事时曾看见杨树花在村委会干活。另查，2018年原告杨树花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将被告杨家村村委会诉至本院，主张其2015年5月29日在村里的药材基地干活时受伤，要求被告杨家村村委会赔偿173222元，其中包含误工费12775元。后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一次性给付原告杨树花赔偿金173222元，现已履行完毕。以上事实，有杨玉川签名的书面文件、照片、村委会工作手册、《若干规定》、工资发放表、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4月20日，杨玉川出具书面文件承诺为原告杨树花安排劳务岗位并约定劳务报酬标准，当时杨玉川确为被告方负责人，原告杨树花有理由相信杨玉川承诺表示即代表村委会的意见，且杨玉川认可该书面文件系其作出。而是否经过民主决议程序主要在于村委会负责人及相关干部是否严格履行内部程序，而不应归责于原告杨树花，现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以没有加盖公章、没有履行民主决议程序为由否认该书面文件系村委会意见，本院认为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原告杨树花提交的照片、证人证言，以及杨玉川的陈述，可以初步判断原告杨树花实际提供了劳务。被告杨家村村委会提供证人证言、《若干规定》、村委会工作手册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杨树花未实际提供劳务。故，本院认为原告杨树花与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关于原告杨树花主张提供劳务的期间，结合原告杨树花的陈述、杨玉川出具的书面文件以及被告杨家村村委会于2019年6月17日为原告杨树花另行安排劳务岗位等情况，被告杨家村村委会并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故本院对原告杨树花关于其于2015年5月15日至2019年1月16日、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提供劳务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劳务报酬问题，原告杨树花主张按照杨玉川承诺的每月800元，计算35.5个月，共计28400元。被告杨家村村委会向本院辩称，该村清扫大街、清理垃圾等类似的保洁岗位一般月工资为400元，并提交了相关岗位从2016年至2019年6月份的工资发放明细。而原告杨树花则主张岗位性质不同，同时该村聘用人员工资标准实际上是从400元到1000元不等，并无固定标准。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工资标准问题，本院与杨玉川核实时，其明确表示上述标准系其自行确定，并没有其他村委会干部进行沟通、交接。而考虑杨树花提供劳务的事实和劳务工资标准，除了依据杨玉川出具的材料，仍需要说明的是庭审中关于原告杨树花陈述的其在村委会办公室和过道打扫卫生，有时候白天没有时间其会在晚上或者周末去继续干活一项。被告则主张村委会办公室都有专人打扫且村委会过道狭窄根本不需要安排人员打扫，并且周末或晚上村委会相关办公室都是锁门的，原告根本无法打扫。对此杨树花庭审中对于被告所述未安排其打扫办公室一项未予否认，仅就打扫了过道一事进一步陈述。据此，本院根据原告杨树花在审理中对于其从事工作的陈述以及照片，认为其主要是进行村委会办公楼楼道的清扫。经本院现场勘查，被告村委会办公楼楼道狭长、面积有限。原告杨树花与其他打扫卫生村民提供劳务内容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个村集体的范围内从事劳务工作，原告杨树花主张每月800元的标准明显高于村相同或类似岗位报酬待遇，于理不符。且村财务资金属于集体资产，在无确定事实及理由下原被告约定的过高报酬标准可能有损集体利益。而根据原告杨树花对于提供劳务的自述，由于该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原告杨树花提供劳务在其主张的期间内并无监管，也无考勤记录，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故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杨树花的劳务报酬实应参照相同或类似岗位，酌情以每月400元为标准认定142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杨家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树花劳务费一万四千二百元；二、驳回原告杨树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五百一十元，由原告杨树花负担二百五十五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杨家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百五十五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耀宗人民陪审员  刘丰英人民陪审员  史秀国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唐 达书 记 员  宋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