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2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红利昂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兴安路29号6103室。法定代表人：刘宇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奎，天津沃和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光龙，男，195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守东，山东正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田兆泉，男，196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奎，天津沃和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志勇，男，198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树奎，天津沃和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岛红利昂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利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曲光龙及原审被告田兆泉、张志勇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利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曲光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曲光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红利昂公司与曲光龙共同出资建造远洋渔船合作关系，双方签有协议，且曲光龙支付红利昂公司30万元定金，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之间系以远洋渔船建造许可为标的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确定协议无效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首先，曲光龙给付给红利昂公司的30万元系立约定金，因曲光龙的原因双方未开始正式洽谈，合作合同未成立，故其将丧失定金。其次，红利昂公司股东及法人变更系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双方之间的洽谈内容不是共同出资建造远洋渔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曲光龙的女儿、刘德斌及赵树奎律师的对话录音中并未涉及买卖远洋渔船建造许可，且该录音系曲光龙女儿私下录制，缺乏证据的关联性及合法性。曲光龙辩称，一、双方签订协议时红利昂公司并没有拥有所属六艘远洋渔船，实际上只有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俗称的船号），红利昂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再强调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合作共同建造六艘渔船，但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其观点。而曲光龙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事实上是在交易船号，而这笔交易内容明显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二、曲光龙提供的录音证据，既有原始载体，又不违反法定程序，录音时三方自由交谈，不存在胁迫等违法行为，且录音内容已经开庭质证，因此录音内容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红利昂公司对录音证据提出的质疑观点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田兆泉、张志勇没有陈述意见。曲光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曲光龙于2017年2月15日与红利昂公司签订的《协议》无效；2.红利昂公司返还3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2月15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田兆泉、张志勇对前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签发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批准红利昂公司建造十艘专业远洋单拖网渔船，船舶双控功率均为960千瓦，船名号为：“鲁青远渔328”“鲁青远渔329”“鲁青远渔331”“鲁青远渔332”“鲁青远渔333”“鲁青远渔335”“鲁青远渔336”“鲁青远渔337”“鲁青远渔338”“鲁青远渔339”，船籍港均为青岛。上述批准证书有效期至2017年10月25日。2016年12月13日、2017年2月15日，曲光龙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红利昂公司分别支付20万元、10万元。同日，曲光龙（乙方）与红利昂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通过，乙方作为出资方与甲方合作共同经营管理甲方所属6艘远洋渔船，乙方在2017年2月15日前将定金30万打入甲方账户，余款370万于2017年2月28日前全部汇入甲方账户，过期余款未能汇入甲方指定账户视乙方自动放弃所属权利，已付定金甲方不予退还，甲方可另行寻找合作方。若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余款全部汇入甲方账户后，甲方单方面原因，在一个月仍未积极与乙方进行正式治谈合作，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返回定金，甲方需支付乙方违约金60万。红利昂公司的雇员田兆泉、张志勇在甲方代理人处签名。同日，张志勇出具收款条一份，内容为：“事由：订金（附：2017年2月15日协议一份）。汇入账号：62×××69。中国农业银行张志勇，金额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元。本收据自款项汇入开始生效，以协议和银行汇款凭条为准，自余款结清双方协商合作后止。张志勇在收款人处签名。庭审中，曲光龙主张该款属于预付款，不是定金。红利昂公司主张协议与收条是一体的，属于定金，并且曲光龙在起诉状中也认可属于定金。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签订协议中涉及的6艘渔船为：“鲁青远渔328”“鲁青远渔329”“鲁青远渔331”“鲁青远渔332”“鲁青远渔333”“鲁青远渔335”。2017年4月24日，红利昂公司股东股权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张红变更为刘德斌。红利昂公司取得许可建造的远洋渔船仍未开始建造。2018年2月7日，红利昂公司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为刘宇豪。2018年1月4日，曲光龙就本案纠纷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张志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赵树奎律师。2018年2月6日，曲光龙申请撤回起诉，荣成市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庭审中，曲光龙主张，红利昂公司一共取得了十个船号，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协商，红利昂公司将其中的六个船号卖给曲光龙，作价400万元。红利昂公司主张，不存在曲光龙陈述的买卖船号的问题，当时商定曲光龙出资400万元，其余的资金是红利昂公司出资，当时部分是自由资金，部分准备贷款，所以红利昂公司并没有确定具体数额。曲光龙出资400万元，公司出资以后用曲光龙出资的比例占总投资的比例来确定双方在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贷款方式是通过用船舶抵押来贷款。船舶建造就是双方出资的。曲光龙提供的2018年3月9日其女儿、刘德斌及赵树奎律师的对话录音中，曲光龙女儿说“和刘总打了几个电话，刘总说不认识田兆泉、张志勇，公司那边是让他俩代理还是怎么着”，赵树奎律师表示“和刘总接触之前，还没有确定卖给谁，他们两人当时就联系上你父亲，我们和刘总接触是在确定你父亲不买之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7年2月15日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红利昂公司在约定的时间收取400万元后一个月应当与曲光龙进行正式洽谈合作，据此，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之间处于协商合作的过程，合作合同没有开始正式洽谈，合作合同亦没有成立。2017年2月15日，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曲光龙于2017年2月15日前给付红利昂公司定金30万元。双方约定，曲光龙先行支付30万元定金，收款条是依据协议收取定金约定出具的，虽然红利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出具收到条时收款的事由为订金，没有证据表明双方改变了给付30万元定金的约定，曲光龙在诉状中亦认可给付的30万元为定金，其反悔没有合理的理由，故曲光龙给付红利昂公司的30万元为定金。2017年2月15日，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签订的协议仅写明合作共同经营管理红利昂公司所属的远洋渔船，双方明确了合同的目的，没有写明双方如何进行合作经营，双方的权利义务亦未最终确定，双方之间合作的法律性质依据协议内容不能确定。根据协议内容，曲光龙支付400万元的款项明确、具体，红利昂公司具有收款的权利和正式洽谈的义务，双方没有涉及船舶建造的任何内容，首先确定曲光龙履行给付400万元，红利昂公司主张双方共同出资建造六艘远洋渔业船舶的这一合作方式，与常理不符。2018年3月9日，曲光龙的女儿、刘德斌及赵树奎律师的对话录音中，赵树奎律师表示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录音时，曲光龙已经提出返还30万元定金的主张，录音中谈论内容为本案诉争的纠纷，曲光龙的女儿表明代表其父亲曲光龙，刘德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树奎律师曾是张志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虽然此时委托诉讼代理关系已经终止，但是曲光龙仍在主张权利，录音中涉及的人员了解本案纠纷的事实，故赵树奎律师的回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终止洽谈后，刘德斌取得公司股权后，红利昂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发生股东、股权变更，此时，红利昂公司许可建造的远洋渔业船舶仍未开始建造。刘德斌取得股东股权的事实，也佐证了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之间洽谈内容不是共同出资建造远洋渔船。综上，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之间协商买卖的标的是远洋渔船的建造许可。红利昂公司主张其与曲光龙共同出资建造远洋渔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制度。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业的，由经营者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外海生产的渔船、必须按照批准的海域和渔期作业，不得擅自进入近海捕捞。《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曲光龙和红利昂公司之间协商转让远洋渔船船网工具指标过程中签订的协议，违反上述规定，双方于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协议无效，协议中关于定金条款的约定亦无效。曲光龙主张确认其与红利昂公司之间的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曲光龙向红利昂公司支付的30万定金，红利昂公司应当返还给曲光龙，故曲光龙主张红利昂公司返还定金3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田兆泉、张志勇与曲光龙协商以及张志勇接受30万定金是代表红利昂公司进行的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红利昂公司承担，曲光龙主张田兆泉和张志勇负返还定金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协商买卖远洋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存在过错，因此遭受的利息损失应当自负，故曲光龙主张红利昂公司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签订的协议无效；二、红利昂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曲光龙返还30万元。如果红利昂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曲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800元，曲光龙负担800元，红利昂公司负担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曲光龙表示放弃追究张志勇、田兆泉的连带责任。曲光龙以《协议》无效提起本案诉讼，经本院释明，同意在协议有效的情况下，以红利昂公司不能提供经营船舶，构成根本性违约，合同应当解除而要求红利昂公司返还定金30万元。红利昂公司表示不再提供船舶用于双方共同经营。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一、《协议》性质及效力；二、红利昂公司应否返还30万元定金。一、2017年2月15日，红利昂公司与曲光龙签订《协议》，约定曲光龙出资与红利昂公司共同经营管理红利昂公司所属的6艘远洋船舶，还约定了曲光龙出资数额及出资时间，虽然在协议中没有明确共同经营期限、管理方式及分配方案，但是协议目的是明确的，即共同经营管理船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仅在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不明确或未约定的情况下，才适用解释规则的要求对未约定部分或约定不明确的部分进行解释。本案所涉《协议》目的明确，协议条款不存在歧义，无需就共同经营管理作出其它解释，故，曲光龙以谈话录音将《协议》由共同经营管理协议解释为船舶手续买卖协议的理由不应被采信。曲光龙在本案审理中陈述双方当事人间只存在《协议》不存在另一份合同，故本案所涉《协议》也不存在缔结阴阳合同规避法律的情形。曲光龙提供的2018年3月9日的谈话录音，不论谈话人是否有权解释协议内容，上述人员的谈话中无任何提及曲光龙与红利昂公司存在船舶手续买卖的内容，谈话人中的赵律师提及的张总将船号卖给刘总是指双方通过转让红利昂公司股份的形式取得目标公司的财产（包括案涉船号的船舶），而不是新、旧股东以船舶手续为买卖标的，该谈话录音不足以证明《协议》为船舶手续买卖协议。《协议》虽不规范、完整，但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内容，该《协议》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合同目的明确，另一方面又以非合同当事人或授权人员的谈话，对约定明确的条款随意性解释，推导出不存在的谈话内容并改变合同目的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二、2017年2月15，曲光龙依据《协议》交付30万元定金，根据《协议》的约定，剩余370万元共同经营款应于2017年2月28日交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用以共同经营管理的6艘船舶“鲁青远渔328”、“鲁青远渔329”、“鲁青远渔331”、“鲁青远渔332”、“鲁青远渔333”、“鲁青远渔335”在上述交款日前仅有建造手续并未建造完成，即约定的经营船舶并不存在，此时，曲光龙有理由拒绝履行剩余经营款的交付义务，由于红利昂公司在本案审理中陈述，其从未向曲光龙告知过船舶是否建造及建造进度，故曲光龙在不能确定约定船舶是否存在的情况下，不交付剩余款项不能视为违约行为，红利昂公司在船舶建造完成后也未通知曲光龙，双方发生纠纷后，红利昂公司明确表示不再提供船舶用于双方的共同经营管理，其表述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故曲光龙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请求双倍返还定金。但曲光龙在本案中只请求红利昂公司返还定金，该请求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红利昂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7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7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解除曲光龙与青岛红利昂渔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曲光龙负担800元，青岛红利昂渔业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曲光龙负担800元，青岛红利昂渔业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童审判员 宫恩全审判员 董 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周淼书记员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