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1042号原告：金春香，女，汉族，1973年2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水，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爱勇，男，汉族，1982年3月11日出生，居住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原告金春香诉被告潘爱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春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39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3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2年7月13日起，原告一直在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68号国展商贸城B58号铺经营表壳等手表配件生意，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档口的字号为“金鑫表壳厂”，该字号未进行工商登记。被告也在越秀区正南钟表城做手表配件批发生意，原告与被告有多次业务往来，被告一般是通过上门或微信向原告下订单，然后原告按照其要求准备货物，再通知被告上门提货或原告送货上门。由于被告长期拖欠原告的货款，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经营活动，遂在2015年10月22日，要求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明确其截至当日尚欠原告货款47000元。自此，原告便与被告终止了业务来往。被告在出具欠条之后，与2015年11月11日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3000元货款，于2015年12月15日向原告现金支付了5000元货款。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被告都以各种理由拒付货款。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拖欠原告货款39000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无答辩，无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工商登记无字号，经营场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68号国展商贸城一楼B58铺，经营范围为钟表批发；钟表零售。原告为证实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金鑫表壳厂”，提交了一张档口照片，显示：档口门牌显示为“金鑫表壳厂手机：15814006613137××××7698”，档口编号为“B58”；并提交了一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开具的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显示：购买方为原告，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电信服务通信业务服务费，金额为100元，备注栏载明：手机号码：137××××7698。原告提交了一张欠条，内容为：“结欠金鑫总货款47000元（肆万柒仟元正），潘爱勇，2015.10.22，330304198203119015”并备注有“2015年11月11日转3000元，2015年12月15日付5000元（现金）”。原告表示该欠条由被告向其出具，上面备注的内容为原告手写备注的被告的付款情况。原告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1月11日，原告收到支付宝转账支付的3000元，原告表示该款项即为被告出具欠条后向其支付的货款，但因时间久远，银行打印出来的明细清单无法显示付款人的信息。庭审中，原告表示其与被告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被告上门下单或微信下单，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准备货物，备好货物后通知被告上门自提货物或由原告送货上门，双方未约定具体付款时间，2-3个月对账一次；原告主张双方从2014年年底开始发生交易往来，只合作了一个月，被告于2015年10月22日向原告出具欠条后，收走了原告的送货单，故原告现无法提交送货单。原告主张被告出具欠条后，仅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了3000元、现金方式支付了5000元，尚欠39000元未付，遂成本诉，原告于2019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此外，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微信号为:×××，昵称为勇者）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原告曾以微信、短信的方式向被告催收货款，但被告均不予回复。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欠条、微信截图、短信截图、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照片、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原告并未与被告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提交的欠条上载明是欠“结欠金鑫总货款47000元”，但原告提交的档口照片显示的档口门牌名称为“金鑫表壳厂手机：15814006613137××××7698”，且其提交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证明其中显示的手机号码“137××××7698”为原告实名登记的电话号码。此外，档口标号为“B58”，与原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的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68号国展商贸城一楼B58铺”相印证。综上所述，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原告提交的欠条，可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确认了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原告主张被告出具欠条后已向其支付了8000元货款，尚欠货款39000元未付。现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并未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证据提出异议，视为被告放弃抗辩权利。据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39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并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货物后应及时支付货款给原告。被告未能及时向原告支付货款，造成原告的资金孳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原告主张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原告主张从2016年1月1日起算利息，缺乏合理依据，本院调整为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更为合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爱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金春香支付货款39000元；二、被告潘爱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金春香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9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金春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75元，由被告潘爱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晓惠人民陪审员  钟穗英人民陪审员  刘文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陈 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