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行再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军智，男，197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邦，男，1940年8月20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系王军智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翠兰，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贺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东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赵波，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尚云，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贺兰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创业东路5号政务中心A座。 法定代表人：常雪峰，该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王军智因诉被申请人贺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贺兰县政府)、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原为贺兰县林业局，以下称贺兰县林业局)行政赔偿一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7)宁01行初360号行政裁定，王军智不服提起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夏高院）于2018年8月19日作出(2018)宁行终269号行政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王军智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10919号行政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二审法院认为，银川中院（2015）银行初字第54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54号判决）确认贺兰县政府、贺兰县林业局在无原林权证持有人贺兰县嘉诚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贺兰嘉诚公司）申请的情况下，为王军智颁发贺林证字（2006）第6400023963号林权证（以下简称林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致使贺兰嘉诚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得以实施，给王军智造成损失。因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庆区法院）（2012）兴刑初字第66-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由贺兰嘉诚公司退赔受害人损失,故王军智可待刑事追偿程序结束后，另行主张权利。2017年8月24日，兴庆区法院作出（2016）宁0104执400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称贺兰嘉诚公司名下的林木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因无人竞买而流拍，而且所有受害人均不接受该财产以物抵债，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因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不是执行程序终结，该刑事案件的追偿程序并未完全终结,故王军智现请求判令贺兰县政府、贺兰县林业局赔偿损失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之规定，一审银川中院作出（2017）宁01行初360号行政裁定，驳回了王军智的起诉；二审宁夏高院作出（2018）宁行终269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王军智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 王军智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既然生效法院裁判文书认定其损失与贺兰县政府、贺兰县林业局的违法行政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依法赔偿，不应存在任何前置程序。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并没有规定“先刑事追赃后行政赔偿”或“先民事赔偿后行政赔偿”，只规定的是有错就要赔，赔的就是直接损失，且其损失起诉时就已经确定，兴庆区法院的刑事追赃不是贺兰县政府、贺兰县林业局依法赔偿的必经程序。3.终结本次执行是一种法定的结案方式。兴庆区法院已经穷尽了所有的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也在服刑阶段，整个公司人去楼空，被执行人除了流拍的该部分财产，已经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该执行案件已经结案。一审法院以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为由，认定该刑事案件的追偿程序并未完全终结，驳回其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银川中院（2017）宁01行初360号行政裁定和宁夏高院(2018)宁行终269号行政裁定；2.裁定人民法院受理其起诉。 贺兰县政府答辩称，1.贺兰县林业局并未配合贺兰嘉诚公司进行宣传并作出给予颁证的承诺。贺兰嘉诚公司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资料齐全，向贺兰县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证。因此贺兰县林业局为其颁发林权证（小证）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在办证后，未及时将贺兰嘉诚公司林权证（大证）作相应的减少登记，确实存在工作上的迟延，但林权证是真实的。2.贺兰县林业局要求对合同进行公证以防止虚假交易，但一审判决认为贺兰县林业局的颁证行为存在程序违法，这一事实认定错误，前后矛盾。3.贺兰嘉诚公司拥有大量财产，王军智并未穷尽所有追偿方式，终结本次执行仅仅是因为贺兰嘉诚公司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拍卖流拍。4.贺兰县林业局尽到了谨慎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颁证程序违法的事实，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王军智的损失与贺兰县林业局的颁证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当予以赔偿，请求驳回王军智的再审申请。 贺兰县林业局答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王军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故王军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是贺兰嘉诚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是包括王军智在内的众多受害者均不接受该财产抵顶的形式，从而放弃了受偿，故案涉刑事追偿程序并未结束；原审证据偿还集资款协议书能够充分证明王军智与贺兰嘉诚公司已经于2011年底达成书面还款协议，王军智同意由该公司向其退款，故其主张的损失已经通过该协议明确了责任人，故王军智起诉要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颁发林权证在王军智缴纳认购款之后，故案涉颁发林权证行为与林权认购合同的履行之间无利害关系，贺兰嘉诚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以及该公司的犯罪行为是导致王军智经济损失的直接原因，颁发林权证行为与王军智的经济损失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颁证行为不仅未造成损失，反而更加充分地保障了王军智的权益，使王军智在与贺兰嘉诚公司的纠纷中有明确的权利凭证去主张其合法权益，故不应当予以行政赔偿。 本院认为，经原一、二审法院审理认定，业已生效的前案54号判决确认了贺兰县政府、贺兰县林业局为王军智颁发林权证行政行为违法；54号判决经审理认定：“原告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追偿程序没有结束，原告所受损失尚无法确定，待追偿程序结束后，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基于此，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7年8月24日，兴庆区法院作出（2016）宁0104执400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称贺兰嘉诚公司名下的林木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因无人竞买而流拍，而且所有受害人均不接受该财产以物抵债，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不是执行程序终结，该刑事案件的追偿程序并未完全终结。”本案原审法院认定王军智应待追偿程序结束后，可另行主张权利。若王军智对54号判决不服，其有权在法定期限内依照法律规定程序主张权利。故，针对王军智的赔偿请求，本案一审裁定驳回王军智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 另需要指出的是，54号判决确认了贺兰县政府、贺兰县林业局为王军智颁发的林权证违法，但并未撤销该林权证。申言之，54号判决实质上对王军智所有的林权证的合法性作出了否定性判定，但同时亦对其效力作出了保留，即该林权证虽被确认违法，但依然存在、仍然有效。因此，王军智若认为贺兰嘉诚公司所有的林权证与其林权证存在范围重叠等问题，可依法申请行政机关审查纠正；若认为可能的执行程序或国有土地收回补偿程序中，涉及对贺兰嘉诚公司所有的林权证的处分或补偿行为，损害到其林权证项下的权利，可依法予以主张，以最大限度保障其自身利益。 综上，王军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宁行终269号行政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平 审判员 李纬华 审判员 夏建勇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孙阳 书记员郭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