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42357号原告：王银川，女，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串（王银川之姐），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华，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文希，男，198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创新城创新二路。法定代表人：刘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之涵，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炜，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银川与被告余文希、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银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串、郭秀华，被告余文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被告中融信托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之涵、朱志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银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赔偿540000元及付清之日的利息；2.判令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共同赔偿财产损失人民币50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初，余文希自称系中融信托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推介中融-增强11号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基金信托计划。因我是高校化学教师，不了解这种复杂的金融产品，无足额资金也无证券操作经验，余文希就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同学刘东良和证券交易专家张树玲，说刘东良可以联系人出钱，张树玲进行操作，稳赚不赔，只等着分大钱就可以了。余文希持加盖中融信托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的合同文书，在海淀区双安商场附近的肯德基说服我签字。2013年1月26日至28日，余文希带刘东良、王爱民、王尧分别去我处，答应提供资金，同时看了我的房子。王爱民、王尧要求我提供了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房产证原件。2013年1月29日下午1点57分，余文希带着刘东良、王爱良、王尧和我一起去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填写了相关文书、表格，将我的房子抵押给了王尧。在填写文书过程中伪造了该房屋是我个人财产的证据，骗取了抵押登记。我在余文希等人准备好的《借款抵押合同》上签了字。走出海淀区房管局，余文希马上带着刘东良、王爱民、王尧和我去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的工商银行中关村支行给指定账户打款。大约2点30左右，该支行工作人员见四人围着我填写汇款单，情形可疑，就打电话报警，叫来了警察。工商银行中关村支行领导、工作人员和警察要求我告知丈夫的电话号码以便了解情况。余文希威胁我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诉警察，称中融信托公司的15000000元已经到位，如果今天耽误了汇款，我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是整个资金池10%的违约金，就是2000000元。余文希眼看工商银行有警察的劝阻，无法得逞，就指示我将工商银行资金2229900元汇到我的光大银行账户，然后带我等人一起去了北京市西城区官园附近的光大银行西城支行。2013年1月29日下午4：00左右，王尧借给我2000000元，王君在光大银行西城支行柜台转账借给我1000000元。借款的时候，余文希、王爱民等要求我先支付了150000元利息，余文希还要求我先向其支付540000元，由其转交中融信托公司，作为支付给该公司的“融资费”。我当时的账户费用不够，就分两次向余文希支付了540000元，1月29日、1月30日分别汇给余文希融资费416800元和123200元。之后，余文希要求我向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营业部中融信托公司账户汇出5000000元。余文希、王爱民等人又带我到了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外国投大厦四层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要求我与王尧、王君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王尧出借2000000元、王君出借1000000元，月利息是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即1.87%，滞纳金是每日千分之五，相当于每月15%，每年180%的滞纳金，没有公证担保物，这份债权公证文书已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中融信托公司在2013年2月以后，未履行核实、沟通、汇报等信托义务，只是不停地要求我补充资金，我被迫陆续增加投入7544200元，直至2013年12月15日该公司通知清算完毕，仅退还我资金2357722.36元。2014年中旬之后，余文希、张树玲、刘东良、王爱民等陆续接受警察调查、讯问，才得知余文希并非中融信托公司职工，张树玲是没有任何证券交易经验背景的退休医生，刘东良、王爱民等是一群高利贷者。综上，余文希谎称身份以取得我信任，在业务推介和缔约过程中，明知我无相关背景知识，无证券投资经验，无风险意识和风险能力，为获取非法利益，以虚假承诺和欺诈行为，向我推荐所谓专家操盘手（实为退休医生），向我兜售高利贷并当场指示、胁迫我将资金共计5000000元支付至中融信托公司的账户，谎称需要向该公司支付融资费骗取我540000元。余文希的恶意欺诈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损害了我的财产权，应当承担返还资金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中融信托公司在信托设立、推介和履行过程中，均有管理不当和失职行为。该公司是我国特许的金融机构，其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规范和行为指引。中融信托公司未管理好自己的合同和公章，未选择专业人员进行信托产品推介，未对我的资格和能力、该信托业务的推荐、认购及资金来源等进行当面或电话或书面等任何形式的审核、了解，这些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忠实、勤勉的信托义务和责任。该公司违反国家监管规定，设立虚拟证券交易账户，未开立任何独立的资金账户，使用第三方配资平台，进行难以查实和监控的场外配资。该公司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使内控形同虚设，违规业务盛行，这些违反了证券法律和监管规定。中融信托公司的上述过错是余文希欺瞒行为的基础，也使余文希、张树玲等的行为得以进行和发展，构成共同侵权。余文希辩称，在我就职于京都所期间，与中融信托公司联系接洽了为其提供信托产品设立的专项法律服务业务。2011年底至2012年期间，京都所接受中融信托公司的委托，先后为中融信托公司数十个信托产品（包括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设立提供了专项法律服务，本人为该非诉业务的案源人。基于与中融信托公司的业务合作关系，本人了解了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该类信托计划项下的委托人区分为一般级委托人和优先级委托人。简单的说，该类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实际是为一般级委托人配资进行股票等证券投资的产品。2012年11月，我通过张树玲与王银川相识，王银川是炒股多年的老股民，炒股时间长达10年，还曾为筹集炒股资金，以其房产向投资公司抵押借款。王银川找到本人，询问我有无股票场外配资的途径，其同意接受的融资利率为15%，我当场向其释明，如果可以为其提供场外配资途径，需要收取融资咨询费作为居间费用，配资的利率越低、收取的咨询费适当提高。对此，王银川表示，只要融资成本合计不超过年利率15%，其均可接受。随后，我与合作的中融信托公司经理联系，询问有无合适的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适逢中融信托公司正在发行“中融-增强11号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般级委托人需承担的信托费率及优先级委托人的预期收益率（即融资成本）总计仅为年利率8.4%。基于此，我向王银川介绍了该款信托产品，并向王银川告知，因我提供了融资咨询服务，需收取融资咨询费，按年利率3.6%计算。因此，王银川合计融资成本为年利率12%，远远低于当时市场上民间股票配资的成本20%。而我收取该融资咨询费，也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信托产品具有私募性质，非公开发行并不得通过媒体宣传，一般人无法获知该项信息，我提供了居间服务；另一方面，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具有专业性，一般人即使知悉该产品，仅凭产品介绍，只会认为是投资信托产品，并不了解该信托产品中一般级委托人的融资功能，我也提供了专业服务。王银川对于3.6%的融资咨询服务费明确知悉并认可。2013年1月29日，王银川认购了“中融-增强11号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的一般级信托份额，作为一般委托人向中融信托交付了5000000元信托资金，随后获得该信托计划项下优先级委托人交付的15000000元信托资金，合计20000000元信托资金实际均由王银川自己控制并通过中融信托公司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等证券投资。后因市场下行、股市低迷，王银川操盘的证券账户发生亏损，按照信托文件的规定，王银川应当追加信托资金以保证该账户对应的信托财产足以支付信托费用及优先级委托人的本金与利息。但若王银川未按约定追加，信托公司并不会对王银川计收额外费用或违约金，而是平仓操作终止交易后按信托文件约定的顺位进行分配信托财产。在此情形下，王银川并未及时平仓止损，而是带着赌徒心态，多方借贷，追加信托资金继续进行证券投资，最终在2014年2月再无资金追加、信托公司平仓时产生了900余万元的亏损。王银川作为一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人，自行配资炒股，自己投资并错估市场形势产生的亏损，应由其自行承担。我仅是在王银川要求推荐股票场外配资途径之时提供信息，并未主动推介，在王银川操盘中融信托证券投资账户之时，更未进行任何干预，对于王银川自己造成的亏损不承担任何责任。而王银川却多次多场合虚构事实，诬告我实施诈骗，给我造成了恶劣影响，应对其予以追责。融资费为双方合意的结果，王银川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也超过了合同解除的除斥期间。恳请法院驳回王银川的诉讼请求，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体现程序公正与法律尊严。中融信托公司辩称，根据本案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及王银川的确认，王银川于2013年11月25日之后开始自主平仓,申请提前终止信托计划，2013年12月30日，信托计划宣布终止，2014年1月9日全部自主平仓变现完毕。2014年1月31日，公司出具清算报告，2014年2月13日，公司制作了《信托单元清算报告》，载明信托单元终止于2013年12月30日。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王银川最迟也应于2013年12月30日明确知悉其购买的信托产品发生了财产损失，王银川从未向公司进行任何权利主张，没有诉讼时效应当中断的事实，王银川在本案当中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其向公司主张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早在2015年12月30日就已经届满。《民通意见》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王银川所主张的虚假陈述属于欺诈的一种，但是欺诈的主观构成要件为故意，王银川主张公司存在过失虚假陈述，没有法律依据与事实基础。按照王银川的诉请，540000元融资费的返还主体应当为实际收取该笔融资费的收款人，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实际收取该笔融资费，公司对自身并未实际收取的款项不应承担返还义务。公司与王银川成立营业信托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署的信托文件、往来文书，公司从来没有要求王银川支付过融资费。王银川是与金融机构交易的相对方，已充分阅读了相关信托文件，应当知悉公司从来没有要求其额外支付融资费，公司不存在过失虚假陈诉。公司没有主动索要或协助余文希索要540000元融资费的主观故意，公司也没有主动核查或协助王银川避免对外支付任何费用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王银川在支付该笔融资费后多次与公司的信托经理、后台客户端监人员进行交流，也从未主动向公司核实此事，公司自始不知悉存在该笔融资费，对此也不存在任何过失。余文希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公司从未向余文希支付任何佣金、报酬，从未委托余文希向王银川推介信托产品，更没有授权余文希收取540000元融资费。公司与余文希之间不存在索要540000元融资费的意思联络，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不应就此承担连带责任。欺诈是一种主观动机非常强烈且恶意较为明显的侵权行为，法律上从未规定过失也能够成为欺诈行为。在信托合同的订立过程当中，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机构，主观上并未有对个人投资者欺诈的动机，也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公司积极履行了信托机构的推介义务，为王银川全面、充分地了解信托产品信息创造了积极条件，不存在虚假陈述或隐瞒真实情况的客观行为，自始至终王银川都并未陷入到错误认识当中。王银川签署了多份书面文件，表明其已经详细审阅了信托文件的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手抄风险条款、独立在信托合同等文件上签字，种种行为都表明王银川作出投资行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且独立，从未陷入错误认识。王银川签署的《认购风险申明书》中明确，委托人承诺是以自己合法可支配的资金认购一般信托单元，未非法汇集他人资金。王银川签署的《确认书》中明确，其知悉作为证券投资类信托计划一般级委托人的权限和责任。王银川签署的《一般委托人简介》中“声明确认条款”明确，王银川确认其用于认购信托单位份额的资金是本人自有资金，其具备三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自2006年其投资股票、基金，对证券投资市场具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并自愿承担风险，具备合格投资者条件。公司经审查认为王银川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具备认购证券投资类信托计划的资格。根据公司工作人员姜军的证言，可以确定王银川到访过公司，并由公司信托经理李莉转交姜军接待，姜军在与王银川的接触过程中，进行了信托产品的推介，明确告知其信托产品的投资限制、流程、风险控制、分配顺序、税费等情况，说明了信托计划不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最低收益，公司合规履行了金融机构推介信托的产品的义务。王银川对信托计划推介环节的描述相互矛盾，与实际情况不符。2017年8月23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第一次要求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时，应当对推介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或行政法规要求金融机构对推介环节进行录音录像。公司已经通过信托文件、特殊告知条款、王银川本人亲笔签署的认购风险申明书、一般级委托人介绍、确认函等书面文件，保留了推介记录，这种推介记录的保留方式符合《证券投资操作指引》要求，公司对信托产品的推介记录保留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未存在任何违规行为，公司与余文希之间不存在委托推介关系，余文希的行为只是信息的传递，是事实行为，没有法律意义。对于本案信托计划类“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而言，只要股票账户以信托计划管理人名义实名开户，并经证券公司审核，并不存在违反“实名制”的问题，也属于真实存在的证券账户，不是虚拟账户。本案案涉信托产品的信托单元存续期为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相关规定均是在信托计划设立后发布，也仅要求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要求清理账户，没有要求清理伞形信托计划本身，并不涉及对信托计划效力的否定性评价。王银川所诉损害结果为证券市场风险导致的投资损失，而非与公司订立信托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公司与王银川发生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公司不知悉余文希与王银川之间的关系以及余文希向王银川推荐证券交易专家等情况，也没有协助王银川避免接受操盘手介绍和高利贷融资的法定义务。王银川与公司工作人员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从未主动向公司核实余文希是否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公司不可能预见到王银川认购信托产品的背后存在余文希、张树玲等一众自然人。因此，公司既不存在主观故意，也不存在过失。公司与余文希不存在意思联络，没有共同过错，不构成共同侵权。公司没有为余文希提供任何条件或帮助，也不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因王银川本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公司宣布信托计划成立，应当自负投资风险。综合上述意见，王银川所购买的信托计划系因证券市场风险发生投资损失，该投资损失应由王银川个人承担。公司作为受托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当中，勤勉、审慎地履行了受托人职责。公司对余文希的行为从不知情，且从未有欺诈或侵权上的主观故意或过失，更未与余文希有任何意思表示上的联络。恳请贵院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裁判，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中融-增强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涉案信托产品）为中融信托公司设立。该信托计划的信托目的为，全体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分期认购信托单位并交付认购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的规定将信托资金加以集合运用，投资于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并以该期全部信托财产为基础资产，作出优先受益权与一般受益权的受益权结构化安排，为委托人（受益人）提供不同类别的投资工具。其中，受托人为中融信托公司，保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王银川与余文希经他人介绍相识，2012年底，余文希向王银川介绍了中融信托公司的上述信托产品。2013年1月29日，王银川签署其作为委托人、中融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涉案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及相关“信托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第【33】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以下简称风险申明书）、“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一般级委托人简介”（以下简称简介）附件。其中，信托合同约定了信托计划的要素、信托单位的认购条件和方式、各期信托单元的募集与信托计划的成立、信托财产的投资管理、第i期信托单元存续期内信托资金的追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风险揭示与风险承担、信托计划的信息披露、各期信托单元及信托计划的终止、清算与信托财产的归属、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受托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主要载明：“委托人为认购信托单位、并交付了认购资金的自然人、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选择认购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的委托人，同时成为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受益人，享有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受益权。信托计划项下不同期次信托财产可以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财产的投资策略，由《第i期信托单元认购风险申明书》规定。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按照第七条的规定授权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受益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表，有权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就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财产的投资运作向受托人下达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指令，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受益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表所做出的任何指令的后果，均由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受益人自行承担。个人投资者、机构委托人认购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的，其单笔认购资金金额最低为人民币300万元（含300万元），并可按人民币100万元的整数倍增加。受托人为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财产分别设置子账户记录该期信托财产的投资运作过程和结果。各期信托财产的运用均采取委托人指令和受托人指令相结合的方式对信托财产进行投资管理。除本条第（二）款2-2约定的受托人指令事项外，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就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保留投资决策权限，即：行使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指令权并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受托人就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行使受托人指令权并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签署《中融-增强11号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和《第i期信托单元认购风险申明书》》即表示该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就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财产采取此类投资管理方式。第i期信托单元存续期内，持有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受益权的委托人可以在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财产单位净值濒临或小于等于第i期信托单元预警线但高于第i期信托单元止损线的区间内的任意工作日内，向信托计划追加信托资金。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委托人申请经受托人同意可以提前终止。”风险申明书包括风险申明、第i期信托单元与信托财产投资的约定、手抄条款、认购条款及特别告知条款。具体内容包括：“委托人签署本认购风险申明书前，应详细阅读中融-增强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中融-增强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本认购风险申明书（以下统称“信托文件”）、中融-增强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的备查文件（以下简称“备查文件”）和其他相关信息，独立作出是否认购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的决定。受托人承诺恪尽职守，遵循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不承诺最低收益。信托财产投资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一般受益人投资能力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特别提示风险、本金损失风险、提前终止和延期风险、传染性风险和其它风险（一般委托人务必认真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第十二条风险揭示与风险承担”中关于上述风险的详细说明）。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仅适合于具有较强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对此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并愿意承受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委托人签署本认购风险申明书，即表明：1、已经确认委托人符合信托文件规定的委托人资格，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承受能力；并承诺是以自己合法可支配的资金认购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未非法汇集他人资金认购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2、已经确认其愿意承担信托计划的各项风险，同意受信托文件及其备查文件约束，并独立作出了签署信托合同及本认购风险申明书、认购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的决定。投资者无需在信托计划说明书中签字，其签署信托合同及本认购风险申明书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信托计划说明书的承认和接受。3、已经同意接受第i期信托单元优先受益人的委托行使第i期信托单元委托人指令权，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表（如有）发出的指令和信托合同的有关约定对第i期信托单元信托资金进行投资运作。4、已详阅信托文件及其备查文件，同意并授权受托人按照信托文件及其备查文件的规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第i期信托单元的预期存续期间：第i期信托单元成立日起12个月。第i期信托单元优先信托单位总份数：壹仟伍佰万份。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委托人：王银川。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总份数：伍佰万份。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单笔认购资金金额：500万元，并以100万元的整数倍增加。第i期信托单元预警线：0.95，第i期信托单元止损线：0.90，第i期受托人信托报酬年费率：1.1%/年，第i期保管费年费率0.2%／年”、“手抄条款：本人已详阅并充分理解信托文件和其它备查文件，同意受上述法律文件约束并自愿承担投资本信托计划的一切风险。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未向本人承诺信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未承诺最低收益。”、“认购情况：认购份数：500份中融-增强11号融兴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第i期信托单元一般信托单位；认购资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1、现阶段信托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仍属私募性质，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应仔细阅读信托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委托人参与信托计划应当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及能力水平，对信托产品风险作出独立判断。2、信托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得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7、委托人在接受信托计划推介讨程中如发现有不规范的推介行为，可直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确认函内容为：“1、在本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约定许可的投资建议范围内，严格依据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限制下达投资建议；2、可通过交易系统、以及特殊情况下双方能够支持并实现的其他方式下达投资建议；3、可通过贵公司提供的交易系统客户端查询与本信托计划相关的数据。4、本人对为本信托计划下达的所有投资建议承担信托合同中明确的相应责任。5、上述权限期限：自本期信托单位成立之日起，至本期信托单位注销（终止）之日止。”简介中，王银川自行填写有“2006年12月开始购买基金、股票。”的投资经历，另声明确认条款内容：“1、本人此次认购一般级信托单位份额的资金是本人自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计划的情形。2、本人具有三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对证券投资市场具备充分的风险投资意识，并自愿承担风险。”上述信托合同及相关附件签署后，王银川于2013年1月29日当天向中融信托公司账户汇入认购资金5000000元，另于此后该信托产品投资期间即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11月13日期间，多次向中融信托公司账户汇入追加补充资金共计7544200元。2013年底，王银川向中融信托公司提出书面《提前终止申请》，并表示本人愿意承担由于本次提前终止造成的一切后果，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2014年2月13日，中融信托公司向王银川出具《清算报告》（以下简称清算报告）载明“信托财产收支情况”及“信托财产分配内容为：1、信托产品收入：截至2014年1月31日，本信托实现收入-7682829.49元，其中利息收入31557.74元，股票投资收益-7714387.23元。2.信托产品基本费用：截至2014年1月31日，本信托产生费用1437574.74元，其中受托人基本报酬164998.25元，信托保管费29999.35元，交易费用1242577.14元。3、本信托累计实现信托收益-9120404.23元。”期间，中融信托公司共向王银川分配劣后级利益共计2358795.77元，分配优先级利益1065000元。另查，王银川曾另分别于2013年1月29日及30日向余文希个人账户汇付416800元、123200元，共计540000元，其中汇款备注有附加信息及用途为“融资费”。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庭审中，王银川主张余文希存在谎称中融信托公司法律顾问身份，虚假承诺并欺骗推荐信托产品、操盘专家，兜售高利贷及骗取融资费之行为，中融信托公司在产品设立、推介及履行中存在管理不当和失职行为，共同侵权造成其融资费及资金财产损失后果，要求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对王银川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其中，王银川主张上述加盖有中融信托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的信托合同及相关文件由余文希持有、提供，并与其在中融信托公司办公地以外地点签订，且余文希以中融信托公司法律顾问身份宣传与中融信托公司老总关系好及产品可赚大钱，以竭力动员其投资该信托产品。余文希反驳称其曾就职于京都律师事务所，期间所在律所受托为中融信托公司设立信托产品提供过专项法律服务，基于与中融信托公司的业务合作关系，且应王银川之咨询才向其介绍了中融信托公司的上述信托产品，否认上述信托合同及相关文件由其提供并代表签订及所谓虚假推介事实。针对余文希的辩解与反驳，王银川仅提供余文希以曾用名余欢作为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名片及其与余文希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摘录，但该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未得到余文希、中融信托公司的认可，王银川未能就其主张向本院充分举证。王银川称上述“融资费”系余文希以支付给中融信托公司经理李莉以实现融资目的为由从她处骗取的，余文希认可收到王银川支付的上述款项，但主张该“融资费”系双方约定且王银川同意支付因其提供介绍信托产品所产生的居间服务费用。就此，余文希向本院提供一份《财务融资顾问咨询服务协议》电子版打印件为据，该协议中虽打印有王银川姓名及融资顾问服务、融资顾问咨询服务费率等内容，但未经王银川签字，其真实性未得到王银川的认可。余文希未能就其主张的居间服务及收取相应居间服务费事实向本院充分举证。王银川主张余文希同时知悉其作为涉案信托产品委托人的用户代码及密码，并要求其交由张树玲实际操作下达指令的事实，以此主张上述投资损失并非均因其本人操作所产生，但该事实未得到余文希及中融信托公司的认可。经本院询问，王银川确认收到了中融信托公司向其预留的个人邮箱地址发送的委托人用户代码、密码及中融恒生交易系统安装客户端，且对中融信托公司于庭审中解释说明的涉案信托产品投资管理模式及具体下达指令进行交易的操作步骤、流程均无异议，其未能向本院述明余文希知悉相关用户代码、密码及余文希、张树玲亦同时实施操作指令的事实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中融信托公司对涉案信托合同及相关文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主张与王银川存在信托合同关系，否认余文希为本公司人员，且称从未委托余文希代为签署信托合同等文件，坚持主张信托合同及相关文件是在公司签订，但因时任经理李莉离职，现无法向本院述明具体签约过程。中融信托公司向本院提供公司信托经理姜军的证人证言并出庭接受了询问，姜军主要述称其未参与签订信托合同，但曾两次在公司接待过王银川，首次是按时任公司信托经理李莉的通知，向王银川介绍信托产品，过程中向王银川介绍了产品要素并提示了风险等，二次是为王银川自带电脑安装相关操作系统。该信托合同及相关附件虽加盖有中融信托公司公章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人名章，但未见有公司签约代表或受托经办人签字，中融信托公司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王银川对中融信托公司姜军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中融信托公司未能就其主张公司人员推荐并在公司签约等事实向本院充分举证。王银川向本院提供其与王尧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与王尧、王君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相应债权文书公证、《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与刘东良签订的《借款协议》及相应债权公证、《租赁合同》、与武文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与上述借款相关的借款借据、收据、利息收条、转账付款凭证等证据，主张余文希在其上述投资过程中，联系刘东良、王爱民等人，推动其抵押自家房产向王君、王尧等人借取高利贷用于投资涉案信托计划产品，向刘东良、武文斌借取款项用于追加资金，从而造成其资金损失。上述证据及王银川另提交的若干份生效法律文书，证实王银川确向王尧、王君、刘东良、武文斌借取过资金用于投资涉案信托产品，且由此引出双方多项诉讼纠纷。其中，王银川诉王尧抵押合同纠纷案，王银川要求确认双方抵押无效的诉讼请求被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东良诉王银川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判决支持了刘东良关于要求王银川归还借款的诉请，王银川与刘东良之间因借款引发的房屋纠纷案，经本院依法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出具了调解书；武文斌诉王银川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王银川偿还武文斌借款本金及利息。另经询问，王银川称其曾于2014年7月以涉案相关事实报案余文希诈骗，余文希曾被海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海淀区检察院未对余文希批准逮捕，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后未果。再查，王银川于2018年曾以涉案相关事实向本院自诉王尧、王君、李媛媛、王爱民诈骗，经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刑事裁定，以缺乏罪证为由驳回王银川的起诉。王银川不服裁定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终审裁定，仍以缺乏罪证且提不出补充证据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庭审中，余文希称其系基于王银川的借款要求向其介绍了同学刘东良，是刘东良又找到出借方，自己与出借方并不认识，认可因向王银川介绍借款而收取了出借方4000元介绍费，另称确曾被王银川叫到银行，只为证明王银川汇款不涉及诈骗，否认参与实施了王银川所主张的其他行为。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对王银川提供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王银川虽申请向海淀分局、海淀检察院调取涉上述刑事案件的材料及向银行人员调查取证，但未能就所证明事项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向本院充分举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余文希基于其此前与中融信托公司的关系，向王银川推荐了涉案信托产品，王银川根据余文希要求向其支付了一笔“融资费”。另王银川确与中融信托公司签订有涉案信托合同及相关文件，实施了指令买卖证券及追加出资等投资行为，期间取得过资金分配，后自行申请提前终止投资，其投资最终以亏损清算告终。现王银川主张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共同侵犯其财产权利，造成其上述信托产品投资及“融资费”损失。而共同侵权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除应具备主体及损害后果上的要件外，还应具备加害行为与主观意思方面的要件，其中主观意思方面包括共同故意与共同过失。王银川对其主张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上述要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王银川主张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在涉案信托计划推介、签约及交易环节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其中，双方主要的争议即在于涉案信托计划在设立阶段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的关系。庭审中，王银川主张涉案信托合同是余文希持有中融信托公司正式合同与其在公司外签订的事实，未得到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的认可，中融信托公司更否认授权委托余文希代为推介信托产品并签署涉案信托合同，王银川未能就此事实向本院充分举证。王银川另主张在投资交易中，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均知悉其作为委托人的用户代码及密码，双方存在余文希等人独立操作下达指令，中融信托公司人员则通知其追加资金等共同行为，余文希与中融信托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王银川亦未就此事实向本院充分举证。此外，王银川现所主张的财产损失，实际即指基于上述信托计划所产生的投资交易亏损及向余文希支付的“融资费”，但该两项投入、付出的财产属性并不相同。故现因欠缺构成共同侵权的共同行为、主观意思及损害结果之构成要件，本院对王银川关于共同侵权之主张不予采信。因现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未经王银川授权进行操作下达指令的其他人及行为，王银川应当对其投资交易亏损自负其责。但王银川所主张即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交易亏损及“融资费”，确与涉案信托计划推介、签约及运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根据信托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涉案信托计划产品特殊的投资管理模式及风险程度等因素，信托公司在涉案信托计划设立过程中，应当本着诚信、如实、充分的原则进行推介，并应有规范和详尽的推介信息披露材料。且在纠纷争议之中，信托公司应当对其推介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信托合同、风险申明书、确认函、简介内容，可确定中融信托公司确通过上述形式向王银川揭示了涉案信托产品的投资管理模式、风险及责任等内容，履行了基本的推介义务。但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签约事实而言，涉案信托合同中无经公司授权的签约经办人签字，中融信托公司亦表示无法述明具体的签约事实，均说明中融信托公司在履行法定义务方面不够充分、全面。根据清算报告内容，基于中融信托公司从王银川投资过程中实际取得受托人报酬的获利事实，中融信托公司就对其上述行为并以该报酬为限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具体金额由本院酌情判定。王银川主张余文希在向其推介涉案信托产品、签约、借款、认购汇款、投资操作及追加资金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欺诈行为，余文希对此予以否认。此前，王银川与相关借款人的诉讼案件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其虽另以相关涉案事实对余文希及其他相关人员提出过诈骗的控诉，相关涉案事实并未得到法院的认定。王银川提供的现有证据，就证明其主张的虚假陈述、欺诈等事实而言，同样尚欠确实、充分。而关于余文希收取王银川“融资费”一节，余文希主张系向王银川推荐涉案信托产品且双方约定应由王银川支付的居间服务费，王银川对此不予认可，余文希未能就此向本院充分举证，该笔“融资费”应属王银川基于对余文希所称与中融信托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支付，但中融信托公司并不认可与余文希存在授权委托关系，更不认可公司及工作人员通过余文希向王银川索取过“融资费”，该款项事实上并未用于融资目的，该项损失形成，余文希负有过错责任，应当就此承担相应返还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余文希返还王银川540000元，并自2013年1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至该款付清时止；二、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赔偿王银川100000元；三、驳回王银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80元，由王银川负担44737元，已交纳；由余文希负担4930元，由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91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黎 健人民陪审员  董福利人民陪审员  吴 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晓华书 记 员  王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