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民终20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学兰，女，生于1961年12月31日，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铂志，男，生于1957年5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系杨学兰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邻水县城南镇文星村民委员会，住所邻水县鼎屏镇宏帆凤凰小区5栋底楼。 负责人：秦华英，该村民委员会文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城，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伟，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学兰因与被上诉人邻水县城南镇文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南文星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9）川1623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没有新的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学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法分得人均承包地征用补偿款5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应的法规依法判决，实属有误。2.上诉人进城务工经商，在办理“自理口粮”申请书上就记载“家中缺乏劳力，承包地委托他人代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四川省关于实施办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九条的规定。且上诉人每年也要回家劳作三五天，虽说代耕手续不完善，但也应根据当时客观情况，不应过于苛刻。农业税、提留款没有查出上诉人历年欠款的依据，仅凭被上诉人一纸说明，一审法院就认定上诉人未承担相应义务，无事实依据，也违反相应法律法规，上诉人委托人代耕是有相应证人证明的。3.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时的土地承包政策及通行做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原有土地承包关系自该承包土地重新发包时事实上已自行终止，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土地承包法规定，上诉人的土地承包仍在承包期内，一审法院的认定于法无据。吴同林是上诉人丈夫的亲二哥，上诉人承包地交由其耕种，农业税、提留款也由其代缴，但吴同林未经上诉人同意，利用其组长身份擅自将上诉人承包地转包给他人，在被上诉人代理人对其询问时作出虚假陈述，对其证言不应采信。4.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依据1984年4月县政府向其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主张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经营权无事实依据错误。上诉人及其子女迁户申请书上明确记载进城务工经商，家中缺乏劳动力，承包地他人代种，村组同意并盖章，城南人民公社自理口粮准迁，鼎屏派出所审批同意，这些都是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城南文星村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2.上诉人具体的事实和理由是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断章取义，其理由不能成立。3.上诉人主张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经营权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相应证据支持，其试图以最原始的土地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延续至今的观点不能成立，案涉土地早已被收回并二轮发包多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 杨学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杨学兰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法应分得人均承包地征用补偿款0.5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城南文星村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学兰原系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现邻水县城南镇文星村二组）社员。1982年1月6日，邻水县人民政府向杨学兰颁发了《1982》第№0039297号林权证，取得原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松林坡0.08亩林权。根据中共中央（1984）1号和3号文件精神，邻水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6月向杨学兰颁发了《土地使用证》，杨学兰承包了原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部分耕地，该《土地使用证》载明：户主姓名杨学兰，家庭实有人口3人，划自留地人口2人，承包耕地人口3人，承包耕地、责任山登记坐落地名为13邦承包田1块0.60亩、石坝脚秧田2块0.3亩、石厂塆承包田0.050亩、刘家邦承包田0.027亩，承包田合计0.977亩，以及红苕种土等6块承包地合计0.465亩，大坟坝等3块自留地合计0.16亩，以及松林坡竹林地1块面积0.05亩。同时，该《土地使用证》载明：一、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准买卖、出租，不准转做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二、自留地长期不变，经营成果归自己。三、自留山的山权属集体，所种的树、竹、草、花、果归自己，处理自主；经营成果可以继承，允许折价转让。四、承包耕地的使用年限从1984年起，二十年不变。五、承包责任山面积不限，承包期50年不变，经营成果允许继承，允许转让。 1985年12月，杨学兰及儿女吴成会（又名吴承会、吴承慧）、吴成恒（又名吴承恒）3人户口从原住址四川省邻水县（迁移证载明迁移原因：自理口粮准迁）落户，其家原有承包田土交由吴同林耕种后，也未再缴纳农业税、提留款等相关税费。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时任文星村13队队长吴同林召集社员大会，将杨学兰家的承包田土收回并通过当场举手表决方式按轮子（顺序）发包给同队农户荆永禄、廖帮超、吴仰勤、吴文成耕种至今。 近年来，因邻水城市发展需要，对城南镇文星村部分土地进行征地拆迁。2018年10月24日，邻水县城南镇人民政府根据邻水县群众工作局交办的吴铂志（杨学兰之夫）于2018年9月5日反映“其家属杨学兰及子女三人位于的自留地拆迁时，未给予赔偿。其出示了土地使用证，且户口本写明为2003年才迁出，要求赔偿自留地的拆迁款”问题的信访事项及诉求，安排镇党委副书记蒲鹏程组成专班调查核实，并作出南府处理［2018］60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将情况答复吴铂志如下：经查，你和家属杨学兰及子女三人户口不在，1998年你已经将户口迁至邻水县府1号大户中，2003年10月你们将户口再次迁出至华蓥机械厂。1998年之前你及妻子杨学兰就没有耕种经营土地，是由其哥吴同林代为耕种，你及妻子只是回去收粮食；1998年至2003年期间，其哥吴同林也不愿意帮你们继续耕种经营土地，致使你家土地撂荒，并且也未缴纳过农业税和提留款等国家税费款项。1999年至2006年3月28日全县第二轮土地确权时文星村委会和该村民小组鉴于你全家户口农转非已经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且你和妻子都未回到文星村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弃耕导致田土撂荒，未缴纳过农业税和提留款等国家税费款项，则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和土地确权相关政策规定，将你家土地调整确权给了其他村民予以耕种经营。因此，在第二轮土地确权后，你家在文星村不再有土地。目前，因邻水城市发展需要，对城南镇文星村部分土地进行征地拆迁，根据《邻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邻水县征地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邻府发［2013］34号）文件和该村民小组《征地分配实施方案》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享受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吴铂志不服邻水县城南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南府处理［2018］60号）,向邻水县人民政府申请信访复查，邻水县人民政府经审查于2019年4月8日作出《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邻府信复［2019］16号）后，杨学兰起诉，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诉讼中，杨学兰认可2003年“农转非”至今未再耕种其承包土地。另杨学兰举示的相关证据显示：1984年5月9日，杨学兰在邻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84）字第2017号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载明：姓名杨学兰，资金数额伍佰元，生产经营方式零售，生产经营范围主营食品、兼营百货，营业地点城区。杨学兰之女吴承恒（又名吴成恒）的邻水县小学生学籍卡片记载：户籍自理口粮，家庭住址县政府。四川省邻水县中学生学籍卡片记载：吴成恒家庭住址四川省邻水县，父亲吴伯志工作单位为县监察局，母亲杨学兰工作单位华蓥机械厂。吴成恒是否农业人口栏填写“是或否”有涂改痕迹。杨学兰举示的户口薄记载：杨学兰户籍类别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出生日期1961年12月31日，服务处所华蓥机械厂，职业车工，2003年10月9日从四川省邻水县1号迁至四川省邻水县。城南文星村提供的邻水县城南财政所出具的城南镇文星村二组的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农业税征收花名册及城南镇文星村二组2004年、2005年、2006年粮食直补兑现花名册，以及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花名册中，均无杨学兰的记载。 另查，2018年10月17日，城南文星村二组组长吴仰林召集该组户主30人开会，会议根据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花名册，就文星二组征地（共三批次）的土地费、非耕地费、青苗费、果园费等的分配形成一致方案：一、土地补偿费、非耕地补偿费按照派出所拿出户口210人进行平均分配，今后征地上了户口的要拿出来分配。二、青苗费以丈量土地为标准，谁的土地谁归，多的土地的青苗费由全队户口人员平均分配，少的土地的青苗费由所占土地平均分配。三、果园费由有土地果园的进行分配。四、鱼塘补偿费由全队户口人员平均分配。五、今后征地都照此分配方案分配。杨学兰从吴承志处领到杨学兰及子女3人因征地拆迁占用地坝款共计111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杨学兰并非基于其作为城南文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是其作为城南文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发生的争议，而是杨学兰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证》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张享有该《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请求分配相应土地征收补偿款发生的纠纷，即系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或经济组织在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上依照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农业经营活动的权利。杨学兰及二子女吴成会、吴成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系原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村民，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系通过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即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且系双务合同、有偿合同。杨学兰对第一轮承包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需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性质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际上是村民身份的反映，对村民身份的认可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前提条件。对大部分村民而言，其村民身份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是取得村民身份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基本条件，同时户口也是影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或村民身份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是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1985年12月，杨学兰及二子女吴成会、吴成恒户口由原住址四川省邻水县文星13组迁至邻水城南镇（自理口粮准迁）落户，后转为“城镇非农户”，杨学兰及其二子女现已不再是城南文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此有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征地拆迁期间出具的居民花名册予以印证。其次，杨学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将所承包的土地交由吴同林代为耕种，进城经商，放弃耕种，后经发包方召开社员大会决定将其承包的土地重新发包给同一经济组织的荆永禄、廖帮超、吴仰勤、吴文成等人耕种。自此，杨学兰对其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未再实际耕种，也未承担因承包土地产生的相关税费（如农业税、提留款等），根据当时的土地承包政策及通行做法，杨学兰与发包方的原有土地承包关系自该承包土地重新发包时事实上已自行终止。诉讼中，杨学兰主张“2003年10月9日“农转非”前即杨学兰1985年进城务工经商带小孩读书以来，其承包地…农业税、提留款都由杨学兰给予吴同林代缴，直到国家税费改革并倒补青苗费用时，其青苗款均由吴同林领取。”对此杨学兰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同时其主张与吴同林的证言不吻合，也不能与邻水县城南镇财政所出具的相关花名册相印证，故对杨学兰的此主张不予确认。第三，诉讼中，杨学兰虽举示了分得征地拆迁地坝补偿款的相关证明，但地坝补偿款的取得并非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杨学兰及二子女1985年12月从原城南文星13组迁移至城镇落户，后转为城镇非农户，其原有承包土地未再实际耕种，且已经发包方收回重新发包他人耕种多年，现杨学兰并非城南文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杨学兰依据1984年4月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主张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除外。”根据上述《解释》的规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财产损失的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土地补偿费系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也是成员自益权的体现。本案如前所述，杨学兰及其二子女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因发包方另行发包归于终止，且现已不具备城南文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请求分配征地补偿费，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学兰请求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并主张分配征地补偿费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学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学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985年12月,上诉人及其子女吴成会、吴成恒从原四川省邻水县文星13组迁至邻水县城南镇落户，之后转为“城镇非农户”户口，现非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称，上诉人及其子女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将其承包地土地交吴同林代为耕种，直至2003年10月其“农转非”前，其承包土地一直由吴同林代为耕种，并由吴同林代其交纳农业税、提留款等，但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吴同林在接受询问时对上诉人的主张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上诉人及其子女迁出户籍，进城务工经商，其原承包土地已放弃耕种，相关税费亦未承担并无不当。现被上诉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经社员大会决定将上诉人弃耕的承包土地重新发包给经济组织中的其他人员耕种，上诉人主张其对第一轮承包地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学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成 审 判 员  阳晓川 审 判 员  罗乔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唐双霜 书 记 员  何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