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6951号原告：曾玉华，男，196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强，北京烛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振泉，男，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姚莹，女，1982年8月1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曾玉华与姚振泉、姚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玉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强，被告姚振泉、姚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玉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50000元并支付自《还款承诺书》约定的每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至清偿之日止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借款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8年8月26日在东城区东四块玉北街1号楼413室向原告借款叁拾万元，并约定于2018年9月5日偿还借款。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催要二被告未能清偿该借款。2018年11月30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上述借款的偿还事宜，达成一份《还款协议》，约定上述借款分别于2018年12月15日前、2019年1月15日前、2019年1月28日前分三次、每次偿还原告借款十万元。在签署《还款协议》时，姚莹称自己具有“军人”这一特殊身份，不便在《还款协议》上签字，姚振泉一人签字即可，故该借款借据上仅有被告姚振泉一人签字。《还款协议》履行期限届满，二被告仍未能偿还上述借款。后经中间人陈某调解，被告又于2019年4月4日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承诺其于2019年5月4日前支付原告伍万元、于2019年6月4日支付原告壹拾万元、于2019年7月4日前支付原告壹拾伍万元及每期相应的利息。但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后，除于2019年6月16日，由被告姚莹在借款地向原告支付五万元外，其余款项均未支付。经原告催要，二被告仍拒不偿还。原告以为，被告的行为己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而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姚振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前我与原告、陈某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2018年7月10日，我们做生意剩下的钱本来应该归原告，原告把钱款作为借款转给我。还款协议是之后写的。2018年8月26日是写借条的日期，我当时在北京的一个餐厅给原告写的借条，落款是我的名字和石化公司，石化公司是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写的借款30万的事情。原告未提供该借条。借款的事我一直瞒着我妻子姚莹。我和姚莹于2018年3月29日领证，2018年11月17日举行婚礼，她一直不知道我借钱的事。《还款协议》是2018年11月30日补签的，在2019年4月4日又补签了《还款承诺书》。不是我主动写给原告，而是陈某到我的办公室，我在陈某劝说下给原告写的。2019年6月16日我转账还了5万元。我认可欠25万元，也愿意偿还，但现在我没有能力偿还。被告姚莹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和姚振泉于2018年3月29日登记结婚。大约在2018年9月19日，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此人正是陈某，我和陈某仅有过一面之缘，知道他是姚振泉的朋友。陈某告知我姚振泉借了曾玉华的钱没有还，请求我帮忙督促姚振泉尽快还款。陈某害怕姚振泉知道其给我打电话催款一事，所以在电话后陈某特意给我发短信“小姚，您好！我刚才给您打电话先不要告诉老姚，要不他更不还钱，谢谢”。我接到电话后很懵，也很生气，我们刚登记结婚没多久就欠下这么一大笔债务，让我接受不了。因为我的工作关系，两人长期两地分居，我住在位于昌平区的单位公寓，他住市里，二人属于聚少离多状态。我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于是答应陈某先了解下事情，尽量帮忙催姚振泉还款。我立刻致电姚振泉，询问事情的来由。他告知我，大约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陈某知道姚振泉做汽柴油销售生意赚钱，想加入合伙，姚振泉也想引进资金把生意做大，但是陈某没有钱投资，所以在2019年5月份牵线他的老乡曾玉华投资。姚振泉负责联系买卖方，三人合伙做汽柴油销售生意，为此还建立一个微信群，群聊内容详细记录了操作过程，一车油一结算，结算后直接进行利润分配。买家将2018年6月最后一车油的油款付给姚振泉后，7月10日姚振泉将该笔油款的零头12436元通过微信转账给曾玉华，剩余30万元转为借款。这笔钱后来被姚振泉独自偿还他婚前就已经欠下的信用卡欠款。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督促姚振泉抓紧还款。在多次催促无果的情况下，我于10月27日短信联系陈某，表示拒绝再帮助催款。此后陈某继续多次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请我“费心协助解决”，为了让姚振泉表示最大的还款诚意，在陈某的建议下，在我的陪同下，姚振泉于2018年11月30日签署了一份《还款协议》。《还款协议》到期后，姚振泉仍未还款，此时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姚振泉的信任。2019年1月，当陈某再次让我催促姚振泉还款时，我明确拒绝。2019年5月至7月期间，曾玉华、陈某等人多次去找我的单位领导，并且对我有一些造谣，2019年7月底我对陈某提出了严正警告，之后双方未再联系。曾玉华从未联系过我，此前一直是陈某与我联系。我认为，陈某的证词漏洞百出，并且他作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其证词不具有真实性。自2018年9月陈某找到我帮忙，在短信沟通过程中，陈某多次对我出面帮忙表示感激，我诚心诚意帮他催款的聊天记录却被片面截取当做证据，他们的目的就是欺压我是军人身份，让我帮助姚振泉还钱。他们多次去我单位上访，试图让我在《还款协议》上签字，企图将问题转嫁给我，让我承担责任。他们在事后处心积虑地想让我在《还款协议》上签字，恰恰表明从一开始我对借款一事完全不知情。在我和陈某的沟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说帮他们催姚振泉还款。姚振泉的借款没有给我花过，我们结婚时间短，彼此经济独立，仅存的婚礼、婚纱摄影、婚庆，酒水等大项开支都是我支付的。在他生意不顺利、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家庭生活的所有开支都由我承担。综上，我认为25万元欠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姚振泉的个人债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姚振泉与姚莹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8年3月29日登记结婚。2018年11月30日，姚振泉与曾玉华签订《还款协议》，载明：“姚振泉于2018年8月26日向曾玉华借款叁拾万元整，双方原定于2018年9月5日归还，但由于各种原因，该款项一直未能归还，考虑到姚振泉现在实际困难，经双方协商签订以下还款条款：1、姚振泉于2018年12月15日前支付给曾玉华壹拾万元；2、姚振泉于2019年1月15日前支付给曾玉华壹拾万元；3、姚振泉于2019年1月28日前支付给曾玉华壹拾万元”。“立协议人”处有陈某的签名。2019年4月4日，姚振泉向曾玉华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姚振泉于2018年8月26日在东城区东四块玉北街1号楼413室，向曾玉华借款现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月利息2%)，双方原定于2018年9月5日归还，后又承诺到2019年1月28日之前还清。但由于各种原因，该款项一直未能归还，考虑到姚振泉实际困难，郑重承诺以下还款条款：（1）姚振泉于2019年5月4日前支付给曾玉华五万元及相应利息；（2）姚振泉于2019年6月4日前支付给曾玉华壹拾万元及相应利息；（3）姚振泉于2019年7月4日前支付给曾玉华壹拾伍万元及相应利息。若姚振泉未能在上述约定期限如期足额支付，曾玉华可以要求姚振泉一次性偿还全部款项和利息，并承担此事所造成的一切损失”。2019年6月16日，姚振泉向曾玉华转账还款5万元。庭审中姚莹自述5万元是她转给姚振泉，再由姚振泉转给曾玉华。曾玉华主张其在2018年8月26日以现金方式给付姚振泉、姚莹30万元借款。姚振泉认可该笔借款，但表示其曾与曾玉华、陈某合伙做生意，后曾玉华退出经营并将自己的30万元投资款转为对姚振泉的借款，债务形成时间是2018年7月10日，2018年8月26日是其写借条的时间，当时姚莹对此不知情。姚莹对姚振泉的主张予以认可，并提交姚振泉和曾玉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显示曾玉华于2018年7月15日给姚振泉发微信“姚总，今天是一个礼拜最后一天了，30万没有音信呢”。曾玉华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并认可与姚振泉合作做生意，对姚振泉及姚莹关于投资款转借款的主张不予认可。曾玉华主张借款系姚振泉、姚莹夫妻二人的共同行为；签订《还款协议》时，在场的姚莹因自己的军人身份较为特殊而未签字。姚振泉、姚莹对此不予认可，据姚莹自述，签订《还款协议》时，其之所以陪同在场，仅是为了协助曾、陈二人催促姚振泉还款。姚振泉、姚莹提交姚振泉名下中信银行、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的信用卡电子账单以证明30万元借款均用于偿还姚振泉与姚莹结婚之前便已形成的信用卡欠款。曾玉华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姚莹提交其与陈某的短信沟通记录，用以证明其只是协助陈某督促姚振泉还款，短信记录显示陈某于2018年9月19日给姚莹发短信“小姚：您好！我刚才给您打电话先不要告诉老姚，要不他更不还钱，谢谢！”；姚莹于2018年9月25日给陈某发短信“陈哥，很抱歉这么晚才回信…因我们婚期也将至…我对他的要求是必须先还债，再结婚，让他自己想办法，他也给我拿出了大概的筹款方案……如果万一到时没有落实，我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陈某于2018年10月3日给姚莹发短信“小姚：你好！…我非常相信你…望鼎力协助解决为盼！…真诚拜托了”；陈某于2018年10月27日再次给姚莹发短信“小姚：你好！刚才我和老姚联系了，他给我保证下星期二之前一次性还清30万元…请你费心协助解决。谢谢”。曾玉华认可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但表示短信记录不能表明姚莹并非共同债务人。姚莹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账单及银行交易明细用于证明筹备、举行婚礼所花费的婚纱摄影、婚庆、婚宴的费用均由姚莹一方支付。曾玉华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该证据仅表明姚莹对夫妻共同生活的支出，不能证明姚振泉的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曾玉华申请证人陈某作证，陈某到庭陈述：曾玉华、姚振泉是2018年4月左右通过我认识的，姚振泉跟我借钱，我没钱，我就跟曾玉华说了，曾玉华同意了，借了现金30万，在姚振泉的办公室，我跟曾玉华拿去的，用大的挎包带过去的钱……当天没有打借条，当时说借几天，当时在场的有我们三个人。后来一直在催姚振泉还钱，2018年11月30日补了一张条，在天坛饭店，当时姚莹、我、曾玉华、姚振泉在场。后来2019年4月又打了一张条，在姚振泉办公室，也是我们三个在场。2019年6月左右，姚莹、姚振泉、我、曾玉华在姚振泉办公室，姚莹转款给姚振泉，姚振泉转款给曾玉华。我是前几年通过姚振泉介绍认识姚莹的，他俩2018年11月17日举行的婚礼。我最早在2018年9月给姚莹打过电话让她叫姚振泉还款。她说让姚振泉还款，不还钱不跟他结婚。姚振泉借钱说有困难，买家具借钱。在询问证人环节，陈某回答：姚莹和曾玉华是2018年4月左右见面的，当时谈了借钱的事……借钱的时候，他们都登记结婚，虽然姚莹不在场，但认为他们是一起的……姚振泉向我借款，我没有钱，我给介绍的曾玉华，姚振泉提出借款……姚莹承诺偿还借款，她说不还钱不结婚……姚莹动员姚振泉还款，她说不还钱，就不跟姚振泉结婚。本院认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点：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首先，从姚莹和陈某的短信沟通记录可以推断姚莹对姚振泉借钱一事并不知情，借钱一事系姚振泉的个人行为而非姚振泉与姚莹共同的意思表示。曾玉华关于借款系夫妻二人的共同行为，姚莹因自己的军人身份较为特殊而未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姚莹和陈某的短信沟通记录显示姚莹仅承诺提供帮助，并未对姚振泉借钱的行为做出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此外，姚莹曾向姚振泉转款5万元用于向曾玉华还款，因姚莹的交易对手是姚振泉而非曾玉华，故该行为亦不表明姚莹对姚振泉借钱一事做出追认。再次，姚振泉、姚莹登记结婚的时间为2018年3月29日，根据陈某和姚莹的短信记录可知涉案债务形成时姚振泉、姚莹尚未举办婚礼。即债务形成于姚振泉、姚莹登记结婚后不久，举行婚礼之前。而姚莹有正常的收入来源，且姚莹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账单及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此期间内为筹备、举行婚礼所花费的婚纱摄影、婚庆、婚宴的费用均由姚莹一方支付。综合上述情况，依据常理，本院有理由认定涉案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曾玉华应承担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现曾玉华未完成其举证责任，证人陈某关于姚莹承诺偿还借款及姚振泉借钱用于买家具的证言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形成于姚振泉和姚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仅系姚振泉的个人债务。虽然双方对债务形成时间及借款的支付方式有争议，但姚振泉认可该债务，本院对此不持异议。《还款承诺书》中记载月利息2%，现曾玉华要求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姚振泉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曾玉华借款本金250000元；二、姚振泉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曾玉华逾期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9年5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16日止；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9年6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曾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姚振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曹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朱 黎书 记 员  吕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