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6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富，男，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培闯，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文勇，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菁（系王明奎之女），女，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鉴（系王明奎之子），男，198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山东正固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法元，山东正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文富因与被上诉人王明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5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王明奎于2019年3月14日去世，经本院核实，王明奎的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张某某、女儿王菁、儿子王鉴，张某某于2019年7月23日向本院出具书面声明，放弃对王明奎遗产的继承，故本院通知王明奎的法定继承人王菁、王鉴作为被上诉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文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吴文富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菁、王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吴文富与王明奎所签订的《赠与合同》为无效合同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明奎赠与吴文富涉案房屋时，房屋的所有权证跟宅基地的使用权证是分开的，并没有二证合一。王明奎根据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权利，自愿将自己合法拥有的私有房屋赠与吴文富，仅仅是对房屋进行了处分，并不涉及宅基地使用权，并没有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也没有改变宅基地的性质。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对宅基地使用权也进行了处分，并以吴文富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倒推不能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由认定《赠与合同》无效。吴文富认为，双方赠与的是房屋，而不是宅基地，不能适用“房随地走”的“房地一体”原则，一审法院的认定在事实上存在不清、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应当依法纠正。1.根据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及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出具的XX号《公证书》，可以看出赠与涉案房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公证书》又载明“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可以看出公证处对《赠与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给予了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赠与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是没有完全认定公证的证明力，是错误的。2.根据2018年7月16日王明奎与政府等部门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赠与房屋在起诉前已被拆除。由于赠与房屋因拆除而灭失，就不存在侵害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也就不存在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已转化为各项补偿款。故，一审法院应根据赠与房屋被拆除的现实情况，不应该再认定《赠与合同》无效，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3.吴文富认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受赠农村私有房屋，也没有明确规定农村私有房屋赠与合同应认定无效。《土地管理法》只是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作了规定，并未禁止农村私有房屋的出卖和出租，也未涉及农村私有房屋的赠与问题。再者，根据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赠与跟继承行为一样都是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之一，是导致房屋所有权流转的基础原因，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等权利。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的人都可继承农村房屋，那么吴文富虽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也应该可受赠涉案房屋。故，一审法院以吴文富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不能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也是不符合法理的。因此，吴文富与王明奎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而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以《赠与合同》无效而不予支持吴文富要求王明奎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是错误的。吴文富认为，吴文富与王明奎之间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吴文富享有赠与房屋的所有权，王明奎应该支付赠与房屋所对应的各项拆迁补偿款。退一步来讲，即使一审法院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因吴文富不能实际取得赠与房屋所有权而认定该《赠与合同》无效，也应该支持吴文富要求王明奎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基本精神，该《赠与合同》系吴文富与王明奎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又办理了公证证明，可以看出双方的真实意思就是通过书面形式确定把涉案房屋赠与给了吴文富，房屋产权归吴文富所有，王明奎自愿放弃了撤销赠与的权利。吴文富基于对该《赠与合同》及公证处公证的信任，认为涉案房屋已归自己所有，将来可获得房屋的拆迁、转让等财产收益，直至起诉前这十几年来不断去看望王明奎；王明奎也认为涉案房屋已归吴文富所有了，不然不会一直未提起确认该《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现在因赠与房屋被拆迁，王明奎不愿支付相应拆迁补偿款而主张合同无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以该《赠与合同》无效驳回了吴文富要求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变相支持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赠与人获益，而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受赠人却蒙受损失，这对吴文富来说是不公的。再者，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认定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王明奎把房屋赠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吴文富，致使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被确认无效，是有过错的。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王明奎应当赔偿吴文富信赖利益的损失，也应当把赠与房屋对应的各项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吴文富。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吴文富要求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三、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吴文富在一审时主张《赠与合同》有效，而一审法院审理中认为《赠与合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吴文富认为，法院应该进行释明，应该告知吴文富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本案一审法院恰恰没有释明。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依法发回重审。四、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的计算，存在错误。吴文富在一审起诉时由于不能从拆迁部门得知赠与房屋的补偿标准，所以就估算了一个拆迁补偿款数额。待一审法院立案后，申请法院调取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由于法院不让吴文富提前查阅其调取的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此没有提前申请变更一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开庭时，吴文富才得以看到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根据其记载的各项补偿标准，提出了减少一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数额。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而一审法院没有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王菁、王鉴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文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吴文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吴文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王明奎与吴文富签订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王明奎将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40.25平方米所包含的各项款项共计591535元返还给吴文富；3.诉讼费用由王明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明奎系X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吴文富非X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房屋档案资料显示：坐落于XX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明奎；所有权性质：集体；幢1为西屋3间，幢2为北屋5间，幢3为北屋4间，面积共计205.33平方米。2000年，王某某（王明奎前妻）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离婚，一审法院于2000年8月26日作出XX号民事判决：一、准予王某某与王明奎离婚……三、共同财产：坐落于XX号房屋13间，豪华木兰摩托车一辆、五羊125型摩托车一辆全部归被告王明奎所有。2003年4月7日，王明奎（赠与人）与吴文富（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载明：坐落在济南市槐荫区XX号（现为84号）房屋是赠与人的私有财产，经赠与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赠与合同：一、赠与人王明奎自愿将上述房屋中1幢号房屋3间（建筑面积40.25平方米）赠与吴文富，房屋产权归吴文富所有；二、受赠人吴文富愿意接受王明奎的上述赠与。三、赠与无条件。四、上述房屋的有关过户费用由受赠人吴文富负担。五、该合同签订并经公证后双方要及时到房管部门共办理产权变更手续。2003年4月16日，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出具XX号公证书，载明：赠与双方于2003年4月7日向本处申请办理前面的《赠与合同》公证。经查，济南市槐荫区XX号（现为84号）房屋是赠与人的私有财产[见XX号房屋所有权证、XX号民事判决书]。现赠与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签订《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合同项下的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条件。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赠与人王明奎与受赠人吴文富于2003年4月7日在本公证处签订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王明奎、吴文富的签名属实。本合同项下的房屋产权自房管部门共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赠与合同》签订后，赠与房屋权属登记未发生变更。2018年7月16日，济南市槐荫区XX村民委员会、XX局、XX办事处（甲方）与王明奎（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位于王府庄住宅房屋；乙方选择按宅基地面积进行货币安置补偿。乙方现有宅基地面积435平方米；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共计7779249元。一审法院认为：在我国“房地一体原则”下，农村房屋依附于宅基地之上，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不可分割，故王明奎与吴文富签订的《赠与合同》在处分争讼房屋的基础上对宅基地使用权也进行了处分。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取得。吴文富不具备XX村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亦不能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涉案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吴文富与王明奎签订的赠与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系无效合同。故吴文富主张确认王明奎与吴文富签订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要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王明奎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判决驳回吴文富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00元，减半收取5950元，诉讼保全费4820元，由吴文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文富提交:证据1.欠条一份，证明王明奎欠吴文富5000元的事实。证据2.XX学校毕业生登记表，证明吴文富与吴辉系同一人。证据3.济南市XX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王明奎年老体弱，经济一般的事实。证据1至3共同证明王明奎基于上述事实，自愿将自有房屋中的三间赠与吴文富。结合本案其它事实和证据，证明王明奎自愿放弃撤销赠与的权利。证据4.照片两张，证明吴文富在涉案合同签订后，直到起诉前这十几年来不断看望王明奎的事实，同时也证明双方基于对赠与合同及公正的信任，关系比较融洽。王菁、王鉴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确定该欠条内容的真实性及是否为王明奎本人签字，同时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是由吴文富单方提供，无法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吴文富与吴辉是否系同一人，应以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据为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吴文富与吴辉系同一人，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确定证据中所加盖的公章系村委会当时使用的公章。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村委会的公章，但是村委会也没有权利出具证明的内容，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两人认识，并不能证明吴文富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吴文富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本院不予认定。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王明奎于2019年3月14日去世，王明奎的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张某某（放弃对王明奎遗产的继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由此可知，宅基地是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利，获得农村宅基地要受农业人口身份上的限制，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申请使用宅基地。因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不可分割，而吴文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吴文富与王明奎签订的《赠与合同》必然导致争讼房屋所涉宅基地使用权转移至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无效，吴文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一审未予支持正确。双方签订《赠与合同》后，并未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吴文富亦未取得相关房屋所有权，故吴文富要求王明奎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查，吴文富一审中并未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申请，一审按照吴文富诉讼请求的金额计算案件受理费正确。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文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0元，由上诉人吴文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立营审判员  何菊红审判员  李逢春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