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3民终16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立，男，1959年11月14日出生族，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宏，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北路6区。主要负责人：东辉，系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玛丽娅.安尼娃尔，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支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东方广场大厦一、二层。主要负责人：郑宝盛，系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明，男，系该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1号。主要负责人：魏军，系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新强，男，系该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北路38号。主要负责人：肖鹏，系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农行昌吉分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宏，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玛丽娅.安尼娃尔、被上诉人兴业银行昌吉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明、被上诉人中国农行昌吉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新强、被上诉人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立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行昌吉分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向上诉人赔偿损失573856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确认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未能识别诈骗电话，而向上诉人传输了诈骗电话并造成上诉人财产遭受损失，但认定该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是掩饰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侵权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据国务院及公安部、工信部文件，运营商有拦截、关停网络改号诈骗电话及严谨传输的义务，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作为通讯运营商明知是境外诈骗电话而拒不拦截,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使境外假冒公安的诈骗电话联系上诉人数十次，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而最终遭受巨额财产损失。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的电话传输行为对诈骗分子诈骗行为得逞，提供了重要帮助作用，系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依法构成侵权。同时，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未提交证据，一审判决却支持其无理辩解，违反证据规则，上诉人举证已经形成证据链，应当认定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侵权事实的存在，并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提供的网络平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放任他人利用网络从事诈骗活动，未履行监管及社会责任，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昌吉支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附随义务以及银监会的监管规定，未对客户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善良管理的义务，在营业场所未悬挂防诈骗标语，缺乏管控措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作为兴业银行昌吉支行的贵宾客户，在接听诈骗电话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到该行办理巨额转账业务时多次拨打客户经理电话进行求助未能打通，到其办公室等候也未找到其人，该客户经理怠于向上诉人提供帮助的行为存在过错。上诉人在支取巨额存款时，该行柜台未给予贵宾服务，面对上诉人的反常行为不主动问询及妥善帮助，不认真采取措施管控风险，没有进到善良管理义务。故，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昌吉支行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为：1.上诉人被骗系其接听来历不明的电话，听信他人指挥并汇款，上诉人损失因犯罪分子诈骗行为和自身不谨慎而轻信犯罪分子造成，与联通提供服务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现有管理规范，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没有义务核实主叫号码是否为虚假号码；2.上诉人主张的损害已经通过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上诉人损失的赔偿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依法作出了认定。兴业银行昌吉支行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为：1.上诉人任意歪曲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其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兴业银行昌吉支行拒绝向上诉人提供业务服务和妥善帮助；2.上诉人称兴业银行昌吉支行提供的材料复印件被一审法院认可不符合证据要件形式，兴业银行昌吉支行提供的打印件加盖公章可供查询加以证实；3.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在此事件中不是导致损失的侵权行为人，也非承担侵权责任责任主体，与原告损失无因果关系；4.原告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诈骗行为与原告所起诉的诈骗行为方式、时间、诈骗损失金额不符；5.上诉人来我支行亲自签字申请转款，办理该笔业务并未导致上诉人损失，上诉人办理无卡存款业务时，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向其出具了使用加粗字体的转款风险提示单，上诉人也签字确认收到并理解该风险提示单的内容，纸质版和电子档案均有存档可供查询。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已履行勤勉尽职义务，不应承担责任。中国农行昌吉分行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为：1.上诉人在中国农行昌吉分行办理开卡和网银业务，银行工作人员按规定操作，上诉人系自身过错将款项支付给电信诈骗集团，在转账过程中并未向农行工作人员询问咨询，没有寻求帮助，上诉人称农行没有尽到消费者保护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2.中国农行昌吉分行根据人民银行要求每年组织各项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农行网点的电子屏幕也长期滚动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资料。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辩称，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1、一审判决认定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没有侵犯上诉人权益，也没有主观过错，更与上诉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没有因果关系的判决结果正确；2.上诉人被骗而自愿转款，与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无关，根据相关规定，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对上诉人被骗不应承担责任；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已经对诈骗案件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上诉人应向该法院申请执行。王建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昌吉分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赔偿原告损失5738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4日，王建立在兴业银行昌吉支行柜台亲自将其在该行账户内存款507132元转账至其在中国农行昌吉分行同名账户。2016年6月8日，昌吉市公安局对王建立现金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10月17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刑初3号刑事判决载明：2016年5月24日至5月26日，张莉鑫担任一线话务员被告人杜鑫宇担任二线话务员，‘大鱼’担任二线队长，‘章鱼’、‘大头’担任三线话务员。一线话务员冒充顺丰快递客服，虚构被害人名下有上海等地光大银行的信用卡被透支消费，以身份信息被泄露冒用帮其报案为由，将电话转接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上海市等地公安机关民警和民警队长，虚构被害人涉嫌李忠非法洗钱案，以需要制作电话笔录等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要接受专案组检察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专案组的检察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验资清查等事由，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该诈骗集团通过上述行为分两次共骗取被害人王建立人民币76.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王建立以侵权为由主张本案四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提供相应证据真实四被告存在对原告侵权的事实、被告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与原告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建立认为两家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能提供贵宾服务。兴业银行昌吉支行辩称，其并非侵权责任人，该支行未实施诈骗行为也没有配合诈骗，原告的损失与支行无关。原告向其本人名下账户转账不能排除诈骗以外原因，原告从兴业银行昌吉支行转出50余万元是正常权利，被告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开展了防诈骗宣传，已经向客户履行相关风险告知、防诈骗宣传义务，我行向原告提供的服务合法合规。农行昌吉分行辩称，涉案的诈骗案件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原告诉状中所述，是原告相信了诈骗集团的手段，是原告自身有问题或者有把柄在对方手中故被骗，即便存在问题也应该是当地公安机关承担，原告只是在农行办理了银行卡、开通了网上银行，是原告自己在网上操作转账，未到我行办理，也无法向我行员工提供寻求帮助的信息，农行昌吉分行已经履行了相应风险宣传、防诈骗等宣传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系因接到诈骗电话被骗而遭受损失，且于2018年10月17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8）浙0381刑初3号刑事判决作出相应处理。原告到兴业银行昌吉支行柜台亲自将其在该行账户内存款507132元转账至其在中国农行昌吉分行同名账户内，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和中国农行昌吉分行对原告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故对被告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农行昌吉分行的上述辩解予以采信。被告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行昌吉分行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被告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对诈骗电话未履行拦截义务和监管职责，传送不真实、不合法的改号电话及错误号码、网络信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完全背离服务宗旨。被告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辩称，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原告所遭受的损害和联通昌吉分公司提供服务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逻辑关系，全国使用联通号码的人数有几亿人如果都因为接到诈骗电话，遭受损失即让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承担责任，是违背了国家创办联通公司的初衷。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与被告中国电信公司没有法律上因果关系，浙江瑞安人民法院已经出具了刑事判决书，对原告受网络诈骗做出了判决，在判决第23条中有予以追缴的判项，原告应当向在判决书生效后申请执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并未查到有电信网络转款，即便是有电信网络转款。相关法律规定，因原告个人原因遭受诈骗，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使用电信网络传输信息内容及后果由电信用户负责。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因接到诈骗电话被骗而遭受损失，且于2018年10月17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刑初3号刑事判决作出相应处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有义务对诈骗电话、不合法的改号电话及错误号码、网络信息有拦截义务和监管职责。故对被告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的上述辩解予以采信，被告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四被告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也不存在主观过错，原告遭受损失与四被告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王建立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联通公司话单清单1份、通话详单照片2张，拟证明2016年5月24日主叫、被叫号码，上诉人两个手机号码及身份信息被泄露，显示068改号为0215995000上海嘉定公安局电话的事实。经质证，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对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手机通话记录清单不能证明上诉人被骗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来电号码和实际号码不符，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中国农行昌吉分行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对证据不予认可。2.通话记录彩印照片2张，手机通话记录1份，拟证明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没有尽到拦截义务及兴业银行客户经理拒接上诉人的求助电话。经质证，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对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根据目前科学技术手段通讯公司无法判断主叫号码是否为虚假的网络改号号码，原告被骗是因为自身不谨慎，轻信他人造成；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一审已经提交，只能证明拨打电话记录，不能证明是寻求帮助的行为，且当天银行营业部正常营业，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上诉人完全可以寻求帮助；中国农行昌吉分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证意见为，上述两组证据内容为通话号码与时间，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上诉人主张其被骗的证明力不予确认。3.转账记录单据背面照片1张，拟证明利息损失及兴业银行没有对上诉人尽到提示义务。经质证，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向其本人账户转账属正常行为，与上诉人被骗没有关联关系；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中国农行昌吉分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因转账过程是上诉人向其本人账户内转账，故对其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4.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691刑初176号刑事判决书1份，拟证明上诉人被骗的事实。经质证，四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农行昌吉分行、联通昌吉分公司、电信昌吉分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被上诉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行昌吉分行、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对上诉人王建立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第一，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在通讯服务过程中，首要职责是保障客户的通讯服务畅通，并依法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促进网络安全，减少利用通讯方式进行违法行为，该服务义务基于通讯运营公司所能运用以及采取的技术措施。就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上述通讯运营商应具有对诈骗犯罪行为进行甄别和制止的能力，并履行该项义务，而截至目前的通讯技术而言通讯运营商对用户之间的通话内容及其达成的协议内容并不知情，就其是否存在诈骗行为难以了解掌握，更不能随意监听记录用户之间的通话，否则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规定相违背。因此，上诉人的认为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未能识别诈骗电话和对诈骗电话未履行拦截义务和监管职责、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以及放任他人利用网络从事诈骗活动未履行监管及社会责任而应承担过错责任的上诉请求无异于过于扩大了被上诉人的注意义务，也与其业务职责范围不符。第二、上诉人王建立认为被上诉人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在其大额存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将存款支取，损失利息66724元，该笔存款的利息损失应由办理业务的银行承担。上诉人自行支取银行存款，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亦依据上诉人的要求进行了办理转账手续，将款项转至中国农业银行昌吉支行上诉人名下的账户，在此过程中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并无过错，故上诉人利息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上诉人在中国农业银行昌吉支行新设账户，后自行将帐户的密码告诉诈骗分子，导致自己被骗，该农行对上诉人被骗的损害后果并无过错。故对王建立认为应由兴业银行昌吉支行、中国农行昌吉分行、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就其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建立在本案中主张的经济损失直接涉及通讯网络诈骗，通讯网络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者转账的犯罪行为。本案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怀疑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以不法手段威胁、诱导上诉人，通过犯罪团伙成员之间的分工、角色扮演，将上诉人的电话层层转接给下一个“办案人员”，而“办案人员”提供给上诉人一个所谓“安全账户”让上诉人把钱打进账户，以查证上诉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而后又由上诉人提供银行密码，犯罪分子获取密码后直接导致上诉人507132元存款被骗取。该案被破获后，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刑初3号刑事判决、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2018）鲁0691刑初176号刑事判决，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同时判令犯罪分子向上诉人退赔人民币762950元，但上诉人实际未得到赔偿，遂提起本案侵权之诉。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立系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对于电话诈骗应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警惕心，在遇到巨额电话诈骗时更应当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判断和分析电话内容的真伪，在不能准确判断时，亦可以与家人或者值得信任的亲友沟通，也可向相关政法部门及公安机关咨询或寻求帮助和保护。而不应轻信诈骗分子的电话通话内容，陷入该犯罪团伙的圈套。从信任诈骗电话开始，到按照诈骗团伙的指示，上诉人独自到如家宾馆、金轮宾馆查询被诈骗分子篡改的电信网页，看到自己被“通缉”，更是在未核实事情真假和求助他人及公安机关的情形下，到兴业银行昌吉支行办理了转账。此时，上诉人完全可以向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或者寻求帮助，但是其听信了诈骗分子的谎言，并未采取任何寻求保护的措施，再一次失去了避免被诈骗的挽救机会。最终，其按照诈骗分子的指示，将款项转至中国农业银行昌吉支行新设的账户，又将该账户的存款汇入诈骗分子指定的账户，并向诈骗分子提供了取款密码，导致诈骗分子完成了此次诈骗行为。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由于自己高度紧张和恐慌，在担惊受怕的情形下，向诈骗分子提供了网银账户及密码。双方当事人亦认可，如果不向诈骗分子提供取款密码，诈骗分子是不能转走涉案的507132元，也就是说，上诉人按照诈骗分子的指示行为，并向诈骗分子提供网银密码，是造成上诉人存款被骗的直接原因。对一件事实进行真假是非判断属于成年人进行日常活动的基本要求，且不得将自己的该项注意义务转嫁于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仅凭手机通话对犯罪分子的通话内容从担惊受怕到将信将疑最终对其信任而按照其要求进行转账，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相关金融机构、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办理业务或是办理案件的基本程序严重不符，上诉人在对方无有效身份证明及履行正常合法工作程序的情况下即向他人转款，对损失的造成存在明显过错，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是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理念，故一审认定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损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建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39元，由王建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睿审 判 员 闫 雪审 判 员 何 辉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马海成书 记 员 赵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