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55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志忠，男，1969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方亮，浙江君安世纪（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佳，浙江君安世纪（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滕樟贵，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新潮，男，196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钱忠诚，浙江浩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晟元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解放西路233号。 法定代表人：应金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欣，浙江九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飚，浙江九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增加，男，196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孝飞，兰溪市联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国网浙江兰溪市供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兰溪市溪西供电大楼。 法定代表人：叶国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学，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志忠因与被上诉人滕樟贵、蒋新潮、晟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元集团公司）、蒋增加及原审第三人国网浙江兰溪市供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供电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民初1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志忠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滕樟贵、蒋新潮、晟元集团公司、蒋增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未能全面认定事实和证据，导致判决错误。1、2017年6月，《关于兰溪市电力生产调度中心工程〈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合同〉的补充协议》已经在滕樟贵、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成立并生效。根据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知，从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间，滕樟贵以其名义要求晟元集团公司向6家公司分别支付设备款，以其名义要求支付工程预付款，蒋增加代理人赖金萍都在相应位置签字确认，晟元集团公司依照指示打款。该协议并未约定任何生效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规定，蒋增加及其代理人赖金萍有足够证据和理由构成表见代理，代理晟元集团公司签字确认协议；即使其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在该协议签订后，晟元集团公司接受滕樟贵继续施工至工程竣工，且按其指示付款，应认定该协议已因合同各方依约履行而成立生效。2、滕樟贵、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的《关于兰溪市电力生产调度中心工程〈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合同〉的补充协议》名为补充协议，实质上为新合同。余志忠从未授权任何人处理本案工程，滕樟贵签订合同系代表其自身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签订。协议内容涉及工程数量、质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已经形成一份完全不同的新合同。3、滕樟贵、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的《关于兰溪市电力生产调度中心工程〈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合同〉的补充协议》实质上消灭了余志忠与滕樟贵之间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允许一个法律行为有两个法律关系，在一个合同关系中同一个当事人不可能既是甲方又是乙方，这样的合同根本不具备成立要件，只能归于消灭。滕樟贵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在2017年6月形成的合同关系，使滕樟贵直接成为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也就是说，滕樟贵在与余志忠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中既能做甲方，也能做乙方，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六）债权债务归于一人”导致合同自然消灭。既然合同已经自然消灭，那么余志忠当然不必再按照该合同承担责任。4、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两个时间段内的法律状态，第一段是2014年12月3日到2017年5月15日，余志忠与蒋增加、余志忠与滕樟贵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段是2017年5月15日到2018年底工程全部结束，此时余志忠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两者的不同在于2017年5月15日之后滕樟贵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已经建立了关于水电分项安装施工合同关系，而该关系与2014年12月3日余志忠与滕樟贵之间的合同关系相互独立，没有关联。二、即使2017年6月滕樟贵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关于兰溪市电力生产调度中心工程〈水电消防安装工程合同〉的补充协议》未生效，余志忠也不应承担责任。1、蒋增加及其代理人与滕樟贵在该协议上签字，就是对滕樟贵作为实际施工人地位和施工相对方的认可。既然滕樟贵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之间已经互相承认，也已经直接发生施工关系，那么余志忠在两者之间也就不存在转包工程的基础。2、由于滕樟贵已经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处直接获得实际施工人身份，那么其与余志忠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水电安装工程合同》因无法再在两者之间转包而归于消灭。 滕樟贵、蒋新潮辩称，第一，我们取得水电工程施工权唯一的依据是2014年12月3日与余志忠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第二，2017年5月15日的补充协议，我方不知情，也未参与。第三，2017年6月份的补充协议确实是谈过的，我方也签过字，但是后来晟元集团公司明确告诉我方其不同意2017年6月份的协议，不盖章。因此，也没有将2017年6月份的协议交给我们，故该协议没有履行。基于以上三点，且我们已将涉案工程全部施工完毕，一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按照2014年12月3日我方与余志忠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判决由余志忠承担责任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晟元集团公司辩称，晟元集团公司与余志忠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蒋增加辩称，第一，坚持一审中关于我方不是合同相对人的陈述。第二，目前，晟元集团公司尚欠整个工程款是6700343.46元。根据余志忠与蒋增加的合同约定，余志忠在向我方或晟元集团公司主张工程款前，应当先交付70%的材料费票据。到目前为止，余志忠未交付，所以我方认为余志忠负有先履行义务。假如支付条件成熟，我方也只能支付给余志忠，而不是直接支付给滕樟贵。第三，余志忠在庭审中提到的两个补充协议即2017年5月15日和2017年6月份两份补充协议，根据蒋增加的陈述，当时没有授权给江国荣、赖金萍（音），而且该协议由于晟元集团公司最后没有确认，故该两份协议均未生效。第四，即使这两份补充协议生效，根据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并没有废止余志忠和滕樟贵的协议。在补充协议的第一、二条都明确，“原来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或“按原来余志忠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而补充协议条款都是在原合同基础上增加的条款，即使补充协议生效也没有改变余志忠作为滕樟贵转包人的身份。所以，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兰溪供电公司述称，一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余志忠与蒋增加、蒋新潮签订的任何协议，我方都是不清楚的。我方只跟晟元集团公司发生合同关系，与其他人未发生关系。第二，关于质保金问题。当时合同约定最终是创建钱江杯，后面变更为双龙杯。如果双龙杯创建成功，就按总工程款5%计算质保金，如果未创建成功，要扣总工程款2%质保金。工程是2018年12月底竣工验收的，但至今都没有取得双龙杯。如果没有创建成功，是要扣质保金的。鉴于本案起诉之前，兰溪市中一商品砼公司起诉蒋增加货款三百多万元，当时查封360多万元，所以包括质保金都是查封在那里的，该案还没有执行终结。另外，在2019年七、八月份，山西省太原市下面的一个法院也在查封该笔质保金。鉴于晟元集团公司知道上述两个事实，而工程在保修期内发生许多质量问题，包括漏水等，我方要求晟元集团公司承担保修义务，该义务包括土建、水电，但晟元集团公司未履行。 2019年3月25日，滕樟贵、蒋新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晟元集团公司、蒋增加、余志忠共同支付尚欠水电安装工程款1499629.6元，第三人兰溪供电公司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份，晟元集团公司承建了兰溪供电公司的兰溪市电力生产调度综合用房工程，后晟元集团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蒋增加，蒋增加将综合用房工程的水电、消防工程发包给余志忠，余志忠将其中的水电工程转包给滕樟贵，双方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水电安装工程合同一份，承包方式是按图施工，包工包料。工程款结算及付款方式是按工程中标价下浮20%后为工程合同价，结算以审计价为准。工程款支付同甲方同期、同步。滕樟贵与蒋新潮合伙完成了综合用房的水电安装工程。2018年12月，工程竣工。后兰溪供电公司委托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工程进行结算审核，滕樟贵、蒋新潮的水电工程造价为5706582元，滕樟贵、蒋新潮从蒋增加、晟元集团公司、兰溪供电公司处共收到工程款3065636元，按照滕樟贵与余志忠转包合同的约定，工程款按工程中标价下浮20%，结算以审计为准，滕樟贵、蒋新潮的水电工程款为4565265.6元，尚有工程款1499629.6元未付，故滕樟贵、蒋新潮向法院起诉。另查明，发包方第三人兰溪供电公司已将除质保金以外的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滕樟贵与余志忠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滕樟贵与蒋新潮共同完成了水电安装工程，项目已经经过竣工验收，余志忠应当按时支付工程款。余志忠辩称与滕樟贵签订合同是为了与其承包的消防工程区分开，双方未发生承包关系，滕樟贵、蒋新潮是与蒋增加发生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滕樟贵是与余志忠签订合同，蒋增加并不是合同相对方，余志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滕樟贵、蒋新潮是和蒋增加发生工程承包关系，对余志忠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晟元集团公司、蒋增加不是合同相对方，对滕樟贵、蒋新潮要求晟元集团公司、蒋增加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兰溪供电公司作为工程发包方已将到期应付的工程款全部付清，故对滕樟贵、蒋新潮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志忠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滕樟贵、蒋新潮支付工程款1499629.6元；二、驳回滕樟贵、蒋新潮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49元（已减半收取），由余志忠负担。 二审中，余志忠向本院提供了：一、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蒋增加委托赖金萍为其代理人，以蒋增加的名义在晟元集团公司领取工程款。二、银行流水账单复印件四份、领款凭证复印件四份、付款发票复印件三份，证明滕樟贵向晟元集团公司领款及要求付款的证据上都是赖金萍、江国荣的签字。 滕樟贵、蒋新潮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我方对委托书是不知情的。关于证据二，关志文的5.3万元，铜鹰电器的14万元，与我方的付款清单能够对应，对收到过5.3万和14万元的材料款是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材料款是我方向第三方借了以后由晟元集团公司支付给供应商的。余志忠没有将所有的证据复印完整，没有将我方给第三方的借条复印出来。 滕樟贵补充质证认为，晟元集团公司联系第三方提供借款给我们，然后由我们向第三方出具借条，由晟元集团公司担保。第三方把钱打给晟元集团公司，晟元集团公司直接把钱打给材料供应商。比如关志文、铜鹰电器就是材料供应商。 晟元集团公司质证认为，对这些证据，我方需要回去核实，庭后提供书面的质证意见。当时到晟元集团公司复印证据时，余志忠说过肯定不要晟元集团公司承担责任的。 蒋增加质证认为，首先江国荣、赖金萍都是晟元集团公司项目部中的人。蒋增加只是授权赖金萍支付材料款和领取工程款，并未授权赖金萍签署合同，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其他票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并不代表蒋增加直接向滕樟贵支付工程款，而是晟元集团公司支付给第三方供应商的材料款。 兰溪供电公司质证认为，第一，假如能够与原件核实是真实的，所证明的对象只能按照书面的委托书及发票的事实证明相关事实。也就是说委托书载明授权内容是领取工程款，只能证明蒋增加授权赖金萍领取工程款。发票也只能证明滕樟贵向晟元集团公司申请支款。 针对余志忠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二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证据一只能证明蒋增加授权赖金萍领取工程款，证据二只能证明滕樟贵曾向晟元集团公司支取工程款，证据一、证据二均无法证明滕樟贵、蒋新潮直接与蒋增加发生工程承包关系。 滕樟贵、蒋新潮、晟元集团公司、蒋增加、兰溪供电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2017年5月15日、2017年6月两份补充协议的效力以及余志忠是否应向滕樟贵、蒋新潮支付工程款。本院认为，2017年5月15日补充协议中，滕樟贵、蒋新潮不是合同当事人，该补充协议中关于“余志忠、王一军不享有也不承担水电项目的责任”系蒋增加与余志忠等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滕樟贵、蒋新潮，对滕樟贵、蒋新潮不发生效力。2017年6月补充协议中，甲方由案外人赖金萍、江国荣签字，尚无证据证明蒋增加授权赖金萍、江国荣签订该补充协议，且丙方晟元集团公司未加盖公章，故该补充协议尚未成立。综上，2017年5月15日、2017年6月两份补充协议均未改变2014年12月3日余志忠与滕樟贵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的效力，余志忠与滕樟贵仍应按照2014年12月3日《水电安装工程合同》履行，滕樟贵与蒋新潮共同完成了水电安装工程，项目已经经过竣工验收，一审判决余志忠向滕樟贵、蒋新潮支付工程款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97元，由上诉人余志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