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03民初3100号原告：刘忠强，男，1967年10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原告：王小燕，女，1986年10月26日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贵州省余庆县。原告：王进，男，1992年2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长顺县人，住贵州省长顺县。原告：王凯，男，1992年2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长顺县人，住贵州省长顺县。原告：王幺妹，女，1994年9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长顺县人，住贵州省长顺县。原告：刘瑶涛，男，2001年3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原告：刘姚星，男，1996年2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宇，贵州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杨永斌，男，1981年7月19日生，苗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明，贵州贵安新区高峰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邓国忠，男，1970年3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鼓楼办事处县。原告刘忠强、王小燕、王进、王凯、王幺妹、刘瑶涛、刘姚星与被告杨永斌、邓国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洪波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审查，死者张连妹与刘忠强共同抚养了刘姚星（系刘忠强与前妻之子），本院依法追加刘姚星为本案原告。七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宇，被告杨永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明、被告邓国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七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差旅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等各项损失835737.49元；二被告负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死者张连妹与刘忠强系法定夫妻关系，被告杨永斌系小包工头，长期给住户修造建房，雇佣民工、小工是经常的事，死者张连妹、刘忠强均是被告杨永斌的长期雇工，2019年10月因长期的绵绵细雨，导致被告邓国忠的建房迟迟不得进行。10月28日，天空放晴，邓国忠住房开建，死者张连妹于当日上午被雇工在被告邓国忠家三楼立面上开（小型）吊机，中午未休息，13时许开工，14时许死者张连妹从被告的三楼立面吊机处摔下，触地身亡，事发后，平坝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勘现场。2019年10月30日，经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二被告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书，由二被告各支付人民币伍万元，原告于2019年11月5日安葬了死者张连妹。由于被告杨永斌无建房资质、又无防护措施，导致死者张连妹无辜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原告先是找被告邓国忠和解，协商赔偿相关事项，邓国忠置之不理并放出狠话，走司法程序。找被告杨永斌协商和解，被告杨永斌以无支付能力为由拒绝赔偿。被告杨永斌与死者张连妹系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伤害，被告杨永斌理所当然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邓国忠与死者张连妹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但是，他将自己的住房的修建发包给无建房资质的人建造房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死者张连妹是卖苦力的民工，每日领取工资报酬人民币140元，还生活自理；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没有任何防范设置，比如：安全网、安全帽、安全支架等一切皆无；被告杨永斌视生命为儿戏，简单、粗糙、茫然的环境，葬送了死者张连妹的生命，如此践踏生命的行为，不光受到良心的谴责，还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应理直气壮的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邓国忠将自己的大房大屋发包给没有建房资质的土包子工程师建房，不光受到良心的谴责，还应受到的道德的谴责，同时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死者张连妹的突然离去，家里的顶梁柱从此垮塌让生者刘忠强本身就无生活自理能力，现在搞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小儿子刘瑶涛天生存在心脏病，智力衰退，导致说话不清晰、语无伦次，给原告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精神创伤，为了告慰死者的阴灵，让死者得以慰藉，让生者的得以生存，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原告及死者身份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户口本、出警情况说明、火化证明、墓碑图片、事故现场照片、调解协议书、交通费票据、证明、检查报告等证据材料。被告杨永斌辩称：1.原告起诉状中称死者张连妹是被告是长期雇工，这不是事实。被告与死者之间没有签订劳务协议。死者多年来一直是以做点工为职业。在此之前，曾与天马村的吴某、城南村猫耳山脚的候某一起做点工的人，均可作证。这一客观事实，毋庸置疑。2、死者张连妹并非是被告叫来（或雇来）的，不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因死者家庭经济困难，2019年10月份期间，曾多次打电话给被告，恳求被告让死者张连妹来工地上做点工（有通话为证）。被告考虑到都是熟人，且其家庭比较困难，顿生怜悯之心，于是就答应了死者的要求，到工地上来做点工。3、死者张连妹不听安排，坠楼身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虽说同意死者张连妹到工地上来做点工，且安排她只能在地面上做捡砖、铲砂石的工作，并没有安排她到二楼去开吊机。因其死者家也安有类似型号的吊机，自认为可以操作，故擅自爬到二楼上去开吊机，不幸造成坠楼身亡这一惨剧。因此，死者张连妹对其身亡负有直接的责任。4、作为业主邓国忠对自身的房屋修建，监管不到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房屋系邓国忠和其侄子共有。房屋修建乃家中之大事，作为业主本应对承包者及到工地上做工的施工人员，理应加以甄别，是否能胜任该房的修建，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施工人员的身体状况等也应监管到位。正因为业主的忽略，而导致这一不幸事故的发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修建的房屋是被告邓国忠一个人的手续，但是是被告邓国忠与他的两个侄儿共同修建的。5、对于原告提交的户口本上显示户主是王进，但是没有注明与死者的关系，亲属关系证明不足以说明几原告与死者的关系，除非有派出所登记的为准。关于刘姚星的证明没有相关收养证明，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刘忠强的检查报告，与本案无关，不存在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忠强丧失劳动能力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赔偿，因刘忠强身体状况不佳，且子女都已成年，在精神上对他的打击并不是像其他事故造成的严重。对于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因没有显示时间，不能够证明是此次事故办理丧事产生的。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在该起事故中，理应实行“三三制”的责任划分，来承担该起事故的赔偿，这才是客观、公平、公正的。至于赔偿的数额，可依据《贵州省2019年关于人身损害及死亡的赔偿标准》计算，无须争辩。被告杨永斌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图片、通话记录、收条收据等证据各一份。被告邓国忠辩称：一、死者在本案中应承担责任。2019年9月20日将危房拆建工程交给被告杨永斌承建，死者张连妹是杨永斌请来的小工，死者张连妹是断断续续到被告家做了几天工，死者张连妹是负责在地面上捡砖和推砂供给吊机。事发当天，没有任何人安排死者张连妹开吊机，是她本人不知什么原因?自己跑上二楼屋面上去开吊机，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已坠落，被告发现后立即打急救电话，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要求其去开吊机。所以，被告认为死者张连妹在未经工头同意，擅自去开吊机，自己从吊机旁边摔下来，造成的事故，其本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赔偿应当由建筑承包人杨永斌负责。被告是平坝区鼓楼办城北村的精准扶贫户，被告家的住房经村委和政府相关部门评定为危房，同意被告家拆建，被告家的房屋只有约60平方，被告承包给杨永斌的单价是每平方300元。死者张连妹是承包人杨永斌聘请的小工，工资是由杨永斌支付。被告与死者张连妹没有任何合同或聘请等关系。如果工人是被告邓国忠找的，应有责任，但是工人不是被告邓国忠找的。安全防护措施应是由被告杨永斌负责，而且该房屋是被告邓国忠一个人的，只是在打房屋第二层的时候向我侄儿子借钱支付工钱给被告杨永斌。故对于死者张连妹的死亡，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承包人杨永斌，而不是被告邓国忠，被告对死者张连妹的死亡从主观上，客观上均无任何过错。被告只能是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原告要求的赔偿过高。1.本案中不存在精神抚慰金，因被告是按提供劳务受害向法律主张权利，被告是按公平原则承担补充责任，被告无过错，故不应当承担精神抚慰金。2.夫妻扶助后续费，该项费用，在法律上没有这一说法，且被告刘忠祥今年才52岁，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故这项费用依法不应支持。对于原告提交的户口本上显示户主是王进，但是没有注明与死者的关系，亲属关系证明不足以说明几原告与死者的关系，除非有派出所登记的为准。关于刘姚星的证明没有相关收养证明，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3.差旅费8000元过高，需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认为如果死者的四个子女属实，他们从长顺、余庆到平坝往返被告认可1000元的车费，其余的不应支持。四、被告支付了50000元应当从本案中扣除。本案的事件发生后，在鼓楼办司法所领导的组织下，我们达成了协议，被告与另一被告杨永斌各出50000元给死者家属作先期的安葬费用，待诉讼后扣除。而本案中，几原告的诉状中没有将该款扣除，被告认为这不符合当时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应当从我们各自的赔偿款中扣除这笔钱，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自己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对于张连妹的死亡，被告只能是按公平原则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主要责任人是被告杨永斌，且死者张连妹在本案中也有一定的过错，其本人也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后果。请求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判决被告承担不超过20%的补充责任。被告邓国忠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贵州贫困户登记卡、信用社借款借据、建房合同、平坝区鼓楼街道办事处2019年主城区房屋建房公示牌等证据。本院依据原、被告的陈述和庭审举证、质证，查明本案事实如下：被告邓国忠与被告杨永斌口头约定建房事宜，每平方按280元的单价直接向被告杨永斌支付工钱，打完一层面板向被告杨永斌支付20000元工钱，总共打完两层面板，共支付40000元。2019年10月28日，死者张连妹在修建被告邓国忠房屋过程中使用吊机进行施工，不慎从被告邓国忠房屋三楼上摔下，触地身亡。随后，安顺市平坝区公安局鼓楼派出所接警后，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出警，确定死者张连妹于2019年10月28日14时许在安顺市平坝区邓国忠家修建房屋时失足坠楼。2019年10月30日，被告杨永斌（甲方）、邓国忠（乙方）与（丙方）刘忠强、王进、王凯、刘姚星、刘瑶涛、王小燕、程玉嘉（系王幺妹丈夫）与达成调解协议，协定内容为：1.被告杨永斌与邓国忠共同向原告支付死者张连妹因本次事故死亡产生的部分费用100000元，其中分别向原告支付5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的丧葬费标准是35897元，被告杨永斌、邓国忠所支付的上述100000元除了丧葬费，多余部分在后续赔偿中进行扣除。2.被告杨永斌、邓国忠于协议签订之日全额支付100000元到鼓楼街道办事处综合办，综合办先支付70000元给丙方，丙方在收到第一笔赔偿金后，须于2019年10月31日前将遗体火化，安葬后次日，丙方到鼓楼街道办事处综合办领取余款30000元。另查明，被告杨永斌在本次事故中已按照调解协议向原告方支付50000元、垫付了穿衣费及寿衣费4200元。被告邓国忠已按调解协议向原告方支付50000元。同时查明，原告王小燕、王进、王凯、王幺妹、刘瑶涛系死者张连妹的亲生子女，刘姚星系刘忠强与前妻的儿子，由张连妹、刘忠强共同抚养，共同负责教育、生活费用。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户口本、出警情况说明、火化证明、墓碑图片、事故现场照片、调解协议书、交通费票据、证明、检查报告、图片、通话记录、收条收据、贵州贫困户登记卡、信用社借款借据、建房合同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及答辩意见，并经当事人确认，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被告邓国忠、杨永斌、死者张连妹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责任如何划分。2.原告方的诉请项目及数额有无法律事实及依据。本院认为，被告邓国忠与被告杨永斌口头协商按280元每平方米包工不包料由被告杨永斌修建房屋，该口头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二被告之间的口头协议内容约定，被告杨永斌交付劳动成果、由被告邓国忠支付报酬，应视为双方存在加工承揽法律关系。涉案房屋的修建，由被告杨永斌负责雇请工人施工，工人由被告杨永斌负责管理和支付工资，死者张连妹经被告杨永斌同意到涉案工地修建房屋，张连妹虽未与被告杨永斌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雇佣关系，故被告杨永斌提出死者张连妹并非是被告叫来（或雇来）的，只是生怜悯之心，答应了死者的要求，到工地上来做点工，其与死者张连妹不存在雇佣关系的抗辩，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死者张连妹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杨永斌作为雇主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永斌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安全监管义务，亦未为死者张连妹施工作业提供必需的安全配套设施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对张连妹的死亡，具有明显过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据此，本院酌情被告杨永斌承担45%的责任。关于被告杨永斌提出房屋系邓国忠与其侄子共有的主张，被告邓国忠提出异议，并自认房屋系其一人所有，并提供了建房公示牌进行佐证，且被告杨永斌对其主张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杨永斌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邓国忠作为房主，定作人，明知被告杨永斌无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仍将建房发包给被告杨永斌，明显对定作人选任存在过失，应当在其过程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院酌情被告邓国忠承担25%的责任。死者张连妹作为实际施工人，在三楼施工未能尽到谨慎施工义务，注意施工环境，安全意识不够，其自身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可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据此，本院酌情张连妹承担30%责任。对于二被告提出当天并未安排死者张连妹开吊机，系其私自上三楼开吊机抗辩理由，二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二被告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杨永斌、邓国忠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被告杨永斌提出原告提交的户口本上显示户主是王进，但是没有注明其与死者的关系，村委会亲属关系证明不足以说明几原告与死者的关系，应以派出所登记的为准。关于刘姚星的证明没有相关收养证明，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上述原告与死者关系，有结婚证、户口本、村委会证明及原告陈述，足以证明亲属关系。关于刘姚星的身份，刘姚星虽是刘忠强与其前妻所生，但是经审理查明，上述原告均认可刘姚星系刘忠强与张连妹共同抚养，共同负责教育、生活费用，故形成了抚养关系，形成了继子女关系，属于权利人之一，故上述原告均符合诉讼主体资格。本院现结合原告诉求，说明原告因本次事故应得的各项赔偿如何计算，具体情况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结合死者张连妹的年龄，故原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原告主张35897.4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计算标准为67952元/年÷12个月×6个月=33976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一条之规定，综合考虑本地经济收入情况等因素，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4.差旅费（交通、住宿费）。原告主张8000元。虽提交有票据，但票据上无使用人姓名、时间等，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但产生交通费是必然的。故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2000元。5、夫妻扶助生活费（被告抚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刘忠强生活费100000元，原告刘忠强系1967年10月20日出生，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告提交的病历、证明不足以证明刘忠强丧失劳动能力，是否丧失劳动能力应以具有鉴定资质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共计:697816元。根据查明，根据调解协议杨永斌支付50000元，邓国忠支付50000元，被告杨永斌另行支付购买寿衣和穿衣费4200元、原告对其真实性认可，但主张不应当予以扣除，本院认为，上述两项费用属于丧葬费用之内，且原告方认可其真实性，故被告主张扣除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被告之间责任划分，被告杨永斌应承担的费用为应697816元×45%=314017.2元，因被告杨永斌已支付54200元，故被告杨永斌还应支付314017.2-54200=259817.2元。被告邓国忠应承担赔偿金额为697816元×25%=174454元。因被告邓国忠已支付50000元，故被告邓国忠还应支付174454-50000元=124454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永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忠强、王小燕、王进、王凯、王幺妹、刘瑶涛、刘姚星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259817.2元。二、被告邓国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忠强、王小燕、王进、王凯、王幺妹、刘瑶涛、刘姚星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124454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照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79元，由原告刘忠强、王小燕、王进、王凯、王幺妹、刘瑶涛、刘姚星承担3284元，被告杨永斌承担1890元，被告邓国忠负担9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12158元，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义务人不履行，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向本院或者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李洪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娇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