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78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立军，男，196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灵美，山东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孔红英，女，197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邝焕道，男，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三平，男，196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济北开发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卫景辉，男，195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阳县济北开发区泰兴街北。法定代表人：王三平，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刘秀英，女，196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原审第三人：周义宝，男，198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原审第三人：周晓玲，女，198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阳县。再审申请人张立军因与被申请人孔红英，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邝焕道、王三平、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刘秀英、周义宝、周晓玲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五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鲁民申319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张立军申请再审称，一、其从中国建设银行济阳支行、日照银行济南分行调取的新证据可以证实，借款人周仁明共支付孔红英本息59万元，进而证明二审判决确定的还款数额有误，造成张立军多履行还款义务。依据本案一、二审判决及孔红英的陈述，2011年1月的47万元的借款，只偿还了3万元的利息，2012年3月的47万元的借款，未支付本息。现张立军调取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在孔红英起诉前，借款人周仁明已偿还了孔红英2012年3月份47万元本金的利息9万元，因此，该9万元应从二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二、孔红英主张的借款本金与2011年1月24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内容严重不符，不应认定为张立军担保的借款。首先，《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孔红英于2011年1月25日、2011年1月26日向周仁明交付借款47万元。孔红英在本案中主张的47万元交付时间为2012年3月13日，距离合同签订时间较远，不属于同一笔借款。其次，根据孔红英提供的短信记录，2012年6月孔红英已经开始要求张立军联系周仁明，但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至2013年11月24日，距离借款合同履行期限较远，2012年6月催要的只可能是已经到期的借款。在本案再审中，孔红英认可与周仁明有多笔经济往来。因此，孔红英要求张立军联系周仁明催要的不是2011年1月24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张立军不应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张立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请求撤销本案二审判决，依法改判。孔红英辩称，其与周仁明自2010年至去世期间，业务发生频繁，张立军所称的9万元是偿还的其他借款，与本案无关。故请求驳回张立军的再审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邝焕道、王三平、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刘秀英、周义宝、周晓玲未陈述意见。孔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及支付利息319188.89元及逾期还款违约金31091.67元（履行届满次日至起诉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及起诉之日至判决书履行期届满之日的利息，并承担律师费44914元和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4日，孔红英与案外人周仁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周仁明向孔红英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月25日至2013年11月24日。合同记载：实际借款期限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贷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约定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100万元及贷款4倍利息，若周仁明逾期还款，违约金按每天1000元计算，并约定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律师费等由借款人周仁明承担。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及王道恩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签字，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1年1月26日王三平向孔红英出具共同还款责任书，约定因其与借款人周仁明系朋友关系，因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50万元，王三平作为共同还款人，在借款人不按期偿还上述借款本息时，对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还款清偿责任。同日，邝焕道向孔红英出具共同还款责任书，约定因其与借款人周仁明系朋友关系，因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100万元，邝焕道作为共同还款人在借款人不按期偿还上述借款本息时，对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还款清偿责任。借款合同签订后，孔红英通过银行于2011年1月25日向周仁明支付25万元，于1月26日向周仁明支付22万元，2012年3月13日向周仁明支付47万元。另查明，周仁明于2014年2月17日去世。另，案件受理后，孔红英撤回对刘秀英、王道恩的起诉。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周仁明继承人刘秀英、周义宝、周晓玲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判决：一、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连带支付孔红英借款利息7265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驳回孔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50元，由孔红英负担11134元，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616元，保全费5000元，由孔红英负担3200元，邝焕道、被告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800元。孔红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孔红英于二审中提交张立军、卫景辉出具的担保函，拟证明张立军、卫景辉除在涉案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外，还出具了担保函，承诺为周仁明借款1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孔红英还提交其与周仁明、张立军、王三平、卫景辉的短信照片，拟证明在2013年4月之后，孔红英一直向周仁明及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催要借款。经质证，王三平、卫景辉主张孔红英提交的短信仅记载其向周仁明主张权利；张立军对孔红英与其短信内容无异议。一审中，一审法院调取了周仁明收取涉案借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载明：周仁明账户在2012年3月13日收到孔红英转款47万元后，当日即转款给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出纳吴春燕两笔合计362000元，转款给卫景辉38000元，现金支取55000元。经质证，孔红英、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均对银行明细无异议，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均认可上述周仁明账户系用于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经营使用。二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焦点为：2012年3月13日的款项是否是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孔红英于2011年1月25日、26日通过银行向周仁明账户转款47万元，2012年3月13日通过银行向周仁明账户转款47元；孔红英主张共实际向周仁明交付借款100万元，除银行转款外，其他为现金交付，其主张与合同约定的100万元借款相符。周仁明收取孔红英借款的账户系用于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使用；周仁明于2011年1月25日、26日向孔红英所借款项，已用于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周仁明账户在2012年3月13日收到孔红英转款47万元后，当日即转款给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出纳吴春燕两笔合计362000元，转款给卫景辉38000元，现金支取55000元，亦可以认定2012年3月13日的款项系用于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经营使用；故2011年1月25日、26日的款项与2012年3月13日款项借款用途一致。周仁明虽于2011年11月底向孔红英还款50万元，但通过一审判决对本金及利息的计算，可以认定2011年1月25日、26日的款项尚未清偿完毕；加之孔红英在二审中提交的其与周仁明、张立军、王三平、卫景辉的短信照片，可以证明在2013年4月之后，孔红英一直在向周仁明及各保证人主张权利，催要借款，可以证明孔红英主张权利的时间系在涉案借款合同到期后，亦可佐证涉案借款并未清偿的事实。综合上述事实，涉案借款合同约定案外人周仁明向孔红英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月25日至2013年11月24日，实际借款期限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应认定各保证人在最高借款额100万元限度内，对借款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涉案合同的保证条款系最高额保证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3月13日的款项与涉案合同无关有误，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均系涉案借款合同的保证人等其他事实，孔红英及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均未对此提起上诉，应视为服判，本案二审不予审理。综上，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应对孔红英于2012年3月13日交付的借款47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孔红英主张现金交付的3万元借款，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孔红英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部分，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商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二、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孔红英借款47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借款本金47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2750元，由邝焕道、王三平、张立军、卫景辉、济南名洋胶囊有限公司承担。本院再审期间，张立军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支行和日照银行济南支行的账户明细表，用以证明周仁明已付给孔红英59万元，比原审判决认定的50万元多支付了9万元。孔红英质证认为，认可日照银行济南支行账户明细表中记载的50万元还款；对建设银行济阳支行账户明细表，仅认可其真实性，所记载的9万元往来款与本案中孔红英与周仁明之间的借款无关。为证明上述主张，孔红英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活期账户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卧龙支行业务凭证。其中，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记载了张某的银行户口交易明细，明细表显示张某于2010年2月10日、9月17日、10月28日向周仁明打款93万、25.2万元和75万元。第二组证据：张某的证人证言。张某在法庭调查中陈述：2010年2月10日、9月17日、10月28日，孔红英分别要求我给周仁明打三笔款，金额分别是93万、25.2万元和75万元；周仁明是我通过孔红英认识的，孔红英让我打款我就打了；她要求我打款给周仁明不让我管，这款她来要；我和周仁明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对孔红英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张立军质证认为，招商银行的明细表为复印件，户名为张某，孔红英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与本案无关；对于张某的证人证言，即使张某给周仁明打过款，也是张某与周仁明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从张某的陈述可知，张某与孔红英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对张立军、孔红英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张立军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周仁明于2011年8月2日、8月25日和9月26日分三次向孔红英打款，每次3万元。孔红英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能够证实张某于2010年2月10日、9月17日、10月28日向周仁明打款93万、25.2万元和75万元。证人张某的证言为有效证据，能够证实其应孔红英的要求向周仁明打款93万、25.2万元和75万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本案主债务是否应当减除9万元。周仁明于2011年8月2日、8月25日和9月26日分三次向孔红英打款，每次3万元，共计9万元。然而，孔红英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案外人张某应孔红英的要求，于2010年2月10日、9月17日、10月28日向周仁明打款93万、25.2万元和75万元。上述事实表明，在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成立之前，孔红英曾与周仁明发生过多次经济往来，孔红英曾向周仁明支付过数额较大的款项，因此不能排除2011年8月和9月周仁明向孔红英支付9万元是为了偿还本案之外的其他欠款。综上，张立军关于上述9万元是周仁明偿还本案借款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二、关于孔红英在本案中主张的欠款是否在张立军提供保证的范围之内。周仁明与孔红英2011年1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周仁明向孔红英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月25日至2013年11月24日，实际借款期限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张立军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应认定其在最高借款额100万元限度内，对借款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涉案合同的保证条款系最高额保证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孔红英于2012年3月13日向周仁明支付的款项为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张立军系上述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其应对上述款项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孔红英认可其与周仁明有其他多笔经济往来，但其所称的向周仁明出借的其他款项均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订立之前支付，因此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无关，不能依此否定孔红英于2012年3月13日向周仁明支付款项是为了履行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综上，张立军关于原二审法院对主债务数额认定有误及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五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兵审判员 宫恩全审判员 王 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刘福贵书记员刘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