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6行终1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军，男，196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委托代理人王宝军、吴树军，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洋湖乡政府驻地。法定代表人霍振亭，所长。委托代理人魏玉华，阳信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指导员。委托代理人刘福国，山东方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信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阳城六路567号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刘荩一，县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王玉强，副县长。委托代理人光宏刚，阳信县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委托代理人马新昌，山东君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朋，男，199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王辉，男，198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孙相花，女，1987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王长春，男，196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原审第三人杨秀芝，女，196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信县。上诉人王长军因与被上诉人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以下简称洋湖派出所）、阳信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原审第三人王朋、王辉、孙相花、王长春、杨秀芝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长军及委托代理人王宝军、吴树军，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霍振亭及委托代理人魏玉华、刘福国，被上诉人县政府的出庭负责人王玉强及委托代理人光宏刚、马新昌，原审第三人王朋、王辉、王长春、杨秀芝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孙相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日13时许，在阳信县××西焦村，原告王长军和第三人王长春两家因邻里纠纷发生打架。打架过程中，原告王长军参与打架，与第三人王长春相互殴打，用砖头打王朋腿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洋湖派出所接到报案后随即出警，经调查询问，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9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29号处罚决定），决定给予王长军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分别对其他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被告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告县政府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阳政复决字[2018]27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7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洋湖派出所作出的29号处罚决定。原告王长军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洋湖派出所对于在其法定授权范围内的治安案件，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县政府有权对本辖区内发生的治安行政处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王长军和王长春两家因邻里纠纷发生打架，根据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足以证实原告王长军与第三人王长春相互殴打，用砖头打王朋腿部，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原告所称原告及其亲属不存在殴打他人的事实，无事实依据。被告洋湖派出所认定原告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诉称被告对相关的证人没有认真全面地取证，导致作出的事实认定与实际严重不符的问题，庭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对打架双方提供的参与及在场人员均做了调查询问，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系因邻里纠纷引发，双方纠纷本应通过基层组织或法律途径解决，而王长军一家却用玉米秸堵对方通道，王长春一家未能冷静理智解决，继而发生打架，主观上双方对违法行为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客观上双方均有殴打对方的行为，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等三人案发前在第三人孙相花家做客，虽案发时在现场，但无足够的证据证实三人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三人看到打架被拉开后便离开现场，并非逃离。原告所称王长春等十人在公共场所围攻他人，打人后驾车逃离现场，无事实依据，亦无证据证实赵连珍殴打他人或被人殴打。因此，被告洋湖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综合考量本案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法定幅度分别对双方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对原告提出对第三人处罚过轻，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洋湖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履行了受案登记、告知相关权利义务、调查询问、行政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阳信县公安局伤情鉴定部门收到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后，认为王长军、赵连珍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在受理单位意见栏注明“损伤达不到轻微伤”，存在瑕疵，但并未对案件的处理造成影响，应当批评指正。原告提出在原告及亲属已申请伤情鉴定的情形下，被告未委托鉴定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县政府根据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依法全面审查了被告洋湖派出所作出29号处罚决定的案卷材料，结合涉案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作出27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洋湖派出所作出的29号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被告县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以上决定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王长军要求撤销被告洋湖派出所作出的29号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王长军要求撤销被告县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长军负担。原审原告王长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出的29号处罚决定及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主要理由：1.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一审查明“王长军参与打架，与第三人王长春相互殴打，用砖头打王朋腿部”，该事实认定不完整，与庭审证据证明事实不符。原审第三人王长春询问笔录记载：“我就恼了过去和王长军两个人拳头巴掌的忙活起来朝对方打……，我二儿子王朋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拿了一个马扎子来”。上诉人询问笔录记载：“先是王长春过来的就和我互相拳头巴掌的打在一起了，之后对方从他家里来了一帮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把我按在地上，王长春的二儿子王朋拿着一个马扎子打我的的右腿膝盖，当时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砖来胡乱划拉了几下也不知道碰到谁了”。原审第三人王辉询问笔录记载：“当时王长军与我父亲王长春打在一起时，我抓住王长军的一只手来”。上诉人的儿子王玉峰询问笔录记载：“当时我没在现场，我到现场时，正看见对方王长春、王朋、还有其他人，把我父亲王长军摁在地上”。原审第三人孙相花的嫂子王红梅询问笔录记载：“当时刚想吃饭，接着我对象孙相新、我小姑子的朋友王彩霞、孙相花对象的兄弟王朋、王朋的媳妇菲菲、我小姑子的公公和我都出去了”。上述笔录内容能够证明，双方打架之初，王长春方有9人均在场（王辉、王朋均谎称随后到场），人多势众，而上诉人一方只有上诉人和妻子李树坤，随后，王长军遭到王长春一方的围攻被打倒在地，且遭到王朋用马扎子攻击，情急之下，上诉人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划拉用于防守亦在情理之中。上诉人一方在人单势孤的情形下不可能对王长春一方实施殴打行为，只能处于防卫状态。同时，打架之初完全是由于王长春一方先动手引发，因此，一审判决作出的事实认定没有综合全部案件证据，并考虑常情常理，从而过于片面。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询问笔录内容，结合上诉人的行为没有给原审第三人方造成损害后果，且打架是由原审第三人方首先发起攻击引发，其过错严重；另外，从案件起因看，涉案争议宅基地权属纠纷，此前经过洋湖派出所调解，要求双方协商解决，但王长春一方在明知有争议的情形下长期占用拖延不协商，导致上诉人方无法使用，正如赵连珍询问笔录中所说：“王长军两口子就去把搬开的棒子秸再搬回去，目的是为了让王长春家说说宅子这个事”。可见，上诉人并没有与王长春家动手打架的故意，案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王长春一方遇事不冷静，依赖人多逞强耍横引发。因此，上诉人的行为应属于情节特别轻微，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不应再予以处罚。由于洋湖派出所对案件没有全面调查，导致事实不清，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作出的处罚决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没有准确认定事实的情形下法律适用同样存在错误。3.洋湖派出所处罚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认为未对案件处理造成影响错误。王朋询问笔录中，当公安机关询问其嫂子孙相花和其妻子王萍在现场干什么时，王朋称“我光知道她俩在现场录像来”；王彩霞询问笔录中，王彩霞称“回到现场之后我就开始录像”。通过上述证据，证明洋湖派出所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已经知道有人拍摄了现场录像，但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及一审提交的证据均对该录像情况只字未提。上诉人被多人殴打，外伤明显，在上诉人提出伤情鉴定情形下，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其进行伤情鉴定而非不予受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第七十五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二）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可见，洋湖派出所并未依法收集录像证据，亦未依法对上诉人的伤情进行鉴定，由此作出的事实认定是不完整的，据此适用法律也不可能准确，其行政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一审认定仅需批评指正的结论明显不当。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辩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王长军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主要理由：1.洋湖派出所认定的本案事实、证据为，2018年10月1日13时许，在阳信县××西焦村，因宅基纠纷，王长春一家与王长军一家发生矛盾，引发双方打架。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王长军用砖头扔王朋，王玉峰殴打王长春，王玉峰与王辉相互殴打，王朋用马扎殴打王长军，王朋殴打王玉峰，杨秀芝与李树坤相互殴打，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2.针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异议，洋湖派出所认为，王长军主张王辉门前的过道是他家的地方，想在那里搭建棚子，王长春称系他家的，王长军就将玉米秸堵在过道上。王长军第一次摆放后，王长春家将玉米秸挪开，后王长军重新将玉米秸挪回阻止王长春家通行，在重新挪回时双方发生冲突。在打架过程中，王长军、李树坤、王玉峰与王长春、杨秀芝、王辉、王朋、孙相花参与殴打，其他人并未参与。对于王玉峰所称有四人驾车逃离现场，经查是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三人看到打架被拉开便离开现场，未参与打架并非逃离。2018年10月8日，经阳信县公安局法医室鉴定，王长军、赵连珍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李树坤在询问材料中指出自己没有伤，王玉峰也证实李树坤身上没有外伤，因此未进行鉴定，并不存在不对其亲属进行法医鉴定一说。王长军、王长春双方当事人均称现场没注意有其他人，只有王阶生在场。对王长军处罚的事实为，王长军自述与王长春相互殴打，李树坤指认王长春与王长军互相拳头巴掌打对方，王长春称与王长军两个人拳头巴掌朝对方打，王长春指认王长军后来拿砖头扔到王朋，王朋指认王长军用块砖头打在其左腿上等。综上，有证据证实王长军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双方虽因宅基大打出手，但血缘关系亲近，行政处罚应综合双方之前因宅基达成的协议、打架起因及社会效果，因此，从上述事实看，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上诉人县政府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王长军所称“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应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事实与涉案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一致，事实清楚。从全案证据来看，上诉人在事件发生时既是打人者也是被打者，且有用砖头打击他人的行为，该事实多名证人证言均可证实，认定上诉人与王长春两人互殴并无不当。上诉人称出于防卫才动手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无法律依据。综合本案事实及上诉人在该案中所实施的殴打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双方均有殴打对方的行为，且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洋湖派出所给予上诉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其不应再予以处罚的主张，从涉案纠纷的起因、发展过程、损害结果等角度分析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3.涉案行政处罚及一审审理过程均无程序瑕疵，上诉人关于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主张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一审中洋湖派出所与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洋湖派出所系涉案治安违法行为的主管机关，执法民警均具有执法资格，行政处罚主体适格；执法程序合法，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处罚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上诉人对洋湖派出所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洋湖派出所对该案中能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轻重的证据已经充分取证。上诉人认为没有全面取证只是其片面说辞，无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洋湖派出所对其伤情鉴定申请不予受理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出伤情鉴定后，公安机关于2018年10月8日出具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阳信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的结论是损伤达不到轻微伤，而并非上诉人诉状中所称要求鉴定而未予鉴定。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关于洋湖派出所未委托鉴定即作出处罚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正确。4.建议上诉人与第三方本着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则正确处理邻里矛盾。王长春与王长军两家系同村邻居，不动产的相邻方，涉案争议通道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结合公安部门查实的材料，虽然土地使用权存有争议，但该通道系王辉家必经通道之一，且已连续使用多年。本案纠纷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案发原因及殴斗过程做了大量调查调解工作，被诉处罚决定亦是在公平的基础上作出，对各方当事人的处罚均与其过错相当，在案件起因上做了适当考虑。县政府建议各方能珍惜邻里情分，妥善化解矛盾，和睦相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涉案证据，公正裁判，并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王朋、王辉、王长春、杨秀芝述称，一审判决公平公正，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开庭审理中，上诉人王长军提交询问笔录内容及证明事项表格一份、各方关系图及打架参与人示意图一份，用于证明：1.上诉人在打架过程中受到了王长春、王辉、王朋等三人的围攻殴打。王长春的陈述能够证明是其先动的手。2.李树坤在打架过程中受到了杨秀芝、孙相花两人的撕扯。根据杨秀芝的陈述，李树坤并没有动手打杨秀芝，而只是被孙相花撕扯。3.王玉峰在打架过程中先是被王辉勒住脖子倒在王辉怀里，之后王朋对王玉峰进行殴打。根据王辉的陈述，王玉峰并没有对其进行过殴打，王玉峰当时也没有任何还手能力。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有异议，对各方关系图及打架参与人示意图，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采信的有效证据，只能算作一种当事人陈述，且内容记载不全面，并没有全面陈述王长春一家被打的事实。对询问笔录内容及证明事项表格有异议，认为本案系因宅基纠纷发生的邻里互殴事件，案件基本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县政府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为，从证据形式角度分析，上述材料不属于法定证据，其效力仅相当于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因其反映内容与本案证据体系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存在以偏概全情形。原审第三人王朋、王辉、王长春、杨秀芝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过于片面，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方的攻击均未提及。本院对上诉人王长军提交的表格和示意图经审查认为，上述两份材料系上诉人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有关当事人陈述内容的整理和汇总，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仅作为参考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王长军不服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对其作出的29号处罚决定和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而提起的诉讼，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出29号处罚决定的依据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上诉人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完整，与庭审证据证明事实不符，但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王长军、李树坤、王长春、孙相花、杨秀芝、王辉、王朋、孙相新、王红梅等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实上诉人与王长春相互殴打，上诉人用砖头打王朋腿部的事实。上诉人所述其在人单势孤的情形下不可能对王长春进行殴打，只能处于防卫状态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主张其行为未给原审第三人方造成损害后果，且打架系由对方首先发起，上诉人没有动手打架的故意，属于情节特别轻微，不应予以处罚，29号处罚决定和一审判决均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邻里纠纷引发，双方主观上对违法行为的发生均有过错，客观上亦都实施了殴打对方的行为，且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综合涉案纠纷的起因、殴打情节、身体损伤后果等因素，作出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均未提及事发时有关在场人员拍摄的现场录像情况，属于未依法收集相应证据。洋湖派出所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受理本案治安案件后，已对参与殴打的各方当事人及有关在场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事发现场情况、参与殴打人员、殴打情节及受伤害情况等案件基本事实，洋湖派出所据此作出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有无在场人员拍摄的现场录像作为证据并不必然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未依法对其伤情进行鉴定的问题，上诉人在洋湖派出所对其进行调查询问时提出要求作伤情鉴定，后洋湖派出所委托阳信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室进行法医学检验鉴定，经鉴定人员检查判断，上诉人损伤达不到轻微伤，故作出不予受理的意见，洋湖派出所针对上诉人的伤情鉴定要求履行了委托鉴定义务，程序并无明显不当，亦未对案件的处理和当事人的权利造成实质影响，上诉人认为洋湖派出所处罚程序严重违法理据不足。综上，被上诉人洋湖派出所作出的29号处罚决定及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27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王长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长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长青审判员  牛淑华审判员  庞 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