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88号3幢9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341948844B。 法定代表人：詹益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恒立，男，196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上诉人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恒立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8民初1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杭州艾咪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8日更名为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5日，刘恒立与杭州艾咪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杭州艾咪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合约》，约定刘恒立于2018年1月1日正式上岗，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前3个月底薪3万元/月（税后），转正后4万元/月，如果按要求完成全年目标值，则补足全年年薪50万；另对提成、股权进行约定。2018年3月19日，刘恒立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试用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三个月；约定刘恒立担任总经理工作，约定试用期间月工资为12000元。同日，刘恒立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薪资协议书》，约定聘期内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刘恒立支付4万元/月，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为3万元/月。其中第4条原载明“个人所得税自理，由公司代扣代缴。”该条划去后手写改为“以上工资为税后，且各项保险、公积金等由甲方（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承担”，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处盖章确认；《薪酬协议书》第10条第（3）款载明“以上协议为《劳动合同书》的补充条款，与《劳动合同书》具有同等效力。”刘恒立签字确认，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盖章确认。 2018年5月14日，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于2018年6月30日前结清刘恒立剩余工资￥80000元整和差旅费报销款￥965元整，共计80965元整，另外减去5、6月份代缴社保和公积金费用7842元，剩余共计需付金额为73123元”。 另查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每月2880元（单位1440元、个人1440元）标准交纳刘恒立自2018年1月-2019年1月共计13个月公积金；2018年5、6月，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每月1041元标准交纳刘恒立社保，后2018年7月-2019年1月，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1130元标准（公司809.22元、个人320.78元）交纳刘恒立社保。刘恒立均对此予以确认。 刘恒立于2019年1月1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工资欠款73123元并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刘恒立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对劳动报酬结算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理应按约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现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结算的劳动报酬提出异议，并提出应当扣减刘恒立离职之后由公司代缴的社保及公积金相关费用。刘恒立庭后提交说明表示认可就其诉请扣减其离职以后公司代缴的社保及公积金相关费用进行结算，但双方对刘恒立离职时间、应扣减费用及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所欠报酬均存在分歧。对双方争议，认定如下：一、离职时间。刘恒立提交其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接人邵剑平的《工作交接内容》显示交接时间为2018年5月2日，虽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抗辩称刘恒立实际离职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左右，但并未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结合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出具的《欠条》，该欠条亦即载明“减去5、6月份代缴社保和公积金费用”，即截至该日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就2018年4月份后半个月相应社保和公积金提出异议，故对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该抗辩，不予采纳，应认定为刘恒立离职时间为2018年5月2日。二、应扣减费用。现双方均认可扣减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共计9个月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代缴的公积金及社保，但对刘恒立在职期间4个月个人负担部分应否退存有争议。对此，因双方所签《薪资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各项保险、公积金均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载明的月工资均为税后工资，故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要求扣减刘恒立在职期间的公积金及社保的抗辩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不予采纳。三、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所欠薪酬。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前述抗辩称未扣减应退还社保及公积金情况下，结合刘恒立实际离职时间则被告尚欠刘恒立54965元。但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欠条》已明确载明仍需结清剩余工资80000元及差旅费报销965元，则在此基础上减去双方均予认可的2018年5月至6月份代缴社保和公积金7842元，以及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共计7个月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代缴的公积金20160元（2880元/月×7）及社保7910元（1130元/月×7），则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仍应当支付刘恒立尚欠报酬为45053元（80000元+965元-7842元-20160元-791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恒立劳动报酬45053元；二、驳回刘恒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刘恒立自2018.1.1-2018.4.20的不到四个月期间，供职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期间，不但他本人没有给公司创造一分业绩，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全公司的全体员工全部没有产生业绩，致使公司导致了严重亏损，才导致现在公司倒闭。这一切全公司人都知道。当时公司给他的薪酬是：税后3万元的月薪（相当于税前5万以上），住房公积金2880元，比其他人高的社保1130元。（他是公司唯一交了这么多公积金的，正常是840元，这是他强制性提出的要求，社保也比别人高）当时整个公司的权利全部交给他，人事权、财务权、签字权都交给他的。在他的带领之下，整个公司连续4个月没有业绩产生，并且他还是一直心安理得拿着天价工资，整个公司的工资是股东一直借钱在发工资。当初和刘恒立口头上有约定一半是业绩考核底薪，因为所有的文件都是他自己起草的，所以没有把考核底薪部分写到劳动合同里，介于他自己没有约定考核部分的底薪，甚至都不好意思去要求给其他员工约定考核部分的底薪，导致现在没有纸面依据。正常情况下，每家公司都有考核工资这部分。而他自己没有给自己设定这部分的考核。上述都是事实，全公司所有人都可以作证，法律讲证据的同时，是否可以参考一下事实吗？连续4个月没有一分业绩的情况下，作为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工资是否应该拿？怎么能拿得下手？天理何在？这样的情况在法律层面应该如何去获得公正的说法？作为总经理，除了工资之外，他就没有应该承担的责任了吗？又应该承担多少亏损？如果仅仅因为这样一纸劳动协议的依据，公理就站在他那边，天理何在？二、刚入职，刘恒立要求赠与股份，公司就赠与了他5%的股份，有股份代持协议，在第四个月需要变更的时候，催促变更，因为他自己要考虑到离职，一直未履行变更手续。公司这近4个月的亏损按道理是不是应该刘恒立来承担？至少这5%的对应亏损是不是应该承担起来？三、和邵剑平签的交接单，是离职以后回到公司来签的（具体时间是刘恒立和邵剑平两个人私下签的交接单），虽然交接单有时间的依据，但是事实上的离职时间在4月16-20号之间，在4月中下旬的半个多月期间偶尔来公司一下，几乎没有在岗，这期间后一任的总经理周卫东已经接上去工作，有当时全体员工可以作证，后续接任的总经理周卫东作证，周卫东在4月中旬陆陆续续已经接任了他的工作。2018年4月份中旬，刘恒立已经是事实上的离职状态。四、前面已经发放的工资：31000+20000=51000元（有财务凭证，对方也认同。）五、公积金部分的情况：1.总共缴纳了13个月。共缴了13×2880=37440元。2.其中：2018年1月-2018年3月是补交了三个月。剩下9个月是代缴，是刘恒立当时考虑到要在杭州买房子一直代他延续缴的，当时考虑到还欠工资，就这样一直扣下去了，共25920元。缴了4个月：共4×2880元=11520元。3.每个月缴纳2880元/月（其中公司部分1440元、个人部分1440元），法律有规定，也是通常的做法：公司部分公司承担，个人部分应该个人承担。公司部分共：1440元×4个月=5760元。4.总共缴纳：2880元/月×13个月=37440元。5.应退回公司（多缴的部分）：37440元-5760元=31680元（公积金）。6.第四个月，已经是事实的离职状态，本来就不应该交了。六，社保部分的情况：1.共缴纳了13个月，每个月缴纳社保：1130元/月（其中公司部分809.22元、个人部分320.78元）2.共缴纳：1130元×13个月=14690元。3.其中公司应缴部分总额：809.22元×4个月=3236.88元（法律规定及现在每个公司的通常做法是：公司部分公司来承担，个人部分是个人承担）4.所以应返还给公司（多缴纳的社保）：总共：14690元-3236.88元=11453.12元（多缴的部分）。七、第四个月的工资，应该按一半来计酬，基于四个月都没有给公司创造任何收益，因此，因此工资最多也只是按原来的3万计算，时间应按半个月计算，为1.5万元。这些都是在满打满算的基础上，算的是3万元/月。工资部分：3个月×3万+半个月1.5万=10.5万元。结余部分：10.5万-垫付的公积金部分31680元-垫付社保部分11453，12元-已经发给他的部分5.1万元=剩余10866.88元。结算的数额：10866.88元+965元报销费用=11831.88元总数这里面还没有扣掉第四个月的公积金和社保，第四个月属于离职状态，本来就不应该缴的。应该减去第四个月的费用（公积金+社保）是1440+809.22=2249.22元。正常结算：10866.88-2249.22=8617.66元。八、按大部分企业常规做法：公司的管理岗位都有一部分的考核底薪，正常的考核部分是50%（就是绩效工资），无责底薪一半，有责底薪一半，那刘恒立应该承担的有责底薪5.25万元。这5.25万元应该退回公司。九、在职的四个月中，给公司所造成的亏损及他所带给公司的延续亏损，2018年共亏损289万元，折合到4个月亏损96.3万元，既然没有责任，那就应该承担起他这个岗位的责任：承担在职四个月的亏损96.3万元。最低程度应该承担对应的股份比例5%的对应亏损额度4.81万元。十、刘恒立应该归还公司：第一种情况：5.25万+4.81万-8617.66=91982.34元。第二种情况：承担在职四个月的亏损96.3万元。请求判决刘恒立赔偿公司四个月对应的亏损96.3万元人民币。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刘恒立赔偿在总经理岗位职期间所造成的对应四个月的亏损并由刘恒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刘恒立辩称：1、企业招募职业经理人，是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的一部分，应充分考虑本企业的经营现状和风险承担能力。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能否承担刘恒立对于薪酬和待遇的要求、以及是否能够承担此笔投资带来的其他的风险，是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投资决策前已经考虑清楚的。在劳动合同签订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和履约责任，是法律对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履约的要求。双方在签订劳动协议时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未提出和要求刘恒立承担关于经营风险和后果的承担责任，工资中5O%作为绩效工资。而且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在口头或书面上提出这些要求，因此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这些说法，不具有法律依据。至于企业借钱发工资，是企业支付员工劳动报酬的法定责任与融资行为，与给某一人的工资高低无关。关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刘恒立承担5%的经营亏损。刘恒立不认可承担5%的经营亏损。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既没有办理公证，也没有办理工商变更，因此在任何一方不同意履行的情况下，可以视同为一份无效协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刘恒立更不会同意履行这样一份没有任何价值的协议。无任何证据和协议证明刘恒立需要承担企业亏损和延续亏损。关于在职时间和离职时间的界定。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4月16至20日期间为刘恒立的离职时间和“4月下旬的半个多月时间，几乎没有在岗”的说法，没有事实证据，且与事实不符。根据刘恒立与公司员工在工作安排和部署上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刘恒立事实在岗。邵剑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进行交接无任何不妥，谈不上“私下”一说。且为公司人事部门办理。关于公积金部分：离职交接单上明确注明工资结算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日。既然劳动合同存续时间至2018年5月2日，4月份不应缴纳公积金的说法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关于医社保部分：刘恒立不认同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诉求。在一审法庭上刘恒立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一审法庭也认同了该证据，因此不再赘述。关于要求刘恒立承担企业亏损和亏损延续部分，无任何证据证明刘恒立需要承担这笔亏损。刘恒立既非股东，且在劳动合同中也没有相应约定，该要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他证据刘恒立在一审法庭中已经提交。另外需说明：企业亏损是连贯的，多原因的，不能归结为刘恒立四个月的任职责任。刘恒立在自上任的四个月的任职期间，企业一直处于拖欠员工工资，无力偿还多笔应付账款、多个债权人追债闹事、账户只有千把元现金的状态，相信任何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没有资源投入的情况下，也回天乏力。这样的企业状况，如果要求职业经理人承担企业的亏损或延续亏损，除非有双方认同的明确协议，否则恐怕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职业经理人这一职业了。股东邵剑红自刘恒立任职到从该公司直至离开，从未见过其人。因此对其在上诉书中的股东签名存疑。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刘恒立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刘恒立进入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有《员工劳动合同书》，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而本案系追索劳动报酬，刘恒立依据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出具的《欠条》，向法院起诉，该《欠条》载明“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诺于2018年6月30日前结清刘恒立剩余工资￥80000元整和差旅费报销款￥965元整，共计80965元整，另外减去5、6月份代缴社保和公积金费用7842元，剩余共计需付金额为73123元”。因该《欠条》系2018年5月14日出具，故原审法院在扣除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刘恒立代缴的公积金和社保，判决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仍需向刘恒立支付劳动报酬45053元并无不当。刘恒立和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亦无异议。而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要求刘恒立赔偿在总经理岗位职期间所造成的对应四个月的亏损的上诉请求，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未提出反诉，现向二审法院提出，超出了二审审理的范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7元，由浙**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丁 晔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