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6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贵州卓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6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70年2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某1，女，1979年4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某2，男，198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男，198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刘某3、蒋某1、蒋某2、刘某4赡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一、撤销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52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列六被上诉人每人每月给付上诉人赡养费5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该条法律规定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现上诉人丧失劳动能力，就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一审法院是对该条法律的错误理解，作出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经济困难为由而认定上诉人不需要赡养，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和道德的底线。二、上诉人的丈夫即众多被上诉人的父亲刘林忠生前重病，虽然生育养育众多子女，但只有被上诉人蒋某1、蒋某2、刘某4参与出钱治疗，其余被上诉人不但没有经济上支持，就连最基本的看望照料都没有，上诉人只有借钱尽最大努力医治，但最终还是病故，病故后欠下很多债务，上诉人虽然因拆迁分得部分补偿款，但早已用于偿还债务。（2019）黔052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书下发后，部分子女也认为其他子女都不尽赡养义务是不公平的，其也不想再管上诉人，导致上诉人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欲哭无泪，只有求救于二审法院。在一审中，部分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几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完全是在作伪证，上诉人不去评价。综上，上诉人作为60多岁的人，作为一位母亲，虽然生育养育众多子女，丈夫因病去世后，打击已经够承受了，但是在上诉人最需要关怀和帮助时候，生育和养育的子女如此对待上诉人，使得上诉人心灰意冷，只是恳请二审法院站在上诉人的角度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刘某3、蒋某1、蒋某2、刘某4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刘某2、刘某1、刘某3、蒋某1、蒋某2、刘某4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5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某2、刘某1、刘某3系刘林忠与罗君碧生育的子女。被告蒋某1与蒋某2系原告张某与其前夫所生育的子女。1983年，被告刘某2、刘某1、刘某3之母罗君碧因病亡故，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之父刘林忠与原告张某再婚。婚后，刘林忠与原告张某于1984年10月29日生育被告刘某4。1986年左右，原告张某与刘林忠修建了位于黔西县房屋，2004年4月2日，该房屋登记在刘林忠名下。2011年10月29日，因城市建设需要，涉案房屋被征收，原告张某作为乙方与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了东［2011］第306号《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449414.62元，并给予乙方两套安置房，其中一套为98.74平方米，另一套为128.35平方米。2011年12月31日，原告张某与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因原告张某于规定的2011年12月31日搬迁完毕，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奖励原告张某150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张某与刘林忠领取了补偿款。2017年3月9日，刘林忠去世。2018年10月12日，因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时交付安置房，经原告张某与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原告张某与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黔东出口［2018］107号《黔西县安置房改选协议（货币补偿）》，协议约定原告张某自愿放弃两套安置房，并同意按货币方式进行补偿。2018年10月15日，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张某支付了安置房改选货币补偿款649582.09元及安置过渡费36052.05元。另查明，本案被告刘某2、刘某1、刘某3曾于2018年11月22日以共有纠纷起诉原告张某及被告蒋某1、蒋某2、刘某4要求分割上述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黔0522民初56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十日内支付刘某348973.87元，支付刘某135000元，支付刘惠萍35000元。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书中除了以上查明的事实外，亦载明：“婚后，被告张某对三原告（即本案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进行了抚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赡养纠纷案件，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调整。关于本案第1个争议焦点，依据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黔0522民初567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张某对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进行了抚养，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应参照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黔0522民初567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张某对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进行了抚养。关于本案的第2个争议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抚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的规定，遵照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原告张某对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进行抚养，那么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亦应当对原告张某进行赡养。关于本案的第3个争议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的规定，原告张某已年满六十周岁，属于老年人，达到被赡养的必备条件，依据一审法院（2018）黔0522民初5674号民事判决可以看出，扣除其应合理分割的部分，原告张某尚剩余拆迁补偿款至少30余万元，该笔补偿款获得的时间为2018年10月，至今不满一年的时间，不能认定属于经济困难的情形，即使原告丧失劳动能力，参照本地生活水平，不足一年的时间大额支出上笔费用，不符合常理。同时，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存在需要大额支出的情形，例如生病就医等，故原告要求六被告按月支付赡养费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因此子女不应因父母经济水平良好，就不履行赡养义务，赡养老人不仅只有经济上的供养，还有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本案被告刘惠萍、刘某1、刘某3不但未给予原告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还因财产的分割与原告产生矛盾，造成家庭的不和谐，借此逃避赡养责任，实属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张某负担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由六被上诉人每月支付其500元赡养费，其理由有二，一是自己无劳动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之规定，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无经济困难为由不支持上诉人主张支付赡养费的请求属法律理解错误。二是其因征收补偿所得的款项已用于偿还为丈夫治病所欠下的债务。经查，前述规定关于父母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的限定条件为父母“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该限定条件的本质是对父母经济状况的限定。根据一审查明的上诉人当前经济状况，尚不属于需要子女支付赡养费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其支付赡养费诉请的处理正确。上诉人对其辩称的所得征收补偿费用已用于偿还债务的主张，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二审不予采信。但上诉人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确需六被上诉人支付赡养费时，可以另行主张。此外，根据前述规定，对父母主张支付赡养费时的年龄进行限制，父母的年龄只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或经济是否困难所考虑的一般要素，一审判决在说理时将父母属于老人作为主张支付赡养费的必备条件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但该说理瑕疵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的正确性。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袁利萍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郭友浪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