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19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杰，男，198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瑞，山东金钥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官津竹，女，198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美环，山东千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云平，山东千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杰因与被上诉人官津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杰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官津竹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官津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杰与官津竹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1.涉案《合伙人合作协议书》并非张杰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张杰醉酒后在官津竹安排下签署，协议主文系官津竹事先自行准备形成，并无双方合意，张杰与官津竹不存在任何个人合伙关系。即使存在涉案《合伙人合作协议书》，但该协议约定事项并未实际存在也并未实际履行。涉案《合伙人合作协议书》本身即为无事实依据支撑的一张废纸，张杰与官津竹之间未存在协议约定内容，不存在涉及因个人合伙而形成的个体工商户或其他有关经营实体。本案中所涉及的山东浩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济南杰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必然不能成为官津竹主张的个人合伙关系的经营实体，上述两公司并不是由张杰与官津竹双方组成，官津竹也并非上述两公司的股东。上述两公司受公司法、公司章程约束，存在除张杰之外的其他股东，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文件可以确定上述两公司系官津竹主张的个人合伙关系的经营实体，两公司亏损盈利均与本案无关，亦与官津竹无关。2.合伙人的共同出资作为合伙组织的价值形态表现，是合伙得以进行合伙经营事务的物质前提。而官津竹也未就所谓个人合伙事项进行任何投资行为，也不存在合伙事项及分配利润事宜。一审法院通过官津竹提交的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北京航天卡迪技术开发研究所《法人授权委托书》认定官津竹对其所谓的合伙事项存在贡献，但上述材料仅仅是官津竹的个人相关事项，与官津竹所主张的个人合伙关系并无任何必然关联，且上述委托书也并不能等同于利润产生。而官津竹所提交的商品流向表、收款记录与张杰、官津竹均无任何关联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利润、欠款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2019年2月1日的欠条，根据官津竹提交的关于欠条书写时所对应的现场录音显示，欠条书写的背景为有关于孩子、有情感哭诉、有情感逼迫，以及有关于过于随意的生活琐事、嬉笑怒骂的争吵及为安抚情绪的1个亿、五千万等。欠条在此背景下产生，又如何能成为法院审判采信的证据？2019年2月1日的欠条并非为张杰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在官津竹感情胁迫下签署，是在官津竹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上被迫填空，是情绪安抚的无奈之举。且填写内容多数潦草，更是情感逼迫后的急于搪塞，绝不是张杰的真实意愿。同时，欠条显示所得利润1500万元与官津竹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严重不符，也进一步印证了所谓个人合伙关系及合伙利润完全系官津竹脱离客观真实的主观臆想和情感胁迫的假象。2.关于250万元的三张欠条。一份动辄即50万元、甚至100万元的欠条，且为整数的情况下，其必然不存在真实的欠款因素，多为情感化解的演化，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情感戏剧性和随意性，必然不是官津竹所主张个人合伙关系所为，无任何证据可指向与官津竹所主张个人合伙关系有关。且针对此金额的诉讼请求变更也足可以看出并不存在真实欠款，若真实，又怎能定性错误或轻易进行变更，其轻易变更及前后混淆状态是因为欠款并非真实存在。补充上诉理由：一、官津竹起诉要求张杰支付1500万元利润，一审法院判决官津竹应得的合伙期间利润为750万元，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依照“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即诉讼内容与标的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进行审理。在本案中，官津竹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张杰支付1500万元利润，一审法院本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就官津竹主张的1500万元利润是否成立进行全面、公正、客观地审理。但一审法院在官津竹尚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就认定官津竹应得750万元利润，不仅运用公权力干涉了官津竹的“私权”，而且与官津竹的诉讼请求不相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的，可以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未告知官津竹变更诉讼请求的前提下直接判决支持官津竹应得750万元利润，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二、官津竹和张杰合伙合作期间一直是随时分配利润，张杰并不欠付官津竹利润款，官津竹提起本案诉讼应明确张杰尚欠其利润分成的数额，如若不能，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官津竹和张杰合作期间一直是随时分配利润，自2013年至2019年期间，张杰随时给官津竹打款，双方在合作期间对利润分配少有争议，张杰2016年、2018年给官津竹出具欠条也反应了双方就收益分配有阶段性清算，并且张杰每次出具欠条后也都有相应的支付行为。2016年1月13日欠条的100万元张杰已经于2016年11月2日支付完毕。2018年12月28日欠条的50万元张杰自2019年1月3日至2月18日期间陆续已支付293000元。2019年2月1日的欠条系官津竹起草的模板，张杰手填的数字并签字，该欠条载明：双方合作项目所得收入扣除成本后所得利润共计15000000元（手填），目前尚欠官津竹（空白）元未支付。官津竹提起本案诉讼首先要明确欠款的数额，并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事实上，该欠条张杰之所以将所欠款项处空白未填，是因为张杰认为已经不欠官津竹利润款，因此该欠条只是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利润估算填写了1500万元，不存在尚欠款项。官津竹起诉1500万元，应当就该1500万元诉求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本案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欠款数额，并且其诉讼请求与证据自相矛盾，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五、一审法院依据三张欠条判决张杰支付官津竹25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官津竹主张特殊贡献奖250万元，但双方签订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书》中并无此项约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官津竹主张特殊贡献奖应承担举证责任证实特殊贡献奖的存在、计算方式以及计算期限、三张欠条与特殊贡献奖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如官津竹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官津竹对该笔250万元的主张进行了变更，前后说法不一，明显自相矛盾。另外，官津竹一审时提交的录音文字版第16分01秒时记载：张：我不是给你打了五十万的条了吗？官：打完这个那个还给你。官津竹自己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2018年12月28日的50万元欠条是官津竹和张杰闹分手时双方谈判的情况下书写的，录音中从未提到过特殊贡献奖，官津竹在录音中也明确要把五十万的欠条还给张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官津竹自己的陈述至少可以证实五十万元的欠条并不是欠付的特殊贡献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未对特殊贡献奖作出认定，却直接判决三张欠条250万元为张杰应支付官津竹金额，又未对该250万元是否属于特殊贡献奖进行说明，明显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六、2019年2月1日的欠条以及时间为空白的100万元欠条是张杰与官津竹分手时谈判的产物，并不是利润分配的结果。一审中官津竹提交的录音文字版第16分56秒显示：官：你给我写一百干嘛？张：你不是不放心嘛，我给你写个一百的欠条啊。官：我不要一百的，我要三千万的。这段录音完整反映了时间为空白的一百万欠条是如何出现的，并非是官津竹一审主张的欠付特殊贡献奖。第47分钟40秒显示：官：我给你等会儿，你写好了，我把那张还给你！你赶快写，写完赶快走。张：你把那个给我吧！官：你写完了保证给你！给我写啊！此段录音足以证实基于两人感情破裂官津竹多次向张杰索要钱款，张杰以打欠条的方式满足其要求，从录音也能看出双方对于分手钱款分配一直在反复，但并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法院应该按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理，不能简单的凭字面意思作出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官津竹辩称，一、官津竹与张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签订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张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行为负责。二、张杰对于其2019年2月1日出具的欠条中其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足以证明张杰对双方合作项目所得利润的数额予以认可。其上诉状中主张“该欠条形成的背景为有关于孩子、情感哭诉、情感逼迫，以及有关于过于随意的生活琐事、嬉笑怒骂的争吵及为安抚情绪的1个亿、五千万等”，那么按照张杰的逻辑，如果二人合伙期间没有利润或不欠涉案款项，即便官津竹主张或“情感哭诉”，张杰作为成年人不应也不会违背常理的出具这样的欠条。三、针对张杰提出的“不告不理”原则，官津竹认为，张杰误解了“不告不理”原则的法律含义，法律上的不告不理系指未经起诉的事情法院不予受理，官津竹主张的1500万元利润，一审法院仅对其中的750万元予以支持系对官津竹部分诉讼请求的支持，属于一审法院行使裁判权作出的裁决，而并非张杰所误解的“不告不理”原则的适用。四、张杰上诉意见中的第四条，也恰恰证明并认可了双方合伙关系的存在，以及对2019年2月1日的欠条及欠款金额的认可。官津竹并不否认与张杰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但张杰在上诉意见中所主张的往来账目与官津竹诉讼请求中向张杰所主张的利润与欠款无关联。欠款人偿还欠款后收回欠条或要求收款人出具相关凭证是经济往来中的常识问题。在双方关系破裂的情况下，更会对这种常识问题谨慎对待。张杰还称，合作期间一直是随时分配合伙利润。那么请问张杰，随时分配利润和利润分配标准的依据何在？根据张杰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张杰未能提供出对官津竹所主张的利润已分配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支持官津竹的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五、针对张杰在上诉意见的第五条中所提出的250万元的特殊贡献奖没有在合伙协议中约定的问题，因张杰在一审中当庭认可其真实性，在此不再赘述。六、张杰主张2019年2月1日的欠条不是利润分配的结果，而系分手谈判的产物，与事实不符。欠条及录音更加证明张杰所拖欠的官津竹利润未予支付。七、张杰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和二审中的上诉意见相互矛盾，张杰为达到不向官津竹支付欠款和利润的目的，不停的变换和编造事实与理由，既是没有商业诚信的表现又是缺乏司法诚信表现。归纳如下：1.张杰在一审答辩中称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亦不欠官津竹涉案款项，但被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后，在上诉意见中张杰又自认了合伙关系的存在，但辩称合伙期间利润随时分配、阶段性清算、不欠付官津竹利润款。张杰前后矛盾的辩称只能说明其为逃避支付涉案款项不停地在编造事实和理由；2.张杰的代理人在一审质证中主张，三张欠条（两张100万元及一张50万元）共计250万元系受胁迫所签，并编造出其中一张100万元的欠条系张杰扔掉后官津竹又捡回的荒唐理由，但在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日对张杰本人作的调查笔录中记载，张杰称这三笔款项（共计250万元）均已向官津竹支付，即变相认可了三张欠条存在的真实性（但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现张杰又称已经支付了其中100万元及50万元中的29.3万元（并提交了与付款记录无法吻合的且不能作为新证据提交的“证据”），张杰前前后后自相矛盾的借口均可说明其在本次诉讼中存在严重的虚假行为。综上所述，张杰想尽办法和编造理由逃避支付义务，属于商业与司法均不诚信的行为，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官津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杰支付合伙期间所得利润1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依法判令张杰支付官津竹合伙期间特殊贡献，共计250万元；3.诉讼费由张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官津竹、张杰于2013年相识，共同从事药品、耗材及设备的代理和销售工作，后二人建立恋爱关系，并于2014年10月1日举办婚礼，2015年11月11日生育一女，二人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2016年5月14日，二人签署《合伙人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伙宗旨为共同合作、合法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合伙名称为主要经营药品、耗材及设备的代理及销售（山东省）；合伙期限为自2013年4月份开始合作长期有效；合伙人共同代理产品，开发市场销售产品利润五五平分；合伙期间经营所得所有利润属于合伙人共同财产，不得私用，否则另一合伙人可以要求返还或追究法律责任；如自愿退伙，另一合伙人必须结清退伙前所有合作所得利润五五平分；退伙后一个月内未付清合伙利润均按利息计算，年利息6%。另，张杰曾向官津竹出具三份欠条，其中2016年1月13日欠条载明：今欠官津竹人民币1000000元；2018年12月28日欠条载明：今欠官津竹500000元整；无出具时间的欠条载明“今欠官津竹人民币1000000元”。2019年2月1日，张杰向官津竹出具欠条，载明“我与官津竹约定，我们自2013年4月份起共同合作经营医用药品、耗材及设备的代理和销售，并约定所得利润五五分成。截止今日，经双方对账认可，双方合作项目所得收入扣除成本后所得利润共计15000000元，目前我尚欠官津竹（注：此处为空白）元未给付，承诺五年内支付，如逾期按照月利率6%支付利息”。诉讼中，官津竹称二人自2013年4月份相识后开始合伙，合伙期间的盈利超3000万元，另还有250万元的特殊贡献奖励。后二人感情已经破裂，合伙亦无法继续下去，故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并要求张杰给付其合伙期间的所得利润及奖励。张杰认可《合伙人合作协议书》、四张欠条的真实性，但主张协议书及欠条均系张杰在醉酒后及在官津竹感情胁迫下签署，二人不存在合伙关系，欠条内容亦不属实，其中一张未载明出具时间的欠条应是废掉的。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官津竹与张杰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本案中，官津竹主张其与张杰之间是合伙关系，并提交了《合伙人合作协议书》予以证实。张杰认可协议的真实性，但辩称该协议是在被官津竹醉酒后签署，且协议上写的合伙日期为自2013年4月开始，但签署日期却是2016年5月14日，与常理不合，二人实际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经审查，官津竹与张杰系恋人关系，且二人已举办婚礼，并已生育一女。基于二人特殊的身份关系背景，本案对合伙关系的认定不宜等同于普通的合伙关系，结合二人陈述的感情变化的特殊背景，合伙日期和签署日期存在时间跨度，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合伙人合作协议书》及欠条均形成于不同的时间，张杰辩称《合伙人合作协议书》及欠条均系在醉酒后签署，显然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庭审中，官津竹提交了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向其个人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和北京航天卡迪技术开发研究所向其个人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均为授权官津竹个人在山东省立医院从事指定产品的销售，结合其提交的自2013年起有记录显示的大量商品流向表、部分收款记录，可知官津竹具有一定的进货渠道，享有一定的从事药品、耗材等产品销售的独特资源。个人合伙系当事人之间按照约定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法律行为，可以以公司或合伙组织作为经营的载体，但也并不必然以工商登记的为限。综合官津竹与张杰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官津竹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确认官津竹与张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官津竹与张杰签订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官津竹现要求解除案涉《合伙人合作协议书》，张杰亦同意解除协议，故一审法院对官津竹要求解除二人之间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伙协议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二人对合伙事务、合伙财产处置的一致意思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合伙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官津竹提交的张杰于2019年2月1日出具的欠条载明，张杰认可双方合作项目所得扣除成本后所得利润为15000000元。张杰虽辩称该欠条系在官津竹胁迫下形成，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且张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可以意识到其签字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应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根据欠条内容显示二人合作项目最终利润为1500万元，双方约定利润五五平分，官津竹应得的合伙期间利润为750万元（1500万元÷2）。故一审法院对官津竹主张的合伙期间所得利润750万元及利息（以75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官津竹主张合伙期间的特殊贡献250万元，提交张杰出具的欠条三张予以证实，张杰虽辩称其中一份金额为100万元的无日期的欠条系作废的，并陈述所有款项均已向官津竹支付完毕，但截止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综合官津竹提交的欠条及张杰的质证意见，二人自2013年开始发生合伙关系，官津竹拥有自己的进货渠道，可以为合伙创造利润，基于二人特殊的身份关系背景，该250万元为合伙期间应支付官津竹的金额，故一审法院对官津竹要求张杰向其支付欠款25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官津竹与张杰签订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书》；二、张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官津竹合伙期间所得利润750万元及利息（以75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张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官津竹欠款250万元；四、驳回官津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31800元，由官津竹负担56674元，张杰负担75126元。二审中，张杰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槐荫支行出具的“张杰”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拟证明2016年11月2日张杰向官津竹汇款100万元，用于支付张杰2016年1月13日出具的100万元欠条对应款项；证据2.招商银行出具的户名为“张杰”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拟证明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2月18日张杰向官津竹转账293000元，用于支付张杰2018年12月28日出具的50万元欠条对应的款项。经质证，官津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官津竹认为，1.张杰所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产生的新证据，不应被采信；2.张杰与官津竹之前存在很多账务往来，包括双方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市场维护费以及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欠款，张杰仅是摘取了账务往来中与双方产生纠纷时间相符的部分数据；3.证据2中2019年2月2日两笔5万元转款注明系赡养、教育、生活费等，因此，证据2数额应为203000元，而不是张杰所称的293000元；4.从张杰提交证据看，张杰对汇款行为非常谨慎，如对有些汇款用途有明确备注，但对2016年11月2日和证据2中其他转款数额均没有备注，张杰没有作如实陈述；5.如果张杰的两份证据系对官津竹部分欠款的偿还，亦应当收回对应欠条或要求官津竹出具相应收款收据才符合习惯。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官津竹与张杰是否合伙关系问题。张杰在上诉状中不认可与官津竹的合伙关系，但是在上诉补充意见中又称双方在合伙期间一直是随时分配利润，结合双方签字确认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官津竹与张杰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第二，关于2019年2月1日的欠条。该欠条载明双方约定所得利润五五分成，经双方对账认可，双方合作项目所得收入扣除成本后利润共计1500万元。该欠条虽然在尚欠官津竹款项处空白，但是张杰未举证其已将所得利润支付给了官津竹，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双方五五分成的约定，对该1500万元利润平均分割亦无不当，一审判决对该款项的处理不属于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情况。第三，关于3张共计250万元的欠条。张杰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称该250万元已经支付官津竹。据此，张杰再否认该3张欠条的真实性已无事实依据。在二审期间，张杰提交的2016年11月2日向官津竹汇款100万元与其主张的用于支付的2016年1月13日欠条款项，从时间上看时隔近10个月，且未备注具体用途，无法证实二者具有关联性；张杰提交的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2月18日的转账记录，除明确备注为“赡养、教育、生活费”的10万元外，余款7笔共203000元，亦没有备注具体用途。双方合伙从事药品、耗材及设备的代理、销售，存在材料采购、市场维护等费用的支出，双方之间也确实存在很多的账务往来。张杰向官津竹出具了欠条，一般情况下，张杰如果对应还款的话，亦会在转账时注明系还款或者要求官津竹出具收条或者收回欠条。张杰在二审中举证的向官津竹转账的费用，未备注具体用途，无法证实共计1203000元的转账款项与张杰出具的欠条有关。至于张杰在上诉意见中提出的录音证据中出现的争吵、哭诉等现象，系双方感情走到现在发生纠葛后的普通现象，不能以此推断张杰出具的欠条系被胁迫所为。综上所述，张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00元，由上诉人张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耀勇审判员  王京波审判员  高 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