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436号原告：吕长春，男，194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西福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中山一路文体巷1号。法定代表人：覃俊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伟，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舜安，广西全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俊国，男，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告：陆清平，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告：戴新宁，男，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原告吕长春与被告广西福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地公司）、王俊国、陆清平、戴新宁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5）四中民（商）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吕长春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7）京民终77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长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澜，被告福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舜安、罗志伟，被告王俊国、戴新宁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陆清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长春诉称，1、福地公司、王俊国、陆清平、戴新宁连带返还吕长春为亚洲发展投资银行有限公司（ASIADEVELOPMENT&INVESTMENTBANKLTD，以下简称ADIB）的出资2819.6万元（包括337万美元保证金出资，按汇率6.7计算，以工资所得560万元垫付的银行运营费用及保证金），以及自2013年2月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及汇率损失412.6万元（暂时计算至2015年7月17日），以上共计3232.11万元；2、福地公司、王俊国、陆清平、戴新宁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重审期间，原告吕长春提出，其诉求是基于四被告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而请求赔偿，并非基于吕长春的股东身份，亦非基于吕长春的股权，而是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事实和理由：2013年2月5日、2013年2月7日，吕长春在马来西亚ADIB办公室被本案被告联合强行驱赶，吕长春被迫报警后离开办公室，从此再未进入。在马来西亚金融局登记文件中，吕长春被马来西亚官方任命为ADIB董事、董事长、行长。经吕长春个人募集且以其个入积蓄，吕长春出资337万美元保证金以及自2011年4月15日起的ADIB后续运营费。2009年11月13日，按照马来西亚纳闽1990年公司法规定，ADIB在马来西亚纳闽申请登记。2010年1月22日，马来西亚金融当局要求百色银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即更名前的福地公司，以下简称百色银信公司）提供百色市外资局签发的确认函，确认批准百色银信公司在马来西亚成为银行股东并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百色银信公司出具了百色市招商促进局的一封回函。百色银信公司自始至终未实际出资，本案四名被告也从来未参与ADIB的设立、运营、管理。2010年3月17日，马来西亚纳闽金融当局任命吕长春为ADIB的董事、董事长和行长。2010年3月18日，百色银信公司签署了ADIB组织章程大纲、细则及公司章程，同意出资1美元认购ADIB一份股份，但实际并未出资。成立ADIB的费用共计229789令吉（折合人民币459578元）均为吕长春出资。2010年3月22日，ADIB在马来西亚领取了营业执照。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间，吕长春按照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及马方金融局的要求，又筹集缴纳了33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291.6万元），作为ADIB取得离岸银行投资业务金融许可证的保证金。2011年4月15日，ADIB领取了离岸银行投资业务金融许可证。ADIB取得离岸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许可证所缴纳的337万美元保证金，也均为吕长春出资，百色银信公司未出资。2013年2月5日、2013年2月7日，福地公司委派黄炳建、沈洋、郑柏林、周云壁，伙同王俊国、戴新宁、陆清平突然闯入吕长春在的ADIB办公室。在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单方宣布免除吕长春董事、董事长的职务，并任命黄炳建（百色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为更名前的福地公司，以下简称百色担保公司）为ADIB董事长。截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起诉之日，吕长春依然是马来西亚金融当局确认的ADIB唯一董事、董事、行长。2013年2月7日下午4点，本案四被告占领并接管了ADIB以及所有财产、文件、账簿凭证，并通知物业保安阻止吕长春进入ADIB及住处。报警后，吕长春被迫离开ADIB办公室及住处。吕长春在其办公室及住处的大量财物均被本案四被告控制、侵占。经ADIB董事会决议，作为ADIB的唯一董事、董事长、行长，吕长春的薪水报酬为每月8万令吉，折合人民币约为16万元。因前期ADIB处于亏损状态急需补交保证金，吕长春将33个月的薪水报酬全部垫付ADIB运营费用和保证金，其他高管的薪水报酬按照ADIB董事会决议执行。因本案四被告抢占ADIB的行为造成了吕长春的损失，故其应对吕长春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5月22日，吕长春向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起诉本案四被告，2013年11月12日，吉隆坡高等法院发布庭令并附有对百色担保公司及其董事惩罚性背书的判决书。2013年11月19日百色担保公司决议在3个月内完成吉隆坡高等法院庭令，关断或卖掉ADIB以偿还吕长春的损失，后延期3次，最后一次延期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2月12日。2017年9月28日，ADIB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本案四被告至今仍未赔偿吕长春的任何损失。本案四被告在占领ADIB以后，应当承担提供ADIB账目、股东、运营以及其他资料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福地公司辩称，1、吕长春在诉状中的陈述，绝大部分不是事实，最关键的部分（出资的说法）更是无中生有。福地公司是ADIB登记在册的法律上的全资股东。ADIB除了存在法律上的股东，确实还有实际出资人，但这些出资人中，没有吕长春，其既非法律上在册的股东，也非实际出资人。吕长春与福地公司之间并无协议约定代持股权，在ADIB成立和运作的过程中，也不存在吕长春向ADIB出资的情况。2、吕长春所提出的“归还出资”的诉求，是以其已被认定为出资人为前提的，在对股权的归属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应先历经股权确认之诉。吕长春跨越确认之诉的程序提起归还出资的违约或者侵权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3、如果吕长春认为其为真实出资人，而其股权受到了侵害，那也应以其已被依法认定为出资人为前提，并且仅只能以股权受侵害所受损失提出索赔，而不能要求归还出资款。4、如果吕长春能证明其是真实的出资人，那在公司清算注销之前，吕长春是无权要求归还出资款的，福地公司更不是这种所谓的归还出资款的义务人。并且马来西亚公司法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抽逃出资，福地公司也没有任何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或理由，要求吕长春承担归还出资款的义务。5、如果吕长春与ADIB之间存在非出资关系的资金往来，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股东与公司的关系。6、如果吕长春认为福地公司根据出资人决议解除其董事职务，存在违反马来西亚劳工法或者公司法以及ADIB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情形，则吕长春应该提起的是劳动争议仲裁乃至诉讼，并且被诉方应该是ADIB，而不是福地公司。吕长春在ADIB任职期间，通过“直接将ADIB的款项汇回国内归其占有”、“业务费、差旅费等多报、多列、虚列、重复和虚假报销”等手段，侵占ADIB财产。这不单只是违反ADIB章程和管理制度的行为，更是马来西亚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发现吕长春存在以ADIB为目标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出资人一致决议对其免职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7、吕长春就本案的诉求曾向吉隆坡马来西亚高等法庭提起诉讼，ADIB也就其该诉讼提出反诉。该案以吕长春败诉并赔偿相关被告人损失收场，绝无福地公司应赔偿吕长春损失的内容。8、吕长春起诉所主张的权利，不管把它定性为什么性质的权利，它都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如吕长春的陈述为真实的，那么其权利从其产生之日至起诉之时，已经远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时限，而其期间没有发生或存在时效中断或者延长的事由。所以从时效角度来看，吕长春的诉求依法也不能得到支持。9、福地公司认为，本案的争议，实体法应该适用马来西亚法律，程序法则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吕长春在诉状上确认提起诉讼的性质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ADIB公司是根据马来西亚法律成立的法人，与ADIB公司事务有关的权利义务是以马来西亚法律作为依归的。因此，本案的争议按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法律时，应适用马来西亚法律。对于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人民法院进行的民事诉讼，应适用中国大陆的民事诉讼法，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吕长春对其诉讼应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吕长春远没有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同时，吕长春在本案中同时主张了出资关系、劳动关系、侵权问题，属于滥用诉权，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10、吕长春之前就曾伙同他人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的不法手段进行虚假诉讼，本案也属于相同情形，吕长春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告王俊国辩称，在马来西亚最高法庭审理的诉讼中，吕长春败诉且赔偿了其损失。对于更换董事长，是经过马来西亚金融局的手续后进行的。吕长春替案外人武井国偿还王俊国182万元，对此，吕长春应当向武井国主张权利。被告戴新宁辩称，同意福地公司的意见。本案四被告占领吕长春办公室的行为是合法的，当时有警察在场。关于337万美元注册资金，吕长春并未出资。被告陆清平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吕长春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28份证据，分别为证据1吕长春于2013年1月17日、2013年2月5日在马来西亚的报警记录、笔录，证明2013年2月5日、2013年2月7日，吕长春在马来西亚ADIB办公室被本案四被告强行驱赶，吕长春被迫报警；证据2马来西亚金融局于2010年3月17日对吕长春的任命书，证明吕长春在马来西亚金融局登记文件中被任命为ADIB董事、董事长、行长；证据3吕长春于2011年1月25日向陆清平转账21.4万元人民币的证据，证据4吕长春于2011年3月14日向陆清平转账40万元人民币的证据，证据5吕长春于2011年4月1日向陆清平转账110万元人民币的证据，以上三份证据证明为筹足ADIB取得离岸投资银行业务许可证所需的一千万令吉的保证金，吕长春从自己的账户向陆清平的账户转让171.4万元人民币，拟将其募集的资金共337万美元（其他人也按照吕长春的指示打款给陆清平，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马币一千万令吉），通过陆清平设在香港的冠嘉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账户，汇入ADIB在马来西亚的开户行CIMB账户；证据6吕长春于2011年5月6日向王俊国转款182万元人民币的证据，证明筹足ADIB取得离岸投资银行业务许可证所需的一千万令吉的保证金，武井国向王俊国借款200万元人民币，后武井国不愿向王俊国还款。经协调，武井国、王俊国、吕长春商定，扣除利息后，由吕长春代替武井国向王俊国偿还借款，后武井国按照吕长春的指示将182万元人民币打给了陆清平，该182万元人民币款项是吕长春对ADIB的出资；证据7ADIB股东出资人代表大会于2011年9月14日作出决议，证据8ADIB股东出资人代表大会于2011年10月18日作出决议，以上二份证据证明各出资人的出资数额及权益分配约定在两次会议中予以确定，吕长春除个人出资外还受其他出资人的委托开展工作。免除吕长春董事长职务需具备其具有重大失误及全体出资人的一致同意方可进行，本案四被告擅自免除吕长春董事长、董事职务占有ADIB，违反ADIB章程的规定及大会决议的约定；证据9吕长春分别于2012年6月6日、2012年6月18日、2012年6月19日、2012年6月20日、2012年6月22日、2013年1月18日向ADIB转账20万美元的证据，证据10吕长春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从2009年开始筹划设立银行至2013年2月银行ADIB被抢期间，个人取款交易单，以上二份证据证明2011年4月15日，ADIB取得离岸投资银行业务许可证后，其他出资人对ADIB再也没有任何出资行为，自2008年筹备设立银行至2013年2月ADIB被非法抢占，吕长春为维持ADIB的正常运营，持续不断自己出资投资到ADIB，因马来西亚只能接受境外的美元汇款，吕长春将自己的积蓄兑换成美元汇往ADIB，或为节省汇率每次都会带现金，以维持ADIB持续运营所需的保证金，吕长春个人为ADIB设立、运营共出资约人民币1800万元；证据11ADIB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吕长春的薪水标准，证明吕长春每月薪酬为8万令吉，折合人民币16万元，至ADIB被抢，吕长春在ADIB任职35个月，应得280万令吉，即560万元人民币。该资金吕长春又重新垫付到ADIB的运营资金中；证据12吕长春的出资证明书，证明ADIB认可吕长春对ADIB的出资额为2313万元；证据13亚洲发展投资银行股东出资人股权持有证明书，证明因ADIB准备金不足，吕长春以工资所得垫付因保证金不足所需要的费用；证据14百色银信公司给吕长春的授权委托书，证明百色银信公司委托吕长春全权代理筹建ADIB事宜，吕长春在百色银信公司委托范围内对ADIB有完全及无限制的授权；证据15百色银信公司对马来西亚金融局出具的担保承诺函，证明百色银信公司承诺对ADIB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证据16马来西亚金融局要求百色市对外投资局准许百色银信公司建立ADIB的函件，证明马来西亚金融局要求开展离岸投资银行业务需要其当地政府境外投资管理部门的签发确认函；证据17百招商函（2010）3号文件及公证书，证明百色担保公司以当地招商促进局和外事侨务办公室的函代替境外投资管理部门签发确认函，企图骗取ADIB股东名义；证据18ADIB获得营业执照证据，证明2010年3月22日ADIB取得营业执照；证据19ADIB获取离岸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许可证及conditions条款证据，证明2011年4月15日ADIB取得离岸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许可证；证据20ADIB离岸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许可证股东登记表，证明吕长春筹集337万美元保证金交给马来西亚金融局后，ADIB领取到离岸银行业务金融许可证。证据21百色担保公司于2013年1月17日、2013年2月5日免除吕长春董事长职务，任命三名新董事的函，证明百色担保公司违反ADIB公司章程，违反法定程序，单方宣布免除ADIB董事职务、任命新董事，该行为损害了吕长春的合法权益；证据22吉隆坡高院判决书和惩罚性背书，证明百色担保公司同意关断或卖掉ADIB以赔偿吕长春的损失；证据23百色担保公司同意履行马来西亚判决的公司决议，证明百色担保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书面决议同意履行马来西亚判决书，但至今未履行；证据24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笔录，证明百色担保公司承认没有缴纳任何出资，承认对吕长春出具授权委托书；证据25吕长春缴纳一美元注册资金及取得ADIB营业执照缴纳印花税的证据，证明吕长春按照1990纳闽公司法的规定，缴纳了ADIB成立所需的出资额（注册资本）及印花税；证据26百色担保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就ADIB有关问题的声明，证明百色担保公司擅自免除吕长春董事长职务，承认周云壁、郑柏林、沈洋为ADIB的董事，上述行为是严重侵害吕长春合法权益的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证据27百色担保公司2014年3月21日对ADIB事项的书面决议，证明吉隆坡高院的判决在2013年11月12日已经生效，百色担保公司至今未履行判决；证据28ADIB于2017年9月2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证书及英文部分之中文翻译，证明在本案四被告非法占有ADIB期间，ADIB被马来西亚金融局吊销了营业执照，ADIB的全部资金（包括保证金）和账簿均被本案四被告转移，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并应赔偿吕长春对ADIB投入的出资损失。对于吕长春提交的28份证据，（一）福地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是吕长春为了陷害出资人而将出资人约到一起报警的，只有报警记录而没有结果；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上述证据并非正式任命文书，证明目的不能得到证明；对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吕长春向陆清平转账的性质属于对开办ADIB的出资；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吕长春与王俊国之间的转账是吕长春对ADIB的出资；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吕长春对ADIB有出资行为，上述证据仅为对出资的约定，吕长春并非唯一出资者，与其主张相矛盾；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9、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转款的行为不是吕长春对ADIB的出资，而是其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无法证明吕长春的主张；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文件系吕长春单方面制作，没有经过公证认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文件是吕长春自己制作的，真实的出资应当有转账，而且该文件没有经过公证认证；对证据13认为，其与银行登记在册的相关材料相冲突，上述证据没有证明力；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文件未经过公证认证；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文件未经过公证认证；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17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股东资格并非文件能够决定的，因此不能用文件来证明骗取股东资格；对证据18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9的真实性认可，附录条件不认可；对证据20的真实性认可，吕长春是经银行聘用的工作人员，变更名称没有备案是其工作失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虽然确实解除了吕长春的职务，但是公司没有证据资料；对证据22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判决中没有出卖股权赔偿吕长春的内容，诉讼是以吕长春败诉结束的；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4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5、证据26、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8中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二）王俊国对吕长春提交的28份证据均不认可，对吕长春提出其垫资的主张不认可，对于吕长春于2011年5月6日向王俊国转账182万元的事实认为应当另案处理。（三）戴新宁对吕长春提交的28份证据中的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14、证据15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其未经过公证认证；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7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0的真实性认可，附录条件不认可；对证据22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1、证据23、证据25、证据26、证据2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福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0份证据，分别为证据1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警察报告，证明吕长春在马来西亚涉嫌职务侵占；证据2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令，证明吕长春在马来西亚涉嫌职务侵占；证据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行初字第122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吕长春在经济活动中因挪用资金被拘留、逮捕；证据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行终字第24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吕长春在经济活动中因挪用资金被拘留、逮捕；证据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初字第495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吕长春在经济活动中因挪用资金被罢免职务；证据6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26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吕长春在经济活动中因挪用资金被罢免职务；证据7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证明吕长春与他人有虚假诉讼；证据8起诉状，证明吕长春与他人有虚假诉讼；证据9存款、转账凭证，证明资金转帐情况；证据10ADIB档案材料及翻译件，证明吕长春并非ADIB出资人。对于福地公司提交的10份证据，（一）吕长春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9、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二）王俊国对福地公司提交的10份证据均予认可。（三）戴新宁对福地公司提交的10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被告戴新宁向本院提交了8份证据，分别为证据1通话记录，证明戴新宁是ADIB出资人，吕长春并非ADIB出资人；证据2活期账户明细查询，证明戴新宁是ADIB出资人；证据3公证书，证明吕长春侵占ADIB资产；证据4关于中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给亚洲发展投资银行开具发票事项的答复，证明吕长春侵占ADIB资产；证据5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证明吕长春侵占ADIB资产；证据6汇款通知单翻译件，证明吕长春不是ADIB出资人；证据7汇款通知单，证明吕长春不是ADIB出资人；证据8吉隆坡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庭令，证明吕长春曾就本案在马来西亚法院起诉，最终败诉并赔偿相对方损失。对于戴新宁提交的8份证据，（一）吕长春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不是原件，不能证明戴新宁是ADIB出资人及股东；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陆清平如何处置这一笔资金以及戴新宁是ADIB股东；对证据3、证据4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吕长春有侵占ADIB的行为；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系吕长春在北京合法开具，已接受马来西亚审计局审计，不能作为证明其侵占ADIB的证据；对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于完整证据链的举证责任应由本案被告负责；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吕长春支付戴新宁4万马币是自愿的，不能证明吕长春败诉。（二）福地公司、王俊国对戴新宁提交的8份证据均予认可。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结合审理情况进行认定。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王俊国、戴新宁等人在接受吕长春的指示后，将用于成立ADIB的资金汇入陆清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冠嘉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嘉公司）账户，后冠嘉公司再将接收的款项用于成立ADIB。2010年3月17日，ADIB获得批准开展纳闽岛投资银行业务，并同时获得批准在吉隆坡设立营销公司。2010年3月18日，吕长春担任ADIB董事。2010年3月22日，ADIB在马来西亚成立。2011年4月15日，ADIB获得马来西亚纳闽岛海外金融服务局颁发的开展纳闽岛投资银行业务生意执照。ADIB的登记股东为福地公司。2013年1月17日，福地公司免除吕长春担任ADIB唯一董事职务。2010年2月2日，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百国资复〔2010〕7号关于百色银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百色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百色银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百色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2017年4月13日，百色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广西福地担保有限公司。2019年6月26日，广西福地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福地公司。2016年11月25日，吕长春申请撤回对ADIB的起诉。以上事实，有福地公司出具的对吕长春的授权委托书、关于建立ADIB的相关函件、ADIB获得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吕长春提交的撤回对ADIB的起诉申请，福地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文件、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由于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对证明本案案件事实不具关联性，或者不足以支持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ADIB为注册地在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本案系因ADIB出资款产生的纠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故本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本案中，原告吕长春在原审一审中撤回了对ADIB的起诉，并在重审中提出其系基于四被告对其财产权侵犯而提起的本案诉讼，而并非基于吕长春对ADIB的股权或者股东利益，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侵权法律关系，本案案由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因本案原、被告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本案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此可依据上述规定，适用本案当事人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作为处理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准据法。原告吕长春提出，因本案四被告的行为导致其不能再实际管理ADIB运营以及成立时所投入的出资，在ADIB被马来西亚金融局吊销营业执照后，本案四被告应返还其为ADIB的出资（以下所称出资，包括吕长春主张为设立ADIB的出资和为ADIB运营期间工资所得560万元垫付的银行运营费用及保证金），故提起本案侵权之诉。根据吕长春主张，本案四被告侵犯了其财产权，具体为其为ADIB所投入的出资，故本院将依据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基础构成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律条文第二款规定民事权益包括所有权等财产权益。上述法律条文是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基础，根据该法律条文请求权人主张他人侵权时，应当证明其享有相应民事权益。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吕长春作为请求权人，对被请求人福地公司、王俊国、陆清平、戴新宁因侵权提起财产返还之诉，其应证明对财产依法所有，或者对财产的合法占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吕长春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本案四被告返还其为设立ADIB而投入的全部出资款，吕长春应对其系出资款的权利人这一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吕长春应当首先证明其依法所有或者合法占有上述款项，即吕长春是否作为财产的权利人具有出资行为，被请求人是否负有依法或者依约的返还义务。结合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王俊国、戴新宁等人在接受吕长春的指示后，将用于成立ADIB的资金汇入冠嘉公司账户，后冠嘉公司再将接收的款项用于成立ADIB。对于上述事实，吕长春认为，由于王俊国、戴新宁系受其指示汇款，故吕长春应为ADIB唯一出资人。王俊国、戴新宁认为，对于出资成立ADIB，吕长春只是指示汇款，实际出资人应为王俊国、戴新宁等实际汇款人，吕长春所请求本案四被告返还的款项并非其本人财产。同时，吕长春提出其以工资所得560万元垫付的银行运营费用及保证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在案件当事人就同一事实依据提出不同主张时，应当结合在案证据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均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本案当事人所提出的均为法律关系存在的主张，因此各方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举证证明。本院注意到，吕长春与本案四被告之间已就设立、经营、管理ADIB发生诸多争议。因ADIB系注册地在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当事人就该金融机构的设立、经营、管理以及运行现状虽提供部分证据，但均未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涉案事实，在主张权利一方当事人未有效举证导致证明不能时，其应依据证据规则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案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吕长春作为主张权利者，应对权利根据的待证事实举证，即对其所提出的其系ADIB唯一出资人的主张进行举证并承担证明责任，并在证明不能时承担不利后果。现在案证据中没有各方当事人就设立ADIB出资款项的所有人、合法占有人等权利人的相关约定，也没有关于何种条件下何人负有向吕长春返还出资款义务的约定，仅有各自陈述的不同意见以及部分款项转账的证据。吕长春虽然主张其系ADIB唯一出资人，但未能提供ADIB设立时以及此后运营期间关于出资的约定，以及各汇款人在汇款时意思表示的证据，结合王俊国、戴新宁提出的各实际汇款人在汇款时的意思表示是出资成立银行的主张，本院认为吕长春不能证明对ADIB出资款享有依法所有或者合法占有的权利，其并非主张出资财产相应权利的请求权人。同时，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均无法认定四被告应承担向吕长春返还出资款的义务，吕长春主张以工资所得560万元垫付的银行运营费用及保证金，亦无证据予以证明，ADIB运营期间发生的费用和工资问题不属于本案侵权法律关系所审理范围，故吕长春以侵权为由要求本案四被告返还出资款的主张不具有请求权基础，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长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406元，由原告吕长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毅审 判 员  马 军审 判 员  高 晶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