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73行初3811号原告:申军建，男，197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青，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第三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梅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碧南，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律师。原告申军建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34058号关于第7358281号“童仁堂”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简称被诉裁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被诉裁定的利害关系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同仁堂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8年9月4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申军建、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青、第三人同仁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碧南到庭参加了诉讼。被诉裁定认定：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时，同仁堂公司的第171188号“同仁堂及图”商标（简称引证商标）在“中药”商品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诉争商标构成对引证商标的复制、摹仿，其指定使用在“牙膏”商品上极易使消费者误认为与同仁堂公司具有某种联系，进而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诉争商标的注册损害了同仁堂公司的利益，已构成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指情形。同时，除诉争商标外，申军建还在第3类、第5类、第29类、第35类等多个类别上申请注册了“益齿达”“牙克宁”“宝洁先锋”“莹彩婷潘”“百年柔飘”“申粮”等上百件与国内外知名品牌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亦超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故诉争商标的注册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之情形。综上，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原告诉称：一、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诉裁定作出程序违法。在诉争商标经初步审定公告后，第三人曾以诉争商标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由提起异议，被告经审查认定诉争商标未构成对引证商标的复制与摹仿，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但在本次无效宣告程序中，针对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被告再次作出裁定，并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上述做法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损害了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妨碍了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诉争商标不属于2001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述“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裁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被告辩称：坚持被诉裁定的意见。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同意被诉裁定的意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诉争商标系第7358281号“童仁堂”商标，由申军建于2009年4月28日申请注册，2012年7月21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3类牙膏商品上。引证商标系第171188号“同仁堂及图”商标，由同仁堂公司于1982年5月27日申请注册，1983年3月1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5类中药商品上。经续展，引证商标的专用权期限至2023年2月28日。2017年5月15日，同仁堂公司针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理由包括诉争商标申请注册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等。同仁堂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1.同仁堂公司企业及品牌历史介绍材料。2.诉争商标申请日前人民网、新华网等对于同仁堂公司报道。3.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同仁堂公司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广告费用发票、广告费用统计材料等。4.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同仁堂公司的销售发票。5.同仁堂公司及“同仁堂”品牌所获荣誉，其中包括2002年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授予“同仁堂牌药品”为“名牌出口商品”，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定“同仁堂”为“中华老字号”，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将“同仁堂中医药文化”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新媒体盛典评选“同仁堂”商标为“中国十大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百年品牌（医药）”。6.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国宝同仁堂”，其中详细记述了同仁堂的发展历史。7.申军建申请注册的约40枚商标的商标档案。诉讼阶段，同仁堂公司另行提交了白兔网查询的申请人为“申军建”的商标查询结果，显示申军建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第3类、第5类、第29类、第35类等多个类别上申请注册了“益齿达”“牙克宁”“宝洁先锋”“莹彩婷潘”“百年柔飘”“百年奥妮”“同仁皓齿”“申粮”“若英董卿”等114枚商标。另有同仁堂公司子公司北京同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及经营情况，显示该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化妆品行业。本院另查明，诉争商标经初步审定公告后，同仁堂公司曾对该商标提起异议，并主张诉争商标构成对其第171188号“同仁堂及图”商标（即本案引证商标）的复制、摹仿，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商评字[2013]第114477号关于第7358281号“童仁堂”商标异议复审裁定，认定诉争商标未构成对引证商标的复制与摹仿，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并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另查，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以上事实，有诉争商标及引证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和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9年4月23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虽已于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但因本案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日处于2001年商标法施行期间，故关于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是否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之情形的判断应当适用2001年商标法。同时，被告受理第三人无效宣告请求的时间以及作出被诉裁定的时间处于2014年商标法施行期间，故关于被诉裁定的作出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判断应当适用2014年商标法。一、被告认定诉争商标申请注册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否正确根据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案中，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在案证据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同仁堂”商标作为中华老字号，经过多年持续的宣传和使用，在“中药”商品上已经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力。诉争商标为中文“童仁堂”，与引证商标显著识别的文字部分“同仁堂”读音完全相同，仅首字不同，诉争商标构成对引证商标的摹仿。除诉争商标外，第三人还在多个商品类别上申请注册了100余件商标，其中包括多件与他人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明显具有复制、摹仿他人高知名度商标的故意，其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指“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之情形。被告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认定诉争商标申请注册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014年4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简称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但是，经不予注册复审程序予以核准注册后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除外。相对于2001年商标法及实施条例中有关“一事不再理”适用范围的规定，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目的在于与2014年商标法对异议制度的简化相配套，在加快商标授权速度的同时，为异议人留足救济渠道，并避免某些情形下造成行政终局的结果。因此，对于2001年商标法施行期间提出的异议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异议复审程序中已经作出裁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无效宣告申请。针对本案诉争商标，第三人曾提出异议申请，异议理由包括诉争商标构成对其第171188号“同仁堂及图”商标（即本案引证商标）的复制、摹仿，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被告在2013年11月25日作出的异议复审裁定中对该主张亦作出实体认定。诉争商标核准注册后，第三人又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理由仍包括诉争商标构成对其引证商标的复制、摹仿，从而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问题上，前次的异议复审程序与此次的无效宣告程序相比，区别仅在于与引证商标知名度有关的证据有所不同。关于证据上的差异能否构成“不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依据在原行政行为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该规定采用的是排除法的立法模式，表明针对在后程序中新提交证据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其原因在于，如果对于在后程序中新提交的证据不加区分，只要证据上有差异就认定属于“不同事实”，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无法得到保护，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的效力和权威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果仅考虑程序正义和执法效率，无视新事实的形成，则可能导致个案裁判结果有违公平公正，也会影响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定纷止争效用的发挥。考虑到千变万化的实践情况，本院认为，合理的做法是，除原行政行为之后新产生的证据、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之外，在具体案件中，还应当综合考虑证据远近、原行政程序中未提交有无过错、原行政裁决结论是否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显著失衡、当事人有无其他救济途径等因素，识别判断当事人新提交证据是否具有合理理由，进而判断应否受“一事不再理”约束。本案中，首先，第三人并未证明或说明其在此次无效宣告程序中所提交的引证商标知名度的证据属于原行政行为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其次，第三人作为引证商标的权利人和异议程序的启动方，其对引证商标的使用和知名度情况是明确知晓的，也有能力充分举证，其在前次的异议复审程序中未提交相关证据并无合理理由。另外，本案已认定诉争商标申请注册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故应予无效，已对第三人予以适当救济。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理由应当受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约束。被告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被诉裁定关于“一事不再理”的认定虽存在错误之处，但其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的结论正确，原告关于撤销被诉裁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申军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申军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丽婷人民陪审员  丁艳玲人民陪审员  高 睿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高 雪书 记 员  国 佳书 记 员  曾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