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1民终2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元忠，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住安徽省来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延萍，女，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安徽省来安县。上述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梅，安徽其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章道安，男，196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安徽省来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量，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丁少洋，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安徽省来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凯，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俊杰，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延萍、张元忠、章道安因与被上诉人丁少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2018）皖1122民初2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元忠、张延萍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胡某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赔付，赔偿数额应为484368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标准判决胡某的死亡赔偿金违背事实和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直接改判。在一审中，张元忠、张延萍提供了死者胡某居住生活在滁州市来安县水口镇的证据材料，证明了胡某生活在城镇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胡某自2009年起就居住在来安县水口镇南大街交通管理站院内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张元忠、张延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某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张元忠、张延萍认为胡某已经年迈，丧失了劳动能力，跟随张元忠生活在城市，不仅没有非农收入，但是胡某的生活消费等都是城市标准。如果以没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就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赔付，胡某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农业收入，胡某的死亡赔偿金也不应该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章道安辩称，关于张元忠、张延萍上诉认为胡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不符合事实和法律，首先胡某的死亡跟章道安、丁少洋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章道安不应该承担赔偿胡某的死亡赔偿，另外胡某是农村户口，居住的地方来安县水口镇东岳村东庄村民组有承包地，其不存在稳定的非农收入，其次胡某是居住在张元忠的住处，该处房屋并不是胡某所有，请求依法驳回张元忠、张延萍的上诉请求。丁少洋辩称，1、就胡某的死亡原因同章道安的答辩意见；2、就张元忠、张延萍该上诉理由涉及的标准问题，依据法律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必须同时满足居住在城镇和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两个条件，但是本案中两个条件均不具备，来安县水口镇明显不属于城镇的标准，来安县水口镇不属于建制镇，同时胡某也没有稳定的非农收入。章道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元忠、张延萍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胡某死亡与事故受伤所致属于事实错误，胡某死亡系其自身疾病导致。胡某受伤后在皖东人民医院治疗，其2018年8月8日出院记录记载神志清醒，伤情好转，并建议进行康复功能治疗。该出院记录表明胡某伤情经治疗后已经稳定并符合出院条件，其在南京悦群医院是进行康复治疗，在康复治疗过程中意外死亡。胡某死亡原因不能确定，应当第一时间进行尸检，确定其死亡真正原因，在明确责任的情况下进行赔偿。被上诉人聘请专家辅助人也明确提出要确定死亡的确切原因，应当进行尸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只是对患者死亡原因的推断。但是，本案张延萍、张元忠不同意对胡某进行尸检，即直接将尸体进行火化，造成胡某死亡原因不能确定，其自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南京悦群医院在胡某的死亡记录载明的死因可能死于心梗，但是在其与胡某家属达成协议后出具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为颅脑外伤，排除了胡某其他病症死亡的情况，该医学证明书与其自身记载的死亡原因也不符，再结合南京悦群医院就胡某死亡事故与胡某家属调解事实，明显看出该诊断证明书是有存在交易的可能性，因此医院的推断死亡结论存疑，故不应当作为本案确定死亡与受伤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定案依据。另外，胡某年事已高，其本身就患有高血压病史，且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做颅脑CT诊断存在腔隙性脑梗塞，南京悦群医院记载死亡原因可能是心梗死亡，上述病症并非是因事故发生所造成的。众多事实证明，胡某本身即患有多种疾病，其中也包括未经发现心肌梗塞，这些病症极大可能导致胡某死亡，更加接近案件事实。因此，章道安认为，胡某死亡系其自身病症导致，与事故无关。二、一审法院认定章道安负主要责任法律适用错误，章道安依法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责任。本案章道安不存在侵权行为，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章道安与丁少洋属于承揽关系，而且从本案审理的事实看，章道安已经将涉案车辆改装完成并且交付丁少洋使用。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已经由丁少洋实际控制并已实际使用一段时间，章道安帮助调试车辆的行为是丁少洋在其他地方安装升降机后的行为，依法已不属于经营行为。一审法院认定章道安存在擅自改装车辆、违规占道经营，对升降系统进行调试，以致发生事故，作为经营者，章道安对事故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章道安事故发生时并未违规占道经营,案涉车辆已经改装完成并交付丁少洋，其在帮助调试过程中车辆突然塌下的事故责任应当由丁少洋一人承担，章道安与丁少洋之间属于承揽关系，应当承担合同责任。张元忠、张延萍辩称，一审法院对事故发生的事实，胡某的死亡原因，章道安、丁少洋的责任划分等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章道安称胡某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所致，章道安是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寻找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借口。在事故发生前，胡某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征兆，被砸伤后，送到皖东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后转入南京悦群医院进行康复，从皖东人民医院出院时，只是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但是伤情并未治愈，如果伤情已经治愈，就无需再转往南京悦群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治疗了，而是直接转院回家，正是没有康复，才需要继续进行康复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因伤情恶化，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南京悦群医院有明确的医学诊断证明，详细阐述了胡某的死亡原因，而章道安认为死亡原因不能确定，认为必须进行尸体检查才能确定死亡原因，胡某死亡在医院，有医院诊断证明，足以说明死亡原因，如果胡某死亡在家中，无诊断证明，不能够说明死亡原因尚可以理解，章道安提出尸体检验，作为死者的子女，从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一审开庭时，张元忠、张延萍向法庭出示了医疗诊断证明，也申请了专家辅助证人出庭参与诉讼，对胡某的死亡原因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诊断证明和专家的意见是吻合的，胡某的死亡是由本起事故造成的，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章道安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章道安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章道安承担责任比例，合情合理，作为章道安在公共场合占道经营，不当操作，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判决其承担主要责任有法律依据。丁少洋答辩称：同意章道安上诉中关于第一部分死亡原因的阐述，但对第二部分涉及丁少洋的，需要说明几点，章道安作为经营者，并未向章道安所称的对车辆改装已经完成且交付一段时间，退一步说，即使如此，章道安作为专业的经营者也必须要对车辆处理的质量和相应的处置行为负责，无论如何该责任也不应归于一个消费者。章道安在当地从事农机修理等工作，有经营资质和多年修理经验，丁少洋作为一个在农村几乎没有上过学的农民将车子交给章道安这个专业人士处理于情于理并无不妥，不存在选任或指示错误，一审法院存在无限拔高对普通百姓的要求，显属不妥。张元忠、张延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胡某的医疗费157643.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50元（50元/天×55天）、营养费2750元（50元/天×55天）、护理费7308.40元（132.88元/天×55天）、误工费5500元（100元/天×55天）、死亡赔偿金474600元（31640元/年×1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30000元、治疗期间的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人员交通费误工费20000元，合计793552.0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6月，丁少洋找到在来安县水口镇街道经营农机修理的章道安，要求章道安将其所有的一辆普通小型货车的车厢进行改装，让车厢可以水平升降。两人经考察，商定改装方案后，丁少洋购买了一只千斤顶交由章道安改装。章道安在车厢下面焊接了钢槽、安装了支架，但对千斤顶油泵的安装不熟练，丁少洋便将车开到其购买千斤顶处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又于2018年7月9日将车辆开至章道安处进行最后调试。当天7时许，丁少洋将车辆开至章道安经营的修理部，因修理部门面沿街，丁少洋便将车辆停在修理部门前，车厢占用了人行道（章道安、丁少洋均未在车辆周围设置警示标志）。丁少洋将车辆点火发动后，交由章道安进行调试，章道安利用改装的升降系统将车厢升起，在查看过程中，车厢下面安装的支架脱落，致车厢突然塌下，砸中章道安头部，同时砸中了从车辆右后侧经过的行人胡某。胡某受伤后被送至皖东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开放型颅内损伤（重型）、创伤性硬膜下出血（左额颞）、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挫伤伴血肿形成、左侧顶骨骨折、头皮裂伤、头皮血肿；2.胸部损失、多发性肋骨骨折伴血气胸、双肺挫伤；3.胸骨骨折（胸3—5椎体）；4.胸椎横突骨折（胸4右侧横突、胸5两侧横突、胸6/7左侧横突）；5.肺部感染。2018年8月8日出院，住院31天，出院医嘱：康复功能治疗，用去医疗费119349.60元。出院当天，胡某又转至南京悦群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9月1日凌晨死亡，诊断为：1.重型颅脑损伤术后，2.肺挫伤，3.胸腔积液，4.多发性胸椎骨折，5.多发性肋骨骨折，6.高血压病，7.心梗？用去医疗费38294.06元。南京悦群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胡某的死亡原因是颅脑外伤。胡某死亡后，其近亲属与南京悦群医院引发纠纷，2018年9月2日，经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南京市秦淮区尚书尚社区代表院方对死者家属补助26000元，院方配合死者家属完善病历出具死亡证明，此次纠纷一次性解决，双方以后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协议签订当天，胡某近亲属领取了26000元补助款。胡某近亲属在与南京悦群医院引发纠纷期间，不要求对胡某进行尸检。另查明，胡某于1952年10月11日出生，其父母、丈夫均先于胡某死亡，胡某生前育有一子一女：长子张元忠、长女张延萍。胡某为农业户口，在来安县水口镇东岳村东庄村民组仍有承包地。审理中，章道安申请对胡某的死亡原因、死亡与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经各方当事人选定，本院委托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1日函告我院，认为：通过阅读胡某的病历资料及阅片记录，胡某死亡原因不能确定，因尸体已火化，无法再进行认定，由于此案证据不足，难以进行鉴定。审理中，胡某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章道安、丁少洋的银行存款115000元或等值财产予以保全，并提供了担保，本院于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皖1122民初22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分别对章道安、丁少洋115000元银行存款予以冻结或对其相当价值的房产予以查封。胡某缴纳保全费1095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以及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两原告的合理损失是多少。二、胡某的死亡原因与本起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三、各方当事人应如何承担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一，医疗费，根据两原告提供的病历、用药清单及医疗费票据，医疗费损失为157643.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胡某在皖东人民医院住院31天，按30元/天计算，在南京悦群医院住院22天，按50元/天计算。营养费，按30元/天计算53天。护理费，参照本地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标准，按132.88元/天计算53天。死亡赔偿金,胡某于1952年10月11日出生，于2018年9月1日死亡，死亡赔偿金应计算14年零1个月（169个月）；胡某为农业户口，在来安县水口镇东岳村东庄组仍有承包地，其虽然自2009年起就居住在来安县水口镇南大街交通管理站院内，但两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某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其死亡赔偿金参照安徽省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58元/年计算。参照安徽省上一年度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对两原告主张的丧葬费30000元予以支持。因胡某已死亡，两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基数为80000元。交通费、住宿费，两原告虽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某治疗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数额，但该项费用必然会产生，根据胡某住院的地点、时间等因素，本院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住宿费为4000元。误工费，胡某死亡时已近66周岁，两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某仍参加劳动，有工作收入，故对误工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范围、项目、标准计算，两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57643.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30元（30元/天×31天+50元/天×22天）、营养费1590元（30元/天×53天）、护理费7042.64元（132.88元/天×53天）、死亡赔偿金179675.17元（12758元/年÷12个月/年×169个月）、丧葬费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基数80000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4000元，合计463981.47元，扣除南京悦群医院补助的26000元，实际损失为437981.47元。对于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对胡某在本起事故中受伤均无异议，胡某在受到重度创伤后，经皖东人民医院治疗后神志清醒，只能表明胡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并不能说明胡某的伤情已基本治愈，事实上，胡某在转入南京悦群医院第二天的检查中就发现血栓形成，并最终在住院治疗期间突发死亡，因此，胡某的死亡与其在本起事故中受伤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于争议焦点三，章道安和丁少洋明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机动车运行技术规范，禁止对机动车车厢进行升降改装，却在商定了改装方案后购买材料，擅自进行改装，两人对事故发生的起因均有过错。事故发生之日，丁少洋将事故车辆停放在章道安经营的修理部门前，车厢占用了人行道，章道安没有制止，而是在没有设置警示标志的情况下违规占道经营，对车厢升降系统进行调试，以致发生事故，作为经营者，章道安对事故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丁少洋作为订作人，违规要求章道安为其改装车辆，存在选任和指示错误，其对事故的发生应负次要责任。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事故起因、发生中的过错程度等情形，本院酌定对两原告的损失，由章道安承担60%，即赔偿262788.88元（437981.47元×60%），丁少洋承担40%，即赔偿175192.59元（437981.47元×40%）。章道安、丁少洋辩称，胡某死亡后，死者近亲属不要求尸检，造成胡某的死亡原因不能确定，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两原告承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患方不要求尸检造成死亡原因不能确定的，由患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该规定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同时，两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有关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治疗或胡某的死亡与其自身疾病有关，而胡某的受伤及死亡与两被告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两被告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故对两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案经一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章道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元忠、张延萍因胡某死亡造成的损失262788.88元；二、被告丁少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元忠、张延萍因胡某死亡造成的损失175192.59元；三、驳回原告张元忠、张延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8元，由原告张元忠、张延萍负担1912元，被告章道安负担1414元，被告丁少洋负担942元。诉讼保全费1095元，由被告章道安负担657元，被告丁少洋负担438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胡某在本起事故中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其自2018年7月9日入皖东人民医院治疗，后于2018年8月8日出院并转至南京悦群医院进行住院康复治疗，胡某系因重度创伤而治疗，其从昏迷中清醒，并不意味着胡某的伤情已基本治愈，结合南京悦群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可以看出胡某的死亡原因是颅脑外伤。章道安虽然对此有异议，并在一审中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因尸体已火化，无法再进行认定，一审认定胡某的死亡与本起事故中受伤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正确。因胡某生前是农业户口，在农村仍有承包地，其虽然居住在来安县水口镇南大街交通管理站院内，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原审判决确定胡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对张元忠、张延萍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结合本案的事件的起因及引发该起事故的原因力，章道安作为经营者，原审确定的责任比例适当。综上所述，张延萍、张元忠、章道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88元，由上诉人张延萍、张元忠负担4268元，上诉人章道安负担26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海燕审判员  张明勇审判员  刘先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莉莉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