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2民初11979号 原告：苏东林，男，1950年2月2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平、吴翩，江苏臻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15号维景商务楼A座5楼。 负责人：张晶宁，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主任。 第三人：解天发，男，1949年9月3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苏东林与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第三人解天发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东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平，第三人解天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东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律师费18000元及其利息（自2019年1月7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及第三人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收案时没有释明风险，收案后没有为被代理人穷尽所有的救济途径。在原告提供了救济方案后，没有及时草拟相应的诉讼材料，未向有关部门提交，未完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此外，被告及第三人应明确知晓原告委托的事项无法申请再审，但仍接受原告的委托并收取高额律师费。故，承办律师解天发的行为存在欺诈，作为其管理机构的被告律师事务所应对此承担责任，望判若所请。 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辩称，本所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理由：一、本所只收到解天发交来的卷宗，双方的其他事情，本所不知情，且解天发律师也没有告知，故本案应由承办律师解天发出庭抗辩；二、根据南京市律师协会对本案纠纷的投诉的处理意见，解天发律师不存在违反职业道德或代理不尽职之处，不构成违规，故本所不应承担责任；三、本所与解天发律师已终止聘用关系，法院若认为存在未办理完的法律事务，承办律师应以后转入单位的名义继续办理完成，应追加解天发为本案被告。 第三人解天发述称，一、为原告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为其“申诉”而非“申请再审”，二者概念不同，结果不同，所以第三人才提醒原告“后面留给你的法律救济途径是有限的，维权将变得更加困难”；二、不存在欺诈。相反，之所以愿意接受申诉委托，是因为原告坚称找到了合同原件这一关键证据，但情况不是这样，原告做了虚假陈述；三、2018年3月18日，第三人提供的申诉法律服务便己完成。一个多月后，苏东林说，这一段时间软磨硬泡下，最高院驻南京的巡回法庭叫江苏高院给南京中院打电话，要求中院再核实一下申诉材料，南京中院因此通知他写个书面东西报送上去。由于原告这次跑最高法院的行动不属于委托合同约定的“二步走”的范围，所以第三人说，这属于新的法律服务，要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合同。原告不认可，第三人遂提出，出于原有的老关系，原告需补缴10000元欠款,并将房屋买卖合同的原件送给第三人，方可介入，但原告不愿意；四、原被告签订的是一般代理合同而非风险代理合同，第三人从未承诺过保证立案；五、对照江苏省律师收费试行标准，律师费用收取合规；六、委托人对律师事务所指派的代理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有异议而提起诉讼，律师事务所成为被告是应有之义，何况律师事务所收取了提成费，律师事务所有管理律师的权利，当然也要担当起相应的法定义务。鉴于原告不讲诚信，无理取闹，至今尚有10000元律师代理费未能依约补缴，为了合同履行的严肃性，为了珍惜第三人的劳动付出，第三人强烈建议被告不要对其姑息迁就，应依法向原告行使反诉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委托代理（法律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以及该内容能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第三人解天发提交了一份谈话笔录作为证据，该笔录记录了双方在2017年7月7日的谈话内容，摘要如下：解天发说，“在你与王某房屋产权（物权确认）纠纷案再审后，作为你的申诉代理人继续为你进行法律维权……你和王某的房产纠纷问题，现已经过一审、二审（二审中又撤诉了）后又经南京中院再审并驳回你的再审申请，所以后面留给你的法律救济途径是有限的，维权将变得更加困难。”苏东林表示，“我明白，但我现在情况和一审时情况不同了，作为关键证据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找到了，另还有录音为证，还有就是现在有证人愿意为我作证了……我的正当权益能够依法得到保护的。”随后，解天发表示，“既然你获取了关键证据，又有证人愿意作证，我们认为可以接受你的委托……根据你的诉讼经历，我们准备分二步走。第一步即是向南京市中院提起申诉，以求中院能依职权启动新一轮再审程序。第二步就是，如果南京中院置之不理，我们就依法向检察部门提起申请，请检察部门向法院提出建议或者抗诉，从而使法院能依职权启动新一轮再审程序……总之，只要有路可行，我们就会为你维权。”苏东林同意了解天发提出的方案，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 原告苏东林质称，字是苏东林所签，但有些内容是后加的，第二页第一句话后面都没有（本院注：即前文引述部分“既然你获取了关键证据”及之后的对话内容，主要关于之后的权利救济方案）。第二页只写了一行，我在最下面签名的原因是，解天发说签在下面卷宗好弄，他让我在最下面签名的。 第三人解天发辩称，原告若认为笔录不属实，原告可申请鉴定，如果是我串改，我承担全部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的谈话笔录中的部分内容不具备真实性，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因委托代理合同与谈话笔录都指向了具体的法律服务，且皆有当事人签字，客观上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解天发为苏东林提供的法律服务的内容应结合上述两文件予以确定。综上，解天发所主张的“两步走”的法律服务，本院予以认定。 二、关于解天发是否已按委托代理（法律服务）合同之约定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以及，委托关系是否已终止。 第三人解天发提供了《民事申诉书》、《提请抗诉申请书》、《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告知书》以及《收条》等证据，用以证明： （一）第三人已于2017年8月16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秦淮检察院”）提交《提请抗诉申请书》，请求该院就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秦淮法院”）（2014）秦民初字一审1430号案件提起抗诉。同年9月8日，秦淮检察院向解天发出具了《民事监督案件不予受理告知书》，该院审查认为，解天发代理的苏东林的民事监督案件，属于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情形。三日后，苏东林收回上述材料，并向解天发出具收条。此轮申诉法律服务结束。 （二）第三人已于2017年8月16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提交《民事申诉书》，表示不服秦淮法院（2014）秦民初字一审143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2017）苏01民申13号驳回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书，要求江苏高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撤销一审生效判决并发回重审。同年12月27日，江苏高院发出（2018）苏访00440号《通知书》，该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两审结果为准许当事人撤诉，故本案一审生效，应向生效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另一、二审法院均已对本案进行了复查……对你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受理，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次年元月16日，苏东林收到该通知书，并向解天发出具收条。此轮申诉法律服务结束。 （三）第三人已于2017年10月24日向南京中院提交《民事申诉书》，表示不服秦淮法院（2014）秦民初字一审143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南京中院（2017）苏01民申13号驳回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书，要求南京中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撤销一审生效判决并发回重审。此外，分别在2017年8月7日、2017年10月24日两次前往南京中院申诉，其中，第一次的材料没有被接收，被口头告知不予受理。第二次是原告和第三人一起去的。 （四）2018年3月18日，解天发向苏东林移交案件证据材料及其他书面材料，苏东林签字接收。证明原告认可第三人为其申诉的法律服务已按约定完成。 原告苏东林质称，一、向南京中院提交的申诉书真实性认可，但无法证明第三人作为代理律师已向南京中院提交了该材料，该程序是否实际提起无法确认。向秦淮检察院提出的抗诉申请书、不予受理告知书真实性认可。向江苏高院提出的民事申诉书真实性认可，但是第三人仅是代为起草了申诉书，并未向江苏高院提出申诉，实际的申诉事宜是原告自行办理；二、秦淮检察院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实际上我没收到，是第三人让我写的收条；三、向南京中院提交的民事申诉书，2017年8月5日的申诉书是我签的，有没有提交我不知道。10月24日，我和第三人一起去中院提交过申诉书；四、第三人代理的申诉案件并没有结束，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未终止，第三人应穷尽所有的救济途径。江苏高院要求重新向南京中院提交一份申诉书，第三人作为代理律师，应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五、江苏高院的通知书是我自己拿到的，我当时交给第三人了，后来第三人退给我的时候，让我写的收条。 根据《不予受理告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可知，第三人已按合同约定，代理原告向秦淮检察院申请启动抗诉程序，也已代理原告向江苏高院申请启动再审程序，故原告答辩“该程序是否实际提起无法确认”、“秦淮检察院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实际上我没收到，是第三人让我写的收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可。就第三人是否代理原告向南京中院申请启动再审程序，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向南京中院提交的民事申诉书，2017年8月5日的申诉书是我签的，有没有提交我不知道。10月24日，我和第三人一起去中院提交过申诉书”可以认定，第三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此部分义务。综上，解天发主张已按合同之约定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委托关系业已终止，本院予以认可。 三、关于委托代理之前，第三人是否已向原告释明相关法律风险。 原告苏东林提交了一份南京中院在2018年4月28日出具的《释明函》作为证据，该函件载明，因该院已经在（2017）苏01民申13号民事裁定中驳回了苏东林的再审申请，所以苏东林应当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故南京中院不予立案。据此，原告欲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律师处理的案件立案未成功且被驳回。 第三人解天发质称，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没有参与后面的事情。2018年3月18日之前，第三人申诉代理法律服务中向南京中院送交的民事申诉书及证据等材料均被拒收，自2018年3月18日后，第三人代理申诉的法律服务己结束，后因原告拒不补缴欠费，第三人己依法拒绝为其继续进行新的法律服务，于此情形之下，岂能再有被告及第三人去为原告向南京中院送交申请再审的材料一说？这个《释明函》所收悉的申请再审材料到底是何人送交的，望原告搞清楚再说话，请不要张冠李戴，滥竽充数，鱼目混珠。 原告苏东林辩称，原告在与第三人终止委托合同关系之后，原告自己向南京中院申请再审，南京中院认为已经有（2017）苏01民申13号民事裁定，所以驳回再审申请，而该（2017）苏01民申13号民事裁定在委托被告办理申诉时就提供给被告，由此可见，被告没有向原告释明法律风险。 结合双方谈话内容可知，第三人在代理案件之前曾警示原告后续法律救济途径有限，在原告提出有新的关键证据后，第三人方才表示愿意接受代理，故本院认定，第三人已向原告释明相关法律风险。 另查明：2017年7月7日，原告苏东林（“甲方”）与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就原告与王某等人房产所有权纠纷一案，由第三人解天发提供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代理费28000元，原告当日支付了18000元，剩余部分双方约定日后补缴。同时，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必须真实地向乙方叙述情况，及时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材料，乙方如发现甲方有隐瞒事实真相、弄虚作假或坚持显然违法的要求时，有权终止代理，依法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合同第六条约定，如乙方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故停止履行合同，收取的费用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要求解脱委托，终止合同，乙方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 同日，苏东林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列举如下：代为提起申诉，代为立案，陈述案件事实，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调解，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代领法律文书。 2018年9月27日，针对原告的投诉，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宁律协复[2018]50号回复，经该会会员奖励及惩戒工作委员会立案调查，该会认为，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为28000元，原告仅支付了其中18000元，目前尚有10000元余款未付，而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代理义务，在原告未支付剩余律师费的情况下，被告拒绝继续代理行为不存在违反职业道德或代理不尽职之处，不构成违规，原告投诉不成立。 2018年11月29日，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出具“兹证明解天发律师与本所财务、案件结清，卷宗移交手续完毕”的三清证明，次年1月7日，高淳区司法局同意解天发的转所申请。 2019年1月7日，原告欲报警解决案涉争议，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东山派出所现场调解未果，告知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此外，2018年3月6日，经上海市司法局准许，被告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分所注销。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律师已按约定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故不存在违约的情形。此外，在原告将被告律师投诉至南京市律师协会后，该会亦认为在原告未支付剩余律师费的情况下，被告拒绝继续代理行为不存在违反职业道德或代理不尽职等违规行为。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东林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50元，减半收取为125元由原告苏东林负担。原告苏东林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的剩余部分125元，由本院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根据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何 俊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鲁 威 书 记 员  朱礼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