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03民初4254号 原告:陈某，男，199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强，浙江浔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某1，女，199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被告：江某2，男，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洪斌，浙江水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美，浙江水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某，女，196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原告陈某与被告江某1、江某2、施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经陈某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对江某1、江某2、施某价值460000元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本案于同年11月28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强，江某1、江某2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洪斌，施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江某1、江某2、施某返还彩礼406000元；2.判决江某1、江某2、施某返还黄金女士手镯一只（价值12900元）、铂金戒指一枚（价值16000元）、黄金女式项链一条（价值27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江某1、江某2、施某承担。事实与理由：陈某与江某1于2018年7月份经媒人陈荣珍和罗某2介绍认识，2018年10月确定恋爱关系，2019年1月19日举行婚礼办结婚酒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约定，江某1嫁入陈某家生活，陈某按照习俗，除却置办婚宴等各种花费外，需向江某1支付高额结婚礼金。2018年12月2日陈某母亲陈惠芬通过媒人陈荣珍和罗某2将226000元礼金转交给施某，2019年1月12日陈某母亲陈惠芬通过媒人陈荣珍和罗某2在东迁镇上江某1老房子家里将100000元礼金转交给江某2和施某，因江某1嫌礼金少，2019年1月19日结婚当天陈某母亲陈惠芬通过媒人陈荣珍和罗某2在江蒋漾新村被告家里将80000元礼金转交给江某2和施某，以上礼金三次共406000元现金，另还有黄金女士手镯一只、铂金钻戒一枚和黄金女式项链一条，都交给了江某1。由于陈某与江某1双方婚前缺乏了解，感情基础不深，办理婚礼后经常发生争吵，江某1多次回娘家，因此江某1实际居住在陈某家未满2个月。××××年××月份，江某1嫌陈某给江某1家买的酒不上档次，再次发生争吵后回娘家并一直没有回来，陈某与江某1再也没有联系，双方再办理结婚登记已无任何可能。陈某要求返还彩礼时，遭到拒绝，故起诉来院。 江某1、江某2共同辩称，一、陈某关于经人介绍认识、订婚、办理婚礼的时间等陈述予以认可，其他陈述与事实不符。1.彩礼金额不详，但没有406000元，结婚当日，陈某说有8万元，但结婚视频中只有5万元；2.部分金额首饰发票开具日期是1月6日，与陈某诉称的不符；3.陈某没有独立工作，只在其父母的厂里帮忙，其比较听从父母的意见，江某1在陈某家里没有得到陈某及其父母的关爱，为了江某1不愿将存款拿出来，双方在小区门口发生了争吵，导致江某1受伤；4.江某1在今年6月发现怀孕，因为之前有腿伤，一直使用药物治疗，医生建议孩子不要了，江某1因见红去医院看病时，陈某不闻不问，江某1无奈做了人流手术。二、江某1与陈某自从确立恋爱关系到一起共同生活期间，江某1家操办婚礼、购买男士手链、陪嫁的婚嫁用品、操办的酒席共计花费299424元；江某1及家人从未向陈某及其家人讨要礼金，即使有彩礼也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江某2和施某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仅仅是彩礼的保管人，本案的主体应当是江某1。综上，要求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施某辩称，彩礼是拿来的，订婚时拿来一次，事后又拿来一次，但都没有数，结婚当天拿的钱不知情，总共是拿来三次，但具体多少金额没有数过，钱都放在一个抽屉里，家里都是现金的，女儿江某1受了很多苦，故不同意返还彩礼。 陈某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19年1月19日举办婚礼的录像一份，以证明陈某与江某1举办婚礼及结婚当天陈某向江某1家交付6万元的事实； 2.陈某母亲陈惠芬的情况说明及银行取款记录各一份，以证明2018年12月1日其取款25万元，于次日通过媒人向江某1家交付彩礼226000元，后向陈某的姑姑罗某1借款12万元，向江某1家交付彩礼10万元，又于2019年1月19日交付彩礼8万元，总共给付礼金406000元及黄金首饰等的事实； 3.罗某1的证人证言和取款记录各一份，以证明陈某母亲因彩礼钱不够向罗某1借款12万元的事实； 4.陈荣珍、罗某2的证人证言各一份，以证明总共给付礼金406000元，另外还有黄金首饰等的事实； 5.陈某的父亲陈金良、陈某的母亲陈惠芬与江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以证明总共给了江某113600元的见面礼的事实； 6.谈话录音一份，以证明江某1认可的礼金是26万元，这个26万元是结婚之前的礼金，另外还有手表款28000元，江某1认为另外的款项是摆酒钱的事实； 7.恩光珠宝质量保证单各一份，以证明陈某购买白金钻戒价值16000元、黄金项链27000元、黄金手镯12900元等首饰的事实。 陈某申请证人罗某1、罗某2出庭作证，罗某1当庭陈述，其系陈某姑姑，因陈某结婚需要给女方礼金，他家钱不够，向罗某1借，罗某1于2019年1月11日取了12万元现金，交给了陈某的母亲陈惠芬。 证人罗某2当庭陈述，其系陈某与江某1的介绍人，其与另一介绍人陈荣珍一起于2018年12月2日向江某1家交付礼金188000元，折衣38000元，合计现金226000元，还拿去了金项链和金手镯；后因江某1家嫌少，又于2019年1月12日拿去了10万元现金；结婚当天拿去了8万元（先拿了6万元，后女方亲戚说少，就又加了2万元）。 江某1、江某2、施某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视频显示当天收到系5万元，而非陈某诉称的8万元；对证据2礼金金额不符合，故对陈惠芬的陈述不认可，对取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证言及取款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结合证人出庭的证言，认为证人取款12万元，而陈某自己陈述交给江某110万元，不相符；对证据4结合证人罗某2出庭的证言，认为施某向罗某2借过钱，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关于戒指的陈述与书面证言中不符；对证据5，微信转账的钱，2019年4月16日的5000元是让江某1学驾照的费用，而不是礼金，另外的8800元及4800元是让江某1方购买订婚宴的衣物等用品的；对证据6那天是有过商谈，但26万元是陈某一直在说，认可28000元的手表钱，26万元应是包括相应的费用并不单单是礼金；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12000多元的金手镯、16000元的钻戒是在江某1这里，发票上其余的东西都是在陈某家里。 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经审核后认为，证据1、证据7符合有效证据要件，予以认定；证据6的谈话录音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亦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证据2中的账户交易明细、证据3中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均来源真实，且与证人罗某1、罗某2的证言能互相印证，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故均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证据4中陈荣珍的证人证言，因其未出庭作证，故对其证言不作为本案证据认定；证据5的金额虽真实，但并未包含在陈某主张的礼金内，且亦无其他证据补强证明该费用系礼金，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作为本案证据认定。 江某1、江某2为证明其抗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为结婚花费的总清单、嫁妆小清单各一份及票据七份，以证明江某1家为嫁妆花费了69616元的事实； 2.1月19日举办婚礼的清单一份及票据三份，以证明被告为婚礼花费了233800的事实； 3.医药费十张，以证明江某1流产的医药费3112.30元，腿受伤后，去九八医院复查花费了428.94元的事实； 4.门诊病例二份，以证明在结婚没几天后，陈某与江某1吵架，导致江某1腿受伤，后江某1进行了人流的事实； 5.江某1与陈某父亲陈金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以证明陈某父亲强势导致陈某与江某1关系不好，未能登记结婚的事实。 陈某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总清单真实性不认可，对送货单10条被子是认可的，手链一条认可，1297元认可，手机也认可，其他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酒水钱不认可，硬中华50条、软中华30条都是陈某家拿过去的，酒水钱都是陈某父母支付的，双方酒席摆在一处的；对证据3费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骨折实际是扭伤，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对流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江某1先与其母亲陈惠芬吵架后又回娘家，其父亲酒后生气才有了这段对话。 本院对江某1、江某2提交的证据经审核后认为，证据1中价值16760元的被子送货单、15116元黄金手链的质量保证单、3000元的手机票据、1297元的浙北大厦付款凭证予以认定，对219元的浙北大厦购物付款凭证显示时间、内容均与1297元的购物凭证一致，亦予以认定，对婚姻用品16800元及婚庆床上用品7800元两份收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作为本案证据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作为本案证据认定；证据3、4中关于江某1做人流的病历及票据均来源真实，形式合法，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关于骨折部分内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作为本案证据认定；证据5来源真实，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亦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 施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江某2、施某系江某1的父母。2018年5月左右，陈某与江某1经人介绍后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2018年12月2日，陈某与江某1按照习俗定亲，当日，陈某通过媒人向江某1、江某2、施某给付了彩礼226000元及黄金手镯一只和黄金项链一条；2019年1月12日又通过媒人向江某1、江某2、施某给付了10万元；2019年1月19日，陈某与江某1按习俗举办婚礼和酒宴，当日，陈某通过媒人向江某1家支付6万元，上述彩礼合计386000元。2019年1月19日举行婚礼当天，江某2、施某以江某1的名义存了328000元的存折作为嫁妆。另江某1为婚礼，购买被子、电器等嫁妆合计花费18276元，婚前向陈某赠送价值3000元手机一部及价值15116元黄金手链一条。 陈某与江某1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举行婚礼后，双方共同生活，共同生活过程中，双方因琐事发生争吵，××××年××月30日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争吵，江某1回到其父母家，带走价值12900元的黄金手镯和价值16000元的铂金钻戒。5月31日，陈某父亲通过微信要求江某1自己回家未果，语气较为暴躁严厉。2019年6月江某1查出怀孕，于2019年7月初做了人流手术终止妊娠。后双方因彩礼返还事宜协商未果，以致纠纷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双方彩礼金额如何认定。江某1、江某2、施某在庭审中一直回避彩礼的具体金额。根据当地习俗，采用现金方式支付彩礼是普遍存在的，彩礼是缔结婚姻过程中较为重要的环节，江某1方关于从未数过不清楚彩礼金额的抗辩意见，明显有违常理。陈某提交的其母亲及姑姑的取款凭证、证人证言，结合举行婚礼当天，江某2、施某给了江某1328000元嫁妆的事实，应该可以认定陈某在婚礼前给付的金额为226000元及10万元，合计326000元，关于婚礼当天的礼金金额，因婚礼录像现场较为嘈杂，无法听清双方说话的内容，但根据证人证言结合当地在办喜事时较为喜欢用6、8等寓意吉利的双数的习俗，可以认定为6万元，而非江某1方陈述的5万元。至于陈某关于后来又加了2万元的陈述，因缺乏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综上，可以认定，陈某给付的彩礼金额合计为386000元。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江某2、施某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当地习俗，给付彩礼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常常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本案陈某彩礼系交付给江某1、江某2、施某家庭，因此陈某要求江某1、江某2、施某共同承担返还彩礼义务并无不当。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为彩礼应否返还，如应返还则返还的具体金额。订立婚约并非结婚的法定程序，但是从我国的习俗看，这种给付财物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婚约一方以结婚为目的的一种赠与，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陈某与江某1虽按习俗举行了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后，未能及时化解，反而矛盾逐渐加深，已无结婚的可能，故陈某可就彩礼返还主张相应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陈某与江某1的交往、共同生活的时间、解除婚约的原因等因素,结合陈某与江某1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按习俗举行婚礼，且江某1曾怀孕后又终止妊娠的事实，扣减江某1终止妊娠的费用及江某1、江某2、施某为购置嫁妆的花费后，本院酌情认定被告江某1、江某2、施某共同返还陈某彩礼22万元。陈某主张返还手镯等首饰的诉讼请求，考虑到双方互有赠与，不予支持，目前在各自处的首饰归各自所有，双方均不得再向对方主张返还。江某1一方已经交付的嫁妆在衡量彩礼返还金额时已经予以考虑扣减，故江某1、江某2、施某均不得再向陈某主张要求返还嫁妆。综上，原告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中22万元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他部分不予支持。江某1、江某2、施某关于不应返还彩礼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江某1、江某2、施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陈某彩礼22万元； 二、驳回原告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228元，减半收取4114元，财产保全费2820元，合计诉讼费6934元，由原告陈某负担3631元，被告江某1、江某2、施某共同负担33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加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杨明宇 书记员庄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