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106行初267号 原告胡桥，男，196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杨建军，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住所地杭州市省府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马柏伟，厅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朱晓晔，副厅长。 委托代理人杨建，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桥（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以下简称被告）于2018年2月8日作出的浙司罚决字〔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1号处罚决定），于2018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5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桥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建军，被告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朱晓晔及委托代理人杨建、陈洵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协调扣除审限，亦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8年2月8日作出1号处罚决定，查明：2016年12月13日、2017年3月15日，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和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甘1227刑初字第8号〕、二审《刑事裁定书》〔（2017）甘12刑终24号〕，判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刘工，利用职务上便利或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240.987万元，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0万元；涉案款240.987万予以没收。上述裁判文书载明：2013年，原告与刘工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两人合作办案，由刘工给原告提供案源，原告负责代理案件。2013年6月，原告代理了刘工介绍的甘肃三源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究所拉铆钉钢制项目合作合同纠纷案，收取了100万元代理费，将其中50万元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给刘工，作为“合作”办案刘工应得的份额；2013年7月，刘工又将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开庭审理的兰驼集团公司诉常州柴油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介绍给原告，常州柴油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通过由其控股的兰州万通公司分两笔支付了210万元代理费，原告在收到第一笔80万元代理费后将其中32万元现金给了刘工作为该次“合作”应得的份额。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认定的刘工收受贿赂款中，包括原告给刘工的82万元。上述两个案件，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6月29日与甘肃三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7月26日与兰州常柴西北车辆有限公司、常柴银川柴油机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原告为上述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被告认为，原告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向法官行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而且行贿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应当在法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及幅度的范围内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等规定，决定吊销原告的律师执业证书（执业证号：13301199320312262）。 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处罚和注销决定于法无据，应当依法撤销。理由如下：第一、认定事实错误，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将刘工受贿罪判决书当作作为证人的原告行贿的判决书；把作为证据材料的判决书中与原告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利用职务之便”强加到原告上，张冠李戴，实则行为时不存在法定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和职权条件。其二，“现查明”部分，用原本是证据材料的判决书有关“为了案源”的证据事实冒充查明的行贿违法案件事实，实则没有行贿违法事实；其三，在本机关认为部分，把抽象行政法规充作行贿违法事实，等于没有行贿违法事实。总之，完全没有行贿违法事实，却以行贿为由加以处罚，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第二、没有行贿违法的证据。把作为证据材料的判决书直接作为原告行贿违法的案件事实，把为了案源的证据等同于为了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证据，使原本的证据材料变成处罚案件事实，导致行贿违法证据归零。第三、适用法律错误。虽援引《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但实质上“为了案源”的行为不属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对此条解释的四种情况。被告故意规避《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这直接导致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所以吊销原告律师执业证书的减损权利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重大且明显违法。第四、程序严重违法。听证会拒绝原告陈述申辩，在司法机关未作论定之前就将为了获取案源行为定性为行贿违法犯罪行为，将司法行政机关变成司法机关，是越权处罚和严重程序违法。第五、处罚明显不当。为获案源就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严重违反比例原则故处罚决定明显不当。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注销决定把为了案源获得的行为认定为行贿违法行为，虚构行贿违法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不存在行贿违法的证据，没有行贿违法的法律规范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处罚明显不当。被告背弃“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执法基本准则，规避《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导致对为了案源行为的任意解释、扩大解释，严重违反行政法治的合法性和比例原则，突破了依法行政的底线，已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属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诉请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1号处罚决定；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证明为了案源的行为既不属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属于《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情形，被告的行政处罚无法律依据。 2、有关法律法规对司法工作人员及法官的规定。证明原告作出给钱行为时刘工已被调查，其并非“司法工作人员”。 3、（2016）甘1227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2017）甘12刑终24号《刑事裁定书》中涉及原告部分。证明刘工利用职权介绍案源的行为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原告不可能成立行贿违法犯罪。 4、浙江省司法厅浙司罚决字[20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将刘工判决书直接变成处罚事实本身，违背了同案同判原则。 5、司法部政府网发布原告因故意犯罪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决定及法律读品等微信公众号有关报道的截图。证明司法部政府网以“故意犯罪”为由发布处罚决定系重大过失，属于程序违法，超越权限。 6、紧急情况反映、听证陈述申辩及法律意见。证明原告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属于绝对不能犯，被告在听证会上拒绝听取原告申辩和意见，使得听证流于形式。 被告辩称，一、原告向法官刘工行贿事实清楚，案涉处罚决定认定该事实的证据确凿充分。原告是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3301199320312262。刘工原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被告向原告调查及听证过程中，原告对给予刘工82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月5日原告因涉嫌行贿罪被甘肃省文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10月10日被甘肃省文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原告的行贿事实，已被生效法院判决查实确认，原告虽辩驳不构成行贿，但对给予刘工钱财的事实予以承认，被告作出处罚的证据确实充分。二、作出吊销原告律师执业证的处罚决定依据充分，量罚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引诱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依法办理案件；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介绍贿赂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的具体适用，由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进行裁量，作出具体的处罚决定。该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规定的违法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在法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及幅度的范围内从重处罚：（一）违法行为给当事人，第三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二）违法行为性质、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同时有两项以上违法行为或者违法涉案金额巨大的；（四）在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期间，拒不纠正或者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拒绝提交、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伪造的证据的；（五）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律师行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试行）》（浙司（2016）19号）第11条规定，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发生本项违法行为，涉案金额超过二十万元；或者虽未达二十万元但有二次以上发生本项违法行为，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吊销其律师执业证。原告向法官刘工两次行贿金额均超过20万元，合计达82万元，数额巨大；其收到巨额律师费后，仅向事务所交款1万元和2万元，其余款项至今尚未向事务所上缴；原告行贿行为导致自己被司法机关刑事立案，刘工被判刑，违法行为性质、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根据原告的行为和情节，依法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杭州市司法局在履行律师行业日常监管职责过程中，发现了原告向法官行贿的线索，向被告提交了《关于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胡桥律师涉嫌违法一案的线索移交报告》。2017年7月13日，被告决定立案。立案后，被告于2017年7月18日向原告邮寄了《行政处罚立案告知书》，但原告未将送达回证寄回被告。在原告表示其不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不受司法行政部门监管，不接电话的情况下，被告承办人员多次以短信与其联系，要求其接受调查。直至2017年12月1日，原告到被告办公地点接受调查，对其给刘工82万元的事实予以承认，但认为不是行贿，原告也确认了现住址为杭州市金沙学府58幢2单元502室。被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于2017年12月22日向原告直接送达《浙江省司法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司罚先告字[2017]5号）。2018年1月2日，原告到被告办公室提出听证要求。虽然原告提出听证申请时间超过了被告告知的期限，但被告从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依法公正公平处理案件的角度考虑，同意组织听证，并于2018年1月12日向原告直接送达了听证通知书，于2018年1月25日组织了听证。2018年2月8日，被告作出1号处罚决定，并于2018年2月9日分别向原告所在的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其家庭住址及身份证上所载地址邮寄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邮寄到其单位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他人接收，邮寄到其家庭住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拒收被退回，邮寄到其身份证上所载地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退回。在此期间，被告通过电话、短信等多次告知原告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寄送情况，原告不予任何回复。2018年3月5日，原告自行到被告办公室，向被告交回送达回证，签署的收件日期为2018年3月5日。四、原告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一）关于原告给刘工款项是否属于行贿问题。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刘工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且不存在索贿等情形；原告作为律师通过法官谋取“案源”系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向法官给予财物的行为属于行贿。尽管目前原告尚未因为行贿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不影响行政机关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原告的行为性质，并据此作出处罚。根据《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的规定；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行贿，并不以“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为前提，只要存在利益输送等行为的，就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损害律师行业形象，应当依据《律师法》给予处罚。原告行为是否被司法机关认定犯罪或是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影响行政机关对其违反《律师法》行为的处理。（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适用的是《律师法》第三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四十九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告辩称其行为不属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的四种情形的理由不成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只是对《律师法》第四十九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部分情形的列举；根据该条规定，行贿的对象不限于承办案件的人员，“以影响案件办理结果为目的”也只是其中一种情形，而且每项情形都使用了“等”字，所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和《律师法》第四十九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未冲突，被告依据《律师法》的规定给予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处罚是否得当问题。综合原告的行贿对象、次数、数额、目的、后果等事实和情节，原告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四）关于程序是否违法问题。被告收到杭州市司法局移送报告后，依法立案。立案后依法开展调查、听证、处罚等工作，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知情、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整个办案过程均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综上所述，原告向法官行贿事实清楚，情节严重，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浙江省司法厅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律师执业证发放审批表》、原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系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属于被告的监督管理对象。 2、杭州市司法局2017年6月14日《关于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胡桥律师涉嫌违法一案的线索移送报告》。被告获悉原告涉嫌违法执业线索。 3、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2017年3月7日《关于本所兼职律师胡桥被法院判决行贿法官一事的函》。证明律所要求原告就其行贿法官及收律师费不上交律所的行为和事实进行检讨、报告，原告涉嫌存在两个以上违法行为。 4、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有关原告代理的两个案子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收取律师费未上交律所的违法事实存在。 5、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与兰州常柴西北车辆有限公司、常柴银川柴油机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3]浙律泽民字第525号）、《收案登记记录》、《公函》，《授权委托书》等案卷材料。证明委托人和律所的委托事实；原告受律所指派办理相关案件；与其约定代理费等情形。 6、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与甘肃三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3]浙律泽民字第526号）、《收案登记记录》、《公函》、《授权委托书》、《代理词》、《民事上诉状》、《民事诉讼证据清单》等案卷材料。证明委托人与律所的委托事实；原告受律所指派办理相关案件；约定的代理费等情况。 7、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开具的二张律师费发票、《情况说明》及《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提成比例之情况说明》。证明法院生效判决文书认定原告在办理（浙律泽民字第525、526号）两个案件中收取律师费后未如实上缴律所的行为客观存在。 8、浙司函[2017]84号《行政处罚立案告知书》及EMS邮寄凭证、短信联系截屏。证明被告依法立案并告知原告，行政程序合法。 9、被告分别向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商请调取刘工刑事犯罪裁判文书的函》及EMS邮寄送达凭证。证明被告为查明案情依法调取刘工刑事犯罪裁判文书的事实。 10、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2016]甘1227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行贿法官的违法行为和收取律师费的事实被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11、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12刑终24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行贿法官的违法行为和收取律师费的事实被生效裁定认定。 12、被告对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何向阳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查证原告是该所兼职律师，并接受指派办理案件，未全额收到律师费等相关情形。 13、被告对原告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承认交给法官刘工82万元以及收到案件委托人数百万律师费的事实。 14、浙司罚先告字〔2017〕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短信联系截屏。证明被告依据法定程序保障原告知情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15、《情况记录》（原告口头申请听证）。证明原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保障原告申辩权、听证权。 16、浙江省司法厅《公告》、《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听证笔录等相关材料及短信联系截屏。证明被告依法公开举行听证会保障原告听证权，依法查明案件情况。 17、1号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送达过程中短信联系截屏。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 18、原告在案件办理期间提交的《听证申请与陈述申辩法律意见合编》材料。证明被告依法保障原告的申述申辩权利。 19、浙司许律决字（2018）0100号《行政许可和执业证书注销决定书》、送达回证及EMS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依法注销原告律师执业行政许可及律师执业证书，并将相关情况告知原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法发〔2004〕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7〕70号）、《律师行业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发表如下意见：证据1-2，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事实和证据，判决书作出的结论正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案与本案具有共性，恰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一致性。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6，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于听证时提交该份证据，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已事先告知原告并举行了听证会，且在听证期间一直反复询问原告是否有相关情况，已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权。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发表如下意见：证据1、5-9、12、14、18，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线索系通过网络发现，其来源是否合法存疑，该份证据显示原告代理的两个案子均是最高院的案件，而涉案的是甘肃省高院的法官，故原告办理的案件和刘工并无联系，刘工不可能也没办法干预其代理的案件。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截至庭审时，原告尚未成为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构成行贿行为尚待法院认定，在法院尚未判决确认前即作出原告行贿的结论，无法律依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代理的两个案件标的额均较大，且原告与委托人之间约定了风险代理，泽厚所把原告收取的律师费完全当做代理费，与事实不符。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并非通过正式途径获得该份判决，没有审判机关盖章，其来源不具备真实性与合法性。证据11，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定书中并未认定原告的行贿事实，也没有任何表述指出原告的行为是行贿行为。该裁定书恰恰证明原告和刘工并非律师和法官的关系，原告没有行贿的违法事实。证据13，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不清楚其是否具有收取委托人数百万元律师费的事实，原告给予刘工82万元的事实确实存在，但原告的行为并非行贿。证据15、16，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案件事实尚未查明，处罚依据的事实不存在。证据17，合法性有异议，被告的处罚决定并非依法作出，法律适用存在问题。证据19，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举行的听证会仅仅走了一个形式，实际上没有听取案件事实，并没有从实体上有效保障原告陈述申辩等权利。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如下认证：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2，系法律规范，无须认证。证据3，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4，系他案的处罚决定，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5，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予认定。证据6，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内容。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9、11-19，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且证据来源合法，予以认定。证据10，虽系“北大法宝”上打印，但相关内容能与证据11二审裁定书印证，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 原告系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2017年3月，杭州市司法局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发现原告存在涉嫌向法官行贿的违法行为。6月14日，杭州市司法局向被告提交《关于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胡桥律师涉嫌违法一案的线索移送报告》及相关线索材料。被告于7月13日立案调查，于7月21日向原告寄送《行政处罚立案告知书》（浙司函〔2017〕84号），7月24日向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和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送《关于商请调取刘工刑事犯罪裁判文书的函》，8月23日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发送《关于商请调取刘工刑事犯罪裁判文书的函》，9月5日对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向阳制作《调查（询问）笔录》，12月1日对原告制作《调查（询问）笔录》。被告经调查查明：2016年12月13日、2017年3月15日，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和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甘1227刑初字第8号〕、二审《刑事裁定书》〔（2017）甘12刑终24号〕，判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刘工，利用职务上便利或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240.987万元，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0万元；涉案款240.987万予以没收。上述裁判文书载明：2013年，原告与刘工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两人合作办案，由刘工给原告提供案源，原告负责代理案件。2013年6月，原告代理了刘工介绍的甘肃三源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化所合作合同纠纷案，收取了100万元代理费，将其中50万元通过建设银行账户转给刘工，作为“合作”办案刘工应得的份额；2013年7月，刘工又将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开庭审理的兰驼集团公司诉常州柴油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介绍给原告，常州柴油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通过由其控股的兰州万通公司分两笔支付了210万元代理费，原告在收到第一笔80万元代理费后将其中32万元现金给了刘工作为该次“合作”应得的份额。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认定的刘工收受贿赂款中，包括原告给刘工的82万元。上述两个案件，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6月29日与甘肃三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7月26日与兰州常柴西北车辆有限公司、常州银川柴油机有限公司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原告为上述公司的代理人。 2017年12月22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司罚先告字〔2017〕第5号），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内容、依据及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2018年1月2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听证通知书》（浙司罚听通字〔2018〕第1号），并发布听证《公告》。2018年1月25日，被告举行公开听证。2018年2月8日，经集体讨论后，被告作出吊销原告律师执业证书的案涉处罚决定，并于2月9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提请明确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二年未被发现”认定问题的函的研究意见》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的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主体是处罚机关或有权处罚的机关，公安、检察、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是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机关，对律师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现都应该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述任何一个机关对律师违法违纪行为只要启动调查、取证和立案程序，均可视为‘发现’；群众举报后被认定属实的，发现时效以举报时间为准。”本案系被告根据杭州市司法局移交的线索依职权对原告启动查处程序，原告的案涉行为分别发生于2013年6月和2013年7月，杭州市司法局对原告案涉行为启动调查的时间是2017年3月。被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他有权机关在2年内已对原告案涉行为启动过调查、取证和立案程序。故在此情况下，被告对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据此，案涉行处罚决定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浙江省司法厅于2018年2月8日对胡桥作出的浙司罚决字〔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浙江省司法厅负担。 原告胡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详见《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赵锋明 人民陪审员  张嶢皎 人民陪审员  狄建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