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2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树丞，男，199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斌，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侃，男，198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周树丞因与被上诉人王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树丞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树丞的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由王侃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一、2018年5月14日，周树丞向王侃转账支付借款的基础，是王侃明确告知周树丞资金需求方有车辆抵押。基于该事实，王侃决定“昨天是部车子，那就直接和你一起放给他好了”。但王侃在与周树丞后续沟通过程中无法说明借款人的真实情况以及借款的真实情况，包括借款人姓名、车辆信息、借条以及借款本金的支付等，甚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仍无法说明借款的真实情况，可以证明王侃虚构了有人借款的事实，实际上是王侃自己需要资金。王侃做资金生意，这几年因全力打击职业贷款人的放贷行为导致其资金链断了。既然王侃提供的借贷信息是虚构的，那么周树丞所作出的一起放出去的意思表示就不能成立。王侃应当予以返还，这一行为甚至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的可能。二、2018年5月15日，周树丞转账支付给王侃两笔款项共计30万元。王侃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借条、一份收条以及一份抵押担保合同，以证明其把30万元借出去的事实。但该些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首先，王侃同样隐瞒了其自己早在2018年4月26日就放款给该借款人的事实，其发现该借款人无能力本金及利息，故意向周树丞声称该借款人的情况，以达到将该风险转嫁给周树丞的目的。该借款人在2018年4月26日向王侃出具的借条是30万元，而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抵押合同的金额却是40万元。周树丞转账给王侃的30万元根本无法对应该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综上所述，王侃在微信记录中告知周树丞的借款需求，均是王侃虚构的，其目的是为了从周树丞处骗取资金。周树丞基于其虚构情节而作出的决定不能代表真实意思表示。王侃于2018年5月5日向周树丞借款1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证明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借贷法律关系。那么，案涉15万元以及30万元的款项也应当认定为借贷关系，由王侃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如法院审理认为王侃构成诈骗的，应当移送公安刑事侦查。以维护周树丞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退一步讲，假设案件的真实情况就是借贷关系成立于周树丞与案外借款人之间，那么应当把借条及收条归还周树丞，由周树丞向该借款人主张权利。另，原审法院将当日交付的15000元在本金中扣除不合理。 王侃辩称：坚持一审的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树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侃立即返还周树丞借款本金500000元和利息104333.33元（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标准，暂计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3月25日止，请求计算至全部付清时止），暂合计604333.3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树丞、王侃系朋友。2018年5月5日，王侃（甲方、借款方）签署《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因生意周转需向乙方借款现金100000元，借款时间为2018年5月5日，还款时间为2018年8月4日，如甲方在规定的借款时间内没有按时还款，视为违约，承担每日支付总借款的30%作为违约金。同日，周树丞向王侃转账支付100000元，王侃交付周树丞现金15000元。王侃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100000元。上述《借款合同》、收条中出借方、乙方处均为空白，原件由周树丞持有。2018年5月14日，周树丞向王侃转账支付150000元。5月15日，双方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周树丞问“昨天那个150000元，我忘记了，我是放给你还是直接放给他的，是放给你4分利吗……”，王侃回答“放给我和放给他一回事，放给我利息低点，给你兜底，放给他，我帮你投资管理”，周树丞回复“昨天是部车子吧，那直接跟你一起放给他好了”。同日，双方还就300000元的款项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王侃陈述“下午前打把（给）我，我现在去签合同，他公司股权质押过来，30万一周1.5万”，周树丞回答“他那个利息我忘记掉了，是6分吗，借一个礼拜是吗，下午碰头前把钱打给你”，王侃回答“昨天是6分15天，今天是30万一周1.5万”。之后，周树丞于当日转账支付王侃200000元、100000元。5月17日，王侃通过微信支付周树丞10000元、5000元。5月31日，周树丞通过微信询问王侃“你的意思是他今天不打过来，都要明天打过来了吗”。另查明，7月10日，王侃向周树丞转账支付50000元，周树丞确认收到的是借款本金。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周树丞就100000元款项提供了交易明细、《借款合同》、收条予以证明，王侃亦予以认可，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周树丞向王侃交付本金100000元当天即收回利息15000元，该款项应在本金中扣除，故周树丞实际出借本金为85000元。现借款已到期，而王侃仅归还了本金50000元，其应向周树丞履行归还剩余借款本金35000元的义务。关于周树丞要求王侃支付利息的诉请，结合双方的聊天记录，双方实际履行的利率远超年利率24%，现周树丞自愿调整为自2018年5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该院予以认定，暂计算至2019年3月25日为9034.52元，此后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就周树丞主张的其余450000元，周树丞仅凭借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侃抗辩称双方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故应由王侃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王侃提供的公证书证明双方曾就款项是由周树丞出借给王侃还是出借给案外人由王侃负责管理进行过合议，周树丞明确表示“那直接跟你一起放给他好了”，且其中300000元款项，王侃向周树丞披露了款项去向，周树丞知晓款项用途，且周树丞于2018年5月31日通过微信向王侃询问案外人何时支付本息，再结合周树丞、王侃间曾就100000元的借款出具过《借款合同》、收条等事实分析，在前款未还清的情况下，周树丞又出借更大金额的款项却未要求王侃出具《借款合同》、收条，并不符合常理。综上，王侃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周树丞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周树丞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450000元款项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王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周树丞借款本金35000元；二、王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周树丞借款利息9034.52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25日，此后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周树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王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9843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921.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542元，合计8463.5元，由周树丞负担7846.5元，由王侃负担617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就2018年5月5日的100000元转账，双方当事人以《借款合同》的形式明确为系借款，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当日王侃归还周树丞的15000元款项应作为借款本金扣除，于法有据，周树丞对此所提异议不能成立。现周树丞主张2018年5月14日、5月15日其向王侃转账交付的450000元款项亦为借款，对此，王侃抗辩该部分转账款项系周树丞通过其对外出借的款项，并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应借款凭证为证。案涉微信聊天记录中，周树丞确明确表示该些款项为对案外人的出借款，结合其从事资金生意的身份情况，以及双方发生在前的借款以书面形式明确借贷合意的交易习惯，应认定王侃的抗辩意见成立。周树丞未能就双方之间就争议款项曾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树丞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周树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 思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