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13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8座17层-1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801123772C。负责人：陈正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超，广东琅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二街新天世纪商务中心A座9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G3478090235。负责人：陈君尧，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璐璐，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5379H。法定代表人：谢永林，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801124775Y。负责人：鞠维萍，该行行长。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华，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特律所）、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4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瑞特律所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瑞特律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委托清收协议》，该协议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审查该协议内容，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对于代理费用的支付附加了期限和条件，即在约定的期限并实际收回贷款，应向瑞特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反之，则无需支付上列约定款项。在本案中，瑞特律所、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在《委托清收协议》有效期间，瑞特律所虽实施了一系列有成效的代理活动，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实现；同时，瑞特律所在《委托清收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未完成执行回收的代理工作，在期限届满后，未就执行回收工作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重新签订《委托清收协议》，亦未再参与案件的执行工作，故瑞特律所要求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参照委托清收协议约定标准的70%支付律师代理费，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部分认定与事实相符，处理正确。二、但一审判决认为“瑞特律所进行了案件诉讼、并向法院提供了财产线索、案件前期执行阶段的代理工作，在其代理期间执行获得初步成果，且案件周期较长显非瑞特律所所能预见和控制，瑞特律所对未能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续签《委托清收协议》不存在过错，有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瑞特律所基于其已经从事的富有成效的代理工作可以要求一定的费用。结合本案代理的案件性质、标的额、复杂程度、代理周期、代理期间的工作精力投入及代理效果等情况，特别是瑞特律所在代理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财产线索，使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获得了较大的执行保护这一特殊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该费用数额为70万元”，与理不符，理由是：（一）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与瑞特律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属于风险代理合同，瑞特律所作为律师事务所，是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理应比普通当事人更深刻理解风险代理合同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瑞特律所代理清收标的款项为一个多亿的案件，如果不是风险代理，正常律师收费标准为九十万元左右。瑞特律所为了博取超过一千五百万元律师费的超额收益而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就应当预见到如果未能在合同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无论“代理的案件性质、标的额、复杂程度、代理周期、代理期间的工作精力投入及代理效果”如何，均无法获得任何代理费用。同样道理，如果瑞特律所在代理期限内轻而易举的顺利完成了代理事项（例如瑞特律所代理诉讼后，案件的被告主动偿还了全部债务），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也不能起诉至法院，以“代理的案件复杂程度低、代理周期短、代理期间的工作精力投入极少”为由，要求大幅减少应当支付的风险代理费。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愿意支付高额律师费的前提不是因为瑞特律所能够付出长时间的精力提供法律服务，根本原因在于瑞特律所承诺能在代理期限内回收债权，因为无论是银行还是资产管理公司，对于大额资金的时间成本都极为重视，也愿意为尽早回收资金支付溢价。这些是签订风险代理合同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成了瑞特律所零风险高收益合同，只要瑞特律所投入了时间精力从事了代理工作；如果能在代理期限内完成代理事项，就收取合同约定的高额收益，如果未能在代理期限内完成了代理事项，又能根据实际工作量要求支付数十万的大额律师费，如此对瑞特律所旱涝保收的判决，对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显失公平。（二）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周期显非瑞特律所所能预见和控制，瑞特律所对未能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续签《委托清收协议》不存在过错”，如此说法有失偏颇。瑞特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指派的代理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律师，连代理的复杂程度高的案件周期较长都无法预见不是理由。而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与瑞特律所未能续签《委托清收协议》，是因为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对于双方而言，都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强调瑞特律所一方不存在过错，有失公平。（三）一审判决一旦成为生效判决，对整个律师行业的风险代理都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所有未能在代理期限内完成代理事项的风险合同的代理人，都可以根据一审判决的判例，以其从事代理案件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为由要求法院酌情判决委托人支付代理费。被上诉人瑞特律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一再强调风险代理是在偷换观念，本案涉及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存在的风险是指委托代理事项本身的风险及委托代理事项是否能够完成。在本案中，瑞特律所代理平安银行已经取得诉讼案件的全部胜诉，在执行阶段根据瑞特律所提供的财产线索，法院已经首轮冻结了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并于2018年扣划了6688万元现金，现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的账户中，故委托事项本身能够得以实现已经可以预期。本案之所以存在纠纷，是因为委托合同的委托方发生了变更，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作为委托合同的承接方，只愿意享有权益而不愿意承担义务，瑞特律所完成了委托合同项下的代理工作，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提出了续约申请，而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始终未予回复，请求法院支持瑞特律所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平安银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陈述称：一、根据三方签署并已生效的《委托代理承接协议》，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与瑞特律所在《委托清收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自2015年6月30日起已概括转移给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故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终结，不再具有支付律师费的合同义务。在签署《委托代理承接协议》之前，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不欠付瑞特律所任何费用，不存在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在签署《委托代理承接协议》之后，依约应由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与瑞特律所自行协商签订新的《委托清收协议》，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与瑞特律所续约或重签。二、一审判决驳回了瑞特律所对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系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改判驳回瑞特律所的全部诉请，瑞特律所并未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二审应当以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为审查范围，维持一审判决关于驳回瑞特律所对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瑞特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平安银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向瑞特律所支付律师费702万元。一审法院查明：一、2011年6月22日，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签订《委托清收协议》，约定以下内容：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委托瑞特律所代理清收该行2003年7月18日与中商贸易合作公司签订的深发京贷字第200301096号合同项下的欠款本金1亿元及欠息；代理事项包括代理诉讼和执行，瑞特律所指派黄璐璐律师负责相关代理工作；合同为风险代理，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不预付费用，按代理收回贷款本金金额的15%、贷款利息金额的3%向瑞特律所支付律师费；委托期限12个月，如需延期的，应当在期限届满1个月前提出申请。2012年8月6日，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续签《委托清收协议》，委托期限为2012年6月22日至2014年6月22日。2014年6月22日，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再次续签《委托清收协议》，委托期限为2014年6月22日至2016年6月22日。2015年6月30日，平安银行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签订了《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将其享有的若干债权资产（其中包括对债务人中商贸易合作公司享有的本金1亿元及利息等相关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为此，2015年6月30日，平安银行、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与瑞特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承接协议》，约定：自《债权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转移日起，由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承接平安银行在《委托清收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按照《委托清收协议》向瑞特律所支付费用；瑞特律所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委托清收协议》到期前，重新签订新的《委托清收协议》。上列合同到期后，瑞特律所多次向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要求重新签订新的《委托清收协议》，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导致协议未能延续。二、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多份《委托清收协议》期间，依协议约定就涉案纠纷代理提起了诉讼，于2011年6月30日代表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向深圳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案号（2011)深中法民二初字第xx号]，深圳中院于2011年10月25日开庭审理，2012年5月14日作出民事判决，平安银行北京分行胜诉，判决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某公司）向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清偿借款本金1亿元及借款合同期内利息、逾期罚息及借款合同期内利息的复利。判决生效后，2012年7月12日，瑞特律所代理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12)深中法执字第xxx号。三、在执行过程中，瑞特律所进行了一系列的代理行为，并向法院提供了部分财产线索，协助法院的执行。深圳中院亦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于2012年11月19日致函深圳中院公司清算和破产庭核实并冻结了亨某公司在大某公司破产案中享有的权益；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2)深中法执字第xxx号之一《函》，致函深圳中院公司清算和破产庭及大某公司清算组，要求扣划亨某公司在(2000)深中法经三字第1x号大某公司破产案中享有的优先受偿债权金额6688.08万元。（2012)深中法执字第xxx号之一《函》的内容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清算和破产庭、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本院执行裁决处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2012)深中法执字第xxx号]，执行标的为154134916.92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诉讼执行费用等。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本院执行裁决处于2012年11月19日送达执行裁定书及致函公司清算和破产庭，核实并冻结了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2000)深中法经三字第1x号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案中享有的权益，目前在有效冻结期限内。2017年11月30日，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致函本院执行裁决处，确认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优先受偿债权为7734.08万元及相应利息补偿（补偿标准为一年期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自缴款之日起计算至付款之日止）。目前，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优先受偿债权为7734.08万元已由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重组方白某公司支付到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账户。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来函表示因上述优先受偿债权包含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返还租赁大某商城租金656万元及《关于深圳大某商城系列案件的协调纪要》记载应扣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支付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工资执行款390万元，剩余的本金余额为6688.08万元。本院执行裁决处将对剩余的金额依法予以扣划。上述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返还租赁大某商城租金656万元及根据《关于深圳大某商城系列案件的协调纪要》中记载应扣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支付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工资执行款390万元，是否属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承担，由本院公司清算和破产庭依法予以认定处理，如认定不属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且不属优先受偿债权，则应通知本院执行裁决处办理扣划手续。上述情况，本院执行裁决处将同时通知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对于深圳大某商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来函所称的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工资问题、被执行人深圳市亨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大某公司权益转让问题及其他涉及扣划款项的冻结问题，清算组应告知相应当事人或相关单位与本院执行裁决处联系处理。”2018年期间，深圳中院已依法从大某公司清算组扣划了首笔执行款6688.08万元。对此，有部分案外人包括张爽等人提出执行异议，深圳中院已作出执行裁定，驳回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四、瑞特律所虽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代理行为，但在瑞特律所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委托清收协议》有效期间，委托清收协议约定的支付代理费条件并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委托清收协议》，该协议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审查该协议内容，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对于代理费用的支付附加了期限和条件，即在约定的期限内实际收回贷款，即向瑞特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反之，则无需支付上列约定款项。在本案中，瑞特律所、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在《委托清收协议》有效期间，瑞特律所虽实施了一系列有成效的代理活动，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实现；同时，瑞特律所在《委托清收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未完成执行回收的代理工作，在期限届满后，未就执行回收工作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重新签订《委托清收协议》，亦未再参与案件的执行工作，故瑞特律所要求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参照委托清收协议约定标准70%支付律师代理费，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瑞特律所毕竟进行了案件诉讼、并向法院提供了财产线索、案件前期执行阶段的代理工作，在其代理期间执行获得初步成果，且案件周期较长显非瑞特律所所能预见和控制，瑞特律所对未能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续签《委托清收协议》不存在过错，有鉴于此，瑞特律所基于其已经从事的富有成效的代理工作可以要求一定的费用。结合本案代理的案件性质、标的额、复杂程度、代理周期、代理期间的工作精力投入及代理效果等情况，特别是瑞特律所在代理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使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获得了较大的执行保护这一特殊因素，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该费用数额为70万元。对于瑞特律所主张的超出一审法院认定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述费用的承担责任主体，因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之间具有委托合同关系，本应由该行支付该笔费用，但因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承接协议》已经明确约定，自《债权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转移日起，由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承接平安银行在《委托清收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按照《委托清收协议》向瑞特律所支付费用。该约定对瑞特律所、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均具有约束力，为一次性解决本案纠纷，该笔费用应由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直接支付瑞特律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瑞特律所代理费70万元；二、驳回瑞特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470元，由瑞特律所承担25470元，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承担5000元。案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案涉三份《委托清收协议》均约定了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不预付费用，瑞特律所风险代理，瑞特律所收回平安银行北京分行贷款本金额的，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按收回贷款本金金额的15%支付律师费，收回贷款利息的，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按收回金额的3%向瑞特律所支付律师费，如需要延期，瑞特律所应在期限届满前1个月提出申请，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可视清收情况与瑞特律所续签代理合同，如果瑞特律所未提出申请或双方未达成延长清收期限的协议，委托期限届满后，委托协议自动终止，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瑞特律所及其指派律师所持有的有关材料应在委托期满后三日内退回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平安银行、瑞特律所及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承接协议》，平安银行及瑞特律所均确认及保证截止该协议签署之日，2014年6月22日《委托清收协议》项下尚未发生应由平安银行对瑞特律所支付的费用或其他款项，且该两方未就《委托清收协议》达成任何补充、修改或变更约定。一审庭审中，瑞特律所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判令平安银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及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连带向其支付律师费702万元。瑞特律所主张其代理该案长达八年时间，完成了委托协议项下诉讼、执行绝大部分代理事项，取得明显的成果，在亨某公司濒临破产又有众多债权人争抢的危急情况下保障了平安银行及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的权益，且首笔执行款6688.08万元已由深圳中院执行裁决处扣划到位。依据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诉请平安银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及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按照《委托清收协议》约定标准的70%向其支付律师费702万元，该款项系以6688.08万元的15%按70%计算得出的整数。另外，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林支行以被申请人亨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亨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亨某公司下落不明，在法定期间内对破产申请未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10月17作出（2018）粤03破申258号民事裁定，受理申请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林支行对被申请人亨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瑞特律所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最后一份《委托清收协议》于2016年6月22日到期，在该份协议委托期限内，平安银行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并随之与瑞特律所签署了《委托代理承接协议》。此后，瑞特律所虽在清收协议期满前向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提出了续签要求，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故《委托清收协议》期满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瑞特律所也无证据证明后期与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达成新的口头或书面协议重新约定委托期限，故其依据《委托清收协议》主张律师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判决酌情要求其支付代理费70万元不当，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委托清收协议》约定由瑞特律所进行风险代理，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不预付费用，在《委托代理承接协议》中平安银行及瑞特律所也确认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承接《委托清收协议》时平安银行尚未发生应对瑞特律所的费用或其他款项。且根据瑞特律所的诉讼请求及庭审中的陈述，其系依据《委托清收协议》主张70%的律师费，并未主张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一审中瑞特律所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因处理案涉委托事务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或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垫付过相应费用，故一审法院直接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应支付70万元的费用，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上诉主张不予支付，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信达资产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481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