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902行初30号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文家村。经营者文佳，女，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张小吉，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出反诉请求等。委托代理人张公水，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新河工业园电厂路1号。法定代表人黄文兵，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汪长江，湖北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曹阳，湖北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因要求确认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5月作出的强拆行政行为违法，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7作出（2019）鄂09行辖61号行政裁定，指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小吉、张公水，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汪长江到庭参加诉讼。两次庭审活动中，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均未有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出庭。2019年7月22日至2019年11月18日，因双方当事人申请协商，本案暂停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诉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5月的强拆行政行为违法；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拆除行为，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但是被告的拆除行为严重违反了《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需要指出的是，原告曾向汉川市××文家村村委会、汉川市新河人民政府分别发律师函以阻止被告的违法拆迁行为，但被告不予理会并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于晚上偷偷拆除的。1.被告无权实施行政强制行为，被告的拆除行为，超越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畜牧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牧业监督管理工作。”根据该规定，依法对畜牧业行政监督管理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只能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根据该法规定，被告不属于一级地方人民政府。被告也不属于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更不属于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第17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型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53条还规定，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三个月申请向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既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也不是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不享有畜牧业行政监督管理行政职权，因此，其依法更不具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另外，法律、法规也未规定畜牧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因此，被告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超越职权。2.被告实施行政强制行为，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5条、第36条、第37条、第1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书面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可以作出强制行政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实施前需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3）出示执法身份证件；（4）通知当事人到场；（5）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6）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7）制作现场笔录；（8）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9）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字或盖章。《行政强制法》第43条该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强制执行。在本案中，被告违反上述法定程序，于2018年5月的晚上偷偷拆除原告的养殖场，很显然，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是违法行为。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程序严重违法、超越职权，是违法的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特诉至人民法院，恳请判如所请。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营业执照、土地征用批文、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票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证明（1）原告是经汉川市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合法养殖场；（2）至2017年4月份。原告并非位于禁养区；（3）原告未取得土地依法向相关部分支付了土地补偿款。2.《关于文家畜牧养殖场限期拆除搬迁的通知》。证明被告作出了违法行政行为。3.照片、U盘、U盘情况说明、证明。证明被告做出了违法行政行为，违法拆除的具体位置为冷库、粪池、拖粪桥、死猪坑、意场、售猪房、卖猪通道、被占用土地、售猪房。4.律师函。证明被告通过停电的方式逼迫原告关闭搬迁。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1.原告对被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对被告起诉中应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但是原告的起诉至今为止原告没有起诉的事实，所称的强拆的行为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实施的什么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什么强制的实际后果，从诉讼中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2.原告的养猪场不属于强拆的对象，被告没有对原告的养猪场进行强拆。根据孝感市人民政府2017年9月20日第44号专题会议纪要，原告的养猪场属于政府划定的畜禽禁养区，因此被告曾口头和书面形式通知原告该区不能继续养殖牲猪。关于禁养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原、被告签订了协议书，原告已将牲猪运往他处处理且被告给予了经济补偿。关于禁养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原告的养猪场不属于拆除的对象。因此，被告没有对原告的养猪场实施强拆行为，原告诉称的强拆行为根本不存在，对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的问题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孝感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44]（2017年9月20日）。证明原告养殖场地处汉川开发区丰收渠，属于关闭对象，被告通知原告关闭养猪场不属于违法。2.汉川市环境委员会《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汉川环委[2017]38号）（表22页）。证明原告的养殖场属于关闭对象，被告通知原告关闭养猪场不属于违法。3.《文家种猪场关停搬迁协议》。证明关于原告猪场关闭或搬迁或拆除的问题，原告与被告通过协商达成了搬迁协议，且已实际履行。被告通知涉及关闭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4.拨款凭证、收据。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关闭猪场的补偿款。被告根据约定，已经给予原告20万元的经济补偿，5万元的奖金，原告已经将牲猪等运走，先后获得25万元。被告向原告履行的是关闭而不是拆除。5.原告与文家村达成的补偿明细单。共补偿粪池、冷库、土地、选种房、自建路桥的补偿款8万元。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母亲吴鄂英的签字，签字时间是2018年6月28日，同时吴鄂英委托名叫小方的人领款。补偿书是吴鄂英与文家村的文书记、茂贤副书记等与吴鄂英、小方在场商定总款是8万元。证明原告诉称的猪场外的相关设施拆除与被告没有关系，可能与文家村或与猪厂邻近企业有关。原告的主张与被告没有关联。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1的关联性、证据目的有异议。认为孝感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44]是行政公文的一种，会议纪要没有法律效力；会议纪要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规范格式化文书，用于记载和传达行政机关有关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是行政机关公务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会议纪要只具有行政指导性质，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其并不能在法律上产生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具有行政法律效力。更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定依据。对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汉川市环境委员会《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不能证明原告属于关闭对象，也不能证明其合法。（1）该通报是对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整改的情况说明，充其量只能说是对环保问题的整改情况；（2）该任务清单，单单指出关闭原告养殖场，结合汉川市政府印发的禁养区范围一览表来看，不符合情理，故对其关于关闭原告养殖场的真实性有异议（3）如果该通报属实，那么证明汉川管委会关闭原告是目的，违法强拆是实现目的手续。对证据3《文家种猪场关停搬迁协议》认为（1）该协议是在被告采取停电措施，导致原告生猪被冻死冻伤后，为减低损失，而不得不与对方签署转运协议；（2）该协议名义上是关停搬迁协议，其实质只是生猪船运补贴协议，并非法律意义和法律规定的补偿协议（3）该协议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对方并未支付转运费；（4）该协议不能证明被告限期拆除行政行为合法，更关键的是，根据法律规定，关闭或拆除原告养殖场，应当给予补偿，但时至至今，被告仍然拒不给予补偿，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5）该协议恰恰证明关闭原告养殖场是目的，其标准是养猪场内再无牲猪存栏、不再进行畜禽养殖。被告通过违法强拆原告养殖场的核心功能部分，导致原告无法进行畜禽养殖。被告的违法行为已经达到被告的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看到原件。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看到原件。里面提到小方，在我方的证据中就是方文娟的证人证言，吴鄂英没有收到8万元钱，这个证据只能说明村委会是受管委会的委托，不能证明是村委会拆了养猪场。另外，原告认为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了4份证据，现在将原第一份证据去掉，原告要求将汉川政府（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9月20日印发的《汉川市畜禽禁养区范围调整方案的通知》）这份去掉的证据作为证据，恰恰证明养猪场并非禁养区。原告位于新河镇不属于汉川市人民政府设定的禁养范围内，被告也予以明确承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中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1中的土地征用批文的合法性持有异议。认为据被告所知，原告使用的土地属于文家村租给原告使用的，不是征用的；对证据1中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票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关于文家畜牧养殖场限期拆除搬迁的通知》真实性不持异议，但通知书的下达文字上有错误，不是拆除而是封闭。关于通知的问题事实上并未对猪场设备进行拆除，原告在上次开庭举证的U盘中的视频可以证实，原告猪厂的全部猪舍、房屋等都是原貌存在，没有被拆除的任何痕迹。尽管被告下达了通知书，但并未要求原告拆除，也未参与实施拆除。关于通知是否违法的问题，孝南区人民法院已对此诉已经作出判决，原告已经提出上诉，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3照片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原告是养殖企业，被告并不知道原告养殖企业所有设备设施厂景厂貌的情况，照片中的场景是否是原始场景，被告无法评判，该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U盘中的视频资料恰恰能够证明被告没有拆除原告的猪场，该证据与被告没有关联。U盘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持有异议。U盘中的视频资料证明原告的猪场完整完好的存在，以情况说明的形式来证明猪场被拆除，该说明本身就不是真实的，对该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原告称猪场拆除的时间是2018年，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方文娟在猪场拆除的时候知道拆除的真实情况，方文娟不可以通过间接方式推断被告参与了拆除，客观事实被告没有拆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无法判断证人证言是否为方文娟本人所出具。对证据4律师函与本案没有关联。汉川贺富店供电营业所是否停了原告的电、为什么停原告的电被告无从知晓，该证据与被告没有关联。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2019年11月19日向本院申请现场勘查，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到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拍摄照片一组。原告对该组证据认为，人民法院主持的现场勘查所拍摄的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也与原告所提证据中的照片U盘相稳合，足以证明原告养殖场的核心功能部分被拆除的事实是存在的。被告对该组证据认为，对现场勘查的照片关联性持有异议。原告诉称的猪场设备被拆是在什么时间、由谁拆掉的，勘查照片无法证实。事实上被拆掉的猪场的有关设备被告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原告也没有证据被告参与了设备的拆除。该证据与被告没有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客观真实的反应了相关事实，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庭审后经本院核对，与原件一致，被告庭审时虽未提交该证据原件，对其已经付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系被告在举证期外所提交，依法应当视为没有证据，但对其所应证的相关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考量；对于被告在举证期内已经向本院提交、庭审中又撤回的证据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9月20日印发的《汉川市畜禽禁养区范围调整方案的通知》，该证据系被告在法定期内主动提交，庭审中原告已经发表了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客观真实的反应了相关事实，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中的照片客观真实的还原了被拆建筑物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中的U盘系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的视频记录，予以采信；证据3中的U盘情况说明系原告自身和有利害关系人作出，仅能作为当事人陈述意见；证据3中的证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而不予采信；证据4未提交证据证明是否送达，不予采信，但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依原告申请到现场勘查时拍摄的照片客观真实的反应了拆除现场情况，依法应当采信。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16日，汉川市××文家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乙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附加协议》，该协议载明2005年6月17日乙方向甲方租用文家村江子号部分农田开办养殖场，双方已签订租用协议。在乙方使用土地期间，甲方及农户对土地权属及其利益产生不同意见。甲、乙双方在新河镇政府主持下进行多次磋商，就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达成以下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及其相关农户同意将该处土地共126.85亩的承包经营权有偿给乙方，时间为2007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协议同时对土地补偿费、经济补偿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7年12月16日，汉川市××文家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乙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承包土地坐落在汉川市××文家村江子号，承包土地总面积126.85亩，土地为农田。所在地由村集体和文建国等农户原承包经营土地组成；乙方承包经营自2008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以后如遇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乙方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7年12月27日，汉川市新河人民政府对其下辖新河文家村村民委员会作出《关于〈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土地征用批文》，该批文表述，为了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搞活农村副业，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同意将新河文家村位于丰收渠以东、文家渠以南的占地面积126.85亩土地有偿征用给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兴建万头规模化的养猪场，特此批文。2008年5月23日，汉川市××文家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养殖场外围1.7亩土地一并交给乙方使用，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乙方文佳，补偿金额为1.17万元；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9年4月22日，汉川市××文家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乙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乙方承包土地坐落于汉川市××文家村江子号梗田，承包土地面积5亩；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在签订上述合同后，陆续对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进行建设，于2017年2月5日全部完工。期间，汉川市新河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农地承包权第430214210500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面积为102.34亩，承包期限为2007年12月16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11年11月14日，原告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2016年5月25日，原告取得《营业执照》。2017年9月1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文家畜牧养殖场限期拆除搬迁的通知》，主要内容为：根据汉川市、开发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相关文件精神，你场位于开发区禁养区范围内，请你场于10月31日前限期拆除搬迁。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汉川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鄂0902行初29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的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向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2017年9月20日，孝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孝感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44），载明……汉川市在2017年10月底前，要完成开发区丰收渠沿线养殖场关闭或搬迁改造工作……。2017年11月15日，汉川市环境保护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汉川环委[2017]38号），该通报同时制作《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近期重点整改任务清单》，其中包含原告，完成标准为“关闭文家猪场”，责任单位为“市畜牧局”、“市开发区”。2017年11月28日，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依法印发汉川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调整方案的调整》，被告在提交该证据时不完整，但就其已经提交部分显示，调整后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并未涵盖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2018年2月23日，原、被告签订《文家种猪场关停搬迁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协商，原告同意将文家猪场关停，并将场内全部牲猪转移，被告同意以2018年1月2日下午原、被告双方签字盖章确定的存栏牲猪数目为基础，给予适当的转运补贴；转运补贴支付方式为①双方约定补贴基数为贰拾万元整。若原告按时限要求完成，即2018年3月2日之前完成搬迁转移，另行奖励伍万元整；若原告没有按时限要求完成，及2018年3月2日该养猪场仍有牲猪存栏，扣罚伍万元整。②本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补贴壹拾伍万元整。③原告将牲猪转运完毕，经被告验收合格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余款全额支付给原告；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签订之前，被告已于2018年2月13日向原告银行账户拨付牲猪转运补贴15万元，原告依协议履行义务后，被告又于2018年3月2日向原告银行账户拨付牲猪转运补贴10万元，合计25万元。2018年5月期间（庭审中，原告对具体时间不能作出明确回答），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场外建筑设施被拆除。结合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和本院在合并审理原告诉被告行政赔偿中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被拆除的建筑物有冷库、粪池、拖粪桥、死猪坑、意场、售猪房、卖猪通道。2018年6月28日，汉川经济开发区文家村民委员会与原告经营者文佳之母吴鄂英签订《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附作物补偿（部分）》，约定粪池300平方米补偿2万元、冷库13.2平方米补偿0.3万元、土地6.59亩（按6亩计算）补偿3.3万元、选种房45平方米补偿1.2万元、自建路桥补偿1.2万元，合计8万元。该补偿约定最终未得到履行。故此，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5月的强拆行政行为违法。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观点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归纳如下焦点并进行阐述：1.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2.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场外建筑设施被拆，拆除主体如何认定。一、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了农地承包权第430214210500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被拆现场照片，能够证明原告所承包经营土地上建筑物被拆的事实。因此，原告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二、原告场外建筑设施被拆主体的认定问题2017年9月1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关于文家畜牧养殖场限期拆除搬迁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可知涉案建筑位汉川市区禁养区范围内，结合孝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的《孝感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44）、汉川市环境保护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汉川环委[2017]38号）同时制作的《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近期重点整改任务清单》中责任单位的明确来看，上述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存在。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并送达限期拆除决定后，当事人在期限内不履行相关义务，行政机关自行组织或者责令其他主体强制拆除，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在强制拆除前没有通知当事人当时到场或者当事人虽然在强拆现场但无法识别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人员身份，强制拆除后也无任何主体主动承担强制拆除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客观上无法举证证明谁是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本案涉案建筑被拆除前，原告未收到书面限期拆除决定，根据被告作出的《关于文家畜牧养殖场限期拆除搬迁的通知》，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原告以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结合该规定来看，即使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也不能免除被告举证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确系其他主体对涉案建筑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或者依法应当由相应行政机关承担强制拆除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被告提交的2018年6月28日汉川经济开发区文家村民委员会与原告经营者文佳之母吴鄂英签订《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附作物补偿（部分）》，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结合被告与汉川经济开发区文家村民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只能推定为被告对其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后果委托汉川经济开发区文家村民委员会对原告进行补偿的过程。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场外建筑设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5月对原告汉川文家畜牧养殖场场外建筑设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湖北汉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润清人民陪审员  曹建华人民陪审员  曾慧琴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李建群书记员戴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九）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