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1行初349号原告王翊璘，女，197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45号。负责人周海平，所长。负责人张楠，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王春瑞，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黄明，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原告王翊璘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作出的和公(五)行终止决字[2019]3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于2019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翊璘,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负责人张楠、委托代理人王春瑞、黄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和公(五)行终止决字[2019]3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原告王翊璘报被打案因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原告王翊璘诉称，1、11月26日房东对我的居所进行打砸抢，当时我多次拨打110，而五大道派出所至3个小时后才出警，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场景已不属实。因为有很多被房东扔、砸的东西已被王某义等人搬走，犯罪现场被损坏。2、五大道派出所受理此案后，并没再和当事人联系，未经调查作出草率的决定，属于包庇犯罪的不作为和乱作为。3、我能提供当时现场的真实照片和当时在场搬走我东西，王某义又做笔录推翻他自己当天笔录的证明材料作为新证据，可以供五大道派出所继续调查。原告提出过提交新的证据，被派出所拒绝了。4、清点被砸物品时，发现有很多有价值的个人财产，房东并没有扔出来，也就是被房东非法侵占。这是五大道派出所作出终止调查时还不知道的，后来王某义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还有东西房东没有扔出来，所以需要警方继续调查。特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撤销五大道派出所2019年1月16日和公（五）行终止决字[2019]35号决定书。由五大道派出所承担诉讼费。原告王翊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受案回执，证明被告已经受理了案件。证据2、《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证据3、11月份的通话记录，证明原告案发当天拨打110的时间，能够证明警察晚到现场3个小时的情况。证据4、原告父亲王某义写的其拿走的物品清单，证明王某健犯罪的财物的价值。证据5、案件现场照片，证明王某健和王某义当天到场实施的打砸抢犯罪。证据6、原告父亲王某义写的其认为没有被王某健扔出来的物品清单，证明王某健私自占有的物品的价值。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辩称，王翊璘于2018年11月26日11时许，在其租住的天津市和平区××园××号内，因之前与该房主王某健就该房屋腾房一事产生纠纷，王翊璘未按期履行，后王某健对王翊璘放在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理并将物品放置楼道内。随后王翊璘拨打110指控王某健对王翊璘进行殴打。经查，王翊璘报警称被殴打一案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送达王翊璘。王翊璘不服，向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所对此案件进行复核后认为，王翊璘报被殴打一案的证据有王翊璘本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材料等。案发以前，王翊璘在与王某健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一直没有将该房屋腾出。后王某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法院判决后，王翊璘仍然没有按期腾房，后王某健于案发当天，联系王翊璘的亲属后，到现场将王翊璘放在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理，王翊璘拨打110报警指控王某健存在殴打的违法行为。后经我所调查取证，证实本案中没有违法事实，后依法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予以送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王翊璘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事实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相关法律予以支持，请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我所对王翊璘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王翊璘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及审批与送达，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该案件进行审批，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送达原告。证据2、案件受理材料，包括：110接警记录单、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公安机关接到原告报警后依法对该案予以受理并延长办案期限。证据3、王翊璘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陈述案发当天，其租住的房子的房主和原告的亲属一起来到原告租住的房屋，房主砸开房门，对原告殴打，并且砸原告物品的经过。证据4、王某义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王某义是原告的父亲，其陈述案发当天，接到王某健让其腾房的电话后，来到现场，王某健清理原告物品并放在楼道内，后原告报警，期间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行为的经过。证据5、陈某芝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陈某芝是原告的姑姑，其陈述案发当天，房主王某健为了腾房清理原告租住房屋内的物品并放在楼道内，期间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行为的经过。证据6、王某健的询问笔录3份，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健进行询问，王某健是原告租住房屋的房主，其陈述原告租房到期且不搬离，经法院申请执行，后因个人原因，于案发当天清理原告屋内物品并放在楼道内的经过，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行为。证据7、物证照片3页，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案发现场进行拍照固定现场情况。证据8、接收证据材料，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接收房主王某健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据9、其他材料(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称被打，案发后到医院就诊并记录在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据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原告报警不仅仅是被打问题，是打砸抢的问题；证据4是王某义本人签字，但是询问内容原告不清楚；证据5是陈某芝本人签字的，但是询问内容原告不清楚；对证据6不发表意见；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警察到现场时现场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的东西部分被原告父亲王某义搬走，还有部分可能已经丢失；对证据8中的证明原告认为是原告父亲王某义与王某健勾结，蓄谋已久出的证明，没有法律效力，是为王某健打砸抢做的铺垫，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通话清单只能反映出拨打110的时间，并不能显示民警到场出警的时间，该组证据的查询号码不能证明是原告使用，没有号码基本信息，不符合行政诉讼提交证据的规则，没有制作人和制作时间，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2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均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证据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3未能提交查询号码的使用人、证据4、证据6制作时间均因发生在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之后、证据5没有制作人和制作时间等信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无法确认。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依据系作出行政行为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6日11时许,原告王翊璘在其租住的天津市和平区××园××号内，因与该房主丈夫王某健就该房屋腾房一事产生纠纷，后王某健对王翊璘放在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理并将物品放置楼道内。随后王翊璘拨打110报警，指控王某健对原告王翊璘进行殴打。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2018年12月24日经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经调查，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和公（五）行终止决字［2019］35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王翊璘报被打案因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现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具有作出涉案《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五大道派出所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在履行相关行政程序后作出涉案《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告王翊璘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翊璘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翊璘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琳审 判 员  刘建景人民陪审员  张建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韩桂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