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撤20号原告：张保贵，女，198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荣，陕西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审原告）：张娟，女，198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陕西省南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旭，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凌云，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原审被告）：张某1，女，201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定代理人：张某2（张某1之父），男，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张某2，男，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张保贵（以下简称姓名）因被告（原审原告）张娟（以下简称姓名）诉被告（原审被告）张某1（以下简称姓名）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本院P1号生效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后，依职权追加张某2作为本案被告，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保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荣、张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旭、吴凌云及张某1之法定代理人兼被告张某2（以下简称姓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保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P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P1号判决书）。事实和理由：张保贵与张某2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1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张某1，张娟系张某2之姐。张保贵与张某2婚后同到北京做工，后张保贵怀孕回到陕西老家，张某2继续在北京做美甲生意。由于生意较好，为了解决女儿将来高质量就学和学区问题，经张保贵与张某2商量，在2016年12月15日由张某2出面，以张某1名字与陕西云投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咸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了该公司开发的位于陕西咸阳市X号商住房一套（以下简称X号商住房），该房系期房，现尚未交付。2019年1月31日，张某2向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起诉离婚，当庭拿出P1号判决书，称X号商住房是事先协议由张娟出资、由其顶名代买的，与张保贵及女儿无关。张保贵极为吃惊，认为该判决严重侵害了女儿的合法财产权利和张保贵对女儿的财产监护权。按常理，张保贵作为张某2合法妻子，如果张某2、张某1与张娟之间有“顶名协议”，二人没有必要不让张保贵知道；张保贵与张某2商量买房时，张某2没有提及该房是张娟买的。明显张娟与张某2恶意串通搞一场虚假诉讼，企图通过诉讼转移财产后再提出离婚，侵吞张保贵女儿的财产利益。现张保贵保留按照“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追究张娟及张某2刑事责任权利，但涉案P1号错误判决应坚决地予以撤销。理由在于：1、因不能归责于张保贵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张娟、张某2密谋起诉时未列张保贵为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未追加张保贵为第三人；法院明知张某2有妻子，张某1有母亲（监护人），张娟诉张某1案件中标的的处理结果明显与张保贵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依职权通知张保贵参加诉讼，张保贵对该案诉讼毫不知情。张保贵同样作为张某1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是应当参加诉讼的诉讼参与人，未参加诉讼原判决严重程序违法。2、已生效的P1号判决书内容全部错误，因为购房时是张某2用夫妻存款分次支付的购房款，交款票据上交款人为张某1，没有张娟。张娟与张某2、张某1所谓的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假造的。3、已生效的P1号民事判决书损害张保贵及张某1的民事权益。张保贵与张某2于2011年1月21日结婚，育有一女张某1，对此事实，张娟和张某2是明知的，法院也是明知的。按照法律规定张保贵作为张某1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处理张某1的合法财产却不经其监护人同意，更不通知其参加诉讼，而判决将该共同财产认定为由他人出资购买，证据不足，明显地严重损害了张保贵及张某1的合法民事权益。程序和实体严重违法，该判决应坚决地予以撤销。4、张保贵对本案的起诉，从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张保贵在张某2于2019年1月31日起诉的离婚案件开庭中才看到张某2交给法庭的P1号判决书，在当时的开庭传票及判决书陈述部分中可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特此起诉并提出以上诉讼请求。张娟辩称，不同意张保贵的诉讼请求，认为P1号判决书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理由如下：1、张保贵并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并非是与该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016年8月22日，张娟与张某1（张某2代签）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张娟出资以张某2之女张某1名义购买X号商住房一套，房屋实际所有权归张娟所有。该协议约定张某1对X号商住房不享有任何实际的权益，张某1在任何时候均不得对该房屋主张所有权及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益。因此，张某1对X号商住房不享有任何权利，与张某2、张保贵更是毫无关系。张保贵对X号商住房无独立请求权且与该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最后，张保贵并非协议乙方，其无需参与该案的诉讼程序。2、张保贵没有证据证明P1号判决书内容错误，该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对于《协议书》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及购房款的支付，张娟均提交了银行流水明细等充足详细的客观证据。同时，该《协议书》系张娟与张某1（张某2代）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2是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代张某1签订该《协议书》，且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因此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无任何错误内容。3、P1号判决书并未损害张某1、张保贵任何民事权益。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张娟分别于2016年8月25日、2016年12月15日支付了涉案房屋的全部购房款。X号商住房的全部购房款均为张娟支付，张某1及张某2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张娟按约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2016年12月15日，张娟以张某1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了《咸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涉案房屋并非张某1的个人财产，也并非张某2与张保贵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张娟的个人财产，与张某1、张某2及张保贵均毫无关系。因此，该判决书并未损害张某1、张保贵的任何民事权益。综上所述，P1号判决书合法有效无错误内容且并未损害张保贵的任何民事权益，张保贵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法应当予以裁定驳回。张某1，张某2共同辩称，不同意张保贵的诉讼请求，希望法院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张娟与张某1，张某2签订的三份《协议书》均是真实签订的，所有房屋的购房款也都是张娟支付的，确实与张某1，张某2及张保贵无关。2016年左右，张娟本身有投资房产的想法，但当时因为她考虑自己在北京还要再买房可能产生限购问题，还有可能是因为她自身婚姻的问题，不想以她自己的名义买，想以张某1或张某2的名义买，正好当时出于便利张某2落户及张某1上学的原因就同意了，当时张某2也把这个事跟张保贵说了，她也表示同意。张某2、张某1和张娟陆陆续续一共签订了三份协议。想买什么样的房子都是张娟提前看好确认好的，房款都是张娟出的，张某2、张某1当时也没有能力买房，购房的一些手续都是以张某2或张某1的名义代张娟办的，手续的原件都由张娟保存，张娟购买的所有房屋后期的还贷、装修、出租和管理都是张娟来做。后来因为有一阵张某2手头有点紧找张娟借钱，张娟没同意，张某2一生气说要卖她的房子，后来张娟就把张某2或张某1起诉到朝阳法院。2、在朝阳法院过程中，张某2曾多次通知过张保贵参加诉讼，是张保贵自己没有参加诉讼，并非因不能归责于她本人的原因未参加朝阳法院的诉讼。2018年7月，收到王四营法庭的传票后，由于当时是张某2人生第一次走司法程序，当时张某2不仅打电话、发微信通知张保贵，还让家里的好多亲戚去当面找到并通知张保贵，让她来一趟北京出庭，详细地跟她交待了张娟起诉张某2和张某1的具体情况，张保贵了解到情况后还是没有来出庭。没办法，张某2只能自己一个人去法庭。当时张某2在法庭上还特意强调要求，能不能为张某2的家里人争取一些房产利益，当时法官还给张某2做了解释说既然协议书是张某2、张某1签字的就应该遵守协议约定不能反悔，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损害了张娟的利益。3、判决作出后，张某2也曾向张保贵告知过判决结果，从张某2告知她判决结果开始计算，张保贵提起本案之诉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判决作出后，张某2第一时间告诉了张保贵审判结果，她也是抱着与她无关的态度回复的。张保贵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从判决结果作出张某2告知她之日计算六个月，并非从离婚诉讼时开始计算。从张某2与张保贵的离婚诉讼到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张保贵的根本目的就是因为她想在离婚案件中企图霸占张娟的房产和财产，侵占张娟的利益，张保贵存在着明显的主观恶意，法院不应当支持张保贵这种不诚信的做法和行为，应当予以驳回。张娟曾于2018年3月5日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由起诉张某1，要求确认张娟与张某2、张某1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P1号判决书，判决“确认原告张娟与被告张某1于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8月22日，张娟作为甲方与张某2、张某1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说明张娟与张某2为姐弟关系，因为张某2之女张某1入学优质学校，现双方协商一致，约定张娟出资以张某2之女张某1名义购卖X号商住房一套，房屋实际所有权归张娟，全部购房款由张娟实际承担并支付给开发商，房屋购买后登记在张某1名下，张娟始终为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2016年12月15日，张某1作为买受人与陕西云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公司）签订了《咸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某1向云投公司购买X号商住房，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总价款为420969元。买受人应于2016年12月8日一次性付清总价款。庭审中，张娟提交其名下中国银行（卡号AAA）账户明细、招商银行（卡号BBB）账户明细，欲证明X号商住房的购房款、专项维修基金、物业费均系其支付。张娟名下中国银行（卡号为AAA）账户显示2016年8月25日支出85104元、2016年12月15日支出71865元；张娟名下招商银行（卡号BBB）账户显示2016年12月15日支出264000元，交易对手信息为云投公司。张娟名下中国银行（卡号为AAA）账户显示还显示于2018年12月28日支出一笔22103.50元，附言为“云投公司”；一笔1380.76元，附言为“西咸新区国润房地产营销有限”。张某1、张某2认可全部购房款及维修基金、物业费系张娟支付。张娟还提交《咸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云投公司出具的X号商住房购房发票原件一张、补充协议一份，欲证明最终根据实测面积购房款为420441元。张保贵对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转账明细无接收方信息，无法证明钱款实际用途，且买卖合同和购房款发票上均显示购买人为张某1。庭审中，张娟提交由兴平马可波罗瓷砖专卖店盖章的收款收据一份，显示“客户名称为陕西省X室，项目为装修材料费60000元，转款人为张娟”，并称其首先支付12000元现金，后通过其名下中国银行（卡号为AAA）账户向CCC账户转账48000元，包括2019年3月12日转账支付20000元、2019年3月14日转账支付20000元、2019年8月8日转账支付8000元。庭审中，张保贵提交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传票、P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其在获知P1号判决书结果后六个月之内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张保贵提交其与张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不存在张娟借张某2、张某1之名购房的事实。张某2、张某1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当时张某2、张保贵在商谈离婚事宜，张某2被一时气迷糊了，想趁着张娟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张娟的房子卖了，给张保贵分一点钱尽快离婚，张娟知晓此事后即刻提起了P1号民事诉讼。张某2、张某1还表示亲人朋友都认为X号商住房是其购买的，出于虚荣心其也没有跟别人解释实情。张保贵另提交张某3的谈话笔录及张某3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不存在张娟借张某2、张某1之名购房一事，X号商住房系张某2出资购买。张某2、张某1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其与张某3不熟识，更不会向外人提及家事。庭审中，张某2提交自己名下中国银行（DDD）自2017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2日期间的交易流水单，欲证明其自身并无购房的经济能力。本院认为：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张保贵虽然非张娟与张某1之间P1号案件的必要诉讼参加人，但是张保贵作为张某1的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张某2对于张某1名义财产的处分可能影响其财产权益，故张保贵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契约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可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本案中，X号商住房虽然以张某1名义，但购房款均系张娟支付，购房合同、购房款发票等权属凭证均由张娟控制，综合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张娟和张某1之间确实存有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X号商住房的实际所有人为张娟而非张某2，张某1、张某2并不存在私自处分家庭共同财产的情形，即未有证据证明P1号判决书存在错误，亦无证据证明该份判决对张保贵民事权益造成损害，故对于张保贵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保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张保贵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玉倩审 判 员  云 凝人民陪审员  王桂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张 莹-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