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2489号原告：危德强，男，1968年7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能，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薇，北京颂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少甫，男，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郑婷,女，198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宝利明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7号院14号楼5层501。法定代表人：刘少甫，董事长。原告危德强与被告刘少甫、郑婷、北京宝利明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宝利明威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危德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能，被告郑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少甫、宝利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危德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少甫、郑婷向危德强共同支付股权收购款900万元及违约金（以9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11月24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刘少甫、郑婷付清全部股权收购款之日止）；2.判令宝利公司对刘少甫、郑婷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少甫、郑婷、宝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21日，危德强与刘少甫、郑婷、宝利公司签订了《投资宝利公司的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并于当日与宝利公司签订了《增资协议》一份，上述协议约定，由危德强向宝利公司增资600万元（其中6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54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后，危德强享有宝利公司2%股权，并约定，危德强享有退出投资的权利，危德强提出行使股权退出权利时，刘少甫、郑婷应负责收购危德强持有的宝利公司的全部股权，如危德强支付增资款满两年的，退出投资的股权价值按照危德强增资款数额600万元×（1+50%）计算，即按照900万元计算，刘少甫、郑婷应在危德强提出退出投资之日起30日内完成危德强投资的退出，并按照上述价格支付股权收购款，如逾期，其不但要继续向危德强支付股权收购款，还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向危德强支付违约金。上述协议签订后，危德强依约向宝利公司支付增资款600万元，宝利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出具收到600万元入资款的收据。2017年11月20日，刘少甫、郑婷收到危德强发出的《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确认其已于2017年10月24日收到危德强发出的《退出投资申请书》，并同意在2017年11月23日前向危德强支付900万元的股权收购款，如逾期支付，则按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危德强在收到上述款项后配合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然而，至今为止，刘少甫、郑婷未向危德强支付任何款项，宝利公司也未向危德强支付任何股权收购款，上述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危德强的合法权益，故危德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危德强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刘少甫、郑婷向危德强共同支付股权收购款900万元及违约金（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4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刘少甫、郑婷付清全部股权收购款之日止）；2.判令宝利公司对刘少甫、郑婷的前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少甫、郑婷、宝利公司承担。被告郑婷辩称，不同意危德强的诉讼请求。理由：一、关于增资的法律效力。从证据看，危德强增资，未依法召开公司股东会，未经宝利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该增资行为应认定无效。二、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股权投资有别于债权投资的核心要素是股东对公司经营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不能像债权投资那样只收取固定收益，而不承担风险。从协议约定内容和实际履行来看：1.约定内容上，揭开《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的形式，究其实质，是危德强向宝利公司支付一笔两年期的600万元借款，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无论宝利公司盈亏，危德强不但要保底收回当初投入的600万元借款本金，还要额外增加偿还50%的款项。危德强只提供出资，不承担经营风险，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参与分红，仅约定按年度获取固定收益的“保底条款”，期满退出投资，其目的显然不是取得公司的股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名股实债”行为。2.实际履行上，危德强出资后之所以还要取得宝利公司2%的股权，仅仅是其为了保障其今后能够顺利收回6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目的是为了享有稳定的投资收益，而采取的一种股权让与担保方式，并非真实的股权增资和股权转让，危德强的真实目的为借款。综合以上两点来看，危德强作为投资人的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管理权利，即便登记为股东，也应认定为债权投资。这是一种典型的“名为出资，实为借贷”的“名股实债”行为，所以二者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三、关于责任的承担。鉴于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本质，协议约定的高额利息亦明显违反我国相关规定，宝利公司收取了危德强的资金，应由该公司或多次承诺退资的控股股东刘少甫负责返还危德强，且协议中关于返还出资亦未明确约定郑婷、刘少甫、宝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郑婷作为小股东且未收到危德强任何资金，故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显失公平，程序上，危德强起诉前，郑婷未接到危德强退出投资的任何函件或通知，即危德强未依约向郑婷表示过其行权的意思表示，即使危德强认为郑婷有责任，那么依照协议危德强尚不具备起诉郑婷的条件。被告刘少甫、宝利公司均未参加本院庭审，亦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1日，危德强（甲方）与宝利公司（乙方）、刘少甫（丙方）、郑婷（丁方）签订《投资协议》，其上载明但不限于以下条款：第1条，投资概述。1.1甲方同意以600万元向乙方增资，甲方投资后，应享有乙方本轮增资后2%的股权。在本次增资的同时，乙方可能还将引进除甲方以外的其他投资者进行增资，本次增资被包含在本轮增资之中。乙方估值为本轮增资后3亿元，且本轮所有投资者合计投资额不低于3000万元。1.2各方同意，在完成本次增资行为后，将尽最大努力促使乙方在2016年3月31日前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力争于2017年6月30日前转板创业板或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第5条，业绩目标与估值承诺。5.2.2丙方、丁方承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如乙方进行融资（含增资或股权转让等类似行为），乙方的估值不低于3.9亿元，且丙方、丁方保证无论是否进行融资，甲方享有按照乙方估值不低于3.9亿元退出投资的权利。第6条，甲方退出投资的操作方式。6.2若乙方2016年进行除本轮增资外的后续融资行为，则丙方、丁方保证甲方享有以本协议约定的2016年度不低于3.9亿的最低估值向丙方、丁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出售股权的权利，丙方、丁方保证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促成甲方与第三方达成交易。若丙方、丁方无法促成甲方与第三方达成交易，或乙方2016年未进行后续融资行为，甲方依然享有投资退出的权利，且丙方、丁方保证在甲方提出行使投资退出权利时，由丙方或丁方负责收购甲方持有的乙方的全部股权。6.3当甲方提出行使退出投资的权利时，丙方、丁方保证自甲方提出行使退出投资权利起的30日内完成甲方投资的退出。6.4甲方行使退出投资的权利。6.4.2甲方于增资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起届满两年的次日起可以选择以如下两种方式计算的金额较高者计算退出投资的价值：（1）退出投资的价值=甲方增资款×（1+30%）；（2）退出时乙方的估值与甲方所持乙方股权比例的乘积。6.6丙方、丁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未按甲方要求支付收购价款的，除继续支付收购价款外，丙方还应自甲方要求支付收购价款截止日的次日起，每日按应付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同日，危德强（甲方）与宝利公司（乙方）、刘少甫（丙方）、郑婷（丁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上载明但不限于以下条款：《投资协议》第5.2.2条相应变更如下：丙方、丁方承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如乙方进行融资（含增资或股权转让等类似行为），乙方的估值不低于4.5亿元，且丙方、丁方保证无论是否进行融资，甲方享有按照乙方估值不低于4.5亿元退出投资的权利。《投资协议》第6.4.2条相应变更如下：6.4.2甲方于增资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起届满两年的次日起可以选择以如下两种方式计算的金额较高者计算退出投资的价值：（1）退出投资的价值=甲方增资款×（1+50%）；（2）退出时乙方的估值与甲方所持乙方股权比例的乘积。2015年5月8日，危德强与宝利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危德强以600万元向宝利公司增资，取得宝利公司60万元注册资本，占增资后2%的股权。危德强增资的60万元记入宝利公司实收资本，540万元记入宝利公司资本公积。2015年5月11日，危德强向宝利公司转账支付600万元。同日，宝利公司出具一张收据，确认已收到该笔入资款。2015年6月3日，宝利公司将危德强登记为公司股东。2017年10月17日，危德强出具一份《退出投资申请书》，向刘少甫、郑婷申请行使《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退出投资的权利。《退出投资申请书》左下角有刘少甫和郑婷的签名字样。危德强称郑婷的签名系由郑婷的配偶文振邦代签。郑婷则称其未收到《退出投资申请书》，未曾委托文振邦代签，签名亦非文振邦所签。本院认为，签署《退出投资申请书》非因日常生活需要，且文振邦未曾向危德强出具过郑婷的授权委托书，故不论签名是否为文振邦代签，均对郑婷并不产生约束力。2017年11月20日，危德强出具一份《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其上载明：“2017年10月24日，贵方签收了我方于2017年10月17日出具的《退出投资申请书》一份。我方特此致函催告贵方：按照《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贵方应于30日内，即2017年11月23日前，依约退还我方900万元。如逾期退还上述款项，则贵方不但应当继续履行退还我方900万元的义务，还应自2017年11月24日起，以9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向我方计付违约金。”刘少甫在“以下各确认方同意按照本函的催告内容履行退出投资事宜”下方签名。2019年7月12日，本院将案件应诉材料送达至郑婷。以上事实，有原告危德强提交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增资协议》《收据》、银行流水、《退出投资申请书》《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危德强与宝利公司、刘少甫、郑婷签订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根据协议约定，危德强享有按照固定收益退出投资的权利，其亦自愿以民间借贷标准降低诉请金额，本院不持异议。根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若刘少甫、郑婷无法促成危德强与第三方达成交易，或宝利公司2016年未进行后续融资行为，危德强依然享有投资退出的权利，且刘少甫、郑婷保证在危德强提出行使投资退出权利时，由刘少甫或郑婷负责收购危德强持有的宝利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金额为900万元。根据已查明事实，危德强已于诉前向刘少甫送达了《退出投资申请书》及《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向郑婷提出投资退出的申请亦随本院诉讼材料于2019年7月12日送达至郑婷，因此，对危德强要求刘少甫、郑婷共同支付股权收购款的900万元的诉请，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刘少甫、郑婷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未按危德强要求支付收购价款的，除继续支付收购价款外，刘少甫还应自危德强要求支付收购价款截止日的次日起，每日按应付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根据该条规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支付主体为刘少甫，并不包括郑婷，因此，对于危德强要求郑婷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少甫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刘少甫在《关于退出投资事宜的催告及确认函》中确认其于2017年10月24日已签收《退出投资申请书》，并至迟应于2017年11月23日前向危德强退还900万元，因此，对于危德强要求刘少甫支付违约金（以6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并未约定由宝利公司回购危德强的股权，宝利公司并非合同约定的股权收购款的支付义务人，故对危德强要求宝利公司对刘少甫和郑婷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少甫、宝利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少甫、郑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危德强支付股权收购款900万元；二、被告刘少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危德强支付违约金（以6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危德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00元以及案件公告费260元，以上共计75060元（原告危德强已预交），由被告刘少甫、郑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哲人民陪审员  吴增云人民陪审员  张 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雅婷书 记 员  梁宇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