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73民初10号原告：王希彬，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敏，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7号。法定代表人：夏冰，董事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楠，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光，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希彬诉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差别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11月7日、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希彬，被告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楠、李智光于2017年11月7日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王希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敏，被告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光于2019年10月29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希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退回原告截止到判决生效之日的预存话费余额；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及诉讼支出1240元；5.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16日，原告于被告所属的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营业厅办理“全球通”入网业务。根据被告说明，由于“全球通”业务是先消费后付款，故非北京户籍用户在办理“全球通”业务时需要预存500元话费或者提供担保，且预存话费不予退还，北京户籍用户则没有上述要求。为了办理“全球通”业务，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预存了500元话费。随后，原告通过电话联系被告客服，被告知确有上述规定，且已经实施了十几年。原告还了解到，用户“销号”时，预存话费余额小于50元的，退还现金；预存话费余额大于50元的，退还等额充值卡，不退还现金。原告认为，被告因原告是非北京户籍而怀疑其履约的诚信与能力，进而作出差别化对待，侵犯了原告在接受电信服务时应受到尊重及平等对待的权利，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情形和第六项规定的“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的情形。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垄断案件司法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辩称：一、原告关于被告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原被告实质上为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当切实遵守。1.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系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入网服务合同》，该合同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条款真实有效，双方之间已经建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本案实质上应为电信服务合同纠纷。2.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入网服务合同》是按照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联合下发的（京工商法【2015】92号）《关于推行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员入网服务合同示范为本的通知》（简称92号文）中包含的合同范本制定的，北京市工商局要求运营商引导当事人使用该范本办理入网，范本中包含要求外地用户提供担保等条款亦具有正当性、必要性。3.被告并未采用北京户籍、非北京户籍作为对客户进行区分的标准。被告采用的是92号文包含的合同范本，其中对于不同客户的区分标准表述为“用户申请开通后付费通信服务的，如户籍所在地、居住所在地（以有效身份证或居住证载明的住址为准）或法定住所地（以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等载明的单位住所为准）不在北京，应按照乙方要求缴纳保证金或由北京市市民、单位提供担保”，并非单纯以是否具有北京户籍作为标准。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非北京户籍人员申请居住证的要求非常简单、合理。4.本案中，《入网服务合同》明确载明了开通后付费通信服务的条件和要求，原告充分理解并认可了相关内容，且实际履行了合同条款，双方的行为均符合合同约定。（二）原告关于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实施了滥用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1.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相关市场。本案中，被告主张相关市场的地域范围涉及全国，包括多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竞争的电信市场。2.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在其主张的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三）被告不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1.《入网服务合同》有关缴纳保证金或提供担保的条款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即使存在《入网服务合同》的相关条款，被告在选择电信服务上仍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原告可以选择其他运营商，也可以选择被告提供的预付费业务等，这些服务都不需要原告缴纳保证金或提供担保。2.担保条款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属于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也不会侵害原告公平交易的权利。“全球通”业务属于后付费业务，提供服务和结算费用之间存在时间差，经营风险较之预付费业务更大，担保条款符合防范交易风险的原则。同时，客户缴纳的500元话费存在其名下，没有任何限制，不会造成额外损失。二、原告关于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未侵犯原告的任何权利，也未歧视任何人，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三、原告关于被告退回预存话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入网服务合同》，原告缴纳的无担保预存话费属于保证金，在原告变更或停止接受该服务前，该预存话费的余额是不予退还的。如果原告要求销号、转户、转品牌并申请的，可以办理退款，但为防止套现，在退还预存余额时，以现金形式缴纳的，预存余额以现金方式退还；以充值卡形式缴纳的，预存余额以充值卡方式退还；以信用卡方式缴纳的，预存余额退回到银行卡。根据被告的规定，退还全球通客户的充值卡余额时，如金额大于50元时退还充值卡，零头退现金。实际上，原告并未办理销号或者转品牌业务，且预存的500元话费已经消费完毕。四、原告关于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与原告之间仅存在正常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没有具体说明其遭受了怎样的精神损害，亦无证据表明所谓精神损害与被告的任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及实际诉讼支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与相关市场及市场支配地位相关的事实王希彬主张本案相关市场为全国移动电话服务市场，该市场由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分割，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在该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于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在上述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王希彬当庭主张为61.57%，庭审后提交的书面材料中主张为63.93%。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认可移动电话服务市场包括上述三个竞争者，但对王希彬有关相关市场及支配地位的主张不予认可。为证明上述主张，王希彬于庭审中提交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公告的摘选，该业绩公告中仅涉及中国移动有限公司的数据，并未涉及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数据。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对该业绩公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后，王希彬提交了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信用信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摘选（数据来源https://www.chinamobileltd.com/sc/ir/reports.php?year=2015&scroll2title=1）、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年9月和2017年3月电话用户分省情况统计等证据。上述证据为网站页面打印件及网页文字部分摘选。二、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相关的事实2015年12月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推行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入网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京工商发〔2015〕92号）。一、示范文本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及相关数据通信业务入网服务交易行为。二、各单位应当做好示范文本的宣传和推行工作，引导当事人使用规范的合同文本签约。四、示范文本自2016年1月1日启用。该通知附件为《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入网服务合同》，该合同第一条“入网要求”规定：1.4、甲方申请开通后付费通信服务的，如户籍所在地、居住所在地（以有效身份证或居住证载明的住址为准）或法定住所地（以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载明的单位住所为准）不在北京，应按照乙方要求缴纳保证金或由北京市市民、单位提供担保。1.4.1、甲方选择缴纳保证金的，应按照乙方要求缴纳符合规定金额的保证金。2016年10月16日，王希彬（甲方）与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入网服务合同》。第一条“入网要求”1.4、1.4.1的规定与92号文所附《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入网服务合同》第一条“入网要求”1.4、1.4.1的规定一致。同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向王希彬出具了收费收据一张，载明的项目为“全球通无担保预存”，单价为500元，备注显示“138XXXXXXXX，付费方式信用卡”。本院2017年11月7日庭审中，王希彬当庭拨打中国移动客户服务热线10086，询问“全球通”业务保证金退还规定，客服人员答复余额50元以上的，通过充值卡返还；余额50元以下的，通过现金返还。三、其他事实本案庭审过程中，王希彬明确表示放弃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诉讼请求，仅坚持第二项和第四项诉讼请求。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王希彬表示精神抚慰金1000元与诉讼支出共计1240元，其中诉讼支出包括交通费和就餐费，但未提供任何票据证明。以上事实，有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公告摘选、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信用信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摘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年9月和2017年3月电话用户分省情况统计等的网页打印件、《关于推行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入网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北京市电话通信业务入网服务合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收费收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被诉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前提是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原告主张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全国移动电话服务市场，地域市场为全国市场，因此，原告有义务举证证明在被告在上述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原告在本案庭审结束前仅提交了一份证据用以证明被告的支配地位，即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业绩公告的网页打印件。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实际上，因该证据涉及的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的业绩，而非被告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业绩，故无论其是否具有真实性，均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无关，无法证明被告具有支配地位。同理，对于原告庭审后提交的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信用信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年9月和2017年3月电话用户分省情况统计，即便在本案中予以考虑，其亦不能反映被告在该相关市场的竞争能力，相应地，无法证明被告具有支配地位。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原告的举证情况，在原告认可该商品市场存在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有限公司三家经营者的情况下，结合考虑被告仅是其中一家经营者在一个城市的子公司这一因素，依据常理即可判断被告基本上不可能具有反垄断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二分之一以上市场份额，相应地，无法认定被告在原告所主张的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综上可知，尽管被告实施了被诉行为，但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原告所主张的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被诉行为不可能构成任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据此，原告有关被诉行为违反反垄断法及垄断案件司法解释中相关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相应地，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希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王希彬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芮松艳人民陪审员  蒋莉莉人民陪审员  陈绪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张洪占书 记 员  李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