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3民终19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九洲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中路1142号。法定代表人：戴春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士磊，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贝贝，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士友，男，1974年11月2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蓓蓓，新疆瑞升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康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天池街一号。法定代表人：董惠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明，新疆联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新疆联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炳寅，男，1964年9月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斌，新疆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疆九洲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恒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士友、阜康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阜康一建”）、闫炳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7民初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洲恒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士磊，被上诉人姚士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蓓蓓，被上诉人阜康一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明，被上诉人闫炳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洲恒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姚士友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上诉人仅负有监督执行义务，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人将涉案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发包给了阜康一建。姚士友提供的《施工协议》中并未加盖上诉人公章，亦无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签字，签字的人未经上诉人授权。即使该《施工协议》真实，该协议第九条明确约定上诉人的义务是监督合同执行，并不承担付款义务，有生效法律文书可证明。本案与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情况类似，上诉人均是作为监督方在合同中出现，从姚士友收到100000元工程款的两份条据内容看，上诉人是代阜康一建向姚士友付款，作为上诉人与阜康一建结算的依据，而非上诉人直接向姚士友付款，但一审法院没有看证据的内容就认定上诉人向姚士友支付工程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闫炳寅系阜康一建的项目负责人，其代表阜康一建与姚士友签署合同，依法应由阜康一建或闫炳寅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3.一审中阜康一建出示了有关场坪工程的经济签证，可以证明场坪工程属于其承包范围，而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不能因为上诉人与阜康一建对地坪垫层部分的工程款未结算，就认定工程款应由上诉人支付。4.姚士友出示的结算单并非原件，且也未出示其他证据印证工程量或工程款数额，上诉人对结算单也不认可，一审法院仅凭结算单复印件认定工程款数额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定。5.上诉人不存在应付未付的工程款，反而向阜康一建超付了工程款，依法不应承担付款义务。6.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存在中断情形应由姚士友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应对“姚士友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实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从姚士友提交的证据看，其于2014年12月4日知道欠付工程款数额，但截至起诉之日2017年12月7日已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实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情形，故其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7.上诉人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亦不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况。姚士友辩称，涉案工程是姚士友通过案外人李梦伟介绍与上诉人公司的**杰协商的，结算也是由姚士友与上诉人公司的耿瑞杰进行结算的，上诉人先后向姚士友支付两笔工程款共计100000元，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是姚士友的发包方。根据一审中证人李梦伟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姚士友一直在索要工程款，故姚士友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阜康一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施工协议中没有阜康一建盖章，阜康一建不是合同主体，也未授权闫炳寅对外签订此合同。2.闫炳寅的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且阜康一建与姚士友无任何法律关系。3.涉案工程并未包含在阜康市一建的承包范围内，实际与姚士友履行合同的相对人是上诉人，上诉人理应承担合同义务。闫炳寅辩称，闫炳寅实际并未参与涉案工程，其在施工合同上签字是应上诉人要求，为了协助姚士友代开发票而作为甲方签字，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涉案工程的发包方是上诉人，施工方是姚士友，后期的结算和付款也是在上诉人与姚士友之间进行的，与闫炳寅无关。阜康一建在一审中提交的经济签证单涉及的场坪工程是物流园生活区的场坪工程，而姚士友施工的是停车场的场坪工程，施工内容并不相同。姚士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支付工程欠款280299.44元；2.三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59283元（从2014年12月1日按照月利率5.875‰计算至2017年11月30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0日，被告九洲恒昌房产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阜康一建签订《五彩湾九洲物流园施工协议书》，约定被告九洲恒昌房产公司将其“五彩湾汽车城九洲物流园”项目承包给被告阜康一建承建。2013年12月3日，被告九洲恒昌房产公司向被告阜康一建提供了《中标通知书》，通知书记载了中标工程范围。同年12月8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内容为“涉及施工图范围内所有施工内容”，该合同附件一列明了具体工程名称。被告阜康一建完工后，于2014年10月10日向被告九洲恒昌公司移交施工资料，主要包括结算书一本，被告九洲恒昌公司收到结算书等资料后出具了《资料接收证明》，接收人为被告九洲恒昌公司总工程师耿瑞杰的签名，并加盖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印章。另查，2013年11月8日，被告阜康一建施工期间，原告通过证人李孟伟介绍，与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施工人员**杰协商，承揽九洲恒昌公司五彩湾汽车城项目一期场坪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协议》，因汽车城主体工程系被告阜康一建承建，**杰要求阜康一建项目负责人闫炳寅在该施工协议上作为甲方进行签字，原告完成地坪垫层后，无能力垫资完成场坪后续工程，未继续施工。2014年12月17日，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负责人耿瑞杰对原告施工部分进行实测，确定合计施工面积23764.34平方米，单价16元/平方米，价款380299.44元，耿瑞杰及现场代表在《结算单》的建设单位处签名并加盖了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的印章。2014年12月4日，耿瑞杰在该《结算单》上注明“已付10万元，余款280299.44元。”签名盖章后，由原告拍照留存。原告施工期间，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人员**杰以借款和收款的方式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3日支付原告工程款合计100000元。后原告向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多次索要该工程款，但被告未支付，原告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应否支付原告姚士友工程款280299.44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59283元问题。被告阜康一建与被告九洲恒昌公司签订《五彩湾九州物流园施工协议书》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附件一《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所列名称中没有本案涉及的“九州恒昌五彩湾汽车城项目一期场坪”工程。该工程的施工是基于《施工协议》的内容，该协议是被告九洲恒昌公司的工程部人员**杰与原告、被告闫炳寅协商的结果，原告完成地坪垫层施工义务后，其工程量由九洲恒昌公司的工程部技术负责人耿瑞杰及现场人员的签字确认，并加盖了九洲恒昌公司的工程部的印章，同时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向原告支付两笔工程款合计100000元。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案涉工程的发包主体是被告九洲恒昌公司。被告九洲恒昌公司辩称，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了被告阜康一建，对此阜康一建未认可，被告九洲恒昌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以证明该辩解，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地坪垫层部分的工程款已经向被告阜康一建进行结算，故应当承担该地坪垫层部分的工程款的付款义务。原告要求被告九洲恒昌公司支付工程款280299.4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原告完工后，被告核定了工程价款，应认定双方已完成结算，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工程，未对地坪垫层工程的质量提出异议，被告具备了付款的义务，被告未及时支付，客观上占用原告的资金，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原告主张从2014年12月1日按照月利率5.875‰计算利息至2017年11月30日，被告辩解该利率过高，应当予以支持，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利息，应为39943元（280299.44元×4.75%÷12×36），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阜康一建、被告闫炳寅应否对以上债务承担付款连带责任问题。原告提交的《施工协议》未加盖被告阜康一建的印章，被告阜康一建也不认可该协议内容，且原告认可在《施工协议》中让被告闫炳寅签字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开发票进行结算，原告未认可案涉工程由被告阜康一建转包给其本人。一审法院认为，连带责任应当有当事人之间的明确约定和法律的明文规定，原告要求被告阜康一建、被告闫炳寅承担付款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被告九洲恒昌公司主张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应当对此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予以证明，即必须证明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和届满，尤其是必须证明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本案被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负责人耿某在《结算单》注明了未付款金额，但未约定给付时间，被告的履行期限不明确，被告也未提供其第一次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时间，不能确定原告权利受侵害之日。同时，原告的工程款被拖欠，长时间不予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故对被告九洲恒昌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支持。被告闫炳寅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被告未到庭答辩，应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遂判决：一、被告新疆九洲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姚士友工程款280299.44元，并支付利息损失39943元；二、驳回原告姚士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案外人**杰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经质证，上诉人九洲恒昌公司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姚士友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杰陈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被上诉人阜康一建对**杰陈述“姚士友施工的场坪工程不包含在阜康一建的施工图纸范围内”的事实认可，对其他内容不认可。被上诉人闫炳寅的质证意见与阜康一建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效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上诉人对于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不认可：1.原告与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施工人员**杰协商，承揽九洲恒昌公司五彩湾汽车城项目一期场坪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协议》，因汽车城主体工程系被告阜康一建承建，**杰要求阜康一建项目负责人闫炳寅在该施工协议上作为甲方进行签字；2.被告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人员**杰以借款和收款的方式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3日支付原告工程款合计100000元。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中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3年，姚士友经案外人李梦伟介绍，与九洲恒昌公司工程部人员**杰协商了“九洲恒昌公司五彩湾汽车城项目一期场坪工程的”承包事宜，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闫炳寅以阜康一建的名义与姚士友以及九洲恒昌公司三方签订了《施工协议》，约定由姚士友施工九洲恒昌五彩湾汽车城项目一期场坪工程，九洲恒昌公司负责监督执行。合同还对施工内容、施工方案及要求、计价方式、付款方式、质量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落款处，闫炳寅代表阜康一建签字，**杰代表九洲恒昌公司签字。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姚士友于2014年4月30日向九洲恒昌公司借支50000元，2014年5月13日，九洲恒昌公司向姚士友给付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50000元。姚士友针对上述两笔款项分别在一份借条及收条落款处签名。姚士友陈述，借条及收条的内容均系提前写好后要求其签名的。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姚士友施工的工程量价款如何确定；2.姚士友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应由谁支付；3.姚士友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工程款数额的认定姚士友主张其已施工的工程价款为380229.44元，并提供了一份结算单为证，该结算单中有九州恒昌公司的工作人员耿瑞杰的签字并加盖了公章，虽然该证据系复印件，但九洲恒昌公司对结算单中耿瑞杰的签字认可，上诉人仅认为耿瑞杰不能代表九洲恒昌公司结算。鉴于案外人**杰陈述耿瑞杰系九洲恒昌公司总工程师，上诉人对**杰陈述的内容无异议，故对于耿瑞杰的身份本院予以确认。因上诉人对结算单中耿瑞杰的签字认可，且该结算单的内容与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以及实际付款情况能够相互印证，故该结算单应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耿瑞杰作为九洲恒昌公司的总工程师在结算单上签名的行为应认定为履行职务的行为，一审据此认定欠付工程款数额为280299.4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工程款应由谁支付的问题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姚士友，发包方系上诉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姚士友、闫炳寅与上诉人三方签订《施工合同》之前，上诉人与姚士友就承揽涉案工程的事宜已经进行了磋商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对于姚士友是场坪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以及姚士友借用阜康一建名义承揽涉案工程的事实是明知的，由此可知，虽然三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发包方是阜康一建，但双方当事人均清楚真实意义上的发包方是上诉人，施工方是姚士友，而非名义上的阜康一建，上诉人与姚士友之间围绕订立、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形成实质性的法律关系，姚士友基于该法律关系而产生债法上的请求权，故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姚士友支付剩余工程款及利息于法有据。上诉人认为其与阜康一建的结算报告中包含涉案场坪工程的造价，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上诉人与阜康一建均认可双方之间就九洲物流园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并未达成最终结算意见，因此，即使阜康一建提交的结算报告中包含涉案场坪工程的造价，上诉人也可以在最终结算时予以扣减。综上，上诉人主张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上诉人认为，姚士友提供的结算单是2014年11月27日出具的，自出具结算单之日起，就应该计算诉讼时效，姚士友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三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七日内付至合同总价款的85%，其余款项在2014年3月30日前经检查合格后一次性支付。”但是，被上诉人姚士友并未将场坪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其离场时场坪工程尚未完工，故不能以上述合同约定的验收合格时间认定付款时间。姚士友离场后，双方并未就付款方式及时间达成新的合意，故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自出具结算单之日起算缺乏依据，姚士友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九洲恒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4元，由上诉人新疆九洲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雪审 判 员 周美蓉审 判 员 马雪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雷 鸣书 记 员 陈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