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404刑初183号 公诉机关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某宝，男，198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公民身份号码4404******158。因本案于2018年9月10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晶星，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某良，男，197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公民身份号码4404*****511。因本案于2018年9月7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王鹏玖，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某锦，男，198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公民身份号码44040*****010。因本案于2018年9月7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杨威龙、杨华，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检察院以珠金检公诉刑诉[2019]1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及辩护人张晶星、王鹏玖、杨威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一、公诉机关指控 2016年12月19日，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另案处理）与珠海市高栏港区南水镇荷包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荷包村村委会）私自签订《荷包村荷包岛海面滩涂临时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以自愿义务服务的形式组织临时海上综合看护队，以本村村民为主体，对荷包岛、大杧岛、杧仔、獭洲等荷包岛辖区环岛有关海域进行巡查监管，制止非法抽取海沙、电鱼等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现象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并控制蚝民养殖户不得无序扩大养殖范围、确保航道正常航行不受阻塞等。因被告知海面管理权属于国家，荷包村村委会与被告人赵某宝等人签订的前述协议不合法，2017年3月29日，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了《关于终止执行海面滩涂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的声明》（以下简称《终止声明》）。2017年5月，被告人赵某宝当选为荷包村村委会副主任。 2017年2月，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找到被告人吴某良和蔡某华、陈某安（另案处理）商议，约定由袁某华和蔡某华各出资人民币10万元（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人赵某宝出资6万元、被告人吴某良和陈某安各出资5万元共同成立公司，利用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之前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的《临时委托管理协议》，以收取管理费为由头，向上述海域蚝民每个蚝排每年收取2000元管理费，并约定年底按占股比例分红。其中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袁某华、蔡某华各占股份20%,陈某安占股10%，其余l0%股份分给公司工作人员。 2017年4月4日，被告人赵某宝以个人名义租赁了南水镇南通公司新通路113号某商铺作为公司的营业场所。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袁某华、蔡某华、陈某安按约定出资后交给袁某华保管，用该资金购买了一艘水泥船停在荷包岛海域，作为海上工作基地，供巡逻人员休息、饮食等，购买了一艘快艇，用于巡逻，陆续招揽了徐某庆、陆某安（均另案处理）分别作为公司出纳和会计，招揽被告人曾某锦作为巡逻队队长，并招揽陆某文、关某杰、徐某忠、赵某光（均另案处理）作为巡逻队员，并统一为巡逻队员配置迷彩服。 2017年5月17日，被告人吴某良按照之前五名股东的决定，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了珠海市创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下简称创某公司），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具体运转。 创某公司运营后，从网上定制购买了号牌，被告人吴某良带领巡逻人员到海面向蚝民宣传，称创某公司与荷包村签订了协议，由创某公司管理荷包岛海域，每组蚝排每年要向创某公司交纳2000元管理费，同意交管理费的到创某公司交费并领取号牌，安装了创某公司所发放号牌的蚝排如果有损毁，巡逻人员发现后会及时通知蚝排主人；如果不交纳费用领取号牌，蚝排有什么损毁将不负责任。同时还登记了蚝民姓名、联系电话号码和蚝排数量，兴建了微信群，将蚝民拉入群内。被告人赵某宝也不时到该海域以荷包村村委会副主任的名义作同样的宣传。徐某庆和陆某安则根据巡逻时登记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催促蚝民交费。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也不时打电话催促蚝民交费。 2017年6月20日，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与创某公司签订了《荷包岛海面滩涂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即将之前荷包村村委会无权委托但实际签订协议委托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管理海面的相关事项以该形式委托给创某公司。 因荷包岛海域蚝民不愿意向创某公司交纳管理费，2017年6月，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提出，让被告人吴某良带人将该海域内蚝民的蚝排绳索等砍断、进行破坏并将蚝排被破坏的照片发到蚝民微信群中，胁迫蚝民前来交费。随后，被告人吴某良向巡逻队长即被告人曾某锦等人传达了股东会的该项决定。2017年6至8月，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先后带领被告人曾某锦等人与巡逻队员陆某文等人一起到海域内，多次随意对该海域内没有安装号牌和交纳费用的蚝民蚝排进行砍绳、破坏，并让巡逻队员将蚝排被破坏后的情况拍摄照片或视频发到蚝民微信群内，称没有安装创某公司号牌的蚝排被人破坏。通过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袁某华参与并带领被告人曾某锦及其他巡逻队员，持续不断地在该海域内向蚝民宣传、传达要求，并对未安装号牌的蚝排进行破坏，在该海域内对蚝民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强制和精神恐吓，蚝民为了避免蚝排被破坏遭受损失、顺利养殖，被迫以每个蚝排2000元的价格到创某公司交纳费用。蚝民交费后从创某公司领取到号牌安装到蚝排上，安装号牌并交费的蚝排就没有再被破坏。至此，形成了以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袁某华等人为首要分子，被告人曾某锦等人为主犯，重要成员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管理费”为名，非法向该海域蚝民索取费用，形成了对该海域蚝民养殖的非法控制。 截止案发时，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强行向蚝民索取钱财共计人民币350,500元，其中向被害人谢某赤索取86,100元、向谢某列索取6000元、向柯某干索取7900元、向谢某景索取70,000元、向黄某滔索取4000元、向叶某友索取14,000元、向叶某索取8000元、向袁某新索取4000元、向谭某荣索取8750元、向钟某棠和谢某明共计索取25,000元、向曾某强索取8000元、向方某奎索取4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共同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为共同实施犯罪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系犯罪集团，且系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系组织、领导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曾某锦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三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二、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赵某宝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提出被告人赵某宝有坦白情节，积极退赔被害人损失，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同时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350,500元不予认可，认为下列数额应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1.其中的104,750元没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蚝民是受胁迫交管理费；2.谢某赤、谢汝烈和柯某干交纳的10万元管理费是谢某赤经过和蔡某华及被告人吴某良等人友好协商支付的；3.谢某景交纳的2万元是在2017年6月即召开第二次股东会之前交纳。辩护人提交了谢某赤等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收据以及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上述被害人对被告人赵某宝表示谅解并确认收到了赔偿。 被告人吴某良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对于犯罪金额，认为首先应以被害人报案金额为准，同时对于无法判定是在砍排前还是砍排后交纳的管理费，应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在指控的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谢某赤等人缴纳的10万元和谢某景交纳的7万元都是在2017年6月以友好协商的方式确定的，不是受胁迫，不应认定为犯罪金额。被告人吴某良还提出，被告人曾某锦是按照其指挥开展工作，没有决策权，不应该认定为主犯。 被告人曾某锦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辩解只参与两次砍排，并且只负责开船，没有直接砍蚝排绳索，对其余犯罪事实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曾某锦的辩护人提交一份谅解书，内容为曾某强对被告人曾某锦表示谅解；被告人吴某良、曾某锦的辩护人提交一份谅解书，内容为被害人谢某赤对被告人吴某良、曾某锦和陆某文表示谅解。 三、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 荷包村村委会为了加强对荷包岛周边海域的管理、治理，于2016年12月19日与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签订《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以自愿义务服务的形式组织临时海上综合看护队，对荷包岛附近海域进行巡查监管，制止非法抽取海沙、电鱼等破坏海洋生态平衡现象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并控制蚝民养殖户不得无序扩大养殖范围、确保航道正常航行不受阻塞等，并向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承诺会向政府申请经费。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组织人员进行了巡查，但后被告知，经费无法申请下来。 被告人赵某宝与袁某华经商议，认为可以利用《临时委托管理协议》成立一家公司，组织人员对荷包岛海域蚝排进行管理，向蚝民收取管理费，被告人赵某宝如果成功竞选荷包村副主任，将更有利于以受荷包村村委会委托的名义向蚝民收取管理费。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联系了被告人吴某良和蔡某华、陈某安（均另案处理），经商议决定成立公司，利用《临时委托管理协议》取得的委托管理权，向荷包岛附近海域蚝民每年每个蚝排收取2000元的管理费，并约定年底按占股比例分红。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蔡某华各出资10万元，各占股20%,被告人吴某良出资5万元，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具体运转，占股20%，陈某安出资5万元，占股10%，其余l0%的股份分给公司工作人员。 2017年4月4日，被告人赵某宝以个人名义租赁了南水镇南通公司新通路113号某商铺作为公司的营业场所。2017年5月17日，被告人吴某良按照之前五名股东的决定，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了创某公司，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公司用股东出资资金购买了一艘水泥船停在荷包岛海域，作为海上工作基地，供巡逻人员休息、饮食等，购买了一艘快艇并租用了一艘快艇用于巡逻，并陆续聘用了徐某庆、陆某安作为公司出纳和会计，聘用被告人曾某锦和钟某强作为巡逻队队长，并招揽陆某文、关某杰、徐某忠、赵某光、薛某、张某童、林某成等人（均另案处理）作为巡逻队员，巡逻队每天一轮班，身着公司统一配置的迷彩服，驾船在海上巡查。上述被聘用人员中，被告人曾某锦和徐某忠、赵某光、徐某庆四人每月领取工资6000元，陆某文、关某杰领取4000元，被告人曾某锦共领取工资22,000元。 为了快速掌握荷包岛海域蚝民的情况以便收取管理费，创某公司将荷包岛海域分为A、B、C、D四个管理区域，按照四个区域的划分定制了金属号牌，被告人吴某良带领巡逻人员到海面向蚝民宣传，称创某公司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了协议，受荷包村村委会委托管理荷包岛海域，每组蚝排每年要向创某公司交纳2000元管理费，蚝民要到创某公司领取号牌并交费，安装号牌并交费的蚝排如有损毁，巡逻人员发现后会及时通知蚝排主人；如果未领取号牌并交费，蚝排有损毁创某公司不负责任。在巡逻时，被告人吴某良和巡逻队员登记了蚝民姓名、联系电话和蚝排数量，徐某庆和陆某安则根据巡逻时登记的上述信息打电话催促蚝民交费，被告人赵某宝也不时到该海域以荷包村村委会副主任的名义作同样的宣传，蔡某华和袁某华也采用各自的方式鼓励蚝民领取号牌、交管理费。陈某安基本不参与公司管理。创某公司还以创某公司股东和工作人员为主体组建了微信群“荷包出海工作管理群”，以蚝民为主体，组建了微信群“荷包蚝主群”“荷包海面管理工作蚝主群”。 因被告人赵某宝2017年5月当选为荷包村村委会副主任，不方便再作为一方主体履行《临时委托管理协议》，2017年6月20日，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与创某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将《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管理海面的相关事项委托给创某公司。 虽然创某公司进行了大力宣传，但荷包岛海域蚝民向创某公司交纳管理费的行为并不积极，导致公司资金运转困难。为了给蚝民施加压力，创某公司以开辟航道为由，在蚝排上张贴告示，要求蚝民将蚝排移走，但是蚝民交管理费的行为仍不积极。2017年6月下旬，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蔡某华、袁某华召开股东会，商讨公司如何继续发展。会议决定，如果蚝民交费情况不改观，就由被告人吴某良带人砍断不交管理费的蚝民的蚝排排绳，以蚝排受损逼迫蚝民交管理费。之后，被告人吴某良在一次巡逻前向被告人曾某锦等部分巡逻队员暗示了股东会的该项决定，2017年7月至8月，被告人吴某良带领巡逻队员利用晚上巡逻时间，针对没有安装创某公司号牌的蚝排，至少两次实施了砍断蚝排排绳的行为，参与人员有被告人曾某锦和陆某文、关某杰。砍排后，被告人吴某良安排陆某文将蚝排被破坏后的状况拍摄照片或视频发到蚝民微信群内，称没有安装创某公司号牌的蚝排被人破坏，以此暗示未交管理费的蚝民可能会被砍排。因收取管理费受阻，被告人赵某宝在“荷包出海工作管理群”指挥被告人曾某锦去砍一青口养殖户的排绳。部分蚝民已经明知砍排是创某公司巡逻人员所为，但因为一个蚝排价值几十万元，被砍排后蚝排很可能会漂走，损失惨重，蚝民担心不交管理费会被创某公司巡逻人员砍排，被迫到创某公司交管理费。 为了使创某公司收取管理费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合法自愿，创某公司和绝大部分交了管理费的蚝民签订了《荷包岛海面滩涂管理协议》（以下简称《管理协议》），内容包括，创某公司组织人员和船只对养殖蚝排海域巡查看护，管控偷蚝，杜绝在有登记号牌的蚝排拖排底蚝，发现断缆爬锚尽快通知蚝主，航道范围统一规范；创某公司对养殖户实行编号方式管理，双方自愿签订协议，签订协议后创某公司履行协议保障事项；蚝民每一年度应按照规定向创某公司交管理费，标准是每组浮排2000元。 至此，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袁某华、蔡某华带领被告人曾某锦和关某杰、陆某文等巡逻队员，为了向荷包岛附近海域的蚝民非法索取管理费，通过持续不断向蚝民宣传、传达要求，以开辟航道为由向蚝民施加压力，并以砍排方式对不愿接受创某公司管理的蚝民实施威胁，欺压蚝民，扰乱蚝民的养殖行为，对该海域蚝民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强制和精神恐吓，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被告知海面管理权属于国家，荷包村村委会与被告人赵某宝等人签订的前述协议不合法，2017年7月，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了《终止声明》。 2017年8月23日,台风“天鸽”袭击珠海，荷包岛附近海域蚝排受损严重，无法进行管理，之前承诺收蚝后再交管理费的蚝民无力再交管理费，巡逻队员陆续辞职，创某公司无力经营，于2017年10月正式停止营业。经营期间，创某公司至少收取蚝民管理费350,500元，其中，以砍排方式胁迫蚝民交纳管理费233,000元，其中叶某友14,000元、叶某8000元、黄某滔4000元、钟某棠和谢某明25,000元、曾某强8000元、谢某赤86,100元、谢某列6000元、柯某干7900元、方某奎4000元、谢某景70,000元。 2018年7月19日，被害人谢某赤报案，公安机关于次日立案，于2018年9月7日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将被告人吴某良、曾某锦抓获归案；于2018年9月11日在珠海市南水镇将被告人赵某宝抓获归案。公安机关分别扣押了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的一部手机，在被告人吴某良的家中搜查并扣押了创某公司财务报表、工资表、《临时委托管理协议》《委托管理协议书》《管理协议》、蚝民养殖情况登记表、公司注销通知书；扣押了停放在英表码头边的一艘蓝色快艇和放在该快艇内的一把短锯，经被告人曾某锦指认分别为创某公司出海巡逻的快艇、用来割蚝绳的工具；在陆某安的家中搜查并扣押了一部电脑主机，经陆某安指认该电脑主机是创某公司用来保存资料的电脑主机。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赵某宝委托家人退赔如下被害人，其中谢某赤86,100元，谢某列6000元，柯某干7900元，谢某景70,000元，黄某滔4000元，叶某友14,000元，叶某8000元，谢某明25,000元，上述被害人均对被告人赵某宝表示谅解，被告人赵某宝还委托家人退赔袁某新4000元；被害人曾某强对被告人曾某锦表示谅解；被害人谢某景对被告人吴某良、曾某锦和陆某文均表示谅解。 被告人赵某宝委托家人于2019年12月25日将12,000元交至本院暂存款账户，用于退赔曾某强、方某奎。 被告人赵某宝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2年3月11日被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4年12月15日刑满释放；被告人吴某良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3年3月13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17年4月缓刑考验期满。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一)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谢某赤、黄某滔、叶某友、叶某、谢某列、柯某干、曾某强、方某奎、谢某景的陈述。证实创某公司的人对蚝民称，荷包村村委会委托创某公司管理荷包岛附近海域，创某公司因此收取管理费，负责帮蚝民看管蚝排，防止蚝排被破坏和偷盗，交了管理费就能保证蚝排的安全，不交就无法保证，每组蚝排收费2000元。蚝民被拉入一个叫“荷包岛海面管理工作蚝主群”的微信群，经常见有人在群里发布“未领取号牌的蚝民，请尽快到创某公司领取蚝排号牌并交纳管理费”的信息，在群里还经常见到创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发蚝排被破坏的小视频。以前没有出现蚝排被破坏的情况，创某公司进行管理后，经常看到和听到谁的蚝排被偷或被砍掉不见了等情况，蚝民担心蚝排被创某公司的人耍阴招，破坏或砍掉，逼于压力，花钱买平安，交了管理费给创某公司。部分蚝民证实，养殖蚝排的区域拖蚝船无法进入，如果该片海域出现蚝排被破坏，只有创某公司的巡逻人员才有搞破坏的动机和机会。其中谢某景证实，2017年6月，有人跟我说我养蚝的地方是航道，要清理，我没有理会，不久，我的蚝排被人破坏，我和柯计蚬去到创某公司，被告人吴某良说，现在荷包海域归创某公司管理，我们要了号牌，但没交管理费，之后我的蚝排还是被多次破坏，我就找到被告人赵某宝，给了他几万元，让他和创某公司谈谈，关照一下我的蚝排。 2.被害人钟耀堂、谢某明的陈述。上述被害人证实，因为未交管理费或者未领取创某公司号牌，蚝排被破坏，后来挂了号牌并交了管理费后，蚝排未被破坏。其中谢某明证实，我和钟耀堂领了号牌但是未交管理费，蚝排缆绳都被砍断，我感觉就是创某公司的人以割蚝排缆绳的方式吓唬蚝民；我和钟耀堂无奈去创某公司，我质问被告人赵某宝，是不是创某公司的人割断蚝排缆绳，创某公司凭什么收取管理费，被告人赵某宝不承认割断蚝排缆绳一事，并称是荷包村村委会委托创某公司管理海面，交了管理费，创某公司会安排人员巡逻，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蚝排被破坏的情况；我听被告人赵某宝这样说，更加确信蚝排是创某公司搞的破坏，我和钟耀堂不想惹事，就交了管理费。 （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赵某宝的供述。 我是荷包岛本地人，十年前有外来人在荷包环岛海面上乱搭建蚝排养蚝，阻碍了船只正常航行和村民出海捕捞作业，存在安全隐患，2016年底，荷包村村委和高栏港海洋局叫我和袁某华组织人员对海面进行整治，村委承诺迟点向海洋局申请10万元经费给我们。我和袁某华于2016年12月19日和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临时委托管理协议》，之后我们每天安排人员开快艇出海巡查。 2017年5月中旬，我当选了荷包村副主任，想到之前那份协议不能再由我出面履行了，于是我就和被告人吴某良及袁某华、蔡某华、陈某安创立了创某公司，我和袁某华与创某公司签了《委托管理协议书》，由创某公司出面履行我和袁某华签订的《临时委托管理协议》。我于2017年4月份租用珠海市南通公司新通路113号某商铺作为办公场地，我和蔡某华、袁某华各出10万元，各占20%股份，被告人吴某良出5万元，但是被告人吴某良做公司法人，也占20%股份，陈某安出5万元，占10%股份。负责出纳收钱的是徐某庆，负责财务的是被告人吴某良的一个亲戚，叫陆某安，还有几名员工负责日常巡逻海面，我只认识被告人曾某锦和赵某光。公司的很多事情都是蔡某华决定，公司业务就是负责管理荷包岛环岛海面上的蚝排，经济来源是股东出资和收取蚝排养殖户的管理费。公司用出资资金购买了一条水泥船和一条快艇，另外还租用了一条快艇。公司经营到2017年8月份，大概收到了20多万管理费。 公司制作了1000多个号牌，由被告人吴某良和蔡某华通知海域上的蚝排养殖户到公司领取号牌，养殖户将号牌钉在蚝排上，日常就由公司安排员工驾驶快艇对这些安装了号牌的蚝排进行巡逻检查，将检查情况发到公司创建的微信群“荷包蚝主群”内。创某公司在海面巡查过程中，会对蚝民进行宣传，称公司已经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协议，这片海域由创某公司管理，同意缴费的蚝民就到创某公司领取号牌、交管理费，并与公司签订《管理协议》。 如果外来人员或外来船只在航道上乱搭建蚝排，公司会安排人员将这类蚝排砍掉弄走。但在航道以外乱搭建蚝排，公司是不会管的。公司只负责管理航道，以及巡查那些交了管理费给公司的养殖户的蚝排。 被告人吴某良带公司员工砍掉航道上的蚝排，首先就是荷包客运码头至荷包岛之间的航道，其次是荷包岛居民驾船出海捕捞的小航道，把航道上的蚝排砍掉清走。 被告人吴某良每个月底都会将公司的财务报表通过微信发给每个股东查看，股东都知道公司每月的资金去向。但我没有参与海面巡逻，没有出海索要蚝排养殖户的电话。 2017年7月份，南水镇政府要撤销《临时委托管理协议》，荷包村村委会就跟我和袁某华签了一份《终止声明》，但村委会主任赵某辉说为了应付南水镇政府检查，要求将这份声明签订的时间提前到3月份，所以这份声明的日期是写成2017年3月29日。 2017年10月份，被告人吴某良通知大家停止营业。一是因为受台风影响，蚝排被吹乱了，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二是因为蚝民损失惨重，我们无法收到管理费，导致公司经营困难，无法支付工资，三是员工辞职较多，公司人力不足。公司倒闭后，没有剩余现金，公司的船只、办公设备等财物都是被告人吴某良处理，具体去向我不清楚，公司的钱都拿去发给员工工资和给快艇加油了，股东们没有分过钱，员工除了工资也没有分红。 我手机的微信中有一个蚝民工作群的微信号，被告人吴某良和巡逻人员将巡逻情况发到群里，也发一些蚝排脱锚的情况照片或视频，目的是告知养蚝的人及时处理。 在2018年10月18日供述称，2017年7月份的一天，公司召开股东会，五名股东参加，陆某安、徐某庆也在。被告人吴某良说公司的经费快用完了，但是交管理费的蚝民不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经讨论，大家都不愿意出钱集资，蔡某华就对被告人吴某良说对不交管理费的蚝民，就砍他们的蚝排，恐吓一下他们，当时被告人吴某良没有表态，我和袁某华、陈某安也没有出声。接着，我们又讨论在管理的海面上新开三条航道，决定先在这三条新开的航道上的蚝排上贴公告，让蚝主把蚝排拖走，如果不拖走就去把他们的蚝排砍了。被告人吴某良有没有去砍我不清楚，这次会议后我问被告人吴某良现在蚝民交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这些事情我会做的了，你们老板就不要管那么多了。”被告人吴某良没说“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但是我心里清楚，指的就是砍不交费的蚝民的蚝排。在该次供述中，被告人赵某宝听了侦查人员播放的微信群里的音频后，还供认如下内容：我于2017年7月10日18时26分52秒到27分28秒，在微信群“荷包出海工作管理群”给被告人曾某锦发音频，让被告人曾某锦去收长堤边养殖青口的养殖户梁某容的管理费，如果不交就让被告人曾某锦把他的排绳割断。 在2018年11月6日和11月27日的供述中称：2017年4月份左右，袁某华对我说，如果我们利用《临时委托管理协议》成立一家公司，对荷包岛附近海域所有的养殖户收取管理费肯定可以合法合规的赚很多钱，我同意，被告人吴某良和蔡某华、陈某安等人知道我在2017年5月即将竞选荷包村副主任，一旦成功，可以更好地为公司收取管理费提供便利，所以他们三人也同意入股，我们就成立了创某公司，我负责协调与村委及上级部门的关系，他们四个股东负责公司的管理和收取管理费。2017年6月召开的一次股东会上，蔡某华和被告人吴某良提出砍一些没交管理费的蚝民蚝排，吓吓蚝民，让蚝民恐慌，这样就有更多的蚝民因担心蚝排被砍来公司交管理费，其他股东都没有反对。2017年7月份被告人吴某良跟我说砍了两次蚝排，但具体砍哪里我不知道。这次股东会决定砍蚝排后，很多蚝民过来交管理费，直到公司倒闭，公司收了大概30至40万元管理费。蔡某华一直在“荷包出海管理工作群”里遥控指挥工作人员出海巡逻，他是公司的全面管理人，肯定知道公司砍蚝排的情况，因为提出砍蚝排的是他和被告人吴某良，他虽然没有亲自去砍，但人员都是蔡某华安排工作的，被告人吴某良也是听他指挥的。陆某安和徐某庆负责发号牌和收管理费，召开股东会时都在场，知道公司通过砍蚝排来提高收入。我在2017年7月在“荷包出海管理工作群”里叫被告人曾某锦去收养殖青口的养殖户梁某容的管理费，如果不交就让被告人曾某锦把他的排绳割断，但是被告人曾某锦没有去砍，梁某容也没有去交。 谢某景在2017年中秋节前后交了2万元管理费给我，我交给了被告人吴某良15,000元。 2.被告人吴某良的供述。 2017年的一天,蔡某华和我说他与被告人赵某宝和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了一份负责管理航道的协议，可以成立公司向蚝民收取管理费，荷包岛海面养蚝的有900多人，一条蚝排价值几十万，如果成立公司，被告人赵某宝又是荷包村副主任，蚝民应该会迫于压力交管理费，我同意。公司是依据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与荷包村村委会签定的协议去管理海面，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为了避开以后有什么风险，就与其他三个股东商定以创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签订一份转让管理权的协议。 创某公司法人是我，股东有被告人赵某宝及蔡某华、袁某华、陈某安和我，陆某文是监事，陆某安是秘书和巡逻员，徐某庆是收费员，被告人曾某锦及钟某强、卓某堂是海上巡逻员，被告人曾某锦小组成员有林某成、陆某文、关某杰、“大刚”；钟某强小组成员有陈某春、薛某、张某童、“廉江”。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向荷包岛附近海域蚝民收取管理费。公司成立后买了一条水泥船、一条快艇、另租了一条快艇。当时公司规定一组蚝排每年收2000元管理费，如果蚝排数多的会有优惠。我们当时把荷包岛海域划分为ABCD四个区域，给交管理费的蚝民发一个按区域划分的牌子，插在他们的蚝排上，标明这就是交了管理费的蚝排。公司的唯一收入就是收取蚝民的管理费。 公司成立后，我和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就开着快艇到荷包岛海域蚝排处一个个问蚝民要不要交管理费，被告人赵某宝也介绍他是荷包村的副主任。我们记下蚝民的名字和电话后，交由徐某庆打电话给蚝民问他们是否要交管理费，之后被告人赵某宝没怎么去过海面，由我带领被告人曾某锦及钟某强等人去海面询问蚝民是否交管理费，这样问了一个多月，只有几个蚝民交管理费。我们五个股东（有的供述中称没有陈某安）就坐下来商量，当时陆某安、徐有庆也在场，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就提议说应该给蚝民一点压力，一条蚝排卖出去价值十几、二十万，我们剪断固定蚝排的绳子，蚝民担心蚝排损失，估计就愿意交管理费了。被告人赵某宝还对我说先把荷包岛观光船航道边上的蚝排砍了，这样经过看到的人就多，就算被发现，也有理据说是清理航道。蔡某华说再等几天，如果蚝民交管理费的情况没有改善，就去砍排，大家都同意。陆某安、徐某庆没有发表意见。 在我入股创某公司之前，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蔡某华就已经决定在荷包海域开辟三条航道，方便蚝民大船出入，同时也用行动证明创某公司是真实地为蚝民服务，希望蚝民接受我们的管理，积极向公司交管理费，但在创某公司运作的头一个多月里，交管理费的蚝民不多，股东很不满。此时，公司开辟三条大船航道的工作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很多蚝民不配合工作，而且涉及的费用太高，公司根本不可能成功开辟这三条大船航道。于是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蔡某华等股东一再要求我要做点工作，其中包括砍蚝民的蚝排，还有就是继续打着开航道的幌子，对外宣称要清理航道内的蚝排，向航道内及旁边的蚝民施压，让他们尽快交管理费。袁某华、蔡某华他们自己不会去做这些事，所以让我去执行。2017年5月底6月份的时候，我召集所有巡逻人员在水泥船上开过一次会，跟大家说我们公司要开辟三条航道，虽然我没有明说开辟航道就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收管理费，但大家都明白的，开辟航道就是为了让没领号牌的蚝民来交管理费，因为海上蚝排是很乱的，根本无法开辟航道出来。我们做了告示牌，上面写着“航道”二字，钉在海面上的蚝排上，同时我们还会发通知，内容是“你的蚝排已阻碍航道，为了方便船只出入，请自觉移开”，通知上留有公司人员的电话号码。但是那段时间我们没有清理这些航道，没有斩断过这些蚝排上的缆绳。 2017年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赵某宝就带领我和被告人曾某锦等人开快艇到荷包村村口蚝排处，用镰刀把固定蚝排的绳子割断，理由是村民投诉蚝民养的蚝排阻碍了海面航道通行，意思就是告知在海面养蚝的蚝民，这里是荷包村区域的海面，如果不交管理费，养蚝可能就没那么顺利。之后被告人赵某宝就很少去割绳子了，基本是我带领被告人曾某锦等人去，都是随机割没有插号牌的靠近航道的蚝排，基本是晚上行动，由于采取了这种方法，交管理费的就比较多了。我总共去砍了四次蚝排：第一次是开完股东会的七八天后的一天晚上，我让被告人曾某锦开快艇跟我一起出去，在快艇上，我把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提议让我们砍蚝排恐吓蚝民交管理费的事告诉被告人曾某锦，并让他把快艇开到鹅嘴山对出两三百米、长堤对出一千多米的没有领取号牌的蚝排上，我让被告人曾某锦用镰刀把这条蚝排的其中一条缆绳割断，然后我们离开。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后，我让被告人曾某锦和关某杰开快艇和我一起出海，来到上次砍蚝排处约两三百米远的地方，我让被告人曾某锦和关某杰一起拿镰刀砍没有挂公司号牌的蚝排，这次，我们一共砍了三条蚝排，每条蚝排都砍断了一条缆绳，关某杰没有问原因。 又过了几天的晚上，我和被告人曾某锦还有另一个人（不是关某杰就是陆某文）陪我一起开快艇出海，来到荷包岛灯塔对出几百米靠近荷包村航道的一条蚝排上，我让被告人曾某锦他们两个人把这附近两条没有挂公司号牌的蚝排的缆绳砍断。 又过了几天，我和被告人曾某锦及另一个人（不是关某杰就是陆某文）驾驶快艇跟我一起出海，我们来到荷包岛灯塔对出约一千米海面的蚝排上，我让被告人曾某锦他们两个人拿镰刀砍断了两条蚝排上的各一条缆绳。 连续砍了几次蚝排后，到公司交费的人明显多了，大概有三四十个蚝民来交管理费，总共交了大概40万，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被告人赵某宝和蔡某华、袁某华，蔡某华说这样就好。管理费由我统一管理，袁某华或者被告人赵某宝也收取蚝民的管理费。到2017年8月底，台风给蚝民造成了很大损失，他们都不再交管理费了，到了10月初，公司的运营资金全部用完，于是停止营业，公司的快艇蔡某华给了我一万元就开走了，水泥船不能用了，电脑等办公设备陆某安拿走了，财务报表和单据在我这里。 领取了号牌的蚝民，如果交了管理费，公司会与他们签一份管理协议。2017年创某公司与蚝民签署的管理协议书总共是24份，都被公安机关扣押了，共收到管理费300,500元，有少数几个蚝民交了管理费但没签协议。“阿景”共交了7万，但协议上只写了2万，所以统计数字应该是少了5万元，即创某公司收到的管理费是350,500元。 陈某安基本上不参与公司管理。他之所以参股公司，应该是他自己养了很多蚝，参股是让公司的巡逻队员能帮忙巡查，避免被盗。 在2019年9月28日的供述中称，蔡某华是创某公司幕后话事人，因为公司占股比例和员工工资是蔡某华定的，巡逻队员的迷彩服、发给蚝民的号码牌是蔡某华安排被告人曾某锦购买的，公司是蔡某华安排徐某庆家人来装修的，其本人做事也是听蔡某华吩咐。2017年6月召开股东会后，因为还是没有蚝民来交管理费，其打电话给蔡某华问怎么办，蔡某华就叫其砍两次排，其共带人砍过四次排，前三次都是事先打电话请示了蔡某华，经蔡某华同意的，在第一次砍排后的第二天，谢某明就打电话给其要交管理费，其专门向蔡某华汇报，说砍排有效果。谢某赤也是因为公司砍排后，才来交管理费的。 3.被告人曾某锦的供述及辩解。 2017年5月份初，被告人吴某良找到我说他和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陈某安成立了一家公司，与荷包村签了一份管理荷包村海域的合同，公司准备成立一个巡逻队管理这片海面，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公司带一组巡逻队，每月工资4000元，我同意。我从2017年5月份前后开始在创某公司上班，直到2017年8月23日台风“天鸽”之后，公司因资金周转不灵倒闭。公司老板是被告人吴某良、赵某宝及袁某华、陈某安，在公司负责打电话叫蚝民交管理费的是徐某庆和陆某安，负责巡逻的有我、陆某文、关某杰、“阿狗”、赵某光，还有三个湛江籍的男子。公司其实就是在荷包岛海域负责日常巡逻和看管蚝民蚝排并收取管理费，每组蚝排每年收取2000元。 我和钟某强的巡逻组穿统一的迷彩服，每天分两班开快艇到管理的海域巡逻，防止他人偷蚝，同时我们还会登记在这片海域养蚝的蚝民信息和联系方式，然后把这些资料交给被告人吴某良和公司的两个财务，由他们联系蚝民领号牌和交管理费。为了方便管理，我们把海域分为A、B、C、D四个区。我们还建立了两个微信群，一个叫“荷包海面管理工作蚝主群”，另一个群名我记不清了，我们会把蚝民拉到群内方便发布我们管理海域的信息。 2018年6月份，被告人吴某良在水泥船上给巡逻队员开会，说现在海面上蚝排太多，也乱，所以公司要开辟三个航道，要重新整理这些蚝排。之后被告人吴某良就安排我做木牌告示，告诉这些蚝民自行移开蚝排，否则后果自负，“后果自负”就是被告人吴某良带领我们巡逻队员去砍蚝排。我这组巡逻队在夜晚的时候有砍断一些航道内的蚝排，都是没有领我们公司号牌的那些蚝排，对外宣称是为了开辟航道。其实我认为，就是公司以开辟航道为由，逼蚝民交管理费，这个决策应该是股东们决策的。 2017年6月底，公司决定在夜晚巡逻时趁没人将蚝民的蚝排缆绳斩断，威胁蚝民交管理费。被告人吴某良及关某杰、陆某文等三人都砍过蚝排绳索。我在2017年7月1日至9日之间开船参与两次，但我只负责开船。2017年7月初一天下午，我接被告人吴某良出海，他拿了一把有锯齿的镰刀上船，被告人吴某良跟我们讲，现在很多蚝民不愿给公司管理，并且还有很多拿了号牌没有交管理费的，这样下去公司很难经营，等一下去到没有交管理费的蚝排那里，割断他们的缆绳，给他们一点压力。当时关某杰、陆某文、薛某都在场听到，到了出发的时候，只有我和关某杰、陆某文还有被告人吴某良一起去。到了灯塔附近，被告人吴某良叫关某杰上去一个蚝排看看是否有我们公司的号牌，发现没号牌之后，被告人吴某良就拿出下午带上的镰刀，把连着这个蚝排的一根缆绳割断，我和陆某文当时就在船上看着。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换班回去陆地的过程中途经昨晚被割断缆绳的蚝排，关某杰和陆某文就用手机拍了照片，把蚝排被割断缆绳的照片发到了蚝主的两个微信群里，并对蚝民说，这条蚝排没有钉创某公司的号牌，结果缆绳被别人割断，让蚝民尽快到交管理费领号牌，方便公司管理。 2017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大概是第一次割绳几天以后，我和被告人吴某良及关某杰就沿着水泥船到煤码头的航道出发，到了货柜船航行的一条大航道附近，被告人吴某良和关某杰查看后确定一个蚝排是没有号牌的，关某杰就抓着绳子，被告人吴某良就拿出镰刀把缆绳隔断。第二天，钟某强一组巡逻经过这条蚝排时，也用手机拍下了蚝排缆绳被割断的照片发到了蚝主微信群上，让蚝民尽快到公司交管理费领号牌。我没有对钟某强他们这组人说过这条蚝的缆绳是我们割断的。 五个股东共同参与公司决策。被告人吴某良是公司法人代表，直接管巡逻队；袁某华初期管过钱，并负责购买快艇；被告人赵某宝负责租用快艇；蔡某华负责什么我不了解，开股东大会做决策的时候会在，被告人吴某良在管理上有问题都是跟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沟通商量。陈某安只有在开股东大会做决策的时候才回公司。 被告人吴某良、赵某宝都和我们讲过，荷包村村委会委托了创某公司来管理荷包岛附近海域，所以我认为创某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 （三）证人证言 1.证人蔡某华的证言。2017年4月份某天，袁某华找到我，说他和被告人赵某宝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委托管理协议，委托他们管理荷包海域，我就与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袁某华、陈某安出资成立创某公司，我、袁某华各出资10万元，各占一股，被告人赵某宝出资6万，占一股，被告人吴某良出资5万且做公司法人，占一股，陈某安出资5万，占半股，还有半股留给公司员工做干股年底分红。公司雇了徐某庆负责联系蚝民登记交费，雇了一个会计负责公司财务，另外还雇了巡逻人员，有被告人曾某锦及关某杰、“阿忠”、“阿蒙”、“阿和”、“阿九”。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荷包海域的蚝民管理浮排，大概有两千多条蚝排，涉及蚝民两、三百人，主要经济来源是股东出资以及从蚝民处收取的管理费。袁某华购买了一艘水泥船和一艘快艇，水泥船被台风打沉了，快艇被我拿回来了。 创某公司将海面分为A、B、C、D区域来管理，通知蚝民来领取号牌并交管理费，但只有少部分蚝民现场缴费，很多都说先拿号牌回去，等到卖蚝后再缴费。公司收取管理费的标准是每条蚝排每年2000元，如果蚝排多，价格可以再降一点。蚝民将号牌钉在蚝排上，公司就安排工作人员日夜巡逻，一旦发现蚝排被砍或被盗，公司人员就现场拍照或视频，通过微信群第一时间通知蚝民，如果蚝民不回应，就打电话通知。对于未领取号牌的蚝排被砍或被盗，公司人员也会现场拍照或视频放到微信群，将情况通报给蚝民，至于有无蚝民回应公司就不管了。 我不参与公司管理，公司没有通过威胁、恐吓或暴力手段要求蚝民交管理费，股东没有讨论过说通过砍蚝排让蚝民恐慌，使更多蚝民来公司交管理费。 公司开过两次股东会，第一次是在2017年5月份左右，讨论了各自的出资和占股。第二次是在2017年7月份左右，在公司办公室开会，徐某庆和陆某安也在场，大家讨论公司资金快要用完了，但都不同意继续集资，被告人赵某宝提出村民向他投诉有蚝排阻碍了航道，袁某华和被告人赵某宝都叫被告人吴某良把这些蚝排砍了，被告人吴某良说他不砍蚝排，接着被告人赵某宝或者袁某华说“吴某良你不敢砍吗？我都砍过了”，被告人吴某良和陈某安不出声，我当时不同意砍蚝排，说要通知蚝排排主给他们一个星期自行把蚝排拖走，袁某华就说给他们一个星期，如不清走就砍那些蚝排，我当时反对，说不能做违法的行为，他们后来有无砍蚝排我就不清楚了。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在荷包海域开通三条航道的事情，后来，我们在海面上定好了这三条航道的位置，因上面布满了蚝排，我们还在航道上的蚝排上都粘了搬离的通知，还在海面上插了告示牌，但因拖开一条蚝排要一千多元，而且当时海面上放满了蚝排，没有重新安放蚝排的地方，所以没有把这三条航道开通，我不知道在开通这三条航道过程中是否有砍过上面的蚝排，我是不出海的。 “荷包出海工作管理群”是创某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组建，我在群内的昵称为“月亮升起”。 2.证人袁某华的证言。其证实和被告人赵某宝一起于2016年底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临时委托管理协议》，2017年5月其和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蔡某华、陈某安成立创某公司，将之前与荷包村村委会签订的《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由创某公司去履行。公司购买了水泥船、快艇，还租用一条快艇，养殖户自愿交管理费给公司。2017年7月召开股东会，商讨资金问题，没有人提出砍蚝排。 3.证人陈某安的证言。我和我的几个亲戚朋友在荷包岛海域一共养殖了约200条浮排，商量每人每条排凑500元，购买一条水泥船请人驻守看管蚝排。此时袁某华过来找我，说他与被告人赵某宝跟荷包村村委会签了一份管理这片海域的合同，统一向蚝民收管理费。一个星期后，经袁某华邀约，我到南通公司银基花园下面的一间商铺商量事情，参加的有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袁某华、蔡某华、徐某庆，还有两名男子。袁某华说我出5万元，占公司0.5股股份，但我表示我没有时间参与公司管理，袁某华说不用我参与，让我跟亲戚朋友说我已经交了管理费，并让他们到公司交管理费，但不要说入股一事，过了一个星期，我将5万元转入了袁某华老婆的账号。 我不清楚袁某华等人为何要成立这样一家公司，一共经营了5个月，具体业务是负责管理荷包岛环岛海面上的三四千条蚝排，涉及蚝民几百人。我没参与过公司的管理工作，公司没有分红给我。公司出海巡逻的人员有统一着迷彩服和救生衣。 我到公司开过一次会，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蔡某华、袁某华等人也在场。会议期间，被告人赵某宝说要清理航道上的蚝排，让公司人员先通知蚝民自行清理，如果蚝民不清理，就安排公司人员去将这些堵塞航道的蚝排砍掉移走，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但最终有没有去砍，我不清楚。 侦查人员给我听了“荷包出海工作管理群”内的微信聊天语音，我听出了其中两段语音是被告人赵某宝叫公司一名员工去收别人的管理费，如果别人不配合的话，就让那名员工割断别人养青口的缆绳。还有一段语音是蔡某华叫公司一名员工去砍蚝排。但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公司员工在海面巡逻期间发现插有公司号牌的蚝排被砍或缆绳断了，就会拍照发到“荷包蚝主群”内，让群内的蚝民知道。我不清楚创某公司有没有安排人员去砍那些未交管理费的蚝排，不清楚创某公司发布的被砍蚝排是怎样造成的，不清楚被砍蚝排的蚝民是否交了管理费。 4.证人陆某安的证言。我于2017年6月底经被告人吴某良介绍去到创某公司上班，2017年9月离职，共拿了11,000元工资。公司是由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袁某华投资建立，不知道蔡某华和陈某安是不是股东，陈某安不怎么来办公室，蔡某华一般不怎么出声，平时管理公司的是被告人吴某良。徐某庆负责登记过来拿号牌的蚝民信息，与蚝民签订协议，收蚝民管理费。公司主要是负责管理荷包岛附近的蚝排，只要蚝民向公司领取并在蚝排上挂了公司自制的号牌，公司的巡逻队就会24小时为他们的蚝排巡逻，保护他们的蚝排，避免被盗抢。公司和蚝民签了二十份左右的协议，涉及的蚝排大概有一百来个。收到的管理费是交给被告人吴某良用于公司运营，2017年6月份收取的管理费不多，7、8月份收取的多一点。 在管理过程中，公司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叫“荷包蚝主工作群”，方便公司在管理的过程中与蚝民交流。公司负责巡逻的员工在巡逻期间发现插有公司号牌的蚝排被砍或缆绳断了，就会拍照发到“荷包蚝主群”通报群内的蚝民知道。这些被砍或缆绳断了的蚝排很多都未交管理费，我不清楚这些被砍或缆绳断了的蚝排是怎样造成的。 2017年6月底至7月初，在创某公司办公室，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袁某华商量，为了让更多人交管理费，去砍那些没有交管理费，也就是没有号牌的蚝排，但后来商量结果、有无实施等情况我不清楚。我当时没有参加讨论，只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玩游戏，他们的讨论不关我事。 2017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下午，被告人吴某良、赵某宝及袁某华、徐某庆和我在公司办公室喝茶聊天，期间，被告人赵某宝说最近他做一个蚝民的工作，让这个蚝民交管理费，但这个蚝民不配合，被告人赵某宝提议去搞一下这个蚝民。当时被告人吴某良就反对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法人，我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你能叫得动巡逻队员搞他，你就自己去处理。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去搞这个蚝民，“搞一下”具体指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5.证人徐某庆的证言。2017年4月份被告人吴某良找到我，说他与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合股成立了创某公司，蔡某华、陈某安也是股东，让我到公司做出纳员，每月工资6000元，还负责联系、接待养殖户到公司办理号牌和交管理费、签合同等。陆某安是会计，公司还有两个海面巡逻组，组长分别是被告人曾某锦和钟某强，组员有薛某、张某童、陆某文、关某杰、徐某忠、陈某和、赵某光等。公司成立前，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与村委会签了一份合同，由公司负责管理南北为大杧岛与荷包岛之间、东西为长堤和高栏港码头主航道之间的海域，这片海域大约有6000多条蚝排，蚝民过千人。 公司主要是被告人吴某良在管理，当时还购买了一条水泥船停放在海面上作为海上营地，购买和租用了一条快艇巡逻，还为巡逻队员购买了迷彩服和救生衣。公司成立的目的和唯一收入就是收取蚝排管理费。 我会与到公司的蚝民介绍公司巡逻蚝排的情况，跟他们说如果把蚝排交给我们管理就不用担心蚝排被破坏或蚝被偷了，经我手向蚝民发放的号牌有1000多个，涉及蚝民100多名，收取管理费30多万，交了管理费的蚝民会和公司签合同。 公司巡逻人员发现有蚝民的蚝排出现缆绳断了等异常，会打电话通知蚝主，也会现场拍照，并将图片发到名字叫“荷包养殖管理群”的微信群里给蚝主看。 在2018年5月份创某公司运营初期，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袁某华、蔡某华、陈某安五个人曾在公司的办公室商讨过在荷包岛海域开辟航道的事宜。开辟三条新的航道的目的一是方便我们管理，二是方便我们收取管理费。有些蚝民看到公司开辟航道的告示之后，一是不想惹事，二是怕被砍断蚝排，所以就向公司交了管理费，认为交了管理费就不怕被砍断蚝排了。 有时候在办公室，被告人吴某良会和大家一起开会，讲到不交管理费的蚝民，就割断他们蚝排的绳子，让他们知道，交管理费就不会出现蚝绳断了的事情，不交就可能会出现损失，这样他们就会自己上门交管理费了，当时被告人曾某锦和陆某文、袁某华、陆某安等人在场，还有其他人应该也知道的，因为被告人吴某良说过不止一次，在场的人都听到，也不怎么出声反对，因为不少蚝民被催了也不交管理费，出海的人也觉得气愤，我也不出声，反正被告人吴某良是老板，他怎么说就怎么做。 2017年6月份的时候，有两到三次，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对那些不交管理费的，都说出要砍蚝排蚝绳，袁某华有时也在场，对被告人吴某良、赵某宝的说法都有出声同意，其他人都不出声。当时他们在商议，最坏的打算就会用砍蚝绳，因为我很少出海，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做的。我知道割蚝绳可能是违法犯罪的，我自己都养蚝，如果蚝绳被割，肯定会有损失的。我知道他们割蚝绳但没主动离开公司，因为反正不是我做的。 第二次股东会是公司运行一段时间后，蚝民到公司交管理费的比较少，公司收入不够理想，于是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就说让出海巡逻的人将那些没到公司领取号牌的蚝排缆绳砍断吓唬他们，让他们赶紧到公司去领号牌并交管理费。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大家都同意这个做法。这次股东会后，到公司交管理费的蚝民有增加。自公司砍断蚝排缆绳后，蚝民有说过自己的蚝排缆绳被斩断了，所以要交管理费，让公司帮忙管理，另外也问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人砍的。 2017年7月份期间，被告人赵某宝与被告人曾某锦在“荷包出海工作管理群”语音聊天，大概内容就是被告人赵某宝说有个新会人养殖青口没有交过管理费，他叫被告人曾某锦去收这个新会人的管理费，并叮嘱被告人曾某锦，如果新会人不配合，就锯掉新会人养青口的排绳。 6.证人赵某光的证言。2017年5月，被告人赵某宝介绍我到创某公司上班，一直上到2017年11月份。公司的业务是在荷包新堤海面巡逻，负责管理该海域蚝排，公司收取养蚝人的管理费。股东是被告人吴某良和蔡某华（公司预留了部分股份给所有员工），老板是被告人吴某良，徐某庆负责接待交管理费的蚝民，有两组巡逻队员，一组大概6个人，一组组长是钟某强，组员有张某童、陈某春和我，另一组组长是被告人曾某锦，组员有陆某文、关某杰、林某成。被告人赵某宝和被告人吴某良有时也出海巡逻。 我们在巡逻时，告诉蚝民这片海域是我们在管理，让蚝民到我们公司领取统一发放的号牌，并交管理费，否则蚝排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不管了。这其实是带有威胁蚝民的意思，因为荷包海域一直没人管理的，但这些蚝民一条可收成的蚝排上有价值数十万的蚝，我们现在只是收他们每条2000元的管理费，这些蚝民听到我们这样说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些害怕的，怕我们对他们的蚝排做小动作。 创某公司与荷包村村委会签了一份管理的协议，因此对外宣称公司受荷包村村委会的委托管理这片海面。对于没有交管理费的蚝排，公司会通过砍排的方式威胁他们，让他们交管理费。之前被告人吴某良在船上就集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说如果那些养蚝的人没有交钱的话，巡逻的时候看见周围没人就把他们的蚝排砍掉。他说的时候巡逻队员都在场，我知道他们这样做也没有离开公司，因为我只是负责开船的，也没有去砍。 在公司运作头一两个月里，蚝民交管理费的积极性不高，有一次被告人吴某良跟着我们巡逻组出海，在指挥船休息时，就说目前到公司交管理费的蚝民不多，现在我们要砍部分没有交管理费蚝民的蚝排，对外称是要开航道，实际就是恐吓一下不交管理费的人，并让钟某强带队员去做。我不知道钟某强有没有去做。后来，交管理费的蚝民就多了起来。当时我们在相关的海域安了写着航道字样的告示牌，其实所谓的三条大船航道是根本无法开通的，真的要开通，需要请大的拖船把部分区域内的蚝排拖走，数量太大，价格也太高，是不可能实现的。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片海域的蚝民，特别是让航道内的蚝民产生恐慌，尽快到公司交管理费。 2018年7、8月份的某一天下午，被告人吴某良拿着一把用纸皮包住的锯子上了快艇，然后让我开快艇到荷包村码头对出的航道上，找到一条没有插创某公司号牌的蚝排，钟某强、张某童、陈某春负责拉绳子把船贴近蚝排，被告人吴某良就用锯子锯断缆绳。 7.证人关某杰的证言。我于2017年5月10日左右开始在创某公司上班，一直到2017年12月份结束。创某公司的老板是被告人吴某良、赵某宝，徐某庆和陆某安在公司办公室负责打电话联系蚝民交管理费，公司有两组出海巡逻员工，我负责出海巡逻，搜集蚝民信息。 创某公司跟荷包村村委会签订了一个帮忙管理海面航道的协议，荷包村村委会托创某公司管理海面，公司收入就是收取蚝民管理费。公司在巡逻中发现挂了公司号牌的蚝排有问题，会通知蚝排的蚝主，让他们来处理，如果发现有人在上蚝，就会过去核对他的身份，在巡逻时也会发些巡逻的视频到蚝主群内。2017年5月份公司管理的蚝排没几个，但是到了2017年6、7月份就多了起来。 我们公司没有威胁过没交管理费的蚝民，没有去割过那些蚝排，我无法解释多人指证我割过蚝排排绳。 8.证人徐某忠的证言。其证实在2017年5月9日左右去创某公司工作，2017年6月22日离开，负责开船载人出海巡逻，其还证实了公司股东和工作人员情况、公司运营情况，证实在巡逻过程中没有砍蚝民蚝排。 9.证人钟某强、张某童、林某成、陈某和、程某鹏、薛某、陈某春的证言。上述人员证实在创某公司做过巡逻队员，但未参与砍排，也不知道其他人曾砍排。 10.证人杨某慧、谢某勋、李某、王某全的证言。上述证人证实未交管理费及蚝排被砍的事实。其中杨某慧证实，有人打电话让其交管理费，否则后果自负，其没有理会，8月份其蚝排的绳子被砍，整个蚝排不见了，其怀疑就是让其交管理费的那群人搞的破坏。 11.证人袁某新、谭某荣的证言。其中袁某新证实，其在荷包岛海域养蚝，之前是“军安公司”收取过管理费，“军安公司”被打掉后，没有人来收管理费，直到2017年创某公司来收取管理费；当时其养蚝的阳江老乡有一个微信群，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发了一份委托书到群里，内容大概是荷包村村委会委托他们管理荷包岛海域蚝排，后来被告人吴某良要求其交管理费，其问被告人吴某良是否是和被告人赵某宝一起的，被告人吴某良说是，其迫于被告人赵某宝的压力才交管理费，因为被告人赵某宝是荷包村村民，而且其也担心蚝排被破坏，大家都心知肚明，人也是创某公司，鬼也是创某公司，因此其委托工人王文修交了4000元管理费，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收据。谭某荣证实其将管理费交给“阿龙”，“阿龙”交给谢某赤，谢某赤统一交给蔡某华的创某公司。创某公司的员工在微信群里发了很多照片，照片中，交了管理费的蚝排没有被破坏，没有交的经常被破坏，以此暗示蚝民交管理费。 12.证人钟某聪的证言。证实其领了号牌，准备收蚝后交管理费，其蚝排之后被砍断绳，创某公司的人将其蚝排被破坏的视频传到“荷包蚝主群”里，其不知道是谁破坏。2017年8、9月份，袁某华在码头和蚝民聊天时说，不交管理费就肯定会被砍排。 13.证人张某经的证言。证实被告人赵某宝承租南水镇南通公司新通路113号某商铺，用来成立创某公司，2017年9月份之后没有交纳租金。 14.证人麦某强的证言。我于2013年5月至2017年5月在南水镇荷包村村委会主任和书记，期间，荷包岛海域非法、无序占用海域养蚝的状况日益严重，妨碍了村民日常生活、出海捕捞船只生产作业和其他船只航道正常航行，存有重大安全隐患，村委写报告给南水镇批复同意后再送给海洋局，海洋局同意整治，口头答应给经费10万元，村委于是在2016年12月19日就跟荷包村村民即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签订了一份《临时委托管理协议》，要求他们组成临时海上综合看护队，在3到6个月时间内摸清海面养殖蚝排户数人员情况、控制海面养殖不再扩大、清理整治阻止航道通行的蚝排，如果经通知后不自行清理的话看护队可以自行清理，同时也跟被告人赵某宝讲明上级已经口头答应给10万元经费，在管理、清理时不准收取养蚝户的任何费用，包括管理费和租金。 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经常开快艇出去巡查，三个月管理试用期到期，10万经费没有拨到位，但每次出海巡查都需要费用，荷包村在2017年3月29日又跟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签订了一份《终止声明》。声明签订后，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有时还会开快艇出去海面巡查。 15.证人赵某辉的证言。我是荷包村村委会现任书记、主任，2016年12月份上一届村书记麦某强代表村委会与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签订一份《临时委托管理协议》。2017年7月份，南水镇政府告知荷包村村委会，海洋是国家所有，村委签订的有关海面管理的协议都是违法的，要求我们尽快取消这些协议。所以村委就跟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签订了一份《终止声明》。签订的日期是2017年7、8月份中的某一天，由于之前的协议书是麦某强跟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签订的，因此这份声明也是麦某强起草，最后的落款日期也是麦某强写的，我没有细看就盖了村委的公章，盖完章后，我发现日期有问题，但我觉得日期错误影响不大，就没有追究。 协议期间，听说被告人赵某宝和袁某华有清理过航道上的蚝排。2017年5、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及袁某华一起到荷包村村委会找我，向我要清理航道的经费，我告知他们经费申请不下来，他们就离开了。 （四）书证 1.高栏港区海洋和农业局出具的《关于海域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证实高栏港区海洋和农业局于2018年10月8日复函公安机关，称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9月管理高栏港区海域，未授权任何单位或团体管理所管辖海域。 2.《临时委托管理协议》。证实荷包村村委会（甲方）与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乙方）于2016年12月19日就海面管理签订协议，约定乙方以自愿义务形式自行组织成立临时海上看护队，职责包括加强对荷包环岛周边蚝民养殖户的管理，不得继续无序扩大海面养殖范围，确保航道正常航行，该协议从签订之日起到政府对海面非法设施全部清理完毕止。 3.《委托管理协议》。证实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甲方）与创某公司（乙方）于2017年6月20日签订海面管理协议，将《临时委托管理协议》转托给乙方，期限为一年。 4.创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实创某公司2017年5月17日成立，2018年6月19日注销。 5.财务报表公示。证实创某公司2017年3月至9月的财务支出情况。 6.工资表。证实创某公司2017年6至9月的工资支出情况，其中6月至8月的工资表中，均有被告人曾某锦和陆某文、关某杰、陆某安、徐某庆，9月的工资表中，有被告人曾某锦及关某杰、陆某安、徐某庆，没有陆某文。 7.《管理协议》共24份、《已交管理费排主信息表》1份。证实创某公司（甲方）于2017年6月和谢某景、叶某科签订协议共收取管理费50,000元；于2017年7月、8月和蚝民养殖户签订协议，共收取管理费250,500元，其中叶某某14,000元、叶某友14,000元、叶某8000元、谢某升4000元、郑某铎8000元、谢某召4000元、郑某宇4000元、黄某滔4000元、谢某科8000元、林某保2000元、黄某信4000元、秦某聪8500元、梁某波16,000元、谢某明25,000元、谢某协4000元、曾某强8000元、李某生6000元、谢某赤100,000元、方某奎4000元、曾某凡5000元；以上共收取管理费300,500元；陈某熊虽有签协议，但未显示有交管理费。协议内容包括，甲方组织人员和船只对养殖蚝排海域巡查看护，管控偷蚝，杜绝在有登记号牌的蚝排拖排底蚝，发现断缆爬锚尽快通知蚝主，航道范围统一规范；甲方对养殖户实行编号方式管理，双方自愿签订协议，签订协议后甲方履行协议保障事项。 8.《蚝民养殖登记情况表》。证实创某公司分区域记录蚝民姓名、地址、电话、牌号、组数及支付信息。 9.户籍资料、到案情况说明、前科材料。证实被告人赵某宝、被告人吴某良、被告人曾某锦的到案情况、身份情况和前科情况。 10.《终止声明》。证实荷包村民委会与被告人赵某宝及袁某华签订协议，终止《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的执行，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9日。 11.办案说明。证实网警大队咨询腾讯公司后称“荷包蚝民群”“江门养蚝群”的相关信息均无法调取。 （五）辨认笔录及照片、指认照片。证实被害人、被告人、证人之间的相互辨认情况；被告人对同案人、证人的辨认情况、被告人、证人对案发地点、作案工具的指认情况。 （六）搜查、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提请法院判处物品文件清单。证实侦查机关对涉案物证、书证的搜查、扣押情况，以及提请法院对扣押的快艇、短锯、电脑主机予以判处。 （七）鉴定意见。证实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标称日期为2017年3月29日的《关于终止执行海面滩涂临时委托管理协议的声明》落款原乙方处“被告人赵某宝”签名字迹形成时间为2018年1月份前后。 （八）电子数据。电子证物检查工作笔录及光盘。证实被告人赵某宝在创某公司的内部管理群内有发布让被告人曾某锦砍他人缆绳的语音、创某公司人员有发布蚝民蚝排缆绳被砍断的视频等。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四、本院认为 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伙同同案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该共同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指控罪名成立。 (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及各被告人的犯罪地位 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为共同实施犯罪，伙同袁某华、蔡某华、陆某文、关某杰等人，以成立公司的形式，互有分工，形成层级管理，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珠海市高栏港区荷包岛附近海域为犯罪地点，以该海域蚝民为犯罪对象，采用暴力、威胁方式，逼迫蚝民交纳管理费，欺压蚝民，严重扰乱蚝民的养殖行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和蔡某华、袁某华负责出资及组建公司，对公司运营进行决策，应当认定为组织、领导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系主犯，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曾某锦和陆某文、关某杰受招募进入创某公司，接受公司领导，按照股东决策开展工作，领取少量固定报酬，应认定为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系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某锦系主犯的意见不予采纳；但被告人曾某锦系巡逻队长，带领巡逻队员开展工作，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稍大于其他巡逻队员，在量刑时应有所区别。 （二）关于本案犯罪数额。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敲诈勒索的犯罪数额为350,500元，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的辩护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部分数额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本院经审核证据后认为，在被告人吴某良处搜到的《管理协议》24份，是创某公司经营期间和交纳管理费的蚝民所签订，《已交管理费排主信息表》是创某公司作为财务资料制作，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创某公司收取管理费数额；《管理协议》显示“阿景”和叶某科于2017年6月1日和创某公司签订合同，交纳管理费50,000元，因该时创某公司并未通过砍蚝民蚝排方式恐吓蚝民交管理费，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向袁某新敲诈勒索4000元，向谭某荣敲诈勒索8750元，但仅有袁某新、谭某荣的陈述，无其他证据印证，对相关指控不予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的如下敲诈勒索数额，叶某某14,000元、谢某升4000元、郑某铎8000元、谢某召4000元、郑某宇4000元、谢某科8000元、林某保2000元、黄某信4000元、秦某聪8500元、梁某波16,000元、谢汝协4000元、李某生6000元、曾某凡5000元，因上述蚝民均未到案，故是否因为受到胁迫而交纳管理费的事实存疑，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上述数额不作为犯罪数额认定，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谢某赤、谢某列、柯某干明确陈述是因为受到胁迫而交纳管理费，对于被告人吴某良辩称双方是在友好协商的情况下交纳管理费的辩解不予采纳。综上，本案敲诈勒索的犯罪数额为233,000元。 （三）本案其他量刑情节及判决事项 被告人赵某宝、吴某良、曾某锦归案后对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赵某宝委托家人退赔全部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绝大部分被害人谅解，可酌情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基于此情节对于被告人赵某宝酌情从轻处罚的幅度应大于其他同案人。 本案犯罪集团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因为被害人遭受自然灾害而自行停止运营，运营时间较短，未进一步对涉案海域蚝民构成暴力威胁，相对于整个荷包岛附近海域，犯罪所波及的被害人人数有限，上述情节在量刑时应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本案查扣的快艇、短锯、电脑主机系供犯罪所用，依法应予没收；查扣的三被告人的手机各一部，未专门用于犯罪，应发还三被告人；被告人曾某锦的违法所得22,000元依法应予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赵某宝退赔的违法所得12,000元，应用于退赔曾某强8000元、方某奎4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赵某宝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2021年9月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吴某良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7日起至2021年9月6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曾某锦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7日起至2020年1月6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赵某宝退赔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用于退赔被害人曾某强8000元、方某奎4000元；被告人曾某锦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本案查扣的作案工具快艇一艘、短锯一把、电脑主机一台，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曹文艳 审 判 员  梁芳瑜 人民陪审员  肖晓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官 助理  袁晓燕 书 记 员  梁逸翩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文：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六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罚金数额的确定根据】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的交纳】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交纳。期满不交纳的，强制交纳。对于不能全部交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交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交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七条【自首与坦白】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所得之物、所用之物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