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7414号原告：武汉弘源丰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杨泗港路1号。法定代表人：詹玉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玉华，系该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包燕姣，女，197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熙，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武汉弘源丰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源丰公司）诉被告包燕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弘源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玉华，被告包燕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弘源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包燕姣向原告偿还借款2,160,000元；2、判令被告包燕姣向原告偿还利息657,9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包燕姣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至2017年，被告因生意周转需要，向原告共借款八次，合计人民币2,160,000元。原告考虑到詹玉华与被告有资金往来，故同意借款，后多次催收无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现特诉至法院。被告包燕姣辩称：本案系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未提交借据或欠条，双方之间无2,160,000元借贷关系发生或存在。原告与詹玉华实际系同一民事主体，二者没有区别系客观事实，詹玉华与被告的借贷纠纷，人民法院已全部清算并进行判决，詹玉华现以弘源丰公司的名义另行起诉是没有道理的。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其实是原、被告当初为了骗取银行贷款资格而做的假流水，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且根据原告所提交的2160,000元转账记录中绝大多数是2014年5月至7月的，这在2017年3月16日已经对账确认了，都包含在汉阳法院作出的判决之内。现在已是2019年，资金流转行为已逾5年，该笔款项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且据我方出示的庭审记录，在三次法院庭审中都没有关于2,160,000元的记录，当时原告也并未提出反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弘源丰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15日，公司以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施工为主，股东及持股情况为詹玉华持股80%、王挺持股20%，詹玉华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詹玉华与包燕姣系朋友关系，詹玉华与徐银娥系夫妻关系。弘源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詹玉华另称徐银娥同时还任弘源丰公司出纳。2018年7月27日，本院受理了原告包燕姣与被告詹玉华、徐银娥、武汉弘源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8）鄂0105民初3391号一案。该案中，原告包燕姣提出被告詹玉华多次向其借款，但借款到期后，詹玉华未予以偿还，三被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案经本院审理后认定，被告詹玉华欠原告包燕姣借款属实，并判决：“一、被告詹玉华、徐银娥共同偿还原告包燕姣（截止至2018年7月16日）借款本金、利息共计1,407,492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包燕姣的其他诉讼请求”。后詹玉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鄂01民终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弘源丰公司认为上述民事判决对其法定代表人詹玉华与包燕姣之间的债务进行了认定，但弘源丰公司对包燕姣亦存在未偿还的借款债权，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包燕姣向其偿还借款合计2,160,000元，并提交相关转账流水为凭。具体转账情况为：1、2014年5月28日，由徐银娥通过其华夏银行62×××64账户向包燕姣11xxxx77账户转账150,000元；2、2014年6月17日由弘源丰公司通过其农村商业银行20×××26账户分三笔（400,000元、530,000元、370,000元）合计向包燕姣62×××61账户转账1,300,000元；3、2014年8月7日，由弘源丰公司通过其农村商业银行20×××26账户向包燕姣华夏银行62×××61账户转账580,000元；4、2017年11月18日，由詹玉华本人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62×××40账户向包燕姣中国工商银行62×××82账户转账50,000元；5、2015年12月12日，詹玉华通过微信转账给包燕姣10,000元（詹玉华主张该款转账日期为2015年12月11日）；6、2015年12月15日，由弘源丰公司通过其农村商业银行20×××26账户向包燕姣华夏银行62×××61账户转账70,000元。其中，2014年5月28日转账的150,000元银行摘要中备注为“还款”；2014年6月17日三笔转账，其中400,000元的一笔银行摘要备注为“货款”，530,000元及370,000元的两笔银行摘要为“劳务费”；2014年8月7日转账的580,000元银行摘要中备注为“材料费”。经查，弘源丰公司与包燕姣间无劳务用工关系，但弘源丰公司与包燕姣间存在购买家具及装饰材料的事实。对于弘源丰公司提交的上述银行转账流水，包燕姣辩称：其与詹玉华及詹玉华开立的相关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过结算，詹玉华自己也承认双方之间的账目是平的。上述大部分银行流水发生的前后，包燕姣都同样用转账方式向其公司财务人员徐银娥进行了相应的转账，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应詹玉华的要求为了便利包燕姣向银行贷款并最终将贷款供给詹玉华使用而做的虚假流水，这一点詹玉华在过往的诉讼庭审笔录中均予以了自认。为证实其辩称，包燕姣向本院提交了法庭庭审笔录及其个人银行流水。本院对包燕姣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发现以下情形：一、（2019）鄂01民终666号庭审笔录记载：“审：上诉人说的资金往来是什么？上：我们之间有货款往来，我买货被上诉人卖货，包提交的手写的明细是双方资金货款往来，2014.6.17我方分笔共打款一百三十多万给包，后面她又打回来，是做资金流水，证明资金流量大那么好去银行贷款；审：有无做流水的事情？被上：是的。审：为什么做流水?被上：是让我贷款，每次上诉人打给我的钱我都打给了他，基本都是当天转的；审：双方有无补充？上：……，我方是先打款给被上诉人，她的钱再打过来，双方之间是平账……”。二、其个人银行流水有以下情形：1、2014年5月28日徐银娥向包燕姣转账150,000元后，包燕姣于同年5月29日、5月30日分两笔向徐银娥转账100,000元及60,000元；2、2014年6月17日由弘源丰公司向包燕姣分三笔合计转账1,300,000元的同日及6月19日、6月20日、6月21日、6月23日，包燕姣分别对应向徐银娥转账（570,000元+360,000元+120,000元+50,000元+20,000元+70,000元）、（390,000元+550,000元）、（490,000元+385,000元）、185,000元、660,000元；3、2014年8月7日弘源丰公司向包燕姣转账580,000元的同日及8月8日，包燕姣向徐银娥分别对应转账518,000元及500,000元。（2018）鄂0105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包燕姣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四份证明：1、2014年6月19日，包燕姣向徐银娥转账390,000元，包燕姣陈述该款对应的上述借条中记载的“广发分期总额35万”；……；3、2014年5月29日包燕姣向徐银娥转账100,000元，包燕姣陈述该款对应上述借条中记载的“另借跃芳10万”；4、2014年8月8日包燕姣向徐银娥转账500,000元，包燕姣陈述该款对应上述2017年3月16日借条中记载的“另借陈燕萍姐50万”。詹玉华、徐银娥、武汉弘源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包燕姣提交的4份银行交易明细及陈述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2015年12月12日及同年12月15日分别由詹玉华、弘源丰公司通过微信及银行账户向包燕姣转账的10,000元、70,000元，包燕姣辩称双方该两笔款项已于2017年3月16日经其与詹玉华进行了结算，法院也已作出了判决并已生效。而对于2017年11月18日由詹玉华个人向包燕姣转账的50,000元，包燕姣辩称其与案外人张人元存在家具买卖关系，张人元向其购买家具货款总额为191,900元，张人元仅支付了71,900元，还欠120,000元，詹玉华当时称向包燕姣转账的50,000元系代张人元支付的购买家具款。就弘源丰公司与张人元、包燕姣间就购买家具的代为付款问题。经查，2019年10月20日本院受理了原告弘源丰公司与被告张人元、第三人包燕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弘源丰公司主张其公司法人詹玉华与张人元系熟人关系，弘源丰公司与包燕姣是客户关系，包燕姣长期从事红木家具销售。张人元提出要买红木家具，托詹玉华找包燕姣买。于是2015年12月11日弘源丰公司委托詹玉华通过微信向包燕姣转款10,000元、2015年12月15日弘源丰公司通过农商行220×××26户向包燕姣转款70,000元、2017年11月18日弘源丰公司委托詹玉华通过工行账户662×××82包燕姣转款50,000元。后包燕姣向弘源丰公司发货红木家具。但时至今日张人元一直以各种理由不付款，故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张人元返还货款130,000元并支付货款利息100,000元。2019年12月6日，本院就该案作出（2019）鄂0105民初70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弘源丰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张人元购买家具，系与第三人包燕姣之间直接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张人元向第三人包燕姣支付了部分货款71,900元，并对剩余120,000元货款向第三人包燕姣作出付款承诺，第三人包燕姣随后将家具发货给被告张人元。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张人元委托原告向第三人包燕姣购买家具。原告举证的三张付款凭证支付对象均是第三人包燕姣，与被告张人元无关。三张凭证付款金额共计130,000元与被告张人元欠第三人包燕姣货款120,000元也不相符，被告张人元及第三人包燕姣也均未认可130,000元是原告代付他们之间的家具货款。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查明：（2019）鄂01民终666号民事判决书中做出如下认定：“2016年3月30日、2016年9月6日，詹玉华分别向包燕姣出具“欠条”各一份，“欠条”内容均包括有1、货款及利息；2、广发分期总额35万元；3、平安卡30万；4、跃芳10万；5、陈燕萍姐50万等项目。嗣后，詹玉华又于2017年3月16日再次向包燕姣出具“借条”一份，欠款内容与前述“欠条”基本一致，而且该借条还载明“还款计划在2017年5月1日前结清本息。原2016年9月6日借条作废。”说明上述“欠条”、“借条”间具有延续性，詹玉华、包燕姣就双方之间的债务经过多次确定，于2017年3月16日形成最终的确认。2017年3月16日的“借条”上还写有詹玉华承诺“还款”、“承诺兑现”、“承担损失”等字样，证明2017年3月16日的“借条”并不仅仅是双方间的对账明细，而是双方对账后所形成的债权凭证。在詹玉华无证据证明该“借条”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该“借条”合法、有效。另，包燕姣提供了有詹玉华签字的记账本以及向徐银娥转款的银行凭证，能够佐证2017年3月16日的“借条”中所记载的款项已实际发生。包燕姣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已达到了盖然性的程度，故包燕姣、詹玉华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包燕姣、詹玉华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时间长、次数多，但将上述款项单独列出并形成债权凭证的做法，更能印证本案诉争借款真实存在。现詹玉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包燕姣证据的证明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由詹玉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詹玉华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詹玉华认为其与包燕姣间只有经济往来，并无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撑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詹玉华上诉请求包燕姣返还其款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综上，詹玉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现原、被告就借款真实性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本院认为：包燕姣与詹玉华间存在长期、频繁的业务往来且双方之间的债务经过多次确定并于2017年3月16日形成最终确认的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鄂01民终66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另根据上述案件庭审笔录中詹玉华的自述可以认定，2014年6月17日由弘源丰公司向包燕姣转账的1300,000元系双方为便利银行贷款而进行的虚假资金操作行为。根据包燕姣与詹玉华关于双方间存在制造虚假流水的陈述，经审查包燕姣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另可以认定，弘源丰公司、詹玉华在与包燕姣相关资金行为中实际存在混同的情形。弘源丰公司本次诉讼依据的多份银行转账流水均发生于双方债权最终确认的2017年3月16日前，其中2014年5月28日转账150,000元，弘源丰公司银行备注为还款；2014年6月17日转账的1300,000元，詹玉华已自认系虚假流水行为；2014年8月7日双方之间互有大额转账行为；而2015年12月11日及15日的两笔转账，弘源丰公司在其与被告张人元、第三人包燕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系以垫付货款性质进行了主张，现又以该两笔转账为凭主张系包燕姣借款，其主张前后不一，资金发生的原因行为混乱、性质不清，且与生效判决书认定的双方债务已于2017年3月16日形成最终确认的认定不符。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弘源丰公司现仅依据相关转账流水主张包燕姣尚欠其借款合计2160,000元，但未能提交相关债权凭证亦未能就双方间就该2160,000元形成了真实借款合意进行举证，故对弘源丰公司依照相关银行转账流水主张与包燕姣存在借款债权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2017年11月18日詹玉华向包燕姣银行转账50,000元，庭审中包燕姣自认该款系詹玉华代张人元支付的家具货款，但现（2019）鄂0105民初7027号民事判决书已作出认定该款与张人元无关。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争议的该50,000元从上述判决书认定上分析其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弘源丰公司或其他相关主体可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对该笔款项进行主张权利，本案不宜一并予以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弘源丰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4,2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武汉弘源丰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朝管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徐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