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苏行终1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昊，男，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龙川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韦峰，该市市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人民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进，该镇镇长。 上诉人朱昊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都区政府）、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仙女镇政府）房屋拆迁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0行初7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为落实扬州市委、市政府江广融合发展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江广融合区域开发建设，2017年5月18日，江都区政府下发《区政府成立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征收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扬江政发[2017]70号），决定成立以区长为组长，副区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征收拆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日，该征收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成立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拆迁现场指挥部的通知》，决定成立拆迁指挥部。2017年5月25日，拆迁指挥部发布《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拆迁通告》，该通告明确：1、房屋拆迁范围：东至芒稻河西岸；西至金湾河东岸；南至金湾河北岸；北至龙城路南线（详见范围图）。2、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仙女镇政府。3、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按《扬州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4、项目房屋拆迁工作按照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具体规定进行。对项目范围内部分群众因自身需求，在自愿申请情况下，经确认，可提前按协议履行。同日，拆迁指挥部制定涉案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并与《拆迁通告》一并公告。在对位于江桥村一组、使用人为朱昊的房屋进行评估的基础上，2017年5月25日，拆迁指挥部向朱昊户作出《房屋拆迁通知》。朱昊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12月26日以及201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分别下发了苏政地[2017]1036号《关于扬州市江都区2017年度第6批次村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和苏政地[2018]4013号《关于扬州市江都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2017年第1批次（16挂）建设用地的批复》，将包括江都区江桥村在内的108.69公顷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 一审法院认为，朱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与受理条件，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首先，朱昊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利害关系的判断，一般应综合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是否存在一项权利；二是该权利是否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三是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本案中，朱昊用以证明权利存在的权源证据仅为使用人为朱昊的《江都区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补偿表（一）》以及拆迁指挥部向朱昊户制发的《房屋拆迁通知》，尽管上述两份证据系由拆迁指挥部以及评估公司制作，但尚不足证明朱昊在涉案房屋上享有合法权益。因此，朱昊与被诉的《房屋拆迁通知》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其次，本案被告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以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才存在共同被告。本案中，被诉的《房屋拆迁通知》系由拆迁指挥部作出，而拆迁指挥部系由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征收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该领导小组又系江都区政府组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朱昊将江都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是适格的。但由于仙女镇政府既未与江都区政府共同作出《房屋拆迁通知》，也不存在复议的情形，故朱昊将仙女镇政府列为本案被告不适格，且经过法庭释明后，朱昊拒绝撤回对仙女镇政府的起诉。 再次，本案《房屋拆迁通知》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被诉的《房屋拆迁通知》是依据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拆迁通告而作出，仅是通知朱昊户洽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相关事宜，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该告知行为对被拆迁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可诉的行政行为。对被拆迁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江桥片区棚户区及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拆迁通告。 综上，朱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与受理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朱昊的起诉。 朱昊上诉称，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庭审笔录未当庭核实签字，上诉人于2018年4月14日邮寄已签字确认的庭审笔录，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8日签收，但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3日即作出一审裁定。2.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拆迁通知》将上诉人合法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房屋拆迁通知》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仙女镇政府具有被告主体资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拆迁通知》，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江都区政府、仙女镇政府均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必须是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也必然不会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江都区政府下属的拆迁指挥部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房屋拆迁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洽淡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相关事宜，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房屋拆迁通知》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朱昊对江都区政府的起诉，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程序严重违法问题，经查，上诉人于2018年4月20日阅看庭审笔录且确认无误后已寄回一审法院，该程序问题未对一审结果产生影响，并不属于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对于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 黎 审判员 臧 静 审判员 吴晓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