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1民申449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湖州红嘴鸥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利安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张家琪。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根，浙江家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市民街98号尊宝大厦金尊一层、六至十八层及三十六层。 负责人：丛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萍，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苏黔，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林方，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原审被告：金新华，男，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原审被告：钱培华，女，197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原审被告：沈水红，男，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 原审被告：张小华，女，197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湖州织里小诗琪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东盛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周麒。 再审申请人湖州红嘴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嘴鸥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及原审被告蔡林方、金新华、钱培华、沈水红、张小华、湖州织里小诗琪制衣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9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红嘴鸥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本案诉讼前，曾向原审法院起诉。在第一次诉讼中，原审法院向沈思奕、红嘴鸥公司送达了传票，红嘴鸥公司向法院确认了联系方式。当时，红嘴鸥公司、沈思奕提出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的结果为沈思奕的签字、红嘴鸥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之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撤诉。而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第二次起诉后，法院对红嘴鸥公司进行公告送达并进行缺席审理，这剥夺了红嘴鸥公司辩论的权利。（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且未经质证。在第一次诉讼中，原审法院经委托鉴定已知本案所涉各份合同均存在虚假，甚至是伪造的情形，但原审判决对“假字假章”只字不提，在判决用词时故意回避。可见法院是明知而不顾，存在主观故意。法院在审查《联保体授信合同》时明知存在虚假签字及盖章的情况下，仅凭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并未如实的陈述甚至是虚假陈述，法院仍予以认定。《最高额担保合同》存在页张拼接伪造的可能，而且未经质证。即使《最高额担保合同》是真实的，其上红嘴鸥公司的盖章也是个别股东所为，并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第一次诉讼庭审中陈述合同是在湖州市织里订立的，但在所有合同中均描述为在杭州签订。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第一次起诉庭审中陈述签字当天查阅了沈思奕和蔡林芳的结婚证原件，但当时二人已离婚，不存在婚姻事实，结婚证原件已被民政局收回，在诉讼中提供的复印件是之前贷款时使用的。红嘴鸥公司提交另案送达回证、（2016）浙0104民初430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浙江汉博[2017]文鉴字第7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红嘴鸥公司章程等作为新证据。红嘴鸥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交意见称，原判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请求不成立。首先，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红嘴鸥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红嘴鸥公司为《联保体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业经司法鉴定确认红嘴鸥公司公章系真实有效的公章。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原审起诉状中并未述称红嘴鸥公司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而诉请红嘴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为《最高额担保合同》。该表述本身就是基于鉴定结果。据此原审判决认定红嘴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次，关于公司担保有无股东会决议的问题。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档案中有股东会决议，但在一审中未作为证据提交。因为公司法系约束公司内部组织和行为的法律规范，其规定并未直接约束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外担保需股东会决议的规定属管理性强制规定，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便无股东会决议，公司对外的担保合同亦有效。最后，关于合同订立的地点问题。原审所有被告的签字及盖章均在湖州市织里，再由客户经理将所有合同带回杭州，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签章系在杭州用印，故合同中描述为在杭州签订并无不当。综上，《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印章系红嘴鸥公司真实印章，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依据最高额担保合同追究红嘴鸥公司的担保责任，不存在过错，红嘴鸥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红嘴鸥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关于送达问题。原审法院向红嘴鸥公司住所地邮寄送达法律文书，因“原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被退回，原审法院遂采取公告方式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并无不当，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其次，关于事实问题。红嘴鸥公司现提交的浙江汉博[2017]文鉴字第7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够证明《联保体授信合同》上红嘴鸥公司印文与红嘴鸥公司《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等样本上的红嘴鸥公司印文非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因此虽然红嘴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蔡林方作为联保体成员在《联保体授信合同》上签名，但尚不足以认定《联保体授信合同》为红嘴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不能认定红嘴鸥公司为《联保体授信合同》的当事人。但是，浙江汉博[2017]文鉴字第7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同时认为《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红嘴鸥公司的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红嘴鸥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最高额担保合同》并非红嘴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红嘴鸥公司应依照《最高额担保合同》履行合同义务。《最高额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红嘴鸥公司对《联保体授信合同》项下的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全部债权（发生期间为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提供最高债权额为854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的费用。原审中，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依据《最高额担保合同》，要求红嘴鸥公司对蔡林方在2014年12月31日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借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逾期罚息、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依据。虽然红嘴鸥公司提出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并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对红嘴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因此即便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为蔡林方个人所为，未经红嘴鸥公司股东会授权，《最高额担保合同》仍然有效，红嘴鸥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虽然未查明《联保体授信合同》中红嘴鸥公司的印文并非红嘴鸥公司工商登记备案的印章所盖印，但依照《最高额担保合同》判决红嘴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因此，红嘴鸥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审判决裁判结果错误，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此外，红嘴鸥公司提出的合同签订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是否查阅蔡林方和沈思奕的结婚证原件等问题，不属于本案借款及担保关系中的基本事实，红嘴鸥公司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红嘴鸥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湖州红嘴鸥服饰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洁雅 审判员  寿俊峰 审判员  张喜妹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胡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