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9民再28号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女，196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湖北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程世波，男，198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公强，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男，196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原审原告程世波因与原审被告李湘云、戴海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7)鄂0902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李湘云不服，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鄂0902民申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再审后作出（2019）鄂0902民再1号民事判决。李湘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湘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被上诉人程世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公强，原审被告戴海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程世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戴海堂立即偿还原告欠款1500000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李湘云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6年1月27日，原告程世波向证人舒某出具借款1500000元的借条和委某被告戴海堂的委托书，欲向证人舒某借款1500000元，并将借款借给被告戴海堂。2016年2月3日，证人舒某依原告要求向被告戴海堂银行账户转账288000元，另支付现金212000元给被告戴海堂，由被告戴海堂于2016年2月4日向原告程世波出具借款500000元的借条一份，同时约定月息为2.5%，借款期限为半年。同日，被告戴海堂再次向原告程世波出具借条一份，注明向原告程世波借款1000000元，同样约定月息为2.5%，借款期限为半年。2016年2月6日，证人舒某依原告要求到银行支取现金1000000元交给被告戴海堂。借款到期后，被告戴海堂未予偿还借款本息，后经原告多次催要借款本息未果。以致成讼。一审法院原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程世波向证人舒某出具借条并委托其借款给被告戴海堂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证人舒某支付现金212000元给被告戴海堂的行为，结合其出借能力，本院予以认可。被告戴海堂欠原告程世波借款1500000元的事实清楚，有被告戴海堂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及证人舒某向被告戴海堂银行账户转账、提取现金的凭证为证。借款到期后，被告戴海堂理应立即偿还原告借款，其长期拖欠不还显属无理，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借款发生在被告戴海堂与被告李湘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湘云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合法，但双方约定利率超过国家法定利率，对超出部分，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戴海堂、李湘云共同偿还原告程世波2016年2月3日的借款500000元，并承担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2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戴海堂、李湘云共同偿还原告程世波2016年2月6日的借款1000000元，并承担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2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再审申请人李湘云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原审未经传票传唤再审申请人出庭应诉，缺席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再审申请人系孝感人，且有明确的联系方式，完全可以将开庭传票送达给再审申请人，直到再审申请人去领工资时才知道工资被冻结，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2、原判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被申请人戴海堂与程世波的借款协议都是隐瞒再审申请人李湘云所为，再审申请人李湘云对于协议签订一无所知。另外被申请人戴海堂与再审申请人李湘云夫妻关系不好，从2009年至今彼此经济独立，2009年戴海堂在毛陈信用社把工资卡挂失（当时工资卡在李湘云手上），这在毛陈信用社有记录。被申请人程世波再审辩称，1、原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依据的主要证据是离婚证，要求其出示离婚证，如果没有离婚证，其再审应当视为无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戴海堂再审辩称，借款被蒋云芳所用，我没有用过，更没有借过程世波的钱，原审的借条是虚假借条，本身的资金是舒某的。一审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再审另查明，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与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未办理离婚手续。一审法院再审认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程世波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程世波提供了借款，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未归还借款，显已违约，依法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与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未办理离婚手续，原审送达程序及缺席审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由于借款发生在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与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当时法律规定，该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再审理由及主张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如下：维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902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原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戴海堂、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湘云负担。上诉人李湘云不符上述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程世波仅凭戴海堂向其出具的借条，不能证实其为实际出借。程世波不是实际权利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理由是:1、程世波对戴海堂不认识，借款前没有见过戴海堂，其没有向戴海堂出借大笔金额的基础；其对借款的组成、如何出借，不能自圆其说，对借款的事实不清楚；借款后，从未向戴海堂主张过权利；2、戴海堂作为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没有特殊用款需要，故戴海堂没有向陌生人高额举债的理由；3、实际出借人是舒某外人舒三货，借款人是本案案外人蒋行德；4、戴海堂向程世波出具借条，舒某外人舒三货的要求出具，出具的时间不是借条上载明的时间，而是在借款发生后、程世波起诉前；戴海堂之所以代实际借款人蒋行德向程世波而不舒某借人舒三货出具借舒某因是舒三货系戴海堂的亲戚、蒋行德是戴海舒某学，舒三货不想与蒋行德闹僵，要将舒某具给舒三货的亲外甥程世波，通过程世波起诉戴海堂，逼蒋行德还钱,因此，戴海堂向程世波出具借条不符合本案事实,意思表示不真实。以上事实表明，本案民间借贷的舒某案外人舒三货与蒋行德，程世波不是权利主体，不具有原告资格。(二)原审法院（2017）鄂0902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2019）鄂0902民再1号民事判决的审理程序违法。理由是:1、根据本案民间借贷的客观事实，在本案审理中，应舒某追加案外人舒三货、蒋行德为当事人或第三人，方能查明事实；2、原审没有将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给上诉人李湘云，法院只通知了戴海堂，而戴海堂与上诉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尚无法定证据证实的情况下，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缺席判决于法无据；3、（2019）鄂0902民再1号民事判决对上诉人李湘云所提交的《离婚证》证据，未作任何评判即认定上诉人与戴海堂未办理离婚手续，不符合质证认证的基本程序。(三)上诉人李湘云没有对戴海堂本案所诉债务共同偿还的义务。理由是:1、上诉人李湘云的《离婚证》是国家法定部门核发的、证实李湘云与戴海堂离婚的最高效力的证据，在该《离婚证》未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前，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能够否认其离婚的效力；2、上诉人李湘云在再审中陈述其与戴海堂之间是否离婚表述不清，无论上诉人李湘云基于什么理由如此陈述，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3、即使上诉人与戴海堂婚姻关系存在，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是夫妻共同偿还的必备条件。本案债务，非常明显不是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从本质上理解，其不能突破《婚姻法》的基本解释，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补充，便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形，2018年1月的司法解释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解释答记者问亦明确：“对于《解释》施行前，经审查甄别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人民法院将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予以纠正”。可见，从旧是原则,但从新有例外。针对本案特殊的客观事实，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及再审期间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四)蒋行德是实际借款人、借款使用人,本案债务应当由案外人蒋行德承担。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上诉人李湘云不承担还款责任或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上诉人李湘云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舒某辩称:借款的真实经过：借款之前舒三货在蒋行德那里做了50万的工程，结了舒某程款，还有余款20多万未结清。舒舒某蒋行德要拖欠的工程款舒某给。舒三货心生一计说：“我（指舒三货）给蒋行德20多万元凑成50万元整款，把工程款转成借款，就可以生息也便于要钱”。当我把这事告诉蒋行舒某同意并打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舒三货说为了方便要回借款要求以我的名义借钱给蒋行德，于是当时借条出借人是舒某海堂），借款人是蒋行德。不久，舒三货说：“蒋行德是个爽快人，愿意舒某人发工资一定人也不错，要不我（舒三舒某借他100万”。我说：舒某指舒三货）愿意借你就借给他”。舒三货有闲钱加上蒋行德同意给较高利息，当我跟蒋行德说了这事，蒋行德满口答应了同时又打了一张100万元的借条，又是以我的名义借给蒋行德的，约舒某付本息。到了约定还款时间，我与舒某向蒋行德讨要了多次未果后，我与舒三货想到以起诉我的办舒某行德还款，这时我才打了借条（按舒三货要求，在程世波并不在场的情舒某我写了两张本案所涉借条当面交给舒三货的）。本以为舒某以逼蒋行德还款的，但我上当了，舒三货把这次起诉当成我是真正的借款人，故本案成讼。诉讼之前我不认识程世波，更没有与他发生任何债务，程世舒某也没有与我有任何通讯联系，只是舒三货在催要而已舒某016年2月4日之前，程世波与舒三货之间是没有150万元大额资金往来记录的。2、由于本案一审时我没到庭，后也错过了二审时舒某指望蒋行德以财产抵押还款的，因舒三货执意要现金才没解决）。3、我与程世波的借贷案是虚构的，请求中院本舒某求是的精神，撤销一审判决。我与舒三货再共同起诉蒋行德，以达成诉讼目的。被上诉人戴海堂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程世波辩称：（一）程世波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戴海堂向程世波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情形,不被法舒某止,为有效民事行为,程世波舒某三货向戴海堂代程世波付款,也是舒三货自愿支付,因此,程世波与戴海堂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且程世波履行了出借义务,理应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原审送达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在向李湘云送达时，戴海堂明确承认其和李湘云系夫妻关系;历次庭审均证实，戴海堂和李湘云一直在一起居住，从来没有分居过。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住成年家属可以代为签收诉讼文书,故戴海堂代签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产生对李湘云送达的效力。（三）李湘云对戴海堂在本案中的借款债务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理由是：1、李湘云自认其与戴海堂未离婚，该事实人民法院应予直接认定。2、《离婚证》不具备形式要件，连编号都没有，该《离婚证》为无效离婚证：理由是：第一，经原审法官向婚姻登记机关调查，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直接确认该《离婚证》为假证，虽然婚姻登记机关接受调查的工作人员拒绝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上签字，但不妨碍法官作为办案人员进行调查的公信力；第二，经我的诉讼代理人向婚姻登记机关调查得知，与2002年的《离婚证》的标准版本对照，该《离婚证》上缺少编号，且缺少街道办事处民政办的印章，不符合《离婚证》当时的格式要求；第三，戴海堂当庭陈述称，他所持有的《离婚证》丢失，且同时陈述称，他同李湘云一直同居在一起；第四，李湘云和戴海堂不能举证证明该《离婚证》是真实的，故该《离婚证》就不具有证明效力。我向法院申请调查《离婚证》的真假状况，并申请对《离婚证》上的书写内容形成时间作司法鉴定。3、李湘云应当承担戴海堂涉案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理由是：第一，李湘云和戴海堂存在夫妻关系，本案借款的发生系在他们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按照借款发生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者妻任何一方对外的借款，如果债务人不能够证明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产生活，则应当负有共同偿还义务。“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除非法律本身明文规定其具有溯及力。本案系再审案件，应当适用借款发生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李湘云及戴海堂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并非用于其家庭生活及经营。戴海堂称该借款被其转借给了案外人蒋行德，这是戴海堂与蒋行德形成的另一借贷关系，与我同戴海堂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戴海堂辩称向我所借款项转借给了蒋行德，其未实际用款，应追加实际用款人蒋行德为本案第三人并判决由实际用款人蒋行德承担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第四，戴海堂历次庭审陈述证实，其和李湘云从来没有分居过，也无证据证明其夫妻财产是彼此独立的，故李湘云对于涉案借款的本息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四）程世波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理由是：第一，戴海舒某世波出具借条的意思表示真实，且舒某代程世波履行了出借义务；第二，舒三货在原审的庭审证言证实，涉案借款的本息应由程世波主张权利。第三，戴海堂将涉案款项转借给了蒋行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同本案无关。（五）本案二审应当对我申请的调查取证依法予以调查取证并对司法鉴定申请予以委托鉴定。我提出调查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程序规定。涉案《离婚证》颁证时间为2002年，在《离婚证》真假存疑的情况下，《离婚证》所涉的手写部分的笔墨形成时间，则成为判断《离婚证》真假性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平判案，应当也必须对《离婚证》的笔墨形成时间予以鉴定。另外，按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无论是否超过了举证时间，只要对查明案件事实起重要作用，就应当准许当事人举证。如果二审认为调查取证和司法鉴定不妥当，则应当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程世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再审开庭前，程世波向法庭提交了对涉案《离婚证》的真假向婚姻登记机关进行调查核实的书面申请，法庭在未予调查的情况下未按规定向申请人书面回复不予调查的理由，审理程序违法；本案上诉人李湘云与原审被告戴海堂是否已离婚的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程世波提出对涉案《离婚证》的真假向婚姻登记机关进行调查以及对《离婚证》上文字书写笔迹的形成时间申请予以鉴定，对查明上诉人李湘云与原审被告戴海堂之间婚姻事实很重要，但该鉴定事项不宜在二审环节进行，在一审委托该项司法鉴定，更能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湘云与原审被告戴海堂未离婚的事实不清。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7)鄂0902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和（2019）鄂0902民再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谭光剑审判员  汪育华审判员  王 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