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3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敏，女，汉族，1985年12月11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1，男，汉族，2014年10月18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金敏，身份信息同上，系钟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进，男，汉族，1954年7月10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加毕，女，汉族，1956年2月27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启凤，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禧，男，汉族，1978年11月1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乾来，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汉族，1984年9月12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敏，云南德和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树洪，男，汉族，1978年5月28日出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顺平，男，汉族，1977年3月2日生，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益路68号。负责人：郑云川。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忠芬，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上诉人张永禧、王军因与被上诉人李树洪、杨顺平、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9民初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提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父母）74819.6元以及精神抚慰金50000元；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王军、张永禧、李树洪、杨顺平在保险公司保险赔付范围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钟某2不承担25%的民事责任）；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受害人钟某2不应当承担责任，保险公司保险赔付范围外的赔款应当由王军、张永禧全部承担。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1、在唱歌时，王军将钟某2的云Ａ×××××号大众车车钥匙拿到自己手中并加以控制；2、唱歌结束后，王军、张永禧离开KTV时发现钟某2的云Ａ×××××号大众车还停在前面场院，为了车辆安全起见，王军把该车的车钥匙交给张永禧并吩咐张永禧将车驾驶回羊街镇浩景宾馆；3、张永禧驾驶云Ａ×××××号大众车辆起步时，将躺在云Ａ×××××号车前方地面上因醉酒的钟某2碾压致死。据此，上诉人认为，首先，王军将钟某2的车钥匙拿在自己手中，钟某2并未授意王军驾驶，钟某2何来过错？其次，王军、张永禧离开KTV时将车辆停放在场院上，属于停车专用的地方，是绝对安全的，钟某2也并未授意或请求驾驶该车辆，钟某2又何来过错？再次，钟某2睡在自己的车前面，如果张永禧不驾驶该车辆会发生本次事故吗？最后，最基本的驾驶机动车的操作规范，驾驶机动车前应当环车检查，张永禧未安全驾驶机动车，怎么能认为钟某2存在过错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张永禧受王军指示驾驶了不属于自己的机动车，并且该机动车不需要他人挪动，钟某2也没有授意给任何人挪动，钟某2所处位置不在道路上，也并非他人车前，不能认定钟某2置自身于高度危险的状态之中。本案就是因王军、张永禧私自的、多余的行为导致钟某2死亡，钟某2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李树洪、杨顺平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KTV唱歌过程中，钟某2离开KTV，之后李树洪、杨顺平才离开。上诉人认为相约唱歌喝酒应当互相照顾、互相扶持，钟某2醉酒情况下离开KTV，李树洪、杨顺平作为酒友，应当进行照顾。但李树洪、杨顺平，乃至王军、张永禧均没有进行帮扶照顾，亦未将醉酒者钟某2安全送达预定的酒店，更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因此，上诉人认为李树洪、杨顺平也应当与王军、张永禧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钟进、周加毕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已然查明本案上诉人周加毕、钟进作为受害人钟某2的父母分别是58周岁、60周岁。暂且不说周加毕，就钟进而言已满60周岁，根据我国法律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中就包含“……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该规定已经明确年满六十周岁的应当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而一审法院仍然以“原告未举证证明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而不支持钟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认为，根据生活常识、根据国家对于退休的规定，上诉人钟进无劳动能力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举证证明，该事实属于客观的、直接的、明确的。而对于无其他生活来源属于消极的事实，举证责任应当属于被上诉人。至于周加毕，虽然只有58周岁，但上诉人周加毕身患精神分裂症，属于二级残疾，该事实已长达几十年，无法劳动、无法取得收入，一直依靠子女扶养，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当得到支持。四、本案精神抚慰金偏低，应当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认为，本案因受害人钟某2无过错，不应当减少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另外，一审法院在精神抚慰金数额上扣减，又计算了钟某225%的责任比例，上诉人认为该行为属于双重扣减。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四、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14．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得超过5万元，情况特殊的不得超过10万元”的规定。钟某2死亡时，上诉人钟进年满六十周岁，周加毕患精神疾病，钟某1仅一周岁，均无劳动能力也无经济来源，正所谓上有老下有小，符合该规定中的“情况特殊”。因此，上诉人主张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属于合理的费用。综上所述，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望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永禧答辩称，本案刑事案件判决虽然已经生效，但是上诉人张永禧已经分别向最高院、最高检提请了再审，并且最高检于2019年5月29日以短信形式告知张永禧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将案件移交给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进行审理，基于此，我方认为张永禧不构成犯罪，本案审理是以刑事认定张永禧犯罪为前提，所以请求驳回对张永禧的上诉。王军答辩称，针对一审判决王军承担30%责任，我方已经提起上诉，我方的意见与上诉状意见一致，我方应当在50000元内承担补偿责任，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不应当承担其他责任，而且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承担责任的应当是张永禧，不应当让王军与张永禧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而且作为死者钟某2，在本身管理方面存在失职情况，张永禧在驾车过程中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当时一起吃饭包含王军在内的人，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劝酒的行为，没有过错的事实，我方认为王军在此过程当中没有过错责任，即使是保管了车钥匙，也仅仅是保管，而且饭局的组织者是肖文明而不是王军，即使是王军邀约，也只是善意的行为，对本案并非恶意引发的原因，我方认为加重王军的责任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至于金敏等是否应当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我方认为一审不予支持的判决正确，事实理由正确，在一审时金敏等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周加毕、钟进应当由张永禧、王军承担扶养义务的情况，而且即使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并不是应当获得扶养费的要件，钟某2父母作为农村人口，都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收入，钟某2父母年长并不是必然应该得到赡养费的规定。其他的以我方上诉状的理由为准。李树洪答辩称，我并不认识死者，我只认识王军，在吃饭唱歌的时候我都没有劝酒，之后事故发生我也不清楚。杨顺平答辩称，我跟死者也不熟，当天晚上唱歌时我九点钟就离开了，之后也没有再参与，事故发生我也不清楚，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已经支付了10000元，我不应当再承担其他的连带赔偿责任。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之后我公司没有提起上诉，所以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我方没有意见，至于二审各方提起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张永禧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2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及其他一审被告承担全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必要当事人，且存在超期审理的违法情形。（一）一审判决遗漏必要当事人，应发回重审。1、小羴KTV应属于必要当事人。作为娱乐场所，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2款，小羴KTV应当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灯光照明、离开时的指挥等工作，但是小羴KTV没有提供任何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对钟某2死亡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口头向法庭提出追加小羴KTV作为被告，但一审法院并未予以追加，根据法律规定，小羴KTV属于必要的诉讼参与人，应当被追加为被告参加庭审。一审法院未予以追加属于遗漏必要当事人，应依法发回重审。2、肖文明应属于必要当事人，本案中所有的证据均可以证实如果没有肖文明带野鸡下来，由王军出面邀约吃饭、唱歌的行为，均不会有钟某2死亡事件的发生。并且事发当晚最后走的人中只有肖文明、王军、张永禧，且肖文明系王军的学生，二人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无论是从道义上或法律上，肖文明对此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诉人不否认金敏等权利人自愿放弃对肖文明的民事诉讼，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应当视为金敏等人对肖文明主张权利的放弃，同时其他人不应承担该放弃部分的责任。（二）一审存在严重超期审理情形，一审原告在2016年1月就提起民事诉讼，但一审法院在2019年3月才做出一审判决，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同时因该审理期限的超期，致使本应依据2015年标准计算的赔偿金额现在却依据2017年的标准进行计算，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对承担的责任比例划分不当。一审判决认定张永禧承担40%的责任，该认定明显不当。第一，张永禧属于义务帮工，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帮工人王军承担。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之规定，赔偿责任应当由王军承担。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张永禧承担40%的责任明显不当；同时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饭局和KTV唱歌的召集人均是王军，并且本案金敏在刑事案件中的证言可以证实：王军与钟某2有矛盾，车钥匙不可能拿给其他人来开，一审判决认定王军承担35%的责任比例明显过低。第二，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钟某2酒精含量达到严重醉酒的标准。钟某2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预见到醉酒后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并且根据出庭的其他被告陈述：没有任何劝酒的行为。由此可知：在没有劝酒的情况下钟某2过量饮酒并造成自身死亡的结果具有重大过错，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钟某2承担25%的责任比例明显过低。三、一审判决计算方式错误。在侵权诉讼中，我国施行的是弥补性赔偿原则，而不应当从中获利。本案中虽然其他一审被告被一审判决认定没有责任，但是毕竟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项，应当从中一并扣除。综上，虽然一审判决系根据已生效裁判作出的认定，但是上诉人已经提请申请再审，并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询问了上诉人相关情况，等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具体的裁定。虽然有生效判决认定系上诉人驾车将钟某2致死，但是上诉人深信自己是冤枉的，且本案存在上述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为最终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争取时间，或直接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上诉人虽然否认承担侵权上的赔偿责任，但从未否认承担道义上的补偿责任。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答辩称，我方认为张永禧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全部上诉请求。第一，上诉人称一审遗漏了必要当事人，但我方认为ktv属于另案法律关系，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遗漏；第二，对于刑事案件导致一审超期审理，一审是因为上诉人要求先刑后民才申请了中止审理，因此不存在超期审理的情况；第三，对于张永禧认为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承担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我方同意该观点，但不同意上诉人认为张永禧与王军承担的比例不当的理由。首先从交通事故侵权来看，张永禧是本案的驾驶员，交通事故认定其承担了全部的事故责任，本案的钟某2并无任何的事故责任过错，其承担侵权责任是肯定的；其次王军是授意张永禧驾驶车辆的直接人员，且还有教授张永禧操作车辆的行为。双方都没有仔细观察车辆周围的环境及确保安全行车。两个人是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钟某2并没有授意任何人驾驶自己的车辆，不存在任何过错和过失，也不存在张永禧所陈述的其是帮工的行为，受害人躺在自己的车辆前方，并无任何过错，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共饮角度来看，张永禧、王军以及受害人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对于受害人的酒量承受能力应当是了解的，但是在吃饭过程中并没有尽到提醒和劝阻的义务，根据常理来看，大家吃饭喝酒时会存在一定的敬酒行为，而且从ktv离开之后，没有人尽到注意义务，没有找过钟某2也没有联系，构成了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没有尽到其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张永禧、王军应当在超过保险范围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钟某2并没有责任；第四，在其他共饮人对死者的补偿应当认为是人道主义的自愿补偿的原则，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当将其他的补偿款认定为抵扣该得的赔偿金范围；第五，张永禧在事故发生时是驾驶员已经确认，也是客观事实，尸检报告也证实了相关情况，本案交通事故责任书下发时已经有相应的效力，张永禧没有申请复核，所以事故认定书已经生效属于合法证据，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张永禧全部上诉请求。王军答辩称，一、对于是否应当追加ktv经营者作为当事人，我方请法院依法裁判；二、肖文明是当天晚上吃饭的发起者，王军才邀约其他的朋友，这是客观事实，当时吃饭以及ktv的账单都是肖文明支付的，一审原告针对肖文明撤诉，我方认为确实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有碍于查清事实；三、对于责任划定比例不当，因为当时王军已经赔偿了50000元，其他人赔偿了10000元，当天晚上吃饭的人赔偿占到了损失13%左右，所以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承担的责任应当以10%为准，剩下的90%应当由张永禧和钟某2自行承担，而且如果认定本案是交通事故责任，那就应当认定张永禧承担责任，王军并不是共同驾驶人，对于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与王军并没有关系，我方认为对方主张王军承担责任是因为王军邀约吃饭以及保管钥匙并且交给张永禧驾驶车辆，但是王军并没有过错。因为邀约吃饭属于善意行为、王军保管钟某2车辆钥匙没有任何过错，而且在将钥匙交给张永禧是因为张永禧当时没有饮酒，一审也已经认定了，所以王军主观、客观上都没有过错责任，而且饮酒过程中王军与其他人都没有过度劝酒行为，我方认为钟某2自身没有控制，并且在饮酒之后睡在车辆下方将自己放在危险的情况下，该过失钟某2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张永禧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至于刑事案件，因为我方没有看到复函，如果刑事案件再审，法院要等案件结果从而中止审理我方无异议，而且参与吃饭的人也补偿了50000元，我方认为应当在钟某2应得的份额内予以扣除。李树洪答辩称，我并不认识死者，我只认识王军，在吃饭唱歌的时候我并没有劝酒，之后事故发生我也不清楚。杨顺平答辩称，我跟死者也不熟，当天晚上唱歌时我九点钟就离开了，之后也没有再参与，事故发生我也不清楚，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已经支付了10000元，我不应当再承担其他的连带赔偿责任。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之后我公司没有提起上诉，所以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我方没有意见，至于二审各方提起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裁判。王军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云0129民初20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上诉人在50000元内承担补偿责任，驳回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上诉人民事赔偿责任，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查明肖文明是事发当天饭局的组织者，发起人的情况下，原告申请撤回对肖文明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同意是错误的。肖文明是本案必须参与诉讼的主体，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之一，一审法院没有将肖文明列为被告，遗漏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加重了上诉人及其他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份额，对上诉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有失公允，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程序错误。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及有遗漏。上诉人没有教授张永禧开车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这一事实错误，据此错误事实作出的判决必然会出现错误。一审法院没有将肖文明、李树洪、杨顺平、秦文杰、吴鸿章已经各补偿10000元的款项依法予以认定，认定事实有遗漏。三、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诉讼主体，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和有遗漏，所以判决错误。（一）上诉人不是事发当天饭局及ktv唱歌的组织者也不是当天消费款支付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施惠人，进而加重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存在教授张永禧开车的行为据此判决上诉人与张永禧对死者因交通事故死亡承担过错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一审法院主观臆断，以此加重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发当天晚上没有任何人在饭局上及KTV唱歌时对钟某2进行劝酒的行为，那么对于钟某2的醉酒，上诉人与其他人一样没有过错，也没附加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单独加重上诉人在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交往中的注意义务和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一审法院遗漏了当天饭局的组织者肖文明，遗漏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主体，也没有在划分责任时予以扣减其他责任人的责任，一审判决结果必然是错误的。上诉人对于钟某2的死亡没有侵权行为和过错，不应当对钟某2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但上诉人还是基于对一审原告一家的同情，基于人道主义补偿钟某2家属人民币50000元，法院不应当再判决上诉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驳回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答辩称，虽然钟进有土地，但是其年纪已高无法干活。针对上诉请求，我方认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全部驳回，因为王军提到的一审遗漏的诉讼参与人肖文明，当时为何会撤回，是因为一审法院告知我方联系不上肖文明，让我们自己找人否则就撤回，一审因为不懂法律所以撤了起诉，如果二审法院认为应当追加肖文明作为诉讼参与人，我方予以认可，王军说自己不是组织者和邀约者，但是一审王军已经自认。本案王军虽然没有付款，但是并不代表就并非组织者和邀约者；至于上诉人主张人道主义补偿的款项没有认定，一审判决21页已经进行了认定，王军在本次交通事故当中掌握了受害人钟某2的车辆钥匙，并且有教授张永禧驾驶车辆的行为，我方认为属于共同驾驶车辆，而且在教授过程中也没有注意车辆周围环境确保安全行车；王军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属于不当，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王军将车钥匙交给了张永禧驾驶，并且张永禧对自动挡车辆操作不熟悉，说明驾驶车龄并不长，在该情况下，王军将车辆钥匙交给张永禧进行驾驶车辆，也是造成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几名当事人喝酒时没有劝酒的行为，只有刑事案件笔录中几个人的陈述，从客观常理来说，朋友之间吃饭唱歌不可不劝酒、敬酒的，即使没有，王军作为宴请的组织者，对于饮酒者有一定安保义务，也就是提醒注意义务，从王军教授驾驶车辆情况来看也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张永禧答辩称，我方说明一点，我方的答辩意见是基于张永禧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发表的。一、对于遗漏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我方意见与其他人意见一致，不再重复；二、对于教授驾驶的行为，从案卷可以看出王军确实有教授张永禧如何挂挡的情况；三、对于一审原告的答辩，我方认为不管驾龄多久，即便是同样车况，不同的车都会有不同挡位的情况，所以对于一审原告认为张永禧驾驶技术不够合格是不符合常理的，与在案证据也相互矛盾。另外，刑事案件我方已经申请了二审，在二审判决生效后也提出了再审申请，我方认为应当以证据认定作为裁判，当时张永禧只知道王军让其开车，但是都不清楚车辆是谁的，而且张永禧当时以为只是作为交通事故认定进行处理，但是后面到交通局沟通又告知张永禧属于刑事案件，但是张永禧的证据都一直没有被提交并认定，而且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公正不公平的情形。责任方面张永禧并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当进行赔偿，其次如果出于人道主义，张永禧愿意支付部分款项。李树洪答辩称，我并不认识死者，我只认识王军，在吃饭唱歌的时候我都并没有劝酒，之后事故发生我也不清楚。杨顺平答辩称，我跟死者也不熟，当天晚上唱歌时我九点钟就离开了，之后也没有再参与，事故发生我也不清楚，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已经支付了10000元，我不应当再承担其他的连带赔偿责任。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之后我公司没有提起上诉，所以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我方没有意见，至于二审各方提起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原审原告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永禧、王军、李树洪、杨顺平、阳光财险世博公司赔偿原告关于死者钟某2的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478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父母）74819.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子女）1662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赔偿人民币958843.6元。该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事故车辆所投保的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超过部分则由被告张永禧、王军、李树洪、杨顺平共同赔偿，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永禧系寻甸县羊街中学工勤人员，王军系该中学教师，二人为同事关系。钟某2系寻甸县新街小学教师，与王军为同学关系。2015年9月21日下午，王军曾经教过的学生肖文明从昆明来到寻甸县，电话联系王军后由王军邀约朋友吃饭，后张永禧、钟某2、杨顺平、秦文春、秦文杰、吴鸿章、李树洪应邀到寻甸县“正宗沾益辣子鸡”饭店吃饭并饮酒。约20时许吃饭结束后张永禧驾驶自己的车辆离开饭店回学校，秦文杰驾驶王军的云Ａ×××××号黑色“大众”轿车载王军、肖文明，钟某2驾驶自己的云Ａ×××××号香槟色“大众”轿车，李树洪乘坐杨顺平驾驶的车辆陆续来到小羴KTV包房内参与唱歌，22时许，张永禧在王军的邀约下乘坐朋友的摩托车来到小羴KTV包房内参与唱歌喝酒。23时许，张永禧、王军等人准备离开小羴KTV，王军将钟某2的云Ａ×××××号香槟色“大众”轿车车钥匙交给张永禧，由张永禧驾驶该车从小羴KTV前面场院驶往羊街镇浩景宾馆。钟某2的云Ａ×××××号香槟色“大众”轿车当时停放在小羴KTV前面场院上，车头向西，车尾向东。张永禧驾驶该车时未发现因醉酒睡于车辆前方的钟某2，在驾驶该车由西北方向转弯至东南方向驶出小羴KTV前场院的过程中，车辆碾压钟某2。23时37分，寻甸县羊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勘查并联系医务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钟某2已死亡。经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钟某2系被车辆底盘碰撞和挤压致胸腹部多脏器损伤死亡，其静脉血样中的乙醇含量为282．77MG/100ML；云Ａ×××××号车前保险杆左侧及其下表面、发动机下护板、车底盘左侧的灰尘减层擦痕，车底盘后部左侧下表面、排气管后部下表面、左后轮内侧胎壁附着疑似血迹的刮擦痕，系与相应高度的软质物体（如人体）形成相互撞擦、擦压形成。经昆明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钟某2的伤情符合被云Ａ×××××号车辆一次性经过与车辆底盘碰撞和挤压形成。2015年9月30日，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向原告及被告张永禧出具了鉴定意见通知书，经鉴定，张永禧血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2015年10月16日，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记载：2015年9月21日，张永禧饮酒后驾驶云Ａ×××××号小型轿车由寻甸县农贸市场驶往羊街中学方向，23时20分，张永禧驾驶该车在农贸市场起步时，钟某2醉酒后（经鉴定，钟某2静脉血样中的乙醇含量为282．77MG/100ML）躺在云Ａ×××××号车前方地面上，张永禧驾车从钟某2身上驶过，车辆底盘碰撞、挤压钟某2胸腹部及头部，致钟某2现场死亡（经法医鉴定：钟某2系被车辆底盘碰撞和挤压致胸腹部多脏器损伤死亡），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肇事后，张永禧驾车驶离现场，于2105年9月22日被查获。2017年4月27日，寻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129刑初166号刑事判决，认定张永禧犯过失致人死亡罪成立，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张永禧对判决结果不服，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昆明中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云01刑终434号终审裁定，驳回张永禧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后张永禧被收监执行。上述事实，系生效刑事判决及终审裁定所确认。另查明，在张永禧、钟某2、杨顺平、秦文春、秦文杰、吴鸿章、李树洪应邀到寻甸县“正宗沾益辣子鸡”饭店吃饭并饮酒的过程中，无任何人对钟某2进行过恶意劝酒。饭后，本案被告及其他案外人先后相邀到小羴KTV唱歌过程中，亦无任何人对钟某2实施过恶意劝酒行为。在唱歌时，王军将钟某2的云Ａ×××××号香槟色“大众”轿车车钥匙拿到自己手中并加以控制，期间钟某2离开小羴KTV，被告李树洪及杨顺平因家中有事亦先行离开，留有王军、张永禧、肖文明及其它案外人。唱歌结束后，被告肖文明及其案外人先后离开了小羴KTV，当王军与张永禧共同离开小羴KTV时，两人发现钟某2的云Ａ×××××号车还停在前面场院，为了车辆安全起见，王军把该车的车钥匙交给张永禧并吩咐张永禧将该车驾驶回羊街镇浩景宾馆。因张永禧对云Ａ×××××号车的自动挡操作不熟悉，王军即教授张永禧驾驶自动挡车辆的挡位及驾驶技巧，当张永禧驾车起步时，将躺在云Ａ×××××号车前方地面上因醉酒不省人事的钟某2碾压。再查明，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为钟某2，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张永禧，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20万，并附不计免赔），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有效期内。死者钟某2生于1984年11月16日生，至事故发生时年满30周岁，系寻甸县新街小学教师。原告周加毕与钟进系钟某2父母，至事故发生时分别年满58周岁及60周岁。原告金敏系钟某2之妻，生育一子钟某1，至事故发生时年满1周岁。事故发生后至本案起诉前，被告王军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50000元，肖文明、李树洪、杨顺平分别向原告方支付了经济补偿10000元，案外人吴鸿章、秦文杰分别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10000元。本案中原告以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请求赔偿，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7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6元。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56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系多因一果的侵权责任纠纷，在其中的侵权人张永禧已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还应审查各赔偿义务人在本案中侵权情形，并确定其侵权状态，最终对赔偿义务人赔偿责任及赔偿份额进行合理认定。一审法院对引发本次事故的原因力分别评析如下：1、车的原因力。①寻甸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0129刑初166号刑事判决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1刑终434号终审裁定均认定张永禧驾驶云Ａ×××××号车将钟某2碾压致死的事实。该事实已为生效判决及裁定所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系张永禧的驾驶行为直接导致了钟某2的死亡结果。②张永禧驾车时的主观形态，根据寻甸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鉴定意见、生效判决及裁定均未认定张永禧驾驶事故车辆时系饮酒状态，张永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原因系其驾驶车辆之前未能细致观察车辆周边环境并确保安全行车，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张永禧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最终导致钟某2的死亡，故张永禧不存在酒驾情形。③关于张永禧是否系事故车辆的合法驾驶人问题，庭审中查明事故发生前钟某2的车钥匙已被王军控制，但王军是怎样拿到钥匙的行为，刑事判决及裁定均未作出认定。但王军把钥匙转交给张永禧，并吩咐将钟某2车辆开回到安全地点的事实，在庭审中被告张永禧及王军均已做了自认。另，在钥匙转交的过程中，王军因喝酒明知自己不能驾车的情况下，将钥匙交由不存在饮酒状态下的张永禧，该事实亦为生效判决及裁定所确认。故张永禧的驾驶行为系经过授意的合法行为，其利益归属应归于受害人钟某2（替钟某2的车辆找安全的地方存放），系本案事故车辆的合法驾驶人。2、酒的作用力。①本次事故发生前，受害人钟某2和被告及其他案外人已在第一次的饭局和第二次的娱乐过程中饮酒，且钟某2在事故发生后经鉴定已处于高度酒醉状态，自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放纵了对酒的节制，致使其醉酒后躺在事故车辆的前方地面上，置自身于高度危险状态之中。②根据刑事部分查明的事实，饭局后，钟某2在饮酒的情况下驾驶其事故车辆陆续来到小羴KTV包房内参与唱歌，客观上已实施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驾驶行为。③在共同吃饭唱歌的过程中，包括王军在内的共同饮酒参与者未对钟某2的饮酒行为进行过劝阻或者制止。综上，本次事故系车辆碾压与饮酒过量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两者结合互为事故发生的原因力，一审法院分析两者的作用力大小，钟某2的死亡系事故车辆的碾压，故车辆碾压系钟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钟某2因醉酒后躺在事故车辆的前方地面上，置自身于高度危险状态之中，给事故车辆从其身上驶过创造了客观条件。在此时，作为正常的理性人按照生活常识来看，是不可能冒然的置身于事故车辆前方，故意迎接不可预见的安全风险。但饮酒过量并非此次事故的唯一原因，只有结合了事故车辆碾压，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故饮酒过量系本案的间接原因，车辆碾压的原因力大于饮酒过量的原因力。二、本案责任主体及其过错形态。1、根据上述分析张永禧理应成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2、对于王军，庭审中查明被告肖文明带小野鸡从昆明来羊街，基于其师生关系，电话邀约王军杀鸡请客，王军便邀约包括钟某2在内的几被告参与饭局，饭后王军再次电话邀约包括杨顺平、李树洪及其他人唱歌娱乐的行为，此时的邀约行为系情谊行为，具有情感性、无偿性、非受法律约束性。王军系饭局及唱歌的施惠人，其他均为受惠人，同时也是两次情谊活动的邀约者及组织者。结合上述认定事实分析其过错形态。王军作为同饮者，在唱歌的过程中已明知钟某2醉酒并实施了控制钟某2车辆钥匙的行为，在此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作为醉酒者的钟某2在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而中途离开小羴KTV包房后，王军在此时未尽到其监管及照顾责任，亦没有把醉酒者安全送达，没有承担共饮者应当承担的妥善安置和帮助醉酒者的义务；已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王军对造成钟某2的死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另，王军吩咐张永禧驾驶车辆时，因张永禧不熟悉车况，王军在教授驾驶技巧的过程中，两人作为具有驾驶资格的驾驶员在车辆起步时，未按道交法的规定及驾驶员的驾驶规则对车辆状况及车辆周边环境进行环视检查而冒然起动车辆，致使躺于车辆前方的钟某2死亡，该行为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3、肖文明、李树洪、杨顺平及其它案外人均系饭局及唱歌的受惠人及参与者，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该三人及案外人在饮酒的过程中均未对受害人钟某2进行过强迫劝酒或恶意劝酒行为，且三人及案外人作为共同饮酒参与人与钟某2不一定相识，在无劝酒的情形下，无须对受害人酒量和承受能力作出符合常理的心要判断，同时基于情谊行为的特点，法律不应苛求此类共同饮酒人对受害人履行必要的劝阻注意义务。同时，本案还查明在KTV唱歌的过程中，钟某2中途离开娱乐场所直至案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钟某2到达KTV后，期间离开包间此时无人知晓，也正好在此期间，没有人对钟某2离开包间的行为进行劝阻，但无人劝阻的行为系钟某2未向参与人告知过，参与人在主观上并不明知钟某2离开KTV的主观目的，（如去上厕所、还是去安静的地方打电话）在此法律是否必须规定同饮者需时时刻刻跟随醉酒之人，如这样规定，势必牵强？同饮者的法律义务严格，是否会增加情谊行为所产生的道德风险，故肖文明、李树洪、杨顺平及其它案外人的共同参与行为与钟某2的死亡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主观上对于引发本次事故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本案是否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过失相抵，是指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应依法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其构成要件为：1、受害人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害。如果不存在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仅仅是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而遭受损害，那么不属于过失相抵，这区别于受害人同意等制度。2、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具有过错。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由于加害人的过错与受害人的过错相互结合而共同造成，或者受害人在遭受损害后因其过错导致该损害被进一步扩大。3、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得以减免，过失相抵产生的法律效果即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基于上述事实的认定并结合责任归属原则，本案钟某2因醉酒后躺在事故车辆的前方地面上，置自身于高度危险状态之中，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王军在教授张永禧驾驶事故车辆的过程中，两人未对车辆周边环境进行环视检查而冒然起动车辆行为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因此，对于钟某2的损害是在加害人张永禧、王军的过错与受害人钟某2自身过错相互结合的情形下而造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在本案中应适当减轻张永禧、王军的民事赔偿责任。四、关于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明力问题。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故认定书中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在前述条款中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此外，在举证责任负担、责任人的范围等方面，事故责任认定也与民事诉讼存在不同之处。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庭审中，被告均对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异议，并认为生效判决及裁定认定了张永禧在驾驶车辆时未饮酒，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书也记载了“未检出乙醇”的结论，但寻甸县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了张永禧饮酒后驾驶车辆的结论，两者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刑事诉讼证据严格的排他性原则，两审的法律文书已生效，且张永禧的刑罚已执行，本案民事部分的事实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故一审法院确认张永禧在驾驶车辆时未饮酒的事实。对于刑事案件中张永禧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结论，原被告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五、被告张永禧、王军，死者钟某2在本案中承担的民事责任比例问题。通过上述分析，钟某2因醉酒后躺在事故车辆的前方地面上，置自身于高度危险状态之中，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其自身承担25%的民事责任。被告张永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通行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承担40%的民事责任。王军系饭局及唱歌的邀约者及组织者，未尽到其保护义务，亦没有尽到把醉酒者安全送达，妥善安置和帮助醉酒者的义务；在教授张永禧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未按道交法的规定及驾驶员的驾驶规则对车辆状况及车辆周边环境进行环视检查而冒然起动车辆，已然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其承担35%的民事责任。六、在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按第三者责任险进行理赔，即死者钟某2系事故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能否归入本案保险事故中的“第三者”，其拒赔理由能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的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身份，“第三者”与“车上人员”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不属于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因此，判断交通事故受害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是以该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座位之上为依据的。本案受害人钟某2在事故发生前，已置身于保险车辆之外，属于第三者人员范畴。其次，第三者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一种，与其他责任保险一样，其承保的标的是一种无形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是投保特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所负的第三者责任；所谓的第三者责任是指由于疏忽大意或者过失致使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三者险设立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聚焦众人的力量，分散风险的原理及大数法则，将被保险人个人原本难以承担的赔偿数额分散于社会之中，以减轻被保险人的损害，维护受害者利益，保障社会的稳定。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格式条款中，设计的第三者范围不包括被保险人本人和家庭成员在内的第三者。如是这样，机动车行驶途中将本人或者本人的家属成员撞伤亡的，保险人是不予赔付保险金的，而被撞伤亡的其他人却能得到保险人的赔付，同样的人、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车祸，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公正原则，也违背了社会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基本理念。再次，保险公司关于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条款属格式条款，是其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投保人协商，保险公司亦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向投保人出示并明确作出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依据公平原则，第三者损害责任险旨在确保第三人因意外事故受损时，能及时得到保险救济，是为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而订立。现钟某2因交通事故被投保车辆轧死，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针对第三者的范围，未对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庭审中双方亦对第三者的理解发生争议，依据法律规定应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最后，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钟某2的死亡是由于张永禧驾驶行为所导致，其行为具有重大过失，纵观全案张永禧不存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主客观要件，因此亦排除了保险公司提出的因受害人同意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的合理怀疑。故被告保险公司应按第三者责任险对原告进行理赔，其提出的拒赔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七、关于死亡赔偿金能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受害人身份证明，证实其户籍所在地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完小。户籍性质为城镇居民，经济收入与支出均来源于教师职业，故对原告要求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八、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根据上述评析，在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该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仍有不足部分，由张永禧、王军、钟某2按照民事责任比例承担。九、保险公司能否按民事责任赔偿比例对原告的损失进行理赔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交通事故责任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故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庭审中，保险公司对事故认定书所确认的责任结论（即张永禧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无异议，亦即说明了保险公司赔偿责任依据在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所确定的事故结论，因此对于超出保险限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部分，一审法院将按照上述分析，应由被告张永禧、王军及死者钟某2依据其承担的民事责任比例对超出部分进行承担。十、原告诉请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⑴丧葬费，是指死者家属为安葬死者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其中包括火化费。该费用具体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按六个月总额计算，2017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5688元，六个月为47844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⑵死亡赔偿金，是指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予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赔偿。该项费用的赔偿标准是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乘以赔偿年限来确定。根据上述分析，在庭审的举证质证过程中，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者在事故发生时年满30岁，根据法律的规定，受害人在60周岁以下的，死亡赔偿金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即30996元×20年=61992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⑶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款确定的参考因素，在本案中，受害人钟某2的死亡给四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精神痛苦，综合考虑被告张永禧、王军及受害人钟某2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等因素，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10000元。⑷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指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或者因伤残致其劳动能力丧失，造成受害人生前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前，受其抚养的人无生活来源，影响了现实生活，交通事故责任人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予受其扶养的无生活来源的人的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在本案中，原告周加毕与钟进系钟某2父母，至事故发生时分别年满58周岁及60周岁，系农村居民户。庭审中，原告未举证证明两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法律事实，属举证不能，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钟某2与金敏为夫妻关系，于2014年10月18日生育长子钟某1，至事故发生时年满1周岁，户籍所在地为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仁德街道办事处龙苑尚居16栋2单元301号房，系城镇居民户。故钟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法为：2017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560元，计算17年，即19560元×17÷2=16626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上述⑴—⑷项费用共计844024元，应先用交强险限额110000元进行赔付，即：844024元－110000元＝734024元已超出限额，因云Ａ×××××号车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万元（含不计免赔率），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20万元，剩余534024元×40%=213609.6元由被告张永禧赔偿，剩余534024元×35%=186908.4元由被告王军赔偿，剩余部分由四原告自行负担。因王军向原告先行支付了50000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王军实际赔偿的数额为：186908.4元-50000元=136908.4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关于死者钟某2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310000元。二、由被告张永禧在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关于死者钟某2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13609.6元。三、由被告王军在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关于死者钟某2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36908.4元。四、驳回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对被告李树洪、杨顺平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出院记录、病情证明书、出院证，证明2015年，周加毕因患急性应激障碍（即××）而住院治疗，出院时要求转院治疗，但因经济困难没有转院治疗。2、病情证明书，证明2019年3月，周加毕因病情加重不得不就近到县医院住院治疗。3、家庭情况说明，证明钟进、周加毕属于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经济来源，周加毕属于二级精神残疾，生活困难。4、残疾人证，证明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认定，周加毕属于二级精神残疾，生活困难。5、亲属关系证明，证明钟进、周加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三个儿子，除此再无其他子女。经质证，张永禧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出院记录中明确载明结合病史考虑急性心肌梗塞可能，所以出院记录与诊断相互矛盾，并没有载明是因应激障碍住院。另外，应激障碍并非是完全的××；证据2不认可，没有出院或入院记录及病例；证据3不认可，系钟进书写，并非从第三人角度出具；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形成于2018年4月26日，不属于新证据；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王军认为证据1、4不属于新证据，故不予质证；证据2、3的意见与张永禧的意见一致；证据5无意见。李树洪、杨顺平、保险公司无异议。张永禧补充提交短信记录，证明本案的基础，即刑事案件目前尚处于刑事再审申请阶段，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无法直接确认钟某2的死与张永禧有直接关系，所以申请法院发回重审或者中止审理。经质证，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不予认可，第一，我国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度，从该信息无法核实发信息的主体身份；第二，信息内容无法证明可以推翻二审生效判决；第三，该信息无法达到张永禧想要证明的结果和目的。王军不予认可，认为该短信5月29日就回复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是否接受的情况，故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李树洪、杨顺平、保险公司无异议。另，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无任何人对钟某2进行过恶意劝酒”、“为了车辆安全起见，王军把该车的车钥匙交给张永禧”事实及一审判决确认的精神抚慰金及钟进、周加毕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异议；张永禧对一审判决认定是其碾压过钟某2使其死亡的事实有异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各项费用无异议；王军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王军邀约朋友吃饭”、“因张永禧对云Ａ×××××号车的自动挡操作不熟悉，王军即教授张永禧驾驶自动挡车辆的档位及驾驶技巧”事实有异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各项费用无异议；李树洪、杨顺平、保险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各项费用无异议。本院认为，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提交的证据1、2、4，系相关医疗机构及残疾人联合会出具，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否与本案的处理有关联性，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评判；证据3虽加盖有村委会印章，但从内容来看系钟进单方陈述，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系村委会出具，且与本案相关联，故本院予以采信。张永禧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永禧涉及的刑事判决已被撤销，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所提第一项事实的异议，有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各涉事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为凭，故本院对该事实异议不予采纳；第二项事实异议，有张永禧及王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相印证该事实，故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纳。张永禧所提异议无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王军所提事实的异议，与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及王军在公安机关的所做笔录内容不符，故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纳。综上，二审补充查明以下法律事实：钟进、周加毕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了钟怀荣、钟怀臣及本案死者钟某2。周加毕系精神二级残疾，曾于2015年12月到云南省××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3月到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另，二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钟某2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2、本案是否遗漏小羴KTV及肖文明？3、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主张的损失是否应扣减肖文明、李树洪、杨顺平、吴鸿章、秦文杰支付的经济补偿？4、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及周加毕、钟进作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能否支持？争议焦点1：第一，寻甸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0129刑初166号刑事判决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1刑终434号终审裁定均认定张永禧驾车将钟某2碾压致死，故张永禧的驾驶行为直接导致了钟某2的死亡，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张永禧抗辩称不是其驾车致钟某2死亡与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不符，且张永禧亦未提交证据推翻生效裁判文书，故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第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的认定，死者钟某2在本次事故发生前已处于高度酒醉状态，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酒量及醉酒后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有一定的预判，但其放纵了对酒的节制，致使其醉酒后躺在事故车辆的前方地面上，将自身置于潜在的高度危险之中，给事故车辆从其身上驶过创造了客观条件，故对此次损害的发生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张永禧的家属上诉称死者不具有过错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寻甸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0129刑初166号刑事判决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1刑终434号终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为肖文明从昆明来羊街，基于其师生关系联系王军后由王军邀约包括张永禧、钟某2等人参与饭局，能够证明王军系整个饭局的邀约者、组织者，饭局过程中参与者包括死者在内基本都进行饮酒，饭后饭局参与者等又去到KTV娱乐，期间再次饮酒，故王军作为同饮者，亦作为邀请包括死者在内参与吃饭、唱歌的人员，较其他同饮者负有对醉酒者钟某2监管、照顾或是妥善安置、帮助的义务，但在死者离开包房一直未归后，并未积极履行前述义务，同时王军吩咐张永禧驾驶车辆时，因张永禧不熟悉车况，教授驾驶技巧的过程中，未按道交法的规定及驾驶员的驾驶规则对车辆状况及车辆周边环境进行环视检查而冒然起动车辆，致使躺于车辆前方的钟某2死亡，故王军对钟某2的死亡存在过错，理应承担相应责任。王军上诉称自己不是饭局及唱歌娱乐的组织者和施惠者，也未教授张永禧驾驶技巧，因此不存在过错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四，李树洪、杨顺平虽参与共同饮酒，但在卷证据不能证明期间二人对死者有强行劝酒或是对死者死亡的后果存在过错等行为，李树洪、杨顺平不应对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在分析各方当事人的行为与钟某2的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认定张永禧承担40%的责任，钟某2承担25%的责任及王军承担35%的责任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争议焦点2：如前所述，肖文明虽主动联系王军吃饭，但之后包含死者在内的人员是由王军邀约，其行为直接使参与者扩大，因此肖文明对死者来说仅是共同参与者及同饮者，并不当然负有对醉酒者妥善安置及监管责任，故一审法院未认定肖文明存在过错并同意钟某2的家属撤回对肖文明的起诉并无不当。另外，虽事发时，包括钟某2在内的人员在小羴KTV饮酒及娱乐，但从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钟某2是在小羴KTV外的空地上被车辆碾压致死，而不是因在小羴KTV管理的范围内因其安全保障等问题发生损害后果，故各上诉人主张小羴KTV应承担安全保障的责任，本院不予采纳，进而一审法院未追加小羴KTV参与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3：如前所述，肖文明、李树洪、杨顺平等同饮者对钟某2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几人自愿给予钟某2一定经济补偿系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不能因此减轻应承担责任的人员承担的损失金额，故一审法院未将前述几人已付金额在总损失金额内扣减并无不当。争议焦点4：关于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结合前述分析，死者钟某2也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结合损害后果、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10000元得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钟进系钟某2父亲，至事故发生时年满60周岁，已达到我国的退休年龄，故本院对被扶养人钟进的生活费予以支持。周加毕系钟某2的母亲，至事故发生时虽仅58周岁，但其属于精神二级残疾，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大部分生活需他人照料，故本院综合考虑其实际情况，对被扶养人周加毕的生活费予以确认。综上，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钟某2系寻甸县新街小学教师，同时本案中被扶养人有数人，故本院分段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下：1、前17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87940元（钟某1：19560元×17÷2=166260元、钟进：19560元×17÷3=110840元、周加毕：19560元×17÷3=110840元），超过了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此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32520元。2、之后3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9120元（钟进：19560元×3÷3=19560元、周加毕：19560元×3÷3=19560元），并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9120元，综上，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371640元，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主张为241079.6元，系自愿处分权利。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费用及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各方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不再评述并予以维持。结合如上分析，本院确定金敏等的经济损失如下：丧葬费47844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1079.6元，共计918843.6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赔付310000元，剩余608843.6元，由张永禧赔偿243537.44元，王军赔偿213095.26元，剩余部分由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自行负担。扣减王军先行支付的50000元，王军实际赔偿163095.26元。另外，张永禧提出一审法院超期裁判问题，经查，张永禧一审时以其所涉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金敏、钟某1、钟进、周加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上诉人张永禧、王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出现新的事实致部分费用计算有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9民初208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即“一、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关于死者钟某2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310000元。四、驳回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对被告李树洪、杨顺平的诉讼请求”；二、撤销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9民初20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即“二、由被告张永禧在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关于死者钟某2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13609.6元。三、由被告王军在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关于死者钟某2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36908.4元。五、驳回原告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的其它诉讼请求”；三、张永禧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经济损失243537.44元；四、王军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经济损失163095.26元；五、驳回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由张永禧承担1844元，王军承担1613.5元，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承担1152.5元。张永禧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由张永禧承担1844元，剩余2766元退还张永禧。王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由王军承担1613.5元，剩余2996.5元退还王军。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10元，由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承担1152.5元，剩余3457.5元退还金敏、钟某1、周加毕、钟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杨章亮审判员 刘 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袁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