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0刑初59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廖伟超，男，1974年11月2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汉族，研究生学历，广西百色百东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住百色市右江区，因涉嫌犯有受贿罪，2019年5月13日被百色市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同年7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同月30日被逮捕。辩护人黄振海，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以百检公刑诉〔2019〕5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廖伟超犯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立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伟超及其辩护人黄振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至2018年，被告人廖伟超利用其担任百色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广西那坡百益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益公司）总经理，广西百色百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东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广西百色润东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东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货款结算，工程款拨付、项目合作、合同履行等各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于2013年4至5月某日，收受吴某1送给的人民币10万元；于2015年某日、2016年8至9月某日，收受吴某2送给的人民币5万元、50万元；于2016年6月某日，通过吴某1收受吕某送给的人民币33万元；于2017年8月某日，收受言某送给的人民币7万元；于2017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先后40次收受孙某1送给的人民币210.6万元；于2017年7月、12月，收受章某送给的2万美元、人民币150万元;于2018年7月、10月，收受胡某送给的人民币50万元、10万元。共计收受人民币525.6万元及2万美元。 为证实以上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廖伟超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廖伟超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25.6万元及2万元美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对被告人廖伟超依法惩处。 被告人廖伟超对起诉书指控其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无异议，但提出所收受的款项均是他人主动给予，不是其索要；其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请求法庭给予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黄振海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伟超构成受贿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廖伟超在监察委一般性通知下主动到案，后除如实交代监察委已经掌握其收受吴某2贿赂的事实之外、还主动交代监察委尚未掌握其收受吴某1、吕某、言某、孙某1、章某、胡某贿赂共计470.6万元的事实，这470.6万元部分构成自首；廖伟超在涉案的事项中，均是为行贿人在货款结算、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不存在故意索贿的行为，犯罪情节较轻；廖伟超是初犯、无任何前科劣迹，认罪认罚，案发后退出了部分受贿款，建议法庭对廖伟超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3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廖伟超利用其担任百色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工投公司”）副总经理，广西那坡百益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那坡百益公司”）董事长，广西百色百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广西百色润东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25.6万元、2万美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受贿犯罪事实如下： （一）收受南宁市云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云怡公司”）业务员吴某1人民币10万元。 2013年5月25日，“那坡百益公司”与“南宁云怡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由“南宁云怡公司”向“那坡百益公司”提供煤炭。“南宁云怡公司”业务员吴某1为了让时任“那坡百益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廖伟超在煤炭货款结算中提供帮助，使其按时得到煤款，于2013年4、5月的某日，在那坡县城送给廖伟超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烟块煤购销合同》、《焦炭购销合同》、汇（付）款申请单、电子转账凭证证实：“那坡百益公司”与“南宁云怡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及“那坡百益公司”向“南宁云怡公司”支付煤炭货款的情况。 （2）“南宁云怡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公司2013年5月25日委托吴某1与“那坡百益公司”签订《烟块煤购销合同》及交易。 2、证人吴某1证实：2013年，廖伟超在“那坡百益公司”做负责人，他们公司需要煤就找到我，我总共向他们厂供煤炭约2千吨。做生意之前我和廖伟超口头约定每吨给他20元的“回扣”。结算货款后，为了感谢廖伟超的帮助，2013年10月的某天我请他吃饭、喝茶，喝茶时我送给他人民币10万元。 3、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3年3月左右，我时任“百工投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那坡百益公司”董事长。“那坡百益公司”生产需要煤，吴某1等三家供应商找到我们，经对比我们让吴某1作为煤炭供应商，吴某1为我们供应了2千吨煤。2013年4、5月的某天，吴某1到那坡县催收煤款，当晚我们一起吃饭后又去喝茶。吴某1为了让我在以后的煤款结算中提供帮助，按时结算煤款给他，喝茶时送给我10万元。这笔钱我全部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二）收受工程老板吴某2人民币55万元。 2014年4月，广西凌云县兴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兴业公司”）承建百色干部学院BD06-07-01地块场地平整工程，该公司委托吴某2负责施工。工程款由“百东投公司”垫付。后吴某2为了让“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的被告人廖伟超尽快签批支付工程款，于2015年某日在百色市右江区城乡路方洲丽园小区门口，送给廖伟超人民币5万元。 2014年7月，百色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百色建工公司”）中标承建百色市工业园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标准厂房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项目），由吴某2具体负责投资建设。工程完工交付“百东投公司”使用后，吴某2为了让廖伟超尽快签批支付工程款，于2016年某日在百色市右江区城乡路方洲丽园小区地下车库，送给廖伟超人民币5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凌云兴业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公司于2014年4月承建广西百色干部学院BD06-07-01地块场地平整工程是委托吴某2负责施工。 （2）广西百色干部学院BD06-07-01地块场地平整工程项目结算报告、项目工程款支付明细、银行转账凭证、审计报告证实：“凌云兴业公司”与“百东投公司”就该项目造价进行结算、“百东投公司”支付该项目的款项、百色市审计局对该项目造价结算审计的情况。 （3）“百色建工公司”出具的《“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建设项目情况说明》证实：“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建设项目由吴某2具体负责投资垫资和工程款的收支工作。工程于2014年7月份开工，2015年9月份完工并交付使用。 （4）《中标通知书》、《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建设项目《BLT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百东投公司”记账单及凭证、审计报告证实：“百色建工公司”中标承建“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建设项目，该公司与“百东投公司”就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提前回购等事宜达成协议、“百东投公司”支付该项目回购的款项、百色市审计局对该项目审计的情况。 2、证人吴某2证实：我总共分两次送给廖伟超现金人民币55万元。因我做“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建设项目、百色干部学院第一选址项目，得到项目资金和工程款需要廖伟超审批，廖伟超在支付我们工程款时总是找各种理由不支付，我为了让廖伟超尽快支付资金和工程款才送给他钱。2014年底的某天（具体日期记不清）晚上8点多钟，我在方洲丽园小区门口把装有5万元钱的档案袋给他，并要求他尽快审批支付工程款，他答应。第二次送钱是2015年6月份，“百色建工公司”投标获建“百东企业服务站综合服务楼”建设项目，项目是全额垫资，我以3%的挂靠费向“百色建工公司”购买来做。项目于2015年国庆节完工并交付“百东投公司”使用。201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做项目资金困难，让“百东投公司”支付我们工程款，经过双方多次反复协商和我们让步，最后达成并签了由业主“百东投公司”先一次性支付5千万元，剩下的2千万元等结算审计后付清的《补充协议》。后“百东投公司”管财务的廖伟超总是找各种理由不签字支付5千万元工程款。2016年3月下旬，我跟廖伟超说希望他尽快支付工程款，并说事成后会送钱给他，他同意并先支付给了2千万元。为了让廖伟超支付剩下的3千万元，2016年4月初某天晚上8、9点后，我带一个装有人民币50万元的纸箱到方洲丽园小区地下车库，放在廖伟超的车上送给他，并希望他尽快将剩下的3千万元工程款支付给我们。送钱后二、三天，廖伟超把3千万元工程支付给我们。 3、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4年，吴某2负责百色干部学院第一选址方案土地平整工程实施，工程款先由“百东投公司”垫付。我是“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和融资工作。吴某2就多次找我帮忙，要求尽快支付工程款，2015年的某天晚上，在百色市右江区方洲丽园小区门口，吴某2让我帮忙协调尽快支付工程款，并给我一个档案袋，我答应帮他协调。他离开后我打开档案袋见里面有人民币5万元。不久我审核通过吴某2的材料报领导审批，吴某2很快得到了工程款。这笔款我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了。 2014年，吴某2负责承建百东企业服务站工程项目，吴某2多次要求我协调尽快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项，“百东投公司”按照协议支付了2千万元给吴某2，还有3千万元没有支付。2016年的某天晚上，在方洲丽园小区地下车库，吴某2送给我一些土特产，将一个纸箱放到我车后厢，并说让我帮忙协调尽快支付剩下的款项，我答应帮他协调。过后我打开纸箱看里面有人民币50万元。后经我审核通过并报领导审批，吴某2很快得到工程款。这笔款我用40万元支付百色市龙景区春天里小区的购房款和支付南宁天誉花园房子的装修款，还有11万元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三）收受工程老板吕某人民币33万元。 2014年11月，上海远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远通公司”）中标百色市百东新区路网一期工程纬一路、经二路、经三路项目（以下简称“百东新区路网项目”），与项目业主“百东投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同年12月广西松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松鼎公司”）承接了该项目劳务施工，将项目分包给韦某施工。2015年5月，韦某将项目部分分包给吕某施工。吕某施工后因没有按时得到工程款，让谢某帮忙找时任“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的被告人廖伟超协商解决时，廖伟超便索要财物。2016年6月，廖伟超通过吴某1在南宁市索要吕某人民币3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中标通知书》、《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劳务协作合同》、《施工协议书》、“广西松鼎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2014年11月，“上海远通公司”中标承建“百色市百东新区路网项目”，与业主“百东投公司”签订了合同。同年12月，“广西松鼎公司”承接该项目劳务施工，并分包给韦某施工。 （2）《“百东新区路网项目”市政道路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实：2015年5月，韦某将项目工程分包给吕某施工。 （3）记帐凭证、基建账簿证实：“上海远通公司”获得工程款项拨付情况。 （4）吴某1银行卡流水明细证实：吴某1于2016年6月30日转22万元给廖伟超；于2017年8月14日转11万元到廖某1的账户。 2、证人证言 （1）证人韦某证实：2014年至2016年期间，我以广西松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百东投公司”的百东新区路网一期纬一路、经二路、经三路的工程项目劳务。这些工程项目我是找“上海远通公司”要来的，我得到工程后与吕某一起合作完成。我本身的工程款还没有得完，但是吕某的工程款已经结清给他了。我不清楚“百东投公司”为何结算给吕某那么快。吕某工程款下来后，我拿部分给吕某的工人发放工资和支付他欠的材料费用等，余下的钱我有支付现金和转账给吕某。 （2）证人吕某证实：2015年至2016年期间，我在百色承接“百东投公司”的百东新区路网一期经一路的工程项目劳务施工，这个工程我是从韦某老板那里承接下的。工程准备完工了，但“百东投公司”一直没有支付工程计量款，我知道谢某认识“百东投公司”的领导，就让他帮忙协调沟通工程计量款的事情。隔几天，谢某转告我说，“百东投公司”分管财务的廖伟超提出他要买房子，还差些钱（我知道意思是让我送钱给他）。我听了很气愤就不给他送钱，但工程计量款就一直没有得。因工人吵要工资、材料商也追要货款，我压力大就找谢某要了廖伟超的电话，把工程和遇到的困难向廖伟超讲述。廖伟超说事情不是不能解决，到时有人会和我联系。第二天有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说是廖伟超让他跟我联系，并让我准备好人民币33万元，还说给钱后工程款就会顺利解决。我筹够钱便联系那个陌生男子，后在南宁柏利菲大酒店外面，经与廖伟超确认，我将装有人民币33万元的红色纸盒交给那个陌生男子，并告诉他盒子里有钱。我送钱后工程计量款很快就解决了，工程款是拨到“上海远通公司”，该公司再拨给韦某，韦某再支付给我。我是被迫送钱的，不送钱给廖伟超，他就不审批工程计量款给我。 （3）证人谢某证实：2016年某天（具体日期不记得），我同学吕某知道我认识“百东投公司”的廖伟超，让我去找廖伟超帮助协调他在百东做工程不得工程款的事宜。我去找廖伟超时，廖伟超说：“你们发大财了，我连汤都没得喝，并说要在南宁买房，目前还没有钱，你们看着办。”我说：“这个工程跟我没关系，我是受同学委托来协调进度款的，我会把你的话转告他们。”回来后我把廖伟超说的话转告给吕某，吕某问我要了廖伟超的电话，后来情况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4）证人吴某1证实：2016年6月份的某天，廖伟超说他在南宁有一笔33万元钱要收，让我帮他拿，他有空再到南宁跟我要，并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跟这个号码的人联系。我按廖伟超给我的号码打电话跟对方（一个男的）联系。后在柏利菲大酒店外面马路边，有一男子电话与廖伟超确认后把一个红色盒子给我，并说钱在盒子里。我取回来打开盒子看是33万元。我没有把钱存进银行等廖伟超跟我要，廖伟超一直没时间来要钱。约2016年6月的一天，廖伟超让我把22万元转账给他，我才把钱存在银行里并于同年6月30日转22万元到他的百色中行卡上。2017年8月份左右，他让我把剩下的11万元转给他，于是我转了11万元到他提供的廖某1的广西农村信用社账号给他。 （5）证人廖某1证实：我在2017年7月份，我在百色农村合作银行办理过一张储蓄卡,2017年8月的某天我就把卡给廖伟超拿去用了。 3、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5年左右，百色市百东新区路网工程一期的经二、经三、纬一路通过招标，上海远通路桥有限公司中标为施工单位。2016年6月的某天，谢某来我办公室协调经二、经三、纬一路这几个项目的进度款，洽谈完后我们就闲聊，谢某建议我换辆新车，我说我老婆刚买了一辆别克昂科威，谢某问我车多少钱，我说大约33万元，谢某说这辆车的性能还不错。过了不久，约6月份一天谢某打电话问我在不在南宁，要拿点协调经费给我，我说工作太忙没时间去南宁，能否让朋友帮忙拿后再给我，谢某说可以，我就把我在南宁的朋友吴某1的联系电话发给谢某。过了两三天，谢某跟我说33万元钱已给我朋友。不久吴某1也告诉我收到33万元。后吴某1分两次将这33万元转给我，其中22万元转到我的中行的银行账户上，还有11万转到我大哥廖某1的右江农合行的银行卡上（该卡由我持有和使用）。这33万元，我拿22万元去交百色龙景春天里小区的房款及指标转让费，还有11万元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四）收受百色宏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色宏宇公司”）总经理言某人民币7万元。 2016年，“百色宏宇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开展水泥购销业务。2017年8月某日，“百色宏宇公司”总经理言某为了感谢时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廖伟超在水泥销售业务中给予的帮助，在百色市右江区方洲丽园小区门口送给廖伟超人民币7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水泥销售合同》、催款函、催款通知书证实：2016年5月26日、12月28日，“百色宏宇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签订《水泥销售合同》；及“百色润东公司”向“百色宏宇公司”催要货款及支付违约金的情况。 2、证人言某证实：我是“百色宏宇公司”总经理，公司2016年开始和“百色润东公司”做水泥销售业务，由我去和廖伟超洽谈业务。2017年8月，廖伟超说要公休出去玩。考虑到他帮我这些年没提过要利润，我要拿点费用给他去度假。某天晚上，我电话联系说找他有点事并准备了7万元，后在方洲丽园小区门口，我把装有钱的袋子给廖伟超，跟他说是让他出去玩的费用。 3、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5年“百色润东公司”与“百色宏宇公司”合作华润水泥销售业务，当时我兼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2017年8月某日，我从居住的百色方洲丽园小区地下车库开车到小区大门口时，“百色宏宇公司”的言某说拿点东西给我，并将一个白色手提纸袋放到我汽车的后排座上。我回到家看见里面有7万元。我在“百色润东公司”与“百色宏宇公司”做水泥供应合作中给予言某帮助，她获得较多利润，言某出于感谢我而送我钱。这笔钱我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五）收受北京诺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诺安公司”）西部负责人孙某1人民币210.6万元。 2017年，“北京诺安公司”西部负责人孙某1获悉“百东投公司”下属的“百色润东公司”从银行融资到4亿元的城镇化发展基金，急需找项目投资。经孙某1介绍，“百色润东公司”先后与湖南郴州湘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稀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华信公司”）达成金融供应链贸易合作，由“百色润东公司”以供应连服务商身份向“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公司”提供黄金、白银、铅锭、电铅等货物采购、销售、订单处理、资金垫付、代付及货款结算等供应链服务。时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廖伟超代表公司与“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公司”签订了《采购分销执行服务框架协议》。孙某1先后从“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公司”获得1%，共计300万元的中介服务费。孙某1为了感谢廖伟超在项目的审批协调、资金签批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使其顺利拿到中介服务费，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通过银行，先后多次将共计人民币210.6万元转账到廖伟超提供的其哥哥廖某1的账户送给廖伟超。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采购分销执行服务框架协议》证实：2017年2月18日、2017年11月1日，“百色润东公司”分别与“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2）孙某1收取“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公司”中介服务费存入孙某2招商银行卡统计表证实：孙某1收取湖南这两家公司中介服务费存入孙某2招商银行卡（尾号8777）号共计334.69万元。 （3）户名为廖某1的银行卡流水明细证实：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从户名为孙某2的账户转入共计210.6万元款项的事实。 2、证人证言 （1）证人孙某1证实：我是“北京诺安公司”西部负责人。2016年8月，“百色润东公司”从银行融资了4亿的城镇化发展基金没有项目投入，急需找能够生产黄金、白银的企业进行投资，我知道“湖南湘金公司”和“湖南华信公司”需要资金投入，就帮“百色润东公司”联系并约了这两家公司的老总李某1和吴某3与廖伟超、李某2在南宁见面洽谈资金合作业务。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湖南湘金公司”授信2.5亿人民币，“湖南华信公司”授信1亿元人民币。我与这两家公司的老总口头约定了收取授信额度1%的中介服务费共计350万元，但“湖南湘金公司”老总只给我200万元，“湖南华信公司”老总给我100万元，我实际共收到中介服务费300万元。廖伟超是“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兼“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在促成“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这两家公司的合作上，他的意见和作用很关键，我在帮助“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这两家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前，请求廖伟超在合作的事情上多多关照，并说合作成功后会感谢他。后“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这两家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也拿到300万元的中介服务费。廖伟超向我索要好处费，为了项目能合作下去，也为了廖伟超在履行合同中不为难湖南这两家公司，顺利拨款，我也能顺利拿到中介服务费，不得已答应廖伟超，陆续用孙某2招商银行储蓄卡，用手机银行在网上转账共计人民币210.6万元到廖伟超提供户名为廖某1的储蓄银行卡给他。 （2）证人孙某2证实：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堂哥孙某1问我有没有银行卡，想用来存私房钱。我觉得他是二婚，想用我的银行卡来用，不想给现在的妻子知道很正常，就将卡里的钱转走后给他用了这张银行卡。这张银行卡给他以后我就不再使用，银行卡的短信提示也办为他的手机号。直到现在这张银行卡都是他在保管和使用。 （3）证人吴某3（“湖南华信公司”董事长）证实：孙某1说“百色润东公司”有沉淀资金可以临时周转使用，并口头与我公司约定，若他作为介绍人（中间人）为我公司引进生产周转资金，我公司按相应原料采购资金总额支付他1%的中介服务费。后孙某1介绍“百色润东公司”给我公司，2017年11月1日，我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签订《采购分销执行服务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百色润东公司”向我公司提供原料代理采购业务，原料采购额度约定人民币约1亿元以内。签约后2017年11月的某天，我公司支付给孙某1100万元中介服务费。 （4）证人李某1（“湖南湘金公司”董事）证实：2018年9月份以前我是公司董事。2016年孙某1说他作为介绍人，为我公司介绍项目如果合作成功，我公司要支付给他合作资金总额的1%的中介服务费。后孙某1介绍“百色润东公司”与我公司合作，2016年底，“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廖伟超多次带队到我公司考察，对我公司进行评审评估后认为可以合作，于2017年2月18日与我公司签订了《采购分销执行服务框架协议》（由公司法人代表谭某签订）。签订协议后，孙某1多次要求我公司支付给他中介服务费。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我代表我公司先后8次支付给孙某1中介服务费人民币现金200万元。 3、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7年，孙某1知道“百色润东公司”做供应链业务，有3个亿的柳银产业资金需要找合作方投资后，便介绍“湖南湘金公司”、“湖南华信公司”跟我们谈合作。2017年3月，我代表“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这两家公司达成并签订了合作协议。孙某1作为介绍人向这两家公司收取“介绍费”。孙某1收取“介绍费”跟我说要给我“好处费”。后孙某1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多次用孙某2的银行账号通过转账的方式将共计210.6万元转到我提供的我大哥廖某1的银行卡（卡是我叫开的，一直是我持有并使用）上。这笔款我将部分用于我在南宁房子的装修和买家具，其余（约160万元）仍在户名为廖必疆的银行卡上（银行卡已上交百色市监察委。孙某1之所以送钱给我，是因为“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这两家公司的合作需要我上下协调，在履行合同期间，孙某1怕我为难湖南这两家公司，不按时拨款到位，他也没法顺利拿到“介绍费”。 （六）收受桂旭（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旭公司”）总经理章某人民币150万元、2万美元。 2016年“桂旭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开展了煤炭购销业务。2017年7月，“桂旭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总经理章某为了让“桂旭公司”能与“百色润东公司”继续开展煤炭购销业务，在南宁某宾馆大堂送给时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廖伟超2万美元。 2017年11月，章某在百色约见被告人廖伟超，就“桂旭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继续加大业务合作，扩大业务交易量，提高“桂旭公司”的融资能力进行洽谈，期间章某承诺事成后送给廖伟超好处费。2017年12月9日、15日，章某分别将人民币50万元、100万元存入和转账到廖伟超提供的卢某的银行卡上。后廖伟超通过言某将这150万元两次从卢某的银行卡转账至其提供的其妻嫂梁某的银行卡账户上。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物证、书证 （1）2万元美元（面额100元，共两扎，用红色塑料袋包装）现金照片证实：被告人廖伟超收受了章某给予的2万元美元现金。 （2）《煤炭购销合同》，《采购分销执行服务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百色润东公司”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资金收支情况、运行项目回访函证实：“百色润东公司”与“桂旭公司”2016年至2017年签订了多份《煤炭购销合同》，及双方业务往来的相关情况。 （3）卢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李某3银行卡交易明细、梁某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卢某的尾号为8654银行卡账户于2017年12月9日、15日分别收到50万元和100万元；李某3的尾号为5555银行卡账户于2017年12月15日转100万元到卢某账户；梁某的尾号为2170银行卡账户于2018年1月3日分两次收到90万元、60万元，共150万元。 3、证人证言 （1）证人章某证实：2017年7月我接手“桂旭公司”前任总经理高某任总经理，发现“百色润东公司”与“桂旭公司”有供应链合作协议（煤炭贸易业务合作），合作金额1亿人民币，实际合作中两公司履行了5千万元，还有5千万的供应链资金没有履行，该协议为一年已经到期，我希望继续与“百色润东公司”延长合作期限，就找到时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廖伟超谈两公司延长合作期限的事宜，交谈中，廖伟超表示可以继续合作并暗示我给他好处。我回到上海将在家里面的2万美元（面额都是100元，共两扎，每扎1万元）用红色塑料袋包装好，约过一个星期后到南宁联系廖伟超见面，廖伟超叫我去他住的宾馆（宾馆名字记不得了）找他，我去到他住的宾馆大堂与他见面聊了约20分钟，我将红色塑料袋包好的2万美元塞到廖伟超的一个挂包里，跟他说让他多多关照，廖伟超笑笑点头表示答应。我给廖伟超2万美元后，廖伟超和我逐渐联系多了起来。2017年11月底，我把“桂旭公司”的股权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公司是我实际控制），我问廖伟超下步怎么进行，廖伟超说将之前两公司合作的账目理清楚才继续合作，廖伟超还派了“百色润东公司”总经理李某2、业务副总廖某2、业务经理黄某到“桂旭公司”对账。对账清楚后，廖伟超约我到百色见面。后我们在百色一家咖啡店（具体地点记不得了）见面，谈继续合作业务的事，还说了其他一些话，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好处费”就直接跟他谈要多少，最后谈好给他“好处费”150万元，他同意两公司按照我要求将5千万元的业务继续合作下去。2017年12月初，我和朋友刘某在南宁取现金人民币50万元后约廖伟超到南宁见面送钱给他。廖伟超说没开车来不方便携带那么多现金，给了我一张写有卢某1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帐号纸条，让我将商量好的150万元“好处费”打到纸条写的卢某银行卡上。大约在2017年12月中旬，我分两次打款人民币150万元到廖伟超提供的卢某银行卡上，其中一次是叫我朋友刘某将50万元现金存到卢某的银行卡上，另一次是我用小舅子李超的招商银行卡（该卡由我保管和使用）转账100万元（用U盾在家电脑操作）到卢某的银行卡上。我给廖伟超钱，是为了让他同意我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继续合作下去，把我公司业务量提上去，我公司就能增加现金流，提升融资能力，对我个人有利。 （2）证人言某证实:2017年12月份某天，廖伟超跟我说有一笔人民币150万元钱让我帮忙转账，我就把方某母亲卢某的银行卡（尾号8654，是我问方某要来走账，他给我这张银行卡，还给他的一张银行卡，这两张银行卡我平时用来收货款或支付运费）给他。几天后廖伟超就问我150万到账没有，我查看卢某的账户，发现2017年12月9日、15日分别收到50万元和100万元钱后告诉廖伟超钱已到账。他让我先留者这笔钱，过后再转给他。2017年12月的某天，廖伟超通过微信发银行账号（尾号2170、开户行邮政银行、户名梁某）给我，让我分两笔将150万元转到这个账号上，还交待每次转账不能超过100万元。因我之前经廖伟超同意使用了这笔钱，就让广西达锋物流公司将欠我的运费转150万元到方某的银行卡上，我再从方某的银行卡通过网银（U盾）在电脑操作转到梁某的银行卡上。我是在2018年1月3日分两次把钱转账到梁某的银行卡，一次转90万元，一次转60万元，两次共150万元。 （3）证人方某证实：我在华润水泥公司广西大区（南宁市）任业务员期间与百色宏宇商贸公司的言某有过对接、联系。2015年3月底，我给了言某两个银行卡U盾使用，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以我母亲卢某名义开的工商银行卡（尾号8654）U盾。我开卡后3-4天左右，言某说她做运输生意需要用我的银行卡来走账，我就把这张卡的U盾借给她使用了。这张银行卡U盾在言某手里有三年多，我一直没有向她要回来，后来都忘了。2018年12月我重新办卡时，银行说我已有一张卡不能办新卡，我就直接注销这张旧卡办新卡。我母亲这张卡在2017年12月9日转入50万元、12月15日转入100万元不是我办理。 （4）证人卢某证实：2015年我在南宁高新区的中国工商银行以我的名义办理过一张储蓄卡（办有U盾）。当时是我儿子方某陪我去办理的，办得后就一直由方某保管和使用银行卡与U盾，我没有使用也没有见过。 （5）证人梁某证实：我丈夫的妹妹潘某和妹夫廖伟超在百色市工作。2010年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我的名义办理过一张储蓄卡（尾号2170）。2017年，潘某说想贷款,问我有没有银行卡,我就把这张邮政储蓄卡给潘某拿去用了。我给潘某储蓄卡时里面没有存款。 （6）刘某自述材料证实：2017年12月9日，廖伟超让我把50万元现金存到卢某的工商银行账号上，为什么存钱，他没有和我说。 （7）李某3自述材料证实：我姐夫章某曾叫我在招商银行办了一张尾号为5555的银行卡，卡办好后就交给他使用，卡内没有本人一分钱。 4、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6年开始，“百色润东公司”与“桂旭公司”有煤炭业务合作。2017年7月的一天，我在南宁出差，“桂旭公司”老总章某到我住宿的宾馆大堂商谈我们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章某要我协调我们公司继续与他们公司合作业务，提高业务交易额度，增加他们公司的应收账款。商谈结束章某离开时给我一个红色塑料袋说有材料给我，并要我多多关照。我回到百色的家打开塑料袋看是2万元美金。这2万元美元一直放在家里，没有使用。2017年10月底的某一天，章某约我在百色一家咖啡店见面谈如何继续加大合作业务，我告诉章某百色市政府和“百东投公司”要求“百色润东公司”将区外的业务逐步转到广西区内来开展，问章某能否考虑把业务转到广西区内合作，章某就说可以，后我们商量好把两家公司业务量做大，章某提出要给我150万元“好处费”。过了10天左右，章某约我到南宁见面，我刚好出差在南宁就打电话给言某说有一笔钱需要帮转账一下，让她找一个不是她个人的银行卡，将银行卡开户行、姓名和账号写到一张便签给我（当时我没看是谁的账号）。我与章某见面后，章某说他准备了人民币现金50万元，我说没有开车来携带这么多现金不方便，就将言某给我的便签交给章某，让章某将说好的人民币150万元打到便签上写的银行卡上。不久章某说150万元已经分两笔（一笔100万，一笔50万）转到我提供的账号。我让言某查看钱是否到账，言某查后说150万元已经到账并问我如何处理，我告诉她过后再转账给我。2018年1月的某天，我和老婆回天等县老家时，让老婆问她二嫂梁某要一张银行卡给我专用，我老婆将她二嫂梁某的一张邮政银行储蓄卡给我，我就将这银行卡的账号和户名通过手机短信发给言某，叫言某将150万元转账到这张邮政储蓄卡上，言某将150万元分两次转账，一次转90万元，一次转60万元到这张卡上。收到钱后，我将其中的46.1915万元以小舅子潘海重的名义用于购买百东新区东方家园小区的一套房子，其余的钱还在梁某银行卡上。我买完房子后这张卡我让老婆潘某保管。 （七）收受湖南郴州湘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湘金公司”）董事长胡某人民币60万元。 2017年2月，“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湘金公司”达成金融供应链贸易合作，并签订了合作协议。2018年“湖南湘金公司”以原合同部分条款不合理为由，多次要求修改。同年7月中旬的某天，时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廖伟超亲自带领公司业务团队到“湖南湘金公司”洽谈合同条款修改，并达成对“湖南湘金公司”有利的合同条款修改事宜。次日，“湖南湘金公司”董事长胡某为了能顺利签订合同条款修改协议，在廖伟超入住的湖南郴州市奥米茄酒店客房送给廖伟超人民币50万元。2018年10月某日，胡某又在南宁市民歌湖广场附近送给廖伟超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采购分销执行服务框架协议》证实：2017年2月18日，“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湘金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2）《补充协议》证实：2019年3月22日，“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湘金公司”签订了修改原协议内容的补充协议，由胡某和廖伟超代表各自的公司签订。 2、证人胡某（“湖南湘金公司”董事长）证实：2016年7、8月，我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达成合作意向，2017年2月18日双方签订了协议。后我公司认为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对我公司太苛刻，不符合生产企业的规律，我们希望修改协议的违约条款。2018年7月中旬的某天，廖伟超带队到我公司协商合作协议条款事宜。第二天我到廖伟超入住的奥米茄酒店房间跟他聊协议条款的事情时，将装有人民币50万元现金的手提布袋，放到房间的电视机旁边矮柜上，希望廖伟超多多关照，给予帮助。2018年10月中旬的某天，我在广西南宁出差，得知廖伟超也在南宁出差时就约廖伟超在南宁南湖民歌广场见面聊天，后我把装有人民币10万元的茶叶盒放到廖伟超的车上送给廖伟超。廖伟超是“百色润东公司”的董事长，对协议修改有决定权，所以我代表公司送钱给他。我公司送给他60万元后，2019年3月22日，我公司与“百色润东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修改了违约条款，满足了我公司要求。 3、被告人廖伟超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胡某是“湖南湘金公司”的董事长，我和他是在“百色润东公司”与“湖南湘金公司”的业务交往中认识。2018年“湖南湘金公司”多次来函，称2017年的合作合同中一些条款不符合生产企业的一般规律，要求修改合同条款。2018年7月中旬的某天，我带队到“湖南湘金公司”洽谈供应链业务合同条款修改事宜，当天双方就把合同条款谈妥，待双方审批后就签订。次日上午，胡某到我入住的奥米茄酒店房间谈点事，他进我入住的房间将手上的一个布袋放到房间电视机旁边的矮柜上，后和我谈约30分钟离开。我发现胡某没有将那个布袋带走，就打电话叫他回来拿。胡某说布袋里面的东西是给我的。我打开布袋，见里面有人民币现金50万元。2018年10月的某天中午，我在南宁出差，胡某知道我在南宁就约我到南宁民歌湖一带喝茶聊天。我开公司的车到南宁民歌湖附近停车场与胡某见面，我跟他说有急事不能喝茶聊天，他有什么事直接说。胡某说我有急事就算了，下次再聊，并说给我一盒茶叶，后他打开我开的车辆后排车门将茶叶盒放在后座上。我回到酒店将茶叶盒打开，见里面有人民币现金10万元。胡某第一次送50万元时，我公司和“湘金公司”正在洽谈修改合作合同条款，签订修改合同对“湖南湘金公司”有利，为了能顺利签订合同，他送我50万元。第二次送10万元，是在我公司已经和“湖南湘金公司”签订修改条款运营不久后，他为了感谢我帮助他而送的。这60万元，有30万元还在我一直拿着的我大哥廖某1在右江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银行储蓄卡上（银行卡已上交百色市监察委），30万元我用做日常开支。 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廖伟超退出了受贿款人民币 253.77913万元（含已兑换的2万美元）。 本案其他综合证据有： 1、立案决定书、立案通知书证实：百色市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5月13日决定对廖伟超违法一案立案调查，并于同日告知了廖伟超。 2、留置决定书、留置通知书证实：百色市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5月13日决定对廖伟超采取留置措施，并于同日告知了廖伟超。 3、《干部任免审批表》、百色市人民政府百政干〔2010〕10号、〔2013〕23号通知，“那坡百益公司”百益新发〔2013〕1号文件，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百国资发〔2013〕56号、〔2014〕53号文件、“百东投公司”百东投发〔2013〕5号文件、〔2014〕32号、〔2015〕25号文件。 百色市百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百东管函〔2015〕28号、97号批复，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百委〔2016〕420号通知，百色市百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百东管干〔2017〕9号文件，“百东投公司”百东投字〔2017〕26号文件证实：被告人廖伟超2010年2月23日任“百工投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月16日任“那坡百益公司”董事长；2013年8月26日任“百东投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免去其“百工投公司”副总经理职务；2013年11月25日任“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7月16日兼任“百工投公司”董事长；2015年4月14日兼任“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百色市汇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7年11月7日任“百东投公司”委员会委员；2017年9月22日兼任广西百色鑫东城镇化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4、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百组函字〔2019〕40号文件证实：2019年6月24日暂停廖伟超履行“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5、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专用收据、外汇兑换业务回单、汇款申请书证实：百色市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5月24日，扣押了被告人廖伟超退出贿赂款2万美元兑换折合得的人民币13.67913万元（由其妻子潘某代兑换退出）；于2019年6月27日，扣押了被告人廖伟超退出（从廖某1、梁某账号退出扣押）的贿赂款人民币240.1万元。 6、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廖伟超的出生时间等身份情况，犯罪时已达负刑事责任年龄。 上述所列有关被告人廖伟超受贿犯罪的证据，由公诉机关提供，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属实，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证据之间互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依据。 对于被告人廖伟超及辩护人黄振海提出廖伟超没有索贿行为的辩解、辩护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被告人廖伟超供认其所收受的款项均是他人（行贿人）主动给予的。但起诉书指控的第三起即指控收受吕某人民币33万元这一起，从认定该起事实的证据即从证人吕某、谢某、吴某1的证词来看，足以认定吕某给予廖伟超的33万元，是廖伟超向吕某索取的，应认定廖伟超在该起行为是索贿。廖伟超及辩护人提出没有索贿行为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人廖伟超及辩护人黄振海提出廖伟超有自首情节的辩解、辩护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廖伟超到案后如实供述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尚未掌握其收受吴某1、吕某、言某、孙某1、章某、胡某贿赂的事实，与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已掌握其收受吴某2贿赂的事实是同种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廖伟超及辩护人提出有自首情节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廖伟超在担任“百工投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那坡百益公司”董事长，“百东投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百色润东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及索取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525.6万元和2万美元，数额特别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收受吴某1、吴某2、吕某、言某、孙某1、章某、胡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共计492.6万元和2万美元，向吕某索要现金人民币33万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构成了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伟超收受贿赂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其犯受贿罪的罪名成立。廖伟超向吕某索要财物，对该起犯罪从重处罚。廖伟超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受贿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且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其大部分受贿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应当从轻处罚。案发后，廖伟超退出了部分脏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廖伟超的犯罪数额、犯罪情节、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本院决定对廖伟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廖伟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2029年5月12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逾期则予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廖伟超向百色市监察委员会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53.77913万元，依法没收，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廖伟超尚未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85.5万元，依法继续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判长  韦中利 审判员  何 卫 审判员  韦金碧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廖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