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6民初24625号原告：佛山市南海雄赫床上用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物流产业园沙头园区A区B10地块1车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92XB。投资人：熊林仔。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琳，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功，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朝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会北围工业区2-2号地（联和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之九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66988K。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玉，女，1966年6月15日出生，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彬，男，1993年6月15日出生，系公司员工。原告佛山市南海雄赫床上用品厂与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朝达物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佛山市南海雄赫床上用品厂（以下简称雄赫厂）的投资人熊林仔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琳，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朝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玉、李林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250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做家具生意的，被告是物流公司，原告与被告之间素有业务往来。起初，原告供货给普宁富红茶具厂家具，一直由被告承运。但在合作的后期，普宁富红茶具厂久拖不付货款，原告便停止供货。但被告对原告称，其可以帮忙代收货款，因此原告才同意继续供货。原告分别于2016年8月5日、2016年9月6日、2016年9月8日、2016年12月6日向普宁富红茶具厂供货共计27075元，并约定由被告承运且代收货款。但被告在没有代收货款的情况下便将货物送达给普宁富红茶具厂，原告认为，被告不仅对货物有运输的义务，更有保管义务，而被告在普宁富红茶具厂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仍继续将货物交付，被告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导致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被告辩称，一、对原告提交的《订货合同》不予认可。针对原告提出的诉请，被告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不是适格的主体。被告只是物流公司，只提供物流运输服务，原告主张的偿还货款义务应由《订货合同》的买受人普宁富红茶具厂承担。二、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认可。首先，原告在诉状中提到“在合作后期普宁富红茶具厂久拖不付货款，但是被告对原告称，其可以代收货款，因此原告才同意继续供货。被告不仅对货物有运输义务，更有保管义务，而被告在普宁富红茶具厂未付货款的情况下仍继续将货物交付，被告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导致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是经原告委托，2019年2月2日无偿为其代收过一笔2000元的货款，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告有为原告一直收回全部货款的义务，被告为原告提供的仅仅是物流货运服务。在原告委托被告为其代收货款之前，被告是明确告知过原告代收货款是在商家收到货物后，七天内由商家通过现金或转账的形式支付给被告，被告再将货款转给原告。但原告与普宁富红茶具厂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普宁富红茶具厂直接向原告履行货款给付义务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原告对普宁富红茶具厂是否有按合同履行给付义务没有审查义务，该义务无法转嫁给被告。且在2016年8月5日，原告将货物交付给被告时并没有将普宁富红茶具厂久拖不付货款的情况告知被告，之后也一直没有跟被告沟通普宁富红茶具厂货款的支付情况。其次，货物的运送方式是由原告直接送到被告的物流接收点，再由被告送到普宁富红茶具厂。因为原告有继续向被告运输货物，如果被告没有将货物交付给普宁富红茶具厂，被告将在此运输合同中构成违约。因此，被告在2016年8月5日至2016年12月6日交付货物给普宁富红茶具厂是在履行与原告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被告不可能在原告没有告知需要终止（停止）货物运输的时候，单方决定不给普宁富红茶具厂送货。被告也无法知晓原告与普宁富红茶具厂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问题，因此原告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应要求普宁富红茶具厂履行货款给付义务。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被告的企业信息打印件、订货合同、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托运单的照片打印件，因无托运单的原件予以核对，原告对此亦提出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雄赫厂与朝达公司之间存在生意往来，由雄赫厂将需交付给客户的货物交由朝达公司承运至指定地点。2016年8月5日、2016年9月6日、2016年9月8日及2016年12月6日，“普宁富红家私城”分别向雄赫厂购买了价值8530元、7515元、1330元及9700元的家具，由雄赫厂根据产品名称、规格、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约定出具相应的《订货合同》。随后，雄赫厂将“普宁富红家私城”购买的上述家具交由朝达公司承运。朝达公司在接收雄赫厂交付运输的货物时，在上述雄赫厂出具的《订货合同》上加注“收XX件转农行”字样并加盖公章确认。雄赫厂认为，《订货合同》上记载了“朝达代收”，即双方约定由朝达公司向“普宁富红家私城”代收货款，现因“普宁富红家私城”未按时支付货款，雄赫厂遂起诉要求朝达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义务。本院认为，原告将货物交由被告承运，被告按约定将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并向原告收取运输费用，双方之间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以被告代收货款为由起诉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货款25075及利息，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明确约定了由被告代收货款，且代收期限至客户支付货款时止。虽然《订货合同》加盖了被告的公章，但结合被告的抗辩理由及一般的交易习惯，被告加盖公章仅系对其手写内容“收XX件转农行”进行确认，并非对《订货合同》上记载的全部内容，包括“朝达代收”进行确认。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客户系其自行联系的，按照一般的生活常理，其与客户之间对于货物情况、交付标准、货款支付等内容被告作为承运人无法获知，该《订货合同》系原告与其客户之间的买卖合同，所记载的货物情况、货款支付等内容被告作为承运人亦并无能力和义务进行核实与确认，因此，原告仅提供该《订货合同》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由被告代收货款。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如被告所称双方约定七天内代原告无偿催收货款，或原、被告双方确实约定了由被告代收货款，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仍是《订货合同》上记载的订货单位“普宁富红家私城”，支付货款的义务亦应由该客户“普宁富红家私城”承担。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收取了“普宁富红家私城”支付的案涉货款情况下，直接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并无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被告作为承运人，其主要义务系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并交付给原告客户。无论原告客户是否支付货款，被告作为承运人均应根据其与原告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将货物交付给客户，至于客户是否支付货款、如何支付货款，系原告与客户之间就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的约定，不影响被告履行其作为承运人的义务，被告亦无权以客户未支付货款为由拒绝履行运输和交付货物的义务。基于前述，原告以其客户未支付货款为由，要求作为承运人的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雄赫床上用品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88元，减半收取计213.44元，由原告佛山市南海雄赫床上用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范碧莹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霍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