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0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立胜，男，196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明，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其仁，男，195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男，1976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王其仁的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卫华，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立胜因与被上诉人王其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王其仁与王其美系兄弟，沈立胜系王其美的女婿。1987年11月14日，王其美在长命村方介桥建造了占地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两间两层房屋。1990年9月1日，王其仁取得编号为j-47-2-c-318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王其仁在长命村方介桥王其美房屋的西面有一处房屋。2006年6月8日，沈立胜户经审批在拆除王其仁上述房屋的基础上建造占地面积为110平方米的房屋。2017年5月9日，瓶窑镇长命村方家桥62号沈立胜户作为甲方与瓶窑镇长命村方家桥62-1号王其仁户作为乙方签订了《住房调剂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兹有甲方原有2间2层楼房，乙方有2间平房，因甲方周边住房较窄，前后有组道路，后边有别家房屋。建筑面积很小，只有70个平方左右，无法新建房屋，而乙方地势较宽阔，有建造面积100平方左右，为遵循建房一户一宅原则，经甲方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将现有住房2间2层调剂乙方2间平房加场地面积。2、甲乙双方调剂一经确认，调剂后住房的安全责任由各自承担，今后双方无不干涉。3、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协议签订后生效。”沈立胜和王其仁分别在该住房调剂协议的调剂户（甲方）、调剂户（乙方）处签字。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方盖章确认。2017年10月13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与王其仁作为乙方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王其仁坐落于瓶窑镇长命村方介桥组62-1号房屋（即上述被调剂给王其仁的2间2层楼房）的拆（搬）迁补偿安置做出约定。 沈立胜于2019年1月1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沈立胜与王其仁于2017年5月9日签订《住房调剂协议》无效并由王其仁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住房调剂协议》系沈立胜与王其仁双方当事人就房屋调换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沈立胜以沈立胜与王其仁为获得了高价赔偿及宅基地私下串通达成协议为由，主张被诉《住房调剂协议》无效。沈立胜未提供证据证明被诉《住房调剂协议》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沈立胜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立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沈立胜负担。 宣判后，沈立胜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沈立胜已向法院提交了王其仁的户籍情况的证据，根据我国的户籍制度，任何一位公民不可能在两个地方同时拥有户籍，原审法院竟然将瓶窑镇长命村方家桥62-1号作为王其仁户来定性，这显然违反客观事实。2、原审法院将《住房调剂协议》中瓶窑镇长命村委会的作为见证人并据此确认其效力。但就在该《住房调剂协议》出具后，长命村接举报，并经调查作出的《情况说明》已明确案涉的二间平房在2006年之前，就已经转让给了王其美，故《住房调剂协议》存在作假嫌疑，而进行暂停发放相应款项，但原审法院并未对该证据该事实进行调查或认定，擅自作出了《住房调剂协议》有效的认定，是错误的。3、本案的二间平房，早在2006年就被拆除用于沈立胜建造新屋，拆除时包括拆除后，王其仁并未作出任何异议，到2017年（即拆除后第11年）再来签订《住房调剂协议》，且在该协议签订后5个月（2017年10月13日）政府就对该处进行了征收拆迁，上述行为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串通造假的事实。这一点，沈立胜提供的房产证明即沈立胜所在组的全体户主均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正是因为原审法院审查不严，导致对如此明显的恶意串通行为视而不见。而王其仁的身份及户籍是城镇居民，并非沈立胜所在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其二间平房早在2006年就被拆除，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四十八条之规定“非农户口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的宅基地，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可依法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拆除后没有批准重建的，土地使用权由集体收回”故王其仁早在2006年就丧失了在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凭其身份无权再获取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该《住房调剂协议》是变相的农村房屋买卖协议，根据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第39号《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2条：“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国务院2004年《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土资源部2004《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中均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人应当是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上的农村房屋。《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5条的规定：“农民出售其宅基地上的房屋给城市居民或者出售给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房屋买卖合同一般认定无效”，而原审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否定了上述两个国字号文件以及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的效力，承认了城镇居民可以向农村居民购买农村住宅，确认农村住宅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效力，这显然是违背法律与司法实践的，这不是个案的问题，而是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严重的土地管理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严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为确认沈立胜与王其仁于2017年5月9日签订的《住房调剂协议》无效并由王其仁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王其仁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一审判决对王其仁户的定性符合事实，不存在错误。王其仁原系瓶窑镇长命村村民，虽然后因工作的关系将户籍迁出，但不影响王其仁取得的瓶窑镇长命村房屋及房屋所占用宅基地的产权。一审法院查明，王其仁在其户口迁出后，于1990年9月1日依法取得了案涉房屋调剂前的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确认王其仁在瓶窑镇长命村方介桥王其美房屋的西面有一处房屋。2006年王其美(及沈立胜)与王其仁进行房屋调剂，调剂后王其仁对调剂后的房屋及宅基地拥有产权。2、《住房调剂协议》系双方就房屋调换事宜协商一致后达成的协议，是对2006年王其美(及沈立胜)拆旧房建新房时与王其仁进行房屋调换结果的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有效。2017年双方书面签署《住房调剂协议》时，瓶窑镇长命村村委会对双方签署书面协议确认双方2006年房屋调换的结果进行见证，证明作为村集体组织已经认可了双方的房屋调换行为。一审判决查明的瓶窑镇防违控违办将案涉长命村方介桥62-1号一处砖混建筑物及一处钢棚认定为王其仁(不是王其美或沈立胜)的违章建筑、瓶窑镇政府向王其仁发放案涉长命村方介桥624号房屋拆迁签约通知以及与王其仁签署该房屋的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等行为，也进一步证明了瓶窑镇长命村村委会及瓶窑镇拆除违法建筑办公室、瓶窑镇镇政府等政府部门依法认定案涉长命村方介桥624号房屋及相应宅基地归属于王其仁的事实。沈立胜向村委会举报，不能改变案涉房屋及宅基地归属王其仁的事实，本案中不存在王其仁向沈立胜或王其美转让房屋的情况。沈立胜一审中提供的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村委会也没有认可沈立胜主张的案涉房屋已转让给王其美的说法，只是认为存在举报，暂缓发放王其仁拆迁款，待调查清楚再作处理，并没有否定村委会原出具的见证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住房调剂协议》有效，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3、本案中，根本不存在王其仁向王其美转让房屋的事实，沈立胜提供的相关证明没有证据效力，也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2006年清明节，王其仁及家人去长命村为母亲上坟，王其美因要拆旧房建新房，故与王其仁提出双方进行房屋调换。王其仁同意双方达成住房调剂协议案涉长命村长介桥62五号房屋调换给王其仁后，王其美（及沈立胜)方才拆除原属王其仁2O06年调换给王其美的房屋建新房。王其美（及沈立胜)拆除原属王其仁的房屋建新房是双方进行房屋调换后的结果，不存在王其仁提异议的问题。2017年沈立胜提出与王其仁签署书面的房屋调剂协议，王其仁遂与沈立胜签署了案涉《住房调剂协议》，对2006年双方的房屋调换结果进行了书面的确认，是对已存在的事实进行书面确认的行为，不存在与沈立胜串通造假的问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20O6年王其美(及沈立胜)与王其仁达成协议进行房屋调换，案涉长命村方介桥62七号房屋即调换为王其仁所有，该房屋是王其仁原所有的农村房屋调剂后的房屋，根本不存在王其仁购买房屋的问题，也不存在工其仁将其原拥有的房屋转让给王其美的问题。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认定《住房调剂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已合法成立并生效，且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适用法律正确。沈立胜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基本事实如下，沈立胜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2006年王其仁与王其美调剂房屋前的王其仁拥有的长命村方介桥王其美房屋西面两间房屋系王其仁依法取得，并已于1990年9月1日取得了合法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2006年王其美因王其美（及沈立胜)拆旧房建新房所需，与王其仁达成房屋调剂协议，将案涉长命村方介桥62-1号的房屋调换给王其仁，原属王其美西面的房屋则调换给王其美拆除建造了新房，不存在王其仁向王其美（或沈立胜)另行购买房屋的的情况，也根本不存在王其仁将其原房屋卖给王其美的情况。房屋调换后，王其仁依法享有调换后的案涉长命村方介桥624号房屋以及宅基地的产权。3、双方房屋调换的行为和房屋调换后的案涉房屋的产权情况，瓶窑镇长命村村委会以及瓶窑镇拆违办、镇政府均是认可的，为此2017年5月9日双方在长命村村委会见证下签署案涉《住房调剂协议》，通过签署书面协议的形式对2006年王其美（及沈立胜)与王其仁达成的房屋调剂协议进行了书面确认，镇政府也与王其仁签署了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该住房调剂协议合法有效，且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沈立胜的上诉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王其仁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沈立胜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一：诉状/应诉通知，欲证明因王其仁未能正常途径获得补偿款，起诉瓶窑镇人民政府的事实；证据二：答辩状，欲证明瓶窑镇政府发现案涉的房屋存在纠纷等问题，故要求在解决相关问题后对该款项作处理。经质证，被上诉人王其仁认为起诉镇政府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1、案涉住房调解协议，当时是除了沈立胜与王其仁之外，是长命村村委会出具了见证意见。2、王其仁在一审中提供的余杭区瓶窑镇拆除违法建筑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这份住房调解协议签署之前的2016年7月6日，在拆违办去处理案涉的长明村方介桥62-1号房屋，拆除违章建筑。这一个处理。3、当时在签拆迁补偿协议镇政府工资的事。镇政府包括村委会通知的是王其仁来签。从三个维度来看的村委会和镇政府，都认可本案房子是属于王其仁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沈立胜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王其仁要求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支付拆迁补偿款，因本案所涉合同效力尚未确定，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暂缓发放，与本案合同效力的确定并无直接关联。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王其仁所取得编号为j-47-2-c-318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房屋在王其美房屋的西面。沈立胜户经审批在拆除王其仁上述房屋的基础上建造占地面积为110平方米的房屋。之后，沈立胜与王其仁户签订了《住房调剂协议》。该协议意思真实，并不存在虚假的意思表示，内容亦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经所在地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方盖章确认。而沈立胜认为其与王其仁签订《住房调剂协议》是为获得高价赔偿而进行宅基地私下串通达成协议应属无效。但沈立胜并未举证证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应属有效。原审法院对沈立胜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沈立胜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沈立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丁 晔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