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6691号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长虹东路甲1号东3-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5548421974。法定代表人：谷兰珍，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长涛，男，198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和同，山东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艳，女，198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明，男，197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鑫益佳公司）与被告郭艳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夏鑫益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和同，被告郭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夏鑫益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5日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不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000元、未休年假工资1500元、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工资差额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份被告在原告公司离职，然后去了北京益和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和成商贸公司）上班，其与益和成商贸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益和成商贸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发放工资，期间被告与原告公司不再有劳动关系。2018年10月份被告又进入原告公司工作，其2018年10月份工资5074.28元、2018年11月份工资5074.7元、2018年12月份工资为5671.12元、2019年1月份工资4260元、2019年2月份工资为3950元、2019年3月份工资为2200元，其离职时平均工资达不到6000元，即使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工资计算基础也是错误的。2019年4月份原告公司与立白集团广州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关系终止，在顺义再无业务，原告公司对被告进行了调岗，被告不服从公司调整，并旷工三天，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终止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告自2018年10月份到原告公司上班至2019年4月份离职，工作不满一年，公司不应支付年休假工资，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工资原告公司已经结清，不拖欠被告。被告郭艳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认可仲裁裁决结果。被告于2013年10月28日通过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小姑子介绍入职原告公司，入职之前告诉被告有保险，入职后告诉被告只有意外险。2016年10月，原告公司同事以没有缴纳保险为由把原告起诉了，2017年3月原告公司主动提出为员工缴纳社保，当时让被告签了劳动合同（一拨人一拨人的签），没有让被告看劳动合同的内容，也没有把劳动合同给被告。2017年4月初，原告公司的人事给被告打电话说已经为被告缴纳社保了，但不是以原告公司名义缴纳的，而是以益和成商贸公司名义缴纳的，被告还问为何没有以原告公司名义缴纳，原告公司人事说原告公司保险号没有下来。被告在原告公司一直担任销售代表，工资构成为每月基本工资3800元加提成工资（以销售业绩一定比例计算，上不封顶）、餐费补助每月300元、学历补助每月300元（从2017年开始发，公司网上有通知，大专以上学历每月300元）、路费补助每月500元（从2018开始发，被告们提交500元等额发票，每月25日左右将该500元汇至公司账户）、敬老金每月100元。2019年3月28日，原告公司召开部门会议，部门经理说有两个人要调岗，当时没有说是谁，晚上会发到群里，当天晚上被告就收到了调岗通知，要把被告调到平谷区上班，让被告在2019年4月5日之前完成交接。因为被告之前的工作地点一直在顺义区，被告向公司表示需要考虑。2019年3月28日至2019年4月5日期间，被告仍然在顺义正常提供劳动跑业务。2019年4月4日被告跟公司人事请年假7天，最后只获批3天（2019年4月6日、4月8日、4月9日）。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3日被告正常在顺义上班，每天都报岗（在微信工作群中发有定位的报岗照片）。2019年4月13日中午，群主把被告踢出了群，当日下午14点至15点左右，原告公司人事就给被告发了电子版的解聘通知，理由是被告旷工。2019年4月15日，被告收到了纸质版的解聘通知。被告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4月13日，原告公司只发放了被告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期间的部分工资共计751元。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郭艳原系华夏鑫益佳公司员工，担任业务员。2019年4月13日，华夏鑫益佳公司以郭艳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6月4日，郭艳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自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与华夏鑫益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华夏鑫益佳公司支付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0元、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0日未休年假工资1500元、2019年4月拖欠工资500元。2019年9月5日，顺义仲裁委作出了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4376号裁决书，裁决：郭艳自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与华夏鑫益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华夏鑫益佳公司支付郭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000元、未休年假工资1500元、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工资差额500元；驳回郭艳其他仲裁请求。郭艳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华夏鑫益佳公司不认可仲裁裁决结果，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本院。对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华夏鑫益佳公司称郭艳曾于2013年底入职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谷兰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公司北京宏业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业兴盛商贸公司），于2017年4月离职到益和成商贸公司[现名称为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又于2018年10月入职华夏鑫益佳公司，故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郭艳与华夏鑫益佳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华夏鑫益佳公司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华夏鑫益佳公司与郭艳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显示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5日，合同期限自2018年10月5日至2021年10月5日。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郭艳的社会保险由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益和成商贸公司）缴纳。郭艳认可《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但主张与华夏鑫益佳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并非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认可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华夏鑫益佳公司是关联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秀芹是华夏鑫益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谷兰珍的小姑子，该公司仅是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除此之外与其没有关系。郭艳主张自2013年10月28日入职华夏鑫益佳公司至2019年4月13日被该公司辞退期间，一直担任该公司业务员，工作地点也一直在顺义，工作内容为负责该公司代理的立白产品在顺义各超市的销售和维护。为证明其主张，郭艳提交了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华夏鑫益佳公司发货单》、2017年北京华夏鑫益佳冬季答谢会登记表、《家居陈列协议》予以证明。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郭艳基本上每月都会向华夏鑫益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谷兰珍账户转款，郭艳称这些款项均为货款。《华夏鑫益佳公司发货单》上加盖有华夏鑫益佳公司出库专用章，该发货单载明的开单日期为2018年9月4日，业务员为郭艳。《北京华夏鑫益佳冬季答谢会》登记表记载的政策讲解员为郭艳。《家居陈列协议》系华夏鑫益佳公司与北京华福万家商贸有限公司所签，落款甲方处加盖有华夏鑫益佳公司公章，甲方负责人处有郭艳签字，约定协议执行日期为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11月10日。华夏鑫益佳公司认可转账记录、《华夏鑫益佳公司发货单》、《家居陈列协议》的真实性，主张其公司与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宏业兴盛商贸公司都是代理立白产品的联系密切的公司，三家公司的发货地点都在杨镇立白仓库，但该三家公司均是独立的，代理立白产品是需要考核的，为了应对考核，三家公司存在串货的情况，郭艳把货款转给谷兰珍是因为发出的货就是华夏鑫益佳公司的。华夏鑫益佳公司称自2017年4月1日起，其公司代理的立白产品销售区域就不包括顺义区，并提交其公司与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产品买卖及销售许可协议（立白）》（以下简称《销售许可协议》）予以证明。郭艳称没有见过该两份《销售许可协议》，不清楚华夏鑫益佳公司与广州立白企业的关系，但华夏鑫益佳公司并没有以其公司与立白公司不合作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且自2013年10月入职至2019年4月期间，其一直作为华夏鑫益佳公司的销售代表，在顺义区的各大超市销售立白产品。对于工资标准，华夏鑫益佳公司主张郭艳离职时月平均工资并非6000元，并提交郭艳2017年3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表予以证明。其中，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表加盖的是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公章，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表加盖的是华夏鑫益佳公司公章。工资表显示郭艳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包括现金发放和银行发放。郭艳主张工资构成为月基本工资3800元以及提成工资、餐补交通补助、敬老金，其中交通补助每月500元亦发至工资账户，敬老金每月100元发至其公公账户，为此提交其名下2017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郭艳收到的工资金额与华夏鑫益佳公司提交的工资表载明的实发工资金额基本一致，但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除了工资表载明的实发金额之外，该账户每月还会收到范孟春转账的500元。郭艳称该500元为公司发放的交通补助。华夏鑫益佳公司认可上述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范孟春转账的500元为交通补助，但需要郭艳提交定额报销票据才予以发放，不应属于工资总额范畴。对于未休年假，华夏鑫益佳公司主张郭艳于2018年10月入职其公司，故不应享受年假。对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的工资差额，华夏鑫益佳公司主张郭艳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4月5日，已经足额支付了出勤期间的工资781元。郭艳主张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4月13日，其中2019年4月6日、4月8日、4月9日休年假，华夏鑫益佳公司未足额支付此期间的劳动报酬。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华夏鑫益佳公司称2019年4月开始，其公司不再经营顺义区的立白产品，但其他区还有业务，故需对郭艳调岗，如果不调岗，郭艳就相当于为其他公司工作，郭艳在休假3天后没有到公司上班，连续旷工3天视为自动离职，故其公司并未违法与郭艳解除劳动关系。郭艳不认可华夏鑫益佳公司的陈述，称2019年3月28日华夏鑫益佳公司就向其发出了调岗通知，将其调至平谷区畅观楼家家福担任促销员，并表示无论是否同意都要接受调岗，否则就主动辞职。郭艳称华夏鑫益佳公司对其调岗时，从未说过是因为顺义区没有立白的业务了，且公司要求其与同事刘亚敏交接，故其认为该岗位仍然存在。郭艳称2019年4月10日休假回来后，仍每天向华夏鑫益佳公司报岗。为证明其主张，郭艳提交了《人事调整通知》及微信记录。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26日，签发人为于山河的《人事调整通知》有如下内容：“因销售指标达成差异巨大，无法继续承担销售岗位责任，经公司决定，拟将郭艳的岗位调整为畅观楼家家福促销员，调岗自2019年3月26日起开始执行，调岗后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参照促销员岗位执行。自2019年3月26日起不再对销售区域目标负责，2019年4月5日交接完毕，承接人由部门经理指定或者代理。”微信记录显示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3日，郭艳每天在立白导购群中发送位置报到。华夏鑫益佳公司认可《人事调整通知》和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主张其公司不存在辞退郭艳的情形，如果郭艳对调岗有意见应向其公司领导反馈，但郭艳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也没有服从调岗。另查明，华夏鑫益佳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向郭艳发送的《解聘通知书》有如下内容：“您在我公司担任销售代表职务，但自2019年1月份以来，销售业绩达成非常差，无法胜任销售代表的岗位。公司针对您的工作经历仔细研究并结合公司需要下发调岗通知...通知下发后，您休假3天，公司另又电话通知您在休假后即2019年4月10日到指定岗位工作。但您一直未按公司通知时间到指定岗位报到并且截止2019年4月12日连续旷工3日，按公司规定视为擅自离职。您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故自2019年4月13日起，本公司解除与您的聘雇劳动关系。”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华夏鑫益佳公司发货单》、《家居陈列协议》、《销售许可协议》、工资表、《人事调整通知》、微信记录、《解聘通知书》、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郭艳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虽由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缴纳，但上述期间，郭艳曾作为华夏鑫益佳公司的业务员办理该公司的发货业务并代表华夏鑫益佳公司与商家签订协议，郭艳每月也会将收取的货款转账给华夏鑫益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谷兰珍，郭艳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也与2017年4月之前相同。结合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华夏鑫益佳公司之间的法定代表人是亲属关系、股东之间有重合且为亲属关系，华夏鑫益佳公司提交的郭艳2017年3月、2017年4月的工资表虽加盖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但该月的工资却由华夏鑫益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谷兰珍发放等事实，本院认为，蒙谷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华夏鑫益佳公司属于关联公司，且存在用工混乱的情况。根据实际提供劳动的情况，郭艳要求确认与华夏鑫益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持异议。因华夏鑫益佳公司认可2017年4月之前与郭艳存在劳动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郭艳最初的入职时间，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曾与郭艳解除过劳动关系，故本院对郭艳称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与华夏鑫益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华夏鑫益佳公司要求确认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5日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华夏鑫益佳公司与郭艳解除劳动关系是否违法，本案中，华夏鑫益佳公司虽以郭艳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12日连续旷工3天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郭艳上述期间并非旷工，而是未按照华夏鑫益佳公司的要求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华夏鑫益佳公司虽主张因其公司业务调整，需要将郭艳的工作岗位由顺义的销售代表调整为平谷的超市促销员，但调岗后的因工作内容、工作地点较之前变化较大，必将对郭艳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华夏鑫益佳公司理应征求郭艳本人的意愿。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华夏鑫益佳公司不仅未征求郭艳的个人意愿，甚至未与郭艳进行充分沟通，另，该公司通知郭艳调岗时的理由也并非其公司业务调整，而是业绩不佳。本院认为，华夏鑫益佳公司在未提交证据证明对郭艳调岗的合理性，亦未与郭艳充分沟通调岗问题的情况下，直接因郭艳未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而以旷工为由与郭艳解除劳动关系，确有不妥，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郭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具体数额，本院在综合考虑郭艳的工资构成及提供劳动的实际情况基础上确定郭艳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并以此核算赔偿金。对于未休年假工资，如上所述，本院确认华夏鑫益佳公司与郭艳自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郭艳未提交累计工作年限的证明，故自2014年10月28日开始，郭艳每年可享受5天带薪年休假。对于2017年6月5日至2019年4月13日期间的未休年假及未休年假工资支付情况，由华夏鑫益佳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经折算，上述期间郭艳应享受带薪年休假8天，郭艳认可2019年4月期间已休年假3天，本院不持异议。因华夏鑫益佳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安排郭艳休满年假，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已支付郭艳未休年假工资，故应支付郭艳未休年假工资。鉴于仲裁裁决确定的华夏鑫益佳公司应支付郭艳的未休年假工资数额不超过本院核算的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华夏鑫益佳公司要求不支付郭艳未休年假工资15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的工资差额，如前所述，本院对郭艳所称此期间休年假3天的主张予以采信，故华夏鑫益佳公司应正常支付郭艳此3天的工资。结合郭艳实际出勤的情况及工资水平，本院认为，华夏鑫益佳公司未足额支付郭艳上述期间的工资。鉴于仲裁裁决确定华夏鑫益佳公司应支付郭艳的工资差额不超过本院核算的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华夏鑫益佳公司要求不支付郭艳工资差额5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郭艳自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被告郭艳2013年10月28日至2019年4月13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5003.9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被告郭艳未休年假工资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四、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被告郭艳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13日工资差额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五、驳回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北京华夏鑫益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锐人民陪审员 陈 岩人民陪审员 于克菊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 昶